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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


一、金岳霖 剪影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汪曾祺回忆金岳霖: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金岳霖的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回忆老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一、金岳霖 书呆

金岳霖对学习的兴趣相当浓厚,经常晚上睡觉做梦时还在背书,其投入程度令许多成年人由衷赞叹。一次,他在梦中背一篇古文,姐姐发觉后,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后来这件事在家里传为美谈。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解放后,周源培让金岳霖去做北大哲学系的主任。金岳霖说他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自己。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做。”金岳霖就来到北大任哲学系主任。不久之后有人当面大骂金岳霖,这要在解放前,一定会有一个人离开。金岳霖对于这件事的回忆是:“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业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回忆: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这道理确很简单。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一、金岳霖 宽和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吴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国说的是小偷,这里反语正用,恰到好处。所以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非供人们欣赏的。金岳霖听到后,表示赞成,连连鼓掌。

文革时期,有某哲学家在北大批判逻辑学,会议主持人要求逻辑学家金岳霖谈体会,金先生仅语:“这个人讲话很有逻辑。”

一、金岳霖 仁厚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张奚若是金岳霖的老朋友。抗日战争时期,一家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僵局。有一天早晨,他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很丰厚的一笔钱。忙问张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张先生也奇怪,不知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想到昨晚,金先生曾经到他家来聊天。恍然大悟说:“一定是老金办得好事!”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资助了几个家在沦陷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有一个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连冬天穿的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就把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了他。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哲学所不少人都得到过金岳霖的无私的资助,有了困难就去找他。而有些人也不好意思直接和他直接说,就由他的学生周礼全去做中间的说客。

金岳霖先生有个学生梁志学,1956年被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被划为分右派后的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同志们,遵照哲学社会部第三届的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撰写评价资料。金先生和所领导的小组长姜丕之和贺林坐轿车去,梁志学骑自行车去。从街上从东往西穿过马路时,被两位民警撞倒在地。金先生在车里看到这种情况,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告诉了梁志学他们的对话,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惟恐避之不及,金先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并且在基层党组织者面前说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使他很不平静。

50年代,沈从文生活极为落魄,金岳霖常去看望。每次探望时,金岳霖总要带些食物,与他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无比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金岳霖没有成家,是个单身汉。他一生在经济上是充裕的。他的侄子金顺成回忆说,他每月用他的工资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接受支援的青年为数很多,都很感念他。50年代以来,他没有领取车马费和办公费,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最后,他将仅有的三千元交了公。

一、金岳霖 逻辑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清末民初,方言的问题比较大,大家到北京后,都开始学说北京话。金岳霖到清华教书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是教务长郑桐荪主持的。礼毕,他和金岳霖一起走,他问金岳霖是否能听清楚他的话,金岳霖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金岳霖在文章中回忆道:“这句话仍是用上海口音说的。”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西南联大的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等人住在金鸡巷,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季羡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辞,梅贻琦、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琇、燕树棠等,季羡林觉得金岳霖的致辞最好。金岳霖说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剧,描写一个病人(象征各国国民),有许多医生围着他看,有的说是心病,有的说是肺病,有的主张是“左”倾,有的主张是右倾。纷纭杂陈,莫衷一是。这表示各种学说都是看到现在世界危机而想起的一种救治办法,但最终也是没有办法。金岳霖还说,在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气、最不安静的。人偏与猴子有关系,所以结论是人类不亡,是无天理。当时季羡林觉得他真是个怪物,竟敢这么说。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这样回忆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一、金岳霖 治学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发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大学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岳霖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先生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 h. 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聆教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强烈的震撼使他投身到了西方哲学之中。彻底放弃了商业簿计学和政治学。

金岳霖初看休谟的《人性论》时,感觉到《人性论》“洋洋大观”、“很了不得”,后来通过研究,发现了其中有许多毛病:休谟只是在用流畅的文字讨论连他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出发点太窄,工具太不够用”,但“仍然能够提许多的重大问题,做一种深刻的讨论。”这一发现,使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更加浓烈。

后来,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这一时期,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构建自己哲学、逻辑学体系的材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的知识论原本抗战期间在昆明时就已经完稿,全稿六七十万字。当时日机经常空袭昆明,金岳霖为了不让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就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有一次轰炸的时间太长,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忘了拿。等他记起回去,稿子已经不见了。于是他只好重新再写。到1948年12月,金岳霖重新写就的《知识论》完稿。

清华很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再来。

金岳霖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中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这在中国逻辑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当时的《国闻周报》高度评价了金岳霖和他的《逻辑》:“其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细密,措辞之谨严,不这样一个富有思考力的哲但中国的哲学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求之西洋哲学的出版物中亦不多了。中国的实在论能有学家出来领导,我们可以预见其‘方兴未艾’,‘五世其昌’哩!”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三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仁把最安静的地方留给金岳霖,供他写作。中国现代哲学系统中最完备、最富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论道》就在这里诞生了。

金岳霖的《论道》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岳霖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一部止血著作《新理学》。两人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友兰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是“新瓶装新酒”,冯友兰认为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岳霖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

一、金岳霖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做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适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金岳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坐下。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有时讲到得意性愤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学生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在我国的逻辑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岳霖六十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这本书出版后,以它为基础或蓝本的逻辑类教材层出不穷,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一、金岳霖 思省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金岳霖在《悼沈性仁》中说,沈性仁非常怕人,转而又说“我也怕人,并且还不大看得起人类这样的动物。我总觉得世界演变到人类的产生,无论从方向或结果着想,总不能说是十分满意。”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维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事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金岳霖回忆劝说吴宓的事情,他说:“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一、金岳霖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在清华读书时,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胡美问他伙食吃的怎么样,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当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批评了金岳霖。

赵元仁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向他们借钱,杨借给他30元,杨步伟以为他生活很艰难,正打算等自己的钱到了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玩几天。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徐志摩为追求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出来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冲进对方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办《哲学评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他们去回话。当时他们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冯、贺为金岳霖安排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岳霖虽不暂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耐不住,两三次要发言,金岳霖都抓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向沈有鼎道歉。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聚会,他们成为“星六聚会”。聚会时,金岳霖从来不谈哲学,谈的多的是建筑和字画。金岳霖谈建筑大概与林徽因有关。

罗素不喜欢共产党,也不喜欢斯大林。1943年,金岳霖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金岳霖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算满意了吧?”罗素投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在西南联大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云南上空进行空袭,这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一、金岳霖 癖好

金岳霖早年留学,学的是政治学,对政治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时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准确地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他用英文写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他喜欢诗词,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诗词名篇,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作出令方家叹服的评论。他擅作对联,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天然浑成,令人叫绝。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

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他自己也能唱。他爱好打网球,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当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学生网球比赛中荣获亚军。他还参加过级别很高的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能对中国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国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而他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爱养鸡。他老年回忆中说,在解放前,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了一对黑狼山鸡。养了不多时间,公鸡就已是九斤四两重。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他没有让他们过夜的房子,怕它们冷,就找书做参考,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一只灌了一管儿。结果,按他的话所说,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金岳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1924年杨步伟与赵元任在欧洲旅行时,遇见过金岳霖。其时,金正在欧洲游学,与外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和Emma同行。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莲,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与金一起来到欧洲。1925年,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教逻辑。金岳霖不住在清华,而是与秦丽莲一起住在北京城里。

有一天,金岳霖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躺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

到金岳霖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

金岳霖是“双君子”:既有烟瘾又有酒瘾。他不但喝白酒、黄酒和啤酒,而且经常喝醉。他还说:“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惟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一、金岳霖 钟情

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这个人一定是金先生无疑了。

金岳霖先生有稽康的天真烂漫,却没有稽康的狂傲。金岳霖终生未娶,因为他一生爱恋林徽因。

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情很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尔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世交,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故对他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喜好养鸡,原因是因为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

金岳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写到一件趣事。他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上午固定是研究写作时间。一天他正在书房搞研究,听到梁思成用男低音很神秘的喊他。他跑到院子里,没有人,一仰头,发现他们夫妻两人正坐在并不牢固的房顶上望着他笑。他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人哈哈大笑。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荡到众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的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晚年采访金老的陈宇说,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很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据陈说: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

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从侧面了解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有与名记者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出院后,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一、金岳霖 赤心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坐在他在美国居住的故德家临街走廊上痛哭一了场。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该书以发表,便立刻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

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金岳霖就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在开国典礼上,当毛主席用湖南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金老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金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感到分外吃惊。

一、金岳霖 顺服

建国后,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带头在清华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并谦虚地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今年是一年级,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解放初,金岳霖应邀到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明确地对金岳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金岳霖一下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1956年春节,毛泽东在宴请知识界人士时,对金岳霖说:数理逻辑重要,应该搞,你应该写书介绍数理逻辑,书出来后我愿意看。1957年4月,逻辑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毛泽东在约见哲学界、逻辑学界代表时,再次邀请了金岳霖。1959年,在毛泽东“要学点逻辑”的指示下,金岳霖带领同事,开始逻辑教材改革和逻辑学的普及工作。

毛主席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金岳霖写过一篇是《我没有成为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他是56年入党,但是他说入党后,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说“衣服在冬天仍穿满清的长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的批评我,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穿你的长袍了。’可我仍然没有改。”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接下来写道:

“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2年,当金岳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六万人的时候,激动得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一、金岳霖 晚景

晚年金岳霖曾担任哲学所的副所长,不多久,哲学所就开会,解除他的行政职务,评为一级研究员。金岳霖认为一级研究院当然是高级干部。一次,金岳霖生病住进了首都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透明亮的大病房。金岳霖怕光,所以他想要一个单间,首都医院不同意,因为他不是高级干部。后来金岳霖就转入了邮电医院。出院后,他向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提及此事。林告诉金岳霖,他根本不是高级干部。金岳霖才恍然大悟。

晚年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而梁从诫叫他“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金岳霖很依赖梁从诫,他不时会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

一、金岳霖 长眠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kbd>?99lib.</kbd>

金岳霖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他们三人,终于又可以团聚。

一、金岳霖 享誉

冯友兰: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张申府先生曾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在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书法家欧阳中石回忆金岳霖:“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语言很少,很木讷,但给人印像不见得不深刻。像给你介绍个人,‘他’,‘他’,好像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称他先生呢,还是称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这才说出来,可见他是经过了好几个思索才落定个先生上,其实这个没有动作,没有内容,可是就是他这么一迟钝,反而觉得大有文章。”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创始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二、冯友兰 性情

冯友兰的习惯是,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同学们一二分钟,然后开始上课,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冯友兰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南京沦陷后,武汉告急,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一天,汽车经过边境凭祥的城门时,冯友兰因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而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这段故事,金岳霖教授曾对冯友兰的小女儿宗璞开玩笑地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便去跑滇缅公路,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下海”做生意,情况与现在很有些相似。冯友兰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

人至晚年,沉心书斋做学问,冯友兰先生与外界的联系少了,自然对一些东西了解得不很及时不很确切。这时候,女儿宗璞作为冯先生沟通外界的“耳目”之一,有意向冯先生透露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消息。“文革”骤起,天下大乱,宗璞在中国社科院上班,自然会听到种种传闻。一日回家,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对宗璞的提醒,一心追随新中国的冯先生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冯友兰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冯友兰高寿,大家问长寿秘诀,他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卄”是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前两句同,后两句是对金岳霖逻辑和论道方面的赞叹:论辩比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要高;论道超过骑着青牛的老子。

二、冯友兰 为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学术界的反应是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晚年,冯友兰先生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一位年过80的垂垂老者,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据他最后的博士生回忆,冯先生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自己却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不像有的愈修改愈多。”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90之后,虽然冯友兰每天仍从9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处理生活费时,后来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先生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1990年7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冯友兰 境界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倒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友兰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一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

二、冯友兰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

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之外,外系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有些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总要点名,他讲课很通俗,不去进行一步一步地逻辑分析,而是常常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把他讲的意思也都体会了。所以冯先生的课可谓讲得清楚、生动,学生有时根本就不用记笔记。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受伤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想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时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二、冯友兰 言论

冯友兰说:哲学史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先生说话有点口吃,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

冯友兰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冯友兰自称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对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认为学界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所行的礼很复杂,有一种人是“侍候客的”,很熟悉这些礼,他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称为“小人儒”。他认为这是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冯友兰曾谈到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即善于保护传统。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二、冯友兰 执笔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事实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介石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复信西南联大,表示同意信中要求,实行立宪。

给蒋介石的陈情书写完后,教授们颇为赞赏,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span>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span>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

1946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之为“三绝碑”。冯友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的文章,被史学家何炳棣成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二、冯友兰 沉痛

据冯友兰回忆,自北平沦陷之后,一直到清华师生南迁,这段时间清华园完全成了一片真空。冯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二、冯友兰 争辩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以为,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意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二、冯友兰 立场

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去过当是的革命发源地广州。冯友兰说:“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于是决定前往。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冯友兰回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冯友兰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解放前夕,冯友兰有其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又紧张起来,于是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很快,这两篇文章都在《北京大学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这把冯友弄糊涂了,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二、冯友兰 自省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是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自己的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1973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

“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二、冯友兰 逸事

辛亥革命后,河南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冯友兰的母亲在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吴清芝,还特意印了张名片。

1916年,北大哲学门这一届出了三位名人:朱自清,陈公博,冯友兰。

冯友兰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时的感受:“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尊敬起来。”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冯友兰在昆明时,生活非常苦。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一个月的工资有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期间,冯友兰在店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12瓶黄酒,大醉。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沈兼士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闻一多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生活清苦。有次菜太咸,冯说,菜咸有好处,可以使人不致多吃。但闻却用注释家口气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多吃也。”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个冰箱,在清华是惟一的,大概全北京城也不多。后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此话用在冯友兰身上真是不假,而且站在他身后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个女人。冯老曾经题诗赞美在他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精英,弟弟冯景兰先生是我国早年有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女士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有名的“唐河三冯”。这都有赖于冯友兰母亲吴老夫人的培养和教育。

吴老夫人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先生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儿媳妇出来工作。冯老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友兰的母亲吴老夫人从小教育子女要本分做人,踏实生活,真诚待人,念书知理;她凡事为别人考虑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冯友兰事事不愿麻烦别人这和冯母如出一辙。所以冯友兰说她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而且冯母的良好品性对他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老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对待生死很看得开,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这种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

冯母逝世时享年83岁,冯友兰几经转折回去奔丧,写下了哀恸深情的《祭母文》以纪念他伟大而平凡的母亲。他还在《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中说:先妣励志于宗祠之修建,全功未竟而身先陨落,八十三年之人生如此终结,其庄严悲壮,又非仅以团圆终结者所可比拟。闻亲族言,先妣入殓时容貌愉悦,尤胜平时,盖死生之道先妣尽之矣。

冯友兰对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常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夫人任载坤的二姐任锐去世周年。这天上午11点多,冯友兰偕夫人扫墓回到家,就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又惊又喜,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正在西头那间谈话。他见冯友兰来了,便问:“方才找你不着,是在上课吧?”冯友兰说:“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又问:“任锐同志是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解放前林彪曾狂热追求过她被拒,“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妈妈?”“是的。”这时胡绳也到了,于是毛泽东带大家到屋子东头那间吃饭。当饭菜端上来时,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到会委员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说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68年秋,他才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先生通晓今古,涉猎广泛,对文史哲诸方面都很有见地。晚年,他与女儿宗璞在在餐桌旁相对而坐,话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冯先生看着面前以文学为业的女儿,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自己对的看法:“你看,在中国小说中,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说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场,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先开宗明义讲出主人公姓甚名谁,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先让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女子登场,这就有一种神秘气氛。等到她的活动引出了邓九公,小说就又放下她重新从邓九公开头叙述……”

二、冯友兰 嗜好

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

冯友兰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二、冯友兰 偕老

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1915年她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即转入哲学门,学习中国哲学。同年任女士与冯友兰先生订婚,1918年俩人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自此任夫人一直陪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而且任夫人为了冯友兰的学术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有夫人的悉心照顾,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冯先生的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由于战争缘故许多教授的家眷都还没到云南蒙自,贤惠的任夫人便在星期六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一般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内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任夫人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文化大革命”时任夫人承受着多重压力。首先是经济上的,1966年7月,十来个红卫兵来冯老住处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扣发工资,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把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了,又封锁住房,规定冯老夫妇只能住一间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论寒暑,任夫人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其次是生活上的压力,包括劳动方面。因为燕南园居委会规定,任夫人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并打扫燕南园道路。任夫人当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她身体不好。此时她既要自己完成劳动改造,还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冯友兰对此特别歉意。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除了这些,任夫人还得承受政治压力。北京大学无论开什么样的批斗会,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任夫人必须陪着冯友兰去接受教育,一般要开到深夜。在批判过程中,任夫人总是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和蔼地问别人:“你们批完了吗?”使得批判的那些人气势也不好嚣张起来。任夫人最担心的就是怕冯友兰发生什么意外。当时冯友兰和其他“牛鬼蛇神”们必须接受隔离审查,打扫卫生,学马列背毛主席语录,或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吃饭也必须排队。据冯友兰回忆: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任夫人细心和全心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顺利度过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和操劳过度的任夫人因病逝世,冯友兰忍痛作挽联: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先生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赞扬了冯老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要向冯老的妻子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因为没有任夫人几十年独自担当井臼之劳,不论什么情况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冯老做学术工作,冯老要专心做学问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长期接受批斗的恶劣环境中,没有任夫人的支持和照料冯老不一定能支撑下去。

二、冯友兰 坎坷

从苏联回国后,冯友兰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

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的天地境界何其难,比之好友金岳霖的不问世事,他的经历要艰辛坎坷许多。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接触,是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71岁高龄的冯友兰,仍天天有人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他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冯友兰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先生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赍志以终时才51岁。他长年工作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按照冯友兰的声望和冯钟越的才学,如果活动活动,调回北京应该是能做到的。但在人们眼中有点傻气的冯老却没有这么做。对于幼子的逝世,冯老也只能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冯友兰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住院的频率更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女士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他的旧病丹毒这时复发得很频繁也很厉害。丹毒是皮肤及其网状淋巴管的急性炎症,其好发部位一般是下肢和面部,冯老的丹毒主要在下肢。除了丹毒外,1983年发现冯友兰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所以他的健康状况使宗璞夫妇非常担心,而且人老了,身体容易犯毛病,宗璞女士一般会定期陪冯老做检查。而冯老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外,这与宗璞夫妇对冯老的悉心照顾和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二、冯友兰 瑕疵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

1987年6月23日,一代儒宗梁漱溟仙逝,冯友兰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冯友兰90年诞,设家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名人参加,也请了梁漱溟。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耻与为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1971年,冯友兰摇笔写诗,托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写诗,颂扬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为人所诟病。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王友琴女士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冯友兰女儿宗璞与钱钟书夫人杨绛还因为章廷谦文革之事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二、冯友兰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1990年3月冯友兰就为自己预拟了95岁寿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10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二、冯友兰 评说

北大哲学系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惟独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在西南联大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号)右者”。

何兆武谈冯友兰: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幅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三、傅斯年 五四

傅斯年说:“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群众运动)一时未尝不可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群众运动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占太多数——安于‘滥竽’之列。”

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span>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

或者永世的骂你,

你还是你。</span>

傅斯年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傅斯年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于是,他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到“五四”运动时,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摁了一声喇叭。大家想起傅斯年的这句话来了,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

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写的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里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的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清华学校任职的袁同礼写一封信。这时,傅斯年已确定以山东公费的名额去欧洲留学。傅斯年在信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同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下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赶赴现场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当天晚上他回校时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这个人就是梁实秋。

三、傅斯年 霸气

民国史上有几位著名的被称为大炮的暴脾气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孙大炮(孙中山),一是傅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在学生时期,一直是学生领袖,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据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有一天,与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

傅斯年的霸气性格,使他树敌颇多,故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总要给新进史语所的工作的人“来一个下马威”,如不得乱写文章,强迫他们校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李敖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已经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将王世襄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只好跟着梁思成到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理研究员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史语所的弟子门生对傅斯年,又敬又怕。马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今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板栗坳牌坊头是史语所同人茶余饭后聊天下棋的地方,当青年们来到此处时,总是有说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罢饭,有时也从家中过来凑个热闹。但青年们见了,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又溜一个,过不多长时间就全部溜得无踪无影了”。来不及溜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边观阵,攻卒跑马地大喊大叫,兴致上来,便挽起袖子亲自上阵厮杀。这个时候有谁和他对弈就算倒了大霉,因为傅斯年经常下着下着竟思考起其他问题,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对方只好强忍着性子,等呀等,许多之后,见仍无动静,才敢大着胆子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这时傅斯年才如梦初醒,嘴里不住地“噢、噢”叫着,开始走车飞象地大杀大砍起来。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回合,又按兵不动了,此举如同钝刀架在脖子上不断地搓动又总不见血,令对方难受至极。有了这样的教训,后来的日子,不管是闲聊者还是下棋者,只要看到傅斯年出了家门向牌坊头走来,皆以最快的速度溜之也。面对这种反常的举动,傅斯年感到大不对劲,便带着不解向董作宾讨教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听罢,哈哈一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斯年听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道:“糟糕,我这么不受欢迎,看来得向你学习呀!”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台大发生学潮时,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攻击傅斯年。傅斯年虽不支持台大师生的行为,但他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三、傅斯年 敦厚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所长,李方桂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他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据说,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刚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傅斯年一直知恩图报。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差一点被人挤掉名额,陈雪南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国留学。此后,傅斯年一直与陈保持相当良好关系。1948年,傅斯年在美国,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坚辞不就,后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逆流而上,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躲进防空洞。

四川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他听父亲说过往事:“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在李庄时,他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后两年间,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湾大学时,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一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大綵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这名学生拿到眼镜后,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三、傅斯年 率真

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席间,傅斯年追忆史语所历次搬迁的,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谈起与老师傅斯年的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三、傅斯年 介直

留学时,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牵扯不清,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傅斯年对此极看不惯,他写信给罗嘲讽地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在用人上,傅斯年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傅斯年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之。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他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人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周作人也是这时候被傅斯年开除的。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三、傅斯年 治学

傅斯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认为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傅斯年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描述过傅斯年在柏林的日子。杨步伟说,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傅斯年最终转向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最终决定南迁,随同搬迁的还有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辛亥革命后,这批档案被日本的一家公司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在陈寅恪和胡适的建议下,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买下这批档案,最终让这批珍贵的内阁档案免遭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

