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科学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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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科学种种》

第一章论伪科学

自从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以来，科学的声誉在美国就象原子云一样，迅猛地升高起来。大专院校中，选择某门科学作为一生事业的学生，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用于科学研究的军事预算，空前庞大。专门论述科学的书刊，源源不断地出版，数量之大，超过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即便是在消遣文学方面，科学幻想小说也大有取代侦探故事之势。

目前，科学一派兴旺，然而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后果：一种鼓吹新奇的“科学”理论的人物应运而生。这种人所以出名，不妨说是沾了那些享有声誉的科学家的光。那些科学家们对于这种人自然不屑一顾。他们正埋头于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但是，知识比较贫乏而又醉心于耸人听闻的发现和药到病除的万灵药方的人们，往往就成了这类人物的大喊大叫的热心追随者。

1951年，美国各地有几万个精神出了毛病的人，进入到“意念的梦幻”中去。他们在这种梦幻中，沿着他们的“时间轨迹”回到过去，试图回忆起他们在胎儿时期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成千上万病情比较复杂的神经病患者，把意念疗法看作是江湖医术的秘方，正坐在“生命能箱”里增加他们体内的“生命能”。还有无数的中年家庭主妇，正打算吃一种含有丰富酸乳酪、小麦芽和赤糖糊的食物，指望能活到百岁。

伪科学家们活跃的领域，不仅是精神治疗和肉体治疗方而。人们原来以为，对《旧约圣经》中奇迹故事的原始解释，已经随着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去世而不再时兴了。可是，这种解释现在却又时兴起来。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医生不是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事实：就在约书亚命令太阳和月亮停止下来的那个时刻，地球也就停止转动了吗？50年来，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一直在通力合作，要使那些复杂的、精密的探测地层结构的仪器臻于完善。可是，按照著名小说家肯尼思·罗伯茨的说法，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只要有一根带叉的细树枝就够了，而且，他还振振有词地写了一本论战性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

自从1947年第一次报道飞碟以来，多得不计其数的人深信，地球是处在另一个星球来客的窥视之下。对弗兰克·斯卡利所写的《飞碟背后》一书表示赞赏的人认为，这种神秘的碟子是由金星上的居民驾驶的，他们和地球上的人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只有3英尺高。最近出版的杰拉尔德·赫德写的一本专著，提出更加有力的理由，认为这些飞碟是由火星上具有智能的蜂驾驶的。

在二十年代，报纸广为散布一些生性偏执的学者们的种种臆测。每个星期天，赫斯特系的《美国周刊》都要刊登一篇耸人听闻的科学幻想奇文。每天出版的日报中，都连篇累续地登载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什么发现巨大的海蛇啦，在古代建筑物的奠基石里发现了活蛙啦，或是有人用镶配的金牙收听到无线电广播啦。但是，在随后的20年间，在新闻出版界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科学道德准则，通讯社要雇用称职的科学作家；大城市的一些主要日报都聘请了训练有素的科学编辑；美国医学会逐步开展了一个运动，反对报界宣扬医学骗术，反对本会的会员发表未经同行充分检验过的研究材料。今天，在美国报刊杂志的科学报道中，鬼话连篇和以讹传讹的情况，比过去是少得多了。

出版杂志和图书的各家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形成这一自发的准则作出了贡献。遗憾的是，四十年代以后，这些出版公司开始倒退了。《惊人的科学幻想》一向是一份最好的科学幻想杂志，它却首先向公众报道了精神病学中的伟大的“意念革命”。《实事》杂志由于发表了飞碟是来自另一星球的这一消息，因而发行量大增。《哈泼斯》带头发表文章，颂扬维利科夫斯基的非凡发现，《科里尔》和《读者文摘》也步其后尘，紧跟着发表了类似的文章。《星期六晚邮报》和《观察》大肆鼓吹盖伊洛德·豪泽的赤糖糊崇拜论，就在同一个月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弄到了几本他的畅销书《模样年轻，寿命久长》。这个政府机构指控说，由于该书蛊惑听闻，如在出售赤糖糊的罐罐旁边摆上该书，就构成对这一产品的“吹嘘罪”。

许多大出版商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销路了。诚然，罗纳德·哈伯德的《意念说》书稿过于荒诞，一些较大的出版公司对它不感兴趣。但是，维利科夫斯基的同样荒诞的著作，却找到了两家非常有名的大出版商。肯尼思·罗伯茨写的关于用一根魔杖就能探水的著作、斯卡利描写飞碟的书以及赫德的更为异想天开的论述，都是一些大出版公司发行的。

当有人就所有这些问题向书籍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法问时，他们的回答是现成的：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公众愿意大量购买某种书籍，他们作为公仆，难道没有权利，甚或可以说是义务，来满足这种需求吗？

只要稍稍尊重独立思考的人，都不会要求出版公司和杂志应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强制下，只出版经有权势的科学机构批准的材料。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过去20年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自发的道德准则，是否值得维护。例如，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被广泛地宣传为天文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发现。诚然，出版商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出版这样一本书。同样的道理，有些科学家威胁说，除非该出版公司从它的书目中剔除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否则就将抵制它所出版的教科书。这些科学家也是在运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提出有组织的抗议。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个人责任感的问题。

也许我们是在小题大作。有人会说，出版一些有关火星蜂人的书籍来刺激一下公众的想象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科学家们是不会被愚弄的，具有科学知识的读者也不会被愚弄。如果有人愿意掏腰包购买这种鬼话，那有什么要紧？答案是，当人们被哗众取宠的科学言论引入歧途时，这就完全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迫切需要经过培训的精神病专家的护理，却沉溺在种种迷信疗法之中，从而严重地耽误了治疗。在那些接受这种可疑的疗法的病人中间，已出现自杀或精神错乱的事例，其数字是惊人的。一个有声誉的出版商，决不会考虑出版一个被其同行们普遍认为是江湖郎中的人所写的关于癌症疗法的著作。然而，这类书和《意念说》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

象维利科夫斯基所写的那些非医学的书籍，以及有关飞碟的专论，究竟产生了什么久远的影响呢？除了有害的影响之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谁能说出究竟有多少正统的基督徒和犹太人读了《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后，由于听说科学已经证实了《旧约圣经》中的奇迹，就会倒退回去相信圣经学的那些原始解释呢？门肯曾经写道，如果你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从火车车窗里扔出一个鸡蛋，都会击中一个原教旨主义者①。这是25年前的情况，时代已经改变，但是人们容易忘掉，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要取得胜利，还是多么遥远的事。在美国南方的许多州，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物教师，至今仍然害伯教进化论，因为他们唯恐失掉工作。当已故的富尔顿·奥斯勒在《读者文摘》中热情地欢呼维利科夫斯基的著作科学地证实了对圣经最可悲的解释时，有识而开明的基督徒，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无疑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飞碟又如何呢？我听到许多读过有关飞碟书籍的读者们，用毫不含糊的言词责备政府固执地拒绝透露有关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大盘子的“真相”。人们愤怒地指出，政府的“保密政策”，是我国军事和政治领袖们对美国人民的智慧完全失去信心的明证。

出版科学中的这些胡言乱语，产生了一个更为令人遗憾的影响，就是，他们在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读者们的思想中，混淆了什么是科学知识，什么不是科学知识二者之间的界限。公众的思想越混乱，也就越容易成为伪科学理论的俘虏，而这种伪科学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受到一些强大的政治集团的支持。正如我们在以后的各章中可以看到的，德国准科学的复兴是和希特勒的崛起同时发生的。如果德国人民在区别好坏科学方面受过较好的训练，他们难道会那样轻易地听信纳粹人类学家们所宣扬的疯狂的种族论吗？

归根结蒂，要反对伪科学的传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有知识，能够把有声誉的科学家的著作与自欺欺人的无识之徒的作品区别开来。这一点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难以做到。当然，总是会有一些两可的情况难以区分。但是，黑色是经由许多程度不同的灰色才逐渐变为白色的，这个事实并不是说，区别黑白就是困难的。

实际上，这涉及两种不同的“连续统”。一种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用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的尺度。在这个尺度的一端是肯定错误的理论厂象意念说这种观点；只有一天生命的胚胎居然能够可靠地记录下他母亲的谈话。在这个尺度的中间，是一些发展中的理论，即可以自圆其说的假设，但由于缺乏充分的数据，因而很容易引起争论，例如宇宙膨胀说。最后，在尺度的另一端，是一些几乎可以肯定属实的理论，如认为地球是圆的或人与兽是远亲。要确定一个理论被证实到什么程度，是个极端困难的问题，而且需要专门知识。事实上，要给假定以确切的“概率价值”，是没有什么现成方法的。然而，这一类问题无需麻烦我们。因为除了少数的事例外，我们要讨论的只是那些非常靠近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理论。它们毫无可取之处，这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第二个连续统是科学家资格的尺度。它也有两个极端，从明显地是值得钦佩的科学家到同样明显地是不配称之为科学家的人。有一些人的地位是可以争辩的：有的人，他们的理论是否出于神志正常，尚在两可之间。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有资格可以称之为科学家，在其他方面则不然。有些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可以称为科学家，其他时期则不然，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有一种自封的科学家，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叫作偏执狂。所以称之为偏执狂，根据不在于他的观点新奇，也不是因为他的研究出于一种神经质的动机。根据就是用以估价理论的技术标准。如果一个人坚持提出一些观点，全都和一些有用的证据相左，而这些观点又不能为进行严肃的考虑提出一些合乎情理的根据，那么他的同事们就会理所当然地给他起个绰号，叫偏执狂。

偏执狂们在知识和智力两个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愚昧无知，几乎是文盲，他们的活动只是向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发“怪信”。有的则粗制滥造地写了一些小册子，通常由作者自费出版，书名老长，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像片。还有一些人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他们所研究的那门科学，往往具有很深的造诣。他们的著作简直可以和那些真正立论精辟、有着真知灼见的文章鱼目混珠。但是，尽管有这些千差万别，绝大多数的伪科学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些偏执狂们是在与他们的同行们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从事研究的。这不是指地域上的隔绝，而是指和本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没有富有成效的接触。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隔绝并不一定是偏执狂的一种标志。科学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既没有科学期刊，也没有什么学会。同一领域的科研人员之间的互通讯息也是很困难的。更有甚者，社会往往要对这种通讯施加巨大的压力。在伽利略这个典型例子里，宗教法庭迫使他处于与人隔绝的状况，因为教会觉得，他的观点破坏了宗教信仰。甚至到了达尔文这么近的时代，宗教保守主义的压力仍然如是之大，以致达尔文及其为数不多的赞助者们，在反对那些比较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的意见时，几乎是处于孤立的地位。

今天，这种社会情况已不复存在。科学摆脱宗教控制的斗争，几乎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教会团体仍然反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某些理论，不过，这种反对已不再能支配科学团体或报章杂志了。每门科学都已建立了颇有成效的通讯网。检验新学说的广泛合作，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检验过程不受上级“正统做法”的控制。在这种现代的结构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不断的资料交流，因此，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要想闭门造车已不可能。

现代偏执狂硬说，这种闭门造车并非出于本愿。他声称，这是由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团体反对新思想的偏见。这种说法是冉荒谬不过的了。今天，科学杂志中充满着稀奇古怪的学说。成名的捷径往往是去推翻人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虽然这一成就最初遭到相当大的反对，但总起来说，这还不失为一种理智上的反对。除了屈指可数的例外，那些反对爱因斯坦的有声望的人们，谁也没有把他斥为想入非非的狂人。他们所以不贬斥他，是因为他多年来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辉煌的文章，并且被公认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内，他的相对论几乎已赢得普遍的承认，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悄悄地发生了。

历史上也有不少新的科学见解遭遇到可悲的结果。当然，否认这些事例是愚蠢的。这些新见解没有得到公平陈述的机会，后来证明却是正确的。伪科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读者提起这些事例。传统的心理学反对研究催眠现象（由于梅斯默既是一个偏执狂，又是一个江湖庸医，就更助长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医学方面，巴斯德的灭菌说、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塞麦尔维斯博士坚决主张医生在接生前手应消毒等众所周知的事例，都说明一些学说曾经遇到过同行的强烈偏见。

也许，科学上顽固不化最为昭著的例子，莫过于十八世纪天文学家不肯相信陨石确实是从天空中落下来的。由于人们反对中世纪的种种迷信和荒诞不经的故事的情绪仍然如此强烈，因此每当陨石坠落，天文学家们就坚持认为这是从某处捡来的或是大风刮来的，要不就是那些声称亲眼目睹者在撒谎。甚至伟大的法国科学院也对这种民间传闻加以嘲笑，尽管它早先就已对流星现象作过一些研究。一直到1803年4月26日，有几千块小陨石坠落在法国的莱格尔镇，这些天文学家们才肯认真地对待这些坠落下来的石头。

还可以引用其他一些事例来说明科学上因循守旧的情况和各种偏执狂人物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况。患有精神病的德国内科医生罗伯特·迈耶发现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时，一个与科学不沾边的门外汉，也会作出一些令人震惊的预见性的猜测，如斯威夫特对火星的预言（下文将论及），又如塞缪尔·约翰逊相信（在1781年，即细菌发现前约80多年的一封信中说）微生物是痢疾的起因。

但是，在把当代某些怪人的著作同常被一些奇文所乐道的这些从前的事例进行比较时，必须十分审慎。在医学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医疗技术成为一门严格的学科，还是最近50年前后的事情。人们可以回想，医学在其初期总是和迷信搅在一起，难分难解，而且还可以找到无数的事例说明，一些科学家的见解当时虽不服众，后来却证明是正确的。其他科学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科学家们的普遍心情，是渴望新的见解。在目前进行的探索癌症治疗的伟大工作中，人们总是千方百汁地在寻求各种治疗办法，不管这种疗法是多么古怪、如果说科学杂志错不该把一些有问题的论文发表了，那也不过是为了讨论和检验，希望从中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几年前，有人问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学生，他们那天的讨论会开得如何。一家新闻杂志引用他的话说，“好极了！我们上个星期学到的有关物理学的一切全不对头了！”

诚然，人们到处都可能遇到反对新观点的无理偏见，特别是年岁比较大的科学家中更容易遇到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是如此，上了年纪就有一种固执己见的自然倾向。不能责备一位不自觉地反对某一理论的科学家，因为这种理论有时可能使他一生从事的研究成为泡影。即便是伟大的伽利略，在开普勒提出行星椭圆运动的理论已获得强有力的证明很久以后，还不承认这个理论。用艾尔弗雷德·诺伊斯的话来说，幸而总有一些“大踏步肯赴汤蹈火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充当科学革命的开路先锋。

还必须承认，在某些科学领域中，从经验中获得的资料仍然不能说明问题，某一种观点可能获得一批狂热的拥护者，而且变成为一种僵硬的教条。例如，对爱因斯坦学说的一些修正意见，有时就遇到这个学说当初曾经遇到过的类似的反对意见。而且，无疑地，读者至少熟悉一种人，他们把一种特殊的精神分析学当成为一种宗教；如果这种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受到对立的精神分析学的拥护者的质问时，他就会大发雷霆。

实际上，一定程度的教条，即顽固正统观念，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②它迫使科学家在他的学说能够被人们认真考虑之前，用一种新的观点去收集需要的证据。如果这种情况不存在，那么，科学就不得不去检验出现的每种新奇的思想，从而成为一堆乱麻。很明显，有所作为的科学家们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某人宣称月亮是用新鲜的乳酪做的，不可能指望专职天文学家会从天文望远镜上下来去写一篇详尽的反驳文章。劳伦斯·拉弗逊在一篇出色的文章《偏执狂与科学家》（《科学月报））1951年11月）中写道：“一部内容完备的物理学教科书，也只能给维利科大斯基一部分答案，因此，科学家不会认为值得在这件事上花费力气，这是不足为怪的。”

还是言归正传。现代的伪科学家，完全置身于那些紧密连成一体的渠道以外，而新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得到介绍和评价的。伪科学家孤立地进行研究。他不把他的研究成果送给公认的杂志发表，或者，即使他送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因极为充分的理由而被拒绝发表。在大多数情况下，偏执狂者不具有那种才情，去写一篇即便貌似重大成果的文章。结果，他发现投稿杂志不用；参加学会也吃闭门羹，而且，几乎遭到他那个领域里一切够格的科学家们的忽视。事实上，有名的科学家对这位偏执狂的存在几乎一无所知，除非他的著作通过非学术性的渠道广为传播，或者，这位科学家有专门收集偏执狂文献的癖好。因此，这种古怪的人物只好独自走一条孤单的道路。他对着自己创办的组织发表演说，为自己编辑的杂志撰稿，而且，直到最近只是由于他或他的追随者们筹足了自费印书的资金，才得以出书。

伪科学家的第二个特点，也是使他更加孤独的一个特点，就是妄想狂的倾向。③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引用一本最新的教科书的说法，就是“症状为慢性的、全身性的、逐渐发展的妄想，不具有幻觉，不时有轻微的恶化、减缓或复原的趋势。”精神病学者对于妄想狂的起因，说法很不一致。即便不是如此，讨论每个病例的起因也显然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不过，一个偏执狂者独自拼命地反对他那个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时，必然陷入一种强烈的个人自大感，这是容易理解的。

如果自封的科学家象常见的那样，以强烈的宗教信仰为支持，他的妄想狂就会减轻到最低的程度。想用科学来支持宗教信仰的愿望，就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例如，我们研究一下现代反对进化论最激烈的人物乔治·麦克里迪·普赖斯就会明白，他那样虔诚地相信耶稣死后第七日复活的说法，足以说明他在地质学上何以有那些奇怪的观点。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事例中，妄想狂的因素几乎总是存在的。否则。伪科学家就不会有那么一股劲头，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如果这个偏执狂是假装的，只是为了赚钱，或是为了恶作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显然他就不会作出妄想狂的样子来。不过，这类例子是很少见的。

真正的假科学家的妄想狂倾向，大致有这样5种表现。

（l）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2）他认为，他的同行们毫无例外是一些无知的傻瓜。除他以外，每个人都离开了正路。他常常骂他的对手愚蠢、不老实，或有其他卑鄙的动机。如果他们不予理睬，他就认为这意味着他的说法是无可辩驳的。如果他们竟然反击，这就会加深他的妄想，自认为是和一批恶棍在作战。

不妨看看这样一段话：“对我来说，真理是宝贵的……我宁愿坚持正确的东西而陷于孤立，不愿随波逐流去盲从错误的东西……由于坚持本书所阐述的观点，已使我遭到某些同行的斥责、蔑视和嘲笑。人家看我是古怪的、乖僻的、不可思议的……，但是真理毕竟是真理，尽管世上所有的人都反对真理并转而反对我，我也仍然坚持真理。”

这段话摘自华盛顿费尔菲尔德的查尔斯·西尔维斯特·德·福特193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前言。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证明地球是扁的。每一个伪科学家或迟或早都会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3）他认为自己不该受到压制和歧视。公认的学会不让他去演讲。杂志拒绝接受他的文章，对于他写的书，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就作为“毒草”来评论。他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卑劣的阴谋。患有这种偏执狂的人从不认为，这种反对态度可能是因为他的书中有什么错误。他却深信，这完全是由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学阀的盲目偏见，这些科学界的高级神父，唯恐他们的正统地位被人推翻。

他经常坚持说，恶意的诽谤、无端的攻击总是对准他的。他把自己比作布鲁诺、伽利略、哥白尼、巴斯德以及其他因“异端邪说”而不公正地遭到迫害的伟大人物。如果他在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中缺乏科班资格，他就会把这种压制归结于科学界的一种共济合作风，未经过相应的入会仪式，就不准他登堂入室。他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科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由外行人完成的这一事实。

（4）他在按捺不住的冲动下，竭尽全力攻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肯定无疑的理论。当牛顿成为物理学方面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后，在这个学科中便出现了一些离奇的作品，疯狂地反对牛顿。今天，对于爱因斯坦这样的大权威，也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物理学理论，看来又要借牛顿的名义来攻击爱因斯坦了。同样的挑战，还表现在硬要同已得到充分证明的信念④唱对台戏的倾向中。数学家们证明，角是不能三等分的，于是偏执狂者就硬要把它三等分⑤。永动机是制造不出来的，他偏要造一个出来。有许多古怪的理论，要把地球引力代之以“推力”。某些现代的偏执狂们坚持说，不是细菌引起疾病，而是疾病产生细菌。贝茨博士说，眼镜对眼睛无益而有害。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谈到赛勒斯·蒂德怎样把整个宇宙从里到外翻转过来，把它塞进一个仅在内部有人的中空地球之中。

（5）写文章往往喜用复杂的、费解的词句。大量使用杜撰的名词、术语。精神分裂症者有时说的就是精神病学家所谓的“疯活”，精神病人觉得这些活有意义，但其他人则莫明其妙。荒诞科学的许多典型著作，都带有一种“疯话”的味道。

偏执狂的智商是低的，已故的韦伯·格伦·沃利瓦就是一例。他认为地球的形状象个馅饼，他没有收到什么信徒。如果他是一个聪明的思想家，就会发明一些深奥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论。他就能够写出一些学识渊博、立论精辟而且往往具有大量正确的科学论据的著作，为他的理论辩护。他的花言巧语就会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他的世界的各个部分就象拼板玩具～样，通常是巧妙地拼凑在一起的。要想在任何形式的辩论中胜过他是不可能的。他已经预料到人们的一切反对意见。他能出人意外地用一些独出心裁的回答来对付人们的反对意见。就在地球形状这个问题上，一个外行也会发觉同一个地球扁平论者辩论是无能为力的。萧伯纳在《政治手册》一书中对一次会议作了淋漓尽至的描写。一位地球扁平论者在会上的发言使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哑口无言。萧伯纳写道，“任何一个无神论者都挑不起来的那种反对意见，纷纷向他袭来，而他听到过他们的意见何止千百次，他好象玩九柱戏一般，轻而易举地就把人们认为无法回答的问题全打发掉了，直气得人们七窍生烟，火冒三丈。”

在以下的各章，我们将对近年来的一些主要的伪科学家作一番深入剖析，将着重于美国本国的一些怪人。也会谈到英国的一些著作和欧洲的一些怪诞理论，但不涉及许多其他语言的偏执狂作品。这些作品译成英文的寥寥无几，而且原著也很难弄到。此外，这些著作通常和美国的情况无关，因此与美国的偏执狂的著作进行比较也毫无意义。

对于少数例外，还要就“神秘学”这个广泛题目的一些理论稍费功夫。例如占星术，现时仍有成百万的信徒，但这与科学毫不相干，看来不值得加以讨论。太阳黑子带来晦气这种说法，在守旧的买卖人中间颇为盛行，他们爱把走运还是背运看成象自然现象，是由远方的什么事物造成的。这是古代把人事与天象联系起来的迷信观点的残余。但是，这些作品要说属于天文学，不如说属于经济学更为恰当。诚然，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荒诞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研究课题。

我们的评述，将从天文学这门与人间景物相去最远的学科中的一些奇谈怪论开始，经由物理学和地质学再到生物学，然后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探索人的问题。本书用4章来探讨医学方面的伪科学，然后讨论性理论、精神病的迷信疗法和了解人的性格的方法。最后，本书还要对莱因博士的值得尊敬的著作进行严肃的评价，并对探索灵学的一些其他勇士们稍作涉猎。

在这些无聊的事业上所浪费的大量智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些迷惆的科学家们竟被别人蒙蔽，走向荒唐的极端。反过头来，他们又蒙蔽别人，把别人也带向那里。看着这种情形，不但使人感到可笑，有时也使人感到可怕。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追随者们往往是很有学问的，有的还是知名人士，但他们在识透上帝所设置的外部假象方面则学识不足；而在为自己疯癫的反叛精神寻求出路上，却往往是肯下功夫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对这些“科学家们”共同保有的特点，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开始呼吸到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世界里的空气时，就会对他们活动所在的那种气氛渐渐熟悉起来。

就象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在一个新的病人走进他的诊室时，一眼就能断定某些病痛；或者象一位警官从那些逃过了普通人眼睛的狡猾行为上辨认出罪犯的类型一样，也许我们能够学会一遇上未来的科学偏执狂就能认得出来。

我们一定会遇上这样的人。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不久的岁月里，就会有形形色色的这类人物，带着一些迄今想象不到的理论应运而生。他们会写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书籍，作一些激昂慷慨的讲演，组织一些激荡人心的迷信活动。他们会获得1个，或是100万个信徒。不管怎样，我们对他们保持警惕，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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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以绝对相信圣经之记载，如神迹、处女怀孕、基督复活等。为基督教信仰之基本而排斥进化论的人。——译者

②伯纳德·科恩的杰出文章《正统观念与科学进步》着重地谈到这一点。该文载于1952年10月份的《美国哲学学会会议录》。同期还载有埃德温·博林富于睿智的讲稿《科学信仰的合法性》，它是该学会1952年关于科学非正统性专题讨论会的开幕词。另见斯普拉格·德·坎普的《正统性与科学》，载于1954年5月份《惊人的科学幻想》。

③1952年，一个科学偏执狂者由于妄想狂而干了一次无意义的谋杀。一个自封为天才的年轻的退伍军人，名叫贝阿德·皮克斯。一天早晨，他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物理学会的办公室，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把一位他过去从未见过的18岁的速记员杀死。他在被捕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该学会拒绝发表他写的一本书《怎样才能永生》，讲一种用电子学延长寿命的理论。他相信，如果杀死该学会的某个人，事件闹大了，这本书就会为人所知。他在1949年印了一本名叫《热爱物理学吧》的小册子，分送科学家约6000册，其中10册送给了爱因斯坦。皮克斯对记者说：“爱同斯坦置之不理，我想他是个疯子。”

④最有趣的“唱反调”的理论之一，是英国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奥斯本·雷诺兹（1842～1912）的“颗粒宇宙说”。雷诺兹在利用湿沙作试验的基础上作出结论说，空间是由装得严严实实的球体组成的，每个球体的直径只有光的波长的七千亿分之一。物质的粒子不过是一些空的气泡，在这种稠密的、有弹性的、颗粒的介质周围移动。介质中的“孔”越大，周围颗粒的常态“堆”中的畸变就越大。重力就是这种畸变所产生的压力。多见他的《对宇宙结构的一种异见》（1902）和《宇宙的次结构》（1903）。均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⑤指不能用圆规和直尺对角进行三等分。——译者

第二章地球扁平中空说

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地球是一个实心球体，两极稍呈扁平状，地球的周围是难以想象的无边无际的宇宙。自从1519年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以来，没有什么人再怀疑地球是圆的了。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观点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地球的形状遂成了伪科学家放纵想象力的幸运领域。

关于地球，有三种古怪的理论，每种理论在本世纪都拥有数日惊人的信徒：一是沃利瓦的地球扁平说；二是认为世界是中空的，两极处是开口；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是，我们住在一个中空球体的内部。

很难令人相信，任何一个生活在原子时代头10年中的有文化的美国人，居然会怀疑地球是圆的。然而，这种人却有几千之多。他们绝大多数住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叫作齐翁的死气沉沉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位于密执安湖边，在芝加哥以北大约40英里的地方。这些人是一度非常昌盛的“齐翁基督教使徒教会”这一教派的残余信徒。这个教派是一个靠祈祷治病的名叫约翰·亚历山大·道威的苏格兰人于1895年创建的。

道威牧师于1905年被人撤掉了齐翁镇“总监督”的职务。以后30年，这个6000人的村镇曾被韦伯·格伦·沃利瓦的铁腕所统治。镇上绝大多数的公民都为一个拥资百万美元的“齐翁实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生产的商品品种繁多，从精致的花边到针头线脑，应有尽有。美国城镇禁止星期日饮酒、娱乐等法规没有比这里更严厉的了。驾驶汽车路过湖前的人很快就知道，不能在这个村镇停留，因为他们如果吸烟或在礼拜日吹口哨，就有可能被逮捕或罚款。

沃利瓦一生深信，地球的形状象一个烤饼，北极在中央，南极位于圆周边上。他多年来一直说，谁要能向他证明地球是圆的，他就奖他5000美元。事实上，他已作过几次环球旅行，宣传这个题目。当然，在他看来他并没有环绕地球航行，只不过是沿着一个平面的圆周行进罢了。

按照沃利瓦的说法，有一堵巨大的冰雪长城阻隔着，使船只不会驶出地球的边缘，落进冥冥的世界中去。在冥世之下是一个下层的地府，那里住着亚当时代以前曾经在地球上显赫一时的民族的灵魂。星星比地球小得多，围绕着地球旋转。月亮自身发光。至于太阳呢？下面就是沃利瓦关于太阳的说法：

“认为太阳的直径有几百万英里，与地球相去9100万英里，这是愚蠢的想法。太阳只有32英里宽，距离地球不过3000英里。情况一定如此，完全合情合理。上帝创造太阳，为的是给地球照亮，他必然要把它安放在靠近服务对象的近旁。如果有人在齐翁镇盖所房子，却跑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去安装电灯为它照明，你会怎么想呢？”

这个教派办的刊物《医病之叶》，1930年5月10日出版了一期天文学特刊。篇幅达64页之多的这期刊物，全面地阐明了沃利瓦根据《圣经》和科学提出的地球扁平、不动说的种种理由。其中有一篇文章问道：“任何一个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难道能够简单地说他相信地球是用这样一种不可能有的速度在运行？如果地球跑得这样快，它的方向如何？顺向走要比逆向走容易。而风就要逆向吹来。但是，谁会相信这朴说法呢？一个人跳起来，离开地面一秒钟后，就会落在原来地方的193.7英里以外，谁又会相信这种说法呢？”

证明地球旋转最有名的办法之一是使用一种叫做“傅科摆”的装置。这种摆是用一件重球悬在一根很长的金属丝上制成的。当重球来回摆动时，惯性使它总保持在同一的摆动面上，而它下面的地球则在转动。结果是，摆动面似乎是在缓慢地转动。上述那篇文章一口气就把这个证明给吹翻了。文章作者问道：“如果说，地球的运动与摆的运动有关系，那么你干吗还要推那个摆呢？每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必会看出，真正的事实是，如果地球真象天文学家说的那样在飞快旋转，那么，摆就会一下于飞到空间去，并留在那儿。”

不过，这期刊物精彩的地方是一幅横贯两版的照片，展示出威斯康星州的温尼贝戈湖12英里长的湖岸线。照片的说明是：拍摄使用的是 8×10伊斯特曼牌摄景照相机……镜头在水面上3英尺处……任何人都可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去奥什科什亲自看看这个景致。带一副大倍率双筒望远镜可以看到对岸很小的物体，无可怀疑地证明湖水表面是平的，或者说是水平的……，这幅照片的科学价值极大。

由于沃利瓦的无知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那些奇怪看法背后的心理动机，要比更高明的偏执狂者的动机容易看得明白。这些偏执狂者会引经据典、机智伶俐地进行论战，而把自己的动机隐藏起来。沃利瓦的动机有两个，一是想要捍卫宗教的教条，二是狂妄自大，以致于脱离现实儿乎达到精神病患者的程度。第一个动机无需细说了沃利瓦有一次就宣称，“我们是原教旨主义者。我们是唯一的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他说得很对，《圣经》里有许多章节，如果照字面看，就是说地球是扁的，不是圆的。而且，道威教派的重大原则（可以说它的实质）之一，就是对《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按它的字面意义来理解。

但是，把沃利瓦对大体的看法，解释为不过是解释《圣经》的一种合乎情理的方法，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也许在过去的时代，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宗教出现的最初几个世纪，在地球是圆的这件事得到肯定证明以前，人们不难看到，一些天资聪颖、经纶满腹的神学家们，宁愿从字面上来解释《旧约》中的章节。例如，圣奥古斯丁或马丁·路德认为人不可能住在地球的下面，因为那样一来就不能在基督再临时看见他从天而降了，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倒还可以理解。但是，二十世纪的人居然不相信地球是圆的。我们又该怎么想呢？

答案就在于沃利瓦的狂妄自大。他把所有的天文学家都看成是一群“可怜的、”无知的、自以为是的蠢货”。有一次他自吹说，“我能够在一场智慧之战中，把世上无论什么人都打得一败涂地。我没有见过一位教授或大学生，在任一学科上的知识，赶得上我的百万分之一。”有一次，在法庭上进行辩论时，他大喊大叫地说，“凡是和我较量的人都要完蛋。注意听着！墓地里躺满了想要打倒沃利瓦的家伙。另一些人也会去那里的。全能的上帝将会惩罚他们。”虽然他那个教派的人数从未逾万，可是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刚刚开始我真正的事业。我要向美国其他各州宣讲福音，然后是欧洲。”

沃利瓦常常预言世界末日行将到来。他曾经把1923年，1927年，1930年和1935年定为世界末日到来的年份。这些年头一个个过去了，他的预言一再失灵，九重天庭并没有象画轴那样收卷起来，可是他从不想想他的那些预言有什么错误。他死于1942年，这又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曾经指望靠吃巴西胡桃和含脂牛乳一类的特殊饮食活到120岁。

今天，齐翁镇已是时过境迁了。其他教会已经进入。地方法规已被推翻。姑娘们可以涂日红、染指甲了，夏天在恩诺克林荫道上即使穿着短裤也不会再被逮捕。说来奇怪，纽约大学现在拥有齐翁实业公司的优势股权。但是齐翁镇还有几千名年事已高的沃利瓦的追随者，在这个村镇里过着平静的日子，用他们已经过世的领袖的话说，他们仍然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斤斤计较于进化这类小事，而对现代天文学这件大事反倒不放在心上”。

虽然，无论在齐翁或在齐翁以外的地方难以找到一个非原教旨主义者而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人，但是；要是以为所有有关地球形状的古怪说法都来自宗教迷信，那也是不对的。在最近几个世纪中，不属于宗教说法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美国步兵上尉约翰·克利夫斯·西姆斯的地球中空说了。西姆斯在1812年的战争中由于作战英勇而崭露头角，后来从陆军中退役出来。他把余生用来使美国人相信：地球是由5个同心球体组成的，两极有直径达几千英里的开口。

他最初于1818年宣布他的理论，广泛散发通函，征求100名“勇敢的伙伴”和他一道进行一次极地远征，前去北方探察一个不久就会被称为“西姆斯洞”的开口。这位陆军上尉坚信，大海流过两极的开口。在球体凹人的内部和下一个球体凸出的表面，动植物欣欣向荣，一派生机。

人们愈是对西姆斯的理论投以嘲笑，他就愈加愤慨，而且更加起劲地要去寻找“事实”来支持他的观点。他简直是着了魔。他用了10年的时间在美国各地旅行．带着浓重的鼻音结结巴巴地到处演说，想为他的航行筹募经费。1822年和1823年，他又向国会提出申请，要求为他的旅行拨付费用。他的申请被无声无息地搁置起来，然而他的第二次申请，居然赢得了25张赞成票。1829年，他由于演讲操劳过度，搞垮了身体。死在他已定居的俄亥俄州的汉密尔顿城。在这里，人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儿子为他竖立的一座风雨剥蚀的纪念碑，上面雕有一个石头的中空地球模型。

从两本书里可以找到关于西姆斯这种奇怪观点的全面介绍。一本是这位陆军上尉的头号大弟子詹姆斯·麦克布赖德1826年写的《西姆斯的同心球体论》；另一本是他的儿于阿梅里卡斯·西姆斯1878年发表的《西姆斯的同心球体说》。为了阐明地球中空说，这两本书根据物理学、天文学、气候学、动物的迁移习性以及旅行人的报道等，提出几百条理由。还不限于此，书中还说，一个中空的行星，就象人体中空的骨骼一样，是造物主安排万物的一种坚实而经济的方法。正如一位门徒所说，“一个中空的地球，里边可以住人，就可以节省下大量材料。”这位上尉的儿子作出结论说，“道理、常识，以及自然界中的一切类似的事物，都支持这一理论，使之确立起来。”

西姆斯的信念，对于当时的科学丝毫没有发生作用。但是，这些信念对于科学幻想小说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820年，一位无名作者，用西伯恩船长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叫《西姆佐尼亚》的描写空心地球的幻想小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大意是：有一艘轮船驶向南极开口，那里的一股强大的水流把船吸过了“世界的边缘”。西伯恩船长在地球凹进去的内部发现了一个大陆，给它命名为“西姆佐尼亚”。他在那里遇着一个友好的种族，他们穿着雪白衣服，说话声音美如音乐，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之邦。艾德加·爱伦·坡未完成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描述的也是这一类的航行。儒勒·凡尔纳的可能没有受到西姆斯理论的影响，但是，后来的许多小说和几十个短篇故事都是以他的理论作为基础的。

西姆斯的看法来自从前的传说吗？没有什么根据，虽然科顿·马瑟1721年在《基督教哲学家》这本书里为一种类似的理论作过辩护。马瑟自己的理论，又是受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哈雷彗星就是以他命名的）16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启发而来的。哈雷说，地球有一层500英里厚的外壳，里面的两层直径分别相当于火星和金星，最里面是一个象水星大小的固态球体。他相信，每一层都可能存在生命。那里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发光体”在照耀，有永恒的白昼之光，就好象罗马诗人维吉尔放置在天堂里的那种，或者，各层地壳之间的大气也许本身就能发光。1716年，光彩耀目的北极光出现时，哈雷说，这可能就是那种发光的气体逸出时所形成的。因为地球在两极处呈扁平状，外层地壳自然单薄一些，他据此推论说，在两极地方气体有逸出的可能。

伊利诺斯州奥罗拉城有一个叫作马歇尔·加德纳的居民，他在一家制造妇女紧身胸衣的大工厂中负责机器维修工作。1913年，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地球内部之行》。这本小册子讲的很象西姆斯的空心地球。谁要是说他的想法是抄袭前人的理论，作者就会大发脾气。1920年，他把这本小册子扩写成一本篇幅达456页的书。

加德纳不同意西姆斯的多层同心球体的“奇想”。他坚持认为，只有外层地壳存在。外壳厚800英里，中空的内部有一个太阳，直径为600英里，使内部永远是白昼。两极处有开口，每个开口的阔度有1400英里。其他行星的结构也都相同。火星上的所谓冰帽，实际上就是开口处，从这些开口处可以偶尔着到里面太阳的闪光。在地球上，从北极开口处露出光亮，就形成了北极光。

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冰冻猛犸，是来自地球内部的，那里现在可能还有活着的猛犸。爱斯基摩人也是来自地球内部的，根据他们的传说就可以知道，据说有一个地方，那里的夏天永无终止。有一章描述想象中的穿越地球的旅行，从一个极的开口处进去，从另一个极的开口处出来。配有一幅漂亮的彩色插图，展现出地球内部的太阳在船驶近巨大的边缘时，正在一片汪洋的水平面的上空照耀。这本书用7章篇幅描写历次向北极远征的情况。当然，加德纳证实说，没有一个探险者曾经真正到达那里。

作者承认，他并不指望人们“公平地听取”他的观点，因为“有些科学家抱残守缺，他们不愿意修正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在有新发现需要作这种修正的时侯，……而这种发现又非来自某些出名的高等学府”。他辛酸地写道，这些科学家们“在专业上门阀森严。如果你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根本不愿听取你的意见。”但是，归根结蒂，他相信公众会接受他的见解，同时也会迫使这些科学家们这样做。

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不愿意让人把池同西姆斯那样的冒牌科学家混为一谈，因为那种见解并不是以坚实的事实为基础的。“当然，对于地球的形成问题，不承认全部科学的事实而提出某种纯属个人的解释，是谁都能随便作到的事。这种人是偏执狂”。就象所有患有妄想狂的科学家一样，加德纳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被人赏识的天才，暂时受人嘲笑，但荣誉终究是要属于他的。他总是把自己同伽利略相比。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世上人们的注意力，因而他的早期著作没有被人重视。

说来令人啼笑皆非，加德纳发表了那本成本昂贵、经过修订的著作之后不到6年时间，理查德·伯德驾驶飞机飞越北极。当然，那里并没有什么洞口。于是加德纳便停止发表演讲和写文章，可是他于1937年去世时。仍然深信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价值。

无论是西姆斯的理论，还是加德纳换个样子的说法，已属荒诞不经，但是还有甚者，这就是另一个美国人赛勒斯·里德·蒂德于1870年提出的一种见解。在38年中，蒂德坚持。不懈地发表演讲，写文章．为他的理论辩护：地球是空心的，我们是住在地球的内部！

蒂德的早期生活不详。他于1839年出生在纽约州的特拉华县的一个农场，青年时代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信徒。南北战争期间在联邦军队中当兵，隶属于野战医院。后来在纽约折衷派医学院毕业，在纽约州的尤蒂卡开业（折衷派医疗是上个世纪一种出名的迷信疗法，主要依靠一些毫无价值的草药治病）。

哥白尼的学说阐述空间是无限的，而且有许多庞大的太＿阳，这些说法一定吓坏了年轻的蒂德。他一心想要把宇宙恢复到他在《圣经》里所知道的那个样子：象予宫般小巧而严实。说地球是圆的，他无法置疑，因为海员们围绕着地球航行过。果然如是，那么哪里又是空间的尽头？如果说，空间是无止境的，无边无际，这简直无法想象。

1869年的一天夜半时分，他独自坐在为研究炼金术在尤蒂卡建造的一个实验室里，他见到一次神灵显圣。他写的小册子《科里西的启示：纽约州尤蒂卡城伟大炼金士的一次奇异经历》，对这次显圣作了详细的描述。一个美丽的女子和他谈话，告诉他，他前几世的化身和他命中注定将要充当一个新的救世主．她还向他透露了真正的宇宙起源的奥秘。

奥秘很简单：我们是生活在地球的里边。天文学家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他们把一切都里外颠倒了。《圣经》不是说，上帝“曾以手心量诸水”吗？（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二节）这一点，蒂德愈想愈相信是真的。1870年，他用科里西（希伯来语，与赛勒斯同）这个名子发表了《蜂窝状宇宙起源说》，他在这本书里概要地提出他关于天文学的新启示。

蒂德说，整个宇宙象一只蛋。我们住在蛋壳内层的表面，在空心中有太阳、月亮、星星、行星和彗星。外面有什么呢？绝对地空无一物，内层就是一切。人们看不透它，因为大气太稠密。这个壳厚100英里，由17层构成。最里面的5层是地质层，下边是5层矿物层，再下面则是7层金属层。居于空间中心的太阳是看不见的，我们所见的太阳只是它的反射。中心的太阳半边光亮，半边黑暗。太阳的转动，造成了我们幻觉中的日出和日落。月亮是地球的反射，而那些行星则是“浮在金属平面层之间的水银圆面”上的反射光。因此，我们看见的那些天体，并不是物质的，只不过是光的焦点。蒂德依靠光学定律极其详尽地研究了这些天体的性质。

傅科摆占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他写道，“这个实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谁要想取得什么科学头衔，就必须接受它。”蒂德的理论是，这个摆的摆动是由于受到太阳的影响。他作出结论说，整个问题“纯属无稽之谈，这些‘科学家们’将来会对他们自己的愚蠢感到可笑。”

的确，地球好象是个凸圆体，但是根据蒂德的说法，这完全是光学的一种幻象。如果你不怕麻烦，把水平线延长得很远很远，就会发现地球是向上弯曲的。这一实验实际上是1897年由科里西大地测量部在佛罗里达湾海岸上进行的。在这本书的以后各版中，都载有几幅这一群出色的大胡子科学家们工作时的照片。他们使用三个一套的丁字尺（蒂德把这个装置叫作“直线器”），把一条直线沿着海岸延伸出4英里，最后终于把这条直线伸进到海水里。头一年在伊利诺斯的老排水运河河面上，也作过类似的实验。

就象大多数伪科学家总想使读者们觉得他们的科学知识非常渊博一样，蒂德也有一种倾向，喜欢使用一些晦涩难解的语言。例如，他说行星是“通过实质物传入和输出的不断流动而聚集成的球状实体……”，而彗星则完全是“由科鲁塞克‘力’组成的，这种力是由于带色物质在电磁线路因关闭太阳‘能’和月亮‘能’导线管而开路时耗散使物质压缩而产生的。”

蒂德激烈地攻击“正统的”科学家们是“骗子”、是“江湖郎中”，说他们把他们那套骗人的研究当成科学，来“欺骗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蒂德的妄想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用整整一章来骂“无理反对”和“顽固抵抗”他的敌人。他爱把自己比作（就象几乎每个假科学家所做的那样）往昔那些看法难以被人接受的伟大的革新家。“令天反对我们的著作，正象过去公然反对哈维和伽利略著作一样的不可理喻、荒谬可笑，简直如同白痴。”

他在另一页中写道，“我们为了把科里西宇宙学的问题永远地交给人民去公开讨论，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我们在作这番努力时，受到了无理的嘲讽和极为恶毒的压制，这是一切要对公众中流行的观点提出革新意见的人必然要遭到的命运……在那些伪‘科学’的拥护者们开始感到他们的理论岌岌可危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见解发展成为一门宇宙论的学问。了。……”

下面这段话是他的内心表白，也是最令人吃惊的，“……了解地球内凹说……就是认识上帝，而相信地球外凸说，就是否定上帝，也就是否定他的全部创造。反对科里西学说就是反基督”

蒂德以救世主自居，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在尤蒂卡开业行医，就被人称为“疯子医生”，生意每况愈下，这是不足为怪的。他的妻予糊涂面多病，生一子后去世（他的独生子道格拉斯·蒂德，后来成为美国南方有名的艺术家和肖像画家）。后来，“使徒赛勒斯”（那时他是这样自称的）终于放弃行医，启程去传布他的新启示去了。

作为演说家，想必他是一把好手。在芝加哥，他的追随者对他如此倾倒和忠诚，他得以在那儿呆到1886年，创办了一所“生活学院”和一份名叫《指路明星》的杂志（不久又办了《火剑》杂志）。后来他又成立了“科里西联合会”，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社团，设在田园别墅大道的一所建筑内。《芝加哥先驱报》1894年认为他有4000名信徒，并称他单在加利福尼亚一地就从布道聚会中筹集了6万美元。

这家报纸描写科里西是“一个中等身材略矮、脸刮得光光的54岁的汉子，一双转个不停的棕色眼睛，就象两个火炭在闪闪燃烧……他对他的信徒们有着一种奇异的魔力，对女信徒尤其如此。”在以后一些年里，他总是身着文伯特亲王式上衣，黑色裤子，白色丝织的蝴蝶领结，头戴宽边黑呢帽。他的4个弟子中就有3个是妇女。

在卡尔·卡默1949年出版的《黑树迎风》一书中，描写“科里西学说”的那一章写得妙极，其中有一个成员谈到他何以投入这一运动时所说的一番话。这番话表明，回到母体去的愿望，在这个迷信崇拜取得成功方面，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曾是芝加哥谢尔曼饭店的理发师。1900年的一天，他在大街上漫步时，看见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我们住在壳里”。有一个汉于对着大街上一小群人一面演说，一面叫卖《火剑》。理发师买了一本。他说，“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读这本杂志，在我入睡之前就坠入了壳内。”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科里西在佛罗里达州的迈尔斯堡以南16英里的地方弄到一块土地。他在那里建立了埃斯特罗镇。他称之为“新耶路撒冷”，并且预言，这个小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首都。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容纳800万信徒安排的。前后来了200人。但是，虽然附近城镇的一些报纸不断冷嘲热讽，这些人还是设法使这块小小的移民地维持下去。

蒂德1908年去世曾惹起一场麻烦。他是受到迈尔斯堡执法官的攻击而致死的。蒂德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不朽的人》。他在书中教导说，他“肉身死后”将要飞升，并将携带所有信仰他的善男信女一同升天。12月22日他去世的那天，移民地的成员停止了工作，对着遗体不断地举行祈祷仪式。两天以后，科里西的遗体已现出腐烂的迹象。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县里的卫生官员最后进行干涉，命令将遗体埋葬。

蒂德的信徒们便在海湾外面的埃斯特罗岛上，把他们敬爱的领袖埋葬在用水泥建成的坟墓里。1921年．一次热带飓风猛袭这个岛屿，掀起滔天巨浪，坟墓被摧毁，骸骨荡然无存。

这群狂热信徒出版的那份漂亮的小杂志《火剑》，1908年对蒂德的去世只字未提，继续出版，一直出到1949年末这个移民地的印刷厂毁于火灾时为止。1946年出版的一期指出，蒂德在炼金术方面的见解，就是原子弹的先声。1947年，这批信徒中只有12个人没有离去。他们是在为财产权而争吵。

在德国，蒂德的著作为纳粹运动广泛掀起的反文化热热浪提供了基础。这就是彼得·本德首先提出来的所谓地球中空一学说。本德是德国飞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重伤。本德与科里西派长期保持联系，直到他在纳粹俘虏营中去世为止。他的研究工作仍在德国进行，主要是由卡尔·纽珀特来搞。纽珀特写的《地球宇宙》一书是这批狂热信徒最重要的一本教科书。①

在美国，《火剑》经过60年的英勇战斗之后，终于偃旗息鼓。它的最后一期刊载了一篇文章，怒气冲冲提到《生活》杂志发表的一幅犹他州一些盐滩地的图片。其意图是要表明地球是个凸圆体。《火剑》的编辑们曾经致函《生活》杂志，指明其一错误。《生活》写了回信。但是，《火剑》的编辑们认为复信有意规避，闪烁其词。

注：

①这件事是杰拉法·凯珀在《大战期间的德国天文学》（《人民天文学》，1946年6月）一文中报道的。有关德国狂热自徒和其他地球中空论的进一步详情，参见威里·利的《空心的地球》（《银河系》）1956年3月）

第三章毁灭世界的怪物

地球及其姊妹行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在天文学家中间是很有争论的。一些相互对立的理论，看来同样都有道理。但是，所有天文学家们一致的意见是，无论如何，地球在几十亿年以前就已存在，而且，在人类历史这个短短的时期内，一直绕着它的轴心急速地旋转，并以固定的速度沿着一定的轨道绕太阳运行。

在伪科学家看来，“正统派”之间所持有的一致见解，正是向之提出挑战的题目。因此，关于地球近期的天体演变情况，也象关于地球形状一样，出现了许多古怪的理论，这是不奇怪的。本章将概括地提到4种说法。每种说法都认为，自有人类以来，地球不止一次遭遇到宇宙的灾难。每种说法都坚持认为，地球的各次剧变都是由于它和一个天体密切接触所致。

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医生所著《碰撞中的世界》是这4种说法中时间最近的一种。该书经过吵吵嚷嚷的一番宣传之后于1950年出版，绝大多数专业的天文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欺人之谈。第二个反应则是愤怒，因为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是维利科夫斯基本人自以为是，而且出版商和编辑们似乎也在认为，他发表了一项重大的理论。科学家们愤怒的信件，雪片般飞向出版商，他们威胁说要抵制这家出版公司的教科书。结果，向公司推荐这部书稿的有关编辑人员被撤职。出版权则转让给双日出版公司。这样一来，这本书反倒变成了畅销书，而双日公司不出版教科书，所以就欣然接受了。

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是什么呢？简言之，他认为，有一次木星喷出了一个巨大的彗星，这颗彗星有两次非常接近地球。它同火星两情缱绻而被收服，并生下了一窝小彗星。这颗彗星后来安顿下来就成了金星。彗星第一次与地球碰撞，是在纪元前1500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结果，地球不是完全停止旋转。就是突然转动得慢了。维利科夫斯基也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位博学的医生都无误地看出了灾变性的惯性结果。地球的表面完全崩裂了，一些高山倒塌了，另一些升高了，洪水泛滥，飓风骤起，尘埃如暴风雨般降落，大火不熄，海水沸腾，江河呈现血红颜色，流星陨石有如阵雨，巨大的火球从地球上升起直冲彗头，石油从天上降下。维利科夫斯基告诉我们说，现在汽车、飞机使用的燃料就是从“那个喷着烈火和粘稠气体星球……碰撞地球后留下的残迹”中提炼出来的。

但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形成任何明显的东西走向的地质结构；而且，成千上万复杂的古代建筑，也没有受到这些剧变的影响。何以如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譬如说，地壳稍有变动，就会改变卡尔斯巴德地方很长的钟乳石地带的垂直线，而追溯起来，这些地带存在的世纪，远远超过了维利科夫斯基所说的最早的那次灾难。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缓慢淤积，造成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那种难以觉察的风化腐蚀，尼亚加拉瀑布的逐渐后退，以及其他种种不胜枚举的地质变化过程，显然在上万年间都没有受到干扰。

根据维利科夫斯基的说法，正是地球的停止转动或转动得缓慢起来，使得红海的海水恰恰在摩西伸出手的时候分开，从而让以色列的子孙们在海水把追赶来的埃及人淹没以前安全渡过红海。彗星离去短短两个月后，又及时赶了回来，配合摩西在西奈山受诫发出轰雷、电闪、烟雾、地震和号角般的狂风。几年以后，彗星尾巴上的碳水化合物的沉淀物，化为神赐食物吗哪降下来，使以色列人赖以维生40年。如果的第16章所说的是事实，那么，维利科夫斯基就没有解释这种吗哪为什么不在每周第七天安息日从天降下。

平静了52年以后，彗星再次来临。这次的来临是和约书亚成功地让太阳静止在基遍上空、让月亮停止在亚雅仑谷中同时发生的。维利科夫斯基不能肯定这是由于地球停止转动的缘故呢，还是由于地球仍在转动，但地轴已经变化而造成的幻觉。不管怎样，又来了一次地质上的大变动，不过这次没有出现大火球，也没有使磁极颠倒。自从彗星第一次来临以后一直在地球附近肆虐的冰雹，这时却降落到迦南的群山之巅。

有几年时间地球是冰冷的，安宁的，也发生多次局部的地震。一次地震轻而易举地把耶利哥①城的城墙震倒，并在祭司们第七次吹起号角时将这座邪恶的城毁掉了。维利科夫斯基揭示说，“相信魔法的以色列各部落认为，地球响声的传来是对吹起羊角声的呼应……。”很明显，医生的意思是说，上帝用巧妙的手段施行了《旧约圣经》中的全部奇迹，而这些奇迹完全可以用自然规律来加以解释。

约书亚的时代过去了七个世纪，也就是说大约在纪元前八世纪的中叶，又发生了一系列大灾难。这是由于火星迫近地球所致。这些灾难现在可以解释《旧约圣经》中的无数事件，例如阿摩司和以赛亚以及其他先知们所预言的各次地震。维利科夫斯基著作的后半部说的就是由火星造成的一些小规模的灾变。但在见识上和眼光上都赶不上前半部，对于那些沉闷的细节，这里无庸赘述（关于这位医生计划要写的两卷本有关东方古代史的修订本，这里也不必再说了。这部狂想著作的前半部《洪荒时代》，已于1952年出版）。

还有一件事顺便提一下也颇有趣。维利科夫斯基利用火星迫近地球这一说法所要解释的问题，也许正是自古以来最吸引人的科学猜测。斯威夫特在中偶然提到，拉普他的天文学家们发现火星有两个卫星。火星确实有两个月亮，不过它们只是在156年以后才被发现的。那是在制造出大得足以看得见这两个月亮的望远镜之后，也就是100年以后的事。不仅如此，斯威夫特对两颗卫星旋转周期的预测和它们的实际周期非常接近。其中的内卫星围绕着火星与之作同向旋转，不过只有三分之一时间是这样，所以看起来它是从西方升起，落于东方。这是宇宙中人们已知的绕着中心星体旋转，而又快于中心星体的唯一星体。可是，斯威夫特的简短描写中竟然也谈到了这个事实！在维利科夫斯基看来，斯威夫特是从他偶然接触到的古代书稿中获得这些知识的，那是根据火星接近地球时对这两个月亮的实际观察得到的。维利科夫斯基认为，这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玛尔斯（即火星）战车何以是两匹马拉的缘故。顺便提一句，这两颗卫星后来就是用这两匹马命名的。

维利科夫斯基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为他的理论所提出的证据，几乎都是传说。他认为这些传说反映了人们对古一代发生的灾难的记忆。收集这些传说比猜测还要容易得多。要找出传说发生的时间则是困难的，而任何可以想象出的大自然的奇迹，几乎在各种文化的民间传说中都可以找到。人们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仔细地搜罗神话文献，去芜存精，把合适的故事摘录下来，其他的则予扬弃。即使这样，古代的记录往往也不能满足维利科夫斯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把这种阈如归咎于“集体的健忘”了。

人们现在已经并不认真看待《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了，令人奇怪的是过去竟有那么多人在评论这本书时采取了不审慎的态度。《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科学编辑约翰·奥尼尔，把这本书说成是“一部学术研究的杰作”。“社会研究新学派”创建人之一，著名教育家霍勒斯·卡伦写道，“科学想象力之丰富、构思之大胆、探索范围之广泛和材料之丰富，都使我赞叹不已”。当时担任纽约市海顿天文馆主席兼馆长的戈登·阿特沃特声称，“维利科夫斯基提出的这些理论是无与伦比的，理应提到科学界去，以便对现代科学的基础进行重新检验”。《纽约指南针报》编辑特德·撒克里提出，维利科夫斯基的发现“完全可以使他与当代和未来的历史中与伽利略、牛顿、普朗克、开普勒、达尔文、爱因斯坦……比肩而立。这本书也受到克利夫顿·法迪曼和富尔顿·奥斯勒的热情赞许。

维利科夫斯基医生恐怕是伪科学家的一个典型。他在发表了许多猜测和设想的那些学科中，都是无师自通，而且和同行的科学家们不相往来的。他所以捍卫一些武断的见解，并非出于科学的动机。他断定他的著作具有彻底变革的价值，对于批评的意见则闭目塞听。

这位医生1895年生于俄国，后又浪迹欧洲和中东各地，并在那里求学，曾获莫斯科大学硕士学位，后定居于巴勒斯坦，开业行医。他后来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曾在维也纳从威廉·斯特克学习一段很短时间（这位医生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所写的著作，可参见1941年10月份的《精神分析学评论》中讨论弗洛伊德梦幻的一文）。他于1939年携妻子和二女前来纽约。以后9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开馆和闭馆而进出。”估计，他对彗星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个图书馆中进行的。

维利科夫斯基讲起话来娓娓动听，对意见不合的人态度和蔼，能打消对方的敌意。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若非在心理分析方面训练有素，我便会对批评的人恶语相向”。当然，他确信世界上所有的大科学家都不肯接受他的著作，并不是因为他们看出了他著作中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唯恐割断他们同科学的正统观念连在一起的脐带。

维利科夫斯基的这一感觉颇为强烈，在他的《对我的批评者的答复＼）一文（载于1951年6月份的《哈泼斯》杂志）中就有所表露。他谈到科学家们看到他的著作后“勃然大怒，完全不是从科学观点出发”，并为他们不认真读他的书特地创造了一个词“集体盲点”。他对老一代的学者能否接受他的理论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他们“是正统理论的既得利益者”，“大多在心理上说已无法再学习了”。他指望思想灵活的年轻一代最后终会明辨是非。

维利科夫斯基的答复发表后，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约翰·斯图尔德写了一篇文章。他针对斯图尔德的有力批评，写了一篇短文进行反驳。熟悉现代科学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两篇答辩文章充满了规避之词。例如，斯图尔德指出，已知的一切关于引力和运动的规律，都无法解释维利科夫斯基所说的彗星使地球停止转动、又使它重新转动以及火星能够把金星推入它现在的轨道等说法。维利科夫斯基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他发明了电磁力，能准确地完成他想要的一切。这种电磁力何以能够具有这种能力，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它们在为维利科夫斯基服务时所起的作用，就象那些奇怪的光学规则为赛勒斯·特德服务时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解释了无法解释的事物。但是，这位科学隐士深信，“除他本人以外，每个人都有偏见，因而只有他才能够板起面孔训斥“正统派”，因为他们居然拒绝承认这些想象出来的能量。这位医生写道，“不承认大球上存在电力、磁力……就有成为教条的危险，就会去保护现有的天体力学中的教条。”

维利科夫斯基的奇文以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蛰伏9年收集到的所谓大量事实、资料、注释和引文的背后，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但没有明说的感情的前提。他告诉我们，“那是1940年春天，我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从《圣经》许多章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出埃及记’那个时代自然界发生了一场大灾变……。”旧约圣经既是原教旨主义的圣经，也是传统的犹太教的圣经。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就象沃利瓦的理论一样，不过是把往昔人们持有的种种信念理性化了。诚然，这位虔诚的医生要比那位可怜的沃利瓦博学多才和老于事故，因而他那些异想天开的东西决不会让人一眼看懂。

如果维利科夫斯基是头一个提出彗星造成世界灾变这个理论的，那么，他的著作至少可以称得上是在伪科学探索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遗憾的是，他竟然连这个都没有捞到。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位卓越的先行者了，他们的观点和他的极其相似。他们每个人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神话和故事。和这位医生所收集的民间传说完全一样，而且各人所陈述的那套理论都和《旧约圣经》中的那些说法非常吻合。

威廉·惠斯顿是英国的一名教士和数学家（继牛顿之后在剑桥大学任数学教授）。他于1696年发表了他的《地球新论》。这时，地球是圆的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神学家们发现，整个《圣经》中有许多章节似乎都暗示地球是圆的。甚至过去被人用来证明地球是扁平的经文（例如“以赛亚书”第40章20节：“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现在也被认为描写的是一个球体。牛顿关于世界的见解正在流行，因此，人们尽量想要利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圣经中某些章节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惠斯顿的说法，原先那种“洪荒状态”就在于一个巨大彗星的尾巴。“而地球空无一物，根本没有形状，混沌深沉，一片黑暗。”地球、行星以及它们的月亮，都是从这种洪荒状态中逐渐脱胎而成形的。它们运转的轨道都呈圆形。地球绕太阳一周恰是360天，月亮绕地球一周是30天。但是，地球最初并不是绕自身的轴自转，因此，造物主的“天”，实际就是一年的长度。一直到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彗星的力量才推动地球转动。远古的时候，地球的大气是温暖和清澈的。湿度分布非常均匀，根本形不成虹。

纪元前2349年11月28日星期五这一天，另外一个彗星“根据冥冥上苍的旨意”，作为上帝惩罚邪恶世界的工具来到地球。彗星尾巴上的水汽凝聚成水，在40个昼夜里不停地降到地上。幸而诺亚用方舟拯救出他的一家和一船动物免遭覆灭。地球轨道被扭成椭圆形，把一年的时间增加到现在这样的长度。地球转动的速度放慢了。最初，惠斯顿认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地球承载的大量水的惯性造成的。但是，他在该书以后几版中认定，磁力也起了作用。最后，天空终于晴朗，彩虹第一次出现，大水缓慢地流入地壳以下。所有这些情况，希腊人都已经用精确的数字、大量的图表和渊博的注释记载下来。人们引用各种文化中存在的无数传说来印证《圣经》中的种种说法。

十七世纪英国科学界的气候，对于新教的正统观念是如此有利，而人们对于天文学和地质学的知识又处于如此贫乏的阶段，因此，惠斯顿的著作才能为他的同行们所欣然接受。伟大的牛顿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对于这本书评价颇高。所以，不能把惠斯顿看作一个伪科学家和后来支持彗星造成灾变的种种说法的人相提并论。

在惠斯顿时代以后，认为地球上的大灾变应由漫游的彗星负责的这一看法，仍然在不断地激发伪科学家们的想象力。但直到1882年，才又出现了一种与此不同的新胡说。这一年，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名叫伊格内修斯·唐纳利的爱尔兰人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书名叫《拉格纳罗克》。

唐纳利是美国最引人注意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虽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很早就进入了律师界，而且，他那激烈的演讲和他对农业改革的见解，不久就使他当上了明尼苏达州的副州长。当时他年仅28岁。4年后，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后又当州参议员。他是一个具有激进倾向的改革者，多年一直在编一个名叫《反垄断主义者》的周报。他写的一本小说《休格特医生》，是要求实行种族宽容的感人的檄文。他的第二部小说《凯撒柱》，是美国第一部“决不存在”型的幻想小说。他对于故乡州的政治腐败大为震惊，于是描写了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来临时的可怖情景。这部小说极为霍桑所称道，因而售出了100万册以上。1901年唐纳利去世时是人民党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

唐纳利被人称为美国怪人中的佼佼者确实当之无愧。伪科学家通常总是抓住一个中心题目不放，而唐纳利却抓住了3个。一个是大西岛确实存在，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藏有密问信息（证明这些密码信息是弗朗西斯·培根所写），三是彗星的来临给地球造成灾变。本书后面有一章专门叙述大西岛。《伟大的密码文》和《剧本中的密码》不属本书讨论的范围。这里仅就《拉格纳罗克》一书加以论述。阿普尔顿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立即受到大众的欢迎。科学家们则不屑一顾。可是有名的报刊杂志却予以好评。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评论和前面摘引的对维利科夫斯基著作的评论十分相似。一位批评家声称，“这是一个大胆的事业。正是由于它的大胆使它具有特殊的引人之处。作者在撰述中涉及问题之广泛，提出的证据如此丰富多彩，使读者产生一种新的激动心情……”。另一位评论者评述道，“《拉格纳罗克》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论点条理清晰，论据说服力强，与现代科学各家学说均不违背，更为人类的传统所支持。如果这一理论属实，它将……使目前的地质科学发生彻底变革。”

“拉格纳罗克”一词意为“尘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个古老传说。唐纳利用200页的篇幅叙述了世界各地有关这一早期灾难的种种神话，他认为这些灾难是一个巨大的彗星造成的。它突袭地球，“……巨响凉天动地，雷鸣电闪，狂风怒号，嘶嘶作响，世界震荡，这是地球前所未见的……飞砂走石，……填平沟壑，削平山峰，人间世界改观，……通过重重岩屑可见耀眼燃烧的巨物。一片可怕的炽热……”

彗星过去后，大火熄灭，“黑暗纪”降临世界，“冰川纪”开始。唐纳利完全反对当时地质学普遍接受的理论，即“冰碛”堆积物（地球上到处出现的没有分层的泥沙和砾石）是移动的冰川造成的。他说，这种堆积物是彗星尾巴冻结的尘埃形成的。繁华的城市由于地球的震动而毁灭，《约伯记》和罪恶之地所多玛城和蛾摩拉的故事以及《旧约圣经》中的其他传说等，都是对这次事件的记述。谈到约书亚的奇迹，他写道：

太阳根据约书亚的命令停止不动了，现代人想到这一奇迹不免好笑，但这可能毕竟是对那次地球灾变的一种回忆……在美国的传说中，有太阳停止不动的故事；而奥维德②告诉我们，是“失去了一大”。谁能够说明，在发生一次足以使地球本身出现无数裂缝的大灾变时，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呢？《约书亚记》中说（见第10章），太阳停止不动的同时，天上降下石头，无数的人被砸死，这至少是一个奇怪的事实。

唐纳利这位改革家在他的著作结尾时，情不自禁地发了一通议论，抨击富豪统治。他向“财主们”呼吁说，“开扩你们的胸怀，发挥你们的才智，调整好劳动的价值，提高大自然的生产能力，以便使每个人的心灵充实而感到幸福，充满光明和希望……世界果能如是，上帝便会挥动他伟大的右臂，挡开彗星不让它碰撞这个世界，天使们就会在人世的上空欢欣歌唱。”

唐纳利对于他在自己的书中所提出的科学主张，实际上究竟相信到何种程度是很难说的。他身上有一种江湖骗子的味道，也许《拉格纳罗克》一书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哗众取宠和借以赚钱。不管怎样，天文学界和地质学界的见解已经远远超过了惠斯顿的时代，因此，当他的那个彗星鸣响着从科学家们的身旁飞过时，简直没有人正眼瞧它一下。

唐纳利去世12年后，维也纳有一位采煤工程师汉斯·霍尔别格，和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合作，出版了他那790页的巨著《冰河期宇宙论》。这是古怪科学历史中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满是照片和精心绘制的图表，一心想要展现出德国的全面学术水平，可是全书从头到尾毫无价值可言。这好象是表示，德国人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都是出人头地的，就连在伪科学方面，也不甘人后。

霍尔别格的书首次问世时，引起德国天文学家们的一阵愤怒指责。但是，在纳粹运动的神秘而反理智的气氛日益高涨中，它那异想天开的理论很快就获得了成百万的狂热和盲目的信徒。这种狂热理论称为“宇宙冰纪说”，简称EL，这是霍尔别格用以说明他的理论的专门用词。

根据当时住在德国的火箭权威威里·利的说法，EL几乎起了一个政党的作用。它散发传单、标语和宣传品，出版了几十种通俗读物来阐述它的观点。这些狂热信徒办了一个月刊，叫作《世界大事之钥》。威里·利在一篇文章中报道说，霍尔别格的门徒时常参加科学集会，打断演讲人的演说，大喊大叫道：“天文学的正统观念见鬼去吧！我们要霍尔别格！”（见1947年5月出版的《惊人的科学幻想》中《纳粹国家的伪科学》一文）

这位首领并不掩饰他的偏执狂。他在给威里·利的一封信中写道：“……要么你相信我并照着我学，要么你就被当成敌人。”他的“敌人”当然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第一流天文学家。这位维也纳的工程师深信，他们所以不接受他的观点，只是因为他不是一名公认的天体物理学家。

吸引霍尔别格的是那些卫星而不是彗星。在地球捕获眼前这个月亮以前，至少还有过6个或6个以上的月亮，唐纳利把地质上的灾变归咎于彗星，这位奥地利的伪科学家则归咎于地球从前的那些卫星。

霍尔别格在学术界俘获的那些卫星中，首屈一指的是英国学神学的学生汉斯·贝拉米。霍尔别格1931年去世后，贝拉米出了EL的权威英国版。他用500多个选自世界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来支持他的论说。书名叫《月亮、神话和人》，第一次由伦敦的费伯公司出版。《哈泼斯》于1936年出了美国版，次年费伯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下面简要介绍EL中的文字，主要引自该书。

按照霍尔别格的说法，空间充满了稀薄的氢，它形成的阻力足以使行星和月亮朝着那个中心星体作缓慢的螺旋状运动。最后，所有行星都将坠入太阳。偶尔也有一些较小的行星，在内向旋转时被较大的行星“捕获”而成为卫星。贝拉米感兴趣的主要是现在这个月亮以前的那个月亮，因为在这个卫星从生到灭的周期内有人类存在，人类能够用民间文学的形式把所发生的情况十分准确地记录和流传下来。他说，神话是一种“化石史”。研究神话是“研究月亮前文化的新科学”。

贝拉米所谓的第三纪月亮，比现在的这个月亮稍小一点。当它离地球愈来愈近的时候，它就绕着地球愈转愈快。海洋被拉成一条“潮带”——一条靠近赤道的又高又窄的带子。地球的其余部分则进入了冰河期。人们为了逃避冰冻，遂迁移到这个潮带两侧的“海岛避难所”或高山地区：墨西哥，西藏，阿比西尼亚高原，玻利维亚的梅赛塔。这个月亮看起来很大，每天环绕地球6次，3次遮住太阳的光，而它本身也3次被地球的阴影所遮蔽。月亮的坑坑洼洼的表面呈鳞状物，于是就产生了龙和飞怪的传说。这就是希伯来基督徒民间传说中的“魔王”。

最后，地球的引力终于超过了这个月亮的内聚力，月亮开始土崩瓦解。它表面上的厚厚的冰层破裂了，溶化了，于是大雨滂沱，冰雹成灾。在这个月亮完全解体时，遂出现了巨大的石流。地球被这个怪物扭曲得变了形状。这时，地球由于强烈地震和火山爆发，重又呈现球形。潮带又流回去，覆满地球。这就是“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也是其他有关大洪水的种种神话的根据。不过，各处还是有人逃脱了这场灾难。贝拉米写道：

我们在结束叙述方舟的这一章时，不免怀有伤感之情。《创世纪》中的这一段叙述，总要唤起我们的遐思。在我们幼年上主日学时，这就是受人欢迎的一课。在我们长大成人以后，由于神话缺乏明确解释而对《圣经》的许多隐约说法感到疑惑，这段叙述是我们认为可能以事实为据的主要一章。而且，事实上，在第三纪结束时，许多方舟，这种新种族的摇篮，在一片洪水的汹涌波涛之上颠簸着……我们自己可能就是那些洪水中的英雄之一的后裔，除非我们的祖先是在某个高山之巅避难，或者采取其他方法躲过了洪水。

