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 xp1024.com
《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


第一篇 苏州:“苏南模式”的摇篮 引子

三年前,父亲在离别这个世界的前五天,他突然对我说:“趁你在家,我想到园区看看,听说那里现在很好看……”父亲说的园区就是我故乡的苏州工业园区。那个时候的父亲已经连翻个身子都要几个人帮忙,他的生命之灯已经剩下最后一丝丝光亮。

“行。明天就去吧。”我说完这话就感到后悔,他能支撑得了吗?最后与姐姐、妹妹商量结果,还是决定带他去。第二天,我们父子俩坐车出苏州老城后便向坐落在城东边的园区驶去。“洋气!真是洋气啊!”一路上,父亲像个初出家门的孩童,不停地轻轻欢呼着,并且不时给我讲“过去”的这里是个什么样。每当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新的小桥流水景色时,他竟然手舞足蹈起来,简直不像一个重病之人。

日落之前,我们到了工业园区的金鸡湖畔。我看到残阳下的父亲两眼放光:这里太美了,什么时候建得这么好啊?他不时地问我。原本无心观赏的我,竟然也被父亲的情绪所感染,忍不住跟着他的目光一起观赏起周围的一切来——可不,金鸡湖畔的新苏州,如同一个绝美的天堂:那水,是蔚蓝蓝的,成群结队的水鸟嬉戏地掠过我们的头顶,仿佛想跟我们逗趣;湖岸边有高高的现代化摩天大楼,但你不感觉那是嘈杂的城市,因为在摩天大楼的四周,是宽阔无边的绿地和花园,还有众多叫不上名的树木。平坦的道路,找不到一片纸屑与废弃之物。湖边,有如梦如幻的几条长堤,从那里传出的悠扬的轻歌曼舞声,令人心醉……

“天堂。真是天堂呵……”那一天,父亲的嘴里不知说了多少遍这句话。在我返回北京时,父亲又一次突然拉着我的手,喃喃道:“你写了那么多书,为什么没写苏州的园区啊?都说苏州是人间天堂,我看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的天堂,你不写它,枉作一个作家呵!”

不知咋的,我的泪水一下涌出眼眶……“一定写。”我对父亲说。

从那天起,我一直期待有时间把苏州的园区介绍给我的祖国人民,因为它是中国未来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蓝本,也如父亲所说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人间天堂。现在总算是可以给九泉之下的父亲交卷了——

第二篇 重庆:一个政策化成国色天香 第一章 金色时光

一幅秀丽的画卷,它的色彩之美,画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关于重庆,重庆人自己似乎就是这种感觉。

新重庆的色彩绘制者已经奋力拼搏了10年,并且成为一段正在继续行进的历史,我们再回首看去,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组成的时光隧道——

<h3>1.90年相距,胡锦涛与孙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h3>

2007年3月8日,这对重庆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的灯光格外明亮,气氛更不一般。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等几位重庆市领导站在大厅门口,欣喜地等待历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神采奕奕、脸带笑容地出现在重庆厅……

“总书记好!”

“同志们好!”

顿时,63位重庆籍全国人大代表和胡锦涛相互握手致意,其乐融融,激动人心。

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内洋溢着浓浓春意。没有拘谨,没有客套,胡锦涛坐定后就亲切地招呼代表们发言。

“总书记,我先讲!”来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刘中慧代表抢先举手。胡锦涛向她微笑着,鼓励着。于是,刘中慧的眼里放着光芒:过去,我们石柱中小学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1998年一年,全县发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学楼,我们还清了‘普九’欠债,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翻了一番!”刘代表的声音越说越高,深深地感染了总书记,只见他时而注目倾听,时而提笔记录。

谈起重庆的变化,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发言,生怕遗漏了心头横溢的那份激情与喜悦,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同志们,很高兴到重庆代表团和大家一起讨论……”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带着平和、认真的神色在听完10位代表发言后,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十分钟的讲话。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金色大会堂内外:“今年是重庆建立直辖市10年。经历10年的建设,重庆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是正确的。当前,重庆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重庆的同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宝贵机遇,进一步完善思路、真抓实干,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沉浸在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之中……

于是,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关注,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好大,大大小小有14张。细细看去,哦,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

放大镜下,看着看着,他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芒。

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连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天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地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

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处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五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

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的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h3>2.“8”是毛泽东恩赐给重庆的吉祥数</h3>

在追溯重庆的历史时我发现,一个吉利的“8”字似乎与这个城市的命运总是相连在一起,比如重庆直辖市的挂牌时间是1997年6月18日。其实,最早把“8”这个数字与重庆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这个“8”字是毛泽东第一次与重庆有缘的开始。

“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在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除了他以非凡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魄迫使蒋介石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外,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

事实上,六十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予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算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江段之间的时间最长、最多。

1956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预见到一场非同小可的政治风暴,在与秀才们一起处理完对付苏共二十大的“笔墨官司”后,毛泽东抽身再次亲临那条让他心惊的长江江畔,驻足于武汉重镇——他要完成另一件时刻挂在心头的大事。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这一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风大浪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入江口的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双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去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州,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

这首《水调歌头》,气势恢弘,堪称词坛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越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精美折光。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感觉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

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为了让这个造福重庆、恩惠中华的伟大战略决策得以有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又一次选择了一个吉利的“8”数日子,再次光临重庆。这回来到的日子里有两个“8”数——1958年3月28日。

这次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可惜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已经无暇研究三峡问题了,因为南边的越南正在和美国大兵苦战,而北边的“苏修”也不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上屯兵。

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并且作出了一个对重庆具有特别意义的决定:三线建设。

毛泽东的这次“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可惜因为下达“最高指示”时,没有与“8”这个吉祥的数字连在一起,因而“三线建设”并没有给重庆带来命运的改变,而只是输了些血而已……

但,重庆应当始终不能忘却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h3>3.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h3>

重庆原本的光芒曾被淹没了许多岁月。

重庆人的压抑感源于重庆本有的历史重镇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驾驶的“固陵”号轮船从长江口驶入嘉陵江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是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之后,蒋介石给了重庆一次扬眉吐气的国家级的“战时首都”机会,重庆人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它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的困难等考虑,决定撤销各大区机构,重庆直辖市的地位一下被降为四川省辖市。

从“陪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三次的“降格”,这对重庆人的心理上是一次次的冲击。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实。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

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这个时候似乎有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要处理。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又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自己的宝岛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活到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有直接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地表决,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中国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实际上,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确定重庆地位的时机。这个时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越来越广泛深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和国家实力的越来越提升。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查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发电能力2200万千瓦;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的发展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获得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一百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3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字仪式。当时,一颗政治新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携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

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

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

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准备用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在听取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张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的战略家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几乎彻底改变了旧命运的伟大新时代。

<h3>4.1997年3月14日,江泽民拍手笑了</h3>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一次离京记录。

当时有人猜测,他的第一次出京,会是回上海,回上海的意图人们可以预想。也有人猜测他会出访,比如到欧洲或者美洲,如果那样的话,意图也很明朗。但这些地方他都没有去——江泽民做出了一个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明智决定。

江泽民总书记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有一个内情以前我们并不知道:那一年正值长江大水。有一天,江泽民打电话给总理李鹏:你是水利专家,你对长江发大水怎么看,我很担心哟。李鹏便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不妨建议你到湖北一段看一看,并亲自考察一下三峡工程。好好,我对三峡工程也是很关心。江泽民说。

江泽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早在1980年,他作为当时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参加了接待以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主席弗里曼、陆军工程师团莫里斯中将、垦务局局长希金生为首的三峡考察团。1989年3、4月份,江泽民还是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再次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三峡问题。因为这年的3月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中央指定的协调三峡工程论证的4位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同志来到上海,向江泽民和上海政协的同志详尽介绍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江泽民从王任重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三峡工程的现实和历史的情况。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坚定的话。

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炳乾、宋健、陈俊生为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做工作、作动员。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李鹏回答:我是跑不了的,国务院也会有人具体抓。

江泽民表示同意。第二天,李鹏又接江泽民的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主要是动员支持三峡工程那部分。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因此我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你总理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

李伯宁,河北人,“老八路”出身,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本来在水利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偏偏因为三峡工程把他“逼”到了“火坑”上——据说凡是与三峡工程沾边的人都因复杂的事端而随历史的发展被褒贬过。1985年,国务院因筹备三峡工程,在李鹏建议下,正式任命李伯宁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从来没有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作过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压力。后来,中央决定修正三峡大坝的高度,由“低坝方案”改为“中坝方案”后,移民工作的重点倾到了重庆这一边,关于成立“三峡省”的问题也随之越来越暴露出来。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6年5月4日,正式发文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

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热烈和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联着重庆建市。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移民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带来变数。中央高层也因此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

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

人民大会堂内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个个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欢呼起来。尤其是张德邻和蒲海清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主席台上,江泽民朝坐在一边的李鹏总理微笑着挤挤眼,然后轻松地转过头,冲着会场的全体代表,与他们一起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

这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

全国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老年秧歌队队员成为第一批欢呼的队伍走上了大街……重庆沸腾了!

3002万山城人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1997年的6月18日,重庆各界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

山城在回荡。大江在呼应。天地在颤动。重庆人在热泪盈眶中高唱《祖国颂》,高唱“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

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历史从此掀开——

第二篇 重庆:一个政策化成国色天香 第二章 蓝色交响

<h3>5.两江汇合之城,路很陡、很难</h3>

关于重庆,无论你用什么词汇描绘她的特征,上帝早已把她铸成一座与江与水密不可分的山水之城。山是城,城是山。城在水中走,水在城中穿。这就是重庆的地理特性,是全世界无数大都市不可比的“独美”。

“独美”之处,也必有独险之路。

在直辖市成立的欢庆锣鼓声落定之后,沉静下来的重庆人发现,自己的“直辖”之路,其实比山城的“蜀道”还要难——

8.23万平方公里面积,除主城区外,多半是广袤而贫寒的山川。说其广袤,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特大城市有重庆直辖市那么大的面积。一个城市的区域范围能够延伸至1000公里之外,惟重庆市。说其贫寒,是因为一个城市里竟然还有80%以上的农村人口,而这80%的农业人口中光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就有12个,省级贫困县8个,贫困人口达366.42万人,在这些地方,穷到什么程度,国人、世人不可能想象得出:农业方式是刀耕火种的,住的是山洞石窟,吃的是石磨野炊……

重庆直辖市建立初期的农村是这样,主城区的情况好不了多少。

几百万人口基本上都挤在渝中那一块巴掌大的小岛上。与外界相通的路只有刚刚修好的一条“成渝高速”,而整个重庆主城区的交通之堵,堵到令市长蒲海清无法容忍的地步——市政府要开个会,说是九点,参加会的人能九点半到齐就是阿弥陀佛。有一次一个区政府负责人十点半才赶到。市长气得直想骂:都快吃午饭了你还来干啥子?这位区干部哭丧了脸对市长说:我从家走的时候八点不到,可一路堵车,到袁家岗后,就根本走不动了……市长再也没了话。是啊,重庆这个熊样,如果再不迅速改变,我们还对得起谁呢?我们还有啥脸称直辖市?

市委书记张德邻平时一身浩气,都说他仪表堂堂,中气十足,可每回市委召开常委会时,他最受不了的是屋子里冷得浑身直打颤。“我最受不了的是开常委会还要裹着军大衣”。他见了也是刚从黑龙江调到重庆任电力局局长的叶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叫苦。

但重庆直辖市成立之初,最苦的就是没有钱。

这个时候,重庆除了366万多农村的贫困人口没饭吃,还有100多万企业工人的工资没有拿到,还有80%以上的国有企业仍在大幅度地亏损、大亏损……难怪蒲海清第一次见李鹏总理带了那么多国家政府部门的“财神爷”时,连珠炮似的伸手要钱,惹得总理怒斥“你蒲海清不许再说了!”

中央大员不是不了解重庆,但中央也有中央的困难,让你重庆成为直辖市,目的是什么?是让你发挥重庆特大城市的区域优势,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是什么?当然是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能带动和辐射到周边的经济极。你经济中心只知伸手向中央要钱,要你这个直辖市干吗?

然而张德邻和蒲海清二位主管直辖市的领导,此时不哭穷不行。全市60来个亿的财政,光供各级党政机关和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干部职工饭碗都还有缺口,这市长书记不向中央伸手还能向老百姓伸手?

挨完总理的训斥后,蒲海清市长真的转身向百姓伸手了——

重庆直辖市成立,总得有个像样的地方开一次庆祝大会。放在哪里?自然放在最著名的重庆人民大礼堂呗!因为这是重庆最具代表性的官方最高活动地,如北京天坛式的宏伟建筑是当年邓小平、贺龙等当年执政西南局时盖起的一大标志性建筑。可四十多年过去了,它显旧显破了,需要修缮一下。

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我们带头捐款,发动群众捐款!”书记和市长在这一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于是,直辖市成立前后的第一个鼓舞全市人民斗志和信仰的是捐款修建人民广场的实际行动。于是,一个以捐款为具体行动,主题为“认识新重庆、热爱新重庆、建设新重庆”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新直辖市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那情景我们仍然历历在目,大伙儿热情特别高涨,虽然我们不富裕,可一听是为了建人民广场,建自己的新重庆,我们都愿意尽一份力量,我们全家都捐了款。”一位市民告诉我。他家当时捐了2000元,而他家总共积蓄不到4000元。

捐款的热潮持续了很长时间,全市共收到各界捐款800多万元。如今,在人民广场的一个醒目处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当时捐款者的名字及数目。

在市民们的巨大热情支持和鼓舞下,建设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占地2.3万平方米,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锻炼身体和集会为一体的人民广场。

这仅仅是“新重庆”建设的一个序幕,紧接着的解放碑商业区的建设、朝天门的改建工程,一项项旨在与脏乱差和“小县城式”的旧重庆告别的新重庆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面铺开。

新直辖市的路,如同蜀道,又陡又难。

叶明,1997年5月调重庆市电力工业局任局长的东北干部,原在黑龙江省任电力工业局副局长。

重庆电力局现在是重庆最牛的单位之一,你只要看看他们在渝中半岛上的那座高耸云霄的“重庆电业”大厦,便可知他们的实力了。

“可我刚来重庆时的情况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老叶对当时的重庆记忆太深刻了,“整个重庆市区,电网破旧严重,电力供应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过去是四川省电力部门管着重庆的电,直辖市后重庆自己的电力系统基本没有,而分家时别人又没把这一块切割移交过来,重庆因此成为无电源供应之市。仅有的一个电厂,由于设备陈旧,一动就亏。1997年,全市电力系统亏损额是1.32亿元。电业部门在其他省市都是聚钱的巨富,要不社会上为啥称其为‘电老虎’!可在重庆,电业部门则是亏损大户,说来别人不信。”老叶回忆当年,一副哭笑不得之态。

叶局长新来乍到,不想挨重庆人的骂,可那么可怜的电源供应量——重庆实际电力需求量应为400万千瓦,可当时全市的电力资源只有200多万千瓦。重庆又是个老工业基地,那些老厂效益不怎么样,可用电却像张着血嘴的老虎。再加上重庆又是个有名的“火炉之城”,一到夏天,拉闸停电成为家常便饭。别以为冬天就不停电了,冬天停电在当时的重庆也是常有的事,啥原因?还不是电路老化!