傅斯年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傅斯年留学之初学习心理学。1940年初,傅斯年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傅斯年先用汪精卫的出身和成长坏境分析汪精卫性格的形成,而后又说陈璧君的刚戾凶妄也是助因。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时,曾去北大教课,他附带的任务就是选拔尖子,充实史语所研究队伍,时在北大读书的邓广铭先生回忆:“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诸先生都在北大讲课,想发现选拔人才。后来,北大毕业生到史学语所去的很多,我的同学中就有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人。”

三、傅斯年 教育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作了一次深谈。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据蒋梦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蒋还称赞傅为人处事的两大特征:“办事十分细心”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果断精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1936年春,史语所南迁,傅斯年辞去北大兼职,随所南下。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文教设施,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傅斯年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当时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

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长两年间,因学术水准低或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

傅斯年当台大校长后,对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几个月时间,傅斯年就解聘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在台大时,傅斯年曾破格聘用殷海光。当时殷海光在《中央日报》被排挤,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虑他是逻辑学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逻辑教师,所以接受殷海光来台大教书,但特别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在台大的殷海光虽论政却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传统,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台大讲师殷海光上课因为评分标准严格,期末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跑到傅斯年这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海光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殷切寄望。

1950年1月,台大“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自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了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后,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能休息。金耀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自来台湾,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他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

傅斯年在台大时,罗家伦经常去看他,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惫地忙着干不完的活,就劝老朋友不要那么卖命。罗家伦反对他的坏脾气,便用傅斯年自己过去的话讽刺刺激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早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傅斯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种种流弊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产生了改革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离开北大前他发表了一篇《漫谈办学》。后来他去台湾担任台大校长,又提笔写了《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文,将自己在办教育中所经受的苦痛和盘托出,特别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三、傅斯年 铁腕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300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

北平的伪教员们一看傅斯年的姿态,既惊又怕又怒,他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和辩护。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对纠缠与诡辩者予以坚决的回击。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极为愤怒,但对青年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傅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并要“想习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周作人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重庆继续纠缠。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三、傅斯年 爱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为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门驳斥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该书第一卷于1932年10月在北平出版。陈槃曾评论此书:“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来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此书曾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简牍1万余枚,即是“居延汉简”,次年运抵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由马衡等人整理释读。为了妥善保存这批历史文物,1933年经过胡适与傅斯年的协调,移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这批材料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1932年,傅斯年与胡适、丁文江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在该刊他发表《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事变一年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等多篇时评,揭露日寇侵华野心,警醒国人不忘国耻。

1935年,傅斯年与俞大綵的爱子出生,当时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傅解释,本应按“乐”字排行,之所以破例命名,是为纪念唐代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

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南迁,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同时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以此鞭策自己,激励同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再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估计战争走势。他认定日本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中国感觉调动困难。傅斯年认为,日本人的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最终失败。“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斯年出任参政员时,积极阐述抗日救国的政见,还提笔为文,被称作有军事知识的文人。他在栗峰山庄的农舍里写成的《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等篇文章,就颇具政治军事分析的深度与前瞻性。有人说傅斯年“对政治的兴趣,偏重于内政方面,尤其在澄清内政的空气”。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傅斯年在重庆。他写信给妻子俞大綵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

1945年秋天,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带着儿子傅仁轨离开李庄去重庆。那时,傅仁轨刚满10岁,傅斯年为儿子书写赞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及几首爱国诗篇,写跋嘱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告以“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

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傅斯年认为文入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故不拟继续录用。北平报纸评论说他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要求北大继续留用,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讲情,傅斯年顶住各方面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不独如此,他坚决主张严惩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4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表明了他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

三、傅斯年 壮怀

傅斯年得知自己获得官费留学的名额时,在给好友的信众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的俞平伯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效,急名利。但傅斯年心中仍有忧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报告史语所业已筹备时所说,为了“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办史语所奉行“找新才”的原则,舍弃“浮华得名之士”。他坚信,天下之大,总会有读书种子,即使是战乱时期。许多青年学子就冲着傅斯年的激赏,跟着他流落荒野,在所不辞。江津学生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恰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斯年对他进行了单独考试。当时敌机经常轰炸重庆,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敌机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旱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王利器选择去李庄,成了傅斯年的研究生。

三、傅斯年 革新

胡适到北大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的课,甚至邀集一些同学去胡适家中“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在胡适的影响下,傅斯年对西方著作的阅读兴趣也益发浓厚。“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傅斯年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者有精心钻研哲学和古史的顾颉刚,有专心研究词章的狄君武,有迷恋佛经的周烈亚,而傅斯年则“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给校长的投书——《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文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对这位高才生寄予厚望,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1918年,傅斯年与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20人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从北大每年4万元的经费中拨款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傅斯年还豪迈地宣告:“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三、傅斯年 情谊

胡适是傅斯年的老师,但二人却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胡适推崇并敬佩自己的这位学生,在评价傅斯年时,胡适在短短200多字的评论中用了14个最,可见对这位学生的爱护和肯定。

1917年,胡适受蔡元培先生邀请到北大任教,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担任此课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径直从周宣王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做法,颇使学生们震动,“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一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讲授。傅斯年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学生将一不学无术的教师赶下讲台。此次同学们又请他来听课,听了几次课以后,他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文章中写道:“(当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是北大教授黄侃的得意门生。其时,黄侃等几位国学大师都赏识傅斯年,想让他继承衣钵。可是傅斯年自从结识胡适后,被“新文化阵营”吸引,不时趋访胡适。心直口快的陈独秀表示怀疑,在《新青年》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么?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适反对:“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以后,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这“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谣言传出后,对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罗家伦也因此沮丧。胡适见此,写了《他也配》的文章发表。他用一生中罕见的语言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胡适还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识界的影响,说“他(傅斯年)的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

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关系密切,同为中国近代史的风云人物。在北大时,曾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打比方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这样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傅斯年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于是胡适打定主意,拒官不做。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斯年作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长。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綵信中云:“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三、傅斯年 大炮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炮轰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而滞留香港。当时皆以为陈寅恪已离开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傅斯年一直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就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的才能、用人,揭露他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却不予理睬。从此之后,傅斯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弹劾孔祥熙。当时胡适在美国,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免得惹火烧身。但傅斯年并不理会,他开始着手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谓孔氏“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为“爱昔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并进一步表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倒孔)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物耳”。

当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或与孔祥熙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内部重量级材料提供给傅斯年。傅斯年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王世杰语),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仍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

据一位知情者说,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收集了许多孔氏集团私吞美金公债的证据,以备上法庭之用。当时曾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曾说:“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面对傅斯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执著,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让蒋暗地里处理掉孔祥熙,省得事情闹大,并建议蒋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斯年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蒋依计而行,果然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蒋表示同意。尽管如此,傅的“炮轰”仍使朝野大哗。不久,蒋介石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祥熙财源的来路问题。此时,众人纷纷借着傅斯年的“炮轰”,纷纷棒打落水狗。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孔祥熙,从此“傅大炮”名动天下。

继孔祥熙之后,傅斯年的炮口又对准了行政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关系还算友善,傅原本对宋寄予希望,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宋和孔祥熙大不同。

然而,宋子文的表现并不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样,于是傅斯年从教育状况糟糕、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提醒宋子文,希望宋氏能醒悟。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但宋子文并不理会。傅斯年大怒,遂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猛攻。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刊发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关于傅斯年首次公开炮轰宋子文事,据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篇文章便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当时总编辑张纯明一字不改地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第一卷七期刊发出来,“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刊发后,震惊朝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耸人标题加以渲染。

傅斯年的文章发表后,国民政府监察院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观察》杂志中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文中更加详尽确实地历数了孔、宋的恶行与各自作恶的不同,并谓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傅斯年说宋子文,“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斯年还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在《观察》发表傅斯年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炮轰而倒台。有人在报刊撰文称赞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劝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

1948年,国民党越来越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竟大骂国民党政府已是大粪。

三、傅斯年 恩怨

傅斯年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并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傅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后来,傅斯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二人相处甚好。但日后因顾颉刚,二人闹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想聘请好友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一听傅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斯年脾气也上来了,索性不再理会鲁迅,将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鲁迅顿觉失了面子,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斯年也当场向朱家骅提出辞职,顾颉刚也宣布辞职走人。这令校方左右为难,于是决定让学生自行选择。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一个都不能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声言鲁、顾决不两立,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最后,鲁迅辞职离校,回到上海。

傅斯年后来也与好友顾颉刚反目,筹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二人各执己见。据顾颉刚女儿顾潮说:“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胡适曾为二人调停,但未奏效。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树的敌人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妒忌我,一种是想征服我,这两种都是没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悦人而自暴自弃,迁就了别人的标准。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来压迫我。如有人想要压迫我,当然反抗。……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

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最后顾颉刚决定退出史语所。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大会上,顾颉刚没有出席。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之间同窗之谊与十几年密友关系的破裂。

后来,傅斯年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聘顾颉刚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拒绝。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绅协商,化整为零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这不仅是另立山头,而且违背了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在这种情况下,吴文藻、费孝通只好关门大吉。

三、傅斯年 逸事

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傅斯年到天津府立一中读书,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毕业考试成绩录于此:

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分。

傅斯年进入北大文科就读是受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影响,而当时北大文科多为章太炎的门生弟子所把持。傅斯年在同学中出类拔萃,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的器重和栽培,他们期望这位学生日后继承章氏学派的衣钵。周围的同学对付斯年亦刮目相看,畏而远之,有的同学竟称他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据毛子水回忆:“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黄门弟子被人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健将之一。

1919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但为了让自己的亲信能出国留学,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的科长,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斯年出头。最终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认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佣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斯年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的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回去了,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回来了。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麻将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又云:“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傅斯年幼年清苦,故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学生何兹全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张政烺教授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在宜昌等候换船。他打扫卫生,在傅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1939年,金克木去昆明拜访傅斯年。二人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见面,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

董作宾曾调侃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随和注:指夏、商、周,儒家所谓最好的时代)以下的人民呵!”

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傅斯年对自己的胖的辩词,更是精辟。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傅斯年胖,故也有胖人常有的毛病,就是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到重庆,乘船,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打鼾太响。后来,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二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害得我们一夜都没睡好。

傅斯年不讲究衣着,不积蓄家产,他的爱好,读书治事之外,就是吃。但因为胖,他又不能随意吃。俞大綵夫人回忆说:“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毛泽东对傅斯年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在宴会上,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此后,毛泽东和傅整整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杜牧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那天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在台大当校长),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在台大当校长,傅斯年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傅斯年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有时在上班路上,他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或者在返家途中偶尔进小食店吃最爱吃的北方面食,并嘱咐同行的那廉君秘书:“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傅斯年因血压高,每天只能吃青菜及不加盐、油的简单食物,妻子怕他嘴馋外出大吃,只给些小钱,才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学生发现他有时饭后也会再进餐厅,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感叹道:“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携妻子赴台湾大学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先生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孟真先生墓前。何兹全先生在自传中写到:“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三、傅斯年 留洋

确定赴欧留学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和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入学两个星期,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听说俞平伯已赶往法国要乘船回国,傅斯年急忙追至马赛阻拦,果然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一问才知,俞是因为想家,所以要回国。傅斯年闻听,强压怒气苦苦劝说,无奈俞平伯去意已决,傅斯年只好作罢。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傅斯年留学时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留学德国的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想请他们吃茶点,虽定的是下午三点,但他们吃完午饭就去了。赵氏夫妇满以为到傅斯年租住的房子照例有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一大些东西,赵氏夫妇虽喜欢,没有能多吃,而请客的人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杨步伟当时就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气愤地回杨:“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经此一说,杨步伟觉得颇不好意思。又听傅斯年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俞大维夜里才起来读书学习,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杨步伟感动地差点流下泪来。

1923年冬天,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后来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 man(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描述自己穷困潦倒的境地:“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

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不息,留学生的官费也断了。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窘迫。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后来,罗家伦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艰难处境。

其中一段这么写道:

“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中国驻英公室朱兆莘)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又说:

“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I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无效耳……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国,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

傅斯年从《德国汇报》闻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去职的消息,大惊,急忙写信致英使馆向朱催要学费。朱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给了继任者。而继任者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学生放在眼里,对傅斯年的连连上书催款视而不见,迟迟不作答复。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三、傅斯年 去留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两位书生不禁潸然泪下。午夜的钟声响过,二人打起精神,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待把此诗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倒在桌旁昏睡过去。

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傅斯年也产生了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当时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未自杀赴死。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到台大上任。陈诚也致电傅斯年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天晚上,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下,傅斯年携夫人走出了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胡适与傅氏夫妇在前,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沉沉的夜幕中,看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热泪夺眶而出:“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三、傅斯年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早年丧父,是母亲和祖父将他抚养长大。号称“大炮”的傅斯年平日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每当母亲发脾气,他就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母亲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

因傅斯年的母亲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俞大綵为婆母健康,不敢给她食肉。但傅母却偏极爱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俞大綵曾回忆说: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傅斯年的母亲后跟随儿子在南京居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他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当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母体胖,加之年事已高,为躲避战火舟车劳顿,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最后在医院病逝。据一直在病房服侍的朱仲辉说,傅家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只能由妻子俞大綵出面请其兄、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但是,傅斯年万万没有想到得是,在他去世后的1966年,他母亲的坟墓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之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

三、傅斯年 家庭

傅斯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山东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

傅斯年与丁蘸萃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斯年苦恼之极,愤然道:“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留学欧洲归来后,下定决心要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傅斯年终于与丁蘸萃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最小的妹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后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

俞大綵这样说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傅斯年爱吃肉包子,他的夫人俞大綵女士出身名门,又是南方人,对他这种习惯印象极深。傅先生讨厌狗,恰有朋友送给他儿子仁轨一条狗,一天午睡时,那狗舐他的手,醒而怒打,狗逃掉了,却打碎了自己的眼镜。夫人与之辩,三天不与交一言。然而三天之后,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对夫人说:“我无条件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吧,闷煞我也。”夫人取笑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俞大綵一生追随傅斯年。在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綵就在家中教导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

1947年,傅斯年赴美国治病,后傅斯年夫妇回国,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岱峻曾向人打听傅斯年先生的这一血脉的下落。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他在美国缺少教管,书也没好好念,学嬉皮士,穷愁潦倒,荒芜一生。他的母亲台湾大学教员俞大綵为此终生后悔。

后来傅仁轨先生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地读到了《发现李庄》,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愿好运赐给你。”信是英语写的,只有签名是用的中文。“傅仁轨”3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岱峻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

三、傅斯年 谶语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1950年夏天,傅斯年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俞大綵回忆丈夫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傅斯年到台大后,生活较为清苦,儿子傅仁轨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这天晚上,傅斯年指着壁上的书架对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三、傅斯年 长辞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傅斯年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斯年又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傅斯年遇事再次上台回答郭的提问。在回答郭提出的台大应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问题时,傅斯年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从此傅斯年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医生迅速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是脑溢血。此时,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幹等纷纷赶来。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报告一次傅斯年的病情。

是夜11时23分,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但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傅斯年就此与世长辞。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这位议长是台湾土著,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气死”了。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听说郭国基气死了校长,二百过多名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在“省参议会”门口,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郭国基见状就偷偷地溜走了。陈雪屏等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还是要郭国基出面作答,最后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亲自出来维持秩序。这时天下起了磅礴大雨,学生们在雨中呼唤着他们心爱的校长的名字,誓要揪出“气死”校长的罪魁祸首。直到台大训导长傅启学赶到呈明真相,并答应学生这个问题由“议会”书面答复,悲伤的学生们才一一散去。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有上千人前来吊唁,其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高级官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台湾记者于衡在回忆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950年12月31日,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是: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1951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辰,台湾大学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总统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罗家伦前导,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钱思亮校长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纪念钟为“傅钟”,墓与钟掩映在碧绿的椰林大道旁的鲜花翠柏之中。“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溘然长逝后,胡适提醒国人,“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远在海峡另一边的陈寅恪辗转得知此讯,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一首为之追念。他吟诗一首,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三、傅斯年 评价

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

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伟大的学术篇章。

胡适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说,现在学生里面有人比老师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

胡适对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评论,他说:“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满怀激情地称颂傅斯年:“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罗家伦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的才气与风格。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里写道:“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台尔(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傅斯年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的文章,议论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蒋廷黻曾经回忆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

朱宗震评价傅斯年: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

赵元任极佩服傅斯年,赵元任夫妇游历欧洲时,赵元任和傅斯年最投缘。杨步伟说:“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几年后,赵元任应傅斯年之邀担任史语所的语言组组长,大概也是出于对傅斯年的佩服。

程沧波评价傅斯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

蒋梦麟认为傅斯年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他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蒋还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傅斯年为北大二年级学生时,有人评价:“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

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四、马寅初 壮怀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就希望他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但马寅初坚持“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鸡窝里。父亲的蛮横,深深伤害了马寅初,他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跑到镇外,一头扎进了黄泽江,幸亏被人救起,马寅初竟由此因祸得福。恰在此时,父亲的老友张江声由沪来嵊县探亲访友。得知此事,觉得马家老五有志气,说服了马寅初的父亲。马寅初认张江声为干爹,并跟随他到上海读书。从此竟改变了马寅初的一生。

1919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四、马寅初 狮吼

马寅初因为揭露四大家族而被舆论形容成“马寅初作狮子吼”。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按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开了一个没有寿星的祝寿会。重庆大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马寅初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以示声援。对联曰: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1942年8月,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营救,但蒋介石并不买账。此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也向蒋提出释放的要求,赫尔利是马寅初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蒋介石处处依赖美国,又迫于抗战形势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而且不许马寅初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

抗战时,面对蒋宋孔陈的大发国难财的举动,马寅初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

马寅初一身正气,针针见血的演讲使国民党的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丑恶无处藏身。蒋介石在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举国景仰。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马寅初有一很著名的话是:蒋介石的光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四、马寅初 立场

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9年5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会见了当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的马寅初。周恩来对这位年长自己16岁的绍兴籍学者十分尊重,对马寅初提出的为抗战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十分支持。同时,周恩来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革命该走的道路。这次会见成为马寅初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马寅初后来在不同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曾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6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饱经忧患的古稀老人,对新中国无比热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的三个孩子都是由祖父取名,孙女命名思润,长孙命名思泽、次孙命名思东。三个名字中都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景仰与信赖。

四、马寅初 识见

在美国留学期间,马寅初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27年,马寅初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强烈要求要禁鸦片。他写了《鸦片问题》、《关于禁烟问题之几个要点》等十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呼吁。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还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毫不妥协,因为我是省政府委员,是要为浙江人民谋利益的。”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自然心系民生。他认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指出应该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而且认为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马寅初在文章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之后不久,马寅初就着手搜集农业方面的材料,准备组织一个班子,编写一部《农书》。

四、马寅初 君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前往中苏文化协会,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马寅初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了这一酒会。这是毛泽东与马寅初初次见面。在会上,他们互致问候。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寅初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当毛泽东于1949年3月进北平的那天,马寅初也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随后,马寅初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与毛泽东同时当选为新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看着毛泽东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祖国的蓝天。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秋,马寅初在中南海开会,遇见了毛泽东,便对他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您要我怎样的支持?”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马寅初的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马寅初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至周恩来总理。

1951年国庆前夜,马寅初对即将参加游行的学生说:“明天游行,你们走过天安门时,我一定亲自指给毛主席看,告诉他,这就是北京大学的队伍!”马寅初说到做到。当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他便指着队伍对毛泽东说:“主席,这就是北大的游行队伍。”毛泽东立刻点了点头,不停地向北大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回头问:“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丝毫未损!”马寅初回答说,“主席与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谈着,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着游行队伍,关切地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感动不已,动情地说道:“谢谢主席关怀!”游行结束后,马寅初坐车返回学校,看见学生正在食堂里喝着姜汤,便兴奋地把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今后要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

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亲自到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毛泽东的话使马寅初倍受鼓舞。于是在4月27日特地向全校师生作了一个“新人口论”的报告。随后又在这个报告基础上加工整理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主席一声令下,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马寅初。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这样,马寅初对毛泽东的崇敬,仍是真挚的、纯洁的。当他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以及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深感忧虑。在一次会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寅初听了,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迷信。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四、马寅初 论争

建国后,马寅初就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不久,已经年过七旬的马寅初,带领一批助手和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此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既然最高领袖的意见是多生,全国各级政府也就鼓励生育,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1954年,马寅初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中,他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为乐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这个演讲稿经过加工整理,成为后来的《新人口论》发言稿。

起初毛泽东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8亿。”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1957年,“反右派”风暴刮起,康生等人想利用运动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为此事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据许涤新在一篇序文中揭露,马寅初仍被打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为了迎合“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向《新人口论》发难。1959年10月24日,他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马寅初,并指示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还指示有关部门批判完了将马寅初调出北京大学。接到康生指示后,《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表了4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于是,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文中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所发表的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不过,过去两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康生看到这篇文章的小样后,说:“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

《新建设》在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时据此加了按语,说:“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之后,马寅初的申辩权被剥夺。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口头辞呈,翌日,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职。很快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从此,中国人口盲目增加,多生了几亿人。人们常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寅初《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

不久,马寅初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马寅初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开了燕南园,住进了东总布胡同。世态炎凉,门可罗雀。但也不尽然,周培源、陈叔通都曾看望过马寅初。陈毅元帅不请自来,用他那宏钟般的声音对马寅初说:“你的人口理论完全正确,一定要坚持,不检讨是对的,我支持你!”

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中国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着,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且难于短期克服。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三个小标题完全一致!

