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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 一、黄侃 狂戾 黄侃去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采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十年后，黄侃到北大执教，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一次在北大的章门弟子集体做诗，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一句：“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则对：“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句话流传甚广，以陈当时地位之尊，无端受此嘲弄自然大为不快，两人从此结怨甚深。 黄侃向来目空一切，对其老师章太炎的经学，有时候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柜”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有一回，两人碰头胝足地凑在一起研讨《小学》的心得，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的豪爽血气陡然间就冒了上来！他拈了一根的手杖递给莫名其妙的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的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才结束了这场因学术之争而引起的决斗。不过，黄、陈二人“后又善遇焉”。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很是器重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但后来傅等人倒戈向胡适、陈独秀的《新青年》阵营。据罗家伦回忆说：“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些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入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于是，黄侃就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著名词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黄侃某日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蟹足酒迷，不能自已，忽而吴梅激辩己理正确，黄不认为可。盖此时他也醉酒，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吴梅也回手相敬。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为同事拉开。酒醒后，两人和好如初。 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惟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就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私立中华大学聘黄侃为该校教授，黄侃是个拿干薪的伙计，根本就不到学校去上课。学生就找校长陈时吵，说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说，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没有办法陈时多次到黄季刚家中去做工作，请他去给学生上堂把课。黄侃上了课堂开口就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就是他在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次课。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季刚（黄侃）先生当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来当校长。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先生望着黄季刚先生，心里想怎么说黄季刚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季刚先生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季刚先生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后来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做校长，朱任为国民党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国文系再三挽留不成，朱亲自出面挽留也无济于事。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垦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一、黄侃 伐异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当年，上海有一家叫着“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徕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大登其广告。有学生读了“四而”的楼名，不解其意，就去请教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胡适一时也摸不准楼主的原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听说了，就在课堂上哈哈笑着对学生讲：这胡适之，没有读过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又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那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适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适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讽胡为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原因是胡适曾写过一首题为的白话小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周作人说黄侃“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侃素来轻视钱玄同，常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临时请黄侃来师大国文系任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吴承仕，后吴黄二人因小事发生龃龉，黄写了一首讽刺诗，其中有“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之句，无端迁怒钱玄同。 据说，有一次黄侃与钱玄同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章太炎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对这件事，钱玄同后来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与季刚自己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黄侃反对白话文，所以骂胡适、沈尹默和钱玄同。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薄，开着门大骂对面正在上课的章氏同门钱玄同，称钱玄同教学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谓其共同留日时，钱乘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而钱听了满不在乎，也不回应，关门了事。 黄侃骂钱玄同窃其学问还有另一种版本：黄侃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玄同赚了一辈子生活。他说他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 黄侃去世后，《立报》曾刊登了一篇《黄侃遗事》，中间有一段文字：“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对于黄侃在课堂上骂钱玄同之事，当时北大学生的王昆仓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曾有记载：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的钱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不过黄侃和鲁迅两个文化观截然相反的人倒是相处融洽。黄侃、鲁迅和梁启超曾经联手开列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鲁迅也曾经称赞过黄侃的学识。 一、黄侃 趣闻 黄侃曾在金陵大学兼课，慕名来听课者甚众。孰料该校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回来，不可一世。某日，此君忽发奇想，要在校本部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贴出，全校轰动。当日恰逢黄侃上课，学生因去观看“新法阉猪”者特多，故上课者寥寥无几。黄便问明缘由，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大家都去凑凑热闹。在“阉猪”表演现场，院长某君先是得意洋洋地让学生捆出一头大肥猪，紧缚在手术架上，然后开肠破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能找到猪卵巢在哪里，被“阉”之猪不久就一命呜呼。“阉猪”表演却变成了“宰猪”演示。黄侃很快就吟成一阕词，以讽其人其事：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人称黄门子弟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侍郎之一。 后来黄侃搬走时，不仅不付房租，还在白色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后掷笔而去。吴向他索要房租时，他不仅拒不支付，还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见他如此不讲理又有丧子之痛，只得作罢。 <em>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em> 黄侃珍视图书，胜过他物。某日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怀疑是某人所取。便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贴条，粘于书架之上。其辞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人都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等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直道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磨铺纸，并吩咐把纸打好格。格打好之后，他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道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在北京时，借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相交甚厚。黄侃恃才傲物，在课堂上经常放言无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知道黄的脾气，委婉地请他注意，一言不合，两人便闹翻了。不幸的是，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念华年仅十九，“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闻讯后悲痛欲绝。 许多黄侃的研究者会将黄侃的嬉笑怒骂的性格，归结于乃父黄云鹄之真传。说是黄翔云老先生的生前，官至四川的按察使，贵为清政府的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却为人极是淡泊闲逸。黄老先生曾经在为清廷经手一件极正经的差事之事，为四川雅安金凤寺的恬静风光所吸引，一踏足进入寺内，与寺内的一位能文善诗的和尚酬唱甚欢，流连多日，竟把自己正经的差事丢到了脑后。上司颇是恼怒，仍动手参劾他。执笔的幕僚潦草地将此事归结为“流连金凤”四字。朝廷误以为“金凤”是妓女名。当年，清朝的官吏都是明令不容许狎妓的。黄云鹄差一点为此遭到了朝庭的严谴。所以，一般的时论，都认定黄侃不仅是继承了父亲的“痴”的，他还将之发扬阐发为“癫”与“狂”了。 黄侃行事颇怪，在北大授教时，很是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学生。每次黄出门，郑常常为其拿皮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讲授诗词的黄节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同时是被邀请的对象。见面后，黄见郑穿一件皮袄，便大为不悦地说：“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与形同陌路。 叶楚伧与苏曼殊、黄侃同宴醉酒，已是子夜，自驱马车至味莼园再饮，时月明夜好。黄侃诵龚自珍《写神思铭》中文句：“楼中有灯，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为春星。”徘徊久之，始归。为此，叶写有一诗： 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放马月光似水，明灯人影留夜， 安垲第前燕子，衔泥投止朱门。 黄侃讲课，颇多奇行怪举。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讲学，听者甚众。一日，他对主持者说：“来者听讲虽勤奋，而我教桌上似缺少两事。”问：“两事是什么？”即笑而答：“清茶一壶，瓜子一碟耳。”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板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来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程千帆曾记载，他在成都一位学者家里读到老师黄侃答复这位学者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这位学者去信赞赏黄侃所撰《音略》，黄侃回信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程千帆于是感慨，老师脾气坏，爱骂人，所以人们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黄侃留下了八十万字的，从中看出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 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 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 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作一首七律《闺情》，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 一、黄侃 嗜欲 武酉山曾概括黄侃的课余消遣为：喝酒、抽烟、喝浓茶、听清唱昆曲、游山玩水。 黄侃好吃。一日，他听说一些相识的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餐，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他并不在邀请之列。他知道自己没有被邀请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挡不住美食的诱惑，于是不请自来。设宴者见黄侃进门，吓了一跳，旋即装作很热情的样子邀他入座。黄侃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完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骂道：“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就赶紧跑了。 1915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因大骂袁世凯，遭到软禁。黄侃怕老师寂寞，便前往陪住。章太炎向来对饭菜很不讲究，厨子为袁世凯派来的警察假扮，手艺很差，菜式单调。但黄侃却极重口腹之欲，面对如此饭菜，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因为此警贪污伙食费，黄侃此举断了他的财路，便怀恨在心，没过多久就将黄侃扫地出门了。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某日宴请同为章门弟子的黄侃，但黄侃赴宴后表示烧酒、绍兴酒都不喝，指名非要喝五加皮（啤酒）不可。朱只得临时派人去买。 一次，某人宴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很想去大快朵颐。但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可又禁不住美食的诱惑，于是便请好友刘成禺为其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绝不发一言。刘成禺便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勉为其难，发帖请黄侃赴宴。这日席间，黄侃果然只吃不说话，众人都觉得奇怪，以为他转了性子，其实不知他为了美食才愿意“忍气吞声”。 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穿一件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给学生讲课时，他讲到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来不再继续，并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陈祖深亦回忆黄侃让学生请客吃饭之事：“（黄侃）真正学问，不传普通弟子。欲得其真传者，必拜师门。既入其门，凡有酒食，必先生馔，与先生偕，一切费用，必为代储。则大乐矣。” 黄侃有一位学生，平日对黄执礼甚恭。某日，该生在“同和居”宴客。主宾落座后，他忽然听见黄侃在隔壁说话，打听得知黄侃也在此处请客吃饭，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见面就对他大加训斥。该生洗耳恭听良久，见黄侃没有丝毫打住的意思，便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好了，你走吧。 黄侃在北大开设《说文解字》课程时，学生都觉得此门功课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这门课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学生们知道黄侃好吃，投其所好，凑钱宴请黄侃，他欣然前往。这年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黄侃为何违反校规，接受学生们的吃请。黄侃不以为意，答道：“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杨伯峻拜在黄侃门下后，黄侃常带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出游。游罢，便找一家有名的饭馆吃晚饭。黄侃每饭必饮好酒，且酒量极大，学生中酒量最好的也不能及。黄侃说：“饮君子要浅斟细酌，用大杯咕噜咕噜喝下去，纵使喝得多，算不得饮君子。”所以每次吃饭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饭罢，还要拈韵，或作诗，或填词，限第二天下午课前交卷。他自己也作，拿来和学生们的比较。 黄侃爱吃花生米，据说他爱居南京，是因为南京的花生米太好的缘故。 黄侃爱喝酒吃蟹。卞孝萱回忆黄侃，“群贤雅集，联句作诗，（黄侃）一手持酒，一手持螯，谈笑风生。” 黄侃晚年，饮食都由妻子亲自动手烹调，每餐必须要有鱼肉鸡鸭山肴之类。如黄侃觉得不适口，便要妻子重做，有时一盘菜肴竟改做三四次；改做适口后，也仅是吃三四口而已。 黄侃好饮。他与居正是湖北老乡，早年间都是同盟会会员，私交甚笃。居正任司法院长后，拜访者甚众，所以每日下班后，便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一日，黄侃去拜访居正，门房见他的外表和衣着土气，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以“院长不在家”挡驾。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赶紧上前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一道大口子。 两人的争执惊动了居正，他走出门，黄侃便大发雷霆：“觉生（居正字觉生），你做了官，居然就摆起官架来了！”居正一看是黄侃，忙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门房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一听，怒气全消，高高兴兴地随居正进门了。 堵述初回忆，黄侃午餐时总要饮酒，下午上课走进教室时，他清癯的脸上微带红色，酒意并未全消。当时女学生们上课总喜欢坐在第一排，但每逢黄侃来上课，她们都自动改坐到第三排的座位上，以避酒气。 黄侃常与学生一起郊游、吃饭、喝酒，畅谈学问，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黄门侍郎”有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惟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黄侃的学生中，他对陆宗达极为器重。原因是陆能喝酒能抽烟，故深得黄侃喜爱，两人常一边吃喝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获益良多。 黄侃的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糟醴、麦酒、啤酒等，他来者不拒，经常喝到“大醉”、“醉甚”、“醉卧”。 黄侃好饮，不知节制，但他却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 黄侃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如果不是学过拳术，身体恐怕要更坏。但他牢骚满腹，无从发泄，所以只能寄情于杯中物了。他每日早晨要喝四两酒，才出来上课，冬季常患咳嗽，吐血症从来就没断过根。他喜欢吃蟹，螃蟹上市时，喝酒便更多了。 因好杯中之物，黄侃与几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对自己别的嗜好常生悔意，进行反省，惟独对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的劝阻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感情也一落千丈。黄侃最后也因饮酒而亡，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酒过度，导致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汪东为黄侃逝世一周年所撰的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 黄侃爱书如命。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 由于黄侃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 黄侃年仅50岁就逝世。有说他精神超常，在于饮极浓之茶，茶水几黑如漆，工作之前，必狂饮之，屡屡饮之。虽精气激发，却大伤身体。 一、黄侃 婚姻 黄侃个性轻狂，据说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二人聚少离多，后王氏病逝。关于王氏，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 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的词给黄菊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一、黄侃 圣童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父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 黄侃之父教子甚严，规定《史记》、《汉书》必须从头背到尾。黄侃天资聪明颖慧，幼承庭训，耳濡目染。5岁之际，黄侃随父诣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咸默记之。归后，乃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应江南尊经书院山长之聘，留黄侃于蓉城延师授读。因家用匮乏，黄侃奉母命寄书告父，并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黄云鹄之挚友、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读小季刚诗，诧为奇才，即以其女许之，这就是黄侃的原配王夫人。黄父见到幼儿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9岁的黄侃已能读《经》，日逾千言，人呼“神童”。其父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十岁时，黄侃已读完四书五经。 父亲黄侃对他的教育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十三岁时，父亲病逝，母承父志，仍请人在“归学处”课业，上完课时常常已是深夜，母亲仍秉烛在外面等着。此时家中偏门已锁，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辛苦之极。母亲恐他有畏难情绪，问道：“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苦心，慨然答道：“读书而已。” 黄侃13岁丧父，因系庶（妾）出，颇受歧视。丧父之后，黄侃所受刺激甚深，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其锐敏勤学亦绝人。 黄侃15岁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员。同学中有宋教仁等人，稍后有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 一、黄侃 师徒 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的相识还有一种版本，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太炎住所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教。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章很以为奇。到黄侃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太炎说：“北京找刘申叔（刘师培）吧。”他答：“暂时不想去北京。”太炎说：“只讲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去不了。”太炎说：“那怎么办？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侃才认真地磕头，算是拜了师。从此黄侃位列章太炎门墙，章太炎对黄的学识也十分激赏，曾夸道：“恒言学问进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章太炎曾对几位高足一一封号：蕲春黄侃（季刚）为天王，吴县汪东（旭初）为东王，海盐朱希祖（逖先）为西王，归安钱夏（中季）（即钱玄同）为南王，歙县吴承仕（检斋）为北王，合称“五大天王”。世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几大天王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 章太炎《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却请黄侃为他写《后序》，也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黄侃虽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对老师章太炎却执礼甚恭。这一对师生惺惺相惜，留下许多趣闻。“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 黄侃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太炎也称他“性虽俶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审阅，黄侃对章的字纸都特别珍视，每获得章信，便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每有所获便如获至宝。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章太炎六十大寿。当时章住上海，为祝贺老师生日，黄侃特地提前几天赶往上海做准备，可见其至诚之心。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黄侃英年病逝，章太炎不胜悲痛，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一九一六年刘师培与黄侃在北京见面时，刘将其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出示给黄侃，黄读后十分佩服，认为刘乃“旷代奇才”，对其过目成诵的才能尤为推崇。一次侄子黄焯问黄侃，刘师培与章太炎哪一个读书较多，黄侃不悦道：“汝何知？刘先生之博，当世殆无其匹。其强记复过绝人。” 有一段时间刘师培失业在家，黄侃向蔡元培推荐他到北大任教，蔡以他曾经依附过袁世凯不肯聘任，黄侃则坚持说：“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最终蔡接受了黄的意见，聘请了刘。 刘师培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刘师培去世次年，黄侃在武昌写了一篇悼文《先师刘君小祥奠文》，中有“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继简，涕泪浪浪”之句。 当时黄刘二人名气相差无几，且刘仅年长二岁，黄拜刘为师令许多人不解。连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这也足见黄侃的好学精神。 一、黄侃 治学 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从此弃政从文，埋头国学。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即静坐恭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脸上被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临终前，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 一、黄侃 传道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阴阳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有次与学生讲《说文》，说了“荠”字之字形、音韵、训诂，最后忽然说：“你们记着，荠菜馅的饺子最好吃！”全班大笑，于是对这个“荠”字印象深刻。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 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姜亮夫惊叹于陈寅恪的语言广博，他对老师黄侃说：“我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寅恪先生无法比！”黄侃说：“这话你也不必这样讲，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够懂八九国的语言呢？他们难道没有成绩吗？王念孙虽然一样外文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学者吗？难道他没有成绩吗？所以学问的问题，只问你钻研不钻研，钻研总是有路子，你不钻研就什么路子都没有。个人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钻研。”听了这番话，姜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程千帆回忆老师讲课：“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程千帆还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弥留之时，他说不得话，手却指向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来，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师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大家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前几日学生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老师没能作答。原来，老师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所在。 一、黄侃 大节 一九○三年，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在孙中山等人影响下，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一个思想重镇，文普通学堂则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此时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很快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后终因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后，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8年，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当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于揭示处，要开除田桓的学籍，全学堂一时哗然。黄侃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几天，田桓带头剪辫，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鄂督陈夔龙遣吏捕捉黄侃，黄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黄侃遭到清政府通缉，次年逃回日本，继续在报上鼓吹革命，先后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专一之驱满主义》和《讨满洲檄》等文章。 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1911年，黄侃在《大江报》上撰文，宣称：“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黄侃的文章引起广泛震动，结果导致《大江报》被封，主编詹大悲被捕。十月十日，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等人会于武昌，并参加军政府工作。武昌首义失败后，黄侃返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二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蕲春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会员、“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编、乡人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为黄设宴洗尘。席中，论及清廷的腐败、蓬勃高涨的革命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助酒性，撰写了一篇时评。 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卑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子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据言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黄侃的老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一、黄侃 孝道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章太炎在后面写了一段文字：“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侃父亲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寝载兴。”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非黄侃生母，可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 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一、黄侃 绝命 黄侃曾说“不满五十不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章太炎十分高兴的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他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用蔡邕《曹娥碑》的古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殊不知，章太炎的联句竟成谶语。 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八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黄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一、黄侃 赞誉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学界统一的看法是：黄侃憾50岁即去世，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无庸置疑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1934年12月17日，钱玄同在师大月刊上发表《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的论文，认为论古韵“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 钱玄同在黄侃去世不久，特地撰写挽联一首，以示惋惜痛悼之情：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 罗常培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程千帆评价黄侃：“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二、刘文典 犯颜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在到安庆之前，他已经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据说，蒋介石到安大视察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当时正在打麻将，看完通知后直接扔进痰盂里，继续他的牌局，并说：“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问话。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相互拍桌大骂，蒋骂刘“你是学阀”，刘则骂蒋“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有说法称，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不甘示弱，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 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记载：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报》登载《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文中这样描述刘、蒋冲突：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录： 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还有一种版本来自于高伯雨的《刘文典与蒋介石》：“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蒋介石大怒，立即下令扣留查办，消息传出后，教育界哗然。” 但是，根据刘文典本人的叙述，蒋介石并没有动手打他，他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保障人权”，要求释放刘文典。听说刘文典被蒋关押后，刘夫人张秋华赶到安庆，痛斥政府昏聩：“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被释放。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于病中作联相赠，将刘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称赞弟子的气节，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后来告诉冯友兰，当被蒋介石囚禁时，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1931年12月11日，鲁迅以佩韦为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文中还不忘讽刺胡适：“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在营救好友刘文典时不遗余力，事后亦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说：“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获释后，因蒋命其“即日离皖”，他离开安徽大学。刘文典当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为此，他内心极为沉痛：“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离开安大时，他特意留函劝诫全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二、刘文典 傲睨 刘文典初到北大时，曾遭辜鸿铭嘲弄。此后几年，他在北大一直过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写信给胡适诉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曾师从刘师培，但他对刘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郭鑫铨在《初识刘文典先生》中记载，刘文典曾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刘文典曾任报社编辑，他曾谈对编辑的想法：“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当安徽省政府邀请刘文典回乡办学时，刘文典对安徽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说：“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但后来他却来到安徽大学，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校勘学”课程，由于选课的学生少，学校便让他在教员休息室上课。第一次上课，中文系没有为他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他见状，大发脾气道：“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热茶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叫，谁教啊！”刘文典这才消了气，转怒为喜，接着讲课。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他每次上课讲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足见其自负。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王彦铭在《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中记载道，刘文典一次上课曾讲元好问、吴梅村的诗，讲完后道：“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上课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讲的头头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却忘了课堂上讲的理论了。他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他获悉西南联大准备将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当西南联大开会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时，众人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异议，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了！你替谁跑？”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也记载过此事：“……有一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刘文典）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有一次，他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学健将沈从文。刘就大声问沈：‘你何必躲警报？’……” 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是刘文典的学生，她也确认过刘文典藐视沈从文之事，但她说，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她认为刘虽然对沈有偏见，却并无恶意。她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刘文典嘲笑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一日，刘文典与人闲谈，当有人问及刘巴金及他的作品《激流三部曲》时，刘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向学生提及在日本跟随老师章太炎学《说文》一事，当时刘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伸出小拇指。50年代时，有人揭发他侮辱鲁迅，刘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近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周作人回忆同门刘文典说：“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曰：‘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张中行也说刘文典每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 有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云南大学学生李必雨回忆：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二、刘文典 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无大碍。他逃到日本，并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国力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刘文典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说，安徽大学“学潮”事件发生后，刘文典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的冲突，险些丧命。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过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释放，但不得不离开了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反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某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1938年5月22日，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到联大后，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求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多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抗战期间，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翻译到深夜。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茺木贞夫氏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1942年，他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二、刘文典 奇貌 学生曾描述在清华任教时的刘文典说：“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傅来苏回忆老师刘文典：“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入冬天寒，先生衣着亦无大变化，只是在长布衫下增加一件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华丽大衣之类的装束。外出或应酬时，服饰亦然，但举手投足中，一派中国儒学传统大师神采。……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何兆武在中回忆老师刘文典道：“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刘文典上课，讲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时，刘文典每次上课前，让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一根两尺多长的竹制的旱烟袋。每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了也不理会。有时候下午上课，他一口气讲到5点多。学生说刘“俨如中的魏晋人物”。 有人考证刘文典吸烟的习惯。认为他的学生回忆他边吸旱烟边讲课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的应是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刘文典的照片拍的就是其手夹香烟的样子，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也说刘文典有吸纸烟的习惯：“（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 刘文典上课旁征博引，故有时一堂课只能讲一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烟瘾上来便狂吸香烟解烟瘾，由于他边吸边讲，所以发音有时含混不清，上“《文选》选读”课时，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的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衣装。刘文典的头发很多，有一次剪短了以后，他就随便“抹一抹”，从此也不再费心梳理，所以他留下来的尤其是晚年时期的照片中头发都是凌乱不堪、微微上指的样子。 二、刘文典 教学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任北大教授，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刘文典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当年考入清华的学生，“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再大声点，后面的听不见！”刘问：“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30多人。”刘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30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 刘文典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次，他刚上了半小时便讲完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谁知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是月圆之夜，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这日，皓月当空，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许多年后，宋廷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刘文典对颇有研究，经常被邀请作的演讲。张世英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让考生对对子，并出上联“孙行者”，刘不以为意，照做，结果考糊了很多学生，一时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刘文典博闻强记，他上课时讲《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章时，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说给学生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让学生“十二分”佩服。 一次，助教在一位学生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当时这位学生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亲手批改了。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空袭，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也如是，一堂课他顶多讲三十多分钟与课程有关的内容，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何兆武在中曾回忆刘文典上课时的情形：“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回忆刘文典讲《海赋》时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傅来苏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一文中记载：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傅来苏回忆刘文典讲课：“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诂，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次，刘文典讲李商隐的《锦瑟》，对于“锦瑟”是乐器还是“小妾”进行了一番考证。他认为“锦瑟”不可能是令狐楚（或其子）的“小妾”，因为李商隐不可能不顾及师生情谊或师兄弟的情谊。后他又说诗的“先”韵是“沉重的长叹而非意切的嚎啕”，一时来了兴致，边吟边感慨，下课铃响了，亦沉醉其中。而讲下节课的教授早在教室门外等候了。大概过了20分钟，刘文典的感情才平息下来，掏出怀表一看，“哦、哦”了两声，收拾书本，慢慢走出教室。 傅来苏等学生想弥补听课的不足，便大着胆子向刘提出，想看看他的教案。刘文典闻言，笑着说：“教案在脑中。” 刘文典开课“《文选》选读”课程，一年只能讲《文选》中的两三篇文章，每年开课又必讲《文赋》。这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说：“《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曾开设“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吴晓玲在《忆刘叔雅先生数事》中回忆，一次，刘文典在基督教文林堂演讲，他解释第二十七篇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论，是诏‘天均’”的“天均”为“nature balance”，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学生王彦铭回忆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时，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王彦铭等同学将老师送回住处，刘很是感动，吟诵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彦铭清晰地记得，“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二、刘文典 治学 1917年，刘文典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教授“古典文学”、“《文选》”“古籍校勘学”等课程。当时，刘文典革命的余热尚存，在“五四”运动中，他为学生充当“守夜犬”，并积极参与驱逐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运动，但随后而来的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章士钊的下台，却让刘文典感到疲惫和失望。从此刘文典“告别革命”，开始沉入校勘古籍，潜心治学。 刘文典平生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校勘，他在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共二十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应刘文典之请，破例用文言文为其作序，在序中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此书出版后，刘文典一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时，胡适和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请，给青年人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的在书目中自然推荐了好友刘文典的这本《淮南鸿烈集解》。而当时对胡适所开书目嗤之以鼻的梁启超，在自己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荐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梁说：“《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同门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正式出版后，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刘文典点校《淮南子》时，曾致信胡适道：“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该书在学界引起轰动，十年间曾重印三次。二十五年后，刘文典重新点校的《淮南鸿烈集解》刊行，此书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二十多年读书、教学中遇到的新材料、新思考。 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查阅《道藏》典籍。刘文典闻说北京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一部，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始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他在白云观潜心翻检《道藏》，平日足不出户，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才渐渐好转。 刘文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常常鸡鸣时上床，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吃早饭，其著作多在夜间完成。夜间读书时，常茶、烟相伴。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被老鼠啃坏，成为其终生憾事。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回忆也曾回忆他夜间写作的习惯。他为了能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才开始看书写作，一直读到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刘平章说：“有时他还朦朦胧胧的，我母亲给他夹菜，他看也不看也就吃下去了，他不是那么重视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以外的事情。” 据刘平章介绍，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上富有建树外，刘文典还精通英语、日语、德语，平时博览外文书籍，因此对国际情况形势也十分熟悉。他曾写过多篇文章，分析当时的环境形势，从今天看来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远见。刘文典还对医学颇有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 傅来苏一次为刘文典收拾书本时，无意中看过的刘所读的自己著的一本《庄子补正》，他在书页的空白处用蝇头小字密密工整地作了许多眉批注释，其中还有外文。傅来苏与同学都为刘的治学严谨赞叹不已，看来老师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字异同，必求碻（同‘确’）诂”。 刘文典收藏有许多古籍，其中不乏孤本、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独自南下，他写信给夫人张秋华，让她到云南与自己会合，并嘱咐张一定要将自己的藏书带来。张秋华带着孩子和四大箱书，一路颠簸，最后由于书籍实在不便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刘的学生处。日军占领香港后，这批书被掠。抗战结束后，他得知日本将归还掠夺的中国书籍时，异常高兴，但结果却让他失望。直到去世，他依旧在找自己的藏书。 刘文典去世后的1961年，刘平章曾向周恩来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半个世纪后，刘氏后人终于得知，刘文典的藏书日本早已归还，但是，当时正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藏书到底现在在何处，却始终不得而知。 于丹的《〈庄子〉心得》参考文献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位列第二，而位列第一则是。 二、刘文典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他曾自称“狸豆鸟”，因“狸”、“刘”二字古读音相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所以“刘叔雅”便是“狸豆鸟”。因刘喜自谑，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说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学生不解其意，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马逢华曾回忆刘文典演讲的情形，有一次，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演讲，演讲地点原定在西南联大的一间小教室中，后因前来的听众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到教室前的广场上去演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而另一位学生则记下了刘文典对此四字的解释：“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发现学生用参考书后，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二、刘文典 逸事 刘文典在白云观潜心研究《道藏》典籍期间，因日子实在太清苦，便忍不住趁着道士们不注意时，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道士们当场“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刘文典在白云观居住时，观里来了个人，拿着旧报纸包的诗集，闯进房内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颇觉好笑，于是低头假装看诗，来人继续发表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来人兜了半天圈子才切入正题，说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并说：“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强忍住笑，将自己的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给刘，供他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此人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才把他打发走。 