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 - xp1024.com
《血肉长城》


1、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

他们说,日本列岛的起源,是一把浅红色的剑。

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七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跟随着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引入,日本人贪婪地引进和借用中国文明的成果,他们不但习读中国人的各种文章,还从中国引入了佛教、儒学和各种哲学的流派。他们把佛教奉为“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他们爱用墨砚和毛笔写字的书法,也爱用中国金石的印章,他们研习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朝制度,还向中国人学习农耕以及包括樱孩术在内的各种技艺。他们的政府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交流,使节们对中国高度文明的习俗赞叹不已。日本天皇和宫廷决定用这种先进的文明来充实本国的事业。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推行这项引进和改革。天皇甚至下令仿造中国的京师,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他们在引进时模仿,有时干脆就复制。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人鉴真应邀到日本传授戒法,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学介绍到日本。中日两国的交往,不管是否友好或平等,除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和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总之,生活在海岛上的日本人,羡慕中华民族拥有一片广袤的美丽的国土,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他们不倦地探索着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日本人不仅仅是愿意并且擅长向中国人学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把枪炮和基督教送到了日本,也许还没有引起日本人足够的重视。德川幕府强制人民断绝和异邦的交往,直到185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以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这个自以为生活在日出之国的民族,似乎在另一道地平线上看见了日出,立即开始了明治维新。他们觉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并且迫不及待地组建常备军队,大量地向西方购买新式的武器来装备他们的皇军。

日本在发生改变,他们比自己师法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在日本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这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继续巩固封建皇朝的统治。尽管清朝的执政者已经知道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他们仍然把皇室祖宗的成法视为不可更改的圣训。

日本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进程中,渐渐地变得强大起来。善于吸取外来文明的大和民族,似乎对孕育先进文明的国度,应该持有感恩的情怀,应该从佛教和基督教的熏陶中,养成与人为善的心态。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吻合这样的推测。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形成的谦虚和博大为怀的文化底蕴,似乎在日本列岛很难找到植根的土壤,倒是西方殖民主义追逐利益的贪欲,引起了日本当权者的共鸣。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有人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的关键,在于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他们追求的荣誉,成为一种耻感文化的核心。他们必须在由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体系中,通过许多微妙的运作,来求得生存的平衡。

中国的文明被搬到日本以后,未能打破日本森严的等级制。日本的天皇,只有“云上人”的家族才能继承皇位,不能改朝换代。而日本的武士,也享有代代相传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凌驾在农民、工匠和商人之上,而那些靠清扫街道、为死囚掘墓和将死兽剥皮的“贱民”,在他们眼里简直就不算人了。

日本有一个传说,不管你是否相信。他们说,日本这个地方,诞生于一把浅红色的剑。古代的诸神,把剑刃伸进海里,当他们把剑抽出来时,四点奇特的水滴回落于海,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屿。

这个神话里面那把浅红色的剑,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的武士和他们所遵循的一套法则,即所谓的“武士道”。也许,武士们很容易在这类神话里找到他们尊严的象征。一位爱尔兰的军人说过,日本的武士在外国人看来是神秘而怪异的。他们追求着某种奇怪的荣誉,也就是不投降主义。他们以战败为耻辱,打了败仗,如果还活着,就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花道举世闻名,武士们从花生花灭的宿命中找到了战斗生涯的合理性。他们观察樱花萌生、盛开和凋谢的全过程,认为习武和死亡是武士不可避免的宿命,杀人取胜便是武士生命之花的怒放,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学,受到武士们的青睐,他们对生命的感受简约到极致:吸一口气,喝一杯茶,杀一个人。武士道的三原则“侍、勇、仁”,首先规定了盲目的服从,继而强调武力的使用,最后把所作所为归结为仁爱。而纵观日本武士们在历史上的实践,当他们武力强盛的时候,会把皇权虚置。可以说,武士道其实是以武力为核心的。

中国禅宗的鼻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禅宗传到日本以后,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别出心裁地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来训练武士单兵作战。在镰仓时代,日本禅宗开山祖师明庵荣西写了一部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日本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取世俗的目标。

明治维新是依靠下层武士的力量发动的,维新后虽然废除了武士制度,但武士精神仍然在日本军人中长久地存活。那些失去了主子和身份的武士,即所谓的“浪人”,也加入了新式的军队。他们把压迫者的精神带进了新军,在新的政权里靠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发言权。他们的蛮横,是从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顺延下来的,这个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以立刻斩杀。”日本的军队保留了一个惯例,就是军队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办法很简单: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

这个东洋帝国的军人,把武士道精神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驱使这个民族在寻求一种方式来获取外国人的尊重。武士们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他们可以依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想越过海洋,到别人的国度里去炫耀武力。明治维新以前,封建军阀们就吵嚷着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明治天皇刚刚即位,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这两个国家,既而征服全世界。这位天皇代表着军人的意志,他用御笔信诏告天下: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很快,日本就在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了。这个小国寡民的东洋岛国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军费在增加,军队在膨胀。到了19世纪末叶,日本的陆军战时可动员二十三万人,海军拥有二十三艘军舰,一些商船也加以武装。军国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只等待着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向朝鲜和中国开战。

中国是大和民族向往已久的国度,中国又是日本的近邻。中国丰富的物产和辽阔的土地,强烈地诱惑着对外依赖性极强的日本经济。日本帝国对中国大陆,首先是对距离日本最近的东北三省,产生了觊觎之心。一个小国因为长久羡慕一个大国,居然张开了巨大的胃口,它的当权者们,尤其是军队的首领,心里打起了算盘,企图占领和吞并为它输送过无数营养的国土。诚如毛泽东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2、联合舰队消灭了中国海军

日本联合舰队消灭了最年轻的一支中国海军。

日本人发动每一场战争,总要寻找借口。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人的确是讲究礼仪的。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的敬语,在彼此见面时的客套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在别的许多民族看来,未免是繁文缛节,不知其中有更深更复杂的含义。日本人把礼仪显露于表面,掩饰着内心的活动。因此,在彼此忌恨的敌手会面时,繁文缛节的礼仪照样难免。

也许,日本人的这种习性,注定了他们的军队有了借口,才能心安理得、自觉体面地去攻击别人,哪怕借口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哪怕借口纯粹是栽赃和诬陷!因此,当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总是用一些非常可笑的口实来填充战争狂人的妄想,这些无聊无耻的口实,竟然就成了他们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1894年的春天,东学党农民起义在朝鲜爆发,起义军提出要“逐灭洋奴”、“尽灭权贵”。于是,日本人找到了借口,声称要保护本国使馆和侨民,趁机派兵进入朝鲜。中国的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的邀请,派出一千五百人的军队进驻平壤。一万日军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实际上包围了清朝的军队。

眼看日军就要开战,清朝的光绪皇帝,严令掌管军队的李鸿章,从海上派兵增援朝鲜。这位大臣没有料到,日本特务石川五一,买通了他那个在天津军械局当总办的外甥张士珩,窃取了清军的运兵计划。日军大本营很快接获了这份情报,当即发布命令,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五艘军舰,迅速地驶向朝鲜海岸。

7月25日,中国北洋舰队的运兵船和护卫舰,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海面,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中国士兵七百多人殉难。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中国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北洋舰队是中国最年轻的一支海军,到中日开战时,组编不过九年。在把西方科技看成“奇技淫巧”的清朝,要组建这么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这支海军一旦建立,就是敌人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舰船,既可以运兵增援平壤的中国军队,又可以阻挡日军的海上进攻,无怪乎日军将它视为眼中钉,极想将它埋葬于海底。

十几天后,日本联合舰队接连袭扰威海卫,北洋舰队试图与之接战。黄海海战之初,中日双方的海军,都没有掌握黄海的制海权,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一开始,日本联合舰队总是躲着北洋舰队,不敢正面交锋。北洋舰队却在主将丁汝昌指挥之下,主动进攻,屡次在海上追逐日舰。可惜的是,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将丁汝昌革职。

“戴罪”留在海军的丁汝昌,仍然要找机会与日军一决雌雄。但是,他不幸身负重伤,北洋舰队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行指挥。8月18日下午,中日海军大战黄海,中国海军大都英勇作战。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被日舰打成重伤,弹药已经用光,二百五十多名官兵视死如归,开足马力朝日舰“吉野”号撞去,不幸被鱼雷击沉。林永升指挥“经远”号拼死攻击日舰,直至军舰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情势下坚持战斗,最终将日舰赶跑。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仍然打出了年轻海军的军威。

李鸿章看到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既心疼又害怕,立刻制定“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命令所有军舰开进威海卫港口躲避。

气焰嚣张的日军,几天后就占领了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旅顺口。几个月后,又派出陆军和海军齐头并进,攻打北洋舰队驻扎的海军基地威海卫。他们引诱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威武不屈,率领全军与强大的日军决一死战。孤独的北洋舰队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援助,这支拥有大小舰只四十多艘的中国最年轻的舰队,终于在刘公岛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李鸿章渡过海峡,在遭到日本浪人枪击负伤以后,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又一次丧权辱国。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军国主义的日本,侵略气焰甚嚣尘上。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从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一开始就不乏英勇的将士效命疆场。北洋舰队的作战,以黄海海战的惨烈和刘公岛全军覆没的悲壮,已经向狂妄不可一世的日军,显示了不屈的精神。

3、田中奏折出笼

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侵华舆论甚嚣尘上。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以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和天津一带。这支侵略军共有两万多人,而日军是其中的主力部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派遣的军队,都少于日军的数量。

19世纪末叶,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台湾的各个岛屿,还抢走了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但是,这还远远没有填满它的胃口。20世纪的第一年,日本正式编定清国驻屯军,后来又改称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兵力有一万零九百人,驻在旅顺和大连。1904年,日本为了跟沙皇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霸权,和这个庞大的帝国打了一场战争,而且把它打败了,消灭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俄国被迫把它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两个强盗国家,接着又三次签订《日俄密约》,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把它靠着武力抢来的这两块地方联结起来,称之为“满蒙”,当作它独占的地盘。

野心勃勃的日本,还不能满足它的贪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顾及亚洲的机会,要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地位。于是,日本打着“向德国宣战”的幌子,把军队派到山东半岛,侵占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接着又攻占了青岛。紧接着,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推翻帝制和反对复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1927年,中国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北伐革命战争。正在这时候,日本有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头目当上了内阁首相。这个名叫田中义一的大军阀,军衔为陆军大将,一贯热衷于侵略中国,上台二十多天后,就在东京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与会的大员都和侵略中国有关,其中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中国的公使与领事。在会上,日本上层的好战分子献计献策,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政策。

东方会议形成了一个秘密文件,由田中首相执笔,被称为《田中奏折》。它的中心内容就是展示一种野心:日本要征服全世界。文件规定了日本征服世界的次序,就是: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其中自然还有许多梦呓般的语言,说“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等等。文件还把美国和苏联当作假想敌,预计日本将与这两个大国发生冲突。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侵略者的步伐,正是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它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妄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

《田中奏折》出笼后,广为传播。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随之达到高峰。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机关,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右翼团体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演讲,散发传单,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侵略狂热,形成了一股浪潮。显然,只要找到一个借口,日军就会向中国的东北大举出兵了。

4、日本人炸出出兵的借口

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炸出一个出兵中国的借口。

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张作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奉系军阀的头目,在军界的起点,是清军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他在甲午战争中曾随军和日本人打仗,战争结束后脱离军队,为生活所迫,拉起一支土匪武装。他在绿林中解救并护卫了一个女人,人生才有了转机。他的这个女贵人,是增祺将军的夫人,她在丈夫跟前盛赞救命恩人张作霖,于是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当上了省巡防营管带。民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军务,随后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在东北插足,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利用。张作霖这么做,正好是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他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为了制造借口侵占东北,竟然会对自己下毒手。

1928年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予抵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造成“五三惨案”。到这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日本人不愿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要他抵抗蒋军。张作霖非常气愤。有一天,他在办公厅里,明明知道日本的特使就在对面房间,仍然高声大骂:“日本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他还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日本头目听了特使的报告,对张作霖非常恼火。他们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他们更有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接近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搞来一份情报:张作霖明天将会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于是,日本人想到了炸弹。他们要用一次爆炸来制造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的名义占领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皇姑屯铁路段埋下炸药,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

第二天,张作霖一行警卫森严,从北京登上前清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他的包车位于列车中间。下午五点半钟,专列通过皇姑屯,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轰隆一声巨响,专列和桥墩、钢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崩出几丈之外,只剩下光秃秃的底盘。卫士从破轮碎铁中找到了张作霖,他一只胳膊被炸断,鲜血从袖口流出,气息奄奄。与他同车的六姨太则当即死亡。

宪兵司令齐恩铭截住一辆过路汽车,把张作霖送回奉天大帅府。医官杜泽先立即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五十四岁的张作霖没有活过当天上午。他临终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皇姑屯爆炸事件之后,又有人向沈阳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几个地方投掷炸弹。这些事件的主使者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在给日本出兵制造更多的借口。果然,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演习,剑拔弩张。此刻,他们只有一点顾虑:张作霖到底死没死?

日本驻沈阳领事要去张宅探望,被委婉地拒绝。张作霖的五位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欢声笑语,接待着借口慰问前来打探消息的日本太太们。东洋女人们远远地窥探张作霖的卧室,只见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位夫人脸上并无悲色,应对十分从容,厨房每天照旧为张作霖开饭,杜医官照常天天来府上探视,填写医疗记录。东洋女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在爆炸中受伤而已。

张作霖遗言中所说的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邯郸指挥军队。正是他,决定对父亲的死暂时秘不发丧。他回沈阳奔丧的时候,担心日本人暗算,便剃了个光头,化装成一名士兵,昼夜兼程。等他回到沈阳,把奉军大部分撤到关外,才为父亲发丧。这一着果然有效,连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被蒙在鼓里。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皇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5、日本传单“醒来吧,国防!”

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6、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四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九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着日本兵的大呼小叫。值班连长向他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参谋长,日本人!正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赵镇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的预感灵验了!这时,他反而镇静下来,立刻发布命令:“把枪发给弟兄们,进工事还击!”

值班连长应声而去。这时,从日军设在南满车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开始一发发落地爆炸。北大营里,被枪声惊醒的七千名官兵都跑到院子里来,炮弹的爆炸使他们极度恐慌,营内乱成一团。

赵镇藩回到旅部,让人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参座,”赵镇藩向荣臻报告,“日军突然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一发发炮弹落在营院里,怎么办?”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荣臻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

“我已命令弟兄们进工事抵抗。”

荣臻不置可否。他不敢自作主张,放下电话,令人给北平的张学良发报。

中国军队在等候命令,日本关东军却按照预谋实施了发动战争的每一个步骤。他们在爆炸铁路之后,连夜向沈阳增兵,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垣。深夜11点半,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第二天清晨五点半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东北军的士兵们群龙无首,见日军冲进军营,惊恐万状。日本兵见人就用刺刀扎,赤手空拳的东北军乱成一团。赵镇藩又给荣臻打电话,荣臻已经接到不抵抗的指令,便在电话里对他说:“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说:“把枪放到库房里,让敌人任意屠杀,恐怕不易办到!”他见情势紧急,决定利用日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部队由东面撤退。赵镇藩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无奈:

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

东北军放弃了北大营,也没有在沈阳城内进行抵抗。日军分三路向沈阳发起进攻。第一路首先攻入两个公安分局,然后将商埠的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进攻商埠北市场,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且占领了邮政局。第三路分别进攻大小西边门,首先包围警察署,接着包围宪兵总司令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将他们包围的东北军队、警察和宪兵统统缴械。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私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两百多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和十多万支枪,顷刻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辽宁凤城县人黄显声,当年三十七岁,是一名有心抗日的警官。他在北大营枪声响起时,就打电话报告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如何对付日军。张学良要他通知各警察机关:如果日军进城后索取枪支,可以无条件地交械。

张学良是在严格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蒋介石曾邀张学良到停在石家庄站的专列里谈话。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求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不过,在“九一八”这天,张学良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后,倒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蒋介石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要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蒋介石一再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7、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

马占山说:“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河事变发生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军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二十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熙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哈尔滨的张景惠,也先后变成了汉奸。

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横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唾手可得,不料在这里遇到了劲敌马占山。

马占山是绿林出身,后来投身军旅,在戎马生涯中连连擢升,当到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

四十六岁的马占山临危受命,立刻率军赶到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随后,他将省内驻军五个旅十个团一万三千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三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

日军利用张海鹏的叛军当炮灰,向齐齐哈尔进发,被马占山的部队击溃。东北军愤恨张海鹏丧心病狂、认贼作父,用猛烈的炮火打击叛军。士兵们不听上级劝阻,自发地将嫩江桥拆毁了三孔。

关东军看到叛军无能,决定自己出马。他们派出林秀义少佐,约见马占山。林秀义颐指气使地说:

“马主席,嫩江铁路桥是贵国用日本借款修的。现在贵军将铁路桥拆毁了三孔,致使交通中断,跟日本的南满铁路是有利害关系的。满铁将派员前去修复,我特来通知阁下。”

马占山身材瘦小,但是面目强悍,而且才略出奇。他冷冷地望着林秀义,高声答道:“嫩江铁路桥虽然是向贵国借钱修筑的,但主权属于我国,修不修、什么时候修,都是我的事情,本主席不需要麻烦满铁!”

林秀义碰了个硬钉子,悻悻而去。隔一天,日本驻齐齐哈尔总领事清水正一约见马占山,要求马占山将省政府主席职务移交张海鹏。

马占山闻言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清水正一:“你回去告诉本庄繁,老子是中国人,不能将一个省的大权交给一个汉奸!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恼羞成怒,调动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和一个工程兵中队,在五架飞机掩护下,首先将嫩江桥修复。日本空军向守军驻地投弹轰炸。黄昏,一百多名日军过江,进逼到守军阵地前沿猛烈射击,东北军官兵十六人负伤。

第二天拂晓,三百名日军再次进攻,被守军击退。中午,日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一线阵地左翼凶猛扑来,并将大兴车站炸毁。马占山给前线指挥官下达命令:

“告诉弟兄们,将日本小鬼子放到百米以内打!要狠很地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后退!不论谁丢了阵地,一律枪毙!”

东北军遵照马占山的命令,个个沉住气,等日军前进到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一齐射击。日军伤亡惨重,士气大挫。守军指挥官一声令下,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

黄昏时分,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徐宝珍的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一直打到晚上八点。这一天,军械缺乏的东北军部队斗志高昂,和日军激战十多个小时,迫使日军丢下四百具尸首,退回嫩江桥以南。

第三天,日军把张海鹏的叛军调到第一线,马占山的步兵正面迎击,吴松林和程志远的骑兵从两翼包抄,激战一天,迫使叛军撤退。

第四天清晨,日军作战兵力由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在几十门野炮和八架飞机掩护下,向守军大举进攻。马占山急调一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营增援一线阵地。守军顶着天上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地面的大炮轰击,浴血奋战,几乎全歼了日军滨本步兵联队,重创了日军高波骑兵第二旅团。

晚上,日军将张海鹏叛军的两千人派上阵来,和白天后撤的日军一起,扑向守军阵地。经过残酷的争夺战,江桥阵地中段失守。接着,江桥阵地被日军炸毁,守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天夜里,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的主力后撤二十五公里,在三间房阵地布防,这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在三间房一带的村落,马占山早已命令暂编步兵第一旅和骑兵第一旅构筑了防御阵地。现在,他派步兵第二旅和第三旅各一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骑兵旅调往防线东边,掩护左翼,以防日军从侧翼攻击。

第五天,日军七八架飞机空袭守军阵地,马占山的部队苦于没有高射炮,只能用步枪齐射,打落了一架日机。马占山乘车赶往前线,途中被日机发现,三架日机对他轮番扫射轰炸,将汽车炸得遍体弹孔。马占山怒气冲天,对司机吼道:“不要理它们!”一直驱车来到前沿阵地的战壕。他一下车,就指挥部队反击日军。

总指挥来到前线,全军士气大振,一万多名将士与日军和叛军血战到天黑,付出伤亡近千人的代价,打伤打死日军五百人和叛军七百人,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阵地。

又过了五天,经过补充和休整的日军,派出七千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起还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本政府急忙下令增派援军。由于马占山的部队杀敌勇猛,日军已经是第二次增派援军了。

三天后,日军派出步兵、骑兵和炮兵四千多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进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进入争夺阵地的混战状态。

隔一天,日军得到陆续到达的增援后,又出动大约三个联队约一万一千人的兵力,骑兵和步兵分为两路,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还有飞机、坦克和重炮配合作战。从拂晓到午夜,日军连续发动十多次进攻,对三间房一线形成了包围态势。凌晨两点,日军坦克突入守军阵地,将守军分割,守军各部自行作战,与日军肉搏,直到拂晓。

守军且战且退,向后备阵地转移。马占山闻讯,再次赶到前线,命令部队回头反攻日军,将丢失的阵地夺回。这时,侦察兵发现了日军前沿指挥所的位置,马占山立即派骑兵从侧翼出击,突然将它包围,击毙二十多名日本军官,摧毁了日军指挥所,差一点抓住日军的多门二郎中将。日军后方受到威胁,自行撤退。马占山率领手枪队,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

一次,日军飞机低空扫射,有恃无恐。中国官兵怒不可遏,持枪卧射,日机被击中,坠地毁亡。一名战士徒手冲过火线,连夺两挺机枪,人称“孤胆英雄”。

守军经过十多天血战,伤亡总数超过六千人,弹药快打完了,部队十分疲惫,已无力再战。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撤退到齐齐哈尔。第二天,为了避免日军炮轰齐齐哈尔市区,又率全军撤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首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抵抗,使日军在入侵东北后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军队的铁拳。日军在“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受挫,害怕消息传开,动摇军心,便造谣说,是苏联向马占山提供了军火。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声名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广告词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8、汽船把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十五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朝一起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三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班旧臣的意见。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劝诱溥仪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老谋深算,说谎话绝不脸红。他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在哪里。他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客和流氓,手法上很有一套,因连连立功而晋升大佐,当上了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一次,他又说得溥仪动心了。当然,土肥原的恐吓更为有效,他适时地给溥仪摆出了张作霖的下场。

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

“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流畅地撒了一个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年轻的溥仪今天召集谋臣们开会,就是要下最后的决心。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比溥仪大了二十三岁。为了把溥仪尽快哄到东北,他略施了几个小计,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出走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他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为溥仪准备的,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三个月后,溥仪展转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为国人所唾骂。

溥仪离开天津,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将“皇后”婉容带走。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日军为了安抚溥仪,派遣“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接到东北。这个年轻的女特务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用棺材将婉容运出天津,交给关东军。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使她成为日军中军阶最高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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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日军连连哀叹。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六点,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

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基本上歼灭了古贺骑兵联队,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1932年秋天,张学良将黄显声的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率部出关对日军作战。后来,他被张学良派往武汉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他和日军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还将武器送给八路军。他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当他被迫脱离第五十三军,准备离开武汉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他密捕,先后关押在贵州的阳朗坝集中营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月,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终年五十三岁。

10、“东方魔女”上海煽动战火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在上海煽动战火。

日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匆匆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说关东军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要田中在上海实施已经策划好的事变,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东北引向上海。

田中隆吉马上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为日军炸死张作霖提供过情报的女特务,其实并无日本血统。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廷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中国化名叫金壁辉。她当年不过二十六岁,就以妖艳不羁、心狠手辣、善于交际而闻名。她的日本义父,把她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她因此而获得“东方魔女”、“乱世妖姬”的称号,还有人把她和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著名荷兰女人相提并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11、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年近四十的广东人翁照垣,率领第一五六旅三千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翁旅长后来写了《“一*二八”淞沪血战史》一书,说他手下官兵同日军初次交战时,他就发现士兵的勇敢不可思议。班长潘德章在日军装甲车冲锋时,沉着地用机枪扫射,打死几十名日军。他左臂中弹,继续射击,把日军打退。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俩,左冲右杀,刺死十几名日军,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副连长谭绍平和上士张桂林,击毙十几名日军,带伤向日军反冲锋,在日军炮火下以身殉国。

天亮以后,日军仗着有装甲车掩护,不断冲向守军,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和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翁照垣旅组织敢死队潜伏起来,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他们没有丢失阵地,还在炮火掩护下找机会发动反击。日军遭到顽强抵抗,惊呼“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海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发生大火,日军趁机猛攻北站,守军顽强抵抗一小时,放弃北站阵地。下午五点,翁照垣旅主力发动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乘胜追击,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撤退,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要求停战,第十九路军同意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叫停是为了增兵。他们用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将五千名陆战队运到上海登陆,长江一带原有的日本海军和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一指挥,开到上海附近水面。

第十九路军赶紧调整部署,将驻扎在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和真如一带,将第六十一师调到上海。原驻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开往前线,增强防御力量。

2月3日,日军出尔反尔,再次向闸北进攻,同时动用二十多艘军舰和十多架飞机,轰击吴淞炮台。日军的轰炸有一些确定的目标,因为在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当晚,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军送去了情报。

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仍然有装甲车掩护。他们占领了可以扼守要地的屋顶,架起机枪,向守军阵地射击,还把手榴弹从高处扔下,炸毁防御工事。守军处境艰难,仍然寸步不让。他们也扔手榴弹,和日军拼刺刀。一声声轰然巨响,双方官兵都在爆炸中粉身碎骨。

中国军队拼死搏杀,仍然挡不住钢铁的装甲车。日军突破阵地,将守军切断为两截。守军迎头反攻,把手榴弹扔向日军。他们愿意舍身成仁,只求炸毁那些该死的装甲车!日军胆敢冲上来,守军便和他们拼刺刀。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日军躲在装甲车后面缩成一团,不敢前进。守军一次连续炸毁日军装甲车五辆,打退日军的冲锋。翁照垣旅伤亡严重,上级派第一二○旅接防。

日军连连失利,不甘心失败,发动第一次总攻击,几千人分三路会攻闸北,几百人攻击八字桥。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迫使日军承认“进展不易”,只好撤回出发阵地。

第二天,日军企图在吴淞方面取得突破,出动十三艘军舰和二十四架飞机,猛烈轰击吴淞要塞,炸毁炮台六座,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要塞登陆。翁照垣旅迅速增援吴淞,将日军击退。这一天,守军歼灭了江湾日军一个联队。守军乘胜反击,各线激战长达九小时,日军再次失败。

第三天,日军再次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守军后方阵地很坚固,如果不付出较大代价,是难以攻破的。于是,日军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日军的第一次总攻被守军粉碎了,曾经扬言四个小时就可以占领上海的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由于指挥进攻失败,被撤消职务,并领命回国。对于这件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道: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像盐泽上将(应为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么多错误。这都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

开战后第三天,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前往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宋庆龄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壁残垣前留影,表达她与官兵们一道抗战的决心。何香凝赋词一首,题为《赠前线将士》,文辞激越,以中国女性的民族愤慨激励军中男儿: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的四百名青年工人组成义勇军,驻守在宝山路一带。他们只有五十多支毛瑟枪,却打退了几千名日军的进攻。复旦大学组成了学生义勇军参战,打死打伤两百多名日军。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将两百多名童子军交给第十九路军指挥,这些学生有一些牺牲在前线。

有一天,日军抓住汽车司机胡阿毛,用重金引诱他运送军火。胡阿毛答应了,心里却打算将这些枪弹送给抗日军队,无奈车上有四个日本兵严密监视,他无法改变线路。当汽车经过黄浦江时,他猛打方向盘,车向江水中直冲而去,刹那间,连车带人沉入江底。

罢工的工人们封锁了日本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和其他物资卖给日本人。中国工人拒绝为日军装卸和搬运军火,还参与破坏日军的通讯和交通。

第十九路军有位连长名叫曾统,妻子陈宜贞芳龄二十,身体健康,能识字读书。她对丈夫说:“男儿杀敌,不要放过机会。我虽是女流之辈,也愿意从军作战,你看怎么样?”

曾统说:“你不适合上前线,不如去做看护,同样可以为国尽力。”

陈宜贞说:“许男子杀敌,为什么不许女子杀敌?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这不是对我军有利吗?”

她说做就做,剪掉长发,穿上军装,随曾统来到军营。日军冲过来时,她钻进战壕,发射十几枪,打死几名日军。此后,她常在战场上和日军拼搏。

后方的妇女掀起了慰劳军队的热潮。她们缝制衣物,还把诗文和警句系在送给军人的衣物上。

一位名叫陈彩珍的女子温婉地写道:风雪入新春,干戈起沪滨。心长嫌线短,聊慰出征人。

女子陈均瑞用一串四字句表达她的心愿:织此纤物,聊表寸衷,慰我将士,暖我兵戎,守土尽责,为国效忠,歼厥丑类,克奏肤功。

有一首诗透着男儿气概,出自女子胡幼卿的笔端:士庶庆弹冠,倭奴胆尽寒。只因雪国耻,真个斩楼兰。

国外华侨也关注着上海的战事。蔡廷锴收到美洲华侨送来的一块金匾,上面题刻了“精神救国”四个大字。第十九路军还收到艺术舞蹈女明星刘科伦在芝加哥抗日义演的几千元筹款,和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下来的零用钱。

第十九路军得到四面八方的声援,士气十分旺盛。而初战失利的日军,正在忙于调兵遣将。野村中将接替盐泽任上海日军总指挥,日本海陆空军在上海的兵力增加到一万多人。野村调整部署,暂缓进攻闸北,动用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野村也和盐泽一样,狂妄不可一世,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

2月7日,十架日军飞机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军队,日军上海陆战队猛攻吴淞地区翁照垣旅第四团阵地。同时,日军的军舰、火炮和飞机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和狮子林炮台发动袭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奋战四个小时,将日军击退。

第二天,已经强行登陆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三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和吴淞镇进攻。日军向美国记者扬言,要在午前占领吴淞。但是,到了傍晚,日军还是败下阵来。

经过几天激战,一天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突破守军防线,第一二二旅急速增援,将渡河的日军包围。被围日军在救援部队接应下,拼死突围,守军奋力堵杀,歼灭了大部分日军。日军在其他地段的进攻,也被守军打退。野村企图多路包抄吴淞守军的计划彻底破灭。

第十九路军激战犹酣的时候,发誓不向共产党施放一枪一弹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率领第五军两个师,外加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一个山炮营,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第五军到达南翔,由蒋光鼐统一指挥,负责吴淞西端防线。张治中有心为国殉职,留下遗书一封:“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日军的进攻屡遭挫败,只好又换总指挥。刚到上海的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中将,接替了失败的野村。这时,上海集结的日军已达三万多人,拥有七十门野战炮,六十多架飞机,还有几十艘舰艇开到吴淞口。

日军头目都是狂妄之徒,植田仗着武力雄厚,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驻军全部撤出第一线。

蔡廷锴接到这个荒谬绝伦的通牒,非常气愤,指挥部立即命令前线部队用猛烈的炮火回应植田的狂傲。

2月20日早晨,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一线发起第二次总攻,企图从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卷击吴淞和闸北。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来势汹汹的日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二十多天的抗战,使守军掌握了诀窍。日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进攻时,守军隐蔽在战壕里以逸待劳,等到日军接近阵地,便扔手榴弹还击。日军的攻势,就这样一次次被守军击破。

入夜,日军调整部署,第二天再度进攻,植田亲自指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几千名步兵发起冲锋,遭到守军火力拦截,伤亡惨重。

第二天,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第一线部队乘着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的守军阵地。第八十八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还没能将日军击退。张治中率领预备队赶到第八十八师指挥所,命令孙元良的第二五九旅正面增援庙行镇,又派宋希濂的第二六一旅从纪家桥渡河,抄袭日军侧背。

很快,久经沙场的蒋光鼐看准了日军的心理:他们伤亡惨重,一定会止步不前。蒋光鼐决定:从江湾镇、庙行镇和蕴藻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的日军。下午三点,三路部队到达出击位置,展开全线反击。

植田获悉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被围,急令第七步兵联队和吴淞支队一部前往救援。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到晚上,大部分日军乘着夜色突围逃窜,其余日军被歼灭。庙行之战是开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的最高战绩。

过了两天,日军经过调整部署,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第九师团主力分三路向江湾、小场庙和庙行发起猛攻。日军动用大约一万人进攻小场庙正面,几分钟内向金家塘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守军难以支撑,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增援部队很快赶到,分三路反击,血战到晚,重创日军,收复了原来的阵地。

日军第九师团的失败,加上战旗舰“出云号”被中国敢死队炸伤,促使日本政府增派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总兵力达到七万多人,飞机三百多架,加上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司令官换成了白川义则大将。这时,中国在上海的总兵力只有四万多人,并已相对减弱,武器损坏极大,而战线绵延五十多公里。守军多次向蒋介石求援,得到的回答是“固守”和“加强戒备”,却迟迟不见援兵到来。

2月29日,白川指挥日军开始新一轮的总攻击。日军为了掩护主力第十一师团在浏河一带登陆,向庙行镇方面发起猛攻,同时向闸北几个地点展开频繁攻击。天通庵附近的守军和日军激烈对抗八个小时,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全部退却。在闸北八字桥,守军与日军形成拉锯战,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也丢下大量尸体,联队长林堀大佐被守军击毙。

第二天,日军继续猛攻,仗着优势兵力,多次突破守军阵地,又多次被守军夺回。敌我白刃相接,血肉横飞。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分调到正面增援,日军第十一师团趁机强行登陆,守军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寡不敌众,日军侵占了浏河,向嘉定方向急速推进。

浏河失陷,第十九路军侧面及后方都遭到严重威胁,指挥部迫不得已,当晚下令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在黄渡、方泰、嘉定和太仓一带布防。张治中率部转移时,在葛隆镇与日军激战,第五一七团奋力阻击日军,使撤退的中国军队避免了被日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蔡廷锴后来谈到了撤退时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对于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埃德加*斯诺也有一段评论: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被撤走之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淞沪战役,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四千多名官兵,近一万人负伤。据日本的资料,日本陆海军七百六十九人死亡,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负伤。而白川、野村和植田这几名日军首领,不久就被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上海投掷炸弹炸伤,不到一个月,白川在医院死亡。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驻上海总领事。这些日本人在外国炫耀武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国守军正在构筑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

12、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三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四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五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

老百姓有一首歌谣,概括地唱出了当时的实况:

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

歌谣里所说的“大老杨”,便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心里,“大老杨”就代表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共产党在磐石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作战经验也是游击队所缺乏的。领导人从私塾先生那里弄来一本《孙子兵法》,当作学习打仗的教材。他们经常聚在油灯下,阅读这本已经发黄的老书。

游击队也缺乏武器,连政委杨佐青都没有枪。朝鲜人李红光特别仗义,要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杨佐青婉谢不收。李红光心里不安,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主家,缴了一支崭新的小手枪,赠送给杨佐青。

磐石的游击队等着省委解决他们的困难,省委给他们派来一个大能人,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不久,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他将游击活动区扩大到周围的伊通、桦甸和双阳等地。

在“九一八”两周年的那一天,杨靖宇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另一位共产党人张甲洲,在1932年4月,和几个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哈尔滨。

不久,张甲洲一行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决定在5月23日这一天,谎称张甲洲要结婚,邀集各方势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号。

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镇上来了两百多人。不少人啧啧称道:“你看看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道喜。”

参加张家“婚礼”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一块空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他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一些士绅出面找程绍廉求情。伪县长算是给了大面子,说:“组织队伍可以,但不能有张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就要打!”

士绅们叫张甲洲出去暂避风头。张甲洲带领部分队伍冲出重围,只剩下一百来人。他决定收编胡子队伍。张甲洲注重实际,敢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张甲洲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七百多人。

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一个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是模范队,清一色的三八枪,全队三十多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二十四岁的朝鲜族小伙子。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所谓“窑”,就是房子或院落,如果里面有枪,就叫做“响窑”。

7月16日,游击队攻打龙泉镇的天僧泉酒厂,遭到顽强抗击,久攻不下。酒厂东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伪警察中队长,带着四十多个人,准备打过来。形势严峻,张甲洲下令停火,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天僧泉酒厂,找东家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游击队来打龙泉,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抗日救国是大事,你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送还。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知道不“借”过不了关,可是枪太贵,“借”出去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游击队硬是从这个酒厂里“借”出了将近五千发子弹。

十多天后,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五名警卫员,去找大地主王四谈判。王四只放他一个人进去。他刚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绑起来了。接着,家丁又要缴警卫员的枪,警卫员们要打,张甲洲使个眼色,他们便打马回游击队报告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绍廉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便摆出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晚,王四知道沈营长一时半会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炮勇把他秘密押到地主张兴的家里。这下倒好,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带着他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王四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躲进县城。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粮、分浮财,末了一把火烧掉王四的房子。一时间,汉奸人人自危。

七月下旬,张甲洲带队向兰西镇一带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一个多月时间,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八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

赵尚志到任后,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伪军力量却很强。他们决定联合原东北军的才鸿团和苏占山的胡子队“绿林好”一起作战。

攻打巴彦县城很顺利,游击队又与“绿林好”联手打进了东兴县城,在城里住了下来。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一千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游击队孤军奋战,伤亡将近五十人,赵尚志左眼下留下了三个弯月形的伤疤。游击队用两张大马雪橇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汤原也是一个令日军十分头痛的地方。1932年春天,共产党在汤原建立的反日同盟会,有了一千多名会员,建立游击队的条件成熟了。秋天,冯仲云和李福臣相继奉命来到这里创建抗日武装。

成立游击队需要枪,县委号召党团员捐款买枪。兵荒马乱的岁月,枪太值钱了,一支大枪能换六千斤黄豆!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硬是弄到了二十多支枪。这些枪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游击队只要有了枪,就可以去打仗了。

10月10日,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成立,李福臣任队长。这支队伍是由四十名党团员组成的,其中七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

1933年下半年,由于叛徒告密,日军发动大搜捕,逮捕了县委书记裴治云等十二名党团员和爱国青年。日军严刑拷打,然后把他们活埋在深坑里。日军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搜出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当场用刀砍死。骤然间,汤原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

这场浩劫中,只有一个幸存者,就是县委委员夏云杰。他秘密联络汤原各地的党组织,担负起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要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夏云杰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反日游击队。

11月末,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又派徐振江和队员老曲,装成卖大烟土的商人,混进伪自卫团的营房。他自己带着二十多名队员,拿着一支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团丁们围上来买大烟土时,徐振江和小于发出信号,游击队员一拥而进,徒手缴了团丁的枪。这次行动共缴得大枪十四支,短枪两支。

有了枪,汤原游击队再也不用玩“空手道”了。

夏云杰的游击队里有一对黄金搭档,都是朝鲜族战士。一个叫徐光海,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有几分像日本人,扮日本指导官谁看都像。另一个叫裴敬天,汉话流利,日语流畅,最合适扮成翻译官。1934年秋天,夏云杰派他们除掉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他们来到药房里,扮成日军大佐的徐光海,知道王风舞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他:“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有联系。前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听,气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们第二次行动是在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组织秧歌队,准备欢迎日本守备队到来。日本人还没到,姜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里。徐光海见大街上等着看热闹的人来得不少,便还了真面目,给民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又装成日本指导官,来到舒木河,顺顺当当缴了伪自卫团的枪。

此后没几天,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还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几个儿子各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估计他们的枪没领枪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枪,交给“日本指导官”,使着眼色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何木林吓得冒冷汗,赶紧交出家里的四十多支枪。戴鸿滨对“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翻译官”和“日本指导官”嘀咕一阵,对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赶紧叫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些枪,把“皇军”送走。

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也是有声有色。1931年11月,童长荣奉命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很快就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朝鲜人金日成来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游击队。游击队从日军手里夺取枪支弹药,自己也制造武器。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汇,叫做“牛皮步枪”。日军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就会断口粮。他们把农民的牛抢来宰了吃,先把牛皮剥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捡来烤着吃。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来捡牛皮时,把他们干掉,夺取武器。用这种办法夺来的步枪,就叫做“牛皮步枪”,夺枪的游击队员,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生产出了日军最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弹”。

正是在童长荣到达东满的时候,一支日军测绘队闯入延吉原吉林省防军第三营的驻地,旁若无人地走到炮位窥测。担任警卫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日军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两名日军,把其余的吓跑了。

第三营打死了日本兵,营长王德林把部队带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闻讯,立即派出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禄去找他。李延禄匆匆赶到救国军驻地,但是,有三拨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第一拨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给王德林送来“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第二拨代表抗日将领李杜,他带来的礼物实惠多了,是一万现大洋的支票,外加一个团的番号。第三拨,便是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

这些人喋喋不休地劝说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延禄年轻气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发走。

王德林说:“李杜的代表说要收编咱们,怎么办?”

李延禄想了想,对王德林说:“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一万元军饷,断然拒绝恐怕不好。但咱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不合适。我倒觉得,不如收下一万元军饷,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王德林喝着酒,听着李延禄的话,觉得在理。他请李延禄给他当参谋长,兼任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李延禄满口答应下来。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四百多名,组成了三个连,又从原来的部队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凤山,加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和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和副连长。

不久,补充团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在救国军中悄悄出现。

1932年春天,救国军收复宁安,共产党人田宝贵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找到李延禄,要求合编。李延禄经请示王德林,把他们收编为第二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日军为了加快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敦化至图门的铁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条铁路的修筑,使日本人十分恼火。本庄繁一再下令,要关东军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第十五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议怎样应敌。副总指挥孔宪荣主张躲,参谋长李延禄主张打,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共产党员召开支部会议。书记孟泾清说:“就是只剩下补充团,我们也要抗日。”怎么打法?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延禄力排众议,主张打。会议开到第三天,李延禄说:“就是只有补充团七百人,我们也要打。”

王德林最终下决心打了。他知道,补充团平均每人只有三十发子弹,便下令将库存的手榴弹全部运到补充团。

李延禄选好的阵地是镜泊湖南头的“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着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补充团隐蔽在山崖边,七百名战士靠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山坡光秃秃的,只是山脚有些岩石,日军不会想到这里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当,补充团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日军不走“墙缝”。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牵大驴”。

陈文起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伏击日军,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好枪法。可是,他呆了两天还不见动静,便在夜里回瓦房店去探听虚实,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

“打猎的。”

“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

陈文起对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迹,日本人不怀疑他是打猎的。他们非常得意,以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导。

凌晨,陈文起领着天野旅团八千多名日军,仿佛牵着八千多头驴,直奔“墙缝”而来。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喝道:“什么人?”

“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女声回答。一个老头的声音接着说:“她是俺姑娘,咱们找补充团指挥部。”

老头名叫史振德,一见李延禄,便说:“陈文起已经牵大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还说,他带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望远镜里出现了日军的队伍:红肩章,长枪刺,扛枪的臂膀。李延禄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五里长的狭路纷纷下落,爆炸声四起,临近死亡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指挥官下令的声音显得疯狂、惊慌而凄厉。凭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战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只剩下短褂,猛力朝日军扔手榴弹。

补充团打得正来劲,负责堵口子的地主武装悄悄开溜了。李延禄接到报告: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动向不明。他念头一闪:日军随时可能从背后袭击,便果断下令:撤!

几天后,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发现日军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把枪支随同日本兵的尸体烧毁。救国军得到一千五百多件被火烧毁的残枪筒,还搜出两千多支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可见日军伤亡将近四千人,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这一仗,补充团牺牲七个人。

“牵驴人”陈文起在枪响后飞奔到一块石崖后边。赶车的问他怎么不逃命,他说:“我还得弄杆好枪!”这位猎手还没把枪弄到手,就被日本人抓住了。日军把他吊在房梁上,挑开了他的胸膛。

人们把他葬在离“墙缝”不远的地方。

从“墙缝”逃走的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李延禄设下的火阵,被工人游击队消灭了约两百,天野少将也被击毙。

1933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带领部队坚守磨刀石车站附近两个小山坡。坏消息接踵传来:铁路工人报告说,日军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广播里说,自卫军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

李延禄想,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靠共产党人来扛,共产党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他马上召集骨干和士兵代表,宣布这支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不久扩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

日本人把游击军视为劲敌,调来鳌刚村的第一旅团进行“讨伐”。3月3日,日军飞机和大炮猛轰马家大屯,游击军顽强抗击。战斗结束后,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发现烈士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沉着脸,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

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他说,别动队打扫战场时,在大肚子川沟的松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尸体,还在附近找到一封信,请懂日语的人一看,才知道写信的人是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里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吉东地区有一支吉林自卫军,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周保中派到宁安领导抗日斗争。周保中绞尽脑汁,思考怎样打进这支队伍。他琢磨出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让自卫军把自己抓去。

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花脸沟抓住了周保中。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东北士兵听不懂他的话,怀疑他是日军探子,把他绑起来,要把他杀掉。周保中费尽口舌,才让他们明白:他要见头头。士兵放下已经举起的刀,把他的要求报告上去。

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正在开会,听说抓了一名日本特务,便中止会议,开始审问周保中。

周保中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你们。”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啥看法呀?”

周保中说:“你们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形势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呢?要主动出击,袭击敌人后方,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据我所知,自卫军抗日士气很高,但纪律不够严明,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真想抗日,就得整顿军纪,发动群众。日本人不是一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什么幻想,他们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

周保中一席话,把自卫军的头头们震住了,终于相信他不是日本特务,而是一位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他们顿时满脸赔笑,连连说有眼不识泰山,吩咐给他松绑,接着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还请周保中留下来,到宣传部指导工作。

周保中一到宣传部,就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自卫军的一些将领,表面上对他赞赏,背地里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那一套!”不久,找个借口解散了宣传部。

这时,王德林听说周保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想把他收为己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当上了救国军的总参议。他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王德林让他去给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周保中指挥部队袭击东京城,攻打安图县,攻克敦化城,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932年10月,救国军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日军顽强抵抗。周保中率领敢死队,一马当先冲进城,炸毁军火库,击毙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人。激战中,他中了一颗子弹,鲜血直流,还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他需要治伤,没有麻药,他让人用大钳子拔出子弹,用刮刀把烂肉刮掉。大家服了他,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疗毒’,胜过昔日的关云长!”十二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部队第二次攻打宁安城,消灭了几百名敌人,缴获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建立了声望,做工作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他秘密建立起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

冬天,周保中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连到宁安与李荆璞的部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荆璞是宁安县的青年农民,当他决心拉起队伍去打日军的时候,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都说:“好使!”

可是,他们没有枪。做个草头王都要枪,何况是去打日军呢!李荆璞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用红布包裹条帚疙瘩或者带弯的木棍,往人家后腰上一戳,次次都灵,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假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家里,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安队一个班的枪,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李荆璞先是投奔王德林的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坚决,在日军进攻下一退再退。队伍退到老爷岭时,他把手下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弟兄们,看来打日本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刚说完,士兵于洪仁说:“说得对,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枪一响,他们就会赶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说,“连长可以带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们的行动十分顺利。当晚,这个连悄悄离开老爷岭,回宁安老家去了。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于洪仁起草的宣言发表后,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纷纷慕名来投,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日伪军将他们当成“讨伐”的重点目标。伪保安队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李荆璞被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于洪仁对他说:“连长,现在打没把握。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几名能干的队员和伪军兜圈子,把他们诱进伏击圈,消灭了这条大尾巴。

打了胜仗,李荆璞对于洪仁刮目相看。他后来才知道,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不久,李荆璞加入了共产党。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很快建立起来。这支部队改名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习惯了等级制的日本人,也为汉奸们排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和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本良是“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本性其实不良。他有二十多年的匪龄。“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发现了他这个匪材,封他为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邵本良为虎作伥凶于虎。他打击抗日武装比日军厉害。日本人进了东北的山林就玩不转,空有好枪法和武士道,常被游击队牵来牵去,找机会揍上一顿。邵本良钻山林却是老手,手下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打仗时带枪还带刀,一进林子就把路标砍出来,在山里转不会迷路。冬天下雪,游击队和日本人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上的印子一扫,日军就丢了目标。但你把雪扫得再干净,邵本良也能找到踪迹。他就凭着这点本事,向日军夸下海口:“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本良和杨靖宇的较量,开始于1933年年底。杨靖宇的后卫部队在松花江以南地区与邵本良的伪军遭遇,打死打伤十一名伪军,付出了三伤四亡的代价,牺牲的有杨靖宇的老战友金伯阳。

一个多月后,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第一军独立师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老窝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几十间营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又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杨靖宇偏偏拔了虎口的牙。但是,邵本良狠性改不了,发誓要让杨靖宇知道他的厉害。

不久,第三次较量开始。邵本良的伪军,加上两千多名日本兵,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

包围归包围,但日伪都知道杨靖宇是“山林之王”,轻易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那么,怎么让杨靖宇出山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

他假拟了一封给部下的信,谎称东面有他的重兵,故意让这封信落到杨靖宇手上。

杨靖宇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从地图上看,东面山高林密,邵本良不可能在那里部署重兵。日伪怕杨靖宇突入东面深山,想用这封信把他引到自己布有重兵的西面,钻他们的口袋底。杨靖宇将计就计,也拟写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故意让它落到邵本良手里。

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面突围,命令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看了信,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他憋足了劲在西面等着杨靖宇,杨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面突围而去。第二天上午,杨靖宇带队向北急行十几公里,打下了邵本良的后勤基地凉水河子,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杨靖宇还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良急忙去援救,没想到杨靖宇攻打的是八道江镇。

这一个回合,邵本良知道杨靖宇的厉害了,私下里说:“我邵本良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邵本良的一个兵打得过十个胡子,一个红军却打得过我邵本良的十个兵。”

“山林之王”杨靖宇没有头脑发热。他知道,邵本良一定还会找上门来。他为了稳操胜券,规定了四个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要打怎样打?杨靖宇也想出了四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民众,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金日成等人所创建和领导的部队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在一年间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六百多次,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所发表的数字说,这支部队在将近五年时间里,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四千三百二十一人,俘虏一万八千一百一十四人,缴获武器三千一百七十九件。在抗日战争中,中朝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杨靖宇在他创作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写道:“联合起来!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

1、山海关,两营官兵和你共存亡

日军在东北扶植了傀儡溥仪,巩固了在东北的侵略统治,1933年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既是武官又是文官,集三方面大权于一身。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说明日军急于向关内进军。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增加到了十万人,包括六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和一个飞行队。同时,组编伪军十四万人。

日军在关内的侵略目标,首选热河。这一片地域,包括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赤峰市。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满蒙”,是把热河包括在内的。伪满洲国建立前夕,日军就曾小试牛刀,试图以武力侵占热河,但是,辽西与热河的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阻挡了他们的进攻。不久,关东军的松井清助大佐纠集伪蒙古自救军分三路进攻热河,又被热河骑兵部队和义勇军粉碎,松井在战场上毙命。时间过去了几个月,日军已经充分做好了侵占热河的准备。

国难当头,蒋介石无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在加紧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他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要想攘外,必先安内”,“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并且威胁手下的将领:“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但是,守卫山海关的张学良嫡系部队,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何柱国指挥的东北军,在保卫“天下第一关”的战斗中,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

山海关又叫榆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锁着辽宁与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鸷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

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蒋介石要他负责华北防务,又要他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扩大战事。张学良整天如坐针毡。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断派代表去见他,要求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劝他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面对民众的谴责,张学良声泪俱下,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我是冤枉的,我们东北军自归南京政府领导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等事宜,都要报请蒋委员长批准。在这件事上,我是听命中央的,我本人身不由己啊。”

为了给张学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代表们恳切地说:“张将军,既然你已知错,我们请你从现在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改错,如果有明显的抗战行动,说明你有改错的决心,我们对你的诺言将拭目以待。”

张学良顺应民众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交给亲信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他说:“民众要抗战,我们也要收复东北失地,而蒋委员长却不让我们与日军发生冲突,这个矛盾不好处理。”

不待张学良说完,何柱国便诉起苦来:“这我办不到,办不到的。这个矛盾我无法处理,既要守住山海关,又不能同日军发生冲突,既不能打,又不能和,也不能走。日本人能让我立足山海关吗?”

张学良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有困难,要想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当一名响当当的抗日军人,怎么会没有一点困难呢?办法总会有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要靠你努力了。”

何柱国望了望张学良,叹了口气。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防务,下令成立临永警备司令部,让何柱国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驻军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何柱国指挥。

何柱国手下的兵力骤增三倍,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大大增强。他根据山海关的地形,将近四个旅的兵力按梯次部署,一个团驻山海关警戒,主力在北戴河一线机动。一旦打起来,先用一个团阻击日军,其余部队迅速四面包围日军,逐个歼灭。

何柱国的对手日本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是日军一名大将的儿子,算得上一个中国通,认识东北军的不少高级将领,也擅长玩弄阴谋。1932年11月,他带着随员在山海关对面的山头上观察了好几天,感到山海关地形易守难攻,而且何柱国准备充分,如果强攻,日军要付出很大代价。落合想到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指望何柱国能像张海鹏一样投靠关东军,日军就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山海关,从这里浩浩荡荡开进华北。他开始设计诱降方案。

11月8日上午,太阳一露面,从秦榆方向开来一辆日军吉普车,在山海关城门口刹住。车上跳下一名矮胖的日本军官,很有礼貌地对守卫城楼的哨兵说:“我是关东军秦榆守备队队长,有要事拜访你们何司令。”

哨兵正眼看了看他,马上去报告。不久,他跑下城楼,打开城门。落合正次郎的车子进了城,开到何柱国的司令部,何柱国站在门口迎接。落合下车后,就像老朋友相见,满脸堆笑,与他握手问好,亲热地说:“不用介绍,你就是才华横溢的何柱国将军了,幸会,幸会!”

何柱国不卑不亢地说:“鄙人正是何柱国,但才华平平,不足挂齿。”

落合正次郎查阅过何柱国的履历,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笑着说:“过谦,过谦,何司令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

“是吗?”何柱国漫不经心地应道。

“你不信?”落合津津乐道,“何司令是广西人,高中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又到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其实,我与何司令也算得上同学。我们虽不在一个班,但你成绩拔尖,令我景仰。记得毕业大会上,校长奖给你一把军刀,想必你现在还随身带着吧?”

落合东拉西扯,没能冲淡何柱国的警惕。他知道,这位不速之客来访,绝不是为了跟他拉家常。他没理睬落合的问话,正色问道:“将军大驾光临,不会是来和我叙旧的吧?”

“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何司令是个聪明人!”落合正次郎说着,跨进司令部大门,走进屋里。

双方落座,落合冲何柱国直笑。他的笑颜,令何柱国觉得藏着一把刀。“在关东军中,像何司令这样的常胜将军,肯定前途无量!”

何柱国打断他的话:“不知是谁胡说八道,传到了落合将军耳中。鄙人可不是什么常胜将军!”

“何司令过谦了。”落合四下看了看,似乎话涉机密。何柱国挥挥手,身边的侍从无声而退。

只剩下两个人了,落合敛笑说道:“我是专门为何将军而来。”

“为我?”何柱国惊诧地说,“我有什么值得落合将军如此费心?”

落合把椅子向何柱国身边挪了挪,低声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是你在日本的同学,托我给你捎个话,说他对你一直十分敬佩。他还说,蒋介石信不过东北军,张学良的日子很难过啊。皇军将在半年内攻占南京,将军如能认清大势,与皇军亲密合作,必定前途无量,用你们中国的话说,那是鹏程万里啊!”

何柱国不动声色地望着落合,似乎用心倾听。落合觉得有门,接着说:“如果你投靠关东军,我为你物色一个漂亮的日本姑娘做小老婆,你觉得如何?”

“太感谢你了,”何柱国笑道,“将军如此关照鄙人,令何某受宠若惊。这样吧,日本姑娘就免了,她们和中国姑娘没什么两样。至于我的归属嘛——”何柱国若有所思,“这事来得太突然,关系到我的前程,能不能容我考虑几天?”

“可以,可以!”落合见何柱国没有断然拒绝,心中十分高兴,“你可以考虑几天。我劝将军不要瞻前顾后,尽快给我回话。”

何柱国说:“你很快就会得到我的答复。”

落合出门前,又一次抛出诱饵:“将军如肯与皇军合作,整个华北就让将军自治,将军可以为所欲为。部队的供给,皇军统统包下来,马上预付二百万,你看如何?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我们会尽力满足。”

“条件不错。”何柱国说,“我会尽快答复。”

何柱国送走了落合,立即坐上吉普车,赶到北平。张学良听了他的报告,指示他应付拖延,认真备战。张学良提醒说:“落合正次郎一定会软硬兼施,你要沉着应付。”

何柱国返回部队,刚下车,副官就向他报告:日军在山海关城墙下摆了几十辆坦克和三十门大炮,限令何柱国在两小时内答复是否投靠关东军。

何柱国见日军兵临城下,迫不及待逼自己就范,立即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答:“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利益,要坚决抵抗关东军的挑战,无须多虑。”他还说,他已下令向长城一线增兵。

张学良命令,万福麟所部第二十九旅和第三十旅,以及缪澄流所部第十六旅,向界岭口以北推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赴滦河一线;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所部第七旅开赴古北口。

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获悉张学良向长城增兵,估计何柱国不可能投降。1933年元旦,深夜11点左右,落合正次郎派人在日军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拉爆手榴弹,然后一口咬定是何柱国部下干的,同时指挥部队进攻南关和车站,并向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电报,请求增援。关东军派出了步兵第四旅团,迅速从锦州和绥宁一线出动。

第二天上午,关东军开始炮击山海关南门。何柱国听到炮弹爆炸,赶到前线,对石世安的第六二六团进行动员,要他们做到人在城在,与山海关共存亡。石世安团都是东北子弟兵,对日军占领他们的家乡极为痛恨,一齐向何柱国宣誓:要与日军血战到底。

日军炮击半小时后,以为城门上的守军已被炸死,便由秦榆守备队儿玉中尉率领二十五人架梯爬城。守军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连官兵奋勇抵抗。当日军爬到半截,安德馨下令开火,日军纷纷跌下云梯,守军全歼儿玉和他的攻击部队。

何柱国命令石世安团火速封锁城关四门,第六二五团掩护榆关左翼,第六二七团掩护榆关右翼。同时,命令驻抚宁的骑兵第三旅和驻滦县的步兵第二十旅等部队随时待命。

当天,何柱国的部队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战斗日夜不止。何柱国派装甲车开到石河西岸,掩护工人抢修被炸毁的铁桥,他自己骑马奔到各处阵地布防,指挥作战。

第二天凌晨,何柱国拒绝了日军提出的侵略要求。日军立即将南关外的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的局长。

上午,安德馨举着负伤的胳膊,声音嘶哑地高喊道:“弟兄们,日军不会甘心失败,他们必然要来报复。我们一定要坚守城门,决不让日军前进一步。现在是我们用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时刻,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官兵们群情激昂,齐声应道:“我们愿与长官生死与共,打退日军,保住城门!”

不一会儿,日军攻击部队逼近城门,一个军官举起喇叭筒喊话:“何柱国和东北军官兵们,你们不是皇军的对手,抵抗只有死路一条。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过时不回话,皇军就要开炮了!”

安德馨接过士兵的步枪,对准日本军官射击,把他撂倒。日军被激怒了,开始炮击。步兵随后发起攻击,近百名日军用木梯攀登城墙,守军沉着还击,把日军压制下去。中午,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三千多人,由铃木少将指挥,继续攻城。五架日军飞机飞来助战,向城头和城内投下几十枚炸弹。顿时,山海关上空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守军寸步不让,坚决还击。日军刚爬上城头,就被子弹击中,仰面摔下梯子。日军一波一波地向城头上涌,被守军用刺刀挑了下去。激战五十分钟,城墙边堆积着日军的尸体。

日军集中火力,重点进攻东南城角和南门。何柱国只有两个营的部队在城内,但抵抗得非常顽强,火力猛烈,爆炸不断。日军的炮火把南北城楼和商民住宅夷为平地,守军伤亡过半。守卫南门的部队全部战死,日军的坦克趁势冲进城内。安德馨率领两个班拼死堵击,砍死几十名日军,突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日军占领了南门和东南城角。守军预备队从西门向南门反击,将日军击退。

下午两点钟,日军加大兵力,向东南城角猛攻,炮火炸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坦克和步兵随即冲锋,守军一批批冲上去堵杀,一批批倒下。从北门到东门,没有掩体可以凭守。石世安组织了多次反击,和日军坦克作殊死搏斗,还是没能挡住日军前进。第二连连长刘窦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和第五连连长谢镇藩,全都战斗到死,第一连连长赵壁连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过半。

日军突破了四道城门,石世安带领剩下的十几个人从西水门撤退,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慰英灵的是,在他们旁边,还有四百多具日军的尸首。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日军三千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两千人的阻击,激战三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在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又攻占了五里台和九门口。广阔的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之下。

2、蒋对张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

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蒋介石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张学良却心系着北方的战事,他知道,如果再不抵抗日军,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了。他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布防。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十多万人。

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汤玉麟就不听他的调配。人们对于张学良能否指挥好热河保卫战,都是深表担心。

从1933年2月21日起,日伪军十多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北路,日军出动第六师团约一万人,在伪满军配合下,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攻。中路,日军第八师团及伪军从义县向北票、朝阳和凌源一线进攻。南路,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

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三路应敌。北路有十个旅共五万人。但是,汤玉麟手下的第七骑兵旅刚一接战就向林东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把热河当作汤家私产的汤玉麟,拥有三万多人的军队,装备较为精良,但多数官兵吸鸦片,欺压百姓,战败是意料之中的。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一一七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

在中路,东北军的三个师和一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麟的第一○七旅驻在朝阳,由于原来的团长邵玉良煽动旧部叛变,部队稍战即退。日军占领朝阳后,继续朝凌源前进。万福麟手下的第一三○师在叶柏寿附近阻击,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被迫向平泉撤退。日军占领凌源,向平泉推进。万福麟第四军团全线动摇,撤退到喜峰口。汤玉麟闻讯,急忙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的二百四十多辆载重军车,为他自己向天津租界运送鸦片。然后,他率部离开承德,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开进热河的省会。

在南路,守军第一一九师和第一○八师在沙帽山附近抗击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打到第二天,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进占凌源后,分两路南下,万福麟所部第一一六师在喇嘛洞以北的高地与日军激战后撤退。日军占领了冷口和茶棚。

热河十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他正督促七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他派了未参加“剿共”的三个师北上,但部队还在路上,热河就已被日军占领。

热河沦陷,举国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宋庆龄说:“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便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从“九一八”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位奉系军阀有苦难言,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内心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攻占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份电报中说:

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

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却已腐朽,官兵贪生怕死。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丢下部队不管,听任日军长驱直入,占城夺地。

东北军没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张学良难辞其咎,便提出辞职,把部队和飞机移交给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不谋而合。蒋介石和宋子文约他在保定车站蒋介石的专列上会晤。蒋介石委婉地问他: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他们两人中间,谁离开这艘小船为好?

张学良说:“我离开。”随后,长时间地沉默。

蒋介石说:“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我实在不愿让你离去。不过,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张学良低着头,仍然沉默不语。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安慰道:“这时候你下野,有百利而无一害,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赶快出洋。出洋的手续我已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洋几个月再返回来,到时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

张学良愣了一会儿,心里明白蒋介石早已安排好一切,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有理说不出,也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蒋介石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笑。

张学良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回到北平匆匆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公务。他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式通电下野。不几天,他就含泪飞到上海,在家人和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的生活。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

3、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

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日军攻势很猛,知道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便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调到了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七八个军的力量。

但是,何应钦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兵力不足。他知道,如果自己丢了华北,一定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到时候他就成了张学良第二。他接连给蒋介石发出五份电报求援,又致电胡适、丁文江和翁文灏。胡适等人都是舞文弄墨的社会名流,并不带兵,何应钦给他们发电报干什么?何应钦看准了文人墨客会造舆论,给他们发电报,是为了追究责任时可以洗清自己。果然,三位名流收到电报,都致电蒋介石:热河丢失,决非张学良一人之责。不战再失华北,中央难逃罪责。

蒋介石这下坐不住了,本来决定只调徐庭瑶第十七军的黄杰第二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北上,留下刘戡第八十三师南下江西“剿共”,这时不得不命令刘戡师也北上抗日,同时增调第二十六军北上。

奉命北上的部队陆续抵达目的地,何应钦组建了两个军团,对长城抗战做出部署:商震军守卫东边的界岭口和冷口一线,宋哲元军担任中部喜峰口、马兰峪和罗文峪一线防务,杨杰的第八军团拱卫北平,并以主力前出南天门和古北口方向,傅作义的第七军团担任察哈尔省东部和南部的防务。

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河北省与察哈尔省的东部进犯。他们集中兵力,向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三个方向,对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

冷口是交战双方争夺的要地。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的第三天,商震军的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就发起反攻,收复了冷口。十几天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黄光华师与日军苦战,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将日军赶出口外十多公里,与日军对峙。

第四军团的缪澄流第一一六师防守着界岭口,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从绥中开来,进攻守军阵地。缪澄流师稍事抵抗,便放弃了阵地。第二天,缪澄流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的敌楼,并从正面逼近日军。六天后,日军再次进攻界岭口,守军再次撤退。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攻打冷口碰了钉子,又来攻打喜峰口。他们在这里碰到了号称“西北虎”的宋哲元军。

宋哲元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一些零散部队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下辖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和刘汝明暂编第二师。冯治安师下辖两个旅,张自忠师下辖三个旅,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宋哲元军的长官,都是冯玉祥当初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他们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

宋哲元等人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有些军官还参观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向士兵们传达了打败日军的经验。经过刻苦训练,全军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美中不足的是武器旧劣,军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械陈旧,补充弹药很难。全军只有十几门野炮和山炮,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两挺,步枪没有刺刀,只好发扬西北军的传统,让士兵们背上大刀。战士们寻求近战和夜战,勇猛地冲向日军,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蒋介石眼里的这支“杂牌军”,装备远不如中央军,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战斗的作风,是许多中央军部队望尘莫及的。这些官兵从西北军到第二十九军,平时练兵都以日军为假想敌。当他们奉命从山西调往冀东,防守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时,全体官兵爱国热情高昂,士气旺盛。宋哲元军约有一万五千人开往华北前线,只有张人杰旅留驻山西。

何应钦命令宋哲元军开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和马兰峪一线,抵御日军的进攻。宋哲元率军部从蓟县进驻遵化,命令冯治安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率两个骑兵营先期出发,冯治安师和张自忠师随后推进。何基沣将两营士兵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国家多难,日寇侵凌,我辈军人,受人民养育深恩,现在正是杀敌报国之时。好男儿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

队伍快速向前,静悄悄的,没有人说笑。马蹄过处,泥渍四溅,路边的民众伫立着,目送这支急行军的队伍。他们日夜兼程,于3月8日来到喜峰口长城脚下。

喜峰口是条宽宽的谷口。长城从东西两边蜿蜒而来,扼住这个咽喉。谷口向南北延伸出一条小路,可容两人并排而行。

何基沣安顿好部队,副师长刘自珍骑马赶到,传达冯治安的命令:“军部发来通报,日军离喜峰口只有三十里路,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这里,冯师长要你及早做好战斗准备。”

“先看看地形再说吧。”何基沣说着,和刘自珍一起登上长城,朝四面了望。

喜峰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光秃秃的长城没有草木,部队无法隐蔽,容易暴露目标,对守军不利。

刘自珍说:“日军离这里不远了,我们来不及挖工事隐蔽,只能扬长避短。我看阵地不能摆在长城上,把兵力放在喜峰口两侧高地,你看如何?”他手指长城外那些不大不小的山头,又说:“我们只能利用这些小山了。”

“我赞成,”何基沣说,“各个山口都要有兵力,防止日军乘虚而入。”

天有不测风云,三月的万里长城突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一枚炮弹飞来,在骑兵营不远处爆炸。何基沣举起望远镜,只见大约两千多名日军,在十二辆装甲车掩护下,密密麻麻向喜峰口以北的孟子岭爬来。宋哲元军主力还没到达,骑兵营开始与日军交战。不到半小时,日军就占领了孟子岭山头。何基沣站在巨石上,大声对官兵们说:“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敌人就在前面,你不消灭他们,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生死在此一举,弟兄们,冲啊!”

营长王宝良举着手枪,吼叫道:“一连攻打西侧山头,二连三连跟我来!”说毕,直奔东侧山头。骑兵营官兵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分两股投入激战。

日军见中国军队冲过来,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如泼水般朝骑兵营倾泻,整个山头如火山爆发,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在倒下的士兵旁边,部队贴着地皮匍匐前进。何基沣见部队接近了日军阵地,大喊:“弟兄们,夺下日军指挥旗!”

士兵们拔出背上的大刀,吼叫着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日军指挥旗被砍倒,大批日军死在大刀之下。日军侵入中国以来未见过如此英勇的中国军队,吓得纷纷溃退,骑兵营完全控制了孟子岭高地。

十分钟后,日军第二梯队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四百名日军骑兵弃马跑步,向骑兵营冲锋。骑兵营伤亡增多,王宝良中弹身亡。

下午四点,日军凭借优势兵力,重新占领了孟子岭。何基沣和勤务兵也被日军包围。关键时刻,冯治安师赵登禹旅第二一七团及时赶到。团长王长海拔出手枪,大喊:“一营和三营跟我上,打不垮日军,别活着回来!”

王长海率领的两个营如旋风般直扑主峰,喊杀声在山谷中回响,如雷如电,阵阵滚动。幸存的骑兵营官兵们见大部队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加入反击队伍,如猛虎下山,挥刀砍杀日军。可是,五次反冲锋都未奏效。何基沣叫王长海把正面攻击改为两翼包围,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发挥大刀和手榴弹的威力。王长海团调整部署,从两翼发起反击。官兵们喊声震天,日军拼命抵抗,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何基沣见状,又叫王长海把预备队第二营调上去。第二营一鼓作气扑向日军,挥刀猛砍。日军队伍被打乱,开始溃逃。

王长海团抓紧战斗间隙休整,准备新的恶战。何基沣来到前沿阵地,了解伤亡情况。王长海报告说:“连长刘世昌腿部重伤,司务长赵克修、排长侯风鸣牺牲,一营长石振昌重伤,士兵伤亡五百六十人。”

何基沣说:“伤亡很大啊。后续部队正在路上,你们必须顶住,坚持五个小时,军长就会带领大部队赶到。”

王长海说:“狗日的小日本休想从我这里闯进长城一步!请旅座放心!”

王长海团坚守了两个小时,赵登禹旅第二一八团提前赶到,马不停蹄冲了上来,同王长海团一起,将日军堵住,在山坡上展开肉搏。

何基沣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占领了东北阵地,大声呼喊:“预备队全部上来,跟我冲上去!”

在何基沣带领下,预备队冲上去了。夜幕降临,宋哲元军的官兵们越战越勇。日军害怕近战和夜战,吹号收兵。何基沣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的制高点。

晚上,官兵们连饭都没吃,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何基沣判断日军第二天还会进攻,奔走在各个山头,大声动员:“弟兄们,现在不能高枕无忧,快起来修筑工事,准备明天的战斗!”

官兵们忍着极度疲劳,摇摇晃晃地起来修筑工事。干到后半夜,才轮流睡觉。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赵登禹旅主力赶来了。何基沣向赵登禹介绍了战况和敌情,一起研究了作战计划。新到的部队刚进阵地,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冲上来,攻势如海浪,一波接一波,喊叫声沸沸扬扬。赵登禹见何基沣一脸疲劳,便要何基沣旅暂时休整,由他指挥战斗。

日军靠近阵地了,赵登禹一声令下,第一○九旅官兵跃出堑壕,展开反击。何基沣旅不愿休息,抄山路转到日军背后,突然开火。日军腹背受敌,惊慌不安,乱了阵脚,四处逃散。赵登禹指挥部队追杀逃敌,追出一段,怕中日军埋伏,下令收兵。

第三天,3月10日,冯治安师的王治邦旅风雨兼程,赶到了喜峰口。三位旅长研究敌情,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可能因喜峰口守军兵力增加而变更。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可能有三个,第一是白台子,第二是蔡家峪,第三是声东击西,将守军注意力转移到白台子和蔡家峪,再大规模进攻喜峰口。他们决定仍将主力留在喜峰口,派部分兵力增援白台子和蔡家峪。

赵登禹命令第二一八团第一营出击白台子,第二营出击蔡家峪。两个营接到命令,连夜出发,半夜赶到目的地,发现日军正在帐篷内呼呼大睡。他们突然发起攻击,烧毁了日军十五辆卡车,把手榴弹扔向帐篷,炸死大部分日军,活着的日军纷纷逃命。战斗到拂晓,枪声渐稀,两营部队撤回喜峰口。

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无隙可钻,于3月11日集中兵力再度猛攻喜峰口。清晨,天地笼罩在雪雾中。日军阵地上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接着传来一声声撼天震地的巨响,日军开始火炮准备。宋哲元军阵地上顿时沙石横飞,烟尘滚滚。15分钟后,日军开始集团冲锋。赵登禹指挥炮兵还击,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日军被气浪抛向空中,重重摔下来。日本兵红了眼,发出嚎叫,顶着炮火向守军冲来。赵登禹见日军逼近阵地,下令停止炮击,命令部队跃出堑壕反击。几千名官兵冲向日军,两军相撞,互相厮杀,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几处高地几经得失,肉搏战达几十次之多。

赵登禹和士兵们一起,用大刀砍杀日军。官兵们在他的带领下顽强冲杀,日军渐渐不支,只好退下。赵登禹派人到各团统计战果,日军死亡七百人,己方伤亡四百多人。

傍晚,赵登禹命令部队好好睡一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残酷搏斗。王长海向赵登禹建议,发挥西北军近战和夜战的特长,派一支部队乘夜色掩护,突袭日军营地。

赵登禹听了,一拍大腿,说:“好!晚上绕到日军背后,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把眼光投向何基沣。

何基沣想了想,说:“日军武器精良,又有飞机坦克助战,我军的大刀有利有弊,靠大刀在白天死拼,用不了几天就会拼完,我同意王团长的提议。”

赵登禹发电向宋哲元报告。宋哲元很快回电,同意夜袭。

赵登禹和何基沣研究了具体部署,到各部队交代战斗任务和战斗纪律,要求部队速战速决。

晚上八点整,王治邦旅戴守义团赶到喜峰口,接替赵登禹旅王长海团正面防守喜峰口及孩儿岭一线。

夜色如墨,前几天下的雪刚刚融化就结了冰。官兵们在冰上行军,不时有人滑倒。凌晨四点,他们爬过摩天岭,抵达蔡家峪。这是个小集镇,房屋少,八九百个日军驻扎在帐篷内,除了几个哨兵,统统进入了梦乡,呼噜声此起彼伏。

官兵们悄悄干掉哨兵,直扑帐篷。枪声和爆炸声骤起,伴随着一阵惊惶痛苦的嚎叫。日军没想到半夜会有突袭,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成了刀下之鬼。

副营长过家芳举着大刀,冲进一个小庙,一连砍死十五个日军,夺得日军大佐的自卫手枪和行军图囊,捡到日军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明了日军进攻路线和进攻时间。

驻老婆山的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一带爆炸声不绝,火光冲天,知道情况不妙,三百多名日军分乘十二辆卡车赶来增援。黑夜里分不清敌我,就朝有火光的地方开枪。混战到拂晓,赵登禹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共歼灭日军七百多人,破坏大炮十八门,缴获轻重机枪二十一挺。赵登禹旅伤亡六百多人。

在宋哲元军的长城防线上,筑成了坚固的阵地,日军从任何地点进攻,都要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宋哲元军开到前线的一万五千名官兵,共有五千多人伤亡。双方兵力疲惫,形成胶着状态。

从9日下午到15日,宋哲元军在喜峰口连续战斗七昼夜,守住了阵地。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被迫放弃攻占喜峰口的计划。日本报纸承认,这使号称“武运长久”的日军蒙受了奇耻大辱。

从16日起,日军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罗文峪在喜峰口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正是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长城凹入的地方,距遵化县城只有十公里。西面有马兰峪、黄崖口等要隘,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承德通向遵化的重要孔道。罗文峪有一条南北交通必经的山道,可以行驶卡车和坦克。山道两旁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遍地野兽出没。日军占领了这里,就可以向东出击喜峰口,向南威胁遵化和冀东。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西蒙义一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和骑兵第三旅团各一部,配备了十门山炮和三辆坦克,在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起进攻,企图威胁喜峰口阵地的后方。

宋哲元得到情报,命令刘汝明师开赴罗文峪防守。部队开拔半小时后,宋哲元考虑到进攻罗文峪的日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坦克和大炮,刘汝明师恐非敌手。于是,他打电话给张自忠,要他火速率第三十八师向罗文峪增援。

宋哲元的两个师几乎是同时抵达罗文峪,立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刘汝明查验了工事,比较满意,向北向东各派出十几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潜伏放哨。潜伏哨在田里做农活,发现日军便迅速报警。

16日,天刚麻麻亮,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刘汝明知道这是哨兵报警,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到达罗文峪关口前面的三岔口阵地,双方发生枪战。

日军先头部队是骑兵,由于罗文峪一带只有一条大路,其余都是崎岖的山道,有些路段十分陡峭,骑兵无法施展优势,靠近罗文峪时,只能牵马步行。牵马打仗自然很不方便。当日军进入有效射程时,守军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几十次,活捉了日军骑兵大尉。

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刘汝明忽然想到,日军出击一般是步、骑、炮联合行动,估计骑兵后面肯定有大批步兵,距罗文峪不会太远。他很快想出一个作战方案,抓起电话说:“祁团长,三岔口高地正在激战,估计日军骑兵后面还有步兵,可能在半壁山方向,你们马上出击,绕出黄崖口,向半壁山方向进攻,拦住步兵,不让敌人步、骑靠拢。如果半壁山没有步兵,你们就从背后攻击骑兵,来个前后夹击。”

“是!”祁光远放下电话,带领队伍急行军,绕过黄崖口,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不出刘汝明所料,半壁山方向果然有日军两列纵队并排前进,队伍很长,看不到后尾。步兵队列中有炮车、装甲车和辎重。祁光远冷静地考虑了拦歼日军的方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

祁光远将指挥所设在离大路二百米的山坡后面,命令通讯参谋向各营传达作战方案,要求各营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山坡上,等日军靠近时,先组织神枪手射击骑马的日本军官,日军混乱时发起冲锋,将日军分段包围,逐个歼灭。各营按照方案行事,在路中间埋了地雷。

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阻,恃强轻敌,没想到半路上会遇到伏击,行军时昂首阔步。

祁光远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日军,当日军靠近埋伏圈后,他举起手枪高喊:“打,狠狠打!”

靠近祁光远身边的特等射手丛书元,早就瞄准了日军队伍中一名骑马的军官。祁光远命令刚出口,他就击中了目标,日本军官落马倒地,其他射手同时射击。顿时,手榴弹和地雷相继爆炸,日军队伍乱成一团。但是,他们经过严格训练,混乱不过几分钟,便分散隐蔽在石块后面顽抗。岭上岭下,枪炮齐鸣,烈火弥漫。

祁光远用电话向刘汝明报告战况,刘汝明又向喜峰口的冯治安报告。这时候,喜峰口一带冷冷清清,没有战斗。冯治安认为日军进攻的重心转向了罗文峪,让赵登禹旅抽出一个营,增援罗文峪。

赵登禹派吉星文营开往罗文峪。吉星文营赶过去,投入三岔口高地的战斗。吉星文打仗不怕死,赵登禹叫他“吉大胆”。他指挥部队阻击了一阵,觉得不过瘾,高声喊道:“弟兄们,拿出大刀跟我冲啊!”

他领头跃出堑壕,冲向敌阵,与日军厮杀。一个日本兵号叫着朝他刺来一刀,他身子一闪,日本兵用力过猛,收不住脚,朝前踉跄两步,险些刺到自己人。两个日军一愣神,吉星文趁势从后面一刀戳了个透心凉。刀没拔出,另一个日军朝他猛刺一刀,把他的袄袖刺破。危急时刻,吉星文的勤务兵一个箭步冲上来,朝日军后背猛刺一刀,日军哇的一声倒地。吉星文发现一个日本兵伏在一具日军尸体上朝勤务兵瞄准,啪的一枪,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

岭上岭下,杀声阵阵,中国军队越战越勇。日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官兵们哪里肯放过,追杀一阵,又打死一批日军。

刘汝明预计,日军后退,将与半壁山附近的步兵会合,对祁光远团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他命令吉星文营追击后撤的日军。他在电话里说:“日军后退,局势反而严峻了,你们营赶快追击这股日军。不让日军靠近祁光远团。如果两股日军靠近了,你和祁光远要共同担负歼敌任务,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讲。”

吉星文说:“现在主要是弹药不足,还有,弟兄们战斗大半天,还没吃一顿饭呢。”

“好,我马上派人送弹药和粮食给你们!”刘汝明说罢,派人送去了两卡车弹药和五筐馒头。

吉星文营在山路上跑步追赶日军,追了半小时,见日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休息。吉星文命令机枪朝日军猛射。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来了很多追兵,吓得拔腿就跑。吉星文指挥部队且战且追,日军且战且退。不一会儿,就与前壁山附近的祁光远团靠近了。祁光远见吉星文营赶来增援,精神振奋,决定围歼日军。两支日军都吃了败仗,碰到一起灰溜溜的,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他们担心中国军队不断增援,自己会陷入打不了又走不掉的困境。日军联队长叫号兵吹号撤退。祁光远见自己的队伍还没形成包围圈,日军就要溜了,急得直问吉星文:“日军要溜,我们怎么办?”

吉星文想了想,回答说:“弟兄们追到这里很困乏,还没吃上一顿饭,我们的伤亡也不小。”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不宜穷追。

祁光远同意他的看法。两支部队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撤回罗文峪。

他们将战斗情况向刘汝明作了报告。刘汝明说:”二位指挥有方,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估计日军还会进攻,你们要向部队传达这个意思,准备投入更残酷的战斗!“

刘汝明送走祁光远和吉星文,向遵化的军部作了报告。宋哲元说,过家芳缴获的日军进攻路线图表明,日军的进攻重点在罗文峪,日军在明天会大举进攻。

前面说过,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兵员装备奇缺。日军进攻罗文峪的兵力,有两个联队五千多人,守军没有三四个旅的兵力,是无法支撑的。于是,宋哲元连下两道命令,调王治邦旅火速从喜峰口开往罗文峪,要求当晚到达,构筑工事;命令祁光远团暂不开赴喜峰口归建,留在罗文峪由刘汝明调遣。

17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夜未眠的刘汝明走出指挥所,想看看天气如何。他朝北面眺望,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的家乡有一条铁路,小时候,他放学回家,老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方火车的动静,根据声音大小来判断火车的方位和距离。此刻他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大石头上细听。一会儿,他又把耳朵贴在大树干上。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在震动,可能是日军坦克!”

他这一说,参谋们也把耳朵贴在石头上谛听,都说远处可能有日军坦克开动。刘汝明顾不上早餐,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不一会儿,十里外的潜伏哨送来情报:日军骑、炮、步联合部队约五千多人,从半壁山向罗文峪、三岔口和沙宝峪方向进攻。

刘汝明站在大树枝桠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日军虽然兵分三路,但重点仍在罗文峪,其他两路意在分散罗文峪守军的兵力。

八点左右,十五架日军飞机来到罗文峪上空,丢下几十枚重型炸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浓烟夹着气浪,升腾翻卷,令人窒息。许多官兵昏倒在阵地上。刘汝明通知各团,紧急抢救伤员,准备投入战斗。

日军的步兵和骑兵紧接着蜂拥而来。待日军迫近阵地时,官兵们开火还击。猛烈的火力给日军重大杀伤,但仍没刹住日军的攻势。部分日军攻到长城墙根下。日军在城墙上炸了个大缺口,七八个日军从缺口向上爬。第三营副营长李晨星,把身上所带的十六枚手榴弹连续投下缺口,打散了这群日军。不一会,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爬上来。李晨星坚守在缺口上端,上来一个就用大刀砍死一个。他正在大砍特砍,一名日军从背后将他抱住,要把他摔下缺口。李晨星猛一转身,用头猛撞日军下巴,日军牙齿相撞,咬破了舌头,痛得嗷嗷直叫。李晨星用大刀把他砍死。紧接着,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上来,都被李晨星打了下去。

上午10点半,多处城墙根被炸出缺口,日军一批接一批爬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刘汝明率领师部手枪队,冒着弹雨,来回奔跑督战。他发现一个日本骑兵军官腕勒马缰,双手抱一挺快枪,疯狂地冲上城墙。刘汝明指挥手枪队向他扔手榴弹。轰隆一阵巨响,日本军官从马上落地,大白马挣扎几下,没能站起来,躺在地上“咴咴”直叫。刘汝明命令两个士兵把日本军官拖过来,上前翻过来一看,不由兴奋地大叫一声:“好啊,是个大佐!肯定有情报价值。”他吩咐士兵把日本军官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罗文峪战斗坚持到中午,日军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三岔口那边,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保住了阵地,日军在傍晚撤出战斗。打到25日,日军对争夺罗文峪失去了信心,在龙王庙留下部分兵力警戒,主力撤回承德休整。

日军在进攻喜峰口和罗文峪的同时,调集西蒙师团四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加上大约一万名伪军,攻打长城以北的老虎山和黄土梁子。在这里布防的是原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二师。这支部队从沈阳撤到这里,被全国舆论谴责和唾骂,对抗战抱着消极悲观情绪,几个回合就被日军的大炮轰得无力支撑,退到了古北口。这时,徐庭瑶的第十七军刚刚从安徽蚌埠开到。

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率先到达古北口。官兵们正在挖工事,一架日军飞机来到上空侦察。不久,又飞来了五架飞机,分别在古北口和龙儿峪低空轰炸。副师长杜聿明见日军如此嚣张,火冒三丈,组织机枪手对空射击。关麟征对他说:“你这一打,不仅打不下飞机,还会刺激日本人,他们会炸得更凶。”

杜聿明答道:“军座要你多听我的意见,我组织对空射击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关麟征一愣,想起徐庭瑶确实有过交代,无言以对,两人不欢而散。

下午三点整,日军开始兵分三路,向古北口发起进攻。梁恺旅和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顽强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日军知道当天已无望攻占古北口,撤回营地休整。

白天的阻击,没有杀伤多少日军,杜聿明觉得不过瘾,便向关麟征建议,趁日军宿营毫无防备时发起突袭。

关麟征很佩服杜聿明主动求战,便捐弃前嫌,笑道:“我赞同你的建议,但这可不是借刀杀人,是你主动请战。”

杜聿明笑笑,转身离开。夜深人静时,他带领一个团,悄悄摸到日军宿营地,一声令下,部队杀进敌营,见人便砍,杀得日军人慌马乱,东奔西跑,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日军援兵赶到时,杜聿明已率部回到古北口。

日军夜里吃了大亏,第二天一早便出动三千多人,疯狂攻击古北口。日军进攻的重点,选在东北军防守的古北口北城,以及徐庭瑶军防守的龙儿峪和将军楼。徐庭瑶军顽强阻击,并不时出击,打败了日军的五次进攻。

防守北城的东北军顶不住日军的攻势,在中午被迫后撤,日军占领了北城。日军兵分两路,集中兵力进攻南城和龙儿峪。关麟征来到梁恺旅指挥所,对杜聿明说:“东北军跑了,我们压力增大。如果跟着东北军走,可以保留部分兵力。继续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你看怎么办?”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杜聿明大气凛然,“我们中央军要起模范作用。我的意见是再打几仗,多歼灭一些日军,部队就多一点斗志,多一份信心。”

“好,我同意!”关麟征说罢,和杜聿明分工。杜聿明坚守古北口南城,关麟征率特务连和张耀明的第七十五旅增援龙儿峪。

关麟征带着部队走出古北口不远,遭遇一股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两旁山坡。双方交战时,三名日军占领了离关麟征不远的小山头,居高临下,对关麟征射击。卫兵将关麟征拖到岩石后面,向日军摔手榴弹。日军投来两枚手榴弹,有一枚在关麟征身边爆炸,轰的一声,弹片四散,关麟征觉得头部有异,手一摸,满手鲜血,知道自己负伤了。

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听说师长负伤,跑过来找人包扎。关麟征忍着剧痛对他说:“别管我,赶快派人去收拾那三个敌人!”

“是!”王润波接过卫兵手中的冲锋枪,对着三个日军扫射,将他们击毙。

关麟征又对王润波说:“我们途中碰到的这股日军,只有二三百人,我们人多势众,要占领有利地形狠狠打,迅速将他们歼灭!”

“是!”王润波答应一声,指挥部队抢占对面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伤亡很大,慌忙后撤。王润波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跟我追啊!”

官兵们跃出阵地,猛追狠打,王润波跟着冲去,不料路边小山洞里冒出机枪的火舌,许多士兵中弹倒下,王润波头部负伤。士兵们将他抬到后面抢救,可他伤势过重,半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二十九岁。

关麟征带着张耀明旅来到龙儿峪时,头上流血不止,伤势越来越重。徐庭瑶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回密云治疗。关麟征临走时,派人将杜聿明叫到身边,说:“光亭兄,我走了,这副担子交给你,请你代理师长职务。另外,我对你并不妒忌,也不眼红!”

杜聿明微微一笑,安慰道:“非常时期,我早忘了那些小事,你安心治伤吧,祝你早日康复,回到前线带领我们抗日。”

关麟征走后,杜聿明检查全师情况,四个团经两天战斗,损失过半,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古北口增兵。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军,保存力量,他调整部署,把兵力集中到五个高地上,靠有利地形杀伤日军。他留下一个营做预备队,在日军兵力加大时,让预备队掩护部队分批转移。

12日和13日两天,日军西蒙师团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三千多名步兵轮番进攻,关麟征师视死如归,毫不退缩,接连打退日军十几次进攻。13日下午,守军阵地遭到飞机轰炸,又遭炮弹轰击,官兵伤亡严重。4点左右,日军占领了几个阵地,包围了杜聿明设在关帝庙的司令部。此时,通向各团的电话线被炸断,无法与外界联系。关帝庙屋顶被飞机投弹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杜聿明抬头看看窟窿,对张耀明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死,要设法冲出去,多冲出一个,就多留下一颗抗日的种子。”

“我同意!”张耀明握着拳头说,“我们分两批突围,你和司令部先走,我在后面掩护!”

杜聿明想了想,说:“人不多了,分两批更少,还是一起突围吧。”

他们稍作准备,杜聿明拉着张耀明的手说:“走吧,大家生死与共!”

这时,从屋顶的大窟窿里飞来一颗燃烧弹,屋子里大火熊熊,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了。杜聿明吼道:“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卫兵在前面开路,杜聿明和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冲出门外,边走边打。他们跑到张耀明旅的阵地上,架起电话机,和各团联络,得知日军攻势很猛,官兵伤亡惨重。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天色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提出,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到底。

杜聿明调整部署,把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梁恺旅防守右翼,张耀明旅防守左翼。杜聿明知道,部队连续战斗三天,粮弹消耗很快,有的部队已无米下锅。于是,他给徐庭瑶打电话,要求支援。徐庭瑶说:“我这个军长现在成了你的后勤部长,你不说我也知道,黄昏时已派五辆卡车送粮食给你们了。”

徐庭瑶放下电话,考虑到关麟征师伤亡大半,不能让他们苦撑下去。杜聿明没有叫苦,但身为军长,他应该为这支部队的存亡负责。于是,他重新拿起电话,对杜聿明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日军的作战规律,我马上调第二师去接替你们的防务。”

下午三点,代理师长杜聿明下令撤退。这时候,第一线部队已被截断,在日军有增无减的包围下逐渐崩溃,沿河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日军炮火和飞机投弹的靶子,伤亡更为惨重。梁恺负伤,第七十三旅部队失控,未能按预定计划转移阵地。

第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事哨所,因远离主力,来不及撤退,继续抵抗日军的冲锋,打死打伤一百多名日军。日军用大炮轰、飞机炸,才把哨所摧毁。日军折服于这个哨所的英勇不屈,掩埋了哨所守军的七具尸体,竖立墓碑,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

关麟征师官兵们的军装已经破碎,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一些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日军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下!”

杜聿明劝说道:“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我们回去,休息好了,吃饱喝足了,养好了精神,还愁打不到日军吗?”

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告别阵地。

关麟征师是当年元旦刚刚由一个独立旅扩编而成的,缺乏经验和技术。成立一个多月后,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就匆匆北上抗日。他们的重型武器,只有迫击炮一种。古北口一仗,他们在无坚可凭的光秃秃的阵地上,以四个步兵团独挡优势的日军,激战三昼夜,伤亡四千多人,打死打伤日军两千多人,难怪日军会对这支部队产生敬畏之心。

黄杰带着第二师连夜赶到古北口接替防务。关麟征师撤走后,古北口的日军不再发动进攻,黄杰师就在南天门与日军形成对峙。

目空一切的日军,进攻长城受阻,便改用侧面包抄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军队的侧背。在日军猛攻下,冷口和喜峰口相继失守。不久,关东军为了配合日本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策反张敬尧在北平起事,命令西蒙师团“对古北口以南之敌进行攻击”。他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中央军,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日军出动之前,先派飞机轰炸了黄杰的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隔一天,又轰炸徐庭瑶的军部驻地密云城。再隔一天,西蒙师团一个大队,在当地汉奸带领下,偷袭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黄杰说,穿皮靴的日本兵无论如何爬不上这些碉堡,只派了一个连防守。这个连的官兵,仗着地势险要,也放松了警惕。结果是,一夜之间,八座碉楼全被日军占领,令黄杰大为震惊。他用电话向徐庭瑶报告八道楼子失守,徐庭瑶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

黄杰马上组织反攻。罗奇的第六旅实施反攻,没有奏效。郑洞国的第四旅四次实施反攻,仍然没能夺回。日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多次发动猛攻,都被黄杰师打退。黄杰师苦战五昼夜,伤亡极大,部队疲劳不堪。徐庭瑶连忙派刘戡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务。

两天后,天还没亮,日军集中火力向南天门附近的三七二高地和四二五高地射击,步兵分三路纵队猛扑过来,刘戡的部队和日军激战八个昼夜,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刘戡师虽然放弃了主阵地,但战线仍然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大出日军意料之外。

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七十多门火炮,配合飞机和坦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激战一天后,守军的魏巍团长身负重伤,汪兴稼副团长阵亡,士兵伤亡达到三分之二。全师伤亡太多,致使防线崩溃。刘戡命令部队撤离阵地,南天门完全被日军占领。刘戡眼见得全师官兵在一昼夜之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还是保不住阵地,悲愤失控,拔枪企图自杀,被部下夺去手枪,自杀未遂。

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却非常消极,甚至训斥主动出击的几个师长,企图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南天门守军正在激战的时候,何应钦已向日军探询求和的条件。日军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5月上旬派出坂本师团和西蒙师团,越过长城,向关内的河北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渡过滦河向西进犯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在西线的新开岭地区,徐庭瑶军的刘戡师和黄杰师,与日军西蒙师团主力轮番激战,然后奉命撤退。

徐庭瑶的中央军节节撤退,频频告急,从南天门撤到石匣和密云,北平岌岌可危。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的第五十九军,从张家口开往昌平集结待命。一百多公里路程,傅作义军只用二十四小时就赶到了。

傅作义到北平军分会报到,何应钦对他的行动神速感到惊奇。几天后,傅作义军从昌平开到怀柔城西的牛栏山一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5月21日拂晓,日军西蒙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驱动十几辆坦克,在三十几门火炮和飞机掩护下,向第四三六团第十连阵地进攻。战士们英勇阻击,重创日军,从拂晓打到上午7点钟,全连包括连长在内,只剩下八个人。

日军占据了前进阵地,休整半个多小时,发起第二轮进攻。守军待日军进入射程后,用机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日军反复发动波浪式的冲锋,气焰凶顽。守军以硬碰硬,猛烈反击,守住了正面阵地。从下午1点开始,日军又连续七次进攻正面阵地,七次都被打退,死伤累累。

隔了一天,傅作义军抵抗日军的攻势,从拂晓战斗到下午六点,连续血战十五个小时。突然,傅作义接到何应钦的命令,要求第五十九军停火。傅作义不愿撤退,但又不能抗令,气得对参谋长大嚷:“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阵亡将士能瞑目吗?”然而,何应钦接连三次打电话催促撤军,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就这样中止在投降派手里。

怀柔之战,傅作义军三百六十七人阵亡,四百多人负伤,打死日军三百四十六人,打伤六百多人。在呼和浩特市,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镌刻了烈士的姓名,上面的墓志铭有这样四句话:

这里长眠的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傅作义军奉命撤退,到达怀柔和顺义两县以北。五月下旬,日军已经占领秦皇岛、北戴河、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进逼北平和天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日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准备南迁保定。这时候,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便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5月31日,中国军代表熊斌和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以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协定草案是冈村宁次提出的,一字不容修改,熊斌只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使人们想到了清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的那场谈判。《塘沽协定》使冀东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将华北置于日军监控之下,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卖国《协定》,招来全国一片抗议声。在《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通电反对。

4、蒋介石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妥协者总在放弃原则,而爱国者总在想法子抗争。当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军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军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军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

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军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

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军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一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取得了胜利,全国舆论要求蒋介石对他的盟兄冯玉祥委以军事重任,为同盟军供给弹药,收复东北四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想法刚好相反,企图整垮冯玉祥。何应钦派出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人进入察哈尔省,而日军两个旅团和伪军共两万多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蒋介石还派出蓝衣社的特务,对成分复杂的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包刚、冯占海等人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人被暗杀,同盟军发生混乱。冯玉祥被迫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把察哈尔省的政权交还给宋哲元,抱恨离开张家口,前往泰山。

5、内毒侵蚀中国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祝葫,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祝蝴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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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校旱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7、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玻豪、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八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二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三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七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一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八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处决。她一路唱着《红旗歌》,英勇就义。

赵一曼的一首《滨江述怀》,写尽了这位中国女子的豪迈志向: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英魂激励着第三军的斗志。1936年3月,赵尚志率领第五团、第六团、少年连和保安营共三百多人,开始了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不断有捷报传来。

四月初,他们攻占了松花江北岸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虏日伪军一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此后不久,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把一个伪军连和一个伪警察队缴了枪。夏初,他们顺利到达木兰县境,开展游击活动,收编了四十多支抗日武装,第五团和第六团的实力迅速发展,扩编为第五师和第六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之处,日伪胆寒。日军迅速调集重兵到滨北线一带,企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赵尚志避免正面作战,改变原定的西征计划,率队迅速返回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同时,第三军的另外四个团在松花江南岸打游击,实力增加,扩编为四个师。这样,第三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原来的六个团变成了六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二十多个县。8月1日,他们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抗联第三军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很快新建了四个师,总兵力达到六千多人。

“九一八”五周年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要求抗联部队突破日伪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游击区。赵尚志率领五百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九师会合,于12月间到达铁力,与第六师会合。日伪出动大量兵力“围剿”赵尚志的部队,想把他们赶到山里去,把他们冻死饿死。

赵尚志的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日伪军坐马拉雪橇追赶,很快就接近了第三军后卫部队。第六师第七十三团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战士们在副团长杨宏杰指挥下,将日伪军打了下去。

赵尚志知道日伪军还会追上来,传下令去:火速前进,甩掉敌人!战士们立刻加快脚步。但是,不多一会,赵尚志下令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开会。一走一停,战士们摸不着头脑。

赵尚志一直在想,他的部队靠两条腿走路,日伪军坐马雪橇追赶,迟早会追上来。三十六计,走不是上计,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才是上策。他一刻不停地留心周围的地形。当他看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足可以容纳几百人。

赵尚志指着冰趟子对干部们说:“你们看见了吧,这四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伏;那边的沟口很窄,可以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咱们就在这里等着敌人,好好揍他一顿!”

抗联停止行军,日军和伪军分两路追了上来。伪军进了沟,走到一半,发现有埋伏,仓皇撤退。部队打死了一名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忙逃跑。这边刚打完,对付日军的第六师那边响了几枪,赵尚志带领部队去增援。到那里一看,日军已经跑了。两名哨兵报告:他们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雪橇拉着一百多名日军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几枪,日军吓了一跳,征来拉雪橇的马没受过训练,受了惊,掉头就跑,日军丢下了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

傍晚,日军果然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人,老远就跳下雪橇,跑步向马架子冲来。赵尚志把六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射。日军倒下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还击,还不时发起冲击,都被打退。看来,日军要和抗联决一死战。

天渐渐黑了,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战士们隔一阵子就得到马架子里取暖,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抠扳机。日军趴在冰上,不断得到增援,一雪橇一雪橇的日军从远处奔来。抗联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日军怎么也冲不过来。日军指挥官很恼火,几次挥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持不撤退,老是想冲过来和抗联拼刺刀。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决不能让日军冲上来。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急剧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北风呼啸,吹得积雪直冒白烟。渐渐地,有些枪冻得打不响了,战士们跑回马架子烤烤火,出来再打。后半夜,日军枪打得少了,可还撑着不撤,抗联组织几个小分队轮流出击,从侧翼打日军,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一个小分队再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日军死伤不少。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日军纠缠。部队撤到山上,天已大亮,往下一看,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武器和装备。日军遭到重创,眼睁睁在山下看着抗联撤退,不来追击。

冰趟子战斗,抗联伤亡七八个人,日军死伤四百多。

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在1934年底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二年,当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时,李延禄获得情报:日军下一步就要来“围剿”第四军了。他将部队分成两路,自己带一路西去方正和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胡仑带一路向北游击,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李延禄带领部队到达方正,不久就听说第三军来了,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四军军部来到三家子屯。当时张寿篯正患肺病,听李延禄讲起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的经过,以及中央特派员吴平帮助第四军建军的情况,立刻打起了精神。

当晚,两个军的领导人一夜没睡,情绪高昂。他们谈到吸收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第六军,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的部队编为第七军,还决定拔除南刁翎的日伪据点。

9月10日,李延禄派出联络员,分头联络他手下的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及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大家都来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有座炮楼,住着一个伪警备排。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三军干部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疑惑地发问:“为啥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

第三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第四军刚到方正时,曾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签了秘密协定,对李延禄不敢怠慢,派一名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会见当中,有人进来报告: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排长,带着几个人去依兰,在路上被第四军抓住了,缴了他们十几条枪,人都押到村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名俘虏。组织部长朴风南等人说,俘虏的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很多人问他: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该遵守。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放回去,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就有了一个秘密关系。

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伪排长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保证以后只要第四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第四军祝恨,还可以带着伪军为第四军巡逻和警戒。

李延禄把伪排长带到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给日军当走狗,为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枪还给了伪军排长。

一见这情景,伪营长的代表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后来,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四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伪排长回去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四军最安全的宿营地。每当他们开进去,伪排长就带着手下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通讯员守电话。

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的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

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夏云杰和戴鸿滨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1934年2月的一天上午,戴鸿滨率领六名队员,揣着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佯装吵架,两人满脸是血,撕打着向伪自卫团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去评理。戴鸿滨等人跟在后边“拉架”,一行人热热闹闹,闯过哨兵的拦阻,进入伪自卫团大院。

伪军官兵看见有人打架,幸灾乐祸地喊:“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戴鸿滨见人都出来了,便亮出手里的“家伙”。伪团长高魁一见就傻眼,让团丁把十四支枪全部交出来。

戴鸿滨缴了枪,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把十三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缴了械。这次收获,游击队员人人都有枪使了。

夏云杰又派人去找大地主张传福。张家有三百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张传福1933年接受日伪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残忍地屠杀爱国民众,心里十分惭愧。

张传福对夏云杰的代表说:“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我谈谈。”

日本人和汉奸却对张传福有了戒心。日本守备队把他传到县城,一进门,日军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打他两个耳光,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伪县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也来整治张传福,用马鞭狠狠抽打他,又指挥手下把他打了一顿。

张传福从没吃过这样的亏,铁了心要去参加游击队。他的这些举动,早有人报告给夏云杰了。戴鸿滨去和张传福会面,让他等到时机成熟,就把队伍往外拉。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张传福认为时候到了,派人给游击队送信。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张传福带着人来,游击队人多了,装备也得到改善。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家产,为游击队买了六十多套棉衣,还有价值一千二百块现大洋的机枪和手枪。

还有一个刘铁石,是自己找上夏云杰的。他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心高志大,有心在若干年后跟蒋介石竞选总统。他正要大展宏图,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辞去职务,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觉得这个生意人非同寻常,来历不浅。

刘铁石在1933年夏天找到了夏云杰,提出要跟队伍走。夏云杰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抗日。”

日本人怀疑刘铁石为游击队服务,把他抓起来,他家里人卖了二十多石黄豆,才把他保了出来。刘铁石出狱后又去找夏云杰,要求加入部队。夏云杰说,游击队缺枪支弹药,最好能利用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再回去干。”

刘铁石搜集枪支弹药,日军知道了,又要抓他。他悄悄地把家搬到一个小屯子里。搬迁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伪军端着枪向他走来。

刘铁石知道,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一个日军劈头问道:“刘铁石的有?”刘铁石断定日军不认识他,便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日军带来的多数伪警察认识刘铁石,但他们没有丧失良心。跟在后边的两名翻译,其中一个叫赵东国的,向他递个眼色。赵东国对日军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刘铁石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河东。夏云杰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到了游击队,夏云杰派他担任了军需官。

夏云杰身边聚集了四方豪杰。1935年12月,赵尚志的第三军和李延禄的第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的部队会师。

赵尚志也擅长搞统一战线。他在酒桌上交朋友,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带领全连交出了武器。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两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全部送给夏云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这时候,汤原县成了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和冯治纲等人,带领人马,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大家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任总司令。

联合军总司令部很快就分派作战任务。夏云杰奉命带领第六军主力去打鹤岗,张寿篯指挥留守部队收拾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日伪军。

老钱柜在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畔,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日军占领汤原以后,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还给于四炮配了七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抗日队伍,严重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赵尚志决心铲除这颗毒瘤。

可是,老钱柜不好打,于四炮难对付。张寿篯只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武器差,战斗经验不足,和于四炮手下一百多名装备精良的伪警察比起来,相差悬殊。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八百多里,这仗怎么打呢?光凭第六军这点人手不够,就把汤原县洼区八十多人的游击连也拉上,人数与伪警察差不多了。但是,于四炮以逸待劳,装备占优势,他们有没有弱点呢?

张寿篯找到了敌人的弱点。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给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的伪警察群龙无首。还有,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队伍互相照应不上。再者,这支新建的汉奸队伍还没吃过大亏,官兵傲慢,警惕性不高。

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张寿篯带着队伍出发。他算好了,部队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于四炮的第一道哨卡查巴溪。

游击连长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警察大队的房子里,正在喝酒的两个家伙吓呆了,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回答问题。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四十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李风林和战士们押着两个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风大夜黑,岗哨被李风林紧紧勒住脖子,来不及叫喊就倒下了。

李风林带着三十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二十多人进了东院,封锁所有门窗。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张寿篯破门而入,他们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

“不许动!缴枪不杀!”

见过阵仗的黄毛偏要动,伸手抓起身边的烟灯,“呼”的一下扔过来,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张寿篯甩手一枪打落烟灯,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喝道:“不许动!”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马上动手,迅速缴了伪军的枪。

说难也不难,很快就结束了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仗。但是部队已经比较疲劳。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奔袭南岔。他亲自说服黄毛等人,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配合行动。戴鸿滨叫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李风林深入套户,动员大家赶着自家大马拉的雪橇,支援部队行动。

张寿篯冲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那些爱说话的老乡忙回答:“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不爱说话的人则憨憨地说:“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张寿篯的队伍乘着大雪橇,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突然,前面雪橇上的小战士,发现河床里有一团黑影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

“是一张马爬犁!”

“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示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吩咐道,叫赶雪橇的迎上去。

两头的雪橇很快迎头相遇。戴鸿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雪橇,走到对面的雪橇面前,发现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那人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认出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他早就听说戴鸿滨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鸿滨看出了他的心事,“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旱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他说的五炮,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在于四炮手下算是得力的干将,总负责查巴溪和南岔一带的哨卡,也就是伪森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张寿篯他们一碰头,定下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全队不再隐蔽行动,让赶雪橇的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名战士押着黄毛和丁山,坐在第一张雪橇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说:“呆会儿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撑腰”,黄毛岂能办不到。

工夫不大,五炮迎面而来。相距二百多米时,五炮就叫雪橇停下,喊道:“什么人?”随后,便是一阵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啥的?”

“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说着,收起枪,赶着雪橇过来了。等他来到跟前,几支枪已经瞄准了他。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糊涂了,既没动也没举手。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

五炮这时明白过来,向四周看了一眼,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了枪,不见有人搜腰包,也没有受责骂,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顿时大为感动。游击队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伪警察营地的枪,他满口应承。有头头领队,那里的伪军在天亮时就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明天凌晨3点出发,直扑老钱柜。

凌晨3点一到,队伍准时出发,晚上8点多到了老钱柜。有五炮带路,于四炮苦心经营的营垒,一个接一个被端掉。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还在他的屋子里抽大烟。

李风林绕过屋子外面的哨兵,突然出现在森山面前。他一眼看见墙上挂着手枪,飞步上炕去夺。森山蹿起来,将他拦腰抱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森山便从炕上落到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不少。游击队缴获长短枪械一百多支,子弹三十多万发,大烟土一百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一百多名伪警察和七个日本人。

赵尚志听说第六军打下了老钱柜,这位黄埔出身的总司令,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学校办了没多久,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或团长。

1936年8月,第六军由原来的四个团扩编为七个团,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秋天,抗联第六军开辟了依兰和桦川游击区。他们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准备再次远征佛山,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到日伪军伏击,夏云杰身受重伤。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部队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尖兵少年连的李连长和两名战士,中间是夏云杰、刘铁石和吴副官,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到三名领导人上山时,敌人枪响了,夏云杰从马上跌下,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对刘铁石说:“老刘,赶快叫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部队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云杰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夏云杰疼得冷汗直流,还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大家把夏云杰抬到密营,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夏云杰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部队无医无药,夏云杰疼得难熬时,刘铁石就用大烟给他止痛。一个夜晚,夏云杰睡醒一小觉,高兴地对刘铁石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泪水流满两颊,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26日,夏云杰永远离开了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六军军长。随后,将原来的七个团扩编为四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六军各师,战斗在松花江下游地区。

1937年5月,第六军主力部队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只有参谋长冯志刚带着一百多人的留守团看家。就在这时,汤原中心县委接到一份情报:日寇要血洗汤原县,派来了十七名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县城?就我们这一百多人,行吗?”干部们问道。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突然袭击,捣乱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一百个,何况我们的人数还不止几百!”

干部们糊涂了:“哪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开始给大家分派任务。天黑以后,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和农民自卫队都来了,大家才明白冯治纲的意思。各乡来的人,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汤原城外。内线把城门打开了,闪了几下红灯。队伍悄悄开进城,控制了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更夫们还在一声接一声吆喝“平安无事”。部队来到伪县府大院,分成两路,一路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另一路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县城里响起密集的枪声。当然,这枪声有多少是从铁桶里发出的鞭炮声,谁也说不清楚。

枪声响起,农民自卫队员和群众武装把日伪军牢牢地困在院子里,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他们不敢走出一步。

伪县府大院旁边住着三百多名伪军,抗联的内线让他们停止抵抗交了枪。东厢房里的四十二名日军还要顽抗,都被击毙。

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打死了新派来的七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签什么字?”冯治纲不知道他说什么。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时,冯治纲的部队带着缴来的三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城。

饶河反日游击队在1935年5月编为第四军的第四团,只有二百五十人,远离其他抗日武装,不免势单力孤。虽是孤军,也要作战。他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

这年冬天,日伪对饶河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第四团灵活机动,与他们周旋,两个月下来,日伪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

第四团渐渐壮大起来,发展成了几个团,队伍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师,兵力五百人。第二师领导头脑冷静,打仗不去硬碰硬。1936年春天,日伪集中三千多兵力向他们进攻,第二师采取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牵着日伪军到处跑,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和宝清一带,不断从外线打袭扰仗。

崔石泉是个有勇有谋的朝鲜族军人。早在1932年,他就带着金文享等六名好汉,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特务队,打得汉奸心惊胆颤。后来,他又组织了特务营和饶河反日游击队。

崔石泉深谙“攻心为上”的中国古代兵法,特别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他一到同江,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宣传抗日救国。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八名士兵,主动找到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派了十二名战士过去,打死了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领着二十多名伪警察带着武器过来投诚。

有一天,崔石泉带着一百五十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两倍的日伪军遭遇。力量对比悬殊,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和敌军动手,肯定要吃大亏。他传下令去,叫大家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简简单单两句话,作用可是不小。伪军听到了,慢慢就动摇,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干脆溜过来送子弹,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和日军指挥官的位置告诉了崔石泉。这场仗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6点,抗日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阵亡十六对五十的比分取胜。

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干得有声有色,把附近的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部分骨干,派到这三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和日伪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四军第二师的积极活动,虎饶地区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抗日。到1936年秋天,建立第七军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2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

陈荣久上任不久,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部队的敌特和奸细,巩固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 弹牺牲。崔石泉继任军长。

李延禄一直想把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编进抗联的队伍,在1936年夏天找谢文东商量,要他扩编抗联第八军。谢文东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文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在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文东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他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他的亲戚。李延禄掌握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便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文东说:“我哪有自己人呀!”

李延禄说:“包副官不行吗?”

谢文东一听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很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延禄说:“你的妹夫李初坚也可以当团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进行扩编。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

这次谈判过后,改编工作全面展开。不久,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接手帮助谢文东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在这一年9月18日成立。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联第十军的来历,和身材高大、智勇双全的汪雅臣密切相关。1932年冬天,他在五常县南山里一带建立了双龙队,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部队战斗力很强。

第二年7月,汪雅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大胡子头宋德林在五常一带名声很好,专抢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九一八”事变后,他打出抗日的旗帜,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宋德林把双龙队编为第四支队。8月份,第四支队跟着宋德林一起攻打沙河子,打死打伤伪军四五十人,还活捉并枪毙了两名团长。

这一年,汪雅臣听说赵尚志在珠河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便把附近反日山林队的首领们找到一起,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

汪雅臣得到了拥护。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一致推举汪雅臣为首领。汪雅臣身负重任,更加留意时局的发展。他发现,各种抗日队伍中,惟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越打越强,其中的赵尚志是他素来仰慕的,于是他赶紧派人去联系。

1935年春天,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他竟按绿林的规矩,和日军订下战表,在拉林仓摆开阵势,要一决雌雄。结果,日军用强大的火力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汪雅臣的第四支队。宋德林自己跑进山里,不敢出来。

汪雅臣收拢宋德林的残部,带队来到珠河,找到冯仲云等人。汪雅臣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人答复他说:“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你看怎么样?”

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在1936年初成立,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纪律严明,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援,与日伪军作战捷报频传,部队不断发展。当年9月,已经拥有一千多人。也是在9月18日,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美丽富饶的东北,不但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出产令人垂涎的金子。在桦川县南部,有一个腰驼子金矿。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金矿局,建立起一支八百多人的警备队,大肆掠夺黄金。

金矿局疯狂地开采金矿。1933年3月,不顾金矿坑顶出现裂缝,强迫工人下坑,造成事故,两名矿工被砸死,三名矿工受重伤。

在受伤的三名矿工里,有个叫祁宝堂的山东人。他年岁不大,在矿工中却颇有威信。6月份,祁宝堂的伤好了,和六名工人结为把兄弟,把平时收藏的金沫子凑在一起换回钞票,托人买了一支狗牌撸子和一支“七星子”手枪,又买了七套衣服,偷偷带进矿里。

六月下旬一个中午,矿工们正吃午饭,矿警队的日军班也把枪架起来休息。孙继武凑到日军班长三郎跟前,三郎以为又是给他上烟来了,却不想孙继武从腰里掏出来的是枪。三郎来不及反应,就被一枪打死了。与此同时,祁宝堂开枪打死了日军机枪射手,其他几个人一听枪响,赶紧动手夺枪,杀掉了日本兵。他们打死七名日军,夺得六支步枪、两支手枪和七百多发子弹。

暴动成功,祁宝堂召集矿工们讲话:“我们暴动,是为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压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干。”二十多名矿工起来响应。祁宝堂带着他们,奔向四十里外的丈梨树沟,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并按流行的办法,自己报号为“明山”。

明山队的人多数没文化,提出的口号简单明了:赶走日寇,推翻大同年,为国为民,宁死不投降。祁宝堂治军甚严,有一次手下两个兄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他当即将这两人枪毙。

明山队与日军战斗,队伍不断扩大。日伪对他们进攻越来越紧,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祁宝堂决定去找共产党的队伍。和汪雅臣一样,他也想到了珠河的赵尚志。

祁宝堂带队进入方正县,与第三军相遇。祁宝堂立即发现,共产党的队伍,和别的队伍就是不一样,他是衷心感佩。赵尚志和冯仲云接见了他,冯仲云说:“你和你的部队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绰号就不要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为‘致中’吧!”

祁宝堂一听连声说好,马上回到明山队宣布:“我今后不再叫明山了!我叫祁致中了!”