关于屠龙者以及诸神同怪物战斗的传说，都反映了这个卫星毁灭时的情景。一个平静而气候温和的时期降临到这个没有月亮的世界上，关于乐园的神话也使人想到那个时代。当我们现在的这个月亮被捕获时，这个时代即告结束。捕获这个月亮，使地球又一次陷于新的地震之中。地球的轴心倾斜了，两极冰封，大西洋岛陆沉，第四纪地质时期于是开始。

贝拉米计算出，捕获月亮的事大约是在13500年前发生的。不仅有许多神话描述了这个事件，而且在我们的种族潜意识中也隐藏着种种记忆。他写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我往往逼真地梦见一个大月亮……明亮耀眼，而且离得非常之近，我相信我简直可以伸手摸到它的表面。它飞快地穿过天空，突然间变了样子，几乎爆炸成碎片，然而这些碎片并没有人刻下降。于是，我脚下的大地开始滚动、倾斜，一种无助的恐怖攫住了我，使我惊醒，使我有一种从可怕的梦幻中惊醒过来的恹恹之感。”

后来，当他从望远镜中第一次窥见月亮时，他发现那坑坑洼洼的表面非常熟悉，使他感到不安。1921年他接触到霍尔别格的理论，使他惊讶的是，这位奥地利作家描写的正是他的梦境。“从那时以后，我往往试图诱发我的潜意识，使我梦中的宇宙景象得以再现，然而这是徒劳的。我在精神上所作的努力，想必震坏了我记忆那死亡世纪的细胞。或者，已经找到一种完全满意的解决这一梦境的办法，因而使它再次重现已无必要。”

在贝拉米的许多其他著作中，有两部著作十分离奇，值得一提。《启示录本是历史》是对《启示录》的评论，用以结束一切的评论。他把圣约翰的见证，看成是第三纪结束时的实际记载！《最初的上帝》一书是对《创世纪》的评论，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创世纪》不是创造世界的描述，而是最后一次大灾变发生后重新创世时的描述。他对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这个说法，作了一种新颖的解释，认为这反映了早在大洪水时则的一个女英雄剖腹生产的记录。不知怎么搞的，这个荒诞的说法竞把性别给弄错了！

按照霍尔别格的说法，我们现在的这个月亮，此时正在不顾一切地朝我们回旋而来。它的表面包着的冰层厚达140英里。水星、金星和火星的体外同样都包着一层冰。火星上，冰冻的海深达250英里。冰上的裂痕使我们看来好象是火星上的“运河”。银河是一圈巨大的冰块。当有人提醒霍尔别格说，照片已经证明银河是由几十亿颗星组成的，他的回答倒很干脆；照片是假的。

这困巨大的冰块也朝着太阳系的中心回旋前进。当一个冰块掉进太阳时，就形成了一个太阳黑子。冰立即汽化，散入空中，凝聚成宇宙尘。除地球以外，全部行星外面都裹着这种冰层。这其中的道理实在复杂，不便深究。宇宙冰对于地球的影响，不过是产生高卷云，偶尔造成强烈的雹暴。

“要挑这个理论的毛病”，威里·利写道，“就象从虫害成灾的花圃中捉日本甲壳虫那样容易，而且有趣”。但是，当这个理论的信徒们开始增多时，德国的天文学家们便不再嘲笑了。这些信徒非常成功地把宇宙冰纪说和纳粹的政治哲学结合起来了，以致纳粹的宣传部不得不宣称，“不相信宇宙冰纪说的人，也能成为优秀的国社党员”。威里·利从这些信徒的文献中引述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北欧日尔曼民族的祖先是在冰雪中成长起来的，因而相信世界冰纪说就是北欧日尔曼人的天然传统。”

“这个民族需要一位奥地利文化之子——希特勒！好能把犹太人的政客们安置到他们的应得之所．同样道理，它也需要一位奥地利人去把犹太人的科学从世界上清除净尽。”

“元首的一生经历已经证明，一个所谓的‘外行’要比自封的内行高明得多。我们还需要另一个‘外行’来使我们对宇宙有个彻底的了解。”

从上面这些话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主子的偏执狂要在疯狂的信徒们的狂热蛮干中找到呼应，该是多么容易。

注意一下下面这个事实也很有趣：维利科夫斯基的书中虽然没有提到霍尔别格的对立的理论或贝拉米的有独创性的民间传说的那些文献，然而这位医生的信徒人数却远远赶不上宇宙冰纪说的信徒人数。在今天的德国和英国，宇宙冰纪说的信徒人数仍然有100多万。霍尔别格研究所在德国仍很活跃。它在英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正忙于出版书籍、小册子和刊物。伦敦最近散发的传单上说，“对这一理论提出最后的证据，有待于第一次成功的星际飞行所得出的结论，研究所对于这个问题极感兴趣。”

伪科学的理论，就象异端教派一样，是难以消灭的。给予“西姆斯洞”以致命的打击，要靠伯德飞越北极。也许，宇宙冰纪说要到第一艘宇宙飞船在没有冰冻的月亮的坑坑洼洼的表面上着陆之后，才会再也找不到信徒呢。

注：

①耶利哥是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译者

②奥维德（公元前43～约公元17年）罗马诗人。——译者

第四章福特派

我们迟早不得不在本书中和查尔斯·福特打打交道。因为福特把他最重的大炮对准了天文学家们，而且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随心所欲地对天体提出了一些非正统的看法。因此，从这一方面对他作一番介绍似乎是比较适当的。

查尔斯·福特1874年生于纽约的奥尔巴尼。他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爱好科学，并且搜集了许多矿石和昆虫的标本，有时还剥制鸟类的标本。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曾作过一段时间记者，试着写过一本小说《被遗弃的制造商们》，1909年）和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西奥多—德莱塞主编的《史密斯杂志》上），以后他获得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使他能够放手地从事他那广漠无际的研究工作。在他一生最后的26年中，他翻检了旧的报刊杂志，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不符合已经肯定的科学理论的奇闻怪事都——一摘录下来。这项工作绝大部分是在大英博物馆中进行的。后来，他回到纽约，和他的妻子安娜住在布朗克斯，继续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

在福特的房间里摆满了装着笔记和剪报的皮鞋盒子，墙上安放着蜘蛛和蝴蝶的标本，一块玻璃板下面保存着一块从天空落下的石棉似的脏东西。他玩一种自己发明的单人棋消遣，叫作“超级跳棋”，在一个有几千方格的大棋盘上调动着上千的兵将。根据小说家蒂法尼·塞耶所说，他的妻子从来不知道丈夫的头脑里究竟想些什么，而且“从来不读他写的或任何其他人写的书”。

福特只有两个朋友，德莱塞和塞耶。德莱塞深信福特是有天才的，因此他劝说他自己的出版商出版了福特写的4本书中的头一本，《沉沦者的书》。福特用“沉沦”一词，是指所有那些被教条主义科学所摒弃的观点，那些“遭难”的材料。福特以从“沉沦中拯救”这些材料为己任。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奇特而且沉闷。但有时却又出现一些富有睿智、妙趣横生和词句很美的段落。

福特的第二本书《新国土》于1923年出版，布思·塔金顿为它写了导言。这时，福特大喊大叫地向他所谓的科学界的“僧侣权术”展开攻击，许多美国作家被这个攻击吸引住了。1931年，塞耶邀集作家们在萨沃伊广场举行历史性的宴会。在这次聚会中，福特协会诞生了。协会创始人除德莱塞和塞耶以外，还有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塔金顿、本·赫克特、伯顿·拉斯科和约翰。考依·波伊斯等文学界的名流。

福特的第三本书名叫《瞧！》。塞耶写道，“《瞧！》是我建议用的书名，因为书中讲到的天文学家们总在没完没了地计算，然后指着天空说“瞧！”硬说那里将有一颗新星，或是某种现象出现。可是，他们所指的那个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福特一听到这个名字，马上就表示同意。”福特写的最后一本书《野性的天赋》，是在他1932年去世后几个星期发表的。

1937年，蒂法尼·塞耶开始自费发行《福特协会杂志》，后称《持疑》。福特曾经把32盒未发表的笔记遗赠给塞耶（这一行动竞惹怒了德莱塞）。因为那个杂志的宗旨之一，就是刊载这些笔记，每期发表一部分。不过，这个杂志的主要目的却是极力和科学家作对，它登载科学家们无法解释的种种新闻，或是一些贬抑科学家的事情。一位英国天文学家有一次从望远镜上跌了下来，《持疑》便幸灾乐祸地报道了一番。这些新闻，都是由“福特协会”的“通讯员”以及该杂志的读者向塞耶提供的。

协会发行的一个小册子，对协会的宗旨问明如下：

福特协会是一个国际哲学家的组织，是由一群在法则定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也能泰然生活的男男女女所组成的。他们的行为不是条件反射的结果，而是大脑思索的结果，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某种奥秘的古怪想法的结果……，知名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医生、按摩疗法医生、唯灵论者和基督教徒（甚至天主教神父）均得为本会会员……

协会为那些失败了的事业提供庇护所，本会若不对这些事业中的绝大多数寄予同情，它们就可能要彻底灭绝……。许多拥护地球扁平说的人、反活体解剖论者、反对强制种痘者、反梅毒细菌检验法者以及那些仍然认为各国裁军是好事的人……，都得以成为本会会员。

本会会员拥护福特主义的唯一“理论”，即慢下结论，暂时接受，永远持疑……

福特协会在许多方面很象贝克街小分队那些福尔摩斯的崇拜者。正象小分队坚持福尔摩斯真有其人这种精心制造的说法，福特派人士也坚持这种精心制造的说法：福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猜想，很可能象公认的科学（福特称为“被肯定了的谬论”）一样地真实。这个协会实际上是一个大笑话，。但是塞耶和大多数会员却很认真，谁要说是笑话，他们就要大光其火，这一情况本身就够得上是笑话了。顺便提到，所有福特协会会员之间的通讯，都使用13个月份的历法，1931年即成立协会那年为“元年”，第13个月份自然称之为“福特月”了。

考察福特对待科学的态度并对此作出某种结论之前，在看一看他那独特的宇宙说，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

福特对于天文学家们非常反感。《新国土》一书的头半部几乎完全是用来证明：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是笨伯，在预料事变方面比星占学家还要糟糕，他们的重大发现都是出于偶然，而且还要滑头，把他们的“中世纪科学”根本不可凭信的东西对公众隐藏起来。

福特写道，“他们计算天王星的轨道。天王星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进行解释，又作了更多的计算。他们继续解释，继续计算，年复一年，没完没了，而天王星却一直在别的地方运行。”最后，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又断言天王星受到另一颗行星的“摄动”。以后50年，他们把他们的望远镜对着天空到处观察，直到偶然地发现了海王星。至今海王星的运动还是无法预测的。福特挑战道，如果天文学家们真象他们自以为的那样神妙的话，那么，让他们在海王星以外再找出另一颗行星来。遗憾的是，他是在1930年发现冥王星以前写的，不过福特仍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事实证明冥王星比天文学家们预期的要小得多。

福特并没有详细地制订出一套宇宙论。但是，他的确提出过一系列的见解，自认为这些见解并不比科学家们提出的太阳系更为荒谬。“……太阳系这个衰残的巨物，呜咽着越过太空，太阳上和阴森的月亮上的满目疮疾，还有那由于科学而产生的全部文明，使得有能力的、健全的宇宙大为震惊。太阳系是一个麻疯病患者，它哆哆嗦嗦地伸出它那浩瀚的空际，大慈大悲的宇宙便向这个空际投下金色的彗星……”

福特提出，地球是相对静止的。“或许，地球确实是在旋转，但是以一年为周期。至于究竟哪种说法合情合理，象别的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的折衷的想法。”他还对象傅科摆这种证明地球每天在旋动的传统“证据”，作了相当详细的回答。

福特为了解释星体是围绕地球运动的，便认为地球周围不远处有一层不透光的壳。各个星体是壳上的洞，光亮就是通过这些洞照射进来的。星光所以闪烁，或许是由于壳在“颤动”。这个壳不是硬的。“可能局部地方有质密物质构成的旋涡，因而星体或者说细孔会彼此围绕着旋转……”流星不时溅散，穿过壳的胶冻状部分。流星飞过时，分离出一团团的物质。福特搜集了数百次流星溅散时从天空落下胶状物质的记载。他警告航行人说，他们可能有一天发现自己“象葡萄干那样被粘住”，但是他又承认说，“我自己也认为，如果说整个天空都是胶状的，那是荒唐的，如果只是某些区域是这样的，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福特提出，星云是贴在壳上的发光体。暗色的星云是不透光体。有些星云可能是一些凸出物，“象大圆顶形山洞中的巨型钟乳石”那样悬挂着。有一片被称为马头星云，“孤零零阴森一片，不和其他星云混成磷光闪闪的斑斓。这是一团看来十分坚实的黑暗，就象一次大选之夜共和党人所在的伍尔沃思大厦，即便百老汇整个一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沉浸在民主党庆祝胜利的疯狂之中，它也仍然同样地阴暗。”

福特在《瞧！》这本书中写道，“在各星体的土地上，可能存在着文明，或者情况是这样：在布满星星的壳的凹面，还保留着大片可以居住的地区，有待地球上的人类前去开拓。下面是福特想象未来在空间旅行的诗句：

时间已经来到，

口号已经提出：

喂，飞向空际！

人们涌向星体。探险家们川流不是，还有电影斩闻、报刊记者和访问记。某一位前往天琴星座的人，因透露了他要携带的香烟牌子而省了旅费。

福特声称，天上某处浮着一片大藻海，海中有个岛屿，他称之为“发源地”。降落到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物体和生物，往往都是来自这些“发源地”。福特收集了几千个说明天降蠕虫、鱼、死鸟、砖头、刻石和铁器、色雨、小青蛙（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从来没有发现天降蝌蚪），还有海螺这种奇怪现象的记载。这些东西大都是最近时期或者许多世纪以前从地球上或其他行星上吹上大藻海的一些垃圾。

关于天降红雨，确有实例。通常的解释是，红色尘土和水混在一起了。但是，福特的解释更妙：

血河象脉络股分布于含蛋白的海中，或者说，有一个孵化中的蛋形体，地球是它成长的一个局部中心。在“发源地”中有许多血管大动脉。日落时的晚霞便呈现出它们的模样。这些动脉有时用北极光染红天空……

或者说，我们的整个太阳系就是一个生物。血雨降落到地球上，是太阳系的内出血。

或者说，天空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物，就象海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物一样。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家伙，在一个特别的时间，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东西有布鲁克林桥那样大，生活在外层空间。另有一个象中央公园那样大的家伙杀死了它。

它遂滴下血来。

查尔斯·福特另外还有上千种同样丰富多采的理论，本书在后面各章还有机会提到。不过，我们现在就要明确一下，究竞该怎样看待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呢。福特是位幽默家呢，还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他写的那些书，是象赫克特所说的是一种“高康大①式的笑话”呢，还是他真的相信他所提出的那些论说？

蒂法尼·塞耶应当清楚。他在1941年为福特的4本书的合订本写的导言，作了明确的回答。“作为本书作者多年的密友，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他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说法……查尔斯·福特决不是一个偏执狂。他对他的任何一种惊人的‘假设’一点也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从这些内容本身就可一目了然。他提出论说，不过是开开玩笑——就象耶和华必然要造出鸭嘴兽一样，因而，人也许……”

塞耶在同一篇文章的前一部分曾写道，福特“对任何方面的写作都报以大笑……他对所写的题日本身就觉得好笑。那些在这个题目上一本正经工作的人们的矫揉造作，令他发笑。他笑他们错误百出，他笑他们牛头不对马嘴，他笑他的那些读者、记者。他也笑他自己居然从事这种研究，于这种蠢事。他对给他的著作写的那些书评，更报以无可奈何的苦笑。他看到我劳民伤财地办起“福特协会”，更是哈哈大笑。

“……查尔斯·福特具有极为惊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使得一个富有思想的人能够对生活采取容忍的态度。当你读到他的著作时，千万不要忘掉这一点。如果忘掉这一点，你就要上当。有时，他会使你非常生气。不过，当你肝火上升时，要记住他是故意让你发怒的。而且恰恰在你怒不可遏时，他就会抬起头来，对你啥嗤之以鼻……”

说到这里，人们不免要问，如果福特并不相信自己的那些理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他曾称之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上花费26年的时间，翻阅了25年的《伦敦每日邮报》呢？答案是，在福特的疯狂性的后而，隐藏着更多的不能一目了然的含义。

福特是一个黑格尔学派。归根结蒂，存在，并非我们所见的宇宙，而是宇宙中的一切，是一个统一体。有一种“潜在的统一性”，一种“相互持续的连结性”把每个事物都联系在一起。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是一群虫子和耗子，对于一块含份丰富的奶酪各自反映不同而已。”福特是不信教的，但是他承认事物的整体可能是具有智能的有机体，也无妨称之为上帝。“可能正是他或它，随便弄出了彗星和地震……”

于是，就出现了终极的实在和真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渺小的虫于和耗子来说，光明只能是时断时续的，真理只能是半真半假的，真实也只能是有名无实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两可状态”。福特一向爱用“或真或假”、“又象又不象”、“或好或坏”、“物质或非物质”、“懂或不懂”之类的形容词。由于每件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连绵不断，因此，不可能在真理与虚构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科学接受红色的东西而排斥黄色的，那么，橙色的又怎么办呢？同样，科学“包含的”事物，无不含有错误，科学所“谴责的”事物，无不具有一定的真理。

福特对于一切事物都有这种连续性的冥想，这就把他引进了极端的怀疑主义之中。就象古希腊的那些深信“并不比”（意为一种信仰“并不比”另一种信仰更真实）这一格言的怀疑论者一样，福特对一切事物都不相信。他写道，“狮于星座的镰刀形的6颗星……象一个大问号在天空中发光……上天才知道一切的答案”他又写道，“我什么也不相信。我闭门守拙，不听历代贤哲的遗教，不听亘古以来那些伟大导师的训诲，也许正是离群索居才使我特别好客。我关闭前门，拒基督和爱因斯坦于门外，但我却打开后门，向小小的青蛙和海螺伸出欢迎之手。”

福特可以这样写，“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全不相信”，但是，他不相信他所读过的一切，这可是值得提到的大事了。他在《野性的天赋》一书中说，“在本书中，我……明白地把一切都称之为虚构”，但是他又紧接着说，是象牛顿的《原理》和达尔文的，是象数学原理，是象一切美国历史书那种意义上的虚构。

福特怀疑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种种推测。他那些高明的崇拜者坚持说，他并不是科学的头号敌人，他不过是反对那些忘了一切知识都具有短暂特性的科学家们。他们要强调的是福特主义的合理、健全的一面。没有不容置疑的科学理论，这是不错的。一切科学“事实”，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要不断地加以修正，这也是对的。任何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不可能有别样的想法。但是，科学理论能够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被证实，这也是事实。福特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却视而不见，其谬误和不健康的一面，正是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队员开始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那么一切美好的游戏趣味就会消失。同样，当一名福特派的成员认真地相信，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同样荒谬时，那么，福特协会的丰富的幽默感也会消失，而让位给无知的嘲笑。

福特本人承认说，虽然一切事物都是连续的，但也存在着“不连续性”。他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他说，从显微镜下看来，某些生命的形式无法说明它们是动物还是植物，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区别河马和紫罗兰这些迥然不同的东西。显然，福特绝没有想到，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在真实性很大的理论和真实性极小的理论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就是可能的了。

有必要稍为详细地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这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那么，本书还不如去简单地介绍介绍牛顿和达尔文这些人物呢。一位象样的福特派一定会说“当然！”但是，事实很明显，我们能够加以区别。当然也会有许多介于两可之间的情况，如红与黄之间有橙黄色，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就不能断然地说某种理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或是不屑一顾的，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类似河马与紫罗兰这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区别爱因斯坦著作的科学价值和维利科夫斯基的贡献。我们姑且承认爱因斯坦可能有错误，而维利科夫斯基可能有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但是这个连续统的两个极端差异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称呼其中之一为科学家，而称另外一个为伪科学家。

福特本人想必也很清楚，这条界线是可以划出来的。他在他写的一本书里仔细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提圣诞老人。他写道，“我对于论据是很严格的。我没有看到有关在雪地上、屋顶上发现走向烟囱去的神秘足迹②的记载或所谓的记载……”。缺乏论据，福特因此倾向于“排除”圣诞老人的说法。

《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有一节非常有趣。福特在这一节中，反对报纸上的这样一则报道：有一条狗说了一声“早安”后，便在一片淡绿色的薄雾中不见了。使福特费脑筋的不在于狗能说话一节，因为在他搜集的剪报中有许多有关动物能够说话的材料。使他伤脑筋的是狗居然在淡绿色的轻烟中消逝了。于是他说，“你讲的那只狗的故事骗不了我”。但是，他又表明说，他所以要划这条界限，只是因为每个人总得要在某些方面划划界限。他非常谨慎，不用真实和谬误这样的字眼来说明这条界限。

也许，我们对于福特的言论过于认真了，因而又在另外一面上了他的当。福特绝不是一个无识之辈，因此，他在现代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对这一论题有深刻的理解。反对电子运动是“随机的”这种认识，目前是不合时宜的。可是，福特的嘲讽和对爱因斯坦与罗素提出的比较专门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即使福特在科学方面犯了一个他过去偶尔犯过的愚蠢可笑的错误、也很难判断说，他是故意犯的还是由于知识欠缺。

说来奇怪，福特对于科学幻想小说没有没什么兴趣。没有迹象表明他读过一句这样的小说。也许，这正可说明为什么他的种种猜测虽然有趣，但却并不是特别有独创性的。例如，他提出的星体有一个转动的壳，是一个很笨拙的创造，而事实上，一个意大利的偏执狂者早已经提出来过。有人常说，福特对于现代科学幻想小说有着强烈的影响，但这似乎是夸大其辞。不错，大约有12部小说和几十个短篇故事是根据他的一些想法写成的。但是，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科学幻想小说，不如说是形形色色的离奇故事，象“远距离传物”这样一些福特派的术语已成了科学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但一般说来，事实证明他的那些想法太平庸，无法构成故事的情节。德莱赛曾经有一次试图要h.G.威尔斯相信，福特的著作中含有写作科学幻想小说的素材，但却没有成功。威尔斯从来就认为福特的那些猜想，不过是以科学为题的胡说八道。

福特协会何以能够继续存在，使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多数公民对于科学都有清晰理解的时代，那么保持一个组织来向科学家们提醒他们不足之处，这可能是有意义的。售书亭上摆的那些星卜学杂志，还有维利科夫斯指的书籍的销路，都足以说明我们与这样一个时代还相距甚远。

1931年大有可乐之事。现在，福特协会的杂志《持疑》竟仍在仍延残喘，这场笑话本来应该和福特一起下葬的。这个杂志不过是用来颂扬福特派的陈辞滥调，报道那些并不可笑的新闻，刊登福特遗赠给塞耶的那些毫无价值的笔记。它最近对扁桃体切除术和活体解剖的攻击，特别令人反感，而且毫无幽默可言。至于编辑在报导中常常掺一些与福特派理论毫不相干的政治偏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那些被福特协会提升为“科学家们”的人，大多数也很平庸，缺乏创见。举例来说，艾尔弗雷德·德雷森少将是福特派人物中仅次于福特本人的第二号人物。德雷森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曾在英国伍尔威奇的皇家军事学院任教授。他解释地球的冰河时代是由于地球的轴心倾斜所致。“德雷森的假设”在英国，特别是在军界十分盛行。德雷森自己花了许多钱，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小册子，对于正统天文学反对他的见解一事，耿耿于怀。福特协会会员、已故星占学家艾尔弗雷德·贝利1922年出版了《德雷森问题》一书。福特协会目前又在出售这本书，以备万一有人要探讨这位少将的理论之需。

近几年来，在教育界的上层人物中间出现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得出来的福特派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宗教的正统观念的复活，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对原子弹的不满。它在哈钦斯—艾德勒的名著运动的某些部分里表现得最为敏锐。诚然，这个运动的一切都不是以官方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许多“名著”的教育家们。你就会对于这一事实感到惊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把科学家们整体看作是愚蠢的一群。所谓愚蠢，是和人文学科的教授们，特别是和积极从事“名著”工作的那些教授们比较而言。

在哈钦斯—艾德勒主编的54卷一套的《西方世界名著》（1952）中所收集的科学“经典”，其时期之远，内容之专，除对于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有参考价值外，对于其他读者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副教授伯纳德·科恩计对这套书写的一篇书评（载于1952年9月20日《星期日评论》）中所说，“这个集子中收集的科学名著，只具有一种考古学方面的价值。不仅象地质学这样的领域被忽略，而且最近两个半世纪的全部重要科学思潮，也几乎没有得到反映”。

罗伯特·哈钦斯的教育主张，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中的实践极为成功。的确，他们在科学方面大有一番作为。学院的课程表皇皇地显示出，他们要求的数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比任何其他学院都多。而且，甚至还自命不凡地列出了学生使用的全部仪器，象指南针、两脚规和尺这样一些用具也列上了。但是，由于把重点放在了过去的科学史方面，因而剩下来用于坚实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时间也就无多了。

英国化学家安东尼·斯坦登（现为美国公民）1950年写了《科学是一头神牛》这本书，大肆抨击“唯科学主义”。斯坦登曾于1942年至1946年在圣约翰学院任教。根据《天主教世界》（1950年2月）的说法，斯坦登的这段教学经历，“最后终于使他皈依教会”。

斯坦登认为，现代的科学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过于自信、骄傲自大、自命不凡，并不象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高明。人们相信，象莫蒂默·艾德勒和罗伯特·哈钦斯这样一些燃烧着崇高热情的教育家们，是谦虚的，不摆架子的。约翰·杜威由于提出文明的未来全靠科学观的普及，因而受到人们的责骂。希莱尔·贝洛克③不是就对我们说过，科学越普及，世界越糟糕吗？（本书在第十一章中对贝洛克的科学知识略作介绍。）

斯坦登对于亚里士多德也作了类似的鼓吹。这位希腊哲学家所以正确，是因为他说重物体下落时比轻物体快，因为空气的阻力对于重物体的影响较小，为什么要对伽利略那样推崇呢？而且，伽利略并没有在比萨斜塔上投下他的那两件重物，那是在另外的某个塔上投下的。斯坦登并没有对我们说，亚里上多德是把落体的例子作为一种纯属荒谬的证据来用的，他要证明不可能有真空存在。

斯坦登告诉我们说，“科学的首要目的是通过上帝亲手做的事认识上帝，赞美上帝”。社会科学家们太愚蠢了，居然认为他们能够发展一种不要神学的伦理学。生物学家们试闻使我们认为进化是一种经过各个阶段的缓慢过程；而事实上，同样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进化是跳跃式的（斯坦登在这以没有透露他的内心动机。如果说进化是跳跃式的，那么，人就能够有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灵魂）。当一个生物学家高谈阔论，胡说什么动物生活的根本目的是寻求舒适，“对这个问题的必要的和充分的答案就是‘一派胡言’。”

斯坦登作出结论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提防着科学家们，务必使他们不致把什么东西强加于我们。”查尔斯·福特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如果没有人对天文学家们说的那些问题进行查考，进行检验，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斯坦登写道，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大神牛”。如果说科学家们对此还有一点点幽默感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对科学俯首膜拜是多么可笑。不过，人们怀疑科学家们是否会对福特所说的牛感到多大的兴趣。1899年5月25日《多伦多环球报》登载了一个故事说，一头牛生下了两只羊羔和一只牛犊。

福特评论说，“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会使所有的人感到吃惊，但是在一位合乎标准的生物学家看来，如果我要对人说有一头象产下了两辆自行车和一头小象，也不见得更加荒谬。”

可怜的老福特！

喂，飞向空际吧！

注：

①高康大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政治讽刺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②西方传说中圣诞老人是从烟囱进入人家屋里的。——译者

③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是出生在法国的英国评论家、诗人。——译者

第五章飞碟

查尔斯·福特于1932年，即飞碟热开始以前15年去世。他没有活到亲自目睹这种疯狂的情景，颇令人惋惜，因为在诸多方面，这种狂热正是纯福特主义的一个胜利象征。天空中出现了神秘的物体。这些物体使“官方”和“科学界”都无法对之作出解释。福特派发明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假设出来解释，一般老百姓以及那些貌似聪明的作者和编辑，也在认真地加以讨论。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福特本人曾收集了成百条关于天空中出现神秘的光和物体的剪报材料，并且对其在地球以外的来源作了详细的推测。但是，首先让我们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有关飞碟幻想史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简略地加以叙述。

事情是在1947年6月24日星期二突然开始的。爱达荷州博伊西城的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的老板肯尼思·阿诺德正在华盛顿州的卡斯卡特山区上空驾着自己的飞机飞行。阿诺德过去是北达科他州全州的足球尖子，35～36岁。他在用自己的飞机运送防火设备。在飞近雷尼尔山脉时，他看见9个圆形物体排成斜线，在离他的飞机不到25英里的距离内高速飞过。他估计它们的体积比一架DC 4型飞机稍小，因为这时正好有一架这种飞机飞过。阿诺德后来写道，这些东西飞行时“好象连结在一起”，“飘忽不定地”在崇山峻岭之间“疾驰而过”。

阿诺德在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城对一位记者说，这些物体“飞行时就象抛出碟子掠过水面一样”。第二天，各家通讯社便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用了“碟子”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些物体。实际上，阿诺德原来的说法，并没有把这些物体的形状说成象碟子。但是，这个字眼不胫而走，而飞碟的狂热也传播开去。全国各地的报纸连续接到激动的人们打来的电话，他们在各自的农场、村镇和城市的上空看见了“飞碟”。这些故事绝大多数在很少经过查证或完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便在报上发表了，在电讯中传开了。如果目睹者没有使用“飞碟”这个名词，当地报纸或通讯社的特约记者就把它加进去；如果通讯报道中没有提及“飞碟”一词，收到电讯的报纸，很可能就在大字标题中用上这个词。不到几个星期时间，飞碟的新闻便在美国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伊朗传开。

新闻报道中偶尔也出现其他形状的天空飞行物。有的形状象火球、蛋卷冰淇淋、飞毂盖、汽车轮胎，或是一个雪茄旧的无翼飞行器，上面有一排排闪着亮光的窗子，橘红色的长排气管在机腹处喷出蓝色的火焰。戴维·劳伦斯在他的《美国新闻》中透露说，这些飞碟是美国的秘密飞机，“是直升飞机和高速喷气飞机的结合体”。沃尔特·温切尔根据内部消息说，这些奇怪的大浅盘子是从苏联来的。安德烈·葛罗米柯用罕见的自信口吻透露说，这些飞碟可能是苏联的一位掷铁饼者投掷出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3名军人在调查飞碟中送了命。第一次悲剧是在最初发现飞碟后不久发生的。阿诺德看到一则报道说，一个形状象汽车轮胎的离奇飞行器，在离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城附近海岸几海里远的毛里岛上，喷出了熔岩似的大石块。阿诺德飞往塔科马去进行调查。他在路上突然又发现另一群大约有25个琥珀色的小型飞碟（直径2～3英尺）。

整个毛里岛的事件，事后证明是一个骗局，是两个想向惊险杂志出售假故事的人精心编造的。这两个人最后全都承认了。但是，阿诺德却对这个骗局深信不疑，他打电话向加利福尼亚州汉密尔顿菲尔德的美国空军情报处作了报告，于是两名军官被派飞往现场。在返航途中，他们驾驶的B－25轰炸机的左发动机起火。同机两名士兵奉命跳伞，安全着陆，11分钟后，飞机坠毁，两名军官摔死。

根据阿诺德几次对这次事件全部经过的瞎说，这架飞机载有一小盒这种神秘熔岩的样品。但是据报道说，从飞机残骸中没有找到这个盒子的下落。阿诺德问道，“难道说这两个人在他们驾驶的飞机坠毁以前就已死亡，因而他们的飞机失去或完全失去了控制？”在他的有关飞碟的全部著作中，流露出他怀疑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和阴谋，在阻挠他为揭露真相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悲剧，也许是飞碟热的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个悲剧是1948年1月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附近的空军基地发生的。人们发现空中有一个圆形的白色物体，于是空军上尉小托马斯·曼特尔使驾驶一架P－51战斗机起飞追逐。这个物体迅速上升。曼特尔跟踪上升到18000英尺时，向地面报告称，“爬高至20000英尺时，如无法接近，将放弃追逐”。这是他发出的最后的汛息。很明显，他在这样的高度上晕眩起来，因而在上升到30000英尺左右时，飞机便不幸地垂直下坠。

起初，军方认为飞碟热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因此未予理睬。可是，有关飞碟的报道日复一日不断地传来，空军便设立了一个“飞碟项目”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15个月后，他们报告说找到的证据，只能说明这是一种骗局、错觉，或者是把气球等人们熟悉的空中物体错说成了飞碟。其后，杜鲁门总统也正式否认军方正在从事制造类似飞碟形状的航天器。

1951年2月，空军研究署散发了一个关于海军试制巨型探空气球情况的10页报告，这种气球是用来研究宇宙线的。报告详尽指出，这些直径达100英尺的巨大塑料囊，极易被错误地看成是飞行的碟子。这种气球可达到10万英尺的高度，多是由喷气流推动，时速在200英里以上。如果目睹者以为气球是处在它的实际距离很远以外，那么就会把速度估计得太高。

远远看去，完全看不出气球的圆形主体形状，看上去就象一个碟子。从下面看，气球下面中央悬挂的器具，很容易被错看成是一个“洞”，这样就使这个碟子看起来象是一个汽车轮胎的形状了。如果从一旁观看，碟子似乎是直立着飞行，象一个滚动的车轮。

用一只单筒或双筒望远镜来看，由于光学造成的奇怪的幻觉，气球更象是扁平的。从单筒望远镜里所看到的物体形状，并不象就近看到的那样。用眼睛看就更不用说了。结果，一个球形物体用望远镜看，就很象一个平面物体。

此外，探空气球的塑料表面，在阳光反射下看起来很象金属。绝大多数的报道都说，飞碟是银白色的。日落后，地面上已经黑暗，气球还可在天空闪亮达30分钟。海军发布的这个报告说，“如果富有想象力，就会把气球的一面反光，当作是原子发动机在发光。装满仪器的气球尾部，可能被当成是排气管。太阳的光线可以把这个塑料制成的气囊照得火红。”

第一批探空气球是在1947年放出的，这一年第一次出现了有关飞碟的报道。阿诺德最初在卡斯卡特山脉上空所看到的情景，和上述那种情景十分相符。他估计这群物体比飞机小，距离约为25英里。在这样的距离，它们只能是一些点，而且由于阿诺德只是凭肉眼看见这些物体，没有用什么器具，因此他对这些物体的实际大小、形状、距离和速度的估计都不可靠。对速度的估计，必须首先确切了解距离；而除非首先确切知道物体的大小，距离是无从估计的。

同样，空军上尉曼特尔不幸死亡的全部详情都说明，他是在追逐一个探空气球。不仅如此，据了解，就在他进行那次致命的爬高飞行那天，这个地区内就有一个这样的气球。甚至关于1950年3月17日飞过新墨西哥州法明顿上空的几百个小型“飞碟”的描写，读来也象是气球，不过它们自然不可能就是探空气球。它们是白色、圆形的。它们在“振翅飞翔”，似乎在天空中你追我赶，玩着“捉迷藏游戏”。

所有看见飞碟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飞碟没有响声。当然，这种情况就排斥了任何一种人们已知的推进方法，可是这恰恰是气球的行进方式。观察者有时坚持说，他们看到的不可能是气球，因为它是逆风运行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同温层的风向可能和地面上的风向完全不同。在海军提出报告的那个时候，美国在各地共放出270个探空气球，这些气球往往要在空中停留30多个小时。失去的气球常常竟被新闻报道当作飞碟而找到了！

在海军发表了有关探空气球的消息后，关于飞碟的报道显著地减少了。而在西南天际疾驰而过的绿色火球，又紧紧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但是，1952年的春夏，当神秘的脉冲光在雷达屏幕上出现又消失时，美国首都又出现了发现飞碟的新浪潮，并且掀起了一阵戏剧性的飞碟恐慌。

飞碟热之所以出现，似乎涉及许多因素。虽然可以用探空气球（无论是单个的或成群的）来对绝大多数可靠的报道进行解释，但是，天空中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气球在飞行。气候测量气球往往带有恒亮的或闪烁的灯光及各种形状的金属装置。作为雷达目标用的气球则拖带着很大的铝箔靶。导弹、特殊设计的试验性飞机，也可能是某些飞碟出现的原因。

此外，还必须考虑由于观察错误而产生的许多错觉，如把飞机、飞鸟、金星、云端光的反射以及类似的现象看成了飞碟。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唐纳德·门泽尔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飞碟是由非常的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幻象。他还要出版一本《飞碟的真相》的书来阐明他的理论。一般说来，这种幻象是少见的，但是在一定的歇斯底里情绪的激励下，幻象出现的次数就会大为增多，而且自然会广为传播。即便不是由于外界原因而产生的幻想，只要群众都信，也会在神经过敏者的头脑里产生出来。

最后，还有一些是谎言和半谎言。过去几年，恶作剧者、爱出风头的人，还有精神病患者等等，这些人所编造的有关飞蝶的谎言，简直可以汇编成书。遗憾的是，现在揭露这些谎言的劲头却赶不上当初编造这些谎言的那种劲头了。

要揭露那些半谎言就更加困难，因为这些说法总有一点事实根据，只不过被大大夸张了。例如，一位观察者看到的是个气球，可是他认为那是个飞碟。别人若觉此事可疑，就会使他大为生气。为了使人深信不疑，他便添油加醋，夸大他所看到的情况。这种缺点是人之常情，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在数以百计的所谓发现飞碟的事件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也有可能是试验某种外形象碟子、飞行没有响声的飞机，而官方要绝对保密。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军方和总统所作的正式否认，都表示实无飞碟其物。自然，要证明过去从来没有过飞碟，那是永不可能的。在今后几十年间，可能还会遇到一些仍然相信飞碟的人。但是，现在有种种理由可以认为，对飞碟的狂热将仅仅作为又一个大规模的妄想事例，而在历史中冷淡下去。

至此，读者不免要问，“所有这一切究竟与伪科学有什么关系？”回答是：要不是认为飞碟不仅实有其物、而且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宇宙飞船这一看法广泛流传，本来是与伪科学没有关系。杂志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还有3本由著名的图书公司出版的精装书，都肯定了飞碟的存在。

头一个宣传这种天外来物的是《命运杂志》，这是一个小开本的低级杂志，专门登载传心术、唯灵论和其他玄秘题材的文章。它的出版人雷蒙德·帕尔默，从前曾编过一个科学幻想杂志《惊人故事》。帕尔默正是在编辑这个杂志时成了所有科学幻想谎言中最大谎言的编造者。那是一本叫作《谢弗神秘故事大全》的书，其中包括1945年最初在帕尔默那个杂志上刊载的一系列故事。那是帕尔默根据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焊工理查德·谢弗的简短素材扩写而成的。谢弗基于“种族的记忆”，十分详细地描写了一个称为“戴罗人”的侏儒种族的活动。这些退化的生物居住在地球表面以下的巨洞中。戴罗人利用传心术和秘光，造成地球上种种灾难，如战争，火灾，飞机坠毁，船只沉没以及精神崩溃等。克拉特法官竟被戴罗人绑架而去：这些怪物甚至把帕尔默书桌里的书稿偷走！

谢弗的故事绘声绘色，仿佛确有其事，令人深信不疑，有成千名天真的读者为之着迷。但有愈来愈多的成年人科学幻想作者，反对帕尔默刊载这套故事，并提出严重抗议，终于迫使出版人停止刊载这些故事。帕尔默传播的谢弗的最近作品中，把飞碟说成是泰坦人①的所作所为。泰坦人原是戴罗人的主人，两万年以前逃到外层空间去了，现在又卷土重来。

因此，1948年春阿诺德在《命运杂志》第一期中刊载他第一篇论说飞碟的文章《我见到了飞碟》，就捞不到首创之功了。帕尔默最近宣称，他和阿诺德合作写成一本论述飞碟的书，自费印刷，即将发行。

阿诺德还为《命运杂志》写过几篇文章。他写的《内华达的幽光》（1948年秋）一文，描述在内华达州麦克德尔莫特附近俄勒冈兰契大峡谷中夜间看到的发出淡红色或黄色光亮的奇怪盘子。他写道，“这个地区有50多个牧羊人见过这种神秘的光，而且人们也注意到狗还向着这些发光的盘子吠叫。这就证明它们不仅为人所见，而且也为其他动物所见。”阿诺德写的另一篇文章《空间来客光临此地？》（1948年夏），描述了一些蓝绿带紫红色的球状物。这是安大略的一位渔民看见的，阿诺德怀疑它们是来自另一星球的宇宙飞船。他最近的一篇文章《真正的飞碟》载于帕尔默的另一份杂志《别的世界》上。

阿诺德自己出版了一本15页的小册子，名叫《我所看见的飞碟》。这本小册子也象飞碟一样，会使有些人信以为真。毛里岛的谎言被看成是确有其事的了，而且甚至还有一幅图画，画着巨大的汽车轮胎形的飞碟在喷射出熔岩。阿诺德透露说，塔科马的一名记者就此事件写了一篇文章，后突然死去，死因不明（估计是被飞碟人杀死的）。一架飞机在雷尼尔山坠毁，有32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生。据说，这个事件也和飞碟有关，因为这次坠机事件是在阿诺德第一次发现飞碟前不久发生的。还有，1947年爱达荷州里京斯附近的一座吊桥，被“某物”神秘地点着了，其温度之高，使钢缆竟象木材一样燃烧起来。

阿诺德同意这样一个报道；有一只飞碟在被飞机驾驶员追逐时，竟遵循飞行员惯常的想法采取了规避动作。他还用两页的篇幅刊登了一幅所谓“雷达天使”的照片。这是雷达屏幕上有时出现的白色光点，不过这与飞碟究竟有什么关系却未说得清楚。还有一幅14英寸高的男人木乃伊的照片。木乃伊是1932年在洛矶山脉中发现的，现为怀俄明州卡斯珀的某人所收藏。阿诺德认为，这些情况证明了下面这样一则报道是可信的：在坠毁的飞碟上面发现了几个很小的男人（1950年4月号《命运杂志》发表的雷·帕尔默的一篇关于这个木乃伊的文章）。他还认为，报道中所说海岸一带发现的神秘潜水艇也和飞碟有某种不祥的联系。

阿诺德还刊登了福特的许多有关天空神秘物体的“材料”，并说他本人也收集了许多类似的报道。②

第二个宣扬宇宙飞船说法的杂志是《实事》。在该杂志1950年1月号的一期上，有一篇唐纳德·基霍的文章，开头一是这样写的：

经过八个月紧张的调查研究之后，《实事》杂志得出如下结论：

1．过去175年中，地球一直处于来自另一星球的智能生物的迫近观察之下。

2．观察之迫切和访问之频繁，在过去两年中有了显著的增加

两个月后，《实事》发表了另一篇由现役海军中校罗伯特·麦克劳林写的有关飞碟的文章。文章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飞碟是由一些可以容身在20英寸碟子内的火星人驾驶的。麦克劳林自己也承认，“智能人会是那么小，这是令人惊愕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任何的可能性。”这位海军中校相当充分地想象出这种宇宙飞船所使用的推进器的形式，并得出结论说，它可能有3台发动机，利用光辐射（来自一个原子电源）“推动一个高度屏蔽的曲线型反射器”。

最近发表的一篇鼓吹天外来客说法的文章，载于1952年2月7日的《生活》杂志上，这时，其他杂志和报纸几乎已把飞碟的消息不当一回事了。这篇文章可能是引起此后几个月中飞碟报道重新活跃的主要原因。连爱因斯坦也为这些报道听动，特地发表声明说，他对于飞碟一事并不感到奇怪。而天主教大学的神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康内尔神父则指出，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排除其他星球上存在智能生命的可能性。康内尔神父说，“如果说这些想象中有理性的人居然具有亚当和夏娃那种不死的躯体，那么，我们的超级喷气机或火箭的驾驶员要想把他们置于死地就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是杀不死的。”③

唐纳德·基霍所写《飞碟实有其事》一书，于1950年由《实事》杂志出版者福西特出版公司发行。该书叙述了一位记者、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为收集这类材料所作的种种努力，虽然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一切都非常幼稚。他按时间先后叙述了他的研究成果，简直象写一部幻想小说。随着故事的展开，可以看出作者愈来愈怀疑，军方官员的做法对他并不光明正大。于是，他逐渐得出结论：空军设立“飞碟研究项目”不仅是为了调查研究，而是要隐瞒真情，把飞碟是来向另一星球这个事实对公众隐瞒起来。

基霍深信，地球处在另一个星球或另一些星球定期的观察之下，至少已有两个世纪了。他认为，1947年由于我们的一系列原子弹爆炸引起宇宙人的好奇心，这种观察因而增多了。他们的来访是“远程观察的一个部分，还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看来他们不打算马上和地球发生接触，可能还存在某种尚不明了的障碍，更可能的是宇宙人的计划尚未完成”。

基霍相信，不是曼特尔在追逐那艘宇宙飞船，而是这些宇宙人不知用什么能力从远处杀死了他。基霍在前一章中写道，“宇宙飞船能力的秘密，比氢弹还要严重。这种能力有一天可能会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命运。”

弗兰克·斯卡利写的一本书《飞碟的背后》，1951年由亨利·霍尔特出版。该书在科学上错误百出，在设想上不着边际，因此1952年9月号的《实事》杂志揭露该书是一派谎言时，人们并不感到意外。斯卡利是为《变化》杂志报道好莱坞情况的专栏作家。

斯卡利著作的主题是，飞碟靠“磁推动”以光的速度（或高于光速）从金星飞来地球，由金星人驾驶。这些金星人和地球上的人一模一样，但身材只有3英尺，有牙齿而无齿腔。有一位神秘的“磁学专家”，斯卡利称他为“吉博士”，斯卡利的材料主要是从他那里弄来的④。有4个飞碟着陆，3个撞毁，但第4个飞走了。撞毁的飞船中有几十具金星人的尸体，现正在未予透露的政府实验室中进行研究。

根据斯卡利的说法，这些飞碟是用我们的化学家完全不知道的一种坚硬而极轻的金属制成的。飞船的各部尺寸都可以用9除尽。飞船的座舱以不寻常的传动比旋转。“人们无法进入飞船，纵使动用了价值3．5万美元的钻石钻也是枉然”。金星人携带有“重水”以供饮用，还有压缩饼干。有一架非常小的无线电，其操作原理不明。还发现一些小册子，字体如画，专家们正在设法破译。

有关飞碟问题的第3本书、也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1951年哈泼斯发行的吉拉尔德·赫德所写的《另一个世界在注视着我们吗？》这是有关飞碟的3本书中最骇人听闻的一本。说它骇人听闻，是因为赫德这位真诚的神秘主义者，可能完全相信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他在宗教、心理学、人类学等方面写过许多颇有学术见地的著作，也写过一些神秘小说。他在写作时，比基霍或斯卡利都更讲究，有时还要引用莎士比亚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著作，而且他在全部推论过程中，喋喋不休地说明自己的客观和公正。

赫德认为飞碟来自火星。考虑到飞碟体积很小加上运动极快，他得出结论说，只有体积小、外壳硬的昆虫才足以承受突然转弯时所产生的那种毁灭性的惯性力。这样和那样的思路使他深信，飞船是由一种火星上的“超级蜂”驾驭的，这种蜂大约有2英寸长，它们具有的智能比人同许多倍。下面就是赫德描述的这种蜂的形状：

这种动物的眼晴象光辉夺目的钻石，头如蓝宝石，胸象绿宝石，腹以红宝石，翅膀象蛋白石，腿象黄玉，只有这样的躯体才配得上那种超级的头脑。我敢肯定人们对它的反映会是：“简直是用活宝石造成的一顶王冠！”相形之下，我们这些粘糊糊、灰溜溜的躯体该是何等寒酸，真是令人羞愧！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要和有两条腿以上的动物交朋友是困难的……

赫德和基霍、都相信这些宇宙人是一些侦察员，他们来到地球上是为了调查原于爆炸的情况。赫德说，我们的太阳是一个造父变星或脉动星（实际上当然不是），因此如果我们的原于爆炸破坏了太阳的微妙的化学平衡，它就可能爆炸。我们的原于弹已经使太阳上的黑子增大，而太阳黑子“可能预示一些无法逆料的乱子。犹如我们脸上的黑瘢有时表示我们体内某个部位出了毛病……难道这些对于太阳出乱子深感恐惧的火星人，就不可能看出这些迹象吗？”

赫德相信，这些来自火星的侦察员正在收集有关我们的情报，但却谨慎地避免和我们发生直接的接触。他们已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宇宙母艇”作为地球的卫星。小的碟形飞船从这个母船上出发进行侦察。他怀疑，火星的两个卫星根本就不是天然卫星，而是发射火星宇宙飞船的人造码头！

该书封面上印有6幅飞碟的照片。只有两幅还能看得清楚。那是俄勒冈州麦克明维尔的农场主保罗·特伦特所摄，曾刊登在1950年6月26日一期的《生活》杂志上。特伦特拍的飞碟很象是一个抛在空中的垃圾筒的顶部。

赫德和基霍都认为，科学已经能够肯定火星上存在着有智慧的生命。事实是，人类并没有取得任何证据。充其量，火星上某些模糊色彩的变化，只能解释为这个星体上的植被随着季节的不同有所变化而已。所谓火星上的运河，其历史缘由非常可疑。这些运河是1877年首先由一个意大利的天文学家报道的，后来美国的天文学家用西瓦尔·洛韦尔又为此进行辩护。遗憾的是，后来的观测者用更好的望远镜，在观测能力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仍然看不到这些运河。现代天文学家一致认为，这些“运河”纯属洛韦尔等人脑子里的主观臆断，没有实际根据，他们只是在幻想中看见了这些运河。⑤

公众对于邻近星球上存在生命的证明如此轻信，实在令人惊讶。最有意思的事例是1835年《纽约太阳报》胡编的那个出了名的“月亮骗局”。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报道英国大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在南非的开普敦从一架新望远镜中看到的情况。这些文章描述了月亮上的生命，并附有一些象猿猴似的动物的插图，这些动物“平均4英尺高，除面部外，全身覆盖着短而有光的铜色毛发，而且还有薄膜构成的翅膀……他们无疑地是一些单纯而快活的动物，尽管他们的某些娱乐并不符合我们地球上的礼貌观念。”

这个编造的故事本来是一个讽刺作品，但却被纽约市大约一半的居民相信为事实，甚至在记者理查德·洛克已经公开承认这是一个骗人的故事以后，还有许多信以为真的人表示不服！

1938年的万圣节前夜，奥森·韦尔斯在无线电广播中向美国公众播出威尔斯的《星球大战》的广播节目，这似乎是一个类似的恶作剧，但是却更加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个广播广目以舞蹈音乐开始，音乐老是被一系列简短的新闻报道所打断。第一段报道是火星上瓦斯爆炸。第二段是新泽西州地震。最后是新泽西州格罗韦尔斯米尔发来的一条简短广播，描述从一个大圆筒形宇宙飞船中走出来一群眼睛突出、装备死光武器的怪物。另外一些圆筒形飞船也在地球上着陆，这些怪物打算在他们死于细菌之前把纽约大部分毁掉，因为他们对于细菌是没有抵抗力的。

有600万人收听了这个广播，据估计，大约近100万人以为这些广播真有其事，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惊骇。成千上万的人哭泣，祈祷，关上窗子，为了把有毒的瓦斯关在窗外，或者以为世界末日就要到来，逃出家门；电话线路中断了几个小时，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一片惊慌。但是，最大的歇斯底里还是发生在南部各州受教育很少的居民当中。如果说，“月亮骗局”在1835年为人们相信，火星人入侵在1938年被人们信以为真，那么，在能使原子分裂、能使雷达波从月球上反射回来的10年中，人们广泛相信飞碟是宇宙飞船的说法或许就不难理解了。

查尔斯·福特在他的一本书中用一章的篇幅来叙述在天空中观察到雪茄形物体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虽然有些叙述还不十分具体，不过根据零零碎碎的描述，我个人认为，偶尔来访的，或者说是偶尔闯入地球大气层中来的那些鱼雷状的巨大物体，已经开辟出超地理的宇宙航路。”

福特所讲的那些奇怪物体，许多都呈碟状，当然，福特并没有使用这个字眼。举例来说，1870年一位船长看见一只灰色碟子，或者是一个暗色的圆形物体“以极快的速度运行，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后者是诺威奇运输公司的雇员在1908年的一个月夜在英国的穆斯海德看到的。他们说，“说它是个风筝，似乎太大。而且，它的运动似乎是受到控制的，因为为它是在逆风飞行。”

福特对于这些发现有多种解释。他写道，“也许火星上有人，他们正在秘密地向自己政府报告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况。”他在另一页上又猜测说，“……我想象中还有另外一些世界，有一些庞大的人造物体从我们附近几英里处经过，就象不定期的航船经过许多岛屿一样，毫无与我们联系之意……。”

福特的最大胆的假设是，人类属于更高智慧的生物所有，这些生物偶尔前来地球检查属民的情况。他说，“……某些生物对地球上的人类拥有合法的主权，那是通过武力或是用珍珠之类的东西向人类原先的主人换取来的。……这一切，多少世纪来，一直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某些术士所知悉，他们中的某些人在我们之间起着首领的作用，或象一些工头或监工，按照从冥冥中接到的指示来引导我们……。”

福特写道，“我认为我们是一宗财产。”他这样随便说的一句话，竟促使埃里克·拉塞尔写了一本近年来最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不祥的藩篱》。拉塞尔是福特协会在英国的主要通讯员，他对福特的许多猜测半信半疑。

顺便提一下，福特协会对于飞碟热是根本不介意的。1947年，塞耶把《持疑》杂志第19期的全部篇幅用来刊登有关飞碟的文章，但此后即很少报道这个问题。

但是，人们怀疑，如果福特能够活到飞碟时代，他会津津有味地读福特协会会员们的关于天际飞碟的大量传说。而对于军方要说服那些已被弄糊涂的公众相信，他们头顶上出现的并不是什么不祥之兆所作的努力，他不免要吃吃暗笑！

注：

①泰坦人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族。——译者

②阿诺德是一个热心的福特协会会员，他曾要求福特协会为他主办一次巡回讲学。此事系蒂法尼·塞耶在《持疑》杂志1958年第4o期上所透露。这一期完全刊载了按时间先后发现飞碟的报道。

③康内尔神父为埃梅·米歇尔1956年出版的《飞碟的真相》一书提供了一个有关地球以外的神学的附录。这本书是根据法国人收集的在欧美两洲所发现的飞碟材料汇编的英译本。

④“吉博士”后来证明是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一家无线电和电视商店的老板，名叫利奥·吉鲍尔。吉鲍尔和他的朋友丹佛的地球物理学家赛拉斯·牛顿向斯卡利提供了他写那本书的材料。牛顿和吉鲍尔因向丹佛的一名商人诈骗约25方美元而于1952年被丹佛法院逮捕并被判诈骗罪。这两个人向其诈骗对象出售一台探测石油的电子“探矿器”。受骗者为此损失了一笔小小的财产。这个机器证明不过是一个无线电频率变换器。这是战争剩余物资，用3．5美金即可购得。

⑤最近在1956年3月号《惊人的科学幻想》杂志上刊载的韦尔斯·阿兰·韦布的《火星运河网的作用》一文，对于许多火星运河网的“地图”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韦布从地志学方面对这些地图进行了基本的分析，发现它们和人造的网（即肮空线）相类似。从而使他得出结论说，这些运河“起源于动物”。他的理论有一个简单的谬误之处，如果说，这些“地图”如同绝大多数天文学定所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天文学家们的说法，那么，这种地志学的分析自然仍可应用。编辑小约翰·坎贝尔加了一个注，提出一个理论说，这些运河可能是成群的动物迁移时踏出的路径。

第六章盘旋运动

衣阿华州得梅因城的“劳森学大学”的“最高首脑兼第一博学士”艾尔弗雷德·威廉·劳森自认为是当今之世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授与他什么项目的诺贝尔奖金，作为对他的奇怪的事业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学作品的褒奖。下面提出劳森自己所说的两句话作为证明。

“他（劳森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思想颖悟，能回答一切问题。即使所谓的聪明人感到棘手的问题，对他来说也象幼儿园里的教材那样浅显容易”。

“当我深入地观察了浩渺的宇宙并且看到了它内部的惊人运动，……有时，我想我是在时间以前一、两万年出生的”。

劳森著作《人的生命》的出版者在谈到他时是这样说的，“与劳森的渗透定律和盘旋运动相比较，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不过是小学课，而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问不过是知识沧海中之一粟而已。”（注意：《人的生命》一书的出版者是劳森本人）

这本书由化名为赛伊·方斯①的人写了前言，声称“要想用几页的篇幅来简要地介绍艾尔弗雷德·劳森的生平和著作，犹如压缩宇宙一样。这是办不到的，……在劳森地位如此寒微之时，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今天谁又能理解他呢？劳森的思想活动深度看来并无止境……，在今后几千年间，无穷的才智之士将得到充实，将为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之树萌发出无限枝干而孜孜不息。”

在本书不揣冒昧地对这一著名思想家的生平作一概述之前，不妨先对劳森学的基本原理作一简短的评述。虽然劳森写过50多种书和小册子，但是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源泉在于《劳森学》（3卷，1935～39）、《人的生命》（1923）和《渗透性》（1939）。以下引文绝大部分摘自这3本书。

劳森谦虚地称“劳森学”为“探索生命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知识。”他非常讨厌“所谓的聪明人和自封的学者的那些理论，……事事必须能够证实，件件必须合乎情理，否则便不是劳森学，……若非实有其事，若非真有道理，若非真知灼见，若非聪明智慧，那就不是劳森学。”

支持劳森学整个结构的基础，是物理学的一种原理。它是如此新颖，以致于劳森不得不创造出一些新词汇来阐述它。事实上，劳森已经声称，“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在劳森确立以前，尚无人知晓。”他写的许多书，开头总有一个冗长的词汇表，说明这些彻底改变原意的新词汇的含义。”

“能”的原有概念被彻底抛弃了。取代的概念是劳森所设想的一个宇宙，其中既没有能。也不是空无一物的空间，而是充满着密度不同的物质。在劳森学的两种基本原理，即“吸”与“压”的作用下密度大的物质有向密度小的物质移动的趋向。决定这一运动的定律，被称为“渗透”定律。劳森写道，“这一定律对于那些老还无能的物理学教授们来说，是太遥远而不可企及了，但是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已开始点滴地领略到它的巨大价值……。”

大小密度达到平衡的状态，劳森称之为“平衡稳定”。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理是“盘旋运动”。劳森给这一运动下的定义是：“任何一种形成物都是根据许多逐渐增大的形成物的运动作多向运动，而每一个增大的形成物，又依更大的形成物的运动方向，也根据不同比例的‘吸’与‘压’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不同变化而运动。”

这就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了，似可作这样的解释：宇宙间没有一个物体是作简单的直线或曲线运动的，因为它受到许多不同的运动的影响，终于使它的运动途径呈“之”字形，“不即不离”。劳森有声有色地描绘这种运动：一个细菌在人体内的血球中经过，此人正在一架飞行中的飞机的过道上走动。这个细菌以为它是在作简单的直线运动。实际上，血球是在血液中运动，血液是在人体中循环，这个躯体正在过道上行走，飞机正相对于地面飞行，地球在自转又在公转，而太阳连同整个太阳系正在宇宙间疾驰。因此，这个细菌运动的路线呈绝对“之”字形，这个“之”字形“继续下去，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结尾。”劳森提出，为了计算这种复杂的路线，将不得不发明一种“超高等的数学”。

“吸”与“压”的概念在劳森的全部学说中反复不断出现。“流”（如雨、热、血液等）就是这两种力量形成的。光是一种“由于‘吸’的作用而进入眼帘的物质”。声同样是进入耳中去的另一种物质。致于重力，那不过是“地球‘吸’时的拉力”。事实上，劳森坦率地承认，“人们研究……劳森学时发现，……理论上涉及到物理学的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

可以预料，人体是借助于成千上万个小小的吸系与压泵而活动的。空气被吸入肺内，食物吸入胃内，血液流经全身。每个细胞都有细微的泵。当然，废物则由“压”的作用而被排除。“只要‘吸’与‘压’的末端保持正常，这种内部旋动就继续下去”，当拉和推停止时，人就死亡。地球是一个山“吸”和“压”推动的庞大有机体。地球虽然是在一种密度极为稀薄的物质“以太”的海洋中浮游，但地球内部还有一种密度更为稀薄的物质，劳森称之为“次以太”。这种次以太起着“吸”的作用，通过北极的开口处，把太阳供给的各种物质和来自流星的各种气体吸入地球内。这些物质有的还经过地球表面的“细孔”被吸入地球。从南极到北极通过地球的中心有一根中央管道，从这里再分出动脉和静脉，前者将生命赖以生存的物质输往地球各部，后者则排除废物。南极是地球的肛门。“废气”通过“压”从此排出，废物有时也从火山口这些细孔消除。南北两极处的极光，就是山于这些气体吸进、排出的运动形成的。在《渗透性》一书的第32页上，有一幅彩色插图，表明地球两端处的猛烈活动情况。

可以料到，性也不过是“吸”和“压”罢了。“‘吸’是阴性运动。‘压’是阳性，……阴性运动是由外向内引入，而阳性运动则由内向外压出，……两性的吸引，只不过是‘吸’对‘压’的吸引。”

至今仍使“教授们”感到困惑的磁力，是一种低级的性活动。如果一块磁铁“含有的阴性粒子比阳性粒子多，则具有‘吸’的力量……如果所含阳性粒子多于阴性粒子，则具有‘压’的力量，因而把物质推开”。

按照劳森的说法，在人的脑子里有两种微小的生物，他称之为“智能形成体”和“智能破坏体”。智能形成体是“微细的管思维生物，“它们缔造并操纵精神系统细胞内部的思维工具。它们促成一切好的和创造性的事物。一抬臂，也需要成10亿的智能形成体在一个小智能形成体的指令下全力以赴”。

遗憾的是，智能形成体的工作却遇到智能破坏体的破坏捣乱，这些智能破坏体是“微小的害虫，它们影响精神系统的细胞，破坏智能形成体所制造并操纵的思维工具。”如劳森所表明的，“智能形成体为了人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但智能破坏体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人体。”

当然，关于劳森学异乎寻常的原理还可以写出许多，但这些已足够形成劳森学的宏伟深度和广度的图景了。现在我们不妨回头看一下劳森学发现者的生平和经历以及他所创建的一些机构。

照赛伊·方斯说，“劳森的诞生，是人类诞生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他1869年3月24日出生于伦敦。劳森的父母（是苏格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的结合）在他诞生后不久即离开英国，先去加拿大，后到底特律。他自己说，他第一次开始研究自然法则“是在3岁时，当时他在底特律附近的一个小农场干活。他在那里捕捉马铃薯蔓上的薯虫，从而获得了昆虫生活的知识”。

小劳森4岁时“就注意到，当他用肺部的压力吹卧室内的灰尘时，灰尘便从他身旁飞走，而当他用肺部的吸力吸气时，灰尘就朝他飞来。”这就是劳森在物理学方面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劳森的父亲曾是织地毯的工人。劳森最初在底特律街头卖报，以后为其父开捆包机，其后又当擦鞋工人，之后就离家外出。他当了几年火车司机，到过全国各地。他写的书几乎有一半篇幅是关于自己生活的生动描写。他的书几乎都有一幅插图，画着他站在疾驰的火车头的排障器上，机车受到风的很大阻力。插图说明写道：艾尔弗雷德·劳森在研究大气对于运动中的物体的阻力。

劳森19岁时．成为印第安纳州戈申城棒球队的投手。以后19年（直到1907年），他在职业棒球队中工作，既是队员又是经理人。他写的许多书中都刊登有他穿着各色各样棒球俱乐部服装的照片。

劳森在从事棒球生涯时，被他的朋友们所带坏。他千方百计搞钱。更糟的是，他开始抽烟、喝酒、大吃，身体逐渐垮了，牙齿也坏了。在28岁时，他以超人的毅力抛弃了这些恶习。他现年已83岁，精神矍铄，十分健康。他写的第一本书，是名为《再生》（1904年）的小说，描写的就是他的这一段经历。这无疑是一本很糟糕的小说，但劳森却说，“许多人认为这是人们所写出的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他的话如果可信，这部小说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和日本出版过。

早期科学幻想小说的收藏家们要是知道《再生》一书写的是子虚乌有的幻想一定会很感兴趣，作者在书中预告了无线电（是由“吸”与“压”发出的）和毒气以及近代世界一些其他发明。书中的主人公约翰·康弗特试图奉劝世人根据“自然后则”的原理处世，这些原理是他和一位名叫阿利塔的睡美人奇遇中获知的。他吻了阿利塔，她苏醒后就介绍他加入了“圣贤国”，一个被诺亚洪水毁掉的乌托邦。康弗特后来爱上了阿利塔的再生化身、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社会妇女阿利塔·赖特。情节十分曲折，另外还有一个和阿利塔极相似的女人叫阿利塔·福格，还有一个和康弗特极相似的也姓康弗特的男人。邪恶的康弗特谋杀了阿利塔·福格，善良的康弗特却因这一罪行而被捕。他被电刑处死一分钟后，阿利塔·赖特赶到，带来了邪恶的康弗特的认罪书。但是，约翰·康弗特的几个追随者，始终对他保持忠诚，于是阿利塔·赖特为了把这个伟大的事业继续下去，奉献出她的生命和财富。约翰·康弗特临死时希望能再有一个肉体来完成他的工作。如果上帝能够使他如愿以偿，他愿以灵魂作为交换，并且“永远承担现在加在全人类身上的悲伤、痛苦和灾难”。

劳森在发表这部小说以后不久，又在航空方面开始了惊人的生涯。1908年他在费城创办并主编了第一个通俗的航空杂志《飞行》。他从1910年至1914年在纽约市又编辑了另外一个杂志《航空器》。这个词是他在1908年创造的。他在担任韦氏大词典修订版航空部分的编辑时，把这个词编进了这部词典。1917年和1918年，他为陆军设计和制造作战训练飞机。他声称是他首先提出制造平顶航空母舰的想法，1917年他发出一系列每周公报，提请国会和海军部注意这一事实。

1919年他发明、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客运飞机。这种飞机可载客18人，虽然这架飞机能不能飞还很可疑，劳森竟亲自驾机从密尔沃基到华盛顿飞了个来回。劳森航空公司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成立。1920年他制造了一架载客26人的飞机，在美国各地飞行颇获收人。这是第一架设有卧铺的飞机。一年后，一架这样的飞机坠毁，这家公司不久也随之垮台。

劳森的注意力又从航空方面转向社会科学，他在底特律成立了“慈善事业捐赠人基金会”。该会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人的生命》。但是，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公众对他的观点很少注意。大萧条时，他突然一跃成名，成为一群经济改革派组织“底特律信贷协会”的领袖。

“劳森货币制”的基本原理，在他所著《普及的直接信贷》（1931年）和《商业须知》（1937年）中都有阐述。金本位必须予以废除。应发行“无值货币”，这种货币不能兑换成任何硬币。一切债息均需废除。只有采取这些断然措施，才能清除世界上罪恶的主要根源，即“所谓金融家的那些猪猡般的狂人”。根据劳森的税法，这些金融家从每个人那里榨取非份的利润。他们控制美国的新闻、学校、教会，以及“除‘直接信贷协会’以外的美国每个有影响的组织”。

该协会出版了一个名为《捐赠人》的用10种文字发行的4版小报，该报曾一度声称发行量达700万份。报头刊登通栏口号：公平对待一切人，决不伤害任何人。大萧条期间，每期都用一个词的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如“主义”，“想想”，“跳跃”和“哪一个”，下面刊载劳森的一篇演讲或文章。

“直接信贷协会”确实吸引了几万个热情的追随者，这颇令人不安。比劳森所著《五十次演讲》（1941年）一书中所刊登的那些照片更使人感到惊讶。有几百张这样的照片：人数众多的人群举行集会、还有演讲大厅，办事处的门面，乐队，以及一群群“直接信贷协会”工作人员，穿戴着一种特殊的制服和制帽，肩上斜挂着红色的饰带。相信一种毫无价值的经济理论能在美国经济紧张时期获得成功的人，竟然有如此之多。

大规模的集会在中西部的几十个城市中举行，但最大的一次是1933年10月1日在底特律举行的。载着身材丰满、穿着奇装异服的妇女们的彩车，奇形怪状。他们拿着旗子，上面写着：“一切国家都要给老弱幼儿直接信贷。”在盛大的集会之后，劳森对聚集在奥林匹亚礼堂中的1．6万名群众发表两小时的演说。他在“向领袖致敬”的乐曲声中登上讲台，接受了长达15分钟的欢呼。

人们还为这些集会特意谱写了歌曲，劳森在他写的《短篇演讲集》（1942年）一书中，刊载了其中15首歌词。这些歌曲包括埃拉·赫夫特写的《听劳森讲话》，玛丽·普拉克斯写的《上帝的赐与》。后一首歌曲的每节歌词结尾都是“劳森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不朽的伟大礼物。”还有一首名叫《强有力的智能形成体》的6节歌词的赞美歌，其中第2节歌词如下。

智能形成体是十分奇妙的创造者，

是大大小小物质的创造者。

它们充满着整个生命，

它们创造出千形万状。

智能破坏体在不断地破坏，

智能形成体却在勤恳地创造。

1942年，劳森把得梅因大学买了下来。这个学府占地14英亩，有6座建筑物和可以容纳400名学生的宿舍。得梅因大学自1929年就已停办，现在办起“得梅因劳森学大学”。

劳森对美国教育的看法更为低下。他曾说过：“人一上中学，头脑就开始空虚；一念完大学，头脑就彻底空虚”。他本人对教育的看法可以概括如下：

教育是了解真理的科学。

错误教育是吸收谬误的权术。

真理是是而非非。

谬误是非而非是。

劳森学大学自然是传授真理的。只有劳森本人的著作才用作教材，而且，只有读过这些著作的人才有资格人学。一本讲篮球规则的书即被取缔，因为它不是劳森所写。劳森学大学认为合格的教师称为“博学士”，最高级的“博学士”是“全才”。劳森是最高首脑兼第一博学士。

学生入学不需缴纳学费。学校免费供给食宿，但学生要用部分时间在机械车间干活，还有在农业、工程和其他方面劳动的计划。这个大学象劳森的其他组织一样，据说是在非获利的基础上经营的，没有股本，由几个靠出售劳森书籍解决“微薄生活费用”的董事管理。劳森坚持说，他在1931年就已向上帝许愿，他决不再为个人积聚财富。他喜欢标榜自己“既无金钱，又无财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往往在一些集会上把衣袋翻将过来。不过，劳森的饮食居处则是个秘密，无人得而知之。

1952年3月，参议院小商业委员会传劳森到华盛顿，查问他所办的学校“为了教学目的”购买62台战时剩余物资机床，后来将其中45台转卖获取暴利的情况。劳森声称不了解具体情况。他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过问数字问题。”他企图向委员会讲解劳森学，并说明何以需要机械，但仍是一笔糊涂账。②

起初，劳森学大学是兼收男女生的，但是，在一位父亲提出控诉，要求准许他的女儿退学后③，劳森便决定只收男生。学制是十年，大约有学生20人。人们可以通过校园周围那高高的围栅偶尔看到这些学生。教职员则难得看到，据得海因的记者说：劳森是唯一的教员。

大学内严禁抽烟、喝酒。因为这些毒品压制智能形成体，使智能破坏体得以猖撅。劳森有一次倒是说得对：“人们找遍世界也找不到另外一种动物，叼着点燃的烟斗或纸烟，大摇大摆，嘴里喷云吐雾，有时又把鼻孔当作烟囱……。”劳森于1946年发明了“劳森烟雾消除器”（靠“吸”和“压”的作用消除工厂煤烟），说明他对烟雾之反感。这项专利交由劳森学大学享用。④

劳森非常重视体力，他向他的学生提出了一套精心制订的健康守则。他主张一日三餐不吃肉，以生果、生莱为主要食物，而且要“连皮带核”一起吃掉。他写道，“色拉中应放一点新割下的青草才好。”

他反对接吻。“你能想象有比男人和女人脸贴脸、嘴对嘴地相互传播病菌更不卫生的吗？”