“创业的路,陡啊;创业的经过,难啊,有时真觉得像蜀道一样,难于上青天。”老叶感慨道,“我刚来时重庆只有30万千瓦的机组,主要电源的重庆电厂又是个三天不出事,到了第四天人人都要吓得头发发直的烂企业。电厂一旦出事,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想有电,就必须先有钱。新直辖市的重庆,偏偏又没钱。怎么办,我凭着自己的老关系,跑到北京向老朋友、老领导面前求情去,国家计委和国家开发银行及电力部给了我们贷款,于是我雄心勃勃地回来做电业,一是改造电网,二是建一个水电站。而那个时候恰逢全国电多了,国家对上马新电站控制很严。可上面哪知道,重庆偏偏缺电。在这种形势下,我要上马江口水电站,建三台10万千瓦的机组。张德邻书记和蒲海清市长他们都坚决支持这个项目,这样我也就胆子大了。在逆境中上水电站这样的敏感项目,是要冒风险的。我不怕,我想重庆建电站是符合重庆实际情况的。可在具体工作中,许多事是难以想象得到的。比如我们原来请了一个权威设计部门,他们搞了个30亿元的工程项目预算。30亿呀,成本太高了,我接受不了,就重新找了个设计院再给水电站预算规划,结果是通过科学、精确的预算和施工,18亿元就能拿下整个项目了……

“江口电站三年建好,正值重庆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当时也在大发展,可其他地方缺电严重,而我们重庆由于及时采取建了江口电站和扩建了白鹤电厂,及重点完成了重庆电厂的改造等措施,新直辖市的电力供应一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了电,城市和乡村就明亮起来,工业和交通、电讯和教育等等行业都活起来了。人民的生活也变得多彩了,现在重庆人的夜生活全国出名,是因为重庆山城的夜景太美,夜景靠什么?当然要靠我的电喽!”叶局长十分自豪地站起身推开窗户,让我欣赏采访当日的重庆夜景——那真是灯的海洋、灯的世界、灯的美轮美奂……

“1997年时,重庆主城区的拉闸限电是5821次(条),到2000年时已经降至82次(条),2001年为零次(条)。”叶明老局长最后给了我一个可以比较的数字。

与电力产业一样,直辖市成立初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突飞猛进。比如通讯投入,直辖头5年的总投资达207亿元,平均年增长40%,大大超出全国同行业增长的速度。

何止是电力与通讯,空中港口和黄金水域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在短时间内旧貌换新颜。奥体中心、图书馆、大学城和彩电中心广播电视地球站、广播发射台、三峡博物馆和大都会广场及沙坪坝绿色艺术广场等大型公共设施也纷纷建起。至2002年4月的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在重庆召开,这是重庆直辖市第一次向世界展示自己风采的盛会。与会39个国家代表们对诞生才几年的中国新直辖市的惊人发展,赞叹不已。

亚洲议会和平会议在重庆的召开,预示着中国新诞生的第四个直辖市开始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而充满光芒的风采……

<h3>6.舞动的彩虹很美、很壮观</h3>

重庆之美,是一种带着山城特有的伟岸之美和雄性之美。你假如伫立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之处的朝天门的底足往上仰视,那巨轮般的渝中半岛上起伏跌荡、直耸云霄的楼群与车水马龙的彩虹般的快速道、轻轨和左右两江码头上鸣笛起航的船轮,你会感觉这是天和地一起在旋动的世界;假如你再回头向渝中半岛的南岸望去,那叠翠尽染的青山绿岸,那多姿多彩的食坊茶阁,那繁星落地的江边灯街,你会仿佛进入了另一个风光旖旎、美轮美奂的诗画仙境之中……

直辖十年,也是最让人感觉重庆最美的十年。正是因为她的美,让重庆每一个人感到自信和自豪。

而我说重庆之美,完全是一种波澜壮阔的、奔腾不息的飞速发展之美——这美,简直不可思议。

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重庆视察。他将中央拟将重庆建成第四直辖市的战略意图悄悄地告知了重庆领导。当时的重庆领导自然兴奋不已,当他们再向总书记讨教今后的重庆发展方向时,这位操着上海口音的总书记大手一挥,说,你们应该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就是说,中央希望我们重庆成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呗!也就是说要我们迅速发展成为像长江中下游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都市一样,担当起国家西部经济发展的龙头呀!

在迎接直辖市建立的兴奋之余,重庆人开始看着自己拥挤不堪、到处都是那些扛着扁担的“棒棒军”和行速如牛的公交车时,不免有些迷茫和失落……

重庆落后了几十年,现在能赶上其他直辖市吗?如果成不了长江上游的第一大城市,又怎能担当起“经济中心”的重任呢?站在干裂的朝天门江滩上,重庆人三三两两地簇拥在一起长叹短吁着。望着破旧的码头和无法与深圳、上海等城市相比拟的几幢参差不齐的大楼,他们甚至怀疑重庆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直辖市……

新直辖市真的很大,3002多万人口,仅此人数可以称得上世界第一大城市。可这3002万人口中真正有“市民”身份的仅占19.1%,有80.9%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而且大多数是山区贫困人口!这些直辖市新市民有的是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的农民,他们出门还要坐马车,住在甚至是山洞和牛圈式的草棚……

重庆何时能赶上别的直辖市水平,一时成了压在重庆人心头的千斤重担。

1999年6月,从福建调任重庆的新市委书记贺国强来了,他带领新一届市委和市政府提出了“负重自强”的新“兴渝富民”战略决策,开启了直辖市建设的真正“大手笔”时代。时任常务副市长的王鸿举跃跃欲试,大有一番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这个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城市经营能手的经济学者型领导干部来到重庆任职,他就是后来任副市长的黄奇帆。

王鸿举市长和黄奇帆常务副市长搭配,加之其他市领导组成的团队,同心合力,从此使重庆城市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到底是上海来的人说话也不一样。重庆的干部对初来乍到的黄副市长所说的话记忆犹新。黄奇帆大体这么说:重庆城市建设要赶上其他直辖市的水平,每年至少得拿出1000个亿到2000个亿才能有所作为,而我们现在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和目标去努力。

上海人真牛,牛皮能吹到天上!对新来的黄奇帆副市长不屑一顾的大有人在,但事过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位曾经把浦东建设得漂漂亮亮的上海人所说的一切都变成了重庆的现实:新直辖市真的完全变了样!短短几年,一个全新的重庆让重庆人自己都感到目瞪口呆……

面对如此的巨变,人们立即会联想一个问题:重庆哪来这么多钱建设如此漂亮美丽的城市呀?

当这样的问题被提到市长王鸿举和副市长黄奇帆面前时,他们会笑得很开心也很得意地告诉你说:那是因为我们比较成功地推进了城市建设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并且有了“八朵金花”的真干实干的具体运作措施。

新的投资融资体制?“八朵金花”又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你要认识重庆,你必定先要看足了重庆之美才会认识得透彻与深刻——

我感觉中的重庆新城,其实更像舞动的彩虹,她流畅洒脱,宛转有致,端庄灵秀,生动活泼,风情四溢,炫目光亮,充满内容,又最具动感和变幻……

到重庆的人都会有种特别的感慨:这里的桥太多!简直是个桥的城市、桥的世界!那么,重庆何时变成“桥都”的?

被称为重庆“八朵金花”之一的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老总华渝生,正是重庆“桥都”建设的见证人。

1953年出生的华渝生,是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曾长期担任重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经济学科带头人,出任过重庆经济管理学会副会长、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之职。2001年6月,正处直辖市大发展的时刻,华渝生调任重庆城投公司当总经理。5年时间里,华渝生领导的城投公司,实现了与重庆城市一样发展的“不可思议”式的巨大变化,公司资产从开始的80亿元扩张到今天的460亿元,公司的净资产也从20亿元增加到现在的170亿元。而这样的变化和实力,使华渝生的“城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西部建设领域投资实力最强的“老大”,率先成为西部经济在此领域的一个“增长极”。

2001年,华渝生来到城投公司,当时的情形并不好。上班的第一天,他的手机就被人给打爆了。“当时我们公司背的60多亿债务中有18亿的到期债务,其相当部分是以前委托证券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现在到期了,证券公司拿不到我们企业的支付款,就付不了前来兑现证券的老百姓,这老百姓还不闹起来!证券公司就只好在证券大厅里贴出布告,说你们要钱可以找城投公司,然后又在布告上把我和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手机、电话都写在上面。这还了得,那些要兑现证券的老百姓就拼命给我打电话。”

“证券公司也够缺德的。”笔者说。

“不能怪人家,责任还在我们和政府方面。”华渝生说,“后来还是政府出面化解了这笔企业债券的还付资金。但从那时开始,特别是黄奇帆当副市长后,提出了新的投资融资体制改革思路后,我们才真正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子,彻底解决了过去那种靠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

水流动了,就会有江河;江河流动了,就会有湖泊与大海;有了湖泊与大海,我们的世界就壮美和多彩了。

在新投资融资机制影响下,城投公司完全进入了良性状态。紧接着,城投公司又将几年前融资建设水厂形成的债务与市水务集团同步实施重组,借全市自来水提价之机将债务随同原本就管不了的资产剥离给水务集团,不良债务变成合理债务,又一下甩掉了8亿元的债务包袱。

进入2002年,市政府调整发展战略,赋予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三大职能:城市建设筹融资的总渠道,主城区路桥建设的总账户,城建资金筹集所需土地的总储备。新的职能,给“城投”发展插上了翅膀。华渝生这位经济学家和管理行家也从此有了做“大手笔”的可能。

这年下半年,信用状况已经好转,并有了可靠偿债资金来源的城投公司,经国务院特批,向全国发行了15亿元为期十年的企业债券,这既是重庆企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企业债券,也是中国西部12个省市区中第一家经中央政府特批的、向全国投资者发行并第一个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券,它标志了城投公司开始面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使新直辖市的建设融入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大潮之中……

这一年下半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国家领导人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新一代领导人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高度,开启了西部大开发的航船。重庆作为西部的惟一的直辖市,无疑有了一个新的大发展契机。华渝生他们的城投公司正是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依靠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决策先期优势,频频向那些影响重庆整体发展和西部建设的大项目“揽活”,诸如万州机场、黔江机场,接着又成功盘活了“渝开发”等项目。

华渝生最得意的还是他们城投人参与建设了令重庆人引以为自豪的那么多大桥。从石坂坡大桥复线桥,到菜园坝长江大桥、嘉华嘉陵江大桥,从鱼洞长江大桥到朝天门大桥……城投人将巨龙舞动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沸腾的世界,哪里就呈现一个繁荣的天地。

新重庆的大桥建设史是一部城市建设史,同时又是一部世界桥梁建设新史,作为“桥都”的重庆,本身就可大书特书。

然而,它也只是整个重庆直辖以来的巨变沧海中所泛起的一涓浪花而已。

<h3>7.一轮新太阳</h3>

古希腊的哲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中国民间故事人物阿凡提说:给我一滴水,我就可以送给你一个太阳。

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则对中央说:给重庆一个政策,我们就可以让石头变成金子,让长江和嘉陵江水成为新直辖市生命的血液……

好啊,中央的政策尤其是部署西部大开发之后,“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早年,江泽民就这样鼓励重庆人。

国家西部大开发,给予了西部最大的政策是:解放思想,大胆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重庆人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改革的步子也比以前迈得更大了。然而,成立直辖市之初的几年里,重庆面临的困难远比其他城市和省区要艰巨得多。一句话:囊中羞涩,却又要干出名堂。但十年过去后再看今日重庆如此生机蓬勃,一片繁荣富强之景象,外人也许永远无法想象重庆人是如何从穷市到有钱、到又快又好建设起我们所看到的如此美丽似画的城市与乡村的……

新直辖市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每届的领导都在前一届的基础上更加拓展思路,更新观念。近几年,市政府根据直辖市大规模建设需要,相继成立和整合了实施政府运营职能的八大投融资公司,它们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这就是在重庆享有美誉的“八朵金花”(加上后来成立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现在已是“九朵金花”了)。这些国有公司代表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承担着不同的行业职能,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机制,开足马力,全方位运营,为直辖市的建设发展起着“撬动地球”般的杠杆作用。

何智亚,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董事长。在到渝富公司之前,他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再之前是渝中区政府副区长。2006年6月,这位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受命来到渝富公司。

“重庆直辖十年,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我是经历和亲身感受着直辖市这十年的每一个巨变过程的人,特别是在城市的建设发展方面。”我们的采访,勾起何智亚的侃侃而谈,“我们重庆现在一年投放在固定资产上的资金,是直辖初期的好几倍。2006年就接近2500亿!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过去我们几年十几年建一座大桥,而且一座桥往往要花六七年时间,如今重庆主城区同时在建设五座长江、嘉陵江特大型桥梁,投入120多个亿,你说这种变化不是天翻地覆吗?”

何智亚骨子里是个学者文人,谈起一年重庆市用120亿元建大桥时那两片眼镜后面的双瞳闪着关不住的激动和兴奋。

不是说重庆成立直辖市时穷得没多少财政可使用的吗?不是说“第四直辖市”的经济实力还比不上沿海一个中等地区级市的水平吗?为什么仅过几年,重庆就那么有钱去进行基础设施大投资呢?这是个谜。

揭开这个谜还得从“八朵金花”的运作实效中去寻找。我们就从重庆渝富进行解剖吧——

在早先的“八朵金花”中没有重庆渝富。重庆渝富公司是2004年3月18日才挂牌的,但它的发展却极其惊人。当时市政府批准它成立后,与其他几朵“金花”一样,归市国资委管理,属市重点国有企业。市政府以市财政局持有的国有股权和经评估后的国有土地资产10亿元,组成了这样一个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政府授予渝富公司三项职能:一是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主要是债务重组与资产重组);二是土地收购与经营;三是战略投资。

“公司成立仅3年,渝富公司的资产已经发展到拥有150个亿!仅这一点,足以说明当时市政府的决策之英明正确。”何智亚自豪地亮出家底。

“这么厉害啊!”联想起这阵子一路采访中所见所闻的这些给新重庆带来巨大影响的具有地标性的建筑和公共文化场所,笔者不由从内心感到无比惊叹:一个公司用三年时间运作成功,并干了不少大事情,这难道不是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渝富公司成立后在消化国有企业不良资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为重庆国企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我们知道,重庆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它的底子薄,基础差,尤其是工业经济效益十分落后,到2000年才实现全市扭亏为盈。但在国有企业三年扭亏为盈的时期,国家批准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不良资产尚未有效处置;加之1999年前的一大笔历史不良资产,因当时额度限制没有纳入资产公司处置而滞留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光重庆工商银行一家就有157个亿。2003年,市政府与工商银行谈判,提出用整体打包打折的方式回购股权和债务来处置工商银行的157亿不良资产,工商银行自然非常高兴和支持这一想法。但一涉及具体处置时,谈判就极为紧张和艰难。银行当然希望得利高一点,政府方面则希望低一点。最后还是共同的“直辖市利益”使政府和银行间达成共同意见。后报中央,得到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的批准,并给予了22.5%的平均受偿率,使重庆市政府、企业、银行三方面皆大欢喜。

“然而,这157个亿的不良资产,涉及到1160多家企业,全市工商银行的所有机构若要与这一千多家有债务关系的企业一家一家地谈判,商议解决这一百多亿的不良资产,那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而且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最后还会拖出许多没有处理掉的尾巴。针对这一情况,市政府反复研究探讨,最后决定组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专门处理这项工作,渝富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何智亚把“渝富”出生的过程作了介绍。

新成立的渝富公司担子不轻,它起名的初衷含义是让重庆富裕起来,可干真活的时候却是负责处理债务。一千多家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怎么弄呢?