祁致中从第三军学了经验,初步整顿自己的队伍,使之成为抗日义勇军中最好的一支。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祁致中的部队改称独立师。不久,他们和几股抗日山林队一起,正式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下辖三个旅。

祁致中创立了著名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这家工厂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更有一帮从原奉天兵工厂里出来的专家。他们不但研制出了匣撸子、手提式自动冲锋枪、直把机关枪等轻武器,还试制出了一批迫击炮装备部队。第一批匣撸子生产出来以后,祁致中操枪射击,枪枪命中靶心。

独立师到1937年9月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各级干部基本配齐,10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唱道:

“十大联军”十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8、毛泽东要求红军迅速对日作战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方面军主力,在1935年10月胜利地完成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

红一方面军经历了坚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和战斗,只有一万多人到达西北,仍然没有摆脱困境。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只有东面的山西省,国民党兵力虽多,但比较分散,而且这里最接近抗日前线,有利于红军实现直接对日军作战的夙愿。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应该利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去东征的任务。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1936年2月18日下达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是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东征部队包括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第四师,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和第八十一师。

红军要去抗日,必须克服国内的阻力。山西军阀阎锡山动员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去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的部队,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河北和察哈尔抗日前线。

蒋介石不让红军抗日。2月23日,他从洛阳、徐州和浦口等地调来约十个师的重兵,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同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和陕西甘肃的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重演1933年围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

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保存力量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人民抗日先锋军决定撤回黄河西岸。

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共在目前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具有政治上的必要和军事上的可能。

为了争取蒋介石政府不再阻挠红军抗日,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方法。”

蒋介石对这个倡议置若罔闻,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着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调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围剿”。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部队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和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军、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年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和延川地区西进,不久就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和豫旺等地区的作战,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给反共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两百多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打破了他们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1936年秋天,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原有的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上抗日道路。

当时,国民政府后院起火,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过与张学良等人协商,提出一个战略计划: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用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用两个方面军渡过黄河,占领宁夏,然后红军和东北军各派部队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挺进绥远,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阻力仍然来自于蒋介石。他想消灭红军的愿望过于急迫,竭力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他调来四个军的兵力,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又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加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命令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和马鸿宾的部队向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为了贯彻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的敌骑兵第六师两个团的大部,红一军团特别支队派一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进占徽县和两当后,向宝鸡方向推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县和潭县等地向通渭、庄浪和会宁前进。红一方面军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份,西北高原红旗漫卷,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不久,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会师。三大主力红军汇合在一起,战士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到处飘荡着喜悦的歌声:“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让我们手拉手,向敌人冲锋。”歌声向全国民众展示了新的希望: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会师后,力争早日实现对日作战。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和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和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和盐城地区待机,沿安边和横山推进到黄河沿岸的神木和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后,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西渡黄河,“追剿”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慢;国民党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的第一军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接连发出指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歼灭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七十八师。11月19日,红军到达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两面。这里土寨很多,地形复杂,非常适宜于隐蔽和依托。胡宗南的部队全速向前推进,其中一路两个师插向盐池,在红军到达的同一天占领了惠安堡,另一路是第七十八师,在第二天占领了山城堡。胡宗南企图从两翼包围红军。

21日,预先埋伏在山城堡周围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一部,突然向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发起猛攻,首先截断了敌军西逃的退路。第七十八师挨了一闷棍,不知所措,凭借山地土寨顽抗。黄昏时分,红军其他各路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发动全面攻击。

天色渐暗,很快就变成漆黑一团。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手指伸到眼前也看不见。红军战士全凭感觉和经验在黑暗中运动。突击队用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开路,接连攻下一个个山头和土寨。后面的大部队端着刺刀,挥着马刀,和敌军展开肉搏。激战中,战士们右手握刀,左手向前摸索,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就知道是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右手一刀砍下去。也不知对方是死是活,又去摸另一个。

顽抗的敌军很快就拼命逃跑,战士们奉命追歼。他们挥着战刀,有时插到敌军中间,有时跑到敌军前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碰上了夜老虎般的红军,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被冲得七零八落。等到天亮,一看周围全是红军,便把枪一丢,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跑了。

这一仗,红军歼灭蒋介石嫡系主力一个多旅,胡宗南的其他部队泄了气,仓皇撤退到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到这时已经打了整整十年,山城堡战斗,成为结束十年内战局面的最后一仗。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

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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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朱毛电贺

蒋介石阻挡着红军抗日的道路,日伪军则在积极地准备侵占绥远。1936年春天,日军指使伪满军侵占察哈尔北部的六个县,派遣大量军官训练伪军部队并指挥作战,为伪军补给大量军需品。日军命令蒙奸德王的部队驻扎嘉卜寺,李守信伪军驻扎张北和庙滩,王英伪军驻扎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扎百灵庙,并抽调五千名伪满骑兵从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和平定堡地区。绥远危急。

日伪发起进攻之前,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绥远的省会归绥。他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见面,先把傅作义恭维一番,然后要他“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傅作义正告板垣:“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古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扫兴而去。

8月7日,李守信的伪蒙军约两万人进犯绥远东部的陶林。三天后,日军从热河开抵张北。对于绥远的抗战,毛泽东寄厚望于傅作义,8月14日给傅作义写信说:傅作义作为北方的领袖,负有保卫绥远、西北和华北的责任,红军和全国人民也要负责。如果傅作义能毅然抗战,红军一定会做他的后援。傅作义本来有心抗战,毛泽东这封信坚定了他的信心。第二天,伪军进犯集宁,被第三十五军打退。

11月5日,日军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攻打绥远东部,企图在侵占红格尔图以后,进逼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接到侦察报告,密召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向他们面授机宜,命令他们快速集结兵力。

15日早晨,五千多名日伪军在野炮、装甲车和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第三十五军阵地发动猛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此后三天内,日伪军连续猛攻,都没有得逞。

傅作义不满足于抵抗,他要反击。他来到集宁,命令董其武旅主动出击。19日凌晨两点钟,董其武指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炮兵营,将日伪军包围,发起突袭。敌军仓促应战,激战到拂晓,狼狈溃逃。

红格尔图战役打了七个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仓皇逃跑,连自己的马车也没来得及带走。

日军惟恐傅作义的部队摧毁他们的伪政权,急忙派王英的部队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又命令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他们增派两百多名日本军官,补充到伪军中任指导官。另外,还准备抽调日军和伪满军从赤峰开往多伦、商都和百灵庙等地,寻找机会进攻绥远东部和北部。

傅作义得知日军的企图,决定抢在日伪军进攻前先发制人,派部队远距离奔袭,出敌不意,收复百灵庙,捣毁敌军巢穴。他在归绥新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三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任前敌总指挥,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任副总指挥,发动收复百灵庙的战役。

参战部队向百灵庙以南三十五公里处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夜间,天寒地冻,气温低于摄氏零下二十度,积雪没过了战士们的膝盖,部队艰难地快行军,开到敌军阵地前沿,在0点开始攻击。由于部队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先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在敌军阵地上,日本特务头子胜岛角芳拔刀督战,又下令给女儿山阵地增送十多挺轻重机枪。敌军火力加强,突击部队受阻。孙长胜明白,天亮后,敌军会得到地空两方面的增援,务必在拂晓前歼灭敌军。他命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的敌军机枪阵地。他又派出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敌军阵地很快就被强大的炮火摧毁,装甲车和步兵从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也攻占了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切断了敌军后路。这时,二十多名伪蒙军官兵起义,掉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走。

攻击部队乘敌军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到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三百多人,其中日军二十多人,伤敌六百多人,俘敌四百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几天后,四千多名日伪军反攻百灵庙,傅作义的部队将敌军击溃,毙伤五百多名日伪军,俘虏两百多名,击毙伪军副司令雷中田。又过了几天,中国军队收复了大庙,百灵庙战役到此结束。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总共两百多万元。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人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成立了“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新高潮。

毛泽东和朱德给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

10、“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红军抵达大西北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他们的指挥者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忱,为了把他们迅速拉上抗日的轨道,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陕西的冬天北风呼啸,但在红军的总部依然是热气腾腾。193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富县原东村一户村民的土窑洞里,毛泽东等待着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从瓦窑堡赶来。

汪锋在夜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地和他握手,对他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龋蝴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还叮嘱他:“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接着,周恩来也找汪锋谈话:“方针大计毛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

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过后,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写好了三封信,交给汪锋带走。

汪锋化装成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头几天走得很顺利,到了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迎面碰上两个地方民团的便衣特务。他们从汪锋皮袍的夹缝里搜出三封信,一看上面写的收信人是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便傻了眼,你瞅着我,我瞅着你。

汪锋趁势装出大官老爷的架势,声色俱厉地说:“是谁派你们出来胡乱搜查行人的?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好结果!”

两个便衣不敢多问,把信交还汪锋,押着他往长武县城走去。汪锋托故停了一阵,给县长党伯弧写了一封短信,叫其中一名便衣先送进城去。

下午五点多,汪锋和跟着他的便衣走到县城北门外,党伯弧已经在路旁等着了。他叫便衣把汪锋交给他,安排汪锋住下。第二天清早,找了一辆大卡车,派他亲信的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把汪锋“押解”到西安新城的西北绥靖公署。

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在一天晚上派人把汪锋接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把汪锋接到西客厅谈话。汪锋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杨虎城也问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是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在信中向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他与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光大。汪锋三次和杨虎城会谈,做了很好的沟通。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中共派到西北军做联络工作。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同年八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的家乡已被日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不肯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替蒋介石背黑锅的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回老家,收复东北。

可是,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俘虏,生活便有了新的意义,以至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他打算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但他先要取得红军的同意。于是他求见红军首长,说有要事相商。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接见了这名俘虏。高福源说:“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钦佩,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会感动和赞同的,并且有可能在抗日的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自信地说:“我既然自己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

高福源在1936年1月离开瓦窑堡,经过延安,到达甘泉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把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同时密电把高福源回来的消息报告了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巴不得和红军联络,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但他不知高福源所负的使命是真是假,惟恐受骗,便和王以哲商量好,要考验一下这名部属。

王以哲领着高福源走进张学良的住室,张学良面若冰霜,神情严肃。高福源跨前一步,举手敬礼,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话要对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拍桌骂道:“你好大的胆!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说:“枪毙?我要怕枪毙就不回来了!副司令要杀我,不过像踩死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寇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帅是死在谁的手里!这国难家仇什么时候去报?这民族耻辱什么时候能消?现在人家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凭什么骂人家是‘匪’!我们数十万大军,不放一枪一弹,把自己的家乡东北丢给日寇,眼看华北也将不保,副司令你不图收复失地,还算什么中国军人!还有什么脸面去打抗日的红军!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若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一定要停止内战,收复失地,刚才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二十一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四十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有一天,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宋黎是个演说家,讲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地讲述中国同胞在东北沦陷后遭受日军残酷迫害和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慷慨激昂地描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事迹。会场上,抗日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

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晚上7点多,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突然被两名特务逮捕,带到省党部。另两名特务持枪冲进饭店,闯入宋黎的房间。宋黎见来人不善,端起凳子砸过去,然后投掷茶具,双方激烈搏斗,把窗玻璃也打碎了。但他打不过两名特务,被他们拖到房门外。

宋黎不肯就范,拼命挣扎,口里喊道:“土匪绑架!土匪绑架!”但是,特务已经给饭店里的人打过招呼,大家不敢过问。

宋黎被拖出饭店大门,不远处就是省党部了。他知道进了这个虎口,就很难逃脱出来。事有凑巧,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正好从大街上走过来。

宋黎一见宪兵巡逻队,知道遇上了救星。杨虎城的宪兵大多数是学生出身,营长金闽生是共产党员,副营长谢晋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意识。宋黎连声呼喊:“土匪绑架!救命!救命!”

巡逻队听到喊声,见两个便衣拽着一个人,便冲过来干涉。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你们不要插手!”

巡逻队一听是共产党,更要营救。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抓人#蝴犯了什么罪?”

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

巡逻队一听,对特务说:“这是抗日,是爱国,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这时,过路行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指责特务。巡逻队把宋黎从特务手里抢过来,要求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拿不出来,群众哄然大哗,有的要动手打特务。巡逻队长下令,将宋黎和两名特务,一起带到端履门宪兵营营部。

代理营长谢晋生正在营部值班,他是认识宋黎的。谢晋生是杨虎城的心腹,他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祝葫。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就住在谢晋生家里。

谢晋生命令宪兵先将特务押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把宋黎请到营部值班室。宋黎首先从裤兜里掏出秘密文件,交给谢晋生保管,然后就给张学良挂电话。

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

谢晋生安置好宋黎,便去盘查两名特务。特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身份,要求把宋黎带走。谢晋生以他们没有证件为由,不肯答应。特务万般无奈,要求先放他们去取证件,再来提人,还恐吓说:“逮捕宋黎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们敢违抗吗?你们要负责,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转交给任何人。”

省党部也连续打电话找谢晋生,要把宋黎提走,但谢晋生叫手下说他不在,拖延时间。

谢晋生知道事关重大,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可是,深夜12点,电话打不通。他只好先把特务放了,叫他们回去取证件。然后,他给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打电话说明情况,申伯纯立即赶过来,共同商量对策。接着,申伯纯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只要副司令要宋黎回去,我可以做主,放走宋黎。”

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立刻怒目圆睁。他派人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案大骂: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执委,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蝴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胆大妄为?”

邵力子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心惊肉跳,便弯腰曲背,低声下气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不清楚,容我马上去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邵力子一走,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张学良怕军统安排在他手下的特务晏道刚走漏风声,把他叫到金家巷,关在客厅里,既不和他见面,也不让他回去。

凌晨六点,邵力子从省党部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逮捕宋黎、马绍周等共产党分子,是蒋委员长的指令,他们捕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不对,现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张学良厉声说道:“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指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张某人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拂晓,东北军已将省党部团团包围。孙鸣九率领卫队营冲进大门,救出了正在受刑的马绍周和关副官,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其中有许多密电稿,是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不可靠,以及西安民众亲共抗日的情况,还有一份黑名单,列的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甚至还有邵力子的黑材料。张学良把这些材料拿给邵力子看了,对他说:“过去我以为你也是他们一伙的,现在你看,他们连你也整上了。”

蒋系特务们被张学良抄了老窝,又怕又恨。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卧不安,当天清晨就飞到广州去找蒋介石哭诉张学良的“目无法纪”和“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逆迹显著”,请求蒋介石“早下决心,消弭隐患”。

张学良也致电蒋介石,申明陕西省党部捕去的人,都是总部职员,如有不法情事,应该通知总部依法处置。但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随便派便衣黑夜逮捕总部职员,又不带证件,是不信任张学良,不信任总部。他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事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他还表示,这件事不无急躁卤莽之处,自请处分,并请将被捕人员留在总部管教。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把人放了。

一边是曾扩情的报告,一边是张学良的来电,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但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两广事变”刚刚平息,蒋介石还来不及部署对付西北的军事,只好暂时忍住这口恶气,对张学良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还叫曾扩情回去不动声色。

张学良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直接打击了蒋系特务的气焰,也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11、收到毛泽东的信函

在汪锋受毛泽东之托去见杨虎城的时候,刘少奇从陕北到达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和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北方局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和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力争龋何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倾向抗日。宋哲元军负责北平和天津一带的防务,处在抗击日军侵略华北的前哨。刘少奇认为,宋哲元的立场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众在“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泽东在这年八月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对他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的态度表示赞赏,希望第二十九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派张经武去宋哲元那里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宋哲元军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处在复杂的矛盾中。日军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十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他的部队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加大争取阎锡山的力度。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毛泽东在1936年9月给这三个人写信,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从此,中共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给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1936年就写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写了九封。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写信给何香凝,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致信冯玉祥,赞扬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他“登高一呼,众山齐应”。毛泽东致信蒋光鼐和蔡廷锴,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致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点,提出与邵力子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多方联络在内战中曾多次交战的对手朱绍良和王均等人。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和山东的韩复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将领邓宝珊则一直和中共友好来往,他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奔走山西、河北和山东,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面对着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无法达到目的。前一阶段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转变的,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可以促进蒋介石转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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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豪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擦一擦脸颊上的泪水,用眼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恳切而坚决地说:“同胞们!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

请愿指挥小组和代表团见张学良的表示如此诚恳,便决定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七点钟,天色已黑,西北风越刮越猛。

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满怀热忱地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张学良已经没有办法跟蒋介石沟通了,只能实行“兵谏”的计划。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一○五师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卫队营也乘汽车赶到华清池门外。

这两支部队准备驱车冲进院子,蒋介石的门卫岗哨开枪拦阻。卫队营官兵马上跳下汽车,击毙哨兵,冲开大门,涌进外院。孙鸣九命令王协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禹王庙,解除中央宪兵的武装,自己率领一部分人冲进二道门,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可是,蒋介石的亲信侍卫已被枪声惊起,从贵妃池一带的房间里,用手提机关枪拼命扫射,封锁了飞虹桥。

孙鸣九改变路线,顺着鱼池边去假山的小道,向东摸索前进,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孙鸣九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人影,只见衣架上挂着他的衣帽,桌上放着公文包和一副假牙。他摸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知道蒋介石逃得不远,便命令士兵搜索。

这时,王协一所带的卫队已经缴了中央宪兵的枪,赶来向孙鸣九报告:“贵妃池那边抵抗很激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边。”

他们率领卫队营一齐向贵妃池发起猛攻,孙鸣九高声喊话:“赶快缴枪,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把你们炸死!”经过一阵激战,蒋介石的亲信侍卫死的死,伤的伤,缴枪的缴枪,全部解决了。孙鸣九跑进去搜查,还是找不到蒋介石。他正在疑惑,白凤翔和刘多荃来了。

刘多荃对孙鸣九说:“蒋孝先在从西安返回临潼的路上,被我们抓获并枪毙了。钱大钧在一个窑洞里,被士兵打伤,也抓住了。”问到蒋介石的情况,孙鸣九迷惑地说:“四处找不到,是不是跑了?”

刘多荃立即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已经占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听,大吃一惊,下令检查蒋介石的座车。刘多荃带人到车库一看,汽车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座车也在。有人提出,蒋介石会不会跳进鱼池自杀?大家对蒋介石很了解,一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孙鸣九找到了被捕的钱大钧,问道:“委员长在哪里?快说!”

这位侍从室主任胸部受了枪伤,吓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回答:“不知道,孙营长,确实不知道。”

这时,一名卫士前来报告:“营长,我在后墙下面发现一只拖鞋。”

孙鸣九和刘多荃一商量,估计是蒋介石听到枪响,爬过围墙,逃到骊山去了。他们决定立即搜山,并再次向张学良报告。

天色将明,孙鸣九率领卫队营,穿过五间厅后山墙的小门,迅速向山上奔去。爬到半山腰,截获了蒋介石的侄儿、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鸣九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喝问:“委员长在哪里?不说实话,我马上毙了你!”

蒋孝镇吓得面如死灰,哆嗦着回头朝山上看。孙鸣九断定蒋介石就在山上,命令卫士们火速上山搜索。

原来,蒋介石被枪响惊醒的时候,以为是红军打来了,急忙下床,只穿着睡衣和拖鞋就往外跑。他知道院内不能藏身,就向山墙跑去。门锁着,打不开,他让蒋孝镇帮扶着,爬上后山墙,从墙上跌到外面,摔伤了脊梁骨,碰破了脚,还丢了一只拖鞋。两名侍卫把他背到山腰间一块叫做卧鳖石的大石头后面。蒋介石一头钻进石头穴的乱草中。

孙鸣九率领卫队营上山搜了很久,天色已经大亮,刮起了风,满山树枝乱摇,尘土飞扬。士兵们接近卧鳖石,蒋介石的一名侍卫听见了人声,探头观察,刚一露头,就被一枪打死。蒋介石举起两手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卫队营陈思孝班长随即向后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鸣九应声跑上去,只见蒋介石低着头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卫队营官兵围了一大圈,蒋介石还以为是红军,浑身哆嗦,一会说:“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一会又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鸣九叫蒋介石跟着他走,蒋介石看看他们,觉得不像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

孙鸣九回答:“是东北军。”

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骤然神气起来:“你们想来干什么?”

孙鸣九答道:“我们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又问:“你们副司令在哪里?”

孙鸣九说:“在西安等候。”

蒋介石发怒了:“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叫你们副司令来。”接着又说:“我脊背疼、腰疼,不能走下去。”

孙鸣九说:“山下有车。”

蒋介石说:“我要马。”

孙鸣九说:“这阵哪来的马?”

唐君尧和白凤翔闻讯上山。白凤翔贴着孙鸣九耳边说:“咱们为了抗战,对他还得有礼貌。”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蒋介石披上。但是,蒋介石死活不肯下山。孙鸣九向左右几个士兵示意,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

蒋介石下了山就要回卧室,东北军官兵哪里会答应。有人高喊一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随着呼喊起来。孙鸣九等人硬把蒋介石拖到汽车边,塞进车里,唐君尧和孙鸣九同车押送。上午九点多钟,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

当东北军搜捕蒋介石的时候,西安城内,赵寿山和孔从周等人指挥西北军警备第二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银行和邮局,扣留了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西北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十多名蒋系军政要员,包括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和卫士,总共几十人,集中在楼下大客厅里。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士兵开枪把他射成重伤,送到医院,不治而死。

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陈诚。士兵们开始搜查。陈诚听到枪响时,想到自己随身带着处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绝密文件,被搜出来非同小可,便将文件撕毁,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下。然后,他躲进地下室里,士兵们在一个垃圾箱下面把他抓了出来。

张学良给兰州的解方发去密电,解方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蒋介石扣留,逼迫他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并请中共中央迅速告知意见。

古老的保安城,坐落在陕北高原一条狭长的山谷里。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这里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毛泽东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

陕北高原的冬夜冷气彻骨,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光,透过重重夜幕,划破长空。毛泽东身穿红军制服,由于过度操劳和生活艰苦,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他周身充满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两眼炯炯发光,手里拿着几份电报,一直沉思着。

值班的警卫员进来送开水,毛泽东转过身,对他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贺清华扭身就往外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毛泽东把他叫住,说:“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到这里来开会。”

毛泽东话音刚落,贺清华早已跨出窑洞门。毛泽东又在后面叫他:“贺清华,外边很冷,把我的大衣穿去吧。”贺清华转身拐回窑洞,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大衣披上。他跑回住处就喊起来:“喂!快醒醒,把蒋介石捉住了!”

西安事变的消息,像一阵雷鸣,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惊醒了熟睡的人们。一排接一排的窑洞里亮起了灯火,人们唱歌跳舞,或是一起议论,精神高度兴奋。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集合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任弼时、关向应和张国焘等政治局成员。

毛泽东办公室的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析了张学良和刘鼎从西安发来的电报,一致肯定西安事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给予全力支持。他们给张学良回电,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和平凉一带,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和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并告周恩来会到张学良那里协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迎接。

同一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孔祥熙负责行政院,何应钦掌管军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仗着军权在手,乘机导演“戏中戏”。他当晚就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戴季陶、居正和叶楚伧等人在会上主张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和李烈军等人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避免引起内战。

13日清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各单位接到通知: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址选在抗日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人们猜想,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押送到保安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拿着锄头和铁锹,在场子上平地、砍树、抬石头。忽然,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飞机飞到头顶上,盘旋几圈,又飞走了。

下午,又接到通知:机场不修了。贺清华心里纳闷,找到机会就问毛泽东:“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了?”

毛泽东笑了,向贺清华解释道:“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因为张学良的飞机要来接我们的代表。但红大附近的山沟太窄,飞机落不下来。明天周副主席骑马去延安,再由延安坐飞机去西安,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主张杀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同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明逮捕蒋介石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政府应该发动全国的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所以要对他进行“最后之诤谏”,保证他的安全,促使他反省。

14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他们把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和第一○五师调到渭南一带,部署第五十一军和第六十七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第十七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和大荔一线,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同一天早晨,周恩来离开保安。毛泽东冒着大雪给他送行。和周恩来一同起程的有博古、叶剑英、邓发、李涛、李克农、罗瑞卿、童小鹏等二十多人。一支红军骑兵部队担任护送任务。毛泽东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凯旋归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三十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外都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的“叛变”。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三十九师和教导总队沿陇海路西进,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在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第二天,他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替代蒋介石。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反对马上“讨伐”,却苦于手中没有军权。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她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共寄予厚望,把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共产党肩上。形势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民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中共中央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13日在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也有人主张“审蒋”。15日,红军十五位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文中也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认为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

短短几天中,中共中央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制定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表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襟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17日黄昏,张学良派到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的波音飞机,披着绚丽的晚霞在西安机场降落。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知飞机何时到达,未在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张文彬陪同下,坐上张学良派来的汽车,向西安古城驶去。

周恩来等人进城后,刘鼎把他们安排在金家巷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湖木匠的家里。周恩来在这里刮了一次胡须。

此时,抓住了蒋介石的张学良,如同抓了一只刺猬在手里,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上又怕它跑了。听说周恩来等人已经到达,心中顿感宽慰。

周恩来到达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彼此问候过后,张学良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说:“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挥挥手说:“剪去了!”

张学良有些惋惜地说:“那么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

身旁的人看到宾主如此亲热,惊讶地说:“少帅和周先生很熟悉呀!”

周恩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学良当晚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一行,安排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住在自己公馆里,既僻静,又安全。

张学良和周恩来当晚交谈,直到深夜。张学良首先谈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以及南京方面的动态。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他说,他的看法是,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他说:“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以后被流放的。但蒋介石虽然被捉住了,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以上两例不能相比。目前,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广大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长。从大局着想,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接着,他指出,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提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许多具体的情况和复杂的问题,都有待周恩来在西安相机处理。

接着,周恩来又和杨虎城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20日上午,宋子文乘飞机来到西安,蒋介石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他前来。宋子文不敢单独同周恩来会面,顾虑何应钦抓祝蝴的把柄。他让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郭增恺,中共没有参与这次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宋子文得知周恩来的意见,对中共的态度十分欣赏。

当时,何应钦的“讨逆军”已经有五个师开到潼关和华县,从东面直逼西安,顾祝同指挥的十个师,准备从西面进攻西安。中共中央主张周恩来争取和蒋介石、陈诚等人开诚谈判,又在军事上做了周密部署,派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迎击“讨逆军”。

22日,宋美龄到达西安。飞机在洛阳机场停留时,宋美龄对洛阳的国民党空军下令:无论如何不能派飞机轰炸西安。宋美龄带来了大量食物和用具,还为蒋介石带了一副假牙。

在金家巷高公馆,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到来,惊呼道:“亲爱的,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来啦!你入了虎穴了。”

宋美龄说:“你受了伤,我来看你啊。”言谈间,两人唏嘘不已。

23日,双方谈判正式开始。蒋介石方面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就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将向蒋介石转达。

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介石方面多了一个宋美龄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和宋子文对谈到的一些问题做了明确的承诺。双方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

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又说:“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十年来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我的头也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一起抗日吧。”

蒋介石想了想,叹口气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赶紧打圆场:“算了吧,以前的事别说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第一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第二是由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学良全权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解决一切问题。第三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历时十四天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承诺了“我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后来叹息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不出周恩来所料,张学良去南京,给他自己带来了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它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

1、七七事变,暴风雨来临

金朝人修建的十一孔的卢沟桥,在战争时期,对于北平而言,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座桥全长二百多米,宽约八米,桥西六公里外就是长辛店,桥东七公里处便是丰台。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官员们,都很重视这座桥梁,时常加以修建。侵华的日军知道,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桥,北平就为他们的武力所钳制。他们决定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铁路,以便加深河北与察哈尔地区的“特殊化”,进而以北平和天津为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日军在发动对卢沟桥的进攻之前,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面至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门等关隘的两侧,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伪保安队五个总队,盘踞在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山海关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共五千七百人。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就是几年前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猛砍日军而名闻海内外的第二十九军,军长还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和佟麟阁。宋哲元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

山东人宋哲元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喜峰口战役使他成为抗日名将,但他没有把这个荣誉贯彻始终,后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开始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在军事上抱着与日军和平相处的幻想,对日军毫不戒备。

日军却在磨刀霍霍。但是,1937年的上半年,并没有发生狂飙突起的冲突,而是罕见的平静。

二月份,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用了一位“自由而开朗”的外交大臣,名叫左藤尚武。这个名叫尚武的大臣,标榜“不尚武”的“左藤外交”,以新姿态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频频展开外交活动,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日本政府真是打算用比较开朗、谅解和稳健的政策对待外国,特别是中国。

美国有一位叫做拉铁摩尔的中国通,却在提醒人们:“这太像1931年的状况,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令人不能放心,恐怕我们又将见证一个‘九一八’!”

拉铁摩尔不幸而言中,暴风雨前的寂静很快过去了。6月4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组阁,一个由好战分子杉山元、米内光政和广田弘毅分别出任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的内阁成立了。于是,“战争谋略的风闻”传播开来。外务部提出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叫嚷要“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日本人为三个侵华“英雄”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宣扬和煽动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英美等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则是采取观望态度,助长了日本的野心。华北处在动荡之中,亲日分子十分嚣张。国民党政客萧振瀛为宋哲元军争取了更大的地盘,又勾结土肥原出卖国家。日军便把宋哲元和萧振瀛用作统治华北的工具。

萧振瀛说:“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做,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军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步步进逼,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据点,威胁北平的安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那一天,日军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与宋哲元军发生冲突。经双方调解,宋哲元军撤出丰台。几个月后,日军又指挥冀东宁雨的“民团”三千多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一线向西活动,被宋哲元军张自忠师包围歼灭,并俘获三名日本人,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南和北面的阴谋。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北平和天津近郊频繁演习,一时间,天津氛围诡谲,风声鹤唳。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现在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

土肥原来到卢沟桥畔,精心策划了一番。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宛平城中国守军严词拒绝。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奉命严密监视日军,随时准备抵抗日军进攻。当天,金振中化装前去打探,亲眼看到日军以卢沟桥为假想敌阵地进行演习。他立即返回,要求各连队备战。

金振中是河南固始县人,当年三十五岁。他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因作战勇敢,受到师部嘉奖。他在抗战中坚守着一个信念,就是“宁为战时鬼,不做亡国奴”。

第二天,日军继续以卢沟桥为假想目标,在宛平城北进行军事演习。晚上11点左右,日军借口“仿佛”听见宛平城内枪响,致使一名日本士兵死亡,要闯入县城搜查。宛平城驻军团长吉星文断然拒绝。日军坚持要入城,威胁“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得到报告后,急忙派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军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但日军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制造事端。他们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又诡称需了解情况以便谈判,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去宛平作实地调查。

8日清晨5点钟,日军进入县城不到五分钟,就用炮火猛轰宛平城,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接着,日军攻占了城东北方的沙岗。吉星文忍无可忍,下令还击。”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军蓄意挑衅下,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通过地方与日本谈判。他还在幻想着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

7月8日这一天,日军连续向宛平县城发起三次进攻,中国驻军奋勇抵抗。战前,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发出动员令:“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何基沣是个足智多谋的河北人,他要为保卫家乡而战。他对二二○团的谢世全说:“谢团长,今天你拿不下铁路桥,就别来见我!”谢世全大刀一挥,带领部队出发。谢世全团开到前线,发起冲锋,孙连长最先冲上去,一口气砍死六名日军,身上七处负伤。整个战场杀声震天。谢世全团在观音庙附近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又在卢沟桥地区反复拼杀,击毙了日军高级指挥官。

战争开始不久,日军占领了平汉线铁路及其附近的龙王庙等处。守军下午向日军发动反攻,展开白刃战,将丢失的阵地夺回。

中共地下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援助宋哲元军,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一天夜里,吉星文派出一连兵力,将日军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的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救护,送水送饭,搬运弹药。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城墙上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正在西苑军训的大中学生纷纷要求上前线。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活跃着宣传队、劳军队和募捐队。民先队、北平学联和北平作协等二十九个团体组成了“北平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儿童们也省下零用钱,为抗日捐献“一枚大铜板”。

中共中央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

但是,北平和天津的一些汉奸,在日本人授意下,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劝他投降日本,还密谋逼走宋哲元,使河北和察哈尔进一步伪化。日本人在威逼利诱的同时,又调动十万陆军进入中国,接着又决定动员四十万日军侵华,扩大侵略的规模。

形势非常急迫,宋哲元还在一次又一次和日本人谈判。日军趁机进驻各个军事要点。日本空军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铁路沿线进行侦察,准备再次大举进攻。

21日,日军炮击宛平县和长辛店一带的中国驻军。四天后,日军用火炮和十多架飞机轰炸廊坊。

显然,日军很快就会发起总攻。宋哲元得到情报,日军正在调动重兵,下一步棋,肯定是进攻南苑。他命令副官了解北苑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发现北苑那边比较平静,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占领了清河镇的日军河边独立第十一旅团濑良支队两相对峙。北平城东的守军阵地已经丢失,日军抵达城下,通县附近杨庄的守军和日军血战后,已经撤到了南苑。

有一天,在南苑兵营东南角,担任警戒的军训团学生兵,发现日军两个侦察兵骑马跑来,立即开枪射击。日本兵负伤落马,营房中的学生兵赶来助战,抡起大刀将日本兵砍死。

27日,赵登禹率第一三二师先行团进抵南苑军部。当夜,从南苑向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团河附近火光冲天,站在南苑兵营大门前,可以清楚地看清报纸上的小字。赵登禹和副军长佟麟阁交换情况,骑兵师长郑大章、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等人都在场。赵登禹估计,这可能是他部下两个团与日军遭遇。从密集的枪炮声判断,战事非常激烈,日军火力很强,用了重兵。可是,赵登禹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等人出卖给日军,日军川岸第二十师团已经开到团河附近,赵登禹的两个团不是和日军不期而遇,而是遭到日军阻击。不明就里的赵登禹,命令两个团突破日军防线,到南苑集中。

南苑兵营是一个训练场地,并非为作战而准备的。这里兵力有限,驻军多是学生兵。冯治安师和骑兵第九师的一部,在欧亚飞机场一带布防,阻止企图从丰台和长辛店一带包围南苑的日军。当时军训团约有一千五百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他们一再请缨,才被列入战斗序列,警戒兵营东南角九营房小砦一带。

战情紧迫,日军已有进攻南苑的迹象。佟麟阁从北平开会回来,立即命令驻南苑各部马上在营区周围砍倒四百米宽的庄稼,并在营区边缘挖临时堑壕。

佟麟阁望着已经高过人头的高粱和玉米,知道这是百姓生命所系。砍掉四百米宽的庄稼,就断绝了很多百姓的生计。他不忍砍去这么多,将四百米宽减为两百米宽,而这将需要官兵们付出血的代价。

这时候,宋哲元命令驻在南苑的军部撤到城内中南海,又给部下书写了一道命令:“此杀敌报国时也!”佟麟阁不愿随军部撤离,要与官兵一起死守南苑。在战前,他就接到通知,说他父亲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看望。佟麟阁见军情紧急,托人告诉家里:“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为之。”

第二天拂晓,南苑兵营的官兵们还在酣睡,东边的天空中传来低微的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两架日军飞机直线飞来,绕了两圈,又朝来的方向飞了回去。

不久,五架日军轰炸机飞来,投弹的目标,竟是学生兵的阵地。日军大炮也向这边轰击,密集的炮弹落在学生兵阵地上。佟麟阁回到指挥部,铁皮屋子在爆炸声中不停抖动,学生兵阵地那边的轰隆巨响不绝于耳,其他阵地却没有受到打击。日军知道学生兵阵地战斗力最薄弱,这都是隐藏在指挥高层的汉奸潘毓桂向日军递送情报的结果。宋哲元军官兵的伤亡,都和他的卖国行为直接关联,内贼其实是最可怕的。

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学生兵阵地炸得残破不全,坦克和步兵推进到高粱地前,距阵地不足两百米。学生兵队长大呼:“射击!”学生兵马上爬到战壕前沿举枪齐射,密集的枪弹射倒一片日本兵。日军向来看不起中国军队,又明知对手只是一些中学生,冲锋时更加大胆放肆。这一阵密集的枪弹,顿时打掉了他们的气焰。日军纷纷躲到坦克后面,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不料学生兵的射击越来越猛,日军便开始撤退。

日军想找软柿子捏,却碰了个硬钉子。

丰台那边的日军河边旅团,在川岸师团向南苑进攻的同时,开始向南苑西北方向的守军进攻。冯治安立即派何基沣旅向丰台进攻。丰台的日军腹背受敌,惟恐中国军队掏他的老巢,连忙撤兵回顾,攻击力渐渐减弱,战局暂时僵持。

赵登禹知道南苑吃紧,调第一旅和第二旅增援。他自己右臂和腿部相继中弹,传令兵要背他走,他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

日军川岸师团投入了约三千兵力,河边旅团的步兵在两千人左右,他们有飞机和炮兵支援,火力远强于守军。守军虽然有兵营作依托,但编制混乱,火力只有轻武器。

川岸师团再次攻击学生兵阵地。大炮飞机轰击之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出现在学生兵阵地前。炮火刚停,学生兵从战友的尸体下爬起来,身上淌着血,趴到壕边向日军射击。这时,背后食堂房顶上竟然响起了歪把子机枪的吼声,一排排子弹把学生兵压了下去。原来,日军飞机在轰炸时还空投了十几名伞兵,他们抱着机枪降落在食堂附近。食堂里,几名炊事兵在蒸馒头,第一笼已经下屉,一名新兵用木棍蘸着红墨水在馒头上写下“不忘国耻”和“小日本”,日军端着机枪冲进来,新兵抄起菜刀准备一拼,被机枪射杀,浑身血肉模糊,其余炊事兵也中弹牺牲。日军爬到食堂顶上,从制高点向阵地射击。

学生兵阵地的火力被食堂顶上的机枪压制下来,阵地前方的日本兵冲近了。学生兵咔喳咔喳上刺刀,端着枪冲出堑壕,和日本兵格斗,只听得战壕前刺刀咔咔脆响,刀锋入体嚓嚓有声。两军拼杀,扭打撞击。片刻,活着的人在死伤者身上踩来踩去,眼睛瞪着对方的刺刀尖。

学生兵到这时明显地暴露出弱点,他们训练不够,缺乏临战经验,而关东军是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过兵的,杀人是他们的拿手活。眼见得学生兵一片片倒下,厮杀线渐渐向战壕这边后移,学生兵的退路上,鲜血覆盖了土壤。学生兵预备队得到命令,冲出掩体,端着刺刀冲了上来。日军经过鏖战,体力消耗很大,学生兵有援军到来,实力大增,日军渐渐后退,一些日本兵仓皇逃跑。日军吹号收兵,那些端着刺刀的日本兵退后三步,收起枪刺,深深鞠躬,向顽强的敌手致敬。

这时,宋哲元军部发出撤退命令。士兵们纷纷跃出阵地后撤,无人掩护,无人指挥,秩序大乱。日军控制着大操场中间的演武厅和食堂,机枪子弹不断扫来。学生兵慌张向北逃跑,防御全线崩溃。

日军知道守军已经撤退,却按兵不动。川岸师团从潘毓桂那里得到了宋哲元军下令撤出南苑的情报,认为现在不值得出动重兵去占领一座兵营,目前最重要的是派部队截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消灭宋哲元军的有生力量。

南苑守军中,四分之一的官兵不愿撤退,躲进掩体准备抵抗。日军派出一支部队,小心翼翼地进入南苑兵营。日军知道暗处隐藏着中国官兵,不敢搜索,只是与正面抵抗的守军枪战。守军寡不敌众,渐渐撤退,下午3点左右,只剩下三十人撤到东寨墙边。日军将他们围住,三十名官兵端着刺刀靠在寨墙上,日本兵不敢上前,用步枪机枪齐射,三十个中国勇士陆续倒下,他们的血,在东寨墙上印下红色的人形。若干天后,有人趁夜将壮士们的遗体偷偷掩埋,但墓葬不知在哪里。三十个英魂没有留下姓名,关于他们的传说到处传播,每到初一和十五,都有人来这里烧香上供。

宋哲元下令撤退,部队放弃阵地,向北平蜂拥而去。南苑到北平的土沙路,最宽处不过五六米,路两旁都是高过人头的青纱帐。撤退的官兵涌过来,马上把路堵塞。后面的官兵一批批涌到,大家挤成一团。日军飞机把炸弹投向拥挤在路上的中国官兵,加上机枪扫射,中国官兵死伤惨重。

那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对空作战的武器,只能钻进路旁的青纱帐躲避。那些天连降大雨,南苑地势低,地里不是水洼就是稀泥,前面的人钻进去,不是滑倒就是被后来的人推翻。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向前拥,若被日军机枪射中,一枪就打死几个人。

南苑的半日鏖战,周围的老百姓有所耳闻,又见中国军队北撤,连忙从四乡赶来,带着馒头、窝头、西瓜、酸梅汤……路旁摆满了各种食物,其中有些可能是刚从菩萨供桌上拿来的。

日军的飞机又过来了,擦着头顶飞过。第一架对准路上的中国军队狂射机枪,从第二架开始,投下密集的炸弹。低空飞行的日本空军把地面目标看得一清二楚,用手一个接一个向下扔小炸弹。佟鳞阁骑马来到一个土砖窑上,副官一再请求他下马隐蔽,他只好跳下坐骑站在马的身边,对混乱的部队发布命令:“所有的步枪朝天射击!”中国军队用步枪射击日军飞机,从马占山抗战到长城抗战,一直沿用下来。

日军的飞机似乎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开始对佟麟阁所在的土砖窑扫射轰炸。一排机枪子弹射来,打在砖窑上,窑灰和泥土飞溅,尘埃落下后,佟麟阁身旁的马已倒下,他大腿上中了一弹,血流如注。副官要求他躺下,给他包扎,他执意不肯。部下无奈,只好让他站立着给他包扎。

日军飞机又盘旋而来,扔下炸弹,土砖窑被硝烟包围。日机拔高,再次盘旋轰炸。日军的火炮也开始轰击。看来,日军步兵准备拦腰截断撤退的中国军队了。佟麟阁马上叫卫队传令:后面的部队组织编队,掩护前面的队伍撤退。炮声过后,后面响起枪声,一阵紧过一阵,但感觉不到日军的战线向前推移。佟麟阁估计日军追兵战斗力并不很强。他估计得不错,日军在南苑战斗中受到重创,中国军队窝了一肚子火正没处撒,对着追兵拼命射击。中国军队又牺牲不少,也让日军付出了代价。

经过佟麟阁指挥疏导,溃散的部队陆续编成了队伍,慢慢向大红门和永定门方向开去。下午两点钟左右,退兵已经稀少,只等掩护部队撤来,就可以一起北撤了。突然,大红门城楼上出现了日军,架起机枪向佟麟阁的部队扫射。

佟麟阁估计这可能是驻丰台的河边旅团。他看到掩护部队跟了上来,决定集中火力猛攻大红门,占领制高点。他将现有的部队检查一遍,只留下少数卫队,派出包括副官、参谋在内的所有人员加入战斗。部队冲上去激战,打开一个豁口,占领了大红门。日军机枪又开始扫射,佟麟阁的几名卫士中弹阵亡,他的头部也中一弹。

赵登禹坐车来到永定门外大约两三公里的地方,突然遭到日军阻击,汽车司机立刻掉头南行,才躲过一劫。车上除了赵登禹,只有参谋副官和卫兵各一人,无法打掉日军的机枪,只好原路退回,再想办法。等到撤退的官兵陆续到来,才一起前进到遭遇日军的地方,与日军交战。他们发现,在这里阻击的不只是一两挺机枪,而是丰台日军的一部分。中国军队满腔怒火,狠命冲杀,杀开一条血路,日军兵力不足,仓皇退走。

赵登禹见南苑的部队溃退下来,觉得愧对官兵。他叫郑大章先进城汇报,自己留在原地疏导部队。不一会,日军飞机过来轰炸,汽车目标太大,赵登禹连忙下车,刚走出十几步,一颗炸弹落在车身正中间,汽车被炸得粉碎。

下午两点钟左右,部队渐渐过完,忽听得大红门附近枪声骤起,赵登禹知道这肯定是丰台日军前来截击。他留下所有的官兵,自己赶回大红门去营救佟麟阁。赶到大红门截击的日军陆续增加,佟麟阁阵亡,撤退的中国军队从凌晨两点战到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武器残缺,反复冲杀都难奏效。他们坚持战斗到下午4点,子弹全部打完,部队全部战死。赵登禹,这个山东农民的儿子,身中数弹而亡,以三十九岁的生命殉国。如今,北京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他的上司佟麟阁是河北人,殉国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年。

佟麟阁和赵登禹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他们阵亡几天后,国民政府就发布褒恤令,追赠他们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

守军从南苑撤退后,日军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合击卢沟桥,扼住了北平的咽喉。接着,日军向驻守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猛攻,从南、东、北三面抵达北平的城门。占领了沙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占领了北苑与清河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开始进攻驻守西苑的冯治安师主力部队,同时,占领了卢沟桥的日军川岸师团与河边旅团,配合上述日军部队的进攻。

宋哲元见大势已去,便让张自忠代替他的职务,自己在28日夜间11点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冯治安师等部队,奉命在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担任掩护的何基沣旅,也在30日退往涿县。于是,北平沦陷。

2、八路军宣誓,开赴前线

自从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就忙于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双方具体磋商合作抗日,谈判长达半年多。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飞抵春光明媚的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蒋介石向周恩来承认,中共具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的力量;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局面。

周恩来重申中共的具体要求:第一,陕甘宁边区是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第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到四万多人;第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第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第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第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对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只是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他反复强调,中共不必同国民党合作,只要同他个人合作,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看出,蒋介石强调同他个人合作的用意,是不愿放弃个人独裁和领袖地位。他向蒋介石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污蔑。他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方法。”

蒋介石立即说:“那就赶快回到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他有什么具体办法,他说没有,要中共商量。

3月30日,周恩来带着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飞抵西安,4月初飞返延安。毛泽东等人到机场迎接。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在庐山再次和蒋介石会谈,提交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

可是,蒋介石推翻了他在杭州会谈中所做的承诺。他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纲领,提出由国共双方推出数量相等的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同盟会决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他甚至提出,要请毛泽东和朱德“出洋”。他还提出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改编后的红军,由国民党政府派人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职,副职由边区选举。

蒋介石的企图,是要把中共溶化在国民党内。周恩来严词拒绝,驳斥了他要朱德和毛泽东“出洋”的提议。会谈中,双方争执很久,经过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往返磋商,仍然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次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7月7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上海,准备再上庐山,同蒋介石会谈。就在当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揭开了帷幕。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13日,毛泽东在延安挥毫题志,发出誓言:“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同一天,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递送第一次声明,申诉日本人大规模侵略中国。

14日前后,周恩来一行到达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在谈判中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谈判陷入僵局。

16日至20日,国民党庐山谈话会举行第一期会谈,一百五十八名大学教授和地方县以上官员与会,讨论和战方针。何应钦发言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如果开战,七天之内必会亡国。孔祥熙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提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来到了庐山。他早年和汪精卫有过交往,谈话比较随便。一见到汪精卫,他就说:“现在再不打,别无出路了。”汪精卫却很悠闲,给他讲了一通不能打仗的道理。李四光一听,就和他争辩起来。

汪精卫说:“你是书呆子,懂什么?”

李四光愤而告辞,临走时说:“看谁的看法对!”

随后,李四光对一位朋友提起这次谈话,愤愤地说:“此人可杀。”

李四光的话在后来应验,汪精卫后来果然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认贼作父,成为千古罪人。

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最后申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日,这篇讲话以《最后关头》为题发表,表达了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心。

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介石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周恩来一行随即飞往上海,后又回到延安,静观时变。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号召“立即召开国防会议”,共商抗战大计。

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抗战方略分为七条:第一,战略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第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第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上的消耗战;第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工事,配置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第五,一切阵地的编成,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应采取积极的动作,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第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第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使主力在运动中歼敌。

这个提案,首次提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

21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英国大使许阁森,要求英法两国从中设法和缓中日之间的冲突。

23日,毛泽东在延安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动员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争取广泛的外援,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25日,蒋介石会见美国大使约翰逊,提请美国注意它是《九国公约》发起国,在国际法和道义上都有制止日本的义务。

30日,国民政府特使孔祥熙到达伦敦,和英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契约,还谈妥了购买三十六架英国飞机的协议。他还和比利时、法国签订借款协定,向法国订购三十六架轰炸机。

8月1日,周恩来接到张冲来电,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国防会议。

10日,周恩来一行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京。这次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商谈中国红军的改编。要改编的不仅有红军主力部队,还有湖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北、河南和安徽八省的游击队。

12日,蒋介石派康泽会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不同意宣言中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要求提共赴国难。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但是,时局突变,蒋介石的态度跟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3日,日军突然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了真正的心腹之患,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在部队改编和员额等问题上仍有斗争,这个协议到22日才正式发表。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

日军来势凶猛,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朱德和周恩来先离南京,未了事宜由叶剑英在南京继续谈判和交涉。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确定抗战战略方针,调整部署,划分战区,将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负责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作战,辖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负责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三省作战,辖第六集团军、第七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负责江苏和浙江两省,辖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负责福建和广东两省作战,辖第四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负责山东省和苏北作战,辖第三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全军编制共四万五千人。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和第三四四旅。

第一二○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

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在红军主力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军事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建立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关系上,要记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红军主力改编后,国民党方面发给了三个师人员的军饷、弹药和碘片、阿斯匹林片之类的药品,枪支却没有发给。蒋介石的一名尉官说:“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八路军编成后,在八月下旬至九月初,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向山西挺进。随后,第一二九师也进入山西。

八路军三个师庄严宣誓:“日本帝国主义要灭我们的国家,亡我们的种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孙,为了同胞,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在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时,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山西新军同八路军相互配合,对坚持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及华北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决死队的组建,是由薄一波向阎锡山提议的。决死队成立于8月1日,最初只有一个总团,到9月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到四个纵队。这支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系统,各级军事指挥职务多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但是,新军中普遍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工干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实际上,这支新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3、四行仓库中国旗帜飘扬

日军在卢沟桥点起了战火,三十七天后,又在中国的首都南京附近发动侵略。上海,南京的门户,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再一次燃起抗日的烽火。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日军为了寻找借口而制造的“虹桥事件”。日军企图挑起事端,在上海及其外围地区与中国军队的主力决战。他们打算速战速决,一劳永逸。

8月9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机场,打死中国保安队员时景哲,被机场保安队当场击毙。驻上海的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日军遭到拒绝,便动员驻上海的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加上日侨义勇团,总共一万多人,紧急备战。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三十多艘,驶入黄浦江示威,并从日本佐世保急调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

蒋介石眼看情势危急,命令张治中准备抗战。身为京沪警备部队总司令的张治中,同时也预感到大战在即。这位安徽籍的将军似乎注定了要在上海立下战功。在五年多以前的那场淞沪会战中,他就让日军尝过苦头。

现在,他接到南京政府向上海推进的命令,立即派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和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连夜进入市区。王敬久师推进到江湾新市区日租界北外侧,孙元良师迅速开抵北站布防。张治中计划以孙元良师围攻闸北的日本海军司令部,以王敬久师进取大公纱厂;两师迅速扫清日军据点后,封锁海口,阻止日军后援部队登陆。

同时,蒋介石命令海军阻塞江阴航道,命令空军主力从华北向上海方向转场。

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从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另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师击退。

当天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将张治中的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同时命令周至柔的空军协同地面作战,担任要地防空。

大家还记得,1931年的那场淞沪抗战,中国守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的空军,创建于1932年。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个坐飞机会晕机的女人,但她认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有先进的空军保护自己的领空。国民党空军机少人缺,没有实战经验。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对丈夫说,她愿意设法把空军变成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蒋介石同意了夫人的提议。

美国女作家尤恩森说过,蒋介石愿意让夫人出面主持“摇篮时期”的国民党空军,实在是有他的苦衷。他认为,国民政府需要现代化的军力,尤其需要战斗机。而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信不过腐败的官僚,只信赖自己的妻子。宋美龄花了许多时间研究飞机,然后与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产品。她从采购商摇身一变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对一个女人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

宋美龄独揽空军大权,不容别人染指,严格执行空军纪律。她规定,空军中若有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

宋美龄聘请了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当顾问。她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布鲁克马上想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又十分慓悍的老飞行员,这个人就是陈纳德。

1937年春天,陈纳德从旧金山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涯。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上海见到了宋美龄,当晚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宋美龄的印象:“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空军号称拥有五百架飞机,能起飞的还不到一百架;日军则有三千架飞机,在上海就配置了四百架,还在上海建了机场。中国空军大大处于劣势,但飞行员的素质和爱国心却堪称一流。

8月13日清晨,南京光华门大校场空军司令部收到蒋介石的电令,要求空军在拂晓前炸沉长江中向东逃跑的五十艘日本舰船。如果日舰已经驶进吴淞口,停泊在黄浦江内,就不准轰炸,以免引起国际纠纷。

刚从南昌转场来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接到命令,值班员王倬立即向大队长丁纪徐报告。

丁纪徐接过电令,命令中队长刘粹刚率领十八架霍克三式驱逐机,每机携带一枚五百磅的炸弹,立即追击长江中的日舰。

王倬驾机腾空,梁鸿云、雍沛和袁葆康等十几名飞行员一起驾机升空。天刚蒙蒙亮,机翼下的山川还在沉睡,笼罩着一片白雾。

霍克式驱逐机编队飞行,越过江阴要塞,长江像一条白练闪闪发光。机群沿长江向东搜索,江面上没有发现一艘军舰。机群飞近长江口时,他们才看到吴淞口以东的白龙港停泊着一艘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

长机当即下令改变队形。战机一架接一架地向着鲨鱼似的舰艇俯冲投弹。刘粹刚领头半翻滚,直冲敌舰投弹,炸弹带着尖啸,激起冲天水柱。接着是二十五岁的副队长梁鸿云驾机俯冲投弹,命中了日舰尾部,随即浓烟四起。其余战机一架接一架投弹。日舰缓缓沉入滔滔江水。全队凯旋时,初升的太阳从浓云中透出淡淡的阳光。

以“出云”号为旗舰的日军第三舰队,对中国军队构成最大的威胁。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一就在这艘舰上。白川不断命令舰队的炮火支援陆军在虹口作战,运送并掩护增援的陆军在上海登陆。消灭日军第三舰队,是中国空军的紧迫任务。从广德起飞的二十一架美国造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穿云破雾,来到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上空。但是,他们只能轰炸日本军舰,万万不可炸错目标。黄浦江上不仅停靠着日本军舰,还有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军舰。

飞行员们低空飞行,仔细搜寻挂着太阳旗的目标。可是,日本军舰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组成了纵横交错的防空网,低空飞行要冒很大的风险。

一架中国飞机眼看就飞到“出云”号上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行员身负重伤,拉杆跃升,拖着浓烟向“出云”号俯冲下去。只听得一声巨响,飞机和“出云”号相撞爆炸,日本水手死伤惨重,但“出云”舰庞大坚固,只受了一点损伤。

同一天,高志航的第四驱逐机大队击落了袭击杭州笕桥机场的三架日军飞机,击伤一架。

第二天,日军木更津空军联队的十八架轰炸机从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轰炸杭州及广德的机场。机群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从笕桥机场紧急升空。高志航率领郑少愚和李桂丹的两个机群,共二十七架战斗机,分途拦击日军飞机,击落六架日机。这是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创下赫赫战果,自己的飞机没有一架受损。宋美龄当即建议: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同一天,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15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组建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增派藤田进第三师团、吉住良辅第九师团和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到上海,要求部队“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松井石根狂妄地宣称:一个月内占领上海。

在此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航空队展开激战,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日军航空队出动六十多架轰炸机,分别袭击杭州、嘉兴、曹娥和南京的机场。中国空军第九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四架日军飞机,第四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十六架,并协同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和航校暂编部队,在南京上空共同击落十四架。

开战的第四天,日本航空队又出动二十多架轰炸机分别袭击中国各地,又被中国空军击落八架。经过三天激战,中国空军共击落五十五架日军飞机,给日军鹿屋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木更津航空队长石井大佐几天后切腹自杀。

开战第五天,中国空军三个大队出动四十四架飞机,由副大队长孙桐岗及中队长刘粹刚、董明德和杨鸿鼎率领,分批前往虹口轰炸日军阵地,重创了日军地面部队,击落两架日军飞机。日军高射炮火猛烈射击,阎海文座机中弹,阎海文跳伞,降落在日军阵地,举枪击毙几名包围他的日军,用最后一颗子弹向自己射击,壮烈殉国,其余日军向他的遗体致敬,将他掩埋。不久,日本在国内举办阎海文事迹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日本民众参观。

开战第七天,中国空军为打击长江口外活动的日军舰艇,由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出动二十架战机,轰炸白龙港水域的日本军舰,沈崇诲驾机冲向日舰,炸沉巡洋舰一艘,自己壮烈牺牲。

空战的胜利鼓舞了地面部队。张治中集团军从15日起,在炮火支援下,向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发起多次围攻,王敬久师占领了沪江大学,孙元良师冲入日军坟山阵地后受阻。在沈崇诲牺牲的那一天,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从西安赶到,投入了战斗,两天后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

日军重点在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至汇山码头一线防守,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江湾路。张治中向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下达作战命令,要求他们力争在一周内消灭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孙元良师第二六四旅担负右翼主攻任务。旅长黄梅兴指挥第五二七团和第五二八团的炮兵,向江湾路的日军据点开炮。大炮轰鸣,好似暴风雨前的滚滚炸雷,震得大地颤抖。日军据点被炸得千疮百孔。黄梅兴下令冲锋,官兵们冒着密集的弹雨,冲过街巷,到达日军据点前,日军跳出来,两军白刃肉搏。黄梅兴旅用人海战术,龙腾虎跃,将疯狂的日军压制下去。在呐喊声中,日军一批批倒下。

黄梅兴旅拔除了一个个小据点,逼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遇到了日军的钢板屏障,炮弹打上去咣当一响,不是被弹了回来,就是在别处爆炸。据点内吐出长长的火舌,一批又一批官兵中弹倒下。进攻持续两个多小时,没有丝毫进展。黄梅兴请示孙元良,率部队转移到持志大学。

黄梅兴旅包围了持志大学,首先炮击高大坚固的建筑。里面的日军受不了强大的火力,向上海法学院逃窜。第五二七团第三连连长陈永水抱着一挺机枪,向逃跑的日军猛射。正在兴头上,被一发子弹击倒。副连长见陈永水牺牲,跑上去接过机枪,继续扫射。

黄梅兴命令方雨章的第五二八团抄近路拦阻逃跑的日军,把日军夹在中间,只用半小时就将他们歼灭。黄梅兴又指挥部队进攻爱国女子大学。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疯狂还击,方雨章团被机枪火力阻挡。黄梅兴命令方雨章派人用炸药摧毁据点,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方雨章皱着眉说:“没有现成的炸药包,只有几箱零散的炸药。”

黄梅兴说:“赶制炸药包!”

官兵们按照黄梅兴的指点,从日军尸体上扒下几条棉裤,扎住两条裤腿,往里面填装炸药,把两头扎紧,再装上导火管。不出一个小时,十几个炸药包做好了。士兵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手抱着炸药包向日军据点冲去。不一会,爆炸声阵阵传来,日军据点土崩瓦解。部队发出呼喊,向爱国女子大学冲锋,和日军肉搏,将他们消灭。

黄梅兴站在阵地前,拿起步话机向孙元良报告,突然飞来一颗炸弹,黄梅兴倒在血泊中。

这天的战斗,黄梅兴旅伤亡一千二百多人,十八位连长战死,黄梅兴阵亡。黄梅兴旅的官兵们体味着血腥味过浓的胜利,沉痛地等待着新任旅长到来。

张治中听到黄梅兴殉国的消息,往桌子上猛击一掌。他知道,他的部队将面临更为残酷的战斗。

张治中曾向蒋介石请求,集中三个师的兵力,突然消灭上海的五千多名日军。蒋介石一直迟疑未决。现在日军有了充分的准备,构筑了坚固的防御,要消灭这股日军已非易事。可以预见,日军的增援部队19日就可抵达上海,抢滩登陆。张治中可以想到,战局的恶化将对中国守军非常不利。

怎么办?堵截日军的增援?不知道日军在哪里登陆。再说,能有多少兵力去堵截日军呢?张治中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战况。蒋介石发出三点指示。第一,力争在日军增援到来之前结束战役;第二,向全国各地调集部队增援上海;第三,请教德国顾问团,如何歼灭现有的五千名日军。

早在三天前,蒋介石已接到军统局长戴笠的密报,日本陆军部和海军部在8月10日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向上海增兵。12日上午,日本内阁批准增兵。当天下午,陆军部和总参谋部提出向上海增兵的方案,要求动员三十万兵力和八万七千匹战马。14日下午,已有两个师团接到命令,在大阪和长崎集中,15日登舰。

半小时后,戴笠又送来一份密报: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谷川清,已于15日第二次向海军部求援,日本海军军令部急令驻中国旅顺口的特别陆战队一千四百多人,和佐世保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一千二百多人,立即开赴上海。

蒋介石连接两份密报,同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紧急磋商,命令罗卓英的第十八军、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第六师和炮兵第十六团开往上海,担任蕴藻浜以北至长江岸边及浏河以东地区作战,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并迅速歼灭原有的五千多名日军。

根据各方面情报,蒋介石预感到淞沪战役规模将会扩大,时间也会延长,投入兵力会逐渐增多,便下令成立大本营,下设六个部。大本营六位部长天天开会研究对策,大幅作战地图上标满了红蓝箭头。他们讨论攻守策略,常常争论不休,通宵达旦。

蒋介石接受了秘书长张群的建议,亲自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原司令长官顾祝同降为副职。长官部从宜兴移到苏州,协调上海的海陆空三军作战。

张治中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找到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向他请教战法。法肯豪森指着地图说:“现在贵军攻击受挫,日军伤亡也很大,时间对双方都很宝贵。他们急切地等待援军,援军一到,他们便可反守为攻。我们必须在大批日军到来前把这股日军歼灭。”

张治中焦急地说:“这我知道,我就是想请教顾问先生,有什么好的战术,可以在短时间内摧毁日军据点。”

法肯豪森握起一只拳头,比画着说:“我建议贵军采取铁拳战术。日军阵地从汇山码头向吴淞路和江湾路曲折延伸,宛如一条长蛇,我们选择一点,用铁拳拦腰一击,斩断蛇的中部,然后打击头尾,分别围歼两部分日军!”

张治中琢磨着铁拳战术如何实施,一时没有吭声。法肯豪森以为张治中心存疑虑,解释道:“这个战术在欧洲十分流行,德军在魏森堡战役、汉诺威战役和兰登堡战役中,靠它取得大胜。”

张治中决定一试。他从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中挑选了五百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每人携带冲锋枪和十枚手榴弹,全队配备三十挺机枪。

后半夜,敢死队整装待发。张治中前来送行,动情地说:“希望你们用生命和鲜血坚决消灭这股日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弟兄们,你们现在先走一步了!”

队长刘宏深举起拳头,带着五百名队员向张治中宣誓:誓死保卫国土,消灭日军!张治中右手用力一挥,大声说:“弟兄们,出发!”

天还没亮,东边的天空飘浮着几朵白云。寂静中,偶尔有几声枪响划破天空,接着又是一片宁静。敢死队小跑步前进,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巷,不出半小时,就到了北四川路交叉的虬江路上。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前沿防线。法肯豪森精心选择了这个突破口。

刘宏深看看手表,正好五点。他猛然摔出一枚手榴弹,大喊一声:“弟兄们,打啊!”

日军兵营马上变成一片火海。刘宏深从地面一跃而起,带领敢死队冲进日军据点,展开惊心动魄的肉搏。火光中人影晃动,刺刀碰撞刺刀,枪托砸击枪托,手榴弹接连爆炸,浓烟淹没了战场。日军一片混乱,喊叫斥骂,你推我搡,跌倒的被践踏,发出惨叫。敢死队扩大战果,向粤东中学和爱国女校等据点一路冲锋,一路扫荡。

刚入伍的新兵张小玉,出发前刚练了两小时刺杀。冲到爱国女校附近的日本据点时,他被一具尸体绊倒,瞥见一名日军正蹲在地上装子弹。他猛扑过去,扑哧一声,把刺刀捅进日军背心。他拔出刺刀,将尸体翻过来,又补了一刀。突然,他觉得两手发麻,望着自己这双手发愣。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敢死队逼近日军司令部了,突然从巷口窜出一队日军骑兵,挥舞军刀向敢死队杀来。队员们躲闪不及,被马队踩死,被军刀砍死。刘宏深也死在日军马蹄下。敢死队失去了指挥,乱成一团。危急时刻,后续部队赶到,上海保安第二团冲过来,用机枪扫射,打退日军骑兵,然后与日军对峙到天黑。

第三中队住在一家木炭店内,中队长吴羽军苦思如何对付日军骑兵。他看到装炭的篓子,联想到家乡用水牛耕田,为了防止耕牛偷吃庄稼,用竹篓套住牛嘴。他突然一拍脑袋,大叫:“有办法了。”

他叫士兵们用麻绳将竹篓穿起来,摆在街中央,把穿在竹篓上的绳子两头系在路两边的电线杆上。他担心日军天亮后发现篓子,放火将竹篓烧毁,决定在拂晓前行动。后半夜,他派出一个班,朝日军据点连甩十几颗手榴弹,造成日军大量伤亡。日军骑兵果然中计,开门出击。攻击队后撤,日军骑兵猛追,闯入吴羽军的竹篓阵,马蹄被竹篓绊倒,人仰马翻。埋伏在路边的保安团抛掷手榴弹,机枪班朝日军开火,十五分钟就全歼这股日军,抓了五名俘虏。

敢死队破了敌阵,消息传开,军心大振,各师仿效。王敬久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由第五二一团团长陈颐鼎率领,由北向南横扫,所向无敌,占领了日本海军操场和海军俱乐部。推进到公大纱厂时,攻势受阻。这里的日军据点全是钢筋水泥结构,炸药炸不垮,平射炮轰不动。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叫何应钦想办法。何应钦想到组建不久的化学兵总队,刚从法国购来十二门抛射炮,可能派得上用场。但是,使用抛射炮很麻烦。先要把圆形底座埋进工事固定,再用电线连接,计算好目标距离,操纵电钮开炮,十二门炮可同时发射。

中国军队没有用过这种新购的武器,何应钦派出两名机械工程师,跟随炮队赶到上海,照说明书操作。指挥员李忍涛带着五十名官兵,将抛射炮抬到虹口公园前面的江湾路,在工程师指导下装置停当。李忍涛下令开炮,谁知操作失误,方向偏差,弹着点距离目标差了五十米。马上修正,再次按下电钮,炮弹正中目标,火光闪耀,日军据点的围墙垮了一大片。但是,据点外围建了五层围墙,抛射炮只炸倒了三层。十二门炮进口时只配有三十六发炮弹,二十五分钟就打完了。

张治中急得叹气,说:“洋顾问的铁拳战术不行了。”

话音刚落,鲍参谋来到:“报告长官,有急电!”说着将电报递给张治中。

这是太仓的江防司令官刘和鼎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电文写道:清晨五点,大批日军在川沙口和狮子林登陆,正向罗店移动。

这件事,在张治中意料之中,但又不愿相信。他看完电报,心急如焚,一时拿不出对策。

率先登陆的日军,是日本上海派遣军藤田进第三师团和山室宗武第十一师团,共计两万多人。为了对付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张治中只有请求南京快速向上海增兵。

同时,他准备调遣各师,包围登陆的日军。但是,日军炸断了通向各师的电话线,命令无法下达。他的命令,只能派人传达。但他没有派出部下,自己带着两个参谋,坐上吉普车,从江湾出发,先向叶家花园王敬久师指挥所奔去。半路上,日机追着他的吉普车扫射。车胎中弹,车子翻到路边沟里,只得弃车步行。到达王敬久的指挥所时,已是8点40分。王敬久刚刚接到兄弟部队打来的电话,说张华浜和蕴藻浜方向发现日军的登陆部队。

王敬久将情况报告张治中。张治中大步走到地图前,沉思半晌。他发现,日军从川沙口和狮子林登陆后,兵分两路,一路向上海市区开进,接应海军陆战队,另一路很可能抢占宁沪铁路。张治中再次向蒋介石求援。

蒋介石得知大批日军在川沙口和狮子林登陆,急得不停踱步。当他停下来的时候,拿起电话向何应钦发布命令。一份份电令飞向各部,接到调令的部队坐车乘船,向上海方向赶去。霍揆彰的湘军第十四师从长沙坐船经南京到上海;俞济时军从陕西南部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第八师则从西安出发;李延年的第二军在武汉登船东行;胡宗南的第一军从甘肃出发;唐式遵的第二十一军从广西赶来;最远的是杨森第二十军,他们接到命令,从四川的重庆和成都,火速赶往上海。

这些部队出发时,驻地老百姓夹道欢送。杨森军在贵阳车站登车时,二十万市民含泪相送,给官兵们送茶水,将煮好的鸡蛋放在他们手上,给他们路上垫饥。妇女们向官兵们送上千针万线做好的布鞋。此情此景,令官兵们动容。

杨森在新闻界举行的欢送会上说:“今天见到那么多民众欢送我们,我流了好几次泪。我是个老军阀了,打了几十年仗,全是中国人打中国人,遭到民众唾骂,实在是没意思,对不起国家和民众。如今我们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与民众站在一起,我代表全军将士,向贵州民众发誓:川军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在激昂的歌声中,杨森接受了两位学生敬献的鲜花。

淞沪战役万众瞩目,全国沸腾,中国所有的交通线,全是军运专车和专船。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声援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

22日,松井石根率领大批日军,企图在上海以北海岸登陆。当天下午,松井石根的指挥舰停泊在长江口的长兴岛附近。他右手拿着报话机,左手指着地图上的上海地名,下达登陆命令:第三师团全速在吴淞登陆,抢占滩头,巩固阵地,向大场、陆行和真如推进,占领宁沪铁路,切断交通。第十一师团在浏河登陆,巩固滩头阵地,全速向罗店和嘉定推进。

松井石根心里盘算着,他的两万军队在这里登陆,一定会引来中国军队阻截。他准备在这里乘机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再向上海市区进攻。

就在这天早晨,宋希濂师增援苦战了六天的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三个师调整进攻方向,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于下一天突破日军阵地纵深,一度攻下汇山码头,有望围歼日本海军陆战队。但是,23日凌晨,松井石根抢先一步到达上海,藤田师团和山室师团在长江南岸的吴淞和张华浜等地强行登陆,向正在攻击日本海军陆战队阵地的中国军队侧翼进攻。冯玉祥和张治中等人紧急研究,决定暂停对市区内日军的攻击,调整兵力,首先堵住登陆的日军。中国军队失掉了一次或许可以扭转战局的机会。

张治中对王敬久说:“现在情况变化太快,拦截登陆日军与围歼海军陆战队必须同时进行。这样吧,你指挥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独立第二十旅、保安总团和教导第二团,歼灭虹口杨树浦一线的海军陆战队,由夏楚中指挥第十一师、第八十七师一个旅和第九十八师,迅速开赴罗店、宝山、杨行和刘行一线,围歼登陆之敌。”

王敬久没有指挥过这么多部队,担心力不胜任,请求张治中收回成命。张治中毫无商量余地,不容他推卸重任。

随后,张治中用电话向各师下达了作战命令。

蒋介石首先指望的是空军。他认为,只有空中打击才能阻挡大批日军登陆。22日这天,扬州机场、广德机场、杭州机场、南京光华门机场和南京句容机场,所有的空军部队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一架架战鹰腾空而起,在吴淞和浏河一带上空轰炸扫射,要将日军歼灭在滩头。扬州机场王天祥的第四大队十八架战机来到长江口,发现三艘航空母舰及无数小汽艇,密如蝗蚁,满载着日本兵全速驶向滩头。空军低空俯冲,来回扫射和投弹,日军死伤无数。

扬州的空军完成任务返航后,南京机场的空军接替轰炸。日军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台湾新竹机场的日军航空队也赶来增援。飞机遮天蔽日,在空中厮杀。围追的,遁逃的,一会儿左翻右滚,一会儿上蹿下冲,各显神通。有的飞机拖着黑烟坠入大海,有的飞机两相碰撞,凌空爆炸。这一天,双方有四百架飞机交战,中国空军在歼灭六十一架日机的同时,损失了七十架飞机。

中国的空军损失巨大,堵截日军登陆的任务,还得由陆军来承担。上海保安总团最先赶到吴淞口,炸毁沿江的码头。二十多艘日舰开过来,在二十多架飞机掩护下,显然要强行登陆。保安总团各种武器对空射击,竟然用小钢炮击中两架飞机。保安总团没有重炮,兵力又少,挡不住如潮水般登岸的日军。他们多次发起冲锋,都如泥牛入海,部队有去无回。保安总团几乎全军覆灭。危急关头,罗卓英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赶到了。部队跑步进入阵地,被黄浦江上的日舰发现,向他们猛烈开火。接着,日军一个中队、一个大队地冲上来,守军顽强抵抗,终因日军兵力太强,只得交替掩护后撤。

第三战区临时将长江南岸守备区扩编为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兼任总司令,在张华浜和蕴藻浜担任阻击,下辖罗卓英军、刘和鼎军、俞济时军及第六师和炮兵第六团,可谓兵力雄厚。从24日到26日,日军陆战队多次在飞机和舰炮掩护下登陆,都被打退,日军伤亡很大。

张治中派遣孙元良师和独立第二十旅攻击虹口方面的日军。又派宋希濂师和王敬久师进攻杨树浦方面的日军。

松井石根的两个师团在张华浜至川沙口一带强行登陆时,张治中的警察总队被迫后退。王敬久师和桂永清教导总队的第二团反复抗击,日军还是在凌晨三点钟攻破了殷行镇,切开了淞沪铁路到殷行镇之间的北面防线。中国军队几次发起反攻,宋希濂师终于在26日下午4点钟夺回殷行镇,暂时稳定了北面防线。

日军在强大的炮火和飞机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部队从海上登陆。第三战区从各守备区抽调部队加强抗击,陈诚集团军负责攻击吴淞镇以南的日军,空军配合作战。陈诚指挥的九个师所面对的日军,是近六个完整的旅团,在炮火和作战技巧方面都占优势。

山室师团第一梯队在川沙口一带登陆后,陈诚集团军刚刚编成,部队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日军迅即攻占了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继而向浏河与宝山进攻。下午,陈诚的部队先后赶到,罗卓英的第十八军协同霍揆彰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第二天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

山室师团后续梯队登陆后,陈诚集团军的反击受阻,双方形成对峙。日军主力向罗店方面反扑,双方开始巷战,罗店数次易手,最后由于守军伤亡过重,罗店被日军夺占。

日军暂时休整了几天。31日凌晨,八架日机突然飞到吴淞江岸,丢下三十多颗照明弹,把守军阵地照得透亮。接踵而来的三十多架轰炸机,把地面炸得翻了个边,摧毁了所有的工事。飞机一走,藤田师团第六十八联队在吴淞登陆,二千多名日军发起冲锋,守军第六师伤亡过重,无法抵抗,不到一小时,日军占领了吴淞。

松井石根为连接和扩大两个师团的登陆场,派出一千多人的部队从狮子林和吴淞两面夹击宝山。守军第九十八师奋力阻击,组织了四道防线。日军夺取宝山不到一小时,第九十八师发起反击,白刃搏斗,重新夺回宝山,双方形成拉锯战,共达十二回合。守军每一次夺回宝山,都付出巨大的代价。

9月2日,二千名日军借着炮火的威力,在宽达两公里多的战线上发起攻击,多次企图包围守军未果。日军往往在白天包围了守军,守军在晚上左冲右突,又冲出了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尸体堆积如山。

9月5日,日军集中三十多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守备宝山的五百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顽强坚守了三天。日军用炮火摧毁城墙,用战车堵击城门,集中海陆空火力轰击,全城燃起烈火,姚子青率领部队同日军巷战,又奋战了两个昼夜,多数官兵壮烈牺牲。中国军队不断派部队增援,结果伤亡巨大。第三战区命令部队改为守势。

这时,日军将两块登陆场连成了一片。陈诚集团军重创了日军,自身严重减员,奉命撤出阵地。张治中集团军则奉命放弃宁沪铁路以东的大部地区。17日,中国军队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和双草墩一线,继续与日军对峙。

松井石根见伤亡与日俱增,两个师团两万多人已伤亡大半,便请陆军部增兵,理由是守军抵抗实在顽强,估计第一线兵力约为十九万,第二线停战区内还有二十七八万,加上中国居民对日军同仇敌忾,不利于日军作战。此外,上海派遣军接济出现困难,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

陆军部对松井石根的要求意见不一。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为首的官僚坚持派兵增援,而作战部长石原莞却持反对意见。他说,日军总兵力为七十三万人,国家小,资源少;而中国的总兵力为二百万,地方大,资源丰富。如果长期打下去,所有日本人参军都打不赢这场战争。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听到两种意见,倾向于杉山元的立场,但他担心说服不了石原莞,便上奏天皇。奏本说:“上海之战有望获胜,但须增兵,拟增派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一○一师团约四万人到上海,并派后备步兵十个大队增援,总计六万兵力。”

裕仁天皇放下奏本,反问载仁亲王:“增派三个师团,是否就能占领上海?”

载仁说:“不仅可以占领上海,还能占领南京!”

天皇需要的是胜利。他批准了增兵计划。日军总参谋部又增调野战重炮第五旅团及独立野炮第十五联队、独立工兵第十二联队和第三飞行团开赴上海,统归松井石根指挥。

松井石根得意了。日军在上海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万人。增援的三个师团开到上海,他便发起全面总攻,战线北起浏河,南到高桥,采取宽正面突破。中国新增援的六个师全是桂系部队,由白崇禧指挥,迎着日军的坦克和大炮冲锋,并不讲究战术,全当了日军的活靶子。一颗炮弹爆炸,死伤就有二三十人。六个师上去,半天就没有了。

9月底,日军加强兵力,向守军防线发起猛攻,突破了几处阵地。陈诚的左翼作战军逐渐后撤,守军防线整体已经变形。日军继续向蕴藻浜方向猛攻,牛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较重,第三战区马上派新调来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增援。

10月的第一天,日本陆海空军发起新的攻击。第三战区担心日军突破大场,威胁中央作战军的侧翼,组织了一次反攻。陈诚集团军、薛岳第十九集团军和廖磊集团军是反攻的主力,重点反攻蕴藻浜方向。

中国守军接连苦战了两个月,素质较好的老兵伤亡巨大,各部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发起反攻之后,很快被日军各个击破。没几天,日军就突破了蕴藻浜,蒋介石急调廖磊集团军十个师加入中央军序列,动用其中的三个师从大场附近向南路日军反击,另派左翼军的四个团在广福南侧向北路日军反击,都没能突破日军阵地。

10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将侵华战争的主攻方向从华北转向上海方面,急忙从华北、东北和日本国内抽调部队,组建了第十军增援上海的日军。

22日,日军集中三个师团进攻廖磊集团军,在庙行和陈家行之间突破守军阵地,向庙行和大场发起猛攻。孙立人的税警第四团驻守大场镇,日军连攻四天,发现税警第四团是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孙立人对士兵们说:“你们好好把握住机会来杀这些攻打我们的万恶敌人。可是日本人在火力上比我们强,我们必须以谋取胜,切不可鲁莽而作无谓的牺牲。”

日军的炮击和轰炸极为猛烈,税警团的士兵们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击,仍然无法前进,伤亡枕藉,最后还是后撤驻守。

同一天,宋美龄乘车赶往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将士。日军得到情报,集中炮击和飞机轰炸。汽车司机为了躲避炮火,以接近一百公里的时速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疾驶,一个急转弯,汽车翻入水沟。宋美龄肋骨骨折,和她同车的蒋介石顾问端纳也受伤。宋美龄跛着脚走进一家农舍,洗洗脸,擦净了衣服,按时会见了前线官兵。

从8月底到10月底,罗店是中国军队和日军反复绞杀的战场,小小的罗店镇成为吞噬双方兵力的“血肉磨房”。

罗店是宝山县的一个大镇。清朝末年,这里有七百多家店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向南可达刘行和大场,威胁张华浜和蕴藻浜,向西可到嘉定和安亭,威胁宁沪铁路线。松井石根认为,控制了罗店,就掌握了淞沪战役的主动权。松井石根爱搞重点突破,决定将战场的重心转移到罗店。

8月27日,藤田进师团向罗店推进。日军这一企图,很快被张治中发现。他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占领了罗店,就会侧击我军后背,达到迂回包围我军的战略目的。他建议派重兵防守罗店。

蒋介石回电:“建议甚好,照此办理。”

张治中命令彭善师和第九十八师迅速赶赴罗店,把日军挤走。彭善率领两个团赶去,发现日军刚到,正在埋锅烧饭。彭善一挥手,两个团向日军冲去,毙伤日军四百多人,其余日军仓皇溃逃。张治中闻讯,兴奋地说道:“你们打得好,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又叮嘱道:“日军一定会再来争夺,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彭善当晚便发动部队开挖交通壕。天气炎热,官兵们挥着铁锹和洋镐,高呼着号子,挖刨着泥土。彭善到各营指导,叫大家把战壕挖成“之”字形,便于隐蔽。

第六十七师刚从苏州开到宝山,张治中便派他们增援罗店。至9月5日,全国各地有二十二个师赶到上海。为便于调配,蒋介石调整了指挥关系,宝山以北的防区全归陈诚负责。原归张治中指挥的罗卓英军也划给了陈诚。第三战区长官部设在宜兴。

陈诚视察了罗店阵地,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重新划分了各师的防区:彭善师和第九十八师负责罗店至嘉定和砖瓦厂一线,第六十七师负责罗店至浏河一线。刚刚部署完毕,日军山室师团一个联队就从石洞口和小川沙登陆了。日军经束里桥,在飞机掩护下向罗店发起攻击。彭善指挥两个团顽强阻击,从中午打到天黑,整整打了八个小时,双方多次白刃格斗,日军伤亡过半,仓皇逃窜。

彭善估计日军退却后,当晚不会进攻,除留一个营监视日军外,其余部队撤到徐行休整。但是,彭善错了。日军稍稍休整,半夜11点又向罗店发起进攻。守军一个营在暴雨般的炮弹和炸弹攻击下,死死坚守。战斗进行一小时,陈诚接到报告,派第六十七师第二○一旅从浏河赶去增援。战到拂晓,松井石根向罗店增派两个联队。日军依仗强大火力,疯狂地组织了五次进攻。战到上午九点,罗店失守。

蒋介石听到罗店失守,急忙给罗卓英打电话:“如果不在中午以前夺回罗店,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罗卓英把压力施加给部下,命令彭善师、第九十八师在中午以前夺回罗店,第六十七师在罗店以北配合进攻。

罗店镇只有三平方公里,四周多为小河和水塘,容纳不了三个师的兵力。罗卓英命令三个师各派两个营,轮番冲锋,师长要在第一线督战。他说:“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后退者枪毙!”

9月26日上午7点,日军两个联队对罗店再次发动攻击,彭善师和第六十七师各两个营发起冲锋,彭善在后面挥舞大刀督战,见到士兵后退,便挥刀砍下去,还高声喊叫:“后退者格杀勿论!顶住,给我顶住!”

双方在罗店东边迎头相撞,很快绞杀成一团。喊杀声、惨叫声、枪械的撞击声响成一片。彭善为了迅速解决战斗,把预备队调上来。日军在中国军队猛攻之下,渐渐不支,前面的部队被分割包围,后面的部队掉头溃逃。不到十分钟,彭善师歼灭了包围圈内的日军。彭善命令部队打扫战场,休整待命。谁知,日军步兵后退了,炮兵接着攻击,中国官兵纷纷中弹,伤亡大半,团长李维藩和第二营营长魏汝谋负伤,第一营营长张培甫阵亡。

日军炮袭过后,步兵发起冲锋,守军官兵伤亡太大,无力反击,罗店再次落入日军手中。

罗卓英心急如焚,下死令叫彭善在三小时内夺回罗店。彭善满脸尘土,急匆匆来到第一一○旅,对旅长蔡炳炎说:“刚才罗军长来电话,要我们在三小时内拿下罗店,否则叫我开枪自杀。你看怎么办?”

蔡炳炎明白这话的分量。但是,部队伤亡巨大,要想夺回罗店,实在太难。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骂道:“他娘的,这仗打得太苦了,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怎么个打法?”

彭善说:“反正全师弟兄都得死在这鬼地方,你就带着弟兄们出击吧。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快告诉我,如果你回不来,我负责照顾你家的一切。”

彭善要蔡炳炎拼死夺回罗店,蔡炳炎紧握拳头大声回答:“师座,战死也是死,自杀也是死,反正是一个死字,不如和小日军拼个鱼死网破。我家里的事就别提了,再大也是小事,国亡了,家就完了。我今天豁出去了,不是敌生我死,就是敌死我生!”说罢,一挥手,带着两个营,向罗店冲去。

经过两小时生死搏杀,罗店又回到了守军手中。战斗结束,蔡炳炎松了一口气,突然飞来一颗炮弹,炸死了一大片官兵,蔡炳炎倒在血泊之中,壮烈殉国。继黄梅兴之后,他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牺牲的第二位将军。

张治中和蔡炳炎很熟,惊闻这个勇敢的安徽人在罗店阵亡,不由泪流两颊。悲痛之时,为他作词一首,寄托哀思:

满庭芳 缅怀蔡炳炎 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离乡从军,纵马横刀十余年,尽心尽职。淞沪战役挺身出,高举抗日救国旗。罗店战身先士卒,功德传后世。

这时,日军第三批增援部队从川沙口登陆,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罗店推进,再一次占领罗店。陈诚同罗卓英商量,命令能攻善守的湘军第十四师增援罗店。他们从长沙出发,乘车坐船来到苏州。师长霍揆章和参谋长郭汝瑰都认为,部队都是湖南人,从未来过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想趁此机会放假一天,让官兵们去看看苏州的名胜古迹。谁知放假通知刚下达,官兵们兴奋不已,正要上街,陈诚的电话到了,命令他们在两小时内赶到罗店。

官兵们只好背起行囊,继续急行军。霍揆彰和郭汝瑰认为,日军刚到罗店,立足未稳,情况不明,立即向日军发起攻击,取胜的可能性大,决定派第四十二旅的高魁元第八十三团担任主攻,第七十九团迂回到日军背后,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彻底歼灭这股日军。陈诚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命令第六十七师和彭善师各派一个旅协同作战。

天一黑,高魁元指挥部队发起进攻,因部队刚到,地形不熟,走出不远,被河流挡住去路,好不容易找到一座过河的小桥,没想到日军正守候在桥边。高魁元因在明处,日军躲在暗处发射机枪,许多官兵糊里糊涂倒在日军枪口下。高魁元团被封锁在桥边,无法接近罗店。

第七十九团顺利地迂回到日军后背,冲进罗店以北的日军驻地,击毙了两名日军指挥官,缴获了一大堆枪支弹药。他们进攻时走过了一座浮桥,返回时浮桥被日军炸毁了,近千名日军把他们包围在河边,逼得官兵们纷纷跳河。那些不会游水的官兵,葬身在无情的河水中。

高魁元团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彭善师乘虚占领了罗店以北,第六十七师进占罗店。下午,日军天谷支队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傍晚又把罗店夺去。双方为了争夺小小的罗店,伤亡惨重,各死亡九千多人,整个罗店血流成河,遍地尸体。

陈诚和罗卓英为了减少伤亡,让部队喘息,决定将部队后撤五公里。报告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回电:“罗店至关重要,必须限期占领。要求将士有进无退,有我无敌,不成功便成仁!”

陈诚和罗卓英接到电报,知道蒋介石是非夺下罗店不可,再也不敢对他提“后撤”二字。他们组织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师和第六十七师共五个师的兵力,进行顽强反击。连战两天,未获成功。到了10月4日,蒋介石大发雷霆,给他们冷冷地甩下一句话:“今天如果夺不回罗店,师以上军官统统就地处决!”

中外记者蜂拥罗店前线,采集最新消息,一时间,罗店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老百姓碰到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罗店。这个说:“罗店被日军占领了!”那个说:“你的消息过时了,我们已经夺回来了!”另一个人说:“不对!最新消息:罗店又到了日军手中。”有人摇头叹息:“唉,日军对罗店势在必得,今天不占,明天一定会占。”很多人信心十足地反驳:“不对,我们今天夺不回罗店,明天一定会夺回!”

蒋介石的命令传到前线,夺回罗店的重任还是交给湘军第十四师。

郭汝瑰知道上级对此战务求必胜,只有以死相拼了。他写下遗书,交给霍揆彰,卷起袖子对他说:“这是我的遗书,我马上带两个团去,拿不下罗店我不回来见你了,请将遗书交给我的家人。”

他指挥部队一阵风似的冲到罗店以北,遭到日军猛烈炮火的拦击。团长问他怎么办,他一跺脚,说:“还能怎么办?前面就是地狱也要去!”

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接近罗店时,第八十三团的官兵只剩下十二个人了。郭汝瑰指挥他们一口气冲到罗店镇中心。傍晚,罗店终于被他们拿下。霍揆彰望望损失惨重的部队,对郭汝瑰说:“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样下去,我这个师长就成光杆司令了。”

霍揆彰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罗店争夺战一直坚持到10月底,双方死伤两万多人,日军称罗店为“血肉磨坊”,一点也不过分。

庙行和大场失守以后,苏州河北岸的中央军腹背受敌,只得放弃北站和江湾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孙元良师第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第一营四百五十名官兵,对外号称八百人,在10月26日进驻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谢晋元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日军在27日发现这里还有中国守军,大吃一惊,连忙调重兵发起猛攻。29日,日军狂妄地宣称:“苏州河以北地区全部占领,敌人消灭净尽。”然而就在当天,谢晋元的部队粉碎了日军的第六次进攻。

四行仓库的东面和南面都是外国租界。这天晚上,女童子军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将一面国旗送到“八百壮士”阵地上。当时,四行仓库所在的闸北地区,已全被日军占领,到处悬挂着血腥的太阳旗。战火中的上海军民,看到中国国旗在七层楼的四行仓库屋顶飘扬,激动得热泪盈眶。

谢晋元对战士们说:“弟兄们!我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打敌人!”他们孤军奋战四昼夜,击退了日军飞机、坦克和大炮掩护下的几十次进攻。当时有人编了一首《八百壮士之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飘扬!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我们行动有力,我们志气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那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30日,孙元良师参谋长张柏亭向谢晋元转达蒋介石下达的撤退命令。同一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31日,谢晋元率领第一营官兵挥泪撤退到租界里,受到市民夹道欢迎。

谢晋元后来一直被困在租界的孤军营里,1941年被日军收买的四名叛兵杀害。上海各界几十万民众举行吊唁,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再说,日军派到上海增援的第十军,由柳川平助中将率领三个师团和国崎支队,突然在杭州湾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实施迂回包围。当时,杭州湾北岸的守军大部已调去支援上海市区作战,只有第六十三师的少数部队守备,对日军的进攻猝不及防。

这股日军占领沿海地段以后,马上派谷寿夫的第六师团进攻松江和闵行,派中岛贞雄的第十八师团进攻金山和广陈。第三战区急调第六十二师和第七十九师分别阻击日军这两个师团,都被日军击退。日军占领金山的第二天,日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合编为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企图迅速包围上海的中国守军。

日军已经迂回到守军的右后侧翼。在上海战场苦战了三个月的守军,开始向吴福线方向溃退。张治中集团军和薛岳集团军下辖的部队,沿京沪线两侧撤退时,遭到日军飞机不分昼夜的轰炸,部队联络中断,乱成一团,幸好有罗卓英集团军和廖磊集团军在新泾河西岸固守,战区主力才得以后撤。

两个集团军完成掩护任务以后,后撤到太湖西南的孝丰和宁国一带。日军在淞沪正面向守军追击,另派三个师团沿宁杭国道西进,先后攻陷平湖镇和嘉兴,并向吴兴推进。周祖晃的第七军在吴兴阻击日军。刘湘的第二十三集团军刚到战区,大约有六个师的兵力,其中约五个师立即开往广德策应。

周祖晃军阻击日军谷寿夫师团的主力,几天后难以抵挡,退守孝丰和宁国附近。刘湘集团军在长兴和广德一带掩护锡澄线后撤的守军,将追击的日军抵挡了十天之久,再也无法支撑。这时,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12月初,守军退守宁国一带,这一次淞沪会战就此结束。

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日本的华中方面军,编成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下辖近十个师团的兵力,共约二十八万人,动用军舰三十多艘,飞机五百多架,坦克三百多辆,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部队,总计兵力约七十多个师,海军舰艇约四十艘,空军飞机二百五十架,投入这次战役。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日军拼搏,毙伤日军四万多人。淞沪守军浴血奋战,使日军被迫将战略主攻方向转向华东,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为中国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4、南口阻击战,光荣的一页

在北平激战的时候,驻守天津的宋哲元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偕同天津保安警察部队,向日本驻天津各机关和租界发动进攻。李文田和副指挥刘家鸾等人发出通电:“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

中国军队一度攻占了北仓飞机场和日军驻守的车站,逼近日租界的海光寺营房。日军增援部队很快赶到,在战车和飞机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总车站和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寡不敌众,血战一昼夜后,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

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派部分兵力南下,在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展开,等待国内援军到达,进攻华北内地。8月5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日军正式编成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任司令官,下辖两个军,八个师团,十七个旅团,一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他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两个支队,共约三十七万人。

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一部向平绥铁路东段的张家口和南口地区集中,准备迎击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派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向保定和石家庄一线集结,其中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在琉璃河与马头镇地区展开防御,准备迎击北平方向日军的南攻;派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路北段地区展开,准备迎击天津方向南下的日军。两个战区共六个集团军,二十四个军,五十三个师另二十一个旅,还有其他部队,约六十万人。

在平绥铁路沿线,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在8月7日早晨全部进入南口地区阵地,第二天和日军展开前哨战。

香月清司的中国驻屯军焦急地等待着与中国军队进行华北决战,而关东军则奉命进攻内蒙境内和长城以南地区。香月清司见关东军抢先动手,也对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战略腹背发动进攻。香月的企图,一方面是想解除受到中国军队夹击的威胁,另一方面是想阻止关东军扩大战区抢功。他命令坂井德太郎的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在11日向南口展开攻击,并以飞机、大炮和坦克提供火力支援。汤恩伯军第八十九师在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顽强抵抗,第二天退守长城要隘居庸关和八达岭一线主阵地。

13日,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经过平西山地增援南口。由于汤恩伯军已经学会了对付日军在空中掩护下的进攻,又抢先控制了地形险峻的南口一带要地,把握了战场优势,发起主动灵活的逆袭战,打得坂井旅团转攻为守。坂井旅团攻不下汤恩伯军的阵地,反而受困待援。香月接到战报,大吃一惊,他的部队刚刚打败宋哲元的部队,建立了无往不胜的形象,经不起失败的挫折。他立刻派出精锐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于16日驰援坂井旅团。

17日,板垣师团一部占领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一三九○高地,主力向守军右翼镇边城迂回,严重威胁守军阵地。18日,傅作义奉命率部增援怀来,第二天与日军争夺空前激烈,反复冲杀,守军一天之内就伤亡一千二百多人。日军突入居庸关南门,又被守军击退。

香月没有料到,汤恩伯军越战越勇,尽管板垣师团在火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守军将士不肯后退一步,板垣师团的攻势进展非常缓慢。19日,汤恩伯下令调整部署,将得胜关、居庸关和镇边城一带划分为三个固守区,由第八十九师、第二十一师、第四师和第七十二师一部分别固守。

正在这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组成了察哈尔派遣兵团,在20日从内蒙的多伦入侵平绥铁路沿线,准备截断汤恩伯军的补给线,并控制整个内蒙,因此华北战线的抗战,首先在平绥一线展开。傅作义奉命率两个旅从下花园回援张家口。北上增援的卫立煌部于21日推进到门头沟西北三十公里的傅家台和千军台一线,日军谷寿夫第六师团牛岛支队已占领阻击阵地。卫立煌的部队前进受阻,侧后又受到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威胁,于是采取守势。

中国守军和援军被日军隔断,陈长捷的第七十二师各部在长城峪、灰岭子和镇边城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孤立无援,日军在23日攻占了镇边城。板垣命令部队施放毒气,香月又调派关龟治第二混成旅团支援板垣师团,于是在南口发生更激烈的血战。华北驻屯军又调来飞机、重炮和坦克等攻坚重兵。日军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怀来,一路向东北方向包抄长城正面守军前沿阵地。两军血战八昼夜,到24日,汤恩伯军伤亡过半,仍然守住了居庸关到八达岭一线的战略高地。

但是,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兵团在这时顺利突破了察哈尔的长城防线,攻占了平绥铁路的重要车站张家口等地,威胁到汤恩伯军补给线的安全。蒋介石电令在河北中部布防的卫立煌集团军设法绕道山西和察哈尔边界,驰援汤恩伯军。可惜援军进展缓慢,无法如期赶到。傅作义和刘汝明的部队在察哈尔和山西边境所设的防线,已被东条英机的部队突破,汤恩伯军为了避免被日军包围,27日奉命从南口一带战略要地撤退。

日本中国驻屯军先后占领怀来和延庆,打通了平绥铁路,与关东军会师。南口战役结束。

对于南口战役,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中日两军在南口激战时,东条英机兵团趁势向张家口方向发动攻击。20日夜里,关龟治旅团从张北的二台出发,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御,占领了神威台。22日,日军乘胜进攻旧万全,中国守军第一四三师进行抵抗后,于第二天退守张家口西南和平绥线上的孔家庄一线高地。

日军占领了旧万全,继续向孔家庄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曾给予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转取守势。经过三昼夜激战,日军占领了孔家庄,切断了平绥路。这时,东援南口的傅作义立即率领两个旅赶回张家口,组织固守城垣并反击日军,但未能抑制日军的攻势。

26日以后,整个战局严重恶化,第八十六军军长刘汝明在7日命令部队向洋河南岸撤退,张家口沦陷。日军左翼的大泉支队于20日从沽源开始南进,26日占领独石口以西的三间房。27日,又占领宣化,与从张家口东进的关龟治旅团会合。29日,板垣师团也推进到宣化。至此,进攻平绥路东段的两支日军会合。与此同时,酒井镐次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占领了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中国第二战区平西守军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分头向天镇和蔚县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南口和张家口,板垣师团在怀来和下花园之间集结;东条英机兵团集结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宣化和柴沟堡地区。9月6日,板垣师团根据方面军指令,分三路向南推进,企图赶到蔚县附近。刘汝明军防守蔚县,还没见到日军就向后撤。汤恩伯急令高桂滋的第十七军从广灵速派一个团去蔚县增防。这个团还没到达蔚县,板垣师团就已抢先入城。随后,日军在14日攻陷广灵,16日夺得涞源,20日攻占灵丘,准备在突破长城线以后,参加保定会战。

在板垣师团南下的同时,关东军派遣兵团出动两个旅团以上的兵力,在伪蒙骑兵九个师协同下,于9月6日向驻守天镇的第六十一师第二九九团发起强攻,守军孤军奋战,坚守了一个星期,在11日撤出阵地。日军攻占天镇以后,立即进逼大同。大同守军在13日弃城,日军不战而占大同。随后,日军攻占了大同北面的丰镇和绥东重镇平地泉,继续向西进攻,同一天占领绥远省会归绥,16日又占领包头。平绥线作战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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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帅:这次必须打出威风来!

广灵和灵丘的失守,凸显出平型关的重要。中国军队撤退到平型关一线,扼守日军从灵丘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9月22日,板垣师团先头部队到达平型关,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第二天,板垣的主力赶到,向公路两侧高地进攻。高地上的中国守军只有两个连,经过一夜苦战,全部牺牲。

24日,傅作义率领两个旅赶到平型关,与日军激战一整天,伤亡惨重,丢失了几个高地。第二天拂晓,傅作义组织反击,恰遇日军发动进攻,反击部队无法前进,反被日军击退,团城口、鹞子涧等险要阵地被日军占领。激战到中午,陈长捷师赶到,中国军队趁势再次反击,夺回鹞子涧等高地。

这段时间,林彪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第三四三旅进抵大营镇,迅速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的情况。

平型关,是恒山和太行山交接处形成的门户。两山夹谷,纵贯一条通道,就是蔚县至代县的公路。它从灵丘城伸出,沿唐河河谷西行二十公里,经东河南镇,在蔡家峪村脱开河谷,转向西南平型关山区;再前行两公里,从小寨村入狭沟,到老爷庙出口,全长四公里,沟深十到三十米,宽十到二十米。从灵丘到平型关这三十公里的路段,分为三种地形:灵丘城至蔡家峪村的二十公里是河谷川道;从蔡家峪村开始,有两公里路段的地形变得复杂,尤其是小寨至老爷庙的四公里路段非常险要;老爷庙至平型关的四公里路段,地形又变得开阔。显然,小寨至老爷庙的四公里,非常适合打伏击。这一带地形狭长,进入的部队和火器都无法展开,攻守两难,如同钻进风箱里的老鼠。

林彪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随后,他又带人来察看这一段地形,发现关沟至东河南镇十三公里的地段,沟深路窄,地形非常险要,两侧高地便于隐蔽兵力、发扬火力和展开突击,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种种情报向林彪表明:日军骄横狂妄,疏于戒备,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设伏,出其不意,歼灭从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是完全可行的。他命令陈光的第三四三旅从大营镇前进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前准备;同时命令正在沿同蒲路北上的第三四四旅迅速向平型关地区靠拢。

22日,板垣师团三浦敏事的步兵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占领了东泡池地区。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和灵丘之间机动,侧击这股日军。

同一天,聂荣臻带领徐海东的第三四四旅赶到上寨。他对林彪说,部队都上来了,要林彪谈一谈敌情和备战情况。林彪告诉他:日军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随后,林彪摊开地图,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做了介绍,征询聂荣臻的看法。聂荣臻同意在这里打一仗。他说:“在这里居高临下,伏击敌人,是很便宜的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次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这样,平型关作战的初步方案大致确定下来。但是,第一一五师来不及向上级报告,只能由前线指挥员定夺了。

第一一五师的作战方案,本来没有必要向阎锡山通报。当时八路军划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但中共有言在先,八路军的行动是“独立自主”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的行动,用不着跟阎锡山打招呼,阎锡山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与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或者由八路军总部转达。不过,这是国共军队第一次共同抗日,出于礼貌,林彪还是派人把作战计划通报了阎锡山手下的第三十三军军长孙楚。

林彪和聂荣臻于23日在上寨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林彪讲了师部的决心,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在灵丘和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日军后方,牵制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命令陈光旅的两个团担任主攻,徐海东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为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日军以猛烈打击。会议结束后,师部率主力于当晚开进平型关以东的冉庄和东长城村地域。

24日,第二战区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给林彪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以第七十一师加上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同一天,第一一五师的主要指挥员在林彪和聂荣臻带领下,再次勘察平型关地区,确定了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地形,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歼灭从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勘察过程中,更加详细地规划了兵力部署,明确了各部队的具体任务。

他们决定,陈光旅第六八六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的日军,然后向东泡池方向发展进攻;第六八五团占领老爷庙南面至关沟地域,阻击东泡池的日军回援,然后协同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队,夹击东泡池日军;徐海东旅第六八七团占领西村、蔡家峪和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从灵丘和浑源方向过来增援的日军;第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

打伏击是林彪的拿手好戏。他在红军长征途中多次组织伏击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没少吃红一军团的苦头。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对林彪的一个评价是“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现在林彪要在这里伏击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

林彪的兵力部署,目的是拦截日军先头,切断日军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他保证了伏击日军时在兵力上拥有优势,又部署了足够的兵力阻击日军增援。为隐蔽行动企图,发挥作战突然性,第一一五师首长决定各部队当晚进入伏击阵地,命令陈光旅在0点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徐海东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24日夜,部队开始向作战地域运动。为了隐蔽,大多数部队都选择了最难走的羊肠小道。当晚,天空中乌云密布,越来越浓,天越来越黑,黑得像是罩了口锅。不一会儿,瓢泼大雨下了起来。战士们没有雨具,身上的灰布单军装被浇得透湿。

大雨如注,狂风不止,天黑路滑,部队行动十分困难。参战人员不仅成了“水人”,而且变成了“泥人”。山洪暴发更可怕,有些部队要越过河谷,平时河谷没有水,一旦下起大雨,很快就会浪涛奔腾。当晚雨很大,河水很快就齐胸深了。战士们奋不顾身,跳进河水,洪水太急,把一些战士卷走了。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老战士,对日军作战是他们多年的宿愿,然而眼看就要面对面打日本人了,却被洪水夺去了生命。

任何军队作战,都无法避免非战斗减员。这些战士却是在战斗前几个小时死于非命,实在令人惋惜。

第一一五师也有工兵营,可以架桥。但是水势凶猛,大雨滂沱,短期内很难完成。战士们只好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一条人链,强行渡河。如果洪水不大,这个办法行得通。可是,最后出发的徐海东旅部分部队,就被大洪水拦住了。聂荣臻看到许多性急的战士被洪水冲走,就和林彪商量,建议徐海东旅已过河的一部分做预备队,没过来的就不再强渡,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这个意见。

天亮前,杨得志和陈正湘率领的第六八五团与李天佑和杨勇率领的第六八六团,按计划占领了预定伏击阵地,迅速完成了伏击准备。

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23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东面开进。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与日军遭遇,击毙三百多名日军,为平型关战斗开了个好头。

25日,天刚蒙蒙亮,板垣师团三浦旅团的后卫部队乘坐一百多辆汽车,携带两百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约两千多人,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一字前行。

第一一五师的战士们,在伏击阵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公路。经过一夜冒雨行军,他们非常劳累,但谁也没有困意。大战之前的紧张和兴奋,弥漫在阵地上。他们先是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马达声,接着就隐隐约约地看到日军汽车的影子。汽车越来越近,这才发现后面还有一大溜马车。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太阳旗,坐着几十个日本兵,头戴闪光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带刺刀的步枪抱在怀里。这些军人装备精良,侵华以来很少遇到有力的抵抗。他们得到的都是东京发来的贺电,上级颁发的嘉奖。他们在车上指手划脚,叽哩哇啦地交谈。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旁若无人,不可一世。

这就是板垣征四郎的部队。板垣算得上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在日军中很有些名气。他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路线,是因为他知道,这里是山西与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中国守军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板垣的部队在这里疏于防备。

战士们瞪大了双眼,看着进入伏击地域的日军。北上抗日,是八路军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日本人,几乎每个人都瞪大眼睛,想把东洋的对手看个清楚。以前心里总是想:“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下他们看清了,原来日本人的长相与中国人差别不大,没有三头六臂,但是据说很能打仗。大敌当前,战士们上好刺刀,在枪膛里压满子弹,机枪射手们已经瞄准了目标,只等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七点左右,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道路泥泞,日军的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行动十分缓慢。第一一五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并乘日军混乱发起冲击。日军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着火,后边的汽车、大车和骡马挤在一起,走不动了。日军被突如其来的伏击打晕了,跳下车四处散开。他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白天遇上这样猛烈的打击。

日军精锐三浦旅团的惊慌失措很快就过去了。这些经过长时间训练的日军官兵,本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从最初的懵懂中清醒过来,像一头伤口初愈的猛兽,恢复了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指挥官举起军刀扯破嗓子嚎叫,躲在汽车下面的士兵爬了出来,拼命往山上攀登。

执行拦头和侧击任务的是杨得志的第六八五团。这个团原是红军主力部队,下辖的三个营都有光荣战史。第一营是朱德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第二营是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第三营是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的底子。许多战士都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第一营营长刘正、第二营营长曾国华和第三营营长梁兴初,都是红军干部,当过团一级的领导。

当日军进入伏击地域后,杨得志团迎头截击,首先打乱了日军队形。日军清醒过来,拼命地想占领制高点。杨得志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正已指挥第一营把公路上的日军切成了几段。他接到命令后,马上指挥第一连和第三连向公路边上的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日军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第一营的两个连队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股日军大部分消灭。第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日军抢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冲向山头时负伤,第一排排长主动代替指挥。他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日军重新逼回沟底。

正当杨得志团与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但双方部队交错,日机无法扫射和投弹,只好飞走。

最激烈的白刃战在杨得志团曾国华营和梁兴初营的阵地上展开。曾国华营第五连连长曾贤生,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他自己作战真是够猛的,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日军突击。二十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二十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十多名日军。他浑身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向他逼近,他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连指导员也身负重伤,仍在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老战士接替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三十多人,还是顽强地打击日军。

梁兴初营的第九连和第十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依然勇敢地与日军拼杀,一以当十,子弹没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日军抱在一团扭打,或者用石块将日本兵的脑袋砸碎。

李天佑团是侧击的主力。据李天佑战后回忆,他们团几乎与杨得志团同时展开攻击,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日军打得人仰马翻。正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个参谋大声招呼李天佑:

“团长!团长!师指挥所通知,要你去一趟!”

“师首长要我去?好。”

当时第一一五师有两个指挥所,林彪和聂荣臻各负责一个。李天佑去的是林彪的指挥所,就在李天佑团右后侧的山坡上,距离约五百米。李天佑一路跑步过去,到师指挥所一看,林彪等人都在,气氛也不是很紧张,李天佑就放心一些。林彪对他说:“沉着些。敌人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就结束的。”然后,又指着硝烟滚滚的战常旱:“看到了吗?敌人很顽强。”

顺着林彪手指的方向望去,公路上的日军正在凭借汽车屏障顽抗,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随后,林彪又说:“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看!有几个鬼子正往老爷庙爬呢!”李天佑有些着急了。

“是啊!你们动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明白了!”

“好,去吧,要狠狠地打!”

李天佑回到团里,战斗更加激烈了。他传达了师长的指示。随后,除李天佑以外,几位团领导都下到营里去。李天佑命令右侧山上的第三营向老爷庙冲击。

山谷中,杀声震天。八路军勇猛地向公路冲击。日军确实凶狠,枪法也准。他们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机枪打得嘎嘎响。李天佑在望远镜里看到,八路军的火力压不住日军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倒下。官兵们还是前仆后继地冲锋。日军也不示弱,一部分日军不久便占领了老爷庙,形势对李天佑团十分不利。

攻击继续进行,八路军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军人随时准备着牺牲,紧急关头更不能退缩。李天佑咬咬牙,再次下令:“三营长,不要怕伤亡!猛冲,一定要拿下老爷庙!”“是!保证完成任务!”周海宾坚定地回答。

“老李,指挥所交给你,我跟三营一起上去。”刚刚回到团部的杨勇对李天佑说,随后便与周海宾营一起向老爷庙方向冲去。李天佑则组织侧翼连队加紧攻击,吸引日军火力,支援第三营冲锋。

山沟里硝烟弥漫,响声震耳欲聋。周海宾营的官兵们钻进烟雾,往前跑,往前爬,往前滚,终于冲上了公路,同日军白刃格斗。枪托上下飞舞,大刀寒光闪闪。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勇拚杀。

在周海宾营向老爷庙日军发动进攻的同时,李天佑又命令第十二连副连长王培根带领一个排,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小土地庙,控制有利位置,打击后面跟进的日军大车队。王培根带着第三排冲过去,占领了小土地庙,截住了老爷庙至兴庄的八十多辆大车。

李天佑团正在激战,有人报告团部,周海宾营伤亡很大,冲上公路后,第九连的军官差不多打光了,全连只剩下十多人。李天佑当即打电话问周海宾:“你们怎么样?还能打吗?”

“保证完成任务!”周海宾还是那句话。

日军虽然作战顽强,但似乎不大明白山地作战的特点,除了用一小股兵力抢占老爷庙外,其他大部分日军始终挤在公路上顽抗。李天佑团的部分兵力冲过公路,直奔西侧的老爷庙。这样,在第二营的积极支援下,周海宾营终于占领了老爷庙制高点。

就在这时,杨勇突然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袭来,把他冲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可左臂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身后的通信员惊叫道:“政委,你挂花了!”

“别喊,这点小伤算什么!”杨勇对通信员说。卫生员过来给杨勇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他又站在指挥位置上。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三次受伤。

李天佑团占领了老爷庙,从公路两侧居高临下,打得日军无处躲藏。这时,日军指挥官才猛醒过来,发现自己战术上失误,挥刀喊叫着,指挥部队争夺老爷庙。但是,双方处于近战胶着状态,日军的大炮和骑兵全都失去了作用,火力优势发挥不了,只有穿着皮鞋的步兵成群地往上爬,在八路军的火力下伤亡。

日军冲上来,马上垮下去。再冲上来,又垮下去。

日军一次又一次冲击,在老爷庙下面集结的日军越来越多,足有五六百人。这时,日军飞机飞来,低空盘旋,寻找机会。但交战双方靠得太近,日机不敢轻易投弹。

战斗进行到下午一点,张天云的第六八七团从日军后面攻上来,日军后部顿时乱了。原来,张天云团将日军后尾部队分割包围在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抢占了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被分割的日军企图向北逃窜,被张天云团歼灭在蔡家峪东北。随后,张天云团转而南下,配合陈光旅战斗。林彪看到全面攻击的时机到了,发出总攻命令。占据公路两侧的部队迅速发起冲击。

先期进占东泡池的日军一部,回援老爷庙和小寨村的日军,被杨得志团阻截。板垣急令蔚县和涞源的日军部队增援平型关,又被杨成武的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在灵丘北面和东面,并在灵丘东面的腰站毙伤三百多人。被围日军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再次猛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也未能得逞。李天佑团集中全力,在两翼部队协同下,歼灭了被围的日军。一点多,战斗以八路军胜利而告结束。

黄昏,师部命令陈光旅向东泡池的日军展开攻击。东泡池约有两千多名日军,控制着这里的高地。这股日军本是国民党晋绥军的攻击目标,但晋绥军没有按预定计划配合八路军作战,致使日军敢于集中力量向八路军侧翼攻击,企图为老爷庙和小寨村的日军解围。在八路军开始进攻东泡池时,晋绥军又放弃团城口阵地,使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平型关战役,战果累累。八路军歼灭三浦旅团一千多名日军,击毁一百多辆汽车和二百多辆大车,缴获一门大炮、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一千多支步枪,还有三十万元日币及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汉奸和亲日派“抗战必亡”、“抗战必败”的论调。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上海,市民浦缉庭的两个女儿爱英和美英,将积攒的四百元糖果钱拿出来,购买两架军用望远镜,分别送给朱德将军和彭德怀将军。

但是,国民党中不赞成国共合作的反动派,还在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10月的一天,南京一家小报又登出这种诬蔑八路军的消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李克农处长,寻思着如何向这家报社提出抗议。八路军当时没有实行军衔制,也不佩戴军衔标志。李克农叫人到街上买了一副少将领章和一副少校领章,自己穿上军衣,挂上少将领章,然后让部下打电话把那家报社的总编辑找来。

小报总编辑赶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八路军一名挂着少校领章的军官在门口等他,面容严肃地说:“我们处长找你有事。”走进客厅,只见一位仪表威严的八路军将军正襟危坐,将手中的报纸递给他,说:“你们的消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根据是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明天登报更正。”

总编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以辩解的,只能承认错误,并且说:“明天一定更正,一定更正。”

6、吕正操撕碎电报,带队向日军冲击

八月下旬,日军在平绥线取得进展以后,立即派出驻北平的川岸师团、谷寿夫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以及驻天津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分别向南进占良乡、固安和静海附近地区。3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成立,决定将会战的重点放在河北省中部的平汉沿线,板垣师团从蔚县南下,参加河北省中部会战。为保证香月清司的第一军在平汉线作战,华北方面军还命令西尾寿造的第二军先向津浦线进攻,以保障平汉线左侧的安全。

为了防御日军从平津沿铁路线向南进攻,国民政府军委会要求部队阻止日军南下,将汤恩伯集团军划为右地区队,将刘峙集团军划为左地区队,将卫立煌集团军留作总机动队。因此,石家庄行营决定在房山至保定之间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9月14日,日本第一军从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向涿县和保定地区大举进犯。孙连仲的第一军团、第四十七师和骑兵第十师等部,依托防御阵地,对日军进行顽强的抵抗,伤亡严重。

18日,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和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从涞源直取保定。日本第一军和第二军分别向正定和德州推进。

23日,日军向保定发起进攻。蒋介石电令刘峙固守保定和满城。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中国空军首次在华北上空参战,日军攻势受阻。第二天,日军彻底包围保定,发起总攻。双方激战到将近中午,日军坦克突入保定城南公园,中国守军突围,保定失守。日军乘胜推进到石家庄至德县一线。

这时候,程潜刚刚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连忙调整部署,准备在正定附近与日军决战。蒋介石则命令平汉线大部队向山西撤退,只留商震的部队守卫平汉线。

日本第一军南犯的同时,日本第二军派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沧县,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和山冈重厚的第一○九师团继续沿子牙河向南攻击。汤恩伯集团军奉命加强沧县地区防御。21日,矶谷师团攻击姚官屯,经四昼夜激战,突破了防线,于24日进入沧县县城。第二天,日军进占捷地镇东西一线,27日分三路从运河东西两侧及津浦路以东向德县方向进犯。29日,中国守军对冯家口日军发起反攻,未果,然后沿铁路东侧向南撤退。日军逼近献县和德县。

28日,日本第一军命令各部向石家庄追击。10月1日,川岸师团、谷寿夫师团、土肥原师团和新加入战斗的下元熊弥第一○八师团,开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未经大的战斗,日军先后占领望都、定县、曲阳和新乐等县。10月8日,日军攻占正定和灵寿。10日,土肥原师团强渡滹沱河,占领石家庄。

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中,有一支部队作战非常勇敢,那就是三十二岁的吕正操指挥的第六九一团。10日下午,这个团的先头部队进抵束鹿县半壁店,与日军骑兵队遭遇。尖兵连果断地抢占村庄,向日军进攻,激战一小时,击毙日军少尉以下十名,缴获不少军用品和战马。官兵士气大振,当夜进驻梅花镇四德村。夜晚10点,日军进攻梅花镇,将吕正操团第一营团团包围。军长、师长和旅长分别电令吕正操丢掉第一营,随军撤退。吕正操撕碎电报,翻身上马,带队向日军冲击,接应第一营突出重围。

霜重露冷,黑夜如盘。吕正操望着国民党大军撤退的方向,突然转身,果断地将手一挥,说:“就此脱离五十三军,北上找地下党,打游击去!”各营各连的军官全部响应。当夜,吕正操团朝着和大部队撤退相反的方向,开往晋县小樵镇。

12日清晨,小樵镇村民一开门,看到街上躺着吕正操团的官兵。太阳升起时,吕正操在商会大院召开居民大会。他说,他这个团的大部分官兵,包括他本人,都是东北人,他们脱离南逃的万福麟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昨晚在梅花镇和日军干了一仗,打得日军落花流水。

有人问,为什么堵起城门,只准人进,不准人出?吕正操挥动着手说:“大家知道,昨天晚上,我们经过急行军,来到城墙根下,面对紧闭的城门,怎么办?宿在镇外,怕日军增援部队追来,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破门而入,又怕惊扰百姓。因此悄悄爬过城墙进了镇。我们为什么堵塞城门不许随便出入呢?是怕走漏了风声。如果日本鬼子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们就会动用更大的兵力猛扑过来,那样咱们镇上的人可要遭殃!”