劳森本人一生没有结婚。

他相信，这个大学可以培育出社会的中坚分子。由于劳森学的原理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一代新的人种最后终将创造出来，这是一个优等种族，能够靠心灵感应（靠“吸”和“压”的作用）互通信息，而且可以长寿（劳森著《新人种》，1944年）。

劳森已是一位‘憔悴、孤寂、满头银发的老人，白色的浓眉下闪着一双青灰色的眼睛。按照劳森学大学司库奥利弗·劳赫的说法，劳森的一双眼睛具有“万花筒般的效果，随着他思索、谈话而变化”。他感到周围都是一些奸诈的敌人，都等待他死去，以便夺取他那些组织所拥有的产业。近年来，尊他为上帝的先知的人有所增加，实在是不祥之兆。中西部各城市计划建立1000座“劳森教堂”。1949年以来，底特律的一所劳森教堂一直在举行星期日礼拜，得梅因也修建了一所类似的教堂。他写的最新的一本书《劳森教》（1949年），阐述了他的宗教观点。这些观点不过是轮回说、劳森学和没有基督的基督教等莫明其妙的大杂烩。

劳森十诫中的主要观念是爱与无私。劳森写道，“艾尔弗雷德·劳森一生中从来没有仇恨过、也没有伤害过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过去，当有人恶意打击这位作家时，他只是抓住冒犯者，把他摔倒在地，以示他力大而机巧，然后起身露出友好的微笑，表示他毫无仇恨之意……。

虽然由于智能破坏体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上风，因而世界的未来看起来是黑暗的，但劳森深信智能形成体终将取胜。劳森预言，到了公元2000年，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将接受他的原理。但是，为了实现“劳森天道”，就要有成百万的忠实信徒。劳森写道，“因此，必须在劳森学大学中尽快地、大批地培养劳森神学院的劳森学教授、劳森教区学校教师、教会使者、秘书人员、讲坛布道士、国外传教士以及各种高级教士。”

我想，用劳森自己所写的一首诗的最后一节来结束本章，是再妙不过的了：

乡亲们，干吧，往事已去，

未来是美满的，

有志者事竟成，

全能者会给我们力量。

注：

①赛伊·方斯（可能是劳森的化名）也是1921年劳森的传记《航运客机及其发明者》一书的作者。

②事见1952年3月24日《时代》周刊。1954年劳森在国会房产委员会的一次漏税检查后，将劳森学大学以25万美元卖给底特律的一个商人。后来改建成为一个大型商店中心．

③这次事件发生于1951年。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德里亚城的埃德温·贝克在法院斗争胜诉．将其12岁的女儿从这个大学中”解救”出来．这个女孩描述这个学校“阴森可怕”。

④根据1954年8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报道，这个大学在年初即将该校的大烟囱拆掉。但仍继续不断地购买大量的煤。

第七章打倒爱因斯坦

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也象所有其他学科一样，从来没有一条分明的界限能够将伪科学的臆测与有识之士的学说区别开来。二者难分轸域，因而总有一些居于二者之间的情况。例如，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海维赛德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个怪人，令人难以捉摸。相对论问世时，他是公开指责爱因斯坦的唯一的著名物理学家。他的许多臆想荒谬之极，因而没有一家知名的刊物愿意发表。与此同时，他在电学理论方面却作出了许多切实的贡献。尼古拉·泰斯拉曾经发明了交流电动机、变压器（泰斯拉线圈）和许多其他很有价值的电气设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妄想狂。约翰·奥尼尔在他写的颇有趣味的传记《浪费才华》一书中向人们透露了泰斯拉是怎样度过晚年的：他孑然一身，唯我独尊而不屑与任何人交往；非常妒忌爱迪生；不愿与人握手，唯恐沾染细菌；看见圆的表面（如台球和珍珠项链）就惊骇万状；他除了饲养的曼哈顿鸽子以外什么也不爱；他把他那过人的天才消耗在试图发明死光或从人的视网膜上拍摄思想的照相机。

常有这样的情况：物理学或化学方面的一种学说会被专家们一致否定，但为之辩护的人却智力高超、立论严谨，而且专业水平颇高，外行人不可能对它作出确切的结论。以核化学为例，艾伯特·克里赫博士曾花费了大半生的时光来捍卫他所谓的“克里赫原子”说。简言之，克里赫反对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原于处于稳定状态时其电子沿轨道绕原子核旋转的观点。他认为电子就是原子核自身的一部分。根据他的说法，重力是由于原子核内的正电荷旋转而产生的。克里赫的许多著作（其中最近出版的是1950年的《新电动力学》）被他的同事们普遍认为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克里赫曾是达特默思大学的物理学副教授，曾获得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是一位卓有成绩的教师和发明家。因此，人们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就不得不有所犹豫了。

然而，我们不必去为这类有争议的事例去操心。就极端的情况而言，也确有不少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论文显然是胡说八道，可以毫不含糊地把它们归于伪科学一类。例如安妮·贝赞特和查尔斯·利德比特1908年发表（1919年修订）的《神秘的化学》，除通神论者外，谁也不会认为它有任何可取之处。这部著作是用特异视力对原子结构，其中包括正统化学家们迄今尚未发现的几种元素的原子结构进行研究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类文章大多枯燥乏味，因此，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其中饶有兴味的一小部分上面。

任何彻底变革的科学理论，一旦赢得了大多数科学家的承认，总要遭到一些偏执狂人的猛烈攻击，这些狂人反对已被确认的权威。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权威的伟大象征是牛顿。正如人们可能料想到的，疯狂攻击他的文章．累积起来可达几百巨册。甚至伟大的歌德也写了一部两卷本的论述颜色的著作，极力反驳牛顿的光学原理。由于歌德不懂实验方法，对数学更是门外汉，他的攻击就成了物理学史上最不中肯的批评之一。①

在美国，拚命写文章反对牛顿的是纽约市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名叫亚历山大·霍尔（1819～1902年）。他的主要著作名为《人的生命问题》，它的第20版修订本长达524页。书中绝大部分是攻击进化论的，但霍尔也为物理学原来存在的一种称作“实体论”的理论作了详尽的辩护。按照这种理论，一切所谓的力，包括地心引力，都是“实体”。当然，这些力是由比“物质”实体小得多的原子构成的，不过还是由真实的粒子构成的。光、热、电、磁，甚至声都象传播气味的粒子一样，是“实体的”。在该书第一版（1877年）中，霍尔莫名其妙地用类似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那样的长短格四音步句的诗歌来进行辩论。下面摘录的是典型的几句：

我敢毫无疑问地断言，

蟋蟀唧唧的鸣叫，

燕子呢喃的细语，

通过周围的空气，

通过近旁的每个物体，

散射出实有其物的原子——

它是真实的物质，

就象从玫瑰花和金银花神秘的腔孔中，

散发出颗颗芳香的微粒。

霍尔神父常常指出，蝗虫的声音在一英里之外都能听到。他辩论说，如果声的波动说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重达数千吨的巨大气团是由一个小昆虫使它维持经常振动的。他说，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不过他没有解释一只小小的蝗虫如何能用实体物质填满巨大的空间。霍尔顽强地坚持论战。他主编一种名为《微观世界》的月刊达11年之久（另有两年时间编辑一种名为《科学论坛》的杂志）。在杂志中他设法挑动当代的科学家与他论战。科学家们拒绝了。这就使霍尔自信他的学说是无可辩驳的了。

另一个美国人约瑟夫·巴特尔（1839～1915，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人）也竭力维护声的微粒说。巴特尔在佛蒙特州拥有几个农场和二万英亩森林，饲养着摩根种马，并且是美国出版公司的经理。就是这家公司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3大卷（每卷都有600多页）的《埃伦——一棵老松树的低语》。

在美国还几乎没有见过比《埃伦》更为奇怪的书了。这3卷书都是采用一个名叫埃伦的6岁女孩和一个讲述者进行柏拉图式对话的形式写成的。那个讲述者却是佛蒙特的一棵老松树。谁也不明白，谈话的双方是怎样获得那么广泛的科学和数学知识的。巴特尔与霍尔一样，反对一切波动说，他尤其反对声的波动说，说那是“弥大大谎”。谁要是设想音叉的振动产生了声音，巴特尔就会纠正他。他说，是音叉发出的声音使音叉的两臂产生了振动。这本书还用很多的篇幅攻击正统的代数学和几何学。全书约有200幅佛蒙特的山区风景照片作为插图。在许多幅插图中都有埃伦。

爱因斯坦的理论问世以后，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声的学说不再是狂人攻击的主要怪物了。因为爱因斯坦发动了牛顿以后物理学领域中最伟大的革命，无怪攻击他的文章规模之广、来势之猛都不亚于早先对他的这位著名前辈的谩骂。攻击往往是以牛顿的名义进行的。因为牛顿那时已经成了被抛弃的，因而也就是异端观点的象征。

当然，早期对爱因斯坦的许多攻击（大部分是用法文和德文写成）不能认为是伪科学。这些攻击往往是来自一些难于接受新奇学说的同行们。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查尔斯·普尔曾著一书题为《万有引力与相对论》（1922年普特南出版社出版），该书批评爱因斯坦的观点当时所依据的实验证据。它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反对意见，但并不武断地下结论，而是说：“相对论的理论也许是正确的，但目前尚未提出充分有力的证据。”1932年，阿瑟·林奇的著作《反对爱因斯坦的理由》，虽然远非严谨的论著，但还不能认为毫无价值。二、三十年代的许多其他反对爱因斯坦的著作，与其说是出自一些怪人之手，不如说是出自一些报界人士或一些尚未通晓科学的人。他们对所反对的东西还没有充分理解，就匆匆忙忙发表文章。应该指出，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享有盛名的物理学家持有与爱因斯坦截然不同的观点。突出的例于是英国的大数学家爱德华·米尔恩的“运动相对论”。

可是，与上述批评性文章完全不同的是另一种腔调和另一种内容的反对相对论的文章。与反对牛顿和达尔文的那些文章一样、都是粗暴和无知的产物。它暴露出这些作者对所反对的观点毫无了解，虽然他们本来是完全有机会获得这种知识的。甚至爱因斯坦后来发现是错误的那些主要论断，也没有成为这些文章赖以跨入象样的科学争论的领域。在物理学发展的这个阶段，爱因斯坦的学说已经提出了大量简化的理沦（著名的如把重力和惯性归纳为同一现象），并逐渐为愈来愈多的实验证据所证实。爱因斯坦的对手若不充分考虑这些巨大的成就，其反对论点就会象霍尔和巴特尔攻击声的波动说那样不着边际。

最近以来这种毫无意义的攻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自封的法国物理学家乔治·德·博泰扎所著的《返回牛顿时代》，该书在作者逝世前数年于1936年在美国出版。

虽然博泰扎认为他的书是对相对论的“严厉驳斥”，但其内容却是谩骂多于切题的辩论和证据。他不仅指责爱因斯坦“根本不理解牛顿的伟大的概念”，甚至惊异爱因斯坦没有自知之明。那些接受相对论的科学家“是由于普遍缺乏物理学的起码知识，根本没资格研究这个问题”。为了解释爱因斯坦的观点之所以为广大的科学界所承认，作者认为可能是由于“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科学界批评精神的削弱”。

详细介绍这部观点糊涂的拙劣著作会令人生厌，但有一个方面或许值得指出，因为这是许多攻击相对论的论点所共有的。这就是博泰扎利用戴顿·米勒博士的实验作为反对相对论观点的依据。米勒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物理学家，他在二十年代曾重复进行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获得的结果是不利于相对论的。

迈克尔孙—莫雷实验是相对论的主要实验基础之一。在此以前，人们已经知道运动着的物体发出的光，不论光源运动得多么快，光的速度是恒定的。这就是说如果从地球表面不同方向测量光的话，由于地球的运动与光程的相对关系，光的速度预料会有变化。1887年，当迈克尔孙和莫雷第一次进行这一实验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光的速度并未显示出预期的变化。这是整个科学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事情之一。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失败的一种解释。

在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实验之后40年，米勒博士决定重新进行一次实验。他实验的结果证明光速有微小的变化，他说这是对爱因斯坦的否定。他多次重复这一实验，都获得肯定的结果。他在科技刊物上写了十几篇文章，直到1941年逝世时，仍然坚持他的结果是正确的。

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位物理学家弄得清楚米勒进行的实验为什么会得出那样的结果。可是博泰扎和其他一些不负责任的批判相对论的人并没有告诉读者，为什么迈克尔孙—莫雷实验重复过成千上万次，只有米勒博士的实验得出那样的一结果。这一实验曾在各个科学先进的国家，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季节，以各种各样的设备进行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除米勒的实验外，结果都是否定的。现在，物理学家的一致意见是某种地区性的干扰影响了米勒的仪器，也许是他在记录数据时无意中发生了错误。②

在反对爱因斯坦的伪科学文章中，往往会发现一种严重的偏见，反对复杂的数学方程。文章的作者自然是不懂得这些方程，于是为了使他的无知合理化，就坚持认为自然界总是遵循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这种倾向的一个适当例子就是美国化学家托马斯·格雷顿（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著作。他在他所著《自然现象的新法则》（1938年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在这方面我和那种似乎是越复杂越好的固定方法体系正好相反，……我的观念也许不会受到某些知识分子的欢迎，因为他们的权威地位是靠在他们的正统方法中遇到的难题来维持的……”，格雷顿简化天文学所用的方法是全然摒弃万有引力的概念，而代之以他所假设的从太阳上发出的一种向外的“推力”。顺便提到，这已是早年攻击牛顿的老话了。

从福特协会可以获得格雷顿于1947年自己发行的油印本著作《相对论的失败》。该书认为爱因斯坦的万有引力理论似乎不如“推力”说可信。如果不存在重力的话，行星就会落入太阳——这不是因为受到“引力”，而是因为“它总在寻找最小张力，即旋转一周的最短时间……”。幸亏重力有足够的向外推力，才使得行星维持它们的位置。那么为什么物体会落地呢？“……这是因为从地球发出的辐射不足以使物体保持在地表之上的轨道上。”

格雷顿自命为现代的伽利略，这是不出人们意料的。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写信给出版商，劝他不要采用格雷顿的书稿。这位天文学家说，格雷顿的学说太简单了，如果它真有什么价值的话，那早就有人创建了。格雷顿指斥说，“这封信表现了独断专横的态度……，这同当年伽利略报道他用自制的第一架望远镜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时受到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西兹的非难相差无几。”

比格雷顿更有趣的是另一个偏执的人。这就是同样为蒂法尼·塞耶和福特派的人所备加赞赏的乔治·吉勒特和他的“螺旋宇宙”说。有关吉勒特的生平不详，仅知他生于1875年，曾在密执安大学学习，在几个大公司担任过工程技术职务。他个人自费印发的4本著作可算是他独树一帜和别出心裁的永久纪念碑。

相对论在吉勒特的所有著作中都遭到低毁。“爱因斯坦是科学家吗？”他问道，“很难想象有比他更加与科学家应有的行为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了。……与其说爱因斯坦是神志正常的物理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不错的小提琴手。”他污蔑相对论是“精神绞痛的低能儿产品”，“斜视的物理学”，“十足的疯癫”，“最低劣的无稽之谈”和“巫师的胡言乱语。”他预言（写于1929年），到1940年“相对论将成为笑柄。”“爱因斯坦已经死去并同安徒生、格林和疯狂的帽匠③埋葬在一起。”

吉勒特对牛顿无限钦佩，赞扬他是最伟大的不朽天才。“螺旋宇宙”说自然是牛顿学说的发展，如吉勒特所自夸，那“比牛顿更牛顿”。

螺旋宇宙究竟是什么呢？要说明它还不太容易。有一种不可分的，也不发生变化的基本单元叫作单粒子（unimotes）。我们的宇宙是一个超单粒子（supraunimote），而整个宇宙是“最大粒子”（maximote）。另外还有一种“基本粒子”（ultimote），它指的是“N次的次宇宙级”（Nth sub-universeplane）。下面是吉勒特的说法的一例：

每个基本粒子同时又是无限大数目的他级单元（ots）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基本粒子的无穷全级（allPlane）速度和能量才可再分为无限大数目的有限速度和能量的级定额（planar puotos）。

“碰撞”（bumping）是吉勒特的一个重要概念。“一切运动总是趋向直线前进，直到它们碰撞为止。”事实上，宇宙中的一切归根结蒂只是互相撞击的运动。“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事情，碰撞就是一切。”“在整个宇宙中别无其他，只有直线的飞行，碰撞，弹回，然后再直线飞行。各种现象只不过是聚集、跳跃和碰撞。一个大的单元体的发展历程也只是聚集，跳跃，碰撞，再跳跃，再碰撞，最后分解。”

吉勒特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著名的“引力逆旋说”。这个概念很难说得明自，不过引用一下他的原话也许会有所帮助：“辐射是旋进的螺栓，而引力作用则是逆旋的螺母。”“引力作用与逆旋是一个意思。一切大的单元体都是由互相旋进的小单元所构成的太阳系。”最后，“引力作用只不过是那种以各个次级太阳系旋入高一级物质的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反作用而已。”

不难预料，吉勒特的观点受到他称之为“科学界的正统派蠢牛”的驳斥，他对此十分不满。他抱怨说：“再也没有象正统派那样蠢笨的牛了，”他们是“自封的科学家”，“是出版商捧起来的红人”。“他们是真正科学家的反面，他们是小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被束缚在‘同级王国’之内，而对于和基本粒子有关的‘次级’和‘超级’这些领域一无’知。”

吉勒特把这些“教授们”用“僵硬的信条”攻击他的学说一事引以为荣。他辛酸地承认：“作者本不应浪费资产自费印刷已被肯定的学说。”但是他意识到反对他的是“神秘主义的巨大财力和物力。它操纵着新闻界、政界、出版界、学院、公立图书馆，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直接手段。”他就象哥伦布、伽利略、哥白尼一样遭到压制和误解，然而，他泰然处之，并不因遭受这一切而气馁。“追求真理的人从来不是盲从的信仰者。他心目中丝毫没有盲目信仰的东西。因此，他心地坦然，而且富于人情和教养。”

吉勒特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悲叹地说，只有一位“教授”曾给他以鼓励——“一位高尚的、有勇气的俄罗斯人。我向他致敬！”至于科学界的其他人士，“呸！他们很快就会被人忘记的”。

1931年，由杰里迈亚·卡拉汉神父发起一场更为庄严的反对相对论的攻击。卡拉汉当时是匹兹堡达凯纳大学的校长。要了解卡拉汉神父的指责，有必要先对非欧几何的性质稍加论述。

在欧几里得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中，他的定理全是根据一套公理和公设来证明的。这些公理和公设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和无法证明的。但第五公设似乎比其他公设更复杂。它指出，通过已知直线外的一点，实际上只能作一条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直线。欧几里得以后的一些数学家认为这条公设是欧几里得体系的一个缺陷。如果根据另外的一些假设能够证明这一公设的话，就可以克服这一缺陷。对此曾经试用过成千上万个证法，其中有些还非常巧妙，但后来发现全都是错误的。最后，直到十九世纪，一位名叫罗巴切夫斯基的俄国数学家和其他人才确证这条著名的平行公设完全独立于其他假设之外，不可能用其他假设来征明。

一但这一公设的独立性为人们所充分理解，数学家们就作出了更为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能够用与这一公设相反的假设来代替它——例如，通过已知直线外的一点，可以作出一条以上的平行线的假设。于是，这条新的公设结合欧几里得的其他假设，就可以形成一门在逻辑上完整的几何学。这种几何学称为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早期的对非欧几何的研究，完全是出于数学上的猎奇和爱好。但是当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时，他发现以非欧几何研究空间，可导致许多重大的实际结果。正是非欧几何给他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框架。

因此可以说相对论和非欧几何是不可分的。如果能找出非欧几何在逻辑上的矛盾，相对论的框架就会崩溃。而如果有人能用欧几里得的其他假设证明平行公理，非欧几何也就无法存在。因此，推翻相对论的简单方法就是证明平行公理。

某日，卡拉汉神父坐在纽约地下电车上，脑子里忽然闪过这一想法。随后不久，他在和一个朋友吃饭时突然大叫：“那是能证明的！”到1931年末，卡拉汉神父完成了他的证明，并向世界宣告相对论已被推翻。

十九世纪，著名的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有一次对学术界报告他经过研究得出的一个难题的证法。他刚一开始宣读论文，又马上停了下来，他皱皱眉，随即叠起他的文稿说：“先生们，我还要再考虑考虑。”不幸的是，卡拉汉神父却没有叠起他的文稿。1931年，他发表了他对平行公理的证法——一本310页的大作，书名为《欧几里得还是爱因斯坦？》任何一位够格的几何学家都能指出他的证法的错误，可是这位不懂科学的科学家并不很愿意得到别人的有益帮助。

卡拉汉神父对爱因斯坦大张挞伐，所用言词之尖刻和夸张与吉勒特毫无二致。卡拉汉写道：“我们当然不能认为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界出名的科学发明家，相反，他不过是晕头晕脑地想为一些数学公式找到某种含义，而连他自己也对这些公式将信将疑，但他却心存侥幸，要设法加以证明。……爱因斯坦实无逻辑头脑。”

卡拉汉神父发现在构成爱因斯坦的几何学的“糊涂思想”和“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言词”中，有一种无意识的幽默感。他宣称：“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这样一堆大杂烩竟会在某个地方当真地被认为是思想。……但是要想让爱因斯坦讲道理是枉费心机。”

他又说：“他（爱因斯坦）的思想支离破碎，东拼西凑，前后不一，粗制滥造，自相矛盾。……不管他作为一个理论数学家的成就如何……一旦离开他的那些符号和方程，他就变成了荒唐透顶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晕晕乎乎，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跌跌撞施，真是盲人骑瞎马。”

本书成段摘引这些评论，因为这正是伪科学家攻击伟大科学家的一些典型的例子。尽管卡拉汉的父是一位教士，他的攻击竟然堕落到几乎无异于人身攻击的地步。这里必然有他的心理动机在起作用，只不过这位神父没有意识到罢了。

卡拉汉神父的数学造诣究竟如何，一个很恰当的说明就是，在他“证明”了平行公理的那年，他还发现了三等分角的方法！④迪凯纳大学曾以小册于的形式予以出版。”当时还曾宣布他正致力于倍立方体问题和圆变方问题，但这两方面显然都未成功。1940年他62岁时，作为迪凯纳大学的校长而退休。此后便默默无闻了。

在所有攻击相对论的人中，不知怎的，似乎总是由福特来下定论。在讨论相对论的基础迈克尔孙—莫雷实验时，他指出、未能发现光速的变化，可以得出两种结论。一是爱因斯坦的结论——光速与地球的运动绝对无关。另外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的”结论则是：地球根本是不动的！

然后，他又补充说：“不幸的是，若要我说出自己的看法，那我就要提出第三个问题：究竟谁，……曾经证实了光具有速度呢？”

注：

①有两墙用英文写的著名文章论及歌德和牛顿之间这一历史上著名的论战，一篇是赫姆霍尔兹写的，收入他的《科普讲稿》第一辑中；另一篇的作者是廷德尔，见《新作片断》。在这场论战中，牛顿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很难想象二十世纪任何一个思想家居然会认真地对待歌德的臆测．但是伪科学家都是一种具有无限勇气的人物。厄恩斯特·莱尔斯在他所著的《人或物》一书中，把歌德的形而上学的物理学和鲁道夫·斯坦纳的关于人相学的胡说八道扯在一起。莱尔斯最可笑的功绩是他重新搬出了古代的一种与重力相对的“轻力”的观念。该书于1951年由哈泼斯出版公司出版。

②使人惊奇的是，迈克尔·波拉尼教授的文章《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

（载《文汇》月刊1955年9月号）仍认真地对待米勒的实验工作。他宣称，“戴顿·米勒的实验十分清楚地表明，认为科学完全是以任何人都可任意重复的实验为基础这种说法是虚伪的。”波拉尼博士忘记了，一个复杂实验的“可重复性”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进行这种实验的人都得到同一的结果。“可重复性”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③疯狂的帽匠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小说《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人物。——译者

④奥古斯塔斯·德·摩根所著《奇谈怪论集》，最近出多弗出版社再版发行。这本书汇集了以前试图对角三等分、圆变方、倍立方体和证明平行公设的一些人的资料。其中最异想天开的一个是詹姆斯·史密斯（1805～1872）。他是利物浦商人，曾一本又一本地写书证明圆周率正好等于3 1/8。

第八章艾萨克·巴布森爵士①

托马斯·爱迪生有一次曾对以专门提供股票市场情报而著称的罗杰·巴布森说，“切记，巴布森，你对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当然一无所知。你必须找到某种能够摆脱地心引力的东西。我想它将是某种合金。”

巴布森始终没有忘记这句话，并且在1948年用手头上一部分闲置的资金建立了一个也许是二十世纪最没用的科学研究机构，称为“重力研究基金会”。虽然这个基金会对有关重力研究方面的所有工作都感兴趣，但其主要任务是推动人们研究某种“重力屏障”——一种可以象薄钢片隔断光柱那样隔断地心引力的物质。

一种地心引力不能穿透的物质，这在早期的科学幻想中并非罕见。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幻想作品《第一批登月人》一书中，有一种宇宙飞船，就是由这样的物质来推动的。据说这是一种复杂的合金（其中加入了氦），根据其发明者的名字，称做“卡沃莱特”。然而，自从出了爱因斯坦，这个概念几乎已无立足之地。因为，如果相对论是正确的话，这样一种“重力屏障”就是不可思议的。根据爱因斯坦的学说，重力并不是将物体吸向地球的一种“力”，而是一种时空连续体的弯曲。这种弯曲使苹果落地，但苹果和大地之间的“屏障”，则毫无作用，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隔断的力。

虽然巴布森也知道这一切，但他仍然毫不气馁。他告诉新闻界说：“我不是科学家，但我确实知道我正在寻求什么，而且怎样达到目的。……很少有人知道爱迪生在最终找到适用于电灯泡的灯丝之前，曾试验过8000多种材料。”

由于合金可能有成百万种，而且究竟先试验哪种和后试验哪种又没有一定规律，因此，逐一地加以试验，势必是一个繁难的过程。显然，巴布森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个基金会并不进行化学实验。这个设在新年布什尔州新波士顿一幢砖楼中的机构，主要目的是为所有研究重力的科学家提供一个交流技术和情报的场所。之所以选择新波士顿这个地点，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给自足足的非工业城镇，而且远离波士顿，以防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轰炸。

专业科学家们对这个基金会的工作，反应一直是十分冷漠的。基金会董事之一威廉·埃森曾写道：“一提到重力，就总是招来讥笑。好象这项研究无关紧要似的。这使得人们无心再对这个题目进行真诚的讨论。许多试验都是以别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基金会的一个……目的，是同分散在世界各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保持联系，使他们知道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于和基金会通信的人，都根据他所承担的重力研究项目的具体性质加以分类。当基金会发现有几个人同时研究一个问题时，就把每个人的情况通知其他人。这样他们就能交换意见，报告他们研究的进展。

宾夕法尼亚州密德尔城的一位科学家哈罗德·麦克奈尔，于1950年逝世前将他所有的资料和设备都捐赠给基金会。他研究控制重力的可能性达40年之久。基金会第二次年度报告说：“不幸，他的公式只有他自己明白。我们已将这个公式告知每个能够想到的人，并准备继续这样做，他的研究总会有一天能够继续下去。”

1949年，基金会在《大众力学》和《大众科学》两家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重力。如果您对重力研究有兴趣，请与我们通信。邮资总付。”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甚可取的宣传于段，现在该组织用来引起人们对重力研究发生兴趣的主要办法是每年举办一次有奖征文竞赛，文章限制在1500宇以内，内容应属下列三个题目之一者：（1）“某种能够部分隔离、反射或吸收地心引力的物质”；（2）“其原子可被地心引力打乱或重新组合而释放出热量的合金或其他物质”；（3）“其他能够控制地心引力的合理方法”。

奖金的金额优厚——头等奖1000美元。另外5人各得100美元。1949年的竞赛共收到应征文章88篇。巴布森一见十分喜悦，他说：“真象是打开圣诞节礼品似的。”威斯康星大学学生戴维·威特里获头等奖。他的论文考察了以前研究重力的人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原因。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一名研究生获得头等奖。1951年，这项最高荣誉则由纽约州奥佐思帕克的迈伦·洛弗博士夺得。洛弗博士的文章是《重力热电温度计的热力学诸方面》。《时代》杂志以相当大的版面登载了1950年度该奖金评奖情况。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吹嘘说：“以前爱因斯坦的新理论也是在这家杂志的同一页上发表的，但他们对我们的报道，比对爱因斯坦的报道更为详尽。”

1951年秋天，基金会在新波士顿召开了第一次夏令会议。与会者听了有关重力研究的一些演说，和来自著名的巴布森学院的工作人员们关于工作情况的一些讲话。为帮助血液循环而设计成功一种“重力椅”。一些患四肢疼痛的来宾则听到试制成一种称为“普利斯科伦”（Priscolene）的药品。当时，巴布森正在推销这种药品，作为帮助循环的一种“反重力药物”。会议还展出了基金会刚刚弄到手的艾萨克·牛顿原来睡觉的床，大概是因为牛顿曾靠重力的作用在上面休息过。基金会的一份公报说：“希望新波士顿将变成物理学家、工程师、冶金学家和其他对这一事业和重力的各种作用特别感兴趣的人们夏季聚会的‘圣地’。”

该组织的一位董事克拉伦斯·伯宰想到，也许哪个实验室工作者在进行别的研究时会偶然发现一种重力绝缘体。这种想法促使基金会除了经常向高等院校、中学的科学教师和一些科学刊物寄送资料外，还给2500个实验室邮寄了有关的资料。

基金会有一个收藏重力研究书籍的图书馆。尽管图书馆因无人懂得法语或德语而受到限制，但藏书仍然不断增加。该组织还要求它的赞助者“在立遗嘱时不要忘记把有关重力研究的资料或设备留赠给重力研究基金会，以使这些东西能保存在朋友们手中，并使你的研究能够继续下去”。

基金会从创立时起就被一种想法所吸引，这就是：由于太阳和月球位置变化而造成的重力差异，对人体有可以觉察的影响。例如，巴布森确信，在涨潮期问上楼比较省力。显然他不知道这种重量的差别微乎其微。上楼之前扔掉一张一美元钞票所减少的重量，也要比这显著得多。

然而，基金会仍忙于搜集有关人类活动的各种统计资料，并寻找它们与月球引力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几年时间，很多精神病院一直为基金会搜集关于病人的精神状况受月相影响的资料。在满月时，太阳和月球位于地球相反的两侧，彼比作用相抵消，这也许会伤害大脑液或脊髓液里的什么。基金会向各地警察局长发出了几百封信，询问他们是否在满月期间接到电话的次数要多。他们的答复说明，情况确是如此。基金会还要求保险公司报告意外事故发生率是否与月相有关。

1951年2月1日，在新泽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车车祸，基金会发现这天没有月亮。54家铁路公司马上接到有关这一审件的通知，要求它们今后保持警觉。杜鲁门总统决定在1951年4月5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这天也没有月亮。该组织向董事们所作的第三次年度报告说，“这造成了又一次邮件高峰。”这个报告还透露说，已购买了《时代》周刊20年的合订本，“我们刚刚开始逐期查阅，挑出重要的新闻事件，看看它们与月相的变化究竟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基金会每年都发行一种说明月相的年历，以便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都能够研究月球对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

近来，基金会一直在寄出调查表，调查人体的重量（即重力作用于人体的程度）与不同体型和气质的关系。基金会认为重量（重力）对人的性情的影响，可能要比体型对性情的影响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重力屏障”就能改变人的重量，因而也能改变他的性情！然而，基金会指出，在发现这种影响之前，一个人改变姿势，也有可能稍微改变其个性。

一份公报说，“一个人在躺卧时，或者在摇晃或弯腰时，地心对人脑的引力肯定会有所不同，……任何人在狂热或过分激动时改变头部的位置，就能证明这一点。人们在祈祷时鞠躬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改变了重力作用于人脑的方向。”

此外，这份公报还讲到，“许多富有思想的人相信，精神的力量可以改变重力的作用，《旧约全书》中某些先知和耶稣升天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事也不应忽视。人们常常问道，为什么天使总是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鸟类抗地心引力的能力，也引起巴布森的注意。有一次，托马斯·爱迪生曾指着一只飞鸟说：“鸟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事，它能靠自身的力量飞翔。巴布森，我希望你对鸟类发生更大的兴趣……”这促使巴布森收集鸟类。这些收集品保存在巴布森学院校园内，但终将变成重力研究基金会的财产。埃森理事写道：“基金会创办以来，许多漫画家把基金会的董事们画成在空中展翅飞翔的样子……然而……很有可能有朝一日用某种反重力合金制成翅膀，使身强力壮的人能够用自身的力量翱翔于空中。飞鼠之类的动物，就说明这种方法是可能做到的”。

巴布森和其他人关于重力研究的许多文章，都可以从基金会买到，每份10美分。这种文章枯燥乏味，令人无法相信。玛丽·穆尔写的一篇论“重力与姿势”的文章指出，一件合身的紧身胸衣，可以“防止地心引力把我们向前或向后拉得厉害，不致未老先衰。”巴布森的论“重力与坐姿”的文章对椅子进行了攻击。他建议盘腿坐在地毯上，或坐在矮凳上，“膝盖向上”，“均衡地把身子落在臀部”。他认为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坐姿，最后他用一句双关语结束他的文章，他说叫“非常有可能平衡学派将取得最后胜利。”

巴布森还认为，人睡觉的姿势应象胎儿一样，蜷起一条或两条腿。他写道：“为了防止仰卧，可把一个直径2英寸的橡皮球打在睡衣脖带后面的中间，或在睡衣的后脖领上缝一个口袋，睡觉时把球装在袋内，洗睡衣时把球取出，那就更好了。以上所说，表明这一问题还值得更多地研究。”

巴布森的另一篇文章“重力与通风”，则是论述他长期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青年时期，巴布森曾患肺结核病，他去西部地区疗养，医生劝他留在那里。但是他后来回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山的家中。为了保证充足的新鲜空气，他不让关闭一扇窗户。在滴水成冰的冬季，他身穿一件背后装有电热垫的上衣。他的勇敢的女秘书打字时则戴着四个手指头连在一起的手套，用橡皮锤敲打键盘。巴布森痊愈后便成为一个新鲜空气迷。他认为应该培养儿童领略电扇迎面吹来新鲜空气的爱好；松林的空气具有“化学和／或电的性质”，有很高的医疗价值。他的文章建议将楼房所有地板修得稍加倾斜，并在房间的低处设置排气孔，以便利用重力清除楼内的污浊空气。这显然是搬用倾斜屋顶排水的方法。在新波士顿还真的建成了这样一幢房子，地板每一英尺向下倾斜半英寸。

在一份题为“大气条件与政治胜利”的研究报告中，巴布森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重力影响庄稼，庄稼影响商业，商业又影响选举。他分析了从1844年到1948年的27届总统选举的情况，证明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情况下，天气良好和商业景气时，一个政党就会继续执政；大气恶劣和商业萧条时就会下野。

埃森董事的一篇文章则是论述发现一种受到重力便会发热的合金的可能性。可将这种合金拉成丝，在两端悬挂上砝码。埃森写道：“如果有了这样的合金……下一步便是挂上不同大小的砝码并测定对比结果……。还可把这些金属丝放入真空或某种气体里做一些有趣的试验。不过，对于其他因素的研究，只能在完成元件拉力（或压缩）加热的基本试验之后进行。人们应当称赞埃森具有科学的见识，因为他知道首先应发现这种合金，然后才能仔细地考察其特性。

基金会现任董事长是乔治·赖德奥特，他还担任巴布森证券情报公司的副董事长。只要读一下他的文章“自由力是可能的吗？”就能对赖德奥特的科学造诣得出一个概念。文章一开始概述了他个人的理论，即“重力是储存起来的‘磁’波的一种形式，10亿年来，太阳不断发出这种‘磁’波，为每一个粒子所吸收，而这些粒子现在又在吸引其他一切粒子。”他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也没有把握，但不管怎样，要驾驭重力，并不一定非知道它的来源不可。他写道，我们需要的是重力绝缘体，把它装在一个旋转轮一侧下面，它就会成为一台简单的水动机。赖德奥特详细地推算，发现这种取之不尽的自由力，将会引起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但他审慎地指出，这并不需要破坏已经建立的公用事业。“中心发电厂将继续使用下去。但进一步的发展则无须增加煤、石油或天然气的消耗。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可留供化学和其他工业使用，在那里这些资源只是改变形式，而不会完全被消耗掉。

基金会对人们把它设计的重力装置称为“永动机”甚为不满，因为有许多狂人企图制造永动机。埃森董事写道，“那些机器一般总是靠杠杆和重量来工作的。虽然宣传得最多的是通常称之为‘基利式马达’的一种，但所有这些机器实际上都不令人满意。基金会在未见到这种马达运转之前，不便加以评论，但不久将对这种马达进行研究。”显然埃森先生还不大知道约翰·基利那个贻笑大方的骗局已经完全被揭穿了。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他应该读一读查尔斯·福特《狂热的天才》一文的最后几页，他就会看到福特对这个骗局所作的有趣分析。

重力研究基金会是否制造过永动机这一点虽然无法肯定，但毫无疑问，现在年近80的巴布森是很有这方面的兴趣。巴布森既不吸烟也不饮酒。事实上，在1940年他曾是禁酒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近来，重力已使他爬楼梯越来越艰难了，这有点妨碍他对基全会的兴趣。

巴布森的资金不会有告罄之虞。他参与经营数百个企业，大多数都有巨额收入。他的主要企业巴布森证券情报公司，是向证券市场提供咨询的机构，每年纯利润达10万美元以上。该公司是他的控股公司“商业统计组织”的一个分公司。此外，他还全部或部分地拥有许多行业的企业，如一家供应龙虾的公司，一家生产火警报警箱的公司，一家砂石公司，一家廉价商品商店，波士顿的一座办公大楼，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巴布森牧羊场，佛罗里达州的养牛场，以及一家钻石公司。他写了50多本书，大多数是关于货币和投资问题的。几百家报纸辟有他关于每周商情的专栏。

除了巴布森学院这所设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山的商业学院之外，他还创办了另外两所商业学校——一所是佛罗里达州的女校，另一所是设在堪萨斯州尤里卡的乌托邦学院。巴布森1946年选择尤里卡作为乌托邦学院院址，是因为那里地处美国正中，因而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可能性最小。学院的楼房都由地下隧道相连。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作为预防措施，他在遍及中部各州的100家银行中各存入1000美元。

巴布森把他对重力研究的兴趣归因于1947年他17岁的孙子溺水而死。这使他回想起孩提时代他的大姐也是溺水死的。在他看来，重力犹如一条“龙”，把两个心爱的人攫住，拽到水底。他伤感地写道。“自从迈克尔死后，我对重力问题越来越关心了。”

然而，早在这个意外事故之前很久，巴布森就已是艾萨克·牛顿的忠实崇拜者。他宣称，他对证券市场变化的预测方法，只不过是应用了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即每个作用力都会产生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显然，他是把这理解为象皮球从墙上弹回来一一样。在证券市场价格下跌时，巴布森便预测它将回升。而在它上涨时，他便预测它将跌落。1929年，他在证券市场大崩溃爆发前几个月就宣布了他的预测，这使他第一次名声大振。然而，一年以后，他预测萧条很快就会过去，那些听他的话行事的投机家们则大倒其霉了，而他对此却避而不谈。

巴布森的自传采用了牛顿式的标题《作用与反作用》。他的妻于是世界上收藏牛顿著作和有关牛顿的书籍最多的人。尽管巴布森对牛顿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有一点他却没有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为师。他连最基本的物理学也没有学会。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在现阶段的物理学理论中，没有人会产生寻找“重力屏障”这种糊涂想法。

虽然巴布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但他公开承认他不喜欢大部分课程。重力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赖德奥特没有受过物理学家应有的训练。除了评定征文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科学家与这个组织发生关系。所有这些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基金会在存在的四年中没有发表出一篇有一丝价值的科学报告。

毫无疑问，和善而虔诚的公理会教友巴布森是抱着最好的心愿来维持基金会的。但他拒绝接受有造诣的物理学家们提出的把资金更好地用在促进科学和造福人类的建议，则实属刚愎自用。顽固不化使他看不出自己所醉心的事业根本上是荒谬可笑的。切斯特顿②有一句话：撒旦是靠重力降落到人间的。他若肯想想这句话那就好了。

注：

①按巴布森的全名为罗杰·沃德·巴布森，美国著名企业家和统计学家。这里讽刺他是一个盲目的牛顿崇拜者。所以借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名宇，称他为艾萨克·巴布森爵士。——译者

②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译者

第九章探矿魔杖和探矿魔摆①

近几十年来，地球物理学家已发明了许多精巧的仪器，用以勘探地下的地质面貌。譬如，在石油工业中，有一种地震计可以相当精确地测定不同地层的深度。它虽不能探明是否存在石油，但能发现可能含有石油的岩石结构。即使如此，利学还没有找到任何方法，不经过实际钻探就能够从地面上探明在地层深处是否真的埋藏着某些矿物（如石油或水）。

伪科学却不受这种限制。在本章中，我们将论述两种探矿的奇异仪器———探矿魔杖和探矿魔摆，并简略地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两种仪器以及类似的勘探石油的新奇方法（通称为“探矿魔法”）。

所谓魔杖探矿就是用一根一头有叉的细棒来寻找地下水源或其他物质。用此法探矿者每只手紧握此杖，带叉的一端朝上。他走过池面，突然，魔杖在手中转动起来，好象有一种强大的、无法阻挡的力量推动它一样。有时候，转动得十分厉害，竟使得杖上的树皮被紧握的拳头所剥落。魔杖在哪里指向下面，哪里当然就可以找到水源。

各种木头都曾用来作为探矿魔杖，但更常使用的似乎是榛木、桃木和柳木。有些魔杖探矿者还会用其他物质，如象牙、金属、金属丝等进行这种工作。有少数术士，特别是在印度（当地的术士往往从地方上的水利局领取薪水），则只用两只空手。据这些徒手的探矿者说，当他们走到地下水源的上面的时候，手心就感到象受了电击一样。能够用魔杖探矿的，似乎只限于某些人。一些最出名的魔杖探矿者都是文盲，他们自己对这种特异功能也完全莫名其妙，作不出任何解释。

利用各种样式的棍杖占卜，早在古代的希腊和埃及就已有过。不过，那时人们只限于以此预卜未来，侦查罪犯，以及施行诸如此类的魔法。在中世纪，许多教士是用棍杖来占卜，但已与魔鬼的势力联系起来。利用带叉的魔杖寻找矿藏，显然只是到了十五世纪德意志人在哈尔茨山矿区探矿时才开始的。十六世纪德意志人采矿者进入英国，带来了这种方法。到了英国，魔杖的应用又从探矿转到了寻找水源。

到十七世纪末，魔杖探矿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已被广泛使用，科学家们对此大力争论，针锋相对。“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告诉我们，这儿离矿床还有多远？”象这样的套话，常常为魔杖探矿者所使用，但教会仍然反对这种做法。1659年，耶稣会长老加斯帕德·肖特著书谴责这种做法是邪门歪道，不过到后来他也改变了看法，赞同那种认为人的肌肉会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动作的理论。十七世纪著名的魔杖探矿者博索利埃男爵曾被控施行巫术并死于狱中。1701年，宗教法庭颁布法令，禁止用神杖来进行审判。

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魔杖探矿已成了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鬼魅伎俩。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物理学教授威廉·巴雷特在1891年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了重要的“科学”研究。巴雷特和西奥多·贝斯特曼今著的《探矿魔仗》一书，出版于1926年。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魔杖传动是由于魔杖探矿者本身的肌肉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动作所致。这些人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可以感觉出哪里有水源。

从1909年到1943年，法国人亨利·马热出版了一系列论述魔杖探矿的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魔杖是由电磁波控制的。，也的《魔杖探水及其方法》一书的英译本出版于1931年。在英国，有两个“英国魔杖探矿者协会”的会员西塞尔·马比和贝德福德·富兰克林曾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他们写的452页著《以探矿魔杖的物理学》（1939年），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无线电波造成的。

虽然有关魔杖探矿的文章和书籍连篇累牍，可以开出长长的书目，但最近有一本书比以往的著作更为重要。这就是开罗法德一世大学地质学教授索尔科尔·特朗普博土的534页的专著《通灵物理学》。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荷兰印刷，1949年由埃尔斯维尔出版公司出版。

据出版社的书目广告说，特朗普博士生于1909年，1932年在荷兰莱顿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47年任法德一世大学教授。他曾先后在荷兰的莱顿和德尔福特进行魔杖探矿的试验。这项研究工作使他确信，魔杖探矿是真实的现象，是由于地下物质周围的电磁场所致。他认为，这种电磁场作用于探矿者脑中的类似电磁场。他的书中有数百幅引人注目的插图、表格和图解，包括由魔杖探矿者手中的电极记录下来的25页心电图。

特朗普这本冗长的著作的前半部论述了地球大气中、地下以及生物体周围的电磁场。魔杖探矿正是这种电磁波的某种相互作用的结果。特朗普深信，魔杖探矿者不仅能测定地下物质的位置，他还能判定一个人的性别。魔杖探矿者站在一个躺卧的人的左侧，在他头上转动魔杖，如果探矿者右手比左手高，这个人就男人。如果躺着的是女人，那么左手就会比右手高。但是有的魔杖探矿者两手高低情况恰恰相反。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会驳倒了特朗普博士。绝对不会。这只不过是由于这些探矿者的手具有“相反的极性”罢了。

一个人离开椅子或床铺几小时，甚至几天以后，一个高明的魔杖探矿者还能根据这个人呆过的地方正确地测定他的性别。特朗普博士把这称之为“余影现象”。

魔杖用什么材料无关紧要。特朗普认为，魔杖只不过起一种肌肉动作指示器的作用。如果魔杖探矿者在工作之前从热盐水洗手，他的功能会“大大提高”。如果用一根铜线把魔杖接地，他的功能就全部消失。如果他的前臂受到阳光直晒，他的功能也会减弱。穿胶底鞋会增加他的灵敏度。

特朗普博士承认，在对这些魔杖探矿者进行测试时，有的人常常出错这并不能难倒特朗普。他列举了数十种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疲劳、精力不集中、身体不好、顾虑、鞋底摩擦力太大、各式各样的大气条件、附近有电线干扰、土地的湿度，等等。他写道：“树木和树根似乎尤其会造成于扰而影响准确探测”。纵然他把上述一切原因都考虑在内，但很明显，失败的情况太多了，而且令人难以捉摸，以致他也无法为每一次失败找到需要的理由。全书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象是在监督之下进行的试验。

特朗普的书还用很大篇幅谈了与魔杖探矿类似的另一种现象，他认为这也是由于电磁场的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放射感知，是把一个重物悬在一根细链或线绳上而形成一个小小的摆来进行探测。②这个重物还常是一只戒指或一小块金属。象探矿魔杖一样，也用过别的物质。

“放射感知”最初可能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当时用这种方法来诊断疾病。将一个摆悬在病人的上面，施术者不作任何有意识的动作，很快摆就神秘地摆动起来，或是转圈。不同的摆动形式，据说表明病人所患的不同病症。后来，这种方法就被广泛地应用于测定地下矿藏和埋藏的金银财宝的位置。

特朗普博士认为世上万物均有其特殊的“氛围”，即电磁场。一个能够感觉到这种电磁场的人会不自觉地把感觉变为肌肉的活动，从而引起重物的摆动。特朗普认为，这种摆可用来辨别各种金属、不同画家的画、各种颜色的纸、药品、树木和性别。

据特朗普说，这种摆在女人的上面顺时针旋转，在男人的上面则逆时针旋转。但他没有提到，有许多施术者在给女人诊病时，摆有时顺时针旋转，有时又逆时针旋转；而在给男人诊病时，则前后摆动。在一个人曾经休息过的地方进行试验，其“余影现象”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撒过尿的地方。或者对妇女的胎儿进行试验，也发生同样的反应。

特朗普的书最后论述了鸟类和兽类的寻巢本能和他认为属于电磁场作用的其他现象。他认为，一些宗教神秘主义者身上的圣伤、心灵感应、踏火、触物占卜、母亲经历对胎儿的影响等，都应当从电磁场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他在该书结尾说：“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看来都缺少勇气和想象力来面对那些乍看起来难以置信的问题……”，“只有非凡的科学家才有能力迅速打开这种局面。”书后附有1496种书目，其中700即是有关魔杖探矿和“放射感知”的。

今天，在英国和欧洲有许多研究“放射感知”的协会和刊物，可见这个问题的普及性。在英国，有一个月刊的刊名就叫做《魔摆》。在法国和德国，也出版了同样的刊物；最近，在意大利有两种研究“放射感知”的新杂志问世。查尔斯·福特写道：“现在竟然有那么多的科学家相信魔杖探矿，使我不禁怀疑这可能竟是一个神话。”

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陆军部门曾认真考虑用魔摆作为寻找水源的手段。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在北非战役中确实采用过这种办法。“放射感知”曾使希特勒军队中大走红运的伪科学家们入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德国海军的某些部门竟然真地把魔摆悬在大幅的北大西洋地图上，以便确定敌方战列舰的位置！

顺便提一下，特朗普博士很不赞成这一类远距离的“放射感知”和用魔摆或魔杖在照片上面测定的做法。这不符合他的电磁场理论。

相信魔杖探矿的人最爱谈的一个论点是，一切存在较长时间的事物一定有它的道理，特朗普也多次重复这一论点。如果有人指出，星占术的历史更长，他们多半会说，是呀，星占术也可能有其根据。这实际上也是特朗普的立场。在他较早的一本著作《现代科学家的宗教》（1947年出版）中，他辩称：行星和恒星也可能影响地球上的电磁场，电磁场又可能影响人们的性格和未来。不过，他认为星占家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推算时用的是出生的日子，而不是怀胎的日子！这个错误使得过去的星占术大多失去意义，但特朗普认为这个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星占术也可以获得以经验为基础的根据。书中所附的照片竟有这样的标题：“土星与月球会合前两小时所拍摄的硝酸银、硫酸铁和硝酸铅溶液的毛细作用图”。

与特朗普所著《通灵物理学》的“科学”外表相比，肯尼思·罗伯茨最近的著作《亨利·格罗斯和他的探矿魔杖》（1951年出版）读起来更象是一本小说。当然，罗伯茨并没有自命为科学家，他说过那么多地质学方面的笑话就是证明。例如，他接受一种理论，认为地下水脉与地下水位无关，而是来自从地底深处拱起的巨大“岩穹”。但事实上，岩穹估计是在地下57500英尺深处！在这样的深度，地热一定会使水变成了蒸汽，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什么水井，而会成为热水喷泉。这种认为水被挤入岩穹的想法，从地质学上说当然是荒谬可笑的。罗伯茨还认为，拱起岩穹的压力和“把石油压上来的压力……”相同，这就更加荒谬可笑了。罗伯茨虽然不懂得基本的地质学事实，即油是浮在水上面的，被水向上挤入密闭的覆盆状首隙中。

人们知道，罗伯茨是一位写通俗历史小说的作家。在他写小说成功之前，曾是《星期六晚邮报》的外勤编辑。他虽然长期以来就对魔杖探矿感兴趣，但直到他发现了亨利·格罗斯用魔杖探矿的功能之后，才把主要的兴趣倾注于这一方面。罗伯茨这本书写的就是格罗斯的功能日益增强的故事，他报此宣称“当魔杖的潜在作用更清楚地为人们所了解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时候，它将与电能和原子能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问道：“科学家们何必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在实验室里对魔杖探矿者进行那些很成问题的试验，而不把更多的情力用来深入研究一种尽管神秘但极其宝贵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如果能正当地加以利用，将会防止战争，移动山岳，变沙漠为良田，使饥馑者足食，使患病者痊愈，并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一变。”

启发罗伯茨认识到这种翻天覆地力量的亨利·格罗斯，是缅因州比德福地方的渔猎监察官。罗伯茨在附近的肯尼班克港办一个农场。1947年，森林火灾给这个地区带来严重干旱。罗伯茨请格罗斯为他寻找一个新水井。他对格罗斯选择井址的准确，印象十分深刻，于是为这位朋友买到国外出版的许多有关魔杖探矿和放射感知的书籍。格罗斯为这些书所吸引，开始试验他的功能，不到三年时间，便成为一位空前神奇的超等魔杖探矿师。

格罗斯不仅能够指出地下水脉弯弯曲曲的路线，而且能够确定水源的确切深度、方向和流量，还能确定水是否好喝。这些都可以向魔杖提问而得到回答，魔杖能回答“是”或“否”。魔杖倾斜表示“是”，若直立不动，则表示“否”。虽然格罗斯爱用新砍的枫树枝作魔杖，但他也能用别的材料，甚至用一个长草叶进行探测。戴橡皮手套，或穿胶底鞋都不影响他的探测效果。

1949年，亨利·格罗斯发现他不一定非在现场探测不可，而且还可以探测许多英里以外的地区。罗伯茨举出格罗斯进行远距离探测获得成功的不少例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50年他为百慕大测定了3个淡水水源的位置。格罗斯是在肯尼班克港进行探测的，距离百慕大达800英里之遥！“罗伯茨夫人在一张百慕大的地图上挪动铅笔，每当铅笔指到合适的地点时，格罗斯的魔杖就倾斜。那时百慕大还没有一个淡水井，正遭受着严重的旱灾，格罗斯的预测后来据说都是正确的。

有一饮，格罗斯在一幅非洲地图上进行探测，发现在沙哈拉大沙漠下面有一条蓄量非常大的水脉。它横贯整个西非山岳地带而流入几内亚湾！可惜，这项探测没有加以核实。

格罗斯不仅能寻找水源，而且能够用魔杖确定人的位置。他访友时无须按门铃，就能知道对方在不在家。魔杖可以准确地告诉他谁在房里。他能把有意藏在森林中的人找到，能说出丢失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个掉进16英尺深水中的艇外马达。

还有一次，格罗斯和罗伯茨用酒作试验。格罗斯用杖尖触一下黑麦威士忌酒，此后，魔杖就只是向黑麦威士忌倾斜，而不斜向其他酒。如果他用杖尖触一下波旁威士忌，魔杖就只是斜向波旁咸士忌。甚至无须把酒抹在杖尖上，只须用杖尖触一下贴有标签的白兰地酒瓶，魔杖便能斜向其他同样商标的白兰地酒瓶。罗伯茨写道，“在我们看来，这简直不可想象，苏格兰威士忌酒和白兰地酒的气味竟然能透过玻璃瓶散发出来，不禁使人觉得，从磁北极散发出来的气味可能会穿过一切……”。

格罗斯读了有关放射感知的资料，遂开始试验魔摆。他发现这东西很灵。但与别人不同的是，魔摆悬在男人的身体上面时转圈，悬在女人身体上面时则前后摆动。罗伯茨报道说，当格罗斯第一次把魔摆悬在他的手上面时，“我感到刺痛……越来越痛，好象是受到电击，我不得不把手缩回……”。在格罗斯手中，魔摆能准确地指明动物、禽卵，甚至照片上的人的性别。但有一个奇怪的例外，如若一个女人的血液不含罗猴因子，那么魔摆就会作出男性的反应！

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祈求此术帮助，因而对之笃信不疑的人用类似小说体裁提供的例证，当然不足为凭。但是，姑且不计较罗伯茨的这些例证中许多不可靠的成分（重要的疏漏，无意识的夸大等等），也不是不可能得出一点结论的。

譬如，没有任何东西说明亨利·格罗斯是一个庸医，或是一个骗子。他似乎是一个单纯而诚实的人，完全被他的特异功能所迷惑，并对这种功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情况都说明，格罗斯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以下意识的肌肉动作把自己的思想传给了魔杖和魔摆。

人们的思想可以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转变为肌肉动作，这在心理学上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在尤有这种倾向的人身上，上述事实就是造成这种“神秘”现象的原因，象灵应盘、使桌子倾斜、自动写字等，都是如此。有一种测心术，在魔术行业中通常称为“肌肉测知术”，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把一枚别针藏在一间屋子里，表演者让一位观众握住他的手，就能马上找到这枚别针。这位观众还以为他是受魔术师的指引，其实是表演者让这位观众通过不自觉的肌肉紧缩而指引他。有许多著名的会肌肉测知术的人可以根本不通过身体的接触，仅仅靠观察房间里观众的反应，就能找到藏着的东西。

请你专心致志地注意你左脚的脚趾。你是否发现自己在轻微地扭动它们呢？或者，至少是努力在强制自己不扭动它？有许多人如果嘴唇不轻微活动，就无法读书。不自觉的肌肉活动，可以用一个自制的摆来进行试验。在一条两英尺的线上吊一个小环。你自言自语地说，它在女人手的上方转圈，在男人手的上方就前后摆动。然后就做做看。就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灵验的，以致有几十年时间，这样的魔摆在美国的新奇玩具商店里是作为“性别指示器”出售的。当然，其原因是你的手的不自觉的和看不见的动作，足以使魔摆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摆动。探矿魔杖完全是靠同样的道理工作的。魔杖在手中受到很大的压力。它虽然仍然是直立的，但要保持平衡则很不容易，最轻微的肌肉活动就可以使它马上倒下。一个好的魔杖探矿者，几乎也能同样熟练地使用魔摆，这并不奇怪。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如果魔杖探矿者或魔摆操纵者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工具该如何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之进行测验，结果如何呢？答案是，凡是在有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测验，其结果都达不到按平均规律所预期的水平。即使在肯尼思·罗伯茨这本有明显偏袒倾向的书中，他也记载了亨利·格罗斯凡是在安排好的、接近于科学检验的条件下就会遭到失败的大量事实。例如，一个瓦罐中盛水，一个瓦罐中装沙子，把这两个罐子藏在两个纸袋里，格罗斯就分辨不出来。把装入硬币的信封同一些空信封一起摆在地上，他就找不出哪个是装着硬币的。如果让他的杖尖碰一下一个硬币，然后把它扔到地板上，他的魔杖就会指出这个硬币的所在。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个硬币拿在背后，把它攥在一个拳头里，然后把双手再伸到身前，格罗斯就根本不能确定硬币攥在哪只手里。

如果把硬币放进儿个药盒里，格罗斯也分不出究竟是在哪个里面。把几只金表和别针埋在草皮底下，让格罗斯寻找，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有一次，格罗斯认为他的魔杖（他在魔杖的尖部镶了一块金子）在他住宅附近的小溪中找到了金矿。把矿石送去分析后，证明并非黄金。罗伯茨在解释这次失败时说：溪水先流过金矿，然后又流过岩石，因此水中还留有足够的金矿痕迹，影响了格罗斯的魔杖！由于罗伯茨并没有说明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所以他的解释丝毫不能令人信服。还有一次，杜克大学的约瑟夫·莱因教授进行一系列的试验，让格罗斯设法确定水在管子里什么时候流动，什么时候不流动。格罗斯也遭到惨败。

对这次失败，罗伯茨作了两点辩解。首先他认为，在水龙头关闭以后，管子里的水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流动。它仍然处于“激荡”状态。另外，莱因是在人为的、不自然的情况下对格罗斯进行试验的。后来，他写道，他后悔没有想到建造一个20英尺见方的平台，用土覆盖起来，下面通一个软管。软管迂回曲折地通过平台下面，然后让格罗斯从平台上面走过，指明软管通过的弯曲路线。罗伯茨肯定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格罗斯的魔杖一定能够正确无误地指出软管的位置……，试验一千次保险一千次准确。可惜我没有想到这个。”

确实可惜！能够一千次猜测软管的位置而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这正是这本书中所明显缺少的那种试验。对于罗伯茨为根本没有进行的这种试验的结果所做的保证，一位有能力的科学家将会怎样想呢。唉！恐怕这样的试验永远也不会进行吧！有一次，马萨诸塞州大学一位聪明的教授向格罗斯挑战，要他进行一次蒙起眼睛的试验，他也未敢应战。这个试验其实更简单。先让格罗斯找出他的魔杖倾斜得最厉害的地点，然后把他的眼睛切实蒙好，领着他在这个地方走动，看看他上过上述地点时他的魔杖是不是还倾斜。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吗？

格罗斯的魔杖在上述一些试验中失灵之后，罗伯茨的反应颇有意思。这些失败是不是提醒他应当设法安排另外的试验，例如他所设想的软管试验，或能使格罗斯的功能取得某种科学根据呢？没有。相反，他写道：“如果在科学家们看来，这些试验没有证明什么的话，在我看来，它们却证明了许多东西。首先证明，以后进行任何魔杖探测试验时，我必须尽量少和怀疑论者或地质学家们打交道……”。

对格罗斯的魔摆功能所进行的试验，结果也同样令人沮丧。在缅因州总医院产科，他曾在16个孕妇的腹部上方悬过魔摆。在这些孕妇生产后，对他的测试进行了核对。在16例中，他只对了7例。事实上，罗伯茨的侄女在对11个孕妇所作的类似试验中，结果还比他强一些。她猜对了9例。

至于格罗斯在寻找水源方面的成功，实属机缘巧合。首先，对一个完全熟悉地形的人来说，地面上往往有许多迹象，为确定地下水源提供了线索。身为渔猎监督官的格罗斯，肯定对该地区了若指掌，而且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该书第46页谈到，他探测到一条水脉通向一个经常“由于浸水而妨碍……农业机器工作”的地点。第276页又谈到，他选定了一处凿井的地点，那里水源非常接近地面，“附近的草地和灌木林，即使在极端干旱的情况下也仍然是湿润和青葱的。”各方面情况表明，他对构成该地区特点的泥土、地壳沉积、沙滩和其他结构十分熟悉。即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也能够很容易地根据十分熟悉的周围环境找出重要的地质线索。

在许多情况下，格罗斯用魔杖探测到的情况，证实了有些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不妨作这样的设想：他本人可能是作为不自觉的“肌肉测知术功能人行动的”，但他从在场的人的反应中收集到线索，并把这些信息传递到他的手上。

这一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任谁掘到足够的深度，随便在什么地方也一大能碰到水源。近地面的水源，比人们设想的要多得多。在许多地区，随便在一个地点挖下去，在浅处找到水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实际上，水源很少出现在“水脉”中（除了在很少的情况下岩石的裂缝和洞穴造成这种现象）。在一定的水平线以下，有一个变化不定的地下水多孔结构，每年和每季都在变化。在许多地区，一点也找不到地下水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不过是只够一家人使用的涓涓细流。

百慕大就是这样的地区。象在类似的石灰岩岛屿上一样，淡雨水穿过多孔的石灰岩渗入地下，浮在地下的咸水上面。不论在岛上的任何地方，打井时打到这样的地点，就会得到上面的一层淡水，不过只是少量的。罗伯茨有一次竟向记者们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格罗斯在百慕大找到的水源，是来自北美大陆的地下溪流！

就算罗伯茨的那堆材料是真的，其中也记载了格罗斯在用魔杖探测水源时的几次明显的失败。象特朗普博士一样，他有信口开河的才能。有一次，格罗斯预测水源在16英尺处，但后来证明是在6英尺处，据说这一次是因为“水脉遇到了障碍物……形成一个压力区”。另一次，则是由于使用炸药而使水脉改变了方向。又有一次，则是由于钻机的震动使水源改遍了。罗伯茨硬说，甚至一架推土机的重量也会压坏水脉，使之改变流向。由于在打井时很难避免触动上地，要为失败找到借口是并不难的。如果真有水源，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随便在哪儿都有，那自然很好。如果没有水源，那是因为水源“改变了方向”。那么，罗伯茨怎么会知道水脉是改变了方向呢？那是因为水已不在格罗斯所说的地方，而格罗斯是从不会错的。

应当指出．对深度的估计是极难鉴定的。罗伯茨常常说，格罗斯的预测可以准确到英寸，而任何曾经设法测量过井中水源深度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准确程度是多么荒诞无稽。有几次，格罗斯的估计就差了许多英尺，百慕大的许多井都是如此，他从肯尼班克港遥测估计水源深出是15英尺。他现场复测是30英尺。而最后凿井时在73英尺处才找到水。

测量流量甚至更加困难，何况，随着季节的变化，差别很大。正如一位在供水系统工作的工程师托马斯·里迪克在《魔杖探矿是无稽之谈》③（《哈泼斯》月刊，1951年7月号）一文中所写：“在美国，没有一个供水工程师能够把任何一口井的流量计算到四分之一加仑/分的精确度，即使以最精确的测量方法经过24小时的泵水试验，也做不到。”不用说，在格罗斯作出了夸脱/分的预测后，很少有人对它作过同样精度的检验。

魔杖测水远不是一种无害的和省钱的迷信活动。目前，在世界各地有数不清的魔杖测水者，挣取优厚的报酬。最近，罗伯茨和格罗斯成立了一家公司，称为探水有限公司，每份一口井，至少收100美元（外带旅费）。有些探测工作，所费高达1000美元之多。

使用魔摆和更加复杂的方法寻找石油，耗资更巨。从石油工业最初出现直到今天，一些骗子和狂人施行一种据说可以万无一失地找到石油的奇异方法，使地质学家和石油生产者深受其害。最初，有一种新奇的方法称为“嗅油法”，不过近年来越来越普遍地称之为“探矿魔法”。

通常只有那些容易上当的农民才花这种冤钱。一个能说会道的魔杖探矿者给一个农场勘测一次，少则收费lO元，多则可得到一笔小小的财产。以后，如果有石油公司在这块土地上钻井的话，往往会遇到这个农民的顽固反对，因为他认为井的位置不对。他会坚持说，10年以前，他曾花钱雇了一个地质学家”踏勘了这块土地，并告诉他石油的准确位置在哪里。

在许多情况下，用魔法探矿的人对这种方法坚信不疑。通常，他们以缺乏技术知识为荣，并且强烈谴责正统的地质学家不愿接受新事物。他们常常宣称，曾把发明送交某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通常是私人朋友），科学家也承认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大多数现代的魔法探矿是根据重力原理工作的，或者是探测油矿发出的某些不明显的电磁辐射。这些魔法探矿的装置设计精致，造型美观，有时象是一具卢比·戈德堡的机械。④发明这种装置的人毫无例外地是唯一能够正确使用它们的人。如果按魔法探矿结果打了一口干井，魔法探矿者总会有现成的理由，不外是有某种“干扰”影响了探测⑤。

有一位塔尔萨的石油地质学家最近寄我一份1952年该城石油经营者收到的广告信。信的内容很有意思，下面摘录其中的一段：

敝人多年钻研采矿和石油地质学……，具有广泛、通用的知识。……敝人曾耗费10万余美元和多年时间，研究一种磁力伐木的特别方法……。这种方法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准确性。

……敝人决定有选择地向少数独立的石油经营者提供商业性

的服务和丰富的经验……，鉴于经营者利用这些服务和经验可获得数以百万计的收人，敝人将酌收合理的服务费用……

……敝人时间十分有限，如蒙光顾……

他对一个地区情况提出总报告时收费10 00美元。

在盲目开凿的井中找油，当然要比在盲目开凿的水井中找水的机会少得多。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确有成功的例子，而最奇特的例于莫过于1943年俄克拉何马州中部西埃德蒙油田的发现。

这口油井是由一个名叫艾斯·古托夫斯基的盲目开凿者开凿的，经费由芝加哥的福克斯·布鲁因公司提供。艾斯是怎样确定打井位置的呢？有一个住在当地的农民，名字叫做J．．扬，他有一个瓶子，用山羊皮蒙着，里面盛着一种神秘的物质，他拒绝透露成分。瓶于吊在一根表链上。

在地下有油的地方，瓶子就南北摆动，在地下有咸水的地方，就东西摆动。

我有一位朋友，是地球物理学家。1944年他曾在埃德蒙的一家饭馆里见识过扬的这个宝物。瓶子吊在作试验用的沙子上面。瓶子工作得很好，但是我的朋友发现扬患有麻痹症，以致他抬手时发生明显的颤抖。

不管怎么说，古托夫斯基打的这口并揭开了20年来在俄克拉何马州发现的最大油层！而且，这个油层的结构，是属于用正统的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方法无法探测出来的一种类型。

这个故事还有更精采之处。无限笃信自己魔法的农民扬在这个地方购置了土地。新油田逐步扩大，最后到达了扬的地产边界。但是就此为止。因为在扬的土地上打了该油田有史以来第一口干井！

注：

①1953年罗伯茨先生的《第七感觉》一书问世。这是他第一本关于魔杖探矿的书的续篇。同样，该书的科学价值只不过在于阐明了在罗伯茨先生的思想中起作用的那种心理学方面的见解而已。罗伯茨的两本书公诸于世后。在普及刊物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接踵而来，但它们在基本观点上与上个世纪的类似文章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②阿瑟·柯南道尔为一篇论述“魔摆”的文章写过序言（《斯特兰德》杂志，第69卷，1920年，第189页）。说他的魔摆试验“从未失败过”。多伊尔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正是造成魔杖探矿的那种神奇力最。

③另见里迪克卓越的文章《魔杖探矿——测定地下水源的非正统方法或人的心理的一个有趣的方面》。见《美国哲学学会会议录》，第96卷，1952年10月。

④卢比。戈德堡（Lube Goldberg），美国漫画家和雕塑家。他曾画过一种可以简化工序的滑稽可笑的机械装置．——译者

⑤ 有关探油魔法的少数材料之一，是L．．布劳的有趣的文章《黑色魔法与地球物理勘测》，载《地球物理学报》，1936年1月。

第十章显微镜下

正如某些天文学家有时能借助天文望远镜观察到其他天文学家所看不到的东西（例如洛韦尔发现火星运河①）一样，某些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显微镜发现他们的同行所发现不了的一些奇特现象。在后面的一章里，我们还要专门叙述奥地利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威廉·赖希是如何看到“生物粒子”转化为原生动物的。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用显微镜观察到的几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例子。

在现代伪生物学家看来，早就被人摒弃的无生源说（即无生命物质会自发产生生命形式的学说）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1836年，英国有一位名叫安德鲁·克罗斯的业余科学工作者在奎安托克山的住处进行电实验时，忽然发现他的实验附带产生了一种极微小的昆虫。在这之前，他一直试验用通电的方法把某些化学合成物变为人造金属。下面是克罗斯对他通过显微镜看到的现象的描述：

实验开始后的第14天，我在镜片下看到通了电的石块中间出现几个发白的赘生物，呈乳头状，几乎是悬在从上面滴下的液滴上面。到第18天，这些凸出物变大了，有了7～8条丝状物出现在每个乳头状物上。到第22天，它们变得更大、更清晰了。到了第26天，这些东西竟变成了一只只完整的小昆虫。它们靠着尾部的几根硬毛站立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矿物质的早期形成物。但是到了第28天，当我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腿在挪动时，我才感到吃惊，简直叫我大吃一惊。

大约有100只昆虫就这样出现了。克罗斯报告说，小的昆虫有6条腿，大的8条腿。他认为，这些昆虫可能是属于螨类，“不过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最后，这些昆虫全部离开了液体，在实验室里乱飞，躺在暗处，似乎很怕光。他以后做的实验也生成了大批这种昆虫。另外还有一位住在桑威奇的名叫韦克斯的业余科学工作者重复了克罗斯的实验。他特别小心不让空气中的虫卵混进液体。他不仅发现了同样的昆虫，而且还发现：生成昆虫的数量与溶液中含碳量的高低有关。

有关克罗斯的实验的详情，在下面的一些书中均有记载：1857年出版的《回忆安德鲁·克罗斯》，作者是克罗斯夫人；1849年出版的《三十年和平史》，作者哈里特·马蒂诺，海军少校鲁珀特·古尔德写的《无法解释的怪现象》，该书于1928年出版。

1872年，另一位英国科学家亨利·查尔顿、巴斯蒂恩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生命的开始》，共两卷。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巴斯蒂恩用“突变”一词解释他认为的自然界中物质不断自发产生的过程，并且声称他自己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些现象。然而，当他的同事们重复他的实验时，他们更加小心地不让空气中的微生物混进来，实验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

1906年，英国人约翰·巴特勒·伯克出版了一本内容相似的著作，书名是《生命的起源》。伯克用镭辐射得到了人造的原始组织——一半是生命一半是晶体，他把这种物质命名为“辐射生物”。这一发现在当时也引起很大震动。但是，因为其他科学家无法证实伯克的发现，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了。

