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 xp1024.com
《雪冷血热》


序篇 黑暗是不会突然降临的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歹饭了。

——歹饭了。

——歹饭了。

我的二奶奶，一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小脚少妇，站在我家房山旁的高粱地头，冲着黑魆魆的后山坡，可着嗓子唱歌儿似的一声声呼喊着，要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三个爷爷、两个奶奶，还有几个姑姑，回家吃饭，同时宣告着一天劳作的结束。

“歹饭”即吃饭。我查遍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套《汉语大字典》，也没找到这个“dǎi”字，不得已生搬硬造，弄成了“歹”字，以便保持本书所写的那个年代的滋味。而笔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学读书后，才把“歹饭”改成“吃饭”的。至今在东北一些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特别是乡间，仍是“歹饭”。张学良在台湾、夏威夷，仍旧管“出生”叫“下生”，管“枪毙”，叫“枪瘪”，到老一口乡音未改。

这里是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我家的5间茅草房，坐落在个椅子状的山洼里。中间是厨房，东西两头是南北大炕的卧室，两个灶坑里的余火是一条沟里唯一的光亮，大子、小豆饭和土豆炖倭瓜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着。比篮球场还大的院子，周围一圈碗口粗细的原木一劈两半夹起了一人多高的障子，西侧矗着个比房子还高大的包米仓子，东侧靠大门处是猪圈，外面是小山一样的粪堆和比粪堆还大的柴火垛。后面将会写到，我的祖辈固执地认为，就是这粪堆和柴火垛，在冥冥中主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像辽东大山里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一样，这里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一派原始的荒莽与生机。据父亲生前讲，我爷爷的爷爷，道光年间从山东莱州闯关东，在鸭绿江口一带上岸后，走到这里就不走了，看中的就是这里荒无人烟，远离官府，没人管。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在离我家3里多远的沟口，才陆续搬来几户人家，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我家是个老少三代的20余口之家。这等人口的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少见了，那时却不稀罕。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的大家庭。优越性之一，是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掘劳动力资源。像我家，三个奶奶轮流值班，每人一个月，做饭喂猪，操持家务，还兼“幼儿园长”的职责。里外忙活，不时要瞭上几眼，喊两嗓子，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些还不能劳动的孩子，玩耍时别跑远了，让虎呀狼呀什么的叼跑了。

我一口一个“我家”，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从未在那里生活，甚至没有去过那里，连我的父亲也只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应该说，对于那里的印象和记忆，连我的父亲也不是多么深刻的。

但是，我敢说，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叫着“歹饭了”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悲惨、耻辱的“九一八”之夜。

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记住我的祖辈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由远而近，驰来碾子沟。那巨大的轰鸣已使人胆战心惊，把一个小山村和半面山坡都晃照得雪亮的车灯光柱，则要把人唬得魂飞魄散了。还在油灯下忙着什么的人，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都以为是什么“妖物”来了，有的拔脚就跑，有的想跑却硬是拔不动脚。汽车进村了，车灯熄灭了，山野间复归静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先是几个胆大的汉子，接着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跟了上去，手里都操着家什，还有几杆放蚕用来轰赶鸟兽的老洋炮。大家蹑手蹑脚的，大气儿不敢出，唯恐把这个“妖物”惊醒了。不知谁喊打烂它的眼睛，老洋炮“咚咣”一通响，人们拥上去，棍棒锄镢又抡起来一顿砸。

据我的爷爷讲，当时人们认定这是个“妖物”，必须惩罚它，降伏它，起码也要让它晓得这方水土中人是不好惹的，使它不敢兴妖作怪，降灾弄祸。

燃着松明火把的夜色中涌动着一种庄稼人难得的悲壮与雄烈，更多的还是胜利后的激动、喜悦和轻松。

第二天早晨，这个“妖物”却轰隆隆一阵怪叫，又箭一样地跑了。

我的老天爷！山民们大眼瞪小眼：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脱离路面掉进沟里）！

我的三个爷爷都说，是第二天早晨见到几个日本人的，是搞矿山探测的“矿山鬼”（管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当警察的叫“警察鬼”，开拓团种地的叫“庄稼鬼”——以此类推）。我的祖辈最初称日本人为“琉球人”，说他们是从琉球岛来的，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个罗圈腿。据我所知，这种“矿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这辽东大山里，更是非有专门的武装保护不可的。可我祖辈的叙述中，却见物不见人，没一个“琉球人”影儿。那身心和视听，整个都被这个“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的“妖物”占据了。

末了，我的很会“讲古”（讲故事）的老爷爷，却也重重地来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灵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国人可没少叫他们“踢蹬”（整死、杀死、完蛋的意思）呀。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我的祖辈，称俄国人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几天后，我的祖辈听“村上人”（村干部）讲：“小鼻子”占了咱们的奉天（沈阳）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且不说肥美的黑土地，怎么会孕育了这样一支悲怆的歌，娩出了“满洲国”这样一个怪胎。先让历史定格在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那一刻，看看我们能够看到、并该铭记些什么。

1931年的9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在晚上8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后面将要写到，我的祖辈并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别是在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据我推测，当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着“歹饭了”的时候，正是日本关东军和守备队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营及各个目标运动之际。而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我的太爷爷以下三代20余口人，该是在油灯下吃罢晚饭，或是在那热乎乎的南北大炕上响起鼾声了。

至于见到那辆跑到辽东大山里，被山民视为“妖物”的汽车时，是不是整个东三省，乃至热河，都早已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下了？

他们听不到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睡梦中就当了亡国奴，而且当了那么久竟浑然不觉。他们苦巴苦业劳作一天，那热炕上的梦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并非为我的祖辈开脱。后面将会写到，提起我的祖辈，特别是我的三个正值青壮年的爷爷，我是不能不有些脸红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当我的祖辈视汽车为“妖物”时，张学良是不是会开汽车、又能驾驶飞机的“中国第一人”？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再悲惨、再凄苦、再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位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进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说什么吗？

<h3>既定方针“不抵抗”</h3>

北大营9点钟熄灯。

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这天赶上宿假，却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宏又不在营中，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灯号响过，到各连查夜，回来已过10点。脱衣上床，心神不宁，有种要出事的感觉。随手抓过床头张恨水的小说，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一段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不好！他翻身跃起，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十多分钟集合完毕，姜明文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

事变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

队伍未出620团院子，中校团副朱芝荣喘吁吁赶上来，让把部队带回去。姜明文问为什么，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姜明文等几个连长强压怒火：“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枪炮声中，赵镇藩拼命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

先给在三经街的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说他去找荣臻参谋长研究一下。

赵镇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赵镇藩抹把脸上汗水，硬着头皮又给荣臻打电话，说明官兵大都在火线上，收枪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荣臻道：“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是11点左右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5分钟后王以哲也到了。

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鸣叫着。

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

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

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

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

无处不告急，十万火急！

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王以哲望着荣臻。

给北平打电话，请示一下。荣臻边说边拿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h3>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h3>

震惊世人的“不抵抗”——还是“坚决性”的！

1996年9月18日晚，笔者在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抗联老人单立志家采访出来，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街道上各种车辆随即停驶，鸣起喇叭，整个一座沈阳城都被震撼了。

从1995年开始的每年的这天晚上，沈阳从10点20开始鸣警3分钟，是为了让世人铭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悲惨、耻辱的时日，警示今人和后人。

警示之一，就是对于任何敢于来犯之敌，都要坚决抵抗、誓死抵抗！

北平，十万火急。副司令勋鉴：日军大举向北大营和奉天进攻。如何应付请速示机宜。

接到荣臻的电话和这封没一个“！”的电报，三十岁的少帅那张因患伤寒病刚愈而显得苍白的脸上和怦怦跳动的心头，会镌刻下多少惊心动魄的“！”和“？”？

日本人真的就动手了？！

这一天真的就到来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张学良从戏院匆匆赶回协和医院，立即向蒋介石发报请示。

半夜时分，收到回电：

相应处理。

五十九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

可东北人那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铁岭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盛产“事件”，因为关东军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变成“事变”。

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有段时间我们好像讲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经变成水了。而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来了个“相应处理”。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铣电（1949年以前电报发出日期都用韵目代日，16日的韵目为“铣”。——编者注）：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电后，转知东北军各长官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和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7月10日，张学良在给王家祯的电报中，又称：

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大都谴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台湾国民党至今仍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大陆则认为他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铣电之前，因了张学良的“抵抗必败论”，东北军“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张学良并不是什么都听命于蒋介石的。易帜后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中原大战前，蒋介石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拉拢张学良吗？下道命令就行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也说“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抵抗”。

江桥抗战，马占山抵抗了，蒋介石又把他怎样了？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老蒋咬钢嚼铁一声“打”，少帅能不打吗？

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论”，前提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接到荣臻的“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一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拥护中央，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拥兵入关，体现与实践的都不无这种主张。结果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日的巧合：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关，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战；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断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

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却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在发出那封“不抵抗”的铣电时，正在江西指挥30万大军“围剿”红军。

这种矛盾、对立、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忍无可忍的少帅，没了东北的“东北王”，一怒冲天，以一种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宁死”的英雄气，挥洒出一道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的闪电。

别人可以不抵抗，他张学良必须抵抗，于国于家于他个人都必须抵抗。在中国，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强势人物，因为他的东北军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以那片丰腴的黑土地为根基的。中国的大小军阀都拼命地抓枪杆子，但若没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水土、地盘，谁也阀不起来，只能当流寇。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不开土地，喝辽河水长大的少帅，离不开那片生养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样随波漂流，身不由己地为老蒋去打在老蒋眼里好像比日本人还可怕的共产党，后来则像只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被拎去台湾还是只笼中鸟。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应处理”的电报，在那决定东北命运的时刻，无论张学良想了、说了些什么，他的行动告诉人们的都是：你老蒋不出兵，让我看情况去办，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回忆录中写得明白：“从当夜十一时稍过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让出奉天城为止，中国方面由省长公署几乎是不间断地用电话向我总领事馆表明中国官民均无抵抗之意，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到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又通知说要开放城门，以示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这么拉倒了？当然不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会抗不住国际上的压力，关东军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国联”能够为他惩罚日本，伸张正义。

儿时，笔者没少听老年人讲：那工夫若是换成大帅，一声“妈个巴子”，早跟“小鼻子”干上了。比起大帅，少帅差远了，还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会把大帅“踢蹬”了。

200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绥阳镇，采访到一位“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老人叫陈广忠，九十三岁，当年为北大营7旅通讯连士兵。事变当夜，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满口牙没几颗了。

老人说，开头听到枪炮声，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长官说是日本子搞演习。炮弹落大营里了，“子溜子”（东北老话，“子”即子弹，“溜子”即弹道）嗖嗖的，天底下有这么搞演习的吗？有的弟兄伤了、亡了，大家红眼睛了。可上边不让打，叫“原地待命”，什么鸡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吗？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仓库拿枪，动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没穿上就让小鬼子打死了。没接到撤退命令，有些军官就在那儿“挺着死”，军人得服从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着跑出来的。

老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上边不让打，养兵干什么？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儿挨枪子，妈个巴子，俺们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那打到“国联”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码。

尊敬的洋大人，你们看吧。这满营的弹坑、弹痕，是中国军队自己打的吗？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里的，兵舍里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无寸铁，而且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还有这些枪库、弹药库，这些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诸位先生可以随意查勘、检验。如此，9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阅遍古今中外的战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胜多，或者以弱胜强；或者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至于屈膝投降，大开城门的时日，许多国家、民族也都有过。可如此不抵抗，挺着死，引颈受戮、受辱的，有几多？还有吗？

鬼精鬼灵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么都筹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国联”呀，“公理”呀，“正义”呀，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嘴巴子上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腰包鼓、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有几多人愿意站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强者、胜者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话语权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他们要的是事实。而且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开头那枪炮打的都是空包弹，见你不还手，这才动起真家伙。万一攻击失利，那我就是搞演习，黑灯瞎火弄错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里，“误会”呀，“遗憾”呀，“下不为例”呀，一张嘴，两片唇，一张一合说去呗！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这是当年东北军的一支军营歌曲《上起刺刀来》，那守土卫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是何等凛然、豪迈，就像是专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写的。

山东抗战，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一和于学忠的东北军打起来，八路军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一些官兵就不打了，或者是冲天放枪了。而在“九一八”之夜后，东北军如果再唱这支《上起刺刀来》，岂不就是羞辱自己吗？

“日本子打进来啦！”原为对外开放，常有外军代表参观、访问的东北国防军的王牌7旅，官兵逃跑的，挺着死的，去库房砸锁踹门拿枪的，拿不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拿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不敢违命开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还击的，这个赤膊，那个光脚，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

没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营再乱糟的了，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再狼狈的了。

用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夺占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据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没剩几口气儿的张作霖，临死前曾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好好干吧。俺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总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最想念这片黑土地的，莫过于这位少帅了。

有段时间，终于听说他要回来了，当年的大帅府已经修缮一新，多少人翘首等待一睹少帅的风采，可这位东北老乡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也是，怎么回来呀？

如果抵抗了

历史没有“如果”。可对于“九一八”之夜，我们不妨“如果”一下：如果抵抗了，会怎样？

事变当时，日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约1.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余人，另有警察3000多人。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其中仅北大营7旅就7000多人。东北军散在各地，日军也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北大营和奉天城，而是在炮轰北大营后，即在南满（今沈阳至大连）、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沿线10余座城镇，陆续发起攻击。当时日军第2师团，其主力还在辽阳。攻击北大营的，只是第2独立守备大队的600多人。从宏观到微观，东北军的数量都占绝对优势。

战争当然不是“10个打1个”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从总体上说，装备当然是日军好，但北大营的7旅一点儿也不比日军差。旅属战车队、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有轻型坦克12辆，8.4厘米迫击炮6门，马克泌重机枪12挺。团属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与旅相同，还有个装备4门3.4厘米口径平射炮的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12挺，同式步枪120支，掷弹筒12具。操持这些装备的，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毕业生，还有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几乎没有不识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

在构成战斗力的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士气和精神的力量。在“不抵抗”造成的乱成一团的当口，那么多官兵奔去枪械库踹门砸锁干什么？那么多人执行“挺着死”的命令，虽然不无悲哀，却也说明并非大难临头就炸了营的乌合之众。而620团3营，从起床到全副武装集合完毕，只用了10多分钟，同样说明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620团是最后撤离北大营的，姜明文率9连在后面掩护。到达北围墙，刚爬上墙头，外面枪声大作，埋伏在那里的日军一齐开火，子弹打得墙头灰石飞迸。官兵立即卧倒，姜明文指挥几门小炮一阵轰击，就将日军火力压制了。

如果北大营的枪炮都能喷射出怒火，那会是一幅什么情景？

请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怎么说的：

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反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

当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各地全力抵抗时，紧急调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部队乘火车南下，一年前进关的精锐当然也要出关。19日天亮后，再出动飞机。这一天，日本驻朝鲜飞行队也到了奉天，可它能来多少架？东北军有200多架飞机（还有说300架），空中仍然是优势。你打炸我的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城镇，我打炸你的军队、大营和南满、安奉铁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标。特别是那个第2师团主力，无论还在辽阳，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个一塌糊涂。日本军队再多，飞机军舰再厉害，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一时间，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来谈吧。再把“国联”代表，或调查团什么的找来，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桥抗战，数万敌军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不断攻击，东北军以死相搏，激战16天，光日军就毙伤5000余人。须知，当时东北已是大势已去，马占山独立难支，他指挥的又是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比起北大营7旅这样的国防军，从官兵素质到武器装备都差多了。

事变之际，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抱定打烂坛坛罐罐也要血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对东北、东北军和张学良而言，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最后的斗争了，必须咬牙横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这位当家人有这等气魄吗？

事变第5天，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讨东北对策。

于学忠认为，日军现在东北各地横行，我们虽然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哪怕牺牲3个团，也要给敌人打击，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国人。同时建议在北平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军事长官，尽快返回防区，掌握军队。

张学良当时同意了，翌日又变卦了。

奉天沦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跑到锦州挂牌办公。这回从蒋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点儿含糊其辞，甚至让人觉得不无嫁祸于人味道的“相应处理”，而是命令抵抗了。因“九一八”事变而特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或个人，或与宋子文联名，一再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后退。”“航空第一队已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30日，即东北军全部撤退锦州前两天，日军进占锦州前三天，南京政府还致电张学良：

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艳”的韵目代29日——编者注），并勘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吗？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日我们对日本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提起张学良，光说道“九一八”事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名字还与“西安事变”紧密地联在一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继续“剿共”，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会那么早，日本军队也就不会那么早地陷于中国战场，日本会不会与德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是什么样子？“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还影响了“二战”历史。而人类历史上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最大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笔者和本书的读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状态，也极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可张学良在说这话时，他早已成了“不抵抗将军”，东北军早就成了“误国军”，包括我的祖辈在内的3000多万东北人民早就成了“亡省奴”。

全东北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张小胡子国民狗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

国民党成什么样，

日本子进兵快到长江，

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

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

张学良精兵二十多万，

全不抵抗只会交枪，

好个卖国张学良，

出卖中国许多地方。

……

以上分别为当年东北抗联官兵唱的两首抗战歌曲的第一段歌词，一首叫《东北义勇军歌》，一首叫《无耻卖国歌》。其中的“张小胡子”即张学良。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是“老胡子”，张学良就是“小胡子”。“西安事变”后，就把“张小胡子”、“张学良”改成了“国民党”，“出卖东北”、“卖国”的字样自然也没了。

也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也是有颗中国心的。最初的证据是淞沪抗战中，投入几十个精锐师，死打硬拼了一场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伤亡惨重的阵地战。

蒋介石不让张学良从锦州后退，并要派去飞机助战，比之事变当夜的“相应处理”是进步多了。可他能亲临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为什么就不能去北平督师抗战？倘能坐镇北平，严令抵抗，东北军会那样弃守锦州吗？

“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是有轻重缓急的。他总惦着把国内的反对派收拾了，特别是把共产党打灭了，再去对付日本人。

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他闹心。中国本来就贫困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鸦片战争后，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恰逢乱世的老大难国家的领袖。只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能攘外一剂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枪打炮轰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帮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对外。有时为了内部的安定团结，甚至不惜对外挑动事端，哪有老将的“攘外先安内法”？更何况你果真就有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内安了吗？

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表现了怎样的信念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变这样决定民族存亡、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嫩江水流啊流，流过悲惨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尔葛江桥。

洮（安）昂（溪）铁路上的哈尔葛江桥，横亘在嫩江上，是向北进入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的必由之路。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发生在这里。

11月4日，日军第2师团一个联队（团）从左翼渡江，被潜伏在对岸江边蒿草中的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掩护下，乘百余只木船、橡皮艇，再次强渡强攻。卫队团官兵待敌将靠岸时，步枪、机枪子弹刮风样射向敌群。

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又被击退。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马占山也调派援军，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拂晓战至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滨本联队也几被全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队（排）就可进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将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些二流、三流的东北军，一出手就把它打成这等模样，就大叫大嚷黑龙江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援助，有“新式武器”，为“大日本皇军”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因江桥之战伤亡惨重，1933年归国时不敢面对群众“欢迎”，时称“无言凯旋”。

在敌人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下，黑龙江军队伤亡太大，6日晚主动撤离江桥一线，退守三间房阵地。日军也因伤亡累累，无力再战。12日，多门师团主力和长岛旅团、天野旅团及驻朝鲜混成旅团陆续开到，才重新发起攻击。而黑龙江只有3万省防军，可调兵力越来越少，仍顽强抗击到18日，给日军大量杀伤。19日，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后，多门迟疑多时，派人侦察，确认城内已无中国军队，才敢进城。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其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占山将军领导、指挥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原省防军步兵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强敌压境，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即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江桥抗战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省城某团增援三间房迟到三小时，马占山当即将团长枪毙。

辽宁、吉林沦陷后，黑龙江人心惶惶，许多官员争相进关。牡丹江警署署长邓铁梅，也辞职不干了。在马占山之前代其父万福麟执掌全省大权的万国宾，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奔去北平是逃跑，邓铁梅辞职南下辽宁是抗战。

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大抬杆”（一种威力较大的火药枪，需两个人抬，又称“二人抬”）、“快枪”（步枪，因射速比火药枪快，东北人称之为“快枪”）踊跃来投，很快组织起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第二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队伍已达1.6万人，接受改编的3万人，在濒临朝鲜、旅大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区。

12月26日，就在东北军即将退出锦州时，义勇军攻打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凤凰城。邓铁梅亲率一路主力，首先解决了南大街的伪警察大队，随即分兵捣毁了县衙门、公安局，砸开监狱。日军凭借炽盛火力顽强抵抗，大都是庄稼人的义勇军凭借人多势众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几次冲锋，前仆后继，日军除少数钻入地下室，大部被歼。

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1934年春，邓铁梅患病，不能随队活动。当时，东北各地义勇军将领大都脱离战场，去往关内了，队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劝邓铁梅去关内治病。《塘沽协定》已经签订，邓铁梅的部队只剩下千把人，大气候，小环境，义勇军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邓铁梅留在这里，这方天地的反日旗帜就能撑下去。部下扯来敌人悬赏10万元取他项上人头的布告，他看罢，哈哈一笑。

邓铁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5月30日，邓铁梅在岫岩县小蔡家沟养病时，被叛徒出卖了。

1932年，日军曾以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和20万元编遣费招抚邓铁梅及其部队，先让汉奸送信，不久又派来日军军官劝降。为了彻底断绝某些动摇分子的投降念头，邓铁梅下令，将6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

日本人明白，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动硬的是没用的，就以礼相待，饮食很好，还让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军官也常来狱中与之交谈，对他的气节表示敬佩。一次，一个军官拿把折扇，请他题字。邓铁梅略加思忖，提笔挥就：“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三岁。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5日沿锦（州）山（海关）公路西犯。锦西县长张国栋召集官员开会，要大家立即赶制日本国旗，一会儿随他去城门欢迎“大日本皇军”。公安局长苑风台竭力反对，无济于事，一跺脚，带上几个部下跑了。

跑去县城西边的龙王庙，去找他多少年的冤家对头、当地最有名的胡子头“亮山”。

身为公安局长，苑风台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剿匪打胡子。他知道一些胡子的去处，晓得其中一些人的脾性，明白眼下打鬼子、保国家还得靠这些中国人。

而用报号“亮山”的胡子头刘存启的话讲：虽说俺们和官衙势不两立，也跟这位局长大人打红过眼睛，可咱们到底都是一个祖宗，不能让日本子欺负咱中国！

当即联络“德全”、“震东洋”等绿林好汉，当晚大败古贺联队，击毙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近百人。

邓铁梅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时，把胡子剿得七零八落，无处藏身，都往境外跑。胡子中流传一句话：“谁若口不对心，出门让他碰上邓铁梅。”而当邓铁梅树起抗日大旗后，他的队伍中就有当年被他剿过的胡子。

在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中，或多或少，都有收编的胡子，有的就是以胡子为主改编的。像辽宁的“老梯子”（高鹏振）、“老北风”（张海天）、“项忠义”（项青山），吉林、黑龙江的“宫傻子”（宫长海）、“双山”（姚秉乾）、“海青”（李忠义）、“天照应”（张希武）等，还成为义勇军的旅长、师长，或某某路军司令。

“老梯子”举旗抗战第一仗，就几乎全歼不破直治大尉率领的一个中队（连）日军，还生擒7人。

“老北风”的第一仗，是活捉了台安县大汉奸凌印青和他的13名日军顾问。

他们在黑土地上呼哨而来，呼哨而去，不大讲战略战术，却是枪准马快（大都为骑兵马队），熟悉地形，善于奔袭、偷袭，连奉天城也敢于攻击。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装成伪军混进城去，大白天把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搅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进东塔机场，点燃汽油，十多架飞机在冲天大火中烧成铁骷髅。

东北素以多匪著称，张作霖、马占山都是绿林出身。“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又多打抗日旗号，难免鱼目混珠。但是，作为义勇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许多队伍是坚决抗战的，许多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像堪称“胡子专业户”的“老北风”，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台安县的“荣山”崔德志，被俘后拒不投降，日寇把他关在笼子里游街，押送刑场，一路大骂鬼子。曾任吉林救国军旅长的“老双胜”祁永全，弹尽粮绝，敌人上山喊话，封官许愿，他宁肯冻饿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扬威，能耐大得好像这个世界都盛装不下的、也最该与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一夜之间或者没了影儿，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样地陪着新主子登场了。而这些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灭的，在黑土地上被称为“胡子”的土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向着侵略者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发出愤怒的最后的吼声。

1931年11月、12月，马占山将军率部进行江桥抗战，民族英雄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收复凤城县城凤凰城，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随之，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宁的唐聚五、耿继周、郑桂林，黑龙江的苏炳文等部，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次，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袭击。

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都是日军官兵——而这时尚属义勇军抗战方兴未艾之际，大数还在后头呢。

据当时的巴黎《救国时报》披露，在日伪当局的报告中显然是被大大压缩了的日伪军战亡人数，实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曾达40万以上，半年后主要部分就被消灭了，再半年后除本书后面将会写到的王凤阁等几支零星武装外，就不存在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200多架（或300架）飞机，完好无损地送给了敌人。江桥抗战中攻击马占山的部队，以及后来轰炸锦州、热河的飞机，有些就是原东北军的飞机。有老人说，那飞机上的太阳旗，有的红油漆抹得挺薄，低飞时还能看得出底下那蓝色的青天白日。还有仅奉天一地的10余万支步枪，近3000挺轻重机枪，近千门火炮，26辆坦克，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号称“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当然还包括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的大量财富，价值达17亿以上。当义勇军为补给愁苦，因缴获一支“快枪”、一挺歪把子而欢欣鼓舞时，又如何当得了不抵抗政策“无私”资敌的财富、武器，更不用说敌人原本就十分强大了。

江桥抗战期间，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马占山时，有如下问答：

——武器子弹何来？

——有库存。

——库存用完呢？

——民间有枪弹。

——民间枪弹用完呢？

——只有一腔热血！

敌人太强大了，义勇军又不懂游击战，袭用正规军的运动战、阵地战，一经敌人迂回抄袭，就陷于包围。没有统一指挥，各打各的，难得齐心协力，一些将领互不服气，互相掣肘，甚至火并，自相残杀。没有正常、可靠的后勤保障，而任何一支缺乏补给的队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战斗下去的。补给困难，纪律也就不好，特别是一些胡子改编的队伍劣性不改，一边抗日，一边发财，那结局也就注定了。

事变当时，日军只有个多门师团，到1933年已经增至5个。开头敌人只能占据城市和铁路线，特别是江桥抗战，更使其穷于应付，各地义勇军即迅速兴起。待到日军兵力增多，腾出手来，义勇军就难以支撑了。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不抵抗政策。

陈广忠老人说，日本子进攻北大营，有人还击，有枪的就跟着打上了。俺们小兵知道个什么呀？那也明白日本子不是打演习，那就得跟他干哪？天亮了，咱们的飞机呢？怎还不起飞揍小鬼子呀？撤出北大营时，有一些弟兄还傻乎乎地问长官，咱们啥时反攻呀？俺嘴巴子挨了一枪，一个多月不能说话，还能听、能想呀！

事变10天后，熙洽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宣布吉林“独立”，并通知全省听从他的命令，一切收入要上缴伪省国库。结果吉林43县中，服从熙洽的有10县，服从李杜的也是10县，23县保持中立。所谓中立，就是等待、观望，看看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态度、动作，再决定是继续打着青天白日旗，还是扯起膏药旗。

马占山为什么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们关内不出兵，不帮俺，俺自己个打不过日本子。他绝望了，还上当了，上了日本人的当，想与日本人周旋一番，俟机而动。

而从马占山到邓铁梅，以及以往难得关心国家大事的胡子出身的将领，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战的信念之一，就是认为少帅和中国的当家人不会把东北扔给侵略者不管。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ABC了，简直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诉他们什么。可忙于“安内”的蒋介石，向东北发过一兵一卒吗？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满洲国”，一纸《塘沽协定》却把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等于成了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安全边界”，也就在事实上釜底抽薪把义勇军出卖了。

张学良倒是同情、支持义勇军的，也不光是“旅长”、“师长”、“司令”地发些委任状。可他总担心被日寇用作寻衅的借口，好像不是日本强占了东三省和热河，而是他偷了人家的东洋三岛似的，那支持、援助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其能量、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为无望取胜的抗争。

但请记住邓铁梅的那句话：“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马上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义勇军失败后的抗日联军？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充。一句话，作为人、军人、军人生存、作战的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是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属别样的、罕见的，甚至是再难寻觅的一支队伍。而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广袤天地，无论黑眼睛、蓝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联那样，面对那样强大的敌人，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的种种缺陷、弱点，全凭人的意志、毅力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不屈不挠地进行着那样艰苦卓绝、悲惨壮烈的斗争。

惟其如此，当年发生在东亚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难为人详知的这场可歌可泣的殊死抗争，才爆发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历史和未来。

只是必须让我们尽力地走近历史。

一、奋起 第一章 伟哉，罗登贤

<h3>正好有了自己的领袖</h3>

一盏油灯摇曳着，映照着一张张或明或暗的严肃的面孔。

这是“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准确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点是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

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叫罗登贤，这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罗登贤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灯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墙上，那张清癯的南方人特征明显的脸上，沉稳冷峻中透着激情：同志们，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谁也不离开！大家异口同声。

罗登贤原名罗光，曾化名达平（到东北后）、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抚养。因生活困难，十一岁辍学，跟姐夫在太古船厂做工，四年学徒，又当六年钳工。他聪明、勤勉，又敢仗义执言，颇受工人拥戴，是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狱中经历各种刑罚，坚强不屈。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初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当时，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入狱，经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书记张应龙的住处，张应龙随之被捕。这个人也是个软骨头，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2月，中央决定由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后，到1935年4月无形中撤销，不到八年的时间，换了12位省委书记。他们依次是陈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h3>“民族革命战争”</h3>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而这时是11月间，江桥抗战硝烟正浓，张应龙还未被捕叛变，罗登贤的身份还是中央巡视员。像本书将陆续写到的许多在东北抗战初期就牺牲的烈士一样，罗登贤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很少，难以知晓他和童长荣以及后来的同志还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是，“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断决意，充分说明了他对童长荣的信赖，而且正好诠注了他在东北的所作所为。

在罗登贤的部署、指导下，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干部，一批批分赴各地斗争第一线。像省委几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都被他派了下去。当时东北有党员2132人，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是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点儿的义勇军，几乎都有党员在其间工作。其中以活动在东满、吉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当时属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国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活动也最得力。像李延禄被王德林委任为参谋长，周保中为总参议。后来的抗联4军、5军，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在义勇军失败后发展起来的。

童长荣、杨林、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则被派往各地领导、组织、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们发动群众，夺取武器，从无到有，陆续创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像南满的磐石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的延吉游击队、和龙游击队、珲春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北满的巴彦游击队、珠河（今尚志）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吉东的穆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等——后面将会一一详述。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后面，是19个口号，第5、第11个口号是：“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进行4年了，这样的口号也喊惯了，是不是顺嘴就出来了呀？

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说：

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团满洲省委传达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决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帝国主义占领南满后，广大的群众在爱国情绪鼓舞下的反日的爱国运动，决议上没有指示出怎样去领导，怎样去利用群众爱国的热忱和对国民党的不满，领导他们走上正确的反帝运动及反国民党斗争上去。满洲省委书记保度同志初时也有我们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的观点，更好笑的还要算党的北满特委书记，他说：“我们假使也做爱国运动，那么与国民党有什么分别？”殊不知这句话葬送了北满的许多广大群众运动哩（后来克服了）！

“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这句话今天不但难以理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那时讲共产党员有两个祖国。作为人，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你的“民族祖国”。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作为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员，苏联就是你的“工人祖国”，或“阶级祖国”。在“阶级祖国”和“民族祖国”之间，共产主义者首先要、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阶级祖国”的利益。对于“民族祖国”，因为是在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就不能爱了，而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阶级祖国”。

1930年，满洲省委执行李立三路线，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组织武装暴动，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认为武装抗战、进行游击战争是“李立三路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登贤开始了东北党的方针、路线的转变。

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无论是江桥抗战的马占山的东北军，还是吉林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都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满洲共产党人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制定出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方针、策略，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罗登贤指出党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会议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罗登贤主持下，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指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中说：

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尤其是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的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反对过去省委对这一工作的消极或认为工人夺绝了武装去当胡匪（奉天）便不去积极领导群众与将义勇军组织建立起来的观念，更应广大的动员义勇军到前线去同士兵与现在的义勇军、反日军在一起，团结与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这等于道白了正在东北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战争。

尽管还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武装抗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爱国力量进行一场民族战争，就是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罗登贤就任省委书记后，便把省委机关从奉天转移到日寇势力暂时还比较薄弱的哈尔滨。

来自南国的瘦高的年轻人，在冰城度过了第一个严冬，其间也不时到各地区指导工作。在奉天，有几次差点儿被捕。那比较典型的南方人特征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给他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和天生的机敏，总能使敌人免去怀疑。

巡视、调研、开会，起草文件、报告，有时还要亲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机关还剩几个人呀？1932年春节后，罗登贤和赵尚志要策动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哗变，在冯仲云家印刷宣传品。当时省委机关许多工作都是在冯仲云家进行的。罗登贤写完了，冯仲云在窗前放哨，赵尚志和冯仲云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机印刷，罗登贤在房间里跑步，来掩盖机器的响声。如果惊动了什么人，就说跑步暖身子，屋子里冷啊。

机警、沉稳，永远不慌不忙的样子，却是快节奏、高效率。下边来人汇报工作，有时他正在写文件，让来人坐下，就说讲吧，边写边听。有时文件写完了，那人也汇报完了，就开始作指示。人说“一心不能二用”，他却能，就有这等本事。

就在罗登贤为抗战日夜操劳时，来自党内的一股不可抗拒的逆流，向他和东北共产党人袭来了。

<h3>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h3>

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北方五省（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组织部长康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正是义勇军运动高峰期，罗登贤脱不开身，由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在会议上介绍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满洲省委的工作方针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情况下，这次会议确定党在东北的方针、任务，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陕西省委代表也谈了北方革命形式落后于南方的事实。

笔者没有资料说明，博古、康生是早已发现了满洲省委的“问题”，还是听了何成湘的发言，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但确实是立即下手了。

何成湘的发言，被指责为“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受到严厉批评。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则是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没有积极开展武装拥护苏联和创造满洲苏维埃的斗争，没有在反日中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满洲特殊论”的右倾路线。

会议强调，北方五省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

在满洲被摧残和蹂躏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是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轰鸣，轰响于临近苏联的满洲边境，在紧张的反苏战争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保卫苏联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与建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离的。

会议决定，撤销罗登贤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

7月中旬，改组后的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满洲特殊论”，全盘否定前省委的工作，贯彻“北方会议”精神：

毫无问题的创造满洲苏维埃与红军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成为满洲党应该立即执行的中心任务。并且这一形势是最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发展的，但是因为满洲省委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使党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远远的落在客观形势之后，成了群众的尾巴……甚至连尾巴都赶不上。

发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只有在传单上文字上见着，没有实际工作的布置，甚至最近寄磐石的指示竟忘记了这一最中心的任务，这是不可允许的错误，这完全是对于创造满洲新苏区的消极怠工。

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

独立领导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这是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建立满洲新的苏区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一任务必须与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汇合起来，来开辟满洲的新苏区。

“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中共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说：

要在义勇军中、反日军、反日军队中，反日的武装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向群众宣传与解释各派、各系的国民党汪精卫、陈济棠、张学良、蒋介石等等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不抵抗主义的领袖，他们只会出卖民族侮辱民族，他们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他们统统是“汉奸”。一切国民党英雄们的“反日”，地主、豪绅、官僚、军阀、老师（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组织的法师——笔者）们的“反日”，他们是为的消灭反日，而不是真的要来反日。而一切反革命派别他们的“反日”，他们是为了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样的是要来消灭反日。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与领导者。

一个日寇就难对付了，现在除了劳苦群众以外的中国人，也都成了敌人。

古今中外，没有怕朋友多的，这里恰恰相反。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

吉林省辑安县榆树乡外岔沟，有个财主叫侯福才，五十岁出头，中上个头，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此人树叶掉下来怕砸坏脑袋，却精明，能算计，一点儿亏不吃，做生意占不到便宜就跟你磨，而且几乎都能得逞，人称“猴头蘑”。他有三房老婆，大老婆不能生养，二老婆生个儿子再不怀孕，又娶个二十来岁的三房。儿子自然是他的心肝宝贝，却与他志趣迥异，喜交各路好汉，全无子继父业的心思。“九一八”事变后，儿子参加王东山领导的大刀会，“猴头蘑”气急败坏，说妈了个巴子，你败家不算，还要把小命搭上呀？

1932年3月底，鸭绿江武开江（北方河流冬季结冰，到春季时冰面融化，即开江。开江有“文开”、“武开”两种。“文开”一般在雨后，竖冰顺势滑入水中；“武开”是借风力吹裂冰块，冰块碰撞迅猛。——编者注），冰排在江面上冲撞拥叠着，咔嚓轰隆半个来月，刚汇成一江春水，日军就乘着船艇过来了。义勇军遍地，日寇招架不住，驻朝鲜日军也过江“剿匪”。当地百姓视日本人为“鬼”，认为秽物可以驱鬼，把粪水和女人的经血往江里倾投。喝符念咒的大刀会，把大刀片在胸脯上拍得山响，说你们那是扯淡，还得看老子们的。打了三天三夜，日军不断增兵，大刀会顶不住，法师王东山下令封江。江边有许多林场（当时叫“木营”、“木帮”），原木一堆堆小山似的，放下江去，江面上木排纵横。鬼子过不来了，过来的也回不去了。义勇军人多势众，见到少量鬼子一拥而上消灭了，多的就围起来慢慢收拾。

“猴头蘑”家离江边不远，一中队鬼子跑进侯家大院，利用高墙大院顽抗。如今城里、乡下，有钱人的标志是别墅、豪华车，那时就是高墙大院，用老辈人的话讲叫“大院套”。两人多高的青砖墙，门房、正房、东西厢房，有的四角还有炮楼，养着炮手。乡下穷人家通常也要夹上一圈障子，防备野牲口窜进来伤害人畜。这大院套的主要功能，就是防胡子了。“猴头蘑”吓得尿了裤子，强打精神，冲鬼子点头哈腰。鬼子让他做饭，他就抱柴烧水淘米，还把杀年猪腌的咸腊肉，平时舍不得吃的腌鲅鱼、大马哈鱼，都贡献出来。忙不迭地里出外进，麻脸上汗涔涔的，连子弹在耳边嗖嗖飞好像也不大在意了。

半个多世纪后，没人说得清这个舍命不舍财的吝啬鬼为什么会对鬼子那么大方。人们一致认定的是，他只想保住自己的家业，唯恐被战火毁了那份家业。

据说，当时逃难跑到附近山上的乡亲，看见他跪在院子中央的“索伦杆子”（满族习俗，各家院子竖根高高的木杆子，像今天的电视天线杆似的，把好吃的东西放进篮子里吊上去，喂鹰，祭天）下，冲天上作揖、磕头。

从天亮打到傍黑，好歹挨到枪声稀落下来。半夜时分，鬼子炕上地下、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猴头蘑”一点儿困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突然，东厢房响起鬼哭狼嚎般的喊叫声。“猴头蘑”跑进去，几个鬼子正把他的小老婆按在炕上扒衣服。

没人说得清复归沉寂后，“猴头蘑”把侯家大院付之一炬的情节、细节，反正是轮到鬼子们鬼哭狼嚎了。这些来自日本的禽兽，过江就打仗，几天没休息好，那一刻都睡得死猪似的。有人说，连哨兵都歪在门框上睡着了，或是被“猴头蘑”用酒灌迷糊了。第二天，乡亲们在烧得只剩下房框子和一圈院墙的废墟中，发现几个烧得变形的美孚汽油桶。在烧塌的大门楼里侧，有一堆还在冒烟的灰烬，显然是“猴头蘑”在那儿堆放了柴火。绝无半点儿军事常识的“猴头蘑”依然算计得挺精准、周到。那院墙一丈来高，被烟熏火燎得灶王爷似的鬼子，晕头转向的，一时半会儿如何爬得上去？一百二十多人，只跑出去五十来个。

冲天大火中，有人看见“猴头蘑”抱着他的小老婆，站在索伦杆子下狂呼大叫。

给我讲这故事的人说，“猴头蘑”太能算计了，连亲戚朋友也算计，人性挺臭的，再有钱人们也瞧不起他。大老婆、二老婆也嫌他太抠，没离婚，也搬出去另过了。这回家毁人亡，她们都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帮着出殡，大家凑钱买的花头棺材，就埋在那索伦杆子下。大家说，这人到头来爷们儿了一把，这辈子值了。

在鬼子没闯进侯家大院前，“猴头蘑”最恨最怕的是胡子，因为胡子最爱抢他这样的有钱人。在他眼里，后来在抗战中牺牲的儿子参加的那个纪律不大好的大刀会，就跟胡子差不多，让他深恶痛绝。在鬼子过江之前，他和当地人都未见过日本鬼子。如果不是小老婆被糟蹋了，那天晚上很可能相安无事，或许还会庆幸闯进来的是鬼子，而不是胡子。可接下来呢？“满洲国”成立不久，就宣布鸭绿江沿岸30公里的森林，只有日本人才有采伐权。“猴头蘑”也做木材生意，附近就有他的木营，这与胡子月黑风高夜的抢劫又有何异？即便这样，也难以想象他会像后面将会写到的土龙山暴动的那些财主那样，或者像更多的一时间与侵略者还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国人那样，就因为你占了咱们的东三省，我就要揍你。他会继续经营他的土地、生意，算计如何扩展他的财产、家业，也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儿子去跟日本人打仗，但他心里肯定会向着大刀会那样的抗日队伍的。

“九一八”事变前，许多好像从未想过自己是个中国人，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和自己有何相干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中国起来了。

日本人来了，各地军阀、官僚的权力和威风没了，他们会欢迎侵略者？一些地主跑到有日军驻守的城里，也不是去当汉奸，而是怕胡子，躲胡子。许多老人说，那时在乡下，谁有意无意说句日本人的好话，可能当场就被大家揍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全民性质的。

王东山是梁锡福的徒弟，梁锡福是东边道（道为行政区划名，东边道所辖区域20余县，即今吉东南、辽东的大部地区）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刀会领袖、护坛大法师，又是唐聚五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司令。十几万自卫军没有军饷，吃饭穿衣都是问题。唐聚五带头毁家纾难，部下也纷纷效仿。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将自己的存款和面粉公司捐作军资。各地义勇军所到之处，都有地主商绅捐粮捐钱，支援抗战。

黑龙江省士绅梁声德，曾任省议长，在黑龙江颇孚众望。“满洲国”成立时，日伪屡次威逼利诱，要他出任高官，他坚辞不从，命令其子梁振铎参加义勇军。梁振铎被马占山委任为救国义勇军海伦地区司令，率部屡创敌军。

1932年5月，日伪军攻打辽宁新宾县城，民众自卫军想利用天主教堂阻击敌人。女教徒刘桂祯挡在门口，说战争不能拯救人类，你们打打杀杀的，是魔鬼。后来出于“上帝之爱”，收留救治一些伤员。城破，敌人搜捕毒打教徒，罪名是“通匪”。伪县长张耀东带人搜查教堂，放出狼狗，把地下室的十几个伤员都咬死了。刘桂祯带领一些男女教徒，出城找到自卫军，成立个“上帝保卫连”。连长刘桂祯率领清一色天主教徒的官兵宣誓：为了驱逐魔鬼，我们愿与魔鬼同下地狱！

后来，唐聚五给“上帝保卫连”送面旗帜，上书“中华保卫连”。

只要抗日，唐聚五什么人都要，包括胡子。

威震东满、吉东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说过这样的大实话：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罗登贤不会说这话，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义勇军中不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司令包景华，家是大地主，原为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因参加改组派，且是首领，被撤职，回家乡柳河县办学。“九一八”事变后，随唐聚五举旗抗日。9路军有20多个共产党员，包景华对其印象颇佳。一次见到清源县委书记柳大目，两个人唠得投机。柳大目说：过去咱们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包景华连连点头，说共产党有眼力。又道：将来打走日本子，共产党得了天下，能让我当个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说：你就不想多为国家做点儿事吗？

北方会议后，将来那“自由百姓”先别说了，眼下这包景华就不行了。满洲省委巡视员到海龙巡视工作，命令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

笔者家乡有个著名的胡子头叫黄锡山，人称“黄四懒王”，据说是黄天霸的后代。黄家几代都是胡子专业户，姑娘、媳妇玩枪比干针线活还利索。说不清什么原因，黄锡山和邓铁梅两家是世仇。1914年邓家连续两次被黄家烧杀，包括邓铁梅的父亲，邓家惨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在邓铁梅的叔叔邓吉道的说合下，邓铁梅和黄锡山这对杀父血仇的冤家对头，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联手抗日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的祖辈和像他们一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肯定没听过这话，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华讲的“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他们肯定一听就明白，不听也明白。

就怎么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这等人物，竟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当时想抗战也不可能，因为国民党要“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不得共产党。

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多么饱暖的有产阶级，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难道这还不特殊吗？特殊情况不就得特殊对待吗？

东北人民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样，东北就是落后的。“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满洲省委发表多少宣言、声明，其声音和影响力都是微弱的，因为你力量就那么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认这个账，可他们好像嫌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还要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今天没见过地主的人也说“地主”，那时叫“大户”、“大粮户”、“种粮大户”。在笔者家乡，一些人还管有钱人叫“大肚（音dǔ）子”，管土改斗地主叫“斗‘大肚子’”。无论城里的各种雇工，还是乡下扛活的长短工，对雇主都叫“东家”、“财东家”。农民也不叫自己“农民”，而称“庄稼人”。你说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有人会举例说明有的大户也挺好。就是不怎么样的，俺给他干活，他给俺工钱，不也挺公道吗？更多的人会认命，说人家有钱，那是命好，祖坟风水好，俺就是这扛大活的命。你说他没有阶级觉悟，那“阶级”还没弄明白呢，这“觉悟”又是怎么回事儿？几辈子就这么活下来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弯、费多大劲呀？王德林、唐聚五、郑桂林等人，何以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十几万人马？不就是“反日”两个字吗？“打日本子入队”，“受日贼及走狗气，必须入队抗日才能得好”，“不愿受日本气”。这是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队员调查表》里“政治认识”栏中的文字，那工夫没有比反日再简单、再得人心的了。而当许多有气节的地主和各种有身份的有产阶级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或者亲自组织队伍抗击日寇时，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这叫什么事儿？是在帮谁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凡是用反日的名义，几乎在任何义勇军，甚至所谓‘胡子’中活动都不受阻碍。”

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变那时的东北，共产党人恰好有了自己难得的领袖。临危受命的罗登贤，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国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英明、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侵略者，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这次，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被撤职调离东北的罗登贤，1933年3月28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任上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没人知道，曾誓言不驱逐日寇绝不离开东北的罗登贤，在不得不离开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时，会是一种什么心境。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和笔者一样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罗登贤还活着（如果不被调离东北，他就可能活着），还在东北，还是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抗战之路会顺溜、坦荡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闪电般照亮东北的抗战道路。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不得不从歧途恢复到它原本的路线时，鲜血、生命的代价，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付不起的。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自然环境太恶劣、严酷、苛刻了，几乎不允许犯下任何较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凶险的开头！

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使共产党的东北抗战陷入极大的危机和孤立，于是这原本就多灾多难的征程就越发得多灾多难。

一、奋起 第二章 夺枪

<h3>“都学列宁好思想”</h3>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这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为避免引文中引起混乱，本书沿用此名）。他在朝鲜进行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个头比崔石泉还高，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少见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办学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就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事也就不得不耽误下来了。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扩大到200多。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还教唱歌曲，《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听不懂，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如果在奉天、吉林（吉林市，当时的省会）、哈尔滨，不用别的，就凭这些歌，特务或军警早出动抓人了。山高皇帝远，满洲省委的指示来得也晚。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中央指示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都入党了，“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领导就有10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5个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其中之一。第二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就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为了准备暴动，屯里人炒炒面，做干粮，杀牛把牛肉切成块儿，放在热炕上烘烤牛肉干，把房子都烤着了。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之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左右，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八一五”光复后，绝大部分都加入中国籍，只有少数回了故国。

与我的祖辈闯关东相似的，是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父亲和一些同志不时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一些人还继续北上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辽宁省兴京县（今新宾县）有个叫李东宁的年轻人，在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还受到列宁接见。回到兴京后，在东山沟办了个“马列主义学院”。开学典礼上，红旗招展，鼓号喧天，李东宁留着马克思式的大胡子，穿西服，人称“马克思服”。当地民国官员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跑来看热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有关专家听说后不信，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宾1918年就有“马列主义学院”了？笑话。

本书将会陆续写到的、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最初的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做“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笔者上个世纪末采访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伪满时期的朝鲜（族）人，都说那时高丽人“打腰”（吃得开）呀。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日本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就参加关东军，成了“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卖命，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镇压，收买，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隔阂。“隐蔽性”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的，日本人明白利用走狗的好处。对于汉族人，说高丽棒子共产党，和日本子一样没安好心，想占满洲的地盘；对于朝鲜（族）人，说满洲人是胡子，你们不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帮着他们把日本子打走了，不还是给他们当亡国奴吗？侵略者给予朝鲜（族）人的特殊利益，使一些汉族人的仇日心理不自觉地转移到朝鲜（族）人身上。一些朝鲜（族）人则依仗日本人撑腰，强占汉族农民的土地，打骂汉族人。一些汉族人也以牙还牙。有的山林队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朝鲜（族）人就以走狗论处。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1935年前后，苏联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集体迁移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原因不言自明。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是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那时在乡间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着白色衣裤的朝鲜（族）人，就知道是“高丽屯”了。据“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东北有17余万垧（一垧为15亩，或10亩，故有“大垧”、“小垧”之别，一般北满为大垧，南满为小垧）稻田，90%以上为朝鲜（族）人耕种。朝鲜（族）人之家非常简单，除了农具，一点儿炊具、铺盖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连鸡鸭鹅也很少饲养。这是为了迁移方便。所到之处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开始交租，3年后达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东”，类似于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盘剥，地租可达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难糊口。逢上灾年，那就只有继续迁移、逃难了。

那时人们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东北乡间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种精子”、“精米”、“精米饭”。笔者小时也这么叫。写这些，是因为后面还将写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释。

如今都说“朝鲜人”、“朝鲜族人”，当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韩国人”，民间大众则叫“高丽人”，有的还在高丽后面加个“棒子”。不光有“高丽棒子”，还有“山东棒子”。东北为移民之乡，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人，后者被称做“河北老奤（音tǎi）”。像后面将会写到的抗联9军军长李华堂，河北滦县人，就被称做“李老奤”。“老奤”的出处和意味，笔者未能寻得。山东人倔、直，说话、办事不大会拐弯，像棒子似的。朝鲜（族）人性格和山东人差不多，就都被加个“棒子”，不无贬义，却也贬不到哪儿去。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联1军老兵文广魁，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片底子密营，金日成说：你是“山东棒子”，我是“高丽棒子”，咱俩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这叫“三棒子过年”——此为后话了。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在安东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也是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的兵来了。

“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传队，十五岁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队员，这也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抗战活动。她是表演队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经常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脚打泡了，后是腿也肿了，她一声不吭。到个屯子真想歇一会儿呀，可一看到乡亲们围上来，就什么都忘了。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记不大准了。日军是1932年春进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自然应该在这之后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封信。母亲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她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回来快进屯时，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三个小姑娘叽里哇啦地吼叫着。

李在德兵见得多了。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军装的东北军，冬天穿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编者注），戴狗皮帽子。还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却扛着枪，祸害老百姓的胡子。这么一寻思，好像也没怎么寻思，心头已明白几分，知道眼前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骇人的，不过让她多看几眼的，还是那钢盔。参加抗联后，她也戴过钢盔，当然是缴获的，平时也那样背在脑后，还用它烧水做饭煮野菜。可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挺奇怪，这日本子打仗，怎么还都背口锅呀？

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后来她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她也可能会哭的。这时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颗心还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询问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乐土’——死了死了的”歇后语，先是出自模范学校学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传开了。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李在德说是。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加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一个屯住着，都认识，不知道名字。就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了几个共产党，而且估摸着母亲也在人群里。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精明强干、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就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她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可她毕竟太小了，而且通风报信什么的，母亲身边也不能没个帮手。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她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h3>“创造苏维埃红军”</h3>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里。

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父亲和大侄子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又称“海叶子”）的“花舌子”（胡子绑到票后，在胡子与票主之间往来送信、联系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说，要大嫂的改嫁钱。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用枪把人逼住，把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母亲要钱。两个哥哥治病借好多债，那点儿钱都还债了，哪还有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

屯子里来了个货郎，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哪，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旮旯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呀。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让日本子来糟蹋祸害呀！……

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就压低声音道：老弟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光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初冬，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今天）不同往常，今个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的，一会儿“自己个”（自己）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寻思寻思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帐”（啰啰唆唆）、“半拉克叽”（丢三落四）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缝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傻鞋。进土围子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个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一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这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1/3为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还有三个女队员，也都是朝鲜（族）人。80%以上为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有两个人没来，一个病了，一个被父母看住了——后来也都参加了。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的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咱们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尊重妇女，作战勇敢，关心阶级兄弟，等等。

接着宣布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3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1支俄造连珠枪，1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10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从全国往下排呀？有人说全中国有多少红军，怎么排的，俺不知道，听说南满有个32军，这么排，咱们就叫“中国工农红军33军汤原游击队”吧。

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300多支枪，4支手提式，2挺机关枪，10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这回游击队也“吃”上了。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5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没翻到，有人气不过给他几下子，赵华瑞还得赶紧制止。

从地窖里抱出5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创立苏维埃政权。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学家绍雍的这首《蒙学诗》，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写的，诗中的景象，也肯定与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无缘。

以很零星的农家形成农村，一般的相隔数里或数十里，有几家或十几家的农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几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农。

这是1930年5月22日《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清原、柳河属南满，南满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北满，人称“八十里为邻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几百里，有时也难得见到一户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会是这样子呀？因为它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没见过人，不知人为何物，瞅着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亲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锅里炖吧。

如今到哪儿要住宾馆，到乡下也得找个小店住下。那时到乡下见到人家就进去，叫“讨宿”、“讨个宿”，主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见外。再穷的人家，大子小豆饭就咸萝卜疙瘩也管够。那时见到个外人稀罕、亲哪。“老客”从哪疙瘩来呀？“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属尊称，类似于今天的师傅、老板。俺从“山东家”来。东北大都是山东移民，最初闯关东的都是俗称“跑腿子”的打工汉，春来秋去，提起山东要带个“家”字。俺祖上也是山东家的，你是山东家哪疙瘩的呀？越唠越近，黑灯瞎火唠半夜。

那时在北满，“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从关里来的“跑腿子”，有的给种粮大户扛活，叫“扛年头”、“吃劳金”，有的搭个窝棚，人称“跑腿子窝棚”，开荒种地。看到哪儿冒起缕炊烟，有伴了，高兴啊，跑去看，唠得热乎呀。这家哥几个，认识老大的，就叫那儿“刘老大屯”，认识老二、老三的，就叫“刘老二屯”、“刘老三屯”，逐渐统一为“刘家屯”。或者在当地娶个媳妇，或者回山东家把家小带来，刘家屯就人丁兴旺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h3>假投降变成真叛变</h3>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出马一定成功。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啸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的？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1000多人，10多挺机关枪，还有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这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呀？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出什么。二来不让他当团长，他心里不乐意，当团长才能好好给咱干。三来能够影响别的山林队，有利于以后拉队伍。这一条最重要，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这一个团。

杨树明说：俺看这个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张旋风说：这个人旧军队意识很重，俺看“悬得乎的”（不牢靠）。再说了，省委、县委都讲要保证党的领导，把1000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说：在旧军队撸枪杆子的，谁还没点儿旧意识？他当团长，他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

张旋风说：你在背后领导他，名不正、言不顺的，早晚是个事儿。

杨树明说：这事得往细里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们俩娘儿们家家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三个人中，这时上级并未明确谁是负责人。王永江马列水平高，当年在东北军时官也大，处事果断，无形中也就成了领导，他也常把“出了问题俺兜着”挂在嘴上。

转眼就看大雪飘飘了。

东北人讲究猫冬，胡子也猫冬，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更是东北的自然环境使然，老天爷叫你猫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种两季，脚后跟撵脚指头地忙活。这东北，特别是北满，一年中半年时间大雪封山捂地，庄稼上场、进仓了，庄稼人就猫冬了。胡子打家劫舍，从春忙到夏，树叶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枪”（把枪藏起来。把枪用枪油擦拭，或是把蜂蜡融化了内外涂遍，用油布包上几层，装箱埋入地下，几年都不会损坏）回家了，或是寻个地方吃喝嫖赌去了。第二年开春天暖了，再回来重操旧业。较大的队伍有山寨（胡子称“底窑”），胡子头有的在山寨猫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连轴转的。东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铺地，官兵很容易寻着脚踪找到你，危险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获不大，连年都过不好、过不去，那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本来就是个脑袋掖在裤带上的营生。只是眼下兵荒马乱，胡子一帮接一帮的，这营生就不大好干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ɡá）了，义勇军垮了。”在当年的资料和如今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听见这句话。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山大王还没怎么当出感觉，那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位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没底，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1000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棉衣，那种环境、条件，发动群众紧赶慢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干出来的呀！

就在这时，驻依兰县城日军派人送来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队建制，官升一级，还发“奖金”。

“假投降”的意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反正孙仁宇是极力赞成。

王永江不同意：孙团长，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种事不能干。

之前一直挺听话的孙仁宇，这回不听摆弄了：不干也行，你说怎么办吧。不抢不夺不绑票，这是你宣布的纪律，那也得有个进项、财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吗？你说咱们打日本子，抢夺日本子的，这话没错，可弟兄们冻得刚出壳的鸡崽子似的，这日本子怎么打？假投降，糊弄它一把，白捞它一把，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日本子不也是一个鸡巴俩卵子吗？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也是七尺男儿中国汉，也打过日本子！

能言善辩的王永江，就有些无言以对。

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用作抗日经费，这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有句像口号又不是口号的话，叫“不抢不夺”。不光汤原地区，整个北满，还有南满，在游击队初创时期，都这么讲。红军怎么能抢夺老百姓呀？那不成了胡子了吗？打土豪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北方会议”之后。问题是一些义勇军闹得欢的地方，义勇军失败后，胡子闹得也欢，因为溃散的义勇军，许多都变成了胡子。像孙仁宇这样又抢劫又抗日的山林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乡下的有钱人躲胡子，都跑到城里去，没土豪可打了，城里的土豪什么的又打不了。眼下几支队伍凑成的这个团，实际就是乌合之众，不经过一段教育、整顿、训练，是根本上不了阵的。而要挺过这段时间，不想个什么法子，就这么“不抢不夺”下去，迟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奉系军阀时代，山林队假投降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对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经历，无论怎样千差万别，在眼下一些当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道：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识时务者为俊杰，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比之枪打炮轰死伤人，哪多哪少，鬼子当然会算账。不过，比之同期和后期伪军所受的待遇，这一次确是非同寻常的。据笔者所知，这时如何对待像孙仁宇这类的队伍，伪满最高当局尚没有统一的条条框框，那就是各地随机处置了。而如此“厚待”孙仁宇这些人，意在招揽更多的孙仁宇为其效劳，则是无疑的了。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露宿风餐。他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就像那个年代民间大众常用来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们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现在那骨头确实在那温柔乡中酥软了，曾经沸腾过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h3>和胡子合伙又垮了</h3>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得枪又得炮。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成天算计着动手的日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当班长，这小子鬼精鬼灵的，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里套上话了，结果就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又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进去就把矿警队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像抱个刚出生的大胖儿子，乐得合不拢嘴，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个“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叫“仁和”——一听这名字，不就是绺子（胡子队）吗？

像说道朝鲜（族）人一样，不说道说道东北的胡子，本书许多内容就说不清楚。

东北胡子源远流长，究竟始于何时，笔者请教过一些专家，难有定论。比较一致的见解是，绝对数量不好说，按人口比例，在近现代史上，在东北被称做“胡子”的土匪，应为全国之冠。而且，一位胡子出身的人物能够成为“大帅”、“东北王”，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还有被称为“辅帅”的张作相，以及后来江桥抗战的民族英雄马占山等等，寻到根头，都是胡子。榜样的力量即便不是无穷的，也是很大的。不能金榜题名，那就当胡子，受招安，当大官——这也是东北胡子多的原因之一。

还有日本胡子、白俄胡子。一些日本浪人，有的是追求或向往杀人越货、恣意妄为的胡匪生涯，并幻想以此出人头地，有的是犯了罪铤而走险，有的还有陆军情报部门的背景。他们想方设法加入绺子，也学得一口黑话，与中国的胡子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还当了头目。像报号“红颜龙”的山本重太郎，报号“小白龙”的小日向白郎，报号“铁甲”的根本豪，还有女胡子头“满洲阿局”等。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这些从装束到语言都难看出是日本人的胡子，操纵、利用胡子，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别动队。白俄胡子，即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东北的白俄匪帮。“九一八”事变后，一心恢复昔日天堂的这帮东西，把希望寄托在日军北进上，死心塌地效忠日本，抗联没少与这帮东西作战。

为什么东北管土匪叫“胡子”呢？有关专家和民间老人说法不一。一说是打家劫舍前要化装，把自己搞得青面獠牙，头发、胡子染成红色。后来有了火药枪，为了防火药、铁砂倒出来，枪口要塞以红缨，作战时将其拔出来顺便叼在嘴上。所以，最初的胡子，据说是被称做“红胡子”的。一说是最初的胡子都留长发长胡子，既能镇骇对方，又可掩盖真面目。虽然有几代为匪的胡子专业户，毕竟多数人迟早还要回家过日子、做好人的。那时没有透明丝袜什么的套在头上，满脸胡子一刮回家了，就是最便捷的整容术了。一说是满清入关后，汉族移民渐多，并带来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富有阶级就受到抢劫。历史上，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这些抢劫者就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一是顾名思义胡来，胡作非为，二是用“胡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民俗学者，干脆用了这样四个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变后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叫“遍地起胡子”。

有资料称，事变前辽宁全境胡子为1800余人，事变后一些地区一个县就不止这个数。像兴京县，多则几百人，少则十几个，光有字号的胡子队就30多个。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称“山林队”也好，叫“胡子”也罢，就是胡子。当然也有区别，有的只绑大户，有的连穷人也一样祸害。事变后就不同了，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海伦经过长时间的义勇军蹂躏”，“他们对于反日军之土匪行为，将有深深的增（憎）恶”。这类文字在当时各地党组织给省委的报告中，不时可见。1933年5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一份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说：“有一次，离鹤岗郊外三里地，一个人空手就缴了四个日军的械和打死了三个日军”。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让人想见城外是谁的天下。

关东这片黑土地，虽然胡子不断，到了还是难免两条道，或者被剿杀，或者被招安、收编，吃官饭。这招安、收编，一怕缴械，二怕编散。缴械，没了枪杆子，就像老虎没了牙，编散了，弟兄们抱不成团了，那早晚还是一码事。当年王德林啸聚山林，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打他，张作相就是以原班人马一个不动、一枪不缴为条件，将其收编为13旅63团3营的。如今小鬼子也来这一套，嘴上说得好，谁知安的什么心？

汤原地区几十支义勇军、山林队中，较大的是“屠旅”和5团，原来都是马占山的东北军，有的投降了，有的成了山林队，有的拿不定主意。当胡子不容易，投降不甘心，还怕被缴械。有的就跟日本人谈条件，谈成没谈成，投降不投降，暂时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彼此都没底，麻秆打狼——两头害怕。5团投降时，日军到驻地举行仪式，点名，一个营长突然拔枪射击，一些弟兄也纷纷出手，打死4个日本军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10余士兵。鬼子也有防备，机关枪扫起来，打死30多人。5团降的降，散的散，有个连长带几十人上山，报号“忠厚”成了山林队。

胡子都有字号，字号五花八门，都有讲究，大体可分五类。一是炫耀武功、实力，如“双枪”、“打得好”、“打一面”；“三省”、“九江”是地盘大、有势力，其实有的绺子就十几个人，屁股大块地方。二是图个吉利，希望大富大贵，如“常占”、“九盛”、“宝全”，等等。胡子干的是刀尖上的营生，自然希望性命、财富长长久久。三是表示一种人生志趣，“天良”、“君子人”听着和善，“野狼”、“黑风”就凶残，令人恐惧，这也正是要达到的效果。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打日本”、“压东洋”，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四是首领名字，如后面将写到的“朝阳”，其首领就叫孙朝阳。这种情形较少，因为字号兼有保密功能，自报家门，官府找上门去，灭你全家。像“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一书中，谈到同年2月12日在抚松县二道流河召开的一次联军会议，1军军长杨靖宇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与会的山林队则只有字号，首领“姓名不详”。五是在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如“老疙瘩”、“一枝花”（并非女性）、“青山”等，一般都有出处，大都因其首领之好恶而得。许多字号带有迷信色彩，这一类就更浓。“九一八”事变后还有一种特例，就是“屠旅”、“王参谋长”、“赵团”、“王营”、“刘连”什么的，基本为原东北军的队伍，旅长姓屠就叫个“屠旅”，以此类推。他们瞧不起胡子，就这么番号不番号、字号不字号地叫着，以示与胡子不同，其行径也与胡子差不多。难说有胡子就有了字号，也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有的还成了地名，如黑龙江省庆安县天明阳镇（当年属吉林省）。“天明阳”首领姓张，不骚扰百姓，又坚决反日，后来被俘，押送哈尔滨731部队，下落不明。

“胡子进屯了！”“胡子‘打街’（“街”即镇子，又称街基，打街即攻打镇子，“街”音ɡāi）了！”在儿时听老年人讲的关于胡子的故事中，是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惊叫声的。来的倘是小帮胡子，在梆子、锣鼓或铜盆什么的敲打声中，青壮年就会操起棍棒和杀猪刀什么的，前去应战。倘是大帮胡子，打不了，那就只有任其抢掠。当然，来得及逃跑时，那就逃跑了。东北人管躲避战乱叫“跑屁头”，躲避胡子叫“跑胡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躲避沙俄侵略者，还“跑毛子”。

可现在，人们不喊了，也不跑了。遍地起胡子，往哪儿跑哇？

1932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华子沟一带一般状况与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土匪现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为正大光明的范围了，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东北是移民之乡，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垧土地的大粮户，从春种到秋收，一家就得几十几百上千的农工。还有林业、矿业，也需要大量的季节、非季节性的工人。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被称做“跑腿子”的青壮年，春来秋去，就像如今春节前后的民工潮。在通常只有南北一条街的各地县城，都有叫做“工夫市”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人喊上一嗓子，说明每天的工钱和吃食，就会有一大群“跑腿子”拥上去。那时，无论“跑腿子”，还是已在当地安家落户的，谁当了胡子，即便偶尔为之，“老×家出胡子”，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但是，现在不行了，顾不得这个了，得活命呀！

自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为了攫取这片丰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之一，就是卖军火给胡子。哈尔滨大白楼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岭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干这种勾当。贩卖军火，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胡子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便乱中下手，火中取栗。而今，终于天下大乱，遍地起胡子，闹的乱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国”。

胡子祸害百姓，不容忽视。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满洲国”就是一种威胁。即便是那种专事抢劫的胡子，走投无路时，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从义勇军到山林队的过渡阶段。溃散的义勇军，除了过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还未进入山林。这是一个对民间、社会的冲击、损害非常大的时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九一八”事变，是先闯进朝鲜、中国，后来又跑去东南亚杀人放火的侵略者的罪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盗、胡子。而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在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而我对于那种一边抗日一边扰民的战死疆场的先人，也是怀着敬意视为英雄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抗日不扰民的了。

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眼里，特别是中上层，对于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四面受敌，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仁义和谐，和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生存。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

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队伍经鹤岗东北的船房子、烟囱山，向汤原北部山里进发。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队拉到个僻静的地方，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

队伍走到鸭蛋河区七马架子屯，碰上一帮“九江”胡子。

两下里站定，“九江”头子于九江双手抱拳，先左后右在胸前一晃，道：“西北乾干一座楼，千人万马俺在头，五湖四海访朋友，江洋路上汇成帮。”

东北军老兵大都会些胡子黑话，王永江抱拳还礼道：“走江洋，闯绿林，江洋路上一家人。”

对上了，“仁合”和“九江”就唠上了。

听于九江讲他们也打日本子，王永江就说：人多劲大，咱们合伙干吧。

教导队人多，枪也好，还有挺机枪，不知于九江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是答应了。

但有一条。王永江强调：“仁合”只打日本子，不抢百姓，“九江”能行吗？

于九江又答应了，可他的部下还是偷呀摸呀抢的，到哪儿都会弄出些动静来。王永江经常批评制止，也跟于九江谈过几次，这小子点头应着，行动照旧。

老百姓不干了，说这是什么反日军呀？纯粹是帮胡子，不给他们饭吃，饿死他们！

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王永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跟杨树明和刚任命不久的政治指导员裴世铁一商量，请示当地鸭蛋河区委，决定把于九江和几个恶行昭著的家伙除掉。

队伍来到刘侉屯北山里的桦皮营子，有个叫韩占发的“把头”（领头干活的），领几个人在那儿“放耳茬”（把柞树锯倒，经伏雨浇过腐烂了，上边长出木耳来采摘——锯树的过程叫“放耳茬”），都是救国会员，就决定在这里动手。

韩把头刚打只野猪，拳头大小的肉块子，在大锅里翻滚咕嘟着，香气四溢。这天是5月1日，山野间黄糊糊的，背阴处有的地方还残留点脏兮兮的积雪，阳坡上个别抢春的树种枝条油光光的，快要鼓出苞芽了。

一间马架子似的小木房，一张几块粗拉拉的木板钉的长条桌，两边各摆一长条凳。王永江、韩把头和裴世铁坐一边，对面是于九江、二当家的和炮头“老来好”。队伍散在外面吃饭，由杨树明指挥，以打碗为号，一齐动手。

打碗的任务交给了王钧。他就是这次参加的游击队。让他打碗，一是革命坚决，二是精明机灵，三是人长得较胖。如今国人以胖为丑、为病态，忙于减肥，那时正好相反，以胖为美、为健康、为富态、为福相。今人求之不得的苗条，则是穷馊馊的穷酸相。那时人穷，胖子很少，王钧从小就胖，喝凉水也长肉。那时的人多少都有点儿迷信，特别是游击队搞几次都垮了，一些人就觉得倒霉，运气不好。王钧长得富态、周正，让人觉得吉利，能成事。

屋里有酒，外面就是小米饭野猪肉。杨树明琢磨里面喝得差不多了，一递眼色，王钧起身去锅里盛饭，早瞅准地上一根干树枝子，假装绊了一跤，一个蓝瓷大海碗就“吧”地摔地上了。

胡子最忌讳打碗了，碗碎了，吃饭的家什不就没了吗？于九江在里边喊了一声，机枪手已经抱着机枪冲进去了，“九江”的人里里外外都被枪口逼住了。

王永江当即宣布，于九江匪性不改，违抗命令，抢掠民财，祸害百姓，败坏反日军声誉，屡教不改，为严明军纪，就地正法。

枪毙了于九江，又将几个坏分子开除出队，队伍继续向北边的通河县进发。

“老来好”四十来岁的样子，中等个头，赤红面子，有几颗麻子。这小子兵痞出身，能说会道，枪打得准，不然也不能成为“九江”绺子领兵打仗的炮头。两队合并后，瞅着最靠近“仁合”的就是他了，特别是在王永江面前。王永江叫他干什么，从无二话，而且干得利索。除掉于九江等人后，亮出教导队的底细，他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树明提醒王永江：俺看这人心里藏把刀，咱们得提防着点儿。

裴世铁也说：俺也觉得这人不是“善茬子”（指有能力但不好对付的人，常用于否定句），咱们可得接受教训呀。

王永江道：你们的意见挺好，俺留个心眼儿就是。

在通河训练、活动一个多月，回来已是6月中旬了。去时枝条光秃秃的，这时已经树叶遮天，满世界绿意了。王永江和杨树明挺高兴，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时候到了，该跟小日本子好好干几仗了。

过了汤旺河（汤原县由此得名），到了孙臭嘴子炭窑，就是汤原县界了。王永江说在这旮旯歇两天，洗洗衣服，晾晾鞋子和“腿绑”（指“绑腿”，当时东北人反过来叫），最要紧的是弄弄脚、歇歇脚。

汤旺河，洼丹河，舒乐河，巴兰河，小古洞河，大古洞河，来回路上除了河，就是沼泽。腿脚成天在水里泡着，都白了、木了、没知觉了。扎破的地方都沤烂了，那肉一抠一块，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回来的路上，“老来好”更积极了，王永江就介绍他入党。杨树明和裴世铁不同意，王永江说俺也品他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人没外心，是实心实意跟咱们好。

走得人困马乏，那人睡得香甜呀。几声狼嚎过后，山野间益显静谧。

三个人影闪进王永江、杨树明、裴世铁和机枪手住的小房子，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

王钧老人说，当时我睡得太死了，枪响好一阵子才醒，迷迷糊糊听人喊“挣着了”。这是胡子黑话，意思是“得手了”。枪毙于九江后，王永江就宣布革命队伍不准说黑话，怎么又说上了？是胡子来了？胡子还敢找我们“撩闲”（撩拨、找事），活腻烦了？这么寻思着爬起来，就听“老来好”扯着破锣嗓子，喊什么“大当家的”，俺“老来好”给你报仇了。这下子觉出不对头了，再一看，咱们的人都叫人家拿枪看上了。

“老来好”站在小房子前，黑灯瞎火看不清模样，就听他喊：俺“老来好”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俺们大当家的报仇。俺是为抢金元宝回家，不是抢人头回家。俺不杀你们这些“崽子”（喽啰，这里指游击队员），都滚子回家吧。

王钧老人说，“老来好”带人走了，我们跑进小屋子，血腥气呛鼻子，摸哪儿都黏糊糊的。点亮油灯，哪个人身上都中了几枪。摸摸看看，老杨中队长中了八枪，还有气儿。赶紧扯衣服包扎伤口，弄木棒、树条子绑扎担架。那挺捷克式机枪，也叫“老来好”抢走了。机枪手姓韩，是个朝鲜族人，三十多岁，那时都叫他“韩机关枪”、“韩射手”，平时都和领导在一起。那时机枪手不光射击技术好，更得政治可靠、坚定，机枪是游击队最大的宝贝呀。

老人叹口气：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主要领导死的死，伤的伤，枪也没了，游击队又垮了。把烈士遗体掩埋了，抬着老杨队长走吧，回来了。

<h3>买两支撸子再干</h3>

梧桐河边的几个地窨子里，藏着60多个党团员。敌人统治越来越严，特务、密探四处活动，越是红地盘盯得越紧，屯子里待不住，猫在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隔三差五，屯子里的积极分子来给送些粮食、土豆什么的，一般都是下半夜来，也是脑袋掖在腰带上呀。进了地窨子，看到人们都兴奋地挤上前来，就不由得摇头叹气。那人眼窝子凹进去老深，男的女的蓬头垢面没了模样。

地窨子里黑暗、潮湿，那人嘴里、嘴角都是燎泡，心焦啊。这“地下党”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了，就这么被动地待着，算是怎么回事儿呀？得跟敌人干哪。要是让敌人寻着踪迹，闻到味儿，岂不是连窝端了吗？

这天晚上，中心县委书记夏云杰来了。

夏云杰三十多岁，山东沂水人，近1.80米的个头，人称“夏大个子”。二十多岁闯关东来到汤原，先在县城打零工，后到乡下种地，农闲时去黑金河金矿做临时工。这人性格坚忍、豪爽，又颇稳重，一口山东话讲什么都有条有理的。

“地下党”们乐坏了，热闹了一阵子，夏云杰给大家讲形势：中央红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南方十几省都建立了红军，估摸着有几十万了。咱东北也拉起好多队伍，南满有红32军，东满有红34军，北满的巴彦、珠河、海伦，吉东的密山、饶河、宁安，都有了咱们的游击队。咱汤原虽然几次都失败了，可咱们还有党、有人呀！在座的60多人，不就是支现成的队伍吗？而且都是党团员，纯粹的红军。

一些人插上话了：没有枪，算什么红军呀？

夏云杰笑吟吟地从腰间摸出两支撸子，立刻就被身边的人抢了去，没等摆弄几下，又到了别人手里。

有当过游击队员的，摆弄几下就说，这一支是坏的，打不响呀？

夏云杰苦笑道：就是脱裤子当袄，也就能买这样两支枪了。

一些人就不由得想起被“老来好”抢去的那些枪，特别是那挺机关枪。

上次组建游击队前，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来汤原县巡视，在中心县委所在地7号屯附近几个屯子，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活动，一些农民提出把胜利果实捐出来反日救国。反日同盟会会员在党团员带动下，也纷纷捐钱捐粮。县委以每支6000斤大豆的价格，从地主、溃兵手中买了13支步枪，还有两支撸子，1支“七星子”（一种装7粒子弹的左轮手枪），这才有了游击队和夺黑金河金矿矿警队的枪。

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只有傻瓜才指望官军能够保护自己。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东北民间养枪的历史，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枪是财富的象征，你的枪多，说明你需要保护的财产多。既能体现身份，又具使用价值的是像挺小机枪似的驳壳枪，又称盒子炮，东北人叫“匣子”、“匣子枪”。因其身管长短，又分“长苗儿”和“短八分”，短八分就是比长苗儿短了8分，弹匣有装填10发子弹的，有装填20发的。装20发的又称“大镜面匣子”，“九一八”事变后的市价，一般为30担大豆（如今1担为100斤，当年东北分大担与小担，分别为600斤、400斤）。“九一八”事变前，富家子弟骑匹走马，挎支大镜面匣子，其吸眼球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街上跑辆私家“大奔”。

夏云杰望着大家的眼神，知道那心头都在想什么：咱们要是有钱，买它几十、几百支好枪，那该有多好呀？

夏云杰清清嗓子，握紧拳头：同志们，咱们都是穷人，咱们的党也是个穷党，但是这个党是最有力量的，因为穷人占大多数，因为咱们有马列主义这个最强大的武器。有鸡就下蛋，有人就有枪，夺！咱们还要夺枪，要武装起来拉出去，和小日本子拼个死活！咱们一定要对得起牺牲的烈士们，对得起咱们的先人和后人！

对！夺枪，和日本子拼到底！大家异口同声。

跳动的油灯光，照耀着地窨子里一张张形容枯槁的刚毅、激动的脸。

鹤立镇东二堡，有个十几个人的自卫团，是日寇组织的。伪自卫团的院子挨着个场院，几个庄稼人模样的中年汉子，要买那一垛垛的谷草，指手画脚地在和主人讨价还价。通往自卫团的路上，有两个人拎着粪筐捡粪。太阳热辣辣地烤照着大地，知了在树枝上拼命地聒噪。

路上过来两个人，边走边哼着小调：“松花江的鱼儿大又长呀，江边的姑娘白又胖……”

二十多岁的是团县委书记于永顺，瞅着单薄、秀气，却是机灵，还有把子力气。年纪大点儿的叫徐振江，长得五大三粗的，连喘气好像都一股山东腔，却没人叫他“山东棒子”。山东人脾气犟，他又是个犟中犟，一句话能砸个坑，有人说他“镢（犟）头不是镢（犟）头，是个镐头”，就得名“徐镐头”。

干什么的？门口哨兵冲两个人喊着。

大兄弟忘了咋的？俺是你们伙房大师傅的小舅子，俺娘肚子疼，俺来找他买点儿大烟土。于永顺边走边道。

哨兵说：再来给俺捎点嘎儿吗的（零碎东西什么的，又叫“嘎七嘎八的”）呀。

于永顺大声道：你就䞍等（坐享现成的）吧。

走进院子，进得屋里，南北大炕，迎面墙上挂着一溜步枪。北炕上几个人躺着睡觉，南炕炕头上放张桌子，下棋的，看热闹的，叼烟袋的，抽烟卷的，大都光着膀子，吵儿巴火的。那时的窗户都是上下两扇，上面一扇向里开，用个钩子钩住。

不准动！徐镐头炸雷般一声吼，两只撸子对准南北炕上的人。一时间，自卫团的人呆若木鸡，两个人也不敢上前拿枪，就按原定计划，于永顺开始训话：都给俺老实听着！俺们是红军游击队，来“取”（音qiǔ）你们的枪打日本子。你们都是中国人，是穷人，日本子烧咱们的房子，杀咱们的男人，奸咱们的女人，你们倒帮狗吃食，替日本子看家护院，还叫中国人吗？老老实实让俺们取枪什么事没有，谁动一动就打碎他的脑袋！

见徐镐头和于永顺进去了，捡粪的王钧和翁大成就往哨兵跟前靠近，场院里买谷草的庄稼人也跑过来。未等哨兵明白怎么回事儿，一把匕首就把他逼住了，那支步枪就到了翁大成几个人的手里。两个人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院子，翁大成边跑边从兜里掏出一个焚火帽，套在枪口上，跑到窗前就把枪口从糊着窗纸的窗格子里捅了进去。

翁大成和王钧都是老队员了。那个血腥之夜，在收拾王永江等人的遗体时，翁大成从韩机枪手的衣兜里，翻出个焚火帽。焚火帽又叫消焰器，就是拧在机枪口上的那个喇叭状的器件。这是那次游击队垮掉后，留存下来的唯一的“枪毛”。这根“枪毛”这次可起大作用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作用。翁大成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在这上头可用心了，谁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

真有不老实的，贼眉鼠眼地欠起屁股，就想去墙上抓枪。就在这时，一挺“机关枪”从窗外伸了进来，这小子立刻就傻眼了。

太阳有点儿西斜了，鸭蛋河伪自卫团大门不远处，一个中年汉子和个老头骂骂咧咧地吵架。

老头扯着嗓子骂：你他妈的是个畜生！俺这么大年纪了还欺负俺，几斗麦子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不还。你小子不讲理，咱们找高团长评理去。

壮年汉子嗓门也不低：你在俺家白吃白住几年了，还有脸要那几斗麦子，天下还有你这号不讲理的吗？

看热闹的越聚越多，有人就说这不是大老李和他舅舅宋木匠吗？一些人就上前劝架，说舅舅、外甥的，为几斗麦子值不得，叫人家笑话。舅舅跳着脚喊，俺没他这个外甥，抽冷子就是一个耳光子。因个高而被称做“大老李”的李凤林，说你是长辈，俺不还手，你不说要找高团长评理吗？那就走啊，走啊？

这李凤林是鸭蛋河区委书记，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不是党员，就是团员，连个舅舅也是党的积极分子。上次游击队夺了东二堡自卫团的枪，才十几支，还得夺，李凤林就说夺俺们鸭蛋河的。当然还是智取，智取就得有短家伙，才能接近自卫团。上次夺枪后，两支撸子又让县委要回去了，他们也是拎着脑袋到处跑，也得有点儿防身的家什呀？正愁呢，来了帮叫“阎王队”的胡子，区委宣传部长徐光海认识“阎王”，去借。那“阎王”说俺就这俩“跑梁子”（匣子枪），万一有个闪失，那不是把“平口”（饭碗）打了吗？

李凤林亲自去见“阎王”：你不就怕俺给弄丢了吗？这样吧，俺家除了人以外的东西，全都押给你。这事败了，全是你的。成了，枪还你，再随你挑两支最好的大枪，再给你带出来个鸭蛋河最大的财主。

李凤林家是个大家，一个大院10多间房子，养着大骡子大马大车，有点儿钱。“阎王”当然会算账。当即签字画押，借给两支短八分。

门口哨兵拦挡不让进。这舅甥俩表面互不相让，暗中使的一个劲，哨兵如何挡得住？还有个地下党员王居选，假装拉架，也跟着拉拉扯扯地进了院子。

听到外边吵儿巴火的，伪自卫团长高魁一，从屋子里趿拉着鞋走出来，双手叉腰，张口一个“操”：妈个巴子，跑这地界来撒野，找死呀？

高魁一的威风还没耍完，李凤林和王居选的两支短八分，就对上了他和几个出来看热闹的伪兵。大门外围观人群中的游击队员，也各司其职动作起来。翁大成还是上次的动作，边跑边把焚火帽套上去，再把枪口从窗格子捅进去。

再仆再起，五次三番，汤原游击队这次终于站住脚了。

抗联6军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来的。

一、奋起 第三章 赵尚志拉起支队伍

<h3>出场就是悲剧</h3>

哈尔滨正东、紧挨着哈尔滨的巴彦县，有支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又称巴彦游击队，创建人是共产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1932年4月，受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派遣，与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张清林等人，回东北参加抗战。他们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后，来到张甲洲的家乡巴彦县七马架子，拉起一支约200人的队伍，张甲洲为总指挥，原巴彦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为副总指挥，原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任参谋长。

如今“清华”二字如雷贯耳，清华学子让人肃然起敬，就更不用说那个年代了。只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耍枪杆子的事，就没怎么把几个学生放在眼里。队伍初创，几个只搞过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也不知该如何举足投步。不久王家善和孔庆尧带着自己的人马走了，队伍减员一半。张甲洲着急上火，派郑炳文、张清林到安达组织武装，他自己去大烟沟联合胡子队“绿林好”，共同抗战。

6月，罗登贤审时度势，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先为省委代表，后任参谋长，意在巩固、发展、壮大这支党领导的反日武装。

这时，队伍又发展到200多人，农民、工人、士绅、知识分子、大排队、胡子，什么人都有。张甲洲的宗旨，只要打日本子，什么人都要。赵尚志赞同这种做法，但他认为这支队伍需要改造。且不说胡子、大排队出身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农民，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也是要不得的。就提出建立“中心队伍”的思想，使之成为旗帜、样板，来影响、带动，乃至改造全队。

张甲洲一腔热血，路子也对，只是一介书生，哪带过这样三教九流的队伍呀？管严了，一些人受不了，跑了，不跟你干了；管松了，扰民，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他很认同赵尚志的意见。几个党员一商量，从所属的3个大队中，选出20个年轻、健壮、思想品质比较好的队员，单独编成个“模范队”，党的主张，部队纪律，先在模范队中贯彻执行。长官不许打骂士兵，谁也不准打骂勒索百姓，不许抽大烟，不许说胡子黑话，等等。

“老太太，你别惊，过了胡子就是兵。”那些“打精米，骂白面”的人中，还包括腰挂“镰刀鱼”（刀鱼、带鱼，这里指刀）的警察。那时在老百姓眼里，除了胡子，没有比被拆解为“丘八”的兵再臭、再可恨的了，警察则是“警察狗子”、“马路橛子”。在草民百姓眼里，这些扛枪挎刀的人，天生就是对他们施暴的。不打骂、祸害百姓的军队，谁见过？至于当官的打骂当兵的，老兵欺侮新兵，也是世代相传，家常便饭习惯了的。

那时大小当个官，在下级面前就端着架子，弄出许多特殊、不同来，仿佛不如此就不叫官了。后来的抗联领导人，有的也未脱俗，有的还吃小灶。从巴彦游击队的省委代表、参谋长，到抗联3军军长、总司令，赵尚志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没什么与士兵不同的地方。

平时，赵尚志喜欢和士兵唠嗑。家在哪旮旯呀，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上队前干什么呀，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乐意”（满意）的地方呀。那时的人特别怕官，平时再油嘴滑舌的人，见官也难免舌头发硬。有时几个人唠得正热火，赵尚志过去了，立刻就噤声了。慢慢地就好了，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了，就想找“小李先生”唠唠。

这时，赵尚志化名“李育才”，二十四岁。这一年打下巴彦城后，他和同志们有张合影，十几个人中明显的一张挺圆的娃娃脸（与电视剧《赵尚志》中扮演主人公的演员高强的脸型，正好相反），个子也小（2004年6月，在长春般若寺发现赵尚志的头颅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根据颅骨测量推断身高为1.60至1.63米之间），队员都叫他“小李先生”，亲切中透着尊敬。没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北满，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大大的赵尚志”。这时在大家眼里，这个“小李先生”只是见识广、人缘好，又直性，说话办事特别“隔路”（特殊、与众不同），而且隔路得挺对心思。

1932年11月，巴彦县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这支队伍：

在群众工作上建立了士兵会，发展了组织，在生活方面逐渐改善他们生活，衣物鞍马都平均来分配，打击过去个人的自私观念，改正他们的土匪意识和流氓行为，在过去他们不分穷富，乱打、乱抢、打骂庄稼人，现在他们与庄稼人都很和善。

过去土匪吃鸦片的很多，现在几个队伍只有一、二队和洋炮队里有几个，其余少年队和教导队里一个也没有了。

1932年7月，巴彦县城成立伪政权，城外仍是义勇军的天下。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队西渡少陵河，到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活动。所到之处，只要反日都欢迎。8月东返时，游击队扩大到800人，全是马队。8月12日，张甲洲和赵尚志就与活动在巴彦县东北老黑山的原马占山所部的才团（因团长才鸿猷姓才而得名。——编者注），在木兰县蒙古山活动的“绿林好”联系，约定鸡叫头遍为号，联合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天亮就打了下来，并活捉伪县长。

打下巴彦城，反日军声威大震，才团团长才鸿猷自封旅长，让“绿林好”头子当了团长，又想吃掉游击队。建立模范队，让一些人感到稀奇、高兴，那些抽大烟的，习惯了“打精米，骂白面”的，就觉得受不了，只是没机会。这回才鸿猷封官许愿一拉拢，这些人一串联，呼啦啦都跑了，只剩下以模范队为骨干的不到200人。

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9月，得知呼（兰）海（伦）铁路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心吃掉这股敌人。半夜时分，100多骑兵将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摩拳擦掌，都憋着一股劲。哪知鬼子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敌人反攻，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从中午战至深夜，不得不突围出城。伤亡百余人，缴获物资未带出来，携带枪械、用具也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左眼被弹片击中，血流满面，从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

更要命的是，“北方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了。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就没当回事儿，仍是过去的老路数，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

这回仍是据理力争，只是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

从此，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敌人。

东兴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装都成了对头，而且打得很顽强。

原来队伍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最早发展入党的11个人中，还有两个。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纷纷离队而去，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伙来、一齐起来，“哈”音há）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h3>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h3>

赵尚志和张甲洲、吴福海等人来到哈尔滨，找到满洲省委。

省委召开几次会议，研究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认为赵尚志右倾，执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不讲少数民族政策，是游击队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给予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张甲洲已不被视为党员，也就谈不上处分了。

省委责令赵尚志检查错误，他不但拒绝了，还找省委领导申辩、理论，有时言辞很是激烈。有人给省委写信，说他“对党的领导机关敌视谩骂以至脱离党的态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赵尚志——笔者）同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同志在领导张甲洲队伍中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编者注）已经发表近两年了，省委已认识到自己“左”了，可赵尚志那顶“右”的帽子，是那么回事儿吗？

无论怎么回事儿，在赵尚志的眼里，真理都是简单的。以“反日”为口号，到处是朋友，队伍受挫很快就能重整旗鼓。而在省委领导人的眼里，真理同样是简单的，那就是中央决议是不容置疑的。

从赵尚志二十四岁的照片上看，那张娃娃脸上眉毛挺重，眼睛不大不小。当年曾和他并肩战斗的抗联老人，都说他的眼睛特别亮，有人还说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特别是生气、发怒时，剑刃般灼灼逼人。还有，赵尚志的嗓音特别洪亮，而且能言善辩，理论一套一套的。而包括笔者采访时还在愤怒地指责他的人，都说这人性子太直，脾气暴躁。

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队伍垮了，党籍也不明不白地没了。就不难想象这个爱咬死理的脾气暴躁的直性子，当他的申述被置之不理时，因负伤而只剩下的一只右眼，那目光会怎样的灼灼逼人，那张不饶人的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是赵尚志，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几乎注定就是悲剧性的人物。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市（今属辽宁省）三区王伦沟乡喇嘛沟村。近一个世纪后笔者到朝阳采访，我们的民族英雄的故乡，早已改称尚志乡尚志村了。

赵家为书香门第，赵尚志的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家境比较优裕（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就有人追究他的“阶级根源”）。父亲赵振铎曾任县自治会副会长、县议会副会长，为人正直、侠义，思想开明、进步，有反抗精神，是当地受人尊敬、颇有影响的人物。《朝阳县志》载称：“晚清附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即秀才——笔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创办清乡会，发展会员千余人。以抗苛捐杂税、打击贪官污吏、缉捕匪盗、储粮备荒为宗旨，与朝阳县长孙廷弼发生数次武装冲突，打死警察12人，缴获其枪支马匹。同年六月，孙廷弼调兵血洗清乡会。失败后，携家经北京辗转至哈尔滨定居。”

1934年，赵尚志已是威震哈东的“赵司令”。日本宪兵侦知赵家在道外区16道街附近的集良街，将父亲抓去，让他劝儿子别再反满抗日。赵老先生受尽折磨，坚不吐口。母亲张效乾四处求人借钱营救，有人怕受牵连，闭门不见。张效乾昂然道：你不用怕，俺不会再来了，但俺要告诉你，俺儿没做坏事，他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后来是把五间青砖房卖了，才把人赎出来。一家人逃去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居上海、香港、贵阳、重庆、西安等地。

赵尚志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六，二哥三姐一弟四妹。小弟赵尚武，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副队长，1943年反“扫荡”中在河北阜平牺牲。二哥赵尚朴，1932年入党，1938年去延安，离休前是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大妹赵尚英，30年代参加左联，抗战后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三妹赵尚芸，1932年被组织派往上海团中央受训，之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

赵尚志从小胆大。乡间狗多，小伙伴去谁家，都是他在头里。再凶的狗，见他不叫不咬，老老实实的，连大人都觉得奇怪。

据说，赵尚志在街上玩，碰见三个孩子在那儿谈理想。一个说，俺家都是庄稼人，将来粮满仓，畜满圈，吃不愁，穿不愁，胜过有钱住高楼。一个说，俺长大了要当保长，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第三个孩子鄙夷地瞅着他们，说老子长大了当县长，都管着你们。赵尚志上去薅住“县长”领子：俺就当个打县长的！

赵家搬到哈尔滨后，生活顿显拮据。父亲在一家火磨（米面加工厂）记账，大哥在一白俄家赶马车，不久去苏联打工。赵尚志先给一白俄老板当杂役，后来又到一家首饰店学徒，与二哥做卖面粉、月饼、烧饼的小生意，在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支行道里支行当信差。1925年，大哥从苏联寄回一笔钱，家境好转，十七岁的赵尚志到许公中学读书，先为补习生。他在朝阳县立高小读过三年书，主要是天资聪慧，当年即考入中学。

青年学生敏感、热情，精力充沛，学校又是个新思想流行的地方。赵尚志从小胆大、机敏，善于独立思考，过早的社会底层打磨，又使他比一般同学敏锐、成熟。而这一切迸发出最初的光芒，是在上海“五卅”运动后，迅速席卷各地的反帝爱国风暴中。

6月12日，哈工大、六中、三育、东华等学校代表，集聚普育学校，决定响应哈尔滨市救国后援会的号召，在学生中开展募捐活动，支持上海。赵尚志是许公中学代表，回校被大家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会长兼交际股长。在校园，在街头，在闹市，洪亮的嗓门，奔走的身影，怀揣着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世界，热血青年，豪情万丈。

接下来，在声援“五卅”运动中入党的赵尚志，在郭松龄倒戈引发的反奉运动中被开除学籍。

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4期招生，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为武装斗争准备人才。听说这个消息，赵尚志喜不自胜，党组织也同意他去。一是因为他这个人适合学军事，二是反动军阀到处抓人，留在东北很危险。

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来到花红柳绿的广州，赵尚志被广东的革命形势激动着。他的形势可是不妙。笔试文化程度，口试对三民主义的认识，都没问题，在“体格试验”上卡住了。当年和现在，在广东人心目中，东北人都是身高体壮的大汉形象。眼前这个小伙子，倒是一口正宗的高粱米、大子口音，那个头在广东人堆里也只能算小个子。

赵尚志急了：俺就不明白了，这国民革命还怕人多吗？俺大老远来到这旮旯，你让俺去哪旮旯？当“街蹓子”（流浪街头，“街”音ɡāi）呀？俺也没钱了，俺也回不去了，俺也不走了，就在你这旮旯吃军饷了！

在许公中学，赵尚志是个穷学生，也是个好学生。而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却鲜有记载。很翔实的上中下一套《黄埔大传》连同附录的“同学录”中，甚至找不到“赵尚志”三个字。但是，当这个好像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扛枪打鬼子的铁铮铮的汉子，终于感动上帝踏入黄埔军校后，还会有人怀疑他不会竭尽全力吗？

赵尚志的治军带兵生涯，是不时可见黄埔军校影子的。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东北，翌年3月在长春被捕。

受审时，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俺是国民党员。问他信仰什么，他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信奉基督教，滔滔不绝大讲三民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入国民党者，基督教徒居多，遍及东三省。基督教以舍己救人为宗旨，国民党重在舍身救国，彼此主义相同。三寸不烂之舌，一时间也弄得敌人一头雾水。

在奉系军阀统治的东北，国共两党都处于地下，关系也未完全破裂，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党组织派赵尚志到长春，协助长春特别支部负责人韩守本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更有利于开展斗争。

鞭子抽，棒子打，坐“老虎凳”，用子弹壳刮两肋和前胸，豆粒大的汗珠从赵尚志的脸上直滚，他一声不吭，只听牙齿咬得咯咯响。戴副近视镜，文弱书生模样的韩守本也不含糊。敌人就把他们押赴刑场。枪声响了，三个胡子应声倒地，他们两个好好儿的，原来是让他们陪决的。开枪前让他们跪下，赵尚志说老子要站着死。没死了，韩守本说尝过死的滋味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儿。

1931年12月，经组织营救，赵尚志与18名同志获释出狱。

从1925年夏入党，到“九一八”事变，6年间，赵尚志一多半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

问题在于敌人抓他、打他是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和自己人怎么也说不清、道不白呢？

风打麦波千层浪，

雁送征人一段愁。

披靡无术，

被屏逐于千里之外。

写给朋友的这首小诗，道白了他的心境。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终老本溪的方未艾老人，当时是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赵尚志、杨靖宇、金伯阳，还有建国后的著名作家舒群、杨朔，都是他那儿的常客，赵一曼去的次数最多。不管什么时候来了，有什么吃什么，谁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杨靖宇去磐石前，一双鞋不行了，见床边有双新皮靴，一试挺合脚，就穿走了。

1933年春节前后，杨靖宇来了。方未艾说：赵尚志哪去了？好久没见到他了。

杨靖宇说：小赵在巴彦游击队犯了错误，是李立三路线。

过了半个月左右，赵尚志来了，瘦了，一脸疲惫，眼里网着血丝。

两个人唠一阵子，赵尚志道：省委把俺开除了，不要俺了。俺窝囊了这么些日子，也寻思开了。打日本子，不分党员、非党员，每个中国人都有份，谁也不能挡俺。

1932年4月，中东铁路日本军列往来不断。14日夜，根据省委指示，赵尚志和商船学校学生范廷桂，在哈尔滨市郊成高子车站附近路轨埋设炸药，颠覆一列军列。据《盛京时报》报道，日军死11人，伤93人。这应该是东北共产党人直接痛击侵略者的最早战果。说赵尚志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显然不妥。只是这位黄埔4期生梦里鼓角连营，渴望的是率军纵马疆场，没想到果真一试身手，竟是这个下场。

这时赵尚志家里最着急的是他的婚事。且不说抱孙心切的母亲，连一向主张婚姻大事儿女做主的父亲，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在那个年代，二十五岁绝对是个大男了。街坊邻居那些一般大的小伙子，没有不当爹的了。要是换个人，找个心仪的姑娘，这辈子可能就改弦易辙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对于愁苦、郁闷的年轻人，这也不失为一种解脱的方法。可这样就不是赵尚志了。婚姻意味着责任，大英雄、伟丈夫赵尚志，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哈尔滨地委分配他负责地区的妇女工作。让这样一个还一身军校气息的硬汉专门做妇女工作，未免不伦不类，甚至滑稽，可他二话没说。开除党籍，省委让他担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这回他拒绝了。

之后，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这样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赵尚志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h3>独行侠</h3>

3月的哈东，北风卷着雪粒子在旷野逞威，枯草的梢头在雪地挣扎，树林子东倒西歪地号叫，天地间灰蒙蒙的。待到太阳出来了，满世界雪亮冰莹，那些出没山野的野兽不知什么感觉，那人就得眯缝着眼睛。

冰天雪地中，一个人手里拄根棍子，在雪野间跋涉、独行。累了，原地站一会儿，或者找个背风的地方歇一会儿；饿了，从胸前棉袄里掏出个包米饼子，朝贴身的一面啃几口。饥肠辘辘不赶劲，就把冻得铅球、铁饼似的饼子在石头上摔碎，一块块捡起来放嘴里嚼着化着。远近不时有狼嗥声，晚上周围闪动着绿莹莹的眼睛，紧赶慢赶也赶不上一户人家，就在雪地间燃堆火，打发掉这个雪夜。至于那一帮一伙的胡子，一言不慎，整死你就像踩死只蚂蚁。有时则完全取决于人家的心情好不好，那一刻是不是想拿你寻开心。

赵尚志这个没了党籍的人，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地在哈东的冰天雪地中跋涉，是在寻找一个叫孙朝阳的人。

《朝阳县志》载：“孙朝阳（1904—1934年），汉族，本县人，字兴周，因朝阳籍人，绰号朝阳。初以经商为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正行商于吉林阿城，毅然将资本献出作为抗日经费，拉起1500多人抗日队伍，活动于宾县、珠河、延寿、方正等县境内。1932年9月，率众2000余人攻占宾县，建立抗日军政府，翌年4月撤出。此间曾诈降后从军中组织哗变，使日军受挫深重。继在阿城境内活动时与日伪军激战，伤亡惨重。当时赵尚志曾以家乡人身份投靠相助，不久因形势不利而撤走。孙于1933年10月24日，于哈尔滨去北平的火车上被俘，拒不降服。1934年春，被日军杀害于哈尔滨南岭。”

在哈东大大小小的义勇军中，“朝阳队”是支较大的队伍，队员成分也好，反日也坚决。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赵尚志，去投奔这支队伍，主要的原因，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朝阳”两个字。就是今天在哈尔滨见个朝阳老乡，也要平添几分亲热，更不用说那时候了。倘连慕名而来的老乡都不收留，那就太不讲究、不仗义了，难在江湖上混了。

在宾县东部山里，赵尚志见到“朝阳队”的一支队伍，人家却根本没把他瞧在眼里。

赵尚志那样子也实在太不起眼了。黑裤子黑袄，腰间扎条麻绳，脚上乌拉，头上狗皮帽子，像那两只“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样油渍麻花的。这些都没什么，“朝阳队”那人也不比他强哪去，关键是个子小，身板也单薄。那眼睛倒是贼亮，亮得叫人心动，透着股刚劲硬气精神头，左眼眶下却有块月牙形伤疤，那眼珠一动不动，瞎了。

是个独眼龙。有人喊了声，一些人就凑过来，嬉皮笑脸地取笑着。这个说就你这小样儿还要打日本子呀？给日本子垫马蹄子都不够个。那个说俺看行，现成的一只眼，瞄准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赵尚志不理不睬，见过来个骑马的头目，就上前抱拳施礼道：这位当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阳队”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队，请当家的收留。

头目瞅了赵尚志一眼，面无表情，只管策马向前。

赵尚志一把抓住缰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是中国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赵尚志有支枪，或是有匹马，是不用费这番口舌的。不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来，而且朗朗上口，这个头目就不由得打量起这个脾气好像挺拗的小伙子。

赵尚志适时地追上一句：俺是热河省朝阳县人，跟你们大当家的是同乡，俺就是来扑奔他的。

头目说：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开玩笑）的事，你能干什么呀？

赵尚志道：只要能为反日出力，干啥都行。

这个头目正好缺个马夫。

有人说，赵尚志这辈子，从零起步的时候太多。

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时，那省委代表是何等身份？任参谋长、第一政委（还有说是政治部主任）时，仍是省委代表。又来个省委代表，他是第一代表。满洲省委认定他要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负主要责任，因为在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第一党代表的权力，是超乎一切人之上的。而今在“朝阳队”，他连个大头兵都不是，与火头军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人家。

入党也得从头再来，而且来了一遍，还得来第二遍，直到牺牲还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赵尚志在团省委工作，两个人后来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刘少奇那个“永远”是11年，赵尚志那个“永远”虽然5个月后被拿掉了，开除党籍却长达42年——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什么纪录。

马夫的任务，就是喂马牵马遛马管好马。

从江西到陕北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马夫，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当了门卫。赵尚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用句现成的俄罗斯谚语，叫“口袋里是装不住锥子的”。

最初的印象，是这个小个子马夫勤快，心肠热，谁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平时没事去伙房帮着烧火、做饭，行军牵马还常为别人背点儿东西。很快又发现这人嘴茬子厉害，能说会道，肚里有货，奉天呀，吉林呀，哈尔滨呀，天南地北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只是讲到广州这时节穿“汗褟”（夏天穿的短袖贴身小褂）还出汗，大家就都有些疑惑。“朝阳队”里，原东北军、破产农民和胡子，约各占1/3，而无论什么出身，根上大都是庄稼人。那时的庄稼人，去趟县城就挺开眼界了，说谁去关里了，就觉得这人这辈子回不来了，得扔那边了。宾州没去过也听说过，这广州在哪旮旯呀？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吗？

在巴彦游击队，“小李先生”再没架子，队员们也不能不仰视他。这回可就倒过来了，任何人的目光都是居高临下的。平时没事见到他，就喊马倌，过来来一段。逐渐地，人们就往他身边凑了，目光也开始向上瞅了。即便仍是喊他过去来一段，那话语中也不能没有一种敬意，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不是一般人了。

赵尚志终于一展身手，是指挥“朝阳队”打下宾州城。

准确时间不大好说，大约在春季。像“朝阳队”这样一支千多人的队伍，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不使敌人警惕的，有机会就想吃掉它。这次日伪军是三路围攻。孙朝阳得知探报，赶紧召集会议。硬顶不行，一些人说就从没敌人的一面走，一些人说那可能正是敌人设的圈套，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孙朝阳拿不定主意，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着急上火。

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赵尚志自然成了会议中心。关系到“朝阳队”的命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们就想听听他们心目中的能人有何见解。

赵尚志已经胸有成竹：打日本子，打日本子，这日本子就得打，硬打硬，打不过，就挑他软和的地方打。哪旮旯软和呀？俺看眼下宾州城就挺软和。那旮旯的日本子和汉奸队，都奔咱这地界来了，咱们就抽冷子把它的老窝端了。

赵尚志边讲边比画，还用草棍在地上画着。

有人就把马夫的退敌之策，向孙朝阳报告了。孙朝阳眼前一亮，重新开会，让这个马夫老乡再详述一遍，当即决定赵尚志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并许诺如果此战得胜，就任命他为“朝阳队”的参谋长。

赵尚志以一部为疑兵，在山中牵制敌军，大部做好撤离准备，伺机跳出包围圈。他自己率领一队精锐，利用夜色掩护，直插宾县县城宾州镇，天亮前赶到就打。

宾州距哈尔滨60公里，为哈东重镇，平时守备森严。这时主力都出发“讨伐”“朝阳队”了，留守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突然间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慌了。

战斗正酣，赵尚志下令停止射击，单枪匹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报告你们的县长，就说李育才要跟他谈判。文谈，打开城门让俺们进去，那你还是中国人，缴枪留命；武谈，那你们就是汉奸，打进城后全按卖国贼治罪！

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彦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门打开了。

在敌人眼里，“朝阳队”就是帮胡子，实际也真有些胡子的味道。胡子规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走西门——那不是上西天了吗？

敌人也挺狡猾，可赵尚志还管这个吗？

敌人根本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一手，赶紧回师增援，“朝阳队”顿时转危为安。

马夫当上参谋长，孙朝阳没有食言。

赵尚志这辈子，无论怎样跌跌撞撞，命运多舛，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

<h3>珠河游击队</h3>

还得来句“话分两头”。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县（今尚志市）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东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一分为二为铁路南和铁路北两部分，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城镇，像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由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县。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期曾有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保家保国挺好的。中心县委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几个月，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都无果而终。接着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都无一例外地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最成功、影响也最大、到了还是失败了的是策动苇沙河伪军哗变。请看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应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抗联三军史略》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在哗变队伍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下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北方会议”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这时已经开始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抗战路线，还是“北方会议”那一套，等待着即将正式组建的珠河游击队的，会不会还是巴彦游击队的结局？

“朝阳队”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圆脸，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那时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也是“掌柜的”、“当家的”，丈夫称妻子“屋里的”）。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写过了，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7人参加“朝阳队”，做秘密工作，意在组织党独立领导的反日武装。“秧子房掌柜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挺引人注目，更兼这7个人都是朝鲜（族）人，那汉话说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两语就听得出来。那时各地党组织中朝鲜人居多。赵尚志当然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留意这几个人。

“朝阳队”中认识赵尚志的，都觉得这个马夫挺神秘的，在李启东等人眼里就不能不画个问号：这人是不是个共产党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时向中心县委报告。

几十年后，有关党史专家调查采访时，有人说赵尚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缺点是冒失。有了两次坐牢的经验教训，这个马夫在“朝阳队”的“地下工作”就显得比较老到、缜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寻对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觉，就能碰出火花。待到宾州之战后孙朝阳兑现诺言，这参谋长和秧子房掌柜的之间，虽然难以说道明白是种什么隶属关系，毕竟可以公开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满洲省委回复了珠河中心县委的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县委把那个头、形象一说，这人除了赵尚志，还能是谁呀？

出师未捷，先丢党籍，没人说得清赵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时，是何心境。孤独？苦闷？悲愤？还是报国有门，可以打鬼子的激动、兴奋、自信？乃至于誓死抗战、马革裹尸的决心？抑或是兼而有之？而我们从这年8月3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朝阳队伍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却不难感觉到这个独往独来的抗日大侠重新见到党组织时的心情：

关于赵尚志的问题。他现在部队里面，他非常欢迎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他在朝阳的队伍中有很大的信仰（尤其破宾州计划成功之后）。我在上层中的工作须经过他（非同志的关系），可是对党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应取什么态度。

“非同志的关系”的赵尚志，非常欢迎珠河党团组织，而对满洲省委则仍然表示不满意。这似乎不无矛盾，他似乎应该说说类似“母亲打儿子”的话——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8月上旬，“朝阳队”联合几支义勇军、山林队，再次打下宾州城。赵尚志认为宾州城不可久留，没收敌伪资产补充部队，应赶紧撤出。孙朝阳和各路首领都不同意，结果遭敌反攻、轰炸，队伍损失惨重，撤进山里。

自马夫献计破宾州后，赵尚志就成了孙朝阳心目中的能人、恩人，器重、信赖，参谋长有职有权。对秧子房掌柜的也是一样。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当然不晓得什么北方会议了，知道的是共产党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他这样的人不是革命对象了，可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呀？

10月4日是中秋节，在苇沙岭大锅盔山中老林的房子里，孙朝阳和他的堂兄“容易”，还有“宝盛”，喝酒聊天。这时的“朝阳队”，孙朝阳的威望大不如昔，赵尚志则如日中天，反对他的人也越发激烈起来。“宝盛”说大当家的，你那个老乡要杀你，咱们得先下手。“容易”说对，先下手为强。孙朝阳不同意，说参谋长能做出这种事？不至于。“宝盛”和“容易”就一边劝酒，一边极力劝说起来。

有个队员叫王德全，正巧路过那儿，听到几句。这人原是巴彦游击队的，胆大，反日坚决，赶紧跑去报告赵尚志。赵尚志和李启东一商量，也觉得孙朝阳不至如此。就决定继续做孙朝阳工作，实在不行，见机行事，组织武装哗变。哪知当天晚上，王德全悄悄进入孙朝阳房间，抱出一挺机枪，来见赵尚志。早就心怀叵测的“宝盛”、“容易”等人，已经有所动作了。

没有证据表明，独行侠赵尚志来到“朝阳队”，是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孙朝阳不收留他不仗义，他这个老乡如果这样做，同样是要被人耻笑的。东北沦亡，国家有难，他就是要打鬼子，尽个匹夫的责任。这样理解，显然更具可靠性和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没别的路了，当即分头通知其他人，携带枪支离开“朝阳队”。

黑灯瞎火，急三忙四，临时分头通知到六道河子汇合，9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宝盛”、“容易”把两个人绑起来，非要杀掉不可。孙朝阳厉声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杀人家干啥？

两个朝阳老乡和抗日英雄的缘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汤原游击队第一次组建一年后的又一个双十节，珠河游击队在珠河县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他们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人手一支——人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3军。

一、奋起 第四章 杨靖宇到磐石

<h3>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h3>

抗联1军的发祥地，是吉林省磐石县。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部，老爷岭山脉横贯境内，为长白山与松辽平原的过渡性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据1930年统计，全县人口209900多，其中朝鲜（族）人占2.5%，在土地问题本就严重的南满就更加严重了。而只要有党的领导，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会化作行动，事变后转化为反日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

1930年8月，磐石县委成立，同时建立共青团、农民协会、赤卫队等，减租减息，分粮抢粮。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一年后，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辖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磐石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

日寇以“民族自治”为口号，在朝鲜人聚集区扶植亲日势力，成立“保民会”，又称“朝鲜人民会”。这种组织遍及东北各地，直属日本领事馆，加入后可以借贷，避难时有救济。1932年2月9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带领60多伪军，从县城来到磐东郭家店一带，抓走拒不参加保民会的反日群众23人，其中包括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等9名党团员。老百姓不干了，在3名女党员的带领下，700多人跑到郭家店，将朴春圃所在的伪兵营团团围住。入夜，人越聚越多，“放人”、“杀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号声山呼海啸，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朴春圃开头还硬着头皮挺着，这工夫差点儿尿了裤子，赶紧把人放了。

4月3日清晨，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和磐石分署巡查本田、影泽，带领一些伪军，由走狗金汉钟等人引路，突然出现在磐东东北岔，抓走9名党团员和反日群众。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闻讯，立即布置了一个“夺回被捕同志运动”。

这是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早春黄黄漠漠的山野间，通往县城磐石镇的乡路上，几辆载着被捕同志的马车，前后是押解的鬼子、伪军。之后则是几乎清一色白色衣裤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妇女、小孩、老头，也就是十几步距离地跟着，一路喊着“他们没有罪，要抓把俺们都抓去吧”。

敌人骑马，只是那马车不能像骑兵跑得那么快，那也比两条腿快呀！俗话说，“清明不脱棉裤，死了变兔子；清明不脱棉袄，死了变猫。”马上就是清明了，那棉衣棉裤脱了的和没脱的，头上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脚下尘土飞扬，那人一个个汗流浃背，脸上汗呀泥的没了模样。几里路下来，年纪相当的，体力好的，还能翻来覆去地喊着那句话，其他的大都就剩下张口喘了，那也死死地跟住不放。

快到小孤山时，前面路口站着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员，为首的是后来的抗联名将李红光。敌人见势不妙，刚要动武，村子里呼号喊叫着跑来几百人，将敌人团团围住。有的喊口号，有的向伪军宣传反日救国，有的上车去解捆绑被捕者身上的绳子。松尾命令伪军开枪，响了几枪，都是冲天上放的。鬼子打马就跑，逃命去了。

从1932年5月1日起，中心县委动员、组织1000多群众，由孟杰民和李红光率领，从磐西到磐东，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所到之处，吃大户，抓走狗，组织民众法庭，罪大恶极者当场处决。日伪军赶来镇压，孟杰民只身去到伪连部，讲到激动处，热血青年，热泪满面。伪连长低头不语，末了道：俺不抓你们，你们快走吧。

磐石县委成立时，就建立了一个“特务队”，主要是抓捕勾结日本人和官府的走狗，所以又称“打狗队”，磐石游击队就是在“打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省委到抗联各军领导人，经常不带引号地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叫干部决定一切。从1932年1月，满洲省委陆续抽调吉林市特支书记张振国（张玉衍）、北满地委做兵运工作的杨君武（杨佐青）、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坡、李明海、崔山好等，这些磐石游击队和后来1军的领导人、中坚分子，就是他们举办的训练班培训的。

1932年6月4日，磐石游击队在磐东三道岗的小金厂成立时，混进来两个奸细，是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派进来的。像前面写过的那个“老来好”一样，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伪装进步，颇受信赖，可以参加游击队的决策会议，结果游击队的一切活动，都在敌人的注视之下。6月14日，1分队被引入郭家店东沟，敌人里应外合，打死3个队员，打伤两人，其中政委兼1分队长杨君武身中4弹。

游击队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对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有人说地主也有爱国反日的，这样打不是个事儿。可是，北方会议精神马上就传达下来了，持异议的就觉得自己错了，主张这样干的也更胆壮了。结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说的：

“各地的地主、会兵（即保民会组织的反动武装——笔者）、胡匪、守卫队、保卫队等，到处抓我们的群众，截断我们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烧了三处。因此各地的群众不敢在家中住。”“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这篇紧急报告中，中心县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径，那就是让游击队与反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打着“常占队”的旗号，以此来摆脱到处树敌、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凑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难免。待到公开、尖锐起来，中心县委认为“常占队”可能杀害队内党团干部，遂令把队伍拉出来。

磐石游击队成立时，正式名称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和“常占队”合并，省委认为是投降了胡子。这回脱离“常占队”，省委亲自提议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北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把“红军”旗号亮出去，反倒报号“五洋”——与汤原游击队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谋而合。

伊通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地主张博卿有十几支枪，县委得到的情报是枪未放在家里，实际都在家里。11月27日，磐石游击队来到长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陈述利害，张博卿说枪早让胡子起走了。队长孟杰民和参谋长（姓穆）就找上门去。孟杰民进屋面谈，参谋长在大院门口，如果发生意外，参谋长鸣枪为号，队伍即上来围攻。那队伍却在一公里之外，赶到时已经晚了。围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队员被俘，外面两名队员受伤。

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h3>中国同志成了宝贝</h3>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派来了。

<h3>“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h3>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两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东北农村小康之家的写照，用到中原及全国各地，同样适用。杨靖宇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10亩，自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加上一对小儿女的四口之家，光景应该说是可以的。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丧父失夫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在经济上仍是可以的。杨靖宇一直没有中断学业，应能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和谐，重视教育。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时用的，之前还曾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的化名。杨靖宇本姓马，八岁在本村读书时，先生给他起名“尚德”，即马尚德。以至于建国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和同学不笑不说话，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县立高小当官、有钱人的孩子，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后来1.80米出头的个头，这时也身高力壮，没人敢欺负他，可谁欺负别人也不行。班里有个“孙少爷”，把人打了，还让人家给他当马骑。杨靖宇听说了，把这小子胖揍一顿，问他还欺不欺负人了，并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状，不然还揍你。

杨靖宇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管教杨靖宇等人，杨靖宇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辍学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5）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抱一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镜的继任者，当“1·26”指示信在实际上宣告了“北方会议”路线破产的同时，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历史让他在这个时候走上这个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会议”的精神行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的悲剧，当然更是最早抗战的东北共产党人的悲剧。

赵尚志是曾经表示了异议的，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易于理解的话讲，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省委亲自提议将磐石游击队改称红32军东北游击队，下边反倒起了个胡子字号“五洋”。杨靖宇作为省委巡视员到了磐石，毫不迟疑地将其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

而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则在1933年1月28日给省委的信中说：“关于游击队领导上的错误，指出以后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庄稼人常挂在嘴上的这句歇后语，应该是各地党和游击队再仆再起的写照。而以磐石党和群众的基础，又有省委的大力帮助，却也迈不过“北方会议”这个坎——杨靖宇也是一样。

后来有“南杨北赵”之誉的赵尚志，是罗登贤派下去的最后一位军委书记，杨靖宇则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军委书记。“北赵”到巴彦游击队后，炎炎夏日，却是北方会议的寒流滚滚。“南杨”去磐石游击队时，凛冽严冬，迎面而来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暖暖和风。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对现实，要杨靖宇把拿不到现实中去的口号变成现实，他也会变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

<h3>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h3>

杨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视的。他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6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个收山货的“老客”（生意人）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后，那还有个好？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你杀俺，俺杀你，咱们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倘是那种见了绳子和枪就哆嗦的主儿，再有几个，八九也是没命了。见杨靖宇面不改色，穆连山先生几分敬意，再听侃侃而谈挺有道理，当即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朋友了。

这是杨靖宇第一次见识东北胡子，想必印象深刻。

离开“常占队”，又让一帮叫“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指望不上了，“常占队”还找咱们报仇，这地方待不得了，应该去东满，东满不行就去苏联。少数服从多数，就向东满进发。11月中旬，到达桦甸、永吉交界的常山屯，大雪飘飘，天地皆白，衣食无着，走不下去了，悲观失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杨靖宇来了。

夜深了，杨靖宇还在跟大家谈话。他指着挂在墙上的油灯，说咱们游击队就像这盏灯，没碗不能盛油，有碗还得有油。大家伙儿差不离都是磐石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不就是有碗有油了吗？县委活动困难，这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照亮呀！

这位大个子省委特派员，那脸上的笑意让人感到温暖、踏实，那道理听着也挺实在、顺溜，再说“常占队”也不是冤家对头了。

杨靖宇到磐石时，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省委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

游击队回到磐石后，杨靖宇整顿队伍，由孟杰民任队长，王兆兰任副队长，初向臣为政委。又改组了县委。然后，去吉海路沿线和海龙县巡视。

就在这时，南满游击队连遭挫折，队长孟杰民和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还有一些骨干、队员，相继牺牲——前面已经说过了。

很难把这些挫折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此前磐石党就在进行土地革命，这时各地的游击队几乎都在打土豪中夺取武装。又很难不与杨靖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到来显然加剧了这种倾向。1月7日，《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认为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游击队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主要的是：开始领导了游击运动，发动了分粮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财产的斗争，枪杀了几个大地主与国民党最有力的反动领袖（于总司令）”。

巴彦游击队就是这时候垮的，但是领导人还在。磐石则倒过来了，游击队还在，领导人没了。连遭挫折有人没了信心，主张队伍分散活动，实际就是猫起来不干了。县委有人则干脆提出插枪。队伍不断有人开小差，几天工夫160多人不到100人了，人心惶惶要散伙了。幸亏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巧来了，坚决反对插枪、分散活动，好歹才把队伍稳住。杨靖宇闻讯，也从海龙赶来了。

杨靖宇重新整顿队伍，并决定自己留下来代理政委。

这是一个果断的、大无畏的决定，一个决定了他和游击队的命运的决定。

在1933年大雪漫天的1月，“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季节，这支游击队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使它能够再支撑上一段时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巴彦游击队不是这时候垮掉了，而是再熬撑上一段时间，也不是没有转机的——因为“1·26”指示信很快就要传达下来了。

红32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上任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率领这支缺乏给养、弹药，更缺乏信心的队伍，发起攻击。

军事智谋，乃至生活哲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晓得什么是你能够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要进攻，这样的道理不用讲。一支弱小的队伍同样需要进攻，而且更需要进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讲得通的了。你说咱们眼下就像冰天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你越佝偻，缩成一团，就越冷，只有甩开膀子活动起来，才能发热出汗。有人会说你这个比方不对，或是在心里冲你摇头，说咱们的游击队就像个得了大病的人，自己都顾不过来自己了，还要找上门去打架，这不是疯了吗？那就打个胜仗。说一千，道一万，打胜仗才是硬道理，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是你得明白能够打什么样的胜仗。

游击战，偷袭战，打了就跑。先是打下蛤蟆河子的“会房子”（保民会的据点），缴获“会兵”（保民会的反动武装）长短枪10支，还有一批给养。接着，又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袭击吉海路老爷岭日本守备队一个小队，毙伤日军9人，毁坏铁甲车1辆。官兵信心、士气大振，对这位还习惯地称为“省委特派员”的代理政委，开始信服了。

从1月底开始，日伪军先后调动近两千人马，对磐石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各色反日武装发动连续4个月的“讨伐”。南满游击队与敌接仗几十次，其中比较大的战斗4次，头两次的对手都是被称为“降队”、“汉奸队”的“东江好”和“毛团”。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势，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大打攻心战：“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士兵不打士兵！”“劳苦兄弟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子！”这种敌人本来没什么战斗力，一听这些口号就更闹心了，有时再寻机派出支小部队到敌人屁股后头打一阵子，那仗也就没什么打头了。

后两次就是跟日军对阵了。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也顽强，只是它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机枪、大炮找不着北，使不上劲。最后一次就是伏击战，在日军来路上伏击，退路上还袭扰、伏击。两仗歼灭十多个鬼子，游击队无一伤亡。

在这次“讨伐”中，磐石地区反日武装有的垮了，有的插枪了，还活动着的或多或少都有损失。而红军游击队打的仗最多，对敌人的打击也最大，还发展、锻炼了队伍，使自己在“1·26”指示信后的统一战线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杨靖宇无疑是力挽狂澜式的人物。但在宏观、战略上被北方会议盖了帽的大背景前提下，无论怎样变通，也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也是难以力挽狂澜的——除非上级改弦易辙，除非你是神仙。

<h3>“1·26”指示信</h3>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

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这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指示信由莫斯科送到吉东局，吉东局书记孙广英亲自送到满洲省委。信是用药水写的，再用药水处理显示出字迹，后面署名“中央”，就有了疑问。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是来自上海，而是莫斯科？省委与上海是经常有交通员往来的呀？省委尚不知道半年前，中央已由上海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只是设有中央局领导白区工作机关。认为这封信是假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封信的内容与北方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精神大不相同，而这也正是一些人坚持信是真的理由，认为它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争论的焦点，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执行这个文件。有人认为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好，红32军的旗帜已经打出去了，且有很大影响，可继续搞红军和苏维埃，其他地区则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以魏抱一为首的一些人认为，指示信是决定东北战略全局的，应该全部贯彻执行。

省委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请求指示，上海方面没有回音。形势不容等待，省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贯彻执行指示信。

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之后，人们一提起“1·26”指示信，首先想到的就是“统一战线”。因为这是这封指示信的核心部分，更因为之前北方会议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教训太深刻，太令人深恶痛绝了。

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及对策。第一种是马占山、李杜、丁超等人的队伍，服从国民党指挥，是不可靠的动摇的。第二种是王德林的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国民党的影响较小。第三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一部分受地主富农和旧军官的影响、指挥，一部分在革命分子领导和影响下。第四种是党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是最先进最革命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直到现在还不是反日战争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对第一种队伍，主要是和士兵组织统一战线。对第二种除下层统一战线外，视情况或许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却又不能擅作主张，就从磐石赶来请示汇报，正好赶上省委学习、讨论、贯彻指示信的一个全过程。

王明在写作这封指示信前，应该知道东北的“胡子”、“山林队”，以及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不知是不屑一顾，还是这位安徽金寨县（这个县历史上也是盛产“胡子”的）人觉得生僻、拗口，还是怎么的，反正通篇都没有“胡子”、“土匪”、“山林队”的字样。

现在，杨靖宇与已经写到或行将写到的一些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准备与胡子、山林队统战、联合。

像任何一个义勇军曾经比较活跃的县份一样，磐石地区的大小绺子有几十种，比较大的像“老常青”、“朱司令”、“双胜”、“西省”、“吴司令”、“磐石好”等等。大绺子之下还有小绺子，司令中还有司令。有的“合绺合财”，有的“合绺不合财”，即大家合伙干，缴获或抢劫来的财物，按照各自人枪多少统一分配，或是哪个绺子抢的就是哪个绺子的，再各自按照人股枪股进行分配。而无论合绺不合绺，合财不合财，山林队一般都是反日的。即便专事抢劫的胡子，日伪逮着机会也是一样收拾的，也不得不反日。依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法则，这种纯胡子的山林队，即便不能归入朋友、同盟这一类，也不应是仇敌。

“东江好”、“毛团”“讨伐”游击队失利，“东江好”被日军缴械，“毛团”见势不好，哗变反正，杨靖宇曾写信给予鼓励、支持。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可现在不成问题了，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红军真打鬼子，而且在反“讨伐”中打出了威风，这是山林队都服气的。而且这时日伪军又开始“讨伐”，大敌当前，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杨靖宇在山林队中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南满游击队、“毛团”、“赵团”、“马团”、“韩团”、“许团”、“殿臣”、“常占”、“三江好”、“四季好”等70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毛团”首领毛作彬为总司令，杨靖宇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

这是“1·26”指示信后，东北红军与非党反日武装最初的联合，而且掌握了相当的领导权。

一、奋起 第五章 “上层勾结”

<h3>统战专家李延禄</h3>

比之杨靖宇和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走的就是另一种抗战路子了。

后来的抗联4军军长李延禄，1885年出生，1.70米的个头，方脸盘，鼻子下一抹胡子弯到嘴角，不胖不瘦，不白不黑，性情温和、稳重。平时举止言谈总是不紧不慢的样子，却是心中有数，果断，有威严，颇受部下拥戴。见哪个士兵帽子戴歪了，他就说：俺说这个弟兄，你把帽子正道正道好不好？求求你了。那士兵脸就红了，别人也赶紧去摸头上的帽子。

他祖籍山东，祖父辈逃荒闯关东，先在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后迁延吉定居。十二岁到织布厂当学徒，因参加反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被开除，到延吉骑兵营当兵，升至营司务长。他同情朝鲜流亡者的革命活动，向他们提供情报，被部队处罚，又到盐务缉私连任连长，1931年7月加入共产党。1932年1月，延吉中心县委派他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工作，被任命为救国军总部参谋长。

“老三营”营长与救国军总司令，骑兵营司务长、缉私连长与救国军参谋长，这么看着职务安排应该说差不多。可许多职务、名望比李延禄高的各党派人士，投奔王德林后，那职务都比参谋长低得多。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从当年的资料，到今天的有关作品，笔者没看到比这再多的说明，最多的就是两个字“私交”。而无论如何，这对共产党，对东北抗战，都是绝对有利的好事。

寒冬腊月，救国军总部驻地延吉县小城子，被戴着上白下红黑字“救国军”袖标的官兵充塞了、膨大了。让这些军人瞪大了眼睛的，是络绎不绝的挺阔气的带篷的马车、马爬犁，偶尔还有辆比我的祖辈见到的汽车更稀罕的小轿车，在街里那条狭窄的人踩马踏的冰样的雪道上，像只黑甲虫似的颠动着。穿着黄呢质料、胸前有两排亮晶晶铜扣子的军大衣的东北军军官，军衔至少是个少校；西装革履的，戴着水獭帽，穿着貂绒大衣的，则是延吉和邻县的头面人物、乡绅代表。有的来投军打日本，有的想听听风声，有的是说客。对于这支较少党派色彩，在一年后的“1·26”指示信中也评价较好的队伍，一些人就想将其拉到麾下。像以盖文华为首的3个国民党爱国青年，据说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1路军总指挥”的头衔。而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派来的代表，则是拿着实实惠惠的1万元钱作应急军饷，要将救国军收编为一个团。

义勇军溃败后，一些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拉队伍上山，当然是要报个字号的。这是黑土地别样的文化积淀之一。不能说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王德林，这时仍有一种“山大王”情结。可这时救国军正滚雪球般发展壮大，他正想独树一帜，岂能甘居人下？只是李杜的自卫军兵强马壮，占据着北满、吉东大片地区，又得罪不得。而且，队伍初建，也真缺钱。

钱留下，用这笔钱再拉起来一个团，打着自卫军旗号，这不就“结了”（行了）吗？

参谋长李延禄就这么参谋了一句，就把王德林从两难中解脱出来，这位总司令当即就道：庆宾（李延禄的字），这个团长就你兼了。

汤原、珠河、磐石等游击队，跌倒爬起，流血牺牲，千难万难拉起队伍。李延禄来到这时已有几千号人马的救国军，出手就是个参谋长，现在又兼上了打着自卫军旗号的补充团团长。参谋长固然了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起大作用，毕竟还是没有兵权。这下兼上团长，可就不大一样了——抗联4军就是在这个补充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结果开始的却是所谓“上层勾结”的历程。

救国军崛起东满，已使日寇不安，更不用说再连下敦化、额穆、蛟河等县城了。这时，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赤色武装延吉游击队刚刚诞生，其余的尚在孕育之中，黑土地上风起云涌的是义勇军抗日怒潮，日寇盯住的是像李杜（北满）、王德林（东满、吉东）、唐聚五（南满）这类的大股义勇军。不过这一支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武装，马上就要一展身手了。

开头，补充团只有3个连400多人，李延禄抽调王德林起家的“老三营”班长史忠恒、李凤山，还有随他一起来救国军的党员左征、朴重根，分任连长、副连长。不久，3个连扩编成3个营，共千把人。宁安中心县委派来孟泾清、金大伦、贺剑平等党员，在补充团建起秘密支部，很快发展史忠恒、李凤山、李延平等人入党。

从敦化到宁安有条通商古道，进入宁安县南湖头时，就陡然险峻起来。这是嵌在山崖上的狭路，上面巉岩巨石，下边是牡丹江，约2.5公里长，人称“墙缝”。江对岸山脚下，还有条大路通宁安，但走那条路就绕远了。3月中旬，日军上田支队从敦化向宁安进犯，企图与进占宁安的天野旅团会合，消灭这一带的救国军。得知情报，补充团积极请战，李延禄就率队在墙缝等上了。

19日拂晓，上田支队主力600余人和一营伪军，被当地猎人陈文起引进墙缝。这是一场除了兵力对比，敌人略占优势外，其余均差距悬殊的战斗。补充团大都是扔了锄镢拿起刀枪的农民，许多人手里是被称为“老洋炮”的鸟枪土铳，一些人还是长矛、大刀。就是端着被称为“快枪”的步枪的人，有的也是这次才有了射击的机会，更不用说战斗经验了。可是，官兵趴伏在墙缝上边的卧牛石、马头石中间，居高临下，绝对的地形优势，日军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战前，王德林将库存的一批手榴弹拨给补充团，官兵放过走在前面的伪军，手榴弹就下饺子般向日军砸去。日军挤在路上被动挨打，下边是尚未开化的无遮无拦的大江冰面，只能寻些雪堆冰坎，架起机枪、小炮向上射击。手榴弹有点儿够不着了，补充团中猎人出身的官兵，这下子可就开了洋荤了。战至下午两点来钟，敌人分兵向右翼墙缝迂回，李延禄见好就收，当即下令撤出战斗。

墙缝伏击战鬼子伤亡人数，所见著述、资料差距甚大。综合分析，当在150至200人之间，其中成了鬼魂的应在50人左右。

史忠恒建议赶到鬼子前头去，再打它个伏击。大家研究，认为有了墙缝的教训，敌人肯定要走大路，绕道松乙沟去东京城。松乙沟是两山间一片开阔地，路旁长满齐腰深的蒿草和一人来高的榛柴棵子，春天风大草木干，就在那火攻。李延平带几个熟悉地形的士兵，快马加鞭赶去那里。结果，好歹从松乙沟逃出来的鬼子，一个个都像灶王爷似的。

义勇军的优势是人多，熟悉地理环境，致命弱点是不团结。8月，成立不久、也由李延禄兼任团长的补充2团，在平阳镇被丁超的护路军缴械，包括两位副团长在内的20多名官兵被害。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以为补充2团报仇为名，又杀了联合军左路总指挥马宪章。这时李杜接到南京政府剿共密令，签发各部，孔宪荣就在救国军抓捕6名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李延禄赶去东宁县三岔口总部，说服王德林把人放了。不久，李杜、王德林和孔宪荣相继过界去了苏联。即便不是如此，形势明摆着的，李延禄等人已经很难在救国军待下去了。

而且，“上层勾结”这顶帽子，也在党内被戴上多时了。

“1·26”指示信，在肯定马占山、李杜等部是反日武装的同时，又认为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而党内斗争则“首先是反对右倾”，“这是主要危险”。在留着这样一些尾巴的同时，下面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后面将会详细写到的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人，1936年1月被北平市委派到抗联4军后，就给李延禄当秘书。队伍到了哪个屯子住下，询问当地绺子情况，哪些是反日的，首领是谁。问明白了，李延禄就掏出几张名片，让彭施鲁在上面写几句话，意思是想和你见见面，然后让老乡分头送去。胡子都有眼线，你有多少人马枪，什么来头，到了他的地盘，很快就知道了。见你人枪少，或是有过节，就吃掉你。你人多势众惹不起，就躲了，或是来见你。觉得志同道合，又久闻大名，敬服你，就主动来拜见你了。

凡是见到名片的，通常都会来。李延禄主要讲三点。一是要坚决打日本子，不投降；二是除了惩罚汉奸走狗外，不绑票，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三是反日队伍要互相合作、支援，不能自己打冤家。有的首领话里话外那意思，是俺听你的，有什么好处呀？李延禄就告诉他们，眼下还没有能力给大家伙儿发饷、发枪弹，还得从日本子和走狗手里夺。将来有条件了，那当然没说的。大家伙儿赞成俺的意见，咱们就合伙干，不赞成呢，谁也不强迫谁。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中国人，今后见面就是朋友、弟兄。

没意见了，就开始写委任状，写在一块白绸子上，由李延禄授予对方。

自彭施鲁来后，写委任状就是他的活了，他一介书生哪写过这个呀？李延禄就告诉他，右起第一行先写上“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行只写“委任状”，三个字要大些，中间写“兹委任×××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游击营（或团、连）营长（或团长、连长），此令”，落款是“军长李延禄”，最后一行是“中华民国廿×年×月×日”。写完了要盖印章，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司令部关防”，要上盖“年”字，下盖“月”字，然后是李延禄的印章。

这些事情做完了，有时有机会，就由李延禄指挥几支队伍打一仗。有时完了就完了，继续赶路。

从脱离救国军后，所到之处有反日队伍，主要是山林队，基本就是这样子。

在一些人眼里，从救国军到山林队，李延禄都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层统一战线上，用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威胁上层，使其就范。说白了，就是鼓动士兵、“崽子”（喽啰）造反，反对“反动领袖”，进而夺取领导权。而对于各种武装的首领来说，他的队伍，那些人枪，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像一家企业，你去了就想把老板搞掉，自己当老板，这还了得？无论什么样的队伍，对这种事都是非常警觉，也最深恶痛绝的。其上下级多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边鼓捣，人家能不发觉？那还有个好？实践中这样做的，有几个不是白给了？李延禄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没有弊端。像到处发委任状，有的队伍就可能打着4军的旗号绑票，糟蹋祸害百姓。可比之到处树敌，这种广交朋友，利多弊多还用说吗？

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如果李延禄不搞“上层勾结”，是不是整个救国军都成了共产党的队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绥宁代表团关于组织状况及开展农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报告》中的评价：“李的队伍在宁安方面口头上是听共产党的领导，然而实际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好胡子’。”

<h3>“南蛮子”周保中</h3>

吴义成，200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过去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的意见，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中去。

以上是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周保中近1.80米的个头，长脸，有几颗麻子。平时话语不多，不开玩笑，有威严，批评人很严厉。他说行或不行的事，就难撼动了。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说，那时开次晚会，大家喊周指挥唱个歌，他就唱《国际歌》。再没听他唱过别的歌。他声音洪亮，唱得激昂慷慨，也把大家唱得热血沸腾。唱完了，就讲这支歌是怎么诞生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战歌。讲完了就教大家唱。我们5军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就是他唱的，也是他教会的。

周保中本名奚李元，1902年生于云南大理一个白族农家，十五岁辍学投军，曾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北伐战争中任营长、团长、副师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改名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被派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被罗登贤派到吉东，做兵运工作，从此就在吉东地区开始了九死一生、千难万险而万难不屈的抗战生涯。

这年5月，在宁安县花脸沟一次群众集会上，周保中被李杜所部驻当地自卫军逮捕。问题出在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上，一些士兵听不懂，就认为他是朝鲜（族）人。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朝鲜（族）人就是走狗、密探，或是同样该杀的共产党。

周保中就说自己是南方人，是上海反日会派遣的“援马团”（援助马占山代表团）的人，没想到马占山投降日本子了，就到吉东来，想看看谁是真正反日的。

那时东北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南蛮子”。一位姓白的营长，见这个南蛮子谈吐不凡，虽觉可疑，也不便轻易处置，就派人把他押送到牡丹江铁岭河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正在开会，等着吧。周保中不干，大叫“有要紧事”，惊动了里边的人，被传了进去。左路军总指挥马宪章，看了押送人员的呈文后，望着这个被反绑双手的三十来岁的大个子青年，道：你既是上海反日会派来的，对俺们这地方的反日救国，可有什么见解呀？

周保中谈了三点救国方略和五条治军良策。

三点救国方略：一是大敌当前，反日军应加强团结，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不能各踞一方，各打各的，被敌各个击破；二是发动群众，武装民众，使日本子处处受敌，不得安宁；三是整顿军纪，严令各部不得骚扰百姓，使民众拥护我军，乐于效命。

五点治军良策：一是不宜长期与敌对峙，应该主动出击敌人后方，断其交通、粮道，与正面我军成夹击之势；二是巩固内部，防止敌特的离间计；三是在城乡广泛建立救国会，动员民众出钱出力，使我军有源源不断之兵源粮饷；四是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建立根据地，设立兵工厂、被服厂、野战医院等等；五是反日财政，既要取之于民，更要夺取敌人军需物资。

笔者儿时听老辈人讲南蛮子的故事，主人公大都是风水先生。指名道姓讲某某堡子某某人，哪一辈子如何穷得叮当响，哪一天如何来了个南蛮子“阴阳先生”，受款待后如何指了一块风水宝地，这家子如何一下子就发了，讲得神乎其神。末了几乎都要感叹一句：这南蛮子可是了不得呀！

而这一刻，“九一八”事变已经大半年了，周保中到吉东也两个多月了，肩负救国责任，耳闻目睹，身临其境，每天多少问号在脑海中翻腾？那是激情滔滔，不吐不快，生死置之度外。马宪章等人脑子里无论装着什么样的南蛮子的故事，还是听得有些目瞪口呆，赶紧下令松绑，请其上座，认做“南方来的高客”。

这位“南方来的高客”，不是日本的侦探，但有共产党的嫌疑，被安排到左路军指挥部宣传部。不久，宣传部撤销，就下岗失业了。吉东党组织指示李延禄、孟泾清，将周保中介绍到救国军，先在总部任总参议，又到前方指挥部当了参谋长。

周保中能够受到重用，并一展身手，与救国军的小环境有关。前面说过，王德林曾说：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使“周麻子”这个南蛮子名声大噪的，是攻打东京城和宁安城。

东京城今称渤海镇，属宁安县（今宁安市），为唐代渤海国都城，盛极一时。宁安古称宁古塔，是清朝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流放地，清初是统辖盛京（沈阳）以北的重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而且物产丰富，日寇占领吉东后也将其作为中心据点之一。而在周保中的战略棋盘上，包括宁安、东宁和绥芬河的绥宁地区，北接中东路，南连东满，向西可进出吉林、长春，东边紧靠苏联，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还可东退苏联。后来王德林就是从东宁县城三岔口的瑚布图河过界，退入苏联境内的。

对于周保中经营绥宁地区的战略目光，王德林非常欣赏。首先拿下宁安南部重镇东京城，再集中主力夺取宁安县城，他也赞同。至于周保中提出亲率一支队伍去取东京城，却不免有些疑惑了。在他眼里，这位总参议是个难得的军师人才，可这带兵打仗就是另一码事了。或许是被周保中坚定的目光所感染，或许是不好意思驳这位军师的面子，就点头应允了。

这是6月中旬的一天，东京城的敌人进山“讨伐”去了，当年的北伐军副师长率领不到500人的救国军，赶到城外树丛中隐蔽。一个当地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到城下叫门。大天白日，守城伪军也没当回事儿，城门一开就被支手枪逼住了。周保中看得真切，一挥手，队伍冲上去，潮水般涌进城里。按照事先部署，他率主力直奔日军司令部，个把小时结束战斗。

进山“讨伐”的敌人闻讯，赶紧回师东京城。周保中早选好地形等上了，一场伏击战，又把呼哧带喘的鬼子打得屁滚尿流。

宁安城打得不顺利。

7月底，吴义成、周保中指挥救国军主力，利用夜色向宁安城运动。敌人情报很快，中东路和牡丹江日军火速来援。周保中向吴义成建议，由他率领一支队伍打援。由海林车站出援的一路日军被阻住了，宁安城没打下来。战至下午，牡丹江的援敌快到了，救国军只得撤出战斗。

10月中旬，二打宁安城，王德林让周保中担任总指挥。周保中精心组织，又有地下党做内应，这次打进去了。谁知一些由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见到商铺就不追击了，只管进去抢劫财物。溃退的日伪军乘机反扑，周保中立即组织部队将缺口顶住，同时命令收缴敌伪物资向城外转移。估摸着援敌快到了，才带领掩护部队从城内撤出。

周保中左腿中了一枪，子弹嵌在两块腿骨之间，医生是个“二百五”，急得满头大汗，一双血手硬是取不出来。周保中递给他一把刺刀，周围的人都不敢看，只听得刀尖把骨头和弹头磕碰、抠剜得咯咯响。

事后就传开了，说赶得上关公刮骨疗毒了，这个南蛮子可真了不得呀！

第三次打下来了。救国军有两门炮，好钢用在刀刃上。周保中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组织一支精干部队，全是骑兵，仍是深夜攻击，仍由地下党在城内策应。两门炮突然开火，轰塌城墙，骑兵策马而入，大部队随后跟进，在地下党引领下分头攻击各自目标，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周保中在救国军中的威信，除王德林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救国军与（于）王德林逃后，吴义成（别号吴傻子）代理总司令，孔宪荣为参谋长，吴很有张作霖式的性格，自然是反动的，并完全受国民党支配，惟政治上的眼光没有，实际上还能容许我们的活动（他曾对我们的同志说：“妈的八子，你们都共产了，可是我不相信那一道”）。在其兵士的革命情绪更尖锐，与国民党积极活动下，他是极端动摇，而可以很快完全公开反对我们，并且曾经在有些事件上向我们高压，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其中活动的自由。

这是1934年1月7日《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中的一段——在这样一支队伍中开展工作，并能获得这等成就和威信，没点真本事是不可想象的，其艰难、复杂自也不言而喻了。

而满洲省委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周保中队内的同志向来不做下层工作，不接近士兵、骂士兵，百分之八十是流氓土匪，周同志个人包办一切党的和军事的工作，把所有的四五个同志分散到各处（东奔西跑联络队伍进行上层勾结），自己队内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周同志及队内的支部完全作了吴义成的尾巴。

周××（周保中——笔者）就是整天在那里专作上层勾结。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4年5月9日、9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吉东局目前的政治、党的工作及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此类文字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再看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中，对杨靖宇的批评：

忽视并放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反日义勇军放弃下层统一战线，不去夺取下层士兵群众（在下层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党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层勾结的错误。

赵尚志当然也不能幸免。此前的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文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说：

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丝毫没有进行下层活动，“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承认，但企图用完全是右倾部分“左”倾，来掩盖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赵）。

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的地方和队伍，几乎没有不被指责为“上层勾结”的。而李延禄和周保中，因为从一开始就游走于救国军的上层，也就成了“上层勾结”的代表人物。

“北方会议”像个紧箍咒，使冰天雪地中的共产党人伸展不开手脚。“1·26”指示信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上层勾结”这顶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他们头上。

<h3>一条阶级路线</h3>

“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第一个被打倒的，也是最大的“走资派”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八面通狍子沟，1932年11月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读书时入党。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宁安的同学孙绍堂，回东北利用乡土关系参加抗战。带不走的书籍、衣服什么的，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当了，凑点儿路费，两个人就回来了。

到了穆棱，也没回家，先去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他们是军法处长周延声和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虎林县义勇军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辟工作，两个人就奔虎林。兵荒马乱，一天晚上，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两个人也跟着跑。黑灯瞎火，这是跑哪儿了？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两个俄文法政学院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人家根本不理睬，把他们送到边防站，再押到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监狱。头几天审讯，问什么答什么，没问题了，就跟人家较真：俺们是中共党员，天下共产党是一家，哪有自家人关自家人的道理呀？你们得训练俺们学军事，俺们好回去打日本子呀！

关了两个月，放了，这回回家了。回家了也不能当亡国奴呀？还是找党。找到了，让李范五在穆棱县第二学校以教师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具体怎么开展，那人也没说，好像也说不大明白，又好像李范五什么都明白，不用说了似的。

在北平读书时，有反帝大同盟组织。他就照猫画虎，秘密发展反帝大同盟盟员，平时发现谁有反日思想，就吸收进来。不到三个月，就在学校、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八面通火车站，还有伪警署，发展十多名盟员。不久，又将其中几名突出的盟员发展为党员，在一个萝卜窖里举行了入党仪式。

1933年6月，吉东局决定成立穆棱县委，李范五为县委书记。8月，调任宁安县反日会长，不久担任县委书记。

如今的县委，一幢大楼，几十台电脑、电话，人们按时上下班。那时，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李县委”、“李大个子”，叫什么他都答应。有的叫他“县委”，说县委来了，快进屋，上炕坐。出门脑后也得长只眼，小心有“狗”盯着。有时有情况，半夜三更往山上跑。一次在小牡丹屯，突然来了一队伪军，那是个朝鲜屯子，周围一望无际的稻田，根本没法跑。党员姜信爱要他躺在炕上装病，告诉他朝鲜（族）人病了难受，不像汉族人那样“哎呀”、“哎哟”，而是“噢喉喉”。没想到伪军要在这家做饭，几十个人的饭菜折腾两个多小时，那炕烫得能烙饼了，这下子可是真的“噢喉喉”了，那汗出得快虚脱了。

“北方会议”那一套，李范五只赶上个尾巴，印象不深。让他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的，是所谓的“上层勾结”。

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经过一年来的抗日斗争，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反“上层勾结”，进行土地革命。一些地区重又出现抢粮分谷吃大户，有钱大户恐慌起来，有的干脆寻求日伪保护。一些山林队首领也疑虑重重，与游击队关系紧张起来，好不容易开始的统一战线又面临危机。

伪满正式颁布保甲法，是1933年12月。而像宁安这种“匪患”严重地区，则已实行大半年了。所谓保甲，就是把一个县分成多少个保（一般为20个左右），保下分甲（每保不超过10甲），甲下分牌（每牌50户左右），设保长、甲长、牌长，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家通匪，邻里株连。另外，保还编制几十人的自卫团，由县里发给武装。这对反日活动自然威胁很大。李范五到宁安后，主要精力就用在对付保甲上，把保甲长变成“外白内红”式的人物。像东京城22个甲长，有19个被争取过来，有的还入了党。

4月初，宁安县来了一位省委代表，年纪跟李范五差不多，山西口音，人称“小赵”。听了李范五的汇报，认为宁安县委过分地估计了有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执行了一条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队中党员太少，地方党员中地主、富农太多。

小赵说：你们这是把统一战线曲解为“上层勾结”。

李范五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批评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应是抽象的。可一联系实际，就觉得自己“勾结”的这些人物，恰恰是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特别是小赵提出开除泡子沿伪甲长邓吉祥的哥哥邓吉生的党籍时，分歧就更严重了。

邓吉生和李范五是哈尔滨一中的同学，1929年参加反日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来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本科经济系，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回家。这样一个人，本来可以谋得一个体面的职业，他说俺是中国人，不能替日本子做事。李范五在北平读书时，两个人常来常往，知根知底。到宁安后，邓吉生来找他，县委机关还曾设在邓家。邓吉生没少给山里游击队买粮买药，赶着马车、爬犁送去。他在伪县政府、警察署有亲戚、同学，很多情报都是他搞出来的。邓家是泡子沿大粮户，还开油房，他的弟弟当伪甲长也不假，可人家心里是向着咱们的呀？不然，别说他李范五了，连邓吉生是不是也早让日本人抓走了？把这样的人开除党籍，损失太大了，情理也不通，在党员和群众中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无论李范五怎么解释、争辩，小赵不为所动，反倒认为这正是县委上层勾结的典型，是阶级立场问题。

李范五就觉得脊梁背上嗖嗖冒凉气儿。

李范五的祖父、父亲，原在奉天省辽阳县小北湾，不知哪辈子闯关东到了那里。小北湾都是白沙岗子，地薄，难糊口。终于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坟上最后一次祭祖，和父亲各自一副担子，挑上全部家当走了。一路北上，来到穆棱县八面通北面的狍子沟时，祖父沟里沟外转了大半天后，狍子沟就有了第一户人家。

狍子沟土地肥得流油不说，而且前有水后有山，只要舍得下力气，旱涝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赶上官府“放荒”（卖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点儿钱，买了几十垧生荒地。那时土地不值钱。那时的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只是这种刨法，心里总是胆突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官府收去。这回好了，有盖着官府大印的地照了，只管甩开膀子豁出命去干吧。男女老少，只要能拿动镢头的，都去刨地。两头不见太阳。黑油油的土地，金灿灿的谷穗，汗水洒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香甜的庄稼人的梦吗？

几年垦荒，粮越来越多，祖祖辈辈为吃饭愁苦的庄稼人，日子这回倒过来了。可狍子沟除了飞禽走兽，周围百八十里没有人烟，那个叫“八面通”的镇子，这时也只有七户人家。卖不了，吃不动，就给老家的亲戚朋友写信，说这旮旯的粮食海了，吃不饱饭的就来吧。祖父将自己的荒地租给他们，头三年不收租，三年后每垧地收一担大豆。人越来越多，泡子沟就形成个村落，李范五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粮户——不然，他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学。

如果说张作霖由胡子而“东北王”的发迹史，让黑土地上的胡子有了盼头，渴望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那么正是像李范五的爷爷这样的成功者，鼓动着山东、河北一代代闯关东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辈。

现在，二十二岁的县委书记，却不能不为与自己同样家庭出身的同志的命运，更为宁安的抗战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着把汗。

小赵临走前交代，要把类似邓吉生这样的党员统统开除党籍。小赵是代表省委巡视工作，他的话就是指示，必须执行。但在没有正式见到省委文件之前，李范五还想等等、看看，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结果小赵走后不久，交通员送来省委《关于吉东党在反日战争新形势下的错误及今后的任务》，反复阅读，一点儿辙没有，执行吧。

立竿见影。

看到邓吉生等人的下场，一些人就不干工作了，一些“外白内红”的甲长也躲着他了。一向活跃的县反日会，连个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许多人回家种地了，接替李范五任会长的孟仁甫去当私塾先生了。李范五找他谈话，他说不是俺不愿干，是没法干、不能干了。俺抛家舍业，拎着脑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还把你也连累了，你说还能干吗？

曲大爷是鸭蛋河一带甚至是鹤立岗最有名的。他儿子在苏联读书，同时苏联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经济有变化，苏联不让普通人过去做买卖时，苏联允许他过去做买卖。但是他将物品运过来时，他卖二、三倍的价钱来剥削群众，一般农民是并不乐意他。但是他对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过境——笔者）走过去，就可以到他家里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个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见着曲大爷的东西是不劫的。同时他和官僚军阀也有很深的联络，所以我们称之为“变相的买办”。像曲大爷这类什么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沟里和山沟口是非常多，这都是有山里风味的。

1933年5月，《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中，讲的这位“有山里风味”的曲大爷，广交朋友，什么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宽，活得滋润。东北各地都不鲜见这种“路路通”的人物，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李延禄广交朋友是为了反日救国，多个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识了，却违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会议”是把除了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半斤八两的都当做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在产生本书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则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仍是一条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是后来的话，其实东北抗战十四年间，某种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的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

一、奋起 第六章 惨烈东满

<h3>“苏维埃大哥”</h3>

延边虽然是满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种种特别的条件：一、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势力比中国统治势力强大。二、在日领所属之民会和分甲的二层支配之下。三、韩人住户的数量比中日人住户的总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经济在日本金融机关支配之下。五、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别处广大深入，反面三民主义之影响的广大，也可说在东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韩民有土地所有权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朴××给省委的报告》中开篇的一个自然段。

如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当年则是东南部。所谓东满，即是指延边地区。这里是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邻苏联，北接吉东的牡丹江（今属黑龙江）地区，西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长之意），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进入东满，并不断扩张，设领事馆，驻扎军警，享有“治外法权”，工厂矿山大都由日资经营，土地也多由日本人收买，俨然国中之国，其统治仅次于被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地区。历史上，东满是朝鲜人最早过界闯关东讨生活的地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难民大量涌入。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革命者流亡东满，这里就成了朝鲜爱国志士反日活动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话讲，是“间岛的朝鲜人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从事任何职业，几乎无人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1933年10月，在一篇署名“华西里”的文章《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评说东满党：

本区内我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我党曾领导一九三一年三二年农民秋天分粮的斗争。党员有一千二百人，团员有一千一百人。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党的组织也好，群众组织也好，95%是韩国同志。

这时，东北共有党员2100人。

前面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共产党人的反日运动，是以朝鲜（族）人为主体的。而东满地区因为“有种种特别的条件”，就有了占全东北一半还多的党员，其反日斗争也就越发得突出、热烈而又火暴。

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惨烈。

在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东满共产党人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东满各县就都建立了县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龙县立一校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反对日本殖民地教育，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接着，其他学校和农民也游行示威，到农村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契约账据，并在药水洞建立了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5周年，东满各地举行暴动，仅延吉县就有数万农民参加。人们到日本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涌入地主庄园开仓夺粮，炸毁天（老头沟）图（们）铁路桥，破坏龙井发电厂，焚毁日本警察署、东洋拓植会社和一些走狗机关，并处死了一些走狗。

这种斗争方式，固然使敌人受到打击，但代价也大。东满党认为，应该在全东北组织暴动，以使延边不再孤军作战，同时配合关内的革命战争和武装保卫苏联。在条件允许时，即便在山谷里也要组建苏维埃政权。

这年秋天，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再次号召农民举行暴动，在天图路组织工人罢工。愤怒的群众烧毁地主庄园，甚至杀灭走狗全家。压迫是双重的，反抗是双倍的，日寇和奉系军阀的镇压也是双倍的血腥。刚成立的红色政权被摧毁，或者名存实亡，被杀被捕达1000多人，有700多人被日寇押解到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关在西大门监狱，其中大都是党团员，东满党的力量损失过半。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党组建了东北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同时建立起东北的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2年11月20日，延吉县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设十余个村苏维埃政府。其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或多或少也都陆续诞生了。

这时的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样子？

在农民运动上，不仅跳过目前的过渡阶段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并且根据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主义”空想，实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组织集体农庄”，组织共同的“劳力队”。高喊世所未闻的口号：“农民八小时工作”“妇女六小时”“青年六小时”，反对中农，分粮分地的斗争，连中农贫农的粮食和土地也分配了。以“防谷”为口实，禁止农民商品买卖的自由，以至没收农民的粮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段——当然是在接受“1·26”指示信、开始批判“北方会议”后，完全用一种相反的目光描述的文字。

在接受中央路线以前（今年五六月以前）那时有苏维埃，汪清有嘎呀河苏维埃，大小汪清苏维埃，延吉有湾湾沟、八道沟苏维埃，珲春有荒沟、烟囱砬子苏维埃。那时所谓赤区与白区对立之下，对于白区的民众关系极坏，在中国人眼目中的苏维埃是老高丽的政府，是反对中国人的。白区的特别是中国群众，深恐共产党来杀人放火，对于苏维埃没有一点儿好感和了解，有“苏维埃大哥”的称呼。而接受中央路线之后，恶影响有很大的转变。在群众方面，特别是中国人与山林队等，喊称“新共产党来了！”“中央苏维埃派人来了！”“共产党不好（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志派（指中央路线）”“新路线是我们早已说过的，他们不干”，在游击区的民众免除了不知道多少痛苦和恐怖，党的正确路线受了广泛群众的拥护。以前中人及“白区”群众不敢来游击区的。但是现在很多，并时有参观团来（如湾湾沟）被逼搬到城市的，均多数搬回，以前被两重恐怖（日本子与共产党）的白区，特别是中人群众，得到了新生的道路。

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当时认为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公开投降的，一种是假装爱国，利用反日招牌进行投降活动，反正没好东西。地主打倒了，腿脚快的跑城里去了，富农也跑了，一些中农也跟着跑了。像延吉县王隅沟，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谁爱跑就跑，这下子成穷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设苏维埃。

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房屋、牲畜、粮食以及锄头、镰刀、犁耙等等，统统归公共所有。很快的，连锅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体食堂大锅饭，家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农庄——有人去过苏联，亲眼见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切都学苏联的样儿。更多的人是从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碍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实在搞不懂这“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儿。在朝语中，“苏维埃”与“速射炮”谐音，去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代表，就认为这回开会能发几门速射炮，回来打日本子。汉族人不了解“苏维埃”，叫“苏维埃大哥”，朝鲜（族）人也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说“叫‘苏维埃’的大官要来，咱拿什么‘好嚼裹儿’待客呀”？

当时有宣传材料，“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朝语“集体农庄”——笔者）”，“什么叫哥穆那（朝语“公社”——笔者）”，通篇外来语、新名词。有的苏维埃干部讲得口干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涂。

之前，特别是每年的红五月，从满洲省委到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回建立了苏维埃，立即实行，妇女、青年还是6小时。问题不仅在于节气不等人，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懒觉，更在于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而且给予鼓励、提倡，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标志。一些年轻人就不参加劳动，而是这村去那村地“革命”，还骑着打土豪打来的马，那情景比今天驾私家车出游还潇洒、浪漫。那些8小时、6小时劳动的人，自然就有意见了：“苏维埃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劳苦的人劳苦。”

在把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同时，这个只凭一腔热情和理想而创建的乌托邦就破产了。

成立苏维埃后，红地盘、红区之外的就是白地盘、白区，白区和白区的人就被视为“走狗屯”、“走狗”，来红区就是“侦探”，红区内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与白区通商。眼见着土地荒芜，白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去了，还有到白区去投亲靠友的，反正就是为不饿肚子活个命。开头是被视为“背叛”、“投降”的，后来就默认了，再后来就允许经商、通商了。过去有商人经过红区，货物一律没收，这回改为收税。号召、鼓励农民打黄皮子、狍子、野鸡，采集木耳、药材等山货，到白区出售。

最根本的还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关于秋收运动的工作计划》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提出口号：“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根本消灭浪人吃白食的现象，各人、各家、各机关提出口号：“闲人恕不招待饭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帮人家干活，干活条件自由规定。至于农民个人自由互相交换帮助收地，那并不是“共同劳动”，不应禁止。青年团与少先队，必须在自己的会议上严重讨论，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劳动的分子斗争，把每个团员和少先队员动员起来参加秋收。那些不劳动的分子应该认为团与青年群众的耻辱。

<h3>“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h3>

苏维埃红地盘，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游击队，顾名思义，是要游要动，在游动中击敌。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延吉游击队，还有和龙、汪清、珲春游击队，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红区，寸土不让。

“死守苏维埃区域！”“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珲春县委为“五·一”纪念告中韩劳苦群众书》中的口号——其他县委也是如此。

据1942年写于苏联的《抗联第一路军略史》载叙，从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伪在东满共产党活跃地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男女老少被屠杀4000多人。正值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时期，东满党选择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屯建立苏维埃政权，既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也想建立几个巩固的根据地，武装保护自己，使群众免遭屠杀。敌人来了，游击队游击走了，这不是逃跑吗？不管人民死活，这叫什么人民武装？

而且，“武装保卫苏联”喊多少年了，连自己的苏维埃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卫苏联？

无论这些共产党人怎样狂热，不切实际，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们都是虔诚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献身精神的战士。

苏区保卫战在各县打响。

兵力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悬殊，日军还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游击队则是连挺机枪也没有，最好的是步枪，大都是鸟枪土炮。游击队的长处是熟悉地形，敌明我暗。探哨报告敌人来了，是日本子，还是“投降军”（东满称伪军为“投降军”，北满通常称“汉奸队”，南满大都叫“走狗军”），多少人，游击队就选个好地形等上了。看着敌人来了，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开火了，手榴弹也砸下去。若是伪军，这么一顿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没多大劲头了，苏区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乱一阵子，炮弹就飞过来了，鬼子就冲上来了。游击队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几个人掩护，主力撤走了。

建立苏维埃后，各地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珲春县委还在山沟里建设“电灯厂”，即发电厂。人民的天下了，当然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电灯厂”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可是发挥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h3>“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h3>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也无从采访，不能妄言。但是，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将其解散后并未消停，而是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段大做文章，并获得丰厚战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1932年春荒斗争中，即前面写过的红五月“抢粮分谷吃大户”，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揭露、打击，这时没有任何问题。灾难缘起于后来的“宋老头事件”。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秘书。据说，宋老头四十多岁，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都比较年轻，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这是必须审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回来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是否有变节行为。审查期间，抓住个日本宪兵，供认宋老头是宪兵队派回来的特务。不知是诱供所致，还是这个鬼子信口胡说，甚至是敌人早有预谋，反正是不得了了。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严刑之下，宋老头说他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多名部下、同伙。延吉县委就开始抓人，并在前线开展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3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金圣道去和龙县巡视，认为平岗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化春是“民生团”，审讯后将其处死。随后成立一个五人“清算委员会”——这是东满第一个专门负责反“民生团”斗争的机构，有生杀大权。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和龙是金圣道去巡视的，去后两三个月内大杀民生团数十人。

与金圣道在和龙县大杀“民生团”的同时，东满特委与汪清游击队干部开会，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有所准备，就怀疑队内有奸细。缩小范围重新研究，发现敌人仍有准备，便认定县委军事部长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团”，将其撤职审查。审查期间，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惊之余，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反“民生团”斗争迅速扩展到东满全境，乃至其他一些地区。

10月7日，《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民生团延吉一县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团员。

1935年3月17日，《胡仁给中共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东满民生团是一种特殊的产物，在它的组织发展上也是一种特殊情形，其发展形势完全在强迫、威吓、欺骗、造谣、诬蔑、中伤、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的反革命作用中发展的。他们在我党、团、人民革命军中、群众组织中、游击区内以至我们的一切工作计划都起了破坏和反革命的作用，利用我们的组织去发展他们的组织，利用我们的交通关系做他们的交通关系，我们的巡视制度，他们利用来进行检查和布置反革命工作。所以造成我们的特委是他们的特委，我们的县委、区委、支部是他们的县委、区委、支部。这样是绝对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条件。我们的估计，全东满的民生团，不论在党团，人民革命军，各种群众组织是有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的。

上面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和描述，完全是虚妄的。

实实在在的，是这些被打成“民生团”的人，全是朝鲜（族）同志。

这是不无历史渊源的。

有较早亡国史和反抗史的朝鲜革命者，派系林立，派争不断。用《抗联第一路军略史》中的话说，是“在自己内部各团体间无原则地进行了派别斗争，自残骨肉以至遭受屡次的大损失，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分子被敌检举牺牲”。

1926年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统一了ML派、火曜会派、汉城派、伊尔库茨克派，派系斗争依然不断，又分裂成ML派满洲总局，火曜会派、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以及上海派、汉城派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同盟等三个派别，争斗不息。1928年，共产国际撤销对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承认，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部分原朝共产党员于1930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党务、群运、农运、反帝运动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中说：

高丽党的问题——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有三派，有的有十年的派别历史。成分多半是贫农，但领导的多半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从韩国跑来的，南满是ML派占势力。再，火曜派、京上派，他们基础是好的。我们的办法，认他是共产主义的集团，他们加入中国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主要的：1.要参加中国、韩国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则开出，但不反对派别的斗争。现在火曜派已解散。我们介绍党员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延吉一带有七百多同志，行动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ML集中地，群众对于参加中国革命，反帝是很热烈的要求。我们也以这两个条件为加入党的主要条件，满洲工作与韩国工作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党的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但是，多少年来的派争，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反“民生团”的斗争，或多或少也不无派争的影子，特别是初期，而满洲省委则把这一切进一步引入歧途了。

1934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中说：

由于东满日帝奸细民生团的积极活动，省委认为反民生团奸细的斗争，是东满党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们在很长久的反对民生团斗争中，完全不去加紧的进行反对派争的斗争，这就解除了反对派争的武装，这就是你们没法去彻底反对民生团，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必须永远记着这一真理，没有不被侦探所利用了和煽动了的无原则的及一般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的斗争，日本强盗利用派争的活动以至直接间接经过派争分子的关系引进民生团到党的组织中来，这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反民生团的斗争与反对派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

从省委到特委，当上上下下把反“民生团”、反派争搞得热火朝天时，且听日本鬼子说了什么：

在此项工作中，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引起在共产党内部的异常动摇，使其清党。

中了鬼子的反间计。

同时大肆宣传“高丽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高丽共产党”。

<h3>“像AB团一样”</h3>

“民生团”是日寇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这应该是“民生团”的定义。金圣道捕杀李化春，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虽然仅仅是怀疑。对金明均也是由怀疑而认定，及至他带着妻子逃跑了，那就只能是进一步确认了。至于珲春游击队3大队政委朴斗南，以“派争”为由将其开除党籍，就在准备再定其为“民生团分子”时，他用步枪打死省委巡视员潘庆友，带着妻子逃跑了，后来又投敌了，这顶帽子就是板上钉钉没个跑了。

由怀疑而认定，认定而不招认，就严刑拷打。铁嘴钢牙就是不承认的，有的就打死了，有的就处死了。受刑不过认了的，“民生团”不可能就你孤零零一个人，你就说吧，上级、同级、部下都是谁，就说，就抓。就像葡萄似的，摸到一粒，差不多就能揪出一串。

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对于民生团抓住即拷问、打杀。拷问时乱咬旁人，也是杀的，死者不尽是民生团，有的是最好的同志！结果群众大恐怖，谁也不知道明天死活。党团游击队越发厉害，一举一动皆加万分谨慎，杀者不知几百人。也许我今天执刑或审问别人，明天我也许被另外一个人执刑杀我！

比较典型的是金圣道，被抓捕的“民生团”乱咬一气，他被“供出是民生团大领袖”。这还了得！东满特委未轻易动他，而是暗中监视，先把这个“民生团头子”稳住。抓捕起来后，“他是一万个不承认错误，但是不能相信”，被处死。

接替金圣道任特委组织部长的李相默，到珲春县巡视工作，把包括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六十多人，一律打成“民生团”，后来他自己也被打成“民生团”。

有些人积极捕杀“民生团”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民生团”。

创造红军、苏维埃失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是发点儿牢骚，就是“民生团”。这是最初的情形，后来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炊事员把饭做夹生了，或是饭里有沙子，就成了“民生团”；有的队员病了，不能行军打仗，是“民生团”；有人叹口气，说不知道俺家什么样了，是“民生团”；几个人唠会儿嗑，是“民生团”；给领导提意见的，是“民生团”；吵架的，偷东西的，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也是“民生团”；至于平时枪走火，偷袭敌人时弄出响动了，那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了，当然更是“民生团”了。

马鞍山后方基地还关押了几十名儿童团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都是“民生团”，像大人一样被审讯、拷打。

和龙县委一个外号叫“高跳”的干部，被敌人捉去。同时被砍头的有三十多人，砍到他那儿时，可能是刀钝了，刽子手也累了，反正没砍死，黑灯瞎火，敌人验尸时也没看清楚。不知昏死多长时间醒过来，爬了30多公里山路，回到渔郎村根据地，又被拖到刑场。说他是“民生团”，脑袋没砍掉，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以便更能取信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隐藏得更深。

1935年6月17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关于反民生团的报告》中，说“我们一直到现在没发现民生团的文件”。

只有口供，没有文件，是因为没有“民生团”。如果说这反倒使人越发感到“民生团”的神秘、可怖，越发坚定肃反的决心，越发要挖寻“民生团”证据确凿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系统，那么，“我们看有许多民生团跑到日帝去被杀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断有“民生团”跑到其他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去。东满的跑去吉东找周保中，汤原的跑去哈东找赵尚志，经过审查，都被保护、收留下来。

自即日起，凡参加民生团的经发现之后，无论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认罪——笔者）一律开除。”“如果不彻底自服，然而还要继续其工作，经过群众路线以后，执行枪决（首领不在其内）。”“经过第一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他的作用时，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是，比之这两个数字，2000人左右是个什么数字，在东北抗战中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心中有数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的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一方面是干部极端缺乏，不断向中央要干部，同时努力培训干部，另一方面却是把干部打成“民生团”，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杀，只是人的脑袋可不像韭菜那样割了还能长出来。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想想自“九一八”事变后，敌人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窝里乱杀了多少自己人。从各自在东北党和军队总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从“北方会议”到反“民生团”，东北党最大的敌人来自哪里。而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2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2军，又该是何等成色？

须知，东北抗联的11个军，各军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军最兴盛时也未超过千人。

反“民生团”斗争，几乎把东满党和游击队折腾得失去元气。只是由于东满党人多，基数大，所以还能撑得起个抗联2军。

一、奋起 第七章 最初的烈士

<h3>战死者</h3>

一个热血青年，一介书生，一颗中国心，一身英雄胆，闯到被日寇派来镇压群众的一连伪军的连部，慷慨陈词，讲到激昂处泪流满面，伪连长及其部下哑口无言。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挥之不去。

牺牲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孟杰民，和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都是磐石县人，磐石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的所有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为“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就是“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里写着下面的文字：

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作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数量及比例可能会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种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抗战中的无名烈士，东北也肯定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更不用说这个时候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除此而外，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留给我们的，甚至赶不上今天的一些简历表中的内容。

我知道他们的坚定、刚毅、果敢，却不知道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和前面写到的王永江等人，本来可以当师长、军长，却过早地牺牲了。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正值青春年华的健壮的身躯，扑拥着生养他们的黑土地，红的雪，热的雪，铺映着冰天雪地的抗战之路。

前面说过苏区保卫战，现在让我们尽量地走近一次。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这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在冬日干冷干冷的小北风中显得格外响亮。这是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的样子，其中黄糊糊的鬼子有百来名。轻重机枪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掀起几米高的泥雪柱子。朝鲜（族）人家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每次都是这样，立即行动，不用多说一句。

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金嫂”和几个队员占据村南一座大院，利用院墙作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成散兵线攻击，黄糊糊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那雪地尺把深的积雪，深处没膝，跑不快，易于射杀。只是游击队子弹少，只能放近了打，又人少枪少火力弱，一下子打不住，敌人就可能冲上来。

中队部的房子被打着了，几个队员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在门前菜地里的雪地上把身上的火滚灭，到街对面的房子里坚守。房子又着火了，女队员元熙淑掩护，小队长李九熙背着伤员冲出去，指挥大家这家串那家地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敌人也冲到近前了，就与敌人拼起刺刀，几个人全部战死。

李九熙二十一岁，中等个头，长得秀气，朝鲜舞跳得美极了，演戏扮演小媳妇更是以假乱真。曾经男扮女装，深入虎穴，打死一个班的敌人，背回8支步枪。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渔郎村烈焰腾腾，村里村外枪炮声不断。政委“金嫂”将块红布拴在步枪准星处，举向空中摇晃几圈，意思是可以撤了。在西沟制高点上阻击敌人的队长金世，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你们撤，我们掩护。

一个中队近30人，有10个人没撤出来，都牺牲了，包括队长和政委。

县委书记崔相东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有个老人跑不动，他就扶架着老人，落在后面。赤卫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了，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击中腹部，车贞淑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后来人们找到他们时，车贞淑还有口气，两个耳朵被割掉了。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h3>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h3>

1933年10月4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朝鲜（族）人家都要做“打糕”。这是朝鲜（族）人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糯米蒸至八分熟后捣烂，黏黏糊糊地摊平了，上面撒上芝麻、豆面，再蒸一下，切成块状就成了，味道好极了。

李在德的母亲这天起得很早，还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忙活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李在德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天黑前收拾停当了，她还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沾湿了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校屯。共约300多青壮年男女，都被带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关在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谁也不给敌人指认共产党员，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开头表现挺积极，还入了团，却总让人觉得虚头巴脑的。李在德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李元珍家是富农，“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触犯地主富农利益，一家人搬去鹤立镇，没想到竟投靠了日本人。这小子毕竟是个团员，对党团情况多少知道些，或是有所耳闻。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李在德的母亲），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十指连心哪。昏过去，醒过来，一天死活几次。叛徒没出面指认前，都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现在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那天帮李在德家做打糕的两个同学石光信和孙明玉也被捕了，还有几个团员，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宪兵鬼子把他们单独关押，搬来一台留声机，放些哼哼呀呀的情呀爱呀的歌曲，企图软化他们。任是留声机怎么唱，没人为之所动。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嵌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h3>被自己人杀死是个什么滋味儿</h3>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之后，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延吉，受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又到敦化、额穆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打成“民生团”杀害。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过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群众和义勇军官兵喊叫起来，说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要闹事的样子。不得已，肃反委员会答应释放金日焕，却又秘密地将他处死了。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长后，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造4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像个什么样子？

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壮的抓心抓肝的呼喊吗？

<h3>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h3>

童长荣，字烂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二十三岁的安徽青年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被罗登贤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

烽火遍地的东满，到处都是种水稻的“高丽屯”。文雅、秀气的特委书记，一看就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特别受人尊敬、爱戴。在田头，在炕头，一只紫黑色烟斗，伸进那个比通常的烟荷包大得多的荷包里舀斗烟，摁实，然后双手敬给上了年纪的老人。若都是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点燃了，吸一口，说声尝尝俺的烟，那只烟斗就在一张张嘴里冒着烟，那庄稼嗑、革命话就尽情唠去吧。

童长荣到东满不久，就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使东满地区反日情绪益发高涨。他非常重视武装斗争，整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创建了红32军东满游击队和十几个根据地。

在领导反“讨伐”战斗中，有一口流利日语的童长荣，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码头送别时妻子的泪水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日本帝国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用日文写的传单，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电线杆子和树干上，压在路上的石头下，对侵略者有种别样的杀伤力。

1934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村）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惟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作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

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冬天屋里暖和，出得门去，空气干冷得滴水成冰，立刻咳嗽不止。冬天又是敌人重要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骨，人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别人没觉得怎么的，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也没觉得奇怪，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噗噗钻进脚前脚后的雪地里。童长荣病弱的身子跑不快，老王就拉着他跑。跑进一条山沟，童长荣被打倒了，老王背起他跑。童长荣大喊：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跑过一座山包，老王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着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负伤后失血过多，加上不断咳血，童长荣的脸色越发苍白了。

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搞来两瓶鱼肝油，让他补养身子，他送给了伤员。他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

一个童长荣，一个后面将要写到的魏拯民，浑身是病。在东北这种环境里，他们实际上是挺熬不过几个冬天的。而随着条件的日趋恶化，就是那些健壮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又有多少熬撑到了最后？

一个二十四岁、生命之火本该像朝阳旭日般光华灿烂的特委书记，在用那只勉强能够拿起笔的手，写着请省委派人来接续自己未竟的事业的文字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又是一种怎样的布尔什维克节操、情怀？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战斗、周旋。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十里坪东南岔被敌包围。战斗中，童长荣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朝鲜族女队员崔今淑，将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太多，第二天牺牲。

这里还要续上不可忘却的一笔：为了不让敌人糟蹋特委书记的遗体，二十二岁的崔今淑守在洞口，直至打光子弹，壮烈牺牲。

他在东满工作达二年之久，同时也有些成绩的，如游击队的建立，打击了一些派争分子等等。在这次代表团去后，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反对派争斗争，现在是异常坚决的。他很有工作能力，在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强，而且于党极忠实，他具有一副敏锐的观察力量。

在我离开东满三四天后，他因审问民生团的问题，吐了几天的血（现在不知道好否，他有信给省委）。但是他是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现在如果没有一个中坚同志是没有办法的。

以上摘自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作者为杨波。

写于1938年（无月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则说：

在烈士童长荣同志领导之下，开始了反民生团斗争。

在日寇占领下的东北，还要像国民党统治下的关内一样，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根子在博古、康生那儿，甚至可以追到共产国际去。反“民生团”斗争，直接的关系好像没有，可间接的呢？而对于这一切，毫无疑义，满洲省委都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东满作为推行这一切的典型（当时叫“模型”），当然有其特殊的复杂的背景，那作为东满特委书记、“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能辞其咎吗？

其实，换了谁，这场灾难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严重和可怕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在童长荣生前就已自上而下地纠正了，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杀害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反“民生团”呢？倘若九泉下有知，他会像后来已知的挺长的历史时期那样，对此不置一词，保持沉默吗？

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八章 挺进东边道

<h3>“抗日联军”</h3>

“九一八”事变两周年这一天，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在磐石西玻璃河套猪腰岭召开会议，将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参谋长李红光，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师部设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及政治保安连。全师辖两个团，1团长袁德胜，政委朴翰宗，参谋长李松坡；3团长韩浩，政委曹国安，政治部主任李明山。师部加两个团共300人，另有一个南满第1游击大队80余人。

10月27日，杨靖宇率师部、保安连和3团南渡辉发江，挺进东边道。

年底，1团也南下与主力会合了。

1军2师是1934年11月组建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少年营。3师是1936年5月成立的，有两个团。而这时只有一个独立师的1军，为什么要离开磐石根据地南下东边道？直接原因是日寇对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比较正规的抗日武装盯得很紧，10月1日调集万余日伪军对磐石地区进行“讨伐”，根本原因是要开辟新区，扩大游击区域。7月1日，省委即指示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赤色游击队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死死的守住那个狭小的根据地，而是要扩大游击运动，开展反日的游击区域。”在满洲省委的战略构想上，磐石游击队并非局限于磐石地区，这在“红32军南满游击队”的“南满”二字上，也能体现出来。把杨靖宇这样“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人物派到磐石，瞩目的也是整个南满。

后来的东北抗战史证明，谁死守旧区谁受损失，开辟新区即获发展。

1军是最早动作起来的。

“道”为行政区划名。1914年，北洋政府将东北划为3省10道，东边道为10道之一，隶属奉天省，辖20余县，主要为今天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区和辽宁东部各县，包括笔者家乡本溪市的桓仁县。“九一八”事变后，遍及辽东、吉南的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就是在桓仁誓师抗日的。东边道是山区，重峦叠嶂，古木参天，是打游击的天然去处，更兼民风古朴、强悍，富反抗性。儿时听老辈人讲，民间管东北易帜叫“民国了”，什么“民国”、“官国”的，反正都是官家、官府，关老百姓屁事？这回国难当头，唐聚五举义，老百姓那心态可就大不同了，咱是中国人，咱这疙瘩还是中国地，小日本子想占没门儿！东边道几乎清一色的青天白日旗帜，许多县城，包括一些乡下，家家挂红灯。

义勇军失败后，许多队伍上山成了山林队。前面说过，一个县就有几十支千多人，甚至几千人的山林队。义勇军兴起时，是指望关内出兵，配合反攻的。如今，邓铁梅牺牲，特别是唐聚五进关，对大家打击很大，厌恶、怨恨国民党，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没指望了，东三省没救了，大大小小的山林队都被这种情绪笼罩着。尽管如此，东边道仍然枪声不断，日伪军难有一天不被袭击的。只是一些队伍匪化倾向日趋严重。也是没法子的事，要吃要喝要生存呀。有的有心下山投降，当个顺民过日子，也不大敢。

反复无常原是胡子的本性之一，投降后又不被信任，待遇也不好，有的降了又反了。这时期鬼子对降队的办法，除缴械外，用鬼子的话讲叫“严重处分”，即杀掉，特别是头子、骨干。1932年12月，磐石“三江好”头子与关东军司令部小越大尉联系，要率部下800余人投降，约定22日在烟筒山车站北广场集结，举行受降式。小越假作交涉，将17名头目带进车站，鬼子就动手了。车站内和广场上一场混战，“三江好”遗尸300多具，头目几乎全被打死。辉南县报号“野骡子”的山林队，1933年投降后，100多人被机枪射杀，只跑掉1人。“殿臣”头子，觉得自己有1000多人，投降后怎么也能弄个一官半职，结果被日本宪兵炸死。为掩人耳目，鬼子又花2000元将其厚葬。

就在这时，杨靖宇率独立师来了，用山林队和老百姓的话讲，是“红军来了”。

山林队各有各的地盘，保护自己的地盘，不吃窝边草，当地人则为其当耳目、做眼线。一些山林队还互通情报，用胡子的行话叫“传海页子”（海页子，又称“叶子”，即信件、消息）。开头搞不清独立师的底细，以为是日本人派过来的便衣队，待到和邵本良打了几仗，都说这红军了不得呀，把邵本良的老窝都端了。后面将会写到，邵本良是东边道赫赫有名的惯匪出身的伪团长，日本人养的一条狗，山林队最怵这小子了。

一不投降、不出卖、不扰民，反日到底；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军费；三维护民众利益，不妨碍民众反日斗争，武装民众共同抗日。这是满洲省委提出的与义勇军、山林队联合抗战的三项条件，而这时在东边道迅速传开的，则是1军独立成立宣言中的四条，内容基本一致。

“老长青”首领隋长青，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精干利索。他从小给人放牛，河涨水，淹死只牛崽，干两年一只牛崽的债反倒更多了，一气之下当了胡子。此人素讲忠义，处事公道，只绑大户，不祸害百姓，在绿林中威望很高。事变后，实心实意打鬼子，敢碰硬。他说咱是中国人，东三省要是在咱这茬人手里弄丢了，还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先人？自结识杨靖宇后，就率队随1军活动，转战濛江、辉南、辑安、临江、柳河等县，不断袭击敌人。党可以在他的队伍中组建政治部、反日会，他患病时，就把队伍交给1军指挥。这在其他的山林队中是难以想象的。在磐石中心县委和1军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第一好的部队李长青（隋长青——笔者）”，“抗日军和我军最密切的是老长青的部队”。

隋长青与杨靖宇第一次见面，是在金川县龙泉镇附近山上。事先约好的。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布置妥当了，一副进可攻退可守的架势。他是真心实意想见识见识这位红军司令的，可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一出点儿什么意外呢？江湖中人，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是半点儿差池也出不得的。

已是1934年1月了，山林沟壑被积雪埋压着，阳光下格外刺眼，非白色的物体也就格外显眼。远远地，山下来了一个人，没人留意。大家眯缝眼睛，等待出现的是一队人马。司令出行，世道这么乱，要见的又是一帮素昧平生的胡子，不说倾巢出动，起码也得带上十几个武艺高强的壮汉呀？

约定时间快到了，也不见动静，那人却来到半山腰了，听到“嘎吱嘎吱”的踏雪声了。这人大高个，戴顶庄稼人常见的那种狗皮帽子，穿件日本黄呢军大衣，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呼出的哈气立即在干冷的空气中化作白雾，眉毛、胡子和帽子上结着白霜。

是杨司令！之前到1军“传海页子”的小头目叫了起来。

隋长青先是愕然，随即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杨靖宇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他扑通跪倒雪地上，磕了个头，然后昂首道：百闻不如一见，俺隋长青服了你了。杨司令，从今儿个起，俺这一百来斤和一百多个弟兄都交给你了。

在通化县山林队中，“海乐子”朱海乐也算得个有影响的人物。他自称“抗日救国军团长”，和鬼子打几仗都吃亏了，心不甘，又没辙，觉得窝囊。听说来了个红军杨司令，打鬼子厉害，就派人“传海页子”，要求“碰马”（见面）。

这一天，两个人在通化县三岔河见面了，朱海乐杀猪宰羊，盛情款待。大海碗，老白干，“叮咣”一碰，朱海乐道：杨司令今儿个能赏光见俺，俺朱海乐三生有幸了。

杨靖宇笑笑：你是朱（猪），俺是杨（羊），咱们朱（猪）杨（羊）一圈，日本子可是要杀朱（猪）宰杨（羊）的呀。

朱海乐哈哈大笑：有杨司令当家，俺朱海乐就是老虎了，俺这老伙计也该好好开开小鬼子的洋荤了。

说着，抽出腰间那支大镜面匣子枪：司令你看，大狗头，通天挡，满槽，金机，百发百中，在这旮旯谁也比不了。俺就是有了这支枪，才拉起这支队伍的。

就瞅着杨靖宇腰间的枪套，问：杨司令，你用的什么枪？

杨靖宇道：三号匣子，没你的好。

朱海乐略一思忖，随即立起，将他的宝贝双手举过头顶：杨司令，你指挥千军万马，这支枪就送给你了，算是俺对司令赏脸的见面礼，也是俺和弟兄们跟司令抗日的一片心意。

宝刀、骏马，自古英雄所爱。这支枪在朱海乐心中的分量，是谁都晓得的。杨靖宇赶紧将他扶坐下，动情地道：朱团长，你的心意俺领了。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这支枪在你手里有大用场。

朱海乐脸一沉：司令不收下这支枪，就是没看得起俺。

这支大镜面匣子枪，就是杨靖宇牺牲前手中向敌人喷吐火焰的双枪之一，如今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杨靖宇让副官去保安连选两支最新的三八大盖，连同自己那支三号匣子和枪套，一并送给朱海乐。然后，握着他的手，说：朱团长，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今儿个见面，就是一个意思，同心协力打日本子。你说是不是？

朱海乐显然不习惯握手这种比较现代的礼节。像隋长青一样，这些山林队首领习惯而且尊贵的礼节是跪拜，只是那膝盖可不是轻易会弯下的。这一刻却情不自禁地一弯，被杨靖宇一把扶住，两双大手就热乎乎地握了个满把。

朱海乐眼噙热泪：杨司令，从今儿个起，你说打到哪儿，俺朱海乐要是皱下眉头，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大的、小的，所有鸭绿江北、沿着老龙岗山一带主要的抗日军，皆向我们靠拢，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及其总指挥部。取消了他们的山头，改换为第×支队的名称。至于群众，都说我们才是真正抗日的，看我们的队伍如同救星一般。

以上文字，摘自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韩光，离休前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笔者）1934年4月23日给省委的报告《南满抗日游击运动》。

4月1日，在濛江县那尔轰附近的城墙砬子，杨靖宇主持召开了1军与16支山林队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并代表满洲省委首先讲话，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山林队首领也纷纷发言，表示赞同统一战线，愿随共产党抗日到底。

韩光在《南满抗日游击运动》中写道：

选举总指挥部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采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票十七张，十六张写着杨司令。总参谋长我们得九票，赵参谋长七票，结果还是我们的参谋长当选了。总政治部主任也是我们当选了。所以形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即是总指挥部。老长青为副指挥，赵参谋长为外交部长，余各为参谋委员。

在南满，在东北，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与非党武装比较像模像样的最早的联合。

<h3>“俺们不是胡子”</h3>

桓仁县木盂子镇仙人洞村老人潘国权，光头白发，慈眉善目，叼着一只挺大的黑色烟斗，坐在炕头上跟我唠抗联。

杨靖宇是1934年2月到仙人洞的。1998年3月笔者采访时，老人记不得这个时间了，只记得那年他十八岁。

老人说，杨司令来前，先来一支部队，下半夜到的。狗叫一阵子，就听外边有脚步声，心里咯噔一下，胡子来了！那时遍地起胡子，还有“棒子手”、“砸孤丁”，穷人家没什么可抢的，可好吃好喝也伺候不起呀？有姑娘媳妇的人家，就更担惊受怕了。俺大气儿不敢出，寻思是不是过路的，就听见敲门了。叫“大爷”、“大娘”，让开门，还说“俺们不是胡子”。这倒稀奇了，半夜三更找上门来，还有不是胡子的？是不是也得开门呀，把人家惹火了，那不是找死吗？俺先下地，俺爹怕俺冒失，说话不周全，冲撞了人家，又把俺挡在身后。人家却不进来，说让家里人穿好衣服再进屋。那时那人哪有衬衣呀，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晚上脱了都“光巴溜竿子”（光溜溜、赤条条）的。就寻思还有这么讲究的胡子，这是帮什么胡子呀？那时俺家二十来口人，南北大炕，一边穿衣服，一边倒出一边大炕。他们说睡地下就行，又问有没有谷草，秫秸也行。俺寻思这是要铡草喂马，也没见到马呀？他们一人抱几捆谷草铺地上，灶房地上也是，铺好就睡了。大冬天，上面都是雪，也抖落不尽，抱屋里化了，潮乎乎的，就那么睡。

老人说，这一夜，翻来覆去就寻思：这是什么世道呀？怎么来了这么一帮胡子呀？他们说不是胡子，那是什么呀？

老人说，这些人都戴着红“胳膊箍”（袖标），上面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是第二天有识字的人认出来的。两年后又变成上红下白两色的，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老百姓管他们叫“红军”，并不是知道抗联最早就叫“红军”，而是从这红胳膊箍来的。

独立师军需部长韩震，住在高俭地彭玉堂家。彭玉堂要杀鸡，韩震说我来杀，接过鸡就放了，说你这样外道，还让俺怎么在你家待呀？

1933年秋，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到三股流。百家长赶紧各家摊派做好吃的，把大烟土都送来了。老百姓以为是胡子，害怕，花钱免灾呀。祖祖辈辈就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赵尚志赶紧制止，又自己掏钱，让百家长代买几双乌拉。老百姓不解，说还有买东西的胡子，胡子还讲“买”？待到自以为搞明白了，就称之为“文明胡子”。

正月十五元宵节，杨靖宇率队伍来到仙人洞。村子里扭秧歌，潘国权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叫喊让他唱一个，他开口即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其详……”

唱完了，扭完了，杨靖宇给秧歌队的人逐一发香烟。这在民间是种很高的礼遇。红军杨司令给的烟卷，有的人几天都舍不得抽。

然后，杨靖宇站在石头台阶上讲话。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抗日救国的队伍。谁愿当兵，俺们欢迎，不愿当兵，部队常来，跑个腿，送个信，帮帮忙，也是抗日救国。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光顾自己家的小日子，没有国哪有家呀？

村里老人还记得杨靖宇的模样，高个，挺瘦，瓜子脸带点儿棱角，大眼睛，高鼻梁，穿青色棉衣，披黄呢大衣，背支匣子枪。声音洪亮，关里口音，管日本叫“儿本”，革命叫“给命”。

杨靖宇来仙人洞，是考察地理、民情，看能否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40多户人家的仙人洞，位于桓仁、兴京两县交界处，偏僻闭塞，历来为统治薄弱地区，现在日伪势力也未波及这里，没有任何敌伪机构。辽东山区，沟壑纵横，峰岭如浪，这里更有“辽东屋脊”之称的老秃顶子山，南至宽甸，西连本溪，东望通化，可向任何方向进出，退守则像鱼儿潜入大海，一个天然的游击战乐园。至于屯兵存粮，疗伤养病，大山深处，万无一失。不仅如此，还与奉天、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近在咫尺，紧邻连接朝鲜的安奉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军要在南满有所作为，这里是必争之地。

4月，3团11连50多人，在连长马广福带领下，来到洼子沟、仙人洞一带。紧接着，团长韩浩和师军需部长韩震，也率30余人来到了仙人洞。目的明确，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不到一个月，仙人洞、高俭地、暖河子几个村落，50多人参加红军。

后来给杨靖宇当了传令兵的王传圣，这时住在仙人洞附近的头道岭子沟里。他缠磨父亲要去当红军，父亲说你才多大点儿呀？那年王传圣十五岁，个子小，还单薄，一看就是个孩子。王传圣觉得自己的理由挺充分：前院小汪柱子都当红军了，李向山都当红军了。

小汪柱子年纪、个头跟王传圣差不多，李向山则是桓仁县赫赫有名的人物——后面将会写到，抗联在桓仁发展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到底把父亲磨得同意了，王传圣趴地上磕个头，就去当红军了。下午部队行军，爬山时，看到前边有个人像分家另过的大哥王传清，上前一看，正是。兄弟俩几乎同声道：你怎么也来了？后来，王传圣的五叔和姑父也参加了抗联——只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杨效康父母双亡，扔下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生前欠12元地亩捐，百家长追着要，一口一个“父债子还”。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送人了，再给妹妹找个人家当了童养媳，就去找红军。王传圣参军时就嫌他小，不要，正没辙，碰上李向山，可李向山怎能认识他呀？他就说俺爹叫王玉琳，你在县里当劝学员（相当于教育局督察）时，俺爹给你当过马弁呢。李向山想起来了，觉得这个小孩怪机灵的，就说要了吧，俺作保。那时参军得有保人，一是防止奸细混进来，二是怕你想家，开小差。杨效康年纪跟王传圣差不多，弟弟更小，又没保人，哪里肯要？哥俩硬赖着不走，部队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跟了十来天，算是收留了。两个月后，小弟在人家挨打受气，也找来了，1940年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和3师师长曹亚范一起牺牲了。大弟弟是三年后在珲春牺牲的。

潘国权没用保人，元宵节扭秧歌，他是“明星”，都认识。没敢告诉爹妈，带两个小伙子汪红海和张国全，部队在沟里老秃顶子山下，去了就要了。几天后他妈撵去了，抱住他哭，非让他回去不可。杨靖宇就让他回去，说前方打仗，后方得有人支援，堡子里需要你干的事多了，有人会去找你，告诉你干什么，怎么干。

老人说那时有支歌，叫《起来，齐心》，说着就唱起来：

起来，齐心，

参加人民革命军！

你也愿去，我也愿去，

共同打日本！

……

跟潘国权一样，当年和现在都住在仙人洞的樊万林老人，那年十五岁，去参军也给打发回来了。笔者采访时，也就1.60米出点头的老人说，杨木井子有个杨福荣，比俺还小一岁，可人家长得高高壮壮的，就要了。俺说不讲理。杨靖宇笑了，拿手比画着自己脖子下边，说再过两年，长到这么高了，就要你了。

铧尖子镇赵明山老人，九岁给人放牛，十四岁当“半拉子”（未成年的长工，算半个劳动力）。老人说，抗联来桓仁那年，俺十七岁，是独立师3团，要过浑江，找人摆渡。他们说他们不是胡子，是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可老百姓哪懂呀，那年头见到扛枪的人，能跑的撒丫子就跑，来不及的就硬挺着了。若是连打带骂，拿枪逼着，谁敢不去？可他们就是商量，大家害怕，都不吱声。一个挎匣子枪的大个子瞅瞅俺，说这不是三子吗？俺一看，是俺的两姨舅舅马长岭，后来知道是个连长。他说你会使“槽子”（桓仁人管小船叫“槽子”）吗？俺说会，就跟他走了。东家派人去俺家报信，说你们家三子跟帮带红胳膊箍的胡子走了，俺爹就撵来了。俺舅先跟俺爹商量，俺爹不听，俺舅就“哈唬”（吓唬、批评、责备——这里是后者）俺爹：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自己不抗日，还不让儿子抗日。又问俺：你是抗日，还是回家？俺说俺要抗日。俺爹恨不得揍俺一顿，说“枪子”（子弹）不认人哪。俺舅说：有俺就有他，就是死了，抗日救国，也值！俺爹抹着眼泪走了。俺爹老实巴交个庄稼人，不明白俺参加的是什么队伍。堡子里都传说俺当胡子了，戳俺家人的脊梁骨。

老人说，俺第一次见到抗联，他们张口第一句就是“俺们不是胡子”。后来俺也一样，走到哪里，特别是没去过的地方，张口就是这句。那时在老百姓眼里，扛枪的人，除了官军，就是胡子。“满洲国”了，没官军了，不是日本子、伪军，还是胡子。你说“俺们是抗联”，谁懂啊？先来一句“俺们不是胡子”，多少也能算颗定心丸，然后再说不是胡子是什么。不然，人家撒丫子跑了，再不就喊“胡子进堡子了”，敲锣打盆的，抄家什跟你干上了。