吕正操一席话,说得人们禁不住鼓掌。小樵镇突然像过喜事一样热闹起来。百姓筹款送粮,支灶做饭,把多年积攒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慰问部队。

14日,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起义,从此脱离国民党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改称“人民自卫军”。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吕正操在小樵镇住了三天,率军继续北上,向中共保属省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进军。每到一处,吕正操都和当地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沿途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

日军占领石家庄和德县以后,派遣部队到上海和娘子关方面作战。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追击的日军,接连攻克沿线几座县城,将中国守军逼到漳河南岸。19日,土肥原师团又从武安以南强渡漳河,与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激战两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在丰乐和安阳之间形成对峙。

11月4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奉命增援太原,日军抢先向安阳发起进攻,第二天就占领了安阳,商震的第三十二军退守宝莲寺。宋哲元集团军按计划接连攻克沙河和任丘,逼近邢台,切断平汉路,日军立即集中两个师团反击,夹攻向邢台逼近的中国军队,并向大名反击。11日,日军占领大名,与退到卫河南岸的宋哲元集团军对峙。

在津浦路的中国第三集团军,由于韩复榘一心保存实力,意存观望,前进迟缓,被日军逼退到黄河右岸。12月23日,日军从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陷周庄,切断了胶济路。

在日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线大举进攻的三个月里,中国守军奋勇顽强地抗击日军,但未能阻止日军长驱直入,也未能重创日军,除了技术装备落后的原因之外,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结果。上层指挥不力,消极防守,缺乏配合作战,也是致使部队陷入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

7、忻口太原会战

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日军在9月29日攻克铁角岭和繁峙,切断了平型关中国守军的退路。第二天,中国守军放弃平型关,向代县、雁门关和阳方口转移。

寺内寿一的华北方面军,奉命派一部分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并占领太原;关东军奉命调派部队由华北方面军指挥,并为作战提供方便。日军以板垣师团为主力在代县集结。

中国军队决定在太原抵抗日军,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做了周密的部署。当时,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在山西。

阎锡山为了据守太原,决心集中主力在忻口要隘阻挡日军南下。周恩来参加了忻口战役的作战研究,还实际考察战地情况。他提出,正面堵截日军损失必大,不如加强侧面部署,主动出击。阎锡山部分采纳了这些建议。

太原以北的忻口,是一个战略要地。忻县、崞县和定襄在这里交会,东边傍着五台山,西边靠着云中山,沱河与滹河穿流而过,河岸是纵贯南北的同蒲铁路和公路。

国民政府任命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统率刘茂恩的右翼兵团三个军,郝梦龄的中央兵团四个军,以及李默庵的左翼兵团一个军和四个师,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到南峪一线布防。

10月1日,一千多名日军在阳明堡与王靖国第十九军的部队发生激战,攻占了阳明堡。第二天,日军在飞机和大炮配合下进攻崞县。两天后,关东军筱原诚一郎的混成第十五旅团从崞县以西迂回,向原平镇猛攻。

这时,卫立煌的部队从石家庄调来,还没有赶到,从五台山向忻口转移的晋绥军,两天后才能到达,形势异常危急。为了主力部队有充裕的时间集结到忻口与日军决战,第二战区长官部下令死守崞县和原平,等待后续部队到达。日军连续两天用炮火猛轰崞县的守军,王靖国军第四○七团伤亡极为惨重,阵地几乎全被炸毁。

6日,周恩来在太原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转告阎锡山等人: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向山西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以利在太原以北大量歼敌。

7日,围攻崞县的日军增加到五六千人,出动二十多架飞机,动用三十多门野重炮,对县城狂轰滥炸六个小时,摧毁了北城墙,守军第四十一团伤亡殆尽,日军乘机突入。东西城墙守军奋勇夹击,与日军展开巷战肉搏。入夜,守军各级军官率领部队堵击日军,但日军的进攻有增无减,局势无法挽回。第二天,王靖国不得不率余部突围,崞县陷落。

原平镇这边,由姜玉贞的第一九六旅防守。第二战区长官部命令姜玉贞“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他的部队从代县向原平转移途中,日军已在背后追赶了。距原平还有十公里,就与筱原旅团接火,且战且退。

到达原平镇外,姜玉贞命令部队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和公路。日军很快就发起猛攻。姜玉贞来到前线,指挥部队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姜玉贞旅伤亡日益增多,阵地逐渐缩小,日军形成对原平的包围态势,姜玉贞只得率部退入城内。

第七天到了,日军从城东北角突入,占领城的东半部,与守军隔街相抗。姜玉贞已经完成了任务,但又接到新的命令,要他再守三天。他当即表示:“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土。”

10月8日,崞县失守,大量日军围援原平,攻占了城西北部。这时,姜玉贞的五千人只剩下两三百人,被围困在城东北角。将士们毫无惧色,与日军展开巷战,短兵相接,争夺每一个院落。部队坚持到10日子夜,完成了守城任务。姜玉贞率领余部突围,在城外被日军炮弹击中,以身殉国。

姜玉贞旅与日军血战十天,从旅长以下,几乎全部牺牲。

正面防御战打得激烈的时候,八路军从东、西两面迂回,破坏日军侧后纵深的交通线,使日军前线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不得不调回相当兵力守备后方。

贺龙率第一二○师深入到大同附近时,发现日军每天从大同不断往前线运送弹药,又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异常繁忙。这一来一去,必须经过雁门关。贺龙派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第七一六团日夜兼程赶向雁门关,寻找机会打击日军。

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开拔,趁黑夜赶到平鲁、右干和大同之间的敌占区。贺炳炎团其他部队经过三天急行军,到达雁门关西南几公里处的老窝村。第二天拂晓,部队查探了地形,决定派第一营和第三营分别埋伏在陡坡南北,由第一营派出一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戒,第三营第十一连埋伏在西面,截断日军后路。全团突然攻击,力求把日军全部消灭在黑石头沟内。

雁门关是山西内长城要隘,也是沟通雁北高原与晋中腹地的门户,为历代戍守要地,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几次交战后,自以为这一带中国军队早已败退一空,因此警戒疏忽,横行无忌。

18日拂晓,鸡叫头遍,八路军沿着崎岖的山路,埋伏在黑石头沟附近。天微亮时,日军三百多辆汽车,在步兵队护卫下,朝雁门关鱼贯驶来,这是日军将原平前线撤回的死伤士兵拉回大同。

“打!”贺炳炎下令。八路军各种火器朝日军车队射击。第三营突击连在军号声中冲下山去。日军相当顽强,用汽车做掩体,组织力量抵抗,双方血战,形成胶着状。

这时,日军又从广武方向开来一百多辆汽车,满载弹药与增援部队。宋时轮支队正在广武与日军激战,击毙五百多名日军。从广武方向开往雁门关的这个车队,有可能是在宋时轮支队打击下逃过来的。这给贺炳炎团的战斗增加了难度。于是,贺炳炎拨出一路人马,与这支日军血战。

广武方向的日军跳下车占领一个山头,威胁贺炳炎团左翼。四架日军飞机赶来增援,双方又激战多时。廖汉生考虑伏击目标已达到,下令主动撤出阵地。这一仗,贺炳炎团击毁日军三十辆汽车,消灭两百多名日军,日军南北两个车队三百辆汽车卡在雁门关,浓烟滚滚,动弹不得。

南京政府对贺炳炎团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纷纷报道雁门关大捷。

三天之后,日军二百多辆军车再次进入伏击圈。这次,他们不敢端坐在车上,而是下车搜索前进,人走前,车走后,还有八架飞机侦察助战。但是,八路军的火网还是突然将他们笼罩,又击毁汽车十多辆,毙伤日军一百多人。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贺炳炎团反扑,贺炳炎团早就撤出了阵地。

同一个月,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来到山西代县滹沱河畔寻找战机。

忻口战役正在白热化地进行,日军飞机不断从战士们头上掠过,向忻口和太原方向的国民党军队轮番轰炸。陈锡联感觉到日军的机场可能就在附近。

陈锡联和三位营长化装成老百姓,带着电台去侦察,碰到一位刚从机场逃出来的民工,得知日军的机场就在阳明堡附近,停有二十一架飞机,其中八架是“大家伙”。守卫机场的日军只有两百名。

18日,陈锡联团趁着夜色越过滹沱河,逼近阳明堡机场。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率领两连战士悄悄爬过铁丝网,摸了进去。当时,日军对后方的戒备麻痹大意,不相信会有中国军队绕到背后来攻击。战士们来到了飞机跟前,日军还没有察觉。

赵崇德一声令下,战士们端枪向飞机齐射。赵崇德喊道:“朝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战士们纷纷拿手榴弹向飞机砸去,机场腾起一片火焰。

守卫机场的日军冲过来了,八路军与他们近身格斗。八路军的步枪没有刺刀,只能用枪托打击日军。赵崇德身负重伤,通信员跑过来背起他后撤,日军一排子弹射来,两人倒在血泊里,再也没有起来。战士们高喊“为营长报仇”,向日军冲击。不到一个小时,二十四架飞机全被炸毁,日军大部被歼。

战斗结束后,副师长徐向前赶来,在陈锡联陪同下观看了现场,表示要为陈锡联团请功。

阳明堡机场的战斗,使日军失去了空中突击力量,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面作战的压力。

正面防御战场上,日军占领崞县和原平以后,忻口一线的守军阵地,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日军企图一举吞并忻口,直逼太原。

10日,板垣师团从代县向忻口前进。两天后,五千多名日军在三十多架飞机、五十多辆坦克和五十多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南怀化阵地及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死伤严重。日军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派出两个团增援,卫立煌派出一个旅配合,夹击日军。两支部队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三千多人,击毁日军坦克二十二辆,恢复了南怀化东南高地。黄昏时,进攻阎庄的日军增加到三千多人,突破了守军前沿部分阵地。

卫立煌组织部队反击,打算围歼突入的日军。凌晨两点,中央兵团傅作义军第二一八旅,在年轻的山西人董其武率领下,反击南怀化以北弓家庄的日军。董其武的部队非常顽强,只用五个小时就攻克了弓家庄。一小时后,日军再次集结一千多人、十辆坦克、十五架飞机和二十门火炮,向下王庄至弓家庄一线反扑。董其武旅连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坚持指挥战斗,将日军击退。

与此同时,日军也向南怀化增兵进攻,战斗惨烈地持续了一整天,南怀化阵地又被日军占领。守军右翼兵团经过一天激战,将当前日军压制在滹沱河东岸至灵山脚下一带;左翼兵团于当天拂晓攻占旧练庄,日军反扑,两军形成对峙状态。

卫立煌考虑到南怀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关系到忻口战役全局,决定集中五个旅的兵力,全歼南怀化日军,又派第八师从旧练庄向前后城头行动,夹击日军。

下午两点钟,南怀化阵地反击战展开。董其武旅向日军侧背攻击,用了五个小时,便攻占了旧河北,接着占领了南怀化北端的河岸。

守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忻口后沟的第九号战备窑洞内,郝梦龄在这里指挥作战。他对官兵们说:“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坚守阵地吗?”

全体士兵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

郝梦龄高兴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然后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士。

第五天凌晨两点钟,反击开始。郝梦龄指挥部队连克几个山头,到五点钟,天色微明,他急于赶到第五旅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日军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个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梦龄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

郝梦龄说罢,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过离日军仅两百米的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三十九岁。同时牺牲的还有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稍后,独立第五旅旅长郑连珍也阵亡殉国。

郝梦龄的部队,原来驻扎在贵阳。国难当头,郝梦龄请缨北上。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

他在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遗书写道:

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国民政府为郝梦龄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扬。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人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郝梦龄殉国了,守军伤亡惨重,卫立煌请求蒋介石增派援军。蒋介石和阎锡山分别派出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孙震第四十一军、第九十四师和第一七七师的第五二九旅前去支援。与此同时,日军的四百多辆汽车,满载着士兵,从团城口向西进犯。卫立煌决定坚守待援,等援军到达后进行反击。

很快,日本陆军在空军支援下,连续三天不断猛攻中央兵团各个阵地。结果,日军损失了二十多辆坦克和同等数量的装甲车,没能前进一步。每每到了这种时候,日军就会开始使用毒气。守军中央兵团各阵地,遭到大量催泪性毒气的攻击,然后被日军爆破。接着,日军加派萱岛部队投入战斗。守军伤亡三分之二,不肯放弃阵地,还积极组织反突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打了十多天,卫立煌手下几乎每天都有两个团的兵力战死,阵地固若金汤。

日军的两翼与后方,遭到八路军连续不断的打击,在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大大削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主力在平型关一带卡断了日军的交通,截击日军一百三十辆汽车,打退日军一个营的几次反扑。接着,徐海东旅又夜袭团城口,收复平型关和浑源县城。第六八八团夜袭沙河镇,缴获大量军粮和物资。独立团在广灵以南的冯家沟设下埋伏,歼灭一百多名日军骑兵,缴获一百二十多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和三百多匹骡马。三天后,第六八八团又攻克繁峙。不久,骑兵营等部又接连攻克平山、唐县和完县等城镇,严重威胁着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毛泽东关注的娘子关,位于正太铁路线上,西边是平定,东边有井陉,是太原东面的门户。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以一部分兵力沿平汉铁路继续南侵,主力部队川岸师团等部沿正太铁路西进,企图四面夹击,夺取太原。娘子关的局势日益紧张。

10月中旬,日军对娘子关发起攻击,守军还没有全部到位,只有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在井陉附近仓促应战。日军在第二天的进攻中增加了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下午6点攻占了井陉。阎锡山急令孙连仲的部队返回娘子关地区,加强防守。

第三天早晨,日军继续向西推进。一千多名日军猛攻赵寿山师右翼的旧关,守军拼死抵抗,日军还是突破了旧关。井陉地区的日军则向赵寿山师正面的雪花山阵地攻击,战士们顽强反击,日军未能得逞。为了阻滞日军的攻势,到了夜晚,赵寿山率部向长生口出击,不料日军趁机占领了雪花山。赵寿山命令部队掉头反击,激战到第二天拂晓,付出了死伤近千人的代价,还是没能夺回阵地,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

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命令曾万钟第三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照应赵寿山师作战。第十二师转移到新关一带。与此同时,孙连仲的部队也抵达了娘子关。第二十七师等部队向旧关和核桃园等地的日军发起反击,围歼了关沟地区的日军。经过两天激战,守军共击毙日军川岸师团第七十七联队五百多人。接着,守军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斗持续了四天,守军以五千多人的死伤换来歼灭日军两千多人的战果。这次反击虽有进展,但赵寿山师阵地已被日军占领,自身伤亡比较严重,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日军增援部队很快到达娘子关,发起步兵、大炮和飞机的联合攻势,向守军阵地全线进攻。守军连日血战,部队减员惨重,多处防线被日军突破,孙连仲致电阎锡山请求增援。

正在危急关头,八路军总部命令刘伯承师向娘子关东南的日军后侧进攻,伺机歼灭日军。

刘伯承的部队抵达平定东面,先后消灭了长生口、东石门和马山村的日军。10月25日,刘伯承接到汤恩伯的电话。汤恩伯沮丧地说:“你们的游击战不行了,还是撤吧!”

刘伯承放下电话,对手下说:“游击战行不行,打给他们看看。”刘伯承当天就率领一行人到七亘村察看地形。这是日军从河北进攻山西的必经之路,大道两侧都是高达十米的土坎,杂草灌木丛生。刘伯承命令陈庚的第三八六旅在这里设伏。26日拂晓,第七七二团第三营进入设伏地区。

天刚蒙蒙亮,日军辎重部队在两百多名士兵掩护下,开始向西运动。九点左右,大部分日军进入伏击区。

突然,八路军战士发起猛攻。子弹和手榴弹从土坎上倾泻到日军头上,日军乱作一团。战士们腾身跃起,向日军冲锋。经过两小时激战,大部分日军被歼,八路军伤亡十多人,缴获大批辎重。

陈庚在日记中写道:“炮弹、子弹、无线电器材、干粮,堆积如山。一时群众欢呼,抗敌情绪突然高涨。”“终日搬运胜利品。群众无需雇请,自动参加搬运。”

这时,汤恩伯又给刘伯承打电话,说国民党军队已经放弃了娘子关。他说:“你们也赶快撤吧。”

刘伯承判断,骄横的日军不会因七亘村的失利而裹足不前,他们还会取道七亘村直取平定。于是,他再次派陈庚旅在七亘村伏击。果然,到了28日,日军一百多名骑兵和三百多名步兵,掩护着辎重队,又在原道上出现。八路军又是第三营突然发起猛攻。这一次,由于日军已有精神准备,加上八路军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日军没有全部被歼。战到黄昏,八路军歼灭一百多名日军,缴获几十匹骡马。八路军伤亡二十多人。

这次战斗有个意外的收获,战士们从战利品里面找到了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曾要求阎锡山提供山西与河北的军用地图,阎锡山说没有。八路军作战,只好用袖珍本中学生地图。现在,刘伯承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说了一句俏皮话:“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人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不久,汤恩伯得知八路军在七亘村的战绩,对刘伯承说:“看来还是你们的游击战行啊!”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电令林彪率第一一五师一部分兵力从五台山南下,协同在正太路以南作战的刘伯承师,牵制西进的日军。

11月2日,林彪率师部和陈光旅在昔阳县马道岭牵制日军,并乘机进入广阳地区设伏。4日下午1点,日军先头两个联队和辎重队路过沾尚镇,进入伏击区。陈光旅放过强敌,向辎重部队发起猛攻,歼灭近一千名日军,缴获了七百多匹骡马、三百多支步枪和大批军用物资,日军不敢再向西推进,被迫返回广阳。

同一天,刘伯承指挥陈庚旅在昔阳县南部的黄崖底,利用河谷地形预设埋伏。日军山冈师团第一三五联队大部分进入河谷伏击区后,刘伯承下令开火,打得日军蒙头转向。

日军清醒过来后,在一座庙旁集结,架起钢炮掩护冲锋。刘伯承命令迫击炮从日军左翼的山头上还击,几十发炮弹在日军中爆炸,正好击中日军的弹药箱,日军的钢炮成了哑巴。

日军抢占高地不成,就在谷底抢修工事,顽抗待援。

从八路军设伏的高地,只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向谷底,大部队无法发起冲击。刘伯承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猛射一阵,然后下令撤离。这一仗,毙伤三百多名日军。

几天后,刘伯承师又在广阳和户封村等地连续打伏击,歼灭近千名日军。

刘伯承和日军交了几次手,就总结出他们的一个脾气,叫做“记吃不记打”。日军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往往不惜代价,照老路子硬碰硬撞。八路军知己知彼,在相距很近的地区连续设伏,取得骄人的战绩。这些伏击战使日军的行动延迟了一个星期,为正太铁路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掩护。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总是从正面抵抗日军,撤退下来以后,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

赵寿山的部队从娘子关撤下来时,在盂县遇到了前来联络的八路军代表。赵寿山说:“我的部队损失很大,守不住关口,蒋委员长怪罪下来,我只得枪毙了一个团长。你们看看我的部队,骡马比人还多,干脆,你们拿一些骡马去吧。”八路军代表谢绝了他的骡马。

日军攻占了娘子关,阳泉、平定和寿阳先后沦陷,太原处于日军的大包围中。

日军一路从忻口南下,另一路沿正太铁路西进,相继逼近太原。卫立煌把主力转移到太谷和交城地区,阻止日军继续南侵。在外围防守部队南撤后,太原的守军仅有约十九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的部队除了第八旅的一个营进了城以外,其余部队都向南撤了。太原保卫战成了“孤城独战”。

11月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的狄村等地汇合,日军步兵在大炮支援下开始攻城,还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激战了一整天,城外守军大部分牺牲,黄昏时,剩余部队撤进城内。

第二天清晨,日军借助强大的火力继续攻城。上午九点,城墙东北角被炸塌,东、北两面城墙被轰破,日军趁机冲进城内。守军奋勇截击,战到下午四点,在东北城角和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黄昏后,一支日军空降到城内,四处袭击。守军官兵奋力血战,伤亡过重,无力再战,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陷落。

忻口和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太原之前,迫使他们付出了伤亡两万多人的代价。参加会战的中国官兵英勇顽强,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八路军自从八月下旬出师华北以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后打了一百多次胜仗,到太原失守为止,总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多人。

这次防御战,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

8、陈毅:杀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对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不肯给正式番号,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北和南剿”,致使新四军的改编比八路军迟了两个月。中共中央不懈地努力,加上上海战事吃紧,南京受到日军威胁,国民政府才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新四军这个名称,是根据叶挺的提议酌定的。叶挺在北伐战争中,指挥第四军的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连战皆捷,屡建战功,第四军被赞为“铁军”。叶挺对第四军的番号有很深的感情,他希望由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的这支正规部队,沿袭“铁军”番号,叫做“新编第四军”。

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只是又加了两个字:陆军。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队伍分散在各地,交通和通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消息闭塞,改编的过程是曲折的。

这年七月中旬,项英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广东和江西交界的梅山,已达几十个昼夜。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突然纷纷后撤,整个梅山霎时间平静下来。项英和陈毅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然而,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三年,无从揣测山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几天后,他们搞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又过了几天,他们从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中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其中谈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

项英和陈毅思想豁然开朗。当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和几名县长提出欢迎他们下山谈判时,他们决定由陈毅去赣州同国民党当局接洽。

陈毅的外交才能,在共产党内有口皆碑。赣州谈判,他语惊四座,口若悬河,提出一整套实质性意见和方案。他的谈判对手们感觉自己“不是对手”,便推托“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

9月24日,陈毅陪同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他们在南昌看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心中更有了底数。几天谈判下来,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但是,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吃够了国民党军队的苦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突然要化敌为友,握手言欢,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大转弯,有相当的难度。一些动员部队下山改编的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被自己的队伍当作叛徒杀掉了!

消息传来,陈毅心疼得直跺脚。为了尽快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红色角落”,他决定直接去找游击队,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湖南和江西边界的九龙山,活跃着刘培善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一天黄昏,隐蔽在大树上的游击队哨兵,发现山下大路上来了一顶竹轿。坐轿的人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着镶金边的眼镜,两膝之间夹着一根手杖。哨兵监视着竹轿的行踪,向游击队发出信号。

事务长刘别生赶到哨位时,哨兵已经下树,端着步枪对坐轿的人喝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吉安来,要找你们的首长。”来人说着,拿出一封介绍信。刘别生不识字,无法从介绍信里看出名堂。轿子里的人态度温和,但打扮颇为洋气,又是满口的四川话,不由他不起疑窦。刘别生打发轿夫回去,把陌生人带到山上的支队司令部。

刘培善接待了陌生人,看了他带的介绍信,签名是项英的,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处联络。”

但是,刘培善等人都没见过陈毅。前不久,有个人来到山上,自称是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他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来搜山。有了前车之鉴,刘培善提高了警惕。陈毅反复说明自己的身份,陈述来意,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怀疑。特别是,他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更有叛徒的嫌疑。

刘培善毕竟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轻率地处置来人,一直在犹豫徘徊。最后,他决定把陈毅送到湘赣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置。

谭余保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认识陈毅,只是多年失去联系,他并不了解陈毅的情况。他见陈毅的这副打扮,讲的又是国共合作,联想到前次上当的惨痛教训,便认定陈毅是叛变了,大手一挥,喝道:“捆起来,别让他跑了!”游击队员们将陈毅五花大绑,捆在省委住的竹棚边。入夜,省委开会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有人主张把他杀掉。被捆在一旁的陈毅引颈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游击队员们坐在一片树林里,对陈毅进行公审。陈毅回答问话时,乘机宣传党的指示精神。一部分参加公审的战士被他说服了。他们建议谭余保暂时不杀陈毅,先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做处置。

陈毅的性命,现在交给时间来决定了。一连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上山“搜剿”,反而掉头后撤。谭余保对自己的警惕产生了怀疑,但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派出一名交通员星夜下山,去吉安城打探情况。交通员连夜带回了党组织的证明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眼睛潮湿了,亲自给他曾下令捆住的党代表松绑,连声说:“我卤莽,险些误了大事。”

“怪不得你,”陈毅握祝蝴的手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经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和曾山等人的分头奔波,到1938年初,活动在长江以南的各地游击队,先后收藏好红星帽,依依不舍地告别根据地,走出深山老林,奔赴抗日前线。

陈毅在九龙山遇险时,项英正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奇怪的是,新四军还没有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说,这个任命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

这个通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

其实,对叶挺的任命,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八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以后回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取道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叶挺曾长期流亡国外,失去了党的关系,周恩来主动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显然,国民党提前宣布他为新四军军长,是为了拉拢他。

但是,叶挺决不倒向国民党一边。他得到任命时,正在南京,便对秦邦宪、董必武和叶剑英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商议改编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同时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

叶挺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希望他按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叶挺答应一定尽力去做。交谈过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们欢迎叶挺军长。为什么我们要欢迎他?因为叶挺军长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所以我们欢迎他;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所以我们欢迎他;他愿意同我们合作,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过去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今天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人选仍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支拥有一万零三百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了。

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9、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退到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有一次,他和参谋处长李达策马同行,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拼命向前奔跑。他们勒马站定,发现一群黄蜂在马屁股上和肚子上乱蜇。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比。”

“比什么呢?”李达很想听下文。

刘伯承来不及回答,又有一群黄蜂飞来,坐骑战栗,嘶叫两声,朝前奔跑。刘伯承指着黄蜂说:“这就好比游击战。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大。这马好比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好比我们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接着,他们从黄蜂谈到八路军一个连打“麻雀战”的范例。

1937年冬天,日军大约六百名步兵和一小队骑兵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进攻。八路军只有一个连,战士们分散在十多公里的广阔地带上,从四面八方向日军袭击,不时改变射击位置。他们好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束手无策,顾此失彼,结果伤亡了近百人,还损失了一辆汽车。

刘伯承他们琢磨出两个新名词:“黄蜂战”和“麻雀战”。这两种战术,八路军经常使用于游击战。

八路军指挥员们牢记着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出的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中共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坚决而迅速地把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大批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八路军在敌后积极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处在抗日战争的前沿。陕甘宁特区在1937年9月6日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管理着二十三个县和两百多万人口。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后方总部留守处,在这年12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原来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了边区保安队,共五千多人,高岗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另外还有二十多万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

延安是抗日民众向往的地方。全国有无数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投奔这里。高士其是来到陕甘宁边区扎根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1938年元旦的新年晚会上,毛泽东走到他身边,紧握他的双手,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

高士其在一首诗中写出了他初来延安时的激动: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在同一年初到达汉口。他在来华途中丢失了医疗器械,求助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叶渚沛。后者慷慨解囊,用多年的积蓄给他购置了全部医疗设备和行装。叶渚沛听说白求恩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去延安呢?”白求恩回答:“因为那里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当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军委决定将神府到宜川以北的河防划分为三个地段,由神府河防司令部、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五县警备司令部负责守卫,萧劲光任河防总指挥。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山冈师团主力沿汾离公路西进,27日进占黄河东岸的军渡和碛口,猛烈炮击西岸八路军河防阵地。3月13日,黑田重德的第二十六师团两千多人到达神府河防对岸,炮击河防阵地,又出动十多架飞机掩护,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等到日军渡河时,突然集中猛烈的火力打击半渡中的日军,又派部队迂回到河东,袭击日军侧背,毙伤一百四十多人,迫使日军撤退。5月初,日军又多次进犯河防,被警备第八团击退。

在山西的五台山,1937年冬天成立了聂荣臻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初步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白求恩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校旱,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当他谈到白求恩要去见的人时,又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吕正操率军起义两个月之后,在阜平县城见到了聂荣臻。聂荣臻对他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这第一步就走得很好!”聂荣臻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必之来,谈很久,印象很好。”“必之”就是吕正操。

吕正操和孙志远要求将他们的部队改编成八路军。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对他们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根据地很快就从构想成为现实。

太原失守的第二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便向晋西南挺进。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南,阎锡山等人的部队退向山西南部和黄河西岸。第一一五师立即推进到汾阳和孝义地区,阻止日军西进。他们派出工作队开赴石楼、永和等县,开创抗日根据地。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陈光代理师长。随后,陈光和罗荣桓率领第一一五师主力转入隰县地区,连续同日军作战,歼灭一千多名日军,击毁七十多辆军车,迫使日军向东撤退,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打开了晋西南的局面。

从四月份起,第一一五师主力开辟晋西南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山西省委和抗日决死二纵队开辟了晋西南中部。到同年夏季,晋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九月,第一一五师主力向日军出击,在丰城地区三战三捷,巩固了这一片抗日根据地。

日军川岸师团开进太原以后,对出没在正太铁路线的刘伯承师极为恼火。川岸文三在1937年年底调集两千多名日军,摆出马蹄形的阵势,对刘伯承的部队发起六路围攻。

这时,陈庚正率领第七二二团在芦家庄至阳泉段破袭铁路,发现日军出动飞机低空侦察,部队附近出现少量日军,估计日军将会发动偷袭。12月22日拂晓,他指挥部队在里思和松塔与日军激战,黄昏时发现日军增加了兵力,便主动撤出战斗,留下少数兵力牵制日军,主力绕到南军城和北军城一带山地休息。

第二天早晨,日军发现陈庚撤走了,急忙追赶,会合另一路日军,包围了陈庚的主力。激战时,陈庚发现又有一千多名日军从太谷开来,便指挥部队在夜幕降临时再次跳出包围圈。日军的围攻部队在南北军城会合,发现目标再次消失。他们沿途处处受阻,却始终叮不住八路军的大部队。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对付外线游击队的袭扰。24日,日军决定撤退,吞下损失六百多人的苦果。

刘伯承对付日军的六路进攻,办法是兵分两路,内线与外线同时夹攻,歼灭七百多名日军,迫使日军在26日撤退。这一个胜仗,为创建以太行和太岳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初,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委,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挺进河北南部。四月,晋冀豫军区成立。四个月后又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同一时期,活跃在山西省西北部的八路军贺龙师,由出征时的八千二百多人发展到两万五千多人。雁北支队也从一个营发展到五个营。这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2月21日,日伪军分五路围攻这一带,相继攻占宁武、神池等七座县城,威胁陕甘宁边区。贺龙师主力日夜兼程,从同蒲路北段回师晋西北,选择岢岚的那一路敌军猛打穷追。3月7日,王震的第三五九旅在岢岚包围了一千多名日军,卢冬生的第三五八旅在附近待机歼灭日军突围逃跑的部队。10日下午3点,日军弃城北逃,打算进入三井镇固守待援。王震旅发起攻击,不让日军喘息,当晚攻入三井镇。日军损失二百五十人,与守敌会合。

接着,贺龙派出一支部队围困五寨,第一二○师主力在周围寻机歼敌。17日,卢冬生旅遭遇了增援五寨的一千多名日军,迅即抢占高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五寨一带的日军见增援无望,便向东面撤退,在路上遭到伏击,伤亡惨重。23日,日军又撤出神池。贺龙师乘胜追击,4月1日收复宁武。他们连续收复七座县城,歼灭一千五百多名日军,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的五路围攻。

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的三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在1938初难得地齐聚一堂。蒋介石从1月15日在洛阳召开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将领会议,请他们出席。17日,蒋介石单独会见五位八路军将领。他把八路军出师以来的战绩称赞了一番,夸奖了朱德和彭德怀。他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

接着,蒋介石把眼光投向贺龙,似乎有更多的话要说。他先询问第一二○师的部署情况,然后突然掉转话题,问道:“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直率地回答:“我和蒋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一时语塞。沉默一阵,他说:“过去的事算了。”又显出关心的样子问道:“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冷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

蒋介石十分尴尬,沉下脸说:“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接着,蒋介石说了些要抗战到底的话,结束了会面。

会议结束,朱德从洛阳赶回驻安泽的八路军总部,正碰上进攻临汾的日军推进到总部附近。朱德身边只有两百名警卫通讯兵,势单力薄。但是,朱德不愿向山上撤退,率领部队赶往临汾到屯留公路上的古县镇阻击日军,掩护临汾的部队撤退。

24日,朱德的小部队与日军交火,打了一整天。友军得知是朱德亲率部队鏖战,连忙向临汾增援。第二天,日军也探明对手是朱德,出动十多架轰炸机,企图炸平古县镇。日军领队的飞行员不求甚解,错把“故”字当“古”字,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的故县搞混了,结果把炸弹投到了故县,朱德却安全无恙。夜晚,朱德率部退出古县镇,然后指挥部队与友军夹攻日军,夺到两门炮和几挺机关枪。

27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二营赶到。这支部队刚刚扩建,新兵全是徒手,每人只有一颗手榴弹。朱德派他们袭击日军辎重部队,夺枪武装自己。部队不负重望,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日军距临汾不过几十公里路程,遭到朱德率领的两个连阻击,走了三天,付出巨大伤亡,才占领了已是空城的临汾。

这段时间,蒋介石下令反攻太原,任命朱德和彭德怀指挥东路军。八路军的任务,是为东路军切断日军后方的交通。刘伯承师负责切断正太铁路线。

刘伯承又要打伏击了。这一次,他要把日军引出来打。他派两个团埋伏在井陉与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另派一个团袭击旧关,但不切断电话线,让旧关日军的呼救,吸引井陉的日军增援旧关。这一着果然奏效。井陉的日军接到旧关守军的求救电话,连夜出动两百多人,乘八辆汽车赶去增援。

2月23日清晨6点,井陉日军派出的部队开到长生口,八路军两个团突然出击,经过五小时激战,击毙一百三十多名日军,炸毁五辆汽车,俘虏日军荒丰吉少佐等五人。日军其余的三辆汽车,载着死里逃生的部队逃回井陉。八路军伤亡一百多人。

刘伯承认为八路军在这一仗的伤亡还可以减少。他说:“长生口战斗,战果不小,代价也太大了些。以后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头上,刺刀要插在敌人肚子上,手榴弹要抛在敌人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罗荣桓在三月中旬指挥第一一五师用六天时间在午城和井沟歼灭了一千多名日军。这时候,卫立煌率领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渡到黄河以东,刚到大宁就被日军拦住了。卫立煌进退两难,向罗荣桓求援。第一一五师派李天佑团第三营前去掩护。

第二天,卫立煌的部队被日军打散,八路军及时赶到,掩护卫立煌突出包围。第三营第十一连坚守白儿岭,顶住八百多名日军的轮番进攻,掩护卫立煌脱险。卫立煌在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八路军阻击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连忙问身边的八路军:“那里有几个团?”回答是:“只有一个连。”他惋惜地叹道:“这个连完了!”

但是,卫立煌不久就发现这个连奇迹般地归队了。一点人数,全连伤亡仅二十多人。卫立煌对部下说:“你们看看,人家八路军那么会打,可你们垂头丧气,像什么!”他对八路军心存感佩,送来了一百挺轻机枪和十万发子弹。

日本《东亚日报》的一名随军记者见证过刘伯承师的一次战斗。3月16日上午9点,三股日军开往黎城增援,汇合在位于邯郸和长治之间的神头村。突然,刘伯承师向他们发起猛攻,歼灭一千五百多名日军,缴获五百五十多条枪支和六百多匹骡马。日本记者侥幸逃脱,后来回忆说:“正当先头部队开始行进时,子弹呼呼地飞来,迫击炮弹轰隆隆地炸裂,重机枪沉重的声音劈头盖脑地不断响着,令人心里发毛。”

朱德在三月下旬把第二战区将领召集到沁县小东岭开会,意在稳定友军的军心。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和赵寿山等三十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出席。会议结束时,朱德得到报告: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要在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朱德邀请友军将领们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观看实战。

31日上午8点半,日军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来,进入刘伯承师的伏击圈。徐向前下令攻击,八路军一齐开火,枪炮声大作,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日军扑去。他们的刺杀技术经过几次实战磨练,已有很大提高,日军没有还手之力。友军将领们只看了两个小时,战斗就落下帷幕。战绩报上来,八路军歼灭四百多名日军,焚毁一百八十一辆军车。

友军将领们看到的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影响很大的“三战三捷”之一。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都是八路军的杰作。他们对这次观战印象深刻,对敌后抗战增强了信心。

刘伯承的日军对手中,有一名叫做苫米地的旅团长。这个日本军人诡诈骄横,认真研究过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针对八路军“敌退我进”的战术原则,发明了一种叫做“拖刀术”的战法。以往,日军每丢弃一个地方,临走总要放火烧房。八路军看到村庄起火,以为日军已经撤走,总会赶来救火,追击日军。所谓“拖刀术”,就是看准了八路军的这个特点,日军放火烧房后仍不撤走,而是设下埋伏,等到八路军和游击队赶来,便发起意外的攻击。苫米地这一招确实毒辣,游击队在他施展“拖刀术”时吃过亏。

当然,刘伯承不会让苫米地继续得逞。四月份,日军集中三万多人的兵力,对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刘伯承得到一张从日军缴获的作战地图,知道日军企图在辽县、榆社、武乡和襄垣地区聚歼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决定用部分兵力牵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日军一路。

刘伯承跟在日军后面,发现苫米地又在使用“拖刀术”,索性将计就计,命令部队秘密跟踪日军,而不接战。16日,刘伯承师主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包围了日军一路约三千多人。“反游击战专家”苫米地毫无察觉,直到八路军发动攻击,他才明白中了计中计,然而败局已定,他只好拖刀而逃。在这场激战中,八路军歼灭二千二百多名日军,付出伤亡八百多人的代价。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身负重伤,于两天后光荣殉国。朱德特意从总部赶来,向烈士遗体告别。

刘伯承打败苫米地,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关键作用。27日,日军的围攻彻底破产。八路军共歼灭四千多名日军,收复了和顺、榆社等十八座县城。苫米地因为在长乐村失败,受到严厉处分。刘伯承说:“我们的战术原则是机动灵活的,不能老是套用一个战术原则,否则就要吃亏。采取哪种战术好,要看具体情况。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刘伯承在研究战术,毛泽东则关注着游击战争的战略。他认为,山地可以打游击,平原也不例外。他在同一个月指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八路军闻风而动。刘伯承师选中河北南部作为发展区域,请身经百战的徐向前率领两个团又一个支队出征。26日清晨,队伍出发,刘伯承和邓小平到路口送行。

刘伯承对徐向前说:“我在响堂铺战斗时说过,我们一分手,你就会打胜仗。现在又分手了,我等着你们的捷报。”邓小平说:“我也很想到冀南打几仗。祝你们旗开得胜,我们在冀南再见面。”

这年七月,八路军部分主力部队开赴山东。在此之前,山东十多个地区已经爆发了抗日武装起义,领导者是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在胶东,起义部队收复蓬莱、黄县和掖县,建立了最早的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在鲁西北,大批中共干部前往工作,建立起一支五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三十多个县的抗日局面。

九月下旬,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达乐陵,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把当地武装一万多人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年底,开辟了以宁津和乐陵为中心的平原游击根据地。各地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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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战争不在今天结束,而是明日继续

淞沪会战后期,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以后,致使中国军队背腹受敌,被迫撤退。蒋介石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的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和白鹤港一线,结果也站不稳脚跟。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苏州和福山一线既设阵地转进。

这时,日军用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追击,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部队本来就够混乱了,现在更不好掌握。何况,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到来后找不到工事,找到了工事又没有开启工事的钥匙。日军的跟踪追击非常紧迫,中国军队没有足够的时间占领阵地。

中国军队无法在苏州和福山一线站稳脚跟,也没有在无锡、澄山和江阴县城一线既设阵地稳住阵脚,这样一来,南京防守的问题,出乎意料地提前出现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1937年11月9日,上海陷落,距离上海三百多公里的首都南京,直接处在日军威胁之下。

日军认为攻占中国的首都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7日,日军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随后,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24日,日军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陆军参谋长等人在上奏作战计划中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地果敢追击,进攻南京。

日军果然乘着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的机会,用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日本上海派遣军山室师团、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和中岛第十六师团,沿京沪铁路及其以北向南京推进;第十军末松茂治的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和溧水公路前进;谷寿夫师团和中岛贞雄第十八师团沿宁国和芜湖公路推进,以切断中国军队沿江向西的退路;国崎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和太平渡江,攻占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日军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介石在上海失陷两天后,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

湖南人刘斐时任大本营作战组长,首先发言。他说,日军利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非常便利。南京处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背水,日本海军可从江面封锁和炮击南京,日本陆军也可在芜湖截断中国军队的后方交通线,日本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想守也守不住。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日军强迫决战。应该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刘斐又说,毫无抵抗地放弃首都是不行的,应该作象征性的防守,但不应投入过多兵力去争一城一地的得失,适当抵抗之后,就可以主动撤退。兵力不要超过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便于机动。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表赞同。他们说,上海到南京,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而且军队主力在淞沪会战中消耗太大,恢复战斗力需要假以时日。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蒋介石在总结时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对上海作战中损失严重的部队,应该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介石的态度虽然是模棱两可,但他决定把在上海作战中受损严重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补,与象征性防守南京的方案是吻合的。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召集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稍多,除了何应钦等人,还有唐生智和谷正伦。湖南人唐生智情绪激动,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说,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但是,刘斐坚持上次的意见。这两个湖南人发表了迥然不同的观点。而实际上,主力部队已经奉命向广德、安吉和宁国一带退却,陈诚和顾祝同都到皖南一带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介石在这次会上仍然没下定论,只说:“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然坚持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他问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没有一个人作声。唐生智最终打破沉寂,信誓旦旦地说:“委员长,我愿与南京城共存亡!”蒋介石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他又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第二天,唐生智走马上任,卫戍司令部设在鼓楼百子亭附近的一幢两层楼房内。他委任罗卓英和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一时间,唐生智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外记者纷纷采访他,请他谈谈对抗战的决心。唐生智说:“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蒋介石确定了固守南京的方针,又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国民政府各部门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少数人还留在南京。蒋介石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旁边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只有两间小房,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个小房里。汪精卫住在中山陵园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吴福线,日军已沿太湖南岸西进,就乘船去汉口了。

11月25日,蒋介石下达保卫首都的作战序列,共计七个军、十四个师及配属单位。这十四个师中,除徐源泉的第二军团是刚从武汉调来,其余大部分是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队,伤亡较大,来不及补充和休整。

蒋介石批准的作战方案,将防守重点摆在镇江方向,其次是南京至杭州公路的汤山镇和淳化镇。防御地带由三线组成:第一道防线从南京以东和以南外围山地的三江口至板桥镇,第二道防线从八卦洲南岸的甘家巷、西善桥到江心洲对岸,最后的防线就是南京城。

按照唐生智的部署,徐源泉第二军团两个师,防守南京以东的龙潭至汤山附近一线正面;叶肇第六十六军两个师,防守汤山至淳化镇以东一线正面;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两个师,防守淳化镇至板桥镇和江心洲一线;王敬久第七十一军和邓龙光第八十三军防守镇江;孙元良第七十二军防守城南中华门、雨花台和黄山顶;宋希濂第七十八军部署在城北的幕府山、下关、和平门与玄武湖地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防守城东中山门外至玄武湖一线;萧山令的两个宪兵团防守城西莫愁湖、清凉山和草场门一线。

以上各部队仓促进入新的防区,其中第二军团第四十八师,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以后,才于12月7日从汉口到达南京。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得到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布鲁塞尔九国会议成员国,竟然没有一个同情中国,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出面制止日本,或促使日本放宽和谈条件。傍晚,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到黄埔路官邸,对蒋介石说:“现在日本人和谈的要价更高了,近卫内阁有些人说,一定要叫中国人丢脸,你们还是赶快撤出南京吧!”

蒋介石脸色铁青。他对九国会议寄予的希望,现在成了肥皂泡。他心情沮丧,原先对固守南京的一点信心,现已灰飞烟灭。他决定马上离开南京。

七日,他和宋美龄来到百子亭唐公馆,向唐生智告别。唐生智正在召开师以上军官作战会议,见蒋氏夫妇来了,连忙带头鼓掌,请蒋介石训话。蒋介石为大家鼓了鼓气,博得一片掌声。他说,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大家死守下去,他很快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围,歼灭入侵的日军,光复国土。唐生智代表守城官兵,向蒋介石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拉着他的手说:“孟潇,我代表政府感谢你!”

“委员长放心,保卫南京是军人职责,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后退一步。”唐生智信誓旦旦。

门口的轿车发动机响了,蒋介石和众人告别,唐生智把蒋氏夫妇送上轿车,挥手告别。轿车开出唐公馆,直奔光华门机场。转眼间,飞机冲上云霄,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向长江尽头飞去。

唐生智给交通部长俞飞鹏下了一道命令,叫他撤掉下关到浦口之间的渡轮,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他还命令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制止军人从南京向北岸渡江,如有不服者,可以开枪射击。

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前,南京保卫战已于五日拂晓在句容打响。日军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沿京杭国道,前进到句容和汤山镇之间,遭到守军猛烈抗击。这一线阵地上有两支粤军,一支是叶肇军,另一支是邓龙光军。两个军一共四个师,其中三个师刚从淞沪战场撤到这里,实际人员伤亡过半。另一个师刚从武汉调来,地形不熟,放下背包,工事还没来得及挖,日军就上来了,他们只好仓促迎战。

开战的枪声响过,叶肇在望远镜中见日军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稍稍松了口气。他设想在句容附近布置一个“口袋阵”,全歼这股日军。于是,他命令第四七八旅旅长喻英带两个团上去,包围日军。他们打到中午,兵力不足,一批日军突破了包围圈,喻英命令部下拼刺刀,把他们堵住。不料大批日军蜂拥而至,喻英旅且战且退。傍晚,喻英的两个团被日军反包围,水泄不通,任凭左冲右突,也冲不出包围圈。第二天中午,叶肇想叫这两个团向西南突围,可是命令无法传递。邓龙光军闻讯赶来增援,打了半天,又引来大批日军。叶肇派两个营去传达命令,却无法插入日军包围圈。邓龙光军在西南方向攻击,日军掉转枪口攻打他们。邓龙光军渐感不支,向土桥方向且战且退。这时,日军包围圈内的喻英旅两个团寻机向西突围,日落西山时,终于冲出包围圈。

两支广东军且战且退,日军紧追不舍。他们退到汤山,见机向日军发起攻击,途中与日军相撞,很快绞杀在一起。喊杀声、惨叫声和枪械撞击声响成一片,杀得天昏地暗。双方投入兵力越来越多,白刃战持续了一个小时,日军的坦克和骑兵上来了,叶肇命令部队迅速撤退,在中山门外的孝陵卫布防。

孝陵卫距南京城只有五里路。叶肇考虑到距城太近,日军一个冲锋就能攻入城内,便派出一支工兵队隐蔽在孝陵卫前面的其林门,阻击迟滞日军攻城。十人组成的工兵队伍乘夜出发,走了不久,发现对面来了一队人马,便喝问一声:“什么人?”

“自己人!”对方说的是中国话。

工兵以为是自己人,又问:“哪部分的,口令?”

“啪!”对方开枪打倒了一名中国工兵。原来这是一支日军侦察队。

工兵小分队迅速散开,向对方射击。一阵枪响后,中国工兵倒下四人,剩下的六人端起刺刀,向日军扑去。日本兵用的是匕首,显然是处在劣势,两个回合就倒下七人。剩下十三个日本兵对四个中国工兵,日本兵见刺刀寒光闪闪,不敢贸然攻击。中国工兵突然向日本兵开枪,十三个日本兵全部中弹。

中国工兵消灭了日军,便稍事休息。刚刚躺下,后面又上来七八个日本兵,用匕首刺倒三名中国工兵。剩下的一名中国工兵翻身起来,端起刺刀向日本兵刺去,一刀接一刀,一连刺中几个。其余的日本兵向他围拢,他一边后退一边开枪,将最后五个日本兵击毙。战斗结束,他筋疲力尽,躺下喘气,地上突然蹿起一个黑影,把匕首插进他的胸膛,他惨叫一声,昏死过去。那个黑影是躺在地上装死的日本兵,他拔出匕首,坐在地上,开始抽烟。香烟火光在黑夜里忽闪。受伤的工兵苏醒过来,看到火星,咬牙忍痛爬起来,扑向抽烟的日本兵,竭尽全力,死死卡祝蝴的脖子,直到把他掐死。他自己又昏死过去。

这个勇敢的中国工兵名叫李茂林。天亮时,守军巡逻队发现了他,将他抬回城里抢救。

句容战斗打响的第二天上午,俞济时军的王耀武第五十一师在南京通济门外的淳化和上坊一线,与日军吉住师团接火。

山东人王耀武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属于蒋介石一向重用的“少壮派”。他的上司俞济时则是蒋介石的嫡系,当过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这次南京保卫战,蒋介石不惜动用精锐部队,把俞济时军留下。他离开南京前对王耀武说:“中央军要为全国军队做出表率,在南京打出个榜样来,真正起到硬核桃的作用!”

王耀武回答:“校长放心,七十四军决不给校长丢脸。”

王耀武率部来到淳化镇构筑工事时,听说日军一个小队到了前面的土桥。他决定露一手给蒋介石看看。晚上,他派一个营摸到土桥敌营,突然发起攻击,击毙十五名日军。这个营缴获一面旗帜和十五支枪,抓了三个俘虏。蒋介石连连称赞,叫王耀武将俘虏押到南京,送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围着俘虏转了一圈,对唐生智说:“这些家伙并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仙,只要都像王耀武那样尽心尽职,南京是完全能够守住的。”

日军吉住师团第十八旅团突然少了一个小队,旅团长井出宣时十分恼火,命令部队向淳化追来,十五架日机为步兵助战。王耀武师以猛烈炮火还击,激战两昼夜,打退日军几十次进攻。唐生智调来二十辆坦克助战。坦克冲向敌群,连撞带碾,所过之处,血肉横飞,一百多名日军被坦克碾成肉饼。日军集中三十门大炮,猛轰中国坦克,三辆坦克被大炮击中,三名坦克手牺牲。

淳化战斗持续到12月8日,日军调来三十辆坦克。王耀武命令战车防御炮开火,半小时后,击毁日军坦克十五辆。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激烈,王耀武师第三○一团伤亡过半,九名连长战死沙场,其余两个团伤亡也很严重。傍晚,日军大量增兵,王耀武师寡不敌众,唐生智命令他们放弃淳化和方山阵地,向河定桥与麻田一线转移。

可是,日军死死咬住王耀武师,他们退到哪里,日军就跟到哪里。打头阵的日军扛着太阳旗,发出一声吼叫,后面的日军跟着吼叫,旷野为之震动。天空下起了小雨,雨点越来越大。日军冒雨追击。第三○五团团长张灵甫是被王耀武从监狱里要出来的杀妻犯,对王耀武存有感恩之心,见部队甩不掉日军,便跑到王耀武跟前说:“让日军这样穷追下去不是办法,应该派一支劲旅顶住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王耀武颇以为然,考虑由谁来担任阻击,张灵甫主动请缨:“如果信得过我们团,就让我们掩护吧。”

王耀武望着张灵甫,拍拍他的肩膀,说:“危难时你能主动请缨挑重担,我很感激。不过,日军来势很猛,你们团担子很重啊!”

陕西人张灵甫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入黄埔军校深造,喜读兵法,指挥作战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他向王耀武立正敬礼,说:“师座放心,你赶快带大部队撤吧,这里有我!”

张灵甫将部队分成两拨,一拨用机枪掩护,另一拨在路边和田野埋地雷。他们刚刚后撤,尾随的日军就踩上了地雷,死伤一片,吓得不敢贸然穷追了。王耀武师平安撤到雨花台和中华门一线。

俞济时军的冯圣法第五十八师在牛首山阻击日军。这里距中华门十五公里,山高四百四十米,双峰角立,形如牛首,古称牛头山,又名天阙山,地形十分险要。1130年金兵侵占建康,岳飞曾在这里设立营垒,埋伏重兵,抗击金兵。冯圣法如今在这里抗日御侮,指挥部队在营垒前三百米左右埋设地雷,打算在日军踩响地雷时发起冲锋。

日军进攻时,果然吃了地雷阵的苦头,丢下许多尸体。日军派来二十架飞机,对冯圣法师轮番轰炸,炸毁不少营垒,守军死伤严重。飞机过后,日军坦克又来了,但因山高坡陡,行驶不便,只好在山下开炮。炮击过后,步兵集团冲锋。冯圣法师官兵顽强抗击。他们等到日军接近营垒时,扔出手榴弹,把日军压制下去。

日军接连三天攻打牛首山,唐生智见冯圣法师损失惨重,命令他们撤到江宁镇。九日傍晚,日军占领牛首山,第二天便向江宁镇扑来。

日军攻势凌厉,步步紧逼。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只好再向后撤。12月8日,东线主力已撤入城内,以城墙为依托,继续抵抗。这天下午,日军吉住师团趁淳化守军王耀武师转移阵地之机,在坦克掩护下,一口气占领了公路线上的高桥门、七桥瓮和中和桥,九日拂晓到达光华门下。守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教导总队,以及机动作战的第一五六师和宪兵部队,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道路,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日军久攻不下,派出飞机往城门上猛丢炸弹,守军死伤惨重。日军接着动用十八辆坦克朝城门开炮,压得守军抬不起头来。唐生智紧急调来迫击炮,轰击日军坦克,才压制了日军火力。可惜迫击炮的炮弹有限,仅有二十九发炮弹,转眼间就打光了。

10日,第一五六师接防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阵地,上午打退日军七次冲锋。中午,城门前不见一个日军,而城门上的哨兵却被子弹击倒。守军找不到子弹发射点,三名士兵莫名其妙地阵亡。守军设法引蛇出洞,扎了一个半身高的草人,给它披上服装,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哨兵。一名士兵举着草人向城墙边移动,日军果然用机枪射击,守军这才发现,原来有日军躲在城墙门洞内,不时出来偷窥,见到哨兵便打冷枪。守军马上朝门洞里扔下一捆手榴弹,无奈门洞太深,手榴弹爆炸了,却没炸到躲在洞里的日军。

守军刘团长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决定组织敢死队消除隐患。后半夜,一根绳子从城墙垂直缒下,敢死队悄悄攀绳下滑。寂静中突然传来几声手榴弹的爆炸,敢死队已经得手。他们还扔出了燃烧汽油弹,刹那间大火熊熊,烧得日军嗷嗷直叫。火光惊动了不远处的日军,以为中国军队出城反击,吼叫着冲出营房。敢死队来不及爬上城墙,便和冲来的日军交战。他们寡不敌众,孤军奋战一小时,全部就义。

有诗人为敢死队的事迹感动,挥笔作词,纪念他们的英勇:

清平乐 守光华门的勇士 高墙壁垒,攻城敌被歼。城门洞圈有敌情,勇士设法攻歼。筹措汽油粗绳,敏捷缒悬迎战。与敌同归于尽,英名长存人间。

教导总队素有“蒋介石之剑”的称号,坚守在紫金山巅。这支部队是由特种兵组成,有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和辎重团,共计五万多人。他们经过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长期训练,能攻善守。蒋介石把他们摆在山巅上,是因为他的官邸就在紫金山下。这支部队在山上可以兼顾来自两个方向的日军,防止日军从梅花山方向和栖霞山方向的进攻。当年曾国藩攻打天京,就是从紫金山的天堡城杀进来的,天堡城一丢,太平门就无法保住,蒋介石在这里部署精锐,也可以说是以史为鉴吧。

进攻太平门的日军中岛师团,并不知道苍松翠柏的紫金山有中国守军严阵以待。他们推进到离太平门不足一公里时,突遭炮火袭击,经过仔细观察,发现炮火来自紫金山,便集中大炮和坦克一齐反击。炮击之后,步兵蜂拥而上。紫金山下有个不太高的红毛山,守军的机枪阵地隐蔽在此。日军冲到红毛山,守军几十挺机枪向他们射击,打得尸体枕藉。日军指挥官气得嗷嗷大叫,指挥炮火还击,然后派出装甲部队,为后面的步兵开道。红毛山守军狙击手携带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跃出阵地,冲向日军坦克,部分跳上坦克车顶,把炸药包塞进驾驶仓内,另一部分将炸药包拴在坦克履带下。他们脱离坦克后,猛烈的爆炸声响起,日军坦克瘫痪下来。

唐生智得到日军进攻紫金山的报告,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军工和战车防御炮,支援紫金山的守军。日军连续三天攻不下紫金山,只能望山兴叹,另想攻城良策。

第四天早上,日军一架飞机在紫金山上空丢下一个彩色大气球,气球下载着一名军官。守军不知日军又玩什么花招,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就在守军麻痹大意的时候,几发炮弹飞来,轰然爆炸。守军恍然大悟,原来悬在气球下的军官是了望哨,俯瞰中国军队的阵地,将情况用报话机通知炮兵,给炮兵提供目标。守军吃一堑长一智,不再向日军暴露目标。

日军无法从岗子村方向攻上紫金山,改从梅花山方向进攻。他们爬上山坡,被老虎洞的守军打了下去。日军便用重炮轰击老虎洞,接着派步兵冲锋。守军以猛烈的炮火阻击日军,成群的日本兵被击毙在山坡上,尸积如山。下午,日军继续攻击,在炮兵掩护下,不要命地向山上冲。守军依托阵地,沉着阻击,只要日军爬到离阵地五十米,就一跃而出,和他们拼刺刀。

10日,日军集中了两个师团兵力,要与守军决一雌雄。他们调来八十五辆坦克,兵分两路,向紫金山猛攻。左路从孝陵卫街的公路攻打西山,右路从灵谷寺攻打中山陵和陵园新村。宏伟美丽的中山陵和九层八面螺旋式的灵谷寺塔,顿时淹没在冲天大火之中。教导总队坚守到12日晚,大部伤亡,不得不撤出阵地,紫金山落入日军手中。

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原是一个高约一百米、长约三千米的山岗。这里地形弯曲起伏,十分险要。第八十八师奉命在这里布防,修筑起密如蛛网的战壕、铁丝网和钢筋水泥碉堡。第八十八师的朱赤第二六二旅,负责防守雨花台阵地的右翼。

日军于八日下午从溧水方向推进到雨花台,朱赤旅突然射击,重创日军。日军稍作整顿,重新发起冲锋。朱赤命令部队沉着等待,日军距工事五十米时,朱赤才下令射击。

日军大乱,朱赤振臂高呼:“弟兄们,跟我上!”他纵身跳出战壕,和日军白刃肉搏,阵地前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日军损失惨重,仓皇后撤。

第二天上午,日军出动二十架飞机,在雨花台上空轮番轰炸。守军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猛烈的炮火,朱赤旅损失严重。朱赤受伤,脸上流着鲜血。士兵们跑来给他包扎,被他推开。他说:“弟兄们,打仗必然会有流血,会有牺牲,你们不要管我,日军炮击以后,你们就发起冲锋,一定要打退日军,死守阵地!”

日军很快组织大规模集团进攻,朱赤高喊:“弟兄们,报国的时刻到了,要与阵地共存亡,狠狠地打啊!”

守军奋勇拼杀,再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朱赤旅以阵亡一百八十人的代价,歼灭一百九十五名日军。

战斗空隙,朱赤命令部队抢修工事,抢救伤员。他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检查工事,慰问伤员。突然,一阵尖啸传来,一发炮弹落在朱赤脚边,他来不及躲避,随着巨响倒在血泊之中,为抗战献出了生命。

第二天,朱赤旅在雨花台阵地上全部阵亡。在寒风中,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在燃烧,日军的坦克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向中华门城堡。

雨花台的左翼,由高致嵩的第二四六旅防守。

高致嵩注重战前准备。他组织各级军官察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要求部队抓紧时间挖工事。高致嵩仔细检查每一处工事,发现四营的工事达不到要求,便沉着脸对王营长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个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你自己看看,你们营的工事挖得马马虎虎,如果日军从这里进攻,你们挡得住日军的手榴弹和枪弹吗?”

王营长低着头承认错误,高致嵩挥挥手说:“快叫弟兄们放下碗筷,重新挖过!不挖好工事,不准吃饭!”

高致嵩还注重战前动员,努力激发部队的情绪。九日,他给部队训话:“弟兄们,你们都听说过秦桧吧?他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怕死鬼,我们不能学他。世上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就是亡国的苦不能吃,亡国奴的罪不能受。现在日军来了,谁不抵抗,谁就是犯了亡国罪。弟兄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与侵略者拼到底!”

日军两个联队向高致嵩旅发起进攻,官兵们顽强阻击。日军也不怕死,嗷嗷吼叫着冲上来。高致嵩观察着战况,认为光靠阻击无法打退日军,必须发起猛烈的反击。于是,他拿起电话,命令各团发起反冲锋。他放下电话,身先士卒,举起手枪高喊:“弟兄们,跟我冲!”

高致嵩旅的官兵们勇猛地杀向敌群,和日军拼刺刀。阵地上杀声震天,鲜血飞溅。刺刀拼弯了,官兵们把枪扔掉,和日军厮打拼搏,有的抱着日军滚下山底,同归于尽。

短兵相接,高致嵩的耳朵被日军咬掉一只,鲜血直流。他顾不得包扎,忍痛对官兵们说:“弟兄们,日军还会再来,我们只能稍许休整,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

高致嵩要各团统计现有兵力。统计报表送上来,全旅一万多人只有四五百人还能战斗。日军又冲上来了,高致嵩命令官兵们将所有手榴弹后盖打开,把导火索连结起来,摆在阵地前。日军越来越近,距离只有三十米时,高致嵩叫大家听他的口令。日军见守军阵地上没有动静,以为守军子弹打光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喊叫:“抓活的,抓活的!”日军冲过来,二十米,十米,五米——高致嵩大叫一声:“拉导火索轰隆一声巨响,高致嵩和他的全体官兵,与日军同归于尽,阵地上恢复了平静。

雨花台方向的守军一直坚持到12日,由于兵力不足,缺乏弹药,部队越打越少,血洒满山,尸横遍地。当天下午,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向中华门城墙蜂拥而去。

日军逼近南京时,守军一支装甲部队奉命出击,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被日军打退。一辆装甲车陷入壕沟,无法开出,两名装甲兵没有弃车逃跑。日军先头部队打扫战场时,两名中国兵闷声不吭,没有被日军发现。

不久,日军谷寿夫师团大部队浩浩荡荡开了过来,趾高气扬,毫无防备,经过这辆装甲车旁边。中国兵用机枪猛射,几十名日军猝不及防,死于枪下。日军全部卧倒,然后向装甲车发起冲锋,打了几十个回合,全被打了回去,装甲车周围到处是日军尸体。

两名中国兵沉着机智,日军不冲上来就不开火,节省子弹。日军重武器没跟上来,一时对他们莫可奈何。他们坚持到天黑,开始突围,一名士兵壮烈牺牲,另一名找到了部队。日军把这次伏击记入了作战手册,供每一个军官借鉴。

装甲兵归队后,把这件事上报长官。杜聿明半信半疑,夸奖几句了事。直到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才从缴获的日军作战手册中看到这次被袭事件的记载。手册中要求日军严格打扫战场,不能大意,步兵不管有没有反战车任务,一定要携带穿甲弹或装备些炮弹。杜聿明这才知道,那位士兵不是吹牛,立即下令找他,结果发现他几天前已经阵亡。

进攻南京的日本军人是疯狂的。12日上午,美军珀内号炮艇满载着美国大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日军迫近的南京城,溯江而上。日军奥山中尉率领一个飞行中队飞到珀内号上空。奥山明明看见下面的炮艇上飘扬着美国国旗,却视而不见,率领机群向珀内号攻击。二十分钟后,这艘美国炮艇下沉,艇上的人纷纷跳水逃命。

罗斯福总统听到这个消息,很想制裁日本,无奈国会里阻力重重。议员们宁愿牺牲在中国的利益,也要维护对日本的贸易。日本也急于避免与美国冲突,日本外交大臣连忙照会美国驻日本大使“深表歉意”。圣诞节前后,美国收到了日本政府的赔款支票,面额为美金二百一十万四千零七元三角六分,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12日正午,雨花台陷落后,孙元良师从城墙爬进城内,直奔挹江门,企图从下关渡江逃走。宋希濂的戒严部队阻拦劝说,收容约两千人,仍然由孙元良率领,回到中华门附近作战。

下午四点,俞济时军也从三汉河向下关搭浮桥,准备向下关撤退,又被长官部制止。这时,日军虽然猛烈攻城,占领了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但胜负并没有最后分晓。

五点左右,顾祝同给唐生智打来电话,转达蒋介石的撤退命令,要他迅速赶到浦口,以便撤离。唐生智表示:不能马上离开南京,撤退问题必须部署。当晚,蒋介石又来电,命令唐生智放弃南京,向津浦路撤退。第二天凌晨,唐生智召集各部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做出“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部署。

守军将领们默不作声,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唐生智心里也不好受,他大声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耻辱报仇!”

11、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城。占领军官兵们在坍塌的南京城墙上狂叫,日本国内也是一片欢呼声。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是古人对于古都金陵物是人非发出的慨叹。但是,自从南京陷于日军之手,任何诗人对这座城市的感慨,都叹不尽南京市民的痛苦和悲惨。野蛮的日军无恶不作,顷刻间就把中国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攻进南京后,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于是,日军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开始了。

南京一个外国侨民,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的十二天里,每天记下了所见所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派驻中国的记者田伯烈做了报道。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

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片焦土,到处是毁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要是看到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来,就知道情况很危险。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板和一件棉袄都不准保留,连人力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把他们杀死,或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们看到大批妇女惊恐万状,悲伤哭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间地狱。

12月14日,星期二

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时代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程度日益加剧。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曾造访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令人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这次造访终归是徒劳。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一千三百个难民全部拖走,用绳子捆着,押向刑场,却听不到一声呜咽。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痛苦极了。

12月16日,星期四

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走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知其数。

12月17日,星期五

劫掠、屠杀和奸淫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日本兵强奸了一千名妇女。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婴儿在旁哭声不断,兽兵便把他活活掐死。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

12月18日,星期六

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了。威尔逊报告,一个五岁的女孩子被送进医院,她被日本兵刺了五刀;一个男人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下午,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涌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

12月19日,星期日

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有几处也要烧。一天内日本兵闯入一些外国侨民的住宅,达十次之多,搜劫住宅内的难民,强奸妇女。难民区中有七个清洁工,日本兵杀死其中六人,一人负伤逃出。街道上有很多尸体,全是死去的平民。

12月20日,星期一

暴行在继续进行。全城大火蔓延。下午我同史密斯乘车外出,重要的城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走,看见日本兵在店内纵火,他们忙着把货物装进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个地方冒出火舌,向天空飞腾。

12月21日,星期二

我们14日访问日本使馆的田中参赞,面交二十二名外侨署名的抗议书,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件。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住着四百多个难民,吃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12月22日,星期三

我同史波林走向办公楼附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五十具平民的尸体,手被反绑着,其中一人被削去了半个脑袋,他们大概是牺牲于军刀之下吧。黄昏,我同李格斯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一位五十四岁的老妇人。

下关电灯厂姓吴的工程师向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工作很负责,直到南京失陷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和记银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实际是民营),便把其中四十三名职工拖出去枪决。

12月23日,星期四

农村师资培训学校收容所里的难民,又有七十个人被拖出去枪杀。日本兵可以随意乱抓中国平民。任何人,只要手上有硬茧,就可作为当兵的证据,他就必死无疑。

中午,从外面送来一个人,头部被烧焦,眼睛和耳朵被割去,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在几小时后死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人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鼓楼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臀部也有同样的烧伤,这种兽行令人难以置信!

12月24日,星期五

七个日本兵盘踞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他们强奸妇女。在我们办公楼的附近,三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街上仍然有很多人被刺伤。

12月27日,星期一

今天进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个星期了。日军仍然毫无纪律,骚扰和暴行事件日益增多,不知还有多少罪行不属于我们的所见所闻。

纵火还在继续。今天城南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被焚毁,德国商人的起士林糖果店也起火燃烧。……

这位外国侨民在日记中的记载,尽管只是他在局部所见所闻的一些情景,却很有代表性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从他的见闻中,读者可以看出,日军对中国的战俘和平民中的男性加以滥杀,而对中国的女性则是先奸后杀。

一份出自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记载的情况和上面日记中的描述如出一辙。

山西路一所住宅内,日本兵在强奸一位妇女,丈夫在一旁哀求他们放过妻子,结果夫妇都被刺死。

隆冬时节,一个日本兵发现雪地上有被强奸致死的裸妇尸体,便抓来一个市民,强迫他与尸体交合,市民抗拒,立刻惨遭杀害,日本兵还朝裸妇尸体下部连戳几刀。

有一户人家,屋里住着姑嫂三人——一位少妇和两位少女。几个日本兵闯进来,机警的少妇连忙躲藏到屋内的草堆里。两少女来不及躲避,惨遭日本兵蹂躏。少妇听见大一点的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再吭声。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也没了声息,只听到兽兵们发泄的狂笑,少妇吓得浑身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惊魂未定的少妇,壮起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血淋淋的,胸口和肚皮被刀戳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浑身血污,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副场景给了少妇太大的刺激,她疯了。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1982年出版的《侵略——中国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其中有一段,谈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摧残。

女人是最大受害者。年老的,年轻的,全部遭殃。日军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里,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到二十个士兵玩弄。士兵们在仓库周围选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在地上,手里拿着有中队长盖章的纸条,脱下兜裆布等候着,轮流强奸。强奸完了,将女人统统杀掉,残忍至极。

一位外国的牧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奸淫。

赤手空拳的平民,遭到日军枪杀,已经超过一万名,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达到两万件,其实很可能不止这个数字。仅金陵大学一处,就有一百多件强奸案是我知道全部细节的,还有三百件得到了证据,这样的痛苦与恐怖,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仅仅在金陵大学这个地方,女孩小至十一岁,妇女老至五十三岁,都有被日本人强奸的。在其他难民群中,七十二岁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不免于难。在校场上,十七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这些强奸案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

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车辆、粮食、衣服、被褥、钱财、钟表、地毯、书画和各式珍玩等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先是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暗窃,三五成群的士兵又在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将它们洗劫干净,把赃物装上货车,然后放火把商店烧毁。

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很多路段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本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导火线,纵火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我们都亲眼目睹了。大多数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一空。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先奸后杀,还有一些残忍的事例。

南京市民姚家隆,携带家眷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遇到日军,妻子被日本兵奸杀,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哭泣,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们挑起,扔进火里,活活烧死。

中华门外,日本兵轮奸了一位少女,又强迫过路的僧侣和她交媾,僧侣拒绝,日本兵便割下僧侣的生殖器,导致僧侣死亡。

当时,南京的中国妇女人人自危,纷纷跑到外侨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躲避。但是安全区内不安全,日军趁着黑夜,翻墙而入,搜索中国妇女,不分老幼,一律强奸。国际救济委员会在金陵女子大学设立了妇女收容所,约七千多名妇女在这里避难。但是,她们在这里也避免不了日军的强暴。日本兵挨户搜索妇女,大展淫威,还不满足,每天把大卡车开到收容所,劫走大批妇女。女人们无助的号哭之声,传到几里之外。从十二岁到七十岁的妇女,都成了日军奸淫的对象,稍有不从,便造惨杀。

难民区的有些妇女,为了避免受辱,只好女扮男装。但是,日军又把她们当作男人拉去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有一次,日寇抓了一批女扮男装的中国人,用绳索捆绑,一个日本兵触到其中一个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现都是女人,便将她们全部奸淫。事后,剥光她们的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这些可怜的女人,有的两只乳房被削掉,有的下身被搅烂,有的被切开腹部,肚肠被挑出来,死状惨不忍睹。

在南京,孕妇也逃不过日军的毒手。一些孕妇被日本兵奸淫,事后用刺刀开膛破肚,将胎儿取出来蒸熟吃掉!

世界舆论也有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强奸事件”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发言证实了这种说法。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以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支持了这种说法。

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砍断。

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例左右的强奸事件。

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还是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梅汝璈说,国际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一个姓丁的小姑娘竟惨遭十三名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这样的狂虐,厉声呼救,日本兵当即割去她的小腹,将她杀死。又如,日本兵在东岳庙轮奸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谢善真,事后将她剖腹,砍断四肢,一块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先奸后杀的暴行,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的近两个月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几百件、上千件。

在南京,日军对中国男性的虐杀,也是耸人听闻的。上面引用过其著作的小俣行男,在他的书中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抢掠和对中国战俘的虐杀。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抢劫和强奸。我们刚进城时,还有许多建筑物,第二天就开始纵火,将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大肆翻搜,抢走值钱的物品,然后就放火烧房。……俘虏达到十万之众。刚进城的部队向军司令部请示:“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置。”

所谓适当处置,就是执行枪决。日本兵把俘虏们押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轮流砍头。砍完第一排,强迫第二排的俘虏把尸体抛进江水,然后排成一列,依次砍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杀了两千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机关枪,用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俘虏面朝江岸排成一列,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哒哒哒开火。俘虏们一齐逃往江里,却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后来,军司令部下达命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或者干其他苦役。”

然而,被杀的俘虏已经不计其数。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日军不但残杀俘虏,还杀害了无数平民百姓。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日军究竟杀了多少人?没有公布数字,也无法统计。总之,一眼望去,满目死尸。留在市内而又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我乘坐救援部队的卡车向盐城进发,沿途所见,所有的村庄都被烧光了,空气中弥漫着火烧之后特有的焦臭。汽车驶近盐城时,看到一大片馒头状的土堆。……这些“土馒头”就是坟墓。新坟墓连成一片,成千上万。……

盐城是个十万人口的县城,城内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幢建筑物幸免。城内连一粒米都没有了,附近的村庄也被焚烧一空。

《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27日号有一篇报道,典型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记者以《紫金山下》为标题,报道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一场杀人比赛。

谷寿夫师团是最先攻入南京的日军部队。这个师团有两名少尉,一个叫富冈明,一个叫野田岩。他们约定比赛,以一瓶白兰地为赌注,看谁能杀人满一百。他们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富冈明杀了一百零五人,野田岩杀了一百零六人,后者赢了这场比赛。两人又打赌,看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杀人竞赛再度开始。他们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劈成两半。他们在砍杀人数分别达到一百五十的时候,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遥拜日本天皇,报告杀人的数量,狂欢乱饮,还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写了一本《昭和五十年史话》,记载了在南京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官兵的惨死。

(中国战俘被)集中到市内广场上,用电线捆绑成数行,押到江岸的围墙里。然后拉出一队人,把这些俘虏作拼刺刀的练习工具。日军把没死的俘虏浇上煤油,点着火,看他们在火中挣扎乱蹦,活活烧死。军官们用日本刀把俘虏劈成两半,互相竞赛。要杀害的人实在太多,日军就命令俘虏们自己挖一个大坑,叫他们排立在坑的边沿,当作靶子挨个射击,使他们掉入坑内。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将一些俘虏用刺刀扎死,用土埋上。有一批俘虏,手和脚都被日军捆绑,头朝下,倒埋在土里。不计其数的俘虏,被砍了头抛进河里,或被机枪扫射倒在长江里。

许多中国军人,在南京城陷落前奉命集结在城内,不得随便行动。他们成为战俘以后,有的被捆紧手脚,推倒在地,日本兵开着军用卡车在身上往来飞驰,以致碾成连环肉饼,分不清哪是谁的肉身了!还有一些战俘被日军用马匹分尸,然后把碎尸拿去饲喂军犬。

大屠杀中,日军以杀人取乐,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不过瘾。他们显露了人性中最丑陋最恐怖的一面,杀人自愉,还要花样翻新。有的日本兵先向难民身上淋浇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打在被害者身上,汽油立即着火,施暴者看着他们的牺牲品挣扎翻滚、痛苦至极,便鼓掌狂笑。

有些日本兵,强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冷抖颤,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南京街头,日本兵把割下的难民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最毒辣的几种虐杀,可谓洗刷了酷刑的世界记录。有一种暴行叫“狗吃刑”,

日本兵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命令狼狗扑上去撕咬,受害者鲜血淋漓。另有一种“钓鲤鱼”的酷刑,用铁钩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人吊起来。还有一种“烤全猪”,燃起一堆柴火,把铁床架在火上,将受害者捆牢在铁床上。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外,还对中国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用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有一次,日军将已经放下武器的三千多名中国军警人员集体解送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然后焚化尸体,负伤未死的便被活活烧死。又有一次,日军将华侨招待所里的五千多位男女难民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将他们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然后弃尸江中,让尸体随波逐流,企图杀人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只有白增荣和梁廷芳两人在中弹负伤后游水到达对岸,才幸免一死。后来,梁廷芳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在南京城外的幕府山,日军囚禁着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五万七千多名中国战俘和难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他们全部用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五万多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死的人在呻吟挣扎,日军便乱刀砍杀,不留一个活口。事后,给尸体浇上煤油,点火焚化,目的也是毁尸灭迹。五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伍长德侥幸没被烧死,等到日军离去后,才从死人堆里钻出来。这位幸存者后来也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令人惊心动魄,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凌辱了多少中国妇女?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说,日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百分之六十,约二十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多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的,也有三十多万人,仅掩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把无从寻觅尸体的死者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过了四十三万人。至于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至少达到两万名,受辱妇女愤恨羞愧、跳江自尽的不计其数。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件。这次暴行的规模,在法西斯的所有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德军的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并非在毒气室内统一实施的,受害者也不是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死去。它的受害者,在死前受尽了凌辱和创痛,它的实施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屠杀,对被害者先加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戏弄或强奸,才以死亡来结束他们杀人的游戏。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侵华的日军是兽类,他们野蛮、残忍、到处发泄原始的本能,他们的狂热中还有无论人类或兽类都不具备的一种邪恶,这种反生命的邪恶具有冷酷的智能,它蔑视人的尊严,把所有的生灵当成儿戏,它玩弄自己的猎物,从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享受乐趣,从猎物的死亡中求得自身的升腾。这种邪恶的人兽,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那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闯入美丽的南京城,在善良的中国人和平居住的都市里,书写了“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是尚武的。也许,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人们求得有限的生存资料需要靠武力夺取。幕府将军们靠着等级森严的武士制度,维持着在弹丸之国的统治。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生存的恐慌。这个岛国的武士们,要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强取豪夺,因为他们继承了对于穷兵黩武的迷信。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酝酿侵略的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就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们做一番探讨。极具特色的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关于幕府将军、武士、浪人和隐者的传奇,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轻视和虐待妇女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遗产,包含着一些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变态性风俗。至于全世界议论最多却又拿不出合理解释的日本武士文化,更令人有理由相信,在种种文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支撑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它一度公开露面,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铁血的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制造出一批批张牙舞爪的魔兽。它在南京大屠杀中演示了一出残暴的作品,震惊了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和平的潮流使它不能见容于光天化日,但它并未灭亡。它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足以使所有善良的人类,包括日本人民,一代又一代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12、矶谷师团的厄运降临了

“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天,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可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十天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938年新年第十六天,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声称今后不以中国的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建立一个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权。连希特勒主宰的德国也难以理解日本这种横蛮无理的态度。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对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说:“我可以理解日本不能忍耐中国的拖延和令人不满的态度,但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日本要对断绝谈判负责。”

日军专注于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又过去了,他们要连贯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使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能够会师武汉,必须和集中在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大战一场。

卧躺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徐州,地据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四省的要冲,是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的枢纽。徐州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大局。南京政府决心全力防守。

日军针对徐州集中了八个师团、五个旅团约二十四万人的兵力。1938年1月下旬,日军分成南北两路,从南京和山东南部会攻徐州,企图南北会合,然后沿陇海路西进,歼灭郑州与武汉之间的中国军队,一举拿下武汉。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集团军和军团,共六十四个师,约六十万兵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其余兵力部署在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南线日军的指挥官是畑俊六大将,指挥三个师团,约八万兵力,先后从镇江、南京和芜湖渡过长江北上。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顺着津浦路正面向北推进到盱眙和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了扬州,随后进攻邵伯和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顺着淮南铁路北进到巢县和全椒,企图直奔蚌埠。

畑俊六以为,攻下蚌埠是易如反掌的,没料到,日军开到明光以南,就遇到激烈抵抗。李宗仁部署了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与汇河等地形堵截日军,双方血战一个多月,不分胜负。日军被挡在这里,不能越雷池一步。畑俊六大为恼怒,从南京调集援兵和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加大进攻力度。

日军从浦口向北进攻,刚过滁州不久,就在张八岭、三界、嘉山集和藕塘一带遭到刘士毅第三十一军重创。刘士毅军利用山区地形,频频出击,拆毁铁路,打击日军的北犯。双方一接触便打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过去,整个山头黑烟翻腾,沙石横飞。只要日军的机枪成了哑巴,官兵们便跃出战壕,一排排地端着刺刀迎着日军冲上去,日军成了他们的刀下鬼。

刘士毅军是广西军,而桂军打仗不怕死是出了名的。在军制上,他们在省内采用兵役制,提倡尚武精神,拥有较充足的兵源,对那些到了兵役期的人,如不入伍,即在乡组织训练。桂军非常重视班长的作用,对班长进行各种训练,重在丰富实际带兵和作战经验,导致部队中各级长官年龄偏大,但部队很有战斗力。抗战期间,日军对桂军心存几分畏惧,折服于他们勇猛顽强的刚性和坚忍不拔的韧性。他们在进攻中具有攻击精神,火力组织、部队运动、迂回包围和协同配合都是非常严密;在防御中机动灵活,在工事构筑、火力发扬、预备队使用、机动出击和白刃格斗等方面,也是颇具独特风格。

日军见仅靠地面部队不能解决问题,便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刘士毅军阵地,使守军遭到重创。日军步兵接着发起集团冲锋。刘士毅是参谋长出身,“经纶满腹,文武兼备”,而且胆略过人,颇受官兵拥护爱戴,指挥调配十分灵便。当日军占领张八岭、三界和沙河集时,他命令部队后撤,在明光一带摆下“空城计”。官兵们理解他的“避实就虚”战术,愉快地后撤。日军推进到罗岭,派出先头部队到明光城试探有无中国军队的主力。刘士毅军隐蔽在明光城与马岗、魏岗之间。日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动静,大部队迅速占领明光城。黑幕降临后,日军正在埋锅烧饭,安营铺床,刘士毅率领主力杀一个回马枪。一时间枪声大作,烟尘四起,火星飞溅,吼声震天,令日军心惊胆寒。战斗持续一个通宵。15日拂晓,明光城内的日军大部分被歼,仅逃出一百零九人,刘士毅军收复了明光。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来到明光前线,采访了刘士毅及几十名官兵,写下一篇报道:“淮南战场归来,使我益信,广西军之所以谓广西军,绝不是偶然的。广西军队令日军心颤胆寒,这是他们经年积累埋头苦干的硕果。广西军是时代的骄子,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宗仁获悉刘士毅军连战告捷,兴奋不已,致电祝贺他们,为手下的广西子弟兵自豪。

李宗仁兴高采烈,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明光战斗胜利后,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在明光吃了亏,是因为夜间作战,日军飞机发挥不了作用。如果战斗发生在白天,日军飞机一定会狂轰滥炸。而且,日军很快就会进行疯狂反扑。他命令刘士毅军主动撤出明光,将津浦线让开,使日军战线拉长,尔后便于逐段歼灭。

1月18日,刘士毅军奉命撤出明光。不出所料,日军派出五千人马,在飞机配合下,向明光城发起猛攻。他们哪里知道,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得到的是一座空城。28日,日军兵分三路,从明光北上,打算攻克蚌埠,强渡淮河。李宗仁发现了日军企图,命令刚从淞沪战场撤到浙江休整的廖磊集团军,迅速开赴蚌埠地区。廖磊集团军也是一支桂军,李宗仁指挥起来得心应手,随叫随到。李宗仁指挥大规模战役,总是不急不躁,处变不惊,令廖磊十分佩服。廖磊的风格是大刀阔斧。他率部赶到蚌埠前线,首先向南打了三个胜仗,让日军尝了些苦头。然后,他将重兵布防在蚌埠以北的张店、固镇、刘集和胡集一线隐蔽,日军侦察机看不到地下有一兵一卒,但日军攻打过来,他一声号令,部队会从四面八方如狂涛般涌来,令日军有遭灭顶之灾的感觉。南面的日军对廖磊集团军屡次进攻受挫,不敢再攻,停战休整。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抵抗华东日军北进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保卫战,原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谁知驻扎在山东境内的韩复榘,不听军令,消极抗战,日军很快就逼近黄河北岸,从鹊山向济南开炮。在韩复榘与日军依黄河对峙期间,李宗仁到了济南,走进韩复榘的司令部。

韩复榘请李宗仁就座,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

李宗仁看着韩复榘,见他眉清目秀,不禁生出几分好感,便婉言答道:“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如果济南失陷,三集团军可以退到沂蒙山区,监视津浦路左侧,使日军不敢急剧南下。”

韩复榘眼珠瞪得溜圆:“南路日军很快就要打到蚌埠,北路日军如过了济南,两路一夹,我岂不断了接济?沂蒙山区贫困,就地无法筹措粮饷,即使饿不死,还不是让日本人拿我们当包子馅吃了?”

李宗仁这才发现,韩复榘表里不一,出言粗鄙。他见话不投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他一走,韩复榘便决定放弃济南,后撤逃跑。他怕日军过黄河尾追,便要炸毁黄河铁桥。建设厅长劝阻道:“黄河铁桥是中国著名的伟大工程,炸毁未免太可惜,如果对军事不利,是否可以将主要机件卸走?”

韩复榘勃然大怒:“你去拆吧!日本人的炮弹都打到屁股上了!炸掉!”韩复榘命令一个连运送两千公斤炸药,装置在大桥各个桥墩、桥孔和桥基上。他一声令下,铁桥轰然坍塌。

当晚,韩复榘把三个妻妾和孩子们叫来,让他们带着家私,由卫队护送,逃回河南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召集厅局长和师长以上的大员开会,正要下令撤退,秘书送来南京急电:“向方兄,请你务必死守黄河,绝不可放弃济南!蒋中正。”

韩复榘看过,随手摔在桌上,说:“不管它!”

教育厅长何思源说:“我认为,大敌当前,不能只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现在是全面抗战。蒋委员长讲过,民众抗战,一切损失由中央补。今后的地盘不必考虑,还是应该打的。”

韩复榘冷笑一声,说:“你太天真了!蒋介石的话你能信以为真?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和日本妥协?我们就这几万人,家底抖落完了,他突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议,华北就肯定没我们的份了。蒋介石不守南京,却让我们死守济南。一打仗就釜底抽薪,我们差一点没有死于他的暗算!”

台下有人高声响应:“对,不给他当炮灰,走吧,不听他那一套!”

韩复榘接着说:“有我们这些人头,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吃有花。诸位,不要犹豫了,回去准备吧!”

韩复榘在撤出济南以前,打着“焦土抗战”的旗号,纵容官兵大肆焚烧抢劫,并向各县强征“救国捐”,规定一等县捐二十万元,二等县捐十五万元,三等县捐十万元。逾期不交,就拿县长是问,县长们不敢违抗,便向百姓勒索。民众叫苦连天。

韩复榘又给心腹下令,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一万五千两黄金和三万两白银,全部连夜装车,运到洛阳。上行下效,他手下的官兵连抢三天。撤离济南的前一天,他又下令焚烧许多重要建筑。顷刻间,浓烟滚滚,火光触天。济南全城一片混乱,惨不忍睹。

第三集团军撤退到泰安时,蒋介石发来十万火急电报,要韩复榘“千万不能放弃济南”。他阅后哼一声:“老子已到泰安,看你怎么样?”

韩复榘撤到济宁,又接到李宗仁电令:“你部务必死守泰安。”

韩复榘在电报上批道:“南京不守,何守泰安?”第三集团军不顾军令,不战而逃,沿路抢劫,津浦路门户向日军洞开。日军长驱直入,几天之内,占领大半个山东,几千万人陷于水深火热。

1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延安镇和归仁镇,27日,济南失守,日军从博山和莱芜迂回袭击泰安。2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之手。韩复榘连连丧城失地,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急了,接连对韩复榘下达严厉的电令,要他夺回泰安,阻截南下的日军。韩复榘置若罔闻,一错再错。蒋介石下令将韩复榘枪毙,他的职务由于学忠代任。

韩复榘被处决后,确实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对上级指令不敢有丝毫怠慢。李宗仁命令孙桐萱率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和汶上的日军据点,牵制日军主力。第二十二师在夜晚从大长沟渡过运河,两天后的晚上,派一支小部队攀登进入济宁城,与日军短兵相接,血战三天,因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晚上撤到运河西岸。

与此同时,孙桐萱第十二军第八十一师夜晚从开河镇渡过运河,派一支部队从城西北攻入汶上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由于人少势弱,损失严重,也撤向运河西岸。

4日以后,日军相继攻陷安居镇,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退。李宗仁在相里集、羊山集和巨野一线部署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南下的日军,使日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住了战局。

日军见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便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率领各自的师团,分两路南下,企图会师山东南端的台儿庄。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都是日军精锐,大部分官兵参加过“二二六”日本政变。这次,他们分两路夹攻,来势凶猛,大有豹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板垣师团的主力,首先进攻位于徐州东北方的临沂。这里是山东南部在军事上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紧急关头,李宗仁手上没有总预备部队可以调遣,只好就近抽调原来防守海州的庞炳勋第三军团前往临沂,堵截日军。

久经沙场的庞炳勋,是冯玉祥旧部,在国民党杂牌部队中,以善于保存实力而著称。他位居中将军团长,指挥的部队却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不足一个军。他对自己的军团被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有些不满。论年龄,李宗仁是晚辈,要他受晚辈指挥,他心里不是滋味。

李宗仁也担心庞炳勋不易驾驭。庞炳勋一到,他破格到大门口迎接。庞炳勋见司令长官全副戎装出迎,慌忙敬礼:“卑职前来晋谒李长官,怎敢惊动长官出迎!”

李宗仁将他引进客厅,说:“庞将军久经沙场,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只是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论公,我是司令长官;论私交,我们实在是兄弟般的战友,不应分上下。以往我们被迫在内战漩涡中打转,败不足耻,胜不足武。今日天从人愿,为国家为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死也值得,不愧为一个军人。”

庞炳勋听了这番话,很受感动,便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这次我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李宗仁询问有什么困难,庞炳勋叹息道:“我原有五个团,现在中央有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编为四个团。我的部队兵员都是足额的,要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不归并,就只好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各部队都在扩充,怎么惟独要我的部队遣散?”

李宗仁对庞炳勋颇为同情,允诺呈报军委会,力争解决。李宗仁几经交涉,军政部复电说,蒋介石允许第三军团暂时维持现状。消息传出,庞炳勋感激涕零。他的部队很快得到了弹药装备的补充。

庞炳勋军团刚到临沂县城,还没来得及休息,板垣师团就猛扑过来。庞炳勋在部属中威信颇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死守县城。日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连日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无法击溃守军,令板垣大感意外。

日军久攻临沂不下,便撤到汤头以南阵地,经过休整补充,调来援军五千人,配属三十多门大炮,二十多辆坦克,又向临沂防地压来,攻占了沂河以东、汤头以南的几个村庄。庞炳勋严阵以待,誓与临沂城共存亡。全军上下奋力拼搏,牺牲太大,渐感不支,连忙告急,请求援助。

李宗仁赶紧命令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从滕县增援临沂。

张自忠也是冯玉祥旧部,他的大刀队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靠着近战和夜战砍杀日军,杀出了威名。卢沟桥事变时,他在宋哲元手下当师长,由宋哲元保荐给蒋介石,被委任为北平市长。他奉宋哲元的密令,与日军周旋,忍辱负重,掩护宋哲元军安全撤退,外界不明真相,以为他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中国军队南撤后,张自忠被困在北平城内,缒城脱逃。

张自忠从济南来到南京,舆论界呼吁对他严惩,以儆效尤,军界则有人想乘机收编他的部队。李宗仁认为他为人侠义,治军严明,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在他处境艰难时,李宗仁邀他恳谈,对他说:“荩忱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张自忠听了,忍不住流下泪来,微微一点头,默默地听李宗仁说下去:“现在舆论谴责你,因他们不知底蕴,等他们明白了事实真相,就不会责骂你了。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想,你会原谅他们的。我是了解你的,当然,也谅解你。”

张自忠羞愧地说:“这次个人冒险来京,是以待罪之身前来投案,等待中央治罪。”

“荩忱兄,我劝你不要灰心失望!”李宗仁鼓励他,“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部队。”

“承蒙李长官为我缓颊,中央如能饶恕我,让自忠戴罪立功,我一定以生命报国,绝不辜负李长官的期望。”

冯玉祥和李宗仁帮助张自忠在二月份接替宋哲元当上了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向李宗仁辞行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国,以报知遇。”

庞炳勋在临沂被围,情况危急,除张自忠军之外,第五战区已无军可调。李宗仁明知张自忠和庞炳勋关系紧张,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打中原大战,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倒戈反冯,突袭张自忠的部队,他们从此结怨。张自忠调来第五战区时,曾私下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惟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

但是,李宗仁还是要派张自忠去增援。张自忠觉得这是李宗仁对他的信赖,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他率领部队星夜起程,以一昼夜行军九十公里的速度赶到临沂。庞炳勋见援军赶到,而且士气旺盛,大受鼓舞。两支部队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日军反击。

张自忠一到临沂,就提出向日军发起反攻。3月14日凌晨,他率领全军暗渡沂水,向板垣师团右侧背发起攻击,逐村逐屋地展开白刃争夺战。战斗持续三天,日军向莒县溃逃。第一次临沂之战,歼灭三千多名日军,蒋介石致电张自忠祝捷。

17日夜晚,日军向沂水退却,庞炳勋军和张自忠军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四十五公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第二天夜晚,张自忠奉令向费县集结,板垣师团乘机增兵临沂。张自忠军星夜回援,25日返回临沂,全军官兵浴血奋战,冒死冲锋,给日军大量杀伤。

第五十九军奋战到29日,援军赶到,张自忠下令全线反击,迫使日军向汤头方向溃逃,取得第二次临沂战役的胜利。

两次临沂战役,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两次败北,板垣大觉羞辱,差一点自杀。日军撤退时,他连大衣和手杖都来不及带走,被张自忠的部下缴获。

板垣败绩累累,矶谷师团仍在向南推进,逼近滕县。李宗仁把孙震的第四十一军从郑州调到山东滕县。3月15日,孙震军刚刚部署就绪,矶谷师团就发起了攻击。日军几十架飞机和三十多门大炮狂轰滥炸,代理军长兼前方总指挥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队驰援。汤恩伯的主力是王仲廉的第八十一军,因行程太远,未能及时赶到。17日晚,日军攻陷滕县,王铭章在激战中腹部中弹,血流如注,为了不做俘虏,举枪自戕,壮烈殉国。日军20日攻占郅县,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对矶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充分的估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和民气受到巨大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会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这时,白崇禧从武汉赶到徐州。他在动身之前,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的寓所,请教作战方案。周恩来知道,李宗仁的部队在津浦路南段至徐州以北受到日军南北夹击,他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牵制南京方面的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把主力放在徐州以北,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周恩来的方案深表赞赏。他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采取了这个方案。

不久,张爱萍受周恩来委托,在徐州会见了李宗仁。张爱萍说,日军侵占济南以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守军有利。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宗仁沉默不语地听着张爱萍的提议。当张爱萍讲到桂军可以藉此在民众中和国民党中提高威信时,李宗仁高兴起来,说他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请张爱萍向周恩来致谢。

李宗仁为了确保台儿庄,决定动用最善防守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命令孙连仲派三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他同意张爱萍的看法:矶谷在前次战役中占了上风,会等不及蚌埠方面的援军北进,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攻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

李宗仁决定布设圈套。他命令汤恩伯手下的两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等到矶谷直扑台儿庄时,从后面攻击日军,与孙连仲一起将日军围歼。战事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料,日军从滕县南下,不顾汤恩伯的部队,直扑台儿庄。大约四万人的矶谷师团,拥有七八十辆坦克与一百多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不计其数。23日,日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可闻炮声,台儿庄战役的帷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命令白崇禧、林蔚和刘斐等人组织临时参谋团,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同一天,日军采用攻打滕县的战术,猛烈轰击孙连仲部队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守军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日军步步逼近,攻势凌厉。孙连仲的部队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便和逼近的日军拼肉搏,和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日军仗着武器精良,冲入城内。守军在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25日,日军进攻南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的第一八五团主动出击,第三营营长高鸿立率全营士兵与日军拼杀,夺取日军的大炮。日军一千多人在二十多辆坦克掩护下向第三营猛扑。团长王郁彬率领第一营和第二营赶来增援,血战两昼夜,王郁彬和高鸿立负伤。27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池峰城师与日军在庄内展开拉锯战,双方伤亡甚重。日军不断增加兵力,从峄县调来四千多人增援。

津浦路的守军得到了空军支援。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猛攻日军前沿阵地,为地面部队扫除日军重武器和坦克。在日军阵地对面,中国的陆军官兵们跃出战壕,把军帽和水壶抛向天空。他们不在乎对面有无数日军的枪口,自己很可能成为日军的靶子。他们控制不住兴奋和激动。几个月来,他们一见到飞机就躲。天上只有日军,大长地面日军的志气。他们长期被来自空中的打击压制着,无奈地看着战友在凌空而下的枪弹下伤亡。现在,空中飞来了中国人的保护神,把日军炸得趴在地面,他们昂奋地欢呼,心中的委屈荡然无存。

空军官兵们原来酷爱空战,觉得地面空袭的任务不够刺激。现在,他们从中国步兵奋不顾身的欢呼中领悟到了神圣的责任,意识到地空配合的重要性。他们喜悦,骄傲,心酸,还有几分内疚。

陆军需要空军,陆军真诚地感谢空中的战友。李宗仁通过无线电对空军第三大队长吴汝鎏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如果陆军能帮上什么忙,请你们尽管开口。”

空军不用陆军再说什么,频繁出动,轰炸日军的车站和补给船,扫荡日军的阵地和集结点。3月25日,第三大队轰炸封丘的日军阵地和焦作的日军列车,还袭击了集结在临城的日军。

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企图攻占西门,切断池峰城师部与庄内的联系。池峰城指挥炮火压制日军,组织几十名敢死队员与日军格斗。29日,日军濑谷支队派兵增援,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这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防御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和枣庄一带同日军打了几天,不顾台儿庄危急,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恩伯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的日军。汤恩伯为了保存实力,不顾军令,赖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他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只好三令五申,晓以大义,还是打动不了汤恩伯。

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边养兵观望,无动于衷。李宗仁焦急痛苦,再次电告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贻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恩伯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率军南下。

然而,台儿庄这边,孙连仲的部队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的地盘落入敌手。日军在电台里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和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台儿庄。孙连仲知道,继续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4月5日,他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给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孙连仲的语调几乎是哀求,李宗仁深知他的处境何等艰难,但他更清楚台儿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李宗仁估算,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以赶到台儿庄北部,便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李宗仁怕孙连仲的情绪影响士气,又下令:“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和李宗仁只有过一面之缘,但听别人说过,李宗仁在战区司令长官当中,属于比较通情的一位,现在李宗仁下死令,可见台儿庄对整个会战至关重要,而李宗仁对战役的胜利满怀信心。于是,他坚决地表态:“我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拼完。”

孙连仲的态度,使李宗仁略感宽慰,但他还不放心,又对孙连仲说:“今夜你还须向敌人袭击,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孙连仲说:“部队已经用完,夜袭不容易。”

李宗仁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元将来按人平分。”

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下去,一支几百人的敢死队很快组织起来。当天午夜,敢死队分组袭击日军,人人精神振奋。日军经过十来天的血战,精疲力竭,正在梦乡,听到枪声,乱作一团,边战边退。日军所占的台儿庄各街,不到一小时内,被守军夺回四分之三。李宗仁得到孙连仲夜袭成功的报告,又得到汤恩伯军团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兴奋不已。他连夜动身,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

矶谷师团的厄运降临了。6日黎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日军开火。矶谷自知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全线撤退。当晚,李宗仁指挥守军全线出击。孙连仲集团军被攻击了这么多天,一听反击,精神振发,杀声震天。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和汽油也用完了,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师团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下令猛追,日军遗尸遍野,辎重到处散落,矶谷率残部拼命突围。

李宗仁后来说:“临沂战役最大的收获,就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津浦战役和台儿庄大捷,歼灭日军两万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是中国在抗战初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13、黄河决口暂挡日军,民众灾难巨大

日军大本营密切关注台儿庄战役,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认为逮住了沉重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战役刚刚结束,日军就决定用华北方面军的四个师团向陇海沿线进攻,封锁兰封以东地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日本华中派遣军派出三个师团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他们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

而中国方面,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役的战果,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这里同日军决战。第五战区的兵力增加到六十四个师另三个旅,约四十五万人。李宗仁将军队编为五个兵团,李品仙的淮南兵团下辖三个军,廖磊的淮北兵团下辖四个军,孙连仲的鲁南兵团下辖九个军,汤恩伯的陇海兵团下辖三个军,韩德勤的苏北兵团下辖两个军。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

日军对徐州的进攻,从5月中旬开始。中岛师团在9日从山东济宁南下,迅速向安徽砀山、唐寨地区推进,从西面攻击徐州。在徐州北面,土肥原师团在12日从濮县地区南渡黄河,派出一支部队,在内黄集附近截断了陇海铁路交通线。板垣师团在山东南部同中国军队激战几天之后,渡过运河向宿县推进,然后进攻徐州。在徐州南面,日本华中派遣军的荻洲师团在9日攻占安徽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南的永城。吉住师团在16日进入萧县附近,逼近徐州。藤田师团在15日攻陷大营集,向徐州推进。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

李宗仁第五战区的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逐次激烈抵抗,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在荷泽抵抗日军,李必蕃死于战场。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两千人在蒙城拼死阻击日军,周元和大部分官兵战死。日军四面合围,徐州军情险恶,军委会在15日决定放弃徐州。第二天,李宗仁下达撤退命令。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包围,分头向安徽北部和河南南部转移。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会战。中日双方都投入几十万兵力,历时四个多月。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后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四到五个月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

中国军队突围时,日军趁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接着,日军继续追击,土肥原师团于17日到达内黄集。中国第一战区薛岳兵团为掩护第五战区部队突围,在兰封地区发起反击,于24日包围了土肥原师团。薛岳打算将这个师团吃掉,再创可与台儿庄大捷比美的胜仗,可惜蒋介石的嫡系桂永清弃守兰封,让土肥原突出了包围。薛岳兵团激战到月底,开始退却。21日,中岛师团到达归德。6月5日,矶谷师团抵达太康,向郑州推进。土肥原师团先后攻陷开封和中牟。日军骑兵联队相继炸毁了新郑南郊的铁轨和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郑州告急。

五月的最后一天,在武汉的委员长办公室里,蒋介石伫立军用地图前,反背双手,凝思一阵,用红蓝铅笔勾划起来。

侍从室主任林蔚递上前线急电,蒋介石接过一看,皱起眉头。电报是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发来的,大意是:鲁西南下之敌正向归德挺进,意图与华中派遣军会合。

“敌之企图,不仅在支援土肥原兵团,更在进犯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蒋介石自言自语,在青砖地上踱步,思考对策。

林蔚拔出自来水笔,翻开本子,准备记录指令。

蒋介石走到地图前,沉思片刻,转过身,看着林蔚说:“告诉程潜,即刻停止对土肥原部攻击,除留一部守备开封一线阻敌西进外,主力迅速转移豫西山地。”

蒋介石的电报发到了郑州。程潜接到命令,马上部署西撤计划,要求商震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三十二军作掩护,主力部队连夜撤退。

电话铃响,参谋长晏勋甫拎起话筒,传来林蔚的声音:“阻敌西进之部队,必须确保郑州至许昌一线,以为大武汉之屏障,委员长要战区长官部日内拿出具体计划,报军事委员会审批。”

“一定照办。”晏勋甫搁下话筒,向程潜转达了林蔚的电话内容。

程潜说:“敌人争夺郑州和许昌,不仅为切断我平汉路郑汉段运输联络,更在于南进武汉,西迫洛阳和西安,进而窥视我西南大后方。能否守住郑州至许昌一线,与整个抗战局势关系极大,第二十集团军任重而艰巨。”

晏勋甫面露难色:“第二十集团军与土肥原师团激战旬日,伤亡颇大,就算有略事整顿的时间,一时也难以恢复战力。何况敌人在短时间内即可逼近,不容我有徘徊余地。”

副参谋长张胥行望了望晏勋甫,说:“参谋长不是有过设想吗?眼下是时候了。”

晏勋甫沉吟地说:“此非上策,非万不得已时,不可采用。”

“且说来听听。”程潜颇感兴趣。

“早先在武汉行营时,拟过两个方案,其一是必要时将郑州烧毁,使敌人徒占废墟。第二嘛,就是水攻。”晏勋甫见程潜听得很认真,和盘托出设想,“关云长水淹七军,我们挖开黄河堤岸,以水淹敌。”

张胥行说:“烧掉郑州,只是坚壁清野。决堤,既能水淹敌人先头部队,更可将敌人主力隔绝在西进路上,不战而达战略目标。”

晏勋甫接口道:“敌军大多是机械化部队,装甲车、卡车、火炮牵引车多至千余辆,滔滔大水中,必寸步难行。”他又转向程潜说:“这是不成熟的设想,当否,请长官裁定。”

程潜默默抽烟,半晌无话。

电话铃又响了,晏勋甫接听,捂住话筒对程潜说:“林主任询问阻敌西进方案。”

程潜果断地回答:“以水代兵。”

晏勋甫给林蔚回话:“拟掘开黄河堤岸,放水阻遏敌军。”

“决堤放水?”林蔚有几分惊讶,停顿一下,又问:“在哪里?”

“赵口至花园口一线。”晏勋甫说,“请林主任报告委员长定夺。”

林蔚搁下话筒,便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林蔚见蒋介石半晌未置可否,以为他不会同意,便说:“决口之后,黄水一泻千里,受灾百姓必多……”他瞥见蒋介石脸色不对,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蒋介石开口了:“上学要付学费,经商要垫本,不花代价怎么行?这是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

蒋介石本有放水淹敌的打算,程潜他们的方案,正合他的意思。他的顾虑,也是黄河决口,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他接着说:“至于灾民嘛,政府应尽力救济。”

林蔚连忙附和:“委员长说得对,百姓深恨日寇暴虐,为达抗战建国之胜利,会心甘情愿做出牺牲的。”

蒋介石立即召集最高军事会议。情势紧急,不容拖拉,他让林蔚介绍了程潜所提的方案之后,率先表示赞同。众人都是随声附和。末了,蒋介石关照:这是最高军事机密,务须秘而不宣,事前也不许组织百姓转移。

陈诚问道:“事前及进行过程中保密容易,大水漫淹后,必有记者报道,舆论也必究询原因,届时如何说法呢?”

何应钦应道:“可以下达指令,加强新闻检查,一律不许报道。”

“不,”蒋介石微微一笑,“任其报道,且要如实报道灾情。日机不是到处狂轰滥炸吗?”

众人明白了蒋介石的言下之意。

不到一个小时,晏勋甫就接到林蔚回电:“你们的掘堤计划,最高军事会议已作研究,委员长已表同意。”

程潜以电报形式,再作书面请示。他知道,决堤之后,必有无数百姓罹难,一旦真相泄露,将为千夫所指,很可能被蒋介石推出来当替罪羊。电话口说无凭,要取得书面批复,预留后路。

6月1日,蒋介石回电批准,命令在中牟以北黄河南岸选定地点决堤,让河水在郑州和中牟之间向东南泛滥,阻止日军西犯,并要求在4日子夜放水。

程潜向第二十集团军下达命令,商震派万福麟军一个团执行,决口地点定在赵口。

6月4日早上6点,赵口掘堤破土。但是,这里的基石和护坡石过于坚厚,加上时值枯水,水位偏低,任务没有如期完成。

日军正在猛攻开封,蒋介石心内焦急,5日凌晨向商震下达命令:“此次决口,有关国家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此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忌,克竟全功。”

商震立即赶赴赵口现场督察,下午八点,工兵实施爆破,炸毁基石,却因斜面过陡,发生严重倾塌,缺口全部堵塞,前功尽弃!

商震又派一个团,在第一缺口东面五十米处,开挖第二个缺口,工兵则挖凿坑道,深入堤坝,意在加强爆破力。他还悬赏一千元,要求迅速放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口子是掘开了,比第一缺口宽大,但因水位继续下降,开掘时主流接近南岸,完工时口外有暗沙阻隔,主流北移几十米,只有少量河水缓缓流出。

一小时后,坑道凿成,装填炸药起爆,泥石纷飞,缺口扩大加深,河水哗哗涌出。忽然,轰响声声,接连塌方,又把口子堵塞,几次疏流,都不见效。赵口第三次决堤又告失败。

6日凌晨,日军攻占了开封,兵锋直指郑州,蒋介石从商震那里得到的报告,是三次决堤劳而无功,又急又气,连连催问进度。程潜和商震也忧心如焚,但除了严厉催促,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风驰电掣般开进商震集团军司令部,车门开处,跨下参谋长魏汝霖。在他身后,紧跟着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

蒋在珍奉命率部守备荣泽以下至赵口的堤防,对河工水利颇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赵口决堤期间,他常去那里观看,见三次决堤没有成功,便毛遂自荐,向魏汝霖要求,由他负责在花园口开掘。魏汝霖不敢擅作决定,向商震请示过后,驱车到司令部面谈。

“有把握吗?”商震询问蒋在珍。

“绝对有把握!如果不成,愿受军法制裁。”

7日三更天,负责警戒的官兵,以花园口为中心,由近及远,把一家又一家居民叫起来,让他们迁往五公里之外,声称日军马上就要进攻,为保安全,必须撤离。脸带饥色的男女老少,听说日军要来,二话不说就走。部队组成严密的警戒线,不许百姓进入。

拂晓,蒋在珍在花园口设立指挥部,架设专线与商震联系,随后传令破土。由他选定的八百名精壮士兵,编为五个组作业,每两小时一轮换。每个组又分作两班,分工挖掘与搬运。

由于分工得当,进展很快。夜幕降临时,四辆军用大卡车开来,用车前灯照明,不停挖掘。

破土时,蒋在珍下令将决口上方加宽到五十米,既可预防赵口塌方再现,又可拉出斜面,形成便于站立作业的阶梯,随时增加挖掘人手。不论白天黑夜,师部长官轮班在工地上巡视,严加督促,官兵不敢怠延。魏汝霖赶来花园口督察,告诉蒋在珍:“新郑已发现日军便衣,集团军司令部已迁往巩县,委员长再三催问,命令尽快决堤。”

蒋在珍看看表,说:“争取提前在9日午时放水。”他调来两个营增援,改为两个班轮流作业。又把战地服务团召来慰问演出。

忽然,一阵“嗡嗡”声传来,两架日机从北方飞来,在花园口上空盘旋,害怕高射炮射击,不敢低飞。蒋在珍没有躲避,官兵仍奋力挖掘。日机在附近村庄投下几颗炸弹,便飞走了。

9日一大早,魏汝霖又来花园口,登高大喊:“我已把弟兄们挖堤的情况向统帅部报告,统帅部在电话机旁等着消息。程长官要我告诉弟兄们,如能在今天12点以前放水,奖励法币三千元。”

官兵们快挖快跑快运,气氛紧张。挖到基石了,蒋在珍命令工兵连运来填塞炸药的大缸,划定爆破点。随后,只听得连声巨响,硝烟和碎石齐飞。一个多小时后,炸起的碎石清理完毕,只剩下一米多厚的堤坎,阻挡河水流出。

终于,上宽五十米、下宽五米的缺口挖成了。放水前,蒋在珍将部队撤到安全地带。9点整,实施最后决口,军士划船到堤坎旁,将坎挖开。顿时,黄水汹涌而出,激流把堤坎冲垮,水势更加激烈。

蒋在珍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指挥部,向商震报告。他要求商震调来炮兵,对准已挖薄的堤岸,平射轰击,连开六七十炮,缺口迅速扩大了七八米,河水排山倒海地咆哮直下!

望着堤内外汪洋中茅舍漂流,牲畜扑腾,蒋在珍慨然叹道:“是功是过,让后人评说吧。”

“师长,你的电话。”参谋处长把听筒交给蒋在珍。

商震把蒋在珍赞扬了几句,接着说:“派人把龙王庙和附近的房屋、大树炸倒一些。”

蒋在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是为什么?”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商震紧接着说,“你直接向军事委员会发一份电报,就说6月9日,大批日军飞机轰炸花园口黄河堤岸。”

“卑职明白。”蒋在珍这才恍然大悟。

6月12日,汉口出版的《大公报》和《申报》等大小报纸,纷纷刊出骇人听闻的中央社郑州电讯: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形势严重。黄河南岸大堤被暴敌决口后,滔滔黄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故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

第二天,中央社又发电讯:

敌机三十余架,12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炸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至水势愈猛,无法挽救。

日机炸毁黄河堤岸的消息,通过通讯工具,飞传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东西,举国同愤,国际社会也在严重关注。日本政府立即做出反响,电台和报纸同一口径,矢口否认此事,声称是中方嫁祸于日本。

13日,陈诚在汉口举行中外记者招持会,通报了日机轰炸花园口河堤经过。美联社记者问道:“日本方面声称,决口是中国政府自己炮制的恶作剧,对此,部长先生有何评论?”

“无耻之尤!”陈诚正颜厉色说道,“日寇惯用欺骗宣传,他不但不知悔忏,反而血口喷人,把毁堤罪行移解到我们身上,令人愤慨之至!此种诬报,毋庸辩驳,相信并且希望,是绝对不会淆惑世界公正人士视听的。”

“对已决堤口,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堵塞?”法新社记者提问。

“据前线消息,由于上游连日大雨,黄河暴涨,加之日机在决口处扩大轰炸,致决口愈大,水势愈猛,一时无法挽救。”陈诚的语调变得低沉,“我战区居民被淹者日多一日,无家可归,在死亡线上挣扎,政府岂能撒手不管?政府将不惜代价,尽早堵塞决口,以减少战区居民痛苦,此刻,前线将士正着手进行。”

《申报》记者问:“报载郑州附近已聚集数万灾民,衣食皆无,情况堪怜,政府有否救援措施?”

陈诚答道:“行政院、中央赈灾会于施以急救的同时,正在制定更有力之方略,日内即有行动。”

“日军决堤,最受其害者,为我战区居民。但也有国外军事专家评论,由于大水泛滥,日军也必遭严重损失,于中国可谓因祸得福,陈部长的看法呢?”发问的是香港《南华日报》记者。

陈诚点燃一支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于敌,属罪有应得,于我,属天助神辅。”

“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希望能在花园口现场采访,以便把日军暴行进一步公诸世界。”英国记者的提议,得到所有记者赞同。

“这个嘛……可以考虑。”陈诚沉吟着说,“只是近日日机常去花园口轰炸扫射,且待稍为平静后再去,以保各位安全。”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陈诚立即去见蒋介石,告诉他,记者们要去花园口采访。

“你已答应了?”蒋介石问。

陈诚点点头:“让他们去看一下,正好借他们的笔为我们宣传。”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蒋介石指示林蔚:“准备一份日机炸堤的书面材料,要详细些,由花园口守军军官向记者宣读。”他踱了一圈,又说:“布置好日机轰炸现场,令二十集团军安排好人力物力,让记者看到堵塞决口现场。”

商震及郑州专署闻风而动,调集民工及蒋在珍师官兵,水陆并进,运来高粱秆、树木和石头,堆积在决口附近。记者团到来的前一天,军民进行了抢堵决口的演习。

22日午后,中外记者驱车前往花园口,被领进了蒋在珍师政治处。团长彭镇珍把材料念了一遍,有日机来去方向、飞机架次、投弹时间和中弹地点,颇为详尽。记者们耳听手记,一片“沙沙”声。

接着,记者们前往决口现场。一名记者用树枝往弹坑里量了量,问道:“弹坑深不足两米,而堤岸厚达二十米,能炸毁吗?”

彭镇珍回答道:“这是日机投下的威力最小的一种炸弹。”

罗震接口说:“决口在河道弯曲部,长年累月水流冲击之故,堤岸本已塌蚀。”

“原来是这样。”记者点点头。

赤裸着上身的军士和民工,正在奋力堵塞决口。他们在岸上,在船上,把包着石块的高粱秆捆,推进水中,石头似雨滴般抛落。大小木船被拖着、推着,向决口处移动,号子声高昂而有节奏,景象颇为壮观。记者们不停记录拍照,有的还做现场写生。接着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士兵和民工,都是预先指定并经再三演练的。经过小半天的采访,记者们满意而归。

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深入,开掘中牟赵口和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6月12日之后,日军土肥原师团和中岛师团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被迫向东撤退。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进犯武汉的计划受挫,不得不改变部署,从长江进犯武汉。日本军部透露,由于黄河决口,日军夺取武汉的时间推迟了三个月。花园口决堤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继续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河南、安徽和江苏三剩耗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九十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如此“以水代兵”阻敌前进,给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

1、武汉上空构成立体纵深空战

日军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他们的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和空军机场,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1938年春天,本该是花红柳绿、鸟鸣莺啼的季节。但是,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春光破碎,一片战火狼烟。上海的大火,燃烧了半个多月,绵延几公里。南京变成了废墟,大街小巷,陈尸遍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煳味和浓浓的血腥气。

天空也是昏暗的。一群群、一拨拨八八式、九四式、九六式日本战机,像饱食中国人血肉的魔鬼,狰狞地抖动翅翼,飞来窜去,向地面抛洒死神的火药。尖厉刺耳的俯冲,撕扯着中国士兵和平民的神经。成吨的炸弹嘶鸣着,飞向守军的阵地,飞向安宁的城市,飞向大路上蜂拥逃难的人群。大地在震颤中龟裂,横飞的血肉染得天空一片殷红。

人们多么希望中国的战鹰飞上天空,拦截和打击日军的空中魔鬼。但是,中国的机场上已经没有战机可以起飞了。

的确,中国的战机已经打完了。淞沪会战中的中日空军大战,震慑了骄狂的日本空军。他们变得非常谨慎小心,改变了战术,每次轰炸机出动,总有大批驱逐机随队护航,空中袭击也尽量改在夜间进行。中国空军很难捕捉到大规模聚歼日军机群的战机。在持久的消耗战中,中国空军感到自己飞机太少。

蒋介石却没有这种痛感。空军打了几次胜仗,为他带来了国内外军界和舆论界的赞誉颂扬,民心和士气也随之高涨。蒋介石太需要这种效果了,他需要更多的空中捷报吸引西方国家的眼球,而不惜牺牲机数少得可怜的中国空军。于是,他不断向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上将施加压力。当然他也没有忘了给予鼓励,在军事会议上当着众多高级将领夸奖他指挥有方。周至柔决定再接再厉,锦上添花。他向各地的空军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主动出击,轰炸长江口的日军战舰,拦截日军机群,突击境内外日本空军基地。

中国空军很乐意频繁作战,但是战机的损耗急剧增加,可以说是竭荆葫能了。一批空中英雄怀着悲壮的骄傲,无憾地陨落在生养他们的大地上。打到南京快要陷落的时候,中国空军只剩下最后一架战机,告别京城,孤独地向西飞去。

中国空军不乏勇士,却没有可以将他们载上天空的飞机。

蒋介石也知道,没有飞机,何来空中的胜利!德国不会给他援助了,还撤走了军事顾问。英美的飞机也是可望而不可及。他情急之下,写信给斯大林:飞机需要之急,无可与比。

斯大林给予了回应,握住了蒋介石伸过去求援的手。希望在除旧迎新的时候从空中飞来,飞到寒冷的武汉,飞到蒋介石身边。湖北樊城机场和南昌青云浦机场仿佛从冬眠中苏醒,顿时生机盎然。小巧轻灵的苏制и-15和и-16驱逐机,庞大结实的сб轰炸机,结队而来,迎着中国空军将士含泪的惊喜降落到机坪。中国飞行员们欢呼雀跃,扑向将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战鹰。

2月18日的武汉,晴空一片,宽阔的长江上,空气清冷,江面风平浪静,舟楫稀疏。这里地处中原,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日军的飞机不时靠近,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

将近中午12点,日军的二十六架战斗机和十二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

日军动用刚刚装备部队的新式飞机进行这次空袭,其中九六式战斗机是1936年才正式投产的。该机身长七点七一米,翼展十一米,乘员一人,最大时速四百公里,最大航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机上装有两挺七点七毫米口径的机枪,携带两枚小型炸弹。

汉口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命令下辖的三个中队全部起飞,迎战日机。尽管不是第一次出战,李桂丹仍然很激动,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前任大队长高志航惨死在日军轰炸之下的情景。

第四大队组建于1936年10月,原驻河南周家口机场,1937年8月14日,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同一天,第四大队在杭州首次与日机交战,取得六比零的战绩。此后,第四大队越战越勇,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使中国空军一役成名,令世人刮目相看。8月14日成了中国空军的节日。高志航从这一天起,被中外舆论推崇为“中国军魂”、“抗日天神”。不幸的是,11月21日,高志航正要率领转场到周家口机场的第四大队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攻击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日机炸弹的弹片嵌入高志航的身躯,鲜血染红了座舱。高志航牺牲时,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的牺牲改变了他的同乡和挚友李桂丹。这个原本活蹦乱跳、服饰整洁的东北帅小伙,变成了一个胡子拉茬、不修边幅的怪人。过去笑口常开,如今却像用铅封上了嘴,很少蹦出一句话。一上训练场,他就咬牙发狠,目射凶光。一上天空,两眼便喷出火来。

李桂丹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把第四大队改名为“志航大队”。他发过誓,许过愿:每次空战都要打下一架日军飞机来祭奠高志航,直到有一天自己也和高志航一样殉国。

今天,李桂丹盼望的日子到来了。第四大队有了苏联的战机,而日军飞机的到来,让李桂丹有了复仇的机会。

12点45分,第二十一中队的十架苏制и-16驱逐机首先从汉口机场起飞。接着,李桂丹率领第二十二中队的十一架苏制и-15驱逐机跟随起飞。与此同时,第二十三中队八架и-15驱逐机也从湖北孝感机场起飞。

然而日机来得太快,第四大队刚在汉口上空集合,来不及编队,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上空,方位在武汉东南,高度约四千米。李桂丹指挥战机投入战斗。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担任主攻,第二十一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

и-15和и-16驱逐机,与日军的九六式战斗机相比,火力稍强,и-16的速度超过九六式,但机动性稍差一些。

第四大队的战机勇敢地冲入敌阵。第二十一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和刘宗武组成的四机编队,首先咬住一架日本战机。四架飞机互相掩护,穷追猛打,将日机击落。柳哲生随即发现多架日机正在跟踪战友的飞机编队,情况危急。他一个急转弯,调转机头,加大油门,咬住其中一架日机,一阵猛射,把它打得凌空爆炸。他的另外三名战友也各有所获,一人又击落一架日机。

在第二十一中队与日机缠斗时,第二十二中队的机群也与十二架日机遭遇。六架日机对第二十二中队前六架飞机咬尾追击,另六架日机咬住了后面的五架。这时,日机数量上占优势,战术位置上占主动。

李桂丹见形势不利,指挥第二十二中队与日机周旋。他们凭借火力优势与日机展开格斗。一两个回合,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态势。一架日军轰炸机从李桂丹右上方一闪而过。“狗杂种,往哪儿跑!”他一个右转跃升,扑到敌机下方,快捷地按下枪机,好似恶虎掏心,日机凌空炸开。他脸上露出难见的笑容,轻语道:“高志航,今天报仇有着落了,你往后瞧,他们欠的账一笔也跑不了。”

不一会儿,他咬住一架日军驱逐机。一道青光射去,他清楚地看到日军飞行员的脑袋耷拉下来。不知是不放心,还是不解气,他追上去又是一梭子,日机窜出黑烟,转着圈坠落下去。

李桂丹拉平了飞机。这时,他轻松了许多,不再有什么负担了。从现在起,打下一架日机就赚一架。

空中仍是机影翻飞,青光闪闪,炮声隆隆。第四大队的飞行员们看到李桂丹接连打下两架日机,勇气倍增。日军机群惊怒交加,仗着数量优势,几架日机幽灵似的从四面悄悄靠来。

李桂丹咬住了一架轰炸机。日军飞行员惊恐地左右闪避,拖延时间。“熊包!你们的狠劲哪去了?”李桂丹咬牙说道。他注意到了四面扑来的日机,却不闪避,一点点调整角度,捕捉目标。终于,日机进入了他的瞄准镜。

“哒哒”、“嗵嗵”,几乎同时,几串青光迸射而去,日机也有几条火舌飞出枪膛。李桂丹看到前面的日军轰炸机火光熊熊,黑烟腾起,艰难地露出最后一丝微笑。一阵天旋地转,洁白的天空,翠绿的大地,交融在一起。也许,他最后的意识是:“高老兄,小弟就要来了……”

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中日双方几十架飞机,在五千米到几百米的高度,上下翻飞,相互追斗。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枪炮声和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空中硝烟翻滚。一架架日机拖着浓烟坠入田野和江水,一顶顶降落伞摇晃着从空中飘落到地面。

整个空战历时十二分钟,第四大队击落日机正好是十二架,真是奇妙的巧合。第四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除李桂丹牺牲外,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也是血洒长空,献出了生命。张光明的飞机被日机击中二十九处,他身负重伤,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同一天,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四大天王”之首“空中霸王”南乡茂章大尉,架机跟随第二十六联队出征。他置身于十八架九六式驱逐机和三十六架轰炸机组成的强大机群中,明知前方有苏联出产的战机等着他,但他仍然得意地咧嘴微笑。他没把中国的空军放在眼里。

南乡茂章这个机群的目标是南昌的青云浦机场。罗英德率领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的и-15驱逐机升空迎战。勃尔盖维森斯基也率领十九架и-16驱逐机飞上蓝天。两个大队在青云浦上空构成双层防卫网。

南乡机群开始轰炸青云浦机场了。地面上浓烟翻滚,烈焰冲天。一架来不及起飞的轰炸机变成火球。机场的空中守卫者们怒火填膺,操纵驱逐机呼啸而下,像一道道闪电插入日军机阵,射出一簇簇青光。一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冒烟了,拖着黑烟翻滚而下。日军轰炸机群四下逃散,指望己方的驱逐机来对付他们的克星。

南乡茂章是明眼人,马上知道遇上了劲敌。他想出奇制胜,击落对方的领队长机,打乱对手的阵脚。他认准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紧咬这架苏军领队长机的尾巴。但他不急于射击,他要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发射子弹。苏军大队长全神贯注地对一架日军轰炸机紧追不舍,竟没有发现死神派出的恶魔已经跟在他的后面。

日本海军的“空中霸王”还在咀嚼着即将偷袭成功的喜悦,他要让这种滋味再久一点,再久一点……他控制着一名苏联飞行官的生命,死神的意志就在他的指头上,胜利的桂冠随时可以撷取,他现在只是从射击瞄准镜里玩味着一个无法逃脱的猎物。

南乡茂章狞笑了,他的手指开始动作,他听到了“嗵嗵”的枪响,但是这声音似乎响得早了一点,因为——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从“空中霸王”后面射击,动作比他早了那么一瞬。因此,南乡茂章前面的苏联飞机平安无事,他自己的飞机却冒起了黑烟,而且再也不听他的控制,而成了万有引力的另一个证据,栽到银波浩淼的鄱阳湖中。

勃尔盖维森斯基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回头看到了救了他一命的中国飞行员,他就是罗英德。被救者和援手者心心相印,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刚才栽下去的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一名“天王”。他们自然也不会想到,和这个“天王”齐名的另外三名“天王”,不久以后也会在中国的天空中被死亡剥夺他们的荣誉。

南乡茂章死了,把死亡的恐惧留给了仍在空中混战的日军飞行员。日军驱逐机只顾逃命,把他们应该护卫的轰炸机留给中苏空军做枪靶。中苏空军当仁不让,又击落八架日军轰炸机。然后,他们凯旋返回机场,跳下飞机,迫不及待地互相拥抱。

空战大捷,喜讯传遍武汉三镇,百万军民欢呼雀跃。2月21日,武汉各界民众一万多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和叶剑英等人出席集会,他们送的挽联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日军在“二一八”空战中失利,气焰收敛了一阵。紧接着,发生了一个令他们大为恼火的插曲。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空军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设在台湾的空军基地。当时,台湾的松山机场上停放着大批日军战机。留恰哥夫决定派出汉口波留宁率领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的二十八架飞机和驻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的十二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航程远,不得不靠五千五百米高空的直线飞行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这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二百八十二枚炸弹,炸毁十二架日机、十座营房和三座机库,还焚毁了可供三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他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审判。

在异乡作战,语言障碍是最大的不便。苏联航空志愿队来中国作战初期,曾发生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攻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1938年初,波留宁的飞机在作战返航时出现故障,迫降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忧心忡忡地望着这个陌生地区。不久,三百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留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露出了笑容。

机组人员通过图画语言,指导村民们把重达七吨重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出来,中国人硬是靠人力把飞机挪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这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家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他们在安静的村舍里美美睡了一觉。他们好不容易才弄清楚那地方叫做芜湖,在他们记忆里,那里好像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带了茶水。他一路上做着手势讲故事,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到了基地。

再说日军在武汉空战中吃了亏,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报复。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是日本人大庆的日子。侵华日军头目企图在这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为天皇祝寿,邀功领赏,调来海军佐世保第二航空队执行这个使命。

离日军预定的奇袭还有九天,中国空军击落了一架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的日军双座侦察机,在死去的日军飞行员身上搜到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日军的空袭计划。中国空军积极准备迎战。

日军并不知道计划已经暴露。29日下午两点半,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在十二架战斗机掩护下,杀气腾腾飞向武汉。

中国空军三个大队的十九架驱逐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等待日机进入布好的口袋。中苏空军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机群在武汉东北巡逻,相机与日军战机缠斗,迫使日军战斗机与轰炸机分离;另一个机群负责保卫武汉市区,重点打击日军轰炸机。

日军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九架и-15首先迎了上去。此时,敌我飞机数量为四比一。第四大队不畏强敌,突入日机编队,与日机展开“空中肉搏”。

开战不到五分钟,少尉飞行员陈怀民首先咬住一架日机,把它揍了下去。这是陈怀民击落和重创的第三架日机。半年前,日军出动三百多架飞机空袭南京时,他驾驶二四○五号霍克飞机,与战友们一起,击落日机一架,击伤四架。陈怀民被四架日机包围,油箱被日机击中起火,迫降长江,折断了鼻骨。

伤愈后,母亲对他说:“怀民,杀敌报国,无上光荣,妈不扯后腿,可我有个心愿,为了咱陈家不断香火,你先结婚吧。”

陈怀民说:“我正在作战,结婚会增加心理负担,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二一八”空战中,陈怀民随队从孝感飞到武汉应战,座机被日军击中,迫不得已跳伞,腿部负伤。4月10日,他驾机飞到台儿庄低空侦察,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孤军奋战,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又一次跳伞成功。

这一天,陈怀民首开纪录后,一拨机头,盯住了另一架日机。他的出色的战斗动作,引起了日军注意。五架日机发疯似的扑上来,狠命向他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难以操纵。他本可再次跳伞求生,但他开足马力,向附近一架日机的机背撞去。“轰隆”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陈怀民的壮举,使日军飞行员胆寒,令地面上观战的中国军民动容,令空中激战的战友骄傲!