比这些发现更使人震惊的，是一位业余生物化学家莫利·马丁的发现。1927年，他在自己私人实验室里靠着显微镜开始了这一奇怪的探索。这个实验室座落在英国汉普郡一个名叫安多佛的小村庄里。他把一小块无生代的岩石（无生代是最早的地质年代，迄今尚未发现这个时代的生物化石遗迹）加热变成一堆很轻的灰烬，再经过一系列化学变化，从这堆灰烬里得到了他称之为“原始细胞质”的物质。当这种物质受到X光照射时（要非常注意防止空气污染），它的结晶体逐渐变化成微小的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形式，主要是鱼类。有一次，他在一英寸见方内就发现了1.5万条这样的小鱼。马丁认为，自无生代以来的上千万年里，这种物质一直处于假死状态。

莫利·马丁死于1937年，生前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于，现在已十分罕见，书名是《从矿物中分离出的细胞质中动植物的再生》（1934年）。可惜他记载实验详情的实验笔记是用密码写的，至今还未能译解出来。有关马丁的研究工作最详细的介绍，见于1959年出版的莫里斯·梅特林克著《大门》一书中的专章。以下段落引自1948年由圣迭戈的“边缘科学研究协会”出版的《莫利·马丁的实验》一书的译文：

经过显微镜放大，可以看到细胞质内形成血球并变成脊椎。然后又伸长成为脊柱，上面有肋骨；接着四肢或爪、头、眼的轮廓出现了。这种变化过程通常是缓慢的，需要几天才完成。但有时候观察者用眼能看到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甲壳虫生出了腿，爬出了显微镜片的视界。

这些自然发主的东西是活的，有时还爬动，只要产生它们的细胞质有足够的营养，它们就能生长起来。细胞质内的营养一经消耗净尽，生长便会停止，或者互相吞噬。不过，莫利·马丁曾成功地用一种血清喂养它们，究竟用何种血清，马丁则秘而不宣。

细菌学家们对这些耸人听闻的实验结果并不动心。但是，通神论者的思想却比较开通。他们的各种期刊刊登许多文章，指出莫利·马丁的研究证实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观点：在地球的“火雾时代”就存在生命的原型，而这些生命的原型，就是后来进化过程所利用的形式的来源。

美国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这种惊人现象的能力，落在了英国人之后。不过，至少有一个人的成果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西雅图的查尔斯·利特菲尔德，他是一位顺势疗法医生。

人们对利特菲尔德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生于1859年，苏格兰人后裔，在印第安纳州芒西附近的一个农庄中长大，1886年开始在阿肯色州某地行医。1896年，他毕业于堪萨斯市顺势疗法医学院。后来在西雅图定居，以后一直在当地作内科和外科医生，直到去世。他写了不少书。

利特菲尔德把他从事这些古怪研究的起因，归于童年时代和哥哥干农活时发生的一件事。少年查尔斯在干活时有一次划破了脚，伤势不轻，血流不止。他哥哥请来了一个当地人。那个人会根据《圣经》中一段话编成的咒语来止血。这个咒议非常灵验。利特菲尔德也背会了。他做医生以后，常常用同样的法子为意外事故或做手术的病人止血。

大约在1905年，利特菲尔德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咒语如此灵验？它对血液中的哪些成分起作用呢？他知道某些有（标记）一词，以及刮风天一位妇女挟着一只狗的形象。

利特菲尔德医生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正统的生物学者对他的发现无动于衷。他问道：“为什么这些人不做一下这种实验，从而证明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假，而不是对提出这些有可能解答科学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问题的实验结果的人大骂一通呢？”

该书的最后三分之一介绍了他的治疗方法。除了通常的顺势疗法外，他还使用了他所发明并于1918年获得专利权的“虹灯”疗法。这种疗法就是用彩色的灯照射病人，来治疗各种疾病。书中有6张照片，拍的是一个臀部严重烧伤的女侍者。当利特菲尔德医生赶到时，他认为病人伤势严重，多半要丧命。幸亏他把虹灯装设起来，用它照射病人的后身。照片显示了烧伤部位愈合的过程。10周后，病人的皮肤完好如初。利特菲尔德希望用自己这本书的收入在西雅图建立一座“虹灯医院”，每个房间都安装一部虹灯，中央大厅可以作为集体进行虹灯治疗的地方。

书的结尾部分是许多病人写来的感人信件，述说他们的癌症、肺结核、癫痛、布莱特病，以及其它一些疾病，在服用“利特菲尔德医生的有生命力的组织盐”后痊愈的情况。这种盐两美元半盎司，在该医生处出售。

利特菲尔德医生最后写的一本书是《人、矿物和主人》，1937年在洛杉矾出版。书中有更多由思想产生的形象的照片，如大金字塔、男性生殖器形象、狮身人面像的头、穿白衣的妇女、印第安人的头、一只右脚、一只左脚、上帝的眼睛、郇山、玫瑰十字架、一本翻开的书页上有美国地图，还有“坐在山里的3个西藏人”等等。人们必须有相当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识别出所设想的这些图象。但不可否认，这些结晶体组成的形象和图下面的说明倒是有某些联系。然而，人们仍然禁不住要怀疑：这些说明与其说是产生在结晶图象形成之前，不如说是在形成之后；或者，也许是这位医生曾做了几百次试验，直到形成他每次所想的东西的形象时为止。

在同一本书里，利特菲尔德还介绍了他发明的一种加速结晶过程的新技术。这种技术是组成一种叫作“曼特拉”（mantras）的东西，即从命理学②得出的一种符咒。譬如，这位医生想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景象。他经过一番动作后就取得了“为人牺牲的羊”这个“曼特拉”。这怎么会是“曼特拉”呢？如果你把“羊”（lamb）这个词中的各个字母代以数字，如1代A，2代B，等等，直到用9代I。然后再从1开始，用1代J，接着按字母表推下去。由此可得到“羊”的数字代号是3—1—4—2。这四个数字的和是10。10是由1和0两个数字组成，这两个数字再相加，得数是1。用同样的办法可以算出第二个词“牺牲”（sacrifice）的数字代号是3，“为”（for）是3，“人”（man）是1。这样，这句短语的数字代号就是1—3—3—1。如果这组数字中有两个数字相同，你就得到了一个“曼特拉”。如果有两对以上的数宇相同，这个“曼特拉”的力量就将别大。利特菲尔德就是用上述“曼特拉”得到了书中所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用同样方法，把思想集中在“用意志掌握生命力”这个“曼特拉”上，就得到了耶稣复活的景象。

在那些偏执怪诞的显微学家中，相信微生物是不断从星际空间进入大气层这个论点的大有人在，与认为可以化学合成生命的人不相上下。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是维护这种观点的最后一位著名科学家。他指出：宇宙空间极度寒冷，最适宜微生物保持假死状态。最近，瑞典的两位科学家斯万提·阿伦纽斯和路易斯·巴赫曼教授再次提出这一理论。

另一位瑞典教授纳特·伦德马克提出，微生物可能是由流星带到我们这里来的。这一观点直到三十年代还有人支持，当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查尔斯·李普曼把一些陨石消毒后，碾成粉末，然后将粉末置于培养液中。不久，就在其中发现了微生物。其他科学家虽也如法泡制，但都没有成功。因此他们怀疑，李普曼教授不大懂得在实验过程中为避免空气里的细菌进入培养液所必须采取的那些困难的实验程序。

同样令人惊讶的在陨石中发现微生物的例子，是德国地质学家奥托·汉恩提供的。他在陨石中发现了必须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贝壳、珊瑚、海绵、海百合等。他就这一发现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球粒状陨星及其生物体》，该书于1880年在图宾根出版。书中有几十幅拍得相当好的深棕色显微照片，他认为这可以证实他的这些发现。遗憾的是，这些照片只能表明汉恩教授拍摄了一些细微的晶体结构，然后便和利特菲尔德一样，对此胡思乱想起来了。

注：

① 珀西瓦尔·洛韦尔（Percival Lowell，1855～1916）：美国天文学家。曾认为火星上的暗纹是有智慧的生物所开凿的“运河”。——译者

②命理学（numerology），一种按出生年月及其他数字测定命运的迷信方法。——译者

第十一章地质学与《创世纪》

有些钻探坚硬大地的人，

从地层中挖出一份纪事。

我们从纪事中得知，

向摩西启示日期的那位作者，

竟把年代搞错！

——威廉·考珀①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化石尚不了解，最普遍的解释是：化石是被诺亚时代的洪水毁灭的动植物的遗体。但很多杰出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在地壳底下经过自然的和神秘的过程形成的。少数人则争辩说，这是魔鬼所为，是为了把虔诚的教徒引入迷途。有人则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意在迷惑科学家们或考验信徒们，要不就是上帝创造生物形态的原始试验模型。

近代为化石神创说辩护的人士之一，是维尔茨堡大学的约翰·贝林格教授。他在1726年出版了一本代价高昂的专者，描述他听发现的一些奇怪的化石。在不少化石上有太阳、月亮的图形和希伯来文。实际上，这些化石全是他的学生们用泥精心培制后埋在地下的，而这位可怜的教授竟上了当。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块化石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才算明白过来！他尽其余生想买回他的著作，但这部书已成为一种收藏品，所以就更难收回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位教授死后，他的一个后代竟再版了这本著作，从中赚了相当可观的钱。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今天人们还记得这位科学家轻信受骗这件事。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博物学家们渐渐注意到，地下深处和古老岩层上的化石都比较简单，而后期地层中的化石则比较复杂。生命是几百万年前从某些简单的形式开始，然后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缓慢进化到地球现在的动植物群的吗？后来，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一书。这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本书，但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意义深刻为事实，使人不可能再把这一理论在成是怪诞的推测而置之不理了。

这本书对基督教世界打击之大，简直无法估量。当然，它是扩大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所谓的现代主义信徒之间分裂的主要因素。现代主义信徒自然接受新的理论，他们说，这只不过是上帝造物的方式。如果不把《创世纪》的故事看得太死，如果把“日”②解释为地质时代，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概略叙述进化历史的书。

原教旨主义者坚决反对进化论。他们多数人信仰路德支持的洪水说；其他人包括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在内，则支持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埃男爵③的意见，认为在地质时代中，每隔不同时期就出现一系列的造物过程，每一次造物过程都是在洪水埋葬了原先的生命之后才出现。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化石是“亚当前”早期创造物的遗体，这些创造物曾在《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和第2节之间那个时期繁荣孳长。这种理论在流行的《斯科菲尔德串珠圣经》的注释中流传至今。

十九世纪出版了几千种书，多数是在英国，目的是调和地质学与《创世纪》的关系。在这些乏味而伤感的书籍中，有一本与众不同，写得精彩，内容离奇，颇值得一提。这本书是由英国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埃德蒙·戈斯的父亲、动物学家菲利普·戈斯写的，书名是《肚脐》④。它的出色之处就在于：虽然没有一人会相信它的内容，但它提出的理论逻辑严密与地质事实吻合，以致任何科学论证都无法驳倒它。

戈斯承认，地质学已毫无疑问地确证，在亚当之前，地球上有一段很长的地质史，当时动植物非常繁茂。他同时也深信，地球是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在6天中创造出来的，正好与《创世纪》所描写的一致。他是如何把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凋和在一起的呢？非常简单，就象亚当被创造出来时应有一个肚脐，而这个出生的痕迹并未出现一样，整个地球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也带有过去时代一切遗体的化石，而这个过去只存在于上帝的心中。

虽然可以想象，亚当没有肚脐，但很难想象他没有骨头、头发、牙齿和指甲。然而，所有这些特征本身就提供了原来生长的证据。事实上，人体任何一个器官或组织无不具有原先发育的历史。这也适用于每一种动植物。如戈斯所指出的，大象的长牙表示过去的发展阶段，鹦鹉螺不断在壳上增加腔室，海龟在背甲上增加层次，树身上有由于季节变化而产生的年轮。他写道：“生物学家用以证明……那头母牛曾经是一个胎儿……的每一个论据，可以同样有力地证明，新生的母牛在出生之前曾是一个胚胎。”这一切都经作者旁征博引，以数百页的篇幅加以详细论证，井附有数十幅木刻插图。

简而言之，如果说地球就象《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上帝创造的，那么他肯定是把它创造成一个“发达的企业”。一旦这种概念被认为是必然的，）月它来解释地球的地质史就有点困难了。河流对土地缓慢侵蚀的迹象，弯曲倾斜的地层，海中生物遗体形成的石灰石山，死火山的熔岩，冰川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史前动物的脚印，埋葬的骨头上的牙印，以及千百万散布在地球上的化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在在都证明过去的地质变化，而这些地质变化却从未实际发生过。

戈斯写道：“也许有人反对说：如果设想世界在创造出来时，其地壳中就存在着骨骼化石——从未实际存在过的动物的骨骼，那无异是指控创世主制造出一些有意欺骗我们的物体。答案很明显。难道上帝创造的树上带有年轮，仅仅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贝壳上的生长纹也是为了骗人吗？难道上帝创造的人类身上有肚脐，目的是为了欺骗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有父母吗？”

亚当是否有肚脐这个问题并没有被人遗忘。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卡尔·德拉姆和他所在的众议院军事小组委员会在“第85号公共事务文件”（鲁恩·本尼迪克特和吉恩·韦尔特菲什合著的《人类的种族》）中，对一幅亚当和夏娃的漫画提出了异议。漫画上的人都有肚脐。当人们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大壁画⑤上的亚当也有肚脐时，小组委员会的过虑才算消除。

戈斯对这一问题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论述到粪便化石的发现。他写道：迄今为止，这个“一直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有力证据，证明创世之前已有生物存在”。然而，他指出，这个问题并不比说明下面的事实更困难：上帝新创造的亚当，肠子里有在也有废物存在。他的动脉里也一定有血液流动，而有血液就必须先有乳糜和食糜；反过来，有乳糜和食糜必须先有肠内难消化的残余物。“这乍一看来似乎有点荒谬可笑”，他承认说，“……但事实终归是事实。”

戈斯的论点实际上是无懈可击的。他不需要放弃任何地质学方面的真理，而且又与《创世纪》完全相符。正如戈斯所指出的，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上帝就在几分钟前创造了世界，包括所有的城市和史料，以及人们心中的记忆，简直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够驳倒这样一种可能的理论。

然而，《肚脐》一书并未被多数人所接受。小戈斯在他的一书中写道：“从来还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比得上这本奇怪、固执而异想天开的著作那样，指望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不计报酬。……他以热情的姿态把它奉献无神论者，同样也奉献给基督教徒们。……但想不到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们都同样对它一笑置之。……甚至连我父亲指望会立刻对这本书表示赞赏的查尔斯·金斯利也写道，他不能……‘相信上帝会在岩石上写下一个巨大而不必要的谎言’。”

与戈斯对地质学和《圣经》所作的卓越的调和相比，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形见细，但这个题目继续有人在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本世纪初以来，仅在美国出版的新教徒攻占进化论的著作就有几千种。这些著作大部分不堪一读，但偶而也有带点严肃和学术味的书问世。例如，辛辛那提大学物理学教授，著名评论家保罗·莫尔的兄弟路易斯·莫尔博士1925年在普林斯顿作了一系列演讲，以《进化论的教条》为门名出版。这是一本令人十分愤怒的书。莫尔博士使用了一切陈腐过时的论点来攻击进化论，但就是不让读者准确知道他本人对化石的解释。人们的印象是，他认为不同“物种”的形成是一系列孤立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对进化论的类似的攻击，还有“文学人道主义”运动成员、芝加哥大学希腊语系主任保罗·肖里博士在1928年10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进化论，保守派的辩解》，其中虽然充满了引自文学界和哲学界大人物的语句，但这部暴露出作者缺乏科学知识。

在二十世纪反对进化论的新教徒中间，有一个人，而且仅仅是这一个人，堪称鹤立鸡群。他就是在著名的田纳西州斯科普斯审判案中，布赖恩作为主要权威而提到的那位“地质学家”⑥。在近30年来几乎所有原教旨主义者在攻击进化论时，主要武器都取自他的著作。事实上，他是最近的和最大的反进化论者。

这位杰出的人物就是乔治·普赖斯，1870年生于加拿大。他曾几次在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各学校中获得学位并在一些地方任教，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中任地质学教授。他于1938年从该教派的另一所大学华盛顿州的沃拉沃拉学院退休后，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马林达。

虽然普赖斯出版了大约20本书，但他的论点主要集中在1923年出版的726页的大学课本《新地质学》中。这是一本经典型的伪科学著作。立论精到，大量引用地质学术语，所以当今数以千计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把他的著作奉为这一问题的定论。甚至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也发现，如果没有相当的地质学知识，也很难反驳普赖斯。

普赖斯观点的核心可以用几句话说明。他指出，进化论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随着从古代到较晚时代的地层变化，化石也从简单的形式逐渐变为复杂的形式。但不幸的是，除用埋在地层里的化石以外，又别无其他适当的方法来确定地层的年代。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恰象一只狗追咬自己的尾巴那样。进化论的作用，在于按进化的顺序对化石分类，而又用化石来确定地层的年代。所以，化石从“老”到“新”的变化，被认为是进化发展的“证据”。

普赖斯的观点则是，整个世界创造于基督诞生之前几千年，就象《创世纪》所描述的那样，正好用了6天时间。不同的地层并不表示不同的地质年代。它们都是由大洪水时期同时淤积下来的，而大洪水则是由于天体干扰引起的大浪潮而造成的，大浪潮冲击整个地球，使当时的山脉崩塌，破坏了伊甸园的温和气候。⑦他曾写道：“科罗拉多大峡谷……可能并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古老多少。”按照普赖斯的观点，化石只不过是被大洪水所埋葬的洪水前的动植物遗骸。

果真如此，那么在化石地层露出地面的岩层中，人们一定会看到化石的层次有的与进化的次序相符，有的则与进化的次序相反，两种情形不相上下（虽然普赖斯也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即海里的生物往往先被埋葬，其次是陆上生物，最后是鸟类）。普赖斯宣称，事实正是如此，他的普作用了很大篇幅刊登这种“颠倒”地区的图片并加以说明。普赖斯断言，为了对这些使人为难的地层作出解释，传统的地质学家虚构了想象中的断层和折皱。下面所引有关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明普赖斯的说理方式：

……

近年来造成的人造地质断面，几乎没有一个不包括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冲断断层”或叫中断层”。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记住的真正之点是，仅仅由于发现化石埋藏的次序有颠倒，才认为需要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就象前面所说为解释证据而采取的权宜办法一样，可与托勒密著名的“本轮”说相提并论，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对一个不熟悉地质学的读者来说，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例如，他怎么会知道，地质学家们确定是否发生过断层或折皱已有几十种公认的准则呢？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整个折皱或断层能清楚地看得出来。如果看不出来，有经验的地质学家还会寻找其他的标志。例如，一个颠倒过来的折皱实际上使地层上下倒置。这自然会把诸如风波痕、土地裂痕、雨迹和足迹等化石遗迹颠倒过来。三叶虫会仰面倒卧。埋葬在原泥土岩层中的大块东西的重心会在高处而不在低处，等等。如果是断层，那么总会有一条很清楚的断层界线，并且断层运动的地方，岩石的表面常常是光滑的，另外还有其他力学方面的迹象，能证明所发生的变化。

普赖斯描述他看到的地层颠倒的地区时说，没有断层或折皱的遗迹，只有化石次序颠倒的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只须到原来考察过的地区去，就会发现大量断层和折皱的技术证据，这些证据与化石毫无关系。例如，普赖斯喜欢举落基山脉阿尔贝塔——蒙大拿地区的主山峰的例子，那里的古老地层在新地层之上。虽然在《新地质学》一书中复制了该山峰的7幅照片（有一幅还印在封面上），普赖斯忘记告诉读者，在山的底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逆掩断层的断层线，还有光滑的岩石表面证明有过断层活动。怀俄明州的哈特山是普赖斯喜欢举的另一个地层颠倒的例子。然而，他没有提到，在这里断层线清晰可见，长达25英里左右。

普赖斯也没有指出，与化石总是按正确的进化顺序排列的千千万万个露出地面的岩层相比较，地层颠倒的地区为数极少。事实上，发生地层颠倒的地点，也正是如人们所预料的曾明显地发生过折皱和断层的地方。实际上，主要地层的年代早在进化论流行之前便相当准确地推定了，而且，近年来用放射方法测定的年代，令人信服地证明，旧过去的方法确定的年代是准确无误的。

关于早期人类遗体化石的问题，普赖斯的观点是附和“安息日耶稣再生派”信徒、据说是很灵验的女预言家E.G.怀特大人的话。她在《天赋的才能》（1864年）一书中写道；

如果说有一种罪恶比需要用洪水毁灭人类的那种罪恶更大的话，那就是把人和兽混合起来的卑鄙罪恶，因为它损害了上帝的形象，到处引起混乱。……

上帝创造的所有物种都在方舟中保留了下来，上帝没有创造的那些由于人兽混合结果而产主的混乱的物种都已被洪水毁灭。自洪水以来，出现了人兽混合的现象，这可以从动物种属几乎没有休止的变化，以及从人的某些种族身上看到。

普赖斯有一次写道：“我相信，怀特女修士的话是按上帝的意旨恩赐给我们的教导。……我深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教导，我们自己也一定会在这个“物种”问题上陷入混乱和困惑的境地。……”

希特勒断言非雅利安种族是由早期的雅利安人和人猿交配而产生的那段话，在一书第二版中被删去了，无独有偶，怀特女修士上面这段关于人兽混合的话，在她的书的后来的版本中也删掉了。尽管如此，普赖斯对她的说法仍然是笃信不渝。他认为，在洪水之前生存的人类已经完全被洪水所毁灭，因此，不会发现他们的遗体化石。他写道：“……因为我们听说，上帝希望把那个不信神的邪恶种族毁灭掉，他可能是把这件事做得很彻底，把他们埋在很深的地方，以致我们仍未发现他们的遗体。”他认为，已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是在洪水以后生活的人类的遗迹。

早期的耶稣再生派信徒常常把某些原始部族，如非洲的游牧部落、霍屯督人和美洲挖植物根作为食物的印第安人等，有时则把全部黑人看成是退化的混血种的典型。普赖斯还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他认为黑人和蒙古人种是上帝在巴别的通天塔⑧创造的纯种人混合而产生的退化种族的类型。然而，现代类人猿则可能是混血人种。下面是普赖斯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在古生物学中找不到明显和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现存的类人猿在世界大灾变，即大洪水之前就已存在。今天的这些类人猿可能和人类中的黑人和蒙古人等类型一样，是现代条件下的产物。假如一定要我在类人猿是退化或混血种的人类和人类是进化了的类人猿这两种说法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相信，我不用花很多时间便能作出决定。我认为，稍有学问的科学家，都不需花很多时间就可作出选择。⑨

文艺复兴以后的一些博物学家，从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蒙伯多勋爵到美国的动物普及知识书籍作家伊万·桑德森等都认为，高级的类人猿根本不是动物，而是原始的或退化的人类。蒙伯多认为猩猩是人类的一种。这种想法产生了皮科克的小说中《梅林科特》中奥兰·豪特顿爵士这样一个人物⑩。桑德森对大猩猩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他所著《动物宝库》（1937年）一书中写道：“看着这些动物的生活，听着它们的喊叫声和谈话声……，我只能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退化了的人类。”（桑德森对动物学的最新贡献是发表在1951年6月号《真理》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在佛罗里达州西部一个海滩上发现恐龙足迹的文章。）

普赖斯当然是一位虔诚的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他象维利科夫斯基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动机，要把《旧约全书》的记载确立为真理。但是，仅仅这样一个目的能驱使一位象他这样有学问的人，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扮演一个古怪而孤独的角色吗？当他写“不得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改革地质科学”时，也偶然暴露出别的动机。但总的来看，他的书摆脱了伪科学著作明显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自我吹嘘的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普赖斯的文笔朴实、简炼、明确。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描写他很难找到机会发表他的观点时，竟出人意料地没有表现出那种愤懑情绪：

25年前，当我第一次在地质学方面有了一些革命性的发现时，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新观点介绍给公众。只是在我发现正常的出版渠道部走不通之后，才决定利用仍然敞开的其他大门。我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也许本来应当尊重科学界那些迂腐的老规矩，应该卑躬屈膝地站在不止一次给我以闭门羹的编辑部的大门外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并完全了解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我还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确犯了错误。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有声望”的科学家所把持的统治集团，永远也不能垄断自然界的事实。

普赖斯在出版了《新地质学》一书后，曾期待着进化论会枯萎凋谢，被一阵风吹走。他在1924年写道：“生物进化已经死亡。……本书只不过是一篇悼词。请安息吧！”一年之后，他在伦敦与约瑟夫·麦凯布辩论时，曾预言英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看法在两年之内将会改变，就象他认为在美国已经发生的那样。当然，在美国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位地质学家认为普赖斯的书值得一驳。这曾在普赖斯的心中引起怀疑吗？当然没有。“我以前在这个问题上写的长篇论文还没有人回答，”他写道，“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它被人忽视了，也许将继续被人忽视。因为即使在科学界，也几乎不会有人肯耐心地仔细倾听一种以人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为根据的全新论点。”

虽然安息日耶稣再生派的信徒们认为天主教会是撒旦搞的，但很多天主教著作家在写进化问题的文章时还是认真看待普赖斯的地质学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例子是1925年出版的《控诉进化论》。作者乔治·奥图尔全盘接受普赖斯对地质年代学的幼稚批评。他关于“化石起源”的一章，只不过是把普赖斯的观点作了一个冗长的概述而已。同样，阿诺德·伦恩在《逃避说理》一书1932年修订本中，把普赖斯说成是“美国某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并赞扬他对“任意重新安排地层的作法给予了应得的嘲笑。”在三十年代初，普赖斯写了几篇文章登在《天主教世界》杂志上，在一篇关于“怪人和预言家”[11]的文章中，他把自己和那些曾被同时代人看成怪人的伟大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开始到现在，天主教会对进化论的反应远没有正统的新教团体那么激烈。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后的几十年里，教会除明确表示天主教徒不能接受人类的灵魂是逐渐进化的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对这个学说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大主教徒的一般反应当然是表示反对，但与新教徒的狂热文章相比，很少有天主教徒就此发表著作。这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会在伽利略的问题上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然而，在下级的教会中，那些不是僧侣的天主教徒却写了不少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说的书。在美国，这类著作的典型是1922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麦卡恩所著《上帝或大猩猩》一书。作者大谈“三迭纪时的鞋底化石”，认为这是三送纪时人类穿鞋走路的证据！在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显然只是一个普通类型的岩石结核。由于正统的地质学家们没有把他的发现当成一回事，麦卡恩非常气愤。

奥图尔的《控诉进化论》比起麦卡恩的书来，学术性要高得多，但除了冗长乏味的特色外，毫无新鲜或重要的东西。在英国，阿诺德·伦恩的《逃避说理》也一样平淡无奇。伦恩虽然也承认每个“物种”在漫长的时期中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没有一个是由一个共同的家族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物种的起源都是一种专门的创造。

英国天主教徒对进化论的攻击，最可笑的要数1926年出版的希莱尔·贝洛克的《威尔斯先生〈世界史纲〉一书指南》。贝洛克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程度，堪与他的狂妄自信相比。他的论据大部分陈旧不堪，毫不足信，甚至连普赖斯都没有勇气搬出这些古董来。这本书激怒了威尔斯，他在当年晚些时候以《贝洛克先生的异议》为题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该文辛辣尖刻，可谓论辩文中的一个小小杰作。在历史上的笔墨官司中，恐怕没有象这一次那样大获全胜的了。贝洛克又写了一本反驳的小册子《贝洛克先生仍持异议》，比前一本书加倍地狂妄自信，但这只不过是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而已，连自己受了致命伤也不知道。

贝洛克的好友，著名的吉尔伯特·切斯特顿[12]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触及进化论的问题。如果碰上这个问题，他就乱说一通。例如，他在《不朽的人》一文中，和许多反对进化论的人一样，浪费了大量篇幅，让人们相信：人和动物的思维有很大的区别。这纯属废话。因为没有一个进化论者否认这种区别。在进化的谱系中，人和报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支系发展的结果，其过渡形式属于遥远的过去。达尔文的伟大信徒赫胥黎写道，“……我比任何人更深信，文明人和野兽之间的鸿沟是极深的。”然而，切斯特顿竟然写道：“较高级的动物并没有画出越来越好的画像；最进化的狗并不比它在过野生生活时画得好些；野马并不是印象派画家，比赛用的马也并非后印象派画家……田野里的牛聆听云雀唱歌的机会比谁都多，但似乎并不能因此而引起激情和受到陶冶。”

当然，切斯特顿的论点是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人可以说话，创作艺术品，发笑，穿衣，感到内疚，组织政府，崇拜上帝，等等。因此，不可能设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过渡阶段。对此，简单的回答是：成人和新生婴儿之间也存在同样巨大的差别。如果回答说，婴儿长大成人和这是两码事，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说婴儿和成人可以是一个连续统发展的结果，婴儿要获得“人类”的特性并不需要跨越一条明显的界线；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理由说，人和动物的祖先（比新生婴儿更有“人性”）就不可能属于一个类似的连续统。

在同一著作中，切斯特顿以法国南部发现的史前人所画的美丽洞穴画这一事实来嘲笑别人。他设想，由于这些艺术家是史前人，因此他们一定是象猩猩一样，而他们高超的绘画艺术，在他看来是对人类学家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不幸的是，切斯特顿没有设法去了解一下，这些洞穴画是克鲁麦格农人[13]的作品，他们已是相当发达的人种，脑子的容量比现代人稍大。在该书的附录中，他对这一疏忽表示了歉意，但并没有自圆其说。

日前，天主教徒的观点正迅速转向全面承认进化论，但有一点坚决待保留态度，即认为在地质时代的某一阶段，人类的灵魂是从外面注入已经进化到可以接受灵魂的人体中的。事实上，早在1871年，就有一位天主教徒生物学家圣乔治·米瓦特在他的《物种的创始》一书中为这种观点进行过辩护。后来，由于其他原因，米瓦特被革除教门，但现在他的著作被认为是很有预见的[14]。1950年，罗马教皇颁布的一项通谕中，提醒天主教徒不要“以为关于人类躯体起源于早已存在的活物质的说法已经完全成为定论，”但他允许愿意相信这种观点的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官方的态度是：动植物的进化可能是确实的，但人类躯体的进化问题还有待确定。天主教徒科学家可以为提出一个可能的假设而从事研究，但在假设认证之前，不得在天主教学校中讲授。

值得提出的是，享有“巨著”汇编者之名的美国主要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艾德勒博士，曾经有一个时期单枪匹马地对进化论大张挞伐。在1937年出版的《人类是怎样演变的》一书中，艾德勒把进化论说成是“通俗的神话”，坚持说这不是已经确认的事实，“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历史，一种证据不足而且自相矛盾的历史……这些事实只能确定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过去曾存在过的动物种类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存在着的动物种类过去并不存在。这些并不能使这个精心编造的故事确立起来，这个故事就是进化论的神话。……”

艾德勒继续写道：“我说‘神话’，是指精心杜撰出来的历史，它大大超越了科学证据。……这个神话就是向小学生们所讲授的那个进化论的故事，几乎象一部电影那样视而可见。这个故事是赫伯特·斯宾塞、厄恩斯特·海克尔和亨利·柏格森这些进化论‘哲学家们’编造出来的，是科学普及工作者们所发明的。”

艾德勒博士明确表示，他并不否认生命形式是经过久远年代循序渐进发展而来的，他只是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属于一个连续统一体，在这个连续统中，一些物种通过觉察不到的变化融入另一些物种之中。他争辩说，证据表明，“物种”不是在程度上，而是在种类上有区别，有一种根本的“不连续性”把它们分割开来。

艾德勒在1940年出版的《托马斯主义问题》一书中更仔细地研究了有多少“物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需要有多少次上帝的造物活动才能解释进化的突变？他反对杰出的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丹的观点：认为这个数目非常之大，而且是不可知的。艾德勒认为只需数目很少的物种，可能只要4个（物质、植物、动物和人类），不过，肯定是在3个和10个之间。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差不多已完全被证实”。在一个物种内部，曾经发生过变化，但每一物种本身是固定的类型，实质是永远不变的，它们的存在只是由于上帝的创造。艾德勒猜想，每一物种在创造出来时有若干不同的类型，它们之间彼此互不相干，例如，有花和无花的植物是分别创造出来的。他承认，这一理论的科学根据是“不明确的”，但在神学上有一个论据，即以《所罗门智慧篇》（这是《旧约全书》中被新教徒们视为不可信的一篇）[15]中的一节（11章12节）为基础的那种“伟大的启发力量”。

在1941年4月号《托马斯主义者》杂志上，艾德勒发表了一篇题为《物种问题解》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争辩说，马利丹的看法完全可以驳倒，他本人的观点在修正一个错误后有把握可以确立。他说，他的那个错误是出于“过分的热情”。“我几乎可以说，迷住我眼睛的是新光芒的灿烂光辉。”

艾德勒对进化论的最近一次攻击，是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对天主教学生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他宣称，人和类人猿的区别就象“正方形和三角形一样，没有中间的形式，没有三边半形。”艾德勒的论点大部分直接来自“圣经地带”[16]的福音理论库中。他说：“有时，一个孩子和猪的区别并不太明显。但小孩可以长大成人，而猪就办不到。”艾德勒又说，只要有一位科学家能生产出一只会讲“简单陈述句”的类人猿来，他便承认人类和猴子有紧密的联系。

（顺便提到一件趣事。美国有一位业余动物学家理查德·加纳，把一生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记录和分析猿类的语言，最后宣称他学会了用猴子的语言用它们交谈。参见他的著作《猴子的语言》（1892年）；《大猩猩和黑猩猩》（1896年）对类人猿和猴子》（1900年）。但其他权威学者对他的著作评价不高。）

艾德勒在结束演说时说，所有这些事实只有两种解释：人类或者是由野兽经过进化突变而“产生”的；或者是由上帝所直接创造的。人们认为，艾德勒在这里并非指创造躯体和灵魂，而是指那种越来越普遍的天主教观点，即认为灵魂是注入躯体中的，而这个躯体的父母是野兽。

这种观点当然引起了不少人的质问。天主教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例如，把保存完好、后来证实是尼安德特人（一种前额如类人猿一样低、头部前倾、没有下巴和大姆指不对应的人种）的10多具骸骨究竟属于哪一种呢？这些生物已能生火，并且用雕饰的石头埋葬死者。威尔斯在答复贝洛克时提出了下列的问题：

当我听说贝洛克先生将要解释和答复《世界史纲》一书时，我的思想便马上转到这些生物上来了。贝洛克先生会对它说些什么呢？他会认为它是人类堕落之前的生物呢，还是人类堕落之后的生物？他会从他的保险柜中取出惊人的新科学来修正它的身体结构吗？他会把它作为兄弟对待，并说这种生物是以最崇高的一神教为根据呢，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为了把邪恶的人引入歧途而制造的魔鬼呢？

他什么也没有说！每当它走近他时，他便走开了。但我相信这种生物并没有离开他。如果不是白天便是在晚上，它一定会问他：“贝洛克先生，我有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吗，贝洛克先生？那个海德堡人的颚骨是不是属于我们同类的？贝洛克先生，您已经忘了我了。在五分之四的旧石器时代中我是‘人’，当时再没有别的人。我蹒跚而行，不能直立走路，也不能象您那样仰望天空，但是，贝洛克先生！您有勇气把我说成是‘狗’吗？”没有回答。

正统派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最早的灵魂只注入一对男女中呢，还是同时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是后者，那么该隐[17]就可以同别人结婚，而不必一定要娶他的姊妹。在教皇1950年发表的通谕中，以这种看法与原罪[18]的教义有抵触为理由而巧妙地加以谴责。还有，灵魂的注入发生在生命的什么时代？如果说最早的男女在接受灵魂之前已是成人，那他们一定是早期过着动物的生活，后期则过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如果说灵魂是在怀孕时（或在出生时）注入的，那就意味着最早的男女是由没有灵魂的母亲抚育大的。这些看法都是合乎逻辑的，只不过在人们乍一想到时会感到古怪而已。

到目前为止，对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作了最全面探讨的是1932年出版的欧内斯特·梅辛杰神父的《进化论和神学》一书。他勇敢地为亚当的躯体的进化辩护，但坚持认为夏娃的出生是奇迹般的事件。亚当半边身子的一部分（不一定是一条肋骨）一定包含着“实际上完整的物种”，由此而创造的夏娃，与生物学家们称之为“无性生殖”的情况相似。梅辛杰神父最后说：“从亚当产生夏娃的问题，在《圣经》和口头传下来的教义中是那么明确，只要认真思考，至少不会成为问题。而且，除了对这件事理解上有些困难之外，没有理由去怀疑它。”

教会的神学家们和艾德勒博士也许应当更仔细地考虑一下乔治·普赖斯的革命性的地质学。他对岩石的解释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只要地层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这一理论被接受，就不会产生任何使人困惑的问题。普赖斯最近写道：“人们可能相信一个美丽而完善的世界是可以直接创造出来的，……但这种经历漫长年代的无尽痛苦的作法……看来并不是……创造世界的明智方法。这可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促它更象是一场巨大的恶梦，而不是一个创造过程。”[19]

但最好还是请他们再深思一下圣奥古斯丁这几句明智的话吧：“常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对天和地，或世界其它部分产生了疑问……。而对于这些问题，非教徒拥有知识……，而一个基督教徒根据圣经谈论这类事时，被不信教的人听了说些闲话，说他讲得驴将不对马嘴，因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实在是十分难堪而且糟糕的局面，千万要小心避免才是。”

注：

① 威廉·考珀（illiam Cowper，1731～1800），美国诗人。——译者

②按《旧约全书·创世纪》的说法，上帝创造万物用了6天时问。——译者

③居维埃（Geonges Cvier，176O～1852），法国动物学家，古生物学家。他提出唯心主义的多项创造的激变论，以反对进化学说。——译者

④原书名 Omphalos，希腊文。“肚脐”之意。——译者

⑤西斯廷教堂是梵蒂冈罗马教皇的小礼拜堂。米开朗琪罗为该礼拜堂800平方米的天花板画了以《创世纪》为内容的大型壁画。——译者

⑥ 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是美国田纳西州一个中学生物教员。认为进化论与《圣经》有某些一致之处，因而加犯了该州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令，于1925年7月被判刑，称为“斯科普斯审判案”。布赖恩是当时的助理检察官。——译者

⑦关于大洪水时期的洪水是怎么引起的，伪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福特学会特别倾向于俄亥俄州巴恩斯维尔的艾萨克·牛顿·维尔（1840～1912年）的观点。他的著作《太空中的水》（1886年，后经修订）最充分地反映了他的理论。他认为每个行星都经过一个象土星那样带有光环的阶段。就地球来说，这一光环就是大洪水的来源。维尔的观点目前仍由加利福尼亚州阿祖萨的“环形世界协会”在继续研究。

⑧据《旧约全书·创世纪》11章，世人曾计划在巴别地方建一座直通天庭的塔，上帝责备他们狂妄，使世人分散到各地，操不同语言，彼此不相了解。——译者

⑨《生物进化的幻影》，1924年，210页。

⑩皮科克（thomas Peacock，1785～186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小说《梅林科特》中有一个人物是类人猿奥兰·豪特顿爵士。——译者

[11]《天主教世界》，1930年10月号。

[12]吉尔伯特·切斯特顿（Gilbert C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译者

[13]克鲁麦格农人（Cro－Magno。）古石器时代居在在欧洲大陆的原始人。——译者

[14]米瓦特是英国生物学家。他最出色的著作是一本557页的论著（1881年）。他由于在某些杂志上撰文鼓吹自由神学的观点。1930年被革除教籍，几个月后死去。几年以后，他的朋友们说服教会，认为他的异端观点并非由于有意违犯教规，而是由于导致他死亡的糖尿病造成的，遂允许将他的遗体按基督徒的仪式安葬。

[15]《所罗门智慧篇》（the isdom of

Solomon），是罗马天主教圣经《旧约全书》中在一篇。新教认为它是伪经之一，在新教的圣经中没有收入。——译者

[16]美国南部地区的基督教会，主张对《圣经》必须一字句句忠诚，一般称这个南部地区为圣经地带”（Bible Belt）。——一译者

[17]《旧约全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译者

[18]按天主教的说法，人类是由于亚当和夏娃堕落而产生的。所以带有固有的罪行，称为原罪。——译者

[19]《泥足》（1949年）。这足一本由纽约州莫尔文的“基督教证据联盟”出版的小册子。

第十二章李森科主义

在现代科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狂想家能象苏联育种和遗传学头号权威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获得那么高的名声、那么多的吹捧和那么大的权力。克里姆林宫不仅把他的观点奉为教条，而且把他在苏联的反对者，一个一个地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清除了。有些人死在集中营里，有些人失踪了。有少数几个人仍在工作，但却转入生物学的其他领域。

这种愚蠢行为，这种有计划毁灭一门科学的行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尽管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可说，但如果我们对有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李森科奇迹般发迹之前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番了解，那么就会更加明白了。

故事要从十八世纪的法国科学家让·拉马克谈起。拉马克被称为“进化论之父”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的著作是在达尔文的著作之前半个世纪发表的，缺少足够的事实来说服他的同行，但他有一个伟大的观点，即植物和动物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缓慢进化而成的。拉马克认为，进化的过程是通过特性的遗传，而这些特性是物体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

对这种“获得性状的遗传”，经典的解释是拉马克关于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说明。长颈鹿生活在只能靠吃树叶生存的地区，而树叶却高高地长在树上。它们伸长了脖子去够树叶。这种伸脖于的动作，和这种动作的欲望，以某种方式传那么一只雄性长颈鹿脖子伸长的特性，应以某种方式传给这只长颈鹿的精子。而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机体，就象指甲一样，只不过是从身体中分泌出来的死物质，蝴蝶的翅膀就是一例。用这种无生命的组织去影响这种昆虫的基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

人们已作了很多试验来检验拉马克的理论。所有试验的结果都否定了这一理论。相反，在各种杂志上报道的、经过全世界遗传学家严格检验过的数以万计的试验，已排除了许多合理的疑问，证明基因变异理论的正确性。对带有基因的染色体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电子显微镜已经能够观察到可能是基因本身的东西。

尽管自然选择的证据迅速增加，但拉马克仍不乏忠实的信徒。在达尔文时期，英国讽刺作家塞缪尔·巴特勒写了6本书来捍卫拉马克，并激烈攻击达尔文。后来，乔治·萧伯纳又操起了巴特勒的大棒。在法国，拉马克的主张比在英国或德国存在时间都长，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发现拉马克的理论正适合他的“创造进化论”的概念。他和萧伯纳都是“活力论者”，他们认为促使进化的是一种创造的“生命力”，表现为生物体进行不懈斗争来改善自己。在美国，本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新拉马克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是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

所有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反对达尔文是因为他们感到，按照他的理论，自由意志和个人努力就没有起作用的可能了。自然选择似乎是一种盲目的、无目的的斗争，在斗争中取得的进步，几乎象是在事后才偶然想到的。正统的基督教徒反对进化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进化论比《创世纪》中的故事来，是一种枯燥无味、空兜圈子、浪费精力的作法。同样，新拉马克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说比起获得性状遗传说来，也是一种枯燥无味、空兜圈子、浪费精力的作法。一个动物所作的任何微小的努力都会遗传给他的后代，这种想法确实对人们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它认为每个个人都能直接参与进化过程。兔子越是努力地跑，它的子孙就能跑得更快。人越是使用脑子，他的孩子的脑子就越好使。

拉马克主义很容易便与唯心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全部创造活动都是以不断向上的奋斗来完成上帝的宏伟计划。同样，它也很容易与一种强调建设理想世界的政治学说结合起来。拉马克主义在这方面有一位最有辩才的辩护士，那就是维也纳的生物学家，社会主义者保罗·卡麦雷。他的《获得性之遗传》一书，在1924年译成了英文。我们可以摘录其中一段。它生动地表达了拉马克主义对具有社会觉悟的人的强烈的吸引力。

卡麦雷写道：“如果象大多数当代博物学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获得性状不能遗传，那么，真正的生物进化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人们徒劳无益地活着，白白受苦。无论他在生命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也会和他一起死亡。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如果获得性状可以偶然遗传的话，那么事情就明白了，我们并非毫无例外地都是受过去束缚的奴隶——徒劳地去挣脱枷锁的奴隶——而会成为掌握我们未来的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甩掉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登上越来越向高级发展的阶梯。教育和文明、卫生和社会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就不单造福于个人，因为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以至每一种思想，都会给下一代打上烙印。”

“卡麦雷负责进行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实验室试验，似乎证实了拉马克的观点。凭借这些试验的结果，他在1925年被莫斯科大学聘为教授。当时，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拉马克主义观点正在盛行。然而，卡麦雷在苏就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的一些动物标本是精心伪造的。卡麦雷否认这一切，并将此事归咎于他的一个助手。谁也不相信他。他立下遗嘱，把自己的宝贵藏书赠给莫斯科大学；把自己的尸体赠给维也纳的一所解剖学校，然后用左轮手枪自杀了。他是最后一个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著作和实验，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享有权威之名的。

虽然拉马克主义在全世界日益丧失威信，它却在苏联开始盛行。有一部赞扬卡麦雷的俄国影片，其中把伪造标本的事归咎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尽管如此，许多俄国生物学家继续卓有成效地探索孟德尔的基因变异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首创此说），直到三十年代末期，孟德尔主义才被苏联共产党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从此，事态便急转直下了。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h.J.穆勒，作为高级遗传学家，曾在莫斯科遗传学研究所工作过四年（1933～1937年）。他在1948年12月4日和11日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论李森科主义的权威性文章。下面摘录的一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穆勒写道：“1933年前后，遗传学家切特维里科夫、费里和埃弗罗伊姆森分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维茨基则被关进了欧洲北极地区的一个劳动营。……1936年，据传共产党员遗传学家阿戈尔被加上遗传学中“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罪名，接着便被处死了。……著名的遗传学家，如卡尔皮钦科、柯尔左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列维茨基等人的真正死因，则无从得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1936年起苏联各级遗传学家都生活在恐怖之中。那些没有被监禁、流放或处决的人，多数被强迫去于别的专业。被留在实验室的人，绝大多数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以便表明他们正努力证明官方批准的反科学观点的正确性。在战争临近结束前的混乱时期，一些人逃往西方。不过，虽然如此，仍然有少数几个人继续从事工作，以便做做样子，证明苏联还有一些遗传学家在工作。”

穆勒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清洗的遗传学家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完全忠诚可靠的。许多人甚至是苏联制度和领导的热情维护者。这是笔者通过与这些人亲身接触而了解的。’

1936年，堪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受到《真理报》的攻击，随后便关闭了。研究所的创建者所罗门·列维特公开承认他犯了孟德尔主义的错误，以后便无声无息了。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和受到尊敬的俄国最卓越的遗传学家h.и. 瓦维洛夫所担任的许多职务均被撤掉，并被指控为英国间谍。他于1942年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动营中，直到几年以后，国外的生物学家才得知他的情况。穆勒写道：“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个人……毫无疑问为苏联农业中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为一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

在俄国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大概是讨论争辩中涉及的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为米丘林（拉马克主义者）观点辩护的头号人物是特罗菲姆·李森科。此人以前是农民，曾任植物育种员，在党的扶持下步步高升。1948年的会议，标志着李森科的决定性胜利。在1948年的会议上，他作了12000字的激烈演说。为孟德尔思想辩护的人受到了野蛮的攻击，说他们是反动的、堕落的，跪倒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在会议闭幕时，李森科顺便提到他的讲话已得到苏共中央的批准。

李森科的讲话经过批准，自然意味着米丘林主义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使它成为党在生物学方面的路线。从此，要提反对它的证据，甚至暗地里同情孟德尔的观点都是不可能的事广。少数几个斗胆反对过李森科观点的科学家，一个一个写了公开信，作出沉痛的检讨，赞扬党的英明指导并保证改正自己的错误。穆勒教授写道，由已故的瓦维洛夫的兄弟领导的科学院“遵从党的命令，撤了苏联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奥尔别科、苏联最伟大的形态学学者什马尔豪森，和剩下的一个最优秀的遗传学家杜比宁等人的一切职务。因作过令人钦佩的研究工作而闻名的杜比宁实验室被封闭了。”

李森科的荣誉与日俱增。他取代了他的对手瓦维洛夫的所有重要职务。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被授予列宁勋章，并成为苏联英雄。他一度担任过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李森科表现了那些妄想偏执狂人的几乎一切主要特征。他极端利己，异想天开，对敌对者充满仇恨，对科学方法则一窍不通。朱利安·赫得黎在他1949年出版的优秀著作《东西方的遗传》一书中写道：“李森科只能说是一个文盲。我使用这个字眼是说，没办法同他在科学基础上讨论问题。……有时他似乎对有关的科学事实和原理一无所知；有时他错误地加以理解；有时歪曲它们；有时他用自己的信仰强词夺理地乏对它们。”

穆勒教授认为，“李森科的文章在理论路线上纯粹是胡说八道。显然，他既不懂什么是有控制的实验，也不懂在遗传学初等课程中所讲授的那些已经肯定的遗传学原理。”

下面是赫肯黎引用另一位重要的遗传学家S.C. 哈兰教授的类似看法。“1933年，……我在奥德萨见到李森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并观察了他的实际工作。非常明显，李森科对植物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无知到惊人的地步。”

赫告黎认为，李森科的观点如此含混模糊，简直不能称之为理论。这些观点从头到尾是照搬政治条文。对基因的存在完全否定。孟德尔主义者当然就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并不存在。遗传是由机体的每一质点来传导的。如果把一种植物突然置于一个新的环境条件下，它的遗传就会受到“破坏”（如同一场政治革命一样）。这种破坏有点象电休克疗法。它使得植物对变化有特殊的适应性。新的环境使植物内部产生了所需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永久地传给各代。

可惜，在苏联以外的科学家们设法重复李森科的实验，很少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李森科不公布足够的数据，因而对他的实验无法评价或者重复。他的有些实验无疑是成功的，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用孟德尔的理论加以解释。也许李森科不大懂得遗传理论，因而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几乎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保证实验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例如，他想在新的条件下栽种某一植物。但却不保证这种植物的品种是否“纯”（即防止这种品种中含有各种各样的隐性基出），新的植物自然就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差异。李森科想象这些差异就是由于新的环境直接造成的。他挑选出个别似乎“适应性”最强的植物，其实他这样做是自然而然，也是不知不觉地在进行孟德尔的基本选择过程的试验，原来的不纯品种内存在的基因遂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

要防止出现这种孟德尔主义的结果，唯一办法是采用在遗法方而纯净的品种。但要想得到这样的品种，需要进行近亲繁殖。而这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由于李森科不相信这一作用过程，自然也就不想干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当然，也没有别的苏联生物学家想进行这种也许会对已被宣布正确的尔西提出疑问的实验。人们对发生在瓦维洛夫和其他孟德尔主义者身上的事情记忆犹新。

现代遗传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将统计方法应用于育种试验得出的不同类型。实际上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李森科不相信“机遇”，因此反对应用统计方法。他叫嚷说，米丘林不需要统计学，为什么他需要呢？拒绝使用这一重要的科学工具，是俄国以外的遗传学家极难判断李森科宣布得到的结果是否正确的另一个原因。

李森科保证能得到的结果，有很多根本没有实现。有一次，瓦维洛夫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培育一种小麦改良品种至少需要五年。而当时李森科却响亮地宣布，用他的方法，不出两年即可培育出这种小麦。于是瓦维洛夫被指控为破坏国家建设。穆勒写道，“不用说，李森科的许诺并未兑现。”

这就自然地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总是无视现代遗传学的所有积极成就呢？为什么它退回到已被人们抛弃了的拉马克的观点呢？而用赫肯黎的话来说，拉马克的观点“只不过是蛊惑人的魔术的残余而已”。用穆勒的话来说，则“恰似相信地球是扁平的那种迷信一样。”

人们只能猜测其中原因。孟德尔是天主教徒，纳粹党人又错误地用他的观点来证明雅利安人是优秀民族的理论，不过这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李森科为抛弃资本主义敌人的“外国”科学和赞扬纯粹的俄国“科学”开创了一个方便的途径。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苏联领导人怀疑孟德尔的理论，因为对他们来说，它太深奥难懂了。也许他们觉得，只要实际结果可以使粮食增产，那么就应当把一种较简单的理论教给苏联农民。确实，俄国农业相当落后，只要进行简单的杂交，辅之以初步的选种工作和改进耕作方法，就会取得又多又快的进步。只要李森科坚持埋头搞杂交，他就很可能培育出有用的变种。他的成就虽然是用米丘林学说的词句来加以解释的，但实际起作用的是孟德尔的定律。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前所述，拉马克主义完全适合人们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心理。而按照孟德尔的理论，进化是以偶然的、无目的的变异来进行的一个缓慢过程。总的结果是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并不能感觉到本身的改进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李森科主义则提出了一种更能马上吸引人的看法。人类变得有适应性了，可以由于新的条件和个人努力而很快发生变化。可以教给俄国儿童，革命已经“破坏”了苏联人民的遗传结构：在新的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将会是一个更好的种族。这样就为一种新型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基础。

没有比指责孟德尔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变异说将进化论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基因——之上，而且它的各项定律是过去50年来经过认真的实验研究的结果。倒是苏联的观点充满了形而上学。正如穆勒教授所写的，它“包含着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神秘的‘完善原理’，一种在生物基本构成方面的预见力。”人们会想起歌德在植物学方面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曾花了几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于西西里岛，努力寻找一种“原型植物”。他相信所有别的植物都是受环境的影响从这种“理想的”植物蜕变而来的。

实际上，关于孟德尔的争论丝毫不涉及宗教、哲学或政治信仰。有神论者可以认为进化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他也可以把偶然的变异看作是实现上帝的进化计划的方法之一。不管进化的作用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为什么上帝不能采用他所希望采用的任何方法呢？偶然变异（环境对其有影响作用）完全可以象任何其他工具一样，被看成是表现神的意志的一种工具，即生命力的表现。在上面的表述中，用“自然”或“辩证唯物主义”来代替上帝，论点仍然不会改变。

同样，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样的感情，完全可以同孟德尔主义的思想成功地结合起来，就象同已过时的拉马克主义观点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样，事实上远不止这样。穆勒在莫斯科时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黑夜》。他在书中指出：一旦一种文化达到了可使其全体公民都享受到同等的环境条件，就有可能运用现代孟德尔主义的方法迅速提高大众的健康和知识水平。苏联人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穆勒现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用赫晋黎的话说，他“也许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能力，而且无疑也是最全面的遗传学家”。在苏联生物学家看来，他在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效劳，是世界上走入歧途最远的科学家之一。

当然，关于李森科主义，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一个伟大的文化，竟然使科学真理从属于政治控制。德国把一些发疯的人类学家的理论提高到正式国学的地位，开了这种政策的先例。这些例子和伽利略的发现因与国家的正统学说相违背而被拒绝的情况，原则上并无二致。事实上，苏联的一些孟德尔派学者的“认罪书”中每一句悲痛的话，和伽利略那篇出于一个受到打击，已经精疲力竭，但求免遭一死的人之手的著名的“认罪书”，如出一辙。

李森科主义的崛起给西方世界上了一堂富有戏剧性的实例教学课。幸运的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罪过还不是特别严重。诚然，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审判案是乔治·普赖斯观点的一次胜利。诚然，山于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要求，研究工作受到了控制，因为只有这些机构和公司才能给所需要的那些庞大的实验室提供经费。诚然，闭目塞听的政治家们为了确保政府研究项目的安全，并把某些基本的工作方面列入“保密”范围，这些过分的热情已使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削弱了。

但一般说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相比，美国的科学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圣经地带”的原教旨主义者仍旧读着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谴责达尔文的文章，但未发现任何科学权威或卓越人物是原教旨主义者。只有南方儿个州还有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但即使在这些州，高等学校也总是躲开这些法律。上千所大学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不受限制地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即便是在绝密的战争研究工作中，也决不可能想象：总统或国会会作出一项关于科学理论的决议，凡对此持异议者均将被撤职。

我们希望李森科在俄国的成功，将对今后许多代人起一种告诫作用，让世人记住：如果一些无知的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裁决科学争论的话，科学将会多么迅速而轻易地遭到破坏。

（附记）李森科后来倒台的经过大致如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真理报》发表了李森科对斯大林的“颂扬文章”，其中透露斯大林曾参与准备李森科1948年的著名讲话。

1954年，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以后的儿家官方党报严厉谴责学森科，说他是“科学的垄断者”、“学术界的阴谋家”，压制一切与他相对立的理论，指控他对苏联农业并没有作出实际贡献。

为了挽回威信，李森科作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他戏剧性地宣布苏联农学家捷连季·马尔采夫的一次惊人的农业新发现。事实证明，这项“新”发现与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德华·福克纳的两本书《庄稼汉的愚蠢行为》（1943年）和《第二次观察》（1947年）中提出的观点一模一样。根据福克纳十分值得怀疑的文章，用圆盘耙松土以代替用普通的犁翻耕土地，粮食产量会大幅度增加。李森科的这项宣布没有多大效果。在1956年，他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他辞职前不久。农业科学院下令出版了李森科的老对手瓦维洛夫的著作（瓦维洛夫在李森科取代他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后，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虽然这预示着恢复孟德尔主义，但当时还不大可能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李森科观点的批判，虽然和西方的批判一模一样，但却说他是“歪曲”了米丘林主义！亚伯拉罕·布伦伯格在1954年8月9日《新领袖》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李森科倒台的文章中曾预言；“如果孟德尔的遗传学能还其本来面目的话，那也将是偷偷地，不事宣扬地，通过恢复米丘林主义本来面目这个后门来进行。”

目前，在苏联生物学中毕竟有一股清新的微风在吹拂。但今后这股风将变强还是变弱，人们还不愿贸然发表意见。

第十三章仇恨的辩护士

人所共知，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如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反犹太主义的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初期。把自己的思想渊源同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法庭联系在一起的新教徒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德国第一个有影响而激烈地反对犹太人的是马丁·路德。他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把他们赶出德国。他写道：“城市和乡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是个沉重的负担，就象是一种瘟疫、灾祸……。”对于那些拒绝离去的犹太人，他建议，“让年轻力壮的男女犹太人拿起连枷、斧头、锄头……，迫使他们靠汗水糊口，就象压在亚当的子孙们的肩上的重担一样。”他进一步提议，“把他们的教堂和学校付之一炬。……把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让他们象吉普赛人一样住在牛棚马厩里，……生活于痛苦和牢笼之中。”

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再加上那种认为一个优等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的理论，则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它第一次形成理论是在哲学家费希特①1807年的《对德意志人的演讲集》中。说来十分奇怪，最早从人类学的角度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的贵族约瑟夫·德·戈宾诺伯爵②。他的著作长达4卷，于1853至1855年出版（第1卷于1915年译成英文，书名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戈宾诺对民族主义毫无兴趣。他主要关心的是反对由于法国革命而深入人心的民主概念，为贵族统治的优点进行辩护。他把一大堆人类学的事实和迷信说法混为一体，提出了一个种族等级论，其中北欧日耳曼人（高身材、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为最上等，黑人为最劣等。

戈宾诺的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作曲家理查·瓦格纳和瓦格纳的女婿豪斯顿·钱伯林。钱伯林原为英国人，但后在德国定居，为日益高涨的德意志人的命运感到鼓舞。1899年，他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成为关于北欧日耳曼人神话般的历史的第3部巨著，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质上，钱伯林是把戈宾诺的北欧日耳曼人优越论与德国的爱国大义和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结合了起来。

德国种族主义史上第三个显赫人物，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耶拿大学教授汉斯·君特。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他是纳粹在种族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当然，如果认为象君特或诸如路德维希·沃尔特曼和路德维希·舍曼之流的种族主义人类学者应对纳粹的反犹太罪行负责，那将是愚蠢的。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人的文化偏执狂中根深蒂固。不过，象君特这样的人所写的书，明显地证明了科学会轻而易举地被强烈的感情偏见所歪曲，而科学家之所以产生这种偏见，并不是由于他研究的题目，而是由于他周围的各种文化势力。

君特承认德国是多种族的国家，但他认为纯北欧日耳曼人所占的比例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大。他在他的著作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解释北欧日尔曼人如何不同于劣等种族的人。例如，他们爱清洁。据君特说，肥皂和发刷都是北欧日耳曼人发明的。他们爱好运动（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一些黑人得奖时，希特勒十分生气，拒绝和他们握手）。他们喜欢蓝色和淡绿色。北欧日耳曼女人长雀斑更显得好看，君特认为这是北欧日耳曼人的一个特征。但是歌唱“深棕色的少女”则大受谴责，因为皮肤黝黑的少女不是北欧日耳曼人。北欧日耳曼人的妇女端庄贤淑。她们在乘坐电车时，总是并拢双腿，这和其他种族的妇女不同。如华莱士·德尔在《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一书（上面的例子就是从这本书中引来的）中写的：“君特博士……在这个问题（坐电车）上显然花费了不少时间。”

根据君特教授的说法，凡是种族混合体均属劣等。德国的希望就在于避免出现这种混合体，并提高北欧日耳曼血统的纯洁性。不幸的是，正是北欧日耳曼人的美德造成了他们的衰落。例如，他们非常英勇，因此很可能去当兵而成为炮灰。他们敢于冒险，因此便移居他乡。他们注重贞操，因此晚婚节育。他们天真无邪，便容易上当，与具有“魔力”的外族女人结婚。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日益抬头的反犹太主义达到了顶峰，这当然是由纳粹党的宣传机器竭力鼓动，并由君特和让他一些人类学家提供了“科学”根据的。一个民族如此冷酷无情地、有计划地消灭另一民族，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里只须简略地重述一下现在已尽人皆知的恶梦般的恐怖史实。他们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人们地位的高低取决于犹太血液的多少；严厉而复杂的法律，决定谁能与谁结婚。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发生两性关系，要受到监禁惩罚。法律甚至保护妓女不受犹太主顾的“种族法污”。只有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商业接触还未被视为“种族耻辱”。跳舞和游戏之类的交往受到阻拦。犹太人吻了雅利安姑娘，即使是姑娘情愿，也要坐牢。有一次，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宣布，“犹太人吻雅利安姑娘，不仅仅是侮辱了姑娘本人，而且也是侮辱了整个德意志民族。”

举世皆知，最后，犹太人进行职业和经商活动的权利也被剥夺，财产被没收，公民身份被取消。在仇恨达到歇斯底里的顶点时，便出现了集中营、毒气室和震惊世人的虐待狂医学试验。

在这种疯狂行为不断加尉的情况下，德国的伪人类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赫尔曼·高克在他1934年出版的《种族研究的新因素》一书中写道，“非北欧日耳曼人处于北欧日耳曼人和类人猿之间。”再举一个典型的“科学”事实，尤利乌斯·斯特雷彻在1935年的一次讲演中说：“犹太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血液构成完全不同。至今人们还不敢承认这个已由显微镜观察证实的事实。”人们当会记得，斯特雷彻主编的《前锋》是一份专门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淫猥故事的黄色刊物，粗野、下流，鼓吹仇恨。

希特勒所使用的“雅利安”一词，最后失去了一切合理的含义。例如，日本人在成为盟友后，也被宣布为雅利安人。有一个纳粹记者恰好有一位祖母是美国印第安人中的苏人，1938年，经过若干人类学审议，新闻协会规定印第安人中的苏人是正式的雅利安人！但没有查到有关其他印第安部落的规定。

关于纳粹的神话，最突出的文字解释当然是希特勒的。其次使是由纳粹主义头号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为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写的长达700页的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这本书可谓集十足狂人神经错乱特征之大全。正统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被一笔勾销。所谓“神话”，就是德国北欧日耳曼人所自认的种族纯洁，并命定要统治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贴上“雅利安”的标签。一切坏的东西都来源于犹太人、天主教徒、俄国人和正统的新教徒。甚至基督也是一个雅利安人，不过他的观点很快就被犹太人的影响所败坏。这本书毫无价值，问世后并未受到德国著名学者的重视。他们小看了这本书，没有想到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没有一个国家能免除种族主义的毒害，美国也不例外。我们最大的罪愆，当然是对待我国有色民族的态度，这个罪想与种族问题上的伪科学是分不开的。甚至在北方各州，今天一般的白人也许还认为黑人的天赋略低。在南方，则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根据现代人类学的观点，这和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观点同样幼稚，只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这种观点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如果黑人的环境与白人一样，他们同样会作出有创造性的、具有才智的成就。已经有人进行了成百上千次认真的有控制的研究，以便找出这两个种族之间在遗传学上的差别，来证实其中一个高于另一个，但都失败了。乔治·萧伯纳恰当地概括了美国的情景，他在《人与超人》中写道，“……目中无人的美国人……迫使黑人给他们擦皮靴，于是，便以黑人与皮靴一样只为理由、证明他们是低劣的。”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当种族观念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曾有许多书籍和小册子证明黑人低劣。然而很难找到一本是由一个专业的人类学家写的书。其中大部分都带有宗教性质，主要是以《圣经》为根据。内容五花八门，但这些拙劣著作的基本主题都是：上帝创造了不同的种族，他不想让他们通婚，黑人是注定做奴仆的一个种族。这个观点遍及整个南方。约翰·卡尔霍恩有一次宣称：“让我看看哪个黑鬼能解决一个欧几里得几何的问题或者分析一个希腊语的动词，我就承认他是个人。”

在今天，看来任何有知识的人都不会再认为黑人是低等种族了，但是，甚至到本世纪初，这种看法在南方仍相当普遍。1867年，巴克纳·佩恩牧师用“艾利尔”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后来扩写为一部较大的著作），书名为《黑人在人种学上的地位》。佩恩的结论是，黑人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动物。而圣路易斯的一位居民查尔斯·卡罗尔则更给这个疯狂理论制定了明确的公式。他写的两本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黑人是野兽》（1900年）和《引诱夏娃的撒旦》（1902年），创了种族文学的记录，恐怕以后再也没人能超过他了。

卡罗尔认为，黑人是作为一种较高级的类人猿，与动物一同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充当亚当及其后裔的仆人，在伊甸园里做体力劳动。他们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有脑子但没有灵魂。引诱夏娃的撒旦，实际上就是一个黑人女仆。该隐从哪里娶到妻子这个古老的问题，获得了巧妙的解决。原来，该隐娶了一个黑人，在历史上开创了人兽混合这个滔天大罪的先例。除白人以外，所有的种族都是亚当世族与黑人动物的混血种。③

这些混血后代有灵魂吗？卡罗尔甚至认为这也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宣称，他们没有灵魂。他写道：“人类不能由黑人这种没有灵魂的生物来传宗接代。因此，所有的混血儿都没有灵魂。”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所取得的辉煌的学术成就以难不倒卡罗尔：他说，“仅凭小仲马有一个好脑子这个事实，决不能证明他有灵魂。”

如果说红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和一切黄种或棕种人后裔都没有灵魂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气派传教士向他们传播福音呢？象许多怪诞的学者一样，卡罗尔出人意外地维持了自己论点的一致性，他争辩道：上帝从未想过把福音传播给这些混血种。这样做不过表明现代的教会已变得多么的罪恶深重、腐败堕落和“黑人化”。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以来，人类的几乎所有罪恶的根源，都是由于没有承认除了纯种的白色的亚当后裔以外一切民族都具有兽性。

卡罗尔引用了杰出的人类学家的说法。他复制了脑子的重量表等等，企图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科学”证明。在他的前一本书中，有10幅恶意诬蔑黑人的讽刺画，拿它们与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男女白种人的画像相对比。卡罗尔毫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偏见”。他仅仅是一个恭顺地“为上帝工作的人”，进行着“将黑人从现在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处的反常地位上赶走，使之回到猿类中应有的地位。”他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是“渺小的、心胸狭隘的顽固分于”，对《圣经》和现代科学同样一无所知。

当然，我们希望，今日的南方再没有人相信黑人没有灵魂的说法。但是在一些宗教性的文章中，仍在利用卡罗尔在人类学方面的许多论据来证明黑人低劣。最常见的一个论据是，黑人的脑子平均起来比白人的略小。但是，白人的脑子比爱斯基摩人、波利尼西亚人、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人的脑于都略小，更不要说与非洲的卡菲尔和阿马利萨这两个部落的人的脑子相比了。甚至连尼安德特人的脑子也比现代白人的脑子大。

当然，就人类的智能而言，这种形体方面的人类学变异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数量惊人的所谓科学著作，常被人信以为真，那里尽是这一类的废话。例如，一个颅骨宽大的法国人类学家保罗·布罗卡，在1871年写了5卷书，证明头颅越宽大，脑子就越好，而法国人的头颅是特别宽大的。

在无知的白人中广泛流传着一种民间信仰，据说有色人种比别的种族在构造上更接近了猴子，这是毫无根据的。每一个种族都有某些类似于猿的特征，人们往往容易对到别的种族的这种特征，而不容易看到自己种族的这种特征。黑人嘴唇厚、卷发、身上的毛少，这些都表明，他们比高加索人距离类人猿更远。类人猿就是薄嘴唇、直发、身上毛多。

有一本书着重讲白人长得家黑猩猩。当它于1924年首次问世时，曾在英、美两国风靡一时。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作者是一位内科医生，名叫弗朗西斯·克鲁克香克。1931年出版的最后一版，共有539页，并附有许多有趣的照片。克鲁克香克争辩说，人类种族主要分为三支；白人、东方人、黑人。白种人拉近于黑猩猩，东方人接近于猩猩，黑人接近于大猩猩。由于各种族间的繁殖，偶然出现了隔代遗传的返祖现象。蒙古人的白痴显现出“猩猩”祖先的特征。畸形小头的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是“黑猩猩”血缘的返祖现象。黑人的呆痴，则是“大猩猩”特征的重新显现。不消说，这些都是再纯不过的伪科学了。

在美国，最能迷惑人的种族主义作家，无疑要数两位律师——麦迪逊·格兰特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他们的著作比别人的更接近于纳粹人类学家的作品。二人都接受了北欧日耳曼人优越的神话。他们警告说，与外族混合将使北欧日耳曼人的血统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君特的一本书中，把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照片同戈宾诺和钱伯林的照片并列，作为北欧日耳曼人优越论的四大辩护士。格兰特的像是一座青铜半身塑像的照片，也许这是为了掩盖他皮肤是黑色（他并非北欧日耳曼人）这一事实。

格兰特死于1937年，生前是一位纽约的律师、业余动物学家、美国自然博物馆理事。他的两本有关种族问题的主要著作是1916年的《伟大种族之没落》和1933年的《一个大陆的征服》。两书都由著名的生物学家亨利·奥斯本作序。这对于赞扬奥斯本的人来说，总是一件尴尬事。

最足以说明格兰特这两本书特色的是这样的说法：即这两本书是对刻在自由女神像碑座上那几行诗句的最有力的抨击。这几行诗句是：

交给我吧！把你们那些筋疲力尽、一贫如洗，

困居在一起的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拥挤的海岸倾倒出来的可怜的废物，

交给我吧！把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④。

格兰特认为，美国最早的居民是纯血统的北欧日耳曼新教徒（艾里斯，赫德利卡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古老的美洲人》中曾对此说提出疑问）。格兰特接着说：不幸的是，这个本来能使美洲发展到顶峰的优秀种族，很快就被潮涌般移来的“异族”所“败坏”。结果我们变成了一个混合的民族，就象罗马帝国衰亡前存在的那种“种族混乱”一样。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北欧日耳曼人和百分之八十的新教徒。格兰特写道：只要我们能够制止这种“异族侵略”，我们仍然可以朝气蓬勃地成长，并实现我们的命运。

格兰特认为，一切种族间的繁殖都是坏事。他说，“必须牢记，作为高等种族特点的特化现象，相对来讲是最近的发展，是相当不稳定的，而且一旦与一般的或原始的特点混合起来，就会趋向于消失。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两个种族混合的结果，从长远看，会使一个种族倒退到更原始、更一般、更低等的类型。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是黑人；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是印度人，三个欧洲种族中的任何一个与犹太人的混血儿是犹太人。”

上述说法当然丝毫没有科学根据。它们属于民间信仰，完全是一种神话，就象下面这种迷信一样：一对白人夫妇，如果其中一个有一点黑人血统的话，他们就会生出一个“黑孩子”来。

