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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国家记忆》


正文 第三篇 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

一幅秀丽的画卷,她的色彩之美,画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容易迷乱和纷扰。关于重庆,重庆人自己似乎就是这种感觉。

新重庆的色彩绘制者已经奋力拼搏了10年,这10年,我们再回首看去,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组成的时光隧道——

90年相距,胡锦涛与孙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

2007年3月8日,这对重庆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的灯光格外明亮,气氛更不一般。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等几位重庆市领导站在大厅门口,欣喜地等待历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地出现在重庆厅……

“总书记好!”“同志们好!”顿时,63位重庆籍全国人大代表和胡锦涛相互握手致意,其乐融融,激动人心。

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内洋溢着浓浓春意。没有拘谨,没有客套,胡锦涛坐定后就亲切地招呼代表们发言。

“总书记,我先讲!”来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刘中慧代表抢先举手。胡锦涛向她微笑着,鼓励着。于是,刘中慧的眼里放着光芒:“过去,我们石柱中小学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仅1998年一年,全县发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学楼,我们还清了‘普九’欠债,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翻了一番!”刘代表的声音越说越高,深深地感染了总书记,只见他时而注目倾听,时而提笔记录。

谈起重庆的变化,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发言,生怕遗漏了心头横溢的那份激情与喜悦,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带着平和、认真的神色在听完10位代表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金色大会堂内外:“今年是重庆建立直辖市10周年。经历10年的建设,重庆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完全正确,今天的重庆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希望重庆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完善思路,真抓实干,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回味着总书记的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梦中欢笑起来。

是啊,重庆——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明天该是个什么样呀?总书记说了,我们是中国西部的增长极。增长极是什么?增长极就是像一个人的心脏、一台机器的动力核。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该是什么样?应该像上海对长江下游的华东富饶之地的辐射地位吧!城乡统筹下大发展的直辖市!全面率先建成的小康社会!哇——我的重庆,我的美丽家乡!3100万重庆人沉浸在对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的憧憬之中……

于是,在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瞥,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有大大小小14张。细细看去,喔,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放大镜下,他看到了地图上呈现的山川和乡村、城市与湖泊,还有连绵不绝的沙漠与草原……但那山,是死的;那川,是倒流的;那城市,是狭小而破烂不堪的;那乡村到处是无收的旱地和讨饭的人群;那湖泊里,流淌的则是被贫苦和饥饿所折磨而流出的眼泪;至于那些沙漠与草原,似乎更没有任何的目光光顾。

而他却看着,看着,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

于是,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联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请再拿些纸来!”中年人一边挥笔疾写着,一边头也不抬地对警卫员马湘说。

“先生,您该休息了!夫人请您把这杯牛奶喝了。”警卫员递上一沓纸的同时,又将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然后轻声地催促疾书者。

“好。我喝!”中年人眼也没抬地伸手抓起杯子,将牛奶一饮而尽,然后转身重新伏在地图上。只见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日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的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5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毛泽东两次到重庆

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

当时,一心想挑起内战的蒋介石,凭着强大的美式装备和从主战场上获得的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战利品,加上所谓的“合法政府”的“元首”身份,多次电邀在延安窑洞里住着的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自以为是的蒋介石不相信毛泽东会来重庆“自投罗网”,所以从这年的8月14日开始,他数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一聚”。

于是,在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毛泽东敢到重庆来谈判的8月的一天,从延安起飞的一架美式飞机飞越秦岭,缓缓地降在了山城……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此次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在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土包子”的“国统区”重庆,毛泽东顿时成为一代独领风骚的文人墨客,蒋介石私下里暗暗自愧不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何等气势磅礴的佳作!而重庆人非常聪明,他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每建立伟大功绩之后,总会吟着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而自喻“一代天骄”,昂首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风流人物,自然是老子重庆人哪!事实上,60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于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谨此,重庆人理当感恩于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这篇不朽之佳作。

“重庆谈判”4年之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雷霆万钧之势下迅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成立了。

那时的重庆在毛泽东的眼里非同寻常,他把重庆作为新中国的西南重镇,派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3名大员镇守此地,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由于后来“南方战事”及西藏解放的形势需要,重庆的地位一时向西而移,让位给了成都和西藏那一边……但重庆的实力毛泽东心里有数,所以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元勋级人物,相当一部分是从重庆“西南局”走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数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毛泽东为此非常难过。

从来以诗才著称的毛泽东这次为武汉防洪军民战胜大洪水后而写下的贺电,竟然用的是这样一句沉甸甸的毫无激情的话:“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严重的洪水。”面对人民和财产的惨痛损失,一向激情澎湃的毛泽东变得毫无诗情,只有字字掷地有声的殷切教导。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江段最长、最多。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很久,一个月?一年多?总之,我们从已知的历史资料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那之后的几百天日子里,毛泽东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比战争年代还显得繁忙。一段时间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而不会搞经济建设,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在处理农村的土改、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和国家基础规划方面的经济才能,是当时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他所著的堪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完全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之作。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天天听汇报、搞调查,十分繁忙。

在完成纲领性决策文件之后,毛泽东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长江的那段“天险”……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常常伫立在东湖畔的小洋房上的那叶临江的窗户前,双目逆大江之水而西望、西望……

“主席,您是否想出去走走?”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多次过来小声询问毛泽东。

“我想游长江!”毛泽东突然说。

王任重一愣,转而立即进一步试探地问:“什么时候?”“马上!马上!”“是。我立即派人去准备。”王任重不敢怠慢,转身去做该做的事了。

这一天是六一,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江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

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6月4日,毛泽东又提出要畅游长江。四天游三次长江,足见毛泽东已被长江荡漾起的激情所诱惑。无论王任重等人如何劝阻,他老人家根本不听。“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不游可惜嘛!”毛泽东说这话时,双眼笑成一条缝,瞳仁里满是智慧。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束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西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县,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写下如下文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水调歌头.游泳》,气势恢弘,堪称词中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扬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智慧光芒。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阳春三月的重庆,万物复苏。山城到处叠翠绿意,鸟语花香。1958年3月28日傍晚,万家灯火通明的秀丽山城,仿佛有意装扮一新。习习夜风下,一艘名叫“江峡”号的轮船迎着柔和的晚风,轻轻地靠近朝天门。不多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现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江峡”号上的船员们又激动又紧张,因为那时毛泽东来重庆和登船都是“高度机密”的事,只能激动,不能传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欢呼,但重庆人心底里在高呼一万个“毛主席万岁”!啊,与13年前出现在“重庆谈判”时的“润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泽东,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潇洒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顶峰时期。这也为他在长江三峡上挥写定神之笔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伟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196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对重庆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

重庆应当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重镇,一座历史名城。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带领的“固陵”号轮船溯长江驶入朝天门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而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设置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

之后,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因此表现出的巨大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那一次“战时首都”是重庆人用血肉谱写的民族爱国诗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后,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庆,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统领管辖包括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时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到重庆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张际春、陈锡联等87人为委员的领导机构。当时的重庆市,无论从所管辖的几省几区看,还是从担当西南局领导的人员看,其分量显而易见。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等考虑,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各大区机构的决定,重庆成为了四川省辖市。

从“战时首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3次变化……

好在重庆的“块头”本来就大,尤其是重工业这一块在四川省工业生产中占绝对地位,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范围内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间,三度被中央确立为计划单列市。特别是第三次计划单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中央所赋予重庆的权限上,均为前两次计划单列所不能企及。但毕竟是计划单列,也并不能消除重庆发展的体制上的瓶颈。

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可能成为改变国家行政区划的现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乡镇以上的任何一级行政区域变化,都必须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级(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划分改变,则必须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才能生效。

决策权在中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最高层,在掌握中国命运方向盘的领袖手中,这个领袖还必须是有崇高的威望和受万众拥护的伟大领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一向称“我是四川人”的邓小平是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他的态度和意见影响着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态度呢?许多重庆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听。但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真是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然后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这次会谈是具有历史性的。“铁娘子”代表英国殖民地利益的英国政府,想在1997年后继续管制香港。面对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的英国首相,邓小平强压心头之愤,一字一句地告诉英国人,同时也告诉全世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还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的。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据说,当天英国“铁娘子”在与邓小平谈话后,从人民大会堂台阶走下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997年,邓小平选择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国百年之耻。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的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表决结果,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妨将时间上溯近百年。1919年,邓小平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暑假,从重庆回家的父亲给儿子带来一个消息:重庆正在开设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父亲问儿子:想不想出国留洋去?儿子将脖子往左一扭,说: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庆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

嗯。

15岁的儿子从此离开家乡,到了重庆。这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农家娃儿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定性的一步。重庆因此也成为了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驶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几年里,他对重庆这块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考虑重庆地位的时机……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时机来了。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时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催生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关键。自毛泽东当年挥笔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准备,虽然在沧桑与曲折的年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高层决策者已经把它搁置了许多年。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国力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因而从上到下的那一批梦想“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迷”就行动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那些老“三峡迷”们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找到复出的“老头子们”游说。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这一年,邓小平亲自出席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一项用于援助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的签约仪式。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蒙代尔在与邓小平一起签订协议后,笑着问这位中国副总理: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邓小平当时笑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由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2200万千瓦,按当时物价计算,整个工程所需投资260亿元。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工程总投资约100亿元。3年准备,7年施工。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为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发展的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尤其是时任市长的肖秧同志,当他听说中央定的“150米”方案时,立即找到中央有关领导陈述:“我们重庆,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事。堂堂西南‘第一城’,一直等候三峡工程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这怎么行!重庆1000万人民牺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机遇,就等着三峡工程带来新的发展希望,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们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我这个市长也不好当了!”这声音当然也传到了“老领导”邓小平耳边。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使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100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三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约仪式。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偕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邓小平这一天很高兴,与香港来的客人嘉道理勋爵等谈得很开怀。送走客人后,邓小平看到年轻的副总理身旁站着一位漂亮、端庄的女同志,便笑呵呵地过去与他们握手。

李鹏忙将朱琳介绍给邓小平:这是我爱人朱琳同志。

邓小平握着朱琳的手,慈祥地看了看,然后问:你是哪里人啊?朱琳答:是上海人。

邓小平看看朱琳,又转头疑惑地看看李鹏,说:上海人为什么嫁给了四川人?邓小平知道李鹏的家世,李鹏的父亲是他的四川老乡嘛,这在延安时邓小平就知道了。没有想到邓小平会这样问自己,朱琳一下愣在那儿。还是李鹏反应快,说:云南人不是也嫁给了四川人嘛!哈哈哈……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邓小平也跟着“嘿嘿”地笑了。原来,李鹏说的云南人是卓琳,她是邓小平的夫人。

两位四川人,彼此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使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邓小平又问李鹏和朱琳。

1958年。李鹏回答。

噢噢。邓小平笑笑,再没往下问了,却朝李鹏招招手,说:今天我们趁这个机会留下来,说说电力发展的事。

于是,李鹏等围着邓小平重新坐下。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用准备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

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在听取了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睁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场的人听到邓小平的话,互相对视着,会意地笑了。李鹏迅速地记下邓小平的话,并且认真地核对了一下。