“靠市场化运作方法。”何智亚答,“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原先的157个亿不良资产,按22.5%的平均受偿率也得要30个亿的钱呀!首先得弄到这30亿资金不是?政府早说了,不会从财政那里拿到这笔钱的。那只能靠市场运作,靠公司自主融资了。”

“30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哪儿去自主融资呢?”

“157亿不良贷款去掉50亿可以用其他政策消化的外,还有107亿,这107亿需要用20多个亿的资金从银行手里购买。当时走了两条路:一是靠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二是靠银行贷款。可当时信托产品融资尚不成熟,银行怕担风险,所以只有银行贷款一条路。于是通过市政府的支持协调,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市场化的贷款,公司所需的不良贷款回购资金20多亿元全部到位,使我们有了运作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完全采用专业化的原则对所有需要回购的企业不良资产进行一家家的处置。第一批市级企业117户,共80亿债务,渝富公司用17亿资金从工商银行那里收回了债股权,并以基本平过的价格处置给了企业。到2004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银行和企业都非常满意。涉及的抵押土地和房屋,以及价值10亿元机器设备,大部分也由原企业购回。2005年初,548个区县级的企业债务也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基本处置完成……”

“听说重庆渝富的做法还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赏?”

“是的。世界银行非常关注,并将重庆这种运作模式称为重庆‘渝富模式’。”

这位城建专家出身、现在又开始从事投融资和经济工作的董事长要我记住重庆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特别的一点是关于重庆的房价,重庆的房价并不高,是你们北京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平。可重庆建楼的成本其实比一般城市要高,它是山城,房子建在山坡上,而房价的涨幅与居民的生活收入涨幅是基本平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政府通过包括渝富在内的,具有土地一级储备职能的国有公司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控和运作。重庆的房价对老百姓而言的确是一种福分,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在直辖市建设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果。但重庆的房价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重庆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它使我们重庆像一轮新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充满朝气和活力!”

说得多好啊!在城市投融资方面,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年的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科学决策,带给新直辖市的难道不正是一轮新太阳吗?

今日之重庆,正如一轮新太阳,那新太阳的光芒,多彩而生动,热情而奔放,每丝光芒中都带着金色的深沉和高贵。

第二篇 重庆:一个政策化成国色天香 第三章 黑色悲壮

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是国家和民族所赋予这个“大城市大乡村”的共和国“第四直辖市”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便是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江泽民语)。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予重庆如此重托。

然而重庆的作为在哪里?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如汹涌的长江之水,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此时的重庆经济发展比其他3个直辖市晚了许多年。与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说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前的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才1179亿元。而这个时候的深圳已达万亿元,就连青岛、大连、苏州、宁波等非直辖市的“小弟弟”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或接近了重庆水平。

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惭愧呵!

而让直辖市领导者感到汗颜和紧张的是,此刻的重庆在刚刚欢度建市的喜庆后,主城区约有100多万下岗大军正在酝酿一场向政府讨工作、要饭吃的大动作……

这就是直辖后的重庆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重庆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过强大的工业实力。开埠之初,重庆的经济实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业著称,那时的重庆扼富饶的西南之门户和长江上游运输之要道,成为中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强盛之都。尤其是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此地后,重庆工业更是一度达到举国之首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工业同样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国家六大重工业基地之一的荣耀岁月至今让老重庆人沾沾自喜。

可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大潮在全国各地汹涌奔腾,重庆似乎成为一个渐渐被人遗忘的角落,昔日进门都要登记、查问再三的那些军工企业不是转行,就是关并停产……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了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蒲海清谈起10年前的重庆光景时,感慨万千,“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我当时听了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自己也没长三头六臂啊……”

一市之长的蒲海清当时的内心如此悲怆,市民们心头的感觉更不用说了。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重庆直辖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几件大事中,最艰难的自然是国企改革问题。人们或许还清楚记得:1997年6月18日,上午是重庆直辖市挂牌、揭牌的喜庆盛会,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下午,大家知道李鹏同志到了哪里吗?到了重庆特钢厂。为什么时任中共中央“二把手”的李鹏到特钢厂去了?原因只有一个:重庆特钢厂已经面临“最后时刻”了。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钢铁厂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职工闹事已经闹到连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钢厂的情况,当时的重庆国有企业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庆工业和重庆经济,如果不把国有这一块搞好和稳定了,重庆直辖市将面临“翻盘”的可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企业亏损不亏损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地区社会问题、一个影响中共高层威信的政党问题。

重庆人是深感这种责任的。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是惟一出路!即使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重庆的国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国的后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国企要在3年内扭亏为盈的目标,重庆一度向中央反映希望多给他们一年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就是说给重庆堵住了国企改革时间上的后路。所以不论是第一任的市长蒲海清,还是第二任的市长包叙定,他们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国企改革上,而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第二任书记贺国强也不得不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打响了。在这些战役中,重庆人和重庆企业经历了生生死死、死而复生的一次次历练与涅槃。

<h3>8.浴火重生,“病人背死人”的奇迹</h3>

1999年的国庆,对年届56岁的唐民伟来说,过得太异常、太仓促了——3天前,即9月28日,身为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的唐民伟,被一纸任命书,调回到曾经战斗工作了28年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

唐民伟的此次“回家”意义很不一般。重钢人都知道:老唐1964年在重庆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就来到重钢,从轧钢厂的小技术员一直干到重钢集团的第二把手,因工作需要或有人私下传说的“一山不容两虎”的原因,在1992年,这位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又无限眷恋重钢的唐民伟被调到四川省冶金工业厅,那年他才48岁,是仕途上最佳的年龄。况且那时全国的钢材市场行情看涨,重钢的日子也比较好过。而八年后的现今,重钢不仅日子难过,而且可以说是极度的困难。他老唐“回家”后粗粗从财务报表上了解了一下,从1999年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全重钢月月亏损。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按订单可安排的生产只能维持到当月的17号,也就是说全重钢几万职工将立马没有活干!没有订单,没有活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万人就要回家,意味着热火朝天了几十年的重钢要关门了!可重钢是国有企业,关门也得每月支付一亿以上的职工工资,还有设备折旧,其他各种必须支付的开支也在每月一亿元以上……这样的老板怎么当啊!

“同志们,我先给大家谈点心里话:我是服从组织的分配才回来的,没有多少思想顾虑,也没有多少个人打算。回到重钢,我与班子的成员见面,问大家当下有什么紧迫的情况需要研究,有什么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大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两桩事:一是国庆之后无钱发工资,怎么办?二是部分职工正在酝酿聚众上街闹事,又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这两桩事一件都不能小看啊!可我想,这两件事都围绕着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重钢得找到饭呀!有了饭吃,发工资就不成问题了,职工也不会聚众上街闹事去嘛!重钢要吃饭,到哪儿要饭吃呢?你们说……”这是唐民伟上任重钢一把手后在第一次召集的各分厂和分公司及机关各部门、各系统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开场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其实已经客观存在的严峻事实:重钢现在的亏损不是几千万,而是2.37亿元!今年——1999年,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们要实现一个最基本的目标,那就是让亏损的下坡状态停下来!争取哪怕是一分钱的赢利也是我们重钢人的伟大胜利!”

一分钱的赢利也是重钢人的伟大胜利!这对曾经有过一年创造几亿利润的重钢来说,简直听起来有些可笑。然而在此时此刻,它胜过其他任何一句豪言壮语。因为生死关头的重钢,此时能实现一分钱的赢利,就意味着向死亡告别,开始出现生的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唐民伟时而前往市长办公室讨教,时而奔走在市府相关部门进行协调,而更多的是出现在重钢的干部与职工面前……从分厂到车间,从职工食堂到机关科室,唐民伟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沉思不语,时而慷慨悲愤,时而细语倾听。

夜,又一个夜……重钢人看到自己的新“掌门人”,每天在那个只有一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台电视机的“家”里,有盏小台灯常常彻夜不熄。

唐民伟有动作了:43岁的郭德勇从规划处处长的位置上被提拔到管生产的集团副总经理的岗位;51岁的罗福勤,从经济运行处处长的位置上被调任到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岗位;44岁的工贸公司经理陈亚雄被升任为销售处处长,主抓营销……唐民伟的理由是:提拔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懂行、实干、为公、合群”。当然,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些干部被调离原来的岗位,他们对唐民伟意见不小,那也没有用。重钢面临生死关头,再像过去照顾这人顾虑那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唐民伟明确告诉大家:谁想在重钢混日子,没有门了!除非我唐民伟不在这儿当家!

誓在背水一战的唐民伟正欲辞别1999年最后一个月的时候,那天他刚出席完重钢集团的职代会,端起中午的饭碗刚想美美填一下肚子,秘书告诉他:市府来电话,请他立即去开会,重特那边出大事了!听说那边有上万人上街堵路,整个重庆都要被他们弄瘫痪了……

搁下饭碗,唐民伟乘上小车直奔市府办公厅。本来一个与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会议,唐民伟并没有放在心上,可当他走进会议室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会议气氛异常,主持会议的王鸿举常务副市长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旁的椅子上:“民伟,你就坐在这儿。”

唐民伟有些莫名其妙,尴尬地朝其他与会的各部门领导笑笑,说:“不好意思,这市长身边的交椅哪轮得到我嘛!”

“唐总你就别客气了!这位子非你莫属……”有人一语双关地朝唐民伟挤挤眼,说。

“对,民伟同志,这位子确实非你莫属了!”这是王鸿举同志的话。

唐民伟有些摸不着头脑地瞅着市长,脸色泛红,半真半假地说:“市长,你可别吓唬我啊!”

“我没有吓唬你,民伟同志。”王鸿举一脸严肃,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这回轮到唐民伟有些紧张了,他按捺住性子,等候市长的下文:“重特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由于长期资不抵债,闹了好些年了。这回因为缓发了统筹外的养老金,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些职工上街堵国道,起初是300多人,后来围观的达到几千人。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可并没有驱散闹事的人群,结果到今天上午事态就失控了,现在闹事的人群已经达到上万人……这事已经惊动北京,惊动中央了。”

事情这么严重?唐民伟吃惊不小。

“民伟,今天市委、市政府特地请你来,就是想先给你打个招呼,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市长那只有力的手臂压在唐民伟的肩膀上。

“啥?我有啥子思想准备?”

“是这样,民伟同志。重特的问题已经有些年了,他们的事这些年中央领导也没少批示过,由于种种原因,原先准备的实施兼并计划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中央对此已经很不满意了。这回又闹出这么大的一档子事来,所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重特必须立即进行兼并计划,这既是一项关系到眼下重庆能不能稳定下来的头等政治大事,同时又是我们国企改革能不能往前推进的关键一役。重特的问题积累时间长,又是全市最大的亏损大户,到今年6月底,累计亏损17亿元,另有潜亏5.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34%。目前仍拖欠职工集资款本息1.2亿元,欠发全体职工工资也有四五个月了……他们的问题已经火烧眉毛!怎么办?这么个亏损大户谁来兼并?除了你们重钢就没有别人了……”

“王市长,可我们重钢自己也是个亏损户啊!”唐民伟终于明白了,明白之后他立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市长说,“你清楚我们的账,重钢现在的亏损数是2.37个亿哪!”

“特钢除去中央的补贴专款和市里的相关款项,还有3.59亿元亏损额,比你们的数额大。”市长说。

“是啊,2.37亿元的亏损户,去兼并一个3.59亿的更大亏损户,这是什么事嘛!”唐民伟的嗓门有些放高了——这绝对不是为了他个人!

“这叫病人背死人!”

“病人背死人?”

“对,就是病人背死人!”这回轮到市长王鸿举站了起来。只见他神色凝重地盯着有些激动的唐民伟,然后轻轻地将其按在座位上,带着几分恳切而又坚决的语气道,“民伟同志,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重庆这个新直辖市国有老企业能否闯过鬼门关所必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特钢死亡在所难免,重钢则不同,虽然也有些亏损,但它船大,尤其是你民伟同志上任两个多月来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景象。如果我们再利用好相关的政策,再加上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帮助你们一起想些办法,重钢与特钢的兼并,一定会让‘病人背死人’背出个新重钢来!这一点我们市委、市政府充分相信老唐你和重钢人!”

唐民伟是谁?是共产党教育了30多年的老共产党人。当他从市长的话中知道自己肩头的重担是想甩也甩不掉的时候,他便已下定决心挑起这份千斤重担。共产党员嘛,在党的面前还能说什么?

岁末时分,一份由国务院赴渝工作组写给时任副总理吴邦国和朱镕基总理的关于重钢兼并重特的报告被送到了两位领导手中。吴邦国对此做出“原则同意”、“照此办理”的批示。不几日,日理万机的朱总理也对此作出批示。

1999年12月30日,关于重钢和重特的兼并工作专题会议,在王鸿举副市长的主持下,再次召开。

2000年元旦刚过,王鸿举常务副市长带着副市长吴家农和市府及相关部门的一大帮人来到重钢。这一天的重钢“红楼”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重钢和重特的兼并之战真的要开始了!唐民伟代表重钢班子全体成员向王市长一行作了5点表态,其口气有点像出征前的誓词。

然而,当《重庆日报》2000年1月18日报道重庆市“钢铁航空母舰”正式组建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的怀疑声自然而然地跟着就来了:病人背死人,能有啥子前途?唐民伟真有三头六臂?别到时候死人没背走,把病人也累死了呵!

重特那头更是瞪圆了眼,想动重特?你唐民伟算老几?老子这儿是当年张之洞办洋务时就有的“中国钢铁第一”!是中国最早的钢铁厂,是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也是共和国国有企业的杰出代表。怎么,你们想把这样的“功臣”毁灭?门儿都没有!钢铁人要么不干,要干誓死如归。你以为它真是“死人”了?大错特错。别说12200名注册职工,就是厂里的一块破铜烂铁你要敢轻易把它扔了,先死的是你个龟儿子!唐民伟敢动咱重特一根毫毛,老子就断他三根肋骨!

但唐民伟还是去了,去了重特,去了那个让他看了伤心又悲痛的地方:那厂区清冷败落,烟囱不冒烟,炉膛没红火,车间不见人,有的只是满院疯长的杂草……

耻辱!地狱!不死亡就不能新生!唐民伟从重特回来的路上,内心只有这几个词汇在心头如峡江之涛,汹涌地冲击着他的胸膛。于是随后有了他的“六大施政方案”……

好你个唐民伟,够狠的啊!

唐民伟笑了: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搞经济的不能没有钢铁人的性格,没有钢铁意志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

当然,唐民伟还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得有动员和教育职工之本领,于是乎在重钢一边进行市场和技术改造与改革的大动作的同时,轰轰烈烈的厂情教育、士气鼓动在党、团、工、群,甚至家属和青少年中间,遍地开花,热气腾腾。那些日子里,重钢所在的大渡口区,到处可以听到类似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战斗进行曲,其势其声,威壮无比,犹如山呼海啸、惊涛骇浪……

更新观念,调整思路,精心设计,周密安排,步步为营,重点出击,各个突破,左望右观,上看下察,前行后动,内炼外助,高开低入,今杀明冲,你死我活……重钢人在新世纪到来的2000年开年后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里,都在进行着从未如此紧张、如此激烈、如此壮丽的战斗。他们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新重钢而战,为第四直辖市而战!