黑人处于种族等级中最低的一等，这在格兰特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写道：“……确实有证据表明，有色人种的知识和能力与他们的白人血统的成份完全成正比。……”甚至那些“流着”足够的白人血液的黑白混血儿，仍具“理智和感情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也许会不知不觉地使他们退回到他们的黑人祖先那里，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使他们成为白种人”。

格兰特说，“南方人懂得如何恩威并施地对待黑人；而只要黑人保持与白人的正当关系，人们也会喜欢他们呆在南方。……”格兰特解决“黑人问题”的办法是，各州制定严格的法律，，禁止互相通婚（顺便说一下，现在已有3O个州制定了这种法律，其中有许多还禁止白人与蒙古种人结婚），尽一切可能防止社会融合；最后，教给黑人节制生育，让他们不冉繁殖得I如此之快。

另一位美国律师洛斯罗普·斯托达德（曾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观点与格兰特大部分相同。他最著名的著作《潮涌般发展的有色人种》于1902年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正如书名所表明的，有色人种（黑、黄、棕、红）就象巨大的浪潮不断上涨一样，简直要把优秀的白种人吞没。斯托达德写道，白种人就象克努特国王⑤一样，“坐在涨潮的沙滩上，命令浪潮停息。如果他能湿着鞋跑掉，就算是幸运。”

根据斯托达德的说法，种族就是一种文化的“灵魂”。文明仅仅是躯体。他说：“如果丧失了灵魂，躯体也就衰亡了。……”是什么促使种族的灵魂丧失呢？是杂交繁殖。所有的种族混合都是坏事，特别是劣等种族卷入的话就更坏。斯托达德争论道：种族愈原始，其基因愈占优势。“这就是与黑人通婚毫无例外都会招致致命后果的原因。”

他继续写道：“如果则在的趋势不改变，我们白人最终都将遭到厄运。……而那将意味着，显然被赋予最伟大创造力的种族，在过去已取得很大成就、而将来也最有前途的种族，就会消亡。随之而被带入坟墓的，是人类最崇高的希望赖以实现的那些潜在的力量。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进化就会付之东流，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人类，就会永远实现不了天赋的命运。”

那些自认为本种族比一切其他种族优越的人们，在写文章时竞如此频繁地使用“命运”一词，实在是令人惊讶。斯托达德争辩道，如果美国要实现自己的命运，它必须以某些方式建筑“堤坝”，以便阻挡不断上涨的有色人种的浪潮。而只有当白人具备了一种“真正的种族觉悟”，并且认识到保持优越的遗传血统是头等重要事情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

斯托达德坚持认为：在这种新的看法中，有一个要素是基本的。“这就是血液。这纯净的、产生天才的血液，从古至今通过准确的遗传而流传下来，在某种有利的环境中就会成倍增加，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使我们的命运进入更崇高、更高尚的境界。”

1935年，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了斯托达德就同一问题写的另一本书《有色人种的汹涌浪潮》，“不断上涨的浪潮”，现在已变成了一片“巨澜——旋转翻滚的涡流和汹涌澎湃的浪潮汇成惊涛，互相拍击。”他虽然感到纳粹的新种族理论“很难评价”，但对纳粹人类学家君特的话却很赞赏，并加以引用。1940年，“迪尤尔、斯龙和皮尔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斯托达德最后写成的一本书，描述了他在美国参战前不久德国之行的情况，书名是《走进黑暗之中》。该书虽然温和地批评了希特勒的种族和优生纲领，但给人总的印象是，作者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目的，在许多方面抱有同情态度。

斯托达德当然不是什么受到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他和格兰特一样是个律师。他们对所写的主题仅知皮毛。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情况，在下面一些更为幼稚的种族主义著作的作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查尔斯·古尔德的《美国：一个家族问题》（1920年）；欧内斯特·考克斯的《白人的美国》（1923年）；詹姆斯·塞耶斯的《白种人能继续存在下去吗？》（1929年）；肯塔基州列克星顿一位家财万贯的马场主威廉·斯托克斯的《出生于优等种族的权利》（1917年）；以及这方面的大量英国著作，如詹姆斯·柯尔的《考验我们的时代》（1926年）等。

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是“科学家”，这一点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件幸事。它表明，虽然我们的种族感情在普通群众中，特别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是那样地强烈和普遍，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和纳粹国家还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一位有名望的人类学教授认为种族仇恨是合乎科学的，而且自从1935年以来，各主要出版社实际上已不再出版种族主义的著作。

在美国，最猛烈的反犹太主义宣传总是来自那些不懂科学的人。这种人散布种族谎言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著名的伪书《犹太人会议记录》。这是一本粗制滥造、语无伦次的著作，伪称是犹太人领袖们阴谋控制世界而召开的一系列秘密会议的记录；实际上，它是抄袭了一本法国著作，即1865年出版的莫里斯·若利所写的一本攻击拿破仑三世的书。若利的书与犹太人丝毫无关。然而，尽管这一伪造行为早在1921年就已彻底暴露，但是．无论哪里出现反犹太运动，这本书就会在哪里继续出现。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于1923年出版了这本书，并精心撰写了一篇评论。当时在美国，这本书只是在专门以反犹太人为业的人们中间传阅。

美国人塞缪尔·罗思（纽约市的一个出版半色情书籍的出版商）的一部奇怪的著作，值得简略地提到。这本书的书名是《犹太人必须生存》，副标题是《以色列在文明的一切领域对世界的残害》。此书令人怀疑的特点是，它是由一个美国犹太人写的最激烈的一本反犹著作。书的附录的标题是《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吗？》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罗思于1934年自费出版了此书（他的书全是自费出版的）。它在美国的销售量很小，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纳粹组织予以大量翻印。罗思后来的书《对现代的窥视》（1945年），概述了一个哲学和物理学的新体系。但是，这本书十分晦涩难懂。思想很乱、校对马虎，因而不堪卒读。

如果读者看到竟有人把这样的无稽之谈当成一回事，而不禁对这种愚蠢行为发笑的话，那么就请先回想一下：在种族问题上，荒谬绝伦的迷信行为在美国是多么广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众舆论曾迫使红十字会将血库分开，一个保存白人献的血浆，一个保存黑人献的血浆，虽然血浆是相同的。在南方，每一处饮水喷泉都有两个喷头，一个上面标有“白人用”，另一个标有“有色人用”。这成了可耻的纪念碑，象征着荒唐的种族观是多么根深蒂固。

人们都记得关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耶稣之所以选择撒玛利亚人作为受人喜爱的真正“邻居”的典型，是因为在古代的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少数民族。如果把“撒玛利亚人”换成“黑人”，你就会开始象基督的听众那样理解这个寓言的意义了。⑥

纳粹分子斯特雷彻曾有一次宣称：“要美，要自然，要象上帝一样。”希特勒的种族政策办公室主任沃尔特·格罗斯博士说：“国家社会主义重新体现了神的意旨，因此是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的。”基督教导人们博爱和同情，而有人竟然把他的名字同种族问题上的伪科学联系到一起。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亵读神明的事，莫过于此了。

注：

①费希特（Jo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译者

②戈宾诺（Joseph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反动的社会学家仇视人类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③如果卡罗尔还活着，读一下美国黑人作家J. 罗杰斯的3卷本著作，他该是怎样地发怒啊！罗杰斯的书的书名是《性别与种族》，出版于1941～1944年。罗杰斯为这样一种论点辩护，人类的祖先本来是皮肤颜色较浅的黑人类型。这个族系的一支演化成白人血统，另一支在非洲变成黑人。所有现在的种族，都是这两部分人由于不同程度的混合而派生出来的后裔。罗杰斯不是种族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不相信天赋低劣的说法，所以对有关极端种族主义观点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说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④纽约自由女神像碑座上雕刻的长诗，是犹太女诗人拉查洛斯（1849～1887）所作。——译者

⑤克努特（Canute，约995～1035），丹麦、英国和挪威的国王。——译者

⑥《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0章30～36节）中将撒玛利亚人作为乐善好施的人。——译者

第十四章大西洋岛和莱穆里亚

大多数人类学家和正统的基督教徒一样，都相信人类各个种族来源于一个祖系。果真如此，这一祖系究在何处兴起就成为一个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问题。可以把伪人类学家和宗教偏执狂的离奇答案写成一整卷书。俄国的人种学家最近宣布，人类最初起源于俄国。然而，不少东方的人类学家早就断言起源于东方。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未被至少一个作者说成是人类的摇篮。

一个地区越是不可能成为人类的发源地，就越对某种类型的思想家具有吸引力。恐怕没有一个地方比北极更难成为人类的发源地了，但曾任波士顿大学校长达30年之久的卫理公会牧师威廉·沃伦，却坚信北极曾是古代伊甸园的所在地。他所著的《复乐园》（1885年）是一部学术著作，长达500多页。沃伦在书中引用了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等科学以及神活，来证明北极的气候一度曾非常温暧宜人。上帝正是在这里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后来，诺亚时代的洪水淹没了伊甸园所在的陆地，并使气候变成现在这样寒冷。

然而，在沃伦著作问世的前三年，在美国已公开提出一个更加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明尼苏达州的改革家伊格内修斯·唐纳利，本书在第三章中曾把他作为维利科夫斯基学说的先驱加以介绍。他的著作《大西洋岛》于1882年由哈泼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后曾风行一时。随后被译成各种主要语言，就在近几年前，还发行了新注解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在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中，没有一本比它流行得更广，影响更大。

唐纳利论点的要旨是，圣经上的伊甸园位于一度存在于大西洋的一个广阔的大陆之上。人类正是在那里，在冰河湖之后脱离了野蛮状态，发展了世界上最初的文明。那里曾有高度的文化，信奉拜日教，并拥有先进的科学知识。从大西洋岛出发的殖民者，向四面八方进发。他们是美洲、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批居民。大西洋岛的历代国王、王后和英雄们成为古代宗教的男女众神。大约在13000年前，一场火山大爆发震撼了大地，大西洋岛的整个大陆沉入汪洋。诸如诺亚的故事这类有关洪水的传说，就是这场大灾难的记载。

为了支持这些论点，唐纳利列举了一大堆地质学、考古学以及传说中的可疑材料，着重论证古埃及文化和南美洲早期的墨西哥印第安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发现这两个地区都有涂尸防腐的知识，都使用一年365日的历法，都建筑金字塔，都流传着有关洪水的神话，等等。为了把地中海世界和南美洲连系起来，唐纳科辩称，人们必须设想，在位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一片大陆上，曾存在过早期的文化。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在论述这一主题的作家中，能够运用推理把“一个土堆说成是一座大山”的，莫过于唐纳利了。

实际上，唐纳利的这本书不过是现代人挖空心思来证明柏拉图最早记述过的关于大西洋岛的古希腊神话而已。柏拉图把大西洋岛描写成为一种穷奢极欲的野蛮文化，它一度存在于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附近。众神对这个岛上的腐化堕落感到不悦。作为惩罚，他们降下一场大地震，使大西洋岛在一昼夜之间沉入大海。爱伦·坡①在他的《海上城市》一诗中所描述的，也许就是大西洋岛的一座半被淹没的城市。

天堂的亮光照不到下方

这座城长夜茫茫；

但从惊涛海上射来的光

却静静地洒在塔楼上，

洒在穹顶，洒在塔尖，洒在富丽的厅堂上，

洒在神殿，洒向那巴比伦式的宫墙——

中世纪的学者大多承认大西洋岛的存在。那时的著作屡次提到这个地方，但没有给柏拉图的记述增添什么重要的内作。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个神话作了种种的推测；到十九世纪，出现了几本专门叙述这一问题的著作。然而，只有对唐纳利写出了他那本书，这才对柏拉图的传奇故事作了有条理、有学术性并且似乎是科学的辩护。就连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那样的显赫人物，也深为唐纳利的书所打动，他竞要求内阁批准拨款，派遣一艘船前往大西洋去探察那个沉没了的大陆的轮廓。（格莱斯顿本人就有几分伪科学家气味，他曾写过一本关荷马的书，在书中论证说古代希腊人是色盲，因为在和《奥德赛》两书中缺乏表示色彩的词汇。）

自从唐纳利的书出版以来，出现了数目惊人的类似著作，然而没有一本比唐纳利的著作更加别出心裁和雄辩有力了。本世纪内以各种语言出版的关于大西洋岛的著作，保守一些估计也有数千种之多。当然，其中大多数是一此怪人在神志失常的情况下写成的，甚至没有一点儿文学价值，完全不值一提。较为引人人胜的是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者的作品，这些人接触到唯物主义者接触不到的一些秘密材料。在通神论、罗齐克鲁斯派教义②和人相学的信仰者中间，有一些人写了关于大西洋岛的书，他们汲取了那些接受秘传的人所掌握的材料。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者对大西洋岛的问题有直接的悟力。有几本书，例如1911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出版的约瑟夫·莱斯利所著809页的《沉沦的大西洋岛重现于世》，则完全是凭借通灵术，从死去的大西洋岛人的灵魂那里弄来的材料写成的。这种作家，自然有办法弄到古代大西洋岛的大量内部详情，尽管他们的著作同伪科学之类又非一事，但其中许多书饶有兴味，值得一提。

研究大西洋岛的神秘学者中．神志最清醒的是一位名叫刘易斯·斯彭斯③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他写了40部关于民间传说的著作，其中有6～7部是有关大西洋岛的。与其他神秘主义者不同，斯彭斯的观点几乎完全以地质学、生物学、神话和考古学作为依据，当然也大量掺入了想象的成分。他认为柏拉图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他认为大西洋岛人是一个混合的种族，脑子颇大，他们迁往欧洲的第一批移民是人类学家称之为克罗马尼翁的种族。斯彭斯在1924年出版的《大西洋岛问题》中写道：“如果允许一个有爱国心的苏格兰人说句大话，那么我可以说，我真诚地相信，苏格兰人在智力和精神上高人一等，苏格兰人的血管中几乎可以肯定流着克罗马尼翁族的血液。……”

1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彭斯开始热衷于研究他所谓的古代人西洋岛的堕落与现代欧洲的堕落之间相类似的问题。他在1942年出版的《欧洲会步大西洋岛的后尘吗？》一书中论证说，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道德正在严重败坏。正如神秘学的各学科，例如星占学（斯彭斯对此深信不疑）被古代大西洋岛人所败坏一样，纳粹党人也把神秘学的秘术变为魔鬼的“妖术”。斯彭斯对于罗森堡和其他一些德国作家主张北欧日耳曼民族起源于大西洋岛这一观点特别感到恼火，因为证据清楚地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才真正是大西洋岛人的后裔。正如大西洋岛人遭到神的惩罚一样，德国也必将遭到一场大灾难——整个欧洲也将如此——除非它悔过自新，回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上来。他问道，“这种惩罚会不会就象降临在大西洋岛居民头上的那种可怕的末日一样呢？这是凡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斯彭斯早期写的一些有关大西洋岛的著作，曾经对德国人关于大西洋岛的种种推测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无法证明，他设想德国可能由于突然被淹没而输掉这场战争这一点，是否引起过纳粹党的重视。1944年问世的斯彭斯的《这场战争的神秘起因》一书。更加洋尽地论述了德国神秘学的邪恶根源和德国即将面临的末日。

通神论者一向认为大西洋岛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在这一神话之外又增添了另一个——莱穆里亚的神话。这一名称最初是由一位十九世纪动物学家提出来的，用以命名他认为肯定曾在印度洋上存在过的一个地块。这就能够说明狐猴④的地理分布状况。通神论的权威人土布拉瓦茨基夫人采纳了这一名称，并较为详尽地叙述了“第三祖系种族”，她相信这一种族曾在莱穆里亚繁孳。

根据布拉瓦茨基的说法，地球上至今已出现过5个祖系种族，而且将来还要出现两个。每个祖系种族有7个“子族”，而每个子族又有7个“支族”（通神论者认为7是一个神秘的数字）。第一祖系种族曾居住于北极附近的某处，是“火雾”人，他们飘渺而不可见。第二祖系种族曾定居于亚洲北部，他们的身体呈星状，隐约可见。最初，他们通过分裂来繁殖，但这种方式经过在个体内并存两性器官的阶段后，终于进化到交配生殖。第三祖系种族曾住在莱穆里亚。他们有肉体，是象类人猿一样的巨人，逐渐发展成为类似现代人的形状。莱穆里亚在一场大灾变中沉入海底，但在此之前有一个子族已移居于大西洋岛，在那里成为第四祖系种族。

第五祖系种族是雅利安人，他们起源于大西洋岛人的第五子族。根据通神论者的说法，现在正从雅和安人的第六子族逐渐演变出第六祖系种族。这一过程正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发生，用安妮·贝赞特的话来说，那里的“气候最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伊甸园”。最终，美洲大陆将会沉沦，而莱穆里亚将从太平洋中升起，成为第六祖系种族的家园。第七祖系种族（从第六祖系种族的第七子族发展而来）兴起和衰落后，地球上的循环将告结束，而将在水星上开始新的循环。

后来的神秘学学者接受了布拉瓦茨基、贝赞特和其他早期通神论领袖们提供的这些线索，并以迷人的细节加以扩充。斯科特—埃利奥特的一部通神论著作《大西洋岛的故事》（1914年）提供了关于在大西洋岛上相继出现的7个子族的最丰富的材料。来源于莱穆里亚的第一个子族是耳莫赫尔人。他们身高10至12英尺，皮肤呈褐黑色。第二个子族特拉瓦特利人的皮肤呈黄铜色，有崇拜祖先的习俗。然后是托尔特克人，他们拥有大西洋岛时期最高的文化，持续了约1万年。他们身材高大，皮肤呈更深的黄铜色，相貌有如希腊人。他们的科学非常先进，拥有托尔特克飞船，利用现今人们还不知道的一种宇宙力航行。有时候托尔特克人喝动物的生血（安妮·贝赞特早先曾写道：托尔特克人身高27英尺，他们的身体非常坚实，以致“我们现有的刀子不能割破他们的肌肉，就象不能切割岩石一样”）。

在托尔特克人之后出现了都兰人，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者，但却是伟大的殖民者。此后出现了闪米特人，他们有高度发展的理智和内在的良知。他们是一个狂暴和不满足的种族，经常和邻人交战。第六个子族阿卡德人是最早的立法者。最后出现了蒙古人，他们移居到亚洲，是在大西洋岛外发展自己文化的第一代人。

人相学是战后德国发展最快的迷信。人相学协会的创始一人、已故的鲁道夫·斯坦纳全盘接受了斯科特—埃利奥特的学说，然后根据他声称不允许公开发表的资料，增添了他自己的一些细节。在他的《大西洋岛和莱穆里亚》（1913年）一书中，他说莱穆里亚人不能够进行思考或计算，主要依靠本能生活。他们没有语言，但通过心灵感应来相互沟通。他们住在洞穴中，具有很强的意志力，这使他们能够举起极大的重量。当时的大气比现在稠密，水有更大的流动性，地球处于尚未形成固体的粘性状态。

英国人詹姆斯·丘奇沃德上校是关于莱穆里亚，或他称之为“穆”的最坚持不懈的宣传者，他曾在印度的孟加拉枪骑兵团中服役过。在担任救荒工作的青年官员时，他和印度的一所寺院学校的僧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这位上校说，这个僧人允许他看一批用古代“穆”文写成的书板。在这个僧人的帮助下，这批书板终于被译解出来。丘奇沃德作为退役军官居住在纽约州芒特弗农。他在70岁时根据寺院的那些书板，开始写作关于“穆”的一系列著作。1926年出版了《消失的大陆“穆”》，随后又发表了《“穆”的子孙》（1931年）、《“穆”的神符》（1933年）和《“穆”大陆上所教授的宇宙力》（1934年）。这位上校于1936年去世，终年86岁。

根据丘奇沃德的意见，“穆”就是两亿年前创造出人类的那个伊甸园。那是一种特殊的人，而不是进化的产物。莱穆里亚人的文明达到高度发展，他们的科学远远超过我们的水平。他们的成就包括：掌握了能够抵消地心引力的“宇宙力”，这个事实一定会引起巴布森重力研究基金会的兴趣。这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时所使用的是同一种力。事实上，耶稣是从印度和西藏的圣人那里学习了“穆”的圣教，因此他的教诲都来源于“穆”。约12000年前，在赤道附进的一条地下天然气带发生爆炸。由此而引起的大震动，使整个“穆”大陆沉入海底，它的6400万居民也同时灭亡。太平洋诸岛是“那块大陆的可悲的残迹”。正是同样的水灾后来吞没了大西洋岛大陆。

丘奇沃德全盘接受了神秘学的全部衣钵。灵魂转生说、传心术、灵魂摄影术、灵体说，等等。他的有关“穆”的一部著作的结尾叙述了一位印度高僧，也就是那位给他看“穆”文书板的印度僧人，如何使他进入恍惚状态，然后他们两人看见了自己前世化身的情景。印度高僧不断呼唤丘奇沃德，称他为“我的儿子”。在这次返回前世的情景中，作者看到自己是一名阵亡的士兵，高僧在他身旁哭泣并呼喊，“我的独生子战死在沙场！”

这些关于“穆”的著作，文字都很粗糙，而且夹杂有大量的地质学和考古学上的错误，以致连其他大西洋岛和菜穆里亚学者都普遍认为是编造的胡说八道。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见过成为丘奇沃德知识主要来源的那些书板，他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他发现书板的究竟是哪一所寺院。

关于大西洋岛的沉没，汉斯·贝拉米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本书前面曾提到贝拉米是霍尔别格宇宙冰学说在英国的主要宣传者。他在《大西洋岛的神话》（1948年）书中论证说，大西洋岛的沉没是由于地球捕捉到现时的月亮时引起的地震所造成的。贝拉米的美国对手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医生不同意此说。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维利科夫斯基告诉我们，柏拉图确定大西洋岛的沉没发生在梭伦的时代以前9000年，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维利科夫斯基写道，“这里多了一个零，大西洋岛沉没的最可能的日期是……梭伦在世的900年之前。”当然。这一日期是与维利科夫斯基的游动彗星首次出现所引起的大震动相符合的。

关于沉没大陆的神话，惹得许多近代学者大动脑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地质学家们认为远古时代的水陆分布状态与今天的状况非常不同，但他们一致同意，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的短暂时期里，并未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大陆沉没。事实上，在地质学方面或考古学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可靠证据来证实大西洋岛和莱穆里亚这两个神话。然而这方面的著作还是源源不断。1900年以来，各国有几十种专门研究大西洋岛的小刊物。斯彭斯曾一度在英国编辑这样一种期刊，而贝拉米目前正在出版同样性质的杂志的一家英国公司中任职。已经成立了无数的大西洋岛协会。20年前，一个丹麦团体竟然印制了大西洋岛的邮票和货币，并设计了一面大西洋岛国旗。1936年在芝加哥组织了一个莱穆里亚联谊会，以便发展“祖国”的古老智慧并创立莱穆里亚的新秩序。它的出版物由一个转生的莱穆里亚人撰写，由密尔沃基的莱穆里亚图书公司出版。这个团体还计划在南卡罗来纳州某处建设一个“超级城市”，但显然他们的莱穆里亚智慧没有能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这一计划。

这一切背后的心理因素是不难理解的。当然，在梦想一片辽阔而神秘的仙境，例如仙境奥兹时，显然存在着逃避现实的因素。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因素，就是想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一个充满大西洋岛人血液的人，或者是一个转生的大西洋岛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得悉芸芸众生的肉眼凡胎看不见的大量神秘事物的人。赫伯特·威尔斯在他的小说《克里斯蒂纳·艾伯塔的父亲》中，描写了一个孤独、富于幻想而又神经过敏的人物普林比先生的形象，他发现大西洋岛的神话非常引人入胜。在贝拉米的下面一段话中倒是可以听到普林比的声音：

名称有一种魔力，……而在那些有魔力的词汇中最有魔力的是“大西洋岛”。当我们说出这个词时，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明确的事物，但这犹如一道阳光突然照耀了黑暗的过去，使我们瞥见云端中的高塔，豪华的宫殿和庄严的寺院，犹如失去的文明的幻象触及了我们灵魂的最深处。

幻想作品和科学幻想小说也没有逃脱这种魔力的迷惑。在儒勒·凡尔纳的中，尼莫船长的潜艇访问了大西洋岛高塔的废墟。在柯南道尔所写的《马拉科特深渊》中，一群科学家乘坐一个钢制圆球体下沉到大西洋岛，在那里发现一座繁荣的城市。这座城市由一个防水穹顶所覆盖，它生产自用的空气并用荧光灯照明，居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当年大西洋岛的一位科学家预见到即将降临的灾难，设法挽救了城市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已掌握了原子能，并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投射到屏幕上。本书在第五章中提到《惊人故事》里的“天际飞行物之谜”。故事中出现的邪恶的德罗人，原来就是来自沉没的莱穆里亚。

可以肯定，关于大西洋岛和更古老的故乡“穆”的种种推测，在未来的许多年代里仍会占据伪考古学家们的头脑。在海洋深处最后一平方英里得到充分考察之前，那些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可以相信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如下诗句：

海上古岛一度绿树成荫，

如今幽暗的珊瑚丛生。

巍峨壮丽，威严无比，

耸立着古代大西洋岛的宫廷。

注：

①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译者

②罗齐克鲁斯派（Rosicrucian）：十七、十八世纪一种自称有各种秘传的知识和力量的秘密宗教结社。——译者

③刘易斯·斯彭斯1955年于爱丁堡逝世。

④莱穆里亚（Lemuria）是从狐猴（Lemur）一词来的。——译者

第十五章大金字塔

你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在埃及地显神这奇事，直到今日……

《耶利米书》第32章第18～20节

关于圣经的考古学著作令人眼花缭乱。这些著作从那些力避得出无根据论断的人们所作的有水乎而客观的研究，直到肆无忌惮曲解材料以求符合圣经记载的那些人的著作，不一而足。100年来人们写出成千上万本书籍和小册子，用以表明考古学上的“最新发现”证实了圣经历史中的一切细节，特别是受到不信教者嘲笑的那些奇迹故事。在某些著作中，很难说这种歪曲是无意识的。例如，慕尼黑大学的休伯特·格里姆教授在二十年代发表了一个石碑的“译文”，译文中叙述了婴儿摩西如何被法老的女儿从芦苇丛中解救出来。后来发现这位教授是对石碑上的裂缝和风化痕迹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再把它们和象形文字结合起来而得到合乎要求的译文。

在用英文写成的伪考古学文献中，最有地位的著作是查尔斯·马斯顿爵士的三本书：《圣经是真实的》（1934年）、《关于圣经的新证据》（1934年）和《圣经的新生》（1937年）。在学术味道较少的著作中，约翰·基纳曼的《事实的发掘者》（1940年）是比较明显的一例。从这部书中，读者得知已经发掘出亚伯拉罕的故居，甚至发现了他的签名，以及圣保罗一度在英国讲道的证据。然而，基纳曼对确定罗得妻子化为盐柱则持谨慎的态度①。他写道，“在那个地区确实有许多盐柱，但谁也说不准哪一个是那位不幸的女人的遗体。”

每隔几年就有人进行一次探险，前往阿拉拉特山去寻找诺亚的方舟。英国霍尔别格学会会长兼一家大西洋岛杂志的编辑埃杰顿·赛克斯几年前曾计划进行这样一次探险，但俄国当局对安卡拉的奥斯曼官员施加了压力，拒绝发给他签证。根据俄国人的说法，他的探险是“英美军方企图从阿拉拉特山刺探俄国边境情况的阴谋”的一部分。然而，1949年由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阿伦·史密斯博士领导的另一支探险队却真的爬到了阿拉拉特山侧12000英尺的高处。不幸，他们并未找到方舟。史密斯在报告中说，“我们说不准方舟是否有可能在更低的地方登陆，或者它是否被地震的废墟完全地没，因为这一地区的地震是很剧烈的。再者，方舟也许被埋在山脉北侧的冰雪下面。我们虽没有找到方舟，但确实为其他人扫清了道路，别人或许会有更好的运气。”

当然，即使在此概略地介绍一下那些希奇古怪的圣经考占学文献，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所谓金字塔学的这个方面却颇为奇特而丰富多彩，很值得注意。本章将专门谈一谈这个题目（这方面著作的数量之多，堪与有关大西洋岛的著作相比）。

埃及的大金字塔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迷信有关，尤其与罗齐克鲁斯派和其他神秘学的种种教义有关，但是金字塔学直到1859年才算诞生。正是这一年，伦敦一家出版公司的一个怪僻的合伙人约翰·泰勒出版了他的著作《大金字塔：为何而建？何人所建？》。

泰勒从未驾临过金字塔，但他越研究金字塔的结构就越相信，建造金字塔的建筑师不是埃及人，而是一个奉上帝旨意行事的以色列人。也许他就是诺亚本人。泰勒写道，“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建造了方舟的人才最有能力去指导建造大金字塔”。这真是一段有趣的史话，可怜的老诺亚在完成了建造方舟的艰巨任务和度过洪水之灾以后，又被派往埃及去指导更为艰巨的建造金字塔的工作！

泰勒所以认为金字塔是出自上帝的设计，主要的理由是：他发现在金字塔的结构中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数学道理，远远超过古埃及时代的知识范围。例如，用塔高除塔基一边的倍数，可以得到很接近圆周率的数值。此外，泰勒还煞费苦心地想到，金字塔的建筑师所使用的长度单位恰恰是圣经上的“腕尺”②。诺亚建造方舟、亚伯拉罕建造犹太神堂，以及所罗门建造他的殿堂时，使用的都是这个单位。泰勒认为“神腕”约长25英寸，并以地轴长为基础。由于地球在两极呈扁圆形，它的直径就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有什么能比地球旋转的轴心更适合于作神的计量单位的天然基础呢？地轴除以400000就得出神腕的长度。泰勒从金字塔上还发现了神的其他计量单位，例如国王墓室中一只石柜的容量，他认为所有这些计量单位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根据，因而比其他计量制的基础更为优越。

除了金字塔所体现的这些所谓真理之外，泰勒还在旧约和新约全书中找出几十段话，如果把这些段从前后文中摘出，就可以解释为讲述金字塔的。例如，在《以赛亚书》第19章19～20节中写道：“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作记号和证据……”。《约伯记》第38章5～7节中有：“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泰勒相信，甚至圣保罗在下面这段话中谈的也是金字塔：“……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以弗所书》第2章20～21节）。他解释说，金字塔象征着真正的教会，基督是它最顶端时角石（顺便说一下，这个象征在基督教神话中很常见，而且由美国的开国元老们采用为美国国玺的背景图案）。

如果不是由于苏格兰天文台台长、爱丁堡大学教授查尔斯·史密斯的缘故，泰勒的推测大概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史密协对泰勒的理论满怀热情，他不久便自信金字塔象征着比泰物所设想的甚至更为重大的真理。他的664页的大作《大金字塔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在圣经金字塔学中的地位有如唐纳科的著作在大西洋岛学中的地位。1864年出第一版立即获得成功。这部书后来又发行了4版（最后一版经过大量修订于1890年发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后来出版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作品。1865年史密斯自费前往埃及，以便亲自测量大金字塔。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3卷本的（《在大金字塔旁的生活和工作》（1867年）和《智者的古迹》（1868年）。

《大金字塔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可称为这类作品中用“杰作”。一个热衷于某一理论的聪明人这样是不费力地巧妙处理自己的研究课题，使自己的著作符合先已形成的观点，这一点是没有几本书能够做得到的、遗憾的是本书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极为简要地介绍一下史密斯的惊人发现的梗概。

首先，史密斯发现以金字塔一块表层石的宽度去除金宇塔的塔基，得数正好是365，即一年的天数。表层石原来是金字塔的外部表层。第一块表层石是在泰勒死后才出土的，因此他并不知道这种石块的宽度。石块的尺寸稍大于25英寸，史密斯认为这个长度正好等于神的腕尺。如果我们确定一种新寸，史密斯称之为“金字塔寸”，它是表层石宽度的二十五分之一，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建造金字塔时所使用的最小的神的计量单位。它正好是地球两极间半径的千万分之一。这位苏格兰天文学家认为，这一单位一代代地传下来，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寸。不过，在相传的过程中稍有变化，英寸比神的单位略短了一点。许多年以后又发掘出一批表层石，宽度则完全不同。然而，到那时金字塔寸已经在金字塔学的文献中牢牢地确定了，因此那些热衷此学的人只是耸耸肩，承认第一块表层石的宽度“凑巧”正是一腕尺。

史密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在金字塔的里里外外用他的金字塔寸测量了每一个可量的部分，想看看到底能发现多少科学真理和历史事实。他的收获十分丰富。例如，把金字塔的高度乘以10的9次方，所得数字接近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变换金字塔的各种长度还可得出地球的平均密度、地轴岁差的周期、地表的平均温度，以及近年才发现的其他许多科学事实。除了关于长度、重量、容积等等的神的计量单位制以外，史密斯还提出一种“金字塔温度计”。它确定冰点为零度，并把金字塔石结构第50层高度的法老墓室室内温度定为50度。

不过，史密斯最惊人的贡献是对一个叫作罗伯特·孟席斯的人的理论作出了精心的解释。这个理论说金字塔的内部通道象征着一部宏伟的历史进程。用金字塔寸准确地测量这些通道，每一寸算作一年，同时对象征作出正确的解释，就可以得到地球上过去和未来的重要事件的日期。例如，人们可以知道世界是在公元前约4004年创造的，还可以知道大洪水和古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间，以及建造金字塔的日期称为“大走廊”的一条坡道的开端处标志着基督的诞生。其他部分分别表示基督受难（在世33寸年之后）、坠入地狱，以及最后的复活。沿走廊继续向上走，会发现它的尽头是在1882或1911年处，这两个年份的差异是因为测量大走廊长度的方法不同所致。依史密斯看来，这29年期间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人间之前的大苦难时期。

史密斯能取得这样惊人的科学与历史的对应是不难理解的。谁要是动手测量象金字塔这样复杂的建筑物，都会很快获得大量的尺寸供你任意利用。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把这些尺寸翻来覆去地配比，那定会得到与重要的历史日期或科学数据相应的许多数字。由于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因此这种对金字塔“真理”的探求若不获得很大的成果，那倒是怪事了。

以金字塔的高度为例，史密斯把它乘以10的9次方，得到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这里的9完全是任意设定的。如果用这样简单的乘法求不出到太阳的距离，他还可以用别的乘法来试验得到月球或最近一些星球的距离，或者取得别的科学数据。

这种数字游戏由于下面的两个重要事实就变得更为容易。（1）金字塔各部分的长度根本没有得到承认。与史密斯同时代的权威考古学家对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表示不同意，包括金字塔塔基长度这个基本本数据。后来的考古学家在史密斯之后作了更为准确的测量，得出的数据仍然各不相同。在许多情况下，史密斯可以从几种不同长度中任意选取一种。此外，他还可以使用自己的测量结果。有时候他又把互相矛盾的测量结果加在一起，利用其平均值。（2）体现科学真理的各种数据同样也并不准确。例如，在史密斯的时代并没有很准确地知道地球至太阳的距离，而且这个距离由于地球的轨道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所以又有一定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对数值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既可以取地球至太阳的最短距离，也可取最长距离，或其平均值。就是这3个数字也还可以在当时不同的天文学家所得出的不同数值中进行选择。史密斯所引用的一切科学“真理”都包含着这样模棱两可的东西。

唯一难以用数字游戏来解释的金字塔“真理”，是圆周率的值。埃及人也许是有意识地使用了这个数值，但看起来它更可能是另一个设计的副产品。据希罗多德③说，对金字塔的设计是每一面的面积等于以金字塔的高度为一边的正方形的面积。如果能实现这样的设计，金字塔的形状就是完美的。高度与两倍塔基之比自然就是准确的π。

泰勒和史密斯都大谈5这个数字在金字塔的结构中是一个关键数。金字塔有5个角和5个面。金宇塔寸是一腕尺的五分之一的五分之一，等等。史密斯的信徒之一约瑟夫·塞斯说：“用了这样多的5决非偶然，而且在自然界和在新的发现中都与上帝的这种安排相符。不妨留心一下，每个人的肢体都有5个末端，有5种官能，摩西五书，两个5构成的戒。”

不妨开个玩笑，如果我们在《世界年鉴》中查找有关华盛顿纪念碑的一些事实，也能找到不少个5。纪念碑的高度是555英尺5英寸。碑基是55英尺见方，窗户开在碑基之上500英尺处。如果将碑基乘以60(即一年中月数的5倍)，得数为3，300，这恰恰是顶石重量的磅数。再者，华盛顿(ason)这个词正好有10个字母(5的2倍)。如果将顶石重量乘以碑基，其得数是181，500，很接近于以英里计算的每秒钟的光速。如果用比标准英尺稍小的“纪念碑尺”测量碑基，就得出其一侧为56．5英尺。将此数乘以33，000即可得出更接近于光速的数字。

而且，纪念碑呈方尖形——一种古埃及建筑结构——这难道没有意义吗?在面值一美元的钞票上，在华盛顿画像的背面印有大金字塔图形，这难道也没有意义吗?再者，在一元美钞上印金字塔图形的决定是由财政部长于1935年6月15日宣布的——日期和年份都是5的倍数。而且财政部长(tary of treasury)这个职位的5个英文词不正好是由25个字母(5乘5)组成的吗?

仅仅利用《年鉴》所提供的有限的数字进行计算，会普通算数的人只需约55分钟就可发现上述的“真理”。想到史密斯亲自进行了测量，获得可供应用的几百种尺寸，而且用了20年光景仔细琢磨这些数字，他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如此，史密斯的著作给上百万的天真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各种文字出版了几十本书来推进这—伟大研究事业，并增添了不少资料。在法国，金字塔学的主要倡导者是巴黎圣德尼教堂的F．穆瓦尼奥神父。1879年，在波士顿南十区老教堂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成立了“国际度量衡维护和改善协会”。该协会的宗旨是修改各种计量单位以便使它们符合于神圣的金字塔标准，反对法国的“无神论的米制”。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是该协会的支持者，虽然他谢绝担任该会会长。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克利夫兰由该协会的俄亥俄分会出版了一份名为《国际标准》的期刊。该分会的会长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为自己的臂长正好是一腕尺而自豪，在该刊第1期上著文写道：“我们深信是为上帝而工作，我们不抱有任何自私或图利的动机。我们蔑视任何种类的个人对抗，但我们宣布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反对那个极端邪恶的法国米制。……我们对无知者的嘲笑和怀有偏见者的讥讽不屑一顾，那无损于我们丝毫。……这是一场‘标准之战’。让我们永远高举建立在公正的计量标准基础上的真理、自由和博爱的旗帜，因为只有这样的计量标准才能为上帝所接受。”

后来的一期刊有一只歌曲，其第二节的歌词是：

打倒“米制”的一切诡计，

那是洋人鼓吹的东西。

我们仍然信奉祖辈的上帝，

维护祖先的“规矩”！

完美的英寸，完美的品脱

英镑享有诚实的声誉。

维护它们的世上地位，

直到世界末日的号声响起！

史密斯著作中的预言对各种派别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特别是在英国，有强烈的吸引力。约瑟夫·赛斯的最流行的早期著作之一《石头的奇迹》（1877年）竟出了14版。一位名叫加尼尔的上校于1905年写了一本书，根据金字塔证明基督将于1920年返回人世。沃尔特·温于1926年发表了一本类似的作品。他没有因书中预言未能应验而气馁，于1933年又写了一本书，再次作了同样拙劣的预言。伯特兰·罗素在一篇论文中对这类作品作出了如下总结：

“我倒是喜欢那些为了读懂它的神秘传说而研究大金字塔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写出不少巨著，其中有些作品已由它们的著者赠送给我。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大金字塔对该书出版前的世界历史总是作出准确的预言，但对该书出版后的预言就不那么可靠了。一般说来，作者预言不久将在埃及发生战争，随着便是哈米吉多顿的善与恶的大决战④以及‘基督之敌’的出现⑤ ，但是到此时已有那么多的人被指认为‘基督之敌’，以致读者不得不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

有一位美国牧师为史密斯的研究成果所深深感动，他就是现在被称为“耶和华的见证”的一个教派的创始人，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的查尔斯·拉塞尔。1891年，拉塞尔牧师出版了他著名的多卷本《圣经研究》的第3卷。这是一部有关圣经预言的著作，并以大金字塔提供的证据作为补充。书中刊载了史密斯的一封来信。这位苏格兰天文学家在信中高度赞扬了拉塞尔所作的有独创性的新贡献。

根据拉塞尔的说法，《圣经》和金字塔都清楚地表明，基督已于1874年第二次降临过人世，不过未为人们所见。这次降临带来了40年的“丰收期”，在此期间教会的真正信徒被召唤到拉塞尔的领导之下。1914年结束之前，将开始至福1000年⑥。死者将复活，并得到皈依基督的“第二次机会”。那些拒绝者将被消灭，从而使世界上的一切邪恶清除净尽。至福1000年开始时，在世的教会信徒会永生下去。这就是“耶和华的见证”教派的口号“千百万生者将永生不死”的意义。

在英国，埃德加兄弟（约翰和莫顿）深深为拉塞尔的金字塔学说所感动，他们迫不及待地前往埃及亲自进行测量。在那里“他们从这座建筑物的象征性和预言性的启示中，又相继发现了新的奥妙”，从而为那位牧师的观点找到了“完美的证据”。他们的卓越研究为后代留下两大本著作，上述引文即录自第1本。两本著作出版于1910和1913年，书名为《大金字塔的通道和墓室》。

使拉塞尔的信徒大为失望的是，1914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不过是世界大战，于是这一派别失去数以千计的信徒。拉塞尔有关金字塔研究的著作，在出版新版本时对关键地方的词句稍加修改，以掩饰预言的失灵。例如，1910年版写道，“……对上帝选民的拯救必然发生在1914年前的某一时间……”（228页）。而1923年版这句话改为，“……对上帝选民的拯救必然发生在1914年之后不久……。”莫顿·埃德加（其兄约翰在大失所望的1914年之前去世）在二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附和当时流行的拉塞尔派的说法，即基督（从1874年起已降临世上）于1914年已开始对世人实行无形的正义统治。

拉塞尔于1916年死后，拉瑟福德法官继承了他的事业，但他后来完全放弃了金字塔学。拉瑟福德在1928年11月15日和12月1日的两期《守望塔和预言者》上著文猛烈攻击金字塔学，提出不少独创的论点，他说在埃及的所谓圣坛实际上是撒旦为了把虔诚的信徒引入歧途而设置的。耶稣提到过金字塔吗？当然没有。这位法官写道，研究金字塔是浪费时间，而且表明对《圣经》的完美缺乏信心。

拉瑟福德在文章中没有告诉读者，他是否也曾作过错误的预言。多年来他一直断言1925年将标志大欢乐之年的开始。可惜，这一年也没有出现什么大变动就过去了。这一教派现在劝阻人们出售和阅读拉塞尔的作品，它的信徒虽然仍相信至福1000年即将来临，但不再为它确定日期。⑦

另一个原教旨主义教派——盎格鲁—以色列运动，更热衷于利用这座“石砌的圣经”。这个迷信团体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族和凯尔特族是以色列10个失传部族的后裔，因而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作出的所有诺言的继承者。在美国的主要机构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联合会，其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哈佛希尔。他们的精美的月刊已经办了20多年。

盎格鲁—以色列运动中有关金字塔的杰出作品有《大金字塔：它的神圣启示》这一巨著，初版于1924年，其篇幅相当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卷。作者是英国利兹的一位建筑工程师戴维·戴维森。1940年出修订的第8版。这部书以史密斯的著作为基础，但在预言部分有重大的差别。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最后苦难”将1928年开始，延续到1936年。从1936年9月16日到1953年8月20日，盎格鲁撒克逊人，即“真正的”以色列人，将聚集到一起并受到神的保护，以反对世界上企图毁灭他们的联合势力。这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善恶大决战时期，它以基督重返人世而结束。

许多盎格鲁—以色列派的书籍和小册子以戴维森的著作，特别是巴兹尔·斯图尔特的一些作品为依据。在美国，哈佛希尔集团现在正在推销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乔治·里弗特所著《大金字塔：上帝的验证》的第10版。这本书象是戴维森著作的普及本。1932年出的第1版，非常重视1936年9月16日这个日期。当这一日期即将到来时，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以色列派都怀着颇为激动的情绪，但这一天悄悄地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里弗特这本书的最新版增加了一章，他在这一章里承认，“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依然是弄清以1936年9月16日为决定件时刻的这一时代的确实意义和性质。”他提出了那一天发生的几桩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英国国王（后来的温莎公爵）把他决心娶辛普森夫人之事通知了他的首相鲍尔温先生。”

因弗特在书的结尾说：“……到1953年，现在的‘巴比伦—反基督—非犹太’式的文明、通过剥削和高利贷获得利润的资本主义金钱制度、哈米吉多顿的善恶大决战、恢复上帝的以色列精神文明、并使其在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发挥行政作用、推翻独裁制度、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复兴并转变为全世界范围的天国、耶稣基督作为王中之王亲自回来准备并实现‘至福1000年’时代，这一切都将出现。”

基督降临派有一个可悲的习惯：当他们的一个重大预言没有应验，他们仍坚不认输。在计算上找出“错误”并作出适当的修正本来是很容易的事。不过，在1953年8月20日悄悄过去之后，看看哈佛希尔集团的领袖们如何自圆其说倒也挺有意思。⑧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仍还存在以金字塔为主题的一大批神秘主义作品，特别是罗齐克鲁斯派和通神论的传说。这些作家们排斥史密斯所作的圣经预言，但他们在金字塔上发现了许多数学、科学、星占学和神秘学方面的象征，而各人找到的象征又大相径庭。根据布拉瓦茨基女士的说法，金字塔的内部是供举行与埃及的《亡灵书》有关的宗教仪式用的，而今天大多数通神论者则认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神秘事物，但只为受真传的人所知。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参考书是英国通神论者威廉·金兰的两卷本著作《大金字塔：理论与实际》（1932～35年）。另一种神秘主义观点是把金字塔与犹太神秘哲学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著作有罗尔斯顿·斯金纳的《希伯来—埃及玄义释》（1875年初版，1931年修订）。⑨

这些作品虽然毫无价值可言，但如果我们能在其中看到给人重大教训的事例，那就并非毫无价值了。没有哪本书象史密斯的著作那样清楚地表明，用一大堆未经整理的数据资料进行研究，并形成一种模式，该是何等容易的事情。这乱七八糟地杂凑并陈，令人一眼看来很难相信都不过是一个人头脑里的主观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伪科学家们的所有作品都大致如此。他们想方设法不让数据资料本身来说明问题。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用预想的教条来窜改和歪曲客观事实，使其适合于支持自己的教条，而这些教条在客观世界中却毫无根据。曾对金宇塔作过非常准确的测量的著名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报告说，他发觉一个金宇塔学家偷偷锉平一块凸出的石头，以便使它符合于他的一条理论！

人的思想通过无意识地“捏造”事实——过分强调这一点和过分贬低那一点——来欺骗自己的能力，比大多数人所能设想的要大得多。关于金字塔学的著作就是对这种能力的永恒而可悲的贡献。

对于2000年时代的读者来说，上述预言派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是否也象金字塔学家的预言一样，也都是随心所欲地杜撰出来的呢？切斯特顿的欢快的未来幻想小说《诺丁希尔的拿破仑》是用一段颇有见地的话开头的。

我的许许多多读者都在其内的这个类族——人类，自幼就沉溺于儿童游戏……。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叫做“让明天藏在暗中”，也叫作“骗骗先知”（我相信，希罗普郡乡下人是这样叫的）。玩游戏的人洗耳恭听聪明人讲说下一世纪的事情。然后，他们等待那些聪明人死掉，把他们好好埋葬起来。于是走开，便各干自己的营生去了。如此而已。对于只有纯朴爱好的类族来说，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注：

①亚伯拉罕是圣经中所说希伯来族的始祖。罗得是亚伯拉罕的外甥，其妻在逃亡途中因回顾而化为盐柱。见《旧约全书·创世纪》，19章1～26节。——译者

②古代使用过的长度单位，指由肘至中指尖的氏度。——译者

③希罗多德，公元前的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④参见《新约全书·启示录》16章16节。——译者

⑤参见《新约全书·约翰一书》 3章18～22节。——译者

⑥据《新约全书·启示录》20章1～5节，耶稣将再来统治人间1000年。——译者

⑦最近改宗“耶和华的见证”教派的著名人物是米基·斯皮兰。他于1950年受洗加入该教派。自那时以来，他挨门挨户传道，在街头售卖《守望塔和预言者》，并为他畅销的性欲加虐待狂的犯罪小说中的邪恶行径而懊悔。参阅马里恩·哈格罗夫著《朱基·斯皮兰秘闻》，红书出版社。1955年6月。

⑧虽然决定命运的那一天没有出现善与恶的决战的明显征兆，但盎格鲁—以色列派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现在争辩说，新时代是不知不觉地开始的，或许要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能清楚自己是生活在新时代中。杂志能够为1953年8月20日这一天作出的最好解释是，这一天俄国人宣布他们巳经（在8天前）爆炸了一颗氢弹。

⑨关于金字塔的最新的神秘主义作品是一个自称为索思努·塔斯特莫纳的人所写的144页的《吉萨金字塔的秘密》。该书的出版者曼哈顿的索思莫纳图书公司在1954年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书评栏中登了整版广告推销这本书。

第十六章医学迷信

伪科学家在任何领域里都没有象在医学领域里那样兴旺昌盛。这个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一个江湖医生，只要摆出门面，就往往能赚大钱。其次，如果他表现真诚，或者有一点真诚，他的医疗成果肯定能骗人上当。当然，有些人本来就是骗人的庸医。而另一些庸医的真诚，也象皮亚齐·史密斯对大金字塔的那种诚意一样。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真诚混杂着诈骗，那些偏执怪人的头脑常常就属于这种类型。

庸医能获得成功有两大秘密。其一是人体的许多疾病，包括某些最严重的疾病，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不经任何治疗能够自行消失。例如，史密斯夫人不能根除一场讨厌的感冒。她决定试试一位闻名的新医生。这位医生用的不是正统的医术，但有人卖劲地推荐他、这位医生仪表堂堂，谈起医学来头头是道。墙上挂着几所医学院校的证书，而且他的名字后面附有好几个学位（史密斯夫人并不知道，这些学位是由已不存在的末流学校所授，其中有些学校也许就是这位医生本人所创办的）。

史密斯夫人认定，她不会吃什么亏。而且，她感到寂寞，喜欢向医生诉说自己的烦恼。于是她脱下鞋和袜子，让医生在她双脚上照射十分钟红外线。这只需花5美元，当然她还须再来接受两、三次治疗。过了一个多星期，她的感冒痊愈了。虽然看来不可置信，史密斯夫人现在却相信病是红外线治好的。她成了这位医生的一个忠实的吹捧者。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她的银行存款中弄去了几百美元。

查尔斯·福特作了一个简单的归纳。“发生了日蚀，野蛮人惊惶失措。司医者挥动魔杖，太阳复活了，这是他的功劳。”江湖医生获得成功的一半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半原出是人的许多种病完全是，或部分是心理原因引起的。只要病人相信一位医生，那么，不管医生采用什么希奇古怪的疗法他也往往会觉得有效。而且，找这位医生求医的人越多，病人的信心也就越大。不仅如此，如果史密斯夫人的几十位朋友都在谈论红外线的疗效，她就更加愿意去讨论这一时尚，成为一个能谈出亲身体验的局内人。当人人都看到飞碟时，你自己当然也愿意看到一次。如果人人都用红外线治好了病，你也想要用同样方法治好病。不管稍有见识的朋友，甚至家庭医生对她怎么说，史密斯夫人有一个简单而驳不倒的回答：它有效嘛。

而且还真有效。每当联邦政府把一个江湖医生送上法庭，他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几十个人来作证，他们的病确被奇迹般治好、正如一个复兴信仰的福音传教士，不管他的教条有多么奇特，都能在讲坛上获得惊人的成功一样，每一个现代巫医，尽管他的招法十分荒谬，总会找到他能够治好的病人。

本章将概要介绍4种闻名于世的医学迷信，它们都是由伪科学家所创立，并且在美国赢得千百万名追随者。以后3章将分别论述不成“学派”的一些江湖医生、养生狂想家，以及贝茨医生和他的眼操。

在美国颇有地位的第一号医学迷信——顺势疗法，是由一位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内曼首创的。他于1810年发表巨作《推理法》。根据哈内曼的意见，有一种“类似法则”说明“同类可以治愈同类”。说的详细一点就是，如果一个健康人服一种药后产生类似某种疾病的症状，那么这种药就能够治愈这种疾病。

哈内曼和他的门徒“验证”出越来越多的新疗法。其作法是使健康人服一种药物，逐渐增加剂量，直到出现症状。然后将这些症状与各种疾病的症状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其中有相似之处，这种药物便被认为是那种疾病的有效药。虽然某些疾病有其特殊的症状，要求特定的药物治疗，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应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要根据所表现的综合症状加以治疗，而不能光看病名是什么。

顺势疗法用药量非常之小。哈内曼确信剂量越小效果越大。药物往往被稀释到一谷①的百万分之一的10次方。有一位顺势疗法医生用百万分之一谷的10次方的食盐验证了对1349种症状的疗效。稀释到这种程度就如同把一滴药水滴入太平洋，充分搅匀后再服一汤匙。哈内曼相信药物越摆脱其“物质性”，就越有“精神上”的治愈力，在许多情况下最好把药物稀释到不剩下一分一厘的物质！这样才能制出具有极高疗效的药物。此外，这位医生还相信，这种药物的效果可能要到服后30无才能完全发挥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药效一直持续到第50天。哈内曼还告诉人们慢性病中有八分之七是疥疮的各种变异症。不过，他的这种观点不久就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了。②

顺势疗法医生对“顺势疗法药剂”的确切性质问题进行过争论，结果，这一运动分裂成两派：追随哈内曼的纯粹派和认为至少因保留一些（哪怕只有几个分子）原有效成分的“低效力”派。现代的统粹派抛弃了哈内曼的“精神效果”说，代之以神秘的“放射线”说。这种放射线在物质消失后仍然存在，而且有未为人知的物理基础。正如“类似法则”同接种免疫原理有相以之处一处，极微剂量的原则也有稍许的事实根据，但这只涉及很少数的药品。顺势疗法的错误就在于把这两种有限的真实情况夸大到荒谬的程度，然后普遍应用到一切药物上面。

顺势疗法所使用的药物种类自然比“对抗疗法”（顺势疗法医生给正统医学起的名称，现已不大使用）的药物多得多。已经“验证”了约3000种不同的药物，而且还不断出现新的到物。纽约市的威廉·古特曼医生领导的顺势疗法研究基金会最近“验证”出用极为稀释的金属镉能治愈某些类型的重度周期性偏头痛。

顺势疗法使用的一种药（此药已不再使用）叫做“儿女泪”，其成分是少女的眼泪。还有些希奇古怪的药品是用下面种种物质制造的：海星粉、臭鼬的分泌液、碾碎的活臭虫、无烟煤粉、牡蛎壳粉以及从人尿或蛇的排泄物中提取的尿酸。大多数顺势疗法药物是从植物中提取的，虽然近年来出现一种验证金属药品的倾向。任何物质，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能成为顺势疗法的药品。一位医生宣布他已验证了一种新药，经他的同僚试用，病人得到痊愈，于是这种新药便加入了顺势疗法药物的行列。可靠的药物学家的研究表明，所有这类怪药经过稀释以后给病人服用，是完全无害的——既不会引起症状，也不能治病（当然，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的效果除外）。

果然，千百万人服用了这些极微小剂量的毫无价值的药物之后，却得到很大的益处。“当然有少数的病人死了。但即使是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救活全部的病人。”这一医学迷信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到英国和美国，约于1880年在美国达到成功的顶峰。埃默森和威廉·布赖恩特是这个迷信的信徒，但奥利弗·霍姆斯在他的著作《顺势疗法和类似的妄想》（1842年）中，对这个运动给予最早和最有效的一次打击。到1900年，美国已有22所顺势疗法医学院，积累了大量文献，并办了几十种刊物。在华盛顿的斯科特圆形广场上为哈内曼树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至今还立在那儿。

1900年以后，这一运动开始衰落、美国的顺势疗法医学院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一些比较兴旺的学院，如曼哈顿的纽约医学院和费城的哈内曼医学院，不断减少顺势疗法的课程之后，渐渐演变成为令人信服的第一流医学院。今天在美国已不存在顺势疗法医学院，虽然有少数几所院校，如上述那两所，开设顺势疗法的研究生课程。然而，仍有数千名医生自认为是顺势疗法医生，最多的是在费城。这些人都有标准的医学博士学位，在诊断、外科等方面充分利用正统医学。他们只是在用药方面遵循顺势疗法的传统，而即使在这一方在几个大城市里的生意兴隆的特殊药房供应顺势疗法的药品。在费城出版的《美国顺势疗法学会杂志》是这一迷信的首要刊物，登载有关于用各种类型的蜘蛛网和蜘蛛毒制造药品的一篇文章。

在美国，顺势疗法继续没落，虽然有一些著名人物，如玛琳·迪特里希（她还相信占星术）还是热烈的赞助者。而在欧洲，二次大战以后却有了明显的复兴势头，尤其在德国和法国。在法国，人们最近对“针刺疗法”重新发生了兴趣，于是在迫随时尚的人们中间，顺势疗法和针刺疗法互相展开竞争。顺势疗法在英国继续受人尊重，在那里，王室还保留一名顺势疗法医生，而且伦敦的皇家顺势疗法医院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之一。这种迷信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贵族中一直很流行。此外，在印度和南美洲，这一运动也颇兴盛。

江湖医生还用许多古怪的方法歪曲类似法则。30年前芝加哥的洛亚尔·罗杰斯医生大登广告鼓吹他的方法，标榜“不用药、不用虫”。罗杰斯的药物是把病人的几滴血液“稀释。溶解、酝酿和强化”而制成的。他的著作《自体血液疗法》于1916年出版。在纽约市，齐尔斯·邓肯医生更进了一步。他在《自我疗法》（1918年）一书中说，他让病人服用自身脓肿中抽出物来治疗脓肿，用病人痰中抽出物来治疗结核病，注射从粪便中过滤提取的液体来治疗痢疾，等等。

自然疗法如同顺势疗法，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医学迷信，它起源于欧洲。然而，与顺势疗法不同，自然疗法没有一个创始人。它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要言之，它完全依靠“自然”来治疗疾病，尽量不使用或完全不使用药物和手术。这个运动有几百种奇特的治疗方法，因此难以准确地说明自然疗法的原则究竟是什么。

十八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医生最早．崇尚自然疗法。文森斯·普列斯尼兹和塞瓦斯蒂安·内普神父是水疗的先驱者。阿道夫·贾斯特在他的《返回自然》一书中提倡睡在土地上，在湿草坪和沙地上赤脚走路和使用泥敷。路易斯·库恩的著作《新治疗学》反利一切药物，建议代之以蒸气浴、日光浴、素食和吃全营养面包。海因里希·拉曼反对吃饭时在食物上加盐和喝水。安托万·贝尚赞成疾病产生细菌而不是细菌引起疾病这种观点。

自然疗法在美国的早期先驱者是创建巴特尔克里化疗养院的耶稣再生论者约翰·凯洛格。③由于他的作用，自然疗法在现代的耶稣再生论的信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个美国人亨利·林德拉尔“发现”，疾病并不是身体受到有害细菌侵入的结果。而是身体正以自然的方法治疗某些毛病。最后还有内普神父的门徒本尼迪克特·勒斯特，也许应把他看作是美国自然疗法早期最重要的人物。勒斯特在纽约建立了一所学校，在新泽西州巴特勒和佛罗里达州坦杰林开设了疗养所。他还写了许多本书，办了几种刊物（其中之一是《自然之路》），在反对“药物托拉斯”的斗争中被逮捕16次。他的广告常常登在伯纳尔·麦克法登的健康杂志上。

麦克法登本人是自然疗法的有力促进者。他于1912年出版的五卷本巨著《体育百科全书》（副作题是《参考书：载有通过体育疗法治疗一切疾病的全部指南）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伪医学著作。第四卷中用572页按英文字母顺序介绍各种重大疾病，包括白莱特氏病、小儿麻痹症、癌症等等，并附有麦克法登的家庭治疗方法，包括特殊饮食、运动和水疗。例如，对癌症的治疗采用一段禁食，继之以运动和“加强活力的摄生法”。麦克法登并没有建议病人寻求医生的诊疗。事实上在这一节的开头有一段“告诫”：“切记，本书推荐的方法不能和内服药物并用。在进行书中所提倡的治疗时试图服用药物，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依靠药物。”

说句公道话，麦克法登的医学观点后来有所收敛。但改变并不太大④。例如，他坚信把饮食只限于吃葡萄就能治愈癌症，并且在几年前曾悬赏一万美元给任何能够证明这不是争实的人（以葡萄为饮食能够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一理论，很早以前就流行于欧洲的葡萄产区，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之多，可以和吹捧羊奶“效能”的文献相比）。

本世纪初，在各地兴办起了几百所教授自然疗法的学校。可以想象，它们是非常简陋的。大多数学校只是设有电梯的公寓里的几个房间，晚间上课，在短暂的学期结束时发给印刷精美的证书。有时发给印有不同校名的几张证书，这些学校都使用同一校舍，而且同时给学生上课。这些证书装上镜框挂在毕业生诊所的墙上，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学校几乎没有什么统一的信念。除了他们的奇特的饮食疗法、按摩和水疗之外，课程中还有几十种稀奇古怪的疗法。让我们简单地审视一下其中两种：虹膜诊断法和体区疗法。

虹膜诊断法是根据眼睛虹膜的外表来诊断疾病⑤。这一伟大科学是由一位布达佩斯的医生伊格纳兹·佩茨泽伊发现的，他于1880年出版了一本有关此种诊法的书。这种医术在德国和瑞典的顺势疗法医生中立即得到响应。亨利·兰把它介绍到美国，他于1904年写了有关这种诊断法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兰的门生自然疗法医生林德拉尔于1917年发表了一部权威性著作《虹膜诊断法和其它诊断方法》，此后又出现一些新作。

根据林德拉尔的说法，佩茨泽伊在10岁那年捉住一只猫头鹰，偶然折断了它的腿，于是便发现了这门新科学。林德拉尔写道，“他直视猫头鹰明亮的大眼睛，注意到当骨头折断的刹那，在虹膜的下中部出现了一个黑点，后来他发现，这一部位恰好与断腿的部位相符。”小伊格纳兹把这只猫头鹰当作爱禽养起来。鸟腿伤愈后，黑点的周围出现了一个白边，说明骨头上形成了伤疤组织。

根据虹膜诊断医生的说法，虹膜分成约40个区，在一只眼睛里顺时针方向排列，在另一只眼睛里则逆时针方向排列。这些区通过神经组织与身体的各个部位相连，也象按摩疗法的理论那样，把身体与脊椎的各个部位联系起来。虹膜上的点叫作“损害”。它们表明身体上与其相应的部位的功能失常。哈斯克尔·克里茨尔在他的《虹膜诊断法教课书》（1921年，第五版）中洋细说明了如何辨别假眼，以避免根据它们作出长时间的诊断，从而引起难堪。

如果认为再没有任何医学流派会比虹膜诊断法更为荒唐，那就大错特错了。体区医疗法比它更糟。体区疗法一派认为人体纵分为10个区域，身体的每侧各有5区，每个区域的末端连着一个手指和脚趾。每个区域的各个部分究竟如何相通，是这个迷信的奥秘之处，因为10个区域的划分完全忽视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体区疗法医生猜想有某种至今尚未发现的、显微镜下也看不见的网状体在起作用。

体区疗法医生并不详察道理，却相信通过挤压与患病区域相应的手指或脚趾或一些其他部位，就能够止住几乎每一种身体疼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排除引起疼痛的原因。挤压有各种方法，主要是用橡皮筋（套在手指或脚趾上，直到指头变青）、弹簧衣夹，或把金属梳子齿压到肌肉里。

体区疗法的发明者是毕业于弗蒙特大学的威廉·菲茨杰拉德医生。他曾多年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圣弗朗西斯医院的鼻喉外科主治医师。他的同事埃德温·鲍尔斯在《大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通俗文章首次介绍了这门新科学，该刊的编辑、已故布鲁斯·巴顿也热烈赞助。其后于1917年，菲茨杰拉德和鲍尔斯合著一部书，名为《体区疗法》。随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作家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自然疗法之父本尼迪克特·勒斯特的《体区疗法》。

勒斯特在书中叙述了如何治疗大多数常见病，包括癌症、小儿麻痹症和阑尾炎。治疗甲状腺肿须挤压拇指和食指，但如果“甲状腺肿的范围很广，达到第4区域，可能还要挤压第4指……”。眼痛和眼疾也要求挤压拇指和食指，但耳聋需要挤压第4指或第3脚趾。勒斯特写道，“治疗重听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弹簧衣夹夹住病耳一侧的食指指尖。”

用金属梳子按压双手手背可以消除恶心，而产妇每一只手握住一把梳子，把每一指尖按在梳子齿上就可以无痛地分娩。勒斯特继续写道，“大脚趾和二脚趾套上橡皮筋也能够得到满意的效果。”对于牙科医生，体区疗法是无价之宝。不必使用麻醉剂，只需在与病齿所属区域相应的手指上紧紧套上橡皮筋，就能消除这颗牙齿的痛感。

对脱发症，勒斯特推荐一种“极为简便”的方法。这包括“用双手的指甲横着互相迅速摩擦，每次3～4分钟，一天重复多次。这样就能刺激所有各区的营养，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当然也反映到头皮的血液循环”。

舌头、咽喉和口腔上颚也分为10个区域，因此多种治疗法都包括按压这些部位。例如，用拇指按压口腔上颚可治愈头疼。按压舌头上的某些部位能够解除月经不调。按压咽喉后部的某一点就可以在3～5分钟内治好百日咳。菲茨杰拉德和鲍尔斯写道，“在对数百例百日咳所进行的实验中，我们正确使用体区疗法，没有遭到一次失败。”

这种迷信竞能吸引一批追随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上百名自然疗法医生认真对待这种医术，并宣称获得惊人的成果。有关这种医术的著作附有大量的病历。患者的剧痛立刻解除，而且长期的严重疾病最终得以痊愈。

今天，比较精明的一些自然疗法派别已放弃了虹膜诊断法、体区疗法以及这一运动中其它异想天开的作法，但他们都同意疾病的主要原因不是自体外侵入的细菌，而是违反了生活的自然规律。而且他们普遍认为药物是有害的。伊利诺斯州的美国自然疗法联合会前主席、芝加哥的自然疗法医生罗伯特·伍德用如下一段话表明他们的信念：

自然疗法医生不使用任何一类药物，他们也不使用可能损害机体的无机物。他们依赖于维生素、矿泉水、叶绿素、蔬菜汁和果汁、生牛奶以及均衡的饮食。对于一切疾病，对抗疗法医生只能加以抑制，但不能洽愈。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消除疼痛，给予暂时的宽慰。他们使用诸如奎宁、阿司匹林、水杨酸盐和其它煤焦油制品等解热剂来抑制各种热病。这些药品能够抑制热病，但在体内留下引起热病的毒素。而自然疗法医生采用合乎自然的方法从生理学上解决或减轻热病。这些方法有蒸馏水加柠檬汁，大量新鲜果汁，用湿热的浴巾包裹身体，以及灌肠，虽然最后提到这种方法，但它是一切退热方法中最有效的一种。

自然疗法医生喜欢施用灌肠以清除体内的毒素。显然，他们觉得向直肠内插入管子，往肠子里灌进大量的水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服用药物是“不自然”的，而这些药物大多不过是自然界里存在的化合物，只是经过提纯提高了效力。

根据伍德医生的说法，阑尾炎病例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可以通过短期的禁食，连续4日施行冷水灌肠，然后靠特殊饮食就可以治愈。他说，用药物治疗梅毒，不仅不能治愈，反而会引起运动失调症。在《美国信使》1950年5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上述观点和引文即引自此文），他自夸治好了一名65岁的梅毒患者。这个人16岁染病后，一直没有经过治疗。他声称，“我没有使用汞，也未见对抗疗法的任何其它靠不住的药物。”

在另一个病例里，伍德医生对一名患有骨盆结核的5岁男孩进行了治疗。疾病已经在他的骨头上侵蚀出两个空洞。伍德医生写道，“除了结核空洞，轻度脊椎弯曲以及一腿比另一腿短以外，他的情况相当良好。把病人饮食放在首要地位，供给天然食物并辅之以天然钙。此外还施行坐浴、日光浴、冷水浴、热裹、红外线、震动、运动、手技、灌肠，以及其它自然疗法。最近的X光检查表明他的病情已彻底痊愈。”

自然疗法医生反对疾病的细菌学说，自然得到许多宗教团体的赞同。最表赞同的是基督教科学派、新思想派和团结派，还不应忘记纽约市的莫里斯·利克顿斯坦犹太教士于1922年创建的犹太教科学派。他写出许多这方面的作品，包括《犹太教科学与健康》。这部作品完全模仿埃迪夫人著名的版本。反对细菌学说的显要人物中，萧伯纳大概是最著名的一位。他最后写的几本书中有一本是《大众政治指南》（1944年）。他在这本书中为自然疗法作了机智的辩护。他写道，药物只能抑制症状。病人服药后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健康，让大自然医疗他，不然疾病往往就会复发。萧伯纳和巴斯德的同代人、法国化学家安托万·贝尚一样，反对疾病是由空气传播细菌所引起的这一理论。根据贝尚、萧伯纳和本章中所提到的大多数人的看法，细菌是疾病的产物。细菌在患病的人体细胞内发展。然而，一旦发展成熟，它们就具有传染性。萧伯纳确。信大多数流行病可以追溯到洗衣房，因为在那里，病人的手帕和衣服上的细菌，传染到其他人的衣服上。不难想象，萧伯纳终生反对接种疫苗、活体解剖、食用肉类、剖腹产、以及切除扁桃腺和阑尾。⑥

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尤金·德布斯死于伊利诺斯州埃尔姆赫斯特的林德拉尔自然疗法疗养院。莫里斯·菲什拜因在他的《医疗中的流行时尚和江湖医术》（1932年）一书中（本章中许多材料引自此书）讲述了这一悲惨故事。德布斯不久前出狱，发现自己患了病，便入该疗养院休养。一天他访问了居住在附近的卡尔·桑德伯格，在回院途中突然昏迷。在疗养院进行两天治疗后，德布斯的兄弟请菲什拜因医生检查这位劳工领袖的病情。菲什拜因发现德布斯处于昏迷状态，一只眼的瞳孔扩散，而另一只眼的瞳孔收缩。疗养院的医务人员未注意到这一事实，而这表明他患有脑障碍。他的身体严重脱水。由于失去意识，他两天没有要求喝水，因而没有人给他水喝。他患有营养不良症，因为他正在接受当时由伯纳尔·麦克法登和厄普顿·辛克莱推荐的禁食疗法。当德布斯的心脏开始衰弱时，“医生们”给他眼用仙人掌制作的一种毫无效能的自然药物。这个办法失败后，他们试用电疗，严重烧伤了德布斯的皮肤。最后他们孤注一掷，慌里慌张地试图注射洋地黄剂。这种药品如果使用得当，本能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德布斯已病入膏盲，于次日死去。菲什拜因报告说，对他用的就是典型的自然疗法。

很难说今天在美国行医的自然疗法医生究竟有多少，人概不会超过几千人。有几份健康杂志奉行自然疗法方针，几十家邮寄药房继续供应矿物盐、维生素合剂、酵母食品、草药制剂等“自然”药物。许多这样的商行是以半公开的方式经营的，他们指责美国医学会和“医药卡特尔”对他们的“压制”。

同样，也很难估计自然疗法究竟造成多大危害。他们反对接种疫苗的态度幸好没有影响太多人，未足以阻止近年来接种在保健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有10年，天花、白喉和百日咳作为美国的地方病就可能完全消灭。从前每年有上万人死于这些可预防的症害。喝生牛奶会重新引起猩红热、伤寒病、结核病和其它疾病的流行，而巴氏火菌法已经对克服这些疾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拒绝使用磺胺药品和青霉素（它们制服细菌，而不是消除症状），大概造成无数自然疗法病人的死亡，对这些病人，灌肠只会带来危害。