1918年，陈独秀曾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有个叫易乙玄的马上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看到易的文章后，对陈施以援手，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刘文典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香山某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借阅。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认识，特准他借阅，并向他说明借阅的规则，刘当即允诺。 老和尚离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不一会儿，刘觉得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书掉在地上，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便打。刘文典一面道歉，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 刘后来回忆此事说：“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巧的是，这里还真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被称为“老兔子”；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都为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则是“小兔子”。 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文典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 张中行回忆，一次上课，不知说起什么，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比如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都奇怪地说，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下课以后，有些学生看见他走出校门，上了一辆人力车，他坐上去后，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刘文典长子病逝后，对幼子极为钟爱，上课时便把他带到教室，讲课时，孩子就坐在他身边，但因孩子小，总是吵闹，此时，学生们便凑钱给他买糖吃。一次，孩子坐不住，到教室外面抓蝴蝶，刘文典见了，忙叫“快回来”，当时学生们正听的入神，刘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突然穿插这三个字，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出现的太突兀了。 刘文典生活上素来糊涂，他独自到蒙自后，请了一位男佣照料自己的生活。一年后，夫人张秋华带着儿子来到云南。一天，张秋华去市集随意买了点云南的蔬菜，回来烧了几个小菜。刘文典尝过后，惊讶地问：“这菜是哪里搞来的？”张回答说：“就是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刘文典听罢感慨道：“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男佣为了图方便，只给他做煮咸鸭蛋、蒸鸡蛋，他吃了一年多，竟不知云南有新鲜的蔬菜。 在昆明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授们都过的非常艰苦，刘文典亦如此。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他和刘文典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二人性情也相投，所以时常接济刘。刘文典“难以为炊”时，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给李。李便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解放初期，李广平被逮捕。后虽经排查排除怀疑，但要求有人担保才能释放。刘文典知道后，借了云大校长的小汽车去监狱接李，他对监狱的负责人说，李广平是我看着长大的，无任何问题，若保释后出任何问题由我负责。办完手续后，他将李接到云大。 到蒙自没多久，一天傍晚，刘文典沿着蒙自的南湖湖堤散步，走到来到一个村庄时，正巧碰见一个农夫打老婆，妇人除了号啕大哭之外，并不还手。刘文典实在看不过去了，便上去劝阻，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会他：“我打我婆娘，与你何干！”刘极为恼火，抬手给了农夫一记耳光。男子猛遭“突袭”，愣了一下神，看了看刘，以为刘颇有来头，越想越怕，拔腿就跑。谁知，先前被打的妇人却不依不饶，冲过来一把揪住刘的衣领，拉着刘质问为什么要打他男人，并恶语相向。弄得刘很是尴尬，幸亏村里一些明理的人迅疾走过来，上前解了围。刘文典想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俊不禁地说：“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机空袭，刘文典常常要跑“警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 刘平章回忆，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炸弹不长眼，所以跑警报是日常的功课。吴宓于194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 刘文典称自己“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警报响起，刘文典赶紧四下躲避，跑到半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目力不佳，赶紧带着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路上，学生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极为崇拜陈寅恪，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要维护陈先生，破口大骂道：“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备课久未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刘一见陶，就大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回忆说：“我想他是鸦片没吃足，发神经病，我一向尊重老师，但学生也不是奴隶，随便辱骂，我已忍无可忍，要以暴易暴，当我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先生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转怒为笑，扶老师坐下，并向刘说明原因，倒茶赔罪。刘亦转怒为喜，留陶一起吃晚饭。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曾向刘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当李翻开这本书时，发现空白处全是刘文典用多种语言写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入神时，发现书中有一张刘文典用毛笔画的老鼠。李很是疑惑，便去请教刘。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一样，就不必相残了，当时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于是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吴宓对刘文典的学问十分佩服，他常去听刘文典讲课、演讲。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 一次，刘文典与学生谈到中妙玉论饮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刘文典调侃说：“吾辈饮茶，解渴的蠢物耳。” 王彦铭上学时，同学中流传着种种关于教授刘文典的奇闻逸事：……说他批阅学生试卷极马虎，全凭印象打分；说他博闻强记，忆《富兰克林自传》不用查字典……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刘文典烟瘾极大。一天上课时，刘文典的烟抽完了，就问前排的男学生示意要烟抽，学生们怕烟太差，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刘一再示意，一位姓张的学生便要掏出烟来，这时正好教室门开了，家人给刘送烟来了。 刘文典与著名白族诗人马曜曾在云南大学共事，二人都好烟，常一起品烟。后马离开云大后，刘每觅得好烟，便邀马一起品尝。而马亦投桃报李，1951年，程砚秋到昆明演出，一票难求。马知刘为戏迷，便想办法弄到票，亲自送到刘家。 刘文典喜鸦片。钱穆说刘文典留教云南大学后，“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云南时，刘文典迷上了滇戏。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的学生陶光看上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想请刘文典为之做媒，便常拉着刘去看滇戏。陶光已人到中年，刘自然乐意成人之美。结果，刘从此对滇戏着了迷，而陶也抱得美人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认为真正能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去看滇戏，“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 解放后，刘文典常晚饭后漫步去茶馆听滇戏。一天傍晚，刘携夫人沿翠湖漫步去听戏，忽然有辆小吉普车在他旁边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位省级干部，问刘先生要到何处，可以用车送。刘却婉言谢绝曰：“安步当车。”说完与夫人信步离去。 刘平章回忆，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会期间，在一家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漫画，画着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的寒风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当时正在成都读书的刘平章给父亲写信“讨要”生活费，刘文典恰好读到“擦皮鞋者”漫画，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于是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这封信如今被收藏在刘文典纪念馆中。 刘文典对故乡有几位浓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旧版著作上都会署名“合肥刘文典”的字样。1949年，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只有“刘文典，安徽合肥”几个字。抗战胜利后，曾有人建议刘文典回家乡执教，刘文典很是欣喜。但由于时局动荡，他的心愿没能达成，这也成为他终身的憾事。 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二、刘文典 知遇 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因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适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适：“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适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适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写：“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胡适几乎对刘文典有求必应，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由于刘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视，刘文典在校勘《淮南子》时，特地请胡适将他已经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给校长蔡元培审阅。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适在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便隆重推荐了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为刘文典造势。 刘文典对胡适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章玉政先生从目前可以查询的材料分析，认为这完全是唐的一种道听途说，他认为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二、刘文典 坚守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刘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口口声声称刘为“老师”、“刘老”，每次开会必请刘老坐在前排，开座谈会必先请刘老发言。他被云南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自己也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好吸鸦片，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因他喜云南火腿，故博得了“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解放后，刘文典竟彻底戒掉鸦片，逢人便说：“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二、刘文典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一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且行文从不标点，许多人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连好友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刘，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效法陈寅恪。因陈写文章，只用古文，且从不标点。 刘文典好吸鸦片，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为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过贺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 二、刘文典 真诚 刘文典知道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写信给胡适的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虽然自己吸鸦片，但他却知道吸鸦片的危害，因此，上课时他常告诫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他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已高，云南大学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不为他安排课程，好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但他坚持要讲课，他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位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胡适。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1941年，陈寅恪被困香港。其时，许多人以为陈寅恪已故去，刘文典得知消息后极为悲痛，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刘文典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刘文典：“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黄清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改抽大重九。他抽烟甚多，有时一天两包。当时大重九旧币三千元一包，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学生抽的都是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平易近人，所以学生常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丝毫不以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前后，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傅来苏和范克庄毕业时，去向刘文典辞行，刘十分高兴，以清茶、香烟招待，并鼓励他们以后仍要认真学习，勤奋上进。临别之际，傅等提出请刘题字相赠，刘文典欣然同意，各赠七律一首。傅、范二人看到刘在提款中称二人为“XXX贤友两赠”，很是惶恐，刘却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二人极为感动。 二、刘文典 归去 1958年，刘文典在昆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博物馆。 按照夫人张秋华的意愿，刘文典逝世后没有立即火化，而是用棺木土葬在了云南大学后面的圆通山上。一年后，由儿子刘平章取出骸骨，火化后送回祖籍安庆安葬，开始简葬于古月庵，后来正式安葬在怀宁县总铺高家山（今属安庆市）。 二、刘文典 评价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他在序中手：“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胡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时，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高伯雨评价刘文典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傅来苏在《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中称赞刘文典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的学生评价老师：“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晚年，周作人回忆刘文典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理群评价刘文典：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儿子刘平章谈及父亲刘文典：“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 有人评价刘文典说：是真名士自狂狷。 三、赵元任 生平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德、法等多国语言。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他文理兼修，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选修物理、音乐，教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很深的涉猎。 1926年，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赵元任一生有一份煊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 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学习一年。 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研究学习。 1919年，赵元任回到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清华任教，最初清华请他讲授数学，到校后又加开一门英语课程，后教务长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这年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 Russell）来华，他担任罗素讲学的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1925年，赵元任再次回清华大学任教，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开设中国音乐等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赵元任再次到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一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课程，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阔别大陆三十年的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和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再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赵元任去世后，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同年4月4日，该校举行了隆重的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三、赵元任 语言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当地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赵元任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的听觉特别灵敏，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种方言，此后终生不忘。他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就能迅速学会当地的方言。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赵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赵元任又从他的大姨娘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时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当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一次在某宴席中，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桌客人交谈。 刘半农曾想编一本“骂人专辑”，他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湘、川、皖等地的方言大骂刘半农。随后，周作人也来了，用绍兴土话又将刘半农大骂了一顿。当刘半农去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后来，刘去拜访章太炎，被章用古语中的粗话大骂一通。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人却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终于答应赵元任担任罗素翻译一事。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到中国，还携带其女友勃拉克。因此，每次应酬，赵元任不仅要为罗素和勃拉克进行翻译，还要翻译中国主人的发言，但他应付裕如。有人说，只有赵元任才能把罗素演讲的内容完完整整地翻出来，就连罗素说的笑话也能译的不走样儿。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付自如，他觉得，生活中的一般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在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演讲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sorbonne）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演讲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常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使用一些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有一次，赵元任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er）。”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晚年曾作《嵇熙戏犀》：“西溪犀，喜嬉戏。嵇熙夕夕携犀徙，嵇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嵇熙嘻嘻希戏。惜犀嘶嘶喜袭熙。”他注明：“嵇，檄倪切，音兮，齐韵。一姓氏，二山名。”他以此文说明中国文字只有形、音、义同时出现，才可表达文章意思。 还有一首《唧唧鸡》也为赵元任所作：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Sei”，是赵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便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忿忿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28年，在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赵元任高兴地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G.R.yinyiijeouyueh 26ry hgongbunle．hooray！”（国语罗马字已于6月26日公布了，好哇！） 赵元任写信给林语堂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看了非常喜欢。 赵元任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研究语言，总结该地语言的特点。有一次他在瑞典一个火车站卖票到Malm*，就用平常英德等无声调语言的语调用半降调说那个地名。赵元任说了半天，那个卖票的人才恍然大悟。赵元任发现卖票的人读Malm*仿佛像过国语的去声加阳平，于是，他发现瑞典语有声调。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文；到了德国说德语；在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文。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Matterhorn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赵元任是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呐。 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开，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1949年以后，胡适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泽东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他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考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三、赵元任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他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赵元任少时，曾将牵牛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邹秉文，而到六点半，别的同学再来替换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创作的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献上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作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还有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后，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的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的音，大家全乐了。 赵元任的孩子们学英文字母、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等，赵元任就教他们唱，歌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住在赵家，她第一个学会了国语罗马字，赵元任便奖给她一顶帽子。 赵元任不仅教孩子们唱字母拼音，还将九九乘法表谱上曲，让孩子们变唱边背。他还从女儿们的课本中调出课文，谱上曲，配上和声，教孩子们唱。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和他的女儿们，有机会便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音乐作品。 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创作的，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时间，也不放过。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评价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萧还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黑了也没有电灯，但他们的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一到天黑，赵家的合唱团就开始唱起来了。赵元任的两个小女儿年纪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赵元任则唱男低音；二女儿赵新那是女中音；大女儿赵如兰则补上第四部。 三、赵元任 温婉 14岁那年，赵元任的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经过努力，赵元任终于解除了婚约，他高兴地说：“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他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 赵元任自小聪明、好学，从初中便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一度沾染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但他后来努力改变恶习，并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勉励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赵元任在南京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与章元善同学，他们相互勉励，刻苦读书。因二人卧榻顶头相接，两人便将枕头以绳连接，先起床者拉动绳索，然后二人同时起床，到操场上练习英语发声。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元任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曾到江、浙两省作吴语调查。他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借宿在农民家中。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太疲乏，两人上车后便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这节四等车厢被扔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时只对杨提出一个要求：别逼他做官。 赵元任也不愿做行政工作，清华曾让他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后罗家伦担任了清华校长。 一次，赵元任从欧洲到上海，当时东南大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任校长，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当校长。于是，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日夜追着赵，请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吓得赵元任连夜北上，逃到北京。 杨杏佛请赵元仁到中研院做研究员，赵同意了，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永不许辞职，赵元任笑说，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没想到一语成谶，杨不久被人暗杀。 赵元仁到中研院，傅斯年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元任不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元任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并且有些人设法离间二人。这件事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了下来，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朱请杨步伟劝说赵，杨说：“我从来不要元任做行政事。” 赵元任很不喜欢穿礼服。赵元任婚后初到美国时，生活很是艰难。赵元任便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赚外快贴补家用。在美国演讲必须穿晚礼服，赵元任不管这些，直接穿着便服去演讲。俱乐部主席很是为难，在开讲前问赵要不要租件礼服换一下，赵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了。主席只能将就他。不久，赵元任要到纽约去演讲，此次演讲必须穿礼服，他就只能在招待室等着，让朋友临时出去租了一套来换上。赵元任也一直反对穿晚礼服，只有在1946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了国家形象只能穿才同意穿了，其他时间能不穿时就不穿，自己也从来不购置。 赵元任生活朴素，最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许多家务事都是他干。他钉扣子最有意思，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三、赵元任 童趣 赵元任出生前，父母找人算命，算出是要生个女孩。等赵元任一下地，发现是个男孩，便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于是给他扎了耳洞。 赵元任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睡，一天晚上，小赵元任看见母亲先睡着了，便大哭起来，母亲被他吵醒，慌忙问：“什么事？怎么啦？”赵回答说：“妈先睡着了嚜！”赵回想起来觉着自己很可笑，但当时他觉着母亲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他一人留下了似的，很是孤凄。 赵元任儿时，每到过年，赵家总是张灯结彩，赵元任很是欢喜，因为总是有好吃的，还可以放花、放风筝、掷骰子玩，并且不用上学。所以在赵元任的心里，总觉着过年是一件大事情。于是他常盼望着过年，过完年才两三个月，他便吵闹着问母亲：“怎么老不过年？怎么老不过年？”母亲很是奇怪：“刚过了年嚜，怎么又要过年？”等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吵闹：“老不过年！老不过年！” 赵元任儿时喜欢玩铜钱，一次他把三个钱含得嘴里，结果吞到嗓子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说不出话来了。母亲见他脸都憋的通红，说不出话，便问他怎么了，他指指自己的嗓子。母亲便将手伸进他嗓子里，他一恶心，才把钱吐出来了。 赵元任儿时喜欢看朝霞，他常天不亮就爬起来，站在院子里，不眨眼地盯着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的现出来，看到眼睛都花了。 有人送给赵元任一个三寸多的放大镜。没有人教他怎么用，他就自己研究怎么玩，将放大镜贴近眼睛远一些看东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他将一张报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出现在报纸上；他又跟吕爷学来用放大镜取火的方法，学到后便到处烧东西玩，幸好没闯出什么祸来。 赵元任小时候喜欢看雷雨，喜欢看闪电，更喜欢下大雨。每次下雨，院子里有一点湿，他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了。他喜欢睡在被窝里听外头打雷下雨，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他在被窝儿里就睡的又干又暖和。 赵元任小时候常搬家，看家大人整理收拾东西，他也便整理自己的小东西。后来便养成了习惯，喜欢给东西归类。在国外留学时，赵元任曾想拿科学分类作他的论文题目，但老师若伊思（JosiahRoyce）说这题目太枯燥，才作罢。 赵元任说：“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 赵元任儿时读书，将描红上的句子是“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读成三字经似的句式：“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 一次，菊花开的正好，赵元任和家人一起拿菊花做题吟诗，他开头儿第一句就写：“满堂菊花香。”赵的大姐说：“你头一句就把话都说完了嚜！你得慢慢儿的说呀！”于是赵元任就改成：“有人来看花，花开阵阵香……”他记得诗中有一句“风动一开张”，觉得应该是大人给他改的，不像是他会写的句子。 赵元任八岁是第一次坐船，从天津到上海，不晕船的时候，他喜欢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看雷雨看闪电，觉得在海上看的比在地上的好看。有时候他站在船边看得入了迷，身上让浪花溅湿了，或是被潲进来的雨给濯湿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几遍才回到房舱里。 赵元任儿时最喜欢三房叔公的么女侬姑，他说他几乎爱上了她，大人们打麻将的时候，他会挤在她身旁看着她打牌。他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她总是在睡前给赵元任点最后一次药水。 三、赵元任 逸事 赵元任少年时爱好科学，兴趣广泛，他儿时就动手制作简易的电话；上学时，他动手制作望远镜和显微镜；用食盐和冰棍混合达到零下20度的温度；并半夜去观察彗星。 赵元任曾在大姐夫家和人比赛吃饺子，一口气吃了四十个，但代价是连着病了五天。 赵元任赴美留学前，需要剪掉辫子，剪辫时，理发师问了他两次，以便确定赵是不是要那么做。在留学生赴美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宴请他们。他看到赵元任等人改换衣着后说：“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 赵元任在南京读书时，醉心革命。当时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全国“举哀”之际，跪在祭坛前的赵元任和他的同学们高声大笑，但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赵元任异常高兴，他称辛亥革命为“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赵元任对男性朋友也会产生爱慕之心，如对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堂及在哈佛的胡正修，曾颇为亲近。 赵元任在美国读书时，醉心于学问，常常心不在焉。他很久不理发，以至于头发很长，一次在牛津街，走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孩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他也不打招呼，因此到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他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还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一天，他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学生正走进去，他们问：“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赵说：“当然要来上课！”课是12点开始，赵便计划到体育馆作一小时的运动，但运动结束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课时，课室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错过上课时间了。 赵元任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开车出门总是挨罚，给他们送罚单的警察说：“老送罚单给你们，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他离开耶鲁大学时，杨步伟对警察开玩笑说：“因为你们给车开的罚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离开此地。” 年轻时，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直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勃拉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一次，赵元任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到站，他忘了下车，等车开动时，他反而走下来，一下就摔倒在大街上了，摔断了右手和肩膀（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心不在焉的］教授），只好打上石膏绷带，因为受伤还发烧两个多月。 赵元任号宣重。他到美国留学后嫌罗唆就一直没再用。他留学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赵元任的祖父为其起号叫重远。这个号赵一直没有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找上门来。赵很是奇怪，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罗素来华演讲时，一日，赵元任为其拍了许多照片，他指着其中的一张对罗素说：你极像“发怒的独居人”。罗素笑道，你别用这样异想天开的比喻吧！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但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大为感动，从此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王力后来写《两粤音说》一文，在文中是说两粤音中没有“嘬口呼”，1928年，赵元任去广州调查方言后，写信给当时已在法国留学的王力说：广州话里有嘬口音呼，“雪”字就是其中之一。 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他一面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的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元任说别动，等他给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的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赵元仁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为学生会表演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之前并不知道此事，表演时他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就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还有一次，赵元仁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唱熊佛西《爱神与诗人》里的一首歌，当时她们还小，不知道字的意思，将其中一句“三个分不开的和声”，唱成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台下的人听后都问熊，你的歌怎么写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此后一天，众人在北海公园喝茶，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突然说：“你看，三个分不开的和尚”。众人一看，果有三个和尚走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演变成了一个笑话。 赵元任从小喜欢物理，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也曾选修物理。他喜欢小发明，所以，家里的大小“机关”也不少。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了。等他起来时，火也上来了，屋子也烧暖了。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不是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们小时候常忘记关上冰箱门，赵元任就接上“机关”，门一开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1917年，刘半农“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赵元任讲过一则有关《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美国时，赵元任刚拿到驾驶证不久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违反交规，警察说不是，你领了罚单三个月还没有付款，我们要取消你的驾驶证了。赵元任奇怪地说，我到华盛顿还只两星期不到，驾驶证昨日才拿到手，为何三个月前有罚单呢？警察说，是同一个号码的车子，若是人家转卖了给你那就该换牌子啊。赵元任就告诉他这是中国学生监督处的车子，前监督（梅月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我才来接管监督处的事。警察才恍然大悟的说，那是你的哥哥吗？你们两个人真像，是不是双生兄弟？杨步伟说，长得差的远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气有点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着脸答应人的话，那位梅先生总是低着头哼的。警察大笑说，这点我可没有注意。然后就放他们走了。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日全食。赵元仁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大家决定赶紧开车赶去，怕迟了就看不到了。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箱内有重要文件）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了，就开的更快了。等后面的车追上来告诉他们掉了东西，他们才开回去拣回箱子。等他们把车停在一个树林里天色已晚，日食也快结束了。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仁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但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叫：“看a，a！（日冕）”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因终日无事，他便拿架照相到处拍照。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赵元任当时用的是一部双头的法国照相机，为了省胶卷，他便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半边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照两次。当时警察看了他的奇怪举动后，以为他是奸细，便问赵元任话，赵没有理会，他们便以为赵元任是日本人，不懂中文。但因警察常看见赵元任进出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长的楼上，不敢轻举妄动，便报到省里，幸好当时正在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便对何建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到赵元任的住处询问，赵元任告之理由后，误会才解除。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関”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三、赵元任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杨步伟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责骂，骂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调皮，捉弄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杨步伟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她弄湿了他的被子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自小任性、野气，她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杨步伟16岁时，家里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生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这个名字，是杨步伟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便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步伟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但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森仁医院”名称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专心做相夫教子的贤妻，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住。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的夫人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最后赔本关门，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赔个干净，于是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经营的不成功，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当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不了了之。 杨步伟性格直爽，平常话很多，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杨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翻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 Every 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的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适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三、赵元任 婚礼 赵元任和杨步伟结识后，便常常到森仁医院做客。一次，他对杨说，最近恐怕太忙，如果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他又去了。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出了车祸要找医生，赵元任便随着杨步伟跑到大门外，匆忙中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以后，每年杨步伟生日，他便买一盆菊花送杨。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结婚，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通知书一共寄出四百份左右，通知书这样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的结婚通知书所附照片上写有格言：“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胡适这样回忆赵元任的婚礼：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后来赵元任问罗素：“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后，将该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就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杨结婚时，赵元任正赶着录制第一套国语留声片，所以他们并没有去度蜜月。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胡适上门拜访。佣人对胡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胡适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果然，杨步伟在楼上听见了，就开了窗户叫胡适道：“你猜得真对，我们是在家里，恐怕来人太多，花了我们的时间，所以交代佣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们现在正过着苦蜜呢。”胡适大笑，调侃说：“打架吗？我来解和。”于是进门与赵元任大谈国语留声片之事。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侬姑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因为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不能收；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三、赵元任 谐和 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六十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后坐轮船赴美，百无聊赖的时候，两个人便下围棋解闷。他没有带围棋，便向船上要了两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当成棋子用。 杨步伟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说不好英文，但赵元任从不以此为耻，他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杨步伟的话来举例。1986年，赵元任在其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前写道：“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但赵元任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他曾试着改正杨步伟的文法错误，有时杨烦了，便大发脾气，赵元任只得作罢。所以赵元任批评杨步伟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杨步伟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杨步伟觉得她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 20年代旅欧的留学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伦曾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1946年，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二人的证婚人胡适因故不能亲临祝贺，特寄来一首贺诗《贺银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赵元任、杨步伟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 1971年，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上，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当年胡适《贺银婚》的韵。杨步伟写道：“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和曰：“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在诗后署名“妧妊”，表示自己来世要成为女性。 1973年6月，赵元任夫妇终于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接见了他们。在和周恩来交谈的3小时里，杨步伟是主要的谈话人之一。事后，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赵元任惧内，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花甲之年的杨步伟曾在自传《杂记赵家》中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杨步伟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后面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杨步伟的《杂记赵家》用英文出版，请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前言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儿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和他们一起生活多年的杨步伟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晚年，杨步伟肩膀疼，赵元任便每天给她梳头发。他们出去散步，赵元任常开玩笑说：“有什么锅借什么锅。”意思是有什么街过什么街。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 三、赵元任 至交 赵元任和胡适同年赴美留学。胡适弃农学文后，与赵元任一同选修克雷登教授的哲学课程，又结伴拜访哲学教师阿尔培，二人交谊日深。由于学业突出，他们二人及胡明复三人入选全美高校联合学会会员，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他一直挂念赵元任，1919年3月间，他写信给身在美国的赵元任，邀他回北大教哲学，赵元任未应邀。 后赵元任回国，在胡适家中，结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并一起致力于国语的推广。对此，胡适极为支持，也给予赵等人帮助。 赵元任与杨步伟婚后赴美，途经上海，恰当时胡适也在上海，胡适每天都要到赵氏夫妇住的旅馆看望攀谈。当时大家都问杨步伟是否要买些中国的东西带到美国。杨当时已经怀孕，一点不想动，但多数人以为她是因为离开医院不开心。只有胡适说：“韵卿，我想你有特别的原因了，喝点汽水什么的，也许胃口畅快一点。”杨步伟便埋怨赵元任：“你如何没想到？”胡适大笑说：“他不内行，我是有经验的，他若这个是内行就靠不住了。” 1922年，赵元任翻译，此书由胡适命名。 赵元任曾编单音节故事《施氏食狮史》，胡适读后说：“那时有人要用拼音来代替我国的方块字，我要赵元任把这个故事写成拼音之后，就再没有人敢说用拼音代替方块字了！” 1930年，胡适四十岁生日之际，赵元任为他的好朋友写了一篇幽默戏谑的贺词：“胡适说不要过生日，生日偏偏到了，我们一班爱起哄的朋友，又来跟你闹了。……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那样，觉得你真是有点儿对了都。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话文的咯，所以我们就罗罗嗦嗦地写上了一大片……” 1948年，胡适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写信给赵元任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1949年，胡适来到美国，他写信给赵元任，说自己不愿久居外国，回去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赵元任力劝他留在美国任教，甚至要为他预订住房，赠送用书。此后，赵元任在其任教的加州大学征集签名，四处奔走，为胡适争得来加州大学讲学半年的机会。 居美期间，胡适颇为落魄，他对赵元任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1957年11月，赵元任得知台湾“中央研究院”欲聘任胡适为院长时，马上打电话给胡适，劝其应允。 1959年，赵元任夫妇赴台访问，回美国前，胡适握住赵元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对赵元任说：“退休后早点回来工作，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 胡适晚年在台湾并不开心，在给赵元任的信中他写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如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甚至于我在1952年～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胡适去世后，赵元任极为悲痛，他根据胡适生前录音撰成《绩溪北岭音系》一文发表，又将胡适写给他的数十封私人信札整理刊发。1968年深秋，76岁的赵元任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徘徊良久…… 而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女儿惊讶的发现，父亲故去的时间竟与他的至交胡适逝世的时间为同日且为同时，只是前后相差整二十年。 三、赵元任 眷恋 1923年，赵元任的二女儿出生，赵元任为其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赵元任的朋友丁绪宝便一直叫赵新那“新中国”。 赵元任曾对外国人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赵元任将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努力探讨和创作具中国民族风味的“中国音乐”。许多人批评他的曲子“欧化”，不是“中国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言中说，这些人的看法来源于一种“博物院的中国”的错误观点，他说：“不但对于音乐，对于好多事情，他们愿意看着中国老是那个样子，还是拖着辫子，还是养着皇帝，还是呵尤呵地挑水抬轿，还是吟吟嗡嗡地吟诗念经，这样他们的观光公司才有题目作广告，这样他们旅行的看了方才觉得picturesgue（景色如画的），guaint（离奇的）等等形容词。” 抗日战争前后，赵元任写了很多爱国歌曲，如《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他还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陶的许多诗谱曲，如《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 到云南后，赵元任因为受到李济的排挤，加上病后精神状态极为不好，一整天七八小时手里拿一管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终日也不说一句话。于是，他们决定到美国任教。离开时，蒋梦麟夫妇特地从蒙自赶回送行，送给他们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对他们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杨步伟说：“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赵元任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极深的感情，中美建交后，他两次回国，每次流连于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拍了张照片留念。