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地方干部到部队工作，也叫“上队”。俺上队几天后，一个干部见到俺，说这小孩哪来的？有保吗？俺舅说是俺的两姨外甥，俺保了。

丛茂山老人上队时就不用保人了。他是本溪县兰河峪乡刘堡人，1935年夏天参加1军的。那天在山上放羊，山梁上过来一群扛枪的人，他以为是胡子，想跑，又舍不得那群羊。这些人戴着红袖标，挺和气，坐着的，站着的，掏出烟袋抽烟的，跟他唠嗑。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又问他听没听说过红军。一个挎匣子枪的人说，你得上队当红军打日本子。丛茂山说行啊，又说俺得回家告诉一声。那人说俺们会告诉你家的。他说那也得把羊赶回去呀？那人说俺们给你赶回去。

六十六年后，在本溪县光荣院丛茂山老人的房间里，老人说，这不是明摆着信不过俺吗？俺挺来气。两年后，俺负伤了，在密营养伤，那是真想家呀，动摇过，那也没跑。这工夫俺说上队当红军了，那就吐口吐沫是个钉。要说俺有多高觉悟，不是那么回事儿。俺就寻思俺是中国人，还是个爷们儿，不能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就这。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第二天，日本守备队来了，把房子烧了，俺爹俺妈和两个哥哥都给抓去碱厂镇子里。有走狗、密探呀。俺妈六十多岁，一股火死了。唉，有国没家了，救国救不了家呀。

老人个儿不高，1.60米出头。老人说老了，缩回去些，可俺年轻时可有劲了，不然怎么能当兵没几天就去了机枪连呀。一挺歪把子28斤，压满子弹30多斤，抱在怀里突突一阵子，有时就冲上去，有时就退下来，登山爬砬子可来劲了。

丛茂山、赵明山、潘国权等人，与当了干部的抗联老人的不同，是除了打了几年鬼子外，这辈子就是农民，张口都是地道的庄稼嗑。

赵明山也在机枪连干过两年，我问丛茂山认不认识这个人。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按班论，从1号到几号、十几号。俺刚参军时是“6号战士”，后来当到“2号战士”，就是副班长，1号是班长。

赵明山开头是“8号战士”，后来也当到“2号战士”。王传圣、杨效康等人也都有号。抗联1军的士兵，参军后就没了姓名，只有号数。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3号掩护”、“4号冲锋”，都只称呼号数。你贵姓啊，家在哪儿呀，这种最普通的家常嗑都不准唠。这是纪律。每个士兵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刘连长”、“王指导员”、“马副官”、“韩团长”等等。赵明山从4连到机枪连、保安连，连里干部伤亡、调动，不知道换了多少茬，除了个两姨舅舅马长岭外，顶多就知道个外号。

今人只知道当年的地下党通常都是化名，谁曾想抗联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竟然只是个号数、编号。

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抗联。

<h3>“幼稚同志”</h3>

各地游击队刚成立时，不约而同有句话，叫“不抢不夺”。

“胡子进屯要烟土，官兵进屯要派饭，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黑土地上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就希望有支不抢不夺的队伍，保卫国家，保护地面，让他们安生过日子，可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而今，这样的队伍竟然真的来了。这样的队伍受到欢迎、拥戴是理所当然的，难题却也随之而来了。

除战场缴获外，游击队的重要经费来源是打土豪。打土豪可直接获取衣食，当然还有钱，钱能买到任何物品，包括枪弹。“1·26”指示信后不能打土豪了，这条财路就断了。游击队一切后勤补给全靠自己解决，抗日不挣钱，可抗日不能没钱呀！有人提出抓个汉奸当人质，几乎没有不晃脑袋的，这不成胡子绑票了吗？杀掉汉奸没有异议，用这种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解决点儿抗日经费，就顾虑重重了。至于不能打土豪了，还可以向大户募捐呀！抗日救国，出钱出枪出粮出人，各尽所能呀！可这些后来司空见惯的办法，那时哪懂呀？

磐石游击队成立后，许多农民赶来参加。谁不盼望扩大队伍呀？可“不抢不夺”，养活不起呀。县委宣传部长是游击队长，把这些人编成两个队，让他们自己活动，不准打红军旗号，不然又抢又夺的，岂不坏了红军的名声。百家长带着队伍来了，热烈欢迎，人家有钱呀。结果，前者当了胡子，后者几天后也走了：光吃俺的，谁跟你们干呀！

1934年6月9日，《孟××关于巡视珠河县团的工作致团省委的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游击队的工作”时，说：

不抢不夺是到非常严重的现象，很多的值钱的有嫌疑的走狗以及富户，可我们不捉，似乎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似的。所以队内穷的要命！队员穿露肉露脚的棉衣的还不少，多数像要饭花子（黄炮、朱万金队），队员情绪当然不快，表现有流动现象。

“流动”，即走了不干了，或者不在你这儿干了。

汤原游击队跌倒爬起，终于站住脚后跟的第一次战斗，是1934年3月打伪军。这天，游击队在格节河三号木营进行军政训练，县委派人送来情报，说屠旅两个骑兵连出城了，中午可到木营，让游击队速作准备。

打不打？怎么打？队长戴鸿宾认为地形有利，可以打。他说屠旅到咱这旮旯，必得经过葫芦脖子的山嘴子，那儿就一条爬犁道，两边都是砬子，咱们就在那旮旯设卡打埋伏。有人说咱是游击队，人家是正规军，人数又是咱们的四倍，这仗打不得。有人说打也不能像队长说的那样，那不是等在那里挨打吗？咱们应该去抄他的后路。还有的主张先打打试试，打不了就跑。有人说净扯淡，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呀？你是飞毛腿呀？

王钧老人说，就这么吵了两个来小时，也没捋出个眉毛、胡子。戴鸿宾火了，说走狗军都快到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扯淡，今儿个这事就俺做主了，说着就下命令部署战斗。有人阻拦，他也不理，一口气儿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评他，说咱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你戴鸿宾的私家军，你耍什么军阀脾气？这边还吵着，那边打响了，敌人上来了，大家这才往阵地上跑。这一仗打赢了，不然起码那队长得撸了。

老人说，旧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武装，讲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还得有集中呀。那阵子凡事就讲民主，不讲集中，一集中就是“军阀”。有时还发动全体队员民主讨论，几十上百张嘴瞎戗戗，乱当家。

东满的几支游击队，开头也是这样。决定什么事情，先党内、后党外地开会，人人发表意见才算民主。指挥员下达命令，下级还要讨论，多数人反对，就可以不执行。

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山里风味”。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幼稚同志”，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比之1军士兵编号，以数字代姓名，这种“等于公开告密”的地方党，实在难以理喻。可东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就是这样子。结果，敌人来了，根据地被破坏，即便党组织未被破坏，也没法活动了。

<h3>“你们是不是中国人？”</h3>

从红军到人民革命军到抗联，共产党的队伍与山林队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队伍走到哪里都唱，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抗联来了。

战场上也唱。

南满最先领教这歌声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战斗。

1935年5月中旬，日伪军对桓仁、兴京两县抗日军发动“讨伐”，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队和1师500余人，从桓仁果松川转移到歪脖子望山时，被敌发现。从上午10点多打到下午2点来钟，东西北三面被敌包围，南面则是追兵。其中对1军威胁最大的，是从通化过来的廖旅的一连伪军，占领了东西两面的山冈，下山的两条山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

杨靖宇下令停止射击，发动政治攻势，喊话、唱歌。

亲爱的满洲士兵们，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还打中国人？

鬼子强迫你们来打仗，

伤亡回去，伤心不伤心？

满洲士兵们，你们想想吧，

我们为什么拼命来血战？

完全是为了救中国，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

唱罢《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再唱《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唱一阵子就喊话，喊一阵子再唱。

站在海拔800多米的山峰上，周围全是波涛般起伏的峰岭，几百人放开喉咙歌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势？《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共四段，春夏秋冬唱个遍，每段歌词都比《你们是不是中国人》长。且不论这样的歌拿到战场上唱合不合适，也不说在那枪声和大山的回音里能不能听得清，问题在于哪辈子听说战场上打着打着竟唱起来了呀，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每次“讨伐”，日本人都说是“剿匪”、打胡子，一听这歌就不是胡子。胡子唱歌是瞎哼哼，是“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是“高粱地”、“二丫头”什么的，哪有这样唱、唱这种歌的呀，越是听不清就越要听，慢慢地就听出味道了，再一听那调就明白了，扣扳机的手指就没了劲道。不得不开枪时，那枪口就抬高几寸，或是干脆冲天上放了。

1军每排编制个宣传干事。中国道教龙门派第21代传人、著名道教圣地本溪铁刹山三清观道长赵至刚，当初就是1军1师（团营连排不清）宣传干事。当宣传干事的条件是有点儿文化，能教大家识字、唱歌、战场喊话。歌曲大都是自己编的。许多抗联将领都写过歌词，不会谱曲，就套用民间小调。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都会唱些抗联歌曲，赵明山老人能唱三十多首。一为平时娱乐，配合军政教育，昂扬士气；二为打政治仗、心理战，瓦解敌军，当然都是唱给伪军听的。战场上喊话，喊得最多也最具杀伤力的是，“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再说歪脖子望山这次。上边唱着、喊着，下边听着，约莫有两袋烟的工夫，下边也喊上了，说你们是什么队伍，上边答俺们是杨靖宇的队伍，抗日救国的红军。下边就喊：那咱们别打了，你们下来个人，俺们上去个人，到“当间儿”（中间）讲和。

伪连长亲自上来了，姓栗，大个子，一脸麻子。见到杨靖宇派下去的教导团3连刘连长，说日本子把你们包围了，你们常走的道都“下了卡子”（有埋伏），又问你们子弹怎么样。

子弹有的是。不知对方底里，又是第一次打这种交道，刘连长就硬撑着道。

栗连长道：天黑后，你们从俺们这边撤出去。你们说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又道：你们让出个山头，俺们把子弹搁那儿，你们去拿。你们把些破烂枪支，还有不行事儿的马和没什么用的东西扔一些，俺们就能交差了。

正谈着，山下驰来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栗连长呸了一口，说：你们看着，俺一会儿就把这些鳖羔子打回去！

鬼子上来了，隐蔽在树丛中的伪军，果然一阵机枪、排子枪把鬼子打下去了——后来说是打误会了。

当晚9点多钟，1军下山经过这个连的防区时，伪军一枪未放，还说别着急，慢慢走。1军当然感谢不尽，礼尚往来，送给他们一些烟土。

第二天发现1军没了，鬼子莫名其妙，说杨靖宇飞了。

1937年5月，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清原县砬子山上演。听罢歌声，伪军一位寇连长脱掉上衣、帽子，上山谈判。3师师长王仁斋、参谋长杨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热情接待，寇连长当即要求参加抗联。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斋告诉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里掌握着，会遭殃的，只要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干什么都能为国家效力。寇连长越发感动，表示他的这个连再也不打抗联，下山后又派人送来1000发子弹。

有老人说，那时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就往伪军的那一面冲，我就冲过两次。伪军真打的不多，大都冲天上放枪。

这种情形，抗联各军几乎都有，特别是1937年以前。

弟兄们！赶快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长官和日本子，带枪到我们抗日兵士方面来，一起打日本子和“满洲国”！

这是1934年3月《民众抗日军告“满”军兵士书》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最初的战场喊话，没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能是还没想到这句话，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八成也会被制止，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溥仪、熙洽、张景惠等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张学良也是中国人，能不打吗？

开头缺乏组织、训练，见到伪军心头来气，“亡国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冲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骂，形成对骂，越骂越对立，也就越打越凶。后来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杀死长官和日本子，哗变到红军中来”。把所有的长官，包括上面写到的栗连长、寇连长，都跟日寇画了等号，显然会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发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心理战对自己的杀伤，在某些方面甚至甚于敌人，却是符合“北方会议”后的阶级路线的。

1936年7月2日，《中共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给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中说：

走狗军中有许多抱着反日救国的兵士，有许多是强迫征调的兵士，有部分是流氓地痞与投降的山林队义勇军改编的，情形虽然复杂，但是忠实于日贼的总是极少数。下级军官情形虽然不同，同样有反日救国思想与期待，他始终抱着一种错误观念：国民党的口头语——大战起来才行，大战起来再干，现在不干了，抄日本子后路时再干。

伪军的主体是张学良的原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有的还参加过抗战。张学良不抵抗，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了，没指望了，伪军的心态和许多山林队差不多。到哪儿“讨伐”，吃饭了，人家日本子是白生生、香喷喷的大米饭，他们是红了吧唧的、有钱大户通常都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待！”心头都有这话，有时也敢说出来。老百姓和抗联叫他们“满洲兵”是好听的，更多的是“亡国奴”、“投降军”、“汉奸队”、“走狗军”、“满狗”、“满奴”，有的干脆就一个字“狗”，见到伪军就说“狗来了”。对伪警察，则一律称“警察狗子”。一些伪军则自称为“降队”。在打祸害百姓的胡子时，或许能少点儿愧疚，可在抗联这样的队伍面前，他们在道义上是抬不起头的。如果这其中还包括像栗连长这样的中国人，战场上的情形就可能为之改观。

有哗变的，很少。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打不过日本子，和日本子作对是白送死，而且他们也吃不了抗日军那份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尊敬这些有骨气的中国人，听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挺顺耳，觉得这样的队伍不一般，能成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满军不愿与游击队作战，如××伪军中尉，在王家小铺关于钦佩游击队的谈话：“我们作满洲军官，并不是光荣，乃是人生的耻辱，游击队才是中国的男儿呢！”××满军配合人民搜高粱地时，秘密告诉人民：“看见红军也不要报告，谁要报告，我先打死他。”

“满洲兵”痛恨抗日军投降分子，并许多投降分子被杀害和暗害，这是很曲折微妙而又明显的事实。

县委五一的传单印好后叫同志们送到各区去，路遇“满洲国”卡路士兵三十余，搜出传单便把交通同志留下，后来有些士兵询问传单是讲什么的，因为他们都不认得字，于是这个同志便乘机将传单内容向他们解释，并对他做一番鼓动，结果这些士兵大大同情，立即对同志说这样好的东西你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其余的你拿去派发好了。赶紧跑不要耽误公事！

在各地给满洲省委和有关上级的报告中，此类文字不时可见。而像1军歪脖子望山战斗那样，被伪军网开一面、放条生路的事例，各军几乎都经历过。

一听唱歌，知是红军，一些伪军不想与红军作对。还有一种情形，知道红军打仗不要命，打不过，跑了。有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若是胡子打街，那就打了，有时知道打不过也得打，老百姓也帮着打。红军不抢不夺，进来就进来呗，老百姓欢迎还来不及呢。

日本战犯、“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946年7月5日的笔供中说：“满洲国建国以来，一部分满军是协助了日本军维持治安进行剿匪的，但其大部分是不足以信赖的。”

不足信赖，也没办法。“小鬼子”，兵力少，不敷分配，不用不行。伪军每连都设有日本指导官，怕哗变，有的晚上就把枪收上来锁上。可又不能逼急了，那样可能真就哗变了，指导官连小命都没了。中国的军阀混战，养活了相当一批兵痞，这些人除了扛枪杆子，别的什么不会干，也不想干。缴械，遣散，他们上山了，那“满洲国”就更不稳当了。

1935年2月，1军1师教导团1连李指导员带十余人，在桓仁县猴石与木奇伪警察署“讨伐队”遭遇。李指导员大喊：俺们是红军，都是中国人，你们打什么？对方停止射击，李指导员以为没事了，正要走，敌人突然开火，当即死伤各一。李指导员也在指挥突围时牺牲。敌人将他和另三位烈士的头割下，扔到山沟里，后来又拿去向日本人请功领赏了。

1937年7月中旬，教导团政委安昌勋，在向敌人喊话时中弹牺牲。

喊唱“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因为还有打中国人的没有中国人味儿的中国人。

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九章 游击战

<h3>弱者的强项</h3>

1937年7月15日，1军3师安插在清原县城的内线，获知日军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人，第二天要乘车去兴京巡视防务，即派人连夜将情报送出城去。这时，3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正带一个连30余人在清原南部的三十道河子一带活动。天亮后赶到七道河子东松木岭下时，晚了一步，公路上两道挺新鲜的轮胎印，敌人已经过去了。

有去就有回，就在这儿等着，打它个伏击。

日寇集甲并村，搞“集团部落”（这是日寇对付抗联最毒辣的一招，后面会专门叙述），这一带房屋尽毁，空无一人。3师为了不走漏消息，将东松木岭两边公路卡住5公里左右，过往行人一律带到道穴沟里一座破庙待着。官兵们在几间被焚毁的破房框子里休息，岭上和周围制高点放上瞭望哨，只等敌人到来。

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一辆浅黄色的福特牌汽车，沿着南边弯曲的山路向岭下驰来。满世界绿意，车顶一面飘扬的膏药旗，像只恶狼血红的独眼。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夏日葱茏的山野间格外沉闷，在等待中有些昏昏欲睡的官兵立刻兴奋起来。

到了岭下，车停了，日军跳下车，一个个端着枪，成散兵线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缓缓跟着。到了岭上，冈田和坂本手执望远镜，四处观望一阵，冈田一挥手哇啦一句，鬼子复又上车，向岭下驰去。

鬼子被打怕了，碰上这种地形，就要采取点儿预防措施。

两山夹一沟，路在沟下头，官兵隐蔽在岭北路北山根处，观察哨不断报告着敌情。车速不算快，看得见车上钢盔下的嘴脸了，周建华一声“打”，亲自抱挺歪把子的柳万熙，冲着驾驶室一阵猛打，30余支长短枪也同时开火，东松木岭下硝烟顿起，枪声就像除夕夜的鞭炮声分不清个数。司机负伤，汽车歪歪扭扭地停下，并未倾翻。车上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蒙头转向，有的在车上寻找目标，有的跳下车抵抗，有的一枪未放就被击毙。

19个鬼子，只跑掉个被打掉下巴的。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6支，战刀6把，还有一些弹药，以及望远镜、地图、服装等。那辆挺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

宽甸县北部的双山子村，是进出宽甸、桓仁、兴京三县的交通要冲，伪安东省“治安肃正”办事处就设在这里，有三个工作班。这种工作班，以刺探情报、网罗叛徒、进行策反为能事，对抗联威胁很大。这里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一个伪警察中队，强攻硬打不是办法，怎么办？围点打援，引蛇出洞。

同年10月31日，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进至双山子西北四平村的天桥沟、佛爷沟，以少量部队攻击四平日军哨所。晚上9点多钟战斗打响，日军一边应战，一边向各处敌人求救。通往宽甸、桓仁、八河川的电话线已被剪断，只剩下双山子方向的一条，杨靖宇将主力在路上布置停当了。

夜11时左右，三辆汽车闪着车灯远远驰来。第一辆进入佛爷沟门，埋伏在两侧的官兵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车上伪军心知肚明，忙答俺们是中国人。日本子来没来？后一车全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快跑。好嘞。

第二辆进来了，顷刻间枪声大作，人仰车瘫。

美军作战靠科技。如今一个士兵，从头到脚都被高科技披挂着，更不用说天上的飞机、海上的军舰了。当年是靠强大的火力，倾泻钢铁，这种能力也是高科技。日军就差多了，可比之抗联，又是天壤之别。那时人们的头脑里还没有“高科技”这个词，可像李在德一样明白了鬼子头上的“铁锅”的效用后，在这些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心目中，其实也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而且，日军的军事素质、战术动作，堪称一流，也顽强。有的军队被打了埋伏，枪声一响，立刻乱作一团。日军通常是就地卧倒，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抵抗。可是，就算平时演练几十、几百次，训练场也只能是训练场。那种突如其来的爆发，那种对心灵和肉体的捶击，那种掉进地狱般的恐怖，不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再顽强，再“武士道”，未等找到北呢，可能连放出一枪的机会都没了。

古今中外，乃至未来，任何强大、训练有素的军队，都抗不住这种打击。

桓仁县窟窿榆树（今属新宾县）警察署长孙海臣，外号“孙猴子”，手下有40多武装警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抓捕抗联伤员和交通员，用老百姓的话讲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腔了”。这小子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行动万分小心。警察署在高墙大院里，四角设有炮楼，十分坚固，又在面向游击区的村子东门、南门，各修一个碉堡。白天出来为非作歹，天一黑就龟缩里面不动窝了。

1师到桓（仁）兴（京）后，就想拔掉这个钉子，怎奈不能强攻硬打，那样伤亡肯定很大。几次派老百姓去报告，说东边、南边来了胡子，想引蛇出洞，“孙猴子”就是按兵不动。怎么办？师长程斌心生一计。

自卫队大队长赵文喜带上十几个人，装扮成胡子。1师少年营50来人，装扮成鬼子和伪军。许多官兵穿着缴获的日伪军服装，远远望去，很难搞清是什么队伍。机枪手丁三扮日本军官，参谋长李敏焕扮翻译官，两人都是朝鲜（族）人。不懂朝语和日语的人，容易把两种语言弄混，一些朝鲜（族）人往往还会几句日语。像后来的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在宾县特支和珠河中心县委时，汉字写不大好，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有时就夹杂几句朝语、日语。

1936年农历11月10日清晨，1师在冬瓜岭把窟窿榆树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掐断，给警察署打个电话，以桓仁日本守备队的名义通知“孙猴子”，说大衍守备队长今天上午要去检阅部队，一场好戏就开演了。

傍晌时分，窟窿榆树村外突然响起枪声，赵文喜带人扮演的胡子往后山上跑，装扮成鬼子、伪军的少年营在后面追。地上铺层薄雪，膏药旗和“满洲国”的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格外刺眼。老百姓以为真是鬼子和胡子打起来了，惊叫着四处躲藏。有老人回忆说，抗联进堡子时，还抓了两个“胡子”，五花大绑着，把“孙猴子”那帮鳖羔子唬得一愣一愣的。

“孙猴子”组织伪警察站队欢迎，自己跑步向前行举刀礼。骑在马上的丁三铁青着脸，呜哩哇啦几句，李敏焕赶紧“翻译”：太君说了，你们通匪。

“孙猴子”赶紧道：太君，俺和弟兄们忠于大日本皇军，不敢通匪。

丁三骂声“八嘎”：不通匪，俺们打胡子，你们为什么不出击？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地把枪下了！

话音刚落，官兵们就冲上去，把“孙猴子”按倒在地，把呆若木鸡的列队警察的枪缴了，一把火把伪警察署和碉堡点着了，把“孙猴子”带回仙人洞枪毙了。

之前的兴京县东昌台之战，也是“皇军”来检阅、训话，未费一弹，就把伪警察分所搞掉了，缴获长短枪40余支。

1军老人说，杨靖宇打仗有“三大绝招”，一是半路埋伏，二是长途奔袭，三是化装袭击。

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的化装袭击，与利用各种天候地理条件的偷袭，在本质上应属于一类的奇袭。其共同特征，都是我在暗处，敌在明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或是未等组织抵抗，战斗已经结束了，或是差不多结束了。而在使敌人猝不及防地受到突然的猛烈的打击（并不一定都是枪声大作）上，这“三大绝招”可谓异曲同工了。

实际上，这也是东北抗联最基本的战术手段，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强大武器。

游击队的特点，是敌明我暗，时隐时现，机动灵活，不然“三大绝招”就没了“绝”字。敌人来了，老百姓来报告了，或是还未出动，地下党的情报到了。

磐石游击队最初的名称，是“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为什么称为第四军呢？因为怕人家晓得我们只有一（个）军，觉得力量小，说第四军宣传时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军还在某处某处。”

抗联最多时达11个军，军下通常设师团连排班。有的有旅，为独立旅。有的有营，为军属或师属少年营、保安营。1937年全盛时期，11个军有三万余人，也就是一个正规军的兵力。有的军几千人，有的几百人，后者其实就是一个营。抗联一个师打日军一个中队，或是小队，或是伪军一个连，不知就里，会以为兵力绝对优势。其实，有的师百把人，有的团也百把人，师长、团长实际上就是个连长，连长就是个排长，甚至班长。但是，班长却是实打实的。作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在东北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个班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最低也不少于五个人，经常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正规军的架子，游击队的实体——从赤色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都不可能拉开架势打正规的攻防战。从几千人到几百人的，笔者未发现有集中全军兵力作战的战例。这不是游击战的战法。各军所属师团都是分散配置，在统一部署下随机应变，各自为战。逮住个机会，集中就近部队打个伏击，搞次偷袭。有时几个军的几支部队联合作战，攻打县城，或是镇街，得手、未得手后立即分散活动。兵力聚集一处，是游击队的大忌。游击战不是人多了就能打胜仗，而是靠战术巧妙、灵活机动，使自己处于暗处，袭击明处之敌。调集许多山林队作战，有时甚至成乌合之众。比较实打实的一个班，或者十几个人一个排，这打一下，那咬一口，打了就走，打不了也走，来去轻捷，得心应手。

1933年6月，磐石游击队攻打磐石县东北岔，发射7发迫击炮弹，伪军惊恐异常，让人想到“屁滚尿流”。许多时候有门炮真起作用，可它笨重，不便携带，各军陆续缴获的火炮，几乎都插了起来。重机枪也一样。抗联最宝贝的武器是轻机枪，一个人扛着就跑。

若是像义勇军那样，动辄拉开架势打正规战，抗联有几十个军也早垮了。不是敌人打不垮抗联，而是敌人摸不到抗联，抗联却可以摸到敌人——这就是游击战的诀窍和绝妙。

方方面面对比，都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的关东军，也组织日伪游击队，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只是这种战法的专利，古今中外，从来都不是属于侵略者的。

游击战不解决战争的最终胜负，它是在不断地袭扰敌人中，消耗、牵制敌人兵力和战争潜力，使其不得安宁——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战的军事价值，也正在这里。

<h3>“活动活动”</h3>

1937年11月下旬，杨靖宇率教导1团，从宽甸县北部西进本溪县大石湖与1师会合，意在安排1师今冬明春的活动。月底到达不久，敌人即寻踪跟了上来。部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势，1师在西边与从赛马集赶来的日本守备队打响，山林队高维国的部队在北边与从碱厂赶来的伪军接火，军部教导团对付从东边跟过来的日本守备队喜多部队。

这年冬天雪特别大，第一场就下了一尺多厚，把山野大地捂了个严严实实。教导团阵地正面是片撂荒地，那雪浅处没膝，深处齐裆，光溜溜的，上面一层薄冰样的硬壳，只余些蒿草的梢头在风中抖瑟。官兵居高临下，趴在岩石、树干后面的雪窝子里，山下杂树丛中敌人一露头，瞄准了就是一枪。

要想通过这样一片开阔地，即便是面对再拙劣的射手，也只能当活靶子。

山半腰一条雨裂沟里，有块半间房子大小的卧牛石，一个鬼子军官趴在后面探头探脑地挥面小白旗，指挥敌人用掷弹筒、六〇炮向山上轰击。杨靖宇指点着，命令机枪手尹夏泰把他打掉。尹夏泰一声“好嘞”，一个点射，小白旗不见了。一会儿，一个鬼子从下边沟里跑到那儿，小白旗又晃动起来。尹夏泰一个点射，又没了影动。隔了十几分钟，又一个鬼子不知死活地往那儿跑，尹夏泰扣动扳机“嗒嗒嗒”，没打着。

杨靖宇又调来一挺机枪，说：沉住气，瞄准打，看小鬼子还有多少指挥官。

两挺机枪同时开火，卧牛石火星四溅，雪粒子飞扬像卷起疾风。一阵雪雾散去，一个黄糊糊的东西从石头后向下滚去。机枪跟踪射击，打得鬼子身上直冒青烟。

从傍晌打到太阳卡山，传令兵不断来去，1师和高维国部的战况也差不多。大家最担心的飞机一直没来。天快黑了，参谋杨俊恒说：军长，看样子敌人要退，是不是追它一下子？

杨靖宇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笑道：小鬼子主动找上门来，咱也别慢待了人家，让许团长带人送一程吧。

团长许国有带两个连就追。队伍冲下山时，一脚浅，再一脚深了，那人就一头扎雪窝子里了，没人拉一把，有时都爬不起来。平地也差不多。这哪是打追击战的火候呀，却也正是火候。比之土生土长的抗联官兵，鬼子那腿功显然差一截子，穿得又多，也就更笨拙。鬼子作战一向顽强，近战喜欢拼刺刀，这工夫累得狗爬兔子喘的，“武士道”就成了“武士倒”。追上几个，枪打刀刺，一会儿就报销了。

照惯例，通常是打一仗，马上就要转移的。杨靖宇说：明天小鬼子肯定会来收尸，它也以为咱们走了，这回咱们偏不走，再打它个伏击。

第二天10点多钟，敌人果然来了，伪军居多。一阵机枪、排子枪响过，官兵从雪地中跃起冲杀，很快结束战斗，缴获40多支步枪，还有1门小炮。

两天两个胜仗，部队转移到桓仁县滴水砬子，得知附近雅河口有个鬼子的兵站，里面全是食品。部队正好没粮了，就打。守敌是20多个伪警察，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举手投降。大米、白面、罐头、香烟，能扛多少扛多少。

有些人是第一次吃到罐头，高兴啊，说杨司令，现在咱们有吃有喝，好吃好喝的，更得“干工作”了，得再干个大点儿的。

杨靖宇哈哈大笑，道：工作有的是，不过可别忘了咱们打的是游击战，光游不击不行，光击不游也不行。这几天的工作干得不赖，响动也大了点儿，小鬼子肯定注意咱们了，眼下就得多游点儿。

一军的战士通常都有一个毛病，若是多日不打仗，就觉得心里有点儿刺挠（痒痒——笔者）。杨军长带队在热水河子一带活动的时候，战士们向军长说：“咱们又好多日子不打仗了，怪难受的，军长！还不找个工作干一下子？”杨军长想了半天对战士回答说：“不过五天就有工作，别着急！”

南满1军官兵管打仗叫“干工作”，动不动就说“找个工作干干”。

北满3军、6军管打仗叫“搞影响”，部队打仗回来了，留守人员就问“影响搞得怎么样呀”？

吉东5军叫“活动活动”，几天不打仗，就说该“活动活动”了。

一到冬天，“活动活动”就成了抗联官兵的口头禅。

行军休息，或是有什么情况停下了，听吧，一会儿连长、排长、班长就喊上了：“活动活动，别冻坏了。”后来就有了一句顺口溜：“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

赵明山老人说，那时抗联的穿戴，刚参军的还是老百姓打扮，戴个狗皮帽子，老兵多数是兔皮的，缴获日本子的。除了棉衣棉裤，还有套袖、套裤。套袖都能明白，套裤跟套袖一样，就是套在腿上，高过膝盖，一般都是老羊皮的。没有“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手套），把套袖往下拽拽，也能顶半个手闷子。脚上是乌拉，这东西轻快又暖和，绑上“脚扎子”（一种两个手指宽窄的“”形铁器，下边有四个爪），走冰雪道不跐不滑。还有个东西叫“屁挡”，狗皮的，狍子皮的，獾子皮的，屁股大小，绑挂腰上，累了坐着，冬天隔凉，夏天防潮。那时胡子和常年在山里干活的人，屁股后头都耷拉个“屁挡”。

老人说，行军乏，再出汗，一歇下来就冷，越冷越佝佝，还犯困。“活动活动”，当班长的就得勤喊着点儿，还得推几把，踢两脚，必要时拽起来跑一阵子。一眼没看到，谁坐那儿迷糊着了，那就“悬”（危险）了。一次都到老乡家住上了，5号战士觉得耳朵有点儿疼，一摸，没了。东北人讲天冷，就说“这手冻得跟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没事儿，猫不咬了就是冻坏了。耳朵薄薄一层，又是脆骨，冻“硬佝”（僵硬）了，树枝什么的一剐碰就掉了。耳朵掉了没事儿，手冻坏了也将就，脚冻坏了，不能行军就不能打仗了，那人就废了。

丛茂山老人说，大石湖、扁沟、黄土岗子，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地方，那伏击战打老鼻子（很多）了。冬天打伏击最遭罪了。趴上个把钟头算短的，有时等上半天，敌人也不来。山顶上有瞭望哨，敌人没来，蹦跳活动都行，上边看到敌人了，就得老实趴那儿了。那时没有天气预报，也不懂什么零上、零下多少摄氏度，现在估摸大都零下20多摄氏度，腊月天零下30多摄氏度挺平常。经常半夜出发，天亮前赶到伏击地，就听“嘎巴嘎巴”响，一人来粗的树都冻裂了，这就有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把枪抱怀里暖着。不然，大拴、“勾死鬼”（扳机）什么的冻住了，枪就打不响了。

老人说，第一次打伏击，俺就穿的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也没有套裤。行军出汗，裤裆里都“抓蛤蟆”了，透心凉啊。班长不停地喊“活动活动”，活动什么呀，身子一会儿就硬佝了。日本子过来了，班长命令准备了，俺听到了，看见了，模模糊糊的，脑子发木。枪响了，天崩地裂似的，这下子清醒了些，还是有点儿糊涂。冲啊杀啊，大家伙儿冲出去了，这下子明白了。若在平时，别说自己个，就是有人拽，也得拖死狗似的，那工夫还真就冲出去了。到现在俺也说不清哪来的那股子劲头——就是一股急劲。

笔者家乡本溪市有“枫叶节”。每年9月下旬后的个把月间，枫叶就火焰般红透了山野，成为秋色的主调，引来游人不绝。古诗说“枫叶荻花秋瑟瑟”，深秋的枫叶更具一种别样的风采，让人感到生命的强悍和壮美。

而当年的抗联官兵看到枫叶由绿变红，就知道难熬的日子要来了。

住在城里干休所的、在乡间享受老红军待遇的抗联老人都说冬天游击的难处，不在天气多冷，那时那人多么“抗造”（能吃苦耐劳抗折腾），而在于平原没了青纱帐，山林里树木都光溜溜的，站在这山能看得见那山林子里活动的人形，土地爷和山神爷都不站在抗联一边，就有点儿汉奸的味道了。

胡子一到冬天就插枪、猫冬，甚至玩弄手段假投降，固然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也是因为这个季节不适合干这种营生。任何规矩能够一辈辈传下来的，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近在眼前的事实，则是曾被民众寄予希望的几支义勇军的大部队，几乎都是在冬天被击溃的。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说：

在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下，这些困难——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气候的寒冷以及给养的困难——是可能克服的，必须反对“冬天不能游击”的倾向，反对一切插枪等待明年“青纱帐”起后再干的企图。

游击队成立之初，眼见着天气一天天凉了，是难免会想到胡子的猫冬习惯的。青纱帐从倒到起，北满要大半年，南满是半年。认为冬天难以活动，猫冬意味着日寇每年可以有半年时间安然地巩固其统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自“九一八”事变后，每到冬天，日寇就抓紧有利的自然环境大肆“讨伐”，这冬天在实际上也是猫不了、躲不过的。

后来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野副“大讨伐”，都是10月开始，翌年3月结束。三江“特别大讨伐”，原计划也是要在冬天进入高潮。平时日军高度分散配置，每当树叶飘零，就开始调集兵力了。后面将会写到，无论鬼子的战术怎样变化，这一条基本未变。

按照胡子的老皇历，1军独立师南渡辉发江之际，正该是进入猫冬的时节。可1军挺进东边道就站住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欢迎、拥护和掩护。人民才是真正的青纱帐，只要和群众在一起，抗联就有了不倒的青纱帐。

当然还要讲究战术。

杨靖宇有个“四快”，即“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夏日游击，打得赢，打不赢，转身钻林子里就没影了。冬天就不行，就更得突出个“快”字。

抗联的许多好仗，都是在严酷的冬天打的。

<h3>树叶关门了</h3>

“春风不刮，杨柳不发。”在一阵暖似一阵的南风吹拂中，山野间树木光秃秃、干巴巴的枝条，一天天地光泽油润了，鼓苞发芽了，伸展枝叶了，关东的崇山峻岭和平原大地，就被醉人的绿意遮蔽了、淹没了。

每到这种时候，南满抗联官兵就会说：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到了。

同样喜上眉梢的北满抗联，则称之为“浑汤林子”。待到秋风渐紧，树叶飘零，大地裸露，满世界复现黄黄漠漠，山林又是清汤寡水般的树干枝条，就是“清汤林子”了，南满抗联就说“树叶开门了”——抗联的苦日子就来了。

有首曲调欢快的抗联歌曲《夏日游击》：

夏日游击，

草木来相帮，

树叶浓，草深长，

到处可隐藏。

不要忙，不要慌，

瞄准找对象，

临阵杀敌要沉着，

才能胜仗。

……

1军3师东松木岭伏击战，能取得那样的战果，老天爷和土地爷帮了大忙。倘是冬季，草枯树瘦，山野雪白，3师官兵即便不被发现，那仗也难得打得那样从容、漂亮。

鬼子发誓要为冈田等人报仇，“讨伐队”在3师经常活动的地区，到处搜山沟。它也不敢掉以轻心，每队少说百把人，一处响枪，都来支援、包围。还强迫老百姓出探，结果许多人都成了3师的探子。

3师的对策是有分有合，合是击，散是游。通常是白天在山上隐蔽、休息，跟鬼子兜圈子，晚上下山到老乡家吃饭。有时鬼子这边进村，抗联那边出村。即便白天也问题不大，钻进高粱地、树林子就没影了。有的“讨伐队”带着狼狗，狗鼻子灵呀，又经过训练，就得格外小心。山沟里大都有水，在河沟里蹚上一阵子，然后躲在下风头的树丛里看吧，那狗就这嗅那嗅地找不着北了。

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山上观“东洋景”——其实主要是听。大热的天，林子密不透风，许多时候也一点儿风没有，只听知了可着嗓子聒噪，满世界都被这声音和绿色充塞了。这山那山，这沟那坡，汗流浃背地登山爬砬子，也真够东洋鬼子受的。没等鬼子爬到半山腰，官兵们又到另一座山上坐着了。透过树隙，偶尔可见暗绿色的钢盔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有时就听一声惊叫，接着叮叮咣咣一阵响，是钢盔、水壶、饭盒和枪撞击石头的声音，当然更响的还是鬼子的惨叫。有时这边“叽里哇啦”一通忙活还未完，那边“叮叮咣咣”一阵响，又有“滚蛋”的了。

坐在山上吧嗒吧嗒抽烟的，情不自禁哼哼几声二人转的，有的忍不住就笑。有人就会呵斥一声小点儿声，或是闭嘴，说这不是看戏。

有人小声嘟囔：都说“看景不如听景”，也不能光听呀，得“干工作”呀。

看准从山城镇出来的一股比较孤立的敌人，柳万熙将部队隐蔽在一片开阔地后面的树林里，一阵排子枪打倒十几个。后来听老百姓说，当时就打死了三个鬼子，抬回去又死了几个。

一阵急雨似的排子枪，再一阵，顶多三下子，转身就跑，隐入密林深处。这种仗各军都没少打，通常都有斩获，自己则很少伤亡。如果周围敌人很多，就不能打，否则就难脱身了。

丛茂山老人说，敌人来了，你趴在那儿瞄准，有日本子就不瞄汉奸队，日本子中还得找当官的，骑马的，挎指挥刀的。这活领导多数都有安排，让那几个枪打得准的干，不能大家伙儿都打一个当官的，那样浪费子弹。俺就干过这活。右手二拇指钩住“勾死鬼”，瞄着、瞄着，指挥员那枪一响就“搂火”（扣扳机）。有时指挥员那枪还没响呢，咣一家伙，有人“跑排”（走火）了。本来那仗能打九成、十成，这一枪就打去四五成。可你能说他什么，新兵，害怕，从未打过枪，他也说不清那枪怎么就响了，把自己还吓了一跳。

老人说，第一次打仗，说不害怕是瞎话。可一想到日本子杀人放火，恨多了，怕就少了。妈个巴子，俺现在做梦，还常常摸进日本子大营里，把小鬼子都挑了。俺枪打得准，可用枪打不解恨！别看俺个小，俺年轻时可有劲了，跟日本子拼刺刀、摔跤，没吃过亏。

1军军事训练，杨靖宇非常重视射击和刺杀。各军都这样。1军还明确规定，冲锋时打三枪。一是跃起冲锋前瞄准了打一枪，二是冲锋时看准敌人打一枪，三是撤退时打一枪。追上敌人了，近战，能用刺刀解决问题，就不要开枪。抗联打仗，得经常想着自己还有多少子弹，掂量着子弹打仗——子弹金贵呀。

像许多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庄稼人一样，羊倌丛茂山的第一次实弹射击，是直接射向了敌人的。胆量和枪法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平时当然也练，瞄空枪，干部和枪法好的当教官。那时管“米”叫“米达”，许多人不懂，这种洋味儿的长度单位听着也别扭，一些教官也没这个概念，就讲“里”，“半里地”，“一里地”，“两里来远”。比如对空射击，能看清飞机的什么部位，高度就是多少里，提前量应该是几个机身。打步兵，当年的机枪手丛茂山说，敌人冲锋，一里来地，瞄他脚底下，正好打胸脯上。

许多老人讲到胡子，特别是胡子头，枪法特别好，胡子也非常佩服枪法好的人。有的参加抗联了，当教官，领大家训练。一些人那枪法就是子弹喂出来的，有的老师也是原来的胡子头，一代一代传下来，根本不正规。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有人能讲出这个意思，也没这话。有的为了掏枪利索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都锯掉了，哪还有什么“三点成一线”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是进门就让师傅领歪了，再纠正都难。

抗联真正开始比较正规、科学、系统的军事训练，是从1940年底陆续过界到苏联，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前后。教官主要是苏联红军军官，结合东北抗战特点，按照苏军步兵操典进行训练。主要是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滑雪，还有跳伞、空降——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东北抗联是最早掌握这项技能的。

开头，有人根本不信从那么高的空中跳下去不会摔死，那也不能装熊叫人笑话呀，牙一咬，心一横，眼睛一闭，下去了。

抗联老人都说夏天享福，在山上能睡觉，冻不着，饿了有野菜吃。春秋也挺好，天再冷也冻不坏，秋天还有野果子吃。

夏天让人难受的是蚊子、小咬、草爬子。

林子里蚊子、小咬多，吃食又少，一个个饿死鬼似的，见到人就兴高采烈地围上来。你走，它跟着你，头上、身后一团团地嗡嗡着，寸步不离。喘气吸进嘴里，眨眼也能夹住，停下来立即发起集团攻击。那人手里通常都得拿根树枝子，前后紧划拉。小咬专门攻击头发根、耳根、脖子，咬上就是一片包。有种黑褐色的长腿蚊子，个头大，隔层衣服也能叮你一身包。脱裤子解个大手，就更得紧忙活了。稍微麻痹点儿，觉得痒了，伸手一抓，黏糊糊的，都是血。

胡子惩治仇人，冬天把人绑树上，有时还浇盆水，把仇人冻成“冰棍”。夏天把仇家扒光绑树上，一会儿就剩个黑糊糊的人形的东西了，那身上被蚊子叮满了。第二天再看，那人白白的，一点儿血色都没了。

草爬子模样像臭虫，饿着时小米粒大小，瘪瘪的，刮风时像粒灰尘在林子里飘。吸足了血，就像气球似的能胀到黄豆粒大。这东西光吃不拉，据说是一嘴两用，边喝血边把废弃物排泄到人体里，毒性特别大。这怪物嘴上长着倒刺，不知不觉叮进肉里，倒刺立即展开，死死叮住那里，用烟头、香火烧它才肯出来。强拉硬拽，宁可身首分家，也要把脑袋留在人体里，让你痛痒无比，还易溃烂。

有老人说，草爬子能传染一种森林脑炎，治愈率为万分之几。当然，这都是后来知晓的。当年就说是“闹病死了”，再说得具体些，就是“脑袋疼疼死了”，“肚子疼疼死了”。

一到夏天，那人身上就难得见块好地方了。可比之冬天遭的那罪，又算不得什么了。

军部机枪连3排长，一条腿被打断，当时人就没气了。大家以为他牺牲了，用树枝蒿草把他掩盖一下撤退了。当天晚上，一场大雨把他浇醒了，三天后爬了回来。杨靖宇非常感动，说他是“我们抗联的英雄”。

这要是冬天，别说断条腿，就是好好个人，在深山老林里掉队了，十有八九冻死了。

<h3>痛打邵本良</h3>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

战斗力最强者为邵本良队，作战时不能任意撤退，并有相当技术。

写于同年、未注明月日和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几个战斗情况》中说：

邵本良原来是个团长，他在南满一带“剿匪”最出力，也最有名。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被他打个落花流水，山林队没有不怕邵本良的（在山林队中通常发誓就是：如果我做坏事，出门就遇见邵本良）。

邵本良是海龙县人，中上个头，四十多岁，当过十多年胡子，后被东北军收编。此人胆大，有头脑，善钻营，在直奉战争中立下功劳，颇受张作霖赏识，由连长一路升至团长。“九一八”事变后，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降日寇。在其后的几年间，伪军有哗变的，有暗中“通匪”的，日本人瞅谁都觉可疑，不放心，对邵本良却青睐有加，委任为少将旅长、东边道“讨伐”司令官。别看有人那官更大，却是虚的，邵本良则实打实。邵旅粮饷充足，装备全换成日式的，这小子大概也恨不能把自己变成日式的了。

从胡子头到东北军团长，剿与被剿，还有军阀混战，那个年代的仗让这小子打全了。还是个地头蛇，对东边道一带地形、民情非常熟悉。因其官兵都挂个“屁挡”，而被老百姓称为“大尾巴队”的这支伪军，胡子出身的也多，一些人还有杆烟枪。一提起抽大烟，人们就会想到哈欠连天，弱不禁风。后面将会写到，胡子抽大烟，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职业病态。而一些惯匪双枪将，枪法准，有战斗经验，走到哪儿不会迷路，哪座山上有个山洞都有数。

日军行军作战，靠地图。特别是1935年前，离开地图找不到北。比之张学良的东北当局绘制的地图，日军的要精细些，但与实地也往往差距挺大。地形不熟，不懂民情，对抗联的战术也一知半解，因为它是“鬼子”。除了装备好，作战顽强外，再无优势。而这帮双枪将过足烟瘾，或是有烟土作诱饵，上阵也是不要命的，有时比日军还难对付。

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后的第一仗，对手就是这个邵旅的一个连。虽然将其击退，独立师也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四人，其中包括在南满巡视工作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

1军要在东边道站住脚，必须严惩邵本良。

位于通化和柳河两座县城之间的三源浦，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也是邵本良的一个重要据点，有邵旅的一营伪军和警察队、治安队驻守。金川县凉水河子镇，是邵本良的后勤兵站基地，邵部的军需补给及家眷都在那里，自然也有重兵防守。

权衡利弊，杨靖宇决定声东击西，佯攻凉水河子，奔袭三源浦。

独立师参谋长李红光，找到当地几个农民，让他们到就近的伪警察署报告，说他们看到红军了，红军要打凉水河子。见农民莫名其妙，面露难色，李红光道：你们照俺说的办，就是帮了红军的忙。

11月24日，就在邵本良带两连伪军匆匆离开三源浦后，早已在附近待机的独立师一阵猛攻，将镇子拿下。

正在琢磨下一个目标打哪儿，有人送来一封邵本良的信，是写给驻通化的伪军司令廖弼宸的，说他在东部驻有重兵，要廖部协防，防止红军突围。杨靖宇和李红光分析，觉得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驻有重兵，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再询问送信人，送信人说信是在路上捡到的，就认定这是邵本良的一个圈套。杨靖宇给尚在磐石的1团团长袁德胜写封信，说他要从西部突围，命令袁德胜率部前去策应，并使这封信也落到邵本良的手里。

假信对假信。就在邵本良自以为得计，在西部布下重兵时，杨靖宇率部长途奔袭，一举拿下了凉水河子。

迅雷不及掩耳的两次奇袭，打得邵本良嗷嗷叫：俺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俺还鬼。

东边道的大小山林队拍手称快，都服了，说红军了不得，杨司令了不得。

转眼就是1935年夏，葱茏翠绿的世界，抗联健儿又游又击，大海中的鱼儿般欢快活跃。

8月上旬，杨靖宇率教导1团从金川县（今辉南县）河里出发，连续几天西行，准备偷袭柳河县城。都是夜间行军，到一地立即封锁消息，结果还是走漏了消息，“大尾巴队”一个营提前一天进入柳河县城。邵本良就有这等本事，人熟地熟，耳目又多，别人搞不到的情报他能搞到。这是其他伪军比不了的优势，也是这个胡子头敢在主子面前拍胸脯子“包打红军”，有时甚至不买主子账的资本之一。

柳河城不能打了，“大尾巴队”却像群恶狼似的跟了上来。

邵旅编制3个团，5团、7团邵本良随意调遣，12团就不大听使唤。对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张大帅，东北军官兵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同样出身的邵本良这样的收编队，就不大放在眼里，特别是从正规军校毕业的军官。而邵本良则认为军校出来的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上阵尿裤裆。三源浦和凉水河子被袭，12团团长是偷着乐的，5团、7团却觉得那是偶尔失手，红军不过是一群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恶狠狠跟上来的“大尾巴队”，是7团的一个营。7团号称“老七团”，由邵本良亲自兼任团长，是这小子的起家队伍，军官大都是当年占山为王时的弟兄，抱团，为他两肋插刀，骄横、凶悍，一心想要报仇，恨不得一口把眼前这股红军吞了。

来得正好。杨靖宇听着侦察员的报告，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在清原县的黑石嘴子伏击敌人。部队隐蔽在路北山脚下半人多高的草丛中，距路边就几米的距离，路南是片大豆地，无遮无拦，第一阵排子枪响后就冲上去抓俘虏。

这一仗毙伤敌人60多人，俘虏10多个。“老七团”挺顽强，有的死不缴枪。

军部秘书长韩仁和给俘虏训话，开口即道：你们都把心好好地放肚子里，俺们不杀你们，马上就放你们回家，还发路费。

坐那儿流泪等死的，一副宁死不屈无所谓样子的，转着眼珠子伺机逃跑的，听到这话都愣了，之后是不信。“共匪共产共妻、群婚乱婚”呀，“让共匪抓去不是活埋，就是割头”呀，这类话听得太多了，虽未眼见，也怪吓人的。而一些山林队捉住“大尾巴队”的人是怎么处置的，倒不陌生，因为他们也那样干。

韩秘书长说：人民革命军打日本子，抗日救国，救中国，你们倒帮狗吃食打俺们，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的良心长哪去了？你们替日本子卖命，能捞到什么好？你们的爹妈和老婆孩子，不也一样当亡国奴，受日本人欺负吗？桓仁铧尖子日本守备队要娘儿们，把警察署警察的娘儿们都糟蹋了，你们的娘儿们就那么保险吗？你们也是中国人，心里什么滋味儿？俺们有句话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今儿个是你们撵着打俺们，是自找的。俺知道放你们回家，有的还会跑回“大尾巴队”去，那也放，共产党说话算数。可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想着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别白搭上小命，爹妈和老婆孩子还要跟你背骂名。

9月，韩秘书长截听“大尾巴队”电话，得知7团后勤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到八道江，由一个连护送10马车物资，还有一些军官家眷，部队就在必经之地葱岭等上了。当战斗进行到需要顾及到军官家眷时，只见这些女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趴到路边小河沟里，抱孩子的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底下。那水深处也只没过脚踝，那也不行呀。孩子哭呀叫呀挣扎呀，有的母亲竟然毫无直觉。当官兵们把她们拉起来时，有的孩子已经呛死了。

反应过来，包括邵本良的小老婆在内的这些女人，第一个动作几乎都是伸手去摘耳环，撸戒指、镯子。后来，再听谁讲红军是胡子，这些女人就说：别“扒瞎”（胡扯、撒谎）了，天底下还有给金子也不要的胡子吗？

1936年2月26日夜，1军又端了“老七团”设在通化县热水河子镇的团部。

邵本良“包打红军”的牛皮把自己吹破了。怎么办？以7团为主，配以相当数量骑兵，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一支精锐而又轻便的近千人的“讨伐队”。同时，要求所到各县的地方武装都要听他指挥，并要提供三架飞机助战，日寇一一应允。这样，天上地下，灵活机动，发现踪影，围追堵截，抓住机会，穷追猛打。

敌人最终在军事上击溃1军的那套战术，就是邵本良的这种战法提供的雏形。

东北十四年抗战，各地都有类似邵本良这样的铁杆汉奸。不过，像这小子这样有三架飞机供其调用的“陆空司令”，还真难找出第二个人，也够牛的了。只是被杨靖宇的伏击打怕了，再恼羞成怒，急于在主子面前挽回脸面，也不得不倍加小心。

把重机枪、迫击炮这样的笨家伙在山里藏起来，杨靖宇带着队伍就是一个字“游”。2月中旬，清汤林子，白天不便行动，就白天休息，晚上行动。看好个地方，就封锁消息等上了。鬼精鬼怪的邵本良看地形不利，空中侦察，地面不动。敌不动，我动或不动，要视情况。有时是派出小部队偷袭、骚扰敌人，有时是走，甩脱敌人，使敌人不知去向。有时还要故意搞出点儿响动，打一下警察署什么的，把“大尾巴队”再引过来，拖上一阵子又没影了。

从2月中旬到4月底，1军出通化，进辑安，然后柳河、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先后转了七个县，行程约两千公里，4月30日在本溪县梨树甸子大东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将这支尾随了两个多月的“大尾巴队”大部歼灭。

大东沟两山夹一沟，山大沟深，这种地形邵本良当然是不会轻易进去的。杨靖宇命令各部，将破衣烂衫什么的一路丢弃，尽显狼狈之状。而每天10点来钟就会出现在头上的飞机，则向邵本良报告这支队伍掉队的越来越多。当天上午，三架飞机飞临梨树甸子上空盘旋侦察，未见异常，邵本良就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营进了大东沟，子弹就从两侧疾风暴雨般泼泻下来。

这是一个“口袋阵”。等在沟口的是1师6团，中间是军部教导1团和1师少年营，还有几支山林队，守在沟里拐弯处的是1师3团。发现中了埋伏，前头的拼命往前冲，后面的不顾一切往回跑，都被顶住，中间的则被截成几段。突不出去，“大尾巴队”开始向两侧山上反扑。此时树枝刚刚打苞，离树叶关门还早着哩，视野非常好。官兵居高临下，沉着地据枪一个一个地“点名”。几门迫击炮还没架好，鬼子连长菊井少佐就见鬼去了。

一些老人说，沟底有条小河，河沟里的水都红了。

综合上世纪60年代初家乡党史人员调查当事人的资料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说法，进入伏击圈的500多人，跑掉的顶多不会超过50人，其中包括邵本良。这小子脚后跟中了一枪，在几个马弁拼死卫护下，趁乱溜了。

三个多月后，1军在通化四道江再次伏击“大尾巴队”，毙俘近百人。

梨树甸子伏击战，邵旅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毫毛未伤，抹了满脸血躺在死尸堆里装死，竟让他混了过去。这次，这个“武士道”又如法炮制，打扫战场时被戳穿“东洋景”，官兵给他一阵乱枪，说“叫你装死”。

梨树甸子伏击战后，“大尾巴队”一蹶不振。

“大尾巴队”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当然不会心疼，问题在于曾被无比信赖的邵本良，这时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如果俯首帖耳听使唤，日本人也许会给他个什么闲差，安然无恙地吃他的卖国俸禄。这个桀骜不驯的胡子头，却坚持说他那套战法没错，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是凭本事干出来的。当然他是和部下弟兄说的，却可能不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吗？而且，有时对主子也来几句横的，那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道江伏击战，这个脚伤未愈就上阵卖命的汉奸，再次逃脱后住进奉天一所日军医院，不久就死了——据说是被毒死的。

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十章 创建根据地

<h3>两个人的县委</h3>

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说：

你们半年多八、九百里的活动中，没有帮助和领导群众斗争，对这工作是白跑了。若是游击队和群众不配合起来斗争，有多少诸葛亮的游击战术也不会好的。

游击队的活动不是上山脉地势好的问题，是依靠群众夺取群众的问题。

请读者牢记这两段简短的引文，它们道出了东北抗联得以生存、发展、壮大，以及最终不得不退到苏联的根本原因——后面将详细叙述。

能在1934年春作出这等深刻的指示，磐石中心县委着实是有眼力、水平的。

潘国权要当红军没当成，被杨靖宇安排回家不久，仙人洞就来了一对“夫妻”。

男的叫李明山，二十五岁左右，高个儿，脸稍长，大眼睛，皮肤白净，谈吐文雅，一看就是个读过不少书的人。那时那人对读书人高看得很，有的读书人在庄稼人面前也把自己看得很高，这个挺英俊的读书人却不。不管多穷的人家，进屋大叔、大婶叫着，炕沿上一坐，庄稼嗑一套一套的。

李明山本名孙永焕，曾任第一届兴京县委书记，又在清原从事秘密工作，有丰富的地方、地下工作经验。1军成立后，调任独立师3团政治部主任。为开辟桓仁、兴京抗日根据地，杨靖宇将他调来担任桓兴联合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人们都叫他“李县委”。时间长了，一些人也像“工作同志”一样叫他“李同志”、“老李”、“小李子”。他左手少两根指头，有人叫他“八个爪”，他也一样答应。

女的叫朴金华，化名赵淑英、曹同志，以至于后来也“张同志”、“李同志”叫惯了的庄稼人，不免好奇地问她：曹同志，你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呀？

朴金华端庄、秀气，当时只有十九岁，却是个老革命。她是龙井县水帘洞人，十一岁读小学时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逮捕，关押一年。十五岁参加东满游击队，扛支不比她矮多少的步枪，在长白山打游击。她原是2军的，因1军女同志少，调来1军，担任桓兴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主任。为了隐蔽身份，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让她和李明山假扮夫妻。两个人都是朝鲜（族）人，说一口流利的汉话。

桓兴县委受通化中心县委（原海龙中心县委）领导。因1军经常在桓兴地区活动，就直接在杨靖宇领导下工作。

两个人的县委，很快在老秃顶子山周边地区打开局面。党团组织和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又名“小孩队”）等等，陆续建立起来，工作扎实而又活跃，抗联官兵说这回咱们有家了。

两个人的县委，成绩如此斐然，有许多因素：杨靖宇在那儿掌舵，两个人的勤勉、经验、干练，抗联不断打胜仗的影响、推动，等等。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配合。而比之磐石、东满、珠河等老游击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些新区没有之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经历。

在磐石等地，由于搞土地革命，有钱大户不用说了，就是有头脑的穷人，也觉得红军又打日本子，又打大户，这么干不是个办法，难成气候，也就不想靠近你。而且，许多穷人与大户沾亲带故，“是亲三分向”。1933年8月27日《中共南满中心县委决议》中说：“在最近玻璃河从前所谓好的群众，在现在当红军游击队来的时候，藏起来粮食，以后盐也没有，房子也没有等语，来对队员引起恶感和不好的影响。”有的游击队到哪儿不敢说自己是红军，因为“北方会议”把红军的名声搞坏了。待到贯彻执行“1·26”指示信了，你说你不抢粮分田吃大户了，那人一时半会儿能信吗？就得看你一阵子，就有种夹生饭的感觉。而东边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老百姓称人民革命军为红军，也欣然接受。因为他们看到的红军，就是一支从未看到的最想看到的军队。

还有，如果是在那种中国同志成了宝贝的地区，就算李明山和朴金华的汉话说得再好，这两个人的县委也难立足。可在绝大多是为汉族的老秃顶子周边的桓兴地区，人们没有“高丽胡子”的概念，除了少数走狗外，朝鲜（族）人与汉族人也没多少不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领着老百姓抗日救国的共产党。

像当时所有的县委一样，两个人走到哪里，人们就说“县委”来了。老秃顶子周围的大小山村嵌满了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了人生最壮丽、美好的记忆。1989年，被落实政策为“抗日老战士”的朴金华，这位身上还嵌着两颗子弹的没了党籍的农村老人，去世前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那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桓兴县委有一个区委、三个支部、三个小组，党员三十多人。

1军独立师到桓仁不久，家在高台子的青年农民姜东魁，就在村里参加了抗日工作，两年后的6月10日入党。头天下午，李明山让人捎来口信，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海青伙洛（“伙洛”为满语，即山沟）老栾家后山冈梁去。他按时去了，到那儿的除了李明山和后来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张永奎外，还有孟广尧、王广林、遇文海，都是像他一样的穷苦农民。六个人在树丛中坐下，李明山宣布开会，说今天是要介绍你们入党。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姜东魁老人在“回忆材料”中说：

入党当时没有什么正式手续，给一张二寸宽的纸条，在上边填上出身、历史及亲属关系，交给介绍人，盖上李明山的章，就算入党了。李明山在同我们谈话时说：“做个党员要事事带头，要不怕困难，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要好好干，在敌人面前要死不投降，决不卖国。”接着他又让我们表表决心，我们挨个站起来举手表示：“死不投降，决不卖国，坚决抗日。”然后李明山又告诉我们：“现在的党员都是秘密的，绝不能暴露身份。党内的联络暗语是‘西皮’（CP）或‘一九三六年’。今天就是你们入党的日子，你们一辈子也不要忘记。”

从此，就像自己的生日一样，姜东魁记住了这个日子。

当时住在兴京县岔路子的刘明山，在“回忆材料”中说自己入党：

张永奎先是一边问一边给我填了一张表，表上填写姓名、历史（从八岁往上）、亲戚等。填完后他告诉我，这个表得报上去，以后革命成功有你一份。接着他跟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日本保护穷人的。红军的总头是朱德、毛泽东，他们都在关里。这伙军队里还有一个真正穷人的共产党。穷人可以入党。”

自己入党了，还得培养别人，入党条件主要看行动。给抗联筹粮，人家筹到200斤，你就弄来100斤，这就比出先后了。有人干别的胆挺大，却天生不敢走夜道，住家过日子没人管这个，让你给抗联带路、送情报，这就不是不去的理由，入党就是个问题。抗联打仗，生死不惧，你连个夜道也不敢走，怎么行？

姜东魁发展三个党员，并在川里建立一个党支部。

桓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张永奎在海青伙洛建立的。他是两个人的县委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此人三十来岁，中上个头，右腿髌骨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有老人说若不是这个毛病，他早跟杨靖宇走了，这人有能耐呀。他的弟弟张永林，给杨靖宇当传令兵，后来牺牲了。

<h3>“中国地”</h3>

仙人洞几十户人家，来个生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更别说李明山、朴金华这样的“夫妻”了。潘国权就想，他们是不是杨司令派来的呀？只见两个人这家出那家进的，唠得挺热乎，朴金华主要是跟妇女唠嗑。没几天，村子里组织反日会、妇女会、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潘国权、樊万林就报名参加了青年义勇军。

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是地方农民武装，受在当地活动的1师领导。农民自卫队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青年义勇军为十六岁到二十岁，共同的任务是维护根据地秩序，打击小股日伪军和小帮胡子，有时也配合主力作战。1935年成立“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司令部”，由1师师长程斌兼司令。与农民自卫队不同的是，青年义勇军还是抗联的主要兵源，像1师4团就主要是由青年义勇军改编的，还有一些参加了1师少年营。当时东北各地的抗日根据地，都有类似的脱产、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民武装，日伪称之为“半农半匪”。

有一首歌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天上没雨地下旱，

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庄稼汉，

黑夜背枪变抗联。

潘国权老人说，那时俺们干得最多的是给抗联弄给养，主要是粮食。那时穷人不缺粮，有钱大户也捐钱捐粮，咱们保护他们不让胡子绑票。再就是抓走狗、送情报，有时还拉（锯）电线杆子。一伙十来个人，天黑看不见人了，扛上老洋炮，带上锯，就走了。有放哨的，有拉的，两人一组，半袋烟工夫放倒一根，就够小鬼子忙活一阵子。送情报最急人了，有时晚一会儿就白跑了不说，更误了大事。刮风下雨，没膝大雪，连宿大夜地赶吧。抗联打了胜仗，咱也尽了点儿力，高兴啊。可一看人家手里那家什，就觉得自己矮半截子。那时俺们大都是老洋炮，有几杆快枪是抗联的“下剩”（剩余的），老掉牙了。

老人说，归屯后就难了，抗联不能常来常往了，俺们也活动不开了，日本子看得紧呀。俺奶奶、姑姑、妹妹和堡子里一些女人，假装上山采山菜、弄山货，把点粮食、干粮藏着掖着，给抗联送去。后来俺当了保甲兵，赶车去沟里送东西、拾柴火，这样能偷偷地多送些——这工夫抗联已经不大行了，要走了。

抗联的弹药主要靠缴获，还得买。有时在战场上就跟伪军交易，再是通过地方关系到敌占区去买。这活姜东魁干得最多。这是干不好就可能掉脑袋的事，这位小青沟乡政府主席在“回忆材料”中，却说得挺轻松。

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袁某、县街品字降队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事先联系好，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两手一换。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每次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装成找活干的庄稼人。有时装在盐包里，还有布匹、鞋帽什么的，都是给抗联买的，赶车往回拉。有时装成个货郎，用货郎担子往回挑。碰到胡子没事，说是给红军买的，他们怕红军，不敢抢，碰上警察就麻烦了，这帮东西“勒大脖子”（勒索——笔者），就得花钱免灾。

从1935年春天起，老秃顶子山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青伙洛、川里，和尚帽子山周围的外三保、铺石河、大地、二道沟、三道沟，均为1师占据，成了有名的“红地盘”——当地人更习惯地称之为“中国地”。这种更具抗战特色的称谓，用笔者采访到的当年“中国地”的老人的话讲，是俺们这疙瘩是中国的地场，不是日本子弄出来的“满洲国”。

“中国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联和反日会、妇女会及地方农民武装可以公开活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受到群众拥护、支持。

同年夏，南满特委曾在金川县河里召开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在东边道一带的“中国地”内，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

让我们了解一下窟窿榆树特区政府。

窟窿榆树位于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四县结合部，又分属伪奉天、安东两省，偏僻闭塞，是俗话中那种“三不管”的地方。这是个大村，辖大小十余个堡子，这沟几家，那沟几户，大山里有块比较平坦的甸子，就能聚拢几缕、十几缕炊烟，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

1934年夏的一天上午，杨靖宇率保安连从桓仁县翻越草帽顶山，出现在窟窿榆树时，正在山坡上铲二遍地的人们，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跑。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山挠岗”（拼命往山上跑）。后来当了特区政府主席的张德山也不例外，浑汤林子里正与一个士兵撞个满怀。跑不了了，要命一条吧。杨靖宇过来了，让官兵们把枪都背起来，说别吓着老乡，坐地上和他唠起来。

张德山原名张锡祯，张德山是入党后的化名。这个庄稼院的全把势，这年三十岁，未读书，不识字，却是精明干练，讲义气，善交际，在乡间颇孚众望。

特区政府成立时，杨靖宇特意赶来祝贺，让号兵吹号欢庆，还亲自陪着7名政府成员吃了顿饭。

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外号“姜六子”的姜润川，是兴京县头号大地主，张德山就先拿他开刀。据说姜六子家有多少土地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政府派人逐村调查，决定凡在“中国地”租种姜六子地的佃户，收获粮食一半自己食用，另一半交特区政府。姜六子不干，就给他写信，要他遵守政府法令。1935年，仅此一项，就为抗联征收粮食180石。

在张德山领导下，窟窿榆树地区群众为抗联送军需、情报，养护伤员，先后有100多人参加抗联，60多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3个成员，还有张德山的弟弟张锡鸿。

1947年土改运动中，有人挟私报复，将张德山打死。

<h3>“俺们的杨司令”</h3>

军长老杨——他的履历，中央知道的很清楚。他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不仅在南满首屈一指，在全东北也是最强的一个。

自他到南满以来，工作有很大成绩，始终毫不懈怠的努力。在队内、地方、党内、南满人民中，信仰威信均极好。自己一举一动，个人的行为，亦为全体所钦敬。在忠实于党及坚决执行党的决定这一点上，比特委书记更要强些。

在运用游击战术方面，一年来也有很大进步。这表现于：已经不至于作冒险的战争，对于保护干部上也已充分注意。开始自动的学会运用机动的战术。不硬攻实打，不死守旧区，南满各活动部队相当能互相呼应。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引用的当年原汁原味的史料，有些仅为一己之见。由于各人认识能力不同，加上环境限制，难得从容调研，也就难免有误。但是，上面摘自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的这些文字，不在此列。

在东边道采访，笔者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对杨靖宇的敬仰。有老人说，一些被1军收编的山林队，也一口一个“俺们的杨司令”。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对外宣传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揭露国民党不抵抗的罪行，山林队都能接受。杨靖宇的河南口音，山林队的人听着不大习惯，反倒更让他们觉得亲近。张学良不抵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关里去了，这些坐地户把东北扔给日本子，也把他们扔了不管了。而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大官，却抛家舍业从关里跑来打日本子，人家图的啥？就凭这一点，他们就信服杨司令，信服红军。

凉水河子战斗后，一次与敌遭遇，黑灯瞎火，杨靖宇带保安连5个人走散了。附近的“青林队”听说了，首领立即召集弟兄，说今儿个咱们豁出去这上半截，也得把杨司令接来，不能让他有个闪失。

1936年5月，伪满第1军管区司令官、外号“于大头”的于琛溦，发布告悬赏500元捉拿杨靖宇。在抚松县，敌人还用个假人头示众，说是“共匪司令杨靖宇”。又造谣说杨靖宇从苏联的海参崴领到78000块大洋，自己盖楼买地了。

独立师成立时就没有2团，2团是军部和后来的1路军总部的代号，有时又称营部、大队部，称杨靖宇为营长、大队长。从参军要有保人，到士兵编号、军部代号，1军的防奸保密工作应该是最好的，还是被敌人钻了进来。

旱葱岭伏击战后，部队转移到西河掌，杨靖宇命令参谋长高大山带五个警卫员，将教导3连缴械，不管是谁，胆敢反抗，立即枪毙。3连长正在剃头，高参谋长命令他整队集合，队伍刚站好，就被一支手提冲锋枪和4支匣子枪逼住了。1师3团一个连很快赶到，将这个连看押起来。

参加了全过程的王传圣，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审讯后有人招供了，可把他吓了一跳。原来3连的教官和军部一个姓关的号兵，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把3连长、1排长和军部的史号长等等，拉过去十多个人。他们已经密谋好了，准备这天晚上首先杀害杨靖宇，军部这边枪响为号，教导3连即以“抓叛徒”为名包围军部，得手后把队伍拉出去投降。

1938年春节前，军部、教导1团和2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包围在辑安县四方顶子上。打了一阵子，杨靖宇指着东北方向的敌人，告诉教导1团政委黄海峰：这边可能是双岔河的马营，你去打三枪，看看他们什么动静。

黄海峰去了，一会儿“吧——吧——吧”，三声枪响过后，对面山上以同样节奏回应了四枪——没错，是那个信“家礼教”的马营。

“家礼”即“在家礼”，老百姓称之为“家礼教”，是一种帮会组织，帮规小册子封面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其成员遍布各地各行各业。伪军中当然也有。因其师祖姓潘，要了解某人是不是“家礼”人，就道“请问老大贵姓”，答曰“小的在家姓×，出门姓潘”，这就是了，彼此就以“左三老，右四少”的手势行见面礼。如被人欺侮、殴打，高呼“俺姓潘的不是好惹的”，围观者中有“家礼”人，就要挺身相助，无论彼此有多大仇恨，一旦明了是同帮之人，都不能伤了和气。战场上当然也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只是难以按常规辨识，就鸣枪为号，叫“打三老四少枪”。

这个马营的营长是“在家礼”，部下也大多入教，这下子就冲天打朋友枪了。

歪脖子望山战斗，用歌“突破”敌围，四方顶子再用“家礼教”制止敌人围攻。

1939年“野副大讨伐”中，日寇曾利用“在家礼”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进行“宣抚”，之后在热河又如法炮制。像其他一些帮会一样，后来还是被日寇取缔了，那是能利用的都利用完了。

无论杨靖宇多忙，每天脑子里转动着多少大事，如果忽略了这类小事，就可能付出代价，甚至吃大亏。

杨靖宇还和一些山林队首领拜把子，认了不少房东大娘做“干妈”。拜把子就是结拜兄弟，一般人都明白，“认干妈”就得说道几句。这是种民间风俗，孩子金贵，怕夭折，从小给他（她）认个干妈，两个妈妈好养活。再就是像杨靖宇这种，老人非常喜欢你，就认做干儿（干女），结成一种非同一般的母子（母女）关系。特别是那种没有儿女的老人，更是视同己出。

据说，杨靖宇曾经犹豫过，特别是对前者，但他还是拜了、认了。

因为王明、康生认为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共产党员怎么能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一些老人讲，山林队头头要跟杨司令拜把子，那是真心宾服（佩服）杨司令，要跟他打日本子。在这些人心目中，这是生死之交，是最高规格了。你不干，就是瞧不起他，就会跟你翻脸。那时那人讲究，八拜之交，不是闹着玩儿的。也有背叛的，那人就臭了。连磕头弟兄都能卖了，谁还敢答理这种人？杨司令认干妈，有的老太太可能觉得有这么个干儿长脸，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们家了。就算有这心思，日本子要想让她出卖杨司令，那是难上加难。实际上，那时用这些办法跟日本子斗心眼儿的人多了，算个什么事儿？

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十一章 西征

<h3>1师首征</h3>

本溪县草河掌乡汤沟，是笔者家乡著名的旅游疗养地。这里是辽东大山里谁也数不清的沟沟岔岔中的一条，东西走向，北侧陡峭的山脚下是条清亮的河流。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仿佛一夜间，隔河沿岸矗起一幢幢色状各异的多层建筑，从沟口一路向沟里排列开去。中段河上拱起一座水泥桥，把游人接引到山下的“杨靖宇纪念馆”。桥下不远处，河边一块可容坐十几个人的大青石上，嵌着三个铜铸大字“将军石”。

决定1师西征的会议，就是在“将军石”上议定的。

1936年5月中旬，在梨树甸子将“大尾巴队”一个加强营几乎全歼后，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来到汤沟。那时的汤沟，一条通往沟外的路，车道沟里长着车轱辘菜，只有几户人家，其中包括笔者的奶奶的娘家。一汪四季喷涌的天然温泉，引来些洗汤治病的人。如今这里每天车流不断，在那沿河楼里住一夜要几十上百元，甚至更多。当年来人就在那几户人家里住，南北大炕住不下就打地铺，没带吃食还管吃，大子饭、咸萝卜疙瘩随便造，有钱临走给两个，没钱再来还一样。抗联来了也一样。胡子来了就得弄点儿“好嚼裹儿”了，把人家惹翻了可受不了。

这应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气，发情的野鸡在林子里咕咕鸣叫。刚打了大胜仗，官兵都很高兴，在热乎乎的有股硫黄味儿的温泉里搓洗着，嬉笑打闹着。然后，杨靖宇召集师以上干部，坐在那块大青石上，边晒太阳边开会，研究西征问题。

1934年3月，上海中央局领导被捕叛变，连同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此前，满洲省委一直是与上海中央局联络，这下关系断了。同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与中央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从此即由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问题是这种领导、联系时断时续，远离中苏边境的南满1军，更是鞭长难及。1936年1月满洲省委被撤销，这唯一的上级也没了，1军就像没娘的孩子般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这时抗联各军的处境大同小异。只是1军距关内更近，这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联系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1军头上。

作为西征先锋，1师还有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到辽西、热河探路、打前站的任务，以便1军主力能够迅速地在长城内外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由1师开始的悲壮的西征，总导演应该是在莫斯科的王明。

6月下旬，在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下，西征部队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兵力为师司令部20多人，保卫连70多人，少年营150多人，3团150多人，装备除个人所携长短枪外，有4挺机枪、1门平射炮和2具掷弹筒。大体的行军路线，是避开敌人兵力雄厚的奉天、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过辽河，直插山海关，或经热河进关。

由山林队“占东洋”带路，兵分两路向安奉铁路逼近。在草河口打了一仗，又向北转进，最终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越过安奉铁路。再翻越本溪与辽阳间的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一路不时与敌遭遇、作战，1师并不恋战，有时也出击一下，见好就收，打了就走，昼伏夜行，在山岭间迂回西进。

7月初进入辽阳县境，原打算横穿辽阳，径直西进。敌人似乎有所觉察，开始围追，并出动飞机侦察。1师即掉头南下，从辽阳、本溪、凤城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进至岫岩，以期摆脱敌人，同时经营口西进。敌人紧追不舍，从奉天、辽阳、海城等地调集大批日伪军，乘火车或汽车追击、迂回、包围，欲乘机吃掉1师。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集家并村，组织自卫团（当地人称之为“棒子队”）。更糟糕的是当地人不了解抗联，以为是胡子来了，或者跑散，或者群起攻击。少年营进个村子，想弄点儿吃的，敲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手持一杆长矛，疯子似的冲出来，一下子刺在一个士兵的胸膛上。为了吃顿饱饭，就得强攻硬打，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冒着被围歼的危险。

3团11连连长马广福在“回忆材料”中说：

到了辽南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很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执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我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交通便利，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

决定放弃西征并开始回撤，应在7月8日前后。此时，部队已减员一半左右。应该说，程斌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算适时。再走下去，只能全军覆没。

为了减小目标，便于行动，将部队分作三路。程斌、李敏焕率师部和保卫连，3团政治部主任茨苏率3团，这两路基本是沿原路返回。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率领下，在凤城县弟兄山被敌包围。分散突围后，王德才率2连部分官兵北撤。1连被敌追击，连长张泉山带人向南去了，最远处曾达庄河县的龙潭沟，再北返。到处都是敌人和“棒子队”，只能夜间摸黑行动，躲不了就打，没吃的就嚼啃半熟的高粱穗和青包米。到海城县的唐望山附近打了一仗，越过公路就被敌人追上，张泉山带领大家抢上一个砬子山坚守。从天刚亮打到第二天凌晨，弹尽粮绝，只剩张泉山和小曹，还有个6号战士。敌人吵嚷着要抓活的，3个人纵身跳下30多米高的山涧，后被在当地活动的唐聚五余部救起。

西征幸存的1师官兵，是陆陆续续归来的。

当时为3团2连2排3班3号战士的王忠山，近三十年后回忆说：

在开全军会的这天，才见金参谋长领回12个人，多数是原少年营的排长和传令兵，每人除了有1颗手枪外，另外只带回三四颗马枪，损失相当严重。在会上，杨靖宇下令，把金参谋长绑起来，并质问他：“你们回来顶什么，100来人弄哪去了！”当即还枪毙了2个，听说他们有叛变行为。后来就不知道金参谋长下落了。

发现1师东返，敌人即行尾追堵截。

7月15日，程斌、李敏焕率领的一路，重返辽阳与本溪两县交界的摩天岭。这岭山势陡峭，峰插云端，故曰“摩天”，算得笔者家乡一名山胜境。山路曲折回环，多是陡壁深岩，岭顶一道豁口，可通车骑。1师师部和保安连昼伏夜行，到达这里时天已大亮。过了豁口，就在叫对面炕的地方吃点儿东西，隐蔽休息，准备晚上越过安奉铁路，继续东返。

摩天岭东15公里的连山关镇，驻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大队，是安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天上午，2中队长今田大尉率所属中队堵截1师，一路搜寻来到摩天岭，已是下午两点来钟。大热的天，算上今田共是49个鬼子，另有一个朝鲜人翻译官，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饿了。走到对面炕山梁下林子边一块稍平点的草地上，今田哇啦一声“米西”，鬼子们就把枪架好，取下挂在腰间的猪腰子饭盒，坐下狼吞虎咽起来。

连山关守备队豢养军犬的狗圈有20多间，今田这小子这天如果牵上一条军犬，可能就没有笔者的这些文字了，或者这场战斗就是另一种形式、模样了。

据说，鬼子刚出现在岭下，就被岭上高处的瞭望哨发现了，林子里的鼾声就停了。这是片杂树林子，高大的柞树、椴树、楸树遮天蔽日，矮小的灌木密密麻麻，特别是林子边的榛柴棵子，连只兔子也难得挤过去，以至于每个倒毙的鬼子，都难得是第一个被击中物。

作为指挥机构，师部的实兵战斗力自然有限，这保安连却是1师的精华。保安连的任务是保卫师部，兼作防奸肃反，官兵政治可靠，军事过硬，每人两大件，一支三八大盖，一支匣子枪，有的还有支撸子。西征一路，到处被追打，露宿风餐，有时连弄野菜的工夫都没有，这窝囊气受的呀。自看到来送死的今田中队第一眼，趴在林子里的官兵眼里就喷火冒烟。枝叶遮挡，有些看不大清，最近处距敌也就30来米。而在50米内，一支匣子枪就是一挺小机关枪。

第一声枪响，今田就栽倒了。鬼子愣了，东张西望的工夫，林子里的弹雨像卷起股飓风，枝叶纷飞，震耳欲聋，15公里外的连山关镇都听到了炒豆般的枪声。还在愣神的，扔了饭盒去抓枪的，鬼子纷纷倒地。山坳里无风，硝烟久久不散，今田中队的“武士”横七竖八，绿叶青草溅着污血。

一个鬼子，一个翻译官，只跑掉两个。那个鬼子负了重伤，几天后也死了。

时称“摩天岭大捷”。

1军两次西征，摩天岭大捷是唯一的亮点。大捷后，立即招来敌人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1师伤亡惨重。

<h3>3师再征</h3>

11月上旬，即1师西征失利后三个多月，在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的一个山坡上，杨靖宇召集1师、3师领导开会，决定将组建才半年的3师改成骑兵，再次西征。计划乘辽河封冻之机，用骑兵向北再转西，快速突破铁岭、法库一线，越辽河一直冲向热河奔关内。

半个月后，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下，3师踏上征途。

这是一次远比1师艰难得多的西征。

当时为柳万熙的传令兵的黄生发老人回忆说：

我们几乎彻夜不眠，因为过度疲劳，战士们有的边走边睡，甚至在马上就睡着了。如稍一休息，人们就席地而卧，不叫不醒；特别是步兵，跟不上马队就得小跑，稍有疏忽，就有掉队的可能；沿途吃饭喝水就更困难，我们怕暴露目标，一般情况下，不轻易进屯找水找饭，渴急眼了，就喝臭泡子里的水，饿了就啃几口冻玉米饼子，有时还吃不上东西。除此，伪自卫团、棒子队、伪警察满山遍野地嚎叫，企图围阻我们，因此我们天天行军，就得天天打仗。

3师官兵奋力冲突，好歹抵达铁岭县石佛寺辽河东岸，预想中的冰封雪裹的辽河，却是大水汪洋，渡船也都被敌人控制。怎么办？决定抢船强渡。一河大水，两岸平原，刚一动作，敌人即察觉意图扑上来，对岸敌人也火力阻击。浑浊的河面，阴沉的天空，子弹飞蝗般穿织。

一路风雪交加，露宿风餐，官兵一身湿漉漉的棉衣，那是个什么滋味儿？眼前又是这等模样。没别的路了，只得边打边撤，绕道返回。

1师西征出发时400多人，回来百余。

3师400多人马，回来70多。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同时表明红军抗日决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20日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北上河北、绥远，开赴抗日前线。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堵，未能如愿，5月5日撤回河西。

至于1师西征的具体动因，笔者家乡本溪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挺翔实的《浑太两岸的抗日烽火》中说：

汤沟会议“半个月后的一天，杨靖宇同志从日伪报纸上看到有条消息：‘林匪部队在热河一带活动’，断定是中央红军将领林彪率队到了热河。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

无论杨靖宇当时知不知道红军东征，这都是1军西征的背景。仅凭日伪报纸上的一条消息，“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也不好断言轻率。但是，对于3师西征时辽河能否封冻，却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因为辽河就在辽宁境内，不是在黑龙江，气温相差无几。

有老人说，按节气算，那工夫辽河差不多该封冻了，可那年11月底了还下雨。俺们这些小兵知道西征要干什么，却不知道要过辽河，更不知道要等辽河冻住了，像蹚平道一样地过辽河。那时那庄稼人知道什么呀，就知道家“巴拉”（附近）的几条河。可上级领导应该知道呀，那“天头”（天气）那么暖和，辽河冻不了，应该想到这一层的。

就算辽河封冻了，也难免一相情愿地盲动。

从决定西征到出发，应该说1师的准备是比较充裕的，而3师仅用半个月时间，还要把步兵变成骑兵。骑兵目标大，不适于游击战，山区活动更多不便，1师西征前后缴获的马匹，大都以挺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有书籍、资料说，这次是吸取了1师的经验教训，突出个快字，要快速通过敌占区。可据黄生发老人讲，“因为马匹不足，只有一小部分编成了骑兵”。这种步骑混编行军，步兵拖累骑兵，甚至不如步兵快捷，除非把步兵拖垮、甩掉。

1师西征，选择夏季，树叶关门，到处青纱帐，步兵又轻盈灵活，尚难隐蔽；3师正逢冬天，山野大地光溜溜的，目标又大，焉能不被发现？一身湿衣，难得进村，就那么在雨雪中淋着、冻着，那时那人再抗造，毕竟也是人呀。病号怎么办？抬着？再加上“天天行军”，“天天打仗”，不知到得辽河边时伤亡多大，非战斗减员有多少。瞻望前程，到达热河，再奔关内，直线距离也比已走的行程远得多。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判断失误，老天爷和土地爷都不是朋友，谁知道前方还潜伏着多少不测？

比这一切都可怕的是“棒子队”。东边道也有类似的“棒子队”。笔者的老岳父当年就当过“棒子队”，“集团部落”建成后成立的，正式名称叫“自卫团”，为“集团部落”武装组织。“满洲国”保甲法规定，十八至四十岁男子，非公务员、残废者，都是自卫团员，每天晚上轮班巡逻。每班几个人，扛着老洋炮、长矛、棒子，每班两炷香工夫。老岳父说，胡子来了，就可着嗓子吆喝，人们都抄起家什跑出来。“便衣队”（抗联，或其他抗日武装）来了，俺们就跑了，谁管日本子的事呀？有的还给“便衣队”通风报信，领着他们抓走狗。

问题在于此“棒子队”非彼“棒子队”。1军西征，是进出敌人腹地，是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地区，群众不了解抗联是支什么样的队伍。那些伪自卫团和伪警察，也大抵如此。见到抗联，就以为是胡子要进屯、打街，就吹号，满山遍野地号叫。粮弹无从补给，只能靠战斗解决，而枪声只能招来围追堵截。

比之1师青山绿树的征途，3师再在那雨雪交加的、白茫茫的大地上走下去，人吃马喂都是个问题。因饥寒交迫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就可能把这支部队拖垮了。

还可以设想一下，一年前结束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那围追堵截的如果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和云贵川等地的“双枪将”，而是日本关东军，会是什么样子？

<h3>王明一相情愿</h3>

1936年6月底，南满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河里密营召开。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会议决定将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紧接着，7月4日，又召开1军、2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将两个军合组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委，2军军长王德泰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总政治部主任。关于1路军的游击方针和活动区域，决定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在更大的区域开展游击战。2军军部、6师和1军2师在通化地区活动，开辟长白山根据地，5师仍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5军作战，同时保持与1路军、南满省委和3军、5军、北满、吉东党组织的联系。

但是，另一个问题好像也随之而来了。1军军部、1师、3师和2军4师西征，主力走了，留下的还能坚持下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南满？而没了南满的牵制、呼应，那对北满、吉东和东满又意味着什么？

而此时，西征先锋1师已经出发多日，并可能发现西征无望，决定东返了。

两年后的5月，在辑安县老岭召开的1路军和南满省委高干会议上，杨靖宇又提出应该与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南满好像都能比较容易地解决。会议决定，从1师、2师抽调兵力补充3师，由3师先行再次西征，1师、2师随后跟进。只是因为不久程斌叛变，西征一事已无从顾及，才不了了之。

军事智谋的首要特征，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够做到什么——写了《西征胜利歌》的杨靖宇，在3师仍然失利后，真的认为是能成功的吗？

挺进东边道的南征，从群众条件到自然地理，途经的都是敌人统治薄弱地区。西征则正好相反。两次西征，1军兵力折损近半，而且都是精锐，元气大伤。1军成立以来，损失惨重莫过如此。这种代价是再难承受的。时过两年，各地“集团部落”已趋完成，日伪统治更加严厉，劳师远征，难度自然更大。这些，杨靖宇应是非常清楚的，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西征呢？

在各个时期的史料和著作中，没见到有关1军、1路军西征问题的争议。这是不难理解的。唯一的例外，是时任2军6师师长的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说：“王德泰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离开山区的根据地，远征平原，也是犯忌的。这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关内的工农红军东征而随之西征”。金日成也认为“热河远征计划是非常冒险和不切实际的”，并说共产国际曾多次发出西征指令，指令是王明拟定的，“他所拟定的指令，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下达的”。

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主观上属意西征的杨靖宇，客观上并非明知不可为而非为不可，而只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这样既不违背组织原则，今后又可伺机而动。

1937年2月13日，《中共吉东省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

第一路军应该以奉天为活动中心目标，在保持原有东边道活动地带之同时，应将自己主力活动力量横断南满路。另一部出没安奉线进入三角地带，以分敌势，必要时，阻碍日贼由朝鲜海岸经汉城而长驱入辽西北满，遮断其交通联络。此南满党东满党去秋决定之行动极为正确。

在莫斯科瞎指挥的王明，把一切都搞乱了。

在王明的视野中，北满有3军、6军、9军，吉东有4军、5军、7军、8军、10军，东满有2军，南满有1军，1军主力再西出辽西、热河，活跃于长城内外，与关内红军（八路军）联合作战，这是一幅多么恢弘壮观的画卷呀！果真如此，政治、军事影响将是巨大的，实践也将证明1军在那里是可以坚持到底的。日本投降后，最先闯进东北的中国军队，就是冀东的八路军。

王明大概被自己构想的宏图陶醉了。

问题是1军有通过敌人的心腹地带到达那里的可能性吗？

抗联各军大都有远征的经历，由于时间、空间和目的不尽相同，结局也不一样。而1军的西征，某种意义上，就是王明的一相情愿。

另一个问题也就来了：王明一相情愿，杨靖宇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

这是个谜吗？

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十二章 “鲜血培养新世界”

<h3>伯阳千古</h3>

金伯阳，1907年生于大连旅顺金家屯一个富裕农家，十岁上学读书，十四岁考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大（连）地区就成了日本的附属地，日本人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上人。学校当然也是一样。一次，日本学生骂中国学生“亡国奴”，金伯阳回敬一句“倭寇”。这还了得，日本学生动起手来，一场群殴，人数占优的中国学生大胜。金伯阳按住一个大块头，手上打，嘴里道：你们日本子跑俺中国来作威作福，你们是倭寇、是强盗！

1925年毕业后，再考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厂技工养成所。同年“五卅”运动，他积极投身其中。第二年春天，又组织、参加福岛纺织厂几千工人大罢工，坚持95天，迫使日本老板屈服，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

1927年8月，金伯阳被满洲省委调到哈尔滨，在三十六棚工厂和电业工人中活动。曾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未暴露任何机密，后逢东北易帜实行大赦获释。

1932年2月5日上午，金伯阳和《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方未艾，带着宣传品到三棵树一带前线慰问义勇军官兵。下午，他们去地下党黄吟秋家里刻蜡板、印传单，日军进城了。步兵、骑兵，血红的膏药旗，闪亮的刺刀，看得见侵略者狞笑的牙齿，军靴、马蹄踏着路上的积雪，践踏着他们的心。金伯阳喷火冒烟的眼里，盈满泪水。

在每年有半年时光飘雪的哈尔滨，负责职工运动的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通常是一件蓝布袍，一顶灰毡帽，一副工人打扮。魁梧身躯，宽大肩膀，剑状眉毛，敏锐目光，他虽然拥有白皙肤色，特别是文雅谈吐，却总能避开宪兵、暗探的追捕。一天大雨，他被特务盯住，带到个点心铺搜身。文件就在身上，脱下水泡的布鞋，在脱袜子时就劲一拽，弄得特务一脸泥水，趁这小子擦呀抹的工夫，把文件藏好了。一次被追捕，眼看难脱身了，闪身进了一家舞厅。天生的英俊青年，那天正穿套西服，立即有人迎上来邀请。一曲终了，几个特务还在四处傻乎乎地张望，金伯阳在衣帽间换套衣服，大模大样地从大门出去了。

1933年夏，金伯阳到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同年秋，1军独立师南下东边道，11月15日途经金川县碱水顶子附近时，后卫部队被邵本良的“大尾巴队”袭击，金伯阳的鲜血染红了纷纷扬扬的第一场冬雪。

东北抗战十四年，金伯阳是党内职务最高的烈士。

一切似乎都平淡无奇，连使他轰然倒地的那颗罪恶的子弹，好像也带着一种偶然性，令人扼腕不已。

拥吻着他无限热爱的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永远二十六岁的生命，与此前此后那些同样鲜活的生命，相拥着化作关东的山魂水魄。

<h3>两个月连失两任师长</h3>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又名李宏海、李义山，中等个头，清瘦面庞，目光锐利。他汉话讲得不算太好，汉字却写得漂亮，一口流利的日语。

1910年，李红光生于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丹山洞一个贫苦农家，十六岁随父母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吉林省伊通县留沙嘴子屯，在山冈上盖两间茅屋安家。在磐石地区那样火热的斗争环境中，热血少年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先是参加农民协会，之后入党，成为双阳、伊通特支组织委员，磐石中心县委委员，磐石党领导的最早的抗日武装“打狗队”（又称“除奸队”、“特务队”）队长。

“打狗队”，顾名思义，就是对付走狗的。一些“保民会”头子、骨干，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猖狂得很，甚至谁家来个客人，多把菜刀，也向日本人报告。开头，“打狗队”7个人，只有1支“铁公鸡”（一种老式单发手枪），就人手一把磨得雪亮的斧子，晚上摸黑“掏狗窝”。轻者警告一番，罪大恶极和屡教不改的抓回来，公审后处死。老百姓拍手称快，走狗闻风丧胆，“打狗队”威名远扬。

1932年春，“打狗队”缴了呼兰镇二道岗子大排队20多支长短枪，磐石工农义勇队正式成立，李红光任队长，省委派来的杨君武为政委。

有人也很聪明，还读过军校，理论一套一套的，到战场上就找不到北了。李红光除聪明外，别的正好相反。他平时话语不多，脑子里总是思考问题。特别是担任独立师参谋长后，每到一地，看地形，向群众和山林队了解敌情，还要派出侦察员。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走过一遍，再不会忘记。一次战斗，战前战后，地形、敌情我情和兵力部署，很快就能勾画出一幅示意图——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可游击队刚成立时，一群庄稼人，几个书生，谁打过仗呀？李红光想起胡子的办法，做个木架吊根棍儿，在地上扶乩。有人说共产党怎么能搞这玩意儿呀，李红光一想也是，脸就红了。省委曾发过一本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磐石游击队没见到，从一个私塾先生那儿弄本《孙子兵法》，孟杰民念，大家听。正学着，一中队日军和两连伪军来“讨伐”，李红光和大家一商量，就照兵法上说的“强而避之”、“佚而劳之”。敌人白天钻山沟，晚上一住下，游击队就去打枪。这样折腾了两天，把敌人引进黑石镇东北的一条山沟里。枪声一响，游击队向两头的伪军喊话，集中火力打中间的鬼子，鬼子死伤几个，爬上山顶后，游击队早没影了。

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后，下设3个大队和1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教导队第一仗，李红光化装成日本军官，率一队“守备队”，光天化日下进入通化县六道江街里，将伪军一个营部几十人缴械。在东北各地屡见不鲜的这种化装奇袭中，这是最早的一次。

两个月后，又在驼腰岭打了一次伏击，活捉了伪通化县县长和两名日本军官，另有四十多伪军。

1933年夏，游击队联合几支较大的山林队，攻打大地主、铁杆汉奸高锡甲的老巢呼兰集场子。连攻两天未下，从磐石城出援的敌人快到了，山林队见势不好都散了，就剩下游击队单打独斗。敌人连续发起冲锋，李红光率官兵奋力反击，趁势攻进集场子，将高锡甲和几名日本军官击毙。此战打出游击队的威名和信心，对日后1军的发展意义非凡。山林队都说：红军是真打日本子，不“宾服”不行。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李红光协助杨靖宇智取三源浦，攻克大荒沟、凉水河子、柞木台子等地。又在山城镇附近设伏，击毁11辆汽车，打死1名日军大佐和几名指导官，缴获1挺轻机枪和百余支步枪。

1934年冬，李红光率1师百余骑兵越过鸭绿江，奇袭朝鲜的界河城，缴获日本警察50多支步枪，没收数家日本、朝奸商店财物。不久再次过江攻打朝鲜的东兴城，捕捉走狗12人，缴获大量弹药及军用物资。两次越界袭击，日本关东军报纸称之为“国境警备史上的空前事变”。

1935年5月，李红光率师部少年连和5团，从兴京县哈塘沟向老秃顶子转移，途经嘎叭寨上边的老岭沟时，与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伪军遭遇。树叶关门，视野不好，彼此距离几十米才发现对方，双方迅速展开激战。日军的机枪火力对1师威胁很大，李红光手擎望远镜搜寻敌机枪阵地时，一串子弹射进他的胸膛，喷涌的鲜血和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融成一色。

（4）一师师长是韩国同志，贫农的儿子，中学程度，军事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与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但政治上及党领导上薄弱。（5）一师副师长是韩国同志，富农的儿子，小学生出身，军事上坚定，军事领导勇敢，工作上积极，政治上薄弱，耍脾气比任何人厉害。

以上是1934年12月29日由“特委代写”的《杨司令（杨靖宇——笔者）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中的文字，“一师师长”即李红光，“一师副师长”即李红光牺牲后接任师长的韩浩。

从朝鲜到中国，从“打狗队”到1师，个头差不多、年纪大五岁的韩浩，与李红光有着太多相同的人生和战斗经历。同为磐石游击队的创始人，除红32军南满游击队时期为同级，其余均为下级的韩浩，比之李红光，脾气倔犟，战场上颇有点儿猛张飞的味道。1934年秋在桓仁县龙爪沟，他带领二十多人冲下山去，与二百多敌人拼刺刀。之后战斗，有时打着打着，敌人就跑了。怎么回事？抓住俘虏一问，说是韩浩来了。

李红光牺牲后，韩浩率1师在桓仁、兴京、通化一带活动。7月的一天，获知日寇大泉源守备队要去桓仁“讨伐”，他就把队伍带到通化至桓仁公路上的岗山、二道沟等上了。敌人进入伏击地域，一阵排子枪响过，部队发起冲锋。战斗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突然背后枪声大作，又一股敌人上来了。韩浩指挥部队向前猛冲，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包围，他却中弹牺牲了。官兵奋力去抢师长的遗体，三个传令兵伤了两个，没抢回来。

两个月间，1师连失两任师长。

革命烈火，永在焚烧，

战士们的头颅作燃料，

万丈光芒在照耀。

生命虽牺牲，精神永照耀，

鲜血培养新世界，

赶快来到。

……

1师成立后，每次战后掩埋了烈士遗体，李红光就领着大家在墓前唱这支《鲜血培养新世界》。

李红光牺牲后，被秘密安葬在兴京县大青沟里的一棵核桃树底下，官兵们流着热泪唱着这支歌。

现在，官兵又为他们的师长韩浩唱起这支歌。

<h3>“老铁”</h3>

磐石县烟筒山镇，是座仅次于县城的大镇，有500余户人家。一条吉（林）海（梅河口）铁路从镇中穿过，一条十字街，一家家杂货铺、饭馆、旅店从十字中心向外排开，门上字号，半空中挑着幌子。一家朝鲜（族）人开的医院，还有日本妓院和大烟馆，穿着和服的妓女在行人中迈着碎步。牛车、马车在有两道车辙沟的路上颠簸，不时可见伪军和日本宪兵的身影。一辆插着膏药旗的摩托车驰过，夹杂着马粪末子的尘土扬向空中，久久不肯散去。

因离镇不远有座像根烟筒似的山峰而得名的烟筒山镇，要出大事了。

这是1933年的4月，镇子里开来一个伪迫击炮连，住在镇南“成德源”烧锅大院里。这个连有3个共产党员，曹国安在连部当“贴写”（文书），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在2排、1排当兵。他们是根据党组织指示，借这个连招兵之际当的兵，准备组织哗变。

这个连为伪铁道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原是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老兵一般都有反日情绪，只是觉得抗日无望，当官的都降了，咱小兵蛋子能咋的？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到哪儿也不得安生，披身狗皮混日子吧。后来当兵的许多是找不到活干，也就没活路了，“当兵吃粮”吧，每月还有几元钱补贴家用，饿不死就行了。

曹国安和宋铁岩是大学生，张瑞麟念过三年书。全连一百多人，别说大学生，连张瑞麟这等文化的也没几个，就常给大家代写家信，来信当然还要念的，什么事有求必应。当官的打骂当兵的，老兵欺负新兵，能制止就制止，不能制止背后也劝劝。兵们觉得他们知书达理，仁义，仗义，一些人就要和他们拜把子，一下子结拜二十多人。有了这层关系，“反日救国”就可以出口了，逐渐地全连大多数人都心中有数了，什么都说“听大哥的”。“盟兄弟”中，曹国安年纪最大，排行老大。

迫击炮连原来驻在舒兰县乌拉街，调防烟筒山后条件就更好了，离南满游击队近，离山也近，树叶也快关门了，起义后很快就能进山。

连长是大汉奸吉兴的外甥，端午节这天一下子提升为少校团长，大办宴席，三个营长和机关枪连连长都来庆贺，兵们还是高粱米饭，连点儿肉腥都没有。曹国安、宋铁岩和张瑞麟凑些钱，买些酒肉，给大家过节。席间，兵们都骂连长，说这小子不是个物，眼里只有日本子。曹国安即决定当天晚上行动，并分头通知骨干，作好准备。

半夜时分，3个人在3个排的宿舍同时高喊：弟兄们快起来，日本子来缴械了！

假睡的骨干翻身跃起，抓起枪顶上子弹。兵们抓衣服、套裤子、拿枪、挎子弹袋，跟着往外跑。“成德源”烧锅大院，炸营般乱成一团。

应该是团长了的伪连长出来，骂着妈个巴子，大声喊：弟兄们，你们上当了！日本子来缴械，俺怎么不知道？都给俺回去睡觉，排长、班长到连部开会。

3个人，两个书生，谁见过这种阵势呀？却也明白让这小子再讲下去就毁了。3支枪几乎同时响起，连长应声倒地。曹国安高喊：弟兄们，日本子要来了，快跟俺走。一些骨干也跟着喊，兵们就跟着往南大门外跑。

除了死的伤的，一个连基本跑光了。最终参加南满游击队的是60多人，带去60多支步枪，另有1门迫击炮和几十发炮弹。

曹国安和宋铁岩，都是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人，1900年出生，比宋铁岩大十岁的曹国安，是宋铁岩的舅舅。两个人先后就读于吉林省立第一、第二师范学校，之后曹国安考入北平毓文学院，宋铁岩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加入共产党。

震动南满的烟筒山伪迫击炮连起义后，被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为政委。独立师成立后，宋铁岩为师政治部主任，曹国安为3团长。1军成立后，宋铁岩为军政治部主任，曹国安是2师师长兼政委。

挺进东边道后，3团、2师就在辉发江南北活动，攻克三源浦、凉水河子，伏击日军车队，并曾深入桓仁境内。1936年春，曹国安指挥2师歼灭了奉天伪骑兵教导团。后与2军4师、6师转战长白、临江一带，袭扰敌人，策应1师、3师西征。

1937年初，在临江县七道沟伏击日军战斗中，曹国安身负重伤后牺牲。

作为1师、1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的作为主要是在政治工作上。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知识水平，他亲自编写课本，组织识字班和读书报告会。还办了油印的《反日民众报》和《人民革命画报》，印制一些口号传单，向群众散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7年2月11日，是大年初一，宋铁岩在和尚帽子密营病逝。为了让官兵过个快乐年，几天前他还在组织秧歌队。这时，他连进食都困难了，每天只能勉强喝下多半碗小米粥。

1师西征前，宋铁岩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动员讲话总咳嗽，痰中带血。同志们劝他留下休养，他不肯。一路艰辛，大雨瓢泼也只能在山林中歇息，到辽阳境内不行了，一口口吐血，被抬回和尚帽子。

有老人说，宋铁岩曾用过好多名字，其中一个是“老铁”，那时俺们不知道。可也巧了，那时俺们都叫他“老铁”、“铁主任”。他年纪轻轻，却是个“老病包子”（老病号），就那么挺着，把命熬干了，真是个“老铁”呀。凭他和曹国安那学问，在社会上找个安逸享受的差事还难吗？这甥舅俩是铁心抗日救国呀。

<h3>3师魂</h3>

王仁斋，1906年生于山东省文登县，1924年毕业于省立青州甲种农业学校，1927年入党，受党派遣到东北，先在抚顺煤矿做工，后到奉天《平民日报》、平旦中学任职，又到柳河县三源浦小学任教，利用各种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比王仁斋小五岁的刘山春，山东省章丘县人，读中学时投身革命，1928年到东北，在三源浦小学任教。

机缘不仅在于两个山东老乡的命运交叠，还因为三源浦小学校长包景华，就是前面写过一笔的后来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军司令，身为地主、国民党员，却颇同情共产党，刘山春、王仁斋的工作自然少多羁绊。1932年春，刘山春首先组建了柳河游击连，接着又和王仁斋拉起海龙工农义勇军，不久两支队伍合并，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包景华的9路军。北方会议后，省委巡视员要求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两个人默默地依然支持这位爱国者。这是个非常复杂、险恶的非常时期，就像刚拉起队伍时，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各种武装，人少枪破，又没经验，稍有差池，就可能万劫不复。可是，历史留存下来的东西实在有限，像许多先烈一样，笔者只能这样三言两语地叙述。同年秋9路军溃散，两个人拉出一支三十余人的队伍，大都为党团员，重树海龙工农义勇军旗帜，在东边道一带游击。杨靖宇到海龙巡视，将其改编为红37军海龙游击队，王仁斋为队长，刘山春任政委。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在攻打三源浦战斗中，刘山春牺牲，年仅二十二岁。

王仁斋的搭档，3师政委周建华，比刘山春小两岁。他是吉林省双阳县人，在吉林一中读高中时赶上“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入团入党，曾任团吉林支部书记、吉林地下联络站站长、独立师南满第1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军部教导2团政委。之后即与王仁斋指挥3师，在清原、兴京、西丰、开原、抚顺、奉天等地进行游击战，并率师西征。

西征受挫，一冬整训，春暖花开，3师就像舔好伤口的老虎出动了。兵分三路，王仁斋带一路，周建华、柳万熙带一路，杨俊恒又一路，四处游击，重新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写过的周建华、柳万熙指挥的东松木岭伏击战。

王仁斋带人在奉天、抚顺活动，化装进城与地下党联系，购买弹药。东陵附近有所炮兵学校，有个日本军官每天乘车从城里来回上下班，不知什么官衔，坐小汽车，肯定是个大官。得知这个情况，王仁斋就带人在路边一块香瓜地等上了。这天上午8点来钟，小汽车如期而至，司机停车下去买瓜。一个姓卢的排长假装卖瓜的，拿着两个香瓜上前让“太君尝尝”，一把抓住日本军官拖将下来。几个人一拥而上，拖死狗般把这小子拖进高粱地里。

1937年9月的一天，王仁斋带传令兵小朴和另一个战士，从清原县筐子沟到杨大堡子筹集弹药、给养，行至钓鱼台时被敌伏击。王仁斋大名鼎鼎，在抚顺煤矿做工时煤窑塌方，受伤落下残疾，有点儿驼背，特征明显。枪声响过，他就倒了，双腿被打断了。小朴背起他，另一个战士掩护，拼命往山上跑去。后来战友们在山坡上发现他们时，3个人都牺牲了。王仁斋身中数弹，一只烧坏的公文包空了，文件、印鉴和钱化作身边一摊灰烬。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血人似的师长和两个士兵，3支枪喷吐着火焰，阻击敌人，抢夺空间，争取时间，以待身边那簇火焰熄灭。

3个月后，在清原县夹皮山战斗中，周建华牺牲。

杨俊桓和柳万熙，分别于1938年、1940年牺牲。

3师虽然成立较晚，可从兵力到战绩，都是1军主力。而自西征失利，3师作为师，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不死的是3师魂。

从海龙游击队创始人到3师领导，共5人，都牺牲了。牺牲时间，或某年某月的“一天”，或“某年春”（或夏或秋或冬）。至于怎么牺牲的，像刘山春、周建华、杨俊恒就是在“某地”一次战斗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但他们都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

<h3>金达莱</h3>

朴翰宗，1911年生于朝鲜庆尚道陕川郡，1919年随叔叔到中国奉天省清原县定居，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曾成功组织驻磐石伪军宋国荣营哗变。红32军南满游击队成立后任1大队大队长，1军独立师成立后任1团政委，随杨靖宇转战磐石、伊通、桦甸等地。独立师主力挺进东边道后，朴翰宗率团在磐石老游击区活动，之后任1军参谋长。1935年1月12日，在临江红土崖战斗中牺牲。

李松坡，不知其祖辈何时因何跨越国界闯关东，他1904年生于磐石县驿马泊子，是最早的“打狗队”成员，李红光任队长时，他是参谋长。他是磐石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32军南满游击队成立时为代理参谋长，之后为独立师1团参谋长、2师参谋长，转战辉发江两岸。1935年9月，在攻打桦甸县红石砬子战斗中牺牲。

之所以写下这些像履历表中的简历似的文字，一是因为他们在1军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二是期望有朝一日，或许能使这些文字生动鲜活起来。

1军军需部长韩震，中上个头，方脸膛，浓眉大眼。仔细看，不对了，右眼珠怎么不动呀？原来是只假眼。

除“韩部长”外，1军官兵还叫他“高丽大学生”。仙人洞老人则叫他“瞎部长”，说“瞎部长”心明眼亮。

韩仁和也因伤瞎只眼，仙人洞人叫他“偏口鱼”。那时乡下人难得有个“官名”，自然外号盛行，对韩震、韩仁和、李明山这些人，也一样信手拈来。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却叫得亲切，应得响快。“偏口鱼”韩仁和甚至哈哈大笑，说这三个字怎么想的呀，太有才了。

韩震出身富豪之家。那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不知在朝鲜半岛什么位置，在汉城是数一数二的。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他认准的理是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朝鲜的独立、解放。1919年“三一”运动中，十九岁的韩震融入街头的人流，高呼“反对外奴”、“独立万岁”。运动被镇压后，他和一些爱国青年准备到中国东北从事反日活动，父亲却给他娶了个漂亮媳妇，想拢住他的心，继续读书，继承家业，光宗耀祖。1928年，他终于挣脱了家庭的羁绊，来到磐石县，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冬，妻子从朝鲜赶来，劝他回家，他则劝妻子留下。他爱妻子，妻子也爱他，只是同样出身豪门的妻子，如何吃得了他那种苦呀？一咬牙，离婚了。

韩震这军需部长，是在挺进东边道后就任的。今天的解放军也有军需部，为联勤部属下的二级部，主要掌管衣食类军需。1军的军需部则无所不包，不但囊括了整个联勤部，还有司令部、政治部、装备部的职能，乃至政府和党的工作。抗联的军需来源，除了战场缴获，还要靠在民间大量筹集。初来乍到，你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以及反日会、妇女会和青年义勇军、农民自卫队等等。对于反日的大小山林队，还要搞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当然还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抗联的军需不能见物不见人。

古今中外，再难见到这样的军需部。

而桓兴地区的“中国地”那么红火，一靠李明山、朴金华这对假夫妻的两个人的县委，再就是韩震这位军需部长在那儿拳打脚踢。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韩震性格豪爽，精明果断。什么事到他那儿，行，立马就干。不行，为什么不行，应该怎么办，总有个一二三，让你心悦诚服，受益匪浅。

这期间，韩震比较艰难而又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以老秃顶子为中心的密营网。有的是木棚子，像老秃顶子的二层顶子上的几个大木棚，能住几百人。有的是利用天然石洞，修整一下，冬暖夏凉。还有一种称做“戗子”的地窨子，为修在山坡上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比较隐蔽。通常是迎着地势向里挖掘10米左右，然后向两边扩展。两侧和头上，用木头一根根排列支架，除过道外，里面都是炕。烟道是接着炕洞，在外面山坡上挖条1公里左右长的浅沟，上面铺上木头再覆土，烟就一路顺沟渗出地表，不易暴露目标。从散烟道和地窨子里挖出来的土，堆到低洼处，去远处挖来草皮、小树栽上，使之与周围地貌一致。

韩震刚到仙人洞时，晚上在那儿召集积极分子开会，不点灯，来个人，摸黑找个地方坐下，彼此不能说话。后来根据地建起来了，在“中国地”见到他，就喊“瞎部长”来了，大人孩子都往家里拉。

1936年3月2日晚上，在仙人洞二道岭子一个农家开会，研究将几支地方武装合并，成立1师4团。有坏人告密，下半夜两点来钟，兴京县平顶山日本守备队将房子包围。打一阵子突围，十几个人大都牺牲，韩震倒在一片撂荒地里。

“前堵后憋八九连，冲锋陷阵少年连。”这是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经常挂在官兵嘴边的一句话，说的是8连、9连善打围歼战，少年连的小战士冲锋陷阵不要命。

后来扩编为少年营的少年连，是李敏焕创建的。

1928年，在延吉县读中学的十五岁的李敏焕，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学校儿童团总团长。第二年被派到清原县做地下工作，为团县委负责人。1933年春，他拉起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大都是青少年，不久被改编为独立师直属少年连。

少年连（营）的战士，小的十四五岁，大的十七岁，所以又称“小孩队”。1师西征时，少年营每人一长一短两大件，长的马枪，短的手枪（或匣子枪），装备一流。可少年连刚成立时，只有几支步枪，其余都是棍棒、长矛、大刀。第一次夺枪，是在柳河去往三源浦的路上，看到十几个伪军看押老百姓修公路，李敏焕就有了主意。这天傍晌时分，几个化装成小贩的小战士，提筐挎篮路过那里，先是两个挎匣子枪的当官的，接着兵们也都凑上来，几个人围住一个篮子，花生糖果光头饼子什么的就吃开了。李敏焕一声令下，早已混在人群中的假装修路的官兵一齐动手，当即缴获长短枪15支。

同年夏，侦察得知，通化宪兵队一辆满载军装的汽车，从山城镇回通化。师部和少年连准备在滴台打伏击，李敏焕在公路上看地形，汽车突然来了，躲避不及，就迎了上去。他穿着鬼子的黄军装，3个鬼子以为是自己人，停车下来伸胳膊扔腿地活动身子骨，一边呜哩哇啦地跟他搭话。隐蔽在路边树丛中的官兵，看得大眼瞪小眼，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说时迟，那时快，李敏焕手中的匣子枪响了，3个鬼子应声倒地，一场“伏击战”就这样结束了。

按团级单位配备干部的少年连第一任政委李敏焕，中等个头，匀称身材，肤色白净，文静秀气，胆大心细，文武双全。从痛打邵本良，到奇袭窟窿榆树，几乎参加了独立师、1师所有较大的战斗，而且经常是独当一面的角色。像三源浦守备队，独立师几次引蛇出洞，它就是不出来。李敏焕率少年连和保安连，今天在外围抓走狗，明天派人潜入镇内放火烧了日军的柴火垛，敌人终于忍不住了。两辆汽车驰上一座公路桥，那桥就塌了，第二辆刹不住车，也跟着栽了下去。那桥墩木桩子，早被李敏焕派人锯断了，只是虚撑着。没费几颗子弹，30多鬼子、伪军就报销了。

摩天岭大捷后，日军疯狂报复，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程斌、李敏焕带师部和保安连，在摩天岭与敌周旋、战斗。激战中，李敏焕身边的机枪手牺牲，师参谋长抱起机枪射击，也中弹倒地。

李敏焕生前记有日记，那日记是在7月15日，即摩天岭大捷当天，戛然而止的。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队200人左右，从桓仁夹道子西进清原，准备与3师会合，并相机截击吉（林）奉（天）铁路上的列车。夜行晓宿，行至兴京县黄寺八九道沟时，向导迷失方向，部队转来转去，天亮后发现是在永陵街东10公里左右的黄土岗子。这时，300多敌人已经跟了上来，大都为日军，都穿着朝鲜族的白衣服，在青枝绿叶间特别显眼。有人说“是高丽人”，大家也都这么以为，待到觉出不对了，枪响了。一场激战，随行的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等30余人牺牲。

同时牺牲的还有教导团政委安昌勋，二十五岁出头，个子不高，都叫他“小老安”。他也是朝鲜（族）人，具体不详。但写到抗联人物，这一笔是不可忘却的。

牺牲时三十四岁的李东光，和李敏焕一样，都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十四岁随父母跨国移居珲春县大荒沟，十八岁读中学时加入朝鲜共产党。之后就像本书写到的许多朝鲜（族）同志一样，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磐东区委书记、磐石县委书记、南满特委书记。南满省委成立后任组织部长，承担了省委的大部分组织领导工作，是杨靖宇的得力助手。

当我写着这些干部简历似的文字时，眼前总是一片血样的红云。每年4月中旬，在东边道，在我的家乡辽东山区，山野大地一派枯瘦的黄褐色，背阴处还残留着积雪，映山红就云霞般铺满山野，愈是悬崖险峻处愈是璀璨烂漫，红红火火地爆发出生命的歌唱。

朝鲜族人管映山红叫“金达莱”。

<h3>“苏营”</h3>

这个队伍，在军事上有比一般抗日军都多的经验，所以战斗力很强。战斗上有时比我们队伍还有经验，三分之一的队员是经过二年以上的与日本子残酷的战斗，所以政治水平较高。

这是1934年9月28日《×××关于南满游区与人民革命军活动情况的报告》中的一段，说的是1军所属南满游击队第1大队，因大队长叫苏剑飞，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苏营”。

同年8月，《团磐石中心县委关于磐石团的工作给团省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

南满游击队（苏营）在辉南、濛江一带活动，战斗力最强。

苏剑飞，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07年生人，父亲是吉林省警官讲习所所长兼教官，伯父在河南镇守使手下当团长。幼年丧母，父亲将他送去伯父家，由伯母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返乡，先当警察，翌年当兵，三年后入吉林军官训练所学习，毕业后到676团当排长。“九一八”事变后，团长投降日寇当汉奸，苏剑飞拉起一支队伍。时值驻蛟河伪军营长田霖率部起义，声势颇大，苏剑飞率队投奔，被委任为1团1营长，随田部转战东满、西满、南满。1933年夏，田霖在清原兰木桥战斗中牺牲，苏剑飞收拾余部到柳河县游击，听说有支共产党领导的海龙游击队，与刘山春一见如故。不久，两支队伍合编，苏剑飞任大队长，刘山春为政委。

苏剑飞在军人家中长大，本身又是科班出身，对战略战术颇有心得，在田霖部下时即以骁勇善战著称，曾率部攻克阜新县城。到1军后，身为游击队长，有时却受命指挥师长作战。杨靖宇常和他研讨军事，制定作战方案。

苏剑飞擅长伏击、奇袭，“苏营”被敌人称做“草上飞”，形容动作迅速，来去如风。

讲智谋，又勇猛。1934年6月攻打桦甸县重镇会全栈，久攻不下。关键时刻，苏剑飞亲自抱挺歪把子，杀开一条血路，冲了进去。1935年2月在争夺老坡口西南高地的战斗中，又抱着机关枪冲上高地。

在老坡口战斗中，苏剑飞腹部中弹，杨靖宇仍委以重任，让他指挥2师和1、2两个游击大队，在抚松县开辟根据地。

万良镇位于抚松县城北部，是连接东南满游击区的交通要冲。平时，镇子里有伪警察和自卫团200多人，4月20日夜又开进百余伪军，这时攻击部署已经停当。怎么办？苏剑飞一咬牙，打。部队很快攻进镇子，将敌人包围，伪警察游击队长等多人被打死。突然背后响起枪声，又一股援敌到了，腹背受敌。苏剑飞当即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命令曹国安率主力向桦甸转移，自己带1大队断后。激战中，尚未痊愈的伤口崩裂，血流不止。官兵们抬着他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舍。22日中午，在抚松县北岗镇高四爷小山南坡被敌包围，突围时身中数弹牺牲。

<h3>“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h3>

李向山原名李瑞林，字祥山。高个，大眼睛，长方脸，高鼻梁，说话脆快，为人坦率，办事果断。平常一身农民打扮，外出时好穿长袍戴礼帽，骑匹大青马，一副学者绅士风度，初识者敬而远之，接触后方知其平易近人。

这是笔者曾经求教过的桓仁县党史办负责人李戎和他的同事，在一篇介绍李向山的文章中的文字。

李向山是桓仁县铧尖子乡人，家有土地500多亩。这在北满应属中小地主，在东边道就是富足大户了。他自小聪明伶俐，读书成绩过人，青年时代崇仰孙中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向山。曾任县民立学校校长、桓仁地区教育界稽查员、劝学员兼县土地委员、建道委员，为官清正，尤以办学业绩突出。他认为要想国富民强，必须消除贫困愚钝，而这首推教育。办学方针以建国强民为宗旨，所培养学生多具爱国思想。当时农村公办学校很少，他自费在铧尖子办所“三乐学校”，意即国家乐意，乡亲乐意，黎民百姓乐意。许多农民只顾养家糊口，不想让孩子读书，他到处劝学，讲道理不听，抡起马棒就打，人称“李大马棒”。

闻听“九一八”事变，李向山寝食难安，仰天长叹：这么大个中国，让小日本子欺负成这个样子，耻辱，耻辱啊！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李向山在铧尖子组织大刀会，参加唐部，被委任为团长。在坎川岭阻击战中，大刀会曾重创敌人。日军占领桓仁后，李向山拉队伍上山，因民间有“小鬼怕老家钱”之说，报号“老家钱”，在桓仁、兴京一带活动。这种队伍，通常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可因为李向山是首领，连胡子都不认为“老家钱”是胡子，日本人则称之为“政治匪”。

1933年冬，李向山听说磐石、海龙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曾几次派大儿子李再野前去联系。转过年2月，韩浩率独立师先遣队到桓仁后，在海青伙洛西岔柴火垛沟找到李向山，李向山激动不已，当即跟韩浩走了。10多天后回来，高兴地对妻子说：俺见到了杨司令，大高个，关里人，岁数不大，有能耐，中国有这样的英雄好汉是不会亡的。

李向山参加1军，被任命为1师副官，协助师长工作。

李向山当红军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广告效应，桓仁县有几多人不知道李向山呀？而在许多人眼里，他的行动就是一种标杆、榜样。他的学生和许多钦佩他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当时桓仁地区大小山林队几十股，有义勇军残部，有抗日不抗日的胡子，在他的说服带动下，大都投靠了红军，听从红军指挥，有的还接受改编。

独立师能在桓兴地区迅速发展壮大，李向山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35年，日伪当局在桓兴地区实行“集甲并村”，一年后1师西征，当地斗争环境越发恶劣。长期的山林生活，李向山得了疝气，愈来愈重，行走不便，又难骑马。军部向北转移前，决定他留下坚持斗争。

自李向山拉队伍抗日后，为了躲避敌人抓捕，他的家人就开始流离转徙。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先是投亲靠友，后是什么地方僻静奔什么地方。1936年4月，日伪特务抓住了李再野。李再野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抗日，以在铧尖子开大车店为名，去奉天、苏家屯购买枪械弹药。1军密营中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的许多设备和原料，都是他买来的。特务问他李向山在哪儿，他说300里以内没有，去哪了不知道。特务把他放了，经过9个月的秘密盯梢，在发现李向山的同时把他逮捕，押去县城日本宪兵队，点“天灯”后，填进浑江的冰窟窿里。

李向山不断转移藏身地点，被捕时躲在兴京县黑瞎望的一个地窖里。腊月天，里面冰窖似的。疾病折磨，头发老长，五十三岁的人，看模样少说也在七十以上。一点儿高粱和包米粒吃光了，这天传令兵“李大耳朵”出去弄吃的，李向山听到外面有动静，未等把那支左轮手枪抓到手里，敌人就进来了。

押往县城途中，赶上修路堵车，被绑在汽车上的李向山，趁机向民工高声讲道：乡亲们，同胞们，俺李向山没当过一天亡国奴！俺死了不要紧，东北有三千万同胞，中国有4万万人民，中国不会亡！

在桓仁日本宪兵队，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敌人对杨靖宇最高悬赏后来曾达1万元，这时抓到李向山是5000元，自然如获至宝，岂会轻易罢手。用飞机把他送到奉天，什么手段都使了，仍是枉费心机，才下了毒手。

<h3>好汉赵文喜</h3>

赵文喜，满姓伊尔根觉罗氏，1906年生于兴京县平顶山乡。其祖辈是守护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和六世祖的墓地）的亲兵，到其祖父晚年沦为破落旗人，租种土地，生活窘迫。因他从小聪明过人，兄弟姐妹7个，唯独让他读书，成为重点培养对象。高小毕业后，种过地，当过饭馆跑堂，身体强健，相貌英俊，思维敏捷，性格豪放，能言善辩。

“九一八”事变时，赵文喜在平顶山保甲队当班长。唐聚五举兵抗日，赵文喜带十几个保甲兵参加自卫军，失败后拉杆子成为山林队，报号“大喜字”。独立师到仙人洞后，他分析敌伪宣传和群众传说，认为红军不寻常，能成事，应该参加红军。七梁八柱都不同意，他就带着个弟兄下山了。

见到军需部长胡国臣，胡国臣说当红军欢迎，空手不行。赵文喜觉得这要求不过分，“大喜字”也不是什么人来了都要的。也巧了，八里甸子伪警察署到县城拉供给，5个伪警察押车路过暖河子，要在一家大户吃午饭。赵文喜善交际，是个自来熟，就去这家帮着里外忙活，趁警察喝得脸红脖子粗，把5支枪一划拉背走了。

先被任命为军需部司务长，接着是农民自卫队游击大队大队长。1935年春的一天，得知桓仁守备队有6辆汽车要从大四平经过，赵文喜就带上游击大队在闹子沟等上了。不到半小时解决战斗，活捉30多伪军，缴获40余支长短枪和大量粮食，还有鱼、糖等物。

在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中，被人称为“赵大队”的游击大队最能打，配合主力和独自打的仗最多，战果也最大。

日寇实行“集甲并村”，分离抗日军民，进行经济封锁，给抗联造成极大困难。赵文喜善交际，朋友多，路子广，组织上决定让他转业做地方工作。今天长袍礼帽，进县城找商会会长黄金来、商人王少岩、苏炳千等人，通过他们为抗联募捐。明天又一身短打扮，去抚顺、奉天联系地下党。他和平顶山伪警察署的叶巡官拜把子，经叶巡官手给抗联买子弹。苇子峪西山庙道长，抚顺五龙口西山头闵家店店主，褡裢嘴子西街饭店店主，粮栈街牛肉店店主，奉天南门伪审判庭庭长等等，都被他发展为地下联络员，提供情报，购买军需。

1936年初冬，赵文喜从那尔呼去偏砬河，在一山脚拐弯处，迎头碰上两辆日伪搜查班的汽车。他把礼帽往下一拉，想混过去，被一伪军认出来，几十支枪口对准他。日本指导官拔出指挥刀，呜哩哇啦喊着抓人。赵文喜把礼帽正了正，望着他微微一笑：你小子瞅准了，俺就一个人，还值得你诈唬成这副熊样？

在平顶山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讲了一通官位金钱美女，赵文喜只是冷笑。

两个月前，敌人抓住赵文喜的妻子史氏和八岁的儿子小喜子，胁迫他投降不成，就把母子俩都杀害了。

指导官问：你们的衣服和枪弹是从哪儿弄的？

赵文喜道：是日本子和汉奸队给的。

你有多少兵？

100多人。

都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一个人一个号，100人就100号。

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访去。

一字一句像一块块石头，砸得敌人恼羞成怒，开始动刑。

皮鞭抽，灌凉水，坐“老虎凳”，用开水浇后背，把纸沾上煤油点着后，扔进裤裆里。用烧红的烙铁烫生殖器，再用钳子将其一块块夹下来。日本人说他是中国的“铁人”、“男人”、“好汉”，就对他用这种刑。他神志不清时会下意识地叫唤两声，明白过来，立刻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赵文喜被捕，所有的关系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敌人还把草盆村三个地方工作人员抓来，让赵文喜辨认。这回他开口了，就是三个字：“不认识。”

苇子峪警察署的日本指导官，要见见这个中国“铁人”。敌人把他绑在大车上，再用大铁钉子将双手分别钉在两个车厢板上。马车在铺层薄雪的山路上颠簸，赵文喜除了骂日本子，就是喊口号、唱歌，人越多喊唱得越欢。

有老人说，那人没模样了，两只手血馒头似的，车厢板上都是血，黏糊糊的。那时俺才十来岁，也不知道他是谁，看一眼就不敢看了。回家问俺爹：那人还唱歌，他不疼吗？唉，那可真是个好汉、硬汉啊！

去刑场路上，还在唱歌、喊口号。

有老人回忆，那天雪花漫天飘，铜钱大小，人们都说那是老天爷给他撒的纸钱，让他到那边过好日子。他唱那歌俺学不上来，反正都是打日本子的。

三、“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第十三章 威震哈东

<h3>“打”字当头</h3>

珠河游击队成立后正儿八经的第一仗，对手是从乌吉密来“讨伐”的40多日伪军。这是1933年12月上旬，王德全的那挺捷克式轻机枪“咕咕咕”的叫声，在干冷的北风中格外得有弹性和力度。打了一阵子，赵尚志下令撤退，退得有条不紊。敌人觉出这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不大好惹，没敢追。

第二仗是半个月后在火烧沟，迎战珠河日本指导官率领的百余伪军。这回地形有利，赵尚志指挥大家顽强阻击，歼敌大队长以下20余人，游击队只有两名队员负伤。

10来个人把100多人“打屁了”。火烧沟一战，使中东路（哈尔）滨绥（芬河）线一带群众和各色武装，对赵尚志和珠河游击队刮目相看，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1934年5月，赵尚志指挥游击队和义勇军组成的反日联合军1500余人，攻打宾州镇。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朝阳队”时，曾率队打下这座宾县县城。这次将东西南三面围定，他亲自率主力攻打南门，北门则放条“生路”，而在城外布下一支伏兵。部署停当，就给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令其投降。这个汉奸一边布置守城，一边派人赶去哈尔滨求援。战斗激烈时，这小子一小时给哈尔滨打7次电话，催叫救兵。

游击队有门柳木炮，一说是将湿柳木抠空而成，一说是用湿柳木包一铁管，外面用几道铁箍紧紧箍住，是为打宾州特制的。炮口直径一尺左右，身管6尺来长，能装10来斤火药和30来斤碎铧铁及秤砣。第一炮击中南城门的炮楼，又一声巨响，城墙被轰塌一角，少年连即踏着砖头土坯冲了进去。

几架飞机飞来，在城外轰炸扫射，义勇军乱了阵脚，纷纷逃离。估计哈尔滨援敌也快到了，赵尚志下令停止攻击，待城里部队撤出来后，交替掩护退走。敌机猖狂得很，肆无忌惮地低空俯冲恐吓，游击队官兵火了，机枪、步枪对空射击，真就打下1架。

抗联11个军、3个路军中，3军、3路军打下的县城最多。趁敌不备，兵力空虚，突然攻打县城，这也是一种游击战。攻取县城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影响，对敌伪人员心理、精神上的锤击、震撼。而在百姓大众心里，把县官老爷抓住了、吓跑了，那差不多就是天下大乱了。其军事价值就是消灭敌人，缴获枪械弹药，没收敌伪物资。每年秋天，抗联都要为冬季补给忙活一阵子，筹备棉衣是头等大事，而打下一座县城什么都有了。这次打宾州，虽然物资收获不大，但其政治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宾州之围既解，哈尔滨援敌返回。5月中旬，赵尚志再次率军逼近宾州，哈尔滨敌人再次出援。赵尚志则挥师西进，进至距哈尔滨40公里的蜚克图和市郊黄山嘴子一带，又把敌人吓了一跳。

三岔河位于宾州镇东15公里处，一座座炮楼高耸的大院套，显示着主人的气派和富足。

6月上旬，赵尚志率反日联合军来到这里。当时的口号是，“家有百万之富，不是日‘满’走狗，不反对反日军，我们决不限制。”有钱大户大都肯捐钱献枪，大排队队长李靖远还表示要参加联合军。不料有汉奸告密，第二天中午时分，600多敌人从宾县、珠河和哈尔滨分头赶来，其中近一半为日军。

听到枪声，赵尚志立即部署战斗，由省巡视员张寿篯率一部分兵力到岭东三门高家一带阻击敌人，自己带骑兵队和1中队去田家油坊增援。而此时，驻守田家油坊的义勇军“黄炮队”已经逃跑，驻在八里岗的“九江队”、“白龙队”也趁敌人尚未合围之际边打边撤，退进山里。

途中与敌遭遇，敌人火力很猛，赵尚志遂决定进入“铁军队”据守的三门王家大院。“铁军队”本该听从指挥，统一行动，却趁敌人转移火力的工夫自顾自跑了，把东院丢给了敌人。赵尚志清楚，眼下必须夺回东院，否则就可能扔在这里了。占据中院的游击队，几次架梯子想翻墙过去，那墙头被机枪扫得砖石飞迸。赵尚志和几个战士抡起镐头，将墙底刨开钻过去，与敌人拼起刺刀，把东院夺了回来。

这时，三岔河枪声响成一锅粥，一柱柱烟尘在爆炸声中腾空而起，气浪灼人。三门王家大院是重点攻击目标，日军的迫击炮、掷弹筒发射的炮弹，接二连三地在院内外爆炸。戴钢盔的鬼子，戴大盖帽的伪军，将大院包围，不断发起攻击。自打宾州后，日伪当局就将赵尚志的队伍视为心腹大患，这回终于逮住机会，岂能不下狠手。

有人提议突围，赵尚志说不行，冲出大门就暴露在敌人火力下，要等到天黑再动作。并下令节约子弹，把敌人放近了打，先打当官的，打戴钢盔的。官兵都明了眼前处境，同仇敌忾，利用炮楼和炸塌的废墟、洞穿的墙洞，顽强地阻击、杀伤敌人，使其不得近前。

天终于黑下来。这是个决定命运的时刻。赵尚志一声令下，官兵们雄狮猛虎般冲了出来，手中的步枪、机枪、匣子枪和几十张喉咙一起吼叫着。这是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冲杀，锐不可当。也巧了，张寿篯正好带人赶到接应，“九江队”一部也赶来助战。两下夹击，敌人阵脚乱了。三路人马在夜色中奋力冲突，脱离险境。

当年8月26日《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此役我军牺牲二人，一为骑兵队长李根芝（应为“植”——笔者）；一为打死敌人十八名，夺取机关枪而牺牲。重伤一人，轻伤二人，均系队内勇敢的干部。”

三岔河之战，是3军战史上最初的硬仗恶仗，也是抗联早期少见的硬仗恶仗。3军向以能打硬仗恶仗著称，这一仗对赵尚志和3军的战斗作风影响极大。

一些老人说，赵尚志一向强调“要压倒敌人”。三岔河之战后，他说敌人是人，咱们也是人，敌人怕死，咱们不怕死，就能压倒敌人。

三岔河突围后，赵尚志带队打下满家店，在乾松顶子与600多日伪军激战，接着又把目光盯住了中东铁路。7、8两个月，即向中东路及沿线车站发起几十次攻击，造成火车脱轨16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待日军调集重兵严防中东路，赵尚志矛头一转，又向双城、五常进击，首先打进五常县城，再挥师五常堡。

五常堡位于珠河县西南部，属五常县大镇，又富过县城，商家大户特别多。这种镇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高壕深，有钱人重视武装，舍得投入。不然，胡子打进来，洗劫一次，一些大户就会破产，那富足就要减去几成，如是几次就变成穷镇了。据说四十多年间，没有任何武装能够打进五常堡。1932年，曾有两千多义勇军进袭，结果白白伤亡许多人。

五常堡以武力拒止义勇军，极可能是惧怕其进去抢劫。而两年后，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赵尚志率队攻打五常堡，是因为这里已成日伪的一座反动堡垒。

有人说，200多人敢打300多人守卫的五常堡，也只有赵尚志了。

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敢不敢，而是在于敢打必胜，不到两个小时即将其拿下。

赵尚志将攻击、打援部队部署停当，放出风去，说还要打五常县城。此时，“赵尚志”三个字在哈东已是威名赫赫，而五常堡那些忘了祖宗的人，也有轻敌的资本和老皇历，枪声骤起时还有些云里雾里。

城西北角首先突破，16名队员冲进去占领3座炮台，居高临下控制局面。大部队迅速攻入镇内，占领日伪机关，抓捕汉奸走狗，并按照预定计划，没收了两个拒纳救国捐的大户的财产。4个小时后，满载而归。

接着，又拿下双城县的八家子、康家炉、梨树沟、方城岗等据点。

9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一切意见，军事计划大多出自小赵。”

转年1月31日，《潇湘关于蓬勃发展的满洲民族革命战争的报告》中，在谈到东北的赤色游击队时，唯一提到姓名的是赵尚志，而且提了4次，并说：“珠河游击队——即赵尚志队伍，基本队七百余人，影响下的义勇军很多，战斗力最强。”

而三岔河之战后，日伪开始悬赏捉拿赵尚志，特别“大方”，出手就是一万元。

1934年11月下旬，赵尚志率哈东支队部分队伍从方正回返珠河根据地。这天下午进至腰岭子附近的肖田地准备宿营时，被敌包围。

哨兵发现敌人时已经晚了，而且看到的只是“打马桩子”的敌人。骑兵山地作战不便，战前要把马拴好，有人看管，叫“打马桩子”，这部分人并不参加战斗。

敌人是日军望月部队300余人，和伪军邓团400余人。团长邓云章后来升任旅长，这小子向主子拍胸脯子“包打赵尚志”，堪称哈东的邵本良。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战斗。赵尚志迅速奔到山上，观察、判断敌情，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敌人炮火很猛，日军、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利用房舍、树丛发起攻击。部队住地分散，200多人按建制宿营，有的在山下，有的在沟里，敌人的合围一时也难以收拢，而且缝隙较大。战至天黑，赵尚志指挥向东突围，退至太平沟、大猪圈一带，又被敌人包围。激战中，赵尚志左肘中弹，血流不止，仍指挥战斗。大队长刘海涛是员猛将，奋不顾身率队冲锋，终于突破敌围。

肖田地之战，使敌惊诧不已的，并不是对手两次突出包围。望月并不忌惮这个，因为在对手所有可能退走的路上，他都预设了伏兵。这是一个精心布下的连环套，自觉万无一失的侵略者，根本想象不出对手是怎样顺利返抵珠河的，就说这是一次“德国式联军的退却”，“此中必有名将指挥”。

“有名将指挥”不用说了，“德国式联军的退却”则是胡诌，那就是抗联式的退却：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击侵略者，攻守进退，人熟地熟。

从1934年草木凋零开始的冬季“讨伐”，敌人调集3000多日伪军对付哈东支队，并提出“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结果每次接战都讨不到便宜，连肖田地之战的伤亡也大于对手。

听着部下的报告，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岩越喃喃地道：“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h3>打出来的统一战线</h3>

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时，珠河地区武装蜂起。

一种是地主武装，大排队、保卫团、自卫团、民团，名目繁多，一个意思。有钱人家的大院套里，用当时人的话讲，“那枪头子戳得像高粱棵子似的”。而在日本人占据的县城和铁路沿线的较大集镇，商家和有钱大户也组织商团、民团。如此武装蜂起，是因为这年头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原先就是胡子的，义勇军失败后拉杆子上山的，一向诚实劳动而丧失了劳动权利的，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去那大院套里扛枪外，也就剩下这条路了。“九一八”事变后盛极一时的红枪会，其成员大都是山东人，有的回山东老家了，留下来的有的被地主武装收编，有的成了胡子。至于棒子手、砸孤丁、小线，抢不了大户，就对穷人下手，为扒身衣服也会害条命。白天深草没棵的，走夜道更危险，从背后给你一棒子，或是用镰刀钩住脖子，或用绳子勒脖子，叫“背死狗”。

地主武装也好，山林队也罢，特别是后者，通常都会有一支势力较大、口碑较好者，能够号令一方天地。作为中心、领袖，有时还纠合一些队伍攻打集镇，用胡子的行话讲叫“压山沟”。而这时的珠河，乃至哈尔滨东部地区，还没有这样一支武装，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形成这样一支力量，更没人想到很快成了气候的，竟会是小小的珠河游击队。从没人放在眼里，到谁也不能不放在眼里，一些队伍纷纷戴上游击队的红袖标。“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和珠河游击队的赫赫威名，毫无疑义是打出来的。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是三岔河之战后的6月29日成立的，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篯任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梁佐术。支队下设总队、大队、中队、小队，均为三三制，另有炮队、骑兵队、教导队和少年队，直属司令部领导，司令部设经济部、政治部、执法处和秘书处。全支队450余人，其中9个中队180多人是党直接领导的基本队伍。而在3个总队中，有两个总队长和副总队长，是原地主武装的首领。

显然，这是一支统战性质的联军。

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时只有3个团，一年多后发展为6个师。又半年后扩大为10个师约6000人左右，其中党的基本队伍1500余人，从名称到内容都是正儿八经的联军了。

哈东支队2总队长黄英，当过胡子，是个小地主，原为珠河县黑龙宫镇民团头子。因他枪法好，说起“黄英”少有人知其是谁，提起“黄炮”大名鼎鼎，他的队伍参加反日联合军后也叫“黄炮”。1934年8月26日《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其成分大部分是秋皮屯一带农民，但亦有很多炮手在内，故战斗力较强。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他的名誉很大，远近无不知之。”

黑龙宫是日伪在道北的一个重要据点，群山环抱，地势险要。1934年4月，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连端老虎窝、新开道、古扎子三个伪警察分驻所，又攻占秋皮屯，后又联合“北来队”、“白龙队”、“吕绍才队”等几支义勇军，攻打黑龙宫。战前，赵尚志派人与黄炮见面，劝他率部反正，他嘴上答应，心里话这黑龙宫可不是纸糊的，凭你几句话就把俺收了去，世上哪有这样的买卖？没想到真就成了纸糊的，赵尚志很快带人打进来，黄炮想投降也来不及了，更不用说反正了，只有落荒而逃。

黑龙宫是珠河游击队打下的第一个镇子，这在当时的各种武装中都是少见的。战前赵尚志派人与几支义勇军联系，劝说联合作战，来的没来的，一些人那心思也跟黄炮差不多。这回真的打下来了，在这一带活动的义勇军都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听从指挥。有的是敬，有的是怕，或者兼而有之。而在敬与怕中，或多或少都惦着分杯羹——打下一座镇子，那会有多少“好贺儿”（钱财、好东西）呀。

黄炮也托人上门求情，赵尚志二话没说，欢迎。

“九江队”首领、惯匪于海云，也大老远赶来了，赵尚志仍是欢迎。

在上面引用的介绍“黄炮队”的珠河县委报告中，这样评说“九江队”：“九江、容易、跨海等，他们本来在铁路南一面坡附近之大青山一带，受日本委托保护韩国走狗四百余户种稻地。这稻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用粮食，以四千元作保护费收买他们的。”“因我队的胜利，九江遂分十余人，容易十余人，以及别的一部分小义勇军留守该处，大队（九江四十余人，容易四十余人）过铁道北西进，参加我联合指挥部，并推老赵为司令，实际上自己是非常不满意。”“九江队战斗力较其他队为强，颇有相当军事经验，其下级基本队至今不过四五十人，与旁的义勇军一样组织法，然下级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

“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是因为队内分配不公。山林队，即胡子，都是私枪，枪多的可像地主出租土地一样，把枪租给没枪的，所获钱财按职务和枪分为人股、枪股，俗称“挑枪片子”。首领即大当家的通常两个片子，或两个半，“四梁八柱”减半个、或一个片子，弟兄即喽啰一人一枪一个片子，没枪的半个左右。片子多少，还因枪支优劣而不同。你是一支老洋炮，那一人一枪就凑不够一个片子。你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或是被称做“手提式机关枪”的冲锋枪，那片子就可观了。你把枪弄丢了，那枪又是租的，那就跟给地主放牛把牛弄丢了一样。于海云及“四梁八柱”各有多少私枪出租，“九江队”如何“挑片子”，具体不详。而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九江的剥削非常厉害，虽然得了很多钱，但士兵物资经济上待遇甚苦。”于海云是个老胡子头，有一套统治办法，“四梁八柱”又是利益共同体，下边再苦，再不堪剥削，跳蚤也拱不起被窝。

胡子大帮吞小帮，大帮之下常有许多小帮，叫“合绺子”，其分配制度，有“合绺合财”的，有“合绺不合财”的。哈东支队的分配原则，是联合作战缴获的敌伪物资，按参战人数平均分配。在于海云等人的眼里，这种分法无论怎样不伦不类，关键还在于只能从敌伪手中发财，这财那么容易发吗？眼瞅着多少好财发不了，眼馋手痒干着急，就觉得这回是被套上了笼头。

为日本人保护稻田，并拿保护费，按理说这就是走狗汉奸了。可“九一八”事变后，于海云也率队打日本。不能否认他的中国心，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时义勇军风起云涌，也是跟潮流，看火候。他清楚像他这种角色，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容留，日本人一旦腾出手来，就会收拾他。而与反日联合军为敌，即便不立马被灭掉，也再难有好日子过了。不知道他因何当了胡子，在干上这个凶险的营生之前干什么，能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环境中立足，且成为名气颇大的“九江队”的老大，后来竟能加入共产党，则让我们想到“狡诈”和它的所有同义、近义词。现在还不好说他“有奶便是娘”，但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危险的人物。他的到来，扩大了珠河游击队的反日统一战线，也为哈东支队、3军日后摩擦、冲突，埋下了祸根。

珠河县委的报告中，说“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这话看怎么理解。若说“革命”、“共产党”，连后来入党的于海云也堪称“什么也不懂”。至于黄炮“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这正是他的农民式的狡诈。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怕饶不过他，所以表现得特别极端。只是比起于海云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岔河之战，“黄炮队”抢先逃跑，关键时刻本性暴露无遗。已经跑了的“九江队”，却折返回来救援。不知于海云当时怎么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那儿有抗日特捐没收。第三天，反日联合军已撤到黑顶子了，“九江队”还待在三岔河附近的乌拉草沟，准备等敌人撤走后，再回去收特捐。

珠河游击队所到之处，有钱大户主动交纳特捐，因为游击队有规矩，讲道理。20垧以下土地的大户，不交地亩捐，20垧以上的每年只收一次，有凭据。把枪献出去，就由游击队保护你家的安全。胡子，包括参加反日联合军的一些山林队，则胡来乱搞，有的一次就把你翻个底朝上。三岔河附近有个徐家大院，省委巡视员霞在报告中说，“九江队”天天去逼捐，不给就绑票，把徐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才算了。

攻打黑龙宫，战前严令不准抢劫，真的没抢。可珠河游击队离开后，“北来队”即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像赶猪一样一路带走）。接着，游击队又去道南打下北围，前脚走了，后脚“振东队”又到了，又是一番抢劫，“赶边猪”绑走约50余人。

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人）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关于赵尚志的性格，和他的性格对于他的命运及哈东、北满抗战进程的影响，后面将重点叙述。至于于海云、黄炮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常难缠的人物的命运，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客观因素，都是脚上泡——自己走的。

<h3>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h3>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人称“李老奤”的李华堂，种过大烟，当过胡子，被东北军收降后，在李杜任旅长的24旅96团当连长，不久提升营长，驻防林口刁翎。此人相当精明干练，治军有方，剿匪得力，在当地颇有声望。“九一八”事变后，随李杜抗战，组建一支400余人的混成旅第2支队，在刁翎、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活动。李杜过界退去苏联后，他率队在林口、方正坚持抗战。1934年冬季大“讨伐”中，部队损失很大，只剩下50多人。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更惨，土龙山暴动时的几千人，还跟在身边的也就30来人。两人在方正县见面，谢文东觉得没路走了，李华堂提议投奔赵尚志，就带上个认识赵尚志的秘书，奔哈东来了。

正是腊月，旷野上大雪没膝，太阳底下，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得躲避、应对敌人的盘查，一路艰难自不必说。而他的穿着野猪皮缝制的乌拉的官兵，还有谢文东残部，躲在山里苦熬苦撑，没着没落的，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队伍“哗啦”（散、败之意）了。说到动情处，五十来岁的七尺汉子止不住落下热泪。他希望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队伍，大家合伙打日本子。

李华堂诚恳，赵尚志痛快。

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通称“下江”）地区有很大声望，特别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声播海外。早在1934年5月19日，即土龙山暴动后的两个多月，满洲省委即指示珠河县委：“土龙山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责成你们动员党团员或最好的群众或好的义勇军队伍或义勇军下层的个别战士去建立起联系与下层工作，来造成与珠河游击队行动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

3月初，已经不止威震哈东的赵尚志，率3军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1团东去方正县，在大罗勒密见到谢文东和李华堂。

这在东北抗联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见，穷途末路的谢、李自是非常高兴，两部官兵也受到鼓舞。

赵尚志主要讲了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在反日救国的前提下，不分信仰，不分政治派别，可以保持各自的政治主张，互不干涉内部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互相支援，求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经过协商，决定在不投降、不卖国、不扰民、不阻碍民众反日等条件下，以3军和谢、李两部，另有祁致中的“明山队”等义勇军，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为总秘书长。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谢文东任委员长。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此前各地党的武装与义勇军、山林队的联合难以比拟的。由于谢文东、李华堂的身份、地位和影响，这等人物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联合军，党和党的武装自然声望大增，有力地推动了哈东、下江地区的反日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

也就有了后来的3军与8军的恩怨是非，有了“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的民谣。

此话留待后续。

三、“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第十四章 突击！突击！

<h3>“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h3>

珠河游击队在三股流成立时，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根据地已经颇有模样了。

1933年7月1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目前形势及组织状况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珠河一带形成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区域。珠河街、河东，一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地方，乌吉密、小五站、黑龙宫、五区是直（间）接统治的地方，娄家窝棚、亭家店、石头河子、苇塘沟及其他山沟里的农村，是无政府状态。

其实，除了大中城市，东北各地农村基本都是这种状态。而珠河中心县委能够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业绩，在于这是个比较成熟的坚强、精干的班子。珠河游击队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足地，并不断地得益于县委的领导、支持。而有了这样一支武装，珠河游击区则迅速扩展，红地盘益发红火。

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像个没家的孩子似的。这样一支队伍迟早是要垮掉的，北方会议那一套更是加快了这种步伐，使这支稚嫩的队伍还未来得及寻摸到生存、发展的路径，就在那冰天雪地中消逝了。

首先在无政府状态地域恢复秩序，接着就是拔据点，打伏击，在日伪间接统治的地盘上大展身手，并向道北黑龙宫一带突击，建立起以侯林乡、秋皮屯为中心的道北根据地。到1934年秋，哈东支队游击区已遍及五常、宾县、珠河、双城、阿城、苇河、延寿、方正等县，而珠河四区、五区，宾县二区、三区、七区、八区，延寿二区及三区一部分，五常五区及四区一部分，双城九区一部分，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地盘。

哈东游击区普遍建立了反日会，仅珠河县就有会员约1万人。

在被称为红地盘的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农民委员会，珠河县还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总会，下设总务、武装、生产、拥军、经济、肃反、妇女等7个部门，代行政府职能。1935年10月成立的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就是在农委总会基础上建立的，总会会长吴景才任县政府主席，人们都称他“吴县长”。成立大会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号召珠河人民在革命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反日武装的作用，粉碎敌人的秋季“大讨伐”。

在游击区和根据地，还组织了农民反日自卫队、青年义勇军、模范队，与南满的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类似。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在三股流成立时，除其他各界人士外，有农民反日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模范队4000多人参加庆祝大会，并接受检阅。用当年老人的话讲，洋枪土炮“扎枪头子”（红缨枪），那也是刀枪如林“海了去了”（形容极多的样子）。

红地盘内建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还有学校，孩子免费读书。没收汉奸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收地租，军烈属的土地实行代耕。税收是低额累进制，五垧地以下每垧每年五角钱，五至二十垧每垧一元，二十垧以上二元。而日伪统治区为每垧一至二元。红地盘的税率低于“满洲国”，连日本人都不能不承认。胡子不敢来，棒子手、砸孤丁、小线绝迹，在那个遍地起胡子的年月，堪称奇迹。

日伪当局称：“珠河地方俨然成为一共产王国。”

1933年6月13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说：“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抛出“治安第一主义”。无论北进苏联，还是西犯华北，它都必须把治安放在首位，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对于大规模的义勇军比较好办，通常是两翼迂回，飞机、大炮一通轰炸，正面一攻，就解决问题了。可面对到处都是、四处出击、打了就跑的小股义勇军，就有些蒙，找不着北——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瞎了”。

开头，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也敢出城，结果到处挨打，有时连根毛也回不去。即便大部队行军，这一枪，那一枪，只闻枪声，只见伤人，不知道对手在哪里。随着兵力增加，日军战术也不断变化。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后“讨伐”，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个星期，搜山沟，见影儿就追，见道就钻，常中埋伏。之后，一是不受季节限制，特别是从秋至春的树叶开门时期，经常连续不断地“讨伐”。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讯联系，把住重点村屯和交通要道，发现对手即行追击、包围，不拘地区穷追猛打。以上为所谓“治标”，即军事“讨伐”。三是建立“集团部落”，推行保甲连坐，组织伪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通讯网，收缴民枪，进行经济封锁，即所谓“治本”。其中最阴险、毒辣，也是对抗联危害最甚、堪称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实行“民匪分离”，制造无人区。

笔者上个世纪采访到的八十岁左右的乡间老人，唠起当年，常挂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就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闯关东的人们。无论是被称做“大界”的平原，还是山边、山沟，大都为山东人的移民，这一家，那几户，过着一种远离尘世的日子。1935年10月15日《胡仁给中共吉东特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农民皆散居于各山沟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处很少，虽有火车路（宁、密）及汽车路（林口至梨树镇，林口至勃利县）也不能使农民集居于一处。”而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在习惯于旧军阀苛敛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经建立满洲国和不知官宪恩惠的人们，这种民众和匪贼很和睦，把匪贼作为自己人，将讨伐队的行动等传告匪贼。”之前的1935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则说：“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这些“零落如早星”的农家，就是胡子也不会轻易骚扰的。一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二是离不开这些人，起码到那儿可以歇歇脚，吃顿饭。而从游击队到抗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所到之处都有人家、群众。

1933年春，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向伪满民政部建议设立“集团部落”，当年即在磐石县试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同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至一处居住。“一个部落以收容八十户至一百户（四百至五百人）为宜。这对于警备和经营都有利，如六七十户以下，居民自卫力量不足；二百户以上，则统治上又有困难。”部落面积，“建成周围四百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宜”。“建设位置：（1）匪贼时常经过或物资供给地等重要警备线上；（2）经济资源丰富的地方；（3）易于警戒和自卫的地方；（4）供水方便和比较干燥的地方。”“建设次序：（1）建立铁丝网、土墙和炮台；（2）建造公共建筑物（部落办公室、自卫团室）和伪装房屋；（3）建筑住房；（4）打井和建造附属建筑物。”

部落内常驻日伪军警备队，或伪警察派出所，还组建伪自卫团，凡青壮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员，站岗、巡逻。部落有电话，部落间修筑警备道路，一处遇袭，附近部落日伪军和伪自卫团都来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部落长兼保甲长，实行保甲连坐制度。部落通常有4个大门，居民外出种地、打柴要登记，携带物资要检查，以防流入“匪贼”之手。太阳落山，大门紧闭，回来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盘查。有亲戚朋友来了，从哪儿来，干什么，住几天，报告、登记，还得有保人。

这种统治就让人想到堡垒、集中营——用当年黑土地人的话讲，叫“围子”、“人圈”。

吉林地区的磐石、额穆、桦甸、永吉、舒兰及敦化6县，1935年建“集团部落”136个，1936年又建418个，1937年再建365个。据伪满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集》中说，金川、柳河、通化3县，“康德三年（1936年——笔者）度并户工作有飞跃发展，匪团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几乎全部消灭”。

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

1936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司令部为抗日救国告群众书》中说：

日寇为什么要归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断绝群众与抗日军的关系，而使抗日军没房子住，没饭吃，没处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灭了。

日伪对哈东游击区和珠河根据地的大规模“讨伐”，是从1935年开始的——它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共产王国”，在其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近旁一天天发展、壮大呢？

这年夏天，日伪当局召集北部6省警务指导官和宾县、五常、双城、阿城、珠河、延寿6县参事官，在哈尔滨开会，成立“讨伐”办事处，由野崎大佐为办事处主任，统一指挥上述6县日伪军，彻底毁灭哈东游击区和根据地。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讨伐”。会后，即发布“林业采伐统治法”，将滨绥线及“国道”两侧200米内的树木和高棵农作物一律砍割干净，以防止抗日军利用。收买奸细、坐探，混入抗日军和地方组织，进行破坏、暗杀活动。改善伪军生活，特别是提高军官待遇，用心自不必说。同时在游击区周围屯驻重兵，并利用降队，防堵3军向外突击、伸展。而在此之前，即有计划地在珠河游击区周边建立“集团部落”，一些重要据点还驻扎日本武装移民，来挤压红地盘和3军活动的空间。

7月21日，夏季“大讨伐”在道南展开，大批日军首先在游击区边缘地带迂回包围，再进占据点，组成若干“治安工作班”，搜索、追击、堵截抗日军和群众，驱赶群众搬到指定的“集团部落”，或铁路沿线的“铁路模范村”。接着又转向道北地区，依然如法炮制。所到之处，平原、山区零散房舍一律焚毁，对于躲避、逃走、拒不归屯并户的，就用刺刀、子弹说话——“赵尚志匪区禁止住民，违者杀无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敌人活动及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

“现在路南游击区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仅离铁道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烧，并申言发散布告毁灭赵尚志根据地，禁止住户，否则一律讨伐屠杀。”“群众纷纷搬逃上站，络绎不绝于途，游击区成为一空城。”

在夏初召开的军地联席会议上，对这次夏季“大讨伐”的认识，在县委和2团、3团给3军司令部的指示信、报告书中，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即敌人是“部分的防守的进攻策略”。尚在率队东征牡丹江沿岸的赵尚志，认为这种认识“是执行目前任务上极有害的”，指示2团、3团“立即转变轮转游击区范围内的右倾行动，大胆的灵活的运用游击战术来冲破敌人的遮断线”，“围绕着我们的周围发展新的反日区域，并建立根据地”，并具体指明两个团各自的突击方向。

查阅有关史料，谈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讨伐”，“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以及同样意思的文字，可谓屡见不鲜。珠河中心县委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后来不断被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因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指示和批评：

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必须坚决的为彻底拥护群众利益而斗争，为得执行这一任务，首先就要坚决反对敌人的“讨伐”，为保护游击区域，不让敌人侵占一步而奋斗，这样珠河游击队在脱离敌人包围圈外而离开游击区域的右的机会主义必须严重的打击。

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开创的游击区、根据地，从满洲省委到红地盘里的老百姓，谁愿意把它让给敌人？1军挺进东边道，磐石老区群众不理解，说俺们支持你们，是让你们保护地面的，日本子要来了，你们走了，把俺们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样。问题是你有“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的实力吗？死守只能招致无谓牺牲和敌人对根据地人民更加疯狂的报复。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导上，关于不死守游击区、根据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1军独立师离开磐石老区，挺进东边道，就是如此。可轮到珠河，怎么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认为哈东支队已强大到能使敌人不进入游击区一步了？还是受了这一年“‘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影响？抑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笔者解不开这个问号。

赵尚志好像看不到，或是看不透上头的这种扑朔迷离，或者根本就不去理睬这类东西。他看到的是最简单的真理、事实，那就是游击队根本没有拒敌于游击区之外的实力。于是，就有了12月24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在现在主客观的力量和环境上，也不可能，我们不过是依根据地来解决休养疲劳，躲过敌人优势力量和藏蓄军事中要品，靠游击战术来补助根据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笔者）开展扩大游击战争罢了！

把省委和中心县委的指示、批评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这个被东北抗战实践证明了的观点，“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的原因之一，是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苏区那样的根据地。是这样子吗？试想一下，如果“围剿”中央苏区的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日本关东军，再大搞无人区、“集团部落”，那会怎样？

既然不可能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又不行，那该怎么办？赵尚志主张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突击，到那里去开辟新区。

可能是和者盖寡，甚至没有和者（哈东支队内部应该有的），再加上赵尚志这时还未恢复党籍，在党内没有发言权，上级还是要求“不许敌人侵入游击区一步”，结果自然是不可能。虽然珠河中心县委认为赵尚志“政治右倾”，“又恢复他过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碍着党团正确路线的顺利执行”，但他的“右的机会主义”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击。不是党员，党内不能打击，临阵换将也不合适，况且从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那队长和司令都是选举的。

1934年冬反“讨伐”是“死守”，之后的春季、夏季反“讨伐”没有这个口号，也还是老办法。敌来我走，敌走我回，烧几间房子算个啥，几天就盖好了。没想到这次会是这等规模，而且长期、反复“讨伐”，更没想到还有归屯并户，搞“集团部落”这一手。待到明白过来，觉出不对了，已经晚了。

赵尚志率东征部队回到珠河地区的时间，应在8月10日左右。哈东的伏天，本该绿荫遮天，禾浪涌地，如今却是狼烟冲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红地盘好多成了无人区，一间间房子烧得只剩下房框子，朝天张着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选定的那些地点上，被刺刀驱赶到那里的失去了家园的人们，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团部落”。

这是个血与火的夏季，太阳与地球一起燃烧，官兵眼里也在喷火冒烟。

留守部队有的已经突出游击区，有的还在区内与敌人兜圈子。赵尚志率直属队和2团由道北西进，迅速越过滨绥铁路，插至双城县东部，与3团和汪雅臣的“双龙队”会合，在敌人背后发动袭击，摧毁“集团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讨伐”枪炮轰鸣、烟火弥漫之际，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执委会议，决定3军主力东征延寿、方正，进而向牡丹江沿岸突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实际上认可了赵尚志的主张。

一年后的夏天，珠河中心县委也不得不东去汤原投奔3军、6军，这个近两年间“满洲国”无插足之地、曾被称为“最好的反日根据地”就彻底丧失了。

<h3>东征北进</h3>

提起黑龙江，人们就会想到北大荒。由于今天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当时属吉林省，就使今人对北大荒这个地理概念难免产生混乱。而在20世纪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还有“北大荒”、“东大荒”、“西大荒”之分，只是往往都把个“大”字省略了，而称之为“北荒”、“东荒”、“西荒”。

3军主力离开焦土狼烟的哈东根据地，踏上东征之路，那去处就是东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东地区。

松花江沿岸本系北满最富饶之区。沃野千里，人烟稠密。俗称之为“东大荒”。两岸平川漫岗，依山漫江形势雄胜，系游击活动优良之地区。一九三二东北革命高潮时，松花江沿岸最为汹涌。尤其是松江下游，抗日部队曾与敌寇对抗甚久。一九三三年松江下游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余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龙山民变）。抗日救国之思潮在人民脑海中酝酿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发之势。但当时敌人在松江两岸，尤其是下游统治闲散，武装部队大部均系地方武装队伍。寇军力量亦较少。交通线除松江水道而外，宁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观形势完全有利于游击活动之发展。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中，也能得到证实：“各地的自卫团员已成为匪贼的部下，当匪贼来时，团长亲自迎送，或亲手交付子弹，或调查报密人质等的财产状况，经常秘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现有的同情者通匪人中，有很多是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在活动地区衣食由自卫团、警察队、木材商等提供。”“日满军警的警备力量达不到的地区的自卫团莫如解散，其存在只能成为供给匪团武器子弹的来源。”

1935年3军的两次东征，第一次主要是为了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谢文东、李华堂等部联合。第二次就是一种战略转移，既是被动地又是主动地向日伪统治的薄弱地区，用侵略者的话讲是“日满军警的警备力量达不到的”地区突击。这是“打”字当头的赵尚志的一贯的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种不断地突击中，3军不断地发展壮大。

为庆祝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决定攻打方正县城。这是一次突然袭击。3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冲进城内，占领伪警察署，烧了日本参事官宿舍，县公署久攻不下。赵尚志知道不能恋战，城破10余小时后，下令撤出战斗。

接着，又指挥联合军攻进大罗勒密街，然后挥师东进牡丹江沿岸。一路歼灭、击溃伪军、伪警察和日寇雇佣军白俄队，仅半截街一战就缴获4挺轻机枪。3军英名播及牡丹江沿岸，谢、李两部也从委靡中开始振作起来。

牡丹江沿岸和松花江下游的敌情和东大荒的地理环境，给赵尚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无疑是一片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没想到第二次东征，出手就是一场误会。

10月，红叶满山，白霜遍地，赵尚志率3军直属队和4团、5团，经大罗勒密街东南二道河子附近，向依兰、勃利方向挺进。11月初，在勃利县青山里九龙沟，与4军3团不期而遇，将3团团长苏衍仁击伤，后死亡。

苏衍仁原是王德林救国军的一位连长，救国军溃败后继续率连抗日，队伍发展到500多人。此人不到三十岁，细高个，皮肤白，人称“小白龙”，队伍亦叫“小白龙”，后被4军收编。山区林场很多，他和这些林场很熟，部队给养、弹药补给来自林场的税收、捐助，不骚扰百姓。

说这是一场误会，一是所到之处，对于3军来说都是新区，地理、民情、敌情均不熟悉。二是由于敌人封锁，信息不畅，各军各自为战，难得往来。包括有的地方党组织，对4军的情况也不甚了解。6月20日，《第三军司令部关于延方一带政治形势的报告》中说：“李延禄自称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是否反动，根据省委文件上不详细知道，望详细示知）。”三是3团当时正在调动部队，而且是在夜间，并有消息说3团要投降，“归顺”日伪。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3团“政委邓化南在抗辩中拿出党的文件来才获释”。由此，读者不难想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误会场面。

在抗联那样的斗争环境中，两个、两个以上的军在一个地区活动，特别是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误解、误会是难免的。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之间，这种擦枪走火伤人的事倒很少，后面将会更多出现的是关于政策、路线上的擦枪走火。

而3军这次误杀“小白龙”苏衍仁，对于4军来说却是立竿见影的灾难性的——留待后叙。

其时，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正坐镇富锦，指挥、部署冬季“大讨伐”。以岩越师团为基本部队的大批日伪军，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并在各地不断出扰。这里已不是大部队久留之地，赵尚志和李延禄决定，4军3师一部向桦川、集贤活动，以吸引敌人，3军4团、4军2团在方正、依兰游击，两军主力北渡松花江，向汤原进军。

过江后的第一次战斗，是攻袭通河县二道河子伪警备队。12月间还大都身着单衣的官兵，夜里由当地一位姓雷的保董引路，骗开大门，刘海涛即率队冲进大院。睡在南北大炕上的60多伪警备队员，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喊叫声中举起双手，两名企图反抗的日本指导官被击毙。除1挺轻机枪和一批长短枪外，最重要的是缴获了300多套新旧棉衣——带兵人从树叶飘零就悬吊着的那颗心，这回终于踏实了些。

12月下旬，在汤原县太平川东沟格节河，赵尚志、李延禄率领的3军、4军部队，与夏云杰为首的汤原游击队会师。

北上汤原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汤原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而扩大武装，就要夺取武器。亮子河金矿有个伪警备连，连长姓孟，跟汤原游击队约定谁也不打谁。游击队则规定他只许在矿区活动，不准抓捕地下抗日人员，有情况及时通报，协商解决。夏云杰觉得人家从未违犯规定，交情不错，下不了手。赵尚志说干革命还讲什么交情，这是颗钉子，得拔掉。李延禄也说，赵军长说得对，他要跟咱抗日没说的，不然就是敌人。当即决定将孟连长请来，劝他反正抗日。

讲形势，讲道理，讲政策，希望他把队伍带出来抗日，有的话都讲几遍了，这个孟连长就是不置可否。大冷的天，窗外北风号叫，一看就是个大烟鬼的那张黄里透青的脸上，油灯光下亮晶晶地沁满汗水。

赵尚志道：俺就问你一句，你是想当反日英雄，还是当狗熊？

孟连长一脸的不自在，说反日英雄俺当不起，俺遭不起那个罪。

赵尚志说：你遭不起罪，就把枪交给俺们打日本子，俺们不怕遭罪。

到了这份上，孟连长只得服从。一连伪军，还有个伪矿警队，共缴得两挺机枪和200多支步枪，以及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伪军和伪矿警队给资遣散，同时动员矿工参军。

联合军攻打方正县城，赵尚志把缴获的枪械物资都给了谢文东和李华堂，这回都给了汤原游击队。

1936年2月1日，6军正式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冯治刚任参谋长，张寿篯为政治部代理主任。

此前的1月26日，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谢文东、李华堂、冯治刚等。会议时间比较充裕，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决议》，决定按照《八一宣言》关于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精神，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并酝酿成立东北人民临时政府。28日，会议选举赵尚志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李华堂为副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

汤原县东南临松花江，西北靠小兴安岭，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此等地利，又有久经考验的坚强的地方党和游击队，自然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去处。3军渡江前，即在勃利县青山里召开会议，确定了北进汤原的战略意图。一是与汤原游击队会合，并将原东北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使其成为北满反日游击运动的军事领导机关；二是开辟江北游击区，依托小兴安岭发展、吸纳各种反日武装，扩大统一战线；三是帮助汤原游击队扩编为6军，使6军成为江北反日武装的骨干力量；四是在小兴安岭开办联军训练所，为联军培养军政干部。

这无疑是一幅宏伟的蓝图。小个子的赵尚志，绝对雄才大略大气魄。兵强马壮的3军，作为松花江沿岸乃至北满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武装，即将在这片得天独厚的黑土地上，推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战史剧。

但是，局势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何况英雄不是神仙，也有难迈的沟坎——就有了1936年9月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和1937年6月的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

<h3>西征——大游击</h3>

“春风不刮，杨柳不发。”干冷的北风已被潮润的南风替代，除了四季常青的油松，山野大地已然是毫无生气的黄褐色，背阴处还被冬雪顽固地据守着，可山间叮咚的溪流，天上歌唱的雁阵，满世界都是春的气息——抗联的好日子马上就要被春风刮来了。

1936年4月上旬，赵尚志率3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5团、6团共300余人，从汤原浩良河出发，开始西征木兰、巴彦、东兴（今属木兰县）、庆城（今庆安）、铁力、海伦。

这时，汤旺河流域的敌伪据点都被拔除，方圆200多公里的广大地区完全为3、6两军所控制，被服厂、野战医院、军需仓库、军械修理所，还有联军政军学校，正在深山老林中选址、修建。3军的4个团，已经扩编为4个师。刚有了新的根据地，万事开头难，通常的思维，这工夫正该守在家里忙活的，可这不是赵尚志的风格。

舒乐镇是汤原通往通河、木兰的必经之地，也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200多伪军、伪警察。战前，赵尚志派70余名手枪队员潜入镇内，战斗打响，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抓获日军20余人、伪军80多，缴获枪支300多。又用缴获日本开设的银行的钱款，将镇内店铺的布匹购买一空。该换季了，前方后方都需要这东西呀。

西征第一仗，打得舒服又快乐，接着又攻袭了竹廉镇。

5月，树枝鼓苞，达子香火红。这天，西征部队在通河县洼大张附近一个大院套打尖，哨兵报告县城方向开来几辆汽车。赵尚志说肯定是日本子，立即指挥部队进入阵地。

前面两辆车上全是鬼子，钢盔挤挤匝匝的，远远望去，像是载了满车西瓜。鬼子挺警觉，来到大院套前百来米停下，未敢贸然进入，当官的“叽里哇啦”说着什么。赵尚志一声“打”，平地骤起雷霆飓风，机枪、步枪、“大抬杆”一齐开火，天地间立刻就被枪声和鬼哭狼嚎般的叫声填塞了。

个把小时后，鬼子卷土重来。机枪“嘎嘎”叫，炮弹“咣咣”炸，鬼子成散兵队形向大院套冲击。也是百来米的距离，赵尚志又是一声“打”，炒豆般的枪声中，4杆“大抬杆”有些沉闷的“嗵嗵”声，格外地鼓舞、振奋人心。

机枪是抗联的宝贝，可它的弹着点是线状的，这“大抬杆”就不同了。擀面杖粗细、两米来长的枪管，3斤来重的、如高粱米、黄豆粒大小的铁砂，被斤把火药“轰”出枪膛后，是呈喇叭状向前喷射的，一打就是一面子，而且在百把米的距离上喇叭口最大，威力也最大。不过，它毕竟是介于土枪土炮间的一种老式武器，不能连续发射，轰一家伙就得重新装填弹药，麻烦，耽误时间。可使用它们的都是熟练的快手，“弹药手”更是严阵以待，一家伙轰倒一面子，其他武器或者顶住敌人，或者敌人再推进10米、8米的，就又开始发威了。兵强马壮的3军，之所以舍不得淘汰这种又称“二人抬”的笨家伙，就因为在这种火候上特别管用。

鬼子来了援军，是伪军，大家还是瞄准鬼子射击。有个军官在后面挥舞指挥刀，赵尚志指给少年连机枪手张祥：看到了吧？把这小子干掉！张祥是个神枪手，一个点射，鬼子军官应声栽倒了。

敌人没了指挥，有些乱，赵尚志立即命令两侧部队出击，接着正面也向敌人冲压下去。伪军先跑，阵势顿时大乱，鬼子也掉头逃窜。

夏初，西征部队进至木兰县境。这里是巴彦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只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赵尚志以蒙古山为基地，西进东出，攻袭“集团部落”，缴伪警察、大排队、保甲武装，与日伪军交战，两个多月大小数十仗，将巴彦、木兰、通河一带开辟为新的游击区。同时收编当地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两个团迅速扩编为两个师。

赵尚志在巴木通地区大展拳脚，日寇从哈尔滨、佳木斯调集重兵，准备围歼西征部队。赵尚志遂改变西进庆城、海伦计划，向东游击，将西征主力带回汤原根据地。

1936年落叶时节，伪满洲国军政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等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动用伪三江省的全部日伪军，首先将游击区包围，然后攻击、搜索、推进。同时下大力气“治本”，进行经济封锁、“匪民分离”，大搞“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妄图将抗日部队困死在深山老林中。前面说过的汤原县仅用23天，就将山边零散农家全部烧光，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汤原帽儿山密营召开的汤珠联席会议，和接下来的北满临时省委的两次常委会议指出，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既不固守旧区，又不能完全失去旧区，迅速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战斗，西征开辟新区，粉碎敌人妄图将3军、6军聚歼在汤原根据地的计划。

赵尚志则以抗联3军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秋冬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

赵尚志认为，对付“讨伐”，特别是这种大规模“讨伐”，防守是死道，学“黑瞎子蹲仓”也是一样，因为你能去的地方，敌人也能去。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突出包围圈，到敌人后方去。这不是右倾逃跑，而是主动出击。东北之大，各地抗日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热火朝天，有的地区悄无声息，这也就决定了敌人“治标”、“治本”的轻重缓急。日寇再强大，它兵力有限，必有薄弱地区，甚至鞭长莫及处。抗联和一切抗日部队，应该向那里突击，把那里变成火山口，使侵略者的“王道乐土”到处喷火冒烟。

赵尚志反对“黑瞎子蹲仓”，也不赞同“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离不开自己的窝”。偏居一隅，小农经济似的小范围打圈子，小打小闹，没大出息，也没出路。因为东北没有绝对保障的根据地，一旦敌人决心对你动手了，怎么办？“狡兔三窟”，可这三窟近了，都在敌人眼皮底下，那还是一窟。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很难游击，东躲西藏，迟早是死道。游击队必须竭力避免被动，防守永远是被动的，进攻才有主动权。游击战的绝妙，就在于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而你却能看到敌人，随时出击。

从3军的连续西征，到其他军的陆续西征，在当年的史料中都见不到“大游击”三个字，实际上“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直推崇、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就是一种大游击战略。这种大游击战略的特点，是先发制敌的主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是建立在对东北抗战情势的具体、透彻的分析、理解的基础上的。

1935年12月4日，《中共吉东特委给第四、五军党委的信——关于一九三六年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写道：“三军能灵活的到处游击，不死守一城，这是很好，而极正确的。”

只是在眼下这种极易使某些山林队想到“蹲仓”、“插枪”、“投降”、“假投降”的季节，实施这种大规模的远征，尤其需要一种毅然决然的坚定果敢精神。

历时近半年，行程数千里，大小数十仗的这次西征，是成功的，也是悲壮的。

首次西征，春寒料峭，随着季节交替却是越走越热，春暖花开，由春入夏。这次正好相反。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率200多人的先遣队从依东出发是10月初，11月底赵尚志率主力500余人的骑兵队动身时，早已大雪飘飘了。

3军西征，敌人已经有所察觉。主力从汤原老钱柜岭西出发，先奔木兰县蒙古山。敌人以为还走上次西线路线，立即调兵拦截，赵尚志突然挥师北上，直奔铁力。进攻战，遭遇战，一路冰天雪地，战斗不断。2月到达海伦、通北地区时，大批日伪军扑来，恨不得一口将西征主力吞掉。赵尚志指挥部队，山里山外与敌战斗、周旋。粮食吃光了杀马，马肉吃光了，雪水煮马皮，捡松子、橡子。零下30多摄氏度很平常，零下40多摄氏度不稀罕，枪冻住了打不响，树干冻裂了吧吧响，官兵就在这样“嘎嘎冷”的天地间，铺着冰雪露营。怕敌人发现，有时连篝火都不能点燃。队伍开拔，有人还躺在那儿不动，一摸，没气了，有的身子都硬了。

东满苏维埃保卫战中，军民最早尝到了冬宿山林的滋味儿。1军3师在雨雪交加中西征，那种滋味儿更是难以形容。不过，上述时间都较短，3军西征部队是一个冬天。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去年一冬五个月，住了十天房子。”

三岔河之战，锤炼了3军善打硬仗恶仗的作风。1936年开始的这个冬天，3军在北满雪野纵横驰骋，使这支富于突击精神的部队，最早的积累了在冰天雪地中打游击的经验。在之后的各军、路军远征中，3军、3路军能够取得那样辉煌的战绩，从哪方面分析都不是偶然的。

1937年1月20日，正在那个风雪世界的西征途中的3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成立第二周年纪念宣言》中说：

本年前后，我军曾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东奠勃（利——以下括号中文字均为笔者所加，均为县名）、宝（清）、富（锦）、桦（川）反日区域，西展宾（县）、延（寿）、五（常）、双（城）游击战争，南至舒（兰）、榆（树），北过松江，尤其陈兵江北，不月余而克兴安山脉，师指通（河）、汤（原），未几月竟获沿江阵地，突击巴（彦）、穆（棱）、庆（安）、铁（力），使龙江广原动荡，耀军通（北）、绥（棱）、海伦，致日寇首尾不及，大纛所至，强敌披靡。

查阅3军史料，会发现用得最多的军事术语之一，就是“突击”。

抗联11个军中，3军的游击区域最大，当是赵尚志这种“大游击”思想的最好注释。

前有各县“讨伐”队阻截，后有日伪军追击。3月上旬，当西征主力进至通北山里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时，从海伦境内就一直紧追不舍的敌人倒了大霉。

这是条通往山里的爬犁道，两边山坡林木茂密。赵尚志率队踏雪疾进，后面是尾追的700多日伪军。走出几公里后，赵尚志觉得差不多了，兵分两路，沿两侧山脊火速返回，埋伏在爬犁道两旁山坡上。跟上来的百余日军，只认脚印一直向沟里伸展，哪曾想两边机枪、步枪突然开火，打得满沟雪烟。鬼子展不开兵力，只有被动挨打，丢下30多具尸体跑了。

部队继续向山里进发。据说，赵尚志原本是要火速甩开敌人的，可赶到冰趟子，他站住了。

一汪四季喷涌的热泉，从山间流出，春夏秋奔流成溪，这冬天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天冷，那水流着流着就冻住了，可那泉眼冻不住呀，“咕嘟咕嘟”就那么一个劲儿地冒，水在冰面上流着流着又成冰了。就这么一层叠一层，在山沟里日日增高，从下面望去就像一面大冰瀑，南满人称之为“冰溜子”，北满叫“冰趟子”。

冰趟子附近山坡上，有4幢原木垒成的大木营，每幢少说能住200人，有用煤油桶做的火炉。周围是高高低低的杂树丛，柞树枯黄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

不走了，就在这里揍它。大木营里，召开干部会议，劈柴柈子在炉子里“噼里啪啦”响，赵尚志的话掷地有声：这木营也是堡垒、工事，两边是山林，沟口又窄，可以卡住敌人退路，又能打它的援军。只要敌人上到那片冰趟子上，别说它“五十（武士）道”，就是“六十道”、“七十道”也白搭。

当即部署战斗，官兵连夜挖雪构筑工事，有的还用水把它浇成冰墙。从司令部到各主要阵地，还挖了交通壕。这次战斗，3军仅付出牺牲7人的代价，首先是土地爷、老天爷帮了大忙，再就是有充裕的时间构筑阵地。

两天后，3月7日，守田大尉带领700多日伪军赶到了。

两天前刚吃过亏，为什么还敢贸然进入冰趟子这样的死地？是轻敌？不熟悉地形？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原因，包括马上就要变成死鬼的守田在内，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的，都是对手不会轻易与他们这样的大部队交战的。

打头阵的是伪军，很快被打下去了。200多鬼子开始攻击。轻重机枪掩护，掷弹筒、迫击炮轰击，炮弹砸在冰冻如铁的山地上，地动山摇，挂在树上的积雪哗哗抖落，像下起雪雨。

比起伪军，鬼子可是不含糊，可那冰趟子更是不含糊。走在冰河上，不小心都会滑倒，这冰趟子是个大漫坡，而且一棱一棱的，梯田似的。不打仗，爬上去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眼下明晃晃的当活靶子了。一个被打倒，或是滑倒，滚滑下去就撞倒一串。天黑后好点儿，下半夜气温骤降，许多枪打不响了，3军官兵可轮流到木营烤火，敌人就只能在那儿冻着。3军西征，冻死冻伤的不在战斗减员之下，这回轮到敌人了。受伤来不及拖走，用不上个把小时，就成了硬邦邦的“死倒”。

天亮后，敌人已无力再战，开始撤退。等在沟口的部队一顿猛打，正面部队再一阵猛冲，那“武士道”就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战斗中，左侧一幢木营曾被日军夺去，赵尚志命令少年连将其夺回。各军（师）的少年连（营），一般都是不超过二十岁的精壮小伙，装备精良，勇猛善战，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代理排长赵有财带领两个班，几次攻击，下来上去，20多个鬼子除了死的都被打了出去，再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去。

时称“冰趟子大捷”的这次战斗，歼敌300多人，其中一半左右为鬼子。

像冰趟子战斗这样，一次消灭这等数量日军，在抗联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赵尚志将部分兵力留在海伦，与6师73团在当地活动，开辟根据地，自己率队继续向逊河地区挺进。3月27日，在龙门东南12公里处设伏，将町田少佐等20多名日军击毙。

<h3>“南杨北赵”</h3>

开门！俺是赵尚志。

有时白天，有时晚上，部队来到一座大院套前，赵尚志站在队伍前，就这样高声大喝。那高耸的炮楼的枪眼里，随时可能射出子弹。而一些原本需要武力打开的大院套，就在这种喝叫声中开门了。

部队住在村子里，一个老大娘说赵司令怎么没来呀？官兵说来了呀。老大娘说没见着啊？官兵说就是刚才帮你烧火做饭的那个人。老大娘大吃一惊。在她的心目中，像赵尚志这样的人物，走到哪儿都应该是高头大马，护兵马弁前呼后拥，人未落座，“好嚼裹儿”就得端上去才是。帮俺个乡下老婆子做饭？那不成了火头军吗？

冰天雪地，呵气成霜，进得屋里，腰腿疼的官兵睡炕上，赵尚志睡地下。他知道谁有什么毛病，大家也晓得他的脾气。夏天查哨回来，黑灯瞎火一地人，怕踩了胳膊腿的，就在外边找个什么地方睡了。房东大爷半夜起来给牲口添草料，吓了一跳，草料槽子里怎么躺着个大活人呀？仔细一看，是赵尚志。

有个鸡蛋，炊事员要给他煮了，不行，非得打到汤锅里不可。从游击队到抗联，那菜一年到头大都是煮盐豆，大子，或高粱米饭就盐豆。看谁碗里盐豆多了，他就去人家碗里抢豆吃，那人就跑，大家就喊司令（军长）当胡子了。饭少了，他吃几口就放那儿了。二十六岁的哈东支队司令有套“理论”：“二十五，鼓一鼓”，俺是正儿八经的大老爷们儿了，抗造，你们那身子骨还嫩着哪。多吃点儿，身板结实长大个，好有劲打日本子。

西征时，个把月也难得洗把脸，一个个蓬头垢面，脸像灶王爷似的。赵尚志也一样。赵家到哈尔滨后沦为普通市民，可在朝阳时，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呀！他却像扛大活出身似的，从不讲究吃穿，也没个“官样”。不过，这时抗联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有时还得办“外交”，有人就劝他洗洗脸。他叹口气道：东三省都叫日本子占了，哪还有脸了？

宝刀骏马，将军所爱，军人也都喜欢。看他的马好，部下要，他就给，连马带鞍。战士要，也说牵走吧，可得对得起这匹马，战场上俺可看着你。枪也不讲究，一支普通的匣子枪，战场上也难得拿在手里，平时战时难得离手的倒是根小木棍。枪林弹雨中，官兵们听惯了，并随时受到鼓舞的，是他指挥战斗的天生洪亮的大嗓门儿。有时就站在那儿喊，有时从这个阵地跑到那个阵地，不管不顾，劝也不听，弄不好还跟你发火。

勇敢是军人的第一品性。而从小就胆大的赵尚志，认为勇敢是天生的——起码在游击队成立初期是这样。据说为了试探、考验队员的胆量，晚上查哨，他曾假扮敌人偷袭哨兵。有个哨兵冲他开了一枪，当然没打着，他很高兴，说这个队员有种，敢下手，还奖励一盒香烟。

省委来的巡视员，或是派下来的干部，大都是知识分子，若赶上反“讨伐”，或第一次打仗，难免有些紧张、慌乱，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叫“恐怖”。认为勇敢是天生的赵尚志，就瞧不起他们。

勇敢、坚定、正直、坦率、刚烈，有时也过于自信，说一不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有时方法简单、生硬，性情急躁，甚至暴躁，好瞪眼珠子，特别是对干部。对县委、省委的指示有不同意见，张口就说，不拐弯儿，不讲场合。一个县委巡视员来队里巡视工作，想多待几天，了解情况。赵尚志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这是饭店哪？

性格决定命运——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打出来的统一战线。

巡视员主张不能缴容易、宝盛的枪械，这是执行省委的决定，是执行中央和省委新路线的初步，而小赵同志则曰“右倾”曰“投降”，如果缴容易、宝盛的枪械，必然的造成同巴彦时一样，“四面是敌人”，非完全失败不可，游击队仅与义勇军冲突过一次。仅仅干涉过他们捐大界，已经造成与义勇军的对立。

1934年2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争论问题给珠河县委、队内支部及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说的“容易”、“宝盛”，就是鼓动孙朝阳杀害赵尚志、李启东等人，使赵、李等人不得不从“朝阳队”出走的那两个头目。“朝阳队”垮了，珠河游击队火了，“容易”给赵尚志写信，要跟游击队“合绺子”，归赵指挥。赵尚志认为这种人属墙头草，从骨子里就是不可信赖的。“容易”、“宝盛”带队到游击区收捐，赵尚志写信警告他们，再来就揍你。县委认为赵尚志“左倾”，赵尚志认为县委“右倾”，争论起来，就有了省委的这封信。

1936年2月20日，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中说：“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们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对国贼汉奸尚且如此，那抗日军还用说吗？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就太棘手了。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这些抗日军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在是太复杂、太微妙、太令人难以捉摸了，简直堪称世上最难驾驭的群体。比之其他军，3军联合对象中的山林队成分比较复杂，这种队伍的抢劫、发财意识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头目。如果再碰上几个特别“操蛋”的角色，就更有扯不完的是非了。

哈东支队成立后，黄炮表面积极、恭顺，背地里却在2总队内拜把子，80多人大结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张及团特派员关于珠河游击队改编情况的报告》中说：“给赵××同志一个任务——经常召集各队长谈话，一方面接近影响和批评他们，另方面减少坏头子中间联欢谈话的时间，以减他们结盟的机会。”赵尚志再能言善辩，精力充沛，也只有一张嘴，一个人，况且作为支队司令，他能只埋头于这样“一个任务”吗？

“对于九江最主要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是县委开出的药方。结果不但是不折不扣的“上层勾结”，而且用了应该是赵尚志最不情愿的、此后再也没用的方式，与于海云结拜为兄弟，将“九江队”等部改编为7师。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个强大的3军摆在那儿。不然，结拜不结拜都无所谓，想改编，把你的3军编入俺的“九江队”吧。

“压东洋”这名字好听，拿手的却是欺压百姓。它不准3团进入它的地盘，却去3团活动的地区抢劫、绑票。当地的青年义勇军就去它的地盘抓走狗，它就扬言要缴3军执法处的械。赵尚志下令将其缴械。正是“大讨伐”期间，再加上敌人大肆宣传“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许多义勇军脱离3军，或者躲得远远的，有的干脆投降了。

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内因。有些队伍迟早是要走上这条道的。每次冲突，论理都在3军，赵尚志也真是忍无可忍。有时你越忍，有人越登鼻子上脸。南满、吉东这种事情也不少，也缴械，特别坏的头头杀掉。但是，大敌当前，冲冠一怒，弄得“四面是敌人”，对谁有利？

当年有“南杨北赵”的说法，意为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毫无疑义，他们是东北抗战的两面极具代表性的旗帜。可这事儿如果换成杨靖宇，或者李延禄、周保中，是不是会用一种比较稳妥、灵活的方式，使这些动摇的不可靠的队伍，能在更长的时间里枪口对外？

还是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英雄不是神仙。

赵尚志率西征主力威胁敌后，在三九隆冬中奋勇突击，连打胜仗。其余各部则遥相呼应，四处出击。在方正、依兰、林口一带活动的1师一部，缴大排，攻部落，并与5军、8军、9军联合作战，攻袭依兰县城。4师东进宝清，远征虎林、抚远，游击勃利、密山，所向披靡，在东大荒大展拳脚。5师一举攻克佛山（今嘉荫）县城，活捉伪县长，参事官吉村逃往黑河途中冻死，歼灭日军10余人，解除日伪国境监视队武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一批秘密文件和军用地图，还有两部无线电台。在巴彦、木兰一带活动的6师54团，小群多路，不断袭扰敌人。9师一部在庆城、铁力、绥棱一带游击，重点袭毁日本人经营的木业，同时拔据点，伏击进山“讨伐”的敌人。

大游击，中游击，小游击，主动地“游”，主动地“击”。3军游击之处，“满洲国”就冒烟起火。

在1936年跨年度的冬季“讨伐”中，3军未失旧区，又辟新区，迫使敌人改变“讨伐”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等五县的计划。而无论感觉到还是没感觉到，3军的这种大游击战略都牵制、调动了敌人兵力，减轻了其他抗日部队的压力。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抗联不再孤军奋战了，斗争更显活跃。而日寇加大了“治标”、“治本”的规模和力度，手段也更毒辣了，因为它的战略利益使它必须尽快地安定后方。抗联在1937年11月发展到高潮后，1938年即进入最困难时期。但是，东北抗日运动的不平衡，造成的日伪统治的强弱差异，在许多偏远地区仍将继续存在，“集团部落”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各军部队倘能统一行动，密切协同、配合，那结果肯定与已经成为历史的情景不一样。赵尚志也曾为此不遗余力。可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到“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能在较长时间内与3军有较多配合的，只有一个6军。

而无论如何，赵尚志的“大游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那个头、身材，没人会把“健壮”二字与他联系起来。可他强悍，3军强大。突击！突击！再突击！从3个团到10个师，3军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突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周保中说：“庞大和发展的第3军，富有活动力，富有突击精神。”

李延禄说赵尚志：“他确是一头雄狮似的人物。”

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松花江西岸的匪团，是品质最恶、最顽强、行动最活跃的匪团。其代表者是以赵尚志为首所率领的共匪。”

三、“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第十五章 赵一曼

<h3>“瘦李”</h3>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国人对她的熟知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本书所有的英雄人物。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李洁，农历一九零五年九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为父母八个子女中的小女儿。这是个年收租70担的地主家庭，不然怕是难有机会读书，也就难得成为一位走南闯北的革命女性。

比赵尚志大三岁的赵一曼，1926年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接下来就跟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那个时代的先驱者的履历都差不多，在席卷各地的“五卅”运动中初露头角，加入共产党，被开除学籍。同年10月，党组织送她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第二年9月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与原黄埔军校学生、东方大学同学陈达邦结婚。

1928年冬，赵一曼回国，被派到江西做秘密工作。不久，秘密机关被破坏，她拖着临盆的身子躲避搜捕，在小巷人家里生了孩子。几天后抱着孩子去上海找到党组织，在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后来又被调到江西。一天深夜，接头的人不来，她觉出不对，听到外边脚步声和拉枪栓声，立即毁掉文件，抱上孩子，从房东的厨房翻出窗外，回到上海。

打从记事时起，笔者看到的有关地下党的电影，经常在霓虹灯下出入饭店、舞厅，在翩翩起舞中接头、传递情报。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赵一曼的许多重要事迹，只能是模糊的、概念化的。但有一条是清晰的，就是没有当年银幕上的那种模式化的东西。

就说这次从江西回上海吧（下述文字并无资料可查，可能是赵一曼跟某一位幸存者讲了几句吧），就让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情景。这是一只载着江西山货和茶叶去上海的船，一个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的抱着个两岁左右男孩的少妇，说她和丈夫要去上海探亲，路上被土匪抢了，丈夫又被拉兵，万望老板开恩，让她和孩子搭个船。老板怀疑她是红军探子，又觉谈吐、气质不是一般人家的女人，就同意了。不知她在江西哪座城市做地下工作，也就不知道在哪上的船，到上海需要多少时间，反正这船费老板是要定了。到了上海，老板派个小伙计跟着她，去亲戚家拿钱。她是真想给钱，可囊空如洗，更不能把人带去党的住地。想起上海有“告地状”的，就弄个草标插在孩子身上，当街卖起孩子来，很快围上一堆人，把警察也招来了，把她赶走了。小伙计仍是跟着她，拿不到钱，回去无法交代呀！就到另一条街上继续“告地状”，如是反复，终于使小伙计认定她是走投无路了，走了。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到东北。

陆续派到东北的共产党人，幸存率之低，八成可以冠以“最”字。这是一次次前仆后继的悲壮的英雄之旅，而这里记叙的仍然只能是履历书中简历般的文字。

赵一曼先是在奉天工厂做秘密工作。1934年初，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赵一曼调到哈尔滨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曾参加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她曾两次去海伦巡视，并与当地党的武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取得胜利。

因为有了一位前面写过一笔的幸存且高寿的方未艾老人，所以在此期间能够写得比较详细一点儿的赵一曼与方未艾的交往，使我们能够多少走进这位巾帼英雄的内心世界。

这时，方未艾已从《东三省商报》转入《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金伯阳要他把副刊当做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他入党不久，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党内文件和宣传品看得也少，这副刊办得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党的要求就是个问题。金伯阳决定找个人，让他给方未艾辅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方未艾老人说是1932年9月（这个时间似乎有误，应为再晚些）。这天，金伯阳带他去新城大街（今尚志街）东侧公园，与这个人接头。只见假山下长椅上坐位清秀的青年女子，一身古铜色毛织上衣和裙子，脚上一双绛色高跟儿皮鞋，正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轻拢鬓边短发。见到来人，她站起来，亲切、优雅的微笑。金伯阳介绍，这是李洁。二十多年后，方未艾看到电影《赵一曼》，才恍然大悟。

前面说了，金伯阳、杨靖宇、赵尚志是方未艾那儿的常客，现在又多了个比他大一岁的李洁。

方未艾老人说，赵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讲起党的理论、知识，他都听得懂。她理论造诣挺深，很聪明，也认真，有时讲完了还让他谈谈心得体会，提出重点问题让他回答。

两人见面时也谈文学。赵一曼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最喜欢高尔基。她还写诗，曾给方未艾看过一首七言律诗《滨江书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俄语很好，方未艾会日语，两个人互相教外语。赵一曼说，在东北反日，学日语很重要。

外出坐电车，有司机和售票员跟赵一曼打招呼，叫她“李大姐”。有点儿空儿，售票员就跟她说这说那的，下车时还不住地挥手告别。

方未艾老人说，一个四川女子，在哈尔滨好像也就年把时间，你想象不出她怎么会和工人那么熟悉、亲切。这个人身上，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

应该是1934年春夏之交，一天晚上，赵一曼来了，问他请求去游击队的事怎么样了，方未艾说还让等着。

方未艾东北讲武堂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赵尚志、杨靖宇都曾劝他弃笔从戎，他也向组织请求到游击队去。没想到这年秋天，却被派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

赵一曼说：俺今晚就是来向你告别的，组织已经批准了，让俺到珠河去。

方未艾忙道这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就说你走了俺就不等了，跟你一起走。

赵一曼说：这可不行，一个党员，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呀？

方未艾说：那，俺就在这等着？

赵一曼道：俺到那边等你。

一个坐桌前，一个坐床边，一时间谁也不看谁，也不知道说什么。

一会儿，赵一曼拿毛笔在纸上写起来，边想边写，写写停停，写完又看了几遍，改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方未艾。

是三首五言绝句《赠友留念》：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

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

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

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

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

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六十多年后，老人说他当时看了两遍，照理该回赠一首，可一时思绪万千，竟然语塞。这个弃武从文的地道文人，就说：明天俺给你饯行吧。

赵一曼说：俺说不定什么时候走，也不喝你的送别酒。你要是不离开这里，等俺带队伍解放哈尔滨，那时再喝你的欢迎酒。

赵一曼到珠河后，任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到道北区任区委书记。

应该说，赵一曼对东北农村是陌生的。那北满雪原上的大烟泡，老乡家好像能烙饼的热炕头，不但陌生，而且不适应。她的肺病不知什么时候患的，脖子上那好好坏坏的疮就是在珠河落下的。可这个文静的南方女子，大家闺秀，有一种骨子里的刚硬，还像方未艾说的天生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走到哪里，听吧，“瘦李”、“女李”、“李大姐”，乡亲们一声声叫得那个热乎呀。

“瘦李”是因为她长得清秀、瘦弱，“女李”则是当时人们对知识女性的一种尊称，姓什么就在前边加个“女”字。

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建立起来了，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只是这种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赵一曼就策划出一套夺枪方案。