从伍德医生于1950年8月致《美国信使》月刊的信中，或可一窥自然疗法医生所具备的医学知识。他写道，“如果家医学界所主张的那样，环境中的细菌引起疾病，那么为什么数百万印度人……每天在充满细菌的、肮脏的恒河中沐浴？……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严重的流行病。”对此，约瑟夫·沃塞萨格医生有礼貌地作了回答，指出印度由于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高，同时，致命的流行病霍乱（在某些情况下极为严重，以致扩散到世界范围），曾经被直接追溯到恒河的沐浴节。然而关于印度的这些新知识并不能促使自然疗法医生停止灌洗结肠和洗劫钱袋。

夸张姿势不正和肌肉协调不良对健康的影响，也造成了不少迷信。虽然严格地说这不是自然疗法运动的一部分，但在这里提到它们还是适当的。已故哲学家约翰·杜威活到92岁，他总是把自己的长寿归功于他实践了一个自学成材的澳大利亚人弗雷德里克·亚历山大的极为可疑的理论。亚历山大是一个职业朗诵家，后来他的声音莫明其妙地变哑了。经正统的医疗未能奏效，他开始拿自己作实验，结果恢复了声音，并发展了一套锻炼感官和肌肉的复杂技术。1904年他在伦敦开设一所学校，赢得许多著名人物的信赖，其中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和已故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所学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马萨诸塞州斯陶，几年后又迁回英国。亚历山大后在肯特郡贝克斯利附近办了一所学校。他写了4本书讲解他的方法，其中3本附有杜威撰写的热情洋溢的前言。⑦贝丝·门森迪克发明的一种德国式体操30年代也在美国流行一时（见《门森迪克方式机能锻炼》，以及梅布尔·托德的类似理论《身体在思考》）。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人体疾患来自不能适当松弛身体，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大量著作并获得大批信徒。埃德蒙·雅格布森所著《渐次松弛法》（1929年）是代表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文献。由于雅格布森的较为通俗的作品《你必须松弛》（1934年）和戴维·芬克医生的《解除神经紧张》（1943年）再版，这个观点一可次流行起来。30年前，一位芝加哥医生E.h. 普拉特认定，不能松弛身体上的某些孔穴将会引起许多常见病。据说，他应用所谓的“孔穴疗法”解除了成千上万人的病苦。

美国的第三种医学迷信是按骨疗法。这种疗法是一个名叫安德鲁·斯蒂尔的庸医发明出来的。虽然他晚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冗长的自传，但关于他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这本自传是一部杂乱无章、自相矛盾、自我主义的作品，是自封的天才所写的最有趣的自传之一。很难想象一位有幽默感的按骨医生，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怎么还能继续从事那种职业。虽然大多数按骨医生认为这部书真实地记载了作者的一生，但人们发现传记中的全部材料几乎都是假的。

没有证据证实斯蒂尔除了帮助他父亲（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照顾生病的肖尼族印第安人之外，早期曾接受过任何医学教育。他声称在南北战争中曾任北军的骑兵军官。书中的一幅图片展示，他在一场战斗中骑一匹忠实的骡子，挥舞着军刀率队冲锋。在冲锋中子弹打穿了他背心的翻领。这幅图片的标题是：“按骨疗法在危机中”。另一幅全包括图描绘一只孔雀开屏，其标题是《孔雀教授》。文字说明：人们能从这只鸟的羽毛上了解到上帝如何控制人体。

他后来的生活中出现了10年的空白，关于这一段生活他闭口不谈，接着他写道，“1874年6月，我迎风展开按骨疗法的大旗。”当时正在流行的瑞典按摩运动，很可能引起了他的基本想法，尽管斯蒂尔说他的想法来自上帝的启示。按骨疗法这个词是他杜撰的，按字面的意思是“病骨”。根据斯蒂尔的理论，疾病是由于神经或供血功能不良引起的，而这又主要是因脊柱的小骨脱位所造成。这种脱位被称为“椎骨半脱位”。它们对神经和血管的压迫妨碍了人体生产自身的治疗剂。接骨医生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半脱位并使它们“复位”，但它们怎么能维持复位状态则是按骨疗法的一个奥秘。事实上，半脱位也象火星上的运河一样令人捉摸不定。只有这一理论的信徒才能找到它们的所在。别的医生认为那完全是瞎说。在极少有的情况下脊柱的小骨可能移位，但即使如此，也几乎不会引起接骨医生所说的任何症状或疾病。

在他的自传中，斯蒂尔记下了他运用按骨疗法获得的惊人疗效。有这样一个病例，他使一个秃头病人在一星期内长出了3英寸长的头发。还有，他在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天之内就治好了17例髋关节脱位。”读者无从得知，当时只有七千人口的汉尼巴尔，怎么会有那么多髋关节脱位病人。

1894年，斯蒂尔66岁时才在密苏里州柯克斯维尔开办了他的第一所学校。他82岁时才写出该校的第一本教科书。在书中他阐述了按骨的手法。他用这些手法“治愈”了黄热病、疟疾、白喉、软骨病、痔疮、糖尿病、头皮脱落、便秘和肥胖症。他从不承认细菌的存在。“我不理睬关于微生物的实验室故事”，他写道。“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化验尿、淋巴液或任何其它体液，因为我们认为生命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实验室工作上……。”

斯蒂尔经过认真考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可能是在世的最杰出的解剖学家。”他的自传中最吸引人的插图之一是斯蒂尔坐在他后院的一颗树下，研究一张解剖图并向他的妻于进行口述。一根人臂骨盖在一条腿上。这架骷髅的其它部分靠在树上或挂在树干上。

这部书用大部分篇幅讲述宗教思想。斯蒂尔曾经改信米勒主义（耶稣再生论的先驱），虽然他后来又回到原来的信仰卫理公会派。

按骨疗法在外国的发展甚小，但在美国却很快就传遍整个大陆。斯蒂尔学校的每一名毕业生似乎都想开办自己的学校。现今大约有11000名开业医生。除洛杉矾人数较多外，他们大多在小城市有兴隆的生意。正如菲什拜因医生所说，在大城市他们遭到声誉卓著的医业的抵制，而在小城镇他们又缺乏知识去处理急症。然而，在小城市他们可以悄悄地行医，招徕患有轻病和身心疾病的患者。按摩对这类病人或许有益。实际上，轻快的散步或温水浴对血液循环更有好处，不过按摩背部能给病人快感。

由于按骨医生试图（用菲什拜因的话来说）从后门进入正统医学领域，在斯蒂尔的时代之后，按骨疗法的学说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变。他们现在按摩的已不是脊柱，而是身体的别的部位，他们施行水疗和电疗，使用麻醉剂，投用药物，甚至进行简单的外科处理，如用力拉扁桃腺或接生。近年来，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精神疾患。按骨疗法有一项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是由于上部颈骨的半脱位所造成！现今较有知识的按骨医生认为药物有其作用，但只起到一半效果，需要靠推拿以恢复身体在“结构上的完整”。在6所所谓“合格”的按骨疗法学校中，现在教授4年基础医学课程，而全国只有8个州允许其毕业生使用药物和施行手术。

按摩疗法是美国在医学方面的第四种，也是最大的一种蠢事。这种疗法是在按骨疗法出现约20年之后兴起的，它大量地抄袭按骨疗法。如同原来的按骨医生一样，按摩疗法医生也着重于调正脊柱半脱位，他们认为这种脱位引起大多数人体疾病，而且他们和自然疗法医生一样，反对药物和疾病的细菌学说。与按骨疗法不同的是，它几乎没有什么花样变化。今天，应用这一疗法的约有20000名医生，几乎全在美国。

这种疗法的创始人丹尼尔·帕尔默原来是衣阿华州达文波特的杂货商和鱼贩子。1895年他发现他能够用“动物磁性”治愈病人，于是他关了自己的买卖，搞了IO年磁性治疗。后来，他又作出更大的“发现”。下面就是他儿子B.J.帕尔默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法庭上叙述的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

哈维·利拉德来诊时完全耳聋。父亲检查了他，发现背部有一块很大的半脱位。哈维说他的脊柱鼓起一块后，两分钟之内就耳聋了，自那时一直耳聋17年。父亲认为，如果脊柱发生某种毛病而引起耳聋，那么使这个半脱位复位就应该能够治愈它。鼓块复位了，哈维在10分钟之内恢复了听力。

这是小帕尔默的说法。然而，那些研究过按摩疗法的人怀疑这种说法是编造的，他们认为老帕尔默大概是从接骨医生那里抬来的半脱位这个概念。他的教科书《按摩疗法的科学、医术和哲学》的内容，很少有独创的推论。毫无疑问，是他的儿子小帕尔默把按摩疗法发展成今天这样兴隆的事业。

小泊尔默和许多按摩疗法医生一样，只受过9年正式教育。他于1895年在达文波特创办的学校，最初只讲授两周的课程。现在该校的授课时间是18个月。美国各地还有几百所这样的学校，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各不相同。例如，小帕尔默讲授说，白喉是由于第6脊椎骨半脱位引起的。而芝加哥的一所学校的教科书中说，治疗白喉必须按摩第3、5和第7颈骨，第1～5、7、10和第12脊椎骨，以及第5、9、10和第11头部神经。同一教科书说治疗猩红热“必须特别注意第2至第5颈骨和10至和12脊椎骨。”根据小帕尔默的说法，猩红热的病因是第6至第12脊椎骨的半脱位。

如果你是按摩疗法的信徒，你可以作一次如下的的简单试验。找一位按摩医生，说出几个症状，记牢他认为产生半脱位的准确部啦，然后在他给你治疗之前，再找另一位按摩医生，说出另几种症状，看他是否指出脊柱上的同样几个部位需要复位。如果他没有指出同样部位，再找第三位医生，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你得到完全相同的诊断。这可能是代价高昂的试验，却能令人恍然大悟。

最近一版曼哈顿《名人录》上载有200多名按摩疗法医生（他们的执照不是在纽约领取的）和约80名按骨医生。有一幅广告画着人们熟悉的脊柱图，脊柱的各部分用签条标明它们所控制的身体各部位。这些图和现代解剖学的关系，就好比颅相学的颅骨隆起图和现代对大脑的研究的关系一样。帕尔默的学校的毕业生通常在广告中标明自己的学历，并提请读者注意他们备有神经热量计。

神经热量计是小帕尔默最赚钱的发明之一。这是一种电气设备，据说能对脊柱作出诊断。然而，全国按摩疗法联合会却不甚重视帕尔默和他的神经热量计。全国按摩疗法联合会出版一份杂志，销售量远比小帕尔默的杂志为大，同时，他们也没有将帕尔默的学校包括在他们所列出的“合格的”学校之内。

在帕尔默的诊疗所里，为按摩疗法发明的另一种设备占了一整间房。我不知道它的用途是什么，但它的名称却颇为惊人，叫做“电脑神经精神测定仪”（electroencepimpograph）。

注：

①谷（grain）是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等于64.8毫克——译者

② 哈内曼关于催眠术的观点也同样遭到抛弃。在他的《推理法》中。他把催眠术作为一种疗法大力加以推荐。他写道：“催眠术能引起和防治疾病相类似的症状，部分地起了顺势疗法的作用。施行这种疗法时，双手平放在病人身上，从头顶到脚尖抚摩身躯，同时适当运用意念力，这一疗法对子宫出血病人有疗效，既是对病危者也是如此。”

③约翰·凯洛格的主要巨著是《合理水疗》（1900年），全卷有1200多页。

④1955年麦克法登患黄疸病时，由于极力想不用药物就治愈自己的病，他决定绝食3天，这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

⑤医学上的蠢事也象宗教派别，从来不会绝迹．德国画刊《快捷》在1954年5月30日一期登载了有关汉堡的虹膜诊断医师埃米尔·施特兰克的一篇文章。1954年6月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的警察逮捕了“虹膜医学家“J.D.莱文，使聚集在阿尔文旅馆准备听他讲演的群众大为不满。

⑥关于萧伯纳奇怪的医学观点可参看他的剧本《医生的困境》和《医生的妄想》文献集。

⑦杜威还为更奇特的一部著作（1921年）写了一篇序言，那部书是由马萨诸塞州温切斯特的退休海军军官斯卡德·克莱斯自费出版的。根据克莱斯本人的介绍：“本书把科学、宗教和哲学融于一炉并从本质上给予解决：一切都建立在通过实验并可证实的证据之上……，人类所提出的一切本质问题，即‘宗教、科学和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在书中得到明确、肯定并可证实的答案。”

克莱斯本来和杜威是朋友，但后来他又强烈敌视杜威的观点，遂出了一本怒气冲冲的书信集《杜威被抑制的心理》（1928年）。克莱斯的432页的著作《科学的罪恶》（1925年）是对所有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攻击。

第十七章江湖医生

美国有大批的江湖医生，尽管他们没有创建“学派”，却有一许多的追随者。即使对其中主要的加以详述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做需要花费毕生的精力和写出卷帙浩繁的著作。但是，有几个人不同凡响而且颇为有趣，本章和随后两章将专门对他们作一番介绍。

美国的第一名大江湖医生是伊莱沙·珀金斯大夫（1740～1799年）。这位医生创造了一种理论，说金属能够把疾病拉出体外。他于1796年取得一种医疗器械的专利权，这种器械由两根三英寸长的小棒构成。据说一根棒是铜、锌和金的合金，另一根则是铁、银和铂的合金。用“珀金斯专利金属牵引器”自上向下拉过患病部位，就可以把疾病拉出体外。

珀金斯以每副5个英国金币的价格，将牵引器出售给乔治·华盛顿（他的全家使用）和首席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思这些显要人物。他儿于本杰明·珀金斯（耶鲁大学1794届学生）在英国出售牵引器发了大财。在哥本哈根，12位医生出版了一本颇有学术味道的书，支持“珀金斯学说”。本杰明本人于1796年著书论述珀金斯学说，书中收有几百条名人的赠词。这些人中有医生、部长、大学教授和国会议员。研究过这一学说的大部分人认为老珀金斯倒真相信自己的牵引器，但是他的儿子一（发财致富后在纽约市隐居）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推销商。

值得注意的是，正统的医学界总的说来忽视珀金斯学说，属制的。当然，他获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奥利弗·霍姆斯对珀金斯学说作了有趣的评论，他谈到使用木制的假牵引器很快治愈了一位妇女的腕痛和肩痛病。那个妇女喊道，“我的天！谁能想到那些小玩意真能把病从我身上拉出去！”

旧金山的艾伯特·艾布拉姆斯医生是有史以来最为异想天开的江湖医生之一。他早期的医学经历还是很正统的，1882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学位后回到加利福尼亚行医，曾在医学界担任重要职务，写过十几本颇获好评的教科书。1909和1910年他发表了两部著作，表明他正涉足于生疏的领域。这两本书论述通过快速叩诊脊柱的诊断方法。此后不久，艾布拉姆斯发现叩诊腹部的效果更好。他的理论是每一种疾病都有它自己的“振动率”，因此叩诊所产生的声音能够说明病人的状况。

艾布拉姆斯医生的第一项发明是一种叫作“活力计”（dynamizer）的诊断器。它是里面装有一团乱七八糟电线的盒子。一条电线接到电源上，另一条电线接触患者的前额。从病人身上取一滴血，滴在一张过滤纸上，放入盒内。然后让患者脱光上身，面西而坐（从未说明为何要取这个方向），艾布拉姆斯叩击患者的腹部。他听叩音就能诊断出病人的疾病！

这乍看起来没有道理，原来还很有讲究。脊柱的神经纤维“振动”频率不同。活力计从血液接收到“振动”，将其传送到患者的脊柱，脊柱区别出那些不同的波长，把它们送到腹部的各个部位，医生通过熟练的叩诊就能诊断出来。

除了诊断病人患有何种疾病之外，艾布拉姆斯医生还能够确定病人身上患病的准确部位及其严重程度。后来他发现还能确定病人的年龄、性别，以及病人属于6种宗教派别的哪一种。这6种教派是：天主教、新教、犹太教、耶稣再生派、卫理公会和通神论派。最后，他发现他不但能够根据血液，而且还能根据笔迹作出诊晰。

利用笔迹诊断开辟了美妙的前景。艾布拉姆斯开始用已故者的签名作试验。他的门徒们盲目相信他发现了塞缪·约翰生、爱伦·坡、王尔德和佩皮斯都患过梅毒，但当他从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签名得出同样诊断时，他们就不敢深信了。①

1920年，艾布拉姆斯医生宣布他完成了一项新发明，叫作“振荡治疗机”。这部机器利用振动率进行治疗。艾布拉姆斯宣称，“特效药必须与所治的疾病具有相同的振动率。这就是它们能治好病的原因。”但是为什么要使用药物呢？你只需用适当的射线波照射病人，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杀死细菌。艾市拉姆斯还发明了“反射电话机”（reflexophone），用它可以通过电话进行诊断。他还发明另外几种精巧的电气器械。他开办了一所学校，教给学生使用这些机器。他出版了一份期刊，还在全国各地举行讲演。②

艾布拉姆斯于1923年去世时留下200万美元的财产。他的财产是靠出租振荡治疗机（租费250美元，机器从来不出售）和加收200美元的教授使用方法费积攒起来的。几百名小江湖医生租用这种机器，每月给艾布拉姆斯带来约1500美元的收入。这些医生必须宣誓绝不查看严密加封的盒子内部。然而，在艾布拉姆斯去世前不久，由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打开了些魔盒中的一个，并就所见提出一份报告。盒内装有欧姆计、变阻器、电容器，以及其它电气零件，这些东西都用电线杂乱无章地连接在一起。

人们会认为，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相信这种胡闹；然而，确实有不少很有学识的人上了他的当。艾布拉姆斯的信徒中最著名的是厄普顿·辛克莱。他在杂志上写了许多文章赞扬这位医生。在他的《生活之书》（1921年）中，他热情地介绍了艾布拉姆斯的诊断装置。他写道，“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新种族的美妙形象，“一个变得纯洁而更适于生活的种族……。那些受苦难的人们啊，你们要听从我的劝告，去了解这个新事物，并且帮助广为传播，”

当《美国医学会杂志》攻击了艾布拉姆斯医生时，辛克莱怒气冲冲地回答道，“他作出了空前的、最有革命性的发现。我愿用自己的名誉打赌，他已经发现了诊断和治疗一切主要疾病的奥秘。他用自己敏感的手指为15000人进行了叩诊，这就是明证。经我调查，他治愈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病人。”

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医学会，用贝尔小姐的名子给阿尔伯克基的一名应用艾布拉姆斯疗法的医生送去一只健康的雄豚鼠的血样。他们收到的报告说贝尔小姐患有“6欧姆的癌症”、左额窦感染和左输卵管的链球菌感染。密执安州的一位医生给艾布拉姆斯本人送去一只普利茅斯种公鸡的血样，所得的诊断是患有疟疾、癌症、糖尿病和两种性病。

艾布拉姆斯去世后出版的《生命之书））1926年修订版，是辛克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定论。当这位医生的方法受到医学界的检验而彻底失败时，也丝毫未使辛克莱担忧。辛克莱指出，当艾布拉姆斯制成他的装置时，只有他一个人在使用无线电波。但是到了人们向他提出挑战时，空气中充满了“数不清的无线电台发出的复杂的电波。”自然，这种干扰给他的机器带来严重危害，于是，用辛克莱的话说，“实际上，这位老人就是由于困惑不解和懊恼而死去的。”

针对人们的指责，辛克莱写道，“我认为艾伯特·艾布拉姆斯绝不可能是有意骗人的人。我认识许多科学家，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强烈地相信自己理论的真实性。艾布拉姆斯日以继夜地工作，从不休息，可以说，他就是这样死去的。他的著作是奇妙而富于启发性的思想的宝库。现在他虽已去世，几乎每一星期我都遇上关于某种新发现的报导，……这不禁使我喊出：‘又是一位艾布拉姆斯！’……人们说艾伯特·艾布拉姆斯是个‘疯子’；但我预言，将来有朝一日里探索他在思想上的飞跃的话，人们会发现他的每一次飞跃都有其道理”

这番话充分说明，一个信徒对超凡的妄想狂的荒谬理论该是何等的盲从！③令人惊奇的是辛克莱并没有把艾布拉姆斯的成就说成是由于信仰而获得的疗效。1914年辛克莱为《赫斯特杂志》写了连载文章，介绍他应用这种医术的实验，后来他写道，“……如果你把双手放在一个病人身上，在头脑里构成一幅你希望在他身上造成的变化的清晰图景，并将你的意念力集中于其上，你就会得到惊人的成果，如果你会一点通灵本领的话，那就更好。”但是，当时刚刚发明出无线电，因此很容易想到无线电波有某种治疗效果，正如同珀金斯的追随者很容易设想他的牵引器和新发现的电流有某种关系一样。

自从艾布拉姆斯的时代以来，几百种类似的电气装置为它们的发明者赚得了万贯家财。例如在洛杉矶，鲁恩·德劳恩医生现在应用一架艾布拉姆斯式的机器，根据血样的“振动”诊断疾病。她保存着大量的吸墨纸，上面留有她的全部病人的血样。她把病人的血样放进另一部机器里，然后把机器的频率调到符合这个病人，就可以向呆在家里的病人发射治疗射线！她办的期刊《德劳恩无线电疗法杂志》有一期登载了她的“播发室”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沿墙装有几十个控制盘，用它们可同时治疗几十个病人，而不管这些人当时身在何处。几年前当蒂龙·鲍尔和他的妻子在意大利遇到车祸时，他们正在接受到德劳恩从加利福尼亚通过短波疗法给予的治疗。当然，德劳恩医生终究要和病人发生更为物质性的接触。她给他们寄去了帐单。

德劳恩的装置究竟如何发生作用是并不很清楚的，但这位医生的著作《德劳恩无线电疗法的科学与原理》（1938年）和《德劳恩无线电疗法和无线电视觉仪器的理论与技术》（1939年）中，对它们作了介绍。这些著作也说明了德劳恩的另外两种机器：一种机器可对身体器官进行“无线电照相”，另一种则可利用无线电波止血。德劳恩较近期的著作出版于1946年，书名为《来自大西洋岛的智慧》。

德劳恩太太曾在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的电气组装部门工作，从而获得有关电子学的知识。她的第一项发明完成于1929年。自那时起，她一直应用无线电疗法，并且把她的机器出售给全国各地的按摩疗法、按骨疗法和自然疗法的医生们。德劳恩太太本人是领有执照的接骨医生，也是美国自然疗法协会的会员。

几年以前，芝加哥市的一些要人深为德劳恩太人的工作所感动，竟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生物系主任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试验时，德劳恩医生亲自操纵机器，结果是彻底失败（详情见《美国医学会杂志》1950年2月18日）。她得到10个病人的血样。她对头3个人作出的诊断大错特错，以致对剩下的7人不愿再试验下去。下面是她对一个结核病病人作出的诊断：“……左乳房Ⅳ型癌症，扩散至卵巢、子宫、胰脏、胆囊、脾脏和肾脏。”此外，这个病人还被诊断为右眼失明，血压为107/71，卵巢不产卵子，以及胰脏、肾上腺、脑垂体、于宫、右卵巢、甲状旁腺、脾脏、心脏、肝脏、胆囊、肾脏、双肺、胃、脊椎神经、肠道和双耳等器官功能不良。

调查德劳恩医生的委员会对她的诊断方法鉴定如下；“我们认为她自称获得的成功，完全依赖于病人的不挑剔态度。她的办法是，对病人许多器官提出种种毛病，以便在碰巧说对一种疾病时证明她‘说对了’。但在本次试验中，她连这样的好运气也未遇上。”

关于德劳恩太太的“无线电照相”，该委员会说，“我们发现，引起德劳恩太太及其门徒重视的那些胶片上的影像，只不过是胶片未装好之前在光线下曝光造成的雾状留影。这些胶片在德劳恩太太处理之前，不管放不放进机器之中，影像都非常相似。从德劳恩太太出示的许多旧胶片上，我们看不出类似于她所说的身体结构、适应情况、细菌，等等。简而言之，我们的意见是，所谓的德劳恩无线电照相术纯系人为，根本没有临床价值。”

在最后一项试验中，德劳恩太太试图利用无线电波给一只经麻醉的实验动物止血。该委员会报告说，这只动物继续流血，以至“她的朋友也不忍再看下去”。尽管如此，德劳恩太太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她的机器特别受芝加哥按摩师的欢迎，在那里有些按骨医生仍在使用它。

另一种流行的射线疗法，是一位名叫艾博特·凯的不出名的医生于35年前‘发现’的。他发现一种称之为“弗里隆”（vrilium）的神秘物质。这个名称来自“弗里尔”（vril），就是布尔沃—利顿的幻想作品《未来种族》（1871年）中的超级种族所使用的宇宙能。布拉瓦茨基女上经常写到“弗里尔”，她说大西洋岛人已经掌握了它，而且这也是约翰·基利的永动机的原动力。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名叫罗伯特·纳尔逊的商人出售一种约2英寸高的铜制小圆筒，据说里面装有弗里隆。纳尔逊说，人们把它别在翻领上或挂在脖子上，它发出的射线可达20英尺之远，能够防止细菌靠近并杀死体内的细菌。纳尔逊死后，他的儿子小罗伯特·纳尔逊为生产这种“魔钉”办起一个大企业，以每只300美元的高价出售。芝加哥的一些政界要人，包括前市长凯利，都佩带过这种圆筒。凯利告诉记者说，“我并不想说我知道它为什么起作用，但它能消除疼痛。对我和我的妻子都有帮助。”1950年，当政府对弗里隆制品公司提出公诉时，才揭露出圆筒中所装的不过是廉价的灭鼠药。政府指出，这些圆筒在盖革计数器上没有引起反应，对此纳尔逊说，“我相信有一种人所未知的放射性存在。”④

佛罗里达州的自然疗法医生弗雷德·厄布泰特使用了另一种异乎寻常的装置。他有一部“波热治疗机”，通过向体内输送微弱的电流，能奇迹般地治愈各种绝症。这种机器有各种型号，售价由1500至3000美元不等。据说这种机器能够治愈关节炎，但厄布泰特医生本人却不得不因患此病而坐在轮椅上，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病人对他的信赖。威廉·埃斯特普“教授”著有742页的《永恒的智慧与健康》的医学论著（1932年自费出版）。他是另一种治疗机的发明者，多年来一直进出于南部各州的监狱。⑤这部机器叫作“埃斯特计”（estemeter），但我一直未能了解到它的用法和用途。

最大的江湖医生，或许是新泽西州马拉加的80岁的丁沙·加迪阿利上校。30年来他一直用彩色光线治疗病人。这位上校1873年出生于孟买，1911年来到美国，1917年加入美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义务性质的纽约警察预备飞行队的指挥官，这就是他“上校”军衔的由来。几年前政府对他给予制裁，判处总数2万美元的罚款，以及3年徒刑缓期执行。

1920年，加迪阿利“发现了”光谱分色疗法（spectrochrome

therapy）。这种疗法的理论非常简单。每一种疾病都可以用一种适当的饮食加上“色调”正确的彩色光线加以治愈。加迪阿利制造的光谱分色机装有强烈的光源，在光源前面放上一片选择适当的彩色玻璃片。例如，你如果患有糖尿病，就可以吃大量的淀粉类食物和红糖，并且用黄色和洋红色光线轮番照射身体。早期的淋病需要用绿色或蓝绿色光线。绯红色能增强性欲，而紫色则抑制性欲。除了每种疾病需要特殊饮食之外，病人还不得吸烟、饮酒、吃肉、喝茶或咖啡，并且睡觉时要头朝北。在加迪阿利的3卷本《光谱分色法百科全书》和一些小部头著作，以及他办的月刊《光谱分色》中，对这一切作了引人入胜的详细介绍。

1925年，加迪阿利正在作巡回讲演时在西雅图被捕，根据曼氏法⑥被判处在亚特兰大监狱服5年徒刑。后来他出版了一部两卷本著作《对公民的诬陷》，书中他将这种不公正的“迫害”归罪于医药托拉斯、三K党、天主教徒、黑人、亨利·福特、司法部和英国。他在书中引述了审判中颇为耸人听闻的部分。在那个部分里他的未成年秘书控告他强奸，强迫她作“种种不自然的行为”，后来又迫使她打胎。加迪阿利引述这段证词的目的是指责这个女孩子说谎。不幸，读者得到的印象却是相反。

1924年以来，加迪阿利的光谱分色研究会一直设在新泽西州马拉加的一块50英亩的土地上。围墙上的标语写道，“我们的目标：每家一台光谱分色机。”已有1万多人以90美元代价得到研究会会员资格，从而享有一部光谱分色机的租用权，外加一只能指示一天内使用机器最佳时间的“指示器”。此外，新会员付250美元还可在马拉加进修两周。加迪阿利著作中的照片，显示了他在马拉加的实验室中工作的情景，这些照片和D级影片剧照中发疯的科学家一模一样。

在最近的审讯中，加迪阿利毫不费力就找到112名证人，来证明他们经过彩色光线的治疗奇迹般地获得痊愈。有一色光线疗法而致死。有一个人诉说加迪阿利如何建议他患有糖尿病的父亲停止使用胰岛素，改用彩色光线治疗。他父亲只活了3个星期。⑦

加迪阿利并不是唯一鼓吹彩色光线疗法的人。这种疗法有长久而混乱的历史，主要与神秘的口头传说有关。1861年，美国有一位奥古斯塔斯·普莱山顿将军，相信透过蓝色玻璃的阳光有治疗效力。他的著作《阳光中的蓝色光线与蓝色的天空影响》于1871年出版，书用蓝色纸张印刷。随后，费城的塞思·潘科斯特医生出版了一本题为《蓝光与红光》的书，用蓝字印在白纸上，每一页套有红色的边框。潘科斯特医生认为蓝色对某些疾病有效，红色则对另一些有效。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些想法曾在新英格兰人中掀起一场不太大的“蓝色玻璃狂”。⑧

由巴拉德创始的一种迷信“我是”（I

am）也很强调色彩的精神和肉体作用。洛杉矾的顺势疗法医生和神秘论者乔治·怀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长期以来一直推荐“变化双色疗法”（rithmo－duo color

tic

diagnosis），此法是用有色光线照射病人的腹部，然后象艾布拉姆斯医生那样进行叩诊。本书在前面已讨论过查尔斯·利特菲尔德医生的“虹灯”疗法。在英国，有些使用魔摆的人正在把放射感应和色彩疗法结合起来。他们用魔摆来决定病人身体和需要哪种颜色。布鲁斯·科彭在《魔摆》杂志1952年1月号中写道，“色彩疗法是有前途的科学，把它和放射感应法结合起来就会成为很好的治疗方法，因为可以不断检查任何一种颜色的疗效所引起的反应。）⑨

政府通过1943年和1946年两次轰动一时的审判，仍未能给底特律的威廉·科克医生定罪，由此可见给江湖医生判菲该是何等困难。科克医生以在美国历史上受过最好教育和最成功的癌症医生而闻名。他于1885年生在底特律，1919年毕业于密执安大学，后来于1917年在那里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18年，他从韦恩大学底特律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自1910至1913年他在密执安大学讲授组织学和胚胎学，自1914至1919年任底特律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的两部著作《癌症及其相关症》（1929年初版，1933年修订）和

《自然免疫化学》（1938年），在整个伪科学史上可算是冒牌医学著作中最有欺骗性的两部。

1919年，科克医生首次宣布他“发现了”“乙酸剂”（glyoxylide）的一种万灵药。他声称，这是用复杂的方法合成的一种催化剂，注射到患有任何已知疾病（包括癌症、结核病和麻疯病）的病人身上，可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人痊愈。科克解释说，催化剂并不直接向疾病进攻。它只是使身体变得十分强壮，以致体内自行产生治疗疾病的力量。

注射往往只进行一次。加利福尼亚州的按骨医生温德尔·亨德里克斯声称，他用科克的方法治疗了3000名病人。他把这种注射比作汽车的起动按钮。他在一本小册于中写道，“科克的催化剂可以被看作是起动器，康复过程一旦开始，康复的进程就自会向身体提供燃料。……”在某些情况下可作第二次注射，而在治疗诸如癌症这类难症时，则可注射数次。几十年来，使用科克治疗法的医生为每一药针索价300美元，甚至更多。在四十年代末期，科克对一小瓶两毫升的乙醛剂收费25美元，估计他每年由此可得10万美元的收入。

毫无疑问，科克治疗法没有任何价值。政府的化学家于1943年证实，科克的乙醛剂与蒸馏水并无二致。然而全国还有不少“医生”（多数为按骨疗法医生和按摩疗法医生），仍在使用科克的注射剂。1949年，北达科他州的威廉·兰格参议员居然把一份关于科克注射剂在治疗病牛方面取得的所谓成功的报告，纳入国会议事录之中！科克迅速地复印了这份报告，并广为散发。

近年来，科克给他的活动披上了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外衣。他将科克癌症基金会改组为底特律基督教医学研究联合会，现在由这个组织供应催化剂。杰拉尔德·温罗德是堪萨斯州威奇塔的一个原教旨主义煽动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进行纳粹主义煽动而受审。他在他那份煽动仇恨的刊物《捍卫者》上，一直为科克卖劲地宣传。1950年温罗德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治疗疾病的新科学》，书中把科克捧为伟大的医学天才，并把美国医学会对他的“迫害”比作对塞梅尔魏斯的迫害⑩。底特律的一个叫作路德教研究协会的组织（与路德教教会并无关系），也在出书为科克鼓吹，还出了一份名为《第11小时》的杂志，这份杂志同时也反对共产主义和犹太人。

政府经过两次审讯未能定罪后，于1948年撤销了对科克的起诉。不过，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42年设法通过了一项临时禁令，禁止刊登他那种药物的广告。目前他在里约热内卢行医，有迹象表明南美洲和北美大陆一样，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

如果不谈谈江湖医术的一些神秘领域，本章就不能算是完整。然而这一须域过于广泛，即使综述一番也不可能，但有几个人物颇为突出，特别使人注目。

英国外科医生肯尼思·沃尔克最近的著作《奇思异想》（1951年），重新引起人们对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古尔季耶夫的兴趣。古尔季耶夫是俄国出生的希腊人。他出版的唯一著作是关于别西卜[11]的寓言故事并谦虚地把书名题为《包罗万象》。这本书几乎和布拉瓦茨基女士的作品一样不堪卒读。在二十年代，古尔季耶夫设在巴黎附近的“人类和谐发展研究会”吸引了几百名知识界的追随者，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2]她后来死在那里。另一个热衷者是玛格丽特·安德森，她是美国一份先锋派杂志的编辑。她最近出版的自传《滚滚泉水》介绍了古尔季耶夫运动的情况。

古尔季耶夫的医学观点很难准确地加以说明。它仿佛是瑜伽派和其它神秘学派的混和物，其中也不乏独创的东西。他的疗法包括伐树动作和复杂的舞蹈操（他曾经在莫斯科指导过一个东方芭蕾舞团），伴以他自己创作的乐曲。曼斯菲尔德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疗法”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这种疗法就是住在牛棚里，在那里能呼吸牛群呼出的空气。

古尔季耶夫的最积极的门徒是彼得·奥斯彭斯基，他在伦敦设立了古尔季耶夫研究所，并写了几大本书来阐述老师的“学说”。如同布拉瓦茨基女上一样，古尔季耶夫也声称他的学说得自偏僻的东方寺院里的“得道者”。奥斯彭斯基的学说混杂了大量的秘传启示，和科学毫无关系，因此不属于本书论述之列。他在古尔季耶夫逝世两年前，于1947年去世。

就本书作者所知，以荒谬愚蠢的程度而论，能够超过古尔季耶夫的，只有英国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在西西里岛切法卢附近建立的那座恶名远扬的修道院。据说，这座修道院教授瑜伽教义和自律之道，但实际上它主要给予饮酒、吸水方面的指导。当一名英国诗人死在那里时，在西西里爆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克劳利不得不移居突尼斯。萨默港特·毛姆的小说《魔术师》就是以克劳利故事为题材的。毛姆和阿诺德·贝内特曾在巴黎和他共住过一套公寓。克劳利是诗人、画家、神秘学家、登山家、棋手、骗子、精神病患者、吸毒者和色情狂等恶魔型的大杂烩，这实非本书所宜论述者。如欲更多地了解他的情况，不妨读读约翰·西蒙德所注《巨兽》一书，或者读一读克劳利的某些神秘诗或他关于妖术的著作。

诊断疾病和提供方术一向是巫师的生财之道。他们的信息可能来自上帝，或来自死者的灵魂，或来自超人的视力。被称为“波基普西[13]的预言家”的安德鲁·戴维斯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新英格兰一带行此类医术达35年之久。他甚至写了一本题为《万象和谐》的5卷本著作，来介绍他所看到的幻象。但最著名的巫术诊断家无疑是肯塔基州霍普金斯维尔的埃德加·凯西。他于1945年去世时留下了43年来作过的30000例医学“诊断”的全部速记记录。

美国天主教作家托马斯·萨格鲁[14]所著《有一条河》（1943年），是关于凯西的最好的参考文献。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与肯尼思·罗伯茨赞扬亨利·格罗斯魔杖的作品相似。萨格鲁是凯西的明友，完全相信后者的通灵能力。与罗伯茨一样，他以类似小说的形式叙述他朋友的种种本领。这本书并没有对凯西的医术作出客观描述，但它却鲜明地勾画出这个人物及其经历。

凯西幼年时喜欢梦想，性格内向。他和想象中的伙伴玩耍，能看到他已故祖父的幻象，有一次还和长着翅膀的天使谈话。他笃信宗教（天主教）。他每年通读《圣经》一遍。虽然他只有9年级的学历，但他博览群书，一度在书店中工作。萨格鲁强调凯西是一个朴实而未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拥有他在魂灵附身时说出的那些知识，但远为合理的设想是，他通过阅读和与朋友的交往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又有意识地把这些知识忘掉。

毫无疑问，凯西的魂灵附身是真的。他的方法是仰面朝南（后来改为头朝北）躺下，使自己处于自我催眠状态。通常情况下病人在场，但并不一定如此，因为凯西曾为数以千计的病人作过函诊。诊断以如下的词句开始：“是的，我们有躯体。”然后他开始对病因作出杂乱无章的诊断，所用的术语则主要是借自按骨疗法和顺势疗法。

凯西早期的魂灵附体大多要靠按骨疗法医生相助。医生在他处于睡眠状态时向他提出问题，然后帮助他向病人说明所作出的诊断。有充分证据表明，凯西早期与按骨疗法医生和顺势疗法医生的交往，对他的诊断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一再地发现这种或那种脊柱病灶是某种疾病的病因，并建议用脊柱按摩法治疗。下面是凯西为他妻子所作的诊断的一段话，他妻子当时患有结核病。

身体状况与前次检查时大不相同，……从头部开始，沿后背从

第2、5和第6脊椎和从第1和第2腰椎感到疼痛，……这里有

几处滞结，支撑肺底部和横隔膜的肌肉和神经纤维中有浮动病灶

或侧向病灶，……与腹腔丛的交感神经相连，这又与胃底部的腹

腔丛相连。……

这是按骨疗法医生的共同语言，但别的人几乎无法理解。萨格鲁记下了一个教士的病例，他写信给凯西，请教对类似癫痫症的治疗法。凯西建议作按骨治疗，“要特别注意第9脊椎中下部或第9、10和第11脊椎所出现的半脱位。对这些部位的整复要与对腰椎中枢和脊椎上中部和颈中部的治疗相协凋，至多只需做6次整复即可康复。”

除脊柱按摩之外，凯西还鼓吹用从顺势疗法和自然疗法那里抄袭来的种类极为繁多的治疗方法，偶尔再加上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所作的发明创造，其中包括特殊食物、补剂、草药、电疗以及各种“药物”，如“烟油”（治腿疼）、“桃木敷剂”（治婴儿痉挛）、“臭虫液”（治浮肿）、“蓖麻油裹疗”（给上述教士使用）、杏仁（预防癌症）、花生油按摩（防治关节炎）、竹木灰（治结核病和其它疾病）、从烧焦了的桶里散出的苹果白兰地气（供患结核病的妻子吸用）。萨格鲁承认，“从这些疗法中，看来无法归结出一套医治制度或理论。”这自然是一种愚蠢无知和转弯抹角的遁词。

后来凯西和他的同事们真的制造出而且出售起他在魂灵附体时所发明的一些医药。这类东西有“伊普萨布”（治脓溢）、“蒂姆”（治痔疮）、枯草热吸入剂，以及各种放射疗法和电疗装置。他作出的一个诊断，建议病人将电池的铜阳极系到背部第3神经丛中部，而将镍阳极（疑为阴极——译者）先系在左脚腕上，然后系在右脚腕上。当然，从医学观点来看，这些疗法都毫无价值可言。

最后，凯西对神秘主义文献发生了兴趣，通过在魂灵附体状态下回答各种玄奥的问题，逐渐形成为一种复杂的神秘哲学。根据萨格鲁的概述来看，这种哲学似乎是基督教、星占学、金字塔学、通灵学以及种种神秘学的大杂烩。[15]他说人的意识位于脑的垂体中。离开太阳系的灵魂的下一个停留处是大角星，如此此类等等。这都是从神秘主义文献中抬来的零碎，偶尔夹杂一些凯西下意识中想出来的新花样。

凯西成为一个坚定的神秘主义者，他毫不困难地使自己的新观点和基督教协调起来。基督就是一位“得道者”，他没有把他的所知全都宣讲出来。除了作医学诊断之外，凯西开始“算命”，也就是为人讲述他前世的化身。按骨学方面的病因让位于“羯磨”（前世积累的善恶）所种下的病因。为了研究这些启示而成立起一个学会，并出版一份名为《新未来》的季刊。后来，设在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研究与启蒙协会”接收了凯西所作的记录，现在正在出版这方面的资料。这类文献的典型是凯西于1945年出版的一本题为《辉光》的小册子，书前有萨格鲁写的序言。凯西在书中说他生来有一种能力，能看见每个人头部和肩部周围的有色辉光，他能根据辉光的色彩判断人的个性和健康状况，并预言利用色彩治病终究会成为医学的一个领域（神秘主义文献中有许多书籍和文章介绍参看所谓的“人体辉光”和对辉光照相以至测量辉光的技术[16]。可惜，只有神秘学家才能成功地运用这些技术）。许多研究凯西的团体正在几个大城市举行会议，如果对他的兴趣继续增长，他在现代神秘学中可能会与布拉瓦茨基女士比肩而立了。

凯西的样子倒是诚实的。他似乎对自己的独特天赋常常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担心它可能是罪恶的根源，但他至死深信他的秉赋来自上帝。

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们是被凯西在魂灵附体时说出的治疗方法而治愈的，但在许多病例中甚至最初的诊断就大错特错。这倒是不难解释。萨格鲁天真地写道，如果病人对这种做法抱有“怀疑”，诊断就不会准确。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某种怀疑，而如果诊断显然错误，他就会马上说出这种怀疑（诊断正确就不必说了），因此很难看出怎样才能找到证据来动摇凯西的信徒对他的信仰。

然而，萨格鲁的确记录了下面的事实：当凯西为杜克大学的约瑟夫·莱因博士的女儿所作诊断与实际情况不符时，莱因博士也对他不以为然。按道理说，如果有谁对凯西的超人能力抱有好感的话，那个人应该是莱因博士，但毫无疑问，萨格鲁觉得这位教授抱有“怀疑”，干扰了他的诊断。

注：

①约翰生是英国作家；爱伦·坡是美国诗人、小说家；王尔德是英国戏剧家、诗人、小说家；佩皮斯是英国日记作家；朗费罗是美国诗人。——译者

② 艾布拉姆斯于1922年创立的电子医学基金会至今仍在活动。基金会的总部设在旧金山，它出版《电子医学文摘》，出借振荡治疗机和其它10几种希奇古怪的装置，并对送来的血样进行诊断。

1954年，粮食和药物管理局设法通过一项指令；禁止在各州之间运送这些装置。粮药局估计，全国约有5000台这样的装置，由按骨医生、按摩疗法医生、自然疗法医生以及其他一些庸医使用。在调查过程中，政府的科学家把一滴煤焦油染料充作一位妇女的血样送上检查，他们得到的结果是这位病人患有“全身性血中毒症”。那些治疗机里装的不过是小功率无线电发射机和能产生微弱磁效应的线圈罢了。

该基金会主席弗雷德·哈特采取惯用手段，大喊大叫受到医药托拉斯的迫害，并发誓说，如有必要，他将去德国和墨西哥继续他的伟大事业。

③h.L.门肯的《偏见》第6卷中有一章谈到辛克菜对艾布拉姆斯的信仰，颇为有趣。门肯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论点：造上政治上激进主义者造反精神的，往往也就是创造江湖医术的那种动力。

④《时代》，1950年4月10日。

⑤埃斯特普教授为逃法网仍在到处流窜。1955年，粮食和药物管理局没收了他从得克萨斯州运往加利福尼亚州出售的一批“自动电子治疗机”（automotrone）。自动电子治疗机内装日光灯、短波装置和彩色玻璃片，用以照射白水，让病人喝下这种水以治疗87种不同的疾病、埃斯特普现在是伊利诺斯州的逃犯，他在那里由于医疗上的不法行为，被判处3～5年徒刑。

⑥指1910年根据众议员詹姆斯·罗伯特曼的提案制订的惩治为不道德目的拐滞妇女的法律。——译者

⑦丽塔·哈利·克利曼在她内容丰富的文章《当心医学骗子！》（《星期六晚邮报》，1947年11月22日中，叙述了加迪阿利审讯案中暴露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

⑧关于红光和蓝光的治疗效力的有趣介绍，可参阅玛格丽特·克利夫斯医生的827页的伪科学巨著《光能》（1904年，纽约）第14和15章。书中还有一章论述N射线的生理效果。

⑨

在埃德蒙·泽克利所创始的迷信“人体疗法”中，色彩疗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和声音疗法、气味疗法、咀嚼疗法（见下一章）、禁制疗法以及几十种其它疗法结合使用。在泽克利的许多著作中，对他带有神秘论色彩的自然疗法所作的最好介绍大概要算《宇宙、人类和社会：各种生物的综合体》（珀塞尔·韦弗的英译本，1948个修订版）一书了。

⑩塞梅尔魏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1818～1865），匈牙利医生。他在医学上的发现受到当时保守势力的嘲笑，因而神经错乱终致自杀。——译者

[11]别西卜（Beelzebub，圣经中鬼王的名字，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等篇。——译者

[12]英国女作家，作品有《幸福》、《园会》和《鸽巢》多等中、短篇小说集。——译者

[13]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市。——译者

[14]萨格鲁于1953年去世，终年45岁。1937年以来，他患一种痛苦的关节炎，一直坐在轮椅里。

[15]

吉娜·瑟米娜拉所著《幢幢大厦》（1950年）一书详细地探讨了凯西关于再生及有关问题的论述。还可参阅舍伍德·埃迪著《死后重生》（1950年）和莫里·伯恩斯坦著《寻找布里迪·墨菲》（1956年）。两书都认真看待凯西所见的幻象。

[16]雷·帕尔默通过他设在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创新书店以每付10美元的价格出售“辉光眼镜”，带这种眼镜可以看见“人体、动物和无生命物体”的辉光。眼镜附有全套“溴化氰”滤光镜。

第十八章养生怪论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在饮食及其对健康影响方面的科学认识，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营养学的发展也和其他科学一样，经过了缓慢而艰苦的历程。人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在一些会议上和期刊上都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实验，一再检验，遗憾的是，这些事情只是在专业人员中进行，一般公众并不理解。当然，外行通过新闻报道和杂志上的文章以及那些试图认真做一些普及工作的作者们所写的著作，对其中一些情况也略有所闻。但是，这些声音却被假充内行和赶浪头的人①的更大的声音淹没了。讲一件真事或半真半假的事，然后夸大其重要性，而不顾其它方面的真实情况，这是很容易的。其结果可能使人兴奋，成为一种骗人的迷信，但是由于和事实相去甚远，它只能对健康造成威胁，而不会成为灵丹妙药。

迷信节食疗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疾病往往伴随着恶心和食欲不振，这种情况自然需要暂时节食。根据这一事实，人们很容易认为节食本身具有某种神奇的治疗价值，甚至对于身体健康的人也是如此，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一个健握的人长时间节食只能是有害的。这会使身体虚弱下来，削弱对疾病的抵抗力，只有非常强壮的人才经受得住长时间的节制饮食。然而，尽管有一切医学上的证明，这种迷信仍然存在。

赫里沃德·卡林顿写过许多唯灵论和类似题材的著作。他在1908年写了一部648页的书，名为《生命力、节食和营养，可能是介绍这种一度颇能招徕顾客的疗法的最好指南。另一个鼓吹节食的人是厄普顿·辛克莱，他的武断态度甚至超过卡林顿。他在1911年写的《节食疗法》一书，告诉人们长期挨饿可以抵抗肺结核、梅毒、气喘、癌症、肝病、布莱特症、感冒，甚至能治疗神经损伤所引起的动作机能失调症！

辛克莱在他的《生活之书》中写道，“我听说两三个在节食中死亡的例子，但是我肯定地觉得，他们的死亡并不是由于节食的原因，即便不节食，他们也会死的。”他接着说，“我不不想瞎猜，如果医生们断绝医院里垂死病人的饮食，会有多大比例的病人得救……”，再没有比这种说法在科学上更无知的了。辛克莱能够“肯定地觉得”，但他从未想到去问一问懂得这个问题的人的意见。显然，他认为职业内科医生们对于此道并不内行。

辛克莱曾经一度是一个弗莱彻派。他是在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遇到霍勒斯·弗莱彻的。弗莱彻是《弗莱彻法：我怎样在60岁时变得年轻》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和他早期的著作一样，在1913年出版时曾经风行一时。

弗莱彻派的座右铭是“大自然将惩罚那些不肯细嚼慢咽的人。”意思是，在你感到饥饿时才进食，选择最想吃的食物，每吃一口要咀嚼30至70次。弗莱彻说，不把食物嚼成液体状让它“自行下咽”就一口吞下去，对消化是有害的。即使是汤和牛奶，也应该在嘴里翻来覆去“细嚼”，直到和唾液完全混合一起才可咽下。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个热心的弗莱彻派，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用这种方法进行了三个月的试验。后来詹姆斯证实说，“我不得不停止，它几乎要了我的命。”

现在各处还有一些弗莱彻派。最近星期日漫画专页《逆来顺受》上登载了一幅画：一位家庭主妇听了演讲后对她丈夫说，“那位讲演家说，如果大家都正确地咀嚼食物，就不会有这些战争了……”

有几十种关于某物不能与某物同时食用的怪论。比如，人们认为水果和牛奶一起吃是有害的，因为酸使牛奶结块变质，而事实上牛奶一进到胃里就会遇到酸液。牛奶和鱼也是这种怪论常常提醒人们不能同吃的。按照“海派”的说法，肉类和土豆一起食用也同样有害。

关于“海派”，值得花费一点笔墨来说说。已故的威廉·海医生创立了这一派的理论。他拥有纽约市立大学的医学学位（1891届），从1932年到他去世为止在宾夕法尼亚州芒特波科诺办一所私营的疗养所。他1933年出版有名的教科书《由食物到健康》，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按照海医生的说法，几乎所有身体上的疾病都是由“酸中毒”引起的。而酸中毒又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1）蛋白质吃得太多；（2）不纯的食物，如白面包吃得太多；〔3）饮食中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化合；（4）食物吃下后在肠内滞留的时间超过24小时。他还建议经常节食，看来他不知道节食例会引起酸中毒。

海医生反对同时吃肉和土豆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认为消化淀粉需要碱，而消化蛋白质需要酸，但是“人的胃里不能同时又是酸又是碱”。实际上，绝大多数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和淀粉的混合物。但是这些事实对于自封为饮食专家的人是太复杂了。发明一些新的避免有害混合物的食谱倒更妙些，比如这位医生的食谱书中所介绍的“海氏快活姜汁酒”、“淡鸡尾酒”、“复活节小兔色拉”和“包芦笋”。

还有许多怪论是关于禁吃某些食物的。近来人们狂热迷信的一种怪论，是梅尔文·佩奇创造的。佩奇是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的一位牙医生和生物化学研究基金会主任。1940年当他在密执安州的马斯基根开业行医时，政府制止他出售一种叫做“西克尔普”的药，据说那种药包医百病，从白内障直到癌症。佩奇医生除了反对吃其他东西之外，还反对吃牛奶。他在1949年自费出版的《退化与再生》一书中写道，“就我所知，他（指人）和某些蚁类是仅有的在断奶之后还吃动物分泌物的生物。”

佩奇认为婴儿断奶之前，喝牛奶是有好处的，但在断奶之后，牛奶就是一种危险的食物，常常会引起感冒、窦炎、结肠炎和癌症。这位医生指出，按人口计算，威斯康星州死于癌症的人比其它任何州都多，而威斯康星州的牛奶产量也居于首位。如果我们不停止喝这种动物的分泌物，并按照佩奇医生提出的其他奇方妙法来改革我们的饮食，他担心盎格鲁·撒克逊人将继续退化，其速度比某些“原始”种族（他未指出哪些种族）更快。

“禁食某物”这条重要原则，本来就是一种素食主义。②这在印度教徒和一些神秘团体，如特拉普修道士③，以及象“第七天耶稣复活派”这些新教小派别中特别盛行。托尔斯卡、甘地和萧伯纳都是素食主义者。厄普顿·辛克莱在不同时候曾相信过禁食各种食物的怪论，还曾著书为素食主义辩护。

但是素食主义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乳—蛋派素食主义者”就愿意吃牛奶、鸡蛋和干酪，但更严格的派别则把这些食物看作肉类。甚至还有一些人自称是“水果派”，他们只吃水果。这些派别组成了松散的美国素食主义者联盟，并加入了更早些时候成立的欧洲素食主义者国际联盟。现在纽约市出版有《美同素食主义者》月刊。

我们不必讨论不吃肉食在道德上的理由，但在医学上的理由却值得谈谈。素食主义者总爱指出：肉类在身体中产生尿酸和坏死素有害沉淀，必然会引起疾病。说来奇怪，竟然没有一个医生发现“坏死素”是什么。这种东西听起来可怕，但在科学上毫无意义。至于尿酸，血液里尿酸增多确实与一些病症有关，比如痛风，但那仅仅是因为躯体本身产生了过多的酸。认为饮食中的尿酸是引起这些病痛的原因，这种神话早已被营养学所驳倒了。

没有哪位医生否认，获得一种没有肉类而含有维持健康所需各种营养的饮食是可能的，但事实上却是困难的，而且是不需要的。对于健康至关重要的各种氨基酸中，大约有10种必须由人们吃的食物来提供。要从植物类食物中得到这10种氨基酸是非常困难的，而缺少一种则会造成营养不良。另一方面，氨基酸是蛋白质消化后的产物，在饮食中增加肉类了，有些素食主义者却根据大大歪曲了的统计数字，把癌症的起因归之于肉食。还有些怪论主张即使健康的人也应吃高蛋白饮食！读读丹尼尔·芒罗1948年出版的《延年益寿》吧。他在书中说，玛士撒拉④活到969岁，因为他主要是吃肉食。

狂热迷信“生食”者甚至比素食主义者更为极端，他们反对吃煮熟的“死”食物。宾夕法尼亚州埃莫斯的杰罗姆·罗戴尔写道，“没有什么动物吃熟食”，这句话人们自然会完全同意。但他接着写道，“人是唯一吃熟食的动物，猫吃生肉比吃熟肉长得更好，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罗戴尔是一个电线制造商，也是美国被称为“有机耕作”运动的领袖。按照罗戴尔的说法，烧煮不仅使食物失去部分营养价值，如果食物是生长在已被化肥破坏了的士壤里，食物本身也失去了对健康的价值。耕作必须“听其自然。”罗戴尔声称，土壤也象活着的有机体，只有动物或植物肥料能保持它的肥力。土壤和营养专家告诉我们，如果要植物生长，它们的无机物和维生素成分的含量和生长在“肥沃”土壤中的含量基本上是相同的。肥力不够的土壤生出的植物又少又小，如果肥力完全耗尽便什么也长不出来。但是，按照罗戴尔的看法，使用“人造”肥料和喷洒剂，已造成几乎全国人民的健康失调，包括引起癌症。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许多著作（自费出版）。1948年出版的《有机战线》一书概括了他的主张。此外，他还编辑了3种月刊：《有机园艺》、《有机农民》、《预防措施》，后一种专门论述靠有机耕作来预防病害的问题。这几种杂志大量刊载宣传向日葵籽的广告。罗戴尔认为向日葵籽是一种了不起的食物，饮食中加入了葵花籽会大大增进人们的健康。

鲁道夫·斯坦纳创立的德国人相学的狂热迷信，与有机耕作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本书第十四章介绍他关于大西洋岛和莱穆里亚的著作时已谈到过此人。人相学家们比罗戴尔更进一步，认为地球确实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一天“呼吸”两次，它的土壤也是“活的”，这并不是一种比喻。

“生物动力学耕作法”是斯坦纳在他设在瑞士的多尔纳奇（巴塞尔附近）“灵学校”里创立的。多尔纳奇现在是人相学界的中心。这个城市有自己奇怪的建筑，居民几乎全是人相学派。他的两个主要研究人员是利丽·科利斯科（她的著作还没有人翻译过）和埃伦弗莱德·法伊弗。法伊弗的许多著作都有英文本。他的《生物—动力学耕作法和园艺》是1938年由人相学派出版的，《土地的面貌与人类的命运》是1940年由罗戴尔出版的。

实质上，人相学派对待土壤的方法，如同他们对待人体的方法一样，是顺势疗法的一个变种（见斯坦纳著《人相学医学研究概要》英译本，1939年出版。该书说明对懈寄生加以适当处理，通过吸收“以太力”和增强“魂灵”能治疗癌症）。他们相信在土壤中加进某种神秘的制剂，可以提高土壤的“动力”。这种制剂象顺势疗法“纯剂”的药物一样，能稀释到不存在任何化合物质的程度。1923年利丽·科利斯科进行试验，把逐渐稀释的盐水溶液洒在发芽的小麦上。她发现，当盐水溶液稀释到小数第10位和第12位时，它的作用便消失了，但是再进一步稀释下去，却又重新有作用了。人相学家赫尔曼·波普尔鲍姆在1950年12月的《有机园艺》刊物上写到这个问取时说：“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算出，在那样高度稀释的溶液中，不会留下任何可以称量的溶解‘物质’。因此，这种作用可以叫做不可称量的效力，也就是说，它不是根据溶剂中物质盐的物理存在。因此，这种物质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原动力性质的。”

法伊弗医生1899年生于慕尼黑，毕业于巴塞尔大学。他发现一滴血与氯化铜混合就形成结晶体，由此发明了一种根据各种结晶形式诊断人类疾病的方法，因而获得了费城哈恩曼医学院的荣誉学位。本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多尔纳奇办了一个人相学派的生物化学研究实验室，同时在荷兰的洛弗伦戴尔办了一个占地800英亩的试验农场。1940年当纳粹占领荷兰时，他携家出逃，来到美国。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菲尼克斯维尔创办了一个模范农场，后来在纽约的切斯特附近购置了自己的农场。他在那里作出了自认为最重大的发现——菌株的特殊混合物（准确的配方严格保密）。他声称这种混合物能把普通垃圾变成极有价值的有机肥料。只需在每吨垃圾中加入一汤匙的细菌就够了，一星期后垃圾就会变成没有臭味的高级混合肥料。

最近，由布法罗的一个废纸业老板出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设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购买城里的垃圾，用法伊弗的奇妙细菌加以处理（他在纽约州斯普林谷的生物化学实验室获得供应细菌的特许权），然后作为有机肥料出售。法伊弗所作的实验表明，用这种混合肥料种植的蔬菜，比用普通肥料种植的重百分之二十五，所含维生素A相当于施用普通肥料的蔬菜的1～3倍。在经过处理的土壤中栽培的谷物，蛋白质含量较高。法伊弗说，如果有水，某至沙地也可变成肥沃的农田。人们可以从1952年5月31日一期的《柯利尔》杂志中“城市垃圾如同黄金”一文中看到这一革命性计划的细节。但这篇文章忘了把构成法伊弗研究基础的人相学观点告诉读者。

美国目前有一种很流行的怪论是与盖伊洛德·豪泽这个人物有关的。他的著作《年轻与长寿之道》（1950年）经《读者文摘》缩写后在赫斯特系各报上连载，比竞争对手利洛尔德·科戴尔的《好胃口和年轻术》一书更加畅销，尽管事实上后者看上去比前者更年轻、更漂亮些。

豪泽1895年生于德国的图宾根，16岁时来美国，患髋骨结核。芝加哥的一家医院断定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用船把他送回欧洲等死。豪泽写道，“在那里，在白雪覆盖的山中发生了奇迹。”一位访问他家的老人对他说，“你如果继续吃死的食物，肯定会死。只有吃活的食物才能有活的身体。”年轻的豪泽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水果和蔬菜。他的髋骨便痊愈了。

豪泽对自身的变化感到惊奇，遂对自然疗法⑤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前面提到的自然疗法的倡导者本尼迪克特·勒斯特，向他提供了饮食方面的建议。豪泽从自然疗法转到按摩疗法。这种疗法属于芝加哥的按摩疗法的一个分支。他终于治好了病。他二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更名改姓，开始在芝加哥的密执安大街上开一个小小的诊所，为人按摩治疗。他除了芝加哥按摩疗法学院的学历外，不论是在医学方面还是在营养学方面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最后，豪泽放弃按摩治疗而专门从事写作和讲学。他很快获得成功，因而于1927年跻身于好莱坞。他在饮食方面的主张很快就在电影界人士中风行起来。他的最热心的信徒是葛丽泰·嘉宝。她和他频繁往还，保持了多年友谊。后来他的主张在英国和欧洲，也象在好莱坞一样盛行起来。埃尔西·门德太太是他的一个热烈的支持者，她直到94岁去世时为止，一直把头朝下竖蜻蜓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温莎公爵夫人也是他的热烈的支持者，她为他的畅销书法文版写了序，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德拉王后、菲利普·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科比纳·赖特爵士，还有波利特·戈达德，都是豪泽称之为“我的人”中的另一些知名人士。

豪泽的疗法究竟是什么呢？⑥它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疗法，尤其是注重豪泽所说的5种精食：脱脂牛奶、酿啤酒的酵母、麦芽、酸乳酪和赤糖糊。他写道，“每天吃其中任何一种，大致上能使你年轻5岁。”这些食物虽然主要是在各大城市的保健食品商店里出售，一般食品商店也都纷纷进货。崇拜豪泽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这类食品的销售量大增。但是，这些精食的功效却大成问题。医学方面最有利的意见是：这些食物所提供的东西都是人们花更少的钱就能从普通食物中得到的。比如，酸乳酪是一种专门经过发酵的牛奶，它并不比全脂牛奶更有益，但却昂贵得多。

赤糖糊是糖经过充分提炼后剩下的又黑又粘的渣滓。按照豪泽的说法。它有巨大的疗效。他的著作指出，赤糖糊能治失眠、神经质、妇女闭经期不适、秃头和低血压。豪泽声称．它还能使白发恢复原来的颜色，帮助消化，防止老年变化，增进各种腺体的功能，强化心脏。政府的营养学专家们把这些说法斥之为“谬论和误人之谈。”⑦

豪泽除了从讲学、广播和电视节目、发表著作以及主办一个《盖伊洛德·豪泽的饮食文摘》获得收入，他还是一家有20多年历史的密尔沃基商行“现代产品公司”的合伙人。人们可以从这家公司买到豪泽在著作和演讲中提倡的那些特殊食物和药品。他为了给这类产品做广告，屡和政府发生纠葛。

由于法院的宽大无边，政府在查禁贩卖怪食和秘药方面遇到很大阻力。比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为了限制15000名推销员挨门挨户推销“营养石”，就花费了4年的时间。营养石是一种由苜蓿、欧芹和水田芥制成的廉价混合剂，据说病人每年花200美元就能治好57种不同的病症。经过争论，政府干涉不能奏效，仅迫使“营养石”制造商在宣传疗效时稍留分寸。

要讨论近年来使推销商们大发其财的一切补药、维生素产品、无机盐和其他令人惊奇的食物，可以写出几卷书。对一家制造商甚至把各种维生素放在肥皂里，据说这和雪花膏里放激素，或者某些剃刀刀片加上磁性一样有效。看来，叶绿素也成了包治百病的最新药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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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门外汉写了一本医药书，医学界虽然一致提出非议，可是它却大受公众欢迎；这个突出事例就是康涅狄格州纽文顿的丹·亚历山大写的《关节炎与常识》一书最近居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该书由作者于1951年自费出版，可是销路整好，因此哈特福德的一家出版商便把出版权接受过来。美国风湿病协会主席.D.