十年动乱发生时,周恩来指示对马寅初进行特殊保护,使他在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他的大量珍贵的文稿连同书画等文物,都被当时是学生的马老的孙辈作为“四旧”烧毁了。

四、马寅初 执著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马寅初因人口理论受到批判,北大开大会批他,会议开始了很久,而马寅初的人还没到。于是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声大喊:“我没有再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后来,马寅初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世纪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58年4月陈伯达突然袭击马寅初,在北大的庆典上公开要求“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上的攻击文章像雪片一样,北大校园内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竟达近万张。马寅初先生,表现出毫不畏惧的浩然正气。他拒不作任何无原则的检讨,与责难者公开辩论,面对那些借政治打压学术的投机分子,他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同年7月,陈夫子(陈伯达)败下阵来后,“理论权威”、“整人高手”康老夫子(康生)亲自破挂上阵,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他指责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击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陈伯达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马寅初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1959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寅初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但马寅初对周恩来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再次发表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大批判马寅初之风尘嚣上。面对此局面,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越辩越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四、马寅初 真理

197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往日静悄悄地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这里,拜访了9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会见是在马老的卧室进行的。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20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20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冤案终于平反。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他一边。

1979年,面对中国人口的沉重压力,人们想到了早在20年前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光明日报》率先为马寅初恢复名誉。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马寅初对此感慨地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四、马寅初 农书

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马寅初还借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带回很多第一手材料。

据知情者介绍,马寅初写这部《农书》还真有些别样。他写文章与一般人不同,不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而是用墨笔写在一张张白色的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又认真地将宣纸按顺序粘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写累的时候,马寅初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不知不觉,藤箱已满。从1963年开始写稿到1965年初稿完成,三年光阴,马寅初写出了100多万字。写完后,他又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一般情况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用红笔。为了防止手稿受潮和被虫蛀,马寅初特别嘱咐家人将放书稿的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写完《农书》后,马寅初已83岁,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有一次,他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他。一进屋,见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正在看他的《农书》。见陈玉龙进来,他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言语中不免有种愤怒。

前来看望马寅初的亲朋好友婉言相劝:“马老,你还写那些招灾惹祸的东西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了,好好养养精神吧!”马寅初回答说:“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我才更应该把我彻悟了的真理,及时地记录下来,警告世人,不然就会烂在肚子内、带到棺材里去,那才是真正可惜呀!”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多少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然而过。马寅初的《农书》“长卷”已经成捆成堆了,大大小小的纸卷堆满了书柜。据说,这部《农书》初稿有百万字之巨(一说150万)。到1965年底,83岁的马寅初已经对《农书》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素以治学严谨闻名的马寅初,在修改稿子的时候,仍然一丝不苟;修改文字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则用红笔。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将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然而,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马宅免于抄家之祸。但是,大“革”文化之“命”的憾事,却在家庭内部发生了。马寅初家中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因担心抄家者会从马寅初的手稿中搜寻出批斗马寅初的把柄,于是乎在半是胆怯、半是盲从的情绪支配下,将马寅初珍藏多年的来往书信、文物字画,连同这部《农书》手稿以及其他经济学资料,统统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销毁得一干二净。也有人认为是家人根据马寅初的意见将书稿焚烧殆尽的。

马寅初当初在撰写《农书》时,往往写下后便放起来,并没有跟家人细谈,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中详细的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四、马寅初 公案

鲁迅与马寅出是绍兴同乡,但这两人关系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很少好感。1926年秋,厦门大学一次请来了马寅初,为此,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寅初是“北大人”,校长还发函叫“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去陪。鲁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愤怒与拒绝外,没有其他反应,只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意为“不去可知矣”,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厦大校长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那么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缺乏,希望能从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拒绝与马寅初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马寅初不仅冷漠,而且热讽。房向东在《关于鲁迅的辩护词》中还说:“鲁迅不参加‘列队欢迎’的儿戏,是为了逃避无聊;鲁迅的‘骂’马寅初,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反抗无聊。”

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提到马寅初:“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演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鲁迅所谓的“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指的是马寅初发表在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的《中国币制问题》,其中谈到了主币与辅币的换算问题。

1928年1月28日,鲁迅又在自己主编的《语丝》周刊4卷7期化名“楮冠”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其中公开讽刺了马寅初:“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四、马寅初 情谊

抗战后期,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蒋不许马寅初教书、发表文章,段了马寅初的经济来源。周恩来获悉情况后,指示《新华日报》: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出来,并给予最高标准的稿酬,这使身处危难之际的马寅初终生难忘。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1959年,全国发起了讨伐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声浪,此时,周恩来找到马寅初,恳切地要求马寅初写一份检讨,马寅初拒绝。但拒绝后,马寅初觉得对周恩来有所歉疚。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初,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这时又是周总理出面,将马寅初安排到北京市政协东城区小组。这对从政治学术舞台巅峰上被突然打落下来的马寅初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回忆说: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是难逃劫难的。不过,他清楚地记得:“文革”刚刚开始后某一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来到他家里,关照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事后,马寅初和家人才知道是总理亲自列出的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保护了他们。正是由于周总理对马寅初的关爱,使得马寅初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免遭太多的冲击。

1971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便血。北京医院诊断可能是直肠癌,家属和医院在手术还是化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此马寅初的夫人就向国务院打了一个请示报告,周总理见到报告后立即批示:病人自己愿意动手术,家属也同意,医院应以手术方案为主,请天津王大夫主持会诊,以后情况还要向他本人汇报。这个批示当天就下达到北京医院。从此,卫生部专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有关方面为马寅初安排了周密的手术方案。手术相当成功,马寅初因此又多活了十年。后来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1942年,一次是1972年。”前一次使他摆脱了困境,这一次使他渡过了病魔的折磨。

1975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在自己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马寅初,关心他手术后的情况和用药。周恩来还派出自己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上门为马寅初治病。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使得马寅初及家人备感温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不语。1月11日,马寅初接到通知去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他一早起来,饭不吃,水未进,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吊唁大厅。当见到周恩来的遗体时,坐在轮椅上的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向周恩来遗体鞠躬行礼。马寅初随着吊唁的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工作人员只能让马老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厅,马寅初再要子女扶着他回来,深情地向周总理的遗体鞠了三个躬。马本寅说,此时此刻父亲可能想到了所有与总理见面时的情景,或许他只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才能表达自己毕生对总理的感激之情。

四、马寅初 仁厚

马寅初小时候非常爱吃嵊县家乡所炸油条,它在制作上只用少许面粉,把内芯炸空,一节一节像气泡一样,吃起来特别酥脆。后来他回国当了教授,回乡发现儿时炸油条的朱师父仍在操作,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很是同情;就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嘱咐说当朱师父购买时,就不收钱;但每次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他知道朱爱喝酒,怕他拿去换酒喝。

1955年8月,北京大学发生一起学生死亡的意外事故。睡在上铺的一位上海籍学生黄柏松半夜从上铺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天之后,黄柏松同学的父母从上海赶来,马寅出亲自接待,安慰家长。同时,学校马上给每个双层床发绳子,说是接高教部紧急通知,必须为所有没有防护装置的双层床安装防护设备,现在先用绳子临时防护。宋运郊说,从一个学生的事故,到校长关怀,再到高教部的紧急通报,不过一两天的工夫。当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沟通传播之快,对人的关怀,令人佩服。由此可见马寅初对学生的关怀。

宋运郊回忆马寅初,刚到北大“之后一两天的下午,马老来到我们住的小饭厅逐一查看我们的床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校长。他沿着走道不时翻开被褥细看,还问我们夜里冷不冷。那年我十七岁,血气方刚,连忙说不冷不冷,想不到犯了众怒,旁边连忙有人纠正我说,这么大的屋子,已经是9月了,我们从南方来的感觉是有点冷,他是北京的学生,年纪又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冷呢。这时马老说,年年增招许多学生,宿舍不够,年年建设新楼,再有不多日子新宿舍楼完工了,大家就可以进楼了。说完,马老侧过身来对随行的人说:请总务处的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来,给大家添被,千万不能冻着他们。当天傍晚就运来了一大批棉被,挨床分发,一床一条,好像也没有签字登记之类的麻烦,进楼前归还棉被时只是把它们留在空床上,也没有清点数目追查责任之类的纠葛。马老说到就做,校长言出职能部门必随,虽说有棉被一大批,人人秉公办理没有贪渎劣迹,这是我看到的马老治下的当年北大效率。”

马寅初很关心学生食堂的工作。一次宋运郊正在低头吃饭,那天吃的是肉片白菜,忽然有人伸手接他的筷子,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立马递过筷子给他,心里却还疑惑他为什么要我的筷子。马寅初接过筷子就在他的碗里挑起肉片来,把肉片全都挑在一边后,大概知道了肉片的数量,然后问我:这是什么菜,多少钱?宋告诉他这是肉片炒白菜,两毛钱,他听了后微微点头说:还可以嘛。还有一次是宋运郊在食堂吃山鸡,一毛五一份,鸡肉块很多,马寅初进门后走过宋运郊他们所在的餐桌前,看见他在吃鸡肉连忙问我,你吃的是什么?宋回答说这是山鸡。马寅初不解,又问“山鸡”是什么?宋运郊解释说,山鸡就是南方人说的野鸡。他又问,那为什么不叫野鸡而叫山鸡?宋运郊感到了一种童心,连忙说,北方人不兴说野鸡,因为那是妓女的别称。他哦哦两声,这才结束了餐桌讨论,问过价格之后又问口味如何,宋运郊说还可以。他最后的问题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野鸡呀?宋运郊告诉他可能是北大荒开垦带来的,听说整车皮地进北京呐。他点头说:这就很好,很好,不贵不贵。缓缓地离开了食堂。宋运郊不仅看到校长的关怀,还看到了一个老人的求知童心。

一次,宋运郊在小饭厅的南头吃饭,马寅初进来了,问同学们吃的什么,好吃吗,营养够不够。快考试了,吃这样的饭菜能够应付考试吗?不久就学校统一发给每个同学一大张红纸的餐卷,分30个小格,每格1角钱,这是考试期间的餐费补助。

1956年,北大学生因举办鲁迅逝世20周年活动,提议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北大演讲。马寅初应允。但是,演讲当日,马寅初却并未出席会议。事后,学生都好奇马寅初为何失约。有人问到校长办公室主任高望之,不料得到的是当头棒喝:你们还是北大的文科学生呢!后来学生们才明白,因为三十年代马老和鲁迅先生在观念上有分歧,有过笔墨官司,故马寅初才没有到会。但为了满足同学们的要求,马寅初还是答应让许广平来北大进行演讲。

四、马寅初 介直

马寅初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时,一日,一个陌生人找到他家。马寅初不在家,那人对在马家打杂的老潘说:“老兄,我是德清县来的,有桩事想请你帮帮忙。这300块银洋给你吸烟,这2000块银洋是送给马先生喝茶的。小弟被提名为县长。报道省里已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批下。马先生德高望重,又与批放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望老兄在马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请他帮我在某君处催一催。倘若事成,定当重谢。”话一说完,即告辞而去。马寅初回来,老潘如实禀报。不等他讲完,马寅初已眉头紧锁,大声骂道:“真是无耻之极!这像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1300块银洋来打通关节,万一当上县长,一定也是一个贪官污吏。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老潘你千万牢记,今后绝不能收这种臭钱,你马上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他。”老潘只好将钱如数归还。

马寅初特别看不起靠美国老板过日子的孔祥熙,见面总要讽刺他几句。有一年,孔祥熙做五十大寿,马寅初也接到请柬。马寅初去时,提着3斤挂面2斤肉。這点礼物,送给堂堂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实在是太寒酸了。不过,孔祥熙倒也不计较。寿宴开始,有人提议猜拳助兴。有人說猜拳助兴不文雅,还是讲笑话好,因为孔祥熙很会讲笑话,這个人是想巴结他。开始讲笑话的时候,大家知道马寅初学识渊博,口才又好,便齐声要他先讲。马寅推辞不过,便說:“我不会讲什么笑话,只会讲故事。现在讲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大家拍手叫好。马寅初說:“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一天,父亲叫三兄弟一同上山砍柴,傍晚三兄弟回家,父亲看到‘年纪’砍一把,‘学问’一点都没有,只有‘笑话’砍了一担。”這个故事显然是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

解放前,马寅初在大庭广众下质问“蒋委员长”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经济问题,搞得孔部长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一时传为笑话。

1938年,马寅初指责孔、宋家族大发国难财。于是有人奉命来劝说马寅初,说可以将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就可以照办,如果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可以,经费不成问题。对此,马寅初发表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目睹官商勾结,腐败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常点名批评当局,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为蒋介石政府所忌。一日,蒋介石召见了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将其大骂一通:“下周四拟陪同他(马寅初)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回校后,怕碰钉子,让侄儿去找马寅初传达这个消息。马寅初听后,火冒三丈:“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着我去吧!”马寅初又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假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又无可奈何,只好对叶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未去见蒋。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大礼堂演讲,台下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情况很危险。马老带了女儿和棺材上台。他说:“为了真理,我不能不讲。我带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的子弹;带女儿来是让她亲眼看着,特务是怎样卑鄙地向她爸爸开黑枪的,以便她坚定地继承我的遗志。”接着,他话锋一转,就针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状况,四大家族的企业、财产等等算了一笔细账。他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春雷般掌声,使混在台下的特务不敢贸然下手。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连连派人以高官、美金为诱饵,劝他不要再发表此类演说,但马寅初一一严词拒绝,后来逼得蒋介石亲自派人去请马老,说有事叙谈,马老照样拒绝了。

后蒋介石又派人游说马寅初:“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准备推荐您担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又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生气地说:“不,不!这种猪狗的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马老“不做猪狗生意”的话在民间广泛流传,赢得喝采。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把他幽禁在贵州。抗战胜利后,马老恢复自由,在上海工商学校任教,勇敢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不顾特务威胁,给家人留下遗嘱,只身前往南京演讲。

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

四、马寅初 婚姻

马寅初一妻一妾。1901年,正在上海教会学校育美书馆读中学马寅初回家乡度假,由父母作主,迎娶了一位叫张团妹的姑娘。张团妹虽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醇正的家乡菜。她为自己能嫁给会读书的丈夫而心满意足。婚后,张团妹孝敬公婆,善待马家兄妹,马寅初见妻子贤惠体贴,颇觉满意,小夫妻很是和谐。婚后一年,马家双喜临门,张团妹生了个胖儿子,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

1903年,家乡传来噩耗:马寅初不满周岁的儿子因意外伤害不幸夭折。他强忍悲痛、坚持学习。1904年,马寅初的妻子又生一女,他景仰东汉史学家班超,故为女儿取名马仰班。

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出国留学前,马寅初特意赶回家乡与父母妻儿告别。张团妹虽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但每年总有团聚的时候。想到丈夫就要远涉重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不禁暗暗抹泪。临别前的夜晚,张团妹悄悄告诉马寅初,自己又怀上了孩子。马寅初很高兴,嘱咐妻子多多保重。妻子对他说:“孩子出生时,你又不在家,你给孩子取个名吧?”马寅初略思片刻答道:“若生女孩,就叫马仰曹,若生男孩就叫马仰峰。”马寅初这次话别,一去竟是十年。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女孩,于是取名马仰曹。

1917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

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

胡适也曾记载马寅初的一妻一妾。1922年8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马寅初一生有八个子女。张团妹与马寅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婚后除了一个儿子夭折外,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他和第一个妻子又生一女,而同第二个妻子共生有二子二女。这样,不计早夭的一子,马寅初共有七个子女;加上两个妻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大家庭。

四、马寅初 逸事

马寅初出生时,有位算命先生对他父母说:“此子贵不可言——五马俱全(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还姓马)”。

解放前嵊县绑匪较多,所绑肉票,多藏匿于上海租界,为此租界捕房嘱咐旅馆,遇嵊县人住宿要仔细盘问。有一次马寅初去租界旅馆投宿,称是嵊县人,旅馆登记人员一听,怕找麻烦就一口回绝了,连找数家都是如此,最后自称为绍兴人,才住上旅馆。

1916年,马寅初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的北大教授大都是乘人力车到校授课,唯有马寅初乘坐的是中国银行的大马车。

1919年初,北大教授评议会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提出设立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教务长的权力处在校长之下、教授之上,因此成为各科教授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教授力量最强的文、理二科的教员更是志在必得。最后经过商量,决定各科推出一名候选人。当时,文科推出陈大齐,理科推出俞同奎,法科推出马寅初。最后在评议会正式选举时,为避免无谓的争端,校长蔡元培投了马寅初一票,因此,当时回想奔丧的马寅初成为了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长。

1922年7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回忆说:“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但后来尹默与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

解放初期,北京大学中文系为郭良夫老师举行婚礼。身为校长的马寅初便抽空去祝贺。郭良夫当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见校长亲自前来祝贺,心情非常激动,便同新娘一起向校长敬酒。马寅初应邀即席发言:“我想你这个新娘应该放心了,因为根据新郎大名,他一定是位好丈夫。”马老的幽默引起满场的欢笑。

在北大学生当中,马寅初历来是传奇人物,一是他的谦恭敬业,二是他的尊师爱生,三是他的不拘行迹不拘言辞(例如他常说的口头语“兄弟我”),四是他对共产党的恭敬尊重,不犯规矩,例如他对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从不胡乱表态,都是说,“这个事情应当请示江(隆基)先生,我们是有分工的,他做得比我好”。

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翦伯赞曾任历史系主任,负责过北京大学校刊。一次马寅初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健美养生的,交给了校刊部。翦伯赞见了,皱着眉头说:“这文章怎么能在校刊上发呢?”坚决不让发。马寅初有意见,一次,在会上说:“我的文章挺好的,为什么不让发?”说归说,翦伯赞并不理“上级”的话,仍不让发,马寅初也没有办法。可见当时北大的氛围还是很民主。

1956年秋天,章廷谦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章是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学生,嗜酒,且只饮黄酒,自己坦言早上起来必先喝够了酒才能上课,尤其是冬天,因此他的课必定是上午的第三第四节。一天章讲柳永的词作《雨霖铃》,且吟且解说,当说到酒字时,章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历代有关酒后意境的诗词佳作,古人的酒仪酒具,诸如“举案齐眉”等等,说得满脸涨红,舞之蹈之,神采飞扬。先生精神振奋,学生气氛活跃。正是高潮处,教室门轻轻地开了。那天宋运郊到得晚,只能在靠门口的座位就坐,文史楼的阶梯教室门开在教室东面正中。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正要招呼,马寅初半弯身子示意不要声张,要继续听课。台下马老在静心听课,台上章先生照讲不停。马老听了三五分钟,俯身弯腰问宋:这位是谁?宋告诉他是章廷谦先生。又问:绍兴人?宋点头肯定。最后马寅初问他:你们认为讲得如何。宋说阐述得很精彩。他笑一笑说:“章先生真是海量啊!”然后轻轻转身出了教室。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必须撑雨伞。”

马寅初在向北大师生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总结出了好几条,其中三条是: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

蔡元培、吴稚晖和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以及马寅初,一行人来游雁荡山。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吴稚晖是民国元老,文才口才都十分了得,邵元冲、张默君、马寅初也非等闲之辈,无疑都是雅人。那天他们来到梯云谷云潭瀑,马寅初走得热了,爱那潭水清凉,便跃身入潭畅游起来,蔡元培笑道:“此潭可有名称?”生性诙谐的吴稚晖戏谑道:“洗马潭。”

“文革”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破四旧”的极左行动。一天早饭后,马寅初把家人叫到客厅,尽量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近来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总犹豫不定,现在我决定了。今天,你们都不要出去,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这样做,虽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于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以及马寅初多年积累的资料被送进锅炉。

马寅初一直坚持洗冷水澡,他在北大演讲,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须弄桶水来冲凉,“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说,马寅初1961年以80高龄回故乡城嵊县视察,因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止了这一习惯。

北大当年的学生回忆入学时,聆听马寅初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真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个印象是,“身体出奇地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四、马寅初 兄弟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1951,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仍然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马寅初在北大演讲,常对学生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话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

每逢北大开全校大会时,马寅初总是笑容可掬,用他那浓浓的江浙音,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之类的开幕词。然后,他便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扎,打横坐在报告人的身边,同全校师生在一起认真听讲。

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四、马寅初 演讲

马寅初一讲话便爱跑题。北大开学生运动会,学生们都希望马寅初到会,一般他都会准时来,如果要请他讲话,他总是要推辞,除非预先为他准备好讲稿,他才会照本宣科念一念。马寅初深知自己兴之所致时有离稿发挥的习惯,因此特别嘱咐要为他代拟讲话稿,要大字书写,要用“你们大学生”,不能用“我们大学生”,他说“我到时只管照本宣科好了”。说是这么说,到时只要他有感悟就会信口说来无拘无束,这时起草人会惊呼“糟了,糟了”,但北大学生全都不以为意,笑声不断,为马寅初的率性真诚叫好。

印度大学生代表团访问北大,对方领队是教育部长,北大接待当然必须校长出面,外事办自然把校长讲话稿准备妥当,开会前交给了马老,也悄悄嘱咐他事关对外事务千万不要离稿。毕竟马寅初年事已高,离稿自由发言已成习惯,过去有过经验,但遇这种情况由办公室主任在第一排做手势提醒,可往往不起作用,这次为防意外,马寅初想了个办法,让人在他离开讲稿时派人上前送茶,如果还不能制止,就为他打开茶杯告诉他“喝茶”两字。这回管用了,女学生刚送上茶杯轻轻说了“请马老”三个字,他立即有所醒悟,把眼睛又回到了讲稿上,从那以后一直没有离开讲稿讲一个题外的字,让台下关心他的人如释重负。

马寅初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起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竟然不来听讲。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饭厅讲人口问题,事前小饭厅门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有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文字要点是“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谨定于X月X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那天他以个人名义邀约大家来听报告,到会的人也很踊跃。马老一边讲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预测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下边听讲的人议论纷纷,不时有人向台上递送条子。

马寅初讲演那天,台下有一张条子传到主持人高望之手里后就中断了历来的传递流程,这时台下传来嘘声不断,马老立即停止讲演前后左右光顾,发现这是针对主持人的,立即说“拿来拿来,你不要贪污嘛”。高望之红着脸立忙从提包里拿出一个条子,双手恭敬地把它送给了马老。马老接过条子说“我看看这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当即举着条子表态:“我先念念吧:马老您是哪个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稍稍停顿,“我现在就回答: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此时马寅初的话被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一个74岁的老人,当众说出这样充满个性魅力的话语,让人赞羡不已。稍顷,马寅初接着说“也是马克思的马!”语言果断,声调铿锵。台下又是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下面的话就是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表示那和我马寅初的观点绝不相同。

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很多学生想起了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同志、先生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四、马寅初 百年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肺炎复发,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病房。他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马寅初百年后,他的墓前有一幅挽联写得好:“老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国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四、马寅初 评定

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并称民国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林毅夫、胡书东在《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讲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的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

马寅初由于仗义执言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然而,马寅初不改初衷。郭沫若曾经这样称赞:“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重庆《新华日报》为马寅初六十岁辰送去的寿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寿辰,周恩来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了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在纪念座谈会上称之为“永恒的北大之光”,高度赞誉:“马寅初先生的风骨不仅传承了北大精神,而且发展了北大精神。”

宋运郊:六十余年来我见过许多许多校长,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马老,马寅初校长。在我心中,没有一个校长能够超过他。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五、李叔同 风华