帽儿山车站附近公路沿线，设了一些伪军哨所。搞掉这些哨所，既为抗联活动扫清障碍，又能夺取武器，一举两得。赵一曼让后来担任3军9师政治部主任的雷炎打头阵，武器是把砍刀和只灌水又打气的皮球。晚上行动，悄悄摸近哨兵，顺利摸到跟前就挥砍刀，赵一曼就带几个人扑上去，冲进哨所抓俘虏、缴枪。要是被哨兵发现了，雷炎就蹲在地上假装解手，一按皮球噼里啪啦像拉肚子似的。这时，赵一曼或者伺机接应雷炎，或者趁哨兵的注意力被雷炎引过去的工夫，趁机摸上去。

就这样有了第一批步枪。

笔者没搞清是1934年冬，还是之后的哪次“讨伐”，3军3团在侯林乡被敌包围，伪军中还包括那个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疯狗的“黄炮队”。激战一天一夜，突然敌人背后响起枪声，是赵一曼率领青年义勇军杀了上来。

3团与敌激战时，赵一曼已派人探明敌人指挥部的位置。青年义勇军虽缺乏战斗经验，又大都是扎枪、大刀之类的冷兵器，可是人多势众，最主要的是直捣了敌人的指挥部，而且是突然攻击，敌人顿时乱了。再加上许多老百姓呐喊助威，敌人草木皆兵，很快就退了。

后来，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等报纸，曾载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今天歌颂这位巾帼英雄的作品，几乎都少不了“红枪白马”一词。笔者曾去档案馆查阅有关报纸而未得，据说那只是篇简短的报道。但是，战争中能直捣敌人指挥机关的，几乎无一不是精锐部队主力军。以青年义勇军这等武装，去实施这种掏心击脑的战术，且能拿捏得如此精准，其胆略与军事技艺，无疑是非常人可比的。

而1936年3月5日《晓梦关于珠河一带的情况及工作现状的报告》中，在谈到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中损失的干部时，关于赵一曼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

<h3>被俘</h3>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三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三“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十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儿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做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儿。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十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十六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与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赵一曼伤口逐渐好起来，韩勇义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

<h3>“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h3>

敌人终于绝望了。

8月1日，敌人把赵一曼押回珠河。敌人要用她的鲜血，恐吓红地盘的人民。

在火车上，赵一曼向敌人要了纸笔，给七岁的儿子写了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62个字，7个“母亲”，还有那“宁儿”、“孩子”后面柔肠寸断的“啊”。

无论是什么人使这封遗书得以保存下来，我们这些后人都看到了一个比较丰满的有血有肉的赵一曼——你就是把她塑造成神，那也是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田的神。

而那篇肯定是登在日伪报纸上的报道，无论那“红枪白马”有没有，有多少令人遐想、富于传奇的故事，赵一曼一生的华彩篇章都不在这上头。比之本书已经写到的和行将写到的一些英烈，她既没有那样骄人的杀敌战绩，也没有开创一方根据地的经历。被俘后所受的酷刑，也比不上一些人那样惨烈，包括像她一样的女性。论职务，也只是个中级干部。她成为英雄，一个不比任何人逊色的英雄，在于孑然一身的伤残的弱女子，面对那个好像能够吞噬一切的强大机器的那种不可征服的强悍，甚至差点儿用一次成功的逃亡羞辱了不可一世的敌人。这样，这个来自川南的文弱女子赵一曼——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成了一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8月2日，敌人把赵一曼绑在一辆大车上，游街示众，押赴刑场。

与丈夫永别，与儿子永别，现在又与她无限热爱的熟悉的土地、乡亲、战友永别。

一路口号，一路歌声。口号是今人都熟悉的，歌声是当年在抗联部队中流传很广的、1889年由法国人创作的《红旗歌》：

我们把红旗永远高举，

我们前进永不停息。

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三、“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第十六章 青山处处埋忠骨

<h3>“我们最敬爱的珠河游击队创造者之一的李启东同志”</h3>

1934年9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中说：

当我队在三岔河作战，来了一个知识分子周光亚要求入队，并要求参加下级士兵，自称团同志，司令部疑心他，故留在司令部任秘书，以便监视，说是团外区委老董介绍，断了关系，后又来二人找他，均未收容。在香炉砬子时，来一医生要求入队，留在队里，在乔家崴子，周光亚枪杀启东，窃款千余元逃跑（启东系经济部长）。后来审问医生，始知周系哈著名侦探，医生来队，系宾县警局派他来找他回去的！此事件发生以后，队内开展了反奸细的运动，同时坚决成立了政治保卫队。

李启东，1896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一个普通家庭，参加“三一”运动，之后只身流亡到中国东北，在吉林通化进入朝鲜民族主义者创办的新兴士官学校学习，1921年被选送到云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回东北。他1926年参加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珠河后被选为县委委员、兵委书记，曾先后到伪军和“朝阳队”中做兵运工作。哈东支队成立后，为支队经济部长。

从“朝阳队”的秧子房掌柜，到哈东支队经济部长，并不是因为之前做过这种工作，或有特殊才能，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而是因为他的忠诚、可靠。在山林队中，这秧子房掌柜在“四梁八柱”中无论怎样排行，都是大当家的最亲近的人。这是“财神爷”呀。有的还是大当家的亲戚，时间久了，经不住诱惑，也卷钱走人了。孙朝阳有那么多心腹、亲戚、老部下，李启东是后去的，又是个“老高丽”，而能担当这种角色，就是三个字：信得过。

但要以为李启东就是个勤勉、可靠的老黄牛式的人物，那就错了。论军事，他甚至比黄埔4期的赵尚志还科班。今天我们不知道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一是他牺牲得太早，没来得及施展才华；二是即便有什么骄人的战绩，因为同时期战友中幸存者太少太少，后来者也就难以知晓了。

在“朝阳队”时，赵尚志就非常乐于倾听李启东的意见。对于这位比自己大十二岁的老大哥，赵尚志非常尊重。对于赵尚志这种性格的人，身边能有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大哥，经常提醒一下，乃至敲打敲打，那情形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李启东不是过早牺牲，赵尚志的一些错误，或许可能避免。

抗联退到苏联后，由3军负责同志编写的《抗联第三军史略》中，能写到的烈士都写到了。关于李启东，开头即是“我们最敬爱的珠河游击队创造者之一的李启东同志”——从中不难想见他在广大官兵心目中的威望、分量。

奸细周光亚的首选暗杀目标是赵尚志，一时没机会，又害怕身份暴露，而当时抗联对这种奸细、特务的警惕性也不高。1934年7月1日，李启东去支队司令部开会，这个汉奸主动请求“护送”，走到宾县8区乔家崴子的一片小树林时，将李启东杀害。

三岔河之战，李根植战死，铁汉子赵尚志曾经落泪。1940年，于保合、李在德夫妇生了第一个男孩，他给取名“于根植”，说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这位抗日英雄。

李启东被暗杀，对赵尚志刺激更大，特别悲痛，他认为李启东是替他牺牲的。

东满反“民生团”的血潮恶浪，曾经波及到北满。奸险的鬼子对3军当然也不会放过，大肆宣传“赵××队内的韩人都是我们派去的”。赵尚志根本就不理睬这一套，在这上头3军绝对是一片净土。金策、李福林、李熙山、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马宏力、李泰、朴吉松等等，赵尚志团结、重用了大量朝鲜（族）同志，这些人心情舒畅，甩开膀子抗战，绝对是3军的精英、骨干。

珠河地区最早的党组织，成员几乎都是朝鲜（族）同志。赵尚志从“朝阳队”拉出来的九个人，除了王德全，全是朝鲜（族）人。无论反“民生团”的妖风怎样刮，上头有什么指示，赵尚志根本不为所动。他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事实。这些人出生入死，打日本那么不要命，说他们是日本人派进来的奸细，见鬼了！

<h3>哈东司令李福林</h3>

李福林，原名公道轸，又名崔东范，和赵尚志同岁，1918年流落到中国，先后在和龙、宁安、海林、阿城从事农民运动，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押送途中过桥时，一拳将警察打入河中，成功逃脱。第二次关在奉天监狱，“九一八”事变后被组织营救出来，任满洲省委巡视员。之后历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珠河游击队党支部书记、哈东支队党委书记、3军执法处长、1师政治部主任兼哈东地区游击司令，人称“哈东司令”。

抗联各军编制略有不同，就是设不设政委。1军、2军有政委，又有政治部主任，跟今天差不多。3军及其他各军没有政委，只有政治部主任，这政治部主任实际履行的就是政委的职责。所以赵一曼那2团政治部主任，一些很权威的文章中就说她是政委。有的军又有差异，如5军，军、师为政治部主任，团为政委。

毫无疑义，李福林是个政工干部。人们称他为“哈东司令”，更看重兼任的这个职务，除了对“主任”这两个字比较生涩外，当然也不无通常那种言传意会的东西。就是今天，军政主官中，司令员也是1号首长。而比这一切更雄辩的是，这是个军政双全的人物，司令当之无愧，有他指挥打的许多好仗为证。

3军第一次东征，与谢文东、李华堂等部攻打方正县城，就是执法处长李福林率领少年连首先攻占的东门。他带领几个战士，冒着弹雨，冲过城壕，爬越城墙，炸毁了东炮台，打开城门。查阅史料，采访当事人，抗联无“敢死队”一词——实际这几个人就是敢死队，执法处长就是敢死队长。

1936年5月，在依兰县珠山附近一次伏击战中，李福林指挥部队歼灭20多个鬼子，包括一名大佐。

这年冬，3军主力西征后，李福林率1师1团转战哈东地区。他亲自率队攻袭林口县城，袭击延寿伪警察大队，在夹信子设伏，打死20个鬼子。

1936年9月召开的珠汤联席会议，李福林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出任3、6、8、9军组成的联军依东办事处主任，负责为上述各军筹措军需。

1937年4月，李福林率少年连和警卫连去省委开会，途经通河县二道河子宿营时，有汉奸告密，被600多日伪军包围。激战一天，傍黑突围时，李福林左膝盖被打断。警卫员、鄂伦春族战士李宝太，背起他跑出不远，中弹牺牲。齐副官又要背他，他推开齐副官，说快带队伍突围。齐副官不肯，李福林厉声道：多死一个人有什么用？快走！这是命令！

子弹飞啸中，李福林沉静地划着火柴，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文件，然后抓起匣子枪向扑上来的敌人射击。

<h3>模范师长郝贵林</h3>

比赵尚志大七岁的3军4师师长郝贵林，和赵尚志是热河老乡。如今这种三省（区）交界地带也大都属欠发达地区，那时就更苦了，偏远闭塞不说，关键是土地瘠薄，这对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就意味着灾难了。说不清什么时候，他只身走北荒到了珠河，在黑龙宫对面山沟里搭了个窝棚。一个肯下死力气劳作的壮小伙子，一片富得流油的土地，那跑腿子窝棚就有了一种宫殿般的感觉，鼾声中就有了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梦。待到扛枪的人像蝗虫般一群群来去时，别说那梦了，这命都说不定在哪一声还未听完的响亮中就没了。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打下黑龙宫后，郝贵林就跟着队伍走了。

没有保人，一个孤零零的跑腿子，谁知道你什么来路呀，不要，怎么说也不要。可这郝贵林要是几句话就能打发走的，也就不可能参军两年就当上师长了。他就认准这支队伍不抢不夺，这兵非当不可了。队伍到了哪儿，他帮着遛马、挑水，不用他干，他就干别的，这世上只要有心，活是现成的。部队出发了，他扛根棒子在后边跟着。打宾州，一些义勇军、山林队畏惧不前，郝贵林不算大的眼睛瞪得溜圆，抡着棒子嗷嗷叫着往上冲。大家都觉着这个长脸、中上个头、挺魁梧的跑腿子是块料，赵尚志就说行了，收下吧。

李启东被暗杀后，3军司令部成立政治保安队，负责保卫领导机关并执行紧急战斗任务，成员都是勇敢善战、政治可靠分子。具体成立时间没有记载，郝贵林是这年秋天被任命为队长的。

时值赵尚志率队在五常县境活动，突然进袭双城东部的方城岗、小山子，并将其占领，敌人即调兵“讨伐”。郝贵林自告奋勇，要求带几十骑兵，向宾县进击，将敌引开。赵尚志说宾县大排队多，郝贵林说那帮小子不“顶壳”（顶用），咱一个能打他十个。

保安队连下三道街、包家岗，3小时缴枪30多支。

宾县一支较大的山林队“占北平”，义勇军风起云涌时也“义勇”过，之后就投降了，时常袭击抗日军。保安队到达7区财神庙附近时，郝贵林听说“占北平”有支40多人的队伍在那儿，天将亮时指挥队伍将屯子包围，然后单枪匹马进了屯子，大叫：当家的在哪猫着呀？快出来见俺！

一个头目跑出来，郝贵林用匣子枪指点着他：俺们是赵司令的先遣队，大冷的天，弟兄们想进来暖暖手脚，你说行不行呀？

一会儿工夫缴了50多支长短枪。

1935年秋，郝贵林升任4团团长，两个月后任师长。

年底，郝贵林和政治部主任金策率部东征，开辟新区。部队顶风冒雪进至勃利县东北部的七台河煤矿时，是凌晨3点来钟。这里是敌人的重要据点，4师要在这一带活动必须打掉它。约莫两袋烟工夫，一个俘虏被拖上山来。敌情明了，战斗部署，郝贵林以90%以上的兵力围打日军。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一小队日军全部被歼，一连伪军大部活捉，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将矿井坑口炸毁，劳工全部放走。

密山县哈达镇位于七台河南百余里处，是西通鸡西、东达密山县城的交通要冲，驻守伪军26团，团长姓苏，人称“苏二鬼子”。郝贵林选3个机灵的战士，打入伪26团，很快发展了20多人。一天夜里，4师突然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活捉“苏二鬼子”，伪军不战而降。

郝贵林指挥作战，以机动灵活稳准狠著称，像鹰一样瞅准了猛地扑上去，叼一口就走，待敌人缓过神来，人早没影了——有人将其总结为“鹰袭战术”。

一个地道的庄稼人，参军不到两年就当上师长，这在东北抗联中是罕见的。而其军事实践证明，有人天生就是来这个世界上干这行的。

4师不但战绩突出，而且政治教育好，组织纪律性强，从无违纪行为，特别受老百姓欢迎，是3军有名的“模范师”，用今天的话讲叫“先进典型”。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见到了一支从未见过的队伍。敌人则惊叹这支队伍的飘忽不定，神出鬼没。而这一切当然还与郝贵林的搭档、政治部主任金策有关——留待后叙。

1937年初，郝贵林兼任北满联军下江办事处主任，负责为联军筹集给养。

7月的一天，郝贵林带十几个官兵到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收款时，被敌人探知，200多日伪军包围上来。他指挥队员边打边退，胸部中弹。官兵们冒死将他抢回来，抬到太和屯后，因流血过多牺牲。

<h3>连姓名都“牺牲”了</h3>

3军第二次西征，赵尚志率主力从汤原出发时是500多人，在庆城、铁力留下200多人，不知道留在海伦多少人，继续西进的是150多人，从逊河开始东返时是70余人。返途挺顺利，多少也会伤亡，这个数字没有留下来。

1军西征归来的人数前面说了，两次出发时都是400多人，1师归来百余人，3师70多人。

那些没有归来的，以及归来后又牺牲的，还有西征前就牺牲了的先人，给我们留下姓名的又有多少？

盖有“赵尚志印”的《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七年秋三军阵亡将士统计表》（不完全准确）比较简单，总计630人，其中高中级干部40人，下级干部130人。

写于1941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一九三二——一九四一年阵亡指战员统计表》中，对各个时期的有名烈士有“姓名”、“性别”、“民族别”等8个栏目，无名烈士在表后说明中有个数字。这里引用的都是1军的：

“磐石游击队时期”：“以上总计七名，不知姓名者共二十余名。”

“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以上总计二十二名，不知姓名者共约百九十余名，共合——二百一十二（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时期”：“以上共计二十九名，不知姓名者共约二百五十余名，合共二百八十余名。”

“第一方面军”：有名烈士只有两人，“不知姓名者六十余名”。

就是列在统计表里的所谓的“知姓名者”，那写在“姓名”一栏中的许多“名字”又是什么样子？“冯××”、“吴××”、“×东彬”、“×好根”、“小队长”、“金队长”、“蔡指导员”、“压日本”、“鹰鼻子”、“刘短脖子”、“大胡子老头”、“狗皮老头”、“红萝卜”、“自动车”，等等，或者有姓无名，或者有名无姓，或者只是个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更多的是外号，乃至山林队的字号。

写于同年的《抗联第三路军牺牲人员名单》的“姓名”栏中，还有“老吕太太两个儿子”。

无论1军给不给士兵编号，这都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

就在前面写过的李东光牺牲的那次战斗中，一个刚上队入伍的学生，别说姓名，连号都没编就牺牲了。而且那么壮烈，负伤后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5军政治部主任胡仁，1936年初从穆棱返回宁安途中下落不明，从此音讯皆无。

满洲省委秘书长李士超，因为近视，人称“瞎员”。同年春被派去游击队工作，人从哈尔滨动身后就没影了。一路上别说日军、伪军、宪兵、特务了，就是碰上棒子手、砸孤丁，也能要了他的命。

满洲省委派到3军的政治部主任张敬山，到珠河后，好像还未正式上任，就在1935年秋季“大讨伐”中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两任队长，还有政委，十天内相继牺牲，军心动摇，大量开小差，要散伙了。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来了。要不是他硬顶在那儿，杨靖宇闻讯赶到，是不是就得重新召集队伍，甚至重新组建了？这无疑是重要的一笔，历史留下的也就是十来个字的一笔。关于他的牺牲更简单，敌人进攻玻璃河套根据地时，被枪杀了。

“刘过风”是他的真实姓名吗？有人为他安葬吗？葬在何处？1军3师参谋长杨俊恒牺牲后，难得的买口棺材，安葬在临江县六道阳岔的什么地方，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秘密不行，敌人知道了，会掘坟斩首示众的。而这几个参加安葬的人，又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李敏老人说，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处理好的。夏天、秋天是土葬，要深埋，不然会被野牲口扒出来。下头两场雪时也行，只是地表冻层硬壳。春天不行，地表化得南流北淌的，底下还是冻的，春天冬天就火葬。把木头一根根堆摞半人来高，把烈士遗体放上去，再横着压几根。不然烧一会儿，那人就佝偻起来，心里更难受。时间来不及，或是有敌情，不能点火，就用树枝子或雪掩盖一下。1938年以后，基本都是雪葬了，用手捧，堆雪坟。

“我们最好的第一连连长——姜歪嘴子（韩国同志名字忘记了）同志被阵亡了。”

这是写于1941年的《北满游击运动史略》中的文字——这类不无语病，却是原汁原味的、有名无名的文字，太多太多。

这类文字太多太多，是因为牺牲得太多太多。只有49页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不到一页文字写了4次战斗，两次是主要领导牺牲，另两次是“均壮烈牺牲”、“全部壮烈牺牲”。都牺牲了，他们的一切也就无人知晓，无从知晓。

笔者在桓仁、新宾两县采访时，都听说在歪脖子望山一带的战斗中，有个战士抱着鬼子滚了砬子。新宾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的《兴京抗日烽火》中，也多次提及此事。这不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似的英雄吗？

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十七章 吉东鏖兵

<h3>绥宁反日同盟军</h3>

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老人说，三岔口东门里有个娘娘庙，日本子在那里杀人，让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国军官兵，大都是负伤后被俘的。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着按到铡刀下，脖后垫上几根高粱秸，铡刀一按，咔嚓一声，人头就下来了。

老人说，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给了吗？老娘病了，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山东老家，就听变成了杀人场的娘娘庙那边那个喊呀：

中国不会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额穆的义勇军山林队大小队头，都算上大约有五六百名的样子，在此地的主要头子，是从前救国军的吴司令义成，他自己的队伍还有五六十名，他们天天蹲在森林里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对于老百姓“赶边朱（猪）”“绑票”“压马”抢东西等，胡乱闹一阵，老百姓对他们厌恶极了。这些队伍的思想都是“暂时对付着混吧，等关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开仗，就有办法了”。特别是吴义成，他天天当士兵讲“关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关里给汇来了大洋钱了”。

吴义成本来和我军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当我军一到额穆时，他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暗地里他向一切山林队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的红军，他们是要共产的，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近，他们竟玩奸心眼儿，弄来弄去就上他们的当……”

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过界后，大量义勇军散落在吉东、东满地区，仅宁安一带就有几千人，沮丧、失望，士气低迷。还有前面写过的唐聚五进关后，辽宁义勇军那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们不管了。

群龙无首——这是个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奋起抗战的时刻。

也不能说群龙无首，救国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义成，这时无疑是最高首领了。当时，他和参谋长周保中正在东宁县老黑山奔往宁安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这么大的事情，下一步如何动作，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此人虽是大老粗，却天生聪慧，足智多谋，偏又好作愚钝状，还自称“吴傻子”，王德林说他是大智若愚。现在的问题不是愚智，而在于没了信心，精神头不行了，也要越界去苏联。

周保中不同意，给他分析形势，日军只是占了几座县城，城外还是咱们的天下，完全可以重整旗鼓打下去。4旅旅长柴世荣说，咱们是中国人，到人家那边去算怎么回事儿？其他一些旅长、团长，也说俺不到老毛子那边去。

走不了，那就得干哪。大家推举吴义成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并将部队编为四个路军和一个游击军。1路军司令吴义成兼，2路军司令周保中代，3路军司令姚振山，4路军司令柴世荣，游击军司令李延禄。

队伍继续西进，拿下安图城，救国军稳定阵脚、局面，控制了桦甸、抚松、敦化、蛟河等县大部地区，建立了辽吉边游击区。吴义成当然高兴了，进了县城就像进了天堂，好吃好喝好日子。攻城时抓获的伪警察局长，家人给吴义成送来金银首饰，还有虎皮、紫貂皮什么的，那就放人呗。这小子暗中勾结日军，突然反攻，吴义成措手不及，弃城而逃。

9月，吴义成指挥攻打东宁县城，未果，就带着他的基本队伍进山，老熊蹲仓般蹲起来。

这时周保中的处境与赵尚志在“朝阳队”后期有些相似。吴义成已经没多少队伍听他的了，周保中则众望所归。从一开始就被戴上“上层勾结”帽子的周保中，倘能继续“勾结”下去，那后来5军成立时的基数，八成会更大。可这时正赶上“‘北方会议’路线回潮”，吉东局指示他退出救国军，到宁安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明清时称“宁古塔”的宁安，为清代正一品将军衙署地、著名流放地。城内随处可见的两人合抱的老榆树，述说着古城悠久的历史。一座座四角高耸炮楼的大院套，则显示着古城有钱大户的众多，但已多属过去的故事了。1934年全县人口23万，说明这里仍是吉东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县份。而一座宁安城人口达两万多，赶得上东大荒一些新移民县份的人数了。

1934年2月16日，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在宁安平日坡成立，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同盟军以周保中带来的边区军两个连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础，吸收柴世荣旅、王毓峰团、傅显明团、裴振东团、王汝起团，另有八道河子自卫队，宁安地区一些山林队也陆续加入。

从游击队到人民革命军，再到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5军从一开始就让人想到“抗日联军”。

珠河游击队成立时，并未引起敌人的注意，而绥宁反日同盟军可是很快就被盯上了。这不光是因为前者只有13个人，后者据说达6000多，还因为“同盟军”这3个字在敌人心目中是非常可怕的。倘若各种反日武装都同盟起来，对“满洲国”将意味着什么，那还用说吗？

4月初，从长春开来1个伪警备旅，会同当地日伪军，围攻同盟军根据地平日坡密营。由于出了叛徒，已经无密可言，头道卡子的榆木炮未打响就被敌人打坏了，二道卡子房子也被炮弹打着了，就剩最后一道卡子了。

枪炮声中，宁安工农义务队队长李荆璞嘶哑着嗓子大叫：顶住！谁也不许退，俺要退就把俺打死！

不能打笨仗！

李荆璞闻声回头，是周保中，手拿一支烟斗站在背后。

周保中将烟斗凑近旁边一棵燃烧的大树，点燃后吸一口：咱们是游击队，不能打顶牛仗。不说别的，子弹就耗不起。顶一阵子行，掩护部队把密营里的东西搬走，马上撤离。

李荆璞说俺明白了，可你也得麻溜走呀？你在这儿，俺们得想法保护你，打不好仗。说着，硬把周保中扶上马，瞪一眼几个警卫人员：还不快走！

平日坡密营失守后，同盟军各部分头游击。柴世荣旅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日伪军，毙伤多人。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收缴光棍屯、大荒地、上马莲河等地反动武装，攻袭日本林业公司，打死日本经理、副经理，将卧龙屯伪警察署缴械。又挺进哈东，里应外合，未费一弹，将伪军一个连缴械。王毓峰团和“四季好队”打下小城子，又攻进宁安与延吉间的城子街。

<h3>“平南洋”</h3>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的1000多位将帅中，有4位出自东北抗联序列，都是少将，李荆璞是其中之一。

李荆璞原名李玉山，1908年生于宁安县沙兰乡营城子屯，三岁丧母，十岁给大粮户当半拉子。从小受苦，看透人间不平，听人说书讲故事，特别崇仰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因他常为东家上山打猎，练得一手好枪法，也就艺高人胆大。

乡下消息闭塞。1931年冬，他去县城为东家办事，住在义发园大车店。车老板子走州过县，属社会底层见多识广的一群，那烙屁股的南北大炕就是民间新闻发布中心，就听说日本子占了奉天城，正往北边来，就快到这地界了。

那时，这个扛大活的壮小伙子，不懂的事情太多。他最想搞懂也最搞不懂的，是少帅养那么多兵，怎么不打就跑了呢？日本子的飞机、大炮再厉害，不也是人操弄的吗？就算它长着三头六臂，咱中国人这么多，抱成团，怕谁？

回去跟几个扛活的穷哥们一合计，都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再让日本子骑到脖颈子上就更没活路了，大哥你说怎么干吧。李荆璞不光枪法了得，人也精明，豪爽仗义，在乡间颇孚众望。找几块木板，先用锯拉，再拿刀削，做成几支“匣子枪”，用锅底灰染黑了。半夜三更翻墙进了大粮户魏奸头家，几支“枪”顶住魏奸头和炮手，缴了几支枪，拉起一支12个人的队伍，报号“平南洋”。

那时的庄稼人，通常知道“东三省”、“关里”、“关外”，知道自己住的那个屯子属于哪个县。有的连这些地理概念也是一知半解，称日本侵略者为“东洋鬼子”，对许多人来说是后来的事。如今管外国人叫“老外”，那时不是中国人就是洋人，日本子是从南边来的，就叫个“平南洋”。宁安还有个叫“平西洋”的山林队，跟“压东洋”、“平日本”、“打日本”都是一个意思。

救国军兴起后，“平南洋队”加入救国军。王德林退东宁准备过界，李荆璞没走，把队伍拉出救国军，自己干，很快发展到200多人。

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平南洋队”：

这个队伍是按旧有的“胡子”队编制的，有掌柜的和四大柱，枪是个人私有，过年过节“挑片子”分赃，掌柜的二个，四大柱一个半，弟兄们一个片子，此外掌柜的有“红钱”（提成）。队内大部分是新破产的农民和学生，有烟瘾的很少，有些小队内只有二三个。各队队长由士兵推举，但多半是以前的惯匪，因为他们山道熟，对游击战争有经验。他们虽是“绑票”，但对劳苦群众相当同情的，所绑的多半是地主豪绅、走狗，对农民很少有害，整个队伍不受国民党的影响。

这样的一支队伍，即便是“北方会议”路线时期，也不能不受到共产党的青睐。宁安县委先后派于洪仁、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人，到队中做政治工作，将其打造成宁安一带最有威望的抗日武装，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5军成立后编为1师，成为东北抗联主力军中的主力师，师长李荆璞。

1935年3月16日，师长兼1团团长李荆璞，率1团在宁安东南山石门子设伏，击毙日军20多人，缴获2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27日，又在二道河子袭击日本守备队，打死9人，俘虏7人。

莲花泡战斗，是1师，也是5军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1936年2月，1师所属3个团在宁安东京城西的莲花泡一带休整。部队刚从敦化、额穆归来，正赶上春节，官兵大多是这一带人，老百姓杀猪宰羊欢迎子弟兵。有情报说东京城敌人要出动“讨伐”，师领导觉得不大可能，只是让各团向东京城方向派出警戒。

27日夜，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1个营，另有马莲河1个伪骑兵团，分头向莲花泡进袭。28日拂晓，战斗首先在莲花泡东石港子屯3团驻地打响，很快师部和1团驻地也被围攻，师长命令3团、1团就地抵抗，2团从右侧发起反击。

冰天雪地中一场激战，实为抗联应该极力避免的战斗。敌人吃够了被游击的苦头，总是挨打，却抓不住对手的影儿，最喜欢拉开架势这样打了。轻重机枪子弹扫得积雪飞扬，像平地卷起大烟泡，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发射着，屯子里的茅草房被打着了，火舌舔着房顶上的白雪和门上的春联。战至下午两点来钟，2团反击屡屡受挫，1团、3团被敌大半面包围。炮弹倾泻在阵地上，这回烟雾特别大，官兵突然感到头昏脑胀，敌人发射的是毒气弹。李荆璞命令2团两个连掩护，其余部队立即分路撤退。

担任掩护的2团4连马连长和19个战士，被毒气熏得迷迷糊糊后，潜伏在一片榛柴棵子里。清醒过来时，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队打扫战场的鬼子，正朝他们走来。马连长的匣子枪响了，随即战士们的枪也响了。

莲花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尤其使鬼子恼怒的是，本来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了，又被打死包括森田中佐在内的10多个鬼子。当地反日会后来收敛烈士遗体时，近80人只寻到42具比较完整的，其余都被敌人肢解了、毁坏了。

<h3>“妇女团”</h3>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1920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胡家堡子，七岁时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林口县后刁翎镇（今属黑龙江省）。镇子中间有个小山样的大土包，顶上是个警察局，周围一圈人家。

八岁放猪，十二岁放马，是匹瞎马。那年母亲去世，父亲把妹妹送人当了童养媳，瞎马是婆家给的彩礼。打那以后，只要有人提亲，看着父亲好像中意了，她就收拾个小包袱要走。父亲问她去哪儿，她就说找云龙去。云龙是有名的杀富济贫的女胡子头，镇里商铺和货郎担子卖的扇子上，有云龙的画像，白马红衣，手执双枪，英姿飒爽，是她的偶像。

五岁那年，母亲给她裹脚。用热水烫了洗了，把二脚趾向脚底掰去，要尽力靠近大脚趾，三脚趾也一样，以此类推，然后紧紧攥住，再用裹脚布一层层死死缠住。这样持续三年光景，一双脚就整个变形了，脚底凹陷，脚背隆起，成了小尖尖脚。开头双脚不敢沾地，要扶着炕沿才能站起来，走路得拄根棍子。至于发炎、溃烂了，就更苦不堪言了。

十指连心，脚趾也一样。母亲裹，她就解，系上死疙瘩解不开，就用剪子剪，再裹就挣扎、反抗，杀猪般号叫。父亲心疼女儿，站出来干预，母亲气得哼儿哈儿的，说你要害她一辈子呀？人没见面，脚进屋了，怎么嫁人呀？

这样对峙了几天，母亲不理她了，有时一天也没句话。她以为没事了，谁知母亲竟喝了卤水。父亲和邻居们乱成一团，忙不迭地用热水把狗屎搅稀了，给母亲硬灌下去，那一顿吐呀，好歹算把人救过来了。

七十七年后，在重庆市老人家里，老人说脚的解放，对我人生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朝鲜族妇女不裹脚，那时的汉族女兵都是大脚，或是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三寸金莲，你就是有天大本事，万丈雄心，也只能在家囚着。参加抗联后宣传群众，就说妇女解放，从脚开始。

又道：俺娘性子烈，俺像俺娘。

母亲漂亮，两个女儿都是天生的美人坯子，求婚的不断。那时那人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兵荒马乱年头，就更急着给女儿找个人家，寻个着落。胡真一就觉着这辈子真得走云龙那条道了，没想到来了“胡子”“共产党”。

1936年秋，庄稼快上场了，5军打下前刁翎。前后刁翎相距5公里，消息一阵风就过来了。这是个什么绺子呀？人家不是绺子，叫“共产党”，听说是从关里来的。不是绺子，那他干什么呀？有人说打日本子，还“共产共妻”。“共产共妻”是怎么回事儿呀？那时都叫“老婆”、“媳妇”、“孩他妈”、“屋里的”，庄稼人哪有叫“妻子”的呀？有人就讲“共产”是把有钱大户的东西分给穷人，“共妻”是你的老婆也是俺的老婆，俺的老婆也是你的老婆，什么也没有自己个的，都是大家伙儿的。“俺的妈呀！”人们大惊失色，这不是比胡子还胡子吗？

胡真一老人说，有姑娘、媳妇的人家炸窝了，穷人不怕“共产”，怕“共妻”呀。俺赶紧收拾包袱，俺爹还用锅灰在俺脸上抹两把，刚出门就听见街上“呜哩哇啦”吹喇叭，还是喜庆调。一看，是前刁翎来送亲的队伍，其中还有两个小学教员郭铁坚和李淑贞，是两口子，后来都参加抗联了。那时人们都信服教书先生的话，两个人又能讲，更重要的是事实明摆在那儿。共产党要是“共产共妻”，还能有这送亲的队伍吗？人们心里踏实了，可送亲的娘家人不高兴了，说商量好的事，怎么不出来迎亲呀？欺负娘家穷，没势力呀？

几天后，5军来了。贴标语，开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抗联是什么样的队伍，号召人们为抗日救国出力。让人们感到稀奇又好笑的是官兵“大叔”、“大婶”叫着，到各家各户去让捐粮。大家都笑，说这共产党怎么像要饭的似的呀？越这样，人们越爱给，自古谁见过这样的军队呀？不过，晚上组织妇女开会，一些人还是不大放心，特别是老头、老太太，悄悄跑去溜墙根，看里面究竟在干什么。

有个谢兴华，和胡真一是干姊妹，前刁翎人，父亲当甲长，一家人都参加抗联了。胡真一跟着她和几个女兵，这跑那颠，成天不着家。父亲见她跟当兵的在一起，不敢说什么，暗中和两个哥哥盯着她，怕这个“疯丫头”跟人跑了。

队伍走了，父亲放心了。胡真一早问好了，队伍离开后刁翎，要在许家屯住几天。她跟后院的宫小丫、前街的吴华敏是干姊妹，一商量，约好了，跑。每人挎个小包袱，还有个烟袋。那时农村妇女少有不抽烟的，“关东山三大怪”嘛。

到许家屯10多公里，快走一半了，路边树棵子里突然钻出个人，手里拎着根棒子。3个人吓了一跳，再一看不是劫道的，是胡真一的大哥。怎么商量也不放行，3个人就坐在地上耍赖。大哥把包袱、烟袋“缴械”了，再硬把胡真一拖起来：爹说了，打断腿也要把你扛回去。

“文化大革命”中，胡真一被批斗，父亲哭着说：都怨俺呀，那时把你找回来就好了。

胡真一道：打日本不会错，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敌人逼迫参加抗联的人家上山找人。宫小丫的父亲故意钻树棵子，挂得破衣烂衫的，回去给敌人看。胡真一的父亲是真找，拄根棍子，披件破羊皮袄，这山那山喊哑了嗓子。月亮出来了，狼嚎，他还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别说个大姑娘了。队伍再好也是兵呀，这不是掉虎口、狼圈里了吗？

走到一条盘山道，坡下都是茅草，底下一个半人来深的水塘，边上结着冰碴儿。胡真一给两个伙伴递眼色，宫小丫就说要撒尿，两个人钻进树棵子里。胡真一假装跟大哥说话，冷不防一推，大哥“妈呀”一声，就听“叽里咕咚——扑通”一阵响。跑出老远了，还听大哥带着哭音喊：你们不听话，枪子不认人呀。

抗联各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2军朝鲜（族）人多，5军汉族人多，又以刁翎人最多。著名的“八女投江”中，刁翎人占一半。而刁翎参军的30多个女兵，幸存者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李淑贞。郭铁坚牺牲后，她嫁给金京石。金京石是朝鲜人，抗战胜利后回朝鲜，任平壤市长。

女兵和十几岁的小孩，都送到教导队去学习。新队员登记，一个王处长问胡真一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小买子”。王处长笑了，又问她姓什么，想了想，道：俺给你起个名，从现在起，你就叫“胡真一”了。

胡真一老人说，那时东北叫“小买子”的人多了，意思是买来的，不是妈生的，命贱，好养活。有的男人都没个大名，只有小名，更别说女人了。俺妹妹一辈子也没个名字，婆家姓任，就叫个“任胡氏”。俺要不参加抗联，也一样。

在教导队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找个宽敞点儿的大屋子，南北大炕上一坐，教员在墙上挂块木板，把大家的姓名写上去，边写边讲解，然后个人练习写个人的。讲马克思是德国人，列宁是苏联人，斯大林是列宁的接班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打走了小日本子，中国也要建设跟苏联一样的国家。

学习个把月，敌人来“讨伐”，教导队要转移。人多目标大，年纪大点儿的就分配工作了，胡真一和几个人分到依兰喀上喀密营被服厂。

胡真一参军时，5军服装比较统一，是黄色的。黄色是掩护色，而整齐划一，“对于军威上和政治影响上有很大的关系”。不但威风、气派，更像支正规军，让老百姓觉着不是胡子，免去不少口舌、麻烦。军装对于抗联的这种功用，应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女兵服装与男兵的差异，是棉裤大腿两侧有个囊，叫“马裤”，这在当时就是一种时尚、时髦了。再打上绑腿，腰间皮带一束，自我感觉，别人瞅着，漂亮、神气极了。1937年，正是抗联的好时候，5军领导对女兵的生理特点想得也周到，被服厂特制裤衩和类似胸罩的小背心，还有土造月经带。那时穷人谁穿衬衣衬裤呀，冬天也是空筒子棉袄，更别说背心、裤衩了。做着这些小衣服，胡真一以为是给孩子的。再一想谁家孩子胳膊腿能这么粗呀？缝个尺把长、比擀面杖粗点的布袋，里面装上草木灰，两头缝上带子，上边再来一圈，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呀？一问，脸就红了。大家都笑，说你这“疯丫头”、“野小子”还会脸红呀。

半年后，胡真一和3个女兵被调到军部。一天，副军长柴世荣让她收拾打扮得精干、利索些，腰间特意挂支小手枪，再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就带她去见“九彪队”首领“九彪”。

“九彪队”有200多人，是与5军联合作战的一支山林队。这天来商谈什么事，不知怎么提起5军的女兵。那时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是围着锅台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寸金莲也迈不动。当兵打仗，更是想也不曾想。骡马上不了阵，军中有女人不吉利、丧气，打败仗，开头连抗联都有人这样说，更别说山林队了。

“九彪”四十来岁，中上个头，稍胖，一身黑衣裤，腰插两支匣子枪，说话挺和气。问胡真一家在哪儿，怎么参军的，爹妈同意吗，打过仗吗，打枪害不害怕，有没有受伤的，伤了哭不哭，等等。

胡真一老人说，那时管这种事叫“办外交”，俺哪办过外交呀？看副军长挺严肃、认真的，心里就像揣个小兔子，比第一次打仗还紧张。可一听“九彪”提的这些问题，这还不好回答吗？现成的，张口就来。他还问男男女女的，晚上睡觉怎么办。俺一听就笑了，给他们讲个故事，把大家伙儿都讲笑了。

当班长不久，部队深夜进屯宿营，全班十几个人一家挤不下，就自己找人家，看准炕上躺着的是长头发，就上炕躺下了。那个女人浑身直哆嗦，打摆子似的，问一声没回音，抖得更厉害了。她寻思这是病了，伸手去摸人家脑袋，就听“嗷”的一声，那女的一下子跳起来，大喊“救命啊”。一家人“嘁咚咕咚”跑进来，说这小子想糟蹋新媳妇，喊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胡真一说，俺是个姑娘家，能糟蹋谁呀？

听声音挺水灵，看模样看不出来。头发跟男的一样，棉裤上倒是有俩囊，可老百姓不懂呀。再说了，谁信女人还能扛枪打仗呀，有人拿着菜刀、烧火棍什么的就往炕上上，有的说揍他，有的说拿他去见官，让当官的收拾他。

胡真一端起步枪，吓唬着大喊：老爷们儿都给俺出去，俺脱衣裳给你们看，看俺是男是女。

自参军后就没脱过衣服睡觉，就脱这么一次，还不是为了睡觉。

胡真一第一次参加战斗，是1937年秋，快割麦子了，在刁翎的黄鼠郎子沟。部队部署在山坡上，山下一片麦地，前边是条河，日军骑兵100多人，半渡时开始射击。在教导队学习，教员讲射人先射马，她就瞄准最前面的那匹马。枪响了，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明白不是自己打的。就继续瞄呀瞄，右手食指就用上力了。“咣”一家伙，好像不是枪响了，而是脑袋炸了，眼前一片混沌、空白，后来发现枪也扔了，人趴在那儿傻了似的。

就这么放出第一枪，打了第一仗。之后就行了，瞄准了，一枪，又一枪，有时还告诉自己放近了打。曾亲眼见到打倒一个鬼子，死了伤了说不准。

第二年冬天，在兴隆沟把敌人打垮了，就追。跑出1公里多，女兵落后了，胡真一在女兵中跑得最快。小时候登山爬砬子，一些男孩子都没她快。街坊邻居家老母鸡抱窝，都让她去往窝里摆鸡蛋，说她手脚麻利，小鸡出壳快。跑着跑着，发现路边沟里趴着个鬼子，呢子大衣上好多血，还活着。她把枪对着鬼子，四下瞅瞅，寻思这可怎么弄呀，那鬼子冲她瞪眼睛，说着日本话，就听懂两个字“八嘎”。她火了，“俺叫你‘八嘎’！”上去就是一刺刀。

女兵们追上来了，站那儿瞅着血渍糊拉的鬼子，有的还瞅瞅胡真一枪上的刺刀。胡真一也说不清心头什么滋味儿，这毕竟与老远用子弹射杀敌人不大一样。

袭击敌人列车前，通常要扒段铁道，然后埋伏在铁路两边。用斧子、锤子、榔头把道钉砸活动了拔出来，用木棒把钢轨撬起来，再按原样摆那儿。女兵和男兵一样干，大冬天一会儿一身透汗。手闷子窟窿眼子的，沾上铁一拽掉层皮。

打伪军，攻警察署，袭击山林警察，有时不让女兵直接投入战斗，让她们唱歌、喊口号，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见有女兵，有的敌人就喊“抓活的”、“抢老婆呀”，大家恨得牙根痒痒，男兵女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死里打。

5军女兵最多时达300多人，那时足够一个团的兵力了。虽然没有妇女团这个编制，女兵也从未都编到一块儿，可官兵喜欢这支别样的队伍，时间久了老百姓也熟悉了，见到女兵就说“妇女团”来了。

<h3>“拉出队伍奔抗联”</h3>

这还得从一个女人说起。

冯淑艳，1910年生于奉天，六岁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九站（今穆棱镇）泉眼河屯落户。1933年7月，邻居于凤阁家娶儿媳妇，日军突然闯来，说参加婚礼的人中有反满抗日的。喜庆的喇叭调变成炒豆般的枪声，血溅宴席，六七个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包括冯淑艳的母亲和侄女。

从此，这个长得高高壮壮的血性刚烈女子，就把生命的意义浓缩成两个字：报仇！

要问具体怎么报仇，二十三岁的农家少妇还真说不上来。她不知道是哪个鬼子杀了母亲和侄女，在她眼里，这帮一身黄皮、戴着战斗帽的两脚禽兽，都是一个熊样。一命抵一命，你们就得还俺两条命。

屯子里难得见到鬼子，就去九站。通常都是晚上去，一是农家活忙，二是这活就该是晚上干的。大营不能去，那是白给。她的目标，是单个或不超过两个的鬼子。后来又多了个目标。听说九站有共产党，有的还说得挺吓人，她不怕，只要打鬼子就行。她要找他们帮忙，或是跟他们合伙，一起杀鬼子。只是共产党脸上也没贴帖，就像她这个深更半夜巡街的“大老爷们儿”，谁知道会是个怀揣杀猪刀的青年女子呀？

这天半夜时分，在车站附近发现一户人家有灯光。上前趴窗看，里面好像在开会，隐约听见“反日”两个字，就寻思这是共产党吧。突然有人从背后把她抱住了，“啊”出半截嘴也被堵住了，拼命厮打、挣扎也<bdo>?９9ｌｉb?</bdo>没用，被两个人拖进个小屋里，绑在柱子上。

你是干什么的？

俺落你们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俺就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你是个女的吧？你问共产党干什么？

杀日本子！

由于刚才激烈地搏斗，三个人都大口地喘着粗气。没点灯，看不清嘴脸和表情，但她有种直觉，对方不像坏人，可能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也无所谓，她早就豁出去了，就一五一十地把什么都讲了。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冯淑艳家来了个伪警察。老总有什么事吗？那伪警察却嬉皮笑脸地道：不认识俺了？再看，却是她的丈夫王杰忱。

丈夫也帮她找共产党，找到宁安去了。钱花光了，想起表弟李文彬是宁安县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就奔去了。再一寻思，两口子找共产党没少耽误活，当警察，挂个名，多少挣几个，也能贴补家用。而冯淑艳揣把杀猪刀“巡夜”，看到伪警察也没动手。她觉得这帮东西可恨，又可怜。可你也不能帮狗吃食，穿身狗皮回来呀。

冯淑艳气不打一处来，抓起笤帚疙瘩就打：你这个不知好赖的东西，咱们打离婚！

那时提起离婚，前边都要加个“打”字。也是，有几个不打呀吵的能离婚呀？

王杰忱边躲边叫：别打了，俺明个就去辞退了还不行吗？

这事得向组织上汇报。穆棱县委书记潘寿廷沉思一阵子，一拍大腿：咱想往里派人还派不进去呢，让他在那儿好好干，当地工，收集情报。

1936年2月，5军1师参谋长张镇华，受周保中派遣，来找冯淑艳。张镇华和王杰忱是磕头兄弟，叫王杰忱三哥。冯淑艳知道他来肯定有事，边张罗弄饭边说，你说吧，俺听着。张镇华说李文彬这个人不错，组织上想把他的队伍拉出来反日，那边只有三哥一个人，想让三嫂也去。冯淑艳说行啊，什么时候去？张镇华说越快越好，冯淑艳说俺明天就去。

表嫂来了，李文彬热情接待。

李文彬，1902年生于双城县三姓屯，读过3年私塾。种地、赶车，到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工厂）学徒，1920年参军，从士兵到班长、连副、连长。“九一八”事变，所在18旅投降日寇，李文彬回家。1934年经旧同事介绍，任伪依兰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副，第二年调任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驻防牡丹江左岸的三道河子。这个大队150多人，大都是原东北军，许多人参加过抗战，有战斗经验，所以参加抗联后立刻成为一支生力军。

李文彬精明、沉稳，带兵打仗很有一套，对付鬼子也有一套。奉命“讨伐”，哨子催命似的震天响，立即整队出发，瞅着认真极了，有时却走错路了。有时枪声炒豆似的，比日军打得还激烈，那枪怎么打的，对手当然也知道，不然就不会来策动哗变了。

谈话是在饭后好像不经意间进入正题的。

冯淑艳说：你这个差事挺好吧？

李文彬道：好他妈啥呀，还得受日本子的气。

窗外北风呼叫，室内表兄弟夫妇坐在热炕上唠嗑。李文彬方脸膛，浓眉大眼，戴一副黑边眼镜，人很壮实，又是个武人，言谈举止却像那名字文质彬彬的，可也压抑不住地出口就是句粗话。

冯淑艳说：你这官也不小了，这一百多号弟兄不都得听你的吗？

她早不是那个只凭血性之勇的女中豪杰了，这一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呛李文彬的肺管子。

李文彬叹口气：弟兄们听俺的，俺又得听谁的？光这院子里就有8个日本子，都是军官。这年头中国人当多大的官，也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吃饭，是日本子手里的棋子。

话说到这份儿上，冯淑艳就开门见山了：张镇华是你哥的磕头兄弟，他常去俺们家。前几天让俺给你捎话，希望你能当个真正的中国人。

李文彬沉思一会儿，道：这事非同小可，千万声张不得。你转告张镇华，这边还得好好做做工作，把弟兄们的心都拢到一起才行。

李文彬豪爽、仗义，肯为部下担待，颇受官兵拥戴。所属三个小队，小队长都有爱国心，又是磕头兄弟，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冯淑艳和李文彬确定的方针，是先官后兵，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军官没问题，重点人就是两个机枪手了。这机枪手是日本人认为可靠的人，不过王杰忱已经和其中一个姓毕的磕头拜了把子，另一个姓赵的挺会在日本人面前来事，受到信任，难度就大。冯淑艳让人把他那挺机枪偷出来，放到大队部院墙豁口处，日本军官每天晚上巡查，自然发现，这还了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日本人把姓赵的拉到西门外，绑在树上。

李文彬不动声色的一声令下，官兵们操起武器冲出来，把赵机枪手团团护住。毕机枪手把枪口对准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大叫：你们日本人太不是个物了！弟兄们给你们卖命，你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有点儿毛病就“死了死了的”，你们不把俺们当人待，老子今儿个也豁出去了！

眼见着硬撑下去肯定要吃大亏，指导官津村昌咕噜一句，鬼子们就把枪放下了。

1小队长费广兆把手一挥，官兵们也把枪放下了。他走到津村昌面前，说：俺们有两个要求，不知指导官能不能答应。

你的大大的好人，说了说了的。这工夫，津村昌当然希望有个台阶下了。

费广兆道：第一，今后对有错误的士兵，要先训教，如果不改，才能处理。第二，今儿个这事，由俺们大家伙儿帮赵机枪手改正错误，他要不改，连俺也算上统统枪毙。

幺西，统统的可以。这小子答应着，还亲自上前为赵机枪手松绑。

这件事一举数得，甚至就是一次哗变、暴动预演。

7月12日这一天，正巧8个鬼子都在，就决定当晚行动。在李文彬指挥下，半夜时分，掐断电话线，关键部位骨干布置好了，两挺机枪堵住日本人的房门，将鬼子全部消灭。然后，烧了房舍和军事设施，全体官兵和家属分乘3艘大船，沿牡丹江向5军驻地三道通进发。

李文彬率队起义，成为七七事变后吉东地区伪军反正、起义的先声。随后，依兰县伪38团和警察队哗变，勃利县伪29团哗变，带出大批枪械弹药。

七七事变对伪军，包括伪官吏，是一次重大冲击。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奋起抗战的一种重要心理支撑，就是期待关里出兵，收复失地。而今关里打起来了，虽然还未出兵，但是觉得这回有指望了。有的就动作起来，没动作的也变得动摇了。

为策反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张镇华等人曾编了一首《伪军反正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拉出队伍奔抗联”。七七事变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伪军哗变后，直接投奔了抗联。

有人也是投机，看风使舵，变来变去——留待后叙。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十八章 从绥宁到下江

<h3>开辟新游击区</h3>

八道河子位于宁安县东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周围重峦叠嶂，中间一块小平原，只西北一个山口通往卧龙河和宁安，为唯一的进出孔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屯子建在小平原上，原有几十户人家，吉东局又从汪清县动员过来几十户，几乎都是朝鲜（族）农民。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应俱全，还有支5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拥军支前，读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节日召开联欢晚会。各种抗日武装和外地群众来到这里，眼前无不豁然一亮：这年头，这世界，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呀。

1934年9月初，千余日伪军进攻八道河子根据地。农民自卫队队长姜信泰，将队伍埋伏在东西两面山上，卡住山口。敌人进来了，被两侧火力一阵夹击，丢下几具尸体退出山口，随即又发起攻击。这回是攻击山口两侧制高点，先是炮击。爆炸声在山谷间轰鸣，自卫队官兵趴在岩石、树后，居高临下，向爬上来的敌人射击。

八道河子保卫战注定是悲壮的。别说地方农民武装，就是正儿八经的抗联主力，也是要尽力避免这种拉开架势的阵地防御战。他们勇敢、顽强、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队长姜信泰后来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有勇有谋。倘是冷兵器时代，这一切再加上有利的地势，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可现在，这种抗击是根本就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打着打着子弹就没有了。

屯子在火海中化作灰烬和残垣断壁，没来得及逃走和舍不得离开家园的40多人被杀害，有些孩子是被敌人扔到火里活活烧死的。

埋葬了亲人的尸骨，在一片焦土上再搭起马架子，挖了地窨子。正是秋收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粮食藏在山里，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孩子和体弱者送走，投亲靠友。他们知道这里还会经历血与火，理应三十六计走为上，却未走，也未改变战术，仍是死顶硬抗。10月中旬，红地盘八道河子被抹掉了，自卫队也受到严重损失。

第五军在编成之后，便感觉到部队的太集中了。应该在游击活动上有计划的把全军的兵力分布一下，并根据一、二年来活动的经验，哪个部队向新的区活动，则得到开展和避免损失。哪个部队死守一域，则受到困难和损失。因此那时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把军队的主力离开宁安，向新的区域发展，这一意见得到五军同志的同意。

上述文字，摘自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于是就有了这年春天的兵分三路，一路留守宁安，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

宁安地区大规模归屯并户，是从1935年8月开始的。在活动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日寇“治标”的军事“讨伐”，也由短期变成长期，不断加大力度。一些游击战术运用不当的山林队，有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如西北山八大队，基本垮掉了。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5军1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1军、3军的联系。2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与4军、3军取得联络。并准备组建2军、5军联合指挥部，以便青纱帐起后尽量多地开辟新游击区，在冬季反“讨伐”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3月，2师先遣部队两个团，在师长傅显明率领下从穆棱东进，在密山县黄泥河子陷入敌围，傅显明和多名战士牺牲。继任师长王光宇和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率队继续前进，一路不断与日伪军交战。5月20日，袭击中东路列车，击毙日军10余人。25日，又在三道河子颠覆、袭击列车，消灭6名日军，其中少佐、上尉各1人。

2月中旬，1师从敦化、额穆地区转至宁安莲花泡一带休整，准备向五常、舒兰进击，遭敌袭击。这就是前面写过的莲花泡战斗。此时，由于敌人对中东路道南统治更加严紧，西进五常等地已不可能，1师也向道北转进。先在宁安上马莲河袭击敌防所，又在穆棱八面通小五站袭击军列，袭击小金山金矿局，斩获甚丰。到林口县后，在黑老婆沟袭击日军38联队，然后直取刁翎。

军部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在宁安地区攻部落、袭警署，将两个连伪军缴械，策应、掩护1师、2师主力北进，之后也陆续北移。

1937年3月，除留守部队外，5军主力先后集结在以刁翎为根据地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辟了依兰、富锦、宝清等县游击区。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战斗，是在水平站附近伏击军列。

9月10日，2军、5军联合部队接到牡丹江市地下党情报，两日内将有特别货车一列，从牡丹江驶往绥芬河，兵力不详。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2军2师副师长兼4团团长侯国忠，估计护车部队不会超过百人，遂决定伏击。

山林队“黑山队”熟悉地形，由其为向导，12日天亮前赶到代马沟东3公里左右的水平站附近。这里地势险峻，铁道北侧是砬子，南侧是深沟。当晚9时许，军列自西向东刚驰上毁坏路段，车头颠簸一下，即向南侧倾覆，并将前边大半列车厢拖翻沟里。“轰隆隆”一阵巨响，接着就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听得出前边倾倒的车里是日军，后边的是伪军和军马。官兵们集中火力射击鬼子，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惊魂未定的鬼子，趴在路基上和车厢后拼命抵抗，一度曾发生肉搏战，最终被压迫在沟里。战至半夜时分，敌人的抵抗逐渐减弱下来。

抗联作战，必须记挂在心的是防敌援兵，眼下更是不可恋战。张中华、侯国忠指挥部队发起猛烈冲击，将后边车厢内百余伪军缴械，然后焚烧列车，撤出战斗。

10月27日，周保中在给柴世荣、刘曙华的信中说：

我二、五军活动队以二军四团为主力，参加山林队海山部九月二十日袭击中东路日贼运兵列车于九站与抬马沟中间，击毙日贼一百三十余名，军马六十匹，毁其军用品无算。

<h3>“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h3>

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关于筹建抗联第二路军问题的通告》中说：

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希各方同志谅察并互予提携为幸。

柴世荣，一位个头1.75米左右的中年汉子，粗壮结实，浓眉，大胡子，有点儿拔顶的光头。1937年后，衣着通常与官兵一样，春夏秋冬大都是缴获敌人的服装，冬天外加一副棉制套袖、套裤，再披件日本军大衣，戴顶狗皮帽子，或是日军的兔绒帽子。与众不同的是，柴世荣脖子上围条狐狸皮，后来被部下硬扯下去了，因为敌人认准这个围着狐狸皮的是个非同小可的角色，战场上对他特别“照顾”。

柴世荣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农家，五岁随父母闯关东，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他天性聪慧好学，读过八年书，因父亲病故而不得不辍学。从此，农忙种地，农闲打猎，为养家糊口还被招去朝鲜修铁路，当了三年劳工。1928年回国，赶上和龙县招考警察，应试被录取，后升任驻所巡官。在朝鲜的三年劳工生涯，印象最深的是不能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后，以他领导的几十名警察为基础拉起支队伍，很快扩大到几百人，加入救国军，被编为第4旅，人称“柴旅”，转战东满、吉东各县。

前面说过，王德林过界后，吴义成也要率队去苏联，柴世荣首先站出来支持周保中的主张。实力雄厚的“柴旅”旅长的意见，吴义成是不能不认真掂量的，对其他旅长、团长的影响、带动也是自然的。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各军中，唯独5军从一开始就编制副军长一职，可就不只是实力使然了。

第四路司令柴世荣，于三月十四日缴宁安县南新官地壮丁团杂色步枪二十八支，子弹一千二百粒，并枪决队长一名。又于四月五日，倭军百余伪警备队三百余，由宁安县出发，向我司令部出发，被我侦知，预将队伍密置山林，并设诱兵，将倭军诱于山林，始行射击。是役射死倭军三十二名，得盖枪二十六支，我方完全未伤一兵。

这是救国军人士写的《吉林方面义勇军抗日战事汇志》中的文字。

虽非土生、却是土长的柴世荣，熟悉山林、地势。据说转战东满、吉东，“柴旅”很少找向导。虽未受过游击战训练，也无从听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可这样的至理名言原本就是最简明而又实际的战争中的生存哲学，柴世荣对此好像天生就有悟性和心得。

周保中说：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初，5军主力转移到下江地区后，得知驻扎在后刁翎的日伪军300多人要去林口。地下党的情报说，敌人向当地农民要了200副爬犁，这个情节引起柴世荣的注意。300多人用不了这么多爬犁，肯定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这仗大有赚头。

从后刁翎到林口，必经大盘道山，盘山道弯弯曲曲。1月27日夜，天降大雪，部队悄然出动。第二天凌晨到达大盘道山，柴世荣瞭几眼地形，将军部警卫营和5团部署在盘山道旁的树丛中，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置于北面蛤蟆塘山顶。

中午12点多钟，远远地看到敌人在风雪中露头了。

无声的落雪，突然化作纷飞的弹雨。马受伤了，有的倒了，有的拖着爬犁狂奔，互相冲撞着。没伤的有的也惊了，那情形也差不多，有的就在路下的山坡上翻滚着。这样乱了一阵子，一些敌人就趴在雪地上、爬犁后、树丛中，开始抵抗。被枪声搅沸了的腊月底的盘山道，气温好像陡然增高了几度。

站在蛤蟆塘山顶上的副军长柴世荣，边观察战场上的态势，边把个酒葫芦凑在嘴边，“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年轻时曾只身赤手打死只闯进屯子里的豹子的柴世荣，写得一手好字，有一手好枪法，身上却很少带枪，连支手枪也难见。情况危急时，他会把机枪手的机枪抱在怀里射击。须臾不可离身的是个酒葫芦，身边的几个副官也一样。他的喝干了，有时未等伸手，副官就会把酒葫芦递上去。有人酒后无形。而身经百战、瞅着武人一个的副军长，平时喜欢看书、思考问题，枪炮声中灌上几口酒，会变得更加沉静，脑细胞更活跃，富于弹性，枪也打得更准。

几个副官大都是救国军时期的老人。除罗副官是个秀才，专管文秘外，其余都是神枪手。比柴世荣大几岁的刘副官，人称“刘炮”，更是神中之神。他有个弟弟，人称“小炮”，也是个神枪手，在4团当连长，后来牺牲了。这一刻，他站在用雪构筑的掩体后面，一支三八大盖“吧——勾、吧——勾”，枪枪见血，弹弹咬肉，专拣鬼子和威胁大的机枪手打。

战至下午4点左右，300多敌人几乎全部被歼，其中有40多个鬼子。

2月1日，又将驻前刁翎的伪军1个营或俘或毙，全部歼灭。

5军能在刁翎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战斗具有重要意义。

柴军长世荣亲理诸务，行军驻军警戒作战指挥独立担负，颇见精明活泼逾于壮年新进之人。

这是周保中1939年3月31日日记中的文字。

从副军长到军长，1934年入党的柴世荣，在党内的职务并不高。

这是个领兵打仗的人。

<h3>“南杨北赵吉东周”</h3>

1934年端午节前夕，周保中率边区军来到敦化县老塔站，见到山林队“九占队”，得知这里出事了。

宁安西北山八大队的“晴天队”，向当地甲长陈子庚征收抗日物资，主要是单衣。天暖了，该换季了。陈子庚已经如数做完了，“九占队”先到，拿走一批，“晴天队”来时就不够了。“晴天队”首领于长和火了，说老子在前方吃枪子，五月节了还穿着棉袄打仗，你们这帮窝囊废是干吗吃的？陈家是当地大户，养着不少炮手、家丁，这些人也窝着一肚子火，说你们都是爷，俺们哪个敢不伺候？狼多肉少，神仙也做不了那么快。

这西北山八大队原是丁超、李杜旧部，有400人左右，分为8个大队，主要活动在宁安西北山一带，故称“西北山八大队”。他们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多次与日军作战，胜多负少，这些骄兵悍将就不把一般山林队放在眼里。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曾派人到八大队中工作，并与之联合作战。

见陈家人跟他说这话，于长和野性发作，下令攻打陈家大院。这陈家大院岂是轻易打得下来的，枪声“乒乒乓乓”响成一锅粥，“晴天队”的炮头刘大炮被打死了。于长和越发怒不可遏，要血洗陈家大院。

就在这时，周保中带领边区军和“九占队”赶到了。

周保中走到刘大炮跟前，蹲下，将死者脸上凌乱的头发理了理，又掏出毛巾一下一下将脸上的血污擦净。这是个神枪手，打仗不要命的汉子。一次战斗中，曾用一支步枪逐一给敌人“点名”，将被围的20多个弟兄解救出来。

远的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在上百双打红了的眼睛的注视中，周保中站起身形，两道犀利的目光在于长和脸上停留片刻，脸上的麻子变色了：刚才还活蹦乱跳个人，就这么死了，他死得值吗？

弟兄们！周保中环视四周，有点儿沙哑的南方口音激昂而又悲愤，咱们是反日军，日本子在杀中国人，可咱们在这里干什么？他陈甲长不是不帮忙，是一时半会儿忙不过来，那就等几天呗，有什么大不了的，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吗？刘炮头死了，谁在那儿偷着乐？就算你把陈家大院平了，那算什么英雄好汉，又得死多少弟兄，添多少孤儿寡妇？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还嫌他们杀得不够吗？

慷慨陈词，战地演讲，“晴天队”官兵眼里的杀气逐渐消失了。

于长和突然扑到刘炮头身上，号啕大哭：兄弟呀，俺浑哪，俺对不起你呀，俺怎么向你的高堂交代呀。

在大院门楼上全都看在眼里的陈子庚，这时开门走了出来，双手抱拳，向各路人马施礼道：听了周总参谋长一席话，俺陈子庚说什么也难表一家老小的心情，只想用行动说话。俺愿出300大洋发丧刘炮头，他的父母妻儿俺供养了，再出10担包米、10石小米、10石大豆作为八大队的给养。今个晌午，俺杀猪宰羊，为周总参谋长和众位首领、弟兄接风洗尘。

说着，走到周保中和于长和跟前，再次施礼道：周总参谋长和长和兄弟，二位要是不嫌弃俺，今儿个请赏个面子，俺想跟你们和众位首领交换金兰大帖，结成生死弟兄。

这倒有些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见于长和一时还有点儿别不过劲儿，周保中就说：照陈甲长说的办，结拜兄弟，共同反日。

到这份儿上了，于长和也痛快地道：好，听周总参谋长的。俺是个粗人，对诸位多有冒犯，可打日本子决不含糊。

包括“九占队”的营以上首领，共是65位，黑压压地跪在陈家的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

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

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就有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周保中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民间有句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周保中不但后边带“长”，后来前面还多个“总”字，听着看着够显赫的，其实也就是个能在吴义成面前参谋几句的角色而已。如今的参谋长，与上级带长的只差半级，那时差多少就难说了。连王德林这样绝对权威的救国军总司令，也是要亲自兼个1旅旅长的。这是旧中国军队的重要特色。职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兵权，能掌握、指挥多少枪杆子，这才是真的、实的。那种乱世，屁股后面不跟着一支随时听命的队伍，谁把你当盘菜？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对这种队伍的统战工作，难说难易，也不能说这些首领都有个皇帝梦，但那种山大王基因或多或少肯定是存在的。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这些既抗日也拥兵自重的骄兵悍将，很快就少有听从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吴义成调遣的了，那就听总参谋长周保中的吗？

从绥宁反日同盟军到抗联5军，基本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

日日夜夜倭寇嚎。

倒悬不解三千万，

田横壮儿五百条。

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当年就有“南杨北赵”之说，这“吉东周”纯是今天出自笔者之口，但这话是能立得住的。

四、“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第十九章 “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h3>于洪仁的鲜血</h3>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生于宁安县北岗子屯农家，1930年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1932年初义勇军蜂拥之际，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中，致力于改造这支队伍，直至牺牲。

1932年9月，救国军总部率主力向东宁转移，准备伺机过界去苏联。在救国军中被编为一个连的“平南洋队”，连长李荆璞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是宁安人，咱们不能走，拉出队伍自己干，保卫家乡。

话音刚落，队伍里站出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道：说得对，咱们拉出队伍自己干，可不能这么就走了。营部这帮小子不是正经鸟，枪在他们手里是祸害，咱打日本子得扩大队伍需要枪，把他们的枪缴了再走。

李荆璞有些疑惑。营部附近有两个连，枪一响，别说缴人家械，怕是连自己都难脱身了。于洪仁说咱不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让李荆璞假装有紧急情况向营长报告，外面的两个排听到暗号就冲进去，他带个排在附近接应。结果一枪未放，就把枪全背了出来。

一支装备挺好的伪军，不即不离地总跟着“平南洋队”，伺机下手的样子。李荆璞忍不住，几次要回头去打。于洪仁说打没说的，关键是得找个好地场。这是咱拉队伍自己干的第一仗，必须万无一失。几天后一个伏击，把这支伪军打得屁滚尿流，大部歼灭。

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惯匪、地痞，思想意识混杂，山林队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认为“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九久十无”，单数主吉，双数为凶，打仗要选日子。“平南洋”这字号，三个字笔画也都是单数。更要命的是一些人恶习不改，经常抢劫、绑票，敌人乘机大肆宣传，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胡子头。李荆璞着急上火，于洪仁帮他研究制订纪律，同时以没收敌伪财产、征集反日捐和收累进税的办法，解决队伍的经济问题。

李荆璞很愿意跟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又比自己老练、稳重的副队长唠嗑，特别长见识。可看到于洪仁和队员在一起，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唠得那么热乎，心头就犯嘀咕了。有些人也往他耳朵里吹风，说副队长背地里总和些人捅捅咕咕的，肯定是没安好心眼子。他嘴上说副队长不是那路人，心里也想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呀。倘若真的把“平南洋”的姓氏变了，或把一些人拉走了，那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就问：你背着俺捅咕些什么？

背着你？还捅咕？于洪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明人不做暗事，你好好访访，看看俺到底“捅咕”些啥。

李荆璞性情爽直，说话、办事从来当面锣、对面鼓，真就把一些人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儿，问了几个就不好意思再问了。

李荆璞知道宁安有共产党，后来知道于洪仁就是共产党。于洪仁也给他讲讲党的知识，有意引导他。李荆璞觉得这个党挺好，就想入党。于洪仁说：入党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反日到底，三要把队伍交给党，个人群众化。

李荆璞说：头两条行，这后一条俺不干。

于洪仁有些诧异，随即想到是没理解这一条的意思：这后一条并不是让你离开队伍，也不是让你当个士兵，你还是队长，领导这支队伍，但要听党的话，要官兵平等。每个党员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的队伍要官兵一致，这些话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

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战斗，看到有人伤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时的东北话讲，叫“麻爪了”。庄稼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傅显明第一个冲了上去，一些人就跟着往上冲。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着冲锋陷阵了。

在宁安、东宁和东满一些地区，提起“傅团”，人们都跷大拇指，有的两个字“能打”，有的3个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宁安风水山和团山子，“傅团”打死10多个鬼子。

1935年冬反“讨伐”中，在团山子，傅显明率50多人与百余鬼子激战，又打死10多个。

傅显明牺牲，前面说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不熟悉，被敌包围、追击。胸中数弹，血流不止，仍大呼“冲！冲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为5军警卫旅，下编两个团。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队2小队长蒋继昌为参谋长，1小队长费广兆为1团团长，3小队长张成地为2团团长。

傅显明呱呱坠地就饥寒交迫，张成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粮户，同样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义疏财。他家总养些吃闲饭的人，要饭的，落难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像开着免费饭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张大财东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变后，张成地倾家荡产支援抗战，并参加李杜的自卫军，失败后回家隐居。成立伪森警大队，当局指定刁翎出多少壮丁，并要有一名绅士充任小队长。没人说张成地当这个队长，就是要抓枪杆子打鬼子，但他在哗变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却是无疑的。

周保中亲自指挥这支新军向下江转移，日寇则恨不得一口吞了这支“叛军”。“日满协和始于军队”，这是“满洲国”的一个口号。六年了，不断整肃，加强“指导”，在一些侵略者的心目中，伪军应该“协和”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七七事变后，立即给个眼罩戴，一时间哗变成了个小高潮。倘能把这支“叛军”灭了，也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了。

空中飞机跟踪侦察，地面骑兵、步兵追击、截击。警卫旅进入富锦县后，被敌人半围在安邦河附近的一座山上，张成地带一个班掩护部队渡河。他从小就喜欢玩枪，匣子枪一只手端不动，就两手握着打。许多神枪手是用子弹“喂”出来的，张家的子弹像黄澄澄的大豆一样多，更兼精灵、有悟性，练得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这一刻，他怀抱一挺捷克式，在树丛中游动着，一个点射，再一个点射。看着大部队过河了，再掩护全班撤退。

9月下旬，在宝清县兴隆镇南与敌遭遇，张成地中弹牺牲。

他曾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张成地和傅显明，都是参加5军不久就入党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的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1936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珠河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党团县委数人外，中下级干部很多，而军队上，除了二团团长被捕，二团当时坍台以外，下级军事干部阵亡的也不少。而这次听老王说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牺牲甚多，目前连写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各军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牺牲最多的时候，还差远了。

<h3>“老农”朱守一</h3>

1933年8月，刚由穆棱县委书记调任宁安反日会长的李范五，来到只有4户人家的红地盘小牡丹屯。人们正在平整场院，为秋收作准备，他也跟着干。都是朝鲜（族）人，他边干活边跟他们学朝鲜话，就听背后有人用汉话道：说得不错，有点儿朝鲜味儿。

这是个高个、块头也挺大的老农，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的，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穿着一双两个丫把的“水袜子”（一种底面都挺薄的胶鞋）。

见李范五有些发愣，姜信泰的姐姐姜信爱赶紧介绍：这是朱县委。

李范五早就听说过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没想到这位从衣着到面相一时都难以端详出多大年纪的“老农”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是个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九一八”事变后，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咱哥俩好好解解馋。

第二年端午节那天，在一场遭遇战中，朱守一牺牲了。

1936年2月，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奉命过界去苏联，途中在密山县哈达山口，特意让交通员老戴头领他去看了朱守一的坟。拨开没顶的枯蒿和榛柴棵子，没膝深的雪地上，隆起一个膝盖高的雪包。松涛阵阵，他仿佛看到朱守一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关切地道：大个子，过得惯吗？

驻足良久，李范五环视周围山势地貌特征，对老交通员说：咱俩不管谁能活到胜利那天，一定要在这坟前立块碑。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二十章 白山血

<h3>联合</h3>

东满的变化，是从贯彻“1·26”指示信后开始的。

首先是撤销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遂变成“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同时取消集体农庄，鼓励个体劳动，谁劳动谁收获。

然后是尽力缓和“红区”与“白区”的关系。过去“红”“白”对立，从“白区”来的人都是“特务”、“密探”，到“白区”去就是“通敌”，与世隔绝般严禁人员往来、商品贸易。这回欢迎、鼓励探亲访友，互通有无，游击区物资困难得以缓解，也有了情报来源。

再就是与各种抗日武装的关系。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笔者）的报告》（之七）中说：

“现在我们和一切反日义勇军的关系有很大的转变，我们已经（同）间岛一带所有反日部队有很好的关系，不论大的小的，特别是大的部队和我们的关系更好。”“只要我们去信教（叫）他们来做某某工作或有什么事情，他们准能派全部队来或派代表来，和我们共同行动或讨论，能在我们任何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受我们领导。”

之前是唯我反日，四面树敌，成了单干户。山林队，无论抗日不抗日，都是胡子，能缴械就缴械。对于救国军，既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当然也不会客气。结果到处都是敌人，或者追打救国军、山林队，或者被救国军、山林队追打。

有老人说，再这么折腾下去，不用日本子打也快完蛋了。

最初较大的联合作战，是攻打东宁县城三岔口。

三岔口沦陷后，义勇军曾两打三岔口。第一次是1933年3月中旬，吴义成指挥救国军和山林队打的。第二次仍是他指挥，多了汪清、珲春游击队，金日成率领主动找上山门去的。为了表明诚意与决心，又主动要求主攻对攻城威胁最大的西山炮台。一打三岔口，打进去又不得不退出来，关键就是没有打下西山炮台。

两县游击队100多人，其中60多人为“炸弹队”。2军装备与其他军的差异，是东满党最早建立兵工厂，游击队时期就能造当时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有铁铸的，有用黄泥糊制的。后者是把火药、铁砂，或是把铁丝剪成颗粒状，搅和后裹紧了，用黄泥糊上，再用麻线一层层裹牢。有球形的，有长方形的，还有圆柱体的，大小不等。球形的通常比拳头大些，把导火索点燃后，可直接投出去。再大些的，像两个二大碗扣在一起的，就拖着根米把长的麻绳，像链球似的抡圆了抛出去。长方形和圆柱体的，一般都绑着个木把，更像木柄手榴弹。抗联把轻机枪当成宝贝，炸弹则是2军官兵手中的利器，原因都是轻便，易携带。有没有这种“手中炮”，战场上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在攻打日伪据点和汉奸地主的大院套时。别的军缴获几颗日军的瓜式手榴弹，守财奴似的轻易不肯投出去，2军可就大方多了。缺点是土造的，导火索一样长短，有的燃得快，有的慢，点燃了有时未出手就炸了。黄泥糊制的，雨天、过河，就得倍加小心，雨淋了，水泡了，就成一摊泥了。

天黑后发起攻击，步枪掩护，金日成亲自率领“炸弹队”就上去了。炸弹两颗一对用绳绑连着，挂在脖子上，每人十几颗。山上有战壕，有的是敌人挖的，有的是当初救国军守城时留下的，里面水深齐腰，个小的就得小心点儿。炸弹大小不一，小的投远，杀伤敌人，掩护自己，冲到近前，再发挥大的威力，对付比较坚固的地堡、暗堡。

在炒豆般的枪声中，“咣咣咣”的爆炸声分不清个数，就这么“轰轰隆隆”地一路血火，终于将西山炮台拿下。

另一支打得英勇的队伍，是救国军“史团”。撤退时不知怎么搞的，竟把身负重伤的团长史忠恒丢下了。汪清游击队的连长黄龙海见了，背起他一口气跑出两公里，到了安全区。

二打三岔口虽然最终也未打下来，但却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威望。救国军和山林队都说，游击队是真打日本子，老高丽挺够哥们儿意思的。

此前，柴世荣曾提出要和汪清游击队建立联合军指挥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好一番研究，认为这是柴世荣想当总指挥，那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呀？

除了初始阶段的幼稚和“左”的干扰外，东满统战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这支主要为朝鲜（族）人的队伍，如何才能消除与其他抗日军的民族隔阂。由于过去一系列左的行为，再加上偏见、误解，一些人对“老高丽”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东满党的做法实际而有效——后面将会写到，东满的许多变化是在魏拯民主持工作后开始的。

首先是经常和抗日军一起活动，联合作战。有的队伍人少势单，冬天插枪，夏天也不轻易活动，游击队就带着他们。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在一起久了，彼此了解了，一些偏见、误会自然就没了。战斗中缴获，规定是平均分配，实际上都给他们多分些。有的这次战斗没参加，也把自己的那份送去点儿。不在多少，一种心意，心里有你，也就人心换人心。游击队有被服厂、兵工厂、医院，平时再给他们做衣服、修理枪械、治疗伤病号，都是无代价的。这样，即便隔道冰墙，那心也不能不热乎。当然也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感情近了，道理就容易讲一块儿去了，语言障碍也无所谓了。

<h3>分区作战</h3>

东满是伪满最早建立“集团部落”的地区之一。1933年秋，由朝鲜总督府和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协力试行，当年建成5个，1934年增至25个，1935年达120多个，1936年和1937年又分别建了192个、167个，约5.5万户迁入“集团部落”，游击区大都成了无人区。

1937年1月17日，曾任2军2师、5师政委的王润成，在莫斯科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日寇“组织集团部落或大屯，召集我党的叛徒，训练妥当的走狗，地主富农的子弟组织自卫团驻守着。并且在每个集团部落或大屯里，都有它的最忠实走狗作指导官，专门监视群众哪些人有反日的思想，反日的行动，是否还给抗日军队送给养、买物品、通消息。并且有通匪者与匪同罪。十家连坐的法令的颁布，弄得群众不敢动转，结果使我们反日的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隔绝起来，给养服装军需物品的筹划购买异常的困难，队员无从补充。以前的工作，是经常卡击敌人的交通，攻击小街与防所，而现在是经常为解决服装给养忙。以前是什么东西都有法购买而没有钱，而现在则是有钱无处去买；以前是人多枪少，而现在则是枪多人少；以前是常住在村子里，而现在则是常住在山上；以前是敌人的行动我们容易知道，而现在则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容易知道。而到三五年珲汪部队活动的区域，仅剩大甸子没有建立集团部落”。

5个“以前……而现在”，道白了建立“集团部落”的前后两重天。

江西中央红军是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

东北抗联是陆续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走的，而东满是最早感受到它的严酷的。

从1934年冬到1935年3月，在冬季反“讨伐”中，各县党组织和当地群众，陆续撤离已经难以立足的根据地。延吉县撤出弯弯沟、八道沟、三道湾，大都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一带，少数去了宁安县南湖头等地。和龙县撤出渔浪村、二道沟，转移到车厂子、东南厂。汪清县撤出大荒崴，转至绥芬大甸子。珲春县1934年夏即撤离大荒沟、烟筒砬子，之后不断迁移，落脚在汪清县火烧铺、金仓一带。

冰天雪地中，党政机关和拖儿抱女的百姓，由2军独立师各团护卫着，向着既定地域艰难而又坚定地迈进，去那里开辟、建立新区。

2军是1935年5月20日正式成立的，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以4县游击队为基干编为4个团，另有1个游击大队，兵力1200多人。

离开老区的2军，应该如何动作？

同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六）中说：

以安图游击区为中心从第一、第二，二团（个）中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组织二个派遣队，每队至少三个基本连编成，向西南与西北等地出发，其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上与南满第一军取得联系，将东满的游击区与南满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南满第一军今后的军事上取得呼应。

以汪清大甸子为中心，从第三、第四，二团（个）之中亦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编成一个远征队，这一队至少九个连向东北二方面出发，任务：扩大游击区，实际与吉东的游击区打成一片，和吉东的第四军、第五军取得联络，在今后的军事动作上成为呼应之势。

二十六岁的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站在东北四大游击区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掂量的是东北抗战的战略大局。倘能与南满、吉东打成一片，进而与北满成呼应之势，比之单纯的与关内取得联系，无疑是更现实，对东北抗战全局走势更具实际意义的。而且，这位戴副近视镜的多病的文弱书生，颇懂日本人的战术和游击战的精髓，让人想到那位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从老区到新区，他不是只在家门口打圈子，更不是把炕头坐热了再说，而是一出手就来个分头远征。

除了“南杨北赵吉东周”，后面还将具体分析，从能力、魄力到个人品性、魅力，魏拯民都是个能掌舵、担大任的人。

实际上，在2军成立前后，远征队已经分头出动了。

4月底，王德泰率1团、2团主力从车厂子出发，向敦化、额穆挺进，最终目的地是舒兰、五常一带，打通与3军的联系。

5月1日夜，1团进至敦化县哈尔巴岭与大石头火车站之间，王德泰决定颠覆、截击列车。参加战斗的还有“平日军”、“天良军”、“明山好”、“王连长”等山林队。2日凌晨2时40分左右，从朝鲜青津直达长春的202次列车驶来，“轰隆”一声巨响，车头和前面几节车厢就脱轨倾翻了，伏击部队随即发起攻击。押车的鬼子在尾部，很快被消灭了。登车搜查，逮捕13名日伪军政人员，包括1名高级军官和1名满铁重要职员，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钱款（钱款被山林队拐跑了）。

哈尔巴岭截车震惊了敌人，远征队西进途中，不断遭遇围追堵截。6月在额穆县青沟子一战，毙伤敌百余，光机抢就缴获6挺，远征队也伤亡10余人。7月进至额穆与舒兰交界时，处境越发困难，遂决定改变原计划，留下部分兵力在当地活动，主力撤回安图。

8月，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2团150余人西进南满，9月初到达濛江、桦甸、抚松3县交界处的那尔轰，与1军胜利会师。

由3团、4团和青年义勇军组成的北满远征队，在军参谋长刘汉兴、3团政委金日成、4团团长侯国忠率领下，6月初挥师北上。第一仗在东宁县老黑山，将伪靖安军一个连几乎全歼。之后挺进宁安，在南湖头与5军会师。从此，穿着2军灰色军装的4团（后来扩编为2师，1路军成立后改称5师），就留在绥宁地区，与5军并肩战斗。前面 第18章 引文中说周保中多么忙，还要担任2军军长，指的就是还要指挥2军的这个师。

1937年6月24日，周保中在《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枪支质量，五军远不如二军。”

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二军作战非常顽强，长于埋伏截击及夜袭敌人坚守的防所，常常消灭日贼军出扰的整个部队，二军半数以上是高丽人，直到现在老队员占全员百分之四十以上，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

<h3>“东满一只虎”</h3>

中等个，长方脸，浓眉下一对犀利的目光，被金日成说是“具有一种能够准确地透视人们心灵深处的惊人能力”的王德泰，人称“东满一只虎”。

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一）中，写道：

王德泰，军长，中国人，一九三一年入党，奉天人，28岁，农民，游击队员，小队长，中队长，中队政委，第二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现任第二军长兼第一师长，工作很积极，勇敢，比较精细，有游击战争的相当经验，对党对革命很忠诚，政治问题知道的很少，在队员中有信仰，在安图一带亦有不少的信仰，反民生团很积极。

王德泰祖籍山东，具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闯关东来到延吉县茶条沟，不详。已知的是，这个种田、烧炭，有时还摆摊卖点花生香烟“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的庄稼人，像王明贵、陈雷等人一样，是受当地朝鲜（族）人影响参加革命并入党的。

金日成说王德泰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比较古板。把这样性格的人派去山林队中“办外交”，显然不是上佳选择，却是逼上梁山。延吉地区蜂起的山林队几乎都是汉族人，而党和游击队中没几个汉族人，那是赶鸭子上架也只得赶了。

王德泰是1932年夏，去到三道湾“长江好队”的。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长江好”，瞅着这个挺结实、精神的小伙子，冷冷地道：你为什么来找俺入伙呀？王德泰说：俺开的“小铺”（小卖部，又称“小床子”）叫日本子烧了，家里人也死了，俺要打日本子报仇。

说时迟，那时快，“吧”的一声炸耳根子的脆响，“长江好”手中的烟枪变成了匣子枪，一颗子弹从王德泰耳边掠过，那人纹丝未动。

这样一个人，在任何一支山林队都是不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还有一手好枪法了。

几个月后，王德泰从“长江好队”中拉出一支20多人的队伍——这应该是延吉游击队中最早的一批汉族队员了。

王德泰没读过书，能在“长江好队”中当上“字匠”（文书）。一口流利的朝鲜话，跟朝鲜（族）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仅仅是这些天分、悟性，汉族同志在东满再稀有、宝贝，从小队长到2军独立师政委、师长、军长，王德泰这步子也未免太快了点儿。

延吉游击队初创时期，人多枪少，没枪的当然不高兴了。王德泰出个主意，叫“歇人不歇枪”。除了几个神枪手外，全队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组20人左右，每天派一两个组持枪出去活动，回来后别的组接枪再干，一支枪顶两支用，而且每个人都受到锻炼。

惨烈的苏区保卫战，火烧血浸的根据地，使人们认识到死顶硬抗是不行的。只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人还须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摸索到游击战的真谛。而王德泰就在那弯弯沟神出鬼没的伏击战中，打出“东满一只虎”的心得和虎威。

车厂子是安图县东部的一个据点，地处僻远，地势险要，抗联就喜欢找这种地场建立根据地。王德泰率2团一天一夜行军90公里，突然出现在那里，一个猛攻，将其拿下。

这是撤离老区后的第一仗，车厂子成了新区开辟的第一个根据地。

大甸子镇是安图县城西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拿下它不光是拔掉一颗钉子，关键是为撤离延吉的军民开辟新区扫清障碍。

1934年7月，王德泰指挥独立师和山林队近千人，突然将镇子团团围住。先把电话线割断，再把敌人援军来路卡住，断绝镇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主力按兵不动，每天只是派出小股部队偷袭、骚扰，特别是晚上，这边还没消停，那边枪又响了，闹得敌人惊恐不安。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昨天烈日暴晒，今天大雨倾盆，蚊虫脸前脑后“嗡嗡”，一把能抓好几个。山林队闹不清这是打的什么仗，独立师官兵也耐不住了，说怎么不打呀？围到啥时是个头呀？

王德泰给大家解释：咱们今天跟日本子打仗，就像要饭花子跟龙王比宝，比不起，就得跟它斗心眼儿。你们看人家那工事，就算一家伙冲进去了，痛快了，得死伤多少人哪？这两天兵营里冒烟少了，镇子里枪声也稀落了，说明敌人吃的东西不多了，心劲也不大足了。俺估摸着，再挺上几天，不用打，它自己就得跑了，那时揍它就容易、省事了。

围到第11天头上，敌人终于熬不住了，弃城而逃。独立师和山林队一顿猛打猛追，缴获无数，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

接着，又拿下大浦柴河镇和大沙河镇。

8月中旬，得知敌人来犯，王德泰即下令撤离驻守一个多月的大甸子。就在敌人庆贺“收复”大甸子时，王德泰已经指挥部队攻进安图县城，占领部分市街。当敌人狗爬兔子喘地赶回来时，兵营的大火已快熄了。

8月29日，王德泰联合山林队和两江口起义的伪警察，趁敌不备，再次攻打安图县城，激战5天，将其攻克。

“政治问题知道的很少”，说的是王德泰对马列主义和党的理论、知识，乃至共产党员为之奋斗的终极理想、目标，知道的很少。

在当年的文件中，类似的评述干部的文字，并不鲜见。

像王德泰、夏云杰、戴鸿宾，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一些军长、师长，包括政委（政治部主任），让他们理解这样的“政治问题”，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现实的。但是，从统一战线到分区作战，毫无疑义，王德泰是党的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酒量挺大有节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豪爽、义气、强悍，机敏、灵活、果断，用脑子打仗，又总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1938年（无月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中写道：

第一师政委王德泰同志，因其同士兵在战线上，共同甘苦，枪林弹雨之下，来往指挥。所以他的威信，亦猛然提高，使所有反日部队内部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求他去解决，一切的战事活动，听他指挥。

2军坚忍不拔，英勇顽强，能打硬仗，又善打巧仗的战斗作风，与王德泰息息相关。

车厂子根据地建立不久，日伪军就来“讨伐”。王德泰利用山势地利，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一次次重创来犯之敌。1935年秋，敌人在附近建起“集团部落”，根据地重又陷入半年前延吉老区的那种窘境，不得不再一次撤离了。

1936年1月中旬，最后一块根据地安图县南部的奶头山也丧失了。

3月上旬，在安图县迷魂阵召开的2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由王德泰、魏拯民指挥1师、3师，向抚松、桦甸、濛江、临江、长白等地进军，建立长白山根据地，与1军呼应，配合作战。

8月中旬，王德泰指挥6师和几支义勇军攻打抚松县城，虽未攻克，但2军之强悍，已使敌人惊悸。

接下来，从落叶纷飞到大雪飘飘，2军的两个师就在长白山区到处游击，将越来越多的敌人拖进林海雪原。10月10日，在安图县东清沟附近，4师与伪混成7旅10团遭遇。两军相逢勇者胜，4师毙敌数十人，其中包括鬼子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

随着日寇“治标”、“治本”的不断深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只有依托密营，选择敌人薄弱部位灵活游击。而1路军成立后，2军攻打抚松县城和接下来的到处出击，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是牵制、调动敌人，掩护、配合1军的第二次西征。

11月初，王德泰率4师来到抚松、濛江交界处的小汤河村，被敌人探知。7日凌晨，从抚松、濛江赶来的伪骑兵团和教导队学兵，突然向4师发起攻击。激战中，军部警卫班机枪手金山浩中弹牺牲，副射手也阵亡了，王德泰端起机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倒在雪地上。

从军长到士兵，官兵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雪。正是因了这种献身，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才使西征失利、再次遭受重创的1军，得以顺利完成战术撤退，在密营中休养整顿，渡过险境难关。

读下去，读者或将感叹，兄弟军的这种相互协同、配合，对于东北抗联是多么地重要和弥足珍贵。

<h3>痛打“红袖头”</h3>

离休前为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的蒋泽民老人，1.80米左右的个头，光头上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八十四岁身板仍很结实。

他是辽宁省黑山县小蒋屯人。老人说那地方穷，想扛活都没个地主，我十一岁给地主放猪，然后当半拉子，都是在外村。“九一八”事变，到处都是义勇军，胡子也下山打日本。那年我十八岁，血气方刚，也去参加，人家不要，说你没枪。詹家窝棚有个小地主苏海泉，挺和善的一个人，有支撸子，我给他扛过活，知道。我起大早去的，说你把抢借俺打日本子，天下太平了就还你。老爷子说行，俺为反日出这把枪。他儿子不干，这小子是个大烟鬼，说你得给钱。爹就“喝呼”儿子：要什么钱？蒋老二哪来的钱？这世道枪是惹祸的东西，弄不好把小命都丢了，老老实实过泰和日子比什么都好。

老人说，我参加的那个队伍有200来人，头是个营长，姓刘，大个子，东北军的。第一仗在大虎山附近打的，开头是伏击，把鬼子打死不少，飞机就来了。那飞机狂呀，欺负人，贴着树梢飞，一些人仰卧在高粱地里打，真打下一架。接着又在沟帮子打，之后就往南退，退到岫岩北边被打散了，我就回家了。回家不行，日本人要抓我，又跑了。兵荒马乱，乡下有钱人进城了，城里工人失业，我这干几天，那干半月，混口饭吃就行。这样挨了大半年，这“满洲国”没法待了，进关吧。走到热河省北围场东边一个镇子，一个伪军冲我喊，这不是“蒋半拉子”吗？仔细看，是陈国清，当初一块儿给地主扛活，后来当了做饭的大师傅。

两个人唠一阵子，已是伪26旅少尉副官的陈国清说，到俺那儿混吧。蒋泽民没吭气儿，心想俺才不穿这身狗皮呢。陈国清见他不乐意，就说：没亲没友的，你去关里咋办？还得过“国境线”，你有护照吗？俺也是混日子，好歹有个待着的地方，还能发俩钱。听说就要进关打仗了，那时你爱咋的咋的呗。

二等兵当了没俩月，蒋泽民所在的伪26旅35团1营1连开拔了，不是进关，而是坐着闷罐车“呼隆呼隆”开进了长白山的珲春县大荒沟。

大荒沟四面环山，山上森林遮天蔽日，沟里一个小村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人。原来驻防50多日军，还有部电台。村子里有反日会，经常给抗联送粮食送情报。鬼子不知道，接防的伪军也不知道，2军4团什么都知道，副团长侯国忠就是这大荒沟人。

这个连是1935年3月末在枪口下起义的。

1连有个指导官远藤，因为过年时跑了两个士兵，被上司叫去延吉挨训了。连里没了日本人，就像放假了似的，摸纸牌，打麻将，连长也不管。蒋泽民烟酒不沾，更不用说赌博了。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心情郁闷，有空就去爬山，出一身透汗，心里就敞亮、舒坦点儿。

这天早晨，蒋泽民爬到半山腰，站那儿一口气没喘匀乎，猛然间发现周围都是人。清一色灰衣服，把他吓一跳。再一看，几个山头上也是人，还架着机关枪。

六十二年后，在沈阳蒋泽民老人的家里，老人说：

侯国忠，三十来岁，高个，挺壮实，挺和气，让我不用害怕，告诉我他们是什么队伍，来这儿干什么。他说你们的情况俺们都有数，投降也行，起义也好，别的都是死路。我说我乐意跟你们打日本子，可我是个小兵，哪主得了这样的大事呀？他笑了，说你把俺的话跟你们连长学一学，告诉他，想打歪心眼子，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连原是东北军张海鹏的部队，事变后打日本很厉害的。当时100多号人，有12挺捷克式机关枪，带领一些义勇军打下黑山、北镇、义县，想进关没进去，弹药也不多了。大汉奸张海鹏派人劝降，就降了。那一茬军官都换了，老兵大部分还在，都恨日本人。连长赵玉玺是中尉，远藤是少尉，就是中校也得听日本人的，谁叫你是亡国奴呀？

这时，山上开始唱歌喊口号，山下就乱了。打吧打不过，跑又怕被山上“点名”。我下山也没去连部，直接找到于喜奎。

于喜奎四十多岁，山东人，上等兵，参加抗联后牺牲了。这人脑子够用，有主见，在老1连打日本时就是把好手，是连里的拜把子大哥。9个班长，就8班长没磕头，全连近半人是把兄弟，都听他的。他说咱去找连长，得把大伙都带走。连长说让他们下来谈判，派我俩上山，还让带些香烟。这事也真得上去合计合计，得听抗联的。

连部里面在谈判，于喜奎等得不耐烦了，对我说：谈个屌，你把房子点了，俺去招呼弟兄们准备走。

春天风大草木干，营房是草房，在房檐下点着了，“呼啦”就蹿上房顶了。

这下子就不用谈判了，想不起义都不行了。

东宁县老黑山驻扎一连伪靖安军，连长是个日本大尉，一脸络腮胡子，人称“大胡子连长”。靖安军军官都是日本人，官兵一长一短都是双枪，除轻机枪外，每连还装备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个连四处“讨伐”，特别骄狂，当地抗日军都挺怵它。这帮小子还经常化装成抗日军，怀疑谁家“通匪”，半夜三更去敲门，不少人上当受骗，抓走就没影了。谁家孩子哭闹，不听哄，说声“大胡子连长”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靖安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久居东北的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奉天建立的，由关东军供给武器并指挥。“满洲国”成立后，交与伪军政部直辖，但始终由日本军官统率，其中有些在乡军人，会说中国话。兵员开头都是些兵痞，后来主要招募青年学生。这支非同一般的伪军，装备精良，待遇也高。一般伪军都是布衣，靖安军清一色黄呢子。一般伪军每月津贴，二等兵5元1角，一等兵6元5角，上等兵7元2角，靖安军最低也在10元以上。因其袖口有一道红边，老百姓叫它“红袖头”，一般伪军则称其为“‘满洲国’的‘皇军’”。

“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投入战斗，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屡吃苦头。

1935年6月，2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心教训下这连“红袖头”。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

敌人进了沟口，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远征队已事先编好号数，选神枪手两支枪打一个，侯国忠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被枪声填满了。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闯，把蒙头转向的敌人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两侧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的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可我个高腿长，又总爬山，他们根本不是“个儿”（对手）。那也追出二里多，他们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共是7支。后来想，就我一个人，要是回头搂一梭子，可能就跑了。侯团长表扬我，说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7个。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王润成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笔者）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但是，转变了，并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而且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和日本人的连裆裤，才可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h3>金日成</h3>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1932年创建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2军独立师3团政委、3师师长。1路军成立后，为6师师长、2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欲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和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成目的，却表现了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风格。

毛泽东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2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一江春水的鸭绿江。4日夜，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两岸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被占据有利地势的2军又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对于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最终停息，金日成是有特殊贡献的。

东满自“发现”“民生团”后，斗争紧紧松松，就未停过。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东满党组织再一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来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等于火上浇油。

又一轮刑讯逼供杀人。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也被供出是“民生团”。两个人逃跑后，被敌人抓去，都叛变了。

就在这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派到吉东的吴平，从周保中那儿得知东满反“民生团”的一些情况，嗅出一种异味儿，即与率部在北满活动的金日成谈话。

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长谈。说一口流利的汉话（用当年老人的话说是“那汉话讲得呱呱的”）、抗联退到苏联后又很快能用俄语对话的金日成，把已知的反“民生团”的来龙去脉和个人认识、忧虑都讲了，实事求是，没有保留。应该说，吴平不但印象深刻，而且颇受震撼。2月10日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肃批评东满党组织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成为扭转东满恐怖、混乱局面的开端。

从2月底到3月初，在大荒崴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历数反“民生团”的错误、危害，让许多人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作为一个“有民生团口供很多次”（多次被人供出是“民生团”）的人，谁都明白这样做最需要的是什么。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二十一章 坎坷4军

<h3>像个没家没娘的孩子</h3>

这是1933年的第一天，一支500多人的疲惫的队伍，在吉东的雪野中行进。

穿着东北军服装的，更多的是与老百姓一般无二的，一致的是左上臂的“救国军”臂章，还有每人脖子上都挂条又长又细的粮袋子。步枪背着的、扛着的，有的横在背后的背包上，枪带在胸前耷拉着。狗皮帽子，或三耳瓜皮毡帽，帽耳紧紧护住腮帮、下巴，帽耳和眉毛、胡子都被霜凌糊满了。

这是李延禄率领的补充团和救国军17团，刚从磨刀石战场突围出来，正向宁安县五河林转移。

1932年11月，就在日军大举进犯吉东前夕，绥宁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补充团伺机脱离救国军，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此，李延禄提出率补充团到前线阻击东进日军，王德林同意了，并将17团和总部卫队营也交由他指挥。李延禄担心卫队营可能妨碍下一步行动，到达磨刀石车站后，又将其派回东宁总部。

磨刀石位于牡丹江东20公里处，中东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老爷岭。1933年1月1日晨，近2000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磨刀石发起攻击。救国军占据有利地势，顽强阻击。傍晚时分，迂回到东面的日军也发起攻击，救国军腹背受敌，李延禄下令撤出战斗，轻装突围。

2日赶到五河林，即按中心县委决定，将队伍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孟泾清任政委，张建东为参谋长。下编4个团，1团长杨太和，2团长李凤山，3团长史忠恒，4团长邹凤翔，另有1个游击支队，李延平为支队长。

游击总队成立当天晚上，原补充团团部吴副官等人逃跑投敌。五河林保董赵保义，一边假意慰劳队伍，一边派人密报敌人。幸亏及时发觉，各团分头撤离，人员散失不少，全队只剩300多人。

最急人的就是这300多张嘴了。磨刀石突围时，30多匹驮马所驮物资、钱款都丢了，仅剩的一点儿钱和药品又被吴副官等人拐跑，眼下吃饭都成问题了。

几天后，在和尚屯见到宁安团县委书记李光林。谈到经济困难，李延禄问能不能通过地方支援一下。李光林说，一不能派粮，二不能“下大牌版”收捐税，要从敌人手里夺取，并说这是党的原则。

王毓峰和冯守臣都是救国军旧部，与李延禄熟识，各率领200人左右的队伍在宁安地区活动，愿意加入抗日游击总队。队伍扩大后，改称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军，来到团山子屯整训。日伪军来攻，被打退，游击军转移到八道河子。日伪军又来进犯，游击军弹药打光后，向南撤退到汪清县嘎呀河区马家大屯。

马家大屯是吉东局所在地，典型的红地盘。儿童团站岗放哨，自卫队为部队送粮送菜，妇女会为官兵洗缝衣服，还与自卫队展开缴枪竞赛，来欢迎游击军的到来。图（们）宁（安）铁路工地上有一排伪军，屯里姑娘路过那儿，值班哨兵就说商量个事，嫁给俺当老婆吧。姑娘们反唇相讥，说嫁给反日的英雄，谁嫁投降军呀？打一辈子光棍儿去吧。这天屯里姑娘媳妇几乎全部出动，两个对付一个，伪军毫无防范，嬉笑打闹中枪就易手了。自卫队的小伙子当然不会示弱，也把鹿道伪警察所缴械了。

红地盘的一切，都让游击军官兵耳目一新。

东满苏区无论搞了多少左的东西，都给游击队提供了根据地。1军、3军、5军、6军、7军，也是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依托根据地发展壮大的。4军则是个另类。从补充团起就到处游击，仗没少打，战果也挺大，却像浮萍样没个根。更不用说直到这年夏天，在绥宁党的一些人眼里，搞“上层勾结”的李延禄的这支队伍，最多也不过是个“好胡子”了。

李延禄提议北上东进密山。那里偏远，敌人统治薄弱，有不少李杜的自卫军残部活动，而且杨太和的1团已在那里打下基础，能在那里建立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就有根有家了。

官兵大都是汪清、敦化、宁安一带的农民，恋家恋乡，在周边地区打游击行，穿越几县到密山去，就不干了。有个叫王凤山的，杀死连长，绑架营长，煽动80多人离队。李延禄连夜赶去，说明只要继续反日，可以留在宁安，这才释放了营长。

出师不利，到密山后也不顺。

密山县地广人稀，东南部与苏联接壤，日伪当局认为居民多有“亲苏倾向”。游击军6月到达这里时，境内有各种反日武装80余支，16000余人。游击军到达郝家屯当天，就有几支队伍的首领前来拜会。其中主动要求改编的“小白龙队”的苏衍仁，和他筹集粮款给养的办法，尤其引起李延禄的兴趣。自脱离救国军后，李延禄就为人吃马喂、弹药补给着急上火。他认为从敌人手中夺取是自然的，“小白龙队”的做法也是可取的。

但在收编问题上，几位主要领导意见分歧。临来密山前，吉东局将孟经清、张建东调离，由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张文偕、张奎代理政委、参谋长，他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应该听取密山县委的意见。

据李延禄回忆，4月3日，他就在吉东局听童长荣传达“1·26”指示信。而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接到这封信的，这时也正为与山林队的关系挠头、闹心。受土龙山暴动影响，密山县农民，包括一些有钱大户，也在酝酿民变。一些山林队要和密山游击队合作，县委意欲支持，“但是在这个工作中恐怕犯勾结上层的错误”。李延禄曾向县委解说指示信精神，县委认为不是组织正式传达的，不算数。

张奎去请示县委，不光带回个“不”字，还说驻平阳镇伪军郭宝山旅有党的内线，县委要他们派人去联络。平阳是密山县第一大镇，比县城还发达、繁华。即决定联合几支山林队，里应外合，将其拿下。

副参谋长刘汉兴起草《告伪军士兵书》，其中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子”，有人认为没有阶级性，又发生争执。

准备打了，各路人马还未到齐，平阳镇敌人先出动了。内线情报刚到，枪声响了。仓促应战，军部保安连连长以下24人阵亡，伤百余人。战后追究责任，各持己见。后来为7军军长的陈荣久，这时是军部副官，把刘汉兴的手枪缴了，说是奉政委的命令。刘汉兴一气之下，带传令兵回了宁安。

之前，驻半截河日伪军曾来“讨伐”，王毓峰率2团接应军部，误入敌阵，牺牲15人。连吃败仗，一些官兵认为都是人生地不熟造成的，打日本子还非得在密山不可呀？！就又掀起一波回乡潮。

东大荒夏短，转眼就是秋风飒飒。还穿着单衣的官兵，寒号鸟般瑟瑟发抖，不断有人离队。谁都明白，这个样子是挺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不久，王毓峰的2团和冯守臣的骑兵营也回宁安了。呼啦啦一下子走了400多人，李延禄率领的这支又改称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的队伍，基本队伍只剩下军部和1团不足百人了。

吉东局和满洲省委都认为这支队伍“塌台了”，“塌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所断送的”。

张文偕去吉东局汇报工作，就被吉东局派去饶河游击队了。刚调来的政治部主任李发，也被调回吉东局。当初派张文偕和张奎时，无疑是寄予厚望的。而密山县委对于由著名的“上层勾结”人物率领的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缺乏热情，这回就更无所谓了。

半年间改换三次名称的这支队伍，简直成了弃儿。

宁安可以收编“平南洋队”，这密山怎么就不行？李延禄不清楚于洪仁、李范五也在顶着强大的压力。他有太多的困惑，搞不懂打日本为什么会这么难，不是难在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场外因素、内部因素。

他咬牙挺着。他知道他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只能把困惑、忧虑，乃至悲怆，都发泄到敌人头上，而且终于被他抓住机会。

9月下旬，得到情报，驻密山县城伪军陶团开赴饶河，城内兵力空虚。李延禄即派出一支队伍向半截河镇佯动，沿途大造声势，暗中调动主力和几支山林队，夜行军奔袭县城。10月6日半夜时分，枪声、口号声骤起，“是朋友交枪留命，是冤家比画比画”。驻守西门的保安队队长张保董，扯着嗓子喊愿开城门。前线总指挥杨太和，立即下令停止“比画”，放其出城。接着，其他方向攻城部队，也陆续突入城内。

打开密山县城，缴获甚丰，低落的士气为之一振，眼前的难题也得以解决，却丝毫改变不了弃儿的命运。

<h3>吴平来了</h3>

吴平是1934年9月到吉东的。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吴平同志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穿着件长袍，布底鞋，完全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打扮。举止潇洒，神态文静，眉目却显得英俊，有种感人的豪气。”

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满洲省委巡视员”，进入东北后的第一个动作，是端午节前在密山县哈达河沟里，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之一，是传达、学习“1·26”指示信，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实事求是，针对性极强的有所批判。

吴平说：指示信之前，东北党执行的是“北方会议”路线，满洲省委5月会议决议已经作了检查。这是我们党犯的错误，同志们不必背包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己，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过去认为义勇军上层领导都是反动的，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就是“上层勾结”，这是错误的。开展上层统一战线，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统一战线，并不矛盾。我们必须明了东北的特殊性，明了反日不止是哪个党派、哪个队伍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要造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2月8日，《吴平致陈亚的信》中说：

目前反日游击战争哪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

被扩大进会议的李延禄，振奋中，感觉这回是解放了。

1934年3月20日，密山游击队正式成立，曾与附近几支山林队联合行动，县委拿游击队的标准要求他们。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分管军事的副书记朴凤南，严厉批评“亮山队”、“丘甲长队”侵犯群众利益，公开鼓动士兵造反、夺权，山林队的首领火了。8月，在联合攻打汉奸地主大院后，“亮山队”将游击队一个分队缴械，抢去步枪9支、匣子枪4支和一部望远镜。县委派人交涉，“亮山”带队跑了。县委要李延禄率队到哈达河，出面通令“亮山”送还枪支，否则就出兵围剿。李延禄到了，吴平也来了。

这事得听听吴平的意见呀。他的办法挺简单，建议给“亮山”写封信，枪在你那儿也是打日本子，就送给你了，今后咱们继续合作抗战。“亮山”见信后，连忙赶来道歉，其他山林队也都服了，与游击队的关系立即改观。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

密山县委“左”得厉害，主要领导人不团结，凭主观意志办事，不把保密工作当回事。当地群众大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和领导人姓名，一人叛变，全都完了。10月上旬，吴平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改组县委，将当地人都认识的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早已寻到踪迹的敌人，半个多月后，就在哈达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真悬哪！

李延禄是没想到来个吴平，手脚立刻就舒展开了。宁安那儿也被折腾得好难好苦的李范五，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反“右倾”的进程，也不过是拖过初一，拖不过十五罢了，而且明确要求，必须在高粱割倒之前完成任务。就是说，在此期间，既要把所有“勾结”入党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军官”开除出党，肃清县委的“右倾”毒素，同时还要做好秋冬季的反“讨伐”准备。只剩下半个多月时间了，硬着头皮正折腾得焦头烂额，团省委特派员张林从密山来了，把密山的情形一五一十一讲，李范五心中大喜，这回可有救星了。

吴平是12月上旬从穆棱来到宁安的。李范五病了，起不来炕了，在泡子沿邓家油坊邓甲长家。这天进来个人，戴眼镜，八字胡，穿件深灰色长袍，提个黄褐色的药包。迈进门槛，就冲坐在南炕上的邓大娘请个安，一口南方话，介绍自己是个“种花先生”（“花”即牛痘），兼看风水、采坟茔地。他说大娘气色挺好，身板也硬实，接着便唠起家有几口人，孩子都种过“花”没有。这时李范五一阵咳嗽，“种花先生”即转过身道：你是这家的老弟吧？你的气色不好，我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用我的药，说错了算我歇歇脚，傍晌还得赶到东京城去。

李范五心头一阵猛跳，这是接头暗语。随即道：庄稼人头痛脑热不算个啥，干点儿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

吴平一把抓住李范五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我担任穆棱、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透彻精辟地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

12月10日，吴平在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吴平到吉东的使命，主要是纠正各地党组织“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吉东特委，收拾吉东局被破坏后的残局。

从密山、穆棱到宁安，这个文质彬彬的“南蛮子”，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

前面 第18章 中写到的“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5军跳出宁安老区，到新区去发展，开辟根据地，也是吴平的意见。

对于纠正吉东党的“左倾”关门主义，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吉东的作为和贡献，是全方位的。

吴平到吉东，魏拯民去东满，固然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指示，他们个人的魅力却是绝不可低估的。

吴平，原名吴兆镒，1907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受中共代表团委托负责满洲省委工作，曾任吉东特委书记。1938年2月回到延安，改名杨松，作为中宣部第一副部长，还在中央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中国历史和联共党史。1941年3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11月13日因肺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毛泽东说：“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该记住他，学习他。”

<h3>好马救主</h3>

离休前为宣化炮兵学院技术教研室主任的曹曙焰老人，1919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曹家堡子，不到1.60米的个头，挺敦实，快人快语。笔者采访20多次，进屋坐下，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昨天讲到哪儿了？”

老人说，我有个舅姥爷在穆棱县莲花泡子，我十岁那年，一家人奔去的。在那儿租地种，不合算，又去了密山县柳毛河子五道沟。那地方走出几十里难见户人家，地肥，用句常说的话，抓把土都冒油。庄稼人希图个啥呀？搭个窝棚，就起早爬半夜地开荒种地，两年间刨了十来垧地。第三年，来个姓张的地主，说明年你们得交租子了。一听这话，心凉去半截。原以为这是没主的地，刨了就是自己的，谁知道叫人跑马占圈了呀？其实是不是他的，只有天知道。要在今天，你说是你的，拿出地契呀？那时哪敢问呀，人家带着炮手。那地界杀人没人管，也没人知道。

老人说，没等交租子就事变了，遍地起胡子。老百姓不懂“义勇军”，就叫胡子。大帮胡子没什么，“缕缕嘡嘡”（形容人多，络绎不绝）就过去了，最可恶的是棒子手。你一家人南北大炕上睡着，他进屋了，拿着棒子斧子什么的，一下一个，想拿什么拿什么。有点儿风声，人们就都上山了。我有个三大爷，说大冬天上山也冻死了，没走，让棒子手打死了。

到了1935年，常来常往的就是抗联了。有个关团长，特别喜欢曹曙焰，见面就说“小嘎豆子”（小不点、小孩），跟俺走吧，还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亡国奴”一听就明白，“殖民地”怎么讲也不大懂。懂不懂，这日子也熬不下去了。当抗联，打日本，就算死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值。

曹曙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这年秋天打林口。黑灯瞎火，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跟着走、跑。冲进镇子，听到马叫，一家院子里拴匹日本大洋马。跑到近前绊了一跤，是个死鬼子，手里还有支王八盒子。

战后归来，谁也没有曹曙焰神气：骑着大洋马，腰间别着王八盒子——忘了摘枪套，不然斜挎着就更神气了。

班长告诉他，缴获东西要归公，然后由上级统一分配。

曹曙焰说：不行，这是俺得的，俺用它打日本子，又没骑回家去种地、“打围”（打猎）。

排长对他说，这是抗联的规矩、纪律。他理直气壮还是那套嗑，心里话：眼馋了？想糊弄俺，诓去自己用啊？想得美。

看到别人把缴获的马匹枪弹都交到连部了，曹曙焰傻眼了。

老人笑着说：抗联没“立功”一说。不然，我第一仗少说也能立个三等功。

1936年3月下旬，李延禄奉调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准备再派回国到关内做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4月1日，李延平率军部卫队连护送李延禄到密山县委，亲哥俩依依话别。之后，李延平率队去方正、通河，找2团和留守部队，途经勃利时发生战斗，损失惨重，同行的1团政委李守中和原3团政委邓化南都牺牲了。

准确时间不详，具体地点有人说是大四站地区，有人说是青山里西北楞。可能为新中国成立后此战仅存的亲历者曹曙焰，认为应该是后者。

从军长到士兵，一行38人都是骑兵。之前在小五站休息一天，连夜赶路，黎明时分到达那里。那是一片草甸子，前面一条进山的爬犁道。4月初的勃利，山野仍是一片洁白，山沟里积雪没膝。前面尖兵发现爬犁道旁山坡上，有堆像木柈子垛似的黄糊糊的东西，赶紧报告，军部陈副官就见那“木柈子垛”动了。是鬼子，约一个小队的样子。

李延平问：能不能打？

陈副官说：要是就这些日本子，能打。

曹曙焰老人说，这一仗是不该打的，理由很多，关键是敌情不明。一个小队日军轻易不会进山，附近肯定还有，最差也是伪军，实际上全是小鬼子。骑兵目标大，踏雪“咔咔”响，耳朵不管用。敌人可是能看还能听，它在山坡上，树很少，又是清汤林子。敌人首先发现我们，而且看准了我们就是那些人。看到“木柈子垛”动了时，距敌还有二里多远，掉转马头，他步兵怎么追？绕道不是照样去方正、通河吗？

李延平下令抢占南面的小山头，敌人则往北山上爬，双方相距也就300米左右。打一阵子，从东边上来一股敌人，少说一个小队。李延平命令重点对付这路敌人。待敌人进至百米左右时，机枪手大老于一阵猛扫，十几个鬼子当即倒在雪地里，有几个再没动弹。

这样打了半个来小时，又一股敌人从西边上来了，也是一个小队的样子。这回不能打了，留下一个班掩护，其余下山奔“马桩子”。

曹曙焰和何畏在山下小树林里“打马桩子”。骑兵下马作战，要有人看护战马，把马拴在树上，或是别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可拴的东西，就把这匹马的缰绳拴在那匹马的脖子上，通常是五匹一串，一人能看两串，比较耗费人力。“打马桩子”绳子必须系猪蹄子扣，这种扣马越拽越紧，人一拉就开，翻身就能上马。

曹曙焰老人说，敌人的火力几乎都对准了我们这支马队，轻机枪“嘎嘎嘎”，重机枪“咕咕咕”，山沟里那雪地开锅了似的，不断有人马倒下。机枪手大老于落马了，一只脚还在马镫子里，枪套带在身上，都在雪地上拖着。他胸前都是血，大睁双眼，人是不行了，我就伸手去抓那枪。机枪是抗联的宝贝呀。那雪有膝盖深，春天的雪又实称，马跑不快，跟人小跑差不多。我勒下缰绳，把身子探到右边，抓两把没抓住，就觉着小胳膊像挨了一棒子，险些落马。这一仗就回去十几个人，就何畏没受伤，我左腿和右胳膊两处中弹。那时就怕马伤着了，马没事，人就能回来，马是骑兵的两只脚啊。

老人说，军长李延平在我前边，也就二十来步远，我不知道他腿上负伤了，只看到那匹铁青色儿马脖子中弹了。只见一股红，又一股红，从马脖子上不断往外蹿血，衬着雪地，映着刚出山的太阳，那个红啊。那马却不减速。都说“骒马上不了阵”，那要是匹骒马，早熊了。儿马皮实，只要有口气儿，就会按照主人的意志玩命——好马救主呀。

吴平到吉东巡视后，4军的全盛时期就开始了。

密山游击队编为2团，“小白龙队”编为3团，之后又将饶河游击队编为4团。同时，李延禄派人到勃利、宝清、依兰等地联络山林队，许多首领都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一年后的秋天，4军已发展到7个团和2个独立旅，兵力达16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穆棱、林口、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县。

1935年6月，林（口）密（山）线上的滴道车站，进驻一个日本“宣抚班”。这是一帮政治特务。16日夜，1团长杨太和率团从陡峭的滴道后山攀援而下，将车站包围后，突然发起攻击。不巧，“宣抚班”头一天走了。此战击毙1名日军，俘虏全部伪军，并毁坏站内设施和部分铁路，使其运输中断数日。

年初，2团攻击勃利县方家沟伪军骑兵队，接着又和3团攻打依兰县土城子伪警备团团部。4月27日途经阁凤楼镇时，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给驻守伪军连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反正，被这小子一口回绝。当晚兵分三路，发起攻击，将镇子拿下。

勃利县有个日资“清水木业组合”木场，附近还有个军马场，由一中队伪森林警察护卫。3团和独立营一举将其击垮，缴获军马数百匹，木场的房舍成了3团的营地。

6月，在当地“外白内红”的爱国人士协助下，4军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建立了根据地。

4个月后，就发生3军误杀“小白龙”苏衍仁的事件。

关于由“小白龙队”改编的3团的战斗力，同年10月15日，5军政治部主任、东部派遣队负责人胡仁，在给吉东特委的报告信中这样评说：“长官无主张，下级不服从指挥，士兵表现张（慌）忙失措，序次紊乱，和山林队遇战无二也。”

可以肯定的是，苏衍仁的几个磕头弟兄在为他报仇上，是很有“战斗力”的。他们打死了在九龙沟密营养伤的伤员，其中包括团政治部主任张一武和军部卫队连连长金百万，然后率队投敌。日寇如获至宝，把这些叛徒派到吉东各地充当密探。4军在大罗勒密镇建立的秘密系统全被破坏，人员被捕，重要人物被杀害。设在牡丹江的吉东特委，也因4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去汇报工作时，被3团原机关枪连姓宣的连长认出来，招致破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

指挥的第一仗，又打成那个样子。

<h3>“四军软弱，无开展”</h3>

6月，李延平的腿伤好了，一起在勃利青山7团密营养伤的伤员也基本痊愈了。根据吉东特委指示，勃利县委让在当地活动的3军4师和5军东部派遣队就近帮助4军，并由3军4师政治部主任金策代理4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李延平指挥3军4师和4军军部、卫队连、7团，东征宝清。

6月20日出发，7月15日到达宝清县兰花顶子一带，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兰花顶子属完达山脉，为三江平原南端，北与富锦相连。这里山高沟多，每条山沟几户、十几户人家。山边为丘陵地带，村落较多较大，各村都有大户、大院套，有的还有炮楼，养的炮手。这里过去没有抗日军，当地伪军也就没打过什么仗，老百姓也不了解抗联。

李延平、金策、郝贵林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宣传群众，包括召集十家长、百家长会议，说明抗联是什么样的队伍。部队所到之处要多唱歌，这样既是宣传自己，又能一下子就显示出与胡子的区别。关于今后的行动，不能蹲山沟，要主动游击，向山外扩展。对于有钱大户，要争取他们合作抗日，如果抵抗，那就武力解决。

几天后，部队分头进入几个较大的屯子，有几家大户抵抗，很快都被制伏。打进去后什么不动，但要罚款，每户500元至1000元，并向群众公布。之后，周围大户、百家长和双柳河子伪自卫团团长都来求见，说山沟子人没见过世面，不开化，不知者不怪，现在都欢迎抗联。伪军伪警察龟缩据点不敢动。部队进出大院套征粮征款，不少青年农民要求参军。

局面打开了，郝贵林和金策率领3军模范师继续东征虎林、饶河，李延平带4军留在当地活动。

1937年是东北抗联大发展之年，四大游击区各部频繁出击，发展壮大，11个军达3万余人。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伪军动摇、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形势之好，有人用“骑大马，逛大屯”形容之，意即可以公开活动，不像过去那样总躲在暗地里打了就跑了。

但是，“四军软弱，无开展”。

1师1团长满景堂，抽大烟，丢下队伍和女人鬼混，还与日本人联系，要拉队伍投降，经审讯处死，保住了队伍。1935年冬2团随3军活动，这年秋天才回4军。3团团长吴明月夏天牺牲后，再无团长，队伍随1团活动。

2师师长李天柱，9月攻打国强街基牺牲后，队伍没了核心，基本散了。

3师没散，师长宫显庭躲在密营里，保存实力，不听指挥、调动。

4师9团团长丛海山，要杀军部派去的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和青年科长曹曙焰。师长刘振国说你们走吧，俺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不久，丛海山宣布9团脱离4军，刘振国也离队了。只剩下个10团，团长唐青山又被“老来好队”杀了，4师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样子的4军，还能有多少战斗力？

李延平，1903年生于延吉县城郊，学过皮匠、开车，之后种地。1932年参加救国军，任参谋、补充团副官、绥宁游击队支队长。1933年冬被组织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返回东北战场。1936年3月任4军代理军长，1937年11月任军长。

曹曙焰老人说，李延平中等个头，性情温和，是个好人，就是能力不大行。带兵打仗，得当机立断，有主见，有威严。那时人们觉得他这人软，说他不“压茬”（能镇住场面），没股子“煞楞”（果断、干脆利落）劲儿。也是没经验。你想想，团长没当过，一下子把军长的担子压到肩上，搁谁那也是够戗。那时对苏联崇拜得很，听说他在苏联读过两年大学，就觉得这人可是了不得，后来觉得他就是个学生了。第一仗一下子牺牲两个团政委，一多半人没回来，他痛苦，也更缺乏自信了。

老人说，4军除了2团，几乎都是山林队改编的。这种队伍比较复杂，你强大时他跟着你，看你软弱就想自己的道眼了。青山里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残兵败将跑去7团宫显庭的密营，那个狼狈呀。宫显庭后来为什么不听调动，他看了能没想法吗？派我和朴德山去4师做政治工作，有人要杀朴德山，把我们撵走了。4军要是兵强马壮，或是老军长李延禄还在，或是换成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他们敢那样对待我们吗？

赵尚志恨不能统兵百万，杀去东京，李延平则认为自己当不了这个军长。

李延平说，都怪俺无能，把队伍带成这个样子，很对不起党，希望领导上另派一位军长。

他是真诚的，说这话时已向吉东省委表达了这种愿望。

<h3>周保中整顿4军</h3>

1937年9月29日，吉东省委在依兰县四道河子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联第2路军（所属部队为4军、5军、7军、8军、10军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选举周保中为2路军总指挥。

按照省委决议，会后周保中即着手整顿各军，首先是4军。

11月下旬，周保中与勃利县委书记鲍林，来到宝清县大叶子沟4军密营，与李延平等人商定，将4军整编为两个师。1师师长张相武，政治部主任由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任，2师师长宫显庭，一个月后变为王毓峰。每师编3个团，实际1师只编了2个团。

有人是主张撤换李延平的，周保中没这样做，而是给他带来一位副军长、原5军2师师长王光宇。实践证明，这是深谋远虑的，既以4军发展、前途为重，又兼顾了各个方面的明智之举。在某种意义上，在当时的吉东党内，也只有周保中才能处理得如此圆满、稳妥。

东征宝清前，因黄玉清要带1团继续在勃利活动，李延平几次给勃利县委写信，要求金策到4军代理政治部主任。在宝清，无论哪个军的部队来了，李延平都高兴，感到信心、力量，与之共同作战。无论能力如何，他都是个识大体、顾大局，有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献身精神的人。如今，有个精明能干的副军长，师团领导也大都换了，上上下下都有股子向上的劲头，他那心劲儿自然也不一样了。

4军又活跃起来。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二十二章 下江劲旅

<h3>冯治刚和张传福</h3>

东北人说乡下人土气，就说他“一脑袋高粱花子”。汤原游击队创始人、6军的两任军长夏云杰、戴鸿宾，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脑袋高粱花子，也是乡下人的6军参谋长冯治刚就是一身书香了。

冯治刚，1908年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第二年冯家走北荒迁到汤原县太平川耿贵屯。小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县司法科录为雇员，后升任科员。这在土坷垃里刨食吃的乡下人眼里，能在县衙门里当差，几乎就是跳龙门了。要不是“九一八”事变，那“龙门”也说不定会一级级跳到哪里去。据说县里那些大人物，都看上了这个聪明好学又英俊帅气的小伙子，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他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外，有空就是看书——事变后看得最多的是《孙子兵法》。

小兴安岭东北侧有3个金矿，黑金河、亮子河两个金矿被日寇占领，就剩格金河还在中国人手里。日寇占领汤原县城后，冯治刚来到格金河金矿当文书、会计，为经理刘纪三出谋划策，组织护矿队，利用有利地势阻击日伪军来犯，有时也与汤原游击队联合作战。

1934年4月，戴鸿宾、冯治刚率领两支队伍，把太平川人称“粱二爷”的伪自卫团30多支枪缴了。不久，伪县公署又给这支伪自卫团配发枪支，又被缴了。两天后，伪军屠旅400多人，将两支队伍包围在于罗锅屯。从上午打到下午，为了掩护救护伤员，屯子里就剩下冯治刚和4名队员了，其中还有伤员。冯治刚一支匣子枪在前开路，其余人帮扶着伤员往外冲。他说俺没倒下就跟着俺，俺倒下了别管俺，冲出一个是一个。

这次战斗伤亡很大，冯治刚的哥哥也在突围时牺牲了。

刘纪三说，咱别自不量力了，这日本子打不了，散伙吧。金矿也不要了，带着家眷回克山县老家了。并告诉冯治刚，你也“踅摸”（寻找）个地场“迷”（躲、藏）起来吧，别再惹乎日本人了。

冯治刚自己拉起支队伍，报号“文武队”，在汤旺河谷、小兴安岭继续抗战。

王钧老人说，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监督就是县长，翁婿俩都是有影响、有血性的人物。冯治刚中等个，浓眉大眼高鼻梁，沉稳、果断，文韬武略，智勇双全。戴鸿宾劝他参加游击队，他没看起戴鸿宾。他觉得你一个“半拉子”，一脑袋高粱花子，能带百来号人打日本，我哪点都比你强，就想比个高低。这人心气高，也真有本事，打些好仗，队伍很快从7个人发展到60多人。同时也看明白了，游击队有共产党领导，这是谁也比不了的。

冯治刚胆大心细，指挥作战周到缜密稳准狠。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是1937年4月28日攻袭汤原县城。

4月初，县委得到情报，敌人正在策划一次大搜捕，要把全县有抗日嫌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抓起来。怎么办？冯志刚说以攻为守，打开县城，就能破坏敌人的计划。有人说主力西征了，就剩个留守团百多人，还能打县城？打日本人占了汤原，谁把县城打开了？冯治刚便把自己的设想一一道出，一些人仍是将信将疑。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里应外合的突然袭击。

两条十字街，将汤原县城分割成几片。西北是伪县公署和警察大队，西南、东南为日伪军，中心十字街一个大碉堡。半夜时分，从打开城门到控制各要害部位，留守团和各区农民自卫队两千多人，都有内线接应、引导。冯治刚率主力奔到伪县公署大院时，墙外早有人架上梯子，“更夫”敲着梆子，不紧不慢地喊着“平安无事”。

第一枪在伪县公署大院打响，枪声和在铁桶里炸响的鞭炮声，就把一座汤原城震撼了。与伪军、伪警察早有沟通、默契，300多人缴械投降，包括伪县参事官在内的40多个鬼子被击毙，伪县长被活捉，同时砸开仓库、监狱。天快亮时，各路人马分头撤出城外，满载而归。

王钧老人感叹：两千多临时凑集起来的各区农民自卫队，能组织、调动到这种火候，也只有冯治刚了。

格金河两岸几十里，小屯十几个，总名叫太平川。

太平川又分东太平川和西太平川。东太平川西头有个伪自卫团，30多人大多是炮手，论战斗力在汤原县是最棒的。团长张传福三十多岁，中上个头，虎背熊腰。张家兄弟几个30多口人，有车马和300多垧土地，还开着油坊、粉坊，可谓家大业大。张传福不仅善于当家理财，还有一手好枪法，方圆几十里的胡子都怕他，说话、办事也像打枪一样有准头。

不过，眼下一颗心可是七上八下的没谱了。

游击队把屠旅打垮了，把东二堡、鸭蛋河自卫团缴械了，把西太平川打开了，下一个不就轮到东太平川了吗？没想到两支撸子起家，能把局面闹得这么大，整个汤原北都成游击队的天下了。如今老百姓张口就是“反日”，他也是中国人，也想打日本子，给子孙后来留个好名声，可游击队、共产党会怎么看他呀？日本人占了汤原后，要各地成立自卫团，说是打胡子，保护地面，大家就推举他当了团长。虽说没跟游击队打过仗，那也是给日本子当差，不就是汉奸、走狗吗？

一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把兄弟王甲长和蔡玉斌来了。

唠阵家常，酒菜上来了。三杯酒落肚，话题就转到游击队、冯治刚和刘铁石身上了。刘铁石是汤原县最有学问的人，你说他走的那道能错吗？冯治刚的老丈人季监督，那叫县太爷呀，领着一家老小躲进山里，宁肯病死，也不给日本子干事。大哥你是太平川一等一的好汉，看着眼下这局面，兄弟都替你着急上火呀。

张传福叹口气：俺跟你们不一样呀。这道一步走错了，还能走回来吗？

蔡玉斌说：过去错了是小错，知道错了还错下去，那可就错大发了。日头月亮也有蚀的时候，知错改错就是大丈夫。只要你真心打日本子，谁还会惦念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呀？

张传福不知道蔡玉斌是地下党，王甲长是反日会会长，但是知道他们跟游击队有联系。就说：你们有空给俺说说，就说俺张传福也是个中国人，有心出来反日，想跟他们说了算的人唠扯唠扯。

蔡玉斌就向县委汇报了。

县委书记夏云杰召集会议，他说：张传福在汤原的名气挺大，他要能出来反日，比咱们打两个胜仗影响还大。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俺就去一趟，让他“定砣儿”（决定下来）。

戴鸿宾说：万一是个圈套呢？夏书记是拿大事的人，有个好歹损失就大了。俺看还是俺去，俺觉着俺能把事办利索。

大家都认为戴鸿宾说得对。夏云杰把游击队埋伏在张传福自卫团附近，谈判地点也派去几个党团员，暗中保护。

谈判是在王甲长家进行的。

谈话进入正题，戴鸿宾说：张团长，你不能光看汤原游击队有多少人，红地盘有多大。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有周保中，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那才叫大部队呢，打日本子甭提多厉害了。

张传福说：戴队长这话，俺有耳闻。俺张传福是个中国爷们儿，打日本子没二话，就是怕共产党信不过俺，说俺降过日本子。这两天有的弟兄还提起于九江，俺就更不能不犯合计了。

戴鸿宾就叫上“大哥”了：俺听出来了，大哥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可你说错了。于九江是什么人？大哥你是什么人？他是胡子头，你是打胡子的好汉，这不是拿老鸹比凤凰吗？大哥你瞅着，凭你这身功夫，往后队伍几千几万发展起来，还得让你当师长、军长呢。

张传福伸手撩开大衣，掏出匣子枪拍在桌子上，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h3>“中心干部”夏云杰</h3>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军事委员、县委书记。

如戴鸿宾所言，这是个拿大事的人。

1934年7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夏云杰任政委，戴鸿宾为总队长，参谋长张仁秋，全队近500人，编为3个中队。

一口山东腔，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政委，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确定政委为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以政委签字生效。这样，以往有民主、无集中，一百张嘴乱当家的极端民主化，立刻得以纠正。

二是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过去只讲下层统一战线，现在要不忘下层，抓紧上层。张传福率团反正，冯治刚的“文武队”参加游击总队，都是在夏云杰统一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主动出击，扩大游击区，开创红地盘。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以陷马沟为中心，向周边拓展。夏云杰指挥骑兵，联合一些山林队不断攻击黑金河、太平川的敌伪据点。与胜利为伴的，自然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游击区、红地盘的扩大。

年底，汤原县已有党团员1000多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等群众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屯，仅反日会会员就达5000多人。

1936年冬，《朱新阳关于北满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中说：

六军的主要特点是地方与队伍工作的配合，其次是内部党的组织与政治教育的良好与对群众影响的良好。自与三军会合后，为一九三六年北满反日部队中发展最快的，差不多发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引起了日满的极大注意，而且为经济生活最优裕之部队，而且为军事纪律严整之部队。

如今挺有名的鹤岗煤矿，那时叫矿山镇，驻有日本守备队和两个伪矿井队，戒备森严仅次于汤原县城。鹤立区委书记高雨春潜入镇内，住在反日会员施庆久家。施庆久是矿业次长金井建吉的卫士，深得日本人信任。高雨春在工人和矿井队中发展许多反日会员，敌情了如指掌。

1936年5月22日，夏云杰指挥6军攻打矿山镇。矿山周围拉着电网，先用锹镐把下边挖空些，再用大木杆子把电线撬起来，人就钻过去了。3团长冯治刚率3团炸毁吊桥、车库，封锁了日本守备队和矿井队的营房，夏云杰带主力顺利冲进矿业所，很快结束战斗。

这是6军成立后夏云杰指挥的一次较大的战斗，其战果当然不仅在于消灭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物资这类硬件。

11月21日，为远征佛山（今嘉荫）筹措给养，夏云杰率队在丁大干活动时，被汤原县伪治安队伏击，一条大腿被打断，流血过多，五天后牺牲。

在大雪飘飘的1936年11月，东北抗联连失两位军长：王德泰和夏云杰。

<h3>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h3>

夏云杰第一次负伤，是1934年6月攻打太平川西大岗“连环窑”（农村相邻的大院套，各家联防，时称“连环窑”），伤在头部。第二次是同年末，伤在哪儿没有记载，很重，在密营治疗5个月才好。他参加革命前抽过大烟，这次重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了。

如今听说谁吸毒，这个人基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废了。当年不然。一是后面将要写到的，那时种大烟的非常多，很容易弄到，烟土还像货币一样在市面上流通，钱毛（指货币贬值——编者注）时甚至只认烟土不认钱；二是穷人有病没钱治，吃点大烟顶一顶，在乡下是太平常的事了。前面说过与山林队统战、联合，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抽大烟的有多少。那种职业，山林生活，冬寒夏潮，有几多不落下这病那病的？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也只有大烟了。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少有没有负过伤的，也就少有没吃（吸）过大烟的。负伤了，黄豆粒大小吃一块，就能止痛，就能跟着队伍跑回来。但是有规定，只能吃3次，之后再痛也只能忍着，再吃就上瘾了。

夏云杰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光是上瘾了，而且还在于他是汤原游击总队的政委。党代表吞云吐雾抽大烟，什么形象，什么影响，还怎么带队伍呀？

大家看着着急，一些人就劝他戒烟。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烟瘾上来，哈欠连天，鼻涕眼泪齐流，实在挺不住时，就满山遍野地狂奔。

据1937年7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记载，是“自行倒悬梁上，以抗烟瘾，卒将鸦片戒除”。

汤原游击队成立时，40多人只有几个汉族。这时的游击总队，除了夏云杰、戴鸿宾和张传福，中队以上干部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这就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一些人当面提出意见，背地里也不能不议论，当然也谈些别的。有人不会说汉话，有的会说也是结结巴巴的，自然就说朝鲜话。夏云杰就觉得这些人在搞小动作，反对他。

就在这时，有个叫赵东国的队员，被派到地方执行任务时被捕了。这样的人归队后都要受审查的。他先说是自己跑回来的，后来被刑讯逼供，又说是敌人放回来的。放回来让你干什么？你都跟谁联系了？他们是不是“民生团”？结果就把朝鲜（族）官兵全咬出来了。

先是参谋长张仁秋被枪毙，接着是两个中队长柳东镇、崔去默，小队长朴东善和队员金浩景等人。张仁秋就是前面 第2章 中，和崔石泉一起到梧桐河办模范学校的那个教员，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外号“张大个子”。只有十八岁的刘恩淑，就因为是张仁秋的妻子，未经任何审讯就枪毙了。队员李东善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成了“向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证据，自然也被处死了。

其余的朝鲜（族）官兵，都被关在房子里，一个一个地被提审，许多人被拷打逼供。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因为他给夏云杰当翻译。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政治委员夏云杰同志，自己以一身领导队伍及汤原地方党正腐化骄纵吸大烟等经济自私滥用和账目不清楚，行动是十足的官僚官阀。取消党和政治工作，民生团虽被肃清，但在政治上已经被民生团抓着了中心群众及部分干部，已经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有些干部认为不杀老夏，革命不能干的形势。如戴鸿宾、陈少宾、裴耕田、徐文斌、张兴德等……不能以党的应有的斗争去解决一切。

六十五年后，在北京李在德老人的家里，老人对笔者说：

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叫“民生团”，也不明白张仁秋这些人怎就成了“民生团”、“反革命”。裴敬天是3中队长，他和裴成春裴大姐是亲姐弟，裴敬天是三弟，另两个弟弟都是游击队员，这时都牺牲了。我们都是梧桐河出来的，知根知底。他们也是豁出去了，审讯时就说我们全家出来革命，两个哥哥牺牲了，仇还没报，我们倒成了“反革命”。裴敬天声泪俱下。裴大姐也说，谁都知道李在德她妈是怎么死的，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怎么也成了怀疑对象？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打这以后，就不提审我了，裴大姐好像也没再被提审。

我从小就爱说爱笑，大人都说我不像个丫头，没个稳当样儿。父亲牺牲时，我五岁，什么不懂。母亲牺牲后，我稳当了一阵子。参加游击队后，革命队伍大家庭，大家都把我当做小妹妹，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可反“民生团”后，我就彻底“稳当”了。那时朝鲜族同志见面，能说汉话的都说汉话，不会说汉话的也不说朝语，像不认识似的。十年后我在和龙县当妇联主任，那儿几乎都是朝鲜族人，我突然发现好多朝鲜话都不会说了。

<h3>“戴半拉子”</h3>

夏云杰牺牲后，6军召开非常紧急会议，推选4团团长戴鸿宾为军长。

戴鸿宾，近1.80米的个头，挺壮实，稍有点儿驼背。他1911年生于奉天省抚顺县两半山屯，八岁随家走北荒迁到汤原县西北沟靠山屯，为汤原游击队创始人之一，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总队长。6军成立后，为2团长、4团长、代理军长、军长。前面引用过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组织概况》，这样写道：

总队长——老戴（鸿滨），二十六岁，雇农，“九一八”时入党，参加过汤原第一次游击队（后失败消灭）及第二次新游击队的创造，作过区的宣传两月，在义勇军“春山”队内作过四个月工作。斗争坚决。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能执行党的路线，党内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信仰，军事上有些经验，学习精神稍差。

新军长上任后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是执行北满临时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决议，指挥6军主力西征，开辟黑嫩平原游击区。

1937年7月，戴鸿宾率军部保安团、直属特科连（炮兵）和2师4团、5团、4师11团、14团，踏上征途。戴鸿宾吸取3军的教训，避开城镇，在荒无人烟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穿行，20多天后到达绥棱县八道林子，与6军先遣队3师和3军6师会师。

大量部队集中一地，是游击战大忌。戴鸿宾认为应在尚未被敌人发现之前，攻打据点，获取补给，以利下一步行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先打叶家窝棚。

张光迪指挥3军6师，一举拿下侯家窝棚，将伪自卫团全部缴械。6军2师也在预定时间，解除广林屯伪自卫团武装。叶家窝棚外围据点扫清了，先头部队却走错路，惊动了敌人。突袭变强攻，硬打两个来小时，牺牲20多人，负伤40多人。敌人援兵到了，只得撤退走人。

失利原因，都说是戴鸿宾指挥失误，迷信特科连那门迫击炮。西征途中炮弹受潮，发射数十发只响两发。倘非如此，是不是能打下来？缺乏经验，不懂得怎么摆弄炮，是不是个重要原因？

首战受挫，17天后捞了回来。8月27日，进至海伦县李刚烧锅时，与满载日军的3辆汽车遭遇。2师先发制人，击毁2辆，毙伤30个鬼子，缴获一批武器，还有挺重机枪。

但是，这次西征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戴鸿宾率队返回汤原。

对西征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也好，首次远征，没有经验，缺乏自信也罢，都不是中途折返的理由。更不用说3军的实践已经证明，开辟黑嫩平原游击区是可行的。戴鸿宾被开除党籍，仍然代理军长。

在党籍得失上，戴鸿宾与赵尚志颇有几分相似，却又不可同日而语。

雇农出身的戴鸿宾，十岁出点头就给人扛活，是有名的“戴半拉子”。当了军长，一些人不好意思再叫他“戴半拉子”了，可叫惯了，有时还是免不了脱口而出。

自夺枪开始，无论笔者写到，或是没写到的，这个一天书没念的“戴半拉子”，几乎阵阵不落，且时有精彩表现。没人知道戴鸿宾倘若学富五车、熟读兵书会是什么样子，抗联6军战史中的活生生的“戴半拉子”，是不可多得的精英人物之一。用乡间老人的话讲，那叫“人精”。

游击队的枪让胡子搜去了，戴鸿宾想出个招儿，和队长长袍礼帽去见胡子头，自称“县政府便衣队”，连蒙带唬，想把枪弄回来。虽未成功，也见其聪明、智慧，用那时的话讲叫“有道眼”。游击队站住脚后的第一次战斗，他竟能看中葫芦脖子那样的地形打伏击。至于只身去和张传福谈判，那就不用说了，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如果、万一和不测呀？

可说他的“弱点是有些恐怖情绪”，也并没错，甚至好像还带有一种预见性。

<h3>张寿篯——李兆麟</h3>

1936年2月，赵尚志率3军主力回师庆城、铁力途中，写信指示6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老钱柜。

老钱柜位于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中游，是为伐木工人发放钱粮的地方。小兴安岭南靠张广才岭，连接完达山脉，松花江主要支流汤旺河在汤原境内流长400多公里，汤旺河的700多条支流则成了小兴安岭的血脉。这里无霜期每年只有100天左右，气候恶劣，人迹罕至，只有少数猎人和山民才能进出，自然是建立密营的天然去处。

汤旺河沟里有帮胡子，头子于桢，百步穿杨，人称“于四炮”，手下多是猎人出身，个个枪法了得。他们霸着汤旺河沟里，进山伐木、烧炭、打猎都得给他们纳贡，别的胡子都怕他们，没人敢惹。日寇占了汤原后，用钱收买，将100多人编为森林警察大队，于四炮为大队长，并有7个日本警察担任指导官、教官，保护日伪砍伐木材，有时还偷袭抗联。

张寿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王钧老人说，这人有本事呀，制定个奇袭智取计划。当时正准备打鹤岗煤矿，主力都在军长夏云杰那边，这边只有个戴鸿宾的4团。洼丹岗区李凤林的游击连挺能打，附近还有个“阎王队”20多人，都调来，就顶风冒雪出发了。3天后天擦黑时赶到岔巴气，是敌人的第一道卡子，河边一幢木头房子，对岸两个大院套。张寿篯认为不能冒失，和戴鸿宾一商量，果断决定，先抓俘虏。这一仗打得那么漂亮，关键就是对敌情了如指掌。

李凤林趴到木头房子窗前，用舌头舔破窗户纸一看，两个警察坐在炕上喝酒。他一摆手，王钧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去，大张机头的匣子枪就对上了。

押着两个警察去河对岸大院，哨兵老远就拉着枪栓喝问。被张寿篯用枪口顶着后背的警察，说是俺们俩回来了。再问后边怎那么多人，就说是山下驮粮的老百姓。到得近前，王钧突然上前，戴着手闷子的手捂住哨兵的嘴巴，脚下一个绊子，把他按在雪地上。李凤林带一队人直扑东院，十几支步枪从窗户捅进去，大喊谁动打死谁，就进屋缴枪。

这里驻守一个中队，西院是中队部。张寿篯和戴鸿宾带人冲进去时，几个头目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个满头黄毛的小子挺机灵，捞起烟灯打向门口，就势翻身跃起去墙上抓抢。张寿篯“吧”的一枪，打在黄毛手前寸把远的墙上。这小子还不老实，王钧抢上炕去，一把薅住那头黄毛，差点儿把脑袋按进肥大的缅裆裤的裤裆里。

关键是抓住了于四炮的把兄弟，人称“五炮”的中队长宋喜斌，由他带路，迷惑敌人，没费什么事就把老钱柜的敌人缴械了。

老钱柜里面的松树沟，有两幢挺漂亮的木头房子，指导官森山住一幢，另外六个鬼子住一幢。李凤林带着10来个人，把房子围住，就进了森山那幢。这小子也躺在炕上喷云吐雾。李凤林没理他，上炕去摘挂在墙上的王八盒子。森山“嗷”的一声，拦腰抱住李凤林，想把他摔倒。李凤林人称“大老李”，又高又壮，只一下就把这小子甩到地上烧得通红的炉子上。瞅着杀猪般号叫的森山，李凤林随手给了一枪。

张寿篯指挥的这场战斗，消灭7个鬼子，俘虏100多伪军，缴获1挺机枪、100多支长短枪、上万发子弹和1部电台，还有几万斤米面和两大缸大烟土，为在汤旺河谷建立密营扫清了障碍。

前面说过，张寿篯就是国人熟知的李兆麟。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抗联教导旅官兵回国前都改了姓名，原名李烈生的张寿篯，再次化名“李兆麟”。而他在东北抗战中长期使用的化名“张寿篯”，则鲜为人知。

1909年，张寿篯生于奉天省辽阳县西小荣官屯，高小毕业回家务农。1930年因宣传反日被捕，同年在北平入团，第二年转党，被派回东北，在义勇军中工作。1932年10月到本溪湖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任奉天特委军委干事兼兵委负责人，9月任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1934年4月后，先后任珠河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代理政委、宣传科长、3军1团团长、2团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6军政治部主任，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写于1942年9月10日《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自称“受过党六次警告，二次严重警告，都是政治上的错误”，并说：

十月因敌人大举讨伐，我提出“冲破敌人的包围，开辟新游击区”的口号，与省委巡视员和县委的意见对立，省委认为这是逃跑主义。省委当时主张“保护游击区，不让敌人进游击区”的口号，以及未能经常给省委写报告，手枪放火不谨慎打伤自己同志等等五条，省委撤销我的领导工作代理政治委员，党的处罚，给我严重警告。十一月赵尚志负伤，我以宣传科长的职务，在冬季日寇大讨伐的严重情况，配（合）地方党部支撑珠河、延寿、宾县的活动局面，打击敌人保持实力。十二月司令部派我到方正县领导第六总队，开辟了方正的新游击区，与土龙山民变的谢文东部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团结了广大山林义勇军。

这位身材魁梧，大眼睛，高鼻梁，相貌堂堂，严肃、稳重，好像不易接近，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的东北汉子，阅历丰富，有着坚强的意志，善于独立思考，是那种能担大任的职业革命家——他的精彩华章，主要是在担任3路军总指挥之后。

<h3>“树林子不是根据地”</h3>

汤原游击队攻打太平川“连环窑”，引起震动。张传福率自卫团起义，影响更大。人心所向，有钱大户纷纷靠拢游击队，穷苦百姓自不待言，太平川遂成红地盘。再以太平川为中心，向格金河、黑金河、西北沟、吉星沟、穷棒子沟、竹帘镇等地扩展，所到之处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自卫队，1936年春还成立了汤原县人民政府。红地盘内民众站岗放哨，保卫家乡，为抗联送情报、粮食，并参军参战。像吉星沟，40多户人家，先后有20多人参加游击队、6军。

这些与前面叙述的其他地区的红地盘大同小异，更能显见汤原人民同仇敌忾的，是1937年9月18日格金河区大暴动。

鬼子曾偷袭吉星沟，烧杀完后就走了。格金河区委所在地四合村，20多个鬼子驻进丁家粉坊大院不走了，守备司令叫明越。鬼子在吉星沟杀害10人，除1名为自卫队哨兵外，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赵玉峰的女儿跑到河边被抓住，强奸后推入河中淹死。在四合村，这帮禽兽枪杀两个甲长，又将尸体挑刺剁烂，扔到门外粪堆上。

汤原县委决定发动群众，9月18日举行反日大暴动。既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也想引蛇出洞，把这帮魔鬼灭了。

17日夜，各区数千人带着老洋炮、大刀、扎枪和棍棒、锹镐、斧锯，会聚到格金河宝宝山一带，锯倒30多根电线杆子，烧毁格金河上两座桥梁，并在宝宝山至老母猪岗挖掘6公里多长的堑壕。妇女会、儿童团给送水送饭。6军3师及各区游击连，则早已部署停当，准备阻击各路可能出扰之敌。

18日上午，宝宝山上红旗招展，暴动民众召开誓师大会。县委书记高雨春讲话，号召人民牢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和全国人民一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沿途村民散发传单，并派人给明越送信，跟他叫号：你不是天天叫嚷要打抗联和抓“通匪”的人吗？今天都送到你眼前了，请你出来打吧抓吧！

暴动期间，驻县城和其他地区的敌人，始终未敢出动。而明越这个魔头，先是“武士道”变成缩头乌龟，接着就化装成老百姓，天黑后自顾自地跑去县城。其余的鬼子，也都只剩下逃命的“道”了。

有这样的红地盘和人民，6军成为下江地区一支劲旅就是自然的了。

4军军部密营设在大叶子沟。大叶子沟位于宝清、富锦两县交界处，沟口有两个屯子，李金围子和杨荣围子。杨荣围子西边有个孤立的方家大院，是进出大叶子沟的必经之地。方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家大业大，院墙高厚，修筑炮楼，养着炮手。

4军刚到这里时，李延平让军部陈副官去方家，说明我们是抗日联军，不抢不夺，但要住下房子，用些粮食，希望合作。陈副官去后半个多小时回来了，说不行，他们骂咱们是胡子，让咱们走，不走就打。李延平让陈副官再去一趟，告诉他们我们就是路过，让他们别妨碍我们，这样双方相安无事。陈副官走了10多分钟后，李延平下令部队成一字队形，拉大距离从方家大院西边通过。正走着，大院里枪响了，是冲天上打的，警告停止前进。这时陈副官也跑回来了，说不行，不让过。

部队趴在待割的高粱地里。怎么办？大家都觉得这样就向后转太丢人，没面子，往后还怎么在这地界活动？就决定打。官兵在高粱地里毛腰前进，接近大院后，机枪、步枪向炮楼上射起来。从下午4点多钟打到天黑，根本攻不动，秘书彭施鲁还负伤了。

彭施鲁老人说，杨荣围子有伪自卫团，我们没把他们当回事儿。用那时的话讲，那叫“官家的买卖”。伪满时讲“磨洋工”，给日本人干活尚且磨洋工，这卖命的事谁肯舍命向前？这地主大院就不同了。炮手是花钱雇的，地主不会随便什么人都用来充数。天下的男孩子都喜欢枪，如今是玩具枪，那时有钱人家玩的可是真家伙。继承、发达家业，不光需要经营头脑，还得有保护家业的本事。多少有钱大户都让胡子打开了，从此家道败落。像汤原县三大户之一的夏家，有上千垧土地，200多支枪，还有机枪、小炮，被胡子抢了，从此一蹶不振。那时有钱人家的男人，少有没枪的，甚至一家就是个武装单位，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且，这些大院从选址时起，就是有打仗眼光的。像方家大院，孤零零建在个坡岗上，居高临下，周围都是开阔地，光凭轻武器，怎么打？

1937年1月，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30多名骑兵，来到大叶子沟密营，免不了又唠起方家大院。路过那里得绕圈子，而且有这么个“钉子户”钉在那里，其他一些大户就有了榜样，影响根据地的开辟。如果他们再跟日寇勾结起来，那对密营更是一种威胁了。

黄玉清出个主意，并由他亲自率队实施。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方家大院门前来了一队“皇军”，叽里哇啦一通“日本话”，要进去搜查“马胡子”。这回方家人可惹不起。黄玉清在门口留下一个班警戒，进院首先占领炮台，待把枪都收缴了，就实话实说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方家表示认罚，并承诺与抗联合作。

东北抗联11个军，少有没打过这种大院的。成功的战例，几乎都是化装智取。像富锦县头号大户何木林，那时连伪县太爷都少有车坐，何家光小轿车（那时叫“小卧车”）就有两辆，别的就不用说了。戴鸿宾穿上伪警察署长的服装，徐光海扮作日本指导官，裴敬天为翻译官，用朝鲜话当日本话糊弄何木林，就进了何家大院。

从当年到今天，笔者都未见到称方家为“反动地主”、“汉奸”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方家确实兑现了承诺。

无论何时何地，大户大院那威严、厚重的大门，都不会轻易向任何不知根知底的武装开启。你说你不抢不夺，那些使大户家破人亡的胡子，说得比你还好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想与你为敌，就像他们给“皇军”开门，并不等于甘愿当汉奸一样。他们只是信不过你，而且认为能够抵抗得了你，而日本子是抵抗不了的。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选择日本人当靠山。实际上，在那种乱世，特别是各种武装常来常往的偏远地区，他们希望与任何武装都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绞尽脑汁为的就是两个字：生存。

方家大院不再是“钉子户”了，其他大户自然都跟着走了，杨荣围子和李金围子一带，很快成了红地盘。

打下老钱柜后，3军、6军在人烟绝迹的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大青山、帽儿山、锅盔顶等10多处密营，这是东北抗联经营得最成功的密营群之一。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将密营误作根据地。

1941年3月28日，张寿篯说：“树林子不是根据地。”

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那么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关内都没有密营或类似密营的处所。密营里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可以办学，当然也能储存粮食、给养，后期还开荒种地。官兵有时也会一师一团地到密营休整一段时间，但这都是临时的、无规律的。除了后勤人员和伤病员外，平时密营里没有战斗员存在。如果说山寨是胡子的活动基地，那密营就是抗联的后勤基地，而且只能是部分的后勤基地。

根据地必具的条件是人民。没有人民，根据地就没了根。

密营是一种极个别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的产物。抗联之所以不得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建密营，只是因为那里远离人群，比较隐蔽、安全。而当抗联只能依托密营进行活动时，那就是最艰苦的时日到了，甚至就是最后的斗争了。

<h3>小丫头</h3>

李在德老人说：

我参加游击队后第一次战斗，是在格金河沟里的炭窑。天快亮了，我们正准备出发，汤原县伪警察大队来了，想包围我们。步枪、机枪那个响啊，还听他们喊“大裤裆”没多少枪呀，抓活的呀。游击队大都是朝鲜族人，朝鲜族衣服肥大，他们就叫我们“大裤裆”、“大裤裆队”。

枪一响，我就蒙了，有的吓得尖叫，有的顾头不顾腚趴那儿一动不动。男队员枪都不够，女队员哪有枪呀？那时也没经验，想不到让徒手队员抢救伤员，有人嫌我们碍事，就让我们“到一边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着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瘫那儿了。

1930年为准备武装暴动，梧桐河模范学校办军事训练班时，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也拿根棒子练队列，练站岗放哨抓特务，搞紧急集合、野战演习，还练胆量。练胆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让你去坟地送情报，把张纸条压在哪个坟头的什么地方。好大一片坟地，白天走到那儿，一些人还得唱歌给自己壮胆。这回领导还安排个人在坟地里，怪里怪气地学什么鸟兽叫，或是坐在那里抽烟，烟袋锅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样。经过几次，慢慢地，枪一响就能判断出距离，再判断敌人是奔你来的，还是和什么队伍打起来了。是抗联？山林队？敌人是日军？还是伪军？包括双方兵力，听枪声也能判断出个“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该冲上去增援，还是就地抢占制高点——当然得听指挥员的了。

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孩子，照顾我。行军过河，有时水深流急，就背我过河。刘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参军前我们是邻居，我叫他叔叔，后来他牺牲了。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河，我就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宽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说：来，丫头。

到个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抗联，见到队伍就想跑。我们就摘下帽子，让他们看我们是女的。女人当兵，看着稀奇，拿着枪也不像对男人那样害怕。我们就乘机进行宣传。一些男队员就说：这帮丫头片子真厉害，一个个“嘴茬子”（口才）“吧吧的”（类似呱呱叫）。

东北人管姑娘叫“丫头”，大姑娘叫“大丫头”，小姑娘叫“小丫头”，还有叫“丫头片子”、“丫头蛋子”。因为我年纪最小，前面又给加个“小”字。打李敏参军上队后，这个“小”字就送给她了。

李敏老人说：

我的母亲是农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岁。母亲下地干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几天后就不行了。料理完后事，人们都走了，我说：爸，从明天起，我做饭了。爸爸瞅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转过身去，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父亲叫李石远，1920年前后从朝鲜来到东北。我记事时，就听他唱首歌，头两句是“两千万同胞联合起来，墓地下的灵魂也要抗战”。他是安邦河区第三任区委书记，1938年秋为抗联筹粮时牺牲的。那时我参军快两年了，参军后再没见过爸爸，梦里经常见到。爸爸抱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云彩里飞。先是领导知道了，后来同志们也知道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对我更关心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游击队经常在山里活动，我们那地方管参军、上队叫“上山”。哥哥叫李云峰，比我大六岁，在6军当过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是冯仲云告诉我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没了。我什么也没说，光淌眼泪。有人说我挺坚强，有人说不对，得让她哭出声来，不然会作病。我脑子木木的，就哭出一声又没声了，只是泪水哗哗淌，跟听说父亲牺牲后一样。

哥哥参军了，父亲顾不上家，经常晚上也不回来，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种地回来，累得不想动弹，有剩饭扒拉几口，没有就上炕睡了。黄鼠狼叼小鸡，我也学大人的样儿做了夹子，一张皮子能换40斤小米呢。结果黄鼠狼没夹着，把自己夹得满手血。夏季大烟采浆熬膏，跟着大人出去割大烟挣钱。那时的庄稼院，花钱的地方不多，可盐呀什么的，总得买吧。父亲有时在家里开会，也得给那些叔叔弄点儿“好嚼裹儿”呀。

大烟长得高了，我得踮着脚，才能够着那烟桃。累不怕，关键是担心自己不在家，错过了哥哥来接我上山的时间。

哥哥临走前就说好了，让他过两年回来接我。总不见影儿，我就害怕是不是牺牲了。父亲知道，说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亲摸着我的脑袋，长叹一声，说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顾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参军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编者注）给送去6军4师的。

李升老人中上个头，留着山羊胡子，快七十岁的人了，身板硬实得难以想象，北满山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1939年冬，还一个人去长白山，与1军接通关系。同行的还有个交通员王仁，还有和我一样上山的李桂兰。她不到二十岁，又白又胖，哥哥是洼丹岗区委书记李凤林，后来上队当连长、团长。他们全家抗日，李桂兰做妇女工作，因身份暴露上队。

一行4人扮作一家人，给我当爷爷绰绰有余的李升是父亲，王仁是儿子，李桂兰是儿媳妇，有人问就说是送儿媳妇回娘家。

沿着汤旺河谷走了两天，没人家了，晚上点堆篝火，在雪地上露营。头一回，哪受得了呀，身子哆嗦成刺猬了。那也高兴呀，上山了。至于脚上打泡了，腿走肿了，就更不算什么了。

铁力县东岔河张把头木营附近，有个省委交通站，在那儿见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李升向他介绍我们俩是上山的，冯仲云说欢迎、欢迎，一打量我，第二个“欢迎”就少了个字。李升老人连忙给我讲好话，说这个小丫头能吃苦，这一路上没一句“屁话”（“屁”是认输、服软的意思）。我也赶紧说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干。冯仲云像我爸那样摸着我的头，说欢迎你，小同志。

高兴之余，还是觉得没底。晚饭后问李升：冯省委说了算吗？

李升山羊胡子一撅，说：冯省委是“大先生”（有大学问的人），北满最大的官，他说欢迎了，谁还敢不欢迎？

到了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见了我就皱眉头，我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十二岁，没杆枪高，心虚呀。可一想到冯省委都欢迎了，又觉得底气挺足。也不知李升老人怎么跟他说的，反正是没撵我下山，让我留在师部当炊事员。

马司务长带队，下山背粮。粮食是地方党筹集的，送到山边，再由这些摆弄烧火棍的人背回山里。

马司务长留几个人在那儿观察敌情，敌人真就来了，一个排的伪军，都是骑兵。正好回来背粮的人到了，十几支枪就在雪地里支上了。老套筒、别拉旦、韩林春、连珠枪，少有重样的，关键是老旧，伙头军能有什么好枪呀，连人大都是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却也大都是老兵。待敌人进至50多米时，十几杆老枪齐放，前面的敌人落马了，后边的就掉头跑了。

敌人首先开火，白桦林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落下，落进李敏的脖子里。她伸手去掏，边掏边东张西望左右的队员和前面的敌人，有种过年时看大人放鞭炮的感觉。马司务长喊了声什么，她没听清，脑袋就被一只大手按进雪窝子里，喘不过气儿。她觉得快要憋死了，那只手松开了，随即是炸耳根子的排子枪声，眼前是渐远的模糊的雪烟。

这就是李敏上队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二十三章 抗联“闺秀”

<h3>“大姑娘队”</h3>

饶河县位于吉林省（今属黑龙江省）东北部，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抚远，西南为完达山脉，东与苏联隔条乌苏里江，多属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居民种地、渔猎，农闲时节许多人越界背私货卖，前面说了叫“背背”。冬天乌苏里江封冻，往来如履平地，通晓俄语的人很多，重量单位也不是斤，而是普特，1普特为30斤。抗联7军就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

1935年11月21日，《中共饶河县委书记关于饶河工作情况的谈话记录》中说：

饶河是山林地带，人口是非常散漫的。共分四区，一、二区是日本统治区，三、四区是山林队与游击队的活动区，人口总共大约有三万以上。目前在一区的人最多，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二区占四分之一，三、四区人最少，大约只有两千多人。因日本强迫人民搬入二、一区，如不撤，就屠杀和烧房子，所以在去年七、八月间从三、四区撤走了很多，大多数搬往一、二区，有一部分搬往山外，如富锦、依兰等地。全饶韩人要占十分之二，其余是中国人，韩人大多数是从苏联这方面跑过去（似应为“来”——笔者）的，大多数种稻，每家种的地并不多，平均不过两垧多地，其中没有大地主和商人，他们除种地外，有部分人还做私商的勾当，当雇农的也极少。中国人大多数是山东人，都是跑腿的，住家的很少。

像东满及磐石、珠河、汤原等地一样，领导饶河、虎林、宝清、富锦、绥滨、同江、抚远等县党组织的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最初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

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单立志老人，1911年生于奉天省安东县单家堡子，1929年逃荒到虎林县四方林子相好窝棚，1935年参加反日会，1936年入党，1937年参加7军。1997年在沈阳采访时，中等个头、一头白发的老人，除腿脚不像常人那样利索外，头不昏，眼不花，思维敏捷。

老人说：

1935年刚开春，四方林子来了几个朝鲜族人，还有个女的，磕磕巴巴地说着汉话，听着那个费劲呀，宣传反日救国。那时朝鲜族人“打腰”（吃得开），是二等公民，人家都能拎着脑袋打日本，咱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家刚到四方林子时，受人欺负，警察也来“勒大脖子”——“勒大脖子”就是卡油、索贿。和我们同样遭遇的一些人，都是“般当般儿”（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拜把子成了生死弟兄，共是8个，我排行老六。后来听说入了“在家礼”，走遍天下没人敢欺负，又都成了“家礼”人。这回反日，我先想到这些人。那时常去我家的是徐凤山和毕玉民，徐凤山是中心县委书记兼反日会长，毕玉民是虎林区委委员。毕玉民说行，徐凤山还磕磕巴巴讲些道理，说只要反日就行。

那时虎林乡下，几十里地难见人家，两三户叫个屯子。我们家住在山边子，山里山外，就成县委的联络点和物资、情报转送站。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游击队筹粮送粮送情报。情报大都是敌人出来“讨伐”了，城里地下党派人送到我们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连宿大夜再往山里送。往北送最难，200多里沼泽地，老百姓叫“水洼子”，进出有固定路线，黑灯瞎火走偏了，陷进去就完了。一片汪洋中有些高地场，像小岛似的，长满树林，叫“疙瘩林子”，有几户人家，打鱼种地。后来规定暗号，用火把晃几圈，有手电明灭几下，对面的疙瘩林子回敬几下，一个个疙瘩林子就接力似的传过去了。

1937年初“挑国兵”，“国兵”就是伪军。四方林子一带10多个反日会员，被保长通知去县城检查身体。这可怎么办呀？正巧徐凤山来了，一商量，决定上队。上队让敌人知道了，家里就遭殃了。就约定个日子，7军来队伍，假装胡子绑票，把人带走。我串联了10个人，有个人父母死活不让走，“抓”走9个，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弟弟单有志。

饶河游击队最初叫“特务队”，是1932年10月成立的，只有6个人和1支手枪。像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一样，特务队的首要任务也是夺枪，也一样侵犯地主大户利益，一样受挫，受挫后一样奋起。

这时，能够左右虎林、饶河地区局势的，是高玉山为总司令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其1旅参谋长王卿，原是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特别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闯关东逃到虎林，与高玉山相识。此人才学出众，颇受高玉山器重，旅长孙宝鼎对他言听计从。1933年5月，救国军占领饶河，王卿见到街头反日会贴的标语，意识到这里有共产党活动，便建议将狱中党员和反日群众释放，允许反日会公开活动。

抓住这个契机，饶河党活跃起来，游击队改编为救国军1旅特务营。

救国军鱼目混珠，一些头目被吃过大户，与共产党有仇，捕杀党员和反日会员。而绕河游击队自成立之日起，就被诬为“高丽胡子”、“日本走狗”，处境艰难，依附救国军自然有利于生存、发展。高玉山是个深明大义的爱国者，又有王卿从中斡旋，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曾坚决主张与救国军联合抗战的中心县委，决定以血还血。几次武装冲突，许多队员和反日群众被杀害。反动分子乘机煽动，要缴特务营的械，幸被高玉山制止。他说：高丽人反日有什么错？咱们是国民救国军，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反日就是朋友。

1934年初，日军大举进攻虎饶地区，救国军溃败，高玉山过界去苏联，投降派准备将特务营缴械，作投敌的见面礼。王卿赶紧通知特务营转移，使这支队伍再次脱离险境。

之后，改称“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大队”的游击队，避敌锋芒，利用人熟地利，伏击日伪军，攻袭民团、警察署。6月3日，大队长张文偕和参谋长崔石泉率队分头攻打暴马顶子、大别拉坑，将其占领。暴马顶子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游击队即在此建立根据地，在虎饶地区一枝独秀。

1935年9月18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编入4军，为4团，半年后改编为2师。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交通局负责人指示，2师脱离4军，编为7军。全军700余人，其中基干队400多人。

饶河游击队成立后，不但不抢不夺，还帮老百姓挑水、推碾拉磨、铲地拔草。老百姓送来只猪，一定得收钱，不收钱就要给赶回去。1936年春北进同江、富锦开辟新区，所到之处，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

文明守纪的“大姑娘队”骁勇善战，比较典型的是新兴洞战斗。

1935年9月，已编为4军4团的“大姑娘队”挺进抚远途中，行踪被敌人探知，即调集日伪军准备围歼4团。26日上午，部队在乌苏里江边的新兴洞休息，30多伪军来攻。刚把敌人打退，驻饶河日本守备队80多人，又乘汽船赶到了。

新兴洞40多户人家分为前后屯，前屯靠江，后屯依山。不大的山上长满杂树，除东南坡下有片坟地外，接着都是平坦的草甸子。副团长朴振宇将部队部署妥当后，下令：俺的枪不响，谁也不许开火。

双方兵力相当，敌人火力优势。3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打得林子里枝叶纷飞。官兵们趴伏在树后，或是地势坑里，待敌人进至百来米时一阵急射，将敌人打了下去。草甸子里除了塔头墩子，没有任何隐蔽物，稍一露头就有子弹飞来，而且专打鬼子。敌人受不了，向东南方向迂回攻击。4连官兵早已等在那里，先将敌人击退，再以神枪手将赖在坟地里的鬼子打死几个后，其余的也就逃命去了。

<h3>“板子队”</h3>

东北抗联有两首《四季游击歌》，其中一首的《雪地游击》歌词是这样的：

雪地游击，

我们有特长。

穿踏板，扶长杆，

不用喂草粮。

登高岭，走洼甸，

步履比马快。

赶走日本强盗者，

功垂霄壤。

无论词作者是谁，这支歌唱的都只能是7军。

东北抗联的第一支滑雪队，是饶河游击队1934年冬创建的，时称“板子队”。

据说，这是受到一些反日山林队的启发。像后面将要写到的7军3师8团团长王贵祥，当初报号“君子人”时，许多人就会滑雪。而山林队又是跟猎人学的。据笔者所知，虎饶地区的一些猎人，极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滑雪板这种交通工具的人。

自力更生，做了80副滑雪板，再选80个年轻力壮的队员，饶河县大叶子沟两公里多长的沟趟子，就成了滑雪训练场。开头，穿上踏雪板就控制不住了，仰面朝天的，头拱地的，一路翻滚的。速度太快，有个队员撞到树上，是两腿骑上去的，当时就活活劈死了。

没有泄气的。因为谁都明白，这东西是太适合冬季游击了。他们知道需要付出代价，不然代价会更大。

经过个把月苦练，正是“登高岭，走洼甸，步履比马快”，一个个都成了雪上飞。

11月中旬，日伪兵分几路，以暴马顶子为主要目标进行冬季大“讨伐”。大队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崔石泉，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以小部队伏击、偷袭，寻机歼敌，打了就跑。“板子队”快呀，只见一溜雪烟，人就没影了。

1935年1月中旬，敌人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多日伪军。李学福看准火候，调集主力，在大旺砬子设伏。29日，300多敌人进入伏击圈，两侧弹雨齐下，打得沟底雪烟四溅，雪白血红。敌人不能支持，刚要逃跑，“板子队”已经出击。此战后，敌人也开始组建“板子队”。可这一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板子队”已经到了跟前，被冲得七零八落。骑兵快，有的逃出射程了，觉得没事了，一溜溜雪烟就追上来了，甚至抢到前面去了。

战至天黑，游击队伤亡5人，毙伤敌百余。当夜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被打乱冲散的敌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许多在山里冻死、冻伤。

首战大捷，“板子队”威名大振。

第二仗是半个多月后，“板子队”30多人，在四合顶子伏击伪军。一阵排子枪响过，即发起冲击，40多个敌人无一漏网，“板子队”无一伤亡。

大雪飘飘的冬季，是最难游击的时日。而从饶河游击队到7军，自1934年有了“板子队”后，便在那莽莽雪野中往来如飞，如虎添翼。

像2军一样，7军能造被称为“炸弹”的手榴弹，只是产量比2军少。不过，配以“板子队”，急袭、偷袭，投出去，打了就跑，显然比枪更有优势，威力也大。

1938年7月7日，《周保中给李文彬、景乐亭、刘廷仲各同志信》中说：“预选踏板木材，以便必要时制作踏板，练习穿踏板。”

1939年12月20日，《张寿篯关于目前形势和战斗任务给各独立部队的信》中写道：“山林游击部队，铁路电线破坏队，即刻学习塌板术。”

游击战的要素，是灵活机动，敌明我暗。冬天大雪覆地，草木枯萎，隐蔽性、机动性都大大降低。难以藏身就难以游击，被敌发现自然也难以脱身。可饶河游击队的“板子队”，就像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偷袭敌人，打了就跑，一溜烟就没影了，莽莽雪野上只留下一道道板痕，汽车、马队都休想追得上。

速度可以解决战争中许多传统的难题。而在某种意义上，东北抗联难熬的漫长冬季，对于这支“板子队”来说，那冰雪世界就像鱼儿的大海，滑雪板则是冰天雪地中的风火轮。

像轻机枪成了抗联的宝贝一样，任何见识、听闻了7军“板子队”的人，都能明了这东西是抗联抗战杀敌的宝物、利器。可7军偏居饶河一隅，用周保中的话讲“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闺秀’。他们的情形，我们异常隔膜，不知道”。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除7军外，没有提及“板子队”的。

抗联真正组织滑雪训练，是在过界去苏联成立教导旅之后——这时，苏联红军早已在苏芬战争中，吃尽了芬兰军队滑雪队的苦头。

<h3>崔石泉——崔庸健</h3>

从饶河特务队队长、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到7军参谋长、代理军长、2路军总参谋长，毫无疑义，崔石泉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这位后来的朝鲜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前面 第2章 中曾写过几笔。

这位坚忍不拔的职业革命家，金日成眼里“武官型的大汉”，1900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农家，中学时代组织反日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两年。1923年流亡中国，先在上海南华学校学习，又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7期步兵科。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5期6区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为黄埔军校特务营2连连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东北。

1963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崔庸健访华来到东北，感慨万千，说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期，是在北满的山沟里度过的。

那时化名金治刚的崔石泉，和与他在黄埔军校同年入党的张仁秋，以及几十年后李在德记得的、不记得的十几个人，是最早在这一地区基层开拓、奋斗的共产党人。在崔石泉的领导、组织下，梧桐河、格金河、鸭蛋河、鹤岗、太平川、七马架、大古洞、小古洞、西北河等地，陆续建立了党组织，1926年成立了汤原县委。汤原中心县委的前两任书记，都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至于少先队（儿童团）、妇女团、青年会、农民同盟等群众组织就更多了，并建立了最早的武装组织——赤卫队。

事变前，崔石泉即在梧桐河模范学校举办3期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3个月，50人左右。事变后又在勃利县小城子举办军政讲习所，在饶河县三义屯办军政训练班。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些人大都成了汤原、饶河两个中心县委和6军、7军的骨干，许多人为师团级干部。

这是个点燃火种的人，是为6军、7军夯下基石的人。

像已经写过和行将写到的许多人一样，关于崔石泉指挥和参与指挥的战斗，不能一一写到，这里只说说西风嘴子伏击战。

1938年9月26日晚上掌灯时分，军部接到一份情报，有个日本高级官员由抚远乘船沿乌苏里江、挠力河，到小佳河视察“集团部落”。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只说是个很大的官。这小子参加过日俄战争，官至骑兵大尉。“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曾在磐石、伊通、敦化等地“讨伐”抗日武装，4个月前刚提升为少将。小佳河距7军中心根据地暴马顶子不到2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去那里视察“集团部落”，不无冒险，也能见出这小子的狂妄、死硬。

这时军部驻在老鹰沟，只有警卫人员和少年连50多人。代理军长崔石泉倾其所有，连夜赶出20多公里，天快亮时到了西风嘴子，日野武雄乘坐的汽艇已向上游开过去了。有来就有回，当即下令构筑工事等着。

西风嘴子是挠力河下游的一个小山包，北边山脚插入河中，故称“嘴子”，阵地就设在那里。秋高气爽，山林染黄，枫叶火红，河水清亮，河面不到百米宽窄，突出的嘴子扼住河道，是绝佳的伏击阵地。

10点钟左右，上游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汽艇的轮廓越来越大，甲板上的人形越来越清晰。日野武雄用望远镜向嘴子瞭望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在树丛中移动着，隐约可见鬼子的“鼻涕胡”了，发令枪响了。

第一排子弹飞过去，日野武雄身中数弹，身边的几个随从全倒下了。机枪手未及开火就被击毙，驾驶员也被打死，失控的汽艇撞向对岸搁浅了。鬼子挺顽强，少有躲在船舱里装熊的。正好，出来一个完蛋一个，39个敌人都成了活靶子。

硝烟和汽油味儿在河面上飘散，除了水声，什么声响都没了。会日语的喊了几声“缴枪不杀”，戳在岸边的汽艇一动不动，一片死寂。两个战士划条小船过去，里外搜了个遍，大声道：没喘气儿的了，搬“好贺儿”吧。

<h3>军长</h3>

7军第一任军长是陈荣久。

陈荣久，曾化名王福东、刘长发，1904年生于宁安县东京城三家子村雇农之家，念过两年书。“九一八”事变时，正在东北军21混成旅骑兵2营7连当兵。日军侵入吉东后，连长要投降，这怎么行？陈荣久和几个弟兄一商量，去连部将连长缴械，宣布抗日，即被大家推举为连长。王德林举义后，陈荣久率连加入救国军，在穆棱、海林、宁安等地作战。救国军失败后，又投奔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任军部副官，随军转战宁安、密山。

1934年春，李延禄进关期间，陈荣久负责4军政治工作。同年7月，党组织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到饶河组建7军，任军长兼1师师长。

1937年3月6日，陈荣久率150多人到饶河西北部的天津班，准备召集几支山林队的首领开会。军部秘书罗英原是4军政治部主任，被捕叛变，又混入7军，自告奋勇给山林队送信。伪县公署参事官大穗久雄接到密报，即带300多日伪军，乘马拉爬犁赶往天津班。

下午1点左右，战斗在屏岭山打响。

陈荣久将部队部署在3个山头上。山不高，也不陡，只是东荒3月积雪依然很厚。伪军不肯玩命，稍有伤亡就趴下不动。鬼子抓着树枝子往上爬，雪没膝深，上面有层冰样的雪壳子，踏碎了再拔脚就格外吃力。没踏碎就战战兢兢的，稍不留神就是个狗吃屎。树枝断了，或是没抓住，那人就滚滑下去了，被树拦挡住了，也得哼唧一阵子才能爬起来。

陈荣久肩部负伤，仍然指挥战斗，并亲自掌握机枪班，阻击威胁最大的敌人。

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鬼子伤亡很大。在这种地势攻山头，是很难得手的，除非炮弹把山头犁个遍。而在大穗久雄也成了枪下鬼后，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就在这时，伪警察大队长苑福堂带着200多伪军，从屏岭山背后攻上来了。

苑福堂是饶河县出了名的铁杆汉奸。这个败类原来盘踞在暴马顶子，被游击队一顿胖揍，老巢也成了游击队、7军的根据地。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这小子在“讨伐”中更加卖力，也颇收罗些有奶便是娘的亡命徒。

腹背受敌，陈荣久指挥部队顽强阻击到天黑，下令突围。他亲自带人断后，中弹牺牲。

陈荣久牺牲，由参谋长崔石泉代理军长，年底2师师长李学福担任军长。因他患病，半身不遂，需要到苏联治疗，仍由崔石泉代理军长。

李学福原名李学万，朝鲜族，1901年生于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1915年迁居饶河县大佳河，又搬到三义屯，读过几年书后辍学务农。性格豪爽、沉稳，乐于助人，处事公道，又有一口流利的汉话，当了屯长。他曾从饶河电报局长那里要来大别拉坑的百多垧荒地，自己只留4垧，其余分给穷人，不收租税。

单立志老人说，李学福大高个，挺壮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们这样扎堆，不是没隔也有隔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尽快唠到一块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h3>“内部问题”</h3>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4军2师师长。2师改编为7军，陈荣久当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书记，他派军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队做统战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头弟兄，只向他汇报工作。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山林队，临行前在军部讲话，说他要成立个11军，跟7军竞赛。

原2师5团团长邹其昌，到虎头另立山头，成立“暂编1师”，反对7军。原2师7团团长贾瑞福，发表声明当胡子，全团只剩下5个人。

内部如此，外部环境自然恶化。原来团结在7军周围的山林队，有的不听调动，有的离去了。叛徒罗英和混入7军的奸细，乘机大肆活动。天津班战斗后，罗英干脆准备夺权。

让陈荣久当军长，应该不无对这种内部纷争的考虑。在苏联学习两年回来，跟这些人没什么瓜葛、矛盾，同时不利因素也相当明显。不熟悉情况，独力难支，也就困难多多。虽然枪毙几个奸细，并不能挽回局面。

1937年2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给××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抗日联军处在极端孤立和危险的状态。我们认为：最近没得到我们上级机关的极力帮助的话，那么，下江一带的革命军没有进步的希望了。

从游击队到抗联，各军无不受到“北方会议”、“1·26”指示信，以及后面将要写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的影响，各自经历的坎坷、磨难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饶河游击队这样，开头几乎清一色朝鲜（族）人的队伍，由于地域、领导人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而由4军2师改编的7军，与4军的差异就更大了，却也同样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了。

1937年12月初，周保中在宝清县大叶子沟密营整顿完4军，月底又以吉东特委代表身份来到饶河县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着手整顿7军。

会议开了5天，通过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改选下江特委，改选了7军党委执委，并改选了7军领导。由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郑鲁岩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调换了一批师团干部。

4军整顿相当成功，7军则不然。因为4军的问题比较单纯，偏居饶河一隅的7军这个“闺秀”，原本就鲜为人知，问题也就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帮派体系仍然存在，这种体系原本就是难以消除的，除非在军与军之间进行干部调换。而且郑鲁岩当了政治部主任，会议决议取消军事干部的专权，无形中又增大了他的权限，这个模样文质彬彬的人，就要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了。

1939年4月9日，《中共吉东省委三人团对抗联七军党特委的工作检查》中说：

目前成为七军最大障碍者，厥为干部中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同志仍保存着个人之成见，骄纵、散漫、私便、消沉，在工作上不发生联系，互相猜疑、嫉恨，以怨报怨，脱离组织原则，忘掉了工作上的利害，应一律肃清之！

单立志老人说，徐凤山是1939年6月被郑鲁岩下令杀害的。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的老人，奉命执行，他不干，被批评，流着眼泪执行的，回来后大哭一场。

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为7军经济部长、2路军总部交通站虎饶站主任的徐凤山，罪名是“民生团”。

与东满、汤原不同的是，7军并未掀起大规模的反“民生团”运动，而且被杀害的还有汉族人，比如景乐亭、毕玉民、王贵祥等等。

这叫“内部处理”。

毕玉民，1909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中学毕业，1931年在虎林县吉祥镇入党，先后任虎林区委委员、县委委员、7军副官长、虎林办事处主任和补充团政委，1938年9月被郑鲁岩指使人杀害，罪名是“与七军对立和不服从领导搞分裂”。

离休前为辽宁省盖州市农业机械厂党委副书记的王云庆老人，除了抗战打鬼子，这辈子基本就是跟拖拉机打交道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拖拉机操作、维修人员，都是他的徒弟。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头发斑白，满脸皱纹，朴实、文雅，用放大镜看完我的文职干部证，说：你想了解抗联的事吧？找我采访的人，没别的事。

老人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还不记事时一家人闯关东，来到虎林县义和乡同和村。1935年参加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8年初给毕玉民当警卫员。

老人说：

毕玉民大高个，文化挺高，还会武术，一人来高的墙，跑几步，一按墙头就过去了。这人爽快，有主意，还和气，能逗乐，我给他当半年警卫员，没有愁的时候。现在都叫“警卫员”，那时叫“传令兵”、“勤务兵”，还有叫“护兵”的。他走到哪我跟着，倒是他经常护着我、伺候我。那年我还不到十五岁，长的也小，爷俩似的。

第一次跟敌人交手，是抓两个朝鲜族特务。那时朝鲜族人两极分化，有的打日本不要命，有的死心塌地当走狗。那时日本人对铁路看得紧，南满我不知道，北满的火车司机几乎都是朝鲜族，信得过呀。那天走到五甲附近，前面过来两个人，他一递眼色，我就知道有情况。我们俩各有一支撸子，揣在兜里，他还有支左轮，撞针坏了，背着，在屁股上拍打着。走到跟前，特务一下子掏出枪对准我们，就伸手去摘那支左轮。我还没反应过来，“当”的一枪，一个特务倒了，另一个的枪到了毕玉民手里。特务拿支左轮扣不响，毕玉民说那个不好使，糊弄人的。一口山东腔，不紧不慢，脸上还笑吟吟的。

他外出不带我的时候不多，“过苏联”都是独往独来——那时管过界去苏联叫“过苏联”。他去一趟个把月，背个帆布兜子，那时叫“水楞布”，通常背回些药，伤员多呀。有一次不知去哪了，背回大半兜子钱。现在寻思怎么也有上万元，那时买件衬衫才两角多。

那时我们管伪军叫“满”军，现在也难改口。虎林县“满”军、警察、自卫团，少说有几千，头头脑脑的，毕玉民少有不熟的。游击队、人民军时期和抗联初期，战场上能跟“满”军做生意，卖你子弹。后来不行了，作战消耗多少弹药，战后鬼子还让上交弹壳。归屯后形势恶化，“满”军也随风倒。可毕玉民在虎林县的“满”军中，照样吃得开。部队缺什么，他写个条，去人就取。听说他当过警察，是“在家礼”的，和一些人磕过头。这些我说不准，反正这人神通广大。他被“内部处理”两三个月了，写个条，盖上他的戳，还好使。后来人家知道了，这些关系就断了。

让我给团长×××（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当警卫员，给他擦枪，这不是毕玉民的枪吗？觉得不对劲，再一想，一个多月没见到这人了。不敢问，就留心听。那时都把我当小孩，一些话不背着我。毕玉民是去军部路上被打死的，从背后开的枪，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个王副官。听说本来没他什么事，可他在现场，怕传出去，就顺便“处理”了。

补充团有个“中央队”，头子姓刘，是×××（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打死的。还有个“得胜队”，头子姓李，四十多岁，杀毕玉民也有他的份。后来听说也“处理”了。

李得胜、刘中央有股匪气，野蛮，骂人。毕玉民没一句粗话，讲道理，那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这个人也有毛病，倔，有时抗上。听说李得胜、刘中央打日本也挺厉害，但是到了困难时期，这种人就容易动摇、叛变。可毕玉民怎么可能呀？后来又听说是搞分裂、闹独立。真要这样，不说别的，他还能把那么多钱给抗联花吗？

8团团长王贵祥，也是山林队出身，报号“君子人”。这人困难时期也跟着咱们，也被“内部处理”了。他的女儿王铁环，和我同年参军，开头都在土顶子密营种地做饭做衣服，那年只有七岁。我寻思她应该是抗联最小的女兵了。1954年我在沈阳当拖拉机站站长，见到她，问她知不知道父亲怎么死的，她说不知道。

1956年，在北京见到×××（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我说我那时是个战士，不知道上边怎么弄的，你什么都清楚，毕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总得有个结论呀？咱们这茬人要是没了，就再也弄不明白了。需要我打证明，我现在就打。他叹口气，说：过去了，拉倒吧。

五、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第二十四章 这是最后的斗争

<h3>两位军政治部主任</h3>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生于山东省，十多岁闯关东谋生，在磐石县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冬回国。1935年2月被选为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3月任2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任军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学忠率2团两个连南征，到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和成功，两大游击区沟通联系，两个军协同作战，并为后来组建1路军打下基础。

已知的一次重要战斗，是独立师成立不久，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与敌遭遇。李学忠带9个人掩护主力转移，就打剩他和1个女兵，他的一条腿也负了重伤。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奋力把他拖到个草棚子顶上，用乱草将他遮盖住，然后向树林子里跑去，边跑边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学忠在抚松县老碱厂密营养伤，遭敌袭击，突围时中弹牺牲。

4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只知道他是湖北省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不知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1934年秋和吴平一起回国。

1935年初，何忠国率部转战密山、勃利、穆棱、依兰等地，炸毁了滴道河子日军军火仓库和三道河子大桥。4月底途经依兰重镇阁凤楼，何忠国给驻镇伪军连长写信，劝其反正，或者让路。伪连长自恃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拒绝了。何忠国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部队，当晚兵分三路猛攻，将敌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备队7个鬼子携机枪、掷弹筒，到附近的何家屯侦察。何忠国正带3团和“自来好队”在那儿宿营，当即卡住敌人退路，发起攻击，只跑掉1个鬼子。部队立即转移，在马鞍山被乘汽车的敌人追上，何忠国胸部中弹牺牲。

这个军政双全的“九头鸟”，倘非过早牺牲，后来4军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坎坷。

<h3>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h3>

周树东，1918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北滚泉，1925年全家闯关东到珲春县，1930年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1932年4月参加救国军，10月加入珲春游击队，不久入党。历任团珲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2军1团政委、1师政委。1936年9月师长安奉学叛变后，为师长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树东和6师师长金日成率4师、6师各两个团，从抚松挺进安图、和龙，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先在安图县荒沟岭截击敌人运输车队，又在升平岭与日军交战，将其击退。24日，先头部队在大沙河上搭便桥时，遭到安图县伪治安队袭击。这是一群效忠日本的疯狗，队长李道善双手沾满抗日军民的鲜血，堪称恶贯满盈。周树东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穿过树林绕到敌后，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此战毙伤敌百余，李道善也被打死。周树东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从照片上看，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英俊、帅气，充满活力，成熟、老练中，一张明显的娃娃脸上也不无稚气。

永远十九岁的周树东，让我想起同样是中学生的孟杰民、王兆兰、初向辰，也不能不想到我们这一代的十九岁，以及我的孩子这一代的十九岁。

<h3>负伤叫“挂彩”、“挂花”</h3>

安图县北部，有个叫翁声砬子（今明月沟）的小镇，一条布尔哈通河从旁经过，吉（林）敦（化）、天（宝山）图（们）铁路在这里交合。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张作霖时代就在这里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后，驻防的是东北军29旅676团3营，营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日俄战争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条从中国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并于1909年签订了条约。由于遭到国人反对，只建成吉敦、天图两段，敦化至天宝山之间未接通。事变后，熙洽为了向主子表忠心，就把修筑这段铁路当做一份礼物，献给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3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护卫下，来到3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给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3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是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如今参军讲保卫祖国，那时军阀混战，民生困苦，许多人就是当兵吃粮，拿命换口饱饭。要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的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2军2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出来。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2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见他血肉模糊，官兵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3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去苏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提起负伤，抗联老人都说那叫“挂花”、“挂彩”，就是“披红挂彩”的意思，光荣。轻来轻去没什么，那时那人抗造，重了可就光荣不起了。那时不怕打死，就怕挂彩，打死拉倒，“领静”（清静、没麻烦），挂彩遭罪不说，还拖累别人。

<h3>“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h3>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回国，在4军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7军老人说，他不牺牲，7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4军4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4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

饶河反日总会悼文

——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沈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映！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

<h3>“一门忠烈”</h3>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队伍打日本。早晨起来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再抽一阵子才下地，多大的瘾啊。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给戒了，多大的毅力啊。这人中上个头，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打左眼不中右眼。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你听“吧吧吧”，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这一家人都上队了。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她，叫“大婶”。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

现在说是1935年6月，那时没这概念，玩一天累了，天黑就上炕睡觉了。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颠簸）。天亮醒了，我躺在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人呀马的，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说这是什么地场呀？怎么到这地场了？我妈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头几天在我们屯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报复，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就连宿大夜上山了。

我们家在密山县马鞍山，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人走家搬，屯子就没了。老人孩子，小脚女人，都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的是一窝子一窝子地上队。我的小弟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密营被破坏后，大冬天在山里钻，大人也受不了呀？

我说我的小花猫呢？在家都是搂着小花猫睡觉，就哭着要回去找小花猫。我爹过来了，说嚎什么嚎？我妈就把我搂怀里哄着。

在山坡上开大会，还喊口号，我觉得挺有意思，不哭了。我爹说给新上队的发枪。发完了，怎么没我的呀？我妈说长大了会给我。我不干，想起小花猫，又想哭，我爹就从背包里给我掏出支五峰子。是种小左轮，比烟盒大点儿，亮晶晶的，就一轮子子弹，有个枪套，挎身上，那个牛呀。就显摆两个来月，我爹往回要，那时缺枪呀。我不给，我妈哄我，说借，我说不借。睡觉也抱着，到底还是让他们拿走了。再见到我爹，就让他还枪。一次，我爹甩手给我一巴掌，说人都没了，你还舍不得你的枪。

1937年给我发支小马枪。1938年后，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写“1935年”。有领导说，你七岁怎么就能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就又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6军保安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做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流行传染病，一家人死光了，也叫“窝子病”。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等。后来汉族就多起来了。像杨靖宇每次落脚的人家，大多是这种。后来许多都像王铁环家一样上队了。只是这一切，今天知道的太少，能说得比较详细、具体点儿的就更少。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影响，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5军2师4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等——这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他们在那种年代虽然没有家庭，是不是也是一门忠烈？

<h3>黄有烧房</h3>

汤原县太平川区永祥屯，一度改名“黄有屯”（不知为何只是“一度”——望知情者赐教）。

黄有，1899年生于呼兰县，1912年迁到太平川开荒种地。勤劳苦作，省吃俭用，更兼有经营头脑，“九一八”事变前已成当地有名的“黄家大粮户”。黄家20多口人，一座三合房大院套，有200多垧土地，开油坊，养炮手。汤原游击队兴起后，他把6支枪、5匹马送给夏云杰，之后又不断出粮出钱支援游击队。他说俺是中国人，打日本子俺也有份。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当地一些大户也献出一些枪马钱粮。

1935年，黄有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担任6军军部副官、稽查处长和3军、6军办事处主任。

1937年冬，黄有在石场沟被捕。敌人让他带路找抗联，他说行啊。领着敌人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十多天，几十个日伪军被冻死，他的手脚也被冻坏，成了残废。

孤身一人，在那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耍猴般把敌人拖来拖去，几十个敌人冻成僵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需要怎样的大智大勇？他是怎么脱离虎口的？又怎样拖着冻残的身子回到密营？没人会满意就这样几笔带过，笔者对此也是思之痛之，不甘心啊。可就像本书许许多多的人物一样，若非如此，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当时就有人把这些惊心动魄、会使后人刻骨铭心的故事记叙下来，而且没有遗失，也未被野兽损坏（抗联各军藏存在密营中的文件、资料，许多被野猪、狗熊糟蹋了）；二是亲历者，或身边的战友，是幸存者，而且比较长寿。

有名的“黄家大粮户”的当家人，是1938年冬在密营里饿死的。

儿时，常听老年人讲那些有钱人兼吝啬鬼的故事。谁谁一罐罐大洋在哪儿埋着，穿得像要饭花子似的，一个咸鸭蛋能抠半拉月，买二尺布做个枕头也舍不得用，枕个木头疙瘩。老辈人讲这些时，是不无一种赞赏口吻的。今人好像只有哑然失笑，觉得这些土财主实在可怜、可气，土得掉渣。

不知道是否有这类故事的黄有，1936年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大院套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劲头？

6军在汤旺河谷有个舒拉河被服厂，设在屯子里唯一的大院套里，大院套的主人是穆老三。穆老三和留守团长耿殿君非常好，6军官兵路过那儿都在他家吃住，他的儿媳妇和侄女都是被服厂的人——一窝子支持抗战。

黄有在烧自己的大院套前，就一窝子上队了。

4军能在大罗勒密建立根据地，多亏了两个人，大罗勒密伪森林警备队中队长陈云山，大罗勒密镇裕方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陈云山给4军通风报信，护送往来人员，处死敌人派到大罗勒密的特务、密探。张景隆则成了4军不在编的高参兼后勤部长。

刚到大罗勒密，李延禄觉得山里太穷，人吃马喂，老百姓承受不了。张景隆说这个好办，在松花江上设卡子，往来船只，以粮代税。正值换季，他给买来300套衣服，300双胶鞋。油印机及油墨、钢板、蜡纸等一应物品，当时属严格控制物资，也给置办齐了。还在镇子里帮4军开办药房、邮政代办所，成了地下交通站、联络点，为部队采购药品、订阅报纸。那时抗联抓个汉奸，让家里赎人，不光要枪支弹药粮食钱，还要报纸。成天在山里钻来钻去，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了呀？4军得来的则全不费工夫。

4军在大罗勒密没打土豪。1军挺进东边道后，也没打土豪。后面将会写到，3路军远征西荒后，就更不打了。而在汤原、珠河、磐石这样的老根据地，黄有们的利益，是曾经被侵害过的。

黄有们的中国心，也就越发地弥足珍贵。

<h3>“这是最后的战争”</h3>

李敏参军后的第一个上级，是马司务长。

马司务长四十多岁，说六十岁也有人信。1.80米上下的个子，瘦，有点儿驼背，嗓子总是呼噜带喘的，腿脚也不好，还有点儿罗圈，走路像鸭子似的一歪一歪的。那次背粮打仗，缴获两匹马，追马时却跑得比谁都快。把马抓住了，那人就窝在雪地上喘不过气了，嗓子拉风匣似的，李敏就给他捶背。人都背粮走了，他才好歹站起来。那也背了一袋子黄豆，腰佝偻得更厉害了，老远就听那嗓子呼噜山响。那天晚上咳得几乎没睡觉，李敏给他捶背，他还开玩笑，说没事，不会把日本子招来。

马司务长脸挺长，自己说是“姓马，长副马脸”。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看着李敏更是满脸核桃纹，那样子总让李敏想起父亲。听说他当过十几年兵，没结过婚，特别喜欢孩子。那天李升把李敏送到4师密营，吴玉光主任瞅她直皱眉头，马司务长就说让她跟俺做饭吧，一口挺浓的山东腔。

因为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就是“司务长”，李敏就跟着叫司务长。后来听到最多的还是“老马头”。开头，李敏不知道这司务长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就是个做饭的。也许是在东北军时当过司务长，或是参加抗联后曾当过司务长，李敏没问过，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平时一些人对他并不尊重，叫谁干个什么，到了经常还得自己去干，或是李敏跑去干了。不过，一有敌情，都听他的，他也像立刻变了个人，发号施令，说一不二。

马司务长每天早早起来，去河边凿些大冰块，挑回来化水做饭。他不让李敏干，说小孩子睡足觉才长个儿。李敏就随后跟着。手指冻得胡萝卜似的，猫咬似的，马司务长就用双手给她焐，再用嘴哈热气儿。李敏这辈子没见过那样一双手，皲裂开那些口子呀，像小孩嘴似的。总摆弄水，边上泡白了，中间一道红红的，掰着点就淌血。