罗宾逊博士认为，亚历山大的药物（鱼肝油里掺桔汁）纯属走方郎中的野药。

②美国最出名的素食主义者是新英格兰的长老会牧师西尔威斯特·格雷厄姆（1794～1851），人称吹牛大王。他在著书、演说（他的最主要的一部著作是1836年的《人类生活的科学》）时，提出反对肉类、酒、茶、咖啡、烟草、羽毛褥垫和妇女紧身胸衣等。格雷厄姆在波士顿创办了《健康与长寿》周刊。

③天主教西妥教团中的一派，其修道土以生活严肃简朴、长时间流思冥想著称。——译者

④出自《旧约圣经·创世纪》第5章第27节。

⑤即不用药物，而靠空气、山、运动和食物等来治疗疾病的方法。——译者

⑥实际上，豪泽的“疗法”逐年都有不同．《类型与气质，关键在于饮食》（1930年再版）是他的最有意思的著作。把人按性格和面部特征分成各种基本化学的类型。例如，某人是“硫”型，“脾气暴躁，容易冲动而有才能……象硫一样容易爆炸”；某人是“钠”型。甚至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某人是“阴极身子、阳极脑袋”，是“钙、碳和磷的均匀平衡”型。每种类型当然都要按照豪泽的规定用某一类饮食。

⑦赤糖糊并不象豪泽所说富有维生素B。为了获得每天所需的这种维生素量，人们得喝上一加仑赤糖糊。它所含有的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来自炼糖厂所使用的的石灰水．其中铁和铜的含量主要是由于与生产中机器接触而获得的。

第十九章丢掉眼镜

美国最有影响的医学界怪人之一是纽约市的眼耳鼻喉科专家威廉·贝茨医生。成千上万有见识的人因不谙内情，至今仍相信他那套医术。在反对配戴眼镜而主张靠眼操来矫正视力的当代迷信中，他是首席的重要人物。

贝茨医生于1860年出生在新泽西州纽瓦克。他早期的医学经历曾给人深刻的印象。他188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885年在内外科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在曼哈顿眼科和耳科医院任助理医师，先在贝尔维尤医院，后在纽约眼科医院任主治医师。自1886至1891年，他在纽约医学研究生院和医院讲授眼科学。

1902年贝茨医生突然失踪。6周后他妻子得知他在伦敦的查林克罗斯医院当助手，在此之前他作为病人在那里住院。她立即前往伦敦，发现他处于筋疲力竭状态，对所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两天后他再次失踪。贝茨夫人在欧洲大陆遍寻不见，又回美国继续寻找，一直寻找到死。

贝茨医生究竟是怎样被找到的，至今仍是一个奇怪的谜。根据登载在1931年7月11日《纽约时报》上的讣告，一位眼科同事于1910年偶然发现了他。当时他已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作了6年医生。显然，贝茨被人说服回到了曼哈顿，在那里和找到他的那个人合用一个诊所，并在哈莱姆医院任主治医生直到1922年。他再次结婚，于1931年先于他的这个妻子去世。

1920年，贝茨医生自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用眼镜治疗视力缺陷》。这本书由纽约市中央专业出版公司出版。并在书前附有丹尼尔·波林牧师所写的赞语（贝茨在波林牧师的教堂作礼拜，并为他治疗眼疾。这位牧师到了67岁还不需要戴眼睛，他把这件事归功于贝茨）。20年后这部书又出了修订缩写本。

另外一些作家也写了几十本书，但它们只不过是重复贝茨医生的观点。哈罗德·佩帕德①的《不用眼镜恢复视力》于1944年出版，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在英国，1934年出版了塞西尔·普赖斯的《视力的改善》。1948年，兰登出版公司出版了拉尔夫·麦克法登的《不戴眼镜也能看见》，是另一本以贝茨理论为根据的著作。

贝茨的原著是把大大夸张的病例与毫无根据的推理和解剖学上的无知莫名其妙地综合而成。其中许多材料早在贝茨为几家医学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以及他和伯纳尔·麦克法登合编的眼操函授教材中已出现过（在麦克法登的《体育》杂志上为这个教材作了大量广告）。书中印有50多幅照片，其中许多照片十分奇特。例如，有一幅照片的标题是“没有上过学也没在地下铁道看过书的近视眼”。照片中是大象、野牛、猴子和小狗等4种近视动物的面部。

贝茨医生观点的核心是他的调节理论。“调节”是指一个人转眼注视不同距离的东西时，每只眼内调节焦点的过程。眼解剖学公认的事实是，这种调节是通过眼球晶状体改变形状夹完成的。当眼睛注视较近的物体时，称为睫肌的一束肌。肉使晶状体变得更为凸出。晶状体的这种变化已经被人拍摄下来，并且已作过精确的测定。然而，贝茨医生竟然全盘加以否定。他说，晶状体“不是产生调节的因素”。调节焦点是通过改变眼球总长度来完成的，而且这是由于眼球外部的两束肌肉的作用！

为了支持这一怪论，贝茨医生记录了（附有许多照片）他对鱼眼所作的一些试验。在摘除鱼眼的晶状体之后，眼睛仍能进行调节。贝茨医生对鱼眼与人眼很不相同这一事实毫不在意。他还介绍了他对一些哺乳类动物，主要是兔子和猫所作的试验。可惜，他的介绍充分地暴露了他几乎完全没有作实验工作的能力。

眼科医生向人眼里滴入一种药，可以暂时抑制调节能力。已经证实这是因为控制晶状体和瞳孔的肌肉麻痹所致，但贝茨医生不以为然。他断言，要等到药物对眼球外部的肌肉发生作用，才会失去调节能力。不仅如此，他声称曾看到由于作白内障手术而摘除了晶状体的病人，仍能够很容易地进行调节！奇怪的是，任何其他眼科医生都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实际上，贝茨的调节理论（它对说明他的眼操的价值非常必要）是如此明显地荒谬，以致连他大部分追随者现在也抛弃了它。

根据贝茨的理论，一切屈光不正（近视、远视和散光）的原因，只不过是“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所引起的“紧张”。他写道，“任何屈光不正、斜视或其它眼功能障碍的根源，都不过是一个念头，）错误的念头，一旦这个念头消失，障碍也迅即消失。最严重的屈光不正也能在一瞬间之内的到矫正。斜视能够消除，弱视引起的盲症也可以治愈。如果念头的消除是暂时的，矫正也是暂时的。当这个念头永远消除后，矫正就成为持久的。”

贝茨认为，眼镜不能消除这种紧张。事实上，眼镜妨碍了矫正，因为眼睛适应了眼镜，因而紧张状态使眼睛越来越坏，眼镜的度数也越来越深。贝茨认为眼镜不过是“眼睛的拐棍”，因此应该丢掉它。

贝茨的方法旨在消除紧张状态。其办法就是“中央注视法”（central fixation）——学会看视界中央的东西，而不要使劲盯视。下面是贝茨医生关于这种方法的重要性的说明：

“注视中央不仅能够消除眼睛的一切屈光不正和功能障碍，而目可以治疗许多机质性疾病。我无法说清这种方法的好处有多大。我不敢预言中央注视法能够消灭青光眼、早期白内障和梅毒性虹膜炎，但事实上一旦作到注视中央，这些眼病自会消失。往往在几分钟之内即可解除病苦，而在少数情况下可以从根本上治愈。……这个方法还能治疗各种感染、蛋白质中毒引起的疾病以及伤寒、流行性感冒、梅毒和淋病，只要保持注视中央，甚至眼中进入异物也不发生红肿和疼痛。”

为了作到注视中央，或学会不过分紧张地看东西，贝茨医生建议作如下动作：

（1）“手掌抚摩”。病人将双手手掌放在眼睛上（不要压或揉），头脑里想“纯黑色”。当病人能够看到纯黑色时，视力便立刻改善。贝茨医生谈到一位患散光和早期白内障的70岁的病人，他连续作了20小时的手掌抚摩后眼疾彻底痊愈！

贝茨写道，“一个人在脑中想的黑色的面积越小，他所能得到的松弛程度就越大。”为了作到这一点，他建议先想一块大的黑色，例如视力图上最上面的一个字，然后再想越来越小的字，直到想一个句点。他写道，“有些人觉得想一个冒号，或者想一堆句点，其中一个比别的更黑，或者想小写字母i或j上面的小点，比想句点更为容易。另一些人则愿意想逗点而不愿想句点。”

如果黑色使你感到厌烦或抑郁，那么最好选择使你愉快的颜色。贝茨说，“有一位妇女想的是黄色金风花，从而视力得到矫正；另一位妇女在想不出句点时，想出了她戒指上的蛋白石。”

（2）“移动”和“摇摆”。贝所医生所说的“移动”是指使眼睛前后移动，以便得到一种所见物体左右“摇摆”的幻觉。移动幅度越小，疗效越大。你甚至可以闭上眼睛，使想象中的物体摇摆。交替作目视和想象中的摇摆特别有益。一个人掌握了移动和摇摆的技术后，他最终能够达到贝洪所说的“普遍摇摆”。以下是贝茨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

“当目视或想象中的摇摆作成功时，一个人会有一种松弛感，这就是普遍摇摆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传导给一个人所意识到的任何物体。把注意力集中到身体上的任何部位，都可以在想象中使那个部位产生摇摆动作。可以把它传导给一个人坐着的椅子，或室内的任何物品，或记忆中的远处物体。大楼、城市、整个世界都可以表现出摇摆。”

除手掌抚摩、移动和摇摆之外，贝茨还建议在异常不利的条件下阅读，例如仰卧时，乘坐公共汽车或火车时，在暗淡的光线下，或在阳光直射下。短时刻直视太阳以便使有益的阳光照射视网膜也会增强视力（顺便说一下，这种作法很容易造成永久性视网膜损伤）。

除了贝茨，任何一位眼科医生都认为老视是随着年老而产生的正常的丧失调节能力。贝茨医生马上出来纠正他们。他写道，“老视事实上并不是‘年老的正常结果’……。它的起因不是晶状体的硬化，而是勉强要看近处的东西。这并不一定与年龄有关……。的确，晶状体随着年老而硬化，正如骨头硬化一样……但既然晶状体不是进行调节的因素，这个事实就无关紧要了。再者，虽然随着年龄增长某些人的晶状体变扁或失去一些屈光能力，但也曾观察到90岁高龄人的晶状体仍保持完全清澄和不变形的情况。由于睫肌也不是进行调节的因素，它的衰弱或萎缩对调节能力的减弱也不产生任何作用。”

在贝茨看来，斜视，眼中的斑点，甚至星光的闪烁都是由于眼睛疲劳过度。对物理学家来说，星光闪烁并没有什么神秘。那是因为经常变化的气流具有不同的密度，因此产生不同的折射度。但对贝茨来说，闪烁则存在于头脑之中。如果你不是过度紧张地注视星星，它们就不再闪烁。“……当产生闪烁的幻象时，往往可以通过‘摇摆’星星，使它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十分紧张地注视，就可能使星星甚至月亮闪烁起来。”

在英国，贝茨医生的最著名的信徒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早年患一种眼部感染病，使他的角膜留下永久性的伤痕。他试用了贝茨的治疗法后，觉得视力大为改善，于是在1942年写了一本书，名为《目视的艺术》。这部书后来和伯克利主教关于“焦油冷浸剂”疗效的著名论文互相媲美。赫肯黎归纳了贝茨的理论，并添加了几种新疗法，如玩杂要、掷骰子和玩多米诺骨牌。他声称，看电影坐末排座位对于严重近视眼是很有益的锻炼。闭眼想象在姆指和食指之间拿着一个橡皮圈，对治疗近视眼也有好处。你把这个圈挤成椭圆形，然后让它弹回来，继续这个动作直至感到厌倦为止。

赫胥黎所提倡的最有趣的疗法是他所谓的“鼻写法”。你想象你的鼻子向前伸长了约8英寸，然后闭上眼睛设想鼻子就是一只铅笔。你晃动脑袋在空中签一个名。他写道，“用鼻子写一会儿字，然后作几分钟手掌抚摩，……会使视力缺陷暂时得到一定的改善”如果坚持下去，就可以得到长久的改善。

赫胥黎对于手掌抚摩所以有疗效的解释，听起来很象“动物磁性”发现者梅斯默说的话。“……身体的各部分都带有各自特有的电位。把手放在眼睛上，很可能对这一疲乏的器官的电位情况发生某种作用，而这种作用会使组织恢复元气并间接地使头脑平静。”

贝茨医生于1931年去世，但他的古怪方法被全国各地的许多门徒继承下来。二十年代时，在英国和德国出现了几十所学校教授贝茨疗法。它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更加广为流传。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病人相信他们得到了益处。贝茨的调节理论和他的眼操的疗效全无事实根据，可是对于上述现象究竟该作何解释呢？

回答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很多验光师想把一副眼镜卖给并不需要戴眼镜的顾客。他们戴一段时间后，眼睛便适应于眼镜，因此一摘下眼镜，视力就明显地减弱。不戴眼镜过一星期左右，视力会渐渐恢复正常。在此期间如果他作手掌抚摩和移动，就会把视力的改善归功于这种眼操。在江湖医生开设的一些眼操诊所里，对新病人采取的办法是摘下他的眼镜，然后立即用视力图测验他的视力。当然，他的视力处于最坏的状态。随后不戴眼镜作半小时眼操，再测验视力。他的视力当然有所改善。这个人没弄明白的是，由于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于不戴眼镜看东西，即使不作眼操，视力也一样会得到改善。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情况是，有一些眼疾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减轻。散光有时会减轻。患初期白内障可能暂时有一段时期视力大为改善。许多眼疾常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如果病人在作贝茨疗法时发生这种自然变化，他往往把变化归功于这种疗法。

最后，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看东西”的过程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有密切关系。如果说贝茨的研究有任何价值的话，那就是他非常强调视力的精神方面。例如，他声称，通过用视网膜镜观察一个人的屈光不正，他能判断这个人是否在说谎。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毫无疑问，精神因素能够大大增加或减少一个人看东西时的不舒服感，虽然检查他的眼睛并不会发现任何机质性变化。一个人可能被眼睛的疲劳和头疼弄得快要发疯，而另一个人虽有完全同样类型和同样程度的屈光不正，却会满不在乎。眼睛能够承受的损害比人们所设想的要大得多。只要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对任一种疗法产生信仰都能造成这种状态），一个人即使有很大的视觉偏差也可以丢开眼镜而生活得很好。贝茨自己也说，给某些人戴上几乎是平光镜，他们也会感觉视力大增。他没有认识到的是，他自己的疗法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因素才有效果。

在许多情况下，屈光不正的性质本身有助于使一个人不戴眼镜也能够感到安然自在。例如，一个深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也可以几乎没有困难地阅读，而且如果他不在乎看远处时模糊不清，他不戴眼镜也能凑合。当然，不戴眼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将学会比丢开眼镜的当时“看”远处的模糊物体更好一些。他戴眼镜可能清楚得多，但如果他对甩掉“眼睛拐棍”从心理上感到满意，并幻想他的视力正在改善，那他就能为贝茨疗法的效果作出激动人心的见证。另一个例子是由于晶状体硬化而对自然丧失调节能力的老年人。如果凑巧一眼近视而另一眼远视的话，他可以丢开眼镜在余生中不感到遗憾。他会用一只眼睛看远处，而另一只眼睛看近旁的东西。他戴一副合适的眼镜可以同时使用两只眼睛，但如果他十分相信贝茨，他就会为到此高龄还不需要眼镜而感到骄傲。

应该指出，眼操对某些眼疾确实有效，但这些疾病都与眼球外部的肌肉有关，例如轻度内斜眼或散开性斜眼。正统的眼科医生建议用眼操治疗这类疾病，但这和贝茨医生的眼操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大多数眼的毛病是由于眼球形状、晶状体或角膜引起的屈光不正造成的，因此不管作多少移动或摇摆也不会产生机质性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对眼操作了一系列试验。许多飞行员觉得他们的视力有了很大改善，虽然检查结果表明视网膜上的影像并没有变化。多年来，一位曼哈顿的眼科医生悬赏1000美元，征求作过贝茨疗法后眼睛经过合格医生检查证实已发生了机质性变化的人，但至今没有人来领取这份赏金。

贝茨曾编过几年《增强视力》杂志。他的助手埃米莉·利尔曼从这个杂志上选了一批文章，于1926年以《诊疗所故事》为题出版了一个文集。这本书中所引病案记录是一种极好的证据，说明贝茨疗法实属“信仰治疗”的性质，以及他和他的助手们诊断方法的粗疏程度。

有一病案记录了一位老妇人一只眼患青光眼（眼球硬化），另一只眼患“完全青光眼”，以至完全失明。他们教给她怎样作手掌抚摩。“几分钟内止住了疼痛并且眼球变软。”她能够用失明的眼睛认出视力图上最上面的字。毫无疑问，这是青光眼“治愈”速度的最高纪录。怎样解释这种奇迹呢？

答案就在下面这段话中。“她很高兴并愿意谈话，我鼓励她讲话。她说她住在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里，而且……没有人照料。”这样的病人，孤独、年老、神经质，除了想她的病情之外几乎无事可做。往往，一位和善的医生采用某种新疗法会带来新的希望，从而精神上引起很大的变化。开始，这样的病人会夸大他们视力的缺陷，而随着治疗的进展，如果他们对疗效产生信心，就会夸大视力恢复的程度。后来，这位老妇人的病复发了。贝茨到她的住处看她，他写道，“她清瘦的脸堆满了痛苦的皱纹，……我和她谈起她从前尚未遭遇痛苦的日子……。她开始作手掌抚摩……并能幻想出一枝雏菊在微风中摇动。我让她想象自己身体随着这枝花摇摆。她这样做了，几分钟之内她的疼痛已经消失，于是她笑了。”

利尔曼小姐的书中有一章介绍了对8例白内障“治愈”的过程。显然，在这8例中病人混浊的晶状体都没有发生机质性变化，然而他们却增强了识别视力表的能力。或许有些病人背下了视力表，但多数病人大概的确相信视力有了改进，“视力”也果然增强了。读者也许会问，如果能够发生这样的事，贝茨疗法岂不有其疗效？回答是“是的”，如果你承认使用加迪阿利上校的彩色光线治疗机也有同样“疗效”的话。

伯纳尔·麦克法登是最早追随贝茨赶时髦的自封的健康权威之一。我们已经提到他为贝茨早期的函授教材作广告之事。后来，由赫里沃德·卡林顿为麦克法登代笔，将这些教材编成一本书于1924年出版，书名为《增强眼力》。显然麦克法登认为移动和摇摆过于复杂，因为他用简单得多的动作代替了它们，那就是上下、左右翻动眼球，以及象埃迪·坎托②那样使眼球转来转去。麦克法登的另一种动作是手中举一枝铅笔，轮番注视铅笔尖和远方的物体。他还建议经常洗眼睛，办法是把睑浸在水中，然后张开眼睛。贝茨医生曾强烈指责了任何种类的眼部按摩，但麦克法登发明了多种用手指按摩眼球的方法，按摩方法依屈光不正的性质而不同。

关于贝茨疗法的书籍中最低劣的一本是盖伊洛德·豪泽于1932年出版的名为《不戴眼镜也能获得敏锐视力》的书。该书再版多次，包括1938年出的名为《不戴眼镜也能有良好视力》的缩写版。豪泽写道，“感谢这位伟人（贝茨）的研究工作，已经发明出一种永久矫正视力缺陷的方法。”除了贝茨的疗法之外，他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想出的新动作，称之为“体操”，还有“7日根治餐”。这种治疗餐的主要成分包括豪泽含钾肉汁、多种植物盐、薄荷茶和草毒茶、瑞士克利丝以及桑泰无肉清汤，这些东西都可从设在密尔沃基的豪泽公司中买到。

这本书的后面列有主要的眼病以及豪泽的疗法。以下是他对散光的治疗法。“为了消除疲劳和紧张，首先要食用7日根治餐……同时作眼操，特别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并向各个方向转动眼球……。每天至少作20～30分钟手掌抚摩，早晨用冷水洗眼，中午和晚上使用草药纱布块敷眼……。”

根据豪泽的说法，近视眼是神经不安、饮食粗劣和食用过多酸性食物造成的。斜视和老视是由于粗劣饮食引起的。他建议用荡秋千来治疗斜视。“把秋千绳绞起来再让它绞回去，就会使周围世界团团转圈。这是很能使人轻松的运动，因为它迫使眼球不断移动。”

豪泽说，今人害怕的眼疾青光眼的起因是“自体中毒、饮食不当和忧愁。”放松自己并食用一种新（豪泽）饮食便可治好。“手掌抚摩和摇摆是治疗青光眼的有效运动，因为这能使人松弛。要请按骨疗法医业按摩颈部……。”

豪泽承认，白内障“是非常麻烦的疾病。它是由于晶状体中充满了废物而发生的。出于饮食不当，全身均已中毒”。对于白内障没有特效疗法这一事实，并未难住这位勇敢的饮食专家。他的建议是：（1）食用豪泽的7日根治餐，（2）每日用温水灌肠，水中加入一个柠檬的汁液，（3）对颈部施行接骨疗法，（4）每日作手掌抚摩30～60分钟（“手掌抚摩似乎能对循环产生磁性效果。使眼内淋巴液流动，并带走废物”），（5）日光疗法，（6）将小块棉花在石灰水中浸泡后，“尽量长时间地”放在眼睛上。

上述6种方法中没有一种会对白内障产生效果。豪泽的疗法中也没有哪一种会对他所讨论的任何眼疾产生明显效果。错误地劝导读者丢开眼镜，不让病人找眼科医生治疗而推荐这一类魔术，在伪眼科学著作中再没有比豪泽更放肆的了。

在写作本书时，纽约市有几个机构在教授贝茨疗法，其中著名的是玛格丽特·科贝特眼科学校。它是设在洛杉矾的眼科学校的分校。科贝特太太于1938年发表了《怎样改进视力》一书，她还帮助过赫肯黎改进视力。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塞尔登的太太登广告说，她把“贝茨疗法融合”在她的著作之中。克拉拉·哈克特领导的美国目力训练联合会在洛杉矾、圣迭戈、西雅图以及曼哈顿开设了学校。哈克特小姐在华盛顿州塔科马的一所中学教历史时患了眼疾。贝茨疗法“治愈”了她的眼疾，自那时起她就一直教授贝茨疗法。

美国最受人欢迎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一范·沃格特成了贝茨医生的信徒，同时他也成了西曼蒂克斯将军和盖伊洛德·豪泽的信徒。他丢开他的夹鼻眼镜，写了一本名叫《记事者》的科幻小说，贝茨的观点在书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期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曾和他下棋，据说范·沃格特常常不拿他自己的棋子而拿起对手的棋子。现在范·沃格特又戴上了夹鼻眼镜，正在忙于为美国西海岸的“智力机”作宣传。

虽然自奥尔德斯·赫胥黎发现贝茨以来，他的“视力”或许得到相当改善，但他角膜的不透明度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最近他在好莱坞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戏剧性地暴露了这一点。下面的引文摘自1952年4月12日《星期六评论》上的贝内特·塞尔夫的专栏文章：

“他站起来发表讲话时没有戴眼镜，显然，他阅读放在讲台上的讲稿没有感到困难。是眼操真正使他恢复了正常视力吗？当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时，我和在场的1200名客人惊奇地望着他……。后来他突然支吾起来——于是大家明白了令人不安的真相。他根本不是在读他的讲稿。他事先把它背下来了。为了重新想起他的讲话，他把讲稿越来越贴近眼睛。讲稿离他眼睛只有一英寸左右，但他仍读不下去，于是不得不把手伸进口袋去找放大镜，以便看清字迹。这实在令人尴尬……

然而，当贝茨的信仰者患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其它必须立即治疗、否则便会失明的眼疾时，那才会发生真正的悲剧。每一个伪医学家的周围都有不少这样的悲剧。对任何有见识的读者来说，这些悲剧都是十分简单而又明显的教训。

教训就在于，当你遇到一种遭到正统医生普遍反对的新医学理论时，你最好相信医生的意见。当然，这个自封的天才有可能真是他所自命的那种人，可能是远远走在顽固的同行们前面的另一位巴斯德，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然而这种机会却非常稀少。如果说有一个江湖医生后来证实是个天才，那么便有一万个江湖医生后来证实还是江湖医生。如我们所看到那样，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聪明人，他们写文章和谈话都很机智，很有说服力。但是，作为医学上的外行人，在对待最可宝贵的健康问题时，决不要相信不可靠的判断。你可以保持开明的思想，但遵从内行医生的一致意见却是最可靠和最明智的行动方针。

注：

①在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佩帕德“博士”，使读者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医学博士，还是眼科医生（英文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实际上他是一个按骨医生，曾一度与贝茨共事。

②美国著名滑稽演员。——译者

第二十章偏执的性理论

关于性问题的伪科学，范围广泛，内容怪诞，这是可以理解的。偏执的生物学家几乎对性的每一个方面都作过考察。

例如，想想两性究竟是怎件发生的这个问题。通神论者和诡辩派人类学认为，最早的“人种”是雌雄同体的，男性和女性结合在一个个体之内（这是阿里斯托芬在柏拉图的《专题论文集》中所捍卫的理论的现代神秘说法）。发明专家政治的英国工程师威廉·史密斯，1927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懂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动物传下来的吗？》

英国著名的反男女平等主义者阿拉贝拉·基尼利，1934年在她的《人类陀螺》一书中，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副题是，“把地球陀螺式的旋转作为地球上各种生物进化的作用过程来考虑，可以说明两性现象：性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基尼利小姐用马拉松式的冗长开场白说明她的论点：“既然在制陶工业小小的陶工旋盘上可以把可塑性粘土塑造成各种各样匀称的立体形状，在垂直方向上竖立起来，那么，在经过创造演化的这个伟大地球的陶工旋盘上，地球上生物可塑物质，也被塑造成无数互不相同的生物个体，形状渐趋复杂，构造上千差万别，从越来越复杂的直立姿势上看，它们在垂直方向上也是在逐渐竖立起来的。有鉴于此，我大胆地把我的论点建立在伟大牛顿的万有引力上，而不是建立在后来的爱因斯坦的学说上。”

按照基尼利的说法，宇宙从低级的原子到高级的银河系，都呈现出一种雌雄同体的面貌。事实上，阳性和阴性是天地宇宙这个纺织品上的经线和纬线。她还认为北方的种族属于男人气的，而南方的种族属于女人气的（这多少是由于地球的旋转运动），而且每个人躯体的右边比左边更富于男性特色。她的书中有许多精美的照片，有长颈鹿、鱼、狗、骆驼、旋涡星云、螃蟹和陀螺。书中有一节颇为有趣，那是讲她对心灵感应所作的试验。她写道，“多年前，在我和一个我深深爱慕的男子订婚期间，我们彼此一直靠心灵感应交流思想感情。那就象呼吸一样自然。”

关于两性相对优越性的古怪书籍和文章，是另一类型的有趣文献。它的范围包括从证明妇女天生低人一等（脑容量较小之类）的早期作品，直到1952年3月1日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在《星期六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证明妇女生来高人一等①。至于女性在争取与男人平等方面所作的努力，究竟是进步了的表现还是退化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也出现了许多不寻常的著作，从阿拉贝拉·肯尼利1920年抨击男女平等主义的《男女平等主义与性差别》起，直到近期的著作。

性的伪科学的另一分支，是在怀孕之前确定婴儿性别的方法。民间在这个问题上的迷信，儿乎把胎儿的性别同每件事（气候、月相、饮食、父母的相对年龄、姿势等）都联系上了。这些理论有不少已成为学术论文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认为风向和这个问题有关。阿奎那说，他认为如果当初没有亚当与夏娃的堕落，做父母的本可以生出他们想要的男孩或女孩，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近年来，有一种理论认为，妇女身体一侧的卵细胞生育男性，而另一侧的卵细胞则生育女性。这个理论真还推动了欧洲的实验工作，但后来发现并不可靠。

一位德国的性学家认为右边的睾丸和右边的卵巢是男性，左边的睾丸和卵巢是女性，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假如一个精子从右边的睾丸出来与左边的卵子结合会产生什么结果。伯纳尔·麦克法登有8个孩子，其中6个是女孩，他赞成另一个德国人的理论，即孩子的性别，与父母两人中热情最大、生殖力最强的一方的性别相反。另一些权威，即生男孩多的父亲，则强烈地赞成另一种观点：孩子的性别与父母中精力比较充沛的一方的性别相同。还有一种理论，认为由于心灵感应的影响，生出的孩子的性别，往往与父亲最期望的相反。

克服阳萎的方法，也是许多准科学研究的目标。民间对于某种食物具有性刺激本来就有各种说法，几乎每种看法都可以找出一位权威来。与性有关的食物种类繁多，例如蛋类和鱼子酱（鱼子）；或者使人联想到性器官或与性器官相似的食物（如芦笋、芹菜、洋葱头、蜂蛤、牡顿，等等）。用于刺激性能力的偏方和假药何止几百种。

返老还童这个题目，有着悠久而又荒唐的历史。尽管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山羊腺体或任何其他动物的腺体可以成功地移植到男人的体内，可是二十年代堪萨斯州的约翰·布林克利“医师”却在几千个无辜的老人身上施行了这种手术，他靠此术变成了百万富翁。他在堪萨斯州米尔福的诊所，收资最低750美元，但是一只非常小的山羊的除体，价值高达1500美元。就连“小蓝皮书”的出版人、已故的霍尔德曼—朱利叶斯，也受了布林克利的骗。这位出版商一连几年在一本主要是揭露美国生活隐私的杂志上为布林克利作广告，发表赞扬这位医生的文章。但是，后来霍尔德曼·朱利叶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公开向读者道歉。

布林克利广播电台的执照被吊销以后，这位医生又从德尔里奥越过里奥格朗德河，在墨西哥买下一个广播电台。他在那里假作施行前列腺手术，实际上却是兜售一种假药。这种药除了一点蓝色染料和一点盐酸以外别无他物。这位医生拥有4辆小汽车、几艘游艇和一架私人飞机，他驾着飞机往来于德尔里奥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之间。1937年，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小石城创办了一所医院，还三次竞选堪萨斯州州长，其中一次为阿尔夫·兰登所险败。布林克利在毗邻的俄克拉何马州获得上千张选票，但他并非该州的候选人。更加耸人听闻的事实是，这位医生竟向当地一个法西斯组织，威廉·佩利的银衫党捐赠款项。在米尔福的布林克利纪念教堂有一段动人的铭文：“献给上帝和天父之子耶稣，感谢对我多次赐福，J.R. 布利克利立。”

关十同性恋问题的伪科学著作，卷帙浩繁，种类繁多，特别是在德国，古怪离奇的著作比其他国家尤多，而且还和种族主义著作多方呼应。有些作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心理上的原因，对同性恋者怀着极大的偏见，有人在书中把同性恋视为一种罪恶的渊薮。而另一些性权威本身就是搞同性恋的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还说，世界上伟大的男女人士，大多数都是同性恋者，只有发展同性恋的社会，才能达到文化的高峰。

同性恋的怪论范围极广，从那些认为男魂附女体或女魂附男体的神秘主义者，直到在脑中找到“同性恋中枢”的使用科学语言的权威们。美国作者查尔斯·利兰1904年写了一本离奇的书，书名为《换性》。他认为人脑在潜意识中总是属于相反的性别。利兰常常梦为女人，遂据此进行理论概括。在所有关于同性恋的理论中，最离奇的莫过于理查德·伯顿爵士的说法。他认为围绕地球有一条地带，叫做“多余的地带”，同性恋就集中在这一地带内。

有关性行为的许多奇怪理论中，很少有能怪过奥奈达村社的创立者、公理会教友约翰·诺伊斯的观点的了。诺伊斯1830年毕业于达特默思，一度就学于耶鲁神学院。他在那里开始相信基督曾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时回到人间。他期望他的信徒从那时起在道德上会臻于“完善”。主不是讲过“你们当完善”吗？诺伊斯回到他的出生地弗蒙特，1843年在普特尼村创办了一个协会，叫做“普特尼至善论者合作社”。但是，这个团体的观点在当地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对，以至他们不得不在1848年移居到纽约州麦迪逊县的奥奈达湾。几年中，这个移民队竟发展到数百人。

诺伊斯把这个移民队的组织叫做“圣经共产主义”。在这个组织中，全部财产都归公有。这个团体里的性生活遵从两项原则：男性节欲和杂婚。这位创办者认为，移民队的每一成员都应该同样地爱其他成员，而忠实于婚姻是一种自私的罪恶。因此，任何男人和女人之间，只要需要就允许发生性关系。另一方面，对生育却按照优生学的法则加以严格控制，以改进这个团体的种族。这还是在“优生学”这个同出现以前的事。诺伊斯把它叫做“优种繁殖”。显然，他的移民队是世界上第一个实际试验应用优生学的。在这方面，诺伊斯也许应受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和肖伯纳的高度赞扬。诺伊斯的小册子《男性节欲》无疑是最早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的：即性的欢乐和生育子女是两回事，为了村社的利益，可以把这两件事分开来。

这个村社兴旺了30来年，出版了书籍、小册子和期刊等大量宣传品，它的收入主要靠制造高质量的打猎用的钢捕捉机。后来，镀银作为一种商业经营繁荣了起来，最后终于发展成为现在有名的“村社餐具工业”。移民队最后分裂成为若干派别，诺伊斯也被迫逃往加拿大。1897年，这场试验正式宣告结束。

另一个现代的性权威是德国的精神病学者威廉·赖希，他现在住在美国。赖希认为情欲亢进（男女双方的）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按照赖希的说法，没有任何精神病患者能够体会到充分而正常的情欲亢进。他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情欲亢进的作用》一书中写道，“……精神病患者只有一个毛病，就是缺乏充分的、反复的性的满足。”从这个观点来看，情欲亢进已成为一个病人精神健康的最好的标志，结果，达到真正的“赖希式的情欲亢进”（如他的一些追随者所说），就是赖希式疗法的主要目标之一。

鉴于赖希近年来得到一帮忠心耿耿的信徒，主要是纽约和加利福尼亚文艺界的先锋派，因而他的理论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阐述。下一章将讨论他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

注：

①蒙塔古把这篇文章扩写成一本书，1953年用《妇女天生高人一等》作书名出版。

第二十一章生命能说

“生命能”的发现者威廉·赖希1897年生于奥地利。1922年他获得维也纳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弗洛伊德的弟子，此后8年中在心理分析学界很快成名。他在维也纳一些研究心理分析的组织中担任过好几个重要的教学和行政职务，并为它们的刊物撰稿。在弗洛伊德学派早期著作的脚注和书目提要中常常提到他的名子。赖希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分歧，终于导致他在1934年被正式清除出国际心理分析学协会。

1933年赖希写了一本书，攻击德国法西斯主义是性欲受到压抑的精神病患者虐待狂的表现，因此，纳粹上台后对他当然不会客气。他先逃到丹麦，然后又逃往瑞典，最后在挪威的奥斯陆定居下来，在那里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达数年之久。但是，出版界发动了一次激烈的运动，反对他的著作。于是赖希于1939年来到美国，重新获得不受干扰的安静环境。

赖希在曼哈顿的“社会研究新学校”中当了两年副教授。他在长岛福雷斯特希尔斯创办了一所实验室——生命能研究所，并在格林威治村创办一家出版社，着手发行他的著作的英译本。这些著作颇受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刊物的好评，并为费尼歇尔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析理论》（1945）和伦德伯格与法纳姆的《现代妇女，迷途的女性》（1947）一类著作所常引用。

这时，赖希在缅因州的兰吉莱附近庄园里过着半退隐的生活。他在那里指导生命能研究所和威廉。赖希基金会的五花八门的活动。基金会除了出版赖希的进作外，还发行《生命能通报》（取代了《国际经济学与生命能研究杂志》季刊）、《生命能研究所年刊》和其他文献。

赖希的早期著作（1927年的《情欲亢进的作用》、1930年的《性的革命》、1933年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和《性格分析》与弗洛伊德派的传统很接近。这些书的内种很有问题，而且有大量重复，冗杂罗嗦，干干巴巴，但也不乏新颖而深刻的观点，这些观点已成为精神分析学中的重要部分。《性格分析》也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至今仍为许多分析家们所引用，不过，人们颇为他后期的思想而惋惜。

特别有价值的是，赖希很早就洞悉社会和政治势力具有种种疯狂的方面，而且他强调性健康是道德和政治进步的先决条件。按照赖希的看法，幸福和善良都是性健康的产物；若无性健康的文化，一切建立良好社会的尝试，都将归于失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心灵的改变”或“新生”是政治改革的根本，这种看法现在已被赖希派的“情欲亢进力”的观念所取代。

反之，情欲亢进的人，又是他们的父母和社会培养得当的结果，要不就是经过生命能治疗治愈的神经病患者。由于这样的人（种种原始教育除外）在周围非常之少，因此大多数政治行动都是无用的。不管组织机构怎样改变，总是由患有同样病症的人在控制着社会机构，而且各种良好的意图很快就被同样病态的冲动所腐蚀。只有等到有了一个由健康的（有情欲亢进的）公民所构成的社会，人们才“能获得象样的社会秩序。在达到这样的秩序时，那就主要靠自我控制，而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和道德。赖希把这样的社会叫做“行为民主”的社会。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观点在英国和美国那么容易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了。

在这里用更多的篇幅来描述赖希早期对精神病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是不适当的。这些理论大多是复杂的、专业性的，要了解这些著述，就需要掌握赖希学派的那些刁钻古怪而又佶屈鳌牙的专门术语。本书提到这些，是为了概略说明一下赖希在德国期间勇敢抓住的那个问题的重要性。

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可以对赖希后来的发展作3种可能的解释：（1）他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物理学家。（2）他从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病学家堕落成为一个自欺欺人的偏执狂。（3）他只不过是转入了另外的领域，以致他过去的短处变得更明显了。赞成最后一种看法的批评家指出，精神分析学现在仍然处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初创阶段，不够格的理论家们很容易见一些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和从别人那里剽窃来一星半点正确见解作为伪装写出自己的著作。当赖希转向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这些已有确切坚实知识基础的领域时，他的怪诞想法就更容易被觉察出来了。

不管正确的解释是什么，赖希一生事业中存在着巨大的转折则是勿庸置疑的。这个转折发生在三十年代后期。这就是他在挪威时发现了“生命能”的存在。弗洛伊德早就表示过希望，他的里比多（性欲）理论总有一天会找到生物学上的根据。赖希深信他对生命能的发现实现了这个愿望。”他认为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可与哥白尼的革命相比。自从来到美国以后，他认为自己与其说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不如说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他更深入地探索生命能的奥秘，并把这一新奇的知识应用于治疗肉体和精神方面的疾病。

生命能到底是什么呢？按照赖希的说法，它是一种充满整个自然界的非电磁力。它是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或生命力，是可以获得，也可以应用的。它是蓝颜色的。赖希在一本小册子里说，“蓝色是生命能在机体内部和外部的特有颜色。古代物理学试图用分散的蓝色和大书中光谱系的蓝色来说明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蓝色是一切功能中所能看得见的颜色，它同宇宙、大气或生物体的生命能都有关系。”赖希说，原生质由于具有生命能所以是蓝色的，当细胞死亡时，蓝色就消失了。生命能也使海洋和深沉的湖泊呈现蓝色，某些蛙类处于性兴奋状态时也会现出蓝色。“腐烂发光的木头是蓝色的；萤火虫闪闪发光的尾部、圣埃尔莫的火和北极光也是蓝色的。充满生命能的真空管里的光也是蓝色的”（后者曾被拍成彩色照片，作为那本小册子的封面照片）。

赖希宣称，我们常常看见的大路和山顶上空闪烁的“热浪”根本不是热，而是生命能。这些热浪并不升腾。它们用比地球自转还快的速度，自西向东移动。它们使星星闪闪发光。正统物理学家归之于“静电”的一切现象都产生自生命能，如太阳黑子活动、闪电、无线电干扰和一切其它形式的静电放射所产生的电干扰皆是。他写道，“云的形成和雷暴雨等至今仍无法解释的现象，都是由于大气中生命能的凝聚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产生雷电的云和飓风是深蓝色的原因。“作者（赖希）1944年亲身经历的一场飓风的颜色是很深的蓝黑色。”赖希在1951年7月号《生命能通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他本人所作的一些试验，这些试验证明探矿“魔杖”就是由于生命能的作用！

在人体中，生命能是性能力的基础。它是弗洛伊德的“以德”①在生物活力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它集中在性器官部分。情欲亢进时它又重新流回全身。人体通过呼吸，使它的红血球充满生命能。在显微镜下，赖希发现红血球在吸收生命能时发出“蓝色微光”。1947年他用一支盖革计数器测量过生命能。他的同事们摄制的一部影片说明，有一天汽车也可以用生命能来开动。

赖希告诉我们，有生物的单位并不是细胞，而是一种比细胞小得多的东西，他把它叫做“生物个体”或“能囊”。它由一层裹着液体的粘膜组成，由于生命能的作用而不停地转动。这种转动就是生命的舞蹈——情爱震荡的基本节奏，它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情欲亢进式”的转动。“能囊”象细菌一样繁殖。赖希的批评者怀疑，他所谓的“能囊”，实际就是细菌。

按照赖希的说法，“能囊”是大自然中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的同时分裂而形成的。它们先是结成一团，然后就组成原生动物！赖希的《癌的生物疗法》（1948）一书中有一系列显微照片，表明象阿米巴和草履虫等各种不同的单细胞动物从一团团“能囊”形成原生动物的过程。

不用说，任何“正统的”生物学家都不能重复这些革命性的实验。有些细菌学家仔细察看过赖希的那些照片，他们认为，他的原生动物是从空气中进入培养基的，或者早就以休眠状态的胞囊形状存在于分裂着的物质中。赖希当然是知道这些反对意见的，并且竭力否认原生动物能够以他所说的方法以外的其他方式进入培养基。

1940年，赖希发明一种治疗箱。它的专门名词叫“生命能储存器”，它很象一个低矮的公用电话间，内部是铁皮，外那是有机材料（木头之类）。后来，又用钢丝绒和石棉一层层交替构成3至20层的储存器。这种治疗的理论是，生命能被外部的有机物质所吸引，传导到金属，再由金属向内辐射。由于金属的反射，这个箱子不久就奇妙地集中了大量生命能。顿希在缅因州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内敷一层铁皮的大型“生命能室”。他声称，当所有的灯光都熄灭时，室内隐隐发出一种蓝灰色的光。

据赖希过去的翻译西奥多·沃尔夫医生说，“生命能储存器是医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重大发明，没有任何发明能与之相比。”1951年，赖希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扉页上没有署作者名字），书名是《生命能储存器》。这是关于储存器构造和医学应用的重要参考资料。以下材料大部分引自这一著作。

生命能储存器可以购买，但基金会保有医疗上的使用权，并按月租给患者，收费视患者的支付能力而异。患者着轻便衣服坐进储存器内，体内便会充满生命能。始而有一种针刺、发热的感觉，同时面色发红，体温升高，继而有精神“焕发”之感。患者身体吸收所需之生命能后，开始感到轻微的头晕和恶心。出现这种情况时，患者应走出储存器，呼吸新鲜空气后，这种过量的症状便很快消失。赖希的小册子接下去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且不可几小时连续地坐在储存器内，或者象有些人那样在里面睡觉。这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如严重呕吐等）。如果需要，可以一天使用几次，中间经过较短时间的间歇，这比长时间坐在储存器里效果要好。在研究阶段，没有医生监督不得使用3层以上的储存器。”

对于卧床不起的病人，顿希还发明一种“生命能储存床单”。它可以放在病床上盖在斜倚的病人的身上，同时在床垫下面放有扁平的储存层。还有一种微型生命能盒，叫做“发射枪”，用以治疗局部患处。这是一根可以弯曲的电缆，电缆内的电线已经抽掉，电缆管从储存盒里把生命能导至身体上接受照射的部位。如果这个部位比电缆的末端大，就在电缆上安装一个漏斗。小册子提醒说，“只能用金属（铁）漏斗，而塑料漏斗无效”

赖希认为，使用生命能枪可以大大加速伤口的自然愈合过程。除了加速愈合外，生命能还可给伤口消毒。“显微镜观察表明，只要把一根装满钢绒的玻璃管插入阴道照射一分钟，里面的细菌就会停止活动。……不可把生命能照射同其他化学方法结合使用。生命能是一种非常强的能量。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这样混合使用会有什么结果。”

赖希的小册子列举了生命能有效治疗的疾病：疲劳、贫血症、早期癌症（脑部和肝脏的肿瘤除外）、急性和慢性感冒、花粉热、关节炎、慢性溃疡、某些类型的周期性偏头痛、窦炎、各种损伤、擦伤或创伤。赖希认为，病菌，常常是因为病人的神经机能病使体内能囊处于衰退状态而形成的。这种“自体感染”可以利用生命能储存器来消除，不过许多慢性病需要好几年的治疗。用威廉·赖希的验血法可以观察到身体缓慢地向一种较高的能量水平发展。

按照赖希的说法，癌细胞是组织分裂时产生的能囊发展而成的原生动物。他观察到“许多癌细胞都有尾巴，而且象鱼一样游动”。他写道，“如果不及早杀死癌细胞以制止这些原生动物的形成，那么癌老鼠或癌病人就会完全变成原生动物。”这些话引自《癌的生物疗法》，该书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解释。

生命能疗法包括一种叫做“性格分析”的治疗，为了避免误解和滥用，关于性格分析的详细情况没有刊印出来。一般的做法是让病人穿着游泳衣躺在睡榻上，以便施行生命能疗法的人能够观察病人肌肉的反应。赖希认为所有的神经机能病都是由于“肌肉的甲胄”——一种僵硬状态产生的，比如紧锁的眉梢、绷紧的颈部肌肉、耸起的双肩。收紧的肛门，等等。赖希写道，“没有一个神经机能病患者……的腹部不是绷紧的。”

施行生命能疗法的人，要想法让病人了解肌肉紧张的原因，同时采用一些技术方法使他摆脱肌肉紧张。比如，他的上下颚周围肌肉紧张，是因为他有一种不自觉想咬人的欲望，这时可以给他一条毛巾，叫他咬着毛巾。“生命能疗法”可与“性格分析”相并施行。性格分析就是自由交谈和设法解除患者“性格甲胄”的其他惯用的方法。

生命能疗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呼吸，这是赖希的另一个看法。他认为“没有一个神经机能病患者……能够均匀地深呼气”。这是由于腹部肌肉紧张的原故。病人必须克服不能顺当呼气的障碍，这往往是由治疗者用紧压腹部的办法来帮助他。随着呼吸治疗的进展，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病人有一种想移动他的骨盆的不自觉的冲动。按照赖希的说法，“麻木的骨盆”是因“快意的顾虑”而发生僵化。这种快意的顾虑，则是儿童时期因为尿床或玩弄生殖器等受到责罚所致。

生命能疗法的最终目的，是使病人获得充分的和完全的情欲亢进的能力，这只对于“能够生殖的”或非神经过敏的人才有可能。正常的性行为是按照赖希的4拍“情欲亢进公式”：机械式的紧张、生物电的充电、生物电的放电和机械式的放松进行的。在情欲亢进时，生命能提高皮肤的生物电的电位，特别是性感带皮肤的生物电电位。

近年来，赖希的个人自大感和对同事的怨恨感都大大地增强了。这些同事对于他的生命能研究不屑一顾，把这看作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走向可悲垮台的证据。赖希形容性病这一社会现象时用了“感情上的瘟疫”一词。可以料想，他一定把一切反对他的研究的意见都当作瘟疫的标志来对待的。1947年，这种瘟疫达到了顶点，食物和药物管理局开始调查他的生命能储存器，米尔德里德·布雷迪还在杂志上写了两篇关于他的文章（《性的新迷信与无政府主义》，载《哈泼斯》杂志1947年4月号；《威廉·赖希的怪症》，载《新共和》杂志1947年5月26日）。翌年，沃尔夫医生写了一本反驳他的小册子，标题是《感情上的瘟疫与生命能生物物理学》，其中引用了赖希的下面这段话：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比我们认为拥有灿烂文化的希腊人还要古老。……两千年后的情况并没有甚么两样。布鲁诺为捍卫科学知识和反对占星术迷信而斗争，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正是这件把伽利略送上宗教法庭的同样的心理上的瘟疫，使哥白尼悲惨地死去，使列文虎克成为一个遁世者，把尼采逼得精神错乱，使巴斯德和弗洛伊德遭到放逐，流亡他乡……有必要彻底说明，人们不能对这种瘟疫现象俯首屈服。

在赖希的《留神小人！》一书中言词更为激烈，这是一本愤怒的书，1948年出版，威廉·斯泰格（斯泰格是威廉·赖希基金会的有联系的会员）欣然为该书画了插图。这本书旨在攻击患神经病、性病变的“小人”。这种小人看不见自身的病症，而且对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负有责任。实际上，这本书是对不承认赖希丰功伟业的世人的愤怒发作。

赖希声称，他的书象所有其他“当代象样的著作”一样，是“为今后100O年或5O00年的文化而写的，正如几千年前的第一个轮子对于今天的内燃机车一样。”他写到，诚然，一个新的“原子能时代已经到来。……但不是以你所想的方式到来的。也不是在你的地狱里到来的，而是在美国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在我的安静、勤奋的实验室中到来的。”

赖希把自己比作一只孤独的鹰，它徒然地希望能够从鸡蛋中孵出鹰来。

最后，赖希写道：“不管你们对我做了甚么，或者将来会对我做甚么，不管你们是把我当作一个大才来颂扬，还是把我关进一家疯人院，不管你们是把我当做你们的救星来崇拜，还是把我当作奸细来绞死，或迟或早，需要将迫使你们理解，我已发现了生命的法则，……我已经向你们揭示了你们身内生命、你们宇宙性质的无限广阔的领域。那就是我最大的报偿。”

赖希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宇宙的叠加》，是他涉足自然科学30年后，于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把生命能引进了天体物理学的领域。他写道：“我们正在进入广阔的空间，如果可能的话，去看看新生儿会给这个舞台带来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便离开了探索微观世界的显微镜，转而用望远镜去探索宏观世界，去探索能够把人类的爱同整个大自然结、合起来的共同的要素去了。

显然，4拍情欲亢进公式并不是答案。这种骚动仅仅局限于有生物。赖希小心地告诫过，要提防在无生物世界寻找与它相似之处的危险。比如，他指出，地震是骚动，但不是情欲亢进类型的。真正的答案存在于某种更为简单的事物之中。那就是“两性的拥抱”，它先于情欲亢进，赖希把它叫做“叠加”。他问道，“把阳性和阴性生命能系统推向‘叠加’的巨大的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是，它是一种贯穿整个大自然的动力，认原于能时代以前的极低水平，直到星际旅行的动力。它是爱和自然法则的基本模式。

赖希解释说，生命能的单位循着螺旋形的路线运动。当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单位彼此接近时，它们以一种类似两性拥抱的方式叠加在一起。结果就产生了“后代”，对于上述情况来说，就是物质的一个粒子！

对于天体物理学这个层次来说，这种现象就是产生了星系。无定形的生命能流（赖希举麦哲伦云为例），彼此吸引，互用叠加，遂形成一种巨大的宇宙拥抱。结果便产生出一个星！这本书插有许多精美的星云照片，显示出星云的旋臂。这些旋臂在拥抱时发光，于是就出现了星系的太阳。

还不仅此。空间并不是空无所有。它实际上是一个生命能的巨大海洋。生命能的运动引起天体的运转。他写道，“万有引力是真实的。但是它并非质量吸引的结果，而是两原始生命能流会聚运动的结果……”。他又说：“太阳和各个行星，就是由于星系中宇宙生命能流的运动和运动方向，才能在同一平面上运动，并以同一方向旋转。因此，太阳根本不‘吸引’别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整个星群中的老大哥。”

赖希就是这样在他那个缅因州的“天文台”上探索天空，从而发现了万有吸力的奥秘、物质的起源和旋涡星云的成因。他认为，“由于实用推理过程阐明的东西越来越多，观测者（即赖希本人）……对自己的推理能力感到极为惊异，因为他的推理与由此揭示的自然事实竟是如此相符”。

那时，赖希又在对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行艰苦的研究。这就是生命核蜕变的消解剂。早在1945年，当第一颗原于弹投下以后不久，他就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生命能事实上只不过是‘原子’能的原始的和自然的形式。”但是，它又不同于原子能，它创造物质，增强生命。它的作用是缓慢和建设性的。原子能则以爆炸的方式起破坏作用。事实上，这两种能力正是爱和恨、善与恶、上帝和撒旦②的根本原理。赖希写道，“原子弹的‘发现’所引起的恐怖，有它的对立面，那就是一切用生命能工作或体验到它的治疗效果的人所感到的镇静和强烈的热情”。

既然原子能和生命能有着如此相互矛盾的特性，赖希设想可以把生命能用来作为核辐射的消解剂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他在1945年写道，“如果完全出乎意料，我竟然发现生命能具有任何杀伤潜力，我一定对这一发现保密。我们应该学会用生命能促进生命的作用，去抵消原子能的杀伤形式，从而去除其害。”

1951年1月，赖希制定了他的 ORANUR（生命能反核辐射）计划，以便研究这项惊人工作的细节。关于他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通常刊登在《生命能通报》和其他出版物上。早期的实验工作，读来象是一出喜歌剧。赖希购买了一点镭，把它带到他的生命能室里。于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生命能就同核能展开了搏斗，杀将起来。它出乎意外地变成了“致命的生命能”。实验室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患“生命能反辐射”病倒下了。

关于这一切的最后消息是一个简短的通告，标题是“生命能研究总部的紧急状态”，日期是1952年5月12日，全文如下：

自1952年3月21日以来，“生命能研究总部”（赖希在兰吉利的总部的名称）即因生命能反核辐射作用而处于严重的紧急状态。

生命能研究总部的日常工作已经停顿。好几名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工作。总部的大部分建筑物已不适于居住。何时能恢复正常，目前尚无法肯定；至于造成这次紧急状态的确实原因，亦无法断定。

工作不得不缩减到必要的最小限度，并优先进行足以解释并控制局势的活动。

当然，要查出这次事故的原委，办法就是请来一位核物理学家，但是赖希未必会认为有此必要。估计局势最后终于会被控制，个中原委也会得到全部解释。但愿这项工作将会更加谨慎地进行。

注：

①根据弗洛伊德学说，“以德”是人类精神的潜在部分，是里比多积贮之所和本能活动力的源泉。——译者

②魔鬼。——译者

第二十二章意念说

意念说（dianetics，来自希腊文，意指“思想”）是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拉斐特·哈伯德发现的一门关于思想意念的新科学。他就这个题日所写的第一本书开宗明义地说，“意念说的创立，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堪与火的发现相比，而超过人类对车轮和拱的发明，……一切由于心理或情感而引起的身心上的病症和人类心理失常的潜在原因，均因意念说而被查明，而且已找到不可变易的疗法。

“不可变易的”这个词并不是印刷错误。哈伯德写道，“意念说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它的应用与工程学相似，但比工程学简单。不可把它的原理和种种理论相混淆，因为它的一些原理的成立亦如迄今尚未发现的一些自然规律一样，是可以论证的。”意念疗法是用数学的精确性来进行的，万无一失。这确是值得人们考察一番的大话。不过，在论述意念说的基本原理之前，我们还是不妨先看看这个运动是怎样令人难以置信地兴起来的。

意念说的创始人拉·哈伯德干劲很足，工作效率很高。朋友们对于他劲头的来源则其说不一。有人认为他办事认真，为人诚实，表里如一。另外一些人认为他是本世纪的最大的骗子。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他基本上是诚实的，不过有点假充内行，现在却成了他们精神变态的可悲的牺牲品。

哈伯德1911年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蒂尔登。关于他一生的其他详细情况很难查考。他年轻时似乎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过。三十年代初，他在美国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工学院上过几年学，但没有毕业。他从来没有从事过工程方面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学识显然使他具有一个工程师的眼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意念说的基础。在过去的20年中，他是一个多产的黄色小说作家，偶而改编一点广播节目和电影剧本。他待有滑翔机驾驶员的证件，一度在加利福尼亚的广播电台唱歌和演奏班卓琴①。他自命是一个探险家，围绕地球作过多次短途旅游，还曾旅居亚洲，在那里研究过神秘主义。大战期间，他在一艘护航驱逐舰上担任海军军官，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据哈伯德说，他是在1938年第一次发现了意念说的基本原理，并开始了他的历时12年的研究工作。但是，他的许多朋友坚持认为这12年的研究工作纯属虚构，一直到1948年意念说才算出笼。无论如何，他最早的病人之一是《惊人的科学幻想小说》的编辑小约翰·坎贝尔。坎贝尔患有多种疾病，其中有慢性窦炎。哈伯德的治疗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1950年5月，他在他的黄色杂志上第一次刊登了关于意念说的报导。这是哈伯德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写成的一篇文章，而且是用类似足球赛广播节目的文体写的。这篇文章显然把科学幻想小说迷们吸引到急不可耐的程度，以致几星期后哈伯德的《意念说：治疗精神方面病症的现代科学》一书由隐士出版社出版时，立即被争先恐后地抢购一空。

《意念说》一书篇幅很大，写得罗嗦，而且十分粗糙。哈伯德声称他只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这倒是可信的，因为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写成的。这本书一点也不象科学报告。病例史大都是哈伯德凭记忆和想象写出来的，就象威廉·赖希后期的著作一样，他的书简直就象上帝的《启示录》。奇怪的是，这本书是题献给威尔·杜兰特的。关于“科学方法”的附录，署名的是核物理学家小约翰·坎贝尔。（坎贝尔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念过三年，后来转学到杜克大学，并在那里毕业，他曾在新泽西州新布伦斯威克的麦克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短期工作过。）

这本书获得极大的成功。最初的顾客是一些科学幻想小说迷。但是不久，这本著作就引起全国令人难以相信的众多人士的狂热迷信。意念说成了电影界的一时时尚，冲击了高等院校。大学生举行“意念说聚会”，互相身试新的疗法。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的威廉斯学院，一位杰出的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舒曼也被卷入这一运动。他访问了哈伯德，在波士顿作关于意念说的演讲，给一些对哈伯德的书未予好评的期刊写信表示愤慨，甚至就这个题目在1951年4月号的《美化住宅和花园》杂志上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建立了“意念说研究基金会”，全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研究中心。这个基金会培训的几百名开业医生在好莱坞、公园大道和芝加哥的黄金海岸大街挂牌行医。哈伯德则奔走全国，作演讲示范。《意念说旁听生公报》出版。后来基金会又经扩大，迁往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在那里改名为“哈伯德意念说基金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机构提供36小时的治疗，收费500美元，还以同样价格施行4至6周的训练。经测验合格者发给证书，成为意念说的“验察师”。

到底什么是意念说呢？

简单地说，意念说认为一切精神上的心理失常（神经机能病、精神病和身心方面的疾病）都是由“印象”引起的。但是，为了说得明白，我们必须先去哈伯德精心制造的术语密林中涉猎一番。

哈伯德把有意识的头脑叫做“分析的头脑”，它象一部大型计算机那样工作，准确无误。但是，如果无意识的头脑给填进了错误的数据，它就会把身体引入失常状态。

无意识的头脑被称为“反应的头脑”。实际上，它始终是有意识的，甚至在一个人睡着或由于其它原因而“失去意识”时，也仍然是有意识的。反应的头脑没有“思考”或“记忆”的能力。它是一个鲁钝的器官。但是，当分析的头脑由于身体上的疼痛或情感上的痛苦而变得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时，反应的头脑就开始“记录”。这些记录叫做“印象”。它们象唱片一样，只不过它除了记录声音以外，还记录下分析头脑“关掉”时所接受的全部知觉。

哈伯德用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妇女被打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人们踢她，说她是个骗子，是个坏人，总是变心。在这个过程中，一把椅子被撞翻了。厨房里的自来水龙头在哗哗地流水。一辆小汽车在外面大街上驶过。‘印象’飞快地记录下这些知觉：看见的、听见的、触摸到的、味道、气味、机体的感觉、活动感、关节状态、口渴，等等。‘印象’由她丧失意识时向她呈现的一切所组成：说话的声调、话音里的感情、最初的打击与后来的打击的响声和感觉、接触地板的感觉、施子翻倒的感觉和声响、机体对打击的感觉，或许还有她嘴里血的味道，或当时出现的其它任何味道、打她的人的气昧和房间里的各种气味、驶过去的汽车马达和轮胎的响声，等等。”

于是，各种“印象”就是当“分析的头脑”由于疼痛或情感上的痛苦而关掉时所作的种种感性记录。由于受伤、麻醉剂、疾病、药物，甚至酒醉不省人事而造成的丧失知觉，都痛苦得足以产生“印象”。由于“反应的头脑”是鲁钝的，没有评价的能力，因此它所经历的一切都进入了“印象”。这些“印象”都被存入了“反应库”里。哈伯德把它们分门别类贴上标签，比如无耻谎言、否认事实、群集、占有、错误的指引，不过我们用不着去细分这些东西。本书也没有篇幅去讨论他的“欲魔线路”（指挥魔、批评魔、自大魔、教唆魔等）。在《意念说》这本书的封底，可以找到哈伯德的主要术语的词汇表。

全部神经机能病、精神变态和心身疾病（包括普通的感冒，可能还有糖尿病和癌症）都是由各种“印象”引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引起麻烦的“印象”是在一个人出生以前就记录下来的。这就把我们引到了哈伯德的最革命的观念——胎儿期的“印象”。

我们从《意念说》中得知，刚刚怀孕以后，胎儿就有记录“印象”的能力。由于胎儿的感觉器官是在胎儿期的后期才发育起来的，这些记录是怎样作出的，始终是一个深奥的谜。这些记录在细胞状态时就产生了，包含原生质内部某种未知的变化。按照哈伯德的说法，子宫内的生活远远不是天堂。“妈妈打个喷嚏，婴儿就给震得‘失去知觉’。妈妈轻快跑步不小心碰在桌子上，婴儿的头就会撞破。妈妈便秘使劲，婴儿就被挤扁。爸爸激动，婴儿就有一种被放进开动着的洗衣机里的感觉。妈妈大怒，婴儿获得‘印象’。爸爸打妈妈，婴儿获得‘印象’，如此等等”。

于宫里面还十分嘈杂。“肠内阵阵响声、水流动、打嗝、胃肠胀气，母体的其他活动也产生种种的响声，……妈妈服奎宁时，在妈妈和胎儿耳朵里都会出现鸣声，这种鸣声会贯穿一个人的一生。”此外，在胎儿后期的生活中，子宫经得很紧。要是妈妈患有高血压，“于宫里就更加可怕”。

除了因打击、”咳嗽、打喷嚏、呕吐等弄昏以外，可怜的胎儿还会被猛烈压力弄得失去知觉，也会被未遂的流产弄得失去知觉，这就更不待言了。哈伯德在书中流露出对妇女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但是把这种憎恨表现得最露骨的是意念学者所说的“AA”——坠胎。当哈伯德所说的妈妈们没有被丈夫踢中腹部，或者没有和情人私通时，她们就一心想着坠胎，通常是用织毛衣的针来作。哈伯德写道，“对于心理失常的人说来，20或30次坠胎尝试是常事。在每次尝试时，婴儿的身体或脑子都可能被刺穿。”这些经历当然会产生最坏的印象，因为通常还伴随着感情激动时的责骂。由于所有这些话都被胎儿逐字逐句记了下来，当这些印象作为数据输送给有意识的头脑时，这些印象就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里不妨引用哈伯德书中的一个例子。爸爸打妈妈的腹部，把婴儿打得失去了知觉。同时爸爸还叫喊：“拿那个！我告诉你，你必须拿那个！”后来在生活中，这些话被逐字逐句地照字面解释了，于是这个人成了一个有盗窃癖的人，或者成了小偷。哈伯德伤心地叹道，“唉，我们的这种话，并不全是本来的意思！一旦落入鲁钝的反应头脑中，竟会造成怎样的祸害呀！一切都照字面解释！”

但是，胎儿期的印象在能造成损害之前，先要“记下来”。这是在一个人感受痛苦时才发生的。这种情况在某些方面与休眠状态中的印象极其相似。哈伯德提到另一个母亲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丈夫打在她的腹部上，喊道，“你这个该死的淫妇，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这个印象包括头痛、身体倒下去、咬牙切齿和母亲肠子里的响声。几年以后，这个孩子被父亲打耳光，父亲说，“你这个该死的，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孩子哭了，当天晚上就头疼。这个印象已经“记下来”了。“现在身体倒下去的声音，或咬牙的声音，“或父亲声音中任何一种愤怒的痕迹，都会使孩子神经不安。他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他开始患头疼病。”

哈伯德的一位病人是个愁眉不展的年轻人，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可以用哈姆莱特的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来概括。哈伯德诊出这个人的母亲在怀孕时曾受到当演员的丈夫殴打，他打完老婆就开始背诵《哈姆莱特》剧中的台词。哈伯德写道，因此，这个年轻人“就会一连几个钟头愁眉不展地坐着，对干人生冷漠，犹豫不决”。

意念治疗常常称为验察，意在“抹掉”病人的各种“印象”。治疗过程开始是让病人在一间黑屋子里身心放松地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或是躺在长沙发上。闭上双眼，而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始终闭着双限。验察师坐在他旁边，和他谈话，使他处于一种“意念沉思”之中。眼睑颤动表示进入了这种状态。这和催眠状态的初期阶段十分相似。但是病人神志仍然十分清楚，经过治疗过程（通常是两小时）就会把一切事情回忆起来。

病人在验察师的怂恿下，沿着他的“时间轨迹”“向回走”，回到早期形成印象的那些经历。随着他一一叙述这些经历，原来的印象便渐渐失去它有害作用，最后终于被完全“抹掉”。这就是说，它们已从“反应库”里被提取出来，重新放进了“标准记忆库”，可以由有意识的头脑回忆起来。

验察师设法把病人送回到他最早的印象中去，即所谓“始原”的印象中去。这样做的理由是，一旦把BB（始原）抹掉了，后来的印象就更容易抹掉。BB通常是在胚胎的几个星期以后形成的，不过，可能一直要追溯到受精卵的时候。最后，几乎每一个病人都经历了一个“精子的梦”，在梦中他想象自己正顺着一条管道往上游，或者（如卵子）等待着与精子相遇。开始，哈伯德认为就印象来说，这个梦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不久前他发现一些病例的印象是在精子和卵子受精以前形成的。

当一个印象由于叙述而“减弱”时。病人就会打呵欠和伸懒腰。打呵欠被认为是治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决不可误解为病人厌烦或瞌睡。身体各个部分会出现奇怪的疼痛和难受，但随即又神秘地消失。这些疼痛都是心身病症的幻影，从此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当这个印象最终被抹掉时，病人会感受一种突然解除痛苦的轻松和愉快，通常会发出狂笑。哈伯德报道说，有一位病人当一个印象抹掉时是那么宽慰，以致不停地大笑了两天。对这种狂笑决不可误解为病人在笑这整个做法的荒谬愚蠢。

要使一个心理失常的病人进入“解脱”的状态，大约需要20小时的验察。解脱，就是摆脱掉一切严重的神经机能病和各种疾病。按照哈伯德的说法，“这种状态比几年的精神分析所产生的效果更胜一等，因为这种解脱是不会旧病复发的。”继续验察下去，这种解脱会变成一种“预清醒”状态，最后便会达到“清醒”状态。照字面讲，清醒，就是一个超人，是朝着新的物种进化的步骤。他就是一个完全摆脱了印象的人。一切印象都已抹掉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已经不是神经机能病或心身疾病的病人了。哈伯德告诉我们，“清醒的人不会感冒，受了伤伤口也愈合得快。他的视力也更好了。他的智力商数显著提高。”正如哈伯德所说，“意念清醒的人之于现代正常人，犹如现代的正常人之于严重精神错乱者”。

哈伯德指出，“治愈”一个清醒人所需时间的多寡，要视病人的状况而定，虽然他宣布有些人已经清醒。但准确地说，他们过并未达到清醒的程度。1950年，哈伯德在洛杉矾的圣殿讲堂对6000名听众介绍一个名叫索妮亚·比安卡的女学生，说她是一个清醒的人，她能记忆过去每一时刻的“知觉”。但在接着进行的表演中，她却连物理学（她正在主修的课程）中的一个公式也想不起来，而当哈伯德转过身去时，她连他的领带的颜色也记不得了。到此，大部分听众都离席散去。哈伯德后来对这次惨败作了一个巧妙的意念说的解释。因为他从讲台的两侧喊她时说：“索妮亚，请你现在到这儿来好吗？”“现在”两个字使得她停滞在现在这个时间了。至于哈伯德本人，他坦率承认，他不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说，他决心把全副精力用于将意念说贡献给世人，而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把自己处置成一个抹掉印象的清醒人。

意念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是哈伯德所说的“预防意念法”。这就是在一个人失去知觉，或一个胎儿有可能失去知觉时，极其小心地防止产生印象。比如在看护严重受伤或生病的人时，要保持绝对安静。哈伯德写道，“在一个‘失去知觉’或受伤的人周围，什么也不要说，不要作声，一说话就会威胁他的神志正常。在一个人动手术时，也不能讲话。街上发生车祸时，也不能讲话。绝不要讲话！””

还有，“在妇女生育时，为了保全母亲和孩子的神志正常，保护他们的家庭，必须保持安静。安静得连一点“嘘”声也不能发，因为那会造成幼儿口吃。”

当然，做母亲的在怀孕期间必须极其当心。她在大便、咳嗽、打喷嚏、挨丈夫打，或医生检查怀孕情况用力按她的腹部时，都绝对不能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不应在她面前谈话。哈伯德写道，“如果丈夫在说话，他说的每一个宇都会成为‘印象’。丈夫打妻子时，打的动作和两人说的话，都会变成‘印象’的一部分。”

把意念疗法和预防意念法结合起来运用，世界就可能走向更高的文化。哈伯德在他的著作最后用两个高原来作比喻，一个高原比另一个高原更高；当中由一个峡谷分开。一位工程师在峡谷上建起一座桥梁。人们开始跨过桥梁，从较低的高原走向较高的高原。哈伯德问道，“如果较低高原上的人们只是悲叹、哭泣、争论，而对于加宽桥梁或架设新桥不肯动手，你们对于这个社会会有怎样的看法？”回答是清楚的。意念说是第一座粗糙的桥梁，但它一定会得到改进。哈伯德用一句大声疾呼的话结束了他的著作：“看在上帝份上，干起来，建造一座更好的桥吧！”

哈伯德在1950年8月号《惊人的科学幻想小说》上发表的一封长信中，对意念说的未来状况作了一番更加明白的描述。他写道，清除印象之后的清醒人，具有更高的智力商数，他们自然会成为新文化的出类拔萃的分子，在他们和所有其他人之间会有一条很宽的鸿沟。“……人们不免悲哀地看到，世界上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将受其余四分之一的人的支配，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我们对此实在无能为力。”哈伯德又说，幸好这些纯洁的人也摆脱了各种不良的动机（哈伯德认为一无“印象”的人，基本上都是善良的），这就“使他们不会去剥削那些不幸的人”。

1951年哈伯德出版了一本新书《幸存者的科学》，谈到一种简化的加速处理方法。如果说《意念说》是用了3个星期写成，那么这本篇幅几乎相当的书，仅用了3天就写成了。它引入了几十种新词汇，比如MESt（物质、能、空间和时间等词的第一个字母）、生命能、生命能态和MESt态等，搞了大量的形而上学和杜撰名词。

编辑部为5～13岁儿童去除“印象”而编的一本《儿童意志说》和一本《意念治疗手册》，均已问世。哈伯德后来登出广告，为他本人所写的其他著作进行宣传。这些书包括《象征法处理过程》；《验察什么》；《怎样当一名管理者》（能保证消除“管理上的腐败根源”）；《早期论文》（《意念说》的早期手稿，哈伯德试图把这部手稿推销给若干出版家，包括芝加哥的科学幻想小说出版社，但未成功），还有《亚瑟王的魔剑》。

《亚瑟王的魔剑》一书的写作背景颇为动人。这是阿瑟·科克斯在1952年7月号《科学幻想小说广告》杂志上透露的。这个杂志由加利福尼亚州格伦戴尔的科学幻想迷们出版。1948年，哈伯德对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幻想迷说，他在海军服役时曾受伤动过手术，他实际上死了8分钟。据科克斯说，“哈伯德意识到他在死去期间得到一个惊人的启示……。他在打字机前坐了6天6夜，只字未写。后来就出现了《亚瑟王的魔剑》。《亚瑟王的魔剑》包含关于宇宙的超自然的根本奥秘。他把这部书稿分送给几家出版社，都遭拒绝。……于是他把稿子锁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但是后来，据他说，他想设法改写一下再出版……，最近，哈伯德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意念说》就是根据《亚瑟王的魔剑》中的一章写成的。”

《亚瑟王的魔剑》广告简介很妙，值得一提：“哈伯德先生这部著作写于1938年。最初阅读这部书的15人中，有4人精神错乱，于是哈伯德先生将书收回，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直到如今。本书仅供经过挑选的读者并按说明进行阅读。获得此书者应发誓不外传他人。本书所提供的数据，在哈伯德先生在世时不准发表。书中有完整的处置验方，有《意念说》未予透露的秘密。欲买本书者可获得原始复制品，并可个别打印。烫金面装订成册。有作并签名。数量极其有限。每册1500美元。。

哈伯德的另一部新作名为《自我分析》（1951年由国际艺术与科学图书馆一类团体出版）。哈伯德屡图把他独特的见解写成通俗普及的作品。《自我分析》一书就是推进这一想法的尝试。这本书旨在使读者自己施行“轻松的治疗过程”。他在书的开场白中说，“自我分析不能使死者复生，也不能使疯人院关门或制上战争。那是意念验察师和意念疗法专家的任务。”这书仅为有意增进个人健康、幸福和工作效率的‘坚强读者而写的。读者只要坚强，阅读本书便无危险。如果不是这样呢？哈伯德承认，“我不想使读者误入歧途。仅仅阅览一下这本书，就有可能发疯。”

经过检查，这本书似乎是无害的。书中包括一整页一整页的问题，让读者自问自答，例如“你能记起你喜欢的某人入睡的时候吗？”或“你能回忆起你跳绳的时候吗？”为了帮助读者回想这些情节，哈伯德提供了一个硬纸的圆盘，上面开有狭槽。把圆盘放在书页上，就能透过一个槽看到问题。如果圆盘上面写着“看”，你就试着“看”出这件事。然后转动圆盘看下一个问题，圆盘上出现另一种“感觉”，比如“嗅”。这时你就试着回想当时的“气味”。用这种奇妙的方法，可以产生许多感觉与记忆的奇怪结合。哈伯德提醒说，“如果不用圆盘，这种方法的妙处就会失掉百分之八十以上。”随书配有两个圆盘，一个绿色的，一个白色的。哈伯德说，“读者可依自己的喜好选用。”

在书的后面，“编者”（可能就是哈伯德本人），抄袭了威廉·希的那一类大话。编者说，当原于弹还在发展中时，哈伯德就在埋头研究原子能用于建设的问题。“1947年，他发现这种难以控制的能可被驯服，遂改变思路，辟开谬误，找到明智的方向。他发现了原子能支配人体功能的机制。”这里有一条触目的脚注，向读者泄露了哈伯德当时的经济困境。“他在进行意念说研究工作中，甚至没有一个帮忙的秘书，没有一辆汽车。写作用的是一部老旧的雷明顿牌打字机。他靠的仅是朋友们和接受他治疗的人们自愿解囊。作者拒绝使用基金会的钱，他宁愿把这些钱用于帮助别人——编者”。

在医学界，从医生转变为意念说信徒的最突出的是约瑟夫·温特医生。1949年，小约翰·坎贝尔写信把他介绍给哈伯德，当时他还是密执安州的一位普通医生。温特原来就对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用普通语义学治疗精神病的方法感到兴趣。他和信仰语义学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发现意念说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和哈伯德的通信，促成他亲自去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拜访这位大师，在那里经历了一次戏剧性的验察。回密执安后，他在生性怕鬼的6岁儿子身上试验了意念疗法。当他的儿子回忆起穿白围裙、戴白口罩的产科医生为他接生时，他的怕鬼病就痊愈了。

温特医生的热情无限膨胀，他迁居到新泽西州，成为新成立的“意念说研究基金会”的第一位医学指导。但是，不至一年时间。他又从入迷状态解脱出来，到1950年10月便辞职了。现在他在公园大道的一所漂亮的曼哈顿诊所中开业，从事他自己经过改进的意念疗法。

温特医生在1951年出版的《一个医生关于意念说的报告》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意念说真谛之坚实核心的思想，然后列举了他所不同意的论点。例如，虽然他相信胎儿期的“印象”是能形成的，但他怀疑（尽管他没有把握“精子的梦”只是出于患者的想象，而并非真正的记忆。他也反对让患者回忆前世化身之死（这是标准的哈伯德疗法），他认为这种作法没有治疗价值。他发现哈伯德的独断专行的态度和基金会对科学方法的完全忽视是骇人听闻的。比如，“Guk”计划。温特解释说，Guk是“各种维生素和谷氨酸的混合剂的名称，人们以为大量服用就能使病情好转。对于这项试验没有规定适当的控制，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费用浩大的失败。”

温特医生也不同意哈伯德认为谁都能当验察师的看法。哈伯德在《意念说》中写道，“凡有知识并有一定耐性，而且愿意细读本书的人，都可成为一位意念验察师。”而且，哈伯德坚持认为即使是坏的验察师也比根本没有好，就是笨拙的验察也不会造成伤害。温特医生的看法则相反。他的著作列举了好几个病例，这些患者在经受意念疗法之前，似乎是神志正常，而在治疗之后，就不得不把他们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疯人院了。

最后，但并非次要之点是，温特医生由于显然没有找到一个清醒的人而感到困惑。他写道，“我还要找到一个在意念疗法前后的‘清醒’的人，我本人就没有达到过这种状态，我也未能使我的任何病人达到这种状态。我见过一些被认为是‘清醒’的个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这种状态的定义。此外，一个被认为是‘清醒’的人，又已回复了原来的举止行为，也就是初期的精神病状态。”

也许温特医生书中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是他自己的意念治疗过程的记录。因为这些记录明白无误地表明了验察师向患者提出要他回忆哪一类问题的方式。必须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已经熟悉意念说的理论。有了这一理解之后，让我们来检查温特医生的一个病例。

治疗者：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患者：我想揉眼睛。

治：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可能是一点煤灰。

治：还有别的吗？

患：我害过“火眼”。

治：还有别的吗？

患：我想不出别的了。

治：我能想到一些情况。当然，你不一定相信。如果你哭过，你

的眼睛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患：我想会的。

治：要是有人向你眼睛里点药水，你的眼睛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患：肯定会的。

治：那好，你试着回忆你的眼睛第一次有这样感觉的时候。

可以看出，关于煤灰和火眼的解释是被忽视了。当患者不能想到别的原因时，治疗者就提出哭和眼药水。片刻之间，病人就会随着他的时间轨迹，回到他出生的时候，想象给他接生的情景，并把当时的情景和他眼睛现在的感觉联系起来。

下面是温特的另一个病例。患者主诉头疼和鼻子不通气：

治：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感觉？

患：我不知道。你看见了，我抱着头疼得受不了。

治：你想，是不是在你出生的时候，有人可能说过“抱着”这句话？

患：是的，我想医生可能说过。

治：当时他可能在做什么？

患：我想他是在把我交给护士。

治：那么，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患：“好了，现在你可抱走他了。”不，好象不一定是这样说的。

治：换成你想到的说法。

患：“来，你现在把他抱走吧。”就是这样。

治：请重复一下这句话，注意你的头感觉如何。

患：[重复说了五遍或六遍]

治：注意你在说这些话时，你的鼻子感觉如何。再重复说几遍。

患：[又重复说几遍]