在陈怀民的鼓舞下,中苏空军越战越勇,经半小时激战,击落日机二十一架,其中战斗机十一架、轰炸机十架,取得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武汉三镇掀起了祝捷的热浪,人们涌向王家墩机场,慰问凯旋的飞将军。第二天,冯玉祥为陈怀民赋诗一首,以纪念“四二九”空战,缅怀英烈:“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

人们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那架日机残骸时,发现了日军飞行员高桥宪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以及美惠子写给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读了这封信,提笔写下《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她愤怒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侵华战争的罪行,表达了对美惠子的关心。这封信拨动了亿万人的心弦。武汉各报相继刊登,电台将它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香港《读者文摘》把美惠子和陈难的信一起刊出,并介绍她们的通信。这件事轰动了全球,形成强大的反法西斯舆论。

日本空军遭到重创后,在一个月内没有再敢进犯武汉上空。直到五月底,日军才恢复对武汉的空袭。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日本人瞠目结舌的事情。5月19日下午,两架马丁式сб-10轰炸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升空向东飞去,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徐焕升和佟彦博。轰炸机上装载的不是炸弹,而是写给各界日本人的二十万张传单,上面写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焕升和佟彦博驾机经过南昌和衢州,到达宁波前进阵地加油,然后直飞日本,在第二天下午抵达九州上空,一路奔袭,向长崎、福冈、久留米和佐贺等主要城市及四国的部分地区散发了传单,然后安全回国,分别在玉山和南昌机场降落。

日本上空来了中国飞机,全国骚动,惊恐万分。徐焕升后来回忆道:“当时,日本的防空哨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进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及至天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这次针对日本本土的“人道飞行”,没有投掷一颗炸弹,也没有人流血,只是实施了“纸弹轰炸”,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在国际上引起了深切关注,国内外舆论一致称赞中国翱翔在天空的雄鹰。

接下来,在5月31日上午,日本海军第十二航空队的十一架战斗机袭击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的三十一架战机立即升空,爬到一千五百米高度,作为主力迎敌。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的十八架战机也爬上二千四百多米高空,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

12点左右,飞入武汉上空的日机,见中苏空军已排好队形迎战,急忙掉头回窜。中苏空军近五十架驱逐机扑向日军机群,击落几架日机。其余日机掉过头来,正要激战,中国另一个机队赶来增援,又连续击落几架日机。苏联飞行员古班柯击落一架日机,机枪子弹打光了。还不愿撤离战场,开足马力,向一架日机猛撞,将它的机翼撞断。失去一条机翼的日机一头栽向地面。古班柯驾驶负伤的飞机安然返回。

这次空战击落日机十四架。作家老舍描写了当时的盛况:“看到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

至此,中苏空军在武汉上空与日军进行了三次大空战,共击落日机四十多架。6月5日,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空军官兵。武汉三镇万人空巷,人们涌向会场默悼。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悼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献上花圈和写着“义薄云天”的横幅,挽联上写的是“捐躯报国”。

武汉空战的胜利,当然应该感谢苏联雪中送炭。苏联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战,始于1937年10月。从苏联阿拉木图经中国兰州到汉口的航线开通以后,就有二百五十四名苏联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分别由马琴和库尔丘莫夫率领,驾驶二十一架сб轰炸机和и-16战斗机来到中国。10月21日,由四百四十七人组成的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到中国,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四个大队,拥有一百二十四架飞机。11月,波留宁率领第二批сб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12

月底,由勃尔盖维森斯基率领的и-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到中国,驻扎南昌机场。武汉和南昌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

2、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1938年春天,新四军军部成立不久,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4月下旬,军部派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安徽南部驻地岩寺出发,向江苏南部敌后挺进,揭开了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陈毅抽调两个连队加强粟裕的先遣支队,同时命令第一支队第二团的两个营在镇江至下蜀一带活动,及时策应粟裕。

4月底,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从安徽西部的驻地霍山出发,向东推进到安徽中部的舒城、桐城、庐江和无为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5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进入江苏南部。

6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先遣支队破坏镇江到下蜀之间的铁路,牵制日军会攻武汉。粟裕发现,镇江至句容的公路上,日军汽车往来频繁,便决定在镇江西南十五公里处的韦岗设伏。

17日早晨,镇江的日军三十多人乘汽车向句容行驶,开到韦岗附近,突然,新四军的子弹和手榴弹,暴风雨般地落在日军汽车上,日军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战斗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击毙日军土井少佐以下二十多人,击毁四辆军车。镇江的日军赶来增援时,粟裕已率领部队转移。

韦岗一仗,新四军缴获长短枪十多支,日币七千五百多元,还有其他军用品。部队把缴获的日本国旗、日军军旗、日军指挥刀、军大衣、钢盔、皮鞋和望远镜等物品,放在一座祠堂里展出,远近民众赶来参观,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遍全中国。

陈毅爱作诗,为首战告捷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随后,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镇江、句容、丹阳和江阴、溧水等地区展开,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

6月中旬,日军占领舒城和桐城县城,打通了合肥到安庆的公路。第四支队活跃在合肥到六安公路的两侧,连续袭击日军的后勤供应,打击伪政权。

据抗战军人回忆,在抗战初期,战场上很难俘获日本军人。日本兵认为当俘虏是莫大的耻辱。他们气焰凶顽,又听不懂中国话,一些新四军战士发挥人道主义,却被垂死的日本兵杀伤。

有一次,一名新四军电话员在公路上查线路,看见一辆汽车旁躺着一名即将死去的日本兵,跑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谁知日本兵扬手一刀,刺进电话员的胸部。

一名新四军战士想把负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日本兵苏醒过来时,把他的一只耳朵咬掉了。

不过,新四军还是抓到了日本战俘。韦岗伏击战结束十天后,陈毅指挥第二团第二营在竹子岗伏击了日军一个车队,抓了一名日军俘虏,名叫管明弦政南,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的经理。

两战两捷,新四军士气高昂。夏天,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苏南展开破袭战,得悉宁沪铁路线上镇江与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只有日军一个小队约四十多人守备,而且警戒松弛。陈毅命令第一支队抓住时机袭击新丰车站。

7月1日深夜,第二团第一营派一个连的兵力在车站附近警戒,掩护民众破路,另一个连担任预备队,准备打击援敌。担任突击任务的一个连悄悄地将驻守车站的日军团团围住,突然攻击。日军仓皇抵抗,十几名日军冲出房屋,企图突围,当即被击毙。其余日军在屋内抵抗。眼看日军援兵就要赶到,新四军采用火攻,烧毁了新丰车站的三层大楼,将三十多名日军烧死。同时,地方武装和民众拆除了铁轨,割断了电线,使宁沪铁路一度瘫痪。

同一个月,张云逸和谭震林率领第三支队从岩寺推进到安徽南部的沿江地区对敌作战。

9月3日,日军运输队从安庆驶向桐城,共有八十多辆汽车,载着两百多名步兵和一批军用物资。新四军第四支队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埋伏在公路旁的棋盘岭,准备打击这个日军车队。

上午9点钟左右,两辆日军汽车率先驶入棋盘岭伏击区,新四军战士突然甩出手榴弹,将它们炸毁。日军车队接踵而至,被新四军压制在长达五公里的公路上。新四军勇猛出击,激战半小时,炸毁日军汽车五十多辆,歼灭日军七十多人。

10月份,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向河南东部敌后挺进,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新四军各部都已相继挺进敌后,互相协同,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初步打开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边等地敌后抗战的局面。

战场上捷报频传,在新四军军部,叶挺以他鲜明的个性,活跃了战时的气氛。这位军长服装整洁,仪表堂堂,总爱骑马到各支队去,还带着一些随行人员。外出巡访或集合,叶挺总要带上他那架德国造的照相机,拍些精彩的照片。此外,他跟各方面的朋友频繁地交往。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皖南采访时,叶挺特地让军医处长沈其霞把她接到军部。史沫特莱想看看新四军的“竹子医院”。她知道,这所医院是在叶挺直接过问下发展起来的,病房、病床和桌椅,都是用竹子做的。病房里明亮整洁。叶挺陪着史沫特莱看望伤员。

有几天,叶挺领着史沫特莱上山,去采摘鲜红的杜鹃花,史沫特莱总是把最美丽的花献给伤病员。新四军医院药品紧缺,设备简陋,史沫特莱表示要写一篇有关新四军医务情况的报道,帮助新四军解决医院的困难。

3、日军一整师团遭灭顶之灾

在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以后,国民党的最高军政机关并未立即迁到四川,而是转移到武汉。不久,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中国的九省通衢,一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军队看出日军没有停止攻势的迹象,于是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

1938年1月17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成立,陈诚任总司令,卫戍部队共有十四个师、一个旅和特种兵一部。随后,又以七个师组成江防部队,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防守武汉下游的马垱、湖口、九江和田家镇等长江要塞。

蒋介石在二月份提出:“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五月写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即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他同时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

《论持久战》实际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纲领,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内的普遍重视。白崇禧经周恩来介绍,读了这篇论著,称赞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几个月后,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把《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还说要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本军方积极准备进行“汉口作战”,只等着裕仁天皇的号令。6月2日,裕仁指令陆军部发布进攻武汉的命令,要求在秋天占领武汉。畑俊六大将的华中派遣军奉命统一指挥这次作战。畑俊六迅速派出波田支队,在海军与航空队协同下,从芜湖溯江西进,进攻安庆。另派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在第三飞行团协同下,从合肥西进,连续击溃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和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等部队,在八日占领舒城。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声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

中国方面毫不示弱。6月5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声色俱厉地发布命令:中国政府决定动员陆、海、空三军共一百二十三个师,在武汉外围与日军决战,彻底扭转抗战局面。

七月初,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兵力从徐州会战后的三个师团,骤然增加到十四个师团,另加两个旅团和两个支队,编组为四个作战单位。东久迩宫稔彦中将的第二军下辖四个师团、一个野战重炮旅团和直属部队;冈村宁次中将的第十一军下辖五个师团、一个支队、一个野战重炮旅团和直属部队;华中派遣军直辖部队有五个师团;德川好敏中将的航空兵团下辖三个飞行联队和直属部队、地勤部队。日军进攻武汉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配有各型飞机三百架,各型舰艇一百二十艘。

中国方面,蒋介石担任武汉保卫战的总指挥,命令从徐州战场转移到河南和安徽边境的第五战区部队共二十六个军五十八个师保持原有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和从河南南部进犯的日军。立即成立陈诚任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共辖二十三个军四十九个师,负责武汉及长江以南的防务。加上第三战区和第一战区的增援部队,以及骑兵、炮兵、工兵和海军、空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兵力,约有一百万人。

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这是日军特意从台湾调来的具有精锐师团实力的一支部队,擅长山地湖沼作战和登陆作战。他们在安庆把武汉江防外围冲开了一个缺口,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22日,日军波田支队与海军第十一战队从安庆溯江西犯,进攻马垱。中国空军开始连续轰炸,两岸江防炮火猛烈轰击,漂雷浮在长江上,遏止日军舰艇西进。漂雷是由小型水雷改制而成的,能在一定深度的水中浮起,随水漂游,不易发现。漂雷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可以在短期内大量制造。湖南人宋达和邓萃功少校发明并监制漂雷,他们的工作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了作用。

在中国军队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推进极为缓慢,三艘汽艇被岸上炮火击沉,一艘运兵的战舰触雷沉没。经过两天激战,日军仍然无法打通水上通道。波田支队无法从江上展开进攻,改派一支部队在马垱以东的茅林洲和香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垱迂回。

马垱至湖口区要塞的指挥官李蕴珩,是第十六军军长,喜欢拉拢部属,结党营私。他觉得能像蒋介石那样当个校长非常过瘾,便在驻防地开办一次为期两周的训练班,把副职军官和排长都调离岗位,调来进行训练。活动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几天,在战事吃紧时,还要举行结业典礼,命令上尉以上军官都来参加,会后在司令部聚餐。负责香口江防的第五十三师第三一三团,连以上的军官都去了马垱镇。23日晚,整个马垱要塞一片寂静。激战前夜,混入训练班的汉奸把这个致命的情报送给了日军。

24日凌晨4点,日军乘小艇靠岸,从香口江边登陆,向第三一三团发起猛攻。守军主官不在,全无准备,无人指挥,阵地乱成一团,香口很快失守,随后丢失了香山。

在马垱要塞阵地,海军守备第二总队的总队长鲍长义作战经验丰富,责任心很强。他把所属的三个陆战大队部署在马垱以东的长山,依托八个钢筋水泥工事进行防守。他预感到敌情严重,没有派部下的军官去参加训练班,23日接到开会通知,也没有执行,命令所部军官坚守岗位到第二天拂晓。他自己一直呆在阵地观测所,最早获悉香口失守,马上向武汉江防司令部报告,命令所部严阵以待。

果然,日军在占领香口和香山之后,立刻向长山发起猛攻。日军步兵组成三个突击组,抬着重机枪,从太白湖口的水荡里向长山步兵阵地突击。从太白湖到江边,原是一片稻田,因江水上涨,漫过圩堤,开阔的水田变成了湖荡。日军进入湖荡,半截身子陷在水里,重机枪火力不能发挥。守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火力异常猛烈,日军纷纷中弹,在湖荡中倒下。

日军上午组织两次突击失利,下午又发动两次进攻,都是有来无回。日军见步兵进攻要塞毫无进展,便出动十多艘军舰,向长山步兵阵地炮击。日舰做s形游弋,每一次旋向射击,就有一百多发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守军阵地上,摧毁了部分工事,造成伤亡,战况十分激烈。香口的日军趁势再次由湖荡向长山突击,企图凭借强大火力的掩护突破防线,仍被鲍长义的部队消灭在湖荡之中。下午六点,蒋介石和陈诚从武汉来电,对第二总队官兵传令嘉奖。

25日,李蕴珩军第六十师在空军配合下,向登陆的日军展开反击,试图收复失地。中国空军猛烈轰炸江面的日军,击沉日舰两艘,重创一艘。步兵在空军掩护下发起反冲锋,将日军逼退到长江边,当天中午就收复了香山和香口。下午,日军不断增援,在舰炮的掩护下登陆,大举反扑,这两个地方再度失陷。

与此同时,日舰炮火继续猛轰长山阵地,守军坚守两整天,伤亡重大,战斗力减弱,急待补充。鲍长义多次请求增援,在白崇禧严令之下,李蕴珩派驻防彭泽的第一六七师前往,但师长薛蔚英拖延时间,故意从小路缓慢行进,直到长山失守,他的部队还没有赶到。

日军从太白湖口的湖荡,经过两天十多次的突击,都没有得逞,就开始使用毒气。26日拂晓,日军乘守军疲惫不堪时,以藏石矶江边堤坝芦苇为掩护,悄悄摸到长山西端第二总队第七中队阵地前施放毒气弹,风正好朝第七中队的方向迎面刮来,官兵们没有防毒设施和经验,几乎全部中毒身亡。

日军发射的毒气有两种,一种叫“红剂”,化学成分为二苯氰砷;一种叫“特种烟”,杀伤力更大。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共使用毒气三百七十五次,发射毒气弹四万发以上。为掩人耳目,日军常在施放毒气时,将发烟筒和催泪弹一起使用,毒气散去后立即猛攻,打扫战场,不留痕迹。

清晨,日军几艘汽艇在飞机掩护下,冲入江面漂雷区,用火力引爆水雷。接着,大量舰艇载着陆战队从藏石矶登陆。日军在香山的炮兵和江面的海军都增强了火力,轰击长山阵地。到中午,长山阵地已被日军切为几段,中国炮兵打完了所有的炮弹。鲍长义眼看长山阵地危在旦夕,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垱要塞遂告陷落。

蒋介石得知马垱要塞失陷的消息,在武汉大发雷霆,他深知这实际上是丢失了长江的门户,直接威胁武汉安全。从这里再往西去,湖口和九江都无险可守。他命令部队全力反攻,务必收复马垱要塞。陈诚更是对攻克香山和马垱要塞的人各悬赏五万元,而警告作战不力和畏缩不前的人,要用军法制裁。

李蕴珩军和刘多荃第四十九军遵照陈诚的死令,向香山的日军发起大反攻,再次收复香山,重创了日军。但是,日军援兵猛扑上来,激战几天,守军终究没能收复马垱要塞。李蕴珩因疏于防范,作战不力,受到军纪制裁,由董钊接任第十六军军长,而薛蔚英更因贻误战机而被枪决。

日军攻陷马垱要塞后,29日派爆破队炸开马垱封锁线,疏通了长江航道。随之,波田支队在海军协同下,沿江继续西进,攻占了彭泽。7月1日起,日本陆海空军猛攻九江门户湖口,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奉命死守,经过几天激战,波田支队施放大量毒气,突破了守军阵地,湖口失守。

7月5日,畑俊六收到日军大本营关于武汉作战的具体指示,明确了主攻方向是长江两岸,而不是江北的大别山南麓或北麓,主攻部队为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下辖五个师团和五个支队。

日军的这个计划,使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初期对日军主攻方向做出的判断落空了。蒋介石的依据是,日军在攻打南京时没有选择从长江两岸进军,而裕仁这一次偏偏就把长江两岸选定为主攻方向。

日军根据这个新的选择,马上就要攻打庐山脚下的九江。日军夺取了这个战略要地,西进可以夺取武汉,南下可以包抄南昌和长沙。蒋介石大为震惊,连忙部署十万大军防守九江。

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向九江扑来,伊东政喜的第一○一师团推进到湖口附近,接替松浦淳六郎第一○六师团的守备,波田支队和松浦师团与海军协同进攻九江,并准备攻打瑞昌和德安,稻叶四郎的第六师团则从潜山向太湖、宿松和黄梅进攻,策应溯江部队作战。7月22日,冈村将他的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湖口的石钟山下。

负责九江防务的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官张发奎,是冈村的老对手了。十二年前,以军事才干而自负的冈村宁次,也是在九江,栽在张发奎手上。张发奎早年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北伐时任第四军军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等重大战役。1926年秋,他率部在九江和南昌一带与军阀孙传芳作战,冈村是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张发奎把孙传芳打得节节败退,冈村化装成老百姓才得以逃脱。他顺手偷走了一份华中地区的军用地形图,在这次武汉会战中,复制给日军各级指挥官使用。

张发奎到达九江以后,严令部下积极准备迎击日军。九江北临长江,东滨鄱阳湖,有利于日本海军舰队和空军飞机发挥优势,张发奎认为守城难度很大,必须在九江西南丘陵地带设立二线预备阵地,一旦九江失守,可以节节抵抗,牵制和消耗日军。但是,蒋介石的命令是固守九江,张发奎不敢违抗。

冈村住进石钟山下的那天晚上,天空阴沉昏暗,雨前劲风阵阵。九江城内,张发奎预感到,这样的天气适合日军偷袭,于是吩咐部下:“马上通知九江各口岸,尤其是姑塘守军预十一师,加强戒备,决不能疏忽。”

果然,23日0点,波田支队从湖口乘船出发,在海军第十一战队掩护下,潜入鄱阳湖中的鞋山附近,企图从姑塘登陆。待守军预备第十一师发现时,日军已掩袭到滩头。守军竭力抵抗,击沉日艇十多艘,但是日本海军舰炮齐射,实行火力压制,守军伤亡重大,波田支队强行登陆。

天亮后,几十架日军战机在天空轰炸扫射。鞋山的日军炮兵阵地和鄱阳湖上的日军舰炮,把成千上万发炮弹射向中国援军。据守滩头的张文美营全部牺牲。奉命增援的第十五师和第一一八师,被压在通往姑塘的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无法靠前,预备第十一师的预备队虽然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都未能奏效。

24日,波田支队及松浦师团主力已全部登陆,占领了姑塘。一百多架次的日机轮番轰炸九江城区。25日拂晓,日本海军扫雷队强行扫雷,艇上炮火向锁江楼宝塔射击。塔身中了三炮,向东北方倾斜。锁江楼附近的守军炮兵阵地,用猛烈炮火向日艇还击,击伤一艘。

大约在七点钟,日军二十艘舰艇和五十六架飞机进入九江城区,对守军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掩护陆战队登陆。10点钟,一支日军在洋油厂登陆,向沙子滩方向进攻。下午两点,日军又在九江西北的小池口登陆,守军预备第九师和第一一九师竭力抗击,但火力和兵力处于劣势,难以支持。从姑塘登陆的日军波田支队和松浦师团也推进到太阳观,向妙智铺方向进攻,迫近九江城区。

陈诚看到战况不利,认为九江已难固守,为了防守江西北部和湖北东部的主要阵地,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徒增损失,命令第二兵团调整部署,放弃九江。25日夜晚10点10分,张发奎下令从九江撤退。当晚,第二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和十里山等阵地转移。27日早晨,日军占领九江城区。

在九江攻防战激烈进行的同时,日军稻叶师团按既定部署向太湖、宿松和黄梅一带展开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终究未能挡住日军推进。7月26日,太湖失守。8月2日,宿松失守。8月4日,黄梅失守。

九江失守,蒋介石大为震怒,恼恨张发奎不肯把总预备队欧震第四军调往九江死守,认为他是为自己保存这支北伐铁军的实力,于是下令将他撤职,由薛岳和吴奇伟主掌南浔线战事。张发奎深感委屈,到武汉自请军法治罪,多亏陈诚为他承担责任,才免受处分。

蒋介石正在为战况忧心如焚,突然得到一个情报,令他大为宽心:日本向苏联进攻了!从7月11日起,苏联红军在苏朝边境附近的张鼓峰构筑工事,苏军可以俯瞰朝鲜铁路和罗津港。日本军方的“北进派”力主以此为借口进攻苏联,而裕仁天皇尚未下定决心,日本朝鲜派遣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大将就于31日擅自命令精锐第十九师团越过苏联边境,向张鼓峰地区进攻,迫使苏军一度后退。不久,苏军大举反攻,日军惨败。日本政府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愿意单方面后撤一公里。8月10日,苏日双方达成协定,从次日正午停止战斗。

整整七年了,中国独力顶着日军全部淫威的压力,蒋介石原以为苏联和日本开战,将会迫使日军分兵,没想到斯大林对西线的德军警惕有加,无心在东线大战日军,而日军在被苏军打败后赶紧缩了回去,武汉会战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也是原因之一。总之,日本暂时放弃了武力进攻苏联的北进计划,使蒋介石空喜一场。

日本通过外交平息了和苏联的争端,侵华日军没有在九江止步,继续攻击九江外围,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并在九江与合肥大规模集结作战部队,积极准备进攻武汉。

8月1日,冈村命令松浦师团从九江南下,攻击金官桥一线中国守军。同时令沿江北进攻广济和黄梅的稻叶师团加紧进攻。长江南北两岸,第十一军的两个先头师团分别向南面和西面延伸猛攻。

冈村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军事指挥官。他的部队占据了九江,他没有投入所有兵力直接向西猛攻武汉,而是分兵从湖口和九江南下,企图攻占德安和南昌,造成西进长沙的态势,企图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这样一来,他不但消除了左翼薛岳的几十个师对日军的威胁,而且用截断武汉退路的战略手法,意在彻底动摇中国守军的意志,最终合围中国的几十万重兵。

冈村的战略在蒋介石看来是十分的阴险,他为了避免武汉成为第二个南京,下令发布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

南浔线守军总指挥薛岳却不在乎冈村的阴谋,反而为冈村部队的南下而兴奋。张发奎卸任,使他能指挥调动的部队,陡然增加了几个军,这个年轻的广东人踌躇满志,决心和冈村大干一场。

向金官桥进攻的日军松浦师团,步兵连续两天按兵不动,只是动用全部火炮和战机,对守军阵地狂轰滥炸。铺天盖地的炮火和炸弹,把金官桥一线几十个山头阵地打得烟尘蔽日,火光冲天。欧震的第四军、李玉堂的第八军和李觉的第七十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松浦在掩蔽部狞笑。他的身后,第一一三联队长田中圣道耐不住性子,说:“将军,冲锋吧!支那军已被炮火打蒙了。”

第一四五联队长长市川也是蠢蠢欲动:“将军,对付支那人用不着这么多炮弹。请允许我联队立即发起攻击。”

松浦摇摇头说:“急什么!支那军没有大炮,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大炮的厉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现代战争。”

松浦对自己师团的底子十分清楚。他所指挥的,只是日军的一个乙种师团。士兵大都是后备役,兵源多半是大阪市的小商贩。他们精于生意上的算计,而不大认同武士道,在军中受到讥笑,得了个“商贩师团”的绰号。而且,他们是刚到中国战场,缺乏作战经验。松浦这次担任主攻部队第十一军的先锋,最担心出师不利。如果“商贩师团”给他出丑,他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他要用猛烈的炮火先打掉守军的锐气。

松浦的谨慎是有道理的。防守金官桥的三个军,在中国军队中都非等闲之辈。日军那两个急于上阵的联队长,在带队发起进攻后,马上感到对手的顽强。8月3日,松浦师团中那些商贩兵,冲到守军阵地跟前,遭到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轻火器的猛烈打击,有的掉头就跑,有的趴着不动。督战队砍了几个溃兵,部队还是冲不上去。下午, 联队长们瞪着红眼到阵地前沿督战。

小商贩们在死亡的逼迫下不得不向前冲锋,给守军增添了伤亡和悲壮。李觉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第十九师是李觉的王牌,没有给他丢脸。8月4日,第五十七旅旅长庄文枢被炸伤,第十九师仍然守住了一片焦土的阵地。

下午四点左右,日军田中联队主力及一个战车大队猛攻第十九师正面,阵地战达到白热化。田中和他手下的军官,用明晃晃的军刀把商贩兵往前赶,逼着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向突破口涌去。第五十七旅阵地告急,新任旅长周昆源投入预备队反击,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田中手中的预备队用完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部队溃退下来。

李觉看着日军的几百具尸体,又看到自己的部队越来越稀疏,第一次向薛岳发去了求援电。

8月5日,日军用上了老套子,打不过就放毒气。金官桥阵地上笼罩着淡蓝色的死亡烟雾,一百多名官兵脸色发青,倒地阵亡。

毒雾散去,日军发起猛攻。李觉命令第一一四团上前堵住,把日军赶出阵地。但是刘团长不幸中弹阵亡,官兵失去指挥,又对毒气心存畏惧,阵脚松动,反击失利,部队撤到主阵地。田中联队乘机占领了第十九师的前沿阵地。

松浦虽然谨慎,仍然摆脱不了日本军人的骄狂和急躁。他认定守军已成强弩之末,不容各联队整补,下令乘胜攻击。他没想到,李觉的主阵地仍然是固若金汤,他的部队撞上去,注定要头破血流。他们在正面受阻,又遭到侧翼土地庵山岭上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打击,腹背受攻,伤亡惨重,全线溃败。

田中圣道落败而归,恼羞成怒。他凑集八百名日军,转攻土地庵山岭,以图解除侧翼威胁。但他的打算又落空了,八百名日军被鸡窝岭上的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压在山腰抬不起头。

中国军队好像摆出了神秘莫测的迷魂八卦阵,处处有伏兵,处处有火力。田中一筹莫展,他手下的官兵更是惊惶。一名日军在日记中写道:“几次进攻,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写日记的人也只多活了几天,但他的日记却使他成为一段历史的证人。

8月6日,已经厌战的田中,受到松浦一再催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好带领残兵再次冲锋,被守军击毙。他手下的大阪商贩所剩无几,攻势陷于停顿。

其他阵地上的中国军队,也打得顽强凶猛,松浦无法推进一步。十多天的苦战,松浦手下的联队长一死二伤,上百名军官和几千名士兵非死即伤,金官桥可望而不可及。

8月中旬,冈村宁次来到九江前线,设立临时指挥所。松浦是如何败在他看不起的中国军队手里,他想亲眼看个究竟。

盛夏的的长江流域,烈日酷暑,淫雨连绵,霍乱、疟疾横行。在这样的战场上,中国军队和日军的非战斗减员都非常严重,而日军的骄横被大自然传播的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12日,冈村等到了伊东师团,没有叫他们去给松浦师团解围,而是命令他们渡过鄱阳湖,在星子强行登陆,迂回攻击德安。他想直抄薛岳第一兵团后路,搅乱薛岳苦心经营几个月的阵线,迫使薛岳兵团向西转移。

21日,伊东师团的伊藤旅团攻占了星子,马不停蹄,转向德安。薛岳命令布防在庐山地区的王敬久第三十七军团和王建绪第二十三军团见机就打,把伊藤旅团拖在途中。双方攻防激烈,拼死厮杀,陷入混战。伊东立即调上佐枝旅团一部猛攻庐山东南,侧击中国守军。

庐山名胜被隆隆的枪炮喊杀声湮没,在刀光血影中颤栗。

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延伸到庐山的东南边,东孤岭和西孤岭雄立在公路两旁,瞰制着公路。伊东西进德安,必须攻下这两座虎视眈眈的山岭。这场虎口拔牙的争夺战,将决定日后南线的战事。

伊藤旅团向东孤岭发起攻击。随后,双方投入兵力越来越多。两天后,伊东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手下最凶悍的饭冢联队,8月23日被王敬久军团冷欣的第五十二师剪去了前锋。饭冢率领主力紧追冷欣师,追到隘口和黄塘埔一线,叶肇军一部突然杀出。饭冢联队猝不及防,死伤惨重,三千多人被中国军队两个师缠住厮杀。

伊东急忙从预备队里抽出一个大队绕袭守军翼侧,帮助饭冢联队脱出身来。但是,饭冢联队在9月1日奉命向庐山南麓推进时,又在牛毛尖和钵盂山地区突遭叶肇军华振中第一六○师伏击。庐山仿佛是守军的大兵营,把日军围得密不透风。从清晨打到傍晚,饭冢粒米未进,接连组织五次大规模冲锋,都被华振中师梁佐勋团击退。

伊东连夜电令饭冢:务必于9月2日攻克阵地,挺进东孤岭。伊藤连夜给饭冢调去一个大队的援兵。

天刚放亮,一夜未合眼的饭冢组织步、炮协同,调上了援兵,猛攻梁佐勋团阵地。日军不顾伤亡,踏着遍野的死尸,一浪一浪向上猛冲。梁佐勋中弹殉国,该团只剩五六百名残兵,顶不住饭冢的自杀性猛攻,丢了阵地。饭冢长舒一口气,匆匆吃了点干栗和冷饭团,喝了几口烈酒,率部扑向东孤岭。

东孤岭上,华振中率领第一六○师剩余官兵,等着饭冢前来送死。梁佐勋的阵亡,点燃了华振中胸中的怒火。他对手下官兵说:“弟兄们,梁团长在山下看着你们,你们知道该怎么打!”

炮声隆隆的庐山,回荡起华振中师几千官兵的吼声:“消灭饭冢,为梁团长报仇!”

饭冢来得快,却攻不破守军的同仇敌忾。他的兵力与时俱减。

战到三日,饭冢的第十五次进攻失败,他抓起了电话,向伊东请求增援。伊东的回答很无奈:“饭冢君,师团无能为力了,你好自为之吧。但愿你不要辱没了司令官赐予的称号。”

饭冢放下电话,解开衣襟,“咣啷”一声抽出战刀,发疯似的率领残部向山上冲去。一阵密集的枪声中,饭冢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帝国武士梦。饭冢联队被中国守军全歼。

21日,冈村宁次坐在宽大的皮椅上,呆望着墙上的地图。十天了,图上的攻击箭头再没移动,倒是前线部队的伤亡进度从不间断。

久经阵仗的冈村宁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躁和困惑。自从松浦师团在金官桥陷入僵局,他同时派出了伊东师团和波田支队。结果怎么样?犹如恶虎冲进了狼群。庐山的峰峰岭岭缠住了伊东师团,瑞昌的孙桐萱第三集团军把波田支队压在登陆的滩头,若非海军舰炮全力抵挡,波田的八千多人恐怕只能退回长江。

畑俊六下午又来电催促。这已是两天内的第三封电报了。电文中没有指责的语句,更令冈村自感羞愧。无言的责备更犀利。冈村咬咬牙,抛出了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他现在只剩下新编成的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此刻还在通往九江的路上。

24日,几十艘日本舰船载着吉住师团一部驶向瑞昌江面,师团主力则沿江西进,直扑中国第二兵团的瑞昌阵地。丸山支队行动迅捷,突袭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防守的岷山。王陵基的川军猝不及防,连失鲤鱼山、笔架山和新塘铺等要地。后方失守,南浔线中国守军阵地全线动摇。

薛岳急调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阻挡丸山支队向南浔线渗透,掩护金官桥一线中国几个军的左侧背。俞济时派出一个团搜索前进,被丸山支队击溃。30日,薛岳令俞济时再派部队急赴岷山。但俞济时仍没有派出主力,结果又被打垮。

这时,眼看吉住师团主力就要切断金官桥一线中国主力的后路。中央军的俞济时使薛岳想起两个月前在兰封放走土肥原师团的桂永清,令他忍无可忍。他命令金官桥守军向庐山西麓转移,然后打电话威胁俞济时:“我命令第七十四军全军开往岷山,一个不留。听着,你要是再往后退,使前方部队撤不下来,别怪我军法从事。”

俞济时和台儿庄战役时的汤恩伯一样,思前想后,有些害怕了。过去,他仗着和蒋介石同乡,又当过委员长的侍卫官,常常对上级的命令软磨硬顶。但今天若是增援不利,眼看着日本人吃掉几个主力军,葬送掉江南战事,蒋介石恐怕也很难保他。第七十四军全部出动了。

俞济时军阻截了丸山支队的攻势,金官桥守军安然撤退。薛岳丢了阵地,保全了部队,这才松了口气,开始重新布防。

9月上旬,中国军队占领了乌石门至庐山西麓一线阵地,形成一个张口的钳形阵势,左中右互相照应。冈村军进占金官桥一线阵地后,暂时放弃了进攻。南浔线大血战告一段落,江南战场暂时沉寂。

日军的另一路是东久迩宫指挥的第二军,他们在江北的大别山北麓发起进攻。

冈村指挥第十一军分两路向西向南进攻时,第二军主力攻占了安徽的六安和霍山,把孙连仲第三兵团于学忠和冯志安的两个军牵制在那一带,然后向河南的固始和潢川西进。

这时候,代理李宗仁负责第五战区的白崇禧,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他原以为,东久迩宫的第二军主力会从右翼的大别山南麓与长江北岸之间的狭长地带进攻,因此,他把三十万兵力中的一半,部署在大别山南麓。但是,精明的东久迩宫偏偏选中大别山北麓作为主攻方向,迂回到守军的左翼,企图从信阳和武胜关南下武汉。左翼孙连仲兵团不过六七万人,却要对付十万人的日军精锐,“钢头”孙连仲预感到自己会再次遭遇台儿庄的惨烈,连连向白崇禧告急。白崇禧当然会给孙连仲增兵,他只是需要时间。但是,日军没有给他调兵的余裕,一向临战不乱的“小诸葛”白崇禧,此刻不免有些慌乱。

他只能靠前线部队拼死把日军挡住,来争取宝贵的时间。他把电话打到商城的孙连仲兵团司令部,要求孙连仲动用宋希濂第七十一军和田镇南第三十军,把日军挡在固始一线。

宋希濂军也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但宋希濂不同于其他的嫡系,他不是汤恩伯,也不是桂永清,他愿意听命于白崇禧和孙连仲,在最惨烈的火线上拼掉自己的实力。他在富金山找到了绝佳的阻击阵地,把他的王牌陈瑞河第三十六师摆在最前沿,挡住了日军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的猛攻,为白崇禧赢得了宝贵的十天,使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能够开进潢川布防。而宋希濂军付出的代价,是陈瑞河师一万多人战到只剩八九百人。蒋介石给宋希濂和陈瑞河颁发了华胄荣誉奖章,但他没有看到三十一岁的宋希濂为阵亡将士流下的泪水。在这场阻击战中,田镇南的第三十军也死伤过半。

陈瑞河师拼命阻滞日军步伐的时候,张自忠率领第五十九军朝潢川疾进。这个军多为北方子弟,不少人水土不服,加上连日急行军,身体抵抗力锐减,许多士兵患上了恶性疟疾。由于药品匮乏,每天有几十名官兵死亡。张自忠心急如焚,却措手无策。军情紧急,他不得不狠下心来,严令部队拼死前进,终于抢在日军之前进入潢川布防。

白崇禧要求张自忠死守潢川到9月18日,以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信阳和武胜关等地集结。

张自忠的对手,是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到中国军队痛击的日军主力第十师团。原师团长矶谷由于战败,已被大本营撤职,由筱冢义男继任。这一次,筱冢师团挟恨而来,气势汹汹,想一血台儿庄战败之耻。他们攻陷固始以后,立即扑向潢川。

潢川一带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张自忠知道,在这种地形上打防卫战,仅仅守城阻敌是不够的,还要在外围层层布阵,才能赢得时间,防止日军迂回包围。他将刘振三第一八○师的独立第三十九旅放在潢川守城,派独立第二十六旅前出到城东七里岗布防,派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到七里岗以东的春和集先头阻敌,将该师主力部署在潢川城西二十里铺地区担任预备队,防止日军迂回,军部设在城西的任大庄。

刚刚部署完毕,日军就杀到了春和集,与仓促布防的第一一三旅迎头相撞,潢川保卫战打响。

不巧的是,张自忠自己也染上了疟疾,忽而高烧如火,忽而冷彻肌骨,身体绵软无力。他强挺着指挥作战,发给全军的手谕掷地有声:“各部队长官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又赶到潢川城内,给守城的安克敏旅长下死令:“你要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们的棺材!”

五天激战下来,到了11日夜晚,日军冈田旅团突破了第一一三旅的防线,占领了春和集。第二天,日军在黄冈寺遭到独立第二十六旅的顽强阻击,双方形成拉锯式争夺,几进几出,相持不决。冈田旅团伤亡太大,失去续攻能力,只好停止攻击。

14日,筱冢师团主力稻谷旅团和师团重炮兵推进到黄冈寺。他们发现,张自忠军正面抵抗力很强,便改换战术,用小部兵力继续攻击正面,主力溯淮河西上,向潢川以北和以西迂回。15日,日军攻克潢川西北的息县县城,向罗山方向进犯,企图切断张自忠军退路。

敌变我变。张自忠命令第三十八师主力向西北方向出击,另派第一一三旅一个团向潢川以北十五里铺出击,阻止日军后续部队从这里增援息县,又将刘振三师主力配置于潢川西郊,掩护城防部队后方,军部从城西移到城南。当天深夜,潢川东、西、北三面都发生了激烈战斗,只有城南相对平静。

15日中午,日军派出骑兵突袭张自忠的军部。保卫军部的只有一个手枪营,千钧一发,有人建议军部南移,张自忠不准。他说,在紧要关头移动军部,不仅影响士气,而且将失去守城部队惟一的退路。他指挥手枪营抗击日军,一面调部队增援。激战半天,终将日军骑兵打退。

日军屡攻屡挫,恼羞成怒,便使出残忍的老招数,开始施放毒瓦斯,导致守军官兵大量伤亡。16日早晨,七里岗阵地失守,日军开始攻击潢川县城。紧急关头,张自忠带领刘振三和军部人员,进入潢川城内,守城官兵士气大振。

当天下午,筱冢师团集中所有野战重炮,向潢川城发起几天来最猛烈的攻击,施放的毒气弹也增加了几倍。全城硝烟四起,毒气弥漫。官兵们缺乏防毒面具,伤亡不断增加,刘振三两次中毒昏迷。张自忠命令军需处迅速给每人发放两块日光皂和一条白毛巾,用毛巾浸吸肥皂水,遮掩口鼻,坚持战斗。同时,命令第三十八师袭击日军后方,牵制攻城的日军。

两军往复拼杀,到17日中午,城北和城西角都被日军炮火摧毁,日军步兵蜂拥入城,潢川岌岌可危。张自忠命令士兵上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震耳欲聋的炮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撕心裂肺的喊杀声。日军还在不断涌入城内,战局万分险恶。张自忠下令组织敢死队,发起反冲击,拼命锁住日军突破口。攻入城内的日军成了瓮中之鳖,一个个、一伙伙地被吃掉。

18日,潢川西北的日军,又从息县分兵攻击罗山县城,切断了张自忠军向西的退路。这时,张自忠军已在潢川一带坚守了十二个昼夜,到了战区规定阻击日军的限期。19日凌晨,张自忠命令部队趁夜向潢川西南方突围。天明时分,日军再次向潢川城发起猛攻,一阵狂轰滥炸过后,被张自忠军打怕了的日军先头部队,提心吊胆冲进城内,才发现潢川已成一座空城,满目焦土瓦砾。

潢川战役,张自忠军孤军苦战,歼灭三千名日军,自身伤亡四千多人,为胡宗南部队的集结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军队如何对付冈村第十一军沿长江北岸向武汉进攻的部队。

8月2日,稻叶师团攻下了黄梅。这时候,他们与江南的日军主力相隔几百公里,中间又有长江阻隔,与后方太湖、潜山等兵站相距更远。当时远在合肥和舒城的东久迩宫第二军尚无动静,稻叶顾忌到深入中国防地纵深太远,后路会被截断,暂时停止了攻势。

白崇禧一直注视着孤军冒进的稻叶师团。这个师团曾率先从雨花台冲入南京城,入城后又是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的魁首。他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对这支日军的诅咒:“第六师团是一群魔鬼、禽兽。有朝一日我蒋中正如不能消灭第六师团,就永不姓蒋。”

的确,日军的第六师团,在中国人人愤恨,在国际上臭名昭彰。

白崇禧想消灭这个师团,不管它多么强大。他和薛岳一样有心指挥中国军队再现台儿庄大捷的风采。

16日,白崇禧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七个军,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逐次侧击长江北岸的稻叶师团,将它消灭在右翼港湾错杂的地区。

26日,白崇禧命令江北第五战区各兵团派小部队反击当面的日军,巩固进攻出发阵地。27日,第五战区开始局部反击。守军越出战壕,分多路扑向江北各日军阵地。很快,守军克复稻叶师团后方的潜山,以及日军兵站太湖。

白崇禧的反击开局不错。稻叶师团及辅助部队三万人,被中国守军分隔在江北黄梅地区。如果白崇禧能吃掉这三万日军精锐,影响远胜于台儿庄大捷。

然而,打胜仗需要众人支持,白崇禧不具备这个条件。他需要炮兵,军委会也给他派了炮兵纵队,但炮兵就是赶不到。第四兵团的官兵只能用身体去填日军的工事和阵地,伤亡惨重。

稻叶师团后路被断,粮弹无法补给,已是惊恐万状。各地守军只要把袋子扎紧,稻叶师团三万人马撑不了几天。但是长江沿岸有些守军松开了口子,稻叶师团又获得了供给。残暴的第六师团死而复活。

畑俊六见中国守军开始反击,命令东久迩宫的第二军立刻开始进攻,严令冈村军限日攻占瑞昌。27日,瑞昌告急,军委会沉不住气了,把反击部队的曹福林第五十五军调往江南,支援瑞昌作战。当天,东久迩宫发起攻击,从合肥城中开出的几万日军,凶猛地扑向大别山南麓和北麓。29日,六安失守,于学忠军团被隔断在杨柳店和独山镇。30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日军又侵占潜山和太湖,从陆地上增援稻叶师团。不到两天,独山、杨柳、英山和苦竹山相继陷落。江北战局急剧恶化。

吃掉稻叶师团的计划已成泡影,白崇禧现在要考虑如何才能堵住潮水般涌来的日军。形势突变,军委会又把曹福林军调回江北。官兵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奔波几天,苦不堪言,正要渡江,又奉令掉头行军,觉得上级在耍他们,怨声沸腾,有的往泥地里一躺,说:“老子不干了,打死我也走不动了。”

曹福林更是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骂:“他奶奶的,拿老子当猴儿耍。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枪还没捞着搂一下,就折了几千弟兄。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啊!”

白崇禧左右掣肘,反击变成了阻击。稻叶师团打通了水陆两路补给线,更加嚣张,对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

30日,驻黄梅的日军主力开始进攻。黄梅城外阵地上,中日两军展开艰难的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达十多次。傍晚,何知重的第八十六军和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放弃阵地,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日军穷追不舍。

9月6日,稻叶师团一部突破四家寨和笔架山,直逼广济镇。从广济南下,就可以直达田家镇要塞了。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就致电白崇禧和李品仙,说广济与田家镇要塞相连,极为重要,应该在这里集结重兵防守。白崇禧也把广济列为必须死守的重镇。

李品仙很清楚形势有多么严峻。各部队损耗很大,想守也很难守住。为了保存兵力,他决定把部队从城区撤出,在城外两侧山地设防,阻止日军前进。同时,他密电要求蒋介石派来援兵,再把广济夺回。

蒋介石给李品仙的不是援兵,而是一通责骂。他要求李品仙以现有兵力尽快夺回广济。李品仙集合各路残兵,派张淦第七军和张义纯第四十八军的四个师为主力,向广济发起最后反击。

李品仙兵团从13日开始向广济发动总反击。一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杀伤了一些日军,但是,日军不断得到增援,李品仙兵团最终没能把广济夺回。蒋介石在武汉得到消息,神色颓然。

李品仙指挥的是一个杂牌兵团,包含桂军、川军和鲁军。在黄梅和广济战役中,他们用血肉之躯拼搏飞机和大炮,以超过半数的伤亡,拖住了日军的步伐。他们用一万人的流血和牺牲,换来稻叶师团近一万人的伤亡,使这些曾在南京挥刀大屠杀的日军,也尝到了血腥和死亡的滋味。

广济失陷,蒋介石寝食难安。田家镇、田家镇,蒋介石仿佛成了清末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如果中国军队丢了田家镇,长江就成为日军舰艇的通衢,武汉就成为日军战舰的靶子。

田家镇及其对岸的富池口,由李延年第八军团防守。他手里除了自己的第二军以外,还有蒋介石拨给他指挥的李玉堂第八军和缪澄流第五十七军。

15日,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和二十多艘军舰,轮番轰炸田家镇要塞区,日军陆战队在海空军掩护下,在潘家湾、中庙和玻璃庵一带强行登陆。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经过苦战,将日军击退。同一天,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山炮兵联队,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突破了郑作民第九师在铁石墩的警戒阵地。稻叶师团没有在要塞正面使用步兵主力,只是派出小部队佯攻,主力却迂回到田家镇北面攻打松山。

田家镇北面的松山,北靠黄泥湖,湖中有一条狭长的丘陵,李延年的主力郑作民师在这里驻防。日军要从这里攻占要塞,必须越过湖沼,突破郑作民师第二十五旅在丘陵上的阵地,才能突破松山屏障。

郑作民师的第二十六旅,则部署在丘陵南面的松山。郑作民师的两个旅,在丘陵和松山之间,形成一把铁钳,挟制着通往田家镇的要道。可想而知,稻叶师团和藤田进第三师团派出的一万多名日军,在这里将有一场恶战。不过,李玉堂军和缪澄流军没能拖祝狠江而上的日军,致使要塞正面也受到猛烈的攻击。

李延年的第二军面临着强敌的进攻,光是人数就占了下风。好在军委会在17日决定将田家镇划归江北的第五战区,使李品仙兵团能够比较方便地增援,适时地阻挡了稻叶师团的攻击。

现在,日军的优势全靠陆海空交叉火力的支撑,而守军除了依靠单一的要塞炮火,就只有靠着勇猛精神支撑下的血肉之躯。阵地上整天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战士们与日军白刃搏斗,喊声震天,夹在火炮与炸弹的巨响中,在山谷间轰鸣。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死守,死守。蒋介石要求死守,李延年和郑作民就要求下属不能丢失一存土地,除非部队全部牺牲。

日军也是执著的部队。他们要达到一个战略目的,决不会吝惜兵员和弹药。日军的炮火和炸弹,已将守军的阵地夷平,守军的工事只剩下弹坑和堆垒起来的日军尸体。在这样的战场上,人们已经没有生的指望,只有杀敌的本能。弹药用尽了,援兵还没到,就等着日军近前来,用刺刀、石块、徒手或牙齿去拼命。

然而,江南的缪澄流没敢拼命,李玉堂则在九江就被日军削去了战斗力。结果是,这两个军在20日把大批日军放过来了,形势急剧恶化。

江北的李品仙奉命抽调萧之楚军、张义纯军与何知重军南下侧击日军。但这三个军都是经历过广济血战的疲惫之师,作战不力,没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20日下午,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破了镇北丘陵的右翼,守军第五十三团很快就伤亡殆尽。郑作民还想调预备队反击,但又接到报告:松山西北发现日军。丘陵是守不住了,郑作民只好把部队撤上松山固守。这是最后一道防线。

第二军的军部就在松山后面。李延年发现,郑作民师撤上松山以后,官兵的斗志依然旺盛。不久,萧之楚、张义纯与何知重的部队赶到了,随后的几天,稻叶四郎的部下在松山又丢下许多尸体。

田家镇还在血战,蒋介石还在揪心,武汉还在为“九一八”而沸腾。稻叶四郎无心为满山遍野的日军尸首而哀伤,他只有一个想法:占领田家镇。24日,日军的执著总算有了一点结果,江南的日军部队攻占了与田家镇隔江相对的富池口,田家镇成了孤堡一座,日军可以把火力尽情地向这里倾泻。

稻叶马上意识到,他的迂回战术可以告一段落。他命令在17日占领武穴的两个联队火速西进,从正面直扑田家镇要塞腹地。田家镇腹背受敌,李延年无法分兵,只有依靠防守要塞的施中诚师奋力死守了。这个师不负重望,施中诚向本部官兵下达死令:“誓与要塞共存亡。”

施中诚师已经吃够了日军炮火与炸弹的苦头,憋足了一股劲。日军突入要塞后,他们与日军混战,决不后退。施中诚和他的卫队连也一直与日军拼搏。

施中诚师拼到只剩几百人。28日晚,李品仙下令放弃田家镇要塞。第四兵团调整部署,所属各部队分别向蕲春、浠水与巴河各地转移,重新组织防御。

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武汉的大门已向日军洞开。再往西去,中国军队已无险可守,只能在平原上与日军抗争。蒋介石曾发誓要坚守武汉四个月到半年,这时还只守了三个半月。

在相对沉寂的江南战场,薛岳忽然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要把第一兵团主力第七十四军调到长沙休整。俞济时率领的第七十四军,就是后来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兵员充足,装备精良,也是薛岳此刻所依仗的生力军。蒋介石要把它抽走,无异于釜底抽薪,薛岳决定抗命不从,理由是其他部队伤亡都大于俞济时军,他们没有整补,俞济时军也不能。

薛岳对三个月前的兰封战役记忆犹新。那时他走马上任第一兵团总司令,初与日军对阵,就包围了孤军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蒋介石非常痛恨土肥原,又想亲自指挥一次胜仗来与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捷扯平,便亲自坐镇郑州,插手战局,派嫡系桂永清防守兰封。没想到老谋深算的土肥原困兽犹斗,偏偏就拿贪生怕死并且只顾保存实力的桂永清开刀,从兰封突围而去。蒋介石没找桂永清算账,却把责任推到薛岳和程潜身上,还挖苦薛岳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薛岳痛定思痛,抗命留下了俞济时军,后面的战局发展说明他做对了。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要把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调到广东,薛岳无法再次抗命,但他扣下了这个军的第一八七师,后来也起了很大作用。

冈村的部队被薛岳的二十个师拖住,攻势毫无进展,冈村心急如焚。九月下旬,他从空中侦察到薛岳的主力在瑞武路方面作战,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出现空隙,便把松浦淳六郎叫来,命令整补后初步恢复元气的松浦师团向西推进,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两方面的中国守军。松浦师团迅速推进,孤军深入到万家岭地区。

薛岳从侦察报告中得知日军松浦师团去向不明,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冈村如此大胆,竟敢派一个师团孤军深入中国军队二十个师的阵营。当他确证松浦师团已经贸然深入万家岭,仿佛得到了天赐良机,异常兴奋,决心一口吞掉这个师团,一雪兰封之耻。他马上请示上级,要求集中兵力,歼灭松浦师团。陈诚立刻同意了他的方案,蒋介石也指望他在“双十节”之前打个胜仗,振奋士气。

薛岳连忙从德星路、南浔路和瑞武路三个方面抽调两个军、五个师另两个旅的兵力,会同正面阻击松浦师团的欧震军,四面包围,全力出击。十多万中国军队,活跃在崇山峻岭之中。

第二天,欧震军的第五十八师向已经占领万家岭和哔叽街一带的日军连续发起攻击。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拼死反击,双方伤亡都重。10月4日,双方在小金山、万家岭、张古山和箭炉苏一带连续激战,阵地几度易手。这时,薛岳调集的部队已陆续靠拢,对日军形成合围。

冈村在九江阅读空军的侦察报告,发现薛岳给他的松浦师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立即命令松浦向北转进,向本间师团靠拢,同时命令本间师团警戒松浦师团的右翼,企图把他们接出重围。

松浦接到冈村命令,急忙行动,但在紧要关头,松浦和他的参谋发现,他们看不懂地图!日军所使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事地图,正是1926年冈村从孙传芳那里窃取来的,由参谋本部印发给各部队,里面很多地方不准确,无法比照参照物予以纠正。他们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但当地有磁铁矿藏,指南针失灵。他们如无头苍蝇一般,在山里胡乱冲撞了一两天,处处遭到中国军队阻击,找不到一条生路。松浦师团在劫难逃了。

5日和6日两天,俞济时军在长岭、背溪街、张古山和狮子岩等处,与松浦师团激战。

6日,薛岳认为歼灭当面日军的时机已到,下令总攻。当天下午,总攻击打响,薛岳自作主张从庐山调来的叶肇军派出两个师向石堡山攻击前进。俞济时军第五十一师在王耀武指挥下,向日军占据的长岭北端和张古山制高点发起几次攻击,久攻不下。王耀武从监狱里保出来的杀妻犯第三○五团团长张灵甫,自告奋勇,率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后山绝壁上进攻,经过白刃格斗,占领张古山主阵地。拂晓后,日军拼死反扑,一度夺回阵地。张灵甫率部死战,腿部负伤不下火线,张古山山顶,成了尸山血海。

激战到9日,日军损失惨重,基层军官死伤很多,畑俊六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同一天,蒋介石命令薛岳务必在9日夜晚12点以前全歼松浦师团,结束战斗,作为给“双十节”的献礼。下午三点,薛岳棋走险着,出动所有预备队,命令各部队选拔勇壮士兵两百到五百名,组成奋勇队,担任先头突击。各部长官一律靠前指挥,薛岳自己也来到一线。下午6点,炮火准备。7点,奋勇队出击,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向箭炉苏、万家岭、田步苏、雷鸣鼓和杨家山等地全线攻击。

各部队前仆后继,踏着尸体冲锋。一夜血战,打垮了松浦师团的防御阵地。10日早晨,叶肇军收复万家岭和田步苏,欧震军收复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俞济时军攻占张古山,第九十一师攻占杨家山东北无名村,第一四二师攻占杨家山北端高地。

战斗中,欧震军前卫突击队一度接近松浦的司令部,距离不过百米,但因天色太黑,自身伤亡重大,没能发觉松浦。战役结束后,一名日俘供认:“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一百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未能生擒松浦淳六郎,是这次会战最大的遗憾。

万家岭战役,最后关头未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彻底歼灭松浦师团,但中国军队表现出机动灵活、组织严密,士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令日军大为震惊。日军整整一个师团,几遭灭顶之灾,已被废掉武功,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前所未有。

薛岳的故交叶挺将军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万家山战役之后,各路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向武汉逼近。这时候,在粤汉铁路的南端,日军对广州的威胁也在加紧。

10月12日,秘密在台湾澎湖列岛集结的日军第二十一军三个师团,在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率领下,乘坐三百多艘登陆舟艇,在夜幕掩护下,登陆大亚湾,直逼广州。

当时,中国海岸线大部被日军封锁,天津和上海等大港都被日军占领,广州是唯一幸存的海上门户。国外的军火物资,主要是从香港到达广州,再由粤汉铁路运往内地。日军进攻广州,无异于釜底抽薪。

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在日记中写道:“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二、对英国示威,欲使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四、至于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

武汉保卫战正在进行之中,中国军队无力回援广州。广州守军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本身兵力不足,而蒋介石又忽视了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的报告,认为日军没有兵力在南方开战,致使余汉谋放松警惕。日军乘虚而入,10月21日攻陷广州,武汉处于日军南北夹攻之中。

日军切断了粤汉铁路,武汉岌岌可危了。

在长江南岸,第二兵团组织六个军,在阳新地区顽强抵抗日军,但战到10月22日,阳新、大冶和鄂城相继失守。24日,日军波田支队推进到距武昌仅三十公里的葛店附近。他们南侧的吉住师团,先后突破了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和关麟征第三十二军团的防线,推进到武昌以南的贺胜桥地区,本间师团也同时推进到了咸宁东北地区。

在长江北岸,田家镇要塞陷落后,日军稻叶师团相继攻陷浠水和黄陂。清水喜重第一一六师团的第一一九旅团,也攻占了长江北岸的兰溪,24日已推进到距武汉仅三十五公里的阳逻附近。

在大别山北麓地区,日本第二军占领固始和潢川后,蒋介石的另一支嫡系胡宗南不战自退,让日军进占了信阳。日军筱冢师团派出一支部队沿平汉铁路南下,主力则在平汉路以西,经过应山、安陆、云梦和应城,向汉阳和汉口迂回,协同冈村第十一军进攻武汉。

蒋介石见日军已从东、北、南三面包围过来,便于24日下令放弃武汉。当晚,他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中途飞机迷失方向,返回武昌,第二天凌晨四点再次起飞,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蒋介石下令破坏所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

实际上,早在九月底田家镇要塞陷落后,蒋介石就知道武汉无险可守了,为了保留实力,开始撤离党政机关,疏散城内老百姓。不久,部队也在按计划撤退。长江以北的主力,撤到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廖磊集团军留在大别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薛岳兵团仍在九江以南抗击日军,并可视情况退往湖南。第二兵团依托幕阜山,掩护西面的粤汉铁路;罗卓英指挥武昌以南金牛方面的作战,掩护各军撤退,整个武汉城区只留一个旅的卫戍部队,作象征性的抵抗。

蒋介石飞走的那一天晚上10点钟,日军先头部队稻叶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第二天凌晨五点,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武昌。第三天下午,配属于波田支队的日军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占领汉阳。中国军队的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武汉三镇沦陷。

在这次会战即将落幕的时候,中国海军奏出了悲壮的一曲。中国仅存的五十九艘舰艇,在会战之初已被日军炸沉三十艘,另有十五艘自沉,阻塞长江。海军部长陈绍宽,指挥剩下的中山舰与永绩号等九艘舰船,在长江中游布雷,担任长江航道空防和巡逻,往返护送各种船舶航行,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打击日军飞机。

中山舰舰长萨师俊,是原籍山西的清末海军将领萨镇冰的侄孙。当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时,中国海军司令部迁到岳阳,萨师俊率中山舰经常往返于武汉和岳阳之间,护运军政要员和战略物资,帮助军民转移。10月24日,中山舰奉令开赴距武汉二十六公里的金口。

中山舰刚在金口停泊,东边就传来隆隆声,一架日机在军舰上空盘旋。当它进入火力射程时,萨师俊下令开炮。日机立刻升入云端飞走。原来,这是一架日军的侦察机。

日军飞机的侦察是一个信号,中山舰官兵预感到一场恶战将要来临。果然,大约在11点多,九架日军飞机分作两个小分队,呼啸着飞抵中山舰上空。舰上响起警报,萨师俊的令旗升起,但日机并未攻击,只是高飞盘旋了五分钟,又一溜烟飞走了。

下午三点,六架日机飞临中山舰上空,随即排成一字形,鱼贯俯冲而下。一场江空大战无可避免了。3点06分,电讯官张嵩龄向海军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报告中山舰与日军交战。

攻击中山舰的飞机是日本海军第十五航空队水上轻型轰炸机群。这场江空大战,进行了七十五分钟,六架日机轮番在较高的空域对中山舰投弹轰炸。长江上升起一个个水柱,浪花四溅。中山舰在浪头上起伏,迎战日机,舰首、舰尾和左右两舷火炮齐发,向日机反击。

起初,日机为避开炮火,只在高空投弹,不敢低飞俯冲,炸弹没有命中舰体。舰上火炮也因日机飞行太快,没能击中日机。激战间,舰首高射炮因发弹过热,发生卡壳,被迫停射。左右两舷机关炮也出了故障。日机见高空水平飞行进行轰炸不能命中,又见舰首火炮哑然失声,便开始轮番急速俯冲,低空投掷炸弹。

低空投弹命中率很高。第一颗炸弹落在舰尾左舷,在水下爆炸,炸裂了船壳,军舰进水,舵机损坏,转动失灵,无线电房受损。

紧接着,第二颗炸弹落在右舷水中爆炸,前锅炉舱右舷水线下的船壳震破,大量进水,堵漏无效,炉舱和机舱都有损坏。

第三颗炸弹投偏了一些,落在右舷水中,爆心离中山舰较远,舰体受损不大。

第四颗炸弹又落在左舷水中爆炸,后锅炉舱水线下的船壳严重破裂,江水急灌进来,堵漏无效,短短三分钟,江水漫过一米多,锅炉中的燃煤被水淹熄,军舰失去动力,舰体开始左倾。

第五颗炸弹更加凶狠,命中舰首,穿透驾驶台,前望台的一磅炮被炸翻,八名炮手牺牲,弹药箱爆炸,大火弥漫,海图室和舵房被炸起火,舰体逐渐失去重心,颠簸震颤,无法控制。

萨师俊右腿被炸飞了,左腿也被炸伤,左臂重创,遍体血肉模糊。他忍着巨痛,嘱咐官兵们努力杀敌。副舰长吕叔奋、枪炮长魏振基和电讯官张嵩龄,会同全舰官兵,堵塞破损舰体,扑灭舱室火灾,救护受伤人员。

此时,中山舰在波涛中旋转,向下游漂流,完全失控。大量江水急剧涌入舱室,舰体不断向左倾斜,倾到四十度时,突然舰首稍昂,随即轰然一声巨响,水柱冲天,英雄的中山舰,终因负伤过重,于下午4点半左右沉没在金口龙床矶。

中山舰沉没前,萨师俊靠在瞭望台残破的栏杆上,继续指挥作战。副舰长吕叔奋奔到他身边,听到坐在血泊中的舰长,还在下令将军舰搁浅,以防沉没。可惜舰身机件被毁,不能转舵,只向江边靠拢了一段,无法驶向搁浅处。萨师俊命令受伤官兵尽快离舰,他自己要与舰共存亡。吕叔奋和士兵把他架离军舰,乘舢舨驶向江岸,日机又结队而来,对舢舨疯狂扫射。两只舢舨沉没了,萨师俊头部和喉部又中几弹,和许多官兵一起葬身在殷红的江水之中。吕叔奋和魏振基等十多人躲过了日机的扫射,挣扎到岸上,成为中山舰的幸存者。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是,日军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取得预期的胜利。日军大本营原以为迅速攻占武汉,就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因武汉和广州的失守而投降。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和争取主动。

武汉会战对整个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有近十万人死亡、负伤或患病,全面进攻的锐气大大受挫。日军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中国军队以四十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换来了战略相持的阶段。

武汉会战,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辉煌一页,也是武汉城市史上的光荣篇章。

4、森林之王突围,八女投江殉国

杨靖宇在1938年初带领军部和直属部队离开桓仁,进入山岳重叠的老岭地区。他得知日伪当局正在加紧修建通化至辑安的铁路,开设一条专为掠夺东北物资和“围剿”抗联的重要通道。他决定破坏正在紧张施工的老岭隧道。但是,这里四面环山,日军重兵守卫,确实易守难攻。

3月13日,杨靖宇率领五百多名战士,从辑安以北的天桥沟出发,第二天拂晓,来到距老岭隧道较近的十一道沟顶。他们侦察到驻守施工现场的日军角田部队和伪满铁警备队,每五十米便设一个帐篷,白天检查过往行人,稍有可疑就扣押,夜晚通宵值勤,防守十分严密。杨靖宇带队在十一道沟蹲了一整天,没有找到出击的机会。

有的战士急了,找到杨靖宇,要求和守敌硬拼。杨靖宇只说一句话:出奇才能制胜。天黑以后,杨靖宇把一支部队埋伏在沟门,指挥另一支队伍向隧道工地发起猛攻。

日伪军拼死抵抗和反扑,杨靖宇的部队顺势向沟外撤去。敌军以为抗联部队打不过他们,鼓足劲猛追,追进十一道沟里,才发现中了埋伏,连后悔都来不及,就被抗联部队歼灭。

杨靖宇摧毁了日军二十万日元的设施,迫使隧道停工两个月,鼓舞了处于困难时期的抗日军民。此后,他的部队时而攻击日伪的警察机构,时而捣毁“集团部落”,把那里变成了伪通化省的“第一癌肿地带”。

同时,魏拯民带领第二军活跃在蒙江和金川一带。4月份,他带队进入通化,5月来到辑安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会师。

6月12日,杨靖宇指挥了蚊子沟战斗,一举消灭号称“满洲剿匪之花”并且自吹“包打杨靖宇”的伪军索旅的一个营。

19日是日军在“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成的最悲惨的日子”。第一军教导团和第二师兵分三路,一路袭击通辑铁路土口子隧道工程,一路攻打老岭河桥梁的工地,一路摧毁了阳岔工程分区。

24日,杨靖宇再次袭击土口子隧道,解放朝鲜劳工二百五十多人,还接收了日本籍战士福间一夫。

6月下旬,金日成任师长的第二军第六师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三团炮台,歼敌八十人。

捷报频传,也有坏消息。7月份,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投敌叛变,第一师基本上瓦解,第一路军的军事计划被暴露。杨靖宇被迫调整战略部署。他和总司令部带着警卫旅活动在金川、蒙江和辑安一带,“森林之王”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设下的重围。

10月17日午夜,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岔沟。

岔沟真是个沟连沟山连山的大山沟,三面都是大山,沟里有一条小溪,流向南面沟口外的浑江。这里偏僻荒凉,人迹稀疏,仅有的几户人家锁门闭户,主人们起早收庄稼去了。

天亮后,日军飞机低飞而来,上面的“红膏药”都能看见。飞机转了一阵,撒下一把传单飞走了。战士们捡来传单,见上面写道:“匪首杨靖宇,我们已摆下铜墙铁壁阵,死活两条路任你选。你若能归顺,封你做东边道都督……”

杨靖宇笑道:“呵,东边道都督,好大的官呀!不过,要是东边道归了咱们,那他们小日本不是该没道滚蛋了吗?”

飞机侦察到杨靖宇部队的行踪,一千五百多名日伪军马上涌过来,将只有四百多人的抗联部队团团围住。杨靖宇当即命令部队转移。

队伍走了不远,就和敌军接上了火。杨靖宇命令第三团掩护,自己带领大队,从早上打到下午,抢占了岔沟制高点。敌军如黑锅上的蚂蚁,披山盖岭向上冲,都被抗联击溃,丢下无数尸体。

杨靖宇判断,正面攻击的敌军是程斌的队伍。这些士兵都受过抗日爱国教育,追击抗联是为枪炮所迫。杨靖宇调集二十九挺机枪,加强火力,又从少年铁血队选出二十多名队员,趴在石砬子上喊口号,唱抗日救国歌。歌声四面回响,悲壮激昂。程斌的部队攻势疲软了。

第三团占领了最高点,如果这个阵地失守,抗联部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敌军对这里的攻击特别猛烈,杨靖宇在一天中十三次派人去第三团传达坚守阵地的命令。

敌军多次冲锋被击退,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把山脚团团包围起来。夜幕降临,远近不时传来几声零散的枪响。墨黑的夜幕下,战场格外寂静和诡秘。敌军满山遍野燃起火堆取暖,从火堆的层次推断,敌军包围了十来层。

夜里,杨靖宇召集师团干部会议。他说:“今天的战斗,我们打得很好,敌人伤亡很大,但由于敌强我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必须组织突围。”

杨靖宇说着,铺开了地图:“往什么方向突呢?往东走,不行,敌人加大了兵力。西北地势险恶,突出去后还必须爬上大荒草甸子,越过笔陡的大石砬子。从敌人的火堆判断,西北兵力较弱,我们应该出敌不意,从西北打开缺口,突出重围,绕个弯向东,去联络第四师。”

大家一致同意他提出的作战方案。凡是一时用不上的东西,全部埋掉,轻装突围。特务连连长会说日本话,就派特务连做尖兵。

夜里11点多钟,准备完毕,部队一队接一队,一个跟一个,往西北移动,离日军越来越近。黑暗中,敌人坐在火堆旁说话也听得清清楚楚。大家憋着气,全军没一点声息,只有秋风吹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前头部队到了日军眼前,日军还在低头烤火,有的抱着枪睡觉。杨靖宇命令大家停下来,特务连先上。日军发现有人,开了几枪。枪一响,特务连连长就用日本话喊:“他妈的!打什么?都是自己人。”部分朝鲜族战士也喊日本话,把日军弄糊涂了,枪也不打了。部队越走越近,两个日军凑上来,还没等他们转过脸,特务连长叭叭两枪,打死一个。另一个跑了,一路跑一路喊:“有红军,有、有、有红军……”

他这一喊,敌军炸了,里里外外乱了起来,有的连枪还没摸着,就被打死了,有些拿起枪乱打开了。杨靖宇领着部队边打边冲,队伍全部冲出重围,走得老远了,还听到敌军乱打枪,一直打到天大亮,他们才知道是打了自己人。

富有想象力的老百姓,用一个美丽的传说,描述了杨靖宇指挥的岔沟突围。他们说,杨靖宇不是一般人,是神仙。他有一盏小红灯,那可是个宝贝。那天晚上,鬼子在岔沟把杨靖宇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没想到杨靖宇把他那个小红灯拿出来,小红灯一亮,天上出现一道长虹。没等鬼子明白过来,红军就骑在长虹上飞出去了。长虹飞得极快,连日本鬼子的飞机都追不上……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决定将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和第十军,联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

第二路军一成立,就面临着能否冲破敌军大规模“讨伐”的严峻考验。日伪疯狂进攻,严密封锁,使得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省委决定,第四军和第五军一部向西面的五常和舒兰一带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远征部队刚一集结,就遭到日伪军阻击,部队出发后,又受到日伪军围追堵截。他们一路苦战,不久就处于“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远征部队还发生了一系列叛变事件,更是雪上添霜。

艰难困苦是冶炼英雄的熔炉。10月份,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关书范,带着一百多名参加西征的指战员折返刁翎,寻找第五军军部。途中,他们露宿在林口县乌斯浑河西岸。当地的汉奸告密,日本守备队和伪军连夜向他们袭来。

拂晓,部队收拾行装,准备到附近的渡口去渡河。来到渡口,却发现野渡无人也无舟。关书范向水性较好的金石峰下令:“金参谋,你先去试探一下,看看水有多深!”

金石峰向对岸游去。关书范又对妇女团的人说:“你们准备好,呆会儿跟金参谋先过河。”

妇女团原有三十多人,现在只有指导员冷云等八个人了。她们遵照师长的命令,向河边走去,正准备下河,敌军从后面打过来了!

关书范立即指挥部队还击,一边向柞木岗山里退去。冷云等八名女战士,被敌军的火力隔在河边。

“姐妹们,打呀!让大部队撤走!”冷云喊着,带头向敌军猛烈射击。她们的火力牵制了敌军,大部队很快撤进了山里。他们回头一看,八名女战友还在河边向敌军射击。关书范命令部队掉头去接应。但是敌人太多,他们几次冲锋未能突破,增加了不少伤亡。关书范只好命令部队撤回山里。

大部队一撤,敌军集中力量对付河边的八名女战士。他们高喊:“活捉这几个娘们!”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冷云指挥女兵们沉着应战,不断毙伤敌军。但是,她们的子弹很快打光了,敌军放心大胆地往前冲来,以为这些女兵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但他们难以置信的是,眼前的八名女战士,互相背扶着,毅然走向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

冰冷的江水吞噬了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和李凤善。这八个名字,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会一代又一代传诵。

第二路军主力西征出发后,周保中指挥留守部队保卫后方基地,策应主力西征,打破日伪的“讨伐”。

1938年3月18日,第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连的十四名战士,在连长李海峰带领下,准备和总指挥部派来的交通副官张凤春一起,到蓝棒山的李炮营集中。他们走到宝清县石灰窑南沟时,突然与二百多名日伪军和一百多名伪兴安军骑兵遭遇。伪兴安军个个善于骑射,人人凶狠残暴,烧杀成性,战斗力很强。

两军相遇,李海峰他们可以继续向山里挺进,那样自己可能安全些,但会暴露抗联的密营。李海峰没有进山,带领战士们抢占了小孤山,对抗人数上二十倍于己的装备精良的敌军。

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惨烈地进行了一天。

小孤山易守难攻,李海峰他们的火力,把日伪军打得人仰马翻。子弹快打完了,活着的战士用白雪匆匆掩埋牺牲的战友,继续投入战斗。李海峰是“射手之王”,三支连珠枪轮着用,一枪一枪地打,弹无虚发。他的双腿被打断了,两名战士抬着他转移阵地,继续射击。班路遗指导员和张全富两人抵挡二十多个日本兵,班路遗牺牲了,张全富拉响最后两枚手榴弹,与敌军同归于尽。十八岁的小王黑子是依兰人,牺牲时一条腿跪在深雪里,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日军见强攻不下,在东山上架起迫击炮,向小孤山猛烈轰击。临近傍晚,李海峰命令张凤春和另外三个人转移,他自己掩护。他和留下来的战士把枪摔碎,把零件抛进雪谷。敌军再次冲上来,他们痛骂不止,以身殉国。

这一仗,李海峰的部队毙伤日伪军一百多人,敌军攻上山顶以后,仍然极为恐慌,只拖走三十多具同伴的尸体,便匆匆离开。

不久,第二路军总部为李海峰等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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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军未到长沙,焦土抗战已始

中国抗战以来,美国公众受“孤立主义”影响,并受日美贸易的牵制,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直到广州和武汉失陷前夕,罗斯福总统才表示: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不久,罗斯福看了蒋介石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在11月10发来电报:“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12月12日,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同意向中国提供“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15日,罗斯福正式批准这笔贷款。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美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

在罗斯福表明要看蒋介石态度的那段时间,蒋介石很愿意向英美表明抗战的决心。武汉陷落,长沙暴露在日军军锋之下,蒋介石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他的意思,是想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军一样。

湖南省政府礼堂里,文武官员黑压压坐了一大片。蒋介石看到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就问:“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张治中说:“我估计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

“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进犯吗?你以为省府可以在长沙待下去吗?”蒋介石的语气咄咄逼人。

“是的,”张治中说,“作为湖南的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接受时代所授予的新任务,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

一年前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觉得张治中这番话和他当时的誓言同样鼓舞人心,作为一个湖南人,他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便接上去说:“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

蒋介石见文武官员们都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用启发的语气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特意从桂林赶来长沙的冯玉祥,没去体会他这位盟弟的意图,提议道:“除了湖南地方的准备工作,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队的粮食和衣服问题,急如燃眉,希望早日解决。”

蒋介石见冯玉祥将他一军,不耐烦地说:“急如燃眉的不是部队的粮食和衣服,湖南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粮食和军衣可以就地筹措,不难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是敌人来了,长沙怎么办?”

张治中恍然大悟:委员长并不关心军队如何打仗,他关心的是怎样处理长沙这座省城。他问道:“长沙囤积了不少物资,粤汉路上的火车头和车皮差不多都开到长沙来了,如果日军来了怎么办?是否要趁早运到西南去?”

蒋介石见张治中终于谈到了他所关心的话题,便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这些火车头和车皮运到西南,单是空车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开车?处理的办法很简单,烧掉就是了!”

白崇禧马上提出异议:“空车皮和火车头恐怕不好烧吧!”

“有什么不好烧?”蒋介石固执己见,“倒上煤油,把所有的火车头和空车皮都烧掉!”

张治中试探地问:“长沙呢?”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蒋介石加重了语气,“长沙我们不能住了,也不能让敌人来住!都给我用火烧了!”

陈诚马上紧跟蒋介石的调子:“委座的训示,不仅对长沙,也可以说,对整个九战区都适用。”

当晚的军事会议变成了讨论放火的会议,而蒋介石则变成了一名纵火专家,对于如何放火,如何烧毁一切,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和张治中一再表示反对,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最后他请大家吃消夜,军事会议草草收场。

消夜过后,蒋介石又召来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秘密地叮嘱他们:“局势紧急,今天开会时我讲的,你们都要记住:万一日军要来,我们自己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11月12日,岳阳失守,日军铁蹄踏上了湖南的土地。这时的长沙,已不见昔日的繁华,市井之间,笼罩着凄凉和肃杀。人们都听说了日军在占领区烧杀奸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长沙的妇孺老幼,提到日本鬼子就谈虎色变。

张治中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战功,调到湖南主持政局,整整一年时间了。这个安徽人少年时曾流浪四方,目睹中国大众的贫苦,颇有一番抱负。如今国破山河碎,他只能以军人身份兼任一方父母官,常常苦笑。他是极想造福庶民的,然而,在他就任湖南省主席的前三天,长沙上空就第一次出现了空袭的日军飞机。日军的炸弹,如同巨响的警钟提醒他:你是一省之长,也是一名必须率军作战的将军。湖南必须进入战时状态。因此,他提出湖南的建设应是“军事第一”。

现在,他接到报告:大批日军飞机轰炸平江和通城,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们都说日军快要杀来了。他正在思考对策,副官急匆匆送来一份密电。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从衡山发来的: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赶回省政府,找到陈诚,低声问道:“这次长沙采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

“当然要做的。”陈诚肯定地说。

军命难违,张治中无奈,只得找来酆悌、徐昆和文重孚共同商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并约好了动手的信号。

这时候,关麟征的第三十二军团驻防在新墙河,日军还没有开始向他们发动攻击,长沙附近根本没有日军的人影。但是,长沙南门天心阁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准备执行放火任务的几百名军警宪特,以为这是放火行动的信号,便手拿火把,肩背油桶,逐街逐巷、挨家挨户地放起火来。

长沙的东门、西门和北门,相继燃起了大火,一时间,全城陷入一片火海。留在城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放火队叫起,有的在睡梦中惊醒,都以为日军真的打进城了,个个胆战心惊,争相夺路而逃,顿时,城市上空弥漫着一片哭爹喊娘的叫声。

大火蔓延伸展,火头越来越凶,温度越来越高,历史名城长沙,在此初冬乍寒的夜晚,变成名副其实的火炉,烈焰吞噬着一切生命。

有一队国民党军警的放火队,大模大样地来到寿星街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大门口,照例往房屋上浇汽油,准备用火把点燃。屋子里跑出一名战士,身穿灰色棉军装,右胳臂上挂着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挡住国民党士兵的手,急切地说:

“这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不能烧!”

“什么办事处不办事处,哪个机关的房子都得烧!”

“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正在里面办公,你们不能乱烧!”

“焚毁全城,这是上峰的命令,周副部长的房子也得烧!”

“上头谁的命令?周副部长怎么还不知道?”

“当然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没有他的命令,谁敢烧!”

手持火把的宪兵,点着了浇在屋檐和门上的汽油,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当周恩来和叶剑英下楼时,大火已经把二楼吞没了。他们和办事处人员一起冲出侧门,走上街道。周恩来昂头四望,满目火海,夜风不断从湘江边吹来,火势越烧越大,一座座建筑物在火里倒塌,人群从燃烧的屋子里狂奔出来,逃难的人们拖儿带女,扛着箱子,抱着被子,你挤我撞,涌向前去。年老体弱的人走不动,挤不过,有的就倒在地上,后面涌来的人不由自主,从他们身上踩踏过去,呼救声和儿童的哭声,震撼着黑暗的大地!

周恩来等人从火海里冲出来不久,郭沫若带着政治部第三厅的先遣人员赶来了。两厢汇合在一起。郭沫若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恩来同志,你们受惊了!”

“我们没有什么,倒是长沙人民受惊受害了!有些人还在火海呢!”周恩来挂念着长沙的三十万市民,其中包括许多外地逃来的难民。他想马上返回长沙,看看长沙烧成了什么样子,探望大火中的长沙民众。叶剑英和郭沫若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于是,周恩来请郭沫若把第三厅的主要工作人员组成长沙工作队,迅速出发。他们带着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跳上了来时的那辆破卡车,向长沙疾驶而去。

周恩来等人赶回长沙,和张治中匆匆研究了灭火方案,就投入紧张的救火工作。

整个长沙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藩城堤喻家巷老三号的向娭毑,是一位孤寡老人,六十多岁年纪,又身染重病,多日粒米未进,四面袭来的热风灼得她走投无路。门已被大火封住,连窗户都向屋里涌进火头。她被灼烤得实在无法忍受,就爬进水缸,初时觉得好受一些,但没多久,熊熊烈火就把她烤得昏死过去,直到水缸中的冷水被煮沸。当人们从废墟中找到向娭毑时,这位老人已被活活地煮熟了,唯有一张恐怖的眼紧紧地张开着瞪向天空。

同一时间,一对母女也被煮熟在自家的水缸之中。

伤兵医院着火时,伤兵们在地上乱爬惨叫,抱住看护小姐不放手,几名女护士跟他们一起活活烧死,几位活着的护士头发都被烧光。被火灼烧的伤兵,发出哀厉的惨嚎。

这场“文夕大火”,把长沙烧毁十分之九,成了一片废墟,两万多人和五万多栋房屋被大火吞噬。弥漫在全城的焦煳气味,满目的破砖残瓦和败壁颓垣,使张治中无法日日面对,他觉得精神即将崩溃,请求蒋介石给他处分。

大火第二天,蒋介石从南岳来到长沙,外国侨民和外交使团人员纷纷询问:“日军未到,城先烧了,这是为什么?”蒋介石自知理亏,表示一定要严办失职人员。他要办个茶会向外国人道歉,手下却苦于买不到茶叶,因为商店都烧光了,只得到乡下去弄了些茶叶来。

蒋介石听完了人们的诉说,下令枪毙酆悌、徐昆和文重孚,对于张治中的处分,则是革职留用,办理善后。

关于国民党火烧长沙,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有这样一段追问: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可惜日本人开玩笑了,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兵和老弱病残的市民,到底谁负责呢?

6、机械化纵队和火炮群攻打南昌

蒋介石草草处理了长沙大火的事件,又到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国民党军队的三百多名高级将领到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在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全国战区,设立八个战区和两个敌后战区。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干部教导游击战。南岳训练班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担任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南岳会议结束不久,12月21日,一架飞机诡秘地从昆明飞抵河内,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走下飞机。他带着陶希圣、傅斯年、周佛海等人出逃了。

汪精卫此行目的何在?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在演一战一和的双簧?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充斥街头巷尾。

此刻,蒋介石正在西安,忽然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蒋介石复电否认,并说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

24日,蒋介石从西安飞回重庆,部署辟谣。当晚,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还说,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

29日,汪精卫的意图明朗了。他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对日通和的“艳电”,向蒋介石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携手防共。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

二十天后,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一共开了十天。蒋介石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说这个“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而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接着,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成立专门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

中共中央1月24日发出《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25日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更加厉害,不应任其发展,使国家民族陷于不利。

但是,在这一年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遵照蒋介石的反共指令,向八路军、新四军挑衅和进攻,残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陕西旬邑事件、平江惨案、张荫梧在冀南的反共磨擦、河南确山惨案、晋南“十二月事变”、陇东事件等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端和案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中共上来。但是,汪精卫叛国投敌,使蒋介石面子上非常难堪,心里笼罩着一团阴影。他决定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将戴笠手下的能人陈恭澍派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趁热打铁,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

曾经指挥刺杀吉鸿昌的陈恭澍,跟随军统头子戴笠,领着从国内不同地方抽调人员组成的特务组,来到了河内。戴笠对他们再三叮咛:“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走后,特务组联系到一个叫做魏春风的人,他的女朋友有个亲叔伯哥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就被派在汪精卫的住宅附近巡逻。特务组侦察到汪精卫的祝葫,在高朗街二十七号,是坐落在小花园中间的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汪精卫夫妇住着三楼的大卧室,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则住在三楼的小卧室。

这座洋房的二楼有个会客厅,还有几间卧室,住着汪精卫的随从人员。一楼除了车库以外,就是服务人员和卫士的祝葫。

陈恭澍并没有急于动手。他们在汪精卫住宅的对面租了一所房子,住在里面观察汪精卫的动静。一个多月后,他们对汪精卫及其随从的起居和各个卧室内的情况,全都了如指掌。

3月19日,陈恭澍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急电,要他们对汪精卫采取行动。21日夜,他带领其余五名刺客,用斧头砍断小花园的竹篱,潜进花园,搭起人梯,攀上窗门,然后甩出钩索,攀着绳子爬上三楼,进入走廊。

职业刺客们身手麻利,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当,可惜他们疏忽了一个细节。前一天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他自己搬到小卧室了。

刺客们似乎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特工唐英杰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住在大卧室。于是,刺客们冲过去,砍开房门,几支枪对准床上的人射击。刺客们以为得手,立即撤走。曾仲鸣胸中三枪,在医院里强撑着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因为汪精卫潜逃时所带的钱都是以他的名义存入银行的。他把钱留给了汪精卫,自己一命呜呼,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而汪精卫本人在一个月后,由日本特务严密保护,从河内到达海防,然后秘密乘坐日本轮船“北光丸”号抵达上海,策划组织傀儡政权。

特务组刺杀汪精卫失误,是否有人误导或是给刺杀对象通风报信,史学家们至今仍在考证,尚无定论。

就在陈恭澍特务组准备刺杀汪精卫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发现武汉的日军正在蠢蠢欲动。他从种种迹象判断,日军即将进攻南昌。

冈村宁次进入武汉不久,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在武汉会战中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上任之初,急功近利,致使部队损兵折将,进展不力,因而深深自责。又因派出松浦师团孤军冒进,导致天皇为陷入万家岭重围的三万日军而心焦,畑俊六大将亲自插手指挥,仍然未能挽救一个整师团被薛岳吃掉的命运,冈村自然受到很大刺激,变得小心谨慎。会战结束之后,他担心中国第三战区与第九战区相互呼应,一起发动攻势,第五战区在江北响应,有可能将他的第十一军困在武汉。

冈村发现,薛岳这个可怕的对手,正在积极部署修水方面的战线。南昌,这个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相交的省会城市,令冈村觉得如鲠在喉。他急于在他曾经大为丢脸的南浔线战场捞回一点资本。

1939年1月的最后一天,畑俊六同意了冈村的作战方案,决心铲除南昌这个巨大的威胁。发起攻击的日期,确定在3月20日。

日军的动向刺激了蒋介石,他认为先下手为强。1939年国际妇女节那一天,他向薛岳发出命令: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立即转为攻势,以打破日军的企图。但是,薛岳已经懂得不能盲目服从蒋介石,他说部队正在整训,需要补给,提请延期发动攻势。

薛岳正在忙于布防。他在江西和湖南的北部,部署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防守南昌地区;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防守武宁地区;樊崧甫的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八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守备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及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控制长沙、浏阳和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在日军将领中,冈村宁次不仅自负,而且较有头脑。南昌会战紧随武汉会战之后,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第一个大规模攻势,冈村居然做出决定:不用精锐部队,让败军第一○一师团和第一○六师团担任主攻。这个决定在日军中引起轩然大波。松浦师团在万家岭战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是日军最弱的部队,师团长换成了中井良太郎。而第一○一师团从上海打到江西北部,大伤了元气,又在万家岭丢了两个联队,师团长换成了斋藤弥平太,冈村让他们攻打南昌,连东京大本营都强烈反对。可是冈村一意孤行,不愿改变。

为了南昌会战,冈村一共调用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除了将上述两个弱势师团用于正面攻坚外,他将精锐的稻叶师团单独用于武宁正面,将藤堂高英的独立第十四混成旅团用作占领军。

冈村并非不在正面使用精锐的部队,只是不用精锐的步兵。他集中使用战车与炮兵,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攻击纵队,这才是他所需要的精锐。

他的这种做法,改革了日军的传统。日军一贯将战车分散到各个步兵师团分割使用。这一次,冈村打破常规,集中了七十六辆八九式中型战车和五十九辆九四式轻型战车,独立编组为一个战车队,用作突破兵力,并以装甲汽车装载一个步兵大队协同作战,实力相当于两个战车团。加上工兵、步兵和其他特种兵,这个战车群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装甲师。另外,冈村还指定第三飞行团的第四十五战队专为战车队提供空中支持,并派侦察中队连续探察守军动态。这个战车群,具备完整的地空协同作战条件。

冈村在主攻方面集中机械化兵力,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佯动佯攻,钳制守军。他把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方,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的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全局就被动。守军撤退时又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冈村对这次部署自鸣得意,后来在回忆录中自吹自擂,说他集中使用战车比德军还早。其实,他的战车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的,那时候,协约国就是用战车群正面突破德军壕沟,继而在步兵掩护下扩大战果。何况,日军的战车并不难摧毁,其质量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出了名的,用小口径的战车防御炮就能对付。

遗憾的是,中国军队的战防炮部队还处在实验阶段,多半还在学校里集中训练。原本应该编在各步兵师的战防炮连,被集中编为独立团,部署在后方,就不能发挥功效了。

徐州会战中,日军曾大量使用战车,守军将领杜聿明是装甲兵团司令,把整训中的第五十二炮兵团所辖的各个战防炮连调归第五战区,分配到各师作战。这些操作二十公厘苏罗通小炮的战防炮兵,头次上阵便取得战绩,据保守估计,共摧毁日军战车三十多辆。这次南昌会战,日军也折损了近二十辆战车。

冈村将炮兵集中使用,也打破了日军的传统。日军一向将个别野战重炮兵联队分配给步兵师团,这一次,冈村将四个一五○野战重炮兵联队、两个七五野战炮兵联队、一个七五山炮兵联队和一个一五○加农炮攻城炮兵大队编入第六炮兵旅团,使得这个旅团集中了一百七十门火炮,比一个苏联炮兵师的规模还要大。

冈村的另一个手段是大规模施放烟幕,在日军渡河时造成守军视觉障碍。日军当然也不会放弃使用毒气的机会,他们的发烟筒施放大量催泪性与喷嚏性的烟,这与守军对日军在南昌会战中广泛使用毒气的记录非常吻合。

日军将超大规模的炮兵密集使用于正面,技术并不成熟,所以在会战前,特别加强炮兵观测与阵地配置的训练。他们的炮兵指挥官澄田睐四郎,是法国炮校的留学生,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军,炮兵密集使用技术首屈一指,英军有时还向法国炮兵求援。所以,冈村索性照搬1918年协约国突破作战时法军炮兵的前置射击方式。

在编组了大规模的炮兵和化学部队之后,第十一军开始担忧部队在大规模混成编组下是否具有联合作战能力,于是在稻叶师团今村旅团长督导下,做了一个步炮烟实弹联合演习。日军强占民房作为毒气室,严格训练士兵佩戴防毒面具的作战能力和操作技巧。

冈村也会把握部下的心理。第一○六师团几乎全部是年轻而缺乏实战经验的补充兵,军官心里笼罩着战败阴影,斗志萎靡。第一○一师团则和大多数的日军师团一样,在武汉会战中损兵折将,急需整补武器和骨干。这两个师团得蒙冈村重用,感激涕零,加紧训练。

为了适应雨季,渡河的日军工兵也作了调整,各师团增编了独立渡河工兵联队和渡河材料部队。第十一军还向海军陆战队要来了一个村井大队,集中八十艘汽艇,用于冒着守军火力强渡;另调来独立船舶工兵第三联队,发挥日军水运的优势,使日军能充分利用鄱阳湖畔湖沼纵横的地形与暴雨山洪的天气。

日军空援的力量,除了空军以外,还寻求海军航空队的援助。南昌会战时,日军空袭相当频繁,对后方要点的战术轰炸及密接支持都有充足的准备,并提供炮兵观测气球协调以及小规模的补给品空投作业。在作战开始之前,日军谨慎地避免对预定的作战区域搜索轰炸,以免被中国军队识破。但是因为天候的原因,空援在21日突破作战时并没有发挥效用。

日军在进攻南昌之前,发现守军沿修水布置的阵地充分发挥了地理优势,在靠近河岸的缓斜坡上构筑防线,把日军的攻击正面限定在鄱阳湖与险峻山地所围绕的十多公里的狭窄地带。冈村知道,要突破这样的防线,坦克与重炮才是最有效的。他想用超大规模的炮击,在永修地区炸开缺口,接着由石井战车队领头,两个步兵师团直接突进一百二十公里,到达奉新,休整后再突进一百三十公里,到达南昌。他只要求左翼的稻叶师团在箬溪突破守军阵线,进占武宁。

这个作战计划有三个特色。第一,从永修到南昌的距离,长达二百五十公里,第十一军的机械化纵队为油料所困,一次只能突进一百公里左右,所以攻击部队牵就车辆,先以奉新为突进目标,再续攻南昌。一百多公里的突进路程,高度骡马化的步兵师团至少要走两天,还会被守军追击,但战车部队一天即可轻松抵达。第二,日军组织了强大的突破火力与机械化纵队,整体攻势上安排了两路进军,左路攻占南昌,右路攻占武宁,就此结束战役,不再钳型合围守军野战兵力。所以,日军只准备了三个师团。第三,日军决心将这次攻击时间尽量缩短。第十一军只打算将这场会战持续一周左右。

因此,冈村宁次命令部队抢先于3月17日开始攻击。当天,日军斋藤师团一部以村井大队为先锋,从永修东面修水支流向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防地逼进。守军第七二一团奋勇抵抗,击退了村井大队的突袭。

第二天,张公渡和永修之间的日军中井师团和斋藤师团,开始炮击修水南岸阵地。同时,日军这两个师团各一部,从星子乘军舰和汽艇南下,向吴城镇进攻。随后又调来浅水炮舰与水上飞机轰炸吴城。入夜,村井大队再次全力进攻,守军第一四一师猛烈扫射修水中的日军汽艇,日军在暗夜中遭到痛击,突击构想遭到失败。

这时,罗卓英命令第一四二师主力坚守涂家埠,与宋肯堂第三十二军的修水战线互为呼应,并把第九十八师调到吴城镇加强防卫。再从第一三九师中抽出第七一七团作为预备队,严防日军大举登陆。

但是,日军仍然企图强行登陆,宋肯堂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到22日,日军进攻仍未得逞。

江西北部的守军,都是武汉会战中经过恶战后调到后方休整的部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宋肯堂军。这是罗卓英手上的一张王牌。这个军虽然屡遭重创,但所辖的三个师属于甲种军编制,和江西北部的其他军队相比,战斗力仍然是最完整的。

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中,骨干王铁汉第一○五师是由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而成,在东北军中算是王牌,长期驻防信阳。抗战开始之后,这支东北军的精锐立刻被调到津浦线迎战,在涿州受到重大打击。之后调往华中,又在武汉会战中累经伤亡,战斗力非常低落,最需要休整训练。

第七十军是何键的嫡系湘军,军长李觉是何键的女婿。所辖的第十九师,是湘军精锐部队,在“八一三”抗战中表现良好。武汉会战中,第十九师死守庐山,使日军始终无法攻占这座名山,树立了较好的攻防战例。后来调奉新整补,长驻赣北。第一○七师是新成立的湘军,缺乏经验,不能独当一面。

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是“八一三”抗战时在战场上组建的新部队,其骨干第九十八师当时是罗店战场的主力,在战斗中消耗殆尽,残部拨给友军。后来重新补充重建,经过武汉会战的损耗,全师都是新兵,亟待整补。第一一八师是河北反正的伪军改编的。第七十六师是河南的民军改编而成,在“八一三”抗战中损耗殆尽,残部与第九十八师残部合编后,编入夏楚中军。

预备第五师是由江西保安团队改编的,师长曾戛初兼任鄱阳湖警备司令。在赣北历次作战中,江西的保安团显出惊人的战斗力,他们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细心培养的劲旅,又熟悉赣北的山丘湖沼地形,所以罗卓英非常倚重这些部队。他们在战时主要警备鄱阳湖区水面与南昌后方要点,不在修水正面阵地之中。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下辖韩全朴第七十二军及夏首勋第七十八军一共四个步兵师,都是响应抗战需求由四川省的保安团改编而成。这是四川两次裁军后保留下来的部队,也有一定战斗力。王陵基在川军中资格很老,以干练著称。两位军长也是川军老资格的将领。他们出川抗战,已是武汉会战后期,所以这四个步兵师没有受到严重损失,战斗力完整。薛岳将这个集团军布置在武宁方面,独当一面。

第八军以中央军第三师为骨干扩编而成。这个师从上海打到鄂南,大小会战次次参与。师长李玉堂1938年9月才接任军长。第一九七师是湖北保安团改编的新部队,1938年3月调长沙,从此即在湘中赣北作战,在武汉会战中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李玉堂军在第九战区算是比较强悍的部队,日后成为战区的主干。

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是以王东原的第十五师为基础扩编而来的。第十五师是何键湘军中的老牌部队,战斗力较强。柳际明的第七十七师是何键整训的湘军部队。这两个师也是从上海打到武汉的久战之师,1938年4月编为田家镇要塞的防卫军。虽然久战折耗,但是在战力上也算是非同小可。

卢汉的第一集团军是云南为了出兵抗战所编组的滇军精锐。1938年5月徐州会战时,他们曾血战禹王山,重创日军,本身也受到极大创伤,在徐州会战之后几乎失去战斗力,马上后调整训,半年后才逐渐复原。这时在湘中整训,也作为战区的预备队。

第七十四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它是由浙江保安团队、原山东省北洋军与中央军第一师旁枝部队合编而成的。这个军第五十一师的师歌唱道:“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中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海,大战过兰封。南浔路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武汉会战后,蒋介石指定第七十四军为军委会总预备军,是华中三大战区的前卫。

3月20日下午3点钟,冈村宁次来到第六炮兵旅团阵地后方的军山,督导炮兵突破作战。下午4点半,日军升起观测气球,炮兵部队总共集结了二百三十门轻重火炮,在气球导引下,无预警地全力炮击守军阵地。这是开战以来日军火力最密集的一次炮袭,修水河畔的观音山阵地马上硝烟笼罩,成为人间炼狱。夏楚中军的第七十六师与东北军王铁汉师被轰得头昏目眩,阵地工事全部被毁。部队联络中断,刘多荃和李荃都无从确知前线实况。

连续炮轰三小时后,日军配置在江边的两万具发烟筒,同时发射烟幕和毒气,宽达五公里的淡黄色毒雾,缓缓顺风而下,穿过硝烟余烬,飘进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守军阵地。幸存的守军官兵在逃过毁灭性的炮击后,又遭到大规模毒气攻击,大批官兵中毒,部队马上陷入混乱和恐慌。

当晚七点半,日军中井师团的突破大队,戴上防毒面具,开始强渡修水。这时,守军第七十六师第四五六团的河畔警戒阵地,已被轰得支离破碎,剩下的官兵在毒气中痛苦挣扎,唐际遇团长根本无法掌握部队,失去了组织作战的能力。守军发现日军登陆后,各连自发抵抗,第三营营长在混战中阵亡,第二营营长失踪。

日军登陆之后,穿过已成废墟的阵地猛烈冲锋,唐际遇团残部失散后溃。日军中村师团终于在修水河畔站稳了脚步,炮兵突破作战大获成功。

渡江成功之后,中井师团开始强攻观音山阵地的制高点凤栖山,守军第一营在炮轰时已经瓦解,残部在日军进攻时伤亡殆尽,刘纯仁营长力战殉国。

王铁汉知道凤栖山是整个阵地的防务中枢,于是在混乱中派出于泽霖的第六二九团反攻,于泽霖率部奋勇冲锋,一举冲上凤栖山头。日军集中一个联队加战车二十辆疯狂反扑,于泽霖团寡不敌众,被日军击退,凤栖山于21日凌晨再度失陷,整个观音山阵地已在日军火力俯瞰之下。

随后,日军正面进扑王铁汉师第三一五旅阵地。这个旅在炮袭中损失惨重,无法有效组织抵抗,日军在激战后突破主阵地,赵镇藩旅长率部突围。日军在突破王铁汉师纵深达两公里的阵地带之后,渡河工兵立即赶搭浮桥,准备让战车队渡河。

当时,大雨滂沱,修水水位上涨,对泅渡不利,但大水淹没了守军前沿阵地,水上的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21日上午,刘多荃明白防线已经无可挽救,于是急电罗卓英:阵地已遭突破。

罗卓英得知日军已突破沿江防线,便按早期单线御敌的标准程序,设法调动部队填补阵线缺口。他电令刘多荃军原地坚守,李觉军严防日军侧击,并在段珩的第一○七师与王铁汉师交界的呼童桥集结兵力组织反攻。炮兵第二团第三营立即变换阵地,支持反攻。夏楚中军则与预备第九师第三十三团和第三十四团上前阻截。但是大雨影响交通,援军无法迅速集结转运,第九十八师急忙从吴城镇转向永修。

这时南缭河水涨,该师无法渡河。夏楚中军只有第一一八师北上阻截。而王铁汉师与第七十六师部队已经无力坚守原地,正在撤退之中,罗卓英的补漏作战完全无效。

22日凌晨两点,日军搭成了浮桥,花费不到五个小时。冈村精心策划的主角石井战车队立即渡河。江畔守军用机枪猛烈射击,日军战车队渡河失利,三辆战车在忙乱中落水沉没。中午,日军战车队全部渡河,战况急转直下。日军第一批渡河的一个战车中队协同中井师团横击段珩师与王铁汉师阵地,以扩大渡江面,减低威胁。段珩在得知王铁汉师阵地被突破之后,立即派第三二一旅抢占呼童桥阵地,但日军一个混成大队在十五辆战车掩护下已从侧面冲出,第三二一旅阵脚大乱,在阵地间与日军混战。

据战史记载,第三二一旅观察到,四辆日军战车在开上公路之后,似乎兴奋过度,居然在公路上绕圈圈。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还没有彻底破坏公路的习惯,所以通往南昌的公路依然可用。日军战车队在突进到公路之后,立即发挥机动优势,向奉新狂奔。

日军渡河之后,天气渐渐放晴。日军第三飞行团开始在永修到安义之间大肆空袭,轰炸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守军部队的调动,基本上都被日军侦察到了。已经渡河的日军战车队得到一个轻型轰炸机战队直接配合,几乎如入无人之境。

这时,王铁汉师与段珩师的江边防御阵地非常混乱,依然遭到日军炮兵的狂轰。他们抵挡不住,先后撤退。日军战车队向奉新奔袭,中井师团随后跟进。夏楚中带着第一一八师赶往王铁汉师防线途中,发现大量战车正面扑向奉新,与第一一八师擦肩而过。夏楚中知道日军已经突破了永修防线,为了避免遭到包围,只好急电罗卓英请求撤退,于是,守军永修方面的防线崩溃。

日军占领了前沿阵地,向纵深发展。日军另一部沿南浔线攻击,在修水南岸涂家埠遇到顽强阻击。

22日下午5点钟,日军战车部队攻占安义,晚上九点进占奉新,23日早晨,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剂弹,守军伤亡惨重,于第二天放弃吴城。

中井师团进入奉新后,派出一支部队向西进攻高安,阻击中国援军;主力从安义和奉新向左转,扑向南昌。南昌守军只有保安部队,罗卓英急令宋肯堂军从修水南岸涂家埠一线退守南昌。到26日为止,宋肯堂军只有两个团抵达南昌。这时,日军战车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日军阻止。

但是,日军步兵从南昌西南的曾家和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了浙赣铁路。27日,日军斋藤师团攻入南昌,宋肯堂军进驻南昌的部队奋力抵御,与日军巷战,但寡不敌众,当天上午,南昌失陷。守城部队奉命突围,赶往南昌增援的第十六师也在路上被击退。宋肯堂军主力此时已赶到南昌城下,被日军截住。中井师团越过南昌,南下截断浙赣铁路。

夏楚中军在日军斋藤师团转向南昌之后,尾随追击,但机动力太差,遏止不了日军的攻势,夏楚中只能率部沿安奉公路搜索日军。28日,日军一部突然调头攻击,夏楚中的军部被日军切断,军参谋处处长王禹九为了保护夏楚中,率领第五八四团向日军冲锋,壮烈殉国。经过激烈战斗,守军伤亡甚重,奉令向进贤撤退。

武宁方面,日军稻叶师团主力,从3月20日开始,从箬溪附近攻击李玉堂军和彭位仁军阵地,樊崧甫权衡战局,命令彭位仁军坚守阵地,王东原师第十八团支持前线,李玉堂军的第三师主力守备武宁。王陵基也派韩全朴军向武宁推进。柳际明师发动全线反攻,与日军混战,第十五师固守棺材山一线阵地。进援的王东原师第十八团搜索日军,奋勇出击,收复了刚被日军攻陷的金鸡山,第三营杨明阁营长在冲锋中牺牲,第二营武霄华营长与团长赖传湘都负伤不退,指挥部队抵抗日军。第十五师第八十九团在日军疯狂进攻下,奋战不退,全团伤亡殆尽,阵地依然没被日军突破。

3月22日,柳际明师在反攻中损失惨重,退回原阵地。王东原师派第九旅增援第十八团,守军阵线稳定下来。王陵基派夏首勋军推进到彭位仁军阵地,重叠部署,日军稻叶师团进展不得。日军派出一支部队从巾口南渡,进攻夏首勋军阵地,激战几天,双方伤亡都很严重。王陵基又派韩全朴军接替夏首勋军。日军观察到守军换防,兵力空虚,命令第三十六旅团停止反攻,配上战车,转向箬溪东南渡过修水,进攻靖安方面韩全朴军侧翼范楠宣师的阵地。守军第一团沉稳抵抗,用集束手榴弹摧毁两辆日军战车,挡住了日军的混合大队。

28日,日军第三十六旅团再次用观测气球指挥炮兵轰炸范楠宣师阵地,第一团阵地全毁,韩全朴与范楠宣率领特务连上火线督战。日军用强烈炮火阻止守军预备队的调动。这时,南昌失陷的消息传来,影响了守军士气。当晚,范楠宣师苦战不支,范楠宣率部突围,靖安失陷。日军稻叶师团主力立即穿过缺口,从侧翼向武宁进攻。第二天凌晨,日军攻占了武宁。

但是,王陵基集团军的防线并未崩溃,日军只在武宁形成一个突出部,与守军对峙。

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各一部共约十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

21日,反攻开始。第九战区卢汉集团军第一八四师和新编第十师向奉新日军发起攻击;第十一师主力监视靖安日军,一部向滩溪挺进。到24日,日军退守奉新。俞济时军主力攻击高安附近的日军;俞济时军和刘多荃军各一部北渡锦江,攻击大城和生米街一带的日军,到26日,收复了高安、大城和生米街,并一度攻入牛行,日军退守高安东北一线。此后,第九战区部队进展困难,无力切断南浔线。

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派第十六师、第七十九师、预备第五师和预备第十师一部,于23日渡过抚河,向南昌方向攻击,26日收复南昌东南市汊街,迫近南昌。27日,日军斋藤师团得到海军陆战队支援,进行反扑。上官云相集团军攻击受阻,派第二十六师加入战斗。5月5日,攻克南昌东侧的飞机场及南昌火车站。7日,南昌日军与前来增援的中井师团,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上官云相集团军伤亡很大,所属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殉国,攻击受挫。9日,中国军队奉令停止反攻。

南昌会战经历了一个半月时间,以中国军队失利而告终。这次会战,共歼灭日军五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近十万人。

7、新四军东进北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命令新四军东进北上。

李先念于1938年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几十名干部,来到河南和湖北的边界,领导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临行前,毛泽东对李先念说:“你们到豫鄂边的任务,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

第二年初,李先念一行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和这里的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两个中队,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兵员共一百六十多人。李先念率领部队离开竹沟,向敌后挺进。他们以四望山为立足点,在信阳和罗山地区作战。

二月,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的罗家庙,得知一百多名日伪军正向这里进犯。当地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对付这些日伪军照理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却不战而退。新四军迎敌而上,奋勇抗击,击毙二十多名日伪军。初战告捷,民众深受鼓舞,部队迅速发展。

新四军对日作战,使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受到极大震动,日伪军对新四军频繁“扫荡”。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七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和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新四军主力在南面受到日军的威胁,在长江下游也有日军的四个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虎视眈眈。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十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江苏北部的抗日力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也驻扎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还有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和宣城、西至青阳和大通之间的地域,横宽约一百公里,纵深约五十公里。

新四军处在这种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确定新四军发展的方向,已经刻不容缓。但是,项英在新四军发展问题上缩手缩脚,对叶挺的工作又不很尊重。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解决。

二月中旬,周恩来离开重庆,前往新四军军部,叶挺和他同行。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前去解决这些问题。23日,他们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陈毅和粟裕得知消息,从苏南赶来。周恩来广泛听取意见,周密调查研究,听取新四军负责人汇报。随后,他为新四军确定了方针,就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的阵地”。他还提出在敌后发展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

周恩来在小范围内批评了项英,多次找他谈话,使他和叶挺的矛盾有所缓和。周恩来对他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项英作了自我批评。

通过周恩来的工作,新四军指挥员们认识到:东进北上,是维系新四军发展的重大方略。

陈毅开始筹划分兵发展。茅山周围存在许多小股的地方武装,司令多如牛毛,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头头都称为一方司令。陈毅认为,新四军向东面和北面分兵发展,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有利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陈毅和粟裕迅速部署部队的东进北上。4月份,他们指挥的新四军部队,已经由四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人。部队的发展壮大,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5月3日,叶挺到达长江以北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安徽省庐江县东汤池正式成立,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徐海东兼司令员的第四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的第五支队,以及江北游击纵队。

但是,日伪军采用跟踪“扫荡”的办法来打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也以种种理由限制新四军发展。顾祝同曾经强令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在高淳和水阳之间十五公里的水网地带组织防御,企图要新四军同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打阵地战。陈毅出面和顾祝同交涉,他才收回成命。但是,他不准新四军向金坛地区和溧水到武进的公路以南活动。

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意图被日军察觉,他们调集兵力,对安徽南部进行频繁“扫荡”。当时,新四军军部只有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一团以及第二支队的第三团,形势十分严峻。但是,他们以有限的兵力击退了敌军。

5月14日,一千二百多名日伪军向繁昌出动。新四军第三支队派出一支部队袭扰敌军,主力在城西汤口地区埋伏。当天,日伪军进入伏击圈,新四军战士突然发动猛攻,同敌军展开白刃格斗,激战一整天,歼灭三百多名敌军。

七天后,两千多名日伪军又分五路猛攻繁昌,谭震林指挥第三支队在大量杀伤敌军后,撤离县城,控制城厢及制高点,袭扰城内的敌军。23日早晨,日伪军被迫撤退。这次战斗,又歼灭四百五十多名敌军,收复了繁昌。

陈毅和粟裕在5月下旬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要第六团打过宁沪铁路,用“江抗二路”的番号去抗击日军,同时再组建一个新六团。这个计划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批准。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正要出发,决策者开始动摇了。陈毅突然接到项英的电令:第六团停止东进。原来,项英担心东路日军太强,一个团到东路去难以打开局面,又担心国民党对新四军越出原定游击范围提出异议。

陈毅考虑再三,认为敌情的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态度使新四军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向东作战的方针,而且必须抓紧时间。陈毅再次看了看电报,把第六团团长叶飞叫到跟前,问:“叶飞同志,东进,行吗?”