丰子恺这样描述老师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后来他到日本,……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他回国后,……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很快剪去了长辫,也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看不出有何区别。一位曾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回忆在浙江一师时的李叔同:“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及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对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丰子恺做东,在功德林宴请弘一法师,叶圣陶亦受邀请。进入房间后,叶看见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细小的眼眸里放出晶莹的光。他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而在座的旧友和学生也只是默然陪坐,然而这样的沉静,并不显得冷场和尴尬。法师夹菜时极为专注,带着欢喜满足的神情,这让叶圣陶想起自己平日进食时那种几不知口中滋味的胡吞乱咽,心中暗叫惭愧。席间,李石岑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答道:“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斋后,弘一说与印光法师有约,于是七八个人便随着他一起去拜晤印光大师。一行人没有叫人力车,一路步行。弘一赤脚穿着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步履轻捷,年轻人反倒颇觉吃力。到了太平寺门口,弘一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恭敬敬地穿在身上,眉宇间异样地静穆。见到印光后,弘一介绍了随行的几位客人,便合掌恳请印光法师慈悲开示同来的李石岑说起自己曾从某先生研究过一些大乘佛教唯识宗的义理。印光便滔滔不绝说了起来,声色颇为严厉,间以呵喝之语。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印师谈谈儒学与佛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叶圣陶觉着,弘一与印光两位法师气质截然不同。印光老法师是以传道者自任,一遇机缘即尽力宣传,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由坚定的信仰而来的量与气魄;弘一法师则不同,他似乎是草原上的一株静默的树,自己在欣欣向荣地生长,却不会让人感到那种凌驾于旁木的盛气。

临别的时候,弘一再一次向印光屈膝拜伏辞别。待众人走出房间,他伸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到了寺外,脱下身上的大袖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五、李叔同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16岁入辅仁书院读书,同窗王锡纶回忆:“李叔同文章好,小楷又精,在通行的小格子内可以写两个字,被同学们称赞为‘双行李文涛’。”

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组织了“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十九岁时,与母亲、新婚妻子迁居上海,入文社学习,其写作俱佳。许幻园爱其才华,特辟一室,请其一家移居城南草堂,并亲题“李庐”二字相赠。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城南文社会员聚会时,曾由社中长者张蒲友各出诗文一题,文需即日完成,题曰《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诗题为《拟宋玉小言赋》,限时3日交迄。李叔同泼墨挥毫,一蹴而就,此文被社中公推为首。数日后诗赋呈案,李叔同再夺第一。

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曾作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

李叔同曾与乌目山僧(宗仰)、汤伯迟、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人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最早的书画报纸。

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之名,入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的老师有教育家蔡元培,同学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

李叔同对法学亦有所涉猎,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03年出版发行。

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天理教教授中村忠行评价李的诗道:“他的诗风,在妖艳里仿佛呈现沉郁悲壮的面影。”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晴空印聚》存世。<strike>wrike>

弘一大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曾谈到他的文艺观:“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弘一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载,1939年冬,在泉州承天寺,“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

五、李叔同 绘画

李叔同是我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亦擅长木炭素描、水彩画、国画等。他是将西洋绘画思想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现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水彩》、《佛画》等绘画作品。

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生所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学习,他是我国最早的美术留学生之一。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发表《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报道李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情景:“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2年,李叔同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他在该报副刊开辟“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他在该报刊登了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故被誉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6年。他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让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教学之余,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李叔同是我国第一位开创裸体写生的美术教师,他在浙一师执教的第二年,开始将人体写生的训练引入课堂。吴梦非回忆:“李叔同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l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第一次用真人做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情形被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照片中,一名全身赤裸的青年男子的背对镜头,站在桌子上,面对围坐成扇形的学生们。

李叔同常带学生们进行户外写生。当时户外写生还是新鲜事物,一次,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写生,一名警察见他们搭起三角架来画画,便起了疑心,以为是私下测绘地图的,便上前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张联辉以为问籍贯,答道:“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警察听是“东洋”人,如临大敌,便要带他们去警察局。李鸿梁赶紧解释,但警察仍不放过,幸好过来一位宪兵,听完两人的解释后,帮着他们说服了警察。

又一次,李鸿梁独自一人到到苏州写生,刚下火车便被警察拦住,要检查行礼,因警察见他背的画架很是古怪。警察从他的包裹中发现几支从未见过的牙膏状的东西,挤了一点,发现是一种油腻腻软乎乎带颜色的膏状物,便更加怀疑,将这支油画颜料全部挤了出来。为了查明是什么,他接下来还要挤其他的,李鸿梁便急了,直闹到站长室,剩下的几支颜料才幸免于难。盖因当时的油画颜料要由学校统一从国外购买,来之不易。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时,将其油画素描水彩全部赠送给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该校校长并不欣赏李的作品,将这些珍贵画作堆在校内的雪地里,经历一冬雨雪后,教师储小石从中只抽出一张花卉作品,其余皆被毁。另一种说法称,李的油画系被盗,储收藏的这张掉在校园内,被他拾得。

30年代,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道:“……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五、李叔同 音乐

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重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从、《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刊行,供学校教学所用。其中,他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李叔同的《送别》至今流传,成为经典名曲。《送别》歌词清冷缱绻,人尽唏嘘:

丰子恺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近的时期。……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

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颂老师道:“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span>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span>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其中,《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李叔同在浙一师教授图画和音乐。这两门原本无足轻重的课程,一下子成为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的图画教室配备了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音乐课也有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不断有人作画,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歌声琴声悠扬。曹聚仁回忆说,那段时间,连他这素来对音乐向来没有兴趣的人,竟也“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

1906年,在日本的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由他在日本编印后,寄回国内发行,其中除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一人以“息霜”的笔名包办。创刊号中的《我的国》一曲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五、李叔同 戏剧

李叔同从小就对京剧有浓厚的兴趣。他少时在天津时,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很是欣赏。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演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剧本由他自己编写。1904年,李在上海参加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的演出,他扮演了黄天霸、褚彪、穆玉玑等角色,显露了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曾延年、黄辅周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的话剧,是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赈灾筹款义演。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我国话剧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

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剧是“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但李叔同的表演收获的也不尽然是好评,陈丁沙在《春柳社史记》中说,李叔同的表演虽然很投入,但“他的声调并不怎么美,表情也较生硬”。

戏剧表演大师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走上了表演之路。

丰子恺这样描写老师李叔同的茶花女扮相:“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

同年6月,春柳社进行第二次公演,演出《黑奴吁天录》一剧。《黑奴吁天录》根据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艾美柳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此次演出再一次引起巨大反响,得到日本戏剧家的好评,土肥春曙说:“息霜氏的美国贵妇人,肩颈柔软地动着,颇具爱娇之态的举止,极为巧妙。”伊原青青园说:“身材细长,敷着自粉,颇具风采,其穿洋装的样子和走动的姿态俨然一幅西洋妇人的派头。”日本报纸则赞叹道:“演欧美剧,日本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喜欢扮演女角,在中,他饰演茶花女;在《黑奴吁天录》中,他饰演了艾美柳夫人。为了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并自掏腰包,花百余元做了一套女式西服。

李叔同在演出春柳社第三次公演的剧目《天生相怜》时,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五、李叔同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后,再习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专心修律宗禅理,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单惟独不能割舍书法。他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书法也成为他广结佛缘、接引众生的方法之一。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鲁迅、郭沫若、徐悲鸿都藏有李的墨宝。刘质平更是将老师的墨宝视作生命,抗战时,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为箱内的老师墨宝遮蔽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

五、李叔同 逸事

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记载,李叔同曾言其出生时,曾有喜鹊衔松枝人室的瑞兆。弘一法师圆寂后,有刊物报道,那被喜鹊衔来的松枝一直由李保存着,直到圆寂之时,还悬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但李家后人却否认了喜鹊衔枝的说法,称禅房所挂为龙眼树枝,是法师用来挂帽子的。

李叔同年少时喜欢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李叔同曾为名妓李苹香的传记作序,他认为,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丰子恺对他极为崇拜。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丰子恺回忆:“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个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鸿梁回忆,一次,几个同学找到日籍教师本田利实,要求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不料本田的文具不完备,大家便建议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本田连说不好。后来有人说李出去了,本田这才答应,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在扶梯上、走廓上、房门口,都安排了人,并一再嘱咐,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学生们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但本田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有人骗他说:“李先生来了。”本田吓得狼狈逃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学生们不禁大笑起来。

李叔同三十岁时曾治一印,曾自己为“翁”,他圆寂后,姚鹓雏作诗挽之,中有“海角惊初见,堂堂三十翁”之句。

李叔同曾同时备步履四双,有人问何故,答曰:一礼佛著,一闲时著,一外出著,一如厕著。

1918年秋,李叔同出家后,将其收藏的十多种中日儿童玩具(有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赠给知交陈师曾(衡恪)留作纪念。次年,陈师曾将这些赠品画成一条幅,题为“息斋玩具图”,挂于室内。此图“将诸物布置满幅,色彩明丽(惟维纳斯石豪像用水墨),题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岁出家杭州,以平日所爱玩之物,分赠纪念,因图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赏爱者,有几人哉!’”可惜的是,陈的画幅和李的旧物,都在文革中毁失了。

弘一法师常抄写《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每晚就寝之时,他也常持地藏菩萨的名号入睡。l926年,他到杭州附近的某寺挂单,一夜有强盗持刀杖人寺抢劫,寺僧无一幸免,惟法师所居之室未经搜检,强盗用力撬门,终不能开,欲从窗人,屡击玻璃,竟不能破,历一小时许,精疲力竭。时天色将晓,强盗只能悻悻而去。弘一法师当夜照例持地藏菩萨名入睡,竟不知夜间之事。第二天,寺中僧人称奇相告,才得知晓。他认为正是得于地藏菩萨的护佑之力。这更坚定了他对地藏菩萨的信仰,弘一曾言:“自惟剃度以来,至心皈依地藏菩萨……受恩最厚。”在驻锡庆福寺的近10年时间里,弘一法师对地藏菩萨的承事供养,从未间断过。

李鸿梁则记载,弘一法师曾谈及:他某次住乡间某寺时,强盗来寺中抢劫,一人从他居住的房间窗户用电筒向内照射,当时他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桌上闹钟停止不走了。强盗并没有发现他,不久便离去了。等强盗离去后,闹钟又开始走动了。

弘一听说上海有一处讲经念佛的超尘精舍,便到处寻找,结果他发现,精舍竟然就在他当年居上海时所住的城南草堂内。弘一法师感慨:“真是奇缘!那时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

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弘一让他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喜欢又能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将纸片搓成团,放在佛像的供桌上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丰子恺连着两次抓到“缘”字,于是他的居室便定名“缘缘堂”。法师当即为他写了横额,以后丰无论迁居何处,此横额挂都挂在他的居室内。

亦幻法师回忆,弘一法师在白湖时,静权法师、炳瑞长老、静安长老等人均在,“诸位法师围坐在一桌吃饭,因为是罕遇,反把空气变得太严肃了。胃口一点都勿开,没有把菜吃完就散席。我统计这次的聚餐,说话只有寥寥两三个请字,但相互合掌致敬之动作,倒有数十次之多呢。故我无以名之,曾名之为‘寂寞的午餐’”。

弘一法师知医理,生病后便找出旧时珍藏的药服下,并且断食一日,减食数日,病就痊愈了。

弘一法师自号晚晴老人,著有《晚晴集》,书斋亦命名为“晚晴山房”,皆因爱李商隐诗,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

少年黄永玉曾有幸结识弘一法师。当时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着的玉兰树上摘花,有个老和尚在树下问他: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黄永玉口咬花枝,跳下树来,老和尚邀请他到屋里坐坐,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

屋内很简陋,弘一笑着问道:“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知道弘一的身份后,黄永玉向法师求字。法师答应了,让他四天后来取。一周后,回到泉州的黄才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给他留下了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嚎啕大哭。

五、李叔同 性情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一日,一位学生被某老师怀疑偷窃,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该老师一拳。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说:“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的努力下,丰子恺只是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上音乐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人将痰吐在地板上,李叔同“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让有些学生很是吃不消,丰子恺回忆,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的绰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一天,李鸿梁在木炭画教室里,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说明卡,不料挡住了后面正在改画的李叔同的视线,他有些不大高兴地说:“跑开!”李鸿梁少年气盛,听了颇为不满,便走回自己的位置上,故意敲了画板一下,以示不快。午饭后,工友闻玉对李鸿梁说:“李先生请你去。”我李鸿梁知道李叔同找自己一定是为了上午的事,心里不免有点惴惴。但李叔同见到他后并没有改变常态,而是把他领到房间里,关上门,轻轻地对他说:“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下次不舒服请假好了。”接着又随手把门拉开说:“你去吧,没有别的事。”李鸿梁惭愧得好几天和李叔同当面讲话。

又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里出来,随便高声问道:“李叔同到哪里去了?”谁知李叔同立即从教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来,吓得李鸿梁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来。但李叔同的声音并没有变化,仍很自然地问道:“什么事?”而此时李鸿梁已汗透小衫了。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回忆,李叔同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书桌上常放着刘宗周的《人谱》,“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鸿梁回忆,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每周他让学生将上周教的曲子弹给他听,觉得满意的,他便在本子上写一个“佳”、“尚佳”或“尚可”等字样。如果不满意,他立刻站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活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好象有点勿大里对”(这里有点不大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这里)还要延长一点”等等。学生也不用辩解,因为即使辩解,他也决不再讲第二句话。学生只好赶快退出来,回去继续练习,等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

李叔同对于友人求书,立即磨墨挥毫,有求必应。有时写完还剩下一些墨,他便对学生们说:“谁有宣纸可以拿来!”学生们便马上去拿,直到墨写完为止。

1917年,刘质平赴日本学习音乐,因经济拮据,他便向老师李叔同求援。当时李叔同的薪金为l05元,这份薪水要负担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他从自己的生活费中再挤出20元负担刘的生活费,直到刘完成学业。他在给刘质平的信与刘约定: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是借贷,将来不必偿还;不得将赠款之事告知第三者,即便家人也不可提及;赠款期限以刘质平毕业为准。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弘一法师剃度后,李鸿梁到大慈寺去拜访,但被寺僧所阻,说法师不见外客。李便与寺僧吵了起来。法师闻讯出来,看到李后,忙向众僧道歉:“对不起,他是我的学生。”法师便嘱咐李鸿梁,以后来访,一定先约定日期时间,以免再受阻难。又一次,李到到招贤寺去见法师,法师恐怕李又被阻拦,早早在山门前等候。所以李鸿梁再去见法师,必定遵守约定时间,免得法师久等。

弘一法师初入佛门时,曾要求自己:“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晚上收到邮寄来的快函,并不启封阅览,只是说,不管有任何要紧事,也要明天再办,何必急急自扰,妨碍睡眠。

丰子恺回忆道:“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1920年,弘一法师到衢州,衢州驻军团长三次求见法师,法师拒而不见。沙弥再劝,法师说:“他要见我无非求一字,这就赠他一张佛号,烦你转交吧!”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不见,他的师傅寂山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只好扫兴而归。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时,市长沈鸿烈与朱子桥同来请见,弘一只见了朱,当朱说起市长相见时,他急忙向朱小声和蔼的说:“你就说我睡觉了。”次日上午,市长请他赴宴请,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尤墨君回忆,弘一法师见的最多的是劳动者,次为知识分子,不见官僚。见来访者后,常以《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偈语相赠:“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

弘一法师曾应泉州叶青眼居士之请,于温陵养老院中为院董诸老人开示净土法门。准备开讲之时,一位地方要员来到院中,叶青眼频频起身,招待要员。法师极为不喜,当即表示取消这次开示。叶忙连声忏悔,弘一这才答应改在明天开讲。

黄福海到福林寺看望了弘一法师,几日后,一位小和尚奉法师之意给他带来一幅小中堂,及一大卷书件。黄福海打开一看,发现除了书件,还附了许多大笑不已的碎纸条。小和尚解释说,纸条是他以前送给法师的纸张,裁了书写后剩下来的,现在一并还给他。黄听罢对弘一法师之惜物很是感叹,小和尚见他惊讶,说道:“我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准备补缀破衣裳呢。”

弘一法师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说弘一法师:“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律已甚严,弟子犯了戒,他极少当面斥责,而是惩罚自己,不许自己吃饭,因为他认为自身的德性与感化力不够,未能使他人行正道,同时这样也是为犯错之人忏悔。弟子们知其习性,每逢他不吃饭,便知自己有错,赶紧想法改正。

1930年,有一20多岁的年轻和尚持弘一法师的介绍信,到李鸿梁处学习绘画。第二日,弘一的快信到达李处,他在信中说,某僧前来学画,希予以方便,但切勿告知他的通讯地址,信尾还附有一句:“此信阅后毁去。”李鸿梁颇觉奇怪,后来才知道此僧喜出入豪门,交结权贵,实无意于书画,故法师远之。

每到一地,弘一法师总是避开众人,偶然遇见有人走来,他总是回避走开,似乎有些怕人,其实他是为了免去别人向他行礼的麻烦。每每有人向他行礼,他总是原样回礼。平日出家前的学生前来拜访,向他磕一个头,他也向学生磕头回礼。

离开青岛湛山寺时,弘一法师去向俊虚法师辞行,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纸条,上书:“第一、不许预备盘缠;第二、不许备斋饯行;第三、不许派人去送;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俊虚法师知其性情,只好答应。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战爆发时,他正在青岛,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对人承诺,故坚持守诺,等到中秋节后再离开。随后战火蔓延,上海已是炮火连天,相较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便写信劝大师暂留青岛。然而,大师仍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陷落的前几日,大师抵达上海。二人几年不见,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夏面带愁苦,便笑着劝慰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回厦门。第三天,夏丏尊前去看望。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经。此等风光,夏丏尊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次到上海,夏丏尊请大师与其同摄一影。次年天,夏将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道:“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病重时,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

五、李叔同 认真

丰子恺说:“夏丐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一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

李叔同到两级师范任教的第一堂课,便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们才知道,开学前几天,李便将学生们的学籍登记册拿了回去,用心记下学生们的名字。

丰子恺回忆:“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的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李叔同总是利用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睡觉前的这三段时间为学生们进行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这两课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这几段时间轮流前去受教,而李叔同则是无法休息,他总是将午饭和晚饭提前,然后从早忙到晚。他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学生,而由他执掌的音乐、图画两课程也成为学校极为重要的课程。

每次上美术史课时,李叔同总是提前搜集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附记在纸条上,拿给学生看。在每学期开学前,他便将本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

1915年,李叔同让学生李鸿梁到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去代课。见面后,李叔同拿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给李鸿梁看,详细告诉他学校里的情形后,特地嘱咐道:卧室与教员休息室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因为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时,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房,否则头门离教员房是很远的。每逢吃饭时,要记住,每人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觉不便,可以关照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房间里来。还有那个管理房间的工友,你须注意等等。

弘一法师在湛山寺讲律,主讲《随机羯磨》。上课时,他并不坐在讲堂正位,而是在一旁另设一张桌子,与众共习,不以人师自居。因为身体虚弱,他每堂课只讲半个小时,言语精练,不说多余的话。他每次课前都花很长时间准备,湛山寺的火头僧回忆,第一天开讲临下课时,弘一说:“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这次开讲头一课,整整预备了七个小时。”讲了十几堂课后,弘一实在无法支撑,只能让弟子仁开代讲,他负责编写讲义,解答疑问。讲完《随机羯磨》,他又讲了《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

五、李叔同 乖僻

李家门风素严,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在世之时,每次用餐,餐桌上必定要备一碟生姜,以从“不撤姜食”的古训。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母亲依旧遵循此习惯。母亲对李叔同督课甚严。一次开饭之际,桌子摆放偏了些,母亲即训道:“子云:席不正不坐。”而父亲去世后,李家的当家人,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对六七岁的弟弟也“教督甚严,不得少(稍)越礼貌”。这种刻板的家庭作风,养成了李乖僻的性格。

李叔同少时因其兄长李文熙对人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此人的贵贱程度,故存有不平之心,为人极为偏激,他喜欢养猫,常常对猫反而像对人一样敬重。

李叔同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记者问道:“您的双亲都在吗?”李答:“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李叔同)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在李的寓所见面。两个人的住处距离很远,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迟到了。到了李家,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候。不多时,李叔同推开窗门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一点头,关上窗户。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去了。

与欧阳予倩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春柳社成员吴我尊。据徐半梅回忆,一次,李叔同约吴某日下午两点到他家中,吴如期而往不料晚了五分钟,李叔同不肯开门,只是从窗户对着楼下的吴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着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李看后若有所思,他以为李要责怪自己,正惶恐之际,忽听李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时值严冬,风狂雪大,刘质平到教室外时,走廊上已有了脚印,但教室门却紧闭,全无声息。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分钟后,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李叔同走了出来,他显得非常满意,对刘说,你已经准时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刘质平。此后,刘质平成为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象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弘一法师曾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五、李叔同 丹心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对惶恐的众僧侣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1937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演出话剧,以门票收入赈灾。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日军兵临厦门,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据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但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大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大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1938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span>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span>

五、李叔同 至孝

李叔同五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时,他奉母携妻到上海定居。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注:他将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人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于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为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天津《大公报》对李母的“告别会”作了系列报导,还特别刊发了《西国丧服制考》一文。据该报报道,李母追悼会上收挽联哀辞共200多首,到会致哀的中外来宾凡400余人,多为天津各界的显要名流,师友亲朋之外,还包括外国驻华使节,如奥地利工部官员阿氏、医官克氏,日本学者宫藤氏与松长氏,天津各大学堂的校长等。

李叔同出家后,斩断一切尘世情缘,惟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母亲七十寿辰时,弘一在白马湖畔的晚晴山房,集缀华严偈语成联句,手书成《华严集联三百》,纪念母亲。

弘一法师曾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静权法师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出家修行,既于一切众生普怀慈悲之心,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亦幻法师回忆:“是年(一九三○)十月十五日,天台静权法师来金仙寺宣讲地藏经,弥陀要解。弘一法师参加听法,两个月没有缺过一座。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恒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1935年,弘一法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其母冥诞,法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五、李叔同 情爱

<span><h3>其一</h3>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span>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儿。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来到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让李去做妓女,李苹香从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上海。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上海名花。

<span><h3>其二</h3>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

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span>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将杨翠喜买下献给有名的花花公子——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岑春煊上奏朝廷,弹劾载振,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李叔同在上海期间,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自觉应脱离这种生活。1902年秋,李叔同致信许幻园道:“……小楼兄(张小楼)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

此案发生后,杨翠喜被偷偷送回天津,成为盐商王益孙家里的小妾。王益孙在其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楼,让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但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出屋一步。杨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明。