战得那么波澜壮阔、那么风起云涌、那么上下一心、那么步调一致、那么精彩无比、那么刻骨铭心——后来,人们看到和听到的是:活着的活得更好了,死亡的重新站立了起来成为了新的活人!

2000年9月的最后一天,财务部负责人将集团公司的产销成本账送到唐民伟手里:“唐总,特大喜讯,全集团公司在填补特钢公司当年累计亏损的基础上,赢利501万元,提前三个月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

“是吗?”唐民伟双手拿着报表,两眼盈着闪亮的晶莹。他忍不住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喃喃地说了一声:该喝酒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十里钢城,一片酒香……

重钢的整体扭亏为盈,可不是件小事,它对重钢自身和重庆的意义远远不在简单的一个数字上,它标志了重庆直辖市工业生产的一个里程碑!

贺国强书记为此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并且,2001年元旦刚过的第四天——1月5日,国家总理来到了重庆,来到了重钢人面前——

朱镕基总理:你们过去真是全国冶金行业第一亏损大户?

唐民伟:是。没有比我们亏损更多的……但去年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全集团公司干部职工奋力拼搏,一举实现了扭亏为盈。

朱总理:可喜可贺!

那天,安排唐民伟向总理汇报的时间是半小时,结果国家总理与重钢总经理的一对一答,整整用去了一个多小时。

重钢后来的路走得豪迈而潇洒,直到今日,他们年年赢利过亿元。2004年,成为重庆市市属企业中第一家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2006年,重钢的销售收入是124亿元,为直辖市之前的1996年的252%。职工收入也比1996年增长了233%。

“北有鞍钢,南有重钢”,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在中国钢铁行业里流行的一句话。几十年过去了,重钢人丢失了很久的曾经的荣耀。现在,他们又开始在梦想这句话,而这一次他们一旦重新找回那份荣耀时,便永远不想失去了!

<h3>9.“车轮滚滚”——民族英雄这样炼成</h3>

在年轻的直辖市,有个每年一度的奖项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1999年由市政府出面组织的“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该奖项是直辖市为表彰那些在某一方面为重庆作出特殊贡献、争得荣誉者的最高荣誉。能够进入这一奖项的都是在重庆响当当的人物。

“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含金量很高。然而,有一个人却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获得了这一奖项,这人叫尹家绪,在重庆人人皆知;在中国工业界和经济界,知道他名字的人也很多。他就是素有“中国微型汽车之王”称号的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前任总裁、董事长尹家绪。

1998年9月14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尹家绪总经理走马上任。

我们知道,一说“受命于危难之际”,肯定是原先企业的境况堪忧。“长安”是个比“重钢”还要早诞生二十多年的“老国有”。该厂成立于1862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鼻祖,在130年前就造出了第一挺中国牌的马克沁重机枪。“长安”也是抗战期间搬到重庆的中国工业“元老”级企业。到了和平时期,军工企业出现严重的“吃不饱”。到了重庆直辖市成立之际,“长安”已经像一头病入膏肓的老牛,半死不活地走在别人已经飞速行进的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路”上……

这头半死不活的老牛没少出问题,退货和客户骂娘事件不断发生,搅得“长安”和重庆人的面子大丢。1999年7月20日上午,特别要面子的“长安”老总尹家绪气急败坏地抡起铁锤,在众目睽睽之下“哐!哐!哐——”地将有质量问题的5辆“长安”和10个未定型的车身砸了个稀烂。“砸车事件”长安人上上下下震动极大,精品意识和质量意识由此开始,从而使“长安”汽车在市场上渐渐建立了真正的竞争力。

1999年11月30日,长安新一代轿车“长安羚羊”也顺利通过汽车碰撞试验。到这一年年底,“长安”实现年产销汽车突破15万辆。尹家绪因此获得首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

紧接着,尹家绪打出“实施成本工程战役”旗帜,并不遗余力地进行“眼睛盯住市场,功夫下在现场”的成本意识宣传,号召全厂职工从“干毛巾里拧出水”。结果,“长安”的总成本在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分别下降3.5亿元和4.9亿元。同时,他对外大打“营销战”,在全国2000多个县发起了一场“主体营销”攻势,并在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场普遍开展试乘试驾“长安之星”新型车活动,使长安车在用户中的知名度、可信度、美誉度大增。从而取得2000年产销汽车突破20万辆,2001年累计实现汽车产销100万辆的业绩,该年“长安”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184425万元,同比增长23.65%;实现工业增加值179046万元,同比增长42.14%;实现销售收入1028364万元,同比增长27.49%;实现利税84697万元,同比增长75.83%……长安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9.74%,其中,微型车市场占有率高达31%,“中国微型车老大”的地位确定。尹家绪的“中国微型汽车之王”也因此叫响。这一年,他老尹再度登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的领奖台。

“长安”开始步入如日中天的命运,尹家绪当然是同样的命运。但外人不知,在尹家绪的心目中,汽车生产的数量并不是他惟一追求的目标。他是想当中国汽车业的“民族英雄”。

泱泱13亿人的国家,充满活力和拥有巨大汽车市场的国家,没有自己生产的汽车,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

汽车工业领域的“民族英雄”情结,由此在尹家绪的心中扎下强烈的根,这根成为他脉搏中永远奔涌的热血。2006年4月下旬,在上海举办的第11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让“长安”和尹家绪有了真正的一次“民族英雄”的感觉。因为以往的国际汽车展,基本上都是国外名厂的汽车主导着整个国民,而这一次,他们“长安”与中国著名的一汽、上汽等企业都拿出了自主开发的品牌产品。尤其是“长安”新产品,威震车界同行,成为耀眼的明星。

有人这样评价:如果简简单单地用规模和新车数量评价第11届上海国际客车展的成功,恐怕太过平淡。的确,这是一届相当成功的展会,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会。这是自主品牌第一次抢了世界名车的风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人看外国车变成外国人琢磨中国车,这也是第一次世界汽车巨头对合资企业的中方发展自主品牌公开表示赞赏。

用尹家绪的话更直接:与往届展会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自己民族的品牌完全能够做大做强的希望。

比起那些新兴的汽车企业,人们现在似乎更愿意把长安看做民族汽车品牌的代表。因为从长安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自主品牌成长壮大的一条清晰可行的路线。当一个企业具备了工业基础、厚重的文化、领导的智慧、扎实的作风、创新的意识、向强大的合作伙伴学习的机会以及自我发展的理想,它就拥有了捕捉机遇的能力,中国汽车人的梦想也就不再遥远。

用尹家绪的话说:中国人的汽车梦就是民族工业的现代化之梦,中国汽车人的梦,就是我们要在世界之林立于不败的民族英雄之梦。

在重庆直辖市的庞大车队方阵中,像尹家绪的民族英雄还有很多,尹明善、靖波、陈永强、左宗申、付中秋……

他们都是我们伟大民族复兴中的真正英雄!

第二篇 重庆:一个政策化成国色天香 第四章 赤子情怀

<h3>10.世界级难题</h3>

伟大的三峡移民既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同时又是一次当代爱国主义伟大行动的重大事件。重庆人民在三峡大移民中所作的特殊贡献,无疑是一页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壮丽诗篇。

百万三峡移民,对重庆人民是一次伟大的考验。这其中,重庆上上下下所有干部和群众为之奉献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令天地动容。

今天的移民,移的不是单单一个个活脱脱的人。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火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愫……

三峡百万移民因此被称之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完全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逾越百万移民的难题。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此日,他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译“世界级难题”的行动也全面拉开了战幕。

外界也许谁都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到21世纪的若干年以后仍然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欣幸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百万移民总数的80%以上),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沉重的市。

真正的“百万三峡大移民”时代,是从重庆直辖市建立后开始的,它因此成为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重庆市领导交办的四件大事之首!百万移民,重庆占了85.5%,总人数达103万;同时还涉及862平方千米面积的淹没区域中的16个区县273个乡镇1424个村5483个生产组和淹没两座城市、7座县城、101个集镇及1397家企业,还有一大批港口、公路、桥梁、水电站及沿江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物。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成败与否,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关键在重庆。百万移民,古今中外,前所未有。这就是新直辖市面临的第一项大任务:一个全球注目的“世界级难题”。

难在情上。

有一首歌中这么说,“谁不说咱家乡好”。确实,我们中国人是个特别看重家的民族,而且尤其注重尊重“祖上”,怀恋故土。即使是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也会非常非常地看重“叶落归根”。更何况普通人家,庶民百姓。

无论是三峡移民,还是其他移民,只要是个移民,第一面临的就是必须告别故土,告别原有的家园。而这恰恰是中国百姓最为看重的,他们从一懂事就承受叶落归根的告诫,甚至可以不惜生命的代价为保卫和固守家园和故土而战斗到底。

三峡移民工作首先遇到的就是劝说移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故土。不知情的人,有个普遍的认为,三峡地区穷,让百姓搬迁不会是难题。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属于三峡库区的移民们居住的地方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地方。三峡水库与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以江建库,即以长江本身为基础,在宜昌三斗坪处建高坝后,利用宜昌至重庆间的630多公里的江段进行蓄水,使长江在这一段形成一个巨大的高水位库肚,实现“下可发电防洪,上可航行泄洪”之目的。库区的移民,便是在这江段蓄水后所造成的淹没区内居住着的人们。

三峡大坝建起,沿江被淹之地几乎无一不是那些过去临江的最好地段和最肥沃的滩地与坝子。移民们无法接受与过去那些“不耕也能自然熟”的家园相比的现实。

但,搬是不可更改的。难题于是出现了——

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云阳县普安乡的移民站副站长汪学才向我举了他所在村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家的那个村叫姚坪,是三峡库区几千个村落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饱暖即安的生活,世世代代与世无争。但三峡工程打破了这种宁静,上级要求全村的人舍掉过去熟耕熟作的土地,搬上175米淹没线之上的山坡。老汪告诉我,他们姚坪村过去基本都居住在水淹线以下,而且所有可耕种的田地也都在这个位置。三峡移民政策下来后,村上的人所面临的就是彻底告别原来的生活地,退到后岸的山头上。那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个坡陡的乱石山岗。村民们就跟干部们嚷嚷起来了,说我们愿意响应国家的号召,可在乱山岗上咋生活?咋盖房?咋种地?啥子都没有嘛!

干部能有天大的本事在乱石岗上重新给村民们建一个以往同样的家园?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但办法还得想,而且国家搞的移民试点经验也借来了,那就是在这个陡坡上开垦出可以盖房安家和种植收获的地来。谁来开垦荒山?不用说,还是动员村民们自己来干。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国家的政策一下来,干部们一动员,大家就动了起来:各家各户每人每月出8个工作日的劳动力,而且有规定:谁家完成不了的每个工日交5元钱罚款。峡江一带是农民南下打工最多的地方,剩下的家里人净是老的老,少的少,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啥法子?继续动员呗!于是像汪学才这样的村干部就得一家一户地去做工作。做工作也不一定有人理会你呀!干部们只好自己带头行动,从我做起。再找自己的亲戚带头,亲戚再找亲戚带头,就这么着一户带一户,个别“钉子户”只好就由干部们舍去汗水和劳力帮着完成任务。

“这回工作难度可就大了!”汪学才向我介绍说,在本土本地,搬个家园就非常有难度,让乡亲们离开故土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情上的问题就困难得多。本来嘛,江津也在重庆市区域内,不算远,而且那儿的条件要比云阳好得多,可移民们舍不得生活惯了的故土。

为了让移民们顺利地搬迁,老汪说,他们先是到江津选一块好地方,可以盖房种地。每家每户的房子盖得尽量要比过去的好些、宽敞些。可移民们的要求更高,开始让他们派代表去选地看样板房,大家是满意的。后来房子盖好了,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去的家门前有路有水,可现在的路在屋后,水也见不着,我们不习惯。老汪他们只好再同当地商量,改道劈水。有的移民啥都满意,突然提出自己原来的家门前有排树林,夏可乘凉冬可挡风,希望在新的家园前也能有一片树林,否则就不搬。老汪他们又再折腾回到江津,一户一户地按照移民们的要求给设计。

这么着,前前后后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当老汪第17次带领移民们前去新家园参观时,大家方才点头露笑容,说:这跟咱云阳的家一样,该有的都有了,云阳老家没有的,这里也有了,我们搬!

“移民们对家乡的留恋和感情,有时你工作做得再细也是无法照顾和想象得出的。”老汪在这方面的体会再深切不过。

前年,他接受的任务是安排1300名移民到江西落户。有人一听到江西,就嚷嚷起来:咱是三峡人,过去算四川的,现在算重庆人。不管四川还是重庆,都比江西强。让我们离开三峡老家到个差地方安家,我们不同意。老汪说,江西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比四川、重庆差,四川、重庆有的地方怕还不如陕西、甘肃呢!后来老汪等人逐一做工作,动员移民代表到江西安迁地实地参观。移民们看后喜形于色地说:想不到江西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于是最后有1144人主动到了江西落户。

巫山洋河村的村支书郑昌省遇到的村民们不舍故土恋家园的事比汪学才的更有趣。老郑今年不到50岁,论“官”职也是全库区最低的一级,可他的名气在三峡库区甚至不比重庆市市长的影响小。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老郑现在是“省长”。

我在北京采访出发前就知道他是“省长”,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郑憨憨一笑:“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省’字,在做村里移民工作时我们最早,属于提前搬迁,所以村民们说我是操的省长的心,日久天长,大伙儿干脆叫我‘省长’了。开始有些嘲讽的味道,后来乡亲们从提前搬迁中尝到了甜头,大伙儿再叫我‘省长’时,更多的是一种亲切和希望……”

老郑所在的洋河村处在一块草肥羊壮的坝子上,三峡水库蓄水后得淹掉大半个村子的好地。乡亲们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为了让乡亲们日后能过上好日子,老郑跑遍了村头村尾,左看右看,最后看中了村头的一大片坟地。那坟地地处淹没线之上,“风水”不错,一旦三峡水库建成后此地依山傍水,会有别样光景。老郑把村上的干部和村民代表叫到一起,商量着平坟地建新村的想法。

村里的干部群众几乎都要移民,大伙对“就地后靠”不离开故土当然很高兴,但对老郑提出的移坟建房有些想法,主要是动坟谁都可能不干。

果不其然,决定一下来,村民们就闹了起来:“建三峡工程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支持,也甘当移民。可不能失了家园还要掘老祖宗的坟啊!”

有人甚至扬言,说谁敢动他们祖上的坟,就先砸了他的脑壳!这话显然是对着村支书老郑说的。

有人则放言说迁坟盖房这事成不了,因为村上的人都知道他老郑家兄弟姐妹都是孝子孝女。大伙儿一听明白了:老郑家先世的父母的坟也都在那片坟地上,现在只是老郑“积极”,可他还有六个姐妹兄弟就未必都像他一样“连老祖宗都不要了呀”!

全村的移民们暗暗瞅着老郑自家的这一关能不能过哩!