“军事上我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叶飞很有信心。

陈毅一挥手,说:“既然你有信心有把握,你们明天拂晓就出发。”

“那么,军部的命令怎么办?”叶飞倒是有些担忧。

“那你就别管了,先斩后奏,一切后果由我来负责。”

第二天拂晓,第六团向东进发。陈毅马上电告军部,请对第六团东进给予追认。

福建人叶飞率领第六团东进时,兵力不到五百人。途中与无锡和江阴的游击队合编,沿用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开展游击战争。他们首战黄土塘,歼灭日伪军近百人。接着夜袭浒墅关东站,全歼五十五名日军和伪军一个中队。

第六团一面打击日军,一面发动群众,人多了,枪也多了。不到三个月,发展到五千多人,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茅山根据地,送往新四军军部。他们的游击区域扩大到常熟、苏州和太仓等地。

九月份,陈毅为了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命令叶飞的部队西撤。当时有三十六名伤病员不能随部队行动,留在常熟阳澄湖芦苇荡里的后方医院养伤治病。湖南人夏光也是其中之一,担任临时负责人。

所谓后方医院,其实就是芦苇丛中和农民的祝葫,条件艰苦。伤病员加上医护人员,总共一百人左右,没有武装掩护,依靠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帮助。伤病员连柏生住在一位大嫂家里,日军来了,指着他问:“他是什么人?”大嫂说:“他是我男人。”话刚落音,她丈夫从地里干活回来,日军心生疑窦,拦住问道:“他又是什么人?”大嫂咬咬牙说:“我不认识他。”于是她丈夫被日军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在村头稻场上,日军把全村人赶到一起,架起机枪,逼着村民交出新四军伤员。农民陈福林被日军严刑拷打,宁死不说,英勇就义。民众以生命为代价保护着新四军。

10月份,夏光把已经治愈的十名战士编成一个排,逐步充实发展,直至成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这段历史是剧本《沙家浜》的创作基础,夏光就是郭建光的原型。

《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也有对应的真实人物,陈二妹就是一个。陈关林和陈二妹夫妇在董浜镇上开了家涵芬阁茶馆,是个重要的交通联络点,接待过谭震林等党政军负责人。夫妇俩为新四军接头联络,传送情报。陈关林后来不幸被捕,被日军装进麻袋用刺刀捅死。陈二妹至今仍住董浜镇,安度晚年。

这年秋天,副指挥吴馄和第二营营长廖政国率领部队在江阴黄土塘与日军遭遇,经过艰苦战斗,打败了日军。部队到达吴淞江,又有日军阻击,吴馄和廖政国冒着生命危险游到对岸,遇到活动在青浦观音堂地区的顾复生抗日游击队。

不久,新四军和游击队一起,在上海近郊合击“扫荡”的日军,消灭了几百名日军,还缴获了一条汽船。几天后,部队向许雷生的伪军发动攻击。廖政国带着侦察班冲在最前头,迷失了方向,闯进一个谁也猜不出名字的地方,大片围墙里面是整齐的银白色大道,不远处还有仪器放在楼顶上。

带路的上海地下党同志说:“这是虹桥机场。”廖政国带领部队悄悄向前摸去,活捉了一排房子里的机场工作人员,将他们集中关起来。这时,机场周围碉堡里的日军发现有人闯入,组织火力射击。廖政国命令搜集武器食品的战士迅速离开,同时下令烧飞机。几名侦察员把汽油桶倒在飞机旁,点上一支支火把投过去,火光冲天而起。

第二天,上海租界报纸纷纷刊出头条新闻:《国军万多夜袭虹桥机场》。这一仗,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宁沪线上的日军大为震惊。

陈二妹掩护过的谭震林,在这一年入夏以后,命令新四军第三支队各团派出小分队,主动向日军出击,重点破坏日军的江防设施。长江沿岸的日军据点处处起火,时时冒烟,日军疲于奔命,恼羞成怒,11月初调集岩松第十五师团川岛警备部队六百多人,加上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三三联队,另加三个大队约一千五百人,在海陆空炮兵和三千多名伪军配合下,对驻在繁昌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合围猛攻。

谭震林决定,就在繁昌城下重创日军。

8日上午7点左右,日军分三路进攻繁昌。从横山桥出发的日军,到达马家坝附近,遭到新四军第一营阻击,随即转向松林口方向,与日军第二路会合,继续扑向繁昌。

9点钟,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以小队为单位,向繁昌城制高点峨山头发起强攻。第六团第三营顽强抗击,硬是用驳壳枪、手榴弹多次打退日军。战斗持续到下午,峨山头仍然牢牢控制在新四军手里。

下午三点,迂回到繁昌北门的第一营和赶到繁昌西门的第二营,会同坚守峨山头的第三营开始总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将日军赶出了繁昌城。

峨山头得胜后,谭震林知道日军不会善罢甘休,命令各部队撤回原驻地,抓紧休整,以备再战。

果然,日军连日调集两千多人,在13日午夜扑到孙店附近。一场恶战就要开始。14日凌晨,日军开始攻击。谭震林部署在孙村和马家坝的第一营与第三营死死挡住日军来路,使他们无法迂回赤沙滩。日军集中主力猛攻第二营防守的汤口坝乌龟山阵地。

从上午8点开始,陈仁洪率领第二营主力与日军浴血奋战。激战中,陈洪仁身负重伤,不肯离开阵地。谭震林把指挥所推进到日军八二迫击炮射程以内的坝钉山上,手持驳壳枪,到前沿巡视战斗。

汤口坝密集的枪炮声牵引了繁昌民众的注意。他们纷纷参战支前,连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徐羊我也带人抬着担架上前线。乡亲们把饭菜挑上来,把伤员和牺牲的官兵抬下去。副营长马长炎高喊:“乡亲们,敌人还在进攻!大家等枪声停了再来吧!”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领着两个小姑娘,提着满篮子饭团爬上山来,把饭团一个个送到战士们手里。第二营斗志旺盛,堵住汤口坝寸土不让。日军两千多人从早打到晚,精疲力竭,失去了进攻能力。

陈洪仁四十八年后担任济南军区政委,回忆了当时战场上的景象:

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像秋天割倒的稻草捆一样,密密麻麻地躺倒一片。拖尸体的敌人像蚂蚁,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在田坎和阵地前的死角蠕动。这时,我们看到了难以想象的事情,法西斯匪徒不仅用战刀把死者的头砍下来装进大麻袋,而且把重伤兵的头也砍下来#蝴们在尸体上浇上燃烧剂,点火烧起来。田野上到处冒起了焚烧死尸的黑烟,难闻的臭味顺着北风一阵阵刮过来,整个汤口坝成了日军的火葬场,几百具日军士兵的尸首,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汤口坝战斗在这天深夜结束,“繁昌血战”从此扬名。新四军第三支队共毙伤四百五十多名日军,击毙川岛中佐,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自身伤亡一百多人。

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得知繁昌的战果,叶挺和项英通报表彰第三支队和战功卓著的第五团。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也给谭震林发来贺电:“该支队指挥得力,将士同心,殊堪嘉尚。”

这年8月1日,素有“窑将军”和“徐老虎”之称的徐海东,在延安出席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会后,他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该上前线了。”

毛泽东何尝不想派这位虎将出征?但念他先后九次负伤,现在又有结核病,不由得沉吟再三,十分关切地询问:“身体好些了吗?”

“好了,一打仗就更好了。”徐海东回答。

“打仗可以治病,这是你的发明。”毛泽东笑道,“好吧,你准备出发吧!”

徐海东和刘少奇一起来到华中,11月抱病出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

12月18日,滁县地下党派侦察员送来情报:驻南京、明光和蚌埠一线的日军,调集两千多人,配有九二步兵炮和山炮十多门,“运送炮弹的骡马辎重不计其数”,还有骑兵助阵,推进到了滁县、沙河集和全椒等地,准备大规模打击淮南路西北地区的新四军。

局势明显不利于新四军。在路西地区,可供徐海东调遣的部队只有三个团,其中一个是刚成立的新兵团。第七团驻在周家岗,那里是滁县一路日军“扫荡”必经之路。第九团驻在藕塘附近。南面古河一带,是李本一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这人立场不稳,真打起仗来,新四军还得防备他搞背后偷袭。

徐海东不打算和日军硬拼,决定诱敌深入,把日军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他率领支队部迅速赶到第七团团部,坐镇指挥。

21日,战斗打响。经过三昼夜激战,第七团和第九团打死打伤和俘虏一百六十多名日军,击毙日军中队长毛高千穗,活捉一名日军分队长,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和古河等地。从此,新四军在津浦路西地区站稳了脚跟。

但是,徐海东并不满足。他给第七团算了笔账:“你们消耗子弹八千多发,太不划算。”

徐海东过度劳累和紧张,身体顶不住了。在战后的总结会上,他话没讲完,便口吐鲜血,昏倒在桌子边。从此,年仅三十九岁的徐海东,只能坐在担架上,跟随部队作战。

这一年11月7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的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第二团、第四团和新编第三团、第六团以及“江抗”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的新四军挺进纵队。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19日,刘少奇电告中央及项英:武汉失守后,皖东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根据地,现在时机已失,而大有发展希望的是苏北,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项英不同意刘少奇的建议,要求新四军主力继续留在江南,发展安徽、浙江和江西。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则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积极派出下辖四个团和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在扬州和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另外,第四团和挺进纵队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江北的仪征、天长和六合地区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8、在兰州与中国空军消耗战得不偿失

只要看一看兰州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就会明白这座城市对于抗战中的中国空军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甘肃的省会处在中国大地中线偏北的位置,是抗战大后方的一部分,距离敌后和正面战场都不是非常遥远。这个西北地区的交通重镇,是苏联援华战略物资的理想集散地。从苏联阿拉木图和外贝加尔飞往中国的飞机,在兰州加油和检查,然后飞往各地,比较方便。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处、军事代表处和空军招待所,还驻扎了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一个战斗机中队。

中国空军在兰州开设了基地和训练中心,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也称兰州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和协调西北地区的防空作战。地勤补给系统在兰州设立了空军第七总站,又称兰州机场总站,下辖兰州拱星墩机场、东古城机场、西京城机场、中川机场和临洮机场。此外,还设立了空军第三工厂,负责修理各式飞机。

1938年冬天,中国空军总队从四川的梁山迁到兰州西京城,负责整训空军的各支战斗机队,同时换装和补充飞机。1939年初,中国空军驻防兰州的有第十五中队和第十七中队。担任防空任务的是中央防空学校炮兵团的一个营,驻防拱星敦和白塔山等机场,配备了四门射程约为五千米的苏制大口径高射炮,六门射程约为两千米的德制苏罗通高射炮,以及三十多挺高射机枪。这些高射武器构成严密的对空火力网,配合空军保卫兰州。

日军非常明白兰州对于中国空军的重要性,在卢沟桥事变后不到四个月就开始空袭兰州。1937年11月5日,七架日机在兰州东郊的拱星敦机场投下几枚炸弹,然后离去。12月4日上午7点半,日军管久少佐率领十一架飞机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经由山西、陕西和宁夏,转道靖远,飞到兰州上空,往拱星敦机场投下九枚炸弹,炸死中国军民两人,炸伤四人。中国空军的苏制и-16战斗机队起飞迎战,高射炮开炮阻截,揭开了兰州上空保卫战的第一页。两天后,中国战斗机队在甘草店上空将来犯的七架日机赶走。

日军轰炸兰州的企图十分迫切,日机空袭兰州次数密集,机数逐次增多。第二年1月21日,五架日机空袭兰州,2月20日,十八架日机空袭兰州,23日,三十六架日机空袭兰州。中苏空军奋力阻击,地面炮火交叉射击,日军轰炸兰州的目的无法得逞。这一年11月15日,日军驻包头的第十二重型轰炸机队,在拂晓出动五架轰炸机空袭兰州,又遭到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的有力阻截。日军感到很难突破兰州地区的对空防护。

日军不相信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下决心要摧毁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1939年1月底,他们把陆军第一飞行团调到山西运城。为了隐蔽攻击兰州的企图,这个飞行团于2月6日派出服部武士的第九十八机队轰炸洛阳,田中友道的第六十机队轰炸西安。这两个机队在9日又轰炸了宝鸡市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平凉等地。

7日,日军第一飞行团集结完毕,下达了攻击兰州的命令,确定作战时间为11日,这是大约两千五百八十年前日本第一代皇帝神武天皇登基的日子。但是这一天天气不适,日军只好将攻击日期顺延一天。日军明确下达了作战任务,主攻目标为兰州东机场,预攻目标为兰州市区。日军指挥员提醒飞行员:兰州地区驻有大约七十架中国战斗机,各机群要做好大打空战的准备,务必歼灭中国的作战飞机。日军担任攻击的机队,河岛庆吾的第十二机队包括九架意大利菲亚特重型轰炸机,田中友道机队包括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服部武士机队包括八架意大利菲亚特重型轰炸机。

为了达成预定的轰炸密度,日军的每一架意式轰炸机都载有六枚五十公斤级的爆破弹,每一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都载有十二枚五十公斤级炸弹。

为策应轰炸机作战,今川一策的第五十九战斗机队,主力担任运城机场的防空,其余战机与轰炸机队同时起飞,在轰炸机航线南侧的西安和宝鸡地区,牵制中国的空军机队。

预定轰炸兰州的时间为下午1点。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三个轰炸机队的二十九架飞机从运城机场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九架飞机,全部向北偏航,将兰州东北约一百公里外的祖厉河,误认为兰州以南的洮河,将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便将五十四枚五十公斤级炸弹全部投了下去。

其余二十架轰炸机于下午2点到达兰州上空,展开轰炸。担任空中阻击的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直到这时才发现市区内有大量烟尘升起,而日军机群的位置竟比自己更高,于是纷纷提升高度追击日机,但为时已晚,未能创下战绩。全体飞行员觉得脸上无光,憋着一口气,准备下次与日机大战一场。

几天后,日军第一飞行团决定发动该年度对兰州的第二次空袭。作战任务除河岛轰炸机队改为袭击兰州西机场外,其他两个机队任务不变。

20日12点45分,日军三十架轰炸机先后起飞。下午3点40分,服部机队的九架轰炸机升到四千米高度,排列成三个品字形,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中国空军战斗机总队部总队长毛源初率领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的十二架苏制и-15和и-16战斗机拦截攻击。第五大队的岑泽级大队长,首先将日军领队机击落。接着,日军僚机被第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击中坠毁。陈耀南死死咬住三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为止。

下午3点50分,日军第二梯队田中机队的十二架轰炸机,刚刚进入兰州空域,便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十四架战斗机的围攻。日军机群慌忙将一百四十四枚五十公斤级的炸弹胡乱投下,夺路而逃。

日军第三梯队河岛机队的九架轰炸机,在兰州城内和西古城机场投弹完毕,正要返航,在机场东北角被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拦住,双方展开空中激战。

这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八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一架,苏联志愿队损失一架飞机。日军向上司谎报击落中国飞机三十六架,而上司信以为真,根据这项离谱的战绩进行评估,认为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已经瓦解,于是将第三次攻击目标从机场改为兰州市中区的中国第八战区长官公署。

23日,日军发动第三次空袭。他们改变花样,在发动进攻前一个半小时,以上次轰炸中受到重创的服部机队执行佯攻,轰炸兰州以东约二百六十公里的平凉,然后轰炸宝鸡,企图迫使兰州地区的中国战机提前升高,消耗油料,日军河岛机队和田中机队再乘机轰炸兰州。

河岛机队八架轰炸机和佐濑育三第六十机队的十二架轰炸机,从运城出发,分别于下午2点53分和2点54分侵入兰州上空。中国空军第十五中队的三架苏制и-15战斗机,分别由余平想副队长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首先冲向日军机群。接着,第十七中队和苏联志愿队的二十八架战机从四面八方向日军机群展开攻击。

日军机群见势不妙,立即丢下炸弹返航。佐濑机队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具有转弯灵活和速度上的优势,遍体鳞伤地逃出遭到围攻的空域。河岛机队的意制菲亚特br-20型轰炸机却很笨重,遭到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的沉重打击。这一仗,中国空军击落六架日机,击伤其余的所有日机,对其中一架射中了一百五十三发子弹。

日军轰炸机对兰州市区的毁坏是严重的。日机投下的炸弹命中了兰州的唐代著名佛教丛林普昭寺,藏经楼保存的《大藏经》六千三百五十八卷全被烧毁,寺内的悟明方丈与和尚都被炸死。此外,嘉福寺、东华观和柏通路、道升巷的古建筑,都变成一片废墟。毁损严重的还有市内的贡元巷、新关街、西北新村、南街和东大街。

日军第一飞行团总结这几次轰炸失利的原因,认为轰炸机进入的方向少,容易遭到中国空军战斗机集中攻击,而队形又很零乱,常被各个击破。日军甚至开始检讨兰州空战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日军现有的重型轰炸机,在一般气象条件下编队远航,实施轰炸,没有战斗机的直接掩护,不但很难完成战术或战役任务,而且会受到很大损害。对重要目标的轰炸,如果在白天有利的气象条件下进行,对方就能充分发挥战斗机和高射炮的作用。中国空军在兰州地区占有优势,不仅因为气象条件有利,还因为这里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人力和装备。日军是否有必要动用有限的远程轰炸航空力量,在此刻与中国空军进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呢?

日本空军在兰州接连惨败,被迫于2月23日决定停止对兰州的空袭。

2月20日和23日的兰州大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十五架日机,这是自武汉和广州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27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题为《给敌空军更大的打击》,全文如下:

昨我空军发言人说,敌大本营于1月20日公布,自侵华战争以来,敌空军损失惨重,截至去年年底,已达一千零八架,平均每月损失五十六架以上。或者说,平均每天损失两架。这证明我空军的英勇,正像苏联《红星报》所说:“由中国空军的例子可以看出,空军数量虽小,但机型最为完善,在空战中亦能制胜。”

最近兰州空战,我空军一再告捷,更说明了我数量较少而英勇的空军,战斗力在日益增强中。我们对英勇善战的空军,予最崇高的敬礼,并希望政府能实现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所通过的加紧扩大空军建设案,荆嘿地增强空军,给敌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空军没有辜负《新华日报》的高度评价,继兰州空战以后,又于3月22日轰炸广州白云机场,击毁十几架日军飞机。

1939年的中日空战,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持续发生。5月3日下午1点过后,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两个中队和第十四航空队三个中队共四十五架三菱九六式陆地攻击机空袭重庆,在1点17分进入市区上空投弹。这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对重庆的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二十五架波利卡尔波夫и-152战机从重庆广阳坝机场升空拦截,第五大队也从成都出动十二架и-152南飞参战。中国飞行员拼死攻击,飞机被击落七架,其余多数中弹受伤。第四大队的张明生和张哲在攻击日机时中弹坠机牺牲。日军四十五架轰炸机对重庆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市中区连续轮番轰炸,投掷爆炸弹九十八枚、燃烧弹六十八枚,市中区二十七条主要街道有十九条变成废墟。

第二天,二十七架日机再次空袭重庆。日军通过核实前一天轰炸效果的侦察机报告和照片判读,决定更加广泛地使用燃烧弹。这一次,中国战斗机拦截不及时,日机得以临空投弹,造成重庆的重大损失和伤亡。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两百多名观众,全市三十七家银行有十四家被毁,古老的罗汉寺和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

据不完全统计,在“五三”和“五四”两次大轰炸中,日军轰炸机共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伤二千三百二十三人,损毁建筑物四千四百八十九栋,致使约二十万人无家可归。

11月至12月初,日军华北航空兵团为了打击苏联援华的西北路线,发动以兰州、重庆和成都三地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所谓“田号”作战。11月16日和17日,日机分批轰炸兰州城区及郊外,炸毁了甘肃省文庙东殿、皋兰县文庙大成殿和普照寺。11月27日,七十二架日机分六批空袭兰州,在黄河铁桥附近、东大街、东关、山字石、皖江会馆与河北医院等处投弹,炸毁房屋七千多间,死伤近六十人。12月1日,十五架日机分两批轰炸兰州东西飞机场。中国空军起飞迎战,击落一架日机。

12月20日,十架日军轰炸机飞到昆明上空,准备进行轰炸。陈纳德一声令下,十几架p-40型战斗机直冲蓝天。这是“飞虎队”的初次实战,队员们有些紧张。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日机后,以为机关枪卡壳了,大骂军火制造商,着陆后才发现是子弹打光了。其余飞行员也忘了训练内容,一发现日机就不停扫射。这场空战,美国航空志愿队取得了零比九的辉煌战果,只有一名队员受轻伤。第二天,日军轰炸机改攻缅甸仰光,陈纳德又率队击落七架日机。

此后,激烈的空战在缅甸南部和泰国上空频繁进行。美国志愿航空队以五至二十架可用的p-40型飞机,迎战总数超过一千架的日本战机。在三十一次空战中,志愿航空队共击毁日机二百一十七架,自己仅损失十四架飞机,五名飞行员牺牲,一名被俘。

对美国航空志愿队取得的辉煌战绩,中国军民纷纷赋诗祝贺,赞扬他们是“飞虎队”。

12月底,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决定联合实施以兰州为打击目标的“百号”作战,这是日本空中力量“对中国内地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击”。日军集中了陆军航空兵的约五十多架飞机,以运城机场为基地,以及海军航空兵的多架中型攻击机,以武汉为出发点,连续三天对兰州狂轰滥炸。26日,日军出动一百零二架飞机分五批夜袭兰州。27日,日军出动九十八架飞机分五批空袭兰州。28日,日军出动一百一十二架飞机,分为六批,采用四角穿梭,再次轰炸兰州。这是抗战期间日军对兰州出动飞机最多、最疯狂的大轰炸。中国空军处于极度的弱势,仍与日机展开殊死奋战,三次空战中共击落四架日机。

兰州空中保卫战,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紧密合作,共同作战,用热血捍卫中国的领空。在兰州东稍门外十公里处的东岗古城坪上,现存有一座合葬着中苏空军烈士的墓,墓碑上写着“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抵抗日本侵略者空战阵亡”。长眠在这里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战士,有雅士、马特、司切潘诺夫、波拉基诺夫、吉力芝、戈尔捷耶夫、伊萨耶夫和其他一些未留下姓名的烈士。

9、给我过河去,再退杀你的头!

冈村宁次在1938年10月底把部队带进了武汉,就考虑着如何确保这块战略基地,以支撑日军的出击。他指挥的南昌会战,就是为了解除东南方向的威胁。现在他断定,长江以南的中国第九战区,在和他的第十一军打了一系列苦仗之后,虽然还能够自保,但已经无力北上威胁武汉。倒是几个月都没有经历较大战事的李宗仁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使他感觉如芒刺在背,牵制了日军南进长沙的行动。他认为,第十一军在江北的各个师团,如果只是固守占领地,无所事事,就很可能陷入难以应付的被动局面。

冈村还有一个想法。武汉会战结束后,东京大本营在当年底撤消了第二军战斗序列,所属部队除一部返回华北方面军外,藤田进第三师团、荻洲立兵第十三师团和藤江惠辅第十六师团都转到他的手下。第十一军原有的四个师团一直在江南不停苦战,新转来的三个师团呆在江北空闲着,明显苦乐不均。冈村认为,军队停滞不动,就好像一潭死水,会生孑孓。没有作战目标而一味强调训练,军心就会松懈。他认为,按照作战、休整、训练、作战的规律做出适当安排,才能维持部队的战斗力。

也许就是这两方面的考虑,促使冈村挑起江北的战端。冈村要围攻第五战区的主力,至少要将它驱逐到距武汉更远的地区。

1939年4月中旬,冈村开始部署随枣战役。他命令江北的三个师团,加上骑兵、战车、炮兵和工兵等部队,向钟祥、安陆和浙河一带集结,把一部分兵力配置在浙河以东,进行牵制攻击,派主力从安陆和京山附近向汉水左岸地区滚河一线急进,企图将第五战区的主力围歼于枣阳东北地区。

随县枣阳地区,位于湖北与河南边境,东面有雄伟的大别山,北面有绵延的桐柏山,西边傍依荆山,南边靠着长江,中间耸立着大洪山。荆山山势陡峻,挡住了进入四川的路,大洪山的海拔高度,足以瞰制武汉盆地。在军事家眼里,如果占领了随县和枣阳,进攻武汉地区十分方便,守卫四川和陕西的通道也有屏障。如果日军占领了这个地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就会受到侵略的威胁,而东部和西部抗战力量的纽带,就会被日军砍断,平汉铁路也会被日军打通,后果的严重,是显而易见的。冈村宁次用心的歹毒,从他进攻随枣地区的举措,就可以看出来了。

4月下旬,蒋介石闻知日军在鄂北集结部队,立即电令李宗仁准备应战,并命令第一战区、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给予策应。月底,应战的中国军队编成了新的战斗序列:

右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兵力包括张自忠兼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辖张自忠自己的第五十九军、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和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王赞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辖廖震的第四十四军和许绍宗的第六十七军;江防军,辖杨汉域的第二十军、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和若干守备部队。右集团军担任沔阳和宜城之间汉水两岸及大洪山西麓阵地的守备任务,防御要点在汉宜公路方面。重庆军委会及战区直接指挥江防作战。

左集团军司令李品仙,兵力包括李品仙自己的第十一集团军,辖第三十九军和第八十四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辖刘和鼎的第四十一军、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和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左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外翼经随县县城至信阳外围间的守备任务,重点放在襄阳至花园的公路方面。

大别山游击兵团,兵力为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辖张淦的第七军、张义纯的第四十八军和豫鄂皖边区各游击部队。任务是以大别山为根据地,向湖北中部及安徽中部游击,相机攻击武胜关以南地区,以策应主力方面的作战。

机动兵团,兵力为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辖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任务是在枣阳东南地区支援左集团军的作战。

此外,还有部分炮兵和骑兵部队。

这样,准备参加随枣会战的中国军队共有六个集团军,近二十个军,总指挥是李宗仁。

日军投入进攻的兵力不足四个师团。冈村说:“这次作战的实际情况是敌人的素质远不如我军,然而其兵力却比我军多十几倍。此种情况下,为完成作战任务,必须大胆采取重点使用兵力的战术,即实行分进合击、锥形突贯的方法。”

为了向改属第十一军不久的三个师团贯彻作战设想,冈村屡次会见新近隶属自己部下的几名将军,还亲自遍访第一线各部队司令官,互相沟通思想。各师团长也积极体会他的意图,彼此紧密联系。通过会见走访,冈村掌握了各主攻师团师团长的性格与特长。第十六师团的藤江“学识渊博”;第十三师团的荻洲作战凶悍;第三师团的藤田是冈村的同学,对冈村言听计从。

冈村对他认为不称职的指挥官,在开战前毫不含糊地做了调整。他请求华中派遣军调走了几名旅团长和联队长。

从四月中旬开始,日军在武汉的各后勤仓库,日夜抢运海军通过长江送来的物资,把枪炮弹药、毒气罐、药品、罐头和军毯等,下发到各攻击师团。

中国第五战区在李宗仁的督催下,动员大批民夫,肩挑手推,将从四川和陕西调拨过来的粮弹运到各部队,还在战区各隐蔽地点搭建了大量临时医院,以收容救治预计开战后会产生的大批伤员。

双方部署、准备就绪,只等攻防狼烟再起。四月末,日本华中派遣军新任司令官山田乙三批准了冈村的作战方案,随即,冈村向江北各师团下达了攻击命令。

5月1日拂晓,日军分兵两路向中国军队进攻。一路以藤江师团和荻洲师团为主力,借助优势的火炮和空中火力支援,在钟祥、东桥和大龙垱向中国右集团军的阵地进攻,试图沿大洪山和襄河之间的地区进军枣阳。另一路以藤田师团为主力,在火炮与空中火力掩护下,向左集团军徐家店附近的守军发起进攻,打算夺龋烘县和桐柏地区。此外,日军另有一支部队在沙洋附近进行佯攻。

当晚,张自忠命令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统一指挥襄河两岸的部队。冯治安调整部署,派第一三二师承担河防任务,其余部队马上渡河,修筑第二线预备阵地。

第二天,藤江师团的兵力不断增援,猛攻杨家岗一带的守军阵地。激战到傍晚,日军突破阵地,继续向北推进,并分出一支部队向西北突进。张自忠军刘振三师派出部队据守长寿店,掩护师主力退守黄起庵一线。守军凭借工事顽强抗击,用血肉之躯支撑着并不坚固的防线,连续打退日军的三次进攻。

六日,两军从凌晨一直战到中午。日军发起第四次进攻,突破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到马家集以北。刘振三被日军隔阻在马家集以西,与师主力失去联络。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文也脱离了部队,不知去向。这样一来,张自忠军在河东的两个师,都被日军冲乱。日军乘胜推进,威胁枣阳,战局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

八日拂晓,大雨瓢泼,天色漆黑。张自忠率总部人员冒雨渡河,向东急进。渡河之前,他从总部所在地走到襄河岸边的转斗湾,意外地碰见了吉星文。

张自忠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厉声责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吉星文回答:“我来向总司令报告。”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哼,向我报告?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你赶紧给我过河去,再退我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不敢懈怠,立刻调头返回河东。

与吉星文一同逃到河西的刘振三,在远处听说总司令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了,要问起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张自忠渡过襄河后,将第五十九军的三个师全部投入战斗,并严令河东所有部队和河防部队,全力发起反击,阻止日军北进,截断日军后方联络。

第三十八师是张自忠最得力的部队,它的参战使战局明显好转。10日,第三十八师在田家集以西的大家畈伏击日军辎重联队,一举歼灭一千多名日军,缴获几十匹军马和三十多艘运输艇,以及一大批军用地图、弹药和药品。

据日军俘虏说,他们这个辎重联队运输的物资,是供给主力部队渡河侵犯襄阳和樊城用的。他们携带的六十艘运输艇,一次可输送一个大队的兵力。这个辎重联队覆灭,使日军渡河攻击襄樊的计划落空。

右翼兵团其他部队,也在张自忠严厉督饬下,积极向日军侧后发动袭击,几乎完全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日军被迫停止北进,主力回师维护补给线,第五战区战局明显缓解。

这时候,第五战区左翼的机动兵团,即汤恩伯集团军,如果及时从桐柏山区向南出击,与张自忠的右翼兵团合力夹击日军,会造成一次绝好的歼敌机会。但是唐恩伯一味保存实力,使战机失之交臂,李宗仁和张自忠不胜惋惜。

另一方面,张自忠为了阻滞日军北上,命令吉星文师占领肖家冲高地;第三十八师一部集结在清水桥,扼守通新集的通道,主力则集结在耗子岗附近;第一三二师据守丰乐河,掩护全军右侧。但是,他的部队未能有效地阻遏日军的攻势,致使枣阳于八日陷落。

在日军藤江师团进攻的同时,荻洲师团向中国右集团军陈鼎勋军所辖第一二二师阵地发起了攻击。守军利用大洪山的地利顽强抵抗,但兵力过于薄弱,被迫退守大洪山主阵地。6日早晨,日军猛攻守军温家庙主阵地,双方激战一整天,守军伤亡惨重,退守张家集。

7日上午,日军攻陷张家集,分兵向双河和茅茨畈推进。傍晚,日军骑兵偷袭第一二七师师部,随之攻陷双河。

8日,中国军队在茅茨畈与日军展开激战。打到晚上,陈鼎勋接到李品仙的电令:“襄河东岸之敌先头,已进抵黄龙垱。第四十五军立由现地撤退,经唐河、白河到达襄樊。”于是,他们乘着夜色掩护,逐次北撤。

右集团军将士与日军苦战,左集团军阵地同样硝烟弥漫,他们与日军的另一路进攻部队激战正酣。李品仙指挥的兵力有十一个师又两个独立旅,还有汤恩伯的部队作为机动兵团。战前,李品仙将本集团军的覃连芳第八十四军集结在塔儿湾和太子山之间的地区,派刘和鼎军守备慈山和六房嘴之间的地区。

1日拂晓,藤田师团的一个主力旅团,从徐家店和浙河一线凭借炮兵和战车的支援,向覃连芳军发起进攻。守军奋力抵抗,守卫孙家寨的一连兵力,在日军毒气和炮火攻击下,战斗到全部牺牲,阵地失守。同时,日军轰击覃连芳军的主阵地,并派骑兵袭击,被守军击退。当晚,李品仙命令部队固守现阵地线,阻止日军西进,长久保持襄河左岸地区,将主力集结在襄阳花园公路北侧。

2日,藤田师团轮番向第一七三师主阵地冲锋,一时未能突破。当晚,藤田率领攻击部队绕到塔儿湾附近,迫使守军向西退到长湾和高庙坡一线。

3日,日军在炮兵和空军支援下,重点攻击殷家店,多次施放毒气。守军第八十九师将士不畏日军优势火力,频频反击,到5日夜仍在混战。日军一部乘守军独立第五旅接防之际,向杨家湾方面猛攻,随后又向桥头附近推进。第一九三师和第八十九师分别夹击桥头的日军,双方拉锯作战,伤亡惨重。

7日,殷家店方面日军两千多人向桥头增援,另有一千多人正向这里疾进。守军被迫在黄昏后撤到东岳庙附近沿河防守。藤田师团主力又来猛攻东岳庙,王仲廉军顽强抵抗,多次组织反击,汤恩伯也多次跑到前沿督战,但还是被日军突破了防御。入夜,中国军队退到江头店。

9日,钟祥方面的藤江师团已推进到张家集附近,覃连芳军为了避免陷入包围,撤退到唐县镇以北地区,向唐河与白河转移。刘和鼎军留守大洪山游击。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和王仲廉军,在高城附近与日军激战。

当天,藤田师团的第二十九旅团,又对汤恩伯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日军攻破万家店和财神庙阵地。

疯狂的藤田穷追猛打,第三师团主力在二十多辆战车掩护下,从天河口向退到江头店的王仲廉军和汤恩伯军攻击。激战一整天,汤恩伯得知日军另一路两个师团已攻陷枣阳,逼进桐柏,又见当面藤田师团的日军如此猛烈,企图将他的部队包围在桐柏山以南地区,便命令部队撤离江头店,转移到吊金岩和蚂蟥沟一线。

12日,日军集中大量兵力攻击驻守长寿店地区的张自忠军第一三二师等部阵地,双方激战七天七夜,第一三二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派出奇兵,打击日军神经中枢。他派出第一三二师的第三五九团,另配一个营,趁夜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部队出发前,他对官兵们训话:“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

袭击部队当晚潜行十五公里,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三十公里,大获全胜。蒋介石通电嘉奖。老百姓则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汉会战和南昌作战中,冈村急于抢头功,使用两个特设师团打所谓“翻身仗”,已引起大本营首脑的不满。这次随枣作战,他与参谋总长载仁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矛盾公开化了。中国军队借此机会变守势为攻势,李宗仁命令汤恩伯集团军会同第一战区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从河南西部南下,将大部分日军反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进行猛烈攻击。张自忠集团军主力向枣阳进攻,其余部队攻击钟祥的日军,牵制日军后方。

中国军队的反攻迫使日军撤退。14日,孙连仲集团军的池峰城军收复唐河县,16日光复桐柏,粉碎了日军的合围计划。到19日,中国军队经四天苦战,重创了南返的日军,收复枣阳。左集团军的刘和鼎军奉令化整为零,进入山区分散游击;右集团军的河东部队及江防军连日发动进攻,袭击日军后方,切断交通,完成任务后,于21日撤回襄河西岸,22日向随县迫进,第二天收复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原驻地,至此,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

随枣会战,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西进的阴谋,巩固了鄂西屏障。会战中毙伤日军一万三千多人,日军遗尸五千多具,其中张自忠的右翼兵团歼灭日军四千五百多人。第五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中国的参战部队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到外线,立于有利的地位,在日军撤退时,追击和阻击得力,取得较大的战果。

10、眼望长沙,冈村下令撤退

日军在上一年七月底进攻苏联,吃了败仗,主动与苏联媾和。日本内阁和军方中的“北进派”并不甘心。裕仁天皇为了安抚好战的陆军将领,允诺他们可以再度向苏军挑衅。1939年5月中旬,日本关东军以骑兵联队为主力,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诺门坎附近打退蒙古军队,不久,苏联装甲部队将这支日军包围,几乎将它全部歼灭。日本关东军为了报复,在6月27日大举袭击蒙古的塔穆斯克。7月1日,关东军又投入第二十三师团大规模进攻。战役初期,日军屡屡得手,进展顺利。8月下旬,朱可夫指挥苏军机械化部队全线反攻,将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全部围歼。日军两名联队长烧毁军旗,自杀身亡。苏军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人。

蒋介石得知日本与苏联爆发了诺门坎战争,非常惊喜。但是,不久他又为另一件事情感到沮丧。

9月1日凌晨4点45分,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闪电式进攻。德军六十二个师,两千八百辆坦克,两千架飞机,六千门大炮,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对波兰实施向心突破。潜伏在波兰境内的“第五纵队”也行动起来,抢占电台,控制军事指挥机关。波兰一片混乱。

3日,德军打垮波兰军队第一线主力,又以日行五六十公里的速度逼近华沙。8日,德军坦克部队推进到华沙外围。17日起,完成对华沙的包围。波兰政府于前一天流亡国外,最后来到英国伦敦。28日,华沙陷落。

面对德国的行动,英国被迫在9月3日对德国宣战。以欧洲战场战争爆发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之一。世界格局急剧变化,战争阴云笼罩全球。

苏联为了集中力量在西线与德军作战,又于9月15日在莫斯科和日本达成停战协议。第二天,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出国境线,直扑波兰。日军又专门致力于中日战争,在华日本陆军达到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共计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加上海空军和其他部队,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一百万。

蒋介石密切注视国际事件的发展,初而高兴继而忧愁。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诺门坎战争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大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

恰在这时,冈村宁次率领第十一军开始进攻长沙。

日军大本营在9月4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西尾从10月1日开始行使统帅侵华日军的职权。日军大本营又下令撤消华中派遣军的番号,冈村的第十一军直接听命于西尾寿造。

冈村在江西北部集结了相当于一个半师团兵力,由第一○六师团长中井良太郎指挥,准备进攻高安。在湖北南部,他命令甘粕重太郎的第三十三师团在通城附近集结。

湖南北部是冈村攻击的主要方向,他在这里集结了约两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分三路进攻:左路为上村支队,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在临湘和城陵矶集结,以切断第九战区主力退路,为在营田附近登陆作准备。中路为稻叶师团,沿粤汉线进攻,在新墙河北岸集结待命。右路为奈良支队,向平江方面进攻,在桃林以南地区集结。

中国第九战区面临着一场大战。广东人薛岳代理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这个个头不高的国民党将军认为,中国军队在战区内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如果采取诱敌深入、后退决战的策略,完全可以限制和消耗日军的装备优势,打破日军“攻击第一,包围第二”的战术,摆脱日军的围攻,化被动为主动。

长沙会战即将开始,薛岳将四个军和一个游击纵队部署在江西中部的高安、奉新和靖安以西地区;将王陵基集团军部署在武宁以西地区;命令杨森集团军防守渣津,并在咸宁、崇阳和蒲圻一带游击;部署薛岳兼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防守湖南北部的新墙、营田和浏阳,以及九岭和渣津等地区;命令商震集团军防守洞庭湖,控制常德和桃源一带;命令欧震军控制长沙和衡阳;命令薛岳兼任军长的新编第六军、高荫槐兼任军长的新编第三军和孙魁元的新编第五军控制株洲、醴陵和湘潭;命令第十一师驻守岳麓山,作为战区预备队。

战区的另一个预备队是李觉军,驻在长沙附近,作为机动。

长沙会战是从东线开始的。9月14日,中井师团和斋藤弥平太师团一部,从江西奉新附近向驻守会埠的卢汉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包抄攻击,同时对宋肯堂军和孙渡第五十八军的阵地发动牵制性进攻。

四天后,中井师团猛攻王陵基集团军阵地。王陵基时年五十六岁,在战场上度过二十多年了,素有“王灵官”之称,出生入死已是家常便饭,面对日军猛烈的攻势,心中并不惊慌,他有自己的一套战法。

当日军炮火猛轰时,他不愿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他所指挥的两个军,夏首勋军正在修水防线,韩全朴军还在增援高安的途中。他立即电令韩全朴军火速回援,命令部队避敌锋芒,且战且退,在铜鼓一线决战。在驻防修水这几个月里,他早已看好了铜鼓一带的地形。

王陵基的部队在铜鼓向日军反攻,进展顺利,迫使日军沿着先前进攻的路线撤回出发点。王陵基率部占据了原有阵地,小战斗仍然零星不断。中井师团被牵制在修水,中井良太郎知道,在这一回合中,日军已不可能围攻高安。

同一天,在北面防线,关麟征命令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张耀明第五十二军开到新墙河一线,阻挡日军进攻的锋锐。张耀明接到命令,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雨东兄请放心,五十二军绝不会给你丢脸!”

张耀明命令覃异之的第二师驻守新墙河,该师第一一三团胡春华营驻守比家山和草鞋岭阵地。

日军发起进攻后,胡春华营守卫着新墙河北岸互相依托的金龙山和斗篷山,坚持了三个昼夜。几百个活生生的年轻士兵,只剩下不到五十人。胡春华默默地望着七名伤员离队远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收回目光,扫视着每个战士的脸,不觉热泪盈眶,大声喊道:“弟兄们!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战了,我们按照上级的命令,已经阻击敌人三天,完成任务了。我们可以死了,没有遗憾地死了!今天,我们死要死在一起!”

“我们死在一起!”四十多名官兵同声回答。

黄昏时,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以前队大量的死亡为代价,攻上了山头,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守军整整一个营只缺七名士兵的尸骨。

第二天,日军集中一个旅团的炮火和兵力,轮番向草鞋岭发起猛攻。激战三天,又到黄昏,守军史思华营伤亡过半。史思华接到覃异之的电话,报告了伤亡情况。

“史营长,你们已经按计划阻挡了日军的攻势,任务已经达成,如果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可以向东……”

不待师长说完,史思华就打断他的话:“师座,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既然你把阵地交给了我,只要还剩一兵一卒,我就要与阵地共存亡!”

史思华放下话筒,提起一挺机枪,对全体官兵大声说:“弟兄们,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师座说我们可以撤退了。但是,我们有一半的兄弟永远撤不了啦,我作为一营之长,不想生还,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你们当中有愿意撤的,现在可以走了,我不阻拦。”

山头上死一般沉寂,大家都定定地望着他,谁也不挪步。

第二天,太阳落到山坳里的时候,史思华营官兵全部阵亡。

在昏暗的光线里,日军支队长奈良昂走上山头,毕恭毕敬地向他的敌人躬身致敬。

在通城方向,甘粕师团向南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夏楚中军的阵地,向南直插,配合岳阳方向的主力,围歼守卫第一线新墙河的第十五集团军。

23日凌晨4点,日军稻叶师团集中八十多门火炮,向防守南岸的张耀明军第二师阵地猛烈轰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开始强行徒涉渡河,守军顽强抵抗,鲜血染红了河水,日军第一次强渡失败。日军又向新墙镇和荣家湾之间的铁道正面重点攻击。

这时,天空升起了两个红色的气球,这是日军在为自己的炮兵指示目标。果然,火炮铺天盖地打来,一层一层向前延伸。炮击之后,几十架飞机呼啸着轮番俯冲轰炸,同时,日军步兵主力进行强渡。新墙河一线的防御阵地,已经岌岌可危。

下午,日军再次以炮火和飞机对第十二团阵地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几十分钟后,第十二团阵地工事全毁,守军大部分葬身其中,没被炸死的几百名官兵全部中毒,丧失了战斗能力。日军占领了阵地,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捅死。

日军进入湖南境内以后,第一次渡过了新墙河。

25日凌晨,日军到达汨罗江边。上午九点,日军开始试渡,马上发现汨罗江绝不像新墙河那么容易渡过,这里水深流急,江面宽阔,徒涉是不可能的。日军急忙调来船只,在空军掩护下渡江。下午两点钟,十几架日军飞机对新市方向的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下午五点,日军攻占了汨罗江南岸的重要据点新市和归义。

日军刚过汨罗江,白崇禧和陈诚来到战区,打听到薛岳在临时指挥所。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找到了薛岳。白崇禧说:“伯陵,我们给你带来了委员长的指示,辞修兄传达一下吧!”陈诚掏出蒋介石的手令交给薛岳,轻松地舒了口气。薛岳看完手令,竟是要他弃守长沙,便神情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驻在湘北,竟然不守长沙,这军令职责何在?我已下定决心,第九战区誓与湖南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说:“难道你忘了南昌会战的教训吗?”

提起南昌会战,薛岳的心头仿佛被戳了一刀,他几乎是冲口喊了起来:“这里绝不是南昌,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勃然大怒:“不要感情用事,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砍了我的脑袋,长沙城我也绝不放弃!”薛岳似乎豁出去了。

陈诚是名义上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便低声问薛岳:“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想了想,干脆而肯定地说:“有把握!”

听到这声回答,陈诚也陡增信心。他又问:“部队情况如何?”

“除少数部队失去联系,绝大多数都在英勇作战,或有计划地调动转进。全军的杀敌热情很高,士气很旺啊。”

听了薛岳这番话,陈诚转向火气已消的白崇禧,小声说:“是不是先尊重伯陵的意见,让他守长沙?我们马上报告委员长,请他重新裁决,如何?”白崇禧无奈地点点头。

薛岳向陈诚和白崇禧投去感激的一瞥。接着,他命令张耀明军和李觉军各留两团兵力继续阻击日军南下,其余部队全部撤退到长沙附近及以北地区,准备在侧面阵地上打击日军。

守军转移阵地后,最先与日军接火的是第五十二军。张耀明奉命指挥四个师在福临铺和上杉市一带设伏,侧击南侵的日军。

26日晚,覃异之师开到福临铺,进入伏击阵地,准备在该地区迟滞日军四天的行程,掩护主力撤退。第二天中午,覃异之派出便衣侦察敌情,与稻叶师团先头部队遭遇,便衣队长牺牲。大约黄昏,稻叶师团大队人马到达福临铺附近。

第三天清晨,日军步骑兵组成的搜索队向守军阵地逼近。待日军走近阵地,守军一阵猛烈扫射,日军顿时人仰马翻。约一个小时后,一个联队的日军步骑兵赶到,向覃异之师各阵地发动进攻。经过几小时激战,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覃异之为了保持部队的机动,下令全师于当晚撤退到上杉市一线。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杉市梁仲江第六十师的阵地。覃异之和梁仲江商定,由覃异之师阻挡从金井方向南进的日军,梁仲江师重整旗鼓,迂回反攻上杉市。

30日上午,日军在捞刀河上架设浮桥,准备南进,过到桥中间,覃异之师与梁仲江师前后夹击,一阵猛烈扫射,日军伤亡惨重,在岸边停止不前。与此同时,李觉军在铁道沿线两侧阻击日军,经过激战,阻止了日军的步伐。

稻叶师团连日征战,两遭伏击,这一天就损失七百多人。

日军占领了湘北广大地区,指挥刀直指长沙城。但是,长沙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冈村宁次接到报告: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向退却集结,而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他这时才明白,他的对手薛岳并非抵挡不住日军进攻,而是想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一个口袋阵,张开了大口,要吞噬他的将士!

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以来,冈村宁次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万家岭的教训,使他不敢贸然派部队深入中国军队的阵营。他竭力克制着心中的千般惋惜、万般不甘,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10月1日,日军各攻击部队奉命撤退。同一天,薛岳接到了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通知。

不管冈村宁次是否承认他在长沙会战中的失败,有一件事实说明他与他的上司及下属在会战后都十分气恼。板垣征四郎下令杀害了在这次会战中被俘的一万六千多名中国军人和两万五千多名平民百姓。这个罪责应该由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和冈村宁次一起分担,更直接地说明了这几个人天性中的残暴。然而,冈村在战后受到蒋介石的百般庇护,甚至请他做顾问去打共产党,不知道薛岳看到曾经屠杀他部下的刽子手逃脱了惩罚,心中又是做何感想?当然这是后话。薛岳在接到任命通知时,却是满腔的春风得意。

11、“名将之花”凋谢太行山上

日本的裕仁天皇,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有许多证据支持的结论。在战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美国方面的坚持下,没有追究他的责任。黄鹤逸的《东京大审判》,忠实地记载了那一段历史。

裕仁天皇是侵华日军的精神支柱。在侵华的日军中,有以天皇命名的飞机在中国上空飞翔。天皇的亲戚,也参与了侵华战争。

1939年1月31日,九架日军飞机轰炸王赞绪集团军某团驻地沙洋。驻军团长命令重机枪连对空齐射,一架日机中弹起火。这架飞机是日军的名机“天皇”号,机内的渡边广太郎大佐等六人跳伞,在汉水东岸降落,强夺民船,向汉口方向划去。当地驻军鸣枪示警,日军飞行员竟开枪还击,被全部击毙。缴获的军刀上,刻有“日本天皇恩赐”的字样。

中国军队把“天皇”号作为战利品运到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日军对此耿耿于怀,在一次空袭中派飞机在凤凰山机场降落,用汽油将“天皇”号焚毁。

七个月后,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梁山一带休整。师指挥所设在梁山的前集,正是八百年前梁山泊众好汉聚义的地方。罗荣桓将周围各处地形看了一遍,慢条斯理地说:“在水泊梁山跟前,一面指挥打仗,一面看《水浒传》,倒蛮有意思呢!”

8月1日,正是建军节。部队还没开早饭,侦察员就急匆匆跑来报告:日军从汶上出动,直开梁山,带队的是日军木村兵太郎第三十二师团的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他是日本天皇的亲戚,格外骄横,这次孤军深入,是想寻歼第一一五师师部。陈光和罗荣桓决心在梁山消灭这支日军。

第二天,日军在前庄集遭到伏击,伤亡四十多人。长田敏江下令继续前进。日军又在梁山西南角遭到阻击,长田才下令退守独山庄。当夜,八路军从三个方向猛攻独山庄,日军支持不住,连夜退到车马店,固守待援。八路军攻入村庄,日军退守民房。战士们上房刨开屋顶,把集束手榴弹扔向屋内,日军伤亡惨重,冲出村庄,向田野逃窜。这时,天已大亮,第一一五师骑兵连赶到,骑兵挥舞大刀,向惊惶失措的日军砍去。附近的老百姓也赶来助战,活捉四散逃命的日本官兵。

三日晚,进犯的三百多名日军全部被歼。打扫战场时,发现长田敏江的尸体躺在一块洼地里。

再说,刘伯承琢磨出日军“记吃不记打”的脾气以后,又发现日军每次受到袭扰必派部队追击的规律。1939年2月,日军进犯河北南部,陈庚的第三八六旅决定先去袭扰日军,把他们引到对八路军有利的地点,打一次伏击战。

陈庚看准了日军后方补给线上的重点城市威县。7日到9日,他指挥部队连续三天袭击威县和曲周等城镇。果然,日军被激怒了,10日上午,向香城固地区进攻,企图消灭陈庚旅。

中午时分,日军乘坐八辆汽车行驶到香城固以北,陈庚派小部队发动袭击,打伤日军大队长,击毙翻译官和向导。日军见八路军且战且退,而且队形混乱,便紧追不舍,进入陈庚旅的伏击圈。

日军追到香城固,陈庚的主力迎头痛击,炸毁一辆军车。日军在正面寸步难移,突然改向东北角进攻,占据了几所民房。陈庚旅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使他们无法展开。打到下午5点,日军死伤过半,向西北方向突围,又被陈庚旅迂回部队堵住。

激战到黄昏,日军腹背受敌,陷入绝境。他们使出毒辣的杀手锏,向八路军施放毒气。陈庚脑子里电光一闪,想到一个破招的法子,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和日军扭打在一起,日军便无法使用毒气。又经过四十分钟激战,陈庚旅把日军全部歼灭。

这次伏击战打得实在漂亮,日军大队长以下两百多人全部被歼,陈庚旅伤亡五十人。刘伯承称赞说:“三八六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不久,蒋介石也拍来嘉奖电:“刘师陈旅努力杀敌,斩获颇重,殊堪嘉许,即希传谕嘉勉。”

再来看看其他的战斗。这年春天,八路军第一二○师为了粉碎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也根据日军的活动规律打了一次伏击战。黄新廷和廖汉声率领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推进到河间县,发现日军本间雅晴第二十七师团的一个大队驻扎在这里,经常派小部队出城抓夫抢粮,而且是单日出西门,双日出东门。黄新廷团认为城西黑马张庄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3月1日早晨,日军两百多名步骑兵从西门出城,8点半钟进入黑马张庄。黄新廷团突然发起攻击,歼灭三十多名日军。日军退到村北坟地待援。12点左右,河间县的日军先后出动三批援兵,都被黄新廷团阻击在黑马张庄以东的果子洼地区。

黄昏,八路军兵分两路,冀中军区第三十大队奔袭河间县城,黄新廷团强攻村北坟地的日军,打得日军向城内溃退。黄新廷团追到城下,与第三十大队一起攻进城关,大量歼敌后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总共歼灭两百多名日军。

日军在困兽犹斗的时候,频频对八路军使用毒气。

4月18日,八路军第一二○师进入河间县齐会地区休整。20日,日军本间师团的吉田大队八百多人,加上几十名伪军,携带两门山炮,随带八十多辆满载弹药和给养的大车,从沧州开到河间县城。吉田大队从官佐到士兵,人人佩戴一枚“勋章”,上面沾着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血腥。

23日,吉田大队在炮火掩护下猛攻齐会村,黄新廷团第三营被困在村内。日军施放毒气,放火烧房,妄图把第三营置之死地。黄新廷见村子里烟火冲天,估计第三营吃紧,命令一个连攻进村去,加强村内防御力量。贺龙又派两个营对日军反包围,内外夹击。当天激战八个小时,给日军以重创。

5点钟,日军发射毒气弹,贺龙及司令部二十多人中毒,坚持指挥战斗。当夜,第一二○师向被围困的日军发起猛攻,日军死伤惨重。

24日拂晓,日军向南突围,退到南留路和找子营之间的树林和坟地中顽抗待援。贺龙调整部署,用两个团阻击增援的日军,用三个团的兵力围攻残敌。激战到第二天拂晓,歼灭了大部分日军。

第二天下午,贺龙来到南留路村第三团阵地,了解情况后,说:“打了两天两夜,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不多了,又无弹药补充,战斗力已极大削弱,全部歼灭敌人的条件已经成熟。”

黄昏,正当第一二○师发起总攻时,风沙骤起,残余日军八十多人乘机逃走。齐会战斗歼敌七百多人,挫败了日军由“点”、“线”到“面”控制整个冀中平原的企图。

这年五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东遇险。日军调集五千多兵力,分九路“扫荡”山东泰西地区。第一一五师师部和一个团,以及中共鲁西区委和泰西特委,总共三千多人,被日军包围在肥城东南陆房一带。陈光和罗荣桓沉着组织突围,但多数部队被日军阻挡,无法突出。

日军在11日一度逼近师部驻地陆房村,八路军与日军展开肉搏,守住了阵地。陈光知道,日军是不善夜战的。当晚10点左右,他指挥部队轻装,分路隐蔽突围。到12日早晨,各部队及党政机关全部突出重围,转移到东平以东地区休整。上午,日军先用炮火猛轰陆房村,又派步兵冲进村内,发现八路军已经转移。

第一一五师在陆房战斗中打死打伤日军联队长以下一千三百多人,在山东西部站稳了脚跟。

进入初夏,日军的“扫荡”从冀中平原转向北岳山区。5月8日至9日,日军第一○九师团等部五千多人分几路出动,企图合击阜平以西龙泉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

聂荣臻决定集中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等部队,歼灭日军一部,粉碎“扫荡”。他命令王震旅推进到神堂堡等待战机。王震查明了敌情和地形,认为神堂堡到上下细腰涧的地形对八路军战斗有利,决定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日军。

13日,日军来到口泉村地区,王震旅突然开火阻击,激战一整天,消灭了日军一部。当晚,日军已经不能指望经神堂堡撤回大营镇,改道经上下细腰涧撤退。王震急令第七一七团抢先赶到上下细腰涧截击日军,令第七一八团等部跟踪追击。激战到15日中午,日军大部分被歼,只有少数逃脱。这次战斗总共歼敌五百多人,王震旅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

9月25日,驻石家庄等地的日军及伪军一千五百多人,采取“牛尖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重镇陈庄,寻歼八路军主力。

聂荣臻等人决心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寻机在运动中歼灭敌军。

27日上午,日伪军占领陈庄,遭到八路军小部队连续袭扰。28日早晨,日军焚毁陈庄,向东撤退,进入八路军设伏地区。

下午两点,八路军完成四面包围,在黄昏发起总攻,将日伪军分割为两股。随后的两天里,日伪军连续突围,都被八路军挫败。到30日下午,八路军全歼日伪军,结束战斗。陈庄战斗共歼日伪军一千二百多名,俘虏十六名,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水原清弘。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为了报复,命令日军烧毁陈庄,并且在万寿岩、破门口和冯沟里等地杀害中国军民一万六千多人。

秋天到了,漫山红遍。10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二十五岁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到一份敌情报告:日军的阿部规秀中将,从他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中,派遣辻村大佐,率领一个大队的日军和一千多名伪军,进驻涞源县城,打算几天后分三路对一分区腹地进行“扫荡”。

看完这份情报,杨成武赶到青山村,找到聂荣臻,说:“聂司令员,有情况!”聂荣臻一面听他报告,一面看着地图。听他讲完,便问:“情报准确吗?”

“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一般都是经过多方面证实的。是那个叫‘催命鬼’的崔明贵送出来的情报。”

聂荣臻知道这个情报人员,他的情报比较可靠。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

“敌人有三路,你准备打哪一路?”聂荣臻问道。

“打东路!从涞源县城到银坊,一路上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地域。”

“你想过没有,那可能是敌人的主力!”聂荣臻继续考问。

“我们的主力也在这里。他虽然是主力,可也是孤军一支,另外两路没法支援他们。”

聂荣臻点点头,说:“那好,你去把贺龙、关向应、彭真等同志请来,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大家到齐后,杨成武把自己的想法又讲述了一遍。

贺龙听完,高兴地说:“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大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关向应和彭真也说:打。

聂荣臻对杨成武说:“你就不要参加会议了,马上回去部署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杨成武骑上战马,带着警卫员就往回赶。他们没有直接返回一分区司令部,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特意走银坊、雁宿崖到黄土岭一线。他对这里的地形本来就比较熟悉,但他认为,要在这一带打仗,还必须仔细察看一次。

走到从白石口到雁宿崖的路上,杨成武忽然眼睛一亮:眼前是夹在陡峭山崖之间的干河滩,宽约四十来米。他想,如果将部队埋伏在两侧山崖上,用一部分兵力将日军引诱到这里,火力封锁白石口,截断退路,日军就插翅难逃了,卵石遍地的乱河滩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回到管头一分区司令部,杨成武马上召集作战会议,请大家研究他的作战方案。他说:“首先要把敌人引到我们的伏击地点,还不能让三路敌人合在一起。你们说说怎么打?”

团长、政委们各抒己见,最后,杨成武宣布:用一部分正规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截击从插箭岭和灰堡方向前进的日军,不使这两路日军接近伏击战场;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和梁正中支队,从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把日军引入雁宿崖伏击区;唐子安和黄文明率第二团,纪亭榭和袁升平率第三团,分别埋伏在雁宿崖东西两侧的山崖上,消灭日军主力;陈正湘和王道邦率第一团插到白石口南,随时准备堵击撤退的日军。

部署完毕,杨成武要通了聂荣臻的电话:“聂司令,我们都安排好了。三个主力团对付他的一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请指示。”

聂荣臻回答:“你们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把这一路敌人全部消灭!我不离开电话,你随时向我报告。”

11月2日夜间,所有部队悄悄进入预定的位置。

天不亮,杨成武就上了山。7点多钟,“狼诱子”先同日军接上了火,边退边打,诱敌深入。中路日军以为他们是零星小股部队,可以一口吃掉,于是紧追不舍,很快就追到雁宿崖。三分区的第二团和一分区的第三团突然从东西两面杀出来,日军猝不及防,在猛烈攻势下陷入混乱。不久,日军清醒过来,迅速组织抵抗,占据河套附近的小高地立足,用重火力作掩护,向第三团阵地反扑。

被引到雁宿崖的日军为相互策应,保障其侧翼安全,兵分两股,一股两百多人,取道辛庄和北道神前进,企图进入八路军设伏地域的西侧后。第三团一部当即进行猛袭,打退日军五次进攻,大部分日军非死即伤。接着,第二团也投入战斗,将日军余部压迫到雁宿崖西北边的高地。与此同时,另一股日军三百多人被引入雁宿崖狭谷,前卫到达张家坟时,第一团一部迅速迂回到狭谷北边三岔口,堵住日军退路,第三团一部则封锁了狭谷南出口。第一团和第三团主力从狭谷东侧,第二团及第三团一部从狭谷西侧,对日军勇猛夹击。经过几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

这时,被包围在雁宿崖西北高地上的日军残部,也被压进狭谷,一并被围在雁宿崖村内及附近一个马蹄形的小高地上。这个高地只能从开口的一面缓坡上去。小高地成为争夺最惨烈的地方。八路军各团都运动到小高地周围,但日军依仗地形和火力的优势负隅顽抗。第三团在电话里向杨成武报告:担任主攻的第一营冲上高地后,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又被日军压下来了。

夕阳落到山后,眼看就要天黑,杨成武决心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下令发起总攻。霎时间,冲锋号声震天响起,喊杀声此起彼伏,八路军如潮水般向小高地狂涌上去。

下午五点半钟,战斗结束。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消灭日军一路,歼灭六百多人,活捉十三人;另外两路日军被八路军和游击队阻击了一天之后,向插箭岭据点和涞源城退却。

就在这时候,白求恩大夫带领医疗队来到前线救治伤员。杨成武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设法为医疗队增添了一些医疗器具。

杨成武知道,日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每次失败,一定会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

不出杨成武所料,第三天凌晨来了新情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大队和第四大队约一千五百人,加上伪军,正沿着两天前被八路军歼灭了的日军部队所走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为了报复而来,气焰必定凶狂。

杨成武用电话向聂荣臻报告了日军动向,接着说:“聂司令,我想我们可以再打一仗。”

聂荣臻正在沉吟,杨成武又说:“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主力正在银坊和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从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聂荣臻说:“先别急,让我再考虑一下。”

杨成武很清楚,聂荣臻每做一个决定,都必须心有成竹。

过了不一会儿,聂荣臻就把电话打过来了:“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商量了,他们也同意再打一仗。贺龙怕你们兵力不足,决定让第一二○师特务团和第二十五团作为预备队,立刻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第二十团、第二十六团、第三十四团牵制易县、满城、徐水和平汉线上的敌人。”

“太好了,那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

聂荣臻激励部下:“争取再打一个歼灭战!”

当夜,日军到达雁宿崖。侦察员报告:日军把我们已经埋了的日本兵的尸体都挖了出来,浇上汽油焚烧,河谷里弥漫着一股焦煳的臭味。

杨成武知道,日军如此兴师动众,决不只是为了要找回战死士兵的尸体。他对作战参谋说:“让一团和三支队保持与敌人接触,把敌人引到预定区域。”

第二天清晨,日军推进到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县支队和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日军交上了火。他们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八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前出到涞源县城东浮图峪地区和城西的灰堡、石佛一带,声东击西,袭扰迷惑日军。

晚上,日军大队人马进到司各庄和银坊一带,还是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连老百姓也转移了。日军气急败坏,点燃房屋,把整个村子烧了个精光。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更加明了日军的企图:他们是来复仇的。复仇心切的日军找不到战机,必然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日军的好机会。

六日,杨成武下令:继续激怒日军,拖垮他们,寻找时机歼敌。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日军被牵着鼻子在山里转了一整天,早已疲惫不堪,忙着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

杨成武认为火候已到,应该在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的狭谷地带围歼日军。他命令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立即赶到寨头,堵住日军东出的道路。又派人通知第三团连夜开到黄土岭和上庄子南面的高地;命令分区炮兵营分别占领寨头东南和西南的高地;第二团绕到日军后面,形成对日军的包围。

当夜,日军指挥官已经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在活动,判断八路军是以一部兵力将自己引到黄土岭,然后调集主力向该地集结,进行包围。日军嗅到了被围歼的气息。

七日清晨,天空飘起细雨。日军指挥官显然改变了决心,放弃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意图,指挥部队冒雨向上庄子和寨头方向一边侦察一边交替掩护前进,看样子是想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涞源城。日军行进十分谨慎,速度也很缓慢,但他们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潜伏着的几千名八路军。

下午三点钟,日军全部进入八路军设伏地域,伏击阵地上突然枪炮声大作,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一部迎头痛击撤退的日军。第二团和第三团分别从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发起猛攻。贺龙师特务团从第三团左侧加入战斗。日军遭到突然打击,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的高地,并向寨头的八路军阵地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四点钟左右,第一团团长陈正湘举起望远镜,看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教场村里的一座独立院落内,有多名穿黄呢大衣的日军指挥官在活动,还不时地有人举着望远镜往山上察看。陈正湘忙把目标指示给分区配属给第一团的炮兵连的连长杨九称。炮兵发现这么好的目标,赶紧用迫击炮向目标连续射击。

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边的小院子里腾起一股股烟尘。穿黄呢大衣的人影,随着炮火扬起的尘土消失在望远镜中。

经过几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压到上庄子附近的狭谷底部。这天夜里,日军残部连续突围十多次,都被八路军击退。

黄土岭激战时,驻涞源、灵丘、易县、满城、唐县和完县的日军第一一○师团、第二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余部,分几路赶来增援,迅速向黄土岭方向逼近。

前方两军酣战,被围的日军不断发出战况报告和求援电报。8日早晨,日军飞机投下七副降落伞,除弹药和粮食外,还投下一名军官来指挥日军突围。被包围的日军很快就组成了临时指挥所,在五架飞机掩护下,向上庄子西北方向突围。

八路军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一部把拼命突围的日军拦腰截断,并将两百多名未冲出来的日军堵截在上庄子村里。大约有四百多名日军突出包围,冲到了上庄子村西北的高地,向司各庄方向仓皇逃窜,八路军第二团从右翼、第三团从左翼夹击这股日军,给他们以重创。

增援的日军进展迅速。为了避免陷入被动局面,晋察冀军区命令:参战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军九百多人,缴获大量战利品。

战斗结束,八路军部队进行战斗总结,聂荣臻打电话给杨成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

杨成武好一阵惊喜,他根本没想到黄土岭教场村被击毙的日本军官竟然是日军中将旅团长。他即刻命令第一团到战场上寻找阿部的遗物。当天,战士们找到了阿部的黄呢大衣,上面有镶着两颗金星的领章,还有一把嵌上了金包银的指挥刀。

毛泽东得知阿部规秀被击毙,极为振奋。他特地于11月24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驻重庆、西安、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要他们向各方广为宣传,粉碎国民党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

日本陆军部发布阿部规秀阵亡的公告之后,《朝日新闻》撰文称:“中将级指挥官在作战第一线阵亡,在日军军史上是少有先例的。”并且哀叹:“护国之花凋谢了。”

几天后,蒋介石给八路军发来贺电,并奖励价值三万元的军资。

但是,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国际友人。

白求恩大夫在军分区的甘河净医院,为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质炎的伤员动手术,掏龋洪骨时左手中指被划破,自己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来不及处理自己的感染,立即参加黄土岭战斗。他发着高烧,在火线上抢救伤员。战斗结束后,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他的病情已经恶化。

白求恩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赶在昏迷之前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患病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逝世。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唐县军城村修建了白求恩墓。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高度评价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颂这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

挑起涞源战端的多田骏,为阿部规秀的死亡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报复,派出三个师团在津浦线北段沿线烧毁四十八个村庄,屠杀中国军民五万六千多人,将二百五十六户人家满门杀绝,抢走三千六百多万斤粮食和二万八千多头牲口。五天后,他派人割下十个中国人的首级,来祭奠阿部规秀的亡灵。

这年12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了打破日军的分割,决定乘日军换防之机,对邯郸至长治的公路发起破击战。这条公路跨越河北与山西两省,横穿太行山脉,是晋南日军的重要运输线。

从12月8日起,刘伯承先派地方自卫队和游击小组袭扰日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掩护主力集结。14日开始,主力同时袭击邯长公路据点,破坏日军交通。22日夜,八路军攻克赵店镇。23日下午,又对黎城发起攻击,迫使守敌九百多人弃城向东逃窜。25日,又攻克涉县县城、响堂铺和井店镇。至此,邯长公路完全中断。

这次破击战共歼灭敌军七百多人,拔除据点二十三处。

12、中国军队全歼日军一精锐旅团

昆仑关,中国军队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

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以后,切断了中国从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但是,中国仍然能够从华南沿海的西江地区、深圳、汕头以及桂越公路、滇越公路和滇缅公路补给物质。日本军事当局企图彻底切断中国的这些对外联系通道,封锁中国大陆。

日军在这方面的作战,首先是从南进开始的。

1939年开始的第十五天,日军侵占涠洲岛。不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起航,2月10日拂晓突然在海南岛北部的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中国守军司令王毅率部抵抗,但兵力不足,阵地陆续被突破。下午三点,日军占领海口和琼山县城,接着占领定安和清澜港。中国守军化整为零,退到海南岛中部山区。

冯白驹领导的独立队,开赴南渡江的重要渡口潭口,冒着日本飞机对建筑工事的猛烈轰炸,阻挡日军渡江。然后,转到琼山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

几天后,日本海军三个陆战大队,从琼州海峡出发,在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和榆林。而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蒋介石发表讲话说:日军入侵海南岛,等于发动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但是,蒋介石的警告没有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家认为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部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是日本推行南进战略的起点。

在海南岛黎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打出广东省第十四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和文昌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琼崖特委吸收了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游击队,部队从三百多人发展到两千多人,游击战争扩大到海南岛南部许多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的少数民族,两万多人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沉重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日军占领海南岛两个月后,日本海军部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应由陆军和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后派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中国军队经法属印度支那获得海外最大补给的交通线。

果然,日军浜本喜三郎的第一○四师团一部及海军陆战队等共一万多人,在海军舰队及航空兵支援下,在汕头海岸登陆。驻守潮汕地区的张发奎第四战区吴奇伟第九集团军独立第九旅和地方保安部队,奋勇抵抗登陆的日军,但寡不敌众,日军相继占领汕头和潮州。

不久,日本第二十一军派久纳诚一第十八师团的一个联队加上一个大队的兵力,在保安附近登陆,当天占领深圳,第二天占领沙头角一带。

此后,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用一部分兵力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的中国军队补给路线。西尾寿造下令开始广西作战,动用的部队有陆军的今村均第五师团、盐田定一的台湾混成旅团和其他配合部队,以及海军的第五舰队和第三联合航空队,总共动员约三万人的兵力、七十多艘军舰、两艘航空母舰和大约一百架飞机。

日军主力今村师团就是原来的板垣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的机械化部队,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屡次担任主攻,号称“铁军”。中国军队在平型关和台儿庄挫败过它的气焰。

日本当局非常重视这场战役。他们相信,只要切断了供给线,中国就会丧失抵抗能力,日本就可以立即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完成对中国的侵略任务。日军大本营有人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11月9日,日军进攻部队在三亚港集结完毕。接替古庄干郎的新任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赶到三亚指挥。13日,舰队从三亚启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用十几艘军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第一七五师一个营,回击了日军的进攻。中国军事当局命令防卫部队炸毁北海市,但指挥北海保卫战的第五二四团团长巢威,认为日军不会在北海登陆,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当晚,日舰停止了对北海的进攻,转而攻击钦州。防城的企沙和龙门两地,守军各有一个营抵抗了一天,败下阵来,日军在这里登陆。

防守钦县犁头嘴的连长向团长黄廷才报告敌情,黄廷才竟然认为这是日军惯常的骚扰而已,不必认真对待。结果,毫无战斗准备的新编第十九师所属部队,在日军进攻下溃败,日军顺利登陆。

三天后,日军占领了钦县和防城,立即分兵北上。日军进攻黄固的新编第十九师师部所在地小董,黄固临阵退缩,只身逃跑,后被撤职,交军法审判。守军溃散后,日军继续北上。十万大山地区的土匪,组成许多便衣队,为日军做先导,帮助日军加快了北进速度。22日傍晚,日军抵达南宁市邕江南岸。

日军登陆后,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白崇禧,叫他不必继续参加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回桂林指挥作战。白崇禧要求蒋介石给他桂林行营主任的头衔,赋予他指挥全权,不让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插手,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蒋介石不仅同意他的要求,还把第五军等最精锐的嫡系部队调归他指挥。

白崇禧大权在握,立即电令第五军代军长杜聿明,率部乘火车从衡阳赶到广西南部;又下令夏威恢复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原已任命的蔡廷锴待命。夏威集团军立即集结,副总司令韦云菘率指挥所于19日抵达南宁,各部分别赶赴日军推进必经的地点阻击日军。

白崇禧本人同一天从重庆飞到桂林,两天后抵达迁江,设立行营指挥所。当日军接近南宁时,守军已有黎行恕的第一七○师抵达邕宁,苏祖馨的第一三五师两个团到达南宁市区,戴安澜的第二百师一个团抵达南宁东北的二塘。另外有六个军分别从外省向柳州和宾阳集结。由于原来没有找准防卫方向,部队重新集结过于匆忙,只能是亡羊补牢了。

11月23日,今村师团在飞机掩护下强渡邕江。夜晚,守军第四○五团团长伍宗骏,擅自指挥两个团放弃阵地,韦云菘命令苏祖馨截回后撤的部队,伍宗骏竟然抗命,不肯恢复原来的阵地,导致南宁市内正面没有军队防守,后来被判刑五年。

第二天拂晓,黎行恕师在邕宁与日军激战。上午,今村师团一个联队从市区渡江,下午,南宁全城陷落。

25日早晨,日军两个联队在飞机掩护下猛攻二塘阵地,黎行恕师和戴安澜师两个团顽强抵抗,第六百团团长邵一之和副团长吴其升阵亡。战况不利,黎行恕和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到高峰隘。日军没有停止前进,但自从在钦县和防城登陆后,在这里遭遇的抵抗是最为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

26日,安藤利吉宣布:所有日军组成邕钦兵团,由第五师团长今村均中将指挥。从这一天起,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高峰隘,守军顽强抵抗了几天,终于不支,在12月1日丢失阵地。日军向昆仑关推进。

昆仑关位于南宁到宾阳的公路中段,海拔六百米左右。沿途群山叠嶂,绵延不绝,悬崖深谷到处可见。它雄踞两山之间,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里只有一条公路通过,是将几百年前的旧式驿道加宽改建而成的。

白崇禧从衡阳调来的杜聿明军,在昆仑关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双方开火,在1939年底揭开了昆仑关战役的序幕。这场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

昆仑关以北的中国军队,由白崇禧的桂林行营指挥,下辖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和夏威集团军,连同广西教导队独立步兵第一团至第四团,总兵力约六万人。

接着,中国军队继续在这里集结。杜聿明军集结了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和邱清泉的新编第二十二师,装甲团、骑兵团、炮兵团和工兵团也全部抵达,当时中国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军全员上阵。蔡廷锴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叶肇的第三十七集团军,邓龙光的第三十五集团军,以及第五军所在的第三十八集团军,也陆续开到。徐庭瑶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包括李延年的第二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和姚纯的第三十六军。连同辅助部队,兵力共达三十万人。

在昆仑关和关南,有日本第二十一军的一部,下辖今村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拥有七十多艘军舰和大约一百架飞机,共计约三万人。后期又有近卫混成旅团和久纳师团的一个旅团抵达,兵员总数约十万人,实际参战的总兵力有四万五千人。

还在日军刚占领南宁时,白崇禧就要求趁日军立足未稳、兵力薄弱时发动反攻,蒋介石没有批准。白崇禧又要求杜聿明向蒋介石和军委会提出反攻要求,杜聿明赞成,向重庆要求在12月10日前发动反攻。

蒋介石疑人也用,用人也疑。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白崇禧,屡次请求不准,便只好求他的下属越级请求,结果还是不行。蒋介石迟疑不决,贻误了最佳战机。但是,日军指挥官过于轻敌,给中国军队留下了一些机会。日军接获汉奸密报,说昆仑关以北已有十多万中国军队集结,今村均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未予理睬。而日本的更高层还寄望于继续开展“谋略工作”,策动桂系反蒋——分裂的中国,无疑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

还在八月间,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便派出汉奸策反李宗仁、白崇禧和龙云,要求他们倒蒋,日军给予协助。日军的要求遭到拒绝。12月10日,今村均发出通电《致李、白将军书》,表示尊敬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的业绩;说什么这次进攻南宁,只是为了切断蒋介石政权的交通线,希望两位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促进日华提携。如果他们执迷不悟,要夺取南宁,日军的南宁驻屯军必胜无疑。最后,今村均说:“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殁之将军部下四千二百余名勇士,我军已予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祭,尚乞安心。”

但是,白崇禧不但没有投靠日本,还向蒋介石要求发动反攻,可惜蒋介石直到12月7日才突下决心。第二天,白崇禧将这个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

中旬,中国军队集结基本完成。蒋介石又派陈诚和李济深监督白崇禧作战,张发奎也从韶关抵达迁江。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

按照白崇禧的部署,北路军总指挥徐庭瑶,率领杜聿明军主攻昆仑关;傅仲芳第九十九军的第九十二师绕过伶俐圩西进,攻击七塘,侧击昆仑关的日军。西路军总指挥夏威,率领周祖晃的第一纵队攻击高峰隘;韦云菘的第二纵队在南宁南部苏圩集结,阻止日军从后方增援南宁。东路军总指挥蔡挺锴,率领何宣的第四十六军向陆屋和灵山破袭邕钦公路;叶肇军攻击昆仑关侧翼古辣和甘棠的日军。傅仲芳军另外两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

16日,杜聿明召开第五军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的攻坚战。他制定“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以戴安澜师和郑洞国师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师为右翼迂回部队,从小路绕过昆仑关,攻占五塘和六塘,打击南宁方面的日本援军;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领两个补充团,担任左翼迂回支队,绕过甘棠和长安,攻击七塘和八塘,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日军退路,阻击日军援兵。

昆仑关守敌为今村师团主力中村正雄第二十一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日军第四十二联队和第二十一联队部署在九塘至南宁一线。中日两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今村均的轻敌,再次帮助了中国军队。他在同一天命令及川原七的第九旅团的几千名日军奔袭龙州和镇南关,这支部队于17日出发,而中国军队总攻击时间定在18日拂晓。

18日凌晨,战斗打响。第五军的重炮团以及各师炮兵营同时开火。日军炮兵还击,上百架飞机在中国军人头顶轰炸。炮火延伸后,戴安澜师与郑洞国师开始攻坚,打到夜晚,郑洞国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仙女山、老毛岭、万福村、罗塘和四一一高地;戴安澜师攻占了六五三和六○○两个高地。昆仑关主阵地易手。

19日中午,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中村旅团三木联队再次夺取昆仑关。其他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两军激烈争夺。邱清泉师右翼迂回部队占领五塘和六塘,其中五塘又被日军夺去。日军盐田定一的台湾混成旅团被邱清泉率领主力堵在六塘激战。郑洞国派郑庭笈的第三团从右翼包围九塘,利用黑夜攻占了九塘西侧的高地。

20日,昆仑关的日军阵地渐渐动摇,频频告急。今村均命令中村正雄率领坂田第四十二联队增援昆仑关,也被邱清泉的部队堵在九塘,激战两天不能前进,直到22日拂晓才抵达七塘,又被阻截。中村本人第二天上午受伤。下午1点半,三木联队从昆仑关告急:"黄昏前旅团如不能到来,第一线难以确保。"

另一方面,盐田旅团两个联队在邕钦路上被第一七五师各部阻击,不能及时赶到昆仑关。第一联队被巢威的第五二四团堵在陆屋,激战三天不能通过,渡边大佐被击毙,残部逃回钦县。

20日,今村命令奔袭龙州和镇南关的及川旅团分出第三大队,乘坐汽车返回,驰援昆仑关。

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和整个桂南会战进展缓慢极为不满,下令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蒋介石发出如此严厉的命令,是因为守军的一些失误。西路军黎行恕师发起高峰隘战斗后,占领了附近山头,但当晚就被日军偷袭,第二天失守,败退到葛圩一带。白崇禧到前线督战,部队也无法重占高峰隘,致使阻击日军援兵的初衷无法实现。

另外,第一三一师在西长圩截击邕龙路的日军伊藤大队,今村均派出南宁仅有的两个中队和两个机枪小队前往援救,在苏圩附近遭到第一八八师阻击。第一三一师把伊藤大队围了整整三天,却不敢近战,致使这支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突围返回南宁。

24日,今村均命令及川旅团返回南宁,日军撤离龙州和镇南关。白崇禧得知第一批回窜的日军逃脱,第二批正在返回,惟恐他们增援昆仑关,便给韦云菘发出急电:“如再放过第二批回窜的敌军,影响主力兵团方面的战局,该副总司令应受严惩。”但是,地方部队为了保存实力,互相推委,日军主力仍然逃脱了。

冯璜在接任第一七五师师长时,白崇禧对他有过交代:“现在大敌当前,第十六集团军各部队长官间还闹意见,你见到他们时,传达我的意思,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放弃成见,共同抗日。”而夏威却对冯璜说:“抗战是相当长期的,不可把本钱一下赌光。”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郑庭笈的迂回部队立了大功。他从望远镜里发现,九塘公路边的大草地上,有日本军官在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日本军官死伤惨重,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中村正雄少将就是被炮火击中在24日身亡的,只是无法明证是被哪一次炮火所击毙。

中国军队第二次夺回昆仑关阵地。但不久又被日军夺走。

到23日,仅杜聿明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两千多人,日军伤亡也在一千人以上。六天激战,战果并不理想,而日军援兵已从各地开来,形势急迫。杜聿明分析,昆仑关之所以两得两失,是因为日军在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致使攻击部队失败。他决定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从外围攻击各个据点,逐渐缩小包围圈。

25日,郑洞国师第二团在团长汪波率领下,步炮协作,攻下罗塘南高地,全歼日军两百多人。这是很重要的突破,杜聿明传令嘉奖。接着,各师和各团军心振奋,依次攻克昆仑关周边的各个高地。

同一天,日军盐田旅团的两个联队到达八塘,中村旅团的坂田联队到达九塘。中村被击毙后,坂田联队长代理旅团长。

这时候,杜聿明提出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歼灭这个旅团。白崇禧批准了他的计划。杜聿明调回第五军全部兵力,猛攻昆仑关,还把叶肇集团军的第六十六军和总预备队傅仲芳军的两个师,全部用于打击八塘以南的日军援兵。

28日,经过重新部署的第五军加紧攻关,两天后,将昆仑关周围的日军据点和侧防机关基本肃清,关里的日本“铁军”主力第二十一旅团已成瓮中之鳖!

陈明仁的陆军预备第二师,也被调来增援昆仑关。陈明仁接到命令,立刻命令三个步兵团强行军到衡阳,转乘火车到柳州,然后日夜兼程,赶到昆仑关。

陈明仁组织敢死队向昆仑关日军占据的三二四高地进攻。第五团敢死队担任正面攻击,第四团敢死队担任左翼攻击,第六团敢死队担任右翼攻击。陈明仁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战术:“盯黑不打白”,进攻都在夜间进行,白天只派少数官兵潜行侦察敌情,一到夜幕降临,马上出动攻击。

陈明仁的部队一连三晚不断猛攻日军碉堡,摧毁敌堡多处,迫使大部分日军退到第二线。

日军不甘失守,增援反扑,陈明仁师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日军冲上来,守军就出阵肉搏,双方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和战刀,兵对兵、将对将地厮杀在一起。刀枪交错,杀声震天,血流遍地,战斗异常惨烈。陈明仁的部队打败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全部拿下了三二四高地。

陈明仁继续指挥第四团向九塘进攻,第五团则从三二四高地尾追日军,向前推进,乘胜占领了百登岭高地。

昆仑关北面的界首高地,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这里的攻坚战打得分外激烈。郑洞国师的郑庭笈团,被杜聿明调拨给戴安澜师指挥。郑庭笈团在28日晚发起攻击。他们顶着日军飞机的扫射轰炸,不顾牺牲,顽强进攻。郑庭笈派出爆破手,将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九个步兵连中,七个连长在日军火力下伤亡!郑庭笈始终在火线指挥,他身边的司号长李均中弹牺牲。郑庭笈团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第二天,邱清泉师的邓军林团攻克昆仑关。

这是一场漂亮的攻坚战和歼灭战。第五军全歼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先后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和代旅团长坂田元一,以及两名联队长、一名副联队长和三名大队长。日军班长以上军官死亡超过百分之八十五,士兵死亡四千人以上。第二十一旅团名存实亡。中国军队伤亡一万人以上,但基本干部损失不大。

桂南会战整体上是中国军队失利,昆仑关战役却是一个大捷。中国军队靠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争夺,赢得了战役的胜利。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精锐旅团,消灭它的全部指挥官,尚无第二例。日军的战史说:“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不过,蒋介石认为这次胜利代价太大,尤其痛心第五军伤亡惨重。但是,陈明仁师伤亡不大,在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对所有参战部队没有表彰,惟独对陈明仁赞赏备至。

广西民众在战役结束后编了一首快板,传颂陈明仁的战功:“陈明仁,好将军,带兵作战真英勇。昆仑关,古战场,日寇休想来侵犯。”

第五军第三次攻克昆仑关以后,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残部和盐田旅团的两个联队仍在九塘至八塘之间。1940年元旦的中午,日军及川旅团几千人抵达八塘,今村均命令及川原七少将接替被击毙的坂田元一担任前线总指挥。这一天,日军飞机对四四一高地的北侧狂轰滥炸,步兵大举进攻。

在攻打昆仑关时,郑洞国师攻占了四四一高地的北侧,日军顽强守卫这个高地的南侧。郑洞国师守卫高地的一个团加一个营,战到只剩一百多人,仍然坚守阵地。

第二天拂晓,郑洞国师动员全部残余兵力反攻,激战一整天,毫无进展,双方维持原有阵地。第三天,杜聿明调集戴安澜师主力和邱清泉师一部,协同郑洞国师继续战斗,战况更为惨烈,双方死伤极为惨重。入夜,日军抵挡不住,败退九塘,战斗结束。郑洞国师因伤亡惨重,奉命撤出战斗,转移到思陇休整。

第五军继续向南宁方向进攻。败退九塘的日军,奉命放弃九塘,撤退到八塘固守。邱清泉师进驻九塘。

第五军开始进攻八塘,日军拼死抵抗,拼杀了八天,毫无进展。第五军连日苦战,伤亡过重,人员疲惫,战斗力减弱,奉命转移休整,姚纯的第三十六军接替攻击。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保存嫡系部队的举措,其实第五军休整补充也属正常。战场上还有二十万中国军队,撤下第五军对兵力并无很大影响。

蒋介石在新年的第七天飞到桂林,三天后赶到迁江,与白崇禧和陈诚等人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白崇禧提议:乘日军新败,援军未到,以新到广西的李延年第二军、甘丽初第六军、姚纯第三十六军连同傅仲芳军,会同第五军等部队,全力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

第二天,白崇禧已经下令准备开战,返回柳州的蒋介石,给他送来一封信,推翻前一天会议上的决定。这样,白崇禧只好发布新的命令,改变作战部署,中国军队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日军赢得了时间,从容部署部队,直至发动反攻。

日军大本营被中国军队的攻势所震撼,派参谋次长泽田茂从东京赶到广州。第二十一军副参谋长等人,陪同日军参谋本部和中国派遣军的高级军官到达南宁,也未能改变第二十一旅团覆灭的命运。今村均企图亲自上阵,动用第五师团全部兵力为第二十一旅团报仇,打算在元旦日开始与中国军队决战,但安藤利吉命令他固守南宁待援。

7日起,日军调往桂南的久纳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共一万五千人从广州上船。10日,第二十一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定于下旬在宾阳以南地区和中国军队决战。

如果不是蒋介石朝令夕改,白崇禧趁日军援兵未到,全歼今村师团的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他失去了这个机会。

14日,日军近卫混成旅团第四联队三千多人在钦州登陆。两天后,另一支一千多人的日军部队,在钦县和灵山交界的泗合坳,与守军第五二四团激战三昼夜,丢下两百多具尸体。何宣的第四十六军包围了日军的整个联队。日军伤亡惨重,但主力在飞机掩护下突围。

另一路日军是盐田旅团,与韦云菘的西路军在塘报一带激战。日军部队实现了在南宁周边的集结。中国军队几天前没有乘胜攻击,使日军顺利完成了反攻准备。而中国军队在昆仑关大捷中激起的斗志,经过半月固守的消磨,已经云消雾散。直到25日,白崇禧才在迁江指挥所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商讨对付日军反攻的对策。

会议决定,徐庭瑶指挥李延年第二军、姚纯军和傅仲芳军为中路军,固守九塘和昆仑关一带;甘丽初军为右翼军,向三庄岭方向侧击日军;叶肇军为左翼军,在甘棠方向阻敌。这个部署,与十几天前被蒋介石否定的那个乘敌空虚迅速进攻的决策相比,变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更要命的是,白崇禧没有料到,日军会采取包抄战术。23日,安藤利吉抵达南宁,第二天下达反攻命令。日军今村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和盐田旅团的主力,在今村均指挥下,沿邕宾公路向昆仑关进攻;久纳师团全部和近卫混成旅团一部,由久纳诚一指挥,沿邕江南岸东进,在永淳渡江北上,迂回包抄昆仑关后路。

今村均指挥的正面进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但白崇禧发现:日军真正的主力在甘棠方向#狐严重威胁着昆仑关一带的中国军队。

白崇禧急令刚从广东调来的邓龙光第六十四军火速进军甘棠;樊崧甫率主力第一七五师从江口北渡郁江,协同阻击进攻的日军;另派甘丽初军第四十九师南下武陵圩,阻止日军北上宾阳。不过,这些措施都太迟了!日军在2月1日开始总攻。

蒋介石偏偏在紧要关头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恰恰在日军开始总攻的这一天,他命令张发奎接替白崇禧指挥桂南战役。临战易帅,是古今中外的兵家大忌。张发奎上任伊始,就命令叶肇军固守原阵地,并且侧击日军。他还命令所有增援部队向甘棠集结,预定2月2日在甘棠向日军发动攻击。这个命令传达到各部,比日军的打击晚了许多。

叶肇的部队遭到攻击,他擅自下令,只做稍微抵抗,就向黎塘和陶圩撤退,根本不理会防线背后没有设置预备队。这一撤,导致中国军队的阵线彻底崩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便长驱直入宾阳,日军飞机炸毁设在宾阳的徐庭瑶集团军总司令部,导致通讯中断,战场一片混乱。2日下午,日军开进宾阳县城。

在九塘和昆仑关防御的傅仲芳军、姚纯军、李延年军和甘丽初军,失去了集团军的指挥,各自为战;宾阳失守,后路被断,致使军心溃散,部队沿山间小路各奔东西。3日,今村均的部队顺利夺取了九塘和昆仑关。李延年军副军长郑作民中将在撤往上林时中炮身亡。4日,日军占领上林,6日占武鸣,7日占黎塘。第五军将士浴血奋战半个多月才攻占的地盘,几天内就被日军夺去。

安藤利吉到达宾阳的当晚,宣布宾阳战役结束,应将兵力集结在南宁附近。8日,日军各部停止追击,返回南宁。

宾阳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于22日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上一年冬季攻势作战,纵论日军的战术。他说,日军战术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快,善于运用快速突击,乘人不备攻击过来。二是硬,坚守阵地,不易动摇。三是锐,惯用锥形突击战术。四是密,行动保持秘密,令人莫测。他又说,日军的短处也有四点。一是小,投入兵力已到极限,以后只有小兵力侵扰。二是短,只能有短时间的战斗力。三是浅,不能深入内侵,只能作近距离攻击。四是虚,预备兵力用尽了,后方完全空虚。

日军得到蒋介石在柳州开会的情报,派出轰炸机,企图轰炸蒋介石的住地。23日下午,日机飞临柳州上空。蒋介石刚好午睡初醒,时间是2点15分。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命令卫士辨明飞机的方向。他忽然警觉:日军飞机一定是来炸自己的。他连忙披衣整装外出。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慌张不亚于他在西安事变开始的时候。

蒋介石走到外面,侍卫长王世和说:“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要紧。”蒋介石不相信,急忙躲进后山上层的防空洞。不一会,二十多架日机一齐向防空洞上投弹,不久又飞回来低空俯冲投弹。炸弹都落在防空洞右上方五十米到一百米,有的落在山顶上,一共炸伤十二名卫士。蒋介石安然脱险。

蒋介石对日军的飞机如此警惕,是因为两个月前他已经吃过了苦头。西安事变三周年那一天,日军派飞机轰炸了他的故乡奉化县溪口。他的故居“报文堂”、“文昌阁”等在轰炸中被毁。他的元配夫人毛福梅不幸罹难。长子蒋经国接到噩耗后兼程赶回家乡,为母亲奔丧,写了“以血还血”四个大字,刻在他母亲罹难处的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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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军官:他是支那好汉

日苏诺门坎事件发生后,北满的日军主力大部分调往边境,黑嫩平原的抗日斗争有了蓬勃发展的契机。活跃在黑嫩平原的各路抗联部队,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他们于1939年5月在得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成立了抗联第三路军,与抗联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形成犄角之势。三路联军摆成一个大三角形,更有利于配合全国的抗战。

中共北满省委指挥第三路军各部深入敌战区腹地,把游击战争从山边推向平原。黑嫩平原上掀起了抗日新浪潮。

冯治纲率领第十二支队在9月18日强攻讷河县城,乘敌不备,一举攻克了伪县署和伪警备队的北大营,活捉了伪军团长等一批伪官吏,打死日军十多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第三支队的队长王明贵则盯上了克山县。这里地处平原地带,公路、铁路及电话网四通八达,是日军重点经营和派有重兵把守的要地。日军的顺口溜说:“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大东亚共荣圈,皇军不可战胜。”王明贵不信邪,就要在这里捅出个“窟窿”。

攻打克山的头一步,是要把敌军从克山城里调出来。八月份的时候,王明贵带着部队在北兴镇一带不断出击,每到一地,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然后,让老百姓去向日军报告。日军一开始不肯轻易出城,但他们听了多次报告,在城里呆不住了。

王明贵在九月中旬接到报告:从北兴镇到克山去的公路,都要经过屯子一侧,沿途高粱地挺多,比较好隐蔽。到了克山县城附近,地里长的都是矮棵的庄稼,只有离城七里多的地方,有一块高粱地可以隐蔽。眼下,日军强迫农民提前割地,企图尽快放倒青纱帐。

王明贵一听,当即决定: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21日,王明贵带着第三支队,刚从侯家屯出发,就听到哨兵大喊一声:“谁?”

对面回答说:“九支队!”接着,冯仲云和第九支队长边凤祥从对面走来。原来边凤祥支队就住在前屯,可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就在跟前。

冯仲云听王明贵汇报了攻打克山的计划,说:“我看就让九支队和你们一起行动吧。”

边凤祥说:“同意。”

王明贵说:“两个支队一起行动,那就由冯政委指挥吧!”

冯仲云说:“不行。我对情况不熟悉,还是由你来指挥。”

部队在24日夜间进入距克山县城七里多地的那片高粱地,挖好了工事。天快亮时,战士们躺在工事里睡了起来。

王明贵心情却挺紧张,附近的敌情使他难以入睡。紧靠高粱地东头的公路,日军的汽车和农民的大车来来往往,不时传来马达的轰鸣和马车夫的吆喝声、鞭子声。日伪军和来往的行人川流不息。附近的一块块地里,老百姓正在收割庄稼。西头有几个小猪倌在放猪,嘴里哼着小曲。部队正处在日伪军眼皮底下,一旦暴露,攻打克山县的计划就落空了,还会遭受大损失。他担心农民割地会把部队割出来,小猪倌进地找猪会把部队找出来……他通知各大队管理好武器防止走火,不准说话,不准离开工事,四周的哨兵发现猪进高粱地,立即慢慢轰出去,发现有人来就立即扣留。

谢天谢地,令王明贵提心吊胆的一天总算平平静静过去了。事先派进城里的侦察兵回来报告:“一切正常,情况没有什么变化。”

黄昏降临,部队换上伪军服装,打着伪军的旗帜,排成两纵队,大摇大摆向克山县城走去。进城后,王明贵支队和边凤祥支队分开,向各自的攻击目标奔去。

抗联队伍来得突然,城里的伪军根本没有准备。边凤祥支队攻打伪军团部,王明贵支队攻占伪县公署、打开监狱放出爱国群众,都没有遇到大麻烦。伪军一听是抗联队伍打进来了,大多数人不是举手投降就是撒腿跑了。只是王明贵支队攻打伪县公署大院后面的警察学校时遭到了抵抗,司务长中弹牺牲。参谋长王钧带人去没收银行,碰上了一个不知死活敢于抵抗的伪职员,还有顽固无比的金库。战士们打死了伪职员,却无论如何也砸不开保险柜,只好丢下它,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伪币带走了。

当克山城里打响以后,住在西大营的伪军几次试图进城增援,都被抗联阻击部队打了回去。西门外的日军凶得多,日本守备队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两汽车日军,拼着命往城里冲。他们在明处攻坚,抗联在暗处打援,他们连冲两次都失败了,只好撤走。

日军撤走了,王明贵达到了预期目的,并不恋战,下令撤出县城。这一仗,抗联牺牲一人,轻伤三人,战果累累:重创增援的日军,击毙一名日本警正,打死打伤二十多名伪警察,俘虏一百多名伪军,缴获四门迫击炮、一千多支步枪和几万发子弹,击毁三台日本军车,从监狱解放出三百多人,有一百多人参军。

攻克克山县城后不久,王明贵支队与边凤祥支队分开,准备西渡嫩江,开辟新的游击区。王明贵和王钧率领八十多骑奔赴大兴安岭山区,打响了著名的霍龙门战斗。

嫩江北部的霍龙门,是当时北黑线上的铁路总供应站。站内储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粮食和被服。

王明贵在战前进行了详细的敌情侦察。他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赶大车的,赶到离霍龙门只有十多公里的炭窑,走进炭窑窝棚,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忙着做饭。他们向老人说明了真实身份和来意,要求他协助侦察敌情。老人说:“为了抗日救国打日本,有啥需要我办的就尽快说吧,咱没说的!”

老人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霍龙门的日本兵营,常驻兵力很少,每天从嫩江站开来一列车日军,有时住下,有时返回。

王明贵请老人带修身去霍龙门车站侦察敌情。老人说:“最好我一个人去侦察,免得引起敌人怀疑或出现意外。”最后约定,当晚到炭窑窝棚听消息。

天黑时,老人回来了。他亲眼看见了三四百名日军上了开往嫩江县的火车,就赶紧回来报告。

10月17日晚,部队接近了霍龙门,在一个山脚下停住。各大队按战前部署,由炭窑工人带路,分头奔向进攻目标。

徐宝和率领第八大队最先到达伪军骑兵连营房。伪军哨兵向冲锋队开枪,成了抗联部队发起全面冲锋的号角。冲锋队员手持早已准备好的两条毛毯,往铁丝网上一搭,后边的战士紧跟着冲入院内。伪军骑兵连的官兵躺在炕上就成了俘虏。

经过九十分钟战斗,王明贵支队缴了伪军的枪,打死打伤六名日军,俘虏了二十多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日军的铁路供应总站,变成了王明贵支队的物资补给站。每个战士装备了两匹战马、全新的军大衣、棉衣、皮鞋、皮帽、皮手套和两条毛毯。他们将分给群众以后剩下无法带走的物资付之一炬,使霍龙门变成了“火龙门”。

1939年秋天,日军严重破坏了松花江下游的抗日游击区,又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关东军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警宪特共七千五百多人,大规模进攻抗联部队。日军把杨靖宇视为眼中钉,成立了四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部队个个使出了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打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死死叮住,越区追赶。

日伪军的这些损招,使杨靖宇的部队陷入了困境。

杨靖宇在1940年初率部回到蒙江县。为了筹集给养,袭击了日军的重要据点龙泉镇。这次袭击取得了战果,但暴露了行踪。日伪调来大部队,在蒙江境内到处张罗布网,决心一举消灭杨靖宇。

杨靖宇的部队改变集中兵力夺取衣食的计划,化整为零,采取了一系列迷惑敌军的措施,日伪军一时无法确定杨靖宇的准确去向。

1月21日,部队在蒙江县马家东南方密林地区与日军“讨伐队”作战,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然后叛变。他是知道杨靖宇行踪的。

日军按照丁守龙提供的情报,一次又一次把搜捕的大网准确地撒到杨靖宇所在的小部队头上。杨靖宇带着小部队左突右冲,总是冲不出包围圈。这时候,部队里又有一个张秀凤叛变。杨靖宇带着十五名战士,被张秀凤带走七个,只剩下七名,一个脚肿,一个有病。

日伪军对这几名抗联军人紧紧追杀,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人,被日军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三名军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两个警卫员冒险下山买粮,牺牲在日军枪口下。日军从他们的遗体上搜到杨靖宇的印章,估计他就在附近山上,于是加紧封锁各条道路。

杨靖宇孤独地熬过了饥寒交迫的五天。为了生存和战斗,他孤身下山买粮,走到三道崴子路边,碰到几个打柴人,便请他们代买粮食和棉鞋。这几人中,有一个是伪满的牌长,回到村里就向日军告密。“讨伐”队迅速开到,将筋疲力尽的杨靖宇包围在一片小树林里。日军逐步逼近到五十米处,喊话劝降。杨靖宇一声不吭,双枪射击,连续打倒五名日军,“讨伐”队一死四伤。日军知道已经没有指望活捉杨靖宇,就猛烈开火,杨靖宇左腕中弹,手枪落地,右手的驳壳枪还在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倒在地上,壮烈牺牲。

日军估算,杨靖宇饥饿已有半个月,完全断粮至少在五天以上,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山林,没有房屋可以御寒,坚持活下来了,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将杨靖宇的遗体送到县医院解剖,切开肠胃,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在场的中国护士禁不住流下热泪,日本军官则狠狠地说:“算他是支那的一条好汉!”

日本关东军将杨靖宇的头颅切下,送到伪满的“新京”长春保存,同时在杨靖宇殉难处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将遗体下葬,以这位中国将领的顽强为榜样,训戒自己的部属。

长春解放后,泡在药液中的英雄头颅被找到,脸上冻伤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人们用他的头颅制作了塑像的印模,然后将头颅与躯体合葬在通化烈士陵园。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的重担全落到魏拯民身上。但是,久病的魏拯民已经难以胜任率军到处转战的重任。中共党组织决定,把他送到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的牡丹岭密营养病。

密营的生活极其艰苦。秋天,日伪“讨伐”最为频繁。密营里古木参天,浓林密布,不见天日,遇上下雨天,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没过多久,魏拯民就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入冬后,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度,他们却不敢生火取暖,只要一生火,日军飞机就会发现地面冒出的烟,便会出动部队或用大炮轰击。

密营里,人们还受到饥饿的威胁。他们不得不经常冒险去打猎。魏拯民的警卫员黄正爱,在与黑熊搏斗时牺牲。1941年3月8日黎明前,魏拯民从昏迷中醒来,吃力地把一包文件交给身边的通讯员,再三叮嘱他一定要交给党组织,转给党中央,然后停止了呼吸。

2、百团大战:“挖心战”

毛泽东在1940年初写完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章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系统地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从1939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在1940年1月中旬提出:“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它磨入海里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听劝阻,继续制造中国人之间的磨擦。就在同一个月下旬,石友三的国民党部队在冀南地区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包围缴械,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2月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出:对石友三采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消灭之。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二十五个团的兵力,统由宋任穷和程子华指挥,寻歼石友三部。

战斗原定2月11日打响,但发现石友三于9日秘密南逃,八路军提前发起追歼,当天就歼灭石友三顽军两个团,并将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地区。石友三的主力连日被围,伤亡惨重,于15日夜向西突围。八路军以六个团兵力在两侧平行追击,继续杀伤顽军。日军出动三千多人推进到广平和邱县之间,接应石友三,向八路军进攻。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和临漳之间渡过漳河,八路军停止追击。

这一仗,共歼石友三顽军两千多人,击溃七千多人,稳定了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的局势。

同一个月,蒋介石命令石友三和朱怀冰等人的部队再次进攻太行南部和冀南地区,同时命令黄河以南的两个军迅速北进,协同夺取这两个地区。八路军总部赶在黄河以南国民党军北渡黄河之前,命令宋任穷和程子华率部再次痛击石友三。

3月4日凌晨1点,来自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的各路八路军部队,发起卫东战役,击溃石友三顽军一个团,俘虏八百多人。6日,顽军分几路南逃,11日退到民权以东地区。八路军共歼灭顽军三千六百多人,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在十一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派刘伯承师打击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的顽军,保卫太行山南侧。朱怀冰自不量力,对八路军的态度非常蛮横。他的部队在2月18日突然袭击冀南磁县八路军驻地,杀害一百多名八路军官兵。他还胆敢跑到八路军总部,要朱德把河北让给他。他威胁道:“究竟是让还是打?”朱德回答:“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扬言要打,朱德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

朱怀冰很快就懂得了朱德这番话的分量。刘伯承和邓小平在3月5日集中十三个团的兵力,集中打击古台、前后牧羊池、南王庄和青碗等地的朱怀冰顽军。6日,又向两岔口和贾壁等地的顽军主力夹攻,朱怀冰遗弃辎重及后方机关,率部向林县溃逃,八路军随后追击。7日9点钟,八路军一个团插到东南岗地区,阻滞顽军南逃。8日4点钟,八路军在姚村以东截住顽军主力一部,歼敌三千多人。朱怀冰最后只剩两千多人,逃入修武境内。

磁武涉林战役,八路军歼灭顽军一万多人,朱怀冰失去了威胁八路军的本钱。卫立煌赶紧出面请求八路军停止进攻。双方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南面为国民党军队防区,北面为八路军防区。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蒋介石在黄河以北八路军这边吃了亏,下决心要在长江以南新四军那边找回便宜。这是后话。

1940年2月,罗荣桓与陈光打算创立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近期目标是攻占费县西部的白彦乡,经营天宝山,争取与泰西山区和沂蒙山区打通联络,将一部分主力留在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白彦是抱犊崮与天宝山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从山东南部前往沂蒙山区,必须经过白彦乡,因此攻占白彦是第一一五师实现这个作战方案的关键。

但是攻占白彦并非易事。白彦乡有个大恶霸地主,名叫孙鹤龄,有钱有势,还有自己的武装,在庄园周围建有炮楼,当地人把白彦称为“祝家庄”,孙鹤龄自然就是“庄主”,他儿子孙益庚是乡长。

第一一五师早就派人争龋猴鹤龄一道抗日,但孙氏父子断然拒绝。他们勾结日伪,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阻塞交通,不许八路军发展根据地。

春节前的一天,第六八六团团长张仁初接到通知,飞马赶到师部。陈光把他带到作战室,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说:“张仁初,有任务了,师部决定让你们团去拔个钉子。”张仁初趋前一看,那个小黑点正是张仁初眼中的钉子白彦。

张仁初是湖北黄安人,是经历过长征磨练的军官。他念书不多,却身经百战,打起仗来,眼珠一瞪,便勇猛冲杀。张仁初能打下白彦,罗荣桓和陈光毫不怀疑。只是八路军夺了白彦,日伪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复争夺,张仁初必须做好准备。陈光给张仁初讲了任务,罗荣桓又叮嘱道:“这可是个咽喉之地,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我们拔掉了,敌人还可能再钉上,要准备与敌人反复争夺。”

张仁初点点头,表示知道战斗的复杂性。

“打下白彦后,”罗荣桓右手来回一划,接着说,“要立即把敌人留下的工事毁掉,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发动群众,是我们在白彦立足的关键。”

“明白。”张仁初懂得,坚固的工事对于八路军并无多大好处,让日伪占据了反而是麻烦。八路军的铜墙铁壁是民众,而不是工事。

为了解除张仁初的后顾之忧,陈光又说:“我们已经命令梁兴初部在郯城、码头镇一带牵制南面的敌人。另外,苏鲁豫支队的胡田大队,也从陇海路南开过来了,再加上特务团,都要配合你们作战,还要通知孔昭同部在北面策应。我们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你尽管放心地打。”陈光所说的胡田大队,是由胡炳云和田维扬指挥的队伍。

张仁初向两位首长敬礼告辞,回去准备作战。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六,天下着鹅毛大雪,大炉镇西面的抱犊崮戴上了一顶白帽。大雪纷纷扬扬,罗荣桓和陈光带领师部出发。师部是白天走的,张仁初团走得早,前一晚就出发了。

雪夜是发动奇袭的好时机。第一一五师过完春节就打白彦,日伪军没有防备,进攻十分顺利。正月初九,张仁初团第一次攻下白彦,孙氏父子下落不明。后来才知道,他们攻打白彦的前几天,原东北军霍守义师憎恨孙鹤龄父子当汉奸,勾结红枪会打死他们的伤员,在大年三十发动突袭,将孙氏父子活捉处决了。

张仁初团攻下白彦后,打开孙鹤龄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那些把附近的树皮都剥光当粮充饥的贫苦百姓,手捧分到的口粮,眼里闪着感激的泪花。八路军拆毁了孙鹤龄经营几十年的碉堡寨墙。3月4日,罗荣桓来到白彦检阅部队,对大家说:“我们占了白彦,就像掐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是不会甘心的,现在他们肯定正在拼凑兵力,要夺回白彦。我们不能在这里和敌人死拼,要撤出去打。经过反复争夺之后,白彦终归会回到我们手里的。”

果然,过了三天,驻邹县的日军一百多人向白彦扑来。小股日军只是过来试探,第一一五师特务团打它一个伏击,他们就缩回去了。

12日,日伪军调集七百多人向白彦合击。八路军主动撤离白彦,在白彦两侧的山地里抗击来犯的日伪军。敌军艰难地占据了白彦,得到的是一座空镇,要修工事,抓不到民夫;要吃饭,找不到粮食;要喝水,井被封了。

当晚,张仁初团一部又攻打白彦。日伪军无险可守,只得撤退。

19日,日伪军拼凑两千多人,分为两路,东西对进,在白彦外围与八路军激战两天,再度占领白彦。当晚,第一一五师又借助夜色掩护攻进白彦,与日伪军展开白刃肉搏。日军支持不住,施放了一阵毒气,逃之夭夭。

日军施放的毒气,没给八路军造成伤亡。第一一五师在战前进行过防化训练。这支由“泥腿子”武装起来的军队,掌握了防化技能,是十分先进的。1939年,抗大第五期特科防化队的部分毕业学员,分配到第一一五师普及防化训练。部队受训不久就派上了用场。参加白彦战斗的部队,尝到了防化训练的甜头。

在连续十四昼夜的三次白彦争夺战中,第一一五师共歼灭日伪军八百多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日军三败白彦,从此不再问津。

白彦战斗的胜利使鲁南山区军民为之振奋。在赶来慰问的老百姓中,有位开明士绅说:“开始我见到你们拆毁工事,还认为你们不敢与日军打,现在才知道,这是好计谋啊!”

打仗当然要靠计谋。八路军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对手,要想战胜日军,必须在谋略上胜人一筹。

日军在白彦连吃败仗,极为恼火。鲁南抗日根据地形成,严重威胁着津浦、胶济和陇海三大交通线。4月14日起,日本第十二军决定动用重兵,围攻第一一五师主力。日军出动井出铁藏第三十二师团、田中久一第二十一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各一部,共八千多人,分多路向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的合围和梳篦式“扫荡”。

日军变换战术,先“扫荡”边缘地区,建立据点,步步为营,向根据地中心推进。针对日军的策略,第一一五师在内线与外线结合作战,师部率领特务团和地方武装在内线牵制日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内线部队灵活穿插,和日军周旋,在大炉以西和日军作战。外线主力从21日起到30日止,在崮口山区、费县西北、峄县西南和驼山等地大战日军,歼灭日军五百六十多人,迫使日军在5月上旬结束“扫荡”。第一一五师在三十多次作战中,毙伤日伪军二千二百多人,随后向天宝山等地发展。到这年底,开辟了鲁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鲁中、湖西和鲁西的联系。

冀中是1940年日军“扫荡”的重点。2月和3月,日军两次寻歼冀中八路军主力落空。4月上旬,多田骏调集富永信政第二十七师团、饭沼守第一一○师团和谷川美代次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各一部及伪军,总共三万多人,分几路对冀中全面“扫荡”。

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避开日军的锋芒,选择有利时机打伏击。4月23日,第十军分区部队在平景一带设伏,歼灭进犯固安、新城和永清的敌军一百多名。28日,该敌南返,又遭到第十军分区军民的袭扰,被迫于5月底撤回平汉和津浦铁路沿线的据点。

同时,第四军分区和第三军分区部队也在潴龙河与子牙河地区袭击日军“讨伐”队。4月16日,第四军分区一部在王力地区歼敌三百多人。25日,日军派一千多人合击驻白塔的八路军第三十团,全团官兵激战一整天,歼敌两百多人,跳出合围圈。随后,第四军分区军民作战十多次,歼敌六百多人,迫使日军于5月下旬撤回原防。第三军分区在子牙河地区作战二十多次,歼敌七百多人,攻克九处据点,迫使敌军在5月下旬撤回原防。至此,日军的全面“扫荡”被粉碎。

5月份,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八路军破击白晋铁路沿线的日军据点。第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奉命攻克白晋线上的重镇南关。

在山西省武乡、祁县和平遥三个县交界的峡谷里,白晋铁路从南到北通过南关镇。日军在这里驻有两百人的加强中队,还有伪军两百人。镇口有两座坚固的堡垒,沿街的房屋经过改造,设有密集的火力点,地下还有地道相通。

陈锡联带着团、营干部,化装侦察了敌情和地形,命令第七六九团用“腹地开花”和内外结合的打法攻克南关。

5月5日,在夜色掩护下,第三营首先潜入南关,一直摸到镇内的大街上,才被敌军发觉。战士们猛烈开火,镇外的第一营和第二营也发起攻击。第三营沿大街和敌军逐屋争夺,渐渐把敌军压到日军司令部的一所房内。第二营从碉堡夹道中冲入镇内,会同第三营攻克日军司令部。第二天清晨,战斗结束,除少数日军从地道逃走,日军中队长峰正荣以下大部分被歼。与此同时,白晋破击战正式开始,经一日两夜,破坏铁路几十公里、大小桥梁五十多座。

同一个月,八路军鲁南军区决定将1939年冬天成立的活跃在鲁南敌后铁路线上的抗日武装,正式编成八路军铁道游击队。6月,又扩编成大队。洪振海任队长,杜季伟任政治委员,王志胜任副队长。下辖四个队,每队十多人。成员主要是枣庄地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

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中心,活跃在津浦铁路、临枣铁路和台枣铁路三条铁道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截击军车,扒铁轨,炸桥梁,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他们还担负新四军过往人员的掩护任务,维系着从山东通往华中的重要通道。当年的铁道游击队员刘知侠,后来写作了一部校旱《铁道游击队》,生动地再现了这段战斗历史。

七月份,鲁南军区要求铁道游击队设法搞资金,解决部队的困难。几位队领导一商量,决定打日军的票车。他们找到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问到了日军票车的运行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情况。队领导选出十二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王志胜带二十名精干短枪队员在预定地点设伏;洪振海和曹得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

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们盯上了各自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和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一名司机,把另一名司机捆起来,自己驾着火车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点,猛一刹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车,与车上的先遣队配合,全歼押车的二十多名日军。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八万多元,缴获短枪八支、长枪十二支、手炮一门和机枪一挺。铁道游击队无一伤亡。

铁道游击队打完票车还不过瘾,决心再打枣庄的洋行。他们在八月的一天开始行动。洋行戒备森严,王志胜却有办法让洋行的日本三掌柜金山陪着他对洋行进行了侦察。他回队后介绍了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10点钟,王志胜带领三十二名队员来到洋行附近,不碰墙上的电网,在墙上打洞。凌晨四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四个小组,各奔预定的目标,将四个房间的日军全部干掉。这次行动杀死十三名日军和一名翻译,缴获长短枪六支、手表和怀表一百多块。

冀中地区经过了春季的反“扫荡”,便进入麦收季节。冀中军民准备保卫麦收,破坏交通,封锁据点,袭击抢粮的日军。

5月下旬,衡水和安家村的敌军四出骚扰,威胁麦收。30日,马本斋派一个中队袭击安家村据点,其余部队埋伏在路边袭击去安家村增援的日伪军。中午,衡水据点出动援敌三百多人,走到康庄以北,回民支队将他们全部歼灭,缴获了加农炮和掷弹筒等武器,仅“三八大盖”就够装备两个连。

6月6日,马本斋得到情报:五百多名日伪军将于上午九点向永清东北的张庄进犯,企图围歼掩护群众麦收的八路军特务大队。回民支队迅速抢占张庄有利地形,等待这支敌军到来。上午11点,日伪军来到张庄附近。回民支队和特务大队据险抗击,歼灭日伪军近百人,挫败了他们的企图。从6月1日到25日,冀中军民保卫麦收作战四十多次,歼灭日军五百多人,伪军三百多人。

八路军第一二○师在1940年2月接到总部命令,从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不久,遇到两万名日军“扫荡”。贺龙决定,先集中兵力歼灭进犯日军的一部,再分散游击,迫使日军撤退,然后集中兵力再在运动中歼灭日军一部。

6月7日,贺龙师反“扫荡”第一阶段作战开始。日军多路向岚县和文水县西北的双龙镇、对久镇地区合击,贺龙指挥部队及时跳出合围圈。17日早晨,第三五八旅第四团在曹家掌与日军遭遇,第七一六团随即赶到,到中午完成对日军的包围。下午5点,八路军发起总攻,歼灭大部分日军。18日,日军增援部队出动。八路军在第二天歼灭大部分残敌后,及时转移。这次战斗歼灭日军五百多人。

20日起,日军分几路向根据地内推进,贺龙师转入第二阶段作战。各部队绕到日军侧翼和后方,伏击袭扰日军,使他们无法在根据地立足,于26日开始撤退。

7月2日,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合围兴县,驻在这里的第一二○师领导机关和第三五八旅迅速转移,并适时回师,伏击从兴县向东撤退的日军。4日上午,贺龙师两个团猛攻推进到会阳崖地区的日军,歼灭日军七百多名。6日,对晋西北根据地“扫荡”的日军全部撤退。

这次反“扫荡”,前后作战二百五十多次,歼灭四千五百多名日伪军。同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麦收以后,冀中平原到处是一片片绿色的庄稼,一望无际,人称“青纱帐”。这正是八路军出没歼敌的好时机。夏天,冀中军区命令第四军分区和第三军分区主动出击,发起青纱帐战役。

6月25日到27日,冀中军区两个团首先在河间与献县发起攻势,攻克大章、刘路和北风等据点。29日,在伏击中歼灭增援的日军一部。7月中旬,又在深县以西设伏,歼灭日伪军一部,同时还袭击绕阳县的圣水据点和霸县的陶家坞据点。7月下旬,在深县和武强之间拔除据点两处。青纱帐战役到8月10日结束,共作战一百四十六次,歼灭日伪军二千六百多人。

1940年7月22日,一束束无线电波,把八路军总部的一项绝密命令传到下属各师,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电报立即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等人和军委作战局。这就是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几天内,八路军各路侦察部队出没于正太铁路沿线,敌情一览无余。

多田骏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侦察到八路军有大部队集结,以为是国共双方火并,暗自庆幸,没想到是他们自己灾难即将临头。

这段时间,日军的侵略气焰非常凶狂。他们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八月份,日军飞机大肆轰炸重庆,企图逼迫蒋介石投降。已经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等人,鼓吹“中日亲善”、“共同反共”。亲日派的何应钦等人则“极力助蒋反共”。蒋介石在军事上失利,对抗战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有心对日妥协、共同反共。

面对严峻的时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一场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交通大破袭战。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先后投入一百多个团的兵力,攻击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史称“百团大战”。战役开始后的二十一天里,八路军的中心任务是破袭交通,重点摧毁正太铁路。八路军击破了日伪的交通命脉,使其联络中断,汉奸和伪军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的十几天里,八路军重点攻击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日伪军。在以后的半个月,八路军着重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性“扫荡”。

正定到太原的铁路,全长二百四十九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日军侵略不可缺少的炼铁用煤基地阳泉和井陉煤矿,都在这条线路上。多田骏将八个混成旅团派驻铁路沿线,分守五十个据点,还派装甲车长期巡逻。多田骏自吹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8月20日晚,聂荣臻指挥十九个团、五个游击支队和三个独立营组成的左、中、右纵队,对正太路全线准时发起攻击。

右纵队主攻天险娘子关,这是正太铁路线河北与山西两省交界的咽喉。日军在1937年侵占娘子关以后,在国民党构筑的旧有工事上,加修了四个大堡垒。右纵队潜入娘子关村,先解决了村里的伪军,然后强攻据险顽抗的日军。

日军火力密集,据守有利地形,攻关部队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只好搭人梯攀登悬崖,正面攻击一时受挫。这时,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已接近日军堡垒群,从翼侧向展开猛攻。攻击部队乘势爆破日军堡垒。黎明时分,八路军歼灭了日军大部,红旗插上了娘子关天险。

中央纵队重点进攻井陉煤矿,与矿区工人里外配合,切断了矿区的电源,靠着夜幕掩护,向守敌展开猛攻。通过一夜激战,黎明时将日军全部歼灭。战士们从战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姐姐五六岁,名叫美穗子,妹妹还在襁褓中。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火车站的日本人副站长,经抢救无效死亡,她们的母亲死于炮火中。

美穗子的妹妹伤势严重,经过八路军医务人员抢救和治疗,小女孩终于脱离危险。聂荣臻指示要专人照顾,随后将她送还井陉城日军据点,并附信一件,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号召日本士兵和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聂将军的信在日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来的越来越多,他们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同中国军民一起反对日本侵略者。

从8月20日到23日,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破坏了正太路东段的铁路,消灭片山省太郎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和水源义重独立第八混成旅团一千多名日军。日军变得道路不通,电话不灵,到处挨打。

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组成左翼破击队、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对正太路西段的片山旅团和越生虎之助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各一部展开攻击。8月25日,除少数据点外,正太路西段已基本被八路军控制。日军立即组织反扑,驻阳泉的片山旅团派出一千五百多人,进攻八路军的狮垴山阵地,持续激战六昼夜,最后狼狈而归。

贺龙率领第一二○师等部队二十二个团的兵力,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和汾离公路全线,阻止日军向正太路增援。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延续二十多天,到9月10日,共歼灭七千多名日伪军,攻克九十一座日军据点,破坏三百多公里的铁路和七百多公里的公路,同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

接下来,八路军发动了东团堡之战。9月22日,晋察冀军区杨成武的一分区部队向涞源城发起攻击。一夜激战,第一团攻占了城关东、西、南三面,大部守敌退进城内防守。第二天夜晚,八路军在炮兵配合下,猛攻日军碉堡,冲进村庄,歼灭了全部守敌。第三团则集中兵力攻击东团堡。

东团堡守敌是日军士官组成的井田部队,抵抗非常顽强,不断向八路军施放毒气。打到24日夜晚,八路军把村子周围的堡垒全部攻下了,残敌退进村子里,死守几间房屋,继续施放毒气。八路军伤亡很大。

25日黎明,日军撤到村边。八路军再度发起猛攻,同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支持不住,还是不愿投降,将据点内所存的武器、物资和粮食全部纵火焚烧,然后跳火自尽。

东团堡的歼灭战,让日军涞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不寒而栗,痛心疾首。聂荣臻说:“东团堡之战,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对敌人震动很大。”

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9月23日至10月3日,刘伯承师主力发动了榆辽城役,攻克榆社城和榆辽公路沿线的各个日军据点。为配合这次战役,冀南军区部队与太行和太岳部队,对各交通线展开连续破坏,并袭入长治机场。

百团大战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华北日军陷入大混乱,伪军和伪组织摇摇欲坠,沦陷区人心振奋。多田骏急于扭转局势,匆忙拼调兵力,集结十几万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以坦克开路,于10月初开始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的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恢复交通线。八路军以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为中心,构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9月31日,辽县日军四百多人猛攻狼牙山,刘伯承师新编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在这里阻击日军,使日军损失惨重。日军正面攻击不成,便迂回到主阵地侧后攻击,上午10点突破狼牙山阵地,实现了西援的企图。

战役结束后,刘伯承找第三十二团团长宗书阁、政委李震和副团长周明国谈话,传授打阻击战的方法。他说:阻击战有两种打法。一种是占领阵地,摆开决战架势,大量杀伤敌人,迫使敌人展开主力,与我军决战。待敌人主力展开,我军则迅速转移阵地,在新阵地上阻击杀敌。这样反复多次,节节抗击,达到杀伤和迟滞敌人的目的。另一种打法是组织正面防御,大量杀伤敌人,同时派出部队迂回侧击,迫使敌人后退,同我军侧击部队作战,使敌人主力无法迅速前进。这两种打法才是积极防御。

10月6日,日军片山旅团和井关仞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近一万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榆社、辽县和武乡区进行连续“扫荡”。14日,刘伯承师新编第十旅一部在和顺到辽县公路旁的弓家沟设下埋伏,歼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击毁四十多辆日军汽车。

日军冈崎大队五百多人于26日从黄烟洞西进左会和刘家嘴。29日夜,刘伯承指挥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旅及决死一纵队等部队,将冈崎大队包围在关家垴高地。30日早晨,总攻开始。在关家垴及其附近另一高地凤垴顶,双方展开激战。

日军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关家垴地区,八路军异常勇猛,迅速突破日军防御阵地,将冈崎大队压缩在一个小地区,展开肉搏。少数残存日军逃到一个台地上,据险固守。台地四周开阔平坦,边沿峭岩壁立,日军在壁沿挖了不少猫耳洞藏身。八路军多次进攻,都没有奏效。刘伯承命令部队朝洞里扔炸弹,用燃柴朝洞里熏烟,想尽办法消灭日军。

这时,凤垴顶的日军向攻击关家垴的八路军侧射,产生严重威胁。刘伯承多次组织反击,遏制了日军火力。31日下午,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八路军主动撤出战斗。这一仗,共歼灭日军二百八十多人。

几天后,刘伯承带领部分干部回到关家垴,实地察看“猫耳洞”,对大家说:“别小看了这小小的招式,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这个办法,我们也可以学习嘛。”从此,八路军又学到了一招。

11月17日,日军井关仞师团、田道盛武第四十一师团和越生旅团各一部七千多人,分路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所到之处都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日军于12月上旬分途撤退。

到1940年12月5日,八路军粉碎了日军的报复性“扫荡”,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寿阳县景上村自卫队员王蝉余等三人,在火线上冒着日军密集的火力抢救伤员,第一个上去牺牲了,第二个上去牺牲了,第三个上去终于把伤员抢救了下来。

在反“扫荡”斗争中,民众不顾安危,保护八路军和伤员的安全。顺县寺沟村的刘大娘,在日军逼近村庄时,一连把七个伤员背进山沟隐蔽,细心护理。

子长县东峪村十三岁的男孩小疙瘩,被日军抓住,逼他做向导找“八路”。小疙瘩把日军带到同八路军去向相反的大山上,日军发现上当,开枪把小英雄打死。

民众是八路军克敌致胜的源泉,是八路军无坚不摧的力量。

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役一千八百二十多次,击毙日伪军两万五千八百多人,俘虏大批日军和伪军,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多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多公里,使日军进攻晋察冀根据地的后方援资交通彻底瘫痪。

百团大战给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将士以鼓舞,让国人中悲观失望者重新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在感到抗日有了曙光的同时,又增添了心病。八路军哪里一下子冒出一百多个团来了?这一百多个团是在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如果八路军不扩军,就不可能取得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更不可能打得这么圆满,这么精彩。自从平型关大捷以来,华北的八路军以弱小的力量支撑着局面,八路军中一批将领如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和聂荣臻等人的名字震响大江南北。

百团大战胜利了,蒋委员长却犯难了:发不发贺电呢?发,就是承认了八路军的一百多个团,那还了得?听说新四军也发展得非常迅速,达到四五万人了。国民党军队死伤近百万,而共产党的军队却从西安事变前的两万多人发展到近三十万人了!不发,又讲不过去。于是他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贺电,而以个人的名义祝贺朱德和彭德怀。

百团大战的战地救护队中,出现了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的身影。他们是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华。柯棣华在火线上连续工作13天,接治800多名伤员,为580名伤员动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他连续三天不休息。后来,他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为边区医疗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聂荣臻称他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

柯棣华是1938年从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那一年,他28岁。他刚到重庆,就获悉父亲在国内去世,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

柯棣华到延安不足半年,就提出要上前线。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他与爱德华和巴苏华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柯棣华就是在这里参加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不仅是多田骏的惨败,也扫尽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的脸面。他要靠凶残的报复来找回病态的自尊。他派出部队在华北烧杀抢掠,半年内杀害了十五万多名中国军民,烧毁二十一万多间房屋,抢走四百八十多万斤粮食和十三万多头牲口,把一百二十五个村庄变成了无人村。有一天,独立步兵第二旅团长浅见敏彦陪同西尾来到邯郸附近一个村庄督战,西尾命令士兵高崎小林当众奸污一名中国孕妇。高崎施暴时被孕妇咬掉了鼻子,西尾命令士兵汤川彦义用刺刀剖开孕妇的肚腹,取出已有八个月的胎儿。他见孕妇还在呻吟,叫浅见敏彦用手枪对准孕妇胸膛将她打死。

3、遗体上有支钢笔,上刻“张自忠”

距离重庆不过五百公里的宜昌,对于日军的战略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日军占领了这里,就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陪都。这里是中国第五战区的防区,1940年3月,李宗仁获悉:接任冈村宁次职务的园部和一郎中将,将率领包括日本第十一军在内的部队,对宜昌大举进攻。

日军的这次进攻,是从枣阳地区开始的。他们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将第五战区主力围歼在白河东南。这种战术,他们在一年以前的随枣会战中就用过。

防守枣阳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命令正面部队死守,火速派出两个师迂回到敌后,与正面部队夹击包抄日军。他自己率领两个团渡过襄河向日军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他这个集团军的企图。

5月8日,日军占领了枣阳,但围歼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

两天后,蒋介石要求李宗仁严令张自忠和周喦的部队,迅速向东北方向猛攻正面的日军,与孙仲连和汤恩伯的部队密切配合,将日军歼灭。第五战区按照命令,向日军展开反攻。

在北线,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从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集结的日军山胁正隆第三师团和石本支队逼近,连夜发动猛攻。日军粮食弹药不足,伤亡惨重,山胁师团在军属坦克团协同下,摆脱包围,在枣阳地区集结。

在南线,张自忠的右兵团东渡汉水,前进到枣阳以西,与撤退的日军展开激战。随后,张自忠又奉命截击南逃的日军田中静一第十三师团。当时,襄河西岸只有马贯一第七十四师的两个团。张自忠身为集团军总司令,命令这两个团东渡襄河就行了,不必亲率部队出击,但他坚持要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他自己率领这两个团加上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临行前,张自忠请冯治安为他保存一份遗嘱,打算随时以死报国。冯治安从这位上司沉毅的眼神里,领略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气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张自忠率领两千多人东渡襄河,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田中师团近六千人拦腰斩断。日军狗急跳墙,全力反扑。田中静一得知张自忠在这支部队中,便调集二十多架飞机和二十多门大炮,轮番轰炸,力图消灭他们的劲敌,以绝后患。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找到了目标,将南瓜店炸成一片火海。

张自忠知道,他的这支部队,很可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但他未动声色,把总部人员、手枪营和马贯一师的主要军官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已陷入敌人的重围,情况是相当吃紧了,不过只要不离开部队,总有办法。大家务必镇定,我张自忠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决不离开队伍。”

接着,张自忠传令:“今后凡夜间行军,打手电的、吸烟的,枪毙!不守秩序的、吵闹的,枪毙!落了队的,不要!”