李叔同肖龙,俞氏比他大两岁,肖虎,李的保姆王妈妈说二人为“龙虎斗”,一辈子不合。而不幸为王妈妈所言中,婚后,李、俞相敬如宾,但却并不算琴瑟相和,日后更是聚少离多,有名无实。婚后不久,俞氏产下一子,乳名葫芦,但不幸夭折。

李鸿梁记录过海伦路的李叔同寓所:“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书架以外,还有一架可以旋转的方形两层书架,摆在进门的右角,上面有一个圆盆,里面栽着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处铺上了些细粒的白石……”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青年时代,喜欢到茶园去看戏。当时,河北梆子戏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她最终没有等到能与李叔同破镜重圆的一刻。

李叔同出家对俞氏打击极大,李端回忆,李叔同出家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传到天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当时没有前往。但他们对于他的出家并不理解,而李叔同则对家人说:“你们只当我得‘虎列拉’死去就完了。”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其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春节期间,他可能在上海度过了。

弘一出家后,从未回过天津。1922年,他曾致函侄儿李圣章,说他日道业有成,或可与家人相聚。夫人俞氏过世时,他曾有过回乡省亲之念,但终未成行。1927年,二哥李文熙六十大寿,特来信请弘一回天津,并汇大洋百元作为盘资。弘一带着弟子准备回去,但到上海后,他未再北上。

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后,李叔同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津。从此,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黄炎培的这段记载,有人称是俞氏夫人,当时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到杭州劝说丈夫还俗。也有人说是日籍夫人,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曾记载,日籍夫人回日本后,曾回中国找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作序,在序中,李叔同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二人曾有诗词互赠。

据《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多岁,长相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老家嘉兴是邻县。他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李氏母子,并让他们在上海继续游玩,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过去,钱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尊母命,与潘某同居。

李苹香原名黄碧漪,写得一手好诗词,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几部诗文集就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李苹香自幼聪颖,八岁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偶然看到她的诗作后,拍案叫绝道:“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俞氏与李叔同共度的时光,是在二人婚后迁居上海,到李留学日本之前的几年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扶灵北上,办完母亲的丧仪后,他将妻儿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赴日本留学。

母亲病故后,李叔同决定远赴日本留学。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告别李苹香,李苹香一写诗回赠。

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丰一吟记载,福基曾到杭州与弘一会面。她在得知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也有说法称她是回日本后几年后,又重新到中国与弘一会面),找到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一面,杨只好将她带到杭州。弘一法师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弘一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弘一去意已定,送给她一块手表作为纪念,并说:“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结束后,弘一就雇了小舟回寺。

1906年的11月,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福基的身份存在各种版本,有说法称她是艺校的学生,也有说认为她从外地到东京谋生),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请福基做自己裸体模特,福基答应了。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二人暗生情愫,跨越了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06年,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这是李叔同一生中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感情,关于此女,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李叔同几乎不向友人提起此女,而李的友人也鲜少有人见过她。

二人是否结婚,我们不得而知。1911年3月,李叔同带着福基回到中国。大约为避免矛盾,李叔同将她安顿在上海,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天津时,一到假期,李叔同便回上海与福基团聚;在杭州任教时,一般每周周末回上海,星期日下午返回杭州。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从此福基再无任何消息。

1901年夏,李叔同避祸沪上,与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互相引为知己。

出家后,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福基自己皈依佛门之事,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

1918年正月十五,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门,他和福基12年的情缘走到尽头,从此佛俗异途,永不相叙。

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天晚上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

黄炎培记载,李叔同的夫人曾到上海,要求杨白民夫人和黄炎培夫人陪她到杭州找李叔同。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才找到。四人一同到岳庙前临湖的一家素食店用餐。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们。吃完饭,李便“告辞归山,雇一叶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五、李叔同 红尘

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五十三岁中进士,曾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官,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李筱楼与李鸿章为同年,李筱楼辞官后,他的继任者就是李鸿章,他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为李筱楼第三房妾室。李叔同出生时,李筱楼已六十八岁,长兄李文锦(李叔同出生时已去世多年)比他大五十岁,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的三子李端描绘过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镖——了’的声音。”

李筱楼去世后,李家人相继去世。l896年初夏,天津气候反常,先后发生了日食、地震和水灾,瘟疫随之流行,李叔同的亲友中也有数人相继亡故。这让李叔同深感人事无常。

李叔同十多岁时,见兄长李文熙待人接物,礼貌因人的贵贱不同而有异,心里很是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到贫贱之人反而态度恭敬,遇到富贵之人反而态度轻贱。

李叔同的成长环境让他拥有了忧郁的气质。1900年,李叔同20岁生日的前一天,次子李准出生。弱冠之年的李叔同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反而写下饱含愁苦之情、感慨韶华易逝的《老少年曲》:“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一名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泼到了一位思想封建的教师座位上,引发了师生间的争执,校方为平息该教师的忿怒,将几名学生全部逐出校门。有学生找到校方解释,竟被校方一同开除,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在多次据理力争无功而返之后,蔡元培与其他几名教师一起愤然离校,特科班的学生为抗议校方的蛮横专制,追随蔡全体退出了南洋公学,李叔同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学业就此中断。

是年秋,清庭为庆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重返北京及光绪帝三十岁诞辰,特开恩科。李叔同到杭州应试。此次应试的浙江士子多达九千余人,而正副二榜仅取250名,竞争极为激烈。据资料记载,当时竟有数人毙命于考场之上。浙江的乡试还发生了“闹闱”事件,起事者是南洋公学的二三十个人。据说李叔同并未参加第三场考试,大概与此事有关。第二年秋天,他又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赴开封应试,再次铩羽而归。

李叔同的长子早夭。母亲去世后,他扶柩北上,途中次子李准因体质偏弱,耐不住长途的海行奔波,染上了严重的哮喘,后竟终生未愈。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这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当时,一百元就能支撑一个留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留学时,他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奔波,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故有更多的闲情逸致,研习音乐、绘画、戏剧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宣布破产,李家的财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几破产,百万家资荡然无存”。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因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而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以上的财产也付之东流。

姜丹书在《弘一律师小传》写道:“上人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返。抑莲为君子之花,嚼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

李叔同有两位妻子,发妻俞氏是奉母命迎娶,毫无感情。留学日本期间,李叔同另取日本女子为妻。李叔同在杭州、南京等地任教,并没有与任何一位妻子同住。

李叔同是才气横溢的艺术家,他曾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成绩斐然,开中华灿烂艺术文化之先河。

五、李叔同 皈依

李叔同自小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他曾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透露出出家的念头:“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李叔同20岁时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此后愈加严重。到南京高师兼职后,他在杭州、上海与南京三地之间奔波,身心俱疲。有人为他占卜,说他丙辰之年(1916年)当有大厄。因几年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愈加相信此预言。l916年初,他为此刻了一方印:“丙辰息翁归寂之年”。

在浙一师执教的后二三年里,李叔同开始信奉道教,案头常放着道藏,变得深居简出,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

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前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喝茶。夏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李叔同。

夏丏尊曾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有关断食的文章,文中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利用寒假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断食二十日。断食后,他有脱胎换骨之感,于是自号“李婴”(注:取自老子“能婴儿乎”语)。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李感觉如同脱胎换骨,不但毫无痛苦,翻而身心觉得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困扰他多年的神经衰弱症就此痊愈。断食期间,李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回校后,李虽如常生活,但开始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这次断食促成了他的出家。

李叔同在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李叔同断食期间曾拍下一张照片,后来将此照片制成明信片,送给方内外好友。

李叔同断食回校后,开始穿出家人的衣服,每日颂经、茹素。看到李叔同“世味日淡”,夏丏尊急了,脱口而出道:“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夏本是激愤之语,李叔同听罢笑颜相对。夏丏尊何尝得知,他已早有此意。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出家,李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学校教务结束后,李叔同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剃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

弘一离校前,将其所有收藏、金钱、衣物全部赠送友人: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送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品,留给校中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福基;金石作品,全部赠给“西泠印社”;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临行前夜,李叔同还不忘为姜丹书的母亲写墓志铭,此事早已应允,但一直未动笔。是夜,触动对亡母的哀念,李叔同百感交集,墓志铭一蹴而就,署名“大慈演音”。翌日晨,李悄然离去,等姜丹书赶来送之时,室内惟余这案上的一篇哀文。

浙一师的校工闻玉李叔同如山,到虎跑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其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据姜丹书记载:李叔同换上僧袍后,称闻玉“居士”,自称“小僧”,并请闻坐下,为闻沏茶,闻玉坐立不安。接着李穿上草鞋,开始打扫居室,闻玉要帮他做,被拒绝;又自己铺上床板,闻玉强行帮忙,又被拒。闻玉痛哭,不忍离去,李叔同反复安慰,直到傍晚,闻玉才不舍地离开。

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回忆道:“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李叔同曾在致刘质平的信中表达其修行的决心:“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一文中深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五、李叔同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研究者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影响说。认为是李叔同受幼年环境所影响。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一直是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家中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一位王姓女仆,时常带李叔同到附近的一座地藏庵里去看僧人们做法事。父亲临终前,更是请天津高僧学法上人到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父亲殁后,停灵7日,每日延请十几位僧人诵经,并行“焰口”之仪。这给当时未满五岁的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家中请僧人来诵经念佛,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等人扮作和尚,用床罩做僧衣,碗筷杯碟做法器,口诵佛号,并自封“大和尚”;十二三岁时,还特地请僧人教他放焰口。

李筱楼晚年得子,李叔同出生之日,李筱楼为求妻儿平安,发下宏愿。这日,李家门口的渔民排着长队等李家买下鱼虾,鱼盘之水溢出,几乎汇流成渠,李筱楼全部买下放生。以后每逢李叔同生日,李家必大行放生之举。

李家富甲一方,李筱楼更是乐善好施,他经常接济贫民,施舍衣、粮、棺木;每年秋末冬初,派人到乡村查看穷苦人家的情况,根据人口发给票据,年底可以凭票兑换现钱;李家设有义塾,创有备济社,更是斥巨资办保育所,收留乞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李叔同从小便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李家中笃信佛教,李叔同长期耳濡目染。李筱楼去世后,每年清明、盂兰盆节、李筱楼的生日、祭日,家中都要延僧诵经。李叔同八九岁时,常随早寡的大侄媳(即长兄林文锦的儿媳)到无量庵听王孝廉讲《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对此极感兴趣,不久便能背诵袁了凡的《记功过格》。

李叔同有一位刘姓乳母,常教李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李早早显出了忧郁伤感的气质,发蒙时,他读《毛诗·麟趾章》注“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感触良多,数十年后仍历历在前。15岁时,他就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此种带幻灭感的诗句。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李叔同,历经红尘,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最终导致他归隐佛门。

二、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辛亥革命,致使李家破产,李叔同名下的30万巨款亦化为乌有。有论者认为李叔同是因破产而出家。

三、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经的风流不羁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烦忧和无奈。因此他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三、幻灭说。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曾传闻加入同盟会,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勘破红尘,归隐佛门。

四、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结发妻子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为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可言。而李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名伶、名妓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后在日本又娶日妾,感情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生出遁世想法。但此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理由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他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记载了他与李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弘一法师曾谈及自己出家的原因:“非童年所宜。……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全杖宿因,时若非即剃度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亦一叹置之,安然离俗。”

五、李叔同 修行

弘一法师到后,仔细观察广钦的形色,知他并非圆寂,而是入定甚深,对众人赞叹道:“此种定境,古来大德亦属少有。”然后在广钦耳边轻轻弹指三声,并引众人暂避。不久,广钦果然缓缓出定,步出山洞。

弘一法师偶然发现一部《一梦漫言》,读后方知原是明朝律宗大德见月读体在圆寂前数年,应弟子之请,对自己一生苦行参访及弘法经历的自述,不禁大为惊喜,反复细读,废寝忘食。阅读时,他数十次感动得潸然泪下。1935年3月,弘一到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

弘一法师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述。1924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稿,由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独自出资影印一千部。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钞》。他在厦门万寿岩安居时,用两个多月时间,搜集资料,编写了《地藏菩萨圣德大观》……1938年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弘法一月,法缘奇胜,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弘一法师受青岛湛山寺住持俊虚法师邀请赴青岛讲律。途经上海时,某居士曾问法师将转乘何船,准备通知湛山寺,以便迎接。法师知后,不愿麻烦他人,于是改乘他船。但湛山寺还是打听到他们的行程,派人前去迎接。一行人的行李很多,湛山寺的火头僧问梦参法师:“哪件是弘老的衣单?”“梦参”指指那条旧席袋和那小竹篓,笑着说:“那就是,其余全是别人的。”天渐渐热了起来,一天,火头僧看到弘一把竹篓拿到阳光下打开来晒,他忙看过去,“里头只有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平日在脚上穿的似比这双新一点;——我不禁想起古时有位一履三十载的高僧,现在正可以引来和他老相比对一下了。”一天,他又乘机到弘一的“寮房”里瞧了一下:“啊!里头东西太简单了,桌子,书橱,床,全是常住预备的,桌上放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有条灰单被,拿衣服折叠成的枕头,对面墙根立放着两双鞋——黄鞋草鞋,——此外再没别物了;在房内只有清洁,沉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亲手收拾——使人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净和静肃。”

1922年,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挂单。寂山对弘一很是敬重,为照顾弘一过午不食,他将全寺的午餐时间改为上午十点。弘一很是感动,一日,到方丈室与寂山畅谈,让寂山上坐,请求拜寂山为师。寂山很是惶恐:“老衲德鲜薄,何敢为仁者之师?”反复退让,不肯就座。次日,弘一请人劝说,寂山坚决不肯受拜,但弘一坚持尊寂山为依止师,终身执弟子之礼。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曾患痢疾,多日不愈,他对方丈寂山法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大病,从他死好。惟求师尊俟吾临终时,将房门扃锁,请数师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寂山老人听罢泪下。

1934年2月,弘一法师受邀到闽南佛学院讲学,并协助学院整顿学风。一次,几个年轻的学僧私下里传看色情书籍,法师得知后,并未严加训斥,而是自责未能尽好为师的职责,当着众学僧的面,忏悔自己教导无方,难过得流泪满面。几名学僧深感羞愧,当即表示今后一定会痛改前非。

弘一法师因持戒,不能用公共碗筷,回杭州时,从庆福寺借了一副碗筷随行使用。抵达后,他立即托居士林赞华将碗筷带回庆福寺。

弘一法师在上海时,老友穆藕初到其挂单的太平寺拜访,穆对弘一说,他觉得佛教是一种导人出离世间,逃避家国社会责任的宗教,当此国家衰微,正需国民奋发图强之际,佛教于世又有何益呢?弘一法师答:“佛法并不离于世间,佛教的本旨只是要洞悉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教人求真求智,以断除生命中的愚痴与烦恼,修学佛法也并不一定都要离尘出家,在家之人同样可以用佛法来指导人生,利益世间。就大乘佛教来说,其菩萨道精神,更是充分体现着济物利人的人世悲怀,凡有志于修学佛法者,皆需发大菩提心,立四弘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欲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此自励精进,无量世中,怀此弘大心愿,永不退失,只要是济世利人之事,都可摄入佛道之中,佛教哪里会是消极避世的宗教呢?”

弘一法师到安徽九华山去朝拜拙藏菩萨,途遇苏浙军阀混战,滞留宁波,在故乡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丐尊得知后,迎他至上虞白马湖暂住。姜丹书的《弘一律师小传》中记载:“时丐尊任教于春晖中学,傍湖而居。见其启担,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为易之,不可;一敝巾,本白而变灰,欲为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虽不白,而无害于洁也,尚可用几许年月焉,说罢便至湖边洗冷水面,夏君心焉恤之,而无如何也。供张素食,累用香菰,却之;用豆腐,亦且却之。依其意,只许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无如何也。作客犹然,其平曰之茹苦,可想而知。”

夏丐尊的45岁生日时,请弘一法师与经亨颐两位老友到自己的小梅花屋叙旧。经亨颐想起昔年3人共事之往事,感慨不已,弘一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书《仁王般若经》偈,劝慰友人,偈曰: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弘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弘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也因此滞留漳州。

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曾发愿,重新修订《华严疏钞》,两人计划用二十年完成。弘一担心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还特地嘱咐蔡丏因,嘱其将来绍续其业。但因耗费时间精力太大,他们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弘一一直引以为憾。10年后,他听说黄幼希居士有此愿望,还特地致函鼓励。

1927年3月,当局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请地方政要到寺中,向众人出示一短简,每人一张,所备墨宝与前来与会者恰好相符,竟似有前知之智。席间,法师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众人读短简,汗颜不已。散会时,无人再提灭佛之说。来谈者中,先前态度最为强烈的一位,正是法师的学生,出得寺门来,早已是惶恐不安,汗流浃背。此短简中,所言何事,世人不得而知。17日,为灭佛一事,弘一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等人,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弘一法师在漳州东乡瑞竹岩静养时,山间引水的竹笕竟生出嫩叶来,一时传是法师来居的瑞相,当地报纸进行了报道。弘一得知此事后,立即请人致函辟谣,并离开了瑞竹岩一段时间。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

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空,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

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弘一法师到慈溪的金仙寺访亦幻法师,每日斋后,弘一必诵《普贤行愿品》数卷,而亦幻住其隔壁,常略带点孩子气地偷偷躲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诵经,觉得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更有启示的力量,于是每每站上半天亦不觉疲倦。

某次,弘一法师病未痊愈,宁波白衣寺住持安心头陀邀他同往西安讲经募款、救济灾民。头陀伏地跪请,法师难以推辞,只好答应,临行前写下遗嘱。刘质平闻讯赶到宁波码头劝阻,径自将法师从轮船的三楼背下船来。到岸上,师生二人不禁抱头痛哭。

是年冬,法师第二次到惠安,不意染上重疾,内外症并发,内发高烧不退,一度神志昏迷,外染严重的湿疹和疔毒,足腿浮肿,仅一日许,手臂及脚面皆为溃坏,尽是脓血,前臂溃烂更达十之五六,很快又延及上臂,势不可止。据他本人说,这病是他在乡间讲经之时,因居于暗室,受到污浊空气的感染所致。

1935年4月,弘一率传贯、广恰,不顾众法侣劝阻,坚持渡海到惠安去弘法。他含泪辞谢,自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他们顺利抵达崇武,又换乘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中午前到达净峰寺。

弘一法师到绍兴后,学生李鸿梁、蔡丏因、孙选青前来迎接,将他安顿在李任教的学校寝室中。李鸿梁去送饭菜,法师告诉他,斋菜太好了,非出家人所宜,李只好将每餐四色减为二色,可是法师仍觉得过精。

弘一法师曾作题为《人生之最后》的讲演,内容是关于净土修行的,分为5个章节,分别讲解病重之时、临终之时、命终后一日、命终后荐亡期间所需注意的与净土修行相关的诸种细则要点,并建议城乡各地多多发起成立临终助念会组织。时妙释寺中一位叫了识的僧人正重病卧床,读罢法师的讲演稿后,悲喜交集,深受策励,遂摒除医药,放下杂念,专心念佛,礼大悲忏。每日长跪,亢声唱念,勇猛精进,超胜常人。

在湛山寺,弘一拒绝住在寺中特意在藏经楼东为他们预备的5间房,而是住到法师宿舍中。到该寺的第一天,寺中做好4个菜送进他的寮房,结果他没动一筷子。寺中只好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寺里只好送去一碗众僧人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如果不是,还是请拿回去。来人回答是,他这才用餐。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到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内山完造分赠日本著名的寺院及大学的图书馆。有两个不在其列的日本寺院得知此事后,还专门托人向内山完造求赠,弘一知道后又向补赠了三部。

刘质平、夏丐尊、经亨颐、穆藕初、周承德、朱稣典和丰子恺等7人发起募集净资,为弘一法师在上虞白马湖建三间平房,法师为它取名为“晚晴山房”。但因山房中诸事不便,法师放弃在此长期闭关的念头。

弘一法师曾在妙释寺为在家居士作《改过实验谈》的讲演。讲演的当天晚上,弘一法师梦见自己身为少年,与一儒师偕行,忽闻身后有人诵《华严经》的“发心行相”五颂,字句分明,音节激越,回头一看,却是10余长髯老者结席围坐,一人操弦,一人唱偈。法师加入其间,脱履参座之际,其梦便醒。弘一法师自觉此梦是自己在闽南弘律的预兆,决定开讲律学。

弘一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颇为后悔,因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人劝道:“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这才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此后,法师回到泉州草庵寺静养六个月,病中再次立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传贯回忆:“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弘一法师曾允诺为上海开明书店书写活字字模,因当时坊间所用的活字字模,字体常参差不齐,印成文后行列不均,法师曾发愿,得闲暇时,为开明书店书写一套铜字模,用于刻印佛书。1930年5月,他开始着手书写字模,但半个月后即放弃,一来因身体不适,二来,他认为有些文字不适宜出家人书写,如尸部、刀部、女部中便有许多凶恶污秽的文字,入眼妨心,实在不愿执笔。

徐悲鸿曾多次前往探望弘一法师,一次,他发现法师所居的山中,一棵久已枯死的树上发出新芽,便问是不是法师的德行所致,弘一答道,那只是因为我每天坚持为它浇水的缘故。另一次,徐看见一只猛兽很服帖地在法师身边走动,毫无伤人之意,更觉惊讶,法师解释道,这头野兽先前被人擒住,我将它救下,所以它不会伤害我。

马一浮到应佛学会的邀请到嘉兴讲《大乘起信论》,弘一每次必去听讲,受益良多。在嘉兴,弘一与范古农多有交往,他是继马一浮之后第二位对弘一法师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弘一对他也推崇备至,称其为自己最为钦服的居士。

普济寺鼠患严重,山鼠咬毁衣物,甚至咬啮便溺于佛像之上。弘一法师想起旧籍中曾说,用猫饭喂鼠可无鼠患,于是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他每日饲鼠两次,每次并为发愿回向,希望彼等早生善趣,乃至证得菩提。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饲鼠免鼠患经验谈》。

福林寺的年轻僧人妙斋患病卧床时,弘一法师亲自看护他。弘一发现妙斋对于出家修行存有畏难兴退之念,人生的态度也颇为悲观,便劝其专心念佛,并赠其新的法号“律华”,因为律者谓行依律教,华者教启华严,若能如是,则净域莲花,必能渐以敷荣。后来,法师交给他一封信,嘱咐他在自己圆寂后方能打开。一年后,法师圆寂,妙斋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法师担心他年轻,不能坚持修行,特嘱他日奉妙莲法师为师,与其同住。妙斋读罢,早已是泪流满面。