开头，见李敏有点儿闷闷不乐了，马司务长就说想家了吧？听大叔给你来段京戏。就唱。嗓子不好，爱跑调，可是十二分认真。如今一听到卡拉OK，李敏就会想起马司务长。

4个多月后，李敏调去帽儿山被服厂。再见到4师的人，她就问马司务长怎么样。半年多后，听说密营被袭，马司务长牺牲了。

王毓峰，宁安县东京城人，1897年出生，五岁成孤儿，十九岁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时为副连长。像陈荣久一样，所在部队要投降，愤而拉出一支队伍，在宁安花脸沟游击。1932年2月率队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失败后，收容残部200余人，人称“王团”，在宁安一带坚持抗战。1933年2月参加李延禄的救国游击军，转战宁安、汪清。1933年秋参加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5军成立后为1师2团团长，1937年12月调任4军2师师长，两个月后被叛徒杀害。

李天柱，山东人，比王毓峰小一岁。儿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县落户，1927年参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事变后追随李杜抗日。李杜兵败，李天柱报号“自来好”，在依兰一带游击。1935年参加4军，编为5团任团长，之后任3师师长兼5团团长。1937年9月18日，在攻打富锦县国强街基时牺牲。

前面写到张寿篯指挥奇袭老钱柜，活捉于四炮的把兄弟宋喜彬，后来当了6军留守团副团长。1938年秋，他率队在佛爷砬子西山活动时，与几百日军遭遇。宋喜彬在于四炮手下时排行老五，人称“五炮”，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一枪一个。一场激战，30多人就剩他一个，身负重伤，倚着大树，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李天柱、王毓峰都是旧军人出身，那“自来好”、“王团”在一些老百姓眼里，无异于胡子。而宋喜彬在参加抗联前，无论日伪给个什么职衔，他和于四炮这些人实实在在就是帮胡子。他们在抗联的人员构成中，占有相当比重，颇具代表性。有的曾对共产党有偏见、误解，有的曾走错路，打过游击队、抗联。但是，一旦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是真打鬼子的，就与之合作，或投身其间，许多人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杨太和，1904年生于吉林，1910年全家走北荒到密山县杨木岗拉拉街，读过五年私塾。1932年初，与苏怀田、田宝贵等人拉队伍抗战，发展到400多人，被救国军编为补充2团，任3营营长。1933年初加入李延禄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为1团团长。

妻兄刘相湳是伪密山县县长，让妹妹抱着孩子找杨太和劝降，许诺杨太和当伪自卫团总，并给30垧好地。杨太和严词拒绝，并告诉妻子：你乐意等俺，打走日本子后咱们好好过日子；不乐意等，你可以改嫁。妻子被他说服了。他又说：你哥给日本子干事，俺就不认这个大舅哥了，抓住他一样按汉奸、走狗论处。

在杨太和的影响、带动下，他的弟弟杨太昌、堂兄杨太贵和妹夫陈兴一，都参加了救国游击军，战死疆场。

杨太和骁勇善战，像前面写过的攻打密山县城、袭击滴道车站，都是他直接指挥的。1935年2月，率部攻打勃利县青山沟伪森林警察队，缴获500多匹好马，从此4军有了骑兵部队。

同年9月，4军1师代师长杨太和，在去军部开会途中，与敌遭遇，战斗中牺牲。

4军2团团长张奎，别名老姜，山东省掖县人，1899年出生，当过工人，后流落到俄国远东地区做工，十月革命后入党。1933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回国，任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年底调密山县委工作。1934年6月，密山游击队队长朱守一牺牲，张奎继任队长。张奎热情、豪爽，有勇有谋，指挥作战冷静、果断。从游击队长到团长，率部转战密山、穆棱、林口、依兰、勃利、方正等县，屡获胜利。1935年秋在林口穆子沟，突然与日伪军遭遇，立即先敌开火，同时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毙敌50多人。

驻平阳镇伪骑兵旅机枪连连长胡伦，四川省广安县人，是和邓小平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的，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被派到东北。利用这种关系，1934年初，张奎到连部当了一名马弁。他与士兵交朋友，结拜兄弟，宣传反日救国道理，发展了14名反日会员，还有3名党的积极分子。5月，他和胡伦率轻机枪排起义，携6挺机枪投奔密山游击队。

2团是4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1936年4月，为避开敌人正面“讨伐”，2团连夜从依兰莲花泡横渡牡丹江，向方正转移。春天风大，船小，每次只能搭乘3人，张奎是最后一船。这时风更大了，小船倾翻，3个人都不会游泳，全部牺牲。

1934年1月28日，高玉山的国民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特务营3连陷在城内，除两人生还外，全部战死。

1936年春，根据省委指示，6军抽调精干人员，组织一支120多人的南满派遣队，远征南满。渡江后进至依兰县大砬子屯，与日军遭遇。大批日伪军不断赶来，派遣队退守附近的西湖景山上。激战一天，弹尽粮绝，毁掉文件和短枪，与敌人拼刺刀、抡棒子，全部战死。

汤原反“民生团”后，省委派巡视员田学文代理政委，不久在西北沟打了一仗。敌人火力很猛，“田同志手提撸子无有子弹，要求队员一支夺子枪（“夺”应为“剁”，旧时胡子常把步枪抢管锯短，以便携带、隐藏，称“剁子枪”——笔者），有三粒子弹，堵子（独自）抢上北岗，去夺满狗兵的枪，满狗看见把田同志打死了”。

人们常用“枪林弹雨”形容敌方火力之猛烈、密集。比之后来东北解放战争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远征军，日伪军的火力要差，比之抗美援朝的美军差得更远。可抗联的武器更差，火力更弱，兵力更少，根本不成比例。而且，东北抗战是十四年，战死的几率自然也高。

2军能造“炸弹”，战场上比别的军就占些便宜，炸自己的时候也挺多。1935年春进攻辉春驼道沟，4团2连指导员文涉“身先士卒，在将军队已经进展到敌人房所跟前，燃炸弹以轰炸敌人的时候，此时炸弹未等出手先爆发，而将自己炸死。”类似情形，在同年显然是2军写的《东北三十四名抗日民族英雄牺牲情况简记》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人。前面写了，5军警卫旅2团团长张成地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而在《饶河反日总会悼文》中，追悼者则明确无误地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当年的《国际歌》，将“这是最后的斗争”，译作“这是最后的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场战争就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的战争。而这些唱着歌儿在黑土地上冲杀的有名无名的先人们，也时刻准备迎接最后一颗子弹。

六、联军 第二十五章 他们曾经热血沸腾

<h3>土龙山暴动</h3>

我的爷爷的爷爷，当年闯关东走到奉天省凤城县碾子沟，抓把土，那感觉，用我爷爷的话讲是“从手指丫里往外冒油呀”。正值青春年华的爷爷的爷爷，跪地“咣咣咣”磕了3个响头，说了些祈求天地神灵保佑的话后，对我的3个疲惫不堪的童年的少年的爷爷下达命令：不走了，就这地场了！

从山东到东北，我的爷爷的爷爷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实实在在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比之北大荒那辽远广阔的纯正的黑土地，这点儿油水还叫油水吗？

由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冲击而成的三江平原，丰饶肥美，是黑钙土中的上品，其中又以依兰、宁安、密山为最，而土龙山又为依兰之最。

土龙山是依兰县的一个行政区，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处，因西北角有一龙形山峦而得名。这里是通往县城的一扇门户，东北多山，西南多平原，来才河、松木河、七虎力河、八虎力河横贯全区，河川秀丽，美上加美，更是庄稼人的乐土，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有人来此开发。到土龙山暴动前，全区40多个自然屯划为6个保，有居民7万余，可耕地约13万垧，其中熟地（第一年开荒为“生荒地”，土凉，产量少，第二年为“半生荒”，第三年即为“熟地”）占一半左右，盛产大豆、小豆、高粱、玉米、谷子、粳子等农作物。

侵略者就盯住了这里。

1936年，关东军拟定个《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日本广田内阁采纳了这一方案，并将其定为七大国策之一，伪满傀儡政权则将其作为三大“国”策之一。

所谓“百万户移住计划”，就是从1937年到1957年间，用20年时间从日本本土向中国东北地区移住100万户、500万人。当时预计20年后东北人口将达5000万，而这500万人加上自然繁殖，日本人可占东北总人口的1/5左右。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不断对外侵略，仅日俄战争伤亡即在10万人以上，这些人几乎都出自农家。日本国土狭小，耕地有限，农村劳动力过剩。“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弄出个“满洲国”，再弄出个“百万户移住计划”，这些人就开始漂洋过海“闯关东”了。

这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的移民，更不用说前期都是杀气腾腾的全副武装了。像1933年2月进驻桦川县孟家岗的“弥荣”开拓团，又名“吉林屯垦第1大队”，完全是日军编制，493户编为4个中队、12个小队，大队长市川益平中佐，除每人配备步枪（手枪）外，还有4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

鬼子的算盘拨拉得精明。移民后，这些人不但解决了自身的困苦，卸掉了日本的负担，还能为帝国增产粮食，又加强了“满洲国”的警备力量。像第一批武装移民到达佳木斯后，驻防当地的日军一个大队即撤走了。而向中苏边境地区移民，对于日军北进，防苏南下，更是意义非凡。待到百万户移住成功，连居民结构都改变了，那就是“铁打的‘满洲国’”了。

被视为“开拓之父”、供奉于各地开拓团神社中的东宫铁男，是关东军陆军步兵大尉、“满洲国”军事顾问，任职于吉林“剿匪军”司令部，1932年夏率司令部进驻依兰。松花江两岸的肥沃土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剿匪”之余，一个念头就萌生了。鉴于台湾移民失败的教训，他极力主张集团性质的武装移民。

问题是移民地区的老百姓怎么活呀？

且看1933年6月12日桦川县民众代表李东升等人《给哈尔滨日本总领事森岛的请愿书》：

桦川县永丰区孟家冈、霍家营、八里岗、永平岗四屯村民，共有官发地契的熟地1195垧，荒地4535垧，大房96间，小房150间，井26口，磨5个。本年贵国屯垦军到来，把我等四屯的土地、房屋全部归其所有。由于我等所购置的土地，及亲手建筑的房屋被屯垦军占据，多数村民将要失业，很多人会因为没有生活出路而离乡背井。我等以农为业，以生产五谷为收益，各户都靠此养育老幼，但现在这些土地已非我等所有。我等本来是有土地和房屋的，但被屯垦军占有，使得我们无土地耕种而不能糊口，无房屋居住又如何得以安身，若遇匪兵，欲迁往适当地域也无资金，这是何等困苦之境况。

丧失土地，没有生产资本，我等就会饿死。因而，我四屯村民选出李东升、王经九等6名代表来哈，向总领事请求对贵国屯垦军占有的土地房屋发给相当的价款以示抚恤，仅防我等离散，以安民生。

稍微有点儿人性，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吗？

第一个武装移民点是桦川县孟家岗，第二个就是依兰县土龙山地区。

开拓团要种地，地从何来？买。为准备日后大规模移民，1933年10月10师团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报告，要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密山收买可耕地165万垧，占6县可耕地的60%。其中依兰是35.5万垧，占75.5%。收买价格原来宣布熟地每垧10元，荒地每垧1元，实际操作时一律变成了1元。而当时依兰土地的买卖价格，是上等熟地每垧121.4元，中等熟地82.8元，下等熟地58.4元，上等荒地60.7元，中等荒地41.4元。

与这场人类史上罕见的圈地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收缴民枪。

1934年2月中旬，由关东军司令部、拓务省、10师团和东亚劝业公司派员组成土地收买机构，派出特别工作班第2班来到依兰，谁不交出地照，就闯进去翻箱倒柜。有时这一拨还没走，收枪的又来了，闹得鸡飞狗叫，乌烟瘴气。

东北民间枪支，早已有之，“九一八”事变后散落更多。是你们日本子搞得天下大乱，连你们自己都轻易不敢出城，怕挨揍，我们用枪看家护院，保护地面，你凭什么给收走？“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4月就该忙活备耕了，你把地抢走了，叫庄稼人指望什么去？就算买，出10倍的价钱，那也得乐意卖呀！

火上浇油的是，孟家岗一带的开拓团缺乏农具、牲畜，有的连种子也没有，就抢当地农民的，甚至到土龙山地区抢劫。

有老人说：祖祖辈辈只闻“官逼民反”，这回是让日本子逼得没活路了，“起哈子”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到二月二“龙抬头”，乡下的鞭炮声是不断的。可突然间响起来，人们心头就会一紧，赶紧看看是不是收枪收地照的人来了。

土龙山5保甲长景振卿、2保保董曹子恒，利用春节拜年访友，到大洼、来才河、双龙河一带串联，首先拉起了队伍。

5保保董兼自卫团长谢文东，表面不动声色，暗地里也在活动。

谢文东的形象，用王钧老人的话讲，短粗胖，像个地缸子似的，有些拔顶。

谢文东是奉天省宽甸县人，1887年出生，念过几年私塾，十六岁当家，种过地，拉过脚，放过蚕，卖过牲口。因买地欠债，债主逼债，铤而走险绑票，被官府缉拿，携家跑到凤城县，又远走高飞到依兰县土龙山西太平屯落户。此人力大，又有头脑，广交各路人物，到土龙山第二年就当上保董兼自卫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在李杜的自卫军任团长。1933年春耕时，被老百姓称做“屯匪”的孟家岗开拓团，抢去八虎力农民的耕牛，农民来找谢文东，他让去县城告状。不久，“屯匪”又来抢劫，谢文东和景振卿武装自卫，将其打死几个。

纵观伪满十四年，土龙山暴动前，大体可算摧毁张学良统治基础阶段。攻打义勇军，抢占大中城市，没收铁路、矿山、银行等等，还未直接危及到一般的私有财产，特别是农村的有产阶级。为了收买汉奸，拼凑傀儡政权，每占一地，日本人还会拜访名人、大户，说些抚慰的话。可它的侵略行径和既定方针注定是要跟有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第一轮是圈地，第二轮是归屯，而归屯也不无圈地的成分。

谢文东有房10余间，土地45垧，牛马20多头（匹），大车两挂。这在南满就是大地主了，在北满连个中不溜的也算不上。可不管你是什么阶级，这回都被日本人刀按脖子了。前面写到的“猴头蘑”，若不是鬼子糟蹋了他的小老婆，那天晚上不可能跟鬼子拼命。而为了保护家业，日后寻求日本人保护，也未可知。可是，当日本人要“收买”他的土地，或是要他归屯，不走就一把火烧了他的大院套时，他会不会也一样与鬼子拼命？

3月初，从县城传来准信，说日本人就要来土龙山收缴地照了。

跟日本子讲理去，不讲理就反他娘的！群情激昂。

8日，谢文东、景振卿带领人马向太平镇进发。一路上，不分种粮大户，还是普通庄稼人，挎着匣子枪的，扛着步枪、老洋炮的，不断有人加入，汇集两千多人。这是保卫土地，保卫田园，保卫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太平镇是仅次于县城的大镇。伪县长关锦涛闻变，赶紧赶来灭火，说这是上边命令的，希望乡亲们体谅他的难处。暴动农民代表说，你做不了主，让日本子来。

9日上午，暴动农民占领伪警察署，关锦涛躲进同兴成烧锅大院，在炮楼里冲外面的队伍喊：张学良的奉军都打不了日本人，你们不是白给吗？明天饭塚太君还要带兵来，别拿鸡蛋碰石头了，趁早回家准备缴枪缴照吧。

这小子本意是恫吓，结果等于送了情报，把10师团63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送进了鬼门关。

这是一场庄稼人打的漂亮的伏击战。

这天上午，天空瓦蓝，大地银白，阳光照在雪地上有些刺眼。太平镇西4公里左右的白家沟，一个正卡在通往县城的公路拐弯处的屯子，几百名暴动农民大清早就在那里等上了。土龙山地肥人富，只有10来户人家的白家沟，就有3个挺有名的大院套，一侧是“奉天杨院套”，另一侧是“大门曹家院套”、“田矮子院套”，都有炮楼。公路两侧其他制高点上，老洋炮、大抬杆和今天可办一次“万国枪展”的各种杂色步枪，也都在雪地里支上了。

10点来钟，房顶上的瞭望哨喊来了、来了。前面一辆大汽车，驾驶楼上架着机关枪，后面两辆小汽车，最后又是两辆大汽车。车队驶上白家沟后岗，顺坡下行到拐弯处发现路障，车未停稳，枪声就响了。顷刻间，步枪、匣子枪、老洋炮的吼声就把白家沟填满了。

敌人以为是误会了，坐在小汽车里的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打开车窗大喊别打了，俺是盖文义。饭塚见势不好，指挥日伪军退到路边一片坟地里顽抗。战后成了战利品的5挺机枪，要是布置停当，发起威来，暴动农民绝不会只牺牲1人。可第一阵乱枪就把首车的机枪手打死了，饭塚还没把那把指挥刀挥舞几下就毙命了，敌人就向县城方向奔逃，暴动农民就开始追击。这时，太平镇那边组织了200多人的马队，赶来增援。周围老百姓听说跟缴枪缴照的鬼子打起来了，也拿着枪和棍棒铁齿什么的，往白家沟跑。

白家沟一战，击毙日军17人，伪军警除盖文义被打死外，全部活捉。

关于土龙山暴动的文章、资料，许多都用了“震动中外”四个字。美国《纽约时报》，当时就曾做过报道。

“百万户移住计划”出自关东军之手，关东军从一开始就把“满洲国”政府撇在一边，直接通过东亚劝业公司“收买”土地，引起伪满当局日本官员的不满。土龙山农民暴动，打死饭塚大佐（死后晋升为少将），这下子抓住了口实，纷纷指责军方胡来。勃利、桦川、宝清等县参事官，还派出代表去“首都”新京（长春）陈述意见。关东军对一些意见不肯接受，代表们便向伪民政部提出辞呈。一通撕咬后，正赶上10师团换防，即将移民善后工作移交伪民政部。伪吉林省总务厅长三浦武美，亲赴依兰任依兰班班长，在军事“讨伐”的同时“宣抚民众”。大肆宣传普通百姓是上当受骗的，只要弃戈归田，既往不咎，仍是良民。并宣布新的土地“收买”方针，荒地、熟地平均每垧2至10元。对“屯匪”则严加管理、教育，以减少与中国人的纠纷、冲突。

对于缺少土地的日本农民来说，中国东北这片丰饶的黑土地，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土龙山暴动后，移民的热情不那么高涨了，已经移民的有的也离开了。第一批移民10万户的计划，实际只完成了5万多户。

而且，义勇军抗战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尚在初始阶段，就在这时土龙山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其意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非同凡响的。

<h3>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h3>

九里六是依兰东南紧邻勃利的一个屯子，有几十户人家。3月19日，刚成立的由谢文东任总司令的“民众救国军”转移到这里，得知佳木斯日军乘57辆汽车正赶往这里，当即留下一个中队阻击敌人。

日军没想到屯子里有埋伏，先头3辆汽车被两侧交叉火力打瘫了，死伤惨重。后续部队占领屯西北和北岗制高点，向屯子里倾泻炮火，黄糊糊的鬼子就从屯子外的高粱地里发起攻击。救国军主力赶来增援，从两侧攻击敌人。

从下午1点左右打到天黑，救国军据守的3个大院套，围墙几乎被炮火推平了，官兵就隐蔽在废墟中向敌人射击。老百姓送水送饭，给伤员包扎、喂饭，青壮年男人拿起烈士的枪。不会打枪，学会拉大栓、装子弹、扣扳机，就拿冲上来的鬼子练艺。子弹不多了，孙家小铺大院的主人孙兴元，把埋在地下的2000多发子弹全拿出来。

10点多钟，利用夜幕掩护，官兵突出包围。

九里六战斗，毙伤日军几十人，救国军牺牲28人。

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场战斗，应该说打得不错，可接下来就不大行了。

跟古今中外的侵略者类似，大规模的义勇军抗战失败了，关东军就觉得大局已定，着手建设“王道乐土”了。没想到按住葫芦浮起瓢，土龙山农民又造反了，周围各县群起响应。它必须杀一儆百，灭掉这支队伍，不然东北将到处都是土龙山。

无论谢文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暴动后向南转移都是对的，那里偏远多山，利于作战、生存。可九里六战斗后，得知10师团撤走的消息，又决定回土龙山，而10师团只是与3师团换防。6月初，谢文东又率队伍奔去虎林、饶河。

远去虎林、饶河，是为求得苏联援助枪械弹药。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有的义勇军找到我们，“其目的就想经过我们取得苏联的帮助”。

在许多义勇军、山林队心目中，你们都是共产党，信的一个主义，那就跟磕头弟兄差不多，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党员也觉得苏联是“阶级祖国”，应该不成问题，有人甚至主张过界去苏联境内去建立根据地。

谢文东率救国军到达虎林县三人班，见到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文偕、军需长李学福。听明来意，张文偕觉得好笑：哪有这种事呀？俺们的枪弹都是从日本子手里夺的。

这无疑是给谢文东泼了盆凉水，他不死心，也有点儿不信，就决定派人过界去试一试。几乎是同时，在密山的李延禄也派人过界求援弹药，结果苏联表示只能在道义上进行声援。而谢文东派出的人，由于日军封锁，连江也没过去。

白跑一趟，没辙了，东跑西颠又回了土龙山。

小半年过去，当初跟着谢文东暴动的大户，许多又当了保长、甲长，只是这回是给日本人当差干事了。当初觉着跟他沾光的人，这回唯恐避之不及，“沾包”（受牵连）惹事了。人称“马二爷”的马春德，“九一八”事变前当过土龙山区自卫团团总，事变后在李杜的自卫军当过旅长，谢文东在他手下当团长，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伪自卫团团长。见到谢文东，这小子人模狗样地端起架子，训斥道：打你挑头闹事，土龙山死了多少人？眼下还拐带这么多人，跟着你遭罪送死，你对得起乡亲们吗？

既是长者，又是老上司，谢文东对他本来挺尊重，这下子火了，指着他带回来的那些人：你挨个访访，哪个是俺拐带出来的？

土龙山暴动对侵略者的打击是多方面的，“买”地价格变化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是认识了中国人不可欺、不好惹，光靠硬的不行，还得“恩”威并施。软刀子杀人更厉害，鬼子这一招对谢文东的打击是致命的，一些战友、故旧态度的变化，则使他感慨万千，影响更加深远。而救国军官兵看到鬼子不像原来那样烧杀了，马春德之类再宣传回家种地发张证明书，就成了“良民”，一些人就请假回家了。

当初1500多人的队伍，就剩300多了。

秋风凛冽，身冷心寒。9月底，走投无路的谢文东，决定离开土龙山，到牡丹江西大山里猫冬。10月12日晨渡河时，被日军袭击、包围，官兵奋勇冲杀，向东退往勃利。14日又遭日军追击，救国军溃不成军，谢文东仅带着三个儿子和十多名部下，逃入依兰县吉兴河山里，之后又转移到林口、方正。

大雪飘飘，这是土龙山暴动后的第一个冬天，是谢文东五年抗战生涯中最难熬的冬天之一。

年底，李华堂来了。英雄末路，难兄难弟。李华堂在冬季“讨伐”中也损失惨重，来见谢文东，劝说他去哈东找赵尚志，寻求帮助，重整队伍。

在去虎林向苏联求助前后，谢文东曾三次派人进关找李杜，希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援助。结果是两下皆空，而赵尚志的哈东支队威名赫赫，又近在咫尺，也就只有这条路了。只是不知是生性多疑，对共产党怀有戒心，还是自视土龙山暴动的光环罩人，放不下架子，不想留下过深的上门求人印象，抑或是正赶上身体不适，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反正他没动弹，倒是比他大一岁的李华堂不辞辛劳地去了。

接下来就是李华堂到宾县，赵尚志来方正，赵、谢、李三人会面、协商，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前面已经写过了。

而在此前此后，对共产党疑虑重重的谢文东，却表现得比李华堂更积极，曾几次要求将所部编归3军。

这就是谢文东。

<h3>“奸老奤”</h3>

李华堂——八十多人，枪械精良，组织是半正式军队、半“胡子”式的，反日坚决（下层士兵常说：“宁将枪毁坏，不投降”），下层士兵百分之五十兵士，百分之二十五工农，其他是“胡子”（县委另一报告说下层大部分是流氓），对群众关系较好（不压迫），经常向地主、富农、把头抽捐。对其他义勇军关系不密切，不相信别的义勇军（因过去与义勇军联合作战时，这些义勇军不坚决，逃跑）。李华堂本人有些政治头脑，在士兵中有相当信仰，有时能接受我们部分的主张，曾共同作过战，相信游击队抗日坚决、有办法。下层士兵一部分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很愿同我们联合行动，我们部队与他们相遇时，替我们准备给养、住所等（士兵曾有私偷军器送给游击队的）。队内原有一党员，一工会会员，后又派三人秘密进去作下层士兵工作。

以上摘自《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写于1935年1月，作者不详。

李华堂的抗战生涯，始于1932年初的哈尔滨保卫战。他是李杜的24旅96团2营营长，李杜兵败过界，残部散于密山、宝清、虎林、饶河、宁安等地，李华堂率营回到刁翎，收编大排队、山林队，成立“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2支队”，400多人编3个营、11个连。

从正儿八经的东北军营长，到自树旗号的自卫军支队长，这位个头挺高、身材较瘦的“李老奤”，颇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古今中外成气候者，少有不广交朋友的。李华堂的特点，用3军1师师长刘海涛的话讲，是“不论你是贫的富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能够接近他”。治军有方，严厉约束部下，不骚扰百姓。这在那种兵荒马乱的世道，难能可贵。有老人说，谢文东在最困难时也要弄个小锅，吃点小灶，李华堂没这事。如此，受到百姓和部下拥戴就是自然的了。

人熟是宝。谢文东起事后两回土龙山，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只是土龙山暴动震动中外，谢文东大名在外，一些土龙山人却把他视为惹祸的妖精。李华堂正好相反。抗战前长期驻扎刁翎，人熟地熟，日伪机关里又有不少眼线，就有点儿如鱼得水的味道了。

如果说这些已与游击队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另一条与众不同就是最重要的，他是较早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真正抗日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攻打方正县城。3月9日拂晓发起攻击，3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冲入城内，占领伪警察署，烧了参事官、指导官住宅，活捉伪县长，逮捕40多名汉奸，下午3点左右主动撤离。

那时每年的重要纪念日，通常都会有所举动，具体说就是选个目标打一仗。攻打方正县城，是为了显示刚成立的联合军的威力，也使屡遭挫败的谢文东、李华堂受到鼓舞。而李华堂的自卫军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也给人留下印象。

打方正是赵尚志、李华堂指挥，攻依兰是李华堂。

周保中说：“此次攻依之总指挥，由联军副司令李华堂担任，现李副司令情绪异常高涨，工作更积极。”“西南撤走之各部受敌骑三百余名猛追，我李军长亲自督队伏击，奋起集中火力猛击敌人，敌骑二百余人全歼，残余三十余敌人逃归。”

这位抗联11个军中年纪最大的军长，在军事上是颇有一套的。

刘海涛1939年（笔者判断，似应为1938年）写的《东北抗日军第九军的历史》中，这样写道：

我们说李华堂本人有一种在战场上的特长，他是非常会打仗的，他与敌在战争中多咱也未有吃过敌人的大亏。有人常说李乐态（“老奤”——笔者）打仗真狡猾，有时在战争中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可是他并未吃了敌人的亏。有许多人根本莫名其妙，这是什么因素呢？我想这种军事上的特长我们细想一下也会答复的：1.李华堂他本人非常冷静；2.他有沉着的精神，遇事而不乱；3.他未从待（应为“从未等待”——笔者）事情，尤其是在军事上的事情，首先他详细的研究和考察，这样他就能正确的估计敌人的行动与战略，后边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出来，好使同胞们明白；4.他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他采取的战术无论何时都不是死板不动的；5.他能从各方面得着敌人的消息，比如他能利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是同情反日的人他都能想办法来利用他，尤其是他能利用敌人内部的敌人来作他的耳目，在军事探听敌人一切；6.在未事变前担任营长时一年三百六（十）天，差不多每天都在外边游击打胡子，可以说，满洲的东大山、江南江北、吉林、黑龙江他在地理上没有不熟的，差不多各地方的人都知道李乐态。我们已经说过他有接近人民一种特长，在过去所谓剿匪时，大部都是得用游击战术，由那时他就学会了游击战的策略，同时锻炼了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拿之搭小宿（“打小宿”，指露营——笔者）、墩（蹲）树根、落不着饭吃根本不算会事情，上山爬岭串林子无论何时都是在最前头，没有说过乏；7.他本人也非常的勇敢，到必要时他真能领导部队来干，他对友军特别尽量的帮助，尤其是在战争中特别与友军站在一道生（死）线上来反对敌人；8.他善于布置队伍指挥队伍领导队伍；9.他能（在）队伍中得着绝对的信仰，他部下的人大部分是在未事变前及事变后跟着他共同杀敌的老战士，我们说这点能做到是非（常）不易的，同（因）为他的部队不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

轰轰烈烈的土龙山暴动，在笔者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谢文东的什么作用，好像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跟着坐车的角色。

关于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奸老奤”，笔者也希望能让读者了解得多些、详细些。

有老人说：算了吧，他们后来都叛变了，还成了“中央胡子”，就别提他们了。

无论如何，当时的谢文东、李华堂都不是“瞎胡闹”，而是在抗战打日本。著名的《八一宣言》中，还把他们和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一道，称做民族英雄。

六、联军 第二十六章 从草莽英雄到民族英雄

<h3>“双龙”</h3>

汪雅臣，又名王景龙，1911年生，山东省蓬莱县人，闯关东到吉林省五常县（今属黑龙江省），读过一年私塾后放猪种地。十五岁到苇河县当过两年伐木工人，回五常参加“东双胜队”，报字“双龙”。1929年春，“东双胜队”被东北军26旅34团打散，汪雅臣被俘在34团当兵。“九一八”事变，34团不战而降，汪雅臣和几个士兵携枪回五常，在小牤牛河集聚二十多人加入“保胜队”，并当上炮头，仍报字“双龙”。

山河破碎，日寇横行，汪雅臣开始重新审视这支队伍的走向，不能继续这种打家劫舍的勾当了。可在大当家的“保胜”的心目中，国家与他何干？自拉杆子那天起，吃香的，喝辣的，他就认准这一口了。

1932年冬的一天，“保胜”又在个屯子抢上了。汪雅臣怒不可遏，赶去一枪毙了“保胜”。

“保胜”的部下大惊失色，汪雅臣说你们不要怕，冤有头，债有主，今个俺“双龙”这一枪是他逼的。俺没少劝他，日本子占了咱东北，咱不能再祸害中国人，咱中国的老少爷们儿要合起伙来打日本子，他不听，俺就不能不出手了。你们呢？愿回家的俺不拦，愿跟俺干的，俺“双龙”有口干的，就不能让你们喝稀的。但有一条，从今个起，就得换个活法，当个中国爷们儿，把劲都使到小日本子的头上。

“保胜”的20多人都说对，打日本子，你就是俺们的大当家的。

汪雅臣身材魁梧，性格强悍，又有心计。当时“双龙队”活动的南山里九十五顶子山一带，山林队很多，反日的，不反日的，与日伪勾勾搭搭的，抢地盘，争老大，大鱼吃小鱼。其中宋德林的队伍在五常县很有名，事变前只抢大户，事变后坚决反日，有1000多人，山林队都不敢惹。汪雅臣便把“双龙队”罩在宋德林的旗帜下，编为宋部的一个支队。但是有言在先，“准编不准调”，即“双龙队”的指挥、调动权还是我的，还得我当家、说了算。

1934年后，日伪调集部队，对南山里大肆“讨伐”，山林队有的垮了，有的降了，少数还在山里坚持，处境艰难。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越战越强，哈东支队威名远扬。同年春，汪雅臣率“双龙队”东进珠河，在黑龙宫找到珠河游击队，见到赵尚志，之后赵尚志即派交通员往来其间，两支队伍关系越来越密切。

京剧《杜鹃山》中的雷刚，要“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汪雅臣到珠河找游击队，之后又找到珠河中心县委，是要加入3军。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曾计划把“双龙队”编为3军独立师，又觉不妥。五常县位于哈尔滨南部，南山里地势险要，与舒兰、榆树等县交界的数百里丛山密林，适于开展游击战争，还有许多溃散的义勇军可以收编。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兵力，策应北满、吉东各军的斗争。

1936年初，“双龙队”改编为8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侯启刚，参谋长王维宇，全军800多人编5个团。同年秋，又将8军改编为抗联10军，队伍已发展到10个团1000多人。

10军成立不久，在舒兰县朱旗一带活动，内线报告，千余日伪军要来“讨伐”。汪雅臣当即在朱旗上口子布下伏兵，待敌人进入后猛烈射击，激战两小时，歼敌300多。敌人吃了大亏，岂肯罢休，紧追不舍。汪雅臣牵着敌人在山林里转圈子，几天后回到九十五顶子休整了，敌人还在山里瞎转。

这年秋天，汪雅臣率10军在西关街附近游动，意在引诱街里敌人出动，敌人果然上钩了。西关街外有座土山，两个连官兵往山上跑，敌人随后就追。待敌人跑到半山腰时，早已埋伏在山脚下的部队开火了，山上的部队也往下打。这一仗歼敌数字不详，光机抢就缴获7挺。

也是这年秋天，汪雅臣带部队去沙河子活动，提前派人到大东屯找孟百家长联系做饭，孟百家长满口答应，暗里让人去沙河子向日军报告。屯子里老百姓知道了，跑来向汪雅臣报告。汪雅臣乐了，这下省事了，不用去沙河子了，就在小黑顶子山等上了。这一仗打死10个鬼子，还把鬼子的3挺机枪都打坏了。

1937年秋，汪雅臣派人去向阳山，找伪军陈团团长联系一批手枪子弹。陈团长说行，但是有个条件，得汪雅臣亲自去一趟。

之前有个邓旅，战场上打“朋友枪”，汪雅臣曾去旅部见邓旅长，联络感情，晓以大义。之后，邓旅在战场上给10军倒下好多箱子弹，拿空箱子回去向鬼子交差。可这个陈团从未打过交道，陈团长是真想给子弹，还是设的圈套？大家都说不能去，汪雅臣笑笑，说没事。

这位陈团长实际是支应、搪塞，因为日本守备队就驻在屯子里，他根本不信汪雅臣会来。一见面，他愣了，吓了一跳，也彻底被这位一身庄稼人装束的军长折服了。

<h3>“明山”</h3>

佳木斯东南部的桦川县，有个驼腰子金矿，自1890年建矿以来，四十多年间开采沙金五十多万两。1933年2月14日夜，伪吉林省“剿匪”司令于琛徵派参谋长杨玉书，带领步骑炮兵各一个连，另有日本武装移民一个中队、日军常胜队和东宫少佐指挥的永丰镇（孟家岗）保卫队，将守卫金矿的李杜的自卫军击退，金矿的沙金和七虎力河、八虎力河两岸金子般色泽的大豆、彩霞样红艳的高粱，就被“膏药旗”上的那张血口无情地吞噬着。

不久发生一起矿难，砸死2名工人，砸伤3人，伤者之一就是后来的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

这时的祁致中叫祁宝堂，二十岁，1.70米以上的个头，精瘦结实，皮肤挺白，瞅着像个书生。山东省曹县人，1931年春闯关东到驼腰子金矿，头脑精灵，在工人中有威信。

工人要求给死伤矿工赔偿、治疗，矿上不理。有人说日本子不讲理，跟它拼了。双脚被砸伤的祁宝堂说，两手攥空拳，那不是白给吗？要成大事，不能脑瓜子一热，得从长计议。

祁宝堂与6个穷哥们磕头拜把子，把各自私藏的金末子凑起来，由家在本地的赵喜儒保管。6月天暖了，祁宝堂和孙继武、赵喜儒以换季为名，请假去赵喜儒家卖了金末子，买了1支狗牌撸子和1支“七星子”左轮手枪。

这是6月下旬的一个中午，一切都与往常一样。矿工们在吃午饭，护矿的鬼子利用这难得的时机，把枪码架起来，躲在树荫下休息，放松一下神经。跟鬼子小头目混得挺熟的孙继武，借抽烟为名，凑到跟前。只是这次掏出的是支手枪。几乎是同时，祁宝堂也一枪打死了机枪手。其余5个弟兄把码着的步枪抢在手里，“乒乒乓乓”一阵炸耳的枪声，另外5个鬼子也有出气没进气了。

矿工们乱了一阵子后凑上来，祁宝堂就发表了应该是平生第一次的讲演：弟兄们！打日本子占了驼腰子，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俺就不说了。今个俺哥七个反了，得了日本子的枪，要拉队伍跟小日本子干了。不愿当亡国奴的有骨头的跟俺们走，不愿意的也赶紧自讨方便吧，日本子来了没你们的好。

当即就有20多人参加。

暴动队伍向北走出20多公里，当晚来到大梨树沟十二马架子屯——这里就成了他们的根据地。

7个磕头弟兄，祁宝堂排行老七，年纪最小。可他聪明机智，勇猛过人，就被推举为首领。按照绺子的规矩，报个字号叫“明山”，“明山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7月得到情报，有日军车队从佳木斯去依兰送给养，祁宝堂把队伍带到杨家店东侧山脚下等上了。下午两点来钟，7辆汽车过来了。这是“明山队”成立后的第一次战斗，祁宝堂亲自把握机枪一阵猛扫，第一辆车中弹起火。押车鬼子跳下车，趴在车轮后面射击、顽抗。埋伏在另一侧的队员摸上公路，从背后射击，11个鬼子一个没剩，全打死了。

车上装的是毛毯、大衣、罐头，大家乐坏了，正搬东西，又来了几辆装甲车，轻重机枪打得急雨似的。谁见过这东西呀？再见子弹打上去像弹脑瓜崩似的，慌了。祁宝堂赶紧下令撤退，他端着机枪在后边掩护。好在树叶关门，钻进去就没影了，那也牺牲了几个弟兄。

第二次战斗，是截击驼腰子金矿局往佳木斯送金子的伪军。这一仗虽没截住拉金子的大车，但把伪军打得落花流水，轰动了驼腰子一带的村屯，队伍迅速扩大到50多人。

土龙山暴动，祁宝堂率“明山队”赶去助战，又在九里六协助救国军抗击日军。4月23日，“明山队”和救国军打下驼腰子镇，被编为救国军暂编混成第1旅，祁宝堂任旅长。谢文东率救国军去虎林，祁宝堂脱离救国军，留在桦川地区活动。

之前，“明山队”曾和救国军攻打孟家岗开拓团，没打下来。这年11月，祁宝堂盯住了孟家岗附近的一个开拓团，与赵大法师的大刀会联手，精心策划了一次奇袭。

这是一个拥有汽车、拖拉机的规模较大的开拓团，装备两挺机枪、两门小炮和80多支步枪。晚上，两支队伍乘马拉爬犁赶到离开拓团里把远时，开始步行。天降大雪，羊皮袄反穿成了保护色，手脚戴着狗皮袜套，既保暖，又能降低踏雪声。大院套门口岗楼前，哨兵背着枪来回溜达。雪有尺把厚，队伍分东西两路，匍匐前进。哨兵向东走，西边的队伍向前拱一段；哨兵转过身去，东边的再往前爬几米。待到近前，两个雪人一跃而起，一把尖刀刺进鬼子胸膛，随即打开大门，一拥而入。

迎面宽大的宿舍里，地中央是两排枪架，一支支步枪排列得挺整齐。南北大炕上，一个个葫芦瓢样的脑袋，也靠着炕沿排列得挺齐整。有几个鬼子醒了，有的还有些懵懂，有的就下地去抓枪，就首先成了刀下鬼。这时还没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支歌，那也一样抡圆了向鬼子们的头上脖子上砍去。

此次偷袭大获全胜，满载而归。

1935年9月14日，《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游击区情况及县执委会会议讨论事项的报告》中说：

大罗勒密一带以明山为最好，明山系谢文东旧部，土龙山事件，他是一实际上之领袖，明山本是工人，自见我军后解散了他原有的部队，新成立起来，一切都学我们，亦有少年连、保安连之组织，队内纪律比我军尚严格，队员成分均工农，无吸大烟者，一般都坚决要革命，明山本人年轻勇敢，当然英雄难（观）点是有的，他们坚决要求我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现该队有六七十人，一架机枪，一个炮（要送给我们），我军已改编他为第三军方依游击团。

祁宝堂最早接触共产党人，是在谢文东的救国军。土龙山暴动后，佳木斯党组织派党员杨德金、白云龙到救国军中工作，争取这支队伍。他们发现“明山队”挺好，多次找祁宝堂谈话，讲抗日救国道理，鼓励他跟共产党走。祁宝堂要求入党，佳木斯党组织要求他把队伍拉出来，成为党的武装。祁宝堂同意，就入党了。

脱离救国军后，与党组织也失去联系。哈东支队威震哈东，祁宝堂率队去珠河，在方正县山边子窝里囤巧遇3军，见到赵尚志、冯仲云。祁宝堂表示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赵尚志、冯仲云自然高兴。冯仲云说，你有志抗日，致力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把名字改成“致中”怎么样？

祁宝堂当即向队伍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不再叫山头字号“明山队”了，俺也改名“祁致中”了。

祁致中决定跟3军活动一段时间，照3军的样子改造他的部队。使他离去的原因，据说并不是学习结束了，而是随后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中，没有他的位置。在这位草莽英雄的心目中，他的人枪比谢文东、李华堂多，他就该在这两个人之上，起码也得跟他们平起平坐。

有老人说，谢文东让他当旅长，他都不满意，这回把“明山队”编为方（正）依（兰）游击团，他能干吗？

离开3军，祁致中过江去找汤原县委，要求参加共产党。汤原县委让他跟“廉秃爪子”的伪警察大队打一仗。祁致中不含糊，碰上“廉秃爪子”的一支队伍，机枪架在马脖子上一阵猛扫，将其打垮。考验合格，县委让他去党训班学习半个月，由夏云杰介绍，第二次入党。

回到江南，祁致中自称“独立师”，与李延禄取得联系，加入李延禄组织的“东路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1936年5月20日，祁致中的队伍被正式编为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

1937年10月，独立师改编为11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

1936年12月30日，《周保中给宋一夫、王光宇的信》中说：

明山队编成之独立师纠纷复杂，牵连各方者甚多，务请多加注意。

1937年（无月日），《中共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中说：

祁致中是一个很能干、很聪明，而且还是很狡猾的一个人。如果他的势（力）大了谁他也不愿意服从。

同年6月24日，《5A·K给“化兄”即转“际遇”表兄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独立师祁明山部队现在发展到了千人以上，在下江游击活动是有成绩的，他的军队状态与八军相仿佛。祁明山真聪明“狡猾”，去年春天，三军编他不足百名的一个无力的游击团，他夏天找到勃利县委的关系，弄到一顶联军独立师的冠冕，戴着谢文东土龙山的麾缨，利用三军的威势，编队收枪，居然壮大。最初对三军不满，反对老谢，抛开勃利，如果东北还没有编第一军的话，他会自己树起东北第一军的大旗来。他自然表现很坏，他参加了共产党而玩弄共产党。政治部主任周庶汎同志被他气走了，金同志正国还在那里僵持现状，五军要帮助接近，也有诸种不可能。因为祁明山的狡猾，军队行动的坏，三军有倾向的部分同志扶持着六军密议，以××（原文如此——笔者）方法制裁之。亏了北满省委正确决定由张寿篯同志去和缓了限制了关门主义左倾乱干的办法，祁明山却表示了许多对共产党的忠实，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心，接受了寿篯同志整理和改善军队许多的提议，独立师的发展和巩固，完全可以随着党的领导路线和工作进行为转移。

七、中华儿女 第二十七章 血祭黑土地

<h3>“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h3>

毫无疑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全是叫日本鬼子的侵略者。

最早出现在战场上的伪军，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仍穿着东北军服装的乌合之众，战场是哈尔葛江桥，上阵即被打得狼狈不堪。到了还是日军不惜代价，伤亡惨重，又从朝鲜调来援军，才过了嫩江。

卖国卖祖当汉奸，张海鹏和熙洽之流算是抢了头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则静观形势变化，认准张学良不会出关了，就对义勇军动手了。而像王之佑、佟衡、程志远等人，事变后曾经抗战，或兵败后变节，或见大势已去附逆，伪军数量越来越多。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在中央治安维持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委员长的致词》中，说：“满洲国治安工作是大业中的基础性大业，绝非单以关东军之力所能做到。特别是内外各种形势不允许关东军永远地只埋头于治安工作。”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说的当然不只是军事“讨伐”，更不是这时就要把这项大任交由伪军去干，却也为三年后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安下了伏笔。

前面说过，在日本人眼里，这时的伪军即便是不可靠的，也不能不用。伪满十四年，1933年春伪军达到最高峰，为15万人，日军则不足5万。日本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无论结局如何，这步棋迟早是要走的。

到了1936年，日军觉得差不多了。一是5年过去了，被老百姓称做“大部队”的伪军，谁的“良心大大的好（坏）”，多少有点儿谱了；二是实行“精兵”策略，削砍不可靠的部队和老弱病残，同时提高待遇，认为伪军总体战力已有所提高；三是有实践为证，从1932年以来，仅东边道地区伪军就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讨伐”，效果不错。而且，距1937年7月7日只有年把光景了，关东军这时还只埋头于东北的治安工作，再“进入”华北岂不是更要手忙脚乱了？

且听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1月24日东边道北部治安工作会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是怎样评述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

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军正在注视着其成果。

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凡是理解皇军使命并承担着满洲建国事业的人对于此种机会的到来，是时刻都在热烈地盼望着的。

同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一个“3年治安肃正计划”，即从1936年4月以后的三年内，“治标”、“治本”和“思想工作”三位一体，分期分批逐个地去消灭抗日武装——历时半年之久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也是实施“3年治安肃正计划”的首次“大讨伐”。

这次所谓“没有皇军一兵一卒参加的”“独立大讨伐”，由伪第1军管区司令于琛徵上将为总司令，佐佐木到一少将为“讨伐指导部长”，几位大佐高参也是少不了的。这当然使“独立”二字打了折扣，可若果真清一色“独立”起来，那还叫“满洲国”吗？

“独立大讨伐”从10月1日开始，第1、第2、第3、第5军管区伪军，另有伪靖安军、伪宪兵，总兵力约2.7万人，并有当地日伪军配合，重点目标是王凤阁的民众自卫军和抗联部队——王德泰、宋铁岩、曹国安都是在此期间牺牲的。

王凤阁，字阿亭，1895年生于通化，父亲是教师，家境比较富裕。中学毕业后从军，为军官，不久离职回乡，“九一八”事变后揭竿抗战。

这是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成员主要为伐木工人，骨干多为中小学教师，号称“辽东民众义勇军”，公推王凤阁为司令。

拉起队伍后的第一仗，是攻打柳河县城。一路上不断有人马加入，一举攻入城内，捣毁了伪县公署和日本驻柳河领事分馆，打开监狱，放出政治犯。又乘胜向伪东边道保安司令部驻地山城镇进军，在下水道子大败伪军。关东军和于芷山赶紧调派日伪军驰援，并派飞机轰炸柳河，义勇军损失很大。

1932年6月，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新上任的伪东边道保安司令田德胜，率一团伪军去金川县孤山子“讨伐”王凤阁。花红树绿，牛哞羊咩，到处都是挥锄扶犁的庄稼人。走到鹿尾林子，突然一声枪响，“庄稼人”手里的犁锄就变成了刀枪，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春耕图”忽作“杀敌卷”，先头一个营还未缓过神来，就被缴械。后边的敌人逃回金川县城，当夜又撤往朝阳镇，伪县长也跟着跑了，义勇军第二天占领县城。

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委任王凤阁为所属19路军司令，之后又任命王凤阁为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统辖海龙、柳河、金川、辉南等县近万人的自卫军。

8月25日，王凤阁率19路军主力攻打海龙县城。海龙城工事强固，守军众多，自卫军没有重武器，伤亡很大，王凤阁改为围困。围城50余天，守军弹尽粮绝，靠飞机空投弹药，乘黑夜出城抢割庄稼。

唐聚五和其余方面军、路军的首领大都进关了，王凤阁不走。

首战打下柳河县城，王凤阁即利用县里的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凤阁生于斯土，不甘坐视国家之沦亡，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号召同胞，共伸义愤，爰组织义勇军……此后拼掷头颅，牺牲一切，此头可断，此志不移。”

在东北义勇军中，坚持抗战之久，且规模、影响之大，如王凤阁者，少之又少。

以王凤阁的才华、胆识，投笔从戎，在奉军中搏个好前程，应该问题不大，这位下级军官却选择了弃戈还乡。有人分析认为，他是厌恶军阀混战，不忍骨肉相残。而当“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时日降临了，他就执戈奋起，拼掷头颅，牺牲一切，包括妻儿。

前面说了，冯治刚拉队伍报字“文武队”，就是叫个“胡子队”，以他的身份，汤原人也不会把他和他的队伍当成胡子。王凤阁也一样。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又有别于那种有钱的土财主，在那个年代是颇受人尊敬的，更不用说他的队伍各级骨干许多都是被称为“先生”的教师了——谁会把“先生”与胡子联系在一起呀？

可直到1935年6月，《中共南满特委的报告》，仍然称王凤阁为“国民党胡子头”。

1934年12月29日，《杨司令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特委代写）中，说：“反革命的国民党及胡子头对我们的仇视是更加厉害，对下层弟兄欺骗的方法和其手段更是巧妙的。如马旅以‘军长’名目来欺骗弟兄，不愿意长时间与我们联合活动。王凤阁等对我们更进一步外交，并更进一步的进行武断宣传来欺骗抗日军，以企图阻止抗日军与我们的接近。”

王凤阁对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存在误会、偏见，应是不无可能的。前面写过几笔的9路军司令包景华，对共产党那样宽容，海龙县委仍然要求在其队伍中“号召每个士兵起来，质问长官，要马上布置把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把反动长官枪毙”，王凤阁多少也应有所耳闻、了解。问题还在于两支队伍都在东边道的地盘上活动，碟子碰碗，碗碰碟子，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

1935年夏，1军1师6团去辑安收大烟税，一个连被王凤阁的自卫军缴械，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被枪杀。之后，1师路经辑安闹头沟时，又被自卫军袭击。

官兵怒不可遏，杨靖宇给大家出个题目：对王凤阁的队伍应该怎么办？是打掉呢，还是联合起来一道抗日？

小队伍好办，彼此实力差不多就难了，动起手来两败俱伤，联合起来谁听谁的？在北满，除了日伪，没有哪支力量能与强大的3军抗衡。吉东的吴义成，或者放不下救国军代总司令的架子，或者对共产党的成见难以消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直至1937年过界去苏联，也未与抗联联合。王凤阁最终也未与1军联合，又与吴义成有所不同。1934年5月，被日伪称做“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主动率卫队来到六道江附近的黑瞎子沟与杨靖宇会见，达成协议，合作抗日。之后，虽有冲突、摩擦，但是大敌当前，东边道地区最具实力的这两支抗日队伍，总体合作趋势始终未变。

日伪当局曾这样评述：“过去同人民革命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自卫军的根据地，设在临江、通化、辑安3县交界处的大罗圈沟、果松川、闹头沟一带。这里属长白山脉南麓，老岭山脉横亘其间，地势险峻无须多言，而且物产丰富，可谓得天独厚。为坚持长期抗战，王凤阁苦心经营，选择地形构筑山寨、暗堡、地道上百处，还有粮谷加工厂、油坊、烧锅等等。

日伪当局一直视王凤阁的自卫军为心腹大患，不断“讨伐”，特别是秋冬季。王凤阁善打游击战，自卫军熟谙地形，大部队进山让它抓不到影儿，小部队瞅准了就吃掉它，百人以上的把它诱到适当地点打伏击。像抗联一样，树叶关门是自卫军的活跃期，小部队四处出击。

这支义勇军能够坚持五年抗战，一个重要因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受到重创的也是与人民的联系。“独立大讨伐”前，根据地周围的沟沟岔岔几近无人区，都被赶到“集团部落”里了。而那些修筑在险要地势的山寨、暗堡、地道，在传统的观念里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可面对飞机、大炮也只不过抵挡一阵而已。

深山老林间，昔日宛如世外小社会般的山寨，房倒堡塌，雪白血红。一人来粗、两人合抱的大树，在皑皑林海中熊熊燃烧。

“这是最后的战争”——这是一支不会唱《国际歌》的队伍，但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有几处阵地都是战至最后一人。王凤阁指挥残部转移到老虎顶子，顽强阻击三昼夜，又退守1310高地，直到弹尽粮绝。

王凤阁是在突围时负伤被俘的。这是1937年3月27日，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妻儿和8名部下。

敌人在通化城有名的“东江春”饭店摆下酒席，邀请各界“名流”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略略一瞅，微微一笑，伸手掀了桌子。

4月1日，通化城戒严，伪保甲长挨家挨户通知要人们站到路边观看处决“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刑场设在玉皇山下柳条沟门。王凤阁下车，站定，高声道：父老乡亲们！俺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连俺的小名你们都知道。俺是为抗战打日本子而死的，俺死得值！乡亲们不要泄气，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打倒日本子！铲除伪满洲国！中华民国万岁！

鬼子推着王凤阁的妻子张氏，让她到挖好的小土坑里去。张氏抱着四岁的儿子小金子，走进丈夫倒下的那个大坑，说俺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做鬼也饶不了你们！

张氏倒下了，敌人向小金子开枪。孩子哇哇大哭，敌人又打了一枪。孩子还哭，又开了第三枪。

<h3>“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h3>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尔农，笔者家乡本溪县下马塘人。父亲务农，农闲时挑担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苗可秀1906年出生，九岁读私塾，之后小学、中学，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在北京大学借读，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11月5日曾和部分东北学生参加“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为负责人之一，南下请求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苗可秀曾迷信国家主义，幻想国民党能使中国强大，加入国民党。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民众的力量，东北青年要做抗日救国的先声，奔赴前线杀敌保家。

1932年2月，苗可秀来到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被委任为自卫军总参议。

8月13日，自卫军打下岫岩县城，除指导官岗村逃脱外，城里几个日本人全部被活捉。内中一商人愿以两万双胶鞋赎人，自卫军则要20万发子弹，并将其释放，由此拉开长达两个月的谈判序幕。

鬼子的算盘是“招抚”，苗可秀说那得有条件。一是自卫军全部保留，不得拆减一兵一卒；二是依旧驻防原地，不能外调；三是按3个旅和3个独立团进行编制，补发子弹粮饷；四是全体官兵竭诚拥护邓总司令统帅这支队伍，不准更换长官。

这样的条件，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当时自卫军需要喘口气，进行休整补充，谈判意在与敌周旋，争取时间。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讨价还价，不就是想弄顶大点儿的官帽吗？既节省了“大和男子高贵的鲜血”，又除了“匪贼”，何乐而不为呢？

从凤城县红旗堡谈到县城，9月5日又把谈判桌搬去奉天。先与关东军司令部谈，再与伪警务处、情报处谈，各部门贪功，都想自己“招抚”。苗可秀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提出要回去与邓铁梅商定一切。10月10日回到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等5个鬼子，也要和苗可秀去见邓铁梅，也是想揽下这份功劳。

近两个月的谈判，有利有弊。自卫军鱼目混珠，一些人认为张学良不出关，抗战没指望，就想假戏真做。苗可秀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断了这些人的念想，稳定军心，恢复民望。邓铁梅同意，并派他全权处理。

13日，苗可秀下令，将5个鬼子和随行翻译处决。

“招抚”期间，日伪明里对自卫军虽无大的举动，实际一直在调兵遣将，谈判破裂，友田等人被处决，立刻开始大举“讨伐”，疯狂报复。

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附近的黄土坎，被敌人占领后，不但对司令部形成威胁，而且当地盐滩税款一项即损失数万元。10月下旬，苗可秀指挥1团、10团、15团、18团和武术队，激战大半夜，将其夺回。

12月8日，日军调集重兵，从岫岩、凤城、安东三个方向进犯龙王庙。苗可秀在龙王庙西北鸹鸹窝设伏，打死打伤日军60多人。自卫军司令部向尖山窑转移，日军200多人赶去文字街堵截，被苗可秀率军击退。日军退守红花岭不支，又退守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等家具搬到街上，构筑工事。苗可秀指挥部队将堡子团团围住，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大刀队趁夜色冲进堡子，砍杀50多日军。

尖山窑是自卫军发祥地，辽东三角抗日区的重要据点，这时已被日军占领。自卫军部署妥当，炮兵发射10余发炮弹，冲锋号响，苗可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日军凭借工事，拼命抵抗。苗可秀冒死爬上墙头，坐在墙上指挥，官兵大受鼓舞，奋力向前，终于将敌人打垮。

1933年4月，日军对三角地区再次进行“大讨伐”，尖山窑等处据点再陷敌手。自卫军损失惨重，转入山林，坚持小股游击。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被俘。苗可秀大恸，一边拾整队伍，一边派出精干队员暗中寻访，处死了出卖邓铁梅的两个叛徒。

年底，三角地区除苗可秀领导的少年铁血军外，其他义勇军都溃散了。

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率铁血军40多人在岫岩县羊角沟宿营时，被汉奸刘仁安告密。500多日伪军将村子包围，苗可秀指挥部队突围时负重伤，战士王德林背着他冲出包围，在山林中隐蔽。21日辗转到凤城县碑家岭老乡家养伤，又被告密，被捕。

敌人将苗可秀押到凤城县城，又用装甲车送去安东疗伤。苗可秀说：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也就用不着假惺惺地来这套了。

7月25日下午，在凤城县城南山沟，苗可秀被绑在一棵松树上。一个日本军官道：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如果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不死。

苗可秀轻蔑地一笑：打死日本人是我的天职。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你就来吧。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苗可秀高声吟道：“尔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

在狱中，苗可秀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老师王卓然，一封给同学张雅轩、宋忱。因前者内容在后者中有所表述，故在这里只抄录后者。

雅轩、忱老弟：

不见面已二年矣，念念！兄今为日本阶下囚，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昨夜秉烛作书，寄与卓然师，其主要用意在于托孤。但此书能否到达王师左右，则未可知。今再与吾弟话陈一切：

一、被难经过：六月十三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兄为炮弹中伤臀部，创甚剧，遂潜伏地方养伤，二十一日为日军所搜获，遂罹于难。

二、嘱托吾弟者：

（1）家属：

甲、吾家至贫，弟之所知也。舍弟被吾所累，吾心实觉不安。吾弟当向卓师及与吾有关系诸公处恳请设法少为赈济。

乙、吾妻至愚，吾子尚弱，教育抚养无人负责，此兄最为关心之一事也。昨天与卓然师书，大意如下：秀予吾子拟名为苗抗生，令吾妻即在王家作仆妇，令抗生即以祖父礼事王师；王师即以义孙视抗生而善教之。吾弟以为如何？我身后事，大家要看在我的身上，时时关照也。

丙、我家属事，找余七弟沛料理，亦系线索。

（2）其他之一：

弟等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之行事。墓旁植梨树四、五株，小亭一间，每有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魂魄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为矣（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要注意此点）。

（3）其他之二：

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

（4）其他之三：

少年团所印诸书，皆系余一手作成，在余被难前，亦曾删订几册，弟等可与赵氏叔侄谋之，付之石印局少印几本，分赠我之友等以作纪念。此外尚有几片信稿，亦可付印，文章大致可观也。

（5）其他之五：

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可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作重整山河的圣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失败便灰心，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

一手执笔，一手执纸，仰面而书，故笔迹至拙也，不多谈了。

再会吧！祝

你们健康！快乐！

希尧凤生

诸公同此不令

兄苗可秀书

六月二十四日

七、中华儿女 第二十八章 他们不会唱《国际歌》

<h3>王奎一们</h3>

土龙山暴动前，王奎一的学生从县城给他捎来一封信，说日本子要来收缴地照了。王奎一把信给景振卿看，景振卿立即集合三百多人去找谢文东，于是土龙山暴动爆发了。

王奎一是土龙山来才河人，知识分子，人称“王老先生”，名流、大户。土龙山暴动，投笔从戎，带领当地农民保卫家园。白家沟战斗打死饭塚等人后，日军攻打太平镇，王奎一战死。家人闻讯，妻子和儿子也拿起枪，投身暴动队伍，后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一窝子上队，一门忠烈。

土龙山暴动的首倡人、重要领袖之一的景振卿，1880年生于长春，迁居依兰土龙山清茶馆，兄弟中排行老二，人称“景二爷”，为人豪爽、性情耿直，讲义气。有七十多垧地，为当地大户，清茶馆甲长。5月1日攻打湖南营，敌人火力很猛，部队被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不进则死，后退亦亡。在小山丘后指挥战斗的景振卿，一跃而起，大呼冲啊，身先士卒发起冲击，中弹身亡。

前面写过的九里六激战，是景振卿的儿子景龙潭带一个中队打的，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据说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笔者家乡本溪县清河城，有个有名的“黄家大户”。主人黄拱宸1899年出生，其父因在王府中伺奉王爷有功，王爷将其在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的土地，全都赏赐给他，从此黄家富甲一方。黄拱宸奉天中学毕业，不愿在奉天经营客栈，回乡栽培果树、养蜂，优哉游哉，广交各界。本溪、兴京两县提起“黄大爷”来，几乎无人不晓。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凤城举义，黄拱宸参加邓部义勇军，被任命为13路军少将左参赞。黄拱宸出钱出枪，以其声望，号召、组织各界人士和农民参加义勇军，收编山林队。

1933年3月，黄拱宸带几个人到兴京县西厢小堡收编“双虎队”，正值奉天靖安军在这一带“讨伐”，躲避不及被捕，并将黄拱宸携带的13路军印信和自卫军空白臂章搜去。

家人探监，告诉他正在花钱托人营救。他说不用了，这样的归宿挺好。把俺赎出去，日本子成天监视着，那种亡国奴的日子俺活不了。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的老乡李德恒，是桓仁中学校长、桓仁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他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抗联1军，他领导救国会为1军募捐，购买粮食、衣服、弹药，派人送上山去。

六十多年后，李德恒的已过八旬的女儿、女婿，和许多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告诉笔者，李德恒是1936年9月被捕的，在沈阳关押半年后被害。那天晚上抓了好多人，救国会的骨干几乎一网打尽。李德恒他们知道日本子要抓人，那天晚上都没在家，怕吓着家里人，说开会，到学校去等着。逃跑的没几个。他们觉得那样会让日本子看低了中国人，他们要让日本子看看中国人的骨气。这些人大都是教师，瞅着弱不禁风，那时教师可都是体面、有身份的人呀。临押去沈阳时再看，眼镜没了的，鼻青脸肿的，一瘸一拐的，没模样了。可一个个都昂着头，上汽车前还喊口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这是一群文弱的男人，也是“宁肯掉头，不肯低头”的真正的男人、强者。

像李德恒、黄拱宸、景振卿、王奎一这样的中国人，东北各地都有，在有义勇军、抗联活动的地区更多。

与黄有们不同的是，王奎一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h3>信仰三民主义的烈士</h3>

盖文华，1894年生人，山东省福山县人（又有说是河北省人），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在大连、安东、上海等地从事银行、钱庄业。目睹国家衰弱，列强横行，忧国忧民，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他痛心疾首，将妻子儿女送到大连岳父家，在敦化、蛟河、安图等县串联爱国人士，准备组织反日武装。王德林的老3营起兵抗战，他认为这是一支很有希望的队伍，遂投身救国军，被任命为上校参议。

盖文华才华出众，机敏干练，善于交际，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1932年2月救国军攻打敦化县城，守敌火力很强，正僵持不下，城内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盖文华事先带人潜入城内，策动伪军阵前倒戈，在日军背后打响了。内外夹攻，很快拿下敦化城。

3月中旬，盖文华在吉林市被捕。据说，在日本宪兵队，鬼子动用了所有的刑具，也未撬开他的嘴巴。又派汉奸劝诱，许以高官。盖文华冷笑道：余一生致力于中华之富强，凡违反三民主义者，皆余之仇敌，凡侵略中国者，亦余之仇敌，余必竭力歼灭之！

30日，盖文华和十几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城雪。

作为国民党员，盖文华是反对共产党的。到救国军后，在力主抗战的同时，也不忘反共。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他的文字，几乎只有反共的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中国抗战时期牺牲而入忠烈祠者，共有270余人，其中东北为60余人。

苗可秀和盖文华，都是国民党员。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们首先表现的是中国人的属性，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即便像盖文华这种抗日又反共的人，那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精神，不也值得后人学习、怀念和敬仰吗？

<h3>老于太太和李三侠们</h3>

在桓仁县采访，不时听到关于“老于太太”的故事。有人说她是抗联，有人说她不是抗联，无论是不是抗联，都说她打鬼子。

“九一八”事变前，老于太太就是胡子。有人说她长得漂亮，被胡子抢上山当了压寨夫人，胡子头叫官军打死了，她就成了胡子头。有人说她是为了逃婚，自己上山当胡子的。胡子忌讳女人，认为队中有女人不吉利，而她特别能干，比男人都“飒”（爽快、利索、果断），又有一手好枪法，没她不行，就当了胡子头，叫“大姑娘队”。

而据老于太太的大孙子于海金说，他的爷爷叫于德荣，宽甸县八河川人，老家山东，三十多岁时在宽甸张半子沟被日本人打死。爷爷怎么当的胡子，怎么跟奶奶结婚的，他不清楚。

关于老于太太是抗联的版本，说是红军到桓仁后收编胡子，“大姑娘队”也被收编了。有人说编为一个支队，有人说编为游击大队，老于太太是支队长（大队长），有委任状，上面盖着杨靖宇的官印，老于太太也有官印。程斌投降后，杨司令带红军走了，老于太太还打了半年，抗不住了，下山投降前把委任状和官印烧了。还有人说是放个罐子里埋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老于太太挨批斗，说她是胡子头，想起这个罐子，上山去找，没找到。

非抗联的版本，说你拿不出是抗联的证据，那不就是胡子吗？

笔者请教县党史办的同志，他们说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些，多少年了，查无实据，都是民间传说，但她打鬼子是真的。

一双裹了又放开的半大脚，两支匣子枪，5个儿子都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出没山林，打家劫舍，袭击日伪军。赶上敌人“讨伐”，这山那山，这县那县，没白没黑地到处跑，桓仁、宽甸、兴京的山林里，到处都留下了那双半大脚的足迹。孩子饿了，脑袋从她腋窝下拱过来吃奶，或者把奶子撩到肩头上，吃得更舒服。据说她的奶子特别长，民间叫“布袋奶子”。有人说那不是天生的，就是那样奶孩子奶长的。奶孩子也不妨碍指挥、打仗，喊着叫着，趴着跑着，左右开弓，孩子也不把枪炮声当回事了，照样吃奶、睡觉。不过，打完仗了，背上的孩子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母亲就赶紧解下来，看看是不是打死了。待到下山投降前两年，3个大点儿的儿子都拿起了马枪、手枪。

据说，在辽东山区的山林队中，最多时近百人的“大姑娘队”，女人是最多的。平时在老于太太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女兵，丈夫死后更是如此。老于太太留下5个儿子，小产的，夭折的，不知有几个。那年代女人生孩子叫“过鬼门关”，更不用说她们这种境况、生涯了。死人不说，怀孕、生孩子又怎么行军、打仗呀？那时没有避孕药具，她们就吃了一种什么草药，绝经了，每月再也不“来事”了，这辈子也不能做母亲了。

1军是1938年秋后陆续撤离本溪地区的，老于太太应该是年底，或者1939年初下山投降的，之后就住在桓仁县普乐堡，直到去世。

1998年3月28日，我在于海金家采访，中午去路对面的小卖店买烟。开卖店的老人叫王志祥，七十四岁，他说老于太太下山时他见到了。是从大荒沟下来的，日本子领着伪警察押回来的，押到孟家店的院子里。就剩十几个人了，头发老长，披散到肩上，分不清男女。脸、手和胳膊腿，露肉的地方都是锅铁色。棉衣刮得像烂羊皮袄似的，袖子、裤脚丝丝缕缕的，不少人没穿鞋，用破布、麻袋片包着脚。大雪隆冬，那时但凡有点儿办法，也不会下山投降的。老于太太背着老五，脸上看不出表情，那眼色刀子似的，昂着头，挺刚强。

张翔，年三十九岁，吉林省宁安县南湖头人，家庭业农，身为农民，善打枪。事变后，本身虽未参加反日运动，但其对反日部队有很大的帮助，以后被日走狗知道，报告日贼，将其家庭人口杀尽，房子纵火，剩他一个乘机逃出，加入救国军。后因救国（军）失败，自己单独领一部分队伍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他队内的士兵，都是打枪的能手，所以在每次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多少要受些损失。特别出名的给敌人一次打击，即是三四年日本福田大学的学生视察团到镜泊湖去视察，在他们未到之前，他先探悉，以后设兵埋伏，至敌人的汽车到时，即陷入阵地，结果被他们全数打死，一人未剩，枪械、经济都获得而去（敌人十四人全武装，轻、手、机枪都有）。以后在三五年又遇敌激战，因众寡的关系，他本身牺牲了。张翔队长他虽然全家被杀，后自己亦牺牲。但在他的一个时期战争当中，一方面能够全国家之大义，另一方面能够为家庭复仇，其即死于九泉之下，亦能瞑目矣。

感谢先人给我们留下这样珍贵的文字，也只能这样子写到这里了。

《东宁县志》介绍伪满时境内9支较大的山林队，排在首位的是“李三侠队”。

没人说得清李三侠的真实名字。本世纪初，笔者在东宁县采访十多位八十岁以上、见过李三侠的老人，说他是山东省日照县人，大高个，有点儿水蛇腰，一身武艺，枪法十分了得。

据说，当年李三侠闯关东走到东宁县老黑山时，黑灯瞎火中，有只狗从背后把两支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有杆烟袋，烟袋杆子二尺多长，比大拇指粗得多，黄铜烟锅子酒盅大小，小榔头似的，扬手向后一刨，那狗就瘫软下去了。又攀上一只，又一刨。再一看，嗬，周围都是绿莹莹的眼睛，疯了似的扑上来。他就左一烟袋，右一烟袋，一路打着。到户人家，见他浑身是血，把主人吓了一跳。他说你们这地场狗咋这么凶呀？第二天有人去看，全是狼，二里多路躺倒十几只，大都是脑门儿上有个血窟窿。

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中说：“三侠部队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工农成分，所以他们不错，三侠本身打仗勇敢。”

前面写过，义勇军曾两打东宁县城三岔口，“李三侠队”都参加了，第一次还提出包打西山炮台。这不光因为“李三侠队”人多势众，还因为有两挺机枪，据说有个机枪手还是苏联人。

东宁县大肚川的神洞北山，有个叫高丽庙子的山沟，是打伏击的天然去处，“李三侠队”在那儿伏击过日军运输队。附近老人告诉笔者，当年听到枪声响了小半晌，烧毁8辆汽车，光活捉的鬼子就有40多，用铁丝串绑着押进山里了。

1938年冬，李三侠率队准备攻打金厂街筹集给养，被汉奸告密。部下报告“洋跳子”（胡子黑话，即日本兵）来了。李三侠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说你们先走。等他抽够了大烟，鬼子已经进院了。他掏枪打倒两个，跳上北炕，飞身从后窗跃了出去。鬼子一挺机枪正等在那儿，浑身被打得蜂窝似的。

张祥是个农民，种地又打猎。侵略者把他的家人都杀了，他就把那杆猎枪对准了两条腿的野兽。李三侠就不同了，没人知道他当胡子前干什么，打从人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起，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侠”了。他们都参加过救国军，王德林过界后，也曾与其他抗日军联合作战，但他们未参加任何组织系统，无党无派，就是打鬼子。

王奎一、景振卿、景龙潭也无党无派。8军后来发展20多名党员，他们若不是过早牺牲，是可能参加共产党的。9军、10军、11军也大体如此，许多烈士都不是党员。

儿时听老人讲邓铁梅的故事，参军后部队驻地就在他的家乡磨石峪。“九一八”事变40周年前夕，我去找邓氏家族的人采访。两位老人压低声音道：邓铁梅打日本子没假，可他不是共产党，有人还说他是国民党，这事俺们不能跟你说。

王凤阁也是一样。抗战六年，全家牺牲，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当地老人，没人知道他。有人说他是胡子头，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打鬼子的中国人。

黄拱宸也无党无派。如果有机会，他们倒是可能像苗可秀、盖文华那样，参加国民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跟侵略者拼命，也就无愧为响当当的中国人。

与此对应的，是无名烈士太多。

除了于家人外，几乎没人知道老于太太姓王，嫁人了连这个姓也没了，就剩个“老于太太”——好像她生来就叫“老于太太”。

这样个强悍的女人都没有名字，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孽果。而像李三侠、张祥的山林队，邓铁梅、王凤阁、苗可秀的自卫军，包括8军之后的联军，除了前面写过的原因外，时间的久远，宣传系统的缺失、不畅、不健全，特别是在加入联军之前，烈士英名知之自然就难。当然，还有读者可以想见的原因。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即便曾经反共，或者打家劫舍，在侵略者面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和后人。

他们都不会唱《国际歌》，却吼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八、荒原水畔战马鸣 第二十九章 密营

<h3>“机器房子”</h3>

老交通员李升把小丫头李敏送到6军4师密营，李敏就算上队参军了。

李敏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房子。

南北大炕，一面就十来米长。说是炕，其实是床，用木头支架的，床面是碗口粗的黄波罗树一劈两半，半圆形皮面朝上，顺着铺摆开。黄波罗树皮是味中药，能治疗腰腿痛、高血压、糖尿病。那时不懂，就知道这东西发暖、软和，躺上去比较舒服。

进屋后最明显的，是地中央那个半人多高的油桶改制的火炉子。密营里，冬天必得有这个东西，取暖，有的还兼做饭。劈柴柈子在里面呼呼燃烧，像一台机器轰轰作响，上半截都烧红了。如今城里冬季供暖，政府规定室温不得低于18摄氏度，否则居民可以不交取暖费。那时那屋里能有5摄氏度就不错了，屋子大，那房子也不严实呀。

帽儿山、锅盔山、四块石等等，李敏待过的密营多了。有利用山洞修建的，有半地下的地窨子，大都是像4师这种称做“木刻楞”的木头房子。四面墙都是电线杆子粗细的原木垒叠的，里外用泥糊一下，风吹雨淋有的剥落了，往里灌风。打从人类穿上衣服有了家后，睡觉好像就得脱衣服了。那时的庄稼人，包括许多土财主，脱得更彻底，大人小孩，一丝不挂。一是没衬衣，二是就算有，穿衣服睡觉特别费衣服，也舍不得。抗联没有脱衣服睡觉一说，不光不脱，临睡前还得把穿戴拾整一番。头上狗皮帽子，脚下乌拉头，衣服扣子扣好，再把腰上皮带或麻绳系一遍。待到早晨起来，嘴巴脸上结满霜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成了白胡子老头。

在家时，房子也四面透风，好歹有床破被，更重要的是身下那炕是热的。密营没被，老同志大都有件大衣，白天穿，晚上盖。李敏刚上队没大衣，马司务长就把他那件油渍麻花的日军呢子大衣给她盖着，那也冻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比起后来露营的日子，已是天堂了。

刚上队时，密营里就她和李桂兰两个女的，马司务长年纪大，就挨着她睡。到帽儿山后，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纪最大的女的挨着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柜什么的，在中间隔开，里边睡女的，外边睡男的。那时那人比较单纯，有歪歪心眼儿的人少。

帽儿山密营里有两台缝纫机，就成了6军被服厂。各军密营里都有被服厂，南满被服厂叫“机器房子”，北满管缝纫机叫“机器”，还有叫“自缝针”的。

忙时，那机器白天晚上就那么“咔咔咔”地响着。

第一台机器，是1934年秋从大地主老夏家缴获的，同时还缴获一批白布，游击队给送进山里，建起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和李在德、刘思淑、许贞淑，都不会用机器，县委找来个裁缝张师傅，李在德最先学会了。游击队不断发展，被服厂也不断扩大，李敏、李桂兰等人也来了。

买的缴获的许多是白布，第一道工序是染色。把黄波罗树皮放大锅里熬开半个小时后，把树皮捞干净，布料放进去浸一阵子，捞出来晾干就成了淡黄色。柞树皮也行，效果差些，跟牛皮纸的颜色差不多。军装样式是中山式，帽子是苏联红军的尖顶帽，中间有个红布剪的五角星。各军服装的颜色，式样不一致。国共合作后，吉东有的部队帽子上嵌的是青天白日。就是一个军也难得统一，比如6军这批买的缴获的是黑布，那就只能是黑色的了。待到1938年后，密营陆续被敌人破坏了，各军又都像当初的游击队似的，什么色的都有了。

最忙的是换季时，机器活，手工活，手脚不闲。晚上舍不得点油灯，就点松明子，一个个那脸都熏得灶王爷似的，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李在德老人说，困哪，不知不觉就把手指头送到针脚下，被机针扎穿了，一下子疼醒了。有时都顾不上包扎，赶紧看看是不是把机器弄坏了。就是根机针，也是来之不易的宝贝呀。没事，把手包上，继续干。

被服厂也是抗战形势的晴雨表。该忙时没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时大雪飘飘，大批布料、棉花还没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满嘴泡了。

有时呼啦啦送来一批伤员，“机器房子”被服厂就变成了医院。

平时，密营里就是些非战斗人员。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联家属，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伤病员，其中包括戒大烟的人。收编的山林队，哗变的伪军，老弱病残和烟瘾大的，给路费回家了。年轻，烟瘾不大，又愿留队，就送到密营里戒烟，戒掉就归队了。

在大山里建密营，是环境逼出来的。就说伤病员吧，有根据地时可以放在老乡家里疗养，根据地没了，怎么办？

中医，西医，乡下的土郎中，乃至听说个什么偏方就给伤员用上了，就成了“医生”的人，各军密营多数都有个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帮把手的，就都算护士了，被服厂的女兵当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医官”，6军老人没有不跷大拇指的，说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时管医生叫“医官”。5军医官管毅，大家也是齐声称赞。可无论是管毅、王耀均这种比较正规的医生，还是那种几乎全凭胆量，拿起木匠家什就动手术截肢的“医生”，最大的难题都是缺药。

没麻药，动手术前通常吃点大烟止痛。张瑞麟的右下颏骨被子弹打碎了，给他动手术的徐哲可是个人物，正儿八经的哈尔滨医学学校毕业，后来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那也没辙，连大烟也没有。先在腮帮子里外清除些烂肉，再由人帮着把伤口挤压合到一起，用缝衣服的针线就缝开了。那时动个手术，几个棒小伙子按着，像杀猪似的。这又不像锯条腿，想哼一声都不行，一口牙没几颗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么硬憋着、挺着。

也是1军，1师3团9连1排8号战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弹打了个双眼透，送去医院，6个伤员只有1贴膏药。

2军6师军需部朴部长，左脚负伤，送去密营住院，没医生，也没药。眼瞅着伤口溃烂，一天天蔓延，大家“会诊”，一致意见是得把脚锯掉。六十多岁的8团4连老兵老崔头，找来把锯，比划一阵子摇摇头。不知从哪儿弄个罐头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锯，“嘎吱嘎吱”就锯上了，活生生“嘎吱”了两个多钟头。

如今戒毒，有专门的戒毒所。那时戒烟什么没有，就是让你在密营里待着，远离毒品，硬憋死抗，憋抗过去就算成功了。伤病员所谓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军打仗，能够休养、将养。营养谈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是了——这还是1938年前。

曾当过半年服装厂厂长的曹曙焰老人说，偏方治大病，那时光治枪伤的偏方就多了。像老倭瓜瓤子糊伤口能止血止痛，把串地龙根子煮了捣烂能治伤，老鸹眼树皮效果最好。这东西山上有的是，扒了熬成膏，糊上就行。连队干部战士用嘴嚼烂了糊上，轻来轻去的自己就“扎古”（治疗）了。

老人们都说，那时打仗，缴到好枪最高兴了，再就是药。打进个镇子，日伪的医院、药店里的药全部没收，中国人的赶紧拿钱买。

主要还得就地取材，靠中草药。开头没几个人认识，后来都行了，有空就出去采集，回来就捣呀熬的，成半个土郎中了。

1935年8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信》中说：

二、三军如缺医生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会熬膏药的，该膏药治枪伤很有把握，且价钱不贵，他们用时可派去专熬膏药。

1934年12月，《张同志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病院二伴子，苦的要命，自己做医生，自己作伙夫，自己作院长，夜间睡在木柴堆上，真是度日如年。

不知道拳打脚踢把这个医院全包了的“二伴子”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个医院在什么地方，从报告内容看似乎是哈东支队的。无论是哪支队伍的，读者从中也能窥见当年医院的一斑。

密营里的“机器房子”，当然不止缝纫机，还有兵工厂的机器。

或大或小，各军几乎都有兵工厂，比较普遍的是翻新子弹。就是给弹壳重铸底火、弹头，装药后重新使用。许多军都要求官兵收集弹壳，不光是自己发射的，敌人阵地上的也要捡，收集多的还有奖励。

2军兵工厂建得最早，而且有特色，能造“炸弹”。

11军创办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能造机关枪。

1936年秋，原奉天兵工厂的一些失业工人到下江地区找抗联，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抗战出力。奉天兵工厂是东北最大的兵工企业，这是些技术纯熟的产业工人，第一批是共产党员胡志刚带的6个人，在集贤县找到独立师。一个多月后，又陆续来了20多人。祁致中乐坏了，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人才、宝贝呀！派经济部主任崔振寰和团长叶万海，负责兵工厂的筹建和保卫，完达山支脉七星砬子群山的原始森林就热闹起来。

胡志刚带人去佳木斯买机器，在一家铁工厂看中一台机床，不光要钱，还得有3家铺保。这下可把人难住了。祁致中的警卫员丛树林，说他有个朋友是刻字工人，让他给刻3家商号的图章不就行了吗？立即去办，马到成功。

造枪得有特种钢，长发屯火车站上堆着不少钢轨，一个骑兵连连夜赶去，一个班警戒，其余的往爬犁上搬。敌人发现了，大雪纷飞中一场激战，抢运钢轨之战。老天爷帮忙，正是冬季，爬犁便捷，包括那台机床和其他机器设备，全是些死沉死沉的家伙，不然还真不好弄进那七星砬子大山里。

这“机器房子”里的可不是缝纫机，用脚就能踏动的，得有电。就修道水坝，用水轮带动发电机发电。水源不足时，就用汽车发动机烧煤油发电。

第一批产品是100支撸子，外形跟撸子一模一样，只是像匣子枪一样的机头，就叫“匣撸子”。豆油烤漆，又黑又亮，性能也好。

第二批是手提式自动冲锋枪，打的是匣子枪子弹。只是产量不高，一个月才能造几支，子弹又少，试制成功再未生产。

接着就造出了机枪，并装备了11军。

东北胡子多，枪械自然有市场，民间造枪业就应运而生。弄支枪模仿起来，铁匠炉式的手工打造，一个人干，或父子俩合作，质量大打折扣。其他军兵工厂的师傅，不少是这种角色，跟11军的正规军没法比。如果再干上几年，这座兵工厂的作用就大了。

1938年初出了叛徒，日伪军进山“讨伐”，兵工厂损失很大。之后，敌人不断进犯，再加上归屯并户，兵工厂处境日益艰难。1939年2月，敌人再次大规模“讨伐”，除3个人侥幸逃脱外，包括胡志刚在内的工人和护厂官兵，全部战死。

1936年（无月日），《刘海涛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中说：“我们计划着在里边（小兴安岭里边——笔者）建立军事政府、学校、小兵工厂、各种设备，这个山里就是日本知道，他进攻是很难的，也可说要与对房子（“对房子”，又称“趟子房”、“碓营”，即在山里打猎和干各种营生的人修建的房子——笔者）和雪里人（“雪里人”即达斡尔人、鄂伦春人——笔者）联合好了，日本就没办法进攻的了。”

当时许多人认为山里是绝对安全的。应该说这还是一种摸索阶段，翻的还是胡子的老皇历，冷兵器时代对付官军的那一套。

抗联不能没有密营，特别是在根据地的处境日益艰难，乃至被敌人疯狂剿灭之后。

而密营的精髓就在个“密”字：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是明知道你在那大山里，它也找不到。

<h3>学军事，学文化</h3>

胡真一老人说，管毅管医官，兼着教导队的文化教员。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在家时叫“小买子”，现在叫胡真一了。他笑笑，拿个树枝在地上写下“胡真一”3个字，先指着“胡”字，说这就是你的姓，左边是个“古”字，右边是个“月”字，“古”是古代的“古”，“月”是月亮的月，加一块就是姓“胡”的“胡”，“胡来”、“胡说八道”的“胡”。讲完“胡”，再讲“真”和“一”。认识自己了，再认识“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马列”是两个人，“马”叫马克思，德国人，“列”是列宁，苏联人，“主义”就是他们说的话。马列主义是真理，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就一定能胜利。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有识字班、政治讨论会、军事讨论会、经济讨论会、自由讲谈会、“苏联之友”、卫生组、俱乐部，7军管俱乐部叫跳舞队。各军叫法不一样，内容都没离开这些。政治讨论会也就指导员和文化高的讲讲，有的连长都讲不出什么。我当指导员后就得讲了，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打走日本子要像苏联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军事讨论会和经济讨论会就热闹了，大老粗讲话不拐弯，那时那人也不大挑理。经常活动的是识字班，不打仗，没敌情，弄块板子挂树上，写上几个字，嘴里跟着教员念，手上就在地上画。在家念不起书，没想到参军还能学文化，积极性挺高。也有不爱学的，特别是仗没打好伤亡大时，有人就说明天这口气说不定就没了，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各军大都有教导队（团），有的叫“随营学校”，在根据地选个屯子，在老乡家南北大炕上一坐，军事、政治、文化课就开讲。随着形势的恶化，“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也就越发突显出培养干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钱柜，控制了小兴安岭汤旺河谷，3军、6军即在岔巴气建起联军办事处、修械所，在帽儿山建起被服厂、医院、仓库，在汤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军事干部学校。

几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隐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门，树皮顶，对面大通铺，每幢都能住上几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这里是红松的故乡，也是动物的天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伴着参天的古树，在一种原始、荒莽的状态中恣意生长。清晨，学员们在门前空地上出操，鸟儿满世界欢歌笑语，狍子、梅花鹿在林子边好奇地探头探脑。

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杀、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来自3军、6军、9军、11军的干校学员，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没有文盲。而《资本论》应该是大学的课程。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从文盲到大学，从士兵到连排长，从连排长到师团长，就这么速成着。从不会立正、稍息、敬礼，不懂向左转、向右转的庄稼人，到拿起枪就向侵略者冲击的军人，不也是这么速成的吗？

游击队、抗联的优势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里的沟沟岔岔，参军上队前就嵌满了庄稼人的足迹。可离开家乡，游击到个陌生的地方，一时间就有点儿找不到北了。过去缴获地图，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着擦屁股了。在干校学习军事地形学，懂得识图用图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后悔不迭。

与此同时，还在巴浪河沟里办起了电信学校。

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914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3年毕业于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参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聪明，又刻苦，仅半年即提前毕业回国。

学校学员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岁，基本都是初小文化，这已经很难得了。除独立师的三人外，全是党员。主要学技术、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然后练习收发报，教学器材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三个月后，根据赵尚志指示，与政军干校合并，政治课、文化课与干校合上，仍以学习报务为主。

到1937年秋，合并后的政军干校培训一百多名军政干部。

办政军干校和电信学校，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命令张寿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老钱柜，到在汤旺河谷里办学，黄埔4期的赵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国的那所黄埔军校的。可是，由于与七星砬子兵工厂被毁的大体相同的原因，学校只存在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停办了。

<h3>“东方斯大林”</h3>

实际主持政军干校工作的，是教育长侯启刚。

据1939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19年到营口省立水产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辽阳满铁商业学校，“五卅”运动中因鼓动罢课不成，退学回家，何时入党不详。曾任3军3团政治部主任、10军政治部主任、3军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侯启刚，大个子，细长脸，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说这人聪明，爱读书，有理论水平，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满洲省委到11个军，谁是抗联理论家？侯启刚是不是应该算一个？算不算都没人承认，但他确实有一套理论。

关于游击战术，有以下几个原则问题——

一、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整零并用；

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进退并用；

三、敌动我静，敌静我动，静动并用；

四、敌暴我隐，敌隐我暴，隐暴并用；

五、敌聚我散，敌散我聚，散聚并用；

六、敌镇我警，敌警我镇，警镇并用；

七、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东西并击；

八、投实以虚，投虚以实，虚实并投；

九、设卡子，绕圈子，袭击敌人，所谓乘其不意，攻其不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十、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这虽不是战术，可是成为运用战术的先决条件。

这是1938年12月8日，《侯启刚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路线并战略战术问题给张光迪的意见书》中的文字。

1939年（无月日），《×××（笔者将姓名隐去）等人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批评你写的是：游击战术的“大鼓词”和游击战术的“对联”，不是什么游击战术原则，我们的干部如果虚心研究上级给我们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东北游击运动的困难，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战略与战术的原则的上面，再压上你这一套“大鼓词”和“对联”。

同年4月1日，《侯启刚关于被撤销工作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又提出“脱离原区论”，即脱离敌人已完成“集团部落”建设的地区：

敌人光靠采用游击战术或者精锐武器并不能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它之所以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主要在于缩短防地、隔绝民众（毁灭小屯散户归大屯）、武装大屯和普遍封锁游击区附近山林各种办法总和采用的结果。使我依山林则缺乏给养，进大屯则不得一住，骑兵则缺乏草料，步队则往返过劳，因而物资供给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动武装，散户多而离山太远（归屯区差不多都这样）之地带，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于敌寇“讨伐”期间亦呈绝大困难。当然有的大屯，有时还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资之补给，但当反动气势高涨，秘（密）探云集，恃以解决一时则可，恃以支持长久，则势所难能。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区域，除因了有特殊战略意义并给养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绝对保障时，都应脱离原区。

与此有关的，是“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

由理论和实际状况看来，敌人的反动办法是有规律性的。敌寇最厉害的办法，是毁灭游击区。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干过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局部的干过，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来了这么一回。“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我常提出的这种话，实是事实。这种毁灭，再加上归屯并户及照相居住证并严重军事进攻，结果反日队伍或早或晚，不是脱离原区，就是瓦解崩溃。

那怎么办呢？远征，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去开辟新区：

我认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满和三江省的环境下，远征绝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进攻”之积极对策。

侯启刚留存的论著挺多，以上只是择其要点简略叙述。比如远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给养如何解决，原区是不是放弃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纵横不断游击论”、“小兴安岭大计划”、“中日大战（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才是大事变”等等。而且，对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几乎都要评说、主张一番，少有不遭非议、批评的。特别是在前面引录的“游击战术十原则”的那篇《意见书》之后，有人说“他已经永远走进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里”，“启刚路线，是这些危险的、腐败的、犯罪的倾向，永绝于党”。

1939年4月12日，侯启刚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侯启刚有病，已知的是风湿病和三叉神经痛，有人说还有别的什么病。而老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他有时精神不大好，瞅着疯疯癫癫的，自称“东方斯大林”。还说他到10军当政治部主任时，提出取消“挑枪片子”和勤务兵制度，遭到反对，不得不离开10军。

1938年（无月日），《侯启刚关于经费、北满吉东党路线的统一及干部任免等问题的意见给金主任的信》中，说：“我病状光怪离奇，什么都说，说过都知道，工作热情较前增加十倍，身体不觉坏，每日睡两三个钟头，但精神并不坏。”

赵尚志曾想让他到6军任政治部主任，他说不行，我军事上没把握。他从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为“启刚路线”的《意见书》中，他说：“此信我自己负整个责任，最近必交北（满）省（委）和军政治部核阅，我相信最低是近于绝对正确的。”

几年来我以不应有的态度小看过谁？我逢迎过谁？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诉人也不必都告诉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过。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实现了我的政治意见就行。

我认为我正确时，我从来就未让步过一次。

我目前宁肯受省委处分而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不然，不光是对思想变节，也是对组织欺骗。

侯启刚是进关找党组织途中受到诬陷自缢而死的，时年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

后面将要写到，北满曾有几个人对所受处分不服气，有的想进关去延安找党中央，有的过界去苏联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侯启刚的结局是最悲惨的。

清高，自负，狂放，狂傲，口无遮拦，笔锋犀利，瞅着难以接近，感觉拒人千里。有老人说这人就是个书生，就是嘴损，嘴损也是因为书呆子气，其实这人挺透明、挺好相处的。

在哈东支队时，侯启刚是反对枪支无条件归公的，可到10军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个事，作去又是一个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见，其实我自己正在学习。”这是他的《意见书》中的一个自然段，无论所指为何，“东方斯大林”也是不无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军干校，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教授、学者、校长，可他没有那样的时空，侵略者也不会干瞅着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华。好在干校的办学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位实际的当家人也就功不可没。可在开批“启刚路线”后，他讲课的一些讲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议、指责、否认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战打鬼子的。

在北满那漫长的冬季，行军、打仗、露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残疾，他这个辽南的病秧子是怎么挺熬过来的？当光怪离奇的病发作时，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工作热情反倒倍增，那心头熊熊燃烧的又是什么？

有老人说，侯启刚的一些理论是有道理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挺欣赏。像“纵横不断游击论”，因敌人统治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区，错了吗？所谓统治薄弱地区，就是还未归屯的地区。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导意义的。可这个人太狂，讲话绝对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时不按组织程序来，还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线”叫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侯启刚说他在军事上没把握。自“北方会议”后，多少路线、政策上的反复、争论，政治、政策上谁有把握？其中又掺杂着多少别样的东西，蕴涵着什么样的凶险？这个爱思考问题的病人、狂人，“东方斯大林”，一介书生，却那么自信，对错误也固执己见，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腚不服”，那命运也就注定了。

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h3>“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h3>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战，东北党和抗联到底有多少专职和兼职的交通员，这个数字恐怕是没人能够说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说：2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人数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东特委给各县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会对交通员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县委的专门交通员最少要有三个以上，一个专跑特委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队伍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区委和县委之间（区委多得按实际情形增加交通员，一个区委交通员至多知道两个区委的关系）。此外还要准备几个候补交通员，以便临时派遣或代替发生问题的交通员。这几个交通员不要他们互相知道和认识。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县委负责人直接管理，应当设一专门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专门管理特委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队伍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区委的交通（员），另一人为交通站站长。站长和以上三人发生直接关系（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认识）。文件直接由该三人从交通员处拿来时交给站长，由站长再转交县委负责同志。这样县委负责同志除站长外，不认识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员。

（三）当交通员的人应当是选择最忠实，勇敢，耐劳和善于应付环境而有坚决牺牲精神的同志来担任，绝对不应该随便抓起来一个人，就叫他当交通员。交通员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绝对不许（让）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长知道外也不许别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员和交通员都不要参加任何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他们作什么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许别人知道。同时，也不叫他们知道许多的群众和党的关系。

前面 第22章 写过几笔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

李升，1867年生于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乡发大水闯关东，淘过金，种过地，打过零工，1915年到俄国修铁路，1919年回国在黑河跑邮政。1932年邮政马车被伪军拉去运军火，连走十几天，马累得走不动了，伪军就打。李升说别打了，哑巴畜生也是条命呀。伪军说打死活该。李升抄起块木板，照那伪军后脑勺就是一下，说打死你也活该。

敌人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家，他躲到汤原县鹤岗七号屯给人种地。冯仲云到这里发动群众，李升非常敬佩这位大先生的学问。唠起打日本，李升眼里冒出火星子，二话没说，就说你说让俺老头子干什么吧。

李升从小练武，身板硬实得小伙子似的，那也毕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枪法，组织游击队时，上队对付几年，打死几个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冯仲云看重的是他走南闯北，眼界宽，路子熟，胆大心细，脑子活络，这就是个交通员的人才了。那时“交通”、“交通员”的概念，对许多人还挺陌生，可冯仲云是何等人物呀。

从此李升就到哈尔滨为满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么时候，有任务拔脚就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到处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满。有人说北满抗联活动的地方，没有他没去到的。省委干部下去调研、赴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篯、赵一曼、冯仲云等人，他都送过。遇上敌人盘查，说你说这旮旯话，你儿子怎么是个南蛮子？他就说俺屋里的是个南蛮子，他是在那边长大的，这不就弄一口南蛮子话回来了吗？俺听着也别别扭扭的不得劲儿。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干的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篯曾说“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员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写，有的用米汤写，接到后用碘酒涂上，就显出茶褐色的字迹。后者对付宪兵、特务和有经验的敌人，有时也难。李升的衣服里外都是补丁，那时乡下人这种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缝在那补丁里。通常是藏在袖口里边和衣襟底下，这样情况危急时，便于拿出来毁掉。下雨、过河时，要提防着别弄湿了，晚上睡觉别让火烧了。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省委地址。敌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部队，由叛徒带路直奔省委驻地老金沟。

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几天后了。这时，他正率12支队在小兴安岭南部的臭松沟活动，老金沟在小兴安岭西坡，相距350公里。问题不在远近，而在于没人知道老金沟的具体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许亨植心急如焚之时，省委交通员于兰阁从老金沟送信来了。许亨植当即让炊事员倾其所有，给于兰阁做了顿“好嚼裹儿”，吃完后立即出发，限令他9天内必须返回省委。

于兰阁，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3军1师警卫旅，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和3军、省委交通员。从老金沟到臭松沟，通常得半个月，他来时用16天。这次回返，头3天硬是脚步没停，第4天傍黑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倒在林子里睡着了，亏得下半夜下了场小雪，把他冻醒了。醒来一惊，赶紧继续前进，终于在第8天晚上，即连续奔波24天后，赶到了老金沟。

李升的手脚也冻伤过，但是没有落下残疾。曾任3军警卫团团长的姜立新，人称“姜秃手”、“姜秃爪子”，手指还剩几个，脚趾都没了，走路像小脚老太太似的。他是个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时在大山里冻坏的。

单立志在吉东省委、2路军总指挥部当过一年多交通员，就在完达山里跑，大都是一个人跑。找部队，去密营，有时是把文件放到个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个什么样的砬子的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记号，下次放哪儿，再规定个记号。放好用石头压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让野猪什么的拱了。

老人说，“一出溜”（一个单程）200里，让你3天把信送到，就得昼夜兼程。开头有人带不觉怎么的，待到一个人在大山里走，真是胆突突的，特别是晚上。周围野牲口的眼睛鬼火似的，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有双手要掐住你的脖子。后来无所谓了，累了，找个背风的地场，倒那儿就睡着了。其实呀，睡梦中就进了狼肚子里的事，也不一定没有。这个不害怕了，最可怕的就是麻达山了。那时完达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树干就算细的一个人也抱不过来，一根根电线杆子水泥柱子似的，地下寸草不生。冬天有阳光，夏天树叶遮挡着，响晴的天，里面也阴乎乎的。头两次麻达山，那是哭的心都有了。反正就是记住老交通员讲的，码着一个方向走到底。树干南边光溜，北边粗糙，还长青苔，晚上摸一把，大方向也不会错。这比指北针还好使，碰上哪儿有铁矿，指北针乱套了，反倒误事。

老人说，现在让我进完达山，也不带麻达山的，就是腿脚不行了。

每次出行，都是历险。

村屯乡镇，敌人盘查，稍有破绽，就出麻烦，更不用说被搜去文件了。后来敌人也摸到一些规律，在一些交通线上设卡捉人。还有胡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兽出没，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么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谁管？夏季山洪说来就来，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个盹，那人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县委跑区委的交通员，半天、一天就回来了。在部队跑交通，跑一趟几天、十几天、个把月是常事。赶上大雪封山，特别是山洪暴发，那就难说时间，能送到就不错了——有时是送到也晚了，没用了。

前面说过，像“1·26”指示信那样重要的文件，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收到的。

罗登贤派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告诉他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瓜菜都凉了。

1940年5月20日，《张寿篯给王新林等同志信》中说：“一九三九年我们的交通关系最坏，五月份的信件由铁××十月底送到总部。”

而像李升那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七十二岁的老人（与我半个多世纪后，在干休所和乡间采访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纷纷的隆冬，独身一人从北满到南满去与1军取得联系，那几乎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可这位“抗联之父”真就创造了奇迹，给人带来惊喜。而此前吉东、北满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吗？

来往于吉东与北满、吉东与南满三个省委的，还有两个六十来岁的老交通员“老于头”和“老刘头”，都失踪了。

任何战争都有失踪人员。抗联当年没有“失踪人员”、“失踪者”的说法、字样。那时派出去的交通员，总也不见人影，就知道凶多吉少，就说“出事了”。除了被捕叛变的，没人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烈士的遗骸在哪里。而本书能够道出姓名的，几乎都是幸存者。

可视为抗联通讯兵的交通员，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通讯方式，和恶劣的战争、自然环境，其中的无名烈士也是最多的。

八、荒原水畔战马鸣 第三十章 “浪漫行为”

<h3>密营婚礼</h3>

1937年6月底，赵尚志参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来到6军帽儿山被服厂一看，兴冲冲道：嗬，这么多大姑娘、小伙子，有没有意中人呀？用不用俺给介绍介绍呀？

赵尚志可能是兴之所至，信口道来，结果却是会议未结束，就有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抗联通讯专家于保合，特别中意李在德，赵尚志就要往一块儿撮合。冯仲云是太了解李在德了。李在德和厂长裴成春的弟弟、6军2团政治部主任裴敬天，彼此爱慕，1935年订婚，第二年裴敬天牺牲了，现在李在德怎么想的呀？赵尚志叹口气，让冯仲云找裴成春，他俩当婆家的媒人，让裴成春做娘家的媒人，做做李在德的工作。

李在德说：俺谁也不嫁，就跟着你。裴成春道：傻丫头，你都二十岁了，谁能一辈子不嫁人哪？赵司令、冯省委这媒人当得不赖，俺仔细掂量了，“万内”（于保合当时的化名）这小伙子反日坚决，心眼儿也好，文化又高，俺看你们俩挺般配的。听姐的话，你跟他好好唠唠。

恋爱结婚，速战速决。

官兵采来一束束野花，把密营内外打扮得花枝招展。两对新人，一对是3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二十四岁的满族新郎于保合，与6军被服厂党小组长、二十岁的朝鲜新娘李在德。另一对是6军4师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岁的朝鲜族新郎吴玉光，与6军被服厂女兵、和李在德同岁的汉族新娘李桂兰。

婚礼由应邀参加扩大会议的周保中主持，他说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革命征途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

赵尚志讲话，祝福两对新人夫妻恩爱，抗日到底，永不分离。

戴鸿宾讲话，说两对新人，三个民族，这也是中韩友谊的象征。

领导讲完话，许亨植、徐文彬、黄成植等人，就“那嘎扎那嘎扎”（朝鲜族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地唱着，手舞足蹈起来。汉族同志不会跳舞，随着舞曲拍手鼓掌，大声叫好。

冯仲云喊起来：上酒，快上酒呀。裴成春领着李敏等人，就盆呀钵地端上来请清亮亮的白桦树汁。

花是野花，菜是野菜，里面还有点儿狍子肉，酒是白桦树汁。除了还没端上来的大子小豆饭是山下送上来的，全是就地取材，地道的野味。

唱着跳着，就该两对新人忙活了。

满族习俗，婚礼上新媳妇要给婆婆“装烟”。一根细长杆的烟袋是必备的，新媳妇拿着去烟荷包里舀满了，用手按实点着了，双手敬给婆婆。婆婆要是不喜欢儿媳妇，就假装没看见，把媳妇晾一会儿。待到婆婆接过来吸几口，就把准备好的一包钱放到媳妇手里，叫“装烟钱”。钱多钱少，不仅因为贫富，还在于婆婆对媳妇的喜爱程度。如今，不分满汉，不论城乡，这风俗在东北一直延续下来，叫“点烟”。不光给婆婆点烟，还得给所有来宾点一圈。

密营里没有婆婆，也没装烟钱，但这个仪式还是少不了的，没有烟袋卷纸烟。李桂兰叼过大烟袋，那烟卷得有头有尾的。那时的朝鲜（族）妇女哪有抽烟的呀，就苦了李在德了，好不容易卷上一支，未等送到人家嘴边就张嘴散花了。赵尚志进密营时说的那番话，就让她羞红了脸，这回大家再七嘴八舌一逗，把她弄得大汗淋漓。

烟没装完，留守团长耿殿军从山下回来了，老远就听见那山东腔的大嗓门：酒来了！酒来了！

他是昨晚下山买酒的，大家说上哪弄呀，再说也来不及了。他说酒席、酒席，没酒不成席，这婚礼就不热闹了。

有酒助兴，歌呀舞呀就更没个挡了，汉族官兵干脆扭起东北大秧歌。

耿殿军人称“耿破烂”，被服厂晚上加班，他把那盏油灯弄得萤火虫屁股似的。洞房花烛夜，几碗野猪油灯，可着劲儿亮了大半夜。

密营有间小房，收拾一下，给吴玉光和李桂兰当了洞房。于保合和李在德，在外面的林子里架起个小帐篷。

7月中旬，张寿篯与3军被服厂厂长金伯文结婚。

周保中与王一知结婚，是1939年10月6日。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与王禹智（王一知）同志当场握手，以代婚礼。余与王禹智从命，全场鼓掌示欢庆。并唱悠扬壮伟之国际歌，散会后作翌日工作准备。”

周保中的婚礼，是握手、唱《国际歌》。张寿篯的婚礼，赵尚志让于保合指挥少年连官兵唱歌助兴。《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长白山歌》等等，唱到《露营之歌》时，赵尚志急喊停，对大家道：这个歌应该让咱们的张主任来指挥，大家说对不对呀？

新郎倌站到队列前，挥起手臂。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

1937年夏，胡真一调到军部。两个多月后成立2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任总指挥，5军副军长柴世荣提为军长。

同时调去4个女兵，谁姓什么，大家就称呼“小什么同志”，胡真一自然就是“小胡同志”了。个把月后，柴世荣就叫她“小胡”了，有事没事，总爱跟她搭话，这几天干什么了呀，学文化挺好吧，记住多少个字了，胡真一也没在意。直到有一天，柴世荣直通通地说，你看俺这个人怎么样呀，你看咱俩结婚行不行呀？胡真一一下子蒙了。

六十三年后，胡真一老人说，那年我十七岁，他四十二岁，当时不知道准确岁数，那也能有个约莫呀。那时女兵凑一块，也唠些体己话，谁追谁了，谁看上谁了，你不好意思，我给你介绍介绍。有时我也说几句，都是说的别人，哪曾想一下子轮到自己头上呀？还是个军长。他见我那个样儿，就说你想一想，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别难心。约莫过了半个月，他从前线回来，问我想得怎么样，我说我要回被服厂，他嘴上答应，没有行动。这可怎么办呀？就去问一块调来的王玉环，她说这年纪是大了，可年纪大知道疼媳妇呀。老柴这人也真这样，缴获一把糖块，揣兜里几个月，弄得埋埋汰汰黏糊糊的，也给你留着，舍不得放嘴里一块。

老人说，过些日子，周保中找我谈话，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家里都有什么人，有没有对象。又说老柴有老婆孩子，他跟你说过没有，我说说过。老柴原来的媳妇是个小脚，不能跟随部队行动，挺贤惠个人，几年前去苏联学习了。那时夫妻离开几年后，好像就可以再结婚。周保中说老柴这人挺好的，组织上同意你们建立夫妻关系，但是不会强迫，你好好考虑考虑。第一次谈话，把我吓了一跳，犯了什么错误，值得总指挥亲自谈话呀？第二次再找，没见面就知道什么事了。

老人说，老柴又找我谈话，我说我是个野丫头，没文化，不会说场面话。他说来人我给你介绍这是谁，你伸手握下手就行。我说男女握手，那不叫人笑话呀？他说这是革命队伍的规矩，就教我握手、敬礼。我们是在喀上喀密营举行的婚礼。结婚后，我说他们怎么说我是你的“二人”呀？他哈哈大笑，说不是“二人”，是“爱人”，心爱的人，教我写“爱”字。

师长、团长到军部开会，见到军长就说哪个是嫂子呀？柴世荣摸着胡子，乐呵呵地道：哪个最丑就是。

柴世荣有个干儿子，是在救国军时认的，在团里当连长。见到胡真一就叫“干妈”，把胡真一臊得呀。

老人说，我们这些女兵，活下来的后来大都结婚了，大都是在苏联野营时结婚的。中国人嫁给朝鲜人的，朝鲜人嫁给中国人的，那是战斗中结下的情谊。王玉环嫁给崔庸健，郭铁坚牺牲后，李淑珍嫁给金京石，都是中国媳妇，都生的“双棒”（双胞胎）。大家开玩笑，说可不能嫁给朝鲜人呀，一下生俩，谁受得了呀？

李敏和陈雷是自由恋爱。

陈雷，原名姜士元，1917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1930年考入桦川中学，曾任佳木斯市委书记，1938年上队任6军组织科长，之后为3军3师政治部主任、联军总司令部宣传科长、1支队政委。

从6军到3军，陈雷经常给官兵讲课。古今中外，女兵都是军中一道风景，自然都是瞩目人物，当然也就认识，两人却从未说过话，连一声招呼都未打过，没有任何别的感觉。

剧变是瞬间的。那是1940年3月，抗联在苏联北野营训练，射击、投弹、刺杀、滑雪、班排进攻。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的汗水洒在了异国的冰天雪地。有一天的一个瞬间，两个人的目光突然碰到一起，倏地一种异样的感觉迸出火花，就注定了他们将携手一生。

之后，也就是见面打招呼了，有机会两人唠上几句，也都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的话题。有人对此好像有种特殊的敏感，很快发觉了其中的“问题”，就向领导报告了，北野营就满营风雨了。有人还在墙报上贴出小字报，说他们是到“阶级祖国”谈恋爱、搞腐化来了。

压力几乎都是冲着李敏来的，起码首先是冲着她来的。因为陈雷跟着赵尚志犯了“错误”，此前已被开除党籍，起码挽救难度是比较大的。

李敏老人说，我这人那时一直挺顺。革命家庭，十二岁参军，后方前方都不落后，政治上好像肚脐眼都没疤。可这回不行了，领导一个个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不能跟陈雷谈恋爱。说我各方面都好，组织上要好好培养你，回国后担任重要工作，眼下这一关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说陈雷出身不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跟赵尚志划不清界限。后来又说像他这种职务，不够结婚条件。我说我们是恋爱，也没结婚哪？后来党委会上又谈，撤了我妇女排党小组长的职务。

老人说，那时我有两个问题想不开。一是赵尚志打鬼子那么厉害，敌人都怕他，为什么要把他开除党籍呀？二就是谈恋爱这事。我们这代人和我们上一辈的人，有的就是为逃脱封建婚姻，投身革命的。我们党主张自由恋爱，我和陈雷既没影响革命、抗战，也没妨碍谁的利益，怎么就不行呢？

当时，不少战友为他们捎话传纸条，苏军官兵更是公开支持。不知苏军在这方面有何规定，但在这些苏联人的眼里，青年男女谈恋爱是自然的、正常的，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东西。

之后，包括陈雷和李敏在内，野营中的婚礼就多起来了。十来年过去了，连李敏这样的小丫头都变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更不用说那些二十来岁就参军的了，况且又有这么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前面写过的1军的杨效康，还娶了个苏联媳妇。

1941年秋，杨效康和王传圣，还有个2军的迟秉学（后来为朝鲜人民军少将），过界后被送到集体农庄劳动。一天，农庄主席说小杨呀，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呀？杨效康以为是开玩笑，就说行啊，是谁呀？主席说出名字，杨效康认识，是塔见特医院的护士，金发碧眼，年轻漂亮，还有文化。杨效康知道不是开玩笑了，可还觉得像开玩笑。王传圣和迟秉学说，人家姑娘可能早就看上你了。第二天傍晚，农庄主席把姑娘领来了，说你们自己谈吧，两个人就坐在白桦林边谈上了。

<h3>“浪漫行为”——腐化行为</h3>

周保中1937年11月2日日记中写道：

由9军军部调遣临时参加五军工作之孟兆庆，视其青年有为，工作中加以督促和教育，乃孟兆庆不习于好，第一次受王师长光宇之派遣，以百元钱入土龙山胡伦浪用，谎言归报，曾加以申儆，并督勉之，于下江工作中带二百两烟土入富锦、集贤镇购买迫切需要之弹药。该孟兆庆竟敢花酒自娱，将二百两烟土浪费尽净，回报损失。嗣经王师长此次西行调查明白，以款巨数，嫖吃殆尽，不但使军需受损失，而失去对民众捐纳之信仰，若不严惩纪律坏矣。乃召集兵士代表会议判决执行处死。青年因属可惜，然不堪教育无长进，犯罪致死，亦有应得。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原文如此——笔者）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妇女申莲云因乱婚过甚，经全体会议通过处死刑。

周保中同年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本部副官张永和原属第三军随赵尚志同志，此次转调第二路军本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夜，张永和利用机会拟向本部妇女工作者李英淑乘睡后，（高丽同志）施无礼。李于觉醒时呵斥之。张犹无赖。李大责斥。时余闻声，悉其事。立传张至，解除武装。此种卑污行为破坏纪律，为从来所未有，决严处治之。乃召请尚志同志及部中干部诸同志，讨论结果。均认为张永和系罪犯行为不可容恕，决处以死刑。随即绑赴刑场，执行枪毙。翌晨向部队全体宣布。

下面为1939年10月10日《革命军事临时审判庭审判书》中的《判决书》之“五”：

李凤仙，她东满党领导下参加儿童团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再转到中共党成为党员，党的年龄很深，经过多年的斗争。可是她思想上的表现最落后，在工作上并没有任何进步，而为乱爱犯过好多次的错误（在东满的时［候］）。最近她为爱情而牺牲革命，同时和最坏的刘永财结婚，又复提出离婚，对党不忠实，破坏纪律，完全（是）反革命的行为，因此处以死刑。

曹曙焰老人说，姜信泰和姜信一是亲哥俩，都是5军3师的团政委。有个女兵李生金，中等个，清秀、漂亮，爱唱爱笑挺活泼，党员。她的丈夫西征了，好像是牺牲了，我说不大准，反正是和姜信一好上了，形同夫妻。上级批评他们，两个人就跑了。这是1939年初的事。秋天，姜信泰带我们到桦川县南边筹粮，听说他们在那儿，仍然打着5军8团的旗号抗日，还发展了几个人。姜信泰指挥，把他们包围了，一喊话，就打不起来了。姜信泰说你为什么脱离队伍，姜信一说我和她离不开了，知道影响不好，就离开了。姜信泰说男女关系是小事，开小差、逃亡是大事。姜信一说，我们没投敌，也没当胡子，还打日本子。我和连长王庆云的意见，是把他们带回军部处理。姜信泰说咱们到这筹粮，不能耽误工作，再说路上跑了怎么办？这是个原则问题。结果，把两个人绑树上勒死了，那几个人跟我们走了。

1937年，无月有日还有地点（“五日写于晚十一点三道通”），《宋一夫关于五军内部情况致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经济支出，现在我看来真是如流水般向外淌，已不像我从前困难的五军了，骤变成资产者。如走狗军来一兵，招待费也要超过十几元，走后还要拿个三二十的钱，我们虽然说讲联合不能使他无政治部分认识，只以金钱引诱，他们拿花言巧语来欺骗我们，为（未）免太糟了。

如此种种甚多，不用多说，特别是我干部同志的生活真是不亚于高官富贾一类，鱼盒子、果子点心类——一师同志更甚——舛不多每日皆用。

这种情况，各军或多或少都存在。

同年12月1日，《赵尚志关于整饬军队纪律问题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在回顾了从珠河游击队开始的光荣历程，取得的成就后，写道：

正因为在整个革命形势的开展，不断的胜利中数量的增大，同时也因队伍各地分散活动及忠实英勇的中心干部先后伤亡，结果使队伍内发生许多不良的现象。首先是诸负责干部同志逐渐放弃以往过去对工作的紧张性，不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革命工作上，对各部活动方策上的指导缺乏，对队内的政治军事教育的放松，对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工作的放弃，近几年来军长个人生活上的浪漫，历次的不正当的错误的浪漫行为等等的恶劣现象的影响，不严格检查干部的工作及行为，特别是允许和纵容了各级同志犯着各种错误，放弃政治军事工作，逐渐同化于义勇军的危险现象。如张寿篯、张连科之在巴木，关化新、王玉生之在二三师，孟广才、康山、王德富之在六师，（未）站在革命需要上来公正分配，而表现了任意取用，如许多干部同志在每次军事胜利行动中所得来的胜利品，首先滥行取用，服装用品的讲求漂亮（如二师的远征北黑，首先由景永安及蔡近葵同志挑选一切美好衣服及用物为自己享用，魏宝林等人浪漫行为；三师的远征梧桐河，由上级领导者首先取用，雷炎、张建邦等的浪漫行为。西方各师在数次胜利中，如李熙山、王德富、康山、李泰、李靖宇、雷炎、吴新才的任意取用重要物品及支配等等）。

借故支用公款，如孟克曼、赵一曼、马宏力等同志假借养伤养病的关系，每人支出均在五六百元以上的疗养费（普通的指战员最多没有超过五六十元的），侯启刚同志假借治病为由，支出竟达数百元以上的医药费，生活脱离群众，如张寿篯、关化新、侯启刚、周庶范等同志历次不正当的浪漫行为，如张寿篯、关化新、周庶范等同志认干亲事实上丧失本军威信，甚至对公款的不加撙节，如雷炎、李靖宇、景永安、王德富、吴新才、于保合诸同志的滥支公款，并且有的假公济私及自私自利的现象，如蔡近葵同志的偏私分配公物，如康山、雷炎、景永安、蔡近葵对队内军事纪律的执行，表现着打骂，特别是有的干部甚至腐化到私自吸食鸦片、酗酒等程度，如刘海涛、李广、□□□（原文3字不清）、高品一、魏连山、毕锡笏等。特别有许多人有打骂群众的现象，而张连科则更加堕落，如在巴木等地舞弊多端，假公济私，滥行支配，私用公款，奸宿民家等等，老敏的奸杀妇女行为，被服厂诸女同志的不正当浪漫行为，并因为争对象的冲突互相用许多危害革命的战争行为，不顾运输与采买之艰难而大兴土木及缴纳毛毯等奢侈的现象。

同一天，还有《抗联三军党委会为纠正腐化现象、实现共产党员在三军中光荣模范的决议》，主要内容与前者几近一模一样。

关于义勇军失败的原因，除前已叙述，还有一条，就是腐化。比如辽宁民众自卫军，其主体存在不过半年左右，可以往官吏那些腐败糜烂的东西，好像是不用学而自来会的。总司令唐聚五、参谋长张毅，贪图享乐，沉迷女色，结果自然是军心士气受到打击。赵尚志所言“逐渐同化于义勇军的危险现象”，即在于此。

五个月前召开的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提出“反对党内腐化，扩大和巩固党，保障党纯洁，防备敌人奸细混入组织，彻底改善三军党政工作，求得三军质量数量上新的转变，使要成为北满各抗日军中模范军”。具体动作，是调整各师政治干部，同时加强各级党的建设，像执法处、后方办事处和学校、医院、被服厂、军械所等非战斗单位，也都建立起党支部，严密党的组织生活。至于“浪漫”的人和事，不管是谁，批评教育决不含糊。

有老人说，在一次讲话中，把师团级干部几乎点名批评个遍，这在当年也是少见的。

“赵尚志毙他舅——公事公办”，一句歇后语道出个故事。说的是1934年春，被珠河游击队改编的“丑殿五队”，从游击队中叛出，重新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个李某，是赵尚志的亲戚，论辈分还是赵尚志的舅舅。此人好吃懒做抽大烟，受不了游击队的纪律约束，也跟着惯匪丑殿五跑了，并为其出谋划策。赵尚志率队将这支叛队包围、缴械，然后召开全体队员大会，大家一致同意将丑殿五枪毙，轮到李某时就没人吭声了。赵尚志问了两遍这个人怎么办，才有人说他是初犯，打几棍子就行了。赵尚志瞪了这个队员一眼。有个队员说他犯了军法，也该枪毙。赵尚志大声道：这个弟兄说得对，就这么办。

“荒原水畔战马鸣”——在向自身的疾患开战时，这支队伍的突击力也是非同一般的。

1937年6月25日，《周保中同志给王克仁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李华堂同志个人生活在未提出参加党以前，他有不合条件、乱婚之爱。你不等这问题解决以前，你向他宣布同意介绍入党，这事差不多使我们感受相当困难，可是经过寿篯和我的解释和要求，李军长表明愿在共产党的原则下去自己解决这问题。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68本书的人，对于本书写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这样那样的错误，自然心中有数。而对于“乱婚”、“乱爱”，非夫妻而“发生极热情的肉体爱”的人，同样也会了然于心，有的还是很有名的人物。有老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几个人，说他们在这方面不检点。有老人说×××（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下同——笔者）是老毛病了，被他看上的女的没个跑。有老人说，有的坚决不干，说军事命令、政治命令俺服从，这种命令不服从。有人说这就是政治命令，威胁人家，要把她送回家去。不是送回家去做地方工作，而是开除了，不要了——这不就是给敌人送去了吗？

在某红地盘，有老人说×××来了就住老×家，后来把×大姑娘带走了，再没回来。有的还说老子冰天雪地打日本子，你们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得给俺做做贡献。

有老人说，×××被派到苏联学习后分配工作，说什么也不回原部队，因为那儿有许多人追她，她谁也不爱，谁也得罪不起。分到另一支部队还是这样。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结果被开除党籍，后来牺牲了。这是个女英雄啊！

有老人说出时间、地点，谁让他们把个女的绑在树上，用树条子抽她，说她扰乱军心，问她还敢不敢“乱爱”了。那时年纪小，不大懂，心里也不大是滋味儿，这事能都怪她吗？

<h3>“浪漫行为”——违纪行为</h3>

关于“浪漫”一词，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二是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常指男女关系而言）。而在本书叙述的那个年代，第二种解释则几乎囊括了所有负面的东西，批评人时经常把“浪漫”挂在嘴上。像“这个同志很浪漫，临走时跑到烟馆里去抽大烟和一个韩国人大闹，结果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

从游击队到抗日联军，自始至终抓得非常紧的，是“不抢不夺”的群众纪律。

赵明山老人说，俺参军不久，在老乡家睡觉，房东大婶给俺个枕头。早晨醒来，班长说你犯纪律了。用纸糊个高帽子，上面写上几团几连几排几班几号战士，领着俺在堡子里转了一圈，边走边说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俺也没抢没夺呀？那也不行。那时叫你睡地上，你就不能上炕，没叫你枕枕头，你枕了，就是犯纪律。

1935年1月，1军攻打碱厂镇，战后行军，一个小战士总掉队，问怎么了，说脚疼。负伤了？没有。那是怎么了，脱鞋看看吧。不让。这就蹊跷了，更得看看了。原来脚趾上套着个金戒指，把两边脚趾都磨烂了。戒指怎么戴到脚上了？是打进镇子后，从一个老太太手上撸的。开会后处死。战场上发现抢劫者，各军几乎都是当即执行战场纪律。

1937年6月，后来改编为11军的独立师攻打富锦县洪家店，有个士兵从老百姓家抢个包袱出来，正被祁致中看见，一枪打死在门口。

赵文喜曾因鞋小，跟老乡换双合脚的，被撤销大队长职务。

1942年春，3路军6支队机枪手陈才，一双鞋破烂得只能用绳子捆绑在脚上。路过个屯子，农民在田里插秧，鞋放在田埂上，陈才就拿了一双。政委发现了，当即将他处死。

另一个抓得非常紧的，是哨兵职责、纪律。

警卫队队员曲日文（原属四军教导团）平日不断过犯，尤以每值步哨勤务，不问情况如何，屡屡在警戒勤务睡觉，虽经多次严责不改，今晨又在步哨勤务睡觉，处死刑，执行枪毙，就地埋葬。

吕司务长本厚不堪造就，放弃警戒职责已处死刑。

一双鞋，一条命，哨位上睡个觉也没命了，“乱婚”也要处死，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935年（无月日），《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内婚姻简则》中规定，未婚男女自由恋爱，“须于订婚、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须向所属部队上级长官或相当上级机关申告”，“认为与游击队内、队外的军事的政治的利益没有重大妨碍时，应予批准”。“男女双方应保持夫妻的正常关系”，不得与他人“有私通、恋爱之乱婚行为”。“凡违反上条规定者按其情节事实的大小，应受军事纪律处分。处分法：由严重警告、强制隔离、开除出队、以至死刑”。

1938年（无月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关于〈步哨日常守规〉和〈特别守规〉的规定》中，第13条为：“在步哨线上绝对禁止睡眠（违者重罚以至死刑）。”

从奖惩、组织、纪律、士兵优待条例，到婚姻简则、步哨守规等等，都是各军、路军制定的。即便如上述婚姻简则前冠以“东北抗日联军”字样，也只能属于某一地区的联军。因为在过界成立抗联教导旅之前，东北抗联并未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条例、规则也就不能没有差异。比如3军、3路军，包括政军干校，其步哨规定多则20余条，少则10余条，笔者所见最严重的处分为开除。

游击队成立之初，晚上宿营，有的不知道派出哨兵警戒。马不吃夜草不肥，庄稼人知道何时该起夜给牲口添草料，把它们伺候得周到妥帖。但是，让他当哨兵去站岗，即便是猎人出身的神枪手的队员，也难得懂得在哨位上如何才能便于隐蔽自己，并发现敌人。半夜三更，睡眼蒙眬爬起来，摸出烟袋抽袋烟，提提神吧。更大的可能，是抱着枪在那儿睡着了。

那时令各级领导头痛不已的，是被称之为“跑排”的走火。那时枪少，是个稀罕物，都爱摆弄，摆弄摆弄枪就响了。一个人站岗，这回得机会了，鼓捣鼓捣枪响了。至于打伏击，第一次参加战斗，紧张，老远看到敌人来了，不知不觉就把枪弄响了。

怎么惩戒呀？赵明山枕了老乡个枕头，被戴高帽游街，显然是跟关内苏区学的。犯了纪律、错误，更多的是打军棍，再就是罚站，有的还举支枪，这就是旧军队传下来的了。传下来的也不一定见过，打法就不一样，有的脱裤子打，有的不脱裤子。有人学文化不认真，也被打军棍，一边打，一边问你还好不好好学了。

站岗走火，虚惊一场没什么。若是敌人来偷袭了，哨兵睡着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实际上，从游击队到抗联，这种苦头各军都没少吃。各军、路军的条例、规则，就是在这样的经验教训中建立、并细密起来的。而随着斗争环境愈来愈残酷，比之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那些难以下笔的惩戒行为，上述这些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九、萧墙之患 第三十一章 下江无政府

<h3>办事处，事难办</h3>

5月的下江，树叶关门了，鲜花漫山遍野。万紫千红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大烟花，一片片在阳光下流香溢彩。两个月后，花朵变成鸡蛋大小的绿色的烟桃，就是收大烟的季节了。一顶顶草帽在烟海上漂移着，两个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烟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渗出来。后边那人左手中指上挂个小铁盒，其余手指抓住烟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转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浆在盒沿上一刮。晚上还要炼烟膏，把烟浆倒锅里熬成咖啡色的软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纸上，每份半斤，叫“大烟分子”。收烟人的工钱，一般都在所熬烟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庄稼人挣几个活钱的时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装收大烟税的时候。

在救国军、山林队都集中于大烟地的时候，我的意见：最近把队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进行农村运动及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烟税，征收的办法不是去队保护，而是向保护烟地的队伍提出，随便他们给多少，向大烟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几，以不妨碍我们的重要任务及活动为原则。

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给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及五军党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文字。

至于其他捐税，就不像大烟税的季节性这么强。而在大烟种植地区，捐税也常是大烟。“满洲国”的特色之一，大烟就是钱，在一些地区甚至比钱还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烟，就意味着有了粮食、衣物，乃至弹药。

谈到1937年下江的抗联部队，当时各军的文件几乎都用了“猬集”两个字。

后来抗联的11个军，除了1军、2军和10军，这时基本都在下江地区。

1935年9月初，李学忠率2军2团西进南满，在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时，场面热烈感人。当地民众杀牛送面，倾其所能弄“好嚼裹儿”，款待远道而来的2军。举行两次军民联欢会，之后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游击战争经验，制定两军共同作战计划，订立“抗日救国竞赛公约”。还互赠礼品，1军送给2军两支匣子枪，2军送给1军几颗手榴弹。

尽管史料中没有记载，采访中也无人提及，类似情景在北满、吉东也是应该有的。特别是敌我搏杀得难分难解，或者力不能支时，一支联军赶到，那种胜利后的战地会师，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余县，猬集了8个军的两万左右联军后，不时听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声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到哪儿都有“办事处”，有问题就说“找办事处”。应该说，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尽职尽责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级军事机关。几个军抽人凑起来的临时单位，你说能有多大权威？在一些人眼里，那办事处负责人是哪个军的，那胳膊肘就向哪个军拐了，更不用说有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了。有的办事处不断改组，那事照样难办。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联军各高级干部的秘密通信》中说：

从来下江各部队缺乏一致精神，“见利则不相让，遇战事则各不相顾”，这是革命游击斗争中极端可耻的事，而且也是极危险的事，希望同志必须根本铲出这类倾向。

<h3>“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h3>

1937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北满总政治部主任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坚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谢文东、祁明山、于九江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表面上看，对与3军的联合，谢文东好像不如李华堂热心、积极。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此前还要将队伍编入3军。笔者曾说“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其一这时他是抗战的，其二他在精心拨拉自己的算盘，用东北话讲是这人挺“故懂”（心眼儿多、狡猾、阴险等等）。

南京那国民党政府指望不上，寻求苏联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联人不帮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么同为共产党，那边的共产党也不帮这边的共产党呀？但是，谁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败后都往那边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形成气候，要抗战就不能不依附共产党，特别是他眼下这种处境、模样。而共产党的强大，还在于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这边的共产党，也就等于靠上了那边的共产党。

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应该说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谢文东得到的无疑是最多的。不久又与李延禄联合，成立“东路指挥部”，推举李延禄为总指挥，乘机大发委任状，收编队伍。之后仍是使出浑身解数，在联军间纵横捭阖，寻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满，谢文东要依附共产党这棵大树求生存、发展，除了1军，别无选择。可在北满、吉东就不同了，无论他主观上怎么想的，客观上已经成了搅局的角色。

首先与谢文东闹得不可开交的，是后来为11军的独立师。8军成立前后，凡是投奔8军的义勇军、山林队，祁致中见了就缴械，还请5军宋一夫帮助缴械。赵尚志知道后，以联总名义给祁致中、谢文东写信，为他们划分活动区域，以免事态扩大。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信》中说，攻打方正县城后，因“明山队”“犯过”（攻打大罗勒密镇，商会拒纳抗日特捐，“明山队”将商会房子点着，烧毁半条街——笔者），谢文东、李华堂主张将其缴械，3军不同意。之后，祁致中又造谣，告诉李华堂，说3军要缴你的械。祁致中弄得孤立无援，多方敌视，才计划利用共产党。

同年2月13日，周保中在《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案》中说：“独立师齐明山部队，民众军之别系，胡匪化。”

4月初，张寿篯曾去独立师，与祁致中进行马拉松式个别谈话，长达10天。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谈话记录，为了化解矛盾，团结抗战，共产党人的苦口婆心足见一斑了。

对于8军、9军、10军、11军，3军在服装、给养和武器、弹药上，都曾给予帮助。其中对8军的优待，甚至使李华堂颇觉不公。正如侯启刚在政军学校讲课时所言：“谢文东目下之所以未绺子化和未塌台到底，纯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底受了三军的实际帮助和影响。”但是，人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特别是在见识了3军帮助汤原游击队改编为6军后，谢文东的心理肯定是更加不平衡了。

对此，同年8月1日《赵尚志张寿篯给谢文东的信》中，毫不讳言：“不假，文东同志向别人说过我们向（同）汤原游击队怎样好，我们同四军二团怎样好，抗日联军还有两样吗？是确实不同，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基本队伍，自然是更亲切更关心哪！”

“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又“打日本没必要，打出日本以后，共产派又起来打民族派，所以我们（民族派）先打共产派”。

这话这年秋天出自8军，无论版权具体属于何人，显然会受到赵尚志、张寿篯那番话刺激的谢文东，对这句话的前半句应该是认可的。

1936年底，因为征收捐税引发纠纷，3军1师将8军2师4团缴械。2师师长关文吉报复，将1师5旅12团的3支队伍收编。1师师长常有钧不准8军在大罗勒密征收木税，关文吉就要缴常有钧械。双方调动部队，剑拔弩张，周保中赶到了。

这时，赵尚志正率3军主力远征，即将收获冰趟子大捷。不知道这个暴脾气在场会怎样处理，周保中首先使双方压住火气，别动起手来，然后去见关文吉。关文吉不承认他收编了3军的队伍，说他们是自愿跟着8军活动的。周保中给李福林写信，说明12团的人一时难以强逼，能否让其暂时随8军活动，并准许8军征收木税？李福林、李熙山、常有钧等人不干，再三劝说，同意8军收税，但其份额得由稽查处保存，待问题解决后再发还。关文吉坚决不同意，周保中提出可用5军的份额为8军担保，关文吉仍是不干。1月7日，周保中给他写信，说明二者必选其一，否则5军将把派到8军的政工人员撤走，待问题解决后再回来。并让他将信转呈谢文东。同时指示在8军的5军人员，避免卷入3军与8军的纠纷。

结果，8军对5军也动起手来。

1937年7月23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给谢文东等人的信》，正文如下：

贵军第二师关师长文吉，以前在大罗勒密有破坏联军纪律行为，调解未久，近复变本加厉，横行无忌，将联军依东办事处征收工作全部擅收。不但联军纪律破坏无遗，且有碍及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前途。以前李团长（荒子）擅收六区亦其一例。又贵军第一师赵团长金山擅杀五军二师王副官长并将武装部队缴械，至今并未处理。四军六团亦被该部收缴，延搁交还。似此种种极应处理清楚，不能再事延长，究竟如何办理之处，特请贵军军部书面立予答复为荷。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联军纠纷、冲突的文件中，几乎阵阵少不了8军，更少不了关文吉这个急先锋。采访中提起这个人，老人都说这小子不是个物，可他是谢文东的干儿子，怎么回事不是明摆着的吗？

同年（无月日）《宋××给周××的信》中说：

依东敌情仍像先，仅学兵百余名时常出扰，无大批日寇，因我队各自为战，不取联系，特叫他巧得胜利，真恨真恼！

而关文吉等人，是不是正乐得瞅着你吃败仗呢？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如果中间的“傻老赵”不动，那么把两头的“老奤”和“谢文东”调换一下，似乎更合适。

比之李华堂，对于共产党的疑心和芥蒂，谢文东显然要更大些。他那么积极要求入党，也能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点。

童长荣曾经说过：“幻想把救国军官长介绍入党就能把救国军变为红军。”

除了研究抗联的学者专家，今人不知道、也从未把谢文东当成一个党员，笔者也未见到当年曾有拿党员标准要求他的文字，他自己当然也不会这样做。当年完成这一切的，除了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外，还有心照不宣的两个字：利用。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无不是一方水土中的精英级人物。土龙山暴动，景振卿非请谢文东出山不可，因为他是不可或缺的。在谢文东的心目中，共产党是恨有钱人的，像他这种人早晚是个事，打完日本子就该收拾他了，当然现在就要有所应对。难说这种思想何时产生的，有了“共产派”、“民族派”就没疑问了。他知道这是个用实力讲话的世界，那就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的名字与土龙山暴动是连在一起的，论影响不在任何人之下。而共产党由于“北方会议”路线的后遗症，有钱大户和地主反日武装大都拥护他，哗变伪军几乎都选择投奔8军。

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谁也没什么可说的。

被3军缴械的8军4团，被8军收编的3军12团的几支队伍，都是收编的山林队。各军都有不少这样的队伍。这种队伍积习难改，不时捅出点什么娄子，原本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便关文吉要报复，那不就是谢文东几句话的事吗？师长儿子能不听军长老子的吗？

许多老人说谢文东“护犊子”。原指过分溺爱子女、袒护子女缺点、错误的“护犊子”，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旧时一种笼络人心的带兵方法：你就是有天大的罪过，老子都不在乎，甚至揽过来，好使你感恩戴德，为我两肋插刀。

同年6月6日，《第九军军长李华堂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一师二团那团长派工作三名，在道台桥东没收走狗队保护货车三辆，得军衣布及其他的布一百余板，被八军伦团将人捕去，枪缴了，布匹也完全抢去。我军之执照他声言无效。这样行动与革命原则未免大有相反，我想在联军会议时谢军长同志就报愤懑态度，我因整个着想及多年的故交，故再三的退让。现在他的部属，竟这样的横蛮于统一战线不会不受到影响，而李团在六区所收的款，已调查确实五千余元，骑去马匹很多，谢同志不加详查一味听信部属之谎言。

使李华堂火冒三丈的，当然不止这些。

须知，在李华堂去宾县找赵尚志前，曾将自己的7名部属送予谢文东，另有20支匣子枪、撸子和2000发子弹。那是谢文东，也是李华堂最困难的时期。在联军中，讲故交，论“民族派”，8军和9军都应该是最铁的。

6月20日，《张寿篯给谢文东、滕松柏等人信》中说：

我不是替尚志说话，他对于任何别人，始终无有对你那样优厚！

谢文东明白，从大局着眼，“共产派”轻易不会跟他翻脸，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张寿篯“我不是替尚志说话”那话，对他也不能没有触动。扪心自问，像“傻老赵”那样待他的也真不多。况且众怒难犯，倘把人都得罪光了，他也完了。而且这时他是抗日的，应该说还挺坚决，所以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敛。

可是，与此同时，党内“左”的、“右”的“路线”分歧，也在斗争着，而且愈演愈烈，直至1940年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不久又拿掉“永远”二字——直到今天，也不能说没有不同意见。

<h3>另一个危险信号</h3>

联军猬集下江，本身就犯了游击战大忌，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

彭施鲁老人说，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开始全面抗战，对东北抗联也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抗联发展到最高峰，达3万余人，生存条件也从来未有的好。那时我在4军2师4团任政委，跟着1师到勃利县活动，住的都是地主的大院套，有的离县城就10公里左右。通常是晚上住进去，炮楼上放上警戒，白天搞政治教育、学文化、学唱歌。两个多月，只赶上一次敌人出扰，不得不转移。那儿不是根据地，敌人耳目很多，我们这支队伍近500人，多大的目标呀，敌人能不发现吗？日寇说“三江省（下江地区10余县被划为伪三江省——笔者）已变成共产乐土”，那它怎么不来“讨伐”呀？那时咱们消息再闭塞，也能觉出不对劲儿，反常，甚至离奇，过去哪有这种事呀？

老人说，当时有人觉得全面抗战了，小鬼子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咱们这边了。其实，正因为它在关内又发动侵略，就更需要在东北打压抗日联军，它得稳定后方呀？应该说，后来的实践证明，1937年下江地区表面的平静是个阴谋。敌人最喜欢你聚堆。抗联的取胜之道，也是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能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而这一切皆在动中。而今，两万左右联军明晃晃摆在下江，岂不正中敌人下怀？而且它一刻也未闲着，其中最毒辣的一招，就是搞“集团部落”。之前就是因为敌人大搞“集团部落”，许多部队在老游击区、根据地待不下去了，被挤压到下江地区的。现在，它又如法炮制，以一种假象麻痹我们，不动声色地加紧“集团部落”建设，“治本”不“治标”，只待树叶开门落雪了，就该动手了。

实际上，1937年刚迈入初冬，抗联的严冬就开始了。

6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日来得情报，日贼增兵下江各地，兵力甚厚。

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中说：

目前各军猬集依东，虽然给敌人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热烈号召江南部队，应当认识英勇突破新区的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是粉碎日贼“讨伐”有效办法，希望保中同志站在各军配合活动的必须条件上，加紧号召各军分头声援突破竞赛，以便胜利冲突今年度日贼“讨伐”以便准备一九三八年度的反日游击运动的新的形势的展开。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依东为各军猬集之区，队伍最多集结在此地，如五军、八军、九军，三、六军之一部，独立师（现改编为第十一军）这些部队，都不能分头突击，表现浓厚的苟安一时的状态，可是他们每天口里喊：“日贼计划，将我们趋于吉林东部，集而歼灭之”，可是有些同志，却表了与一些义勇军首领一样的庸俗的糊涂的态度，我们认为依东各军，将被敌人迫挤，而四散，那时才能突击，这种自然性的开展突击，是极危险的。

关书范认为，联军密集下江，正是中了敌人大包围的政策。

侯启刚认为，联军今年不远征，明年一定会遭受严重打击。

金策认为目前形势非常危险，首先是违背了游击战的原则，更可怕的是联军不能统一号令、行动，各军在下江地区打圈子，为利益争执、摩擦，而看不到这种危险性。为此，3军、6军抽调精锐，组建一个模范师，由6军1师师长马德山任师长，金策为政治部主任，向同江、抚远、饶河、虎林等边界地区突击，开辟新区，牵制、调动敌人，当然也期望这个行动能够起到模范带动作用。

3军去年秋末冬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的西征，胜利和代价都是巨大的，战略上调动了敌人，减轻了下江联军的压力。眼下，抗联史上少见的兵力猬集，各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用说了，其潜伏着的巨大的危险，即便有些人看不出、悟不到，在有识之士的不断点拨、警告、吁请下，也应该明了了。1937年的东北，特别是北满，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联总、3军8月15日的信中，也指出一些方向、地区。各军有计划地将主力撤离下江，既能抢得先机，避免被动挨打，又使联军不再摩擦，甚至后来党内的“路线”斗争或许也能避开，或者缩小范围，降低影响，应该是一举数得的事。

远征，开辟新区，就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进击，而所谓“统治薄弱”的主要特征，就是尚未建立“集团部落”。3军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人看到的则是另一面，新区没有党群关系，沿途地理不熟，还有敌人阻截，困难、危险会更大。有的则为眼前表象所迷惑，并迷恋，让他们离开安乐窝，像3军那样露宿风餐，饱尝“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儿，也真像大象的屁股——难推动。至于8军那样不择手段地征收捐税，攫取各种物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落雪后进山猫冬了。

在“我不是替尚志说话”的那封信中，谈到8军和3军的冲突，张寿篯说：“日贼看你们闹的真乐，你们都帮助日本。”

日本鬼子乐的不光是联军之间的冲突，还看到联军在下江按兵不动。

九、萧墙之患 第三十二章 误会与分歧

<h3>珠汤联席会议</h3>

1934年4月、6月、9月、12月，上海中央局曾4次遭到破坏，都是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而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是10月份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王明、康生即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指示杨光华等省委主要领导到莫斯科讨论工作，实际是撤销了满洲省委。

二十七岁的代理书记，显然是意识到了满洲省委的末日，及其对正在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将意味着什么。1935年4月5日临行前，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应经常遵循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

这应该是满洲省委成立8年来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书。

很快，从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代表团海参崴交通站，再到吉东特委，最后到东北各地党组织，一条新的领导渠道开通了。

吉东特委取代了满洲省委，指导、领导平行的各地特委（中心县委）。

问题不仅是名不正、言不顺，有悖党的组织原则，还在于1936年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而留守机关一直存续到6月，王明、康生始终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渠道宣布撤销满洲省委。

组织关系紊乱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935年秋，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接到吉东特委转来的王明、康生6月3日《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下称“王康信”）。年底和第二年春天，又接到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吉特信”）、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下称“中代信”）。

随“吉特信”转来的，还有一封使县委和3军领导大惑不解、又立刻警觉起来，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的密信。

秘信的大意是：1.通知我们说满省内部有奸细，叫我们立即与满省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告三、六、一军各地组织也完全与满省断绝关系。2.全东北党组织将变更为吉东、南满、东满、珠河四个省委，旧满省已无存在之必要。3.并说旧满省主要负责人自红五月发出临时通知独立工作后就离开满省，现在留在满省的负责者，只是维持各地关系，不负有解决任何政治组织问题的责任和权利。4.并说这是旧满省负责人由国际来的指命。5.并说你们（指珠县委）和我们（吉特）发生关系，就是将来恢复上级组织关系的办法。6.前给你们王康指示信并通知你们王康之为谁，当时还有个小纸条，被交通失掉没转到你方，小纸条上写的是“不要把王康信送给满洲省委”。7.注意考察满省红五月后的来人。

所谓中央驻东北代表，即前面曾经写过的吴平。吴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国的，东满与吉东有来往，南满通过东满也能得知些情况，唯独北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李范五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得知满洲省委有内奸，“感到十分震惊”。当时他是吉东特委代理书记，一切了然于胸，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里的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领导该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韩光去吉东了解情况，人没回来信到了，说的跟密信一样。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被捕叛变，吉东特委被破坏了。

使北满和吉东即将打起笔墨官司，并最终导致赵尚志厄运连连的第一个环子，好像是杨光华上海中央局的来历。此后造成彼此误会、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中，列举许多）难以具细，突然间与吉东特委被破坏这个环子衔接起来，就阴差阳错一步步都赶到点儿上了。

中心县委和赵尚志，越发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性，又派人去哈尔滨满洲省委，见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小骆说可能吉东有奸细，要中心县委和3军注意审查。

这么一来，赵尚志等就更加一头雾水，满脑子“？”、“！”了。

前面说了，南满北满都曾有奸细混入队伍内部，杨靖宇、赵尚志都曾险遭杀害。东满反“民生团”的悲剧，神经过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鬼子在这方面从来都没闲着。或派人潜入党和抗联内部，或利用各种关系、手段策动反叛，日本的谍报机关是颇有一套的。东北党的弱小，特别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则使敌人有机可乘，也给当时和今天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而这一刻萦绕在赵尚志等人的脑海中的，则是省委有内奸，为什么不按照组织程序快刀斩乱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说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领导去苏联快一年了，也没觉出什么异样，吉东却是真的出了问题。怎么还冒出个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说组织原则上站不住脚，倘是内奸从中作祟，操控、垄断一切，那不是太危险了吗？吉特发来、转来的信件，手续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军4师从密山县委接得的。

还有，韩光去吉东，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来的，也巧了，正赶上海参崴交通站点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两位团委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可珠河这边不知道呀。这人怎么来封信就没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么问题呀？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是误会、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补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总策略和具体方针。

“王康信”是在共产国际准备召开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写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抗日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游击运动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等问题。信中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不能把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甚至把搞上层统一战线看成“上层勾结”，要以我们的队伍为中心，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王康信”与近两个月后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与两年前的“1·26”指示信，同为指导东北抗战的重要文献。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样，“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应集中最好的力量打进去，“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外，又进一步强调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错误。如“中代信”中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吉特信”说对伪自卫团“一般原则是联合或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关于“集团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内应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众组织”，“推荐我们指定的人作保长、甲长、牌长”。“中代信”则干脆说：“对敌人的并屯政策不公开的反对。”

三年多前，满洲省委从吉东方面接得“1·26”指示信后，也曾怀疑信是假的。那仅仅是因为信的内容，觉得与此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差异太大。而这一刻，本来就一脑子问号，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错误，更加使人疑窦丛生——珠汤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北满与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和3军、6军党委联席会议，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北坡3军被服厂召开。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水江，3军军长赵尚志，6军军长夏云杰，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师长李熙山、6军秘书长黄吟秋。

在朱新阳写于同年（无月日）的《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草案之说明》中说：

老冯说，王康指示信是对的，和中央与吉东的信不同，中央和吉东的信差不多是投降了。

老赵说，王康信大部分是正确的，比中央和吉东单纯退守政策强得多，因为他（王康信）提到了斗争，也主斗争，不是退守政策，可是他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如关于保甲大屯问题。

我说，王康那时接到的报告材料，满洲还没有归大屯。

老赵说，那时已竟开始了，决定一个策略，不是根据环境来的吗？你看信中所讲的，那时东北的环境如何？他指点着信中所言的保甲制问题与无数农村被毁灭，千百万民众被屠杀的问题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引不起农民暴动呢？可见那时的情形已是这样，不过没有现在明显巴了。一个策略的决定，要指着竟看现成的，那也不叫策略，那叫马后课（他还说很多，我记不清了）。

老冯这时不出声了。

我说，我们对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主要是关于新路线的了解问题与运用问题。这封信根本是正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完了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假设要站在右倾的观点曲解这封信，那可就糟了。

历时3天的联席会议，主要议程为对目前东北形势的分析、关于党的新策略的运用、关于组织问题、工作报告和检查、新的工作布置计划等。赵尚志等人作了报告，大家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做出《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目前，我党的中心策略是“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由于这一策略的正确，使反日运动开展了新的局面。可是并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成绩，这是因为（对）新路线本质的理解与实际灵活运用上，从我党上级到下级都负极严重的错误，使新兴的反日运动不断的受到挫折。

在满洲复杂的环境中，吾党组织紊乱情形下，东北反日运动正处在紧迫的关头。奸凶的日本帝国主义惯会利用反动派别、奸细组织，混淆吾党之正确路线。目前已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路线与许多极端可疑之事件，使反日运动受到无限损害，几乎走向自行消灭之危机。可能奸细存在，我们对组织问题，除采用特别办法正当解决外，对于新路线的运用问题，就不得不更加警惕了。因此我们在九月十八日“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席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精神下，热烈的讨论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从新研究了王康、吉特及中央驻东北代表的指示信，并根据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中血的经验与教训，及最近工作之检查，发现了右倾路线的严重危机，一致提出坚决反对，号召全党同志开展这一斗争。

吾党新策略全民统一战线的运用，必须是站在进攻的立场上，积极的意义上，懂得进攻和退守战略，根据实际环境灵活运用。

为胜利的冲破今年秋冬期大“讨伐”，队伍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关于如何对待“集团部落”、伪军和日伪在农村的统治，决议草案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议根据冯仲云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表示：

满洲省委既已取销，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

同时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精神立场向中央提出严重批评。（一）在战争革命环境中各级党部独立工作是万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环境之下不应如此长期放弃领导。（二）如果吉东“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正式的话，不应如此忽视组织的关系。（三）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开过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来，这些对于党责任观点上不容许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建议中央要彻底检查这一组织上关于混乱严重现象和错误责任，肃清吉特内部其他之派别以及奸细出党，北满临时省委员会于直接关系发生后，另行依据新指示建立组织后取消。

二十四年后，冯仲云老人回忆道：“当时大家——主要是我和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大事情，若错了，我们都得受处分。因此省委是临时的。”“我们认为找到中央再说。”

<h3>省执委扩大会</h3>

联席会议决定的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锋（缝）中突击”，具体是“三军主要负责突破西荒大界，即龙江广垣嫩江平野。六军开辟萝北、绥宾、太平沟一带工作，以便将小兴安岭周围全部开辟成游击区，并占领大兴安岭以之为根据”。

会后不久，赵尚志即率军远征了。

就在西征部队顶风冒雪，一路不断与敌激战，牵制、调动大量日伪兵力，减轻下江联军压力的同时，猬集下江的联军开始纠纷，吉东与北满之间的党内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联军会议结束后，北满临时省委派人将会议文件送给周保中和5军党委，“我们觉得这些文件对于全满工作上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你详细研究并提出意见”。

12月28日，《周保中给李福林的信》中说，看了会议决议案，认为“问题是极严重”，“目前必须先和你接见会谈一切。赵军长同志若不能南来，张寿篯或冯同志务必南来先和我会见，是最紧要迫切”。

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是怎么回事，周保中当然明了了，北满临时省委一概予以否认，问题当然就严重了。而且，吉东、北满长期各自为战，领导人难得见面，难免也有误会。还有，中央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后，组建了哈尔滨特委，珠河中心县委与哈尔滨特委取得了联系，而吉东对此一无所知。像北满不明白吉东哪来的“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样，怎么又冒出个“哈特”呀？吉东方面也是疑窦顿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给冯同志并转赵尚志的信》中说：

一切严重趋势的基因，在于北满党和三军对中央路线的分歧和怀疑，时间延长一天，影响与目前更紧张斗争形势的游击运动的潜伏危险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们终于相信北满党和三军同志是布尔塞维克的党，是中共中央总路线的英勇执行者，是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中的支柱。所谓路线分歧，实际上不过工作中的执行方式的某些差别，并且有许多所谓的路线分歧问题，实出于误会与联系交通的隔绝所发生，但是若再延长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线分歧的危险。

25日，《“诵”（于化南，吉东特委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联络员——笔者）给冯同志、赵军长的信》中说：

我在牡丹江与李福林同志会见，谈话的结果，才详细知道你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相互的联系一年之久。同时，读了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着重提出组织紊乱、路线分歧等字样，我们这都没有什么，不过是你们和中央关系隔阂，有些疑点，无处去质问。同时，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及关于统一战线新材料，你们没有得到，路线之运用，还墨守旧规这两点而已。

尽管有误会，这时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挺平和。

书信往来是一种交流、沟通，但有些话是当面才能谈得开的。书信有局限不说，有时片言只语，还可能加深误会。可是，率军远征的赵尚志不可能南来，张寿篯、冯仲云与周保中也相隔几百里。周保中与于化南北上去见赵尚志、冯仲云，也因同样的原因，吉东那边一摊子事也不能耽搁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紧要迫切”的会见也就难以实现。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省委执委、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代表杨××，省委执委、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向南依次坐着徐文彬、于保合、黄成植、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对面依次为杨××、魏长魁、李熙山、张寿篯、张兰生、黄吟秋、白水江、吴玉光。没有间隔的厨房，外面的院子里、小河旁，厂长裴成春带领李在德、李敏等人淘米洗菜，全力以赴为会议服务，小心翼翼不要弄出声响。

冯仲云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然后向革命烈士静默3分钟，再向党旗三鞠躬，接着即开始大会发言。

赵尚志以省委执委主席资格，代表省委作了工作报告，冯仲云对工作报告作了补充发言。

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如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和“集团部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赵尚志挥师西进和远征归来途中，应该有交通员将某些信件送到他的手中，那也不能说对后方展开的这场论战有多么了解。但是，这一切对于他是无须费多少心思的。

赵尚志认为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敌我不分，劝群众归大屯，不让破坏归大屯，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割断了抗联和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尚志同志认识王、康信有右倾，因吉东、东满二、五军工作推测，王、康指示信仅从游击运动而未说到全般反日问题，王、康指示信中并未对民众暴动斗争未写出具体办法。如果上级指示信不能适合下级要求，而落于客观形势后，则工作必发生困难的问题。吉东、北满党因王、康信之不具体而曲解错误发生。”

周保中认为王明、康生是党中央代表，反对王、康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闹小派别的非组织活动。要尊重党的组织原则，执行王、康指示信，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非组织行为作斗争。

冯仲云犹豫再三，发言说王、康是代表中央的，不能反，错了也不能反。

张寿篯后来发言，说“抗日反满不并提”不是中央提出来的口号，我们不能执行，如果是党中央提出的，我们考虑执行。我同意周保中提出的组织原则问题，不能反对王、康指示信。

李熙山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是错误的，与中央路线不一样，王、康不能代表中央。

吴玉光、魏长魁、黄成植、于保合、徐文彬等人，都同意赵尚志的意见。张兰生、白水江态度不明朗，基本上同意冯仲云、张寿篯的意见。

这次省执委扩大会议，实际是对珠汤联席会议的一次反思。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在会后8月8日的决议案中，这样写道：

虽然王康信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积极的、前进的、斗争的。

虽然联席会议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我们不能够拿这些个别问题来反对整个联席会议的正确性，联席会无论如何，还未离开了国际中央政治路线，还不是小组织活动或是反党。而且当时“右”倾已成为严重危急的关头，站在国际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反严重“右”倾危急的精神之下，在理论上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确定了正确的中心工作任务，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之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和效果，是谁也不能否认。

会议选举张兰生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魏长魁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并决定调任张寿篯为3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为9军政治部主任。

从珠汤联席会议到省执委扩大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集团部落”。

1936年7月，即珠汤联席会议前两个月，赵尚志率队西征巴彦、木兰回到汤原，在军部见到侯启刚时，忧心忡忡地道：

如果东北都像巴木那样归大屯，再经过两年，所有的游击运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这回十几个、几十个屯子拼成个部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到处都是新面孔，谁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干脆贴上纸条“莫谈国事”。而原来的地方党几乎都是公开的，一旦需要转入地下，已经全无“地下”可言，又如何能进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信》中说：

中央关于拼大屯的策略的单纯的指示，使我们很少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终无更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回答群众的迫切要求。

赵尚志认为，像游击战不能解决战争最终的胜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团部落”的建设，因为敌我的力量摆在那儿。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必须打击它、破坏它、迟滞它。能迟滞多长时间就迟滞多长时间，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动权。希图在大屯内开展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是不现实的，劝群众归大屯更是错误的，正中敌人下怀。

有老人说，赵尚志平时手里总爱拿根小棍，一根两尺来长的水曲柳棍子。别人发言，他坐在座位上听，他讲话时坐着的工夫就不多了。讲着讲着就坐不住了，在屋里地上边走边讲，讲到激动处，小棍在手里拍打着、挥舞着，一只眼里迸射着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劝群众归大屯对抗联意味着什么，他着急上火呀。

有老人说：赵尚志那嘴茬子厉害呀，几个人绑一块儿也说不过他。

问题在于他说得对不对？

“吉特信”和“中代信”，无论在宏观上有多少正确性、指导性，劝群众归大屯都是块致命的硬伤。

省执委扩大会上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团：中央新政治路线》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

对于“王康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兵运工作，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赵尚志就持不同意见，这“抗日反满不并提”显然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军党委会通告》转发的《中央新政治路线》中说：

在“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长官、士兵等也不满日寇之殖民地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某一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

关于伪满人员，主要是伪军同情、帮助游击队、抗联的事例，前面已经写过不少了。连被伪军称做“‘满洲国’的‘皇军’”的靖安军，即“红袖头”，深得日寇信赖自不必说，七七事变后曾打算派进关内作战，结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将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想派去菲律宾作战，楠木屉隆中将又被刺。而自靖安军成立之日起，刺杀顶头上司的日本军官，以及哗变、反正，也时有发生。

1935年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安图县，有个绥芬大甸子街，居民1万多人。东满特委在这里有个区工委，5个支部，党员117人，反日会已成当地公开的政权机关，与伪政权共存。而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像结婚、离婚、地亩、地租纠纷，都来找反日会解决，因为反日会办事公道，还不用花钱。反日会为2军和义勇军筹集粮款，伪政府不管。驻街伪军一个营，与2军和义勇军有秘密协议：一是彼此互不进攻；二是日军来了，伪军要提前送信，打仗时冲天放枪；三是尽力为抗日武装解决弹药及各种物品；四是保护当地反日组织、人员；五是伪军士兵有反日言论自由，并允许反日武装在伪军中进行反日宣传。

“大甸子现象”只是个例，而与伪军订立协议，互不开战，互通情报，则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那个小环境内，你比他强大，或者旗鼓相当，或者另有许多对他不利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他们是中国人，再一个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想把坏事做绝。宝清县三人班伪自卫团文书戴焕章，是3军4师32团副官，为抗联收集情报，购买东西，32团团长李明顺也常来常往，伪团总王贞什么都知道，还挺帮忙。可像张传福那样让他反正，参加抗联，想都别想。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种人物，这种心态，在与抗联订立协议的各色敌伪武装中，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其中较少的部分。

许多老人说，天气暖和了，树叶关门了，咱们的好日子来了，伪军、伪自卫团对你也格外客气了。树叶落了，老天爷变脸了，秋冬季“讨伐”要开始了，许多人也变脸了。有什么事找到他们，就推三阻四起来。待到1938年后抗联进入困难时期，包括一些所谓“外白内红”的甲长也日趋反动，见到抗联别说不告密，不打你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

他们是中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点中国人的良心。可是，要他们在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最终会选择自己。不然，抗联与伪军进行了那么多的战斗，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战斗，以及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难以解释了。

“抗日反满不并提”，是从关内的“抗日反蒋不并提”演绎过来的。蒋介石反共、剿共，可他是抗日的。“满洲国”是个什么东西？是日寇一手制造出来的怪胎，溥仪是大汉奸，“满”军被老百姓称做“汉奸队”、“走狗军”。如此演绎，岂不是牛唇对上了马嘴？

“中代信”说“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这话应改作“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当做同样的敌人看待”。因为他们确有区别，不大一样，并不像当时的一幅宣传画画的，一个日军和一个伪军拥抱在一起，上面写着“日满两军亲如一体”。

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曾被人视为没有阶级性，是向前迈了一步。而从伪军与日军确有不同，到“不应把满军与日军同样当敌人看待”，再到“抗日反满不并提”，迈出去的可就不止一步了。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赵尚志不能不对“抗日反满不并提”痛加驳斥——它对于抗联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像劝群众归大屯那样大，却也是个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呀。

赵尚志激烈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等待大事变”。

我们是处在紧迫关头，残酷的斗争着，工作着，积蓄保存进步和发展着，促进和造成一切有把握的胜利条件，而绝不是和平等待，消极退守，以为大的事变来，东北民族革命自然就成功，大事变不来，民族革命就算完了的一切错误观念，而产生目前最危险的右倾路线或曲解国际路线，认为目前是准备大事变的时期，不是领导紧迫斗争的时期。

以上是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文字。而在此之后，北满临时省委和赵尚志等人批驳“等待大事变”，以及“抗日反满不并提”和劝群众归大屯的言论，比这更精练、更深刻，因为都是写给某人、某单位的信件，就不引录了。

“打”字当头的赵尚志，一向反对消极避战，“老熊蹲仓”，坐吃山空，怎能容忍“等待大事变”？

问题是“王康信”中说的，是“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是“准备大事变”，而非“等待大事变”。“准备”是磨刀擦枪，整军备战，一旦号角吹响，就跃出堑壕，发起攻击，与“等待”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为什么要批评“等待大事变”呢？

“王康信”是装在暖壶的夹层里，由交通员从海参崴交通站送到吉东特委的。当晚李范五复写6份，1份送往满洲省委，其余送到所属县委和4军、5军。珠河中心县委接到后，冯仲云让于保合刻写油印100多份，分送各县委和3军。

有老人说，会不会是复写、刻印时弄错了，把“准备”写成了“等待”？或者几个字油印得不清楚，顺着上下文意思一溜，就溜出个“等待”？不然，赵尚志怎么就认准了这两个字？有这个必要吗？随“王康信”一道发下来的还有个通知，告诉大家王明、康生是什么人。赵尚志若是故意把“准备”曲解成“等待”，那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况且，他对“王康信”总体上是肯定呀？

那时的信件，经常是坐在树底下写完了，交给通讯员就带走了。丢字落字错别字，字迹潦草看不清，有信封装错的，有缺页的，有途中淋雨、过河弄湿了，模糊不清的。晚上露营，衣服烧了，信也烧了，烧大了就废了，就根据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猜吧、溜吧。

以上只是猜测，可以定论的，是有人确是在“等待”。这种情况在当年的文件中是不难见到的，连关东宪兵司令部也说某某部队“其行动却最为消沉”（请读者理解，就不注释了）。而在“王康信”指示不要孤注一掷，要积蓄力量，准备更大事变后，一些人等待得好像更心安理得了。连批评北满不执行“中代信”是“妄加曲解，故作误会”的人，后来也说“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赵尚志的心目中，“准备”也不仅仅是磨刀擦枪，等到大事变到来再跃出堑壕，而是现在就要主动、积极地作战，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带突击。他没有说出“我们也是大事变的促成者”这样的话，他是用行动说的。

“大事变”这3个字，对于终年在山林僻壤游击的抗联官兵，已是够费解的了。问题还在于“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究竟有没有、有多少针对性？即便认为七七事变爆发是大事变到来了的人，也没有孤注一掷，拼命一战。老熊蹲仓般等待着的，倒有人在。赵尚志和北满临时省委，则认为七七事变还不是大事变。赵尚志的“打”字当头，3军、3路军的远征，更是与孤注一掷风马牛不相及。

“曲解”两个字频繁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贯彻执行“1·26”指示信期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都曾被批评为“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而珠汤联席会议后，则是吉东和北满互相指责对方“曲解”这个，“曲解”那个。再后来，这个是不是帽子的东西，就逐渐归结、集中到赵尚志的头上了。

<h3>“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h3>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他有许多笔名、化名和俄译化名，“王明”是1931年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使用的名字。

1904年，王明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父亲陈嘉渭在镇子里开个小店，经营竹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六安县六区反帝大同盟主席和赤色互济会主席，国民党占领金家寨后，还组织群众给红军送盐送鞋。王明是家中长子，弟弟妹妹都是党员，先后参加革命，小妹妹还参加了长征。

王明聪明，六岁读书，八岁即能写对联卖钱，补贴家用。十六岁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前面介绍了本书许多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或者投身其间，或者置身事外，或者逆潮流而动，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都要作出的选择。王明表现积极，并在同年秋天入团入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生涯。

使王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是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睐。中国留学生精英济济，而王明半年内对俄语即能说会读，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语录张口即来。在二十五岁的没到过中国的副校长心目中，这个聪颖、俊秀的二十二岁中国青年，就有了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王明当上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选举的，米夫的欣赏、信任和施加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阶级祖国”、共产国际这样居高临下的背景，王明后来平步青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无论他在中共中央获取多么高的地位，在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终其一生，也只能算个缺乏实践经验的难成大器的书生型人物。

回到本书，王明对东北抗战的重要贡献，是起草了“1·26”指示信、“王康信”和《八一宣言》。前者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孤家寡人路线，使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后者则向全国同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直接导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据说，毛泽东也赞扬了《八一宣言》。

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扩大会决议案中，认为“王康未有把每一个斗争运动问题都详细的更具体的指示”，这是苛求了。这样的文件即便不是没有的，也是极少的。任何文件都不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连《八一宣言》也有缺点、不足，“1·26”指示信更是明显地拖着个“北方会议”的尾巴。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近乎完美的文件、著作，有的当年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至于因为王明、康生后来变成了人所共知的那种人，就认为他们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做不出好事，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更是站不住脚的、有害的。

但是，造成北满和吉东党的误会、分歧，并引发长达四年之久的亲者痛、仇者快的内争，这两个人是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干系的。

半年多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4次被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杨光华等人又是这期间从上海调来的，王明、康生怀疑满洲省委也有问题，调杨光华等人去莫斯科，审查他们，应不为过。

准备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无疑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之前的南满、东满、吉东3个特委，和北满的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而成立4个小省委，显然更便于集中领导这四大游击战略区的抗战。

但是，撤销满洲省委，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

看看吉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明白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再到吉东，中央代表团通过这条线领导东北抗战是很便利的。但是，吉东特委也好，吉东省委也罢，都只能是转达中央代表团的指示，而不能取代满洲省委的地位。认为杨光华等人有问题，可以改组省委，杨靖宇、魏拯民都是省委委员，魏拯民应该是代理书记的非常合适的人选。如果认为经吉东再哈尔滨太远，浪费时间，贻误战机，满洲省委可以迁到吉东，或者干脆上队。实际上，满洲省委被撤销前后，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已经陆续上队了。

问题的缘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了误会和分歧。其实，各地斗争环境不同，领导人的思想、性格、作风也有差异，对于北方会议以来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也难免差异，行为方式自然也有差异，你可能左点，他可能右点。当不同风格的各军猬集下江，再加上经济利益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篯等人的党性，倘若满洲省委还在，做出决定说句话，他们能不听吗？大敌当前，会耗费那么大的精力，没完没了地争论几年吗？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错。一次，炭窖把头曹景春给抗联送信，回来时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来，任凭怎样毒打，他咬紧牙关，只字未露。

单立志老人说，我参军前拜把子的8个人，老八是伪保长的弟弟。这人讲义气，他一耍横，保长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人。我串联9个人参加抗联，说是让胡子绑票抓走了，其实保长心头明镜儿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儿挡着，上边来人调查，他就得照着我们的话讲。这小子是当地一霸，土改时让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么事没有。

“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烧香磕头，称兄道弟，哥们义气，那还叫共产党的队伍吗？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乡、亲属关系，以及拜把子、认干亲、在家礼等方式、手段开展活动，是各地普遍实行的，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行之有效。张学良也认干亲，夫人于凤至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宋母认她为四女儿。东北人认这个。“山东张”杨靖宇在抚顺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自称山东人？因为东北到处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平添几分亲，便于开展工作。而汤原游击队成立前后，中心县委曾主张一种纯而又纯的革命，结果到处碰壁，每天除了开会，几乎干不了实事，被称之为“炕头革命”（坐在炕头上清谈革命）。

王明、康生通过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以及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员的汇报，得知这种情况，认为东北党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开始审查。这也是满洲省委被怀疑而遭至撤销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无论怎样审查、禁止，实际上这些方式一直都在运用着。

没错，这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在家礼这种会道门还不无一种反动的色彩，可敌人能够利用它，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张口就是“革命”，谁懂、谁听呀？岂不是拒人千里吗？倘是和平年代，谈革命，讲主义，慢慢培养他入党都行。那时不行，许多事情是立马要干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让王明、康生到东北来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难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礼的。

“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已经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也只有孤悬黑土地的东北抗联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要求和建议”时，第一条就是：

诚恳的要求中央迅速决定全满党的集中领导机关及负责人，若再迁延，隔绝继续下去的话，今后东北游击运动必蒙受较以往的害处更大。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东北没了党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他们想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这种领导原本就是困难的。事实上，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成立后，始终没有形成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统一核心，更不用说王康后来一走了之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杨光华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也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感跃然纸上，令后人心动。

而王明、康生，对于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的东北党和抗联将士，连咳都未咳嗽一声，就夹着皮包上了飞机，经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了。

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们是罪人，客观上也不为过。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焦灼中不无愤怒地道：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就是弃置”——扔了，不管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h3>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h3>

关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个月后，谢文东、李华堂又与李延禄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有人认为，比之“打”字当头的赵尚志，谢文东更喜欢广交朋友的李延禄。土龙山暴动，谢文东一夜成名，引来敌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话讲，“屁大工夫弄个屌蛋净光”。赵尚志树大招风，重整旗鼓之际，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不能莽撞。

与3军的联合，与其他各军的此类行为一样，遵循的都是前面 第8章 中的那三项条件。与甲联合了，是不是就不能与乙联合了？协议中没有约定。当时好像想不到这一层，似乎也不需要约定，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在土龙山暴动后的日子里，谢文东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保中说：“八军在北满党与三军援助下所发展的。”对于这一点，谢文东当然更有发言权。这年10月，在日伪“讨伐”中，谢文东率队向小罗勒密转移途中，与3军不期而遇。谢文东握着赵尚志的手，热泪盈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3军支持、帮助了他，这种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当期望未能完全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时，在利益面前，感情就变得脆弱了。

谢文东几次要将所部编入3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赵尚志是否窥透其中的玄机，预想到日后出现的麻烦，3军军长的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以谢文东和李华堂的声望、影响，与其联合，而不是收编，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有利于抗战大局。他成为这几支队伍组成的联军的总司令，也是坦荡的，无可替代的。

东进北上，之后是两次西征，3军是在不断地游击中发展、壮大并强大的，赵尚志则总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挥作战。从珠河游击队时期就是如此，他是个实实在在带兵打仗的军长。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点联总的情况，可枪炮声中顾得上吗？再说也鞭长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归来，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更不用说还跟因撤销满洲省委而引发的种种误会、分歧，都搅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是不一定有后来一些人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那种含义。问题在于南满的这个联合体没有多大声响就消失了，北满的则由“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直存在着，“东北”两个字就逐渐变得敏感而微妙起来。

1936年1月20日，在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5军军部，2军、5军召开两军党委特别会议，重要议题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计划联合1军夺取安图，将其作为东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定》（草案），指出建立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是东北抗日武装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1941年5月14日，《东北抗联训练处党临时委员会关于建立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统一领导机关之意见书》中，谈到“过去的血的经验教训”，“谁也不能否认到党和军队的不统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还在去年的秋天，敌人正在疯狂的布置他那所谓的“第五年度大讨伐”，在北满以宝、木、通、汤、依五县为中心的进攻，尤其是封锁和进攻“北山里”和“到蒙古山去”，那时我们曾经决定了极重要的军事计划，只可惜某几部队未能执行，虽然这样三军却不能不自己单独出动，分遣进行分头的突击。

这是1937年8月1日，《赵尚志张寿篯给谢文东的信》中的文字。

许多老人说，建立统一的抗联总司令部，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摆着的。敌人是统一的，它可以统一调动、指挥各地日伪军，我们就不行，基本都是各打各的。比如说敌人在南满“讨伐”了，北满、吉东、东满不可能派兵驰援，抗联没有这一说。别说这种大的游击区，就是一个军散在各地，战斗中也难得增援，除非正好走到那儿赶上了。但是，如果这时各军可以统一行动，在各地拔据点、打部落、毁铁路、炸桥梁，闹它个沸反盈天，不能调动南满的敌人，也让它“劁猪割耳朵——两头难受”，这不就是呼应、配合了吗？再比如下江各军征收给养、捐税，如果有个统一的领导机关，能弄出那么多纠纷、冲突吗？

成立个统一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谁当这个总司令？

1934年1月2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杨靖宇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7年末，中共中央做出召开七大决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共25人组成，排在第24位的是杨靖宇。这在东北党和抗联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满洲省委，对杨靖宇的印象也非常好。1936年3月8日，《中共吉东特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中，也说“东北总司令部按活动历史及军队实力可以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周保中，吴义成为副司令，或按实际情况重新决定之”。从这些情况看，杨靖宇无疑是东北抗联总司令的最佳人选，可他远在南满，这总司令怎么“总”啊？

1937年（无月日），《中共勃利县委鲍林给北满省委书记老冯的信》中，引用“诵”、即吉东省委常委于化南的话说：“尚志同志是一个有威信和三军所在地是比较中心的地带。因此经过我们的组织来宣布尚志同志为东北联总司令，并且要在各方面来拥护联总司令。”这只是一方面的意见。赵尚志从来就是个争议人物，特别是在珠汤联席会议之后。始终如一没有异议的，倒是日本关东军：“第三军在军长赵尚志之独裁路线下，与第六军紧密配合，统治北满汤原、依兰地区，在抗联各军中开展了最为辉煌之活动。”

“南杨北赵”都不行，还有吉东周。以周保中的水平、能力，还有吉东得天独厚的适中的地理位置，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是不行。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一篇显然出自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密报告”，说周保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参加过托派，开始没有承认，后来走时才承认。”“根据地方党组织和队伍上考察，在六年工作中，未发现他有托派活动的事实。虽然如此，并不能令人放心，要派很强的对党绝对忠实的同志去队伍上去，在政治上领导和监督之”。

那还有谁呢？

1937年1月，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做统战工作的李延禄，在上海公开发表《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拥护李杜将军北上抗日》的声明，拥戴李杜出任东北抗联总司令。此后上海的东北义勇军联合办事处，一度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部。

这当然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一种选择。问题在于五十七岁的李杜，能到东北来当这个总司令吗？不能来，在东北选一位主持工作的副总司令，是不是还得从上述三个人中产生？如果选几位副总司令，是不是就跟没这码事一码事了？

1936年3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汤原县委和游击队及尚志、延禄同志的信》中说：

我们当时就不同意由你们几部分军队立即成立抗联军总司令部，更不同意以你们各军的代表及军事领袖即组织全东北的政权。可是不知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信，还是在我们信去时，你们已经将总司（令）部与政府成立了？

总司令部，应该是以我六个军及游击队来为骨干的，团结与号召全东北一切反日武装——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记旧仇宿怨、不论组织形式——只要反日的都联合在这一总司令部下，统一行动对日作战。因此，首先我各军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即在各军活动范围内立即实行联合一切反日部队，筹备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以建立抗联总司令部，这样团结多数真正反日部队的总司令部，才能起得全东北反日战争军事上政治上总的领导作用。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这样弄起来了！我们的三、四、六、汤各军均已知道了！下江的群众也知道了！如果取消之，也是不适当的。因此现在我们的意见：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应作为临时的，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临时总司令部”，尚志同志为临时总司令。这一临时总司令部，应该成为号召与团结全东北反日军队的机关，特别是各军活动的范围内，根据王、康信内指示的具体策略，正确执行我党的新策略，在联合一切反日部队上，准备召开全东北反日军代表大会，以正式成立总司令部。现在既已建立了起来，就应该以之来起以上重大的作用。

抗联总司令部的建立，一是由李杜或王德林任总司令，这一种看似容易些。二是如满洲省委所说，在各军活动区域内联合一切反日部队，然后召开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这是最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两种想法都行不通。杨靖宇到南满后，与赵尚志、周保中再未能见面，这全东北的反日军代表大会如何召开？敌人太强大了，它分割你，孤立你，南北满根据地、游击区天各一方。就算偶尔见一面，部队难以协同、配合，又有何用？

方方面面的客观因素，使历史的进程直到这一刻，东北抗联依然来不及产生自己的领袖。那么，就只能像赵尚志这种自下而上地干起来，虽然最终也难以把全东北的反日军都“总”进来，但在北满、吉东应该是可行的。

游击队也好，义勇军、山林队也罢，从1军到11军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有这个人物，队伍就在一方天地中滚雪球般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北满、吉东各军已经“滚”到一起了，成立个联军司令部，是不是就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了？

赵尚志是否曾经这样想过：跟义勇军、山林队都能联合，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自家人，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北满和吉东两大游击区能够“总”起来，赵尚志任总司令，周保中为总政委，或总政治部主任，赵尚志挥军作战，西征南进，周保中坐镇总部，协调各军关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1936年7月组建1路军和南满省委时，就将各军及师划分活动区域，2军5师仍在东满绥宁地区活动，意欲保持与吉东、北满的联系，使东北的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整体。吉东、北满也有同样的计划、安排，英雄所见，不谋而合。

可连满洲省委都没了，还想把抗联“总”起来，岂不是明摆着的没门儿的事吗？

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误会和分歧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是个战士，后来当个基层干部，那也能觉出没个总司令部不行。象征收捐税引起的纠纷，有的躲在山里等待大事变，咱们管不了，也管不着人家，可总得有个管他们的地方呀？再说了，集中权力，统一指挥，这是执行战术的前提条件呀？那时是职务越高，实力越强，打的仗越多，在这方面感受越深，非得有个总司令部不可。

赵尚志激烈地反对劝群众归大屯，因为这“集团部落”是非破坏不可的。不然，3军再能突击，“隙缝”、“闲空”也将越来越小，早晚没路可走。可3军再强大，能包打天下吗？那是需要联军总动员、齐动手的呀！

最让赵尚志着急上火的，应该是联军猬集下江了。如果说对于“集团部落”致命的危害性，这时尚有人看不大清楚的话，那么联军猬集下江的危险性，稍有点儿游击战经验的人都能明了的。赵尚志当然也明白他这位联总司令的缺陷和局限性，就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出《为反对秋季“讨伐”告一切反日部队及全体战士书》，大声疾呼，说明为什么必须远征、突击的理由。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你走了，腾出了地方，又牵制、调动了敌人，不正好便利我在下江干我想干的事吗？

赵尚志想当这个总司令，而且认为自己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并为此努力了。这在当年和今天，好像都是个挺羞口的事情，其实用不着。因为这不是赵尚志的性格，他不是要当官，而是为抗战，为了更好地抗战。

问题是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热诚的欢迎保中同志前来能与尚志同志或许还有云杰同志以及其他抗日救国重要负责同志会见，以便改组现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能够包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独立师各军，包括全东北区域，使之成真正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没了大省委，也只有小省委和各军之间协商解决了。杨靖宇和其他军长不来，当然不能解决全东北的问题，可北满与吉东能够面对面地交流、沟通、融合，无疑是向前迈出的至关紧要的一步。而且，周保中也迫切希望与北满同志会谈一切，即与“诵”动身北上，最终还是未能谋面——前面写了。

1937年7月16日，《赵尚志、张寿篯给李华堂信》中，批评李华堂对联总工作袖手旁观，“希望华堂同志用你长期军旅的丰富经验，独立处理一切问题。‘总部’最近就通令江南部队，在军事上听副总司令的指挥，首先是三军部队坚决服从”。这可视为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拯救联总的系列之一，只是“奸老奤”什么不看在眼里？联总处境尚好时，这位副总司令尚且旁观，这工夫能肯当这个出头椽子吗？又有多少权威？

在同一封信中，还有这样的剖白：

华堂同志，你能清楚明白东北抗联各军并非谁的私业，三军几年对各部各军之提携帮助并非完全为三军，同时也不是谁领导之下队伍多，谁就算工作大有成绩，谁能领导反日战争英勇杀敌突击各方，谁能更多准备大批抗日群众基础，谁能整理其属下部队，更坚强，更政治化，更纪律化，大战开始才更有把握操胜利条件。

本来三军本身满可独立发展，为什么偏愿意把主要干部停留在联军事物的漩涡里。同志们，我们懂得工作前进中的纷杂性，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给东北整个抗日事业来着想。东北抗日事业超过我们的生命。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现在中央对于东北联军编制等问题，是否有详细的，根据东北实际情况，有了具体决定，是组织路军总司令部呢？或是建立新联总呢？或是保持原有联总的名义，或是进一步巩固联总呢？请答复，并要详细的答复。

就是说，是拆台，还是补台，你王明、康生说个痛快话、明白话。

再看1937年11月26日，由“赵尚志代签”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等给中央的信》：

我们累次派交通关系去，已送过很多文件，除今夏回来一次交通外，连我们派送过去的人也没有回来一个。摆在目前的紧急战斗任务，使得我们不得不要求国际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与帮助，如果认为我们有错误时，可派人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队伍在沿国境线各地活动者很多，也容易找到。如果不是这样，认为有特别困难时，可指定叫谁去，我们一定去，好研讨各种工作及接受新的工作指示。

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文件，是不是还继续送过去呢？请迅速答复。

赵尚志不知道，“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这时已经回国了。

不知道这时的赵尚志是否嗓子冒火，嘴里起泡，但我们知道他是竭尽全力了，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而且已经说到家、做到家了。

南满的事情总是好办，连两次西征失利，已经元气大伤，依然能够决定第三次西征。北满呢？自下而上地成立联总，先干起来，再逐步地完善它，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却也是最难的。南满尝试了、失败了。北满成立之初，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注意，因为这对于它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了。3军与谢文东、李华堂两支队伍的联合，原本就是其他的同类行为难以比拟的。

而今呢？别说敌人了，就是自己人还有几多把联总当回事了？

至于赵尚志，用一些老人的话讲，这个从来不乏自信，干什么都不服输的人，现在也不能不“屁了”，还落下许多不是，这也是最终酿成他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他是“野心家”呀。

<h3>赵尚志赴苏</h3>

1936年10月下旬，即珠汤联席会议后一个多月，北满临时省委派执委朱新阳赴苏，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年底，朱新阳从佛山（今嘉阴）县封冻的黑龙江过界，先后被关押在伯力、海参崴受审查，1937年春到达到莫斯科。

据说，当朱新阳得知“吉特信”、“中代信”及吉东方面的组织关系没有任何疑问时，一下子“傻眼了”。

5月17日至19日，王明主持召开了有米夫、代表团部分成员和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满洲工作问题，并听取朱新阳的汇报。“在会议上一致批评了珠河县委三军党委‘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亦批评了一些右倾的趋向。”

会上，王明说“你们的决议（指珠汤联席会议决议——笔者）一点儿也没统一战线的气味”，“你们的政策是有利日本，反统一战线，与我们路线完全不同”。“你们不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形，日本对东北的政策是要消灭满军，满军无法消灭，中国人反日，满军助人民反日。故日本子没法分化中国人，使中国人杀中国人。我们的策略针对着他们”。

王明批评赵尚志是“个人英雄主义”、“左倾浮夸”、“游击的经验”、“硬干”、“对革命的冷热症”。

从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国”，来到春暖花开的“阶级祖国”，见到了“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他所代表的北满党被扣上这么多帽子，朱新阳蒙了，如何能不承认错误？可他并不明白错在哪里，像抗日反满怎么就能不并提呢？无论如何也掰扯不开，别不过这个劲儿。

几个月后，康生来找朱新阳，让他回国解决北满的问题，并问他能不能说服赵尚志。朱新阳问是我一个人回去，还是同别人一起回去。康生说就你一个。朱新阳说我说服不了赵尚志。康生就让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如果会后即派个人，或者哪怕写封信，派个交通员送到北满，省执委扩大会可能就不开了，或者就是另一种内容、另一种结果了，后来的事情自然也能简单些。可1937年春发生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让北满党翘首以盼的事情的结果，却是到此就拉倒了，画上句号了。

有些时候，无论怎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也可能因一点儿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变历史。而这里表现出来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容忍的、连小孩过家家都赶不上的官衙式的轻视、轻浮和漠不关心。

无论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处理，北满党和抗联的这等大事，在他们眼里怎么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无论怎样百思难解，这都是他们咳都未咳嗽一声，就把浴血奋战的三万抗联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里，夹起皮包走人的一个注脚。

省执委扩大会结束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了。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后，没有比七七事变再大、再具影响力的事变了。《义勇军进行曲》早就吼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则要加上个“更”字，或者再来个“最”字。具体到这片已经抗战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费解的“大事变”，一些人觉得有了结论、答案了。5月，关东军称赞伪军“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现在已经能独立担任讨伐，去年年末他们在东边道的讨伐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可两个月后就给了关东军一个耳光的，仿佛还印证了“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正确性”的事实，是许多伪军哗变，掀起一个小高潮。形势变化就像个万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装都能明显感觉得到的，则是日伪当局越发加强了“治标”、“治本”的“讨伐”力度，半年后就开始了十四年抗战中的最艰难的时期。

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认为目前的中日战争会继续扩大，关内不能很快地直接援助东北，东北抗战将走向艰苦的阶段。东北党和各军之间，争取意识统一、行动统一，“毫不依赖的，克服自己前进中一切困难，冲破今年度‘日贼大“讨伐”’准备明年工作基础，同时丝毫未放弃准备大事变的工作”。

这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后，日寇将“讨伐”重点从南满转到北满的伪三江省，着手三江“特别大讨伐”。这是“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以往都是秋冬季进行的“大讨伐”，这次还是青枝绿叶的夏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抗日联军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讨伐”。

11月26日，在紧张的反“讨伐”战斗中，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信，“希望远东军司令部予以正确之指导及协助”：

我们夺获日寇轻重掷弹筒多次，该种武器在游击战争中携带极为便利，但缺乏炸弹，缴获日寇新式重机关枪数次，子弹亦缺乏（满军及民间都没有该种子弹），联珠枪子弹现已无处缴取或购买（而且我们枪支中连珠枪占相当多的数量，约在三分之一），我们对于化学战备常识一点儿也没有，关于化学药品爆炸药及防毒面具等的原料一点儿也没有，并且我们也不会制造，我们虽然俘获过敌人的短波无线电，但材料亦甚缺乏，并且技术人才也没有，是不是都可以想一个办法呢？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对我们在总的军事方策上的指导。

从上述内容到开办政军干校，再到雄心勃勃的远征，赵尚志想的都不止是眼前的反“讨伐”，而是抗联长远的大战略。无论是作为3军军长，还是通常会被加上“北满”这个限定词的抗联总司令，小个子、大气魄的赵尚志，都不能不这样想。而且在想到这一切时，也不能不想到一水之隔的“阶级祖国”。不但早就想了，而且有行动了。珠汤联席会议结束不久，就派1师师长刘海涛过界去苏联，商谈解决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及电台设备了。

也巧了（赵尚志的“巧事”，堪称抗联之最），不久，6军2师师长陈绍宾从苏联回来，捎回个口信：苏联要跟日本开战，苏联边防军负责人邀请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联去，研究配合苏军行动问题。

之前，北满、吉东各军几乎无不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求援，均无结果。这回苏联主动示意，当然求之不得了，也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年底，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派人过界毋庸置疑，问题是这等大事，派谁去呀？

赵尚志提议张寿篯去，因为张是总政治部主任，又擅长外交。张寿篯认为应该赵尚志去，你是联总司令，你不去不足以表示我方的诚意。赵尚志说日本子正在“讨伐”，我得带兵打仗。张寿篯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去了就能拍板，这样反倒快当，更节省时间。

1938年1月初，赵尚志从佛山县公义勇屯越过冰雪覆盖的黑龙江，进入苏联。

结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让杨光华把省委存留文件全部销毁，一班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杨光华觉得有些文件很重要，让交通员送去莫斯科。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哪曾想这回偏偏是个“二般”，途中丢失了。王康越发认为满洲省委有问题了。审查后，杨光华被流放北冰洋，1956年才得以回国。另一位也是从上海中央局调来的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不知被弄去了哪里，从此音讯皆无。

一路上，赵尚志肯定会想到此前一去不归的刘海涛和朱新阳。这应该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只是今非昔比了。在临时省委会议上，他们甚至列出个单子，枪多少，弹多少，服装多少等等，好像一见到老大哥就什么都有了。如果能在黑龙江对岸的“阶级祖国”境内，为抗联建立营地、医院、军校，那又该是怎样一幅令人神往的抗战景象呀？当然，还要请苏联同志帮助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解决东北党的路线分歧问题——这些在给布留哈尔元帅的那封信中，已经说过了。

其实，从赵尚志上路的那一刻起，他前面的一切都是“二般”了。

苏联军人明确地告诉他：远东军没有对抗联的任何人发出过邀请，你只能被视为非法越境者而送进监狱。

赵尚志成了苏联人眼里自说自话，而且胡说八道（用东北话讲叫“撒谎撂屁”）的不速之客，一关就是16个月。

赵尚志会些俄语，就激烈地争辩。可到了这地界，谁听他的呀？

临行前约定，赵尚志过界后一个月，张寿篯率联军到边界一带迎接。赵尚志一定会带回来大批武器弹药，那得需要多少人扛马驮呀？

2月初开始动作。3日，张寿篯率3军10师、6军2师攻打鸭蛋河镇，未能得手，撤至都鲁河一带。4日，戴鸿宾率3军1师、9师和6军一部，攻袭肇兴镇，撤出战斗时与日军遭遇，击毙板坂大尉以下18人。敌人紧追不舍。戴鸿宾与蔡近葵、李振远两位师长商议，决定退往苏联。一为脱离险境，二可安顿伤员，同时也好接赵尚志回国。过界即被缴械，戴鸿宾被关进监狱，蔡近葵、李振远和五百余骑兵被送上火车，沿着当年过界的义勇军的老路，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回国，交给了新疆的“红色军阀”盛世才。

老人们说：一个口信，两个军长进了洋“笆篱子”（由俄语“警察局”转义的“监狱”演变的东北方言——笔者注），五百余精锐尽失。

九、萧墙之患 第三十三章 笔战

<h3>×××的“意见书”</h3>

《×××（笔者将姓名隐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注明者外，均与此同）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又称“《×××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应该是1938年2月9日，即赵尚志“应邀”赴苏过界一个多月后写的，全文7000余字。

开篇第一个自然段，即说明“党的意识统一与行动的一致，是战胜一切复杂困难的先决条件”。然后说明“我北满党在珠河中心县委时代，就表现地方党与队伍发生不可能解决的纠纷悬案”，“这纷扰的波浪扩大到整个吉黑两省党与队伍中，这简直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罪恶行为，是反党的倾向。为了彻底了解这一罪恶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将这东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给你们”。

接下来回顾历史，通过事例，主要说明以下的内容：一、珠河党与赵尚志的分歧、纠纷，“主要还是尚志轻视与反对珠党领导的结果”。二、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这一右倾曲解，不但在工作发生很大损失，同时给‘左’倾关门主义以抬头的机会”。三、珠汤联席会议，“‘左’倾分子，乘党的上级关系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细事件的通知书等作辞，开始进行反党行动，否认中代来信”。四、省执委扩大会，“决议又被‘左’倾分子御用了。会议以后继续与吉东党寻隐纠纷”。五、“赵尚志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贯半脱拉（托洛）斯基主义系统化的思想”。六、“他仇视山林队”。七、“尚志同志的思想有一贯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性，他自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懂得，经常采用直接了得（当）的简单方法去解决革命复杂问题”，“就连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被赵尚志同志看作是一条坏麻（抹）布一样”。八、“现在我认为赵尚志不简单是倾向上的错误，根据许多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他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他已经作出许多小组织的反党行为，他已经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来对党的光明旗帜”。

我提出这个意见书，坚决要求诸同志研究批准，马上毫不（犹豫）开展这一斗争，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先决条件，成千上万的英勇布尔塞维克会在这一斗争中一致团结的。

“意见书”立即在北满党内引起轩然大波。

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是“意见书”的支持者。

2月20日，《兰生、×××给各军负责同志及军师党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复了“意见书”中的内容。

5月1日，在汤旺河谷南岔密营召开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张兰生作了近3万字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认为：

××同志的意见书是使党的策略转变，使党回到中央路线立场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重要的启蒙文件，我们在总的方面是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

尚志同志的一切倾向确是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来源及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观念中是一贯有其反党倾向及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目前争取党内一致，北满党转变到中央路线来，放弃其反党反组织小组织的行动和倾向时，党必须克服和肃清尚志同志这恶劣倾向和因素。

金策是4个多月后见到“意见书”的。6月28日，这位省执委委员、3军4师政治部主任，在宝清县密营里写了《关于×××同志意见书致北满临时省委、三军党委及六军党委和下江、哈东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志与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们的斗争态度的不确定。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和××同志在尚志面前抛弃自己固有主张而转向调和，但如果尚志同志不在现场时，××同志就反身过来又说拥护中央路线而反“左”倾等等，临时省委负责同志又接受×××同志的机会主义斗争方式。

为什么尚志同志在此的时候不提出来呢？是因为尚志同志的恐怖手段，因为“怕奸细的名词”而屈服与调和，这种调和与机会主义斗争方式，不但不能克服与纠正不正确的倾向，而且帮助了这种倾向，使党及联军内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虽然×××同志反倾向斗争观念采取机会式的方式，但我们对××二月意见书里有铁的事实是不抹杀的，这种种的铁的事实，我认为是，在我东北反日民族游击运动发展巩固上，在力争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有极大的（妨）害，（有）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志应该而且立刻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无情的以布尔什维克斗争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开展一定会得到克服，因为（它符合）北满、吉东全党同志的愿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县青山里，赵尚志与金策、郝贵林开会做出的五条决议，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赵尚志“没有什么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据王康指示信以推动工作”。金策认为，“吉特信”、“中代信”确有缺点。“××意见书里写到：‘一九三五年三军在牡丹江流域破坏了山林队与群众的友好关系’，这是不合于事实”。“我们拉这种条件全部推上赵尚志同志的身上是不合乎当时实际环境”。“我认为尚志同志的倾向并不是他主观因素所发育起来的，而是有党内同志的不斗争而调和作他尾巴中更加发育起来的”。

周保中的观点，许多与金策不谋而合。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不客气的向你们提出批评意见。你们反“左倾”关门主义，肃清党内倾向，这是对的，极值得欢迎的。只可惜，在尚志同志和六军军事重要负责同志离去北满以后，你们才“有组织”的号召反“左”倾关门主义。你们很容易把反倾向斗争和个别人的问题混合起来，或者把倾向性与个别人完全脱离。这样一来，最易陷入虽然口口声声不离原则，实际上是倾向反倾向、人反对人、派别反对派别。

5月20日，《×××同志关于附会“左”倾关门主义的几个严重错误致全党的一封信》中说：

在执扩会以后，因为我个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存（在），我自己在工作上虽然保持自己应进行的工作，但是精神上是苦闷的，因我党斗争的孤立，北省调和，吉东代表调和，自己就异常恐怖……奸细名词到自己头上，感（觉）必须中央来人才能解决路线问题，小资产阶级的渺小、柔弱、动摇、可耻，缺点就在这里，因之我就在许多“左”倾分子的反党信件上，签了许多我的名。

关于省执委扩大会议，许多老人写了回忆录，笔者前面也有叙述，还有以下的版本。

×××在“意见书”中写道：

“左”倾分子的鼓掌声中，首先在会开始就撤销老冯省书记，会场空气异常险恶，不但全会认为尚志同志威胁会议，这是全会同志所公认的，同时我还可以诚实说，在这次全会议吉东代表保中同志，是处在被怀疑地位，经过许多同志力争，才参加了此（次）会议。××是被监视的地位。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会议中之“争吵”现象为东北党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武装威胁”“争吵”“叫骂”恶现象应有尽有。

同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中说：

这次会议本应该成为××同志第一次拥护中央路线的“伟大表现”。因为他先认定了珠汤会议的路线违反中央路线，其次掀起北省其他同志的附和，最后又到江南和吉东省委讨论了一次。这时候本可能使中央路线在北满开放曙光。可是不幸在会议中，被尚志同志挥起拳头一两点钟的一席话，××则竟至不发一言，转冯群同志为群矢之的。保中同志以老练的舌锋，终未煽动起××同志拥护中央路线的勇气。致一致通过了“误疑王康指示为右倾”、“珠汤会议一般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决议。这是说明什么？××同志说，这是说明尚志同志好给旁的同志加奸细的头号，因而不敢斗争。我的答复是革命者宁死不屈。我的工作历史短，工作地位低，尚志同志已经给我加两次了，但我并不害怕。××是北省执委×××（×）×××（此7个字为职务，笔者将其隐去），我不信吉东代表尚在，会议席上还杀了活人拉（了）吗？！

<h3>老练金策</h3>

金策，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中等个头，较瘦，未到四十岁脑门儿上就开始脱发，那张挺有棱角的脸就显得稍长。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安县东京城区委书记、宾县特支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哈东支队军需处长。1935年后任3军2团、4团政治部主任、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任3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任北满省委书记，之后又兼3路军政委。朝鲜光复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1951年病逝。

因亡国、为救国流亡中国东北的金策，1927年在延吉县被捕，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3年。出狱不久又在宁安被捕，关进奉天监狱，判刑7年，“九一八”事变后乱中获释。他有一兄一弟，都参加抗战，弟弟1932年被捕，也被押送汉城西大门监狱，从此下落不明。哥哥先在宁安县委，后调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中被害。他在1941年1月11日写的《金策履历书》的“家庭、职业、现在何处”一栏中，写道：“农业、中农、1930年10月，在宁安县东京城离开家庭后，现不知何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篯的信中谈到刚起草的一份文件，“希望见阅后对有缺陷的或意不达明的地方，加以修改与补充”，对自己的文字能力似乎缺乏自信，却丝毫也不妨碍他思想的敏锐、深刻与犀利。

谈到金策，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这人老练、稳重、宽厚，有兄长风度，讲原则，敢直言，常有独到见解。平时寡言少语，挺严肃，又不难接近，让人感到亲切、信赖。从赵尚志到普通战士，跟谁谈话，都是静静地听人讲完，有时还会问你讲完了吗。而他的意见，通常都是结论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我北满党执行了二年来的反党路线”，“禹民同志对金策同志的意见书，有许多不同意的意见，而且还有反对的意见”，并逐一批驳，认为金策也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然后写道：

金策同志是我北满党强有力的主力中心干部之一。他几年来离开上级，使三军四师得到扩大与发展，那绝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实于党、忠实于王康信——中央路线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练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作风，他有一贯的诚恳性。

金策同志是接受任何人正确意见的。禹民虽然初次和金策同志见面，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给禹民一些正确的领导。金策同志是十分使人敬爱的同志，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金策同志见面时，对×××的意见书要多加解释。

你可以反对、批驳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敬重他，并被他所吸引，即便是初次与他见面——这就是金策和金策的魅力。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北满党的反党路线，形成了有数（年）之久，毒气恶雾布满了淞（松）江沿岸与黑省腹地，我们党的中央各种重要指示，都被否决与摈弃无余。我们金策同志，还在远地逍遥，不闻不问，党与反党之间的斗争，已经斗争的波浪翻天，连日寇的特务机关都知道了，金策同志还是“隔岸观火”，直等到北省已经决定转变路线时候，斗争的潮水碰到了眼眉，才在“五里雾中”不知头脑的闭目念起“圣经”，还讲“×××同志的机会的斗争方式啦”、“更加阻碍了一致和统一啦”、“有极大害处，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啦”。