上面的这段历史,被李鹏记在他的日记中,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为书名,于2003年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1995年11月9日,时任总理的李鹏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乘坐“锦绣中华”号游轮。当时同船陪同的湖北省领导有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四川省方面有书记谢世杰、省长肖秧和副省长兼秘书长甘宇平。轮船夜泊巫山时,甘宇平看到湖北省的两位领导在吃完晚饭后进了李鹏的房间,便悄悄联系总理办公室主任姜云宝,说看看李鹏总理对四川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意思是他们也想同总理单独见见面,谈点事。姜云宝很快告诉甘宇平,说等李鹏总理与湖北省的领导谈完后,你们就可以进总理房间了。

甘宇平心领神会,立即告知书记、省长。3人等湖北省的书记、省长出了总理房间后,随即进去。

待甘宇平他们坐定后,李鹏手拿笔记本,说道:我检查了这些年的工作笔记,小平交代的事,还有一件没办。现在应该说条件比较成熟了,可以说说了。

会是什么事?甘宇平和谢世杰、肖秧对视了一下,期待着总理的话。

李鹏合上笔记本,朝3位四川省负责人说:就是1985年1月19日,小平在参加核电站签约仪式后跟我谈的话。随后李鹏便把当时邓小平如何见了朱琳问她为什么上海人嫁给了四川人,他又巧妙地反问邓小平云南人不也嫁给了四川人这样一则幽默笑话讲给了甘宇平他们听,并把邓小平在这一天明明白白地提出要把四川一分为二,一个是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是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的这件事讲了出来。

李鹏进而说:这件事我考虑,邓小平的原意是要重庆设直辖市。所以你们这次回去后要在小范围内酝酿一下、研究一下,再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个报告。

一定要保密啊!李鹏最后叮嘱道。

“1985年到1995年,整整过了10年。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央领导口中听到要把重庆建成直辖市的正式意见,更是第一次知道邓小平同志早在10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宏伟决策。所以说,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重要的日子。”甘宇平如此说。

是的,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重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的“老领导”邓小平给予的这份厚爱。

1997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26天。就当时北京的时局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国际层面,那些敌对势力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国、注视着中国最高层。

新一代领导人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而言,对一个还未消除阵痛的大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的出行,为什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作出一百种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有一百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关注和重视三峡工程以及长江流域的一草一木。

选择视察长江三峡,在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它的深远意义,而且可以断定这种认识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它将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江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总书记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定的话。

这一次考察长江水情和三峡工程,对江泽民来说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对长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二是几十年来战斗在水利和三峡工程筹备一线的知识分子们忠于祖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泽民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正在医院的李鹏病榻前,一边劝李鹏:“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在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们,心中装得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所交代的话。

在江泽民同志视察三峡之前,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来三峡考察。李鹏总理的足迹,先后4次印在三峡坝址中堡岛,印在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家中。

是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领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身为水利专业出身的李鹏总理,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有一回,他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周恩来极其郑重地对大家说:“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又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上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一锤定音!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其实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都想不到的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中国水利代表团不曾预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旨在以所谓的中国建三峡工程而“造成100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提案。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了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简单的工程中的一个“细节”,而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了!西方人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上有过太多的“关心”。某国因为想得到一份投标,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将“丧失家园”,“沦为难民”。笔者在库区采访时,就有云阳县的人这样说:那一年有几个西方来的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中有人会说汉语),于是叫了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

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个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拍“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还是因为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的阴谋也最终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有个右翼组织为了诬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道,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人员一听就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口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人中总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离着好几千公里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在国际上,少数反华势力,对所谓的“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而且所花费的本钱已经列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次“提案”中,几乎每次都会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提案”的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反华敌对势力罢休,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没有息声过。

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三峡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不相信别人能做成比自己更伟大的事,就会想象出那些可以任意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来。三峡移民中的所谓“人权问题”,便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喋喋不休的一个话题。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余万平方公里,沿途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河口年平均径流量约9600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桀骜不驯,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灾难之苦。

几代中国领导人决策三峡工程的目的和意图非常清楚,一是要解决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后者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是水嘛!是黄金!是白银!是我们的血!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每年847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百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那样,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或者就是来不来百万人上大堤“严防死守”了。史料告诉我们,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153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8万立方米每秒。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可以保证在84000余立方米每秒。

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也不必担忧了!其实,长江洪水的发汛同期“百年一遇”,并不是每一百年就有那么一次像1870年的8万立方米每秒大洪水从天而降的概念。“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个通俗的解释: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一正一反,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反。“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是一百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超级大洪水,也许百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两百年中像1870年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不来,我们都可以放心。

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所形成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21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年货运量可达55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使得它可以同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啊,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们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话说1990年,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推进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正是因为重庆市的同志反对这个方案,后来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足见政治局常委们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高度重视和慎重态度。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作工作、作动员。

国务院开始了紧张的提交议案准备。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第二天,江泽民给李鹏来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江泽民还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李鹏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关于李伯宁这人,外界不是很了解,但重庆和三峡库区的人都知道此人。几年前,笔者在三峡库区采写三峡移民事宜时,就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三峡老百姓中,有些人不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谁,但都知道李伯宁是谁。”可见,李伯宁在三峡的影响。

重庆人民并没有忘却李伯宁这个人的历史功绩: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试点获得的“开发性移民”经验,为整个库区后来开展大规模的移民工作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工程上马所付出的心血也令我们不得不折服。在采访李伯宁时,他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数据: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数量分别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

重庆人民应当记住李伯宁这个人,他对三峡工程特别是移民工作所作的贡献,将载入史册。还有后来接替李伯宁担当百万大移民工作重任的郭树言、漆林等,他们都为三峡工程和重庆成立直辖市后的移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都是题外话。让我们再来关注高层关于三峡工程的推进和重庆直辖市设立的历史内幕吧——3月16日,清晨7时半,秘书向李鹏报告:政协副主席、三峡协调组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病危。

“快走!马上去医院!”李鹏立即穿戴好衣物,挥手同秘书一起往外走。

但等李鹏总理赶到医院时,无产阶级革命家、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王任重已经与世长辞了。凝视着王任重的遗体,李鹏无比悲痛,失声痛哭。结果是王任重的夫人反过来向他劝慰,说不要过于悲伤。王任重家人都知道,因为三峡工程,王任重与李鹏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王任重作为政协副主席,“两会”要表决关于三峡工程上马问题,他就是在连日操劳下才突然病倒的,如今又突然与世长辞……李鹏想起这些,怎能不悲痛万分?“只要三峡工程上马,父亲死也瞑目。”王任重的儿子握着总理的手,这样说。

3月18日,“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召开,李鹏主持,江泽民讲了两个小时,他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和我都投了赞成票。这分量足够重的了,令各位党员负责人印象深刻。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那一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永远地被载入史册,因为它的过程和场面非同一般。

也许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次的表决这样引人注目,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笔者当时作为某中央机关报的一名记者,也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兴奋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接下来的好事、喜事,一桩桩地接连涌来……最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人3月下旬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老领导”当年1月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给重庆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紧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要搞三峡工程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承担这一重任,所以重庆直辖就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想听?当然。太想听了。

好。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有这么大,人口就有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甘宇平同志对我讲,自从那次谈话后,他回到成都,就遵照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的指示,悄然地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准备材料,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重庆从四川省分出去的具体方案。当时方案有两个:一是把万县、涪陵、黔江和当时的重庆市加起来,看一下面积是多少,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粮食总量到什么水平,地下资源又是个什么情况,还有财政、人口、环境、社会等等综合情况。第二个方案是,除上面的万县、涪陵、黔江、重庆市加起来外,再加达县、南充、广安后,又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按照后一个方案,新分出来的四川省就只管川南、川西和甘、阿、凉三州了。而川东、川北的较贫困地区就划归重庆,用肖秧的话说:这是王国藩穷棒子社。意思是说,新重庆市会承受太重的负担。

1996年3月15日,李鹏请李贵鲜、肖秧到北京谈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问题。

199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一人事调动,让下面的人感觉到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央已经对未来的重庆直辖市班子安排开始布局。张德邻第一次出现在重庆时,让山城人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人身材高大,说话洪亮,中气十足,又相貌堂堂,一副标准的东北大汉形象,与一般的重庆、四川男人相比,显得高大得多。

另一位蒲海清,重庆人对他太熟悉了:他是地道的本地四川人。他的简历,重庆干部中有许多人能背得出来:1961年考入重庆大学,学冶金专业,后分配到重庆钢铁厂。39岁时出任改制成公司的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1984年42岁时调任省政府工作,1985年43岁时当了副省长,是位作风朴实、对百姓极有亲和力的干部。

蒲海清比张德邻晚一年多时间回重庆工作。

6月,北京来电,令四川省主要负责人谢世杰、宋宝瑞和蒲海清及重庆的张德邻到北京开重庆直辖市筹备组会议。

会议在总理李鹏办公处召开。中央宣布了张德邻为重庆直辖市筹备组组长、蒲海清为副组长的决定。不日,蒲海清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重庆市代理市长”。

而他仍担任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

1996年,是重庆建直辖市的关键一年。当中央决策要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一批批的中央领导趁考察三峡工程,陆续来到重庆。重庆人民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直辖市”的热风已徐徐吹来……

6月14—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带着6名副委员长考察三峡。

7月上旬,成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在四川省厅局级干部中正式传达。7月8日晚,李鹏与蒲海清通电话,问筹备工作进展如何?蒲海清回答:正在抓紧之中。

7月18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就方案中的涪陵、万县两市和黔江地区的行政撤销问题,反映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上述两市一地的一些干部思想有波动。李鹏与胡锦涛通话商量。中央政治局在作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后,分工由李鹏和胡锦涛具体负责。胡锦涛回答李鹏,他认为重庆改直辖市后,下面的体制可暂不变动,可从长计议,以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对后来稳定万县、涪陵和黔江两市一地的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

8月1日,江泽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新华社的内部材料,题为《三峡移民成败的关键在管理》。看完材料后他问李鹏:“不知情况是否属实,十分令人担忧。”李鹏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马上写一个详细的情况,再向你报告。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连着重庆建市。李鹏在6天之后的8月7日,给江泽民回信,指出,三峡移民任务很重,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要使移民经费不出现或少出现问题,必须抓好4项工作,其中第一件就是“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

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造成较大的影响。

中央高层在1996年中,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至次年年初,为重庆建市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9月5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为重庆市的问题开会,江泽民主持。会上通过了重庆市从9月15日起代管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的决定,同时作出了王云龙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决定。张德邻、蒲海清任原职。

9月19—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来到重庆,同时考察三峡。

20日晚上,蒲海清陪锦涛同志从朝天门上船去三峡。“那时,重庆像个小县城,我们上船的路上,灯光极暗,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亮光。当时感觉,建设重庆直辖市的担子很重。”蒲海清回忆说。

12月中旬,吴邦国到重庆,研究落实重庆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次年1月下旬,朱镕基到重庆视察,再次听取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工作进展汇报。