离开湛山寺前,寺中僧人请弘一开示,他说:“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来了,现在我给诸位说句最恳切最能了生死的话,——”说到这里,他沉默不言,大家都聚精会神注意他下边的话,他又沉默了半天,忽然大声说:“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步出山门后,弘一回过对众人说:“今天打扰诸位,很对不起,也没什么好供献,有两句话给大家,作为临别赠言吧:乘此时机,最好念佛!”他又走到俊虚法师跟前说道:“老法师,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了,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

弘一法师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弘一法师每到一处,总是要求对方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和尚。他到南普陀寺后,寺里请他住到环境优美、条件舒适的兜率陀院,他拒绝入住。后经再三劝请,他虽勉强同意入住,但特别申明待遇要与众僧相同,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院中的桃树所结果子成熟,寺里曾给他送来几个比较好的桃子。但法师毫拒绝接受,坚持所有果子需由常住统一分配,自己决不能有例外。

弘一剃度后,由人介绍,挂锡灵隐寺。方丈对他很是客气,安排他住到芸香阁中。几日后,弘一在客堂里遇到慧明法师,他对弘一喝道:“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于是,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后,动悲心,开始关注戒律之学,他立誓学戒宏律。

弘一法师在厦门编写完成《地藏菩萨圣德大观》的前两日,一位素不相识的地藏菩萨的崇信者卢世侯居士,前来拜谒法师,并呈奉他割指滴血而绘成的地藏菩萨圣像一尊。弘一以为是奇缘,颇觉不可思议。弘一法师当即请卢居士再画一幅地藏菩萨九华垂迹图,自己为之题赞10阕。

弘一法师曾有终老于惠安崇五净峰寺之念,但此地每到重要的佛教节日,寺里都要搭台唱戏,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如同民间的庙会一般。法师到后,让传贯告知寺主不宜在寺内演戏,请他移到山下村子里去。寺主听后心中不快,只是把戏台移至寺门外l0多米处敷衍了事。法师忍无可忍,亲自去规劝寺主。不料翌日清晨,寺主即下了逐客令,当面指责弘一法师,说是自他来了以后,炮仗也不让放,戏也不让演,如此下去,神仙有灵也会变得无灵了。法师只好离开。

三十年代,潘天寿曾向弘一法师表示过想遁入空门的想法,法师说:“莫以为佛门清净,把持不住一样有烦恼。”潘这才打消了出家的念头,终成一代国画大师。

灵隐受戒后,弘一前往嘉兴佛学会,准备阅读佛教典籍,开始研究律学。他挂锡精严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字,他极为难,因其已出家,应抛弃俗页。范古农劝慰道:“佛法利生,本有多种随缘善巧的途径,书法又何尝不能成为弘扬佛法的一种方便呢?若能用佛语书写,令人见而生喜,以种清净之因,这不也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吗?”弘一听罢即释然,他当即请人买来笔墨纸砚,先为精严寺书一联:“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从此以书接人,以字弘法。

净土宗的大德印光法师的《文钞》编录出版后,弘一应编者之请,为该书题赞词,二人结下法缘。其后二人开始有书信往来。弘一年年恳请印光大师将其列为门墙,但印光大师未答应。1924年底,弘一终于得偿所愿,印光法师答应为师。1925年,弘一至普陀山,正式拜师。

是年夏,弘一法师应承天寺住持转尘长老之请,前往泉州为广钦和尚勘验生死。数年前,广钦决志潜修,只携带简单衣物及10余斤米,到清源山碧霄岩修习禅定,米尽粮绝后,即以果类、树薯、野菜等物充饥。但此次,广钦入定时间太长,前后竞达数月之久,不食不动,鼻息亦不能觉察。樵夫以为广钦圆寂,忙报告转尘长老。转尘命寺中准备火化之事,但为慎重起见,请弘一前去勘验生死。

五、李叔同 清心

弘一法师剃度之日,学生李鸿梁去找他,法师说,他现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钱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买邮票以外,可以不用钱,所以一时还不需要。临别时,法师用一张毛边纸给李题了四个字“老实念佛”。李只能拿着这张字,默默地退了出来。

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弘一严格持戒,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

弘一大师后改为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许多。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接受他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的净资,也都用来刊印佛经。

弘一法师处处以身作则,他曾现身说法教育僧众:“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瑞今回忆,弘一大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人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1924年,刘质平托人给弘一法师带去饼干、桂圆、笋干,法师命人收好,等到去温州时,带去送给道侣。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住持”,因主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

夏丏尊曾回忆弘一法师滞留宁波时的情形:弘一时住在七塔寺的云水堂中,告知夏他当天才到寺中来挂单,前两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夏问:“那家旅馆不会十分清爽吧。”弘一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他接着说挂单在云水堂很是舒服。夏环视四周,水云堂中住了四五十个游方僧人,他是在无从想象舒服何来。

将弘一接到白马湖畔后,夏丐尊将他安置在春晖中学中。打扫完毕,弘一打开铺盖,将一床破席子铺在床上,摊开被褥,再卷了几件衣服作枕头,接着便拿出一条发黑而且破烂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去洗脸。夏忍不住提出替他换条毛巾,他将破手巾仔细摊开给吓看:“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夏丏尊每日去给弘一送饭,到第3日,弘一对夏说,以后不必将斋饭从家里送过来了,他自己可以过去吃的,并笑着说,上门乞食原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夏只好答应下来,但坚持雨天还是由他送来。弘一说:“不要紧,要是下雨,我还有木屐哩!”接着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夏丏尊只好答应。

一日,夏丏尊前去看望弘一法师,正赶上有人送来斋菜,夏也一同吃,其中一菜太咸,夏说:“这也太咸了!”弘一淡淡地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后,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辗转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各寺之间,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无挂无碍。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说:“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持律甚严,后半生仅有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不放油,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不见外人。

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永春一位16岁的少年写信给他,说他忙于酬酌。他立即回信说:“惠书通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令闭门静修,摒弃一切。”

弘一法师有“三不”:一不做主持,因主持俗务繁多,妨碍修行;二不开大座,如应他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可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1939年1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养正院作题为“最后之□□”的讲演。标题中缺失的两字大概是当时记录者瑞今法师有意隐讳的,有研究者猜测,此题目应为“最后之忏悔”。弘一在讲演中说:“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

五、李叔同 接引

弘一法师弘法之际,接引众生。知交杨白民在他的引导下学佛。后他又造访袁希濂,普一见面,他仔细打量袁后,笑道:“希濂居士,你前生也是个和尚呢。”袁希濂在弘一的引导下,也开始虔心向佛。

弘一法师在衢州的小店买豆沙饼,见包装纸上所写的店号饼名,工整秀丽,顿生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听,得知是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毛世根所写,即与约见。二人晤谈时,法师对这位21岁的青年连连嘉许,其后又多次指点他书印之艺。在法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毛开始向佛,法师为他取法名“慈根”。

弘一法师在绍兴普庆庵挂单时,将居室命名为“千佛名室”,在半个月内写下300张佛号,交给3个学生,嘱咐他们分赠有缘人。

丰子恺虚龄30生日时,礼弘一为皈依师,在他的居室“缘缘堂”中举行了皈依三宝的仪式,由法师赐名“婴行”。

在厦门时,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遇到十九岁的陈海量,陈问弘一,世上果真有鬼神吗?法师并不回答,只劝他去读些佛典,并赠他10余种佛书。至此,陈开始学禅,弘一常给予指点。两年后,弘一再度到闽时,去看望当时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陈海量,陈苦恼地对法师说,自学佛以来,于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对现实中的佛门出家人却总觉得难生信重,因为自己所接触的僧人大都浊俗,且又很少戒行,不知怎样才能加以对治。法师严肃而慈祥地告诫一番:“论人过失,殊非学佛者所宜。出家僧众,凡圣参差,既学佛未久,道力未足,无从深知其究竟,怎可随便议论?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骄慢却是自己的过失,况且依佛法教义,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若能作如是观,于一切众生恭敬还怕来不及,何敢怠慢于僧宝?”陈海量深感悦服。送法师下山时,两人于路上遇到一个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颇为鲁拙无知,弘一却上前向他伏地礼拜,态度非常恭敬。陈看后大感惭愧,知道这是法师有意以身示教,从此对于出家僧众再不敢心怀不敬了。

1931年5月,陈海量到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陈问法师,何以自己初见法师就会生起莫名的欢喜。法师告诉他,这是宿缘所至,并说陈海量过去某世曾为天台山国清寺僧,两人前世曾是师生关系,今生是再续前缘。

1935年12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惠安弘法,住在当地信众家中。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法师作了几次讲演,为40余人证受皈依,30余人证授五戒。他写下《惠安弘法日记》。

一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丰子恺便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于是,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让丰子恺送去,又由丰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谢请来晤面。

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一位基督教徒、小学校长庄连福想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拦下,理由是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弘一大师得知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来到庄的小学校,跪在庄上课的教室门口请罪。庄连福请他到宿舍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庄连福深受感动。此后他常与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听大师讲经。庄连福说,弘一大师“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少年黄福海到泉州承天寺拜见弘一大师,问过他的姓名和来意后,法师请他到禅房中坐坐。黄见法师面带微笑,正襟而坐,既慈祥又威严,就像是尊活菩萨,他噤得不敢作一声,又舍不得就此离开,便如同木偶人似的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法师。法师见他尴尬,便亲切地问道:“我会写字,要不要写几个字给你?”黄福海自是求之不得。第二天一大早,黄买了4条一般大的凳子送过去。他小心把凳子送进禅房,弘一法师见了,用长者的口气说:“你还买凳子请我啊。”临别时,弘一将早已写好的字送给他,黄因太兴奋,竟忘了向法师致谢。几日后,黄福海提出想和法师合影留念,二人朝照相馆走去。走了一会儿,弘一法忽然放慢了脚步。黄抬头一看,原来前面远处走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和尚,弘一指了指和尚的背影说,那位长者是承天寺的大和尚,是佛门中的前辈,所以要走慢点,不能走到他的前头去。黄极为敬服。

五、李叔同 功德

弘一提倡在家律学。佛制要求七众弟子都要学戒持戒,依律行事,因此,不只是出家僧尼必须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应如此。但佛教界不少在家居士,对于戒律知之甚少。弘一针对这一情况,特从南山三大部中录出关于在家律仪部分,编为《南山律在家备览》,便于在家居士学律。此后,弘一陆续编写了《五戒持犯表》、《三皈略义》、《八戒略义》、《授三皈依大意》、《在家律要之开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等在家律学著作。

道宣曾撰写《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比丘食注戒本》,构成了南山一宗的律学体系,称为南山三大部。道宣之后,注释三大部的律疏极多,可惜南宋之后,都散失了,直至清末民初才从海外找回。弘一为发扬南山律疏,对律疏作整理,进行圈点、表释、集释等,力图清晰易懂,并用列表的形式,将比丘戒相艺术化。

弘一还注重培育律学人才,1931年,他与亦幻、栖莲等法师合作,在慈溪五磊寺兴办南山律学院,计划三年为一期,讲授南山三大部,后因干扰而中途停缀。两年后,弘一在厦门妙释寺讲《四分戒本》时,宣布弘律办法为“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只为培育律学人才。后来,弘一与十余名学律同学移居万寿寺,开讲《随机羯磨》。后其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邀请,弘一到开元寺结夏安居,安居期间,讲授戒律,每次连续约讲两周,《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分两次讲完。有时兼讲古德格言,以资策励身心。授课时学员提出问题讨论,或以书面请示,都能获得圆满解答。学员除了听律之外,阅读圈点三大部,以作深入研究。

弘一常应各处邀请,前去讲律。被人们遗忘有八百多年之久的南山律,经过弘一大师的弘扬,才引起佛教界的重视。

弘一法师在虎跑寺结夏安居时,寺中的一条小黄狗病重,弘一法师约弘祥等7僧,一起为小狗念佛超度。小狗最后安然去世,形色无所苦。弘一法师等人将其葬在青龙山下,事后又为小狗写了超度日记,悲悯之情,溢于文表。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中,丰见其师心情沉重,便问他近来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师说,释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实是戒暴力杀害。时弘一法师49岁,丰之前曾与李园净协商,出一套画集祝贺其师五十寿辰,并计划其师五十岁时,出五十幅,到六十岁时,出六十幅。丰子恺听罢其师之言,决定将画集定名为《戒杀画集》。弘一建议改“戒杀”为“护生”。于是,此画集命名为《护生画集》。1929年2月,《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但丰子恺的画集不缀。逢弘一法师70、80、90、100诞辰时,丰子恺皆以画集纪念。画册最后一集出版的时候,丰子恺已在前一年离世。

1927年有灭佛之议,当局主张拆毁寺院,弘一法师曾对其弟子宣中华说:“和尚这条路还当留着。”时宣中华为浙江省政府要员,遂下令停止毁寺。

马一浮在《护生画集》序言中写道:“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是送给乡间病者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并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夏丏尊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李叔同)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请法师就坐。法师先轻轻摇动藤椅,然后再慢慢坐下,每次都如此。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1940年春,弘一大师写信给妙慧法师说:“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

弘一法师曾倡议,用布葛代替绮罗,冬日用驼绒代替丝绵取暖,如此可戒杀。

弘一法师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他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

弘一大师曾书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弘一大师晚年定居闽南,他弘法的地点主要在泉州。他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

五、李叔同 圆寂

1939年2月,弘一法师到永春山中蓬壶乡普济寺潜居。11月l日正是弘一法师虚岁的花甲之寿,法师在静室题联:“闭门思过,依教观心”,准备开始为期一年的闭关。而这一年,外界却正忙着为他祝寿,丰子恺的《护生画续集》完成;广洽法师请徐悲鸿为法师画半身油画像;各地的佛教刊物,均出版了法师的纪念专刊号。

1940年11月,弘一法师出关,赴南安灵应寺。南安晋江各县立小学校长与教师l0余人前来请谒。有位教师问法师,小学教员生活清苦,可否改业。法师劝告说,小学教育实为栽培人才的基础,关系于国家民族,实至关重大。小学教师目下的生活虽太清苦,但正可见其人格之高尚,当以此自勉,未可轻易转途。一席话令在座的诸人沉思良久,纷纷表示当谨从其训,克尽己职。

南安雪峰寺下院水云洞的慧田和尚请弘一法师前去看看。弘一欣然应邀。水云洞实在简陋,连法师的床都是拿两块卸下的门板来凑合的,但弘一很是喜欢,满口说好,并决定在此过年。

惠田平日散漫惯了,而弘一法师却生活严谨,每日作息极为规律。一天,惠田忘了为法师烧开水的时间,但法师并不责怪,却一定要喝生水,慧田心里很是难过。又一次,弘一法师从厨房附近捡了几个小白萝卜,告诉慧田,吃生萝卜是很补气的。慧田很是惭愧,因为这几个萝卜是他洗菜的时候,觉得太小扔掉的。他对法师说,要吃萝卜,田里有的是,说罢便要到田里去刨几个好的。法师坚持不肯,说这小的也一样好,不应该浪费。他用水把冲洗干净,放了些盐,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从此惠田再也不糟蹋东西了。

次年5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并寄书各地师友,暗示行将告别之意。

1942年1月,弘一法师返回福林寺度岁。他赠送给晋江乡医杜安人贵重西药l0余种。杜极为感动,他的医术很高,收费亦高,贫困者往往无力到他那里就医。与弘一法师交往后,他深受大师感召,表示今后将效仿法师慈悲之心,济世救人。

1942年2月,弘一大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邀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3月,法师回泉州,移居“温陵养老院”,停止一切活动。中秋之日,法师在温陵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和《净土法要》。他的声音较往日为弱,讲至第二日,颇感疲惫,于是退卧静养。

10月2日,弘一法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共写百余幅。7日下午,弘一法师嘱咐妙莲法师到室内,写下遗书:“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10月8,弘一法师的病情家中,他再次妙莲法师后事,特别说明,火化时,带4只常用之小碗,填龛4脚,以水盛满,以免蚂蚁嗅味爬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

10月12日黄昏,弘一大师整肃僧衣,右胁西向而卧,如狮子眠,面含微笑,一心静念佛号,妙莲等人依师遗嘱在一旁助念,七时三刻许,大师呼吸渐为短促微细,八时左右,大师安详西逝。

临终前,大师分别致函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弘一大师致夏丐尊函曰:“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待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大师的遗嘱,在大师圆寂七天后,即1942年9月11日,下午7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叶青眼居士记载:“举火才逾时许,众方恭敬围绕,忽尔异彩一道突从窑门燎出,炽然照耀,辟易一切,众为震动,厉声念佛,异彩须臾散去,未几已告化尽,猛捷无与伦蚍。”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十年‘文革’期间被毁。

五、李叔同 评誉

太虚大师曾为弘一法师赠偈曰:“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评价弘一法师的一生:“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夏丏尊挽弘一法师云:“垂涅槃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好友叶青眼挽弘一法师联云:“叹我公毕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圆满,堪称一物无遗,寸丝不苟;信温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获教益,应似千江印月,万木迎春。”

弘一法师的俗侄李晋章挽弘一法师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写道:“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真’原故,说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点。”

丰子恺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刘海粟在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法师的事迹。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热血

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长篇史诗,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伦亲王为团长,正式率团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马一浮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曾赴英伦三岛及德意志国游历。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它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校长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特请马一浮作校歌。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马一浮这样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饱经时代风雨的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三首总题为《喜闻核试验成功》的庆贺诗。诗云:

销兵猛志压群雄,奇器阴谋势已穷。

从此波旬齐俯首,象王行处绝狐踪。

弧矢威天下,风雷动百蛮。

令如流水速,国似泰山安。

掷杖为龙去,乘槎贯月还。

两阶干羽在,万众正胪欢。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

六、马一浮 沉潜

1903年,马一浮20岁,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要一位中英文基础俱佳的人担任秘书。经过严格挑选之后,最后挑中了马一浮。六月,马一浮来到了美国北部的圣路易斯,任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在美国整整一年间,马一浮没有进入学校接受那种教育体制下的既定教育,而是在文牍工作之余买书、译书、读书,按照自己的习惯喜好,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要读的著作。

从西方国度归来,马一浮开始认真总结及消化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与少年时代的游学同伴谢无量一同隐居在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他把塞万提斯的名作《唐·吉诃德》翻译成中文,题为《稽先生传》,刊登在《独立周报》上。

在国外的两年,让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循着西学之路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重兴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以心性之学来转移社会风气,矫正人们的思想,才是正途。

1905年底,马一浮到杭州,寄居在杭州西湖广化寺。他天天到文澜阁读《四库全书》。此期间,马一浮3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

1911年,马一浮回国,他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

马一浮青年时,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马一浮曾赴南洋考察,见到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两相对照,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马一浮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解放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意将他带到蒋庄访问马一浮,并向他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惟一的理学家。”会见中,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一浮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说:“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又以“恕不奉陪”婉拒。

六、马一浮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马一浮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马一浮推崇中国文化,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反复声说:“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

马一浮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十分推崇一书。他认为,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说:“六艺之旨,散在,而总在《孝经》。”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唐代李翱作为修养论提出的。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上升为教育的宗旨,还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足见“复性”之重要。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去达到。1905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到杭州后,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这个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六、马一浮 立场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马一浮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他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六、马一浮 教育

在浙大,马一浮的讲座有体有用,简易亲切,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也常去听他的演讲。在《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在马一浮看来就是“六艺”。

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

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

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1946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楚辞》、《昭明文选》。其它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了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马一浮不仅根据学生的基储志趣和特长进行指导,还十分重视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和提出的问题施教,他在复性书院的《尔雅台答问》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不仅认真严肃,还非常深刻、极富启发性,并成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一浮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志教育。他说:“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难。”所以他当学生中一有思想与义理不符之处,即抓紧“初脖以防治教育”。复性书院在1939年于四川乐山开办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马一浮先生就派学生乌以风兼掌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管管钱米的工作。马一浮知道后,就教育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使乌高兴地担任了这个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里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学生王倍德兼管这项工作。而王培德过后不久,又向马一浮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也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讲了金牛长老作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说,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马一浮看来,学习义理的人对性分内的事,运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应该有所拣择,无所退避,这样才算是有气度。在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并乐于继续做此事务工作。

六、马一浮 书院

在办学方式上,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有着优美宁静的山水,充足的供给这种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和宣讲儒家学术相一致。

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1912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

马一浮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1939年3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要求,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政府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1939年1月底,马一浮总算接受条件赴川应聘。

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的乌尤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江中心,风景绝佳。山上除乌尤寺外,尚有“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并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而学生,则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书院很讲究礼仪,马一浮认为,讲学是一件大事,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不敢不敬。书院在正式讲学前,举行了隆重的开讲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并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再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穆地放置讲桌上,待讲时既到,学人齐集,然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复兴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时止,前后共一年另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马一浮对书院的建立,是满意的,并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书院的成就,亦是满心喜欢的。他曾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时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继续支撑下去。虽然生活非常拮据,马一浮却仍然不想结束书院,中止刻书。直到有一天,因政府的币制改革失败,导致金圆券大跌,马一浮才彻底放弃了维持书院的生活。为“存先民之矩镬,贻后学之津梁”,马一浮将书院改作智林图书馆,负责保管流通,纂辑丛书。

六、马一浮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到后来用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一日,为考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没想到的是,这首诗竟成了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马一浮曾经历过从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死去的惨痛,大姐出嫁后,他们一家七口(还有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仅几年内、转瞬间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了!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讲了一句:无常即有常。出门以后,丰子恺越想越塌实,好象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六、马一浮 伤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绍兴县试中马一浮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名声大噪,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榜。少年英才,自然为众人瞩目。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期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之下,便把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他。

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16岁的马一浮娶汤孝愍为妻,开始度过他生命中明朗却短暂的美好时光。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料理完后事,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内容涵盖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学、教育史等等,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

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

马一浮的当时肝肠俱碎,他真的不敢相信妻子就这样飘然的离诀了人间。他在妻子灵柩合棺前的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不吃也不喝,不哭也不闹。他只是轻轻握住了妻子的手。家人都恐怕马一浮是因为悲愤过度而变得痴呆了。后来,在妻子下葬入土的数日之后,马一浮坐在自己物是人非的清冷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地嚎啕大哭起来。