没有月日，时间应与×××的这篇报告差不多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认为“总的方面还是合乎中央路线及省委七次常委会关于转变路线的决议的”，“××同志的意见书提出在尚志远走××（原文如此——笔者）之后，是非常恰当的”。认为金策关于“吉特信”的确有缺点的“议论是模糊和错误的”，而“金策同志在自己意见书中所犯的错误的来源是对中央路线的模糊了解，对于北满党过去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及反党的小组织罪恶的行动具体事实不熟悉和不清楚”。

×××没参加珠汤联席会议，金策连省执委扩大会也未参加。青山里会议后，赵尚志北上汤原，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金策和师长郝贵林，率4师在依兰、勃利、宝清、密山等地开辟新区，为西征主力筹款。在接到×××的“意见书”时，两年半间，郝贵林和继任师长陆希田都牺牲了，全靠他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儿拳打脚踢。

有理由认为，在接到×××的“意见书”，和写着他的那封被省委称做“意见书”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员带走的那些日子里，金策焦虑和担心的主要就是两个字：分裂。

有老人说，如果金策参加了省执委扩大会，他应该不会沉默，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会怎么样，也不好说，但能弄到这步田地吗？

据高禹民的“意见书”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动身去汤旺河谷找临时省委的。不知是哪个脚后跟，两年前在虎林负伤，《金策履历书》说“伤情较重”，两个月前膝盖又被叛徒打伤。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东荒渐凉的秋风中，他怎样拄着棍子在山林里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虑的心情。

强敌当前，他焦虑、担心的是北满党的分裂。

——“当此非常时期则党内纠纷、分裂，危机将何况（堪）设想！”

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随“吉特信”送到北满的那封密信中，无论说不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也无论随后吉东方面出没出叛徒，如果北满、吉东和满洲省委留守的小骆，大家能凑到一起，把话说明了、讲透了，误会消除了，意见分歧也就不难解决了。可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除珠汤联席会议和省执委扩大会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担任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用自己的笔，再通过交通员的脚，进行争论。这种方式，下达指示、命令，互通情报，没说的。进行笔战，解决思想意见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时费力不说，一句不经意的擦枪走火的过头话，有意无意的一句讽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误会，把扣子结得更死。

这回，金策来到省委，当面锣，对面鼓，大家都敞开胸襟交流、争辩，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同志认为斗争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么××同志到六军司令部后，尚志同志与省常委出山讨论共同“过界”之前，为什么不开展斗争，而又决定了使北满党工作蒙受极大损失的过界？！

我们要教育干部，我们以后党内斗争要采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式，我们希望××同志及全党肃清机会斗争的残余精神。××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

——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引用过的临时省委发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开篇即罗列出金策到省委后，“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许多文件的篇目，其中并无上述报告。

不能由此结论有人不想让金策看到这篇至关紧要的报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却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金策想保护赵尚志及其他同志的意图，也应该是显然的。而与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经不多的他们的父辈，显然也能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况且像冯仲云一样，他也不可能同意赵尚志那样公然地反对“中央路线”。

<h3>好人冯仲云</h3>

省执委扩大会期间，冯仲云哭了。

记得是个傍晚，李敏看见冯仲云坐在院子前面河边的一棵倒木上，那副缺条腿的眼镜拿在手里。冯仲云来帽儿山6军被服厂开会，李敏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副眼镜，一边用根麻绳绑在耳朵上，一会儿就得往上推一推，看文件时还得用只手擎着。李敏很感激他同意自己上队，就选了根眼镜腿样的水曲柳树条子，想找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李敏喊着“冯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给冯仲云个惊喜，却发现那张脸上好多泪水。

李敏觉得在帽儿山的这些人中，要讲哭鼻子、抹眼泪，那应该是只有她才有的权利，起码第一个应该是她。可自上队后，无论怎样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泪。她实在搞不懂，像冯省委这样大的干部，怎么也会哭呀？不过，这两天里外忙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她不明白这些大人、大干部争论的那些东西，直觉告诉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负冯仲云。这是欺负老实人，心头就有些不忿。

冯仲云赶紧抹着脸上的泪水，掩饰道：刚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冯省委，谁欺负你了，俺去告诉裴大姐，让她帮你。

在十三岁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裴大姐，是无所不能的。

冯仲云拍拍她的肩膀：小丫头，别瞎说，没人欺负俺，是只小虫子飞进俺眼睛里了。

李在德对冯仲云最熟悉了。1932年秋，冯仲云到汤原巡视，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妈妮”。50年代初，他们又都调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闯进来一帮胡子，要钱没有，就到处翻值钱的东西。见到冯仲云，说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亲上前去拦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扑上去，说他是俺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俺的。李在德和母亲也扑上去，死死抓住冯仲云不放。邻居都跑来了，作证，说冯仲云是这老太太的哑巴儿子。

李在德老人说，冯叔叔那眼镜1000多度，打游击钻林子挂掉了，满地去摸，摸不着就喊快来帮俺找眼镜呀。他是南方人，俺家来个生人，他就装哑巴，还得赶紧把眼镜藏起来，哑巴哪有戴眼镜的呀？

老人管冯仲云叫“冯叔叔”，说在东北抗联，论文化、学历，冯叔叔应该是最高的了。

冯仲云，190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写于1941年1月11日的《冯仲云履历书》中，这样写道：“我在中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专攻数学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亲冯德选，母均已六十余岁，现与弟冯以衡一起在江苏武进原籍。抗战军兴，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产。”“我妻薛雯在1931—1934年曾在满省秘书处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调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后出狱。七七抗战以前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去了。现在不知在何处。”

192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1月被派到哈尔滨，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做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之后为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3军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1939年2月为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6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军政委。

1000多度的近视，1.70米出头的个头，一副挺大的骨架，战争年代瘦，没多少肉，长脸，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胖了，就变成圆脸了。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见他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便是破衣烂衫，那人那模样跟野人差不多，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时日，他也是那么文雅、温和。那种学者气质是渗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战斗间隙经常憧憬着的，就是抗战胜利了，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去，重温那些久违了的数学公式，“最好能成为一名红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尚志、保中以及祖国同志曾向北满党提出要我担任三路军总政委，当时我未曾同意的。但当我回北满党后，总指挥寿篯同志、省委金策同志都同意这一意见，因此我现在是担任了抗联三路军政委。但我个人才疏学浅，缺乏革命的锻炼，且我个人个性温和软弱，经常犯调和主义的错误。

1932年夏，正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罗登贤受批判、省委书记被撤职之际，一些人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冯仲云为襁褓中的女儿取名“忆罗”——怀念罗登贤。

冯仲云是个“老好人”，这在当时好像已成共识，就没说出是个“泥瓦匠”罢了。在那样一种斗争环境中，学者的温文尔雅被视为软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了，连他自己都这么觉得。其实，他从来都是讲原则、有主见的，而且坚忍执著，光明磊落。只是在革命队伍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永远也不会那样粗犷、咄咄逼人，无形中好像就把自己置于了弱者的地位。

冯仲云对赵尚志也有意见，并提出批评，但他始终钦佩赵尚志，认为他是抗战英雄。1946年珠河县改名“尚志县”，据说就是时任松江省省长的冯仲云的极力主张。须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赵尚志早已十恶不赦，谈及抗联，对“赵尚志”三个字唯恐避之不及了——后面将会具体写到。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冯仲云赞同赵尚志的意见，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劝群众归大屯、等待大事变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于珠汤联席会议时的情况了，起码在组织路线上不用猜谜了。作为一名党员，他不能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于是，在赵尚志咄咄逼人的目光中，他就成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角色。

他也说过违心话，和过稀泥，不和怎么办？斗？大敌当前，自己人斗来斗去，得利的只能是谁？像金策一样，他担心党内分裂。

同年3月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的指示信》中说：

当然启刚同志在观念、方法、立场、工作方式上有严重的错误倾向，然而我们认为他的头脑中，不是没有“好的因素”。他还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求他自觉的转变，我们要帮助他的转变。启刚同志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勿管他某些时期曾有缺陷和动摇，然而总的方面说还是有光荣的战斗历史的成绩的。长期是我们的同伴！现在还是我们同伴！因此，我们要爱护他，帮助他。还须要如王康信中所说的，要爱护我们的干部！

而在此前的元宵节，冯仲云在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无论观点、方法、立场、倾向、情绪、生活等等，希望你能研究，提出意见、批评，站在爱护和帮助我个人，站在同志间的热爱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欢迎你给我来信。我非常惦记着你的病，近来病情如何？希望善为保养。

如果多一些像冯仲云这样的同志，侯启刚后来会自杀吗？而在给困境中的侯启刚送去暖暖的爱意的同时，他的坚忍的原则性和刚烈情格，也在无形中跃然纸上。

侯启刚头脑中有“好的因素”，而笔者采访到的老人中，则没有不说冯仲云是好人的。他坚决抗战，忠于党，并且忠于妻子。像他这种职务的人，有的再婚了，有的留下这样那样的“浪漫”。战争和大烟泡，把皮肤、性情磨砺得粗糙、冷硬，而他对同志和亲人，依然一如既往的宽和、纯净。有人也劝他，妻子久无音信，八成是不在了，重建个家庭吧。他说“宁可一辈子打光棍儿，也绝不再娶别的女子”。

密营暴露，人员撤离，冯仲云念念不忘那些老弱病残，想方设法安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些老人则讲“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个不知父母“尚在人世否”，也不知妻子儿女在何处的人，怎样寻找那些流落民间的抗联后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前几天，他还在为一位当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写证实材料。

无论从哪方面说，冯仲云都是个好党员。而后面将陆续写到的那些被降职的、撤职的、开除党籍的人，无论自珠汤联席会议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一时间无论认识到、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们都是坚决抗战的，都是打鬼子的好人。

<h3>“吾党之不幸”</h3>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给祥兄的信》中说：

北满党与吉东党过去的，直到现在的政治意见的争论，如反日抗“满”并提与不并提的问题，及归屯的策略，“满”兵的策略，及各种比较复杂问题等，曾有激烈争论。但最近在北满党省委执委扩大会上，吉东代表周保中同志，是同意了北满党的一贯意见，但吉东党是否还有意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们还疑心吉东党内部有奸细的存在，如刘曙华同志等，在××同志关于吉东党内可疑事件时（有文件——关于吉东党内部可疑的三个事件），北满党就很多意见，及参看救国时报，内载的史平论奸细问题，我们更认为我们这种怀疑，不是神经过敏，乃是革命者应有的警惕精神。根据目前北满党与吉东党关系，一天比一天接近，你们应当详细的考察以后，给我们答复，以免我们彼此工作中不断发生隔阂，而且是不得不隔阂，我们最近除了加紧党的警惕外，已经开始封锁对于吉东党之间的重要消息，特别是北满重要计划，注意，请详细检查一切送去的材料。

北满与吉东间的分歧、争论，始终免不了误会。

前面说过，由于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军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有差异。比如对金沟木业的捐税征收，吉东有的部队不论日伪，还是民族企业，基本是同样对待。赵尚志认为收了日伪的捐税，就允许它采金伐木，这是让日寇得了最大的利益。南满也曾认为“这是作了‘满洲国’走狗军队的任务，帮助敌人资本的发展”。

被有的作品称做的“吉东方式”，以及可以同样类推的“北满方式”、“南满方式”等等，就跟持家过日子差不多，各有优长。在抗日救国毫无二致这个大前提下，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邀请周保中参加，就是一次尝试。可在撤销满洲省委引发的组织混乱和误会的大背景下，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甚至不可能解决了。

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北满和吉东间的乱子不大。原来的分歧还是悬案，又出来个后面将会详细叙述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北满开始封锁与吉东间的重要消息，新的误会、危机又来了。

1938年5月14日，×××给周保中、宋一夫等连发两信。《×××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二五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你们也应当坚决负起不断在信件上，言论上，来努力推动和帮助北省进行这一转变，特别是在实际行动上援助北省走向转变”。《×××关于纠正北满省委“左”倾关门主义问题给周保中、宋一夫同志的信》中，再次谈到撤销赵尚志、李熙山、黄成植几个人的工作问题，其中撤销李熙山9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请你们站在兄弟党统一的精神，及联军系统上，必须负责帮助解决”。

6月27日，《周保中关于干部等问题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在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抗日联军——第三军，在北满松花江岸起骨干作用，这不用赘说。可是由于个别同志带倾向性，而影响到三军更大发展，特别是在军队基础巩固方面突露许多缺陷，到目前极紧的斗争阶段，内部许多困难问题，表现出更加繁难。首先是三军军事负责主要干部尚志的远走，使全军缺乏集中的有系统的领导。而我听说××同志最近在尚志“远征”之后，在北满党组织发出什么反“左”倾通知，并曾由侯启刚同志转达宋一夫吉东省委援助，一致起来展开党内反倾向斗争。××同志这种表现，在我个人认定是极危险而冒昧无知可耻的行动。去年此时北满扩大会议，××初则一言不发，完全改变在江南时的堂皇正大，象真是布尔塞维克的态度，对于有倾向问题及有倾向同志的批评半吐半吞的尾巴主义，会议以后，完全调和做了尾巴。因此去年此时北满会议原则性的一线曙光，又完全黑暗，而被某个别同志一手全改，影响到江南江北的全般工作，×××同志首先有责任。

现在是革命——东北游击运动处在极端严重的时候。而我党所领导的骨干军——三军正需要全力来图谋巩固，即使我们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也得要保持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力量，绝不能使全部革命力量成问题。尚志同志“远征”，××同志不能便认为这是反“左”倾的机会。这是（样）的观点和这样的简单做法，能够会帮助了我们的死敌——日贼法西斯蒂。

应该怎样做才对呢？首先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北满组织的整个性，把一切同志团结在党组织正确的原则立场上，个人行动问题和个别倾向问题，应该依照紧急斗争形势，按党的原则性来解决，首先要顾（全）无论任何问题解决必须使党更加有力，要把党对联军领导特别是对三军的巩固提到第一位，同时应该提出目前游击斗争的各种具体必样（要）办法。××同志江南江北走，并未着眼到这一点，象政客式的“摇旗呐喊”、“清谈”，这可算吾党之不幸！

9月4日，《周保中给×××、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尚志同志之去找中央关系，是否经过北满党组织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久去不归，显系在紧急关头，事情弄到坏的地步以后，逃避实际困难，我们提议纠正倾向，撤销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依照尚志同志去中央的线索关系，要求帮助他改正错误，特别要求他回到战线上来继续斗争。戴鸿宾以下各同志同样提出这个要求。

赵尚志过界去苏联二十多天后，周保中也过界了，在苏联境内比肯的一个接待站待了一个月零四天。2月24日，即动身回国的前四天，《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北满党组织不良倾向所含有危险性，若不适时适当的解决，有可能堕入到反革命日贼奸细托陈匪类中去，这是由于北满党的历史的组织生活、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所看到的。改造北满党必须把盘踞在三军中的倾向分子调开，赵尚志同志必须调其他工作。三军及北满党需要从中共中央代表团迅速负责派十名以上各级党各工作的负重要责任的同志。

参加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周保中觉得要解决北满党的“倾向问题”，不把赵尚志调走是不可能的。而时隔半年多后，北满党弄成这个样子，东北抗战又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只有赵尚志回来，才能结束这场内乱。无论如何，反“讨伐”才是当务之急——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周保中的态度变化？

殊不知近半年前，北满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已经认为赵尚志不必回来了。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东北目前的客观环境的反映，完全证明了党中央给全党同志信的正确性，以及一切中央发出的文件，靡有一件不是很周密精细的指示给我们。过去因为我们负责同志及下级党部，即（既）然知识浅薄，许多问题容（易）弄错，又加上自满自足，轻视我们周围发生的新象征，结果使我们的过去成为犯罪的过去。

第二天，《×××关于北满省委工作中的错误及思想问题给北满省委的信》中说：

对于吉东党的斗争简直不能停止，继续开展，因为现在吉北两个组织的一致是假的，不是真一致，更不是“意识与行动的一致”，应当取得斗争中的真一致。

在此期间，还提出吉东党与北满党的合并问题。抗联的统一指挥，首先就要求党的统一领导。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只是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1939年2月2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当此巨艰局面，我要坚决反对人与人对立的现象。北满执委诸同志牺牲、逃亡、叛离仅存几稀，革命责任是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能不精诚团结么？！

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堪称万岁的，还有1937年（无月日）《中共吉东省委给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并转尚志、××、冯各同志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在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后来的长篇信中，吉东同志有一贯到底的认识：就是北满党各负责同志中心干部，没有一个不是从主观上去拥护党、拥护中央路线。

<h3>谁在那儿偷着乐</h3>

1937年6月9日，《××关于吉东党内部值得注意的三个重要事件》中，一是“朱明的事件”，二是“工会事件”，三是“刘曙华的问题”：

刘曙华的问题：言论与以上这两个东西大致相同，老是歌功颂德的说“不缴‘满’兵，是中央正确路线”。又说：“五军不缴‘满’兵，大事变到来时，‘满’兵都哗变，都能到五军来”。说：“缴‘满’兵一部，别部分就不可能联络了，那是破坏统一战线”。他前一年曾经被日贼捕去，已经在日帝面投了降，允许当走狗，后潜逃回队伍。党政工作无实际成绩。去年来依东，不经过组织关系，不得到三军同意，改哈东办事总处，为牡丹江办事总处。拟老谢为总处长，反对三军，已经嘱吉东党考察之。

8月1日，《赵尚志×××给谢文东的信》中说：

我们要告诉给你刘曙华是曾经给日本做过侦探的呀！

共产党给8军派来的党代表，竟然“曾经给日本做过侦探”！谢文东这一惊吃得能小吗？而且仅仅是吃了这一惊吗？

刘曙华，原名李明华，化名老曹，1912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30年代初入党，1934年到苏联海参崴列宁主义学校学习，1935年任密山县委书记，1936年为穆棱县委代理书记，同年7月到5军2师任政治部主任，9月调任8军政治部主任。他是在密山县委书记任上被捕的，关押5个月，被组织营救出狱。

7月19日，应该是见到了《××关于吉东党内部值得注意的三个重要事件》吧，《关书范代周保中给北满省委及赵尚志诸位同志信》中说：

八军刘主任曙华同志暂时停止吉东省委执委工作，关于党纪律处分问题，现在还没有决定，周同志此次东去，单独与刘曙华同志作一谈话，并搜索多方之材料，然后再决定。

显然，吉东的处置方式比较稳妥的。那么，××、赵尚志和×××为什么要突然间来这么一下子呢？是以为谢文东这时已经知情了？或者把共产党员谢文东当作自己人了？起码后者是否定的。就算板上钉钉认定刘曙华投降当了走狗、侦探，也应该先稳住他，再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能这样一竿子戳过去。因为他毕竟是5军派去8军这样一支统战部队的党代表，内外有别，相当敏感，影响非同小可，还可能打草惊蛇。再联想到×××所说的刘曙华到依东后的表现，以及8月15日《抗联总司令部、三军司令部给吉东省委并转五军军部信》，说“吉东党及五军军部应注意下级干部及个别同志有意无意中破坏三军声誉或不合事实的以及不负责的批评之立场的危险倾向，尤其对革命破坏和损失（不论在党内和群众方面），如刘曙华、关书范等须予以应有的制裁”，难免让人想到其中可能掺杂了北满和吉东党之间的误会、分歧。这时的谢文东，对此可能不大明了，可他多少能没感觉吗？而感觉有时反倒不如了然于心，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特别是对于谢文东这种疑心病挺重的人。

无论有意，或者无意，××、赵尚志和×××的这连续的两竿子，后果都是灾难性的。8军的统战工作本来就挺艰难、复杂，这下子就更艰难、复杂了，刘曙华的处境也一下子凶险起来——留待后叙。

赵尚志“应邀”过界前，“三江大讨伐”已经开始了。“治标”、“治本”，双管齐下，规模之大和残酷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抗联从此步入严冬，开始了“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当食粮”的岁月。

有老人说，北满4个军，3个军长过界被扣，3军几个月就损失一半左右的兵力，多少人流血牺牲，冻死饿死，许多队伍溃散了、投降了。国歌中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时是东北抗联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该“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反“讨伐”。笔杆子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它能宣传群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可这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笔杆子不能替代枪杆子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更不用说那笔头子对着的还是自己人了。“反倾向”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赵尚志他们“倾向”到敌人那边去了，跟日本鬼子穿了连裆裤吗？

枪炮声中，历史没有留下谢文东、李华堂参与这场笔战的资料。连共产党员谢文东也没有这种资格，只能置身事外。“左”呀“右”的，“倾向”呀“路线”呀，让他们参加这场笔战，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可他们明了有利于抗战的就是有益的，不利于抗战的就是有害的。当然也明了抗联的处境，也逐渐明了北满和吉东党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着的硝烟弥漫的笔墨大战。

李华堂十分敬重赵尚志，钦佩他打鬼子的精明、干劲和战绩。周保中到下江后，很尊重李华堂，李华堂对周保中也颇有好感，许多问题求助周保中。但与谢文东的8军不同，9军始终与3军保持友好关系，未脱离联总。“奸老奤”始终记得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赵尚志和3军帮助了他。他与3军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相处得很好，郭铁坚等人也受到他的信任。他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继任的魏长奎避而不见。他对北满省委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主力西征不满。而这些不满，或多或少都与对北满党内大批赵尚志的不满有关。

1938年12月2日，高禹民给省委的报告及工作提议中说：

要多向华堂同志作解释和说明北满省委现在和过去的不同。

9月4日，《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各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八军问题的确被倾向路线闹得领导不易、复杂、辣手。

无论谢文东对赵尚志有多少不满，也无论应不应该把“奸老奤”换成“奸老谢”，像李华堂一样，在抗战打鬼子上，他都不能不佩服赵尚志。眼下，这些人对赵尚志这样的“共产派”尚且如此，将来又会怎样对待他这样的“民族派”呢？

“咱们的队伍还要咱们自己去说了算。”没人说谢文东的这句话是双关语，更没人说谢文东、李华堂的叛变，8军、9军的溃散，是“反倾向斗争”所致。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好像并不涉及到他们的“反倾向斗争”，使他们与共产党疏远了，而不是亲近了，丝毫无助于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念，只能使其更加动摇，当是无疑的吧？

整个的说来，希望东北党同志应站在党中央一致的路线下集中力量，努力冲破目前日寇向东北游击运动的各种进攻，不要离开原则立场的争论，若把党和群众隔离，党内人与人对立，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对立，谁这样做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这是1938年6月26日，《周保中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方针、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及对三军、独立师部队目前工作活动等给侯启刚同志信》中的文字，而且还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认为”的，可结果又能怎样？

在这场全面否定珠汤联席会议以后的路线、策略，批判、清算“左倾”、“左倾关门主义”、“反党”、“反中央”路线及其分子的斗争中，北满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师以上）中，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0人被撤职，3人被严重警告。而无论这些人的错误，乃至“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任何人说他们是不抗战、不打鬼子的。

从1938年初至1940年初，这场“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历时两年才告结束，而其影响为时更远。

在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不得不用战友的遗体维持呼吸运动，以求生存、战斗的岁月，这些与日寇不共戴天的肩负重任的共产党人，就在那些紧张的战斗间隙奋笔疾书。许多文件长达几千字，有的近3万字。凡是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记》的人，都清楚在同时期的文件中，这类文字所占的是种什么样的篇幅——那仅仅是耗掉了包括交通员在内的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吗？

笔者实在搞不明白（我想读者也是一样），可以不记旧仇夙怨，跟曾经反共的抗日武装搞统一战线，甚至“抗日反满不并提”，期望把汉奸都统战过来，而对赵尚志这样坚决打鬼子，而且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却容不得呢？

历史的事实是，一些似乎只能几笔带过，甚至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恰恰是危害最大、最需要记取的教训。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那本《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称这场笔战为“吉东、北满两省委间之倾轧斗争”，“中共东北党（军）最近无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均处于最困难之恶劣条件下”。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傻老赵？精老赵？

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中，金策引用“下级同志如马德山、徐光海、六军五师高主任以及三军各干部所说的，尚志同志走了、××同志提出意见书了，尚志同志不走的话，不能提出来吧？”

现在，让我们端详、解读一下早已远去了，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却被各种强光灯追撵着聚焦的赵尚志。

难得把谁放在眼里，也不会顺情说好话的侯启刚说：“尚志同志最聪明，记忆力最好。”

聪明（有人还说“绝顶聪明”）、自信、刚毅、果断，什么事情到他那儿都简单、痛快，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二话。有时果断就成了武断，自信就成了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又因为他常常是对的，一些人敬中就有些盲从，习惯于跟他走。另一种敬或不敬中，更多的是畏，也跟着他。他没有架子，那些好端着架子的人，在他面前就没了架子。他好像有种天生的魅力、威严，使人折服，或者慑服。他永远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是被关注的焦点、核心，连在异国蹲洋“笆篱子”，笔锋也得围绕着他转。

把他送上风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话就说，张口就来，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有时脾气、态度也不好。像在省执委扩大会议期间，他认为冯仲云等人动摇、调和，说这些人“没有信念”，他对会议“没有信心”，“不断暴发皮气，弄个性”。会议专门通过《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指出他“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观念，英雄主义的色彩”，“个人的骄纵”。而他也“完全承认自己在过去所有一切错误与缺点，并郑重接受大会同志们的批评，要彻底克服纠正自己的错误及缺点”，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3军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山林队，即胡子。赵尚志可谓与山林队打交道最多的军长之一，不可否认他和3军在这方面的成绩。胡子的劣根性，纪律败坏，打赢不打输，经常帮倒忙，特别是唯利是图，反复无常，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是后来祁致中被错杀的原因之一。而在下江的经济纠纷中，8军的一些人在山林队中散布“3军好缴械”，当然别有用心，甚至不无祸心。“打”字当头的赵尚志，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对于那种屡教不改，甚至敢攻击游击队、侵扰游击区的山林队，也从未客气过。

问题还在于他的错误，几乎都是明摆着的，而且也不想掩饰什么。像“目前总的口号是一切都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只要站在这一观点下，即便有某一个分子倒了血霉，那是在今日东北的形势下免不了的，这并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这话就写在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中。

珠汤联席会议，对旧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一概予以否认，由自己去找上级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可召开省执委扩大会时，那组织路线已经明朗了，批评那几处硬伤的态度、方式，是不是可以委婉、和缓些？你赵尚志也不是没吃过“黄豆”，不知其“腥”呀？

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同志意见书，当然是不无瑕疵，在某些地方有与事是（实）不符的和比较有过火的，如认为尚志同志是反党的阴谋家。

这是1938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中的文字。

无论此前对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意见，他毕竟是位威名赫赫的抗战英雄，“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有他的光荣不朽的成绩”，突然戴上一顶“反党的阴谋家”的帽子，是显得突兀，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是，随着大量的“错误”、“罪行”被不断地揭发出来，即便老练如金策，又能说出什么呢？分散游击，天各一方，谁知道赵尚志都干了些什么反党的阴谋勾当呀？

下江特委为3军一支部队做的衣服，被另一支先到的部队穿走了。有人火了，把特委两个干部吊起来打，赵尚志亲自指挥，让人拿小刀一块块往下割肉。笔者采访时听到此事，当年文件也曾提及。有老人告诉笔者，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有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但这件事与赵尚志无关，他不在场，不知道。

前面说了，本书引用的文件，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局限，并不都是十分准确的，有的甚至可能以讹传讹。同样，本书大量的“老人说”，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而且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也会有出入。但是，这位老人所说的赵尚志不在场、不知道，由于某种不便说出来的原因，笔者却敢断言是绝对准确、可靠的。

前面引用过的《×××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三六军下层中要普遍开展反恐怖动摇的斗争，特别要揭穿赵尚志、戴鸣书等逃跑的罪状，不必犹豫。”赵尚志过界后被关押难为人知，过界后就不想回来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可赵尚志为何过界和怎样过界的，×××应该是最清楚的人之一，能这么说吗？

“我们永不能忘：北满党是被‘左’倾关门主义统治了二年。”（从1936年开始的两年——笔者）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由于队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北满党长期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结果，过去三军的全盘工作差不多是在赵军长尚志同志的一手包办之下来进行的。”

并不止上述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够衔接、连缀、组合得起来吗？

有人说，如果赵尚志知道这一切，会不会活活气死？

1937年2月14日，《侯启刚为游击运动和收缴义勇军武装问题给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无条件拥护你的意见的人”，提醒赵尚志：

我意当这样重大关头，你却不需要光从事于英勇突击了，你静心想想，你在北满反日工作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因而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真是间不容发。

同年9月（无日），《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给北满临时省委全会的意见书》中说：

总司令赵同志今后不应该随前防出远征，这是在责任上，领导上，特别目前日速频变的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必移动，并须要扩充总司令干部，尤其政治工作干部，一定领导集体化、统一化，使联总逐渐走到统一领导机能。

从只有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3军和联总，无论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职务，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领兵打仗的人。开辟珠河、哈东游击区，东进、北上和两次西征，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战场瞬息万变，他不能坐在司令部里，让交通员跑上几天、十几天，去传达他的命令。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共产党的队伍也是讲究“靠前指挥”的。主要作战方向的得失胜负，是决定战略全局的，他必须出现在那里，随时决定攻守进退，而且充满自信。

他是东北抗联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

问题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军事行动。

有老人说，他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点，不然就可能一条道跑到黑。他这人固执，自视很高，但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对，什么事情都是强项。你能说服他，他高兴，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适的人选，刺头似的侯启刚也行。可3军的活动区域太大，这些人都散在各地，独当一面了。如果李启东、王德权这些老人不过早牺牲，身边有一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常敲打，后来恐怕也不至于那样子。即便不在身边，如果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执委扩大会上，结果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跟这些人感情很深，这些人也都敢说话。

无论侯启刚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见起没起作用，第二次西征归来，赵尚志是真的不能不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了。省执委扩大会已经不是珠汤联席会议时的一脑门子问号了，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人会赞同他的观点，可在组织原则上，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他发脾气，耍个性，挺明显的心烦意乱。但是，会议进程和决议基本是按着他的思路走的，这似乎又使他恢复了自信，而自信有时是会把个最聪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陈绍宾捎来的那个口信，无论怎样成为千古之谜，客观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h3>“大纛所至，强敌披靡！”</h3>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赵尚志本来应该置身北满，像之前那样“辉军通（北）、绥（棱）、海伦”，如日后3路军那样突击黑嫩平原。省执委扩大会结束不久，“三江大讨伐”就开始了，赵尚志也应该有谱了。

可他现在只能待在“阶级祖国”的“笆篱子”里。

虎困牢笼，牛落井里，那是怎样的16个月呀？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无论这个民谣有没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赵也好，精老赵也罢，也只有在那“笆篱子”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十、他们的名字叫“汉奸” 第三十四章 溥仪这个“臭皮囊”

<h3>“奉天承运皇帝诏曰”</h3>

1931年11月10日，江桥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东北军、义勇军苦盼张学良率军出关而不得，溥仪却像条狗似的被日本人牵来了。

这天傍晚，这位末代皇帝的“龙体”，蜷缩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离开住了七年的天津静园。刚出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龙头”狠狠地磕在箱盖上。到敷岛料理店下车，人模狗样地换上日本军大衣、战斗帽，乘坐日军汽车到白河码头，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换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达营口，再马车换火车，到了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区，一星期后又去了旅顺。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办，包括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和旅顺大和旅馆，连楼也不能下，只能在楼内房间里出入、活动——这不就像条狗牵到这里就被拴住了吗？

但这并未妨碍溥仪的心情。在他那本相当著名的中，“比治山丸”驶离码头后，“我”“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被拴在对翠阁里时，“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仪才见到板垣征四郎。

在天津与溥仪会谈，并给了溥仪一颗定心丸的，是土肥原贤二。关于这两位鬼子大佐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留待本书最后叙述。溥仪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弄出来的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倘若当不了皇帝，他是不想来的。一个三岁就当皇帝，却只当了三年的人，不知道那皇帝瘾有多大，反正他念念不忘的是复辟大清王朝，“君临天下”。

板垣拿出的却是《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的五色旗。这时的溥仪，好像还有几两骨头，“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还有，板垣竟然叫他“阁下”，而不是“陛下”、“皇帝陛下”。在天津，土肥原是称他“宣统帝”的。“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

可是，3月1日“满洲国”成立，溥仪9日就赶到长春就任“执政”。

不过，日本人好像也未食言，“执政”两年后，终于“复辟”为“皇帝”。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

……

1934年3月1日的这篇《即位诏书》，不知是哪位或哪几位汉奸、走狗写的，抑或干脆就是出自主子之手，反正溥仪从此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来了。

溥仪“执政”第二天，就有了直到“满洲国”垮台也秘而不宣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溥仪花押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五月十日关东军司令官复文同意

出手不凡，把能卖的基本都卖了。

据说，大清帝室立有家规，在谁手中丢失国土，哪怕一寸土地，死后不能立碑。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丢失土地，当然不只从溥仪始，而且，溥仪可以说东北并不是他给弄丢的。可把东北丢给日本人的张学良的父亲，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终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张作霖，是曾告诫过他不要卷进日本人的圈子里的，为什么还颠颠儿地跑来投怀送抱呢？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抱回个新祖宗——天照大神。从此，黑土地上就有了难以计数的神庙，从伪官吏到百姓都得拜“神”。溥仪自然更是率先垂范，将天照大神的牌位和3种神器置于宫中的建国神庙，每月15日必拜。日军打了胜仗、败仗，则随时去拜，谢神庇佑，祈祷神佑。

无耻的我。

丧尽人格无耻的我。

对于日寇惟命是听，对于丧权辱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

汉奸头子的我。

我这汉奸头子。

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溥仪很会说话、写文章，当然远不止是这些猛扇自己嘴巴子的“……的我”。自抗战胜利后，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写着的，就是他当年说的做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日本人强迫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是个中人是不会懂得其中滋味的’”，好像从“执政”到“皇帝”，都是多么地水深火热、苦大仇深。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曾明白无误地说：“最后整整10年我受尽了压迫。”

常把“妈个巴子”、“臭皮囊”挂在嘴上，并自称是个“臭皮囊”的张作霖，是个有骨气、很硬气的东北人。溥仪当然不会说这类粗话，他说自己是个“人间废物”。当年在清宫每顿至少48个菜，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2两一个的包子能吃6个。可倘若仅仅就是这么个“人间废物”“臭皮囊”，那于他于国倒算幸事了。

其实，有了那篇《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关于他的嘴脸和灵魂，已经无须赘言了。

上下卷一套挺权威的大型史料性图书《旧中国大博览》，记录了1900年1月至1949年9月的中国历史，400万字、6000幅照片中，有关溥仪的文字、图片最多。

半个世纪，翻天覆地，多少仁人志士闪耀历史的星空，溥仪怎么成了头号明星？原因很简单，他是皇帝，而且当过3次皇帝（最后那次是要牢牢实实地加上个引号的）。这等人物，别说中国，人类史上又有几个？

段祺瑞跟他套近乎，吴佩孚上书称过臣，强悍如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见他也倒地就拜。皇帝在中国至高无上、金口玉牙了几千年，习惯了，认这个，那膝盖情不自禁就软了。

有段时期，末代皇帝成了中国的影视明星，外国人也赶来凑热闹。笔者在辽宁某地采访，见到溥仪弟弟溥杰的题字。到乌鲁木齐采访，同行说新疆也有这位御弟的墨宝。笔者不懂书法，请教一位在这方面颇有造诣的抗联老人，老人开口即道：“没骨头。”

中国抗战中，被东北老百姓称做“汉奸队”、“大部队”的伪军，有数字指出是80余万人。不清楚这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前的数字，还是14年的总计，也不知道再算上那些伪官吏应是个什么数字。就“满洲国”而言，其倒台前的伪军应不少于20万，“建国”初期主要为投降的东北军，约10万左右，1933年春曾达13万人。伪官吏不大好说。按人口比例，与我们有类似命运、同样人物的国家比较，无论我们排名如何，在中国，溥仪这个哪边风硬朝哪边倒的没骨头的玩物，都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他曾是个皇帝。

三岁登基成“万岁”，“万岁”三年成废帝，十一岁再次登基，十一天后再成废帝。一个生于帝王之家的孩子，就这样在乱世中翻着跟头。长大成人后被日本人盯上，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竭力要证明他在东北那近十三年间的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也不能说一点儿道理也没有。“阶级斗争”年代，多少抗联老人被送进监狱，曾经管理过战犯管理所的人被关进管理所。无论历史怎样令人瞠目结舌，最吸引眼球的好像还是溥仪。既然受到惩罚，走出战犯管理所，他（当然也包括溥杰）就应该拥有人的一切权利。但是，当我们关注中国一百来年间他那种独一无二的身份时，千万不能忘了这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是个汉奸伪皇帝。

<h3>“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h3>

溥仪在《傀儡戏的收场》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个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溥仪的侄子，1939年到伪满宫内做“学生”，与溥仪一同逃跑、被俘的溥嶦，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溥仪一听，马上跪地向东边‘碰头’（磕头，头不沾地，碰头，则头必触地），并亲自批其额十数下。”之后是宣读《退位诏书》，开头一句仍是“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曰”。

王文锋写的《日伪政权垮台前后的武部六藏》中，说宣读罢《退位诏书》，“溥仪在吉冈的面前谄媚说：‘我太对不起日本天皇了，尽管我现在退了位，我还要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

1935年4月，溥仪第一次访日期间，会见了裕仁的母亲。他在中写道：“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扶搀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溥仪好像有所遗忘，时任伪总务厅人事处供给科长的古海忠之，后来为他补充：“溥仪会见皇太后，并在新宿的皇家庭园中散步，他‘感到一种类似母爱的感情’。溥仪还在他的手记中写道：‘皇太后说我像她的亲生儿子一样，还流下了眼泪。’”

“巴结”也好，“始终如一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也好，竭力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身不由己的溥仪，能使裕仁的母亲“流下了眼泪”。——这个人不光是个汉奸头子，还是个天才的戏子。

还有更精彩的。

溥嶦在1945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了溥仪一行在沈阳机场被俘后的情景：“对话是在苏联将军和‘御用挂’吉冈之间进行的。一个说，我们要上日本去；一个说，不行，只有到苏联去，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溥仪则坐在苏联将军对面的沙发上。他自己说，这时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表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

这像不像种女人，丈夫尸骨未寒，而且信誓旦旦坚称“守节”，话音未落就向人抛媚眼了？

或给斯大林写信，或向苏联官方提出，溥仪曾4次要求留居苏联。

在（未定稿）中，溥仪说：“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

有老人说：倘使刀按脖子上了，也面不改色，就认定日本侵略中国是对的，他当的不是汉奸，那是不是也有点儿改造价值？

前面引用过的《东京审判》的作者说：“对于一个享有皇帝尊号的人应该有个堕落限度！”

《溥杰自传》中说：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

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

用2007年中国的一句流行语，这个曾自认“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的人，也是“太有才了”。

银幕、荧光屏上的汉奸，即便在那种“高大全”的年代，也是那么惟妙惟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再看到外国影视中很少出现这种形象，即便有也绝非汉奸那样猥琐、下作，就想我们的编导能否淡化这类形象？有时甚至希望有人能够考证出这个捧回天照大神的溥仪，原来不是中国血统——可这是可能的吗？

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作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对于研究封建王朝的宫廷文化，对于研究汉奸文化（如果有人有志于研究“汉奸学”，溥仪绝对是个难得的“典型”），当然是有价值的。除此而外，这个叫汉奸的败类，还能有别的什么价值吗？

下面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被首席检察官季南询问时，庭长卫勃的插话：

我们当然不审判证人，但我们很关心能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担心生命有危险、怕死，这些都不是为怯懦和从战场上逃跑辩护的理由，因为那些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背叛是正确的。整个上午我们听了这个人为他同日本人合作进行辩护。我认为，我们已听够了。

我们很关心我们对他能相信到何种程度。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他的信任问题。

十、他们的名字叫“汉奸” 第三十五章 姜全我们

<h3>为复辟不惜卖国</h3>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熙洽，就欣喜若狂地忙活起来了。

首先以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发出电文：“未喻：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同时派出少将参议安玉珍，去已被日军占领的长春联系投降。21日，日军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日军到达省城吉林，熙洽亲去火车站迎接，口称“老师”。26日，在日本人授意下，熙洽将原来的军政两个机关合二为一，改称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28日，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宣告吉林“独立”。

30日，在天津静园的溥仪，接到熙洽的一封信。熙洽在信中说他期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到来了。请皇上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支持下，先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皇上一到奉天，吉林即首先宣布复辟大清。

熙洽，姓爱新觉罗，1884年生于奉天省兴京县，为溥仪的远支宗室。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多门当时任教官。之后，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执教，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军事处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这个念念不忘复辟清朝的复辟狂，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巨头之一。他在吉林组织了一个“冷社”，网罗一帮清室的遗老遗少，吟诗唱和，抒发复辟的理想和对民国的仇恨。谈起国家、社稷，他愤愤地道：我的国家早亡了！

“满洲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各部次长和重要司长的人事安排。清一色汉奸的各部总长们，心里当然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了。没想到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首先亮出一个名单，全是日本人。会场死寂好一阵子，熙洽开腔了：“满洲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个日本人做顾问是可以的，安排这么多人做官成何体统？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方案是谁做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熙洽敢说话，一是自恃“建国”有功，日本人不会把他怎么的；二是对自己没当上总理大臣，只弄了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不满；三是溥仪是“执政”，不是皇帝，如此还怎么复辟大清朝呀？

驹井当然有备而来，况且这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必须立下规矩，使这帮东西知道自己是些什么货色，是干什么的，从此服服帖帖的。

曾为日本在华浪人头目的驹井，当即猛地站起来，声色俱厉、“理直气壮”地道：“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在满洲建设“王道乐土”，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这是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的。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能稍有敌视和怀疑。

又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你们哪一个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像训狗似的被训了一通，谁还敢说什么？

有敢说的。

郑孝胥，1860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清进士。曾任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秘书，驻东京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之后为广西边务督办、湖南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1907年辞官后从事实业和公共事业，辛亥革命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依然留根辫子，门上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都曾屡次请其出山，一概拒绝，一心复辟清朝。1923年经帝师陈宝琛、庄士敦推荐，到得溥仪身边，从此成为溥仪的知音和须臾离不开的拐棍。

凭借对日本朝野的熟悉和感觉，郑孝胥把复辟大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1924年底，是他力主溥仪“避进”日本公使馆，使溥仪从此走上不归路。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郑孝胥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那儿摸到一种动向，即去日本访问。所到之处，被视为中国宣统皇帝的代表，与许多大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正、南次郎等人，频繁接触，他的话题都离不开“复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谈，再秘密潜往东北，都是郑孝胥具体与日本人协商、操办的。

有了郑孝胥的这一切，在东北抢了头功的熙洽，自然就当不上伪国务院的总理大臣了。

国务院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所谓“小二管大王”。唯独总务厅连装模作样也不要了，干脆一步到位，厅长从来都是日本人，其举足轻重也就不言自明。驹井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郑孝胥这位“总理”也不在话下，而郑孝胥对驹井也不买账。久而久之，针尖、麦芒就对上了，驹井一来总务厅，郑孝胥就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连会议也开不成，后来郑孝胥竟自闭门不出，不去上班了。1932年9月9日，更进一步，提出辞职不干了。

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要和“满洲国”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我就不信这工夫能把我这位总理大臣撤了。郑孝胥肯定是这么想的，他无疑是抓住了这当口的日本人的七寸。而在“满洲国”的大小汉奸中，能走出这样一着狠棋的，也算凤毛麟角了。而他最终的那种结局，也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对日本人官吏，要完全相信，亲爱和睦，同心同德，使他们的职能才干得以发挥。

特别是各省的总务厅长，乃是诸卿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对他们要以赤诚相待，同心同德，辉煌地完成地方行政管理工作。

这是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文字。这时距郑孝胥以辞职要挟关东军已近两年半了，离他被免职可是只有不到两个半月了。

关东军被郑孝胥这着狠棋弄得手忙脚乱，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说服、解释，竭力挽留。郑孝胥咬定驹井武断专行，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理”，把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答应签署议定书后，驹井走人——“满洲国”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只干了不到七个月就下台了。

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这本是日本政府的官样文章，说说好听而已，问题是郑孝胥却当真了。他与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开篇就是“日本国已经确认这一事实：满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意思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他认为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驹井这些人揽权是违背日本政府的本意的，是这些人的错误。“满洲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要赶走了驹井这些人，他们就可以独立、自由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复辟大清朝了。

熙洽被驹井训了一顿，憋气又窝火，也只有憋着窝着。

眼瞅着溥仪“执政”一年多了，还没有改帝制的迹象，熙洽按捺不住，唆使手下纠集前国会议员和满族“遗民”几百人，在“新京”一所小学内集会，请愿实施帝制。会正开着，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与会人员顿作鸟兽散。

终于听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盼来的却是“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你关东军不支持，日本政府不一定不支持，熙洽不服这个劲，也咽不下这口气。不久，利用访日机会，带上大批珍贵文物，拜访了几位重要人物，都碰了软钉子。倒是已经离职回国的本庄繁够意思，“老战友”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日本援助满洲民族……谋求独立自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

一年后，熙洽升任宫内府大臣——官大了，权没了，因为失宠了。

总让人觉得脑后拖根辫子的郑孝胥，下场更惨。

1935年5月，郑孝胥在王道学院讲演，借题发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它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早已准备寻机下手的关东军，待其回到家里，就将其官邸包围起来。郑孝胥赶紧给南次郎打电话，算是免遭逮捕。11日，南次郎去伪皇宫勤民楼，向溥仪宣布“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庄士敦这位溥仪的洋帝师，对郑孝胥评价甚高，说他“是当代中国同代人最有学问和成就的一个”，“不看重高官厚禄，也不玩弄权术”，“不是一个政客”。

无论他是不是政客，都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而不当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拿了60万的“建国功劳金”（驹井所说的关东军的“机密费”），不惜借助侵略者之手实现复辟梦的人，又能算是一种什么东西？

<h3>“要啥给啥”</h3>

南次郎话毕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伪国务院总理，直至“满洲国”垮台。

张景惠，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卖过豆腐。这个中等个头，没有文化，好像只有一身蛮力的“豆腐匠”，精明圆滑，能说会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跟胡子头、有钱大户也能称兄道弟，什么名分没有，却颇是个人物。这种人物一旦有机会，就会成精。

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谦吉、梅津美次郎、山田乙三，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张景惠的印象都非常好。而在此十年间，关东军为了便于操纵，对身居要职的汉奸频频调动，有人被调动达六次，唯独张景惠安如磐石，人称“铁杆总理”。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这与花谷正所言选中溥仪的4条，是相辅相成的，即用谁首先得听话、合作，是个奴才。不过，本庄繁和土肥原的这番评述也先入为主，使日本朝野认为这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这回受到近卫夸赞，一些要人就想看看这位以老实、忠厚闻名的伪满总理大臣，是如何得“大事不糊涂”。结果发现过去真是误读了，这人不光是个奴才，还是个人才。

且看他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写的《回忆张景惠》中的一个自然段：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甚一日。正当此时（1943年秋——笔者），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呵斥说，“肚子饿了，要系紧裤腰带，盟邦现在是赌着国运进行殊死的酣战中，胜了满洲国当然也会分享余庆的。像这样大鸣不平，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在张景惠的侧近十数年，从未见过以这样激昂的声调讲过话。正因为这样，那整然危坐令人生畏的关东军的猛士们，也为之哑然，而会议也在这一喝之下，宣告了闭幕。

“仇日之深不如恨走狗之切。”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中的这句当然不无前提的话，也是代表全体抗联官兵说的。

伪第5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原是黑龙江省国防警备处参谋长，曾随马占山抗战。1932年1月，代表马占山与日军谈判时，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

王静修的秘书岛村，被他称为“顾问”，并让这位顾问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印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送来文件，请司令官审阅批示，王静修就说给顾问吧。岛村也不客气，就代阅代批。有什么事请示，王静修问顾问知道了吗？说知道了，他就说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部下说：岛村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怎么办？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伪治安部大臣邢士廉的顾问元泉馨，拍着邢士廉的肩膀说：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做。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高高安坐当主人吧。邢士廉笑道：我有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

伪第3军管区中将司令张文铸，原是黑河镇守使署参谋长，人挺正经，生活也检点。当了汉奸，为了使主子放心，竟捧起杆烟枪。

从张景惠到邢士廉、王静修、张文铸，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精心揣摸主子的心理，共同的特征是装憨扮傻。因为他们知道奴才与主子是种什么关系。

张景惠妻妾很多，五妾不甘寂寞，与人通奸。张景惠密令马弁，将其杀掉。死者母亲状告张景惠，要他偿命。日本宪兵队将凶手抓住，真相大白，可这事怎能危及张景惠的政治命运呀？南次郎命令宪兵队压制原告，让张景惠负责殓葬死者，再给原告一笔钱了事。伪检察院得知此事后，要弹劾张景惠，也被关东军压制下去。

熙洽荒淫无耻，竟与儿子同嫖一娼，吉林市民无人不晓。可他若不是大事糊涂了，这又算个什么事呢？

<h3>“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h3>

“九一八”事变，枪炮声骤起，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即给荣臻、王以哲打电话，要他们速来商讨对策。据说，这时收到一封南京军委会的电报，告知是日军演习，要东北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免生误会。这样，一颗心踏实到天亮，不对了，日军攻占北大营后进城了。臧式毅立即派人去与日军交涉，同时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有人劝他也走，这位黑脸、大眼睛，背地里人称“臧大眼珠子”的省长，瞪起眼睛：我是省长，乃一省之父母官，这种时候怎么能离开？

此时，臧家所在的工部衙门胡同，已被日军监视。当天，日本宪兵队将臧公馆包围，大肆搜查后，将臧式毅带去大西关五纬路一家民宅，软禁达3个多月。

应该说，对臧式毅来说，这是备受煎熬的100来天。

据说，他开头挺硬气。好吃好喝，也吃也喝，就是不说话。无论日本人，还是汉奸，也无论好言劝诱，还是吹胡子瞪眼睛，一概瞎子、聋子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日本人和那帮人模狗样的东西气得七窍生烟。没人知道他那颗心是否真的无动于衷，但是逐渐地就十五个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权衡上下左右的利弊得失，思索、设想、选择自己的人生及未来。连张景惠那样的“豆腐匠”，也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他什么不明白？是千古流芳，还是万世唾骂？最后还是背叛了这片生他养他的黑土地，成了人模狗样的汉奸。

日本人对张景惠看走眼了，对臧式毅可是看得挺准。

1885年生于奉天城南农家的臧式毅，是靠着伯父资助得以读书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振武学校的。从1920年任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到十年后的辽宁省主席，这是个无论在谁手下都会让上司很快感到离不开的人物，靠的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精明、才识和干劲。他是奉系新派骨干，力主改革，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的奉系注入活力。新派首脑张学良，对他更是赞赏有加，说他做事一板一眼，有条不紊，作风踏实，让人放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势力南达苏皖。杨宇霆任江苏督办，指名要臧式毅赴南京管理军务、政务。不久，地方军阀卷土重来，奉军三面被围，臧式毅在下关冒死送杨宇霆过江后，力战不支被俘，半年后获释。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奉军主力仍在关内，局势紧张而又微妙，谁也搞不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臧式毅力主内紧外松，秘不发丧，对外声称张作霖只是受点轻伤，与日本人周旋，同时派人去北平让张学良出关，巧妙地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

张学良除掉杨宇霆、常荫槐后，深受杨宇霆信任、倚重的臧式毅，不但没受株连，反倒接替杨宇霆担任了东三省兵工厂中将督办，并提拔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一个月后让位于赵欣伯。这个赵欣伯本是文人，当了市长后亲自率领伪警察巡街，并不断受命去劝降臧式毅。日本人当然喜欢这样的奴才了，不过更希望的还是像臧式毅这样的奉系精英，也能成为奴才。他们不是为看走眼了张景惠而欣喜吗？

在伪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几句日本话，似乎也能使侵略者有种亲近感，更不用说曾留学日本的臧式毅了。对这种人通常是要区别对待的。臧式毅愈是冷淡，一言不发，也就愈能吊起他们的胃口。而且，无论他们怎样把“满洲事变”说得冠冕堂皇，师出有名，那内心也是虚弱的，也就需要几张老面孔当招牌。“四巨头”会议后，虽然马占山又反了，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吉林省长熙洽、辽宁省长臧式毅等等，不还都是原来的老人吗？怎么能说这“满洲国”是伪的呢？

日本人给臧式毅出的第一道试题，是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个特殊政权，还是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臧式毅并未明确表态，只说他愿与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采取一致行动。

刚解除软禁的臧式毅，好像还有点儿忸怩作态，宁愿当个坐车的，不大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太远。可既然当了奴才，还由得了他吗？

“满洲国”民政部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奉献给主子的“杰作”之一，是1932年7月伪民政部公布了县的“官制”，在县长下设置“小二管大王”的日本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在边境地区则直接由日本人任县长），并在一些重要部门配备日本指导官——前面写过、后面还将写到的不断被抗联打死的指导官、参事官。

就实际工资而言，“满洲国”各级机构中的“小二”，相当于“大王”的2至3倍。这注定是要引起“大王”们的不满的。怎么办？发“特别机密费”，每年达百万元以上，由总务厅长这位真正的大王统一掌管，每月分发。郑孝胥1万元，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各8000，赵欣伯等人7000，依次递减。至于溥仪这个“皇帝”，每年帝室费用即达80万元。

那时的1元钱，能买5斤左右猪肉。

日本人称赞臧式毅为“谱写满洲国史第一页的栋梁人才”，其实郑孝胥、张景惠、熙洽都是这样的“人才”。郑孝胥“不识时务”，一心复辟，还鼓吹“国际共管”，拿下。只是郑孝胥官帽再大，也是个外来户，在东北没有根基，熙洽等人就不同了。熙洽在上边犯“下”作乱，下边那“大王”们的腰杆子好像就硬了些，“小二”们的事就有些难办。臧式毅虽然不像熙洽那样，也是土生土长，在东北经营多少年了，比之“老实、忠厚”的张景惠，这等“精英”也是不得不防的。况且招牌也有用腻的时候，奴才也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用着顺手。

1934年12月，由关东军司令部特务部策划，伪民政部主办，将伪奉天省拆解为奉天、安东、锦州3个省，伪吉林省拆解为吉林、滨江、三江、间岛4个省，伪黑龙江省拆解为龙江、黑河两个省，东省特别区取消，顺势拿下臧式毅、熙洽、张景惠、张海鹏（热河省长）等人的省长（行政长官）的官帽。第二年春天，臧式毅的民政部长和熙洽的财政部长又没了，后者前面说过当了宫内府大臣，前者成了参议府议长，都被高高地挂起来了。

官大了，权没了，腰包可是鼓起来了——上述4人在被免去兼任的省长（行政长官）时，每人又揣进了30万元现金。

在主子眼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钱财吗？

臧式毅兼省长时，通过他的秘书长曹承宗卖官。好县份的县长官帽，一顶几百至上千元，差的几百元，最差的也不低于200元。

据说，“九一八”事变前，臧式毅是挺清廉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后，张作霖发誓彻底改革奉军。时任东北陆军管理处参谋长的臧式毅，主要职责是改革奉军，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将校尉军官。那时要有贪念，能捞多少银子呀？

“要啥给啥”的张景惠，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粗人”，常把“妈个巴子”挂在嘴上。据说，臧式毅嘴上是没有这句东三省的“省骂”的。可这个自当了奴才就知道自己不再是人才了的“臧大眼珠子”，那心头会不会也在骂：妈个巴子，兴你们要啥给啥，就不许我能捞就捞呀？反正这妈个巴子的“满洲国”也不是我的！

<h3>即使你们暂时穿上日本军服，我也不责备你们</h3>

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召集团长、处长开会，研讨如何应对目前局势。

以3团长田德胜为首的一些人认为，以咱们这点兵力与日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从长远看，还是降了，以图将来。另一些人认为军人守土有责，况且上峰未说束手不抗，应该边抗边请示。还有人认为东边道偏远，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而且眼下局势还不算明朗，主张看看时局发展再行定夺。

其实，应该说是老狐狸的于芷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拿定主意了。开这个会，他只想摸摸这些人的脉搏，并使自己的想法更趋完善。

首先到来的，是以袁金铠为首的伪奉天维持会和熙洽、张海鹏等人的劝降信。很快，驻凤城日军的信也到了，威胁如不及早投降，日军将进迫东边道镇守使署驻地山城镇。

于芷山答应投降，但请日军暂时不要进驻东边道，由他负责维持东边道地区治安，关东军只要供给军饷、弹药就行了。他一面派人去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交涉军饷、弹药，同时派出亲信去北平，请示张学良。

在此期间，这个仪表堂堂、颇像个男子汉的上将镇守使，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

1883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的于芷山，生性粗野好斗，且机敏过人，属于那种高智商的乡间无赖。十七岁投奔辽中地区著名胡子头杜立山，杜立山被胡子出身的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打垮，大小匪首数十人被杀。张作霖见于芷山少年英俊，收为随身马弁。于芷山感恩戴德，以死效命，由哨长、排长而警察分局长，再团长、师长、军长，一路高升。生逢乱世，尚未长大成人就操起枪杆子，他深知这种吧一家伙就能打死人的东西的分量，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眼下，到底鹿死谁手，还得走一步、看两步。而无论日本人占住东北，还是张学良打回老家，他的分量都是与枪杆子的分量成正比的。

10月初，山城镇来了个不速之客，原关东军大佐、炸死张作霖的元凶之一的河本大作。于芷山热情款待，河本说要去西安煤矿“视察”，于芷山即派一个连一路小心护送。而河本也未负他的这份殷勤和苦心，后来努力为他投降牵线搭桥。

10月中旬，派去北平的亲信回来了，带回张学良的指示，大意是：日军侵略东北问题待中央来解决，你们暂时可以采取应付手段，即使暂时穿上日本军装，我也不责备你们。

从士兵到将军，十四年间没有伪军穿上日本军服的，再铁杆的汉奸也穿不上。倒是殊死抗战的抗联官兵经常穿着日军服装，特别是后期。那是从变鬼的鬼子身上扒下来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打鬼子。而一些人模狗样的东西，还穿着蓝灰色的东北军服装，就跟鬼子穿上连裆裤了。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卖国贼，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

黑脸上凹凸不平，人称“张大麻子”的张海鹏，辽宁省黑山县人，原是个胡子头，报号“大祥字”。有卜者给张景惠相面，说他是星宿下凡，南极仙翁降世，福大寿大，谁也奈何不得，他便乐不可支。这个张海鹏则自称张飞转世，到哪儿见到关帝庙，倒头便拜，口称“二哥”。郑孝胥、熙洽念念不忘大清，他则极力拥戴溥仪称帝。同样出身绿林，同为镇守使，军衔中将，职务到师长就顶天了，除了老资格和年纪比于芷山大十五岁外，样样都在于芷山之下，这一切都酿成了他对张氏父子的不满，是其很快投敌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变之初，张海鹏曾打算把他的4个骑兵团化整为零，沿洮（南）昂（溪）线布防，抗拒日军北犯。接到荣臻、张学良电报，均示避免冲突，放弃抵抗，那就不抵抗，等你们的高见妙招吧。只是他这种人，对这种当口是极敏感，且能把握“机遇”的。这世道又乱了，而乱世正是大展身手、大捞油水的时候。一向嫌官小了的镇守使，借口民意，自封为蒙边督办，把镇守使署改称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素有交情。由他递话，张海鹏就接待起日本人了。先是来了关东军一个小队，张海鹏派参谋长接待迎送，自己也亲带卫队确保安全。9月26日，又来了4个关东军参谋，来招降的。当然不会空手套白狼，有金票26万元，三八大盖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

奉系的一大特色，是胡子头当了东北王，部下亦多绿林出身，也就难免绿林印迹，其一就是奉军中的私枪私马传统。虽经不断整军、改革，在国防军中早已绝迹了，一些省防军还是难以根绝。比较典型的就是张海鹏的4个骑兵团，这时仍有相当数量的私马。而这一刻，26万元金票，万余支（套）大枪、被服，不也是大大的金票吗？“张大麻子”那满脸麻子都金光灿灿了。

而于芷山屡次派人去关东军司令部，联系、交涉军饷、弹药供给问题，不但没得到，日本人反倒要干掉他。

从军事、经济、地理，到风俗人情，被人类通称为“间谍”的日本人，早已把中国跑得差不多了，更不用说东北了。“中村大尉事件”，不过冰山一角，土肥原那“东方劳伦斯”绝非浪得虚名。这些居心叵测的鬼子，更关注的当然还是人。从溥仪到本章这些人模狗样的汉奸，哪个应该如何利用，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在关东军司令部某部门的档案柜里，白纸黑字早有分析、判断、结论，并不断增加厚度。对张景惠的走眼，不过一时的表象，骨子里是把他看个底掉的。

暂时采取应付手段，穿上日本军服也算手段之一，也不受责备。有了张学良的这番话，于芷山应该有了定心丸。在他看来，无论大帅，还是少帅，谁也不会丢下东北不管。没了东北，奉系、奉军还“奉”什么呀？还有国仇家恨，少帅肯定是要回来的。文的回来，狗皮一扒，咱老于还是少帅的人；武的回来，充作内应，那就是功臣了。

于芷山的第一个动作，是下令部队取消对日军的防御部署，并停止构筑工事。同时，与日本人联系、交往也更频繁、大胆了。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于芷山派兵镇压，直至翌年2月唐部主力溃败。

于芷山明摆着是走上邪路了，就算是演戏也要弄假成真了。日本人似乎也认可了，终于发来军饷，而且出手挺大方，一下子就是50余万元，算是犒赏“讨匪”有功。

但是，在此期间于芷山仍然不间断地向张学良请示汇报。

这年春天，“国联”调查团来东北，又给于芷山打了针强心剂。在他看来，日本再强大，也大不过国际联合力量，于是就越发往张学良这边靠。

脚踏两只船的于芷山，无疑是在等待、观望，看鹿死谁手，再决定取舍。用东北老话讲，叫“两头赌”：谁赢了我都跟着沾光，起码弄个保本。

张海鹏利欲熏心，有奶就是娘，谁奶子大跟谁走。张景惠对张学良也心怀不满。而于芷山无论后来怎样为日寇效劳，在未完成质的蜕变之前，与张海鹏、张景惠一类还是有差别的。张氏父子待他不薄，他是感恩戴德的。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前面说了，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更乐于效忠张学良，而不是弄顶汉奸的帽子，遭后人唾骂。

在被软禁的3个多月里，臧式毅是能够看到报纸的。无论那是不是日本人精心选择的，以臧式毅的精明，能不明白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吗？江桥抗战失利，张学良不出关，他是不是绝望了？在促使他堕落的种种因素中，或多或少，这是不是个原因？

而在胡子出身的于芷山的心目中，这东北是你们老张家的，你小六子都不要了，俺还跟你扯什么？

<h3>走狗心理学</h3>

于琛澂外号“于大头”，那头也真大。一次喝酒耍酒疯，他把自己的战斗帽摘下来，扣在他的“小二”、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中将头上，差点儿连这小子的下巴都包住了。

比于芷山小四岁的于琛澂，是黑龙江省双城县（当时属吉林省）人。于家有几千垧土地，人称“九天十八德于家”，即9个“天”字号买卖，18个“德”字号买卖。于家还有“三多”，大烟枪多，小老婆多，当票多。到于琛澂这代已逐渐衰败，但仍是双城三大富户之一。

读私塾，上学堂，学习好，能打架，打架不要命，都怕他。毕业后到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手下当排长，作战勇敢，大脑袋道道又多，擢升很快。与郭松龄合谋反奉时，是吉林陆军16师师长，失败后弃官潜逃，花了许多钱才免一死。“九一八”事变后，熙洽首先想到他。一番口舌后，“于大头”出任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招兵买马编了十几个团。只是这一切都今非昔比，连同那与当年都叫中将的军衔，都要加个“伪”字。

于芷山、张海鹏、吉兴、丁超等东北军降将，和他们率领的东北军，以及于琛澂新编的队伍，构成了“满洲国”最初的伪军。

当于芷山脚踏两只船，还在举棋未定时，张海鹏已经披挂上阵，在江桥之战中成为日寇的马前卒了。接着，又以前敌总司令之职进攻热河，并当上伪热河省长。于芷山等人，当然也不甘人后。若说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也不尽然，但在“讨伐”义勇军、抗联中，个个双手沾满血腥，使出浑身解数。

不过，在主子眼里最出色的，还应该是于琛澂。

“于大头”生性剽悍，又有智谋，而且与绿林出身的于芷山等人不同，对新思想接受较快。他与郭松龄搞到一起，除了权欲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指挥的部队，通常也比较有战斗力。冯占海的义勇军，主要就是被“于大头”的伪军击败的。

从1937年夏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当然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具体到人是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赤膊上阵，特将4师团调到三江地区，又把正在东边道“讨伐”的于琛澂调来，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并为他配备一架专机。这是他最受主子信任的时期。这个人模狗样的地头蛇，为主子出谋划策，指挥伪军配合日军“治标”、“治本”，特别是大搞“集团部落”，使抗联陷入困境。为表彰他的“治安肃正功勋”，日本天皇授予他“一位菊花大勋章”，“康德皇帝”授予他“一位景云章”，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的佳木斯公园，还改称“琛澂公园”，第二年即被提拔为伪治安部大臣。

“于大头”瞧得起的“小二”没几个，偏偏又被“小二”管着。别看表面上在他这位“大王”面前，一个个“哈伊”、“哈伊”得三孙子似的，背后随便捅咕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他觉得憋气，除了跟伪军发发牢骚外，还借“耍酒疯”向日本人发泄。

日本人好酒，而且几乎喝酒即醉，醉了就闹。日军讲“阶级服从”，官阶高的有错的时候，部下不敢反驳。可喝起酒来就没这个了，似醉不醉中损他骂他几句也无所谓，第二天去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昨天我实在喝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夸奖你坦率直爽，可交朋友。“于大头”外表粗野，却内心细巧，机敏过人，又有一副海量，每次喝酒都是主角，大耍酒疯。连关东军现役中将（伪军中的顾问、指导官，不少是预备役）、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这样的“小二”，也不放过，一样耍弄，使大家尽兴，觉得这人对脾气、合得来。伪官们则认为他敢跟日本人来这套，有种，是条汉子，人气大增。至于他自己，那份得意就不用说了。

像于琛澂一样，于芷山、张海鹏在自己那方天地里，原本也是说一不二，张口就相当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如何受得了“小二”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高官吃喝，有时还借打麻将输钱，笼络人心。这当然是犯忌讳的事。熙洽、于芷山也每月轮流请一次，被日本宪兵调查就拉倒了，于琛澂照请不误。日本人说：于琛澂嘛，他向来是不拘小节的。

1935年秋，于琛澂访日期间，会见能够左右日本朝政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谈到“满洲国”的治安、移民、鸦片专卖、“民族协和”，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甚至提出批评。于琛澂不理会，管自侃侃而谈。

回到住处，给于琛澂当翻译的他的侄孙于也华说：二爷，你今天讲得是不是过火了？

于琛澂笑道：他不满意又怎么着？别看他们说杨靖宇、金日成是“匪贼”、“匪首”，内心里对这些人其实是很敬佩的，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对咱们呢？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那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猪狗不如了。你再在他面前装孙子，谁还把你当盘菜？俺说的那些事，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不过想掂掂你的斤两而已，俺是那么容易掂的？你年轻，不懂，好好学着吧。

也是算天才演员了，比起溥仪、张景惠来，只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罢了。

不过，论起当奴才的道行，实践证明谁也比不了溥仪和张景惠。

日寇侵占热河，张海鹏被任命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身边一群“小二”，他能高兴吗？溥仪由“执政”而“皇帝”，张海鹏去参加“登基”大典，回来一看，自己的亲信都让“小二”调走了。这个“张飞”拍着桌子就骂开了，“小二”们把身子绷得溜直地“哈伊”，那模样大嘴巴子扇脸上也一样“哈伊”。第二天，顾问部就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张海鹏不用说了，亲信们那个得意呀，说司令官是张飞转世，谁敢惹？

两个月后，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趟“新京”回来了，对张海鹏说：老将军平日常说愿在皇上左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愿，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吧。

张海鹏已经六十六岁，该退休了，让他去溥仪身边当个“警卫员”也行。可于琛澂才五十五岁，且精力充沛，应该说是年富力强，更不用说那些征战“功绩”少有人能比了，怎么也被授予个“将军”（“满洲国”称元帅为将军），高高地挂起来了呀？张景惠都七十四岁了，那“满洲国”要不垮台，不还当他的“总理大臣”吗？

于琛澂自以为得计，时间久了，鬼子能不明白吗？

当了狗了，还想对主人汪汪两声，以显示奴才的尊严和能耐——于芷山的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7月（又说是10月）。这时他好像还脚踏两只船，实际那天平已经沉甸甸地垂到汉奸这条贼船上了。

关东军给这位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配了个少将部附，叫掘内一雄（这小子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满良”，即“‘满洲国’的良民”）。“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各军署中就有日军顾问，与今天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于芷山好像有点儿不大适应，这个走狗觉得这是身后跟了条狗，就依然回到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的海龙县山城镇老巢。这当然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于芷山自恃有7个旅，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h3>杀鸡骇猴——凌升之死</h3>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忠诚献给溥仪。听说溥仪到了旅顺，凌升即跑去“迎銮”，参加策划“建国活动”。父子俩私下称清朝为“前清”，“满洲国”为“后清”，就有点儿不承认“满洲国”的味道。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均着清朝官服。

像郑孝胥、熙洽一样，他们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借助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不但大清朝没能复辟，他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沦为奴才了。

侵略者对蒙古族采取类似朝鲜族的政策，迅速同化。伪兴安军的口令、命令、公文、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一律强制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即使蒙古官员之间，也要说日语。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这就使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凌升，尤其难以忍受。这人是个直性子、急脾气，平时沾火就着，这回就在伪蒙政部会议上嗒嗒嗒一阵扫射。

这一天是3月几号无从查考。凌升去“新京”开完会，回到海拉尔是27日，下火车即被日本宪兵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他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几个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后来大都死于狱中。

罪名是“通苏”。

1935年后，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日军始终未占到便宜。为遮羞，驻海拉尔骑兵联队长笠井扬言有人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所谓嫌疑分子，严刑拷打，逼供出凌升等人通苏。凌升被捕后，对其家大搜查，只在原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是马占山、苏炳文过界时无法带走留下的。据说都有登记，尚未上交警务厅而已。而凌升等人无论怎样拷问，也拒不承认通苏。

“凌升事件”轰动一时，佯装没这么回事也不是那么回事，报纸报道一下，没有具体事实，因为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有个罪名就行了。

无论凌升，还是别的什么人，日本人迟早是要寻个人开刀的。

即便是留学日本，比较了解日本，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强大，并真心认为日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的人，有的也一肚子怨气，恨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了。面对凌升的机枪般扫射，那位依田次长根本无法招架，火力太猛，因为句句都是实情，而且人人心中都有。正好，这就叫“通苏”。惟其如此，才能杀鸡骇猴，有震慑力。

省长高官，又是“建国元勋”，父亲还是参议府参议，“凌升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管你是什么人，谁再敢说句日本人、关东军的不是，就是“通苏”，或者“通匪”，凌升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照片上的凌升，高大、健壮、强悍，挺标准的男子汉。

被拷问时，凌升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临刑前，4个人态度从容。凌升拒绝戴面罩，他的气势震慑了行刑的刽子手，子弹射偏了。他倒下后，又一身鲜血地爬起来，指着心脏部位道：瞄准了，打这儿。

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都是朋友。但是，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恐怕都不能不承认凌升是个有血性的男人。

差点儿跟凌升成了姻亲的溥仪（半年前，溥仪的四妹与凌升的儿子订了婚），如果能有凌升1%的血性，我中学时代看完的那本，是不是也算没白看？

<h3>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h3>

徐文海，字伯阳，人称“徐大炮”，河北省任丘县人，自幼练武，成年从军，在吴佩孚的直军当过营长。直奉战争后投靠奉军，在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部下任少校营长，又调任凤城县公安局长兼警察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老局长邓铁梅在凤城县小汤沟竖起抗日大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徐文海也将警察大队的700多人拉出来抗日，在县城东边的石头城、狐仙洞一带，与日伪军打了几仗。可后来日寇把姜全我的伪军调上来后，他就不打了，说俺怎能打俺大哥呀？

作为凤城县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的首领，徐文海和姜全我自然是会经常见面的。在自称“武人”、“粗人”的徐文海眼里，满金一个豆的少将团长，堪称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姜全我也挺欣赏徐文海，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九一八”事变，姜全我被俘投敌，据说徐文海要去救姜全我，不成，顿足捶胸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俺对不起大哥呀。有人说你大哥投敌了，他说放你娘的臭狗屁，俺大哥是忠臣，怎么能投日本子？

这回真的是投降了，而且奉日本人命令写来一封信，要徐文海投降。

徐文海说：降日本子不干，降俺大哥行。

当然是有条件的，当然是日本人拍板，通过“鸭绿江剿匪司令”姜全我的嘴说出来的：徐文海要能把在当地很有名的姜振东的义勇军灭掉，就委任他为“鸭绿江剿匪副司令”，授少将军衔。

日本人之所以开出这样的价码，是因为坚决抗日的姜振东，跟徐文海关系挺好。徐文海设宴，请来姜振东，姜振东毫无防备，被按住五花大绑，部下也被缴械。徐文海当上副总司令，扛起满金一个豆的牌牌，跟着他大哥到处“讨伐”义勇军。他的队伍被编为伪军，帽子上套着白布罩，老百姓称之为“白帽子队”。

1932年秋，徐文海带领“白帽子队”进驻桓仁，被委任为桓仁县伪警察局长兼警察大队长。那满金一个豆的少将牌牌自然也就过时了，但他仍然扛着招摇过市，谁要叫声局长或大队长，他立刻眼睛瞪得牛眼似的，张口就是“妈个巴子”。

徐文海有几房老婆搞不清楚，带在身边的是两个。县城戏园子请来个坤角，得到他那儿睡两宿，才许登台演出。他自制“钱帖”，在市上通用，商家都不敢拒用。他开了多处赌宝局、押会局等。为了发大财、快发财，这个混世魔王还下令让桓仁县种了一年大烟。

谁在他面前提起日本人，他就说日本子算个屌，看老子怎么教训这帮“鳖犊子”。“白帽子队”与日本宪兵队、守备队闹摩擦，他就跑去十字街，朝东边日本宪兵队、守备队驻地方向，架起机关枪。

鬼子对他尽量采取怀柔政策，同时派个叫柳田的鬼子认他干爹，住到司令部，以便监视他的动向。徐文海逢上不高兴的事了，就拿这个干儿子出气，一天不知道能骂多少“妈个巴子”。鬼子又派来个叫和权者的鬼子，正式任命为指导官。徐文海仍是我行我素，还教训这小子：你还想指使老子呀？你小子听明白了，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

1933年秋，鬼子终于准备除掉徐文海了。徐文海耳目甚多，暗中命令几个中队赶到八里甸子待命，他则在晚上突然撤离县城，指挥主力奔去普乐堡，部署队伍，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日军。

徐文海有千把人，装备也好，动起枪炮来，日军伤亡不会少。鬼子就不断派人解释，说徐司令你是误会了，皇军对徐司令的忠勇是非常赞赏的，回到县城，立即官复原职。最后又派来一帮汉奸名流，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以身家性命保证徐司令的安全。

徐文海就怀疑自己的情报是不是搞错了，真的误会了日本人呀？他始终觉得日本人怕他，自己有这么多人马，那边还有“但愿同死”的大哥撑腰，日本人不敢把他怎么着。

回县城快一个月了，徐文海觉得确实安全了，鬼子把他请到一家朝鲜料理店。先用他最爱听的话把他灌醉，再把县城能弄到的最好的酒一瓶瓶喝干，把外间的几个马弁收拾了，就把他捆绑起来，扔到早已准备好的一辆装甲车上，直奔西关机场。有资料说是送到奉天处决了，桓仁一些老人则说是飞机上天不久，就把他从飞机上推下去了。

也算汉奸之一种及下场。

前面说过，战场上见是伪军，抗联首先要喊话，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劝其反正。有的伪军就喊：让俺们反正，你们才挣几个钱呀？俺看还是你们反正吧。

“满洲国”有支装备比较精良的上万人的伪军，以“军训”中的“铁石纪律”、“铁石训练”取名“铁石部队”。这是一支罕见的有随军慰安妇的伪军，就是说这支伪军不但打杀中国人，还蹂躏自己的姐妹，一些人还颇得意、自豪。

十一、日之完 第三十六章 “注意不累及一般良民”

<h3>“照相”</h3>

1932年的9月15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据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杨占有老人回忆，晚上11点多钟，他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了，爬起来趴窗一看，明晃晃的月亮地里，一群群拿着扎枪、大刀的人，头上都包着块布，喊叫着，沿着门前的平顶山大街，向西南方的千金寨（抚顺）跑去。

这是梁希夫的大刀会攻打千金寨。4个团分作4路各自为战，捣毁了老虎台采炭所，扒毁了李石寨的一段铁路，放火烧了栗家沟日本卖店和老虎台日寇安全灯房、汽油库、无线电台，还有一个日军俱乐部，打死了杨柏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作和劳务系佐场弥作等十几个鬼子，煤矿全部停电停产。其中梁希夫率领的1团战果最丰，来去走的都是平顶山通往千金寨的这条路。

平顶山位于千金寨南约4公里处，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是个因煤而生的居民区，大都为矿工、小贩。一条挺长的街道，茅草房散落两旁，没有那种高墙大院，临街有少许砖瓦房，多为店铺，旅店、饭店、大车店、杂货铺、当铺、钟表铺的幌子、招牌，在风中摇曳着，摇落了十五的月亮，摇来了十六的血雨腥风。

全副武装的禽兽（这是笔者第一次称日军为禽兽——其实早就该这样称呼他们了），是驻千金寨日本守备队的190多人，中午时分乘4辆大卡车赶到平顶山的。先把村子包围起来，许进不许出，然后就挨门逐户地往外赶人，烧房子。

之前先到的，是换了便衣的日本宪兵和汉奸。这些畜生让老百姓都到村南头集合，说是昨晚红胡子攻打千金寨，平顶山一个人没伤着，“大衙门”（老百姓称千金寨“炭矿事务所”为“大衙门”）高兴，要给大家照相留作纪念。因为昨晚的事，今天又来了这事，许多人就有种不祥之感。况且一些人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儿勾走，根本不想照相。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只有8个，也哄骗不动这么多人。待到这些“戴铁帽子”的禽兽到了，就是不由分说了，屋里屋外觉得能藏人的地方，上去就是几刺刀。老人孩子走得慢了，干脆一刺刀挑了——反正早晚也是一码事。

全村唯一没被赶去“照相”的一家人，是小商人马长顺。他的孩子跑回家，说日本子在街上杀人了。他即领着全家5口人，用棉被包身，跳进房后的大粪池子，躲过了这场大屠杀。

后来被称做屠场的那个地方，在平顶山的南端，一片沟形的有小坡度的平地，是种植牧草的草地。西面是近3丈高的断崖，背面为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被与山野一样颜色的鬼子把住了。明晃晃的刺刀，把人群向中间挤压。人们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基本都是一家人凑在一起。前面鬼子的脚下，用红布盖着6个带腿的东西，人们都以为那是照相机。

这时是下午1点多钟，村子里一片火海。据幸存者夏廷泽等人回忆，当时觉得是不是日本人想要这块地方干什么用，给我们照个相，弄到别的什么地方就行了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房子烧了就是坏到家了，根本没想到日本人会下那样的毒手。日本人再坏，他不也是人吗？

“腰包”、“腰包”，一个日军军官用朝鲜话喊着，要朝鲜（族）人出来，就有20多个朝鲜（族）人从人群中挤了出去。人们觉出不对劲了，骚动起来，“照相机”上的红布就掀掉了，6挺机枪的火力刮风样扫向人群。

大屠杀持续了3个多小时。

如今城里人对枪械的了解，显然要强于乡下人，那时正好相反。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的平顶山人，大都是从山东、河北闯关东的移民，是千金寨的乌金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青壮年男人大都是被称为“煤黑子”的矿工。胡子很少光顾这种地界，村子里也没什么有钱大户可抢，他们也不需要枪来保护自己那点儿家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照过相，没见过照相机，对机枪的了解甚至不如照相机。他们知道“戴铁帽子”的日本人，手里拿着的上刺刀的长家伙和那不能上刺刀的短家伙，是枪，却几乎不晓得这带俩腿的东西是更厉害的杀人武器。而在那顷刻间就充塞了天地间的枪声和急雨般迎面泼泻来的弹雨中，他们连个最基本的趴下的动作都不懂，只是本能地抱住脑袋往那儿一蹲。实际上在那人挤人的空间里，也很难趴下。许多人是头部中弹，脑浆、鲜血互相迸溅着，漫天飞舞着，很快身上和身下的枯草就黏糊糊的了。

就有了句歇后语：“日本子照相——用机关枪。”

杨占有老人一家老少24口，除他四哥杨占清那天上午去栗家沟没回来外，全都在这血肉横飞的屠场上。

杨占有身旁倒下的第一个人，是个一口山东腔的老太太，一双手朝空中挓挲着，倚倒在旁边人身上。接着中弹的是他的妻子，他把她抱在怀里蹲下，妻子让他快跑。往哪儿跑呀，再说一大家人都在这儿，怎么跑啊？突然觉得左臂一凉，他不明白那是受伤了，只觉得那只胳膊不好使了。这时妻子又中弹了，大睁双眼没气了。他没看见妻子伤在哪儿，紧挨着他的弟媳不知何时受的伤，胸前好像咕嘟咕嘟在冒血。那以后的梦境，满世界就是一种血糊糊的颜色，到处都在咕嘟咕嘟冒血。弟媳跪着，叫着六哥，挣扎着好像要站起来，一头栽倒在他身上，把他压倒了。妻子压着他的腿和腰，弟媳压着他的胸和头，陆续又有几个人倒在上面，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儿。他本能地一拱，太沉，一只手也使不上劲，没拱动——他要拱起来，也就没命了。

当时不知道这场屠杀进行了多长时间。时间好像被枪声和血腥凝固了，又遥远得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就这么一会儿，这一家又一家的一个村子就没了？真应了一句话：“打死也没人信！”

后来回忆，从枪声骤起，到这群衣冠禽兽乘车离去，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

距“九一八”事变毕竟还不到一年，这些叫日本人的两脚禽兽干这项工作，好像还有点儿缺乏经验，羔羊般被屠宰的平顶山人就更不用说了。压在死人堆里受伤或没受伤的人，看到日本人走了，或是听到马达声远了，就拱出来想跑，或是在死人堆里扒拉，寻找亲人。据说，最后一辆汽车刚开出不远，自然会看见了。这还了得，掉转车头，又开始第二轮屠杀。

从北到南，队伍排开，这回“照相”用的是刺刀。这是个细活，所以耗时也长，用去两个多小时。不管死活，每人一刀，没有反应，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还活动、叫唤，或者破口大骂，就一刀接一刀地努力工作到底。

杨占有也被刺了几刀。一是上面人摞人，挺碍事，没刺中要害；二是他一声未吭，一下未动，假装死人，又躲过一劫。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孩子们有大人护着，第一轮屠杀后生存者较多。他们在尸堆血泊中爬着，或者趴在母亲身上哭着，就成了特别受青睐的猎杀对象。一刺刀穿个透腔，有的再顺势一挑，就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再就是这些也叫做人的东西，对女人的下身非常感兴趣，具体情形就不说了吧。

接下来又被“照相”的是千金堡。千金堡距平顶山2.5公里，大刀会是经过这里到平顶山的。尽管鬼子严密封锁消息，可周围老百姓谁不知道平顶山出了什么事呀？这回鬼子也不说“照相”了，进村见人就开枪。300多户人家的千金堡，被打死40多人，其余的早跑了，当然房子是跑不掉的。

平顶山惨案中，平顶山一个村子被屠杀多少人？确切数字很难查考。日本人说是2300多人。前面说了，全村共是3000多人，其中有3个数字是比较清楚的。一是马长顺一家没被赶去屠场，二是屠杀前被喊出人群的朝鲜（族）人，三是像杨占有这样在死人堆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为40来人。未知的是像杨占有的四哥那样，当时不在平顶山的人，同时也就有来这里串门走亲戚的人。还有，平顶山是个较大、挺热闹的村子，当天上午来这里办事、购物的又有多少人？如果是前一天，中秋节，购物的人就更多了。

这天晚上下雨了，平顶山没有月亮。

有道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平顶山从此没有十五，更没有十六。

必须记住平顶山大屠杀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抚顺日本守备队长川上精一。

不知道这个魔鬼后来怎么样了，已知的是，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讲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的魔鬼，还准备把市郊10公里以内的村子（共17个）全部烧光，以使抗日武装失去周围据点，无从潜伏。他已经在千金堡和前孤家子这样干了，有些村子汽油已经运到了，只待点火了，由于“大衙门”的极力反对才停手了。

“大衙门”的日本人说，你把人都杀光、撵光了，煤炭生产任务完不成，还怎么进行“圣战”呀？

<h3>“杀大沟”</h3>

吉林省舒兰县东南部的老黑沟，一条呼兰河顺沟流淌，沟谷长40公里，最宽处4公里，夹在五常、蛟河两县之间，有点儿“三不管”的意思。更兼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张广才岭支脉，沟壑纵横，古木参天，这里就成了日伪统治薄弱地区，自然也被抗日武装看好了。

活跃在舒兰、五常东部山区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抗日武装，是前面写过一笔的宋德林的山林队。千余人的“德林队”，下设10多个支队（其中包括汪雅臣的“双龙队”）、30多个分队，都是各有字号的小股山林队，难免鱼目混珠，也不乏骁勇善战者。1932年3月，鹿岛铁路株式会社由马鞍山往上营铺设铁路，3支队长邢文奎混入工人队伍，只身闯进护路的日军食堂，双枪轮射，将正在吃饭的一小队鬼子打得非死即伤。6月，1支队又在上营打死12个鬼子。1934年初，“德林队”在上营太平沟伏击日军，毙伤60多人。同年春又在碾子沟伏击日军，48个鬼子只跑掉一个。1935年1月8日，将伪舒兰县参事官高比虎之助打死。

“抓住宋德林赏二万元，打死赏一万元。”——这样的悬赏价码，甚至高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

“德林队”到处游击，在老爷岭炸军车，伏击敌人运输队，在拉滨线、吉敦线上劫火车，最重要的依托就是老黑沟。打几仗回老黑沟休整，日伪军集中兵力“讨伐”了，钻进老黑沟就像进了保险箱。老百姓都向着这支抗日武装，老黑沟就是他们的家。而在敌人眼里，老黑沟就是“胡子沟”、“胡子窝”了。只是那等险要地界，敌人又怎么敢轻易进入呀？

1935年春季“大讨伐”中，从无一个日本人脚印的老黑沟，一下子拥进600多双兽蹄。

鬼子16师团38联队，亦称奈良联队，1934年4月由日本奈良开赴中国东北，两年后这支侵略军进入关内，1937年12月攻打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这支臭名昭著的兽军，在东北令人发指的兽行之一，是1935年春被当地人称之为“杀大沟”的血洗老黑沟。

具体实施“杀大沟”的，是38联队3大队，年初从齐齐哈尔调来的，目的明确直奔老黑沟。

这是一次精心谋划的屠杀行动。招考翻译，能进行一般对话就行，从大队长到中队长、小队长，每人配名翻译，共17名。以一兵一夫的比例，招600人背给养、弹药。老黑沟走不了汽车，一切只能靠人力背送。东北各地，进山“讨伐”，都是如此。这还是一次空地联合行动，飞机在空中侦察、撒传单，后来也空投粮弹。

农历4月22日（本节以下时间均为农历），3大队到达额勒赫，这里距老黑沟还有30多公里，即准备进行“讨伐”。当地日本守备队说明这里不是“匪区”，才未动手。其实之前已经开始屠杀了，对象是在山上采集草药的两个农民，见了即开枪打死。

27日，3大队兵分三路，开始行动。右路从老黑沟南端拐向五常县，然后北上，没有进入老黑沟，似乎是在搜寻抗日武装，并警戒、掩护整个行动的侧翼安全。中路过了呼兰岭进入老黑沟，沿呼兰河东岸逆流而上。先头部队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后续部队一路奔出30来公里，到达青顶子后，第二天掉转头来往回杀。左路在到达青顶子前，一路堪称秋毫无犯，第二天掉过头来立刻现出狰狞面目，往回大烧大杀。

从4月27日开始，到端午节前一天结束，大屠杀持续8天。

正是春耕大忙时节，男人大都在地里忙活，有的还在打茬子，动手早的已经开始扶犁点种了。中路日军从呼兰岭上往下杀，首先见到的就是种地的庄稼人，远了枪打，近了刀刺。山里人没见过日本人，更没见过“戴铁帽子”的人，听到枪声，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见死了人就跑。跑进山里有活下来的，跑回家的几乎都完了。

桦曲柳顶子李显廷的妻子，坐在炕沿上奶孩子，见进来的鬼子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赶紧把孩子掩到身后。母亲被杀死了，两岁多的孩子不明白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爬到母亲身上吃奶。鬼子一刺刀扎在孩子背上，挑起来扎到土墙上，孩子手脚抓挠着，鬼子哈哈大笑。

见房子三部曲：进去见人或杀或抓，然后寻找值钱和有用的东西，临走付之一炬。

老黑沟的主要村屯，南部为三岔口、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中部为榆树沟、柳树河子，北部是青顶子一带，都成了“杀大沟”的重点屠场。头一天是三岔口、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一片血火，侥幸存活者，有的逃进山林，有的往北边沟里跑。第二天，老黑沟烈焰熊熊，那烟聚集在半山腰，差不多把40公里长沟都封盖了。

在桦曲柳顶子一带抓到的老百姓，被押到东边的桦树林边，让他们自己挖坑，共挖了7个，每个坑里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被杀9人，埋在一个坑里。

柳树河子胡万昌开的客店，人称胡家店，一个挺大的筒子房，南北大炕。这个屯子被抓的人，先在西边老孙家院子里“过堂”，问完拉到胡家店里杀死，再一把火烧了房子。

呼兰河北岸的青顶子屯，南岸不到1华里处有个月牙形的泡子，叫月牙泡，是“杀人沟”中最大的屠场。4月29日、30日和5月1日3天，这里杀了300多人。头一天是让人们跪在泡子边上，用机枪扫射，然后把尸体推进泡子里。第二天不但要把人绑上，还在两臂间穿根水曲柳杆子，互相连接，每杆20人左右。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讲，是用机关枪突突。

幸存者姜桐彬，见证的是另一种屠杀方式。

他是去年春天从克山县搬来老黑沟北端的桂家街的，只种了1垧包米。他的姑爷住在青顶子，让他去那儿，几家人合伙捡撂荒地种黄豆。27日，从南边跑来一些人，说不得了了，日本子来了，杀人放火，许多人就上山了。可随后过来的鬼子挺规矩，在谁家吃饭，包括做饭烧柴，都给钱，还说苦力大大的好，杀的没有，让人们把上山的人都找回来种地。一些人觉得还是眼见为实，就回来了。

28日，合伙种地的几家十几人继续种黄豆，觉得烟气越来越大，呛鼻子，是南风刮来的。有人说不对劲，昨天南边的人说的是真的。有人说真的假的能咋的，他日本子不也是人吗？姜桐彬觉得这话在理。况且一年之计在于春，节气不等人，庄稼人这工夫不抓紧时间卖力气，秋后指望什么呀？

当天屯子里来了不少鬼子，只是让老百姓把好房子腾给他们住，别的什么事没有。没想到第二天早饭后，鬼子把合伙种地的几家的十几匹马牵走了。没有马怎么拉犁呀？姜桐彬的姑爷的庄稼火上来了，骂着“妈个巴子”，说俺去找他们的大官评评理，俺就不信这日本子都是畜生！

十几颗心正七上八下着，来了30多个鬼子，枪口对上了，就开始绑人，再用绳子把他们都串联上，押到柳树河子胡家店的厢房里。一个一身鬼子装扮的朝鲜（族）人翻译说：都老实待着，明天让你们回家种地。

挨到第二天，即30日中午，鬼子把他们押到月牙泡旁的一个沟岔里，分别绑在树上。

出了胡家店，见是往回走，姜桐彬还觉得是真的放他们回家种地。这一刻，他知道完了。鬼子把他的上衣扒开，露出胸膛，然后退后几步。这时他听到了周围和他一样命运的人的惨叫声，他面前那个面相比他还嫩的鬼子，也呀呀叫着端着刺刀冲上来。第一刀刺在肋下，第二刀被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弹了一下，在肚皮上划道挺长的口子。山里春天，早晚挺冷，他就穿上它。后来他总觉得这件破棉袄帮了大忙。第三刀刺在脖子上，接着又挨了几刀，都没刺中要害。看他血肉模糊的样子，鬼子以为他死了，走了。

比之鬼精鬼灵的左路鬼子，中路鬼子的鬼劲显然差了一大截子。这帮畜生过了呼兰岭就开始“杀大沟”，无论此举后来是否受到上司批评，实际上都救了许多老黑沟人。一些人一路向北跑去，沿途不断有人跑进山里，或者也跟着往北跑，有的顺大路一直跑到老黑沟外10公里左右的新街基。

老黑沟属舒兰县5区，区公所设在新街基。“杀大沟”前，各保甲长正在区公所开会。听说这事，柳树河子百家长胡万昌，找到伪警察署长于永开，说胡子都跑了，剩下的都是好老百姓，日本子杀得不睁眼睛，这可怎么得了呀？于永开立即向县里报告，说明情况紧急，要求县里来人。又去找驻地伪军郑营长，郑营长说这事只有山回说话才好使。山回是日本独立守备队11大队大队长，当时正在新街基，两个人就去见山回。

5月4日，逃到新街基的难民近300人，加上当地百姓共是500多人，跪了一条街，向山回请愿：俺们都是种地的庄稼人，求求大队长，快去说说别杀了！

从4月30日开始，“杀大沟”转入小部队搜山阶段，到各沟岔里搜寻逃跑的人和零散人家。5月3日收拢主力，第二天清晨，向北进入桂家街和桂家街与新街基之间的八台。这两处人大都跑了，那也抓了一些，算上和尚、道士，有200来人。

上午10点来钟，这些人被绑到慈善会的院子里，机枪已经架上了，一个伪警察骑马赶到，将山回的一封信交给38联队3大队大队长东少佐。接着，伪县长和参事官也到了。11点来钟，山回也来了。

山回的办法，是逐一查看被绑人的双手，认定是庄稼人的手就放了，只杀了1%，两个人——都是大队长，总得给东少佐留点儿面子吧？

比之平顶山惨案，这次“杀大沟”被难的百姓数字，显然更难统计。

笔者看到的数字，都在千人以上。

不可遗漏的一笔，是一些亲历者说，日本子杀的大都是十八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妇女、老人和小孩则少一些——是不是比平顶山“照相”“人道”多了？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关东军参谋长会议上说：“讨伐时各种兵种，特别是空、地部队须采长补短。但是，地面部队的讨伐和飞机轰炸，必须注意不给事后的政治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特别是各部队须领会对匪战法，注意不累及一般良民。”

口口声声“讨伐匪贼”、“剿匪”，平顶山“照相”和老黑沟“杀大沟”，实实在在就是“剿民”！

或许这并非小矶等人的本愿，可从川上精一到东少佐，他们把哪个魔头送上军事法庭了？

俺们也没惹日本子呀？

1932年8月7日，吉林省海龙县四合堡小西沟，人流如潮，唢呐和锣鼓家什吹打得震天响，这是屯子里的张振魁举办婚礼娶小老婆。

这张振魁是当地有名的有钱大户，几个大席棚早早搭起来，头一天请来两帮吹鼓手，谁也不服谁，吹打着摆擂台，要把对方比下去。晚上还有说大鼓书、唱“蹦蹦”（二人转）的，周围村屯的人都来“卖呆”。正式娶亲的日子，自然更是热闹非凡，连伪区公所分队的村兵，也背着枪赶来助阵。

三八大盖吧勾的响亮，有点儿被唢呐和锣鼓的旋律湮没了。第一拨喜筵即将开始，一个姓刘的小伙子端着方盘给宾客上菜，走到院当中突然仰面翻倒了。人们以为是不小心滑倒了，接着枪声就炒豆般响起来，还以为是放鞭炮呢。待到一发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了，人们仍然不明白这世界是怎么了，但是能跑的人就本能地开始四散奔逃了。

有的跑进屋里，趴在炕沿下，有的躲进仓房里，有的藏到柴火垛里。大都跑出张家大院，有的顺着山沟往北跑，有的往东边山冈上跑，有的蒙头转向，竟迎着弹雨往西边山冈上跑。

奔逃的人群稀落了，没有了，枪炮声停息下来。驻山城镇日本守备队50多人，就从西山冈上下来了，去死人最多的山沟里，去张家大院，去他们认为应该去的地方，用刺刀继续工作。

前后一个多小时，不知伤多少，死的是128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吗？

原来有特务向日本守备队报告，胡子头“海蛟”带领人马住在小西沟，“海蛟”还要参加张振魁的婚礼。

小西沟的老百姓说：什么“海蛟”不“海蛟”的，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俺们根本就没惹着日本子呀？

鬼子在老黑沟“杀大沟”的重要原因，是报复。因为老黑沟是“胡子沟”、“胡子窝”，老百姓支持“德林队”打日本，而且打死那么多鬼子。

平顶山惨案，纯粹就是为了报复。当天早晨6点来钟，抚顺县日军主要头目在宪兵队开会，川上说“大刀匪”攻打矿区，平顶山周围几个村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他们不报告，肯定通匪，要统统烧光、杀光。这完全是川上的主观想象，平顶山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刀会只是来回经过那里而已。可这又能怎么样？他川上怎么说的，那就怎么是了。

土龙山暴动，打死板冢大佐，这还得了吗？于是，血洗12个村屯：都给我看好了，谁再不老实，敢与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平顶山惨案，老黑沟惨案，土龙山惨案，海兰江惨案，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惨案，这些屠杀千人以上的惨案，十有七八都是侵略者的报复所致，用血腥的屠杀使人们恐惧、屈服。

通化县白家堡子有个雷家小坎，1936年7月15日，1军在这里截击进山“讨伐”的日军，毙伤10余人，故改称“打死鬼子坎”。日军吃亏后，即将白家堡子东至德胜岗，西至窖鹿子沟，南至黑瞎子沟，北至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树，方圆约50华里地区划为“通匪区”。驻山城镇日本守备队一个中队，在中山大尉指挥下进入“通匪区”，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屠杀370余人。

同年秋，日军闯进兴京县红庙子朝阳沟门，杨靖宇指挥部队和老百姓转移到山上。1军地方工作员姚春德，眼瞅着他家院子里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说：杨司令，怎么还不打呀？杨靖宇说：不能打，打完队伍走了，老百姓就遭殃了。

1军挺进东边道后，宣传群众，在村屯墙上写标语，后来不写了。因为敌人见了，就认为这里是“匪区”，就抓人杀人。

前面 第23章 写过的新兴洞战斗，战前就告诉当地百姓，听到枪声，那就是日本子来了，打起来了，马上搬家走人。有人觉得你们打仗，关俺们什么事呀？日本子再坏，不也跟咱们一样，是两条腿的人吗？不走，就得采取强制手段。

后来不用动员了，看到队伍要打仗了，老百姓就套车装东西，准备走人了。

1939年1月12日，冯治刚率12团在德都县田家船口设伏，击毁两辆军车，活捉副县长木黑俊一。战前接到情报，一算时间，他立即让屯长孟繁贵去西相腰岗伪警察署报告，说不得了了，胡子进屯了，快去队伍吧，晚了就不赶趟了。——那是肯定不赶趟的，却使一屯子人免灾了。

<h3>“填大江”</h3>

1937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伪桓仁县公署特务股和司法股通知下边各警察署，要求第二天把所有“归顺”人员送到警务科司法股，领取“证明书”，即所谓的“良民证”。

桓仁县大规模的“收降”工作，是从去年6月开始的。在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的同时，日伪宪兵队、警察特务机关，还有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等，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大肆宣传，不管什么人，打死多少皇军，只要下山归顺，即为良民，既往不咎。日伪威胁城镇士绅下乡作保，还让一些抗日家属上山呼儿唤夫。开头效果不大，落雪后山里难待，衣食无着，苦不堪言。一些人就想下山把枪交了，领个证回家种地，过个太平日子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收降”是全“国”性的。

到年底，桓仁县陆续下山投降的约400人左右，大都为唐聚五的自卫军残部和山林队，也有少数1军的。下山、缴械，然后到县警务科司法股按手印、采指纹，再在左手腕或虎口上，用绑在一起的几根针扎破3处，揉进墨，就留下个永远磨灭不去的醒目的三个点儿——“∴”。这样就算“归顺”了，放回家去，等通知来领“证明书”。

22日，各警察署把领证的人陆续送到县城，当晚被安排到城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住宿。

共是300多人，其中还包括4年前唐聚五举义失败后，就回家种地的一些义勇军。而这些人中，也并不都是刺着“∴”的人。一些人或者不在家，或者有什么事脱不开身，有父亲或者兄弟、孩子来的，还有让亲戚、邻居代领的，从十来岁到六十多岁不等。但是都是男人。那时女人都是小脚，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去趟县城，不方便。

23日早晨7点来钟，日本守备队在县城靠西江岸1公里左右内戒严，断绝行人车辆。并在冰封雪裹的江心水深处，指挥老百姓砍凿开个3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据一位砍冰窟窿的老人说，连传他去砍冰窟窿的甲长，也不知道日本人让砍那冰窟窿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来领证的300多人排成4路纵队，顺城关大道被押送到西关的日本守备队大院。站好后点名，点到谁的名字，就进屋去领证。

大冷的天，太阳还未出山，大地冰冻如铁，那人都冻得嘶嘶哈哈的。听到叫到自己的姓名，赶紧应着出列，进屋就被按倒绑上，再把嘴堵上。然后，薅领子，抓裤脚，两个人抬出后门，一用劲，咣当一声，那人就被扔进早已停候在后院的卡车上。

老黑沟“杀大沟”，姜桐彬被那个鬼子练习刺杀后，是把他从树上解下来，拿着绳子走的。不然他不可能成为幸存者。鬼子的工作离不开绳子，不能浪费了。而桓仁镇的老人说，在“填大江”的前一天，鬼子宪兵队把镇子里手指粗细的能绑人的绳子，都买光了。

守备队和警务科各两辆汽车，装完一辆，开走一辆，穿过县城，直奔西江。

据目击者说，那车上人摞人，“就像装猪肉绊子似的”。一路颠到江面上，“再像扔猪肉绊子似的往下扔、往下推”，那人大都不大行了，有的已经昏过去了。

在江边指挥填江的，是宪兵队长杉木森平。在守备队指挥“发证”的，是守备队长野田，也随最后一辆车来到江边。桓仁老人对野田讲得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杉木。五十来岁，秃头，大脑袋，猪肚子脸上一对小眼睛，一副罗圈腿。桓仁镇有家朝鲜人开的妓院“姬岛馆”，这小子是个性虐狂，三天两头光顾，妓女们见到他吓得尿裤子。据说，桓仁“救国会事件”后，这个魔头受了处分，原因是在桓仁县杀人太多。这次“填江”后，据说又被上司批评，不久就疯了，自杀了。

被捆绑着从车上扔到冰面上，那人站不起来，鬼子和伪警察就拖着，或用刺刀戳着推到冰窟窿里。水深处流速慢，冰层下堵塞了，再推下去就漂起来了。就去附近江边人家拿来几根丈把长的木杆子，把冰层下的人往下捅，就这样使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史书上称之为“西江惨案”，笔者采访时老人都叫“填江”、“填大江”。

300多人只跑掉个小孩。有7个十来岁的孩子没绑，别的好像都吓蒙了，只有这个瞅准鬼子伪军都盯着冰窟窿工作、卖呆的工夫，撒腿就往江边的柳树毛子里跑。周围和江边有鬼子警戒，举枪就打。那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几枪没打着，小孩就钻进了柳树毛子。那柳树毛子密密麻麻的，枪声噼噼啪啪响了一阵子，鬼子和伪军进去搜寻，没找着。

不管有没有“∴”标记，县城这边来者不拒。第二天上午，县城这边“填大江”，各乡镇就开始抓捕那些没来“领证”的人。拐磨子乡抓12人，正月十五填进富尔江。二户来乡抓11人，沙尖子乡抓19人，其余乡镇也人数不等地抓了一些，当地没有可填的江河，就地枪杀了。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笔者的老丈人，除伪满时去过北满两年外，一直住在本溪县城小市镇。他说伪满那十四年，十字街岳家坟（今镇南市场）前那棵大榆树上，有几年断过人头？特别是冬天，有时挂十来个，听说都是“胡子”。在庙沟砍的，挂那儿吓唬中国人。有个日本人，杀个人就把刀在脸盆水里蘸一下，再杀。有个叫黑什么的日本人，杀了人，把心剜出来带回去，听说是吃了。

突然，小队长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红黑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屠杀时我也在场。以后我与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将其中5具尸体肚子割开，取出了肝胆。问：取人胆囊做什么用？答：日本人迷信，说可以治肺病，因此在日本人当中都希望得到这个东西，因此，我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才取的。当时我们5个日本人，每人分1个。

其中两人，因抗日思想浓厚，由石田斩杀了。斩杀后石田将这两个人的头烧焦，说用脑浆配药给我送来哈尔滨，我吃掉了其中一个。

我奉佐藤中队长之命，和三名巡查，将被害者带到东汤深山林里予以枪杀，同时我用短刀，其他巡查用日本刀将被害者腹部切开，取出他们的肝脏带回配药，尸体埋在现场。我把肝脏拿回家以后，日本家里来信说妹妹患腹膜炎，我便将肝脏磨成粉末，邮回日本，给妹妹吃了。

“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这是萧红1934年写的中的句子，说的是村里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抗日决心，是小说。而上面引用的那些文字，可是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和有名有姓的人物，而且都是日本人说的，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说了许多许多。

关于吃人心、人胆、人脑等等，有人会说这不是军部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意思，只是下边一些人的个人行为。那么，从奉天城北门到笔者家乡十字街大榆树上的人头呢？那14年间，东北（包括热河省和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200来个县，有几多未曾悬挂过人头？

肖秀云八岁闯关东，从山东省高密县来到东宁县三岔口镇，第二年东宁沦陷，第二天城门里电线杆子上就挂起人头，那以后几乎就没断过。他数过，最多的时候是24个。老人说，日本子专门把人头挂在热闹的、你非去不可的地方，叫你不看也得看。

十四岁那年，他在镇子里送奶，其中包括伪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一天清晨进了守备队院子，一股冲鼻子的腥味。他问厨房的大师傅，又杀猪了？在灶前忙活的大师傅把嘴一捂，示意他别做声。肖秀云看见对门屋里横躺竖卧的好多人，一个个血渍糊拉的，从门槛下一个老鼠洞里流出来的血，在厨房地上汪了一摊。后来他想这是些朝鲜（族）人，因为他听的是“噢喉喉”的呻吟声。吓得他转身就走，看到门后旮旯里扔着一堆手脚，少说有十几只，都是从腕处砍断的。

“满洲国”有幅宣传画，右半边一幢小农屋，挂面红蓝白黑满地黄的“国”旗，天上飞舞着仙女，这是天堂，上面写着“服从满洲国的人，今天这样幸福”；左半边是阎王指挥鬼魅给人动刑，这是地狱，上面写着“背叛满洲国的人，来世这样受罪”。

2005年12月9日，《环球时报》文章《日本怎么纪念偷袭珍珠港》，引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中的话说，即使现在被认为是亲日的印度尼西亚，高中的教科书中也明确指出，“在占领我国的国家中，日本是最残酷的”。

十一、日之完 第三十七章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地生活”

<h3>“人圈”</h3>

樊万林老人说，仙人洞是“康德三年”（1936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推大沟”的。

南满管鬼子报复杀人叫“推大沟”，管烧房子，强迫老百姓集甲并村、搬去“集团部落”，也叫“推大沟”。北满叫“烧大沟”、“杀大沟”，东满叫“洗大沟”。吉东也叫“洗大沟”，具体到归屯，还有叫“撵户”的。

老人说，那些日子俺不舒服，躺在炕上睡懒觉，就觉得烟呛嗓子，说你怎么弄得烟气咕咚的？俺老婆说你出去看看吧，是不是谁家着火了。快过年了，各家都忙活“好嚼裹儿”，“过油”（用油炸食品）弄大着火了，或是烧火太多把炕面弄着了，也是“背不住”（可能）的事。这时日头刚在东山上冒红，站到街上一瞅，堡子里没事，烟是从沟里刮出来的，挺大，那火也不能小。俺寻思得喊人拿家什进沟去救火，趿拉双破鞋跑进屋刚收拾停当，沟里的人已经下来了，女人哭，孩子叫，那脸灶王爷似的，说日本子和汉奸队在沟里烧房子了。

老人说，早就吵吵说要归屯，让归到木盂子去，没想到连年也不让过了。怎么办哪？大家伙儿商量。有的说俺几辈子都住在这地场，不走，今晚还回沟里去。有的说不行，让鬼子见了，可就不光是烧房子了。那也有回去的，后来听说有的被杀了。投亲靠友的多。俺的亲戚朋友都在山沟里种地，说不定今天去了，明天就“推大沟”了。就张罗收拾东西，别到时候来不及，跟房子一块烧成灰了。第二天，敌人就来了。那些日子，老秃顶子周围到处都在“推大沟”，白天是烟，晚上是火。枪口对着，刺刀逼着，说什么？走吧。如今，木盂子是除了县城外的第一大镇，那时就有十几户人家，周围大小堡子的人都圈那儿去了。搭马架子弄窝棚，冰天冻地的，也不是干这活的季节呀。几家人合伙，弄起一个先让老人孩子住进去，再弄第二个。俺老婆说这年还怎么过呀，俺说日子都没法过了，还过什么年哪。猪圈、狗圈、牛圈、马圈，这回“王道乐土”了，有了“人圈”。

老人说，抗联好像没想到鬼子会来这一招。归屯老百姓遭老罪了，也把抗联给毁了，把抗联和老百姓隔开了。抗联没有老百姓怎么行呀？再加上程斌叛变就更不行了，杨司令就带着队伍走了。

请愿书

从百难中被救出来的老百姓，一方蒙受恩惠、讴歌尧舜之治的美德，但略感苦痛，辄痛哭流涕而请愿，实为恐缩万分。愚民等全体现在居住之葫芦白崴一带，为愚民等世居之地带，有四五百垧熟地，靠此土地以养活父母妻子以至今日，但因时局关系，不得不移至集家部落暖泉子沟。愚民等事前不知，皆在梦中，奈15日前，代理副乡长吴昌清突然传下来迁移命令，愚民等始知，故全村民皆痛苦流涕，有如乳儿失乳。

俗语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当此播种时期，来建设房屋，开垦荒地，实无以养活父母妻子，故请体察愚民等之可怜，可否将迁移延迟至本年八月，届时定可移至指定地方不误。

特此陈情，此请

垂察准许为荷。

滨江省东宁县讲礼乡暖泉子沟葫芦白崴愚民全体

康德三年五月

同年7月1日，《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资料》中说：“居民看到其实际利益后，已出现自发地积极地去建设集团部落的现象。”又自相矛盾地说：“所有的居民都缺乏远大的眼光，尤其是许多人不愿抛弃自己住惯的房屋而不乐于搬到新部落中去。如果依照其个人的要求，那就永无实现的可能。”

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说：“从建国初到康德五年末建立的防卫集团部落，实际上共达到12565处。”加上以后再建的，都是在暴力下完成的。首先是烧房子，不烧你能走吗？就算一声令下就走了，也一样要烧光，不然抗日军不就住了吗？

仙人洞先后烧了三次。第一次没有杀人，之后见到就是通匪，格杀勿论。

对仙人洞这样的红地盘还算客气的。在东满、吉东、汤原、哈东等根据地，都是先“治标”，即“讨伐”，一通杀烧之后，再“治本”归屯。而老黑沟在“杀大沟”之后第三天，38联队3大队这支魔鬼部队，即在包括老黑沟的舒兰县5区开始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

有钱人也不想，甚至更不愿归屯。穷人人走家搬，有钱人多少家当呀？即便是那些为躲胡子跑去城里的人，他们的土地和大院套，他们的根，也在乡下。更不用说有的在那大院套的什么地方，一罐罐地还埋着什么宝贝了。

而在日本人任县长的边境地区，先是1934年前后一轮“清边”，边境线5公里内不许住人，一律赶到内地去，不走就是“通苏”。到哪儿炕沿没坐热乎，又开始集甲并村。“清边”通常不烧房子，留着让开拓团进驻。某些地区归屯也有这种功能，把老百姓赶走了，开拓团就来了，连地都不用“买”了。

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因各种灾难而湮没的城镇乡村，不可胜数。在关东军把持下的“满洲国”，则创造了一项可谓永远也不会被打破的世界纪录。当“九一八”事变前只有8万人的长春，迅速崛起为一座现代化的“新京”时，黑土地上少说不下6位数的自然村屯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批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

“满洲国”“首都”“新京”，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大兴公司等等，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毁损。楼下地下室内，有钢筋水泥坑道通过马路，彼此通连，其间又有厚重的大铁门，可以互相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扬火力，重要路口还有地堡。

“进入”别人的国家，弄出个“满洲国”，就不能不心虚，就把那“首都”弄成个大堡垒。而这“集团部落”是关东军“治安第一主义”的产物，是直接对着抗日武装，特别是针对抗联来的，其规模、选址及一应建筑，都是标准的军事眼光，根据对手的兵力、火力和作战特点设计的。

关于这一切，前面 第14章 曾大略写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部落建设情况。

下面的“集团部落”设计图，是上面引用过的《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资料》的附件之一。这个“按罗子沟（属汪清县——笔者）附近部落绘制”的“集团部落”，是被日伪当局视为“模范部落”大肆宣传，周围各县许多保甲长都去参观学习的。

需要说明的是，依照每个部落100户，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的标准，这是个较大的部落。再就是铁丝网外边，还要有条壕沟。

外壕要求，上宽14尺，底宽3尺，深10尺，为防塌溃，壕内有条排水沟。

土墙高10尺，底宽6尺，上宽2.5尺，用挖壕的土垒墙。墙要夯实，墙上也要架设铁丝网。土墙是最重要的防卫设施，耗时通常为挖壕的3倍。

炮楼并非仅存四角，而是越多越好。特别是没有驻扎日伪军的部落，日寇要求以间隔100米为标准，因为伪自卫团的武器多为老洋炮，老洋炮的有效射程是50米。

建设次序，首先是包括炮楼在内的土墙、外壕和铁丝网这些防卫设施，然后是部落办公、警卫人员建筑，之后才是民房。

建设时间，“最好自九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理由是“春季解冻后是农忙时期；夏季是农民除草时期，又是雨季；冬季虽是农闲期，而又冰冻坚硬，难以建筑，所以秋季建设最为便利”。实际是一年四季都干，但还是秋季较多，因为要配合秋冬季“大讨伐”。

问题是这不是搭个马架子弄个窝棚，而是要弄出一座类似于冷兵器时代的城池，并在里面填满各种建筑。而在北满，10月就落雪了。

秋冬季归屯的，绝少不冻死人的。

且看伪治安部思想战略研究部治安问题研究组1937年7月编的《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是怎么说的：

屋顶大都是用树皮和稻草盖成，墙上到处是窟窿，根本不能挡风御寒。他们没有衣服，只能烧火围坐熏烤。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没有发生病人，真是奇怪的事。

从屋子里可以清楚看见天上飘着的白云，在目前严寒的季节里，可以想得出他们的痛苦。

笔者采访到的老人的叙述，则通常是“人”字形的两脚落地的窝棚、马架子。炕是有的，因为人类在原始部落时期就会用火了。那炕呀墙的没干就上冻了，或是用开水和泥糊上去就冻住了。灶坑里点着火了，冷气套热气，被窝里湿漉漉的，被面上一层白霜，或是结了一层硬壳。腰腿痛什么的不用说了，有的第二天就起不来炕了，或是硬邦邦地抬出去了。

有的熬不下去了，管它天南地北的，投亲靠友吧。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场暴风雪，大烟泡中，没成死倒，就算万幸了。

《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中说：

根据康德三年十二月的调查：通化街传染病患者数为1132，其中死亡者153；金川县为1505，其中死亡者137；柳河县为4385，其中死亡者315。蔓延地区，不止于以上各县，已波及到东边道其他各县。

关于各处发生相当多的传染病患者的事实，以前曾报告过。这种情况不仅是气候反常或缺乏卫生思想所致，根本原因是：匪贼的骚扰，兵警的镇压，房屋的烧毁等精神上的打击，以及无御寒之衣、食则草根树皮等的肉体上的折磨，两者交织，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传染病。

<h3>“满洲馒头”</h3>

老黑沟“杀大沟”，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全靠在地垄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因为“洗大沟”而未种上地，怎么活？

而日本人认为最好的归屯时间，在每年的9月中旬，此时正是南满开镰和未开镰之际，北满则已经开镰了。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绣女也下床”，可“洗大沟”把房子都烧了，那眼看就要到手的庄稼，还顾得上吗？

还是看看那些决定政策的人怎么说的。

通化县——

综合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大体上到明春将有过半数的居民完全缺粮。今春就有人因缺乏包米而碾包米核做粥吃，把这个也吃完了就只好吃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更令人吃惊者，就是在很少有厌世自杀的中国人中间，现在却因为生活贫困，每天都有缢死者。这说明他们已处在极度穷困和悲惨的状况之下。

在收获期间，人民被抢抓去修建集团部落或警备道路，以致到现在农作物还丢在山里，压在冰雪下。

过去散居山里的居民，已经被集中到集团部落里。但是他们所耕种的庄稼多未收割扔在山里。他们本想去收割，但因正赶上讨伐时期，没有居民证和进入无人区证明，是办不到的。

在这次工作的地区约有十二个部落，三千户居民，二万余人。现有的缺粮户三百八十户，二千二百余人。其他的人，虽能维持到五月前后，但是到五六月，正是播种期，仅能以树皮度过一时，却不能去种地，明年的食粮无法解决。

康德三年末，通化县已有一万三千余名饥民，到了春耕期全部居民也将陷入这种境地。

辑安县——

居民生活极度疲敝，县城以外的地方，二分之一的居民，据称旧历正月即将没有吃的，现在有一半居民，每天的食物无法解决，睡觉也没有被褥。在小学校才有一盏洋油灯，其他都点松明子。因为赶建集团部落，正在流行着传染病。江岸地方之所以穷困，原因是在深山里不能耕种，有许多居民吃着江岸一小块地上的粮食；另一个原因是实施了防谷法，从山里不能运出粮食，因而安东方面也不向山里运物资。三道沟在事变时曾有八万到十二万石粮谷的交易，但在去年的交易仅不过四千石。

在黄柏甸子和三道沟，以前能卖货一百到二百元的大商店，现在只能卖八九元钱。再加上最近满军驻屯较多，多少也要买些食物，所以更使物资缺乏。

辉南县——

连大地主都几乎处于破产的状态。

作为“治本”的中心环节，“洗大沟”、归大屯是柄双刃剑，在使抗日武装受到极大伤害、难以立足的同时，也使“满洲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

而对于这一切，日伪当局心头明镜似的，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出自同一部门的1942年7月的《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中说：

此项工作必然使居民受到很大打击。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遍地起胡子”，到处是难民。没带着金银细软逃难的种粮大户，以及没有金银细软也就没有什么财产无须逃难的庄稼人，也都知道这不是种庄稼的年头，种上几亩地，弄点糊口粮就行了。因为无论你下多大的力气，也无论老天爷给你个多么美好的秋天，你都供不起那些蝗虫般来来往往的队伍，他们在土地上已经播种不出希望了。

战乱使庄稼人难以把心思用到土地上，田园荒芜，产量锐减。而在那些暂时还未被战乱波及的北满、吉东的偏远地区，粮食，特别是大豆，以往主要是就近销往苏联。就在笔者写着这些文字时，富饶的三江平原，依然被称做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粮囤子、菜篮子、肉盒子。这回侵略者把这条路堵死了，连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轻易都不敢离开县城，又有谁有本事把粮食销往内地？丰收了，庄稼人也只能瞅着粮食发愁、发霉。

接下来的劫难，就是“洗大沟”、归大屯了。

庄稼人星散在这沟那岔里，与世隔绝般自食其力，本是一种自然选择，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一是山里土地多属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己的。只要舍得力气，年复一年地拓展，那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上，就会有个种粮大户的美梦。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人力和劳动成本。以房屋为中心，出门就是地，春种夏锄秋收，拿起家什就干。这对于没有车马，从送粪到收获全凭人力的庄稼院，实在是得天独厚的地利和最佳选择，所谓“丑妻近地家中宝”也。三是山里是座宝库，一年四季都能收获野菜、草药、木耳、野果等山货。冬天还可打猎，东北到处都是“夹皮沟”，一张黄鼠狼皮能换20公斤小米，等于冬天也种地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文人的闲话，甚至就是一种想象。庄稼人讲的是“早起半天活”，待到日出，已是扛着锄头回家吃早饭的光景了。可是，归屯后真就变成现实了。太阳挺高了，用庄稼人嘲笑懒汉的话是“日头照屁股了”，那部落的大门才打开。未等太阳卡山，就得再走上几公里往回赶，因为太阳卡山那大门就要关上了，就进不了部落了。

1933年4月21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发布命令，县城附近3里以内，集镇2里内，铁路、公路两侧1里内，严禁种植高粱、包米一类高棵作物。这个命令很快推广到东北各地，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矮棵作物多得是。可归屯后丢弃的大量耕地呢？没有警察署发的出入证，谁也不能去到那里，因为那里是无人区，即“匪区”。

据《满洲评论》第8卷23号载，在“集团部落”尚未全面铺开的1935年春，伪奉天省“全省28个县中，粮食有剩余的仅不过8县，勉强能自给的有9县，其余的11县几乎全都是粮食困难，需要救济的”。

而在归大屯已经基本结束的1938年3月，《奉天第三回县长副县长会议咨问事项答申录》中说：“本县（指兴京县——笔者）耕作地84万亩，所以人口激减，不能完全耕种。1937年仅耕种39万亩，剩余45万亩为废耕地，杂草丛生。”

新中国叫“出民工”，旧中国叫“出官工”，“满洲国”也叫“出官工”。归屯后第一次出官工，自然就是修建“集团部落”，紧接着是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这“集团部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部落的距离，或日军，或伪军，或单纯由伪自卫团防守，是精心谋划并联为一体的。一处遇袭，电话报警，其他部落敌人即来增援。这修警备道和架设警备电话线的工程量，并不比修建“集团部落”小，那官工你就出吧。

平时让你“出探”，即进山探寻抗日武装的踪迹。“讨伐”了，组织运输队，官名“勤奉队”，老百姓叫“背背”，给进山“讨伐”的敌人背给养。“勤奉队”用人多少，视出动兵力、“讨伐”规模、时间而定。像老黑沟“杀大沟”，兵民比例1比1。笔者见到的比例最高的是，1939年9月至12月，在东满和龙县“讨伐”期间，日军1个中队75人，征用各种“勤奉”人员850名。

伪自卫团（老百姓叫“棒子队”）训练，像上述出官工一样，都是各家顶梁柱的青壮年，白天站岗，晚上巡逻。至于上山弄松节油（日本人要用来制造飞机燃料）、撸葡萄叶（熬制飞机涂料），则是任务分派到户，需要全家老少齐上阵，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少有没干过的。

1940年4月颁布“国兵法”，实行征兵制，每年30来万体检淘汰下来的适龄青年，俗称“国兵漏”，组织“勤奉队”，到工厂、矿山服劳役，或是修铁路、公路，为开拓团修水坝、造水田。开头规定1年劳役，分3年完成，后来增至3年，每年要出半年官工。

东北3000多万人，农民占85%。耕地减少，大量无偿占用劳动力，与此同步的是一年强似一年的“粮谷出荷”。

侵略者用刺刀剖产出个怪胎“满洲国”，一些怪里怪气的奴化词句也接踵而至。有些下边将陆续出现，这里一并略加说明。

“粮谷出荷”，即强行征购粮食。还有“棉花出荷”、“柞蚕出荷”、“亚麻出荷”等等，内蒙古地区还有“出荷牛”，反正侵略者需要什么，老百姓就得“出荷”什么。“勤劳奉公”、“勤劳奉仕”，“奉仕”也是日文中的汉字，基本意思为“服务”，另有“效劳”、“效力”之意。“浮浪”为失业、无业者，乃至无家可归者。“弘报”意为“宣传”，比如伪国务院弘报处，可理解为宣传部，但又不尽然，因为它还从事情报活动。所谓“严重处分”，即处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另有许多专用术语，比如“特别输送”，即把要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的人，押送到那个魔窟去——这就相当于胡子的黑话了。

日本战犯、原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正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

1943年粮谷年度（从1943年9月至翌年8月）的农产品掠夺计划约定为800万吨（一说为850万吨）。这一计划的测算依据完全是“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

伪满在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购之前，全东北的粮食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据说是1200万吨，而现在要求交售800万吨，这确是一个不饿死人就无法完成的数字。

伪总务厅长武部六藏，非常欣赏张景惠的“系紧裤腰带”，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现在是“圣战”高于一切的时候。日本并不是要“满洲国”出多少兵力，付出多少生命，只是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比过去做出更多的贡献。请大家想想，付出生命，流血牺牲，较之人力与财物的献出，孰轻孰重？即使吃的东西，有时不大满意，紧紧裤腰带也就过去了。

战时体制下的“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而老百姓那裤腰带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怎么办？各省县在上边规定的“出荷”量上，再增加10%，以防一些人真的紧不出来时，也能确保完成任务。

伪国务院有“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总务厅长为委员长。省有“收购粮食督催部”，次长为部长。县有“收购粮食督催班”，正副县长任正副班长。每年9月，这些催命鬼就下来了，督催快割快收快打快“出荷”。哪个村屯动作慢了，或是没完成任务，粮探子就柴草垛、炕洞子、棚顶乱捅一气，连鸡架、狗窝也翻个底朝天。吉林省榆树县为“全满第一谷仓”，伪县长王奉璋人称“王大马棒”，他认为谁不老实，二话不说，劈头一顿马棒。黑龙江省林甸县一户姓孙的，在草垛里藏了几斗粮食，被翻出来，一家人苦苦哀求，说就剩这么点活命粮了。副县长山菅下令没收，又一把火烧了草垛和房子。

土地不光生产粮食，还特产飞机。比如伪滨江省，按土地摊派“飞机献金”，每垧3元。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两年间“献金”720万元，当时飞机每架为15万元左右。

此类“献金”很多，不算捐税。“九一八”事变前征收的国内税，总共13种，其中属于消费税的只有4种，流通税2种。而1944年国内税竟达34种，其中消费税11种，流通税13种。至于各省市县（旗）街村的地方税捐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那是谁也说不清的。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整备”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为了“王道乐土”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籼米。这回吃缴获日军的大米，哗，怎么这么香呀？就说是“日本大米”。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错了，那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大米。

据满铁调查资料和伪满《农产物收获量预想调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数据，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65，000吨，1931年为18，457，000吨，之后即开始下跌，1934年为最低点13，431，870吨，1944年17，433，543吨。而这些粮食除大量运往日本外，还要供给日本关东军和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的军需。怎么办？只有用版权属于张景惠的武部六藏的那句口头禅了。

与共和国的年纪差不多的东北人，都会记得父辈嘴里的“配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又能牵出一串奴化词句。

“经济统治”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1日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1937年5月正式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1942年10月被《产业统制法》代替，连一般产业也实行“统制”。具体到老百姓头上，就是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像粮食、布匹、烟酒糖及肥皂等等，都实行“配给”。每家一个小本子，叫“通账”，写着一家几口人的姓名、年龄、职业，“配给”什么就拿着“通账”去买。

以粮食为例，“配给”量分为“劳需”、“一般”、“农村地区”三类，“劳需”又分两种，“一般”还分甲乙。1943年每人每月为：“劳需”第一种48斤，第二种31斤；“一般”的甲种为“特殊公司、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24斤，小孩14斤，乙种为“其他”，大人18斤，小孩14斤；“农村地区”大人13斤，小孩12斤2两。

而这种斤呀两的，后来则越来越多的被橡子面替代了。

在笔者家乡辽东，以及东北各地的山区，每到深秋，柞树下就会铺上一层黄澄澄的拇指肚大小的椭圆形的果实，东北人叫橡子。这种含有淀粉和少量鞣酸的坚果，在北满是没人理睬的，南满会有少数农民捡来喂猪。1943年后，则逐渐成为老百姓的主粮。这东西又苦又涩，又糟又渣，难吃难拉，拉出来狗都不闻，一阵风就刮散了。用它做窝窝头什么的，休想捏合到一块，非得掺点儿包米面不可。黑土地就有了句歇后语，“满洲馒头——捏不到一块去”，用来形容不团结、闹别扭，也暗指所谓的“日满亲善”。

笔者1958年去世的爷爷，生前一提起“满洲馒头”，就气不打一处来：“咱这地界，插根筷子都要生根发芽，除了‘满洲国’，哪朝哪代吃过橡子面，饿死过人？”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

人民三千万

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

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学校每天出早操，都要唱这首据说是郑孝胥作词的“国”歌，唱着唱着词就变了。挺合辙押韵，哼哼呀呀中难辨真伪，也不知是谁编的。笔者收集到三首，有点儿残缺不全，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笼屉内蒸的新馒头

新馒头便是新蒸的

只有面碱并无香油

一顿三个半

一顿三个半

再加十个也吃不够

吃馒头就稀粥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肚子同化

远之则与屎尿同流

<h3>“万人坑”</h3>

郭庆仕老人，1.75米以上的个头，有点儿驼背。1921年生于山东省徽山县，十六岁那年家乡发大水，庄稼全淹了，一个人来到济南，想干点什么，寻点活路。找个大车店住下，招工的来了，说想去关东跟俺走，到那边一天挣三个大洋，三顿洋白面饼，干两年发财了，娶个白白胖胖的关东媳妇，那小日子你就过吧。那人讲得嘴丫冒沫子，还说报名就发“铺底钱”（置办行李的费用）。郭庆仕见报名的果真当场发给20元，就报名了。

从济南坐闷罐火车到青岛，再坐船到大连，又换闷罐车咣当了几天，听到有人喊下车，到地方了。太阳刚出山，大概判断一下东南西北，这是个什么地方呀？车站上一个戴大盖帽的说是滴道车站，后来得知是鸡西滴道河煤矿。远处山坡上什么东西白花花的，在阳光下特别惹眼。站台上一个也是一口山东腔的老人说，那是些白茬子棺材，摆在那儿给活人看的，死人装进一口活底棺材，抬到万人坑把底板一抽，人掉下去了，棺材又抬回来了。

郭庆仕听得脊梁背直冒凉气儿。

一排排土坯墙黑瓦小平房，里面是南北大炕。郭庆仕他们把行李卷放到炕上，把头就来了，喊道：上工去，不上工的不管饭。

郭庆仕的大哥“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两年前在西安煤矿砸死了，没想到这回自己也干了这个。掌子面空间狭小，抡不开镐，用根米把长的扁嘴钎子，一下一下地铲那煤层。洞顶渗水，浑身湿漉漉的，出矿井小北风一溜，一身鸡皮疙瘩。老矿工说这才哪到哪呀，有道是“‘窖花子’冬天赛飞马”，你就是跑得再快，没等进屋早冻成一身铠甲了。

可能是水土不服，郭庆仕到煤矿头一天就拉稀，第二天又咳嗽。挨他睡的是个十四岁的小孩，邹县人，跟他叔叔来的。两个人一商量，这地方待不得，走吧。第三天晚上来了个戏班子，唱野台子戏，两个人趁热闹就走了。闯关东嘛，就往西走。走出几里地，小孩哭了，说想叔叔，又回去了。荒山野岭，孤身一人，远处传来狼嚎，郭庆仕也不知道那是狼嚎，好像也没觉得怎么害怕。累了钻进收割后的麦垛里偎一觉，饿了搓些麦粒子放嘴里嚼，渴了地里还有未收获的大萝卜，就这么一路到了林口。

见到个姓王的把头，问他想挣钱吗？问干什么，王把头说好活，埋电线杆子。郭庆仕也觉得这个活挺好。先挖坑立电线杆子，地冻实了就架电话线。从秋干到春，从林口县龙爪沟架到牡丹江铁岭河，200多公里架完了，把头没影了，说是拐钱跑了。把头雇的他们，日本掌柜的雇的把头，去找日本掌柜的，那小子“鼻涕胡”一撅：巴嘎，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一冬白干了，还得干哪。老人说，那时活好找，到处都招工。这回是“池田组”，到东宁县修路架桥盖大营，第二年春天开化了，又去大肚川草帽顶修“子药库”（弹药库）。干完了又去大成子炸砬子，崩石头，砸石子，修飞机场。

为“北进”苏联，自1935年前后，日本侵略者沿着中苏、中蒙边境，开始修筑号称“东方马其诺”的庞大的要塞群，其中以边境线长达175公里的东宁县规模最大。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期间，仅有3.5万人的东宁县，集结了13万余关东军。这是一次旨在对苏联发动攻势的战略集结。东宁县成了个大兵营、大堡垒，之前则是个大工地，在山里秘密开凿的永备性工事、弹药库，带保护色的镀锌铁皮屋顶的营房、医院和各种仓库，机场、兵工厂、铁路、公路，乃至慰安妇的房舍，有的直到日本投降也未完工。

六十四年后，在东宁县大肚川镇石门子村老人家里，郭庆仕老人说，那时那人傻，就寻思挣点钱好回家。来时坐火车、轮船没花钱，这回就得自掏腰包了。再说好歹来一趟，多少也得挣几个呀。一个活干完了，就说等下一个一块儿算账，其实就是怕你跑了，拿工钱吊着你。

到东宁后，冬天是窝棚，生个炉子，容易着火烧死人；夏天是席棚子，十几米、二十几米长，两头开门，对面大通铺，顶上漏雨，下边淌河。半年左右一个工程，那工地大都在山沟里。山洪暴发，绥阳镇通沟一个工地，一天晚上卷走200多人。大水下去后，十几里河道两边横躺竖卧的，太阳一晒，尸体胀得像老牛似的。鬼子在下游训练，还有个测量队，也冲走不少。龙王爷可不管什么“大日本皇军”、“小日本鬼子”。

那时那人吃了这顿想那顿，就是一个字：“饿。”早晨开工，一块咸萝卜疙瘩，两个窝头，用铁丝一穿绑腰上，这是午饭。郭庆仕当三年劳工，他说这就够好生活的了，后来尽是橡子面，穿更生布衣服。像俺这把年纪的人，有几个没穿过？窟窿眼子那么大，棉花包似的，抓虱子都难，从这边钻那边就跑了。那时许多人穿“洋灰袋子”（水泥袋子）衣服。这东西有的是，剪开三个洞，像背心、马甲似的套身上，再弄一个把底剪掉套腰上，挡住屁股。

老人说，到东宁县第二年春天瘟人，就是伤寒病，每天都死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子，让倒出些工棚，把病人隔离开就走了。开头“柜上”（经理）让埋，后来埋不过来了，把人抬出去扔哪儿就拉倒了，不然俺也不会有今天。有个老孙头，河北人，早起撒尿，说去看看昨晚那个小山东死没死，见俺趴在地垄沟里，还呼哒呼哒喘气，悄悄把俺背回来，灌碗米汤，问俺想吃什么，俺说想吃块冰。那心里像烧团火，胸脯子都抓挠烂了，恨不能把心扒出来按冰窟窿里。老孙头坐“巴子车”（公共汽车）去县城，买6根冰棍，用暖壶装回来。俺吃了两根，这个舒坦呀，一口气都吃了，几天后行了，就是头发掉得一根没剩。

本书开篇即写到的北大营7旅士兵陈广忠，事变之夜撤出北大营、奉天城，向东退到海龙县山城镇一带。部队准备经南满铁路进关，军需官给他和一些伤员留些药和钱，让他们在老乡家养伤。半年后伤好了，陈广忠给人种地、打短工。干了几年，寻思到奉天找个好点儿的活，刚进街就听警笛急吹，有人喊抓“浮浪”了，街两头就被戴黑帽子的伪警察堵住了。

两天后，陈广忠和近千名“浮浪”被闷罐车拉到东宁县。他这一队200多人，被押到胜哄山要塞前沿阵地，挖反坦克壕。

伪满劳工来源，除了从关内押送来的被称做“特殊工人”的战俘，是一招二派三抓。招是到关内招工，像郭庆仕那样；派是派官工，“勤劳奉公”；抓是抓“浮浪”。据《盛京日报》透露，1943年4月27日和6月22日两天，仅奉天一地就抓捕“浮浪”3576人和3500人。日本人认为这些失业穷人是不稳定因素，大肆抓捕，用日本话讲叫“一齐索出”，就是全城搜捕，老百姓叫“围街”。有时会连抓几天，既镇压了人民，又获得大批无偿劳动力。而在所有劳工中，日伪对“浮浪”的看管，苛刻程度仅次于“特殊工人”。

胜哄山位于东宁县三岔口镇南部，是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之一，由胜哄山要塞、勋山要塞、朝日山要塞、203高地要塞和荣山阵地组成。胜哄山为核心要塞，占地7.7万平方米。而最大的庙沟要塞群，占地达200多万平方米。那些恐怕永远也难以知晓来自何处，极可能就葬身其间，或者大山深处的什么地方的劳工，开山凿石，把难以数计的玄武岩从大山腹部掏出来，一条条钢筋水泥的洞道，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大山里蜿蜒迂回。胜哄山要塞主洞道两头炸毁堵塞，现能测量的洞道为1964延长米，洞室1007平方米。据当地老人讲，最大的洞道能开进去汽车。

陈广忠对脚下大山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闷罐车咣当了几天，这些“浮浪”根本就不知道来到的是何省何县何地界。从工棚到工地，别说老百姓，连个伪军都没有。不过，东北军最现代化的7旅通讯连士兵，可是明白他们挖的这东西是干什么的。终于有一天，知道脚下那瑚布图河对岸就是苏联时，陈广忠就明白了这是到了绝地，工程结束后，日本人是不会留下他们这些活口的。

一天晚上，收工路上，山那边隐约传来密集的枪声。风大，林涛吼叫，加上脚步声噼里啪啦的，一般人听不到。陈广忠能听到。他耳尖，又是行伍出身，听出少说有两挺歪把子机枪在齐射。

他假装摔倒了，坐在地上抱只脚直哎哟，说脚崴了。几个要好的弟兄围上来，他递个眼色，低声道：那边日本子杀人了，咱们得跑！

附近两个看押劳工的鬼子跑过来，用枪托把人捣开，吆喝陈广忠起来跟上队伍。

老人如今个头不到1.65米，干巴精瘦，头脑有时糊涂，腿脚依然挺利索，当年就更精干、利索了。他把两只后开门的“水袜子”系紧了，从地上爬起来，抓起身旁那把铁锹，双手离地时两腿蹲实了，那铁锹就朝鬼子的膝盖下方抡去。人在拼命时力大无比，直到今天那四条腿的断折声，还是那么清晰。不是听到的，是两只手感觉到的。

几个弟兄一拥而上，锹镐一顿猛砸，然后跑进山里。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这“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并不一定就得有一万人才这么叫。这是必须说明的，不然有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新宾（兴京）县城北山坡上有棵老榆树，人称“人头树”，用当地老年人的话讲，当年“人头挂得像蒜辫子似的”。2001年底笔者采访时数了数，当年挂人头的锈渍斑斑的铁环，还能看得到的是7个，更多的已经长进树里，被凸起的树皮裹住了。山后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坑，就是当年的杀人场。1964年将其一角挖掘，即发现有头无头尸骨200余具。据县志记载，此类“万人坑”，境内共有10个。

牡丹江铁岭河有个“模范监狱”，后面将要写到的东宁县二道沟屯长张传福给抗联送粮，被捕后关在那里，被折磨死了。他的弟弟张传道去收尸，狱警说在西山大坑里了，自己去找吧。3个大坑，每个3间房子大小，深浅不大好说，人都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光溜溜的没条布丝，衣服让人扒走了。路边那个堆得高出地面两三尺，老远就见到白花花、血渍糊拉的，就像垛的冻猪肉绊子似的。狗啃乌鸦啄，那狗肥得踩一脚都懒得动弹，乌鸦飞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

以上应该是比较正宗的“万人坑”。抚顺平顶山那3000来人的葬身处，就不能算，因为那不是个“坑”。桓仁县西江惨案“填大江”，就更不是了。老黑沟“杀大沟”中最大的屠场月亮泡，也叫泡不叫坑。郭庆仕老人所在的那帮劳工，干的几个工程都不算大，有坑没坑好像都够不上“万人”。瘟人的那次足够了，又基本是拖出去扔哪儿拉倒了，也没坑。

截至2001年春笔者采访时，东宁县已在庙沟沟口、半截沟、矿山村和大肚川老城子沟北山脚下，发现4个被当地人称做“劳工坟”的“万人坑”。据专家考证，都是修建营房、机场和军事铁路、公路等工程死难的劳工。其中最大的老城子沟北山脚下的“劳工坟”，埋的都是装卸工。当年那儿是个货物中转站，火车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军火和军需品，当然还有一列列闷罐车的劳工。1941年和1942年，仅榆树县就陆续有4700多劳工在那儿卸车装车，据说归乡的不到800人。而那些像羊群样被驱赶到大山里的劳工，当地人再未见到他们回来。

毫无疑义，在东宁县已知的3个要塞群中，最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不是这些地上的附属设施，而是那些在大山腹部的迷宫似的、被称做“死亡工程”的地下工程。从“鸡鸣三国”的中朝、中苏边境的珲春起始，沿着中苏、中蒙边境构筑的这条“东方马其诺”，基本如此。于是，就不能不关注修筑这些世间罕见的地下工程的劳工的命运，这些土生土长的和来自黄土地、红土地的先人们，魂归何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后，从庙沟里跑出30多劳工，说是日本子让劳工进要塞躲炮弹，进洞后再一段一段将洞道封闭，几千劳工都憋在里面了，他们是靠近洞口才得以逃生的。

已知的仅此而已。

<h3>“皇帝陛下的警察官”</h3>

前面不时出现“保长”、“甲长”、“牌长”，该说说伪满的保甲制度了。

《暂行保甲法》是1933年12月22日公布、翌年2月3日实施的。“每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在乡村，以村或相当于村的集团住户为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为保。”“关于保、甲、牌及自卫团制度的总称即保甲制度，目的是通过友爱相倚保持地方康宁，防止不测之紧急危害，在目前治安状态下，作为警察的辅助机关，主要从事自警自卫。”“所谓连坐制度，即居民发生一定犯法行为时全牌各户主对其行为全都负责的制度。根据应负责任的犯罪发生情况，警察署长可对各家长课以二元以下的钱款，这叫做连坐金。课征连坐金的目的，是对直接为害治安维持的犯罪行为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使之负起道义的责任，是对牌内出现犯罪者负责和预防同类事件发生而采取手段的特别制度。另外，课以连坐金的犯罪限于有重大影响者，即关于内乱罪、外患罪、公共危险罪、关于暂行惩治叛徒法之罪、关于暂行惩治盗匪法之罪等。”

1937年又实行街村制，保甲连坐制度依然存在。街相当于今天的镇，村相当于乡。“街第一次受县长、第二次受省长、第三次受国务总理大臣的监督”，这话听着实在别扭，因为“满洲国”实在就不是个东西，不过读者也能看得明白。村亦然。街长、村长及下属一干人员，都是吃“康德皇帝”“皇粮”的官吏。“集团部落”通常为甲，相当于今天的村（屯）。在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文件中，“集团部落”的头是叫“部落长”的，笔者采访时没有任何民间老人提及“集团部落”四个字，也就无所谓“部落长”了，都叫“甲长”、“百家长”，还有像“九一八”事变前那样叫“村长”、“屯长”的，牌长又叫“十家长”。

有了被老百姓称做“围子”、“人圈”的“集团部落”，再加上“采取中国保甲制度之长，参照满洲国现状的满洲国独特的保甲制度”，“匪民分离”就进一步深入了，老百姓的苦难也更彻底了。

前面说过，来个客人得“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从哪儿来，是你的什么人，来干什么，住多长时间，还要去哪里，有无“居留证”。想出门串个亲戚也一样，那叫“行路证”。“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顺口溜，“满洲国”则是税多证也多。没“通账”买不来粮食、橡子面，上山打柴，下江捕鱼，都得有许可证，连冬天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这是个没“证明书”什么的就寸步难行的世界，坐在家里也会祸从天降。“通匪”不用说了，抓个“浮浪”也受不了呀。

乡间民风朴实，古道热肠得令今人难以想象。有了“友爱相倚”的连坐制度，毁了，因为这东西就是叫人互相监视、提防、告密，坏人心术，制造矛盾甚至仇恨的。罚连坐金就够倒霉的了，再因为你把人都抓走了，那人能不红眼睛吗？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也就难免野兽伤人。狼来了，狼把谁家孩子叼跑了，人们就操起棍棒铁器什么的打狼抢孩子。集甲并村后，再爱哭闹的孩子，一听大人说“白帽子”（或“黑帽子”）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警察的帽子是白色的，日本警察是黑色的，老百姓就称他们“白帽子”、“黑帽子”。“黑帽子”中也有少数中国人，有的还假装不会说中国话，最坏。

女国高，杨柳腰，

穿皮鞋，戴手表，

嫁个汉子挎洋刀。

头上大盖帽，肩扛肩牌，腰缠武装带，挎着匣子枪（通常为“短八分”），最显眼，也最显派头的，是挂在腰间的那把晃晃悠悠的被老百姓叫做“镰刀鱼”（带鱼）的洋刀。而今，“有困难找警察”，第一反应是给“110”打电话。当年包括笔者的祖辈在内的老百姓躲官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躲警察。集甲并村后躲不开了，还离不了了，办这证那证的，哪个离得了这些“警察狗子”呀？挨门逐户催逼捐税，每年“出荷”就更是鸡犬不宁了，用刀背砍人算是客气了，张口就是老子：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警察官”！

笔者采访的民间老人，包括几位当过伪警察的，许多谈到“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人说是溥仪在一篇“敕令”中讲的。笔者没有查到出处，但这句话是肯定存在的。伪满后期学校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其中就有“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

伪警察最低为警士，以上依次为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警正。伪官吏则为佣员、雇员、吏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股长级）、荐任官（三等、二等为科长级，一等为县长级）、简任官等。警士的“月俸”（工资）加津贴，在委任官之上，就有一套嗑：“宁可嫁警士，不嫁委任官。”

警察待遇之高，是为了多招警察，推行“大警察主义”。据说伪满警察法开篇即是：“警察者国家最高权力之作用也。”这是个警察横行的世界，有挎着“镰刀鱼”横晃的，有把“手牒”（警察证）揣在兜里的便衣，还有给警察通风报信的腿子。

各县警务科都有个《要视察人名册》，“要视察人”即需要监视、侦察的人。被视为“匪贼”、“通匪”的人，还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不用说了。已经“归顺”的反日人员及其家属，通常都“要视察”一段时间。发句牢骚，敢跟警察争论几句的，边境地区会说俄语的，或是什么言行被认为可疑的，都可能上那名册。“要视察人”要定期向警察署报告行踪、思想，有的则被蒙在鼓里，暗中被监视，有的还有特务、腿子去溜墙根，听声。

东北人的粗喉咙、大嗓门是有名的，这回噤声了。饭馆、旅店、大车店等公众场所，到处贴着“莫谈国事”、“守口如瓶”，人们时刻牢记的则是“祸从口出”。一些老人说，电影上的特务戴礼帽、墨镜的多，俺们那时看到的跟老百姓也没啥两样，有的还是劳工打扮，你一句话“没把住滑”（没把握住、溜了出来），人家把“手牒”一亮，小绳就掏出来了，老板也跟着“吃瓜落”（惹麻烦、受牵连）。

在自己家里，有些话也得“守口如瓶”，其中之一是不能说“咱是中国人”。小孩子不晓得凶险，让他们听到说出去了，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1936年夏，佳木斯中西医院医生温庆和，写字时无意中写了“中国”两个字，被特务抓去，说他是“思想犯”、“背叛罪”。温庆和不服，嘴硬，被打得皮开肉绽。家人托人花钱，好歹把人保释出来。

人被抓走了，就赶紧弄钱赎人吧。晚了，那人就不一定什么样了，被弄哪去了，有时就得去“万人坑”找了。你跟警察署要人，它还跟你要人，说人早放了，他是“要视察人”，你们把人藏哪去了？

有老人说：什么“皇帝陛下的警察官”，挎个“镰刀鱼”就是皇上，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每年8月，伪国务院在大礼堂召开例会，部署“粮谷出荷”。武部六藏把出席会议的伪省长，分别召到他的办公室，勉励一番，从抽屉里拿出个装有5000元的礼包，道：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伪省长回去再如法炮制，给伪县长每人1个1000元的礼包：这点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

搞“集团部落”，“洗大沟”，建“人圈”，通常是有“房屋补助金”的，“在财政上尽可能补助（二十元左右），但对能自力迁移者不补助”。且不说20元左右够不够，又什么叫“能自力迁移者”？笔者采访到的老人，有的当年听说有这么一笔钱，有的根本不知道。他们说，还想让官家给你掏钱？少刮点儿地皮，少勒点儿大脖子，就谢天谢地了。

对于从伪国务院下来的一条线的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老百姓也不是没有耳闻，但他们直接面对得最多的，也最使他们苦不堪言的，还是“挎镰刀鱼”的皇上。而提起这帮人模狗样的东西，老人说得最多的是“勒大脖子”，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卡油、索贿。

就说那些没完没了的这证那证吧，办证花钱，那是明着的，暗的呢？来客挂号，该挂不给你挂，还来查夜，你说报告了，俺怎么不知道呀？罚款，不十家连坐就挺给你面子的了。上山打猎、烧炭、采山货，半个证举手之劳的事，几天、十几天耗着你，明摆着就是“勒大脖子”。还想办证，那就趁早送钱去吧。

看谁不顺眼，招招手，过来，背背《国民训》，或是《街村五训》。背不出来，跟俺走一趟吧。

普通百姓如此，“要视察人”就什么也别说了，见警察来了，赶紧掏钱免灾吧。

前面曾比较详细写过的李范五家，则成了穆棱县那些挎或不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摇钱树，隔三差五想起来了，就来勒索几百、几千大洋。没有了？行啊，你是想去宪兵队，还是警察署呀？直至把狍子沟这个殷实的种粮大户刮干榨净。

根据1943年9月18日公布的《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黑帽子”、“白帽子”可随意抓人，而不必担心抓错。因为这两个法规定，对被认为有犯罪危险的可能犯罪的人，可以进行“预防拘禁”。就是说不需要证据，认为什么人将来可能犯罪，现在可以抓起来，提前完成任务。

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是直接面对老百姓，最能显现国家形象和社会状态的。警察横行，权力无限，无法无天，别说“满洲国”这样个怪胎，就是一般的正常国家，那也离完蛋不远了。

“推大沟”、“杀大沟”、“烧大沟”、“洗大沟”，在各地自然形成的这些独特的群众性词汇中，在那些并无血洗的“推大沟”、“烧大沟”中，那大沟中人是或多或少的满足了挎“镰刀鱼”的东西们的勒索的。因为即便动手的是日伪军，通常也是要与这些地头蛇先沟通一下的。有了一轮钱财的洗劫，那被赶往“围子”、“人圈”的过程，才得以在只有烟火、没有血腥的“平和”中进行。

<h3>“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h3>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昭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溥仪颁布的《时局诏书》。与此前的《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之后的《建国十年诏书》，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四大诏书”。其中，《回銮训民诏书》和《时局诏书》，要求国民，特别是官吏、学生，都得背诵下来。

机关、学校每天有“朝会”，全体人员集合列队，一向东京天皇遥拜，二向“新京”“皇帝”遥拜，三唱“国歌”，四背“诏书”。1941年颁布《国民训》，这《国民训》就成了“朝会”必背，有的还得用日语背诵。笔者曾请几位老人背一下，近六十年了，记忆都不完整，一些字词好像也不大准确，反正中心意思就是要人们崇拜天照大神，效忠“康德皇帝”。

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还要“精神一体”，怎么办？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为它知道中国人是认“万岁”的。而溥仪“执政”伊始，即“通令”全“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不得出现“中华”字样。一句话，要把“中国”、“中华”、“华夏”及其文化，都从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抠掉。“登基”后则“诏书”连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

中国人结婚从来都拜天地，溥仪第二次访日请回个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国神庙”中的天照大神遥拜了。你们的皇帝都“认亲”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样庇佑满洲了，日满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同文同种，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满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了。

“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饭堂，日本学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饭，另一边“满洲国”学生的都是通红的高粱米饭。学生列队进入就位，值星官一声“举箸”，大家即呜哩哇啦地念念有词，意思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感谢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饭的，背地里都称之为“馕食咒”。

北票煤矿劳工，每天早晨要向东遥拜，因为那“满洲馒头”什么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赐的。

铁岭市长徐渐九，曾留学日本，“日本话讲得呱呱的”。日本人对这样的人，总是倍感亲近，不然也当不上这个伪市长，只是“伪”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议程中有市长训话。徐渐九仔细打量会场，还有点儿不放心，又问有没有日本人，老师们说没有，他就放胆了：日本人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们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接着，话锋一转，直指《国本奠定诏书》：叫咱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拿来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会议室里没有日本人，可是有汉奸呀。徐渐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伪《治安法》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判处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东北有小学校1300余所，学生74万余人，中学173所，学生3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中小学校和学生的数字，连续5年低于事变前。“治安第一主义”，这时则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后逐渐增加，最高时小学达2000所左右，有学生200多万人。

“开啦，开啦，樱花开啦。”如果告知这是小学一年级的一篇课文，让不同肤色的人回答是哪国的，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日本”。没错，是日本的，不过也是“满洲国”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是公然伪造、篡改历史。

由伪文教部教育司编审部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说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日俄战争是日本人为了挽救“满洲人”才打仗的。“九一八”事变，是“满洲人”痛恨张氏父子的残暴，群起反抗，恳请日本帝国皇军帮助驱逐张氏军队，皇军才仗义兴师。“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原是有源的。

笔者的爷爷和太爷爷，那《满语》（《语文》）课本中的字一个不识，也就无所谓什么《满洲历史》、《满洲地理》等等了。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更不用说世代居住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们知道侵略者为什么要这样胡诌八扯，想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变前后出生的他们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满洲人”的老祖宗，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和宗教神话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来课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来。忠于谁呀？当然是“满洲国”和“亲邦”日本了。

起初日语约占语文课时的一半左右，后来不断增加，一些学校竟达全部课时的1/3。因为“满语”（汉语）、日语是“国语”呀，谁个更重要、是重点，那还用说吗？“本店懂日语，会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种“档次”，也是一种保护色。大人日语好，吃香，升职快，这“国语”自然就从孩子抓起了。有些“国高”（中学，全称“国民高等学校”），日语不及格不录取，自然也不能升级。除日语课外，其他学科有的也用日语授课，使学生非得努力学好日语不可。平时鼓励同学间用日语对话，还定期举办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绝对受到青睐，也决不吝啬物质奖励。

国高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到日本旅游，这样的学生被视为前途无量。而到日本转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强，再灌些“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的迷魂汤，就觉得有这样的“亲邦”，“满洲国”就是“铁打的”了。

服从“满洲国”的上天堂，背叛“满洲国”的下地狱。对成年人是赤裸裸地恫吓，告知利害关系，让你抉择；对孩子则是从小蒙蔽，从头打造，在一张白纸上涂抹，把“满洲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小学生剃光头，戴战斗帽，上街游行，支持“圣战”。各种集会，用日语喊口令、口号，用日语唱《桃太郎》、《春天到了》，谁能分辨出他们是哪国人？

笔者同事范新凯的母亲，柳河县人，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老革命。“八一五”日本投降时，是柳河县女子国高学生。山东八路军闯关东住到她家，问你是哪国人呀，她说是“满洲国”人。

那样的教育，加上大人们把“中国人”三个字视为家庭的头号机密，严禁出口，“满洲国”垮台时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少有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是农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出生的。哥哥小名“金锁”，我就该叫“银锁”，这是自然的。我的七十多岁的太爷爷，坐在炕头捋着胡子，道：“咱是中国人了，叫他‘中子’吧。”

<h3>一个关东军士兵的自述</h3>

金梦顺，离休前是新宾县教育局长，2001年采访时七十九岁。老人个头不高，瘦削儒雅，光头白发，眼神不好，头脑、记忆都好，近几年写了四本近百万字的民族民俗志，已出版两本。

下面是老人的一段独特经历的自述。

我老家在朝鲜咸镜北道，父亲不到二十岁逃难来中国，我出生在桓仁县响水河子。1939年末兴京县南山“国民优级”（伪满小学一至四年级称“国民学校”，五、六年级叫“国民优级学校”）毕业，1940年初考入通化县第一国高，1943年12月毕业，不久就赶上征兵。

那时汉族青年当兵叫当“国兵”，就是伪军，朝鲜族就得参加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朝鲜亡国早，被奴化教育的时间长呀。伪满“五族协和”，朝鲜族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国民”，优待呀。可朝鲜族人叫日本子“踢蹬”了多少呀，光县城北山那个“万人坑”里，就有几百人。

1944年5月到安东体检，响水河子五个适龄青年，全是“甲等合格”。我是近视眼，也是甲等。甲等是非去不可的。我家世代农民，我爹说你那眼神，铲地还不把苗当草了呀？我学习好，考试从来都是前三名。那时就想毕业后当个教师，挣钱养家，没想到当了“鬼子”。

没入伍先集训。6月到牡丹江绥阳县，训练两个月回家，等待正式的入伍通知。桓仁县20多个人，分的哪都是，两个人在一个联队的都没有。小鬼子知道你是假鬼子，熟人、老乡在一块儿，他不放心。

朝鲜族青年征兵令，是1943年颁布的，我是第一批，又是全县第一个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响水河子是个大堡子，500来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门口插彩旗，跳舞扭秧歌，县里区里都来人了，兵役科长亲自张罗，欢送我这个“皇军”，都给我敬酒。到县城，小学生挥小旗列队欢迎，还有鼓号队。先领我去拜神社，然后又是宴会，县长给我敬酒。到安东，那时叫“安东省”，伪省长接见我们，又送上火车。军乐队打鼓吹号，送行的家属连哭带号。

体检合格后，我爹成天长吁短叹，我妈以泪洗面。我媳妇当面不哭，早晨起来，枕头都湿了。白天下地，晚上织布，我走后那个家全靠她撑着了。县区的那些官们，进屋给我爹我妈鞠躬九十度，说恭喜了，你们养了个好儿子，是伟大的父母。我爹一个庄稼人，不识字，会说什么呀。有照相的，让我爹笑笑。我从未见过俺爹流泪，这时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有翻译告诉日本人，儿子当了“皇军”，老人家这是高兴、激动的。我妈起不来炕了，一股火攻心，当天晚上眼睛就瞎了，我走两个月后就死了。

闷罐车咣当三天，拉到黑龙江省黑河市这边一个小站，叫神武屯。部队番号7273，是个联队，我被编在3大队10中队2小队4分队，是掷弹筒兵。除了我和个朝鲜平安北道的假鬼子外，10中队新兵都是日本山口县的，都二十来岁。听年纪正当年，看那人就完蛋了。腿脚不利索的，眼睛长玻璃花的，瞅着像缺心眼儿的，大都不识字，我文化最高。对面大通铺，1个分队12个人，两个老兵总打人。那个朝鲜兵日语不大行，训练常出错，嘴巴子打得鼻口蹿血，打倒了让他爬起来，再打。流行伤寒病，上厕所要换上特备的木板鞋，在石灰上蹉几下再进去。一次我憋不住了，没换，出来碰上个老兵，一巴掌把下巴打歪了。不能吃饭，分队长领我去卫生所，医生捏捏看看，一巴掌又给打过来了。

训练五个月后，换发新军装，九九式步枪也是新的。然后集合，上闷罐车。

黑河那边隔条黑龙江就是苏联，我就寻思这支部队是对付苏联的，闷罐车却往南开了。咣当几天不走了，下车列队出发，月台站牌上写着“青津”，到朝鲜了。在一所女子中学住了几天，船到了，上船。那个朝鲜兵说这能去哪呀？我说南洋吧，结果是日本九州的福冈。

在神武屯时中队有《满洲日报》，上面跟当官的训话时讲得一样，除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外，就是“本土决战”。这个联队就是来“本土决战”的，10中队奉命在个离福冈二十多公里的海岛上打山洞。

我给福冈总结“三景”。一是除了老头、残废和小孩外，街上很少见到男人，开汽车、电车的也是女人；二是商店货架上是空的，没人；三是那人都蔫了，没精打采的，连小孩子也见不到笑脸。要不是在东北见过日本人，自己又每天生活在鬼子中间，会觉得日本人好像天生就不会笑。10中队打山洞的那个小岛上，有二十多户人家，也是一样。士兵每天120克粮食，那种体力活，一顿饭也吃不上个半饱。好在小麦熟了，撸下来搓一搓，煮了吃。住在人家里，晚上当官的和老兵大都没影了，找女人去了。有的女人公开拽当兵的。“八一五”当天下午，中队长、小队长就不知哪去了，没人管了，等于自动解散了。几个姑娘、媳妇拦住我，点头哈腰苦苦商量，让我留下，我那时恨不能长双翅膀飞回家去。

那天早晨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到海边挖战壕。挖完了，又接到命令，原路返回听广播。听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有几个鬼子号啕大哭。我那一刻的感觉呀，就是鬼又变成人了！

我和那个朝鲜兵去了福冈，1个联队四十多假鬼子，差不多都聚一块了。那人越来越多，满街筒子朝鲜话，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劳工和像我这样的假鬼子。报纸上说有六万人。每天只有一条船，载千把人，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呀？找到个海军仓库，吃穿用都有，在那儿待着，每天往码头上跑，9月中旬终于挤上去了。船到釜山，码头上军乐队吹奏《阿里郎》，一听那旋律，天哪，那人恸哭失声。

隔着大海一点儿招没有，这回双脚踏着陆地，走也走回去了。

10月初离家，第二年9月底回家，十个月的女儿能走路了。

掌灯时分到家的。女儿不认识我，我爹我媳妇好像也不认识我了。越是亲人越往坏里想，总觉得这个人不在了。愣了一阵，我媳妇先哭了。俺一边哭一边问：妈呢？我妈呢？

我第一个走的，又第一个回来，堡子里的人都来看我。我爹倾其所有，弄了两桌酒菜，亲朋邻居又帮着凑了几桌，大家喝呀唱呀跳呀，这回是真高兴啊。

那四个假鬼子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没离开东北。有一个被俘去苏联，四年后才放回来。

差点儿忘了，我那时的名字叫“金山正男”，是1943年国高毕业前改的。那年“满洲国”发布命令，推行“日本皇国臣民化”，所有朝鲜（族）人都得改成日本姓名。我寻思姓不能改了，就弄了这么个鬼名。有些人高兴呀，觉得这回跟日本人一样了。对许多人来说，是换了皮，换不了瓤。不过，若是战场上打死了，日本子就把你的灵牌供起来。小泉纯一郎参拜那靖国神社，里面就供奉着一些假鬼子，还有一些台湾人。

<h3>慰安妇血泪</h3>

李光子老人的家，在东宁县三岔口镇高安村。三间瓦房，厨房与卧室没有隔断，推开门一切一览无余。家具、用具该摞的摞着，该排队的排队，整齐划一，都放在最该放置的位置上。灶间嵌在锅台里的礼帽状的朝鲜族的铁锅，连同周围的瓷砖，光可鉴人，一尘不染。

见我们进来，不到1.60米高的瘦削的老人，连忙从炕上立起，按照朝鲜族习俗，双手扶膝，深深地鞠躬。

老人1926年生于日本，六岁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叔叔把她们接回韩国釜山老家。她七岁到旅馆干零活，只管饭。十五岁那年，家里来个女人，说中国有家大纺织厂招工，到那里能挣好多钱，她和母亲没答应。第二天，这个三十多岁的“爱简所”女老板又来了，讲中国钱好挣，干几年发财了再回来。这回李光子动心了，说你能给俺妈钱治病，俺就去。

从釜山坐火车，经图们到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东宁，再坐汽车到了大肚川石门子。

正是“关特演”期间，东宁县到处都是关东军，到处都是慰安所，石门子就有四个。“爱简所”、“苏苏浪”是朝鲜（族）女人，“伊吉玛之”、“抠头布屐”是日本女人。李光子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这么多鬼子，又弄这么多女人干什么。她根本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叫“慰安所”的地方，还有种女人叫“慰安妇”，而她就是慰安妇。

她挺害怕，就问女老板：你说的那个大纺织厂在哪儿呀？俺得干活挣钱呀。

女老板恶狠狠地盯住她：小丫头蛋子，老实给俺待着，不听话打断你的腿！

当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哭着哀求老板，说让俺干什么都行，千万不能干那种事呀。老板就让她扫地洗衣服干零活，还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试探她，看她拿不拿。十五岁的女孩子以为老板放过她了，提心吊胆干了十多天，厄运终于降临了。

那个日本兵见她不从，掏出把刀对准她的脸，却也不敢真的扎下去。只是一个1.80米左右的强壮男人，对付个体重还不到90斤的弱女子，结果又能怎样？她悲愤无助地叫着妈妈、妈妈呀，以泪洗面。

在东宁县已发现的4个慰安妇中，池桂兰是唯一有文化的，读过8年书。她也是釜山人，十八岁时与个同村青年结婚后，去了日本。二十二岁时丈夫被征参军，生活无据，看到报纸上有去中国东北的招工广告，就跟着老板来到东宁县石门子。当她明白那是个什么地方后，怒斥老板撒谎、骗人，丧失人性，不梳头，不洗脸，反反复复就是一句话：俺要回家。

老板抡圆手臂一个耳光子，从此她的左耳就聋了。

老板领进来5个鬼子。

日军上层认为，强奸是部队“有锐气”的表现，可它会激起占领区人民的反抗。利用民间卖淫业，又会传染性病。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期间，许多军人因此住院，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1932年出现第一个慰安所，是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置的。而在“关特演”期间变成了大兵营的东宁县，用当地老人的话讲，是有大营就有“日本窑子”。

已经查明的39个慰安所近千名慰安妇中，朝鲜、韩国慰安妇800人左右，其余为日本慰安妇。与“关特演”期间驻东宁县日军比例，约为1∶100。

东宁镇及周边有10余支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昭原中将住在城北万鹿沟。为这些日军服务的是8个慰安所，其中5个是日本慰安妇。镇里老人都知道，现在百货路那一带当年都是“日本窑子”，叫“田胜”、“大路马”、“青春馆”、“大东旅馆”什么的，那鬼子出来进去黄糊糊的，赶集似的。

新城子沟是第12师团司令部驻地。肖秀云老人说，现在水库南边当年有几排房子，对面铺，中间小走廊，小屋间壁得鸽子笼似的。老人当年赶车去那里送东西，见过。后山坡有个大楼，里面有电影院，有十多个日本女人，去那里都是坐小车、骑大马的鬼子。

二道岗子驻1个旅团，有5个慰安所。许传德老人，当年赶车给大营“拉卫生”，就是运垃圾。老人说有两个“日本窑子”是“背小包”的（穿和服的日本慰安妇），他家这一片当年都是“窑子房”，头几年翻盖房子，还挖出些避孕套，就剩个套口的胶皮圈了。

老黑山镇当年驻日军万余人，有6个慰安所，老年人能记起名字的有“看月”、“十七八”、“东京亭”。西老黑山那儿是朝鲜女人，当地人至今仍称那里为“高丽窑子”。

绥阳镇今属东宁县，当年为绥阳县城，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在那儿，有8个慰安所。“关特演”后，日军陆续撤走。1944年夏大营空了，慰安所也没人了，传说是跟鬼子去南洋了。

前面写过的郭庆仕老人，在石门子修公路，劳工队有个朝鲜会计，跟“伊吉玛之”的老板川崎挺熟。川崎说他那儿缺个挑水的，让那会计给找个人，不知怎么的就让郭庆仕去了。先挑水，后做饭，直至“八一五”日本投降。

老人说，每天早晨3点来钟起来，走出一里多地挑水，吃喝洗涮一天得20多担水。挑完水就烧洗澡水，有个澡堂子，“姑娘们”洗完澡就开始梳妆打扮，准备接待小鬼子。“背小包”的20来个人，接待当官的，姑娘相对少，当然官也少。逢上星期天，好歹也应付得开。“爱简所”、“苏苏浪”那边就惨了，多时那小鬼子在外边排长队。“康德九年”（1942年），四十多岁的川崎当兵走了，剩个老板娘带俩女儿，跟中国人一样吃高粱米、大麦米了，后来也吃不饱了。那些朝鲜姑娘就更不行了，黄皮寡瘦，有气无力的，那也得接待呀。听说有的被糟蹋得昏过去了。唉，不能说了，说不得了。

苏联红军进攻东宁要塞，炮声隆隆，老板跑了，鬼子也没影了。

池桂兰告诉姐妹们跟她往南跑，经老黑山到牡丹江，再去图们回朝鲜，回家。

刚来时，连到了中国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成天圈在慰安所里，“证明书”都在老板手里，又没有盘缠，不会说汉话，周围除了大山，就是大营，还有警察、宪兵，根本跑不了。而现在，池桂兰想的那条路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郭庆仕在东宁走了那么多地方，在山里还常转向，更不用说这些两眼一抹黑的女人了。

黑灯瞎火跑了一夜，跑到太平川跑不动了，40多人躺在山上等天亮。天亮后听说老黑山让苏军占领了，一些人不敢走了，就在个朝鲜族屯子留下了。池桂兰和几个姐妹继续往南走，不敢上路，就在山里钻。天亮一打听，又转回大肚川了。村里人看她们那样儿，劝道：别瞎跑了，趁早找个人家待着吧。

东宁县道河镇敬老院李风云老人，平壤人，当年被“招工”到“苏苏浪”。跟着池桂兰跑到大肚川，就留在当地了。老人一辈子没生育，丈夫经常打她，骂她“窑子里出来的破货”。那事能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丈夫吗？

最先发现并报道慰安妇的东宁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说，开头他们写文章涉及到具体人时，用的都是化名。

有关部门在调查取证时，有的子女闻讯赶来阻拦，怒气冲天，又尽力压低声音，唯恐被街坊邻居听见。有的老伴站在门口，手持一把斧头，一副不惜拼命的架势。

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了，可对于这些曾为慰安妇的人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了吗？

十一、日之完 第三十八章 “日本话不用学，三年后用不着”

<h3>“地上天国”</h3>

星原稔，1914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下益城郡半川村，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便不得不回家务农。1935年应征入伍，因文化低，难以升迁，一年后即退伍还乡，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人生就像没有尽头的隧洞看不到光亮，突然接到叔叔的一封信，要他去“满洲国”。1936年9月，这个身材高大的日本青年，筹措一笔路费，踏上改变命运之旅。

叔叔在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任职，推荐他到阜新煤矿任矿业所本部的警备员，就是看管工人干活、防止逃跑的武装监工。任职不到一年间，他怎样亲手打死三个工人，在此期间及后来担任煤矿管理系、招募系、劳务系的负责人，又怎样折磨、虐待工人就不说了，只说说这个穷光蛋怎样变成大富翁的。

工人每天下班时，由星原稔开出工票，月底凭工票到账房领钱。多则80%，少则只有一半，星原稔以各种理由少计工票时间，工人工资从未足额过。工人每天最多要干16个小时，加班费只有实际工钱的10%，其余的自然也都揣到他的腰包里了。

星原稔手下有4个把头，每个把头管理300个工人。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是按人数配给的，星原稔和把头不发或少发，攫为己有。吃饭到他们办的食堂，买东西到他们开的卖店，先记账，月底从工资中扣除。这样，工人相当数量的收入，又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开个小钱庄，向工人放高利贷。仅此一项，星原稔每年即可获利数万元。

星原稔与把头开设赌场，从中渔利，再以维持治安为名抓赌，没收赌资，再抓人罚款，每年又有数万元揣进腰包。

最大的进项，还是侵吞招工费。

星原稔经常到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招募劳工，在东北各地摊派劳工、抓“浮浪”。1942年4月调至珲春煤矿后，专职干这个。对于清廉之人，到处奔波，是个苦差。对于星原稔之流，可就是肥差了。在东北招名劳工，招募宣传、劳工食宿和运输开支，需要35元，到关内费用要增加一倍。其中的1/3左右，都被这小子克扣侵吞了。

不知道星原稔的叔叔是何时来东北及怎样发迹的。“九一八”事变前，每年从关内大量闯关东的人们，借用今天的一个词，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工”。无论拖儿带女的，还是春来秋去的“跑腿子”，他们几乎都是农民，也基本都是来种地的。因天灾战祸跨越国界闯关东的朝鲜（族）人，也大抵如此，只不过他们耕种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样的，凭学有专长、亲朋推荐、自身奋斗，在满炭或满铁这样的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或者在个小镇开家诊所什么的。有军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胡子队中，乃至当上胡子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别动队，“九一八”事变前则为“张氏政权”制造麻烦。可像星原稔这样的穷光蛋，没有任何技能、关系、背景，想落草为寇当个喽啰都摸不着门，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烟泡中的死倒了。无论日本在东北有多大的势力，那毕竟不是“满洲国”。

但是现在不同了。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狗屁不是，只要是个日本人，踏上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对驹井长官等满洲国官吏的希望事项》（草案）中说：“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提倡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但首要的是谋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满洲国”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区的不同，地区补助津贴为50%到100%。加上供给住宅，物价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两倍左右。战犯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1935年滨江省五常县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资为90元，而中国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满洲国”的日本人，教育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好。开拓团只有两个学生，也要办所学校。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说，“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

满铁编写的《满洲读本》，在谈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情况时，说“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

日本在苏联、在远东地区有那么多间谍，150万红军共分四路集结、开进，关东军竟然没有知觉。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得知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当天正在大连观看歌舞伎演出。就让人想起“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及其手下那帮东北大员，就开始了关东军和日本人的总溃败、大逃难。

“新京”火车站已不是“人满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国”的人。客车、闷罐车、敞篷车，不管什么车，只要能挤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车开走了，更多的人还在涌来，把道路都堵塞了。苏联飞机不时来轰炸，广播电台成天播军乐，那感觉就是哀乐。8月13日后连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汤鸡般蹲在雨里水里，大人把孩子搂在怀里，不敢动窝儿，唯恐轮到自己时上不去车，被扔在这昨天的天国，今天的地狱里。

最惨的是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的人们，主要是开拓团的移民，特别是靠近边境地区的。

东宁县三岔口镇泡子沿村，有个开拓团。村里老人说，他们是“康德三年”（1936年）来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为背扛许多东西），还有锄头、镢头、三尺钩子什么的。看那样子，在日本过的那日子，也不比俺们强哪儿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满洲国”向着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后来看见他们还有枪，除了种地还训练，这叫什么庄稼人呀？苏联人打过来那天晚上，那炮响的呀，老百姓都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谁打到谁那边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说开拓团那边不对劲，去看，屋子里碗朝天、瓢朝地的，猪都上炕了。炮一响，那人就跑了。

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上汽油，集体自焚。

日本国歌叫《君之代》。

日本国旗叫“日之丸”。

一般称为“日章旗”，也叫“太阳旗”，在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则被叫做“膏药旗”的“日之丸”，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

1945年8月，当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从日本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日本皇军”举着的旗杆上，就只剩块白布了。

“大日本帝国”完蛋了。

<h3>“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h3>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说你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桓仁“填大江”有不少伪警察，各地“洗大沟”的，许多是清一色的伪军、伪警察。东北几乎无县没有“万人坑”和惨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许多是被称做“大部队”的伪军和各种汉奸。在刑场上杀害王凤阁的刽子手，是个伪中尉。

土龙山暴动，侵略者最大的教训之一，用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话讲，就是要“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多月就说了：“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方手中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说得更明白：“关东军司令官是发挥皇威和进行指导的中心，但是，如果由他公开出面去侵犯满洲国的独立性，那将是绝大的错误。满洲国是以与日本天皇陛下一德一心，享有天命的皇帝陛下为中心的俨然一独立国家。或许关东军无意之间对满洲国政府或机关的工作有干预过多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还是促进满洲国自身开展工作。关东军暗中保持威力，尽可能对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不过分地直接干预。”

还是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的那些下级禽兽，来得实在。

去过日本的人，回来说日本是“礼仪之邦”。

笔者从未出过国，但我知道当年“满洲国”的日本人，也是礼数多多。

桓仁县普乐堡有个开拓团，1943年后，有点儿模样的男人都被征兵走了。每年春耕夏锄秋收大忙时，伪村公所就让老百姓去开拓团干活。老人们说，忙活一天，临走时，那些日本女人千恩万谢，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谢谢）。

家住东宁县城的秦洪义老人，当年是“满洲电业”的电工。老人说，那时单位、个人家照明出了问题，就得赶紧去修，什么人都接触。中国老百姓热情，进门就是客，赶上吃饭还留你吃饭。去汉奸家里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带搭不理的，有时官越大越不把你当人待，“喝呼”（呵斥、吓唬）你干得不好、干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区又是一样。那女的小碎步赶到门口迎接，鞠躬90度，说“空你其哇，伊拉西亚伊马塞”（你好，欢迎）。干完了，再送你到门口，连声“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通常还会送块肥皂，或盒香烟。你不要，她就没完没了地鞠躬。

许多老人谈到类似的情形，当然不止是女人。

与那些两脚兽的兽行，好像就衔接不上了。

如果说礼数多多的日本人，当年是少数、个别的，甚至是极个别的，显然不对，今天就更不对了。2007年7月11日《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向日本人学做小事情》，说：“近来有媒体报道，在国外的多项调查中，日本的国家形象都名列各国前茅。”他们有礼貌，守信用，爱清洁，讲公德，犯罪率极低。据说，日本女人不怕走夜路。

如果说当年的两脚兽是少数，为什么东北各县几乎都少不了“万人坑”和惨案？——这话我已经说过几遍了？

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日本军官兵乃是天皇的军队，其使命是通过拨乱反正，张扬大义于全世界。”而共有5条的《军人敕语》的第2条，是军人应彬彬有礼。

军人非军人，在岛国日本可能是彬彬有礼的，搞“试胆训练”也没有对象，到中国就有了，就成了鬼子、两脚禽兽。用我很钦佩的那位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的话讲，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男人，在战场上却敢奸污其他国家的妇女。然而，回国以后，他们依然还是那么老实，还是一个善良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依然那么彬彬有礼。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中国人可是把日本子当人的。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经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说：“东北党今后应努力进行对日本移民及兵士作应有的宣传，特别指明以下几点：A.不虐待俘虏并经过宣传教育将其释放。B.赞助日本兵士及日本移民反抗天皇政府的革命行动。C.不无辜的杀害日本移民。D.公开的赞助中国解放运动的日本移民，在中国领土完整东北失地恢复以后，允许有侨居平等自由权利。”

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关于日本劳动大众，我们也采取联合政策。比方平原游击时，在骆驼山捉日本修桥工人一名，给他传单向他宣传后就释放了。在二十六号释放采木日本工八十余名。”

这类报告，各地都有。

我们对于战犯和战后日本的政策，更是天下无双。

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包括管教干部在内的中国人“瓜菜代”（用瓜菜代替粮食）、吃树皮（笔者一家及邻居都吃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依然享受“特供”。“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5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希望，可以允许同居。”“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体弱、患病及上了年纪的，应该优待，特殊照顾。而那些各方面都挺好的，也用得着“特供”吗？并不是因为当年只有他们才能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今天就不许他们吃细粮，而是实事求是。三年困难时期，多少人浮肿，多少上了年纪的人饿死，给他们个中国人的平均标准，或者稍高些，是不是就挺人道了？他们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而是闯进来烧杀奸掠的强盗、刽子手！

起码，那些写到没写到的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洗大沟”、桓仁“填大江”的屠夫，无论属哪级战犯，都死有余辜。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说：“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使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就是蒋介石著名的“以德报怨”的胜利演说——这话当然没错，可这就妥了、完了？

据说，我们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

1874年，日本侵占了我们的台湾，我们还得赔偿它50万两白银。此后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和相当于银子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怎样肥了日本，这里不一一列数，仅甲午战争赔偿的2.3亿两，就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国库总收入。

斯大林说：德国必须向苏联赔偿100亿美元。

既不多要，也不少要，实事求是，该赔多少，就是多少。

既不从重从快，也不从轻从慢，死罪活罪无罪，就按法律办事。

——如此，是不是才是对包括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在内的人类的尊严的捍卫和尊重？

如果人类评选“十佳国旗”，单就国旗而论，“日之丸”当为其中之一。

许多国旗，无论其寓意多么深刻，如何能够体现这个国家、民族的特征，都得费番唇舌才能让人明白，甚至仍然难解其意。“日之丸”则简洁、明了，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无论什么肤色、语言、文化的人，都能一目了然，而且印象深刻。

可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根本不是一轮太阳，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血盆大口，是洞穿人类和平的一个巨大的创口，血喷如瀑，尸积如山！

“日本话不用学（“学”音xiáo），三年后用不着。”采访中，许多老人都说到这句话。而陈雷老人告诉我，1932年日寇占领佳木斯不久，这句话就在当地不胫而走。

“三年后”，如果说这是个定数，距“满洲国”倒台还有近10年光景，提前量似乎大了点，可侵略者不是说那是“铁打的满洲国”吗？

“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土龙山“收购”土地——凭其中任何一条，日本子就注定得完蛋了。

用许多老人的话讲，是“日本子不完蛋，没有天理”。

<h3>关于“进入”及其他</h3>

日本东京有个靖国神社，那里集中了自明治维新以来250万个为国战死的“国家神灵”，仅死于二战的“神灵”就约213万个。1978年秋，更有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正式移入这个神社，供人祭祀。

自1975年三夫武夫首相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及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都曾参拜过靖国神社，每一次都在周边国家引起轩然大波。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更是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的。

新世纪伊始，轮到小泉纯一郎了。

2001年4月7日，小泉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表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参拜。”

日语“神社”的谐音是“鸡架”，当年人们称参拜神社是“到‘鸡架’前撅腚”。侵略者到处的那些“鸡架”早已灰飞烟灭了，小泉去那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顶礼膜拜一番，却道是“发出和平的宣言”。当年带着“昭和”字样的炮弹、炸弹，在周边国家、地区狂轰滥炸时，那“昭和”不就是“追求和平”吗？

当年在东条英机住所逮捕他时，盟军总部特勤处的保罗·克劳斯中校，对守在门口的宪兵说：“去！告诉这狗杂种，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这家伙带出来！”

小泉说他“我就不明白”，笔者也真的不明白，战犯、“狗杂种”与“安邦定国”的“英雄”，或以小泉为代表的拜鬼文化，与人类公理、正义的差距怎就这么大？

身着全套“皇军”制服，手执三八大盖的日本老兵，举着“日之丸”在靖国神社前列队。一群群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在人群中耀武扬威。外面，宣传车充塞道路，乐队震耳欲聋地吹打着战时音乐，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狂叫：“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尖阁群岛（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天皇陛下万岁！”

与每年一度的“终战日”这种闹剧相呼应的，是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像什么“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出于侵略目的”，“日韩合并”，“责任在韩”，“在殖民地时代，日本也为韩国做了一些好事”，等等等等。

与不断“失言”紧锣密鼓配合的，是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

各取所需地编写历史，或多或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难免的。要想客观、公允地记述历史，委实是件难事。各国怎样祭拜自己的祖先，那也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的。问题是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切根本就不是它关起门来的自家事。

中国、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今天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多少人的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死于鬼子之手？就像个强盗，破门而入，一通打砸抢烧杀，占了人家的地盘。这自然要被送上法庭，并处以极刑的。可他的一些后人却把他视为英雄，念念不忘，顶礼膜拜。还告诉家人、后人，说他是为了咱家的安全，去了趟邻居家，还使邻居都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好日子。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罪名是捏造的，强加于人的。

包括当年的受害国，如今每天都有外国人进入日本，哪个是端着三八大盖、歪把子，驾着零式或什么式战斗机“进入”的？又有谁在日本的什么地方，弄出个“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对反抗或未反抗的日本人“照相”、“杀大沟”、“洗大沟”、“填大江”、挂人头了？再用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土地，把自己供奉的什么神，让日本人拿回去供奉，还让日本人把自己的姓名也改了？

20世纪70年代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曾经说过：“假使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交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

以宇都宫德马为代表的日本人，让人想到人类的良知。可对于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的日本人，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又怎么能不对他们睁大眼睛？

我们曾说他们是少数人，甚至只是“一小撮”。新世纪伊始，当教科书又一次沸沸扬扬地成为东亚的政治热点时，包括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四位日本首相候选人，“一致支持”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的决定，说明了什么？

全程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曾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十一、日之完 第三十九章 “官家”

<h3>正经人家</h3>

鸡叫头遍，我的太爷爷就醒了。穿戴整齐，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然后把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吧吧吧敲几下——这就是俺家的“起床号”。

天色还暗，太爷爷会披衣出去，先给两头牛添点草料，然后就在那辽东大山里亲手开创的那个庄稼院里巡视。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一样令人陶醉。天色还早，会被那个梦牵着，坐在房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一阵麻绳。天色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发出的声响，就把一屋子的鼾声打息了。

南北大炕，中间各有个挺大的长条柜隔断。南面炕头是太爷爷、太奶奶，领着一帮利手利脚的孙子、孙女，隔着长条柜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北炕则由二爷爷和二奶奶、老爷爷和老奶奶各占一半。没有天棚的棚顶上，稍探出炕沿搭着四根杆子，通常是染成红色的宽大的家织粗布，像窗帘、幕布似的从杆子上垂落到炕沿下。东北人叫“幔子”，结婚了就要“挂幔子”。白天拉开，晚上拉上，把各个“房间”封闭起来。

听到“起床号”，幔子里动作起来。待到拉开幔子，下地出院，一行人身后就升起第一缕炊烟。

无论地头，还是蚕场，到了那儿，刚巧就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光。

有时队伍中会少个人，太爷爷就回头去找。那人困哪，迷迷糊糊绊个跟头，或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倒下了，呼呼大睡。太爷爷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20世纪50年代，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差不多家喻户晓时，被踢得最多的我的老爷爷，说你太爷爷除了没学鸡叫外，跟“周扒皮”也差不多少。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我的祖辈几乎就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我不知道在那东边道的碾子沟大山里，我的祖辈种了多少地，放了多少蚕，伐了多少树，又栽了多少树，却知道三个挺漂亮的奶奶是怎么嫁到我们家的。如今农村姑娘再丑再穷，也不愁找不到婆家，那时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那时东北女人特别少。太爷爷再三跟媒人解释，说别看俺家的粪堆和柴火垛大，“眼时”（眼下、现在）实实在在是没几个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这家人这么能干，那粪堆、柴火垛明个就是金山、银山。

胡子也瞄住了我家那大粪堆、大柴火垛，认定这家人有钱。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反正是在把那“矿山鬼”的日本汽车当做“妖物”打了一顿之后。

高粱晒红米了，那天下雨，一家人憋在家里，傍晚时胡子来了。

老爷爷说，看到十来个，有杆快枪，其余都是老洋炮。咱家也有老洋炮，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一人一杆。放蚕，“雀”（那时东北人管“鸟”叫“qiǎo”）吃蚕，用来轰雀的。胡子穿着蓑衣，在咱家“障子”（篱笆）外的树棵子里探头探脑，喊着让今“下晚”（晚上）把1000元钱送到什么地方，不然就要“砸窑”了。你太爷和你爷爷跟他们讲了不少好话。俺寻思呀，那时咱家使大劲能有个百八十元吧，可这帮王八羔子能信吗？两下里就“支巴”（其意一为支撑，二为交手打起来）上了。

这是一场殊死抵抗。太爷爷和三个爷爷趴在炕上，四杆老洋炮架在窗台上，咣咣朝外喷着铁砂。太奶奶和三个奶奶，趴在炕沿下给空枪装砂装药。开头难免手脚哆嗦，可谁都明白这是保卫家园和性命，包括保卫像我这样还需要十来年才能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装填、射击，屋子里流水作业，外面的胡子就惨了。水天水地的，火药潮了，大都打不响。那杆挺吓人的步枪只响了两枪，可能没子弹了，或者舍不得打，结果火力还没我家的猛。

别打了，胡子跑了。从沟口赶来救援的乡亲们不知喊了多少遍，第一次据枪向人射击的庄稼人，才停止了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装填、射击的动作。

到碾子沟老张家“砸窑”，叫人家打跑了。这话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呀？都知道这回惹祸了，这帮胡子非得纠合更多的胡子来报复不可，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爷爷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放哨，白天去沟口堡子打探消息，堡子里也常来人问询、联络，约定放枪为号，互相支援。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弥漫在沟里沟外那刺鼻的火药味儿，逐渐就觉得淡了，况且大忙季节也到了。

这天晚上，一帮人黑灯瞎火收工回来，刚进院子就被枪口对上了。值班做饭的二奶奶和一帮孩子，被绑在炕上，嘴里堵着棉花套子。

胡子绑走了老爷爷，扔下一句话：拿一万元去赎票，差一个子儿也不行。

老爷爷跟我说过，胡子是想把咱家当家的绑走，你太爷是当家的，俺们哥三个急了，都说自己是当家的。有儿子，就不能让老子遭这份罪。你爷爷是庄稼院的全把势，千儿八百的也难找出第二个，就是死倔死倔的，爱“拔犟眼子”（认死理，不会变通），那不是干吃亏吗？你二爷爷一辈子烂眼咕瞎的，照镜子看不清自己个眉眼，身板也不行，让胡子折腾几天，再着急上火，小命都没了。要说心眼儿活，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咱们老张家还得数俺。

老爷爷说，当晚向东走出20来里地，第二天又奔出20多里，到个叫黄家滴台的堡子。十几户人家，胡子大队在那儿，一百来号人，闹闹哄哄的，杀猪炖鸡，还搂人家娘儿们。

“秧子房”（关押人质的地方——编者注）设在山脚下一家独门独院的仓房里，算我的老爷爷共是十六个“秧子”（人质），年纪大的六十来岁，小的十多岁，四个人反绑成一串，坐在地上。吃饭时解开绑绳，几个胡子端枪看着，吃完了再绑上。两瓦盆高粱米饭，或是大子，上面放几个咸萝卜疙瘩。饭大都是馊的，苍蝇哄哄的，有时连咸萝卜疙瘩也没有。人家也说得明白：就这玩意儿，爱吃不歹。想吃香的、喝辣的，趁早拿钱赎票。

老爷爷说，最受不了的是“熬鹰”。

好多“秧子”的手都让绳子磨烂了，有几个还少只耳朵，老爷爷明白那是让胡子割掉，给肉票家里送去了。怎么也搞不懂的，鸡蛋或鸡蛋黄大小的，那“秧子”头上怎么都是些包呀？这样想着，困了，倚着墙根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脑袋疼得像炸开了似的，泪水一下子就出来了。睁开眼睛，那个看押他们的矮壮的胡子，拎着一杆两尺多长的烟袋，走到对面一个正打瞌睡的小孩跟前，小榔头似的烟袋锅子，照脑袋又是一下子。

老爷爷说，胡子不让“秧子”睡觉，看谁打盹了，就用烟袋锅子凿你，叫“熬鹰”。那人都熬得没骨头、没魂儿了，成一堆肉了。俺让他们生生熬了两天半，要再熬上两天，叫俺跑也跑不动了。

不让睡觉，就想家、想事。用老爷爷的话讲，是翻来覆去把下辈子的事都想了个遍。

打记事起，从我爹和爷爷辈人口中听到的那些话，后来常会让我想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只是毫无“革命”可言，而是“正经”、“本分”、“老实”这样的主题词。“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咱老张家是正经人家”，那论据是从山东到东北，从没有人犯过什么事。如果爷爷辈中有人活到今天，还会说从你太爷爷到俺的重孙子，六代人中没有叫公安局、派出所找去的。他们评价一个人，也往往是“人家是正经人家”，“这人不是正经人”。正经的标准，不仅是勤劳，还得有规矩。笑不露齿，是专对女人的。坐在炕上要“盘腿四坐”，坐在哪儿也不能跷二郎腿，不能挓挲腿，男人如此，女人加个“更”字。吃饭不能说话，吃菜要夹自己这边的，不能可盘子扒拉，男人要狼吞虎咽，女人要细嚼慢咽。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言。来客人了，是长辈要向之鞠躬（叫“施个礼”），再根据大人的介绍称呼一声。这种教育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言行，是“正经人家”“正经人”的重要内容。我的三个奶奶、我妈和十几个婶婶、姑父，太爷爷和爷爷们的选择标准，某种意义上不是看其人，而是看其家，是不是“正经人家”。而“正经人家”就是懂规矩，没有非分之想，凭力气干活过日子的人家。实际上，在老爷爷被绑票时，那个有着方圆几十里少见的大粪堆、大柴火垛的家，已经眼看着就要发家了。

所以，我的祖辈都认定是胡子毁了我们的家，毁了我们家的发家梦。

在挨了第一烟袋锅子后，老爷爷就瞄准了门口靠墙倚着的一副犁杖。头天晚上想了不少法子，一串四个人也没坐到那儿，第二天晚上机会来了。约莫半夜时分，窗台上的野猪油灯不时发出嗞啦声，老爷爷把反绑着双手的比筷子粗点的几圈绳子，不动声色地在那铧子上磨断了，几截断绳和两个绳头紧紧攥在手里，就说：“俺要‘拉’（大便）。”

“秧子”要撒尿，胡子嫌麻烦，有时就让你往裤裆里撒，这大便就不能不理了。

一串四个人，连拖带拽地出了院子。那个矮壮的胡子拎支土造手枪，骂骂咧咧地上来要给老爷爷解裤带，老爷爷一撒手就跑了。胡子喊着“滑（跑）了”，“滑了”，那支破手枪没拎起来就响了，正打在自己的脚面上。

老爷爷说，枪一响，俺寻思完了，可还知道“完了”，不就是还没完吗？俺就“挣命地抓山挠岗”（挣命即拼命，抓山即爬山，挠岗即奔山梁）了。不能顺沟里堡子跑，胡子大队在那儿。对面山就是咱家的方向，钻山里枪打不着，也不好抓俺。临离家时，你老奶奶给换双新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一只，石子、树茬子扎得血渍糊拉的，也不觉疼。鸡没叫头遍就跑回去了。若是再有40里还能跑，可一看到家就熊了，跑不动了。

跑出十多里了，还听到后面有追喊声。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错觉。明晃晃的月亮地里，路边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老爷爷说，俺吓得头发梢子都竖起来了，那若是把俺扑倒了，或是叫起来，不就完了吗？那狗没扑，也没叫，还冲俺摆摆尾巴。老天爷保佑呀！见到个山神庙，俺趴那儿就磕头呀。又见个土地庙，咣咣咣又是三个响头，再跑，恨不能把脚后跟都跑到前边去。

太爷爷两夜没合眼，也不巡视、搓麻绳了，就坐在窗外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烟。可能是心灵感应，听到沟口传来的渐近的脚步声，起身道“老邦子”（老疙瘩、小儿子）回来了，大步迎了上去。

太爷爷当机立断，像个将军发布命令：房子、土地、蚕场和正待收获的庄稼、柞蚕都不要了，只带点能够随身带的东西，每人再揣上两个大饼子，马上走人。

走了几天，来到了我们这一代的出生地——安奉铁路的中点站、本溪县草河口镇。

本溪县城小市镇有个闵家街，我的岳父家就住在那里。他说是他太爷爷那辈的三个人，从山东济南府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挑担过来的，还背着两个骨灰匣子，把爹妈爷奶的骨灰也带来了，慢慢地就有了一条闵家街。

2001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的老丈人，一辈子庄稼人，说他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当时小市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堡子，有所小学校，他考试没有第二的时候，从来都是第一。念到第四年时，“九一八”事变了，世道乱了，学校黄了，就回家种地了。

那天唠到这里时，一位人称“二黄毛”的岳父儿时的玩伴来了，插话道：长义（岳父的名字）呀，若不是赶上“满洲国”，你可不是现在的你了。

岳父的父亲，即我的岳祖父，民间叫爷丈人，人称“闵大扁担”。春天种完地了，上山挖药材，夏天到太子河上放排。待到秋天庄稼上场了，挑着一副装满瓦盆的挑筐，喊着“瓦盆换猪毛换皮子啦”走了。本溪、桓仁、通化、柳河、清原、抚顺等地一路吆喝，扁担每天颤悠百八十里。瓦罐换光了，用钱收购。那兽是几月份打的，住在阳坡，还是阴坡，从毛皮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主要还是换（收）猪毛。上冻了，庄稼院陆续杀年猪，猪毛多。晚上在小店或人家住下，用热水把猪毛洗了，把根部带出的那点白肉和毛上的虮子撸掉，猪毛、猪鬃分开，根对根，梢对梢，擀面杖粗细一把把捆好，放到炕席下烘干。第二天早晨起来，再10把一捆捆成大捆。觉得分量差不多了，抄近道吆喝到奉天城卖了，再到周边各县吆喝转悠。通常是正月快了时卖出最后一批货，在奉天城顺便买些小百货，到家差不多都卖完了。

一个秋天尾巴，加上多半个冬天，能挣300多元，顶个好长工扛一年大活。

“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兼自由职业者“闵大扁担”歇业了。那世道谁还敢挣这钱呀？不要命了？

不是岳祖父不爱土地，而是土地不钟情于他。一家20多口，只有十几亩地，光凭土里刨食养得活吗？待到归屯后，山边沟里的地不让种了，就剩几亩地了。

岳父给小市日本守备队大院打过井，给“矿山鬼”这山那沟地刨坑挖沟。岳父实在，不会藏奸耍滑，那话说得跟我爹一样：“干活挣钱，就得对得起那钱。”一次累了站那歇会儿，让个“矿山鬼”看见了，上来就是一耳光子。岳父火了，铁锹就举起来了。1.80米以上的个头，年轻力壮，那一锹抡下去，两条命也没了。一个年纪大的“矿山鬼”把岳父拦腰抱住，大声呵斥那个“矿山鬼”，说你看他身上这些汗水，还有那把锹。同时发的铁锹，岳父那把磨损得最厉害。那个“矿山鬼”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当天还给岳父加钱了。