而这期间,李鹏总理的10月17日之行无疑是让重庆人感到最特别和最带劲。因为李鹏总理此次考察重庆和三峡,一反常情,率了一个由多名国务委员组成的“考察团”,其中有国务委员李贵鲜、国务院副秘书长及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部长刘仲黎、铁道部部长韩杼滨等。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感到重庆确实需要中央的支持。

张德邻和蒲海清心里最清楚。身为代市长的蒲海清是个务实和干事的人,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该向中央“伸手”了——为100万移民,为100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为300万贫困人口“伸手”。

两天后,李鹏一行抵达万县后,又是参观工厂,又是视察城市建设面貌,急得重庆方面的蒲海清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3时,李鹏一行又登船东行。大江两岸风光优美,让中央来的“财神爷”们爽够之后,李鹏朝蒲海清笑笑,说:该解决你的问题了。随后,他把随同人员和重庆方面的负责人叫到一起,用一个小时回答重庆方面提出的要求。

蒲海清一下提神了,心中的那双“要钱”之手开始“伸”出——“总理,各位部长,各位领导,我们重庆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现在的一年财政总共才60来个亿,而我们在建直辖市后将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证几级行政部门能正常运转和100多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300多万贫困人口的救助……重庆城市破破烂烂的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所有这些都得要钱,就是一分不上缴,我们能否让直辖市正常运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更何况,我们每年还要向省里和中央上缴好几个亿……”“你就说你现在需要中央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吧!”李鹏打断蒲海清的话,让他直截了当说要求。

机会到了。蒲海清立即提了一连串“应当”、“应当”……也许心里着急,他认为今天机会太难得,所以这位首任重庆直辖市代市长,一下向总理和中央各大“财神爷”提出了好几个请求,这些请求都是数字,而且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

“蒲海清,你不要说了!我知道重庆的情况,你们是需要帮助,可中央也有中央的困难嘛!”李鹏忍不住打断蒲海清的话。

“可是总理,我们重庆这种情况,还要向中央上缴16亿财政,我认为负担太重,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交6亿……”蒲海清也许因为一心想“伸手”,一个劲地掏着心头的话。

“6亿不行。你们上缴的这数是中央对重庆计划单列市经济提出的要求。”某“财神爷”不客气地打断蒲海清的话。

“你这话放在以前说没错,可现在我们马上就是直辖市了,直辖市的情况跟计划单列市的建设规模和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求中央……”“蒲海清,你不要再说了!”李鹏再次打断蒲海清的话。

蒲海清一愣,这回他一下清醒了,两眼溜圆地盯着总理和各大“财神爷”。有人用眼睛瞪着他,有人朝他笑笑,意思是说你蒲海清也太着急了。慢慢来嘛,我们商量着办,别让总理冒火。

蒲海清不再说话了,看着、听着总理和众“财神爷”怎样答复。

先是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表态:同意重庆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化肥厂。

陪同考察的张德邻与蒲海清会意地对视了一下:计委这一支持不小,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源,同时能拉动相关产业。

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说:重庆城市建设的搬迁户补助,中央银行同意贷款给你们3亿元,先解决部分搬迁户的问题。

好事。张德邻与蒲海清暗自高兴。

财政部部长刘仲黎说:原则上答应对重庆增加财政返还,但增值税制度不能变。

李鹏插话: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比较严重。对国家财政上返还的钱要用于企业改造而不是新建项目。这个问题,我请副总理吴邦国同志专程来一次重庆,组织召开一次老企业改造工程规划研讨会。

好极了。蒲海清心里暗暗高兴。

李鹏看了蒲海清一眼,又说:我先从总理预备金中拿出1亿元给你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另外从财政部补助你们6亿,由你们重庆方面自行分配处置。

太谢谢总理了!这回蒲海清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因为他向中央“伸手”的基本目标达到了!铁道部部长韩杼滨说:万县至达州的铁路修建时,铁道部同意投入资本金3亿元。

谢谢韩部长。张德邻和蒲海清朝铁道部部长又是点头,又是微笑。

郭树言——国务院三峡建委负责人,他表态:重庆设想要在万县搞个机场,我们支持,钱由国家计委出。

好!太好了!这个下午,最高兴的是蒲海清,他的口袋里一下“装”得鼓鼓的……

令他们感动的还有一件事:20日晚上,李鹏和夫人朱琳,亲手将中国三峡建设杂志社给他们的3000元稿费交给他们,说是请他们转交库区的希望小学。

总理爱库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让张德邻和蒲海清等重庆人永生难忘。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人民大会堂内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一个个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欢呼起来。

主席台上,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微笑着,与会场的全体代表一起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

这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全国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下午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首先走上大街欢呼的是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队员……重庆人民沸腾了!3002万山城人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重庆人民为了庆祝直辖市成立,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直辖市党政各大机构的挂牌揭幕仪式。

6月18日,1997年的6月18日,重庆各界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

“同志们,重庆建立直辖市,意味着光荣的使命,意味着历史的责任,意味着很重很重的担子,意味着我们必须团结奋斗、艰苦奋斗……然而,我们有信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重庆直辖市建设成为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以特有的磁性般的洪亮声音,向全市人民吹响战斗号角。

专程前来参加挂牌揭幕仪式的李鹏总理,更是满怀期待而深情地说道:

同志们,今天有机会参加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向重庆3002万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组织安排好三峡库区移民,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建设一个繁荣文明的新型经济区;有利于振兴重庆老工业基地,增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许多革命先烈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在这里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我相信,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重庆人民艰苦奋斗,齐心协力,一个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将会出现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山城在回荡。大江在呼应。天地在颤动。

重庆人在热泪盈眶中高唱《祖国颂》,高唱《红梅赞》……

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历史从此掀开——

正文 第五篇 一个为共和国诞生而背了30余年黑锅的老地主

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和天下所有的人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内心突然滋长起无比的惆怅……

我常在想,曾经匆匆而过的二十世纪里,什么人什么事最值得我怀念?什么事什么人最令我难忘?

应该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

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惟独想在结束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二十世纪之际,为他记录我的世纪绝笔。

他算什么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掉泥渣的土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坏得每个皮毛孔都流恶水的坏蛋?还是一个好得谁见谁都愿为他烧一把香的阿弥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纯真的儿童时,在见他的第一眼后,我从此一直做噩梦,那噩梦伴随我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三十年后,当我早已成为铁杆男子汉且又见到他后,我发誓该为他写一部传世之作为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写传。

他叫陈月盘,江苏常熟何市乡人氏。于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迹子”的笔名在上海、南京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而颇负盛名。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共江南最大头目而到处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败了。于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分子行列。这一回,他受尽了人间苦情与孤情。耀眼辉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与泥土为伍的后半生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百年孤独史。

1,“老恶霸”的“变天账”竟然是学雷锋的诗赋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与惨淡。那天夜里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值班,只有13岁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岗的行列。那时年岁小,外加我天生的胆小,然而为了显示“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我勇敢地报了值夜岗的名。

那天夜里我们大约在十点来钟开始站岗放哨。其实是很简单的过程:几个人在头儿的带领下,拿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步枪,便顺着几个生产队瞎跑,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通常是先上生产队的仓库场看一看有没有堆放在外的东西。这算是重要任务。之后就是到各个自然村落巡逻,这中间的突出任务是检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的敌情。我知道在对敌斗争严重的时候,基干民兵每夜都要派人守在这些牛鬼蛇神宅基边静观阶级斗争动向。我曾听说临近—个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值夜班时,有个民兵是光棍,他主动要求到生产队的一户富农家守夜班,那富农家有个小媳妇的丈夫大概因为长期受压抑,没有什么性功能,妻子要闹着跟他离婚。那年月,牛鬼蛇神家庭想找门亲事实在太不易,富农的儿子哪敢撒手?可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子。有一天夜里欲火烧身的妻子将他从被窝里一脚踢出了家门。那躲在暗处的值班的光棍民兵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动向,赶紧冲过去用没装子弹的枪将富农的儿子逼到篱笆边,问是怎么回事。那富农儿子拉腔就哭诉起来。

那光棍民兵一听,说这有啥愁的?我帮你解决。说着把身上的枪往富农儿子肩上一挎,便大步进了屋。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裤子出来了,对富农的儿子说,你进去睡吧,她不会再欺负你了。第二天,那富农的儿子在地里干活时找到那个光棍基干民兵,悄悄说道,大阿哥,你真有办法,我娘子今天早晨起床开始就对我格外的好,看来还是你能救我。喂,我们俩说好了,你每天夜里到我家那儿值班。如果我娘子敢对我不好,我就让你进去治她,你看咋样?那光棍乐得心花怒放,还有比这更好的?于是说行啊,不过你得给点吃的,否则我值夜班也很累嘛。那富农儿子连连点头,说这自然这自然。就这么着,那个光棍基干民兵就一连在那户农家的宅基值了一冬的夜班。第二年开春,民兵营开始换班,可是这位被公社评为值班模范的光棍基干民兵就是不肯换班,还说他要坚守阶级斗争最前沿。当时公社武装部还为此特意发出通报,号召全公社民兵团的基干民兵们向他学习呢。有趣的事还在后头,一天公社武装部长为了让其他生产大队民兵营的干部向这位思想觉悟高,敌情观念强的值班模范民兵学习,特意带了三个大队的民兵干部一行二十人夜访这个模范的岗哨。武装部长到那儿一查,发现拿枪站岗的不是他的民兵,而是那位本该受看守的富农分子的儿子。武装部长气得问模范到哪儿去?对方吓得只好如实说来。武装部长就差没有当场昏倒。这这……这是什么事嘛?!后来听说因为这个教训的原因,故大队基干民兵值夜班再不采取单个守哨了,而是集体流动着巡逻放哨。

“妈的,今天太冷了,风又刮得那么厉害,‘牛鬼蛇神’们肯定又要蠢蠢欲动。走,我们去査查他们!”我组的那头儿——副营长对我和几位民兵说道。然后他又问我:“小明,你是呆在大队部还是跟我们一起去?”

“我也去。”这其实是不用问的话。因为我确实还没有真正面对面地见过一个阶级敌人呢,所以我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同时我虽只有13岁,可内心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革命战斗意志呢!

我就是在这夜认识“老地主”陈月盘的。

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极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刘文彩家中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强奸民女的恶霸,要不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农历大年三十夜晚上门逼债并抢走白毛女的黄世仁那样的坏蛋。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天生的“阶级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贫下中农都有同样的心情,并从心底里憎恨刘文彩和黄世仁这样的恶霸。

不知是有意的落后,还是“老地主”祖上专挑“阴暗角落”钻,陈月盘的家很偏僻,在大队最东的一个自然村,我和他虽然一个大队,但却是一东一西相隔三四华里的两个自然宅基村落。因为年岁小,所以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和见过陈月盘那个生产队和他本人。多半是好奇使我加入了民兵查夜的行列。

惨淡的月光下,我们一队民兵真的像要面临一场战斗似的向陈月盘家逼近。在一座破落的农户屋檐下,持枪的民兵副营长突然压住嗓门轻轻地向我们发出指令:不许出声,注意敌情!由于第一次同阶级敌人交锋,我当时的心头真是很紧张,也有些害怕。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可笑,一个死猫似的老地主有什么可怕的?然而那个年代和那个年龄的我,有这种紧张和害怕心理实在太正常了。

“咚咚!咚——!”副营长突然用拳头猛砸破屋下的木门,而且嘴里一边大声喊着:“开门,开门!”