治：现在头疼怎样？

患：[揉眼睛]更疼了。

治：你的眼晴怎么了？你觉得眼睛有什么感觉吗？

患：眼睛刺痛，一定是他点进了该死的药水。

治：你觉得把药水点进你眼睛的那个医生怎样？

患：我真生气，那简直是胡来。

治：如果你能够和那个医生算账，你想要对他怎样呢？

患：[忿恨地说]我想揍他。

治：好吧，你想象医生的面孔就在沙发上，就在你旁边。现在揍它吧！

患：[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捶打沙发，大约打了10拳]

治：再打，好好揍他一顿出出气。再揍他！

患：[大笑]不，这太傻了。

治：现在头疼怎样了？

患：好些了。治：现在，咱们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注意你的头疼，……注

意你的眼睛的感觉，……你的鼻子，……愤怒的感觉。还有别的吗？

患：[顺着左胳肢窝搔肋部]真好笑，我忽然想到我姐姐老是胳肢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想到这件事了。

治：你出生的时候有过什么感觉，使你想起被人胳肢呢？

患：[又搔胸部]我不知道。

治：你想接生的医生是怎样把你抱起来的？

患：他可能是把手放在我胸脯下面把我抱起来的。

治：想想有人把你抱起来会有怎样感觉。他手上的温度怎样？

患：我想是暖的。

治：他说什么了？

患：“来，你现在把他抱走吧。”

治：“现在”是什么时候？

患：怎么，现在，就是目前呀。

治：你是1951年出生的吗？

患：不，当然不是。

治：你能够把你出生时的那个“现在”和1951年的这个“现在”区别开吗？能吗？

患：当然能。

治：假定你的头疼是由于“现在抱走他”那句命令造成的，那会怎样呢？

患：我不知道，我似乎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治：“抱”是什么意思？

患：意思是带……，是拿……。

治：现在是什么时候？

患：啊，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的头疼一直带到了现在。

治：不正是因为接生的医生说了句“现在抱走他”，你才把出生时的头疼一直带到现在吗？

患，不，那是瞎说。

治：现在头痛怎样了？

患：好多了，实际上是过去了。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头痛的意念解释，仅仅存在于治疗者的头脑里，而且是经过相当大的困难才诱使病人顺着他说。治疗者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一种“诱导”的性质，就连温特医生也承认那是“鼓励幻想”。这位医生说，事实上，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关系不大！这真叫人吃惊。这样一来，哈伯德那套关于胎儿期和出生时“印象”的学说是应该扬弃的。也许这恰恰正是这位医生从那以后所要做的。因此，他1952年出版的新书《人的苦脑都是心身性病症吗？》，就再也没有提到意念说。

哈伯德本人也承认，许多病人对于自己在子宫里的经历想入非非。他写道，“病人谈到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坐在什么地方，卧室是什么样子，然而他那时却是在子宫里。”哈伯德不同意“受苦的胎儿有一种超感官知觉”的理论。他承认这是一种好的理论，但他又不承认这种理论，因为胎儿并没有思想，因而也就不存在超人的洞察力。

实际上，认为神经机能病和心身疾病可以追溯到脑子失去知觉时的经历，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子宫外，根本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试验的证明，以致没有一位有名望的精神病学家肯对它一顾。不少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把一个人的病因归咎于他在胎儿时期发生的事件，是回避对神经机能病根源进行真正研究的最简便的办法。

在为意念说辩护的各种辩词中，“它有作用”这个辩词是最无聊的。因为在治疗神经机能性的各种症状时，病人相信的任何事物都有作用。这一类的“疗法”不胜枚举。从年轻的珀金斯关于他父亲的金属牵引器治疗效力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几百个远比意念说的病历更能给人印象的故事。这一切说明，意念说作为一种信仰疗法能影响某些病人。此外，再无其他。

自然，哈伯德是想到了这样的反对意见的。他写道，“如若发现有人试图阻止患者接受意念疗法，即应立刻通知验察师。……任何企图制止病人接受意念疗法的人，不是想利用病人的心理失常，……便是有意要隐瞒什么。”

意念说的狂热发展确实如火如茶，就连哈伯德本人也被卷进一场个人的纠纷中去了。1951年，他的第三个妻子、25岁的萨拉·哈伯德跟他闹起离婚。她把他称为“偏执狂型的精神分裂症者”。控告他在她怀孕时折磨她，并声明医学顾问们已断定，哈伯德已“无可救药地疯了”。

1952年2月，设在威奇塔的意念说基金会破产了。哈伯德最近又发信要求人们捐助25美元，帮助他支付生活费用，以便在“全美国”建立一个意念说学派和实现一些其它的小计划。作为回报，他将赠给捐助者新成立的“黄金”意念说组织的会员资格。

小约翰·坎贝尔是多年前当哈伯德为他治疗窦炎时接触到他的意念说的，后来他便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起意念说。但他至今仍然在患着窦炎。

注：

①班卓琴，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译者

第二十三章普通语义学及其他

在讨论了生命能和意念说之后，再来介绍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疗法方面的狂热迷信，必然会使人感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不谈谈波兰出生的艾尔弗雷德·科尔兹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语义学”和罗马尼亚出生的精神病学者雅各布·莫内诺的“心理剧”，我们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应该说，这两种活动都没有达到前两种迷信的荒谬程度。为此，必须把普通语义学和心理剧看作引起争论的两可的例子，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科学价值，也可能没有。

科尔兹布斯基1879年生于华沙。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的波兰军队中任少校，受过重伤，后作为炮兵专家被派往美国。他留居美国，此后10年他依靠个人的财力写作和出版了800页的普通语义学的“圣经”——《科学与神志健全》。该书于1933年由这位伯爵的“国际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内容组织很差，繁琐冗长，从哲学上来说论点幼稚，从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剽窃来一些重要思想，反来复去，使人腻烦；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神经病学与精神病治疗方面的新词汇、混乱的观点、无聊的空话和含混可疑的推测。

艾沦·里德写了两篇论述“语义学”一词的历史和各种不同涵义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的原稿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是，在该书出版前，有几位波兰哲学家采用了这个词，科尔兹布斯基遂从他们那里偷来了。

绝大多数使用“语义学”一词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词仅用于研究词汇和其它符号的意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爵把这个词用得非常广泛，以致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了。正如黑德指出，科尔兹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长而不朝下生长，看作为一种“语义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中讨论一个婴儿为了得到第二次喂奶而呕吐问题时写道，“呕吐成了她支配‘现实’的语义上的方法。”伯爵的现代追随者往往把“语义”和“估价”等同起来，对“普通语义学”下的定义是“对人类估价过程的研究和改进”。

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只不过是对无害的风车作战而已。

许多学派的哲学家反对拙劣的语言学的思维习惯的斗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人们发现《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对这一事实几乎只字不提。比如，该书矢口不提约翰·杜威（只是在以后几版的书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学家对伯爵所谓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斗争，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为坚决或斗争的时间更长的了。事实上，除伯特兰·罗素以外，该书几乎对每一位当代重要的哲学家都偷偷地诽谤一番。

科尔兹布斯基强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认识他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认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头两部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他象哈泊德一样，相信他的治疗方法几乎能治任一种类型的神经机能病症，并且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样的天才水平。他认为所有的行业，从法律到牙科学，都应该以一种普通语义学为基础，因而只有传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于毁灭。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吁读者们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语义学的诸原则付诸实施，并在书中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的学会终将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设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创办于1938年，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浴室设备制造商科尼利厄斯·克兰提供。研究所的门牌号原为1232，后改为1234，以便和“东56街”连写成为连续的6位数。③伯爵总是模仿电视节目那样的声调指导他的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时刻突然停下来，他的学生们就齐声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欢扮演这种演说家和受人狂热崇拜的领袖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普通语义学的传播正象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800页上所说的“类似偏执狂的语义流行病”。他的追随者们就在这位领袖的魅力下患上了这种流行病。

按照这位伯爵的说法，当人们脑子里反映现实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稍不一致时，他们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内心世界歪斜得厉害，他们就成为“精神错乱者”。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歪曲了现实。比如，它设想一件物体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偏偏把一种东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这取决于人们对“椅子”所下的定义。但是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椅子”不过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子，用它来叫一批多少相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连续统向四面八方扩展而成为不叫做椅子的别的东西。正如h.G. 威尔斯在《最初的和最后的东西》一篇论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所说：

……想想那些扶手椅，阅读坐的椅子，餐厅里的椅子和厨房里的椅子，变为长凳的椅子，那些已经超出椅子的界限成为长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宝座，歌剧院的长排座椅，各式各样的座椅，那些摆在工艺美术展览会地板上碍事的、怪模怪样的霉菌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简单易懂的词，实际上代表一堆怎样模糊的东西。如果和一个精明的细木工打交道，我保证你就没有办法给椅子或椅子一类的东西下个定义。

非亚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实质上是承认上述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象纯“椅子”这样的东西。只有1号椅子、2等椅子和3号椅子，等等。这种用数字编号的作法，科尔兹布斯基称之为“编制索引”。同一把椅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经受日晒，风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这一瞬间的椅子到下一瞬间已不是同样的椅子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标注日期”。我们说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对于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许多精神错乱的人，可以教他们用这些方法和类似的非亚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帮助他们恢复神志正常。例如，一个神经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亲。原因可能是由于童年时代的某种情况使他憎恨自己的母亲。由于没有摆脱亚里十多德的习惯，他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们都是被人叫作母亲的。但是这个词，正如科尔兹布斯基反复说过的那样，并不是那个意思。当一个人学会为母亲编制索引，就是说，称她们为1号母亲、

2号母亲、3号母亲时，他才会看出别的母亲和他自己的母亲并不一样。另外，即使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他童年时的那个母亲了。而是1910年的母亲、1911年的母亲、1912年的母亲，等等。懂得了这一切，那个神经病患者对母亲们的憎恨情绪就会大大减弱。

当然，非亚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仅限于编制索引和标注日期。例如，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发明了一种教具．叫做“结构差异器”。这是一组上面打了孔的小盘子，用绳于和木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孔连系在一起。《时代》杂志把它叫做“语义学念珠”。

显然，为了教授良好思维习惯而设置的各种普通语义学设备，本身没有什么“神志不健全”之处。在精神病学方面，这些设备对于各种学派的医生在和病人交谈或给予指导时，都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科尔兹布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它们的治疗价值夸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了。在各种会议上，普通语义学家们都要证明一番语义学的治疗方法可用于酒精中毒、同性恋、盗窃癖、坏的读书习惯、口吃、周期性偏头痛、慕男狂、阳萎以及无数其它神经机能病和心身性病症。在一次会议上，一位牙科医生报告说，他向病人讲普通语义学，使患者情绪更加稳定，从而减少了他们口腔里的酸液。结果，填料在牙齿里保持的时间更长了。

科尔兹布斯基关于非亚里士多德思考方法对身体有治疗效果的解释，本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过这一理论被他的追随者们认为在神经病学上不可靠而摒弃了。这种理论与皮质和丘脑有关，认为皮质在合理思考时才起作用，而丘脑则在发生情绪反射时才起作用。在情绪反应的冲动下采取行动之前，科尔兹布斯基推荐一种“语义停顿”法，即从1数到10，使皮质有时间作出和谐的正常决定。一个养成这种自我控制习惯的人，他的神经系统就会产生“神经—语义的松弛”，从而达到血压正常，增进健康。

在这方面有一个事例挺有意思。这位伯爵注意到只要友好地拉一拉学生的胳臂，就能使学生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于是他就发明出一种特殊的肌肉松弛法。这就是普通语义学研究所1943年出版的夏洛特·舒恰尔特的《语义学的松弛法》所提出的方法，即抓住身体各部分的肌肉，并摇动它们。

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的著作，都没有提及伯爵的这些理论。例如，罗素的专著本来论及一些科尔兹布斯基自以为是大权威的课题，但专著中连顺便提到这位伯爵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倒不是因为顽固的偏见和正统观念。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科尔兹布斯基貌似博学地写出的著作，对于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没有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伯爵的大多数追随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的著作的价值在于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首次作了伟大的综合研究。

果真如此吗？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或职业的神经病学家会这样认为。在有关逻辑学、数学、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上，《科学与神志健全》与其说是作了成功的综合研究，还不如说是对大量近代著作的剽窃。伯爵的著作倒更象是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抄来的一些概念集成的大杂烩。伯爵的许多想法之所以给人一种新鲜的假象，仅仅是因为他给它们发明了新的名称。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921年出版的《人类的成年期》，把植物说成“能量结合器”，把动物说成“空间结合器”，把人说成“时间的结合器”。翻译一下，意思就是植物靠能量生长；动物与植物不同，能在空间到处活动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而人则靠过去的经验得到进步。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过是些陈词滥调罢了。

诚然，科尔兹布斯基也作了一次勇敢的尝试，想把科学哲学与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合而为一。不过，恰恰是因为这个，他的研究才滑进了迷信与伪科学王国去了。根据大多数精神病学者的看法，教病人普通语义学，根本没有伯爵的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治疗价值。伯爵讲对了的东西，都是他抄袭来的，而他所独创的东西，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是“神志不清”的产物。

在许多方面神志都比伯爵更为正常、更为健全的早川一荣，仍然在芝加哥挥舞着普通语义学的旗帜。1946年科尔兹布斯基把他的总部迁到康涅狄格州的莱克维尔。在这之前不久，早川一荣就和这位伯爵分道扬镳了。早川继续编他的生动活泼的小型杂志，和“国际普通语义学协会”一道工作。这个协会是1942年在芝加哥创建的，和莱克维尔一伙没有关系。他在1941年出版的《行动中的语言》（1949年改名为《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仍然是介绍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通俗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一天晚上，在芝加哥一处爵士乐演奏会上（早川一荣是狂热的爵士乐方面权威），有人问他跟伯爵的分歧在哪里。早川沉吟片刻（可能是为了让理智与情感在神经上集中起来）之后答道：“是用词”。

伯爵于1950年逝世后，他的迷信影响似乎正在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早川一荣，都发现科尔兹布斯基自命不凡的著作，几乎每一种有价值的观点都可以在别人的著作中找到更为详细的阐述。正因为如此，他从科学幻想小说迷队伍中争夺来的许多读者（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也抛弃了普通语义学而迷恋上更为诱人的意念说。

洛杉矾的范·沃格特的情况，是这种新动向的一例。范·沃格特是通俗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描写超人一类人物的。其中有一部名为《A的世界》，讲的是一个A社会，或者说，科尔兹布斯基的非亚里士多德式未来社会的故事。几年前，范·沃格特提出普通语义学应以支部为单位转入秘密活动。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另一次大萧条，从而落入反对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甚至提出成立普通语义学教会和建立普通语言学圣书的主张。但这个想法后来证明是失败的，一无结果。这时，范·沃格特失去了原来对语义学和贝茨医生的目力训练的热心。他是意念学运动加利福尼亚分会的领袖。

雅各布·莫雷诺的心理剧运动似乎也已度过了极盛时期。不过，对心理剧的迷信从来也不十分热烈。心理剧是一种治疗形式，把病人置于同他神经症或精神变态有关的即兴式戏剧情节中。它与广泛用于对儿童神经病患者诊断和治疗的“戏剧疗法”方法有密切关系。

心理剧是在一个比较空荡的圆形舞台上演出，舞台按同心圆分为三层，每层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既没有布景，也没有幕布，背景只有两根柱子，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乐队约80人。为富有辉煌幻想的病人设有高高的包厢。第一个这样的剧院是莫雷诺医生1922年在维也纳创办的。心理剧研究所的总部在纽约，在曼哈顿的贝尔维尤医院和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也有类似的剧场。

病人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自己的父亲、母亲、自己的童年、哈姆雷特、上帝，等等。如果患者的病情涉及一场三角恋爱，也可以设法使三个真正的当事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人们不难想象，他们亲自现身的反应常常是戏剧性的。有时也使用彩色灯光，以烘托感情气氛。因此，如果一个病人想要扮演魔鬼，就向舞台上单单投射深红色的灯光。这会给他一种在地狱中被血红火焰包围的感觉，从而增进治疗效果。

通常，病人参加演出，其他角色或者由别的病人扮演，或者由受过训练的男女演员扮演。在心理剧的行话中，担任扮演其他角色的人物叫做“辅助配角”。如果病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好意思演出或拒绝参加演出，可以由一个辅助配角代替他，病人则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这叫做“反映法”。

戏剧情节既用于诊断，也用于治疗。有时病人在表演时会达到弗洛伊德的感情净化状态（涤除了神经病的倾向）。有的时候，这种感情净化作用来得迟些，要在治疗者评论和分析了剧情时才产生。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评论剧情，还常常进行录音和录像。观众从观看演出中也会体验到治疗的好处，这就可能成为一种廉价的集体治疗方式。

当然，要充分探索心理剧的理论，这一点描写未兔太简略了，因为这种疗法几乎和意念说一样的复杂。这里有许多新词汇，象远视、准备动作过程、社会剧、观众群、心理音乐、自然剧等，但本书限于篇幅无法—一探讨。

莫雷诺已出版的著作，再没有比灯塔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天父的话》更令人莫明其妙了。这本书号称是来自上帝的新的启示。莫雷诺在前言和注释中声明，以前的一切启示仅是神的真理的局部表达。这一本书才是“最后的和完全的表达”。有史以来，上帝第一次用“第一人称”讲话。当然，这些话是通过人，通过“本大陆某地一位与人隔离的、不知名的人”说出来的。莫雷诺写道，他的名子没有出现在封面上，正如一棵树不在它的树干上留下园丁的名子一样。原因就是这个启示和大树一样，都是来自上帝的。

听了这样的宣传，人们就会以战栗的丰指一页页翻去，期待着不朽的思想。天哪，原来不过是一些宗教上的陈同滥调！每一页的上端用大写字母印着几个短句，周围全是空白。上帝的开场白是：

我是上帝

天上的父

世界的创造者

这是我的话

天父的话

下面就是天父的话，印在原书第128页的全部内容是：

你们不能侍奉

两个主

要侍奉我

莫雷诺的方法大体上很象赖希疗法，属于一种新的趋势，不是让病人消极地躺在沙发上，而是让病人扮演积极的、能动的角色。在粗知弗洛伊德学派皮毛的更为乖戾的人中间，正在出现上百种新的治疗把戏。比如洛杉矾的精神治疗家弗朗西斯·里加尔戴医生，对病人采用的一种治疗就是诱他们呕吐。用他的说法叫做“引起作呕反射”。下面是这位医生对这种有价值的新方法的描述，引自《情结》1952年冬季一期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积极的精神疗法》。

这种躯体治疗的第二步是用一个压舌板和一个腰盘，让病人反胃。通常，病人感到为难，并极力抵制。只要向病人作一番简略的解释，或者，治疗者干脆说明这不是进行理智讨论的时候，要讨论也必须等到以后，一般说来病人是会照办的。我的办法是，根据病人的反应情况让他呕上十几次。呕吐的方式是抑制器官能力强弱的极好的标志。有的人呕得很文雅，没有声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病人最难对付。他们的性格甲胄几乎是无法穿透的，他们的个性，刻板到了僵化的程度。对于这样的病人应该鼓励他们大声反胃，不要掩饰自己的不适和厌恶，要他们尽情作呕。另一些人会咳嗽和吐唾沫，但仍是呕不出来。还有的人会嘲笑，认为这套作法不过是一种恶作剧。但是也有些人会把五脏六肺都呕出来。

里加尔戴的病人中如有人产生敌意，那就鼓励他“用各种办法尽情地发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引导他直率地写出他所学到的一切肮脏话和猥亵话……”。

这位医生使用的其他发泄怒气的方法，是让病人捶枕头，撕电话簿，或者用拳头猛击那些下面装有沙袋的充气橡皮小丑玩具。关于橡皮小丑，他写道，“……每个月都需要更换两三个。但是从这种办法所达到的感情的发泄，却是完全异乎寻常的。在我从事精神疗法的12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十分诚实而谦卑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令人畏惧的表演。”

注：

①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总是把他们的论题（词和文化）看作是逻辑和数学的基础。贝斯威特的《语言学会学报》（1876）中的“词汇、逻辑和语法”。斯威特说，由于亚里土多德的逻辑是依据雅利安语所特有的语法规则，“形式逻辑的全部结构都失败了”。

②严格说来，这是一个有着双值作用的三值逻辑。但是甚至在有着多值作用的多值逻辑中，推演出来的结论仍然是双值的，因为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则说，必然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③英文地址写法与中文相反，因而成了123456。——译者

第二十四章从相颅骨到看笔迹

有这样一些“科学”，认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可从外部现象，如颅骨、鼻子、手的形状，或是从写字下笔的方式上看出来。这些所谓的科学，每门都有自己一套文献，多到成千上万卷，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但是，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试着要把这类研究置于合理的科学基础之上。诸如此类的伪科学家已经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欧洲，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或重视。因此，本书仅就这一类可疑学科中的4种：颅相学、面相学、手相术和笔迹学稍作一瞥。

颅相学是在1800年左右由奥地利解剖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首先提出的，立即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几百个研究颅相学的协会，后来又遍及英国和美国。各协会的热心人士以宗教信仰的热情捍卫着这门学问。无数期刊纷纷出版，不久又消声匿迹了。其中，在爱丁堡出版的《颅相学杂志》影响最大。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可以吨计。

高尔和他的信徒们论证说，从本质上看来，人的个性是由许多独立的，天生的“脑官能”构成的，每种脑官能都位于脑的一个部分，所占地方的面积愈大，官能也就愈强。因此，检查颅骨的隆起部分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最后，奥地利政府禁止高尔的宣传（原因是高尔认为人脑与性格有密切关系的看法，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但是他继续在德国和法国传播他的学说。奇怪的是，1828年他在巴黎去世时，尸体解剖结果发现他的颅骨比常人的颅骨厚一倍。这一事实引起了不少笑谈。

颅相学在十九世纪为一些才智之士，特别是那些倾向于神秘学的人所广泛接受。歇洛克·福尔摩斯从一顶大号礼帽推论出戴这顶帽子的人“非常聪明”，根据的就是当时广泛流行的颅相学的权咸意见。艾尔弗雷德·华莱士和柯南道尔一样，成了唯灵论者，同时也是颅相学的信徒。有一次，他让一个受试者沉入迷睡状态，这时，他触摸颅相学研究用的人头模型上各个不同部位。每次触摸时，受试者的面部表情就出现与颅骨上的这一隆起部分相应的反应。华莱士写道，这并不是传心术，因为有一次他以为触摸的是某一隆起部位，而实际上他的手指是按在另一部位上，然而病人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反应。

沃尔特·惠特曼为颅相学证明他的一切官能良好而感到自豪，因此他把一张他头部颅骨的图表出版了5次。中就充满了颅相学的术语。评论家们多年来对于“啊，附着力——啊，我生命的脉搏”这类诗句感到不解，直到他们发现“附着力”是指一个心灵吸引另一个心灵的颅相学的官能，才解开了这个谜。惠特曼在他的某些私人笔记中有时提到“16”和“164”。比如：“永远对16保持一种仁慈的精神和行为。但不要再追求她。”早期的评论家们不相信惠特曼是个搞同性恋的人，便用这些话来证明他对女人的兴趣。后来才发现原来16和164是一本流行的颅相学书中的两节，是指希望和渴求这两种官能说的。

尽人皆知，近代关于人脑的研究，已完全推翻了旧的“官能心理学”。各个感觉中心都集中在一个局部位置。例如，头后部的脑和视觉有关，并非象高尔所讲授的那样。与对子女的爱有关。颅相学这门伪科学，除了偶尔有游方算命的人还谈论它，几乎已完全不存在了。

相面术这种根据面部特征判断性格的技术，可以追溯到一篇伪托亚里士多德之名的文章。关于面容是现表现个性特点，或者如莎士比亚所写，“没有什么方法能在人的脸上看出内心的思想，”这个问题从希腊人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论述相面术的著作数量极大而又互相矛盾，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著作影响最大。近年来有资格的心理学家进行了许多研究，已经得出了否定的结论。鼻子、耳朵、嘴唇的形状，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肌纹以及其他特点，看来和精神方面的特征没有什么相互关系。

但是，必须承认有某些例外。有时，一种特有的面部表情能反映经久的精神状态，能以线条或固定的肌肉特征留下痕迹，比如，一个人30年来一直心情抑郁，他的表情在人看来就可能是阴沉的。或者一个人爱笑，他的眼睛周围可能会有明显的开心的碎纹。社会学家们已经指出，某些社会习俗的信念，比如说红头发的人脾气暴躁，下颏突出是有决断的标志，可能在某些孩子身上造成那些相应的特征。如果每个人都说红头发的孩子好发脾气，这可能会促进他爱发脾气的性格。不过在这方面，还没有进行多少科学上的探索。

关于罪犯都有固定的“特征”，他们的面部特征和身体特征都与常人不同的理论，是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切萨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提出的准科学研究课题。他的统计方法十分拙劣，以致这项研究不久就被人忘掉了。但是最近几年，它的基本概念又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欧内斯特·胡顿教授重新拣了起来。胡顿博士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各种体型都与一定类型的犯罪有关系。比如，强盗一般都有浓密的胡子，虹膜中有漫射的色素，有大的耳垂，以及其他6种身体特征。但是，不可把胡顿看成一个偏执狂人，他的研究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因此不属于那种类型，但是他的结论没有为他的大多数同事们所接受，他们认为他的研究缺乏适当的控制手段。

在这方面，还必须提到威廉·谢尔登医生有关精神特点与身体类型（内胚层体型、外胚层体型和中胚层体型）相互关系的著作。他的著作引起极大的争论，本书不便详述。同样，本书也无法详细讨论苏黎世的精神病学家利奥被德·松迪所发明的“松迪试验”。他在这项试验中给病人一套人物照片，照片上是8种主要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他让病人挑出似最厌恶的和最不厌恶的照片，然后对他的选择加以仔细分析。这项试验背后的理论是，病人一般喜欢那些面部表情和肌肉紧张状况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精神病患者的照片。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在苏珊·德里1949年著的《松迪试验的理论与实践导论》一书中找到对这一切的解释。该书的作者在曼哈顿的社会学新校中教授这门技术。

手相学是另一门古老的学问。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手相术一般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相手术，根据手心的纹路推算未来命运；一个是手相学，根据手指的形状、“指峰”的大小和手的其他特征，解释人的性格的技术。中国从前有一种脚相术，根据脚上的纹路和脚趾的大小来推测命运和解释性格，不过这种技术在西方的茶室里没有得到发展。最近出版的一些书试图把手相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其中著名的有伦敦大学的夏洛特·沃尔夫1943年出版的《人手》和约瑟夫·拉纳尔德的几本流传颇广的书。他们的研究颇为有趣，不过是建立在极不可靠的经验方法上的。

笔迹学这门根据笔迹来解释性格的学问，大约在十七世纪初期起源于意大利。它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起来。与时巴黎的让—伊波利特·米雄神父搞出了一套“笔式符号”，他认为这些笔式是与特定的精神特征有关的。后来的大量研究，主要是欧洲人的研究，已经使这位神父的绝大多数“符号”归于无效。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笔迹的一般特点，或者说“格式塔心理学”上的特点，从统计上看是和一定的性格有关系的。比如，一个懒散马虎的人拿起笔来，不大会忽然写得苍劲有力的；一个整洁有序的人，写一封正式信函时也不会非常潦草。一个极端因循守旧的人，也不会写出奇形怪状的字母来。

人们不能绝对地排除（特别是从心理学的深度来说）一种可能性，即一定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书写笔式之间有某种微妙的、无意识的联系。比如，一个笃信宗教的神秘主义者，可能在写到最后时把花体字的最后一笔朝上挑到不寻常的高度，从而不自觉地流露出精神上的渴望。从这个观点来说，笔迹也和谈话、走路姿势、面部表情、笑容或握手一样，被看作是“表现行为”，与性格有某种联系的。①但是，到底有多少联系，或哪一种联系，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其论证仍不能令人满意。

如果读者有意探索心理学上的这一朦胧边界，克拉拉·罗曼1952年出版的《笔迹学：解释性格的要诀》倒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罗曼夫人是匈牙利笔迹学派的学者，她在社会学新校讲授这一门课已有多年。她的书象论述笔迹学的多数著作一样，在小心实验求证方面没有作出汁么贡献，但却很好地概括了近年来的研究情况，并且是一本出色的近代笔迹学理论的概述。还应该提到1948年出版的《无意识的图解》一书，该书强调以弗洛伊德的方法探讨笔迹学，作者是巴德学院的沃纳·沃尔夫教授。

在各种形式的性格研究方面，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至今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真正精确的方法，以判明一种分析是否适用于某一个人。比如，在一封写好的信上四边留有很宽的空白，被认为是表示“大方”。不是也有人不以为然吗？人们在某些方面大方，在别的方面则不然。用任何经验主义的方法来检验性格都过于模糊，即使是好朋友，对于一种性格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也会分歧很大。对于笔迹的特征，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有那些特征，你只要细心去找，总能找到它们，特别是当你相信进行这种分析的笔迹学家是一位专家，而且是不会摘错的。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检验随便哪一个业余的或专业的笔迹分析专家。从20个朋友那里拿来他们的手迹样品，这20个人要性别相同，年龄相仿，然后把这些手迹交给笔迹学专家。然后把他所做的二十份分析结果交给一个熟悉这20人的另一个人（笔迹样品不交）。让他把每一份分析结果同20个朋友—一对上。如果他是随意相对，概律的规律会使他对上一人。如果他的成绩很高，比如说对上了10个或10个以上，你就可以认为这位笔迹专家的寸能是有客观根据的。如果他的成绩很差，那就有力地说明情况正好相反。

过去有少数心理学家做过这种试验，通常都表明笔迹专家的本事是很蹩脚的。在还没有一位性格分析家能够在这种试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时，他们的研究工作就会仍然停留在正统心理学的常识水平上。千百万人对颅相学解释的准确性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一事实使人想到让性格分析符合被分析的人的情况该是多么容易，只要你确实知道这个人是准的话！

与近代笔迹学有密切关系的是由心理分析学家发展的许多行为试验方法。荣格和他的学生们重点研究铅笔乱写乱画的分析，在分析著作中也充满了这一方面的报告。与此大体类似的是“画人试验”。给患者一张白纸。叫他画一个人。试验者仔细分析了这个速写，认为它提供了有关患者性格不正常的有价值的线索。布鲁克林县立金氏医院的卡伦·麦肖维尔，用这种试验法做了大量开辟性的研究，并在社会学新校中讲授关于这种试验法的课程。“构画试验”是德国的亨利·瓦尔特格医生遵循类似思路发明出来的。他给病人一套方块，每个方块上有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让他画8张画来体现这些符号。芝加哥大学的玛丽安·金盖特所著《构画试验》，是近来出版的一本讲述这种技术的书。自然，铅笔画和水彩画早已被精神病学者和分析者用于诊断的目的。论述儿童神经病患者所画美术作品分析的著作尤为广泛。

这些表现行为试验形式（逐年还在出现新的形式②），都还处于实验阶段。等检验这些实验方法的象样的试验方法发明出来，可能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之前，武断地给它们贴上科学或伪科学的际签，那是不明智的。

注：

①如果说性格能影响笔迹，那么笔迹为什么不能影响性格呢？巴黎的笔迹学家雷蒙德·特里特拉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发展了他所说的“笔迹疗法”，教病人用不同的方式书写，以便治疗神经机能病。他声称，几百名法国儿童由于这一新的疗法而得益。详见《时代》周刊1956年4月23日。

②最近的两次试验是：瑞士的“画一棵树”试验，以及洛杉矶“西方学院”戴维·科尔教授发明的试验：“如果你必须成为一个动物，你愿意变成什么动物？为什么？”

第二十五章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相信超自然现象。那些更尊贵的信仰者把这称为心灵学。不过，直到上个世纪才有人作了一些尝试，要给它提供一种经过实验室试验的科学根据。这些研究包括。从明显是想入非非的探索，直到神态正常、素负声誉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心理学家有杜克大学的约瑟夫·莱因博士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加德纳·墨菲。我们将在本章集中着重讨论莱因的研究，他在给予超自然力研究以科学尊严方面，作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的工作。

应该不含糊地说，莱因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和本书所谈的大多数人有稍许相似之处，但显然不是一位伪科学家。他是一个非常诚挚的人，他工作认真，能力高强，不能轻易地加以抹煞，应该得到比本书这种粗略研究更为严肃的对待。本书讨论他，只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作为现代心理学中一个引起争论的新的“异端”，吸引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还因为他是一位两可的科学家的极好的例子，他的研究不能说是一时的怪念头，然而，他却是远远地处在正统科学的外缘。

美国的多数心理学家显然都有一种很大的非理性的成见，比如说，要比英国的大得多，他们甚至对超感官精神力的可能性也要反对。作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偏见。读者阅读莱因的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著作时，必须意识到他本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同理，读者在读本书下面的议论时，也必须意识到本书作者的成见。

莱因博士1895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特卢，但是他的童年时期大部分是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他年轻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1922年毕业。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并一度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植物学。青年时期他曾想当新教牧师。就在那几年当中，他的正统信念消失了，他开始向别的方面寻找支持力量，以维系他保持至今的广泛的宗教观点。

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和他的妻子在二十年代初听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关于唯灵论的演讲。这次演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因写道，“……很明显，如果柯南道尔所相信的东西中有几分真理的话，尽管在细节上可能误入歧途，那也自有其非凡的重要性。仅仅这种可能性就是我多年来最感振奋的思想。”

这种感情促使莱因和他的妻子长时期埋头于唯灵论的著作与实践之中。“超自然探险”一词，就是莱因用来说明这种早期探索工作的。1927年，他成为杜克大学的一名助理研究员，在威廉·麦独孤教授（原为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指导下从事各种超自然力的研究。1928年他加入杜克大学教师队伍，自1940年起担任该校心灵学实验室主任。

莱因的第一份试验报告发表于1934年，题目是《超感官知觉》。其后又发表了《精神的新边疆》（1937）、《60年后的超感官知觉》（1940年与别人合著）、《精神王国》（1947）。①他自1937年起编辑《心灵学杂忐》，这或许是科学的超自然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杂志，同时他还为一些通俗杂志写了大量文章。

莱因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超感官知觉（简称ESP，包括传心术和天眼通）已经由几百万次FSP纸牌实验证明，不存在任何怀疑的余地。这些纸牌上有5种容易辨别的符号，即正方形、圆圈、十字、星形和几条波浪线。通常使用时每副25张，每种符号5张。近年来，莱因已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种所谓的Psi现象，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心灵运动”，简称PK。这是精神控制物质的能力，例如借灵媒升空、信仰疗法、房中闹鬼等现象。让受试验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骰子的某一面上，用手摇或用机器掷骰子，让被试者集中精力于骰子的一面上。莱因声称骰子的这一面朝上的次数超过了机遇。

莱因报告说，奇怪的是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都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例如，被试者和纸牌隔开很远的距离，超感官知觉仍起作用。被试者在洗牌之前就能叫出纸牌的花色次序，叫做“预知”。莱因写道，“……不论被试者是叫现在打的纸牌次序还是叫将来要打的次序，得分记录没有明显的不同。”预知现象使莱因很感头痛，因为这就很难设计一次纯粹的传心试验。受试者不是传递试验者的思想，而可能是通过预知的超常视力“看见了”试验的最后结果！由于每次试验最后必须以某种方式列表显示，因而要排除预知作用自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由于超自然现象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就不可能用任何已知的自然理论来解释它们。莱因说，这就导至这样一种观点：至少精神的一部分是脱离物质世界的。这一事实给予灵魂、自由意志和人死后灵魂存在这些信念以支持。此外，假如超感官知党和心灵运动存在，那么在唯灵论明显的骗局和假话后面，就证实有一种真理的坚实核心。比如，莱因认为灵媒、灵应盘操作者和扶乩发出的信息，常常就是靠传心术、天眼通和预知得到的。

莱因的著作还支持一般人认为动物有超自然能力的这种信念。他在1951年6月的《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的爱畜懂得你的思想吗？》。他这篇文章为上述观点提出了例证。莱因相信，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有一匹名叫“女士”的专门用来窥测人意的马，就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还讲到加利福尼亚有一只狗，嚎叫了一天，刚好在长滩发生地震时停止了嚎叫；还有一只大牧羊犬，在附近工厂爆炸炸死它主人之前钻到床下呜咽。莱因认为，在这两个例子中，狗对即将到来的事件具有预知为（参见他的文章《动物脑子的奥秘》，发表于1952年3月30日的《美国周刊》）。

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惊人的报导呢？是莱因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给超自然现象建立了一种合理的经验基础呢，还是以科学标准来衡量，他的研究大可怀疑呢？由于对他的研究成果有利的事例在他写的书籍和文章中比比皆是，而对他不利的事例则深藏在各种学术出版物中，因此本书将综合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们提出的重要批评意见，加以概要介绍。

对莱因最不利的事实是，能够证实他的实验结果的试验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和他一样强烈地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们也作过几百次试验，而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莱因把这一事实归因于试验者的态度对被试者有显着的影响。如果这位科学家不相信超自然能力，那就会扰乱受试者超自然能力的微妙工力。莱因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实验控制不严密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的，而且只挑选了全部试验中的一个部分拿来发表。h.L. 肯归纳后一方面的批评（发表在1937年12月6日巴尔的摩《夕阳》报的一篇论述莱因的文章）说，“坦率地说，莱因教授是把那些猜牌连续走运的人分离出来，然后就引用那些好运气来证明他们具有神奇的能力……”

这种所谓“选择”，并不是有意地进行的，而是微妙地、不自觉地进行的。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假定在一间教室里对100名学生进行测验，以便决定对哪些学生要进行复验。按照一般几率，这些学生当中大约有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上，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下。试验者断定，成绩好的人最可能有超自然能力，所以把他们叫去做进一步的试验。在第二次试验中，成绩低的人再次被淘汰，成绩高的人继续进行试验。最后，剩下一个人，他的成绩在连续6次或7次试验中都超过平均数。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例，这种情况是不大会有的，但是鉴于刚才描绘的选择过程，这样的情况却是意料之中的。

一个能干的试验者自然不会象上面说的那样笨拙。这样举例不过是要说明选择的事是多么靠不住的。再举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全国有100位心理学教授读了莱因的著作，并决定分别对一个受试者进行试验。50位教授在分别进行的初试中没有发现超感官知觉，他们很可能感到沮丧而放弃试验，但是另外50位教授却受到鼓舞而继续试验下去。这50个人当中，更多的人在第二次试验以后又停止试验，而其余的人则将继续试验，因为他们试出了好的结果。最后，剩下了一位试验者，受试者在他面前连续作了6次或7次试验，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不论试验者还是被试者都不关心里外99次试验的情况，因而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超感官知觉是有作用的。出现这样情况的机缘本来是不大的。但是就全过程来说，这种机缘又是可能的（在爱尔兰抽彩获奖的机会甚至更少，但还是有人抽到了）。于是，试验者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寄给莱因，莱因在他的杂志上把它发表了，读者因而有了强烈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免要问，“如果这位试验者继续在他的受试者身上试验下去，难道他不会失望吗？”回答是会的。不过，莱因又告诉我们，受试者在他们最初取得成功以后，他们的能力几乎总是明显地减退。此外，他写道，“……试验者一次成功之后，也可能会遭到失败。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工作者在一次或几次试验过程中，发现有超自然能力的证据，而在后来的试验中，即使在同样的试验条件下，也不会那么顺利。这种失败，……是由于丧失原先的好奇心和最初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清楚地表明超自然现象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人们应该补充一句，从几率来考虑问题，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对个人的试验成绩碰巧好或不好时，莱因也有许多“脱身之计”，利用好的成绩来支持超感官知觉，而不是用另外的使它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受试者猜中的不是那张牌（称为“靶子”），而是猜了前一张牌。这种现象叫作“前移位”。或者，他可能猜了后一张纸牌，这叫作“后移位”。越感官知觉的这种移位，甚至可能发生在前两三张或后两三张牌上！很明显，如果这些情况都可以算数的话，那么射中其中之一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平均数。但是，如果算上移位也没有射中，那可能要归因于受试者的精神状态不佳。他可能对测试有顾虑，或者感到厌烦，或是被来访者弄得心烦意乱、对试验者生气、有病、疲倦、对试验有怀疑、智力商数低、神经过敏、或是在闹情绪。甚至试验者本人，如果处于这些令人遗憾的任何一种状态时，也会由于不自觉的心灵感应而干扰受试者。这一切因素都被莱因分别用来作为解释试验结果不佳的原因。据他说，在掷骰子试验中。效果不佳甚至可能是由于一个人“讨厌”某一副骰子（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试验前还是在试验后表示他讨厌这副骰子的）。正如莱因所说，“最微妙的影响似乎都能干扰这些超自然能力的发挥。”

当然，如果效果好，谁也不会去找“微妙的影响”了。但是如果效果降低，那就要开始寻找原因了。这当然是不难找到的。如果效果继续不佳，试验就会停止。如果效果极差，那就被认为是负的超感官知觉形式，这叫做“避靶性”。本书在前面谈到魔杖的一章里报导过亨利·格罗斯接受莱因试验时的可怜成绩。但是，最近莱因透露说（见1952年3月23日《美国周刊》），亨利根本没有失败！莱因写道，“他只是不自觉地回避。”他还补充说，“仅仅出于巧合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误。”

“避靶性”甚至在挪骰子的试验中也可能发生。莱因写道．“在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中，转移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会有一种趋势，不仅避靶，而且有时会盯住靠近原来目标的靶子。我们不妨假定受试者想让骰子3点一面朝上。结果不对。但是仔细检查结果时，发现要的是4点的一面。4在某一方面靠近3，因为它是在3之后。同样，2也是靠近的，因为它是在3之前。或者掷出的是6点，这是受试者在前一次试验中想要的数字。这是一种“延迟作用”。自然，预知能力还可能使受试者掷出选作下次试验用的一个数字。有了这一套诀窍，谁还能失败呢？我自己就常常注意到，在芝加哥玩“26点游戏”时，骰子有一种令人发火的倾向，总是在你不希望出现的点子上掷出极高的比数。

很明显，除非把所有“移位”的结果都平均计入总结果中去，那就会得到一个失真的统计结果。如果把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射中了靶子”，而把下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击中了不是所要求的另一个靶子，那就根本不能证明什么。把全部结果合在一起看，失误的数字就接近于成功的数字。下面的话有力地表明了这个道理：“这种脱靶的现象，把成功的比率降低到平均线以下，而如果象在不少实验中常发生的那样比率一直下降，总的负差就会达到不能归因于机遇的一点。”一个赌徒会说得更简单些。他会说，他的手气常常会连着好极了，可是中间常常又会连着糟透了。

下面是对一次超感官知觉纸牌试验的描述。“……当一个发牌人瞧纸牌时，移位既有前移也有后移，而当另一个人发牌时，就只有前移的；移一张牌还是移两张牌，这取决于试验的速度。”难怪莱因把超感官知觉说成是“难以置信地不可捉摸”，有一种“易变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因而成为一种“最变化无常的能力”。

在评价杜克大学的试验时，除了数据选择之外，还必须注意“记录误差”。近年来在另外几所大学所作的多次试验，还证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容易在记录中出错，而且错误总是对于超感官知觉有利的。例如，在斯坦福大学用1000张超感官知觉纸牌做了一次试验。叫牌是由一个强烈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记录的。根据概率，应该猜对200张牌。最后的成绩表明猜对的有229张。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对这次试验作了正确的记录。当核对记录时，发现有46次猜中是假的。这就把成绩降低到稍微低于概率的水平。当重复这一比验，而这个人知道在做记录时，就只发现了两次错误。

在莱因的全部研究工作中充满着记录错误的可能性。他的试验是在上百种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对试验条件的描述通常是很含糊的。很少明确说出谁在记录，怎样记录，或担任记录的人相信什么。只是到了后期，莱因才加强了控制，以防止这样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控制越严格，越感官知觉发现得就越少。他写道，“……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造成了损失。在这个领域里长期工作的试验者发现，由于试验搞得复杂、庞大和进行得缓慢，成功率受到了影响。各种预防措施本身往往使人精神不能集中。”

总而言之。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干扰了受试者的超自然能力。只有试验是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对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的试验者的监督之下进行，越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才能被发现。虽然莱因发现许多他认为具有高度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但是却找不出一个受试者能够向其他大学的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证明超感官知觉。当然他对这点也有解释，但是“正统的”心理学迟迟不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已得到证实，这难道不令人诧异吗？

关于莱因的掷骰子试验，克莱顿·劳森指出（见《斯卡尔恩论骰子》，1945年），要使一个转动着的骰子转到另一面（莱因说过，骰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影响结果），必须有某种相当大的心灵运动推力。劳森写道，这样一种力量是很容易证明的，办法是在一个真空罐下放一只轻轻保持平衡的箭，受试者可以靠意念力使它旋转。如果说灵媒能够靠心灵运动举起沉重的桌子，那么灵媒肯定也能使这样一种简单的实验装置转动起来。劳森和斯卡尔思想知道，为什么莱因会忽略这样明显的试验，反而去搞掷骰子的试验。这种试验象猜纸牌试验一样，在易陷入统计错误和不自觉的选择这个陷井中去。②

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芝加哥人多年来喜欢在酒巴间和酒馆里玩“26点游戏”。从一个杯子里把10个骰手摇出来，玩骰子的人打赌，摇13次当中，某一个点子至少会出现26次。疲乏而厌倦的摇骰子姑娘，在每次摇出骰子记数时，显然井不关心摇出的是什么点子。赌钱的人则显然拼命要摇出打赌的点子。为什么年复一年这些记数单表明获胜人数的百分比恰恰是概律所允许的数字呢？人们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心灵运动会起很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写道，有时不可能的事也有发生的可能；或者象查理·钱说的，“奇怪的事情偏偏就是容易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莱因已监督过几百万次猜纸牌和掷骰子试验，而已绝大多数试验没有采取防止记录错误的适当措施，如果他竟然没有遇上惊人的好手气，那才真是怪事呢。在一些早期的事例中，受试者甚至可能有意作假，因为他们往往是花钱请来的，而只有显示出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才能再次受试（在一副用来试验超感官知觉的纸牌中，只要在3张牌上做点记号，比如用指甲在纸牌边上划一道印，就能使一个猜这副牌的受试者得到7以上的平均成绩）。由于把好手气作为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的证据来看，并且给偶然的和效果差的试验我出似乎合理的借口，莱因是否可能已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大骗局的受害者了呢？

超感官知觉的支持者们指责正统心理学家们忽视超自然现象，对这一指责的回答只能是：那不符合事实。人们已经作了很多认真的试验，结果都是否定的。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库弗教授，作了大量经过严格控制的试验。这些试验于1917年详细发表在一本600页的著作《心灵研究试验》中。最近，莱因和其他一些人把库弗的统计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想找出前移位和后移位等。他们坚持超感官知觉就隐藏在这些数字之中。但是其他统计学家把这看作类似于培根—莎士比亚学者们想要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挖掘出奇妙的密码信息的过程。

尽管根据已有的证据远不足以作出结论，但是许多有才华、有声望的现代人物却已接受了超感官知觉。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突出的有威廉·詹姆斯、亨利·小西克威奇、威廉·麦独孤、亨利·柏格森和汉斯·杜里舒。作家当中，可以举出柯南道尔、奥尔德斯·赫胥黎、③杰拉尔德·赫德（他的《祈祷文前言》一书探讨在祈祷中充分实现超感官知觉的作用）、朱尔斯·罗曼斯④、h. G. 威尔斯、莫里斯·梅特林克、吉尔伯特·默里爵士、厄普顿·辛克莱、阿瑟·凯斯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凯斯特勒在他最近出版的《洞察力与观点》一书中，说莱因的研究掀起了一场新的“哥白尼革命”。

听说精神分析学家方面有接受超感官知觉的强烈倾向⑤。这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弗洛伊德本人曾就这个题词写了几篇文章，指出借传心术作的梦通常会走样的，算命人可能偶尔获悉当事人内心的愿望；一个在睡榻上胡思乱想的病人，可能由于与精神分析家的心灵感应而产生思想混乱。荣格和斯特克是另两位承认传心术的著名精神分析家。一些当代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象纽约市的精神分析家南多尔。福多尔，要把精神分析学与彻底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结果是怪诞绝伦。福多尔1949年出版的《寻找所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讨论了一位母亲通过传心术对尚未出世的婴儿身心产生的影响，甚至推测胎儿的精神状态有可能通过超感官知觉传给母亲。福多尔还为古老的胎记迷信辩护，他认为母亲受惊的经历能由传心术传给孩子。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丽女人脖子上有一块咖啡色的色斑，因为她母亲在怀孕时曾把滚烫的咖啡泼在自己身上了。”就是这个有胎记的女人却生下一双没有胎记的孪生姊妹，但是这一事实也没有使福多尔感到为难，他指出，“……我们对于双胞胎的相对感受性，还一无所知。”

这本书是由后来出版《意念说》的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有意思的是，福多尔预见到哈伯德的许多研究成果，他也强调未遂的流产对于未出世的婴儿的思想所能产生的损害。不过，在福多尔看来，这种损害主要是由于母亲想把孩子打掉的愿望通过传心术造成的。他在该书“未出世的爱情生活”一章中，把慕男狂、色情狂和其他心理失常现象的起因，追溯到母亲的性生活对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影响，这无疑是弗洛伊德学派各种文献中最奇怪的一种。福多尔给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杂志都写过稿件。

厄普顿·辛克莱的《精神无线电》一书也值得评述一下，因为它是近年来超自然现象著作中介绍天眼通的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记录。该书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曾为它的德文版作序。这是辛克莱的第二个妻子所作的一系列超常视力试验的记录。她试验默画出290幅简单的图画，这些画大部分是她丈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画的。她那时正处于情绪低沉的时期，对神秘现象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因辛克莱与罗曼·奥斯托贾的友谊引起的。罗曼·奥斯托贾是一个能猜透别人思想的职业表演者，在该书中以“简”代称。这位年轻的巫师身怀多种绝技，人们很难理解辛克莱夫妇怎么会认真相信他。比如，他能够在一只密封的棺材里呆上几个小时。他表演魔术行业所谓的“大力士”。有一回在一次降神会上，他把一张34磅重的桌子升起来悬在辛克莱头上8英尺高！⑥辛克莱夫妇认为这些力都是真的。

从《精神无线电》一书介绍的情况来看，天眼通试验的环境条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辛克莱一生，总是受各种灵媒和巫师之骗。他20岁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投给了一家通神论杂志。他最近的著作是讲伦尼·巴德的10部小说。这套小说通篇充塞着超自然一类的东西。最后一本《啊！牧师讲话了！》，充满了对莱因博士的颂扬。它还描写了由伦尼表演的一次信仰疗法和几次降神会，伦尼在降神会上对伯格森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亡灵讲话。这本书的书名得自罗斯福降神会。在这次降神会上罗斯福为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而道歉，这无疑是辛克莱所有小说中最令人难堪的一个场面。

辛克莱和他妻子在试验中使用290张图画，他确认其中的65张被她默画对了，155张“部分画对”，70张失败。书中对照地印出的这些图画，表明辛克莱夫人的速写和她丈夫的画非常相似，不过，有的画需要颠倒过来才象。其实，用不着搬出什么天眼通来解释这些试验结果。首先，一个具有直觉的妻子，对她丈夫非常熟悉，能够相当准确地猜到他可能画什么，特别是当这幅画是新近想到的，而且跟他们共同经历有关的事情有关，就更容易猜中了。最初，画的可能是椅子和桌子一类简单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画过之后，选择的范围就狭窄了，再画可能就是从最近的一些经历联想到的。

“部分画对”的画印出来的很少。它们是否象辛克莱说的那样象呢？据说在各次试验中共画了290张画。能否肯定这是所有试验过的画的确切总数呢？找一个“不算数”的借口是容易的，比如头痛、有件事烦心，或其它什么。如果画得不对，总不免要找点借口，而且辛克莱肯定有办法取消它们并且忘掉这码事。画对的，当然会仔细地保存起来。无意识的选择过程可能正是这样进行的。

人们只希望这些试验能受到有资格的心理学家的监督，他们熟悉那些把实验引入歧途的一些巧妙办法。在论述超自然问题方面，辛克莱和柯南道尔同样是有说服能力的，但是，对于在控制条件下进行试验所必须的防范措施，他也象柯南道尔一样非常天真。因此，不可能信赖辛克莱对关键性细节的记忆，正如不能信赖柯南道尔对诸如精神摄影术研究情况的叙述一样。后来，当辛克莱夫人的健康状况好转时，威廉·麦独孤教授在采取较好的防范措施情况下对辛克莱夫人又作了试验，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她就不再做超感官知觉的试验了。不过她偶尔本能地表现出明显的超自然视力，仍使她的丈夫大为吃惊。

托马斯·爱迪生是自命心灵学专家的另一个例子。他不仅相信传心术，而且有一次上了职业江湖骗子伯特·里斯医生的当。这个江湖医生透视人心灵的能力，并不比邓宁格这些现代舞台上的心灵主义者更高明。邓宁格那套方法是魔术师们很熟悉的。但是，爱迪生获得很深的印象，他写信给纽约市的《晚画报》，说他相信里斯是一位真正的超自然能人。后来出版的《爱迪生日记和观察札记》，透露了他的一种看法，认为人类的思想与艾尔弗雷德·芬森的智能形成体和智能破坏体（见本书第六章——编者）惊人地相似！爱迪生表示深信，在人类的大脑里有几百万普通显微镜下看不见的“情报员”，他称之为“小妖”。他们为完成各种智力功能而奔波，受着“居于布罗卡⑦皮层里”的“统主”的控制。爱迪生1931年逝世之前还在研究一种敏感件，以便与亡灵通讯。

爱迪生的朋友卢瑟·布尔班克是另一种类型的例子。这种人尽管在实用科学的一个领域里取得重大成就，却有着奇怪的神秘观点。布尔班克常常通过传心术和他的妹妹通讯，还能见到他过世母亲的幻象，而且还坚信植物有一套敏感的神经系统，能够对爱憎作出反应。印度人约吉·帕拉姆汉萨·约加南达在他的自传中引用他的朋友布尔班克的话说，“是的，我常对自己的植物谈话，以便创造一种爱的振动，……一个人种一株花，细心照料，而这株花却枯死了。但是另一同样精心照料，却能养出一株茂盛的植物。这个秘密……就是爱。”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本书是《奇迹背后的神秘故事》。该书为马克斯·朗所著，1948年由洛杉矾的科斯蒙出版社出版。朗是休纳研究基金会的主任，专门研究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卡胡纳人的神秘传说。该书论述了思想活力（卡胡纳人称为“魔力”）对物质的影响。朗近年来用生长中的植物来试验这种魔力。他发现如果象布尔班克那样对植物谈话，给它们爱和关心，它们就会比被冷落的植物长得快，长得茂盛。莱因博士最近在《美国周刊》（1952年4月20日）上透露，一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妻子能够用精神力量刺激植物生长。本书第十章介绍的利特菲尔德医生用蒸发盐水溶液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另一种心灵运动的现象。

查尔斯·福特本人的试验虽然不太成功，但他相信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他在一个月内作了1000次尝试，想在走到能看出商店橱窗中商品的距离以前，凭借超人的视力“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他的尝试只有3次获得成功，最惊人的是第一次。他在沿西42街走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橱窗上，立刻想到“红雪地上的火鸡足迹”（红雪是福特当时最感兴趣的东西）。他在《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报道说，事实证明，橱窗里在粉红色纸板的背景上，有几条用自来水笔画的象足迹似的黑色线条。

另一次，福特进行心灵运动的试验。他写道，“我一生最想作到的一件事，就是向椅子和桌子发号施令：‘集合！向前看！开步走！’让它们服从我的命令。我试过让桌子椅子服从我，……但是，那是一堆缺乏军人气质的家伙。”

不过福特仍然认为心灵运动是一种“野性的天赋”。他用的术语是“远距离传物”，这个术语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已很普遍。物体、人、船只，任何东西都能够由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远距离移动（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远距离传物”可用于商业上运输货物。宇宙飞船可以从一个星球远距离传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福特认为别的星球上的情报人员常常捉人，或许是为了研究的目的，捉了就用远距离传物的办法把他们弄走。他写道，“我想，我们的人是被捉去提供情报的”。他的著作中充满了男男女女神秘失踪的新闻消息。1910年，一个女孩在中央公园里失踪。同一天，福特发现在第79号街附近公园里的湖面上出现了一只天鹅。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得克萨斯州的安布罗斯·比尔斯失踪了。加拿大的一个安布罗斯·斯莫尔也失踪了。福特问道，“难道有人在收集安布罗斯家的人吗？”

福特认为，不只是地球上的人被远距离地弄走，也许其它星球上的居民也被远距离传送到地球上来了。他们一定是返祖性人，即受到我们原始风尚吸引的人。“他们将会入我们的教会……他们会放下架子，来当大学教授。一经堕落，便会自甘暴弃，最后会成为我们的国会议员。”

“捉狭鬼”是一种恶作剧的鬼魂，据说他们在闹鬼的房子里造成种种骚扰（1952年达顿图书公司出版的南多尔·福多尔和赫里沃德·卡林顿所著《鬼魂缠身的人》一书，是弗洛伊德学派关于捉狭鬼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成果）。福特还“相信”捉狭鬼是具有远距离移动物体能力的儿童，或许在战争时期可以利用他们的。莱因博士曾在他的著作中推测，不断增加的超感官知觉足以废除战争（因为已无保守军事机密可言），但是他的这种臆测还比不上福特的想象力：

姑娘们在前线，正谈论着家常琐事。警报：敌人进攻了。捉狭鬼姑娘们受命施展魔力。她们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下面。一个团燃烧起来，士兵们烧成一个个火炬。马匹从燃烧的内脏里喷出烟来。从落矾山脉远距离摄来一片悬崖峭壁，敌人增援部队在峭壁之下摔得粉身碎骨。尼亚加拉大瀑布也被搬来，向战场倾泻而下。

捉狭鬼姑娘们伸手取下了她们的口香糖。

注：

①莱因的最新著作《新的精神世界》一书于1953年问世。这本书与较早的著作的区别，主要在于它强调宗教方面的推测和它以经验为根据检验诸如上帝的存在和祈祷的功效等信念。莱因声称，把精神的现实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对于宗教信仰的作用，正如细菌理论对于医学的作用。它将把宗教探索的范围扩大到超过一切现有观念的太平。”同时。莱因最近的研究计划与“动物的超自然现象”有关。他列举的一些试验表明，猫具有心灵感应力和超人的视力，井暗示将出现令人兴奋的消息。

②超心理学着重于纯粹统计上的证据，着重于它的一切隐晦难懂的方面。灵媒们则着重于为了某种奇怪的理由仅仅在黑暗中发生的现象。这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和启发性的相同之处。

③见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两篇文章，《说明越感官知觉、心灵运动和越自然现象的一例》（《生活》杂志。1954年1月11日）和《事实与迷信》（《缙绅》，1956年9月）。

④见《不用眼睛的视觉》，奥格登、鲁特南译，1924年。这部可笑的著作专门论述罗曼斯的大量实验，这些实验证明用显微镜可能看见视觉的退化器官，它存在干全身皮肤的细胞中。因此皮肤既能“看见”形状也能”看见”颜色，对某些类型的超常视力，作出了肯定的解释。

⑤乔治·德弗罗编辑的一部赞成心灵感应的心理分析报告文集《精神分析与神秘学》于1953年出版，《深入分析的新的面面观》，简·埃伦沃德著。1954年；《心灵感应假设在精冲治疗中的应用》，朱尔·艾森巴德著，1952年；以及艾森巴德的两篇文章：《精神病学对心灵学的贡献：一篇评论》，载《心灵学杂志》；1949年12月；《精神分析疗法治疗中的心灵感应》，载《明天》，1952年冬。

⑥辛克莱在回忆爱因斯坦的文章（见1956年4月14日《星期六评论》）中再一次讲到这个使桌子倾斜的故事。这个把戏是在人们熟悉的降神会圈子里干的。辛克莱透露，后来当着爱因斯坦和其他几个物理学家的面，打算重复这次表演，但是由于屋子里有“敌对的影响”而未获成功。

⑦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 1824～1880）法国医学家和人类学家。——译者

第章二十六章布赖德·墨菲及其他

寻找布赖德·墨菲是1952年在科罗拉多的普埃布洛开始的。棕色头发、长相漂亮、个子不高的家庭妇女弗吉尼亚·泰伊太太，在催眠状态下用爱尔兰土腔说出她从前的化身是一个名叫布赖德·墨菲的红头发的爱尔兰女子。《丹佛邮报》星期日增刊《帝国》的助理编辑威廉·巴克，于1954年编发了这个连载故事（9月12日、19日和26日），题目是《寻找布赖德·墨菲的奇闻》。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全国畅销书的题材。于是，给弗吉尼亚施行催眠术的商人莫里·伯恩斯坦决定据此写一本书。巴克对原稿作了加工，“双日图书出版公司”于1956年出版了《寻找布赖德·墨菲》一书。

这本书一连许多星期居于全国畅销书的首位。它被翻译成5种文字。泰伊太太的一次降神会的录音被制成了慢转密纹唱片，以每张5.95美元的价格售出好几万张。《实事》杂志刊登了这本书的缩写本。40多家报纸通过报业辛迪加在报上同时发表，还转让了电影摄制权。主妇们举行“敬请光临”晚会。自动电唱机大声放送《你相信再赋肉身吗？》、《布赖德·墨菲的爱情》和《布赖德·墨菲摇摆舞》。夜总会里多年生意清淡的催眠师突然变得应接不暇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业余催眠师也开始营业，送顾客口到他们前世的生活中去。一位太太讲述她1800年是一匹马时的生活状况。俄克拉何马州的肖尼，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开枪自杀，留下一张字条说，他对布赖德故事感到好奇，现在要亲自去调查一下。埃德加·凯西的两项研究（见第十七章），仅因伯恩斯坦作了有利的评论便仓促地出版了。关于催眠术、再赋肉身说和神秘题材的新著，在出版商的书目中忽然大量地涌现出来。①用休斯顿一位书商的话说，布赖德是“自诺曼·文森特·皮尔以来最热门的题材了”。②

这本书利用了群众渴望获得死后复生的科学证据的心情，写出一些无聊已极的东西；它利用现代大吹大擂的推销术，来欺骗容易上当受骗的老实人。这本书写得并不好，充满了低级黄色惊险小说的一切拙劣手法。全书的正文索然无味，弗吉尼亚在催眠状态下说的话更加枯燥乏趣。

这本书的销路显然不是由于它有什么文学价值，而是因为信仰不足的读者觉得，这毕竟是一种关于死后复生说的明确证据，即便是一种基督教异端的证据也罢。象往常一样，科学幻想小说的领袖们获得了深刻的印象。罗伯特·海因莱因在1956年4月的《惊人故事》杂志上写文章预言说，在2001年以前，死后灵魂存在说将沿着伯恩斯坦开辟的道路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得到证实。小约翰·坎贝尔则在1956年9月号的《惊人的科学幻想小说》中写道，“我个人颇有体会，人们在专业上对催眠现象的性质十分无知，因此我完全赞成伯恩斯坦为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作的极为成功的努力。”

一位训练有素、真有实才的心理学家，在进行试验时首先会想到同弗吉尼亚情况相同的一些典型事例。人们发现，受试者的脑子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会把他早年获得的、早已忘记的点点滴滴的情况编织在一起。弗吉尼亚的情况也毫无例外。因此，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采取的第一步，显然是对弗吉尼亚的童年进行凋查。伯恩斯坦先生是否想到这一点呢？相反，他开始到爱尔兰去寻找布赖德！”于是请求爱尔兰图书馆馆员、一家爱尔兰律师事务所，还有其他人对弗吉尼亚提到的一些地名进行核对，并且查找一个一度住在科克的布赖德·墨菲。但是没有什么结果。《芝加哥每日新闻》命令它驻伦敦的记者前往爱尔兰。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于是《丹佛邮报》把最初开始报道这件事的记者巴克派往爱尔兰，把他的报告作为他们1956年3月11日一期的特刊发表了。巴克把这个报告缩写成一章，加在伯恩斯坦的书的袖珍版本中。虽然巴克坚信布赖德在十九世纪确有其人，但是他在这次浩费巨大的旅行中所能发现的，最多也只不过是弗吉尼亚曾经一度接触过相当多的爱尔兰民间传说。

于是，在一片惊人欢呼中，赫斯特系《芝加哥美国人报》的星期日增刊《美国人周刊》（一度曾是全国伪科学园地）竟然找到了这位失去的布赖德！③《美国人》的记者们以令人钦佩的科学敏感，开始在弗吉尼亚的老家——芝加哥到处走访。他们在弗吉尼亚曾经上过主日学的芝加哥福音堂的牧师沃利·怀特的帮助下，不久就找到了安东尼·科克尔太太的地址。她现在是一个寡妇，有7个孩子，仍住在那间旧木屋里，弗吉尼亚十几岁时她就住在那里。弗吉尼亚在街对过一家公寓的地下室里住过5年。科克尔太太的爱尔兰背景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小姑娘。她的一个老朋友回忆说，弗占尼亚甚至“疯狂地迷恋着”科尤尔的一个男孩子约翰。科克尔的另一个男孩名叫凯文，是想象中的布赖德的朋友的名子。那么科克尔太太作姑娘时的名子是什么呢？布赖迪·墨菲！

记者们同弗吉尼亚的亲友谈得越多，就越明显地看出弗吉尼亚在鬼魂附体时只不过是挖掘出她童年时的记忆。伯恩斯坦为了隐瞒弗吉尼亚的身世，在他的书中小心地给她起了一个假名子。但是弗吉尼亚的早年生活与布赖德·墨菲的生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以至她童年时的几个好友，虽然根本不知道她住在普埃布洛，当他们读到这本书时却认出写的是她！

弗吉尼亚1922年生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一所白色木屋里，木屋与布赖德描绘的完全一样。她母亲的名字是凯瑟琳·波林（布赖德的母亲名叫凯思林）。弗吉尼亚的妹妹有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恰似布赖德说的曾使她致死的那次摔跤。

弗吉尼亚的一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对记者说，“弗吉尼亚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一直认为她能够写书。”当然，这恰恰是她所做的，只不过封面上印的是伯恩斯坦的名子，而稿费是由《双日出版公司》支付的。如果伯恩斯坦要去核对一下弗吉尼亚的过去，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那样一来，他当然就不会写出那本书了。幸而，看来似乎是《芝加哥美国人》的文章给了这本书以它十分需要的最后的一击。无论如何，它很快就从畅销书目中消失了。

约瑟夫·莱因博士在对布赖德热所作的短评（《明天》，1956年夏）中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本书里没有什么需要一位科学家去认真对待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感到布赖德热的浪潮利多于弊，因它激发了公众对正统心理学边缘问题的好奇心，从而为认真研究这种现象铺平了道路。对于伯恩斯坦的书在这一点上所做到的程度，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可能会从中产生出某种好的结果。但我更倾向十认为，这本书鼓励的只是怪诞的研究。正如各种占星术的杂志所证实的，公众已经对神鬼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布赖德·墨菲无疑刺激了这种兴趣。但是由于伯恩斯坦完全缺乏科学见识，他的这本书很可能使严肃的心理学家感到厌恶，而不会有什么吸引力。

诚然，即使从最糟糕的伪科学著作中，也可能产生某种好的结果。首先，进行稀奇古怪的研究也有好处，因为一个偏执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多么无能，总是存在偶尔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的可能性。事实上，绝大多数伪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人，总有一些值得赞扬的成分。例如，顺势疗法运动，就是从科学发展以前的医学中产生的。当时医生们喜欢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药物，而那些药物的性质人们并不了解，并且常常是有害的。顺势疗法医生把药物的剂量稀释到最小限度，制成一种药料。它不会造成损害，因它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正象有人说的，顺势疗法的病人仅仅死于疾病，而正统医生的病人还死于治疗。因此，顺势疗法运动的成功，不仅注意到不分青红皂白使用大剂量药物是有害的，而且还强调了安慰剂对于心身病症的价值。同样，自然疗法运动帮助宣传阳光、新鲜空气、锻炼、新鲜食物、妇女穿平跟鞋等有益的东西。正统的医生并不反对这些观点，不过他们也确实没有加以强调。尽管伯纳尔·麦克法登有许多古怪的，有时是危险的医学主张，但人们必须承认，他的出版物在唤起人们注意一些合理主张方面，也起了一些好作用。

即使一种伪科学的理论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驳倒它的过程本身就有一定教育意义。达尔文说，“虚假的事实对于科学的进步极为有害，因为它们常常能延续很久得不到纠正；但是错误的观点，即使得到某种证据的支持，却没有太大的害处，因为人人都在证明其错误过程中得到教益；这样一来，通向错误的路便被堵死，而通向真理的路则常常同时打开。”达尔人所指的科学家，其才能比本书所讨论的绝大多数人要高明得多。驳倒维利科夫斯基不见得会打开什么通向真理的新路。然而，达尔文的那番话，几乎对一切略知皮毛的科学家都是适用的。比如，凡反驳维利科夫斯基的人，几乎都会学到大量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我们希望《芝加哥美国人》对布赖德·墨菲的揭露，可以使未来的伪心理学家们不再被催眠术造成的前世的回忆引入歧途。不过，这条“通向错误的路”以前也曾被堵死过多次，因此我们并不能那么乐观。

近年来伪科学的瞩目进展，提示人们注意文化方面还有许多急待改进之处。从这一角度看，伪科学还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学校需要更好的科学教育。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我们需要在有成就的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更好的渠道，等等。

最后，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科学界的唐·吉何德们，由于刁钻古怪的行为和异想天开的理性，常常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比如，艾尔弗雷德·劳森就是并非出自本愿的喜剧人物。如果读者用正确的心情来阅读这些人的作品，也会发现一些深刻的、使人耳目一新的幽默。

既然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出版家们用精装本出版一些毫无价值的科学著作是给我们帮了忙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第一章所说的那种的连续统。离奇古怪的科学形成宽阔的谱带，从显然怪诞的观点直到值得尊敬的观点。我们会一致同意，一家著名的出版社，不应该降低标准出版一本证明地球扁平说的书，我们电会同意这家出版社毫不犹豫地出版莱因博士的著作。在这个谱带中靠近中间的某个地方，界限就不那么分明，处于这个区域的书稿就很可怀疑，赞成和反对都有足够的理由。因此，要问这样一本书该不该出，就等于问它低于可疑区域多远。怎样确定一部书稿在这个谱带上的位置呢？很明显，只能由科学家们来决定。有声望的出版社决不会把一部科学著作送给一位文学批评家去征求意见，就象它也不会把一部小说稿送给一位科研工作者去征求意见一样。实际上，一位科学家对一部小说的意见，很可能会比一位文学评论家对一部科学著作的意见更有价值。自然，绝大多数出版社都认识到这点，因此当他们拿到一部科学著作的书稿时，就立刻把它转交给一位适当的专家去征求意见。

但是，近来违背这种值得称道的做法的事例很多，一些远远低于这个可疑区域的伪科学著作出版了，而且大肆推销，而不征求专家的意见，或者征求了也不予重视。正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一本书的出版开始带上一点欺骗的味道，因为公众越来越希望大出版社能摒除没有价值的书稿。书印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向买书的人表明那里面有值得一读的东西。如果再把这本书描绘成为可与达尔文学说相比美的革命性新假说，那就是双重的欺骗。

人们可以看出，编辑人员必须有选择能力，不能每出现一种古怪的理论都为之吹嘘。这又把我们拉回原来的老问题上：应该由谁来挑选？是由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编辑们吗？

总之，要让科学界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发言。但是要让他们以适合于他们地位的恰当方式发言，而这种地位应该由那些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人来决定。

注：

①这些书篇中最无聊的是德威特·米勒所著《你们确实喜欢它》（1956年）。书名中的“它”主要指性。

②见赫伯特·布里安的出色的文章《布赖德·墨菲使全国人着迷》，载《生活》杂志，1956年3月19日。

③《芝加哥美国人报》上的几篇文章由赫斯特报系通过报业辛迪加在多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在纽约市，从1956年6月1日至6月18日每天在《美国人杂志》上连续刊登。《时代》周刊1956年6月18日报导了找到布赖德的消息（“不错，弗吉尼亚，是有一个布赖德”），《生活》杂志1956年6月25日也报导了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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