挣到钱吃饱饭，没活干就没指望了。岳父一咬牙，奔北满富锦县卧虎力小河沿一个叔伯姐姐家了。

都说北大荒到哪儿都能刨出几垧地，叔伯姐姐说这年头谁还有这心思呀，“扛年头”（当长工、扛大活）挣俩现钱吧。

岳父说，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日头还没露脸就下地了。咱这地方那地一疙瘩一块，一块地转个“迷溜”（圈子）就铲完了。那地场那垄长呀，短的也有2里。几十号人排开，打头的站当间，大人“拿”（铲）4条垄，“半拉子”拿两条。干这活俺服过谁呀？可头几天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只能抢到前20来名。那打头的铲到地头，坐那儿一袋烟抽完了，有的才铲了一半。日头一竿子多高时，胶皮轱辘大马车送饭来了。白花花、暄腾腾的大馒头，用茓子茓了好几圈，像座银山。菜是豆腐炖海带，每人都能捞着几块肉，还有咸鸭蛋，管够。送晌午饭时，管账的也来了，拿着钱匣子。干活的都是“跑腿子”，初来乍到没干过的，那是越慢越累，常有人受不了，不干了，就给发半天工钱。一天一结账，晚饭后发钱。新来的几个人，俺挣得最多，1元2角。那时在小市堡子，一天有1元钱，那日子就美上天了。

干了几天后，就在东家和打头的都觉得岳父是个打头的料，岳父到处托人捎信让一家人都过来时，形势变了。用岳父的话讲，是“起便衣队了”。

岳父和当地人管包括抗联在内的各种抗日武装叫“便衣队”，说有的便衣队不祸害老百姓，有的就像胡子，就是胡子。今天便衣队走了，明天鬼子、伪军、警察来了，后来还有被当地人称做“蒙古马队”的兴安军。岳父说警察队进屋就让烙饼炖小鸡，“蒙古马队”最能糟蹋娘儿们，听说有的叫胡子抓去了，把卵子割了。

秋收大忙干活的多了，200来人。伙食更好了，一天四顿饭，三顿地里吃，月亮地里也干。令岳父惊异又释然的，是东家每天派20多个炮手，荷枪实弹，四周警戒。东家养了50多看家护院的，另一半留在家里了，那边更得防胡子呀。

一天晚上快收工时，枪响了。岳父愣了一下，拔脚跟着大伙往附近高粱地跑。乒乒乓乓打了一袋烟工夫，胡子撤了，第二天干活的就少了一半左右。

东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礼帽，拄文明棍，站在那个四角有炮楼的大院里，给扛活的讲话。他说，不是俺不乐意留你们，是这世道逼的。每个人加一个月工钱，昨天来的也一个子儿不少，你们投亲靠友自讨方便吧，俺们一家子也要进城去了。俺要有回来那天，大家伙儿不嫌弃俺，还来找俺，俺不会亏了老少爷们儿。

岳父也要回本溪老家了，这才发现“证明书”没了。

岳父说，从小市走到本溪，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坐船到富锦，再走到卧虎力，那“证明书”少说让警察看过20次。俺把它纸包纸裹的就怕丢了，结果越精心越怕丢还真丢了。没这东西你别说回家，在这地场没保人，也会把你当“浮浪”抓起来。什么东西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呀。你姑和姑父两口子急得呀，第二天早晨就一嘴泡。

光急也没用，再办个证吧。岳父写个《“证明书”丢失说明和请求书》，姑姑又找了两家人作保，按了指印，交给甲长，再由甲长送到警察署。都知道警察署是干什么的，岳父身上共是50多元，把个整数都交给甲长送上去了。

岳父寻思不能干闲着，还得找活干挣点钱——活来了，归屯了。

归到永安屯，那儿原来有几十户，两家挤一家，等来年春天再建房。挖壕、架铁丝网、修围墙、建炮楼，这些安保设施都得在大雪封地前建完。起五更、爬半夜地白干，有时直直腰，警察那马棒就没头没脑地打上了。

甲长姓李，跟姑姑家有点儿什么偏亲，人也实在，说现在恨不能抓人干活，还能把你个现成的大活人放走了？等归完屯消停了，“证明书”就能下来了。结果还是没影儿，去警察署问几次，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得严格审查。李甲长也糊涂了。论行情，办个证50元足够了，用不着再“勒大脖子”（揩油、索贿）了，那还有什么理由呀？

这天下午，姑姑颠着一双裹过又放了的半大脚跑回来，拿着一张去富锦县城的“行路证”。说是李甲长有个磕头大哥在县城开饭店，看看他是不是认识什么“接洽”（有能耐）的人，能够帮上忙。

李甲长的磕头大哥四十多岁，山东人，个子比岳父还高，挺爽快，说这事差不离，有个警尉补是俺的磕头弟兄，俺这就去找他。

两间房子大小的店面，中间摆放四张桌子，周围各自一圈长条凳，高粱米饭，酸菜、土豆炖粉条是主菜，喝酒的有碟煮盐豆，是那种最普通的大众饭店。桌旁差不多都坐满了人，吵儿巴火的，都是山东腔，一看就是“跑腿子”。有几个喝多了，唱起来，大家都跟着唱。

唱的都是“跑腿子”歌。

六十多年后，我的老岳父告诉我，那时不叫“唱歌”，叫“唱唱”，那唱多去了。有个唱，三段，头一句都是“跑腿子，在外头”，唱出门都是苦，难活才走的，家里没人管，在外多么难，父母高堂难尽孝，老婆生个儿子像前街的张货郎。还有个“跑腿子三不归”，一是没挣到钱没脸归，二是下煤窑砸断腿不能归，归去谁养活？三是什么忘了。还唱头一年往南望，两眼泪汪汪，第二年往南望，看见家里人烧香，第三年就不望了，客死他乡了。不知道什么人编的，也不知道歌名，也没人教，反正“跑腿子”听上几遍就会唱。

还唱“跑腿子没有‘证明书’，没有‘证明书’就成‘黑人’了，没钱想回家活个命也活不成了”，还让“各位听者听仔细，下辈子当牛做马也别闯关东”。

岳父问我：警察署不给我和那些“跑腿子”办证，是不是小鬼子知道这些人回去就不回来了，明年这地场的地就没人种了？你写抗联，研究“满洲国”，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店主人回来了，说他的磕头弟兄到南边去招警察了，明个头半晌能回来。见岳父那眼巴巴的样子，又道：老弟，别上火，李甲长托俺的事，俺头拱地也得办。他要不给办，俺“削”（打、揍）他。

一夜没合眼，店主看着岳父那兔子似的眼睛，叹口气，给他几元钱，让去集上挑膘厚的肉割一块。

雪后初霁，大地两尺来厚的积雪又加高了半尺左右，路边的房屋就愈加显得低矮。如今富锦属佳木斯地区，当年则是“小小的佳木斯，大大的富锦县”，为周边各县的粮食集散地，又是哈尔滨工业品的转售中心。岳父春天走北荒路过这里时，还算热闹。小商贩、摊床、饭馆、估衣铺的伙计，可着嗓子叫喊“热乎切糕”、“喷香的大子粥”、“老豆腐热乎啦”。吹糖人的，卖棉花糖的，拉洋片的，点痦子的，剃头的，算卦的，随处可见的是“缝穷”的女人，针线笸箩放在身边，缝补衣服、袜子什么的，没揽到活的在纳鞋底。如今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工夫市”，拿着锛刨斧锯的木匠，拿着瓦刀的瓦匠，还有拄根扁担，或是拿着别的什么家什的打零工的。大量的拿着锄头等农具的“跑腿子”，大都被人雇走了。这工夫工夫市是不会有人的。可快过小年了，正常世道应该满街筒子挤挤匝匝都是置办年货的人，鞭炮也早送来年味了，那大小商铺进进出出的也没几个人影了。

拎块肉往回走，迎面过来辆胶皮轱辘马车，车上坐着个“白帽子”。岳父有心，怕警察，又不能不看，就觉得有些眼熟。雪光，阳光，逆光刺眼，怕认错了，手打眼帘再看，没错，就仗着胆子叫了一声：是金永学吗？

金永学是小市人，比岳父大几岁，从小就认识，到北大荒有些年头了，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更没想到他正是小饭店主人要找的那个磕过头的警尉补。

听岳父讲罢，金永学掏出张名片，把冻得不下水的钢笔放嘴里哈了好大一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让岳父交给永安屯一个姓顾的警察。又说，小市那个样子，你回去怎么活呀？富锦正在招警察，警察待遇高，咱不伤天害理，跟着混碗饭还不行吗？

岳父动了当警察的念头，是缘于对那张名片和那上面总共不到30个字的不信任。这天大地大、千难万难的事儿，你弄这么张小纸片写上两行字，就行了？在交给姓顾的警察一个星期后，就拿到了“证明书”，实实在在尝到了它的神奇功力时，仍难相信这是真的。活了八十五岁的我的农民岳父，对官场中的明道暗道机关诀窍，无论有多少耳闻，都是难以思议的。

岳父说，归屯前，有个挎小枪的便衣队大官，常住在姑姑家，这支队伍不打不骂，顶多让老百姓给遛遛马。这个大官挺喜欢岳父，动员他上队，岳父就动心了。姑姑死活不同意，说“枪子不认人哪”。这回岳父又想当警察，姑姑更是气得哼儿哈儿的：穷死不下道！你若去当“白帽子”，俺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我的祖辈认定碾子沟的那个家，和那个眼看就要实现的发家梦，是毁于胡子。而我能认定的是，如果岳父参加了极可能是抗联的便衣队，或是当了伪警察，或是那一锹抡向了那个“矿山鬼”，我的妻子儿女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了。

<h3>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h3>

前面写过汤原县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团起义，这里要说的是东宁县老黑山二道沟的屯长张传福。

张传福老家山东省日照县，1916年十五岁随父闯关东，在东宁县三岔口镇当脚夫，父子俩春来秋去成了“跑腿子”。1928年全家人都来了，在小乌蛇沟定居，开荒种地。

1939年集甲并村，小乌蛇沟和几个屯子，被指定到二道沟建“集团部落”。头一批小乌蛇沟十来户刚搬到这里，敌人又变卦了，说二道沟不适于建“集团部落”，又让搬家。张传福觉得这个地方挺好，跑去老黑山村公所，说当官的放个屁，老百姓跑来跑去，这不是熊人、折腾人吗？俺们不走了，就在那里住了。村公所自知理亏，就说反正十来户不行，至少得二十户才能建部落。村公所已通知别的屯不许往二道沟搬了，认为张传福根本凑不够二十户，没想到张传福很快动员了十多户，而且都是日照人。

无论关里人闯关东，还是南满人走北荒，大都是奔熟人的。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方，捎信说这地场挺好、养人，亲戚朋友就一帮帮奔来了。“山东屯”、“天津班”、“湖南营”这些地名，都是有来历的。天津人嘴巴子厉害，能说会道，糊弄小鬼子。山东人多，仗义，抱团，不听邪，鬼子汉奸就有些发憷。

二道沟距老黑山不到10公里，一条二道沟河沿沟底咆哮而下，不算多么偏远，却是山大沟深，进出极不方便，也就显得远离尘世。这里林木参天，之前没有人家，只在沟里片底子有个“木帮”（林场、伐木队）。几个季节性“跑腿子”，与狍子、野猪、老虎、黑瞎子为伴，在沟里伐木、放排。那时二道沟河水大，木排顺流而下，可一直放到今天的绥芬河市。

日伪觉得二道沟不适合建“集团部落”，抗联看中二道沟也就顺理成章了。

现居老黑山镇的李为奎老人，是最早见到抗联的二道沟人。

老人说，俺们家归屯到二道沟后，俺就到沟里“木帮”干活了，在“木帮”挣钱多。年根底了，一天晚上回家，走到马鹿窑子南沟，月亮地里站着几个人，招手让俺过去。都穿着日本子衣裳，家什挺硬两大件，三八大盖和匣子枪。日本子没有匣子枪呀？他们说你别害怕，俺们是抗联，打日本子的，给俺讲了一气。问屯子里有没有日本子、“满”军，屯长叫什么名字，这人怎么样，俺都说了。一个大胡子、挎小枪的官，后来知道他是5军军长柴世荣，让俺去报告屯长。张传福连宿大夜就上来了，以后就是他跟抗联联系了。买东西，送情报，送粮食，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食。冬天送得少，树叶关门就多起来，柴军长、季（青）书记、金日成常带人在沟里活动。

如今仍住在二道沟的高元亮老人说，谁去送，送多少，送到哪，谁带队，都是张传福通知、组织，都是晚上送。开头走卡子门，看门的是自卫团，就是俺们这些人。后来有警察队了，就翻围墙。围墙两丈来高，归屯时修的，外边还挖的沟，先过去几个人，再把粮食递过去。马鹿窑子密营10多里远，片底子密营40来里，都是山路，又是夜道，还要过几趟河。冬天好走，顺河道就上去了。河边结冰碴时最遭罪，河水“扎”（音ｚｈá，意同“砭”）骨头，上岸走出几里地，身上出汗了，那腿脚还像两根木头似的。

去马鹿窑子有段200来米的小道，一人来宽，一边紧贴悬崖，一边是100来米的深涧，下边是二道沟河。送过粮的老人都说，日本子进山“讨伐”，豁上绕远，白天也不敢走。要不是给抗联送粮，屯子里许多人也不敢走，瞅着都眼晕。翻墙时大气儿不敢出，到这儿唱歌自己都听不见，那河水像有几十头老牛在吼，人像在水面上漂。黑灯瞎火，一手抓牢树枝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往上挪。背上粮袋子50来斤，有时风大，一个劲儿往下坠。一脚踏空，或是一把没抓住，那人下去了，连水泡都溅不出来。

已经搬到老黑山的时德正老人说，开头把粮食送到马鹿窑子“木帮”，“木帮”的马老两、王老两和王希文是抗联，再由他们送去密营，后来俺们也能去密营了。一次在马鹿窑子见到金日成，都落雪了，还穿双露脚指头的胶鞋。俺就把俺那双八成新的胶鞋跟他换了，穿上试试，还挺合适。

1940年12月，由5军政委兼道南特委书记季青写的《抗联第五（应为“第二”——笔者）路军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一年来有密切关系之二道沟屯子及红石砬子、满天星各处散种地的农户，征发约近三十石给养，我们决定此地作最后的根据地，征发完毕向中东路北试探活动。

这年10月初，张传福从片底子密营抱回个孩子。

7月16日，5军军部副官方政隆的妻子张静秋，在片底子密营生个女孩。8月，方政隆在宁安县泉眼河战斗中牺牲。树叶开门，快落雪了，密营人员奉命转移。张传福说孩子给俺抱回去吧，陈编的媳妇没“开怀”（生育），两口子心眼儿好使，错不了。

敌人早就怀疑二道沟“通匪”，这回不知怎么听说陈编家收养个孩子，派特务来探风摸底。张传福早有交代，大家都说是去老黑山的路上捡的。特务张世恩原是救国军，与“木帮”的管账先生尹洪升挺好，说要给他在县城找个工作。两个人走到万宝湾一片柳树棵子，张世恩把枪掏出来了。这时尹洪升嘴还挺硬，弄到老黑山日本宪兵队一顿打，就全招了。

宪兵队先抓走张传福，之后又分三批抓走20多人，二道沟的青壮年男人被抓走一多半。

高元亮老人说，张传福关单间，俺们这些人都是一屋子几个。那墙半尺多厚，手指头粗的棍子夹两层，糊上黄泥。张传福用筷子抠个缝，告诉俺们不要乱咬，就说是屯长让干的，不干不行，都往他身上推。一屋传一屋，一批传一批，用现在的话讲叫“统一口径”。

第三批第一个受审的是高元亮。

带进屋，一个翻译就问“胡子”进屯子几次，有多少人。高元亮说黑灯瞎火的，也不让走动，就知道俺家有两个人。又问谁让你们给“胡子”送粮，都送哪去了，“胡子”的密营在什么地方。高元亮说屯长让送的，想了想又加上个尹洪升，其实这小子哪管得着这事呀？接着说都是送到半道就回来了，“胡子”不让俺们到他们那地界。“胡子”有枪，俺坐家在地，有老有小的，叫送不敢不送。问为什么不报告，高元亮说俺要是报告了，那“胡子”能饶了俺吗？

没等高元亮说完，那翻译上来就是一耳光子。一个留撮“鼻涕胡”、拖双木屐的鬼子，抓起炉盖上的炉钩子就打。第一下打上了，第二下躲过了，第三下打在炉筒子上，稀里哗啦一阵响，几节炉筒子掉下来，差点儿把烧得通红的炉子带翻了，屋里烟呀灰的。一节炉筒子滚在“鼻涕胡”的脚面上，烫得这小子蹦着高儿嗷嗷叫。

老人说，最受不了的是往手指中间夹筷子，两个人拽，好在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于占元最小，十五岁。鬼子给他拿个板凳，让他坐下，拍拍肩膀，说你的小孩子的，好好的说话，皇军大大的有赏。于占元也是一套话，小鬼子一脚踢翻凳子就打。

宪兵给于永松灌辣椒水，把人灌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问他给抗联送什么了，送哪儿去了。于永松说送辣椒，天天送，都送他们家炕头上了。

高元亮老人说，后来于永松说他是被灌糊涂了，可灌糊涂了也没说真话。

时德正老人说，第二批抓了俺爹时和春，俺是第三批，俺爷俩都让日本子“上大挂”（把人吊起来拷打）了，浑身没块好地方，放回来半个多月没起炕。二道沟家家户户都给抗联送粮，尹洪升那小子并不都知道。像李为奎也没少送，可他在山里伐木头，尹洪升不认识他，就没供出他。反正不管怎么打，就是咬紧牙，不能咬别人。都是山东人，还是一个县的，咬谁谁遭罪，要死大家扛，就可着俺们这些人造去吧。

老人说，老黑山宪兵队有个李翻译、王巡官，借审讯机会，把尹洪升踢死了。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俺们庄稼人说不明白。有人说是张传福让他俩干的。反正叛徒死了，再没口供了，俺们这些人翻来覆去就是一套话。当时说要把俺们都杀了，把“胡子窝”二道沟的人都灭了。说是报到牡丹江宪兵队，一个大官没同意，让把张传福和俺们都放了。这个主意更歹毒，是想放长线钓大鱼，通过俺们了解抗联线索打抗联。这时二道沟已经设了警察所，几个“白帽子”，还有个“黑帽子”。可张传福领着乡亲们，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照样给抗联通风报信送粮食。

老人说，都说“鬼子”、“鬼子”，要俺说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会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干事。没有那么多汉奸、叛徒，日本子能那么快就占了东三省，占了十四年吗？没中国人替他“拉道”（当向导），他敢进山打抗联？深山老林，进去就得麻达山。可他在俺二道沟就没辙！他人生地不熟，那几个中国警察看俺们抱团，也不敢真心帮他。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抗联领导明了张传福的处境，几次要他带家人上队。张传福说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时德正老人说，开头给抗联送粮，有个挺大的官，劝俺上队。不少人都被劝过。一听这话，俺就为难。老黑山宪兵队抓人，头两批是绑着押去的，后两批不绑，也没警察押着，都是自己个去的。有像你一样采访的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听话，怎么不跑不反抗呀？俺们可以豁出去，爹妈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买把锄头得“行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h3>“大中华”与“小日本”</h3>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恶势力也要畏惧几分。小门小户，势单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比较典型的是“在家礼”。类似“在家礼”的会道门，旧中国一个县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屡禁不止，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乡关系，及包括磕头拜把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哥们儿义气的组织形式。在明清两代成为禁书，并不是因为一些好汉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反官家（书中称“官府”、“官军”）。而那一百单八将，除个“义”字，再无其他。连刘备这样的皇叔、国君也难幸免，竟将个“义”字置于蜀国利益之上，那桃园三结义却被视为千古美谈。至于“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无论怎样死于日寇之手，那头脑中可曾有丝毫的国家、民族意识？

更不用说到了“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本来最该与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也就是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阵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头投进了能继续给他们乌纱帽的侵略者怀里。

“满洲国”十四年，“正经人家”的我的祖辈中，没一个人挺身抗战打鬼子，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耻辱的。可再想想，又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风为萧红的写的《读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界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辽东大山的碾子沟，我的祖辈知道自己来自莱州府，还知道那碾子沟北边不知多远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碾子沟属凤城县，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占了一样。从山东家到东边道，一辈辈不知道生而为人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只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被官家管着的。他们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没有村屯（街道）门牌户口。只有见到哪儿升起缕炊烟，又来了一户人家，跑去唠上一阵子，才能知道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说他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会反感，不同意。因为闯关东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子民对父母官的一种挣脱。他们是揣着一个梦奔来黑土地的。提到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我的三个奶奶还要脚底朝天。开荒、种地、栽树，那“三寸金莲”支撑不住身子，是跪着爬着忙碌着的。无论我的祖辈怎样老老实实地当了14年亡国奴，他们的勤劳都是足可以代表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这样的家族如果不能富裕起来，这个世界肯定是出了问题。

从我的爷爷辈起，往上数没有读过书的，他们不识字，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文化。“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穷死不下道”，“老实人长长在”，这类打造“正经人家”的最普遍的哲理名言，今天也没错。可拿到那“满洲国”的时空中，是不是就是顺民了？而这是不是也正是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的结果？

关于我的岳父的文字，是像正式采访一样，边听边问边记的。我的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那时距接受采写本书的任务，整整还有10年时间。我的祖辈闯关东后及其在“满洲国”的生存状态，大都是从1974年去世的我的很会“讲古”的老爷爷的口中，不经意间断断续续获知的。就无从问询，也有些迷惑，果真就蒙昧到不晓得那时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弄出了“满洲国”的侵略者弄出来的吗？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一部分落后群众（尤其是农民之一部分）之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不问政权在谁手里，纳税征租是一样的，只希望迅速安定地方，以便耕作。

如果那次去我家抢劫的不是胡子，而是被称做“屯匪”的开拓团，我的祖辈会照样殊死抗击。如果我的祖辈不是住在碾子沟，而是二道沟，或者仙人洞，主动或被动地，他们会知道些闻所未闻的做人、做中国人的道理，成为那红地盘的成员，为抗战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缺乏国家意识，厌恶、畏惧那些并未授权让他们管理国家的官家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不同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我想说的，则是我的祖辈的潜意识中可能多少有点儿的，也可能一点儿也没有的，及无论官家怎样腐败，对像我的祖辈这样的蚁民怎样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必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义务，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的父辈的名字中，都有个“国”字，民间叫泛“国”字。我们这一辈泛“正”字，下一辈为“天”字。我爹去世前特意交代他的三个儿子：“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记住了，一辈辈往下排。又道：“这是你们的太爷爷留下的。”

不知道我的不识字的太爷爷，是什么年代把这10个字交代给我的爷爷的。倘是那个“满洲国”，牛头马嘴对得上碴口吗？可谁又能说我的祖辈的期盼，不是真诚的呢？

20世纪末，笔者到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采访，红安人讲的国民党屠杀当地百姓的情景，让我毛骨悚然。

让我们看看《红安县志》的记载：

紫云区大屠杀：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下令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壮丁杀光、房屋烧光、粮食抢光的“三光”政策。1932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紫云区，提出“变紫云区为死人区”的口号，将桂家洼躲入山中的群众赶到山沟里，用机关枪进行扫射，一次屠杀300多人；在沙洼屠杀200多人，并将尸体抛进闵家河做桥墩，上面铺木板，让人马通过。黄龙冲附近的一条山沟，近1000名被害群众的尸体几乎将沟填平，被人们称做“死人沟”。

平头岭大血案：1932年10月，红军主力西移，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第八十九师进占七里坪后，于1933年2月6日“追剿”中共鄂东北道委武装进入天台山。时逢大雪，国民党军遍山搜查，将避入深山的2000余群众逼至平头岭，除叶宗才等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杀，造成骇人听闻的“平头岭大血案”。

谁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30万大军正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类似规模的“围剿”已是第三次了。而像红安那样尸填沟谷、血染山岭的大屠杀，在鄂豫皖，在江西竞相发生时，抚顺平顶山刚经历了一场“机关枪照相”。

笔者无意探讨“三光”政策的版权、专利属于谁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与小鬼子打杀中国人之间，有没有一种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

就不能不想到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想起时德正老人的话：俺们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齐心抱团，糊弄个小鬼子还不容易吗？

学生时代，老师和教科书上都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这话没错的，问题却也来了。自1840年（大约是我的太爷爷的太爷爷那一辈，或者再大一辈）鸦片战争始，就不勤劳、智慧、勇敢了吗？没有呀？那么，勤劳却贫穷，智慧而蒙昧，勇敢又挨打、受辱，这是怎么了？是洋枪洋炮太厉害，洋人太强大？“强大”的反义词是“弱小”，没错，中国是弱，可从人口到领土面积，中国小吗？自有了方块汉字后，什么时候曾把“弱”与“大”两个字连在一起呀？

查阅当年文件资料，有时在最后一行的落款看到“大中华民国×年×月×日”。有抗联老人讲，当年搞政治教育，“大中华”、“小日本”也是时常挂在嘴上的。

据说人类的发明，约一半左右源自中国。今天踢得挺臭的足球，无论什么颜色的眼睛的外国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此物时，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玩得很溜了。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自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流光溢彩。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则曾引领世界千年，其经济总量经常占到整个世界的50%以上。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历史。不知其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1870年是17.3%，比美国（0.9%）、英国（9.1%）、日本（2.3%）的总和还多。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100多万，日本8.4万，海军战舰吨位，中国7.8万吨，日本4.4万吨。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90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GDP占11%）依然高居日本（2.6%）之上，堪称亚洲头号强国。

最初看到这些出自西方学者、显然也被我们认可的数据，我曾大吃一惊，又大惑不解。因为我一直以为清朝末年的中国，样样落后，什么也不如人家，结果却是静态的并不比谁差，动起来就败了、弱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话肯定没错，我们肯定落后了。可我们为什么落后，到底落后在哪儿？

而我知道的，是从读书识字时起，一提到清朝末年，几乎就少不了的“腐败的”三个字的定语。

清知府3年，雪花银10万，那贪知府呢？干几年再升官了呢？封建专制造就了一代代大小贪官，把国家弄成了“官家”。腐败是瘟疫，是摧毁民心士气的原子弹。而当没了皇帝，一方天地一方诸侯，军阀混战，都想争个老大。家不和，外人欺，大而散，大而弱，弱大的中国就割地赔款，成了列强的盘中餐。

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可它的官僚统治，无论廉洁程度，还是效率，都是高水平的。这就使这个基本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国民，更具强烈的一致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为敌的邪劲。

试想，如果这个岛国的大小官员只知道巧取豪夺，无情地挥霍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会有那一波又一波的“神风特攻队”吗？

如果有外星人，而且高度文明得没有战争，或者让地球人不可思议地从一开始就相亲相爱，不知战争为何物，看到地球人把地球村打得血飞火腾，万紫千红，特别是日本人在东北打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江西、鄂豫皖打杀中国人，肯定会大惊失色，说这地球人是怎么了？中国人是不是疯啦？

一个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肯定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我们呢？我说的是我们中国，我要说的是中国的问题大着了。

从纽伦堡到东京，自杀的希特勒和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等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耻辱，我们的耻辱是被强盗“进入”。我们为什么被“进入”？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落后？有的国家太小，老天爷也不公平，没什么资源，那是实实在在难以先进、强大的。而我们与“小”字从不挨边儿，是个东方大国，还曾是“中央之国”，为人类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先进、强大，为什么却成了挨打受辱的角色？

满族人进关，让汉人男不男女不女地拖了条辫子，结果满族人差点儿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忘了。那是文明的力量。可清朝末年，面对列强，还有这种力量吗？

抗日战争，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可是，如果不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苏联不出兵东北，中国的抗战会是14年吗？

我们必须问个透彻、明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

有人挖个坑，把历史掩埋起来，谁要动一下，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叫起来。

我们有太多的耻辱和痛苦。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是可以选择未来。为了光荣、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诚实地痛苦地面对历史，并以同样的态度解剖、反省自己。

十二、绝地南满 第四十章 “起叛徒”

<h3>“谋略讨伐”</h3>

1933年8月8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关于检查磐石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日满“在农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户照象，不论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费，每家写户口，每户有三毛，有二毛”。

抚顺平顶山“照相”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机关枪也好，照相机也罢，“照相”一说并非空言虚语。至于户籍和身份证制度，鬼子何时动的念头及最早实施地区，笔者说不准确，能够叫准的是在归屯结束地区，这项工作也结束了。而在此前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系列工程。

学生时代看电影，打仗的，特别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现关内八年抗战的故事片。鬼子将村子包围，把老百姓驱赶到一处，追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见谁可疑，就拉出来。就有大娘（嫂）站出来，说他是俺儿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证是扛枪的，还是种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东北也是一样。但是，1938年后，这一招就不灵了。他是你的儿子（丈夫），他有“证明书”吗？户口册上有这个人吗？更不用说还有指纹登记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前，伪通化省的通化、辑安、长白、濛江、抚松，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蛟河，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八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有五十多万按了指纹。而在“大讨伐”期间，因抗拒采缀指纹，或被认为指纹不符遭逮捕的，达八万余人。

与“匪民分离”同步的，是经济封锁。

粮食除限量配给外，每次顶多只配给半个月的，有时只给三天份。这样，抗联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粮食。上山打柴，下地干活，不准带午饭。1938年8月，庄稼正在灌浆，通化、濛江、辑安等县，就强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带统一保管，派兵守护。食盐、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给外，还经常搜查商家店铺，看你是否多卖了，有无违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说：

为禁止我军必需物资的买卖，在我军活动地区附近大小城镇，禁止了所有物资的贩卖，而实行专卖，每日只允许三小时的买卖，对每个购东西的人还用尽各种复杂的手续加以限制。若想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比登天还难，而且还采取抬高物价或向食品放毒的办法。

再就是对被俘人员和所谓的“归顺匪”，日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933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中说：“在剿匪的同时，要用宣传及政治工作善导思想，并给以生业，安定民心，以期贯彻王道政治。”应该说政策是明确的，有的也这么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写到的“黄炮”，就将其“善导”，利用其进攻游击区、根据地。但这只能视作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个别行为。总体上，对于投降的各种反日武装，尤其是山林队的头头，基本都是“严重处分”。有的地区连一般的“归顺匪”也不放过，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个“杀”字。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之后又打败40余万义勇军，这时的日寇狂妄至极，不知道更棘手的战斗还在后头。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没把潜入山林的各色武装放在眼里，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队，在他们眼里更是没有任何价值。结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只有跟他们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赢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游击战争，他们是不能不利用“归顺匪”的，于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温情工作”一说。

1937年（无月日），《×××关于我军与敌在三道关作战情形致×××等的信》中说：

日寇对捕去队员（赵发）百般巧诱温存，不加虐待，此亦敌人另一阴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笔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中说：“特别是关于归顺匪的逆用问题，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团的内讧与破坏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进行的归顺工作，“要加强力量，多想办法，积极配合武力讨伐，做好称之为‘温情工作’的此项工作”。

所谓“温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严重处分”，而是用软刀子杀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报，熟悉地形和抗日军的活动规律，由他们带队做向导，或者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跟踪、袭击。有的还被派回来，在内部进行策反。从王凤阁等义勇军的失败，到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这都是个重要因素。

日寇称之为“谋略讨伐”。

伪满各省县都设有宣抚委员会，下设数量不等的常设、非常设的宣抚班，由日伪官吏组成，有时也抽一些国高学生参加。这是个人员、任务比较庞杂的组织，随“满洲国”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进行宣抚，核心是宣传“王道政治”、“王道乐土”。平时坐汽车、大车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寻个人多热闹的地方，拿着铁皮筒喇叭进行演讲，什么“日满亲善”、“支持圣战”、“铁打的满洲国”等等。要归屯了，就口口声声都是“集团部落”的好处了。有时还放映电影，电影里的日本人和满洲人相亲相爱，“集团部落”的老百姓多么幸福。

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归屯“洗大沟”，家园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说要把账记到胡匪头上，搬去“集团部落”就好了。

宣抚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为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说过：“不与物资工作配合的宣抚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谁家揭不开锅了，给点儿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门的棉衣，就给套棉衣。睡在潮气腾腾的光板炕上的，给领炕席。病得起不来炕的，给几片药。那嘴皮子当然是不会闲着的，先问你“满洲国”好不好哇，然后大讲一番“王道乐土”，说大家伙儿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体从1937年开始，宣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极力鼓吹“王道政治”，对抗日武装进行策反劝降。

除了宣抚班及一些类似的敌伪组织外，枪炮声中，日伪军也在进行着这种“谋略讨伐”。以往那些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如今许多都是揣着进山许可证的心怀叵测的角色。飞机掠过，树上积雪纷纷撒落，有时花花绿绿的传单也飘然而下。

在前面引用的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现在敌人所使用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方法及其内容是：“在目前国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苏联内部紊乱，中国已成立新政府，国共已分裂，东北抗日联军已瓦解……”等等谎话。企图在我军队员与干部思想上引起悲观失望，用来以瓦解我军，并宣传日军强大无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实力，现号召归顺，更利用少数投降的叛徒来紊乱我军干部及队员家属亲朋等进行引诱劝说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经费大大地动员无知的群众，在各处进行劝降活动。甚至用物资女人来引诱我们队内落后分子脱离革命，他们抓住队内生活的困难与性的问题，为企图收买我们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队同志，如敌曾指派漂亮的妓女（十八九岁）以性交作引诱，或把男女性交的相片散布到我们活动的区域内，诱惑我军的青年战士投降；或经常向我队内寄送已投降者单身相片，用做劝诱队内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们交通网断绝而不能进行联络的弱点，派工作员到我们各个部队中，制造：“某某部队已投降”等谣言，动摇军心。

长岛玉次郎，不晓得这小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只知道他1936年4月“进入”中国，先后任本溪湖宪兵分遣队军曹，山城镇、通化宪兵分队工作班长、曹长。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宪兵曹长，论对1军、1路军的杀伤力，却堪称重量级人物。不然，野副“大讨伐”期间，小小的长岛工作班，就不会隶属野副“讨伐”司令部，并为关东军司令部直辖了。自然，这小子也不会关里关外地跑去北平、石家庄、济南等地，介绍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经验，并作具体指导了。

“满洲国”的许多组织、团体叫“班”，像指纹班、宣抚班，宣抚班还有电影班、施医班，班中有班。宣抚班为地方人员，一般没有武装，这长岛工作班和后面章节中将要写到的特别搜查班（简称“特搜班”）就不同了。比如长岛工作班，通常有十几个日伪宪兵和伪警察，另有因时因地数量不等的变节分子，其工作就是搜集情报，招降纳叛，向抗日武装派遣奸细，搞暗杀，在抗联与其他抗日武装间制造矛盾冲突，千方百计地从抗日队伍内部寻求缝隙，进行打击。人员不足，就强迫老百姓出探。为防止受骗，让出探的人在山里什么地方扒块树皮带回去，第二天再派人去核对，对不上即遭毒打、关押。

长岛工作班成立不久，即诱捕了“老长青”、“四海山”等抗日军90余人。

前面写过，杨靖宇率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联合一些山林队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老长青”隋长青为副总指挥。两年多来，日伪不断“讨伐”，这些队伍损失很大，归屯后处境越发艰难。长岛派人劝降，隋长青没理睬，“赵参谋长”赵明思骨头软了。赵明思曾在联合军总指挥部任外交委员，与隋长青私交很好。长岛设计，让赵明思派人请隋长青到他的驻地，有要事相商。接着，又以同样手段，不费一枪一弹，将“四海山”抓获。

与此同时，长岛工作班还盯住了柳河中心县委。长岛化装成苦力，到县委驻地吴家沟的铁路工地，探寻县委活动的蛛丝马迹，并于1937年2月将县委书记冯剑英等人抓获。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同年春天，由伪山城镇警务统治委员会决议，报经伪奉天警务统治委员会批准，将隋长青、“四海山”和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共112人，分两批全部杀害，连为招降立下大功的赵明思也未放过。

长岛劝降时，许诺保障生命安全。他认为这样杀人，对今后的诱降不利。只是一个曹长，人微言轻，更何况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但他还是向奉天宪兵队长和关东军参谋长交涉，说明利害，并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杀下去了。

冯剑英被捕后叛变，县委和所属党组织被破坏，20多人被捕。南满省委在桓仁县牛毛沟的一个秘密据点，也被长岛工作班偷袭，许多文件落入敌手。接着，1军军需部长兼1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1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昌勋，相继被捕叛变了。

像安昌勋、胡国臣、冯剑英这样的叛徒，那脑子里有多少敌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一个大队，一个联队，其实就是出动一个旅团，在那东边道的大山里，也难以取得一个小曹长率领的小工作班的这种战果。

而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最大战果，是策反了1军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

<h3>程斌其人</h3>

程斌个头不高，瞅着清瘦，实际挺结实，肤色白，脸稍长，冷眼看像个书生。话语不多，有点儿尖声尖气，有人说是公鸭嗓子，却是果决，说一不二。

他1911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一地主家庭，中学毕业正赶上“九一八”事变，未能继续求学。邻县磐石革命、反日闹得红火，苦闷在家的程斌，一腔热血，参加反日会，年底入党。磐石游击队成立时为小队长，之后历任1军独立师政治保安连指导员，柳河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1师政治部主任、副师长、师长兼政委。

1935年5月，程斌率1师300多人，从宽甸天桥沟奔桓仁高俭地途中，消灭日军7人，俘伪军70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

6月，程斌指挥部分部队，在本溪县大青沟与敌激战，毙日军7人，伤1人，俘伪军70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

这都是他任师政治部主任时的事。

8月28日，韩浩牺牲，追悼会上，程斌被任命为师长。之后，伏击伪奉天骑兵教导团，几次痛打邵本良的“大尾巴队”，1师是战场主力，程斌自然参战。而他指挥的大小几十仗，其中有许多好仗，却难以拿出一个能够体现他的战术思想、风格的战例，比较详细地进行描述、分析。道理很简单，他后来成了叛徒，这方面的东西就难以留存下来。即便如“摩天岭大捷”，任何人都不难想见，那仗打不打、怎样打，只有他才能决断，却无从着笔。

从他投降后供述的游击战术〔“埋伏”、“伪装战法”、“逆袭”、“诱敌战斗法”、“反冲锋（反突击）”、“扰乱敌人”、“奇袭”——挺详细的7条〕看，是颇有心得的。

作为1军主力，1师两年多没有参谋长，由胡国臣兼任的政治部主任，其本质角色还是1军的军需部长，长期在地方为部队筹集粮弹补给。在近三年时间里，基本就是师长兼政委程斌拳打脚踢。这在1军及除去统战性质的联军的抗联各军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中不难想到他的能力、分量，以及杨靖宇对他的信赖。

1师主要活动在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所到之处发动群众，组织反日会，有的还建立了政权，使1师如鱼得水，兵强马壮。执行统战政策也好，当地大小山林队，都配合1师作战。

有老人说，程斌关心部下，挺有人情味。官兵中当地人越来越多，部队住到哪里，程斌会到各家看望，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地叫着，视家庭条件及本人表现、职务，给予20元、30元钱。既为救济，也是感谢子弟参军，抗日救国。

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中说：

第一师长程司令——中国人，勇敢善战，有长足进步。他的历史我不很详知，可是知道一般同志对他批评均好，按我估计他各方面不在三军的刘海涛以下。对党忠实。

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投降叛变，而且成了抗联的死敌，一只穷凶极恶的疯狗。

1937年1月，长岛工作班跟踪1师主力来到本溪，驻在碱厂镇。收降了胡国臣、安昌勋后，两个人积极为长岛出谋划策。长岛将收降的抗联和山林队几十人，编为“长岛工作班别动大队”，由胡国臣为队长，随工作班一起活动，不断向1师官兵发出劝降信。

这时，南满省委瘫痪，各地党组织均遭破坏，1师与军部也失去联系，被“集团部落”挤压，只能在本溪县的和尚帽子大山里活动。山里修了警备道，日伪军事、谋略“讨伐”，不时发生战斗。程斌曾率队东进桓仁，试图找到在那里活动的几支游击队，并与军部取得联系。树叶开门，无遮无拦，敌人追击堵截，只得返回。

往返途中，敌人的传单很多，都是劝降的。有些是以叛徒的名义写的信，说只要放下武器归顺“满洲国”，就保障生命安全。有个“吴瘸子”，原是杨靖宇的警卫员，说他归顺后，披红花，赴宴喝酒，还帮他娶了媳妇，洞房花烛夜多么美好。有的说这支部队“归顺”了，那支部队“归顺”了，还说杨靖宇也“归顺”了，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了多大的官。

4月上旬，敌人觅得踪迹，调集千余兵力，从小市、赛马集、碱厂三个方向，直奔和尚帽子。小市方向的一路，让当地老百姓出探，老百姓进山就成了1师的探子。程斌问明敌情，再次表演他的军事技艺，将这一路敌人诱进大青沟，激战3小时，打死3个鬼子、5个伪军，给俘虏的40多伪军每人发5块钱，让他们回家。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胜仗，也不可能改变1师孤军、困军的命运。应该说，程斌对此是非常清楚的，这时也是相当坚定的。证据之一，是3团团长侯俊山说这抗日没指望了，俺弟弟在奉天城做工，咱们降了去找他吧。程斌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将其处决。

这是6月中旬向东转移途中的事。这时节莺飞草长，抗联一年一度的好日子到了，乘机东进，理应视为寻找军部，坚持抗战，而不是到碱厂向长岛工作班投降——结果却正是这样。

眼看着对手扛过一个漫长的冬季，招降的难度自然是大了，长岛玉次郎这位“谋略”专家也抓耳挠腮了。这时，叛徒胡国臣、安昌勋又献一计，说程斌这人是个孝子，把他妈抓来，就能逼他就范。

6月29日，程斌率师部和保安连进至碱厂孙李沟时，被敌发现。长岛工作班和配属他的黑崎游击队，另有碱厂伪警察署的日伪警察，约200人，将其包围。

敌我兵力为3∶1，而保安连从人员到装备都是1师精锐，弹药也行。坚持到晚上，瞅准机会，猛打猛冲，冲出去钻进林子就没影了。对于程斌来说，这种仗并不陌生，也不难打。

敌人去伊通县逮捕了程斌的母亲，又到公主岭逮捕了程斌的哥哥，弄来碱厂。有人说程斌是几天前从传单中得知这一切的，有人说是29日被围当天知道的。无论如何，也无论程斌内心深处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今天已知的事实是，当他确认母亲落入敌手，他的抉择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时，他的思想就崩溃了。

长岛曾两次派程斌的哥哥程恩上山劝降。据说，第一次程斌嘴还挺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哥哥回去，别再说了。第二次程恩劈头就问：你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妈？程斌这回挺痛快：要妈。

另一个与处决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实，是两次见哥哥之间，程斌招来3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两位政委说这事搁谁身上也难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备，拔枪打死李茨苏，李向前带伤跑走。

据说，下山路上，程斌大骂胡国臣，说你小子让日本子抓俺妈，把俺坑了、毁了，你不是人，缺八辈子德，不得好死。

张喜林，兴京县平顶山人，1937年冬参加1军，1940年初队伍溃散，下山投降。“文化大革命”中，开他的批斗会，问他是不是汉奸，他说是。又问是不是叛徒，他说是。

其实，投降后，伪警察署让他写个“悔过书”，他托人写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伪警察署没问他什么，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刚参军时是8号战士，下山投降时是4号。全连最多时50多人，最后就剩几个了，大都陆续牺牲了。而牺牲、没牺牲的，除了号和外号，顶多就知道个姓。要让他讲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参军打鬼子前是个农民，写了“悔过书”后还是个农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个农民。

再问他为什么当了“汉奸”、“叛徒”，他说俺实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说，今天才下头场雪，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今晚你们谁试试？不用进山里，就在这院子待到天亮，尝尝什么滋味？现在这人衬衣、裤衩什么的，俺那时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有时有件大衣，也都烧得窟窿眼子的。那时那“天头”（天气）比现在冷啊，大雪没膝齐裆，林子里风像狼嚎似的，俺就这样扛了将近4个冬天。更不用说常常几天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窝子底下的山里红，饿得前腔贴后腔了。那时呀，不是死，就是降，“当间”（中间）的没有。俺不敢说俺有多少功劳，俺敢说俺不怕死。枪子打身上，眼睛一闭，那不就享福了吗？俺是实在遭不起那罪了，那实在不是人遭的罪呀！

许多抗联老人说，抽大烟的，游手好闲的，娇生惯养的，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反正够戗。刚反正的伪军，好吃好住当客待，一些人还是觉得苦得受不了。那时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原因之一，是觉得他们不能吃苦。当抗联，抗到底，那可不是脑瓜一热就行的事。有的人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可打了这么多年，这日本子还这么强大，就觉得这抗战没个头了，悲观失望了，这种人也难抗到底。

有老人说，敌人投撒的宣传品中有春宫画，还把女人的小衣服挂在树上，挑逗、诱惑你。俺没结婚，连女人的手还没碰，不懂男女事。那时穷人外衣都不够穿，谁家女人还穿小衣服呀？有人明白，一说，俺吓一跳，心里寻思，这日本子怎么什么损招都使呀？那时冰天雪地露营，净弄些树皮什么的糊弄肚子，哪有心思寻思这种事呀？可有人寻思呀。寻思这事容易动摇，“乱婚”，怕受处分就跑。管钱的意志不坚定，拐钱跑了，通常是寻个地方迷起来过日子了。犯别的错误逃跑的，投敌叛变的就多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就是贪生怕死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后，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上大挂，灌凉水，坐老虎凳，装在麻袋里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堪称威武不屈的硬汉。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大大地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双脚冻伤后被捕）安排个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长岛又陪夫妇二人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

提起叛徒想到“贪生怕死”，汉奸就是“卖国求荣”，大体没错，但这世界也是千种色彩、万般形状的。不排除有的汉奸就认为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日本人能帮助中国富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信念的破灭。冯剑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应该有种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溃也是变节的重要原因。投降、叛变的原因林林总总，后面还将写到，许多人是像张喜林那样实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时，东北抗联正从春暖花开季节步入严冬。生于富人家，没吃过苦，可他抗战也快8个年头了。说他怕死？胡国臣等人“归顺”时，正值日寇对“归顺匪”杀与利用的分界点上。别看眼下蹦得挺欢，谁知道油水榨干后，那把骨头会不会被扔进狼狗圈里？

“海乐子”朱海乐举旗抗日时，为表明义无反顾，又担心日寇报复家人，竟然把妻子杀了，实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极。可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多少人已经作了可歌可泣的选择呀？

杨效康十九岁参军，已经有了儿子。木盂子伪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来，让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沟，他听见岳父喊他的名字，刚要答应，看见岳父后面的树棵子里有伪警察。敌人又让妻子抱着孩子上山找。杨效康把仅有的几元钱掏给妻子，又脱下身上的夹袄给她披上，说你能等俺就等俺，实在过不下去就再找户人家吧。

杨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几天，一双小脚都肿了，哭哭啼啼地劝他回家。杨太和强忍住泪，那话跟杨效康一般无二。

1934年8月4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闯进赵尚志家，将父亲抓走。《滨江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接着《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就被飞机大量撒到哈东游击区。看到“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皆乱，命在旦夕”，赵尚志就给官兵讲古人“从其治命，不以乱命”的典故，说明和父亲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一天，约定信中若有“乱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听信。又道：为国尽忠是俺爹的意愿，为国尽忠就是给爹尽孝了。

程斌则是为了母亲，什么都不要了。

<h3>再说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h3>

1933年秋，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来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此人很有活动能力，第二年春天，党员发展到60余人，反日会员1000余人。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隶属南满特委领导。

上级特委、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是太多了。

胡国臣、安昌勋等人被俘，南满省委被破坏，与冯剑英的叛变有直接关系。

前面写到汤原出个叛徒，中心县委即被破坏。那叛徒李元珍只是个普通团员，被捕的中心县委领导宁死不屈，坚不吐口，那线索就断了，敌人的下一步就没了路数。而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在东边道几县党和抗日武装中，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条叛徒链。每个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个情报网。

再加上个程斌，军队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据地有地方武装，还有许多统战的山林队。程斌叛变，1师瓦解，主力垮了，这些队伍没了主心骨，有的散了，有的降了，剩下的也势单力薄，没什么战斗力了。

桓兴县委也不存在了。李明山组织有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向东转移，找1路军主力上队去了。明摆着的，留下来只能是白给。

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的党组织、根据地，都是在1师的威力和帮助下建立的。各地密营分布，粮食、枪械、弹药储藏地，以及交通线和地下情报、联络点等等，都在程斌心头装着。更不用说这只狗又用他轻车熟路的游击战术，领着敌人追打抗联了。

笔者采访到的1军老人，都说归屯把抗联归糟了，程斌叛变把杨司令叛毁了。

冯剑英叛变后，被留在长岛工作班，名为翻译，实是高参。一天，杨靖宇得知他带几个人在桓仁马架子活动，立即让王传圣带路，连夜赶到那里。这小子对抗联威胁太大，必须除掉他。将村子包围，逐屋搜查，把他的枪、文件包、衣服和鞋都找到了。分明没走多远，就是没人。搜查几遍，也没找到。

程斌叛变后，杨靖宇曾给他写信，说明叛国投敌不会有好下场，希望他迷途知返。

程斌欺骗官兵，说咱们是假投降，糊弄日本子，弄足给养再上山。下山时，长岛工作班让程斌走在前面，程斌不干，非要走在后面不可。双方都是荷枪实弹，麻秆打狼——两头害怕。而为了取得主子的信任，程斌就变成了一只疯狗。

关于这只疯狗在东边道的恶行，下一章就会写到。

1941年夏，程斌调任伪热河省警政大队长，与冀东八路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投靠国民党，先后为东北行辕直属第3纵队副司令、71军某师少将副师长、53军少将参议。沈阳解放前夕，这个“孝子”带母亲和妻儿逃往北平匿居。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当科员，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时被逮捕处决。

赵明山老人说：

程斌叛变头一年冬天，年根了，俺们连在抚松县活动。那天下晚，在山沟里找个背风的地场，20来个人拢上3堆火，刚要睡觉，山上哨兵呼哧带喘跑来报告，说有情况。连长喊起队，俺们就抓山上岗了。几里外有个“围子”，乒乒乓乓打枪，肯定是咱的人和敌人打上了，那就得往那儿奔哪。有人说不对，是放炮。仔细听看，是鞭炮声，还有二踢脚。有人就说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呀，寻思一阵子，有人说今个是大年三十呀。

当时连里还有20来斤包米，10来斤黄豆，那可都是金豆子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连长告诉炊事员，都弄它几斤，包米煮了，黄豆炒了，过年。又指挥俺们把火堆拢大点，围坐一圈，说今下晚吃“好嚼裹儿”，大家伙儿“讲古”、唱歌，谁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乐乐呵呵地守夜、过年。

有没有指导员记不准了，可能没有了，牺牲了。有两个团里干部，什么干部不知道，俺们都叫他们“副官”。部队打散了，几个连、团凑一起的。那时这种队伍挺多，连长带着就叫个连，团长带着就叫个团。

鸡叫头遍了，开始抓人，两个副官带着几个人，扯着领子就从火堆旁拽走了。拽走几个。一个6号战士，通化人，比俺小几岁，参加抓人了，后来告诉俺，都弄到下边沟里山坡上“背小树”了。

“背小树”，就是用绳子或榆树条子，把人捆在树上。榆树枝条柔软，不易折断。通常是捆三道，腿上、腰间和脖子。捆好了，把根棍子插到脖子上的绳子或榆树条子里，拧上几圈，那人就没气了。再朝肚子上踹两脚，听到放个屁，那人就算彻底死了。

把那几个人抓走，俺就知道没别的，肯定是叛徒。可证据呢？每天在一块，俺怎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呀？6号战士说，那两个副官看谁坐那儿抱个枪闷头睡觉，脑袋“跌勾跌勾的”（一点一点的），不唱歌，也不“听古”，就是叛徒。有的不唱歌，坐那儿愣神，也是，一指就让抓人。副官说，睡觉的是思想动摇了，愣神的是想家了，想家就可能逃跑，逃跑就可能让敌人抓去，让敌人抓去就可能投降、叛变。

俺听得头发梢子都竖了起来。过年了，你说那人能不想家吗？有的人就那性子，天生不爱热闹，都下半夜了，坐那火堆旁能不犯困吗？俺这人爱唱爱闹，一到那种场合就特别来精神，不然是不是也得“背小树”了？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像笔者刚采访时一样，感到毛骨悚然了：怎么能是这样子呀？——再读几章就能理解、明白了。）

唉，不能说了，反正打程斌叛变就“起叛徒”了。今天说这帮投降了，明天说那伙叛变了，有的是敌人造谣，可那叛徒起得也真邪乎，叫人提心吊胆。那时当干部操心哪，行军、宿营得常查人数，少一个，怎么回事儿？立刻紧张起来。拉屎撒尿也得盯着点，从尿道跑了呢？那人累呀，可能倒那儿、坐那儿睡着了，大冬天你把他忘了，那人可能就交代那儿了。这事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这工夫就不能不往投敌、叛变上想。连程斌那样的大官都叛变了，你敢给谁打保票？光想不行，得立马改变行动计划，重新“甩地点”（事先约定的部队打散了，或分头行动后的集合点），麻溜转移。慢了，敌人可能码着脚踪就撵来了。你“埋溜子”（把脚印埋起来）也不行，日本子有狼狗，会闻味儿。

过去连里搞教育，说想投降当叛徒，日本子也杀你、不留你。这话一点儿不假，桓仁“填大江”死多少人呀？新宾的“兰白线”，胡子头，女的，可有名了，让日本子抓去扔狼狗圈里了。这回连程斌这样的都不杀了，还给个官当，一些人的心眼儿就活动了。

十二、绝地南满 第四十一章 濛江雪

<h3>北进</h3>

1936年，为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工农红军的联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1军于6月、11月两次向辽宁西部、热河一带西征。遭日伪军围追堵截，两次西征失利，1军丧了元气。其时，敌人正进行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主要目标是王凤阁的义勇军，使1军得以喘息、恢复。七七事变，通化日军全部调往关内，压力自然相对减轻。而1937年东北抗联的活跃，潜藏着的则是日后更大的危机，因为“集团部落”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活动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待到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程斌等人陆续叛变，南满的危机就陡然爆发了。

前面说了，游击战的要义，是敌明我暗，我可寻机打你，你却抓不着我，也就打不了我。程斌叛变，这种状态就在相当程度上不存在了，1路军的战略部署也被打乱了。

1937年7月中旬，即第一次老岭会议后仅一个半月左右，南满省委和1路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再一次在辑安县老岭召集会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一次应对从未有过的危重局势的紧急会议，必须快刀斩乱麻。当即决定撤销1军、2军番号，将其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1军2师和3师余部为1方面军，2军6师为2方面军，4师、5师为3方面军，1军教导团和2军教导团、独立旅为总部警卫旅。关于军事部署，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在老岭山区坚持活动外，主力向金川县河里和濛江、桦甸地区转移，并重新划分了各部的游击区域。

会后，即陆续开始了果敢而悲壮的北进。

队伍动，敌人动，后边跟，前边堵，就想捡便宜，在运动中消灭你。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卡住了，部队夜行晓宿，走山道。老天爷、土地爷都是朋友，冻不着，饿不着，带的粮食吃光了，有野菜，包米也灌几成浆了，煮着吃，烧着吃，有敌情就生啃，还解渴。

8月2日上午，杨靖宇、魏拯民率警卫旅和原1军2师一部，进至辑安县八宝沟，刚要宿营，发现敌情。前边庙岭，伪军索旅步骑兵400多人，也是刚到，一个个汗流浃背，都把外衣脱下来挂在树上，清一色的白衬衣，在绿树青山中格外显眼。

旅长叫索景清的这个索旅，军官多是日本人，士兵多为蒙古族，装备精良，颇有战斗力，被日伪当局称做“满洲剿匪之花”。自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从热河调来通化，烧杀抢掠，特别是强奸妇女，老百姓一听索旅来了，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一个多月前，即第一次老岭会议结束不久，索旅气势汹汹来“讨伐”。魏拯民率2军教导团袭击蚊子沟伪警察分所，将索旅1个营引来，杨靖宇率主力在蚊子沟西南的家什房子设伏，十几挺机枪刮风般猛扫，再一个冲锋，将敌几乎全歼，光机抢就缴获7挺。

索旅前方为埋财沟，沟东山坡上一条公路，与通往八宝沟的山路交叉。杨靖宇和魏拯民，将部队埋伏在埋财沟公路旁的山坡上。张网等到下午两点来钟，在急风暴雨般倾泻的弹雨中，埋财沟就成了“满洲剿匪之花”的乱葬场，包括几名日本军官，只旅长带少数人逃脱。

一路战斗不断，10月中旬渡过浑江，来到临江县的外岔沟，准备越过四方顶子奔河里。山黄水瘦，北风一阵冷似一阵。一架飞机在头上转着圈子，机肚子下冒出一股红、一股绿的东西。上军事课讲过敌人施放毒气，有人就喊飞机放毒气了，下来的却是传单，都是劝降的。说什么我们已经布下铜墙铁壁阵，你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归顺是唯一的活路。还说匪首杨靖宇若能归顺，东边道归你管辖。杨靖宇说东边道归了俺，小日本子可就得土豆子搬家——滚子了。大家就乐，说早晚让它滚子。

17日夜在岔沟宿营。第二天清晨，哨兵发现沟口有电筒光晃动，敌人追上来了，战斗随即打响。天亮后，只见四方顶子向东的山梁上，白花花有几十顶帐篷，敌人早就在那等上了。杨靖宇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激战竟日，未能突围。

富森、中川、李佑、牛天等部日伪军1500多人，已将1路军400多人包围。一路追截，没讨到便宜，这回终于抓住机会。天上飞机侦察，地面收拢包围圈，并从周围地区增调部队，恨不能一口将这个对手吞掉。

程斌和他的降队也出现了，喊话，劝降。北进路上，从敌人战术的变化中，也不难感受到这个叛徒的影子。这一刻，这个日寇的孝子尖声尖气的劝降声格外刺耳，令人眼红，阵地上密集的子弹遂循声射击。少年铁血队的小战士爬上砬子，高呼“打死叛徒”、“给日本子当狗没有好下场”。

入夜，周围山沟、沟口和四方顶子上，一堆堆篝火预示着明天将更加凶险。

连以上干部会上，杨靖宇综合大家意见，认为东南方向火堆少，正南一点儿动静没有，这是敌人的疑兵计。敌人肯定想到我们今晚会突围，根据白天战斗情况，那里应该布有重兵。西北方向山势陡峭，火堆最多，且不断打枪，那是敌人虚张声势，我们就从那里突围。决定从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司令部紧随突击队，1团、3团随后掩护。

杨靖宇说：鱼死网破，就在今夜。下半夜行动，两个字，一个“猛”，一个“快”。突击队要猛打猛冲，撕开突破口，杀出一条血路。大部队要快，要跟着突击队一刻不停地往外冲，要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了，会后马上轻装。

时任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的王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人包围一天，又乍呼半宿，以为没有事了，都躺下睡大觉了。我们突击队摸到敌人跟前，黄政委一摆手，大家散开，手端着刺刀向睡觉的敌人猛扑过去，几分钟之内就捅死了几十个敌人。其余的敌人一边开枪，一边逃跑。我们用机关枪猛烈扫射追击。敌人被我们的突然袭击搞乱了营，各自逃命，在阵地上乱窜起来。前头两个排分头向南北两个方向攻击，扩大突破口。

机关枪连和少年铁血队突击队立即向外突围。大部队也有顺序地冲出包围圈，我们一口气冲出20多里。

程斌叛变，1路军主力北进，堪称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官兵奋勇，指挥得当，北进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1方面军兵力250人，只及警卫旅的一半。这个数字，与两次西征后的1军大体相当，只是处境的艰险并非兵力数量所能体现。“集团部落”的普遍建立，已经预示了抗联的命运。程斌叛变也不仅是1师的瓦解和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的破坏、游击区的丧失，而是意味着有形无形的更大的难以挽救的危机。

已经毋庸置疑的历史是，单凭抗联独立支撑东北抗战，原本就是场无望取胜的战争。

如果说王传圣、赵明山、丛茂山等人，只能从切身经历的非人的衣食住行中理解这一点，而且这一切还需要一些时日的话，那么，像杨靖宇、魏拯民对此是否早已明了了？

无论如何，只有站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什么叫东北抗联，理解杨靖宇、魏拯民这样的大英雄。

<h3>“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h3>

1939年10月，日伪当局调集6万余兵力，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省境内，开始了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矛头直指抗联1路军。

早在1908年，满铁地质调查部即对通化大栗子沟一带进行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派出所谓“国防资源调查团”，在东边道各地勘测矿业资源，特别是战争急需的钢铁、煤炭和稀有金属。之后仍是不断调查，结果是一致惊呼：“东边道——满洲的金库！”

1939年7月28日，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从美国进口物资占其进口总量的40%左右。大量战略物资没了来源，加上当年日本干旱，电力不足，军工生产仅完成预定计划的80%，东边道这座“金库”的战略价值就愈显突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获取那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1路军的存在，不但使侵略者不得安宁，还直接影响了对这一地区矿业资源的掠夺。于是，尽管关东军刚在诺门罕吃了败仗，还是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开始了又一轮的“大讨伐”。

所谓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结束两年半后，又恢复常态，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披挂上阵，参战日军为6400人，约占总兵力的1/10。

需要特别交代一笔的，是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直接指挥的10个警察大队，每个大队200至300人，包括程斌在内的10个大队长，原来或抗联，或义勇军，全是叛徒。岸谷重用这帮东西，原因不言自明，而且授权他们可以跨越省境进行跟踪、追击。在这次“大讨伐”中，这帮东西的危害也最大，岸谷也因此而升任伪通化省次长。

准备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野副“大讨伐”，将3个伪省划为东、西、南、北和东北5个“讨伐区”，分片包干，意在将抗联队伍分割包围。在各分担区内，大部队运用“踩踏战术、梳篦战术、拉网战术”，来回拉网，穷搜山林，并有飞机配合侦察。各种工作班、特搜队的军警宪特，则散于游击区的山林内，搜集情报，寻找蛛丝马迹。一旦发现目标，即咬住不放，穷追到底，此即所谓“壁虱战术”，又称“狗虱战术”。

笔者不知壁虱为何物，总觉得应该就是前面写过的草爬子。而据说是这种战术的发明者岸谷，则这样解说“壁虱战术”：“一旦开始追击，就不能松手。稍一放松，他就会死灰复燃，而我们就将前功尽弃。所以，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人，也要彻底地进行追击。就像‘壁虱’那样，咬住不放，不给对方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从1938年起，连续三年，通化地区8月中旬即强迫农民收割庄稼，并对居民粮食集中保管，限量配给，以期断绝抗联粮道，实行“饥饿政策”。伪通化省1939年“集团部落”达450多个，为1936年的3倍，已实现“集团部落”化，濛江县又是典型县。通化北、濛江南的无人区，各纵横百余里。无人区里可以藏人，但要取得粮食就不能不与人接触，而这几乎就意味着暴露目标了。

10月1日至5日，南满省委和1路军领导人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和1方面军，在辑安、通化、金川、柳河、抚松、濛江、桦甸地区活动。魏拯民率3方面军，在敦化、安图、宁安南部镜泊湖游击，并与吉东省委、2路军取得联系。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率部在长白、安图、抚松一带作战。

会后，杨靖宇率警卫旅南下濛江。11月22日，在那尔轰一号桥伏击日伪“讨伐队”，歼敌30余人。12月7日，在龙泉镇北的角杆顶子与日军有马部队交战，毙伤敌10余人。9日，又在大北山与日军渡边部队作战，之后悄然潜入山林。与此同时，2方面军攻克和龙县二道沟金沟，袭击伪警察署。3方面军在敦化寒葱岭伏击松岛部队，毙伤敌几十人。

野副在桦甸县召开会议，痛责“讨伐”不力的指挥官。伪吉林省警务厅长森丰，一股火，心脏病发作，死在会场里。

可接下来，1路军就在1939年和1940年的严冬里，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必然。

大雪飘飘，山野皆白。倘是在林子里隐蔽，还行，一动，别说杂色服装的队伍，就是有保护色的动物，也极易被发现。天上飞机，地上警犬，最讨厌的是警犬。其他季节，在河里走上一段，它就蒙了，这工夫只要被它嗅上，什么招都不灵了。深冬雪厚，上面一层冰样的雪壳子，一脚上去，咔嚓一声，那人就陷进去了。在前面开路（也叫蹚道）的人，再壮实，蹚上百把米就气喘吁吁了，就得换人。倘是被敌人跟踪追击，那就是为敌人蹚道了。

敌人并不是漫天撒网，那样再有6万人马也无济于事。它知道1路军各部的活动区域、大概范围，有重点地进行“踩踏”、“梳篦”、“拉网”，并有快速机动部队随时待命。一旦发现目标，或用汽车运至山下，或乘坐更灵活快捷的爬犁进山追击。

丛茂山老人说，个顶个地跑，它日本子根本不值个。若在过去，冬天把溜子埋了，夏天更容易，林子里三闪两晃就没影了，翻过几道冈梁抽袋烟、眯一觉都行。现在不行了，它跟腚撵你，有的一溜道上都是敌人，换班来。他们不耽误吃饭、睡觉，却不让你吃饭、睡觉，那人哪受得了呀。跑着跑着，有的一头就拱雪窝子里了，有的你拉我拽地能起来，有的拉都拉不动。说不出话，有的还能用手指着脑袋，或者胸脯子，让你给他一枪。年纪老的、小的，体格弱的，有点儿病的，负了伤的，活下来的不多。

赵明山老人说，那时哪能像现在这样吃顿饭菜呀，那时就是吃包米粒子。没敌情时煮熟了吃，打仗、钻林子就那么放嘴里嚼。开头有时能吃上盐煮黄豆，后来黄豆没了，盐也没了。都知道盐吃多了咳嗽，没盐吃也咳嗽，还咳得挺厉害，不光俺一个人，你说怎么回事儿？后来有盐了，很快就不咳嗽了，你说怪不怪？那时打仗，好多就是为了弄粮弄盐弄衣服。冻死了，饿死了，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杨效康老人说，那时有黄蜡，用来堵枪口的。吃块拳头大的黄蜡，能三天不觉得怎么饿，不消化，就是糊弄肚子，一点儿劲也没有。走路打晃，站岗站不住，靠树站着，一会儿就坐下去了。俺们班4号战士睡觉打呼（打鼾），那才响呢，这工夫也没声了，躺那儿死人似的。有人瘦得皮包骨，有人“胖”得吓人，脑门子一按一个坑，浮肿呀。“胖”的比瘦的更不抗折腾，一阵风能刮倒似的。宿营支帐篷，不是现在那种厚厚的防寒的，而是做衣服用的布料自己做的，飘轻，过去一个人一会儿就支起来了。这回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舞舞扎扎地得弄上半个来钟头，有的就趴那光剩张口喘了。可一听到枪响狗叫，那人一扑棱就爬起来了。

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写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39年6月至12月，1路军袭击敌人167次，与敌交战109次，总计276次。

1940年1月21日，在濛江县马架子战斗中，丛茂山负伤被俘。

老人说，俺在后面掩护，不是命令俺留下来掩护，是俺跑不动落后了。肚子里除了黄蜡、树皮、树叶子，没几粒粮食，哪有劲呀？俺身板好，可机关枪沉哪。俺当兵第一仗，没人教，就知道把身子藏在树后打枪。这工夫，俺靠在棵大树前，这不是净等着挨枪子吗？歪把子压满子弹30来斤，不那样站不稳、端不动呀。那时像俺这样的小兵，也知道这个仗没法打了，打不赢了。留在后面打掩护，那就是有口气就得把枪子放出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俺早就够本了。

老人说，前面是警察狗子，后面是日本子，从树空里往上上。落叶松一棵棵陡直陡直的，下面一根草没有，那雪没膝盖，深的地方插裆，他们走不快，好打。俺朝人多的地方一个点射，警察狗子都拱雪窝子里不动了，日本子也趴那儿了。这样打了两回，日本子就不顾死活往上上了，他们急着撵咱的大部队呀。俺最乐意打日本子了，瞄准了一个点射，前面那小子仰歪了，后边也有伤的。那子溜子在身边嗖嗖飞，能听到后面那日本子不是好声地叫唤。就这工夫，俺胳膊、大腿和肋巴骨下边挨了3枪，若不是靠在树上，那人能出挺远。枪掉地上，俺还看了一眼，接着人就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丛茂山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炕上，旁边坐着个老太太。

这是濛江县城西门里道南的一户人家，老两口有个姑娘，老头叫张善堂，给人赶大车。丛茂山不知道敌人怎么把他弄到这里来的，只知道当时不少老百姓家住着伪军、伪警察的伤员，有打伤的，有冻伤的，鬼子的伤员都住在医院里。一个多月后，有的伤好了，有的转去医院了，就剩丛茂山一个人还在张善堂家“住院”。那老太太就问：他们怎么不来接你呀？

丛茂山穿的是一套伪警察服装。这时打仗缴获，枪不算什么了，连抗联最宝贝的机枪也不宝贝了，钱也没什么用了。丛茂山负伤被俘后不久的马屁股山战斗，伤亡70多人，他所在的总部机枪连，一次就埋起来5挺机枪。减员太多，没人扛了。最要紧的是吃的穿的，把敌人冲垮了，最宝贵的是敌人丢弃的粮食，见到敌尸就往下扒衣服。张善堂一家人一开始就把他当成了“白帽子”，战场上乱糟糟的，敌人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知道自己被俘了，丛茂山就想到了狼狗圈，至于“过堂”审讯，肯定少不了。结果，一个多月里，只有个朝鲜（族）医生来给他换次药，此后再没人理他。而给别人换药则多得多，显然是区别对待，没把他当自己人。那么，是觉得他这个小兵没什么价值，还是把他忘了？

3个多月后，丛茂山能下地了。之前，吃饭、大小便都是老太太伺候，还弄些偏方给他疗伤。知道他是红军后，老太太说孩呀，你胆怎那么大呀，对他就更好了。他认老太太干妈，能下地后第一件事是给干妈磕头。半年后回家，临走前跪地上，把头磕得咚咚响。50年代初回濛江谢恩，干妈、干爹都去世了，找到干妹妹，去坟头烧纸磕头。

丛茂山负伤被俘几天后，王传圣在马屁股山战斗中右小腿负伤，骨头断了。杨靖宇看看伤口，叹口气，跟军医处长徐哲商量一会儿，给王传圣留下3袋高粱米、1条牛大腿，还有拳头大袋盐。什么药没有，只有挺大一块用来包扎伤口的白布。

老人都说，那时几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几仗。除了“集团部落”就是无人区，像这种无法行军打仗的伤员，没别的办法，只能留在山里。

丛茂山昏迷后被敌人弄去干妈家“住院”，王传圣一个人在大山里“住院”。

那个地方叫东双丫子山，同志们给他选个背风、暖和的阳坡，一棵大松树下有棵大倒木，旁边一块很大的岩石。给他留下1张狗皮、1张狍子皮、1条半关东军的军用毯子，铺好盖上，就在这里安营“住院”当“团长”了。

丛茂山老人说，1路军总部代号2团，叫杨司令“2团长”，其实那时那人都是“团长”。行军休息，把枪一抱就缩成一团。睡觉没堆火，半个钟头也挺不了。打仗，打几枪就把手伸棉袄里头暖暖，或是搓一阵子，不然就冻坏了。他说他总觉得负伤后是直挺挺地倒下的，那身子都冻硬勾了，打不了弯了。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三九四九，棒打不走，在家死守。”濛江有气象资料以来的最低气温，是零下42摄氏度。这种温度与民谣，东北各地大同小异。濛江与周边邻县不同的是，冬夏晴天很少，冬天雪特别多。即便晴天也清雪飘扬，那种不大的薄薄的像云母似的雪片。这东双丫子山就更不用说了，风一刮，天上的，树上的，竞相飞舞，难得见到太阳。

几天后，王传圣的右脚冻坏了，大脚趾黑了半截，四个小脚指甲一碰就掉了。而比之那些打散了，来不及，或是没装备狗皮、狍子皮和军用毯子的，他已经算得上天堂了。

总部一匹马走不动了，在山冈上被打死了，大腿和胸脯上的肉被剔掉带走了。一群狼在上边噬咬、抢马骨头，吃光了就奔王传圣来了，有几只离他就30多米，冲他嗥叫。晚上烧堆火，白天把枪抓在手里，这样对峙了几天。

原说是5天一个联络期，他就在身旁雪地上每天插根树棍，插3根了也不见有人来。太阳升起、落下，山岭在阳光、星光下喧哗，林吼狼嚎，有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被雪埋上了。

丛茂山负伤被俘后的第一顿饭，是干妈做的小米粥和土豆炖酸菜，那感觉是可算吃上了一顿人饭。王传圣那3袋高粱米，从一开始就准备细水长流的。他不知道杨司令他们怎么样了，会不会派人来接他，也不知道这伤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晚上一堆篝火，白天一堆灰烬，一支压满子弹的步枪在伸手可及处。他不想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荒山野岭的世界，更不想落进狼口。他知道那火堆可能引来敌人，有时就非常想引来敌人，100多发子弹足够轰轰烈烈干一场了。

两面袋高粱米空了，金黄色的冰溜花，在那冰雪覆盖的岩缝中绽开了。腿脚的枪伤、冻伤，也一天天发痒长肉芽，伴着冰溜花爆发出生命的歌唱。之前是拖着条伤腿，在雪地上爬着弄柴火，这回是拄着根棍子活动、锻炼。

当最后那袋高粱米还剩十来斤时，他把它捆在铺盖里背在身后，步枪横跨在胸前，拄着棍子“出院”下山了。

东边15公里左右的错草顶子有个密营，负责人是王科长，外号“王罗锅”。参军快6年了，王传圣对这一带挺熟。野副“大讨伐”，许多密营被敌人焚毁了，不知道错草顶子什么样了。而凭他这腿脚，也只有先奔最近的了。

王传圣很幸运。半路上碰到机关枪连和少年铁血队的几个人，而且错草顶子密营也在。在那里养好伤，听说1路军主力去苏联了，就和几个人几经辗转，从珲春过界去了苏联。

丛茂山说他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负伤被俘的，赵明山是腊月二十四负伤，两天后被俘的。

赵明山老人说，在濛江县八道沟，日本子、汉奸队在后边撵，前面又有了情况，俺扛着机关枪抓山挠岗抢山头。那雪大呀，插裆深，要是抓不到树枝什么的，那你就在雪窝子里“蛄蛹”（原地动弹）吧。机枪手俺是第一个爬上去的，没等卧倒，胸腔子里一阵热，哇的一声，一口血喷出好远，接着咕咚咕咚又是两口。俺寻思是挨枪子了，没想到是累吐血了。就觉得头晕，眼也发花，那也得打呀。半里多远，是汉奸队，俺一个点射，那帮小子都拱雪里了。一会儿机关枪都响了，打得“钢烟起”（形容雪烟四溅），汉奸队一下子就“屁”了，俺们就撤。俺好歹爬起来，晃晃悠悠刚走几步，就一头“攮”（栽倒）那儿了。

赵明山醒来后，躺在棵倒木旁，身下铺张狍子皮，身上盖条毯子。旁边还有三个人，两个腿断了，一个肚子受伤了。部队已经撤离了，给他们留下多半面袋包米粒子。

老人说，那些包米粒子让俺们吃10天，10天内有人来接俺们。结果呀，俺们那堆火把个坐探马小六引来了，下半夜领来一帮警察狗子，拿枪把俺们支上了。弄到濛江县城过堂，问俺部队去哪了，俺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又问俺部队有多少人，俺说400多。军部机关枪连人最多时就这个数，比有的师人还多，可那时就剩40来个了。他们说俺说假话，俺就说没几个了。一个短粗胖的警察狗子说，没几个了？那走到哪儿怎么都有人冲俺们放枪呀？俺说说多了是假的，说少了又不信，那你说是多少？这小子火了，啪啪给俺俩耳刮子。俺说操你个妈的，日本子是你爹呀，上去就是一“杵子”（拳头）。这还能好吗？几个小子拳打脚踢，把俺打死过去了，扔到外面的煤堆上。一个烧锅炉的姓刘的老头看见了，把俺背回锅炉房，喂水掐人中的，把人弄活了。

老人说他是农历二月十七放出来的，同时释放三十多人。每人发张盖戳的字条，算是“证明书”、“行路证”，有这个走哪儿不抓你，让拿着回家去找村公所。老家绿豆营子没了，归屯了，见到个摆槽盆子的张老六，说俺家搬到凤城县松树嘴子了。半夜三更摸到家，母亲不信，拿油灯把俺照了又照，说真是你吗？清明节在岔路口给你烧三年纸了。

原1路军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吕伯歧，在回忆录中说：1938年秋，“在安图曾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杨靖宇讲：‘要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谁也不准上苏联，还不准猫起来，一定要牵制敌人’”。

1939年春，有人提出是否把部队转移到苏联去，以便保存实力，待形势好转再回来。这时去苏联，是完全办得到的。杨靖宇不同意，他说我们是东北抗联，你跑到苏联去，还叫什么东北抗联？

第二次老岭会议取消西征计划，又不准去苏联，待到野副“大讨伐”，南满即成绝地。

应该说，杨靖宇的意思很明白：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里打到底了！

不是绝地求生，而是绝地求战：战至弹尽粮绝，战至一兵一卒，战至最后一口气、一滴血！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叛徒！叛徒！

1939年刚过春节，杨靖宇就让王传圣带上几个人去筹集粮食。他们在辑安县八宝沟、天桥沟、梨树沟、蚂蚁河上下围子、大小蚊子沟一带，拜把子，认干亲，有的还摆香堂举行仪式入了“在家礼”，利用各种关系，广交朋友，发动群众，购买粮食和其他物资，再由当地群众送到指定地点。

杨靖宇牺牲时，身上还带着好多钱。那是有钱买不到粮食的时日。粮食成了第一需要，因为只有生存才能战斗，而他在一年前就为此精心策划了。

野副“大讨伐”开始，杨靖宇即决定1路军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这是抗联一贯的战法。而敌人的重点“讨伐”目标，当然就是1军主力和悬赏1万元的“匪首”杨靖宇了。

12月末，在濛江县头道老爷岭，杨靖宇再次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他命令1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率部袭击濛江西部的龙泉镇，总部参谋李清绍带一个连佯装主力，北上四方顶子，又在头道花园与2方面军一部分活动。杨靖宇率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准备绕道濛江东南再去濛江北部山区，与敌周旋。

一路不断与敌交战，程斌这只狗也紧追不舍，又断粮了。杨靖宇决定继续分兵。1月11日，警卫旅政委韩仁和和1团团长黄海峰，率60人佯作主力北上，转移敌人视线。杨靖宇带主力200多人在西岗地区隐蔽，准备与1路军军需部长全光会合，研究解决粮食问题。

久等全光不来，下山筹粮的小部队被敌发现，连日转移、激战。21日，在濛江县马架子战斗中，警卫旅1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叛变，接着向敌人全盘供出杨靖宇的行踪、计划及密营、粮食储藏地。从此，杨靖宇走到哪，敌人跟到哪，被敌前堵后追。1月28日，根据丁守龙口供，日军在马屁股山追上杨靖宇率领的主力，程斌等伪警察大队则在前面布阵堵截。激战一天，翌日拂晓转移时，误入敌人伏击圈，损失惨重。

也巧了，碰上一条暖泉子河（寒冬腊月也不结冰的地热河），老远就见山谷里雾气沼沼的。杨靖宇命令官兵下河。虽说是暖泉子河，也是腊月天，零下30多摄氏度，什么滋味儿？这样蹚出七八公里，敌人寻不着脚印了，警犬的鼻子也不灵了，又开始蒙头转向找不着北了。

不能说这时就转危为安了，但一线生机还是出现了。

可是，总部特卫排长张秀峰叛变了。

丁守龙是负伤被俘叛变，张秀峰是自己下山找到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投降的，并献上如下的见面礼：匣子枪、撸子各两支，望远镜一个，现金9960元，另有一些机密文件。

第二天，部队在古石山区宿营时，被日伪军包围。越打敌人越多，飞机也飞来扫射、投弹、撒传单。杨靖宇指挥官兵反复冲杀，突围后仅剩30多人了。

特卫排，那是总部和杨靖宇的贴身卫队，首长安危的最后一道防线，装备顶级，人员优中选优。丁守龙是磐石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职务提升慢，对杨靖宇心怀不满。而张秀峰1934年十五岁参军，就在杨靖宇身边当警卫员，深得信赖。如果说丁守龙叛变，就说杨靖宇已经彻底暴露为时尚早，那么张秀峰投敌后，杨靖宇无论在三道崴子遇见的是伪牌长赵廷喜等人，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碰上什么人，都是迟早的事了。

丛茂山老人说，那时俺们下边“哄哄”（哄传），说张秀峰是要当副军长的。谁都知道，杨司令拿他当儿子待，那就得豁出命来给杨司令挡枪子呀。再说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他倒把杨司令卖了。妈个巴子，这小子的良心眼子长“肋巴扇”（肋部）上去了。

由岸谷隆一郎直接指挥的伪通化省10个警察大队中，最卖力、最疯狂的是程斌、崔胄锋的两个大队。

崔胄锋，原名韩俭秋，曾任朝鲜革命军1师师长、2方面军司令。由清一色朝鲜（族）人组成的朝鲜革命军，是东边道地区最早的反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曾与唐聚五的自卫军和抗联1军配合作战。1935年秋，韩俭秋与王凤阁在辑安县会晤，成立“中韩抗日同盟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又下设司令部，王凤阁为委员长，韩俭秋为司令，两个人共同指挥作战。

据说，此人颇精明干练，也挺勇敢，如果不是后来成了叛徒，还可加个“坚定”。使他坚定不起来的，是王凤阁的失败。堪称东北设施最全，也最坚固的王凤阁的山寨，也是浸透着韩俭秋的心血的。在他看来那是固若金汤的，结果在炸弹、燃烧弹下，很快变成废墟、焦土。不久王凤阁被俘，一家人被害，他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这年4月底，老天爷和土地爷已经对他露出笑脸，抗日军的好时候来了，他却带领部下70余人，在桓仁县横道川向日寇投降了。为表示痛改前非，与过去诀别，改名换姓崔胄锋。之后“皇民化”，又弄个鬼子姓名，参加了关东军。

这小子熟悉游击战，对东边道的地形、山林也不陌生。无论树叶开门、关门，也不管你怎样埋溜子，只要被他盯上，再难甩脱。这就是叛徒特色。而他又急于在主子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有一股邪劲，成了一只疯狗。

只是比起一丘之貉的程斌，崔胄锋之流又是二流角色了。

前面说过，东满、北满都有地名“迷魂阵”。深山老峪，林海布阵，天然机关，变化万千，让你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濛江县东泊子也有这么个地方，叫“东干饭盆”。东北人称干饭为“闷干饭”，“干饭盆”意即地势凶险，不识路径者有进无出，只有在那饭盆里被“闷干饭”。岔沟突围后，程斌引导敌人紧追不舍。杨靖宇、魏拯民假作溃败，率部北上进入东干饭盆，要把这小子引进来，好好闷它一盆干饭。程斌虽然邀功心切，却比鬼子还鬼，一看那地形，立刻按兵不动。

1军老人都说，只要被敌人跟上了，或者堵上了，八成就有程斌，战场上常听到程斌的公鸭嗓子。抓到影儿，不用命令，枪弹齐发，恨不能把他打成筛子。

大到“南满省委”、“军党的责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编制、装备、干部名、人员”、“程斌所采取的战术”，小到“行军宿营的部署”、“武器、子弹、衣服、粮食的补充办法”、“通信联系的方法”，程斌把他知道的都口述笔写了。若在一年前，接下来八成就该对他进行“严重处分”了。什么都知道了，已经没有价值了，还留他何用？其实用处大了。从知道到比较熟练地运用，那是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的，更不用说有些东西是鬼子永远也无法掌握的了。

程斌成了鬼子手里一只难得的两条腿的警犬，还被摇晃成了一面“谋略讨伐”、招降纳叛的旗子。

“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家乡，火是生命，野菜树皮是食粮。”非人的境遇摧残着人们的肉体，磨砺、考验着人的精神、意志，有的人就崩溃了，屈服了。

据说，1方面军参谋长尹夏太，是听了程斌和其他叛徒喊话后，下山找程斌的。他的弟弟、总部机关枪连班长（又说是连长，还说是指导员）尹夏耕，听说了，下山去找哥哥了。

李清绍则是他的警卫员叛变，领着敌人来抓他，将他击伤被俘后叛变的。

少年铁血队队长高玉信，叛逃时还带走几名部下。

一支部队，无论几百人，还是几十人、十几个人，出一个叛徒就危险了，何况这种叛徒系列。

据说，一个程斌大队，后来几乎收罗了1路军各方面军的所有叛徒。

野副“大讨伐”调集6万余兵力，因为它要“踩踏”、“梳篦”、“拉网”，穷搜山林，人少了不行，必须这种人海战术。但是，如果没有程斌这些叛徒，用抗联老人的话讲，是“用抗联的叛徒打抗联”，1路军的损失也不会那样大，杨靖宇也极可能脱险。东边道那么大，敌人就是再有6万余兵力，也只能在有限的重点区域内“踩踏”。尽管白雪皑皑，困难多多，那也是莽莽林海，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也有几年的经验了，鬼子伪军“踩踏”野猪、狗熊去吧，弄不好在麻达山还冻死了。

而自老岭紧急会议改变番号，然后分兵北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跟程斌这帮叛徒斗了。

所有总结1路军在野副“大讨伐”中失利的原因，都少不了这样一条：敌人太强大了。

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体现在已经道白的和没有道白的方方面面。而且，这次“大讨伐”中的“踩踏战术”、“壁虱战术”、“谋略讨伐”等等，也是相当高明的。

而最重要的是，敌人开始大面积地收获“治本”的成果了。

没有政府，没有编制，没有营房，没有兵员和后勤补给，通常意义上的军队所必需的一切都不具备，这样一支抗日武装是万万离不开人民的。敌人再强大，有人民帮助，敌在明处，我在暗处，它就防不胜防，免不了被动挨打。从抗联的诞生、发展、壮大，到这一刻的破衣烂衫，没吃的，没住的，以及叛徒频出等等，皆源于此。无论东北党和抗联为此作了怎样的努力，自敌人决心集甲并村，搞“集团部落”时起，今天的结果就注定了。即便没有北方会议以来的种种错误，也不可能制止它，因为力量对比明摆在那儿。

表面上看，桓兴县委的撤离、消失，是因为程斌叛变，东满、吉东、北满各地县委陆续上队，是由于敌人“讨伐”，根据地被破坏，实际的根子都在“集团部落”上。县委、根据地都是人建立起来的，这里不行了，不是可以到别处去建立吗？可归屯了，原来的人际关系不存在了，“证明书”，“行路证”，“十家连坐”，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里，利用内红外白的甲长、屯长，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关系，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实践中却是需要相当的实力与时日，而东北党没有这种实力，敌人也不会给你这样的时日。

“集团部落”对东北党和抗联的打击，是全方位、根本性的。

因遍地的“集团部落”，而与老百姓隔离又没了地方党的抗联，只能依靠并不可靠的密营。而出了叛徒，密营不密，被毁，就只能落到眼下的境地了。

<h3>两个中国人出卖了中国的民族英雄</h3>

自丁守龙叛变后，敌人的“踩踏”、“梳篦”、“拉网”就目标明确地向杨靖宇率领的这支部队收紧了，天上地上都是“壁虱”。

南满、北满都曾击落过飞机，都不无偶然性。

丛茂山老人说，那飞机狂呀，有时就贴着树梢飞，把帽子都刮掉了，像要把你抓走似的。那时老百姓讲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开头俺也胆突突的，后来就不怕了，就打。打人，打汽车，半里多地，小半里地，提前量多少，老兵告诉你，上军事课也讲。这飞机怎么打呀？远了够不着，近了嗖一下子就过去了，打不着，干瞪眼，也不服气。这东西太糟害人，也太欺负人了，不光在天上打俺们，还给地上的日本子“拉道”，它在上边，看得清呀。俺寻思瞎点枪子，打下一个，就能有个“约莫”（经验），它也能老实点儿，不敢那么狂了。可那时那人都觉着打不下来，枪子也金贵，领导就“喝呼”俺，说6号，你别白瞎那枪子了，你当枪子是大风刮来的呀？

张秀峰叛变后，天天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敌人越来越多，天上地下，呼拥而进，山林里一队队黄糊糊的，脚溜子纵横交织。

马架子南岭有个新开河木场，驻守40多伪森林警察。2月4日半夜时分，杨靖宇指挥所剩的30多人的队伍，摸到近前，两挺机枪啸叫着，像焊枪一样把大木门切割掏开个洞，冲进去，把伪警察封锁在房内，即分兵去找仓库、搞粮食。前后不到半小时工夫，周围枪声响成一片，日伪军从几条山沟冒出来，黑压压的。几挺机枪喷吐火舌，掩护部队冲出来，然后边打边撤，撤到山上天已快亮了。

粮食没搞到，算上杨靖宇，只剩15个人了。

15个人朝东北方向走，发现沟沟岔岔都有敌人，又退回来。敌人跟上来，于伦带6个人在后面阻击，掩护杨靖宇撤离。少年铁血队队长叛逃，指导员负伤，杨靖宇临时任命于伦为副队长。7个人2挺机枪、8支匣子、3支三八大盖，除机枪手外，每人两件有余。机枪扛不动，大都埋了起来，匣子枪舍不得。冲在前面的是程斌大队，于伦认得，让大家放近了打，便于发扬匣子枪的威力。硬顶了两个来小时，于伦抱挺歪把子在前面开路，冲突出来，雪地上那脚溜子乱套了。循着几条追上一阵子，不是碰上敌人，就是觉得不像，待到天黑就彻底绝望了。

2月5日，杨靖宇带7个人到了那尔轰木帮。原木一堆堆小山似的，工人在中间倒出块地方，支架好，上面再码上原木，原木堆中就有了间“房子”。那地方有暖泉子，有吃有喝，有铺有盖，还在这里过了春节。这是1939年至1940年的那个冬天，度过的唯一一段算是比较安稳的日子，共是7天，有一种重返人间的感觉，甚至就是天堂了。

12日半夜时分，值班的张老狗不见了，还少了一支匣子枪。炸弹再次从堡垒内部炸响。立即转移。敌人上来了，天亮后飞机也来了。7个人边战边走，战至天黑，人倒没少，伤了4个。

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道：

甩掉敌人后，走到公路旁边，发现道路两边的树木，都被砍得横倒竖卧的拦住了去路。在这里，靖宇将军对我说：“小黄！你和几个伤员同志顺来路往回走，到烂泥沟子给陈政委送信，告诉他这边的情况，请他派人来营救。联系上以后叫他们到七个顶子会合。我带两个同志继续设法找部队。”说着靖宇将军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的条，撕下后交给我，同时给我一块大烟土，嘱咐说：“带着这个，同志们伤口疼时好吃。”

15日晨，在五斤顶子西北方向搜索的崔胄锋大队，在雪地上发现一行新鲜的脚印，立即紧张起来。崔胄锋分析判断：“沿着这个脚印前进，再走一里半，肯定会发现匪贼。”

脚印是杨靖宇留下的。发现敌人，杨靖宇立即在山林中疾走。下午3点左右，敌人越追越近，杨靖宇占据有利地势，两支手枪，左右开弓。在300米左右的距离上，双方对射一阵，“讨伐队”副队长伊藤高喊：你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杨靖宇道：别开枪，我投降，你一个人过来，我有话说。

伊藤刚站起来，“嗒嗒嗒”，几粒子弹射中他的胸膛。

崔胄锋起身追赶，被击穿大腿，应声倒地。

杨靖宇毙敌1人、伤敌6人，自己左手也受伤了。

敌人拼命追赶。

3月31日，即杨靖宇牺牲38天后，满铁《协和》杂志记者在三源浦伪警察署召开“讨伐杨靖宇座谈会”，参加者4个鬼子以岸谷隆一郎为首，6个叛徒以程斌为首，几乎是鬼子的一言堂：

“队员们接二连三地倒在雪地上，这可能是追丢了杨靖宇而一下子泄气的缘故。再加上那一天的行程是足足跑了十五里以上的山路。当一个人倒下之后，就像凶猛的传染病蔓延开来一样，到处都有人接连倒下去。还有些人掉队了。这样一来，早上出发时曾经有六百人的讨伐队，很快少到三百人，二百人，一百人了。”“到了十六日上午二时，不知什么时候队员只剩下五十人了。大家用冻僵的手一根根地点燃已经所剩无几的火柴，拼命地追寻杨靖宇的血迹和足迹。”

而这时，杨靖宇已经赶到七个顶子的“甩地点”处，等候下山购买粮食的两个警卫员归来。

2月18日，朱文范和聂东华在濛江县城西南6公里的大东沟“集团部落”买吃的时，被敌发现，激战中两人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鉴，又找来叛徒张秀峰，确认他们是杨靖宇的警卫员，从而确认杨靖宇就在附近，再一次紧张、兴奋起来。立即调集兵力，缩小搜索、包围圈，封锁交通，命令“进山砍柴的人绝对不许携带午饭”。

1939年11月22日，杨靖宇率1路军总部直属队和警卫旅400余人进入濛江，一路分兵、牺牲、失散、叛逃，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杨靖宇为什么要进入濛江？

濛江县有曹亚范的1方面军200多人，李清绍、林宇诚各自率领的100多人，少年铁血队和全光的各60多人，还有1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率领的小部队30多人，杨靖宇要向他们传达头道溜河会议精神，应对野副“大讨伐”。

那么，之后为什么不离开濛江，就在境内与敌周旋呢？

西边桓仁的老秃顶子，本溪的和尚帽子，都是好地方。可程斌叛变，当时撤离还来不及呢，如今是想都不用想了。南边临江地域狭窄，东边抚松杨靖宇不熟悉，也不宜去。况且，山野皆白，长途行军，极易被敌发现。携带给养不可能很多，势必为粮而战，自然暴露目标。难走难藏即难打，这不是施展游击战拳脚的季节，又逢这等规模的“大讨伐”，要紧的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以待再战，而濛江具备这样的条件。

山高林密，原始森林，易于藏身。周边邻县，地理环境也大体相似。再往远了看，当时的通化、间岛、吉林3个伪省，濛江几近中心地带，这就使它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实际上，以往冬季反“讨伐”，1路军经常进出濛江，以东、南、西、北泊子（“泊”音pǎi，泊子即大森林）为依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藏，颇得心应手。

濛江是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较早开辟的游击区、根据地，这时仍有70多处密营、医院、被服厂、军械所等等，分布在大山密林深处。这是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遍地“集团部落”，要度过漫长的冬季，密营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境内还有两条秘密活动路线，一条以桦甸错草顶子为起点，经濛江西部到达临江，一条自桦甸沿松花江南下通往临江，沿途有联络点及粮仓。杨靖宇不断分兵，或者与敌遭遇后几路冲杀、突围，并不是盲目地乱打、乱走，而是“甩地点”，有计划、有目的、有路线的。

濛江是木帮云集之地，采伐季节，工人多则几万，少则数千。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白浆河木场。把头、工人同情、支持抗联，保护木场的伪森林警察，有的也和1路军建立关系，有的木场就是联络点。1938年后，日伪加强山林统治，大发“进山证”，在木帮中安插特务，一时也难以改变这种天然的盟友关系。

但是，不断出现的叛徒，把一切都毁了。

这边调兵遣将，围追堵截，那边就去焚毁密营，有的留作诱饵，待部队奔去了，或是派人去取粮时，黑洞洞的枪口早等在那里了。

同样由于叛徒出卖，一路无论怎样不断分兵，也难以转移敌人视线。相对而言，倒是分出去诱引敌人、掩护总部的小部队，比较安全些。

久候不见朱文范、聂东华归来，杨靖宇明白他们出事了。

有人说，这时杨靖宇是要去找伊俊山。伊俊山这时率支30多人的小部队，好像在濛江的大四方顶子一带活动。而无论去哪里，找谁，或者在七个顶子等陈政委（原桓兴县委书记李明山）派人来，杨靖宇都必须首先解决吃的。这时他有3支手枪，牺牲后还有230发子弹，另有6660元钱。但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吃的。如果他能吃顿饱饭，哪怕有个窝头，我们的民族英雄也可能不是我们已知的这个样子。

没人说得清接下来几天的情形，已知的是2月23日，杨靖宇出现在保安村三道崴子，见到了上山打柴的伪牌长赵廷喜等4个人。

当时，杨靖宇在个废弃的不大的砖窑里。这天是正月十七，赵廷喜等人是出官工，给东门外的日本飞机场打柴。不然，这种时节除了打猎，即便勤劳如我的祖辈，也不会进山干什么的。

杨靖宇让他们给买粮食和棉鞋，表示可以多给些钱。后来日本鬼子说是“要求四个砍柴的农民送来两袋面粉和棉鞋，并说可以多给钱，还拿出大捆的钞票给他们看”。赵廷喜等人说，你还是投降了吧，“满洲国”现在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说，我是中国人，决不会向日本子投降，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对不起广大人民。

4个人答应了，约定了见面的地点。

临别前，杨靖宇说：中国人可不能出卖中国人哪。

回去的路上，赵廷喜见到了特务李正新。李正新似乎看出了什么，诈他，他就说了，他们就去伪村公所报告了。

丛茂山老人说，他在干妈家养伤，时间长了，他就告诉干妈，俺是红军。你说抗联，那人不大懂，说红军，就知道你是打日本子的队伍，不是胡子。胡子也打日本子，又祸害老百姓，老百姓怕胡子。

日伪当局口口声声的“匪贼”，濛江的老百姓则将其分为“红军”与“胡子”。一个县城的老太太与保安村的伪牌长，难以比较他们对此的理解程度。而从敌人确认杨靖宇就在附近后，包括在县城戒严的一系列大动干戈的动作中，伪牌长应该明白他见到的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以及他现在的举手投足，对这个人和自己都将带来的后果。按照后来“阶级斗争”的观点，中间隔着甲长，这个牌长距保长这个“阶级敌人”的“线”，还差挺远。而李正新这个人模狗样的东西，能从伪牌长的脸上看出他想得到的东西，似乎还能给人一种“老实巴交”的印象。其实他也就是个庄稼人。但是，当他把所见所闻都讲了后，无论出于一种或是几种什么样的动机，都是把中国的民族英雄出卖了。

李正新则属于那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类，这种人很容易成为权势者的狗腿子，日伪当局在各地都利用了许多这样的狗腿子。赵明山骂那个审问时打他的伪警察，“日本子是你爹呀”，是不是还真不好说。而像李正新这类狗腿子，通常是管钱叫爹的。他们像狗似的这闻闻，那嗅嗅，一心想掏弄到能讨主子欢心的东西，只是为的拿那东西换钱，然后去哪儿花天酒地一番。不过，他能从赵廷喜的脸上看出他叫爹的那种东西来，那狗鼻子也够灵的，算得个角色了。

七年后的这一天，在英雄的陵墓前，这两个汉奸、走狗、告密者，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

丁守龙、张秀峰，还有那个张老狗（黄生发说是叫“狗狗”），每一次叛变对杨靖宇都是致命的，而由赵廷喜和李正新完成了最后一次打击。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人群中才是最安全、有保障的。杨靖宇进入濛江的94天中，在那尔轰木帮那原木“房子”里的7天，是最隐蔽的。倘不是出了个张老狗，谁能说他不会在那里待到春暖花开，整理队伍，重新表演游击战的拿手好戏，或者挥军北上东满、吉东？

根据赵廷喜的叙述，敌人认定此人就是杨靖宇，先后派出五批“讨伐队”，近200人，赶赴三道崴子。第一批21人由伪警务厅警尉大网和警尉补益子率领，赵廷喜带路，乘汽车赶到山下，弃车奔到约定地点，没人，在雪地上发现了脚印。

杨靖宇就在附近的103高地附近。他肯定想到敌人可能会来，所以没在约定地点等候。汽车的吼叫在雪野中会传得很远，他肯定早已听到了，应该说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摆脱敌人。在“讨伐杨靖宇座谈会”中，谈到8天前在五斤顶子发现杨靖宇后的战斗中，日本鬼子说他“跑得飞快，两只手摆动到头顶，大步跑去的样子，活像一只鸵鸟在飞奔”，“完全像一个巨人在狂奔”。可他现在不行了，他是个伤员，还是个病人，据说患了重感冒。日本投降后，在长春医学院发现的英雄的头颅，福尔马林溶液里，可清晰看到脸上的冻伤。除了粮食，他还让打柴人给他买棉鞋。没人提到他的脚，没人说他那双鞋成了什么样子，那双脚成了什么样子，谁都知道手脚是非常容易冻伤的器官。也没人提及他受伤的手怎么样了，那人已经瘦成了什么模样，虚弱到了什么程度。今人和后人不难想象的是，即便没伤没病，即便不是在冰天雪地的山林里，而是在热乎乎的炕头上，一个胃囊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的人，也是极易被饥饿击倒的。

敌人很快发现了杨靖宇，枪声随即打破了山林的寂静。

子弹在松柏间飞啸，能够听到钻进身边树干时的挺有力度的咚咚声，树上积雪簌簌撒落，山坡上溅起缕缕柱柱的雪烟。

这是下午4点左右，在入冬后几乎就不断飘扬的清雪中，战斗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

利用树干、树丛掩护，杨靖宇且战且走，在409高地附近的三道濛江江边树林中，被两路敌人包围、迫近。叛徒尹夏太等人不断喊话、劝降，回答他们的是凛然的枪声。

3月6日，《通化省警务厅关于枪杀杨靖宇经过情况的报告》中说：

其间，讨伐队曾数次从缓攻击，劝其投降，但他毫无投降表现，两手拿着毛瑟一号手枪和考尔特二号手枪（枪的种类和型号是枪杀后查明的），进行顽强的抵抗。

而在《讨伐杨靖宇座谈会》中，鬼子则说：

原来我们不想打死他，希望能让他在有益的方面发挥才能，所以才劝他投降的。

杨靖宇是靠在一棵松树上射击时，被随程斌叛变的机枪手张奚若击中的，击中胸膛。

枪声停息了，濛江雪还在无声地下着。

松青，雪白，血红。

何谓强者？

“在讨伐杨靖宇的战斗中立了大功”的警尉补益子理雄，在3月31日的座谈会上说：

我亲眼看到对方一下子倒了下去。于是，我拼命地高呼：“打死了！前进！”当我们跑上前看时，只见一个身中数弹的大汉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根据我掌握的杨的体貌特征，立即直感到“这就是杨靖宇”！我的预感完全正确，经过原来杨的部下对首级的验证，证实确确实实就是最后一人、大头目杨靖宇。弄清之后，大家都围在尸体的周围，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接着不约而同地高呼“万岁”。大家都“呜呜”地哭起来了。

弹冠相庆，扬扬得意，座谈会上也是一副大呼小叫的样子，抑制不住的是邀功请赏的沾沾自喜——许多战犯在狱中都表述了这种心态。

自杨靖宇率400余兵力进入濛江后，大小战斗应在百次左右。对付这样一支饥寒交迫的疲惫不堪的人越来越少的队伍，侵略者空中出动多少架次飞机，地面调集、参战多少兵力，笔者说不准确，座谈会上高谈阔论、喜形于色的这帮东西，心中有数。而最后一次战斗，敌我兵力为近200∶1，而且这个人还是个伤员病人，一个几天没有进食，胃囊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的人。

侵略者心头明镜儿似的。

斩首示众的事例数不胜数，把人解剖好似还无先例。笔者没有资料能够说明鬼子是何动机。为了验证他们的“饥饿政策”的成效？想看看这个被他们称为“大匪首”、“满洲治安之癌”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材料制成的人？——他们真的就看到了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3月2日，岸谷隆一郎给濛江县警务科打电话，询问杨靖宇的遗体葬在何处，让马上起出来，做个假头安上，举行“慰灵祭”，重新安葬。

据说，此举是因为野副“大讨伐”的罪魁祸首野副昌德少将，连日连做噩梦，梦见杨靖宇向他要头，醒来即头痛。笔者没有资料证明此说。但是，做假人头重新安葬是确实的，岸谷还特意从伪省城赶来，主持了“慰灵祭”。

而在月底的座谈会上，益子说杨靖宇“不是一个寻常人物可比拟的，是个英雄”，岸谷则说杨靖宇“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还有前面引用过的“巨人”字样——日本鬼子并不吝啬赞美之词。

较量过了，他们知道谁是强者。

丛茂山老人说，那天干妈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回来，说你们一个大官叫日本子打死了，俺一下子就想，是不是杨司令呀？问姓什么，干妈说姓杨，俺脑袋轰的一声炸了，完了，杨司令死了！再一想，不对，杨司令不会死，杨司令怎么能死呢？干妈说，孩呀，你别不信，街上传得一哄哄的，听说还开膛破肚了呢。俺火了，大声说，那是日本子瞎说八道！干妈吓了一跳，俺就哭了，干妈也哭了。

老人说，俺急呀，又下不了地，干妈就给俺打听。几天后，干妈说对面街的王先生在报纸上看到的，日本子把杨司令的头割下来，在通化城大街上宣传、示众。俺说日本子的报纸说瞎话。又过了几天，干妈不知从哪儿掏弄来张传单，有半张《本溪县报》大，上面有杨司令的相片，是真的。可俺还是不信，杨司令怎么能死呀？俺现在做梦，还常跟杨司令在山里打日本子呢。

老人说他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负伤的，杨靖宇是正月十五牺牲的——他自己算出来的。他算错了。可他说得没错，杨靖宇怎么能死呢？

岸谷隆一郎说得也没错，杨靖宇“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代表，抗联精神的代表，万难不屈，宁死不屈！

他是个失败的将军，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护。只是，你可以打死他，却休想打倒他，他就活着，就是强者！

十二、绝地南满 第四十二章 壮士魏拯民

<h3>“为拯民”</h3>

杨靖宇牺牲，1路军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

魏拯民中等个头，瘦瘦的，脸稍长，白净面皮上有几个不易察觉的浅皮麻子。除了鼻梁上多副近视镜外，手里还少不了根棍子，以便支撑那羸弱的身子。说话不紧不慢，极有条理，文质彬彬，又挺风趣，金日成说他像个教授。

1909年，魏拯民生于山西省屯留县农家，1926年在太原省立一中读书时入团，第二年入党，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928年考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因家贫经常每天只吃一个三合面的窝头，到了还是因没钱而辍学。他的很严重的胃病，就是这时落下的。1930年考入河南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公费待遇，这回不用花钱了，却因胃痛有时难以出操，而被视为不适于从军，被军校除名。

很快将会写到，单凭身体这一条，他就不适于投身军旅，尤其不能置身于东北抗联这样一支队伍中。魏民生、魏锄耕、李新良、张达、冯昆、冯康等等，像他这种职业，是不能没有许多化名的。不知道原名关有维的魏拯民，为什么用了“为拯民”这样的谐音，只知道为钱所困，只能因钱择校的热血青年，为救国救民是没有选择、义无反顾的。

1932年春，党组织派他到东北，先后任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1934年童长荣牺牲后，被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2军政委。东满、南满两个特委合并为南满省委后，为省委书记兼1路军副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并一直担任2军政委。而在王德泰牺牲后，2军的军政担子就都在他的肩上了。

对东满危害最大的反“民生团”斗争，就是在他到任后开始刹车并最终止息的。

“集团部落”潜藏着的巨大危害，他是最早看得透亮的人之一。

与多病的文弱书生形象浑然不同的，是他的强悍、大气和务实。东满作为南满与吉东、北满的结合部，他一直致力于四大游击区的战略呼应、配合，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且，理应被视为武装斗争的门外汉，对游击战仿佛有种天生的悟性。

为打通与1军的联系，扩大游击区，1936年4月，魏拯民率军部和1师、2师南下抚松、濛江、长白、临江等县。进入敦化县境，被敌发现，即以一部佯攻大蒲柴河镇，将县城出援之敌诱至寒葱岭，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毙伤敌400余人。

打下一座县城，政治、经济、军事利好多多，却也绝非易事，许多时候想都不用想。1937年9月25日夜，魏拯民指挥部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首先割断电话线，然后摸掉哨兵，一举突入辉南县城，拂晓时分顺利撤出。别的不说，越冬物资置办全了。

同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说：

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是一位忠诚笃实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经斗争的革命家。

身上揣着朝鲜语读本，有空就读，向身边同志请教，练习对话。像他这种职务，又戴副眼镜，即便不端架子，也易使士兵感到敬畏，甚至格格不入。他却能让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向他倾倒。他是首长，关键还是个病人，打仗缴获到什么“好嚼裹儿”，给他送来些，他再送给伤员病号。即便是在一块干粮的价值，绝对高于今天同等重量的黄金的日子，倘若有那么块干粮，有老人说他也会与大家一道分享。

听说魏拯民牺牲，官兵失声恸哭。

1940年春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个士兵腿部负伤掉队，被魏拯民发现。这个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阵子都要站那儿大口喘上一阵子的病人，连背带拖，硬是把伤员弄回了15公里多远的密营。

对于1路军来说，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凶险、危殆的时刻。

程斌叛变后，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和残余部队，不约而同地东进。这一刻，杨靖宇一路不断分兵诱敌的部队、被打散的部队，以及各地密营的后方机关的小部队，正在撤离濛江，陆续北上。途中不断与敌遭遇，牺牲、被俘、失散。一是到处都是敌人，很难躲避；二是必须弄吃的，就得见人，就可能碰上“赵廷喜”，敌人就来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队，也不知道“甩”的地点，再牺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当地，或者回家，或者投亲靠友，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潜居下来。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被叛徒杀害后，1方面军的境况亦如上述。

与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无日）《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说的：“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

魏拯民是3月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得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的。追悼会后，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和1路军干部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警卫旅和2、3两个方面军主力出击长图线以北，在穆棱、五常、宁安、汪清等地分散游击，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恢复、开辟地方工作，重点是延吉、桦甸、磐石地区。还决定派总部秘书陈秀明去苏联，希望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魏拯民在《报告》中说：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遍地的“集团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h3>“弃置”</h3>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骂：去他妈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们将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团。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已明确批评指出：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控告王明、康生渎职、不作为，将抗联“弃置”！

撤销满洲省委，致使群龙无首，内部纷争。更加恶劣、不可思议的，回国前竟然未置一辞，对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漠视无睹，弃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前面说过，那时连许多不识字的士兵都会说的一句导师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从满洲省委到各地方党和武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培养、提拔干部。1933年1月7日，在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要求“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入党的号召，为增加五倍党员而斗争”。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红五月当中，为发展一倍党员而斗争”，“要师、团、连提拔三个以上干部”。吉东特委和4军、5军，“建立教导班（或教导队）”，“选拔的学员要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不识字的优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简单明了，合乎目前实际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胆的提拔，不要条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对于老队员，他们打日本好几年有坚决牺牲心，经过我们领导很久，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唯一条件在于干部补充。希望中央国际代表团，把吉东党、东满党、南满党前后所派遣去学习之男女学生完全照数派回来，以便分配工作，党组织问题人才能有实际援助，最低限度的对目前有帮助。

这被希望“照数派回来”的学员是150多人，另有包括北满在内派去汇报工作、联系各种事宜，同样被屡次要求派回来的人员，约有200人。那么，派回来多少？1937年（无月日）《论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之发展与中共共产党在东北之工作（秘密报告）》中说，“从一九三二年至现在派回东北二十七人”。

他们是东北党和抗联的中坚、骨干，是被满怀热望派去的，盼望他们学成归来，领兵作战。去时是个士兵，回来起码也能担任连长、指导员，就别说师团级干部了。如果东满、南满派去的那些人都能回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出现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上，那样魏拯民重整旗鼓，会更有信心。当然，能像徐哲那样幸存的也是极少数。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说：

几年来东北派送的学生总有一百人以上，当在紧急关头斗争艰苦的满洲，必须把这些学生已毕业的、未毕业的完全派回来，尤其是要把那些因必要“逗留兵”“逃兵”，如××（或化名，或姓名，共7人，笔者均给隐去），还有相当多指不出名字，养病好了的，都得一律派送回来，我们坚决抗议，按整个革命×××（原文如此——笔者），在满洲时斗争条件，把非满洲的工作同志派到满洲来是最合适而必要的。若把为满洲准备的干部“避难”分配到其他处所去极不应该的，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

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等等，还有历届的满洲省委班子，都是从关内派来的。没有这些人，很难撑起东北党和抗联。但是，这都不属中央曾经许诺的帮助东北的干部之内。薄弱的基础，巨大的牺牲，东北是太需要决定一切的干部了，怎么还能把东北派去学习的干部，再派往其他地区呢？今天，我们对那些贫困地区，不是也有许多优惠政策吗？

“这是忽视和实际上放弃满洲的紧急斗争的表示”——周保中在说这话时，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东北是个无底洞，代价太大，取胜无望，那就把有限的力量，投放到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战场上去。

没有资料说明，王明是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国际又是怎样评估、结论东北战场的。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王明、康生连咳都未咳一声就走了，蒙在鼓里的东北党和抗联，还在不断地请示、报告，希望他们给予这样那样的帮助，和破解叠印在这一切之上的那些问号。

王明果真是疏忽大意，行色匆匆，忘了对东北党和抗联的工作作一番指示、交代？起草了“1·26”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人，会是这等水平、智商？这符合常理吗？会不会另有什么隐情？显然是受益者的日本鬼子，会不会搅和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方方面面，东北抗联有太多的未解、难解之谜。

无论如何，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我们的先人，这一刻都是被“弃置”在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面是伤亡之巨、干部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伤病残废人员无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九一八”事变近五年来，因游击斗争而受到身体残废，孤儿寡母，有年纪极老的，有婴孩，究中中国人尚易于想法安插，可是近来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高丽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牺牲的同志和关系家属，现在残废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儿、寡妇、老人、婴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总数五十人以上。军队用尽办法未尝不可以顾虑，可是牵制了整个的游击活动，一遇敌人封锁进攻，其危险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计之下，只有请求中央设法取得国际救济机关的同意，务必加援助于我们，允许我们的请求，收容那些伤残废人及孤儿寡妇。

4月10日，周保中在给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样答复，即指示的：

去年东满党特委和五军党委破坏了中央代表团的指示，曾利用派学生之特点，除派学生来外，曾派了四批较残废者、病者、受伤者、老弱少者，内中并有很多韩人，引起怀疑者，根据代表团指示，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东满特委及二、五军党委，绝对禁止派病人、受伤者、残废、老少等来苏联，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

周保中等人，无论怎样“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上”，提出“批评”、“抗议”、“控告”，也无论王明、康生听没听到，都无济于事。而王明、康生那严厉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则，停止一切党的和政治的联系”，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当时是何感想，今天读来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吗？

前面说过，1军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后来各军也都有了类似条例。古今中外，对于军队的战死、伤残者及其家属，没有一个国家不给予抚恤、优待的。美国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寻其在二战中的失踪者遗骸。

而对于抗联这样一支衣食、枪弹都靠自己筹措，缴获的重机枪、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来的武装，再让他们拖着一群伤病残和烈士的老少遗属，那游击战还怎么打？那些“在大森林里垂危待毙，啼饥号寒”的人们，满怀热望奔“阶级祖国”而来，千辛万苦地过界或未过界就被拒绝接收驱赶回来，又会怎样啼饥号寒？那些还在拿枪战斗的人，听着看着这一切，那军心士气又会怎么样？

从东北抗联官兵仰首期盼的那边，不时传递过来的信息之一，就是“弃置”——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1936年春梨树甸子伏击战后，打扫战场，发现4个灰色铁皮箱子，掂掂，挺沉。这是什么“好贺儿”呀？有人说是饼干，有人说是罐头，用刺刀撬开一看，都知道是机器了，什么机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杨靖宇报告，杨靖宇立即想到是电台，赶紧派一个排抬了回来。杨靖宇给大家讲这电台的用处，一个个又都听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军几乎都缴获过电台。老人们都说，开头那可真是当做宝贝呀，有大功率电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联系。可有家什没人才，宝贝就成了废物，后来都藏在山里了。北满办电信学校，培养通信人才，可是没有密码，不还是废物吗？

还得靠人。吉东派进关内的人最多，或者像过界去苏联一样，“一去杳如黄鹤”，或者垂头丧气回来。就算找到了，空口无凭，能认你吗？

1940年6月，2路军总部巡视员彭施鲁，随2支队1大队在饶河县大旗杆活动时，见到个人，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说话不紧不慢，挺稳当的，说他叫王鹏，是党中央派来的。

近六十年后，彭施鲁老人说，听到这话，吓了一跳，你是中央派来的？惊喜呀，马上又怀疑。从哪儿来，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能证明你的身份？没有，但说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派人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儿，谈话后又转送总部。周保中又跟他详谈，认为可信，是中央派来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谈话记录》中说，王鹏原名彭森年，是7军的，1936年夏派去苏联学习，后随康生回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坐汽车到西安，又坐火车到渑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随115师代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遣部队，经冀南到鲁西北、泰西、鲁南。在鲁南等交通，耽误5个月。到龙口办个伪满的劳工证，坐船到大连，坐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船到饶河。从延安出发时无任何证件，到鲁南后有了，巴掌大张纸，盖个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印章，缝在左边衣领里。饶河是边境地区，又有抗联活动，对旅客搜查特别严，王鹏下船前把这唯一的身份证毁掉了。

没有任何老人、资料提及还有像王鹏这样的人，曾到过别的军。就是说，从延安派出来的11个交通员，只王鹏1人完成了任务。

关内一路，王鹏基本是由地方党和八路军“保驾护航”过来的，这样安全系数大，却身不由己，耽搁时间。按照地下工作经验，11个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走同一条线路。漫长的战线、敌占区，会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他们都安全地出关了，回到了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能找到自己的老部队吗？比如去1军的李义广，还有去8军、9军、10军、11军的，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吗？

从饶河过界，与驻海参崴有关部门联系，来回半个月够了。算上过界后被拘留、审查，再去莫斯科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就两个来月。而王鹏从延安到饶河，用时一年出头。别说内容，就算形式，这种联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延安实在是太遥远了。

有人说算上陈秀明，魏拯民先后派两个人带着文件过界去苏联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有人说是派出去4个人。据说只有一个人到了苏联。

没有疑问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给中央写报告，并让他的警卫员好好保管，不可遗失。

因我的心脏病发作不能多写。

这是《魏拯民给周保中并转五军党委、吉东省委的信》中，写于篇末“此致军安”后面的一句话，然后是“魏拯民书一九三六、十二、二十七日”。接着，好像是休息了一会儿，觉得好点儿了，又提笔写道“又及：敌人‘讨伐’策略有相当的转变”——写了140余字，说明敌人的策略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当这个胃囊里也是树皮，不久人世，牺牲后又被敌人从墓里扒出来，割下头颅挂在桦甸县城头示众的病人，在密营里用快冻僵的手写着报告的时候，王明是不是在延安的什么地方跳舞呢？

<h3>最后的时刻</h3>

扒下榆树皮，或是松树皮，连撕带削地把紧贴树干的那层嫩皮弄下来，切巴切巴放进锅里，一会儿就咕嘟咕嘟翻滚起来。倘是一锅松树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松节油味儿。

密营周围的树干，没皮的越来越多，白花花的与雪野融为一色。

这里是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的二道河子密营，大山腹地，林海深处。1940年深秋第一场冬雪飘落时，魏拯民就被疾病击倒了，是用担架抬到这里来的。不到10个人，头几个月还有包米粒子吃。那煮的、炒的包米粒子，只能像金豆子样一个个往嘴里数，这树皮粥可就可着肚子随便造了。棒小伙子的胃都受不了，就别说魏拯民的老胃病了。不过，最终致他于死地的，还是心脏病。

他说，总觉得心头像有块石头，堵得慌。

童长荣二十七岁牺牲，比前任特委书记小两岁的魏拯民，这年是二十八岁，生命原本正如朝阳般光芒四射。他需要个有房子、有床、有饭吃的地方，治疗休养一段时间。而且他有机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陈秀明过界，是为军情所迫，清汤林子不便行动，那他可以等到青枝绿叶的季节。一春一夏，他一直拄根棍子，随军指挥作战。可在那样的季节，在那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熬不过接下来的漫长冬季的时刻，顶着完全清楚可能会是什么后果的政治风险、压力，他下令让那些伤病残弱者过界去苏联了。

南满省委书记、1路军副总司令，弱不禁风而又顶天立地，温文尔雅而又强悍——那种强悍的温情、人道和人性。

在那个最后的大雪飘飘的季节，疾病缠身的魏拯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拿起笔来，就回顾、总结南满省委和1路军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

最后的时刻，官兵们围着他们钦敬的骨瘦如柴的副总司令，看他望着那支他早已拿不动的匣子枪和那些文件，意思是都交给你们了。

壮士魏拯民！

吃过松树皮粥的老人说，那东西吃上一回，再吃什么都是股松树油子味儿。

闻着就不想吃，那也得吃呀，饿呀。吃几口又不想吃了。

魏拯民就给大家讲故事。说是一年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都吃野菜、树皮。一个老头抓了个蛤蟆，这可是“好嚼裹儿”呀，就做了一锅野菜蛤蟆汤，一家人吃得这个香呀，有人说这肚子要撑两半了。那也没吃够呀，有人又去刮锅底那点儿剩汤，却看见那只蛤蟆蹲在锅台上，直冲他鼓眼睛呢。

再讲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35年夏，魏拯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又住了几个月院后回来，先到宁安向县委传达七大会议精神，然后回东满。路过延吉县老头沟，被两个伪警察盯上了，盘查一阵，要把他带去警察署。

魏拯民说，我那包里好多七大文件，这要是去了警察署，一翻，不是全完了吗？我这身板能跑过他们吗？再给我一枪，那不也是个完吗？这么想着，就去兜里掏钱。总共就50块钱，心里寻思够不够呀，这辈子也没干过这事呀，就把那钱塞到个年纪大点儿的狗子手里，说俺个小穷教书的也没什么可孝敬的东西，这俩钱请两位长官喝壶酒吧。这心里寻思，要是不行，就抢枪。那枪要是拿在手里，抽冷一下子，兴许能抢下一支来。可这俩小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枪都挎在身上，要抢还得替他们去枪套里掏枪，你说这事麻不麻烦？那也只能这么着了。哪知道这两个小子那才痛快呢，拿了钱，屁也没放，走了。

魏拯民说，他们走了，我也走吧。再一寻思，摸摸脑袋，这账不对劲呀？日本子悬赏，杨总司令的脑袋是1万元，我就50元哪？这不是太亏了吗？

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打熊被熊咬死的警卫排长黄正海，当时说副总司令，什么时候咱们去找找这俩小子，让他们看看你是谁，吓出他屎来。

“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那是怎样地让他望眼欲穿？在“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中，他希望派来会使用电台、炸药的技术人员，还“要求两架高射机关枪”。因为这次反“讨伐”，敌机太猖狂了，必须教训教训它。而在眼前饥寒交迫的现实中，这种从心里流出来的乐观、向上、团结、友爱，则无时不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说是1941年1月20日，一说是同年3月8日，还说是农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道河子密营周围被扒去和没被扒去树皮的老林子，在北风中呼啸着。密营里，官兵们围趴在他们钦敬的首长逐渐冷去的遗体上，号啕大哭。

杨总司令的牺牲，是我们长白山区根据地人民和第一路军的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党的生活，他没有个人生活。我们一路军的全体干部战士不要忘记杨总司令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杀害的，这一笔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让敌人用血来偿还！同志们，革命的战士们！抬起头，挺起胸，握紧枪，为东北和全国人民报仇，为杨总司令报仇！

靖宇同志生前没有完成的事业要由我们来完成。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无愧于心地在靖宇同志墓前说：杨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这是1940年3月15日，魏拯民在1路军官兵追悼杨靖宇大会上的讲话。

还用说什么吗？

十二、绝地南满 第四十三章 “拼着我们白的骨头红的血”

<h3>“我不能不死”</h3>

傅天飞，别名傅世昌、傅崇礼，1911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县（今属黑龙江省），1927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商船学校。

位于松花江江桥北端东侧，挂着“商”字招牌的船校，是东北军“造就海军将校人才”的军官学校。校园环境、建筑、设施一流，学生吃穿用一律官费，而且是罕见的高标准。一年四季，学生轮换白、黄、黑三色军服，吃的是名牌“双合盛”高级面粉，用的钢笔是美国“派克”，教材是英国的。东北当局把这些未来的海军将校当成宝贝，精心呵护、培养，瞩目的当然是与黑土地别样色彩的蓝天样的海洋。

在清一色男性的船校，傅天飞堪称帅男，英俊潇洒，青春健朗。他的同学、著名作家舒群，形容他“仿佛一座历年虔心保存的石窟的精琢石雕，古刹的彩绘塑像，是明确无误的，完美无缺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学业，自以优异成绩考上船校后，始终名列前茅。有军籍、无军籍的教师都喜欢他，校长王时泽对他也青睐有加，认为他前途无量。

那种年代能读中学，光凭聪明、勤奋显然是不够的。不知他家境如何，而他看到沿街乞讨的人，经常是倾囊相助。一次在道外十六道街一家大烟馆门口，看到副对联“多抽点少抽点多少抽点，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横批“进来抽点”，他怒不可遏，上去就撕。

1930年秋，冯仲云来到船校，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自然不能不关注到傅天飞。学制三年半，即将毕业的英俊青年，如锦的前程正在朝他招手，他却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33年上半年，作为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两次去吉林、磐石、海龙巡视工作。同年秋，又随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主持召开南满团员代表大会，在队伍内发展团员（年底达109人），召集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同时主编《人民革命军报》和《反日青年报》，口才笔才皆得好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许多人都以背诵几句导师语录为能，这个精力充沛的热血书生说的写的，都是普通士兵和百姓大众一听就懂的。

同年冬，傅天飞回团省委开会，在哈尔滨正阳街口“独一处”饭馆，巧遇老同学舒群。

以往唇红齿白的傅天飞，这一刻眼角甚至出现了皱纹，纹路里嵌着泥垢。一双大手黑黢黢的，裂开不少口子。进饭馆坐下，就从衣兜里摸出个烟口袋，用报纸卷好吸了一口，道：老同学，今儿个俺当客了。

太阳岛、水上俱乐部、中央电影院、极乐寺等等，哈尔滨那些好玩好看的去处，当年他们这些时代骄子，哪儿没去过？夏天在松花江游泳，冬天去溜冰场溜冰，在轻曼的音乐中吃比洛斯卡（炸包子），喝牛奶、布扎（饮料），畅谈人生、理想。这个要当航海家，那个要指挥舰队驶向大洋。回想当年，无论如何，舒群也难以把眼前的这个人，与那个西装革履，或白、黄、黑三色哔叽军装，白净的手指夹着老巴夺烟草公司的俄式长管“大白杆儿”的傅天飞，联系起来。

趁着傅天飞狼吞虎咽的工夫，舒群去门口的烟棚子，尽其所能买了10包“大白杆儿”。

吃喝得差不多了，舒群问他这一段的经历，自称“老傅”的傅天飞，拍拍肚子说：你要写什么大作呀？磐石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全在这里。

两个人谈了一天一夜，舒群又把他介绍给萧军、萧红。后来萧军、萧红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素材基本都是傅天飞提供的。

之后，傅天飞先后到南满、珠河巡视。1934年重返南满，先后任桓仁特支书记、桓兴县委委员、1军1师4团政委、1师军需官、1师宣传部长兼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报》（周刊）、《列宁旗》（季刊）和不定期的《东边道青年先锋》。

省委秘书处在桓仁县海拔800多米高的牛毛沟大西岔原始森林的一个山洞里。洞壁上吊盏油灯，油没了就点松树明子，石板、膝盖是桌子，墨水是用捣烂的蓟草挤出汁液自制的。洞里冬暖夏凉，潮湿阴暗，冷了，搓搓手，跺跺脚，或是到洞外伸展活动一下，同时也换换新鲜空气。累了困了，就在那树枝树叶床上眯一觉。

丛茂山老人说，俺见过那报纸，净是说抗联打日本子的事，识字的人给大家伙儿念。有一回还提到俺，说俺机关枪打得好。班长挺高兴，说6号同志上了报纸，大家伙儿要向6号学习，都使劲往报纸上上。俺还精心收起一张，寻思打走日本子，拿回去给家里人看。

安昌勋被俘叛变，根据他的口供，长岛工作班判断出省委秘书处的位置。1938年2月24日，敌人搜山，首先发现省委青年部长小刘，听到枪声，傅天飞和同志们立即转移，抱着扛着将文件和设备藏到石人砬子的山洞里。黑灯瞎火，几个人走散了，傅天飞和一个同志，翻山越岭到了柞木台。半夜时分在个农民家里吃饭，有汉奸告密，被八里甸伪警察逮捕，然后押送到普乐堡长岛工作班。长岛笑眯眯地请他坐下，又递上一杯酒。傅天飞接过来，喝了一口，冷不防全喷到了长岛脸上。

一阵暴打，安昌勋、胡国臣让长岛把傅天飞交给他们“劝导”。

又是“上级”、“领导”，还是磐石游击队时期的“老战友”，安昌勋、胡国臣，还有个叛徒陈凤官，3个人把嘴皮子都磨薄了，傅天飞不理睬。安昌勋把自己的“自供书”拿来，让傅天飞“参考”，傅天飞就拿笔写了起来。写完了，安昌勋一看，与自己的“自供书”一模一样，只是把“30人”写成“卅人”，“一五○人”变成了“150人”。

3月5日，长岛把傅天飞提到密探室，让傅天飞继续写“自供书”。这回傅天飞提笔就写，开篇即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党的政治、军事、宣传工作干部”，然后奋笔疾书：

日本人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员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

你们在这次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那一条狗命！

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被捕以后，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但事实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没有其他的道路，我过去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梦想！……我不能不死，留此而死别！老傅留字。

接着是一声枪响，趁看守廉应泽不备，老傅夺过手枪自杀了。

仙人洞老人说，傅天飞是从满洲省委来的，都叫他“傅省委”，说“傅省委”那小伙长得“华堂”（英俊）呀，人也“响快”（爽快），说话办事可“咔嚓”（痛快）了。

冯仲云与傅天飞最初的接近，是不无试探性地送他几本进步书籍，他看了，就认准了这条路。1930年底船校毕业，同学大都分配到青岛第三舰队，他因组织需要，留在了哈尔滨船务局。同样也是组织需要，1932年底，又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轮船副船长职务。他青春焕发，快人快语，容不得错误的或被他视为错误的东西。“北方会议”后，他被视为右倾遭到批判，险些被开除党籍，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可到了这非常时刻，一向快人快语的老傅，好像“拖泥带水”了。

有人落入敌手，就坦然笃定，从容赴死。有人也曾下定决心，结果在淫威下屈服了。老傅曾犹豫、迟疑、动摇，心跳咚咚地在生与死之间摇摆、抉择，“曾想过再苟延残喘的活着”，最终是一声气冲牛斗的“我不能不死”！

快人快语、文如其人的老傅，似乎给自己留下了一笔瑕疵。可谁能断言那些从容赴死的英雄，内心深处就未曾掀起一点儿波澜，战胜过自我的怯懦？“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倘若还有一次，甚至可以无限地挥霍，那世上还有几多英雄？而企图在他身上立功的，竟然是曾经的上级、领导，是不是更能衬托出他的明确无误、完美无瑕？

“老傅留字”，一声枪响，非常英雄，矗立人间。

<h3>“曹亚范来了，快跑！”</h3>

1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细高个，长脸，尖下颌，眼睛不大，说话时总爱眨巴，人称“曹卡巴眼睛”。

与傅天飞同岁的曹亚范，北平人，家贫，稍懂事即被送进香山慈幼院。慈幼院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部，还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很活跃。堪称幸运儿的穷孩子曹亚范，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1928年，北平党组织利用东满招教师的机会，通过合法手续，将慈幼院一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派去那里。曹亚范到和龙县一所小学任教，化名王××，尊师重教的朝鲜（族）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王先生”、“小王先生”。

1931年曹亚范入党，同年夏调到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后，以特委巡视员身份巡视各地，后任和龙县委书记、特委秘书长。2军成立时调任2团政委，再任3师政委。1937年初调到南满1军，任2师师长。

由地方到军队，从政治到军事，曹亚范对游击战领悟很快。1936年8月16日夜，为配合主力攻打抚松县城，曹亚范指挥3师部分兵力，一举攻入松树镇。待敌援军赶到，1师政委早已率部携带大批战利品没影了。

1938年春节，曹亚范率部攻打临江县七道沟部落，将20多伪警察堵在屋子里全部缴械。部队转移到板石沟，被敌伏击。敌人占据一座小山头，山下一片开阔地，官兵被压在雪地上，局势十分危急。曹亚范命令机枪掩护，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从侧翼向敌人后面的制高点上冲击。山坡上杂木丛生，雪深及膝，不断有人倒下，曹亚范仍大呼冲锋。官兵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机枪突然卡壳了，曹亚范一挥手枪，官兵端着刺刀冲杀下去。逃回去的敌人，后来有被活捉的，说他们吓破胆了，梦里还喊“曹亚范来了，快跑”。

老岭紧急会议后，由1军2师和3师余部编成的1方面军，主力在临江、金川、通化一带活动，筹集越冬物资，另一部在辑安老岭坚持游击，掩护1路军主力北进。

1939年2月初，除夕夜，攻下辑安县城附近一个部落，得到些粮食。敌人闻讯，南北夹击，曹亚范指挥官兵将南面敌人击溃，潜入山中。之后，再打部落，再被敌人追打，再隐入山中。敌人驱赶老百姓进山，这山那山呼号着搜山。

一个冬天，不打部落没吃的，打下部落拼命背出一些粮食，敌人脚跟脚也到了。

待到野副“大讨伐”时，就更艰难了。

12月底，在金川县回头沟，与杨靖宇所率主力会合，决定攻打临江县林子头和八道江铁路工地，夺取越冬物资。途中与敌遭遇，为掩护杨靖宇和总部转移，曹亚范部一个中队全部战死。之后，1方面军开赴四方顶子一带单独活动，不断与敌作战——与前叙杨靖宇一路情境大同小异。

杨靖宇牺牲后，1方面军孤军苦斗，有据可查的战斗不下10次。

4月8日，在濛江县龙泉镇村西翁圈，曹亚范被叛徒杀害。

3个叛徒，为首的是个姓全的班长，朝鲜（族）人。这是一场卑怯的屠杀。这时曹亚范身边还有20多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在山坡上睡着了，被叛徒用机枪射杀。

有老人说，东满反“民生团”时，曹亚范是积极分子，被害可能与此有关。

据说，将他从2军调到1军，也与此有关。

<h3>头颅作花</h3>

日本鬼，遭了殃，

出门遇着陈翰章。

日本鬼，要挨枪，

出门碰着李红光。

日本鬼，该枪崩，

出门遇上周保中。

日本鬼，难逃生，

出门见着金日成。

这是一首流传于长白山地区的抗战歌谣。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中等个头，圆脸，浓眉大眼，虎虎有神，英姿勃勃。

1913年，陈翰章生于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农家，有十几垧地，家道小康。后因祖父患病，久治不愈，花钱颇多，逐渐贫困。陈翰章自小聪明过人，十三岁小学未毕业参加全县会考得第四名，一时传为美谈，被破例保送进入敖东中学。敖东中学是敦化县最高学府，外面世界的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会聚、传播。父母把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陈翰章身上，而他则从孙中山到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思想、新知识。待到“九一八”事变后，热血书生会如何动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翰章的中学同学范广明的父亲，是救国军前方总司令吴义成的好友，推荐陈翰章投奔吴义成。这样一个英俊后生，是谁都不能不喜欢的，当即被委任为司令部秘书。

1933年底，蹲在东宁县老黑山的吴义成，派陈翰章去关内，一为经济援助，二是摸摸国民党政府的底。事变两年多了，溥仪“执政”也快两年了，不见一兵一卒出关抗战，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

在北平救国会召集的座谈会上，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陈翰章，介绍了东北抗战情况，呼吁国内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流落关内的东北男人拿起刀枪，重返关东，慷慨激昂，热泪盈眶。救国军创始人王德林老将军，在天津接见陈翰章，把募得的8000块大洋交给他。回到宁安，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以周保中为主席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军委。

这应该是东北抗联14年抗战中，从关内获得的唯一援款。

1935年，不知什么季节，在宁安斗沟子，陈翰章见到阔别已经三年左右的父亲和妻子。

这时，他是5军2师参谋长、党委书记。敌人探得他的家乡，威逼利诱，让他的父亲和妻子劝他投降。翁媳俩千辛万苦，从敦化一路寻到宁安。

陈翰章扑通跪到父亲膝前，恸哭失声。

他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请求父亲饶恕他这个不孝儿。他要父亲隐姓埋名，带家人远走他乡。又劝妻子赶快择人另嫁，别因他受株连。妻子后来改嫁了。父亲回去后，三天两头被日本宪兵队传讯，还被吊在树上示众，装在麻袋里踢着在街上滚。鬼子的如意算盘，就是折磨陈翰章的神经，使他崩溃、屈膝。

不知道已经与家人永别的陈翰章，能否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这种信息，那颗心是什么滋味儿，我们知道的是四年后的春天的一件事。

部队在敦化县大蒲柴河活动时，抓了汉奸李相文的弟弟，李相文用一车粮食、盐和衣服、胶鞋，将弟弟赎了回来。伪县警务科指导官永田善男，伪省警务科驻敦化治安工作班的福田素直，听说此事，详细询问，觉得有机可乘，决定进山劝降。途经敦化县的伪省警务科长西濑户秀夫，伪副县长三岛，也不甘人后。6月24日，由李相文做向导，4个鬼子，外加1个翻译官，带着“慰问品”，驱车进山，直奔牛心顶子。

在这帮东西的心目中，这样一支破衣烂衫、靠树皮维持呼吸运动的队伍，已经不堪一击，只需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就可马到成功。

于是，七年前在凤城县红旗堡上演的一幕，又在敦化县牛心顶子重演。

1938年春，由日军守护的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破土动工。2军2师师长陈翰章，经常率部在镜泊湖一带活动，远远地看着工地上的热闹景象，官兵都气得牙根痒痒：妈个巴子，早晚给你点颜色瞧瞧。

7月的一天，星星在天上闪烁，鱼儿在湖面上跳跃，陈翰章指挥部队悄然摸近。枪声大作，镜泊湖水滚沸了似的，仓促应战的鬼子，有的连裤子都没穿上，丢下十几具尸体跑了。在烛天的大火中，陈翰章给劳工们讲话，当即就有人喊着要跟队伍走，打日本子。

1939年8月下旬，魏拯民调集3方面军全部、2方面军9团，另有5军部分兵力，共900多人，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安图县大沙河部落，两路阻援。拂晓时分，陈翰章指挥3方面军打下大沙河，缴获大批给养。这时，小沙河方向阻援部队吃紧，从安图县城赶来的日军抢占有利地势，3方面军副指挥侯国忠在战斗中牺牲。陈翰章率主力赶到，将敌击退。

魏拯民指挥的一路，已在南沟击退援敌。陈翰章率部来到，两人分析，认定敌人肯定来追。几辆满载敌人的汽车真的来了，根本没想到对手还会在原地张网等着，结果没回去几个。

9月，在向敦化转移途中，陈翰章先在大蒲柴河设伏，全歼伪军一个连。月底又在寒葱岭伏击，歼灭包括松岛（又说是助川）少将在内的百余日伪军。

《东北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39年下半年，“拥有陈翰章等第三方面军匪帮活动最为显著”。

杨靖宇牺牲后，“活动最为显著”的3方面军，自然就成了敌人的重点“讨伐”对象。

1940年10月，为解决越冬给养，3方面军主力100多人向三江地区转移，陈翰章率60余人的小部队在镜泊湖地区牵制敌人。

12月6日，陈翰章率队从镜泊湖学园出发，顺着鹰膀子山，奔往镜泊湖东南的小湾湾沟密营，那里是3方面军仅存的几个最隐秘的小密营之一。到密营后，发现少了一个姓张的士兵。

又是叛徒！

——陈翰章，你没路走了，投降吧，投降过来让你当大官！

应声回答的是飞啸的子弹。

杨靖宇、赵尚志，以及前面写过和后面将要写到的烈士，凡是被鬼子视为“匪首”的，只要掠获遗体，几乎没有例外的都要割下头颅。魏拯民病逝后，还要把他从墓里扒出来，割去头颅，挂到桦甸城头。而陈翰章，不但要割去头颅，还要剜去双眼。

“斩首示众”，不知最早始于哪个国家、民族，中国是早已有之。只是被称做“日本鬼子”的人，在继承、发扬人类的这方面遗产时，总能进入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境地。

赵尚志头颅的发现者，沈阳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编导，我的朋友姜宝才，一位曾长期致力于东北抗联题材创作的作家，写过一篇怀念杨靖宇将军的散文《头颅作花》。而一篇介绍魏拯民英雄事迹的文章，题目叫《桦甸城头的“星”》。

<h3>大山知道</h3>

1935年秋，朝鲜革命军3方面军司令赵化善，带着几个警卫员走到桓仁县马圈子附近，见到一帮带着红胳膊箍的人。这自然是红军了。后来参加了1军的赵化善，这时很想见见红军的领导人。红军说行啊，就把他们的枪下了，眼睛蒙上，再绑上，带进山里，却听见外面有人说日本话。坏了！是假红军。赵化善说，别慌，瞅机会，跑。

逐个审讯，认定他们是胡子，押着他们去横道川伪警察署。走到一处路边像悬崖似的陡坡旁，赵化善抱住一个伪军滚了下去。那个小子摔得半死不活，赵化善什么事儿没有，跑到树丛稀疏处，大喊：老子在这呢。未等敌人开枪，他早闪进密林里，跑上个小山头，又喊老子在这呢，逗得敌人恼羞成怒，胡乱开枪。早已解开绑绳，虚抓在手里的几个警卫员，个个身手了得，乘机打倒身边的敌人，都钻进林子跑了。

赵化善经常带小部队越境，去朝鲜袭击敌人。1936年春，在朝鲜偷袭了一个警察所，回到鸭绿江边时，日军追了上来。赵化善命令战士们背扛着战利品先撤，他两支匣子枪断后，两挺小机关枪似的把敌人压制在岸上，谁一露头，非死即伤。

江心已经开化，一尺多厚的冰层发酥了，被前面的战士踩踏断裂，一块块漂浮在江面上，水流湍急。只见赵化善飞身跃上一块浮冰，就在那块浮冰即将没入水中的瞬间，另一只脚已经跃上另一块，像练就一身轻功似的，脚尖在江面上轻盈地一点一点，那身影就飘闪过去了。鬼子看傻眼了，放一阵枪，赵化善毫发无伤。

一次越界回来，晚上在辑安县麻线沟一户人家吃饭，敌人来了。机枪封住房门，冲不出去，就把后墙刨出个洞，和一家人钻到后面的包米地里。敌人见屋子里不还击了，不敢进来，放火烧了房子。火光中，赵化善看清是3个“黑帽子”，4个“白帽子”。他和5个战士一人瞄住一个，枪响人倒，剩一个跑了。枪弹收起来，6具尸体扔进火里。后来老百姓扒出烧焦的尸体，都以为是赵化善他们，后来再见，吓坏了，说见鬼了。

赵化善乐呵呵地道：阎王爷那老头说了，日本子还没打完，你小子别总没皮脸地来烦俺，快回去吧。

1938年4月，赵化善在桓仁县牛毛岭见到杨靖宇，不久被任命为军部副官长。

1940年底，在辑安附近的鸭绿江面上，赵化善被炮弹掀进冰窟窿里，他爬上来，继续战斗。人冻在冰上，手脚都冻坏了。

被仙人洞人称为“偏口鱼”的韩仁和，1913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家贫，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前面写过的烟筒山伪迫击炮连起义时，任班长，之后为1军独立师秘书、军部秘书长、1路军总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他文雅、沉稳，又精明干练。1军的文件，许多出自他手，并协助杨靖宇研究决策军事行动、作战方针。在濛江与杨靖宇分兵后，和1团长黄海峰率60人佯作主力，诱敌北上。之后，率部转战五常、穆棱、宁安、东宁、汪清、延吉、安图、和龙等地。1941年3月13日，在宁安镜泊湖上湾沟战斗中牺牲。

黄海峰，朝鲜族，1916年生于吉林省磐石县石嘴村，中学未毕业赶上“九一八”事变，是磐石游击队的早期队员。1军成立后，任军部保卫队长、教导团政治部主任、政委。韩仁和牺牲前9天，在宁安大烟筒沟战斗中牺牲。

许国友，1914年不知生于东北何地，黄海峰之后的军部保卫队长，黄海峰在教导团警卫旅1团任政委时的搭档。梨树甸子伏击邵本良，许国友头部中弹，脑浆子都流出来了，昏迷不醒，都说这人不行了，没想到送密营治疗不到一个月就好了。1939年3月，在攻打桦甸县木箕河战斗中牺牲。

朴先锋，朝鲜族，警卫旅3团团长，岔沟突围战中，在掩护主力突围时牺牲。

除了姓名、性别、民族外，赵化善那履历表中的其他栏目，都无法填写，却留下那么多传奇故事。而韩仁和、黄海峰、许国友、朴先锋，笔者只能写成这样子。像猛将许国友，算上标点符号，当年留下来的只有专家才能考证出来的28个字：“宿××、一团团长、党，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桦甸县木其河牺牲。”

他们一直跟随杨靖宇转战南满，他们的生动鲜活的传奇故事的缺失，也使杨靖宇缺失了许多生动鲜活的传奇故事。

就说韩仁和、黄海峰率60人诱敌北上后，从冬天到冬天，转战五常、穆棱、宁安、东宁、汪清、延吉、安图、和龙等地，战死、冻死、饿死，那是什么样的情景，会有多少像赵化善那样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而赵化善又有多少传奇故事不为人知？

侯国忠，1904年生于吉林省珲春县大荒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军“姚团”任班长，“姚团”投降日寇，他拉出24名士兵，报字“四季好”，在珲春二道沟、三道沟、金场一带活动。之后，率队加入珲春游击队，历任2军3团连长、4团团长、5师副师长兼4团团长、3方面军副指挥。

前面写了，大荒沟迫使一连伪军起义，是他一手策划、指挥的。代马沟袭击日本军列，他是指挥员。

王仁斋、周建华牺牲后，柳万熙率3师余部在西丰县活动，伏击军车，袭击部落，活捉鬼子军官田村，击毙龟井、青岛。1940年初，转移到临江县活动，负伤患病，仍在山林中与敌周旋、战斗。3月24日，曹亚范被害的一幕，又在黑瞎子沟上演。叛徒金增顺利用站岗之机，用机枪将睡着的柳万熙和几名战士打死。

隋相生，桓仁海青伙洛（“伙洛”为满语，意为山沟）人，中等个头，瘦，因缺乏营养，儿时蜕牙后再未长齐，说话漏风，人称“隋没牙子”。家贫，四十六岁没娶上媳妇，一辈子孑然一身。1军独立师到桓仁后，他怕年纪大，不让他抗日，跑去找杨靖宇。1936年4月，在桓仁、兴京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基础上，1师组建了4团，他任团长。

一个土生土长的团长，率领全为桓兴子弟的4团，论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当然不如3团、6团，却是人熟地熟，打了就跑，无影无踪。袭击小股日伪军，截击敌人运输车辆，抓特务汉奸。1师主力西征后，4团仍在桓兴地区频繁出击，袭扰、牵制敌人。

1937年12月上旬，隋相生带十几个战士在桓仁倒木沟密营休整，胡国臣也带人来到密营。拂晓，哨兵生火取暖，暴露目标。左右和后面都是敌人，隋相生指挥部下抗击敌人，掩护胡国臣等人向沟口撤离。沟口是被当地人称做“冰湖”的大片冰面，敌人几挺机枪早等在那里，胡国臣负伤倒地。隋相生怒不可遏，指挥战士以猛烈火力射击敌人机枪阵地，终于使胡国臣脱险。待隋相生准备突围时已经不可能了，几个战士也牺牲了，敌人还割去了他的头颅。

高维国，山东人，大个子，红脸膛，部下几十人，被1师改编为独立营。程斌叛变后，到处收降统战部队，少有听他的，大都恢复原来的字号，各自为战，后来都垮了。《本溪县志》载：“碱厂的赵明廉及汤二膀子扬言与高维国相识，能前往劝降，日军命他二人前往说降，到达高驻地，立即被枪决。高维国帮被日伪追击势急，化作僧人远走隐去。”

有老人说，隋相生参加抗联，他的本家孙子隋文斌也参加了，这爷孙俩都没了。爷爷让日本子打死了，孙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啦。

以上都是有名有姓的。

1936年7月，1军兵力达3000余人，2军为2000余人。1942年8月，由陆续过界的1路军官兵编成抗联教导旅1营，已不足百人。

1路军幸存者最少，留下姓名的也最少。

白山黑水有许多烈士陵园，却极少抗联烈士的坟墓，许多时候连用雪埋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没人知道他们忠骨何处（许多人还身首异处），更难知晓那些“拼着我们白的骨头红的血”的传奇故事。

只有大山知道。

<h3>日本抗联</h3>

1938年6月19日和24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团和2师部分部队，两次袭击通（化）辑（安）铁路的土口子隧道工地，解放劳工200多人，当即有百余人参军，其中还有个日本工人福间一夫。

福间一夫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瘦，长脸，有点儿罗圈腿。他是日本东亚土木会社的绑架子工，从不打骂中国劳工，还出头为劳工要钱、争待遇。被俘后，劳工都说他是好人，释放他，他却不走，要求参加抗联。杨靖宇亲自接见他，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抗联，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俺也是个受苦人，俺反对这种做法。”

福间被编入总部警卫旅1团机枪连，为8号战士，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8号”。

老8号，你在日本家有没有老婆呀？

有，还有两个孩子。

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你是日本子，咋还帮着俺们打日本子呀？

开头，福间的中国话说不大好，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俺反对这种做法。

等到把日本子赶走了，中国革命成功了，你咋办呢？

你们的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给俺开个证明书，证明俺在中国没干坏事，俺拿着回日本去闹革命——俺们日本也有共产党。

有老人推测，福间可能是日本共产党员。

抗联有个日本战友，大家觉得挺有意思，更受鼓舞。看他吃煮包米粒子吃得挺香的样子，更觉开心、贴心、亲近。对于这样一个“日本抗联”，是谁都想帮一把、照顾一把的，更何况“8号”前面还有个“老”字。福间不干，体质不算好，行军不落后，谁想替他扛会儿枪，他就脸红脖子粗地拒绝。不过，这年深秋旅里把布和棉花分发到个人手里，各自动手缝做棉衣，福间可是真的傻眼了。那也不肯白受照顾，他给帮他做棉衣的人站岗。

1939年3月攻打木箕河木场，福间和战友们剪断铁丝网，机枪掩护，冲到炮楼前投弹、射击。伪警察队长被打死了，福间和大伙一齐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声很快就停息了。几个作恶多端的鬼子却没影了。天亮后，在他们的房间发现个地洞，一个战士想下去探个究竟，刚到洞口，就被飞出的子弹打伤了。

福间走到洞口旁，用日语冲里面喊话：我们是抗日联军，你们被包围了，顽抗下去没有出路，不要替日本帝国主义卖命了，投降不杀。

喊了几遍，里面不时打枪，有的子弹就从头前几寸飞过。

福间恨恨地道：投降不杀，不投降就杀！

野副“大讨伐”中，杨靖宇在濛江县不断分兵迷惑敌人，福间是随韩仁和的一路诱敌北上的。辗转几县，筹粮、作战，福间和姜殿元等十几个人主要是背粮。有人把粮食送到山边指定地点，他们再背到密营里。要把粮食分散藏在几处秘密地点，这样出了叛徒多少也能剩点，队伍全靠他们背的粮食熬冬、活命。

雪大，前面要有个身强力壮的人蹚道。这个福间从来不争，却经常有意落在最后，因为最后的一个人要多出一份力——埋溜子。

1940年11月，在东宁县二道沟里的密营，一个全连长带个女兵下山去老黑山投敌了。宁安县四道河子有个密营，这个全连长去过那里。负责筹集给养的军医处长徐哲，让姜殿元带3个人去那里，把被服厂的两台缝纫机藏起来，再把粮食背回来。大雪漫天中紧赶慢赶，也没赶过敌人的汽车轮子，缝纫机被砸坏了，200多斤稻子也被烧了。

路过穆棱县大石头河子，那儿有个鬼子经营的木场。姜殿元觉得不能空手回去，等到下半夜悄悄摸进去，每人扛出袋面粉。黑灯瞎火走出十几公里，天亮了，福间没了。

姜殿元，离休前为东宁县政协常委，吉林桦甸县人，1936年参加1军。老人说，谁也不知道福间有痔疮，还那么厉害。饥一顿，饱一顿，常吃树皮，好人都拉不出屎，他受得了吗？俺连跑带颠赶回去几里地，发现他趴在那袋面上，说俺不行了。俺一听完了，他什么时候说过熊话呀？脱裤子一看，老天爷呀，脱肛了，出来手指长一截子，血渍糊拉的。老8号呀老8号，你怎么不早说呀？他笑笑，说歇会儿就好了。俺拢堆火，让他撅腚烤着，用手指慢慢给他托回去，撕块棉袄里子垫在烤热的胶鞋底子上，按在那儿。那两天，有点儿工夫就这么给他整治。当时行了，一走道，一用点儿力气又不行了，有时咳嗽一声又下来了，更不用说还得拉屎了。

又走了两天，来到“甩地点”附近的一座山上，百多日伪军跟了上来。他们把手榴弹埋在雪里，拉火绳拴在路边树上，敌人到那儿绊响了，再打上一阵子，然后交替掩护扛着面袋子撤退。

子弹蝗虫样追逐着，小战士万顺负了重伤，福间也不行了。

两个人各自扶架着一个人，另一只手拖拽着一袋面粉——那就是营地战友的命呀！

小万顺已经不行了，福间把颗手榴弹拿在手里，圆睁双目：你们不走，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当姜殿元和同志们再赶回那里时，林中雪地上血糊糊的，福间一夫和小万顺的遗体被敌人肢解了，头颅挂在树上，骨肉扔得到处都是。

1933年3月下旬，日寇调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4县守备兵力，“讨伐”汪清根据地，重点为吉东局驻地马家大屯一带。战后，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一辆军车，附近有具日军尸体，还有封信：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6年7月，有8个日军士兵从宁安城出来，找到唐头沟农民廖长发，说要参加陈翰章的队伍。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还拿着枪，老百姓胡乱指路，进山就迷路了，第二天又转了回来，被追捕的日本宪兵发现。一场激战，8个人非死即伤，抓回去被杀害了。

单立志老人说，在抗联教导旅听1路军的人讲，鸭绿江上游日军一个班，反战，要投抗联，进山没找到，都自杀了。

胡真一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5军军部来了4个日本人，跟军部活动半个多月，到哪儿就宣传我们是日本人打日本鬼子，中国人更要团结起来抗战。当时传说他们是日本共产党，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后来哪去了。

有1军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记不大准了，1军有3个苏联人，怎么来的，后来哪去了，是不是牺牲了，不知道。

笔者在东边道采访，也听说此事，但在文字资料中并无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支持义勇军。

兴京英国传教士韩德利，将米字旗铺在院子里，让老百姓到他那儿避难，做大锅粥救济难民，给义勇军伤员疗伤。他还去奉天给义勇军买药，买钢管造炮，用马车拉回来，车上插着英国国旗。最后一次是给义勇军买电台，从奉天回来，走到马儿墩下面的山路时，被化装成胡子的鬼子杀害。

韩德利和福间一夫等人，是为东北抗战牺牲的烈士，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化身。

福间一夫等人当然不会进靖国神社，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镂刻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上。我被他们感动，被那些为平顶山“照相”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感动，为当年和今天那些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感动。

十三、生存与战斗 第四十四章 人是铁，饭是钢

<h3>“打给养”</h3>

未等树叶飘零，山里就忙活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像蚂蚁搬家般往巢穴里搬运食物。被东北人称做“花鼠子”的松鼠，拖着个长长大大的尾巴奔跑跳跃着，两个腮帮子像含了两个球似的，里面是松子、橡子和别的什么野果，当然更多的还是粮食。两腮瘪瘪的，那是刚刚完成了一次搬运，从巢里出来。那些没有储存粮食的动物，像熊呀鹿呀狍子老虎等等，也抓紧时间，个个吃得膘肥体壮，老百姓管这叫“抓秋膘”，以便熬过漫长的难以觅食的冬天。

抗联官兵早就动手了——特别在到处都建起“集团部落”之后。

1939年8月，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机关枪连、特卫排，到濛江县北部、辉南东北部地区活动，意在吸引敌人，掩护筹粮。韩仁和带人在濛江头道、二道、三道花园一带，伊俊山带人在辉南榆树岔、龙湾一带，李清绍带人在马屁股山一带，白天睡觉，晚上背粮。

有地方关系好办，没有就在山边等着，看到人来了，就去跟人家商量。你家要交多少“出荷粮”，能富余多少，这块地能打多少粮，能卖给我们多少，价钱多少。约定收割时，把包米棒子掰下来堆一块，用包米秸子盖好，部队晚上就去背进山里。

1938年秋天，在虎林县独木河子，单立志通过“在家礼”的关系，认识个老顾头和孙二麻子。老顾头的姑爷是伪警察，利用这层关系，藏着掖着，带出些粮食。有大车拉东西出部落，装车时压底下，能弄得多点儿。1939年春，徐凤山被“内部处理”后，两个孩子都是老顾头给养着，非常可靠。孙二麻子也是“在家礼”，还有个老尤头。

这天傍晌，远远地看见顾大爷过来了，一手提着个粪筐，一手拎着个镰刀头子，脚步挺急。昨晚部落来了几百日伪军，附近几个部落也住满了，要进山“讨伐”，顾大爷说你们快走吧，这地场待不得了。

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

北满叫“打给养”，南满叫“赶给养”。而“打”也好，“赶”也好，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枪不响，肚子就响。”

王传圣老人说，归屯前是走哪吃哪，归屯后就得背带干粮、粮食了。程斌叛变后，1路军打的许多仗，都是奔粮食去的。攻打大蒲柴河镇，少年铁血队冲进伪警察署，砸开一间仓库门，里面全是弹药。这当然也是好东西，赶紧往兜子里装，可这时最缺的是粮食。听说小蒲柴河有粮食，赶紧去打小蒲柴河。

曹曙焰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两个兵，叫狼拖走了。不是一群狼，就两只。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饿得趴那儿不能动弹了，你有什么办法？

杨效康和张泉山，说他们饿得连睡觉打鼾的气力都没了。更多的老人说，那时打伏击，大概瞄上了，就得赶紧“搂火”。那人饿得头昏眼花，你想瞄准点，再瞄一会儿，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枪要吃，人要吃，人要饿得慌，那枪吃得再饱，也要打了折扣。

1938年冬，7军补充团夜袭七虎林河附近的后半子场。守敌是日军一个骑兵小队，住在个大地窨子里。一个姓曲的排长带个士兵摸上去，把哨兵干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封住门窗，二十来个鬼子和二十来匹军马，都被打死了。

战前情报，敌人运来一大批给养。补充团倾其所有，吃顿饱饭，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就有了这场漂亮的歼灭战。打扫战场，哪有呀？后来得知，还未运到呢。

砍些马腿扛回来，懊恼得像打了败仗：急什么呀，再饿两天不什么都有了吗？

1路军直属队截获两辆汽车，什么“好贺儿”呀？爬上车一看，好多香蕉。天冷，冻了，香蕉皮变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呀？有人说是“日本茄子”，连皮吃。

打着什么吃什么，什么也打不着饿肚子。

老天爷、土地爷助阵，夏天历来是抗联最活跃的季节，自然也是多打仗、多筹粮的黄金时期，可储存又成了问题。为了保密，防止出叛徒连锅端了，通常都是分散藏于多处，每处够十几个人的小部队吃上一两个月。冬天扒开雪埋起来就行，夏天最好是用缸和坛坛罐罐封好，埋在地下，可山里哪有这些东西呀。雨淋了不行，潮了也霉了，藏在山洞里，弄不好就是给野兽储备的了。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打仗，就是一袋烟工夫的战斗。打木场，打部落，敌人一个电话，援兵沿着警备道就来了。咱们兵力少，难得分兵打援的时候，那样两袋烟的工夫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得先胜后败。即便是小部落，装备不好，老洋炮、大抬杆顶上个把钟头，援敌也到了。急进急退，一家伙打进去，捞一把就跑。那人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可一见到吃的就红眼了，扛着两袋面能跑出二里地。1939年初，在饶河县打个部落，冲进伪自卫团部，见桌上有些剩饭剩菜，两个战士抓起就吃。我说快打扫战场，快撤，两个人照样狼吞虎咽——那人见到吃的就控制不住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老人慨叹，当初夺枪成立游击队，有时为支枪死多少人呀。那时是拿命换枪，现在是拿命换粮了。打一仗，打胜了，牺牲几个战友，你就活了下来。对付十天半个月，再打仗，再换粮。有时流血牺牲，也换不来。

1937年3月23日，《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实行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物质经济。给养来源，预先不能不有常年军队斗争给养上的准备，而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和日帝国主义在满洲作长期抗战工作。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钧同志信》中，转达“西方”，即3路军总部的指示：

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按计划执行，绝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2路军和3路军的这类文件，留存许多。侯启刚的“小兴安岭大计划”，中心内容就是抽调部分兵力，在小兴安岭中屯垦种地。

从1938年开始，3军、4军、5军、6军、7军的后方人员，开始在各地开荒种地。

1940年9月1日，《王效明给周保中的信》中，谈到“后方耕种现在情况”：

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6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七八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6垧全数被敌砍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需努力征发。

王云庆老人说，后期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就是种地了。你这旮旯多少人，得种多少地，打多少粮，有数的，必须完成。我们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45亩，都是包米。饿呀，恨不得把那种子种到嘴里去，结果好多进山雀和花鼠子嘴里了。刚种上，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一样给你扒出来吃了。

最可怕的还是敌人。

老人说，因为不断补种，包米长得老少好几辈。7月底，最老的一辈那棒子上的水包米粒已经挺大了，我去5军3师密营办什么事回来，路过个小窝棚，进去歇歇脚。一袋烟刚抽完，听到脚步声。我把小烟袋掖腰上，匣子枪就端起来了，一脚踹开门，枪就响了。门口倒下两个，两旁也是敌人，他们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我可“得把了”（有机会了），前面、左右突突着，这帮小子都往草棵里拱。迎面不远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我一下子跳下去，滚得像球似的，被什么挡住了，爬起来再跑。跑不动了，趴那儿喘一阵子，寻思这下子完了，包米完了，密营也完了。抄近道紧赶慢赶，老远就听地里闹哄哄的，完啦！大都是伪军，有几个“白帽子”，吵儿巴火的，拿刺刀砍，用镰刀可地里划拉，看得心直淌血呀。我就剩两颗子弹了。那要是子弹足足的，能打死老多了。那也不行了，敌人只要发现那地，早晚非给你毁了不可，庄稼又没长脚不会跑。

关于抗联在深山老林里开了多少荒，种了多少地，自己收获了多少，被敌人毁了多少，没有总的数字。而据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和见到的当年的文件资料，应该是多数都被敌人毁了。

<h3>“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h3>

从下种之日起，山雀、花鼠子就跟你作对，庄稼成熟了，野猪、狗熊也来参战。防动物，防两脚兽的敌人，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终于从兽口、敌手把点粮食抢到手了，出个叛徒不用说了，野猪、狗熊也来偷盗。你藏在什么地方，它们都能找到，连吃带糟蹋。2路军、3路军精心保存的一些文件，有的用油布包着藏在山洞里，有的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也被拱得一塌糊涂。

自然，它们也给抗联官兵提供了美味。

北满、吉东密营的藏粮处，大都设置“地枪”，而且几乎都有斩获。把只步枪隐藏固定在较高地面上，抢托握把处安个小铁环，把根细铁丝拴在扳机上，向后穿过铁环，再向前拉过去，像绊马索似的绑在枪口对面的树干上，野兽经过绊上，枪就响了。

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篯的信》中说：“上次出发曾打来野猪十八口，肉约在数千斤，现在尚有一千八百来斤在八道梁子地方插着。”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陆永久是幸运的。在东北，有些人就撑死了。

不能吃多了，可别撑死了。不用领导和同志们提醒，他自己什么都明白。可心里这么想着，嘴里这么说着，那“好嚼裹儿”就像长了腿似的，自己就进去了。

老人们都说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别的树皮一股怪味儿不说，关键是拉不出屎。就用树枝、枪探子抠。自己抠不出来，就撅着腚，互相抠。抠破的，肛裂的，脱肛的，那罪遭的呀。有的憋得嗷嗷叫，等到不叫了，八成就不行了。

有道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尿憋不死，屎憋死了。

王传圣等人过界后，照例要被审查。一个苏军中尉问他：你们过界时，边防军巡逻队的军犬，怎么竟然没发现你们？

王传圣想了半天，道：是不是两年没进过人家，就在山里活动，身上没人味了，那狗鼻子就失灵了呀？

郝凤武老人说，东北人骂人，说你小子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我们那时就跟这话一点儿没差。

1938年6月28日，《王汝起关于部队活动经过等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恐给养困难不能在此久待，今日出发准备十三天给养（大牛一条）。”

比之打“集团部落”，打开拓团最好了。日伪对中国老百姓实行经济封锁，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定量配给，打进去还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开拓团就不同了，富足，粮食多，牛马也多。骑着马，赶着牛，心里格外踏实。步兵变骑兵，牛马能驮粮，还能吃呀。

1940年10月20日夜，5军70多人袭击密山湖北站开拓团，1小时结束战斗，牺牲1人，毙敌10人，伤6人，俘4人，缴获步枪12支、棉花600余斤、马6匹、牛3头、粮食60余袋。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实为5军——笔者）一九四○年工作杂记》中说：

由于大砬子出发后，因饥饿负伤、患病在道路上临时死亡者九名，王树忱、张志文、王云江、王学堂、张海楼、陈庆延、韩福恒、张贵山、张鸿林。

周保中1942年2月22日日记中写道：

第二支队一九四二年冬，王效明同志部队及人员损名单：

王喜刚（饿毙）

邱会进（饿毙）

智国龙（饿毙）

一九四一年宝清中心顶子饿死或失踪：

李呈祥、孙玉阶、李在民、鲁道才、郑立堂、陈学山、于第伦。

1941年夏末秋初，王效明率三十余人，从饶河县暴马顶子去依兰。因挠力河涨洪水，不得不绕远多走了一个月的路程，携带的给养吃光了。第一个饿死的是指导员李在明。这是个挺壮实的汉子，一路上经常带人在前面侦察、探路，付出的体力最大。接着是司务长老王和个炊事员。老王三十多岁，大个子，饭量特别大，同样的食物，别人吃八分饱，他才半饱。后来又陆续饿死几个。

应该说，这是个挺不错的季节。四十多天行程，从夏天到秋天，野果从青涩到成熟，正是采蘑菇的季节，山沟小河里还有鱼、虾、蝲蛄。

曹曙焰老人说，1941年春在饶河山里见个人，那人扭头就跑，说鬼呀，鬼来了。破衣烂衫，脸好像几辈子没洗了，头发耷拉老长，皮包骨，眼窝两个大窟窿。我们这些“鬼”不知不觉见惯了，别人冷不丁见了，不就是活见鬼了吗？人快饿死时，总掉裤子。裤带系在胯骨上，肚里没食，身上没肉，那胯骨就挡不住裤带了。你给他系，使劲勒，那腰像要勒断了似的，也照样往下出溜。裤子掉了，绊倒了，那人就难拉扯起来了。

据说，广西十万大山中的负离子，在中国最高。不知完达山、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排位如何。如今，把这个世界污染了的人们，讲究回归自然，追求绿色。而无论在什么样纯自然、纯绿色的世界里，吃不上饭就要饿死，才是最自然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春，山里还有雪，在克山县南边，队伍走不动了，支队长郭铁坚决定进屯子。进屯子就有吃的呀，大家来劲了，走不动就爬。太阳未卡山到了屯子边，郭铁坚拄着棍子喘了好一阵，说：大家伙儿都精神点，挺起来。能站起来就别四脚爬，能扔棍子的就两条腿走，要让老百姓看了长信心，知道咱们还能打日本子！

老人说，也就一里来路，走了三个来小时，十来步就得喘上一阵子。进了屯子，那天已经黑黑的了。我跟着郭支队长进户人家，进屋是厨房，黑灯瞎火，手一下子碰到锅台上的一个破瓦盆，里面有黏糊糊的东西，是鸭食，或是鸡食。天冷，鸡鸭没吃了，冻了，晚上拿回来放锅台上，或灶坑边上，第二天还能吃。我顺手抓一把送嘴里，那个香啊，又抓了一把。

<h3>“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h3>

董福基全家老少、温俭及其全家均鉴：

本军于五天前绑架了你们的家属，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杀害他们，而是要用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充作我军的反日经费，我们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是，如果你们置之不理，不准备财产，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目前仍在帮助帝国主义，相信日本人的势力，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大地主等不知爱国甘当奴隶的冷血动物，格杀勿论。所以如果你们不属于上述冷血动物，就应该尽快来解决问题。日前曾命令董福基家于五天内提供内衣一百五十套，但并未执行，诚为怪事。现在，如明天上午仍不送到，将先将一名人质的耳朵切下来送回你家，如三天内不送到时，则将全部人质的头颅砍下来送回。一句话，如果爱钱就会失去人。

速转告温家，同时告修、季家等三家，他们如果在明天之内不交财物，也准备先将人质的耳朵送还。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

政治委员

这里说的切耳朵、砍头颅，许多是做戏给敌人看的。不然，说你“通匪”、“照相”、“杀大沟”，老百姓就遭殃了。

1936年11月，5军司令部崔东活、冯丕让、杨绍臣写的一封募捐信，应该说既普遍，又典型。开篇是“刘仲达先生惠鉴启者”，接着用一半篇幅说明“日寇倭贼蹂躏我白山黑水”，东北、全国的形势，抗联官兵如何与敌作战，然后写道：

阁下为乡里人士之先导，明达时事，亡国奴之苟且生活，必不甘受，抗日救国之心志，亦必倍于常人也。因此，本军深盼阁下与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之大义，暗中活动，使乡党邻里悉心悉力，助我联军推展救国伟业。又以阁下既富有资财，应效卜式输将助国平寇之美举，助本军作冬季服装军需费用，是我军战士得饱暖，以利对抗贼军，则阁下同有救国光荣之绩也。区区五百之军费，出自阁下，虽非九牛一毛，谅不至吝啬不仁，置我人民同胞抗日救国应有之义务于不顾也。信到后五日答复，十日交款，以应本军紧急军需，幸勿观望。

当时，各军及所属部队所到之处，几乎都会写这种信，通常都会得到响应。

后来情况变了。

当然过去通常都是要钱的，现在就是直接要粮了。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冷，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苔藓——笔者）、人肉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

同年11月26日，《张寿篯给高禹民、夏振华等的信》中说：

虽然你们所率领导的是不稳固的部队，虽然是既无经费，又无粮食，缺乏地方组织的配合，又无群众关系，吃树皮，吞松子，嚼马皮，又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

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到了这份儿上还没有违纪行为，是不是就是天方夜谭了？

1938年6月22日，《刘曙华关于军事行动等情况给周保中同志信》中说：

我五、八军在依东买东西被人骗的钱总有五六百元之多，就是那老张家（买东西关系）搬家了，将该人之兄扣留队中，家中则声明不要了，“杀留随便，但钱是没有了”，所以经过我们讨论就将该人之兄处死刑了。

有人矢志不渝，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援抗联。有人热血沸腾一阵子，看到红地盘没了，抗联被逼到大山里了，就心灰意冷了。有人当初就是不情愿的，现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了，有的就成了汉奸、走狗。

而且，战乱、归屯、“粮食出荷”、“满洲馒头”等等，百姓日渐贫困，一些殷实人家也难堪重负。另一方面，抗联的腰包也瘪了，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像老张家这样的“买东西关系”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小，其可靠性自然也低。有的本来就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儿，有的想拿钱赎命也拿不出来了。

5军在宝清抓个人质，小孩，十二岁，叫朱振声，家里总也不拿钱来赎。敌人“讨伐”，部队转移，后来周保中让带去苏联，就算参加抗联了。漂亮，聪明，俄语学得可快了，大家都喜欢他，1944年得伤寒病死了。

1939年9月11日，《周保中关于侦察敌情、筹备给养等问题给张镇华的信》中说：

这类的事，处在现在状况之下是很难办的，敌情环境既非常限制，而我们的目的要求又很迫切，自然不能够一办就能顺利，有时弄到像曹操吃鸡骨头，吃着又无肉，扔了又可惜。可是你须了解一种要领：要求的额——目的不要过高，能办就办，不能办，或很迁延时间，就得立刻早早放弃，另作别的打算，即使有小利益也得割舍，不可贪恋流连。

抓了人质，就得和人家联系，就等于有条线抓在人家手里。就算家人不向敌人报告，特务、坐探听到风声，就盯上你了。这种亏也没少吃。可有些时候，也只有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胡一真老人说，1939年冬，在刁翎南边活动，小部队下山“打给养”，赶回来几匹马，是从老百姓家拉的。有匹马瞅着眼熟，这不是我们家那匹瞎马吗？我小妹换亲换来的。我摸着它的嘴，它好像还记得我，使劲舔我的手。领导批评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人都这样了，也算它为抗日作贡献了吧。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给金策并转中共中央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二十三团尚在绥滨西江套一带，该团自团主任徐果逃回军部后，连长亦逃亡，仅余队员现约二十余人，均已匪化，大概在秘密种大烟。该团是去年吃过人肉的部队，队员均系山东人，尚相当顽强。

有老人说，最早吃人肉的，就是这个团，是6军的。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个江心岛上，打了几天，敌人上不去，他们也出不来。后来就算敌人放他们走，那人也走不动了。那时这种情况太多了。有些时候唯一可以使人活下去的，就是敌人的尸体，或者战友的遗体。或者饿死，或者生存，继续战斗，怎么办？

胡真一老人说，5军接应过一只吃人肉的部队，10多个人，送到军部。听说他们吃了人肉，一些人去看，我也去了。把牺牲的战友吃了，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穿戴还行，就是瘦得不像样子，不说话，眼神木呆呆的。有人冲他们瞪眼睛，说吃得下去吗？他们还是木呆呆的样子，眼泪却哗哗淌下来了。我也哭了，不敢看了，走了。

有几位老人谈到吃人肉的事。

有人说某位老人吃过人肉。笔者试探着和这位老人唠起来，他叹口气，摇摇头。

老人们几乎都回避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被贴大字报，说你吃革命烈士的肉，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

十三、生存与战斗 第四十五章 雪坟

<h3>冬天是个汉奸</h3>

1935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杨、一师二团政治部主任张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三团不集合还好，一集合马上队员看看三团衣服整齐，就引起很大的动摇。

队员有说“三团是县委亲儿子，二团是外来的”，当然这是可笑的话。

抗联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诸多不同，是服装从未统一过，连一个军也难得清一色。这支部队能打仗，缴获多，这次缴获一批黑布，就统一做成黑色的。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颜色都有。当然也有军装，缴获鬼子、伪军的，还有伪警察的警服。

“穷汉子，你别欢，打春还有40天。”这是笔者家乡辽东地区的民谚，说的是立春后还有40天好冷，而在北满那就是两个月也不止了。

“太阳冒嘴，冻死小鬼”，是说太阳刚出来时最冷，把鬼都冻死了。今天东北人说天冷，是“贼冷贼冷的”，当年则是“嘎嘎冷”、“嘎巴嘎巴冷”这样的象声词——大地、冰面、树干冻裂了，“嘎嘎”响，“嘎巴嘎巴”直响。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南北大炕，老两口，中两口，小两口，现代人想象那多不方便呀？却有它的道理。你把它间隔成几个小屋子，炕头的房间挺热，炕梢那头就冻得受不了了。洞房花烛夜，东北好像没有“听房”习俗。且不说冬天趴在窗外会挨冻，有钱人家高墙大院进不去，就是夏天穷人家又能听到什么？同样，满族男人像女人一样穿大襟衣服，是因为大襟衣服保暖。冬天要扎条带子，扎前把棉袄使劲抿紧，就撅出一块，成了“撅腚袄”。而无论满汉男女，也无论冬夏棉单，那裤腰都挺高挺肥的，特别是棉裤。抓住裤腰往前一拽，然后向左或向右一抿，裤带就扎上了，叫“抿裆裤”。没有裤鼻儿，也没什么前开门、旁开门，裤衩、衬裤、衬衣什么的，对普通大众则是奢侈品。并非绑腿的腿带儿，是必不可少的，在裤脚上扎两圈。“撅腚袄”，“抿裆裤”，不看头脚，前后左右，女人没了形，男女都一样，暖和就行。

如今辽中、辽东、辽南，特别是城市，且不说棉鞋、棉帽，连棉衣、棉裤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气候变暖是个原因，关键是从家门到上汽车再到单位，也就几十米、几百米的距离，而当年是离开家门就被风雪围裹着。冬天进山的猎户和在山里讨各种营生的人，除了“撅腚袄”、“抿裆裤”和狗皮帽子、乌拉外，必备的是老羊皮袄、皮套袖和皮裤筒子（又称套裤），腰后再绑块叫“屁挡”的狍子皮，或狗皮——每到冬天，抗联官兵最羡慕的就是这一套装备了。

1937年，3军、6军用黄波罗树皮或柞树皮熬的水，把白布染成黄了吧唧的颜色，做成军装。尽管深浅不一，淋了雨把黄种人染的更黄了，而且着装的仍是所属的部分部队，却算多少有点儿军装的味道了。

不过，后来可有点儿统一的味道了。从南满到北满，官兵大都穿着缴获的鬼子、伪军的服装，远远望去就像日伪“讨伐队”。

1937年（无月日），《抗联第二军和第五军政治军事情况的材料》中，开篇即道：

二军的队员养成刻苦耐劳俭朴的风气。可是队员的爱美好修饰，无论经济怎样困难，总是穿得很整洁，爱惜武器，保护枪械是无可比拟的。第五军的队员们爱惜武器、美好、整洁，不仅是上级领导教育影响的，主要的由于队员们以二军为榜样，自动地去模仿，就等于二军的队员对于军事学习和军队的生活管理等等从五军队员表现上去自动学习时一样。

2军朝鲜（族）人较多，朝鲜族服饰好白色。一个酷爱白色的民族，是不可能不整洁的。可当时，从2军到同样“美好、整洁”的5军，以及其他各军官兵，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呀！

“撅腚袄”和“抿裆裤”，在林子里转上个把月，那棉花早开包没形了。鬼子那军装确实结实，军官黄呢子，士兵是小帆布，厚实得沉甸甸的，可用不上一个冬天，全成了破衣烂衫。衣襟、袖口、裤腿刮得丝丝缕缕的，连裤裆也刮烂了，其他不易刮坏处，露营时则被火星子烧得窟窿眼子。一场雨淋成落汤鸡，算是洗脸洗澡了。女人天性，有点儿空儿，会去河边洗洗涮涮。秋风起后，男女都一样。用老人们的话讲，那手像老鸹爪子似的，脸都是锅铁色，头发披到肩膀了，都“擀毡”（像毡子一样板结在一起）了。什么理发剃头呀，越长越好，等于多顶帽子，暖和呀！1940年后陆续退往苏联，怕带过去传染病，过界后都脱得一丝不挂，衣服烧了，洗个澡，再见面，你是谁呀？认不出来了。

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省神农架发现野人。有关方面多次组织科考队实地调研，一无所获。而从1938年开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东北抗联官兵，除了扛枪打鬼子，那模样和生存状态，与野人有多大区别？

有资料说，当年东北的中南部，每年无霜期平均为150天，北满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龙江，也是雪花飘半年。这样说比较抽象、概念，最冷时究竟能冷到什么样子？老人们说，那时没有天气预报，那时天比现在冷，现在估摸着，零下30多摄氏度是常事，腊月零下40多摄氏度不算啥。“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石头裂口”。石头怎么冻裂口不知道，你瞅着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夜静树冻得咔吧咔吧响，冰面、地上冻裂的口子能别断马腿。

有房子住时省衣服，鬼子军装穿一冬没问题，普通棉衣穿烂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乡，普通棉衣有时两件也挺不过一个冬天了。

吃粮拿命换，穿衣也一样。

秋冬季作战，敌尸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风起，雪花飘，官兵还身着单衣，当领导的就满嘴燎泡了。

没有棉衣，就熬不过这个冬天，队伍就会垮掉。

服装我代为想办法，实在无着，进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换，穷的给大烟土换，富的没收。

这是1936年11月16日，×××（笔者将姓名隐去，下同）给×××信中的文字。而这时距从1938年开始的更严酷的冬天，还有两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关于敌情及我军状况等问题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所谓抗日军的时令病不断的复发，军本部直辖部队三团教导团还没有发生这一时令病，但在南方部队二军五军三团一团，叛徒拐枪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够，是复发时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驻不着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这一病之动因，除非达到红军战士彻底觉悟程度亦许会消灭这一缺点。

抗联老人说冬天是个汉奸，不光因为天气寒冷，老天爷“叛变”了，连土地爷也“投敌”了。大雪改变了景观和地势，山里清汤林子，平原一览无余，哪儿都难藏人，一动就留下痕迹。春夏秋三季，河流到处阻碍敌人，草甸子、沼泽地根本进不去。而今，大地冰冻如铁，敌人的汽车、爬犁撒着欢儿到处跑。

前面说过，击垮义勇军的，不光是日寇，还有老天爷。

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或是山林队改编的队伍，树叶一落，“时令病”就来了，觉得没别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则插枪散伙了，说是待来年春暖花开聚拢起来再干。

1937年1月17日，《王润成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这些队伍的投降，与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领袖分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欺骗下层群众投降，而这次则是因衣、食、住等问题无法解决，群众动摆，领袖又想不出办法。举例说吧，史旅的安团、刘营他们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与三六年一月前后，这时候讨伐队早已撤退了，可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房子住，一去征收给养就得打仗，并且无处去弄。为了这件事刘营长在密营里哭了三天，最后宣布谁能干，谁就领导这些人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离休前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鲁老将军，笔者采访时八十三岁，白发浓眉，目光有神，思维敏捷，谈吐文雅，学者风度。

他1916年生于河南省武陟县一地主家庭，先后就读河南焦作中学和北平弘达中学，1934年入团，1935年入党，并于同年与在焦作中学的同班同学王静敏一起被派往东北。

负责送他们去东北的交通员叫李义臣，山东人，在东北待过多年。三十多岁，中下个头，宽肩阔背，一张脸上方下圆，浓眉大眼，话少，好像不会笑。他的“身份”是个那时常见的江湖卖艺人，彭施鲁和王静敏是他的“徒弟”。出发前约定，沿途两个人尽量少说话，一切由“师傅”应付。

从北平坐火车到山海关，过去叫出关，这回是“出国”——那边是“满洲国”了。

“出国”自然麻烦，买张火车票，这证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个底朝天。3个人找个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饭后背着行李卷迈动“11号”上路了。

荒山野岭，乡间小路，晚上就在老乡家吃住。第三天傍晚，山冈上跑下几个人，喊着让他们站住。两个学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李义臣大喊：胡子，是劫道儿的胡子，快跑！眼看着跑不动了，李义臣拼命追上一辆马车，跟车老板商量，让两个学生爬上去，马狂奔，人狂喘。

到了绥中县城，火车票就买好了。到长春后，又换乘去哈尔滨的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去方正。方正县就属“匪区”了，买票时盘查你去方正什么地方，找谁、干什么，还要把姓名写在车票上。

彭施鲁原名王鹏华，王静敏原名王永谷。在北平动身前，李义臣说这不像东北庄稼人的名字，得改了。彭施鲁说我叫“王长庚”吧，李义臣说行。王静敏说我连姓也改了，叫“张永顺”。李义臣说叫“长顺”吧，“长庚”、“长顺”，听着更像师兄弟。一路坐车有伪警察盘问，住店来查夜，让你把随身那点东西抖搂一遍。改名换姓不说，还不能堂堂正正通过“天下第一关”，走荒山野岭绕太远。这回就要到“匪区”，参加自己的队伍了，两个热血书生激动不已，就出了点儿差错。

下车时，那车门一边一个伪警察，李义臣拿着车票走在头里，盘问过了。问到一路上都叫“张长顺”的王静敏姓什么，就说个“姓王”。彭施鲁心头一紧，听到王静敏又回答“俺叫王长庚”，一颗心落了地，明白自己又得改名换姓，叫“张长顺”了。

而笔者执意将彭施鲁放到这一章里介绍，是因为他这个抗联有太多与众不同的第一。

出关第一夜，在老乡家里，他这个中原人第一次领教了东北的热炕头，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那冰天雪地中露营的日子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抗战胜利后找个热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

到哈尔滨已过元旦，吐口痰，立刻在冰滑的地上冻成冰砣，就立刻想到那个“撒尿得拿根棍子敲”的传言。而这时他并不明白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对他和东北抗联将意味着什么。

到4军时，正是“冻掉下巴”的腊七腊八前后。在密营里，他见到刚缴获的冻得铅球、铁蛋样的橘子，更让他惊异、咂舌的是，非但没放进热水里化，反倒放在冷水里冰。约莫半个小时后，那橘子表面就结了层比铜钱还厚的冰，把冰敲碎，橘子就变得软软的了。官兵告诉他，要是放进热水里，橘子就烂了。人冻伤也一样，不能用火烤，而要用雪搓，把伤处皮肤搓红了，血流通了，就没问题了。

4军新兵彭施鲁，一切从头起步。骑马、射击不用说了，吃饭、拉屎也得学。行军时，包米面大饼子要贴身揣着，不然就成铁饼了，一口几道牙印。有道是“小孩的屁股大酱缸”，天多冷，冻不坏。大人的屁股也挺抗冻，可生殖器呢？零下40多摄氏度，一会儿就危险了。要等到快憋不住时，赶紧蹲下，速战速决。

看他冻得鼻涕拉碴的样儿，大家都挺可怜这个关里来的洋学生。有的劝他去做地方工作，有的说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受不了冰天雪地中的饥寒交迫，有的离队回家了，有的叛变投敌了。而来自中原大地的热血男儿，就在这东北的大烟泡中，用战斗迎接胜利。

六十三年后，老人说他能在东北抗战十年，首先要感谢“抗联第一宝——乌拉”。

鞋底、鞋面是一整块牛皮，鞋面上有一凸起的半圆形的褶，鞋口钉着一圈鼻扣儿。先把一块挺大挺厚的布，叫“乌拉腰”，沿鞋口垫放进去，再把乌拉草絮进去，然后把裹好裹脚布的脚伸进去，就开始系乌拉带。乌拉带是根长两米左右、筷子粗细的麻绳，从鼻扣儿中穿过，系紧前先把裤腿抿紧，再用乌拉腰把裤腿裹住。那乌拉腰高及膝下，乌拉带一直绑上去，连绑腿都有了。

零下40多摄氏度趴在雪地里，缴获的鬼子的大头鞋，个把小时就冻得猫抓狗咬似的。穿乌拉什么事没有，又轻快，绑上草绳子走冰雪道还不滑——不然，怎么算得“抗联第一宝”呀。

只是在人类的鞋类中，这乌拉却是穿起来最费事的，快手也得半袋烟的工夫。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乌拉草一定要絮得均匀，展开一个窝儿，那脚伸进去可舒服了。彭施鲁个把小时也难搞利索，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看人家乌拉带还在腿上打个十字花，走出十几里还是原样儿，他的一会儿就掉裤子似的堆到脚脖子上了。

如今新兵入伍，首先是练队列。抗联没有这一说。而彭施鲁参加抗联的第一课，是学习穿乌拉——他必须首先学会怎样做个东北人。

老人说，毛主席问他的卫兵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走路靠脚，脚靠鞋，东北冬天是乌拉。在东北，腿脚最多的不是枪伤，而是冻伤。脚是最容易冻伤的部位之一，多少人都是脚冻坏了呀。你意志再坚强，抗战再坚决，脚冻坏了，那人就废了。

<h3>露营之歌</h3>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争战，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一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宁安军本部新移林口，诸缺准备，而日贼不断出扰，以此深为焦虑。

这是周保中1936年11月11日日记中的一个自然段。

老人们说，归屯前“讨伐”再紧，白天蹲山，晚上下山也能找个屯子睡觉。归屯后不行了，就是“天大房子地大炕”了。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露营了。

山里宿营，山沟背风，自然暖和，发生战斗，地形不利。山顶地势好，风大，冷不说，那火也刮得东倒西伏，还易被敌人发现。通常是在山腰选个平坦处，周围山上山下布上岗哨，有敌情首先抢占制高点。部署妥当，大家就忙活起来“打火堆”，就是锯树，砍柴火，弄堆火取暖，准备过夜。

1938年后，“打火堆”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任何一支部队都不能不随身携带斧锯，特别是锯，甚至比枪还重要。是那种两头窄、中间宽的“大肚子锯”，又叫“快马子”，一人来长，两人合用。选那种一人来粗，或者再细点的树锯，太粗了搬不动，太细了不抗烧。无论粗细，一个暴马子，一个刺松，这两种树不要，烧起来噼噼啪啪火星子四溅，烧人烧衣服。锯倒了，再截成一截一截的，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或拖到睡觉的地场。把雪尽量清除，底下一层摆好，上面一层十字交叉放着，再一层也一样。一人来粗的木头，每层4根，摆放3层，能烧一夜。木头细了，就得加量。

这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开头不懂，弄几根木头堆那儿，下半夜就烧光了。或者锯些“站杆子树”，就是死了、干了还没倒的树，倒是好烧，也不抗烧。几根干木夹在中间做引柴，大都为湿木，这样打成的火堆抗烧，还有意外收获。那湿木烧起来两头咝咝响着冒白沫子，凉了形成黄糊糊的结晶，北满叫“木碱”，吉东叫“树胶”，有没有、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道，做“饭”时放锅里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锅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钢盔、猪腰子饭盒什么的，在火焰上方支架着，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粮食，还是树皮，热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觉。

有狗皮、狍子皮什么的铺上，没有就弄些树枝子。从头到脚系紧了、捂严了，每人都有个背篼子，枕着。枪放在身旁，或者也枕着。敌人偷袭，听到枪响，顺手抓枪，就地滚到大树底下，趴那儿，或站起来隐在树后射击。

人少，那人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射状围一圈，那人一个个都弓成对虾似的，使劲儿朝一块儿挤。当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往火堆上靠，靠得太近就危险了，有的就烧死了。有的没烧着，第二天早晨一碰，身子都硬了。

抗联管露营叫“打小宿”。1938年前，是偶尔打次小宿，1938年后就是常态了，应该叫“打大宿”了。用一些老人的话讲，那时要住回房子，反倒成了“打小宿”。

彭施鲁老人说，有部电影，抗联在雪地露宿，盖床被子。睡觉嘛，当然得有被子了，编导这么想的，观众也看不出毛病，我们就笑了，说哪来的被子呀。那时一般有件大衣，那时叫“大氅”，个别人有条同样烧得窟窿眼子的毯子，打几仗也丢了没了。那时一年四季就在山里滚，这山那山，这县那县，肚里没食，扛支枪都打晃，再弄床被子，潮了湿了，多沉？当然不排除某支部队打一仗，得床被子，盖几次，但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你采访这么多人了，谁盖过被子？

老人说，山里有废弃的炭窑，碰上一个，那就是天堂了。

老人们都说，开头真受不了。挨火堆躺着，这边衣服烤煳了，那边身子透心凉。脚冲火堆的，你瞅吧，那人几乎都是一个姿势。两手插在胯裆里，身子使劲朝前“勾勾”（弓、弯）着，恨不能把脑袋也插进胯裆里。睡不着，冻醒了，就坐起来烤火，再不就蹦跳一阵子。飞禽走兽还有个窝呀洞呀的，咱这是算哪一类呀？还叫人吗？可这人哪，也真是种适应性动物。待到成了“野人”，老百姓说是“见鬼了”，那觉也睡得挺香了，觉得抗联就应该这样打小宿了。过去新兵上队，说当抗联打仗、吃苦，你怕不怕呀？这回就问：露营、打小宿，你受得了吗？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提起抗联，人们就会想到出自抗联人之手的《露营之歌》，是太自然了。

各军大都有过帐篷，有缴获的，有自制的。杨靖宇还亲自设计过帐篷。“梳篦战术”，“壁虱战术”，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有时一天几仗，连最宝贝的机枪都插起来了，那帐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人都说，不管天多冷，有火就行。

《露营之歌》，一年四季分四段，哪一季都离不开火。春天是“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夏天是“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秋天是“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冬天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无论天多热，晚上山里也凉，雨后还有潮气，没火烘烤着，也冻不坏人，却能坐病。蚊子、小咬一团一团的，还有瞎虻，没烟火熏着也不行。无论什么季节，火还能吓阻野兽。

老人们都说，那时人抗造，可再抗造也是人哪！胃病，腰腿痛，夜盲，烂裆，谁都难免，轻重而已。最要命的是抽筋，胳膊腿都抽，那人抽得嗷嗷叫，快勾勾成一团了。如今踢足球抽筋是累的，我们那时累呀饿呀潮呀，什么都有了。也像足球运动员那样，扳起腿抻巴抻巴，更重要的是用火烤。特别是冬天，干什么也离不开火，没火就完了。敌人来了，背着架着抬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了，一看，那人就不行了。

曹曙焰老人说，有个牛奇中，脖子本来就长，外号“长脖子老等”（一种长脖长腿的鸟，学名“苍鹭”）。1940年夏在虎林一个草甸子里，一觉醒来，他说你看我是咋的了？大家吓了一跳，那脖子突然长出来一截，一尺多长了。我们几个人给他搓呀揉呀按的，那能管用吗？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不疼也不行了，除了睡觉，总得一只手托着下巴，不然就支不住脑袋，说不定歪到哪边儿去了。那种不是人活的日子，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到苏联后我还见到他了，还用手托着个下巴，这人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怎么样了。

“打火堆”当然也会引来敌人。有敌情，春夏秋没火也能将就，起码冻不死，冬天就难了。有时“讨伐队”就在附近，就去偷袭它，打仗可以御寒。有时一堆伤员，打不了，就寻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弄堆火，同时加强警戒。因为没有火，那人那一夜也完蛋了。饥与寒不同，人饿几天不会死，而冻死、冻伤，常常就是不知不觉间的一会儿工夫。

1939年1月21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高禹民的指示信》，开篇即是：

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关于下江部队情况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闯过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战士均伸开疲倦之体，露出高兴的精神。

用单立志老人的话讲，是：背阴坡的雪壳子擎不住人了，阳坡的雪化了，心里就觉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过来了，又能跟鬼子干一年了。

1934年夏，红25军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缴获甚丰，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伞，大家乐坏了，说一把雨伞一间房呀。

南方红军最难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东北抗联没留下一个建制连队。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和特种兵、独立师，或多或少，大都有当年的抗联官兵，进关、南下，打到两湖两广。有老人说，到那地场一看哪，打游击太好了，四季都是绿的，冻不着，饿不着。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苦的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了，可比之抗联呢？红军爬雪山用了多长时间？抗联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联老人称之为“漂筏甸子”的沼泽地，后面将会写到，敌人重兵“讨伐”时，就往草地里去，因为敌人不敢进、进不去。

参加了长征的陆定一说过：“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门师团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夜间强行军，气温骤降，6000人冻伤，占全师团的1/3。

才11月中旬，气温再低，能低到哪里去？零下20多摄氏度够了吧？

五味川纯平在《战争和人》中，谈到日军如何穿防寒装：先在棉毛衫外穿上军衬衣和军衬裤（法兰绒制），再穿上军裤（呢绒的），外套（毛织）和防寒大衣（厚羊毛制成的皮大衣）。然后再穿上防寒皮套裤，膝盖以下打上防寒绑腿。脚上穿棉军袜，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头上戴防寒帽，帽子里的毛线头巾把整个头包起来。脸部遮上防鼻，这是为了保护易受冻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后，露在外面的只有两只眼睛。

这是在中苏边境线上巡逻的日军装束，抗联没少与这类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满日军的防寒装，与抗联也不可同日而语。敌人是倾“满洲国”之力保障供给，抗联一切都靠自己解决，而且，他们没有饥饿之虞。

即便如此，日军也不断有冻死、冻伤的，更不用说被抗联拖来拖去，在大山里麻达山了。

据说，当年日本鬼子看到《露营之歌》，也表示钦佩。

<h3>“冻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h3>

1941年12月2日，《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官兵履历表》中，林玉金，三十九岁，1939年2月入伍到6军3师保安连，担任过中队长、排长，“负伤次数及轻重”栏中“无”，“特征”栏中为“足指皆无，左小指有冻伤”。

1939年（无月日），《张寿篯关于部队的活动情况及经费使用问题给金策的信》中说，“三月初二夜”，“王继周同志（前十一军二旅主任，五军派来的）以下六名冻死”。

1940年2月24日，《团结给海山同志信》中说：

在去年严冬之际敌情紧张时期，衣履不佳，饮食不周，除不得已送过江（苏维埃联邦负责同志费心代为收容救济）百名外，在两个月过程中加因为伤病饥饿，奇寒而死的四十余名。

那时在东北，一场寒流过后，无家可归者成为街头死倒，平淡无奇。庄稼人的手，若不皴裂开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个庄稼人了。“六个爪”、“王秃瓜子”、“李坏手”、“一只耳”，是男人而被称为“×小脚”，残废了，这才算得上冻伤的。而各地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这类外号就不断地取代着一些人的名字。

秋风起，在抓紧整治“时令病”的同时，防冻伤教育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冻伤主要发生在行军、作战期间，特别是打伏击时。土生土长的都有一套防寒经验，对于像彭施鲁这样的，开头就得特别关照些。同时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别人破烂，就得说明理由。偶尔打次小宿，溅上火星子烧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烟不小心烧了一块，就要受到批评。再烧，就会受处罚，通常是罚站、打军棍。

1938年前，冬棉夏单，各军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冻死的，不多。之后就越来越多了，也不罚站、打军棍了——都成“野人”了，罚谁呀？

离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的李桂林老人，黑龙江省肇州县人，1940年8月参加3路军12支队36大队，没有任何过渡，离开家门，上队就开始“打火堆”。

飘第一场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听到“打火堆”三个字，就趴那一层薄雪的地上不想动弹了。大队长景芳，细高个，一脸黑胡碴子，一只胳膊负伤锯掉了，一只独臂将李桂林薅起来，吼着让他去弄树枝子铺“床”，“不然就处罚你”。

1997年笔者采访时，老人七十三岁，平头白发，个头少说1.70米以上。他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长得也小，没支三八大盖高。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天还不大冷时，睡觉前要烤乌拉，先烤一只，烤好了穿上再脱另一只，主要是烤乌拉草。有的烤着烤着，身子一歪睡着了，就得赶紧把他弄醒，给他几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凑乎，当领导的就要把他拽回来。一般个把小时就冻醒了，没醒的，就得看看怎么回事。一眼没看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冻死了。

王钧老人说，1939年10月下旬，我们12团的朱连长，带个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去讷河县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烧得就剩个脑袋，朱连长两只脚烧没了。他爬了两天两夜，把信送到了，几天后也牺牲了。