这时,屋里传来一个又弱又颤的声音:“谁?谁呀?”

“少啰嗦!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快开门!”我见民兵副营长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又是一阵砸门。

“噢噢,别敲了,我马上开门……”听得出,里面的人在忙碌着起床穿着衣衫。

大约几分钟后,门“吱嘎”一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上身披着一件破棉袄,下身用草绳系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在哆嗦的干瘪老头,令我惊诧的是这个干瘪老头鼻梁上竟然还架着一副眼镜!

“陈月盘,这几天你在干什么?快交待!”民兵副营长压着嗓门像训斥三孙子似地问起话来。

什么,原来这个干瘪老头就是“恶霸地主”?那一瞬间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象一下发生了动摇。这么个干瘪老头怎么可能是刘文彩、黄世仁式的恶霸呢?当时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说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太可怜了,丝毫没有一点让人心颤和畏惧,更谈不上可憎……

“快交待呀!”威严的民兵副营长的声音一下高出几分贝,我对自己心头刚刚萌发的一点点想法而紧张不已:这不行,这不是同情“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吗?13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压力。那一瞬间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怜悯之情,使我不由得全身直冒冷汗。

“我?我这些日子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呀。天天都在生产队耕耘劳作,别无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话竞然如此文绉绉,这对大跃进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又是一件惊诧不已的事。也许那一份以后一直留存在我内心几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生和深扎在心头的。

“恶霸地主”怎么会是这样的?我自己幼小心灵里的“阶级立场”开始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动摇。

“少他妈的斯文腔!”民兵副营长的话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点文明马上变成了野蛮味与火药味。“你交待交待,最近写没写变天账?”

虽然月色下谁也看不到谁的脸色,但我一下感觉空气顿时凝固了起来。

“老地主”还是一腔斯文地回答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问话:“岂敢岂敢,我仅作了几首未成品的小诗……”

“恶霸地主”还作诗?我太惊叹了。然而这回惊叹的不只是我,连我们的民兵副营长都感到紧张异常:“啥?你还作小史?不会是当年的剥削史吧?快交出来,快快!”

这回轮到“老地主”紧张起来,他一听这赶紧返身进屋,一会儿,干瘪的老地主哆嗦着身子从里面又走了出来。“都在这儿。”说着,他伸出双手向民兵副营长交上一个小本本。

“有火柴吗?”

“有。”

等有人“嚓”地划亮一根火柴,我已经好奇地钻到了民兵副营长的胳膊前第一个看清了“老地主”递过来的那个小本本。油腻腻的,上面密密麻麻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我正想顺着民兵副营长翻页的手细看时,火柴灭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正是变天账!”又是民兵副营长的声音:“好了,你老实回屋去,等天亮我们看看你的这些小史……”

“是小诗。”老地主陈月盘胆怯地轻声纠正道。

“知道知道,你他妈还不老实?小屎大屎,谁不知道你老地主屁股蛋里能拉出的还不都是狗屎?”民兵副营长火了,随手将站都站不直的老地主往屋内一推,然后朝我们一挥手:“走!”

没有走出多久,民兵副营长又叫人划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个小本本:“什么竖一行横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诗,反正老地主的嘴里唱不出好歌腔来!见他妈的鬼!”只见他顺手将那个小本本扔进沟里。

老地主,恶霸?说话斯斯文文的,能写一手好诗的一个干瘪老头!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平静和理解。于是等第二天天亮后,悄悄独自到冬天没有水的渠道里捡起了那本被民兵副营长扔下的那个恶霸地主所写的“变天账”。当我打开那个小本本、翻阅里面写的那些小诗时,我的脑海里如同天劈雷打——“恶霸地主”写的竟然都是些“学雷锋诗抄”:

二三月里杏桃红,人在微风碧浪中;

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雷锋。(《学雷锋》)

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

汉子孀妇争能手,雷锋精神化雨滴。(《热汗》)

阴次睛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

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

…………

老地主的“小诗集”写得密密码码,足有上百首。在我似懂非懂的年代里,当我看完这个“大恶霸”所写的学雷锋诗篇后,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2,“大恶霸”原来还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

虽然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不懂事的少儿时代,虽然我家庭也因为父亲是个小走资派和爷爷曾在解放前当过一阵小贩子而牵连不少,但我检点自己时常常因为上面的那一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参与将“老恶霸”的诗集扔在渠道里)而充满了内疚与负罪感。

事过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样生活了十几年后大有一副衣锦还乡之状的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双亲。一日,与父亲从小镇返家途中,一位颇有些面熟的老人与我父亲打招呼后擦肩而过,我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就是陈月盘,以前我们大队的老地主。”父亲说得很随便,我听后却大为吃惊。

“怎么他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现今他还是市政协委员呢!”

我扳扳手指,也该快三十年了,当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六十来岁了,怎么可能三十多年后他还活着?!

那天傍晚,我缠住父亲,希望他说说他所了解的有关陈月盘的事。

“提起来就叫人气愤。”

“想不到父亲的内心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怎么不?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赶下台?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说我阶级阵线不清,对老地主陈月盘过于亲近关照。他们那些人哪里知道剥削阶级的分了中也有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呀。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说陈月盘,他在刚解放时就申明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有益的事,那时我是生产大队长,对他自己说的事作过调査,问过上年纪的人,也当面询问过当年与陈月盘一起从事敌后斗争工作的县委某领导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陈月盘确实在解放前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全县动员大战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当时已年过半百,却跟着我们年轻小伙子一起挑灯夜战,还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就因为我是生产大队长,曾在社员大会上多次表扬过这么个老地主。‘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有人就说我为剥削阶级唱赞歌,不分阶级阵线就把我打倒批臭。再后面的事你自己也经历了。总之世道对有些人太不公平了!”

父亲一生刚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们打倒后,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秉性,变得对什么事都没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我自己后来遇到诸多不幸的命运竟然会与老地主陈月盘连在一起!如果不是父亲这一说,我恐怕这一辈子都不知其缘故呢。

陈月盘自然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很多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跟他的沉浮有关。

“爸,我很想见见老地主。”我刚说完,又自觉再称谓陈月盘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适了。因为早在八十年代初,党的决定就已经取消了阶级成分,地富反坏右便永远成了历史。于是我问父亲:“现在你们叫陈月盘都怎么个叫法呀?”

“还是叫老地主呗。”父亲解释说:“陈月盘这个老头子很开朗,他自己说过去别人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气,现在如果别人叫他大名反而觉得不舒服。他说当了一辈子老地主,如今别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一种失落感。因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真正当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来的人,他陈月盘说我戴地主高帽子时穷得饭都吃不饱,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却轻轻松松不费一点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过去,我心里不平衡。你说他这个人……唉,也只有他才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父亲的话里隐含着几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个性格独特的乐观主义者。我决意找到陈月盘,以了结我的一桩心愿。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却把陈月盘接到了我家来。

“作家,哈哈……,想不到快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来了!”一个穿着老棉袄、虽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稳稳地走过来与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听说你在北京当作家,了不起。我一生梦想当个大作家,可就是命运不佳,偏偏当了个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好……”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地主对话,而且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开朗!

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说着:“我们这一带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个为共产党干革命的地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们可以翻翻当年上海的《申报》,那个曾经跟鲁迅先生同块版面上撰文的‘阿迹子’就是我陈某人的笔名呀!他们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抚摸着银色的山羊胡须,很是得意地指着站在我身边的父亲,连声对我说:“你爸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

“左联,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联吧?那时我在上海用笔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后,上海左联的同志几次找我谈话让我加入左联,后来要不是常熟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急着要我到乡下来进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联的一分子了。那样的话,小何你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为中国作协会员了?唉,时间过得真快哟,不知现在作家队伍中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同志……”老人抬起一双眼皮耷拉但仍有几分光泽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一个久远的回答。

“有,但已经极少极少了。”我这样回答老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作协到底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老同志了。

这回是我主动站起身握过他的手——我知道我握过的是一双文坛前辈也是一位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并且能早一日把它写进我的作品之中……”我怀着敬仰之情看着他。

“有价值吗?我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老地主呀!”他的眼里半信半疑,随即是几分期待。

我坚定地朝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他:“我要为走过二十世纪的普通人立传,您老是最合适的一位。”

他激动地站起那具比我整整年长半个多世纪的身躯,颤抖着双唇,说:“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3,惊天奇闻:没有他,就可能没有“沙家浜”革命传奇

老人一张口就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吃惊的秘密:“共产党在江南抗战时,如果没有了我,可能就没有了后来那出曾经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这是怎么回事?”我着实吃了一大惊,因为几乎像我一样三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这出戏了。就是在今天,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氏时,我都会自豪而又简单地说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句戏中的台词,但它确实清楚简明地吿诉我的友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几乎是共产党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战争的写照,它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早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么可能与这样一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历史戏连在一起呢?

陈月盘淡淡一笑,弄了弄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须,说:“这得从我祖上说起。”

从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陈家的地主来历。早在乾隆年间,陈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东乡一带靠勤劳致富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时,便成了小地主。第三、第四代时已经是相当富裕的大地主了。仅他们陈家的土地,就占了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陈月盘的曾祖父陈若渔是陈氏家族在江南常熟东乡的第五代,也是陈氏家族中最勤劳、聪明的一位,所以到他这一代,就财产而言,是顶峰阶段。陈月盘告诉我,中国的早期地主阶级许多人在没有成为剥削阶级时,或者即使成了剥削阶级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大都是些很勤俭勤劳的佃农,相反有不少穷汉之所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如那些剥削阶级会勤俭持家。这种现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后也还不算少。陈月盘的“阿太”曾祖父在当时便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了,但因为几代人都靠种田起家的,祖上没有官位,到了陈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时有钱人家死了后都要建大坟、树石碑圆寂。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陈月盘的曾祖父就出钱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亲俞翰林从朝中买了个官。俞翰林做过曾国藩的秘书,这事自然很容易办成。后来阿太陈若渔死后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坟。当然这一形式对陈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象征着不仅家有万亩良田,还有了一冠红顶官帽。陈若渔有个女儿嫁给了邻近的支塘乡的一个名医,这位名医的小儿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研制的主要功勋人物、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涂昌先生。陈月盘比王淦昌大一岁,但辈分却小了一辈,因为王淦昌的母亲与陈月盘的祖父是亲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见到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时,说起了陈月盘的事,这位科学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陈才子”亲戚。陈家到陈月盘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便走了下坡路。不过陈老爷子虽然抽大烟,但却喜欢读上海的申报一类的思想进步的报纸。由于受家庭影响,陈月盘小时候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诗书,那里面田园式的诗情意境太让幼年的陈月盘着迷。陈月盘自己说,他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就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意境的影响。正可谓一日入诗意,终身不改当诗圣。