“来,我在这里向兄弟姐妹们先敬一杯:希望你们多支持我的工作,也让养育我们的父母能有个更好的地方安息……”一日,老郑让儿子将自己的六个兄弟姐妹叫到家,然后备了桌酒席。他开门见山举杯说道。

“哥,你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啥事我们都依着你,这你心里特清楚。三峡移民我们也不难为政府,但搬坟的事我们没法同意。你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父母才过世几年,两位老人家入土后的魂灵还没安顿下来,你要动他们的土,我们不答应。”最小的两个弟妹首先站起来反对,于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谁也没动一下筷子。

当大哥的老郑找不到一句管用的话可以对兄弟姐妹们说的时候,那只端起酒杯的手颤动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下了。他知道兄弟姐妹们对亡父亡母的感情,所以最后只得掉泪下跪在兄弟姐妹们面前:“……好兄弟好姐妹们,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可你们想想,三峡水库马上就要建成,父母的坟地是早晚要搬迁的,总不能以后让老人家的坟泡在水里呀!那才叫真正的不孝。再说,坟地不搬,大伙儿就不能重新安个好家,亡父亡母真有灵的话也不会安宁的是不是?你们看在我大哥的面上,我一定挑块更好的风水让我们的父母,让全村的祖先们安息,啊?我当哥的就求你们这一回了!”

老郑一边抹泪一边向兄弟姐妹们磕头……

兄弟姐妹们说啥好呢?一个个抱头痛哭了一场。但他们无法接受亲自动手去给自己的父母刨坟。于是老郑只好请了几个外地民工,自己和他们一镐一锹地将父母的坟墓掘开,然后再搬迁到一块新坟地。

这一幕,乡亲们全都看在眼里了。后来老郑动员大伙儿搬坟时,多数人配合得非常好,可也有人家死活不干的,甚至只要见老郑上门就张口大骂,说你们当干部的让我们搬家挪窝已经够损的了,还要掘墓挖祖坟,天地不容!

无奈老郑只好苦口婆心地一次次做工作。别人骂,他默默听着,别人骂渴了,他端上一碗水;别人骂累了,他再跟人家掏心窝窝话。直说得人家不能不点头称是。

那就搬吧?!

搬,可以答应你,但我们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说,让埋在地里的人再挪动迁移,是不孝的事。你支书得为我们祖上的人穿丧戴孝,否则我们就不搬!

老郑闷了一口气,知道只有这样了。为了三峡工程,为了完成百万移民,我老郑就当全村那些先亡的老祖宗们的孝子吧!

于是,村上每起一口棺材,老郑就按照当地的风俗,全身上下穿孝披麻,一路护送灵柩到新的安葬地入土。然后双腿跪下,磕上三个响头……

乡亲们就在老郑的这般虔诚和真情下,心理得到了平衡,搬迁和建新村的工作因此顺利开展起来。

经过一个秋冬,整整齐齐的移民新村矗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就像外国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城堡”一样漂亮。

洋河村的村民们不仅家家户户有这样一块光荣的“三峡移民”石匾,而且他们在郑昌省的领导下,利用提前搬迁几年的时间,在别人仍在为苦别故土挥泪时,便已经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

难在理上。

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理的。百万三峡移民更是如此。

但有时候,怕就怕讲理了。比如说早先的三峡移民条例上明文规定,那些表现不好,吃过官司坐过牢的人是不允许列入搬迁移民的名单中的。这让许多本不想搬迁到他乡的人感到不理解。噢,我好端端的良民一个,就是因为恋着自个儿的家乡不愿搬迁,你们干部一次次上门做工作,逼得我们非走不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的人倒好,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库区不走,这是哪门子的理呀?

没有人回答得出来。移民干部非常伤脑筋。

解释只有一种:国家考虑为了不让三峡移民给迁入地的政府和群众带来麻烦,所以作出了如此一条规定。

政府想得如此周到,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并非让做移民工作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干部群众满意。

迁出的三峡库区认为,既然承认当三峡移民是需要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国家利益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让普普通通的百姓作这种牺牲是可以的,而对那些曾经犯过事、对国家和人民欠过情与债的人就不能让他们也牺牲牺牲?

不想走的人盯着这一条问你们移民干部一百遍,你干部未必解释得通。既然解释不通,那么一句话:我也不迁。

犯过事的人也有理呀:好好,过去我是犯过事,做过坏事。可现在我出狱了呀!改造好了呀!是个普通公民不是?那为啥就不能让我们也为三峡建设贡献些力量?牺牲些可以牺牲的利益?别人不愿意搬迁,我们愿意呀!我们愿意做一名光荣的三峡移民呀!

三峡移民工作中就有这么多谁都有理的事,你说咋办?最后当然只能服从国家政策一个大道理。但具体的工作却难上加难了。

在巫山,我遇见了移民老张和老付,两人同在一个县,却不是一个乡。老张是第一期移民,第一期移民多数是“就地后靠”,即虽也属百万“三峡移民”之列,但仅是从淹没的老宅基地搬迁到了后山的坡上。当年干部动员老张家搬迁的时候,他大喊小叫着不愿搬,说是原来住在江边的土地如何如何地肥沃,家里的橙柑如何地丰产丰收。“后靠”的山坡虽然干部们通过努力帮助他盖起了比以前更大更好的房子,但老张心里总有怨气,因为除了认为自己新家没有老宅基的风水和耕地好外,主要还是看到像老付他们就没有搬迁。

当时没“后靠”的老付心头有点幸灾乐祸,见了老张总是拿他寻开心说一声:“老张啊,你可是三峡移民的先锋啊!”谁知这话说了不到两三年,这回老付家被列入了外迁移民,而且一迁就迁到了安徽。于是老付大喊小叫自己“亏”了:凭什么老张他们可以“就地后靠”,我非得背井离乡到安徽?干部做工作,说为了保护以后的三峡环境,国家政策作了调整,加上库区没有那么多耕地,外迁可以使你们比较快地实现致富。当然,还要想到我们是三峡人民,要为三峡工程建设作贡献。老付到安徽一看,确实不错,干部们没骗自己,瞧房子是新的,地也比老家的多,以后发展肯定有潜力,于是痛快地同意了外迁。

老付跟老张的攀比算是有了个明确的结果。

突然有一天,老付碰上了本县另一位老相识老章。一问,说人家老章也是这一年的外迁移民,不过去的不是安徽,是广东。

广东那地方好啊,人家真把咱当做亲人看待,地给的是最好的,房子盖的一律是新洋房,有水有电还有卫星电视……哈哈,一句话:老子值了!

老付不信,悄悄自己掏钱走了趟老章他们外迁的点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气呆了:人家广东这边就是比安徽那边强嘛!

一样是移民,一样是外迁移民,干啥安排我们非要到安徽,别人他们凭什么到有小洋房住的广东,听说到上海、江苏和山东的也能住小洋房?老付回来后便找到了移民干部问究竟。

老付说完上面的话,还留下一句更尖刻的话:我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好公民,三峡移民中的积极分子呀!从鼓励角度你们也可以安排我们到广东或者上海等好地方去嘛!不会去广东、上海那边的移民中有你们干部的亲戚吧?

像老付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非理,平心而论,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自然要答复,而且要答复得令人家心服口服。

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该到什么地方的你还必须到那儿去。国家要安排百万移民,不可能绝对地同样自然条件、同样规格模式。广东、上海富裕,愿多拿出些钱为移民盖“小洋房”;安徽、湖北的政府和人民热心呀,他们派人来一对一、一帮一地为你发家致富送知识,送经验。只要再往细里深里长远里想一想,看一看,原来不管外迁到哪儿的移民们都得到了实惠和特别的关照。“后靠”的更不用说,你不用经历背井离乡的外迁遥途与不适,你可以在淹没期前的几年间就获得那些闲置地的双倍甚至几倍的收成,你还可以享受以后三峡建成后的源源不断的好处……

理,有大的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就看你从哪个出发点寻思了。

移民们能不寻思嘛!他们天天在寻思,每一次寻思就想出一大堆理来。三峡移民工作就是在这千寻万思中不断解决问题,又在不断解决问题后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着。

最难最难的是政府。

在三峡库区,我们到处可见“舍小家顾大家,愿为三峡作贡献”这样的口号。这里的“大家”自然指的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听惯了国家这个词,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庄严的代名词,是幸福和兴邦的希望,是胜利走向胜利的目标。

但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国家也是有人支撑的一个机构和一个群体组织,它只是由无数个百姓的“小家”组成的“大家”而已。俗话说,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在三峡移民问题上,“大家”其实绝不比百万移民的“小家”难事少。

三峡移民最难最难的是国家和政府。

先说说为啥一项谁都知道利大于弊的工程要拖了几十年才兴建?

第一,当然是国力问题。

然而国力问题是惟一的吗?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也照样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几任国家当家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但他最终还是在长叹声中不得不放弃这“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只有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只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照样不可能动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象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过去的50年间证明,凡一次重大的工程移民,几乎都留下了擦不完屁股的烂事,忧白了多少民政干部和领导人的头发!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少移民就是好?!

绝对不见得。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区容量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得高高的。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

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像牲口一样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于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的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原先老百姓们耕种的最好的土地,大片的沃土在此间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是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

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面积应该能够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面积和实种耕地之间是需要一个时间问题,即一块山岗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就在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尚在一遍又一遍地无尽地论证时,试验在“后靠”的山岗上开垦种植柑橘的战斗早已拉开——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危机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时不多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的风暴突然把三峡移民的“柑橘致富梦”吹得一干二净:土生土长的柑橘哪能打得过洋货洋果?就连本国本省的水果也可以将屈原老先生千年传下的柑橘打得稀里哗啦,一分钱不值!

移民们哭了。国家更在哽咽。

办法还得重新想。

于是,新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有了这样十分醒目的内容:“农村移民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基础,通过开发可利用的土地,改造中低产田地,建设稳产高产粮田和经济园林,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渠道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是啊,“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好办,问题是三峡库区真正有条件办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地方实在不多。至于其他诸如“可利用土地”、“稳产高产粮田”等等都不易有嘛!

即使上面的都有,田有,地有,乡镇企业也有了,二产三产也有了,突然有人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三峡库区不能再走过去一些水库的老路,千万不能让这一伟大工程和伟大的水库成为一个“大粪池”,保护环境是三峡水库和大坝的根本。

好嘛,国人的环境意识都加强了,好事一桩!可百万移民都“后靠”到山上去了,三峡水库必定带来生态的严重后果!

国家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解决未来三峡水库环境问题,总理一出手就是几十个亿人民币!但这还是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库区百万移民问题。

“就地后靠”便成了问题中的突出问题。专家们的尖锐意见,就差没当面指着国家领导人的鼻子说话。连国外的好友和敌人也跟着对此问题大加评论,比讨论自己家的事还起劲。

迁!迁出库区!国家经过反复论证和思考,决定二期甚至三期的移民尽可能地外迁到他乡。

开始是在本县本市本省解决,后来本县本市本省也不好解决了,就决定迁移到其他省去。

选哪个省?自然首先想到了人口少土地多自然条件还比较好的黑龙江和新疆。

组织外迁移民吧!于是经过千动员万动员,总算组成了首批赴新疆的移民约2000余人,去黑龙江的也有几千人。

“新疆是个好地方,满地的葡萄香又香,还有那姑娘美如花……”巫山等地的2000多三峡移民,怀着美好的向往不远万里,到了新疆。果然不错,因为他们到的时候是8月份,正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姑娘也确实美。移民们感到特别的新鲜,看惯了峡江的水和山,再看看新疆的天和云,真的让移民们心都开花了:那天真蓝真蓝,那云白得像女人的酥胸……有人写信回来这么说。

可是,这2000余人在不到第二年的开春时节,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回到了库区。怎么回事?不是好好的嘛!咋都回来了?

龟儿子,啥好嘛!回来的移民们拍着身上的寒气,说:那不是我们南方人待的地方!冷得出门撒尿都成冰棍了不说,我们一年四季干惯了活哪有闲得着的时间。可新疆倒好,一整个秋冬全都窝在炕上连个家门都不出,那日子老子没法过!

原来如此。

黑龙江方面情况基本一样。

试点外省市(区)的三峡移民“全军覆没”。

怎么办?往哪儿迁移才能“走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国家面前又出现了难题。

既然三峡工程是有利于全国人民的事,理当由那些因三峡工程而得益的长江中下游省市在安置三峡移民方面作贡献。对,长江中下游省市又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安置一定数量的移民应该不成问题。三峡移民到了那些地方日后发展和稳定相对都会好多了!

这个方案可行!中央领导圈定此举为上策。

这么着,列出了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四川还包括重庆市未淹没区这些自然条件相对好、经济比较发达的,且以后能在三峡建成后得益多的11个省市,安置三峡外迁移民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发出了对口省市向三峡库区支援建设的通知。

后者收获多多,各省市特别是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省,财大气粗,友谊情深,大量资金无偿给了三峡人民。今天我们到库区去走一走,你所看到的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上面这些兄弟省市人民支援的。至2005年底,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的资金上百亿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情谊。

<h3>11.城市举迁烽火</h3>

如果不深入三峡库区,就不会知道真正的移民工作重点在哪儿。如果到了库区走一走,才知道移民的最大战役是在那些城镇的搬迁过程中。

据统计,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县(市)城13个,建制镇或者场镇114个。湖北的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和云阳县城基本全淹,还有涪陵、忠县和长寿县城大部分淹没,这就是说,以上县(市)城内的居民都是移民对象。过去的街道、码头、工矿企业、商店、学校和医院等一切城市基础设施将随之搬迁。

没有比这更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大搬迁了!我“三下三峡”,亲眼目睹了库区城市的搬迁与建设过程,那种场面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情不自禁的冲动。

那一天,与素有“中国诗城”之称的奉节县陈县长见面,正好是他刚刚从旧县城工地上赶回来的路上。当时的陈县长顾不得拍一拍身上的灰尘,颇为兴奋地指着身后如长龙般的车队对我说:“每天我们要派出200台大卡车,从旧县城向新县城搬迁。这已经搬迁3个月了!估计还得用个把月,才能把旧县城的人和物全部搬迁到新城。”

三四个月!每天200台大卡车!你见过这样的大搬迁吗?这不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战斗又是什么呢?

陈县长还告诉我一条数据: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新县城正在建设之中,居民们大部分仍住在旧城,每天从老县城接孩子们到新县城上课的车队就有50辆之多(学校先搬迁到了新县城)!

我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江边的小县城,一条在山体岩壁上盘旋着的公路上,要进行如此规模的如此长久的大搬迁,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大战役?而作为战役指挥者的陈县长他们所要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又是怎样的呢?

三峡移民的几十个城市,114个镇(场),在几年中天天进行着这样的大搬迁!你我去那种地方当一回县长市长镇长试一试看看,敢吗?

三峡移民战斗中,我们的各级领导与干部们,押上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

在三峡库区,几乎所有被淹的城镇,都是历史名城名镇,也就是说都是老祖宗们传下的宝贝疙瘩。怎么个搬?怎么个建?一句话:动一动,就是个怎么了得!

城市的迁移,决定着三峡库区的未来。每一个方案,每一个部署,都将影响子孙万代。科学的决策便显得至高无上。

开县的被淹可以说是“飞来横祸”。它距长江70多公里,许多当地的百姓,一辈子连长江是啥样都不知道,可三峡工程却使他们成了移民,干部们告诉大伙说是以后的三峡水库的大水要把这儿的房子和田地全淹没。这不是“飞来横祸”是什么?