离休前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与李桂林同岁，同年参加12支队，两人家相隔不到两公里。像李桂林一样，张口就是实事。

老人说，有一回做梦，说做的大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那个香呀。迷迷糊糊爬起来，就去火堆上抓，一只手烧得“糊巴烂啃”（形容烧得焦煳破烂的样子）的，现在还这么多疤。

老人说，火也怕冻呀，你看那火苗是蓝色的，现在估摸着那气温就得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当领导的就不敢合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种雨夹雪天气，衣服湿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脱下来烤，不冻死冻伤，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难活，肚里没食，连饿带冻，还有个好吗？

1军3师西征碰上的就是这种天气，不知造成多少非战斗减员。笔者见到的资料，都没提及这个问题。而本节前面引用的“王继周同志以下六名冻死”，就是雨雪纷纷所致。文件中还说“据说再延驰（迟）一小时的淫雨，就要冻死全队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说，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下雪的时候不多，那雪齐腰深，过胯深，没膝盖算浅的。踩雪壳子走，一下没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枪托砸雪壳子，在雪里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战壕似的。有时一脚悬空，又掉进坑洼沟里。沟多深，雪多深，在底下扒雪，像老鼠掏洞似的往前爬、拱。拱不出去，没人拉扯，那就完了。

彭施鲁老人说，行军中最容易冻伤脸和鼻子，休息时是手脚。先是疼，用东北人的话讲，是“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猫不咬了就是冻伤了，没知觉了。刚冻伤时皮肤发白，那是血管丧失功能，赶紧用雪搓能搓过来，等到发黑就不行了。过度疲劳和体温降低，会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力，觉得不疼了，没事了，干部就得经常喊几嗓子，提醒大家互相瞅着点。晚上行军更得提高警惕，特别要盯住那几个体质差的人，派人重点照顾，不时清点人数。饿呀累呀掉队了，困得一头栽雪窝子里睡着了，一会儿就冻僵了。肚里没食，那人特别不抗冻，生命特别脆弱，说不行就不行了。

老人都说，其他季节，饿了就睡觉，睡着就不饿了，有的再没醒来。冬天无论多饿多累，没打火堆不能睡觉，睡着了十有八九得完蛋，不死也残废了。

曹曙焰老人说，1940年1月，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2路军2支队政委姜信泰让我去宝清送封信。我和个朝鲜族机枪手金万义，等走到宝清和富锦交界处的山里，一下子傻眼了。山坡上十来个人，坐着的，蹲着的，躺着的不多，都冻死了。那穿戴，那头发，一看就是咱们的人。四处“撒目”（巡视），前面一个洼兜里又有几个，周围这一个、那一个的，还有一些。好多人那大腿和肚子，都叫野兽啃了、掏了。

老人说，像我这样活下来的，谁没见过冻死、饿死的战友呀？可哪见过一下子冻死这么多呀？就我所知，1938年后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多。

老人说他第一次见到冻死的人，是1936年秋天。他和连长王庆云率连到山外筹粮，买下老百姓地里的庄稼，掰包米棒子，割谷穗、高粱头，往山里背。干了几天变天了，雨夹雪，半夜回到密营，发现少了团部的孙副官，曹曙焰立即带两个人回去找。雨雪停了，北风像狼似的号叫，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林子边找到了。孙副官坐在麻袋上，衣服铠甲似的，身子朝前弓着，两只手向前挓挲着，像在烤火，眼睛眯缝着，笑呵呵的。

曹曙焰老人说，我乐坏了，以为这人还活着。喊他不应，上前一抱，吓一大跳，硬邦邦的。后来明白了，冻死的人和战死的不一样，突然中弹牺牲，那表情差不多瞬间就凝固了。冻死的人是笑面，笑模悠悠的。人临死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温暖。那冻死的人是不是要加个“更”字？我还见过敞着怀的，热得受不了了似的。

王钧老人说，1938年，我们12团在通北拉拉屯筹粮后进山，离山还有几里路时，司务长刘殿福和班长韩九发冻死了。刘殿福抱着个塔头墩子当火盆，舌头都硬了，呼啦、呼啦“半语”（说话说不囫囵、完整）了，让我们先走，他烤热乎了再撵队伍。我们给他搓呀揉呀，做人工呼吸，怎么也没救过来。

李在德老人说，冻死的人挺安详，刚冻死时脸上还有些微红。

许多老人谈到冻死的人的脸上的笑容。

1940年初，2路军2支队向虎林转移，有个叫王福实的兵掉队了，曹曙焰回去找，见他趴在雪窝子里一动不动。曹曙焰脱下手闷子试试，还有气。先是背，背不动了，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拖，拖不动了，就坐那儿喘。王福实说，指导员，你别管俺了，俺活不了了。一会儿说你给俺一枪吧，一会又说你把俺勒死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有碗热乎乎的子粥，他吃了就能走。他说得没错，他活不了了，谁也不能救他。但是，你不能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你就要陪着你的战友。这是个原则问题。然后给他弄座雪坟。

许多老人谈到雪坟。

单立志老人说，战场上，只要条件允许，烈士遗体是一定要背下来掩埋的，不能让敌人糟蹋。中国人讲入土为安。环境好时，买口棺材，或是用白布包裹好了埋了。要深埋，那坑怎么也得挖下去两米才行，不然狼呀什么的闻到味儿，能扒拱出来。1938年后就难了。用刺刀抠，拿手扒，弄出个能放进去人的坑，几个人也得喘上几气，用上半天工夫。有时找个坑洼处埋了。冬天冰天冻地的，那坑就更难刨了。有树洞最好了，放进去，能搬动的石头弄几块堵住洞口，搬不动就弄些雪盖上。敌人跟腚撵你，火化暴露目标，烧个人得多长时间？没别的法子，能做到的就是雪坟了。

老人叹口气：抗联没留下几座坟哪。

彭施鲁老人说，《国际歌》第一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什么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什么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时不知道《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国歌，可在那大山里，在雪坟前，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有时连唱歌的劲儿都没了，用手捧起一座座雪坟，那心头也是这样的旋律。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抗联精神”？

十三、生存与战斗 第四十六章 “妈个××，你个叛徒！”

<h3>宋一夫等等</h3>

宋一夫，别名宋效贤、宋祥，1911年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十七岁闯关东，毕业于哈尔滨东省补习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义勇军，1933年入党，历任宁安团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道北特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吉东省委书记、2路军政治部主任。

1932年秋，宋一夫、胡仁和张镇华，来到穆棱县八面通狍子沟，就是李范五的家乡。一看就是知书达理的3个年轻人，热情和气，还能吃苦，帮老乡割地、打场，只吃饭不要工钱，挺受欢迎。时间长了，相处熟了，就开始宣传抗日救国。

穆棱游击队是1933年2月成立的，队长宋一夫，政治指导员胡仁，副指导员张镇华。开头只有21个队员，这年夏天扩大到150多人，成为后来5军重要的骨干队伍之一。

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h3>谢文东和李华堂</h3>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行为，引发多米诺效应。10月1日，调集数千日伪军“讨伐”牡丹江沿岸，捣毁5军、8军、9军后方基地，进攻赫团，并先后出动16架飞机轰炸、扫射。8军撤到方正县五影山2师密营，被围半个月后断粮，加上官兵尚穿单衣，饥寒交迫，赫团动摇。日寇趁热打铁，派出依兰、佳木斯商会和地方豪绅与赫奎武联系，许诺只要回去，不但不计前仇，还要提升他为少将旅长。10月30日，赫奎武带亲信20余人下山了。

一进一出，这场闹剧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个什么东西且不说了，对8军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

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保证使之实现。”

白土要驼腰子金矿局长与谢文东联系，约定在半截河子会面。结果东宫、白土等人的热脸，连谢文东的凉屁股也没贴上。

土龙山暴动后，谢氏家族几十口子，除上队抗战的外，纷纷东逃西散。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女儿、孙子，逃到勃利县利民屯，改名换姓隐居，被人告密被捕。谢文东闻讯，失声痛哭，部下亦为之垂泪。后来二儿子在三道通养病时，又被日军抓去杀害。

程斌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谢文东是包括老母亲的三代人被抓为人质，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说“谢文东坚决不投降”，那是确有依据的。

人质牌不好使，鬼子干脆把人放了，以期软化谢文东。同时把诱降重点转向8军的收编队，并连连得手。就在这时，赫团哗变又叛变的闹剧开场了。

打死饭冢大佐，鬼子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杀戮百姓1100多人。对谢文东先是首恶必办，一味往死里逼，继而又极力诱降，把饭弄夹生了。赫奎武率团哗变，杀死的虽然不是大佐级鬼子，却使几个鬼子成了死鬼。可这次鬼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矫枉过正了。不过他们也确实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时迂回，越远，越是捷径。

作为谢文东的亲信，1师师长秦秀权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后，3师师长王自孚、4师师长尤连生、5师师长董宪章、6师师长赵庆珍，以及许多团长，陆续投降、叛变。他们当然不是光杆儿一人投敌的，余部大都溃散。

“集团部落”使8军陷于饥寒交迫。倘若鬼子仍是首恶必办，往死里逼，从谢文东到这些师长、团长，也只有死拼到底。可赫团出来回去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还要提升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旅长了，8军就决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谢文东的干儿子、2师师长关文吉，这个在下江联军中闹纠纷、搞摩擦的急先锋，撑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带“讨伐队”端了8军家属区的密营，造成谢文东母亲、儿媳等4人死亡。原以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师师长郭成，也相继叛变。1师垮了，2师被郭铁坚带去西征，3师师长张学忠在战斗中失踪，李华堂身边只剩个空架子的军部。依兰县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各种关系与李华堂联系，劝其归顺。李华堂在依东难以立足，率部潜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战死、冻饿而死，为了生存、战斗“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逃亡、叛变“有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一方面则是北满党和军队20多名高级干部成了“倾向分子”，被开除党籍、撤职。

前面说过，李华堂对赵尚志十分敬重，对北满党大批赵尚志不满，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北满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2师西征不满。难说这种不满对他后来的结局有多大影响，他现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谢文东与李华堂的不同，不仅在于8军属2路军序列，谢文东又入党了，还在于他对派去8军的政工人员，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周保中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告诫他“务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义的、以旧军队团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这种“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说还不想排除了，8军也就问题多多，按住葫芦起来瓢。也亏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换个人怕是早焦头烂额了。

关文吉是去劝降藤松柏时被打死的。关文吉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闻知后大哭一场。苦辣酸涩，那泪水应该包括了所有类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对待关书范那样，处理一个，8军的师长、团长会那样一窝蜂地叛降吗？究其根本，还不是你谢文东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儿吗？

谢文东投降后，担任伪勃利县协和会会长，在县城开配给店，又带勃利县勤劳奉仕大队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出劳工。日本投降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派”，又成了国民党的香饽饽，被委任为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公审后处决。

李华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县大罗勒密被日伪“讨伐队”包围被俘的。之后，在佳木斯经营豆腐坊、旅馆和三江公寓，充当日伪特务据点经理。后来也像谢文东一样，成了什么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下场也跟谢文东一样。

据说，公审谢文东时，他说俺老谢当年也打过日本子。

没错，日寇曾悬赏1万元取你和李华堂的项上人头，《八一宣言》称你们为民族英雄，可后来你们干什么了？跟谁穿上连裆裤了？

谢文东投降后，随伪三江省军事顾问北部邦雄少佐去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伪总理大臣张景惠表示谢罪。李华堂被俘后，先是在佳木斯待了几天，然后被送往长春“满洲国”治安部，在那里变节的。

以上只是从民族英雄沦为民族败类的大略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受到拷打、虐待，而是恰恰相反。酒肉满招待，出入有车，据说还睡上了暄乎乎的沙发床。到长春后，“礼遇”更隆重，饭桌上更丰盛，还有许多像沙发床一样从未见识、想都不曾想到的人世间的享乐。

洋楼、洋车、洋灰马路，闪烁的霓虹灯变幻着洋与不洋的招牌字号。穿着貂皮、貂绒大衣，戴着水獭帽子的男男女女，酒楼饭店门开处呼拥出来的雾气、香气，应该让谢文东想起冰天雪地的山林岁月。至于戏匣子里李香兰（三口淑子）唱的《支那之夜》、《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等，还有街头电影海报上的女人大腿，“奸老奤”也好，“奸老谢”也罢，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据说，谢文东是“吃小锅”（吃小灶）的，李华堂有所不同，与部下差不多。不知道那小锅是否有断顿，不得不吃树皮、野菜的时候，被俘与投降肯定不是一个概念。李华堂是准备到松花江北与联军总部取得联系途中被俘的。2月初攻打方正县山元木场，他的腿受过伤。奔江北途中，也不断与敌交战，最多一天交战3次。没人说倘若敌人跟他来硬的，他就会坚贞不屈，但他确实是在鬼子的软刀子下屈膝的。

在有了“不吃人饭，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没人味了”的经历后，有人会坦然面对一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砍头只当风吹帽。有人正好相反，一旦恢复人的生活，尝到人的滋味儿，就不顾一切地没了人味儿，不走人道了。

<h3>“背小树”</h3>

1940年12月14日，《张中孚马克正给张寿篯冯仲云等的报告》中说：

曹姓者（名忘记了）年龄在十七八岁，七军周启昌部下的，我知道他的过去生活，在出发前向支队长请假，经过说服又不请假了，及到围子后，自己问道百姓们，回哈尔滨能行不？地方可能藏其不？正遇着一个走狗家，还说：一切都可以的，他便找周政委请假，当时周末允并急令随队返回。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已动摇，解放他一定被敌捕去暴露一切秘密，看法（原文如此——笔者）处以死刑。

李桂林老人说，1941年秋，我们从平原回到大青山东南的大森林里，那里有几间木刻楞房子，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住下没几天，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兵，请假回家。领导让×××（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笔者隐去）和我，还有个叫“山东刘”的战士，带着这个老兵，到山边找地方关系，把他交给地方组织。转了三天没找到，回来后他还是要回家，领导再三做工作，怎么说也不行，坚决性的。第二次又带他转了几天，还是没找到。第三次走出没多远，×××就把枪给他支上了，说把他勒上。山东刘把他在树上绑了几道，拿根小木棍，在树后插进勒在脖子上的那道绳子里，两手一绞，那人肚子就鼓起来了。×××下令：李桂林，你踹他两脚。我不知道踹哪儿，他说踹肚子，快踹，别让他遭罪。我踹了两脚，那人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老人说，当时我这个心惊肉跳呀，过后再一想，有什么办法？那时是不能回家的，想家就是动摇，就可能叛变。你不想叛变，被敌人抓去了，敌人什么招儿都使，抗不住了呢？总部、密营不全暴露了吗？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你不能用通常的战争观理解那场战争，更不能用和平年代人们的目光来打量抗联——非常环境，非常手段，没有可比性。

李桂林老人说，参加抗联就没脱过衣服睡觉，那虱子生的呀，够不着挠的地方就往树上蹭，身上挠蹭得没多少好地方了。最难好的是腿，长出“嘎巴”（痂）挠掉了，雪壳子踩塌了撸掉了，血呀脓的再长“嘎巴”长肉芽，长肉芽时“刺挠”（痒）得钻心，就挠。许亨植是3路军总参谋长，这人有办法，说刘铁石，你给李桂林舀两碗米，让他回家吧。这不是要勒死我吗？我知道他是吓唬我，那也吓一跳呀。他说你不回家也行，找两个保人，再不许挠腿。我就让刘铁石和张祥给我担保，再怎么“刺挠”也不敢挠了，慢慢就好了。

王传圣老人在回忆录中说，军部机枪连有个姓孙的机枪手，睡觉说梦话，要上山当胡子，“背小树”了。

丛茂山老人说，1938年冬，在宽甸石灰街，有个班几个人要回家，都“背小树”了。

曹曙焰老人说，1938年春4军主力西征，留下我们连在宝清县大叶子沟设立下江留守处。彭施鲁是主任。有3个兵，一个姓方，一个姓于，都是班长，还有个郑东保，过去表现一直都不错，这回受不了了，合计要把主任、连长和我打死，然后下山。有个班长杨玉清，跟方班长是老乡，姓方的就拉他入伙。这杨玉清坚决，假装同意，把话套出来，向我报告了。我和连长报告彭施鲁，彭施鲁又请示季青、王效明，把3个人“背小树”了。

老人说，1940年初，杨玉清也跑了，没带枪，不是投敌，就是回家。这时我们连编到2路军总部直属队了，领导命令我带人去追，无论如何也要抓住处死。追了两天，在一个炭窑追上了，腿脚冻坏了，不然也追不上。他认烧炭的老头干爹，藏在个炭窑里。伸下棍子拽上来，我说小杨呀，你糊涂呀。他说我也后悔了，没有后悔药呀。他又说：指导员，你别难心，勒吧，利索点，别让我遭罪。

老人慨叹，杨玉清救过我的命，我这样做还叫人吗？现在这人会怎么看这事？可你能怎么办？这不光是命令，还是个原则，换了谁，都一样。

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有病的，年老体弱的，有家属不想走、不便行军的，都动员他们留下，找地方关系。程斌叛变后，1军撤离东边道西部几县时，也是这样。“小孩队”有些小孩非要跟走不可，杨靖宇称他们为“小同胞”，亲自动员他们离队。

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下江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

对开除的队员给以相当的津贴和居留地点，他（使）被开除的队员不致放浪于各处地方民家，或为敌人被捕或投降等弊。

对被开除的人尚如此，至于请假回家的，除了带足路费外，有时还要视家庭状况，给予适当的钱物补助。

1934年12月19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中说：

反对叛徒、奸细逃跑，立即检查肃清动摇悲观分子，驱逐这些反革命分子滚出党，宣布他的政治生命的死刑。

1938年前，基本是比较正常的。没人想到插根筷子也会发芽的黑土地会饿死人，没人想到会在冰天雪地中的山林中露营，也就没人想到连回家、想家也要被“背小树”——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有老人说，冬天“背小树”，有时还要把衣服扒下来。不用枪打，一是枪声可能引来敌人，二是节省子弹，那衣服也不能浪费了呀！

老人说，那以后，他就见不得一丝不挂的人了，想想都头晕。洞房花烛夜，也没有花烛，一辈子没见过妻子的裸体。

成为危险问题之五军三师八团范司务长景顺、藤排长风、队员焦风林、妇女曲等五名开除离队，给以退伍证及遣散金，并严嘱半月内不许向东南宝清方向行走。

行半日途程，开除之范司务长等追踪行进，不遵预嘱将范、藤、焦三名处死，妇孺曲、管两名暂时留候到相当地点后，即遣走。

时刻注意部队内及后方住址中或行动中之人员，避免一切受敌人截击埋伏狙袭及捕掳之危险，对于可疑虑之工作人员及动摇分子务勿姑息。

用特别手段惩治叛徒。

反奸细斗争是我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如有新入队的人，必须不动声色地细心检查，多方面查考。特别是有敌人侦探疑问的分子，更要注意采取坚决办法。

在1938年后的各军文件中，这类文字是不鲜见的。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搞教育，就是讲实话。我说我出来四五年了，连长比我还多一年，家里怎么样了，谁不想回去看看？看一眼也行呀，可你能回去吗？日本子搞“十家连坐”，你家几口人、姓名、年龄都在敌人手里掌握着，少口人，哪去了，多口人，哪来的，什么人？这不是给敌人送去了吗？又给家里添多大“罗乱”（麻烦、灾难）？就算投靠亲友，你没“证明书”，不还是一样吗？这样讲，挺管用，程斌、宋一夫叛变后就不大行了。这时就讲一年中有最冷的时候，一天里也有最冷的时候，现在就是最冷的时候，咱们咬紧牙，挺过去，赶走日本子，就能享福了。说是说，更重要的是做好样子。那时，师长、团长、政委坚决，这个师、团就不会有大问题，一个连就是连长、指导员了。连长王庆云这人是坚决性的。他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塌腰，死过多少回了，还在乎这最后一回呀。

老人说，现在想来，那时睡觉，哪一觉都可能长眠不醒。肚里没食有伤病，那人特别不抗冻，说死就死了。睡着了往火边凑，或者一阵风刮来，烧死了。被敌人摸火堆打死了，想叛变的往往也选这时候动手，打死你他好立功呀，人心隔肚皮。多老的老兵，知根知底，也有抗不住开小差、投敌的，新上队的就更不好说了。地方组织垮了，山里干各种营生的人，好多都是特务、暗探，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赵尚志牺牲，就是吃的这亏。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那人南腔北调，骂人的话也千奇百怪：“狗压的”、“娘卖×的”、“娘了个×的”，等等。

抗联张口就来的是：“妈个巴子，你个叛徒！”

“妈个巴子”不难理解，可这“你个叛徒”，就让人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了。仗没打好，或者犯了别的什么错误，何来“你个叛徒”呀？根本就不搭界呀。

原来抗联最恨的就是叛徒了，气愤得无以复加、难以形容时，就把东北特色的“妈个巴子”和“你个叛徒”弄一块儿去了。

十四、“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 第四十七章 “不让日贼安枕席”

<h3>吉东雪上加霜</h3>

1938年1月中旬，即赵尚志从佛山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半个多月后，周保中从饶河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的比肯待了34天。

军事的、政治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大堆，来一趟“阶级祖国”容易吗？只是与赵尚志“应邀”不同，周保中只能通过苏联远东红军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结果虽然与赵尚志不同，却也是万万不曾想到的。

2月21日，《春山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

就是说，在东北党和抗联被“集团部落”挤压逼进山林，鱼儿没了水、瓜儿断了秧般与群众断了关系的同时，与中央的关系也断了。

什么叫绝境？

许多老人说，那时我们不知道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程斌、宋一夫这些人叛变了。我们是战士、基层干部，让我们知道这些，会影响军心士气。不断有人冻死、饿死、战死，还没有兵员补充，眼瞅着队伍越来越小，我们只能从这种切身的经历中，感受当时的形势和抗联的处境。

周保中什么都知道、明白，而且应该是最早知道的。

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动摇日贼后方……须极力搜求敌人的弱点，利用我们的优点，以适当的兵力，加上最大决心和勇敢活动，给敌人以部分的严重打击。

我们必须以真正革命为民族存亡发挥气节而向困难猛冲。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中心任务——继续牵制日贼主力军作战而加紧其后方的破坏与扰乱，迅速完成奉吉联军的联系而直接联系到已经征进入热河境的内地向关外的挺进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不但使它依靠满洲根据地进攻内地发生后方侧面的困难。在日贼对苏联进攻挑战亦发生障碍。

以上分别为3月26日、9月4日，《周保中关于游击运动的策略等问题给石泉、鲁岩两负责同志的信》、《周保中给张寿篯、金策及北满临时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的文字。

同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这里，周保中则用了两个字：“绊住”——“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

按照关东军的三年“肃正”计划，三江“特别大讨伐”应在1938年进行。七七事变前后，北满、吉东抗联各军集聚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区，即前面说过的“联军猬集下江”。关东军抓住这个机会，“特别大讨伐”遂提前于事变当月开始，准备将对手聚歼于三江地区。

与3个月前结束的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同，这次关东军又赤膊上阵，由第4师团充当主力，师团长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中臭名昭著、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刚在东边道“讨伐”有功的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大头”于琛澂，被急急调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而在幕后策划、操控的，则是关东军参谋长、后来的日本首相、东京审判中按抽签顺序第二个走上绞刑台的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1937年是非同寻常的，这一年是东北抗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又爆发了七七事变，开始了被抗联称为“中日大战”的全面抗战。正是游击战得心应手的季节，鬼子全然不顾老天爷、土地爷的态度，一反常态地开始了“大讨伐”。为了配合7月的阴谋，它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安定“满洲国”这个后方。而其一直紧锣密鼓实施着的“集团部落”建设，这时也大体完备。

在此期间，北满临时省委曾与吉东省委会商，认为“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封锁线”。决定联军主力必须脱离三江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分头西征。具体方向北满部队是黑嫩平原海伦一带，吉东部队是五常、舒兰地区。

2路军西征部队，是1938年4月开始集中的，主力为4军和5军1师、2师，还有8军吴团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另有2军5师。部队散在各地，集结不是易事。更有8军吴团不听招呼，始终未动。

原计划步兵、骑兵分东西两路，因集结时锣齐鼓不齐，不得以改为步骑混合，让人想到一年半前的1军3师西征。原定南下宁安的一路，沿途都是“集团部落”，难以筹措给养，又不断被敌追堵，遂决定集中兵力西进五常。

从一开始就变数多多，而且其间难见临机处置的果断、灵活和创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可称之为“拐点”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苇河县楼山镇。

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集散地，驻守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白俄铁路守备中队。之前，西征部队穿越15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敌人已经摸不着这支队伍的去向了。有人认为前面就是拉林河，过河就是五常县境，咱们应该乘敌人还未觉察的机会迅速西进，与10军会师。有人认为咱们一路都是打着吃，现在人没吃的，枪也没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楼山镇什么都有了。10军是个小军，咱们一下子去这么多人马，吃穿弹药都是个问题。

两难中，还是选择了打。敌人毫无防备，很快就打下来了。

700多人突然出现在楼山镇，敌人以为是3军主力打回来了，哈东六县之敌几乎倾巢出动，西征部队陷入重围。

突围没说的，问题是突围后怎么办。柴世荣认为敌人肯定会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进已经无望，应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际，迅速东归。宋一夫、李延平认为五常已近在咫尺，应继续西进，与10军会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出现了抗联史上罕见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军主力和5军2师继续西进，关书范率5军1师南去中东路，准备与2军5师会合后再行西进，柴世荣率5军教导团和救世军东返刁翎。

攻守进退，一支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号令和行动，结果却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乱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个一言九鼎的能服众的权威人物。

楼山镇一仗后，在敌重压下的这种变故，显然不只是军事见解的不同所致，难说这种变故怎样打击、动摇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难说齐心协力西进，就一定会成功。应该肯定的是，这种打击对西进是相当致命的。待到这个对意见分歧有最后决定权，却压不住阵脚的人临阵脱逃，就是最后的一击了，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打击。

柴世荣率领的东返部队，途中被敌打散，回到下江时仅剩几十人。关书范只带回20余人。继续西进的4军，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部队丧失殆尽。

2路军西征失败，无疑使吉东局势雪上加霜。

1939年3月31日，在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说：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才牺牲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在全世界翻腾中，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压迫屈服，而把“中国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名落孙山”榜上榜下没有中国人三字，而成为亡国奴的铁印。现在不但是历史的考试中国人“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历史的考试中国共产党员“谁是真的列宁主义信徒——布尔塞维克！”

就不能不想到前面已经提及的那首《抗战与宁死不屈》中的诗句：“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1路军除了杨靖宇外，还有魏拯民、金日成。3路军除赵尚志外就更多了，张寿篯、金策、冯仲云、许亨植等等。2路军除了总指挥兼政委周保中外，还有谁？有当年文件说谢文东是副总指挥，其实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像那个党员一样当不得真的。

一个2路军已经够他拳打脚踢的了，更不用说还有北满与吉东的误会与分歧了，后来北满又搞起“反倾向斗争”，有人又求助于他了。

而在没了“南杨北赵”后，“吉东周”支撑着的可就不仅是吉东了。

<h3>“绊住日贼的手脚”</h3>

西征部队出动，2路军留在下江的部队，即按总部指示积极开展活动，配合、掩护西征。

5军3师政治部主任季青，率8团从宝清向驼腰子金矿进发。

季青，1911年生于依兰，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时入党，曾任依兰县委宣传部部长、5军团政委、军政委。抗联退到苏联后，任教导旅政治副营长，肃反中被判刑、流放，1955年回国，离休前为黑龙江省人大副秘书长。

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地区的驼腰子金矿，有几百人的伪矿警队，队长是外号“杨拽子”的退伍伪军官。每星期从长春飞来架飞机，送来钱，载走金子。能搞掉这架飞机最好了，可机场戒备森严，对飞机这东西什么脾性也不晓得，难以下手。

轻车熟路的第一仗，是在大青沟通往驼腰子的路上伏击给金矿运给养的车队，枪一响押车的敌人就跑了。只有三马车吃穿用物，官兵们觉得不过瘾，日伪当局可不这么看。这出金子的地方，大小也是“满洲国”的一个钱袋子，出事儿还了得吗？依桦勃三县敌人立即赶来“讨伐”。季青带着8团迎着敌人转移，看着敌人乘车的、步行的，一队队从山下过去，官兵们都说主任这一招儿挺灵。

3师交通员在山里救了个快饿死的人，一口天津腔。日本人在天津招了800多劳工，闷罐车拉到虎林县黑咀子打山洞，吃“满洲馒头”，干牛马活，已经死了200多人，逃出来的，人生地不熟，有的又被抓回去了，有的在山里迷路饿死了，或者被野兽吃了。

当时，季青并不知道什么“东方马其诺”，但他知道鬼子在虎林中苏边境地区搞军事工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工程，选择这种地方动手，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8月下旬，季青拟定了作战计划，召集5军9团和7军补充团的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抽调30多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9团团长刘学悦为队长。15人为警卫组，到位后展开警戒，撤出时随后掩护。10人为营救组，分头进入工棚宣传，引导工人撤离。5人为突击组，负责砸开仓库，营救组即带工人扛东西，能扛多少扛多少。

一切都像预想的一样。

近400劳工，几乎都上队了。举目无亲，回天津那么容易？想不收留都难。

季青让补充团先挑，随便挑。补充团只挑了几个年轻力壮的，9团一下子扩大3倍多。这在1938年后，简直就是奇迹了。回宝清在山里见到人，一听都是天津腔，就说这么多关里人呀，关里出兵了？

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不分季节连轴转，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二是招降纳叛，进行“谋略讨伐”，像1938年3月，利用汤原县委两个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360多名党员和抗日群众，北满、吉东两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像野副“大讨伐”一样，分区包围，“匪民分离”，把抗联挤压进山林，然后“踩踏”、“梳篦”，穷搜山林，不能打死，也把你饿死、冻死。

伪三江省有十多个县，鬼子4师团也未全部调来，当然需要大量伪军了，其中还有陆续调来的几个团的伪兴安军。

王云庆老人说，兴安军是骑兵，清一色马刀马枪蒙古马，马好骑术也好，正儿八经的骑兵。7军也有骑兵，少数算得上骑兵，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今天有马是骑兵，明天马没了就是步兵。那马大都是拉车种地的马，七长八短，有鞍子没鞍子的，三八枪、连珠枪也不是骑马打仗的家什，反正就是骑着，断粮了还是活给养。兴安军见了我们这样的骑兵就笑，我们就跑，一跑就吃亏。人家人多马也快，你能跑过他吗？后来就不跑了，打。骑兵目标大，好打。咱们下马就灵快了，他们没马就完蛋了，打倒几匹就往回跑了。

单立志老人说，1938年冬天，在宝清县柳条沟，5军3师和我们7军3师，一个师把住一道山梁，派个骑兵排把兴安军一个连引进沟里，100来号人马全打那儿了，一半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有几个战士把俘虏按在雪地上扒裤子，拿着刀，说把这帮畜生劁了，俘虏杀猪似的叫唤。我赶紧制止，师团领导也跑过来，命令把俘虏放了。

老人说，兴安军野蛮，抓住抗联就杀，用马刀砍脑袋，还糟蹋妇女，还问你还杀不杀鞑子了。老百姓听说兴安军来了，大冬天女的抱着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伦春人被收买、欺骗、利用，也打抗联。帮助抗联的也不少，抗联也有鄂伦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虏讲明白，放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了，说抗联不是胡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兴安军打仗，就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曹曙焰老人说，宝清县贾六屯有个郑百家长，原来跟咱们挺好，归屯后不行了。有人局势变了，翻脸不认人，这个人心里还向着咱们，就是胆小。地下关系找到他，软硬兼施，他答应给弄几担包米。“围子”不大，对上暗号，连长带几个人先进去摸摸情况，我带人在壕沟外等着。那天晚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约莫半袋烟工夫也进去了。郑百家长院门半开着，黑灯瞎火，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连长他们走错了地方，也多亏走错了地方，敌人已经把郑百家长一家人看了起来，张网等上了。周围都是枪口，敌人想等我们都进去再开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筛子了。这时外边有脚步声，是连长他们找过来了。我转身想把他们迎回去，刚出院门枪响了，连长他们一下子倒下俩，包括连长。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枪封住院门，掩护他们架着伤员往外跑，外边的人也冲进来接应。枪声炒豆似的，子弹悠儿悠儿地在耳边飞。我的公文包，什么时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个眼儿。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死上十几回、几十回都够了，硬是没伤着。好在“围子”门叫咱们控制了。我那匹马被打死了。一个任班长喊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上去抓住马镫子，他伸手拽我上马，一颗子弹从左后肩钻进去，从右肩胛骨上边钻出来，把我撂倒了。他下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给他，让他快走。敌人已经冲出“围子”门了，我还有满满一槽子子弹，一个长射把敌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来，再一个点射把他们按那儿。子弹打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树棵子里，还真就躲过去了。

王云庆老人说，1938年夏天，在虎林县五甲，我跟指导员魏风关筹粮，叫警察狗子堵在个窝棚里。机关枪架在树棵子里，也就20来米远。他说你冲，我掩护，我说你冲，我掩护。他急眼了，说小屁孩，你敢抗拒命令？两颗手榴弹，他那颗响了，我那颗也出手了。我冲出来了，他没出来。他要把那颗手榴弹给自己留着，也不一定能死呀？

老人说，吉东管打仗叫“活动活动”，北满叫“搞影响”。那时不“活动”不行，没“影响”不说，也没吃的。那时打仗，差不多都跟粮食有关。饭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儿，那个香啊，可吃着吃着，泪水就下来了。

1937年3月，通（化）辑（安）铁路通化至老岭段开始动工。通辑铁路修好后，北接吉（林）海（龙）铁路，南连纵贯朝鲜半岛的平壤至满铺的铁路，这样除了安（东）奉（天）铁路外，就有了第二条从东北经朝鲜到日本的通道，“满洲国”与日本自然就绑得更紧了。

1938年3月13日黄昏，杨靖宇指挥1军500多人，分头袭击老岭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事前派官兵扮劳工混入工地，打响后一起动手，担任警戒的日伪军招架不住，逃进隧道。此战毙伤俘敌10余人，除将粮食、弹药运走外，有关工程设施、设备、材料大都焚毁，停工两个多月。

6月19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队和2师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时袭击通辑铁路的阳岔工程分区等多处工地，毙伤俘敌近百人，焚毁各种设施、设备、材料，使敌直接损失达20万日元，哀叹“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又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据伪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统计，哈尔滨铁路局管内铁路，1935年前9个月间，被“袭击车站、列车、汽车”15次，“阻碍运营、破坏线路设备”49次，“工作人员的死伤被绑架”24次，“和其他合计”126次，差不多两天即被袭击一次。

以上主要发生在（哈尔）滨绥（芬河）、拉（法）（哈尔）滨两条铁路线，主要为3军哈东时期所为。而从成高子颠覆军列开始，铁路就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抗联各军师团少有没袭击过铁路的，有的则将其视为家常便饭，成了拿手好戏。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40年，2军总部警卫队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说是“队长姜信一”）率领下，“（1）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毁图佳线（图们—佳木斯）铁桥（虎林—佛岭间铁桥）。（2）八月二十五日炸毁图佳线铁桥（追分—弥荣间）。（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毁图佳线铁路（追分—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

就算最后把抗联逼入苏联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的“集团部落”，又耗费了日伪当局多少财力、物力，又是一种怎样的牵绊？

<h3>“凯歌之声”</h3>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为争取一九三九年抗战胜利给依、方地区战士信》中说：

南满第一路军的活跃和发展，突破日贼辽东辽西的进攻，而与我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挺进军（马占山部）取得直接连（联）络。

12月2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开到中国者三百八十万，死伤将近三百万，主要战舰航空母舰二只被击沉。日军损（失）最严重者，首先即是今年五月徐州大战二月有余，中国军退怯（却）水淹徐州城，日军三十万皆为鱼食无一生还。其次九江之战，日军死伤又不下三十万。最惊天动地剥（博）得外人钦佩者，即最近汉口大战，日军六十万皆成炸弹地雷之骨灰，汉口被日军占领仅数日，宣（旋）又被中国军夺回。

又云第八路军前方部队已到热河××庙。意大利徐州之战曾参加十五万援助日军，被中国军活捉甚多。十数月来战争，中国精锐国防军并未参战。现在已下总动员命令，全国各路军开始反攻，精锐部队已开始动员。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均同志信》中说：

关内战争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节节胜利，山东沂州已被我军夺回，广东困住日贼十三万，武汉是空城，双方对持（峙），日贼未敢进入，中国战费已有充足准备，能够和日贼作战二十年之用，日贼财政之不足，经济恐慌，煤油钢铁缺乏而使他困难日益加深，向美国第二次借款遭受拒绝，二百五十万兵力在关内不能互相救援，所以现在日贼请求国联要和中国讲和，但我国教（叫）他赔款，因赔款困难故不能不勉强执（支）持，××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

同年12月15日，《金策关于督战及建立骑兵给张兰生、周庶范的指示信》中说：

国内抗战大约开展，最近战情河南河中战区较比激烈，夺回四十多城市，消灭日军十七八万，获得武器无数。现在中国兵工厂能造十五分钟一架飞机和二十分钟一辆车的能力，该兵工厂都在第八路军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处。柴世荣、关书范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关内回来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属下旧军官”之口。高禹民所谈的，则是“××地交通”带回来的，并急不可耐地写信告知陈芳均等人，陈芳均等人再给别人写信，再口口相传。

魏拯民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革命凯歌之声。”

而这里，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却是“凯歌之声”不断。

有2路军老人说，“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传得厉害，说关东军在张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越传越多，都说苏联红军就要打过来了。中日大战打起来了，苏日大战再打，这小日本子还有个好吗？上级领导讲，咱们要加紧活动，配合、迎接苏联红军。这还有什么说的，就盼着这个时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劲头配合了。结果，苏联红军没过来，倒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才知道2路军西征早就失败了。那时不能讲这类不好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远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高兴、来劲呀。

老人都说，和中央断了联系，见个老百姓都难，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这里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还知道什么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记中说，“得掌大之残破新闻《盛京时报》”，如获至宝。1939年9月11日，在给张镇华的信中，要他“尽一切办法，得到敌方最近新闻报纸以及相当消息材料”。

难说一些“凯歌之声”从何而来。在与世隔绝般的东亚一隅孤军奋战的抗连官兵，那种对“凯歌之声”的渴求，并为之流血牺牲，是一点儿也不虚妄的。

就算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制造的，比之同时期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是可同日而语的吗？

而“××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当然是算计过了，有根据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再过4个月即春暖花开，抗联的好日子就到来了，起码冻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说，我1938年当指导员，王庆云是连长，我们俩一直干到1941年退入苏联。他个不高，跟我差不多，没我壮。他参军前好像是个猎户，反正是个山林通，当战士、班长，行军打仗从来当尖兵，一直在基层干。在我知道的抗联中，他身上的伤疤是最多的。最让我们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癫痫病，那时叫“羊角风”，每个月都得犯两三回。有时行军，有时我们俩正谈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脚都抽得硬了，几个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时舌头咬坏了，冒血沫子。我抱着他淌眼泪，战士们也都眼泪吧嗒的。那时战友牺牲了，也没多少眼泪了。除了行军时把他抬着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瞅着。上级早就要调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干地方工作不过瘾。我劝他到师部团部去，那时没有“坐机关”一说，好赖也比当连长带兵轻松点。他跟我瞪眼睛，说我什么时候耽误打仗了，也真是，战场上他从未犯过病。可这病缠人伤身哪，抽一次，那骨头好像都抽软了。打仗缴获了“好嚼裹儿”，我想给他留点儿补补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这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就是干，打鬼子坚决性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冬，我的排长林贞玉掉冰窟窿里了。老百姓抓鱼凿的冰窟窿，刚结层薄冰，还有江面上没冻结实的清沟，掉下去没淹死，弄上来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脚就剩几个手指头了。脚指头烂没了，骨头白花花的，他拿个破钳子夹得咔嚓咔嚓的，夹下一块骂声“娘了个×的”。山东人，倔，别看就剩几根手指头了，那枪摆弄得利索，打得也准。就是行军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头把势的，他那脚没了脚指头，就剩两片扁乎肉了，小脚女人都赶不上呀，那也没耽误行军打仗。这人活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尔滨胶合板厂当副厂长，省劳模。我们那时候叫他“林秃爪子”，后来厂子里的人叫他“林小脚”、“林老太太”。

老人说：抗联女兵没小脚，男的“小脚”的太多了。

老人问我：你说，什么叫“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王云庆老人说，单立志的弟弟叫单有志，我给团长当警卫员，他给政委当警卫员。一枪打在肩膀上，是个炸子，肩膀头打烂了，当时就没气了。有人说埋了吧，政委“刘哈鼻子”说死了也抬回去，半道上又喘气了。那也就是多遭几天罪吧，好人都快冻饿死了。他说给我补一枪吧，“刘哈鼻子”喂他黄豆粒大块大烟土。谁能想到，这人真就活过来了，你说什么叫奇迹？还有这哥俩都活下来了，这不也是奇迹吗？

单立志老人说，我们一块儿参军的9个人，3个受不了那苦，跑了，3个牺牲了。一个侯玉林，露营时被偷袭，在火堆旁牺牲的。一个姜明礼，小部队筹粮，让叛徒勒死了。还有个于明礼，负伤被俘，宁死不屈。这3个人都是党员、班长，都是1939年牺牲的。那年冬天我没穿上棉衣棉裤，有件鬼子大衣，烧得窟窿眼子鱼网似的。山里野兽，未等下雪，也得赶紧换身皮毛呀。现在想起来，也弄不明白那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单有志残废了，另一个李忠义也是枪伤、冻伤，一身伤疤里捡条命。

彭施鲁老人说，李义臣带着我和王静敏闯关东，到了通河游击区，老百姓听说关里来人了，就传说关里出兵了，一看怎么就来俩人呀？从义勇军到抗联，都期望关内出兵。听闻那些“关内大捷”，欢欣鼓舞，就觉得这回该出兵了吧，可听多了，也就明白远水不解近渴，还得自己靠自己。而自己能靠什么呢？只能是一种决心与信念，像周保中说的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绝不能把“中国人”三个字考掉了。

单立志老人说，我1936年入党时，县委书记徐凤山跟我谈话，用磕磕巴巴的汉话告诉我，当个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党组织叫你去死，也不能有二话。当时听了，我心里还咯噔一下子。1938年后，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就寻思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吧。有伤亡，无补充，等到最后一个人也倒下去了，这支队伍就算完成使命了。活着干，死了算，那时死呀活呀的算个啥呀，反正有口气就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

十四、“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 第四十八章 巾帼英雄花

<h3>八女投江</h3>

这是个反常的秋天，5军1师露宿在乌斯浑河畔。

楼山镇战斗后，关书范率1师与西征主力分手后，战斗不断。8月底决定放弃西征，东返刁翎。10月上旬到达乌斯浑河边时，有人说还有百余人，有人说只剩30多人，而其中有8名女性则是确切的。她们是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士兵李凤善、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还有原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1师宿营的柞木岗子山，位于乌斯浑河西岸，东岸是大小关门嘴子山。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夜，天亮后过河向北经马蹄沟、碾子沟，就到刁翎的喀上喀5军密营了。

快到家里了，高兴之余，似乎有点儿松懈、大意。不知是谁打起第一个火堆，一堆堆篝火就在柞木岗子山下燃烧起来，就被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上了。

葛海禄，这个让人想到出卖杨靖宇的赵廷喜、李正新的也叫人的东西，胡子出身，曾在9军当过副官。而无论干什么，这世上钱才是他的最爱。这天晚上，他从样子沟下屯去上屯找个叫“豆腐西施”的女人，老远看到西南柞木岗子山下的火光，多年的山林生活使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转身去了样子沟日本守备队。

刁翎日本守备司令官熊谷大佐接到电话，再一个个电话，驻样子沟、后岗日本守备队，刁翎街伪警察大队，还有那个把8军好一通搅和的赫奎武团伪军，立即出动。熊谷亲率30多骑兵，驰奔柞木岗子。但他不明底细，未敢轻举妄动，先将部队在周围部署、潜伏下来，想待天亮后看个究竟，再行动作。

说这个秋天反常，是因为这个秋天多雨，满语意为“凶猛暴烈的河”的乌斯浑河，枯水期竟跟洪汛期差不多。百十来米宽的河面，河水浑浊、湍急，泛着浪花，滚滚北去。

师部参谋金石峰水性好，关书范让他试探一下，能否涉渡。他刚下到水里，枪声响了。

这时，1师官兵正向河边走去，本能地转身奔向山坡，边打边向林子里退去。而此时正是“浑汤林子”向“清汤林子”过渡阶段，隐蔽性还挺好，进入密林基本就安全了。

女人对水总比男人亲近些。守着一条大河，“起床”后，到河边撩水洗洗脸。而且，据说如果可以涉渡，她们是被安排首先渡河的。

东北的大小河流，两岸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柳树丛，南满叫“柳毛子”、“柳树毛子”、“柳毛棵子”，吉东叫“柳条通”。这种柳树，通常为手指到擀面杖粗细，几米高，一簇簇密密匝匝的，沿河两岸铺排开去，下面是膝盖高低的茅草。

战斗打响，八个女兵就隐进柳条通里，敌人并没发现她们——敌人的目光和火力，都被向山上退去的官兵吸引了。

过河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都不会游泳。她们可以在那柳条通里隐蔽不动，待敌追击战友远去后，在柳条通里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择机进入山林，就有生存机会。

但是，柳条通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

这是从敌人侧后发动的袭击。8支长短枪，据说有的已经没有子弹了。难说这样的火力，对主力的撤离起了多大的掩护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它肯定牵制、吸引了敌人的兵力、火力。而在她们扣动扳机的瞬间，应该说就没有想到自己，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置于了绝地——这才是她们从投入战斗到投江的本质意义和强者精神。

子弹像蝗虫似的在柳条通里飞啸，茅草被炮弹打着了，柳毛棵子噼噼啪啪燃烧着，局势更加危殆。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她们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什么“众寡悬殊”之类所能形容的。但是，她们仍在战斗，只有战斗，直到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直到被洪水吞没。

8个巾帼战士，伤者被架扶着，踏入汹涌的乌斯浑河，一步步向河中心走去。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于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悦来镇，1931年考入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4年入党，1936年到悦来镇南门里小学任教。

冷云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皮肤很白，身材像母亲一样较胖。参加抗联后，特别是经历了西征，到达乌斯浑河时，就跟大家一样，又黑又瘦。在南门里小学任教期间，经常穿白衬衫、黑裙子，蓝士林布旗袍，外罩红坎肩。教二年级语文、算术、图画、体育，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又开朗大方。

“九一八”事变后，冷云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入党后更加积极投身抗日活动。教师吉乃臣是个热血青年，冷云做他的工作，通过其父是伪保长的关系，获取情报。

冷云的丈夫是个伪警察，老人给定的娃娃亲。冷云曾想让他利用这种身份为党工作，这个长得挺有模样的男人，却死心塌地当汉奸，暗中对她和其他进步教师进行查访。为了摆脱这个汉奸、无赖，冷云曾多次要求上队。1937年夏末，周保中要下江特委选派知识分子到5军秘书处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冷云和吉乃臣上队。敌人追查人哪去了，就说是“私奔”了，这样没有政治色彩，可以保护家人，免遭祸害。

冷云的父亲郑庆云种地，有时上街卖点自产的蔬菜，母亲谷氏做家务，一个哥哥在商号里当店员。三间草房，一个小院，女儿的突然失踪，就像给这个普通的朴实的人家投了一颗炸弹。况且还是“跟人跑了”，这在民间绝对是被戳脊梁骨的，母亲哭瞎了双眼。直到1952年电影《中华儿女》上演，听人说八女投江中那个领头的指导员冷云就是郑志民，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上山当抗联打鬼子了。

上队只有一年多，大半年是在5军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之后才是彻底地投笔从戎的西征。她和投江的7个战友，都参加了楼山镇战斗。不知她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何心境。而从读书、任教，上队后“坐机关”，到山林中行军、战斗，饥肠辘辘，破衣烂衫，她与那些从小干惯了粗活的女兵，显然是不大一样的。而且，西征前又刚刚生了孩子。这些，有关史料、著作都是简单带过。就是最后在乌斯浑河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今人也难以具体叙及。但是，她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在从投入战斗到投江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显见的。

“冷云”是她上队后改的名字。唐诗云“冷云虚水石”，水天一色中，一种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形象，正是这个弱女子的强者形象。

上队后，郑志民改名冷云，吉乃臣改名周维仁。杨贵珍不需要改名，因为她没有名字——像绝大多数女兵一样，她们是在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杨贵珍是林口县东柳树河子村人。父亲杨景春为人豪爽仗义，过往行人都爱到他家搭宿，免费吃住，人称“杨家店”。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眼睛瞎了，一家人陷入黑暗。1936年初杨贵珍十六岁出嫁，半年后脑后盘着的小疙瘩髻上，就插了朵戴孝的小白花，丈夫病死了。这年秋天，5军妇女团战士徐云卿住到杨贵珍婆家时，婆家人正合计着要把她卖了。

当过童养媳的徐云卿说：不行！这事得咱自己做主。你乐不乐意上队？

杨贵珍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俺？俺这样的也能上队？

正值青春妙龄的女人，就像后脑勺揉搓的皱皱巴巴的小白花，又像只畏畏缩缩的小鼠，不敢正眼看人，偶尔抬下头，未等接触人家的目光又赶紧低下了。她实在不明白，像徐云卿这样的女人，怎么也能舞刀弄枪杀鬼子？在她的心目中，她与她们就像天上地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她捂着脸哭起来：你们能要俺，他们也不能让俺走。俺是人家用5担包米换来的，俺家把包米都吃了。

徐云卿给她擦着眼泪，说：女人一辈子就值5担包米？你别怕，谁也挡不住你抗日！

参军到密营被服厂，针线活谁也比不上杨贵珍，又快又好。学文化也特别认真，只是开头一拿起笔来，那手就有些哆嗦。有男同志在场，吃饭也脸红，压抑不住的则是笑意。

前面写过的大盘道阻击战，是杨贵珍第一次参加战斗。打响不久，徐云卿就不见了杨贵珍的影儿。冲进村子，老远看见杨贵珍和青年义勇军的两个小战士，在个狗窝前忙活什么。见到徐云卿，正抱着一条鬼子大腿往外拖的杨贵珍，大喊：姐姐，快来帮把手。

从个弱女子到战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杨贵珍圆脸，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挺好看，个头顶多不超过1.65米。8位巾帼英雄个头好像都不算高，没有超过1.70米的，而且都挺漂亮。而最漂亮的，据说是胡秀芝和黄桂清，都是刁翎镇人。黄桂清全家抗战，和胡秀芝都是妇女团老兵，作战勇敢。胡秀芝曾带两个女兵，用手榴弹炸毁敌人哨所。

郭桂琴、王惠民也是刁翎镇人，能歌善舞。胡真一老人说，郭桂琴是个孤儿，被卖到窑子里。谢兴华她爸看她可怜，没等接客，赶紧把她弄出来。谢兴华一家参加抗战，她也跟着上队了。1937年冬天，她冻掉俩脚指头，有只大脚趾，洗脚时见过，记不得是哪只脚了。王惠民也是一家抗战，不然不能要她。她牺牲时才十三岁，扔家里怎么办？她是我那个班的，行军时我帮她扛枪，撤退时我们拉着、背着她。这小孩可招人喜欢了。她爸外号“王皮袄”，是军部副官，上队不久就牺牲了，我们都瞒着她。她们投江半个多月后，我们路过那里，在下游捞出3具尸体，都挂在柳条通里，在山坡上掩埋了。还发现王惠民的背包，里面有个比拳头大的萝卜，啃去半拉。

八女中李凤善遗存资料最少，采访中也无人提及，只知道她是朝鲜族，二十来岁，也是林口县人。

八女中的另一位主心骨式人物，是与冷云同岁的人称“安大姐”的安顺福，西征前是4军被服厂厂长。

有人说她的个头也就1.55米左右，比王惠民高不了多少，却是刚毅果敢，瘦小的身躯里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

安顺福也是一家抗战，父兄和弟弟都是党员。丈夫是4师政治部主任朴德山，西征前在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牺牲。

有人说西征前，为了便于管理、行动，4军和5军的女同志即集中编为妇女团。有人说是楼山镇战斗后，将两个军的女兵合编，随5军1师行动。

西征前，老弱病残和怀孕的女同志留下了，还在吃奶的孩子都送给了老百姓。有资料说，女同志不多的4军，送了9个。新中国成立后，有战友、亲属到当地寻访，找到的极少。

冷云上队不久，与周维仁结婚，不久周维仁牺牲，西征前生的孩子，是个女儿。安顺福送人的孩子，不知多大，也不知是男孩女孩。但我们知道，八女中至少有两位母亲、战士，是这样踏上征途的。

<h3>“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h3>

林贞玉，1914年生人，她和安顺福都是朝鲜族，都是穆棱县穆棱镇新安屯人。新安屯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屯子，“九一八”事变后建立党支部、团支部，青少年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抓坏人，是个红地盘，又称“红窝子”。

邻村反动武装来新安屯抓走个党员，林贞玉跟住不放，一口一个“他是俺哥”，一直跟到那个村子，硬是把这个党员“要”了回来。

附近九站有白俄开设的酒厂，收购山葡萄酿酒。林贞玉把传单藏在装山葡萄的筐里，骗过敌人哨卡，进城散发。

1933年春，出了叛徒，新安屯党团员和抗日群众30多人被捕，包括安顺福的父亲、弟弟在内的7人被杀害。安顺福和林贞玉逃过此劫，一个上队去了4军，一个辗转到另一个红地盘宁安县小牡丹屯，秋天参加工农义务队。

1934年秋，5军1师为获取冬衣，攻打斗沟子车站仓库。林贞玉所在团负责打援，撤退时她带一个班掩护，中弹牺牲。

林贞玉是5军的第一个女兵，李志雄是5军乃至抗联中学历最高的女性。

比林贞玉小一岁的李志雄，吉林省九台县人，1931年毕业于吉林女子中学，1933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预科。其父是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1935年秋在伪依栏县地方法院检察官任上，被日本宪兵队以“思想不良”逮捕入狱。李志雄辍学回家，奔走营救，结果母亲自缢身亡，父亲也死于狱中。她先是参加依兰反日救国会，之后上队到5军，曾在妇女团任指导员，1937年后担任下江联军教导队政治文化教官、吉东省委秘书处秘书。

学生时代，李志雄品学兼优，还喜爱体育，是吉林女中的校篮球队队长。只是抗联的山林生活，对这个家境比较优裕的大学生格外苛刻，不断患病。待到饥寒交迫的1938年，当年那个篮球场上的骁将，已经成了个“病包子”，那样子有老人形容一阵风就能刮跑了。

1939年春，敌人进攻设在富锦的后方密营，李志雄随军转移途中，已经病重难支，左臂又负伤，被临时安置在个树洞里。几天后部队派人去找她，老远就闻到一股味了。

李志雄因其女生大学生的身份，所到之处，受人瞩目。而5军的第一个女兵林贞玉，当初一些官兵和老百姓见到她，情不自禁的问号就是：女人也能上阵打仗吗？

林贞玉道：当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

抗联11个军中，2军、5军女兵最多。5军汉族人多，2军朝鲜（族）人多，而且老兵多。

许成淑，1915年生于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1933年入团，同年参加延吉游击队。从游击队到抗联，机枪都是宝贝，大小战斗中的作用，有时堪称只手擎天。机枪手不光要射击技术好，还得政治可靠，而许成淑还因为她长得高大、健壮。游击战，翻山越岭钻林子，有时还要跟敌人抢山头，30来斤一挺机枪压在肩上，对谁都不是易事。行军中看到她的身影，枪炮声中听到那挺歪把子的鸣叫，官兵立刻感到鼓舞，浑身来劲。

1937年6月，千余日伪军从三面将1师1团围在间三峰上。许成淑或长射，或点射，冲在前面的敌人非死即伤。机枪从来都是敌人炮击的重点目标，未等炮弹落下，或者在她刚才隐身的地方爆炸，她的机枪已在另一处开始给敌人“点名”了。此战后，官兵送她绰号“女将军”。那怀抱机枪怒射群敌的样子，也真像大将军八面威风。

1939年8月，魏拯民指挥3方面军主力打下安图县柳树河子，7辆卡车载着援敌到了。“女将军”抱着机枪，在东大门炮台上掩护部队撤离。先是大腿负伤，接着身中数弹，昏迷后牺牲。

崔姬淑和李桂顺是被俘后牺牲的。

李桂顺是和龙县金谷村人，受哥哥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投身抗战。在反“民生团”运动中，曾担任县委书记的丈夫被杀害，婆婆被开除党籍，她也被视为嫌疑分子，受到监视，哥哥则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杀害。面对这一切，无论身心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永远坚定的是对党的信仰和抗日救国的决心。

交通员、区委书记李桂顺做地方工作时间较长，1936年秋才上队到3师8团。1931年入党的崔姬淑，像许成淑一样，是延吉游击队的第一批队员。1937年春，李桂顺在黑瞎子沟密营养伤，被敌人偷袭，突围时被俘。崔姬淑是1941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腿负重伤被俘的。

李桂顺被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仍然撬不开她的嘴。敌人把两颗人头扔在她面前，那是同时被俘的司务长老王和六十多岁的老战士老崔头，李桂顺昏了过去。敌人以为得计了，用凉水把她泼醒，这回她开口了，破口大骂这帮畜生。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崔姬淑只是冷笑，敌人受不了她那轻蔑的目光，把她的双眼抠了出来。她吐着嘴里的鲜血，说我心里亮堂，看得见你们的灭亡。敌人号叫着，又把她的心剜了出来。

1942年2月初，5军3师师长张镇华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在宝清炭窑山被敌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官兵大都牺牲，身负重伤的师长和或枪伤或冻伤的6名女兵被俘。

从张镇华口中什么都没得到，敌人就把希望寄托在6个女兵身上。

首先被带上来的，是二十岁出头、长得挺结实的朱新玉。伪县长姓郭，亲自审讯，挺和气地让她坐下，问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朱新玉不理，一个汉奸大声道：你哑巴了？你们的队伍在哪里？

朱新玉道：有你们的地方，就有我们的队伍。

一顿皮鞭抡过，一个叫浅野的鬼子把战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一个汉奸又拿来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

无计可施后，又开始审讯刘英。刘英的丈夫，是3师8团团长费广兆，正在宝清活动，不久前设伏打死十几个日伪军。

伪县长问：你乐不乐意跟你的丈夫过好日子呀？

刘英道：那是在把你们这些东西消灭了以后。

浅野又把战刀架在刘英的脖子上：快快地说，费的在哪里？

刘英怒视着鬼子：他在俺的眼睛里，就在你眼前！

浅野号叫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覆盖着战友的遗体，

遗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旗帜。

唱着赵一曼就义时唱着的《红旗歌》，6个女兵走上刑场。

一个有别于八女投江的英雄群体。

<h3>“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h3>

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6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

这天是李敏的“饭班”，就是轮到她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6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明白自己提不动那桶。那是只笨重的木桶，加上大半桶包米子粥，能有五十来斤。这时裴成春裴大姐赶过来，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林子里。

11月底，她们从四块石转移到张家窑附近，与敌遭遇。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指挥10多个伤员向东山转移，裴成春带人阻击敌人。迫击炮弹在山坡上爆炸，李敏趴在雪地上，用支小马枪向敌人射击。打了半个来小时，东山方向突然枪声大作，显然那边也上去敌人了，而且火力更猛。这边子弹也快打光了，只得撤退。

5个女兵，裴成春在后边掩护，一个身强力壮的在前面开路。这年雪大，山沟里积雪没裆、齐胸。大个子女兵大张嘴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李敏上前替她。手扒头拱，拼命向前，突然脚下一滑，那人就像坐了滑车似的飞了出去。

待她明白怎么回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这是山沟里一条河沟的河道，雪挺厚，这时的积雪还松软。冰面坡度不算大，沾点雪特别滑，一扒拱到冰面上，那人就下去了。石头、树棵子什么的，撞上几下，那人就昏过去了。

她不知道是怎么从雪堆里拱出来的，恍若梦境。风在林间呼叫，雪粒子一阵阵扑打在脸上，她感到一种透心的寒冷，意识就开始苏醒，想起刚才的战斗。她挣扎着爬出河道，向上走去。首先看到大个子女兵，最后是裴成春，横躺竖卧的，都牺牲了。还有两个人没了，后来得知是被俘了。她抱着裴大姐哭了个一塌糊涂，就向山顶爬去。

她想鸣枪，没子弹了，就开始“叫树”。人在山里迷路，或与同伴走散了，拿根腕口粗细的木棒，梆梆梆敲击树干，能传出很远，有人听见，就会以同样方式回应，叫“叫树”。叫了好一阵子，胳膊都震麻了，除了风吼没别的，就又燃起一堆火。她希望有人看到这火光，更希望哪儿也燃起这样的火光。她朝东山方向可着嗓子叫着，她不相信那么多人都牺牲了。风把她的声音和希望劫走了，隐约传来狼的嗥叫。

她把枪背好，拄根棍子，开始下山。

她知道，不论多大山，有条河，沿着河道就能走出大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胳膊腿和身上都可用“鼻青脸肿”形容了。

太阳出来了，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像块石头，就伸手捡起来——这是块肉呀！

狐狸、狍子、鹿、狼、羽毛艳丽的野鸡，两天里见得太多了。狍子有的离她就10多步远，傻呆呆地望着她。帽儿山密营被袭，牺牲几个人，李桂兰和夏军长的女儿负伤被俘，可还有很多人，有裴大姐。两年了，无论她怎样想在别人的眼里变成大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她的依靠，只需跟着他们就行了。而现在，这个世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无助、绝望。十四岁的女兵，觉得自己就像离开大海的一滴水，眼看就要蒸发了、消失了。

把死老鼠烧了吃了，腿脚有点儿劲了。

第一天晚上“行军”，第二天晚上在篝火边“宿营”，天亮了继续“行军”。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上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穿的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她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六十一年后，李敏老人说，改革开放后播香港电视剧，警匪片中警察都说“收队”、“起队”。我们那时就是“收队”、“起队”，不叫集合。想想这辈子，没有比那一声“同志们，起队”，再使我热血沸腾的了。

李敏、李在德这辈子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6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了。

她是朝鲜庆尚北道人，1919年十二岁时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不久入党，1933年参加汤原游击队。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睛，脸上总是红扑扑的。姐姐漂亮，弟弟英俊，都是党员、老游击队员。大弟裴锡哲，1932年春到鹤岗煤矿组织工人暴动，夺矿警的枪，赶上瓦斯爆炸牺牲。二弟裴锡九，同年春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被坏人杀害。三弟裴敬天——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口流利的汉话，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

或者被袭击，或者主动转移，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洗衣染布料，一双手皴裂开的口子，有的就像小孩嘴似的。送来一批伤员，被服厂随即转型为医院，她这位厂长就成了院长，还是护士、护理员。给重伤员擦屎擦尿，任何女性开头都难免迟疑，她上手就干。敌人来了，指挥战斗，她就是这支人员参差不齐的队伍的队长兼政委。

1938年4月，在帽儿山四块石，敌人来袭，裴成春把伤员转移隐蔽后，带个队员迎敌而去，两支枪把敌人引开了。

1938年后，更多的是履行医院职能、照料伤病员的被服厂，到处迁移、游动。露营“打火堆”，大家都睡了，她坐在火堆旁缝这补那。风向变了，或是谁凑得离火堆过近了，就把他往外拽拽。查完“铺”了，再去查哨。

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忍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曾担任过区、县妇联领导和县委委员，只是在参加革命后学点文化的裴成春，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度。

当年和今天，李在德和李敏一想起裴大姐，就会想到母亲。

赵尚志也叫她裴大姐，当然不仅是因为她比他大一岁。

张家窑战斗的最后时刻，李敏听见金碧蓉喊“没子弹了”，裴大姐厉声道：“别吵吵。”

母亲去世，一夜间李敏长成大人。裴大姐牺牲，李敏就觉得自己是老兵了。而从战争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每当她觉得快要挺不住了时，就会想起裴大姐。

1939年初，随3团一个连掩护20多伤病员在宝清县锅盔山活动的李敏，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兵了，实实在在还是个小丫头。

一口大铁锅，劈锯成擀面杖粗细长短的桦木绊子，在沸水中咕嘟着腾腾的热气。春天在山里渴了，用刀在桦树上割道口子，汁水就流淌下来，清沁可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断粮了，就煮桦树绊子，叫“熬树胶”。苦涩不说，还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可人饿急眼了，望着那棕色的渐显黏稠的“树胶”，嗓子眼里就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

不到二十岁的小刘说：今儿个是“几儿”（几号）了？该过年了吧？

四十多岁、和李敏同一天入党的苗司务长，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一拍大腿：可不是咋的，今儿个是年三十呀。

有人就说，那得弄点儿“好嚼裹儿”呀？哪来的“好嚼裹儿”呀？小刘那抿裆裤的屁股上缝块老羊皮，早没毛了，献出来。苗司务长进地窨子里，又拎出只破牛皮乌拉，洗了剁了放锅里，空气中就有了股脚丫子味儿。

大年初一天快亮时，李敏去换岗。星星在天上眨眼，这是一天最冷的时候。哨位在丈把高的石砬子上，身后几棵一人粗细的油松，她将身子靠在树干上。不宜随意走动，走动影响听觉，夜岗主要靠听。真就听到下边有踏雪声，还有树枝折断声。是野兽？不像。谁？口令？就听下边猛跑起来，李敏“吧吧”就是两枪。

一个连就十几个人，还没伤病员多，又没连长。杜指导员说不能撤，地形有利，子弹有的是，打。当即部署战斗，轻伤员也操枪进入阵地。

山陡，老林子里积雪浅处及裆。敌人攻一阵子攻不动，躲在树后一露头，上边就是一枪。

天亮了，敌人少说百十多人，大都是伪军。大家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唱《劝伪军反正歌》。这帮伪军很顽固，打到中午未觉有冲天放枪的，枪打得也准，冲锋时那股凶悍劲儿甚至不亚于鬼子。开头大家只打鬼子，这下子就不分日伪了，有人甚至专打伪军。

10点多钟，敌人来了援军，炮兵也到了。阳光下，迫击炮弹像一只只老鸹从山下林子后面飞上来，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随即地动山摇。轻重机枪子弹像把无形的扫帚迎面扫来，钻进树干的那种声音，用哪种象声词都难说准确。山陡雪深，攻击动作慢，就成了活靶子。可伪军都带着钢盔，半截身子埋在雪里，再毛着腰，钢盔就像盾牌似的把人都护住了。李敏就侧射，或者瞄准正面敌人钢盔前沿的雪地。

不断有人伤亡。旁边的苗司务长趴在那儿不动了，李敏抱起他的头，满脸是血，牺牲了。许排长是个老伤员，右腿迎面骨又打坏了，倚坐在树下，雪地上通红一片。李敏给他包扎，他说别管了，没用了。边说边举枪瞄准，一枪，又一枪。眼看包扎完了，许排长身子猛地向后一跳，倒了，双眼圆睁，胸前涌出血来。

李敏僵住几秒，就抓起许排长那支三八枪。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

一曲旋律，在李敏心头、耳畔昂然响起。

杜指导员一只胳膊负伤了，在用肩头顶扛着一块石头。李敏唱着跳着冲过去，再加一把劲，大石头就起动了，卷起一路雪烟轰隆隆滚下山去。撞上大树弹跳、迟滞一下，拐个弯继续翻滚，敌人惊叫着，躲避不及的就被撞飞了，碾压着。

又一些大石头被下去了。这种地形，这种东西比迫击炮、重机枪还厉害，坦克般轰隆隆如入无人之境。而敌人也更疯狂了，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爆炸，李敏旁边的树干被子弹打得蜂窝似的，最近的敌人也就20来米的距离，官兵们准备拼刺刀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战场上，指挥员有时会不让女兵唱歌喊口号。因为敌人知道有女兵，有的就喊着“抓活的”，“抢老婆”，产生一股邪劲。男兵为了保护女兵，有的会不顾一切，不听指挥。而这工夫就是不顾一切，也不用指挥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官兵们唱着、打着，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激励着、沸腾着。连地窨子里能够活动的伤病号，也唱着爬向阵地上，向敌人射击。

有人已经端着刺刀冲出去了。小刘眼尖，大喊：“红旗！红旗！”就见敌人乱了，后面的已经逃跑了。透过青松和杂树的梢头，一面红旗时隐时现，正向山上飘来——是团长白福厚率队赶来，在敌人背后打响了。

李敏老人说，那工夫，看不到、也不可能去看谁的表情，但是没说的，就是四个字“宁死不屈”，或者“视死如归”，或者“有我无敌”。

老人说，“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那工夫那人能“发功”。大石头冻在雪地上，别说一肚子脚丫子味儿的“牛羊树胶汤”，就算酒足饭饱的棒小伙子，平时几个也难搬得动，那工夫两个人就下去了。追击敌人，几丈高的砬子，平时谁敢跳呀？那工夫想都不想就下去了，在雪地上打几个滚，爬起来就追，什么事没有。

<h3>“号召妇女男性化”</h3>

胡真一老人说：

宫小丫是1938年夏天病死的，打摆子。部队转移，通过地方关系把她寄放到老百姓家里，两个多月后派人去看，死了。吴华敏嫁给军部一个副官，也姓吴，被俘牺牲了。吴华敏调去8军做妇女工作，再就没了消息。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回刁翎也问，这人肯定没了，调去8军还能有个好吗？干姊妹还有个谢兴华，一家人上队，她爸牺牲了，她也没了下落，也只能是牺牲了。我看过的抗联资料、文章和书里，没有她们的名字，没人知道她们。这种情况太多了，可我能不记得她们吗？

5军妇女团最多时300多人，活下来多少？我算过多少回，10来个人吧。

李敏老人说：

上队了，高兴啊，过段时间又不满足了。1师师长马德山来了，我们就缠住他不放，要求男女平等，让他带我们真正地上队，拿枪打日本子。他说这密营里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这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革命分工不同，男女总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说他是封建脑袋，军阀残余，有人还要开他的斗争会。

1938年后，这男女瞅着也真的“平等”了。露营打火堆，那脸都跟灶王爷似的，衣服像要饭花子似的，也没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了，大家都差不多。张口说话，那嗓子大都是嘶哑的，你说谁是男的、女的？要说也有不一样的，女的没胡子，再就是天暖和时见到河水，总惦记着洗把脸，算是有点儿女人样了。

也有优势，同样挨饿，先倒下的大都是男人，女人就抗造。可弱势也明显，女人来到这世上，原本就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看报纸、电视，妇女卫生巾的广告有多少？我们那时用什么？夏天有种大叶子草，是种野菜，能吃，晾干了搓一搓，挺软和。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邦邦的了，宝贝似的揣着。冬天怎么洗？无所谓了，就当没这码事儿了。你说有味儿？那人都成野人了，还管什么味儿呀？那虱子一球子一球子的，冬天怎么抓？咬呗。没结婚的人，谁脱过衣服睡觉了？

“春炸骨头秋炸肉”，说的是春初秋末的河水多么凉，你“来事了”，不也一样得蹚吗？生病都不当回事儿，这种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算啥？夏天雨水身上淌，血水顺着大腿流。冬天打火堆，就在雪地上睡，来事不来事，能不坐病吗？

李在德老人说：

1938年春，在锅盔山西南侧的勃利县山沟里，我生了第一个孩子，5天就死了。

组织上留下李泰俊老两口照顾我，有点儿马肉和马骨头，搭个窝棚。折腾大半天，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没奶水。自己熬命都熬不过来了，能有什么奶水呀？李大爷、大娘熬骨头汤给我喝，也不下奶，喂孩子也不吃，头两天还哭，第三天没声了，眼睁睁瞅着没气了。

1937年春，背粮过河，河底是冰，上面是水，过去就不行了。抽筋，全身都抽，吃饭送不进嘴里去，后来连筷子也拿不住了。那时条件好，住在老乡家里，一个老太太给我二两鹿胎膏，泡黄酒喝，好了。

这回生孩子，又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也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两口急得团团转，我让他们弄老鸹眼树皮煮水。在密营里给伤员洗伤口，就用这东西，能消毒。大娘帮我洗，说行吗？我说行。心里话，死马当活马医吧——还真就活过来了。

归屯后生的孩子，特别是冬天，没活下来几个。大雪号天的，几个人围一圈，扯几条毯子挡风，没毯子用大衣。有的生下来很快就死了，雪地上挖个坑，弄座小雪坟。有的难产，大人也埋那儿了。命大，活了，怎么带呀？送人都难。十家连坐，你家多个孩子，哪来的？碰上鄂伦春人最好了，他们要小孩，女孩也要。

现在怀孕，有时越精心巴意的，不知怎么的就流产了，那时想摔掉都摔不掉。男人身强力壮都摔跟头，挺着个大肚子能不摔？平时也跟头把势的，下山，特别是晚上，雪地里就坐着往下出溜，弄不好就滚蛋了。

胡真一老人说：

1938年秋，在宁安北边扒铁路，袭击闷罐车打给养。我们女兵先撤的，在镜泊湖北边让鬼子跟上了，跑不过它，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小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鬼子就在湖边山坡的路上。这么哭了两回，没声了，她把孩子按水里淹死了。我离她几米远，芦苇密，看不见，还寻思这孩子怎这么懂事呀。鬼子走了，她抱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的，傻了似的，光淌眼泪。

我参军不久，就听说1师有个叫李元容的指导员，他的媳妇抱个两岁的孩子冻死了，坐在棵树下，娘俩雪人冰雕似的。

1938年5月22日，《周保中给宋一夫、刘曙华、季青的信》中说：

号召妇女男性化，一切要以纪律生活革命利益为前提，要她们有独立工作和政治的斗争能力。

不知今日德国如何，当年联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赋予女人使用武器的义务。美国法律则禁止女兵参加直接的地面战斗。

从中东到中亚，当导弹、炸弹不断地夺去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无辜者的生命时，有时还会听到杀人的一方表示“遗憾”——随着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生活越来越高科技化，战争好像也变得“文明”、“进步”、“人性”了。

而我的先人不得不投入的这场战争，不但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这些被称做“日本子”、“日本鬼子”的侵略者的残忍、野蛮，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恐怕也难觅出其右者。于是，从十一岁坐牢的朴金华，八女投江中只有十三岁的王惠民，到年过花甲的“抗联之父”李升，就走上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男人与女人，生者与逝者，有名与无名，都是一个名字：战士！

而老于太太和部下那些女兵，吃了一种什么草药，使自己绝经，昭示的又是什么？

十四、“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 第四十九章 “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

<h3>十二烈士山</h3>

2路军总部和5军3师的密营，散布在密山、宝清、勃利3县交界处的兰棒山。1938年3月，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期间，根据总部指示，3师8团、9团准备向密山、勃利地区转移。16日，师长李文彬下令收拢外围警戒部队，于19日前向兰棒山北麓李炮营集中。

18日晨，驻守在尖山子北坡头道卡子的8团1连部分官兵，在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率领下，顶风冒雪向李炮营进发。

宁安流传一句话：“马球子半拉脸，李双侠一只眼。”马球子是当地一支抗日武装的首领，半张脸长满青记，李双侠即李海峰。他是宁安县延吉岗人，1900年出生，猎户出身，因做狩猎用的炸子炸瞎左眼，练就一只鹰隼似的右眼和百发百中的枪法。“九一八”事变后，他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报号“双侠”，后来投奔李文彬。李文彬率部起义时，在队内担任指导官、教官的8个鬼子，被李海峰一枪一个打死4个。

8点来钟，队伍进至石灰窑南沟的小孤山附近时，右侧千把米远的山边出现敌人。几乎与他们齐头并进的300多伪兴安军快马加鞭，看样子是要赶到前面去兜堵他们，后面两公里左右百余鬼子骑兵正冲他们猛扑过来。两条腿跑不过4条腿，李海峰立即下令抢占左前方的小孤山。

白雪覆盖的小孤山，平地高约百余米，长约50米，杂树丛生，山顶多是高耸的岩石。日军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伪兴安军从西北发起攻击，马队散开队形，雪烟滚滚向山上卷来。待敌进至50米左右时，山上的机枪、步枪、匣子枪开火了，几乎弹弹咬肉。

1连是有名的“炮手连”。东北人管猎人和给有钱大户看家护院的人叫“炮手”，而后者也多来自前者，“张炮”、“李炮”、“王炮”，姓什么就叫什么“炮”，个个枪法了得。1连的特点是炮手多，抽大烟的多。3师起义才半年多，1连60多人，大都在密营里戒烟。这时坚守在小孤山上的只有14个人，另有总部的两个人。

敌人知道碰上了硬手。鬼子在东南山坡上架起迫击炮，伪兴安军在西北300米左右的雪地上排列一溜机枪，掩护着发起第二轮冲击。结果上去下来，天黑前如此反复了4次。

先把冲在前面的打倒几个，那股疯劲就弱下去了，有的就往回跑，人踩马踏。这时就打趴在雪窝子里的敌人，有鬼子不打伪军，当然还是先捡当官的打。李海峰连长更关注的是机枪手，瞄准了一枪一个，再补上个射手就再补上一枪。1连的步枪都是连珠枪，射程远，威力大，300来米的距离，居高临下，正好发威。

五十三岁的魏希林，在1940年5军下江部队阵亡人员调查表“姓名”栏中，写着的是“魏炮”，也是宁安人。不知道他是不是1连年纪最大的，也不知道曾有多少獐狍熊猪倒在他的枪口下，而此刻被他和“陈炮”陈凤山等人瞄住的两脚兽，几乎都成了枪下鬼。

机枪手李芳林也是个神枪手，那挺捷克式机枪总能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可要没有10来支步枪弹无虚发地给敌人“点名”，怕是再有1挺捷克式，小孤山也早失守了。

有时敌人冲到近前了，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排长朱雨亭的3支匣子枪，就像小机关枪一样扫射着。

小孤山12烈士，在当年的阵亡人员调查表中，只有7个人的姓名，其中仅班路遗和朱雨亭是党员。李海峰是战后被追认为党员的。班路遗三十六岁，穆棱县人，战斗打响不久胸部中弹，仍坚持战斗，黄昏时再次中弹牺牲。朱雨亭二十二岁，刚从下江教导队学习归来，准备提指导员的，中午时分牺牲。

一座孤山，孤立无援。无论他们坚守多长时间，杀伤多少敌人，小孤山都是绝地。

天黑了，双腿被打断的李海峰让总部交通副官张凤春带伤员从西面隐蔽突围。夜色是朋友，掩护着他们从西山坡滑下去，在山脚扒开雪洞藏起来，还真就躲过了敌人。

这时，算上李海峰，山上只有5个人了，子弹也不多了。

追悼会上，周保中宣布：将小孤山改名“十二烈士山”。

除上面写到的6人外，另6名烈士是：班长王仁志，士兵夏魁武、张全富、杨德才、王发、李才。

<h3>巍巍九十五顶子</h3>

五常地区的“集团部落”，是在1939年大体完成的。就是说，10军是从1939年开始陷入饥寒交迫境地的。

自然造化，有的山无头，平顶，东北人称为“顶子”。“七个顶子”、“八个顶子”、“七十二道顶子”，类似山名在东北不算鲜见。九十五顶子位于五常县东南部，为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张广才岭余脉，拉林河、牤牛河川流而过。沟谷纵横，簇拥着一座座平顶山，地势险峻，物产丰富，历史上就是胡子的聚生地。而从“双龙队”到10军，汪雅臣一直以这里为根据地。

归屯并户“洗大沟”，沟沟岔岔起浓烟，世代居住的家园被毁，人们被赶进“集团部落”，这里就成了绝地。

7军紧邻国境线，游击队时期就有进出苏联的传统、通道。10军像1军一样，地处日伪心腹地带。2路军西征与10军会师未果，让10军东去下江也一样难上加难。

1938年7月，汪雅臣率部前往楼山镇一带接应西征主力，在小山子被日伪军阻击。激战中，汪雅臣负伤，只得撤回九十五顶子。

1939年6月，汪雅臣带300多官兵，从小南门去九十五顶子，遇上百余名日伪军“讨伐队”。官兵都穿着伪军服装，汪雅臣下令休息，还让把枪码起来。敌人毫无戒心，躺下、坐着休息。佩戴上校军衔的汪雅臣，打着官腔跟伪军官唠一阵子，下令起队。官兵抓枪在手，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没“满”军的事，枪就响了，鬼子就都见鬼去了。

在此前后，10军攻打亚布力“集团部落”，袭击沈家屯伪军教导队，在冲河伏击日伪“讨伐队”，为生存而战斗，在战斗中生存。

有伤亡，无补充，加上逃亡，人越来越少，这支绝地孤军一如既往的是战斗。

1941年除夕夜，汪雅臣率队在庙岭子岗上打火堆宿营时，被一双葛海禄似的贼眼盯上了。这小子叫郭珍，在半公里外的寒葱河子看到火光，立即给沙河子的日本守备队打电话。

初三拂晓，在石头亮子，这支饥饿、疲惫之师被敌包围。

这是一场最后的战斗，这是一支只有20多人的队伍。炮弹在山坡上咣咣炸响，子弹在林子里穿织。汪雅臣指挥几个人和1挺机枪，在西面阻击日军，命令副军长张忠喜带人从东面伪自卫团攻击的方向突围。张忠喜途中牺牲，只有几个人冲了出去。

打退敌人的冲锋，汪雅臣命令几个战士向西南突围，他和传令兵冲向东北角。传令兵中弹牺牲，汪雅臣腹部受了重伤，倒在雪窝子里，冲着冲上来的敌人冷笑。

汪雅臣被敌人抬到贾家沟时，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三十岁。

<h3>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h3>

宋一夫叛逃个把月后，4军1师代理师长曲成山叛变投敌。

宋一夫叛逃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西征部队不断有人逃亡、叛变。

没人知道李延平这时的心境，我们看到的是他和王光宇仍在率队战斗、向前。

1938年8月初，西征部队在苇河小五站扒毁铁路，并与敌激战，之后又在南沟伏击日伪军，毙伤敌40余人。敌人从长春、哈尔滨急调3000多日伪军，并有几架飞机配合，空中侦察，地面围追堵截。为缩小目标，摆脱敌人，中旬进入五常县冲河一带时，4军与5军2师分开行动。

山林里，官兵破衣烂衫，打赤脚和患病的越来越多。山林固然可以提供较大的安全，还得打给养、夺取弹药呀。月底在冲河打个“集团部落”，得点粮食，援敌很快追上来，部队被打散，许多人抱着空枪牺牲、被俘。

人生地不熟，每次战斗都难以知彼，甚至也不知己：应该前来接应的10军，在哪里呀？有个大概方向，怀着一种信念、希望，凭着自己的山林经验，一路向前。

冲河战斗后，收拢队伍只剩十几个人了，依然向前，只有向前。

动摇、退缩、逃亡、叛变，各种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行为，在2路军西征途中都出现了。而以李延平为代表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是最大的亮点。

1938年11月20日，在珠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的一个破房框子里，李延平睡觉时被叛徒开枪杀害。

曹亚范、王毓峰等许多人都是这样牺牲的，类似情形后面还将不断出现。

枪声惊醒了王光宇，他的左肩和手腕也中弹了。他是叛徒第二个暗杀目标。他抓起匣子枪向人影射击，远处的哨兵也开枪了，3个叛徒仓皇逃去。

掩埋了军长的遗体，副军长带着几个士兵继续西进。

王光宇，原名王兴，吉林省德惠县人，生年不详。“九一八”事变前，在哈尔滨一中读书，之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春，被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做政治工作，历任5军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长。

1936年5月20日、25日，刚担任师长不久的王光宇，指挥2师在林口县两次袭击列车，歼灭少佐以下鬼子2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及大量军需物资。接着，又在刁翎伏击敌人运输队，击毁4辆汽车，全歼押车伪军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粮食、布匹。

周保中他调到4军，军长胸怀坦荡，副军长军政双全，4军大有起色。

西征路上，特别是冲河战斗后，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难以想象的闻所未闻的故事，难以叙及。

年底，王光宇带4名士兵到达九十五顶子，与敌遭遇，全部战死。

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是4军西征唯一的生还者。他的妻子许贤淑，在冲河战斗中抱着孩子被俘，宁死不屈，被敌杀害。

像王光宇一样的高个子，只是更魁梧些。王光宇性格活泼，爱说爱笑，黄玉清则比较沉静、内向。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讲原则，有主见，军政双全。

黄玉清1899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郡，1905年随家来到穆棱县向阳村，1930年入党，曾任穆棱县下城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34年到4军任连指导员，一下子提升为军政治部主任。用今天的眼光，这就是个“火箭干部”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能力。

1936年初，他率队袭击密山县四人班、偏脸子等地伪甲所，抓捕汉奸走狗，筹集大批捐款，开创了宝清、富锦一带的新局面。5月又率部南下，联合5军攻打驻哈达河的伪26团，活捉伪团长，将迫击炮、机枪连和3个步兵连的武器弹药全部缴获。

像前面说过的那个方家大院，钉子户般钉在军部密营大叶子沟的沟口，软硬不吃，拿它没辙。黄玉清来了，一个主意，搞定了。

西征失败，黄玉清重返宝清，坚持斗争。

1940年2月20日，时任2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的黄玉清，在宝清县石灰窑战斗中牺牲。

当王光宇等最后5个人全部战死九十五顶子，4军的历史就宣告终结了。

在抗联史上，4军是这一时期表现最英勇、牺牲最惨烈的一个军。李延平和他的将士们，以其不屈不挠的抗争、奋斗，再一次诠释了什么叫抗联精神。

<h3>李文彬和他的战友们</h3>

5军的西征英雄是陶净非。

1912年出生的陶净非，与王光宇同为吉林省德惠县人、哈尔滨一中学生，1933年被党组织派到宁安工农义务队，当过指导员、团政委。到2师后，两位同乡同学又成了搭档。王光宇调去4军，2师就靠陶净非这位政治部主任拳打脚踢唱独角戏了。

在冲河与4军分头西进后，因地理不熟，4军2师误入延寿县境，又在苇河遇上同样迷失方向的5军1师。两师一路进至五常县牤牛河时，与敌遭遇，夜间混战，与1师失去联系，2师也被打散。周围都是敌人，陶净非身边只剩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14个人。

东返宁安，在海浪河与打散的1师1团长曲玉山等人会合，又在额穆与2军5师取得联系，得以度过冬天。1939年初，陶净非率这支小部队南下，在敦化大蒲柴河找到魏拯民，即按总部原订计划在敦化、安图、宁安、汪清等地活动，与1路军3方面军并肩作战。

1940年春，为摆脱敌人对敦化地区的“讨伐”，根据魏拯民的指示，陶净非率2师和崔贤、安吉率领的1路军15团，再次向五常发起远征。

他们不知道西征早已失败了，也不知道10军的确切位置。自两年前踏上征途之日起，就与下江总部失去了联系。

抗联的意义本来就在于战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战斗，消灭敌人，牵制敌人。

在下江出征时，2师100多人，从五常县牤牛河东返时只剩十几个人。转战吉东、东满再西征，收容失散人员，收编山林队，再战斗，再伤亡，一忽儿增至几十人，一忽儿再剩十几人。在五常县最多时曾发展到130多人，待到年底重返下江时，算他就剩3个人了，包括5团团长任德胜、政委朴东和等人都牺牲了。

1942年春，陶净非带一支小部队在五常县老爷岭活动时，被敌包围，战斗中牺牲。

5军1师、2师西征，留守下江的3师兵分两路活动。一路8团由政治部主任季青率领，以驼腰子为中心进出依兰、勃利，掩护主力西征。一路9团由师长李文彬亲自率领，东进虎林北部地区，与7军3师联合作战。

像十二烈士山的勇士一样，3师的神枪手们，战场上有鬼子先不打伪军，打伪军则特别喜欢猎杀那些叫做“教官”、“指导官”的两脚兽。

李文彬任大队长的伪森林警察大队，驻防三道河子两年间，从未打过反日武装。起义后，两个多月，就消灭大佐以下日伪军百余人。

一是共产党创建、领导的武装，二是山林队，三是哗变伪军，东北抗联主要由这样三种队伍构成。前者抗日坚决，可士兵放下锄头拿起枪，军官中也少有懂军事的，就难免要用血的代价交付学费。义勇军中除了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胡子的山林队外，有相当数量的原东北军，军官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山林队的头头、骨干枪法也好。缺点是扰民，抽大烟的多，兵痞多，易动摇，随风倒。哗变伪军与之大同小异，吃苦精神往往赶不上义勇军、山林队。

李文彬堪称集上述各类优长的代表人物。从小受苦，种地、打零工，诚实劳动，用那时人的话讲是个正经人。在东北军中从班长干到连长，性格沉稳，处事公正、果断，富于谋略，深谙带兵之道。队伍中那么多炮手，打仗都是好手，平时也牛气，难管理，属骄兵悍将之列。而到了李文彬手下，起义时皆听命于他，起义后很快成为5军的一支劲旅。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文彬同志是最优秀的最可敬的领导干部。

1939年9月12日，李文彬带9团1连回宝清途中，被伪35团追击、包围，激战中牺牲。敌人砍下他的头颅，又将身体肢解、抛扔。

对小孤山十二烈士的遗体也是这样。汪雅臣牺牲后，敌人把烈士遗体运到五常县，先是立在大街上示众，然后斩首。

张中华，1912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九一八”事变前考入哈尔滨铁路扶轮专科学校，曾任宁安县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道南特委书记、5军宁安留守处主任。

比张中华大三岁的张镇华，宁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军中当兵，历任5军1师参谋长、2师副师长、警卫旅政治部主任、3师副师长，在李文彬牺牲后继任师长。

张中华沉静、内向，爱思考问题。张镇华活泼、幽默，和谁都能自来熟。有人打仗不要命，开晚会让他演个节目就脸红了，张镇华就非让他“来一个”不可。西征失利回来，在4军留守处密营第一次见到彭施鲁，就像老熟人似的：老彭呀，快给弄点儿“好嚼裹儿”吧，这肠子、“肚子”（胃，“肚”音dǔ）都快饿没啦。

1938年8月，张镇华带支小部队在富锦县活动，得知一队日伪军经常进出挠力河右岸的柳毛河沟里。派人侦察，是在保护采金队采金，共是60多敌人，其中日军20人，4名军官。张镇华精心策划，10日上午率队悄然摸近，突然发起攻击，冲进帐篷。敌人毫无准备，企图顽抗的被击毙，其余或者逃跑，或者被俘。一袋烟工夫的战斗，缴获机枪4挺，其他长短枪40余支，子弹两万多发，以及许多粮食和军需品。

前面说过，张中华和侯国忠指挥部队，在代马沟附近袭击军列。之后，他又率队与2军5师在代马沟再次袭击军列，歼灭100多敌人。

1937年底，张中华率领的宁安留守部队，在桦皮沟一带被敌包围，战斗中负伤被俘。抓到这等人物，敌人当然高兴了，软硬兼施，到了是无计可施。

张镇华也是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敌杀害的。有人说他负伤了，有人说是激战中癫痫病发作。同时被俘的，还有前面写过的朱新玉等6名女兵。

1938年以后，在远非“非人”两个字所能描摹、概括的战斗环境中，1路军高级干部，仅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等几人幸存。2路军、3路军虽军以上干部战死较少，师团干部亦大量牺牲，已经不是“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了，而是培养的、提拔的源头已经近于枯竭了。

1938年11月30日，《周保中致黄玉清信》中说：

我们滴最后一点儿血来拼，我们决心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

不可忘却的一笔，是吉东省委秘书处的秀才们。

这是曾经包括冷云、李志雄在内的一批热血青年，先后有十余人。处长金石峰，除汉语、朝鲜语外，还懂日语、英语，副处长姚新一懂英语。有人说吉东省委秘书处，实际也是2路军总部秘书处，除为省委、总部写作一些文件、宣传材料外，主要是编印《救国报》和《前哨》。各省委、路军和一些特委、军，也编印定期、不定期的报刊。

这是依兰喀上喀山沟里的一处密营，几幢半地下的木刻楞小房子，隐藏在密林深处，有一个连担任警戒，在外围设了两道卡子。冬天不暖、夏天挺凉快的房子里，戴眼镜、不戴眼镜的，抽烟的、不抽烟的，各自在桌前忙活着。稿件主要由胥杰、王一知整理，金石峰、姚新一修改、定稿，再由胥、王二人誊写。一种带细密网纹的特质钢板，把专用于油印的蜡纸放在上面，用铁笔刻写，叫“刻钢板”。刻完了，大家一齐动手，用油印机油印，《前哨》杂志还要装订成册。

秘书处有3个交通员。老李头六十多岁，老于头五十来岁，两个人像记者采访似的跑遍吉东各地，从地方党和部队带回文件、资料，许多文章都是据此整理、写作的。省委、总部也尽力提供这一切。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联系时，关内的《新华日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间或也能收到。另一个交通员顾全民，是个十二岁小孩，买油墨、纸、蜡纸、铁笔等等，都是他的事，小孩子不易引人注意。

姚新一原名唐九英，吉林市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回东北，在依兰中学任教，王一知和胥杰是他的学生，调入秘书处前是依兰县委书记。周保中说他“思想颖达酷肆革命文学，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理论有深心研究，工作活动甚敏活，对革命事业及工作担负常能刻苦艰忍”。胥杰原名孙礼，依兰人，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美术字。周保中评述他“思想知识恒有精进，工作努力，深能刻苦耐劳，不因身体孱弱而减低工作活动之效率也”，“实有深造与前途重寄堪期许之优秀干部”。

春夏秋冬，山里由黄而绿再变黄，一场大雪又染白了。一年四季，无论怎样变幻，这里都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伴着铁笔在钢板上滑动的嚓嚓声，是日夜不息的林涛声，比之那种枪炮轰鸣的战场，就越发像个世外桃源。而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印好装订起来，再被两个老交通员带走了，那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一旦枪声打破山林的静谧，就必须转移了。警卫连打退了敌人，也得马上走人，大批敌人很快就会赶来。敌人只要发现密营，那是一定要将它毁掉的。

喀上喀密营是1939年正月初三被袭击的。当警卫连退守第二道卡子时，这些文弱的书生战士，已将不能带走的物品藏好了。从此，在3个省委、路军中堪称最正规、人员也最齐整的这个秘书班子，即开始随部队一起活动，在那色彩变幻的山林里，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秘书处、编辑部。他们也背起了长枪、短枪，可他们得心应手的第一武器，仍然是笔。每到一地，把块木板朝膝盖上一垫，就在那火堆旁“刻钢板”。

一年后的正月，姚新一带胥杰等人去方正县取一批文件和印刷设备，归来时在莲花泡被敌包围，全部战死。

<h3>“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h3>

1932年10月，周保中率3000多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战前，策马来到城东南一个屯子检阅部队，远远的就见一片红云，都是头缠红头巾、手执大刀片的红枪会员。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精壮青年，迎上前来用大刀会的礼节，弯腰抬手、低头向下施礼后，高声道：“俺们红枪会要打头阵，誓灭鬼子，普度众生！”

这个一口山东腔的红枪会首领，是3旅8团团长王汝起，人称“王大法师”。之前救国军打东京城和宁安县城，都是红枪会打头阵。

“九一八”事变后遍地义勇军，遍地大刀会。这“遍地”的大刀会究竟是多少？有专家认为应占义勇军的1/4左右。有些地区的义勇军，基本就是大刀会、红枪会。

大刀会产生于清代，俗名“金钟罩”，白莲教支派，会众遍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地区。首领叫“法师”，设坛场传授徒弟，各坛场又分为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大刀会积极参与其间，之后为躲避官府追捕，许多人闯关东。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在民间是口口相传的。你洋鬼子、官府的洋枪洋炮不是厉害吗？我练刀枪不入，你还有什么辙？在桓仁县，李向山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了吧？也一样请法师，设坛场，招信徒，组织大刀会，练法打鬼子。

练法和战斗前，要清水漱口，喝下法师用朱砂画好的符，然后念咒语：“金刚立，斗刚立，神立，术立，无量佛。”念念有词挥刀练法，或者向敌阵冲杀。

大刀会不准吃荤，不准近女色，不准抢掠发财，有劣迹、口碑不好者不准加入。战场牺牲了，就说“升天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刀枪不入，那是因为心还不诚，本人或者先人曾经做了什么亏心事，或是功法还没炼到火候。

这时还没有《大刀进行曲》，那也是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而“武士道”的鬼子见到这阵势，开头也是腿肚子转筋，脑袋发蒙。

1941年4月2日，《抗联二路军二支队二大队党员调查表》，在“年岁”、“生地”、“入党年月”、“政治程度及思想表现”栏中，王汝起名下分别写着“三十三岁”、“山东义州府费县”、“一九三六年四月”、“政治上有相当认识思想很坚定”。而在“有无特殊技能”栏中，则是个“无”——曾经最受推崇的“王大法师”的“特殊技能”，原本就是便于聚众抗日的一种手段而已。

不知他何时闯关东来到宁安县长岭子，凭着一手好庄稼活和绝对与汗水成正比的毫不吝啬的土地，那个闯关东的梦想快要成真了，鬼子来了。他的父亲赶车去城里卖柴，碰上鬼子抓车拉军需。这要是抓走了还能回来吗？父亲赶着马车拼命跑，车翻了，被砸死了。

长岭子村人多为山东费县老乡，齐心、抱团，这回当然要报仇。可仇人不只是某个个体的鬼子，也不同于这家那家、这村那屯地打冤家，他们要面对的是侵略者，是家仇国难。当时正值大刀会兴起，王汝起不但肌肉发达，更兼头脑聪明，干什么像什么。小青年就四处游说，周围村屯很快传开了，说长岭子有个王大法师能呼风唤雨，要领大伙打日本子，保护地面，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人。

日本鬼子在镜泊湖南湖头修铁路，有7个卫兵守护仓库。每天午饭后，除值班哨兵外都要睡觉，有的就躺在树荫下。王汝起亲自去侦察，看明白了，即率队出征。这是大刀会首次亮刀。首先摸近哨兵，手起刀落，大刀就在骄阳下挥砍起来，7个鬼头全部落地。

王汝起1935年率部参加5军，任1师3团团长、2师副师长。1938年调任7军1师师长，改编为2支队后任支队长。

他的搭档、7军1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老人说，王汝起总琢磨打仗，而且果断、有谋略。到一个地方先摸敌情，有多少敌人，装备、士气怎么样，能不能打，怎样打。

1939年春，1师东进抚远开辟游击区，途中打下窝通伪警察所，攻进果长镇，又在乌苏里江边袭击日军交通船。敌人调集兵力追打，王汝起拖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几天，待敌人困马乏宿营后，一阵急袭猛攻，跑掉的敌人再也不敢追了。

抚远县抓吉镇三面环水，经常半个上午都雾气蒙蒙的，百来步看不清人，就决定利用大雾奇袭。部队拂晓前出发，不到20公里路走出一多半天亮了，雾却散了。硬攻？肯定有伤亡。退回去？夜长梦多。王汝起当即把穿着伪军服装的20多人组成一支“奋勇队”，由他率领，打着伪满的五色旗，沿着公路大摇大摆进了抓吉镇，直奔伪警察署。哪来这么一队伪军呀？两个“黑帽子”、30多个“白帽子”还没愣过神来，就都当了俘虏。

1940年5月21日，在袭击日伪经营的大带河木场时，王汝起胸部中弹牺牲。

<h3>“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h3>

除4军、5军、7军、8军、10军外，2路军的序列中还有王荫武的救世军和姚振山的义勇军。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这样介绍救世军：

该部是封建社会多神教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一九三七年秋人数近五百名，有战斗力，纪律好，同年冬参加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领导者：救世军军长王荫武，封建产物“知识分子英雄人物”。

部队状况：在该部队中，有党的信仰和很深的群众影响，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员和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王荫武曾“假”投降日本军，两个月的过程，破坏了日本采伐业和反击日军守备队，再建立“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自此以后该部队在松江地带游击运动中形成有力部队之一，不少给予日贼以打击，对林口市每年两次施行短兵的突然袭击，几乎成为该部队的特有手段，该部队现在虽然人数减少，处境困难，但是能够支持相当时间的斗争，该部队对第二路军总指挥部领导表示诚恳拥护。

姚振山原是救国军的旅长，王德林过界后，他率部在吉东坚持抗战，后改称抗日义勇军，任军长。像王荫武的救世军一样，义勇军与5军配合作战，成为吉东联军的有力部队之一。1941年春，姚振山在穆棱九站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所部官兵大都战死。王荫武1939年10月失踪，部下亦多战死。

1937年2月13日，《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中说：“五、八、‘九’军编为第二路军，以五军为中心。总指挥由周保中同志担任，副指挥由姚振山担任。”

同年11月1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认为“王荫武可担任5军副军长之职”。

不知结果为何未能如此，但我们从中不难想见他们在吉东抗战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关于联军的这两支部队，基本是一笔带过，有这么一回事而已。而在当年的5军、2路军的文件中，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对于管“抗日救国”叫“救世”、“普度众生”的救世军的评述。像“救世军行动纪律较佳”，“人数不多，可是整齐，有系统、有活动能力”。

“中央皇极武学普化救世军”，把这样一些字词凑成一支抗日武装的名称，实在令今人费解。不过有了“一九三三年下江红枪会的基础”这句话，也能让人略懂大概。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引用宋一夫的话解说王荫武和救世军：“烧香吞吃护符，称为天加护，以尊古道为主义，常用白刃为战。”

当“刀枪不入”的神话，不断被现代化的武器打破，不知救世军官兵是何心境。而在1938年后大批官兵战死、饿死、冻死的窘况中，这支喝符念咒的联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纪律好”，有“很深的群众影响”，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王汝起由“法师”而为共产党员。王荫武则好像抱定自己的主义，始终如一。

无论信仰什么主义，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王荫武、姚振山与谢文东、李华堂的不同，在于他们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荫武即便不是战死、饿死、冻死的，也是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

关于2路军参加西征的女兵，有资料说是30多人。在乌斯浑河壮烈殉国的是最后的8个人，之前有名有姓的还有黄玉清的妻子，其余那些姓氏名何？

前面说过，1938年夏，5军、7军曾在虎林县黑咀子解救近400名劳工，几乎全是天津人，全部上队。可无论生者，还是逝者，已知的这两个军有名有姓的，没一个天津人。

不过，无名烈士比例最大的，还是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以及本书写到的、没写到的是联军的、不是联军的类似的抗日武装。

不知道姚振山的义勇军最多时有多少人，在穆棱九站最后一战时还剩多少人，只知道与他同时战死的两位营长高俊凤、闵宪义。

高俊凤是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的妻子，1900年生于宁安，家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王德林、孔宪荣过界后，她收拾残部在东宁县坚持抗战。曾与其他义勇军两打三岔口，又率部与日军激战大乌蛇沟，奇袭大肚川。大肚川一役，击毙五野太郎少尉以下20余人，焚毁3个哨所。东宁人说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手执双抢，骑匹白马，来去如风，人称“金蝴蝶”。

1937年秋曾近500人的救世军，留下姓名的只有王荫武一人。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生于何年。

<h3>虎狼丛中的刘曙华</h3>

1935年8月7日下午，密山县委书记刘曙华去哈达河巡视回来，拐过一个山脚，迎面过来一支伪军巡逻队。逃走来不及了，他假装蹲下解手，把哈达河刚发展的一批反日会员登记表藏在草丛里。敌人在他身上什么没搜到，一阵风把登记表刮了出来。

登记表中有7个人写着姓名、住址，敌人把他们抓来，与刘曙华对质。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刘曙华只承认自己是反日会员，而且是刚参加的。关了4个多月，敌人要他做密探，他觉得当密探有机会逃跑，就答应了。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也跟着特务、密探赌博、抽大烟。在梨树镇见到一姓初的地下党员，因身边有敌人，只能假装不认识。晚上去找，这个同志已经不信任他了。直到1936年初（农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穆棱河见到当伪甲长的地下党员、后来为5军副官长的冯丕让。

事情到此了结了，来的是问题——前面写过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于“奸细问题”还未搞清，北满已“公然写信与同志们所认为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及成问题的第八军军部，直接指刘曙华为日本奸细”。

对于谢文东来说，5军怎么给我派来个日本奸细呀？即便吉东省委后来解说明白了，你们共产党弄的这叫什么事呀？他能不这么想吗？奇怪、警觉、疑惑，为我所用，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如何，刘曙华这8军政治部主任是更难做了。

1938年6月30日，《刘曙华关于八军内部问题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1师师长秦秀权，让人“回去见到王师长（3师师长王子孚——笔者）千万告诉我秦师长嘱咐：‘你们万不要随刘主任走，他是日本子的奸细，他要将你们领去投降，他现在连军部也不敢回去了，五军也不敢承认他了，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八军目前如此之严重，但上级政治工作者仅还有一个文弱无能的我，就然再长生三头六臂恐怕是白费力气，（毫）无所成，甚至于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当然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头颅而着想，如果党认为［需］要用我的热血与头颅来更巩固革命的基础的话，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换得八军转好，那么我定然不惧一切去斗争工作，可是八军现在怎样）。”“（与）其等着人家将我暗杀或驱逐，还不如早离开他们呢？”

一些老人说，在咱们党领导的基本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是什么？那是党代表。军政主官各负其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部主任有最终决定权。可在统战部队里，有人表面上对你挺客气，心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一旦形势变化，他翻脸了，你就掉进虎狼窝了。

刘曙华现在就在虎狼窝里。

刘曙华刚到8军任职，周保中即给谢文东写信，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可在亲儿子、干儿子、干儿子还有干儿子的8军，谢文东连周保中的话也是想听就听，刘曙华又能怎样？不过，有吉东省委和5军在那儿，“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也不能不多少给点儿面子。可进入1938年后，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难，一些人明里暗里跟敌人眉来眼去时，刘曙华的处境就骤然凶险起来。况且，他又是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动辄拿“奸细”说事，念念有词：这可是你们共产党自己个说的。

没有党员、没有党组织的救世军，参加了西征。什么都有的8军，却按兵不动，为什么？刘曙华说：“因为他们怕我领去‘投降’了，这就是用来阻止我率队远征的对策。”

几个月前，刘曙华还希望能给8军增派政工人员，可现在他不希望再来人了。

3师政治部主任金根，4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已经被杀害了。再来多少人，还不是进了虎狼窝吗？

就在刘曙光写着“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的信时，他正率领一支20多人的小部队，在桦川县的山林里奔走。王子孚要带3师投降，刘曙华要找到他，劝他回心转意。

在七星砬子见到王子孚，这小子铁心投降，根本听不进刘曙华的话，刘曙华就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官兵。他跟着3师，有机会就演讲、谈话，揭露王子孚的阴谋，说明利害关系，劝大家别跟王子孚走。

王子孚威胁他：你坏俺的事，不想活了？

刘曙华冷笑道：你心虚什么？你敢把你的良心掏出来让大家伙儿看看吗？

据说，有些人被刘曙华说动心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是“奸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应该听谁的，跟谁走呀？

1938年8月22日，在勃利县通天沟，王子孚下令将刘曙华带领的人缴械，把刘曙华绑在树上。刘曙华大骂叛徒，告诫大家不要跟着王子孚下山投降。王子孚和叛徒割下了刘曙华的舌头，再割身上的肉。

<h3>景乐亭之死与“假投降”</h3>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规定：

1.凡在作战中，被敌人俘虏去的人员，不论男女，若系被敌人无条件释放而归还原队者，一律作拐械潜逃同等罪犯处理。2.因战伤而被俘后无条件放回者，原队概不收留。3.被俘去后而有破坏敌之显著表现逃回原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者将其隐去）接见报告工作及斗争经过，隐匿密谋，嗣经××××××（为某人职务及姓名，笔者将其隐去，下同）告发，因所举证未尽详实，景自然不自披露逆谋，但承认临危动摇恐惧，并有不正当破坏上级领导系及分裂内部之言辞。当此，因诸种困难，××嘱×××同志带队先回赴虎、饶地区，景给病假一月随队行动，俟总部返虎饶时，与部队群众接触时，再行审理。因恐景在七军与其他领导干部间素存隔阂，以致藉词构陷，互相倾轧，孰是孰非，以及景是否实有罪行，必须于第七军全部队中求得实据，再进行审查。乃景于随队途中，犹图拉拢部属，并密谋继续煽动。同时经李德山告发去冬景之密图经过，悉行暴露。当由×××同志以总部代表责任地位，详细审讯，人证确凿，景以往曾密谋小团体组织，参加者七名，企画叛降日寇。景无词抵赖，遂由×××、×××主持之下级人员代表审判会议，景乐亭应处死刑，惟事情关系重大，应申报总部处理。但当时处于敌情状况紧张中，部队内部困难甚多，尤以缺粮问题最为严重。深恐于看守景乐亭以待总部到着后审理之过程中，发生意外，故讨论结果，以景之罪行暴露，证据确凿，应行紧急处分，遂于三月二十六日将景乐亭执行处死。

同年同月（无日）的《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说：“大会认为党委开除景乐亭的党籍及新召开的士兵审判会议，判决景乐亭的死刑并执行枪决，这是对的。”

有老人说，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但是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搭上。

被称为抗联的“闺秀”的7军，在偏远的虎饶地区与日寇做殊死斗争的同时，也被“内部问题”困扰着。罗英叛变后混入7军，拉帮结伙，要夺领导权，又搅和一阵子。景乐亭被“紧急处分”，与毕玉民、徐凤山等人被“内部处理”，虽有不同，也与7军历史上的“内部问题”有关。

老人说，景乐亭原是救国军的营长，在伪军中有些关系，搞服装、弹药、情报。这个人打仗好，也与此有关。7军这一帮、那一伙的，能选他当军长，也说明他的威信。可后来墙倒众人推，这些关系就成了勾结、投降敌人的证据。1938年前有地方党，有的还打入敌人内部，有眼线。这时或者被破坏了，或者上队了，那边无法取证，这边怎么说就怎么是了。非常时期，处死个军长与处死个战士，有多大区别？

景乐亭是1993年10月26日，即被错误处死五十三年后，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东北烈士纪念馆核实认定为烈士的。

东北抗联11个军，先后有18位军长、代军长。其中，牺牲9位，病逝1位，幸存3位，开小差迷起来1位，叛变两位，误杀两位。

“九一八”事变后即投身抗战、像景乐亭一样没有被俘经历的5军军长柴世荣，通行的说法是：1943年夏秋之际，在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

采访中有老人说：是这么回事儿吗？

<h3>根在黑土地</h3>

1937年6月4日，《张中华给五军党委书记K同志的信》中说：

关于负责人员借口学习、休息往××地问题。此问题最严重，都是因组织上不注意，派人先通知，一切关系都被普通人知道。还有由××地来人乱讲，我是由什么地方过来的，张口苏联怎样，闭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生活怎样好，结果，把在满的负责人员动摇了，把革命责任放弃，跑去××地，在先者有政治主任×××（凡指代人名的“×××”，都是笔者隐去的姓名），在后者有×××（师长），开去××地的道路，将来如不警告，恐接踵不绝，亦未可知。余意见应由联军司令部出一布告，说明谁要自由行动，不经军队负责人员批准，去××地，执行枪毙。在组织上出一通告，藉学习、养病、抱机会主义者去××地，开除其党籍，断绝其政治生活，方能阻止去××地人员以后重犯，希保中注意该事件的严重性。例如×××同志、×××同志，比谁都明白，能担任工作，还往过跑，将来像这样事情继续不断，满洲革命重责又交到谁身上去呢？

前面 第42章 说过，东北派去苏联学习和其他公干的人员，大都一去不返，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上。不排除有人畏惧东北的斗争环境，不想回来，但是王凤麟肯定不在此列。

王凤麟，原名李芳，1911年生于宁安县卧龙河屯农家。据说，他的两个哥哥参加5军，有人说他也是5军的，还有说是4军的，去苏联学习前是个连长。在抗联史料、著作中，笔者没有看到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李新、李凌云）的名字。也搞不清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何时参加抗战，有什么英雄事迹，何时被派去苏联学习，在哪所学校学习，只知道他学的是工兵专业。

笔者比较熟悉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副团长王凤麟。

笔者采访到的2团老人说，王凤麟中上等个头，很结实，皮肤很白，文雅、沉稳，不大爱说话，特别爱动脑子，枪打得特别准。

1940年后，日寇在山东实行堡垒政策，依托大小据点，利用原有的村寨、围墙、院落、炮楼，在大小村镇和交通要道的制高点上，大筑炮楼、碉堡，挤压、蚕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没有重火器，无法攻坚。1旅曾把榆树掏空，用铁皮、铁丝包裹、缠紧，当做炮筒，装上火药、秤砣，点火后当即炸裂。鲁中军区兵工厂改造过一种“平射迫击炮”，用生铁铸炮弹，因砂眼多，极易炸膛。有的部队还用辣椒面当“毒气”，站到高处，待风向合适时向空中扬撒，期望呛得据点里的敌人鼻涕眼泪直咳嗽，趁机发起攻击。

小张庄战斗，2团攻了5天没攻动。指挥战斗的副旅长火了，组织党员、骨干组成敢死队，敲锣打鼓助威，死打硬拼，轮番攻击，仍未奏效，伤亡数百人。

战后，团工兵班长刘厥兰说：能不能用炸药炸呀？

一句话提醒了王凤麟，当即到村头一个废弃的碉堡下，埋上炸药，一声巨响，碉堡被掀去半边。

第一次把炸药用于战场，是张家栏子战斗。王凤麟把枪法好的官兵两人一组，封锁碉堡上的一个射击孔，他的一支步枪对付一个。然后，一挥手，刘厥兰就冲上去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煤矿工人出身、个头不高、四十来岁、后来被称为“爆破大王”的刘厥兰，是第一个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

团里抽调骨干，由王凤麟负责，指导、培训攻坚爆破技术。开头用火柴点火引爆，在敌人火力下滞留时间长，伤亡大。有时爆破手先点火，再抱着导火索哧哧冒火星子的炸药包往上冲，这样危险性更大。王凤麟就发明了拉火引爆法。第一次战斗，实际上就有了爆破组、火力组（掩护组），炸药一响，部队就冲上去了，成了突击队。后来不断总结完善，再加上个手榴弹组，靠近了向敌人投弹，掩护爆破组上去爆破。攻城拔寨，还有个梯子组。

后来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中的“四组一队”，这时在鲁中军区已经基本成型了。

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在给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的电报中说：“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

枪声中，张家栏子的敌人看到刘厥兰连支枪也没有，不明白他一个人冲上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那是什么东西。

从此，八路军的“手中炮”，就开始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再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鬼子，一看到对手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冲上来了，就拼命射击。眼看着冲到跟前了，就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坐飞机”上天了。

位于淄河上游的马鞍山，海拔600余米，顶端双峰突兀，形如马鞍，四周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峰顶。因地势险要，这里就成了安置伤病员的小后方。1942年11月9日，日寇调集千余日伪军，并有飞机助战，猛攻马鞍山。

这年春天，王凤麟在莱芜吉山战斗中，右腿负伤截肢，正在山上养伤，就指挥了这次战斗。他占据有利位置，一支步枪弹无虚发，连在山腰指挥这次战斗的鬼子军官也成了枪下鬼。

王凤麟任副团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2团，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东北抗联的一个军。可这时的马鞍山上，除了伤病员，就是地方干部和家属，共计40余人。这不是一支战斗部队，枪弹也少，所能依仗的就是地利、天险。把石头推下去，比子弹、手榴弹更能杀伤敌人。可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这种优势也是有限的。王凤麟命令老人、妇女和孩子下山。他们把做军装的布匹系结起来，一头拴在树上，一头垂到崖下，抓着从后山下山。

战至黄昏，山上连能推动的石头都没了。需要拄着双拐才能走动的王凤麟，先是头部负伤，后来身中数弹。步枪子弹打光了，用匣子枪射击，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有被俘后被押下山的人，见他倒在扼守那条上山小路的石阶旁，血人似的，身边横着一副拐杖。

前面说了，魏拯民牺牲前写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要求派干部，其中“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各二、三名”。

没人知道，如果王凤麟被派回东北会怎样。也不能说如果没有王凤麟，就不会有手举炸药包献身的董存瑞。但是，毫无疑义，王凤麟是不可替代的。却有几多人知道这位来自黑土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功勋人物，拄着双拐的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十五、踏破兴安万重山 第五十章 大游击

<h3>到西荒去</h3>

进入1938年后，以3军为首的北满联军连受重挫。

6军2师师长陈绍宾一个口信（苏联要与日本开战，苏边防军负责人邀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到苏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编者注），3军、6军两位军长过界苏联被关，3军1师、9师连同两位师长被苏联送去新疆，500精锐尽失。

3月，3军3师、4师在依东的密营被毁，部队不得不向富锦、宝清、萝北一带转移。4月，2师师长关化新、4师师长陆希田相继牺牲。10师师长高士魁投敌，7师“九江队”、8师考凤林部叛变投敌。5月，10个师6000多人的3军，已减员2/3。

使形势进一步急剧恶化的，是前面写过一笔的“三一五”大逮捕。十几个县的党组织被破坏，有的几乎全部损失，联军在下江的处境越发窘迫。

当年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会议，决定3军、6军、9军、11军向西北部的黑嫩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远征。

黑嫩平原，即小兴安岭西南，大兴安岭以东，北（安）黑（河）路、呼（兰）海（伦）路以西的广阔平原。大、小兴安岭可为进出其间的依托，从三肇地区南下洮南、索伦，又可前往热河、关内。3军首次西征，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远见卓识，让6师师长张光迪率73团200余人，在海伦东山里建立后方基地。张光迪不辱使命，在当地站住脚跟，建立密营，其中有被服厂，还有储存了100多石粮食的粮库，既支援了3军主力继续北进，也接应了这次北满主力西征。

几乎与2路军西征同时，北满联军踏上征途。

首批西征部队150余人，在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原3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9军2师师长郭铁坚率领下，从依东出发，渡过松花江，向海伦挺进。途中战斗不断，魏长魁牺牲。常有钧、郭铁坚率部继续西进，分别于9月、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李熙山、张光迪的部队会师。

第二批西征部队分两路，一路200余人，由6军参谋长冯治刚和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一路300余人，由金策、侯启刚和6军3师代师长王明贵指挥，于8月上旬陆续出发。像首批西征部队一样，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张传福牺牲。两个多月后，两路部队陆续到达海伦。

10月下旬，由张寿篯和11军1师师长李景萌率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百余人，从宝清动身，年底进至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

第二批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后，10月15日，金策主持召开了3军、6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熙山、冯治刚、张光迪、王明贵、王钧、陈雷等。金策指出，为避免兵力过于集中，同时配合全国抗战，与八路军打通联系，北满临时省委要求已到海伦部队继续北征，依托大兴安岭向北，然后向西、向南挺进，以贯通关内外的抗日战线。会议决定，抽调官兵组织两支远征队，由李熙山负责筹建“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向西北地区继续远征。其余部队在铁力、通北、海伦一带开展游击，同时在海伦后方成立短期训练班，加紧培训干部。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派人到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党组织和反日会，发动群众进行抗战。

成功的战略转移后，是极具战略目光的迅速的战略展开。

离休前曾任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雷，1936年初入党后就做地下工作。“三一五”大逮捕，佳木斯市委被破坏，他这位市委书记侥幸逃过一劫，不得不上队，被任命为6军组织科长，西征前到2师负责政治工作。

老人说：

出发当天下雨。西征一路，身上干爽的时候不多。江河涨水，骑马过河，拽着马尾巴过河，游泳过河。不会游泳，又没有马尾巴拽的，抓着拴在两岸的大绳，两手捯着过去。过梧桐河时，水急，那人就在水面上冲漂着，一把没抓住，眼瞅着那人浮沉几下就没影了。

第三天晚上，走到鹤立河东南的一个部落黄花岗，里面驻守40多伪军。冯治刚指挥，突然袭击打进去，缴获几十支步枪和一批战马，还有粮食。马是坐骑，也是给养。隔了一天，进至鹤岗煤矿，目的也是打给养。周围都是电网，用大木杆把电网底下撬起来，钻进去。有内线领着，背出许多白面。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联没这一说，就是走哪吃哪。归屯前不愁肚子，归屯后就得打给养。一支部队出动，沿途需要在哪些地方打给养，可能付出多大代价，指挥员都得心中有数。这个季节远征，沿途有青包米，还能抠土豆吃，越走庄稼越成熟。

张传福师长牺牲那天，我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五。皓月当空，部队在黑金河的河坝下宿营。我和他在堤坝上各搭了个帐篷，他的帐篷里还点着蜡，在看什么。我把马鞍子卸下来当枕头，迷迷糊糊刚睡着，枪响了，炒豆似的，掷弹筒也咣咣响。

敌人抢占了西北方向咱们哨兵放哨的山头。我爬出帐篷，趴在堤坝上打了几枪，一发炮弹飞来，觉得忽悠一下子就什么不知道了。醒来后，有人扶架着还能走，张传福是用毯子兜着抢下来的，抬出几里地后就不行了。

过了汤旺河，进入小兴安岭，最难的是爬倒木。一人合抱、两人合抱的原木，横七竖八的，叫“倒木圈”，绕不过去，有的从下边能钻过去，多数得爬。上面长满苔藓，又湿又滑，先把枪和背篼扔过去，双手使劲够着爬过去。太高太大的，就得有人推着送过去，地上都是腐叶，也摔不着，就是费时费力。还有“吊死鬼”，就是挂在树上的折断的朽木，刮风，或是有点儿震动，就掉下来砸伤人。再就是“闹瞎塘”，前面得有人拿刀开路，费时费力费衣服，到海伦时那人都跟要饭花子似的。

离休前为广州空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的卢连峰老人，富锦县花马街基别力山人，1937年2月参加抗联独立师，即后来的11军。

老人说：

我们家原是有名的卢家大院，我两岁时叫胡子抢了，败了。我八岁放牲口，揽各家的牛马骡驴，还有猪，一个牲口放一年给7个铜板。1936年夏天后，独立师到我们那一带活动，有个隋德胜团长，来了就住在我们家。熟了，他说你别给牛马骡驴当“官”了，给我当传令兵吧。那年我十五岁，长得小，使大劲也没1.50米。上队没几天，见到李兆麟，他说这是谁家的小孩伢子，没杆枪高，趁早打发了。我吓坏了。团长说逗你玩，你还当真了。

听说西征，到西荒去，许多人开小差了。

走时就下雪了，先没脚脖子，再没膝盖，山沟里深处齐裆。那雪壳子擎不住人，人马就在雪里蹚。开头一天能走70多里，后来就30里、20里了。不知道上级怎么想的，早点儿也行，晚点儿也行，偏偏赶上这么个时候，越走雪越大，越走天越冷。山里有碓房子，碰上也住不下多少人，大都打火堆。过了乌拉嘎河，一些人就不行了，都是冻伤，大都是脚，不能走了，留在碓房子里。留点儿吃的，伤养好了再撵部队。怎么撵呀？还能找着吗？

雪大，马也走不动，又饿，扒开积雪让它吃点儿草。人也饿呀，马饿倒了就杀，马鞍子背着，背不动扔了。肚里没食，更不抗冻。我的脚也冻坏了，右脚跟烂到骨头了。到海伦后，3军有个叫“刘铁脖子”的，给我“扎古”（治疗）。他跟敌人骑兵拼刺刀，脖子被砍一刀，没死，脖子歪了，叫个“刘铁脖子”。他弄几个像蘑菇似的气包，里面是锅铁色的灰面子，和香油熬了，拿酒泡了，糊好了。这时什么招没有，赶上杀马，割块带血的马皮糊上。团长问我能不能挺住，我问还有多远，他说也就几天的路程。要是再走上十天半拉月，肯定得留那儿了，八成没今天了。

那时讲话“三个死”，打死、饿死和冻死。我记得我们西征到海伦，一路上没打什么仗，就是冻坏了，比打仗遭罪多了——那时打仗算个啥呀？

当吉东2路军西征失利，南满因程斌叛变，1路军顿陷险境之际，北满联军胜利抵达目的地。

南满、吉东、北满，唯北满的西征是成功的。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三八年冬、一九三九年春顺利地展开了嫩江、讷河一带之新形势。在队伍进一步努力之下，有可能达到西兴安岭而以之为根据地。

现在嫩江下游望奎、肇州、林甸、拜泉……等各县，现在敌寇除交通线较便而外，统治尚是闲散，尚未归成集团部落。仅东部沿山一带巴、木、庆、铁、绥、海、通各地结成了集团部落之封锁线。

争取西部大界队伍能自由活动及新形势之展开。如果能完成这一任务，则队伍之发展将无可限量，必能给与国内抗战以有力之帮助和呼应。

对前途估计如此乐观，是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战争舞台，相当于今天的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和黑河西南部的黑嫩地区，日伪“统治尚是闲散”。而“闲散”两个字对于东北抗联来说，已是久违的过去时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间，各地党组织谈及当时形势时常用的。至于“闲散”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许多地区还没有建设“集团部落”。

<h3>张寿篯运筹帷幄</h3>

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因人员难以凑到一起，分别于1939年1月19日和4月12日，在铁力、通河两地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北满临时委员会之‘临时’二字除掉，而直称为中共北满省委员会”。“选举金策、张寿篯、冯仲云三同志组织新省委。而以金策同志担任北省书记，张寿篯同志任组织部部长，冯仲云同志担任宣传部部长”。“决定正式改选北满抗联总部，而正式成立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成立三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由张寿篯同志担任，总参谋长由许亨植（李熙山——笔者）同志担任，李华堂同志任三路军总副指挥（暂不发表）。”“许亨植同志担任三军军长，张兰生同志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同志不再担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同志担任六军军长，不再担任六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特派冯仲云同志到下江担任省代表之工作，及张寿篯同志到龙北担任省代表责任”。

5月30日，在五大连池的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3路军正式成立。

3路军能在西荒的山野平原纵横驰骋，固然因为敌情闲散，首先还在于干部的目光，特别是省委和总部的当家人的果敢、智慧。

1934年初，作为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寿篯曾巡视并领导海伦特别支部，又巡视通北至绥化和呼海铁路的工人运动。当时，马占山刚从海拉尔退往苏联，日寇占领铁路沿线，沿途兵荒马乱一阵子后，开始沉寂。但是，马占山的一些同僚、部下藏匿当地，伺机待动。这里幅员辽阔，居民稀少，日伪统治闲散，山里有许多木业金厂，与遍地的“集团部落”的下江不可同日而语。3路军的到来，自然会引起敌人注意，加紧“治标”、“治本”，但要达到下江那种程度，尚需相当时日。已经有了7年斗争历史的抗联，只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是大有可为的。

10月28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密令（元号）》中说：

目前敌人鲜（显）然集结于讷东一带，而我们主力部队又多在此地“猬集”，这种现象对于冲破敌人“讨伐”方面多有不利的条件，故本部指令教导队暨十二团渡河南去，以便能分散敌人力量，使我们能遥相呼应，故指令人民抗日先锋队配合八团，仍留讷嫩一带活动。

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加紧给群众做解释工作，无情提高中国人民、鞑子等民族抗日救国信心，救亡雪耻的决心。务须动员人民，自动的在各方面援助本军，并将群众组织起来，特别在较好的区域里，秘密建立人民抗日自卫队（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参看王康信），将人民广泛的武装起来。

积极开展新区，努力争取军事胜利，精细派群众探听敌人防所、车站，采用迅速秘密的行军、猛烈坚决的动作解决敌人。在火线上拼命，企图解除敌人的武装，是有危险的，不能是经常现象，只能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可能，慎重之，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多准备给养，提高队员生活。

同一天，作为3路军总指挥兼6军军长，还有一份《东北抗联第六军司令部训令——关于冲破和粉碎敌人的“讨伐”计划》，具体部署冬季作战。

受命于危难的张寿篯，在朝阳山总部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提起张寿篯，就不能不想到他和于天放、陈雷创作的《露营之歌》。

1942年9月10日，《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中说：

我厉行革命工作已经十余年，无论在秘密工作和游击斗争中……未发生过任何动摇，在任何艰巨环境中，都保持自己积极忠实去实现党的指示和命令的原则。

冯仲云在《李兆麟将军斗争简史》中说：

他曾经挨过了五十多天的饿，这是一九四○年夏秋之间的事。

他的征服及背囊，虽然数次被子弹穿透，但是他并没有一次负伤，所以抗联同志都称他为“福将”。

这位福将看到了抗战胜利，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h3>金策主张继续“突开新区”</h3>

1940年9月15日，《金策意见书——关于对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说：

我们的队伍，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之下不灵敏的，不果断的，不及时的去重新计划新方向，不重新布置去突开新区，那就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有极大的危害。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了，客观的形势要求，使我们队伍一多半必须在新的计划之下，向新方向重新布置，去突开新区，建立新的游击据点。

“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侯启刚常说的这句受到批判的话，其实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从珠河游击队成立，开创哈东游击区，到1935年秋东进下江，正好是两年光景。3军在哈东闹大了，敌人就下工夫对付你了，“治标”、“治本”，使你无法立足。在下江也是一样。敌我力量的极度悬殊，使抗联不可能保持长久的游击区、根据地。下江就那么大块天地，原地游击，动作再大，也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打圈子。赵尚志明了这一点，之前两次主动率军西征，突开新区，牵制、调动敌人，掩护了下江联军，也为3路军开启了希望之门。

游击战的胜利，永远是在运动中取得的。宏观上是大游击，微观上是小游击，具体到一次战斗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袭，恋战，久留一地，都会吃大亏。

3路军主力已在西荒展开两年了，袭防所，打部落，攻县城，毁铁路，沉寂的西荒又成了抗战的沸点。敌人的办法，仍是下江的那一套。我们呢？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西荒不同于东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敌人在这里建部落，我们到那里去游击，不断地突开新区。此时东北的广大农村，所谓敌人统治薄弱处，就是还没有建立“集团部落”的地方。

关于吉东、北满1938年的西征，都有中高级干部持不同意见。这也是2路军西征失败的原因之一。如金策所说，在旧区活动，“地理道路熟习，上级机关近，经常给他们设法与领导”。远征新区，正好相反，困难多多。可比之突开新区可以接近群众这一条，旧区的一切优长，新区的一切困难，都相形见绌，不在话下了。

在《金策意见书》中，他要求“南河队伍多半以上避开旧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北部第三支队务要冻河以前以后，远征到甘南，建立新游击区和后方，并建立与帮助地方工作与景星部队相呼应，保存与发展其实力”。

据说，赵尚志临走前有话，他若半年不回来，3军可另选军长。

有人提议金策当军长，金策说我不懂军事。

从东荒到西荒，因腿脚负伤而难得离开根棍子的金策，有点儿瘸的步履，永远是那么坚定、沉着，走一步，看两步。

侯启刚说：“尚志走后北满党就没有了形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权威领导者。”

一些老人说，金策担任北满省委书记，1941年7月又担任3路军政委，那是众望所归。他是个成熟的革命家。那时我们叫他“老金策”，提起他就觉得心里踏实。

<h3>“我混（浑）身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h3>

深厚的雪层已在融化，坎坷的大地露出片片的黑土，春风挟着刺骨的峭寒吹澈了阿穆尔江的坚冰。是一九四○年三月下旬，我混（浑）身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领着一个小的队伍，在一个黑夜横跨辽阔的黑江，回到我十年来浴血奋斗的满洲前线。

甲乙两套《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看到开篇的景物描写，不用看作者名，就知道出自冯仲云之手。

冯仲云去苏联参加了后面将会写到的第一次伯力会议归来，“山中积雪没胫”，更有受蒙蔽的鄂伦春人袭扰，又饿了几天肚子，终于率领这支小小的队伍到达了3路军总部。之后，先是北上与内蒙古毗邻的讷河，又南下绥棱东部山区，再渡过大小呼兰河到达庆城、铁力、木兰地区。“统计这半年，我到达了三路军每个支队，到过总指挥部与北省，参加一时期的平原战争，参加了圣浪站及克山县城的击破，足迹遍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部、嫩江平原之东部，行程四千余华里，将新原则指示之精神，传遍北满各部队及北满党各地方党组织。”

1933年5月，他去南满传达“1·26”指示信。一件青布大褂，一双胶鞋，一顶半旧的礼帽，一副乡下小学教员打扮，说是个小商人也行。在吉林特支传达指示信时，出了叛徒，险些被捕。从烟筒山到小城子，差一角钱买不了车票，就在雨中跋涉。在玻璃河套碰上伪军马队，慌乱中跳进河里，只把鼻子以上露出水面，有水草掩护，好歹躲过一劫。归来时刚出玻璃河套山口，路边草棵子里蹦出两个伪军，枪上刺刀明晃晃的。押到连部，早编好的一套嗑还没说完，连长上来就是一耳光子，说红军里的南蛮子都是大官。押送营部，营长听他讲完了，说杨靖宇就是个南蛮子，你的官也小不了。他认为这回死定了，想起妻子儿女，还把临行前要喊的口号都想好了。没想到午饭后，营长下令把他放了，还问他是回红军那儿，还是去吉林。

来回路上，他尽量少说话。一张口就是个南蛮子，容易使人起疑，没承想还有这个作用。找到海龙游击队，这回可以放声讲了，党支部8个人，只有书记是汉族。书记把他的南方话，磕磕巴巴翻成山东话，再由懂汉语的朝鲜（族）同志，同样磕磕巴巴地翻成朝鲜话。

那时，他听不懂东北乡下的土话，农家的一切都使他好奇，最不习惯的还是火炕，翻来覆去睡不着。而在参加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未想过那刀呀枪的会与他有什么关系。而今，遭遇战，他会迅速地拔枪射击，指挥队伍展开，抢占制高点。那感觉，就像在课堂上挥动教鞭，在黑板上书写数学公式。

跋涉了崎岖的羊肠小道，攀越过崇山峻岭，在筋疲力尽、气喘汗流的情形之下，正当着残日斜晖、宿鸟归急时分，达到了高成禄碓营。

读着冯仲云的这类触景生情的文件开篇文字，我们不难想见不再为这样那样的“路线”斗争所烦扰，全身心地投入拯救民族的战斗中时，这位6军政治部主任、3路军政委的心头，是怎样地“充满着希望、信念、热情、勇敢”。

而且，透过那副1000多度的近视镜片的目光，也是那么深邃，富于见地。

1939年5月12日，《冯仲云关于青纱帐后深入群众加强地方工作给金策同志信》中说：

韩团长、黑山活动的部队应该增加数量，相当时机中准备成立马队，一定在高粱起来时能深入大界绥化一带呼西活动，用最机密××（原文两字无法辨认）耐劳的骑兵游击战术去接近群众，改善群众关系，取得军事胜利，取得武装和经济，吸收新的力量扩充队伍，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青纱帐未起时还不应深入活动，那是冒险的，但是现在就应该准备。

据说，冯仲云生前曾写过很重要的关于3军、6军、3路军的回忆录，笔者未能见到。

金策、张寿篯留存的东西，自然就更少了。

本书写作中，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今天已经无从知道的那些东西，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

十五、踏破兴安万重山 第五十一章 西荒抗战

<h3>再远征</h3>

汤原游击队的老队员王钧1938年7月任6军2师11团政治部主任。

老人说：

西征到海伦不久，就开始远征。我们是第一支远征队，由3军3师8团、6军2师11团、12团、9军2师5团组成，由3军政治部主任常有钧和我们师参谋长韩铁汉率领，北上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开辟游击区。10月初，天凉了，得赶紧行动，等大雪捂地就难了。

走到北边一个王八脖子山头，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不到牛羊，狍子横冲直闯。有几只傻乎乎闯进队伍里，1连长曹玉奎手疾眼快，一把抱住一个。我的传令兵蒋全，说“狍子穿队不吉利”。曹玉奎乐呵呵地道，管他吉利不吉利，反正今晚有狍子肉吃了。

我没闻到狍子肉的香味，更不会想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只是看着眼前荒凉的大草原，想着这就是西荒啊。

那时管草原、平原叫“大界”。在下江，咱们也进出平原、大界，一般都是夏季青纱帐时期，也不会待多长时间。其他季节，特别是冬天，山里都难藏身，大平原光溜溜的，敌人有汽车、爬犁，还有飞机，那不是干吃亏吗？你算算，抗联11个军，哪个军不是在山区发展起来的？胡子也是一样。“山林队”、“山林队”，离开山林就成不了队。长期在山林游击，山边游击，对平原地区有种畏惧心理，现在就要在这里摆开战场，这也确实是个新问题。我这人爱琢磨问题，带兵打仗也不能不琢磨问题。

过个叫“一撮毛”的地方，快到通北县境了，部队停下做饭，师部传令兵叫我去开会。师部在个炭窑，几间木头房子，我进屋就被几支枪逼上了，把我的枪下了。韩铁汉叛变，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韩铁汉恶狠狠地道：我瞅你碍事，要毙了你！

我说：我就是犯了多大错误，你也没权枪毙我这个团政治部主任，得常主任说了算！

“李坏嘴”说：你见不到常小个子了。

我又吃了一惊：常有钧是不是已遭毒手了？

这时，我的传令兵蒋全，在炭窑下边一条大沟的南沿，可着嗓子喊饭好了，让我回去吃饭——就是这一嗓子救了我。

我也得喊，让蒋全知道韩铁汉叛变了，赶紧回去报告。刚喊出几个字，这帮浑蛋一阵拳打脚踢，把我推到西边一个炭窑里，就跑下去抓蒋全，又奔11团去了。看押我的两个小子见人都跑了，嘀咕一阵子，也撵去了。我找到炭窑把头，问他见没见到常主任。把头叫李万山，我叫他李大爷。他说他们在后山坡上打死个人，个不高，挺硬气，临死前还喊什么“万岁”。我跑去一看，正是常有钧，早牺牲了。

我抱着常有钧的遗体，怒火中烧，心乱如麻。但我知道，我必须立即赶回去向上级报告。叛徒的危害太大了，谁知道他们还要干什么呀。

天黑了，有狼呜呜叫，很快跟上来几只，绿荧荧的眼睛鬼火似的闪动着。碰上单身行人，狼会特别兴奋，盯住不放。这东西挺鬼，喜欢从背后袭击人，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你肩膀上，你一回头，就咬住你的喉咙。我早有准备，临走带把镰刀，砍棵树棵子扛着，右手攥着镰刀，狼要从前面发动攻击，那就只有拼了。

有狼跟着走路快，还不觉累，天亮后赶到3军密营。我走后不久，韩铁汉他们就到了，想把女兵抢了，分给部下当老婆，见有防备，没敢动手。我又奔去八道林子、南河，向许亨植、冯治刚报告了，冯治刚派我到12团当政治部主任。

我们又来到“一撮毛”那边的炭窑，见到把头李大爷。我算定韩铁汉得去通北县城投降，让李大爷去趟县城，把情况搞清楚。两天后李大爷回来了，说明天上午10点来钟，在南大岗举行受降仪式，日本守备队和县里的大官都去，小学生不上课，去欢迎。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隐蔽在南大岗东南侧的一片树林子里。9点来钟，先是日本守备队的汽车来了，站岗的，搬桌椅的，布置警戒、会场。一会儿，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这些头头脑脑的也到了，距我们也就500来米的样子。10点来钟，叛队从我们左侧的张大房子过来了，韩铁汉这个败类骑匹黄马走在前面。待叛队和鬼子的距离与我们差不多时，我一挥手，枪响了，会场上人仰桌翻，乱成一团。

这一仗打得这个痛快呀，我们打鬼子，鬼子打叛队，叛队也向鬼子开起火来。

陈雷老人说：

我们是第二支远征队，目的地更远，是北安北面的德都、讷河、嫩江一带，再向北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了。部队是3军3师8团1连、6军1师6团，不到100人，张光迪和我分别为军政负责人。

开头在山里行军，后来都是草原，地平线上能见到起伏的山冈、馒头状的山包。刚到西荒，没经验，觉得那山包不远，寻思到那儿宿营，结果怎么走也走不到。不是有句话，叫“望山跑死马”吗？

第一次战斗，是半个多月后在北安东边的木狗河，河湾处有顶挺大的白帐篷。一路没有敌情，荒草甸子也无处躲避，张光迪说不管它。李敏的哥哥李云峰，是6团政治部主任，说肯定是敌人，快把那面破旗拿出来。那时部队都预备着“满洲国”旗，弄根棍子举着。帐篷口有个人，四十多岁，围个围裙，向我们走来。那地方见到人稀罕哪。我们穿的是3军被服厂做的新衣服，远瞅着跟伪军差不多，近了就觉出不对了。我们实话实说，又问帐篷里是什么人。他说是日本人的测量队，都有枪，还有机枪，让我们快走。走出几里地，后面枪响了。无遮无拦的荒草甸子，没有地形地物可利用。张光迪笑笑，说点火，拿火攻。

西北风挺硬，我们顶风行进。那草有半人多高、一人来高，干得一碰哗哗响，见火就着，身后黄糊糊的荒草甸子，一会儿就烧得黑糊糊、光溜溜的。也不知道上来多少鬼子，烧没烧死，烧死多少，反正连个鬼影也没了。

张光迪是河北人，珠河游击队的老队员。高个，长脸，话不多，胆子大，又有道眼，总是不慌不忙的，打仗是把好手。

10月底，我们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北部，就是今天的五大连池市。这里属大兴安岭山前丘陵，多火山地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可那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两个字“荒凉”。到处是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带蜂窝状小孔的黑石头，棱角像刀似的，上面长着青苔，一跐一滑的，那腿脚和身上划的那口子呀。大家都骂，说西荒怎么还有这种破地方呀。

在五大连池的三池子附近，见到个石头垒的窝棚，当地人叫“渔房子”。主人姓王，五十多岁，帮我们烧水、做饭，领我们到五池子南岸的大渔房子去住宿。又提着灯笼，和几个渔民下池子凿冰捕鱼，都是金黄色的连池鲤鱼。第二天早饭，池水炖池鱼，吃得这个香呀。

西荒荒凉，人烟稀少，敌情闲散，敌人也少。可与下江最大的区别，还在于这里大都没有归屯，见到老百姓，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敌人安插的特务、密探。抗联能和群众在一起，那不就像鱼有了水吗？就觉得西荒来对了。

问题也来了。敌人什么时候盯住了我们这支远征队，说不清楚，也不难想到，也不能说没有准备。可是，沿途没有地方党组织，老百姓帮我们，也只能解决眼面前的问题。前面敌情怎样？后面追兵多少？到了哪里？不知道。结果，11月中旬进至嫩江县东部的松门山，吃了大亏。

山下就有人家，还有个日本人的伐木场，“讨伐”队也在山下，不知道，在山顶打火堆宿营。天亮时，敌人从南坡摸上来，第一声枪响炸耳根子，接着就响成一锅粥。张光迪观察敌情，一颗子弹飞来，是颗炸子，把胸前棉衣炸得稀烂，鲜血直流，好在没伤到要害。这时要撤还来得及，可我们想占据有利地形，消灭敌人，命令3军8团1连占领西边的一个山头，正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几乎全部牺牲。

第二天晚上，我们翻山越岭，直线距离也走出百余里了，寻思敌人追不上了，刚坐下想吃点儿饭，敌人上来了。下半夜，在座山上，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抄上来。张光迪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向南面撤退。山陡，抱着枪往下滚。

之后我们就不分昼夜一股劲地走，在嫩江县四站东北甩开了敌人，又被飞机跟上了。先来一架，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又来两架，俯冲扫射。荒草甸子，有山也不大，积雪尺把厚了，无处躲藏，就坐在雪地上对空射击，怎么打也打不着，又伤亡一些人。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远征队就剩40多人了，再打回去不可能了，前进又会怎样？还有伤员怎么安置？

临行前只有个大概的路线，过北安后每一步都是第一步，见人就得问路。这时，有老百姓告诉我们，那儿离黑龙江就30来里了，隔江就是苏联。不经上级批准过界去苏联，会被视为逃跑行为，要受处分的。可是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也没别的路了。

王钧老人说：

除掉叛徒，已是10月中旬，雪下半尺深了，我们还穿着单衣服，剐得“破狼破虎”（破烂不堪）的，胶鞋也好多露出了大脚指头。西荒冬天这个汉奸，比东荒还“砬茬”（有“精明”、“有本事”、“泼辣”等多种意思，这里应为“厉害”），再挺上10天半拉月，老天爷就把我们灭了。

那时那地方叫“北安省”，“省会”在北安县城，就是现在的北安市。敌人知道，这个季节抗联不可能深入平原作战，就死死地封住山边的屯子，不让我们进去，要把你冻死、饿死。

西北40多里外有个四平街，像个镇子似的大屯子，有不少大院套。天快亮时赶到那里，命令2连、1连从东西两面包抄，我带3连和团部直插中间。狗叫一阵子进去了，没有自卫团，也见不到大院套，都是“光腚房”（没有障子、篱笆墙的房子）。我眼珠子都要急冒了，肯定走错地方了。敲开门一问，这地方叫拉拉屯，四平街还在西边差不多10里地呢。

我找到十家长，让他通知每户来个人，到他家开会。我首先讲“俺们不是胡子”，是从东荒过来的抗日联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抗联”、“共产党”，老乡听不大懂，说到我们是打日本子的队伍，都明白，挺高兴，嘁嘁喳喳的。我说你们看到了，我们还没穿上棉衣，希望大家伙儿给凑点，旧的破的都行。两个十家长挺好，帮我们张罗。棉衣、棉裤、狗皮帽子、乌拉，还有油渍麻花的老羊皮袄，抱来放在炕上地下。都是穷人，就20多户人家，还差远了，那也是尽力了。我给乡亲们抱拳施礼，让各连把衣服领回去。党员不分，分到一件的人，把换下来的分给别人。

还得弄棉衣，这回是连马一块弄。西荒那地方，敌人都是骑兵，连屯子里的伪自卫团也是骑兵。大草原，没马玩不转，冬天更没辙。日伪军一出动就是骑兵、爬犁，你累得狗爬兔子喘的，它一撒欢儿就追上你了。龙镇附近的讷漠尔伪自卫团是全鞍马，通北县东南有个日本开拓团，马挺多。1连、3连由两个连长率领，去打开拓团，我带2连和团部去讷漠尔。这回挺顺利，都让我们缴械了。

骑在马上，那人心里特别踏实。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咱跟敌人也不差啥了。棉衣、棉裤、狗皮帽子，许多人还有大衣。枪也比过去好了，弹药充足。

我们从龙镇北边出发，顶风冒雪越过北黑铁路，经过龙门山、尾山、五大连池，进到嫩江县。又越过嫩江，向西到了内蒙古的巴彦旗。一路上忽东忽西，打防所，缴自卫团，袭击日伪军，横扫嫩江平原。个把月左右，又掉头南下，回到北安。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给我们划定的游击区域，是通北、北安、克山一带，向北就越界了——我们已经越界了。

李兆麟来了，嘴巴、眉毛和帽耳上都是白霜、冰凌。我们挺高兴，他心情也挺好，说：王钧，你搞得不错呀，都成骑兵了，还去嫩江溜达一圈。

那时，我就琢磨这平原游击怎么打。去嫩江转了一圈，又是最难熬的隆冬季节，算是试探一把，觉得真行，有信心了。

1939年1月中旬，冯治刚率领6军教导队和12团北上，去龙江北部的德都、讷河、嫩江开辟游击区。我们越过讷漠尔河，来到田家船口，在田家大院田景春家吃早饭，边吃边跟田景春和伪屯长唠嗑，了解敌情。冯治刚就决定在那儿打一仗，给敌人点颜色瞧瞧，用胜利鼓舞、振奋、发动群众。冯参谋长怕敌人报复当地老百姓，让屯长孟繁贵去六七里外的西相腰岗警察分署报告，我们就在屯子里等上了。

9点多钟，从西南方向开来两辆汽车，鬼子、伪军，还有警察。离屯子还有二里地，就停下观察，到屯边还放阵子枪。冯治刚说这是瞎诈唬，放进来打。敌人见屯子里什么反应也没有，就进来了。头车在田家大院墙根前停下，一个个撅着屁股下车，冯治刚喊“打”，枪就响了，我们就冲了出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趴在雪地上举手投降。投降饶命，趴在车上、钻进车底下顽抗的，都打死了。

远征到德都平原后的第一仗，把50多敌人全包圆了，咱们无一伤亡。

<h3>用干亲、磕头等封建形式开展工作</h3>

1939年2月，讷河县委成立，书记尹子奎，领导讷河、克山、德都、嫩江等县开展党群工作。4月又成立肇州县委，省委先后派出高仁杰、徐泽民、张文廉、刘海、高吉良等人，到肇州、肇东、肇源3县开展工作。

7月13日，《冯仲云关于下江与六军情况及对龙北工作意见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龙北的地方群众工作，应该以绝大的努力注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队伍的工作发展必须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工作发展必须队伍发展，二者是休戚相关不能分离的。珠河群众工作与三军、下江群众工作与六军的历史上的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11月2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张寿篯并转龙北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说：

现在龙江北部不能没有山东人，也不能没有红枪会的残余，他们还有等待机会而举义的愿望，有些地方可能有秘密练功，我们不要以革命的清谈来忽视与反对他们的传统，应当号召他们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我们要顺利的开展西北阵地，必须要耐心的进行以少数民（族）工作，必须用干亲，磕头等封建方式来接近他们，联合他们，便利于我们的行动。

“树林子不是根据地”，那叫密营。被“集团部落”逼入山林的抗联，密营被毁，只能“天大房子地大炕”。现在要趁西荒许多地区还未归屯，赶紧到群众中去，有了群众就什么都不怕。

从东荒到西荒，空间的变化，不但带来了平原游击这样的新课题，呈现在眼前的斗争环境，也仿佛回到了当年游击队时期。只是从省委、总部的当家人，到像王钧这样的老队员，这些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的幸存者，早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王钧老人说：

田家船口战斗后，是谷家窑突围战，又打胜了。我们认定这一带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可以开辟游击区。冯治刚参谋长回去向省委、总部汇报，要求派人来开展地方工作。这是2月中旬的事，3月初就来人了，是从下江赶来的。

龙南也派去人了，来龙北的是4个人。下江特委组织部部长小孔，原名姜桂和，这时化名方明玉，任龙北地委书记。6军留守团长耿殿君，负责军事，组织地方武装。汤原县洼区区委书记尹子奎，还有3军少年连指导员陈净山，我们叫她“女陈”，尹子奎和她假扮夫妻，到讷河县做秘密工作，准备组建县委。

他们在龙门山找到部队，除了女陈，都是老熟人，见面亲哪。我问小孔有什么指示，他说你把我们送到讷河地面就行了。

冯参谋长没回来，我带着军教导队和12团越过五大连池，进到讷河县查拉巴奇山的一个木营。有30多副马拉爬犁，都是讷河县五区梁家屯的，在那儿拉木头，见到我们吓坏了，怕卸他们的马。我说我们是抗联，不是胡子，是来打日本子的。小孔又讲话，他那嘴茬子厉害，把他们讲高兴了，跟我们唠起来，越唠越亲热。这些人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上了，说山里来了队伍，叫抗联，不打不骂，不抢不夺，就打日本子。

第二天一大早，梁家屯的头面人物张振江，就坐着爬犁上来了，还带着一些烟卷、冰糖。我说这是干什么，把我们当胡子了？他说你们打日本子劳苦功高，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这个人挺会说话。唠着唠着，他说王主任，你看咱们“近便近便”（近便有两种含义，一为路近，二为亲近），磕头吧。

我跟张振江说，你们地方出3个人，我们队伍上也出3个。刘关张是桃园三结义，今天咱们来个查拉巴奇六结义，怎么样？他瞅瞅我，说我们也没人呀，我说这不是现成的吗，你，给你赶爬犁的老王头，还有这木营看房子的老马头。

张振江愣了一下。在他心目中，赶爬犁、看房子的两个穷老头子，怎么能上得了这台面呀？咱们在当地活动，他跟队伍上的大官称兄道弟，除了抗日的一面，也使他有头脸、有势力。而我想的是，这木营今后就是咱们的一个落脚点，老马头的用处大着哩。张振江这个人太会来事，让人不大放心。有老王头在他身边，就觉得踏实些。

就报岁数、排顺序。老王头老大，老马头老二，张振江老三，小孔老四，我老五，12团副官王万俊是老疙瘩。木营里有个山神庙，6个人在山神牌位前磕头作揖，喝酒盟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谁坏了良心，天打五雷轰。

当天下午，小孔他们坐张振江的爬犁下山了，在张振江家吃的晚饭。第二天，他们往西路过三马架屯，进户人家喝水，唠起来。主人叫刘跃庭，四十多岁，在东北军当过连长，“九一八”事变后回家种地。这是个血性汉子，打日本说干就干，不久到军部当副官，还代理过12团团长，这年秋天在唐大火犁屯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弟弟刘景阳，是讷河县人民抗日先锋队队长，抗日先锋队是小孔他们组织的地方武装。

尹子奎和女陈去县城了，小孔和耿殿君他们留在刘跃庭家。小孔临走时还跟我要了两个指导员，高木林和王恩荣。4个人装成扛活的，分头到周围村屯区活动，发展党员，组织反日会。这个屯子搞得差不多了，就到另一个屯子。三合屯的伪警察队挺顽固，天字二十号屯有个高四阎王不让进屯子，部队去把这两个钉子拔了，小孔他们的工作就更顺利了。讷河县五区和克山县北边的一些屯子，就像当年汤原的红地盘似的。

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给北满省委的报告》中说：

关于队伍来此问题，我们意见以为最好是骑兵两部分（服装整齐）。一部分最少亦须四十人（二轻机），因为太少对于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不利的地方，当然人员须要有相当健全的青年，小孩和老头是不妥当的，有战斗力的，绝对遵守纪律的，对老百姓态度好的，千万不要把大部分义勇军领来。如果能够来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得到大的发展，在双方配合下，一定能够发展人员到数倍、数十倍，甚至引起大的民变。

你光说我们有多少队伍在什么地方，关内还有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国民党也抗战了，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当然要来兵强马壮的队伍，让老百姓受到鼓舞，感到有信心。如果净是些老头、小孩，或者山林队改编的，纪律不好，那就帮倒忙了。

龙南肇州、肇源、肇东地区的特点，是各种会道门多，当年红枪会、黄枪会多。由于北方会议影响，当年红枪会、黄枪会风起云涌时，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其指手画脚，甚至不屑一顾。而今则是千方百计，要把沉寂多年的这类武装重新激活起来。至于拜把子及入会道门什么的，只要便于发动群众，有利抗战，拿来就用。

<h3>平原游击（一）</h3>

1939年1月底，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在各军师团番号不变的情况下，将所属部队编为4个支队和2个独立师。1支队由3军3师8团1连和6军1师6团组成，支队长张光迪，政治部主任陈雷。2支队由3军3师8团2连和6军教导队、2师11团、12团组成，支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冯治刚。3支队由6军3师8团和11军1师组成，支队长王明贵，政治部主任于天放。4支队由3军机枪连和6军19团、9军2师组成，支队长雷炎，政治部主任关树勋，参谋长郭铁坚。独立1师由3军1师编成，师长任永富，政治部主任周庶泛。独立2师由3军7团和11军1师部分部队编成，师长马光德，政治部主任朴吉松。

同时设立龙北、龙南两个临时指挥部。龙北指挥部负责人由张寿篯兼任，领导1支队、2支队，在通北、北安、德都、克山、讷河、嫩江地区活动。龙南指挥部负责人由许亨植兼任，领导3支队、4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在绥棱、海伦、绥化、庆城、铁力一带活动。

1940年4月，东北抗联统一番号，1路军被编为1、4、7支队，2路军是2、5、8支队，3路军是3、6、9、12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大队。3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6支队长张光迪，副支队长高吉贤，政委于天放。9支队长陈绍宾，副支队长边凤祥（后任支队长），政委周云峰（继任高禹民）。12支队长李景萌（后为戴鸿宾），政委由许亨值兼任。

郝凤武老人说：

我记得是1939年的腊月过小年后，我们4支队在绥棱东山里。支队长雷炎说得活动活动，这年不能让日本子过消停了，咱们也得弄点儿“好嚼裹儿”。

那时要打仗，就得去西边平原。我们80多人，都是骑兵，过了（哈尔）滨北（安）铁路，一马平川，大雪捂地，骑在马上冻得不行了就下地走，那马停一会儿也冻得直哆嗦。我们先在四方台活动，打几个小仗，腊月二十九到了李老桌屯，让敌人包围了。

李老桌屯在海伦、望奎两县交界，有30多户人家，过去去过，老百姓可好了。这次是后半晌到的，各家住下，黏豆包、猪肉酸菜炖粉条子，都是“好嚼裹儿”、年味儿。一些半大小子、闺女在场院里练秧歌，我们去“卖呆”，还把我拉进去扭一阵子。

第二天刚放亮，敌人来了。有人说有汉奸告密，还有说是来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500多，坐汽车来的。这时如果就走，不会吃那么大亏。抗联一般都等天黑突围，结果在那硬打一天，敌人越来越多，下半晌少说1000多，多数是伪军。

屯子里没有大院套，我们趴在老百姓家的柴火垛、牲口棚、土墙、障子后边射击。东西两面是平光光的大地，南北是平缓的慢坡，敌人明晃晃地往上上，那雪齐膝盖深，也跑不快。约莫百来米距离，瞄准了，一搂火，八成就倒那儿了。咱们老兵多，枪法好。见有伤亡，伪军就趴下不动了。鬼子趴下还往前拱，黄糊糊的身子顶着个钢盔。连珠枪劲大，稍微偏点儿，也能把钢盔钻个窟窿，那感觉特别痛快、过瘾。这么打着，它也趴那儿不动了。让咱们吃亏的是炮弹，掷弹筒、迫击炮不断向屯子里轰击，老百姓帮着往屋子抬伤员。

顶到天黑，敌人知道我们要突围，攻得更紧了。雷炎把全支队的3挺机枪集中到东面，由他领着突围，郭铁坚在后面掩护。东边枪声响成一锅粥，西边敌人进屯子了。郭铁坚大声喊着上马、上马，指挥我们10来个人且战且退。我那匹马怯阵，有点儿惊了，好不容易才上去。子弹下雨似的，有的连上马的机会都没有。我冲到村口时，两边鬼子都上来了，有的就几步远，刺刀好像捅上马肚子了。死呀活的，那工夫什么也不想，就是拼命打马往前冲。后来再想想，那怎么还能冲出来呀？

卢连峰老人说：

我在屯东头“打马桩子”，那炮打的呀，房子打着了，毛驴炸到天上。雷炎跑过来，喊着小卢，通知你们团长，撤退。我跑去传达命令，团长匣子枪口指着我的脑门子，说你传达错了毙了你。我说没错，错了我自己毙了自己。

我那马鞍子不知怎么松了，一抓就滚下来。一个班长叫“山东王”，在那边踩住我的马镫子，我才上去。这时我手里还有根马缰绳，是教导队学员李福的，我一甩，他没抓住，拽住马尾巴跑几步才上去。机枪手王玉华的马伤了，马头一点一点地跑，我喊不行了，快上我这马。他听不见，机关枪哗哗朝两边打。团部李副官从马上掉下去了，高指导员喊“下卡子”，就是打阻击。我和李福下马，把李副官推到李福的马上，他大腿负伤了。高指导员和王玉华趴雪地上射击，我也趴那儿，把一槽子子弹打光了。跑到河边柳树毛子时，先是觉得马脖子伤了，有血星子刮到脸上，又觉得屁股底下不得劲儿，摸把裤裆黏糊糊的，立刻疼起来。我晕晕乎乎趴在马背上，寻思这回完蛋了。那马好哇，负伤了也一直跟着队伍跑，把我救了。

跑到个屯子，老百姓出来放炮烧纸接财神，把我们这些“神仙”接回去了。一个老大娘和她的两个儿子，好歹把我的棉裤脱下来，一看那样儿，老太太就哭了，说完了，这小孩完了。烧开水洗完伤口，老太太又乐了，说“烧高香”了，这小孩上辈人肯定做善事了。

那马跑起来，人在马上一颠一落的，就在那颠起来的工夫，一颗子弹从屁股沟子穿过，差寸把远就打上屁眼和那东西了。老太太给我弄完了，才发现右大腿还中了一枪，肉翻着，好在都没伤着骨头。

郝凤武老人说：

雷炎突围时肚子中弹，是颗炸子。大家硬把他抬上马，跑出10来里再看，肠子都出来了，不行了。那儿有条河，老百姓凿冰抓鱼，有个冰窟窿，把他放冰窟窿里了。唉，弄座雪坟，那也叫坟呀。可那样敌人肯定会发现，说不定要糟蹋成什么样了。把血弄干净，撒上雪，一夜就冻得跟原样差不多了，能保个全尸呀。

雷炎中等个，挺结实，天不怕，地不怕，爱打仗，脾气暴。郭铁坚中上等个子，瘦，瓜子脸，戴眼镜，文绉绉的，从不发脾气，他俩合作得可好了。

那时5月叫“红五月”，每年“红五月”都搞杀敌竞赛。支队长牺牲了，为给支队长报仇，我们也得多打仗、打胜仗啊！在绥棱打个日本人开的林场，晚上打的，打进去了。敌人不投降，火力猛，人也多。看不见人，射击有火光，就朝那火光打。不知道打没打中敌人，我被打中了，打中左胸，前边进去，后边出来，昏过去了。

醒来时，部队开始撤退了。我在地上爬，稀里糊涂地瞎爬，伤口疼，可能还叫唤了。指导员张荣听见了，或是看见了，把我扛肩上，像袋面似的扛着跑。也没包扎，也没工夫包扎，把他弄得血人似的，把我又扛昏过去了。

王钧老人说：

大草原由白变黄又变绿，青纱帐起来了，抗联的好日子来了。这时走到哪儿，一般都有地方关系了，有的屯长就是反日会长，两面政权。在个屯子住下，就有小青年找你要求上队。克山县小油房屯，一下子有4个人上队。李春生是那一带几个屯的反日会长，也要上队。我说你上队只能起个战士的作用，在地方给部队筹粮、做衣服、通风报信，领着这么多人抗日，这作用多大呀！

耿殿君组织抗日先锋队，开头拿棒子训练。我们把缴获的枪支弹药给他们，50多人都武装起来。这是龙北地区第一支地方武装，冯治刚让跟着12团活动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学习、锻炼。

进入9月，天凉了，冯治刚说得抓紧时间打仗，打大仗，把讷河城给它端了。那时讲“搞影响”，抗联能搞得响动最大，也最鼓舞、振奋人心的，就是打下一座县城了。

冯治刚可不是灵机一动、脑瓜一热，这个人打仗稳当，可能早就琢磨上了。不过，1939年还想打座县城，那也得真有点儿胆量、谋略。

小孔派人去讷河县城，找尹子奎和女陈。这对假夫妻以开小铺为掩护，把日伪军兵力、驻地，县公署、警察署、监狱和日本参事官住处的位置，搞得清清楚楚，还画了图。

这天是1939年9月18日。白天敌人在靶场“打火操”（打靶），晚上日伪官员、军警会餐，还有日本浪女跳舞助兴。咱们的国耻日，是鬼子的“胜利日”、“光荣日”，我们就是要在这一天给它点儿颜色瞧瞧，搞个大影响。

兵分三路，冯治刚和3军8团姜荣福，率主力攻打北大营伪军孙团，讷河抗日先锋队攻打伪警察训练所，我带12团攻打伪县公署、警察署、监狱、银行。敌人没想到我们会攻打县城，毫无防备，我们这一路就是一路缴械了。黑灯瞎火，伪军团长孙承义，不知从哪儿跑来警务科，让我们抓住了。我让他去北大营喊话，让敌人投降，这小子哭丧着脸，说他这个团长说了不算，是日本指导官当家。我说算不算也给我去喊，派人把他送到冯参谋长那里了。这小子喊话不大顶用，那也动摇军心呀。一个团大部投降，少数跑了。

砸开监狱，放出300多“犯人”，让他们去仓库扛东西。火车站堆着很多军用物资，准备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弄马车往城外拉，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剩下的连同车站上的一些设施，都给它烧了、毁了。

我们还让一个连在大街上唱歌，四路纵队来回走，边走边唱。老百姓都出来“卖呆”，说“满洲国”让抗联推翻了。

那一夜，讷河城让我们掀个底朝天，“满洲国”在讷河城不就是完蛋了吗？

之后，从黑嫩平原到呼伦贝尔草原，我们一接近哪个县城，敌人立刻紧张起来。窃听电话，你就听吧，求援的，调兵遣将的，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有时我们故意放出风声，或是去城边转一圈，让敌人瞎忙一阵子。

打完讷河城后的第一仗，是唐大火犁战斗，打死30多个鬼子。接着是火烧于屯战斗，敌人死伤几十个，多数是鬼子。打死鬼子最解恨了。

平原作战，秋天庄稼割了，青纱帐倒了，难得地形地物利用。挖工事，一般都把土往前边扔，我让往后扔，还尽量扔远点儿。敌人老远看见翻起的土棱子，以为你在土棱子后边，就往那儿打炮。那时打仗伤亡大，大都是炮弹打的。除了人多、炮火厉害，敌人手里那家什，也跟咱差不多。骑兵也好，下马冲锋也好，开阔地，好打，它轻易上不来。你把暄乎土扔到前边，子弹能穿透，还容易伤亡。

10月下旬，敌人调集几千兵力，合围五大连池地区。敌人是真急眼了，也看明白了，不趁早动手，让我们再这么折腾下去，这西荒说不定还要出什么“乱子”呢。

敌人进山，我们出山，深入克山县平原活动，白天住下，晚上行军。人生地不熟，到个屯子，找来甲长，或十家长，让他讲周围都有些什么屯子。我先在纸上画个十字，代表东南西北，十字交叉处就是那个屯子。他说个屯子，什么方向，多远，有多少户人家，有没有大院套，就记在纸上。有时不想去的屯子，反倒要多问几句。太阳落山起队，不用向导，先朝别的方向走，天黑后再转向，掉头奔预定目标。一夜必须走出100里以上，天亮有人活动前住下，这样即便敌人发现我们，也很难合围。想打就把敌人打在屯子外边，连冻带饿它也受不了。不想打就走，骑兵快，说走就走了。

这一冬，12团以克山为中心活动，还去了拜泉、依安。大屯子有警察、自卫团，一般也不用打，去了就缴械了。敌人抓到影儿赶去了，我们已经在100里外了。还有房子住，不用打火堆，比起下江就是天堂日子了。

1940年7月20日，3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的后方基地遭敌袭击，损失惨重。

3路军成立不久，就在朝阳山建起几处密营，有被服厂、医院、修械所，还办个军政训练班，培训干部，既是3路军总部所在地，又是3路军，特别是龙北部队重要的后方基地。

4月后，3支队在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率领下，在嫩江、德都、讷河、北安等地频繁出击。7月14日攻打嫩江科洛村日本铁道队，打死4个鬼子，缴获一些武器和其他物资，其中有台油印机和许多纸张。后者是总部急需的，赵敬夫正好又要去训练班学习，3支队即南下朝阳山，掩护赵敬夫等人从小道进山。

嫩江沐河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董连科，发现3支队的行踪，敌人立即调集兵力尾追。王明贵率3支队向与朝阳山相反的方向走，想把敌人引开。董连科原是个胡子头，很有山林经验，看到赵敬夫等人进山的踪迹，认定山里有名堂，撇下3支队，跟踪进了朝阳山。

王明贵已布下口袋，等了约两个小时，不见敌人上来，情知不妙，立即派中队长刘忠学赶去山里，向张寿篯报告。这时，总部教导队和训练班学员50多人，行李什么的已经收拾好了，坐在树下休息。张寿篯说，我们还有两架机枪呢，敌人来了边打边撤也赶趟。

不赶趟了，敌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上来了。

训练班和教导队的官兵，都是优中选优，堪称3路军的精华。这年秋天，《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最心痛的哀悼为尽忠于自己的天职，为保护自己的革命机关和长官，奋不顾身，把一切贡献于自己的事业而壮烈牺牲的我们教导队的青年战士！志毅气勇，经历万难，再不容择的可爱的青年战士！”

王钧老人说这是一场戮战，互相拼杀。教导队官兵占领山头，殊死抵抗。赵敬夫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三次冲锋，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张寿篯退到南面的塔头沟，并最终脱险。

朝阳山之战，毙敌10余人，其中包括那个恶贯满盈的董连科。而3路军总部伤亡更大，北满省委委员、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3支队政委赵敬夫、省委机要秘书崔清洙和教导队官兵，共牺牲21人。

敌人当然清楚朝阳山之战的意义，乐不可支，甚至认为“讨伐”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结果，两个月后，冯仲云、王明贵指挥3支队和9支队，一举拿下龙北重镇克山县城。

克山县地处小兴安岭西麓，松嫩平原北部，为山脉伸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县城驻守日本守备队一个中队百余人，伪军一个团，另有伪警察200多。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能体现克山县特点的，是当时远近皆知的一句话：“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先是搞“铁路爱护村”，然后是模范县、街、村。铁路的重要性不用说了，“铁路爱护村”自然也是在铁路沿线搞了，这“模范县”什么的，就是全“国”性的了。成为“模范县”，方方面面条件很多，必不可少的是“治安良好”。自3路军西征后，在西荒纵横突击，这“模范的克山县”就“模范”不起来了。可在侵略者的心目中，这个典型、旗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的，于是大兴土木，修筑工事。9月25日，3支队、9支队攻打克山城时，两米多高带跑道的城墙，近3米深的外壕，就剩西北角的一小段还没完工。而日伪军的驻地就在那里，那不是比“铁打的”还“铁打”吗？

王钧老人说，朝阳山总部被袭，我们赶去支援，晚了。现场那个惨哪，张兰生、赵敬夫和崔秘书的头，都让敌人割去了。妈个巴子，当时就铁心报仇，这回打你个“模范县”！

7月底即开始筹划。像打讷河城一样，让地方党把城内敌情搞清楚，然后就开始调虎离山。9月11日，参谋长王钧率7大队攻打讷河县拉哈镇。18日夜，王明贵率3支队袭击克山县荣家窝棚，烧了伪警署。敌人果然上当，驻守“模范城”的日伪军，一大半都乖乖地出来“讨伐”。

部署停当，3路军政委冯仲云带着9支队来了，大家信心更足了。

9月23日晚上，两个支队200余人从克山县北部的张老道窝棚出发，两夜急行军赶到克山城外，在高粱地里隐蔽，天黑后向城边运动。教导队中队长修身带个班，配挺机枪，摸到西门外西大营房后，10点钟向日本守备队射击。枪响为令，9支队攻击西大营伪军，3支队突入城内，很快占领伪县公署。听到城内枪声大作，鬼子明白又上当了。两辆汽车驶出大营，刚进城就被阻击部队一顿猛打，伤亡近半。战至次日凌晨，两个支队撤出克山城，一昼夜急行军进至五大连池卧虎山一带，甩脱敌人。

王钧老人说，冯仲云、王明贵带7大队和教导队直奔县公署，我带8大队进攻中央大街中心炮楼，然后分兵砸银行、砸监狱。除了军政据点，银行、监狱是必砸的。打讷河城时，解放300多“犯人”，好多人还戴着手铐、脚镣。这回我们准备些斧子、锤子、凿子，还有鬼子的战刀，打开监狱就叮叮当当砸手铐脚镣，许多人上队跟咱们走了。

郝凤武老人说，我们攻打伪军团部，有地方党拉道。一个挺大的四合院，门口就一个哨兵，另一个逛窑子去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口令是“防御”，地方党什么都给弄明白了。机枪手老苑，1.80米的大个子，歪把子对着迎门窗户扫上了，里面就喊别打了，俺们投降。排长让我找人打开仓库，进去一看就拔不动脚了。大盖、匣子、撸子，还有机关枪、迫击炮，几个人可劲拿。我身上也不知背了多少，反正除机关枪、迫击炮，什么都有，当然还有子弹。蹲那儿站不起来了，“拉拉巴巴”（走路时两腿似蹲非蹲的样子）走到门口，不得不扔了两支三八大盖。这时候，不远处鬼子大营里，几辆汽车往外跑。这边我们打，那边3支队打。我是打不了了，就看那钢盔可地滚。

王钧老人说，打讷河还在大街上开群众大会，打克山就是速战速决，打了就撤。3支队是从西北角出城的，城墙下就是护城壕，5米来深，往下出溜。底下用人让上，上边伸下步枪往上拽，马在高粱地里“打马桩子”，清点人数，上马就跑。

11月8日，即43天后，龙南12支队又打下肇源县城。

1939年后，还想着并打下县城的，也只有西荒的3路军了。

<h3>平原游击（二）</h3>

李桂林老人说：

我四岁时母亲去世，七岁父亲又死了，十三岁当“半拉子”，十五岁卖零工，十六岁12支队来了。这是1940年8月的事。晚上到的，进屋给我张传单，不识字，就听他们讲抗日救国。打日本我赞成，这队伍还和气，不打骂人，不抢东西，不要好吃的，再说我那个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呀！我说我要跟你们走，他们说欢迎呀。我们李家粉房屯这次参军四个人，其中还有我的一个表兄李清峰，后来在牡丹江拖拉机配件厂当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给我支捷克式马枪，在支队部当传令兵。支队长是戴鸿宾，政委是许亨植兼的。

第一仗打肇州县丰乐镇，1940年9月11日晚上。镇子挺繁华，烧锅、店铺挺多，有城墙、外壕，挺高挺深，听说胡子打几次都打不进去。我们从南门进去的。城门比城墙低，搭人梯过去，看城门的伪军还在睡觉，把他们的枪缴了，把城门打开，直奔街公所、警察署、银行，兵分几路，各干各的。景芳领着我们几个人去当铺，用枪托砸开门，进去就交代政策，说你这当铺是日本人开的，没收。就把玻璃柜台里的金银首饰划拉了，结果都让戴鸿宾开小差时拐跑了。

天亮后，我们撤到高粱地里猫着。三肇平原，一望无际，白天不能行动，天黑再走。计划半夜时分赶到肇东县宋站，打进去弄些吃穿，然后奔庆安进山。这是12支队第一次深入平原作战，又是步兵，不宜久留，捞一把赶紧回去。

下雨，一跐一滑的，没到宋站天快亮了，不能打了，进屯子弄饭吃。邻屯保长的弟弟宁四麻子，来找同学去宋站上学，被我们扣下了。许进不许出，不能走漏风声。一会儿宁保长也来了，说他要去宋站开会，扣下他等于给鬼子报信了。咱们大意了，只寻思他弟弟在咱手里，哪承想这小子是个铁杆汉奸，连弟弟都不要了。

下午1点来钟，从宋站开来一列军列，少说千把敌人。戴鸿宾急眼了，一枪把宁四麻子毙了。我们一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钻进一片高粱地。那高粱有十几垧，寻思这回没事了，气没喘匀乎，就听见狗咬，敌人带了军犬。炮弹在高粱地里咣咣炸，机枪扫射，把高粱秆子掐得齐刷刷的。我趴在地上，马枪担在垄台上，见人影上来就搂火。打到天黑突围，在后边掩护的机枪班没出来，全牺牲了。

部队冲散了，再聚拢起来时，100多人就剩一半左右了，支队长和政委也没了。后来得知，许亨植带十几个人突围后，按预定计划进山了，戴鸿宾开小差了。大家伙儿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里这个不是滋味呀。

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说：听我的，跟我走。

9月底，在三肇地区做地方工作的徐泽民上队了，代理支队长，韩玉书代理政治部主任，在肇源县南五家子开的党员干部会。会后，徐泽民到地方交代工作，韩玉书领着我们去打肇源县城。

至今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没按计划进山，是徐泽民带来了上级新指示，还是支队领导临时商量决定的。现在想啊，那工夫还动打县城的心思，实在匪夷所思，太了不起了。有时敢打就是战术。50多人也敢去打县城，这也是抗联精神。

宁保长是铁杆汉奸，老天爷也向着敌人。本来算计得好好的，没想到又下雨了，紧赶慢赶到敖木台，天放亮了。

敖木台离肇源城18里，分东西两个屯子。南边是松花江，北边一条公路，从三肇直通哈尔滨。我们把屯子封锁了，等天黑后攻城。

8点多钟，顺着南边江坝过来30多个鬼子，骑着大洋马。走到支队部和34大队住的西屯，有3个鬼子进屯了，让机枪手朱先俊一个点射全打那儿了，这就打上了。打到下半晌，就听北边公路上汽车呼呼响，敌人从哈尔滨和三肇不断赶来增援，还拖来大炮，把屯子轰得房倒屋塌，东屯还打着火了。36大队往西屯撤，半道上大队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

三面敌人，背后松花江，没退路了，在屯子里干挨炮弹，老百姓也跟着遭殃。韩玉书把带匣子枪的人集中起来，组织冲锋队，就是敢死队，领着往外冲，没冲出去，他也牺牲了。

上午打响不久，韩玉书派我去东屯送信，让36大队撤退。大队长关秀岩和指导员吴世英不同意，说天黑再撤。那时向北撤，会有伤亡，但也不会吃这么大亏呀。韩玉书这人有本事，又坚决，没他队伍可能早垮了。

江坝下是个水泡子，几里长，1里来宽，也不知深浅，我们就下去了。这时天擦黑了，子弹从后面追来，打得水花四溅，炮弹炸起水柱，像要把人也扔到天上。我个小，又不会游泳，那水从没腰到齐脖，身子要漂起来了，再深点就淹死了。刚上身几天的棉衣，在水里还行，上岸后像灌铅似的，脱了扔了，立刻就轻快了。

先过去的趴在草棵子里，向江坝上的敌人射击。政治部副主任张瑞麟，手、肋巴骨和大腿都负伤了，喊着让我们散开跑。敌人那炮太欺负人了，不过这时天也黑下来了，天黑就好办了。

江滩有几里宽，都是荒草棵子，江边有个渔房子，渔房子后面是松花江，我们就往那儿跑。有渔房子就有打鱼的，可打一天仗了，那人还不早蹽了呀？还真没蹽，几个山东人，趴在草棵子里瞅着我们，上来帮着背伤员。景芳问有船没有，他们说有，就去弄船。

清点人数，15个人，就3个没伤，我是其中之一。

好多人都像我一样，把棉裤脱扔了，光腚拉叉的。这时已下过一场小雪了。打一天仗，热血冲到脑门儿上，什么都不觉得。这工夫江风一吹，上下牙就不分点地打起架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刘大爷，用船把我们送到肇源县三站镇南一个叫管泡子的地方，张瑞麟让我们三个没伤的，去石家粉房屯找地方党组织。

石家粉房离我们家李家粉房二里地，挺熟悉，参军前听说西屯李道德屯有反日会，黑灯瞎火，就奔去了。也巧了，敲开第一户人家，就碰上地下党李相明。他媳妇给我们烙饼炒鸡蛋，天亮前把我们领到屯外包米地里，让我们藏在包米秸子堆里，他就找徐泽民去了。晚上又去他家，炕上一大堆棉衣、乌拉、毡袜，让我们背回来了。

10月底接到命令，让我们去石家粉房西边的慈善会大庙。这是个喇嘛庙，和尚都是反日会的。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各屯小青年扛着老洋炮、扎枪头子，三五成群地来了30多，都是地方党动员的，12支队又变成50多人了。徐泽民、张文廉他们在三肇开展地方工作，功劳大着了。

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也来了，开会动员，还是打肇源。

肇源县城是郭尔罗旗公署所在地，是吉黑两省交界处重镇，原来日伪军挺多。敖木台一仗，敌人认为把12支队消灭了，没事了，调走了，城内只有百十来个伪警察。我们11月8日深夜攻城，6日一夜急行军赶到城北一个蒙古屯大拉嘎，当天城内正在召开“三肇地区剿匪祝捷大会”，敲锣打鼓吹号的，弄得挺热闹。肇源、肇州、肇东3县参事官，伪滨江省、第4军管区和哈尔滨铁路局的代表，都参加“祝捷”大会。咱们也派去了“代表”，地下党和反日会的人，就在那看着、听着。

大拉嘎离县城8里地，天黑后出发，小步快跑，直奔城西南角，那儿没有人家，也就没有狗咬。城里反日会的几个人在那儿等着我们，领头的叫王秉章，是哈尔滨《大北新报》肇源分社社长。他说城里情况跟原来一样，冲锋队就开始爬城。

城墙有两丈来高，事先准备的铁钩、绳子，甩上去钩住了，抓着就往上爬。进城不远是伪县公署，伪警察队也在那儿，旁边是监狱。大门口哨兵问口令，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硬把大门推倒了，连打带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警察就把枪从窗户扔出来了。

我和张瑞麟砸开仓库，我的妈呀，步枪、机枪、小炮，子弹一箱一箱的，军衣、大衣、皮大衣、皮帽、皮鞋、手套，全是新的，还有饼干、罐头。搬到后来，又发现几箱大烟分子。

景芳带人砸开监狱，领着100多“犯人”跑来了，大喊着让大家换衣服，一人拿支枪，子弹能拿多少拿多少。

天亮了，我们又打开粮库，让老百姓随便去拿。在前一天鬼子开“祝捷”大会的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徐泽民、张瑞麟先后讲话。讲我们是抗联打鬼子，不是胡子打街，号召群众抗日救国，支援抗联，当时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军。

战斗半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枪就响了10多分钟，有的还是新兵拿到枪后乐颠馅了，鼓捣响的。咱们就有个战士负伤，打死10多个敌人，包括1个参事官。缴获小炮3门，机枪5挺，步枪、手枪300多支，还有200来匹战马和全套鞍具、马刀，是敌人刚运来准备装备伪军的。

12支队平原游击，就吃亏在速度上，游不动，跑不过敌人。像打宋站和第一次去打肇源，老天爷再不帮忙，4条腿也赶到了。宋站没打上，两条腿跟汽车轱辘赛跑。敖木台那仗，咱们要是骑兵，不是上马就蹽了吗？妈个巴子，这回咱也4条腿了，不比敌人差多少了。

进城时是50多人，一大半拿着扎枪头子老洋炮。打下肇源城，一下子变成200多人，小日本还把枪弹军需都给准备得妥妥的。

高玉林老人说：

1939年铲头遍地时，屯子里来个传道的，住在我家对门，就是徐泽民。伪满有“道德会”，宣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对日伪的愚民统治有利，鬼子扶持。徐泽民跟大家伙儿混熟了，就实话实说，“道德会”变反日会。我爹是反日会的负责人，开会让我放哨。第二年12支队来了，秋天说好了，让我上队，临走又不要我了。家里少个人，我爹的身份有可能暴露，没法做地下工作了。我不干，非上队不可。我爹说算了，咱爷俩都上队吧。被分到36大队2中队，我爹是中队长，我是传令兵。

我爹叫高云峰，念过几年书，“九一八”事变后，在肇州组织红枪会打日本。东北军有个蔡团长，把我爹那支队伍收编了，我爹在团部当副官。后来这个团垮了，就回家种地了。

参军第一仗，就打肇源城，拿着个扎枪头子，什么不懂。跟着跑去仓库，拿枪、抓子弹，换衣服，都是伪军衣服，还有马，成骑兵了。

当时，总部让12支队撤回山里，可领导脑瓜子热了。50多个人，一大半是扎枪头子大刀片，就打下了肇源。现在200多人，枪马齐全，就南下去打扶余县城。就没想想，80%是新兵，许多像我一样还不会使枪，骑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关键是打肇源是奇袭，里应外合，打扶余有这些条件吗？再说打肇源弄得响动这么大，敌人早就盯上我们了。

赶到离扶余不远的长春岭镇时，几路敌人上来了，我们掉头奔东北，准备进山。敌人前堵后追，大平原，汽车、马队老远就看见了，脚跟脚地撵你。我们连宿大夜地跑，那马累不行了，在肇东县宋站这边一个陈家窝棚，让敌人汽车撵上了。我爹和十几个人在后边下卡子打掩护，趴在个漫岗上的草棵子里，机枪一打，汽车停了，鬼子下车端着枪就上来了。一个鬼子站在车头旁边，用望远镜朝这边望，让我爹一枪打仰歪在驾驶室下边的踏板上。后来听老百姓讲，鬼子把雪地上的血都刮走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官。

我趴在我爹右边，左边是个蒙古族战士，也是神枪手。那枪响得分不清个数，我爹大声喊着，让伤员撤退，让我也走。我去传达他的命令，回来又趴在那儿，用马枪向敌人射击。我没负伤，我是他的传令兵。那工夫什么死呀活的，怎么的也不能离开我爹。我爹顺过连珠枪的枪把子，照我肩膀就是几下子，说你没用，留下白死，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马在漫岗后边“打马桩子”，上马跑出几里地是北黑铁路。我们几个人趴在路基后边，准备接应他们，听那边枪声响得揪心。约莫半个来小时的工夫，几匹马跑过来了，有我爹那匹大青马，到近前一看，马上趴着张瑞麟，他负伤了。

张瑞麟老人说：

高玉林他爸是为我牺牲的呀。

我们打打退退，离卡子后面一个屯子还挺远，没等上马，我那匹马中弹了，我的胳膊也负伤了。中队长高云峰把他那匹青马的缰绳塞给我，说张主任，快走。要在平时，两个人骑匹马也行，这时驮一个人也挺困难了。我不接那缰绳，说你快走，我掩护。他说你不行。说着，一手步枪，一手匣子，转身奔个土坎子，趴那儿打上了。这人枪法好，百发百中，艺高胆大。要是没有他顶挡一阵子，我们几个人恐怕谁也跑不了。

李桂林老人说：

跑过一个铁道口时，我的那匹马绊倒了。那是匹儿马，挺烈性，爬起来，我的一只脚还在马镫子上挂着。那马也伤了，跑不快，我的整个身子都在地上拖着。这时，敌人汽车离我们也就一里地的样子。景芳见了，勒住马，匣子枪炒豆似的向敌人射击。大队长杨永祥、中队长袁风林跳下马，把我推上马，机枪摁地上，一槽子子弹都打光了才上马。

打下肇源县城，12支队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进山后不到50人了。

<h3>后期名将王明贵</h3>

哈尔滨有条一曼街，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老人，就住在这里。

老人1910年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34年在汤原县格节河金矿当工人时参加汤原游击队，先后任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3路军西征后为3支队长。老人1.75米以上个头，宽肩阔背，寸把长白发，双目有神，有些耳背，我们的谈话就有点儿喊话的味道。

同样担任过省政协副主席的张瑞麟老人，笔者采访时患脑萎缩。老人的夫人告诉我：他糊涂了，什么都忘了，就抗联的事情还记得些，你跟他谈一会儿吧，行。

而王明贵老人的夫人，则提醒我：你们少谈一会儿吧，他心脏不好，一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血压就高。

又道：你要是早来几年，谈几天都行。

1940年9月，打下“模范的克山县”城后，3支队假装南进，5天打了7仗，然后突然掉头，夜行晓宿，向北疾走，长途奔袭嫩江县北部的霍龙门车站。

在军事上，霍龙门是北部呼玛、塔河、漠河等县的支撑点，经济上是周边几县矿产、木业的集散地。鬼子还在这里建立个铁路供应总站，储备大量军需。打下它的意义、价值，又非那座“模范城”可比。

除伪铁路警察外，有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由10多个鬼子负责警卫。车站东边有个伪骑兵“讨伐队”，南边是鬼子大营。每天早晨从嫩江开来一列军列，运来几百鬼子，有时住在大营里，有时当晚返回，大营里只有几十个鬼子。

10月13日，王明贵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车老板，去霍龙门侦察，得知鬼子这天又返回嫩江了。

1940年（无月日），《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应为3支队——笔者）夜袭火罗门车站、渡嫩江、深入甘南平原经过》（下称《经过》）中，写道：“从支队长说明攻击罗门意义后，队员们都一刻不停地整理东西互相低声地让（议）论着：‘他妈的，这回日本子，又该倒霉啦！’”

8大队摸到伪军驻地，把毯子搭上铁丝网，翻跳过去，按住哨兵，冲进院子，歪把子朝房檐下就是一个点射。敌人睡得迷迷糊糊的，这是让他们精神精神。然后大喊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里面一阵骚动。再喊不投降就扔炸弹了，里面喊着别扔，我们投降。

鬼子大营周围一圈铁丝网，还有很深很宽的壕沟，只有一个大门。7大队一个中队趴在大门外路边草丛中，待鬼子跑到门口时，机枪、步枪一齐射击。鬼子连滚带爬地到壕沟的土坎后面，还击一阵子，在机枪、小炮掩护下，又朝门外冲来。火车站枪声炒豆似的，它急呀，结果站起来就成了靶子。如此反复几次，不知鬼子死伤多少，都被顶了回去。

火车站兵分几路，缴铁路警察械，攻打警卫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鬼子，砸铁路供应总站仓库。粮食是大米、白面，还有成箱的饼干、罐头、香烟，衣服、大衣、帽子、鞋子全是新的皮的。缴获200多匹好马，就都成了驮马。可偌大的供应总站，也就驮走一个角落而已，付之一炬，霍龙门就成了火龙门。

一切都按照部署有条不紊地进行，王明贵还活捉个鬼子。

活捉的十几个鬼子、几十个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还有几十个随军慰安妇。《经过》中说：“给他日本文的传单释放，起初日本人很害怕，放开他们的时候，都表示感谢，机枪射手××（原文如此——笔者）同志瞪着眼睛说：‘日本子，你走吧！你要捉住我们，再也不能放，他妈的！装好人呢，滚吧！’”

冯治刚指挥2支队打下讷河县城后，敌人精心组织一支200多人的“讨伐队”，以游击战对付抗联的游击战。

这些人是从讷河、克山、德都三县收罗的，瘸子、独眼、大烟鬼、惯匪，还有从监狱里放出来“立功折罪”的罪犯，共同特点是枪法准，骑术好，有奶便是娘。装备精良，马也是从几个县挑选的最好的快马，驻在讷河、克山、德都之间的北兴镇，哪儿发现抗联，立即出动，穷追不舍。这帮地头蛇自恃身手了得，没把抗联放在眼里，也确实给抗联造成很大危害，耿殿君、姜福荣就是被这帮东西杀害的。

王明贵就琢磨怎么灭了这帮东西。

1940年4月上旬，王明贵和赵敬夫率3支队越过北黑铁路，进入德都县的十三号屯。找来屯长给些钱，让他买来两只大肥猪杀了，饱餐一顿后，在屯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天亮前起队出发，王明贵让屯长去向敌人报告，实话实说，并说抗联往五大连池方向走了。

部队过了五大连池，又向北进入朝阳山。顺沟走出几公里，迎面一道土岗横在两山之间，两侧山上是稀稀拉拉的不高的柞树，沟里一片开阔地。如果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敌人可能就不上钩了。

敌人来了。一路顺着山沟跟踪而来，另一路从西边上山，沿着山梁前进。王明贵微微一笑，看着山沟里的一路进入伏击圈，一枪把领头的敌人打下马来。顿时，七八挺机枪和二百来支步枪吼叫起来，接着手榴弹也投了下去，山沟里人仰马翻。这是从汤原游击队始，第一次有了被称做“炸弹”的手榴弹，感觉特别来劲，也真有威力。西山梁上的敌人还挺远，侧射火力作用不大。看着打得差不多了，王明贵下令撤退，一口气奔出几公里，然后“打马桩子”，人翻西边山梁，占领阵地，把从西面迂回上来的敌人又一顿痛打。

两次伏击，这支地头蛇“讨伐队”伤亡近半，也把它的精神摧垮了。而3支队马不停蹄赶去北兴镇，趁夜暗打进去，又把它的老窝端了。

陈雷老人说，王明贵这个人聪明，悟性好，决心硬，又冷静，能算计，眼界宽，走一步，看几步，是抗联后期最能打仗的支队长之一。

3支队袭击霍龙门车站，是为了应对已经雪花飘飘的严冬，也是准备进军呼伦贝尔。

1940年1月，根据北满省委指示，冯治刚率6军教导队和12团120多骑兵，进军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准备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北满抗联总后方，并与关内八路军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取得联系。这是抗联首次进入这一地区。2月4日，在布西三岔河上游任殿臣屯被敌包围，冯治刚牺牲。王钧率部突出重围，转战阿荣、巴彦两旗，3月中旬返回朝阳山。

霍龙门战斗后，3支队两次进军呼伦贝尔。首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阿荣旗突破万余日伪军堵截，深入到洮南、泰来等县。第二次是1941年6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后，3支队渡过嫩江，直插阿荣旗和甘南县民族杂居区，再北上进入呼玛县，年底过界去苏联休整。

忽而呼伦贝尔大草原，忽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战马打死了、累死了、饿死了，断粮杀掉吃了，骑兵变步兵。再打仗，再缴获，再变成骑兵。伏击、偷袭、化装袭击、遭遇战、突围战，不打仗的日子像节假日一样少。而在进入呼玛县后，则是攻击、攻击、再攻击，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沟矿业。

在同时期的东北抗联中，3支队是最活跃的，战绩也最大。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王明贵今年（1941年——笔者）一月上旬入苏，三月上旬归满，于本期内为第三路军匪帮最为活跃者。”

<h3>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h3>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敌寇用尽千方百计，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毁灭了富饶的农村，而使抗日部队在伪三江省地区受到严重打击。而今抗日队伍又克服巨艰万难，长征小兴安岭西，挺进于嫩江平野，展开历年来所未有之英勇行动，敌寇焉能不惊讶穷蹙呢！因此，敌寇对小兴安岭、东兴安岭之西路又大加注意。例如森林汽车道之修筑，瞭望所之设置，沿山武装移民团之大批分布不遗余力！在平原内则情报网之建立，保甲制之加强，户口、证明书之整理，奸细密探之成群，局部沿山地方之归屯，一切都风行雷厉的在加紧着。

沉寂的西荒成了新的抗战热点，而敌人从东荒搬来的那一套，当然也是行之有效的。

小兴安岭西部山边，日寇原来就沿山部署许多开拓团，这回除配置重兵外，又集甲并村建部落，要把抗联封堵在山里困死。在山里打猎、烧炭、伐木、采集山货的人，许多是敌人安插的，真正讨生活的越来越少。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即调集兵力“踩踏”、“梳篦”，穷搜山林，有时还出动飞机。而在平原地区，日伪规定，有抗联进屯过夜，第二天8点前必须报告。重点街村每两小时报告一次，没有报告即被视为有敌情，“讨伐队”立即出动。同时强迫老百姓“站道”、“拉大网”，在高粱地、包米地里排队拉网搜查，站在公路上监视抗联。

西荒的有钱大户，没有土地革命、打土豪、吃大户的记忆，对抗联一般都比较支持。有的觉得报告了，鬼子、汉奸问个没完，甚至怀疑你“通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报告。老百姓“拉网”、“站道”发现抗联了，就喊走啊，这旮旯没人啊，就过去了。但也因地而异。1941年12月25日，《王明贵、王捷民关于三支队活动情况给三路军总指挥的报告》中，说伪兴安东省“关于我们的消息，民众不报告的地方还少（因为民众怕日本的毒辣政策），有不报告的地方多系害怕敌人着扰为难（这多属于小村落及人不杂乱的地方）。但多数不报告的，都是在我们威逼下所致，而绝不是他们从心所愿，而真正敢拥护我们和帮助我们的，只占少数而已”。

李桂林、高玉林老人说，3路军到西荒后，头两年基本都能住上房子，我们上队时就开始露营打火堆了。看老同志那衣服烧得窟窿眼子的，开头还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儿，觉得这队伍怎么都像火头军似的呀。在山里打火堆比较安全，在平原就危险多了，白天冒烟咕咚的，晚上几十里外都能看到火亮。那也得打呀。特别是冬天，不打就冻死了。

露营打火堆，并不仅仅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问题，显见的是西荒抗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种全面的困境和危机。

张瑞麟老人说：

我们先在烟筒砬子找到6支队，又去大青山找到总部。一下子多了100多号人，很快断粮了。大年三十，我们和6支队下山打给养。那天晚上特别冷，冻伤10多个，6支队长张光迪让我带着伤号在山边等他们，留下匹走不动的瘦马和几斤黄豆。我的传令兵施连发，10个手指头都冻黑了。我用破布给他两个袖口加长一块，再缝死，这样能保点暖。不能吃饭，我喂他，大小便我给他解裤带。后来送去密营，连冻带饿，还是牺牲了。

李桂林老人说：

我记得是1942年7月，我们从铁力去东兴活动，走到白杨木河，看到西岸欢喜岭下有几顶帐篷，还有排红瓦房。河边有个老头钓鱼，告诉我们那是日本开拓团，去年秋天来的，40多人，大都是在乡军人，都有武器。老头说这帮东西才坏呢，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白干，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你。

下午下起雨来，我们在雨中淋着，等天黑。老头说你们打不打呀？我们说打呀。他说就你们这几个人呀？

支队长朴吉松，原是6支队政治部主任。还有大队长景芳，小队长张祥，再就是安福、李绍刚和我。不光人少，朴吉松一只眼睛负伤瞎了，景芳一只独臂，还有缺手指头、脚指头的。6个人里，也就我和李绍刚零件齐全，一看还是小孩，那衣服也都剐得破狼破虎的，瞅着哪个带个架（“带架”，即像样儿）呀！

景芳笑笑，拍拍老头肩膀，说：大叔，你今晚拉完道，就可劲儿“卖呆”吧。

天黑后雨还下，我们摸进开拓团大院，里面停着几辆拖拉机，那时叫“火犁”。大雨帮忙，岗楼漏雨，哨兵进屋躲雨了，狗也没叫。我记得是3扇窗户，6支匣子枪就响上了，然后就喊缴枪不杀。朴吉松、景芳和张祥打多少年仗了，会几句战场上用得着的日本话。刚摸到窗前时，听里面睡得直打呼噜，这下子可就鬼哭狼嚎地炸营了，一个翻译没好声地喊，别打了，投降，我们投降。朴吉松让里面点灯，把枪都扔出来。里面磨蹭一阵子，我们喊扔炸弹了，灯就亮了，噼里啪啦往窗外扔枪。打死10来个，剩下的都放了。

接着，我们端了木兰县利东警察署，打下大贵镇，烧了石头河子警察分驻所，又打下庆安县大罗镇。打大贵镇是12个人，打大罗镇是20多，都是晚上打的。伪警察，好对付，打完了就进山。

郝凤武老人中等个头，黑白发，有点儿耳背，一支接一支地抽石林烟。他1921年生于依兰县，1937年5月参加9军，离休前是抚顺煤矿十一厂厂长。去他家采访，老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你是东北军区的呀。

老人说，我第一次负伤就是重伤，指导员张荣把我扛回来，有个老王头照顾我。他四十多岁，是炊事员，先在山坡上搭个窝棚，他就在旁边刨坑。两米来深的长坑，躺进去个人挺宽敞，还扒来几块挺大的桦树皮。我躺在窝棚里看着，说你鼓捣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呀？他说你别问了。后来看我死不了了，才说师长说了，小郝死了，要好好埋了，别让狼扒出来吃了。那坑就是给我挖的，桦树皮是当棺材包我的，这东西油性大，抗烂。我寻思这回没死了，下回死了还能有这待遇吗？

老人说，参军前我在甸子里放猪，碰上葛万才和富仁山，他俩去城里侦察回来，动员我上队打日本子。我说能打过吗？他俩说能，我说行。那时什么不懂，后来明白光凭我们抗联自己，是打不过日本子，推不翻“满洲国”的。可打不过也得打。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抗联在，就不能让它小日本、“满洲国”消停了。