陈月盘的父亲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地主。他送儿子上学却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是选学国文的学校。陈月盘读了七年国文后考上了太仓师范。母亲一听每年要花400块大洋学费,就不同意儿子再上学了。可儿子说啥也要去上学。也巧,陈月盘初出远门念书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闹了一场大病,母亲借机说你就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哪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苏省立师范,这是所公立学校,不要学费,于是家人就不再反对他上学了。五年大学生涯,陈月盘见到了大世面。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常熟何市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代理校长。可第二年北伐战争就爆发了,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陈月盘从此开始了他那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华艺大之名,离开家乡,先到苏州,后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新街口小学教书匠。这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陈月盘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斗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用“阿迹子”这个笔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并曾风流一时。他公开骂蒋介石是“你赶走了野猫,你还要吃我”一类的民族败类。特务分子对这位“阿迹子”警惕起来,到处想追捕他。无奈,陈月盘逃回了乡下的老家。此时恰逢老父亲去世,他便挑起了陈家的重担,当起了地主豪绅……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地沦为小日本的天地。充满爱国热情的陈月盘不甘当亡国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苏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陈月盘是当地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又是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叶飞自然先找到了他。

“陈先生,我们是一家人,应该携起手跟小鬼子干!”叶飞第一次见到文质彬彬的陈月盘时,就高兴地拥抱起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陈月盘,显得异常兴奋。那时叶飞才26岁,又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于是把陈月盘当做十分可靠而亲密的战友看待,地方上和场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陈月盘去办。当时武装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有许多困难是部队上无法克服得了的。江抗纵队的经费便是一大难题,而叶飞的部队初来乍到,谁都不认他们。

“这是500块大洋,你们先用着。”一日,叶飞正在愁眉不展时,陈月盘将自己家的存货送到了部队上。

“老陈同志。”叶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的一声同志使陈月盘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从此把自己的那颗火热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苏南一带,革命武装斗争十分艰难,常常要爾生命危险。许多胆小的人几次下来就再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为当地有名的财主陈月盘则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江抗的革命斗争。正当敌我势力不相上下之时,叶飞率领的江抗部队奉命转移到了江北。陈月盘本来是要随部队北上的,可就在此时,新四军的一批伤病员从前线秘密转移到了常熟的阳澄湖来了。

“老陈,你是最合适给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帮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叶飞深情地揉住陈月盘的手,带着无限期望之情。

就这样,陈月盘告别了亲爱的战友,继续留在常熟地带。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这一出戏。

于是也有了“沙家浜”这出名戏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为陈月盘是个“老地主”的缘故。

这儿有必要向年轻的朋友交待一下“沙家浜”这出戏的一些背景:此戏取材于当时发生在常熟一带一队在当地养病的新四军伤病员的一段真实故事。

话说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特殊年份,我新四军在党中央指挥下,东进江南,横渡方圆千里碧波荡漾的阳澄湖,几百条大木船浩浩

荡荡在明澈如镜的湖面上劈波斩浪,气势磅礴。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东进!东进!”战士们高唱斗敌战歌,威震江南大地。当年9月,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撒,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横泾(后来改为沙家浜乡)一带的村庄留下了一个后方医院和100多名新四军伤病员。盘踞在阳澄湖的当地土匪头子胡肇汉即《沙家浜》戏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投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日寇勾结,多次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沙家浜地区的军民团结起来,奋勇抗敌,于是就有了后来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斗争纪实》,于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崔左夫作品改编成的沪剧《芦荡火种》,于是也就有了由江青亲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据《芦荡火种》改编成的京剧“革命板戏”《沙家浜》这部名戏。

“沙家浜的戏如果在当初排演和编剧时能听我讲讲当年的实情,可能更会千古不朽。”陈月盘说到这出名噪一时的经典京戏时,竟然直言此话,着实令人吃惊。

“沙家浜对普通观众而言,是一部戏,可对我们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的当事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陈月盘抖动着每一根白须,就像梳理和扯动着深埋心头的一团带血的旧纱……他以当事人的亲历细说起构成千古名戏的那段真实往事:

常熟是有阳澄湖的,但常熟过去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常熟过去虽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但阳澄湖边有许许多多“沙家浜”一样的村庄。郭建光是沙家浜里的戏中人物,可新四军队伍里却有一个真实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新四军里的夏光有名有姓,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在北伐时参加革命,1927年进人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夏光参加新四军,首任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到了江南苏常一带。同年8月,我新四军在江阴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展开激战,夏光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时势紧张,夏光体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部队奉命西撤时,叶飞令他留在敌后治病。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只带一名通讯员,通过土匪头目胡司令控制区深入到敌后,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领的后方医院的三十多位伤病员会合后,从此开始了演绎沙家浜之戏的原型生活。1940年,叶飞率部队西撤后,党中央又派谭震林同志来到苏南开展敌后斗争,夏光已时任江抗纵队司令,后又改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斯间,夏光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其战功卓著,智谋过人。解放后担任过几所海军军校的负责人。可惜因1955年错误处理,从此离开部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平反昭雪,后一直任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

“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戏中高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却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连听戏的资格都没有。

说起“沙家浜”里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庆嫂”,我看到陈月盘那双混沌的目光里顿时流露出一丝亮泽的光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你知道我跟‘阿庆嫂’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我问,带着现代年轻人对男女之间所有的那种好奇心问。

“呵呵,这要你们当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90有余的陈月盘依然留存几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关系哟——”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破折号让别人去回味,而给我讲述的却是生活中真实的那个“陈庆嫂”。“真‘阿庆嫂’叫陈二妹。我们当年都叫她二妹。陈二妹的家其实也远离阳澄湖,不过她家确实开茶馆,却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在常熟董浜镇上。那二妹开的‘涵芬阁’茶馆确实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党员,但二妹开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二妹家的茶馆前门挨着街,后门通着一条河,那河上长满了芦苇,所以新四军和接任叶飞来苏南指挥抗日救国的谭震林将军经常在那儿开会碰头。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陈关林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阁’给谭震林他们送一笔枪支弹药款,碰上二妹在茶馆铺面做生意,就向她打听新四军和林俊(谭震林的化名)什么时候到她那儿,二妹吓得双腿直哆嗦,说你们别瞎嚷嚷,我这儿哪有啥新四军和那林俊什么的。二妹只知我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却不知我一直是在为新四军做事的,所以弄出了这样的笑话。后来当她看到谭震林将军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二妹确实像戏里的‘阿庆嫂’一样聪明机智,多次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地下党开会,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陈关林突然被驻地日军抓走了,敌人用残酷的毒刑逼陈关林招认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陈关林宁死不屈就是不招。无奈,日本鬼子换了一种招数,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陈关林喝下去奋当陈关林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陈关林宁死不屈。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军伤病员一起押到苏州虎丘山,然后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后又用镪水灭尸于荒野之中……丈夫的牺牲对二妹刺激极大,中共常熟地下党县委决定将陈二妹送到江北暂避敌人的追杀。3个月后,二妹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悄悄从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馆是不能再开了。党组织便给了二妹200块大洋,希望她做点小生意度日。二妹因为还要带身边的两个小孩,所以生意也没做成,便从小镇搬到了乡下,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她83岁时去世。”

“《沙家浜》的戏出名后,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几个‘阿庆嫂’,在‘文革’时还弄出了不少笑话:当地一个演阿庆嫂的女演员竟然也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阿庆嫂传人,说她娘当年就是开茶馆的,也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真真假假那时谁也搞不清,只要谁在台上红,谁就是真阿庆嫂了。结果那个女演员还真被军管会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几个军管会头头睡觉,最后被弄死。而真阿庆嫂陈二妹则被造反派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头挨斗挨批。唉,‘文革’呀,什么事都给颠倒了。”陈月盘对天长叹道。

“生活中的胡传魁真的那么草包一个?”我对戏中几个主角原型特别关注。

“那可不是!”陈月盘的两只眼睛立即睁得好大好大,连连摇头说,“那是戏。戏里的土匪司令胡传魁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真草包,但‘沙家浜’历史上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是个比刁德一还狡猾的家伙。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汉,说来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汉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肇汉的部队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胡肇汉后来便带领一批手下败兵流窜到阳澄湖一带避风。那时苏常地区正属政治真空,各种土匪势力蜂起,胡肇汉便被一保长收留,雇佣为地方治安队长。日久天长,带兵出身的胡肇汉在跟当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屡获胜利,于是其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一股重要势力。加上胡肇汉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国民党勾结,后来出任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敌机数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计的胡肇汉一看形势有变,便脚踩两条船,忙与新四军搞联合,接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但胡也有没想到的事,1939年,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结果胡肇汉的队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气得天天大骂新四军使他上了大当,并推脱有病留在江南没有西撤。叶飞带部队走后,胡肇汉便坐不住了,开始收罗一些地方残匪,重新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队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窜于阳澄湖一带。不久,夏光任“江抗”东路部队司令的新四军队伍来到常熟后,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胡肇汉继续抗日,决定让胡肇汉出任新四军东路军副司令。但这回胡肇汉变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们新四军共产党不就想要我的队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让你们收编,什么副司令我也不要。就这样,夏光多次给他写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们犯难时,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汉的下落后,便向夏光作了报告。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娶了个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儿去。共产党为了达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急需同胡肇汉当面做工作,所以对我提供的情报异常重视,夏光同志当即带部队移驻到车渡。部队刚到车渡,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便到湖边瞭望,见到一只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边驶来。村上的老乡便说这就是胡肇汉的船。夏光一听很高兴,可谓无巧不成书,船上正是胡肇汉。听夏光后来说,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声‘副司令’,胡肇汉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无可奈何地当上了‘江抗’东路部队的‘副司令’。胡肇汉心里有算盘,所以对这个‘副司令’实在有说不出的几个不情愿,但那时抗日是全民大事,谁敢公开说我不愿抗日?碍于这层理由,他胡肇汉无奈装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接受了新四军江抗指挥部关于统编部队一致抗日的指令。出于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大局考虑,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带领的新四军和胡肇汉的部队举行一次联欢。次日,阳澄湖畔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语。新四军特意给胡肇汉的队伍送来了两头猪和其他慰劳物品。胡肇汉一看夏光他们如此抬举自己,心头洋洋得意,摆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势,大有与新四军共产党平起平坐之势。可与戏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样的是这个‘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后当抗日形势于中国共产党人极不利的时候,他便又开始投靠国民党,不断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同年夏天,胡肇汉勾结日本鬼子,在吴县陆巷村,向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造成夏光部队110余名新四军战士伤亡,活埋新四军伤员十余名,继而又在阳澄湖边烧杀抢数日,枪杀进步抗日青年和渔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从此胡肇汉在阳澄湖一带就有了‘杀人魔鬼’之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南下,胡肇汉像丧家犬似的到处逃窜,最后避到了阳澄湖千里芦苇荡之中。他凭借着水中优势,几次侥幸逃脱了解放军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汉却一直没有落入人民的手中,并且仍不断地对百姓和新政权造成危害。新中国刚成立,吴县湘成公安分局的干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汉残部的特殊任务,由局长包振家亲自率领该局7名精干的同志化装成渔民,开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汉的行动。那时刚解放,胡肇汉的势力还不小,他手下有几个土匪大队,行踪诡秘。后来包局长他们从一位曾在胡肇汉手下当过一大队大队长的土匪头目那儿知道胡肇汉有个小老婆与胡仍有来往,于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踪,说胡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这个浦东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戏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给胡肇汉安排的。当时的上海浦东,就像一片谁都不会注意的野荒滩地,恰好被胡肇汉他们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给利用上了。但胡肇汉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这么快就追到了他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浦东。据说追捕胡肇汉的场面特别惊险,公安部门组织了两个梯队进行攻击。结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汉及残部被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汉和他的参谋长正群的死刑,并当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看来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戏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戏剧效果嘛!”我不由感叹起来。