开县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刘伯承的老家。这是一个“六山三丘一分坝”的特殊地区。在开县全境,即使登高远望,也见不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开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一年,是个距今1780多年的老县。现有人口140余万,人称“中国第一县”。此地虽山高路深,却是物产丰富、矿藏遍地的聚宝盆。县境内有个储量500亿吨的特大型天然气田。开县的柑橘年产在三峡库区名列第一,年产量达6万吨以上。素有“金开县”之称。

在三峡库区,那些依长江而居、吃长江水而生的人,此次因兴建三峡水库搬迁,情在理中。可开县人有些感情上不好接受:他们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偏偏回灌而进的长江水,将淹掉他们开县的面积高达85%以上,受淹的人口12万人,接近三峡湖北库区的全部被淹人口。

当三峡工程“175米方案”传出后,“金开县”的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沉没在欲哭无泪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建三峡水库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必须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自产自足、年年丰裕的开县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恰恰现在要为长江而作出牺牲,而且这种牺牲几乎是“金开县”的全部代价——其实就是全部代价了,被淹的85%的地方都是开县原先最好的坝地和山丘,剩余的15%的地方都是高地荒山,是不可植种之地,更非适合人畜居住。而沿长江的其他被淹县市,一般都是“一条线”式的淹没,呈现梯级状态。开县则不然,它的淹没区呈一个巨大的葫芦体,一旦三峡水库蓄水,淹没将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淹没。开县领导算过一个账:县城和10个镇(场)全迁,按开县自身的建筑施工能力,需要35年才能完成。如果引进一支3000人的建筑施工队伍,在资金保证的前提下也得需要19年。作为纯粹的回灌被淹区,开县的损失还有一个最让人有苦说不出的隐性问题:由于地处水库回水末端,随着三峡电站的蓄水与放水所形成的涨落,如此每年30多米的“涨落”而造成的被淹区时裸时泡,必然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

开县吃足暗亏。他们在高喊“支持三峡建设”的同时,心头裂开着一个血口。也许正是因为开县远离长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淹没大县和移民大县,却很少能见到高层领导巡视,相反那些淹没不算很大,而因在三峡名胜之地却不断有领导光顾……

开县人默默地承受着、期待着。

终于有一天,他们盼来了中央领导,盼来了能够表达心里话的机会。

“正是不到开县看一看,就不知道三峡移民有多难啊!”全国政协副主席、“老水利”钱正英面对开县风景如画的秀山丰田,感慨不已。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看了开县的坝子,听了县领导的汇报,又深入到被淹农民家里,然后站在大片大片挂果飘香的坝子面前,久久不语。末了,他深情地说:来开县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县为三峡工程要牺牲那么大,二是没想到开县这么繁荣。

三峡整个库区都难寻像开县那么好的坝子,淹没了太可惜!郭树言立即指令随同一起到开县的三峡建委移民局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马上着手对开县淹没和移民情况重新作调查研究,以供国家最高层正确决策。

一场尽全力保护“金开县”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三峡大战中悄然拉开序幕。

同年10月,当郭树言再次来到开县视察时,随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便带来了《小江大防护工程规划设计报告》。这个《报告》是建议在长江支流的小江下游云阳县的高阳镇修建“小江水利枢纽”,从而实现将三峡库水拒在开县门外,用电排抽小江水于三峡库内的“保开县”之目标。这个方案被开县人称之为“大防护”。

“谁说我们开县没人管?‘大防护’就是中央对我们开县最大的关心和重视!”开县人感激万分。但这并不能打消他们继续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念头,他们为了保护好美丽的家园,力求争取得到更加完善的方案……

机会来了。1995年10月底到11月初,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小江防护工程规划”专家级评审会。历时4天会议上,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代表专家评审组表示:《报告》仍需继续研究。

会后的第七天,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副总理邹家华便亲自来到小江坝址考察。

“开县的同志来了没有?”李鹏问。

开县书记、县长赶紧报告:“来了。总理!”

李鹏点点头,关切地问:“你们对‘大防护’方案有什么意见?”

开县张书记先发言。他没有直接回答总理的提问,而是说:“报告总理,我们认为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是解决开县移民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已,我们认为还有其他方案。”

李鹏转头朝邹家华副总理笑笑,又饶有兴趣地问开县的同志:“你们快把其他方案说说。”

开县正副县长就赶紧将开县的地图铺开,然后在总理面前一番陈词: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大防护,固然是有可取之处,但我们开县被淹的面积中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坝子,如果也能用筑坝的方法加以保护起来,这样对我们开县移民和未来建设将有极大好处。

听完介绍,李鹏总理频频点头后,陷入了思考。“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时,总理站起身,分别与开县的几位领导握手,然后对邹家华副总理说:“他们的想法有道理,我看对开县的问题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才对啊!”

次年12月17日至21日,决定开县的三峡移民问题和未来建设命运的会议再次召开。争议仍在“大防护”与“小防护”之间展开。开县出席的是县长刘本荣,这位肩负140万人民重托的县长声情并茂,慷慨激昂,他的倾向性意见得到了专家们的首肯和赞同。最后专家组认定:从开县实际出发和科学的、长远的角度考虑,建议仍采用以移民为主与“小防护”并举的方案来处理开县的问题,以达到尽量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和减少耕地被淹之目的。

历时五年的“开县悬念”,就这样被化解了,那是一个符合科学和符合开县人民根本利益的方案。经过运用小防护的方案,开县最富沃的17块坝子全部保了下来。县城和赵家、安镇、铺溪、厚坝四个移民集镇整体搬迁……

从1998年开始,开县投入了紧张的城镇搬迁和大规模的移民工作。他们并没有忘记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关怀,在一边依靠政策及时合理和科学地安排好移民与搬迁的同时,积极培育未来开县140多万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新天地,先后组织了30余万非三峡移民的南下“务工大军”。今天我们来到三峡库区,看到的开县移民新村新城里为什么比别的地方楼房更多,道路更宽,生活更富裕?原来就是这支30余万人的“南下务工大军”每年挣回的几亿几十亿人民币在起作用……

开县人从来目光远大,高人一筹。在三峡移民的举世战役中,他们又一次显示了非凡魅力。

奉节是三峡库区又一个全淹县城。奉节的淹没,对文化人来说,是个极其痛苦的事情。

小小奉节县城,那是产生和积淀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宝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背吟李白的这一千古绝唱。“白帝城”就在奉节,奉节因此还有“诗城”之称。除李白之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陆游、苏东坡……都在此地留下了佳句。

“刘备兵败托孤”、“诸葛八阵抵敌”的一个个历史典故与传说,无不向人昭示着奉节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和沉甸甸的历史沧桑感。瞿塘悬棺的神秘、锁江铁柱的风烟、举世无双的天坑地缝,还有令鬼哭神泣的黄金洞、孟良梯……奉节的天造美景与奇观,留给中华民族的不仅仅是自然遗产,更多的是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精神遗产。

“诗城”奉节要搬迁了!

新县城在哪儿?还在美丽的长江边上?千古不朽的“白帝城”怎么办?“诗城”就这样“蒸发”了?103万奉节人民期待着答案出现。

于是,新县城选址成为奉节拉开移民战役的首场决战,且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和这座有2300多年历史名城的未来。

“诗城”是浪漫的,但建设一座什么样的新“诗城”则是实实在在的基础工程,浪漫在这中间退至后位,可没有浪漫的设想则显然首先就是一个失败。

奉节人为寻找一个理想的新县城地址而苦苦奋争了十余年。因为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绿皮书”告示:奉节在兴建三峡工程中,全县被未来上涨的库水淹没的有17个乡镇97个村;县城属于全淹;与县城遥遥相望的白帝城将成为一座水中孤岛。

老城没了,新城该建何处?去过奉节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奉节老县城紧贴长江,两岸尽是高山峡谷,无论逆江而上,还是顺水行舟,见不着哪儿还有一块比现在的奉节县城更平坦的贴江之地!更何况,新县城必须建在未来水库175米水位之上。

奉节县的领导们把未来新县城的选择权交给了103万全县人民。民意的结果是:新县城应该“不脱离长江,不脱离历史文化背景,不脱离白帝城风景区”。这“三不脱离”代表了奉节的全部历史和优势,人民的意愿一点也没有错。

但何处寻找这“三不脱离”呢?已经有几届县领导为此伤透了脑筋。

说起来,最早的那年应该要从1984年算起,在当时的四川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牵头下,奉节县开始了第一轮的新县城选址。经过一番马拉松式的考察论证,最后提出了三个地址:一是老县城上游的安坪一带,二是老县城后面的莲花池,三是近靠白帝庙的宝塔坪。

“安坪离老城太远,那儿的话我们肯定不愿搬!”县领导坚决否决了第一方案。

“莲花池也不行,虽然那儿是属于老县城的就近后靠,可把县城建在离长江的海拔面太高,以后我们吃水难,出门的路也难走。莲花池不合适,我们不去!”第二个方案老百姓不干。

“宝塔坪看起来是好,可那儿地形峭陡,地质结构复杂,滑坡多,不利于在这样的地方建城市。这个方案我们不同意。再说白帝庙都要给库水围了,你们新县城再选那儿没有什么理由。”第三个方案被负责整个库区城市建设规划的权威部门长江水利委员会否定了。

“这么说咱奉节新县城要建天上啦?”有人开玩笑说。

建在天上是不可能的,但奉节新县城到底建在哪儿更合适真是成了比上天还难的事。“长江委”后来又提出在“朱衣”的地方,立即被奉节人否定了,原因还是“离老县城”太远,离白帝庙太远,离长江太远。

如此主观愿望的“三不离”和客观上的“三离”打了六七年的架,最后奉节人和有决定权的“长江委”总算有了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新城建在宝塔坪一带。这个方案的决定与全国人大将要通过《三峡工程建设决议》有关,否则有人估计还要“拉锯”十年八年。

1993年12月8日,奉节人在得到省建委的批文之后,立即投入了新城的正式建设。奉节人急啊,如不把新县城建好,一旦长江蓄水,整个老县城将淹入水中,那时几十万人上哪儿去?上山?山上咋个吃,咋个睡?还是背井离乡搬到别人的地盘?那奉节还有没有了?即使后人答应,祖宗答应吗?

干哪!大干快上,早日建设起新城,奉节就会在整个三峡移民建设中不落伍!

然而,奉节人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地在宝塔坪建设之时,有一天“长江委”的总地质师崔政权率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又一次来到奉节。他们在宝塔坪一带转悠了十余天,直转得奉节人心里发毛。最后果真事又来了——

“我们现在正式告诉你们:把新县城建在宝塔坪是绝对的错误,至少新县城的中心不能是宝塔坪!原因只有一个:这里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都不具备。这是不可改变的铁的事实。”

“这这……你们早些为什么不说呀?”奉节人一听就愣了,本来就穷得靠勒紧裤腰带开工建设新县城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白白扔进长江的几千万元建设费的现实……

“早?们早在几年前就提醒过你们,可你们听得进我们的一句话吗?”“长江委”的人也有一肚子的气。

此时已是1995年初秋,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也有一年多了,全库区恐怕惟有奉节人还在犹豫新县城的建设选址的事,能不急吗?

事情闹到了省里和中央。

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亲自坐镇奉节,以便了却这件火烧眉毛的要事。

“朱衣”的方案还是比较合适。“长江委”再次推出几年前他们的意见。

“奉节的同志,你们的意见呢?”领导问。

“朱衣还是远了……”奉节人始终不松口,但态度远比以前软得多。

“走,我们还是到现场看一看,然后再听听百姓们是怎么个意见。三峡建设是个百年大计的事,县城建在哪,怎么个建法,既要注意科学,又要考虑百姓的利益,所以更要从实际出发,从长远出发。”领导提议道。

又是一次从头到尾的认真考察调查,反复论证。最后,大家一起重新坐下来议定。“既然奉节的情况特殊,那么我们也不能死抱着陈旧的思维方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三峡库区的城市建设又是为了什么?因此建议大家要从这些着眼点来思考问题……”领导不愧高瞻远瞩,指点迷津。

在新的思路下,很快大家有了新的统一的认识:既然奉节地理特殊,情况特殊,那么新城的建设不一定非要找块找不到的集中地,那就根据可能,将奉节新县城建在一个既满足奉节人所希望的“三不脱离”范围上,又能不影响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符合科学和长远发展的地质条件好的地段。于是,从地质条件好的朱衣——连离老县城最近的莲花池——接已经建设一定规模的宝塔坪的“三点一线”的新奉节城思路,便这样被确定下来。呜呼,这是一个“长江委”,奉节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谢谢领导的英明决策!”喜从悲来的奉节人紧握北京来的领导之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悬在奉节人心头十余年的新城建设方案终于可以使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了。1997年3月1日,作为奉节主城区的三马山小区正式动工兴建。此时,距三峡工程大江一期截流仅为8个月,奉节人自知比库区兄弟县晚了几年的城建,但他们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奋起直追。

2002年夏,当我来到奉节时,已经看到那犹如散落在长江边的珠子般的新城,延绵15公里,气势磅礴,独有一景,不由惊叹这奉节不愧是诗的故乡。那新城的独特韵味,首先是它的别具一格,其次仍是它的与众不同,那伴江延伸的城郭,与伴山嵌建的楼群和穿梭环绕在楼宇城郭间的条条崭新的马路,如此和谐地组合在滔滔扬子江边,这不正是未来三峡的魅力所在吗?

是的。“诗城”奉节依旧无与伦比。

在我离开奉节的那一天,从老城区倾城而出的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正欢天喜地地登上汽车,朝新城迁移。坐落在瞿塘峡之旁的白帝庙保护工程也正式启动,这里将是一座风景更迷人和超然的“泽国诗城”……

四年过去了。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今天的奉节新县城和那座“泽国诗城”已成为一个美丽的现实了,它们与百万三峡大移民的伟大壮举一起被载入史册而成为光辉的永恒。

三峡移民,是重庆直辖市的立市之本。重庆直辖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又为三峡百万移民提供了组织上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全方位推动。就像长江与嘉陵江两股江流汇聚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一样,那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曲高亢而优美的凯歌,它永远地写在了共和国的光辉史册上。

第二篇 重庆:一个政策化成国色天香 第五章 江山多娇

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有那么多山和水。山和水组成了重庆的骨骼。山是在地壳运动中崛起的饱受风尘摧残之后形成的身躯,水是在湍流中形成自己的性格和形体。重庆直辖市从成立那天起,就经历了一场场磨砺。

年轻的直辖市刚刚成立第二年的1998年,便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原本就被国有企业老化拖得迈不动腿的重庆经济陷入了更加困难的绝地。

1999年,元旦刚过的第四天,綦江彩虹桥的突然垮塌,40人的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使年轻的直辖市重庆蒙上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这种消极的影响力远比重庆人花费巨资在长江上修建十座大桥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城市之重负,人们常常难以想象。

2001年“五一”傍晚的一场大雨,使武隆县城北的74人瞬间葬身于泥石流之中……

2003年12月23日22时50分,重庆人又一次突然蒙难——川东北气矿一气井井喷!几小时之内,灾难波及4镇28个村庄!有毒的气体所到之处,人畜顷刻死亡……灾情震惊世界。后引来举国关注的10万人大转移事件,重庆人再次经受一场生死之劫!