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国时，开了一个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70多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赵元任夫妇非常高兴，赵元任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 赵元任夫妇回国后，一直去寻找他们曾经的足迹。当年他们结婚后住的房子，赵元任和罗素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老南院等等。他们还回到常州老家青果巷，见到了赵元任的堂弟一家人，并在小时候游泳的小河边拍照留念。临走时，赵元任拉着二女儿新那的手说：“过一二年一定还要再回来。” 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来到赵元任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老南院（今照澜院）1号的一幢灰色砖房时，赵元任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门走进院内，上前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于是众人就和赵元任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之后，赵元任还想再去清华故居。6月4日上午，赵元任由女儿赵新那一家陪同，“秘密”回到清华。这次赵元任故居的主人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热情地迎他们进屋。赵元任在50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接着，他还去看了工字厅、大礼堂。赵新那说，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赵元任去拜访金岳霖，金因病行动不便，平常只能坐在椅子上，但三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他非常激动，站起来与赵元任拥抱。这天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 赵元任去南京金陵刻经处，途径南京逸仙桥小学时，90岁的赵元任和女儿们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1981年，赵元任逗留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有人问道：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元任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到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对家乡常州念念不忘，杨步伟去世后，赵元任收到了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唁电，他感激地说：“常州还没有忘记我这么一个在海外的儿子。”1981年，赵元任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建设和变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此后，邓小平接见赵元任时，赵向邓小平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说：“常州进步了，变化很大。”临终前，他给女儿新那的最户一封信，还说想回常州，让女儿陪他去。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 三、赵元任 赏誉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strike>ｗrike> 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中认为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赵元任的弟子、语言学家王力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罗常培评价赵元任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可是对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大。从1922年到1948年，他一共发表了语言学专著约14种，论文约21篇。近20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的一辈都管他叫做“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f ese philosophy）”。 四、刘师培 天资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此为聪明异常之兆。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10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绝句百首，被称为“神童”。 刘师培自幼天资过人，八岁开始学习《周易》，12岁时即已遍读四书五经，“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17岁进学，18岁考上秀才，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 程善之曾告诉冶春后社社友杜召棠，一天，他从上海购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与刘师培、方地山共同浏览。不久，侍者来叫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二人前去吃饭，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尚缺十数地。程不解其意。吃饭时，程善之就问方地山所言何意。方答：“吾默识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蒙古全图上有地名千余个，仅一两个小时，怎可能记住？以为他吹牛。方说：“我不敢自信，但刘师培我可保证他绝没有多少误差。”程更加惊讶。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程善之始信其言。 四、刘师培 治学 刘家三世传经，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左传》新疏工作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为光绪间举人，著有《春秋左传历谱》、《尚书历草补演》、《抱瓮居士文集》等。母亲李汝蘐，是江都学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晓经史。由于家学渊源，刘师培8岁起学《周易》，12岁时已读毕《四书》、《五经》。 1898年，父亲刘贵曾病逝，刘师培便由母亲李汝蘐授《尔雅》、《说文》，并向堂兄刘师苍问学。刘师培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内典道藏、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尤精历史掌故，在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 刘师培是经史世家的传人，其家藏书如海。刘师培十七岁即全部读完了家中的藏书，然后论史谈经，著书立说，在国学界被誉为少年大师，与年近不惑的章太炎齐名。 刘师培早年丧父，祖母怕他出外吃亏，将他禁锢于家，所以他虽名声在外，但世人皆不知刘师培何许人也。刘师培因科举考试失利，辱骂清廷被官府官府通缉，听说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办《苏报》，便来投奔。这日闲暇，陈独秀到章士钊寓所聊天，忽一满身污脏、蓬头垢面的少年叩门而入，对二人说：“我叫刘师培，从扬州家里逃出来的。”章、陈二人考其《左传》上的学问，始信此少年便是刘师培。 章太炎曾评价刘师培的治学道：“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间，刘师培讲授“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并出版了《中国古文学史讲义》。本书的出版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为后世的典范。 刘师培家族几代传经，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研究《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著作。同时，他还研究《周礼》，著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作品，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运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著有《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刘师培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著作颇丰，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刘师培去世后，钱玄同等人将刘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成立研究所，入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成为研究员，刘师培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开始，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为“文”和“文学史”两个研究方向，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四安排一个小时时间，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员进行研讨。后来研讨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开始，刘师培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个方向。在所有国文门的教员中，他指导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指导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钱玄同、吴梅、周作人等。北大的这一工作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时，徐树铮乘机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提出由政府收回北大国史编纂处，直接隶属国务院，改称国史馆，北大的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中国中古文学史》，此书是刘师培在北大中国文学门任教时所编讲义，出版后很受学生欢迎，反响极大。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第一次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本书从政治、思想、风俗、时尚等方面阐述了文学发展变迁的大势和文体文风的演变历史。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广征博引，其引证资料的广博和慎密，堪称文学史著作的典范，而刘师培对史籍的熟稔程度，也令人叹服。本书以引用资料为主，表达观点为辅，在写作方法上，先罗列史料，间或夹杂刘个人的观点，再选录相关文章，进行印证，相互呼应。 刘师培是近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05年，刘师培就在其著述《国学发微》中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魏晋时期是被学术界忽视的一个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但刘师培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周末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学术争鸣和创新程度不亚于周末诸子；又说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此一时期“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对魏晋玄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在日本期间，曾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他还撰写大量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所有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刘师培的水平被许多近代史专家公认是最高的。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传播，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刘师培对早年参与政事很是后悔，他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1936年冬，陈中凡在《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中说，1919年秋，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当时他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国学”一词始肇于清末。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为“保国粹为主义”而创办《国学报》，初提“国学”之名，后梁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提及“国学”一词。1905年2月23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发刊词云：“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至此，正式用“国学”之名于报刊。 四、刘师培 传道 黄侃狂傲，在北大骂遍同僚，蔡元培、师弟钱玄同等人亦不放过。但对刘师培他始终以礼相待。问其故？他答曰：“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但每次谈到经学，刘师培就三缄其口。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没有传人时，黄侃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道：“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道：“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侃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授经史。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从不写板书。若不是北大学生钦佩其学问，早被有赶教授传统的北大学生轰出门去了。 到北大任教时，刘师培虽只有33岁，但病怏怏的，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二人交往十多年，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当时刘在黑板上化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了之。 刘太希在北大，常去听刘师培讲课。刘师培健康不佳，讲课声音微弱，写板书时，与小孩无异，写口字就在黑板上画个圈。 杨亮功回忆刘师培：“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回忆刘师培道：“当时觉得他（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四、刘师培 国故 刘师培第一次会试落榜后，对科举表示出极端的不满，曾作《留别扬州人士书》，表明自己作别科场，投身革命。但1903年，他又去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 刘师培在《与端方书》中表达了继承家学，努力治经的想法：“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 刘师培在北大时，正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见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北大青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的刘师培等人坐不住了。1918年，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对蔡元培发难，曾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但刘师培胆小怕事，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四、刘师培 婚姻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09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张鸣对此事评论说：“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蔡元培也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朱维铮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四、刘师培 逸事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一次，刘师培看到一位亲戚戴着黄金框架的眼镜，非常羡慕，就向外祖母索要。外祖母疼爱外孙，便对他说：“咱哪有那么多钱呀！还是拿我的首饰去打造一副吧！”当即拿出数件金首饰交给刘师培。刘师培辗转托人打制，几天后拿到了金边眼镜，高兴异常，跳跃不止。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刘师培好吸烟，烟瘾很大，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洞。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的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刘师培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往后，开始投身革命。“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马上作反清专著《攘书》，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辫，以示“义不帝秦”。 章太炎因怀疑孙中山收受日本人的贿赂而对孙中山非常恼怒，刘师培受其影响，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记载写道：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张中行到北大读书时，听老北大的人讲，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四、刘师培 书法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周作人回忆：“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一日，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并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某次，文科学长陈独秀去旁听，只见一堂课下来，刘师培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这个被称为“日”的汉字，刘只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而已。陈独秀一笑了之。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 刘师培手迹虽似孺子书，但因其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故其手迹传世极少。“民国四公子”之一吴彦复，即章士钊的岳丈，曾藏有一把刘师培所书赠纨扇。 四、刘师培 革命 刘师培十七岁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自命不凡的刘师培懊丧不已，在回家途中，刘师培不断发泄对会试的不满情绪，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主考官都一一粗口“问候”。行至扬州时，刘师培酒后狂态毕露，对科举制度大发议论，一一数落科举的弊病。刘师培肆无忌惮的言论惊动了官府，当时官府欲拿其问罪，刘师培得消息后，不敢再回仪征，直接从扬州逃到上海。 章士钊《孤桐杂记》写道：“申叔于光绪癸卯年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不足二十耳。” 但梅鹤孙却说刘师培是突然离家出走，他在《刘氏五世小记》中记载：“这一天，舅氏忽然出外未归，举家皇急，派人四出寻觅。有人说看见他乘红船过江的。后来接到上海来信，其实当时是林少泉与他一同赴沪的。” 在上海，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迅速转变成一个反清斗士，从此绝意科场，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反对满汉一体的论调，主张排满，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刘光汉，“光汉”为“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排满之决心。 刘师培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 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蔡元培等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刘师培加入该会，并担任《俄事警闻》主笔之一。后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担任主编。 刘师培祖辈三代治《左传》，是不折不扣的旧式文人，但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成为《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 刘师培曾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一文，文字激昂，革命情绪高涨，并署名“激烈第一人”。刘师培在文中说，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 刘师培曾先后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加入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加入暗杀团时，先“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1904年冬，刘师培等人谋划了刺杀王之春事件。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期间，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权为条件，向亨达利洋行借款，并向法国借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义。王的所作所为让革命党人非常愤慨。王之春被免职后居上海，华兴会会员万福华与刘师培、章士钊、林獬、扬州学生陈自新密谋行刺，刘师培还将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但刺杀时，子弹竟不出膛，万福华被王的卫兵逮捕。刘师培等人上楼一看，吓得赶紧将枪仍在地上，仓皇逃走。第二天，章士钊到捕房探望万福华，捕房尾随他到住处，搜出了制造炸弹的化学仪器、炼药炉灶等，张继、黄兴等十余人均被捕。刘师培亦被拘入捕房坐了一夜，捕房见其形色苍黄，言语支吾，一看就是怯懦书生，次日便将他释放。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辱骂德国侵略者被查封，刘师培亦被租界巡捕房通缉，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先避往浙江，不久，又应陈独秀邀请来到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刘师培与在安徽公学任教的陈独秀、章士钊等人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培养暗杀人才。 刘师培曾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活动，他编写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科书，激发国人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 刘师培著有《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在《民报》上接连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为革命摇旗呐喊。 刘师培的《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是为驳斥梁启超所作，当时梁写《满洲为建州卫论》一文，汪精卫曾撰一文驳斥梁，但征引不充，辞气未达。之后，刘师培便撰此文，他在文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最后得出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的结论。章太炎读完此文后，赞不绝口：“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四、刘师培 变节 1907年，刘师培受章太炎邀请，举家东渡日本。当时，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刘师培结识幸德秋水后，迅速转变成无政府主义者。 到日本三个月后，何震就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天义报》宣传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刘师培也为该报撰稿，他全面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将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 刘师培曾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刘师培与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等人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杂糅着国学、启蒙学说、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1907年，同盟会中发生了以章太炎为首的“倒孙风潮”，刘师培是章太炎的支持者之一，并由此引发了刘师培对革命党人的极端不满。陶成章说刘师培当时“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刘师培自己也将“变节”的原因归因于对革命党人的“失望”，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刘师培对孙中山很是厌恶鄙夷，认为“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德为何物”。他曾派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家柽商量，想雇佣杀手取孙中山项上人头。程是卧底清廷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并不知情，因程将此事告诉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刘师培的刺杀计划未成功。此后，刘师培痛恨程家柽坏其好事，便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天三郎把程诱拐到偏僻处痛殴。若不是警察闻赶来制止，程恐已命丧黄泉。但因其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一说挨打的是刘揆一） 刘师培“外惧党人，内惧艳妻”。对革命党人的失望，对妻子的顺从、与章太炎的反目，最终导致他脱离革命阵营，倒向清廷有名的改良主义者端方。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联络，他作《上端方书》，表示今后“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并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但他并没有马上与革命党人决裂，而是暗中充当端方暗探。 刘师培变节的原因，许多人猜测与何震花钱无度有关。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为师范学堂历史教授，但李瑞清因刘为革命党，不敢自己做主，他与端方的首席幕僚陈庆年商量后，由陈向端方进言，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遂嘱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很是犹豫，而何震不愿再居日本，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本疏于世故，没有自己的立场，遂听妻言回国。 1908年5月24日，刘师培用窃得的章太炎的私章，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冒章太炎之名发表《炳麟启事》，称章准备“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章太炎看到启事后非常气愤，于6月10日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澄清事实，并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至此，章、刘反目。 刘师培说：“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却是为充当清廷的卧底。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陶成章。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陶成章，刘师培凭着与陶“关系素深”，“日与两江督标军官米占元往各船坞查成章行踪，久之不得，无以复端方之命，而以张恭报告于端方，张恭遂被拿问”。 张恭被捕后，王金发持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恭安全，才得免一死。汪公权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于1909年被王金发击毙。此后，陈其美曾令蒋介石等人暗中除掉刘师培，但因孙中山怕暗杀行动会暴露起义计划，阻止他们的行动，刘师培才又逃过一劫。 汪公权被杀后，刘师培公开成为端方幕僚，为端方考订金石，并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刘师培彻底与革命党人决裂。 1911年，刘师培随同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入川。在保路运动中，端方因镇压运动被杀，刘师培也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刘由孙中山保释出狱。出狱后，刘经谢无量介绍，到四川国学院任教。刘师培后出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并在四川国学学校兼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课程，又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著《废旧历论》等。 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成都，他在《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中称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无奈力不从心，加上疾病缠身，准备返回家乡。然而，他并没有回到家乡仪征，而是到了山西，担任南桂馨家的家庭教师。后经南介绍，成为阎锡山的幕僚。 阎锡山看重刘师培的学问，将其推荐给袁世凯。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何中，刘师培不遗余力为袁服务，曾任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后又加入“筹安会”。1916年，他为袁世凯所写的鼓吹帝制的《君政复古论》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本被列入通缉名单，幸得李经羲担保，他才免受牢狱之灾。 四、刘师培 反目 清朝末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二人皆为古文经学家，对对方的学问很是推崇，又有共同的排满倒清信念，故二人意气相投，视为知交。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二人被人合称为“二叔”。 1907年春，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刘师培带着母亲、妻子何震和汪公权东渡日本。到日本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房屋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 刘、章关系决裂，据说因章太炎一次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他替刘师培抱不平，暗中告知刘。结果刘师培反怪章多事。刘母也不相信此事，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挑拨儿子儿媳夫妻关系。 据汪东说，何震因某些事情对章太炎怀恨在心，时常对刘师培吹枕边风，刘师培听信老婆的话，与章太炎反目。 无论如何，刘师培对章太炎决裂，此时他对革命党人也很看不惯，在妻子何震和汪公权的撺掇下，有了投靠清廷之心。刘师培窃得章太炎私章，伪造《炳麟启事》。何震还亲自动手，给吴稚晖写信，“揭发”章太炎为“反革命”。 在得知刘师培伪造启事之事后，章太炎非常气愤，他发表《特别广告》，称启事为刘师培捏造，并揭发刘师培夫妇是清廷密探。刘师培夫妇也准备还击，据说他们准备聘请律师，和章太炎打官司，后被人劝阻。为了泄愤，他们便到到章太炎寓所，将他痛打一顿。 接下来，有人在章太炎的茶壶里面投毒，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毒茶案”。后经调查发现，投毒者为汪公权。事情败露后，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强烈谴责刘师培夫妇。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报》、《天义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在东京的处境很是困难，遂返回国内。 刘师培回国后，致函黄兴称，章太炎曾让他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端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随信附有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的影印件。刘师培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章太炎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曾想出家，去印度学习梵文。因经费问题，曾先后求助于张之洞和端方，但最后此事作罢。1912年，章太炎在给浙江统一党电报中澄清此事，称当时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刘师培的信让在巴黎的吴稚辉有了可乘之机，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称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讧元气大伤。 章太炎曾想挽救与刘师培友谊，但并未得到刘的谅解。1908年6月1日，章太炎曾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调解他与刘的矛盾。他在信中说：刘师培“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 刘师培出卖陶成章、张恭后，章太炎仍对刘师培抱有希望，他致书刘师培，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希望他重新回归革命阵营，但刘师培并未理会。 有学者认为，章刘反目的可能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早已饮誉学林，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祖辈三代传经，家学深厚，刘本人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可能产生龃龉。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刘依旧没有理会。 四、刘师培 袍泽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陈独秀，二人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刘师培因考场失意辱骂科举，遭到通缉而逃到上海。陈独秀因在安庆藏书楼发表了爱国演说，被端方通缉潜逃沪上。因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同际遇，又有强烈的反满情绪，二人过从甚密，时时相聚谈说志向。 1903年冬，陈独秀回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临行之时，陈独秀送章士钊和刘师培诗云：“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署名“陈由己”。刘师培深有感喟，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 回到安徽后，陈、刘书信往来频繁。陈独秀按时将《俗话报》寄给刘师培。陈独秀的朋友何梅士病逝后，陈独秀作《哭何梅士》诗，刘师培将发表在《警钟日报》上。后刘又向陈约稿，陈独秀作《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刘师培收藏了陈独秀此文的底稿，并在稿下戏道：“由己乎？不由己已，不由己已耳，不由己已耳矣！” 刘师培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国民教育暗杀团”（即光复会的前身），并与章士钊同向蔡元培举荐“江淮志士”陈独秀。章士钊推荐陈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则说：“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在芜湖创办并发行一种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他一个人还在干，已经支持了好几个月。” 陈独秀与皖江中学体育教员柏文蔚在芜湖成立暗杀组织。《警钟日报》被查封后，陈独秀邀请刘师培到皖江中学任教。不久，刘师培化名“金少甫”赴芜湖。刘师培来到后，往往以光复会的钦差大臣自居，而陈独秀不承认芜湖的组织与上海的组织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刘与陈产生龃龉。 1907年，刘师培、陈独秀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时，刘师培与章太炎为“攘夺干部职权”，曾想拉拢陈独秀及苏曼殊。但陈独秀认为“光汉”是狭隘民族主义，拒不参与其中。 后刘师培投靠端方，端方入川受戮，刘师培被捕入狱。1912年初，得知刘师培的下落后，陈独秀上书孙中山，义保刘光汉。在给孙的上书中，陈独秀历数刘之功德，以“神经过敏”为之开脱。 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时的刘师培身体虚弱，生计维艰，他告知蔡、陈，欲进北大任教。陈独秀、蔡元培不计前嫌，聘请刘师培为北大教授。 1918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刘师培执着于旧学，他纠集北大的一班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杂志，对陈独秀的《新青年》对垒。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次日，病魔缠身的刘师培在夫人何震的陪同下，强撑身体，与北京大学的新旧学者们一起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独秀。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卧床不起的刘师培欲前往迎接，终因力所不逮作罢。 陈独秀出狱一个多月后，刘师培病情加重，陈多次前往看望。11月10日，年仅三十六岁的刘师培病逝，陈独秀主持了刘的丧礼，并引用康有为诗悼念亡友：“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四、刘师培 宽宥 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念及旧情，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 刘师培入狱后，章太炎顾念刘师培学问精湛，人才难得，作《宣言》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得知刘师培下落后，章、蔡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刘师培，孙中山也发电文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有了孙中山的保释，刘师培才得以出狱。 刘师培投靠端方，叛变革命，出卖同志，为党人所恨。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为其开脱：“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陈独秀在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说：“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刘师培先是背叛革命，倒向清廷，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为时人不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等课程。 关于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一事，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 刘师培变节后，黄侃对其十分鄙夷。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时，曾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刘的话未说完，黄侃即起身严词拒绝：“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但刘师培远离政治，到北大教书后，在北大的黄侃对刘师培再执弟子之礼。章太炎在为黄侃撰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说道：“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 刘师培病故后，黄侃作《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老师：“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后又作《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 四、刘师培 玉折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临逝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嘱咐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 刘师培与妻子何震曾育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悼念刘师培：“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据说，刘师培的遗稿存放在黄侃处；又有说法称，刘的遗稿由何震交给了刘文典。刘师培去世后，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人搜集整理，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申叔先生遗书》中并没有收录刘师培交给黄侃的遗稿。到1928年时，黄侃还承认自己藏有刘稿，但到1934年底便“茫无端绪”了。有研究者认为，此时可能与黄侃藏书遭窃有关。“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侃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当作废纸卖了。有学者猜测，可能刘师培的遗稿也一同被窃。倘若如此，又是学术界一大憾事。 四、刘师培 评惜 黄侃说起刘师培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老师时，无限慨叹道：“真是天才，有清一代有三个天才，都是36岁就去世。前清有孔广森，中间有戴望，晚清有刘申叔。可惜可惜。” 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有人评论说：“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无限惋惜地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有人说：刘师培在政治上屡次失足，其品行在生前已为人所不齿。而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学界评价却始终如一。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 黄侃曾评价老师刘师培曰：“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王元化先生评曰：“世人诋诃，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 鲁迅在给钱玄同信中称刘师培是个“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 关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于1928年评价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刘师培的叔父在给他撰写的墓志铭中道：“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狷急近利。” 陈钟凡在《刘先生行述》中说刘师培“不能忘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遂入于坎陷”。 五、吴宓 名字 吴宓原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为北斗七星之一。由于吴宓自小体弱，1901年，祖母大宴宾客，请吴宓的姑父、诗人陈伯澜为孙子更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不知是否酒后糊涂，陈伯澜挥笔写下“陀曼”二字，从此，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翻《康熙字典》，闭目一指，得一“宓”字，遂自称“吴宓”。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吴宓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当时，圣约翰的一些同学嘲笑吴陀曼为北方“乡下人”，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在黑板上写下“糊涂men”（谐音吴陀曼）几个字。从此，吴宓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使用“吴宓”，而不再用“吴陀曼”。 吴宓被同学嘲弄之事传开后，一日的国文考试课上，国文老师庞先生提出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吴宓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径自在试卷上将“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并未否决老师的建议，点头称是。但他的名字是祖母之命，姑父所取，得到了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怎敢轻易改动？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宓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告诉吴宓，“曼陀罗华”（Mandara）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字“雨僧”，世人多认为此应出自蒋捷那首沉郁感人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五、吴宓 少年 吴宓因幼年丧母，祖母怕吴宓无人照顾，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仲旗公在1987年的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对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深为佩服，对仲旗公一生受女人爱慕的女人缘也羡慕不已。连仲旗公在沪涉足风月场中，引来名妓争相求宠、争风吃醋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独遗憾仲旗公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中追逐多年，却总是失意人。 吴宓成年成名后，他的同乡民国元老于右任在一首诗里这样写到他们父子： 泾阳吴老字仲旗，其子之名号陀曼。 父为大侠子学者，我亡命时蒙疏饭。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所以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杨太淑人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亲自照料吴宓。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随同吴宓移住三原，陪伴孙儿读书，直到第二年6月病逝。 吴宓在祖母的溺爱下生活了12年，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晚年，吴宓曾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祖母对自己的溺爱，反思这份溺爱对自己的影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吴宓不到一岁生母李孺人即病逝。吴宓对于其母的音容笑貌毫无记忆，也无法想象，为此，他引为终身之恨。很多研究者认为：吴宓幼年母爱的缺失影响了他一生的情爱观。 1904秋，某夜。宓读完《左传》中陈公子完奔齐一长篇，能背诵，杨太淑人始同宓寝，时已甚迟矣。中宵，杨太淑人忽起，将宓重责痛打一次，就炕铺上压宓俯卧，用两手力拧（扭，扯）宓臀、腿、臂等处之肌肉，至于红肿，宓大哭叫。芷敬公不敢来，雷孺人不便来。独有刘妈闻声驰至，涕泣抱宓于怀，极力救护，劝止。杨太淑人旋即放手，侧坐。泪如雨下。久之，杨太淑人自往外间堂屋正中椅上端坐，刘妈侧立，扶持宓跪于其前。杨太淑人坚持送宓至井边，命宓即投井死。刘妈苦谏，相持。其后各自静默，直至明晨，始各归，寝息。 五、吴宓 癖怪 有人爱马，有人爱狗，有人爱猫，吴宓独爱骡。 1899年，时年6岁的吴宓发现自己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爱好：喜欢自家的骡子。吴家养有两匹驾车、拉碾磨的骡子，一牝一牡。红色的骡小姐，性情温顺，青栗色的骡小伙儿，性情刚劲。吴宓开始与家中的骡马戏狎，注意其性动作。他幼年时的男女性知识，多得之于骡马。他曾突发奇想，欲变身为骡。他在家中碾磨房中，扮作骡子，俯伏在地，让仆童拿来骡子驾车时用的鞍勒羁衔，给他披挂在身。当骡项圈（夹脖子）挂到肩上时，太大的项圈，可使他全身从中通过。 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吴宓乘姨母家纯黑色骡小姐所驾的车赴西安。这次西安之行，姨母家黑色的骡小姐给吴宓留下了难忘的思念和怜悯：“此骡亦美女子身，今日为载送我来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远，乃不赏其功劳，不速给饮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骡诚冤且苦矣！我未能救护、抚慰，对骡实惭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骡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骡之欺凌、亵扰否？……过后，宓恒念及此骡。直到1950年阳历二月初，始为此骡赋成一律，如下：‘冬昼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牵擎。街衢历历行无尽，灯火家家痛此生。行缓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觉压肩轻。娇娥强忍千行泪，旅店中宵自洒倾。’” 骡一般不能生殖。1908年的某一天，已经懂事的吴宓问叔父仲旗公：“骡何以不能传种？”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后，吴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关于骡不能生育的另一种解释：由于牡骡的精液过冷。 吴宓对骡小姐的生活关怀备至，观察入微。到晚年他都能记起每次出行时，驾车的骡小姐的颜色和性情，途中骡小姐的遭遇。连骡小姐遗尿的姿势、角度、时间、频数（冬夏之别）、地点，以及身在闹市、稠人之中，畏人窥看的含羞程度，吴宓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并一一记录。吴宓在文中还记录了他是如何“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以及左手擎起骡小姐的尾巴，详细窥看其阴部的情节。 吴宓来北京后，最爱的依然是家乡的骡小姐，他对家乡的骡小姐的赞词是“美”、“甚美”、“极美”。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他认为北京驾车的骡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耸，臀部肌肉不丰满，毛色不美，远不及他家乡的骡小姐可爱。 1950年2月，吴宓为自己17岁（1910年）那年遇到的黑色骡小姐写下了《美骡传记》。他对这位“美骡之动作及情态”印象很深，感觉“甚美”。他的五首七律中的两首，内容分别是写这位正值妙龄的骡小姐的大小便，诗云： 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 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 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 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 出城骈列暂盘桓，肃立风从尿始湍。 蹲股不胜羞欲掩，开关乍见射成澜。 微闻芗泽无声响，累皱红巾畏客看。 躯体松舒诸事办，长途奋进敢辞殚。 五、吴宓 逸事 吴宓在美国留学时，因受陈寅恪的影响，好购书。据说当时吴宓一时冲动，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留学生每月官费100美金），把摆在书店极少有人问津的全套《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买了回去。吴宓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颠沛流离，数次搬迁，因没有合适的存放场所，吴宓只能一直随身携带此书，既费钱又费力，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负累，忍痛割爱，售与孙大雨，才算扔去了一个累赘。 吴宓终其一生反对白话，但他却曾有过白话文的作品。1928年，吴宓南下拜访毛彦文，毛彦文请吴为其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该文题目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1937年7月7日，香山慈幼园举办第三次回家节，时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在青岛，未返回北平参加回家节。吴宓在报纸上看到，熊希龄不能参加回家节的原因是患病，他认为，熊希龄患病是假，以生病为托词，“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吴宓日记）是真，并认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毛彦文的主张。 1937年11月10日，吴宓离开北平，坐船去青岛。船上非常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船舱中几无立足之地，幸好当时吴宓还有床位。吴宓记载，当时满目都是拥挤的人群和杂乱的行李，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小心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还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惊，忙起身抓螃蟹。经过一通折腾，他终夜无眠。 吴宓出版他的《诗集》后，有学生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意思。有的吴宓乐意说，有的则闭口不语。可最终吴宓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禁不住学生接连追问，便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随之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惶恐地伸了伸舌头。 民国有几位学人，日记以记琐事著称，为赵元任，鲁迅，吴宓。比如《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1938年，在蒙自，吴宓与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等人租住在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为之命名“天南精舍”。《吴宓日记》中记载，天南精舍“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们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写道：“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吴宓）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在西南联大时，联大师生的住所常遭日机空袭，居住环境非常不好。《吴宓日记》中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吴宓在西南联大时，交游广泛。吴宓交往过的有关麟征、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军人，有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还有“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土司高玉柱，等等。 吴宓和关麟征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颇多。两人交往多以清谈为主，但吴宓有时也请其办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等。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吴宓日记》1944年9月1日）。当然，吴宓也会为关办事，比如为关当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此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但吴宓从骨子里瞧不起关麟征，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 吴宓胡子茂盛，有学生形容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刮右边的时候，左边的又长出来了。抗战期间，有人在生活导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胡子先生——吴宓》，吴宓看后勃然大怒，认为作者不但对他的思想不够了解，胡子先生的绰号，也有违尊师重道之旨。随即写数千言的《读后感》对其进行批驳。 一次，在西南联大附近，吴宓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正举枪打鸟，上前劝阻道：“子弹最好留下打日本人，打鸟太可惜了。”军官一时不明底细，不发一言。此时正有几个学生经过，向吴宓鞠躬问好，军官方知其为一穷教授，便要上前发难。吴宓见状，忙与学生一起离开了。 1948年，法国驻汉口领事派仆人给吴宓送请柬，仆人到吴宅时，吴正和客人聊天，仆人便喊道：“哪个是姓吴的，出来接东西，我是法国领事派来的！”吴宓很是生气，怒斥仆人无理，仆人也不甘示弱，出言不逊。吴生气地拿出手杖，“啪”地打在桌子上道：“我要打你！”仆人见状，慌不择路，边跑边说：“你敢打！我到法国人那里告你去！”吴宓追出门去嚷道：“去告诉你们领事，让他明天来给我赔礼道歉！” 1949年以后，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次，一位女教师为吴宓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的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归还。一周过去了，该教师却未还钱。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回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则向人解释：“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五、吴宓 风采 温源宁这样描写吴宓：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吴先生的相貌确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外形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似乎就要披散下来，亏得天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楚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坚固、梆硬的钢条。 因为温源宁的文章是用英文写成，所以，还有一个中文版本是这样的：“吴先生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唐振常写道：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一似重有忧者。 吴宓常穿一袭灰布长袍，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一手拎布包，一手拄手杖，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吴宓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随身带的纸片连看都不用看一眼，所讲内容脱口而出，一气呵成。他讲到得意时，便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吴宓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回忆：“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 在西南联大时，生活虽然贫困，可吴宓始终注意仪表，每日西装革履。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写道：“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 五、吴宓 学道 在美国留学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写下了不少此方面的著述。 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是白壁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实拥趸。 1922年，时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学衡》杂志，吴宓任总编辑。《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8年，《学衡》改为双月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学衡》后期，基本上由吴宓一人负责。吴宓曾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学衡》于新旧文化中取径独异，自成一派。 吴宓撰写有《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吴宓也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吴宓回忆同梅光迪的谈话：“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这次谈话，吴宓极受感动，引诸葛亮《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表示其誓死捍卫传统文化之决心。 吴宓反对白话文，他与胡适在一次宴会上相遇，胡适调侃道：“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立即用文言文回敬：“欲杀胡适耳！” 一次吴宓上课时，谈及文言文，一边挥舞教鞭，一边怒气冲冲地说：“As long as u Mi lives，wenyanwen will never die！”（只要吴宓尚活一天，文言文决不会死亡！） 吴宓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很不以为然，他的日记中但凡提到新文化运动，便只有骂语，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1926年，吴宓回国后，到东南大学担任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吴宓是第一个向国内介绍“比较文学”概念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吴宓喜爱的中国诗人是杜甫、李商隐和吴梅村，西方诗人是拜伦、安诺德、罗塞蒂。 