这时,张自忠手中的有效兵力只剩下一千五百多人,参与包围的日军多达五千人,局势的险峻不说自明。晚上,张自忠电令黄维纲率领第三十八师从新街前来解围。他知道,第三十八师距离颇远,又被日军纠缠着,能否及时赶到,没有把握。他又向樊城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请求增援,没有得到答复。

张自忠祝恨在农民余大保家里。他好几天全靠农田里的蚕豆充饥,痢疾复发,腹泻不止。劳累困乏使他消瘦了很多。他坚持到几家农户走了走,看到村民一贫如洗,便叫副官给全村每户发十块现洋。

第二天,天色阴沉。拂晓,西边毛家湾旁边的小山头传来激烈的枪响。那里距张自忠所在的沟沿里不过一公里,只隔着两个小山包。守在那一线的是郑万良的第四四○团。

张自忠刚刚睡下,就被惊醒,立刻起身,带领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苏联顾问和几名随从副官,到沟沿里后山上观察。

日军很快攻占了两个小山包。张自忠命令郑万良团预备队上去增援,夺回了第二个山包。日军几次反扑,都被击退。日出时,日军突破了郑万良团的第一道防线,攻占了沟沿里西北的制高点,从高处发炮,沟沿里直接暴露在日军火网之下。与此同时,东线日军攻克了两乳山,用重炮向守军前沿阵地轰击。张自忠将总部移到东面杏仁山旁的陈家湾。

上午10点钟,日军步兵猛攻沟沿里,郑万良团退守石龙岗,隔山沟与日军相持。东面,日军从方家集越过十里长山,与进入罐子口的日军相呼应,从东西两面夹攻守军阵地,攻势一浪高过一浪。两军往返冲杀,阵地失而复得四次,战况异常惨烈。

第七十四师的弹药几乎打光了。马贯一派人向张自忠请求补充,但总部与兵站已失去联系,张自忠派副官给马贯一送去手谕:

现在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我们军人杀敌报国之时。这次对敌作战,你只管拼命打,打好了完全是你的功,打不好我完全负责。

马贯一接到手谕,立即赶到前沿阵地督战。

留守窑湾的部队,接到张自忠的命令,迅速凑集了一百八十多个人和四挺机关枪,派工兵营营长赵德志率领,跑步前来支援,张自忠把他们派到最吃紧的东山口。

激战在枪炮轰鸣中持续,张自忠对李文田说:“现在战况恶化,我们为国家牺牲是理所当然,但总不能让朋友在此流血,你派人陪同苏联顾问转移吧。”接着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由李致远参军带领,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随后指定郑万良团掩护他们撤离战场。

苏联顾问十分担心总司令的安全,撤离前,悄声对洪进田说:“我走后,总司令由你和杜营长带领手枪营负责保卫,要劝说总司令转移到南山上去。”

不久,守卫东山口的赵德志营弹药用尽,防线动摇,师参谋处主任许文庆在师指挥所大喊:“赵营长,总司令就在后头,要顶住!”

赵营长回答:“许主任,你放心,我——”话没说完,就中弹阵亡。工兵营溃退下来,马贯一急调第四四三团冲上去,堵住缺口。

奉命掩护非战斗人员撤离的郑万良团,遭到日军猛烈冲击,几百人完全溃散。郑万良在混乱中逃离战场。

中午,日军在加强东西两面进攻的同时,又开始猛攻南面的石窝,企图将守军压迫到长山脚下的开阔地带加以围歼。

张自忠急忙将手枪营调到石窝阻敌。这个营的士兵,大多是河北、山东和河南的青年,身强体壮,勇猛剽悍,同日军展开殊死搏杀。激战中,杜营长身负重伤,仆地不起,张自忠派人将他抬出险境。洪进田挺身而出,代杜营长指挥手枪营继续战斗。不久,洪上校又中弹牺牲。全营四位连长,一个阵亡,两个负重伤,只剩下一个张连长,士兵伤亡过半。石窝失守了。日军从东、西、南三面猛轰守军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阵地。

张自忠得知石窝失守,立即带领几个随从赶到南面督战,途中碰到张连长带领手枪营残部后撤,马上把他们拦住,对张连长说:“我是总司令,如果我是连长,这几个日寇不够我一连人打的。”张连长一听,二话没说,甩掉上衣,赤膊挥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大家热血沸腾,蜂拥而上,日军被这不要命的气势所震慑,逃离了石窝。

夺回石窝之后,张自忠返回陈家湾指挥所。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炮弹如暴雨般倾注,步机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将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鲜血浸透了军装。护士长史全胜见状,急忙跑来包扎。卫兵们一见总司令负伤,都惊慌起来。张自忠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的。”

中午过后,日军的攻势更加凶猛,前锋离陈家湾守军指挥所只有几百米。张自忠被几十名卫兵簇拥着撤到杏仁山。守军三面被围,惟有东北面的长山方向还有缺口,只要翻过长山,仍然可以突围,夺得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张自忠翻越长山突围,但张自忠到了杏仁山就不肯再动,要将指挥所设在这里。

眼看日军迅速迫近,徐惟烈小声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旁边有人附和:“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人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

张自忠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下午一点钟,参谋处长吴光辽腿部被炸成重伤,血流不止。张自忠见状,立即吩咐两位参谋:“把你们处长架走,你们俩各架一只胳膊。吴处长要忍点痛。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这三人不忍心离去。张自忠一再催促,甚至发火了,他们才流着泪,一步一回头地向东北方向撤去。

这时,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对准杏仁山疯狂轰击,张自忠身着黄色军服,目标十分暴露,形成一个被弹巢,炮弹如雨点般炸落在前后左右。副官贾玉彬和护士长史全胜被炸身亡。张自忠右腿被炸伤,裤腿和袜子都被鲜血浸透。

在生死绝续的最后关头,李文田终于忍不住又开了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三十八师又赶不上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到山那边整顿一下再说吧!”

“什么,老李,你也孬了?”张自忠很生气。

见总司令动怒,李文田干脆把心里话照直说了出来:“论公你是长官,论私你是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现在赶紧转移还来得及,我劝你马上撤离吧!你实在不走,我可要走了!”

张自忠愣住了,心中一阵苍凉。他静静地坐在土坡上,低头深思,一言不发,任凭炮弹在附近爆炸,任凭伤口的血向外流淌。李文田以为总司令会跳起来把他痛骂一顿,但张自忠只是抬起头来温和地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李文田见劝不动他,只好带着两名卫兵悄然离去。

过后,张自忠派人护送徐惟烈撤离,又命令张敬转移,但张敬坚决不走。

下午两点左右,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援军到来,只希望在战死以前,指挥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他神色严峻,威仪凛然,两眼闪射出令人震颤的光芒,给官兵们增加了勇气。张敬追随在他左右,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在此,谁也不许退!”

行进中,张自忠突然发现,西南方小山头上退下了几个散兵,就狠狠地对卫士说:“你去看看那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装孬种,就地正法!用刀砍,不要用枪打!”

卫士一手提枪,一手持刀,奔上前去,轻声对那几个士兵说:“总司令就在后面,赶快上去,否则杀头!”几个士兵一听,连忙转身冲上山去。

冲上去的士兵牺牲了,山头失守。日军从山顶冲下来。跟在张自忠身边的手枪营士兵冲上去抵挡,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不料,喊声引起日军的注意,更加凌厉地逼近。副官和卫兵强制张自忠转移,张自忠不走,大骂卫兵怕死。刚刚提升为连长的王金彪,指挥本连剩下的几十个弟兄,堵击进攻的日军,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脯,噙着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的敌人,死在这里也不走!”接着,他叫弟兄们将冲上来的一股日军消灭了。

望着王金彪健壮勇猛的身影,张自忠大吼:“好样的,不愧是我张自忠的部下!”

经过惨烈的激战,马贯一师的两个团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剩下的几百人,主要集中在东山阻击日军。为保卫张自忠的安全,马贯一从仅有的几百人中抽出一个营,派往杏仁山支持手枪营。该营在途中受阻,张自忠把手枪营大部派出增援。看到东山口方面第四四三团不敌日军,他又将身边仅有的一个手枪排派去支援。这样,他身边只剩下张敬和马孝堂少校等人。

三点钟左右,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东山口守军大部战死,余部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士兵,撤回杏仁山脚下,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躯将绝对优势的日军阻挡在山脚下,达两个多小时。

厮杀在雨中持续,手枪营士兵所剩无几,王金彪也在激战中阵亡。张自忠眼看前方官兵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扳机,向日军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这一刹那,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身中数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一身。

伤口还没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冲了上来。张自忠对张敬和马孝堂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的短剑自尽,卫士大惊,将他死死抱住。

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军已冲到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举枪击毙几名日军,被蜂拥上来的日军用刺刀捅死。

日军战史资料记载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

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这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似乎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般轰然倒地。

张自忠倒下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尸体横七竖八,细雨无声地飘落。殷红的血随着雨水缓缓流淌,染红了黑色的泥土。历史定格了一个静穆的场面,一个永恒的瞬间。张自忠无愧地死去了,时年四十九岁。五百多人与他同时殉国,包括张敬、洪进田和马孝堂。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他们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从他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还从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上面刻着“张自忠”三字。藤冈和堂野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的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

张自忠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最高级将领之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多个国家中战死沙场的最高级将领。张自忠的死,向日本侵略者昭示了中国军人的庄严人格,显示了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救国的坚强决心。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张自忠为中国人所崇仰,他经得起生与死的考验,把个人生死与民族存亡合为一流。

日军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乘机从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向西北方反攻。第五战区部队猝不及防,有利的态势再度丧失,便退往白河以西。日军渡过白河,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

日本第十一军在汉水以东作战,遭到第五战区的抗击和反击,部队损失很大,园部和一郎准备放弃第二阶段在汉水以西宜昌地区作战的计划。但是,他又担心失掉权威,他和幕僚们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执行既定计划。

5月31日夜间,日军村上启作第三十九师团在汉水强行渡河。第二天,山胁师团轻易地攻占了襄阳。6月3日,两个师团并列南下,进攻远安和荆门一线。

中国江防军纵深的几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从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线和第三线阵地,构成很大的威胁。当阳和荆门以北的几个县城,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防守宜昌和当阳一带的两个军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河西部队,由于总司令张自忠阵亡而受到影响,虽然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仍然没能守住阵地,退往湖北省西北部的山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五战区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兼任兵团长官。两个兵团从西北向西南,从侧背攻击渡襄河进犯的日军,打算将他们压迫到襄河与湖沼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宜昌和襄樊。

6月3日,孙震的第四十一军收复了襄阳,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在第二天收复了南漳和宜城。同一天夜间,日军内山英太郎第十三师团、池田支队和汉水支队,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与从北面南下的丰岛房太郎第三师团和村上师团遥相呼应。南北两线的守军向后撤退。

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了江陵和沙市。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没有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日军村上师团向当阳发起攻击,彭善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激战到黄昏,放弃了当阳。

6月10日,准备担任宜昌防守的中国军队陆续抵达宜昌地区。第二天拂晓,日军田中师团展开全面进攻,突破守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阵地,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守军主官动摇,没有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只经过一天战斗,宜昌就陷落了。

园部和一郎见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命令部队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于6月15日撤回汉水东岸。在这前一天,德军攻陷了法国首都巴黎。日本陆军参谋部得到消息后,大受鼓舞,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地轰炸重庆,又命令日军暂时确保宜昌。此后,守军在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和信阳外围的战线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宜枣会战到此结束。

日军的野心还在继续膨胀。这一年八月初,日本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把这个“圈”的范围,从原来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东亚共荣圈”,扩大到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

一个多月后,日军侵占越南。日军今村均第五师团从中国的广西进入越南境内,并向阻止日军行动的法国军队进攻。从日本派出的印度支那派遣军,在9月26日轰炸海防市区,然后登陆。

美国在9月25日决定,对中国追加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

日本的蛮横举动,也引起英国的警觉。9月1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不顾日本反对,再度开放滇缅路。通向中国西南的动脉,重又开始输血了。

9月27日晚上8点15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订了有效期为十年的《三国同盟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国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11月3日,日本政府承认了于4月份在南京建立的汪精卫伪政权。同一天,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一亿美元,和五十架新式战斗机,还允许美国人来中国充当自愿飞行员。与此同时,陈纳德开始筹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大队,也就是后来广为传播的“飞虎队”。

4、周恩来的诗满含悲愤

云南人罗炳辉有一些特殊的禀赋,朱德称他是“两脚骑兵”,美国女记者尼姆*韦尔斯称他为“神行太保”,还说他是“中国人所爱好的关帝型的英雄,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在他率领新四军抗战以后,民众说他是“子弹不敢碰的军神”。

罗炳辉从1939年初给陈毅当副手,四个月后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安徽中部,开创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从那一年秋天起,和日军争夺津浦路东地区的战略要地来安城,来来往往地厮杀了几个回合。

那一年9月3日,日军从滁县出动三百多人,突然进攻来安城。来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望风而逃,有的当了汉奸。来安首次沦陷。

罗炳辉闻讯大怒,率部推进到来安城郊。他知道城内日军兵力不多,而且人生地不熟,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夺回来安。当夜,他指挥部队突入城内,消灭一百多名日军,迫使残余日军仓皇撤退。5日,来安城失而复得,新四军战旗第一次飘扬在来安城头。

日军在11月中旬出动几百人马,兵分三路,第二次进攻来安。当时第五支队主力不在来安附近,日军趁虚攻占来安城。他们估计新四军一定会来攻城,只留下一路兵力守城,另外两路主力转移到离城几公里外的八仙山设伏,准备在新四军前来时发动突袭。

罗炳辉掌握了日军的部署。他将计就计,定下“中心开花,围城打援”的战法。第五支队深夜绕过八仙山,直逼来安城下,发起进攻,几个小时就收复了县城。埋伏在八仙山的日军空等了许久,急忙回援,没走几步,就遭到罗炳辉打援部队的痛击。与此同时,罗炳辉率领城内部队杀出城门,赶来助阵。日军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夺路而逃。这一仗打死打伤两百多名日军,击毙一名日军少佐。

前两次来安争夺战只是序幕,第二年五月的第三次来安之战,才是这一系列争夺战的高潮。这一次,日军调集重兵,从滁县和沙河出发,在27日第三次攻占来安,一进城就大修工事和据点。夏收时节,日军秘密地筹备抢夺民粮的行动。

罗炳辉正率领部队在高邮湖西开辟根据地,获悉日军又到了来安,判断他们不单纯是为占领县城,而是企图以来安为据点,消灭地方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以便肆无忌惮地抢粮。他估计日军“野心有余,防备不足”,决定赶在日军抢粮之前先下手,保护民众收麦子。

他派出第八团的第一营、第二营和第十团的第一营攻城,又派第八团第三营和特务连阻击从滁县增援的日军。规定攻城各营的第一连为攻击队,第二连为增援队,第三连为掩护队。

28日夜,罗炳辉率领各部队轻装疾进,悄悄抵达来安城下,架起云梯,翻越城墙,直扑各预定目标。

罗炳辉的估计是正确的。新四军进城时,城内各碉堡和据点内的日伪军正在酣睡。凌晨三点半,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吴华夺发出攻击信号,第一连跳进伪军驻扎的院落,将几所房子团团围住,突然大喝:“缴枪不杀!”伪军们惊叫起来,有的爬到门外,企图逃跑,被新四军击毙。屋内的伪军不敢抵抗,纷纷投降。

第一连解决伪军之后,直插城西北角日军的红部,即日军据点内由部队最高指挥官主持的政务管理机构。这是一个四合大院,围墙很高,日军挤在里面拼死顽抗。新四军没有火炮,一时攻不进去。眼看天快亮了,战士们很着急。姚长贵和小魏突然想到火攻。他们趴在墙上,把点着了捻子的火药包连续向房顶投去,不料瓦房顶部倾斜度大,火药包滚了下来,火团只在房子周围燃烧。一些战士把草鞋和木棒绑在火药包上,继续向房顶投掷。这法子奏效了,火焰从房顶散开,扑向屋檐,卷入窗口。日军在大火中哭嚎,乱成一团。

这时,第二连和第三连已在指定地点打响,第二营和第十团第一营也分别从东城下边的水道和南门攻进城内。来安城内所有驻扎日伪军的院落都被新四军包围。吴华夺奔向鼓楼,把第一连火攻的办法告诉第二连,并让通讯员转告第三连和其他部队。不久,各部队依法炮制,点燃了日军据守的各处房屋,来安城内火光四起,烈焰腾空,红瓦乱飞,墙倾屋塌。日军要么丧生火海,要么逃出火海被新四军击毙。日军在来安还没有过上一夜,大部分兵力就连同“清剿”计划,在大火中灰飞烟灭。

这一仗是罗炳辉支队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从此,驻滁县和南京的日伪军,再也不敢在来安城安设据点。罗炳辉支队又向西对津浦线上的日军据点及其附近的铁路进行破袭战,配合路西兄弟部队作战,使整个路东地区的抗日局面蓬勃发展。

和日本人一样,蒋介石也容不下新四军的壮大。1940年3月,他命令桂系李品仙的部队越过淮南铁路,进逼安徽东部。12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集中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主力,反击进攻大桥地区的桂军,乘胜攻克定远县城,歼灭桂军两千多人,随即主动停战,提议和谈。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有一个信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新四军在大桥和定远作战时,他在江苏北部集中八个团的兵力,进攻半塔集地区。留守这里的新四军部队、机关和学校约一千人紧急动员,固守待援。19日至26日,新四军在半塔集激战八昼夜,打退韩德勤顽军十多次进攻。27日,回援部队陆续赶到,29日发起全线反击,歼灭韩军一千多人。

毛泽东在29日电示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以淮河与淮南铁路为界,以西避免冲突,以东应坚决控制在我军手中。

新四军对付了顽军的袭扰,又要反击日本第十三军的“扫荡”。四月下旬,西尾寿造为确保长江交通,调集熊谷敬一第十五师团、平林盛人第十七师团和筱原诚一郎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一万多人,在飞机掩护下,“扫荡”安徽南部。

驻芜湖的五千多名日军在26日分几路进犯,其中一路有两千多人,猛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的父子岭阵地。新四军与日军激战一整天,歼灭三百七十多名日军,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同一天,另一路三千多名日军,向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的何家湾防地发起攻击。第三团与日军激战九个小时,毙伤日军三百多人。

10日上午,日军又动用一万多人“扫荡”安徽南部。其中一路五千多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叶挺指挥第三支队和第一团、第三团,在云岭外围阵地与日军反复激战,歼灭几百名日军,遏止了日军的进攻。

河南人彭雪枫文武双全,会打仗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刘少奇曾于1939年11月来到他所指挥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对他们挺进敌后以来的工作十分满意。几个月后,毛泽东指出:“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是绝对必要和正确的。”

1940年6月1日,彭雪枫支队集结在新兴集举行大会纪念“五卅”,侦察参谋急匆匆跑来报告:驻宿县的日军分乘十三辆卡车,到了临焕集,正向新兴集开来。紧接着,又有情报传来:永城、亳县和南坪集的日军也向新兴集出动。很明显,日军在实施有组织的四路围攻。

纪念大会变成了战前动员会。彭雪枫派出一支部队阻击永城、亳县和南坪集来犯的日军,命令主力固守新兴集。

不久,从宿县来的日军乘车赶到,架起小钢炮,对准新兴集狂轰。接着,排着密集的队形,向南门发起冲锋。彭雪枫赶到南门外阵地,伏在一条“抗日沟”里指挥战斗。

日军昂着头,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气势汹汹地向新四军阵地冲来。日军狂傲的劲头,令新四军官兵满腔愤恨。等到日军进入火力射程,彭雪枫大喝一声:“射击!”

一阵排枪响过,日军栽倒几个。又一排子弹飞去,日军倒下一片。日军知道遇上了强悍的对手,赶紧撤回冲锋出发地。

日军马上转移攻击目标。这一边阵地上,新四军已经子弹上膛,手榴弹揭了盖。可是,这支部队在会场上取的机枪型号不对,和子弹口径不同,无法使用。日军冲锋时,部队不能有力地给予杀伤。激战一个多小时,日军突破了新四军阵地,暂时占领了新兴集。

彭雪枫调整部署和火力,将防御战改为攻坚战。新四军在家门口作战,占了地利人和,日军被打乱了阵脚,乱拱乱窜,处处挨打,很快就支持不下去了。这时,担任阻击的新四军部队送来报告:亳县和南坪集的日军已经缩回去了,永城的日军也被新四军堵了回去。这样,新兴集的日军成了瓮中之鳖。

“打!狠狠地打!”彭雪枫一声令下,战士们即刻迅猛冲杀。包围圈越来越小,日军死伤与时俱增,大部分被新四军歼灭,只有少数逃走。

这就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六一”战斗。日军原想趁新四军不备,在新兴集消灭第六支队,没想到一败涂地。淮北的日军一提起彭雪枫的名字,都会竖起大拇指。

六月下旬,彭雪枫在豫皖苏边区迎接了黄克诚。这个湖南人率领的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同年八月,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合并,重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和第五纵队。彭雪枫任第四纵队司令员,辖九个团共一万七千多人。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九个团两万多人。

这一年七月,彭雪枫的老领导陈毅把眼光盯住了位于泰县、泰兴、靖江和如皋四个县中心的黄桥。他在想,如果以黄桥为中枢建立根据地,向东可以挺进南通和海门敌占区,向北可与八路军接应。黄桥周围的几个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十分有利。

七月下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和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下辖三个纵队,共约八千人。25日,陈毅率领所属部队从泰州以西直下黄桥。29日凌晨,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和加力等地,随后进入如皋和如西地区。

陈毅看中的黄桥,韩德勤也看中了。9月30日,韩德勤调动主力十一个团,分成两路纵队,向黄桥发动攻击。

10月4日下午3点,三十三岁的粟裕站在黄桥的一座土城上,手举望远镜,注视着眼前即将开战的土地。北面两三公里处,老百姓在惊慌奔跑。粟裕判断,韩德勤的翁达独立第六旅先头部队打过来了。他脑海里勾勒出一个独立旅三千多人成一路纵队行军的图景,如果兵士之间的间距为一米五,就会拉成四五公里的长蛇阵。粟裕想到了“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多路突击,截为几段,各个包围,先斩首脑。

几公里外,陈毅在指挥所里听了粟裕电话报告的作战方案,只说了几个字:“同意。马上下令出击!”

粟裕等到翁达旅前锋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一声令下,第一纵队分为四路,将敌军切成几段,先打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先头团回援,然后派部队从侧翼迂回敌后,形成合围。激战三小时,翁达旅全部被歼,翁达看到部下横尸遍野,掏出手枪自杀。

翁达旅覆灭,韩德勤顽军主力李守维第八十九军完全暴露,粟裕指挥部队发起总攻,一夜激战,全歼李守维的军部。李守维企图渡河逃跑,失足落水,淹死在八尺沟河中。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领一千多名残部逃走。黄桥大捷,歼敌一万一千人。

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不久,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海安会师。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又欣喜地赋诗一首: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与黄桥战役同时,日军调集重兵,在安徽南部进行残酷的“扫荡”。从繁昌和南陵出动的五千多名日军,在航空兵配合下,分兵向泾县扑来,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

大敌当前,叶挺身边只有少数兵力。驻云岭北面的第一团和军直特务团第一营的二百多人,加上教导总队的一千多名学员,就是全部可以动员的力量。但是,叶挺很有信心打胜仗。他当军长已有三年,时时都希望上前线与日军搏杀。

10月2日,日军从戴家会和三里店向南进犯。新四军埋伏在连绵起伏的山地,节节抵抗,在龙洋岗、凤凰山和台山等地,有效地杀伤日军。日军整整行进了六天六夜,只向前推进了十公里。

七日傍晚,日军进入汀潭。没等日军站稳脚跟,叶挺指挥从中村和茂林赶来增援的部队,把日军赶了出去。这路日军离云岭不过七公里,却不敢再向新四军军部推进,被迫转向青弋江西岸的泾县县城。

九日,日军在泾县城内到处放火,烧毁泾县宣纸厂的一些厂房。叶挺率领部队冲入硝烟弥漫的县城,一边作战一边灭火。战斗结束后,新四军帮助民众修复住房。民众为他们举行了祝捷慰劳大会,称他们为“救苦救难菩萨军”。

与此同时,广西人周子昆指挥的新四军部队,在汀潭东北阻击另一路日军,几天苦战,把日军打退,还乘胜攻下了南陵。

回头再说韩德勤。他是顾祝同的嫡系,而顾祝同是一直追随蒋介石的,不像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到了抗战时期,顾祝同好不容易抓住了培植实力的机会,便把老同学兼同乡韩德勤派到苏北,惨淡经营,保住了苏北这块地盘和第八十九军这支实力。黄桥一役,韩德勤遭到重创,如同挖了他的心头肉。他非常气恼,要在蒋介石支持下,为自己仅有的嫡系出一口恶气。

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第二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

1941年的第四天,新四军的《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题为《临别之言》,同时还发表了叶挺和项英等人的《告皖南同胞书》。

当晚,军部将九千人马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进发。从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和郎溪,沿着天目山麓,推进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第二天才到达茂林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七个整师八万多人,遵照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命令,正日夜兼程向新四军皖南部队进逼。

7日,新四军在星潭附近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师拦击,第二天被迫改向西南廉岭和高岭方向行动,又遭到国民党第七十四师阻击,无法前进,便改向茂林方向突围。

1月8日,理应是一个吉祥的日子。然而,由于蒋介石同室操戈的可耻行为,它将新四军的悲壮牺牲记入了抗战的史册。

这天清晨,项英率领军部撤退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也是这一天,国民党顽军新编第七师和第一四四师已经占领云岭和茂林等地,第四师和第一四四师加紧从东西两面对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天,将顽军击退。

叶挺率领部队转移到茂林以东五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又遭到顽军四个师的围攻,石井坑失守。与冼星海齐名的音乐家任光,在石井坑战役中壮烈牺牲。他的不屈的灵魂寄托在《渔光曲》、《大刀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这些歌曲里,强烈地影响着抗战时的中国,一直流传至今。

周恩来惊闻皖南事变,立即分别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和顾祝同等人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求他立即命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蒋介石表面答应,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必“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国民党军五个师在12日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14日晚,战斗基本结束。皖南新四军九千多人,除一千多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叶挺在与顽军作最后谈判时被扣,项英和周子昆在一个山洞里被贪财的叛徒杀害,袁国平突围时牺牲。被俘的新四军官兵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周恩来和廖承志等人在重庆和香港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华日报》冲破山城的重重浓雾,将皖南事变传遍了重庆,轰动了国民政府的陪都。第二版上,周恩来的题词占六栏地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第三版用五栏登出了周恩来针对皖南事变的题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的诗满含悲愤,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实质,诗中蕴涵的强烈抗议,震撼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抗战。

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成立新四军军分会的通知,任命刘少奇为军分会书记。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计九万多人。

这时,日军加强了在华中的作战力量,兵力已达二十六万人,正面与新四军作战的有十一万日军和十五万伪军。

2月13日,李长江在泰州率部公开投降日本,新四军军部决定予以严惩。刘少奇指出:“此贼不除,后患无穷,望集全力迅速解决之。”陈毅赶到东台,和粟裕一起研究讨逆作战方案。

17日,新四军军长和政委签发《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叶飞的第一旅为左路军,王必成的第二旅为中路军,陶勇的第三旅为右路军。第二天,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讨李战役拉开帷幕。

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沿海安到泰州的公路向西进攻。在取得姜堰和苏陈庄等战斗的胜利后,19日拂晓,三路大军向泰州推进,傍晚直逼泰州城下。顷刻间,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泰州的夜空如同白昼。李长江惊魂四散,急令部队凭借工事拼死抵抗,等待日军增援。

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王必成的中路军突破东门进入泰州城,陶勇的右路军从西门突入城内,锋芒直逼李长江的司令部。李长江见大势已去,急忙换上便衣,潜出城外,落荒而逃。拂晓,战斗结束。这一仗总共俘虏叛军官兵五千多人,迫使叛军两个支队战场起义。

上午,陈毅和粟裕得到情报:日军为援救李长江叛军,分别从扬州、高邮和如皋等地出动,乘虚侵占海安和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准备“扫荡”新四军第一师。为了争取主动,陈毅和粟裕命令全师撤离泰州,转入敌后反“扫荡”。

三月中旬,陈毅返回军部。

5、中条山,中日伤亡比二十比一

枣宜会战后,华中日军侦察到汤恩伯集团正沿信阳北面遂平至项城一线东进,攻击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部,认为可以趁此机会消灭汤恩伯主力,打通平汉线南段,解除信阳日军所受的威胁,赶紧发动了豫南作战。

1941年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集结七个步兵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和三个战车联队,在园部和一郎指挥下,分三路进攻豫南。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蒋介石把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孙桐萱和王仲廉等人的部队从“剿共”阵地撤回,部署对日应战。李宗仁决定采用灵活的战术,避实击虚,留少数兵力正面抗击,主力转向两翼,待日军兵力分散时,从日军两侧及背后将他们围歼。

25日清晨,日军丰岛房太郎第三师团和北野宪造第四师团一部组成的左翼兵团,在丰岛统一指挥下,从小林店东西一线分三路向泌阳、高邑和邢店进攻;平林盛人第十七师团和酒井直次第十五师团一部组成的中央兵团,在平林盛人指挥下,从明港沿平汉铁路向北攻击;青木成一第四十师团作为右翼兵团,从正阳向上蔡方向攻击。日本空军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

中国军队主力已经转移,正面兵力较少。26日,日军占领泌阳、高邑、邢店和确山一线;27日,日军推进到春水、沙河店和驻马店东西一线。这时,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急令张雪中第十三军向象河关机动,李楚瀛第八十五军向上蔡机动,从两翼攻击日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同时派出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尾击向象河关进攻的日军,将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从唐河调往泌阳,令冯治安的部队向南阳推进。

29日,日军左、右翼兵团分别在接官厅和上蔡附近,遭到张雪中军和李楚瀛军的猛烈攻击,伤亡较大。日军中央兵团面对的中国军队主动后撤,日军得以快速推进。他们在30日兵分两路,主力由西平向舞阳迂回,一部从遂平进攻上蔡,企图协同两翼兵团夹击中国军队。31日,平林的日军部队攻占舞阳和上蔡,形成包围圈,但中国军队又已转移,致使日军扑空。

李宗仁命令部队开始攻击日军侧背,安徽西部的莫树杰第八十四军克复了正阳,威胁日军的后方交通。日军于2月1日开始回撤。丰岛师团撤出舞阳,于4日攻占南阳,6日放弃南阳,向唐河与泌阳方向撤退。张雪中军顺势收复了舞阳,立即向南阳方向追赶日军。与此同时,从舞阳南撤的日军平林师团及酒井师团和北野师团各一部,在象河关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猛烈打击,伤亡惨重,向南溃退。7日,各路日军都撤回信阳附近。中国军队在运动中毙伤日军九千多人,取得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李宗仁作为抗日名将的声誉进一步提升。

日军在豫南会战中的失利又触怒了西尾寿造,他直接指挥日军在确山、邢店、高邑和泌阳一带杀害了一万五千多名中国军民。他紧接着调动兵力发动更大的战役。他在年初就打算围攻华北的中条山,但感到华北日军兵力不足,决定将驻南昌安义的樱井第三十三师团调到华北。但他担心日军在江西战场会因樱井师团的调走而失利,决定先在江西发动攻势,企图一举消灭第九战区中国军队的精锐。

畑俊六大将在3月份接替了西尾寿造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继续执行西尾在江西的作战计划。3月5日至4月9日,园部和一郎指挥樱井师团、大贺茂第三十四师团和池田直三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共六万五千多人,在一百多架飞机掩护下,兵分三路,从安义等地出发,发动“鄱阳湖扫荡战”,企图分进合击,在高安和上高地区包围中国军队的主力,突破上高天险。

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如果占领了上高,既可以相机从西面突进长沙,又获得了侵占江西南部的前进基地。

薛岳的第九战区指挥中国军队约十万人参加上高会战,包括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下辖李觉军、刘多荃军和王耀武军,以及王陵基集团军的韩朴全军,还有江西保安总队。

中路日军于3月16日沿湘赣公路向高安西进。20日,日军全力进攻泗溪和官桥阵地。王耀武军的第五十七师和第五十八师奋勇作战,死守阵地。双方在石洪桥一带激战,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中国军队打退了南北两路日军,只有中路日军孤军深入,又遭到王耀武军的坚强抵抗,

22日,日军集中一万多人,在几十架飞机掩护下,猛攻王耀武军的云头山和白茅山阵地。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先后七次与日军白刃肉搏,为友军赢得了重新集结的时间。中路日军在24日陷入守军包围,到了黄昏时分,不得不在北路第二一五联队掩护下开始突围。但是,中国军队在25日夜将突围和增援的日军全部包围,压缩在南北约五公里、东西约十五公里的圈子里。日军冒死向上高冲击,王耀武军反复与日军搏斗,坚守阵地。

26日,王耀武军攻占泗溪,协同友军将日军逼到官桥一隅。当晚,日军突破了守军第一○七师和新编第十五师的结合部,残部于第二天夜里向东逃窜。28日,王耀武军乘胜追击,收复官桥,击毙日军大贺茂师团的岩永汪少将。刘多荃军和李觉军对日军实行追击,分别于4月1日克复高安和祥符观,2日攻占西山万寿宫、赤土街和奉新等地。

这一仗,中国守军毙伤日军近一万六千人,付出伤亡约两万人的代价,取得了又一个大捷,何应钦称之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日军大贺茂师团及池田独立旅团伤亡超过百分之七十,樱井师团也受重创。会战中,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动员四分之一的上高民众,冒死支前捐粮,运送给养弹药和伤兵,不少人还直接参战,为会战胜利提供了保障。

罗卓英为王耀武军请功,说他们在这次战役中“战斗力量坚强”。他们“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国民政府向第七十四军颁发了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王耀武和第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也受到表彰。

上高会战之后,王耀武军和另外的四个军一起,首批换上了苏式装备,得到四门一一五毫米榴弹炮,八门七十六毫米野战炮,四门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二十五挺七点六二毫米m1910水冷式马克西姆重机枪,七十挺七点六二毫米m1910马克西姆*托加莱和m1928德克恰廖夫轻机枪。

畑俊六见日军在豫南和上高两次会战中接连失败,很想扳回一局,紧接着就发动中条山会战,日军称之为“中原会战”。

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和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个要隘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卫立煌第一战区的部队,约有十八万人驻守这里,控制着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屏蔽了洛阳与潼关,进能扰乱敌后,退可凭险据守。如果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就有了南进北侵的“桥头堡”,既可渡过黄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能北上连接日军在山西的占领区。所以,蒋介石说中条山地区“关系国家安危”。

畑俊六现在着手实施西尾寿造在年初提出的歼灭山西南部国民党中央军的计划。多田骏动用岩松义雄第一军的原田雄吉第三十五师团、井关仞第三十六师团、安达二十三第三十七师团、清水规矩第四十一师团、池上贤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和若松平治第十六旅团,畑俊六又从华中阿南惟畿第十一军抽调樱井师团,并从别处抽调田中久一第二十一师团,共计动员六个师团和三个旅团,总共十多万兵力,参加中条山会战。另外,日军大本营在4月19日从关东军调来飞行第三十二战队、第八十三战队以及第三飞行团主力担任空中支援。这些军队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统一指挥。

多田骏企图彻底消灭张马到垣曲一线西面的中国军队,重创该线东面的守军。他命令岩松义雄用第一军主力攻击中条山西北侧,将三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从左到右并列,分别从桑池到张店之间多处突破,推进到垣曲和垣曲以西的黄河北岸,切断第一战区部队,然后加以围歼。又命令一个师团从阳城向南攻击,另派两个师团分别从沁阳和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第一军主力夹击中国军队。

岩松第一军为了成功地包围中国守军,部署了双重包围兵团,安达师团和清水师团组成外侧包围兵团,井关仞师团与池之上旅团组成内侧包围兵团。他们还部署了经过严格挑选的挺进部队,准备在守军退却时,抢先占领黄河北岸要点,截断守军退路。

卫立煌统一指挥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保卫晋南战略要地,他的兵力包括曾万钟第五集团军和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所辖的六个军,加上裴昌会第九军、范汉杰第二十七军和孔令恂第八十军等部队。

第一战区的这些部队,由于执行蒋介石“反共”、“限共”的政策,对日军疏于防守。四月份,日军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时,军委会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迅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召开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作战计划,竟然将敌情与“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日军进攻迫在眉睫,一些国民党将领仍在讨论如何瓦解共产党。直到2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何应钦才提出,为了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由各战区派出部队,从北向南、从东向西,配合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和沁水之间的地区;第二步与晋西军及阎锡山第二战区和朱绍良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日军;而最低限度的目标也要保住中条山。

卫立煌将第一战区的主力做了如下部署:裴昌会军驻守河南北部重镇济源;赵世铃的第四十三军驻守山西南端的垣曲;高桂滋的第十七军驻守绛县;唐淮源的第三军和孔令恂军驻守闻喜和夏县,武士敏的第九十八军驻守董封镇一带,范汉杰军驻守高平。另外四个军部署在太行与太岳地区,作为策应。

5月7日下午,多田骏指挥六个师团另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在航空队支援下,从东面、北面和西面向中条山地区发动全面进攻。

在东线,日军出动三万多人,原田师团主力和田中师团一部,加上佐久间为人骑兵第四旅团一部,由张岚峰和刘彦峰的伪军配合,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和孟县进犯。在西线,日军也出动三万多人,安达师团主力和井关仞师团一部,加上若松平治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从闻喜和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在北线,日军也有三万多人,清水师团及池之上贤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采用中央突破的闪电战术,从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在东北线,日军出动一万多人,樱井师团一部及津田美武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一部,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

日军分兵合击,袭击中国军队的通信联络和各级指挥部,用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守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和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企图达成合击目标。

其实,第一战区在会战开始前就已经发现日军的企图,并且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破袭,阻挠日军的攻击准备和兵力集中。但是,卫立煌在会战开始前奉命赴重庆述职,战区主帅缺席,而在洛阳视察军务的何应钦又调整了第一战区原有军事部署,上述命令未能有效组织实施,中国军队被动至极,致使会战开始的第二天,战区各部队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来势凶猛的日军交战。

中条山西侧是日军主攻方向。孔令恂军和唐淮源军在这里防守。孔令恂军下辖王治岐的第一六五师和王竣的新编第二十七师,唐淮源军下辖李世龙的第七师和寸性奇的第十二师。曾万钟集团军直接指挥的公秉藩第三十四师也在这里。7日下午,日军分多路纵队,发动广正面攻击,集中机炮火力,用飞机诱导步兵,猛攻中国守军的阵地。另派一支部队,佯攻王治岐师阵地,牵制守军。

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王竣师的防线,切断了孔令恂军和唐淮源军的联系。王竣师溃退到曹家川和太寨一带,王治岐师也退到这里。日军挺进纵队乘隙而进,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几个渡口,推进最远的一支日军到达平陆、垣曲和夏县的交界处。

9日正午,孔令恂军遭到日军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王竣和他的参谋长陈文杞,以及王治岐师的姚汝崇营长等多名军官,在太寨村西雷公庙岭附近牺牲。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边的南沟渡口。孔令恂和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王竣师的副师长梁汝贤投河殉国。

日军先头部队七千人,从夏县分三股向南攻击唐淮源军阵地。8日拂晓,日军攻占中条山北山的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后,一路日军向西北奔袭李世龙师师部驻地王家河,另一路向东南奔袭唐淮源军军部唐回。王家河遭到日军重兵包围,李世龙率部突围。唐淮源率领预备队从唐回驰援王家河,日军地面部队与空降兵一起占领了唐回。唐淮源率领残部向东撤退到温峪一带,被日军挡住去路,只得与日军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再向东北和西北方向退去。12日,他们在尖山陷入日军四面包围,三次突围失败,唐淮源在尖山顶庙内自戕殉国。

同一天,第三军寸性奇师突围到胡家峪,遭到日军截击,寸性奇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坚持率部苦战。13日,他们也陷入日军重围,寸性奇两次负伤,右腿被日军炮弹炸断,自知无力回天,也拔枪自尽。继太原会战忻口战役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与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之后,又重演了一军之中军长和师长同时殉国的悲壮。

日军井关仞师团先头部队三千多人,从闻喜向公秉藩师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和唐王山等阵地猛攻,迅速攻陷了唐王山。公秉藩组织部队反攻,收复唐王山周围阵地,但因右翼友邻部队防线被突破,战区长官部命令他率部驰援曾万钟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马村,公秉藩师便放弃唐王山阵地,退到胡家峪。

中条山北侧是曾万钟集团军和刘茂恩集团军的接合部。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于迅速攻占横岭关和垣曲大道,直取垣曲县城,对守军两个集团军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役一开始,日军就以重兵猛攻横垣大道两侧。赵世铃军驻守东北侧,高桂滋军驻守西南侧,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

阳城附近的日军樱井师团和津田混成旅团一部,于5月7日下午向董村东西线武士敏军阵地攻击,遭到顽强抵抗。

8日拂晓,日军突破了赵世铃军十八坪阵地,赵世铃下令放弃阵地,撤向望仙庄一线。高桂滋军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抵抗,但因左右两翼都被日军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线。突破防线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沿桑池、贾家山和杜村河南下,另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经皋落、长直和王茅直下,黄昏时攻占垣曲县城,截断了守军与黄河南岸的联系。日军实现了中间突破,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被分割成两半。此后的两天,日军于12日早晨在东路攻克邵源,与济源西进的日军会合;于11日在西路推进到五福涧,与9日攻占五福涧的日军会合。这样,日军完成了对守军的内层包围,彻底截断了守军在黄河沿线的补给线和退路。

13日,日军得到增援,再次发动攻击,突破董村阵地,武士敏军转移到横河镇东南地区,又遭到从济源突入的田中师团攻击,刘茂恩集团军腹背受敌,于14日开始向北突围,但仅有两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都被包围在山区内。

在中条山东侧,日军原田师团于5月7日分别从济源和孟县两地,突穿守军阵地。裴昌会军在强敌进攻下,节节防御,节节后撤。8日中午,守军放弃济源和孟县,向西撤退。战区长官部见裴昌会军全线溃退,命令他们用主力在封门口以北的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西犯,并派小部队侧击日军。裴昌会部署新编第二十四师主力和第五十四师张团防守封门口一线,命令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驻王屋的独立第四旅等部,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是日军西进必经的要隘,日军久攻不下,立即增兵。从9日上午激战到10日早晨,日军突破封门口。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分兵进攻邵源。长官部命令裴昌会军主力从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

日军原田师团于10日突破守军龙王窝阵地,沿黄河北岸向西突进。11日,第一战区发现黄河西岸河防空虚,命令裴昌会军直属部队、第五十四师和第四十七师一部,从官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新编第二十四师和第四十七师主力则留在道清铁路西段山地及济源山地游击。

当天,一百多架日军飞机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五十四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到河南,其余各师各团都退到封门口至邵源以北的山地。12日,日军西进到官阳附近,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其主力田中师团则沿封门口西进到邵源,与从垣曲东进的樱井师团一起,夹击守军刘茂恩集团军,完成了对刘茂恩集团军的内线包围。

在中条山东北侧,驻防这一线的守军主要有刘茂恩集团军司令部、武士敏军,以及范汉杰军和刘戡第九十三军等部。7日晚,日军向武士敏军发起进攻,武士敏率部拼死抵抗,在董封东西线上与日军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王村一战,击溃日军两千名,击毙滨田大佐以下七百多人。10日,战区长官部看到济源和垣曲之间的所有主要渡口渐次被日军封锁,刘茂恩集团军整个补给线中断,命令阳城以西部队主力,迅速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转移,以旋回钻隙战法,打击日军侧背。天亮前,刘茂恩集团军全面与日军发生激战。下午四点,交口的日军陆续增加到三四千,攻陷了清风的圪塔和煤坪。第十师与武士敏军的接合部二里腰,也被大约两千多名日军突破。邵源方面的日军也向西北紧迫,刘茂恩集团军处于三面受敌的危境。各部突围游击,向北撤退。

在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占据先机,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突破了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了垣曲、济源、孟县和平陆等县城,以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14日以后,日军继续封锁渡口,在中条山区围攻中国军队。留在山区的守军损失惨重,只能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和黄河南岸转移。日军完成了对中国守军的内外侧双重包围。

在中条山战役中,毛泽东多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华北各地八路军主动出击,袭击南三角区的日军,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和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

在八路军掩护下,唐淮源军和范汉杰军等部队残部,在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和新安一带整顿。刘戡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从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九十八军一部在武士敏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赵世铃军向浮山和翼城间转进。裴昌会军主力在道清铁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了几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驻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大部分退出中条山地区,转向日军背后攻击。21日,战斗停止。

中条山会战,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四万两千多人,被俘三万五千多人,丧失了中条山及其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日军仅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威胁洛阳、西安及陇海路西段的“桥头堡”。中国军队在这次会战中惨败,成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但它却检验了几年以来国共合作的效果及军事上的协调。

五月份,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的部队在中条山的失败,造谣污蔑八路军不配合作战。周恩来于5月21日致信《大公报》,列举大量事实,驳斥各种谣言,指出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就是在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击下而停止通车。周恩来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他表示:“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他要求《大公报》将这封信向读者公开。23日,《大公报》全文发表此信,一时轰动重庆。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致电周恩来,说“写得很好”。

6、华北到香港,敌后抗战艰苦卓绝

在日军发动豫南战役的第二天,西尾寿造和多田骏一起,指挥日军犯下了又一宗大罪。1月25日,在河北省丰润县,日本军官佐佐木率领部队,在拂晓前突然把潘家峪围得水泄不通。天色微明时,几个村民去赶集,在村口被日军打死。

日军开进村庄,挨门挨户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子西头的大坑里。潘德瑞的老母不愿离家,日军把她劈成两段。

村民集中以后,日军首先杀掉村长全家,要人们指出谁是共产党员,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一千多名男女老幼怒视日军,都不开口。日军从人群中抓住一名青年,要他说话,青年痛骂日军,立即被砍死。

日军又拉出几名妇女,还是得不到口供。日本兵举起屠刀,将她们砍死,将一个孕妇的肚子剖开。接着,日军往三十多个人身上浇汽油,其中包括潘世良七十多岁的祖母。日军点燃汽油,逼着身上着火的人们往山上跑,同时开枪射击。

日军又从一千多人中拉出三十多名青年妇女,拖到白薯窖里侮辱,然后把玉米秸填进地窖,放火焚烧。窖里传出怒骂声和惨叫声,三十多名妇女被烈火烧死。

天大亮时,手提战刀的佐佐木说:“好了,好了,日中亲善,到村中大院有出好戏让你们看。”

日军把村民们赶进潘家大院,四周是坚固的高墙,院内铺着厚厚的玉米秸、茅草和松枝,围墙上架好了机枪。日军首先用刺刀刺死挣扎反抗的小伙子和几名妇女,接着用机枪扫射,还把煤油泼在玉米秸和树枝茅草上点火,霎时火光冲天,烟焰蔽日。

村民们奋起反抗,潘国生和四名青年趁浓烟遮住日军视线,从烈火中冲出来,抢过一挺机枪,但不会使用,被日军一阵乱枪打死。潘树密的老母亲在人堆里捡起日军掷来的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奋力反扔回去,炸死三个日本兵。

村民们满身是火,在院内怒骂,妇女和儿童在哭叫,但很快被烈火吞噬了生命。最后,潘善续等人奋力冲到门边,把守门的日本兵眼睛打瞎,撞开大门冲了出去。另外有三十多人在日军放火时逃进院内东面的一所平房里,用米罐等家什顶住门,拿起家具准备和日军搏斗。幸亏烈火没有烧毁这座房子,这三十多人才得以死里逃生。

傍晚,火势借风蔓延,潘家峪成为一片火海。

日军这次血腥屠杀,共烧死和残杀潘家峪民众一千零三十五人,其中妇女和儿童六百五十八人,有三十多户被烧尽杀绝,烧毁房屋一千一百多间。

潘家峪惨案,是日军在华北平原暴行的一个缩影。由此可以看出,华北民众和抗日武装,是处在何等残酷的环境中,中国人在敌后的抗战,付出了何等惨烈的代价。

潘家峪惨案震动了冀东。当地的八路军立即捐款,为受伤的同胞进行救治。丰滦迁县政府派人前去慰问并主持公葬仪式。幸存的人们中,有三十多名青年组织成“复仇队”,拿起刀枪,投身抗日前线。

1941年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根据党中央指示,除部分队伍留在山东南部继续战斗外,领导机关从鲁南转移到沂蒙和滨海地区,与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日军立刻感到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对他们的威胁,“清剿扫荡”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2月份,津浦路西的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两个连,在反“扫荡”中,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和十几倍的日军奋战几天,消灭日军将近一千名。日军施放毒气,两个连的战士全部光荣殉国。

这年冬天,日军动用五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历时两个月。八路军主力避开日军锋芒,从内线转入外线,使日军合围扑空。当日军兵力分散时,部队又秘密回到中心区,伏击和截击日军,十天打了七仗,歼灭几千名日军。

11月,五千名日军合围博山东部的马鞍山,八路军的一个排和日军奋战两天,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刺刀和枪托与日军拼命。日军蜂拥而上,排长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战士们高呼“宁死不做俘虏”,一齐携枪堕崖,英勇殉国。

这年夏天,回民支队的敌后抗战,也进入艰苦阶段。他们回到子牙河两岸,马本斋熟悉这里的地形和民俗,又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山本联队以突然打击。山本屡屡吃亏,对他恨之入骨,不择手段要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山本下令,一百人以下的队伍不许出据点,免遭马本斋打击。又给马本斋写信,许以荣华富贵,劝他投降。马本斋的答复是放话出去:“八路军不杀俘虏,只要山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保证留他一条命。”

一天深夜,日军从五个据点出动一千多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第二天清晨,日军将全部村民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迫村民指认谁是马本斋的母亲。村民不供,日军就灌辣椒水,用火烧,用枪刺挑。马本斋母亲目睹受难村民的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

这个善良而坚强的妇女,走到村民们的前排,对日伪军说:“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

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县城,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老太太给儿子写信,要马本斋为营救母亲而投降日本人。哈少符被马老太太训斥了一通。接着,山本自己出马,向马老太太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马老太太指着山本说:“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

日军开始对马老太太用刑,居然把凉水灌进她的鼻孔。老太太至死不写劝降信,绝食七天,英勇殉国。

马本斋闻知母亲就义,愤笔书志:“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和陆定一联名致电冀中军民:“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

马本斋是出了名的孝子,山本认为抓到了他的弱点,结果不但没能使他就范,还激起他更大的愤慨。回民支队先后将劝降的民族败类哈少符和马庆来处死。

马老太太被捕的消息传到部队,战士们纷纷请战,要求打进河间,救出马母,活捉山本。马本斋劝阻大家:“人世间,哪有儿子不疼母亲的?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有什么比抗日大业更重要呢?遭不幸的并非只有我一家,而是千百万个家庭。我是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把一切都交给党了。娘被抓走了,儿子照样打鬼子!”

在抗战岁月里,到处都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同一年9月24日,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的日伪军三千五百多人,从两面向易县城西南三十五公里处的狼牙山扑来。日军出现在每一条山沟里,搜索隐蔽在崇山峻岭中的党政机关和四万多名老百姓。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决定避开敌军的锋芒,用“围魏救赵”的战术,派第三团和第二十团攻击日军据点,牵引敌军敞开了十多公里的口子,使干部和老百姓得以突围。但是,几万人转移需要时间,必须有一支部队在狼牙山阻击日伪军。部队兵员紧张,把这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第一团第七连第二排第六班的五名战士。

25日拂晓,五百多名日军分两路向狼牙山主峰棋盘陀扑来。五壮士一边射击,一边爬向高处。日军以为八路军主力就在山上,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五壮士忍住饥饿,沉着应战,打到中午,挫败了日军四次冲锋,消灭日军一百多人,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五壮士爬到棋盘陀顶峰时,弹药打完了,搬得动的石头也扔完了,日军已经紧逼上来,掷弹筒和机枪全部对准山顶射击。五壮士面临着生死的抉择,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负伤得救。

五位战士的壮举,震动了整个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结束后,分区召开大会,表彰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杨成武代表聂荣臻宣布了给烈士的嘉奖令,把奖章和奖品发给葛振林和宋学义。边区政府为纪念三烈士的英雄业绩,建造了一座“狼牙山三烈士塔”,在塔反面刻写了纪念碑文,记述五位勇士的英雄事迹。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用野蛮的“三光”政策摧残根据地。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对各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连年的干旱加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形势极为严峻。

延安东南的南泥湾,主要由三条河川组成,荒无人烟,野兽成群。朱德偏偏看中了这里,把它确定为部队屯垦的地方。从3月起,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分批开进这个地区。他们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迅速掀起大生产热潮。

王震身先士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成绩卓著,被评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一年之后,南泥湾从荒滩变成了米粮仓。

这一年,冀中抗战进入最严酷的阶段。日军展开全面的“蚕食”进攻,把占领点、线扩展为面,以“蚕食”结合“扫荡”,步步压缩抗日根据地。新上任的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的战略方针,开展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和夹击之中,形势严峻。

吕正操提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和其它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基本方针,与敌军寸土必争,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后区。

冀中军民创造了平原游击战的光辉战例。建国以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使人们形象地了解到八路军作战的精神和战法。白洋淀地区的雁翎队,是一支非常有特色的水上抗日武装,由中共创建于1939年秋天。雁翎队刚成立时,队员们大都使用土造火枪。为防止枪膛里的火药被水弄湿,在每支枪的点火口插上一支雁翎,雁翎队由此得名。

吕正操总是有许多传奇的故事。这年4月,他带工作组检查工作,出发时只带了警卫连的七十多人和一部电台。走到安新和容城一带,碰上日军天天“拉网扫荡”,他们在安新的三台击退日军的进攻。走到徐水的崔庄,又与日军激战。他们连夜渡过白洋淀,第二天深夜穿越高保公路,到达桑园。连日奔波的吕正操刚刚入睡,突然枪声大作,部队被日军包围了。警卫连拼死掩护突围。吕正操边打边走,一天数战,冒险从日军炮楼下擦身而过,回到军区司令部的驻地。

九月份,冀中军区司令部从深泽的大堡撤出,日军飞机一直紧盯不舍。走到安平的宗佐,司令部在紧靠村边的一座院子住下,作战室在正房,程子华住东厢房,吕正操住西厢房。人刚进屋,日军飞机就冲下来轰炸,一颗炸弹击中正房,值班参谋和通信员被炸身亡。吕正操和程子华都趴在床底下,四五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一阵,呼啸而去。两个人互相呼唤着,从一片废墟中爬出来。

同年春夏,华北各根据地的八路军纷纷派出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组织民众,揭露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实施“蚕食”的阴谋,坚定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分化瓦解伪军和伪组织。这种在日军占领区开展小型武装活动的组织形式,得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此后,武工队在各抗日根据地都活跃起来。

对于武工队的成员,中共北方局是有规定的。他们是从军分区或野战军旅部抽调出来的营以下基层干部和优秀战士,以及从地方党政机关抽调的优秀干部。一支武工队一般有三十到五十人,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他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的人民政权,运用各种斗争方式,打击和瓦解日伪,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把日军的“治安区”变为游击区,使游击区变为根据地。校旱《敌后武工队》记述了他们和日伪斗智斗勇的惊险刺激的战斗故事。

这一年八月初,八路军刘伯承师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一部,组成太岳南进支队,进入临汾屯留路的南面,在沁河西南孔滩地区创建了岳南抗日根据地。9月20日,日军调集主力两万多人,向岳南新区发起大“扫荡”。

根据地刚刚创建,还没有充分发动民众,日军大兵压境,八路军处境危险。南进支队派出小部队与日军接触,消耗日军的体力,主力避免与日军拼消耗,使日军的合击行动达不到目的。

10月2日,南进支队撤出岳南地区,岳南反“扫荡”结束。

第二天,从岳南撤出的日军,动用三万多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的战术,对岳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岳北地区的军民,在岳南反“扫荡”时,就做好了空舍清野的准备,并分派干部加强对各区游击战的指挥。当日军进入根据地时,民兵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打击和钳制日军。

这时候,八路军主力实施分遣作战,适时转移到外线,在安泽县的疙瘩沟和沁源县的将军沟连续重创日军。各地人民武装在同蒲铁路大力开展破击战,在平遥和灵石之间毁掉日军机车三辆。日军连遭打击,无法执行寻歼八路军主力的计划,在18日撤出抗日根据地。岳南和岳北历时一个月的反“扫荡”结束。

10月底,日军企图寻找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的军工建设。他们派出七千人的兵力,使用“捕捉奇袭”的战术,对太行区发起“扫荡”。31日,从潞城和襄垣等地,四千多名日军出动,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驻地西井,以及刘伯承师师部驻地赤岸和黎城等地。11月3日,日军两千多人分别从辽县和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和宋家庄等地。

太行区的军民通过备战演习,已经熟悉游击战、麻雀战和地雷战的要领,游击集团和民兵游击队的组织得到加强,家家户户空舍清野,做好了反“扫荡”准备。日军不断遭到突然来临的打击,伤亡非常严重。南北两路日军在6日分别撤退到黎城、武乡和辽县。

九日,撤退到黎城的日军突然向北面奔袭,推进到黄烟洞和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为了保卫水腰兵工厂的机器设备,派出特务团等部队抗击进犯的日军,命令刘伯承师四个主力团配合作战。

特务团占领了险要的阵地,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拼死坚守,日军冲上来,战士们就扔手榴弹,和他们拼刺刀。在八个昼夜里,日军发动几十次进攻,付出了八百多人伤亡的代价,仍然不能前进一步。16日,八路军主力转移。

日军好不容易进入黄烟洞镇,镇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每走一步都得万分留神,但还是吃了满地地雷的苦头。他们唯一的收获,就是捣毁了兵工厂的几台机器。

刘伯承师在水腰地区配合作战,从日军侧面和后方不断发动袭击。游击集团用地雷杀伤日军,有一百多名日军被地雷炸死。日军顶不祝耗面八方的打击和天气的寒冷,只得缩回黎城。八路军又在他们撤退的路上打伏击,毙伤日军三百多人。八路军一路追击到黎城,日军在20日夜里又撤到潞城。日军二十二天的“扫荡”,没有伤害到八路军的首脑机关,而是狼狈地退回了出发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1941年南边发生的战事。

这一年二月,日军开始调兵,企图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要冲和著名贸易港口福州。从2月到4月,日军集结了两艘航空母舰、三十多艘军舰、一百多艘帆船和四十多架飞机。

18日,二十多架次日机轮番轰炸连江、长乐等地。第二天清晨,日军以华南方面军土桥勇逸第四十八师团为主力,由百武晴吉第十八师团四个步兵大队配合,在海军第二分遣舰队协同和三十多架飞机掩护下,从闽江口的长乐和连江两县沿海登陆。

入侵长乐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进犯福清县城,在松下的鹿山险地,遭到陈俊盛和程文龙率领的民众武装一百多人顽强阻击,达六个小时。日军炮火猛烈轰击,飞机盘旋扫射,守军伤亡惨重,弹药不继,陈俊盛和程文龙先后壮烈殉难,九名水警队员和二十名自卫队员为国捐躯。日军于当天从松下攻占福清的海口镇,第二天占领县城。

日军的另一路进犯长乐县城,在鸿山到沟东附近的小山丘,长乐驻军第七十五师胡广平营指派一个机枪连五十多名战士阻击日军。但是,守军目标过早暴露,阻击两小时后,日军大部队赶到,飞机猛烈轰炸守军阵地,守军伤亡过半,周桐轩连长和一名排长殉职,阻击失利,长乐县城陷落。

入侵连江的日军从浦口乡登陆后,守军第七十五师一个团,在西门外莲湖头抵抗了一阵,打死打伤二十多名日军。日军大部队赶到,敌众我寡,守军撤出阵地,连江县城陷落。

20日,日军分兵多路围攻福州。驻守福州地区的第一百军,军长陈琪平时备战不力,疏于防范,得知日军大举入侵时,又不战而退。21日,福州陷落。

日军入侵长乐、连江、福清和福州等地区后,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当地军民奋起抗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他们派黄国璋回闽中担任军事特派员,加强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

中共福清长乐平潭县委书记陈享源,与国民党长乐县代理县长和长乐抗日游击队总队长刘润世,联合成立长乐抗日游击总队,陈享源任参谋长兼第一大队长。5月,他们先在长乐的七社和三溪,两次打败日伪军的“清剿”,活捉敌参谋长邱玉霖等五人,击毙三十多名伪军。接着,又在三溪和江田的两次袭击中打死打伤一批日军。

8月4日,游击总队挑眩耗十八名熟悉地形的精干战士,埋伏在长乐琅尾港小冬浦南岸的桔树林里,袭击日军舰艇,将其击沉,全歼艇上日军四十二人,并击毙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司令中岛和分队长村野,游击队员无一伤亡。这是福建抗日游击战中战绩最好的一次伏击战。9月2日,日军准备撤退,长乐抗日游击总队闻讯后,兵分两路袭击日军,第二天收复县城。

中共连江党组织建立了连江抗日游击队。9月2日晚,他们配合国民党第一○七师一部和连江县保安中队,收复了连江县城。

福州地区的民众结成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袭击日伪军,配合国民党驻福州地区军队的反击战。8月19日,顾祝同电令陈仪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对日军占领地区进行突击。28日,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率部向桐口突击,迫使日军于31日退回福州。9月1日,李良荣分兵两路反击日军,同时,中共领导的各县游击队和福州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也从各自的防地向日军反击,迫使日军于9月3日全线撤退。沦陷四个多月的福州,又回到中国人手里。

1941年年底,日军大本营下令进攻香港。圣诞夜,香港总督府飘起了白色停战旗。九龙半岛饭店富丽堂皇,英国殖民地总督马克*扬博士服饰华丽。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他脸上沮丧的神情。他把投降书交给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一万五千多名英军成为日军的俘虏。

日本在香港设立占领总督,由大本营直接管辖,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节制,陆军中将矶谷首任港督。这时,出访美国的丘吉尔,坐在白宫圣诞宴会的餐桌旁,一反常态,沉默不语,满口的俏皮话都缩进了肺腑。第二天,他来到美国众议院,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谴责日本人的侵略行径,用一个反问句表达胸中的愤懑:“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日军进攻香港时,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和沙田地区,发动民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获得三十多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一批其他军用物资。

东江游击队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了一批替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在元朗和沙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和大埔区,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

抗战以来,香港和澳门是中国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抗战物资从香港和澳门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澳门设立了许多机构,联络国际支援抗战,得到港澳同胞全力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香港沦陷时,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全力营救各界爱国人士。周恩来给在香港的廖承志和潘汉年连发两份急电。不久,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的情况,以及同新加坡和菲律宾联络得怎样,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柳亚子、邹韬奋和梁漱溟等人离港。

廖承志和张文彬等人,想尽办法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安全送达东江游击纵队。他们有的经澳门、韶关或广州湾到达桂林,有的经浙江去上海,转赴新四军驻地。这场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十多个省,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等八百多人,包括在港爱国人士和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也包括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的官兵、侨民八十九人。这次营救,被称为抗日战争以来最大的抢救工作。

7、萧之楚知道,丢失阵地死路一条

日军第一次进攻长沙失利,冈村宁次气得几天寝食不安,情绪低落。此后他没敢再向长沙发起进攻。他的继任者园部和一郎在1940年转而攻击第五战区,造成张自忠在汉水沿岸的南瓜店壮烈成仁。日本第十一军接着攻占了第六战区的战略要地宜昌,才逐渐恢复自信,再次试探性地攻击第九战区。但是,日军在上高会战中纵兵轻进,大贺茂师团遭到中国军队巧妙的战术合击,损失惨重。园部急调樱井师团救援,同样遭到重创,使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一战成名。日军检讨作战失利的原因,认为园部应负主要责任,第十一军再次易帅。

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阿南惟畿中将,辞去陆军部次长职务,在大地无处不飞花的四月,野心勃勃地来到神往已久的中国,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受到天皇和宫内女眷的青睐,带兵打仗格外卖力,希望立下特大战功,报答皇室的恩眷。他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局,决心攻占冈村啃不动的长沙,挫败薛岳的锐气,也显示自己的能耐。

其实,阿南的上司畑俊六更想攻击第九战区。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非常清楚,这里集结着中国军队四分之一的兵力,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如果能将这部分力量重创或消灭,一定会大大削弱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迫使蒋介石早日投降。畑俊六对长沙作战寄予厚望,也得到日军大本营的支持。他命令阿南再次进攻长沙,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阿南惟畿接掌了园部的职务和野心,却没有继承失败的懊丧。他踌躇满志地考虑作战计划,将这次长沙会战命名为“加号作战”。

1941年9月,阿南惟畿指挥四个师团、四个支队、两个飞行联队和海军一部,共十一万五千人,分两路向长沙进攻。

阿南的对手薛岳对日军的进攻感到突然,却并不惊慌。他在长沙挫败过冈村,对再次会战充满信心。他指挥十三个军、一个挺进军和两个飞行大队,共三十多万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逐次抗击,打算将日军牵诱到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的地区,予以歼灭。

9月7日,集结在岳阳西南的日军第六师团,由神田正种师团长率领一部,为掩护新墙河方向主力的展开,向大云山地区发起攻击。三个联队的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大云山,冲向欧震第四军的柏辉章第一○二师阵地。

柏辉章很快发现,全师都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欧震严令他坚守,他便向全师下达“死守活打”的命令。他说:“只要阵地能守住,你们各用各的方法,与敌人周旋,拖延时间。”

柏辉章与各团通话时,头上一片枪炮声和飞机的嗡嗡声。他得知各团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而最前沿的九六○高地,仍然在第一○二师手中。

第二天,日军集中五千人合击九六○高地。欧震看到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下达傍晚撤出战斗的命令。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上将认为,大云山对于整个会战至关重要,电请薛岳将相距不远的陈沛第三十七军第六十师拨归欧震军指挥。

9日,日军神田师团主力向大云山南侧包围,越过了新墙河。后半夜,杨森派欧震军、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两个师和杨汉域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发起反攻,侧击并合力截击已经渡河的日军,在激战中将日军压回新墙河北岸,并乘胜追击,迫使日军退到五龙桥和百羊田附近。

这时,日军青木第四十师团在大云山附近接替神田师团攻打大云山,而神田师团则抽身退走,准备与陆续投入战场的日军主力,共同对湘北发动总攻。

这个交接过程非常迅速,当面的中国守军竟毫无察觉,误以为日军只是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攻击,然后停止进攻。

第二天,鲁道源首先率领新编第十师反攻,战到中午,这位滇军的佼佼者把旗帜插上了大云山制高点,收复了石塘冲和石壁桥,将当面的日军压迫到石庙一线。

11日拂晓,新编第十师、第五十九师、第一○二师和第六十师合力会攻残敌,把没来得及被换走的神田师团的重松第十三联队围困在甘田附近。中国军队合力进攻,重松看到部队死伤惨重,而对方攻势有增无减,便遥向北方默祷,准备剖腹自杀。中国军队四个师正在全力发动最后一击,日军青木师团的荒木联队赶到,和奄奄一息的重松联队一起稳住了阵脚。

日军两个联队合力反扑,加上空军支援,双方搏斗十分激烈,伤亡惨重。13日和14日,大云山战场上的中日军队开始了对峙拉锯战。

14日傍晚,薛岳命令杨森,部署孙渡军向西面和西南面挺进,欧震军向西面和西北面攻击。

第二天,杨森接到报告,得知新墙河北岸日军正在架设浮桥,岳阳道上已有几万名日军集结和行动。

杨森立即意识到,日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总攻,大云山只是一个局部。于是他急电薛岳,报告了自己的判断。但是,杨森不甘心放走已在甘田成为瓮中之鳖的两个日军联队,他在向薛岳报告军情的同时,决定先消灭这股日军,再做下一步打算。

“龟孙子也有被老子一网打尽的一天!”杨森想到随同自己出川抗日的血性男儿,已有许多倒在血泊之中,心中腾起阵阵怒火。他命令孙渡和欧震赶到前线指挥,师长一律在前线督战,各部于17日拂晓发动猛攻,务必一举歼灭甘田之敌。

杨森没有料到,日军已经完成攻击准备,四个师团主力已并列第一线,另有两个支队配置在侧翼,摆开了一个钳形攻击的架势,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爆发。

18日,日军开始总攻。四个师团同时出动,向新墙河杉木桥沿港口一线二十公里的守军正面阵地发起全线猛攻。

拂晓,天幕稍启,明暗交替,四十多门大炮轰鸣,排山倒海,淹没了山野的寂静。五十多架日军飞机在一瞬间倾下成吨的炸弹。空气膨胀,大地颤抖,血肉在晨光中横飞。

守军战士们刚刚抖落头上的尘土,只见几十辆装甲战车,披着微白的晨光,排成一线,向他们挤压过来。守备新墙河南岸阵地的欧震军,已将两个师的主力抽调去围攻甘田附近的日军,防线上只剩下第九十师一个团和第一○二师的部分兵力。一线守军兵员匮乏,只能以惨烈的拼杀来阻挡日军推进。

两军正在激战,鲁道源师阵地后方突然降下日军伞兵,师部遭到伞兵袭击。接着,日军伞兵和正面攻击部队前后夹击,不到两个小时,鲁道源师全线崩溃。日军突破这块阵地以后,迅速向两侧攻击,第九十师挡不住两面涌来的日军,很快就丢失了阵地。杨森发现,日军攻势的迅猛,投入兵力的巨大,超乎自己的预料。他命令部队放弃对被围日军的攻击,由孙渡率领第五十八军和第四军两个师的主力,迅速赶赴南岸抵抗。但是,守军一线已被突破,新墙河以西和粤汉铁路两侧,除了少数警戒部队外,已经没有主力部队阻挡日军了。

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和空军协同下,向湘江口西侧上、下青山发起攻击,登陆成功,封锁了增援第九战区战场的通道。

薛岳已经判断出,日军投入的力量比第一次大,攻势凶猛很多。他急电军事委员会,请求增派三到四个军参战。新墙河阵地已被攻破,他急忙命令部队防守汨罗江南岸的阵地。然后,他回身对参谋长吴逸志说:“你带着长官部后撤吧。”

吴逸志看了一眼参谋处主任赵子立,对薛岳说:“不,这次我不撤,我要与薛长官共进退。”

薛岳见吴逸志态度坚决,不便再说什么,点点头说:“好吧,长官部除必要人员外,都撤到耒阳,组成预备指挥所。参谋长就留在这里指挥吧。”

薛岳命令陈沛军两个师死守汨罗江南岸的浯口、骆公桥、营田和湘阴一线,把傅仲芳第九十九军两个师拨归陈沛指挥。命令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占领汨罗江南岸金井到将军坝第二线阵地,准备与日军决战。命令韩全朴第七十二军改调平江,支援汨罗江战斗。命令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率领炮兵第一团开往金井,指挥该团与重型迫击炮第二团,先协助陈沛军守势作战,阻挡南犯日军,然后支援萧之楚军攻击。命令杨森指挥欧震军、孙渡军和杨汉域军在日军侧后从北向南进行侧击或迫击,尽可能消耗日军。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关注着湘北战局的战报,军委会的高参们已经和薛岳一样意识到日军这次攻势非同小可。他们感叹,阿南惟畿的年轻,并没有妨碍他具有战略头脑,并且精通战术。

19日傍晚,薛岳向各军下达的作战命令被日军破译。阿南看罢电文,走到地图前沉思,突然哈哈大笑:“天助我也!”他下令派飞机进行空中侦察,然后将侦察结果与截获的电文对照,证明电文并无虚假,于是向各师团发布命令:“决定于22日黄昏开始行动,在捞刀河以北地区捕捉歼灭当面之敌。”

萧之楚在同一天接到防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阵地的命令,不敢怠慢,命令部队星夜拔营起程。

第二天,他又接到薛岳的命令,要求第二十六军推进到汨罗江防线的第一线阵地。一夜行军,部队疲劳不堪,萧之楚只好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再行推进。

21日拂晓,天刚麻麻亮,萧之楚率领陈永的第四十四师,作为先头部队,向指定地点进发。萧之楚当过陈永师的师长,一直把它视为自己的基本力量,现在行军速度达不到要求,他只好率领亲信部队打头阵,作表率。

疲惫的陈永师刚刚到瓮江附近,早已集结在这里的日军神田师团从三百猛攻过来。陈永师被猛烈的炮火打蒙了,等到反应过来,已经很难逃出日军的包围圈。

萧之楚指挥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阻挡日军的进攻,在临时架设的军指挥所里接通了战区长官部的电话。

日军火力不断加强,陈永师伤亡惨重。萧之楚拿起电话,怒吼道:“这是怎么指挥的?我们还没到达指定地点,日军就已集结等待了,第四十四师现在陷于包围了。行军路线是战区长官部指定的,没有进入第一线阵地前,就遭到敌军攻击……”

萧之楚还没说完,电话另一端的薛岳已经暴跳如雷,开口就骂:“混蛋!为什么让敌人包围起来?为什么不拼死去打?”

“我们正在抵抗,战斗很激烈。”萧之楚冷静下来,报告战况。

“丢了汨罗江阵地,我就枪毙你!”薛岳不愿听他多讲,吼完就摔下了电话。

萧之楚这时非常清楚,违抗司令长官的命令,丢失了阵地,他真的只有死路一条,薛岳说得到做得到。他只有一条路:死守阵地。

他举起望远镜四下观察,地形对他十分不利,制高点几乎都被日军占领,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得陈永师抬不起头来。

萧之楚急调王修身的第三十二师前来解围,命令陈永死守待援。

王修身当过冯玉祥卫队旅的旅长,是西北军中能征善战的名将。他命令部队急行军,以解陈永师之围。

22日,王修身师在路上被日军丰岛第三师团三面包围起来。日军枪炮齐发,炮弹倾泻,部队伤亡严重。

王修身立刻意识到,日军早就埋伏在这里等待他,又占据了有利地形,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要把他的全师一口吃掉。他不敢恋战,命令部队边打边退。王修身师迅速稳住了阵脚,各部队交替掩护着后退,使丰岛师团的包围落空。

陈永焦急地等待援军,直到23日,还没见王修身师赶到,而神田师团一部正向他们背后运动,企图四面合击,他意识到日军一旦合围,自己的部队将全军覆灭。

萧之楚急令丁治磬的第四十一师火速拦截日军,自己再次接通了战区长官部的电话。

“薛长官,现在这里的战况真是十分险恶。”萧之楚此刻没有火气了,几乎是用央求的口吻说话,“日军三面包围已经完成,现在又在向我们后方运动,我们有可能陷于日军的合围!”

薛岳知道萧之楚已和日军激战了几昼夜,仍在坚守阵地,对他说话的口气,自然缓和了许多。他沉思少顷,说:“好吧,你可以稍稍后撤,撤到蒲塘,以蒲塘为中心对敌作战。”

第二天,萧之楚军向蒲塘突进。日军青木师团的任务是把杨森集团军压迫到山地,他们向江藤支队移交了任务,过来增援神田师团围歼萧之楚军。

日军两个师团跟踪追击到蒲塘,再度对萧之楚军形成包围圈。

25日,日军用凌厉的攻势,攻破了丁治磬师和陈永师阵地,把第二十六军军部和王修身师团团围住。战到傍晚,萧之楚看看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部队,心情暗淡。

这时,日军侧后突然响起剧烈的枪声,萧之楚眼中立刻流露出希望,迅速率领残部突出重围。原来,陈沛军一个失去联系的团开到蒲塘附近参加战斗,救了萧之楚一命。

可是,陈沛军也是自身难保。罗奇的第九十五师和李棠的第一四○师,守备洞庭湖与汨罗江所形成的三角地带的死角,正在遭受日军丰岛师团和北野宪三第四师团的围攻。

罗奇和李棠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现在,他们并肩视察阵地。罗奇说:“这个三角地带就是一口活棺材。敌人不来咱们不敢撤,敌人来了就脱不了身。”

老成持重的李棠笑笑,拍着罗奇的肩膀说:“同在棺材中,只有相依为命了。”

这时,日军开始向这块三角地开炮。两位师长立即命令部队严守阵地。果然,日军丰岛师团从右侧突入李棠师阵地,五架日军飞机扔下炸弹,日军步兵向双江口全线猛攻。

一时,阵地上血肉横飞,硝烟弥漫。中国守军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坚守在阵地上。突入侧后的日军偷袭部队,摸到李棠师后方的伤员收容所,两百多名轻重伤员被轻重机枪密集的弹雨射中,倒在血泊之中。

罗奇师在神鼎山顽强抗击北野师团的攻击,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三点,一六八高地的守军全部战死,罗奇才准备撤退。陈沛接到薛岳的命令:南撤收容整理。薛岳命令李玉堂的第十军策应陈沛军作战。李玉堂得令,派出第一九○师、预备第十师和第三师投入战斗。

李玉堂军展开战斗为时已晚,日军四个师团沉重打击萧之楚军和陈沛军之后,继续南进,已经在福临铺和金井地区汇合,对刚刚到达的李玉堂军形成包围。

朱岳的第一九○师前卫部队与神田师团的先头部队遭遇了,战斗规模不大。日军对陈沛军李棠师的围困正在紧缩,陈沛电请朱岳师火速北上解围。

朱岳率领第一九○师抵达神鼎山附近,正要投入战斗,李玉堂转达薛岳的命令,让他将部队拉回福临铺防守。

原来,薛岳想在金井和福临铺部署一道防线,由李玉堂军和陈沛军阻止日军南下,等待王耀武军和夏楚中军的增援。

朱岳率部回防,将师部驻扎在福临铺附近的梁家塅。部队刚进入阵地,正是清晨,经过一夜急行军的官兵来不及休息,日军飞机就飞临阵地上空进行轰炸。紧接着,尾随而来的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攻击。

正面阵地正在吃紧,部队拼死抵抗。但是,一千多名日军向梁家塅西部直捣过来,朱岳只能率领直属部队应战。第一九○师已经疲惫不堪,指挥所被日军飞机的炸弹命中,朱岳负伤,副师长赖传湘代替指挥。

日军再次猛攻,赖传湘端起枪冲上第一线拼死厮杀,不幸阵亡。这时,师部能战斗的人员仅剩十名,一时群龙无首,阵地陷入混乱。师参谋长陶修代理副师长,率领师部残余人员突围,在株洲收容部队。

方先觉的预备第十师,在金井一线的处境更加困难。神田师团攻势加猛,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猛扑过来,阵地大部分被炸毁,双方处于激烈混战状态,伤亡都很严重。这时候,日军的另一个支队又向南迂回,抄袭方先觉师阵地后方,企图切断守军退路,形成四面包围。方先觉知道,一旦日军合围成功,全师覆灭的可能性极大。他只好收拢部队,占领学术桥一线阵地。但是,丰岛师团又在这里发动攻击。接战不久,又陷入混战之中。

方先觉见抵抗无望,只得下令:“各团自行组织撤退突围,于27日在长沙以北收容集结。”

与此同时,周庆祥的第三师左右两翼阵地,分别被日军北野师团和丰岛师团紧紧围攻。激战中,神田师团和青木师团各自击破了当面的中国守军,一齐向南涌来,周庆祥师顿时被日军切成了好几段。

周庆祥看到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无法阻挡,于傍晚时分,向天空发射信号弹,命令各团突出重围。

湘北三个主力军迅速被日军逐个击溃,汨罗江防线已被日军突破。薛岳看到了不愿看到的局面。眼见得日军向长沙步步紧逼,薛岳手中只有一张王牌可用了,那就是山东人王耀武指挥的第七十四军。

薛岳在想:怎样使用这张王牌呢?王耀武军正在江西西部驻守,要调到湖南作战,运输补给都有困难。但是,薛岳为了保住长沙,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王耀武接到命令,立即率领三个师和军部向长沙进军。他不知道,日军早已从电台通讯中截获了他这个军的动向,张开一面大网,企图歼灭他们恨之入骨的这支中国王牌军。

王耀武军通过浏阳城西的蕉溪岭隘道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扫射。这条羊肠小道上下约有七公里,两面都是石山,王耀武军无处躲藏,遭到沉重的打击。战斗还没开始,指挥系统已被打乱,部队的士气大受挫伤。

王耀武预感到当面的日军数量不少,而且是以逸待劳,他认为马上投入战斗对己方不利,但又不能坐以待毙。他命令余程万率领第五十七师两个团向春华山行进,李翰卿率领第五十一师的两个团在春华山以北向东侧击,支援余程万师。

李翰卿的部队到位以后,他身先士卒,手持冲锋枪率部进攻,用猛虎下山的气势,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眼看日军就要溃退,李翰卿加强攻势,但是不巧,日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反过来向李翰卿的部队包抄。

李翰卿知道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否则不但自己的阵地不保,日军还会压向余程万师的阵地,导致全线溃败。他举枪大喊:“弟兄们,全局胜败在此一举,我们只能以身报国了。不怕死的,跟我冲!”

李翰卿率先冲向日军阵地。士兵们受到极大鼓舞,一片呐喊,猛冲猛杀,日军死伤无数。但是,李翰卿身中三弹,为国捐躯。

李翰卿部队的进攻冲乱了日军的攻势,减轻了余程万师阵地的压力,为余程万赢得了时间调整部署。

余程万师在阵地右侧和日军激战,日军北野师团又从左侧增援。两个师团夹击一个师,余程万师两面迎战。打到29日下午,日军的凌厉攻势都没奏效,只得重新部署。

余程万师得到喘息的机会,发现已经伤亡三千多人。一天急行军加上一昼夜激战,战斗力已经锐减。

与此同时,廖龄奇的第五十八师打退了神田师团一部的进攻。第二天拂晓,日军开始新的攻击。廖龄奇见了日军的阵容,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敌手是过于强大了!丰岛师团的主力兵分两路,一路进攻余程万师右侧,一路全力包围廖龄奇师。三十架日军飞机在春华山上空轮番狂轰乱炸,几乎没有间歇,部队的伤亡与时俱增。

廖龄奇师经过了长途行军,又遭到日军侧后袭击,全师阵地被日军切割成好几段,各级指挥官对部队失去了控制,而日军还在不断地增兵进攻。激战了四个多小时,廖龄奇师全面崩溃。

第七十四军面对日军四个师团的进攻,王耀武感觉独力难支,而他手中没有部队可以增援。

他命令李天霞师迅速占领阵地,阻击日军,收容廖龄奇师的溃军,同时命令余程万师在石塘铺一带阻击南进的日军。

调整部署以后,将士一同奋力,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激战到黄昏,日军再次猛攻第五十一师阵地,李天霞看到日军的进攻集中在一个窄面上,意图显然是想攻取一点,突破阵地。日军的集中攻击,致使守军伤亡严重。他担心这段阵地被突破,便急调兵力增援,擅自将部队向东收缩。

部队的收缩,在阵地上让出了一个大空隙。日军看出了破绽,立即蜂拥而上,打开一个缺口。

日军求功心切,顾不得天色已黑,企图一举歼灭王耀武军。他们打破夜间不轻易出击的常规,派大部队摸黑袭击王耀武的军部,将军部直属部队打散。王耀武没想到会在夜间遭到日军主力袭击,手中又无兵可调,只得靠着卫士排掩护,仓皇突围。

行不多远,又与日军遭遇,卫士排长分出两名卫士保护王耀武,自己率全排迎战。日军如潮水一般将卫士排淹没,大部分卫士阵亡,排长被俘。王耀武在两名卫士护卫下,潜伏在野地里,几十步以外就是日军。日军审问卫士排长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他的耳中。

“军部在哪里?”

“早转移了!”

“转移到了哪里?”

“知道也不告诉你!”

卫士排长的声音刚落,只听得一声“八嘎牙路”,刀光一闪,卫士排长惨叫一声,再也没有声息。

王耀武在夜色掩护下逃脱了日军的搜捕,他始终忘不了黑夜旷野中的刀光一闪和凄惨的叫声。

薛岳没想到王耀武军失败得如此之快,伤亡如此之惨。更令他不安的是,第六战区和第七战区的增援部队尚在途中,他手中没有强劲的部队来阻止日军进攻长沙了。

日军强渡新墙河之后,薛岳把所有的指望都寄托在增援部队。他想竭荆葫能保住长沙,这座城市,是薛岳眼中的一个象征,他要在这里树起一面旗帜,鼓舞中国各战区的抗战。

在其他战区的增援部队赶到之前,他命令敌后的欧震军、孙渡军和杨汉域军向长沙靠拢,又命令萧之楚军、陈沛军、李玉堂军和王耀武军的残部,也向长沙方面的日军发起攻击。

他想:“死马当作活马医,但愿长沙能保住!”

30日,陈诚第六战区王甲本的第九十八师到达,立即占领长沙北侧两公里处阵地,当晚就与最先向长沙城发动攻击的日军早渊支队接战。

王甲本打算将日军阻遏在长沙郊外,命令部队主动进攻。战到第二天拂晓,早渊支队的主力到达,依靠飞机支援,在猛烈的进攻中突破了王甲本师防线。当天下午,早渊支队从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守住新开铺至武城门一线,掩护日军其他部队入城。

当天,余汉谋第七战区邹鸿暂编第二军的暂编第八师,赶到了长沙东郊左家塘附近,获悉日军已从北门进攻市区,就改向郊区的日军攻击。

但是,暂编第八师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到达,无法击退优势的日军。

10月2日,夏楚中军的赵季平暂编第六师到达岳麓山,薛岳命令他们东渡湘江,驱逐进攻长沙的日军。

赵季平率师主力渡过湘江后,向长沙城内的日军发起攻击,与早渊支队发生巷战。这时,日军北野师团主力也开到了长沙,丰岛师团、神田师团和青木师团全部到达长沙外围。

赵季平见双方兵力悬殊,便率部撤到城外。

日军攻占长沙后,以北野师团留驻长沙,丰岛师团继续向株洲方向追击,企图歼灭南撤的中国军队。

4日清晨,丰岛师团一个骑兵大队突进东山附近。

杨宏广新编第三军的新编第十二师刚刚抵达马鞍山和白田铺一线布防,用轻重机枪向日军齐射,日军死伤无数,骑兵大队四处逃散,失去了战斗力。

两小时后,日军后续部队的四千多名骑兵,在三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赶来增援,企图包围新编第十二师。

新编第十二师面对强敌,并不退缩,官兵愈战愈勇,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激战到下午,日军又增加兵力,攻势空前猛烈,眼看就要攻入守军阵地。刘世焱团长端起一挺机关枪,大叫一声:“弟兄们,跟我冲啊!”

刘世焱纵身跃出战壕,向日军猛冲过去。战士们紧跟着向日军冲去,杀声震动四野,日军的攻势被压下去了。

冲在前面的刘世焱,左臂受伤,包裹后再次受伤,胸部又中五弹,壮烈牺牲。

新编第十二师刚刚稳住阵脚,敌后的战场上出现了转机。

杨森率领欧震军和杨汉域军向金井方向开进,从北向南到达长沙北面的郊区,准备围攻长沙城。顷刻之间,战局的主动权回到了中国军队手中。

阿南惟畿呆在岳阳的指挥所里,凭窗南望,眼前是阴森森的天空,灰蒙蒙一片,远处天地一色,似乎包容着一种难解的玄机。在他脸上,几天前的踌躇满志和情不自禁的喜悦,已经换上沮丧的神色。他的五十辆装甲车,全部被中国军队击毁,护卫装甲车的一千多名步兵,也已全军覆灭。前方各师团急需补充的电文,压在他的书案前,军人的警觉使他意识到,一线部队断绝了补给和增援,那将意味着什么。

阿南的压力不仅来自长沙。9月26日,陈诚的第六战区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乘宜昌日军兵力空虚,对宜昌发动了大兵团反攻作战。驻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告急。畑俊六知道,攻占宜昌是裕仁下达的作战指示,如果日军丢了宜昌,内山被歼,后果过于严重。他急令阿南回援宜昌。阿南也知道,如果他听任内山切腹自杀,他这个第十一军司令官也做不长了。

阿南想起来了,他来中国战场之前,一位相处多年的同僚为他送别时,悄声对他说:“中国是个大泥淖,老兄好自为之。”

阿南惟畿熬过了一个无眠之夜,发出命令:“全线撤退!”

日军撤退的情报送到了薛岳手里。他思索片刻,果断地下令追击。傅仲芳军斜插过来,阻挡日军的退路,迫使日军三个师团绕道而行。在阻击战中,傅仲芳军击落日军飞机一架。

10月9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回到原防,筋疲力尽的中国军队,也无力向前攻击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降下了帷幕。这次会战直接导致日本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

但是,日军并没有放弃南进的战略,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一个和平安宁的星期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军损失巨大。

第二天正午,罗斯福总统在海军上尉詹姆斯搀扶下走进了众议院。他腿上套着钢架,站在讲台前面,向国会紧急会议发表了历史性的讲演。他有意放慢声调,电台网将他的讲话向全国做了实况转播:

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蓄意进攻。

下午4点10分,罗斯福佩戴着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对日宣战书上签字。同一天下午三点钟,丘吉尔首相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对日本宣战。

12月9日,日军飞机在太平洋上炸沉了英国特混舰队z的两艘大型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太平洋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应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也是在同一天,中国国民政府发布《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同时,国民政府还发表了《中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晚了九年多。

22日凌晨,一千多名日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开始在美属威克岛登陆,岛上的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于七点半投降。

差不多同时,陈纳德的“飞虎队”在中国参加对日军作战。12月20日,在昆明第一次参加战斗,击落九架来犯的日军轰炸机。

这时的“飞虎队”,已经由蒋介石纳入中国武装部队序列,在中国租用的缅甸同古空军训练基地训练了五个月。美国将“飞虎队”改组为美军第十航空队第十三战斗大队,即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晋升为准将,任特遣队指挥官。

1941年的最后一天,罗斯福在征得英国与荷兰等国同意后,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联军统帅。战区范围当初包括中国、泰国和越南一部分,以及北缅。后北缅划归东南亚战区。很快,蒋介石给罗斯福回电,同意接受这个职务,并拟组建联军参谋处,在蒋介石指挥下工作。

8、长沙是把日军烧焦的熔炉

1941年底,日军在太平洋上气势汹汹,连连得手。但是,紧接着到来的1942年,对于侵华的日军,是一个十分不祥的年份。新年一开始,他们又在长沙遭到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

1942年元旦,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以后,又有法国等二十一个国家陆续加入。中国的对日抗战,从此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对日本的作战,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之前,蒋介石已经知道,在日军的南进作战中,攻占香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了牵制日军对香港的进攻,他从第九战区抽调战斗力很强的欧震军和王耀武军增援广东和广西,命令第四战区与第七战区向日本广州方面军进袭,又调杜聿明军、甘丽初军和安恩溥军从广西和四川向云南方面移动,随时准备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突然抽调兵力从长沙南下,有增援香港英军的态势。为了日军顺利地攻占香港,日军大本营命令第十一军进攻湘南,牵制中国军队的南援行动。

阿南惟畿接受命令后,于1941年底命令部队向长沙方向推进。两个多月前他与第九战区交手尝到了薛岳的厉害,但他自以为摸清了对手的战法,现在他再次面对湘北大地,又不免踌躇满志起来。

阿南惟畿出动的主力,是丰岛师团、神田师团和青木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及部分空军协同作战,诈称四十三万人。阿南惟畿宣称,1942年元旦他要在长沙过新年,向全世界宣布,香港已为日军所占,长沙成了他阿南惟畿的领地。

蒋介石得知阿南惟畿的第十一军蠢蠢欲动,给予高度的重视,来到南岳督战,给薛岳发电报指示兵力的部署:“我第二线兵团稍后退配置,占领有利地势,主动把握战机,从各方面攻击敌人。”

薛岳由于责任所系,一直在琢磨怎样对付日军的下一次进攻。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在长沙召集军以上指挥官参加防卫会议,制定了一个命名为“天炉战法”的战略。他的思路是,在诱攻和伏攻地区纵深配备兵力,从四面八方围歼日军,犹如在一个天然的巨炉中熔化铁石。会议决定,第十军死守长沙,缠住日军;决战地区选在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薛岳向李玉堂下达命令:“命令你军固守长沙,务求成功,严令部队作战,不得退缩,擅自后退者杀无赦。”

李玉堂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奉命率领第十军从株洲渌口急行军北上打阻击战,和日军在金井和福临铺一线遭遇,没有完成任务。蒋介石免去他的职务,调钟斌继任。钟斌还没到任,日军又大举进攻了,蒋介石忙令李玉堂继续指挥第十军。李玉堂是以戴罪之身,担负起固守长沙的重任。

第十军下辖周庆祥的第三师、朱岳的第一九○师和方先觉的预备第十师,另外给配调了孔荷庞的一个师。12月20日,军部开了个紧急会议,方先觉坚决不当预备队,当天没能决定部署。李玉堂与副军长和参谋长一再研究,到21日才决定由周庆祥师防守长沙东郊,朱岳师防守长沙北郊,方先觉师防守长沙南郊,孔荷庞师防守沿江城厢一带,兼作预备队。

周庆祥师和朱岳师原来驻在郊区,调动比较便利,但方先觉师原来驻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日军飞机随时来长沙上空侦察骚扰,如果全师几千人在白天渡过湘江,必然暴露,容易遭到空袭,所以推迟到23日黄昏,才从灵官渡和天马山等渡口抢渡过江。

日军打头阵的是丰岛师团,后面依次是神田师团、青木师团和池之上混成旅团的顺序。24日黄昏,日军冒着风雪严寒,强渡新墙河。第九战区杨汉域军的两个师在这里抵抗日军,战到第二天中午,日军的后续部队增援,向杨干的第一三四师阵地全面发起攻势,集中四千多人向第四百团猛攻。激战四个多小时,日军突破了守军第一线阵地。杨干命令全师撤到第二线阵地,构成防线,继续抵抗。

杨森在前方指挥,看到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便命令孙渡军的新编第十一师开到杨林街附近,协助杨汉域军作战。

当天傍晚,日军神田师团向正面的第一三三师阵地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午夜12点,日军全部占领新墙河南岸的第一线阵地。丰岛师团紧随神田师团之后,徒步涉过新墙河。

湘北日军的三个师团分为三路,齐头并进,步步向南进逼。

东路的丰岛师团继续进攻杨干师的第二线阵地。中路的神田师团,也在飞机掩护下向杨干师阵地进攻。西路的青木师团,沿粤汉铁路两侧南进,进攻第一三三师的各个据点阵地。

中路日军的攻势最为凶猛,守军抵抗也最顽强,坚守傅家桥据点的第三九八团第二营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日军久攻不下,用猛烈的炮火攻击。营长王超奎杀红了眼,领着剩下的十个战士死守,直到被炮火埋葬在据点里。第三营防守着洪桥据点,副营长吕湘滨和连长戴崇谦中弹阵亡,残部仍然拼死抵抗。

中路日军无法杀开一条血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向南钻入,遭到第三九七团的伏击,丢下许多尸首。神田正种只好下令绕道推进。

杨森观察到惨烈的战局,为了杨汉域军能够坚守较长时间,命令孙渡军上阵,向杨干师当面的日军发起攻击。

战到夜晚,日军还不停歇,炮弹呼啸,守军各重要据点的电话线都被炸断。后半夜,各师派传令兵向杨汉域报告战况和伤亡,杨汉域认为第一线抵抗的目的已经达到,而部队伤亡较大,便命令第一三三师和第一三四师按预定计划实行逐步抵抗,向预定的梅仙和平江以东地区撤退。

第二天拂晓,杨汉域军在新墙河防线的最后一线阵地继续抗击尾随而来的日军。这时,日军丰岛师团与神田师团合作一处,沿粤汉铁路线南下,向汨罗江突进。

杨森见日军向纵深前进,杨汉域军有可能遭到围攻,命令孙渡军的两个师夹击围攻杨汉域军的日军。激战到傍晚,战事延伸到守军野战工事的第三线,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又失,双方形成拉锯战。

28日,杨森接到薛岳下达的后撤命令,要求杨汉域率部向梅仙和平江以东地区转移,准备向日军侧后攻击。命令孙渡军实行逐步抵抗,逐渐向东南方斜线移动,撤到汨罗江南岸右翼的山地,从侧面攻击日军。

同时,薛岳将陈沛军和傅仲芳军摆在这里布防,构成战区的第二道防线。两个军以骆公桥为界,陈沛军守备骆公桥以东一线,傅仲芳军守备骆公桥以西的湘阴和营田一线。

当天,神田正种命令先头部队首先进攻汨罗江以北的陈沛军第九十五师警戒阵地。稍后,青木师团的先头部队,进攻陈沛军第六十师的警戒阵地。

日军的进攻没有进展,后续部队集结增援,再度发起攻势。青木师团继续攻击第六十师警戒阵地,直到守备长乐街的一个排全部战死,日军才占领了长乐街。夜晚,日军的两个师团全部渡过了汨罗江,直接威胁陈沛军第一线部队的左侧。

这时,阿南惟畿获悉日本第二十三军占领了香港,同时得到一份情报:他对面的中国第九战区,由于部分兵力南调,长沙守备力量薄弱。阿南看到自己的部队推进顺利,证实了守军兵力空虚。他认为,第十一军进攻长沙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旧年的最后一天,薛岳得到报告:日军主力分别到达长沙外围,青木师团到达长沙以东的永安市,神田师团到达东郊梨市,丰岛师团到达东南郊附近的东山,准备从东、北、南三面围攻长沙。

日军的第二线兵团,即池之上旅团、外圆支队、元泽支队和野口支队,分别达到汨罗江以北地区,正在继续向南推进。

薛岳一直呆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指挥所里,神经高度紧张,但他接到日军迫近长沙的报告,反而轻松了许多。

薛岳的天炉战法,是要把以长沙为中心的战场,当作一个聚歼日军的天然巨炉,杨森集团军已经在新墙河把日军引到了天炉之中,现在他需要的是四面八方的强大火力。

日军是否会进攻长沙,是否会钻进天炉的炉膛?如果日军果然进攻长沙,主力集结在长沙附近,那么,只要四方合围的中国军队及时赶到,就可以将日军围在炉膛里烧而烤之了。

薛岳为了就近指挥各部作战,决心画地为牢,坚持不下第一线。岳麓山是长沙的最高点,他在这里能够隔着湘江俯瞰战斗全景,亲耳听到保卫长沙的枪炮声。

新年元旦的拂晓,丰岛师团开始进攻。宫永盖世的野战炮兵第三联队与石井信的步兵第十八联队,一起扑向金盆岭,石野联队则扑向猴子石。日军来到这一片山地,企图抢占制高点。方先觉师第二十九团已经占领阵地,居高临下,用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随后抛掷手榴弹,日军纷纷中弹倒地。

天亮后,日本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率领随军记者飞到长沙上空,视察战场。他和阿南一样,对这次进攻长沙充满信心,让飞机放慢速度,在长沙上空来回盘旋,用自负的声音压过马达的轰鸣:

“诸位,我大日本皇军,在天皇神佑之下,所向披靡。现在进行的作战,是我第十一军为配合香港作战而进行的。五天前,大日本的太阳旗,取代了昔日所谓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飘扬在香港上空。今天,我第十一军将士要攻克长沙城,作为献给天皇陛下的新年礼物!”

日军同时派出战机飞到长沙上空,协助步兵作战。日军与方先觉师拼杀,最后白刃相交,进行惨烈的肉搏。木下勇预期两天之内占领长沙,没想到初战就遭到顽强阻击。丰岛房太郎见攻击受阻,心急如焚。他手中还留有一张王牌,就是加藤素一的第二大队,这是从各联队中挑选出来的精兵组成的以擅长夜战而著称的部队,不到关键时刻,他是舍不得使用这张王牌的,现在他认为不得不用了。

日军在突破第一道防线后,乘胜向第二线进攻。葛先才的第二十八团用迫击炮和机步枪猛烈射击。日军已在第一线受到重大打击,锐气大减,葛先才团火力猛烈,遏止了日军的攻势。第二十八团是战斗力最强的团,葛先才的勇敢善战,为全军所公认。他的指挥所选在全线要冲修械所的背后,他表示决不离开修械所。

日军进攻葛先才团阵地时,第二十九团张团长已经到达师部。督战队队长杨正华见他神色惶惶,便单独去见方先觉,说:“敌人来得太快太猛,张团很难顶住。”

方先觉长嘘一口气说:“是啊,张团电话中断了。”

杨正华见方先觉对张团长有体谅之意,便直言相告:“张团阵地已被日军突破,张团长已来师部,他表示未能达成任务,对不起师长,听候处分。”

方先觉说:“叫他在副官处休息,等我有空,喊来见我。”

他接过电话向葛先才喊道:“艺圃!现在看你的了,张团阵地已被突破,你马上派人收容整理,张团归你指挥。任务重啊!我全力支持你,你要顶住!”

葛先才说:“师长尽管放心,我有信心,不会在薛岳面前丢脸。”

听了这话,方先觉的脸色才宽舒一些。

当天下午,日军没有进攻,但枪声不断。晚上,薛岳直接打电话给方先觉询问战况。薛岳问:“你能守多久?”