2004年9月上旬的一场大雨,重庆23个区县遭受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尤其是重灾区的开县,200年未遇的一场席卷山民的灭顶之灾。此次洪灾,重庆共有451个乡镇563万人口受灾,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达20万,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74公顷、房屋损坏32万间,全市直接经济损失21亿元。

2006年夏,“火炉之城”的重庆不知咋的,气温从39℃,一直升至42℃、44.5℃。而且这种气温由开始的10天、20天,持续到99天。全市2100万人受灾,八百万人没有水喝。又是个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年。广袤的土地在燃烧,江河里的水越来越少,直到枯竭……重庆的干旱惊动了中南海,胡锦涛总书记半夜里批示,希望有关部门支援重庆抗旱;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策;国务院原总理李鹏得知家乡大旱,立即从稿费中寄出30万元给重庆修建一座“母亲水窑”。重庆的老领导贺国强、黄镇东、包叙定等也都通过各种途径送来捐款,表达对重庆大旱的关心与支持。9月5日,重庆的天空一阵“轰隆隆”的雷鸣,喜得全市百姓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冲到露天。“下雨啦!”“下雨啦——”山城像庆贺当年抗战胜利一样,许多人甚至高兴得哭了起来……

江城人真切地感受到水的重要、水的非凡,水与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城市的命运是何等的息息相关。

2007年春天刚临,重庆人发现,他们足边的长江与嘉陵江水又再一次节节退却,直到许多地方的河谷江底赤裸在眼皮底下……“江城”无水,让国务院不得不出面从嘉陵江上游放闸引水救重庆,这是多么的不幸和无奈!冬春之季江河枯竭,重庆少有!历史少有!

老天似乎总在有意考验着我们的年轻直辖市,就在我紧张地创作本书时的2007年4月24日,一辆重庆渝运公司的大客车坠入桥底,26条人命顷刻消失于我们的生活中……

特殊的地形,特殊的自然,特殊的城市,总有特殊的灾难和突发的事件。重庆的每一天都是在这样的考验和历练中成长。我们虽然不得而知这是否是上帝的专门安排,还是一个年轻直辖市必须所要走过的旅程。但有一点肯定:重庆人的承受力超过了任何一个城市,因为山城和江城逃脱不了这种自然和自然所诱发的人为带来的双重灾害。一个城市是否坚强,是否能逆境而进,靠运气是不行的,重庆人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总是在承受和抗争中经历着一切。

重庆,我因此给予它的一个定义是:它是一个极有性格的城市。是一个刚毅之城,一个不掉眼泪的城,一个只知在欢庆中喜悦而不知在悲痛中哭泣的城,一个从不在困难与灾害面前停止脚步的城。而这个城能够有如此伟大的胸怀与魄力,正是因为它是上帝造化的大江大山所铸成的每一寸热土,还有便是一种只有在这块热土上滋生出的精神力量——

<h3>12.永远的红岩</h3>

十年岁月,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来说,也许太短。十年重庆直辖留给世人所要说的话却特别地多。也许我们用百万文字来记录她的成长经历仍然不会满足普遍的某种愿望。但有一件事无论如何不能忘却,这就是重庆的“红岩”。

重庆的“红岩”,是由一部革命经典小说《红岩》派生出的“另一个重庆现象”。

“红岩”带给重庆的无形资产没人统计过,但在我看来至少超过一千个亿的价值,而用一千个亿的金钱打造出的一个城市形象,未必能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红岩”则不然,她让重庆这个城市所张扬的革命历史感与厚重感,随着岁月风雨扑打得越久,其价值越会翻倍增长,并且永无止境——只要我们的国家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和共产党人领导国家的执政形式不改变,那么“红岩”所能产生的价值将始终是箭头向上的势态。

一部小说,支撑着一个城市的精神形象。

一个工作人员的使命,影响和改变了一种传统资源的利用与传播,从而使这个城市之外的人们将这个城市最闪光的灵魂带进了心灵与生命之中。

这个影响和改变了一种传统资源的利用与传播的人,便是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弘扬“红岩精神”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叫厉华。

厉华他们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将以《红岩魂》为主要品牌内容的“红岩精神”组成系列精神产品。直辖十年来,红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学习者达3000多万(其中青少年占近三分之一),在全国300多个城市举办了《红岩魂》展览,观众达3500万;在全国40个城市进行了《红岩魂》巡演750场,作《红岩魂》报告900场,发行销售《红岩魂》书刊光碟资料5000万册。事业总收入超过1.5个亿。这样的业绩,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绝无仅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红岩精神”已被重庆人宣传到了全国的几乎每个角落、每个人的心中……

和平时期,经济社会里,将一种历史的革命精神宣传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程度,除了重庆人还有哪儿的人做到过?

厉华和“红岩”基地的同志们为直辖市所创造的价值,绝不亚于一个“重钢”、一个“太极”和一个“嘉陵”。

重庆人民推荐厉华同志当选“振兴重庆杰出贡献奖”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我知道,红岩不只是厉华一个人的,他仅仅是众多红岩精神的传播者之一。其实,重庆历届领导和所有重庆人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而在这众多的红岩精神传播者中,有一个人我无法忘却他——

他叫张鲁,一位英俊的电视文学艺术工作者,重庆人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7年2月8日下午,笔者终于在重庆的一个闹市区的宿舍楼里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鲁。

1987年3月11日,是张鲁不幸遇车祸致残的日子。这一天、这一年的张鲁才34岁。清晨,意气风发的张鲁正像往常一样,沿着公路在晨跑,突然被身后的一辆急驰而过的“小长安”车,拦腰猛烈地撞倒在路边,导致他下肢全瘫,从此失去了一个男人可以站着挥洒豪情的全部体能和全部生活……

之后的七年,张鲁没有出过一次门,像一具只知呼吸不知生命的活僵尸——那种孤独与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让张鲁全都饱尝了。

有一天,同事们来看他,说张鲁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你张鲁就不是个男人了!已经不知眼泪的张鲁,一听这话,顿时像断了肢的雄狮一样嚎哭起来:“我本来就早已不是个男人了!我不如死了算了!呜……”那断肠的哭声能让长江和嘉陵江倒流,能让大巴山和巫山倾塌。

哭过之后,张鲁笑了,说:那我就听你们的,出去看看我还能干什么。

同事告诉他:你是咱们重庆电视台的名编,有的是你可以干的事。

1994年的一天,张鲁第一次在致残后走出了家门——家门外的世界比他过去所看到的天要蓝得多、景也美得多。张鲁选择的第一件事是到距主城区百里外的江津山村看看孩子们——要强的他不习惯别人用滑竿抬着他走。“看着人家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抬着自己,从此我内心发誓: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管天不管地,可我张鲁必须经得起考验,要在意志上站立起来做人,做一个对得起同事们、对得起重庆百姓的人。”张鲁这样告诉我。

“20年来,我虽然天天坐在轮椅或坐在别人抬着的担架上,但我想自己仍然是个信仰和心仪行为上站着做事的人,是个力所能及为直辖市建设做一点点事的人。”张鲁用这样朴素的语言评说着他诗化的人生。

十几年来,张鲁一直是位依仗担架而站着的人。他用自己的全部爱和智慧,完成了一部部经典式的电视艺术作品,传播着这个时代里的文明与进步,他的五十多集电视片《跨世纪希望》,寄托的是重庆山村教育的希望;他的纪录片则是对故乡重庆的一片深情……他用电视的手段传播着自己的爱,点燃着所有重庆人对未来全部的希望与努力。张鲁在轮椅和担架上实现着人生的辉煌,大山深处的无数山村孩子因他而获得重新上学的机会,一个个“红小雨”和陈小梅在他的心雨下茁壮成长着……

“重庆是个大城市、大农村,重视城乡的统筹协调进步,是每一个重庆人都应当尽力去做的大事。我是一个残疾人,但这并不影响我力所能及地为这件事尽一份力量的心愿。”近几年的张鲁,心中一直想的是大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他在武隆运用电视影像教学片,给当地的农民们传播科学种田的知识,该县由此广泛开设的“农民培训资源站”就是经他一手策划和经营下搞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个平台。

已经走了19个国家贫困县的张鲁欣喜地告诉我:“现在我到下面去,看到山区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鲜艳的新衣服,家长们用的最多一句话是‘望子成龙’。千万别小看了农民们的这句话。他们有了‘望子成龙’的意识,农村下一代就有了希望。农民们自己有这种意识,是自觉的,远比政府下力气动员孩子念书重要得多。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们个个望子成龙,就会自觉自愿去做好计划生育,就会把地种好,就会争取丰收,就会把收入提高,然后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做有出息的人。如此长期下去,重庆的大农村还愁没有前途?”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能对今天的直辖市有如此的希望和信心,对那些能够站立着生活的人难道不是一种激励和鼓舞吗?难道不是红岩精神在今天的一种延伸吗?

文明火种需要传承,时代精神则需要赋予更新的内容。厉华和张鲁等无数重庆人以其不同的方式传承着红岩革命火种,正是新直辖市崛起和快速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动力可移山倒海,这动力可断江逆流,这动力同样可以助山峦更巍峨挺拔,使江河更汹涌澎湃……

<h3>13.黄葛树,美好家园的象征</h3>

我们已经说过重庆是个美丽的城市。它的美,来自于山和江的组合,天和地的交融,月和云的相伴,人与自然的共荣;我们已经说过重庆直辖市是个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组合,这组合既张扬着一种开放、时尚和显耀,又蕴涵着一种质朴、平凡和坚实……

重庆是历史和现实印刻在同一块山岩上的闪亮晶体,从不被风雨冲刷而淡然失色。

重庆是今天和未来映射在同一屏幕上的影像,你可触摸和感受生活的本质与色味。

重庆人告诉我,他们最喜欢的还是一种叫黄葛树的树木,并且自喻黄葛树就是他们的形象。只要你稍稍留神,你便可看到在主城的大街小巷的巨崖与青石阶上,那些郁郁葱葱的黄葛树,总是伸张着健美的肢体和茂盛的叶片,在向行人点头致意。还有在高山远江的沟壑与河岸头,那成片或单独栖息的黄葛树,也总是在仰望或等待着归子与风帆……

黄葛树是重庆的市树,据说是因为它具有重庆一样久远的历史年华,并且同时具有重庆人一样的品质与性格。它从不畏风霜雨雪,也不畏断壁绝崖,只要给一点点土壤,它就能生根发芽,用长出的根死死抓住每个缝隙,迎风昂首,不断演绎茁壮生命;它从不在乎富贵贫贱,只要有一丝雨露和养分,它就枝繁叶茂,满心欢喜地成长与繁衍,即使百岁老朽,或被雷劈火焚后,照常在不死的老根处重长新叶,重现新嫩;它不在乎别人是否精心呵护,也不用旁人高歌赞美,它只要你承认它的存在,便甘心情愿为辛苦劳作的你遮风挡雨——

黄葛树是有灵性的树,它联结着重庆的历史,巴人的烽火在残酷的秦楚铁骑下熄灭后,其不屈刚强的风骨是靠黄葛树传承至今的;黄葛树与长江和嘉陵江、乌江等所有大小川江溪流有情有意,船公与风帆遇险时,它总挺身而出,甘愿让纤绳紧绑在自己身上,以挡吃人吞舱的江浪;黄葛树与高山日月更是相依为命,孤独的山峦不见虎狼为伍时,只有黄葛树依然每天认认真真地在倾听大山诉说自己与风雨搏斗的所有伤心故事,而日月之间的无情比赛也只有黄葛树是最公正与坚守的裁判员。

当然,黄葛树最想把自己的生命品质和期待留给人类,于是重庆才有了昨天和今天。黄葛树在今天的重庆土地上,更加根深叶茂,是因为它亿万年来积聚的生命之气被当代重庆人民真正地吸纳并扩大了——这便是一个繁荣、和谐的新重庆、新巴国的社会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个城市的美好与繁荣,有时不仅仅在于马路是否更多、更宽了,而是要看这马路上的车与人流是否畅通与平安了。

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高不高,有时并不能只看立交桥和轻轨线上的车子开得多么疯狂,恰恰桥底下的绿荫草地是否繁茂和轻轨线旁的咖啡店的音乐是否优婉动听,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城市的时尚和文明如何,常常不是少女的裙子短了又短,和熟读英语的琅琅书声越来越多,而是老城边的那块刻着古人的碑文是否还看得清内容,和邻居与另一间写字楼的房门没有关时是否能平安无事。

GDP固然很能说明问题,别墅小洋房再欧式华丽,大桥高速再四通八达,自然空气和人际氧分的充足与清畅,则有时比政治、金钱、职业等所有指数,甚至更高贵和更重要。于是,我在抒写总结重庆直辖十年这个内容浩如烟海的命题作文的最后时刻,突然想到了黄葛树的意义。因为黄葛树在重庆这个大城市大农村组成的大直辖市的每一寸土地上如此繁茂众多,其原因只有一个:这里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太适宜它成长和繁衍了。

真实的重庆直辖十年的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呢?不是全市上下都在学习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四大任务”吗?毫无疑问,这“314”是重庆新阶段发展的总战略部署,必须重视再重视,落实再落实。然而我的关注点,则集中在一处:这就是重庆今天的人气。

一个人气旺盛的城市,必定是凝聚着巨大潜力的“增长极”!

一个人气直上的地方,必定像磁场一般地将周围牢牢吸引至自己身边,并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

一个人气和美的天地,必定属于那些有志有情有才有艺有心有意的天下人安家落户养子育女在此!

无论怎么叫,无论怎么称,所有今天的“增长极”,还是明天的“中心”,或者未来更现代化的“大直辖市”,将它们的一切长处与好处加起来,便是“家园”二字。

只有美好的家园,才属于吸引一切向往幸福、安宁生活的人类众生的因素与根本。

重庆直辖十年,归结为一点,可以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越来越对自己的家园热爱了,所有来过这儿的人都有一种想把自己的家园安顿在这片江拥着山、山抱着城的充满生机与希望之地的愿望。

这就足够了。

未来的中国亮点,属于重庆。

未来的最美好家园,属于重庆。

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潮流,如同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汇聚的千里川江那样气势磅礴、滚滚东流的扬子江水……

让我们一起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向共和国第四直辖市、向共和国的3002万重庆人民致敬,祝福他们像黄葛树那样永远生根茂盛在这片热土上,祝福他们再创新的更大辉煌!