妻子汤氏的病逝,马一浮哀痛之余,还有更多愧疚。他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来寄托自己的深切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数十年,马一浮一直未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之中。对于这一点,马一浮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岳父汤蛰先先生逝世之后,妻子的哥哥汤孝佶先生诚恳地向马一浮先生表示了父亲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的苦待自己了。

当时,一些世伐大户人家的女子,对于声名如日中天的马一浮存了一份幽微的爱慕之情,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给马一浮。可是,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一封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马先生此信一经刊登,喧嚣而上的议论立即就雨晏风清了。

六、马一浮 佛缘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逃难途中,忽接弘一法师来信,知道弘一殉教的意志,感慨万千。他将来信抄示友人,称赞“此老为法忘身,真有古德风范,不愧为吾老友!”值弘一法师六十初度时,马一浮写诗致贺:世寿迅如朝霞,腊高不涉春秋。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1928年,弘一将撰写的《五戒相经笺要》30部寄给马一浮。马一浮以为“垂诱之切,敬谢无量,曩时奉对”。弘一曾向马一浮表示,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马一浮多方打听,寻求后,立即予以奉赠。他在通信中常有“俗中忧忧不可言,伏维道体安隐,少病少恼”之语,相互间的关切心神交会。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努力读三藏十二部经典,杭州的“文渊阁”就在西湖边,那里珍藏《四库全书》,马一浮也经常到那里去阅读,被人称为“无书不读”的人。他以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20世纪之初,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10余年后,李叔同来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由于两人都是书法名家,又喜好中西音乐的原因,李叔同常去杭州城内的延定巷,向正在那里住着的远谢时缘专研佛学的马一浮请教。李叔同从马一浮那里请了不少经书回来阅读,后来又发心开始素食,在住房里供起佛像,屋内终日青烟袅袅。李叔同跑到虎跑寺山里断食,回来后更加深研佛法,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马一浮得知李叔同将在七月落发后,准备九月受比丘戒的消息时,马一浮亲自介绍并陪送弘一到灵隐寺去受戒,并向弘一赠送明代藕益大师《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两本书。弘一后来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中说:“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可见马一浮对后来深研戒律的弘一法师的深刻影响。

马一浮德高望重,许多佛教人士都有请他写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丛林的方丈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曾写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李叔同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师徒二人都想到请马一浮写序言,马一浮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十岂作护生画二二集时,马一浮指点说:“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在中国文化界弓起极大震动,马一浮挽诗: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祗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马一浮为塔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并作《虎跑礼塔诗》曰:

六、马一浮 性情

军阀孙传芳在自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去拜访马一浮,马拒绝接见。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他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搞战期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住了6年,办书院,收弟子,著书立说。国民党权贵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排声豪华,孔祥熙派人找马一浮替他母亲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转地拒绝了。孔祥熙不死心,再派人央马一浮写墓志铭,并许以黄金若千两为酬劳。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新加坡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一浮自奉甚俭,每次回国时总想送点钱财以补其不足,但马一浮却笑着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1958年,马一浮曾经为自己写下一篇《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王伯尹是书院的高材生,人很聪颖,懂诗道,向马一浮请益达十载。而马一浮则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直至该生病重前的最后一首《秋阴》。王伯尹去世后,马一浮很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一首以志怀念。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马一浮写字卖字有很多规矩。给人写字,不喜欢加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他卖字,有5个“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此外,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别人作了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1953年9月,政协全国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免折”,而梁在会上顶撞毛主席后,坚持己见,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急迫,即致电上海找沈尹默先生,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婉劝梁先生检讨,以保护梁先生过关。但马一浮先生却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惟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一浮曾对家人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被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言谢辞。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六、马一浮 仙风

钱穆说马一浮:“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印近百方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弟子姜心白的帮助下,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径直投奔桐庐马一浮。不久,两家人就在相距不过一里地的地方各自安家。出于对马一浮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丰子恺几乎每隔一天就去拜访一次。虽然正值隆冬时节,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是上午到马一浮家拜访。每到这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就会拉他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放下水烟筒,拿起一支香烟来抽,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很多年之后,丰子恺都念念不忘当初那么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

丰子恺曾说,马一浮先生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的书法诸体均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

六、马一浮 逸事

马一浮人比较矮,但脑袋特别大。他平时不戴帽子,有一年初冬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跑遍杭州竟找不到他戴得下的大号帽子。

1903年,马一浮遭遇失怙丧妻之双痛,远游国外,先是美国,后是欧洲。早在出国前,他就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被他买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结果英文的那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先生,德文的送给了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他还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有人说他是把原版《资本论》传入国内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人去书散,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上海书肆不被人识,恰好也是马一浮先生的好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人物马君武先生在书摊发现了这本奇书,并且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赎回转赠于马一浮先生,物归原主,适得其宜。再后来,抗战中马一浮先生往浙江大学执教,遂将此书赠与图书馆;解放后院校调整,浙大分家,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先生所赠之《资本论》也就成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了。

《竺可桢日记》1950年7月有段记载,竺先生从中科院历史所的向达先生处获悉,马一浮先生不独阅读过《资本论》,且有阅读笔记,有一册《读马克思资本论》他也在解放后赠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婿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有次问他: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他哈哈大笑说: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他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祖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也即六艺,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时,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回忆二人结识的过程:“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六、马一浮 颖悟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书香门第,幼年时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之称。他8岁初学作诗,9岁就能读《文选》、《楚辞》。

九岁时,父亲为马一浮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墨田来家里教他读书。可是没过多久,郑先生就坚决请辞。父亲以为儿子少年玩劣,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学生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老师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老师走后,父亲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但更多的时间是马一浮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远在同考的周树人、周作人昆仲之上(周作人34名,周树人37名)。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故可见马一浮古文功底之深厚。

在后来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六、马一浮 茶趣

作家何满子先生曾作如此评价: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唯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久居杭州,晚年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常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喝的却是远在数千里之遥的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带来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试之,果如所说,经过几次品尝,便对沱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相比之下,龙井茶太谈了。云南沱茶杭州无供应,购买便成了难题。开始时,由友人从云南带来,数量虽不多,但胜似雪中送炭;后又托人买一些。但天天喝茶,托人在云南购买,实在是“远茶难解近渴”。马老的亲属汤彦森先生,十分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发现在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有了茶,选用茶具就成了大事。

古人很注重烹茶工具、炊具,且对于茶具制作,已有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平。于是马一浮模仿古人,或自制,或选购,操持了一套很有艺术价值的茶具。譬如茶炉,他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只体积小,形体园,比排球略大些的小茶炉。还有炖壶,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绝没有铁锈味道。但最讲究的茶具,当推泡茶用的紫砂壶了,由马老亲自订做,宜兴名家选用标准紫砂泥,按照传统工艺,精心烧制而成。这把紫砂壶,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马一浮的整套茶具,小巧玲拢,富有艺术性。比如拔弄炭火的小火钳,铜做的,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他用的小茶杯形同玩具,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也很具观赏性。这套茶具,马一浮用了几十年,十分珍贵。可惜十年浩劫中已经不知去向,实在遗憾。

煮水的火也有讲究。起初,马一浮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仍有黑烟乱窜,水味不纯。一段时间之后,马一浮研制成了一种优质小炭饼,做法是: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小木模(月饼大小),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这种“小炭饼”无烟无臭,火缓而稳,既不影响水质,也不污染空气,烹茶最为适用。

马一浮把烹好的茶沏好之后,常常是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品茶时,往往把诗与禅联在一起。例如,他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要说声:“这是道家境界!”他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也会说声:“一派仙气”。读到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便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饮茶,有的习惯,令人发笑,例如紫砂壶中的“茶锈”(实是“茶垢”)他美其名曰“茶山”,虽然已经发黑,甚至很脏了,却从不洗涤,仅每天早上用清水冲一下算数。有人问过此事,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六、马一浮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他们除了谈佛论道,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但两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佛学。在这方面,李叔同虽然年长一些,却一直视马一浮为老师。马一浮受杭州海潮寺之托,邀弘一主持“佛七”,弘一法师应招前往,当马一浮主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仍然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从竺可桢日记中看,为了礼聘马一浮前来讲学,竺可桢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多次登门造访并托人劝驾,请他前来讲学,还准备在校外选择地点,让学生到其寓所去听课,以满足他提出的“登门请业”之要求。遗憾的是,由于马一浮始终不能通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对此,竺可桢自认为“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与此同时,马一浮也给他留下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印象。

马一浮想在风景优美的桃源胜地办一个书院。对马一浮仰慕已久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想法后,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提出了办学邀请,并划拨了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出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力图主持一个完全由他个人意愿设置的纯学术的书院。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重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马一浮。

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晚年,梁漱溟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到杭州拜望马一浮的情景。梁漱溟尊重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梁漱溟与马一浮谈学时,自称后学。襟怀坦白的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的情景,使梁漱溟久久不能忘怀。临行,马一浮送梁漱溟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六、马一浮 长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84岁高龄的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那天晚上,他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

马一浮毕生收藏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他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

当有人告诉马一浮,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胃病加剧,马一浮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及至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六、马一浮 评说

周恩来总理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七、熊十力 狂傲

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十力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祝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四光曾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随后令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并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老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有一次徐复观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他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一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解放后,熊十力到北京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十力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

在这次政协会上,熊十力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七、熊十力 风度

熊十力少时,因慕鲁国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天在山野的寺庙居住时,经常赤身裸体,有时出去遇到人也不回避。有人告诉熊的长兄,但长兄并不对他进行管束。一次,熊父的一个学生痛责熊十力道:“尔此等行为,先师有知,其以为然否?”熊十力如遭棒喝,从此再不敢了。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熊十力喜与友人门生在江边或山林游走,在闲暇时与自然山水融成一体。他天庭饱满,目光炯炯,银色的胡子在胸前飘动,身着一袭旧布长衫,足登两只布鞋,二三门人跟随,山麓湖畔行吟,活脱脱一仙风道骨!

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他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在北碚期间,旧友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陈:“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十力立刻重复了一遍:“我就是风景。”于是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熊十力夏天总光着上身,即使年青女弟子来访也一样。

一次,王元化来访,熊十力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

熊十力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1964年4月10日,熊十力写给唐君毅胞妹唐致中的信,就写在上海市政协发给他出三届一次会议的通知上。

1922年,由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大任教。熊十力喜欢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并曾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封信,写道:“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改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许多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熊十力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不敢坐第一排。有人躲到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

熊十力拍听众的习惯由来已久,郑昕曾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十力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

熊十力在论学时,谈到高兴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七、熊十力 暴烈

熊十力患有神经衰弱,后来虽然病情有好转,但一到天气闷热,思虑过多,脑中便如针刺一般。这时,他的心绪就乱了,容易骂人。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岳霖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原来,梁漱溟因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头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

熊十力经常和其他学者争吵,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废名(冯文炳,文学家)很佩服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经常与熊的意见不和。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一次,二人又争吵不休,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记录过此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关于熊十力与废名的打斗,演绎出了几个版本:一说来自汤一介的《真人废名》:“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候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还有说两人在桌子底下扭打在一起的,也有说打架时熊十力正“坐在马桶上”的。还有人说,熊十力打不过废名,被打出门外,“边逃边骂”。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圆,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圆很容易就吃下去了。

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如果学生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动手打。说来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有一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一二·八”日军侵略事件即将爆发,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

据李渊庭回忆,1945年,他到老师的房间,“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熊十力大骂渊庭为“王八蛋”。李渊庭无奈,离开了老师的书房回到自己家中,结果熊十力又追进来。李渊庭进门走了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着熊十力,熊十力接着骂他:“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渊庭说:“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的话音未落,熊十力举拳打向李渊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

熊十力气愤地走了,李渊庭的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来到李家,笑着对自己的弟子说:“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摸着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说完,就转身笑着离开了。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后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其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熊去广州,熊不去;陈送钱,熊不收。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30元表示支助,熊受之。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熊十力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某次,冯氏携其《中国哲学史》来访,两人多有争论,冯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话不投机,难免脸红脖子粗。

熊十力从来不管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牟宗三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熊十力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七、熊十力 气节

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熊十力因领导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总兵张彪所通缉,并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得营务处蓝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藏于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后逃回老家。据贺觉非先生,张彪不肯罢手,请张之洞下令通缉,并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陆军特别学堂所作骂他的短文。张之洞阅后对张彪说:“小孩子胡闹,何必多事?”张彪最后只能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查封。熊十力回到老家后,当时熊氏兄弟六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冬天,衣不足以蔽体。他们听到南浔铁路开工,于是一起到德安垦荒。

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

熊十力好骂蒋介石,徐复观做蒋介石待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

学生们听熊十力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参加祝寿。到了宴会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他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轮流书词吟诗,为蒋介石唱赞歌。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起笔来边写边吟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熊十力写完这首怪诗后,哈哈大笑,接着提起裤腰带连走带跑,装着急待解手的样子。众人看看诗又看看他的那个滑稽样,会心地笑了。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好哭笑不得地望着熊十力走出大门,坐进小包车不辞而别了。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学生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十力先生的课也上不成,但熊十力同情学生,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表示不满。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

熊十力到璧山后,开始写《中国历史讲话》。贺麟等人去壁山看望他,他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熊十力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17至1918年间,熊十力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徐复观曾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法币二百万元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后熊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后来,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欣然前往了。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的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熊十力一直想办民间的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七、熊十力 孤冷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言: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

熊十力好静。20世纪30年代,他所住的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搅,门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熊十力由蔡元培介绍聘至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熊十力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

据徐复观回忆,熊十力喜欢独处,他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银锭桥,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熊十力的学生韩裕文回忆,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象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人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熊十力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平方米。解放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十力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最后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十刹海后海。

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

1962年秋,王元化来到淮海中路拜访著名的佛学家熊十力。早就听说熊先生性格狂放,是个狂放不羁的古怪人物。站在熊十力门前,王元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迹尚浓。大意是说本人年老体衰,身体不好,请勿来访。在说到自己身体情况时十分具体,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等等。王元化感慨,难怪传说熊先生性情怪僻。

七、熊十力 真挚

早年,熊十力与何自新共同参加革命,何自新曾经对熊十力说:“君弱冠能文,奋起投笔,可谓有英雄之气。然解捷搜玄、智穷应物,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学长集义,才愧经邦,学问与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绝学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业之途,其可已矣。”十力佛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学问事功合辙。兄何薄吾之甚耶?”何自新默然不复言。

何自新去世后,熊十力在为其作的传中说:“民国既建,乱靡有定。自新固死于辛亥前一岁。十力孤存天壤间,茬蒋不自立。久之,从军湘鄂,浪游两粤,默察人心风会,益知来日大难。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每有荒懈,未尝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励也。”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

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素未与稠人演说,故拙于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一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

熊十力曾寄语弟子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引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

1943年,徐复观听到友人对熊十力的推崇、介绍,继在上司处看到熊先生的《新唯识论》上卷,于是写了写了一封信给熊先生表示仰慕。“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墨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予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抗战末期,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先生,临走时,熊先生送他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自己穷困的经历,并时时淌下黄豆大的泪珠。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熊十力的老朋友邓高镜,抗日战争期间,留在北平。熊十力回到北京大学,见到他生活潦倒,熊十力就提议,和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1962年,因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熊十力主动提出减薪,未获准。

王元化曾回忆他1962年去拜访熊十力的情形: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

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裹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啼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七、熊十力 逸闻

熊十力生于1885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准确的生日,后来弟子们要给他做寿,便姑且定为正月初四,那是为了既占一春之先而又避开三天大年的缘故。

1914年,熊先生与韩樾(即傅晓榛)老秀才之幼女韩(傅)既光在黄冈结婚。傅晓榛本宗韩姓,祖继舅家傅姓,由傅晓榛这代即开始归宗。韩家为黄冈马鞍山世代书香。据说傅晓榛的父亲傅雨卿学正曾在福建当过教育方面的官员,亦曾回乡参加《黄州府志》的纂修。傅晓榛能诗文,通医道,家境较宽裕。他比较欣赏熊十力的聪颖,且知道熊参加过革命,曾被通缉。熊十力妻既光有一姐二弟,姐姐傅子恭,为湖北省银行行长王渐磐(孟苏)妻,大弟韩濬,后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二弟韩煦。1915年10月,熊十力长女幼光出生。

熊十力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入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

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这样描述:“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起初并不为人重视,后来欧阳竞无大师听说蔡元培先生为他的书作序,才找他要稿子看。熊十力请欧阳先生看他写的学佛笔记,欧阳先生阅后才刮目相看。

熊十力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熊曾言自己‘十年来患脑病,胃坠,常漏髓,背脊苦虚’,因注意营养,好吃鸡,曾被一些佛教中人讽之为“野狐禅”。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1934年,熊十力住在徐复观家中。徐家有小女均琴,刚3岁,颇逗人喜爱。熊十力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熊十力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熊十力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

熊十力平生不肯演讲,因为他认为如果说话多了,容易损气,这样就会损伤神经,胡言乱语。他每天作文、用思,必定要在天气好,没有人的时候。

熊十力的性格颇似稽康,对于来访的达官贵人,从不回访。在重庆市,郭沫若听说熊十力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他,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郭曾书一笺云:“愿吾父子,永恒健康,爱国讲学,领袖群伦。”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学生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十力就送给了他。熊十力送对联时,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熊十力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是困难。熊十力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熊十力就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他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任继愈说:“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全国解放后,熊十力在北京收了一个义女,起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十力一生很少和妻子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熊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

熊十力的养女仲光经人介绍曾从齐白石学画,成为白石老人的女弟子之一。齐先生有一天忽然提出访问熊先生。国画大师与哲学大师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熊十力的书法很少有人称赞,独独齐白石认为妙不可言。熊曾写一文祝寿。齐白石很佩服其文采,曾请熊为齐母写祭文。齐白石为此还送给熊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齐自石曾对人说,熊十力是我最好的朋友。

1963年冬在北京,熊十力给熊仲光题书扇面:“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荫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还自乐。”

王元化说,熊十力决定是否与人交往,要先相面。第一次去拜访,他被熊先生捧着面孔看了许久,心里很是忐忑。所幸熊先生看后说,以后可以常去。

熊十力似乎惧内,说起夫人时,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熊十力先生大女婿说,原来住在老汉口时,熊先生要他去发信,走水路的信要他投到江边的邮筒中去,走陆路的信则要他投到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邮筒中去,说是如此投信才到得快一些。

熊十力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

熊十力长女幼光曾向董必武求字。不久,董老书赠条幅:“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傅青主论书法也。十力我兄正字。弟董必武1962年10月。”

七、熊十力 知音

熊十力与张东荪也颇有交游,由此了解了西方哲学。而张对熊十力的哲学慧识特别欣赏,称许《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还曾填了一首《金缕曲》表达对此书的感想和赞许:

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一浮不给面子。熊十力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马一浮音信全无。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

熊十力与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的交往颇有趣味。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到:

对办书院他们各存其志。熊十力勉强前来,但对接待安排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寇掌握错误情报,认为蒋介石当时在乐山,于是对乐山狂轰烂炸。战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着火,左脚受伤,更增加了焦虑不祥之感,遂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到了1939年夏天,熊十力回函弃约,改投西南联大。他不到乐山的托词是风水问题,认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穷词屈。争论归争论,马一浮还是执意要熊十力来,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里,附上了正式聘任关书,并附100元的舟车费。熊十力只好在这年的七月底启程。

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span>熊子今传矣。

制新论,融通空有,直阐本体。

譬似众沤同归海,一切随消随起。

正翕辟,生生不已。

唯识旧师须修改,会连山,方见功能理。

儒与释,究何异。

年来我亦求诸己。

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

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论悠悠安计?