1936年，外语系学生纪云秀的毕业论文翻译了外国小说《痴情的爱》，吴宓为该文批语如下：“此剧中e以一贫女而恋爱一登徒子，自无幸果。剧中主角e痴于情，Mizi富虚荣心，tz虽同为纨绔子弟，但tz富于理智，态度冷静。此剧场面紧张，趣味生动。译笔甚能表达剧中之情态，对话流利。”吴宓的批语用毛笔小楷书写，隽秀工整，钤有朱文“吴宓”方印。这年外文系学生石淑宜的论文，翻译了外国小说《但尼斯哈加蒂之妻》，吴宓亦用朱笔认真批阅，有眉批，也有夹批，字迹细密清秀，多就所感而批。 吴宓治学态度严谨认真，书写多为正楷蝇头小字，隽秀工整，上面常用朱笔密密圈点、修改。 吴宓记忆力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篇背诵。 吴宓常听其他教授讲课，态度认真。刘文典上课，吴宓坐在后排认真听讲。刘文典讲到得意处便问吴宓：“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吴宓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的还有与吴宓一起并称“哈佛三杰”的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后吴宓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吴宓给研究生上课的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五、吴宓 为师 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就以备课认真著称。吴宓在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学生们交口称赞。1923年，《清华周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感慨道：“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 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请吴宓负责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吴宓入主国学研究院后，替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这就是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 温源宁在《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间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吴宓曾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许多写的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吴宓极为守时，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教室。有时，学生还未到齐，他就已经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了。他开始讲课时，总面带笑容，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他上课主要用英文，有时也说中文。他讲课清楚，条理清晰，非常容易理解。 吴宓上课极为认真。每天早上七点半，他就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讲义。很快，讲义写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们好奇，上前偷偷观察，发现他并不是抄写，而是完全凭记忆。在学生们的印象中，吴宓“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他的学生有：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 吴宓记忆力惊人，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 学生赵瑞蕻回忆吴宓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文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布置参考书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不用查看，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 学生李赋宁回忆吴宓：“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得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宓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他对学生要求也极为严格，新学期注册，对学生写得很潦草的注册拒签。 孙法理曾回忆西南联大时的吴宓：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但在学术上极为严谨，授课一丝不苟。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只能与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其他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备课，抄写笔记、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必是吴宓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吴宓回到宿舍。钱穆感慨：“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他的课堂气氛也很活跃。一时兴起，他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他上课有些欧美之风，学生回忆：“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 在西南师范学院时，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吴宓出的试题是让学生当堂翻译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时间不限，从上午8时考到下午2时，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也不吃午饭，一直在教师陪学生考试。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如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包括经济上的求助，有求必应。 五、吴宓 红楼 吴宓曾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热。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曾出现了一次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由吴宓帮助组织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当日讲演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一个月后，研究的“石社”成立，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这个社团经常于晚间在南食堂举办活动，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转到诗文及社团成员个人恋爱故事。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讲“红楼梦研究”，很受欢迎，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一生为情所困，他经自比中的贾宝玉。顾毓琇等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常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吴宓热爱，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吴宓曾在《武汉日报》发表过《论紫鹃》一文，吴宓在文中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他的最高理想。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牛肉面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前去砸馆，并勒令老板改名。岂知老板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有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叫“潇湘馆”，他进去进去一看，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于是吴宓就让伙计把老板叫来。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问原因，吴宓回答：“林妹妹会难受的。” 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两次，吴宓每次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也是吴宓的红颜知己之一，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而追求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红楼梦评赞》一文，文中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他上课时，也常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学生们惊叹不已。吴宓上课，“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喜欢谈及自身，他在日记中记载：一次，“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有一次，吴宓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便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将给学生听。他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反复思量，觉得对学生讲这些，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演七次。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在广播节目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 吴宓研究，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考据派，而是把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更着重于对人物的剖析。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用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解读贾宝玉，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当时，吴宓的观点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吴宓认为宇宙、社会、人生就如同大圈套小圈，其最内的一圈既的微观形态，认为设计天人之际，可以一颗沙粒看世界。 解放后，吴宓曾应重庆清华中学之请到该校演讲。演讲时，有学生问吴宓：“为什么吴先生认为不能作为当时封建制度濒于解体的标本加以解剖？”吴答道：“这就像解剖尸体不必拿美人的遗体解剖一样。” 五、吴宓 性情 1914年春，就读于清华学校的吴宓和汤用彤，在一起探讨国亡时个体生命究竟该如何选择。汤用彤问：“国亡时，我辈将如何？”吴宓回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汤用彤则表示，国亡之后，作为学人不必一死了却，因为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选择。从小处说，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图恢复。从大处讲，发挥学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潜心于学问，并以绝大的魄力，用我国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创造出一种极有势力的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在形式上虽亡，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灵魂不灭，且长存于宇宙。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幸后的大幸。通过这次探讨，吴宓深感到自己的修养还不够。这次探讨也是吴宓日后养成了不断反省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习惯的原因之一。 年轻的吴宓感到，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问与德行尚无所成，因此，他更觉义务与责任心的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面对当时社会上重私忘公、轻视道义观念，他在读了《佛说无量寿经》后，表示自己“诚能牺牲一己，以利群众，则恝然直前，无复顾虑”。他甚至认为自己在佛经中找到了“以养成深厚高远之人格”的道理。 吴宓对毛彦文的身世和遭遇很是同情。毛彦文逃婚后，毛父要求她代偿三千元债务，才允许她婚姻自主。于是毛彦文的表哥朱君毅向其清华同学及北京各校浙江同乡募集巨款，吴宓一人独捐50元，是《募捐册》上所认捐数目最多之人。 吴宓回忆同梅光迪的谈话：“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这次谈话，吴宓极受感动，引诸葛亮《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表示其誓死捍卫传统文化之决心。 吴宓曾说：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 吴宓上课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找不到黑板擦，他便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 冯友兰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吴宓在清华留学预备学校就读时，与同学吴芳吉交好。两人在一次学潮中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仍可留学美国。吴宓写了悔过书，顺利毕业，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一生清苦。吴宓每思及此事，便觉得愧对好友。吴芳吉英年早逝，吴宓一直照顾吴芳吉的遗属，几十年如一日。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亲往王国维家中敦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宓对王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门后，二话不说，便跪在地上对王行三叩首大礼，然后才起身落座，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吴宓此举，让王国维深受感动，加上胡适之前所作的工作，旋即答应到清华任教。《吴宓日记》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了一场名为“文学研究法”的讲演。演讲完毕，张彭春当场发难，将吴宓讽刺戏弄一番。当时，吴宓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吴宓于王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以后数十年，吴宓始终以此精神贯之。 吴宓有绅士风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改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和朋友约好下午三点见面，他总会在两点五十前就到了，但出于礼节意识他会等到三点整始叩友门。 抗战前夕，清华大学因敲钟全校听不到，所以改放汽笛，为此，吴宓上书校长曰：“其音复复，其声惨惨。” 卢沟桥事变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七七事变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吴宓乐于助人，他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斯言诚哉。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足，吴宓慷慨解囊，支助300元，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吴宓生活上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饭。他的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后才退休，用了将近40年。1943年，吴宓离开昆明，所用的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友人送的，他穿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襻都快掉了，还是别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 1944年，吴宓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为他送行，好客的吴宓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吴宓要来菜单，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在西南联大时，沈有鼎与吴宓同室而居。吴宓不喜沈有鼎，认为他不讲卫生，又自私。沈看到吴宓等室友勤奋用功，喃喃自语道：“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闻此言，斥道：“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 吴宓绅士，对女士照顾非常细致。在路上，遇有车马疾驰而来时，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让女士走在街道里边，自己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很多人赞其有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吴宓点名，点到“金丽殊”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吴宓曾为女学生作枪手，将自己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名字，并为其推荐发表。 吴宓欲与发妻陈心一离婚的消息传出后，招致周围朋友的极力反对。陈寅恪认为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汤用彤也劝吴宓三思。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浦江清见吴宓倍受情感的折磨，善意的帮吴宓想办法，建议吴宓与毛彦文先后赴美，在美国做朋友或同居都可以，每月寄生活费给陈心一则可。吴宓对这些建议全部否定，认为：“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则此爱将无价值，宓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所损为较小矣。”权衡再三，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见报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 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后，一向不过问政治的吴宓，对此非常愤慨。他严辞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犯下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便马上找到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还有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于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马上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最忙的是发工资的那天，原因无他，忙于给亲友、学生汇款支助他们。每次汇完款，自己便所剩无几，有时不够用，便向邻居钱泰奇借钱度日，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40元。上月已还清。” 文革开始后，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已72岁的吴宓被勒令跪下，一直跪了两小时。批斗会结束后，同事刘兆吉悄悄地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 文革中，吴宓曾冒险“偷书”。文革时，吴宓的书籍被抄走，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宓在“劳改队”看到了自己的被抄去的书籍，吴宓决定将自己的书偷回来。1967年9月27日，吴宓顺利取回1914的日记一册。10月7日上午，他再次取回其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又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两天后，他再一次“偷书”，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此后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吴宓又“偷”回一些书。吴宓不但冒险“偷”书，还把拿回来的分给同事阅读，甚至“赠予”或托人“带交”尚在“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吴宓坚决不批孔子。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吴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事情：“由系办公室收到驺挂号寄来书一包，层层封固，贺君代宓用刀（甚费力）开启之。包内并非《语录》英译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烫金字红封面《毛泽东选集》一部，四册（小本，横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订购；幸刘又辛君愿购去，即付宓书价二元，清。书内附驺与宏勋十二月三日禀，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一枚，供宓佩带者——宓向不佩带，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驺夫妇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悦宓之办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驺”即吴宓老友吴芳吉之女吴汉驺，“宏勋”即吴汉驺的夫杨宏勋。吴宓托他们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只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但二人并不了解吴宓的真实想法，为他买了中文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并寄来毛主席纪念章，“徒增宓之怫郁”。 五、吴宓 师生 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甚厚，钱钟书在考上清华前，吴宓曾让他在清华旁听一年，并亲自辅导他学习外语。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曾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有一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钱钟书很是器重，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表现的不屑一顾。吴宓并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前，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有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成为文坛一疑案。）不久，有人将钱钟书的话告诉了吴宓。吴宓一笑了之：“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吴宓曾对学生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温源宁写过一篇《吴宓先生：一个学者、君子》的文章，林语堂将此文译成中文，刊在他主办的杂志《人间世》半月刊上。随后，温源宁将此文收入他的《不够知己》一书。林语堂、温源宁先后邀请钱钟书为此书作中文、英文书评。1937年，当时尚在欧留学的钱钟书为温源宁写了一篇名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文中以钱氏独有的刻薄肆意地调侃吴宓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随后，钱钟书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信一封。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怒，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吴宓对于钱钟书这样形容自己心爱的女子，伤心不已。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这一次，吴宓不再宽容他的得意弟子，他在日记中写道：“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 1937年6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人事变动，时任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准备聘钱钟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他就此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说：“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觉得自己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请钱钟书，但为时已晚。 吴宓最终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时，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之事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确实宽宥了自己的学生，照旧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 但钱钟书此后依然会拿老师的情事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记载，吴宓曾向钱钟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1940年春，清华大学想聘请学成归国的钱钟书，不意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等人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为钱愤愤不平，斥责陈等人“皆妄妇之道也”。他为此事奔走，但不得其果，于是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向陈寅恪谈及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为钱钟书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经过吴宓的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 吴宓和冯友兰将钱钟书请到联大。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所记的钱钟书讲课的笔记来读。笔记内容是钱所教授的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日记中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吴宓离开西南联大也与钱钟书不无关系。在西南联大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曾极力挽留，无奈钱钟书去意坚决。钱钟书离开的原因据说是钱钟书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同意了。可钱钟书到联大时，学校却只是聘其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对陈福田、叶公超等人极为不满，甚至迁怒吴宓，并将此事写进了他的小说。吴宓对清华的变卦也非常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去了燕京大学与好友陈寅恪会合。 《吴宓日记》出版前，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该书作序。此时的钱钟书在日记里写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钱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他在序里深深忏悔：“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五、吴宓 真诚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课程时，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1943年，吴宓在日记中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时却潦草敷衍，不与学生见面，不批改作业，甚至连批阅新生考卷时都不到场。而吴宓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陪在一旁，准备糕点、茶水送给考试的学生们。 在武汉大学，吴宓任外文系系主任，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捐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设立外文系图书馆。当时正值内战，许多学生无心学业，参加“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对此，吴宓很是痛心。1947年3月4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下午二～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吴宓对学生不好好学习极为痛心。吴宓曾在文学院布告栏里贴过一个纸条，规劝学生，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 吴宓的日记曾记载武汉大学学生们不愿意上他的课的原因：“晨八～九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於武大矣。” 1956年，吴宓将多年珍藏的一千余册西文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绝版的珍本）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977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他听当时正准备高考的外甥女说起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时，便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五、吴宓 自剖 吴宓的英文教师曾告诉吴宓：“没有什么像犹豫如此有力地摧毁人的道德力量。”吴宓从此便认识到修为要靠日积月累的积攒。于是，从此他以此自勉，更加勤奋努力，在读书时注意内省，尤其注重培养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的确立和完善。吴宓的一生都在不停自勉、自励、内省、反思、自剖，这些都表现在他的日记当中。 吴宓有“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时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愉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 吴宓写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给学生上“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这组诗的每首都影射了一位与吴宓有关的女子。吴宓酷爱，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吴宓一生苦恋毛彦文。有一次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句。大家觉得不妥，便让金岳霖去劝他。金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生气地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有一次，吴宓和毛彦文约好在一家旅馆见面，两人谈得很高兴，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天色已晚，误了回去的车。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宓对毛彦文说：“我反对的张生，我赞成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同睡在一张床上，但吴宓谨守“非礼勿动”的古训，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将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事后，吴宓这件事郑重地写入日记。 吴宓一生在不停地修正自己，与内心的自我作斗争，以致于一生严谨，从不放纵自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吴宓去欧洲进修前，同人为他饯行，朱自清喝得酩酊大醉，席间呕吐不止。吴宓见后感叹万千，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量，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 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后，吴宓将对毛彦文的爱化成了诗文，一连写了38首《忏情诗》。这些诗发表后，吴宓还在课堂上将诗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当时为了安慰失恋的老师，钱钟书赠其诗云：“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吴宓终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其日记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吴宓在日记中极为坦诚，从不隐瞒自己所做所想，并且不停地剖析、自省，深刻反省自己。 1964年，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到四川看望父亲，临别时，吴宓在内江火车站告诉女儿想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该项，体例一采简括”。他说：“内容但求真实，真实！” 唐振常认为：先生（吴宓）受西方教于思想，崇拜卢梭，自述自剖，犹如卢梭之写，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先生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广，加以生性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常在悔恨之中。 五、吴宓 素友 吴宓和陈寅恪相识于美国，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一生以师长待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在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下，吴宓学业日渐精进，特别是“红学”研究更是另辟蹊径，终成一代宗师。为此，吴宓终生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在与陈寅恪的交往中，吴宓很快为陈的博学所折服。吴宓发现，陈寅恪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吴宓对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空轩诗话》中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 1971年，当时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顾自己的处境，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一去便如大海，让吴宓枉耗牵挂。然而，吴宓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唐筼夫妇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悲愤中离开世间。 1944年，吴宓离开昆明，到成都度年假，他此行的目的是探望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好友陈寅恪，并和陈朝夕相处。此后，吴宓留在燕京大学任教，与陈寅恪成为同事。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激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这年8月，吴宓一路颠踬，夜里12点终于到达了中山大学校园内的陈寅恪的住所，入门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视物，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却坚持不去休息，要在客厅等待“雨僧兄”。吴宓见此情景，心中感慨万千。吴宓在广州仅仅逗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怕他路费不够，硬塞一些钱给他，并作诗一首相赠：“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留学的吴宓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和表弟俞大维的一起去听了吴宓的演讲，陈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五、吴宓 激恋 陈寅恪曾说，吴宓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1918年11月，在美国留学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向吴宓介绍自己的妹妹陈心一。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在浙江定海县任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条件苛刻。陈烈勋在信中说，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在《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看到过吴宓的诗文，并见过《清华周刊》上刊登的吴宓的照片，对吴宓甚是仰慕，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认可，同时让同学朱君毅托其未婚妻毛彦文考察陈心一。 毛彦文考察后告诉吴宓：“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1921年8月，刚回国不久的吴宓便匆匆赶往杭州，与陈心一见面。吴、陈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相谈甚欢。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迅速“闪婚”。 吴宓婚后，与妻子育有三个女儿。陈心一“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称得上一个贤妻良母，但吴宓不满足于此，他对她思维迟钝、不善辞令、拙于交际和缺乏文学造诣等深表不满。婚后，吴宓对在清华读书时就神交已久的毛彦文很是倾心。在经过了多番思虑考量后，吴宓终于决定和陈心一离婚，这段勉强维持了八年的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1929年，为了筹集离婚费用，吴宓四处借贷，八方求援，甚至还向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行为，劝解无效后，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为此，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绝交。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虽与陈心一分居，但吴宓仍负担陈的生活，他每月领到薪水后，必到陈的住处交与陈。姚文青中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吴宓对于和陈心一的婚事，曾多次表示悔恨。当陈烈勋敦劝时，吴宓对于这桩未曾谋面的婚事，颇多犹豫，允婚后又毁约，但最后又由于汤用彤的一言成婚。吴宓多年后，对于婚事“悔之不及”，当时他本应留学五年，却因婚事只留学三年而提前回国。 毛彦文是吴宓痴恋一生的女子。毛彦文是吴宓清华同窗朱君毅的表妹，也是他的未婚妻。毛彦文9岁时，其父就将他许配给一位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结婚当日，毛彦文成功逃婚。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表哥朱君毅正式订婚。朱君毅为毛彦文退婚之事曾向同学募捐，故吴宓早知有毛彦文此人，并对毛极为钦佩。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好友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至为欣赏，久而久之便对毛暗生情愫，但碍于同学之谊，只能将爱慕之情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1921年，当吴宓到杭州与陈心一见面时，意外地见到了毛彦文。毛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陈心一告别，与吴宓不期而遇。毛彦文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给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宓婚后不久，朱君毅移情别恋，并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毛彦文无奈，只能求助于吴宓，请吴宓劝说朱。这次劝说，也让吴宓和毛彦文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他深深爱上了毛彦文。朱、毛二人分手后，吴宓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但毛彦文断然拒绝。令毛彦文更加反感的是，吴宓每次写给毛彦文的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的心境。 起初，吴宓深恐毁婚之举有损清誉，准备娶毛彦文为外室，欲享齐人之福。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陈寅恪时，陈道：“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此后，吴宓经历了离与不离得痛苦挣扎后，遂决定与陈心一离婚。吴宓离婚之举遭到朋友们的一致指责，吴父更是公开斥责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气馁。他一边与陈心一离婚，一边更加锲而不舍地追求毛彦文。他表示愿意资助毛彦文出国留学，毛彦文拒绝后，他又以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毛寄钱。在30年代的上海滩，吴宓教授单恋毛彦文女士的话题一时为小报津津乐道，而吴、毛之事经报纸好一番添油加醋的渲染，一时间人尽皆知。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毛彦文。但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在此期间，他又对燕京大学女学生陈仰贤，西洋女子h女郎和m女士心生爱慕。 1931年3月，时在巴黎的吴宓急电在美国的毛彦文，措辞强硬地要求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有人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毛彦文赶到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毛彦文失望至极，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他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说：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转而又去羡慕鲁迅、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回国后，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毛彦文写信给吴宓说：“先生当记得我们俩在东北大学相处的日子，先生在东北大学任教，彦文若不是真心爱先生，会有到东北大学看望先生的那种一举一动吗？”“我把先生送出门外，先生离开了我，一直往前走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我一直站着，到看不见那消失了的先生的身影，才独自回来，把门关上。” 1933年8月，吴宓南下，但他的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但吴宓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 毛彦文已经厌烦了吴宓的爱情游戏，她说自己准备终生不嫁，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最后，33岁的毛彦文嫁给了66岁的熊希龄。毛彦文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他在深陷绝望悲苦之中，作《吴宓先生之烦恼》，排遣内心的苦闷。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为毛彦文悲痛不已。“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这夜，吴宓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1949年，毛彦文离开大陆赴台，此后，吴宓再也没有了他心爱的毛彦文的消息。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持续了一生。吴宓对于自己对毛彦文的爱，从不避讳，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吴宓的《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此中仍表达对毛彦文的爱意：“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在日记中对自己的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strike>ｗrike>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60代末，隐居台湾的毛彦文撰《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提及吴宓时，就如同一个交往不深的朋友，对于她和吴宓的爱情，更是只字未提。从书中的叙述来看，她不仅不爱吴宓，而且对他有些反感。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也谈及自己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向毛彦文提及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 吴宓多情，从他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在日记中品头论足。他表示过爱慕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女学生陈仰贤、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还有他苦恋一生的女子毛彦文。吴宓对这些女子，均为精神上的倾慕。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吴宓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俨然一对恋人。这段时间吴宓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女人是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30年代居北京，与寡母相依为命，家甚贫寒。因她喜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吴宓与上文提及的卢葆华女士也曾有过长时间的亲密交往。卢葆华是一位遵义才女，吴宓很欣赏卢的文学才华，极力赞许卢葆华的新诗集《血泪》：“作者痛苦悲哀之际所发之号呼。真挚明显，极不易得”。后吴宓向卢葆华示爱，卢婉拒，许以兄妹相称；后卢转向吴求婚，吴亦坚持认为以兄妹相处为宜。两人曾有诗歌唱和，吴宓在《空轩诗》第10首中写下了“今天已许为兄妹，愿结来生伉俪盟”之句，卢葆华的《和雨兄原韵》第2首中，亦以“舟子弄潮如有信，浮游愿结海欧盟”相应。 曹聚仁在《胡子先生——吴宓》一文中记录了吴宓的一件趣事：在西南联大时，吴宓曾追求一位女生。一天，他照例去拜访该女生，恰巧该女生出去了，同室的女同学在，听见敲门声，便开口问道：“谁？”门外的吴宓学着小生的腔调回答道：“吴宓来也！”女同学闻言答道：“她不在家。”吴继续学小生的腔调说：“请转告她，明日再来，吴宓去也！”女同学很不客气地说：“讨厌，讨厌。”吴宓回道：“岂敢！岂敢！” 1953年6月，已近暮年的吴宓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他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在重庆求学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一力承担抚养兄长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很是艰难。 当邹兰芳看到了吴宓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后，她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回信后，邹兰芳便登门求教，此后经常以学生的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给了晚年的吴宓一些安慰。随后，吴宓与邹兰芳结婚。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上邹兰芳身体极差，而吴宓还需要供养邹兰芳哥哥的遗属们。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婚后仅三年，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很是伤心，吃饭时，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在冥界当饿鬼；看电影时，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邹兰芳去世后，吴宓却没有摆脱了邹家的一大家子人，他继续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直到“文革”开始后吴宓自顾不暇时才中断。邹兰芳的一个侄儿，在她去世后，长期以照料吴宓为由，和吴宓住在一起，每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剥削吴宓。西师一位教授实在看不惯了，力劝他辞掉这个食客。“文革”开始后，这个“食客”才自己走掉。当时西南师院的一个青年教师气愤地说：这十几年，一个二级教授的工资大都让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和几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龟儿子花了。 江勇振曾这么戏谑的评价吴宓的爱情：“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五、吴宓 抉择 1949年4月，解放军直逼武汉三镇，时在武汉大学的吴宓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邀吴宓任该校文学院长，并告知陈寅恪已应聘到校，他没有应允。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动员吴宓到台湾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吴宓不为所动，因为他与台大校长傅斯年素来观念不同。女儿们让他回清华，他也拒绝了。最后他谢绝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和台湾讲学的劝告，决定留在大陆。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此时，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来函，邀请吴宓到相辉学院任教。这时的吴宓有出家为僧的念头，正好学衡派的王恩洋在成都主持东方文教学院，吴宓便想到那里研修佛教，然后慢慢地出家为僧。于是，1949年4月底，吴宓抵达重庆，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同时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1950年4月，私立的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在被相继撤消、合并之后，吴宓被调到四川教育学院任教。9月，该学院又并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成为西师的历史系教授，随后调整到中文系。 吴宓对于自己没有回清华而是到相辉学院的决定，日后颇为后悔，他说：“举动之极端错误，而祸害以长者也。” 1961年，吴宓到北京参加会议。贺麟告诉他，周扬主张调他到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专力译沙克雷小说，因而愿意陪他去拜访周扬。吴宓未往。后来吴宓写到这段事情时说：“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受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一九六八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五、吴宓 晚景 吴宓的日记成为了吴宓“反动”的罪证，据和吴宓一起蹲“牛棚”的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谭优学回忆说：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滔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看。我们挨了一顿毒骂。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还据说“两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来给吴宓戴这顶帽子”。这下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1968年6中旬，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再起，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夺权后，召开批斗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在批斗大会上，吴宓不停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吴宓所雇家务女工）。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吴宓身边没有亲人，每次挨打后，他都只能向唐昌敏倾诉。次日：“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下着大雨，学生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被打倒的教师一起被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他们交待罪行和揭发批判。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去梁平前，吴宓曾申请“年老衰弱留校劳动”，但未获批准。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将吴宓押进会场的两个学生狠狠将他从高台上推下，致使他腿骨跌断。腿骨跌断的吴宓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是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后，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 腿断后，吴宓只能爬着要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时，连水、饭也没有。一次，他困在工棚里，对着窗外大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当他断腿稍好一些后，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斗吴宓大会。“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中叙述吴宓的遭遇：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随后，他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走笔至此，惟有一声哀叹，两行清泪！ 吴须曼在《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记录过吴宓那段时间的经历： 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请一个保姆，而他（吴宓）当时只有三十元生活费，拿什么付保姆费，同事之间，人各自危，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我只好在生活中节约，每月补助他二十元。残酷的迫害和摧残，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兄妹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惟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我回到泾阳后，即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寄往学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师院，他腿有残疾行走不便，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难，我决定劝他随我回家，但他坚持不同意，告诉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吴宓诗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特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了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残酷斗争，无情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失去了控制。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爱书如命的特点，才这样诈骗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也被重庆钢厂两个无赖用一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换”去。他动辄被骗走数十元乃至百余元。 五、吴宓 悲逝 1977年，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由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照顾。 在这之前，吴宓原本就答应妹妹要回陕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闻听此语后，无论妹妹吴须曼如何劝说，他都不愿意回老家，直到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吴须曼去接吴宓时，他唯一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行李却很简单——一个旧木箱，除几件衣服外，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吴宓回到老家，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吴宓病情渐渐好转，由人搀扶着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动。精神状态好时，他便给妹妹和小外甥女讲自己儿时的往事，讲留学美国的和欧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中，寻求风烛残年时的心灵上的安慰。 1977年，高考恢复。在吴宓的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外甥女决定考大学。于是吴宓便以仅有的那份精力为小外甥女补课。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喝几口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大声叫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7日凌晨3时，吴宓先生离开这个他热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人世间。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妹妹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五、吴宓 评析 温源宁这样评说吴宓：“一个孤军奋战的悲剧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则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个性。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惟独他自己却看不到。” 钱钟书在书评里写道：“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粘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季羡林曾评价吴宓：“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易社强评价吴宓：“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苏光文教授认为：吴宓作出了三大突出成就，一是作为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把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二是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培养了诸如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高享、许国璋等一大批同样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三是，主持创办了《学衡》杂志，形成了现代文化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派“学衡派”。 六、钱穆 潜沉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却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少时，钱穆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钱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刚日诵经，柔日读史）。 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康的观点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开始停用康的学说，而采钱穆之学说。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之余，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钱穆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自1964年开始，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在书中，钱穆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钱穆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钱穆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在钱穆逝世一周年之际，其得意门生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系统阐述乃师毕生之学问风骨、道德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亦算是对其毕生繁华的盖棺论定。 