方先觉沉吟一下,说:“一个星期。”

薛岳又问:“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声“好”,便放下了电话。

深夜,方先觉把副官主任张广宽叫去,交给他一封信,对他说:“你马上派人送到后方我家眷那里,明天以前一定要送到。”张广宽把信拿出来,杨正华不揣冒昧,拆开一看,原来是师长的遗嘱:

蕴翠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务望善教五子,克继余志。

杨正华看过遗嘱,决定发表,以鼓励士气。第二天,《长沙日报》头版出现了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第二天拂晓,二十多架日军飞机出现在长沙上空,协助地面日军进攻。日机一再盘旋,对守军全线阵地狂轰滥炸。他们急于在两天内攻进长沙城内,日军在指挥官刀尖的威逼下疯狂猛扑。葛先才命令部队沉着应战,稳扎稳打,不让日军前进一步。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在两军之间展开。

大约八点钟,岳麓山的一五○毫米榴弹炮发出怒吼,炮弹如晴天霹雳,在日军中炸响,只听得日本兵嗷嗷喊叫。同时,士乃德山炮和八一式山炮一齐发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瞄准日机开火,步兵一改常规,不怕暴露目标,纷纷用步枪仰射日机,吓得日机不敢低飞,炸弹大多投到湘江中去了。中国军队的重炮手们平时早把长沙四郊的地形距离准确地测量过,弹无虚发。日军进展太快,重兵器和弹药来不及跟上,小型炮又被守军的火力压住,不敢出击。上午的战斗,日军伤亡两千多人,下午又无可奈何保持着沉默。

入夜,丰岛房太郎命令加藤大队参加战斗。加藤素一命令他的第五中队和第八中队冲向守军阵地,被守军迫击炮集中射击,被迫停止。加藤性急,带着副官和一名军曹,穿过白沙岭的民房,摸到葛先才团的哨线。守军士兵从房檐下射出一枚子弹,贯穿加藤小腹。新年第三天凌晨两点,加藤和随从在长沙丧命。陈希尧率领第三十四团,用猛烈的火力,把加藤派出的两个中队,压迫到白沙岭一座仓库里,将他们团团围住,用汽油泼到房子上,烧死近两百名日军。

中国士兵找到加藤的尸体,在他身上搜出日军从出动以来的计划和命令,中国军队得知日军弹药将要用完,并掌握了丰岛师团的企图。

情况报告到薛岳那里,薛岳拍案大笑道:“一纸虽轻,胜过万挺机枪。”这一天,中国军队获得大量战利品,有轻重机枪、步枪、手枪和钢盔等。

日军神田师团于2日下午抵达长沙郊外,在运动中遭到岳麓山的重炮轰击,损失巨大,神田正种差点丧命。三日拂晓,神田将师团主力投入长沙北郊,进攻第一九○师阵地。守军早有准备,迎头猛烈反击,日军伤亡七百多人,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丰岛师团得到神田师团的部分增援,很想挽回颓势。丰岛下令发起猛攻,主力仍然指向葛先才团修械所一带的高地。双方进行激烈的争夺,一天之内拉锯战十一次,满山遍野躺满了尸体。在三日的战斗中,中国守军使用了第三十团的一个营,师属工兵营也参加了战斗。到夜晚,葛先才团阵地巍然未动。

同一天,丰岛想另辟蹊径,寻找突破口,命令右翼的石井联队转攻浏阳门。日军敢死队扑向城门,周庆祥站在城墙上指挥反击。两军短兵相接,白刃战极为惨烈,消灭了日军敢死队一百多人。日军敢死队以外的伤亡,也有七百多人。日军另一个联队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盲目行动,被中国守军消灭。

日军第一线的横田大队,于3日6点半一度进抵距南门大约一公里的东瓜山,横田大队长被守军击毙,部队也被击溃。激战一天,日军伤亡惨重。守军师部发布命令,第二十九团团长张越群晋升少将。入夜,方先觉携带好酒到第二十八团指挥所慰问葛先才,商议第二天的战法。

与此同时,丰岛和神田也在会商,认为方先觉师连日激战,必然精疲力竭,易于击破,决定合力将它消灭。方先觉与葛先才料想神田师团增派兵力到长沙,必有恶战,决定将第三十团的两个营统交葛先才指挥,并与岳麓山的炮兵指挥官联系,设专线电话联络,让炮火密切配合地面。师部做好万一的准备,一旦葛先才团被突破,便到城墙上据守。到时候,先将妙高峰的塔亭炸倒,消除日军炮火射击的目标。妙高峰下的一条长街,也要付之一炬,以防日军进入,凭借建筑物隐蔽,不容易肃清。师指挥部则转移到江边仓库地下室。

这时,薛岳也知道方先觉师伤亡重大,作战艰苦,趁夜调来第五十五师的一个团,交给方先觉指挥。方先觉不愿马上使用友军,提前作破釜沉舟的打算,命令给师部全体官兵发放武器,分守地堡和坚墙厚壁。杨正华奉令指挥督战队和部分工兵坚守江边的一座仓库,在情况紧张时,他命令副官蒋经纶枪决了一名汉奸嫌疑犯。

四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进攻,动用空军助战。中国守军全靠炮兵密切配合,官兵沉着迎战,等到日军进入火网,才用机步枪猛射,随后投掷集束手榴弹,炮火也不停止,打死打伤大量的日军,日军后续部队也被炮火封锁,很难前进。

驻扎在岳麓山的炮兵,只要步兵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射出炮弹,准确性极高。天空中甚至出现一个奇迹:日机空投的一只给养箱,被守军火炮击中!这场景鼓舞了中国官兵的斗志,他们拼杀更为勇猛。日军的炮弹似乎已经用完,炮兵不再回击。丰岛下令肉搏,日军冒着刺骨严寒,赤背袒胸,向前猛冲。但是,血肉之躯,怎能挡住猛烈的火力!频繁的炮射,呼啸声和爆炸声,使日军心惊胆战,武士道精神大打折扣。这一场残酷的搏斗,日军伤亡不下一千人。下午,日军的冲击变得软弱无力,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日军后方人员忽前忽后,一片慌乱,他们的情况必定发生了变化。

原来,丰岛和神田指望青木师团快速开到长沙增援,可是青木师团的先头部队进抵金井时,被中国守军的外围部队从东、西、北三方合围,无法突出。等到增援部队赶来,四百名日军只剩下二十名,几乎是全军覆灭,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都被击毙。

日军池之上旅团,更是没有消息。丰岛和神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到了晚上,前方的枪声由紧密而稀疏,最后沉寂。半夜,守军收到长官部的通报:“第四军、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开始行动,日军后路已断。”

这样的局面,阿南惟畿在军伍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面对。他不甘心,但他不得不发布撤退的命令。

1月7日,日军青木师团好不容易现了踪影,他们一路留下尸体,艰难地到达春华山一带,企图接应北撤的丰岛师团和神田师团。

这时,中国第九战区的部队,从东南面、东面、东北面、西北面和西面对长沙的日军发起向心攻击,实施合围。前有兵堵,后有尾追,侧面也有打击。第三次长沙会战,终于到了熔炉升到最高温度的时候——聚歼日军。

日军饥疲交加,伤亡惨重。到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地。第九战区担任尾追的各军追到新墙河以南,还有一支部队向新墙河以北追击。湘北地区也成了烧烤侵略军的熔炉。中国军队的激情,洋溢在湘北战场。

这一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周围的阴霾中感到了暖意。他轻松地笑着说:“此次长沙会战,实为‘七七’事变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薛岳得到了蒋介石给予他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罗斯福总统也奖给他一枚独立勋章。

英国《泰晤士报》评价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长沙会战进入尾声的时候,在1月15日,日本对荷兰皇家政府宣战,向荷属婆罗洲东海岸的石油城塔拉坎发动进攻。二十四小时后,日本海军和伞兵又向西里伯斯发动联合进攻,荷兰士兵尽力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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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立人要将七千英军解救出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投入四个师团约十万人,在二百五十架作战飞机支援下,分三路进攻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阻断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从缅甸入侵云南。

日军进攻缅甸,对英国来说是雪上加霜。英军在欧洲战场接连失利,在亚洲的军事力量薄弱,驻缅甸的英军只有两个师,无力阻挡日军的攻势。幸亏英军在亚洲并不孤立,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签署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宣告了中英军事同盟的建立。

本来,中国军队是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英军在缅甸挡住日军的,但是兵力不足的英军一开始过于自信,竟然阻挠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导致英军溃败,撤到缅甸南部,延误了对日作战的最好时机。

1942年的情人节,英国人感到丝丝寒意。骄傲的“狮子城”新加坡,在这一天被日军攻占。丘吉尔曾对美国人说这座岛屿堡垒可以经受六个月的围困,但是日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把它攻克。英国将军珀西瓦尔在日军山下奉文将军面前签署了投降书。

这年3月3日,蒋介石到缅甸腊戍视察,见到了正在那里指挥作战的美军第三军团司令史迪威。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以后,曾致电罗斯福,请他指定一名亲信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不久,马歇尔推荐了史迪威将军,美国决定派他担任这个职务。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沃伦*史迪威,不久前还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3月4日,史迪威飞抵重庆。几天后,蒋介石正式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8日,日军攻陷仰光。英国人一改初衷,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

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成立,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司令长官。下辖三个军,即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和暂缺军长的第六十六军。远征军共十万人,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精锐部队的一部分。

中国远征军日夜兼程,挺进缅甸,英军却轻易放弃了仰光。蒋介石见英军极不配合,便召见史迪威,严斥英军不合作,指出:“英方作战于撤退时,事前多不通知在同一战线活动之友军,更不欢迎我方参谋加入其总部工作。例如最近在仰光,我方有一参谋在其总部工作,英方何时撤退,彼竟一无所知。”他认为英方没有在缅甸认真作战的意图,因而不同意再让英方指挥中国军队。

三月中旬,杜聿明军和甘丽初军分别接替英军在东枝、景洪枣东瓜一线的防务,第六十六军在曼德勒地域担任预备队。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的作战,由英缅军担任。杜聿明军戴安澜的第二百师抵近东吁,接手英缅军的防务,并掩护他们撤退。日军花谷正的第五十五师团从勃固出发,向东吁推进。在东吁以南的彪关河一带,日军与戴安澜师的警戒部队发生遭遇战。远征军初战小捷,击毙日军五百多人,缴获了一批重要文件和军用地图,初步摸清了敌情。

日军受到这次打击,知道遇上了强敌,而且证实了中国远征军“确已南下至东吁附近”。于是,日军向东吁阵地增兵,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击。沿途的英缅军向北撤退。18日,杜聿明军骑兵团前卫队在彪关河以南地区接应英军,与日军激战,掩护英军安全撤退。

第二天,日军花谷正师团的一个大队,进入彪关河骑兵团预设阵地,汽车开到大桥北段时,远征军炸毁大桥,日军汽车全部倾覆,日军大部被歼。彪关河前哨战,拉开了东吁作战的序幕。

东吁是仰光和曼德勒之间的第一大城,距曼德勒两百多英里,城东紧靠锡唐河,是曼德勒防御的一道重要屏障。日本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派精锐花谷正师团四万多人攻打东吁,这个花谷正,就是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军官。

18日,四十多架日军飞机分三批轰炸东吁,炸得全城大火烧了一整天,剩下一片瓦砾。两天后,花谷正师团一个联队,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用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向东吁地区进攻。打了两天,日军伤亡三百多人,还是被中国远征军阻挡在鄂克春前进阵地。

一连两天,几十架日军飞机狂炸马圭阵地,炸毁英军飞机二十八架,重创八架,轻创二十一架。英国在缅甸的空军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日军掌握了缅甸战场的制空权。

22日,日军继续攻击,派出部队迂回前进阵地,都被击退。日军又增加兵力,出动两个步兵联队,在二十多架飞机掩护下,实施连续进攻。戴安澜师以步骑兵相配合,向日军侧翼发起反击,用手榴弹、燃烧弹和燃烧瓶炸毁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多辆,日军进攻受挫。

24日,日军继续攻击鄂克春前进阵地,同时派出一千一百多人向东吁北面的克永冈迂回,迅速攻占了机场。杜聿明调派驻彬文那的补充第一团紧急增援,但机场已经失守。戴安澜师也派一个团向机场的日军反击,未能奏效。日军切断了戴安澜师与后方的联系,东吁守军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当晚,戴安澜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由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全师纷纷效法,誓死保卫东吁。

25日,花谷正师团全部出动,从南、西、北三面围攻东吁,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激战到第二天,东吁西北角阵地被日军突破,戴安澜师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双方伤亡惨重。这时,日军一支部队开到东吁以北的南洋车站,占领阵地,企图阻止远征军增援部队南下。

当天,蒋介石电令中国远征军:“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在目前应以第五军之第二百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及军直属部队,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六十六军全部及第九十六师与暂编第五十五师,集中于曼德勒、塔泽间地区,使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杜聿明依照命令,决定攻击当面之敌,将日军压迫到喀巴温河右岸加以歼灭。

27日,日军继续猛攻东吁,还是突破不了守军防线。夜间,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全部到达南洋火车站附近,完成了进攻准备。28日拂晓,廖耀湘师展开攻击,但是进展迟缓。攻击东吁的日军,得知远征军增援部队将到,又加强攻势,并释放糜烂性毒气,守军伤亡惨重,仍然固守着阵地。

这时,日军后续部队赶到了东吁,先遣联队于28日抵达东吁南面,与花谷正师团取得联系后,主力向锡唐河东岸移动,攻击东吁守军的左侧背。

29日拂晓,廖耀湘师攻克了南洋车站,日军继续顽抗,廖耀湘师无法快速推进。东吁守军弹粮缺乏,陷于苦战。第九十六师在运输途中,被阻挡在彬文那附近,中国远征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受到影响。戴安澜师伤亡太大,得不到增援,只得弃城突围,东吁战役失利。东吁保卫战中,中国远征军以一师劲旅深入缅南,与数倍于己的、拥有强大空军支援的日军血战十二天,歼灭日军五千多人。

4月11日,蒋介石派罗卓英接替卫立煌任远征军总司令。这样,远征军的指挥就由史迪威、林蔚、罗卓英和杜聿明四人担任。四人不在一处,只能靠通讯联络,文电交驰。西路纵队的英军,遭到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攻击;甘丽初军一个整师,陷于罗衣考地区,下落不明。更为严重的是,在仁安羌地区,七千名英军被日军围困,突围不出,形势严峻。最后,远征军决定放弃蒋介石制定的平满纳会战计划。

危急时刻,蒋介石电告:战略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从滇西开拔,正向缅甸的曼德勒进发。4月8日,第六十六军先头部队新编第三十八师已到达曼德勒,9日进驻曼德勒,师长孙立人奉命担任曼德勒卫戍司令。

孙立人师是一支能征善战、训练有素的全美式装备的部队。营级以上军官,大多受过英、美军校的培训,英语水平高,军事知识丰富,训练刻苦,纪律严明。

孙立人在曼德勒着手清理战争留下来的创伤,接到亚历山大将军的电报,让他火速到梅茵参加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孙立人立下军令状,要将仁安羌地区被日军围困的七千名英军解救出来。

孙立人即刻返回驻地,命令第一一三团做好战斗准备。

17日黄昏,孙立人率部到达宾河北岸,在距离渡口不远处,与日军展开激战。打了十多个小时,在第二天中午消灭了宾河以北的日军,占领了渡口。孙立人没有乘胜渡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自己到渡口观察南岸的敌情。经过周密部署,决定在19日拂晓发动攻势,争取一举歼灭日军。

凌晨,轻雾袅袅,第一一三团在山炮、轻重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掩护下,向宾河以南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仁安羌油田处处是油管、油罐和油桶,枪炮的射击轰炸,处处引燃大火。第一一三团的官兵渡过宾河,强占高地,直把日军逼进火海。被围的英军见援兵到了,便强行突围。日军受到两面夹击,在火海中溃不成军,弃尸逃窜。日军自攻占缅甸以来,头一次遇到如此勇猛顽强的军队。

日军很快就被远征军全部赶出阵地。20日下午5点钟,孙立人的部队全部收复了仁安羌地区,救出被围的七千名英军。

仁安羌大捷,孙立人师以不满千人的兵力,在劣势情况下,解救出近十倍的盟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孙立人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为此,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一枚丰功勋章,蒋介石也为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

仁安羌战役后,孙立人准备集合全师,反攻当面的日军,稳定西线,配合杜聿明军的彬文那会战。但是,英军在仁安羌被围吃了苦头,精神不振,决定放弃缅甸,向印度转移。他们通知孙立人师从仁安羌开到乔克巴当附近,掩护英军撤退。25日,日军重又占领了仁安羌。

英军不断后撤,中国远征军也到了危亡关头。28日,腊戍失陷,彬文那会战流产,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撤军也无回头之路了。

杜聿明率领两个师向缅北要塞密支那撤退。在日军攻占菲律宾群岛的第三天,即5月8日,日军攻占了密支那,第二天继续推进。中国远征军其他各部也各自寻路撤退。

中国远征军从1942年2月至5月第一次入缅作战,最后败退到印度、云南西部。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十万精锐,两万多人战死或被俘,撤退中,三万多人饿死、玻豪在缅北丛林中,最后集结到印度和云南西部的远征军部队,只剩下四万多人。

这年年底,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两个师,在印度中部比哈尔邦的一个名叫兰姆伽的小镇集中。不久之后他们将恢复元气,向日军讨还血债。

10、左权在电台上发现可疑信号

东北的抗战进入十一个年头的时候,关东军的残暴镇压几乎剥夺了抗日队伍所有的生存空间。抗联官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守着民族的尊严。前一年10月,赵尚志率领一支五人小分队从苏联回国,来到汤原北部山区,四处活动,准备继续发展武装。年底,一个名叫王永孝的小皮货商人,成为这支小分队的第六名队员。

日军获悉赵尚志重新出现,大为恐慌,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讨伐”队,携带无线电台进山,一连搜了七天,连赵尚志的影子都没见到。于是,队长田井和东城决定改变策略。

不久,特务刘德山跑进山里,假装“偶然”遇上赵尚志等人。赵尚志断定他不是好人,打算立即枪毙他。可是,跟随赵尚志的姜立新与刘德山过去相识。这样一来,赵尚志就放松了警惕,同意吸收刘德山入队。

刘德山表现很积极,不断向赵尚志提供各种“情报”,赢得了信任。特务张锡蔚又以刘德山朋友的身份打进队伍。紧接着,这两个特务开始引诱赵尚志下山。

2月8日下午,刘德山对赵尚志说:“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的警备力量不足,现在正是下山袭击的好机会。”

对刘德山的提议,赵尚志没有马上表态。到了晚上,他决定12日拂晓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

9日,赵尚志带领小分队出发。12日午夜,他们到达梧桐河北面两公里一幢独立的农家小房,派张锡蔚去梧桐河侦察。

小分队在凌晨三点来到距伪警察分驻所不远的吕家菜园子。躺在赵尚志前面的刘德山,一看机会已到,便对赵尚志说:“先到菜园子屋里暖和暖和,我去撒泡尿。”说完转身往回走。他转到赵尚志身后,举枪向赵尚志射击。

赵尚志没有防备,距离又是那么近,他立刻中枪倒地。但是,赵尚志毕竟是赵尚志,在刘德山准备向王永孝开枪时,赵尚志的枪也响了!刘德山头部和腹部各中一枪,当即气绝身亡。

姜立新赶快将倒在血泊中的赵尚志背进菜园子旁边的小窝棚。赵尚志自知伤重,无法行动,命令姜立新带着装有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文件包,转移到苏联去。

张锡蔚一进伪警察分驻所的大门,就大叫:“刘德山和赵尚志打起来了!”里边顿时慌乱起来。“讨伐”队在张锡蔚带领下,赶到吕家菜园子。

日伪军小心翼翼地摸进好长时间没有动静的窝棚,赵尚志和王永孝都处于昏迷状态。日伪军用雪橇将他们拉到伪警察分驻所,不久赵尚志苏醒过来。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了刘的手里。”日军见赵尚志伤势严重,便进行突击审问。

赵尚志说:“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说完闭口不语,狠狠瞪着审讯他的人。

又一个勇士,牺牲在他所炽爱的黑土地上。

这一年,八路军也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将领。

湖南醴陵人左权,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参加过广东革命军的东征,深受加伦将军器重,后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七七”事变后,他回到陕北,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随总部从陕西三原县出发,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开展敌后游击战。

八路军在敌后作战,靠从战场上夺取日军的武器勉强装备自己。为了持久抗战,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左权负责建设自己的兵工厂。

左权走遍了太行山,到处勘查地形,最后选定了武乡、黎城和辽县交界的黄崖洞。这里海拔一千六百米,峰峦重叠,陡崖千仞,北面黄崖上有个高二十五米、宽二十米、深四十米的山洞,既宽敞,又隐蔽。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窑的山谷。整个区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地下兵工厂理想的厂址。

黄崖洞兵工厂建设得很快,不到两个月,就能制造七九式步枪和掷弹筒了。一年后初具规模,生产能力最高时,月产七九式步枪四百三十支,掷弹筒两百多门,五○炮弹三千多发,还生产步枪、刺刀等武器,年产量可装备十六个团。

1942年,冈村宁次在山西东南部集中三万多人的兵力,发动残酷的五月大“扫荡”。八路军后勤部门对形势估计不足,致使总部几千人马阻滞在山西与河北交界的十字岭一线,暴露了目标。这时朱德已回延安,指挥华北抗战的重任便落在彭德怀和左权肩上。

日军派出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杀人队,全部着便装,伪装成农民和八路军,随军搞偷袭作战。

5月25日中午,左权在电台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信号,立即警觉到被特务盯上了。他的判断是准确的,益子重雄特别挺进杀人队的便衣特务,携带小型电台,已潜入辽县的桐裕和武军寺一带,探得八路军总部的电台位置,向日军指挥部发报说发现了第一二九师师部。

八路军也得到可靠的情报:“敌人企图合击我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和左权立即召集紧急作战会议,部署转移和突围。

总部警卫连与日军交上了火,战事呈胶着状态。日军攻不动,马上放起信号弹,各路日军一齐向晋中辽县麻田镇方向扑来。

八路军总部和其他机关的大队人马,拥挤在南艾铺和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面响起了枪声,日军加紧了合围速度,阻拦八路军突围。日军飞机疯狂地轰炸,上千匹骡马受惊,到处乱跑,把道路堵塞了。

左权把各单位负责人叫来,说:“一夜只走了二十里,这样下去不行。几千人在这十字岭周围,目标过大,万一敌人合击,飞机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彭德怀和左权最后决定分头突围。

中午,一万多名日军从四面压来。左权赶在日军到达半小时前疏散了大部分部队、机关和后勤人员。左权对彭德怀说:“彭老总,你先走!你是总指挥,你是整个八路军指挥机关的核心。”

彭德怀争执不过,和他握手告别。左权带着少数机关干部和转移部队留在十字岭周围。日军用六架飞机轰炸,不断组织冲锋。左权的小部队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冲锋。

左权的人马转移到十字岭高家坡山腰间,这里是日军火力的死角。部队略作休整,然后通过峡谷口,左权暗自松了一口气,转身到山顶观察。望远镜里的情况,使左权大吃一惊。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装扮成八路军和老百姓,正鬼鬼祟祟地从十字岭横插过来,想把转移的队伍拦腰切断。

左权连忙冲到警卫连阵地上,把累得打瞌睡的连长喊醒:“唐万成,敌人上来了,快带人抢占前面的山头!”唐万成带领部队向山上跑去,终于比日军抢先一步占领了山头。

这时,十字岭背后也响起激烈的枪声,炮弹呼啸着飞来,日军一支从左偷袭,一支从警卫连后背抄过来。左面的日军越过山口时,警卫连冲下去消灭了这一股日军。日军接连失败,恼羞成怒,向八路军正面阵地发起猛攻。

太阳偏西时,总部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左权组织队伍继续前进,冲破了日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左权正招呼大家跟上,突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他立即高喊一声:“快卧倒!”这时,连续几发炮弹飞来,一发炮弹在左权身前爆炸,左权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左权将军血洒太行,噩耗传来,举国同哀。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左权同志精神不死》,称赞他“沉毅坚忍,英勇忠贞,足以为党的模范”。朱德挥泪写下悼词:“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太行人民为纪念左权将军,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这一年4月28日,冈村宁次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对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地区的八路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几面包围,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采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将冀中一举变为“治安地区”。30日,吕正操向军民作动员报告:“将有十万鬼子兵扫荡冀中区。敌人对我们进行闪击战,我们要对敌人进行脚丫子闪击战!”

5月1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总工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冈村宁次日军部署的“五一大扫荡”也在这一天开始。纪念大会开到一半,日军的飞机在头上盘旋侦察。站在报告台上的吕正操抬头望望天空,接着环视会场,继续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然后开始行动。”

当晚大家照常看戏,煤气灯照得方圆数里通明。演的戏是曹禺的话剧《日出》。第二天,吕正操率部出发,转战冀中,时西时东,忽南忽北,从史掌突出日军的铁壁合围。掩护冀中军区机关突围的第二十七团,对付数倍于己的日军,坚守阵地,沉着英勇,使日伪军付出高达七八倍的伤亡代价。中央军委电令嘉奖:这是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

马本斋在这次反“扫荡”中升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带领回民支队来到沧州交河一带。交河城驻有日军星野联队一千三百多人。马本斋决定“围点打援”,就是包围一个据点,然后设下埋伏,打击来援助的敌军。

东流堡是这一带交通运输线上的兵站基地,驻有一百五十多名日军。马本斋估计,回民支队攻打东流堡,交河县的星野部队必定来援助。回民支队在半路设伏,就能打击日军的援兵。

马本斋选择的伏击地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豆子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谁都知道这种地形不便于埋伏。马本斋就利用了这一点,在大家都认为不好埋伏的地方埋伏下部队。回民支队先发起对东流堡的围攻,星野果然派小村中队长带了六十人增援。日军走到豆子地里,根本没想到这里会有埋伏,结果遭到回民支队伏击,全部被歼。

6月9日,八路军第二十二团的三个半连,在左叶副团长率领下,埋伏在深泽县东北的宋庄,等待日军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队伍。当天上午,日军坂本旅团长带着三百多名骑兵,从冶庄头出发,护送一个日本参观团去白庄,路过宋庄。左叶指挥部队出击,当场击毙坂本,把日军骑兵和参观团歼灭。日军步兵随即向八路军反扑,左叶早有预料,部队事先筑好了四道工事,守有凭依,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

下午,日伪军从安国、定县、保定、深泽和无极等地赶来增援,总共两千多人,动用四门火炮、七挺重机枪、八十多挺轻机枪和四十多个掷弹筒,向宋庄左叶的部队发动猛攻,还施放毒气。好在宋庄地势开阔,风力较大,八路军未受损失。激战到夜晚,八路军打退日军三十八次冲锋,毙伤九百多名日军和两百多名伪军。随后,左叶指挥部队分路突围。这次战斗,八路军三十三人阵亡,四十一人负伤。

冈村宁次二月上旬在山西部署了“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对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五月中旬,六百多名日军和一百多名伪军,从岚县远距离奔袭八路军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八路军贺龙师第七一六团和新军工卫旅派少数兵力袭扰和伏击日军。14日,日伪军从寨子村等据点出动,在界河口地区遭到阻击,随后向西推进。晋西北军区侦察到日军的企图,已组织机关和民众转移。日伪军在17日拂晓进占兴县,面对一座空城。

日伪军扑了空,便沿着兴县南山梁回撤,在二京山和肖家洼遭到八路军袭击。19日早晨,八路军将日伪军包围在兴县东南田家会地区,黄昏时发起总攻。第七一六团从东北面和北面进攻,工卫旅从西面进攻。两支部队迅猛地冲进田家会村,激战两个小时,共歼五百多名日伪军,缴获一门山炮、两挺重机枪和一百五十七支步枪。

这年秋天,一万五千多名日本陆军,与部分海军和空军协同作战,对胶东地区实行“拉网扫荡”。日军分成许多小股,保持火力联系,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沿合围圈点火,控制山头,封锁要道,企图将八路军压缩到狭小的马石山地区聚而歼之。日军口出狂言:“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日军在11月24日“收网”合围马石山,两千多名群众被围困。八路军第五旅第十三团的一个交通班,执行任务后途经马石山,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连夜突围。他们和地方干部、民兵一道,往返几次冲破日军火力网,护送一千多名群众脱离包围圈。当他们再次杀进重围时,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战士们奋勇杀敌,七名战士阵亡,剩下的三名战士弹尽路断,拉响手中仅剩的一颗手榴弹,血染马石山。

这年年底,山东根据地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据点由1940年的一千一百多个,增加到二千四百多个,公路增修了七千多公里,真是“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为了打退日军的“蚕食”和封锁,八路军运用“翻边战术”,在日军打进根据地时,八路军便打到日军占领区。

在淮北苏皖边区,六千多名日伪军在11月13日从徐州、宿迁、雎宁、泗县、盱眙和固镇各据点出动,在骑兵、坦克、飞机和汽船配合下,兵分五路,向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彭雪枫和邓子恢率领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和地方武装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12月9日,第九旅第二十六团在安徽泗县城北十五公里的朱家岗,遭到三路日军一千多人的袭击,第二十六团与日军激战,从早晨打到晚上,在十八个小时里击毙二百八十名日军,迫使其余日军仓皇溃逃。在历时三十三天的反“扫荡”斗争中,朱家岗战斗是最激烈的一次。

11、为打击中国机场,日军付出代价

1942年4月2日,美国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陆军航空队的第一流飞行员杜利特尔上校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8日上午8点钟,杜利特尔率领十六架b-25轰炸机起飞,两小时以后飞临东京上空。东京人正在吃午饭,听到空中传来隆隆声,不约而同地抬头仰望,以为是日本空军在做飞行表演。几分钟后,爆炸声和浓烟开始笼罩这座城市。这次空袭破坏了东京的九十座建筑物,造成五十名平民死亡。这次空袭激发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军低落的士气。《洛杉矶时报》赞扬说:“杜利特尔干得漂亮。”

杜利特尔的轰炸机队,在轰炸了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后,飞到中国上空,降落在浙江省内的机场。

四月的江南,梅雨不断。入夜,阴云密布,月黑无光。18日深夜,顾祝同打电话给岳星明,要他通知当地政府和部队全部出动,营救跳伞降落的美军飞行员。当得知美军轰炸了日本本土的消息时,第三战区士气大为振奋。

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军轰炸,日军知道美军飞机还会从中国的丽水、衢县和玉山等地起飞,再次轰炸日本本土,决定破坏浙江和江西境内的中国机场。日本第十三军参谋长唐川安夫发出命令:“根据全面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

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由驻上海的泽田茂第十三军、驻汉口的阿南惟畿第十一军和海军第一遣华舰队参加这次作战。其中泽田茂指挥五个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奈良支队和谷川正宪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等部,还有部分铁道和航空部队协同。阿南惟畿指挥两个师团和四个支队,也有航空部队协同。参战的地面部队约有八十个大队。他们的部署是:第十三军主力于5月13日以前集中在奉化、绍兴、萧山和余杭一线,15日开始攻击浙赣铁路东段;第十一军于27日以前集中到南昌附近赣江右岸,于31日夜间开始攻击浙赣铁路西段。日军企图东西夹击,打通浙赣铁路线,摧毁浙赣走廊地区的中国空军机场。

浙赣铁路是一条东西交通大动脉,东起杭州,与沪杭甬铁路相交,经诸暨和江山,进入江西玉山,在贵溪与贵南铁路接轨,再往西去,穿过鄱阳平原,接上南浔铁路,经萍乡进入湖南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沿线建有中国的许多空军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要来争夺这一线,顾祝同第三战区和薛岳第九战区必须迎战。

中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浙赣铁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迟滞和牵制日军。蒋介石准备在衢州附近与日军决战。为加强第三战区的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从薛岳手中抽调王铁汉第四十九军、刘召棠第十九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和王耀武第七十四军加强第三战区,命令顾祝同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江和江西的各个机场,将日军主力牵引在这一带,以减轻陕西和湖南两地所受的压力,确保四川的安全。

这就是中国军队所说的浙赣会战,日军称之为“せ”号作战。

顾祝同根据上述战略设想,命令李觉的第二十五集团军担任浙南作战;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以南的作战及金华和兰溪的守备;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担任钱塘江北岸的作战;刘广济的第一百军担任浙赣路西段的作战;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和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控制在衢州;唐式遵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担任宁国、贵池和都昌一线的守备。薛岳派出三个军向赣东活动,策应第三战区作战。

5月15日,日本第十三军内田孝行的第七十师团、大城户三治的第二十二师团、武内俊二郎的第一一六师团、酒井直次的第十五师团和谷川混成旅团,分别从奉化、上虞、萧山和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向西南实施进攻。

内田师团在前一晚就从奉化出动,途中在大堰市东方山遇到部分守军抵抗,突破了守军防线。他们在15日下午两点左右抵达血头村附近,当晚在该地增加了独立步兵第八十八大队。他们一面随时击破小股守军,一面越过险峻的山岳地带前进,17日到达大市聚。

其间,内田师团企图用出人意料的包围运动,与大城户师团协作,在嵊县和新昌附近捕捉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但是,冯圣法军事先退守长乐,部分兵力向天台方面撤守,日军未能获得预期战果。

大城户师团于15日清晨从上虞附近发起进攻,沿曹娥江河谷南下,经过三界和嵊县附近,于17日傍晚进入长乐地区,与退却的冯圣法军保持接触。

酒井师团于15日夜晚从萧山附近开始行动,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成功地渡过浦阳江,沿浦阳江左岸地区南下,途中突破部分守军的抵抗,于17日傍晚进入诸暨西北方。

武内俊师团于16日清晨从富阳西北方发起进攻,于17日傍晚推进到新登附近。

第三战区李觉集团军及陶广第二十八军一部,在新昌、安华、新登一线和东阳、义乌、浦江、桐庐一线,逐次抵抗后,一部转进日军后方游击,主力向金华和兰溪东西一线撤退。冯圣法军被内田师团逼退到长乐附近,命令暂编第三十二师占领长乐西北方高地,暂编第三十四师占领远在后方的魏山镇以南的歌山附近;军部位置在东方山,准备向侧面撤退。日军各路跟踪直进,18日,日军主力推进到诸暨南面和嵊县西南面,向安华街的守军发起攻击。守军顽强抵抗,未能挡住日军疯狂的进攻。日军在第二天占领义乌。

当天,畑俊六视察桐庐、义乌和东阳北方等前线地区,随后返回南京,傍晚在总司令部研究对各路日军的使用。21日,畑俊六命令日军各师团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东阳、武义和建得。

24日晚上,中国军队破坏了金华和兰溪一线的铁路、公路和桥梁。驻守金华的部分守军开始转移。金华县城燃起了熊熊烈火。

内田师团在25日开始攻击金华,酒井师团在同一天进攻兰溪,中国军队在这两地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抵抗,与日军形成对峙。大城户师团及谷川混成旅团从金华以南向汤溪迂回突进,26日攻陷汤溪。守军第四十师主力及暂编第十三师逐次抵抗。同一天,武内俊师团到达兰溪西北。27日,日军攻陷龙游,金华和兰溪的守军更加孤立,于28日放弃这两座城市,向北山转移。

顾祝同按预定计划,保存兵力向衢州集结,加强衢州和玉山等要地的防御。同时,命令撤退到浙赣线两侧山地的守军开展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和侧方。他还下令在金华和兰溪附近以及各阵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上,埋设大量地雷,阻止日军行动,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随即毕命。日军损失了高官,更加疯狂,企图给中国守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

30日,大城户师团、酒井师团、武内俊师团、井出铁藏的第三十二师团及谷川混成旅团到达灵山镇、寿昌和龙游一线集结,准备向衢州攻击。第三战区按照蒋介石在衢州与日军决战的设想,将主力部署在衢州北、西、南三面,准备围歼进攻衢州的日军。但是,南昌方面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同一天开始向东推进,顾祝同主力有被日军东西夹攻的危险。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命令顾祝同避免在衢州与日军决战。顾祝同命令莫与硕第八十六军(欠第七十九师)守备衢州,吸引日军,战区主力避开铁路正面,撤到两侧山地,企图在日军前进时分段截击。

6月3日,酒井师团、大城户师团和井出师团向衢州发起总攻。老天发怒,半夜雷电轰鸣,大雨倾盆,莫与硕军顽强抵抗,只有部分日军渡过乌溪江。日军用橡皮船运渡,被守军击中,完好无损的只剩一艘。莫与硕军与优势日军浴血奋战四昼夜,为战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

泽田茂见衢州久攻不下,想到前一次长沙会战中兵力和补给不继导致被围的教训,心中发慌,向各师团下令:“务必在今日内将该城攻下,时间拖长,有可能导致敌人反抗,我军将重蹈长沙作战之覆辙。”

七日,日军发动总攻,攻陷衢州,莫与硕军向南突出重围。日军三个师团继续西进,11日至14日,接连攻陷江山、玉山、广丰和上饶等地,仍然没有停止西进的步伐。顾祝同认为日军会和长沙会战中一样,很快就放弃新的占领区而撤退,便命令退居信江水南岸地区的丁治磐军、王铁汉军和王耀武军夺回广信和广丰。

中国军队于18日发起反攻,正碰上日军大城户师团和酒井师团将搜索据点推进到信江水南岸地区。两军不期而遇,日军猛烈回击,迫使守军放弃反攻企图。7月1日,大城户师团一部与从南昌东进的阿南第十一军部队会合,联手攻陷横峰。至此,日军已打通浙赣铁路,便转为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迁铁路,掠夺物资。第三战区主力转移到浙赣铁路南侧的仙霞关和汪二渡一线,其余部队转移到浙赣铁路北侧地区,不断侧击日军,转入持久态势。

在日军主力西进的同时,日军校篞江混成旅团在第一飞行团部分兵力配合下,于6月24日从龙游攻陷丽水,在丽水附近集结。7月2日,校篞江旅团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兵中队交给高桥辎重兵联队,在丽水接受内田师团指挥。7日,校篞江旅团开始破坏机场和交通,但其主力纵队的前锋,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守军用斜射和侧射,有效地打击了日军。

可是,日军的临时船队,出乎意料地绕到守军背后,利用死角登陆,一次可以运输近一个步兵大队。8日夜,日军在松寮市会合。

日军破坏了丽水机场,于9日进占青田,10日夜在林福以东六公里附近,主力沿瓯江右岸转移,渡河成功。校篞江旅团主力经过天长岭,从西南方进攻温州,当天下午,在温州西南遭到守军阻截,展开激战。日本海军动用两艘驱逐舰和若干扫雷艇,向中国守军猛攻,守军奋勇抵抗,还是无济于事。日军于11日占领温州。日本海军陆战队12日在温州登陆,遭到守军攻击,请求校篞江旅团支援。当天下午,日军组成瑞安支队,向瑞安进发,于13日攻克瑞安,救出了海军陆战队。

阿南惟畿的第十一军,于5月31日从南昌附近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中国守军第七十五师稍作抵抗后,主力向鹰潭以西的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当天渡过抚河,沿东岸向前攻击,于6月2日进入高桥市附近。阿南在这里将部队分为两路,一路为岩永支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攻击;另一路为大贺茂第三十四师团主力,会同竹原支队,向三江口和临川进攻。第二天,第九战区夏楚中军在孙渡军的掩护下,渡过赣江,向东推进。

四日,天下豪雨,夏楚中军冒雨从硝石以南地区向临川急进,当晚到达临川,策应第三战区,与阿南第十一军先头部队在临川巷战一夜。其间,在展坪墟西面,守军先头部队与日军今井支队激战,被日军牵制。第二天,日军高桥多贺二的第三师团主力抵达临川,双方激战到午夜,日军推进到抚州并占领该地,进一步向南扩大战果,企图捕捉并包围夏楚中军主力。这时,孙渡军及江西保安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和李家渡与日军大贺师团主力激战,双方都有很大伤亡。

日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在战略上也占了先手。但是天不助日军,暴雨连日不断,致使抚河泛滥,战场化为泥潭,严重影响了日军部队机动力量的发挥。

蒋介石发现顾祝同手下兵力不足,在6日急令薛岳又调欧震军策应第三战区的作战。顾祝同派刘广济的第一百军会同第九战区友军会攻临川,日军不得不转用大贺师团增援高桥师团,抗击中国守军,并向南攻陷丰城和南城,以减轻高桥师团右侧背所受的威胁。日军继续与

中国军队转战于上述各地及宜黄和崇仁一带,又转用大贺师团在进贤、东乡和鹰潭一带与岩永支队联合向东进犯。日军平野支队与海军配合,在鄱阳湖东岸登陆,攻陷瑞洪,继续东进,相继占领进贤和东乡。

八日,大贺师团突破孙渡军阵地,主力直下临川,与高桥师团会合,猛攻夏楚中军,双方激战到12日,大贺师团主力转向浙赣铁路,会同岩永支队进攻鹰潭。

接着,日军高桥师团也将主力转向浙赣铁路,薛岳的第九战区在东乡和金溪以东、南昌以南地区发起攻势:欧震军从南北两面进攻崇仁和临川,方靖军从南向北进攻临川以南的南城。15日至16日,欧震军下属部队先后攻克崇仁和宜黄,继续向临川进迫。这时,沿浙赣铁路向东攻击的日军大贺师团主力攻陷了鹰潭和贵溪。

从21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和临川地区展开激战。23日,日军发布歼灭欧震军的命令。中国军队曾一度包围临川和南城,但久攻不克。到30日,日军再次攻陷宜黄和崇仁,双方形成对峙。7月13日,日军放弃崇仁和宜黄,蒋介石电令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南昌以南地区的战斗便告停止。

浙赣路东段方面,从7月上旬以来,第三战区发动局部攻势,先后收复新登、桐庐、建德、弋阳和横峰。

日军侵占了四十多座城市和沿浙赣线长六百多公里、宽三百多公里的地区。28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畑俊六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的占领区,日军于八月中旬撤退,第十三军大城户师团留守金华、武义和东阳,内田师团留守新昌和奉化,其余部队在19日撤回原驻地;第十一军所部也从19日开始撤退。

顾祝同于第二天命令部队伺机向日军后方及侧方挺进,基本上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这样,浙赣会战便告结束。

这次会战历时约三个多月,日军集中九个师团以上的兵力,经过苦战,付出惨重代价,实现了预定目的。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二万八千九百多人,损失酒井师团长,并失去战马二千六百多匹。中国守军由于缺少必要的通讯联络及判断失误,第三战区未能实现与日军决战的计划。

在浙赣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4日,日本海军在袭击中途岛时与美军激战,日军受到极大的打击。

12、慰安妇制源于日军一次失败

在日军占领和驻扎的地方,总有一个名叫慰安所的机构。在这个机构的外面,排着长队的日本兵等待着轮到自己发泄兽欲。在慰安所简陋的房子里,一个慰安妇一天必须接待众多的男人。日军在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这种被日本政府默认的强奸中心。在这一制度奴役下,四十多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这里所说的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xìng奴隶的非日本国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xìng奴隶。日军强迫外国的妇女充当军队的慰安妇,这和日本妇女自愿成为军妓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

在战争中,日军士兵对占领区无辜女性的强奸行为,不但不会受到军事法庭制裁,反而被认为是士兵勇猛的表现。在日军高层纵容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在日军的侵略战争中一直延续着。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起源于日军的一次失败。1917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先后派去兵员七万二千人。日军对俄国女性施暴,导致性病蔓延,一万多名日军官兵染病,比战死的还要多。这些患者既不能参加演习,也不能执行勤务,更谈不上参加战斗,严重影响了日军战斗力。

作战刚开始就损失了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日军自然打不过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遭到了惨败。西伯利亚战争失利的教训,导致日本军部开始建立卖春制度,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卖春妇。

1937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五万人。仅靠从日本国内募集慰安妇,不可能满足侵华日军的需求。日本的陆军部把眼光转向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

受日军支配的人贩子和地方行政机关,开始在朝鲜釜山和马山一带,诱骗那些生活艰难、处境不利的朝鲜女性充当慰安妇。他们像对待军马和军犬一样,开始将大批的慰安妇用运输船送到中国战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以便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二百一十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六十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随着战争在中国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剧增,日军疯狂地抢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和欺骗等手段来征集中国慰安妇。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原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和店员等。至少有二十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xìng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充当过日军特务的永富博道,后来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证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本人负责设置了六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日军的铁蹄踏上美丽的海南岛以后,日军部队就进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在强征劳工时,日军挑选美貌的汉族和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

1939年初,日军指使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摘录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

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眩和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眩和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

1940年,日军一支部队侵入山西省方山县,设立据点,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他们不仅建成了慰安所,还得到大笔钱财。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常葫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接着,日军又在大街小巷张贴招工启事。十九岁的中学毕业生阿珠,由于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某公司要增聘几名女职员,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六岁以下都可应聘,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五十元。阿珠征得父母同意,便去应聘。岂料这里是个诱骗慰安妇的机关,从此,阿珠陷入魔窟,不知所终。

根据1938年6月7日日本军方的调查报告,在徐州会战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六联队长小男一雄,曾将二十三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强行押到森林地带,在那里建立了慰安所,供日军官兵淫乱。这些女俘虏遭到日军侮辱,有的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仇,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日本兵生殖器的事件。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提高了警惕。当她们失去了作为性工具的利用价值时,便被拖到空地上,当作日军新兵练习用的活靶子。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中国抗日军队中有许多女兵被俘,她们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士兵田口新吉后来回忆道:

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就由情报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士兵们有时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

日军第二九五七部队占领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庄后,立即抓了两名美貌的少女回兵营,一个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从今日起开设慰安所,各位请来光顾。”

日军占领桂林时,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强迫她们充当军队的xìng奴隶。日军在广州和香港以招募护士和医务人员前往海南为名,骗招三百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部分是学生,小的只有十七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岁。她们被押到昌石县石禄慰安所,从此掉入人间深渊。

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唆使汉奸张贴广告,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诱骗妇女参加。他们甚至派人到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统统被押进慰安所。

日军每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南京陷落后,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机会,抓捕几千名中国妇女,她们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被虐杀的厄运,其中一些人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xìng奴隶,从此无人知晓她们的下落。

1943年春,海南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的炊事员周彩仁,时年二十岁,在村庄里筹粮时被日军俘虏。日军将她投入那大慰安所,逼迫她沦为xìng奴隶,达两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后,她才脱离苦海。

随着战争的扩大,从1943年开始,日军开始大量捕捉朝鲜女性,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年轻女性中选出慰安妇,中年的女性送往军需工厂。《汉城新闻》曾经报道:从1943年到1945年,在“挺身队”的名义下,年轻的朝鲜妇女被动员起来,其中的“五万人乃至七万人”被弄去当了慰安妇。“奸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见败局已定时,把这块土地上拉去当挺身队的记录全部烧毁,没有留下准确的受害者资料。”

这些女性忍受不了耻辱的生活,不断有人自杀,在被送往中国、菲律宾和塞班岛等日军侵略战场的途中,许多人悲惨地死掉了。

被送到战场上的女性,逃脱不了厄运,甚至更加悲惨。她们不仅遭到日军士兵的蹂躏,还要充当炮灰,成为日军的殉葬品。

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尽血泪的许多女性,被日军这头战争怪兽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供自己发泄兽欲。在中国,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侵略者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侮辱奸淫了无数的中国妇女,其手段之惨无人道,堪称史无前例。

这些中国的女性,在日军控制之下,生活得猪狗不如,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供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日本官兵泄欲。她们被摧残得不似人样,而且常常被轮奸后再被杀害。日军杀害妇女的手段更是兽类的行为,令人无法述说。战后,一部分“慰安妇”成为幸存者,但是她们依然背着“军妓”的黑锅抬不起头,隐姓埋名,有的在寂寞孤独中死去。慰安妇,这个乍听之下不知所云的称谓,饱含着多少被日军凌辱的妇女的血泪!

1、日本发动“太行作战”

刚刚进入1943年,利令智昏的汪精卫就演出了一场闹剧。1月9日,汪伪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宣布自即日起同美国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

两天后,美国和英国做了一件令中国人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两个国家觉得,再把与他们并肩战斗了两年的中国,当作半殖民地一样对待,实在不合情理。1月11日,中英和中美分别在重庆和华盛顿签订条约与换文,英美两国正式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经过前两年在敌后对日军大规模“扫荡”的艰苦卓绝的抗争,从1943年开始,努力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从1月开始,华北的八路军部队,根据毛泽东“向敌人挤地盘”的指示,决定把日军挤出重点地区。

晋绥军区从主力部队中抽出一批干部战士,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三百二十名经验丰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军政干部领导,组织起三十七个武工队,三十九个主力连,四十九个游击中队,深入敌占区作战。

一百多支队伍分头进军,第八分区作战非常出色。他们发现日伪军在岔口设立据点,活动频繁,三天两头出来扰乱,威逼不少村庄成立维持会,强要粮食和民工。武工队首先摧垮日伪的特务网,在一次伏击战中消灭二十多名日伪军,请民众把他们的尸体和宣传品送到据点里。接着,武工队在日伪据点十公里外的几十个村庄联合行动,提出“停止维持,谁维持谁就是汉奸”,重建了民主政权。

这时,据点附近的维持会摊派粮款的负担突然增加,民众不堪其苦,纷纷迁到抗日根据地。对于自愿迁入的民众,八路军派军队掩护他们迁移,日伪据点周围的村庄几乎迁移一空。岔口的日伪军完全陷入孤立,被抗日军民团团包围,喝水都发生困难,挺到7月份,再也挺不下去,只好从岔口撤走。

武工队作战卓有成效,从1月到4月,晋西北军民摧毁了八百二十七个自然村的维持会,改造了二百九十七个维持会,致使日伪军不敢轻易出动。突入根据地的日伪军不敢从据点和交通线挪动一步,敌进我退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晋察冀北岳区的八路军用同样的办法困住了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给予沉重的打击。许多支小部队和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频繁作战,粉碎日军的“跃进蚕食”,三个月内歼灭日伪军一千二百多人,恢复了一千六百个村庄。

晋冀豫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部队派出近千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在边沿区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日伪,建立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

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派出许多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辟了包括七千多个村庄的根据地。1月19日,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和地方武装袭击郯城,一举攻克,毙伤一千多名日伪军,俘虏三名日军和四百名伪军,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蚕食”滨海区的日伪军全部撤退,日军封锁滨海区的计划流产。

苏北抗日根据地得天独厚,物产丰富,盐阜和淮海人口众多,日军想把这里据为己有。日伪军在二月份调集二万五千人攻打韩德勤部队的驻地,韩德勤只抵抗了三天,手下部队就有部分投降,其余一万多人在新四军掩护下退入根据地的淮海区。

与此同时,一万四千多名日伪军扑向盐阜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命令第八旅就地坚持,第七旅转移到淮海区。他将主力拆散,以营为单位,必要时以连或排为单位分散隐蔽,有的转移到敌情不太严重的地区,有的深入敌占区。当时的情况,就像伪军说的一句冷幽默:“鬼子扫荡新四军,新四军来扫荡我们。”民兵则是“村村坚持,到处放枪”。后方部队和机关,则将所有资财分散埋藏,准备随时与民众一起“跑反”。

第七旅的一支部队在17日与日军遭遇,激战半天后转移。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日军又来突袭。担任后卫的第十九团第四连刚刚进入淮阴牛皮镇的刘老庄,正准备休息,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接到哨兵报告,说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正在田野里四处“跑反”,日军已经逼近了。白思才赶紧集合队伍,沿“抗日沟”撤出村子,行进途中,碰上了日军先头骑兵,两下交火,很快就有一千多名日军扑来。

第四连在“抗日沟”里凭壕据守,苦战一整天,毙伤日军一百多名。但是敌众我寡,第四连无法突围,战到最后,毁掉文件和武器,全连八十二名官兵面对如血的夕阳,全部壮烈牺牲。几天后,当地民众在交通壕附近修筑了烈士墓,安葬八十二位烈士。

黄克诚师在这次反“扫荡”中付出了壮烈牺牲的代价,但是黄克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打击了日伪军,迫使他们逐步撤退,在四月份结束“扫荡”。黄克诚师这次反“扫荡”,总共歼灭两千多名日伪军。

可是,被日军击溃躲进根据地避难的韩德勤,没有记住新四军的好处,忘记了新四军在战场上对他反共行为的一再教训。他带着部队偷渡运河,深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中心区山子头一带,企图配合李仙洲顽军北犯山东,配合王仲廉顽军东犯淮北。

新四军总部决定,要在韩德勤还没与王仲廉会合之前,先对韩德勤的顽军给予痛击。3月17日夜,彭雪枫第四师主力在张云逸第二师和黄克诚师配合下,对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顽军进行自卫反击,18日上午结束战斗,歼灭韩德勤总部及所属官兵一千多人,生俘韩德勤本人。

韩德勤被俘后,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继续对他进行争取教育,要求他的部队西撤,不向津浦路以东推进,并放还了部分人和枪。31日,陈毅和韩德勤谈话,在他答应停止反共后,新四军将他礼送出境。这样,国民党顽军在华中根据地内的最大反共堡垒被铲除了。

几个月后,新四军又被迫对步步为营进逼根据地中心区的李仙洲顽军进行自卫反击,击毙五千多人,迫使李仙洲向陇海路南撤退。新四军在山东初步扭转了日伪顽夹击的不利局面。

毛泽东用他的智慧和魄力领导中国的抗战,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在中共和抗战军民中的威望日益增高。这一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处理日常工作,对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抗日军队,在抗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解放日报》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详细列举华北、华中和华南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兵力数字、驻防地区和战争情况,综合敌我友的态势是:侵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人中,国民党三百万军队抗击着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人,占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领导的五十万人民军队则抗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此外,还有六十二万伪军,大部分是由原国民党军队投降日伪而来,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共产党的战场上。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承担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压力。这一年4月20日,冈村宁次的日本华北方面军针对太行山地区的国共军队发动“太行作战”。日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奇袭歼灭晋东南地区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然后将兵力转向北方“扫荡”,寻求消灭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铲除扰乱山西省的根源”。

驻守太南和豫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一直制造与八路军的磨擦,但一遇到日军的军事压力,很快就溃不成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向日军投降,庞炳勋在5月5日被日军俘虏。他在九天后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宣布叛国,与杜淑的伪军合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任总司令。可叹在临沂战役中为抗战立下过战功的庞炳勋,竟然甘做民族败类。

5月5日拂晓,一万五千名日军秘密集结,突然出发,排成梳篦队形,奔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企图“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当晚,八路军总部跳出合围圈,转向太岳区,第一二九师师部也从涉县向西北转移。随后,八路军主力在外线广泛出击日伪据点,地方武装结合民兵开展地雷战和麻雀战,日军在一千九百多个地雷的阵地上踯躅徘徊,丢下大量尸体。20日前后,一无所获的日军退出抗日根据地,撤向同蒲、正太和平汉铁路沿线。

敌后民兵的“麻雀战”和地雷战,是对付日伪军“蚕食”的有效战术,取得了巨大战绩。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地雷阵,使日伪军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八路军开展“飞行爆炸”运动,民兵把大量地雷埋在日军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埋到日军营房和操场里。日军出动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只好用牛拉着石滚子在前面探路。

时间进一步证明了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是一支优秀的武装工作队。队员们具有超人的本领,能够跳上急驰的火车,又从火车上跳下来,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他们像一把利剑,搅痛了日军的心脏,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在枣庄火车站对面开设“国际洋行”,表面上做生意,实际上是特务机关,枣庄外运的煤炭等军用物资,都由这个机关经手。游击队员在洋行里杀了两个日本兵,夺取一支乌龟匣子。日军吃亏后,在火车站加修了碉堡,增加洋行的岗哨,加高洋行的墙垒,装上铁丝网,加派十四名日军警卫。游击队员从洋行南边厕所挖墙而入,手持大刀,分头扑向四面房里,砍下十四名日军的脑袋。

在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城到枣庄的铁路线上,队员们时常让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日军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和医药,被游击队送往抗日根据地。日军赶到出事地点搜捕,车皮早已化为灰烬。

一次,一列从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未到四孔桥,两名游击队员从路旁跳上车头脚踏板,开车的日本人没有弄清楚状况,就一命呜呼。两个中国司炉被绑上了,乘客和押车的日军对这一两分钟内发生的变化毫不知情。列车快进四孔桥时,车速放慢,路两旁又跳上几名游击队员。车头拉响一声汽笛,潜伏在各车厢的游击队员,亮出武器,向日军猛扑过去。列车在四孔桥附近停下,各车厢里的短兵战已经结束。洪振海简短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劝乘客赶紧离开。两小时后,日军的铁甲列车开来,旅客已四散一空,游击队带着大批军事物资离开了。

夺取粮食和保护夏收,一直是日军与敌后抗日军民斗争的一个焦点。1943年麦子将熟,在苏北根据地淮海军分区的范围里,日伪广修仓库,在产麦区设立据点,准备抢粮。抗日军民频繁打击日伪据点,破坏道路,保卫麦收。日伪结束对盐阜军分区“扫荡”时,将第十七师团主力调离了淮海,新四军趁此机会,借助茂密的青纱帐,发动夏季攻势,历时一百三十天,到八月中旬结束,共攻克日伪据点四十个,消灭日伪军五千人,解放了二十万群众。

夏收季节,日军指使孙殿英和庞炳勋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与杜淑的伪军分头进犯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区林县和冀鲁豫区卫河以南,八路军刘伯承师先后进行了卫南战斗和林南战斗,给伪军以迎头痛击。刘伯承知道杜淑与孙殿英和庞炳勋有矛盾,首先集中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7月30日开始,对杜淑的伪军各个击破,到8月19日,歼敌五千六百多人,结束了卫南战斗。

刘伯承又发现,布防在林县以南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战线太宽,和日军互相猜忌,于是在8月18日调集太行区和冀南区主力各一部,与冀中警备旅兵分两路,穿插分割,到26日,歼灭孙庞伪军主力七千人。这样,原来由孙殿英和庞炳勋等部队盘踞的太南和豫北一带,成为八路军的新根据地。

这年秋冬,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冀西作战”,深入北岳区,占领了晋察冀根据地首府阜平县城,在平阳村设立临时据点,对这一带的村民有计划地进行分区细密的屠杀。日军夜间出发,短途“围剿”,长途奔袭,拂晓围村,搜出了许多群众,有的就地杀死,有的带回据点虐杀。他们剖开孕妇的肚子,挑出胎儿,挖出心肝烹食,无恶不作,制造了许多起惨案。短短三个月里,杀死阜平党员干部和民众一千多人。

在井陉县的深山区,日军制造了老虎洞和黑水坪惨案。这个山区有三千多个村庄和四千人口。它北靠老区平山县,南临日军控制的正太铁路,东面是日军占领的井陉煤矿,位置十分重要。日军在这次“毁灭扫荡”中,重点残害这个地区的民众。11月14日,日军占据黑水坪,设立临时据点,在附近的样子山大搜捕,对搜出的群众一律先扒去衣服,逼迫他们在严寒中站立,加以侮辱,然后将一些人就地处死,将另一些人带到临时据点。

样子山有个老虎洞,分内外两洞,外洞长十米,可容两人直立并行,内洞长三十米,宽三至五米,两洞之间只有一个隐藏的小口相连。几百名民众藏在洞里躲避日军,晚上出来觅食,将洞口的草木踩出一条小路。19日,搜山日军寻路而至,发现了外洞,抓走几十名群众。第二天,日军又来搜索,发现了内洞。他们用刺刀逼着民众脱去衣服,对男人赶出来一个捆一个,抽打逼问八路军去向和粮食物资坚壁在哪里;对年轻妇女则拖入洞内轮奸。然后,将大家赶进内洞,投入毒气弹。洞里的一百五十多人,只有一人爬出洞外装死而幸免于难。

被抓进据点的人死得更惨。日军将他们推进火堆烧死,扔到井里淹死,把妇女侮辱折磨致死。从11日至24日,日军在老虎洞和黑水坪一带残害百姓一千多人,占地区人口的四分之一。

冈村宁次指挥的这次“扫荡”,改变了过去一线拉网式的做法,采取“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以日军主力分三个梯队三层配置,滚进“扫荡”,要杀尽根据地一切人畜,毁灭一切资财。冈村对这种战法很得意,把中国派遣军步兵学校的一百多名军官,外加汪伪军政府代表两名,组成观战团,调到战地参观。10月24日,八路军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在临汾附近的韩略村伏击日军车队,将观战团全部歼灭,冈村的扫荡部署全被打乱。

大约在同时,吉木侦一第一军调集三千名日军和一万多名伪军,“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日军长野祐一第三十七师团下辖的第八十五大队,在前一年的田家会战斗中曾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补充新兵较多,战斗力不如从前。他们深入抗日根据地,孤立无援,人困马乏。八路军晋绥军区集中七个团的兵力,在10月5日拂晓,把他们包围在兴县小善村一带。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企图突围,八路军沿公路埋设地雷,步步袭扰。7日下午,这支日军被围困在甄家山附近的山头上。10日傍晚,日军烧毁尸体,拼死突围,八路军猛烈夹击,歼灭七百名日军,只有一百多名日军漏网。

冈村宁次的残暴战法,时常花样翻新。11月初,他将日军兵分九路,突然闪击北岳区的中心和制高点神仙山。神仙山位于阜平、涞源和灵丘等县之间,方圆一百多里到处是悬崖绝壁和天然石洞,相传“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不幸的是,边区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和民众,当时都已转回山区,陷入日军的合围。

在生死关头,八路军侦察员冷静地找到了日军合围的缺口,大家分头突围,留下第四十二团迷惑日军,掩护留在山里的重伤员和重要物资。这个团集合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分兵扼守重要关口和险要地段。第一排据守海拔一千八百米的主峰奶奶尖,与五六百名日军激战一整天,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日机。一个月后,日军经疲力竭,从神仙山撤退。第四十二团荣获“神仙山保卫者”称号。

同一个月,内山英太郎的第十二军调集日伪军一万多人,向鲁中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发动大规模“扫荡”。八路军鲁中部队主力迅速转移到外线,留下少数部队牵制敌军。第二军分区第十一团第八连的九十三名官兵,奉命在南北岱崮迷惑敌军,吸引敌军的主力。

12日,两千多名日伪军攻击第八连阵地。这个连凭借南、北岱崮的险峻地形,利用以前土匪占据崮顶时修建的堡垒、交通濠、防空洞和蓄水洞,阻击人数众多的敌军。敌军啃不动这块阵地,出动飞机,发射毒瓦斯,调来一门八头骡子拉的重炮,运来四十二车炮弹,由石井嘉穗第三十二师团参谋长指挥,猛烈轰炸第八连阵地。当时,防空洞里做饭的锅,用完后马上就要埋到地里,否则就要被震碎。第八连顶住了敌军疯狂的进攻,在阵地上坚守了十八天,付出七人受伤两人阵亡的代价,毙伤日伪军三百多人,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坚守半个月的任务。28日凌晨,他们攀着一条大皮绳,挨个从崮顶滑下来,悄悄钻出敌军的包围,赢得了“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2、常德会战,血肉筑成堡垒

驻守武汉一带的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频繁更换。阿南惟畿在1942年7月升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原来担任南方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冢田攻接替他的职务。可是冢田攻命途多舛,几个月后一命呜呼。

那一年12月18日,在日军攻占美国殖民地关岛以后的第九天,冢田攻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会后乘飞机返回武汉,座机经过大别山区时,正碰上中国军队高射炮部队演习。炮兵们看到有日军飞机经过上空,立即瞄准射击,一颗炮弹凑巧命中,冢田攻的座机起火燃烧,坠入黄梅山中,机上十一人全部死亡。

中国军队这次击落日军高级将领的座机完全是偶然的,和三个月后美军有目的地截击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不同,所以也就没有像美军一样去搜索飞机的残骸和乘客的尸体。何况当时天色已晚,行动不便,中国军队也就没有理睬了。但日军很清楚是怎么回事,立即派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分头搜寻,找了好几天,才找到冢田攻等人的尸体。

冢田攻死后,日本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凡新官上任,急于创下战绩,横山勇也不例外。他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在1943年2月向驻防武汉、岳阳和沙市之间洪湖水网地带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江北歼灭战”。

横山勇此举有违日军大本营的禁令。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侵华日军的兵力捉襟见肘,所以规定在华日军不得随意越过现占领区警备线发起攻击战。但是,洪湖水网地带属于陈诚第六战区的突出部,王劲哉的第一二八师驻防在这里,不断袭扰日军,横山勇非常恼火,决心动用五万多人的兵力,“扫荡”这个威胁驻武汉日军的游击根据地。

战役开始前,横山勇派出第十四飞行队侦察洪湖地区,对王劲哉师驻防地的河湖道路、村庄营房与工事体系拍照,编成航空地图,分发给地面部队,要他们参照作战图进行作战训练。战役从2月13日开始,到3月10日结束,日军接连攻陷湖北监利、洪湖和长江南岸的湖南华容地区,歼灭中国军队的第一一八师、第一二八师和第六战区挺进军等几万人。王劲哉师进行了有力的抵抗,仍被日军击溃。

日军骑兵清理战场时,发现一件质量很好的斗篷,知道不是一般军官所有,于是急速追击,将王劲哉俘获。

日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长江北岸的沙市和南岸的石首,横山勇颇为得意,又在5月5日发动所谓的“江南歼灭作战”,从藕池口、华容和白螺矶等地向洞庭湖西北地区进攻,企图击溃孙连仲第六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短期控制宜昌到岳阳的长江水路,掠夺在宜昌附近的五十多艘船舶,以弥补日军在长江军运船只的不足。横山勇认为,他占领了洞庭湖区的谷仓,就可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

横山勇为此集中了第十一军十万人的兵力,在汉口和荆门等地集结各型飞机二百四十八架。孙连仲代理司令长官的第六战区,在日军实施“江北歼灭战”之后,预见到日军还会得寸进尺,迅速调集四个集团军共计十四个军三十万人的兵力,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布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步兵有了强大的空军掩护。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四大队和第十一大队,加上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一百六十五架,协助陆军作战。

5月5日凌晨,日军开始向洞庭湖北岸进犯。三天后,日军攻占南县和安乡。山本三男的第三师团和赤鹿理的第十三师团主力在津市和枝江一带,从汉口和当阳调配一百多架飞机,进攻石牌要塞。12日,日军开始向大堰垱、新安和双溪桥进犯,被中国军队打退。日军不甘心,又向北攻击暖水街。弥陀寺的日军赤鹿理师团一部三千多人也向斑竹垱和新江口攻击,力图打开缺口。

13日凌晨1点,赤鹿理师团一万多兵力,乘坐三条皮艇,从宜都洋溪和枝江之间强行渡江,向江南进犯。中国江防军奋起阻击。日军一波接一波,来势凶猛,空中有飞机助战,地面战车隆隆,于当天攻陷公安,并继续向宜昌南岸推进,企图攻击江防军主力。江山告急。

蒋介石命令孙连仲死守石牌。孙连仲以石牌为轴心部署守军,要求部队确保决战主线。

日军在15日推进到宜都以南的刘家场和暖水街南北一线。19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之间的中国守军。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出动八架p-40e和四架p-43型飞机,轰炸湖北枝江洋溪镇附近长江中的日本军舰。

22日,日军从宜都渡过长江,配合茶元寺和枝江的部队攻击,23日攻占渔洋关和瀚墨池。江防军孙定超的第一三九师各部分别驻进津洋口、资丘和龙潭坪,主力进至都镇湾,建立新的防线。枝江的日军趁热打铁,继续在红花套增派四千兵力渡江,向孙定超师阵地步步逼近。孙定超师在校何山及长岭岗各阵地,大量杀伤日军,坚持到黄昏。方日英的第八十六军转移到枇杷树、磨市、鄢家沱和仙人桥一线防守。

第二天,日军猛攻守军的这道防线,守军奉命转移到马鞍山和板桥铺一线。方日英军左翼在副军长杜道周率领下,在乌龟山坚守。

24日,日军集中主力向长阳附近猛攻,激战到下午,突破守军阵地。方日英调整态势,扼守长阳西北、清江北岸到凤凰山一线。孙定超师抵达津洋口和都湾镇之间。从聂家河向西推进的日军,增加到四五千人,与从渔洋关方面向清江南岸逃窜的日军合为一股,沿市口和都湾镇之间强渡清江。孙定超师殊死抵抗,击退日军进攻,守住了外围防线。与此同时,方日英军罗贤达的第六十七师在刘家棚抗击日军。日军的山野炮将罗贤达师大部分防御工事炸塌,罗贤达负伤,该师不得已转移到歇马台、罗家湾和龙门一线。

25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连日猛攻方天的第十八军阵地,一部突入偏岩和津洋口之间,受到中国守军的南北夹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从四川巴县起飞十五架p-40e型飞机,分两批轰炸扫射湖北长阳及宜昌一带的日军。27日,日军担心抢到的船舶受损,将停泊在宜昌的约两万吨位的大小轮船全部开到沙市。

28日,宜昌日军伴健雄第三十四师团和澄田师团约两万多兵力,在长江北岸一百多门加农炮和榴弹炮的吼叫声中,分乘上百只冲锋舟,一齐扑向南岸石牌。守军第十一师主力隐蔽在石牌要塞附近北斗冲、三官岩和四方湾一带的山沟里和岩洞中,只留下师部机关和部分兵力据守要塞。

日军飞机连续轰炸了四个小时,用重磅炸弹和燃烧弹将石牌要塞炸得山崩地裂,弹火将山土和岩石烧得满山通红。日军的炮弹也暴风骤雨般地倾泻到这个小小的要塞上。山上巨大的岩石和石柱全被日军一千磅、五百磅的炸弹炸得粉碎,许多工事被日军炮弹命中。炮火一停,日军就像蚂蚁一样涌向第十一师,但多次冲锋都被打退。

日军见正面无法攻下石牌,便命伴健雄师团和澄田师团一部迂回到石牌侧后方进攻。埋伏在山沟和岩洞里的第十一师主力,突然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将日军团团围住。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响成一片,喊杀声响彻云霄,日军一千多人被堵在石谷中,进退两难,最终全军覆没。第十一师乘机组织反击,用刺刀和手榴弹与日军肉搏。在日军休息补充时,第十一师派出小分队袭击骚扰,不让日军喘息。战士们迂回到日军后方,展开伏击、侧击和偷袭,组织特等射击手专打日军指挥官和机枪手。石牌要塞守住了。

在中国江防军与日军激战时,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出动飞机,攻击日军阵地和日军的后方交通线。

29日,夏楚中军先头部队抵达淮子坪,王耀武军主力在石门集结完毕;第二十七师也到达榔树店东南地区;王敬久集团军接到陈诚的命令,全部从渔洋关和天柱山侧击日军,第一一八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攻克渔洋关,带动了攻势转移,原定从渔洋关和五峰间北进的夏楚中军,转向渔洋关东北前进。

30日,日军占领香花、三岔口到小朱坪一线,陆空炮一齐上,拼死冲锋,被守军粉碎,撤退到太史桥和木桥溪高地,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同一天,第六战区正面各军发起全面反攻,中国空军也以大编队机群支援作战。这时,日军集中各种火力,分别向长江南岸的石牌要塞和曹家畈附近强攻,并从天柱山向木桥溪迂回,大有进攻四川的势头。蒋介石紧张起来,严斥第六战区,说他们的后退“增长了敌之气焰,丧失了党军之威望”,要求固守川东门户。孙连仲表示:“今后要严守委员长之训示,按照‘连坐法’督励所属戴罪立功,以慰领袖,以报党国。”

31日,横山勇看到伤亡很重,全线动摇,下令后撤。中国军队转入追击,王耀武军和王缵绪集团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和新安,进逼到公安附近,江防军正面也进展顺利。王耀武军一次击毙日军大队长三名。

同一天,中美空军联合轰炸荆州和宜昌两地机场,击落日军飞机二十三架,击伤八架。

6月2日,日军放弃对石牌的进攻,开始大规模撤退。中美空军及中国陆军乘胜追击,把日军赶回石牌防线以外。石牌几千名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庆祝石牌保卫战大捷。重庆转危为安。

至此,中日军队在宜昌形成对峙。血战台儿庄的主力池峰城军乜子彬师接防石牌。石牌保卫战,被西方军事家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些军校把这个战例写进了军事教材。

3日,中国江防军完全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中国追击部队迫近宜都城郊,炸毁日军的渡河器材,夜袭了赤鹿理师团司令部。

6日,中国空军又派飞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机群往返频繁,防空情报网很难鉴别敌我飞机,日军八架轰炸机和十二架驱逐机乘中国机群返航时,躲在云层上飞行,偷袭四川的梁山机场,毁伤十五架p-40型飞机和十辆军车。中国空军第二十三中队长周志开在日机投弹时冒险起飞,击落三架日军轰炸机,创造了个人一次击落日机的最高纪录。

8日,中国军队克复宜都,9日收复枝江城,11日收复松滋城。长江南岸的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渡江,全部撤退到北岸。

鄂西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第六战区以十四个军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凭借长江天险,抗击日军六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的进攻,挫败日军进攻锐势,然后发起反击,收复失守阵地,追歼撤退的日军,共毙伤日军一万多名。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从5月19日起对汉口、荆门、沙市和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及前线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共出动驱逐机三百二十六架次、轰炸机八十架次,击落日军飞机四十一架,炸毁日机六架,破坏日军机场五处,炸毁日军阵地及军事设施六处,炸沉炸伤日军舰船二十三艘,毙伤及毁坏大量人马车辆。在这次会战中,敌我空中优势易手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鄂西会战初期,日军从湖北荆江各个渡口大举南犯时,中国守军被击溃,散兵游勇纷纷向西退去。大批难民也向西走,聚集在洞庭湖西北角三面环水的厂窖地区,想渡河出奔常德等地避难。

5月8日,畑俊六命令日军出动三千人,配备六十多艘汽艇和几架飞机,合围厂窖地区的中国军队和难民。从9日上午到12日,日军以厂窖大垸为中心,对方圆百里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大屠杀。丧尽人性的日军将中国人用机枪射死,用刺刀捅死,推到水中淹死,或三五十人绑成一串用汽艇拖死。畑俊六这次屠杀无辜民众两万五千人,汪之斌的第七十三军等部散兵被杀达五千多人。此外,日军的烧杀致使三千人伤残,两千多名妇女遭强奸,三千间房屋被烧毁,两千五百艘民船被焚烧。

横山勇指挥的江北和江南两次作战,都是以中国第六战区为对手,部分地达到了作战预定目的,自然令横山勇更加骄横。日军之所以在几个月后仍然针对第六战区发动常德会战,与横山勇狂傲的心态不无关联。但是,横山勇在常德远不如前两次那么得心应手,因为他遇到了余程万。

湖南西北部的常德,是四川和贵州的咽喉。横山勇企图在这里击溃中国第六战区主力。而畑俊六之所以同意他的作战方案,有他更大的战略考虑。他想牵制蒋介石的军力,不向云南和缅甸调动。他还指望着日军攻克常德这个“陪都屏障”,将会动摇蒋介石继续抗战的决心。于是,畑俊六命令驻武汉的第十一军和驻上海的第十三军一部,总共十万人,向常德方向展开进攻。

日军进攻的时间选在秋收粮满仓的时节,他们如果夺取了洞庭湖滨这个中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可以大大增加部队的后方军粮补给。

横山勇是这次会战日军的总指挥,岩永旺则是日军攻打常德的指挥官。常德人会永远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曾经企图将常德人热爱的家乡,从地图上彻底抹去。

横山勇在一开始就用上了狡计,误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判断。蒋介石以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不是常德,而是更靠近四川的地方,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他把一些精锐兵团调往远离常德的西北方向。在常德,只有薛岳第九战区的王耀武军第五十七师。

孤军守城的师长是广东番禺人余程万,他深知这次会战将很残酷,战前积极地疏散市民。军队派人筹集船只,免费渡百姓过江,还义务给市民担运行李。第五十七师纪律严明,余程万规定:帮助百姓疏散不准收取任何报酬。上等兵刘为才给群众送行李出城后,收了两块光洋,便被就地枪决。

百姓疏散出城了,余程万开始布置防御。他知道,兵力单薄,必须依靠坚固的工事。他下令,在三个城门用沙包垒成轻重机枪阵地,城楼加固成碉堡。房屋下面也修了暗堡,阵地上布设了铁丝网。在城东郊区湖港交错的复杂地形中,桥头和堤坝等处都有地堡和暗堡。常德,被远近呼应的强大防御工事团团包裹着。

11月2日,会战从常德外围揭开帷幕。日军各兵团在落日的余晖里,同时开始发起攻击。赤鹿理师团和澄田师团从弥陀寺地区进攻松滋和枝城,山本三男的第三师团从闸口和张家嘴进攻王家厂,岩永旺的第一一六师团从石首东北地区进攻红庙,佐久间为人的第六十八师团从华容东北进攻安乡和南县。11日,佐久间师团占领安乡,宫胁支队按照土匪彭叫驴子在每个路口留下的标记向前推进。日军向暖水街、乾溪滩和马踏溪等地进攻,遭到王敬久集团军顽强抵抗,始终未能突破防线。

孙连仲根据重庆方面的指令,要求部队向日军发起反攻。不料日军先发制人,向方靖第六十六军左翼和王甲本第七十九军正面发起猛攻。第一八五师阵地被日军摧毁,驻守马踏溪的第九十八师也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溃退四散。第二天,各部相继败溃,防守暖水街的王甲本军暂编第六师,遭到日军围歼,伤亡惨重。王敬久集团军残部撤退到渔洋关方向。

在石门,汪之斌的第七十三军遭到日军包围。日军发动猛攻后,守军很快陷入混乱,军部与各师之间联系中断。日军从易家湾渡过澧水,完成合围。几小时后,日军攻入城北汪之斌的指挥所,军部大乱。

危急时刻,彭士量的暂编第五师与日军混战,掩护汪之斌率领两个师突围。日军几次冲上阵地与彭士量师官兵白刃肉搏,彭士量来到一线督战,两军短兵相接,杀声震天。

傍晚,日军加紧围攻,城厢被炸,火光冲天,彭士量师兵力伤亡殆尽,阵地濒临毁灭。彭士量集合残余部队前进到扫岩门附近,被日军发现,日军投下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彭士量身中数弹,无法动弹。弥留之际,这个湖南浏阳的汉子怒目圆睁,慨然说道:“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有什么可遗憾的!”说罢,壮烈牺牲。

彭士量是常德会战中战死的第一位中国将军,他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衡山。他牺牲四十一年后,长沙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

日军15日占领石门,18日占领慈利,于21日派出一支精悍部队,南渡澧水,直扑桃源,伞兵与地面部队配合进攻,桃源又很快被占领。许国璋的第一五○师在桃源的东郊陬市附近固守。在日军潮水般向阵地冲来时,许国璋手持步枪,率领师部人员向日军射击,不幸身中两弹,血流不止。他身体平素虚弱,加上疲劳过度,在火线上几次休克。官兵们误认为他已阵亡,派人把他运回沅江南岸,准备突围。凌晨4点钟,许国璋醒过来,得知阵地丢失,不禁心如刀绞,怒喊道:“我是军人,应该死在战场上!”说罢又昏厥过去。他再次清醒时,拔出卫士的手枪,举枪自尽,以死报国。

许国璋后来被安葬在成都原籍,四十一年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位川军将领,在“九一八”事变后,看到剽悍的川军竟不能打击日本侵略军,遗恨无穷。在出川抗日之前,他对家人说:“我出川抗战,身已许国,你们在后方,妻要勤俭过生活,儿要努力读书。至于我,望你们不要惦念。”他终于在常德以死报国,得偿心愿。

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以后,岩永旺师团诡秘地行进到津市以北地区,在津市和澧县一带与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发生激战。津市守军中有一支女兵连,由周秋琼中尉率领,表现得英勇顽强。当阵地被日军突破时,她们与日军白刃格斗。周秋琼战斗到腿负重伤,继续指挥女兵们抵抗日军冲锋,直到精疲力竭,才被送往兵站医院救治。

日军佐久间师团和户田支队攻陷安乡以后,马上乘汽艇沿澧水南下,进攻常德的东南重镇汉寿,与梁汉明第九十九军的第一九七师大战几天,突入汉寿城内。

日军在占领区大施淫威。毛家村有个姓袁的少女,换上男装,躲在自家后院的稻草堆里,目睹着日军野兽般地冲向每一户人家。日军的凶残使她受到强烈刺激,她无法自控,从藏身处狂奔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叫。一些精神崩溃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从隐身处跑到村口的空场上。日军开枪射击,当场有几个村民被乱枪打死。

日本兵跑过来,将少女摁倒在地。几双粗糙乌黑的魔爪朝她乱舞,一瞬间,少女被剥得一丝不挂,呜咽着,惊恐的双眼瞪着苍白的天穹。野兽趴在她身上,少女的天空破碎了,玷污了。

日本士兵残暴地轮奸了少女之后,又用刺刀猛戳她的阴部,她身下的土地被血染红,少女死于非人的折磨。

守军在常德外围节节抵抗横山勇的十万大军,准备在日军侧后发动反攻。横山勇知道守军无法包围他的部队,便突然调转马头,直扑常德。岩永旺师团急速向常德杀来。日军将常德团团围住了。

11月18日,天还没亮,日军的十六艘汽艇,拖着一些舢板,用探照灯来回照射,察看河滩阵地,机关枪盲目扫射,准备强行登陆。守军第九排排长李佑吾一声令下,保卫常德的第一批子弹怒射出膛。日军的探照灯灭了,机枪也成了哑巴。日军突击队跳水弃船,企图登陆。二十岁的李佑吾,指挥全排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封锁日军企图上岸的滩头,然后用步枪点射。日军汽艇掉转船头,开足马力向后撤退。

拂晓,三架日机飞临涂家湖上空,低空盘旋。同时,湖面上又传来密集的马达声,二十几艘日军汽艇,载了三百多人,仗着强大的火力掩护,向湖堤冲过来。炮弹一颗接一颗地爆炸,激起几丈高的水柱,成排的芦苇被炸倒。李佑吾率领全排官兵浴血奋战,但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军还是登上了湖滩。打退了日军的几次冲锋后,李佑吾排撤到高堤之上。李佑吾不幸连中四弹,倒在血泊之中。

与此同时,涂家湖的日军分出一股两百多人的队伍,向牛鼻滩发起进攻。顾全钫率第九连主力英勇抵抗,将日军击退。日军火炮向第九连主阵地猛轰,当场便有几名士兵血肉模糊。

常德会战的第一仗,守军以血肉身躯筑起了坚固的长城。

日军布上照一第一○九联队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了熊家等几个前沿据点后,便向长生桥逼近。他们发动几次攻击,都被守军挡了回来。岩永旺下令再次猛攻。

驻守在长生桥的第一七○团第一营发现,在营指挥所两百码开外的地方,有两百多名日军在匍匐前进。营长张庭林带领一队战士,爬进最前面一道战壕,静静等待着攻击的时机。日军炮火不停轰炸,战壕被炸塌了,战士们不再等待,一阵狂喊,跃身而起,与日军厮杀成一团。日军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肉搏却是他们的克星。厮杀一阵,他们便纷纷撤退。

趁着日军进攻的间隙,张庭林和副营长李少轩嚼着后方送来的冷饭团子,忽见传令兵跌跌撞撞地进来报告:二连在前方只剩下了十多个人,恐怕顶不住了。李少轩咽下口里的饭团,跳起来说:“我上去!一连二排一班集合!”

李少轩带领这班战士来到前线,发现日军冲锋队第一波已逼到二三百码处。他们与日军突然遭遇,得不到机枪支持,只有沉住气,等待日军靠近,伺机行动。

李少轩伏在堤岸后,做了个手势:上刺刀,准备冲锋!

这时,六架日机在堤岸上盘旋。李少轩他们和日军很接近,隐蔽在堤坝的苇草里,没有被日机发现。李少轩隐忍不发,直到日军已经踏到水里面,才带领战士们突然跃起,向日军猛投手榴弹。日军弄不清这边的虚实,赶紧逃命。

不一会,又有两波日军涌上来。李少轩带领大家藏在死角里。日军开始渡河,渡到一半,李少轩叫大家投弹,冲下堤坝,与日军肉搏。日军再次受挫,退回对岸,用掷弹筒发出一百多发炮弹,再次发起冲锋。李少轩带领大家第三次跳下河堤,但是由于多次肉搏,士兵们已经非常吃力,伤亡惨重。有些受伤的战士,知道难以撤退,便朝自己开枪,自尽殉国。

李少轩再次回到南边堤岸上,见全班弟兄只剩下六人,便命令上等兵赵忠勇退回营地,报告营长,请求支援。他自己带着五个人坚持抵抗。赵忠勇哭了,要求和副营长一起杀敌。李少轩对他说:“我若成仁,那是光荣。估计敌人二十分钟后就会冲过来,你还跑得动,快走!”赵忠勇抹抹眼泪,掉头朝堤下奔去。

日军果然卷土重来。李少轩只有五名士兵,他命令大家伏在堤坝上,等日军靠近,把最后几颗手榴弹扔出去。接着,他朝日军军曹冲去。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拦截他,他身中五刀,却不肯倒下。刀伤累累的李少轩,把刺刀猛扎进日军军曹的身体,双手掐住对手的脖子。周围的日本兵惊呆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纷纷举枪射击。李少轩身上被子弹钻出了无数个窟窿,他气绝身亡,以身殉国。

日军指挥官急于攻占长生桥,再次发起冲锋。张庭林带领部下冲上去。张庭林回到阵地时,发现衣服已被自己的血染红了半边。部下连忙请他撤下去,他怒吼道:“快把手榴弹都给我拿来,老子就是不下火线!”传令兵跑回指挥所,把剩下的二十多颗手榴弹都拿来了。张庭林见了,哈哈大笑,说:“好极了!有了它们,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一两百个小日本!”他说着,用血红的手取了一颗手榴弹,朝日军扔去,一边说:“痛快!打死这帮狗杂种!”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四点,长生桥仍然固若金汤。

长生桥久攻不克,岩永旺恼羞成怒,命令布上联队必须在一个钟头内攻下。布上决定先攻下长生桥右侧的沙港,居高临下,不愁长生桥不克。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先去沙港看看地形。

沙港这边,还有第一七○团第二营的几十人驻守着,拼尽全力保护第一营的右翼。邓鸿钧营长让部队伏在掩体中,从望远镜里发现了布上。邓鸿钧从布上的衣服判断他不是普通的日本兵。于是,他决定先把布上一行干掉。

“迫击炮还能用吗?”邓鸿钧问道。

“能。”部下回答。

“还有几发?”

“就最后一发了。”

“行,准备!”

最后的这一枚迫击炮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布上照一,这个为法西斯屡立战功的日本军官,在常德永远合上了眼睛。

第一○九联队失去了头目,乱成一团。岩永旺只好亲自指挥进攻。中国军队的两营兵力,已损耗到最低限度,支撑着战士们的只有一股顽强的精神力量。岩永旺把预备队全部充实进一线部队,不顾一切地发动猛攻,长生桥和沙港的防线开始崩溃。

邓鸿钧战死。张庭林伤势过重,牺牲在战友的肩背上。第一营拼完了所有的官兵,只有两名战士因为筋疲力尽无法动作,躲在芦苇丛里没被发现,得以生还。

日军一支部队攻到了常德城边。常德全城最高的建筑物名叫水星楼。日军占领了这座旧箭楼,在楼上架起火炮,准备直轰余程万的师部。水星楼上还藏有大批弹粮,直接关系到全体守军的生死存亡。

水星楼地段的日军,大约有二百五十名。沿江的守军用迫击炮和机关枪压制,对岸的日军无法增援。余程万命令在城下作战的杜鼎团,从河街冲上来,牵制水星楼后面的日军机枪阵地。他又指派张照普营长率领三个班,携带足够的手榴弹,从城上和城内的墙角下向水星楼攻击。

张照普已经有十几个小时没有合眼,更不要说吃饭喝水了。师长一声令下,他带着三个班的弟兄向水星楼废基上冲去。

城内屋脊上有两挺机枪为他们做火力掩护,张照普逼近日军时,命令战士们轮流向日军投掷手榴弹。墙角下,杜鼎配合他进攻,当日军被手榴弹炸得无暇顾及城下时,杜鼎就高喊一声:“杀啊!”带领部队猛冲上来。这时,敌我过于接近,远处的火力点都不敢开枪,只听到一片枪械和刀刃的碰撞声。杜鼎团奋勇拼杀,日军一败涂地,残兵逃到水星楼两座被他们占领的碉堡后面。碉堡内吐出凶狠的火舌,杜鼎的部队只好在已占据的散兵坑和砖石堆下掩藏,等待火力支援。

张照普不敢耽搁,率领一个班蛇行逼近日军。火力纷扰了日军的注意力。张照普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自己处于日军射击的死角,不禁大喜,悄悄吩咐战士们取来长竹竿和长绳子。他叫大家把手榴弹绑在竹竿头上,用绳子系住手榴弹的保险。他们举起竹竿,对准碉堡的洞眼插进去,把系着保险的绳子一拉,手榴弹就在碉堡里开了花。他们干掉了两个碉堡里的日军,部队风卷残云般地冲上前去。没有了碉堡的火力支持,日军掉头向江边逃跑。

假扮成日军的宋维钧连,见日军奔逃而来,马上迎头冲上去。日军以为是自己人,毫不提防地上前会合。宋维钧命令部队扫射,轻而易举全歼了日军。

硝烟散去之后,大家怎么也找不到张照普。最后,在废墟中找到了有他亲笔签字的一张纸,上面沾满了血肉。

水星楼之战并没有就此结束。长生桥和沙港失陷后,日军如蝗虫一般席卷而来,守军被迫退回城内,日军包围了常德城。常德会战已经进入到了城郭战阶段。

李少兴排长的阵地里有两座小碉堡,还有纵横几道石头工事,他的部队就掩藏在这里面拼死抵抗。他们用两挺机枪据守两座碉堡,阻挡日军冲锋。日军冲过来,他们就上刺刀迎上前去肉搏,将日军赶下去。鏖战了两小时,日军丢在阵前的尸首已达一百多具。

激战多时,阵地上只剩下李少兴和一个传令兵。日军越来越近了,李少兴对传令兵说:“快回去报告营长,就说我已阵亡。我掩护你,快走!”传令兵约莫向后爬了三十米,就听到身后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只见李少兴挥臂抛着手榴弹,跳出弹坑,和日军打成一团。最后,李少兴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防守北门的第三连,连长名叫马宝珍。他命令殷惠仁排把守正面阵地贾家巷。日军在拂晓前的轰炸中,把两个碉堡连同贾家巷的百十幢民房,完全夷为平地。天刚亮,又有几十架日机飞来飞去,在贾家巷一带轮番轰炸。按照惯例,接踵而来就是步兵冲锋了。然而,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冲上来的不是人,而是牛。

近百头耕牛,头上蒙着军毯,尾巴上绑着根火把,火在屁股上一烧,便疼得向前狂奔。

日军第一三三联队队长黑濑,认为优秀的大和民族的每一个士兵,都是非常珍贵的,让他们在进攻中死去,实在可惜,于是用牛来代替人冲锋。恐怕连日本人也说不清楚,黑濑的做法是不是真正的武士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股日军显然是怕死了。

牛冲上来了,不认目标,眼睛被蒙上了,反正看不见东西,只是一路狂奔,壕沟浅而窄,轻易就跨过去了,火牛阵几乎没起什么作用。紧跟在火牛后面的是日军部队。发起冲锋的同时,日军用迫击炮封锁守军的退路。

殷惠仁命令战士们把手榴弹拧开了握在手里或挂在身上,等到日军逼到很近的距离,全体跳出战壕,让日军连举枪抠扳机的工夫都没有,守军手里的手榴弹就爆炸了,双方死伤惨重。这个排分作六组,与日军同归于尽。殷惠仁排全体牺牲,用无畏的悲壮消灭了十倍于己的日军。

除了火牛阵,日军还用上了其他花样。他们在步兵冲锋前,大量施放毒气弹。西北方向的日军处在上风口,不怕毒气吹到自己头上。

日军不择手段地发动攻击,战果仍然不大。直到有一天,炮火声渐渐稀少起来,到天亮,连步枪声都停止了。守军士兵们笑着说:“是不是战事要结束啦?”各城门观察兵也向师部报告:日军从深夜起开始后撤,大部分都退到了西北角。

余程万不相信日军会轻易撤退,通知一线部队严加戒备,不得有丝毫放松,警戒日军更为猛烈的进攻。

果然,东门外的日军指挥所内,岩永旺正向手下军官宣读天皇的诏书:限令两天内攻进常德城,否则,全体官兵枪杀不赦!诏书念完,会上一片咬牙切齿的宣誓。

炮火最先在北门打响。这里的守军是第一七一团第一营,吴鸿宾营长在城基上监督作战。日军的战术十分明显,先用大炮猛轰一处,炸开一个缺口,步兵就朝缺口猛扑而入。守军明白日军的企图,但兵力和武器非常缺乏,只有用血肉之躯来阻挡日军的火力,用手榴弹和刺刀杀敌。

情况异常紧急!西围墙已经被日军打开了一道缺口。日军心狠手辣,用掷弹筒向城上的守军施放窒息性毒气弹。守军第一六九团的一个排全部中毒昏迷。日军冲上来,将昏迷的守军士兵统统枪杀。

杜鼎在北门,得知西围墙出现险情,率领两个排夹击西围墙这个缺口。他对战士们说:“用你们的枪,你们的子弹,你们的双手,你们的血肉之躯,去把西围墙缺口堵上!”

北门抽走了兵力,防守就空虚了,正中黑濑下怀。日军加紧猛攻,突破了北门防御。日军攻进了常德城,疯狂的岩永旺下令焚城,常德陷入一片火海。

横山勇知道,要消灭顽强的余程万师,日军要付出几倍的代价,还会延长作战时间。他命令让出南门一带,使余程万师能够撤出常德。但是,余程万师誓死抵抗,以散兵形式继续作战。

火海之中,马宝珍趴在阵地废墟里,看着涌进城来的五股日军向阵地逼近。他想冲出去肉搏,但身边的战士不足一个班,冲出去起不了大作用。马宝珍心急如焚,神经仿佛要崩断。正在这时,身后响起一阵中国军队的冲锋号。日军听到号声,吓得掉头撤退。马宝珍哈哈大笑:“日本人竟被我们的号声吓怕了,真他妈痛快啊!”他回头问号兵:“我没有叫你吹号啊,你怎么就吹了呢?”号兵答道:“我见敌人冲上来,就急了,控制不住,就吹了起来。”

马宝珍连还在顽强搏斗。可是,日军已经把各种火炮从北门运进城内,装上大剂量的烧夷弹,猛轰马宝珍连阵地,马宝珍连剩余的几名战士,被淹没在火海之中。

满身是伤、后背和大腿都快被烧成黑炭的马宝珍,顽强地爬到一座废墟下的日军机枪掩体。日军刚发现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在“轰隆”声中,他的最后冲锋抵达了终点。

第一六九团副团长高子曰,端着枪向蜂拥而来的日军扫射。日军改用迫击炮轰击。高子曰担心没有防御工事掩护,会断了联络,就把机枪转移到后面完整的工事继续坚守。守军一退,日军步步进逼,形势十分危险。

阵地随时都在变动,第一营和第三营联系中断。高子曰命令王兆和班向第三营方向架线,请第三营策应这边的战斗。在路上,随行的三名通信兵都牺牲了,王兆和继续前进,牵线架线、侦察敌情,全是一个人完成。他找到断线头之后,立即接上。王兆和历尽磨难,一路上干掉六七名日军,最终死于敌手。

电话一通,高子曰和第三营联系上了,命令工兵连王封华排袭击日军的火力点,王封华排创下了常德巷战中守军的最佳战绩。

日军在城内每前进一步都很吃力,于是岩永旺改变战术,用山炮向守军占据的街巷轮流发射烧夷弹,还浇汽油焚烧残存的民房。日军增派二十多架轰炸机,轰炸守军阵地,高子曰的部队陷入绝境。日军步兵从火焰稀薄的地方冲过来,战士们跳出来与日军肉搏,先扔手榴弹,手榴弹没了就扔大石头。日军讨不到便宜,只能靠强大的火炮来压制。午夜时分,东城残余的房子被炸光烧光,守军阵地支离破碎,第一六九团仍不撤退,宁愿在烈火中与阵地一起消亡。

寒冬的下午五点,一架日机投下照明弹,发出进攻信号。日军知道,城里的一房一墙、一壕一坑,都有可能成为守军抵抗的堡垒,他们步步为营,烧一截,攻一截;攻一截,占一截,逐步紧缩包围圈。

形势越来越危急。余程万命令部下坚守阵地,所剩不多的部队经过最后调整,等待日军进攻。

12月1日黄昏,北面图书馆的一股日军进攻春申墓的守军碉堡。春申墓这条路,斜对着余程万的师部,日军做出包围的态势,企图强占这个碉堡。在平射炮轰击下,日军用烧夷弹燃烧周围残破的民房,绕到守军后面投掷毒气弹,浓烟和毒气顿时冲向碉堡。碉堡里的六名战士有的中毒,有的烧伤。连长高长春被掉落的碎石击伤,还在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最后和战士们一起以死殉国。

司徒伟是一位代理连长,只带了三名战士,掩护法院路十字街口的左翼。春申墓的碉堡丢失后,五十名日军冲过来,迎面遇到一排砖石工事,不易通过,就在上风口施放毒气。司徒伟和三名战士被毒气呛得败下阵来,很不服气,跑向街口,找到投毒气的日军,几颗手榴弹扔过去,日军倒下一大片。

下南门附近的一个工事,守军全部牺牲,团长柴新意另抽一个班前去替补。班里的三个传令兵偷偷潜入日军火力点附近,伺机进攻,杀死了日军的两个机枪手,抢了他们的机枪。日军的歪把子机枪和中国军队使用的捷克制轻机枪发弹声音不同。日军进攻时,听到歪把子机枪的声音,以为是自己人,便停止前进。下南门暂时稳住了。

战斗持续到晚上,余程万师已不足一千人,阵地一块块失陷,只剩下五处据点。余程万带领战士们拼死坚守,日军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仍然难以进逼。

扑向大西门的日军用炮击和火烧,轮番进攻。守军既要遏制这股日军,又要抵抗城外日军的攻击。指挥作战的第三营代营长卢孔文,率士兵手持白刃向日军反袭,卢孔文中弹,壮烈牺牲。

日军见多次围攻效果不大,便减弱攻势,向守军劝降。他们在城内散发传单,悬赏五十万元活捉余程万,三十万元取余程万首级。但是,守军没有人会出卖自己的长官。

这时,整个常德城只有大西门在杜鼎团的坚守下,没被日军占领。大西门到上南门一线,成了余程万师的生命线。日军两股部队从小西门窜出,直取这条性命攸关的通道。日军的大炮和毒气弹大发淫威,守军唯一能做的就是冲上前去和日军肉搏,肉搏一次就伤亡一次,阵地不断缩减。日军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向余程万的师部涌进。守军战士们手持长刀和木棍与日军肉搏,个个不顾性命。日军胜利在即,不愿以命相拼,暂时向北退却,守军以血肉为代价暂时保住了师部。

12月2日,余程万师已和日军拼杀了八天八夜,八千多人的参战部队只剩下几百人。柴新意敦促余程万突围,不使该师背上“全军覆没”的恶名。三日拂晓,余程万率领一百多人从南门突围。当天上午,柴新意等人全部战死,常德失守。

横山勇占领了常德,却无意于固守。他感叹道:“这次作战损失不小,已很疲劳。”他的主力渡长江远道而来,军需补给常受袭击,而中国军队正从湖北西部和长沙赶来,斗志不减。尽管日军大本营要求他确保常德,他还是于10日下令撤退。中国军队全线追击,把日军赶到长江北岸。

余程万率领残部,突破日军的重重包围,渡过沅江,与鲁道源的部队会合后,和友军一起进行反攻,光复了常德。

余程万率部拼死保卫常德,却被蒋介石所误会。蒋介石中了日本人的离间计。他在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时,日本人在报上登了几张中国士兵在常德城墙上举白旗投降的假照片,使他觉得在罗斯福面前丢了脸,便下令逮捕余程万。后来,常德各界人士替余程万大鸣不平,蒋介石才把他释放,恢复军职和军衔。

3、中国机械化部队出现在缅甸

日军占领缅甸以后,派兵进入中国云南怒江西岸地区,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南对外的国际交通线。美军援助中国的物资,只能从印度空运。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是国民政府和史迪威迫切的愿望。

1943年4月,中美英三国共同计划,决定在缅北和滇西进行大规模反攻作战。为此,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在云南楚雄重组,陈诚任司令长官,后来陈诚生病,由卫立煌接任,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下辖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还有何绍周的第八军,以及其他特别兵种,共十六万人。

同年五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昆明成立驻滇干训团。同时,在印度中部的兰姆伽,设立了军事训练学校。一直认为中国军队需要改革的史迪威,将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撤到印度的两个师的中国远征军,在此加以美式训练,配备美械装备。6月29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任务是,分别从印度东北部和云南西部两个方向对进,在英美陆空军协助下,反攻缅甸,重新打通滇缅公路。

作为一名美国军人,史迪威为人直率,处事公正,熟悉中国战场的情况。已被提升为少将的陈纳德,看到自己领导的航空队,在中国战场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便鼓吹光靠空军就能打败日本人的观点。史迪威认为那是简单的妄想。他认为,战胜日本的唯一方式,就是逐步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直到有一天可以转入反攻。他赞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5月份通过的战略计划,其中对中国战场的看法是:“持续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中国军队“应由内地向东推进”。他向蒋介石建议:调动西北方面国共两党的军队,从山西与河南出击,袭击平汉线,进逼郑州和武汉,以扭转中国战局。他要求国民党从积存下来的美援武器中划拨一部分交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这个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并且导致史迪威与他的不和。

10月份,史迪威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借用了一部校旱的标题:“人猿泰山”。执行这个计划的中国驻印军,将从印缅边境的小镇利多出发,跨过边境进入缅甸,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然后翻越野人山,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打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郑洞国的新编第一军担任这次战役的主攻任务。该军下辖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和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兵力近三万五千人。

史迪威挑选的胡康河谷,缅甸语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这是缅甸的最北方,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传说中,这里曾有野人出没,所以叫做“野人山”。

在胡康河谷和密支那,驻守着日军田中新一的第十八师团,共有兵力三万二千人。这是日军的一支王牌军,号称“常胜师团”,兵员来自九州岛,以凶顽闻名,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京的作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它曾在新加坡迫使八万多英军缴械投降,然后投入缅甸作战,又有“丛林作战之王”的称号。

10月20日,上午11点,在新背洋以西无名高地,孙立人师搜索连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双方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几乎同时开火。日军按照以往经验,认为自己的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战斗力相当于或超过中国军队的一个师。这次战斗一开始,日军根本不把中国的一个连放在眼里,立即向无名高地发起冲锋。

搜索连是孙立人师的开路先锋,兵员三百多人,配备迫击炮十二门,反坦克炮三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士兵清一色配备m4汤姆式冲锋枪。战斗一打响,战士们沉着应战,将日军放入射程内,充分发挥火力优势杀敌。当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气势汹汹扑上来时,迫击炮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机枪子弹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像收割机下的禾稻一样纷纷栽倒在地上。

中国军队开始反冲锋,战士们头戴钢盔,个个争先,勇不可当。他们手里的自动武器适合近战,把手持老式步枪的日本人打得血肉横飞,浑身都是窟窿。下午,中国的另一个连队及时赶到,两路夹击,日军丢下两百多具尸体,仓皇逃窜。前哨战告捷,中国驻印军首创对日军以少胜多的战绩。

四天后,孙立人师第一一二团开始攻击前进,从缅北野人山区的唐家卡和卡家卡一线,分三路向新背洋和于邦一线前进,遭遇了日军田中师团搜索团和第五十六联队第二大队。炮兵部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急袭,三百多发炮弹在日军阵地开花。火炮准备后,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攻击。在前线督战的史迪威将军,后来写下了自己的观感:“中国人打得很好,这些人勇猛无畏,下级军官是好样的。”

史迪威对中国军人的评价,与罗斯福当时对中国做出的评价是一致的。在史迪威写下他那段观感的同时,罗斯福坚持要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一起发表一个四国宣言。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受权与其他三国外长一起在美苏英中《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也叫做“四强宣言”,它使中国感到自己已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第一一二团只用五天就占领了新背洋。田中新一发现中国军队进入缅甸,立即调整部署,派第一一四联队防守密支那,派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向前线增援,师团指挥部也向前开进。11月初,第一一二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前进到于邦附近,与日军第五十五联队遭遇,双方在加拉苏四周山头展开激战。

第一一二团拥有各种口径迫击炮六十门,轻重机枪一百一十挺。部队占据山头,居高临下,日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但迫击炮不到二十门,机枪只有十多挺。第一天,第一一二团的迫击炮几乎主宰了战场形势。日军进攻屡屡受挫,连指挥部也挨了两发炮弹,副联队长平田一郎被当场炸死。

日军强攻不成,便改变战术,派一个大队迂回到第一一二团阵地后方,截断退路,再派出小股部队不断袭扰,吸引中国军队开火,消耗弹药。日军一连几天骚扰,第一一二团的还击渐趋稀疏,炮兵射击也零落下来。第五天黎明,日军大规模集结部队,联队长丸山房信亲自上阵,准备发起最后的总攻。就在这时,一队美国飞机隆隆地飞到战场上空,将弹药补给准确地投放在第一一二团的山头阵地。

此后一个月,第一一二团砍巴蕉树藤龋寒,依靠美国运输机的空中补给,和整整一个联队的日军对峙。日军伤亡近千人,始终没能攻破两个营的中国军队阵地。丸山房信在写给田中新一的报告中报警:“(加拉苏)高地之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例,中国人的变化是惊人的,希望能引起师团长阁下的重视。”

由于盲目自信而陷入集体性狂妄自大的日军,现在很难理解,过去与日军一触即溃的军队,从哪里得到了这么大的神力?日本人在战后写道:“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为之愕然。”

11月2日,孙立人师第一一四团向新背洋推进,担任警戒。四天后,第一一二团攻克于邦日军的前进阵地,日军固守于邦核心阵地进行抵抗。双方激战了十六天,日军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的主力增援于邦,第一一二团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反被日军包围。孙立人师派出第一一四团和炮兵第一营,向于邦方面增援,史迪威和孙立人赶赴前线指挥,在美国空军支援下,终于在一个月后攻占于邦,日军第五十六联队第二大队被歼,残部向大龙河左岸地区撤退。孙立人师先后到达大龙河右岸,廖耀湘师先头部队第六十五团到达新背洋附近地区。

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期间,11月21日,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到达开罗。在可以远眺金字塔的戒备森严的总统饭店里,他与罗斯福、丘吉尔聚集一堂。他向英国首相谈到正在缅甸进行的反攻,建议英军从缅甸南部登陆,与中国军队南北夹击,丘吉尔没有同意,他只要求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牵制住日军,使他们不能进攻印度。同时,他也拒绝了把香港交还中国的要求。会后,三国首脑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宣言》。

下一年元月,日军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退守胡康河谷内的大洛至太白家一线。中国驻印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左路为孙立人师,从于邦地区出发,进攻太白家和甘家一线;右路为廖耀湘师,从新背洋进攻大洛。28日拂晓,从新背洋起飞的美军飞机开始猛烈轰炸大洛的日军阵地。8点钟左右,廖耀湘师战车营的坦克纵队出现了,钢铁洪流像一把尖刀,插进日军阵地,撕裂日军的防线,然后掩护步兵反复冲杀,并不失时机向纵深突进。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第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向日军进攻的机械化战争,现代化优势在中国人一边。坦克手们驱使着铁甲战车,猛烈地扫荡日军的阵地和步兵,驱逐他们,追逐和碾压他们,把他们打得失魂落魄。中国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利用钢铁屏障的掩护,肃清各个死角,占领日军的工事和阵地。

元月最后一天,廖耀湘师攻占了大洛,歼灭了日军第五十六联队第三大队长冈田少佐以下的七百多人。虽然田中新一逃出了大洛,但师团的大印却落在了中国士兵手中。左路孙立人师也于同一天向太白家发起总攻,美军第十航空队出动三十多架飞机,轮番实施空中打击,日军不得不突围后撤。第二天,孙立人师占领太白家。两路兵锋直指日军两个联队主力集结的孟关。

田中师团撤出大洛和太白家一线之后,改变防御部署,将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成梯次配置,分别占据胡康河谷中心地带相距约十二公里的孟关和瓦鲁班地区,企图以坚固的纵深防御,阻止中国驻印军的进攻。

2月18日,中国驻印军的两个纵队从大奈河向孟关发起进攻。田中新一到孟关指挥作战。

中国军队很快就突进到孟关外围阵地,廖耀湘师已全部投入战斗。从印度调来的美军拉加哈德突击队也已到达前线。史迪威派孙立人师为左路,廖耀湘师为右路,正面进攻孟关的日军,同时两师各抽出一部兵力攻击孟关反侧;又派出战车坦克部队穿越丛林,切断孟关日军与瓦鲁班日军的联系;美军拉加哈德突击队则沿北侧山地长途迂回,攻占瓦鲁班,完成对日军的包围。

24日,中美联合部队向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廖耀湘师和孙立人师主力迅速向孟关逼近。美军突击队一星期后抵达瓦鲁班东北面地区,随即向日军发起攻击,并占领其侧后的南北河渡口。日军发觉自己的后方已被截断,只留下少数部队在孟关正面抵抗,集中全力向瓦鲁班发起反击。美军突击队在中国军队第一一三团的支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

四天后,廖耀湘师攻克了孟关。田中新一的两个联队大部分被歼灭,只有一部分突围,向瓦鲁班方向溃败。

中国军队当即南下追击。3月8日中午,第一一三团、战车第一营和美军突击队向瓦鲁班发起攻击。下午1点钟,战车第一营从河堤缺口涉水过河,对岸日军根本没想到坦克竟有这种本领,急忙集中火力封锁河面,中美联军更不示弱,大小火炮对准日军阵地,实施压制射击,美国飞机也赶来助战,直打得日军阵地一片火海。半小时后,战车已登上对岸阵地,坦克手们极为兴奋,重踩油门,横冲直闯,勇猛向前。

在战车追逐下,日本兵像兔子一样,四散奔逃。这是用石头对付鸡蛋、用钢铁碾压肉体的较量,这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复仇,这是泰山压顶、不可抗拒的胜利进军。土包式的工事里还有日军顽抗,坦克手们就给它一发穿甲弹,立刻叫它底朝天。树丛下还有日军射击,一发榴霰弹打过去,丛林内便是一滩滩肉泥。草丛中有日军藏伏,一发燃烧弹便叫他原形毕露,变成火团。笨拙的日本兵被坦克撵得满地乱跑,坦克手便和他赛跑。跑上一小程,日本兵跑不动了,想往旁边闪,坦克手加大油门,战车“呼”地碾过去……进军路上,横七竖八,躺下具具日军尸体。战到第二天,中美联军攻克了瓦鲁班。日军两个联队死伤过半,余下的那一小半靠工兵在丛林中临时开辟的两条秘密通道,侥幸逃出绝境。

胡康河谷战斗,日军田中师团遭到重创,日本缅甸方面军急忙将第五十三师团调到缅甸北部,增援田中师团作战。同时,日军在缅甸组建第三十三军,由本多政材中将任军长,统辖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三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本多把田中师团残部和第五十三师团部署在孟拱河谷,企图据险顽抗。

中国军队攻克瓦鲁班之后,史迪威将军下令向杰布山攻击前进。

杰布山是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分水岭,全长约十公里,山间只有羊肠小道。狭路两侧高地都有日军的坚固工事。日军田中师团残部退守这里,获得了装备与兵员补充,并配有各式火炮三十多门。

3月14日,中国军队开始向杰布山天险攻击,廖耀湘师从正面佯攻。孙立人师第一一三团在隘阻重重的山区,披荆斩棘,辟路前进。他们历时十四天,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杰布山后方,和廖耀湘师两面夹击,攻占了沙杜渣,突破杰布山天险,进入孟拱河谷。

孟拱河谷长约一百一十公里,平均宽度不到十公里。孟拱城位于南高江与孟拱河、南因河交汇处,地势险要,有铁路和公路通向密支那和曼德勒。每逢雨季,平地一片汪洋,易守难攻。日军为了阻挡中国军队前进,调集原在中国云南西部的两个联队前往增援,全部配置于孟拱河谷,企图凭借山川有利地形,逐次抵抗,以待雨季来临。

4月24日,廖耀湘师和孙立人师分别向加迈和孟拱攻击前进。四天后,中美联合突击队秘密向密支那进发。5月14日,史迪威将军收到中美联合突击队发出的信号,他们距密支那还有四十八小时路程。两天后,这支部队隐蔽地接近了密支那外围。

密支那是缅甸北部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公路四通八达,铁路在这里进入终点站,又是中印公路的重要通道。田中新一的第一一四联队主力及第五十六师团一部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5月17日清晨,美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密支那进行长时间轰炸。上午10点,中美联合突击队向密支那以西约一公里的飞机场发动猛攻。日军对中美部队的突然出现茫然失措,仓皇抵抗。中美联军经过四小时战斗,完全肃清了机场上的日军。

下午,满载着武器、弹药、给养和增援部队的美国运输机和滑翔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第二天上午,史迪威带领十二名战地记者飞抵密支那。随即,“盟军奇袭占领密支那”的新闻迅速传向各同盟国。自以为是的英军曾断言中国军队无法占领密支那,当丘吉尔得知密支那机场的战情时,马上责问英军的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他们是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对此你有何解释?”

密支那的初步胜利,切断了孟拱和加迈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大大鼓舞了对日军正面进攻的中国军队。5月下旬,廖耀湘师在索卡道将日军田中师团主力包围。27日,孙立人师第一一二团渡过狂涛汹涌的南高江,占领了西通;第一一三团向加迈急进;第一一四团向孟拱发展进攻。几天后,廖耀湘师将索卡道的日军全部肃清,消灭日军五千一百零八人,生俘樱井中队长以下日军一百一十二人。接着,这个团挥师南下,向加迈猛进。6月16日,他们和第一一三团在加迈会师,田中新一率领一千五百多名残兵,在第五十三师团主力接应下仓皇南逃。

6月25日,孙立人师第一一四团攻克孟拱,消灭日军一千六百多人。

但是,夺取密支那城区的战斗十分激烈而艰苦。史迪威将军在空降成功的鼓舞下,命令部队两周内拿下密支那。然而,他低估了日军。中美联合突击队占领密支那机场后,日军急忙从中国云南西部和八莫调派部队向密支那增援,使该地日军达到约两个联队的兵力。轻敌冒进的中美部队在密支那火车站惨遭日军伏击,伤亡巨大。史迪威连续向密支那空运了五个团的兵力,各部队不断向日军发动猛攻,但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固抵抗。随着雨季的到来,战斗更加艰苦。

到了7月份,孟拱和加迈的日军已被歼灭,密支那成为一座孤城。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按照本多军长“死守密支那”的命令,依然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史迪威撤换了联军指挥官博特纳准将,重新调整了部署,命令第五十师、新编第三十师和美军突击队从三面围攻密支那。

7月13日,中美联军向密支那发起总攻,很快肃清了外围阵地,攻入市区,随即开始与日军争夺每一所房屋和每一条街道。经过二十天的激战,终于肃清了残敌,占领了整个市区。水上源藏见大势已去,被迫自尽。仅有少数残敌偷渡伊洛瓦底江,向八莫逃窜。密支那攻坚战历时八十天,中美联军浴血苦战,歼灭日军约三千人,自身伤亡约七千人。

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战斗,中国军队歼灭日军田中师团全部,及第五十三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共击毙日军两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廖耀湘在胜利后立即给蒋介石发电报,兴奋地写道:“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巨,人员死伤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乘雨季进行休整扩编,新编第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孙立人指挥新编第一军,廖耀湘指挥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一军下辖李鸿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和唐守治的新编第三十师;新编第六军下辖李涛的新编第二十二师、龙天武的新编第十四师和潘裕昆的第五十师。

当年10月,雨季将尽。中国驻印军从密支那和孟拱分两路强渡伊洛瓦底江,展开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孙立人率领新编第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向南八莫进攻;廖耀湘率领新编第六军为西路,从孟拱直取史维古,围攻中国云南、缅甸和泰国边境的日军,继而向东发展,协同新编第一军合围八莫的日军。

11月,侵华日军大举进犯国内独山,贵阳告急,廖耀湘军奉令空运回国增援,留下潘裕昆师编入新编第一军。同月上旬,李鸿师完成对八莫日军第二师团约一个联队的包围,经过一个多月攻坚战,攻克了日军号称至少能坚守三个月的八莫要塞,击毙日军守城司令官原三好大佐以下五千多人。

在李鸿师攻占八莫的同时,唐守治师绕过八莫,对南坎发动攻势,夺取了南坎西北的南开。十几天后,唐守治师前锋第九十团与北上增援八莫的日军遭遇,日军集中两个多联队的兵力强攻第九十团防守的高地,一天之内连续冲锋十五次,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第九十团乘势反击,日军丢下一千多具尸体和大量枪炮辎重,狼狈溃逃。

时间又进入新的一年,元月7日,孙立人军完成了对南坎的包围。15日,孙立人军各部队在坦克、炮兵和空军火力的支援下,对南坎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据守南坎外围和城内的日军,虽然拼死抵抗,仍难阻止中国军队的攻击,死伤惨重。当天,唐守治师全部占领南坎。日军残部向南坎东北及东南方向溃退。第二天,唐守治师与日军在汤康和巴松附近对峙。

与此同时,李鸿师主力沿滇缅公路进击,同时派出一支部队从右侧山地向敌后挺进。几天后,李鸿师先后攻克了芒友外围的几个据点,并与滇西远征军第一一六师第三四八团取得联系,联合发起攻击,攻破芒友,滇缅公路就此全部打通。

同时,唐守治师攻取老龙。接着,李鸿师进占南巴卡。孙立人军继续猛进,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先后攻克弄树、般尼、河劳、桃笑、贵街、芒利等地。然后,这两个师合力攻占了腊戍。接下来,潘裕昆师占领了南图,唐守治师攻克了猛岩。缅北会战宣告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完成了消灭缅北日军、打通中印公路的历史使命。随后,中国驻印军各部队相继奉调回国。

在历时两年的缅北会战中,中国驻印军全歼日军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重创日军第五十三师团、第二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和第四十九师团,共击毙日军三万三千多人,打伤日军七万五千多人,俘虏三百二十三人。缴获大炮一百八十六门、战车六十七辆和汽车五百五十二辆。中国驻印军伤亡一万七千人。

中国的机械化部队成全了那些狂热的日军官兵的一个心愿:“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

4、卫立煌:今天是会师东京的开始

1944年春天,太平洋战事相对沉寂,而中国和印缅战场却是战火连天。在中国河南与缅甸,抗日军队在和日军较量。

在河南与平汉铁路线,日军用空军掩护机械化部队发起进攻。在英帕尔,日军动用三个师团的兵力,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攻击中美英联军的印缅战场后方基地,企图扭转日军在缅北战场的颓势。

四月上旬,日军攻占科希马,包围了英帕尔,英军主力第十四军团处境艰难,整个印缅战场形势严峻。这时候,如果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向日军侧背发动进攻,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对印度的进攻,扩大缅北战场的胜利。罗斯福总统寄望于出现这样的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尽快派兵从云南进攻印缅战场的日军。

蒋介石对使用中国军队投入决定性的进攻,显得极为谨慎。他给罗斯福回电,明确地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他说:如果再强行投入超出中国国力的战斗,“必将招致日军入侵云南、四川,以及新疆革命、山西赤化与最终全国赤化的局面”。这里面当然有他自己的校恒盘:如果他的嫡系部队消耗了,将直接削弱他的个人势力。

日军对河南与京汉铁路沿线的大规模攻势,牵扯了蒋介石的兵力。所以,他只派出第五十师和第十四师,空运增援缅北战场。蒋介石这么做,自然不会令华盛顿方面满意。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云南远征军开始反攻,电报说:“假若云南军不用于协同作战的目的,则空运装备、提供训练教官等我方呕心沥血的广泛支援,亦将失去意义。”

美国的压力奏效了,蒋介石决定发动滇西大反攻。4月14日,何应钦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和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分别将军部移到保山瓦房街与板桥附近。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也从楚雄移到马王屯。蒋介石致电远征军,照例强调这次作战的重大意义:“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丘吉尔致电蒋介石,对中国决定发动怒江攻势表示欣慰,说他会“伫候其进展之佳音”。

盘踞怒江西岸的日军,两年来既不能越过怒江天堑,又深恐中国军队反攻,只得改攻为守。这一年春夏,本多政材看到怒江上空战云密布,预料中国军队将于近期发动进攻。他知道,“滇西远征军作战,与以前在滇西的反扫荡战不同,将是一场防卫缅甸的生死攸关的重大战役”。他命令日军在怒江西岸各据点加固工事,准备与中国远征军决一死战。

5月11日晚,集结在怒江东岸的两万多名中国远征军,在怒江一百五十公里正面十二个渡口,乘坐橡皮艇强渡怒江。霍揆彰集团军首先派方天第五十四军的第一九八师第五九四团在栗柴坝和孙足渡口渡过怒江,与原在怒江西岸的预备第二师游击营配合,攻占拉瓦寨。宋希濂集团军主力仍在怒江东岸防守,担任策应的各加强团则分别从各渡口渡过怒江,向指定目标游击牵制。第七十六师加强团在平戛街与日军激战,双方损失惨重。13日,日军大部分退向芒市,用一百多匹驮马,各载尸体两具,向西北逃窜,沿途鲜血淋漓,绵延五公里。远征军逐次包围了平戛,以掩护进攻主力霍揆彰集团军的侧背安全。

方天军右翼第一九八师主力渡江以后,连克大寨和茶房,向位居高黎贡山险要地区的北斋公房攻击。日军在这里仗着工事坚固,据险顽抗,第一九八师久攻不克,便用一支部队正面监视,主力从两侧绕越。16日,第一九八师在炮兵和飞机火力的支援下,一举攻占马面关和桥头。

21日,第一九八师主力对北斋公房再次发起攻击,日军松山佑三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的一个大队据险死守,双方形成对峙。

方天军左翼第三十六师渡江后,经过三天苦战,一度进入大尖山,但被日军击退。霍揆彰命令第二线的周福成第五十三军渡江,接替第三十六师的任务。周福成军第一一六师和第一三○师午夜进攻,在火炮和空军的支援下,两天后攻占了大尖山和唐习山。

在十一天的时间里,远征军渡过怒江,冲上高黎贡山,完成了渡江攻击战第一阶段预定的目标。大雾为渡江行动提供了掩护,渡江十分顺利,惟一的损失是十七名后援人员乘坐的船触礁倾覆。

远征军渡江后,西岸民众自发协助杀敌。渡江作战是中国抗战以来对日军的第一次大反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滇西远征军怒江出击,是东南亚过去一周内盟军作战的重要新闻。”重庆方面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日军难于在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便命令远征军全部转入渡江作战。霍揆彰集团军所辖周福成军、方天军和预备第二师为右翼攻击军,攻击目标指向腾冲。宋希濂集团军所辖王凌云第二军、黄杰第六军和钟彬第七十一军为左翼攻击军,向龙陵、芒市方向实施战役突击。此后,滇西反攻进入第二阶段,战役集中在腾冲、松山和龙陵。

霍揆彰集团军渡过怒江以后,向日军占领的高黎贡山各个要隘持续攻击,分别攻下南、北斋公房及明光、固东和江苴街,形成了对腾冲四路攻击的态势。

腾冲旧名腾越,是南方丝绸古道上的一座著名古城。腾冲城战前有五万人口,城墙周长约四公里,高约七米,厚约四米,是用岩石筑成的,坚固异常。日军盘踞腾冲两年多,在城内修筑了三十多座重点堡垒,大街小巷,堡垒星罗棋布,战壕四通八达,整个腾冲城变成了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堡垒。

8月2日,远征军第三十六师开始向西南城墙攻击,空军开始轰炸,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攻城部队在火炮和空军火力支援下突入城内。5日,美军飞机集中轰炸四周城墙,炸开十三处缺口。九天后,美军飞机猛轰东门日军守备队本部,日军第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被炸死,由太田正人大尉代行指挥。经过反复争夺,西南角的日军全被歼灭。

17日,攻城部队从西南角和南门西侧阵地的城墙缺口陆续进入城内。预备第二师、第三十六师、第一九八师和第一一六师主力突入市区,展开巷战。日军室室设防,街巷堡垒处处开火,战斗空前激烈,远征军每天伤亡人数都在五百人以上。24日,远征军攻占西门阵地,9月1日,攻占东南角阵地,并先后攻克城内武侯寺、城隍庙、文星楼、县政府和秀峰山等阵地。9日,日军残余被远征军压缩到城东北角一隅。

这时候,蒋介石发来训令:“务必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之前夺回腾冲。”攻城部队加强攻势。12日夜,日军指挥官太田大尉知道末日来临,便向军司令官和师团长发出凄惨的诀别电,烧毁军旗和密码本,破坏了无线电通讯设备,用残余兵力进行最后抵抗,结果全部被歼。五十多名残敌趁深夜暴雨,向东门外偷逃,也全部被歼。到14日上午,城内零星的日军已被肃清,腾冲完全收复,比蒋介石规定的期限提前了四天。

霍揆彰集团军的战报说:腾冲反攻战打了大校耗十多仗,毙敌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以下军官一百多名,士兵六千多名;我军伤亡官佐一千三百多名,士兵一万七千多名。阵亡官兵和死难民众,埋葬在腾冲国殇墓园,蒋介石、于右任和何应钦等人撰写了挽联。

在滇西反攻的左翼,宋希濂集团军于5月29日分别从攀枝花和毕寨各渡口渡江,分南北两路攻击龙陵和松山。

位于怒江惠通桥西北约六公里处的松山,海拔二千二百六十米。滇缅公路从惠通桥向西,环绕松山过腊猛街,经过狭长起伏的冈岭滚龙坡而到达龙陵。日军用两年时间在腊猛构筑了十六座大堡垒群和五座小堡垒群,堡垒间都有隧道直通,还储备了充足的粮服弹药,工事极为坚固。松山据点与腾冲、龙陵鼎足而立,日军必须死守。

6月2日,远征军从怒江东岸炮击松山。4日,钟彬军新编第二十八师的主力开始向上松林阵地攻击,第二天就占领了腊猛和竹子坡,同时切断了腊猛与龙陵之间的滇缅公路。这样一来,松山的日军和师团主力之间,只能靠无线电联络。此后三个月,松山的日军一直处于四面被围的境地。

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远征军的重炮连续命中松山阵地,仍然没有打垮日军。打了十九天,钟彬军已伤亡一千六百多人。司令长官部急派总预备队李弥第八军的精锐荣誉第一师开赴松山战场,与新编第二十八师交替。钟彬坐阵督战。黄杰军的新编第三十九师也南下到达松山附近。这时,惠通桥经过抢修,开始通车,汽车日夜把弹药输送到日军阵地前几百米的地方。

7月4日,远征军开始第二次攻势,占领了日军前沿阵地。在空军配合下,大大杀伤了松山的日军。但是,远征军还是未能前进。司令长官部又急派李弥军主力第八十二师和第一○三师从昆明开到松山,卫立煌、宋希濂和美国的窦恩准将,都到松山前沿视察。20日,李弥组织了一个非常坚强的尖兵团,由师长暂任团长,团长暂任营长,各级军官依次下降,开始第三次攻势,

8月2日,远征军占领了干路子阵地。日军守备队长金光为了提高士气,挑选二十八名精干士兵,组成挺进破坏班,身着中国便衣,趁夜袭击远征军的炮兵阵地,炸掉了几门山炮。此后,远征军仍以优势炮火,在战斗机掩护下,主攻关山阵地。远征军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把坑道挖到日军关山阵地之下,使用三吨tnt黄色炸药,施行大规模爆破,把松山日军的核心堡垒完全摧毁。

9月7日下午,隐匿在山林中的日军残余全部肃清。松山战役打了三个多月,才告结束。当天,东京广播电台说:“腊猛守军全员玉碎。”

松山之战艰苦卓绝。整个战役使用兵力先后达到三个师,日军死伤八百五十人,而远征军死伤为六千七百六十三人,也就是说,远征军用八命换日军一命。黄杰在回忆录里谈到其中的原因:“实以松山地形复杂,蜿蜒数十里,敌人依据最强固之据点工事,凭险固守,虽经我空军炮兵之轰击,亦未能摧毁。”

攻克松山为远征军向龙陵、芒市和畹町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滇西日军丢失了腾冲和松山,只剩下龙陵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这里东距松山七十公里,北距腾冲约一百公里,沿途山峦起伏,地势险要,卡着滇缅公路的脖子,战略地位颇为重要。它是日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六大守备据点之一。日军一旦失去龙陵,在滇西就无险可据了。日军在龙陵周围的高地,构筑了大量永久性的坚固堡垒网群,在城内每一幢房屋都筑有堡垒,每堵砖墙上都有枪眼。日军准备在龙陵挡住远征军的西进。

龙陵之战,前后出现三次反复。

第一次攻击于6月5日开始。钟彬军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向龙陵发起攻击,王凌云军第七十六师向平达进攻,直逼日军松山师团的驻地芒市。6月10日,远征军先后攻克了镇安街、黄草坝和腾龙桥,切断了龙陵与芒市、松山和腾冲之间的公路,一度攻入县城。城内只有三百多名日军,固守三个据点待援。

这时连降大雨,给空中补给和老百姓的骡马运输造成很大困难。远征军渡江以来所消耗的弹药,未能及时补充,剩下的弹药已不足以作战。粮食也吃光了,战士们用芭蕉根和山芋充饥。龙陵日军趁机反扑,宋希濂命令第八十八师放弃龙陵附近的阵地,向东北撤退十二公里,到达第八十七师的阵地,第一次进攻龙陵失利。

松山佑三迅速抽调腾冲兵力两千多人和芒市兵力一千多人,火速驰援龙陵。双方在黄坝和香菇岭等地激战,远征军调李弥军荣誉第一师及新编第三十九师赶到,才转入反击。此后,远征军各部向前推进,占领了龙陵附近的日军各个据点。

8月14日,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二次进攻,三十四架飞机和炮兵对龙陵轰炸,步兵发起猛攻。日军荻尾少佐在轰炸中毙命。这次进攻,龙陵县城东南的老东坡打得最为激烈。日军在老东坡有二十多个堡垒,构筑十分坚固。日军使用爆炸性、燃烧性和糜烂性的十多种近距离攻击武器进行反击。经过六个日夜的恶战,远征军冲锋十六次,终于将老东坡的日军消灭。新编第二十八师约有八百名官兵阵亡。远征军攻占日军阵地后,发现日军遗尸四百多具。

9月初,两千多名日军从芒市向龙陵扑来,各据点又先后沦入日军手中。远征军急调后援部队增援龙陵,稳定战场形势。此后,大垴子坡和南厂又遭到一千多名日军的进攻,两地相继失守。上旬,第五军高吉人的第二百师从昆明赶来增援,阙汉骞军第三十六师从腾冲南下龙陵,经过三天三夜血战,才将原有阵地一一夺回。

当日军在龙陵向远征军大举进攻时,松山和腾冲两个战略要地已被克复,日军对缅北采取守势、对滇西采取攻势的“断作战”计划已经失去意义,本多政材含泪终止原定方案,下令各部停止进攻。

10月29日,中国远征军各部在炮兵和空军协同配合下,向龙陵发起第三次总攻。11月1日,各攻击部队向中央合围,在三百门大炮和美国空军协同下,一举攻占日军在城中的核心据点观音寺。第二天,占据了城西制高点,日军残部在远征军三面合围下沿滇缅公路向芒市溃逃。远征军收复了龙陵。

黄杰在评述龙陵战役时写道:“此役我曾经过三次攻略,敌亦曾经过两次增援反攻,为全战役中时间最长、兵力最多、战斗最惨烈之会战。计敌共死伤一万零六百二十名,我军共死伤二万八千三百八十四名,约一与二点七之比。”

新年的第二十七天,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盟军的欢呼声汇成一片,三支队伍在芒市会师。

滇西战役打了八个月又十六天,全歼日军松山师团,部分歼灭日军第二师团和第五十三师团,日军二万一千零五十七人死伤和被俘。中国军队出动七个军十四个师和其他特种独立团共十六万多人,伤亡、失踪共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三人。日军与远征军的伤亡比例是一比三。

1月28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经过中印公路旁的小镇苗斯,在这里举行了会师典礼。中国远征军在通往祖国的路上竖起白布横幅:“欢迎驻印新军凯旋回国!”在旗杆下面,卫立煌和索尔登各说了一句话,令盟军振奋,令日本人胆寒。

卫立煌说:“今天是会师东京的开始。”

索尔登说:“到东京会师去,让两国的国旗飘扬在东京上空。”

他们的讲话被官兵们的呐喊淹没。典礼结束,中国远征军启程回国。中国驻印军为确保中印公路的安全,返身攻打腊戌。三年来,滇缅战争令世界注目,这时终于划上了句号。

5、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役在豫中开始

1943年11月24日,美国空军利用空中摄影,确认台湾新竹日本海军航空基地有七十五架日军飞机。美军当晚就在中国大陆遂川机场秘密集结。25日,三十架美军战机避开雷达警戒,低空飞越台湾海峡,偷袭日军机场,炸毁日军飞机四十七架。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一直把台湾视为本土。这次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空袭,日军大本营深为震动。这件事,标志着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已经为时不远。

11月28日至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战争期间第一次首脑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半年左右,苏军参加对日作战。会后发表了三国《德黑兰宣言》。

这时候,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日本,已是疲态毕现,败局难逃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已经受到严重威胁,随时有被美军切断的可能。日本在南方的五六十万大军,有陷入无后方作战的危险。为扭转败局,日本加速制订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力图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同时,摧毁美军在华中与华南的主要空军基地。

日军困兽犹斗,还要孤注一掷。

1944年刚到,日本天皇就批准了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草案》。1月24日,东条英机下达一号作战命令。日军计划在4月份左右发动平汉线作战,时间约为一个月左右;大约在6月份从武汉发动湘桂作战,8月左右从广东发动湘桂作战。参战总兵力约为十到十二个师团和两个航空师团,时间约为五个半月。如果情况允许,在1945年初攻占南宁附近,打通并确保桂林至越南谅山的交通。

到4月初,日军先后从内山英太郎的第十二军、吉村贞一的第一军、横山勇的第十一军和永津佐比重的第十三军抽调共约四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坦克师团及一个骑兵旅团,总计约十五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

4月18日0时,长野祐一郎的第三十七师团和多贺哲四郎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在河南开封以西中牟一带渡过黄河,向蒋鼎文第一战区河汜守备部队发起猛攻,经激战后突破刘昌义暂编第十五军阵地,分路向郑州、新郑、尉氏和洧川等地突进,21日攻陷新郑和尉氏。刘昌义军和第二旅、第三旅退守许昌西北地区,日军23日占领郑州,24日攻陷密县,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转守西方山地,阻击日军进攻。

在河南北部,林芳太郎的第一一○师团和本卿义夫的第六十二师团在4月19日早晨向防守邙山头阵地的吴绍周军发起攻击。21日突破河防阵地后,侵占广武和汜水,22日又攻陷荥阳。24日,从荥阳南下的日军林芳师团与从郭店西进的日军长野师团占领密县,并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这时,第一战区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防守该地的部队退守荥阳、密县以西的虎牢关至马驹岭一线,阻止日军西进。

25日,日本第十三军的两个旅团,从安徽正阳关和凤台攻向阜阳,做出向河南漯河进攻的态势,以牵制河南东部的中国军队。在日军打通平汉铁路以后,他们又原路撤回。

从26日起,中国军队以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向密县附近的日军实施反击,逼迫日军改取守势。激战到30日,日军后续兵团竹下义晴的第二十七师团、山路秀男的战车第三师团及藤田茂的骑兵第四旅团已集结在密县和郑州地区,迅速向禹县、襄城和许昌等地猛攻,与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和王仲廉集团军展开激战。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并以山路师团和藤田旅团向襄城和郏县突进。3日凌晨,日军侵占郏县和禹县,4日攻占临汝,6日再陷登封、宝丰和鲁山,日军先头部队进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为了阻滞向龙门突进的日军,第六战区急调刘戡兵团进至龙门、伊川和嵩县一带,暂时稳定了战局。

7日,从许昌南犯的日军竹下师团攻占郾城和漯河。同一天,从信阳北进的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攻占遂平。8日,日军南北会攻夺占西平,打通了平汉铁路。此后,日军集中主力向洛阳进攻。

日军的林芳师团、本卿师团、山路师团、藤田旅团和多贺旅团,分别从登封、禹县、郏县和宝丰地区,向龙门和洛阳实施包围迂回。同时,日军三浦忠次郎的第六十九师团和小原一明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晋南垣曲南渡黄河,9日侵占渑池,威胁洛阳侧后,完成了对洛阳的三面包围。

中国第一战区调整部署,除仍以武庭麟的第十五军及第九十四师固守洛阳外,令孙蔚如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分别撤到洛阳西南的韩城和宜阳地区集结,准备侧击从渑池向洛阳和洛宁进犯的日军。13日,郾师和龙门的各路日军会合在磁涧地区,向集结于洛阳外围的第一战区部队攻击,李家珏的第三十六集团军等部便先后从渑池附近向西转移,日军随即尾追,向西突进,于17日进占洛宁,18日攻陷郏县,20日占领卢氏。

这时,洛阳守军已陷于孤军苦战。中国军队为挽救战局,击破日军的攻势,李宗仁第五战区部队和蒋鼎文第一战区各兵团协同,对日军实施反突击,先后一度攻克遂平、鲁山和嵩县,进迫宝丰,截断平汉线。西进日军侧背受到威胁,不再继续向纵深进攻,便放弃卢氏,退守洛宁,将主力向东调动,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

5月19日,日军集中本卿师团、山路师团和藤田旅团等主力部队开始向洛阳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使日军攻击受挫。22日,日军三次攻入洛阳城关,都被中国守军赶出城外。23日,日军把进攻重点放在洛阳北面。在日军的持续攻击下,洛阳守军伤亡惨重,第九十四师只剩下一千七百多人,但他们拒绝了日军的劝降,坚守阵地。24日下午1点,日军向洛阳发动总攻击,攻破洛阳东北角。洛阳守军被迫于当晚10点向洛阳东南突围。25日,洛阳失陷。

以洛阳被日军占领为标志,历时一个多月的豫中会战结束。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打通了平汉线,击溃了蒋鼎文第一战区主力,达到了作战目的。第一战区损兵折将达二十万人之多,丢失三十八座城市,河南省几乎全部沦陷。刘昌义军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该师第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第八十七团团长李培芹,第八十六团营长胡光耀,第八十七团营长何景和,以及第二十九师全体士兵,都在战场上牺牲。李家珏和他的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以及步兵指挥官陈绍堂,也在战斗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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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长沙剧变,蒋介石意图画饼

尽管中国军队在缅北和滇西捷报频传,但是中国内地的正面战场上,战况对中国非常不利。日军“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竟然在豫中会战中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

东条英机在1944年3月,命令他的老上司畑俊六实施“打通大陆走廊”的计划时,从伪满和日本国内向中国大量增调兵力。日军攻占了约二百公里的黄河南岸,中国守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惨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尝到了“走麦城”的滋味,写下了军伍生涯中最难堪的绝笔。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被撤职。

日军自然很快就转入“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中国军队在豫中会战中失利是因为对日军的力量估计不足,那么这一次应该有所警觉,有所作为,积极挫败日军向南推进的计划。然而,接着发生的长沙、衡阳会战的结果,更加出乎国人的意料之外。

5月2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和第五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在参谋人员陪同下飞抵武汉,将战斗指挥所推进到汉口,以便就近指挥“一号作战”第二阶段作战。

在此之前,横山勇已将他的第十一军主力悄悄集结到长江沿岸。新征召的十万补充兵,外加战马四万匹,已顺利地从日本国内运达武汉,补充和加强第十一军的战力。在东京担任防空的最新四式战斗机第二十二战队,也抵达广东和武汉的机场。另外,新调来的落合甚九郎第二十七师团和坦克第三师团一部,南下集结在武汉地区。

在汉口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召开了日军参战部队兵团长会议。

畑俊六说:“我方投入长沙和衡阳作战的兵团,有第十一军七十个大队;第一军第三十七师团、第十三军第六十四师团、独立步兵第五旅团和三个野战补充队,共三十个大队;华北方面军坦克第三师团一部,第二十七师团等部三十个大队;华南方面军二十个大队。地面陆军部队共计一百五十个大队。另外,还有第五航空军、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自我军对中国开战以来,使用兵力最大的一次作战!”