“野鸥忽啼春雾绿,澄波倒影远舟遂。平生只爱水乡居,到处芦湾风与月。”不想9载老翁独自吟起诗来,当我问此诗出自谁作时,陈月盘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老生也。”他说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为生产队的一名叫洪生的渔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岁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场戏,而且有时候比戏更具戏剧性。陈月盘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打新四军进入常熟和阳澄湖一带后,日本鬼子与国民党投降派队伍对当地民众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新四军等抗日进步力量进行的血腥镇压尤其严重。夏光领导的“江抗”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得整天东躲西藏和进行有限的抗击斗争。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和伤病员的弹药和药品也很难搞到手。谭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陈月盘,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上述问题。于是陈月盘不得不整天在敌后抛头露面,几乎过几日就要到“阿庆嫂”的茶馆里跟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接头,送购得的弹药和医疗用品。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还以为陈月盘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呢。可一细打听陈连党员都不是,便觉得十分奇怪。为此陈月盘先后找到叶飞和谭震林都谈过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叶飞和谭震林都希望他留在党外,说那样更容易出面为革命工作。“你的情况我们党组织非常清楚,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入不入党都一样的。但眼下革命形势非常复杂,你不参加组织,更能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的话说得更明白。还有什么说的,陈月盘从此就一直按照党内的同志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严酷斗争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着。

然而正是他这种忘我的投入,敌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伪军们经过一段秘密追踪,误认为陈月盘就是他们梦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产党头目。无奈,陈月盘不得不暂逃上海。在十里洋场上,陈月盘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经执掌着不小权力又时下在日本人统治下无所作为整日闲得只知“搓麻”的同窗显贵。可陈月盘与无论是文友还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心里一直装的是芦苇荡里的那些新四军和伤病员同志。于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急着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这回他带回了一个同窗学友,即后来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熊剑东在上海滩待不下去了,便跟着陈月盘避到乡下。可他见到日本人就血性上来了,一连几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给拖到野地里杀了。

“你恨日本人,这一点我同你一样,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那太残忍了!”陈月盘说。

熊剑东便哈哈哈大笑起来,“月盘啊月盘,生性文文绉绉,只能一生做个被人奴役的月盘呀。”

“五六十年前,我对同窗学友的话并没有理会,不想后来还真被他言中了。唉,人哪,本来父母给你起个名字完全是一时的一种念头或灵感而已,可多人却真的因为一个名字的缘故而命定终身。我就是。一个月字一个盘,命里似乎注定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陈月盘说起往事,不由感慨万千。熊剑东如此杀人不眨眼,没多久也无法在乡下待下去了,陈月盘只好送他回上海,劝他另想出路,后来又帮助熊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使这位“野马”有了比较好的归宿。经过一段时间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我“江抗”队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敌后斗争形势出现了相持状态。这时,根据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区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府组织。江南特委在研究常熟县长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陈月盘。

“老陈有开明地主的公开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非他莫属。”江南特委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说。

“在当前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陈月盘这样的人出面当我们自己的政府负责人是合适的。”特委同志意见一致。

可江南特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传到常熟地下党组织,当组织向陈月盘本人征求意见时,他自己却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县长呢?不行,你们一定要找位坚强的‘江抗’领导同志担当此任。”

由于陈月盘的再三推辞,中共江南特委最后只得另选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带声威显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县长。说起任天石,陈月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50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陈月盘用那双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边淌出的泪水,说:“任天石在我们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是后来《沙家浜》戏中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送情报的县委书记‘陈天民’。我听写《沙家浜》的作者说过,戏中的‘陈天民’就是照任天石的名字搬过来的,陈和任音相近,中间的天字没动,陈天民的‘民’却隐含任天石‘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常熟梅里塘桥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初中毕业后,任天石回家学医。九一八后,思想进步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从那时起,我们这些激进人士经常在一起碰头。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国中医学院。3年后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在常熟城里开了一个诊所。这时他认识了常熟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建模,从李建模那儿看到了不少马列主义进步书籍,任天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国武装自卫会。1937年常熟沦陷后,任天石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与敌人展开地下武装斗争。次年原红军团长赵伯华回到常熟,任天石便与赵一起举办了革命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队伍,简称‘民抗’,任天石任负责人。1939年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抗’来到苏南后,任天石的‘民抗’与‘江抗’会合,两支革命武装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天石的名声也在当地响了起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了,由于我坚决不出任常熟县长之职,结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县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常熟人民在阳澄湖一带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夏光他们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既要养病,又要打仗,难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们坚定有力的配合,新四军伤病员这支队伍是无法坚持到革命胜利时刻的。”

“老地主”的这段回忆,便我对《沙家浜》的戏有了很多联想:“陈--天--民,这个我党的地下领导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种联想,作者当时是不是也考虑到您在常熟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将地下工作领导者的名字前面用了您的陈氏姓?”

陈月盘一听惊骇不浅,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从早先写的《芦荡火种》,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时,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么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一个地主恶霸树碑立传?”

听了老人的解释,我只得嘿嘿自乐,心想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可能有一些是对的,因为我了解一些中国文人的独特写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时,我就曾问过他《沙家浜》里的人物姓名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根据你们常熟抗战时期那些民族英雄组合起来的,有时用张三的姓,有时用李四的名,总之别看什么阿庆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内情的都明白那是写谁的。

据后来我回老家采访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月盘在常熟的影响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陈是公众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里的英雄人物,两人都为当地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问题是由于后来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这两个人物在当地被完全地拉开了距离。任天石后来在抗战结束后便改任为京沪路中心县委书记,1946年9月,他又任华东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十地委机关迁至上海。任天石刚到上海市区,就被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的任天石宁死不屈,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新中国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着的陈月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陈月盘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进行着同任天石他们同等重要的斗争。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解救了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月盘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为后来成戏的在“沙家浜”养病的36个伤病员及后方医院的新四军们送枪买药的许多事。陈月盘说“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时,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有枪”?他便告诉“郭建光”,“你应该间,‘常熟是不是有枪’?因为常熟有了枪才能动员百姓起来打东洋人,保卫自己的国家”。陈说从那次见面后,“郭建光”(夏光)就经常找他,只要伤病员有什么困难,就来找陈月盘帮忙。为此陈月盘说,他祖上留给他的1000多亩佃田,最后到解放时仅剩了300多亩,那几百亩佃田大半是为帮助新四军伤病员买枪买药和营救地下党员卖掉了。

《沙家浜》戏中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经历的是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严酷斗争,演绎的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斗顽敌的战斗凯歌。历史上的阳澄湖地区的那支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确实有过比戏中更残酷的艰苦斗争,特别是队伍初来“沙家浜”时,人生地不熟,伤病员多数是闽南人,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位是红军战士。叶飞和谭震林领导的“江抗”正规部队西撒后,夏光率领的这支连医务人员在内的100多人的队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又对当地情况极不熟悉,所以曾屡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先后有几十名同志英勇牺牲。

“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身经百战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养病的后方医院很快组织起了一个特务连。一方面负有保护后方医院申的重病号责任,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先后与日本鬼子和胡肇汉的“忠义救国军”多次交战,取得了“沙家浜大捷”、“阳沟桥战斗”和“八字桥围歼”等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军队伍与当地老百姓紧密配合,利用阳澄湖一带水面自然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为日后《沙家浜》戏的产生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生活原型。

8年抗战,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后方医院,创造了我军抗战史的辉煌一曲。而对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者来说,陈月盘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岁月。那8年间,他陈月盘由一名握笔杆子的激进文人,变成了“半职业革命者”,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赢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戴。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陈月盘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日本人举手投降的日子里,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军队伍为了遵照党中央关于防止内战的指示,纷纷撤到了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苏南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本来陈月盘是准备随大军北撤的,但当时一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了陈月盘。这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是陈月盘的学生,他的恳切要求使陈月盘放弃了跟共产党大部队北上的心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陈月盘的这一走一留,使得他这辈子的命运完全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如今,蒋家王朝已奄奄一息,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从而想拖延我们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所以党指示我们要做好敌后革命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们敌后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陈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学友不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大官,听说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吗?”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又找到了陈月盘。

“是,我同熊剑东不仅是同窗学友,而且我还在日本人手下救过他一命呢。”陈月盘说。

“太好了。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为我党进行策反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就这样,在进大解放战争之后,陈月盘又满腔热情地投大了为我党我军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陈月盘再次来到了上海。

“好啊月盘兄,你来了正好,奶奶的这日子简直不知怎样打发了。你来简直太好了,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行了,往后我们这些人的后路不知怎么个弄法。唉!”熊剑东见老朋友投他而来,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来副官做记录道:“从今起,这位陈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他可以参与我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决策,要把陈先生,不,现在应该是陈秘书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

“是。”副官毕恭毕敬。

不用说,凭着熊剑东在上海的势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陈月盘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顺利。加上由于我军各个战场的频频大捷,熊剑东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不时与陈月盘倾心相谈。陈月盘借机不时向熊灌输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未来的前途认识。然而就在陈月盘不断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熊剑东的拉拢。有一次熊从南京回来,陈月盘发现他一反常态,默默地一个人跟谁都不说话,尤其让陈月盘担忧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会主动同陈月盘吐露,可这一次一丝不透。陈月盘思忖着情况可能有变。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内情,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拉拢熊剑东的目的,承诺要让熊当浙江省省长,并且暗地里给了熊个人不少钱。鬼迷心窍的熊剑东从此很难再听得进陈月盘的话。有一天,陈月盘刚刚躺下,就被一位陈月盘策反成功的军官来向他报信,说熊剑东要在下半夜带着部队开往江边准备迎战解放军。陈月盘听后心如火焚,当即去敲熊剑东的门。熊剑东就是不开门,并令警卫拉走陈月盘。熊剑东不听同窗好友的劝告,结果出师便大败,一向好胜的熊剑东自知无脸在主子蒋介石面前交代,便一枪自尽了。

消息传来,陈月盘自责自己既没有完成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又没规劝好同窗,使其最后落得尸骨遗野的下场,心头顿时极其沮丧,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愿抛头露面。

“我自知没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却极强。干什么事都希望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可天不助我。策反熊剑东没有成功后,我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革命事业,所以一气之下,再也不想折腾了。从此了断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为策反熊剑东工作的失败对我刺激确实太大。本来我自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准备正式参加共产党,并且己经同在革命队伍中做相当级领导的学友商量好了,准备上北京去见我一向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但熊剑东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觉得自己再也无脸见共产党了。所以横下一条心,回家种地当农民。”时近百岁的老人陈月盘回想起当年这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一气”,真是颇多感慨。他说:“人哪,有时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我当时能想开一点,照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说清楚,自己也许照常可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没有那样做,一气之下的后果,便是我永远与革命事业脱离了。但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经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业在胜利之后,竟然使我这样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后成了革命的敌人,并且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弹压几十年……”

陈月盘讲到此处,那双早己失去光泽的眸子闪着泪光。

很久,我没有向他问话,因为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时,我便能感受到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内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4,为新中国成立而策反未成回家当了“恶霸地主”……

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后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子。这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己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载后的陈月盘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气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像是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陈月盘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

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

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了财,并且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几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

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涂昌的堂伯侄。王涂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涂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涂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学校想走德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涂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目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

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

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晕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

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二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入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一顶“恶霸地主”帽子让这位为新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饱受了屈耻的人生……

5,他靠雷锋精神支撑了几十年的非人命运

“老地主,今天生产队有只粪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

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陈月盘说,“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说“你就是地主,有什么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干了吧!”