1940年12月8日，《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

四○年敌人在战场上受的损失，比较三九年更严重，我军在战斗中。

十五、踏破兴安万重山 第五十二章 “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

<h3>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军长</h3>

许亨植，原名许克，3路军西征前化名李熙山。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其父因反日被通缉，1913年全家流亡中国东北。他1930年入党，同年五一在哈尔滨参加游行示威被捕，“九一八”事变后被组织营救出狱，任宾县特支委员。之后任哈东支队指导员、大队长，3军1师2团团长、3团政治部主任、3师政治部主任，9军政治部主任，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兼12支队政委。

3路军老人说，许亨植高个，圆脸，浓眉大眼，一身“疙瘩膘”（凸起的块状肌肉，意为结实），爽快，果断，说话、办事“嘁里喀嚓”（干脆、利落），打日本那是坚决性的。

讲一口流利汉话的许亨植，先后在宾县、汤原做地方工作，1933年春又被派到珠河县黑龙宫。这位与金策、李启东同时期的职业革命家，扮作雇工，水田、旱田都是把好手，人又豪爽、仗义，谁有困难，竭力向前，而且见多识广，颇受拥戴，许多年轻人都要跟他拜把子，愿意听他的。当时，铁道北的黑龙宫、侯林乡一带，有许多义勇军、山林队，打着反日旗号反日的不反日的，对共产党和珠河游击队的态度也形色不一。许亨植向这些队伍宣传“1·26”指示信，许多头头都表示欢迎，对这个谈吐不凡、一表人才的朝鲜族小伙子，很是高看。

许亨植能打硬仗，有人说他是员猛将。1936年初，在道南高丽营子战斗中，面对绝对优势的日伪军，有的义勇军临阵脱逃，援军又被阻在途中，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坚决不后退，终于打退了敌人。官兵士气大振，接下来又在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战斗中，连战连捷，打出威风。

3军西征，许亨植率先遣队。3路军西征，也是这员猛将率领首批部队披荆斩棘。

西征先锋，人生地不熟，每一步都是第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凶险，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智慧？这一切都无法详述，只知道把这样的担子交给他，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

1938年9月6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致张寿篯的信》中说：

熙山同志在半年来的九军工作中，是相当的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他正（确）的对待了上层的关系，以诚恳和坦白的精神去说服上层，使上层能容许和帮助下层党政工作的顺利进行。经过训练班的方式，能够提拔一部分新的干部和团结一部分干部在党的左围。并训练班的方式来起模范作用，而改善队内政治工作和队员的一般意识倾向，在队内建立了党的组织。因此当九军二师进行投降时，能够推动上层及时的清洗了队伍，能够实现了新的九军二师岭西远（征）计划。

有老人说，8军也好，9军也罢，政治部主任这个角色，不但难干，而且凶险。许亨植在9军干得挺好，跟李华堂等人也处得挺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可有人认为他跟赵尚志是一伙的，把他调离了。

倘若许亨植继续担任9军政治部主任，9军后来会怎样，这是谁也不好说的。他在大罗勒密的密营中，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培训120余名官兵，李华堂被俘叛变后，正是这些骨干撑起了9军的脊梁。

作为北满省委委员、3军军长、3路军参谋长，他自然也参与了省委和3路军的许多重要决策。

1939年10月27日，他在给某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紧急通告和宣传品已经收到了，检阅之后，我对于你所认识之目前中心任务变动问题（即拥苏占一等地［位］，而应援国内抗战处于次要地位）是有意见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阶级（段）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已经在中国各地普遍的燃烧起来，中国民众现在都被吸引到这一战争的范围内，即使东北的民众虽然现时还未直接参加，但他本身所感觉到的是民族压迫，首先要求的是民族解放，应援国内抗战这一口号是最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并且在响应国内抗战中，我们自然在实际上拥护了苏联，但是我们如果首先拥护的口号，无疑的是又犯了“左”的毛病，而未认清东北民众的一般心理和现阶段我们动员广大群众的口号及工作任务。

这样一种观点在当时是难得的，把它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1941年后，3路军部队陆续进入苏联整训。1942年夏，留在国内的40多人编成3支小部队，由金策、许亨植领导，在龙南地区活动。

后面将会写到，金策不想去苏联。许亨植是否也是这种态度，笔者没见到有关资料。已知的是，这个善于独立思考，并敢于直言的人，是东北抗联在东北战场牺牲的最后一位高级将领。

7月底，许亨植到东兴县西北的五顶山，了解张瑞麟率领的小部队活动情况。8月2日回返铁力密营，当晚在青峰岭下露营，第二天清晨被敌包围、袭击。

敌人是庆安县伪警察队长国长友带领的30多人的“讨伐队”，许亨植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凭借树木、倒木掩护，向敌人射击。国长友知道许亨植的身份，这个铁杆汉奸要在主子面前显能耐，喊叫投降，想抓活的，伤亡几个人后，下令集中火力向许亨植射击。许亨植身中数弹，手中的匣子枪仍在吼叫，直至牺牲。

前面说过的攻打大罗镇，就是为的给许亨植报仇。朴吉松和张瑞麟两支小部队集中20多人，红着眼睛冲进去，混乱中让国长友跑了。东北解放后，这小子被于天放抓住，公审后枪决了。

<h3>冯治刚“会推八门”</h3>

田家船口战斗后，冯治刚率2支队到谷家窑时，被敌包围。

3路军远征西荒，敌人感到威胁。12团骑兵横行北安和五大连池地区，更使敌人心焦，急于给对手一个打击。只是西荒地域辽阔，兵力稀少，不易调集，对手又忽东忽西，难以捕捉。这回终于逮住机会，即从北安、讷河、克山等地调来3000多日伪军，恨不得一口把2支队吞了。

谷家窑位于德都县城西15公里的讷谟尔河南岸，有几十户人家。腊月底，快过年了，厚重的积雪压迫着低矮的草房，战前的死寂则压迫着人心，把庄稼院渐浓的年味儿驱赶得无影无踪。屯外四野一马平川，前面的邱家窑和周围的大小屯子，都被陆续赶来的敌人占据了，北边讷谟尔河边树林子里也是敌人，都是骑兵。清冷的阳光在雪原上跳跃，晃人眼睛。

邱家窑的敌人不断打枪，炮弹也在空中划着抛物线飞来。一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官举着望远镜，在围墙后面探头探脑。冯治刚抓过一支连珠枪，枪身把院墙上的积雪按出个缺口，吧的一枪，那个鬼子向后仰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第二枪响了，一个伪军官又应声倒了。

北边的敌人在树林子里“打马桩子”，有进攻的模样。王钧冲敌人打了一枪，让个老百姓送去一封信，意思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不要为日本人卖命。伪军围着个胳膊被打伤的伪军议论，说这枪打得真准。那送信的老百姓说：人家这是打的朋友枪，让你们老实别动，不然就打脑袋了。

北边敌人再无动作，也不打枪了。其他方向枪声不断，特别是南面，打炮，轻重机枪火力很猛，还曾试探着攻击两次。

天黑后，冯治刚下令向南突围。

王钧老人说，北边敌人兵力少，南边打得最激烈，其实都是假象。南边是平原，北边过了讷谟尔河就是五大连池，山区。敌人认为我们非往北去不可，布置了三道防线，天黑后把南边的兵力也调过去了，南边只剩些伪自卫团。我们如入无人之境，200多人只牺牲1个。

2支队去谷家窑途中，抓住个姓吴的伪自卫团长。2支队突围后，敌人莫名其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个队伍你们打不了，人家那个大官会推八门，推出南面是生门，吃饱喝足就走了。

前面说过，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冯治刚不服气，自己拉起一支“文武队”，要跟这帮满脑袋高粱花子的人比试比试，看谁更有能耐，打鬼子更厉害。

有人投笔从戎，到了也没谙出军中之道，免不了书生气。冯治刚拿笔的手很快练成神枪手，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抗战上，果敢、沉静，多谋善断，用头脑打仗。3路军到西荒后打下的第一座县城，是他指挥的，其影响是战略性的。汤原那样一座在下江地区影响很大的县城，也是他策划、指挥攻破的。他指挥的大仗小仗，经常会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中，让人领教一种奇兵的快感。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战前让你觉得挺悬乎，这仗能打吗？能这样打吗？打起来却觉得挺容易，伤亡也不大。

前面引用过的《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龙北部队在北满党及三路军总指挥部正确领导和指挥之下，我们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东北抗联三路军第二支队长，后任抗联龙北指挥冯治刚同志，得到了很大的成果，开展了北满抗联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英勇活动的成绩。龙北部队在去年一九三九年一年中所获得的胜利成绩，突破北满抗联历年来每年的纪录（已有报告，此处不赘），使寇军为之气馁，而博得满军之赞叹和喝采。

抗联自始至终都是游击战，一支部队出去，在总体战略方针下，全凭带兵人机断专行，灵活应对。再加上放下锄头拿起枪，许多人未经过正规训练，农民习气，长期的游击作风，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战略利益置之脑后。冯治刚从来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命令。而当联军猬集下江，一些人为山头利益闹纠纷、摩擦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宁肯吃亏，也尽力避免矛盾、冲突。

老人都说，这个人是栋梁之才呀。

1939年12月，2支队越过嫩江，进入呼伦贝尔的莫力达瓦旗。

1940年1月26日，王钧老人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

老人说：

这天清晨，我们来到格呢河西太平桥屯，一个骑光背马的达斡尔姑娘德兰英从屯外跑回来，说警察狗子来了。部队退到屯外山上，望远镜里，来的是清一色黑制服的达斡尔步兵警察队，有200多人。冯治刚让军部副官祁宝贤和警卫排长于长江上前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刚喊几句，对方开火了，两个人倒在雪地上。大家火冒三丈，我也急眼了，冯治刚瞪着眼睛大喊：王钧你听着，不许打死一个！几挺机枪的交叉火力，把敌人摁在山下不敢动弹，骑兵从两侧冲下去，马前枪口下，200多人缴械投降。

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族杂居区，达斡尔人对抗联很好，但这时许多人对咱们还不大了解。这些伪警察大都是当地达斡尔人子弟。这一仗咱们牺牲两个人，没伤对方一个，简单教育后都放了。这下子别说老百姓了，连这些伪警察也受不了了，说咱叫日本子弄瞎眼了，今后豁出命来也要帮抗联。

当天傍晚，我们南下到了阿荣旗的五架屯，发现东南方向开来30多辆尼桑卡车，车上黄糊糊的都是鬼子，足有一个联队，有的车后还拖着大炮。

当时分析，敌人是从齐齐哈尔过来的，当地不会有这么多鬼子。它来干什么？要去哪里？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不知道，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屯分布情况，也不清楚。这是首次进军呼伦贝尔。我和冯参谋长核计，当晚敌人或者去阿荣旗，或者找个大屯子住下。没想到它住在西南方向的任家窝棚，我们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屯子，第二天正好撞上了。

尖兵在前面1里多远，主要是察看路上的汽车轮印子。那时西荒没有胶皮轱辘车，有轮胎印就是敌人。走了两个来小时，前面一座山，尖兵向我们挥手，有敌情。冯治刚让我作好战斗准备，他带着传令兵纵马上山，观察敌情。敌人在山上放了哨兵，早发现我们了，山后就是任家窝棚，一路鬼子爬山抢占制高点，主力从两侧包抄我们。我一看糟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那儿是一片开阔地，光溜溜的，连“打马桩子”的地方也没有。我可着嗓子命令部队往后面山上撤，然后和大队长任德福带个机枪班，抢上前去接应冯治刚。

从汤原游击队到3路军，一次战斗，我还没遇过这么多鬼子，更没见过这么猛的炮火。榴弹炮、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个数，一会儿工夫，机枪就被炸毁两挺，机枪手和几个战士也被子弹扫倒了。冯治刚他们离我们最近时，也就200来米的样子，我眼瞅着传令兵裴海峰先倒了，接着单腿跪地射击的参谋长也中弹了。要不是大部队上了北山，火力掩护，我和任德福几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南面是敌人，东北方向也黄糊糊地上来了，我领着部队往西撤。出山沟，拐山头，迎头又撞上一小队鬼子。那人都红眼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机枪、步枪、匣子枪立即开火，枪打马冲，鬼子顶不住，往后跑。后面是三岔河，有条清沟，薄薄一层冰。鬼子哪明白这个呀，前面的掉下去，后面的收不住脚，30来个鬼子在里面抓挠着乱扑腾。我们这一顿好打，冰水都打红了，算是出了口恶气。

当晚在西南山里露营，第二天傍黑时，我带几个人回来，遍山不见烈士遗体。老百姓说，鬼子发现了冯参谋长的印章、文件，用白布裹着拉走了，其余的老百姓给埋了。

冯治刚的岳父，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事变后不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躲进山里，病死了。3路军西征时，冯参谋长的母亲、妻子，还留在小兴安岭密营里。他牺牲前3天，还跟我说不知道她们怎样了，这个冬天能不能熬过来。

<h3>师团长们</h3>

3军3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人称“吴县长”。

吴景才原籍山东省义州府，石匠出身，“九一八”事变前闯关东到珠河县，在乌吉密、三股流一带打短工，又在常万屯沟里开个小烧锅。1933年底，日伪军进山“讨伐”，被赵尚志率游击队痛击，败退时经过烧锅沟，把吴景才的家和烧锅一把火烧了。吴景才自此参加抗战，为珠河游击队搞情报、购买物资。

1934年7月，在三股流成立珠河反日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会长。“农委”是在反日会基础上建立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老百姓不习惯叫“会长”，都叫吴景才“县长”。1935年秋，在三股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革命政府布告》，就是正儿八经的县长了。

从总会会长到县长，都是老百姓选举产生的，由此不难想见吴县长在群众中的威望。

1935年秋，日寇对珠河游击区实行焦土政策，“洗大沟”，建部落。吴景才有时潜入部落，有时进山，最终不得不上队，先后任3师、2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在方正县蚂蚁河西老道庙一带活动时，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关于吴景才，从县长到师政治部主任，这里能够比较完整地讲个大概的，只有一件事。

1935年春，3军转到外线作战，伪23团突然闯进铁道南的红地盘抢粮。十万火急！“吴县长”命令各农委分会的自卫队，立即赶到土门岭伏击敌人。天擦黑时，伪军赶着300来副装满粮食的爬犁进入伏击圈，吴景才一声令下，步枪、老洋炮、大抬杆齐鸣。许多老百姓也赶来助阵，敲打铜盆，燃放鞭炮。伪军哪见过这阵势呀，蒙了，扔下粮食跑了。

郭铁坚，原名郭成文，1911年生于依兰县刁翎镇大通沟，1933年毕业于依兰中学，回乡创办小学校。1935年初参加抗日活动，5月入党，不久任刁翎党支部书记，3个月即动员50多人参加抗联。后来，他的妻子、哥哥、弟弟和刁翎小学30多学生，也陆续上队。刁翎地区先后参加抗联百余人，直接间接，都与他有关。

1935年8月，郭铁坚带两个党员，缴了大通沟伪自卫团9支步枪、1支撸子，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参加3军，被编为1团游击连，任连长。9月，他率游击连在五道河子伏击伪军运输船，缴获十几支步枪和100多套棉衣。

1936年春，赵尚志决定将游击连划归9军，郭铁坚任游击连指导员。之后又调任军部科长，1938年1月任1师政治部主任，8月任2师师长。

郭铁坚家贫，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学习非常好。没架子，人缘好，活泼，幽默，当师长也跟士兵开玩笑，没大没小的。战斗中负伤，用草药敷伤，士兵跟他开玩笑，说这回“锅”破了。他笑道，别看“锅”破了，这铁可是坚着呢，从此改名“郭铁坚”。

1941年8月，郭铁坚率9支队挺进呼伦贝尔。部队在瓢泼大雨中渡过嫩江，在西岸郭泥屯被敌人包围。暴雨、弹雨，敌人还调来榴弹炮。郭铁坚在指挥抢占制高点时，胸部中弹，仍大呼冲锋，直至牺牲。9支队仅15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8个人杀出重围，仍按总部计划西进，在大兴安岭游击两年，不见大部队到来，才东返总部。

《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谈罢“西北指挥部之组成状况”后，说：“其中尤以冯治刚、姜福荣、耿殿君、王铭贵匪帮活动最为频繁，彼等善于忽聚互散，纵横奔驰于游击区。”

耿殿君，中等个头，浓眉大眼，脸稍长，棱角分明，一口浓重的山东腔。1903年生于山东掖县，何时闯关东到汤原不详，1932年3月参加抗战，曾任6军留守团团长、11团团长、12团团长，1939年12月牺牲。

此人作战勇猛，颇得游击战要领。但他更突出的贡献，还是在后方建设上。

“留守团”、“补充团”、“留守处”、“经理处”，各军名称不一，内容都是一个。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等等，这些建在密林深处的后勤基地，随着形势的严峻，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陷入窘境，而6军在联军中一直是比较好的。

留守团与战斗团的区别，在于摊子多，事务杂。耿殿君的特点，一是勤勉、敬业，地面熟，善交际，几乎没有他办不来的事。二是“抠门”，平时一颗钉子、一块破布都要精心收起来，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扔的东西，人称“耿破烂”。留守团管钱管物，钱倒不一定有多少，物可是多去了，除了部队官兵肩背上扛背着的，6军的家当几乎都在这密营里了，也真需要这样一个“把家虎”。特别是粮食，特别是归屯后。三是严厉，一天到晚黑着脸，好像不会笑。密营人员散，被服厂都是女的，其余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病号、伤员少有断的时候，有时还有戒大烟的。常来常往的都是干部，许多是领导，有的来了就要“好嚼裹儿”。这样个单位，不严格管理，换个“好好先生”，还真不行。

问题在于耿殿君严厉得简单粗暴，经常是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给六军全党同志并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说：

“他骂（妈）的！这些小子又来蹲沟啦！没有什么事扯他妈儿八蛋，你（指刘连长）不会说不会道的，见大官老爷别哆嗦，要不了命。他们愿来就来！上这儿来吃给养还叨叨，不来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志有一贯的轻视组织的精神，对于上级党的指示和工作决议，表面上同意，而没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对，或表面抵抗，有时谩骂党和上级领导机关。一般的经常反抗上级。

有老人说，批判赵尚志，一些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敢说。耿殿君不管这一套，这也是他受处分的一个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党察看3个月，期满后被开除党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六军干部如周云峰、吴一光、耿殿君等撤职，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特别是老耿如短期内再有新的错误，即将处死。”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线，或者“浪漫行为”，抗联中高级干部中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的不多。当然，许多都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关于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坏在嘴上了”。

在《开除耿殿君党籍的决议》中，说：“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曾不断的表现出英勇斗争精神，无有动摇的坚强意志。”

在被“派到最下层去改正错误”期间，从组建讷河地方武装，到最终牺牲，同样表现了他的英勇斗争精神，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提议北满要发起一个追悼运动，来追悼和纪念我们一九三八年来牺牲之先烈魏长魁、关化新、陆希田、张传福以及最近牺牲的张连科、雷炎、陈芳钧、孙绍清等，我们要详细研究他们牺牲之经过，详细的他们的史迹的记载，最好写出传记，提高全党及全队对保护干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在列出《三路军干部统计表》（从总政委、总参谋长到支队长、政委、参谋长）后，写道：

最积极的、忠实、勇敢、有战斗历史、经过锻炼的青年干部，如白福厚、许宝和、隋德胜、曹德胜、孙继州、姜文贵、徐泽民、王景华等军事指挥员，姚士同、迟万君、朴吉松（韩国人）、金永贤、张荣、韩玉书、吴时英（韩国人）等政治工作员，这都是我军战斗干部。其外如夏振华、李静波、王勤、李福才等后方管理工作员，张中孚、徐子英、金贞顺、张英华（韩国女人）等文化技术干部。

以上多为团或团以上干部，后来大都牺牲了，有的这时已经牺牲了。

<h3>“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h3>

张兰生，原名鲍巨魁，满族，1909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28年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入党，历任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书记、3军政治部主任。

像张兰生一样长期从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八岁时随父闯关东到依兰土龙山，1934年在依兰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活动，曾任依兰中学党支部书记、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1939年冬转移到西荒，1940年4月后先后任9支队、3支队政委。

高禹民中等个头，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维敏捷。上队后，曾参与指挥攻打克山、霍龙门战斗，年底在阿荣旗王兆富屯战斗中牺牲。

有汉奸告密，先来一中队鬼子，后来大批伪军。晚上9点多钟打响。王明贵、王钧带教导队部分人员住在屯子东头，冲到后面山上，抢占制高点。高禹民带主力住在屯子西头，远点，没冲出来。王明贵指挥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接应主力，高禹民带个机枪班，占据雪地中两块突兀的大青石，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激战一个多小时，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敌人喊话，让他们投降。高禹民让教导队长安永化用日语喊话，让敌人投降。

王钧老人说，第二天傍黑时，我们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遗体让敌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弹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层弹壳。那雪不是白的了，弹壳都红了。

无论省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还是普通士兵，要使后人比较详细的知道他们的事迹，须得两个条件。一是当年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并能留存下来，二是有比较熟悉他们的人活下来。张兰生长期做地方工作，这种“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难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张寿篯许亨植给金策的信》中说：

三肇张文廉同志光荣殉国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队参谋长）全家殉难，敌人破坏了一些公开关系，但秘密组织敌人是无法知道。

张文廉，1913年生于宁安，北平一中毕业，1935年秋回乡抗战，参加5军，任连指导员，战斗中失散，半年后找到队伍，被误认为是奸细，险些被处死。之后任3军秘书、青年科长、三肇地区龙江工委书记，1940年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填进松花江冰窟窿里。

张文廉被捕后，金策曾指示徐泽民，一定千方百计营救，花钱买出来也行。

不知道徐泽民具体怎样营救的，只知道他是不遗余力了，还知道徐泽民、小孔、尹子奎等人都牺牲了。

而谁都知道的，如果没有地方党的配合，讷河、克山、肇源是不可能打下来的，许多好仗都是没法打的。

还知道张兰生、高禹民白纸黑字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的头颅我的热血是贡献民族革命，是贡献于党的事业。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正是无钱无粮，山尽水穷的时期，是最紧急的关头，但不论是怎样艰苦和困难，不论是怎样的挨饿和受冻，只要是血在温，只要是头尚存，丝毫不能变动了革命的意志，请勿念！

<h3>小孩队</h3>

曹曙焰老人说，我上队不久就见到何畏，圆脸，大眼睛，挺招人喜欢。那个头使大劲也就1.50米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小孩，大家却叫他“团长”，没一点儿开玩笑的样儿。我心里纳闷儿，这么大点小孩，怎么就当团长了呀？后来知道，他上队前是儿童团长。

何畏，1922年生于宾县，八岁到方正县大罗勒密，给人放猪。1935年初参加儿童团，当团长。“讨伐队”来了，人们跑进山里，让他回村看看。鬼子军官和伪军官腰里的手枪，让他眼馋，那也没招呀。村头孤零零的一家院子里，架着十几支步枪，伪军在屋里睡觉，一个哨兵在门口抱枪打瞌睡。何畏立刻有了主意，回来跟农民自卫队长郑万昌一说，大家齐声说好，立即行动。自卫队藏在院外的高粱地里，何畏抱只老母鸡，从门口走过。那哨兵招手让他过去，何畏假装害怕，抱着老母鸡钻进高粱地，那伪军就追。除了老洋炮就是扎枪头子、大刀片的自卫队，就有了十几支步枪，“何团长”名声大噪。

何畏原名何永祥。李延禄听说这事后，摸着他的脑袋说：你这么勇敢，什么都不怕，就叫“何畏”吧。

比何畏大一岁的姜墨林，儿童团的团龄比何畏大三年。他是宁安县红土墙村人，主要任务是跑交通。敌人到处设卡，进趟城更难，有时连妇女梳在脑后的“疙瘩揪”（抓髻）都要扯开检查。姜墨林扮作个小要饭花子，拿张大饼边走边吃，信就藏在饼里，不检查拉倒，检查两口就吞下去了。他还“收编”个比他小四岁的顾全民，有时各自行动，有时相伴出发，破衣烂衫，拿根打狗棍。有时两人假装打架，一巴掌把鼻子拍出血，一个跑，一个追，无论敌人拦没拦得住，连哭带叫，又撕又打地也就混过去了。

姜墨林的交通跑得太出色了，敌人就盯上这个比同龄人矮半头又小一圈的孩子，他就不得不上队了。不到3个月学会1000多个字的姜墨林，在镜泊湖北边的杨胖子沟，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打死个鬼子。之后攻打延吉县双河镇，小队长姜墨林把十几个人分成四组，在齐裆深的雪中挖沟掏洞，战斗一打响就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举夺下东关炮台，第一个冲进镇子。

1936年12月，3军5师打下佛山县城，转移到乌云县小河沿屯时，有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兵，掉进农民饮马用的冰眼里，脚冻坏了，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养伤。没想到这家的主人袁明是个日本特务，那还有个好吗？严刑拷问，敌人一无所获。

乌云县参事官增田虎正郎和伪县长赵畏亲自审问，审讯室换成了高雅的客厅，留声机还播放着乐曲。

赵畏首先开口：你们两个小孩，在爹妈身边过好日子多好呀，抗什么日呀？

一个小兵道：我们的爹妈是中国人，你的爹妈是日本人吧？

另一个小兵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俺们在佛山把大汉奸王万良绑在灯杆上勒死了。

增田虎正郎赶紧打圆场：我知道你们是被“共匪”逼着干的，只要你们说不是自愿的就行，皇军大大的人道。

两个小英雄瞪圆眼睛：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你们才是匪，是胡子，我们打日本子是百分之百的自愿！

行刑那天，走到“恒昌号”商铺，两个小英雄要了酒和红布，站在爬犁上高喊：再过十几年，又长这么大，还打日本子！

何畏是1938年西征时牺牲的，姜墨林是1940年在东宁县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的，他们是东北抗联非常著名的英雄人物。

而这两个慷慨赴死的小英雄，无名。

王传圣参军不久，就被调到军部当传令兵。到军部好呀，成天守着首长，学的东西多，进步快，枪也好，还是骑兵。可一看到那马，立刻傻眼了。那是军长的备用马，一匹红色大洋马。那年他才十五岁，长得又瘦又小，也就1.50米出点头。别说这又高又大的大洋马，就是一般的马，骑术不好也爬不上去。平时踩块石头，或是站到高处，好歹爬上去，打起仗来怎么办呀？琢磨一大气，弄两根木棒，在两头拴上绳子，接在两边马镫下边，做了个“二梯蹬”。这样能爬上马背了，两脚又够不着马镫子了。想把马镫绳剪短些，再一想军长骑时又不够长了，就用木棒、绳子在上面做了个“三梯蹬”，算是马镫子。

那时军师团各级传令兵，几乎都是像王传圣这样挺机灵的小孩。跑个腿，传个话，锻炼两年长大了，再派到部队去。各军陆续大都成立少年连（营）后，也大抵如此。像杨靖宇、赵尚志，几乎一直把少年连（营）带在身边。这些小孩，有的是流浪儿，有的父母被敌人杀害了，被部队收留了，还有的是随父母上队的。把他们集中编制，便于行军作战，平时又能学文化、学军事，像个教导队似的。

高玉林老人说，我十三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当“半拉子”，十六岁干“八厘股子”。“半拉子”是干半个人的活，给你一半的工钱。“八厘股子”是干八成活，给八成工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常常给不到。我刚参加抗联那阵，就是跟着跑，连个“八厘股子”也顶不上，算个“半拉子”吧。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和现在，文字上都叫“少年连”，当年我们就叫“小孩队”，有的还叫“半拉子队”。“小孩队”锻炼一下，打仗挺厉害的。大人刚参军，不会打仗，还赶不上“小孩队”、“半拉子队”呢。

1934年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交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在谈到珠河游击队时说：

少先队原来二十余人，当我到队时，只有十八人，因为吸收几个人到教导队去了，少先队是一个中队，队长李根先最勇敢忠实。没有派争，非常好的一个同志（韩），但政治上不发展，少先队员较之其他队员勇敢积极，在政治上也比较其他中队好得多。

1937年12月，1军成立少年铁血队，杨靖宇让王传圣当指导员。全队五十多人，干部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十九岁，队员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第一仗是临江县红土崖战斗，全歼伪军一个排。接着又攻打小蒲岔河“集团部落”，活捉三十多伪警察。战后伪警察说，一帮大老爷们儿，让群小孩打得稀里哗啦。

著名的冰趟子大捷，3军少年连打得非常勇敢、顽强。

笔者采访到的大多数老人，像李在德、李敏、胡真一、王铁环、周淑玲、潘国权、丛茂山、曹曙焰、王云庆、郝凤武、卢连峰、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等，无论他们是否编入少年连（营），当年都是小孩。

1938年后，抗联进入最困难时期，除南满1军重新组建的少年铁血队外，少年连（营）基本就不存在了。像李桂林、高玉林、王福臣等人，参军后就和成年人一起战斗。

<h3>两位医官</h3>

5军医官管毅，是笔者家乡本溪县人，1914年出生，小学没毕业父亲病逝，退学到县城私立济民医院学徒，出徒后在桥头镇开家小诊所，取名“早春医院”。管毅性情耿直，有话就说，自然不会有“满洲国”的好话，引起宪兵队注意。眼见风声越来越紧，家乡待不下去了，1935年春跑去林口县刁翎镇投奔伯父，在刁翎街里又开起早春医院。

郭铁坚在刁翎组织反日会，管毅二话不说，参加，不久又入团，小医院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伪警察、特务也来看病，管毅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嘴里掏情报。

1936年初冬，一副爬犁把管毅拉到许家屯，为5军1师师长关书范治伤，同时也是让他上队。他在济民医院学的是西医外科，部队最需要这样的医生了。

他对妻子说，这些年我干的什么事，你都有数。再守着那个小医院，早晚会出事，你们娘儿们孩子也跟着遭殃。你这几天就收拾东西回本溪老家吧，乡亲们问我哪去了，就说得病死了。我这一走就没个头了，什么时候“满洲国”倒台了才到头，能不能活到那时候也难说，你就别等我了。回老家找个能过日子的实诚人，帮我把两个丫头拉扯大了，我就感恩不尽了。你跟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我对不起你。倘有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胡真一老人说，第一次看管毅动手术，是从大腿里取颗子弹。伤员躺在桌子上，几个人按着，像杀猪似的。听到叫声，我们几个女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去看。我的妈呀，有的吓得扭头就跑，我也赶紧把脸捂上了。之后又锯胳膊锯腿的，有麻药的时候不多，就那么“生吃活拉”（活活的、蛮横的、强硬的）地拉呀锯呀。管毅热情，乐于助人，瞅着挺文静个人，再见到就觉得这个人挺瘆人的。慢慢地理解了，也熟了，问他你总这样动手术，心里好受吗？他叹口气，说赶走日本子就好了。

管毅是2路军西征到五常时牺牲的。

郝凤武老人说，那次负伤，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没有王医官王耀均，那个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两头来给我换药。9支队这一帮、那一伙的，伤员也是，我给他算过，不吃不睡，转一圈也得3天左右。这人医术好，态度就不用说了。张荣负伤，也是前胸，吃大烟顶不住，说小郝你行行好，给我补一枪吧。我觉着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们有王医官呀！我们抬着他拼命跑，去找王医官，到底给治好了。我们9支队，还有3支队，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为医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因为他来路不明。

管毅是5军请上山的，比管毅大两岁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军的，一切全靠自报家门。他是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学毕业到哈尔滨学医，学成后在哈尔滨行医，1936年春到富锦给人看病，碰上6军2师就要求上队。他说的都是真的，可空口无凭啊，别说师里领导了，连个士兵都恨不能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来的特务、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党过去对知识分子只听他几句漂亮话，慷慨救世的口气，就不经过实际工作而轻率地吸收入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方法最容易给奸细混进党内的机会。我们吸收知识分子时特别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汉奸混进党内。

管毅上队不久就入党了，王耀均是4年后在西荒入的。那时工农出身入党容易，有钱人就难，而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有钱家庭出身。许多老人说，那时认为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儿也多，脑瓜活，容易动摇，一般开头都不大被信任。

而现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怀疑、戒备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党这一层，他现在最迫切的渴望是报国有门。他之所以能被暂时留下来，是因为2师当时有几个重伤员，有的已经不大行了。送上门来的医生，为什么不用用呢？那时抗联最最急需的人才，莫过于医生了。谁都明白，一支部队没有医生，官兵负了重伤就只有等死，那对军心士气会产生什么影响。可也正因为如此，敌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让你上当受骗吗？

师里请示到军里，最后还请示到联总司令赵尚志。对于这个来路不明又无从调查的人，据说赵尚志说了8个字：提高警惕，暂时用着。

李敏老人说，冰趟子战斗后，总部让耿殿君带王耀均去海伦接收伤员，带回汤旺河密营。30多伤员，就王耀均和一个姓毕的医兵，关键是没药，治冻伤就熬冬青水洗烫，枪伤就用老鸹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冻伤了，有的伤员也冻伤了。耿团长火了，说你这个大医官怎么搞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给个病号打针，没打完那人就昏过去了，醒来说王耀均要谋害她。那时那人极少打针，不知是晕针，还是药物反应，好在那针真管用，病人很快见好了。可那一阵子把大家伙儿弄得紧张呀。裴大姐跟他谈话，他解释几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平时有的伤员心烦，骂他，他也不吭声儿。这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不大爱说话。这人骨子里非常硬气，很有活动能力，能言善辩，当时我们不了解，他在那种情况下也难以展示这种才能。我们都挺尊敬他，可一出点儿什么事，就会想到他来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说，伤员多了，我们这些女兵就成了医兵。他给我们讲怎样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各种常用药的性能、用法，怎样熬制中草药。许多人不识字，他给我们开文化课，讲课、检查作业像看病一样认真，写字要横是横，竖是竖，我现在写字字形还像他。

老人说，听说西征后，他和3军被服厂厂长谈恋爱，两人彼此爱慕。女方是党员，他不是，还没人证实身份，组织上不批准。

1940年11月，在阿荣旗一次战斗中，王耀均负伤，被安置在开荒屯养伤，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刚入党的医官的不为人知的才能，这回尽情释放了。他去齐齐哈尔铁路局独身宿舍食堂当厨师，4个多月即发展了百余人的地下抗日组织，取名“北满执委会”，成员大都为铁路员工，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组织。摊子大了，耳目多了，与9支队取得联系，郭铁坚将北满执委会改成抗日救国会，并成立党支部，王耀均任书记。

1941年秋，郭铁坚牺牲，公文包被敌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组织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抓人，王耀均和许多党员、救国会员被捕。

除郭铁坚外，许亨植牺牲时，公文包也被敌人掳去，造成损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泪的医官，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或者一声不吭，或者咬钢嚼铁三个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杀害的。遍体鳞伤的高大汉子，站在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给李军长的信》中说：

新参加之李医官余已面询。查其心志，对抗日救国并不坚固。医术中西医兼懂，但并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称为上等，在监视与领导下可任用组织后方医院。

5月9日，《关书范给周保中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五军之医生及治理伤兵问题上，在与各军比较起来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军中占一等的5军，除了管毅和这位新参加的李医官外，还有几位医官，也不知道这位李医官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能说得清抗联曾经有过多少医官，能够比较详细地写在这里的只有两位。

<h3>“后死的我们”</h3>

孙国栋，1916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十五岁参加西北军，又参加东北军，曾参加江桥抗战。1932年初报号“压满洲”，率百余人坚持抗战。1936年被3军收编为独立营，任营长，不久入党。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h3>他们不是烈士</h3>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人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三道沟，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差半年就毕业了，和张甲洲回东北拉队伍抗战，任巴彦游击队特派员，游击队失败后到富锦县立中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8月任联军随军学校教育长，之后为11军1师政治部主任、3路军6支队政委、总部特派员兼宣传科长。

前面引用过的《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于天放“负责精神不劣，工作积极，遇事沉静”。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平读书和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有多少，回东北投入血火抗战的有多少？而那时一所中学的校长，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县太爷。至于1938年后不断有人冻饿而死的那种严酷的环境，对这位知识分子又是一种怎样与众不同的考验？据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露营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1940年10月22日，《于天放谈龙江平原游击的感想》中说：

我东北抗日部队自一九三八年受了严重损失以来，多数队伍均在人烟绝无的山岳地带游击，形成了度命的状态及吃睡主义的状况。队伍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减少数量，增多损失的机会，决不会发展的。我们为了蓄积实力，保存与扩大新的力量，非执行平原游击的计划不可。

畏敌怯战、坐吃山空的“蹲山主义”，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而于天放一贯的主张就是打出去，在战斗中求得生存、发展。即便是被俘入狱，也要寻机打出去、冲出去。

他是和孙国栋等人同时被俘的。部队化整为零，在乡间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他和于兰阁在绥棱宋万金屯，杜希刚在北大沟，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还有个新发展的刘祥在依安。出个叛徒夏振华，敌人一齐下手。

在庆安县关了20多天，又五花大绑押来伪省城北安，关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伪警察厅特务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满洲馒头”，“犯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对他却优待得很，油饼、馒头，菜里肉还挺多。他曾想绝食。学生时代看课外书，讲革命者在监狱中绝食。再一想，吃它个“满洲国”，吃饱喝得了好跟鬼子斗。

不光好吃好喝，各种头面人物还常来看望，问寒问暖，有时还把看守训一顿。这样持续一个来月，敌人开始用刑了。于天放的体会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你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

这特务分室是座秘密监狱，不知关押过多少爱国志士。于天放后来得知，12支队长朴吉松，1943年在庆安县福合隆屯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杀害前就关在关押他的第二监室。

他开始谋划越狱。

他是夜里被押来北安的，蒙着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围活动，还派人进来侦察，画过城区地图，可这秘密监狱的位置却是个谜。两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挂着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传递给他的，除了风声就是火车的响动。南面火车汽笛不时鸣叫，西边有火车来往经过。如此，南面是火车站，斜对过就应该是实业银行，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人家了。后来证明，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越狱得有武器。监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铺小炕外，连他的裤带都给没收了。不过，两个监室的间壁墙上，嵌着个挺大的俄式“别拉气”（火炉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个掏炉灰的小铁门，正好在他的监室这边。小铁门长半尺、宽3寸，有个铁轴，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后脑勺来一下子，能拍个半死。他进来第一天就盯上这东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两个人，全是鬼子。他把每个鬼子的特点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钥匙哪把开哪个门，也都看在眼里，刻进脑子里。2号监室正对着看守的办公室，那串钥匙有时看守带在身上，有时就扔在办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没棉鞋棉帽，就算越狱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冻死。最好是青纱帐起，起码也等到春暖开化，可鬼子能让他等到那时候吗？就随时寻机准备动作，宁肯出去冻死，也不在这里等死。只是别说连伙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监狱，就是一般的监狱，又谈何容易呀？

机会来了。

6月上旬，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来了，拿张小兴安岭地区地图，说于先生足迹遍及小兴安岭，如果苏联打进来，可能从哪几个方向进攻，请于先生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出来。几天后永井又来了，地图还是原样子。于天放说，你们灌凉水把我的脑子灌坏了，记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于天放刚进来时，偌大个特务分室就他一个“犯人”。3月后各监室陆续关进几个，7月初又关进个赵忠良，二十四岁的精壮小伙，原是2路军的，从牡丹江来侦察北齐线军运情况，在克山被俘。于天放把自己的计划跟他讲了，就多了个帮手。

那地图涂涂抹抹的总也画不好，永井火了，临走扔下句话，明天来拿。

这天是7月11日，值夜班的正巧只有一个警尉石丸兼政，这小子最喜欢虐待犯人，于天放一看到那个扒炉灰的小铁门，就会想到他的后脑勺。于天放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把地图画完，监室灯光太暗，要到看守的办公室去加班。石丸犹豫一下，同意了。下半夜了，赵忠良在监室里敲门，说他要“放风”，就是大小便。石丸不耐烦地去开了门，然后看着赵忠良小便。于天放把小铁门从裤腰里掏出来，悄悄走过去，照着石丸的脑袋砸去。走廊里有三道铁栅栏门，头两道伸进钥匙就开了，第三道换了几把也打不开，是从走廊窗户跳出去的。院子一圈3米多高的木障子，蹬着横木就翻过去了。

红领巾时代，笔者就看过于天放写的《牢门脱险记》。

1967年5月3日凌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在省博物馆地下室被秘密看押10天后，割腕自杀。

李桂林老人说，我是1968年2月9号晚上抓进去的，1970年2月15号放出来，关在省公安厅拘留所，正儿八经的监号。每个监号8平方米，我那个监号最多时关10个人。我头一天晚上进去，见个人面熟，仔细看叫人哭笑不得，竟是省公安厅长魏子民。可连省委第二书记李范五、副省长陈雷都抓起来了，公安厅长算什么呀？开头不放风，不让说话，不许躺着，只能坐着，还不能靠墙，说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就把谁带走了。回来后鼻青脸肿的，直不起腰的，剃了鬼头的，有的就没了，不知弄哪去了。陈雷、李敏、张瑞麟等人都在那儿，陈雷关个8年抗战，李敏关4年，张瑞麟跟陈雷差不多，我两年多算少的。不叫名字，叫号，我是81号，陈雷20号，李敏21号，张瑞麟是多少号来着？瞧这脑袋，刚才还在嘴边呢。

张瑞麟当年是有号的。前面说过，南满1军士兵是编号的，从参军那天就有号没名了。东满、吉东、北满没有编号，这回也有了。

赵明山老人说，编号好哇，当年保密，“文化大革命”也保密了，有的就这么躲过去了。俺没躲过去。堡子里有人知道俺跟队伍走了几年，问俺是不是当胡子去了，俺说俺是当红军打日本子去了。造反派说你糊弄谁，南方才有红军，东北哪来的红军？俺说那时抗联就叫红军，俺参加的是杨靖宇领导的正儿八经的共产党的红军、抗联。造反派说你在哪儿当的抗联，俺说在老秃顶子，在长白山。他们说那是山林警察，是汉奸，打！就把俺吊起来打，俺这左胳膊到现在也不能往上弯，洗脸用一只手。俺一个老农民，倒没什么可开除、能“橹杆子”（撤职）的，可这手残废了，还怎么干活，一家人还怎么吃饭哪？

单立志老人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我说我这党员要是假的，我这辈子就没什么真的了。他们说你填表了吗？我说现在入党要写申请书、填志愿书，我们那时没这事。又问你参加“在家礼”，还拜把子了吧？我说这个是真的，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儿。要想把抗联弄明白，再说清“为什么”，真不大容易，好在是亲历者、过来人。结果一解释就成了“态度问题”，抗拒从严，罪加一等了。

老人说，那时大小是个干部，就是“走资派”了。抗联呢？一个“胡子”，一个“苏修特务”，几乎人人有份。许多人还是“日本特务”、“朝鲜特务”、“国民党特务”，双料、三料、四料特务。抗联是给苏联搞过情报，是苏联特务，可我们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报，那时苏联是帮助中国抗战的呀！苏联红军解放了东北呀！那时离“苏修”还有二十来年，挨得上吗？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张瑞麟当年齿骨被子弹打碎，一只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条腿又残废了。

老人吃力地张口道，我这辈子别的都没啥，就嘴上这伤太缺德了，说话不得劲，满口牙就剩右上边一个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树皮汤、野菜汤也挺好，干的用舌头团巴团巴就进去了。吃大饼子，用手掰开捏碎放嘴里，喝口水咽下去。那时粮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伙儿嚼得那个香呀，我得用石头、枪把子把它捣烂糊了。解放后好了，别人吃干的，给我做稀的，面条、疙瘩汤什么的。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卢连峰老人说，1946年春天，四平那边跟国民党打得炮火连天，这边在哈尔滨阿什河街一栋三层楼里，办“抗联研究班”，“研究”抗联的“叛徒”、“特务”、“汉奸”。我老婆也给弄去了。门口站双岗，裤腰带没收了，盛饭时还得一手提着裤子。葛万才被吊在电扇钩子上打。他参加抗联后，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绑块石头沉江了，日本投降后听说了，精神就不大好，再这么一“研究”，疯了。有个马云峰，还有个姓张的，说他俩要杀王明贵，绑下楼去，正碰见王明贵上楼，一问一听，王明贵说哪有这事呀？这才放了。轮到我了，说我在通河叛变了，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么多人叛变了，你为什么不叛变？我说照这么说，你们是不是也叛变了？有人上来要绑我，我抄起把凳子，说谁敢上我就打死谁。我跑去省政府找冯仲云，说不干了，回家种地去。他安慰我，说这事不能耍态度，有人不了解抗联，问什么，讲什么，配合组织讲明白就行了。又说我的老丈母娘在通河被斗争了，他已经打过电话了，没事了。唉，那时林彪就整抗联，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得更狠了。

有老人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说东北从来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承认抗联。北京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去看了，有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抗联。抗联抗战14年哪！我们给中央反映情况，有抗联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又不承认抗联了，就日本鬼子始终承认我们，打我们。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未被触及的。

张瑞麟老人说，12支队打肇源城，抓住日本参事官的是新兵程化亭，十五岁的小孩。他跟鬼子摔跤，可勇敢了，“文化大革命”时被整死了。

李桂林老人说，我那个表兄刘清峰，说打日本鬼子还打出罪了，憋气窝火死了。

李敏老人说，张英华，梧桐河模范学校音乐教师，那年十八岁，漂亮、活泼、大方，说话像唱歌似的，是我们这些小丫头、小小子的偶像。“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宣传队，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后来跟汤原县委书记李春满结婚，生个女儿送人了，下落不明。李春满牺牲后，跟张兰生结婚，生个儿子死了。1940年在铁力密营被俘，日本投降后出狱，跟个农民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回孩子都活下来了，她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她是个老革命啊，一天福也没享着啊。

前面说过，冯仲云是被活活打死的。

连冯仲云这样的好人也不放过，那个年代怎么啦？！

曾经审讯过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植，在供词中说：“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提起“追星”，今人就会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于天放、冯仲云和他们的战友，所到之处那些着了魔似的涌向他们的人们，追逐的则是我们的民族之星、抗战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光荣、骄傲和巨大的精神财富。而当英雄被视如粪土时，就知道在那个肯定是疯了的年代，我们失落的还有远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可怕的东西。

作事认着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样的话都不会陌生。而这句话是1936年7月6日前，5军一位师长就经常挂在嘴边的。联想到东北反“民生团”杀了多少人，以及关内的打“AB团”、“肃托”等等，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是不是多少就有点儿眉目了？

“幸存者寥若晨星”——从当年的文件到后来的抗联著述，都难得少了这句话。

十年浩劫后，就更寥寥了。

抗联退到苏联后，陈雷几次回国执行任务。每次归来，在迎接的战友中一眼见到李敏，恋爱中的一对青年，心头就一阵疾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20号”陈雷，是1966年8月26日被抓走的，先“牛棚”，后拘留所。不久，李敏就成了“21号”。偶尔得知彼此都在那儿，夫妻俩心头一阵狂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同样8平方米的女监号，睁眼都是“犯人”，闭眼全是抗联。当年6军最小的女兵，就闭着眼睛在脑子里“过电影”，一个个历历在目，音犹在耳，可像她这样的幸存者还剩几个？《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露营之歌》、《列宁诞生歌》等旋律，就在耳畔响起。编一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的念头，就是这时萌生的。反正待着也没事干。专案组的人见她写的不是“交代材料”，都给没收了，她就在心里唱、记。

老人说，刚关进来时真受不了，心头特别堵得慌。说抗联是“胡子”、“特务”、“叛徒”，我就跟他们辩论。我对专案组的人讲：抗联14年抗战中犯过错误，我们这些人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你要说抗战打鬼子也错了，那天底下就没有对的事情了。

从黑龙江、北京到广东，从省军级到农民，天南地北，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像“串供”了似的，几乎都说了这样的话。

老人们都说，那时候能挺过来，就是坚信抗战打鬼子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迟早有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那么于天放呢？这位“遇事沉静”，越狱从计划到实施都周密得滴水不漏的人，九死一生逃出鬼子的秘密监狱，这回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用那时的话讲，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呢？

十六、“过苏联” 第五十三章 “阶级祖国”

<h3>“武装保卫苏联”</h3>

苏联我们好朋友，

无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领导狗国民党，

还有“满洲国”一齐来进攻；

工农青年起来反对进攻苏联。

五年计划，

大大的成功，

六小时一日工，五天算一礼拜，

吃穿不犯愁，到处有俱乐部，

医院和学校，不要你花钱，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

帝国主义者，

虽然发疯狂，

有我们全世界工农群众保护，

外有红军，英勇呱呱叫，

最后胜利，全世界大同，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拥护我们的苏联。

有老人说，那时像这首《拥护苏联歌》的歌挺多，唱着这样的歌，觉得苏联就像天堂似的。那时搞政治教育，有人张口闭口都是苏联，从游击队时期就有“苏联之友”，专门宣传、介绍苏联。1军独立师是1933年“九一八”两周年成立的，应该说这时就有了1军，可正式成立却是1934年的11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7周年。那时特别重视、在意苏联，苏联是“阶级祖国”呀！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产党还没有武装，满洲省委即提出“武装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北方会议后，更是将其视为东北党和武装的首要的第一等的任务。

1932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中说：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页，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

而四天前，满洲省委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另一种错误的观念，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而希望苏联的红军打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在支部同志有这种观念）！

1936年（无月日），《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之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在老赵的报告中，还有主张苏联出兵及与苏联关系问题，我感觉太不相（像）话，所以，我在草案上没写上去，可以口头报告。

赵尚志、张寿篯、侯启刚等人认为，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或世界大战才是大事变。有人认为“这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一年多后还被批评为“在北满党内散布着对苏联和平政策有害的思想观点”。

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讲《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中说：

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抗战的作用、意义，关内关外的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宏观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和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差异就出来了。在延安可以随意谈论“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东北就成了问题，“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

其实，这样说的也不一定不那样想——世上有些话，原本是只能烂在肚子里的。

七七事变爆发，固然使已经抗战六年的东北共产党人愤怒，同时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战斗热情益发高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官兵心头振奋不已，小日本子作死，这下子算是活到头了。又着急，苏联红军怎么还没打过来呀？

就像流亡东北的朝鲜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样，如果日本再进攻苏联，日苏战争爆发，那就更加国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灭了，这不是一种挺正常的心理吗？

可在有的人的意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使苏联不受到伤害，怎么能希望日苏开战，把祸水引向“阶级祖国”呀？

方未艾老人说，1934年他在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时，认识个姓王的南方人，“中东路事件”期间，曾为苏联红军搞过东北军的情报。这个人说，作为党员，他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可作为中国人，他心里实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杀。

1934年初，由7军前身饶河工农义勇队改编的东北国民救国军1旅特务营，在攻打虎林县虎头镇时，营长金文亨和2连长朴英根负重伤。立即套上马爬犁，越过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将两人送到对岸的伊曼城，请苏联医生救治。

那时管越境去苏联叫“过苏联”，这是边境居民“背背”背出来的语言。义勇军抗战失败后，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过苏联”了，然后转道从新疆回国。对于这个除了自己的祖国外，应该是最熟悉的国度，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们知道苏联是日本的敌人。而从游击队到抗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过苏联”，则是奔“阶级祖国”去的。

不知道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的苏式飞机、大炮，是不是要钱的，而且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里，那也是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近水楼台应该先得月的东北抗联，苏联是否援助了什么武器装备？笔者看到的资料从无提及，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有。而从游击队始，凡是“过苏联”的武装人员，越境后一律缴械，能回来的一般会发还武器。“诺门罕事件”后，还会配发几枚日式手榴弹。抗联退到苏联后，派回国内为苏联执行侦察任务的小部队，还装备了电台。这算是援助武器装备了？

周保中、赵一曼、陈荣久、李延平等人，都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抗联陆续派往苏联学习的官兵，无论毕业后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里，苏联党都为中国党和军队培养了许多人才。而因地理关系受益最大的，是与“阶级祖国”一江之隔的7军。从军长到士兵，重伤重病，就“过江东”。7军人数不算多，幸存者在2路军中却是多的，这也是个因素。

苏联对抗联的帮助、支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应该说还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说，抗联打鬼子，那是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宁死不当亡国奴。但是，有了苏联就不一样了。都是共产党，信一个主义，苏联一定会帮助咱们，苏联又那么强大，一定能打败小日本。在支撑抗联抗战到底的理想、信念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队和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跟咱们的区别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这一层，容易动摇。

王钧老人说，1939年夏天后打的大仗、小仗，口号就是支援诺门罕。我们打讷河县城，一个重要原因是车站上堆积许多军用物资，都是运往诺门罕前线的。当时那边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联每消灭一个鬼子，就少一个魔鬼进关，对苏联的意义也是一样。——虽然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而是将其精锐南下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变56天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声明不干涉满洲问题。

12月31日，李维诺夫向为就任外相正在归国途中的日本驻法国大使芳泽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10月14日，苏联允许日军在中东路苏联管辖段进行军运。

1935年3月14日，“满洲国”在海参崴和伯力设立“领事馆”。

3月23日，正式签订关于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价格，获得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上队、没上队的，在乡下种地、打仗，哪知道这些事呀，上级领导可能知道，起码满洲省委应该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对于李维诺夫那个主动示好的提议，日本把苏联晾了10个多月，才轻慢地予以拒绝。1937年初，苏联再次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绝了。而早在1933年末，关东军即开始拟定《对苏作战纲领》，1938年又制定了《八号作战计划方案》。设想1943年对苏开战的计划方案，分为甲、乙两案。甲案是在东部东宁、虎林一线正面发起总攻，北部黑河一线正面同时采取攻势，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占领苏联滨海地区。乙案则是东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尔一线正面，歼灭后贝加尔湖苏军主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重要地区。1941年6月开始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是旨在北进苏联的一次集结、预演。

东边日本虎视眈眈，西边德国蠢蠢欲动，苏联必须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九一八”事变后，各国程度不同的都在调整对日、对华政策，苏联在远东采取的是当时被称做“和平外交”的退缩策略。但它并不是一味退缩、忍让，而是明了什么时候该伸出去握手，什么时候就得抡起拳头。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之战，苏联红军将关东军胖揍一顿，然后再安抚一番。像优待俘虏，帮助寻找鬼子的尸体，连空袭苏军后方机场被打死的飞行员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够煞费苦心了。

而抗联官兵几乎只能在切身经历的痛苦中，感受到这种微妙的苏日关系。

李文彬率部起义，被编为5军警卫旅，当时最危急也最棘手的，是200多随军家眷无法安置。敌人一心要灭了这支新军，如果家眷被追杀，遭遇不测，后果可想而知。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写信，认为“最完全办法”是送去苏联，苏联不接收，就“硬送”。周保中先后给赵尚志、张寿篯、冯治刚写信，寻求帮助。正值三江“特别大讨伐”，敌人到处攻逼、归屯，3军、6后方也一样吃紧，柴世荣等人只能徒呼：“警卫旅的家眷呵！家眷呵！”

1938年初3军、6军过界的500骑兵，像当初过界的义勇军一样，被苏联送去新疆了。日伪曾要求将过界的义勇军引渡给“满洲国”，被苏联拒绝了。

关于苏联与抗联的关系，对苏日关系而言，应该是个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日伪与苏联在这方面有无交涉，如何交涉的，结果如何，笔者没有见到有关资料。而从历史的实践看，苏联是既想帮助抗联，又不能刺激日本，破坏东方的“和平外交”。这就需要寻求、把握一个“度”，而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像把过界的义勇军、抗联送去新疆，似乎真的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对双方都有所交代了，实际有利的当然是日本。

有老人说，对抗联来说，最有利的是在苏联建密营，特别是我们被逼进山林之后，光给提供个场地也行。咱们把后勤人员、伤员、老弱病残都弄那边去，战斗部队在这边利手利脚地打仗，游击几个月、半年，过去休整一段时间。这样苏联当然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你是“阶级祖国”呀！

苏联拒绝抗联的老弱病残“过苏联”，大约始于1936年。像柴世荣等人说的“硬送”，前面说过，根本行不通。因为这是苏联的既定政策，你硬不过人家。

1939年“诺门罕事件”后，苏联的政策、态度变化了——连赵尚志、戴鸿宾、祁致中都从“笆篱子”放出来，重返战场了。

<h3>两次伯力会议</h3>

1939年夏，根据金策的指示，冯仲云派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过界，谋求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时探询赵尚志的下落。此时诺门罕战事正酣，远东军对抗联热情起来。9月冯仲云首先越境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11月周保中也到了。

3路军西征到西荒后，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系就断了。满洲省委撤销后群龙无首，王明、康生回国后各自为战，各省委、路军之间的协调、配合，一直是各方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北满与吉东之间，从地域到历史，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而在1938年后的严峻局势下，东北党和抗联也迫切需要研讨、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地统一动作。

作为北满省委代表，冯仲云赴苏是希望得到苏联协助，在其境内召开一次北满、吉东两个省委的联席会议——即第一次伯力会议。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1940年1月24日开始，以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三人讨论会”形式进行。根据苏方意见，由周保中主持。第一阶段历时12天，通过3个重要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研究抗联与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及军队之间的关系问题。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依然是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苏方是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军代理司令那尔马西，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以及伯力、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一、在不干涉中共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和远东军对东北抗联的临时指导与援助关系；二、指定王新林为苏方联络员，同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保持经常性联系；三、抗联部队在对日作战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以接纳并提供便利。

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第二阶段会议的结果，堪称意外收获。而这一切皆在于苏联政策的转变。

苏联跟日本在诺门罕大打出手，已经撕破脸皮了。

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中说：

在今年十二月将要召集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来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在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要达到此地，同时将你们所选择的干部（指到苏联参加军政训练的人员——笔者）一块带来，现军事指挥和政治委员无有机会来时，那末则派其代理人来参加此会。

第二次伯力会议，一是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二是会前与苏方发生争论。

关于这次会议，苏联方面大体有四点想法：一是东北抗联按目前的游击方式难以持续下去，承受不起这种惨重损失；二是日寇对抗联和人民群众的封锁隔离政策，使抗联缺乏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抗联屡受挫折的原因，目前还看不出有何转机；三是由一名苏联人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北满、吉东、南满的中共党领导机构，应从抗日武装队伍中分离出来；四是抗联部队应以小型、分散的游击战进行斗争，以广泛收集敌军情报为主，为最终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做长期准备。

分歧就出在第三点上。

参加会议的共11人，南满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东为周保中、柴世荣、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满是金策、张寿篯、冯仲云。苏联方面可能估计到会有不同意见，会前分别与这些人交谈。据说，多数人没有直接表态。事关重大，从前线回来的人，一时也真难道是否，而且这是“阶级祖国”的意见呀。

以周保中为首的，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人认为，中共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则，东北抗联只能是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联军。由苏联同志担任抗联总司令，将会是苏联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不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兄弟党互相关系准则。如果这样做，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在东北境内出现的就不是中共党领导的抗联了。

周保中也与抗联各领导人谈话，争取支持。12月20日，以周保中、张寿篯两人的名义，向王新林递交一份郑重声明，大意如下：原来会议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将参加会议，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应由中共中央代表研究决定。现在既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我们只能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原则精神，这些问题也只有我们东北党组织讨论，加以批准才行。因为，第一，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形势如何，都是中共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游击运动，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第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接受你的直接领导，这是属于临时的特殊状态。第三，东北抗日游击队与苏联远东红军间的关系问题，中共东北党组织需要依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一贯精神，做出自己的规定。因此，要求王新林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对这次会议的性质、任务及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由东北党和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先召开一次预备会议，集中讨论东北的全部问题。

从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东北党和抗联11人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形成下述议案：一、此次会议的性质，是“满洲全党代表会”。二、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的决定。三、为实现满洲党的统一集中领导，由各省代表选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委员候选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临委机关暂设伯力，另请一位联共同志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四、派遣代表建立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经中央批准，要求国民政府将东北抗联编入全国抗战军队系统之内，求得经济物品之补充。五、关于军队问题，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张寿篯，政委魏拯民。

上述议案，须待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面曾引用过的《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说：

最近东北游击运动已经临到败退和解体的危机，我们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当实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后与敌人拼斗，这是须要立待解决的问题。

抗联究竟何去何从？难说其他领导人何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周保中的这段话则是个明晰的信号——已经到了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后3个月，《周保中赵尚志给×××（原文如此，应为“王新林”——笔者）的报告信》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民族解放斗争而经过牺牲流血的代价的（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处在全中国长期抗战将要进入反攻的第二阶段，而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的孤立现状并未消除，并且被敌人压逼到极端缩小和极端困难的地步。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求得直接解决，因此我们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想派遣主要干部担负全权代表，经过您方面给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们的代表经过伊尔库茨克转到入中国新疆省，向陕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无论用国际普遍交通旅行的办法或特殊办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办法，只要把我们的代表遣送到中国去就行，这个问题请你用电报通知我们。又我们在您处的时候，请求您代转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庆新华日报的信，已经交到了是没有交到，请您答复。

此类文字，在许多文件中都能见到。

在关于召开第二次伯力会议的“指令”中，王新林说将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翘首以盼的与会人员陆续到了，却没有。直到12月16日，苏联方面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来了。

是这期间有何变故不能来了，还是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不就在莫斯科吗？苏联可以把抗联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让东北党和抗联的全权代表经苏联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吗？还用周保中指点吗？况且苏联在延安驻有观察组，电报联系、转达，不是更方便吗？

有人认为，苏联是想把抗联这支武装掌握在自己手里。

<h3>金策不想“过苏联”</h3>

蒋泽民老人说：

1936年冬，2军让我和黄延恩去苏联学习。他也是个战士，皮鞋工人出身，离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长。还有3个人，一个是东满特委巡视员钟子云，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另两个是朝鲜族人，一个是向导，那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去苏联干什么，半道上冻死了。

从珲春过界。走了一个多月，白天睡觉晚上走。带些大麦，用木棒在冰上砸了，让风吹吹，用鬼子那种猪腰子饭盒炒了吃。站大山上看，向导说那边就是苏联了，怎么走也走不到，雪深，没路。边境上有鬼子巡逻队，我们趴雪地里看他们过去了，就往那边走。先听到狗叫，苏联边防军赶着爬犁过来了，我们就都瘫倒了。那爬犁膝盖来高，怎么爬也爬不上去。冻啊饿啊累啊，那人一点儿“囊劲儿”（微弱的力气）也没有了。

把我们送去海参崴。临走给块半个锅盖大的面包，比划着让我们吃一天，叫我们一会儿就造光了，才弄个半饱。进屋有床，还有毛毯，觉得挺好，一看窗户安的铁栅栏，是监狱。两个苏联犯人，一个睡大觉的是喝醉了倒在大街上，一个坐那哭的是打老婆了，都给弄来了。关了一个来月，共产国际说这是我们的人，立刻接去宾馆，洗个澡，换上西服皮鞋皮帽，还有呢子大衣。然后吃饭，有酒有肉，好吃好喝。第二天，每人又给个皮箱，也没什么装的呀，就提着空箱子上火车，后来拎去延安了。

1940年夏“过苏联”的李敏老人，说：

陈绍宾、白厚福领着我们几十个人，过松花江奔宝泉岭，准备进入小兴安岭。刚过江敌人就上来了，打到天黑突围后，继续往西走。到处都有敌人，几乎天天打仗。这天晚上看前面亮晶晶的，这不是水吗？又转回松花江了？杜指导员说这是黑龙江，对面就是苏联。那边就是苏联？我眼前一亮，就使劲朝对岸望呀望。从小就唱《列宁诞生歌》，觉得苏联是那么神秘、神圣、美好，羡慕极了。现在，一江之隔，就恨不能长翅膀飞过去看看。

迷迷糊糊睡着了，让柳明玉推醒了，准备战斗。我刚抓起枪，就见江面上模模糊糊过来一只大船，有人喊快快快，上船。天麻麻亮了，敌人朝我们开枪打炮，船打漏了，陆永久他们用被子堵，被子没了用人堵。船过江心了，敌人不打了，再打就打到苏联了，引发国际事件了。也不用打了，那船要沉了。这工夫从对面冲过来一只苏联炮艇，还有几只木船，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船上上。有人落水了，会水的下去救，苏联红军也帮着救人。

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惊魂未定，苏联红军把我们的枪都拿走了。我们也没在意。“阶级祖国”一家人了，寻思这是帮咱们收起来了呗。上岸了，让我们排队，拿枪看着我们，把我们关进个大空房子里，门口站着哨兵，还有几只大狼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这不是把我们当俘虏了吗？

后来明白，“过苏联”后，必须审查、核实你的身份。我是第一个被带去讯问的。顺序是先战士，后军官，战士中又先问女的，女的中又先问年纪最小的——小孩说真话呀。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红地板擦得亮晶晶的，一个上尉军官，翻译是个混血儿。问我姓名、年纪，读过几年书，家住何处，父母姓名，兄弟姐妹几个，都干什么。再问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任过什么职务，你的长官都是谁，在什么地方打过仗，谁领你们打的。

3天后又问过一次，看你前后讲的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后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如果让你去学习，穿漂亮衣服，你愿不愿意？我不知道那是让我去当特务。我说我想回去。政治教育讲苏联多么好，唱歌也唱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回过来就被关起来，像对待犯人似的。期望值过高，一下子心就有点儿凉，再说语言也不通，还是回去打鬼子吧。

过界后就被解除武装，哪有共产党缴共产党的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呀？开头跟苏军讲理，后来有经验了，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自动把枪架在地上，随身携带的东西也交其保管。接下来要洗个澡，把爬满虱子的破烂衣服烧了，换上苏军士兵的旧衣服。然后关在当地驻军或集体农庄的空房子里，有的送进监狱，接受审查。审查时间不等，一般在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也有几个月的。

苏联对过境人员的审查是相当慎重的，唯恐里面混有日本间谍。像第二次伯力会议，2路军、3路军的人都到了，唯独不见1路军的人。有人在珲春对面一边防哨所墙上，见到“金日成到此”五个字，赶紧报告，金日成等人才得以参加会议。

审查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适合做情报工作，本人又同意，就派去搞武装侦察，或其他秘密工作——留待后叙。

胡真一老人说，西征前整顿部队，老弱病残，女同志怀孕的，有吃奶孩子的，大都留下了。“过苏联”前留下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像军部副官刘炮，一身好武艺，还有一身病，胃疼腰腿病，都挺重，又五十多岁的人了。抗联胃疼腰腿疼的太多了，轻重而已。再就是“跑毛子”，家里叫“老毛子”祸害过的人，对苏联印象不好，教育多少年也没教育过来，不想去苏联，也留下了。西征前留下的还在队伍里，这回就是离队了。有家不能回的，投亲靠友也不行的，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抗战多少年，有功之臣，给点钱，或是什么东西。那时也没多少钱和什么东西了。

老人们都说，“过苏联”后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3路军在朝阳山办教导队，规定学员上课时，也要枪不离身。这回住上房子了，吃上热汤热饭了，就有一种回归人世的感觉。刚过界那人都像饿死鬼似的，怕把胃吃坏了，每人每天400克面包，像陆永久那样的大肚汉，两口就没了，那也算是过上人的日子了。一到晚上，可就折腾开了。听到点什么动静，一些人一扑棱爬起来，伸手就去抓枪，有的还来个就地十八滚。大通铺，人挨人，也滚不动呀。有人滚地下了，一瞅，怎么没“打火堆”呀？再一想，噢，“过苏联”了。

再一个印象很深，也挺鼓舞士气的，凡是送过界的伤员，一般都死不了、残不了。

王明贵老人在回忆录《再次西征》中写道：

这是密营给伤病员腾出来的房子，里面暗得很。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裹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茄紫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散着头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叙说着遭遇。

陈雷老人说，库楚河之战后，我们3支队从黑龙江过界，轻伤员留在一个小镇医院，我们3个重的用汽车送到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再坐火车到了伯力的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我是右腕受伤，子弹打在脉管处，肿得有小腿粗。入院第一件事，把人脱个溜光，除了眉毛外的毛发都剃光，再给你洗个澡。抗联医生做手术，没麻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还没动刀呢，不也跟杀猪“秃噜”（刮、刮掉）毛一样吗？伤在手腕，用得着这样大动干戈吗？最受不了的是女护士，干这些像刷锅洗碗似的，咱哪见过这种阵势呀？动手术的是个少校医官，取出弹头，说给你留作纪念吧。我一直挺在意地收留着这颗弹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不知弄哪去了。

1940年3月22日，《于天放关于到达金策处给张寿篯、周保中的信》中说：

由于天放口述及信件的说明，指挥部派天放接替的意旨，金策已洞悉一切了。他表示为了满洲工作的重要性，决不来××（原文如此，为“苏联”——笔者）地，况且身体健康业已恢复，每日能走六七十里，勿需来××地疗治。天放与他郑重地讨论的结果，金策决留东北，进行工作，天放站在工作利益和同志健康无虑的立场上，完全同意金策同志的正确主张。

同年9月15日，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金策意见书——关于第三路军行动和东北党组织统一领导问题》中，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紧紧掌握现有武装力量，保存、发展力量，在游击战争中吸收所有反日武装，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以备最后决战。二是集中精神积极开辟地方工作，使民众斗争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只要是反日的党派、阶级、宗教都联合起来，以备争取局部的或几个地方的武装起义。三是“支持与巩固现有后方据点，并建立新的后方据点，以备长期抗战等等”。

此时已经牺牲的杨靖宇，是不主张“过苏联”的。1路军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了程斌等人的叛变，究其根本还在于“遍地的‘集团部落’”。2路军在吉东处境日益艰难，原因也是如此。北满联军主力不得不西征，也是同样的原因。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在介绍5军“部队状况”时，说：“该部队仍然是党有利的斗争基础，工作活动的骨干部队，党员占50%以上，战斗员完全是三年以上的老队员。”就是说，5军已经3年未能补充新队员了。

有人认为，如果抗联不撤退到苏联，最后可能没了。

1路军、2路军可能是这样，3路军应该有所不同。

经过两年来的斗争，敌人虽在西荒加强了统治力度，比起南满、吉东还是闲散些。而且，西荒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些地区仍未建起“集团部落”。在《金策意见书》中，他就提出“避开旧区”，“突开新区”，“利用今年青纱帐远征到景星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了。

3路军在西荒也牺牲了许多高级干部，像许亨植、冯治刚、张兰生等等。所属各支队伤亡也很大，一仗伤亡几十人也不鲜见。但是，因为可以接近群众，队员就可以补充，而不至于越打越少，直到打光。自然，衣食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在同时期的文件中，1路军、2路军多的是“生存”、“保存”，3路军则是“保存”，还有“发展”。

一个最明显而简单的事实是，1939年后，1路军、2路军再未打过县城，3路军在西荒攻破3座。

还有，同时期南满、吉东的地方党，或者上队了，或者难以开展工作了，北满却在讷河、肇州建立工委、县委，并给予游击运动强有力的支援。

有老人说，金策是深谋远虑的有主见之人，并非脑瓜一热就我不走了，与东北共存亡了。

又说，南满、吉东的斗争环境太残酷，1路军、2路军“过苏联”是对的，为党、为抗战、为后来的解放战争保存了实力。但是，北满的情况不一样，冯仲云，还有一些人，都认为3路军在西荒可以坚持。1路军、2路军、3路军西征，都有留守部队，既要开辟新区，又不放弃旧区，为什么“过苏联”就得一刀齐呢？

还说，金策是北满省委书记，应该说他的岗位就在北满。他留在北满，这本身不就是一种象征，让老百姓看到点光亮吗？都“过苏联”了，算怎么的？

金策一行10人，是1943年10月底（或11月初），从凤山县东北岔踏上“过苏联”之旅，到达黑龙江边已是1944年了。

1939年10月21日，《金策给高吉良、徐泽民等的信》中，在传达了北满省委和总指挥对12支队的指示后，一向沉稳、持重、不动声色的“老金策”，突然写道：

三路军万岁！北满党万岁！

十六、“过苏联” 第五十四章 抗联教导旅

<h3>苏式军训</h3>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的教导旅，其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军步兵独立第88特别旅”，对外番号是8461步兵特别旅。苏军为区别东欧一些国家在苏联组建的国际旅，又称其为中国旅，或中国特别旅。

据说，成立教导旅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原报方案是教导团，斯大林认为一个团的供应标准太低，改为旅。

教导旅1500人，其中抗联人员643人，共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每个步兵营有两个连，单号为中国连，双号为苏联连，每连3个排。苏联连即由苏联人（多为远东少数民族）组成的连队，无线电营则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

旅长周保中，政委（后改为政治副旅长）张寿篯，副旅长、参谋长为苏联人，副参谋长崔石泉（并任旅党委书记）。4个步兵营和中国连的军政主官都是抗联人员，副职为苏联军官。1营营长金日成、政委（后改为政治副营长，下同）安吉，2营营长王效明、政委姜信泰，3营营长许亨植（后为王明贵）、政委金策，4营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委季青（后为姜健）。无线电营多为苏联军官。旅长、政委军衔少校（后周保中晋升中校），副参谋长和营长、政委为大尉，连一级为上尉，排长为中尉或少尉。

旅司令部设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冯仲云为政治部新闻科长，陈雷为政治部秘书，宋明为组织干事。除政治部有少量抗联人员外，其余各部都是苏联军官。

官兵均着苏军服装，武器为苏军步兵配备，每排轻机枪一挺，每班冲锋枪两支，其余为步枪。

周保中在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八时由王新林同志导引余与寿篯、金日成前往远东红军司令部谒见总司令A（阿巴纳申科大将——笔者），参谋长h，谈话约四十分钟。

A总司令同志有以下指示：

A.中国旅之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乎养成中国东北各省之民族革命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大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中国东北各省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旅的建立，必须加速训练，完成任何时期的战斗准备。

Б.对于旅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养成，不但领会战略战术与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现代各种兵器技术技能。

B.构成战斗的神筋系的通信联络，必须特别注意，因此旅应培养数目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复次，总司令同志说：旅的全员应是将来东北建大军之基干。希望努力完成此项任务。

1940年底后，陆续过境的抗联部队，相继建立两个被抗联称之为“野营”的驻屯所。在伯力附近的称为北野营（又称A野营），在双城子附近的称南野营（又称B野营）。先建营房，然后训练。教导旅成立前，南野营人员搬来北野营，也是先扩建营房，然后集中精力训练。

盖房子，搞营区建设，大多数官兵都不陌生。论打游击战，一些老人颇瞧不起日本关东军，眼下那些和他们穿着同样军装的苏联战友，也赶不上这些换皮没换瓤的中国同志。他们中许多人是神枪手，身上的伤疤见证着他们的经历。而那些迈着整齐的齐步、正步的苏联军人，有几多见过敌人长得什么样儿？

可现在，被苏军称为“游击队”的抗联，毫无疑问是正规军了。

每天6点钟（星期天为7点）起床，23点40分熄灯，其间依次为朝操、盥漱、早餐、新闻（读报）、上课（军训，从8点40分至14点40分）、午饭、休息、劳动、群众政治工作、晚饭、自习、点名，一切都是定点定时的。

这是在野营。教导旅成立后就更正规了，一切都是苏军的节奏、步调，按照步兵训练大纲进行。

队列训练，主要为原地各种转法和行进间队形变换。实弹射击，100米卧射，200米跪射，150米全身靶行进射，冲锋枪点射、连射等。刺杀训练，苏军轻重武器火力都比日军强，而日军强调“白兵主义”，三八大盖的设计也体现着这一点，所以苏军也有针对性地予以侧重。投弹训练，要求远而准，30米为合格，中国连一般都在40米以上。游泳训练，教导旅驻地离黑龙江很近，就武装泅渡黑龙江，上岸后占领阵地，实弹射击，发起攻击。东北江河很多，那时水又大，抗联夏日游击，过江过河的，叫大水冲走了，会游泳的就活下来，不会游的就淹死了。至于滑雪训练，就不用说了，更是抓住东北战场的特点了。

还有个让大家感到新奇而又刺激的课目，跳伞训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最早的空降兵，应该说是在教导旅诞生的。

每年冬季，教导旅还组织一次为时两周的拉练。这是一支滑雪兵，滑行到100公里外的荒野、山林，途中训练战斗行军队形编组，行军警戒的派出、搜索，以及遭遇战等等。搭帐篷宿营后组织警戒，对其他连队驻地进行侦察、偷袭、骚扰。还进行耐寒训练。当然不是抗联那种破衣烂衫的“打火堆”，而是全副耐寒装备的雪地生存、作战训练。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那人见面问声“吃了吗”，也不一定是问吃饭了没有，许多时候就是打个招呼，你总不能说“穿了”吧？参加抗联后也是一样，慢慢地，见了团长会叫声“团长”。这回没团长了，见到上级要敬礼，忘了要受批评、被罚站，就觉得不习惯。记得我刚上队时，也搞过队列训练，练着练着敌人来了。敌人没来，练着练着一些人烦了，说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那练什么有用啊？练射击。练这个是真有用，战场上一枪一个，那多直接、痛快呀。那教官也七长八短、千奇百怪。像山林队出身的，那枪打得真准，大家也真服气，可有的为了出手快，把匣子枪的准星锯掉了，你说能教出什么样的射手？扔下锄头拿起枪，班长、排长、连长告诉你几句，对了错了的，你就在实战中悟去吧。抗联培养许多游击战人才，游击战与正规战有许多不同，但军事技术应该是正规的。许多人不说身经百战，也是大小几十仗了，这回像个新兵似的从立正、稍息练起。

张瑞麟、李桂林老人说，我们是1944年初“过苏联”的，教导旅正在进行滑雪训练，把我们看傻眼了。这东西不吃粮、不吃草，穿上“像箭打似的”（形容速度快），太好了。那时军事训练占70%，还有政治教育、文化学习，你说这下子把我们落下多远吧。好在这时不光苏联教官，就是一般战士都能给我们当老师了。

李敏老人说，教导旅有60多女兵，头一年让我当护士。其实正儿八经的都是苏联护士，咱就是学习，多干些粗活。第二年调到无线电营学报务。人力跑交通，几天、十几天、个把月，甚至几个月跑一趟，这回几分钟就联系上了，那能不认真学吗？李兆麟讲艺不压身，多学几手，回国有用。学跳伞，选的都是身强力壮的，说我不合格，我去找李兆麟，他说你以工作人员名义跳。去伯力郊区飞行学校，先学一星期地面动作，然后联系从跳伞塔跳伞，半个月后就坐飞机上天了。我从小就爱跟男孩子玩打仗，哥哥参军后就盼着当兵，没想到这兵当到苏联来了，还上天了。飞机轰轰响，2000来米高吧，教官一挥手下去一个，像下饺子、扔土豆似的。刚下去头朝下，伞一开就正过来了。手抓伞绳，风在耳边呼呼响，山河大地越来越近。脚一着地，身上那汗像雨点子似的哗地摔到地上，紧张呀，高兴呀。有的风大，被伞拖着跑出好远才能站住。有时被伞盖住，拱半天才能拱出来。安全着地，就算合格了。

<h3>境内境外</h3>

1938年底，3路军1支队松门山战斗失利后，张光迪、陈雷率队“过苏联”，被安顿在海兰泡城外一座兵营。半个月后，一个会说汉话的苏联军官来找陈雷，说让他去学习一段时间。部队怎么办呀？那军官说由支队长带着，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陈雷第一次“过苏联”，对苏联充满了神秘、神圣感。

一个穿便装的苏联人，陪陈雷坐火车到伯力。一个穿便装的小老头，后来得知是苏军少校，把陈雷接到黑龙江边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进一楼左拐3室1厨的男主人舒里科，是个铁路上尉（当时苏联铁路职工佩戴军衔），女主人叫娜嘉。临街的一面是个套间，外间为客厅，里间是卧室。陈雷就住在这里。小老头少校天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给他做饭，对他都很诚恳、热情。

后来，抗联管这种住进抗联人员的苏联人家，叫“工作房子”。赵尚志1941年秋回国前，就在伯力住这种“工作房子”。

想想“过苏联”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上一章说过，苏联审查、核实过界人员的过程，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合适，本人也同意，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

苏军在远东有两个情报系统，远东军系统和远东边防军系统，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和任务，共同点是大量调用抗联过境人员。有的派回东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侦察——像让陈雷做的应该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后者。

苏联在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同时，知道日苏迟早必有一战，就需要获取关东军的情报。由于种族的关系，派苏联人到中国搞情报多有不便，不断过界的抗联人员就成了最佳人选，特别是武装侦察。

其实，奉命去苏联学习、开会的人员，在过界被审查时已经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尽管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至于派遣武装侦察，应在1938年初3军、6军500骑兵过界被遣送新疆之后。像3军4师32团团长李铭顺，1939年1月后长期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屡屡出色完成任务。而派秘密工作人员则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参崴列宁学院毕业，秋天即被派回东北。

抗联以搜集日军情报为主，既坚持了抗战，又保存了实力，还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提供了战略情报，应该说是双赢的。问题在于苏军的一些行为、方式、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彭施鲁老人说，教导旅成立前，苏联军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发现人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赶紧报告。野营实行双重领导，苏联人是主任，他就认为可以指示一切。报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儿，有的他们也不知道。季青指示南野营，不经抗联领导批准，谁也不能调人。双城子驻军再调人被拒绝，苏联军官很恼火，说季青情绪不对，有沙文主义色彩。后来跟王新林商定，调人必须由周保中书面通知野营党委，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还有，老人说，除了从野营调人外，苏军还直接控制着一些人。野营成立前后陆续过界的一些人，特别是零散人员，有的送去集体农庄劳动，有的经过训练，派回国内搞侦察，咱们不知道。那时一支部队没了音信，就想是不是打散了，人都牺牲了、失踪了，后来也想是不是“过苏联”了？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大肆宣传，周保中半年左右才知道，我们下边的知道得就更晚了。抗联消息太闭塞，苏军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人也不知道成立野营了，后来回国侦察碰一块了才知道。周保中向王新林要人，开头好像要回来一些，很少。后来掌握的名单越来越多，再要，远东军就不置可否了。

王云庆老人说，我1939年冬“过苏联”，说我是小孩，送去伯力孤儿院，半年后到农场劳动，学开拖拉机。我记性好，学得快，那个乌克兰师傅可喜欢我了。每天墙上贴个表，昨天你干多少活，一个定额11个卢布，给你10.6卢布，那0.4用于社会福利。开头看不懂，去商店买东西也说不明白，苏联人帮你。苏联人挺文明，可解放东北的一些苏联红军，就没法提了。那个农场有20多个中国人，都是富人，因为男的女的都是光棍儿，自己挣钱自己花。苏德战争爆发后，动员我们加入苏联籍。我们大伙商量，说不行，那就回不了家了。

野营派回国内的第一支小部队，是金日成率领的，主要是寻找魏拯民。杨靖宇、魏拯民牺牲后，1路军就是金日成负责了。

之后，小部队就陆陆续续进出国境内外，1942年仅南野营就派出11支。每支5至10人，进出一次为3个月左右，也有半年以上的，主要是完成苏军交给的侦察任务。战斗、牺牲是免不了的，还经常主动袭击、骚扰敌人。本书前面写过的战斗，有的就是这期间发生的。红地盘东宁县二道沟，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舍生忘死支援的抗联，后期都是回国的小部队。据1943年1月不完全统计，南野营牺牲近30人，被俘5人。

1942年12月，陈雷带6个人回国侦察。全套日军装束，携带步枪、手枪、手榴弹和电台。每支小部队都携带电台，有1名电报员，译电密码由队长亲自掌握。吃的是和了糖的炒面，每人两盒肉罐头，一袋熟土豆干。每人还带几盒固体油脂燃料，还有日本的猪腰子饭盒，以及茶缸、勺子什么的。

陈雷老人说，这次任务很简单，去侦察北黑铁路每天的运行情况。一个苏军上尉把我们送到黑龙江边，对面是奇克县东逊河口。一夜急行军，迅速脱离国境地带，然后在山里走了10来天，到达辰清。辰清是北黑线上的一个车站，北面是孙吴，南面是北安。这一带森林茂密，我们在山上选了个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方，我用望远镜观察，派两个战士抵近观察。一天24小时，往来车辆的时间、车种和运送敌人、物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隔几天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一次。当然还得注意周围敌情，随时准备战斗。

东满、吉东、北满的铁路、公路，除运输情况外，公路、桥梁的质量、宽窄度，都要搞清楚。在建的铁路、公路，起止点，沿途经过什么地方，已经完工、正在修筑和计划实施的，何时通车，道路幅宽，路基状况，路石种类，多少工人做工，谁家公司承包，要求详细、具体，重要地段、桥梁、隧道还要拍照。敌人驻军、军事设施、通讯设施、军需仓库、机场等等，自然都是重点目标。当时东北许多县都有机场，东宁县有几个，都要一一侦察，有的还要反复侦察，绘图拍照。

关东军沿着中朝、中苏、中蒙边境，修筑了17个被其称做“筑垒地域”的要塞群，成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一道屏障，抗联小部队不断进出其间。1路军2方面军连长吕英俊，1941年3月后，曾和战友7次侦察东宁县的要塞群。待巡逻队过去后，首先爬过铁丝网，越过一人多深的反坦克壕，然后又是几道挂着罐头盒子的铁丝网，进入交通壕，接近要塞。能拍照拍照，不能拍照绘图，把碉堡、洞口的位置，设置在洞口、有轨道可进出洞道的大炮的口径，钢筋水泥洞道的洞口的长宽，记录下来。有时还要砸下块水泥块子带回去。

无论十四年抗战，还是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东北抗联都尽其所能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3年夏秋之交，教导旅4营营长柴世荣，被内务部逮捕。

1944年，4营政治副营长、当年在5军也跟柴世荣搭档的季青，也被秘密逮捕。

据说，季青的罪名，是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时，私藏了一部电台。电台坏了，或是电池用光了，又断粮了，背不动，找个地方插起来，这种情况别的小部队也有。据说，季青被关押期间曾经跑过一次，又被抓了回去。他1955年才得以回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审查在苏联搞了些什么“修正主义”。

据说，柴世荣被认为是回国搞侦察“过苏联”时，带过去个“日本特务”。

小部队回国侦察，人熟地熟，免不了通过熟人了解敌情。柴世荣有个救国军时期的部下，是穆棱人，知道些东宁、虎林要塞群的情况，柴世荣找过他。据说，这个人也被内务部认为是日本特务。远东军严防死守，唯恐我中有敌。那内务部是干什么的？苏联元帅、原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是怎么死的？

布留赫尔恢复了名誉，季青也理所当然地平反了，但是柴世荣好像用不着——前面已经说过了。

本书有许多难解之谜——敬请有关专家和知情人指教。

<h3>抗联没留下一支建制部队</h3>

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达成对日作战的秘密协定，苏联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后3个月对日作战。

1939年8月23日，诺门罕战事正酣，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1945年4月5日，苏军即将发起柏林战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宣布，《苏日中立条约》由于日方破坏已经失效，也不再延期。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东方战线，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反攻。

1945年，抗联教导旅官兵听到听不到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更是让周身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激动与亢奋。

6月，教导旅伙食标准提高，黄油、香烟、糖的供应增加，中级军官原来要交1/4的薪金为伙食费，这回全免。这是实行战争期间二线部队的伙食标准，意味着远东已被确定为新的战场了。接着，教导旅又来了一些从苏德战场上下来的军官，抗联官兵和苏联军人对这些军人格外敬慕，听他们讲课也格外来劲。

从7月开始，派往东北的小部队越来越多，近300人被空降到20多个地区，准备配合苏军先遣部队作战。尚在伯力教导旅的官兵，则在烈日下，或雨中加紧训练。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9日，延安新华通讯社广播毛泽东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同一天和此前的6日，美军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叫做“小男孩”、“胖子”的两颗原子弹。

“诺门罕事件”发生时，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在地图上找不到诺门罕。

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计划，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止步于诺门罕之战，但这场战事肯定起了作用。如果苏军也像“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军那样，关东军应该毫无疑义地北进了。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关东军的特别大演习》中说，“对苏行使武力已决定采取等待时机成熟的方针”，“大致使用22个师团的攻势方案”，“一般来说，是以苏联在远东全部战力减少一半，作为发动武力的条件”。“以上形势是否出现，抑或陷入持久战，至8月中将可作出判断”。“出乎预料，远东苏军西调的动向并不明显”。

而且，它肯定会想到，攻入苏联即便不被赶出来，也会像陷在中国战场那样，难以自拔。

“关特演”5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关东军即开始调出。1945年8月苏联出兵时，关东军在东北虽然还有22个师团、11个旅团，可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时的鬼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前面好像说过，同为刚入伍的二等兵，老的老，小的小，老的给小的当爹绰绰有余，那战斗力自然可想而知了。

无论小日本多么强大，它也是个小日本。

1944年后，关东军设想苏日开战后，放弃3/4以上的东北，在长（春）图（们）线以南、（大）连长（春）线以东、以中朝边境为底边的扁平三角形地区，利用山地进行持久战。这时通观周边敌人，它最担心苏联在西线脱身后加入东方战线，因为它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外力了，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对手。于是，就频频示好，希望能够延长《日苏中立条约》。

这回轮到日本鬼子了。

原来预想中的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依照此前欧亚战场的综合情况分析，应在一年左右，快也得半年。结果是8日宣战，日本政府10日发出乞降照会，15日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突然到来的胜利，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6月2日，在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帮助下，抗联教导旅制定了反攻东北的五条方针。一是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党和抗联在中共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反攻东北；二是扩编抗联6万至10万人，准备长期抗战；三是发展全民族统一战线，恢复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四是恢复东北党委会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地方抗日斗争；五是东北党要迅速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苏军对日作战部署，主攻战区为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东线远东第2方面军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攻，第1方面军在与朝鲜毗邻的东北边境地区展开。教导旅除已空降回东北的几十支小部队外，主力编入第2方面军，向佳木斯地区进击。教导旅中的一些朝鲜同志，则由金日成率领，随第1方面军挺进朝鲜，光复祖国。

8月26日，即日本投降11天后，远东军司令部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周保中，下达了远东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88旅现有的中国官兵，要随苏军各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战略要点，并准备接受驻各城市苏军卫戍司令的任命。同时规定了抗联返回东北后的任务，一是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地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友好；二是利用抗联参与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的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

希金还同周保中一起估计了回到东北后可能出现的情形：一、党中央和八路军向东北分布力量，准备迎接党中央和八路军；二、八路军被新的反动势力隔断，国民党统治东北时，准备做长期的游击战争；三、在东北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可随同红军撤退，再回苏联。

从9月6日起，连续4天，抗联教导旅330多人分4批乘飞机分赴东北各地，抢占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在内的57座大中小城镇。

为了抢占重点城镇，接收东北，抗联在苏联就把人员铺散开了，也就没有留下一支建制部队。

14年抗战参加了13年的王钧老人，说：

我这辈子有两个日子刻骨铭心，一个“九一八”事变，一个“八一五”光复。“九一八”事变是个把月后才听说的，心头咯噔一下。那时就是个十七岁的庄稼人，不懂什么，那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呀！“八一五”光复了、胜利了，那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呀！光我们6军，我们12团、3支部队，一茬茬就死了多少人哪！

8月9号早晨，我们在广播中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了，你说什么叫“欢声雷动”、“热泪盈眶”？妈个巴子小日本，这回看我们怎么干死你！可日本都投降了，也没我们什么事。我们是东北抗联、中国军队，解放自己的祖国、家乡，应该多出力、多流血呀！当时说什么的都有。胜利来得太快，许多部署、计划都变了，对抗联这支队伍如何使用也变了几次。

我左腿伤还没好，离不开拐棍，让我留在营地管理伤员、家属，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找这个，找那个，光李兆麟就不知道找了多少遍，让我带12个人去北安。北安是伪省会，还有克山、拜泉、通北、德都4个县，再分成4个组，每组2个人。我是北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4个组长是4个县的卫戍副司令，司令都是苏联军官。

曹曙焰老人说：

我是勃利县卫戍副司令，我是中尉，司令是个苏军上尉，比我小一岁，脾气挺好，我们合作得挺好。他爱喝酒，有时有不同意见，又不能照他的办，我就给他弄酒喝，喝得迷迷糊糊的就忘了。有时想起来了，解释几句就行。

回国前都发了苏联军官证书，为保密，证书上都改了姓名，我叫“张洪彬”。李兆麟原来叫“张寿篯”，这回改名换姓“李兆麟”。“过苏联”的抗联，少说改过两次，参加抗联得改吧，这回是集体改的，一下子都改了。那时我们是双重身份，既是东北抗联，又是苏联军官。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前一天，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件》，国民党政府下令让共产党军队原地驻防，不得擅自行动，它好抢夺胜利果实。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就能合理合法地开展活动，接管城市。

有的县就派去两个人，卫戍副司令固定是抗联，有的战士还当了县长。勃利县人多，算我7个，那也不够用呀。县大队大队长、政委，还有中队长，公安局也得派人呀。勃利是老游击区，地下党和打散的抗联人员找上门来，认识的、不认识的，听几句就能明白真假，至于是不是开小差、投降、叛变过，那就得慢慢了解、调查了。在苏联就说好了，抗联要组织10万大军，跟国民党干，抢东北。那时就盼关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快点儿来，这地方我们已经占住了，八路军、新四军再从关里开过来，那就妥啦！

卢连峰老人说，我在通河县当副司令，县城北二道街有个“德顺祥”商号，我哥的老丈人在那儿站栏柜。我说你想法捎个信，告诉我爹我妈我还活着。参加抗联打游击，常在家“巴拉”（附近）转悠，参加小部队回国侦察也路过，可哪敢回去呀，这回行了，又忙得脚跟打后脑勺。我小名叫“金福子”，“卢连峰”是参军后起的名，家里人不知道。我说你告诉我爹我妈，就说“金福子”还活着。

郝凤武老人说，我在依兰卫戍区，想回家看看，没工夫。我在县街上学过成衣，有人认出我了，告诉我妈，30多里路，我妈一双小脚就找来了。我不知道呀，一看，是我妈。“妈呀！”我一下跪那儿，就那么跪着跑了20来米。我妈抱着我的脑袋，说：儿啊，我这眼泪哭了几“水筲”（水桶）了。

胡真一老人说：

教导旅一批批回国了，女的利手利脚的也走了，就剩下些伤员和像我这样有吃奶孩子的，说等东北稳当了再来接我们。抗战胜利了，高兴啊，可一想到老柴心里就不是滋味儿。中国人，苏联人，那两年找这个，问那个，问老柴哪去了。说实话的，不说实话的，弄得我都快疯了。唉，别说了吧。

等了两个来月没动静，我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回去。金伯文说，对，“满洲国”时都没怕日本子，现在还怕什么。说走就开始张罗，突然想起集体农庄还有咱们的人，不能把她们扔下呀。这些人大都是谈恋爱不被批准犯“错误”，被送去农庄劳动的。教导旅在伯力有个办事处，从办事处要辆汽车就往农场跑。

先找到金善。一长排房子，隔成一间一间的，一间10来平方米，一张锈了吧唧的铁床，地上堆着一堆土豆。金善刚下班回来，衣服脏兮兮的，手上都是泥，裂开好多口子，正在洗手要做饭。她是延吉人，朝鲜族，2军的，1930年就参加儿童团，老革命了，原是看护排的，可能干了。弄这农庄里，一天光干活，也不懂俄语，什么不知道，人都弄傻了。听说回国，她挺激动，寻思寻思又说，我犯错误了，开除了，回去还能要我吗？我说那算什么错误，抗战打日本是天大的功。她瞅着地上的土豆和屋里的东西，我说有什么舍不得的，快点儿一起走吧，说不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又问她农庄里还有谁，附近农庄里有没有抗联的人，让她找找这些人，明天傍晌来接她们。

算上金善，找回5个人。

我跟你说过杜庆云，刁翎人，一家人上队，她爸当团长时牺牲了。她爱上个人，实际是让人家“熊了”（骗了、欺负了），怀孕了，送去农庄劳动，扔那边了。她比我小两岁，1984年来重庆看我，老的那个样呀。唠着唠着就哭，说这抗联当的，当成苏联人了。

十七、尚志悲歌 第五十五章 谁希望赵尚志消失？

<h3>被暗算了</h3>

从总指挥到军长、士兵，凡“过苏联”者，苏军一视同仁，一律缴械、审查。不知道第一次过界的赵尚志，与随行的吴副官和传令兵郭录、王明发、小陆，晓不晓得这一点。少年时代曾在白俄家干过杂役的赵尚志，会几句俄语，说我是受你们的布留赫尔元帅邀请，过来研究配合苏联红军打日本子的。

边防军官兵当然不晓得这码事，问题在于苏联方面始终否认有这码事。

当晚在附近村子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送去伯力远东军内务部的拘留所。

赵尚志在伯力被关押16个月，从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

如果不是诺门罕那边打起来了，说不定还要关多长时间。

全部问题的实质，都在于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赵尚志被人暗算了。

是谁暗算了赵尚志？

毫无疑问，苏联人很快会查明赵尚志的身份。

很快是因为赵尚志太引人注目，形象特征又比较突出，但对这样一个人又不能不慎重，也就得个把月时间。就在这时，戴鸿宾率队过界了，也被送来了，几天后祁致中又来了。祁致中1937年12月从抚远过界，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七星砬子兵工厂的火药问题。而戴鸿宾带过来的，包括3军1师师长蔡近葵、9师师长李振远在内的500余人，前边说了，都被遣送新疆了。

苏联人这时好像只要军长。

义勇军失利后，一批批“过苏联”。日本在苏联，特别是远东地区，不知道有多少特务，包括这次3军、6军500多人的境遇，肯定都看在眼里。苏联悄悄地留下赵尚志等人，既掩护了自己，手里又有了一张牌，可以随时放虎归山。即便日本人知道了赵尚志等人没去新疆，也得相当时日，可以随机处置。

这就可能有了同一张牌的另一种打法。日伪要求引渡义勇军，就不要求引渡抗联？抗联是“满洲国”的心腹之患，自然就成了苏联手中的一只筹码，在与苏联的外交中，傲慢的日本能不提出什么条件？而苏联为了一纸《苏日中立条约》，彼此会不会有什么默契？如果东西方战线出现了非引渡不可的情境，为了苏联的利益，又会怎样？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其难以成立的理由，不仅是下一章将要写到的已知的结果，还在于前面写过的赵尚志过界后半个月左右，周保中也从饶河过界，在比肯滞留个把月又回来了。

而此前此后，抗联不断有人过界，李华堂也曾过界。倘把李华堂也扣下，那北满联军的4位军长就一网打尽了。

如果苏联想毁了抗联，应该说是很容易的事。比如像第二次伯力会议那样发个指令，正苦于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各军、路军领导，能不执行、服从、响应“阶级祖国”的指示、命令、召唤？那可真的是一网打尽了，也把手里的牌打光了，这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

如果苏联存心羁押赵尚志，办法多得是，非得捎个“邀请”的“口信”吗？

实际情况是不是赵尚志的到来，给不想刺激、得罪日本的苏联出了道难题，那感觉就像捧到手里一个烫手的土豆？

赵尚志过界正赶上苏联肃反，此前一个多月，他还给远东红旗军司令布留赫尔写过一封信，而布留赫尔是肃反对象。布留赫尔就是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加仑，赵尚志是黄埔四期学员。因为这层关系，就有人认为他被羁押，是受了牵连。那戴鸿宾和祁致中呢？而且，赵尚志给布氏的信中，没有任何超出两党两军关系的内容、意思。在此后已知的文件、资料中，也见不到赵尚志与肃反沾边的文字。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赵尚志都是被人暗算了，肯定有人希望他落到这步田地。

是苏联使赵尚志在东北战场消失近一年半的时光，对抗联造成重大损害，乃至系列损害。但是，从义勇军到抗联，纵观14年抗战，应该说只是个例。

有老人感叹：赵尚志这个人哪，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

<h3>陈绍宾的口信</h3>

1940年1月20日，《赵尚志给关聂夫（科涅夫——笔者）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关于陈绍宾问题》中说：

我希望明白和了解从一九三八年我来到苏联，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时候，我曾多次的问了关于陈绍宾所传达的问题，在四月间在内务部那里（有一位绿牌一个星的长官，一位粉红牌三个星的长官，一位穿便衣的同志，也都在身边），带有三个星的内务部长官回答我陈绍宾的问题时说令我回去处罚他，以后我同戴鸿宾、祁致中同去和司令官同志的代表见面时，也曾回答我们说，令回去后考查他，当然这两次谁也没有给我字据（如果没有这个指示，长官同志可以处罚我，而我认为有这指示），但我曾根据这个指示，认为陈绍宾是破坏东北革命，而他所以敢继续到苏联来，绝不是他一人造谣，而是在苏联内，有与他同谋的分子，并且在东北也有。

当苏联方面矢口否认有“邀请”一事时，别说赵尚志了，连小孩子的第一反应也是：那捎来这个“口信”的人是怎么回事儿？

许多老人都谈到陈绍宾。

陈绍宾，1890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三济屯，“九一八”事变时为汤原县同远木材公司警卫队长，参加红枪会抗日，之后加入6军2团2连任连长。1936年2月，率连袭击汤旺河上游集团森林警察、采伐事务所，俘虏5个鬼子，缴获机枪1挺、步枪43枝、子弹3500发及大量粮食、棉衣，牛马等等。1937年2月，奉夏云杰之命潜入汤原城，做伪军、伪警察、伪县长工作，收集情报，配合6军5月18日攻袭汤原城。3月，在汤旺河×××地区7个村组织反日会及办事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以上情况，源自《三江省警务厅长关于逮捕审讯抗日联合军第六军政治主任陈少宾（陈绍斌）》（本地警统委长报），开篇第一段为“（请参照康德四年八月十八日三警国特高秘发第五○四号）”，其中还有关于6军的编制及装备状况和与苏联的关系的口供。

如果这份资料是可信的，那么这时陈绍宾就开始为鬼子工作了。

陈绍宾8月被捕，9月即出现在抗联队伍中，照样“过苏联”，有人说他来去像走平道似的。其原因，据说是之前曾救了个叫伊万的苏联人。确有此人，当年的文件中写作“一万”，敌伪档案说他是个“赤俄”。此人是何人物，到中国有何使命，陈绍宾是怎么救他的，不详。像其他军也有老人提到也曾见过苏联人一样，反正挺神秘的。但是，苏联方面对陈绍宾非常信任，应是无疑的。他的“六军特别交通”这个身份，似乎也与此有关。

陈绍宾被俘后，既然有其他口供，能没有关于伊万和“特别交通”的口供？一直跟苏联打情报战的日本鬼子，对此当然会更感兴趣，甚至大喜过望了。

伯力会议后，苏联为抗联提供了庇护所。而绵延数千公里的中苏边界，则为日苏两国的情报战提供方便。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夫根尼·戈尔布洛夫所著《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中说，日寇除了利用流亡东北的白俄，训练后潜入苏联外，就是派遣假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在苏联接受军政训练后，派回东北党和抗联担任领导职务。而像陈绍宾这样“过苏联”像走平道的人，又能拿来就用，是不是就求之不得了？

就有人认为，陈绍宾是双料特务、两面间谍。

在给科涅夫的信中，赵尚志毫不客气地指出，苏联也有陈绍宾的同谋。内务部让赵尚志惩罚他，考查他，可能是搪塞，也可能是对这个捎“口信”的人画了个问号，让赵尚志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有人说，如果陈绍宾是日本特务，那“口信”就来自鬼子。如果他跟鬼子没联系，那是他编的，还是与人合谋？这个人是谁？他们要干什么？还要干什么？

但这只是推测、猜想，而且是建筑在那个“如果”上的推测、猜想。

1938年2月下旬，周保中从苏联归来，去往宝清兰棒山2路军总部和5军军部途中，在一个叫荒上的地方，被敌截击。激战中，周保中落马。有作品这样写道：

一个大个子敌人就气势汹汹地来抓周保中的衣服，周保中急回头一看，就是刚才喊叫“后边的就是周保中”的那个叛徒（原第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这时周保中简直要气炸肺了，恨得全身发抖地骂道：“你这个卑鄙的东西！出卖了革命，现在又想得到日寇的赏金而拼命来抓我。”周保中照准这家伙的前胸“呯、呯”连发两枪，叛徒扑通倒在雪地上亡命了。

至此，对这个人已经定性了。可后一句显然不确，因为1940年4月，陈绍宾还是3路军9支队支队长——这又让人迷惑了。而且，据说陈绍宾个子也不算高，留着两撇胡子。

1938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给七军党委及下江特委的信》中，谈到荒上遇险时说：

出险的原因：第一，由陈绍宾泄漏预先规定的行动消息。第二，七军刘海龙有奸细走信的嫌疑。

认定陈绍宾客观上有奸细行动。除这次泄露与保中同志预定的行动消息外，陈绍宾去冬东去时在富锦五区遇独立师韩团长正接洽投降，他抱着默不发言可耻的态度，又不通知联军关系方面，因此叛徒韩团长得顺利无阻的投降日贼。今年四月，七军三师七团西进，陈绍宾受七军军部的委托，负有七团西进的向导和援助的责任，但他和七团到大旗杆以后，完全放弃委托与应有责任，使七团全部盲目西进，造成向阳沟严重损失原因之一。陈绍宾担任六军特别交通送高射重机到××地，去时从富锦出发到饶河，并不保守秘密，沿途公开宣扬，这不但有其他各方妨碍，而且直接引起日贼对七军基本游击地带的特别注意。吉东省委向下江党及七军党负责同志提出要求：一、彻底追查惩治刘海龙及其他奸细分子；二、对陈绍宾以后之工作行动，一律加以拒绝，不许与之发生任何联系，并严重监视他以后的行动，若有可疑或显然障害时即直接处分。关于此点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

那边捎个“口信”，把赵尚志骗去苏联，这边再对周保中下手，是不是这样子？倘若赵尚志和周保中都消失了，那北满、吉东的抗战，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尽管“上江方面已通知各关系方面”，实际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别说北满，就是吉东也难以尽数通知到每支部队、每个地方党组织。即便通知到的，有的恐怕也是半年、一年后，乃至更长的时间。而赵尚志则根本无从考查他、处罚他——留待后叙。

北满发现的则是另外的问题。

1940年1月27日，《张寿篯给金策、李景荫同志的信》中说：

陈绍宾同志，他并没有清楚了解自己的错误，他简直表现出他充分的封建英雄老兵混子的“手腕”，他到了北部以后，又继续犯观念上不允许的错误，他冒传军司令部的指示说：“司令说教一、三师合并，混编一起”，又说“司令说明贵同志他担负师长我就担负参谋长，否则我担负师长，你就担负参谋长，司令教我们讨论”。

捎来“口信”，冒传“指示”，这个“封建英雄老兵混子的‘手腕’”颇娴熟。

同年12月29日，《中共北满省常委的报告》中说：

陈绍宾、杨鸿志二同志今年七八月，因离开革命而逃跑，由北省委决定开除党籍。

此前8月30日，《张寿篯给王新林的工作报告》中，说“现在指挥部已经通缉他”。

只身逃跑的陈绍宾，是被敌人杀害的。

有人认为，敌人可能是误杀，因为只有特务机关才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知道的人很少。更可能是杀人灭口，怕他供出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对日本鬼子太重要了。

只是推测。

谁希望赵尚志消失？当然是日本鬼子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从口头到纸面，赵尚志在敌人那儿已经消失好几回了。既然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难以达到目的，那就假手于反日阵营内部。鬼子已经尝到了甜头，通过网罗叛徒一次次地重创抗联。

而在排除了苏联的可能性后，就只能在抗联中寻找奸细了。

毫无疑问，这个捎来“口信”的人，应该是第一个怀疑对象，也是最可能道出事实真相的人。可陈绍宾之死，使顺藤摸瓜的第一个环节就掉了链子。

关于陈绍宾，后面还将写到，也只是怀疑而已。

在笔者采访时，有老人说，听说有人在海伦为陈绍宾立座纪念碑。

这么看，陈绍宾的逃跑、开除党籍问题，都应该不是问题了。

抗联斗争太残酷，问题太复杂，幸存者太少，存留资料也少，有的也不尽可靠，再加上敌人当年就在搅浑水，难解之谜也就太多。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被敌人杀害后，阴险的鬼子还朝他身上泼污水，说他被俘后叛变了，根据他的口供逮捕了25个人。

<h3>排除排除再排除</h3>

首先可以排除周保中。

因撤销满洲省委和“吉特信”、“中代信”，引发的北满与吉东的误会、分歧，并未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而消弭，在与会的吉东代表周保中看来，赵尚志无疑是在反对“中央路线”，阻碍着北满党与吉东党及下江各军的统一。要想改变赵尚志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起码依靠目前东北党的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一个既简捷又不失分寸的办法，是不是就让赵尚志在东北消失，去苏联待着，让中央代表团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前面已经说过了。

即便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周保中也一再给有关方面写信，认为赵尚志有革命的坚决性，这不应该是最后的决定，希望北满省委能够重新审查赵尚志的党籍问题。

与周保中特别要求赵尚志回国抗战恰恰相反，北满临时省委1938年5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的：“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前面也说过了。

一系列问题就扑面而来：怎么会是这样子，这篇报告是谁写的？经过集体研究、讨论了吗？力主如此这般的又是谁？

首先值得怀疑的，应该是被笔者隐去姓名的发表了“意见书”的人。

像苏联方面矢口否认“邀请”一事，人们立刻会想到捎“口信”的陈绍宾一样，怎么赵尚志走了个把月，就来了“意见书”？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

笔者这样说，不能不感到痛苦和不安，但我必须尽力说明白。因为即便我不这样说，读者也会这样想。

像周保中一样，×××不能不为北满党内部的和与吉东党的分歧，乃至分裂，感到忧虑。而在确认了“吉特信”、“中代信”的来路后，就更不能容忍赵尚志反对“中央路线”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后来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谁也背负不起反对“中央路线”的责任，共产党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无论×××与赵尚志有没有、有多少个人恩怨，他都是站在北满党、乃至吉东党的全局立场上，思考并动作的。他和赵尚志一样，都是有着坚强的党性和极强的个性的人。正像有的作品说的那样，“他的内心里，还极可能充满了强烈的党性意识，巨大的勇气、使命感和豪情”。

周保中是在苏联的比肯得知王明、康生已经回国的，他应该是最早得获这个消息的抗联人。“意见书”是在周保中归来后个把月发表的。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到北满，应该还需要相当时日。而从刘海涛到朱新阳，北满派去苏联的人一去无踪影，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眼睁睁地看着北满党跟着赵尚志的反“中央路线”走下去，他不想让赵尚志就这么走下去。中央代表团会帮助、教育赵尚志，这对他是一种保护、爱护。否则，这个撞上南墙也不回头的人，迟早要倒大霉。

×××应在不希望赵尚志回国之列，因为北满党的思想统一还需时日，这时赵尚志回来，可能又是一场地震。待这边都归到“中央路线”上了，那边赵尚志也被中央代表改造得差不多了，再回来齐心协力打鬼子。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能够接近历史？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被解除省委书记，“意见书”后因“反倾向”不力，又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的冯仲云，后来也被赵尚志怀疑为“奸细”。而无论他说了并白纸黑字留下多少关于“反倾向”的话，读者已经明了他应排除在外。

还有就是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了。他一直是×××和“意见书”的支持者。前面说过，在解除了冯仲云宣传部长职务的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他做了东北党和抗联罕见的长篇报告，认为“尚志同志确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但是，说他是暗算赵尚志的人，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在北满党和联军中，也不是那种能够驾控局面的强势人物。

当我们只能在这些重要人物中一个个地排除时，是不是有人早在那儿偷着乐得笑掉大牙了？

有老人说，有误杀的，有没有误放的？有没有从一开始就假装好人，混进党和抗联队伍的？那时别说祖宗三代，就是昨天没了，今天回来了，他干什么去了，你都没法查。地方关系没了，连吃饭都得打着吃，你能上哪儿查，怎么查？抗联好多蹊跷事都是这么来的。这是没法子的事。日本投降时拼命销毁档案、文件，它是销毁战争罪证，也是保存实力，保护那些潜伏的特务、奸细。那时小鬼子不服气，说20年后再回来。

有老人说：这件事如果有朝一日能搞清楚，说不定会让人大吃一惊。

十七、尚志悲歌 第五十六章 “永远”有多远

<h3>重返战场</h3>

《苏联援助中国东北抗日游击队内幕》的作者戈尔布诺夫，说他见到了一份文件，1939年5月30日，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科涅夫、政委比留科夫，在伯力与赵尚志会面的谈话记录。“从会议记录不难看出，双方都相当客气。集团军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列申少校也出席了会见”。

会议内容是讨论赵尚志提出的建议，包括如何进入伪满洲国、今后怎样开展工作及保持与苏联的联系。同时，苏方建议赵尚志首先与活动在松花江流域的旧部建立关系、组成联军、设立强大的司令部、整肃队伍、开除那些革命意志薄弱的成员。由于日本间谍给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必须成立反谍处。

赵尚志队伍的任务是逐步巩固和壮大伪满洲国的游击队伍，为此，必须对日本警备部队发动若干大规模突袭，以鼓励队员士气。

苏方非常看重赵尚志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承诺今后继续保持联系，并就会上讨论到的所有问题，给予全方位的帮助。

赵尚志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满足。会面的最后，他再度被告知：“我们认为，您是伪满洲国游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们将通过您就所有问题下达指令。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与活跃在中苏边境的其他游击队保持联系。”

苏方对赵尚志的指示是：“您本人不必亲自指挥袭击。不要忘记，您是整个游击运动的总指挥，而不是一支游击队的队长。您应该领导破坏敌军整个体系的斗争，而不是个别的部队或是小分队。”

赵尚志是6月底率队回国的。动身前一天，一位苏军中校来送行，对官兵讲话，说苏联支援中国的抗战，祝愿你们取得胜利。又说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大家要尊重他、爱护他、保护他。

过界点，苏联这边是个叫拉滨的小村庄附近，对岸是萝北县的太平沟，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星空下的黑龙江，一艘苏军炮艇划过江面，把百余人的队伍顺利送抵西岸，在东岸准备掩护强渡的苏军，各式火力也就一声未吭。

差10天左右就是一年半，“过苏联”时冰封雪裹，归来时一江激流，夏意正盛。倘是冯仲云，定会触景生情一番，而赵尚志留下的文字不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周身都灌满了激动，那颗久抑的心是怎样地怦怦跳动。

上岸后，这支清一色鬼子装束、装备的队伍，即向西南方向疾走。第二天上午进入佛山县南部，看到10来个赶着马驮子的伪警察。这些伪警察挺懂事，枪一响一动未动，也就毫发无损。一问都是乌拉嘎金矿的，问什么答什么，赵尚志当即决定攻打金矿。

乌拉嘎金矿是北满重要金矿之一，管事的当然是鬼子，有30多人的伪警察队。晚上，部队摸到金矿大院，首先解决哨兵，占领要点，枪声中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队长和几个亲信很顽固，被击毙，战斗很快结束。

除枪弹外，一座金矿的各种缴获，自然不会少。又在矿工食堂的大棚子里召开群众大会，陈雷、于保合和赵尚志先后讲话。得知这个声音洪亮的小个子，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尚志，当即有20多个工人要求上队。

在赵尚志指挥的难以计数的大小战斗中，这归国第一仗的乌拉嘎之战，实在算不得什么，却成了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h3>祁致中之死</h3>

赵尚志率领的这支除司令部外，编为1个教导队、2个中队的部队，百余人中有3军的、6军的、7军的、11军的，可能还有其他军的，是由陆续过界的队伍合编的。眼下，这支部队不属于东北抗联3个路军的任何一路，比较准确的应该是路军之上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同意——留待后叙。

除总司令外，干部任命是归国前一天由赵尚志宣布的。戴鸿宾为参谋长兼教导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兼1中队长，于保合为组织科长兼电台台长，刘凤阳为2中队长。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风雪松山客》（笔者见到的是尚未出版的铅印本）中说，打乌拉嘎金矿前，祁致中就跟他的老部下叨叨咕咕的，说赵尚志让他当副官是不信任他。打下乌拉嘎后还跟我叨咕，我说你不要这么想，咱们都是干革命。攻打乌拉嘎，赵尚志命令戴鸿宾带人攻打西院，打响后又命令祁致中带人攻打东院。祁致中说我过去指挥别人，这会让我“送死”，我不干。赵尚志对传令兵大喊，让副官长快攻上去，祁致中仍是拒绝执行命令，赵尚志指挥队伍冲了上去。后来，祁致中总对他的老部下说，赵尚志叫我上去，我没上去，犯了错误，赵尚志要害我，我没好啦，怎么办？这话也跟我讲过，还问我赵总司令能不能处分我？我说都是革命同志，犯错误能改就好。这些情况不断有人反映上来，支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李在德老人说：

赵尚志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召开支委会。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他怕他在场大家不好发言，让我主持会议，他先不参加会议。他也没说明他的意见，就是让支委们讨论、发表意见。

参加支委会的，有戴鸿宾、陈雷、于保合、刘凤阳、韩相根和我，韩相根是机枪手。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员汇报的祁致中的问题，戴鸿宾首先发言。他说祁致中早就跟赵总司令闹矛盾，反对赵尚志，在苏联时常和赵尚志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又抗拒命令，散布这些言论，这个人挺危险，不能留着。

当时大家都感到不安，对祁致中心中没底，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讨论结果，一是他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分裂革命队伍；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然后占山为王，或者投降日寇；三是经过教育，回心转意。大家都觉得第三种可能性很小，对他没信心。

这时谢文东已经投降、叛变了，宋一夫早就投降、叛变了。那时叛徒多呀，把人弄得心神不定，最怕出叛徒了。祁致中是山林队出身，那时那人或多或少，都觉得胡子出身的人不大可靠，反复无常。可杀掉他缺乏证据，等到有了证据那又晚了，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许多人都是这么处死的，环境逼的。像7军军长景乐亭，就是这样。我提议是不是把他送去苏联。马上有人反对，说怎么送？他能去吗？半道跑了呢？

我向赵尚志汇报，大家的基本意见是处死，我的意见是送苏联。赵尚志跟戴鸿宾意见一致，说这个人反复无常，搞阴谋，很危险，不能留。

最后，支委会一致决定，处死祁致中，开除他的党籍。

参加了支委会的陈雷老人的回忆，也基本如此。在《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中，也说“戴鸿宾积极主张将祁致中处死，以正军法”，“大家一致同意戴鸿宾的意见”。

下面是1940年2月22日，《戴鸿宾关于赵尚志倾向问题向省委的说明》中的“关于祁致中问题的详细说明”：

我们在一起被押时期，尚志和致中同志有口角斗争。斗争的内容：三军和独立师关系和独立师的发展，独立师对省委的关系和总部的领导问题。×（为缺损字——笔者）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原因是尚志同志认为独立师的发展，没有赵尚志正确领导，决不会得到发展的。致中同志认为不是那样，固然三军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独立师有了好的影响，对独立师有部分的帮助，不是独立师发展完全依靠三军。致中说三军在尚志直接领导之下，并不是发展怎么样不得了的程度。在这意见当中，双方有了抵触，在两个人英雄心理之下，更进一步保留着很多的称（成）见。尚志同志对（认为）致中同志实（始）终是胡子，而不过是挂着反日招牌，为自荣耀和发财，谁知你这些年给家邮多少大洋呢，利用反日名义，不挑片子，发展你个人的私利。致中同志否认这一点，致中说我以前是胡子不价（假），自从一九三四年谢文东在土龙山起事后，我就上（往）反日道路上转变，你恳（肯）定说我是胡子，我也太曲点啦。最后长期斗争的结果，由于致中同志理论不过尚志同志，勉强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见，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在三八年秋季时期，致中同志在疑（议）谈中提出一个错误意见，胡子的游击战术也能赶上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当时尚志和我给他一个批评，对他说明我党的游击战术，绝不是根（跟）胡子学习的。最后致中同志承认他的错误，说我们批评很正确的。不价致中同志在某种时期，还有部分的土匪思想反应，这是他的很少缺点，还有不服人思想，认为自己是很大的创造家。另外，我认为致中同志有很多的特长，他对共产事业是相当信仰的，在政治上相当进步。过苏联后的致中与东北的致中各方面大不相同，有了很多的进步。读了我们的很多文件，可能做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自三九年五月时期，苏联与我们三个上课，有一天晚间致中同志向尚志同志问，我过去以往工作到（底）是不是胡子呢？尚志同志对他的回答：你过去以往工作完全是胡子的行为，决定没有什么说的。最后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用污骂的行为回答，尚志说他自己是东北党代表，我站在党代表的智（资）格开除你党籍。回东北不允许致中同志带手枪，叫他当队员。同时又说，你不要想回东北当大官当十一军军长去。这种情况之下，我和尚志同志恳切的要求一件事情，对于致中同志他将来工作分配上我不提，对于他党籍开除问题，不要这样盲目的决定，一个共产党员党籍是他的政治生命，开除与不开除回东北解决。如果就开除，使他在政治前途上失望。我的意见党籍先不要开除，还须要与致中同志留改正错误的时机，如果将来再不改，党对他怎样处分我没有意见。我这一提意尚志同志允许啦，可是他还提出在党的纪律一定要处罚，规定一个时期留党察看，叫致中同志写恢（悔）过书。

在回国途中尚志同志分配致中同志担任总司令部付（副）官责任，当时致中同志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付（副）官责任，愿作队员工作。这一提意当时，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说你不要添美，还想做你过去的美梦不行。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我在当中担当调解，最后致中同志勉强的担任付（副）官责任。

过界后（回东北），尚志同志对致中同志一切的态度，完全是污骂行为，使致中同志非常难过。在我们解决乌拉嘎河金沟那天早晨，我们卡敌人全鞍马十七匹，经尚志同志分配骑，不发给致中同志马匹。我向尚志同志提意，可以分配他马，原因他是一个幼稚同志，还有我们带来的一般队员群众对致中同志还有好的影响，同时苏联对他还有信用，这样对待他，对颜面上太过不去。我这提意尚志同志始终否认我的提意，在过午后，我又向尚志同志二次提意，应该发给致中同志一匹马。二次提意后，勉强发给一匹不良的马，走几里后致中同志被落马二次，致中当我痛哭一场。致中同志说我永远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也没有背过大枪。他同时说尚志同志拿我当敌人看，我这几年的革命工作，虽×（缺损字）成绩，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悲痛结果。在这种情况×（缺损字），我向致中同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悲痛，忍耐一个时期，我们很快就能见着党，关于你的问题能求得解决。到午后黄昏时期，准备军事行动，致中同志冒险队的先锋，在前防（方）领导缴械，已经解决敌人的第一堡垒，得到完全胜利。在这当中致中同志说过去三军司令部少年连队员尚久兴同志打致中同志二匣子并没命中，打到衣服上啦。致中同志当时发生一个错误，他向尚志同志交枪，尚志同志当时给他一个污骂，我步（布）置队到上边解决了第二个堡垒。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退出金沟以前，分配致中同志步（布）置金沟工人抗（扛）面的工作，命令是一百五十人抗（扛）三百袋子面。在他执行当中，他曾经有二次要求工人抗（扛）二袋子抗不动，尚志同志不允许。最后致中同志允许工人每人抗（扛）一袋子面工人剩一百人，这是致中同志一个错误。退出金沟后，第三天，尚志同志站总司令的智（资）格，召集模范战士会议，庆祝军事胜利，叫模范战士随意便发表意见，讨论胜利中缺点和优点。致中同志想发表意见，尚志同志对他回答，这个会场没有你说话的必要。同时又说你对这军事行动，罪大恶的祁致中，当场下令解（除）致中同志的武装。第四天又召集党会议，致中同志的问题，在党讨论最后的决议，开除致中同志党籍，他以后工作问题，会场并未决定。最后尚志同志参加会议，党的会议左右之下，他坚决主张（将）致中同志处死枪决，他致中最大的阴谋家，赶早处死，一勉（以免）后患。在这无斗争能力的党会议，结果跟着他意×（缺损字）跑啦，立刻将致中同志处死。

最后戴鸿宾谈到“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说明”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两毛五”（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下江的勇士”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要回家的“背小树”，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背小树”，这是惩治叛徒。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这个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种被视为动摇了的什么情绪，就危险了、紧张了。可即便开小差被抓回来，说他叛变，也没证据。怎么办？关起来审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几年，“天大房子地大炕”，怎么关押？绑在树上，冬天冻死了，夏天喂蚊子了。今天这儿，明天那儿，带着他们怎么转移？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枪一响，就算被冤枉的，被这么一折腾，也可能逃跑。如果还有几个同党没被发现，这支部队就更凶险了，随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景乐亭之死，与祁致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只是景乐亭被误杀后，又被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予以肯定，认为是对的。而祁致中被误杀的同时，也把赵尚志毁了。

<h3>后来“迷”起来的戴鸿宾</h3>

1940年2月10日，《姜信泰给黄玉清同志信》中说：

我们听老百姓说三军赵尚志归来把日本打得落花流水，是否确实？

1939年11月30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最近据通河交通员报告，大界民众传言说是下江萝北县一带赵司令过来带领不少的队伍与日满军已数次抵触，战情非常猛烈，这是旧九月的消息。最近又说是赵司令和戴军长带来不少队伍在汤旺河嵯付岐一带行动云云。九月初兰生由叛徒黄仁秋传来的信里（这个信是韩大黑傻子转送来的）说，赵司令由苏联过到乌拉嘎河一带，将满军缴械不少等等。那么，乌拉嘎河究竟在何处呢？找不着这个地方。

此前的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当我在松江下游时，听到尚志同志由祖国率队回满洲了。并且没有经过抗联三路军指挥部，及北满省委应有的组织手续和通知，要将三路军的一部分队伍，编归到尚志领导的部队系统中去。当时我负责的一部分队伍，我因为尊北满党及抗联三路军，注意到布尔希维克应有的组织手续和路线，没有允许和交出。我到远东来后，听着祖国同志说：尚志同志是共产国际打发过去的，任命他为东北总司令。并说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要他回到满洲归编队伍。

现在尚志同志既然是东北总司令，那末是否取消北满党，或者上级决定北满党归赵尚志同志直接领导，或者他还是北满党的一个党员。同样三路军指挥部是否取消，抑或归尚志同志领导和指挥？这需要中央和国际之答复，以便可以进行工作。尚志同志是归祖国直接领导，或国际直接领导，那末北满党及三路军是否也是这样呢？我想吉东党、南满党、一、二路军也会同样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12月15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

二十来天以前，由下江尚志同志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给岭西各抗联部队负责同志的信，该各种信件及传单转送你处，希查收后，应急给各部分发为要。

我相信，尚志同志决不能冒充总司令的名义。他通令中写道：“奉令”等，我认为不能是他随意用过去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我认为中央正式任命的总司令的名，我相信中央对他的过去倾向和错误不是不知道的，而更详细知道的，中央对他决不能马虎，对东北反日运动更是关心与准备。那么，我们在目前历史时期，不能与中央命令相对立，应尊重上级的命令与指示。我们应当，如果尚志同志仍未纠正旧的观念和倾向时，必须站在布尔什比克基本立场上，在组织原则上，在两条战线斗争原则上无情的作斗争，批评、帮助他，使他彻底转变，成为健全的布尔什比克的战士。不能以为他是固定不变的认识，这不仅违背上级，而且东北运动上极有害的。我这样说法，并不是屈服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也不是违背省委的原则立场，而是组织上，整个利益上的原则态度。我现在向你要求，我们对他不能采取无条件的一贯态度，这不是说取消对他的斗争，而更应发扬起来。所以，我希望寿篯同志见信后立即前来，万不要躲误。我拟今与亨植赴总司令部，越快越好。

12月26日，《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独立游击部队党委、支部的通知》中说：

中央为了彻底转变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阵容，和肃清进步开展中的困难条件，正式任命赵尚志同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之职。

下面是同一天，《张寿篯给解光海的训令（第3号）》的全文：

为令尊事。案奉总司仿部第十六号通令内开：奉令着由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所有三、五、六、七、十一各党军均须接受指挥领导命令，遵此仅于六有底宣誓就职，执行工作，等因。奉此，除分令处，合亟令仰该指挥部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奉行，并一致拥护总司令之命令，诚恳接受领导。勿违，切切。此令。

<h3>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h3>

有老人说，赵尚志“过苏联”蹲了一年半“洋笆篱子”，就弄了个“东北抗联总司令”，这叫什么“总司令”？他有文件、任命书吗？那上面盖的什么章？不是拿萝卜疙瘩抠的吧？

今人容易立刻想到的，则是苏联远东军凭什么任命中国的东北抗联总司令呀？

1962年，黑龙江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室的同志访问戴鸿宾，戴说：“我们在回国之前，苏联边防军一个少将在伯力江岸设宴招待我和赵尚志、祁致中。在那次会议上，苏联边防军负责同志说，共产国际决定，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7.令我回东北去领导三军、五军、六军、七军、十一军的事，如决定错了，也不是我冒充，而冯仲云等人或北满党没有接到中央指示，也不是我的责任，因为长官没有交给我中央的字据，我不能造一个假的字据，他们说这是紊乱了组织系统，似乎不该由我负责。

1940年1月22日，《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中，提出22个“请求（苏联方面——笔者）彻底解决”的问题，上面引文为第7个。前面引用过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文章，说得就更明白了。

1936年初成立的、后来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那总司令是选的、推举的，这次是任命的。这任命无论来自共产国际，还是远东军，也无论今人怎样怀疑它的法理性，在当时都是被认可的，也只能被认可的。否则，88旅的成立及军官任命、军衔授予，是不是都成问题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非个例。而且，抗联对此也并未提出质疑，有人只是说“1939年Ｃ方误用赵矣”——你远东军不是不可用人，只是用错了人，不该任命赵尚志当这个总司令而已。

（本章及下一章的一些引文就不注明出处了，请读者原谅。）

但是，冯仲云的疑虑，绝对是冷静的、理智的、客观的、现实的。

远东军固执地称抗联为“游击队”，没错。但这支叫“抗联”的游击队，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现在，虽然没了满洲省委，地方党也基本都上队了，三大战略区各自为战，依然如此。东北抗联需要统一领导、指挥，这是共识共赢的事情，可这如果是一个任命就能解决的问题，也早就用不着“阶级祖国”操这份心了。如果说这种行为在客观上显现的傲慢，已使人不快，任命赵尚志这样一个争议人物，则难免激怒一些人。经历了1938年2月以后的“批赵”，北满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党和军队系统。而赵总司令的突然出现，可能引发地震的当然不只北满系统。

关于陈绍宾的问题，远东军没有给赵尚志字据。任命东北抗联总司令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没有字据，也没有通知北满、吉东方面。无论远东军怎么想的，这都是造成赵尚志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一刻，在金策的说服、推动下，起码北满不成问题了。

但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来了。

毫无疑义，听说赵尚志回来了，正在浴血苦战的广大抗联官兵，像姜信泰一样感到鼓舞、振奋。

毫无疑义，赵尚志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

乌拉嘎战斗后，赵尚志率队南行，在小兴安岭西梧桐河活动，发现一支有20多伪警察保护的日伪测量队。晚上中队长刘凤阳带人摸进敌人帐篷，一枪未放，将其缴械。不久，又以同样方式解决了又一支测量队。远东军来电，要求将缴获的测量仪器、绘图资料送去苏联，赵尚志即派刘凤阳等5人背扛着这些战利品“过苏联”。

夏末，在小兴安岭西南岔一个“趟子房”，偶遇原3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和几个人，赵尚志看到了北满临时省委的一些文件，了解到他“过苏联”后“批赵”的一些情况。

从陆续过界的官兵口中，以及与远东军的接触中，赵尚志应该知道东北抗战局势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情景了，还可能多少听到点“批赵”的情况。重获自由和即将重返战场的激动、兴奋和忙碌，或许会冲淡对“批赵”的不快。但是，现在，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严重性和此行的艰难，而他必须面对、解决。

首先是派戴鸿宾率主力去唐里川袭击看管筑路队的白俄警备队。姜立新告诉他，日伪正在小兴安岭里修铁路，已经修到唐里川了。“集团部落”把抗联与老百姓隔离后，坚持抗战必须极大地发挥地利的优势，尽力阻止、迟滞敌人进入小兴安岭腹地。

然后，致信省委和金策，召集党军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

9月28日，有《赵尚志关于反奸细斗争及工作任务等问题给戴鸿宾的信》、《赵尚志关于整理抗日队伍及划分活动区域问题给金策等同志信》、《赵尚志关于整顿东北抗日队伍给三军指战员同志的信》、《赵尚志关于召集东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问题给金策的通知》，9月31日有《赵尚志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给金策转西方各党委负责人的通知》，9月31日后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通缉令（第15号）——通令缉拿谢文东等投敌分子》。而在此前的9月18日，有《东北抗联总司令部委任令（第11号）——委戴鸿宾为第六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2号）——关于废止第三路军的组织及取消西北指挥部问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3号）——关于第六军编制问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命令（第14号）——调张寿篯来总部另有任用》。

1939年9月中下旬，应该是赵尚志留下文字最多的时期之一。从这时到年底，赵尚志最迫切的，就是召开一次北满党军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争议最大，并成为赵尚志要捕杀北满党军负责人重要证据的，就是9月28日给戴鸿宾的那封信，也与这次会议有关。

离开东北一年半了，一切都与当初大不同了。身负重要使命归来，是不是都会想到召开一次会议？这想法是不是在苏联就有了？

让我们看看9月18日赵尚志给金策的“通知”的开篇：

亲爱的金策同志：

从一九三五年别离后，永久没有与你相会，在这样比较长期的、艰苦的东北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听说你还存在，这真值得我个人的高兴以及大家的称庆。现在我又重返东北，我想为得革命工作利益以及转变东北的新形势，顺利开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在目前很快的时期内，有必要召集东北党政军一切负责人员参与会议讨论一切问题。

在那个落叶纷纷的季节，写着读着“听说你还存在”，那是都会怦然心动的。应该说，自踏上东北那一刻起，赵尚志最想见到的人就是金策了。而金策那样迫不及待地要找到乌拉嘎河在什么地方，昭示的又是什么？他知道赵尚志不可能冒充东北抗联总司令，那就是中央任命的，那就意味着与中央的联系，还有中央的指示——这不就像在漫漫冬夜里摸索着，突然感受到了太阳的光芒和热力吗？

如果金策等人去下江开会了，应该说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因为北满省委和3路军总部已经表态了。

但是，冯仲云的疑虑是绝对有道理的。而且会尚未开，赵尚志已经连连出手了。任命戴鸿宾为6军军长、废止3路军、取消西北指挥部、整顿队伍、划分活动区域，等等。对于赵尚志的突然归来，如果说有人难免恐惧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动作和可能行将到来的其他动作，又会作何打算？应该说，这回不可能有人再遮遮掩掩的了。像《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说的一样，在《中共北满省委给各独立游击部队党委、支部的通知》中，也讲如果赵尚志依然坚持旧的错误倾向，就要做无情地斗争，批评、帮助他，使他彻底转变。

那么赵尚志又会怎样呢？

让我们先看看1939年10月16日，《总司令部给第六军司令部的信》：

“满洲国”统一了“讨伐”指挥机关（军警机关合并，组织治安部），军事上放弃各县军警联防讨伐，制定五省联防“讨伐”计划，由大黑河到吉林省城，甚而到南满，连亘数千里的敌人封锁线。这一封锁线的主要作用，是阻止东北抗日军向西开展，和步步为营向里包围，缩小游击范围，使抗日军驱于依东一隅，以便一举歼灭之。很明显事实，最近宾县三军二师、巴木东各县三军六、七师都遭受了日贼封锁线内的严重压迫，其形势表现出绝对明显的，就是不突破封锁线，则想维持旧活动区域、则谓不可能。活路只有一条是：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最近牡丹江沿八、九军后防全部被日贼破坏，全部退出遮蔽地带，沿江封锁更形吃紧。这些事实都是说明，敌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向抗日区内推进的姿式，这些情形的反映，都是告诉我们那（哪）是活路……我们的活路，敌人不会给我们留一条活路，是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这一个活路的争取，这是奠定东北民族革命战争的命运好坏的一年。如果今年不能突破西方封锁线，开展这一新的局面，东北整个民族革命战（争）将受到严重损失，或能部分遭受溃灭。

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利益高出各军中的某一军的利益，东北抗日军是在总的运动中扩大，某军不能离开总的形势而单独胜利，各军都失败了，某军不可（能）单独多活几天。

偏有许多糊涂的革命者、自私的党人，他愿违反这些历史规律的原则，一味孤行，醉心于敌人的圈套，“瓮底游魂”。

总司令部站在自己责任上，坚决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使命，最近一定发出紧急密令通令各军远征，执行总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重返战场的赵尚志，对东北抗战战略的总思路。而他所说的“活路”，当然不仅是指给北满抗联的，也是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主题之一。

赵尚志是自信的，也是实际的。他说的是“召集东北党政军一切负责人参与会议”，实际只是北满地区的会议。他知道什么是他能够做到的，知道目前应该做什么。他甚至可能想到他的“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脆弱性。虽然都是老部下，可“批赵”一年多了，让人们的脑子一下子再转过弯来，接受他，那么容易？他肯定会想到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他最乐于听到并容易接受的，首先应该是金策的。他们彼此了解，他信赖金策的品格和原则性。

会议上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一些误会、偏见、问题，应该在争论中消解，另一些可能达成妥协。即便有人好走极端，有人情绪激动可能说过头话，有金策压阵，应该也不会出格。如此，当然是赵尚志，也是北满抗战的幸事。

倘若如此，并继续发展下去，2路军主力也挺进西荒，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未发生变化，那么东北抗联是不是就不用“过苏联”了？

但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来了，一切就只能是今天已知的结果了。

北满省委听了戴鸿宾（现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宾的报告，认为赵尚志一九三九年秋，企图以开会为名来捕杀整个北满党的领导人，于是一九四○年一月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自然，1982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决定撤销42年前北满省委的这个决定，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也是因为这个罪名并不成立。

戴鸿宾率主力去唐里川，在七号桥将白俄警备队击垮。敌人铁路输送大批援军，将戴部包围、击溃，戴鸿宾负伤，在汤原北部山里一个“趟子房”养伤。陈绍宾带队伍来了，二人即率队西去海伦找北满省委。

依照前面引用过的戴鸿宾的“说明”，在杀祁致中时，即“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这回打了败仗，队伍垮了，是不是又罪加一等，更不敢回去见赵尚志了？“说明”中还说到在苏联羁押期间，“尚志同志对东北干部评论和认识”，“他认为冯主任同志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金策“有奸细可疑”，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

赵尚志眼里没好人了——等待着他们的不就是祁致中的下场吗？

逝者不能说话，可祁致中之死毕竟还有几位见证人。而赵尚志在“洋笆篱子”里究竟如何论说上述领导人了，在下江那边等着这些人来开会，也在等着戴鸿宾的报告的赵尚志，根本不知道海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插不上嘴，说不上话，这边也就只能听着戴鸿宾怎么说了。而他现在是唯一的“狱友”，无疑也是最有发言权了。

如果说事隔半年多（“说明”是10个月），或者记忆有误，或者误解、偏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戴鸿宾说的写的难免有不准确、错误的地方，那么《赵尚志关于反奸细斗争及工作任务等问题给戴鸿宾的信》，白纸黑字，可都是赵尚志自己写的呀！

这份5000余字、频繁出现“奸细”字样的文件，首先说明奸细的存在、危害，应该“在那（哪）些方面来解决奸细问题”，约占1/3的篇幅。然后说明“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用1/3强的篇幅分析侯启刚的“奸细理论”，即不缴满军械、反满抗日不并提、等待大事变、劝群众归屯等等。

被视为“捕杀整个北满党领导人”的主要“证据”，应该是接下来的这样两段文字：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冯等人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要他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笔者）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要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查之。

应该说，赵尚志心中有数，知道有的人不想来开会，可又必须来，怎么办？那就只能“强迫派送来”，强迫不来就“监视考查之”。须知，这是一封有点儿像悄悄话似的“秘密信”。“给你的信，金策可以看。”他对戴鸿宾和金策是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戒意，不设防的。而戴鸿宾是经历了处死祁致中的全过程的，什么都知道。倘若赵尚志想杀人，那就明示“就地处决”，还用“监视考查之”吗？

那么，来开会的是不是就要杀掉呢？“要求每一个团或师的党派一个人、每一地方特支或县派代表一人前来，干部活动分子都可参加”，还有随行的警卫人员，有的还有向导，这得多少人？而戴鸿宾带主力走后，刘凤阳又带人“过苏联”送缴获物资，还分兵出去打给养，赵尚志身边就剩十几个人，怎么杀？杀得了吗？分批分期地杀？来一批杀一批？或者有选择地杀？金策能允许？赵尚志能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吗？再说，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了，在远东军或共产国际那边，又怎么交代呀？

1940年6月20日，《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如果尚志同志不蠢笨利用巧妙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的话，北满这些负责同志，都已变成第二个祁致中的命运。

同一天，《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现在我们对尚志同志问一问：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以总司令的资格，调吉北负责同志到下江召集会议的意思何在？我（尚志）为的讨论与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而调的。尚志同志！你与“奸细”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这个会议不是捕杀“奸细”吗？

如果开会是个阴谋，蓄意诱杀这些人，或是有选择地捕杀某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堪称抗联史上绝无仅有的血淋淋的大阴谋，赵尚志是不是应该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地精心策划，绝口不提“奸细”2字，把这些比日寇还可怕的奸细哄骗来？3军到下江就跟6军一起战斗，在“洋笆篱子”又跟戴鸿宾朝夕相处，“傻老赵”再缺心眼儿，不会琢磨人，对戴鸿宾也该多少了解些，那“悄悄话”能那么说吗？岂不是送上门去白给了吗？“打”字当头的赵尚志，在对敌斗争上，是从来不缺心眼儿的，是非常爱动、也会动心眼儿的。

如果是在苏联就动了这个心思，那他还能处死祁致中吗？

金策与赵尚志五年未见，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酿蓄着醇酒般的战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开会，戴鸿宾、陈绍宾来了——形势陡变，正负40度，赵尚志从天堂跌进地狱。

六年多的情谊，而且是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情谊、形象、印象，竟会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致命危险”，这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谁也未行（寻）思任永富抱有狼心狗肺，真是令人惊骇”，“对革命事业有历史忠诚干部也使之企图动摇”。金策跟张兰生说的“谁也未行（寻）思”，其实是不确的，3军1师副师长任永富并不是奸细，但这种“惊骇”却是经常会感受到的。昨天还一起打火堆，今天就把敌人领来了，刚才还在一个盆里舀饭，这工夫把枪口对上你了。

在这种“起叛徒”的背景下，妖魔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即便冷静、成熟如金策，即便是对于赵尚志。

而“精老赵”也好，“傻老赵”也罢，还在那儿傻呆呆地等着人们来开会。从落叶纷纷等到冰天雪地，穿着单衣断粮了，依然在那儿等着，一直等到1939年底。

上面引用的《金策同志给戴鸿宾同志的答复信》中说：

鸿宾同志给金策同志的信上写道：“……关于尚志问题是谁向党作的报告？是鸿宾不是别人。”

从祁致中之死，到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因率队过界被开除党籍、撤销6军军长职务，又被赵尚志重新任命为6军军长的戴鸿宾，都是起了作用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

同年2月16日，《×××（笔者隐去姓名）给金策同志的信》中说：

戴鸿宾同志，他在六军负责时期是敌视党，在党内开展反“左”倾关门主义斗争中，他抱定“你们是算你珠河党的陈账”，我不参加你们的漩涡的打算，这狡猾而粗率的无原则的思想，完全失去了列宁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这次赵尚志公开计划杀害党的干部，破坏党的组织，瓦解抗日联军的阴谋的时候，我们戴同志是不是沉睡着呢？当然没有沉睡，相反的他由××回来就知道的清楚，他是不是作斗争了呢？是没有的，他是与赵尚志同流合污，附合这种反党的阴谋计划，仍抱着“作（坐）山看虎斗，不参加斗争漩涡主义”，戴同志单独领导队伍活动很久，为什么不积极找党的组织关系呢？当然他不想找组织的，这次西来，他见绍宾的当时，他惋惜自己的不幸说：“我本抱定宗旨不参加这斗争漩涡，现在我见着你（指绍宾同志）又把我卷入这个旋涡。”

在珠汤联席会上，我们几乎只看到珠河中心县委和3军的人在那儿争论，汤原中心县委和6军的人好像集体失语。或许是受了老军长夏云杰的传染，在争论更加激烈的省委扩大会上，好像也没听到戴鸿宾的什么声音。我们看到的这个“半拉子”出身的军长的智勇才华，是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闪光。或许天性如此，不善争论。或许自觉马列水平不行，参与不了。其实以他的聪慧，更可能的是清醒地就想置身事外。敌人那么强大，抗联就这么些人，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了。值得地、不值得地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感情，对谁有利？可看看两边的角色、架势，他站到哪边也解决不了问题，站到中间也当不了和事佬，有人好像还乐此不疲，就尽量躲得远些，别被卷进那旋涡里吧。

无论如何，戴鸿宾也算得一种代表人物了。

但是，这次不行了，身不由己，结果一下子就把赵尚志的党籍弄没了，而且“永远”。

而他自己呢？

同年6月3日，《金策给张寿篯的信》中写道：

我和冯同志重新讨论十二支队的干部问题的结果，由戴鸿宾同志为十二支队的支队长，由许亨植为十二支队的政委，同时仍为三路军总参谋长之职。这样的话军政上都能领导十二队的工作，我和冯总政委共同决定许亨植同志担负政委工作，比别的政委职权不同，并不是军事负责人有最后决定权，而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

有老人说，12支队打下丰乐镇，在宋站被敌包围，突围后转移时，戴鸿宾带好多钱和金子开小差了。这事大伙都知道。听说他在沈阳郊区什么地方“迷”起来了。“八一五”光复，他去找冯仲云，说我没投降，也没暴露。冯仲云挺生气，说你带钱和金子逃跑，什么影响？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戴鸿宾说我知道错了，金子没动，我带来了，都交给组织。冯仲云这人心善哪，那时又缺干部，让他去军政大学学习，重新参加革命了。

当时和后来，都说戴鸿宾开小差是动摇，这是没错的。而他看多了党内斗争，又被卷了进去，是不是也有点儿寒心？敌人本来就那么强大，自己人再这么折腾，还有什么指望？

这回正好有了钱，找个地方“迷”起来，娶妻生子过日子吧。

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虽再三关说，但是尚志之许多事实在戴鸿宾同志之证明下，在下级已有广泛深刻之认识和了解。

因此，到底还是不能通过恢复尚志党籍之提案。

由戴鸿宾带那么多钱和金子潜逃，联想到他在“说明”（冯仲云所说“鸿宾同志之证明”）中说的“绝对无有贪图私利求荣辉的思想”，“以上所说的种种问题，完全是实，并无一点自造和自添，这是我将来向党负责任，不但现在而且永久负责”，是不是就有点儿可疑了？

虽然离开东北近一年半，但戴鸿宾对北满上层人事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他在赵尚志身边有许多言不由衷处，那么在离开赵尚志后呢？

<h3>尚连生的供词</h3>

赵尚志和总司令部十几个人，在梧桐河上游李把头碓营等人来开会，也是等戴鸿宾的报告，结果等来了陈绍宾，差点儿打了起来。

刘凤阳带人“过苏联”，送去缴获的测绘器材后，又被派去绥宾活动，相机成立绥宾游击团，碰上陈绍宾的队伍，被缴械。刘凤阳等人徒手过界去苏联，苏联远东军电告赵尚志，要他防备陈绍宾。

陈绍宾带的40多人，从东边对李把头碓营形成了半月形包围。李在德和李敏，这对从梧桐河模范学校出来的小姐妹，这工夫一个在赵尚志这边，一个在陈绍宾这边。这工夫如果有人沉不住气开一枪，接下来可就不是擦枪走火了。

李敏老人说，缴刘凤阳械，他们就几个人，也没想到陈绍宾会动手呀。刘凤阳那支枪让我拿着，我心里寻思这是刘队长的枪呀，我怎么能拿刘队长的枪呀？不好意思。刘凤阳瞪我一眼，气呼呼地说：多好的枪呀！拿着，打日本子！打日本子好办，瞄准了往死里打，可这奸细怎么对付呀？我们小兵知道个啥呀？真的假的，对了错了，那不就是领导一句话吗？寻思起来也真挺后怕的。

李在德老人说，那时到处都是“讨伐队”，我们经常转移，又不能走得太远，开会的人来了找不见怎么办呀？陈绍宾带人来了，赵尚志非要去见他不可。你想想，一个“口信”把他弄去苏联，这口气都憋了快两年了，好歹有这么个机会，他能不去当面问问陈绍宾吗？那天他要是去了，八成就打起来了。我们坚决不同意，他寻思一会儿，让陈雷、于保合和我去见陈绍宾。我是从6军出来的，老人都认识，于保合也在6军待过，认识些人，陈雷是地方干部上队的，跟陈绍宾没有任何恩怨。赵尚志又让我们带些狍子肉和半袋白面，假装什么不知道，去慰问他们。

陈雷老人说，我们先自我介绍一番，陈绍宾说赵司令的人，欢迎，欢迎。这个人瞅着跟你嘻嘻哈哈的，很精明。听他客套一阵子，我说赵司令挺想你的，请你去司令部见个面。他说我们是去找张总指挥，不知道赵司令在这儿，今天天晚了，不过去了。于保合也跟他这样说，他也不去。那我们就回去吧，陈绍宾立刻面露凶相，周围的枪口都对准了我们。我说陈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都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能革命打革命！又对着周围的那些人大声喊道：我们是奉赵司令的命令来慰问你们的，不是来打仗的。我使劲拍着胸脯喊：要打就往这儿打吧！我们有思想准备，这工夫也真豁出去了。这么一喊，还真起了作用，一个杜指导员命令战士们把枪放下。那架势也是胆突突的，心里没底，害怕革命打革命呀。陈绍宾铁青着脸，不知道心里合计什么。“过苏联”后，我见个叫车庭兴的战士，他说我们走后，陈绍宾派他和个姓阎的战士，去梧桐河向敌人报告赵尚志的去向。他俩一合计，怎么能干这种事呀？也不敢回部队了，就“过苏联”了。

李在德老人说，剑拔弩张要动手时，有人喊打死赵尚志，要我们交出赵尚志。有的问为什么杀死祁致中，还要杀金策、张寿篯、冯仲云。陈雷、于保合跟他们解释，尚连生说：我能作证，我亲耳听赵尚志说要杀金策、张寿篯、冯仲云。看到他，我挺奇怪，他不是和刘凤阳在一起吗？怎么跑这来了？那时我们对这个人不了解，唯一有点儿印象的，是派刘凤阳“过苏联”送缴获测量队的东西，他主动要求去，挺积极的。

有篇《绍宾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写作时间“一九三九年”后有个问号，似难确定。笔者判断这个年份没错，具体时间应在上述时间之前。

由陈绍宾和周云峰（3师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0年被俘叛变，外号“周大屁股”）“同启”的这篇报告，说：

赵尚志同志现无组织关系，并未改左的路线，近又变本加厉，恶匆匆（狠狠）的屠杀反日的将士，过火的执行反日战士无条件的拆编，拉扯有组织的党军，威胁了北满高级布尔塞维（克）的省党，决非草芥亦非皮毛。我们如果采取退守政策，忍坐以待亡，引颈受刑，恐被缴后不免屠杀领袖、拆编队员。如果水落石出，我们葬送于反动派别手里，是否沉冤海底，有口难分，为组织所痛恨，为革命人士所笑骂。退守者灭亡之道，就不如采取前进策略为上。

下令三、六军有系统的队员马上归队服务，若（如）果拉拢赵尚志不归者，以叛徒看待。

报告近1/3篇幅，是“尚连声同志”的“供词”：

我们得到尚连声（生）秘密的报告赵的阴谋黑幕的供词，现已揭露了。尚连生同志说：我往昔不知赵的问题，被他欺骗在怀，今听绍宾言之不谬，特献忠诚于党军，出脱赵的迷魂阵。供词如下：

我参加老赵的会议旁听，出席者座中有卢（阳春）副官，有保和等。赵说阳春同志过去受了绍滨的欺骗，归他拉拢，你知绍滨和日本接头数次，并受江东布哈林派的领导，今后再不要和他接头了。其次张寿篯、冯仲云、周保中、谢文东、他（李）华堂等皆参加托洛茨基派专反对打日本子的赵尚志。现五七军八、四军塌台投敌的只有冯群寿篯，我一定逮捕割头。给尚连生的任务，说你到冯云处说有中代表中（原文如此——笔者）由草地过来请冯云同志接头，把他欺骗来，千万不要提赵尚志的口号，这就是你的成绩。尚某到此后，见冯夏（云）同志表现要自动去和赵接头，并要求尚连生过江带信寄给高裕民，并把他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就是回赵处，因我工作错误，不问而杀。我尚某本是青年有志救国，临死只得说革命万（岁），清泪滴沥，非常惨痛。今闻听师长谈话方才猛醒，敬献忠诚，并希指点迷踪。

又一个怕回去被杀头的人。只是尚连生与戴鸿宾又大不同，他是具体接受了赵尚志的“秘密任务”，专门谋害冯仲云的。虽然“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可经他这么一搅和，“赵尚志阴谋捕杀北满党军领导人”的罪名，就更加板上钉钉了。

尚连生，生卒年、籍贯不详，有资料说1937年8月任中共绥宾区委宣传委员。“供词”一番后，这个可疑的角色，在陈绍宾任支队长的9支队当秘书，还有说是宣传科长。证据确凿、没有疑问的，是这小子1940年10月叛变投敌，致使讷河县委被破坏，党员、救国会员180余人被捕，县委书记任子奎和小孔等人被害。

问题在于“供词”之前，这个十分可疑的角色，是不是就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奸细、特务？

陈雷老人说，后来冯仲云告诉我：我们上了尚连生的当，他1937年被捕过，当时就叛变了。

我问有证据吗？老人说，我只是听冯仲云这么说，这个人说话，肯定有谱。

一些老人说，那时日本鬼子怀疑个人，可以到处调查、取证，平时可以培训、派遣特务、奸细，可以利用叛徒，它有系统的特务机关，还有各种各样的敌伪组织。咱们有什么呀？特别是1938年后，怀疑一个人，相信一个人，通常都是出事了，才能恍然大悟，大吃一惊。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知情人都在。可一场“文化大革命”，别说冯仲云们了，连省市县的一些党史工作人员也跟着受牵连：你们这不是为叛徒、特务、胡子歌功颂德吗？

<h3>永远开除党籍</h3>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

北满省第十次常委会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巩固党的本营，以铁的党的纪律一致通过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并号召北满全党同志，无情的开展反对赵尚志的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企图，反对他极端忌妒主义的英雄——赵尚志的斗争。

正在苏联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不知道自己的党籍已经永远地没了——他是近两个月后才知道的，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队伍里清洗出去，那将是同使我受到宣布死刑一样，我万分的向党请求党的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领导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5月31日，已经是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请求”：

以前由冯同志转去的请求书我希望党组织应予检查和解决，我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

6月20日，《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永远”的字样而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他不可能减轻的，现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满党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尚志“屡次受过党内处分”。在赵尚志三十四岁的人生中，无论受过多少什么样的处分，比较巴彦游击队失败后那次同样是错误的开除党籍，同样强烈地希望、请求恢复党籍，有两点不同。一是那次开除与恢复更像一笔糊涂账，赵尚志“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那是个初始的幼稚的朦胧的时期，正值贯彻北方会议路线，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而执行中央路线是不可能失败的，就牛头马嘴地硬往路线上对。这一次，无论开除、还是要求恢复党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体的。二是那次赵尚志拒绝承认、检查错误，公然找省委领导理论，言辞激烈，一年多后满洲省委准备恢复他的党籍了，仍然不依不饶似的不满意。而这次，显然冷静、理智、成熟多了。

单立志老人说，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到我们2路军当副总指挥。1940年夏，总部派我们几个人送赵尚志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这个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一路上跟我们唠嗑，有说有笑的。问我哪年参加革命，多大年纪，家在哪儿，有什么人。他说你都二十九岁了，赶走日本子，得赶紧娶个媳妇了。我听着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乐呵呵的。那时我们都觉得他心情挺好。后来再想，可能吗？

在第一封“请求书”里，赵尚志说：

开除赵尚志的根据，现在还没有见到决议全文，据个人所了解到的是：1.根据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东北所犯的错误。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错误。（3.是否曾有怀疑赵尚志是奸细，或认为是叛徒，我不知道，所以不能加以具体辩护。）

就是说，除了主要是蹲“洋笆篱子”、未能打鬼子的近一年半，在东北都犯了错误——这自然也是没错的。

（我的祖辈在抗战中是没犯过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抗没战。）

前面说过，第一次伯力会议形成3个文件，即《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和《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

从题目中已不难看出，吉东、北满之间的党内斗争问题和北满党内问题，这回终于算是终结了，这实在是可喜可贺、令人欣慰的事，可具体到赵尚志呢？

前者说1936年至1937年间，北满党执行的路线是“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制出反党的路线的决议案”，“左倾关门主义继续发展”，“派别斗争分裂党”。中者在党的头等任务、斗争策略上，则放弃了“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中的一些提法，认为“必须排除那些无根据的再等更大事变的机会主义的观点”，“绝不可依照机械公式照旧说积蓄力量的空话”，承认“抗日反满不并提”，是“把伪满汉奸走狗作用模糊过去的右倾观点”。“在将归屯未归屯的农村，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领导农民群众反归屯斗争，同时准备被迫归屯以后的秘密组织工作，游击队在有军事重要意义上，可以有胜利把握的去袭击有守备的集团部落”。长期以来，困扰北满党和北满党与吉东党的矛盾、分歧、争论，主要的不就是“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这几处硬伤引发的吗？这不是赞同了赵尚志一直坚持的意见吗？那么前者的观点还能成立吗？可后者的“个人估计”，肯定赵尚志“在革命斗争中有坚强性，有过艰苦工作和重大意义的斗争成绩”，但是他有“为党所不容许的”重大弱点，“带有急躁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性”，“带有许多诡辩论的思想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狭小的猜忌心理”。“自1936年珠汤联会以后，赵尚志同志不自觉地走向使群众运动与党内斗争问题的派别倾向。1937年7月扩大会议前，及其以后发展了派别斗争和分裂党，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执行表现了左倾机会主义，有脱离群众，脱离党的严重倾向。实质上在斗争条件改变下，易走到取消主义方向去。反对‘王康信’及‘中代信’、‘吉特补充信’。对反对奸细问题欠确实性，更易助长奸细来破坏党，尚志同志应受布尔什维克党铁的纪律处分，以至讨论他的党籍问题。”

实践证明你反对对了，可你还得戴着那顶帽子——赵尚志能服气吗？

可他在文件上签字了。

关于“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他在“请求书”中写道：

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直到赵尚志牺牲前一个多月，他还在不舍不弃地寻找陈绍宾和戴鸿宾，欲与他们当面对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以他的性格，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痛苦和无奈？

“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无论赵尚志说这话时意没意识到，会不会面都是至关要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赵尚志怀疑周保中是奸细，源自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过界就被关起来，你为什么来去自由？对冯仲云等人，则主要是因为看了省委一些“批赵”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说了，冯仲云则从得知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党籍那一刻起，就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够保留、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虽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看到这一天，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县改称尚志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一位非党人士，能享得此等荣誉，在我党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太罕见了。

冯仲云也曾疑惑过。他派高禹民“过苏联”后，在萝北等候高禹民时，陈绍宾来了，告诉他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说省委领导人是奸细。陈绍宾、周云峰那篇有“尚连生同志”“供词”的报告，也是写给冯仲云、高禹民的。空间的距离拉远了心的距离，听风就是雨，误解会让人越想越歪。冯仲云要去见赵尚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刚要动身，高禹民从苏联回来了，就“过苏联”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见到了赵尚志，把话谈开了，就释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h3>“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h3>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黄成植为1/12。检查错误的，有的被认为态度诚恳，有的被认为态度不好，不肯检查就不用说了。黄成植不但不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认为“批赵”是错误的，跟人理论，并要向中央报告，找中央告状。有人劝他别犟了，老人古语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犟不过。他说这怎么叫犟呀？《国际歌》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呀！

黄成植，通河县人，朝鲜族，二十一岁，下江特委书记，北满最年轻的师（地）级干部。中等个，挺白净，像个书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活跃分子”。妻子黄碧蓉是6军的，瓜子脸，一头天然卷发，十七岁，1938年夏战斗中负伤被俘，在狱中牺牲。他听说后，默默垂泪。

被开除党籍撤职后，黄成植上队到6军。一个蓝布兜子，1米多长，2尺来宽，里面好多马列著作，有空就看，说他越看越发现自己坚持的是真理。部队“打火堆”宿营，他站那儿讲为什么不能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错在哪里。也没人让他讲，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了，他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

1938年秋，在饶河县雁窝岛，一天清晨，突然听见哨兵喊“跑了、跑了”。大家爬起来，大雾中，两个人影向北边林子里跑了。黄成植拎着匣子枪望一阵子，说：同志们，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属于每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就在这个秋天，黄成植背着那个大蓝布兜子离开部队，孑然一身奔乌苏里江了。他要“过苏联”，去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找真理”。

后来听渔民说，在江边见到他的遗体，身中数弹，身边散落好多弹壳。

黄成植是与赵尚志同一天恢复党籍的。

1940年4月7日，《刘凤阳给中共北满省委员会同志信——关于自己被开除党籍事》中说：

三、我认为一个革命者的唯一生命是党员的党籍，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比宣布肉体上的死刑还为重大。

四、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可以被党开除出党的错误，我根据党员应有的权利，向北满党提出我的意见，请求重新考查改变决议。

五、我认为北满党组织或许是听了一些不十分正确的片面的报告材料，所以我有简单的申诉和辩白，陈绍宾绑我送××（原文如此，即“苏联”，下同——笔者）方的问题，实际上我没有犯错误，而是陈反抗上级指令，并且，我领导的队伍被陈强行编去，我始终没有同意陈的反上级的行动。我直到现在认为我是做对了。因此××方认为我是（忠）实可靠，并检查后，重新派我仍去赵司令处接受赵的领导。并不是同赵有任何私人关系，我是认为上级的决议必然正确，所以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接受赵的领导，同时我没有发现赵有反革命反党的行为。

刘凤阳，1906年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1936年参加7军，1937年经毕玉民介绍入党，曾任军部警卫团长。1940年夏，和陈雷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完成任务过界时，被苏军哨兵误伤牺牲。

陈雷老人说，过界前跟苏军联系了，过界后有个苏军瞭望台，我们就往那儿走。刘凤阳这个人有点儿大大咧咧的，那人也是连饿带累迷迷糊糊的，反应迟钝。苏军哨兵喝问口令，让站住，刘凤阳回答了，还往前走，被一枪打在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上，下半截身子都炸没了。我抱着他大哭一场，回到伯力又大哭一场。没等我汇报刘凤阳牺牲的事，领导正式告诉我，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和我被开除党籍了。刘凤阳死得那么惨，这回连政治生命也没了。

老人说，我至今还记得，文件上说我们是赵尚志的“同帮”，我还是赵尚志的“尾巴分子”。（笔者见到原文是：“尚志同志及其同帮——陈雷、于保合、李泽德等。”“以前作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陈雷。”）我长期做地方工作，这次随赵尚志回国前才见到他，之前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就成了“尾巴分子”呀？刘凤阳原是7军的，他说他跟赵尚志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这话一点儿没错呀。说我们要杀这个，要杀那个，我们能杀谁呀？赵尚志能杀谁呀？我上队前就听说“批赵”，想不通，大家都打鬼子，赵尚志是有名的抗日英雄，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呀？这回好了，把我也弄进来了，把政治生命也弄没了。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中说，有人（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给我写信，说我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没向赵尚志的反党倾向做无情的斗争，要我痛改前非。我回信说我反对王康指示信中的一些错误提法错了吗？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你的错误路线，你才撤我的职？

李敏老人说，听说赵尚志他们要杀北满省委领导，吓了一跳，就想这是真的吗？那时杀害领导人的，许多都是叛徒，杀了人就逃跑投敌了。可文件中从没说他们是叛徒、奸细，领导也没这样讲过，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呀？这是怎么回事呀？就算别人不了解，李在德能干这种事吗？当初他们一家人豁出命来保护冯仲云，这回连冯仲云也要杀？打死我也不信。可架不住听得多了，还是领导讲的，文件上讲的，那人就忽忽悠悠地有些晕乎了。

李在德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赵尚志说成是比日本鬼子还坏的“杀人犯”，陈雷是“大刽子手”，帮着赵尚志杀人，乌拉嘎战斗后一次就杀了120多人。把我们这帮人都杀了，也没这么多人呀！黑龙江省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找我和于保合调查情况，我们给他们讲怎么回事儿——唉，你说红卫兵知道什么呀！

胡真一老人说，抗联出了许多英雄，可歌可泣，自己人整来整去也挺厉害，到现在一些人还是不行，像抱谁孩子下枯井了似的。

有老人说，抗联内部不团结，是公开的秘密。抗联打鬼子打红眼了，有的跟自己人也斗红了眼，不共戴天的样子。赵尚志牺牲后，鬼子让李华堂确认是不是赵尚志，李华堂看了，说是，就把脸扭一边去了。一个叛徒，在英雄面前尚觉无颜，咱们有的人说什么？说赵尚志是咎由自取。（笔者见到原文是：“他的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完全出于异想天开的个人野心。”）要说根子在哪儿，我说就在王明、康生那儿。撤销满洲省委，东北党和抗联群龙无首，误会、分歧也来了。分歧什么时候都有，在抗联那种斗争环境，误会也难免，有上级领导调解、裁决不就行了吗？结果王明、康生拍拍屁股走人了，扔下抗联跟鬼子打，内部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都觉着自己正确。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恩恩怨怨，不也是从那时候来的吗？无论王明、康生在东北抗战中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这上头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一些老人说，抗联的事太庞杂、复杂，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像掉进了迷魂阵。最难办的是一些人的恩恩怨怨。都是英雄，都不是神仙，都有缺点、错误。个人的缺点、错误可以不写，可像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样大的问题，怎么个来龙去脉，能不说道清楚吗？说道清楚了，能不挂碰到什么人吗？挂碰到谁了能高兴？多少年来就说对抗联宣传不够，怎么宣传？弄不好就进了地雷阵。

“工作房子”何工作？

没能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也不仅是被开除了党籍。

陈雷等人被开除了党籍，依然还是抗联的人。抗联教导旅，即88旅成立后，陈雷被任命为相当于指导员的政治副连长。虽然连级军官军衔应为上尉，起码也是中尉，陈雷只是个中士，可他有工作，能战斗呀。而赵尚志呢？这位“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既不是3路军的人，也不是88旅的人，什么也不是了，用有的人的话讲，“成了孤家寡人”。

被一个“口信”弄来苏联的赵尚志，在伯力的拘留所关了16个月。这回什么也不是了的赵尚志，在伯力的一间“工作房子”待了10个月。

蹲“洋笆篱子”时，北满“批赵”，“赵尚志”三个字后经常带着“同志”，这回没了。他有的、没有的错误，乃至“罪行”，乃至把它们放大了再糊到他身上，怎么说都行了。因为这个连日本鬼子都不能不怀着敬意的人，已经被打倒了。

关于尚志之党籍必须解决而通知我们，以便向尚志同志申明之，吉东党委所给他的工作（任2路军副总指挥——笔者）估计非常好，所以我们绝不要来损失我们之老干部，他对我们之将来有莫大之功用。

或当面说明，或写信，或电报，远东军代表王新林，一再向北满、吉东党领导人表示上述意见，而且“必须解决”。在“肃反”中杀自己人毫不手软的苏联东产党人，对别人的事情似乎倒看得挺明白。如果说拿掉“永远”两个字，多少算是给了点“阶级祖国”面子，那么会不会正是因为苏联方面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有人对苏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强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呢？

得知远东军允许赵尚志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有人坚决反对，说赵“有反革命叛徒行为”。王新林说“赵系政治错误，不能视为反革命叛徒”。有人“指出赵之反革命阴谋事实甚伙，若在东北人民面前，赵早应就显戮”。王新林说“派赵只限于特殊简单之小范围不与游击队及地方群众有任何涉及”，“为工作要求必须利用一切”。有人“坚持反对，并说明赵去东北实系恶贯满盈，且其人乃鼠装猫样毫无作用”。

无论赵尚志的那个“永远”有多远，他都没有看到受他株连的战友恢复党籍的那一天，而他的处境更是越来越艰难了。

无论时空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都很难走进赵尚志的那个“工作房子”的世界。虽然我们可以循着历史的轨迹尽力地走近些，但是事实呢？

2500余字的《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可谓通篇都是问号，名字出现最多的是陈绍宾，并明确指出陈绍宾和尚连生“有奸细作用”。这份“申诉意见”，显然是为第二次伯力会议准备的。乐颠颠地“应邀”过界，在远东军眼里却成了不速之客，甚至是无中生有、自作多情、自说自话的说谎者。归国重返战场是东北抗联总司令，再过界后竟变戏法似的连党籍都没了，甚至连话语权都没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在那历时10个月的“工作房子”里，这能不是他的“工作”之一吗？

与“申诉意见”的落款时间为同一天的，还有《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和《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两篇各约两万字的文件，分析了游击战争在东北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论述了游击战争的组织原则，发展的必要条件、战略战术，并对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和军事部署提出具体建议。

显然也是为会议准备的，而且主要应该是在赴会前的东北写的这两份文件，赵尚志为何署名“向之”？身为2路军副总指挥、《东北红星壁报》主笔，仅仅是因为与“尚志”谐音吗？而在那伯力的“工作房子”，已经成了光杆司令的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心向往之的除了率军驰骋疆场外，还能有别的吗？

在“洋笆篱子”里，他质问苏方那个“口信”，要求去见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怒发冲冠，无处发泄，他冲看守咆哮。张寿篯用整整10天与祁致中个别谈话，而他有近16个月的时间，可两个人除了口角，好像没别的。虽然都是戴鸿宾的话语权，毕竟留下些可供思考的东西，那“工作房子”呢？

比起那张嘴要笨拙些的笔，在“洋笆篱子”里尚能写出《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就相信他在“工作房子”里会留下更多的东西。而自那个“口信”后，就霉运连连的那些连环的系列的疑团，无论他的结论怎样缺乏证据支撑，也能给后人提供一些破解的线索。可已有的小册子什么的，尚且要“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就能明白除了回国后亲自背着的一包文字材料外，这“工作房子”的10个月，为什么只能是一片空白了。

有人早就为赵尚志的“今后实际工作环境之适当要求甚费考虑”了，其一是“参加工厂和集团农庄一年以上生产工作，然后给以一年以上党教育，再回东北或其他派遣工作”。

《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中说：

蒙天天很好的招待，吃、穿、住都特别好，我很感谢，可惜是我没有什么工作成绩，真觉抱愧，所以我请求还是可以减低一些招待，或者由我自己劳动。

这时赵尚志当然不在“工作房子”，可根据前面陈雷老人的叙述，那“工作房子”里的衣食住能很差吗？

陈雷老人说，“工作房子”里没厕所，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去。时间长了，被住在楼东头的一个姑娘盯上了，一次还从公厕上方投下一封信，把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个每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的小老头少校，告诉他苏联也有外国特务，不让他接触外人。他把信拿给女主人娜嘉看，娜嘉连说带比画地笑着告诉他，这是好事。怎么个好事呀？小老头少校来了，看了，去楼东头跟那姑娘谈过回来，说她要跟你散步谈恋爱，我已替你回绝了。几天后，那个姑娘竟闯进来，幸亏娜嘉在家，把她推了出去。陈雷站那儿手足无措，弄出一身大汗。

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被开除党籍，父母就劝他结婚。而当时赵尚志已经三十二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年纪有的已经当爷爷了。从珠河游击队队长到3军军长、联总司令，赵尚志从来就是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从不吃小灶。他不适应“天天很好的招待”，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住好的还不好学吗？任何时代都有雄心壮志者，因为诸种不如意而心灰意懒，躲进温柔乡的。即便在那“天大房子地大炕”的环境中，不也有人因为恋爱，不愿与组织上并未批准同意结婚的异性离别，不服从组织派遣的吗？

倘若如此，那还是赵尚志吗？

他是龙是虎。

十七、尚志悲歌 第五十七章 大英雄

<h3>壮士一去兮</h3>

1941年10月中旬，在度过了应该说招待很好却是度日如年的10个月没有铁窗的“工作房子”生活后，赵尚志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这是个被称做“五花山”的季节，经霜的树叶，赤橙黄绿青蓝紫，在秋风中喧闹着覆满山岭。不知这一年如何，往常这时候北满经常落雪了，有时还挺大的。

蹲“洋笆篱子”，住“工作房子”，赵尚志有多少愤怒、痛苦，这一刻就有多少激动、兴奋。

只是这一次的心境，又与上一次大不同。

上一次是作为东北抗联总司令，起码是3军、5军、6军、7军、11军的总司令，“领导破坏敌军整个体系的斗争”。这次是奉命率领一支4个人的小部队潜回北满，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鹤岗）发电厂和佳木斯至汤原间的铁路，并配合苏军在小兴安岭深处、汤旺河上游老白山附近修建飞机场。

如果就是这样子，那就与抗联其他的境内外来去的小部队，没多少差异了。

一行5人，赵尚志和原3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原3军3师3团团长张凤岐、原6军士兵赵海涛、原2路军士兵韩有，在苏军协助下渡过黑龙江，在萝北县大马河口附近登岸。负重很大，赵尚志命令每人卸下3公斤炸药，连同一些不急用的东西都暂时“插”起来。张凤岐有本《联共（布）党史简编教程》，赵尚志也让“插”起来。而他那个挺沉的帆布包，里面都是他写的材料，无论怎么轻装，他都一直背着，一副与之共存亡的架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个“实际工作环境”，有人还给赵尚志想了个去处：“或派赴内地，直接由中共中央适当分配工作（延安）。”

而赵尚志此行的意图，或者在东北拉队伍打游击，或者就是去延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战情况，还有自己的情况。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申诉、告状。

“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赵尚志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没人知道他写了多少材料，以及口头、书面多少次要求回国。“诺门罕事件”把他从“洋笆篱子”解放出来，这次能够脱离“工作房子”，也与苏联的国际环境紧密相关。苏德开战近4个月了，东线日军也随时可能北进，苏联必须全力应对。只是这个季节回国，对赵尚志实在是太不利了。倘是上一次那样绿肥红瘦的春末夏初，可能就不是今天人们已知的结果，可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在党籍问题上，远东军已经尽力了，而且苏联人敬重这位小个子的大英雄。赵尚志牺牲后，远东军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据说还出了一本小册子。夏伯阳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传奇式英雄。但是，苏联方面不可能牺牲它在远东更大的利益。赵尚志自然心知肚明。

而且，赵尚志应该明白，如果这次还“过苏联”，可能有国不能投，有鬼子不能打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经过4天跋涉，赵尚志一行来到老白山，等待日苏战争爆发。

西线吃紧，东线再打过来，苏联会怎样？对中国、对东北的影响又会怎样？难说把日苏大战视为大事变的赵尚志，在这种等待中作何感想，但他是忠于职守的。而且，对于大战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景，应该都有腹案。在这方面，“傻老赵”绝对精明。

“五花山”被白雪覆盖了，山岭都变成了老白山，山里山外依然如故，赵尚志就不能不怀疑远东军对于日苏战争的估计了。

苏方要求，过界3个月后，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返回苏联。1月中旬，赵尚志让张凤岐、赵海涛、韩有3人先“过苏联”，他和姜立新、王永孝随后再走。

他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赵尚志一行到达老白山后，就以东南坡的姜把头“趟子房”为据点，在周边地区活动，在小兴安岭深处梧桐河、汤旺河上游走了几个“趟子房”，了解、熟悉当地情况。同时期潜回东北的许多小部队，赵尚志为什么被派来这里？是不是他向远东军争取的？不得而知。但从1936年初西征前，他指示张寿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老钱柜中，是否多少能看出些端倪？

据说，赵尚志曾想弄几匹马，骑马进关奔延安。其实，这只能视作他的一种急切的心情。进关去延安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应该是化装成老百姓，那也注定要像唐僧西天取经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这时的“满洲国”，没有“证明书”已经关卡重重，寸步难行，更不用说赵尚志的形象、外貌特征又那么明显，敌人早已悬赏1万元取他项上人头了。

应该说，无论是否爆发日苏战争，“打”字当头的赵尚志，思考的都是依托小兴安岭这个天然屏障进行游击战争。同时也不排除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奔西荒经内蒙古转道去延安，或者径向西南进关。

没了党籍，没了组织，一切好像又回归为零，让我们想起九年前那个也是大雪飘飘的季节，那个去宾县寻找“朝阳队”的独行侠。只是除了打鬼子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外，眼下的一切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而且他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h3>热雪</h3>

1942年2月19日，《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中说：

康德八年（1941年——笔者）十二月三十日，据鹤立县警务科所使用的间谍冯界德（打猎人）的可靠情报称：十二月下旬前后，赵尚志等五名突然来到鹤立县梧桐河西北一百华里的青山沟打猎人王永江、冯界德居住的山里小房，打听戴洪（鸿）宾、陈少（绍）宾二人的消息。

于是集中特务和警备阵容的全力，尽量争取在旧历正月以前引诱到梧桐河附近以捕捉歼灭之。

康德九年一月十五以后，为了对赵尚志匪徒进行引诱歼灭工作，在兴山警察署所使用的间谍中，选择对此工作能采取决死行动的优秀者，伪装赵之部下，进行潜入。

这就是，计划与第一号间谍猎人刘德山（四十二岁）约定，如果成功的话，给以大量的赏金。指使他以收集毛皮为掩护，在赵匪活动地区徘徊，如果见到他们就自愿充当其部下，提供一些伪情报，努力取得信任，如有机会，即以袭击分驻所或用其他借口诱至梧桐河附近。第二号间谍张青玉担任联络，密报到分驻所后，进行讨伐。同时兴山警察署在一月下旬将猎人间谍王秀峰等二十五人派入梧桐河附近山林地区，以完善情报联络。

接下来的情形，基本就是敌人预谋、策划的样子。

刘德山，又名刘海峰，珠河县一面坡人，猎人出身，一手好枪法，人称“刘炮”。这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曾任伪梧桐河采金会社警备队小队长。当上伪兴山警察署特务后，经常以打猎为掩护，在鹤立、汤原两县北部山区活动，搜集情报，颇受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主任东城政雄信赖。这次受命后，这小子凭着一身“山林通”的本事，于1月底在姜把头的“趟子房”找到了赵尚志等人。

刘德山鬼话连篇早就编好了。他说他是梧桐河金矿的人，有两匹马驮粮时跑丢了，矿上让他进山找马。找到最好，找不到就打点野物，弄几张皮子。这年头进趟山不容易，不能空手回去。

自抗联被“集团部落”逼入山林后，以往那些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就逐渐被一些有“进山证”、没“进山证”的心怀叵测的角色取代。赵尚志不知道刘德山就是冲他来的，这时的山林比以往更加险恶，危机四伏，鬼影憧憧，一张阴谋之网正向他罩来。但是，他对敌人的这一套并不陌生，不可能轻易相信这个自称进山找马的人。

使刘德山得逞的是姜立新，或者说是发生在赵尚志身上的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那种巧合。姜立新和刘德山是老相识，据说还是把兄弟。赵尚志怀疑苏联内部有奸细，怀疑抗联内部有奸细，只是拿不出证据。这回，姜立新给刘德山作证了，刘德山再激昂慷慨表白一番，要跟着大哥上队打日本子。结果就是姜立新上当了，刘德山上队了，赵尚志上套了。

“第二号间谍”张青玉，是2月8日下午找上门来的。如果说刘德山还像个山里人，后来扎吗啡死掉的张青玉，一看就是个大烟鬼。赵尚志说他是密探，要枪毙他。刘德山的鬼话编得合辙押韵：我就这么一个生死弟兄，我这些日子没回去，他急了，寻思我出什么事了，进山找找，我拿脑袋担保他是好人。

1939年（无月日，似应为9月——笔者），《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通令（第5号）》，是“关于宣誓问题”，并附有《宣誓文》。通令指出，由于奸细作用，抗联损失奇特众多，而且奸细活动有加无减。要求各部接到《宣誓文》后立即讨论，无论上下级都要宣誓，并签字画押。

自李启东被周亚夫暗杀后，赵尚志就经常强调、告诫大家，要小心奸细、叛徒、特务，如今又通令集体宣誓。在防奸反特上，也真是殚心竭虑了，可具体临到他头上呢？毫无疑义，我们可以说他大意了，可他又能怎样？他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就凭他和姜立新、王永孝，还有个在姜把头“趟子房”新上队的伙计边××吗？

从杨靖宇、王德泰、李延平等，再到赵尚志，直接或间接死于叫“汉奸”的东西之手的，光军长就有多少？

大雪飘飘，无声无痕，让我们想起两年前纷纷扬扬的濛江雪。

张青玉到来的当天晚上，刘德山对赵尚志说：梧桐河分驻所没几个人，刚过年没防备，去打肯定行。

3天后的2月12日午夜后，包括两名奸细、特务的6人小部队，到达梧桐河北边2公里处的吕家菜园子孤立的小屋附近。刘德山对赵尚志说快到了，是不是先进去个人，看看屯子里怎么样了再动手？

如果这不是一个圈套，赵尚志身边没有两个叫“汉奸”、“走狗”的东西，那刘德山自出现后的一切言行都是合情合理的。

只是赵尚志这一次遭暗算，他的每一步都让人捏着把汗的、恨不能穿越时空对他大喝一声的这一切，如今都是明晰的。幕后导演是在伪兴山警察署坐镇指挥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出场的是刘德山和张青玉。而刘德山在那一类走狗堆里，也真算得上个狗才，用田井的评语是“优秀”。

据说，一路上赵尚志始终让刘德山、张青玉走在前面。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俩熟悉地形，在前面带路。看着张青玉去梧桐河部落向敌人报告去了，刘德山说这人都冻硬了，咱们进屋等着吧。说着，假装撒尿，待赵尚志走过前去，从后面举起了步枪。

1对4，这小子也够胆大妄为了。只是身负重伤的赵尚志的毅力和反应速度，实在无与伦比，甚至简直就是超人的。就在轰然倒地的瞬间，已经拔枪在手，并顺势转身，向正朝王永孝瞄准的刘德山射击。被田井称为“有百发百中的射击技术”的刘德山，头上、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有老人说，枪声一响，赵尚志就什么都明白了。子弹从后腰打进，从下腹部出来，这种伤在那种环境中只有等死。姜立新是有名的“姜坏手”、“姜秃爪子”，两只手就剩俩大拇指，10个脚指头也都冻掉了，走路比小脚老太太还小脚老太太。听到枪响，拼命赶上来，抱着赵尚志，喊着“司令”、“司令”，泪流满面。赵尚志笑笑，说大老爷们儿，淌那咸水子干啥？在赵尚志眼里，死算个啥呀。他让姜立新拿上那包文件快走，姜立新哪里肯听，背上赵尚志往吕家菜园子的小房跑。小房主人吕振清和他刚过门的新媳妇，见背进个血人，还穿着鬼子服装，吓坏了。姜立新说我们是抗联，惊魂甫定的小两口赶紧帮着张罗起来。

那边，张青玉听到枪声，狗爬兔子喘地跑到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没好声地喊着刘炮跟赵尚志打起来了。在分驻所坐镇的县警备队警长穴泽武夫，立即集合队伍。

前面引用过的伪三江省警务厅的报告中说：

在午前二时四十分左右，从梧桐河分驻所出发，急赴该地。但因积雪达尺许，行动未能按原意实现。当接近他们潜入的房子约四百公尺地点时，被匪团发觉，突然射击，遂立即就地散开应战，同时为了切断其退路，派队长等五名向后方迂回，交战约十五分钟，匪团枪声断绝。为了取得胜利，趁这个机会立即突击，将赵尚志和王永孝二名击毙（赵、王都被枪弹贯通下腹部）。但其他两名趁黑夜携带全部重要物件逃走。

12年后，战犯田井久二郎在笔供中说，为了同死鬼刘德山争功，“东城和我商议，在杀害赵尚志将军的报告书上做做文章”，“将赵尚志将军早已被刘德山射击成重伤的事实加以掩盖，说成是在警察讨伐队的激烈战斗之后，将赵尚志和王永孝三名（原文如此——笔者）击毙”。

这小子在笔供中说：

在审讯将军时，将军大声地说“不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说什么的”，坚决不回答任何讯问。

伪三江省警务厅的报告中说：

赵尚志受重伤后活了约八小时，在这个时间自供是赵尚志，同时对警察官说：“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要紧，现在我就要死了还问什么。”说到这里就闭口不语，只是斜视审讯官，对自己的苦痛也一声不响，表现了一个大匪首的气概。

没什么豪言壮语，我们也不必说他“大义凛然”什么的。这个“表现了一个大匪首的气概”的人，其实只剩下最后一个称谓“中国人”了（即便是作为一支小部队的负责人，这时也没了正式的名分），只需用“平静”、“沉静”以及它们的同义、近义词就行了。当然，还有自信。他从来都不乏自信，即便当生命之血正从体内汩汩流去，面对着自视为胜利者的敌人，也是一样。他从来就没把这些叫做“日本鬼子”的东西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叫“汉奸”的那种东西了。

有老人说，赵尚志这个人，指挥作战那是真动心眼儿，他也随时准备牺牲。但在宏观上，他从未把小日本放在眼里，认定鬼子早晚是手下败将。

小个子赵尚志，是大英雄。

杨靖宇是大英雄。

魏拯民是大英雄，赵一曼是大英雄。

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是大英雄。

金日成、金策、崔石泉是大英雄。

大英雄可以是逝者，也可以是生者，可以是创造、推动历史的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可以有名，也可以无名。比如投江的八位烈女，比如只有个编号、外号的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以及连个编号、外号都没有的那个抱着鬼子滚砬子的人。

而赵尚志是历经万难而万难不屈的大英雄。

尾声 光明与光荣的基石是强大

<h3>完乎？丸乎？</h3>

一轮弯月隐进高粱地，几个鬼影出现在文官屯南面的南满铁路上，朝柳条湖方向走去。这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守末中尉，率领几个鬼子“巡视铁路”。路东就是驻扎东北军7旅的北大营，有1公里多的路段与之近乎平行，最近处不到500米。这些心怀鬼胎的鬼子，在超越北大营近1公里处立即动作起来，河本亲自把炸药安放在铁轨的接口处点燃。

这是1931年9月18日夜10点多钟。

18日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营已开向奉天。

这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封电报，发报时间是18日晚11时18分，发往日本陆军本部，发报人署名是两天后被任命为伪奉天市市长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这小子后来迅速擢升为大将，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绞刑台上第一个坠落下去。

而在柳条湖那声爆炸后仅5分钟，17年后第五个走上绞刑台的板垣征四郎，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了攻占北大营和奉天城的4道命令。

3小时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了攻占南满各军事要地的8道命令。

8小时后，日本中央军部会议，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完全合适的。

9月24日和10月26日，日本政府两次发表声明，说“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此次满洲事变，完全起因于中国军事当局的挑衅行动”，“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2007年4月22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在上个月召开的日本全国报纸评论员会议上，作家半藤一利说：“战前日本的转折点是满洲事变至昭和10年（1935年）左右那段时间。国家从那时起进入了战时体制。日本现在的情形是不是和那时有相似之处呢？”

昭和十年前后的日本与现在的日本相比，还真有几点十分相似。

一是“国家统筹教育”，二是“国家统一管理信息”，三是“限制言论自由”，四是“恐怖主义”，社论具体论述如何“十分相似”。

我看了几遍，有的问题还真看不大明白，但我知道日本有些人在干什么。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150万兵分4路，对关东军发起攻击。攻打东宁县勋山要塞的战斗，持续了10多天。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张福忠老人是这最后一战的最后一幕的见证人。笔者2001年采访时，老人八十二岁，当年和另外9家人在山下专门给鬼子种菜。

老人说，硬攻，苏联军吃不少亏。俺会点儿日本话，一个官让俺上去劝降。俺上去喊，你们的天皇让你们投降了。小日本不信，说“大日本皇军不投降”。苏联军从牡丹江弄来个日本官（第3军司令部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俺把他送上山去，这回日本子从洞里出来了，一个个破衣烂衫那个鬼样。一个官不服气，瞪着眼珠子喊：“大日本帝国不会亡，30年后还回来！”有的也跟着喊，鬼哭狼嚎似的。

六十多年了也没回来，可你能说那“大日本帝国”已经一点儿气儿也没了吗？每年的“终战日”，那些在靖国神社前列队的“皇军”，外面那些吹打着战时军乐的宣传车，叫唤出来和没叫唤出来的都是什么？还有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还有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还有新世纪伊始，那个叫小泉纯一郎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上日本首相？

《东京新闻》的社论最后说：

“时代的潮流”将转向何方？警惕重新走上战争的道路是过虑了吗？

汶川大地震，日本搜救队是第一个赶到震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在那些特别容易哽咽、落泪的日子，在荧光屏上看到日本救援队员分列两行，向被他们从废墟下搜挖出来的一对母女的遗体默哀时，我被感动了。

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母亲，和她的来到这个世界才75天的女儿。可平顶山惨案中的那些死难者呢？那在母亲逐渐冷去的胸前拱爬着、吸吮着，被叫做“鬼子”的东西用刺刀挑起来，在空中划了道抛物线的孩子呢？

不知道各个年龄段的国人，看到这个电视镜头会作何感想。对于正在修改本书的人，一下子想到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等，实在是太自然太平常的了。

中国人忘不了1945年前的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尤其忘不了与这个邻居一衣带血的历史。有人说“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我真想在记住历史时，记住的是恩爱，可事实呢？谁能说美国人记住了“9·11”，犹太人记住了纳粹德国，就能忘了仇恨？而且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那些叫“右翼”的日本人的鼓噪，又在警示着什么？

而《东京新闻》注意到，自日本救援队出现在汶川的废墟上后，平时总是相互激烈攻击的两国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本的感谢。有报纸评说：“中日国民感情慢慢升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当然也是如此。比如好几个国家的军机都运来抗震救灾物资，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为什么没来？因为日本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是道坎。

问题在于发展苗头，就像个病人，病情很重，但在好转，而且都在小心呵护，就有希望。

那就借用当了不到一年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名字，祝愿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幸福地发展下去。

但是，谁能担保什么时候不会再出个“大泉纯二郎”什么的呢？

笔者从未出过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当首选日本，去实际感受一下，听听日本人怎样谈说昨天、今天、明天。

而在这里，我想问问日本右翼：中国、朝鲜、韩国是受日本侵害最重的国家，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国也深受其害，日本自己也有300多万人丧生，难道这不是事实，还不够吗？扑向广岛、长崎的“小男孩”、“胖子”，难道是什么不明飞行物吗？那是人类的第一次，难道不应该是最后一次吗？

和平对谁都是幸福、美好的。

完乎？丸乎？

日本，走好！

<h3>中国的主题词</h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应把太平洋战争的起点，追溯到“九一八”事变。

珍珠港是“事件”，诺门罕是“事件”，张鼓峰是“事件”，怎么轮到“九一八”就成了“事变”，就弄出了个“满洲国”？

珍珠港抵抗了，诺门罕、张鼓峰抵抗了，“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因为力量弱。为什么弱？从人口到国土面积，中国从来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这又“弱”又“大”是怎么回事儿？连得上吗？

真的，古今中外，有“弱大”这个词吗？

可那时的中国，不就是弱大吗？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崛起，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还能走多远。到了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无论中国的GDP在全球总量中占多少，从此就开始没完没了地签订耻辱的条约。

1853年，同样的命运也落到日本头上。美国动用了1/4的海上力量，在佩里准将率领下进军日本，迫使日本低头。问题在于对比中国弱小的日本来说，这并不是结果。面对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日本成了人类大学堂里最好的学生，迅速强大起来，随即开始了与周边国家一衣带血的历史。

本书写到这里，正看电视的妻子突然叫了声“阿信”——荧光屏上又出现了国人二十多年前已经熟悉的日本电视剧《阿信》。

从挨打受辱，到自食其果，日本两次都迅速崛起了。

比之亚洲一些国家的愤怒和警惕，俄罗斯、美国对日本右翼的劣行，似乎并未怎么往心里去。除了受害程度不同，美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外，还有什么原因？日本为什么那么在意美国说什么？

诺门罕，蒙语意为“和平”。苏联知道东线需要和平，也有能力让它和平。苏军的空地火力，特别是大草原上那滚滚而来的坦克群，那种钢铁与技术的摧毁力，让崇尚“白兵主义”的武士惊骇不已。自日俄战争后就以胜利者的架势遥望北方的鬼子，没讨到便宜不说，还被打歪了嘴巴。待到正式开战，就满地找牙了。

美国呢？你小日本敢再弄出个珍珠港什么的事件，还把你揍出屎来。

“抗战到底！”

“赶走日本子，推翻满洲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的大山里，有一种“标语树”，就是刻在大树上的标语。有的是一刀一刀割去树皮，露出里面白生生的干部形成的。有的是刮扒去树皮后，硬生生地在那白生生的干部上刻写的。

在长白山天池温泉附近的原始森林里，一棵“标语树”上镌刻着：“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性别的差异几乎就剩下了胡须，维持呼吸运动的几乎全凭着意志。一切都是非人、非常规的，就像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的“标语树”与当年和今天人多热闹处的广告。蓝色的火苗，咆哮的大烟泡，子弹在大山里飞啸。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的，最后一丝热力也快被风雪劫掠去了的，依然喘息着向前的，任伤口流血只管专注地瞄准的。红的雪，热的雪，冰雕雪铸的先人，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当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中叶科技文明的快车道，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不愿做奴隶的先人，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延续数万年的原始社会。肉体的精神的承受力，早已超越了极限。许多人崩溃了，更多的人依然勇往直前，一批批地战死、冻死、饿死，宁死不屈，万难不屈。

到了这种境地，抗联当然仍在消灭、牵制敌人，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了——可这样的命题真的还有多么重要吗？

就在笔者写着这百余万汉字时，又有几位抗联老人辞世了。有的曾位居高官，有的笔者采访后还要去街头卖鸡蛋，还有的前面已经说过了。

生者与逝者，无论属于自然法则辞世的，还是青春的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即便曾为打家劫舍的胡子，也是这片黑土地上铁铮铮的血性先人。

除了那个时空的境遇外，他们与今天大街上和万家灯火的窗口里的人们一样，由基本性质并不比谁更好的血肉和头脑构成。但他们又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曾用血肉、头颅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抗联没留下一支建制部队，但她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照耀历史与未来的、任是什么样的敌人也不可能征服的精神。

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强者的英雄史话，是这个星球上有着共同历史、文化的最大的一群人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我们必须精心培育、呵护、强健我们的精神体魄，因为任何综合国力都不能忽视精神的力量。

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再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难以持久的，缺乏凝聚力的。

当我们努力为民族振兴打造和谐、和平的内外部环境时，尤其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尾声 在塑史诗中重塑民族灵魂

刘兴雨

心有灵犀不仅存在于相恋的男女之间，也存在于读者与好书之间。真正心有灵犀的人不用什么人介绍，自然一见钟情，不用别人来喋喋不休。尤其是张正隆的书，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二十年来，人们对他的书一直充满敬意，对他未写的作品一直充满期待。他的书不但不使人失望，还常常会超过人们的想象。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甚至有人说是读图时代。不但读书的人浮躁，写书的人也变得浮躁起来。有的人几乎年年有新书，被读者和出版社追着跑，跑着跑着就把自己跑丢了。

这个时候，你难以想象，一个人为了一本书会做十几年的准备工作，会到全国各地像挖宝一样寻找那些抗联时代的幸存者；你难以想象，他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以上，单单看材料就耗去九个月；你难以想象，他谢绝一切活动，专心于抗联题材的写作……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张正隆他做出来了。

十年磨一剑，这是人们用来赞扬人专心致志创作一件作品的话，但这样的话常有，这样的事却很少遇到。这样浩大的工程，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干，十个人要干上十年，而张正隆一个人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工程。

在这浮躁的年代，一个人潜下心来，雕琢一件史诗性的作品，视外界的喧嚣如天上浮云，无论如何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

可一些人也会产生困惑，抗联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下这么大工夫写将近七十年前战争年代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抗联，我们都不陌生，在早年的教科书里，在后来的电视剧中，我们都似乎了解那些可敬的人们。

在整个20世纪，充满了纷乱，充满了硝烟，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英雄。可岁月的浪涛几经淘洗，真正留在人们心里的也就那么几个。可不管多么苛刻的人，都会承认，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在强敌面前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就是敌人都不得不佩服。

可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许多东西我们自以为知道了，其实并不真正知道，有些时候，历史的真相和你知道的可能正好相反。有些东西我们自以为了解了，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不过九牛一毛。能把真实的东西了解出来，这需要工夫，而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则需要勇气。许多人舍不得下那深入了解的工夫，也缺少把真相说出来的勇气。而这两样，正是张正隆的强项。

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张正隆，是由于那本写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那本书二十年来一直盗版不断，似乎还没有哪一本书有这么长的盗版期。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他为林彪“正了名”，那是不客观的。正名不用一本书，有时上边一个文件或大人物的一句话也就解决了。一本书能被人们长久地青睐，能唤起人长久的阅读兴趣，一定是那本书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

这部可以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高峰比前一个高峰更为险峻，也更为秀美。历史信息更为丰富，当然，也更为沉重。

抗联尽管我们在教科书上看过，在电视剧中看过，但他的艰苦卓绝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谁能想象，没有粮食，战士们要到牛粪中找没有消化的食物；谁能想象，冬天露营，脚上的肉都冻掉了；谁能想象，大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穿的衣服竟然露着窟窿。我们常常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看成最为艰难的境地，看了这部书才知道，抗联几乎时时都处于那样艰难的境地。有很多东西影视都无法表现，它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和极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抗联的官兵依然百折不挠、宁死不屈，这就是抗联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会在任何强敌和困难面前挺直身躯。

本来，读这样一部关于战争的书应该激昂感奋，可我读完这部书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能不沉痛吗？我们的许多人不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而是死于叛徒的出卖；许多人不是死在抗敌的战场上，而是死于内部的互相残杀。更为悲惨的是，有些抗联的英雄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让敌人闻风丧胆，挺过了那九死一生的岁月，可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被逼自杀。

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句话，中国人总是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仇。这真是让人扼腕叹息。用张正隆的话说，我们不能再自己折腾自己了。

说起这些，让我们在对先烈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感到脸红。

说起我们的民族，原本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不知怎么却像流沙一样流失了，有些东西我们丢掉了，却不知丢失的是什么。也许是真诚，也许是血性，也许是正直，也许是不屈，整个民族好像失去了灵魂。

应该有人告诉人们失去的这些东西，应该有人告诉我们失去的东西是多么珍贵，并尽最大可能把它们找回来。

我们民族需要有人寻找失去的精魂，实在寻找不回就应重新塑造。没有大爱的人想不到去寻找，没有大能的人没有能力去重塑。而张正隆正是这样一个有大爱和大能的人。

这部书，我所以称她是史诗一样的作品，是因为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当年的艰苦，会看到日寇的兽行，会看到内部斗争的残酷，也会看到各种人的面目。让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在阅读中提升自己，重塑扭曲的灵魂。

这，也许就是这部书的意义吧。

200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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