六、钱穆 传道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校园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事后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楼，与胡适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八十五分以上极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钱穆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钱穆从燕大辞职后，顾颉刚向自己的老师、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钱穆，于是钱穆到北大任教。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中回忆说：“在北大历史系讲中国上古史课的，是当时古史名家钱穆先生。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讲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的同时，又主讲秦汉史，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时，也讲授这门课程，深得各校学生的欢迎。据他的学生李埏回忆，1936年下半年，钱穆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当时听者云集，座无虚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学期，钱穆“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过迟到、早退。每上课，铃声犹未落，便开始讲，没有一句题外话。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上了八年之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钱穆对顾颉刚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 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但钱穆却没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请。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 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1952年，18岁的李敖初次拜访钱穆。钱穆对李敖态度诚恳，循循善诱，慰勉有加；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钱穆还虚心向李敖求教。日后，钱穆和李敖书信来往多年，钱穆曾在信中殷殷规劝：“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以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脱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说：“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钱穆去世后，李敖回忆说：“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李敖初时对钱穆甚是佩服，但此后，因钱对蒋的态度，李敖对钱发起了猛烈攻击。但李敖却始终记得钱穆对他的殷殷教诲。钱穆去世后，他回忆说：“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于‘现代史’的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钱穆曾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学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 1977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六、钱穆 风华 钱穆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描写钱穆：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当年在历史系读书的何兹全后来回忆道：“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几十年如一日练习太极拳。他的弟子回忆钱穆先生打太极拳时曾说：他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阿飞，在课室门口探头探脑，一派轻薄。钱先生站着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新亚书院，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六、钱穆 推崇 钱穆高中未毕业，但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学界众人均对其推崇备至。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于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 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寅恪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给予肯定。钱穆的《师友杂忆》记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则称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钱穆从燕京大学辞职后，顾颉刚于1931年3月18日，给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一向好提携后进，也赏识钱穆的学识，于是钱穆便到向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钱穆）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还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六、钱穆 礼遇 蒋介石对钱穆礼遇有加，以至于蒋、钱关系，一直众说纷纭，钱穆为此也不少挨骂。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会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钱穆曾回忆他与蒋介石的见面：第一次召见面，“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权畅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之学究生活中。”第二次蒋介石设宴，“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座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座，即将桌上预放两碗筷互易，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 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与钱穆建立一定交情。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让身在海岛一隅的蒋介石兴起对抗的念头，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礼贤下士，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返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指针性人物。 因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加上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先于1967年5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返港演讲“五四运动”，8月决定赴台定居，10月，七十三岁的钱穆偕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政府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正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故宫博物院特聘他为研究员，不仅让钱穆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1986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李敖看不惯钱穆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态度，他说：“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并且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六、钱穆 异见 钱穆的《师友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二人对于史学的研究方法的分歧导致。 1931年，钱穆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次年，国民政府通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学界“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分别讲授”，钱穆也分占一席。他在课堂上明告诸生，通史有数人分讲不能“有一条线通贯而下”。“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也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钱穆拒绝与陈寅恪分讲通史就可以看出二者对于当日研治通史问题显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学来北大历史系任教。不久，文学院院长胡适访钱穆，谈蒙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语者”，因而将不续聘。钱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此番话显然表明了钱穆对陈寅恪某种引而未发的评断。因为当时研治晋至唐史的人选，陈寅恪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钱穆对胡适说若蒙文通离任则聘不到继任教员，说明钱穆并不认同陈寅恪在此领域的工作。 1960年，钱穆致函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谈对其文章的意见，信的后一半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他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垣，均是褒多于贬，但论及陈寅恪时，钱穆说：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六、钱穆 不谐 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钱穆，因有人介绍“莫望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当时的钱穆正致力于《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一部分于南京某杂志，但是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始终找不到。钱穆“骤见一天下名学人”，故“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尴尬的胡适不作答，以“忘带刮胡子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欲返沪。胡适临行前，给钱穆留一上海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胡适正式与钱穆说的仅有的一句话。这也是日后钱穆与胡适不谐的原因之一。钱穆在晚年对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对胡适的不理解。 钱穆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胡适本人，钱也连带批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胡适虽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钱穆早年对于胡适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但对胡适亦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钱穆对东南大学柳诒征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 钱穆认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的再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 坊间有很多关于钱穆、胡适两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锐分歧。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穆的意见不和，有一次他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客观的，当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胡适患病住院，有人责问钱穆：“适之尊君有加。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当时钱穆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似亦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他与胡适失和，也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实际问题，胡适的态度就很分明。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六、钱穆 主张 钱穆说：“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 钱穆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 钱穆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1931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 钱穆维护中国文化，他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六、钱穆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六、钱穆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六、钱穆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初到香港，钱穆担任“新亚书院”的院长，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遭到国民政府的审查刁难，要求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六、钱穆 雅趣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一一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六、钱穆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三子一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 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7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六、钱穆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六、钱穆 苦痛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的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后因陈水扁等人指责钱穆居住的素书楼产权一事，钱穆愤然搬离素书楼。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六、钱穆 素书 1967年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之后他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先生听闻此事，就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第二年，钱穆夫妇搬入新居，自那时起，钱先生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后来客厅又增添了1974年钱穆八十寿诞时蒋介石题赠的红“寿”字轴等（注：贺寿过“九”不过“十”，实为79岁生日）。 从搬入素书楼开始，有18年的时间，钱穆先生在家授课，客厅成了教室。钱先生的门生中，有人坚持18年连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钱穆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杏坛。当年大师向围坐身边的弟子作最后赠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经成为黑白影像，永远定格在客厅的墙上。 1990年6月1日，95岁高龄的钱穆先生不愿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公产，毅然搬离了素书楼。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后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1998年5月22日，想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跑到素书楼参观，并声称要向钱穆夫人说抱歉。对此，台湾舆论认为，陈水扁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说了，何必等这么多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去，再说抱歉又有何用？ 六、钱穆 魂归 1949年，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钱穆的素书楼庭院里，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 1949年钱穆选择离开大陆，但他对于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还对家乡的山水记忆犹新。1914年到1915年的一年间，钱穆每周都坐船往返于无锡梅村、荡口两镇。水乡泽国的美丽景色不仅让年轻的钱穆心情激荡，还让他读书日益精进：“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所以，钱穆在以后的读书写作时，必选清净自然处。 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月的钱穆，魂归道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槃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钱穆为江苏无锡人，他逝后，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实现了他回归故土的遗愿。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至此，钱穆先生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去世后，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六、钱穆 评说 中国学术界尊钱先生为“一代儒宗”。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 蒙文通评价钱穆：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刘梦溪在一篇介绍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文章里说，钱穆先生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并且“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晚年，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杨联升对钱穆极为推重，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殷海光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余英时挽老师钱穆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七、王国维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七、王国维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七、王国维 辫子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七、王国维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吧。 七、王国维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七、王国维 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七、王国维 词话 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em>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em> <em>“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em> <em>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em> <em>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em> <em>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em> <em>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em>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em>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em> 七、王国维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鸣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七、王国维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七、王国维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h3>《谒金门》</h3>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 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 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 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h3>《苏幕遮》</h3>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 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 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 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h3>《浣溪纱》</h3>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 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七、王国维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七、王国维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七、王国维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七、王国维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七、王国维 逝因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1、世变益亟；2、“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3、王国维忧伤过甚；4、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又自感对不起。” 七、王国维 誉美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的评价是：“王国维的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七、王国维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八、陈寅恪 博学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之博学倾倒。一年之后，梁启超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陈得以到清华执教。 八、陈寅恪 尊崇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经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得知陈寅恪一家来到此地，亲自到车站迎接，热情招待一家人吃饭。因不能在此过多停留，晚间，李校长与夫人一道踏着沿江灯火，亲送陈家老小登上内河轮船，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了！你替谁跑？”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学生们自动组成看护队，轮班伺候，替陈师母分忧。陈寅恪感动之余，对梅贻宝校长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尤存。”梅贻宝后来说：“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陈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知道老师回来后，立即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颇费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但是季羡林不以为意。季羡林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现在的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陈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时，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托人给他们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了。后来陈寅恪到广州后，陈家大到与学校的对话，小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筼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是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任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了，就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 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寅恪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陶铸一直给他大陆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待遇。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陈寅恪的治学和工作极为关心。“因他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时不致跌倒。陈转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资待遇在中大以及全国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陈毅，周扬，胡乔木等对他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专门前去拜访，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陈寅恪当过学部委员。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张稼夫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英国女王访华，专门提及陈寅恪，还专门去拜访陈。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陶铸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给陈寅恪。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文革开始后，虽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特指示广东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红卫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与陶铸的关系，想借此整跨陶铸。当时陈已经“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红卫兵就占据了陈宅对面的办公楼，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陈宅呼喝口号，而且还冻结了寅恪夫妇的工资。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用武力赶走了陈的助手黄萱及和陶铸派给陈的三名护士，在屋内遍贴大字报，抢掠物品撕毁文稿，如寅恪自传《寒柳堂纪梦》，一时家徒四壁。陈不屈服，他们想到抬他去礼堂批斗，陈夫人阻拦被打成重伤。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文革开始后，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八、陈寅恪 游学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陈寅恪表弟、同学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关于陈寅恪的学位问题，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 八、陈寅恪 治学 陈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 陈封雄回忆说，陈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 陈寅恪常说“读书必先识字”。陈寅恪幼年即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都曾下过一番苦功。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就成为其经常诵读之书。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中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 陈寅恪认为“读书先识字”，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了极大的工夫。 陈寅恪后来谈到他学会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到清华执教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可他并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1912年，国民政府在孔庙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据王国维说是9000麻袋）。 1921年，该博物馆筹备处一位旗人处长伙同几人，将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的明清档案，当做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换得银元4000。幸得罗振玉偶然发现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档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做废纸转卖出了约计1000麻袋，其余部分被老板差人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最后不惜倾家荡产以1.3万元的高价将剩余的档案全部购回，并分藏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此后，因罗振玉购买档案已罄尽全部财力，再无力承担整理重任，将7000麻袋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大收藏家，将另一小部分出售给北大国学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伪满洲国购得，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后李盛铎也因财力不济，准备出手。陈寅恪得知后，希望当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能将这批档案买下，胡适也支持陈的建议。经过陈、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此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共同出面几次与李盛铎协商周旋，总算将这批珍贵文献买下。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这批珍贵档案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2.5万公斤破烂不堪。 抗战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陈寅恪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1946年10月，陈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但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陈寅恪曾讲授元白诗证史课程，以诗证史。中山大学一名叫刘隆凯的学生，也曾听过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他根据自己的课堂记录，把陈寅恪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于是世人得见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如陈寅恪曾考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龄。诗中写道：“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陈寅恪以此为据进行考证：“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之前；韦氏，在贞元十八年结婚时正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她比崔氏大一岁。”诗中又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陈寅恪说：“看来，唐代女子与人应酬是在十三岁。杜牧《赠别》：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秋娘，是贞元十五年白氏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杜秋娘，谬极。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她嫁商人不会太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商在长安领了专卖券，同时娶了琵琶女，再到产地买茶，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可以说，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真可谓——老大——了。”陈寅恪还以此考证出这个三十岁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种，与商人是同居关系，不是正式结发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从此文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和为学态度。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陈寅恪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他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还有时时刻刻红卫兵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八、陈寅恪 纯儒 中国近现代文坛，能当“纯儒”两字的只有陈寅恪。陈先生一生只知治学，不愿为官，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党派之争；陈先生提携后进，但结党而不营私，从不搞门第之争；陈先生学贯中西，但始终以国学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学西学只为更好地研究国学；陈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已任，眼盲、膑足，仍坚持上课，进行研究。 陈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人悲愤之下，筹划成立台湾共和国，拟奉唐景崧为总统，参与此事的人中也有陈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寅恪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寅恪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即指此段情谊。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磕头，并三叩头。” 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国学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季羡林回忆：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陈寅恪留学十六载，依旧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大相径庭。陈寅恪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的大师。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对于古代诗词，陈寅恪最佩服陶杜，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除宋代词人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 解放前夕，陈寅恪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别传》，视柳为千秋知己，尤其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遂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 陈寅恪晚年因撰写《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笺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八、陈寅恪 风采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陈寅恪上课带的装资料的包，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 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八、陈寅恪 传道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姜亮夫在清华时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寅恪看。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太愿意写批评文章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写《回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 在清华，陈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八、陈寅恪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八、陈寅恪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篯去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八、陈寅恪 性情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汪籛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但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汪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一开始两人就谈“崩”了，汪负气住到了招待所。据传汪是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这才引起了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据传，当时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1955年，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向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陈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来来说服陈先生。陈先生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杜国庠就恳切地向陈先生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先生。”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他想以此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急先锋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见了。 康生曾探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八、陈寅恪 虚怀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联大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八、陈寅恪 清洁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此时鲁迅也在该学院就读。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据陈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后来，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一职，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任总务科长。此段经历，陈寅恪很少向外人说起，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教学需要。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八、陈寅恪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八、陈寅恪 爱国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 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陈寅恪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寅恪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 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文革”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八、陈寅恪 逸事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陈寅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为以后出国留学作了准备。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女儿陈小从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关于“恪”的读音。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辈已不下千人，叫“陈寅恪”的就有6人。这些以“恪”命名的宗亲，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长辈，都读“恪”为koh（古入声）。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Yinke或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据说，陈寅恪到中山大学后，师生职员相沿成习念què，与其夫人唐筼不无关系。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自幼依母在天津长大，母音为平津一带的语音。她读“恪”为què，当学生称寅kè先生时，她常常纠正说要念què。 陈寅恪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得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八、陈寅恪 联语 陈寅恪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著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八、陈寅恪 伉俪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八、陈寅恪 多舛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幹、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等待陈寅恪。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说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然而，陈寅恪抵港未久，二战的战火烧到欧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无奈中只能准备返回昆明，这一次，陈寅恪再一次耽误了治疗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无奈地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陈寅恪没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他被困香港，差一点客死异乡。 陈寅恪身体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终于得赴英就医，但两次手术均无明显效果。当时陈寅恪还抱着最后一线奢望，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只好托人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57年反右开始，陈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196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寅恪。面对故人来访，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 完成《柳如是别传》后，陈寅恪用尽残力，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寅恪去世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 八、陈寅恪 困囿 珍珠港战争爆发后，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设法营救。由于港岛被围困，重庆国民政府只能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时，英港督杨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经沦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陈寅恪也在“抢运”之列。当陈寅恪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的还有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陈济棠怒不可遏，当场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着人多势众，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陈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济棠身边的几个卫兵一看，立即掏枪护卫。由于陈济棠的人马太少，在这场对决中，陈济棠明显处于下风。陈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测，流着眼泪示意保镖服软认输。最后陈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 而这位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条黑贝，甚至自用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命令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日军便进驻了这座机场。 而在重庆，国民党的党国要员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看见走下飞机的孔祥熙家人及他们携带的仆佣、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之后，重庆《大公报》不指名地揭露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飞机的恶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消息见报后，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已经在战乱中去世，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西南联大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力主师生起来反抗。于是，联大学生联名起草“讨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游行沿途陆续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一直反对学生运动的蒋梦麟此次默许行动，他与梅贻琦乘车尾随游行队伍，对师生加以保护。之后，联大举行了悼念活动。 傅斯年听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此时，香港与内地所有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孤城。陈寅恪一家困境重重，钱粮已断绝，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也觉得味美无穷。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然而此时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全楼住户根本无处可去。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毅然下楼与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八、陈寅恪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八、陈寅恪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八、陈寅恪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八、陈寅恪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九、章太炎 革命 鲁迅称乃师章太炎的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的《家训》中有一条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意思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 黄侃的《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记录：“先生（章太炎）生而徇敏，幼读《东华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 章太炎16岁参加“童子试”，时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章太炎面对此题，想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作威作福，这样的清国何“灿烂”之有？于是他挥毫疾书，将满腔积愤凝于笔端，最后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小时，章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他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再看其文，大骇。此时章正要步出考场，主考官拍案而起，喝止道：“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一片哗然。主考官怕事情闹大，便令两名差役将章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吓得面无人色，但章却神情自若。 188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章太炎异常气愤，从杭州寄给康有为设立的上海强学会16元会费，加入该会。次年年底，章应梁启超之邀，担任《时务报》撰述，结识谭嗣同等人。在梁、谭等人影响下，章的思想渐趋革命。198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 1988年12月，章太炎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因发表言论，触怒台湾当局，随后赴日本，八月回国。在日本期间，章太炎认识了孙中山。 1900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章在书中提倡复兴诸子之学，排满，反对列强，并首倡光复之说，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清廷后来因“苏报案”诉章太炎时，此书也是清廷指控章的罪状之一。不久，章又发表《正仇满论》，章在书中首次对清廷及保皇主义进行公开批判。这一年，章太炎剪辫发，立志革命。 1901年，由吴君遂介绍，章太炎到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当时章教授中文课程，但他在课堂上不谈经史，却大谈民族大义，倡导学生走光复道路，一时哗然。保皇派十分震惊，视章为“乱党”。次年元月，江苏巡抚恩寿到学校通知该校美籍校长，要缉拿章太炎，是章太炎回家过年，得到吴君遂的通报后，匆忙逃往日本。 在日本，章太炎于明崇祯皇帝的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清室干预，日本警方驱散学生，孙中山及数百留学生未能与会，后在横滨补办仪式。席间，孙中山提议与会者各敬章太炎一杯酒，共计七十余杯，章太炎亦未醉。 1903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该书为“义师先声”，因文中有“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同年6月，康有为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刊行，不足一月，便抢购一空。此时，《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录发表了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清廷下令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与邹容。后经外国法庭审判，章太炎被判刑三年。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将其接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到日本后，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论战。章太炎的加入论战，使得“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一时，《民报》的销售数量激增，而《新民丛报》则大规模减少，最后《新民丛报》不得不停战，关门了事。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称：“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章还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为实现政治抱负，曾拥护袁世凯。后他发现袁的称帝野心，大闹总统府，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并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篡夺北伐军领导权。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篡权，章任该会理事。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之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13日，章通电全国，再次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张中行在《章太炎》一文中回忆章太炎讲课：“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章太炎盛怒之下，北上会见张学良，要求其积极抗日；章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起来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发表联合宣言（史称“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知道后，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章说：“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听罢十分愤怒，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九、章太炎 立场 章太炎到唐继尧处游说唐，发现唐没有出兵诚意，而且唐治下秩序混乱，乌烟瘴气，颇为失望。于是，他在白昼手提灯笼，漫步街市，灯笼上书“大元帅府秘书章”的字样，引起围观如堵。有人问他为何，他道：“此地种鸦片，漆黑一片，不照明何以举步？”也有说法称章在门口点着红灯笼，别人问起，他答：“四海茫茫，到处黑暗。”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其十一二岁时，朱为其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答：“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回答道：“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章太炎曾作《逐满歌》： 莫打鼓，莫敲锣。 听我唱这逐满歌。 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 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 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 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 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 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 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 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 叔嫂通奸娶太后。 遍赐狗官尝喜酒。 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 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 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象宿娼。 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 菜来伸手饭张口。 南粮甲米归他有。 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 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 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定钱粮。 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 名为永远免丁瑶，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驱富民。 人人多道做官好，礼仪廉耻忘记了。 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当初清妖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 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 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 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 光绪皇帝名载湉。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以示讽刺，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奉安中山陵。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参加奉安大典。章太炎到南京后，达官贵人们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请章题字留念。章想起沿途见闻，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等人的怂恿下，章太炎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国共和作。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点名称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1906年7月15日，出狱后的章太炎来到日本。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为其开欢迎会，到会者两千多人，由于地方太小，许多人只能挤在屋檐下或爬在窗台上，以求一睹章太炎的风采。