陈月盘心里闷了一口气,可干完活,累了个半死,就忘了这口气,反倒乐滋滋地自我总结道:“我又在做农民的长征路上迈出了一步。”

“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员们放假了,生产队的母猪要生崽,没有人管,你搬到猪棚去管一管吧!”生产队长说此话时连商量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陈月盘话到嘴边,想说一声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里去儿子那儿看看孙儿,可他刚刚开口说话时,对方早已人影都没了。

“老地主,最近上面有话,你们‘四类分子’以后出门要请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镇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说。

陈月盘站在原地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别人在不断地向他下达各种命令、各种限制,而自己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话,人家也根本不听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为什么地主就得受这么多限制?凭什么对我也这么限制?

“凭什么?就凭你是大地主一个,你说凭什么?笑话。”总有一天陈月盘可以说话了,可人家就这么回答他。

这回陈月盘真生气了,他回家就抄起笔给那位当过自己学生又一起在抗战时期干过地下工作的已经当上常熟县委领导的学生写信,他想问个究竟。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陈月盘始终没有盼到那位当了县官的回信。有次陈月盘听说那个姓仲的学生到大队来检查工作,陈月盘瞅机会跑到检查队伍前面,想亲自当面问一声自己的学生,可人家远远看到“老地主”向他走来时,就问身边的公社武装部长:“你们这儿对‘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作者注)怎么管的?”随行的公社武装部长随后便气势汹汹地跑过来用手指戳着陈月盘的鼻子骂开了:“你这个老地主怎么贼心就不死?回去给我罚三天苦力!”

悲愤之中的陈月盘又给他当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军队里当领导的熟人、同学、战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过去与自己一起战斗的那么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了解我陈月盘的吧,总该出来为我说几何公道话吧?于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件,毫不客气地朝陈月盘一扔,板着脸说:“以后你给外人写信先交我们,然后再由我们看是不是该发出去。”

那天,陈月盘听这话后,半天没有从惊呆中回过神:怎么,我连写信的权利都没有了?

从此,他再也不给任何一位过去曾经与他并肩参加革命或被他救过命的同事、战友、同窗写一封求助信。他心里说:你们眼高,我陈某心高。

此后,明细人情世故的陈月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老婆和孩子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同我来往了,我一个人过,你们都过你们自己的,不要管我这个“地主分子”!

陈月盘有3儿3女,大儿子也是地下党出身,其他几位读书的读书。参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来就远离他,这回他向孩子们发出一道“家规”叫他们不得“犯规”,否则就不是陈姓。

最让陈月盘难作决定的是与自己往日相依为命、相懦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经50多岁的人了,还恋什么儿女情长嘛:“你的路长着呢,该怎么走就往下走。”他对妻子说了绝情话。可是真当妻子挥泪向他告别时,陈月盘这回可忍不住眼泪哗哗而下……俗话说,50出头,病魔纠缠。人生悲剧,莫过于在年迈的日子里孤独度苍生呀。可一个“老地主”,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费心思的呢?陈月盘望着贤妻的背影,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

妻名玉彩,是位贤惠女性。比陈小4岁。当时两人的婚姻是大人们包办的,结婚时陈月盘只有17岁,还在苏州上学。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陈月盘当初有想逃婚的念头。结婚前3天他还在上海徘徊,后来因为想到自己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当了新郎就想逃婚,母亲准会跳河自尽,为了这份孝顺,陈月盘勉强接受了这桩婚姻,可就在入洞房的那天晚土,陈月盘以颇带赌气的口气责怪小娘子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他要她离开他另去寻找幸福。后来新娘子哭了。陈又哄着说:“我给你想个法子:等我上学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们陈家,只要留个条子便可。那样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妆送到你娘家。”14岁的新娘子玉彩听着“小官人”的一番话,反觉他和蔼可亲,所以等陈上学去了,她不仅没有走,而且正正经经当起了陈家儿媳妇。半年后,陈月盘从苏州念书毕业回家一看,婚姻既已成不可改变之势,也就死了那份心。从此他教妻子认字。陈月盘在乡下当小学校长时,妻子也成了学校的一名老师。之后,陈月盘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妻子便带着孩子、照顾婆婆,一直留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就是在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从上海回到乡下的日子里,妻子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了镇上,只是一到假期就搬来与陈一起住。那些日子对陈月盘是温馨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得改变,并且是永远的改变……

陈月盘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让人仇视的地主分子!

别了,一切儿女情长,一切世态炎凉,皆随我这头顶上的这顶“地主分平”的帽字而去兮。秋风萧瑟,陈月盘肚子蹲在长满草、两边蛙声震耳的田埂上,对着悬空的一弯冷月,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恫怅。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无数他永远想象不出的一个又一个严寒与一场又一场风暴。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陈月盘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开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变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自我的感觉了。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岁月。广播喇叭里整天喊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一类的口号。陈月盘从刺耳的广播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盘踞在台湾的老蒋鬼子白日做梦想反攻大陆呢!哼,这个“蒋该死”,还不死心呀!

一天,陈月盘找到生产队长,说:“我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对蒋介石的脾气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陆,那是说说而已,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信他。”

谁知生产队长瞪大了眼珠,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老蒋不反攻大陆?”

不几日,陈月盘被叫到全大队社员会议上。他被两位民兵押到前台,然令他把头低下来。

陈月盘不明白,反问为什么让我低头?

民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将其头往下一按:“你这个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头你就老老实实低嘛!”

后来干部和社员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后,陈月盘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成了“麻痹群众斗志,企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牛鬼蛇神”了!

那一天,陈月盘感觉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他心头好冤啊,面对苍天,陈月盘大喊道:“老天你作证,我自20年代开始就与蒋介石为敌,同他视如仇家,我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老天啊,你要为我作证!啊,你说话呀!一一”

老天无声。

陈月盘悲痛欲绝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后来是‘四清运动’,我又成了腐蚀干部的阶级敌人典型。”陈月盘指指我的父亲,说:“这段日子你爸最有体会的。”

我转头问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下台的父亲。

父亲抽着烟,苦笑着对我说:“当时我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阶级阵线划得不清。说我们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陈老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要不我当了你好儿年‘下台干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问坐在一边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点点屁事”,看得出,父亲内心的气还堵在胸口,“当时县里号召各公社都要写地方志小史。我们大队接受任务后,觉得应该找了解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来干这事。一排队,觉得生产大队里只有陈月盘先生是既知道我们这儿的历史,又是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写地方志小史。后来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件事就成了阶级斗争大事了,说我这个当大队长的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让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写变天账,还说小史实际上变成了陈月盘他们这批阶级敌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阶级立场不稳,有严重政治问题。”

陈月盘接过话说:“天地良心,我为了写那份小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阅资料,然后逐个年代逐个人物进行校对,完全是站在史学这个角度写的,哪知反被当做我自己想‘变天’的东西,还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正是有理说不清。唉,哀哉哀哉也。”

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说了,陈月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了,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

“那个时候,我仿佛觉得活得像个僵尸一样……”老人痛苦地低下头。许久,他抬起头,脸上恢复了正常表情,说:“那一年我被广播里学雷锋的事感动了,我一遍又一遍听雷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小雷锋小同志了不得!他虽然只会做点好事,可能像他不计较任何得失为他人做好事,而且是从心底里甘心情愿为别人做好事。这太不容易!我就想,我是一名老地主,过去为了新中国我做了些贡献、做了些好事。现在被人当坏人,可我只要自己的心底没有把自己当坏人、当恶霸,我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好事。能做好事就是一种幸福!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生产队让我干啥,我就去干啥。农活干完了,我就帮邻居和生产队的一些缺少劳动力的人去干活。时间一长,人家也就把我当好人了!我当了好人,人家就不会把我再当恶霸了……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的。”可是陈月盘并没有想到,他想当好人也非易事。

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

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着那块打“X”的“恶霸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唯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着一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高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换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号陶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月盘和瑞康伯伯的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摩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

“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到此话后,脸色顿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2O世纪的百年岁月,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活脱脱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在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啰!”陈老先生捋着胡须,开怀大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

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津……”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200 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并非全部理解他的两本诗集的书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20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20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20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最痛苦的一群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中沦为最痛苦、最孤独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拄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待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的心境,异常敬佩,甚至感到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80年代初,再往前五六年,陈月盘从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能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而且不少是如何向雷锋学习做好事的诗作……

读了他的那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7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3儿3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她)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

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翻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妻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早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要什么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一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最寿。虽然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60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什么最充实?古人云:善最美。这善,就是为人要像雷锋那样,心里永远想着别人、无私为他人做好事,做了好事不计较任何回报,每做一件好事就是一种积德,积德多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人。雷锋精神可以使天下的恶霸和坏人都能变成好人!”

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80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晨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炊,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年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

陈月盘老先生是前些年去世的,他活了近百岁(93岁)。一个除我之外没有外界关注的小人物。然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似乎看到了雷锋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光芒。我因此常在想: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一点雷锋精神,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的话,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知会好多少!也许就不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了,世界或许太平得多!

1999年10月1日于北京

正文 第八篇 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市的城市保卫战

22年前的5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校对者注),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典”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h3>来自指挥部的报告</h3>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助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惨了!”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似乎到处迷漫着瘟疫肆虐的气息;街头巷尾,呈现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记录。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挂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深深地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

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纳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而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防预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代和示范着。自“抗非典”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巡视”。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典”新问题后,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号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惊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刘淇书记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政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您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典”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拿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号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

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典”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梁万年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

“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我说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后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主要为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大了。

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得知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防预情况又怎么样,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况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蔓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典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

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这小细节,可见市长的拳拳爱民心。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带领大家“抗非典”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典”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看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战胜非典的战役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地全面地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典”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防预情况。

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典”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有说有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胜利呢?