他接着说:“敌第九战区部队加上第六战区可能增援的部队在内,在我军进攻长沙时,可用兵力约为四十个师;我军进攻衡阳时,预计敌方交战兵力为五十五个师。区区五十五个师,在我强大的步空兵团面前,何足为虑!”

“本次作战,攻克长沙是重要一环。但我军此次所用兵力,长沙一举可破,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是我军攻克长沙之后,向衡阳进攻时,中国远征军可能回援反攻。因此,在远征军到来之前,能否攻下衡阳,是本次作战成败的关键。所有参战兵团,务必重视作战速度。陆海空军紧密配合,快速推进,抢在远征军到来之前,一举攻占衡阳城!”

接着,他宣布,战场总指挥由横山勇担任。

横山勇的几名前任,其中冈村和阿南曾指挥第十一军同薛岳的第九战区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三次都是以第十一军的失败而告终。横山勇认真研究了前三次失败的原因,分析第九战区的作战特点,制定了第四次进攻长沙和进攻衡阳的作战方案。他决定将兵力分为两个梯队,前后两次出击,针对攻击目标发动波浪式交替攻击。他要将强有力的精锐部队摆在两翼,造成对方中心地区的空虚和孤立,攻而夺之。

畑俊六把进攻长沙的日期定在5月27日——1904年的这一天,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打败了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

5月中旬,王陵基集团军第三十四师第一○一团团长骆湘浦匆匆赶到薛岳的司令部,向他报告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据刘立藩传来的情报,日军正在武汉地区大量集结,征集民工,准备向长沙大举进攻。日军吸取了前三次长沙会战从正面进攻失败的教训,这次将以大兵团从湘赣边境插入,指向株洲以南,围歼长沙外围我军机动部队。”

刘立藩是汪伪政权的武昌市长,是重庆军统打入日伪营垒为抗战服务的特务,他的情报一向较为准确。但是,这并未引起薛岳重视。他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事吃紧,急于从中国抽兵南下。再说,日军调集了华北和武汉的兵力,正在进攻豫中平原,不可能再有大兵团向武汉集结。还有,目下正值夏季,湖南的稻田、堰塘和江河湖泊都蓄满了水,最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薛岳相信,日军不可能在这个季节向长沙进攻。

薛岳并不知道,日本在1944年初猛然扩编和新增了三十二个师团。这个数量,相当于日本1943年兵力总数的一半。他们当然有能力在进行豫中会战的同时,增派兵力到中国,进行长衡会战。

又过了几天,杨森集团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来长沙向薛岳报告:“本军在临湘敌后打游击的一个营,近几天接连向军部报告,日军已在临湘、岳阳一带大量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长沙。情况异常严重!”

薛岳付之一笑,认为是下级军官被日军迷惑,大惊小怪。他傲慢地说:“经历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还敢向我战区进攻吗?何况豫中大战仍在进行,日军必然在长江岸边虚张声势,向南佯动,以牵制南岸部队。”

第二天,机要秘书送来重庆军委会十万火急军情通报:现已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在湖南北部和湖北东部的南通和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动占领前进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薛岳看了,大吃一惊。

当夜,第九战区长官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御敌方案。会上争论激烈。以战区代理参谋长赵子立为首的人认为:日军进攻豫中平原所动用的兵力,规模空前,从目前得到的情报看,日军进攻长沙的兵力也是规模空前,又加上日军有三次长沙会战吃败仗的教训,必然采用新的方法来攻。因此,必须制定新的作战方案。以薛岳为首的人坚持认为,日军可能用较大兵团来攻,但决不是所谓规模空前,大得可怕。同时,这山这水这地,仍是以前的模样,日军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纵有千变万化,也逃不脱“天炉战法”的天罗地网。

最后,当然是薛岳的意见占了主导,仍按老办法布置兵力迎击日军。薛岳只接受了别人的一个教训,就是不久前蒋鼎文的长官部被日军打掉,使第一战区陷入大混乱。为防万一,他决定将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

薛岳部署完毕,就带着长官部人员去了耒阳,同时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上报军委会。

薛岳刚到耒阳,就收到何应钦和白崇禧的电报。电文说,第九战区对敌情的判断不合实际,过分乐观,兵力部署存在问题,必须迅速变更。

薛岳没有理睬上面的命令。但是,白崇禧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给薛岳打电话:“根据掌握的情报,日军在湘北集结的兵力,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其战力绝非到长沙就达极限,就是到了衡阳也未必达到极限。我和何应钦总长的意见是,放弃长沙,固守衡山,在渌水以南与敌决战。”

薛岳说:“长沙是湖南省的中心,第九战区在这里部署数十万大军,如果不守长沙,有何颜面见湘中父老?长沙必须死守,主力在渌水以北浏阳以西地区与敌决战!”

白崇禧说不动薛岳,两人在电话里吵起来。

薛岳想,你白崇禧纯粹是蹲在重庆瞎指挥。想想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你和陈诚跑来渌口,不是也说长沙守不得吗?结果怎么样?三次长沙会战都打下来了。按我薛某人的办法,次次凯歌高奏,你蒋委员长,你军委会的大员,也得次次为我颁发胜利勋章。

白崇禧深知薛岳是个牛脾气,要说服他实在太难。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蒙住了他的眼睛,别人更难动遥蝴的判断。要论湖南的战事,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他薛岳。何应钦和白崇禧只好默默祷告,但愿一切都如薛岳预料的那样发生了。

5月27日拂晓,日军的铁蹄又踏上湘北大地。横山勇指挥第一线兵团发起了攻势。

日军左路兵团,由山本师团和赤鹿理师团从崇阳沿湖南和江西边界的山岳地带向南猛插。第二梯队为落合师团等部。

日军中路兵团,由佐久间师团和岩永旺师团从岳阳地区突破第二十军防线,直向长沙扑来。第二梯队为毛利末广的第五十八师团和伴健雄师团。

日军右路兵团,由宫川清三的第四十师团、独立步兵第一○六大队、峰川建一的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五旅团、军直辖针支队、海军舰队和陆战队等部队从洞庭湖水域向南进攻。

前线已在激烈战斗。

在长沙的湖南大学,守卫长沙城的张德能第四军、战区特务营和炮兵第三旅,正在开一个三方会议,研究兵力配备和步、炮兵协同作战。张德能、赵子立和王若卿分别是这三支部队的长官,薛岳责令他们三人守城,却没有明确谁是统帅。三马同槽,职责不明,谁也管不了谁,指挥难免混乱。他们都认为日军将以大兵团进攻长沙,但在兵力部署上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赵子立说:“长沙只应作为一个持久的防御点来迟滞、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以争取时间,以利于我机动部队的集结与决战。因此,应将第四军的两个师和炮兵置于城西岳麓山,一个师放在城里。只要岳麓山阵地能确保,长沙城就可确保,就是在长沙城不能确保时,由于主力在岳麓山这边,也可掩护城里那个师西渡湘江,免遭日军歼灭,向西或向南撤退也来得及。”

张德能的意见与赵子立针锋相对,主张将主力放在城内死守。他决心亲率两个师住进城去,一个师放在岳麓山。

双方争执不下,张德能搬出薛岳来压人,说:“第四军将主力放在城里,是薛长官的指示。”

张德能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侄儿,与薛岳的关系自然密切。他没把赵子立放在眼里,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他将第九十师放在岳麓山这边,自己率领第一○二师和第五十二师住进城里,军指挥部设在城内坡子街中央银行的防空洞内。

6月6日,日军右路兵团突过洞庭湖水系,占领沅江,将第六战区南下救援的王耀武集团军阻击于益阳地区。日军继续南下,于16日攻占长沙西面战略要地宁乡。

中路日军的两个师团,突破新墙河南岸的守军第一道防线,一度包围第一三三师,并企图包围歼灭杨森集团军总部和杨汉域军主力。杨汉域军另外两个师前往救援,打破日军包围,杨汉域军主力和杨森集团军总部才从平江退向左侧,企图向浏阳地区靠拢。

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长驱直下,在6月8日就抵达长沙城郊,仅以一部分兵力攻打长沙城,主力绕过长沙,继续向南推进。

中路日军第二线兵团伴健雄师团和毛利师团,在一线兵团扫清的通道上快速推进。13日,伴健雄师团与右路军的志摩支队和针支队会合,共四万多兵力,从长沙北面突然西渡湘江,迂回攻打岳麓山守军。而毛利师团也在这时抵达长沙城下,迂回到西南方,向长沙发动猛攻。

此时,日军左路的第一线和第二线兵团,夹击和围攻浏阳地区的中国守军机动部队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傅翼第七十二军、鲁道源第五十八军和罗奇第三十七军,打得这几个军乱成一团,纷纷向江西边境突围溃退。

整个战区乱了阵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薛岳急得顿足捶胸,叫苦不迭,只得向各集团军、各军下令:“各部队索敌攻击。”

长沙城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日军兵团汹涌而来,其锐气在推进途中丝毫未受挫折。

岳麓山守军力量单薄,在日军连日猛攻下,渐呈不支状态。

张德能这时才知道赵子立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想从城内抽一个师增援岳麓山,但城内船只早已派去疏散物资,无船可用。

16日深夜,岳麓山外围阵地失守,山上的炮火支援受到削弱。湘江东岸,日军疯狂地向城内猛扑,突破了城内部分核心阵地。

张德能面临的情况万分险恶,如果岳麓山失守,城内的两个师将被全歼。他命令第一○二师抢渡湘江,增援岳麓山。

战况惨烈,从城里撤退的第一○二师官兵,以为是从长沙撤退,拥到江岸时,便争相渡江,秩序大乱。队伍过江后,沿着岳麓山至衡阳的公路退却,张德能还蒙在鼓里。

几天来,他到城内各阵地督战,成天被日军飞机炸、大炮轰,早已疲惫不堪。那天夜里,他将守城的任务交给第五十九师师长,带着几名卫士乘船过了湘江,准备亲自去镇守岳麓山。他来到湖南大学,已是凌晨4点,走进屋子,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地睡了过去。岳麓山上百十门大炮的吼叫,也没把他吵醒。

17日早晨,最先醒来的卫士看见外面江边上第一○二师的官兵往衡阳方向跑,赶忙推醒军长。张德能勃然大怒,冲出去“砰砰”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吼道:“统统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们!”但是晚了,该师大部已在天亮前撤退。

18日早晨,岳麓山失守。

同一天,城内的第五十九师见岳麓山被日军攻占,失去了依托,只好突围出城,向浏阳方向撤退。长沙失守。

蒋介石得知败讯,十分震怒,连连责问:“第四军是怎么搞的,谁叫他们撤退?”他接到孙连仲第六战区第二十四集团军王耀武从湘北前线打来的电话,说他奉命率部增援长沙,被优势日军堵截在益阳地区。他曾打电话找赵子立请求任务,赵子立说,在守卫长沙的问题上,他和张德能意见分歧,张德能固执己见,将主力放在城内,看来长沙是守不住了。他身为战区代参谋长,却不能指挥长沙防卫战,希望王耀武据实报告委员长。

蒋介石对张德能失守长沙怒气冲天,立即下令:赵子立和张德能前往重庆,向军委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

蒋介石要的两个人刚到重庆,张德能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逮捕下狱。后经军法部审判,确认他在守卫长沙城的战斗中犯有罪行,判处死刑,于当年7月枪毙。赵子立在长沙守卫战中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免予追究。

长沙失守,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手段,将长沙地区的日军阻挡在渌水以北。他电令薛岳迅速调整部署,达成以上战略目的。

但是,由于战场形势剧变,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变成了画饼。

薛岳接到蒋介石的电令时,第九战区仍在执行“各部队索敌攻击”命令,实际上,是各部队都被日军追踪攻击,根本无法收拢兵力,组织实施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直到23日,薛岳才与各部取得联系,下达各自的集结地点和攻击目标,但为时已晚了。

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在第二线兵团围攻长沙城时,便沿长沙东侧继续南下,好像是为了阻击从衡阳北上增援长沙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另有他图。当日军第二线兵团刚刚攻下长沙,已经过一定休整和补充的第一线兵团,立即从株洲附近沿湘江两岸向衡阳推进,行动迅速,一鼓而下。

在湘江东岸,佐久间师团疯狂南进,到达衡山地区,与守军打了两天,于23日清晨抢渡洣水,当晚进抵衡阳东南郊区的泉溪,并连夜渡江。24日白天,该师团主力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扫射,继续强行渡江。

岩永旺师团与东岸日军齐头并进,于23日到达衡山地区,迅速突破守军防线,26日抵达衡阳附近,迂回到衡阳城西郊。

同时向南突进的还有赤鹿理师团。它在日军攻下长沙城时,从江西上栗突然南进,穿过萍乡、攸县和安仁等县境,在衡阳东北方警戒井冈山地区的中国部队,以保证进攻衡阳城的日军的侧背安全。

这三个师团的日军,都是在中国军队企图中间堵、两边夹的部队尚未部署到位时,就顺利突破了险峻地域,成功地打了一个时间差。

日军快速部队在衡阳郊区的进攻打响一天之后,杨森集团军和王陵基集团军才在渌水以北的湘赣边境山地集结起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向醴陵地区出击。但是,这些部队尚未充分展开,便遭到日军三个师团的抢先攻击,拳头尚未捏拢就被冲散。

湘江西岸的王耀武集团军,也没料到日军南下如此之快。本来要调集各军与东岸的川军夹击日军,可是还没来得及集结部队,东岸的川军就被冲散了,而日军已在攻打衡阳城,在此夹击日军已失去意义。王耀武便令李天霞第一百军和施中诚第七十四军各一部,跟踪向南追击日军,又令其他各军迅速向安化、新化和宝庆地区集结,准备去解衡阳之围。

第四次长沙会战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而长衡会战又是日军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守军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重创,但是由于薛岳的轻敌和张德能的指挥失误,未能阻挡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7、对衡阳失守,毛泽东有专门论述

日军越过了长沙,大西南最后一重门户衡阳城,直接面对着日军滴血的刀锋。岩永旺师团和佐久间师团,在两翼策应下,对衡阳虎视眈眈。

这时候,在第十军作战室的隔壁,军长方先觉叉腿立于房中,双手反背,久久仰头凝视着房顶,已达三个多小时。突然,参谋急急忙忙闯入,慌乱地大声喊道:“快,军座,委员长电话!”

方先觉一愣,一反以往的沉稳和宁静,匆匆朝作战室奔去。

“是方先觉吗?”电话里传来蒋介石的声音。

“报告委员长,我是方先觉!”

蒋介石对方先觉下令:第十军在衡阳城中坚守十天到两周时间,以阻滞、吸引和消耗日军,配合外围部队,力争将日军击溃或消灭在衡阳一带。“此次衡阳会战,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胜败关键,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末了,蒋介石加强语气,别有深意地补充说:“方军长,第十军和衡阳城就交给你了!”

方先觉立正回答:“委员长放心,我一定忠于职守,效命党国,人在城在,人亡城失。”

不久,日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对衡阳市区狂轰滥炸。紧接着,由株洲、渌口沿湘江东岸南下的日军,乘夜晚抵进衡阳城东三十公里的泉溪市,第一九○师派在对岸的少数警戒部队,对日军稍作出击,便撤回阵地,与日军隔岸对峙。

第二天拂晓,日军从泉溪市强渡耒水,向守军的新码头前进据点发起进攻,开始外围作战。守军拉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

向新码头进攻的日军,是刚打了胜仗的侵略者,十分骄横,甚至不要火力依托,便组织汽船、橡皮艇和木船向西岸直驶。守军营长杨济和看到日军骄狂,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放弃撤退的计划。他认为,与日军初次接触,不战而退,会助长日军气焰,影响本军士气。他命令部队在阵地内隐蔽,待日军半渡至河中心时,再听令开火,使日军进不能、退不及。

日军乘船刚过河中心,杨济和猛地跳出堑壕,大喝一声:“打!”顺手抢过一挺机关枪,端起来,对准河中心射击,机枪子弹与他身边六门战炮发射的炮弹,疾风暴雨般向敌群倾泻。一艘正在疾驶的汽艇,驾驶兵突然被一串飞蝗般的重机枪子弹掀去天灵盖,身子倒下,带动舵盘,汽艇便像被猛抽了一鞭的陀螺,在河中高速转圈,日军木船和橡皮艇被撞翻好几艘。霎时间,中弹和落水的日本兵,如同下饺子般直往河里滚。一路势如破竹的日军,突然遇到如此强烈的抵抗,一下子懵了,几乎是本能地往后逃窜。

日军拂晓渡河,强攻未果,便在午后用一部分兵力,隔河佯作进攻准备,而主力则悄悄绕到泉溪市以南渡河进攻。杨济和识破了日军的企图,便朝西撤到离衡阳城东约六公里的五马归槽据点。撤离时,部队在日军的有效射程内,日军组织火力射击,小钢炮威力很大,导致守军伤亡惨重,战炮连副连长王惠民阵亡,成为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第一名军官。守军组织还击,日军伤亡、落水者大约三百人。

城外战斗打响以后,日军飞机在市区上空呼啸而过,一次又一次轰炸。衡阳市街多为木板房,天干物燥,市区连日大火,在城内守备的预备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命令部队占领城内最高建筑点,用轻机枪封锁空中,控制那些肆无忌惮的“大和空中英雄”,以保卫城内救火部队安全。他还派出部队专门扑火。方先觉巡视城防时,对曾京说:“你快成消防队队长了。”

日军屡攻不克,便增加了火力支援。他们搬来在长沙缴获的美制七五山炮,还出动空军支援地面进攻。守军立即召唤衡阳城区的炮兵反击。刚刚抵达衡阳的半个炮兵营,配备了六门美式七五山炮和两千发炮弹,立即投入战斗。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和炮兵营长张作祥指挥开炮,炮弹呼啸着越过湘江,打到东岸,在日军阵线爆炸。

中美空军的战斗机多次飞到衡阳上空,反复轰炸和扫射。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中,中美空军出动了六十八架轰炸机和一百一十三架驱逐机,共出动各种飞机四千五百多架次,夺取制空权,支援步兵作战,并攻击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一百二十架,击毁日军船只一千多艘,使日军损失惨重。

第一○九师师长容有略走出地堡,指挥反击。第五七○团团长贺光耀率领突击队反击,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洞穿腹部。他捂住伤口,不让肠子流出来,让特务连长去叫副团长冯正之接替指挥,继续抵抗。但是,部队伤亡很大,一些新兵惊慌失措,加重了损失,到了下午,不得不放弃五马归槽,撤到范家坪和冯家冲一线。

日军占领五马归槽后,主力从东洋渡过江西进。守军顽强抵抗,未能阻止日军的攻势,日军完成了对衡阳城的全面合围。

26日拂晓,佐久间师团的松山支队突破守军外围阵地,抵达衡阳机场南端。这时,机场内的守备部队已经撤离,只在北端留有掩护撤退的部队。日军先头中队发起攻击,抢占了机场。守军撤退时来不及将机场完全破坏,方先觉一收到机场失守的报告,就下令反击,命令部队务必夺回机场,实施彻底破坏。

容有略指挥第五六九团突入飞机场。占领了机场的日军对地形不熟,没有料到守军这么快就来反攻,手忙脚乱了一阵。但他们很快就组织抵抗,塔台上火力交织,给攻击部队造成极大伤亡。容有略督促团长梁子超率队冲锋,梁子超身先士卒,部队大受鼓舞,第二营前赴后继,夺回了塔台。经过五小时激战,梁子超团以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终于将日军全部赶出机场。接着,部队炸掉机场的所有设施,在跑道上每隔十米就挖一个五十厘米的坑,埋上一公斤炸药。安排停当,容有略亲手按下引爆雷管的电钮,随即响起一阵参差不齐的沉闷的爆炸声,机场跑道炸毁了,地基震松,短时间内难以修复。

日军支队长得知机场得而复失,立即率部反击。梁子超团奉方先觉的命令撤出机场。

日军很看重衡阳的战略位置,他们的指挥官对衡阳守军战斗力的估计,存在很大的分歧。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松井久太郎专程赶赴长沙,督促横山勇集中优势兵力,以图一举攻破衡阳。横山勇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湖南省会长沙,中国军队的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他只动用两个师团作为主攻力量,三天就攻克了。衡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尽管有老对头方先觉率第十军防守,决不可能对日军构成多大的障碍。

没想到,战事一开始就不顺利,沿途遭到守军有力抵抗,从26日到27日凌晨,日军的进攻毫无进展。

横山勇的对手方先觉就在二号防空洞指挥作战,这里离前线只有三百米,日军有好几次冲到指挥所附近,方先觉仍然不撤。他在兴致高涨时,就在阵前张开双臂,高声吟诵:“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又说:“我们不出衡阳,是国家之所托,民族之所望,第十军之所愿。项羽败垓下,我们要努力奋战,争如汉王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方先觉的斗志感染了部队,蒋介石只要求第十军“坚持十天至两周”,第十军却顽强抵抗了四十八天。

佐久间师团在停兵山和高岭受阻,佐久间为人大为恼怒,跑到前线督战。他实地查看了一番,决定暂时不顾停兵山,专攻高岭。日军集中炮火向高岭轰击,步兵开始冲锋,一直打到守军李建功排全部阵亡,日军才占领阵地。日军调过头来进攻停兵山。守军把停兵山的山脚,削成了一丈多高的直角陡坡,上端全部竖着木桩,缠绕着铁丝网,后面才是纵横交错的掩体和壕沟。日军先以排炮轰击,将障碍物和工事炸平,步兵冲到山脚下,架起人梯往上爬。守军第七连连长张田涛命令部队沉着应战,日军多次冲锋,都无功而返。

守军伤亡也很严重,各层障碍物都被破坏,机枪管全打红了,阵地上堆满了弹壳,没有时间清理,射手只好不断端着机枪转换位置。日军终究还是爬上了硝烟弥漫的阵地,张田涛连与日军肉搏,几番刺刀拼下来,只剩下四个人,被逼退进堡垒。张田涛身受重伤,遍身是血,拿起电话向师长葛先才简报战况,语调凄凉:“我决定与敌人同归于尽,今后我再也不能挨师长的骂了,再也看不到师长了!”

随后,他右手持枪,左手举刀,刀砍枪杀,身旁的日军像风刮茅草般纷纷倒下。突然,一把刺刀捅过来,张田涛的身躯轰然倒下。

日军攻击越来越猛,停兵山与高岭失守,使西南方向的主阵地压力越来越大,守军消耗严重。日军慑于守军的顽强,开始施放毒气,防守五桂岭南端的第二十八团第三营第七连官兵八十六人全部中毒身亡。为避免更大的伤亡,第三营全部转入隐蔽工事。日军施放毒气后,戴着面具,分成小组,快速逼近守军阵地。守军一声不响,等日军来到战壕前,猛然跃出,扔出手榴弹,然后拼刺刀。日军在五天中反复进攻,每次进攻被打退后,在前沿阵地丢下一排排尸体。五桂岭、枫树山和张家山一带,一到夜晚便犹如几座火山爆发,血与火在山上升腾。晚风中,血腥味和尸臭味阵阵涌来,令人心悸,催人作呕。

激烈而残酷的拉锯战,使日军无法大幅度向前推进,日军将领沉不住气了。30日,第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在枫树山观测所持十倍望远镜搜索,发现正南方约八百米处的欧家町高地上,有一群人拥着几个人在指指点点。

白天霖警觉地判断,这一定是日军高级将领在前线部署作战。他来不及请示,便集中八门迫击炮一齐射击。爆炸声传来,人随火光飞舞,炮弹命中目标。当时没人知道,这一击为第十军坚守衡阳四十七天立下了怎样的功劳,也没人知道白天霖的当机立断为中国军队赢得了怎样的声誉,在中国军队统帅部颁发的荣誉榜上,也没有白天霖的名字。直到战后,人们才从日本的战史上得知,这次炮击打中了佐久间师团的所有首脑人物,佐久间为人重伤,在送往武汉的途中毙命;师团参谋长和所有联队长都身负重伤,其他幕僚也没有幸免,这个师团的指挥全部瘫痪。横山勇电令岩永旺兼顾指挥佐久间师团。岩永旺自顾不暇,又不熟悉佐久间师团的情况,只好层层指示代理人,日军的攻势顿时减弱。

激战七天,日军伤亡在八千人左右,守军减员三千人以上,阵地经过反复争夺,防御工事多数遭到破坏,下一步防守增加了难度。30日,日军向张家山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徐声先率领第二营接防后,部队伤亡已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徐声先身先士卒,大呼:“弟兄们,杀啊,守住张家山就是守住衡阳!”徐声先和部属没来得及赶走日军,已全部阵亡。在徐声先阵亡的前两天,军部上尉参谋陆金城写信问候他,告诉他军部已在为他请功,望他继续杀敌,争取更高级的勋章。徐声先在阵地上匆匆写了几句话回复:“我不是为勋章而战,我倒要在此枪林弹雨之中,衡量一下日本这个将落的太阳。”

横山勇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原来以为一天之内便可踏平衡阳,结果动用了两个师团四万多人的大军,苦战两周,死伤近半,连衡阳城的大门都没有看到。日军部队大量减员,粮食弹药只有四天的储备,后方运输线时通时断,供给难以保证,横山勇只好将全面进攻改为骚扰式的重点进攻,多数建制部队整补待援,准备第二次总攻。

7月11日清晨,沉寂的大地突然开始痉挛,日军阵地蹿起一道道蓝影,在晨光中飞旋着,扑向中国守军的阵地,溅起一团团火光,空气中充斥着连珠般的爆响和炮弹的尖啸。大炮响过,日军第五航空军主力飞临衡阳上空,两个轰炸机大队在一个战斗机飞行团掩护下,对市区和城西山头的阵地反复轰炸和扫射。近十个小时多梯次的轮番轰炸,几乎全部摧毁了守军外围阵地上的据点、工事和战壕,炸断了城内每一条有线通讯,守军司令部与各师、各团及前沿阵地失去了联络,各部队之间,哪怕近在咫尺,也只能靠传令兵来回联络。方先觉下令抢修通讯系统,冒着炮火上前沿巡视督战。黄昏降临时,日军已经向守军阵地压过来。

两军连续拼杀五昼夜,伤亡都很惨重。日军终于撞开了张家山与虎形巢这两扇大门。这场攻防战,进入了守军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第十军弹药匮乏,粮食短缺,缺医少药,痛苦和死亡在考验着这支军队。

第十军内缺补给、外无援兵,与多出近三倍兵力的两个日军主力师团和部分配属部队,奋战了一个多月,已是精疲力竭,如果再无援兵,日军就会打进城了。方先觉和副手们每夜站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希望听到城外援军与日军交锋的枪声。蒋介石、薛岳和李玉堂,在衡阳守军最艰苦的时日,几乎每天都在向方先觉许诺:援军马上就到,很快就会解围。但是,守军只听雷响,不见雨来。几十天过去了,连个援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援军的行动实在是过于迟缓。王耀武集团军施中诚军的主力长时间滞留在常德,而从广西抽调出来的黎行恕军主力,直到会战进入尾声才到达战场,临到紧要关头全部西撤,被日军各个击破。王甲本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接防衡阳近郊,意在迟延日军向西南进攻的脚步。王甲本指挥第七十九军撤退,在白地市近郊遭遇日军,寡不敌众,王甲本本人空手搏白刃,血洒荒岭。

总之,第十军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把援军盼到衡阳城下。

参与衡阳会战的日军,辜负了东条政权的期望,小小的一座衡阳城,胶滞住几十万一贯自以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的脚步,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又连连失利,东条英机深感挽救颓势无望,国内主战派责备他无能,反战派指责他疯狂,各种力量迫使东条内阁下台。

8月4日,横山勇指挥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

日军的轰炸机,一批接一批出动,对衡阳市区和城郊尚存的守军阵地,实施地毯式轰炸,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拂晓。衡阳城像汪洋中的一艘破船,在炮声、炸弹的爆炸声中震颤,摇晃,颠簸。

日军各路部队在惊天动地的喊叫声中,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除江防及蒸水方面外,守军阵地的每一区域都遭到日军自杀似的冲锋。守军许多官兵被日军炮火埋葬了,侥幸没被炸死的,没被铺天盖地的土石烟尘深埋的,待日军炮火一停,马上掀掉身上的泥土,继续用手榴弹和刺刀反击日军。

横山勇沉不住气了。这么猛烈的炮火和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又打了两天多,依然解决不了城外围的守军,他哪里还装得出温尔文雅的风度?他依次摇通每个师团的电话,找到师团长,只说一句话,就挂断电话,去找另一个。他的话很简单,很多中国孩子都会讲,就是日军常说的一句粗话:“八嗄牙路!”骂完了,他扔下电话,喘着粗气。

这句话像鞭子,抽得整个前沿阵地的日军像陀螺一般更加急速地旋转起来。

8月5日,日军对守军进行自杀式攻击。中国军队的几十万援军还是一个泡影。方先觉在指挥会议上“放声大哭”。第二天,日军从衡阳西北郊区突入城内,第十军弹尽粮绝,外援无望,与日军巷战,不断击退日军的进攻。战到8日清晨,方先觉对身边的人说:“你们已陪我尽到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了。”说罢掏抢,而枪已被身旁人取走,方先觉向卫士要枪,卫士不给。方先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率下属各师长出城向日军投降,日军在日落时分占领衡阳全城。有史料说,日军将投降的官兵全部屠杀。

台湾的出版物中,有的说方先觉被日军“劫持”,是一种遮掩的说法。方先觉做出的投降决定,为第十军广大官兵流血奋战四十八天的衡阳会战,画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点。方先觉本人没有死于日军的屠刀,三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他逃出囚禁之地,不久回到自己的“空军基地”。蒋介石在重庆云岫楼接见了他,请他吃饭,有蒋纬国作陪。

1944年8月12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加写了三段话,指出:衡阳失守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和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预。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毛泽东又说:“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8、贵州告急,重庆吃紧

在长衡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没有守住长沙和衡阳,丢失了大片国土,引起了美国人的不安。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势,罗斯福将史迪威提升为上将,断然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提出了抑蒋联共的对华政策。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国的情况是那么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

罗斯福强调指出,日军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他强烈要求史迪威指挥在华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然而蒋介石不能容许美国与中共军队的联合,他借故婉转地回绝了罗斯福的要求。

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的目的,继续发动桂柳作战。日军大本营为加强对湘桂作战的指导,于8月26日新设第六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衡阳,把冈村宁次从华北方面军调来任司令官,统一指挥横山勇第十一军、田中久一第二十三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佐野忠义第三十四军,随即开始集结部队,储运物资。冈村将横山勇军约十万多人集中部署在湘桂铁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命令田中久一军在西江方面集结铃木贞次的第一○四师团、平田正判的第二十二师团和米山米鹿的独立第二十二旅团等部,约三万多人,又在雷州半岛方面集结下河边宪二的独立第二十三旅团四千人,准备分进合击,向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横山勇打算尽早开始进攻,迅速攻下桂林,向柳州挺进,与田中久一的部队策应,在柳州附近围歼中国军队。

张发奎第四战区以夏威第十六集团军、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和邓龙光第三十五集团军共九个军担任桂柳地区的守备,并决定在湘桂铁路方面迟滞日军的进攻,在西江方面先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进攻的日军。因日军主力使用于湘桂路方面,张发奎决定以湘桂路方面为防御重点,阻击日军推进。先以李玉堂兵团黄涛第六十二军和方靖第七十九军等部在湘桂正面迟滞日军行动,并派前来增援的周福成第五十三军向全县推进。杨森集团军取道湘南,侧面阻击日军前进。邓龙光集团军迎击西江方面的日军。桂南方面由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另派贺维珍的第三十一军在桂柳附近构筑工事,准备固守。

从8月22日开始,中美空军为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主要以桂林、柳州和昆明为基地,出动飞机一千三百八十六架次,在空战中击落日机三十四架,击伤十架,炸毁停在机场的飞机六架,炸毁车辆四百多辆,大小木船五百七十八艘,破坏阵地、车站、库厂和指挥机构五十多处,以及桥梁十一座。

9月上旬,冈村指挥横山勇军和田中久一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横山勇派山本师团、赤鹿理师团、长野师团、宫川师团和毛利师团等部队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进犯,突破陈牧农第九十三军防御阵地,11日占领黄沙河,14日占领广西东北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中国守军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插桂林。

9月21日,日本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决定制止国内动摇,要让一亿国民全部投入战斗,表明决死一战的顽固态度。

9月下旬,田中久一军以铃木师团、伴健雄师团和米山旅团从广州附近的清远、三水、佛山、江门及台山等地,沿西江及其两侧向西进犯,接连攻陷怀集、肇庆、云浮和德庆等地,24日占领梧州。田中久一又派下河边旅团从雷州半岛的廉江向北推进,进占陆靖和容县,28日与西进的铃木师团占领丹竹和平南,从东南方面对桂柳形成攻击态势。

张发奎调集邓龙光集团军的陈公侠军和桂绥第一纵队,攻击桂平和蒙墟的日军;派杨森集团军的罗奇军从蒙山向平南攻击,予以策应。10月20日,在空炮火力支援下,对桂平地区的日军下河边旅团开始攻击,突破日军阵地,到28日突入蒙墟街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冈村宁次为了稳定日军态势,命令铃木师团突破金田村掩护阵地,对攻击部队左翼构成威胁,张发奎组织的反攻被迫停止。

从北面突进的日军,接连攻占兴安和灌阳,于10月底推进到桂林以南的良丰和阳朔等地,对桂林侧后构成包围态势。

11月4日,日军毛利师团和宫川师团对防守桂林的贺维珍军第一三一师、黎行恕军第一七○师等部阵地发动进攻。5日,日军多次使用毒气,攻击城东郊七星岩阵地,守军伤亡惨重。7日,日军在炮、空、坦克支援下,从西面、北面和东面攻城,突破城防阵地,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到11日,守军部分突围,桂林失陷。

柳州是日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11月上旬中日两军在桂林激战时,赤鹿理师团从良丰南下,4日占领永福,并向柳州西北方向进逼。山本师团从恭城向南攻占了平乐,与杨森集团军的杨汉域军在荔浦附近激战,并继续向柳州东郊突进。铃木师团突破了黄涛第六十二军在东乡的阻击线,进占武宣和象州,向柳州南郊突进。张发奎命令杨森集团军的丁治磐军担任柳州城区防御,罗奇军担任柳州南郊防御,杨汉域军在西郊待机。7日晚,守军各部到达指定防御地区。与此同时,日军赤鹿理师团、山本师团和铃木师团先后进抵柳州北郊、东郊和南郊。9日,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守军经激烈战斗后,10日奉命弃守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转移,继续阻止日军西进。

正当张发奎部署三个集团军在宜山南北一线构筑阵地阻击日军进攻时,山本师团和赤鹿理师团从柳州西进,于15日夺占宜山。22日,又突破陈素农第九十七军在车河和南丹附近的防御阵地,继续向贵州重镇独山方面突进。12月初,日军这两个师团的先头部队抵达独山地区,2日攻陷独山和八寨。刘希程的第九十八军和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等部向日军实施反击,日军一再增援,终于不支,纷纷后撤。刘希程军第一九六师和马励武军第十一师乘胜追击,6日收复八寨,8日收复独山。此后继续南追日军,13日克复南丹。14日,日军再次反扑,在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严重,在车河一线形成对峙状态。

在湘桂铁路线上,日军平田正判第二十二师团于11月中旬向南推进,21日攻占宾阳,并与下河边旅团分路并进,24日进占南宁。在此期间,日军驻越南的第二十一师团,乘势从谅山出发,分三路北上策应,接连攻占龙州、宁明和明江等地,12月10日与从南宁南下的平田师团一部在绥渌会师,打通了中越交通线。广西省内的重大战斗暂告结束,而历时八个多月的豫湘桂战役,也就此落下帷幕。

规模空前的豫湘桂战役,是日军在战败前一次垂死的挣扎,而中国军队未能制住这头困兽。日军击溃了河南、湖南和广西三省的中国军队主力,占领了衡阳、桂林和柳州地区的机场,为自己赢得了若干苟延残喘的空间,威胁到中国陪都重庆的安全。当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中一败涂地,损失近六十万军队,丢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五座,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但是,参加豫湘桂战役各次会战的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载中国抗战的史册。

蒋介石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节节溃败,令罗斯福极为忧虑。他无法容忍蒋介石一再借故不让史迪威统帅全部中国军队。他在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中说:“现在,你还没有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军队,我们就面临要损失华东的一片重要地区,并可能要面对大败的后果。”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更对史迪威耿耿于怀,干脆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罗斯福面临一个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他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说:“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失掉中国。”罗斯福让步了。10月20日,他召史迪威回国,派魏德迈将军接替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史迪威斗不过蒋介石,但他对中国军事及中共军队比较客观的观察和评价,以及他为维护国共合作所做的努力,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将会对今后的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8月21日开始,中美英和美英苏等国代表,分别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战后世界各国的组织,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会上,四国建议成立名为“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代替战前成立的国际联盟。会议还就安全理事会的设立及其表决权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于10月7日结束,9日,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同时向全世界公布《联合国组织草案》。一个后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新的国际组织,就这样有了雏形。中国在抗战中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参加了这个国际组织的筹建。

这年年底,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指挥者格罗夫斯将军向马歇尔将军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他总结了投入大量科技人才和数百万美元制造原子弹的结果。他说:“第一颗原子弹将在1945年8月1日左右准备好,我们认为事先不需要进行全面试验。”与此同时,第一颗原子弹的组装工作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美军第五○九混合航空队的空勤人员也在温多弗沙漠空军基地开始受训。

9、中共领导军队向日军局部反击

在回民支队与群众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里,马本斋消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他带头勒紧裤带,缩减口粮接济村民,自己有时一天只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半斤榨过油的花生饼。战士们关心司令员,行军休息时给他挖了些马齿苋,被他送给了最困难的老乡。

部队要行军,司令员要指挥作战,生活又如此艰苦,马本斋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得了一种重病——疗毒,中医叫“砍头疮”。鲁西北缺医少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动了手术。但疮毒已经扩散。他高烧不退,后来又转成肺炎,处于半昏迷状态。

这时,党中央来电问候马本斋,并调回民支队去延安接受重任。在部队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马本斋挣扎着来到会场,竭尽全力说道:“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动身去革命圣地延安了。听说有人不愿意马上走,要跟我一起走。同志们想我,我也想同志们,但不能感情用事。你们不是跟着我马本斋个人干革命,而是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你们前面走,我很快就会跟上你们,咱们延安见!”

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奔赴陕甘宁边区,部队离开心爱的首长默默地出发。马本斋坐在油灯下,艰难地写着他写了多年的《战斗札记》。

鞍马劳顿,操劳过度,他病情加重,处于昏迷状态。冀鲁豫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医院,途中,他醒来了,看到用一个连送他一个人,心里很不安,坚持只让留下一个班,叫其余战士赶快归队。

这年二月,在一个寒冷的黎明时分,马本斋手握钢笔,半坐在床上,腿上摊着那本《战斗札记》,悄悄告别了他深爱着的回民支队。铁骨铮铮、赤胆忠心的马本斋,享年四十二岁。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进行大小战斗八百七十多次,歼灭日伪军三万六千多人。回民支队是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

中共中央为马本斋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题写了“马本斋同志不朽”的挽词。当地人民怀着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献出十亩良田,在莘县张鲁为马本斋建了陵园。

在同一年里,八路军失去了马本斋,新四军失去了彭雪枫。皖南事变后,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四师坚持在淮北敌后抗战。他率领第四师西进,取得一系列胜利。9月中旬,日军向第四师大举“扫荡”,他们转战于萧县、宿县、永城和夏邑之间,猛烈打击日军。彭雪枫在9月11日夏邑八里庄的战斗中不幸牺牲。陈毅写了八首《哭彭雪枫同志》,其中的一首哭道:“雄气压陇海,英风断淮河。荣哀何有尽,万众泪滂沱。”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继任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任副师长。

1944年,日军处境维艰,由于战线拉长,使得日军减轻了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有利条件。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一年,中共领导下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的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夺取城市的重要性,要求各局和各省委同样重视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高度重视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争取取得显著成绩,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中共军队及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晋西北军民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了普格寨等多处日军据点。在秋季攻势中,他们以忻县静乐公路、离石岚县公路、静乐宁武公路为重点,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区的日伪军,毙伤九百多人,俘虏一千多人,收复七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年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解放人口四十多万。同时,大青山解放区军民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也恢复到1942年以前的局面。

山东军民先后对鲁中、渤海、滨海、胶东发动攻势,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青岛公路和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渤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了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莒县等县城。山东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年中共进行较大战役十五次,歼灭日伪军近六万,攻克县城两百多处,解放人口九百三十多万人,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和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日军据点、碉堡四百多处,恢复和解放村镇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八十多万。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的怀德、饶县的官厅和高阳的旧城,解放了肃宁县全境,袭入天津市,攻克日军据点八百多处,解放村镇三千八百多个,解放人口一百二十多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二十一个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总共作战四千多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二千九百多人,拔除日军据点一千六百多个,解放人口七百五十八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军区。

太行区军民向蟠龙至武乡、榆社至武乡、水冶至林县之间的各条公路沿线发起攻势作战,收复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进攻,开辟了新乡辉县根据地。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和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国土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一万,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冀鲁豫区军民在昆山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五十多处,恢复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和汶上的局面。随即进攻清风城和湖西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使山东西部各个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一年中,晋察鲁豫根据地军民总共毙伤日伪军三万八千多人,收复县城十一座,解放人口五百多万,收复国土六万多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战绩。外国的民众迫切希望了解。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多次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5月17日,由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六名外国记者和孔昭恺、张文伯、赵超构等九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会客厅接见他们,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全面系统地给记者团介绍了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状况和作战状况,以及所抗击的日伪军数量,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状况等。

延安文化界在24日集会,招待中外记者团,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前夕,记者团采访了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徐向前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还见到了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和林迈可等。他们广泛参观了边区政府的各种工厂、新华社、自然研究院和医院等设施,对延安生机勃勃的场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国记者要求前往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到10月下旬才返回重庆。

记者团在西北访问期间,向国外报纸发出了许多新闻稿,后来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如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的伟大业绩,使全世界人民对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客观的了解。

史迪威同样希望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年初就拟定了一个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由于蒋介石一再阻挠,拖到7月才实施。代号为“迪克西团”的美军观察组十八人分两批从重庆飞抵延安,第一批在7月22日起程,第二批在8月7日起程。其主要成员是包瑞德上校、谢伟思和克罗姆林。观察组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彭德怀、陈毅和叶剑英等人向观察组做了有关根据地的专题报告。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尽情游览参观,对中共的政治状况、军事状况和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共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八路军的高昂士气,解放区的生气勃勃,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7月28日到第二年3月1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六次谈话,纵论中美关系、国共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阐述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刻影响了谢伟思、包瑞德等观察组成员。通过他们发回美国的大量报告,毛泽东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和史迪威等人。观察组一直在延安呆到下一年8月。第一任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后来写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记述了全部过程。

来到延安的不仅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也在11月7日访问延安。美国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就无法战胜日本,赫尔利来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赫尔利一到重庆,就开始与中共代表林伯渠与董必武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在获悉谈判情况后,向赫尔利发出邀请。赫尔利在林伯渠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赫尔利第二天就与毛泽东等人开始会谈,经过激烈辩论,赫尔利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认为“这些建议完全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修改得更有利于中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感到吃惊。

10日中午,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赫尔利认为,这个包括五个条款的协定,反映了美国对民主与人权的观念,因此十分兴奋,马上带着尚缺蒋介石签字的文件返回重庆,周恩来也同机前往,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谈判。

毛泽东为了加快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年底决定抽调部分主力向华南地区发展。南下部队从第三五九旅抽调主力三千八百人,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护送九百多名南方干部,组成约五千人的部队,简称为“南下支队”,正式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

提起第三五九旅,人们就会想起旋律悠扬的女声歌曲《南泥湾》。大家都知道,王震和他的第三五九旅都是陕甘宁边区屯田垦荒的模范,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支部队在抗战将要胜利的时候,经历过一次铁流万里的漫漫征程。

南下支队于11月19日从延安出发,两天后渡过黄河。战士们在河边站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走进吕梁山区。12月1日,天空不停地飘着雪花,骡马的铁蹄踏在冰冻的山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山势陡斜,人和牲口不断在雪地上摔倒,有几匹骡马滚下山沟摔死了。翻过第一道山头,王震指着前面山岗上的一座岗楼说:“那就是敌人的碉堡。如今敌人兵力短缺,顾了头不能顾脚。主要兵力都集中到铁路沿线去了,留下的少数敌人夜间不敢出来;要是白天,就不会让我们这样平安通过了。”

4日拂晓,部队从鸦儿崖出发,计划翻过吕梁山主峰,向汾河平原前进。王恩茂自告奋勇,和向导一起当开路先锋。他很会走山路,迈步宽稳不摔交。这一天所经过的一些村庄,房屋全被日军烧毁,满目凄凉景象,侵略者的凶残狠毒,令人发指。

部队经过阎家庄时,大家站在雪地里开动员会。王震说:“同志们!我们经过几天雪地行军,现在要过关了。我们过的不是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关,而是同蒲铁路这一关。我们这次主要是过关,不斩将。我们要从敌人的那些像狗牙一样的据点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过去。至于那些据点,暂且不去动它,相信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部队在8日跨过汾河便桥,来到同蒲铁路。大家揭开手榴弹盖,打开枪机,随时准备开火。支队主力接近铁路时,从平遥方向开来一辆日军铁甲车,突然向这边开炮。王震跃上铁路,指挥前卫队反击日军。一时间,手榴弹在铁甲车四周爆炸,步枪和机枪对准日军射击。铁甲车上的日军有了死伤,很快往回开走。

“快走,快!”王震估计日军会增兵,连声催促部队。

左路纵队派了一个班监视路边的碉堡。后卫部队过铁路时,日军猛烈开炮。一颗炮弹落在监视哨前,战士张振海在炮弹尚未爆炸的一瞬间扑上去,想把炮弹扔开,结果炮弹在他身下爆炸。他用生命保护了战友。班长捡起烈士的一角血衣,藏在贴身的衣兜里。

南下支队很快通过了铁路线。1945年1月23日,部队徒涉淮河,向豫鄂边境进发。部队翻过鸡公山东麓,接近鄂北礼山县三里城,新四军第五师派来迎接的队伍也快到达了。这时,侦察员报告:“前面发现日伪军一个中队百余人,企图阻止我军和新四军会合。”官兵们坚决要求消灭敌人,王震同意了大家的请求。南下支队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分别沿三里城左右两侧运动过去,把日伪军包围起来。战斗打响,两军一齐向日伪军冲杀,很快就全歼了这股敌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会合了。

王震兴奋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和盼望已久的新四军第五师兄弟兵团胜利地在中原会师了!五师的战友们在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同豫鄂湘赣边区人民一起,在敌后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创造了中原解放区。他们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29日,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举行会师大会。李先念说:“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五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像。这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学习,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王震说:“同志们,昨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个小弟弟。”

中原会师为南下支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华日报》报道说:

一支保卫中国人民的武装,一支收复广大国土的武装,一支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教育出来的劲旅——八路军南下支队,战胜了一切封锁和困难,到达了五省边区的基地,和新四军第五师兄弟作光荣而骄傲的胜利会师。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半个月,于2月14日告别了新四军战友和边区人民,继续向南进发。

部队向鄂南挺进,必须跨越长江天险。南下支队在新四军协助下,拔除了日伪军设在长江两岸的外围据点,突破天上有飞机轰炸江上有巡逻舰控制的长江天堑。王震随第二批部队渡江,敌军疯狂阻击,他那竖起的浓浓眉毛直跳动:“迫击炮、机枪,对空射击!”顿时,南下支队的火力在空中交织,天空布满了烟和火,炮弹和子弹包围了日军飞机,日机连忙飞走。

南下支队渡过了“天堑长江”,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安全南渡长江,并预祝你们胜利前进!”

南下支队继续前进。王震穿着他那件破皮衣,走在队伍中间,面露倦容,嘴角却挂着微笑,对大家说:“我们渡过了南征途中的这道最大障碍,敌人再没有办法阻挡我们了,我们胜利了!”

南下支队在24日来到一个叫大田畈的地方,准备宿营,发现有日伪军从三溪口方向直奔这里而来,前面是五六百名日军,后面紧跟着七八百名伪军,最后还有一队日军炮兵。

曾世勇两眼监视着汹涌而来的敌人,小声对身边四名侦察员说:“这里离我们主阵地很近,回去报告来不及了。你们说怎么办?”

一个侦察员说:“打吧,班长!只要枪一响,就给主力报了警。我们在路上设法拖住敌人,主阵地那边就能争取时间巩固阵地。”

曾世勇当即决定:“好,准备射击!”他将四名侦察员分成两组。鸣枪之后,他们互相掩护,边打边往后撤。

前哨战打响了。骄横的日军,依仗武器精良,有恃无恐地向大田畈猛扑过来。一时间,步枪、轻重机枪和大炮一齐开火,各种爆炸声响成一片。曾世勇指挥四名侦察员且打且走,日军摸不清他们的人数,展开了战斗队形。

第一大队第二营听到前面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营长跑步来到第五连的主阵地,从指挥所内用望远镜观察日伪军的进攻,发现日军这次不像过去那样让伪军在前面当炮灰,而是自己打头阵。他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第五连连长,问道:“你说说,敌人这是捣的什么鬼?”

连长想了想,说:“鬼子跟咱们干了几仗,一次都没讨着便宜。这会儿他学乖了,知道靠那些无用的伪军打头阵,根本对付不了从华北过来的八路军,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往前冲。”

“对,这是一个原因。”营长思忖着说,“还有一个原因是,鬼子被咱们打毛了,要跟咱们决一死战,妄想在鄂南歼灭咱们。你叫战士们赶快加固工事,准备跟鬼子打一场狠仗!”

第二营营长为了进一步摸清敌军的战斗部署,也为了第五连能有多一点时间巩固阵地,命令第二排推进到主阵地前三百米的无名高地上,同日军打一场持久的前哨战。

第二排迅速在无名高地上摆开,用步枪和轻机枪杀伤日军,迫使日军提前展开进攻队形。曾世勇他们和日军周旋了将近一小时,也退回无名高地上。日军怪声吼叫着,不断向无名高地冲锋。第二排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坚守了两小时,从容不迫地撤回主阵地。

下午五点,日伪军占领无名高地,调整了战斗部署。大约半个小时后,又在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发起猛攻。营长命令第一排配合从无名高地撤回的第二排,在主阵地前山脚下的阵地上阻击敌人。第三排作为预备队,在主阵地上加强工事,用火力支援前沿。日军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扑向主阵地。密集的子弹打在山岩和墙垣上,溅起满天碎石泥土,砸在战士们身上。

天黑了,敌军的炮火还是那么猛烈。一串串耀眼的弹光从夜空划过。阵前的山岩,被枪弹打成了蜂窝;山上的房屋,被炮火炸成了焦土。到处弥漫着浓黑的硝烟。南下支队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对峙。日军调来一大队伪军增援,潮水般地不断发起冲锋。八路军战士沉着应战,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杀敌。有个战士每射倒一个敌军,就骂一句:“不要命的,来吧!尝尝八路军的小黑枣儿!”

午夜,王震得到前沿报告,决心歼灭这股敌人。他派第二大队的第一连和第三连支援第一大队,又给第一大队写信,命令他们务必消灭敌军。

第一大队第二连连长朱新阳接到王震的命令,大声宣布:“同志们!王司令员命令我们坚决消灭进犯大田畈的敌人!”朱新阳一跃而起,冒着密集的枪弹,带领战士们冲锋。一时间,杀声震天,刀光闪耀,一把把刺刀插进日伪军的胸膛。

朱新阳率领战士们拼弯了刺刀,大叫一声:“同志们,杀啊!”随即冲进敌群,夺下日军的一把战刀,上下挥舞,左右劈刺,一连砍倒八名日军,他身上也被日军刺伤几处。一颗子弹向他飞来,从后面穿腹而过。他用手去捂伤口时,肠子已经流出。他咬紧牙关,左手按住伤口,右手高举战刀,继续指挥战斗。

此时,王震率领部队赶到,向敌军猛冲,敌军仓皇溃逃,部分日军龟缩到四座碉堡里负隅顽抗。八路军一鼓作气,用辣椒稻草熏烟呛他们,用煤油桶装炸药炸他们,用枯草围起来烧他们,挖地沟把碉堡炸开,歼灭了四个碉堡里的所有日军。26日,大田畈大捷,八路军威震江南。南下支队渡江后,第一仗就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

南下支队即将进入湖南,决定一概不打国民党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取消了“南下支队”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

王震率部进入平江和浏阳地区。这一带是红军时代湘赣苏区的中心,南下支队前身的红六军团,就是在这里诞生。部队中许多连以上干部出生在这一带,他们从湘赣苏区时代一直战斗过来。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

薛岳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到来极为恐慌,电令副手王陵基实施所谓“堵击奸匪计划”。第九战区所属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马上行动起来,就像当年堵截“追剿”长征中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那样,堵截追击入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薛岳对平江县警察大队长单先麟非常欣赏,他率领部队在平江与日军作战立过功,曾获薛岳的嘉奖。这一次,薛岳把防守平江的重任交给他。单先麟心里非常矛盾:是抗击南下支队,还是放弃县城?他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为了避免警察大队与南下支队相遇,单先麟与南下支队的耿参谋约定了暗号:如果白天相遇,用帽子放在枪刺上打转转的就是自己的部队;晚上相遇,用手电筒光在天空中打圈圈的就是自己的部队。

有了单先麟的帮助,南下支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平江县城。

在平江召开的全县民众大会上,王震和王首道操着浓重的浏阳乡音讲了话。会上选举了县长和城关镇长。王震和王首道都是浏阳人,又都是红六军团和湘赣苏区的主要领导者,在这一带享有很高声望,他们率部重归故里,对民众有着特殊的号召力。民众争先恐后地拥来,说不尽的离别情,道不尽的心里话。

王震说:“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的,过去的斗争事实说明,我们湖南人民从来是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4月13日,南下支队在汪坪召开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全面领导湘北和鄂南一带的斗争。

这时候,国民党顽军已从三面向平江逼近。为了明确表示八路军团结抗战的正义立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于15日撤离了平江城。6月下旬,南下支队主力从湘北的湘阴地区第二次返回鄂南,在此休整。8月底,南下支队抵达广东南雄县境内,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距百里之遥。这时,时局突变,日本投降了。南下支队奉命北返。10月10日,部队北渡长江,复名第三五九旅,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序列,王震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鹏任旅长,王恩茂任政委,继而转战鄂北和豫南。

南下支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克服严寒酷暑和高山险阻,行程一万五千多里,连续行军作战,英勇打击日伪军,对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南下支队返回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们举行庆功宴。席间,毛泽东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10、雪峰山见证日军投降白旗

在王震率领部队冲破艰险南下抗日的日子里,湖南的西部正在酝酿着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次大会战。

湘西的春天总是美丽的,无奈战争扫除了人心的春意,驻扎在山野中的军队和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竟然无法在心里与大自然一起奏出和谐的春曲。

如果你见过红花绿草之间的白骨,青山秀水上的狼烟,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战争了。人间的杀气,笼罩着田园,威胁着生灵,扼杀了春天的生机。日军尚未插足湘西这片原始的山地,却已经扰乱了山里的春天,山里人心中一片肃杀。

不过,芷江的人们仍然从春天的气息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抗战开始以来,芷江空军基地便是日军的克星。这里先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进驻,后有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队和运输机队到来。中国空军赫赫有名的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也就是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也在这里扎根。盟军的战机频频从芷江起飞,阻截日机空袭,攻击日军目标,配合美军重型轰炸机作战,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芷江机场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他们恨不能早一天拔除这颗钉子。

芷江虽小,它的战略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重要。长沙和衡阳相继沦陷,桂林和柳州也被日军占领,芷江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唯一的前进机场。已经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早就注意到这个湘西小镇的价值。他发现从这两个基地起飞的盟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不仅影响到京汉铁路和长江一带,还活动到了津浦铁路和粤汉、湘桂铁路沿线。他决定动用军力在老河口和芷江两地重点作战。日军攻克老河口机场后,他便督促坂西一良中将加紧进攻芷江。他的首要目标是夺取芷江机场,然后是进逼四川,威胁中国的陪都重庆。

重庆的军事委员会也把目光盯着芷江,不过,重庆的将军们现在考虑的不仅是防御,而是在什么时候对日军发起全面的反攻。1945年初,他们就制订了代号为“自陪计划”的作战方案,相应调整了战斗序列,将几大主力改换了美式装备,何应钦兼任新成立的中国陆军司令部总司令,调兵遣将,在湘西雪峰山西麓布防,要在阻止日军西犯芷江的同时,打响反攻日军的战役。

这时,何应钦心里很清楚,芷江机场是蒋介石必保的战略基地。蒋介石曾一再向他强调,湘西会战是改变中日力量对比、确定反攻基础的关键,直接关系到整个太平洋战区能否扭转战局。

何应钦在作战会议上说:“我们中、美、英三大盟邦的联军,在缅甸密切合作,并肩作战,打败了敌寇自西南对我决战的企图。假若我们通力合作,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新的企图,可以把湘西建成我国一座反攻的堡垒。”

接着,萧毅肃站立起来,走到军用地图边,神色庄重而冷峻,透露出一股军人的刚毅。他是行武出身,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学堂,在川军中,从连长逐级升到旅长,抗战之初才升任第四十三军副军长。后来在中国远征军参谋长的任上获得充足的资历,去年从缅甸回国后升任陆军参谋长。现在,他向将领们概述作战部署,提出利用雪峰山区有利地形,构筑纵深防御工事,采取攻势防御战略,“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萧毅肃与美国人交往很多,结下了友谊。他知道,这次湘西会战,为了确保芷江机场,夺得制空权,陈纳德的空军举足轻重。他正要谈到空中支援,何应钦插话了:“空军方面,还是请陈纳德将军统一筹划!”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老板”陈纳德望望身边的艾尔索普中校,站起身来。他脸色紫黑,神情严峻,瘦高个子。从他刚毅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他来到中国以后,靠白手起家,将一百架p-40旧式驱逐机改装修补了五十架,招募一支美国志愿兵,组成航空队,在中国升空作战。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将自己在美国未能实现的航空理论与战术,带上了中国的天空,取得了成功。他非常自负的是,“飞虎队”的参战,正在使中日空中力量的对比逐步改观。

他对何应钦说:“我们负责将新六军运送到芷江,眼下的任务是侦察湘桂和粤汉沿线的敌军动态,轰炸敌后方交通枢纽以及车站、仓库等设施。会战开始,即将攻击目标放在邵阳、洞口和武冈地区。此外,我们的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加上你们的第一、二、三、五等四个大队的部分飞机,共约一百多架投入战斗,夺得制空权,保证地面部队顺利作战。”

何应钦注意到,陈纳德没说“配合”,而是说“保证”。

日本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收到冈村给他发来的作战通报,知道冈村是责怪他行动迟缓,因而情绪不佳。“老河口作战迅捷”,对他刺激很大。他带着部下月夜出行,在野外开一次作战会议,这样目标很小,不会泄密,顺便熟悉了地形。坂西知道,眼下整个战局对日本帝国不利,天皇陛下需要他在危难之际打一个胜仗,最好能攻克重庆,逼迫蒋介石投降,稳定中国战区的形势。然后抽出兵力,转用到远东其它战场,以挽回颓势,恢复“帝国的雄威”。为此,坂西力排众议,主张尽快实施芷江作战,并且下达了作战部署。

芷江战场上,中国陆军集中了二十个师,约二十万人。担任正面防御的王耀武,把第四方面军司令部设在沅江边的一座庙宇里。韩浚的第七十三军占据了新化和安化县城,以一部兵力不断袭扰资水东岸的日军。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凭藉雪峰山东麓有利地形构成决战主阵地,在武冈石下江和洞口各要点构筑坚固的纵深前进阵地,警戒盘踞在东安和邵阳方面的日军,同时进行游击骚扰。李天霞的第一百军布防在雪峰山东麓的山门、隆回和溆浦一线,在一些要点设置了阵地,对邵东和湘乡方面的日军严加防范。胡琏的第十八军已在沅陵和辰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投入。

4月9日凌晨,日军岩永旺师团分三路从邵阳出发,向西进击。这支主力的作战目的,不在于占领地盘,也不去捕捉进行抵抗的小股守军,主要目标是消灭湘西的中国主力第四方面军。

在重庆的山洞林园官邸里,蒋介石刚刚回到林园小楼,就发现军令部长徐永昌在这里等候。

“请坐,请坐!”蒋介石的语调颇为亲切。

徐永昌没等蒋介石落座,立即报告湘西方面的战况。末了,他说:“刘光宇部扎营地点可能选择不当,一开始就遭敌人偷袭,丢了阵地,有些被动。”

蒋介石说:“曾国藩当年吸取失败教训,总结了一套‘扎营之规’。我们有些师、团长,平时不好好学习,打起仗来哪有不吃亏的!山门的位置太重要了,要督励李天霞、施中诚所部,加强那一带的防御,切不可掉以轻心!”

在贵阳,汤恩伯命令牟庭芳第九十四军从黄平和镇远出发,日夜兼程,赶到绥宁与靖县一带集中。他们到位以后,就掩护了王耀武方面军的右侧。王耀武对此一直放心不下,希望牟庭芳军能够将日军左侧打垮,使洪江不生意外,稳固安江和雪峰山防线。

日军方面,独立步兵第一一五大队的先遣队正向武阳推进。到达武阳南面一公里附近时,从侧面山坡的枞树林里突然发出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接着便是“汉阳造”单调的噼啪声。日军尖兵中队走在前面的几名士兵应声倒地,军曹北川的肚子中了一弹,肠子外露。

大队长小笠原七郎当即赶到前沿,督队冲锋。守军似乎十分沉着,先用机枪阻击,等日军靠近后,再用排枪射杀,并夹杂着掷弹筒和手榴弹,给日军造成较大杀伤。

小笠原使用迫击炮还击,压制了守军的火力。他不敢孤军深入,担心守军有埋伏,便未进武阳而迂回北进了。当他们到达武阳以北两公里时,又遭遇守军抵抗,便在原地待机攻击。

这时,伴健雄师团佐佐木联队的主力赶到了附近,小笠原的上司关根久太郎也带领第五十八旅团来到珠王山附近,对武阳形成钳状攻势。

武阳是绥宁、洞口至洪江间的交通枢纽。小城四面环山,形成盆地。内城固守较难,中国守军的阵地多在外围山地。

上午八点左右,两架零式战斗机飞临武阳上空,进行侦察和联络。

小笠原判定:坂西司令官已决定拿下武阳,要派飞机助战了。他应该挥军率先冲进城内,显示自己的作战魄力。

零式飞机兜了两圈便匆匆飞走,不像战争初期那样从容自如了。日军开进湘西以后,第五航空军的大部分飞机已转向朝鲜战场,只留下少许飞机策应地面进攻。中美航空队频繁轰炸日军交通线,使日军汽油供应难以为继,飞机很少起飞了。小笠原听惯了进攻前日机俯冲扫射的啸声,如今听不到了,觉得威风大减。

“只有靠我们陆军自己干了!”小笠原黯然想着,走到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侦察武阳城的动静。

武阳城烟雾缭绕,能见度很差,不知是守城军民有意焚烧秸秆预防空袭,还是准备弃城撤离。中国军队的“焦土抗战”,使日军很难就地搜取给养。这些日子,连尖兵中队的狼犬也消瘦了许多。

“叭勾”一声枪响,小笠原手中的望远镜被击碎,玻璃渣飞溅到他长满汗毛的手背上,顿时沁出了血珠。

这是日本三八大盖的声音。小笠原惊魂未定,却本能地判断出这一枪来自侧翼灌木林内。

“八嘎牙路!游击队!”小笠原低骂一声,迅速卧倒在山凹里,侧身抽出指挥刀,指向左侧灌木林,大喊:“钢炮,钢炮!”

一阵炮响,灌木林里闪出一片火光。炮击之后,步兵发起进攻,正面没遇到大的抵抗,一路冲到城下。小笠原正在得意,一排重机枪子弹扫来,日军纷纷中弹倒下。小笠原硬着头皮指挥士兵继续冲击。

佐佐木联队见小笠原大队侧翼受挫,连忙从另一侧发起进攻。这时候,关根旅团也分几路向枪炮声密集的武阳城冲杀过去。日军重广支队,正向梅口东北的磨石塘和清溪地区前进。

此刻,驻守武阳的中国军队主力奉命后撤,抢占要点,仅留第五十八师第一七四团第九连牵制日军。第九连以寡敌众,拼死搏斗,阵地前尸体枕藉,血流成河。日军占领了几个前沿据点,第九连乘夜暗又夺了回来。

经过三昼夜血战,第九连的士兵所剩无几。袁连长将十二颗手榴弹捆在身上,冲进日军堆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袁连长与日军同归于尽。武阳陷落。

小笠原带领一个中队的人马,包围了武阳城南三房村的两座祠堂,下令放火,祠堂足足烧了一昼夜。黎明前下了一场大雨,才将大火浇灭。百姓们躲在后山,风雨中饥寒交迫,估计日军已经离去,三三两两摸回村子找吃的,结果中了小笠原的诡计,被抓住不少。村民周万刚摸到家门口,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村口种菜的黄均寿回村探查动静,被日本兵抓住,拖到村边大枇杷树下,捆在树干上,用皮鞭和枪托活活打死。

村姑杨某领着小弟弟回村找吃的,走到村口,发现有日本兵,吓得连忙钻进路边的竹林里。小弟哭着不肯进竹林,她只得跑出来哄小弟,几个日本兵发现了她,把她抓住轮奸。杨某悲愤至极,跳进村口的井里自尽。

就连尼姑庵里的老尼姑与徒弟,也惨遭日本兵的毒手。

这天早晨,老尼姑要回庵,徒弟不让。老尼说:“我已是老朽之身,量他们不敢把我怎样!”老尼不听劝告,下山去了。徒弟放心不下,悄悄在远处跟着,眼见得老尼姑落入日本兵的魔爪。

小笠原平时放纵士兵,手下肆无忌惮。他们抓到老尼,马上动手糟蹋。徒弟听到师父怒声喝斥:“佛家净地,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过后,便听见师父声嘶力竭地哭号。

徒弟不顾一切地冲进庵内。

她忘了,她这样做,无异于飞蛾扑火。

两个尼姑惨遭蹂躏,老尼一病不起,徒弟则精神失常,成天在村口田头游荡,口里不住地喊着“观音大士”,其声凄凉,闻者无不垂泪。

日军正在武阳施暴,美式装备的牟庭芳军第五师,已经从贵阳抵达绥宁的长脯子,悄悄向小笠原的部队逼近。小笠原这支日军的末日不远了。

小笠原部队的命运,是全体日军末日来临的缩影。日本海军在上一年10月受到美军重创,日本帝国的海军战略,在菲律宾的莱特湾走到了尽头。美国海军粉碎了他们绝望的“敢死冲锋”,消除了日本舰队在太平洋上对美国海军优势的挑战。

四月初以来,美军在大琉球岛登陆,接着,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在琉球海域击溃日本联合舰队,炸沉“大和”号主力舰,日本朝野一片惊恐。冈村宁次一次又一次听到日军吃败仗,痛苦地想道:“大日本帝国的气数已尽了么?”但他还生活在一种幻觉里,指望自己的部队能够扭转颓局。

此时蒋介石已经胸有成竹,正在积极调配兵力,准备与冈村宁次大战一场。王耀武接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来电:胡琏军迅即开向沅陵和辰溪,归王耀武方面军调配使用。王耀武知道,胡琏军兵强马壮,大部分已换上美式装备,开过来以后,会大大补充他手下兵力的不足。他在军官会上宣布:“上峰已下最大决心,调集优势兵力装备使用于本战区,务望各级将士,共体时艰,同心同德,英勇杀敌,以完成我军天职。”

参谋长邱耀东接着说:“敌主攻方向为石下江、洞口之间,一部以骑炮兵为主,从黄沙、东安、新宁,向武冈突击,企图迂回我右侧背。我方构筑坚强阵地,节节挫败其攻势,经数日激战,已给敌军重大杀伤。据不完全统计,毙敌二千五百多人,俘敌官兵七百多人,击毁敌坦克十辆,装甲车十辆。我军伤亡三百多人。”

王耀武对陈纳德寄予厚望,致电何应钦:我部于武阳、绥宁一线与敌激战数日,请求中美空军迅速助战。

陈纳德开始行动了。他先派出中程b-25轰炸机,炸毁日军的补给线,间或派p-40战斗机飞临战区上空侦察。随后,派两个编队的“野马”,十四架“鲨鱼”,外加“黑寡妇”,轮番攻击日军据点。他还把中国最精锐的廖耀湘军,陆续空运到芷江。

5月1日,中国军队在茶山向日军发起进攻。

红日西斜,黄昏临近,三架美国p-40飞机飞临茶山上空。美军联络官司利普用无线电向空军报告日军位置和中国军队用白布铺成箭头所指示的日军阵地的方向。

p-40按指示迫近日军阵地扫射。飞机上的二十毫米口径机关枪威力颇大,打得山崖直冒火花,日军被压下来了。

几架b-25中型轰炸机向日军阵地投下了大批凝固汽油弹,地上的迫击炮一齐开火,集中轰炸方圆不到一公里的日军主阵地,茶山顿成一片火海。

第三营第八连连长梁波手执大旗,冲在前头。他是印尼华侨,抗战之初回国考入军校,毕业后到部队当了师参谋,杀敌心切,一再请求下连队上火线。他当上连长之后,作战奋勇当先,深受士兵爱戴。

日军见一高大汉子挥舞大旗冲来,集中向他投掷手榴弹。梁波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冲到阵前,一手端起冲锋枪扫射,将象征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日军阵地。

梁波执旗冲杀的情景,被空中的美机飞行员看得真切,深为感佩,便向芷江的美国空军指挥部报告。陈纳德向何应钦竖起大拇指,赞赏这位军中楷模。

这一仗,中国军队攻占了日军茶山主阵地,歼灭日军七百多人。

四天后的清晨,中国军队右翼的第十四团,选在晓雾将散未散之时,向神仙堂的日军发起猛攻。日军遭到袭击,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冲出包围。几天后,小笠原带着剩下的小队人马,走了几天,来到绥宁的泡峒,走进一个典型的湘西苗族人家。这家人三代同堂,正围着火坑做晚餐。善良淳朴的苗家人,见他们一副狼狈相,把煨熟的红薯拿出来给他们吃。

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日本兵强暴了苗家汉子的女人。苗家汉子奋起反抗,杀死了施暴的日本兵。小笠原操起手枪朝苗家汉子射击,把全家人统统杀光。

这件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军队取得武阳大捷,预告了湘西会战的胜利。坂西一郎得知陆地作战频频失利,再次向冈部发出请求:尽可能多给予航空援助!

冈部已经派不出空军支援坂西了。日军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王耀武在陆地“后发制人”,陈纳德在空中“后发制人”,二者异曲同工,在中部战场的龙潭司,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军第一○九联队主力,沿着主要道路,向龙潭司北侧的仙峰岭方向攻击,迅速向盐井山至黄木园高地挺进,企图捕捉和消灭正面的中国军队主力,以图攻占龙潭,向安江和芷江推进。

王耀武知道,日军到了龙潭,就可以直落安江、进逼芷江了。这是王耀武的心病,却是坂西一郎的希望。

在龙潭司的关隘鹰形山,两军发生激战。

参谋长向王耀武报告:“一五三团第二营乘雨夜突入敌阵,随即展开激战,白刃肉搏,屡进屡退,已拉锯争夺几昼夜。”

“目前的症结在哪里?”王耀武问道。

“敌军的工事隐蔽且坚固,炮火打击好像无济于事。”

参谋长见王耀武沉默不语,又说:“如果加强兵力,这么一小片山地,部队也摆不开呀……总司令有何高见?”

王耀武捡起一根草棍,在泥地上写了个“火”字。

“火攻!”大家若有所悟,随即迷惑地看着王耀武。户外正下着春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山草青青,雨水绵绵,怎么火攻?

但是,王耀武自有他的道理。他口授了一份电报。他的求援电很快就转到了陈纳德手里。陈纳德派出几架p-40飞机向日军俯冲,投放凝固汽油弹。

p-40飞临龙潭上空时,鹰形山日军阵地升腾起冲天的火焰,用于修掩体的树筒子被凝固汽油弹点燃,熊熊燃烧起来。许多掩体里的日本兵来不及逃走,被烧成焦炭。

中国军队一见火攻得手,马上开始进攻。第一五三团第二营冲上了鹰形山的主阵地。据守松山的日军也放弃了主阵地,退向两翼。红岩岭也被中国军队团团围住,成了孤岛。

打扫战场时,第三营第九连从一名日军大尉身上搜到一份日文密件,立即送到师部翻译,原来是日军进攻重庆的全部作战计划,便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安江,交给王耀武。

王耀武在前沿看到日军再次增兵,似有西犯之势,命令暂编第六师两个团从南面向北进攻,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团配合暂编第六师从反向攻击,与第五十七师形成三面反攻之势。

日军第四十七师团重广支队,为策应岩永旺师团沿线西进,从禾青市出发,经邵阳向新化、洋溪方面进攻。为此,坂西命令上野原吉第八十六旅团四千多人马也向邵阳西北石马江开进。一路上,他们连连遭到韩浚军和李天霞军等部的顽强阻击,损兵折将,已无暇他顾,目前又被暂编第六师纠缠着脱不开身,老是在邵阳至洋溪间徘徊不前,无法与重广支队会合。暂编第六师里有不少湘西子弟,团长中有沈从文先生的胞弟沈荃以及后来又拉杆子为匪的汪援华。碰上暂编第六师这么一支鱼龙混杂的当地人队伍,上野原吉十分棘手。就在他准备撤退时,被暂编第六师一个连队的便衣侦知,这个连队居然敢于独当一面,在水庙一个狭长地带进行伏击。

伏击他们的就是龙鳞连。这个连几乎全是湘西苗族人。连长因右手长有六个手指,大家都叫他“龙六指”。龙鳞连的士兵个个剽悍异常,穿着军装,脖颈上还挂一个银饰护身符,打仗前总要喝一碗血酒盟誓。战斗中人人奋勇争先,全不怕死,枪弹如雨视若不见,一人遇难群起相救,凝聚力极强。他们发现上野原吉想开溜,自然不会放过。

上野早就听说中国军队中有这么一个苗族人的连队,能打能拼,先存了几分畏惧心理,没料到现在碰上了。日军仗着人多势众,蜂拥而上,气势不弱。龙六指不慌不忙,指挥几个在盟国陆军比赛中得过奖的神枪手,进行远距离射击,专挑举指挥刀的打,还没怎么交锋,上野手下两个大队长一死一伤。接着,龙鳞连发射排子枪,中距离杀伤日军。机枪留在最后才用,等大片日军汇拢到阵地前面十米以内时,龙鳞一声令下,几挺机枪同时喷火,把日军撂倒一大片。龙鳞连紧接着开始反冲锋。苗族士兵们高声喊叫着,身手迅猛异常。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连眼也不眨一下,照样奋勇向前。几千人的上野旅团连续冲了三次,也没冲出峡口。

狡猾的上野留了一手,趁着中国军队援兵未到,在黄昏再次发起进攻,等敢死队冲到距离龙鳞连阵地只有几十米时,他才指挥小钢炮把剩下的少量炮弹倾向守军阵地。

这一手实在毒辣,龙鳞连许多人被炸倒,龙六指也被一块弹片削掉了半片耳朵。冲在前面的日军,也有被自己的炮弹炸死炸伤的,上野称之为“玉石俱焚”。

日军以自己的士兵为挡箭牌,赶在中国大部队赶来之前,用所谓“神风攻击法”,突破了龙鳞连的阵地,冲出了峡口。

落日的余晖洒照山林,硝烟尚未散尽,龙六指按照苗族的风俗,为死去的战友们举行葬礼。

这时候,日军重广支队被困在洋溪西面的台地,苦苦支撑着。

进入五月之后,美国空军加强了攻势,针对重广三马的壶形防御战术,开始使用燃烧弹。

中国军队第七十七师逐渐向红岭正面靠拢,第十五师从东面南下,穿插到南山寨以南的大坳附近;覃道善的第十八师一部悄悄向洋溪以西移动。重广支队已完全被中国军队包围。

益阳方面,覃道善师主力在4月20日集中兵力,向桃花江和大成桥的日军发起反击,攻势非常猛烈。日军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如此迅速地组织反击,他们合并第五十一大队和第五十三大队,奋力还击。

覃道善师隶属胡琏军,战斗力较强。覃道善精通孙子兵法,打仗极有路数,日军在多次交锋中早就领教过了。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双方伤亡很重,日军不敢恋战,趁着夜幕降临,躲开大道,选择山路,往益阳方向退去。覃道善师一鼓作气,收复了桃江镇和大成桥,接着攻下回龙铺,然后乘胜追击,一直逼近宁乡西郊和益阳南郊。

日军退守益阳城,与覃道善师隔江对峙,眼看着对岸的中国军队频频调动,却不敢轻举妄动。

雪峰山那边,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线畅通无阻,物资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第一线部队,增强了士兵的信心和战斗力。

陈纳德感到自豪的是,日军的供应线被他们的飞机炸成了一截一截的“狗肠子”。他听说,圭洞和江口一带的日军已经开始挖野菜充饥了。

5月2日,陈纳德从一万米高空收到了美联社发出的电讯:希特勒自杀了。陈纳德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经在“小胡子”的画像上画了把叉,当作靶子,训练他的飞虎队员。现在,他叫新闻报道官阿尔索普将这条消息印成传单,交给飞行员,撒向雪峰山战场。

德国投降了,对日本内阁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日本表面上还在硬撑着。日本内阁对德国的投降发表了一份正式抗议,重申日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

冈村宁次心里明白,日本山穷水尽了。他希望日本的结局不要像德国那么惨。无条件投降,是他难以接受的处境,陆军部的同僚们也极力反对。

现在,他的部队进入了湘西守军的防御纵深地带,占据了邵阳至江口的公路。邵榆公路上的日军也西进了一百多公里。但是,中国守军依托雪峰山脉的有利地形,坚守了战略要地。从武冈、城步到绥宁,从绥宁到梅口和兰峡,从武阳到瓦屋塘和水口,还有江口、龙潭司和洋溪等军事要地,虽然几经反复,中国军队仍然牢牢控制在手。特别是机动兵团和预备兵力,都能自如进出于战区各线。又因空军支援有力,后勤能够满足前线需要。何况,整个反法西斯战线节节胜利,轴心国三大支柱折了两根,中国军队的士气空前高昂。

投入芷江作战的日军,实际上是孤军深入,被动挨打。

何应钦决定:在安江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蒋介石看到湘西会战能打成这样,有点始料不及,完全同意陆军总部的作战方针。

王耀武接到了“全军应即转入反攻”的命令,下令胡琏军第十一师从辰溪经溆浦直插放洞、山门和石下江,第一一八师则从安化直插新化、洋溪和隆回一线,侧击渡边洋第四十七师团,切断岩永旺师团的退路。原来固守瓦屋塘至江口一线的施中诚军及第一九三师,则分别向洞口和桥头反击。李天霞军及第五十一师同时向放洞和山门反攻;韩浚军从洋溪向大桥边和巨口铺方向反攻。总预备队廖耀湘军也从安江推进到江口。

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听说廖耀湘军发起攻击,不由倒抽一口凉气。他早就闻知新编第六军的厉害,而且读过廖耀湘在列多时编写的《森林作战法》,觉得很有独到之处。这本书对中国军队打好芷江会战,自然很有指导意义。他认为廖耀湘军参战,对日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若再不慎重指导,参战部队恐怕会全军覆灭!”冈部沉思良久,才吐出这一句话。

情报官眼含泪水,非常理解司令官的忧虑。蓦地,他站起来说:“请司令官下决心放弃夺取芷江的打算!”

冈部沉默良久,无可奈何地说:“夺取芷江是总司令官决定的,得到了大本营的批准。”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说:“我冈部无权改变这一作战方案呀!”语气里饱含着焦急和忧虑。

经过反复斟酌,冈部决定说服冈村,保存实力。在得到冈村的同意后,他在5月4日发布命令:“让第三十四军主力立即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掩护第二十军撤退。”

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各部在结束武阳作战、解除武冈城之围后,集中主力向花园、高沙、黄桥铺及武冈东北地区反击;另一部则向新宁方面出击,对日军形成了战役合围的态势。

靖县山城位于洪江至通道和广西桂林的交通线上,历来为兵家所看重。汤恩伯赶到这里坐镇,指挥前方战事。

5月8日拂晓,芷江机场的所有飞机几乎全部出动,在战区上空盘旋、扫射和轰炸,一时间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美国飞机不停地在圭洞上空盘旋扫射,地面的中国军队与之呼应,猛攻日军各个阵地。

四架“乳鹰”p-40巨型飞机的机腹下,临时装置了可带五百七十磅炸弹的弹架,还安上了可带杀伤弹的弹架。

各种山炮、臼炮、迫击炮统统开火,炮声此起彼伏,响彻雪峰山。整个湘西战场,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

日军平原大队的阵地受到强大的攻击,已经招架不住。而日军未永大队正面,有约一个团的中国军队逼近,其中一部已迂回到右侧背,开始全面攻击。空、地协同作战,火力极为猛烈。

日军缺乏弹药,只能白刃格斗,伤亡惨重。

日军第一○九联队长泷寺保眼看形势严峻,拖到黄昏再后撤会更加被动,便当机立断,下令撤退。李天霞军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九师分别从青山界、椒岭方向追踪而来,抓住机会猛打,一路上消灭日军好几百人。泷寺保的驮马部队进至望乡山时,又被中国军队截住,分割成几段,日本军马纷纷从崖上滚落,嘶声震撼山谷。

当饭岛率领大队人马抵达马胫骨时,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这里的地形实在是太危险了。

“今天要死在这里了!”饭岛心里突然一阵阵发凉。自从侵华以来,饭岛经历过无数阵仗,从没像今天这样绝望。

中国军队开始突击,迫击炮弹雨点般砸来,饭岛看着前面几个士兵被炮弹掀落崖下,凄厉的哀嚎撕心裂肺。一发炮弹沿着岩坡的斜面,成抛物状落到饭岛前面不远处爆炸,弹片从小腹部穿进,剖开腹部,嵌进了饭岛的内脏。

一天下午,饭岛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冲上一个山头,几番冲到了守军阵地前,最后还是被美式冲锋枪给压了回来。

饭岛下令停止进攻,把队伍收拢到一个长满山刺梨的坡地上,让人把他绑在担架上竖着倾斜起来。他举起望远镜了望,突然,眼前出现一支黑洞洞的枪管。他迅疾放下望远镜,企图侧身躲避,然而身体被固定在担架上,不能动弹。他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便感觉胸口受到重重一击。至于他听没听到对面的枪声,已无人可知了。

抬担架的日本兵分明听出了捷克式机枪的声音,可他也来不及挽救大队长的生命了。

被围在雪峰山区的日军,这些日子吃够了飞机扫射的苦头,决定设法利用夜间突围。但是他们没来得及行动,陈纳德就发动了毁灭性的空中轰击。

5月23日正午,雪峰山全线战斗接近尾声,被分割开来的日军,纷纷树起白旗,投降缴械。

从第二天开始,中国军队忙于收缴武器,遣送俘虏,清理战场。

湘西会战,历时两月,终以日军溃退邵阳而告终。这次战役共击毙日军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人,击伤二万三千三百零七人。

中国军队七千七百三十七人牺牲,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三人负伤。

湘西会战结束后不到三个月,冈村宁次就走到了他军人生涯的尽头,他的代表,将以战败者身份进入芷江。

湘西雪峰山会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最后一仗,尽管留下了许多遗憾,但仍不失其辉煌与容光,作为中华民族百年来反侵略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11、正义之师大反攻

历史进入1945年,和芷江会战同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于4月23日至6月20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会上,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指出,唯有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政府,才是目前时局的真正出路。

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今后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系统而明确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它向中国人民展现了革命的前景和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和中国人民的行动指针。《论联合政府》的主张,赢得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拥护,被誉为“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中国的历史将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正在开“七大”的时候,国民党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召开全会,是即将公开较量的两种政治力量的大检阅。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提出了大会的三项任务:一是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二是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三是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认为这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自然,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共。潘公展在特别报告里说:“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蒋介石在大会期间叫嚷:“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国民党有鉴于抗战还未最终取胜,国内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也为国民党自身建设考虑,大会也通过了一些“民主”的决议和宣言,提出了增加战时生产,制定战时经济建设规划,“保障人民言论、信仰、出版等自由”。

国民党六大的召开,注定了它将挑起一场反人民的战争。

这一年的世界形势,一开始就令人鼓舞。1月中旬,苏联红军从维斯拉河一线向奥得河一线发动强大攻势。从2月下旬起,美军和英军以渡过莱茵河为目标开始新的攻势。德军的灭亡指日可待。

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外长在苏联的克里木半岛举行雅尔塔会议,“三巨头”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决定对德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的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作海军基地,等等。会议讨论了有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问题,却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参加,为这次会议抹了灰色的一笔。

2月19日早晨,美军在硫磺岛登陆。第一天登陆的三万名美军就有两千五百名在战斗中阵亡和负伤。美军苦战一个多月,以阵亡七千人、负伤一万九千人的代价,夺取了这个岛屿。

3月9日,美军柯蒂斯*李梅将军鉴于过去的二十二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中,只击中不到一半的目标,而美机却伤亡很大,决定放弃精确轰炸,改为大火袭击。这天下午5点34分,第一批四引擎b-29轰炸机向东京飞去,机上只带有燃烧弹。午夜12点,一批接一批的美军轰炸机,倾泻下数以吨计的燃烧弹,把人口密集的东京下町地区变成一堆巨大的篝火。半个小时后,大火蔓延已得不到控制。这次大火,估计烧死了十万人,东京城有十六平方公里被毁。轰炸延续了三个多小时,美军又在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等地投下了燃烧弹,复仇的火焰在日本大地燃烧。

4月1日深夜,日本巨轮“阿波丸”号装载着日军从东南亚掠夺的九千八百多吨黄金、白金、工业金刚石等贵重财富,通过台湾海峡福建平漂岛附近的航线,以每小时十八海里的超常速度向日本本土撤退,被美军第十七海上机动部队的“皇后鱼”号潜水艇发射的四枚鱼雷击中,带着两千零八人和全部珍宝下沉,给后世寻宝人留下一个至今无法解破的“阿波丸”之谜。

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开创者之一罗斯福,没有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就因脑溢血在4月12日与世长辞。

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临危受命,制定并实施了带有强烈国家干预色彩的新政,使美国从严重的危机中走出,赢得美国民众的拥护,因而在1937年再度当选总统。

罗斯福主持下的美国政府,坚决反对法西斯战争,支持英法抗击德意法西斯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改敌视苏联的做法,把《租借法案》扩大到苏联,支援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对德作战的《大西洋宪章》。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力主对日宣战,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二十六个国家正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罗斯福曾先后与斯大林和丘吉尔进行多次会晤,一起研究和领导反法西斯战争,规划战后和平蓝图。

1942年2月,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通过援华贷款五亿美元,支援中国的抗战。由于罗斯福对美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44年,他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的突然逝世,使即将迎来和平的人们十分惋惜。丘吉尔对他的逝世更为感慨:“如果在我们经历的极端危险的时刻,没有他下定决心援助我们,那么,人类的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他还在致哈佛大学的信中说:“就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富*罗斯福无疑在美国居于首位。”

罗斯福逝世后,世界形势依然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欧洲战场上的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队继续从东西两条战线上加速向德国逼近。4月28日,墨索里尼被处死刑,曝尸米兰。30日下午3点半,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苏军完全占领柏林。8日,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欧洲战争结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节节胜利,五个师的美军在“日本门户”冲绳岛登陆后,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战胜了岛上由牛岛满中将指挥的大约十万名日军。盟军已经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反攻。

盟军摧毁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以后,7月17日,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开到一半,丘吉尔在国内选举中下台,继任工党领袖艾德礼接替了他。

24日,杜鲁门故意装做漫不经心地对斯大林的翻译说:“请你告诉大元帅,我们已经完善地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日本,我们认为它会使战争结束。”斯大林含糊地回答道:“希望总统阁下会很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

在26日的会议中,苏美英三国首脑商定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战后处置的问题,并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这是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苏联当时尚未对日宣战,所以没有签字。中国政府虽未参加讨论,但美英苏三国事前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公告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

《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开罗宣言》的条件,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由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岛屿范围之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永久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同盟国对日本实行占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公告宣称,在上述目的达到并成立倾向和平的日本政府之后,盟国占领军当即撤出日本。

《波茨坦公告》发表以后,日本置之不理,公然拒绝。

日本的顽抗促使美国决定使用杀手锏,向日本本土投掷“具有惊人破坏力量的完全新式的炸弹”,迫使日本投降。杜鲁门批准美国空军在8月3日以后能见度较好的条件下将特种炸弹投放到日本广岛、小仓、新瀉、长崎四个城市中的一座。于是,一个长四点五米的原子弹金属外壳和一小块价值三十亿美元的铀235,以及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来到了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美国空军基地。美国第五○九空军联队的b-29飞机已连续几天飞到日本领空进行训练。

8月6日凌晨2点45分,蒂贝茨上校驾驶着以他母亲命名的“伊诺拉*盖伊”号b-29轰炸机飞离提尼安机场。机舱内载着一枚用铀做裂变材料的原子弹,人们把它称为“小男孩”。7点42分,来自广岛的美军气象侦察机报告说:“一切高度被云层遮盖不到十分之一。建议:先在这里投弹。”8点05分,“盖伊”号飞到三万零八百米高空,到达广岛上空。投弹手费雷比少校到有机玻璃机头座位就坐,他的视野里出现了城市里的t字形相生桥。

在“盖伊”号下面的广岛城,拥挤的人们正开始新一天的生活。美军气象侦察机在几个小时前飞到城市的上空,市民们听见了空袭警报。人们很快发现是虚惊一场。警报解除后,大家继续日常的活动。这时,又有三架飞机来到城市上空。广岛人没有介意。

8点14分,蒂贝茨上校命令机组人员戴上护目镜,费雷比把轰炸瞄准器的十字标线固定在相生桥中央。8点15分17秒,“小男孩”告别“盖伊”号b-29,落到空中,稍微晃动一下,就加快下落速度,离地面还有六百米,它就爆炸了。一团酷似蘑菇的云雾开始上升,强烈的光芒使人双目失明。十亿度的高温把一切化为灰烬。

一名观察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突然,一道刺眼的带白色的粉红色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刻出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

爆炸中心处的人和物全部分崩离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来才发现,在地上有几个似乎是勾勒出来的影子一样的人体外形。离中心远一些的地区,可以看到在一刹那间被烧毁的人的残骸,更远的地方,有些人严重烧伤,还侥幸活着,少数人挣扎到平安的地方,但都在二十天后死于伽玛射线的作用。

原子弹爆炸后,过了半个小时,一种神奇的蒙蒙小雨,从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落在残存者头上。这就是令日本人谈虎色变的黑雨。它含有致命的毒物,使残存者在后来的二十年中逐渐死去。日落之前,广岛市街一片死尸和废墟,呈现出地狱般的惨状。

原子弹的打击使日本的情报系统暂时瘫痪。直到下午,东京方面才收到第二军司令部通过吴镇府转发的报告,内容是:“敌人使用了具有从所未见的破坏力的高性能炸弹。”

据后来统计,“小男孩”在广岛致使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丧生,五万一千四百零八人负伤或去向不明,加上后来陆续死去的,总共二十万人。广岛的七万六千多幢建筑物有近五万幢被毁,两万多幢半毁。

杜鲁门适时地发表声明。8月7日,他在广播中公布了“小男孩”的身份:“这是一枚原子弹。”他说:“它驾御的是宇宙的基本力量,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他再次向日本发出警告:“7月26日之所以要在波茨坦发表最后通牒,目的在于使日本人民免遭全部毁灭。日本的领导人立即拒绝了那个最后通牒。现在,如果他们仍拒不接受我方的条件,他们可以预期,毁灭性的打击将如雨点般从空中打来。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毁灭。”

8月8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佐藤匆匆赶到苏联外交部,收到的是一封战书。苏联宣布,从1945年8月9日0点10分,苏联对日本宣战。当时正是东京的晚上11点,日本很难在当天做出反应。苏联按照向日本宣战的准确时间,出动一百五十万大军,二万六千门大炮,五千五百辆坦克,五千架飞机,浩浩荡荡开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尝到了被别人扫荡的滋味。同时,苏联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使它成为四国对日本的共同宣言。

8月9日凌晨,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博克之车”号b-29轰炸机从提安尼机场起飞,机舱内装着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它是用钚做裂变材料的“大块头”。科学家们给它取了个孔武有力的名字,显然期望它的威力超过三天前扔到广岛的“小男孩”。

“博克之车”冲着小仓飞去,来到一座巨大的军火库上空。幸运的小仓城由于上空覆盖着厚厚的云层,逃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斯威尼决定到另一个预备投弹点去看看,飞到倒霉的长崎。11点,“博克之车”在长崎上空仍然碰到了糟糕的天气,斯威尼打算用雷达发射“大块头”。突然,爆炸手在云层中看到了一个窟窿,于是“大块头”从这个窟窿中掉下去,在一座教堂上空爆炸。

日本的上空第二次升起了蘑菇云,毁灭性的火球吞噬了两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人,烧伤四万三千零二十人,夷平了长崎的市中心。不过,“大块头”的威力受限于城市周围的山地,破坏程度小于“小男孩”。

日本接连遭到两颗原子弹的打击,又面对苏联红军的进攻,不得不重新考虑是战还是降。同一天,铃木首相深夜召集御前内阁会议。内阁“六巨头”三人主降,三人主战,争执不决。裕仁天皇开口了:“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结论,认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上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朕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家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战争。”

铃木颤声说道:“我已明白了陛下的圣断。”

裕仁点点头,慢慢退出会议室。日本内阁的御前会议,终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0日凌晨两点多,外交大臣东乡茂德为了避开军方的新闻检查,决定用摩尔斯电码向各同盟国发出日本帝国政府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正式照会。上午八点,日本的乞降照会发往了美国和欧洲的几个国家。下午六点,日本驻瑞士公使将乞降照会递交瑞士政府,请他们分别转达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日本将同样的照会交给瑞典政府,请他们转达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乞降照会中,日本政府以保留天皇为日本元首为唯一条件。但是,日军大本营仍然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

中国的五百万军队积极配合盟军的攻势,进行了全面大反攻。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来到。”

为了歼灭拒降的日军,中共中央于10日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部署一切力量对日军全面进攻,扩大解放区,壮大军队。在日军投降时,迅速占领各大小城市及要道。朱德总司令向他辖下的部队发布了命令。

正在延安的聂荣臻,于8月10日致电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的其他领导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向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大同、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山海关等城市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军区抽调三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协同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北国土;冀晋军区抽调两个团向太原逼近,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城及其附近地区。

8月14日,中共中央向侵华日军的首脑冈村宁次下达四条电令,命令他转饬驻在各解放区的日军,就地向该区抗日的人民军队司令员投降,并指定受降的地点和指挥员如下:

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河南湖北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

盟军对顽抗的日军也没有停止攻击。14日,八百架美国空中堡垒继续轰炸东京、大坂、九州和吴港各地,苏军继续挺进伪满洲国北部。夜晚7时半,日本铃木首相再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请天皇到会。裕仁天皇仍然坚持原议: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他下令起草停战诏书,为了使全体国民觉得更有权威感,他决定亲自朗读。裕仁天皇的广播录音完毕,已是深夜。

12完、日本投降了(完)

裕仁天皇决定投降了,几名极端好战的日本军人,也决定了自己的归宿。8月14日深夜11点,日本内阁成员签署了正式投降文件。陆军大臣阿南惟畿签名以后,回到自己的寓所切腹自杀。

第二天上午7点21分,日本广播电台播音员馆野播送特别通知:“今天中午,天皇将广播诏书。全体国民要尊敬地聆听天皇玉音。将给停电的地方送电。”

中午11点,日本陆军的年轻军官椎崎二郎和烟中健二来到皇宫前的广场,向行人散发反对投降的传单。11点20分,烟中掏出手枪,面向皇宫,表情严峻地开枪自杀,椎崎抽出军刀切腹自尽。此时,离裕仁天皇发表全国广播讲话还差四十分钟。

这两个顽固的好战军人企图以死来震惊社会,唤起日本人的斗志。但是,东京的市民们对他们的尸体匆匆一瞥,便各行其路。

同一天,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的投降照会后,蒋介石当天就给驻南京的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出电报,大意是:冈村宁次应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接受何应钦的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时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听候何应钦的命令。所有的飞机及舰船应停留现在地点,但长江内的舰船,应集中到宜昌和沙市。日军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17日午夜,已经逃到通化大栗子镇的伪满洲帝国的臣僚们,挤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伪皇帝宣诏。18日凌晨,日本扶植的伪皇帝溥仪,颓丧地颁布最后一道诏书,宣布退位。伪满洲国寿终正寝。溥仪企图借祖先发祥的灵地重整祖业,这个梦想彻底破灭。第二天,刚走下伪皇帝座位的溥仪逃亡日本,途中在沈阳被苏军俘获,开始了铁窗内的生活。

21日,芷江这座五万人的小城市,成为侵华日军乞降的洽商地点。今井武夫一行四人,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飞抵芷江。同一天,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召见今井武夫,向他指示投降准备事宜。

挂着红色布条的日本飞机即将在芷江机场着陆,围绕机场低飞三周,以示敬意。围观的民众投以愤怒的目光。日机刚一着陆,警卫机场的宪兵,跑步到机身近旁监视。今井武夫打开舱门,立即向中国宪兵和翻译员行一个举手礼,并问:“我们可以下飞机吗?”

联络员向今井武夫翻译了宪兵的命令:“将你们佩带的军刀缴交给我,就可以下飞机了!”今井等人立即遵命交缴了所佩军刀。

今井一行下机后,分乘两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在机场周围绕行一周,再向群众示意致敬。今井武夫挂有少将军衔领章,身着夏季米黄色大翻领军装,内穿白色大翻领衬衣。他从头上摘下所戴的夏威夷式米黄色考克帽,露出光头。这时,围观的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日本战犯!”声浪高昂,响彻云霄。

下午三点,萧毅肃接见今井武夫及其随行参谋二人,要求今井武夫交出在中国以及在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日本海陆空军兵力、战斗序列、位置、指挥区分系统表册等,并将《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要他带转南京的冈村宁次。洽降活动用了两个小时。

今井武夫在返回南京前,受到何应钦的接见。他表示会遵照何应钦的指示办理投降。23日下午1点,今井等人乘原机返回南京。

9月2日,在日本横滨军港,停泊着强大的盟军舰队。其中有一艘以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密苏里命名的主力舰。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代表太平洋战区的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

8点整,海军乐队奏出洪亮的进行曲,美国国旗高高飘扬,二百八十名各国战地记者,分布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准备记录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8点15分,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率先登上甲板,随后是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的代表。各国代表排列在威严的十六英寸大炮炮筒的旁边。

8点45分,首席受降官麦克阿瑟从将官室走出,跟随在他后面的是尼米兹五星上将和海尔塞上将。

8点53分,日本降使乘一艘小艇停在“密苏里”号旁边。仪仗队停止动作,乐队静默。日本代表团团长重光葵外交大臣第一个走上舷梯,拖着一条假腿走上甲板。大家记得,他的这条腿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被一名朝鲜志士炸掉的。他毕恭毕敬地摘下大礼帽。因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而知名的副团长梅津美治郎跟随其后。他们后面还跟着九名随员。

9点整,签字仪式开始。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用严肃缓慢的声调宣布:“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

第一个签字的是重光葵。他瘸着腿走近签字桌旁坐下,在投降书上签字。梅津美治郎迅步走到桌前,站立着欠身签字。

麦克阿瑟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交战各国签字。”他一连用了六支笔签字,其中有两支是中国代表给他的。有人揣测,他是为了多留几件珍贵的纪念品。美军魏瑞德将军和英军潘西凡将军陪同签字。随后,尼米兹代表美国、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字。加拿大代表因没把字签在指定位置上,美方代表替他做了更正,并加以证明。

全体代表签字完毕,麦克阿瑟宣布仪式结束,十一架超级堡垒b-29型轰炸机列阵飞过“密苏里”号上空,随后又有四百架飞机飞过。

整个仪式历时二十分钟,在9点18分结束。

第二天,9月3日,在炎热的南京,市民们一大早就手举彩旗,走上街头,燃放鞭炮。中国将在这一天举行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

中外来宾在8点半来到中央军校大礼堂,陆续签到入场。从轩门到礼堂通道两侧,每隔十步便有一面同盟国国旗,礼堂大门口的松柏牌楼上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

8点52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七人分乘三辆汽车,由王武上校导引到大操坪下车。此时,中外观礼人员和外国来宾,都已依席次坐定。礼堂正中央的长餐桌为中国军队受降席,对面设置一个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席后各有十二名士兵肃立。受降席与投降代表席的四周环绕着白绸。礼堂左侧是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席和中国记者席,右侧是同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会场内外约有一千多人观礼。

8点56分,何应钦率领四名军官入场,中外军官和来宾肃立致敬。盟军将领有美军的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和英军的海斯中将等。何应钦在受降席中央就座,他的左边依次是海军上将陈绍宽和空军上校张廷孟,他的右边依次是陆军上将顾祝同和中将萧毅肃。

8点58分,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走出休息室,进入会场,到达规定位置立正,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应钦上将,行四十五度鞠躬。何应钦欠身作答,命令他们坐下。日军投降代表分别就坐在投降席内,冈村宁次居中,面色惨白,肩头高耸,面向受降席上的何应钦。他一抬头,就可以望见会场上面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和巨型的金色“v”字胜利标志。

冈村宁次左侧依次坐着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和小笠原清,右侧依次坐着福田良三、泽山春树和三泽昌雄。日军投降代表都身着军装,未佩军刀。

9点04分,受降仪式开始。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呈交证明文件,冈村将证件交给小林浅三郎,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将该证明文件留下,将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由萧毅肃,递交给冈村。冈村起立,双手接受,小林在一旁为他磨墨。冈村极为谨慎地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用微微颤抖的手在两份降书上签字,然后从右衣袋中取出一枚圆形水晶图章,在签名的下端盖印。冈村签字、盖章后,令小林将降书呈递给何应钦。

小林将两份降书送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给何应钦。何应钦检视后,在日军的降书上签名盖章,将其中一份令萧毅肃交付给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的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给萧毅肃转交冈村。冈村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交给小林送呈何应钦。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日军代表在王俊引导下离座,向何应钦一鞠躬,然后退出礼堂。整个仪式也是历时二十分钟。

随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演说,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内隆重举行。国民政府新任命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上将主持受降。日本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向陈仪递呈了投降书,标志着驻台湾的十六万九千名日军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宜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将中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中国人民把这一天视为国耻日。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抗战胜利,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日军发动大反攻作战,是从8月12日开始的。这一天,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迅速逼近各指定目标。冀察军区第一军分区和第十一军分区的部队,以及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和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的部分部队,由冀察军区统一指挥,从东、西、南三面向北平逼近。

第十四军分区的一支部队在8月20日攻占了通县飞机场,另一支部队攻入顺义县城,经一夜激战,歼灭五百多名日伪军,然后掩护民兵破坏了从古北至通县的铁路。

第一军分区和第十一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向北平攻击前进,推进到长辛店和丰台附近。第十军分区的一支部队开到南苑等地。至此,构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十三个团的兵力,于8月19日夜以天津为主要目标,对北起杨村、南至唐官屯的地带发起进攻。第九军分区一个团攻进了天津火车站。

与包围北平和天津相呼应,冀察军区第十二察蒙骑兵支队北上接应南下的苏军;两个团的的兵力攻击张家口的日军,切断了日军东逃的铁路。随后,第十二军分区主力向张家口开进,收复了张家口及万全县城,歼灭两千多名日伪军,缴获一万多支步枪、二十多挺轻重机枪、五十门炮和大量军用物资。

冀热辽军区的一支部队,分别从兴隆与围场两地出发,合击承德;另一支部队从冀东区北进平泉、凌源和赤峰,两路大军会同苏军消灭了热河境内的伪军,接受了兴隆的伪满洲国军两个旅、七个“讨伐”队和青龙的六个“讨伐”队的投降。9月23日,沦陷十四年的热河省获得解放。冀热辽部队主力北进后,留在冀东区的部队连克县城十一座,9月1日收复华北重要港口秦皇岛。

8月中旬,冀热辽军区部队主力分前后两个梯队,分别从冀东区向东北挺进。前梯队一部从九门口出关,30日在绥中地区与苏军会师,共同南下,攻克山海关。盘踞在兴城、锦西和锦州等地的伪满洲国军两个旅与伪满保安警察部队全部被出关的八路军解除武装。向辽西进军途中,八路军清除了辽西十三个县的伪满军警和土匪武装,建立了政权机关,沿途设立了兵站。

9月5日,八路军部队进入沈阳。冀热辽出关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协同下,对各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解除伪满军警武装,筹建人民政权。同时,部队又扩建了八个步兵旅、两个炮兵旅、十个独立团和黑龙江边防支队。到10月中旬,辽宁全省与吉林、黑龙江两省西部地区,都获得了解放。

这一仗,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七万多人,全区野战部队发展到二十一万五千多人,地方部队十万四千人,基干民兵扩大到九十多万人。八路军解放了察哈尔与热河两省全境、河北省大部和山西、绥远、辽宁省的部分地区,收复了张家口、秦皇岛、集宁、山海关、绥中、锦州等七十多座城市;建立了察哈尔与热河两个省政府,以及一百九十一个县(旗)政府和四个自治区政府,拥有四千万人口。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军区所在地张家口为中心,形成了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热河与辽宁纵横千里的战略基地。

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

日本法西斯战败了。正义的力量着手惩处作恶多端的日本战犯。1946年5月3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十一国法官组成军事法庭,开始审理二十五名被告,其后有四百一十九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处理的书面证据达四千三百三十六件,判决书长达几十万字。审判历时两年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宣读了长达一千一百三十六页的判决书,宣布: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判决书说,“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者。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和贺屋兴宜等人,应对日本占领南京后在六周内屠杀三十万中国人民的世界暴行史上最残酷的事件负责。

判决书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法庭只能就确定大批屠杀并虐待战俘与和平居民的罪行及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战争犯罪的各种证据,作出一般的结论。

第一,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被杀人数就达二十万人以上,还不包括被日军焚烧的尸体、投入长江或用其他方法处置的人。日本法西斯奸淫烧杀,劫掠财物,无恶不作。

第二,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屠杀: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角、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爪哇的加达尔巴士等一百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其暴行骇人听闻。例如:日军将妇女强奸后,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点火焚烧。

第三,拷问和其他非人道待遇:日军在其铁蹄所及之处,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烙刑、电刑、悬吊、坐钉板等。

第四,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实施解剖活人暴行的不仅有日本军医,还有其他军人。如在菲律宾,日军抓住了一个年轻妇女,将她的乳房和子宫割去。1944年底,日本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让部队吃盟军的尸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多的审讯,宣读了对东条英机等二十五个被告的个别判决及科别。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被判处绞刑;荒木真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等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中国的法庭也对在华日本战犯和汉奸进行了审判。1946年2月,国民政府组成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两千多名侵华日军的乙、丙级战争罪。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和台北等地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谷寿夫等一批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并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大国际事件。此后,随着对关押在远东各国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其他日本战犯罪行调查的深入,进一步揭露出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因此,苏联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伯力城对以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为主的十二名战犯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一案进行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

1945年9月3日,中国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终胜利而宣告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民在正面战场和敌后共歼灭日军一百三十三万多人,接受了一百二十八万七千名日军的投降,东北和台湾及其附近岛屿,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

斯大林在1951年评价说: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罗斯福在发给中国军队的电文中说过:“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和非武装的人民在反抗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激励。”

中国抗日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引以自豪。这次伟大的胜利,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千五百万中华儿女为抗日英勇献身或惨遭日军杀害,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按当时货币价值计算达到一千多亿美元以上。因此,取得了反抗外国侵略完全胜利的中国各族人民,十分珍惜和热爱世界的和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还记得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2日代表与日本交战各国接受日本投降时最后所说的那句话:

“让我们祈求今后全球恢复和平,愿上帝永远保佑和平。”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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