章在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1899年，章太炎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并撰《剪辫发说》一文，寄给孙中山，此文随后发表在《中国旬报》上。 章太炎在东吴大学讲授中文课程，但他好对学生讲民族大义，给学生出的论文是“李自成胡林翼论”，意思是灭亡了大明的李自成，也胜过苦心孤诣维护异族江山的胡林翼。 章太炎在日本发起纪念支那亡国会，清朝驻日公使蔡均得知后，大为惊恐，请东京警察部门下令解散此会。日本警察便传讯章太炎等人，章等人“如约偕行，时着华服者只太炎和陈桃痴二人。太炎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日本警察问章等人是清国何省人？章回答：“我们是支那人，非清国人。”日本警察吃惊：“你在国内什么阶层？士族还是平民？”章回答：“遗民。”警察无奈，只好让他回去了。（此处章太炎所谓“支那人”，乃是故意针对大清国的一种说法，和后来日本对我国的蔑称不是一个意思；而他自称“遗民”，则是指叛逆满清统治的大汉遗民。）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的时，章太炎已经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在民国成立的初期，章太炎虽为革命元老，但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故对原先的革命同志孙中山、黄兴颇有不满，他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一直都心生好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都鼎力支持黎，以至于有报社记者说：“章太炎先生的政见，无外乎‘总统非黎公不可’。” 民国建立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他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采纳。此事，他更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最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权衡对比后，他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摇旗呐喊，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上台，并开始密谋称帝时，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此时，章才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人，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袁世凯上台后，给了章太炎一个虚职：“东三省筹边使”，并拨给他1万元费用。章踌躇满志，到吉林赴任，发表了《筹边使告东北父老书》和《筹边使四策》等文告。没想到刚到东北便受冷遇，无人迎接不说，召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二人竟不理会。章气愤不已，找到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知袁的用心，并不和章计较，对章恭敬如仪，好吃好喝招待，最终将章礼送出境了事。至此，章才若有所悟，对袁颇为失望。 1898年，由《时务报》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想通过“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欣然前往，并担任《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不久他便发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而张也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等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时，章太炎径直离去。 章太炎在为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作序时，将袁世凯的洪宪解释为：“袁世凯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以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厌胜之，是以建元曰洪宪。” 1920年，章太炎由最初的反对军阀割据转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的主张。次年，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到处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首都“南迁武汉”。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该刊宗旨为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苏报》案发生后，邹容被捕并死于狱中。章太炎做诗纪念义弟，曰：“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丧权辱国的协定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曰：“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讽刺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 章太炎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碧云寺，明天启年间由太监魏忠贤扩建，并在此建坟，准备死后葬此。魏忠贤自缢后，他的党羽葛九思于1644年随清军入京，在此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名为中山堂。后又在该寺金刚宝座塔下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反对共产党，对国共合作不满，于是以此联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章太炎主张排满，直呼满清皇帝名讳，语气十分蔑视，梁鼎芬的弟子朱强甫问章道：“你的祖宗不也有人作过清朝的官吗？”章太炎答道：“那是为强暴所污，不得以而为之！”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留下的藏书多达5000卷。到章太炎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章父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章父立下《家训》，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并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1890年，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家人：“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章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去世时从不穿戴清朝的衣服入殓，而是采“深衣敛”。 九、章太炎 囚禁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力主革命，时蔡元培请章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发表在《苏报》上，引起清政府的震怒。恰巧当时邹容写《革命军》一书，请章太炎为之作序。清廷便查封《苏报》和爱国学社，没收财产。因章太炎在序言中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 因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当时，满清政府曾向西方列强许下了沪宁铁路的特权、白银10万两引渡章太炎、邹容，但在舆论重压下，西方列强称：“租界事，应当在租界处理。”章太炎等人的案件仍由列强的会审公廨审理，得以不被清廷引渡。 当时被清政府通缉的共有六人：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陈范、宗仰。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出逃，蔡元培避难青岛，吴稚晖逃往欧洲，陈范东渡日本，宗仰则躲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但章太炎哪里也不去，这晚，有人告诉他巡捕前来抓人的消息，章太炎毫不在乎，只说“小事扰扰”，随即就回屋睡觉。他还劝邹容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第二天，外国巡捕再到爱国学社缉捕时，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被巡捕抓走了。当时邹容已成功地从后门逃脱，但章太炎在狱中写信劝他自首。邹容不忍结义大哥一人患难，第二天便前去自首。 章太炎被捕后，上海《新闻报》上有文章，嘲笑章太炎主动送上门，“不去为愚”。章看见此文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一文，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章在文中称：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最后，章太炎嘲讽《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鹌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滚开吧！新闻记者。请看50年后，巍巍矗立于云表的铜像到底是我？还是你？坐以待之，用不着多说什么了！”从此文足见，章太炎当时就有杀身成仁的想法。 会审公廨开庭之日，章太炎长发披肩，穿着他的“汉家和服”。邹容剪掉辫子，西服革履。庭审完毕，他们坐着马车回巡捕房，上海街头万人空巷，争睹章、邹之容，一路上章太炎大声念诗曰：“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在同一监室居住，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做裁缝工作。章太炎近视，缝补动作不敏捷，经常挨巡警的棍子。起初章还稍作反抗，但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后，一气之下绝食抗议。他曾绝食七日，最后因有狱友告知，绝食要40天左右才死，加上邹容劝说，最后放弃。但邹容却随之病倒，一年后，年仅二十岁的邹容猝死狱中，章太炎伤心不已。因为邹容的死，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章太炎后来在《与篁溪书狱中事》中写道：“威丹（邹容的字）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烧火煮饭）之役，因得恣意啖（dàn，吃）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 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到日本担任《民报》的编辑。章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马上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于是《民报》被禁，章太炎几次入警署进行交涉，并3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均未果。1908年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被章的辩词说的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东京地方法院随后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章的学生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被获释。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新婚不久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扔下新婚妻子，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均劝阻他，章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时为冬季，天气异常寒冷，章太炎足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下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直闯总统府。总统府的接待员让他出示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声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耐着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袁世凯还不见他，便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说罢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 之后，章太炎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能在宪兵教练处过夜。他满腔怒气耿耿难消，又指名道姓怒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大骂整夜，看守他的卫兵都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耳朵。 章太炎闯总统府还有一个版本，据说，章太炎到总统府后，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袁世凯一直不敢见章，只是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章太炎将总统府的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见章太炎盛怒，袁无奈，派执法处长陆建章前来。据说，陆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不疑有诈，便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某军事废校，后移居龙泉寺。 据说，章太炎被移往龙泉寺关押，杀人如麻、被人称做“陆屠夫”的陆建章亲自骑马在前开道以示恭敬，人们都感到奇怪，从没见过对一名囚徒如此礼遇的情况。问陆，陆回答说：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便有当日同盟会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为向舆论交代，但又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亲自前来送锦缎被褥，但未敢面见章太炎，只是让人转交。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便立即入室点燃香烟，将被褥上烧出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由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章太炎被软禁后，袁世凯曾要接章的家属来京与章同住，章以为是“诡术”，汤国梨也怀疑袁有什么阴谋，都谢绝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来看望章太炎，让章住到他的家中，章太炎默不作声，最后作罢。 章太炎开始并不知道他被软禁之事。一日，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宴后归时，夹卫如故。章颇觉奇怪，问吴宗慈，吴没有如实告知。第二天，他去拜访胡培德，胡对他说：“此为袁世凯派来保护者。”章闻言大怒，抄起手杖把宪兵打得抱头鼠窜。章这才心情大好，对吴宗慈说：“袁狗被我赶走了！”吴宗慈只能唯唯以对。宪兵被章太炎驱赶后，便着便服而来，和吴宗慈、张亚农谈判，说他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章先生的，虽然触怒了章先生，但仍不敢怠慢，所以易服而来。吴、张二人不便拒绝，只能同意，不让章太炎知道此事。 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曾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曾为前清翰林）去给章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身来，将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袁奴速去！”秦某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曾致书袁世凯，要求袁释放自己，但袁并不理会。后黎元洪进京，章致信黎。黎接信后，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黎再见袁，为章求情。袁于是打算给章一个虚职，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但章要求袁拨开办费20余万元，并让其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袁世凯只愿意给15万，最后双方未谈妥，遂作罢。 后来，章太炎的得意弟子黄侃到北大教书，前来陪侍，章太炎便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章才不觉寂寞。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掉，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再到后来，骂人之余百无聊赖，章太炎就在寺里讲课，宣扬革命道理。袁世凯的便衣混在学生中去侦察。章太炎辩才尤佳，几个便衣竟被章慷慨激昂的风度精神所感染，笔记记得不亦乐乎，还频频提问。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只能设法泄愤，以各种方式咒骂袁世凯解气。他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吃汤圆时，他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他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 章太炎的长女到北京陪伴父亲，为了不给父亲增加负担，自缢于钱粮胡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长女的死：“女儿章于1915年4月去京省视老父，后悉此举恰恰无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身亦陷入绝境，遂于9月间自缢身死。” 章太炎被囚禁后，袁世凯在生活上对章太炎极为照顾。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工资最高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但章太炎并不因此就感激袁世凯，骂袁之余，他就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向来简朴，但在被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其中不少人为警察改扮），而且，并颁示规定：仆役对主人须称呼“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呼“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每次见到主人，必须抬头挺胸，双臂下垂；逢阴历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以贺朔望。如敢违例，轻则罚跪，重则罚钱。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条约跟他具结，签字画押。 有人问章为何要订立此规？章答：“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被囚禁期间，章太炎坚持用银制餐具吃饭，说是为了防止袁世凯下毒。到冬天，他不让人在屋内生火，说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为了御寒，他在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 章太炎被囚后，以为今生还乡无望，曾发电报给汤国梨云：“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他每与人书，必署名“待死人章某”。 章太炎曾两度绝食，以死相抗，他将在日本时穿过的一件旧衣服寄给夫人汤国梨，并在给夫人的信中说：“幽居数日，隐忧少寐。……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为记志，观之亦如对我耳。斯衣制于日本，昔始与同人提倡大义，召日本缝人为之。日本衣皆有圆规标章，遂标汉字，今十年矣。念其与我共更患难，常藏之箧笥，以为纪念。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也。亡后尚有书籍遗稿，留在京师，君幸能北来一抚，庶不至与云烟俱散。自度平生，志愿未遂，惟薄宦两年，未尝妄取非分，犹可无疚神明耳。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汤国梨接到章太炎的来信后，深为担忧。一月后，她再次接到章太炎的来信，信中所言让她忍俊不禁：“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 章太炎绝食后，众人束手无策。众弟子均前去规劝，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欲杀先生只须命其爪牙一举手之劳，其所以不敢贸然下此毒手者，正因畏于先生声望，如先生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章认为他的话在理，但仍未进食。 弟子吴承仕前来探望，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听罢，大惊，马上停止绝食。 据汤国梨回忆，劝章太炎进食的是马叙伦：“马夷初（叙伦）先生去探望太炎，两人对时局越谈越起劲，到黄昏时分意犹未尽，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马却起身告辞，说过几天再来看望。太炎说：‘时间尚不太晚，可以再谈谈。’马说：‘因为没有吃晚饭，肚子饿了，要回去吃晚饭。’太炎便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这里也有厨房，比回家去吃还可以快点。’马说：‘知道你这里有厨房，但想到面对一个绝食的人，自己据案大嚼，试问情何以堪？何况你是为了民国的存亡绝续而绝食斗争的，我今面对一个舍命为国的好友，自己饱餐，岂仅自私，简直太残忍了。君如绝食而死，予今晚在此吃这餐饭，能不给天下人鄙视？’太炎听后略一思索，便说：‘那我就同你一起进食如何？’马夷初非常高兴，与太炎一起吃了两个水煮鸡蛋。” 许多年后，有一次汤国梨问章太炎：“你在北京绝食近半月几死，当时有何感觉？”章太炎答：“头晕得很呵！”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袁让章拥护他称帝，章挥笔写下《劝进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袁世凯看后，气得七窍生烟，但又转而又自嘲道：“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1915年，章太炎书“明年祖龙死”，第二年，袁世凯果然死去。袁死后，章太炎才重获自由。 九、章太炎 狂傲 清末研究儒家经典有两大学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前者注重的是探求经书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后者则注重经籍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当时在诂经精舍读书的章太炎，曾写下50万字的巨著驳斥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逢禄。 章太炎赞同维新思想，但他并不认同康有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在诂经精舍学习时，章太炎撰文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文中，提出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章太炎曾由梁启超推荐入《时务报》馆工作，时章对梁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很是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章言传到康党门徒耳中后，“康党衔次骨矣！”这日，时务报馆内，“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短兵相接，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门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甘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事发后，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章太炎在给友人的信中犹不忘讥讽康有为：“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子路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就对其报以老拳，于是，至此，孔子“恶言不入于耳”。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倾泄而出，与保皇党展开论战，占尽上风，最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不得不停刊。 只要有机会，章太炎就会对康有为嘲弄一番。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去“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妖孽”、“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号称“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对此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章太炎在张之洞帐下时，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慌忙报告张。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对张之洞心存怨气，于是改唐诗讽刺张道：“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 “布包应是到天涯”句是讽刺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和纱麻丝布四局，纱麻产品用布包捆，销行各处，当时讶为初见。这本是德政，但张过于标榜曾文正（曾国藩），云文正治家有方，日课妇女纺棉四两，故张云：“予设四局，亦太傅经纶家国意也。” “欲取鹦洲作督衙”是指张迷信，到任时欲移督署鹦鹉洲，闻三国时黄祖曾开府于此，认为不吉，乃止。 张之洞在湖北时，巡视纺纱厂途中，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与少女的父亲协商，骗其入府侍奉三姨太。该少女入督署后，张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少女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故有“终古文昌唤卖茶”之句。 “而今梁上无君子”是讽刺梁鼎芬先附张而后叛之；“玉玺不缘归载沣”句则讥讽清廷，时宣统幼稚，由其父载沣为摄政王，颇无能。 章太炎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讽道：“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在会审公廨法庭上对清政府及审判员极尽嘲弄之词。对于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及辱骂清帝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的滔滔雄辩，引得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审判员亦如坠云雾里，哭笑不得，非常尴尬。其中一位审判员突然想到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审判员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审讯过程中，章太炎大逞口才，亦庄亦谐，辛辣犀利，把代表清廷出席原告的官僚孙建臣弄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最后章太炎大笑：“你们堂堂大清政府，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控告我一个老百姓，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还有何脸面出席叫嚣？”孙气急败坏，脱口而出：“我和你无冤无仇，何必如此辱弄？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引来旁听观众哄堂大笑。 章太炎与张继结拜金兰，后发生冲突，章作《北山移文》与之绝交。张亲往章家讲和，章拒见，不置一词。 孙中山倡导革命之初并不为人知，章开始亦附和当时其他人的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江湖大盗”。与孙结识后，他说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又不愿完全开罪孙中山，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也馈赠孙一万元。孙当时正为募集革命经费发愁，便欣然笑纳。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而后引起风波。章太炎当时支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经费却只有两千元，顿时气愤不已。他取下总编室所挂的孙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时孙已到香港，章特地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孙。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民国初年，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袁于府中设宴款待黄，并请章太炎赴宴。章接到请柬后，随手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然后投进邮箱。 章太炎被袁软禁期间，有人劝章开会讲学，章欣然同意，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了一个国学讲习会。章讲学之余，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人为消遣，他在国学讲习会门口贴一张告示曰：“康有为之门徒不许入内。” 袁世凯称帝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认为章太炎为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章太炎闻听此言后，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7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请去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此旗高举，招摇在大军之中，十分抢眼，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唐继尧的副官将此事告诉唐后，唐只是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病逝，其子伍朝枢路过上海，特来拜谒章太炎。二人谈及伍廷芳的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章此语是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闻言，只能尴尬一笑，又谈及伍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差人给伍朝枢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章太炎写下一联以示讥讽：“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曹锟贿选总统时，章太炎放言大骂。曹对章颇为忌惮，派人甘词厚币至章宅求其封口。章不等来人说明曹意，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人吓得抱头鼠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特送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待看胡自己的名旁也有黑杠时，才消了气：“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章太炎在《章氏业书·原学》一文中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胡适撰《诸子不出於王官论》对其进行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很是不屑，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上海曾有人选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章太炎晚年，有人问及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道：“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据陈存仁回忆，章太炎在楼外楼小酌，“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便过来和章打招呼：“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蒋无奈，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太炎本就常骂蒋介石假革命，后又因蒋介石不让他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而对蒋很是不满。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章太炎一生极为自负，临终时，其留下遗言曰：“朴学从此绝矣。” 九、章太炎 疯子 章太炎一生“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但伴随他一生最久的还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十六岁的章太炎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冯自由亦记载：“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余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这可能也是他被称为“疯子”的原因之一。 鲁迅在回忆乃师章太炎的文章中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慕名前来拜访章，奉上重礼，但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此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并将茶杯狠狠地掷向此人。这位总督吓得赶紧抱头鼠窜。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人称“病翁”）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曰：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曾受孙中山之托前往湖北去见黎元洪。章一到湖北便受到了黎的热烈欢迎，这令章对黎好感倍增，逢人便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一时，章言人尽皆知。王揖唐听闻后，马上告知袁世凯，并说道：“章疯子的言论和他手中的那枝笔还是有号召力的，不能不加以笼络。”袁世凯也怕章手中的笔，马上召章太炎来京，并给他颁发勋章一枚。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聘章太炎任该报主笔。《楚学报》第一期出版时，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文成，呈该报总办梁鼎芬审阅。梁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报张之洞，并要捉拿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但梁鼎芬并不就此放过他，命四个轿夫将章扑倒在地，用轿棍猛揍一气。后章太炎每与人争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微笑不语。 章太炎因与孙中山收取日本人的黑金与其发生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劝孙道：“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 《苏报》案发后，江苏巡抚连夜捉拿章太炎等人，众人皆逃走，唯有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章太炎在狱中写信给已经逃走的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不意让大哥一人担此责任，毅然主动入狱，与章共患难。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邹因体弱，瘐死狱中。三年后，章太炎出狱，他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1907年3月，章太炎作《邹容传》一书，其中多处谈到吴稚晖。他在书中称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逃到巴黎后，读《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于是，吴写信给章太炎，要求章说明是谁说他出卖朋友的。章太炎立即复公开信一封，开头便称：“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章意为，不管你吴稚晖有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吴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书反诘，章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两年多，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1915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章太炎得诗后甚是得意，晚年常读与人听。 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 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的一些建议得不到当局的采纳，于是，他便逢人开骂：原先革命阵营中的同志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民国新贵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等，保皇派的康有为、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民国初年的报纸屡见章太炎骂人的文章，严词刻薄，毫不留情。被章骂的多了，众人也都习惯了，并不理会，只是以“章疯子”一笑了之。 章太炎并不介意被人称为“疯子”，他的学生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最后，章太炎大声疾呼道：“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 九、章太炎 迷糊 1907年，同盟会本计划从日本运送枪械到钦州防城附近的白龙港，以支援此地同盟会的起义。此期间，章太炎在《民报》报社听日本人平山和田说，同盟会所购的枪械陈旧不堪作战，便发电报到香港《中国日报》说：“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看到电报后，深为恼火，觉得购买枪械是秘密行动，章太炎竟用明电直接发过来，真是糊涂。后孙等人协商，取消此次计划。但冯自由说，章太炎“秉性憨直，少有感触，辄一吐为快”。而运枪械到钦州的计划早已取消，更不能归咎于章太炎了。 童年时章太炎便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母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虽环境吵闹，他却旁若无人。一日，章太炎在天井看书，不知不觉天色渐暗，气温转低，长嫂唤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看的入神，长嫂连唤几次，他才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天井读书。众人见后，大笑不止，原来他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而章太炎却茫然不知，问家人笑什么，让他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狂笑不止。 章太炎满腹经纶，但生活中却不修边幅，打扮颇为怪异。他留着两边分梳的头发，春天，常穿长袍外套一件式样特殊的坎肩；夏天，则穿半截长衫，袒胸赤臂。一年四季，无论寒暖，手里总握一把团扇。衣服长年不换洗，两袖积满污垢，油光发亮。 包天笑的《钏影楼丛话》中记载，章太炎在东吴大学任教时，住在螺蛳桥头一间小屋中。章早早去东吴大学讲学，到晚上回家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家门，走到邻居家，他自己还不觉得。某日，从学堂回来，进屋时忘记跨门槛，结果被门槛绊倒，摔了个大马趴，跌伤了胳膊，多日才愈。某日，包在张氏味莼园看见他身穿一件“日本和尚之衣，冠一草冠，手挥团扇”。儿童们争相堵截，章太炎却神情自若。章问包住在哪里，包告诉他住在启秀编译局；包问他住在何处，他说：“我住刚毅印刷所。”包问刚毅印刷所何在？章答：“否。我以对君之启秀编译局也。” 中国人时有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太炎亦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都铺木地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干净可鉴。初到日本，章太炎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邓家彦、龚练百前去迎接，发现章“面白体胖”，二人都“诧之为毕生所未见”。原来章太炎平日最害怕沐浴，入狱后，西洋狱卒每天强迫他洗澡，故体魄变得强健了。 章太炎东游日本，认为日本衣冠文物有盛唐遗迹，回到上海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衣装：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剪了辫发后，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见日本人在和服上绣着家徽，便仿效日本家徽，也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这件和服他一直穿到辛亥革命后。他被袁世凯软禁后，决定绝食抗议，特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在上海的夫人汤国梨留作纪念。 章太炎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在日本时，他常将自己的衣服鞋袜弄的杂乱无章，福建人林时爽（即林文，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便常常为他整理打点，免得他找不到。 章太炎在上海期间，妾王氏不在身边，无人为他浆洗衣裳，他就干脆不换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据说，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从未换洗过衣服被褥！他鼻子有鼻息肉，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每当鼻涕蜿蜒而出时，他便大袖一挥，用衣袖擦去鼻涕。 章太炎剪辫发后，见朋友有一件西装，便借来穿上。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还回后，又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便不再想穿大清朝的长袍马褂，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马叙伦回忆，他夏季常常“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章在张园演讲，众目睽睽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 有一段关于当时章太炎的描写这样写道：“夏中著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蹀蹀通衢，人以为狂。至友所，辄不俟请，自去长衫，赤其上体，屡屡系裤……其衣至褴褛，两袖污垢常满。某年在海上演说，谈次犹时时以袖角拭涕。且终年不喜沐浴，然年近七十，而精神不衰。学问可以养人欤？甚可异也。” 一次，家人见章太炎的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便让他脱下鞋一看，原来章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因为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机器织的才分，章穿惯了传统手织袜，拿起就穿，根本不去分辨哪面是上面。 章太炎剪辫后，在租界里可以畅行无阻，但出了租界却有被清廷抓捕的危险。于是他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他又不愿效仿他人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常掉下来，引得路人侧目。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到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结果无人敢赌。 章太炎怕洗脸，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污垢斑斑。据说，章太炎号称三个月才洗一次澡。他出外旅游、讲学时，夫人常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有了夫人的旨意后，有恃无恐，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他换下衣服。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时，曾想逃走，他找来刘成禺、吴宗慈等人，说明自己的想法后，众人皆觉得为难，不作一词。章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是穷鬼，没钱帮我买票，我有钱，你们看。”说完从纸包里掏出了八十元，众人皆强忍笑意，因为这点钱肯定不够回上海的路费。 据说，1914年初，章太炎曾摆脱袁世凯便衣的监视，托人买好了离京的火车票。临行前，章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等人前来为自己壮行。张、吴等人早已被袁收买，但因不好劝阻，为拖延时间，便设宴佯为章饯行。席间，众人豪饮，有人倡议以“骂袁”为酒令，章太炎大喜，边喝边骂，结果酒喝多了，上车的时间也误了。 章太炎的书房，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章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加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形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时，一次，与同事黄人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二人商量后，决定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便翻看起来，看的太入神，竟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只吃自己身前的菜，“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马叙伦语）。于是家人就把他爱吃的菜放在他面前。如果家人不放，他也不会自己去远处夹菜，就吃几碗白米饭。章太炎吃饭很快，“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朱镜宙语）。因为有鼻息肉，呼吸不畅，章太炎只能用嘴呼吸，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饭粒经常会进入气管，章太炎也不管，对着饭桌就打喷嚏，饭粒四溅，但章太炎“容色自若，视如无事”。 章太炎对吃饭极不讲究，南方人常吃鱼，章太炎生在江浙，却不知如何剔鱼骨，常连鱼骨一起吃下去。流亡日本时，因生活拮据，章常食“盐笃饭”（以盐就白饭）。“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 章太炎被软禁于龙泉寺时，厨师向其请示做何菜，他只想得出两道菜：蒸鸡蛋和蒸火腿，因这两种在南方常吃，其它都叫不出名字来。于是，之后顿顿厨师都做这两道菜；后软禁于钱粮胡同，亦是如此。此处“蒸火腿”并非南方的蒸火腿，厨师以北京清酱肉切片蒸之，章亦认同。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向端方慕资，无果，遂未成行；中年，他被人骗至峨嵋山剃度，头顶被灼了两行香疤。 章太炎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一口气吃光。某年春天，杭州昭庆寺的方丈到上海拜访章太炎，带给他一筐杭州有名的“方柿”。章太炎一口气吃了六个，如果不是汤国梨制止，他会将整筐都吃掉。 马叙伦说老师章太炎“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章太炎不认路，出门即不能自归。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我的家在哪里？” 章太炎在日本时，常常到离《民报》报社不远的孙中山家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聊天。从报社到孙家的路，他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月，竟然还是不认识。一天，他从孙家只身返回报社，竟然走到一户日本人家中。后报社众人见他一直没回来，四处寻找才把他找回来。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太炎与她结婚后，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则由孙中山派人接章去孙家。有一次，孙家的车有事出去了，章出门便自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向前一指说：“家里！”车夫便拉着车向前走。拉了一程车夫又问：“家住哪里？”章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纸店。”车夫没办法，只能拉着他走一程问一问，在打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的人，当时要找另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时，章已不知去向，便打电话到章家询问。得知章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他，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 一次，章太炎独自去三马路的来青阁买书，去的时候叫了辆人力车。到了来青阁，看了半天，一本书也没买，便叫了另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始终说不出自己家的地址。车夫拉了半天，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只好把他重新拉回来青阁。 一日，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后，清晨回到家中。这次他倒是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却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因困极，他倒在床上便蒙头大睡。邻家少妇早上外出购物，回来一看章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邻居都认识他是章太炎，遂把他叫醒，并送回章家。章太炎醒来一时不知缘由，极不高兴地说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没有金钱概念，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在上海爱国学社讲学的时，因为章太炎总不洗澡不理发，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拉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钱，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章太炎到上海与汤国梨结婚时，随身携带了东三省筹边使任内所积俸给以及北京等地亲友所赠贺仪共7000元现款。到沪后，亲友们闻讯都去探望他，有个在上海新闻界工作的苏州人钱某对章说，这7000元现款带在身边不方便，不如存入银行为妥。章于是同意，将这包钞票交给他代存银行。过后，钱将一张3500元的存折交给章太炎，并说经银行职员当面点清，只有3500元。章除了瞠目结舌外，毫无办法。 1913年4月，因章太炎对黎元洪表示好感，到处说总统非黎莫属，袁世凯为收买章，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对章说：“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袁深知章太炎迷糊，特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但章太炎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笔钱。当他拿着钱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回到上海后，张謇就立即找上门来，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听罢，不知所对，最后只好不情不愿将钱交给了张謇，看得一旁的汤国梨心疼不已。 章太炎一家住在上海时，经济窘迫，捉襟见肘。但章太炎对金钱没有概念，为人糊涂，故不把生活问题放在心上，家中事务全由夫人汤国梨料理。汤常因无米为炊，常让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出去借贷。一次，汤国梨让陈存仁去当铺当东西，陈拒绝了，说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汤国梨只好问陈怎么办，陈便推荐自己学医的同学章次公。从此，章次公也成为章门弟子，许多类似事情便由章次公去办了。 1929年中秋节，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并要他们迁出。汤国梨只好修书一封，让陈存仁向好友董康借钱；董康当即写了两张庄票让人带回。幸得董借款，章才付清欠租，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搬迁之费，由朵云轩主人为其负担。搬家时，章的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一次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定居此地，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点头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他便不看后面了，直接和人议价。此人见他满意，便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这个价格高出市价许多。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竟还主动加价，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汤国梨闻讯赶来，却阻之不及，章已和人完成交易。汤还发现，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机器就轰隆隆响个不停，房子根本不能住。这房子无论是卖是租，都无人问津，只好空着，还得花钱雇人看守。而他们也只能买地再造新居。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也不知如何欣赏美。他从不游山玩水，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提不起兴趣。 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来拜访章太炎时，客气地要求章太炎去该寺小住，章便当了真。方丈走后，他便吵闹着要马上去杭州。他找出一只旧时读书人应考时用的考篮，里面放上两本书、一个水烟筒和一包皮烟丝，便要上路，并让陈存仁和章次公同行。汤国梨迫不得已，只好筹了20元随行，四人直奔昭庆寺。到寺中后，天天有人上门求字，并设宴款待，章太炎吃东西往往不加咀嚼，囫囵吞下，常吃的身体不舒服，只好谢绝酬宴。来访者便改为赠土特产，于是章太炎的床边床下堆满了食物，章怡然大乐。章太炎在杭州讲学，来访者络绎不绝。 一天，有沈姓带其家两个少年前来拜师，章太炎问过二人平时所学后，认为孺子可教。沈当即交“贽敬”（拜师费）200元。报纸随即报道章在杭州广收门徒，不想竟引来大批学子前来拜师。章此次在杭州收徒二十多人，收“贽敬”1000多元。汤国梨很是高兴，不想杭州之游，竟有意外收获。后上海来人，说章家失窃，汤国梨说家无长物，尽偷无妨。但章太炎听罢却急着回上海，并对学生们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回上海后，汤国梨因受在杭州收徒的启发，准备开办章氏讲学会，广收弟子，并公开募集经费。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孙传芳也派人送来两千元，总计收到两万元左右。对于这些，章太炎一概不管。 九、章太炎 癖怪 章太炎好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他还欢喜抽水烟。每抽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万个被烟蒂烧出的小黑点。 章太炎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写板书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字；吸烟时，又误将粉笔当做香烟放进嘴里。经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常常一支还没抽完，他就又点上一支，接连抽上三四个小时，袅袅如缕。每当手边的烟吸完了，他就会大声地喊：“老李，取烟来！” 章太炎抽烟，不似别人那样把烟蒂放进嘴里，而是把一根烟的大半含入口中。有时候边吸边说话，说的高兴时，烟烧到了嘴唇，疼得他以手拍口，喷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一般。有时不注意，烟头落到裤子上，烧穿裤子并烫到腿，痛得他大叫，大骂“鬼烟”不止。而那条烧出洞的裤子，他仍然穿在身上。 冯自由拜访章太炎，请他写两份文件，一份是民国成立时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份是《讨袁世凯檄》。这两篇文章本为章太炎所撰，冯自由让他亲笔再各书一份，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送了润笔墨银20元。这件事经报纸报道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这两份文件。每次求书，都会送润笔费，但章太炎“口不言钱”，常由夫人汤国梨或弟子应付。有时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汤国梨反复劝说，他便默不作声。汤国梨无奈，只好想了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的金鼠牌香烟，一次有人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很是喜欢，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汤国梨告诉他，每写一份，就给他买一罐“外国金鼠”，章便高高兴兴地继续写下去了。 左舜生回忆，章太炎“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听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上海画家钱化佛总能找到臭的食品投其所好，求得章的不少真迹。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后大喜，对钱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让章在每张都写上“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居然无不听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以后每隔几日，钱就送来臭的食品，如臭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章每次见后都乐不可支，有求必应，前后为钱写了一百余张“五族共和”。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宛然民国国旗五色旗的颜色。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请章太炎写完裱好后，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时，为《台湾日日新报》撰写文章。读者反应，他的文章常用生僻字，晦涩难懂。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便委婉地问他：“先生所写的文字是自解自读的，还是供一般人共读而都解的呢？”章太炎不置一词，只是提笔在纸上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新三郎见状，只好摇头叹息离去。 章太炎喜用生僻字，苏曼殊翻译了许多西洋诗，其中有许多怪字僻字，都是章为他添上去的。 章太炎与妾王氏生有三位“千金”，他替三个女儿分别给取名为：章（里）、章叕、章（四个工）。三个女儿长大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前来提亲。王氏为此没少在老头子耳边唠叨。章太炎后来终于悟出了此中原因。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都不上门提亲。于是，他叫夫人在家里摆了几桌宴席，邀请亲朋故旧做客。席上，章向客人讲解那三个怪字。他说：“（里）”读“里”，是“窗格子”的意思；“叕”读“灼”，是“众口”的意思，“（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并不古怪。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1940年的秋，因抗战从南京迁校到四川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大学生——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开学那天，班长向全班介绍新同学时被她的名字难住了，“章、章、章……”半天读不出她的名字，最后急中生智说：“她叫章四工，因为她的名字是四个工字。”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出版一本他们翻译的外国小说集，出版时他们将该小说集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周氏兄弟如此命名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写字喜欢写古香古色的钟鼎文，有时汤国梨站在章身后看他写字，偶尔发表意见说某个字写得不佳时，他回头笑笑：“你不懂得写字啰！” 章太炎喜用古字、假字。他曾写了张条子让仆人买肉作羹，但是仆人跑遍苏州城内各个肉铺也没有买到，回来后他对章太炎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之后都说没有。”原来章将“肉”字写作类似于篆书的“月”字，卖肉者根本不认识。 章太炎晚年为人开药方写是金文，药店之人不识，章便愤愤然地说：“不认识字，还开什么药店！” 张小泉剪刀是几百年的老字号，故仿冒者甚多，杭州大井巷内悬“真正张小泉剪刀店”者有十家以上。其中某店老板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便请章太炎题字。章欣然答应，挥笔写下“张小泉前刀店”几个大字。店主一看，便傻了眼，要章退还百元润笔费。章说写下一“前”字说：“月旁已有一刀，何须叠床架被，为人诟病。”老板听罢欣然离去。此后，顾客皆认为“前刀店”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博览古今医学著作，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与朋友见面时，听朋友偶尔说起进来牙痛或患胃病等时，他便要替人诊视，开出药方，并且逼着朋友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不计份量，药方中动不动开出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 到了中年后，章太炎觉得自己医术更高明了，孩子生了病，他不肯去请大夫，一定要自己为孩子诊治。夫人知其脾气，只好依着他，任他开方子，再等到他不注意时，偷偷另请医生前来诊治，并告诉家人，如章问起，就告诉他孩子吃的是他所开的药方。几日后，孩子痊愈了，章便得意地对人说说，他的孩子吃了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章太炎的朋友凡被他开过药方的，下次再见到他时，也都说吃了他开的方子才治好了。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副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并非事实，也只有点头唯唯而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笑答：“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因为陈存仁学医，所以主动收其为徒。1928年，20岁的陈存仁常替自己的国文老师姚公鹤给章太炎送信。