那一天,与王岐山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但从他们一张张黝黑而明显带着疲倦的脸上可以看出,我见过的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还有龙新民副书记、强卫副书记、杜德印副书记……无一例外。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一分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送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典”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连在一起。”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典”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锦涛总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关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助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速度,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拿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

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送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他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组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系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内地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啊,那一天从北京“抗非典”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嚷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起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h3>救命的“八味方”</h3>

战争状态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50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战争对很多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虽说SARS挑起的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然而其激烈和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仍在冒着硝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的攻击。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于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恶兆。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贴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到底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药能抑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同时更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恐慌心态下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当日的《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传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骤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却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

“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儿抓药给我们!”“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狗日的,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捂着嘴,面容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像是垂死前抢捞着唯一的那根稻草……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用六头八臂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个不停。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他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老板,话可是你们说的啊,要是你们供不上,误了人命就找你们算账,到时可别像乌龟似的缩头缩脑啊!”郑店长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我们也是尽力嘛。”那双焦虑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陈济生。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抄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多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午夜12点整。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黎明时分,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我们要订5000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8000,我们要8000服!马上就要!”“给我们订10000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我们也要10000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徒有虚名。在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人声鼎沸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年轻人的眼睛红了,那是被泪水呛着的。他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人命关天时,皇帝又能怎么着?“哎呀,是陆市长啊!”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年轻的陆副市长。

“诸位,咱们赶紧商量一下,这样可不行!”陆副市长叫过陈济生等人,来到后堂。

“我们已经调出了所有人力物力,可也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啊!今天是9号吧?9号一天卖出9万服!天文数字!”陈济生心急如焚。

陆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可我们已经把所有库底全部调上了!再要每天抓出这么大数字的药来,就是挤干我千名职工的血汗也不成呀!你没看见我们抓药的人,一个个眼睛都抓得冒火了!”陈济生本想在市长面前诉一声苦,却见平日里英俊潇洒的陆市长可怜巴巴地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做着抓药动作,眼睛好一阵酸,狠着劲地说:“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将手工抓方煮药改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提……”“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陆副市长问。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采用机器煮药液。”“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轻市长一拍定案。

“好的。”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开足马力,日夜不停。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朋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哭着向陈齐生报告。

日供20万服!陆副市长下令。

20万服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担当。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革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却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程的战斗内容。

防护服太需要了!可恶的SARS此时正以最疯狂的进攻,袭击着医务人员。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三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拥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下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长、市委书记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你们要是没能耐,就统统下台吧!”政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包含着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和焦虑。

平时,举手投足都讲究得体的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接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做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有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是啊,国难当头时,每个公民、每个单位,都是政府和人民的一分子,相互间不分你我,不分公私,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一个碉堡里的机枪手,共同的敌人是SARS!陈济生又闪出另一个念头:当年林巧稚大夫给我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啊,济生,济人民、济国家、济民族之生!小女子有个“济生”的男儿名字,大概命运早就安排她担当国事民生的大任吧!陈济生在此刻很感谢林巧稚大夫——那是一位真正的给予别人生命的天使。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抄起手机,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赔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是。”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要命啊!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层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十万火急!“向全国、全世界订购!”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儿那个嘛!”有人提出异议,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一位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性命啊!”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凌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和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从不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市民的生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就用传真!我签字!”“人家要200万预付款。”“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给我发到北京!”“对方答应说行。”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一个紧急会议。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扯着胳膊,互相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他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运到北京、送到医院、递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着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意。)“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电话。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里。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儿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片成片地倒下!”陈济生说。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他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他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7点左右抵达北京。

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溢出眼眶。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成片倒下的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块!5毛钱一斤的土豆现在变成5块一斤!”“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俩人都愣了:北京解放50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场”,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一醒来,她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更有甚者,某小食品铺平时生意清淡,而22号下午至23号的一天半时间内竟然将店主积压了一年多所有能吃的货物全部抢了个精光。

最后3个顾客因为没有买上东西,竟然跟店主急赤白脸地干起仗来。小老板一横心,将自己留着自家吃的半袋白面也都倒给了顾客。老婆回来做饭,找不到一点东西,赶紧上附近的商店排长队抢回了30斤米、20袋挂面。老板娘刚回到自家的店还没喘过气,转眼一看却不见了刚买回的米和面。“喂喂,你怎么把我的东西拿走了呀?”老板娘抬头见店外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的正是她的米面,连忙一边追一边喊道。那老太太头也不回地说一声:“给你柜上放了100元钱了!别找了!”老太太一溜烟拐进了胡同。老板娘折回店铺,手持那张100元钞票,哭笑不得。当她再次奔到别的店面买货时,许多店面已经闭门停业,或者根本就没有你想要的货。

中国首都北京闭市,这还了得!市商委158号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8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号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声咽。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趟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那是上好的东北大米呀!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已往的战备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包装,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是有毒气体,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的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的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的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自己却没有时间考虑出入疫区的任何防护……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儿,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像凶神恶煞。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h3>特别行动队</h3>

在北京抗击SARS战役的关键时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有过几次重要的亮相。特别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连珠炮式的发问,这位“抗非典市长”总能对答如流,坚定而务实的话语句句落地有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个风趣的镜头令人难忘:王岐山回答完记者们的全部发问,即将离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说:我最害怕的问题今天你们没提出来。

众记者顿感惊愕和意外。

什么是北京代市长心中“最害怕”的事?这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对北京“双解除”。此间,王岐山代市长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说当时他最担心记者们发问的是怎么切断正在北京疯狂袭击的SARS传染源。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他们在切断SARS传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艰苦战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道。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典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做战前的侦察兵,比做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做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做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的艰难

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激发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对她和她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儿。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她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日,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SARS真相。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闭上门,于是就惊奇地问患者家属。

“我看你们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在少数。流调队员为了抢救患者,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具后的是患者本人,两人之间的距离约二十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在后一个流调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什么的。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

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千万可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的艰辛。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只好无奈地沿着楼梯一层层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在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将他们隔离之外,便是尽快帮助他们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也罢,我们在门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扯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哐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就以为我们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由于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登上前去接应的密切接触者代表开来的车。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动弹不得。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用不了一会儿浑身上下跟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儿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又过1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代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你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说一个字!”不由分说地黄大夫等人被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消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厕所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的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待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魔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立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烦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立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避免让周围的百姓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顺顺当当地实施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集中营”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不露任何声色地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集中营”。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他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集中营’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送进“集中营”,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集中营”从建立到撤除,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阻击来犯之敌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与SARS的战斗比做上甘岭战役。由最初600人的防病队迅速扩建成2500人的流调队也发生在此刻。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呀!”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喂喂,同志,我们是在旁边的大楼里办公,这儿出现了非典病人,我们大楼会不会被传染呀?”“对呀,这个人是我们最先发现的,我们是不是就很危险了?要不要隔离啊?”“没事,大家都是在室外远距离见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楼和居民更不会传染上的。”流调队员登上救护车的那一刻,隔着两层口罩对现场的市民说。

“哟,原来她们都是女的呀!”几个公安人员感到脸上红红的,相比之下,他们自感有些惭愧。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救。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历。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您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您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

吴疆小组大汗淋漓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5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白天色,已经出现在她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个小时里,吴疆小组共发现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50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告诉我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地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您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您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大爷,来,我帮您。”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老人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正好与老人面对面。

这是不曾想到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看到了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觉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

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您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那双混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上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多次去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后来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交大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提供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贫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发烧,被确诊为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病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活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从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把病人弄走呀!“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胖胖的,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反而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某中央机关的姜某实在太大意了,自己无意间被传染上了SARS,还照常上班,照常跟人同屋睡觉。发烧了,他又参加一个十几名局长处长都在场的会议。领导看他提不起神,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发烧了可要注意啊!他说没事,自己年轻顶得住。下班了,他先回自己的宿舍待了一会儿,又上旁边保安人员住的房间看电视。单位一位同志提醒他,真要发烧自己上医院瞅一瞅,别耽误了事。4月30日晚,姜某自己也感到气喘吁吁,便跑到友谊医院就诊。那儿的医生也大意,说姜某不像患了SARS。姜某听后高兴万分地举着一块写有“我不是非典”的牌子,回到单位宿舍。这回他没进得了门,单位的人害怕,劝他说,你先在外面自己隔离一下,观察观察再来上班。姜某无奈,只好跑到在市郊住的同学家。同学见面,免不了一顿狂吃狂喝。折腾一夜后,姜某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又折回单位,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急救车来了,单位的人也着慌和重视了。

两名处长见姜某上了救护车,为了表示领导重视,竟然跟着一起跳进了开向医院的急救车内。“这两个蠢猪!”在急救车后面,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车中,两名局长气得直骂,“怎么就这么笨嘛!”其实在SARS袭击时,谁都不怎么聪明。

负责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员陈铁岩大夫她们接到姜某被确诊SARS并住院的疫情后,马上来到姜某所在单位,那儿的人却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们,姜某是单身汉,就一个人过着,没跟谁在一起。陈铁岩大夫并未因此了事,她们在进入姜某的房间消毒时,发现小屋内有两张床。忙问旁边住着的保安人员,与姜某一起住着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人?保安人员笑笑说,是还有个司机,可昨晚被单位轰出去了。陈铁岩她们一听立即警觉起来,随后要来与姜某同屋的司机的手机号码。一拨通,对方可怜兮兮地告诉陈大夫,昨晚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在西单文化广场的露天椅子上睡了一夜。陈铁岩虽十分同情这个司机,却心底也算落下一块石头。第二天,陈大夫等再去姜某单位消毒,一个保安人员有意无意间说,姜某住院前到过他们房间一起看电视里的球赛。什么?你们当时有几个人?陈大夫的眼珠都要瞪出眶了。保安人员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抖抖颤颤地把所知道的跟姜某在一起的事全倒了出来。姜某的单位领导也感觉事情不妙,在陈大夫她们的一再追问下,又倒出了姜某与他们一起开会、姜某到友谊医院看病、姜某看病后那晚没回单位去了同学家的事通通说了一遍。

“你们真够大意的呀!连SARS都不惧啊?”陈铁岩大夫想骂又不便出口,她真想把姜某单位里的人狠狠批一顿,但她脸上最后还是露着笑容。因为她顺藤摸瓜一共找到了与姜某相关的15个密切接触者,在姜某所在单位的配合下,迅速将这些人全部隔离了起来。

又一条危险的传染源被切断!SARS在英雄的队伍面前再次收敛起猖獗的嘴脸。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拯救着灵魂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出不同的光与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急救车将她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8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她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那个女患者家。

半夜里不能狠命砸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咋办?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一遍遍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回不回家关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要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了片刻儿之后,一把拎住老李的衣领,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礼有节地耐心道:“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

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生命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总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拿什么保证呀?”“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3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离开了人间。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这个SARS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抄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丁零零——”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活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事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为了像待“自己的妈”那样,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地去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呜呜……”男人绝望地哀号着。苗先生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忍受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恐惧。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啊?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感动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另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出一丝亮光。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无微不至。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磕拜。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的呼喊,让天地动容。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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