养活泼自家心地。

永忆获麟千戴叹,愿天长,此义无终闷。

初读罢,杂悲喜。</span>

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如果预设出路以为号召,则来学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则不赞成马一浮的主张,他担忧学生与世绝缘,将来没有出路;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书院甫一筹备,熊十力就被列名为创议人。他也当仁不让,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然而,两人对办学目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但马、熊此后依然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熊十力从武汉大学返回北大之后,从秋到冬,埋头攻读、删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这部著作。当时,熊十力与粱漱溟等十数人一起住十刹海东梅厂胡同的“广大坚固瑜伽精舍”。梁、熊与弟子们每天清晨实行“朝会”。梁漱溟后来回忆:“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这样静默有时很长;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亦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十力携家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进德会的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熊十力闻之,十分向往,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蔡熊二人遂结文字之交。

熊十力和马一浮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在北京期间,熊十力与林宰平交从甚密。两人一见面便开始谈论学问,每每是林先发难、挑刺,而熊十力纵横酬对。二人嗓门皆大,语震梁宇。他们笃诚相交,相知一生。熊十力曾说:知我者,莫过宰平也;知宰平者,莫过我也。

七、熊十力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迄秋冬之际而毕。这本书的自序,就是在北砖镇长卢子英捐给熊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中起草的。当时,熊十力所用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先生的写作条件,可见一斑。

牟宗三从读书治学方面,对他的业师熊十力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十力相处的日子里,熊先生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但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七、熊十力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十力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决定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熊十力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十力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0年暑假,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先生入南京内学院求学。此后两年间,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1923年十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这一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此时,他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批评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齐物论释》的一些说法,同时又表现出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他对佛学的认同、理解,深得内学院师友的赞誉。此时,他虽然对佛学某些派别不满,但整个说来对佛学缺乏批评、扬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的态度,他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亦加入了自己的创见。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熊十力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一浮的许多意见,特别是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受马一浮的影响甚深。

1932年,竭熊十力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1944年,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佛学袈裟,完全是一独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1956年,熊十力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先生说:“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种种原理,皆禀《大易》之辩证法。”

在晚年出版的《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熊十力明确指出:“《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熊十力的《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有深入的探讨。书末附录《书札六通及体用论佛法上下两章补记》一文,均系《体用论》出版之后的答疑之作。

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七、熊十力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

1949年5月7日,唐致中与其兄君毅去番禹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去看望熊十力先生时,熊给唐致中题辞:“虽有慧根,弗裕之以学,其慧未能宏也。虽有特操,弗裕之以学,其操不离僻也。”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熊十力:“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学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七、熊十力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冈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四年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也是孤寂的。他虽然受到礼遇,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惆怅。他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被凉在一边;而自己的哲学,理会者更加稀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在北京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上门了,有的连信都没有一封了。有的人过去对他执弟子札,但是到某种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五十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岁,元旦开始动笔起草《存斋随笔》。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并列席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其间,陈毅曾来看他,并对在场的熊氏后人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也来看望熊先生,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说。熊十力知此书印行已无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后,请封用拙(熊的文书)再钞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陶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忆说:“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一开始,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他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冲进各个房间,将熊十力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红卫兵追寻到上海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甚么反动活动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文革期间,熊十力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围攻,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在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七、熊十力 传承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先生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及其以前的中国哲学作了批判地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是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世菩,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命名又为“明心”、“明宗”;也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七、熊十力 敬誉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又说: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曾经对张岱年说过:“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八、梁漱溟 性情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八、梁漱溟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八、梁漱溟 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梁漱溟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八、梁漱溟 悲悯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想跑却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都沾满了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因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时,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也不许他的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八、梁漱溟 狷狂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梁漱溟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八、梁漱溟 爱国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饮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八、梁漱溟 新儒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自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总结的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无时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学问题,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梁培宽、梁培恕。梁漱溟给其子起名,可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属于儒家精神内核。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他还说:“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被抄走。最后,造反派把他关进一间小屋里。梁漱溟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书。后来他呆在家里,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梁培宽说:“在他(梁漱溟)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梁漱溟还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八、梁漱溟 厌离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国报》做记者。梁漱溟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八、梁漱溟 佛缘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说,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梁漱溟对生死看的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漱溟一字一顿问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见他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梁漱溟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八、梁漱溟 思虑

梁漱溟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问题没解决前,他比什么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

梁漱溟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梁漱溟的脑子一开动起来,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八、梁漱溟 教育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二十四岁。过去梁漱溟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认为他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梁漱溟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儿子们。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他。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八、梁漱溟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曾自书一联: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大家都批孔时,梁漱溟却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有关方面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开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顾罗隆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梁漱溟晚年和冯友兰见面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八、梁漱溟 论战

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至今让人记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论战。在很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可能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2次谈了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当有人向梁漱溟转述毛的话,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八、梁漱溟 逸事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梁漱溟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得事情: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到兴头上,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很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但梁却不善于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得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也不以为忤。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因为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八、梁漱溟 文革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文革遭遇时,他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其实,文革中梁漱溟也受过苦,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有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漱溟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文革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梁漱溟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八、梁漱溟 立场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谈此事时,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他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九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当支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后来,梁、冯有了一次会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八、梁漱溟 婚恋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有文章说,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中年丧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对美国的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穿戴整齐、带着对世道的无奈跳进了北京的净业湖(即今积水潭)。父亲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决心从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现状,梁漱溟在北京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慷慨之叹,并于1921年5月,宣布要献身于儒学,走进世俗的生活里。于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过,梁漱溟认为,对他来说,寻求婚姻之乐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漱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组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笔者认为,陈女士性格暴躁应当是正确的说法。梁漱溟在某晚辈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像我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是非常恭敬,她对我也十分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会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她的太太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梁漱溟说起黄靖贤时说:“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磨合的加深,有了认同与了解后,梁漱溟开始认识到自己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不仅看到自己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性格品质,而且从妻子默默为自己操劳家务的奉献精神,更感受到了那份夫妻情分。“婚后14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尤其在黄氏去世前4年间,夫妻间感情弥笃。梁漱溟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是这样充满深情厚意回忆这段生活的:“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为了哀悼亡妻,梁漱溟还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span>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span>

订婚当年,两人便成亲了。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梁、黄二人婚后起先几年磨合欠顺,越往后越生出爱意来,属于那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因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因此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妊娠,最后死于“前置胎盘”的难产,梁漱溟痛苦不已。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以后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6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梁漱溟自与陈淑芬女士结婚后,一改过去严肃显得有点古板的性格,从此竟然也谈笑风生,幽默了许多。但也有说陈小姐,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漱溟尴尬。两人一直在不甚和谐中过日子。1966年“暴风骤雨”降临,梁漱溟说,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打得很厉害。于是梁漱溟晚年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梁、陈的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漱溟的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夫妇两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大约正当百岁。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贺,好像有嘲笑的意味。陈小姐是北大毕业,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学送给他们一副结婚的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同学变为师娘”。陈小姐是师范大学毕业,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梁漱溟中年丧偶,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太太,遭到他的拒绝,他矢志不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到了1943年他会续弦。1943年,梁漱溟从日军侵占的香港避难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为介,与一老小姐结婚。这一年,梁漱溟50岁。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很有意思的是,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于是在1944年,梁漱溟有了第二次婚姻。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但是,婚还是马上订下来了。如此容易的订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当然,依梁漱溟的修养,对待如此大事断不至于没有一番考虑。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梁漱溟首先在庆祝仪式上发言:“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请教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年高望重的龙积之先生。”于是,龙积之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就婚姻的意义引经据典地做了一番高论。梁漱溟的旧友李济深先生也作了道贺式的讲话。来宾中的作家白鹏飞的讲话声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话一说完,大家就大笑起来。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恋爱的故事讲得细致动人,惹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漱溟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顿:“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这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吧。

八、梁漱溟 归去

梁漱溟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

八、梁漱溟 缅怀

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冯友兰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赵朴初说梁漱溟:“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九、蔡元培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九、蔡元培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九、蔡元培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九、蔡元培 治学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成才四字要诀:“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徐树兰是绍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10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籍15万卷,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行世。他和弟弟徐又兰编刻《绍兴先生遗书》4辑,凡12种计158卷。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通过这点关系,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一边校书,一边读书,自1886年至1889年,达4年之久。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有人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子》和一部《墨子》。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槽,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部。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

1906年,蔡元培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元培不甘心,再三联络,向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通过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蔡元培有一天对我说,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去青岛学习德文。以四十之龄,仍有此坚定向学之心,殊为不易。更何况是曾为翰林,任过京官的进士老爷?蔡元培在德国期间甚为刻苦,此点从他选修课程之多就可以看出。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选课达几十门,涉及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都有涉猎;当时的名家的课程,他都去听。不管是谈大学的独立性,还是所谓仿照世界通例设立研究所,蔡元培或则直接引用德国为范,或则强调世界各国之通例,但其心中仍是以德国为其根本,毕竟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影响深入其心其行。

1913年,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46岁。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蔡元培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提倡学习外语是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的,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为学生易于接受,“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元培还和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元培主动带头,每天一早就从他的住宿地南洋公学中院三楼步行到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住处,甚至有时清晨五点马相伯还未起床就开始敲门。马先生只好高挂“免战”,“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一时传为佳话。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九、蔡元培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九、蔡元培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九、蔡元培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当教科书了。有些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注: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成为一个典故。

当时的报纸上反响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元培,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林纾等人公开向蔡元培的改革责难。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陈贪睡,蔡元培就在门口一直等他醒来,当即聘他为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上海的庄森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在当时的北大,人们常常可以见到钱玄同大讲“人过了40就要枪毙”,黄侃则在隔壁大骂他“要取消汉字”的谬论,而钱玄同也不在乎,照讲不误。

蔡元培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李四光、胡适,都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蔡先生延请天下俊彦到北大讲学。1919年5月起,哲学家杜威在此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相继来校。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1921年3月16日,蔡先生在德国当面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爱因斯坦表示将做认真安排。次年6月,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并决定前往中国,但尚需一封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信。但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不见中国回复,遂以为北大不想践约。其实,蔡先生正为一封各团体联名邀请函征求意见,只因文件往返耗时过多,待爱因斯坦收到信件已是年底的12月22日,他已改变行程而不能访问中国了。对于北京之行的失之交臂,爱因斯坦扼腕痛惜,久久不能自己。直到临终,老人还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开始。”

蔡元培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等新派诸人。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九、蔡元培 自由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据曹靖华回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蔡元培认为,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蔡元培说:“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呼吁同学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九、蔡元培 忧国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争吵不休。汪精卫是主和派的代表,为改变汪精卫的亲日立场,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蔡元培说着说着,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汪精卫也十分尴尬。

九、蔡元培 政见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爱国男校,一所是爱国女校,他想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在蔡元培办公室,就陈列着土炸弹。

蔡元培先生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党是各自秘密活动的,互不统属。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等在绍兴、嵊县带,陶成章在金、严、处一带,敖嘉熊在嘉兴一带活动,龚宝拴在日本东京一带。群龙无首,力量涣散,既无严密的组织,又缺乏行动纲领。后龚宝拴等到达上海以后,与蔡元培治商,乃于1904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蔡元培先后特邀徐锡麟、陶成章两人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壮烈牺牲,秋瑾因安庆事件株连也被捕就义,光复会实力受到挫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自南洋归来,不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于上海广德医院。陶成章死后,光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当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势力范围之下,沪上各报对陶的被刺不加评论。唯《越蠌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对他非常仇视和畏惧。

护法运动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与200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要求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蔡元培此举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

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栓(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为总干事,鲁迅也是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先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丁玲和许多学生,还有外国人牛兰夫妇。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函电营救。1933年6月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闻讯哭之甚痛。

九、蔡元培 挂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是为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曾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于是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在他的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躏人权”。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九、蔡元培 明论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正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灭了,必用光明注意来代替他。”

蔡先生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九、蔡元培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蔡元培上学时,老师要求严格,那时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老师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后由自己改正。学校做不完,回家晚饭后在灯下再构思。此时,蔡母常常陪着,也不去睡。蔡元培讲: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从未谋面的王昭女士为妻。然而,这样一位受旧式教育的文人却倡导民主和平等。他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之后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师生逐渐分化为新旧两派,常发生争辩,每在午餐晚餐时最为集中。盖学堂餐厅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随意争论也。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潜心学问,对吃饭一事却十分随便。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因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读了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此后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为戒杀。

一次,蔡元培和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才由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饭的,据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他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乡周作人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绍兴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绍兴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绍兴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写的恨潦草。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参观罐头公司,有制牛肉罐头,见一群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而即制成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终身吃素。

九、蔡元培 联语

蔡元培一生所作联语甚多,大多平易浑成,不用僻典,切人贴事。杨昌济先生生前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私交甚笃,1920年杨逝世,蔡挽以联云:“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蔡元培于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湖南湘阴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联云:“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的工作。该社所办《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在学界影响甚大,故下联及之。

蔡元培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掌北大时,曾聘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理论。又鲁迅曾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全联寥寥数语,从学术着眼,提纲挈领,以简驭繁,针对性极强,可见作者胆识。

蔡元培又挽新诗人徐志摩云:“谈论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孙中山先生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九、蔡元培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长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京。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术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九、蔡元培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名字出自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九、蔡元培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九、蔡元培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十、胡适 自恃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得董作宾;考,得李玄伯;考,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十、胡适 自谦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口气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屡以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清华国学院设立之初,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胡适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见胡适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后胡适又协助请来王国维等人。

十、胡适 温煦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十、胡适 真挚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十、胡适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沈从文第一次教学生,看着教室里黒鸦鸦的人头,紧张的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结果后来又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从文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学生:“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十、胡适 旧儒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胡适 新知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十、胡适 传道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十、胡适 言说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十、胡适 教诲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十、胡适 詈讽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向达教授在会上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十、胡适 攻伐

北京被围困后,傅作义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离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后,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却因为不满英国承认中共政权,放弃赴英教书机会。胡适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又过了几日(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针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状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终于让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鲠生曾先后致信和拜会了胡适的老友陈源,动员他与胡适联系并劝胡适回国。9月20日,陈源受周鲠生之托驰书胡适,转述了周鲠生的意见:“……‘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适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他以一句幽默话作答,应付了过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劝胡适回大陆看看。与以前其他人写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将法。他在信中说:“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对他的统战。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其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当时大陆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有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回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十、胡适 议政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晚年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十、胡适 际会

毛泽东在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期间,一次在听胡适演讲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毛泽东在要不要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曾经请教过胡适。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他为什么不出过国考虑:“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当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走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渍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说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胡适看不上毛泽东的诗词。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十、胡适 诤臣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武汉失守后,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还自提一首诗以资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内战进入后期,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要胡适做国民党的官,胡适先以“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为辞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坚决反对”为由推辞。

1948年,国民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当时蒋介石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介石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陈存仁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到了早上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陈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但是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并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几日后,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一给蒋介石,都是坚辞外长一事。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乘客轮赴美,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莫可奈何地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国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军已渡长江,国府偏安局面破灭的政治现实,胡适仅能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介石)的”。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蒋介石为营造礼贤下士形象,邀胡适回台讲学,这是胡适赴美后难得的风光场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蒋经国也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利用这股气氛大胆地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强调言论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1958年,在蒋介石敦请下,胡适结束几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不但以上宾之礼待之,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拨出一笔款项,配合中研院追加预算,帮胡适盖屋居住;还为胡适就职典礼亲自到中研院演说,直称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长重任。不过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学术与道德并无关系,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从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适在蒋介石70寿辰为其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1960年9月4日,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同年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位置,殷海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十、胡适 伤憾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十、胡适 逸事

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为“四大害”。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span><h3>有感</h3>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span>

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并取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十、胡适 风趣

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十、胡适 月老

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

十、胡适 癖怪

抗战期间,胡适驻美国,有一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胡适喜欢研究奇怪的东西。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8年,胡适对朋友们接着收藏这个话题即兴演讲。胡适说,他收集的火柴盒有五千多个。他收藏的荣誉学位,也有三十多个,但不能算他的收藏,都是人家送的。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世界各种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胡适谈兴正浓,绘声绘色地讲了意大利有名的怕老婆的故事:地狱里最高魔王召集了所有高级的魔鬼,来讨论问题。因为所有犯了罪的鬼魂,这些鬼魂都说自己没有犯罪,都是他们的太太带来的罪过,他没有办法处置。魔王不明白阳间的情形,难道阳间的女人都这样可怕吗,要派去调查,派出的这位,要在阳间娶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报告。大概像是卧底一样的高风险的工作,所有高级的魔鬼不愿意去,结果抽签决定地狱里魔鬼的一个头儿去。这魔鬼带了不少钱到了斐灵翠,娶了一漂亮的小姐结婚了。下面的,不消说,也知道了,这魔鬼不光是怕,是相当的怕。当他作威作福时,一听到农夫说,他老婆来了,他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胡适吃木瓜,为了证实是否是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来读,但仍吃不准是否指现在的木瓜。后来再查了《植物大辞典》,方才清楚。他对人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很大的是投不了的。”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的是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另外发表一篇《红楼梦考证》,重点是考证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和版本,把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推翻了。当时上海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等小说,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50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而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自述早在儿童时代即因看王充“刀锋刀刃”语而成为无神论者,回国后曾经对禅宗六祖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不相信虚云和尚的年龄,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

胡适到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

十、胡适 惧内

据说胡适怕老婆,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十、胡适 婚恋

但无论如何,最后胡适和江冬秀携手走完了一生,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和这个不无关系。

新历的1923年即将结束时,胡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天堂——杭州,离开了已经怀孕的曹珮声,回到北京。

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江冬秀以杀死他们的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作罢。但他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心中的苦闷、感伤和凄凉无处排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写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曹珮声(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珮声比胡适大约小10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珮声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佩声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两人同居时刚好是曹珮声放暑假,但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曹珮声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继续陪伴胡适,此后胡适一直在南方逗留到1923年的12月中旬才回北京。

秋去冬来,离别的日子快到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啊,天气也渐渐转凉,带着一片凄凉之意,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胡适日记》)

胡适一生中有好几段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韦莲司。韦莲司是1914年胡适在美国时所识,但是随着1917年胡适回国,两个人被迫分离。二人再度见面是十余年后的1927年,当再相见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都已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还有了曹佩声。曹是胡适在杭州养病时,结下的情缘,当时两人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胡适的《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span>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

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

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span>

略带伤感的曹珮声更让胡适着迷。在杭州一同游玩了4天后,5月3日,临别之时,胡适为曹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白话小诗:“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1923年5月25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曹珮声随信寄来的八张与西湖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珮声自己的单身像。

江冬秀特别看不惯胡适交往圈子中的孟浪习气,对所谓“浪漫机会”坚决不予迁就。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其事,江冬秀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他这批朋友:“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胡适婚后有过几次婚外情,但均被厉害的江冬秀所扼杀。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就拒绝去喝喜酒,说是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胡适只好自己去了。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地向胡适做“河东狮吼”,敲山震虎,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在烟霞洞与曹珮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胡适铭刻一生。胡适曾在192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胡适日记》。

之后,曹佩声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span>老病孤身难寄,

南迁北驻迟疑,

安排谁为决难题?

哥哥长病废,

质仰死无知。

徒夸平生多友好,

算来终日痴迷。

于今除却党支持,

亲朋休望靠,

音信且疏稀。</span>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他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送他们的女儿给胡适做干女儿。由此可见,两家交情很深。

在微微的寒风吹拂下,胡适回到了北京。徐志摩已经把胡适与曹珮声相爱的事情传开了。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手持剪刀逼问胡适,胡适承认了自己与曹珮声的恋情,由于此时母亲冯顺弟早已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

再见时,曹珮声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虽然离婚后独居,却依旧开朗,且又带几分伤感。汪静之曾这样形容过曹珮声:“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者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span>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span>

韦莲司爱的炙热,周质平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中,有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但事实上他们只有精神之恋,没有肌肤之亲。

在杭州烟霞洞,两人安静地享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幸福,每日寄情于烟霞,或两人对弈,或闲坐品茗,或游山观佛。杭州多雨,雨后的西湖和四周的山峦更是清秀可爱,胡适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和曹珮声一同漫步于山水之间。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胡适日记》)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胡适和陈衡哲见面的情形:“(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留意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隐外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江冬秀写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书提到了朱毅农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点了。……他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他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经农来,把他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从这封信来看,朱毅农已经发病了,病情严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朱小姐的母亲搬到家里住可好?

1949年,胡适不听曹佩声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8年,她退休后于1969年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

两人虽然同居,但这并不为太多的外人知晓,1923年的中秋节,胡适邀请好友徐志摩来杭州游玩,自命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徐志摩一眼就看出胡适与曹珮声非同一般的关系。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则在檐下同读一卷书,胡适在日记中又曾这样写到: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一首记事诗……(《胡适日记》)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朱毅农对胡适的单恋持续了多年,1930年间,她的家人甚至为了她而另租了一间房子,请了看护,把她隔离,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把她住的屋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十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胡适:“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疯的。”并且说她别无指望,只希望能常见到胡适。两天以后胡适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更凄惨的是,朱毅农还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饶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们1924年结婚的时候,胡适和江冬秀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呢!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和任鸿隽同在北大任教。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39年,曹佩声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俩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她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佩声要上峨嵋山当尼姑。后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300美金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佩声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三个人的友谊被人误解和中伤。1934年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反击胡乱猜测和无中生有的诬蔑,胡适写信(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给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朱毅农写好了自传只给胡适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单恋胡适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还有一个原因,胡适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不仅身体力行写作人物传记和自传,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朱毅农写自传是单恋胡适的一种回应。

1918年的冬天,在家里的安排下,曹珮声嫁给了从小就已订婚的同乡胡冠英,1920年曹珮声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胡冠英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由于婚后四年,曹珮声一直在外求学而没有生育孩子,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为此婆婆以曹珮声四年不生孩子为由,给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此事惹恼了曹珮声,已经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曹珮声决定与丈夫离婚。1922年底,曹珮声与丈夫胡冠英解除了婚姻关系。

对于江冬秀,李敖曾有一段他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新婚后,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趣,其中有一首这样写:

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推测焚稿的自传作者是陈女士陈衡哲。有人认为,这个焚烧自传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陈衡哲,陈衡哲没有出现过“精神病态”,显然是朱毅农。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适和陈衡哲认识于留学美国期间。陈衡哲在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留学,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在胡适身边,还有一位单恋胡适的女性,她就是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胞妹朱毅农。民国时期,朱经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是朱经农和朱毅农的姑姑。

1915年9月,梅光迪(觐庄)等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也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序)

1923年,胡适来到南方养病,经常栖息于沪杭两地,再一次见到了曹珮声。离婚后的曹珮声继续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一变故让受饱受办婚姻之苦的胡适又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火。曹珮声离婚后第二年的4月29日,正是杭州城春光最明媚的时候,胡适出现在了西湖边上。胡适的乡邻好友,曹珮声的亲戚,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到了1923年的5月底,胡适再一次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出现在了烟雨朦朦的西湖边上。6月下旬,各个学校放假后,胡适终于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等来了心中的爱人曹珮声。

对于这段婚外恋,胡适有诗记之:

曹珮声终身未再嫁人,她至死都把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杨林桥,位于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1965年6月25日,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珮声捐献了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杭州西湖南山,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和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以朦胧中的烟霞为美,清修寺在烟霞洞的南边,十分安静,寺里的僧人仰慕胡适大名,便把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出租给了胡适。在这里胡适与曹珮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不知道何时朱毅农何时爱上了胡适,只知道结局:单恋胡适多年而发疯,最后染病身亡。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和绝望的结局。这个秘密只限于跟胡适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适的日记和家书中半遮半掩地记录了几笔,我们借以管窥这位薄命的红颜。

徐志摩看出好友在杭州有了情人,便鼓励胡适要“革命”,但是与曹珮声相爱的胡适想要冲破礼教的束缚,却又缺乏勇气。因此胡适曾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1973年,曹佩声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胡适虽然是中国现代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人,但他又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在面对自由的爱情和旧式的婚姻这个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十、胡适 溘逝

1962年2月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上,胡适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他教出了两个物理学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适话刚一结束,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他说,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说:

“李济先生太悲观了。……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四十多年来名震宇内的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反共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

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性地为他送葬。

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十、胡适 誉说

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刘文典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谈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记录了胡适:“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梁寒操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和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举世所公认。胡适去世后,有人撰联挽之:“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提起风光无限的胡适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会感到一丝遗憾与纳闷: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朱学勤的说法是:“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胡适,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

鲁迅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殷海光等人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海光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胡适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确是一种“昏沉的中国之现代的启蒙导师”,而这股启蒙的力量,敦促中国人在西风东渐之际,必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甚至包括胡适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内,也才能成为开放社会中,内在稳定与向上提升的根源;也展现了思想的可贵,在于思想是无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经由时代与实践的检验来证明真理的成分。

后记 此刻才见天刻空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二卷:思想卷,其他两卷分为国学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押沙龙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七分钟的海水、万马堂中花飞扬、雪野残狼、百草丰茂、还剑奇情、amete、驯悍、ahneo、形胜在吴头楚尾、昨日盛宴、青瑗、轩辕剑之怒、基本吃素的和尚、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a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醉语2008、cos60、飞刀又见飞刀、青猫、江南旧雨、noliperguo、默然斋主人、CRDB2009、山谷之间、海味宜淡、秦鱼儿、金牌皇冠店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span>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span>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谨以此卷献给我亲爱的父母。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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