一日，章问其姓名、家世，听说陈日间在丁甘仁处帮助其写药方、晚上从姚公鹤学习国文，很是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也能写药方，并对陈说，要学国学，何不拜他为师？陈喜出望外，当即对章三鞠躬，改称老师。 章太炎学医很勤，常请教自己的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但他给别人开的都是仲景古方，别人拿到了药方也不敢照此服用。他还常向一个作铃医（拿着铃铛，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的学生请教，因为他认为铃医的单方，都是从经验得来，多少有些价值。 九、章太炎 逸事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因他仰慕顾炎武，而顾炎武名绛，便易名绛，字太炎。章的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为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训诂之学。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描述过章太炎的容貌：“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章太炎自小聪慧。章太炎6岁时，一日下雨，父亲章浚邀请10余位朋友、亲友在家聚谈，边饮酒边吟诗词。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便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诵道：“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四座皆惊，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章太炎这首“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少时，喜欢到舅舅朱子春家中玩。朱子春嗜饮，但因家贫而难得一醉。一次，章太炎见朱子春向小贩买螃沽酒时，因身无分文，便当场解下裤子换一醉。朱子春擅画仕女，此时正好有人前来求画，朱便进屋取了一幅价值四两黄金的古画，以五百钱的价格转让给来人，终于可以买蟹沽酒，痛饮一番。许多人认为，章太炎狂放不羁的性格，是受了其舅舅朱子春的影响。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 章太炎狂傲，但唯独对陈三立尊敬有加。他在为吴宗慈的《庐山志》题词中尊称陈为“义宁陈翁”。吴宗慈说：“太炎文集中，如此尊称，殊不多见。” 清朝末年，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将许多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当时冯自由便翻译《政治学》一书，请章太炎为他润辞。当时译者对于日本的名词，译时煞费斟酌，如，冯将“社会”译作人群或群体，而严几道译作群；“经济”一词，有人译作财政。但章太炎对于这些词直接引用，并不用中文名词进行替换，如今社会、经济已成为通用的语言。 章太炎幽居龙泉寺时，夜间常梦见自己到地府帮助阎王断案，章为此事还写信请教乌目山僧该如何是好。章恢复自由后，冯自由去看望他，问及此事，章告诉他说：“有一夜朦胧间，忽然被官差强迎上马车，到了一间衙署，群拥我升公堂，接着便有判官模样的人拿着多件公文，让我在文件的下面署名，这些公文和世间的普通公文略同。审完案，仍用马车把我送回来。以后每晚都是这样。我在梦中问判官怎么回事，判官说是地府请我替阎罗王断案。这样已经持续了半年，我日久生厌，决意不去，但到了晚上身不由己，常常被官差挟持而去。知道我恢复自由南下，才不做此梦。” 张竞生曾在北京《京报》上征求他人性史，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上海书商出版该书后，日销一两万本，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告知章太炎此事后，章很是感兴趣，让陈去买一本给他看看。看过后，章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章太炎曾为蒋维乔改《沈竹礽先生传》，修改前，章征询蒋的意见，蒋说：“太炎改，无意见。”文章刊出后，蒋说，这已不是他的文笔，应改署太炎。 山东某太夫人民国初年倡导男女平等，与章太炎认识。这位太夫人六十大寿时，一定要请章太炎为其作寿序。章太炎此时已经不赞成男女平等，便在寿序的结尾写道：“诘朝登芝罘（山东某山名）之巅，东望日出，回顾落月，其平如引绳，斯盖饮觞称寿之时也。”其中虽有“其平如引绳”之语，但实将男女比作日月，不能平等。 章太炎晚年，生活简朴。章家每天的菜肴极为简陋，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自己就近购买。章太炎喜欢吃零食，经常来访的友人，都会为他带来些小零食，其中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衣。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一本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文稿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曾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讥讽日本学者道：“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和他结婚后，他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因左为尊。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旁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胡适的日记中记录章太炎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在熊内阁（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张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1914年，章太炎被幽禁在北京，除夕之夜，他满怀忧郁之气，写下对联曰：“门前学种先生柳；道旁时卖故侯瓜。”20年后的1935年，章居住苏州阍门，春节时，又重写此联。 章太炎去参加护法运动时，汤国梨带着孩子独自在家，夜间常听见有人来家中翻箱倒柜，他很是惶恐。运动结束，章回家后，一日谭人凤来访，他便对谭说起家中失窃之事。几日后，有一个人仪表轩昂、衣冠楚楚的人，前来拜访章太炎，自称龙在田，住在章家晒台对面，是贴邻。他坦率地对章说：“以前你家楼上失窃，是我所为，当时不知是你的府上，现在知道后，觉得非常抱歉，因为大家知道你太炎先生靠写文章过活，一心为国，所积的钱来之非易，我不应该来窃取。但窃去的东西早已变卖，目下手头拮据，现以公债票200元及文房四宝四件作为赔偿，聊表歉意。”章见这龙在田不是寻常的窃贼，便接受了这批退赔的东西，而且很高兴，并嘱不必介意。 章太炎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汤国梨反驳道：“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无言以对。 章太炎为黎元洪撰写的《黎大总统墓志铭》，润笔费好几千元，可能是晚清民初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 章太炎晚年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因他不登广告，且性情古怪，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当时有一家著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元。如是朋友求墨宝，向来不收费。每隔三两个月偶有人来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则由夫人汤国梨出面与人协商，每件收100元。有时钱已经收了，章却因不喜其人而不愿意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字的人为此常不高兴，而且他写喜欢写小篆，亦不受当时的富商巨公欢迎，故常门庭冷落车马稀。 后来因冯自由来访，求字的人便多了起来。章太炎的儿子章导七八岁时，常见人上门向父亲求字，便贴了一张纸条，上书：“写一副对联，皮球一个；条幅一张，火车头（玩具）一个。”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想找章太炎求墨宝。杜月笙便找到一位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的游侠儿徐福生，去找章求字。章对徐很是客气，但一听为杜求字，便断然拒绝。杜便请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出面。陈对章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章便问陈杜月笙的故事，陈一一道来，章越听越高兴。陈存仁乘机拿出宣纸说：“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杜月笙得文后，送给章士钊看，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势力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便写亲笔信给杜月笙，请其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借口向章报告房屋纠纷的解决经过与结果，专程去苏州拜访章。章、杜二人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杜月笙走后，章才发现了这笔重礼，不好推谢只能收下。这次之后，章对杜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二人开始订交。此后，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写字时，将不满意的置于废纸篓，仆役见后，将其拿去出售。章知道后，每次便把纸戳破再扔进纸篓，以为这样便稳妥了。谁料，仆役竟将破纸贴补整齐，仍旧拿去出售。 杭州楼外楼的主人请章太炎吃饭，他只点了三个菜，都是根据书上的菜名点的，主人看后哑然失笑，说这些是不够吃的，便自己做主为他多上了一些菜。席后，章太炎便为主人写了一首张苍水的绝命诗。主人见后，心中觉得极不吉利，后有人替他献策说，张苍水的绝命诗字数极多，章太炎只写了起首一段，要他再准备些纸张，邀请章太炎每天来写。于是楼外楼的主人照办，每日请章去吃饭，连续十天左右，章太炎终于写完了此诗，并在卷尾加了长长的跋语。章太炎的这件墨宝，后主人以二百元售出，十五年后，价值升至二十两黄金。 章太炎家中访客极多，他不胜其烦，便在墙上贴纸条一张，上书：“来客谈话以十分钟为限。”但客人中有与其论及学问的，章谈的来了兴致，便忘了自己定的规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客人要走，他拉住不让。一次，客人指了指墙上的纸条，他忙说：“下次十分钟为限吧。” 1929年，上海《时报》曾有文章仿效108将，为东南文坛的名士依次排座次，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为陈三立。 20世纪30年代，章太炎每次到北平，张伯驹必设家宴为其接风。某次宴会后，章以篆体书写杜诗两句成一联相赠：“盘剥白雅谷口粟；饭煮青泥坊底芹。”张得之大喜。 章太炎仰慕刘伯温，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曾致信杜致远托其代谋葬地：“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创办《国华月刊》，用章太炎名义主办。为筹集经费，以章的名义卖字，实多半为汪代笔，因汪仿章体，几可乱真。 章太炎与腾冲李印泉为挚交，李印泉曾患脑疸，章多次致函李的孙子，探讨医法并荐医赠药，李病愈后，将章的十三来信装裱，制成线装书一卷，视若拱璧。 章太炎患有鼻病，自己常用辛荑末治疗，后来弟子陈存仁向他推荐芙蓉叶研末治疗之法，他试之颇有效果，恰巧杭州虎跑僧人前来求字，他便以辛荑、芙蓉叶治鼻渊之语入书。 顾颉刚佩服章太炎，故为自己起名“上炎”，意为超越章太炎。 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认为是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被平反。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直至并解放了一批学者，编辑了若干章太炎的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些虽是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为以后研究和编校章太炎著作奠定了基础。 九、章太炎 戏谑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陈存仁曾将刘半农其人其事告诉章太炎。章听说其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发表文章，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将报纸上连载的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拿给章看，他看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陈存仁曾记录刘半农拜访章太炎时，章戏弄其的过程： 刘半农到上海后，对记者说要去拜访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章。汤国梨听到后特地叮嘱章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点头微笑。 这天，刘半农来访，本想与章合影留念，但被章以闻到镁光的气味会引发鼻病为由拒绝。刘问章对白话文的见解，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答：“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章便问刘：“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不知如何应对。章于是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听了这番话，刘半农呆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刘半农马上反驳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章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他接着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接着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刘半农：“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刘半农想了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章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只能唯唯而已。 章太炎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只说：“愿闻其详。”章便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只得点头称是。章这才接着说：“请你查一查，《章氏丛书》别录之三，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 刘半农听章太炎说了半天，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掩饰自己，便说道：“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章闻听刘言，勃然大怒道：“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说的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所谓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吗？”刘讷讷而言：“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刘自然不敢答应。 章太炎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陈存仁说：“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 刘半农同来的人见此状，就赶紧向章作揖告辞：“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最后说：“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刘半农忙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让陈存仁将他们送出门后，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很是得意。 章太炎六十八岁生日之际，冯自由等人前往祝寿，酒后，章太炎忽然在礼堂昏厥，众人忙从后面抱住他，一会儿他清醒过来，回头看着众人说：“我非孙凤鸣，尔非张溥泉（张继），又无汪精卫在前，何故抱我弗释耶？”众人闻言大笑。 九、章太炎 师徒 章太炎投身革命，其师俞樾甚是反对。后章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前去拜望老师，俞樾大怒，怒斥章道：“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不服，对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遂写《谢本师》一文，表示从此与俞樾断绝师生之谊。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中记载：“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 虽因政见不合，章太炎与本师闹翻，但他内心对老师依然十分尊重。章很喜月旦人物，并且少所嘉许，但终生对老师俞曲园和谭仲修二人极尊敬。曾国藩曾说俞樾只是个“闻人”，章闻之勃然大怒，驳斥道：“先生虽广涉群书，先务自有所在，与夫泛滥记诵无所归宿者固殊矣！” 金性尧曾记录章太炎对老师俞樾的维护：“有一次在西湖的某处，跟梁启超等在一起，梁氏看见前面挂的一副俞氏所撰楹联，就讥讽地说：‘喔，原来是一对鹁鸪！’章就闻而恚甚，动起武来了。” 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亲撰《俞先生传》，虽不无微词，但通篇充满敬意，曰：“浙江朴学晚至……昌自先生。”章太炎自定《太炎文录初编》，并没有收录他的《谢本师》，倒收了晚年写的《俞先生传》。对此，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对章太炎尊师之举予以表扬。也有人据此称章太炎谢本师是为在政治上保护老师。 章太炎晚年游杭州，晨起特地穿上长衫马褂，又要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也同样穿戴，并命他们带着香烛水果，到“曲楼”凭吊老师俞樾的故居。到曲楼前，一位老妪前来应门，章抬腿就往里面走，老妪问他是谁，双方一语不合，老妪便举起扫帚逐客。三人无奈，只好在门口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时辰，曲楼才开门，出来一位姓陆的中年人，章太炎说明来意后，陆某告知曲楼早已易主，并让他们进楼祭拜。到春在堂前，章命陈登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对俞樾尊敬如故。陆某在旁看得呆了。章本想留下几个字，但因主人有笔无纸，章便在墙上题诗两首，黯然离去。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与老师俞樾断绝关系。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他的学生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与章断绝关系。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下水当了汉奸，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亦作《谢本师》，与他绝交。 据许广平回忆，因章太炎提倡复古，鲁迅对其很不以为然。但鲁迅提到章时，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呼“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于10月6日和10月17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去世。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 1933年6月18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提到章太炎时说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已经93岁高龄的姚奠中一提起乃师章太炎，立即显得肃严。姚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九、章太炎 婚姻 章太炎曾说其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章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并非章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说鄂语。 章太炎在与夫人汤国梨结婚前，只娶一妾王氏，并未正式娶妻。他的自定年谱中关于此次婚姻，只是简单记载：“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据章太炎的弟子汪东所撰的《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先置室，生女子三人。”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门当户对的人家无人愿将女儿嫁其，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他。因无媒妁之言，故不能算正式结婚，只能算纳妾。而章太炎在文章或书信中提到王氏，也称其为“妾”。 1903年，王氏去世，章太炎准备续娶，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广告。章是我国最早登报征婚的人。根据日本武田熙《章炳麟的结婚》及高田淳《章炳麟传》的记载，章太炎征婚的条件大致如下：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三、要大家闺秀；四、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五、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登出后，一时沸沸扬扬，传为奇谈。各地报纸争相转载报道，而章“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更被许多人认为荒唐透顶。 章太炎对湖北女子有好感，据说，是因为他曾对一位毕业于女子学校的湖北籍女子吴淑卿极为中意，也有人告诉他，吴对他亦有好感，但此事最后作罢。日本1936年8月的《中国文学日报》报道：“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在《民立报》发表《吴淑卿投军文》道：“……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原文为日文，由陈存仁翻译）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字志莹，自幼聪慧好学，曾入私塾读书两年。23岁时，汤国梨受革命新思潮影响，谢绝媒妁，入上海务本女校读书。乡人以奇女子视之。汤在校结识张謇之女张敬庄、张通典之女张默君等，常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颇有男儿气概。1907年，汤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任教于吴兴女校，后担任该校校长。1911年秋，汤与同学张默君、谈社英等筹组女子北伐队响应革命。后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与张、谈等人在上海创办神州女校和《神州日报》。 汤国梨能诗善赋，章士钊在《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中写道：“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 章、汤二人于1913年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婚礼上，一向糊涂的章太炎又少不了闹笑话。婚礼这日，章太炎需西服革履，着皮鞋。章一向穿布鞋，不知如何穿皮鞋，结果左右不分，将鞋穿反，宾客见状狂笑不止。 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许福说，在哈同花园办婚礼是乌目山僧（宗仰）和园主英籍犹太富商哈同洽商的。汤国梨不穿礼服，着便服，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据陈存仁说是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中山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婚礼结束后，哈同本来要用他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太炎推辞，跳上了不知哪位朋友的马车，直趋“一品香”。“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章不知。下车后，他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徐老板掏了腰包了事。 结合当时报纸的报道和一些文字记载，章太炎和汤国梨在“一品香”餐馆宴客的情况大致如下： 章、汤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席间，一位女士提议要求新郎新娘当众做游戏：其一，新郎即席赋诗一首，以30分钟为限，否则罚酒10杯。此游戏提出后，男宾们认为，为显公平，新郎吟成后，新娘须唱和，若新娘于短时间内未能吟出，录写旧作一首亦可。其二，于白纸板上书写8个两寸见方的字，请新郎新娘于距离一丈五尺外的地方辨认。如辨认不出，则罚酒。其三，请新郎新娘各讲笑话一则，如来宾中有3人不笑，则罚酒一杯，有5人以上不笑，罚唱歌曲一首。游戏规则提出后，女宾席派出2人，记时监督。 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曰：“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请新娘作诗，新娘敬谢不敏，征得多数人认可，改请其录旧作一首。新娘随口吟道：“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众人一致称赞。 接着，男女两席各派代表拟定所书字样，书以“章童、汤炀、国圆、炳柄”8字，请章太炎辨认。因为章近视，故出此题，试其视力。章本将字看错，不料一弟子上前耳语，章得以过关。女宾们发觉后，一片哗然，群起攻击此弟子，并要章罚酒八觥，但饮到一半，章门弟子黄季刚和汪旭初抢着代饮。 轮到讲笑话时，章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只能说：“吾人读，于贾二老爷谈笑话时，仿佛近之。”只有少数人笑了起来。轮到新娘，她想了很久，也未能讲出，于是由四名女弟子唱歌代替。 最后，众人一致让章太炎赋诗一首，答谢月老张百纯。章太炎随即吟道：“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众人听罢，称赞不已。 章太炎和汤国梨是经人介绍认识，介绍人的版本不一致，有说是张伯纯，有说蔡元培，还有说是张继、沈和甫。 据汤国梨自己回忆说：“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介绍人为张继、沈和甫。沈是汤国梨的同乡，他和张继一起为二人介绍。章、汤结婚当日，张继因有要事没有到场，这日因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都亲往祝贺，故哈同花园戒备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且沈和甫一口湖州话，司阍的许福也听不懂，故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让其入内。等了许久，两位介绍人都不到，主办方只好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婚后一个月，章太炎匆匆告别新婚妻子，北上找袁世凯算账，结果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后，屡次求速死，其长女自缢身死，汤国梨心中极为悲苦。 章太炎被软禁后，汤国梨曾直接致电袁世凯，要求袁释放章太炎：“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后汤国梨又致信国务卿徐世昌：“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章太炎的儿子章导在《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中写道：“他（章太炎）与先母成亲时，宾客满堂，由蔡元培证婚，中山先生等都来祝贺。但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婚后仅一个多月，先父只身北上被囚。袁世凯死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南洋归来，适我诞生尚未满三个月，他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中山先生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先母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先父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汤国梨对嫁给章太炎颇觉委屈，她说：“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章太炎穷的连送的聘礼都拿勋章去凑，汤国梨回忆：“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先送四色聘礼，象太炎这样有声望的人，聘礼自不当轻，可是他只知闹革命，生活一直不富裕，便将自己所受的一枚勋章也作聘礼，凑满四色。” 袁世凯去世后，章太炎重获自由，汤国梨随夫参加社会恬动，成为章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章氏夫妇奔走呼号，动员抗日。淞沪会战打响后，汤国梨在上海创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汤国梨担任教务长。章太炎病逝后，她继承丈夫遗志，坚持办学，成立章氏国学讲习所董事会，亲自任董事长，并建立章氏藏书楼，整理章的遗书，出版《章太炎全集》。抗战爆发、讲习所被迫停办后，汤国梨又在上海创办太炎文学院，自任院长直至上海沦陷。 全国解放前，汤国梨拒绝接国民党要职，亦拒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汤国梨曾担任苏南行政公署专员，并当选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汤国梨受到冲击，幸得周恩来眷顾，才免遭迫害。1979年，《章太炎全集》出版，汤国梨数十年夙愿终于实现。1980年7月27日，98岁高龄的汤国梨病逝于苏州，1986年，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南屏山麓章太炎墓侧。 九、章太炎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学说，在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他《訄书》一书中，称“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并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他的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台湾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治台政策。开始，由于他的行文还算和缓，当局便未深究。后来，章又撰文说“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作威作福，压制人民”，台湾总督见后，将《台湾日日新报》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守屋善兵卫回到报社后，立刻差人去叫章太炎。章太炎不理不睬，只写了张纸条：“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士，王前为趋势乎？”守屋善兵卫见后，勃然大怒，到章太炎的寓所，咆哮怒骂了一通，并令其离开报社。章待守屋善兵卫走后，平静地说：“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遂收拾行装离去。 章太炎在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某日，两人闲聊，章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便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对章还能记得多少颇为怀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说完，章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章太炎曾向梁启超等人出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这里说的“三更生”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第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人称北江先生，自号更生；第三个是康有为，南海人，戊戌政变后改名更生。在座几人无人能对。20多年后，钱玄同重提此联，符鼎升沉吟良久，以“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对，始有下联。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他好用古字古义，古奥的文辞更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其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北洋政府教育部1913年拟定的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表示接受批评，并对该观点表示懊悔，称“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是章的旧友，以为章太炎说错，问道：“贫与穷亦有异乎？”章答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此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在《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称此书“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薙，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1935年7月，章太炎立下遗嘱曰：“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痛骂欧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举《纬书》及《扬雄答刘歆书》，证明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后来才改用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又曰：“今观汉土羊兔诸毫，转移轻便，其纸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轻利胜于欧洲，诸子在巴黎，则言铅笔之善，向若漂流区域与赤黑人相处，其不谓芦荟叶胜于竹纸者几希！” 章太炎对白话文深恶痛疾，对白话诗亦颇多嘲讽，他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时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章太炎曾在杭州昭庆寺讲经堂进行讲学，当时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个蒲团。章太炎到后，命人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当时不设讲坛。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大肆抨击康有为“伪经考”，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第三日竟达百余人。章讲学三天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遂中止讲学。 田君亮从日本留学归国，拜访章太炎，问章道：“请教先生，人生要怎样才不辜负一个我？”章答：“依我之见，哪怕是泥木石匠，当个工人、农民，只要他做的事对百姓有益处，也就不辜负一个我了。” 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总是面加呵斥，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之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他曾书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九、章太炎 雄论 章太炎说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章此言当时广为流传。 民国初年，章太炎进京，见到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便惊谓陈为“中国第一人物”，同时称：“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果然陈襄助袁上台，并称帝。章太炎去世后，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说：“章氏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将民国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枭鸷”，如袁世凯，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仁柔”，如黎元洪，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狂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黄侃曾记录章太炎语：“师前日说今学者之蔽：一、好尚新奇；二、专恃智慧；三、倚赖他人；四、偏听偏信。” 章太炎将中国与印度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坚持要弘扬国学，国学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曾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道：“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他告知当时的留学生要弘扬国学：“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的治学之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全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九、章太炎 传道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讲授《说文》、、《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人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黄绍兰（曾遭黄侃骗婚）著《三体石经》，为章太炎所赏识，成为章门唯一的女弟子。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该讲习会实际上已经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并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张昭军回忆，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周作人曾追忆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时的情景：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张中行回忆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的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周祖谟回忆，他读小学时，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风雨操场见过梁启超和章太炎两位先生讲演。梁先生讲政治，听的人很多；章先生讲清代学术，听的人很少。当时章太炎头发已经斑白，带着一副白眼睛，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一个课桌，讲的是一口南方话，他几乎听不懂。在他身后有两位先生代写板书。周祖谟上了大学，才回忆起当时写板书的人是谁。矮而胖的是钱玄同，高而瘦的是马裕藻。 章太炎的余杭口音很重，而且因生有鼻息肉，说话口齿不清，带有极重的鼻音，演讲、讲学需要人翻译。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据当时《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曹聚仁记载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次听众千人，第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由于世人对于对章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外，加上“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所以，听者锐减。 1923年，章太炎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治史学的方法》，章满口余杭土话，学生们大都听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诒徵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九、章太炎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该讲习会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人都前往听讲。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回忆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学的情形道：“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注：钱学森之父）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说起当时听章太炎讲课的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写道：“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记载了章太炎讲《说文》的进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道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许寿裳在《章炳麟》一文中回忆当时听讲的学生们：“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章太炎这些弟子，后来多成为大家。而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他在讲习会门口张贴着《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内容分别为“国学大概”（此内容为两讲）、“治国学的方法”、“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九、章太炎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 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等人不离左右，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们手捧点燃的香，跪在章卧室门外的空地上，为老师祈福。学员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的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章太炎去世后，按照余杭的风俗，要在棺材内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叫做结爻。夫人汤国梨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绸，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为章太炎结爻。当时众人皆认为不妥，怕触怒当局，因为国民政府已经下国葬令，应用当时的青天白日旗。汤国梨说：“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你们怕，责任由我来负。”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老师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九、章太炎 评赞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说：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还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许寿裳还说：“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于右任称赞章太炎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 柳亚子曾盛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复观说：看过他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蔡元培评价章太炎：“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回忆老师章太炎的时候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开沅则说：“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综视章氏一生，他的主要事业是在学术方面，他对民族的贡献主要也是在学术方面。他说不上是一个政治家，特别说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光荣，也有游离于革命主流之外的落伍，但终其一生他却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但章太炎却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但黄侃则不同意章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老师章太炎：“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曾比较康有为、章太炎道：“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 曹聚仁在《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中说：“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 章太炎去世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冯自由挽章太炎：“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陈宦挽章太炎：“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陈在联中将章比作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及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许寿裳把章太炎的文句集在一起，作成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见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上联用了章的《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用了《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 钱玄同挽乃师章太炎：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鲁迅评价乃师章太炎之语尤为精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十、梁启超 启蒙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梁启超赴南开演讲，即将毕业的周恩来以学生记者的身份作了演讲笔录，并把这份笔录作为作文交给老师批改，老师加批语道：“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浩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以斗量之。”此后，梁的演说词和周的“记者识”，一起署名“周恩来笔录”，登载于南开的《校风》报上。 周恩来留学日本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脱胎于梁启超的《去国行》。 胡适12岁时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28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鲁迅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受到梁的新民说的启发。 林长民的《山东亡矣！》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梁的电报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 萧公权说：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高度评价梁启超的启蒙作用：“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十、梁启超 椽笔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1902年，《新民丛报》创办始，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该报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在连载的四年间，《新民丛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每册大概有20人阅读。 堪称“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1905年，梁启超撰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般的评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评价梁启超文章：“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亦承认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十、梁启超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启超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启超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用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军舰上，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保路运动发生后，梁启超忧愤不已，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说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作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十、梁启超 求索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折服，拜在康门下。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受此当头棒喝，梁一时不知所措，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忿。4月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一起相应，一千二百多名举子联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思想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康的“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只因谭嗣同郑重托命及日本公使林权助力劝，才逃离虎口。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受其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并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被康有为严厉批评。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梁、孙曾计划合作组党。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指责，并马上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无奈，梁启超只能谨遵师命，来到檀香山。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变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报纸《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始认清袁的面目，他毅然与袁决裂，与弟子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再次逆潮流而动，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衷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早年，梁启超将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称：“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十、梁启超 荣归 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梁的这些言论，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状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的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梁启超曾自得的描述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种客已麋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梁启超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 十、梁启超 周游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在美期间，梁启超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走访了许多地方，他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弊端很明显，“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将美国与日本、英国对比后，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好。他认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惟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于酿乱”。当梁启超起身回国时，华人与美国人热情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里余”。 美国之行，反而使梁启超坚定了拥护君主立宪的理念与决心。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一战后，因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有功，北京政府让梁组织“欧洲考察团”，赴欧考察，与各国重要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巴黎和会会外活动。“欧洲考察团”的成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 梁启超称赴欧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梁启超游历欧洲多国，他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也接触了大批的杰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尔加莎最令梁称许，他称二人是自己“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写道：“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认为，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19年8月，梁启超应邀到荷兰来丁大学藏书楼（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他在该藏书楼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以一个政治家、史学家的敏感和责任心，梁启超委托随其参观的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派人将5种印书缮录归国，以使其“不至长作来丁藏书楼之玩品”，而“补吾国历史上之缺撼”。 十、梁启超 立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受清廷通缉，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权助将梁长发剪掉，穿上和服，化装成打猎的样子，一路惊险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间，梁也多赖日本政府与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对日本颇有好感，“觉日人之可爱可敬”。但到护国战争后，他惊讶的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后始终强调要警惕日本。 面对日本人忘恩负义的指责，梁启超回答说：“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撰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描述了一个共和社会新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为“罗在田”。“罗”即“爱新觉罗”，“在田”即载湉的谐音，“罗在田”即光绪帝（也有说法称罗在田指爱新觉罗即将下野）。第二任总统为“黄克强”，（黄兴，另说意指炎黄子孙人人自强）。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时，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梁对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双十节”，清华定于10月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原本为会议准备的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讲稿共一万三千多字，他在讲稿中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启超在另一封信中也叙述了对时局的恐惧：“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梁思礼昵名）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梁启超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当孟禄呼吁用美国学制来取代中国学制，梁启超不以为然，他指着餐桌上的饭桶对学生黄伯易等人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十、梁启超 言论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常常用这句话自勉，学勉励弟子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梁启超评论科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启超提倡国民性，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梁启超在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梁启超也批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尝试集》说：“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 梁启超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等。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古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广，而通过日语翻译而来的“经济”一词，却成为现代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说“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但是他认为“赌钱、吃酒、做官都是没有趣味的”。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并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了一文《暗杀之罪恶》以自辩，文中写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 梁启超把经济学说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定为中国的“救亡之学”。 十、梁启超 学术 梁启超一生高文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他的贡献。 梁启超博闻强记，读书极杂，知者甚多。一次宴会上，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 梁启超因参加护国运动，被袁世凯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与同伴走失后，他寄居于一个小牧庄，大病一场，差点命丧于彼。病稍好，他便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他在自序中说：“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为之作序。不料梁一动笔便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万字，比蒋的正文篇幅还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并为梁的书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为学生讲解贾谊的《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的，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学生很是惊讶，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梁启超曾在清华演讲《情圣杜甫》，他说：杜甫在写《石壕吏》时，“已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的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始终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 在经历了政治的失败后，梁启超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从此，梁启超专心问学，不再关注政治。 梁启超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就与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陈达曾在清华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天，他对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达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是写的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启超晚年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8年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 1929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坚持看书，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以老师在50多年前的话回答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学识博杂，藏书甚多。他的饮冰室藏书多达3470种，四万多册。他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支持图书事业。梁启超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所有藏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社会影响。 十、梁启超 教学 梁启超的学生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杨树达、杨鸿烈、范源濂、吴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军界、哲学、学术、文学、法律界等，各有建树。 梁启超教学热情洋溢。他用尽气力去准备功课，每日两个小时的讲义，他穷一日之力编之，仅刚刚够用。 梁启超热爱讲学著述，一次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得病，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医生强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讲著述。然而，梁启超竟仍于晚上跑到法政学校授课。当张君劢从医生处回来，听说其师梁启超又去讲课了，仓皇跑到该校，把梁启超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启超本周一切演讲。梁启超后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经过与张君劢交涉，梁启超才得以保持东南大学的讲席，同时继续听讲佛学课程。 梁启超称，他在清华教学的目的，归纳起来，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说：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实秋曾记录梁启超讲课的情形：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梁启超在清华开设“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课程，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古籍的真伪及年代，随时总结问题，并经常拿几种书进行比较。 梁启超在清华任教时，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作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梁启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文化史，每次他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学生还站着听。有些学生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宁可牺牲本门功课来听他的讲授。 梁启超在北师大授课时，一次来上课的学生极少，梁询问得知，原来这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在会上谦虚态度地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例如我主张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经说过了。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攻错。” 梁启超在南京曾作过题为《为学的兴趣》的演讲，演讲时，听众挤满了会场。他在讲词的结构上，直接采用了古文《七启》、《七发》的谋篇布局——从批判一切生活烦琐，最后表达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睹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看了东南大学演的《碎簪记》后，非常不赞成，他对黄伯易说：“提倡这类悲剧，只给青年们带来损害。你可建议侯曜，苏曼殊从梵文翻译印度抗英义民的笔记不少，如果综合成一部历史剧当更有意义。”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十、梁启超 师徒 梁启超17岁中举，为主考官所赏识，将其妹许配给梁，可谓少年得志。梁启超此时对训诂词章之学有所研究，心中沾沾自喜。18岁时，他遇到康有为，与康长谈8个时辰，感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夜不能寐。于是他尽弃原来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康有为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也到该学堂学习，他说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梁启超的弟子周传儒则认为梁在学问上并没有追随康，他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写文章为康的主张摇旗呐喊。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而梁启超在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反省后，随着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先的保守转变为激进，与从前“若出两人”。 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龃龉日多，梁对康的保皇保教思想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与孙中山等人交往后，梁启超受其影响，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拟《上南海先生书》，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劝康有为隐退，书中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此书呈康后，各地康门弟子哗然，称上书的十三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康有为见书大怒，对梁严词批评，并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虽不情愿，但他一向视康为帝天，不敢有违，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 梁启超与孙中山准备联合组党时，当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顾虑康有为，问孙道：“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才欣然同意。 清政府倒台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未来走向，故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康有为曾问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周善培的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启超不服从他，便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随着革命的发展，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的学说，师徒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性情偏执，脾气暴躁，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康有为一会儿要求梁给钱，一会儿又让梁为他推荐的人安排职位，梁稍微做的不如其意，他就大动肝火。梁启超只好跪下向他赔罪，但康有为却毫不理会。 康有为支持复辟，而梁启超反对复辟，认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复辟不可能成功。梁启超说：“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康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立即发表《辟复辟论》进行驳斥，明确指出康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1917年，康有为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支持张勋，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康、梁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梁启超反对张勋复辟前，周善培规劝梁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周善培反复劝说良久，但梁启超却执意讨伐张勋。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指斥梁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鸱枭”、“獍”为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 康、梁公开交恶后，通过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不能亲至，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梁所撰的寿联曰：“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在联中，梁启超投康有为所好，将康有为比做孔子。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这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逝世。梁启超闻讯之后很是悲伤，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并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弟子晚辈徐志摩、张君劢、胡适等人行磕头礼，梁也如礼答之。梁启超平时喜打麻将，但康有为去世后一个月他没有再打牌。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悼文中，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梁启超挽康有为：“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西狩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世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惰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梁在下联中引用此典，将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 梁启超评价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十、梁启超 诤友 梁启超和周善培相识于1989年10月初，当时研甫督学约定在武昌会合，梁、周都乘坐买招商局的官舱由上海到武昌。当时梁已经名满天下，而周善培自认是个无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谈。过了九江，梁启超主动来找周谈天，周不愿与他多谈。此后，直到周的《力书》出来之后，梁写了一封信给周，表示愿意订交之意，二人开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调查，与梁启超在东京见面。见面欷歔感慨良久以后，周就提出梁启超等人对政变应负责任的意见，梁诚恳地深自引咎。同时周善培就提出二人订交的条件，彼此多规过，少奖善，梁启超当即表示接受，以后往来三十二年，梁启超便是周善培平生最能受直言的朋友，周善培亦用他的直言告诫过梁启超无数次。 一次，周、梁彻谈三天三夜，周善培劝梁启超少谈保皇的空话，多研究第二次如有变法的机会，如何以前事为戒，订出如何有次第的办法；同时周还劝梁少讲公羊学，多研究周礼，因为中国原有一套整个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礼上。梁启超听从周的规劝，对于公羊他以后就少讲了；但对于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来。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老师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最终梁启超还是当袁的司法总长。 梁启超当了司法总长，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转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来想去，决定从孔子书中找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梁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善培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廿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一面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任公）。看完后，他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1913年，袁世凯既夺取广东，请周善培担任广东将军兼巡按使，周谢绝了。袁又找别人劝周，周再次谢绝。第三次，袁让梁启超派人来劝，周再谢绝：“任公不妨事袁，我却认为我决不可见袁。”从此以后，周善培与梁启超虽不通信，却随时看袁的举动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准备随时托人去提醒梁，请他预防，该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 周善培在《论语时义》中曾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梁启超。于是梁启超早有准备，当袁世凯的“筹安会”出现后，梁启超立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发表后，周、梁二人进一步合作，计划讨袁。 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启超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启超当时认可周说的，但经过讨袁，梁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提高，门庭若市，却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张勋复辟时，梁启超来找周善培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周反对梁去讨张，并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儿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赃。而他这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垄断权利、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个毫无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权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说：“我也是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什么作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说：“当然是两回事。作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张勋打垮后，梁启超担任了财政部长，但不久就下台了。 周善培常对梁启超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作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 梁启超财政总长下台之后，周善培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启超只能用一声长叹来答复周。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下台后，不待周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真讲作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作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象王荆公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作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作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作官，不能叫作事，更说不上政治家。”梁愤然答：“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笑着说：“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周善培总结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十、梁启超 激赏 梁启超17岁中举，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梁启超“国士无双”，便打破门第观念，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李端棻请副主考王仁堪做媒，将堂妹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为词拒绝，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转告梁莲涧：“我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据说当时副主考王仁堪也有许婚之意，但因李端棻先开口，乃作罢。据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向梁启超赠金二百两，帮助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受到牵累，丢掉乌纱帽，被流放新疆。 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不以梁为后辈，曾汇编诗、文各一集，请梁启超为其审阅。梁启超仔细阅读后，对黄说：“先生之诗，似胜于文，请扬前者，而抑后者，可乎？”黄点头赞同，遂单独出版诗集《人境庐诗草》。 梁启超以弱冠刚过之年，受湖南巡府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一职。据陈寅恪后来回忆，当初黄遵宪原本想拟请康南海执总教习之席，然而陈三立却认为启超的学问似在其师之上，后就决定延请梁任公了。 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曾考察梁启超的学识。张之洞出上联曰：“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一出，咄气逼人，暗喻自己乃江夏第一人。梁启超思考片刻，对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戊戍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时曾拜访张之洞。张命人开中门及暖阁迎接梁，并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官告知张，梁启超仅为举人，按朝廷定制，只有钦差和督抚时方可开中门并鸣炮迎接。张之洞这才不提鸣炮，以厚礼迎接梁入城。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张竟丢下众宾客之不管不顾，而与梁畅谈至二更时分。 梁启超与谭嗣同交好。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亲自将梁送往日本使馆避难，由于不懂日文，只好与日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谭在狱中犹念念不忘梁。他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就是指梁启超和自己。而梁启超对挚友谭嗣同的死极为悲痛，到晚年，梁启超亦编写《谭嗣同传》纪念好友。 维新变法使得梁启超名扬天下，时国外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文化领袖来接待。 德富苏峰被日本人民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后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时，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梁启超发表演说时，张继等人企图殴打梁，梁对日人解释说此次纠纷为“本会中人偶在争论，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本名流称赞他有“政治德量”。 梁启超流亡海外的十余年间，当时官居四品的杨度一直为梁的合法回国而四处奔走。杨仅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奏折：《奏请敕用梁启超折》。梁启超得知此事后，闭门而泣，泪湿稿笺。护国运动中，有人请示梁启超该不该将杨度辑拿正法时，梁启超念及昔日情谊，指示下面马虎了事。 袁世凯最欣赏章太炎、梁启超，也最怕二人手中的笔，他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袁上台后，不遗余力，笼络章、梁。 魏铁三曾集古人诗句为楹帖赞道梁启超的博学多才：“腹中贮书一万卷（刘长卿诗），海上看羊十九年（黄庭坚诗）。” 陈叔通仰慕梁启超，曾作“池中自有不凡鳞”、“明珠毕竟世同珍”等诗句大赞梁。 梁启超五十大寿，罗瘿公撰写寿联为其贺寿曰：“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 十、梁启超 质疑 护国战争爆发时，梁启超的父亲去世，但梁为国事，未回乡丁忧。胡汉民得知此事后，作一联讽刺梁曰：“诸葛亮七擒七纵，梁启超三保三无。”“三保”指梁先后保皇、保袁、保段。“三无”则讥笑梁无君、无师、无父，因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不能成功，所以无君；而梁与老师康有为不和，所以无师；现父死不守制，所以无父。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赴欧考察。国内盛传梁启超此去，有取代陆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国后，在李石曾、汪精卫等人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将段祺瑞的假参战“隐晦无余”，而遭非议。梁演讲完毕，一位何姓华人当场质问：“梁先生，民众反对参战，是反对段政府参战，因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戏是宣而不战，这将会失信于协约国，原来这都是梁先生教诲啊！”何又说道：“民国二年，国会解散，酿成中日外交纷争与帝制运动，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国会，您和汤化龙实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恶感，蜀湘百姓因此饱受战争苦难，这又都是梁先生入阁掌财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远道来法，骗到徐世昌万元川资，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国组织维新会的智谋呢，以此来欺骗我们旅法华侨的血汗钱？扰乱巴黎和会专使的次序呢！我们不是早期的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和你说，法国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余孽在此活动，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何某的一番话语，使梁启超尴尬无比。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中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黄侃曾说梁启超学问不精，曾对梁演讲中的错误一一抨击：“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苦读“古”，今河南鹿邑东）；庄为蒙人；诸葛，阳都（今山东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黄侃在课堂上评价梁启超，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只是“新闻笔墨而已”。 梁启超曾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东南大学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一次，黄伯易到语文组办公室抄阅参考资料，听到系主任室几位教授正在议论梁启超：“梁启超写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学者已积累了不少资料，顺手拈来都可成书，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国文化史》不好编。”“梁启超如果继续写汉、魏政治思想，就会感到江郎才尽了。”“我敢担保凭梁启超这副本领，一辈子拿不出来！”顾寔也楞眉怒目地攻击梁启超：“道德经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启超摸不到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曾当着黄伯易的面对其业师梁启超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论：“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黄伯易将此酷评转告了梁启超，梁未加辩驳，只是说出一句：“不错！我梁启超的特点就是善变。” 东南大学举行国学研究会，会上，有人将话题转到顾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启超说：“我梁启超一定要活到78岁！”此话引来了教授们的不同意见。吴梅（瞿安）说：“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说：“未知生，焉知死？”柳贻谋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陈佩君说：“生死事大，无余涅槃。”教授们的人生观五花八门，但在态度上都反对梁的观点。最后陈斟玄（钟凡）调侃地说：“我们顾先生会算八字，让他给梁先生算算！”梁启超说：“我粱启超生平从不迷信！”顾寔大为震怒：“我不像梁启超，我自己算过，我要活80岁零一早晨，最后一早晨要与死神拼命！”于是，大家扫兴而归。 梁启超曾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佛，一次，欧阳竟无庄严地对梁启超说：“我绝非轻视你梁启超，而是你的文章对青年传染力强——把佛学导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试想想，我们一代应担负何等罪过？”说到此，欧阳不禁老泪潸然。梁启超听罢埋头无语。 梁启超晚年开始用白话文写作，终生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中大骂梁启超用白话作文，献媚后生小子。 夏曾佑对梁启超的学问并不推崇，他指责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错处开卷即得”。 十、梁启超 流质 梁启超一生，时人常批评其多变，甚至有人讥其投机，梁启超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非如别人所说的投机政治，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善变”。1903年，梁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带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 梁启超说：“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是这么认识梁启超的多变的：“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善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十、梁启超 性情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得他矫情。 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1923年，胡适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适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适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胡适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适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著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是一个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梁济仰慕梁启超，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启超从梁济遗书中得知此事后，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李仁夫回忆，梁启超演讲时，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开头便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姜亮夫想考清华大学，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榜还没有发。姜就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能得到一个补考的机会。然后他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姜亮夫到清华是梁启超亲自面试，此后姜亮夫又过了王国维这一关，就这样，他进入清华读书了。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学生罗时实问他：“国粹将亡，奈何？”梁反问：“何以国粹将亡？”罗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闻声大怒，拍案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有时也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也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证婚人为梁启超。梁本不愿意，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才答应出席证婚。梁启超的证婚致辞这样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都是过来人！这都是由于你们用情不专，今后一定要痛自悔过，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们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他的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吧。” 十、梁启超 温情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感情甚笃，蔡锷病逝后，梁启超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在梁启超“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悬挂着一幅蔡锷将军的戎装油画像，这是梁为悼念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而请人绘制的。 梁启超对学生很爱护，最喜与一般青年接触，尤其是天资聪颖用功最勤的学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他们生活有困难，就让学生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梁的学生周传儒回忆说，因自己是头目，一月可得五六十元，其他学生也可得二三十元。 杨鸿烈回忆：梁妻于1924年逝世。……眼见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遥远的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梁启超家教极好，膝下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包括三个院士。 梁启超常教育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儿媳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被刺杀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深情的安慰说：“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姊姊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因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这是第二层。” 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梁思礼昵称）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 梁没有一项体育运动是他所喜欢的。他自备了一辆新型的轿车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为了有机会锻炼身体，有时候也安步当车。梁居家的时候，常携带着最小的儿子思礼在花园散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在西园住宅附近喷水塔一带玩玩，对思礼喊“一二三”的口令，叫小儿子学兵式体操。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适逢生日，孰料被医生灌了一杯草麻油，禁止吃晚饭，梁启超说：“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甚至连小儿子“老白鼻”也嬉笑他，“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十、梁启超 淋漓 梁启超精力过人，感情充沛，文章常一气呵成。他写文章，常一写就是几万字至十几万字，连续写两三天时间，写罢方才休息。一次他把写好的手稿交给学生后笑言道：“你们玩了两天，我成书一本，现在我要倒头睡觉去了。” 梁启超身材短小精悍，相貌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炬，他喜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生辉。他精力充沛，至死不衰，让人啧啧称奇。他曾接连三十四个小时不上床歇息，写成洋洋数万言的《戴东原哲学》。 梁启超喜欢召集学生一起围坐杂谈，谈必竟夕。梁先从文艺谈起，接下来古今人物、世界趋势，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到谈起鬼怪玄学时，大家莞尔一笑，明白今天谈话快要结束了，这时天已大亮，仆人端点心进，大家吃完方才各自休息。 姜亮夫回忆，梁启超可以“五官并用”，即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而且不分心。一天，姜到梁启超家中，梁启超要写对联，让姜帮忙拉住写对联的纸。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告诉他“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近来，他叫家人读信，他一边听一边写，听完，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姜亮夫很慌，生怕他把对子写错，但他没有一个字出差错。姜亮夫由此想到古人说的“五官并用”。 黄伯易也回忆过梁启超的“五官并用”，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不停挥扇，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到另室取华文打字机的打印稿，一篇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黄伯易觉得，他的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马相伯演说时语速很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讲者很难将他的话记录下来。1907年，马在日本发表演说，梁启超去听演讲，把他演说词记录下来，马看了异常高兴，常对人言：“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梁启超逃亡日本，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日文，有说一个星期，有说半个多月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道：“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梁启超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缺乏流利的口才，但因感情充沛，演讲颇感动人。一次，冯玉祥邀请梁启超给西北军讲话。梁情感兴奋，滔滔不绝，冯玉祥被感动的放声大哭，全军将士也跟着哭成一片。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曾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启超）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仿佛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写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帕拭泪，听到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到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马逢华曾记述：闻先生（闻一多）讲课，很像是“说书人”讲故事，常常讲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比手划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句愈来愈快。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闻一多给我们讲述这个掌故时，自己也是脑袋转来转去，声音激越高昂，讲得满脸发红。那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当年在清华朗诵箜篌引时，恐怕也未必会比闻一多向我们复述时的情形，更为兴会淋漓。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实秋亦回忆此次演讲：“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十、梁启超 自负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自谓：“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矣。” 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作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极浓，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梁对办学也颇有意兴。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学生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十、梁启超 内省 梁启超说：“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周善培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思索片刻后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十、梁启超 早秀 梁启超自幼聪明绝顶，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有一次，他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启超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亦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梁启超7岁时，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启超辨认。梁启超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很是尴尬，便要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实秋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虚龄10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与其他考生同行。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满船都是赶考的学子，年长的已有四五十岁。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即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立即语惊四座。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12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 10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筵席上，父亲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听后恍然大悟，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梁启超家乡某山上有座凌云塔。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凌云塔望风景。一天，11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1885年，梁启超入著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虚龄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十、梁启超 逸事 梁启超儿时，一次说谎被母亲发现，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1884年，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70大寿，他请求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为学生的祖父70大寿馈赠墨宝”。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从康有为习陆王心学及经世治国之书，后赴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以为梁的考卷为康捉笔。 梁启超极为孝顺，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为父亲做寿。父亲去世时，他正讨伐袁世凯复辟，不能侍奉在父亲身侧，所以后来专门为父亲守孝。 梁启超闲时爱谈鬼怪，常说得闲时要写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与鬼交涉的经过，但始终未写。梁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梁年轻时喜欢谈玄扶乩，常做扶鸾之戏，与乩仙谈诗论文，颇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一日有王维降乩，梁问道：“能联句吗？”回答写：“可。”又问：“摩诘好佛，那么我能和你谈禅吗？”乩仙随笔成文，又颇有禅理。 夏曾佑给梁启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佞人”（旧训诂有佞即才之说）。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节，梁启超因事外出三天，没有见夏，他回来后，看到家里案头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诗：“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梁启超与章太炎政见不一。一次，两人谈及孙中山，章问梁：“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梁启超接着说：“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主持浙江图书馆事务，因康有为、梁启超与章的政见不一，整个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的著作。 梁启超平生不置田产，他开玩笑地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 梁家田产不多，仅够糊口，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当梁启超告知经济拮据，无钱购置田产时，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给了梁莲涧，才打发梁父回国。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曾撰文道：“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自喻。 吴稚晖喜欢写文章骂人，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觔斗的。” 民国成立前，在东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由笔战发展到互相谩骂，甚至于斗殴，梁启超就曾遭到张继带头的革命党人群殴。当时，梁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 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看完这份阁员名单，便问熊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按袁意易人。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时，曾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之语，袁世凯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梁启超有“狗屁分三级”的著名论断：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多以为是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梁启超与陈垣同为广东新会人，上世纪20年代，他们被学界称为“新会先生”。公认梁以博广见长，陈以专精为著。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梁启超曾为泰戈尔起名“竺震旦”。泰戈尔访华时，时恰逢其64岁生日，中国文化界为其举办了祝寿活动。梁启超在致贺词时说，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罗宾得罗纳特”有太阳和雷的含意，中文意思就是“震旦”，而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中国人称印度人为天竺。所以，他“将两个国名连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竺震旦’。”泰戈尔很是高兴，连连称谢。西泠印社又为泰戈尔刻制了两方不同字体的“竺震旦”印章。后来，泰戈尔常常使用“竺震旦”这个名字。 清华每周六有一个同乐会，师生全部参见。梁启超上课很严谨，到了同乐会上，大家让他表演，他就说背一段，结果全段背出，让清华师生很是吃惊。 1922年，梁启超已退出政坛，潜心学术。一日，长子梁思成与次子梁思永骑单车上街，被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乘坐的汽车撞倒。交通警察上前查询，金掏出名片，告之有话到衙门来说。警察畏惧，只好雇车将梁思成二人送到医院施救。梁夫人痛子心切，大怒，鼓动梁启超用法律制裁金。金次日得知所撞非普通人家，乃亲往医院探访，表示道歉，承担全部医药费用。梁启超为了总统黎元洪的面子，本想大事化小，结果梁夫人不依不饶，梁进退维谷，一时非常为难，据说梁夫人还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十、梁启超 婚恋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得中第八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才，将堂妹李蕙仙（据夏晓虹教授考证，李蕙仙本名应为李端蕙，此处暂用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李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 李蕙仙出身显贵家庭，但她恪守孝道，操持家务，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间博得贤良之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李蕙仙及家人留在广东。慈禧太后下令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举家避居澳门，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启超到日本后，给李蕙仙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后李蕙仙来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 李蕙仙不仅照料梁启超的生活，还对梁启超的事业有过不少帮助。学者考证最早的夫妻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梁启超说不好官话，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只是赏他六品衔。这使得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她到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自己学习官话。不久，梁启超的官话说的便极为流畅，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1915年，张勋复辟时，梁启超参加护国军，讨伐张勋，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深明大义，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梁启超对李蕙仙敬爱有加，有时也有些怕她，所以亦有惧内之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写“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外祖母时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 梁启超与李蕙仙相敬如宾，一生只吵过一次架。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追悔莫及，对长女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启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媳妇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1899年，康有为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遇到了令梁动心的女子何蕙珍。 何蕙珍是何姓侨商的女儿，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当日侨商亦宴请西洋人，故令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在认识梁启超前，何便对梁极为仰慕，曾匿名撰文为梁启超争辩，梁得知后，极为感激。在檀香山期间，梁向何学习英文，二人暗生情愫。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不忍拒绝，答应馈赠。数日后，梁启超依约将照片赠与何蕙珍，何亦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分别后，梁启超思念何蕙珍，情感澎湃。他自陈：“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久，有人劝梁启超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助其事业发展。梁启超沉思片刻后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梁启超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他在家书中将与何蕙珍的一段情和盘托出，并告诉李蕙仙自己对何蕙珍的态度，说自己忍痛做出了“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读罢后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接到妻子的来信后，急忙复信，让妻子不要告诉梁父此事，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也有说法称梁启超原本想娶何蕙珍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 梁启超对何蕙珍，完全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曾被其师康有为斥责为“荒淫无道”。 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时，何蕙珍曾来到北京，向他表示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设宴招待了何蕙珍，对于何的告白，婉转拒绝。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后，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启超仍然婉拒。对于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很是气恼，恨梁薄情，说梁“连一顿饭也不留她”。 梁启超曾想将何蕙珍介绍给中年丧偶的同门师弟麦孟华，但何蕙珍以恪守独身主义终生不嫁为由，婉言谢绝。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两名陪嫁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梁启超从不张扬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称呼王桂荃。 王桂荃对孩子们很是疼爱，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朴实无华的教育下，梁启超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均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王桂荃。 十、梁启超 风雅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后，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他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7年，梁启超应邀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做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将自己“二十年刎颈交”——唐才常介绍与梁启超相识，二人相见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砚相赠，谭嗣同为此砚题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适时，湖南学政江标去职离湘的前一日到梁启超住所辞行，见砚与铭，欣然连夜刻成。此菊花砚成为凝聚维新四志士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后谭嗣同喋血于戊戌变法，唐才常就义于“武力勤王”，江标空怀满腔热血，英年早逝。“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菊花砚在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时丢失。怀想旧念，梁启超常常神情有伤，他还在《饮冰室合集·诗话》中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仍不忘带上心爱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国，梁启超对书法的兴趣没有丝毫减退。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中，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梁启超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终身研习书法，1916年7月14日，梁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梁启超的书法，由方笔凝重的北魏碑体脱胎而来，很有新意，均为时流所称誉。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涵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集联工丽。他受此影响，常常集词成联，送与亲友。他曾送胡适一联为：“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梁启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对此联颇为自得，他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 后向梁启超求字的人日渐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一个月竟常有两三千元银元收入。 梁启超对于古董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书桌上常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顾炎武的墨宝手卷，他的外客厅特制的玻璃匣放置着埃及金字塔和意大利庞贝古城的砖石。 梁启超爱听戏，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让家人打开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留声机，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京剧，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这已经是最高级的享受了。 号称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师克里斯勒来华演出时，总统黎元洪定了一个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上台致介绍词的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收藏碑刻拓本。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记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种书体、碑刻种类齐全。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数量达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曾收藏陈师曾生前极为珍惜的一帧《北京风俗图》，视之为宝；他还曾花巨资，购得《淳化阁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题识，以为宋拓，欣喜不已，后经方家辨别系为伪造，梁启超得知受骗，非常懊恼。 十、梁启超 嗜好 梁启超好打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梁启超的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作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作方城之戏，籍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胡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胡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梁启超一分钟后，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了，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十、梁启超 陨落 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极为悲伤，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决定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原来主治医生割掉的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了！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稼轩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十、梁启超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em>忆我初来，稚态未蕹。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敦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em>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其中《梁启超》一册，邀梁的弟子吴其昌承撰。吴时已病重，但慨然应允。吴在一个月间，一口气写下五万言，一个月后病逝于乐山，年仅四十岁。吴其昌的《梁启超》只写到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时止，但这凝聚吴心血的半部梁启超传却誉满天下。 十、梁启超 纷纭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适写就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郑振铎说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他拿蔡元培和梁启超作对比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评价梁启超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学生周传儒评价梁启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当代学者董德福认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 陈寅恪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梁容若回忆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振聋发聩，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倒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认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网络学者徐绥之在他所写的中国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称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百科启蒙第一人”，给予其至高的评价。 后记 夏日盛曾经盛大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七分钟的海水、万马堂中花飞扬、雪野残狼、百草丰茂、还剑奇情、amete、驯悍、ahneo、形胜在吴头楚尾、昨日盛宴、青瑗、轩辕剑之怒、基本吃素的和尚、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醉语2008、cos60、飞刀又见飞刀、青猫、江南旧雨、noliperguo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span>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 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span>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逸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一卷：国学卷，其他两卷分为思想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国学卷单列十位国学大师，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八卦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外婆，以及过往的十年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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