第三篇 昆山无山却有“玉” 引子

200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题为《以开放打造中国百强之首》的文章,这篇由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写的“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显然是中国最高层对昆山经验的最具权威的总结。《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昆山初步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转变,由依靠外资带动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布局推进集约发展、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和谐进步的转变,由城市规模扩张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转变。昆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昆山之路”雄辩地说明,只要发展方式科学,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质量,工业化也可以有好生态,城市化同样可以实现城乡统筹。只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抢抓机遇,创造性地开拓发展思路,就能探索出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之路。

老实说,我还没有看到中央权威机构会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此全面肯定和高度定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央的结论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昆山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昆山现在的名气早已神州大地皆知,因为昆山是全国县(市)中的“百强之首”,这百强县(市)中,苏州现在的五个县级市一直处在前十名,而昆山则是多次雄居“百强之首”。不容易,很不容易,全国千百个县(市)谁都想争取名列百强,而昆山又处百强之首,且多次雄居这样的首位,也许除了昆山还没有哪个县(市)能达到如此水平。

我在苏州,我了解苏州几个县市之间的较劲。可以说从解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的暗的较劲——当然是你追我赶的向上的为国家争贡献的较劲。铆着劲比学赶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域之间的那种叫人看了都会感到激情澎湃的竞争,它使一个地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高昂的斗志下奋力拼搏追赶,也许这只有在苏州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看得到。为这,我感到骄傲,为自己是一个苏州人感到骄傲。

昆山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低乡”——我的老家把有好地、好收成的地方叫“高乡”,称那些薄田薄地的湖塘之地、十年九涝的地方为“低乡”。在我离开家乡之前,一个高乡的男囡假如找了一个低乡的女人做媳妇,即使这个媳妇百里挑一,这男囡也会在众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可见低乡人的地位之卑微。

我的出生地常熟处在高乡,所以我从小也沾了一点优越感:内心不怎么瞧得起“小昆山”(昆山比常熟小得多,无论是面积还是老县城,或者古代读书人的名声地位,昆山皆为小字辈)。而对于众多苏州人来讲,瞧不起昆山的最主要原因是它是“低乡”,由于地处低洼,十年九涝,产粮特差,所以叫它“小八子”——苏州诸县市中它排名第八位(过去苏州地区管辖八个县,后来江阴、无锡县划归无锡市了)——老小。

“小八子”现在了不得,不仅在苏州诸县市中昂首走在最前面,更在全国范围内比任何一个苏州兄弟都走在了前头,而且名声最响,经济总量也一直领先。

一个只有927平方公里面积、65万人口的区区小昆山,它有几项数字就连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领导看了都会瞪大眼睛:

昆山的人均生产总值是171061元(合23418美元),财政收入是202亿元。只有全国0.01%的土地面积,聚集了1.7%的外资和九分之一的台资,创造了2.4%的进出口总额。

昆山是个传奇,是个中国式的传奇。难怪中国领导人对昆山会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关注。

胡锦涛总书记有过多次与昆山市领导的正面的对话和交谈,每一次都带着特殊的厚爱夸奖昆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

江泽民在任总书记时也多次亲赴昆山视察,他与昆山的“交情”就更深了,因为他曾是“上海人”,上海人与昆山的感情是有着天然的地缘因素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到了七八十年代就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恋爱”关系。

邓小平同志去世得早了些,如果晚走几年的话,相信小平会对昆山的发展更加充满关注和厚爱,甚至会超出对深圳的那份感情。因为小平是在苏州提出的“小康”概念,又是在苏州提出“翻两番”的,又是他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他老人家如果在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高兴得把每年的春节休假从上海搬到昆山来的,因为昆山正是按照他所构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去实现全社会人民富裕和地区实力强大的。

昆山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强国梦的宏伟蓝图的实践地。

然而昆山的30年历程并不那么简单,昆山的经验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发展之路。

第三篇 昆山无山却有“玉” 第一章 与上海“攀亲恋爱”……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昆山在苏州的诸多富兄弟中,它是非常寒酸的,常熟、吴县,甚至连太仓这样的小邻居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很小的时候我去过昆山,我的父辈都称它是“低乡”,就是以湖泽为主的低洼地。它通常是十年九涝,即使种水稻也不会有大丰收。昆山的县城与我出生地的常熟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男人们讲:昆山的街,一泡尿就可以从头浇到尾。

旧昆山确实很穷很寒酸。

1980年,据苏州人讲,常熟、吴江的工业产值几乎是昆山的一两倍的水平,那个时候昆山还没有几家像样的乡镇企业。当时苏州、无锡城里已经有很多国营厂,同江阴、常熟、吴县、吴江和无锡县(当时江阴和无锡县还属于苏州管辖)的诸多社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联姻”,惟独穷昆山没人看得起。昆山人感到很压抑、很自悲。反正在昆山的眼里,苏州、无锡这样的城里人是不会将自家的“联营厂”搬到昆山的,搬到昆山就等于是泡汤——容易被大水淹了。

那时昆山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很不服气,他主政后就提出了昆山不能总当“小八子”(苏州当时下面有8个县),要当就当苏州的长子。有人私下里嘲讽蔡长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苏州城里“走”。蔡长林书记笑,说你们听说过哪家当“长子”的可以随随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独自去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蔡长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话给大家:我爱昆山,胜过爱我自己。在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班子里,蔡长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这样的人物来。

昆山会有这样的人吗?蔡长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县长吴克铨。“这人灵光!”蔡长林暗底里赞喜道。你看吴克铨,他满脑子都是昆山如何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一类的话题。

“苏州、无锡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阴和吴县他们把关系拉走了,我们再想挤进去费多大的劲也未必成功得了。做啥不把目光往东看?东边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苏州、无锡大几倍?只要跟上海攀上亲,我们小昆山还怕富不起来?”这是吴克铨的观点,县委常委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位副县长的如此高谈阔论。

“克铨,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但有人说我们小昆山跟上海攀亲,人家能看得上我们吗?你给大家摆摆你的龙门阵吧。”蔡长林在县常委会议上,希望吴克铨能把大家心头的疑虑解了。

“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地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情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这是优化组合,不能简单地看做我们与上海的攀亲就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这叫1+1,但1+1并不一定只能等于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说的这还仅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与上海攀亲结姻,发挥双方的优势,我们的攀亲联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绝不会是减法与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是有这份信心的!”吴克铨这番话像冷缸里扔进了一块沸铁,一下炸开了锅,常委们个个言论开了,都说吴克铨的话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上海人太聪明,跟上海人打交道,“乡下人”吃亏的总是多数。

“吃不吃亏,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诚信、真诚和有没有自己的优势,再者,上海人又不是天生优人一等,他们中还不是有许多人都是我们昆山籍人嘛!俗话说,亲不亲,同乡胜过门上钉,你只要铆上劲,哪有挂不上万两千斤的!我同意克铨的意见,我们除了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就得拿出点感情来投给上海人。小昆山要大发展,离不开上海这位老大哥。即使在攀亲过程中人家财大气粗一点,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得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关键一点是我们要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优势是一切合作的砝码,昆山该到了好好利用自己优势的时候了!”蔡长林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很有些昆山向外“扩张”的总动员令的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听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这样,不会感觉到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这样的“动员令”绝对是一曲非常激昂的战斗号令。尤其是在江苏和上海这两个苏南的富市强省之间,据我所知,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华东局撤销之后,江苏和上海这对亲兄弟之间并不太和睦,原因并不复杂,相互之间有些不协调,说白了就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上海是华东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盘小、劳力缺少,更缺少农副产品,因此曾经一直对靠近自己身边的江苏太仓、常熟等这几个富足的县感兴趣,期待有一天将这些地方划归为自己的地盘。江苏哪会同意把这两块“肥肉”割让?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事上结下的。这当然不能怪江苏人“小气”,想想看,区界、省界的划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谁敢轻易易主?为这,苏州人是很难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边的南京城会有看法;你离近邻的大上海太远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边的大门一关、一收紧,苏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历来如此,我小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两省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海和江苏早已亲如一家,关系密不可分,苏州和上海的关系更不用说。上海人把苏州这位小兄弟称作是“好兄弟”,苏州人真诚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苏州称上海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天堂,上海称苏州是自己的“后花园”和“露天银行”。

但完成这种关系的过程是复杂和微妙的。昆山人在建立苏州和上海这种“兄弟般”亲戚关系的过程中起着直接和率先的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昆山的吴克铨已经从班子的“配角”到了主角——1984年他是昆山的县长。按班子的分工,县长是主抓经济的,他的能量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加上书记蔡长林又是一个开拓型的党务领导,吴克铨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与上海攀亲是吴克铨“强大昆山”的战略的主要思路。

他上任县长后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上海纺织厂联营。选择纺织厂合作联营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说起纺织厂,不同时代的昆山人有不同的感受,这家当年在大跃进时代建起的纺织企业,曾经给没有工业的昆山人添了不少荣光。可是20年过去了,它的容貌和产量不曾有过丝毫的改观,到了改革开放年份的80年代初,这家国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它的惟一生命力就是靠税务部门免税来维持。纺织工业部的一位部长看过后长叹一声道:“走了全国那么多纺织厂,没想到在昆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家破烂的厂子,哪一天你们通过技术改造后,一定想法留一块旧厂车间,好作纺织工业的文物让后代人看看。”

昆山人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不是滋味,但现状就是如此。

作为县长的吴克铨心里更不是滋味。怎样来拯救纺织厂、振兴昆山,这是他上任初始想得最多的事。而且在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昆山要发展,路怎么走这是关键。

熟悉吴克铨的人知道,这位苏州吴江籍昆山人,在任昆山县长之前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基层干部没有的经历:他是50年代末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生,当时正值国家用人的时候,国家计委从中南财经大学要走了这位原先留校的高材生,北京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大楼里没呆几天,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来临,甘肃那边出了事,热血男儿吴克铨贴大字报强烈要求到最困难的甘肃去。“当时有十七级干部不肯去,我就报名了。”吴克铨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甘肃去参加“整风整社”的。组织上原讲他们那一批人等“整风整社”结束后就回北京,可等吴克铨完成任务后,中央下了一道“精简机构”的通知,吴克铨就这样被“精简”了,他选择回老家苏州。但他没能到苏州城里工作,因为“精简”下来的人需要服从组织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苏州最困难的昆山,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妻子孩子成为昆山人,从此没有离开过……

若干年后,上任县长的吴克铨重操旧业:计划(或者说谋划)——成为他当县长后最能显露的本领与独特才华。

“80年代初,苏州的整体形势非常好,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了。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苏南时曾经高度赞赏苏州‘无常江’现象,这‘无常江’是指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当时无锡、江阴都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无常江’的工农业产值已经超过20亿,而我们昆山非常可怜,才6个亿。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昆山光靠农业肯定永远掉在后面,必须有工业。但客观上昆山有个传统的问题,田多劳力少,工业一直没精力搞。二是昆山的农业产量不高,但农民的收入在全苏州不算低,经常处在第一、第二位,所以昆山人内心世界里不想搞工业。当时昆山人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产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蛮好,贡献更好。说贡献更好是因为我们昆山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卖粮多就是最大的光荣。所以昆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想突破产业结构上的革命,难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虽然当了‘小八子’,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对老大哥‘无常江’还有些不服气。但同时大家心里清楚一件事:光搞农业,怎么也不可能赶上‘无常江’的。惟工业才能提升一个地方的社会生产总产值。同时又如邓小平说的,走工业化之路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昆山能不能搞工业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分析。我调查后的结果是:昆山不仅可以搞工业,而且前景比其他县市更有优势,首先是离上海近,其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农业劳力腾出来去搞工业?我一调查发现,昆山至少有10万人可以腾出来搞工业去,10万人搞工业会是个什么样?我是搞计划出身的,想到这里就有些热血沸腾!而且我发现昆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如陆杨镇,也是个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们的小工业搞得好,相反周庄则人多田少,可由于没搞工业,照样还是穷嘛!县委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一致:昆山要发展,三产必须一起抓。那个时候抓工业叫‘抓三产’。我分管工业,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昆山的工业发展事业……”吴克铨回忆起当年的“昆山之路”时,讲起了这段思想与观念转变的历程。

现在看起来上面这些问题似乎是很简单的事,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场深刻而未知前景的历史性革命考验。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想完成这一革命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缺管理经验、缺专业人才、缺产业方向。

“搞工业的五要素,我们几乎全都缺。怎么办?我们首先想到了上海。上海这五样都有。可上海是上海,我们昆山能不能‘借’到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大家争议的事。有人说,上海人干吗要‘借’你昆山这些东西呢?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江苏与上海之间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互不理睬的区域隔阂,两个近邻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和睦,尤其我们受上面‘不准东张西望’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敢轻易与上海这样的近邻发生合作关系。这是上面的问题,可我们昆山人与上海人之间的民间关系从来就是非常友善和亲密呵!我们就从民间外交开始热乎起这种关系,从而实现昆山到上海‘借’力发展的可能。”吴克铨的这番心思是有根据的,而且条件也成熟。

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后,虽然那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革命的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但手头有点钱的上海市民早已活泛起来了。每逢节假日,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乡下来采购农副产品,自然到昆山的最多,而这种新形式的“下乡”,使得昆山人和上海人皆大欢喜,一者获得便宜、新鲜和好吃的农副产品,二者赚到了上海人的钱之外,又获得了与城里人的交情。

“从这种热络开始我们的计划!”吴克铨是个特别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干部们抓住这种机会,向上海全面出击。

于是昆山干部们有意识地动起念头了:不放过每一个上海人,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你们是上海老大哥,便宜点、便宜点!哈哈,以后常来,下次来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们!你们就把我们当亲戚走就是了!”昆山人用真诚和庄稼地的真货及河湖塘里的鲜鱼活蟹为自己的目的来招待上海人。

于是上海人更多地成群结队来到昆山……

东风已吹起。吴克铨开始做自己梦想的事了——

他的第一块心病还是纺织厂。想到纺织厂,吴克铨便想到了昆山籍的上海人龚兆源。

“夫妻俩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来为家乡做点事肯定愿意。”吴克铨这么想,于是有一天,住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好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还有啥人帮嘛?”龚老虽说已退休在家,可从来就没有一天放弃过为革命做点贡献的想法,如今听说家乡昆山要大发展,脸上心里流露的都是高兴。

“你们等等,我马上与二纺机厂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一下。”龚老办事干脆,客人还在屋里坐着时,就马上操起电话找到老部下,说要“帮帮忙”。

“龚老,这是你家乡的事,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严永生厂长爽快地答应了“昆山人”的请求。于是昆山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没几日便与上海的严厂长联系上了。但联系上并不等于就是攀亲成功了。这个开头非常难,难就难在上海人心底里很愿意在昆山再搞个“分厂”之类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来时发现问题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过去。比如上海与昆山分属两个不同省市,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得双方“上面部门”批准?出了问题到底让谁来裁决?是上海和江苏有关部门?还是北京的中央部门?如果有了利润又怎么个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润到底该不该划进总厂收入?如果不划进去分给了职工们会不会是搞资本主义走了邪道?等等,等等,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具体问题”不好解决。

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

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中国各政府为了“搞活”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

钱一平不愧是“昆山老乡”,对吴克铨的想法很赞赏,表示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

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我去找他们。”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坦露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备用设备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了,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沦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厂的协议”。

读者读着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意。一者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厂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没有。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

南京方面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事,不像现在开放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像走亲戚,80年代初,我们的这种区域合作确实像地下工作一样。讲个真实的事:几年后,我们昆山撤县建市,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可我们自己的江苏省方面才来了一位副秘书长。那次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昆山已经划归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见,发展区域经济的历程也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在初始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与复杂的社会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中国‘百县之首’,创新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源。”吴克铨总结昆山经验时说。

在迈开与上海的“联姻”之时,吴克铨也顺利地当上了县长。通过与上海攀亲所完成的第一桩婚事——纺织厂的成功和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等单位的实践结果,这时候的吴克铨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假如找到一种依托,寻找出一条适合昆山实际发展经济的路子,有可能大有作为的。

于是吴克铨与县委书记蔡长林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批五百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一点五亿元的经济开发区,“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广东的蛇口考察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国务院当时批准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小昆山没有这种待遇,有人戏言吴克铨是“鲤鱼想翻船”——等于白日做梦。

“我就是要在白日里做梦,而且这个梦非做成不可!”吴克铨表面上看起来很文弱,意志却特别坚强。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自己的观点,也给属下增强了信心。

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

第三篇 昆山无山却有“玉” 第二章 “自费”的历程

“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为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伐!”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

这么个干法不行,得有块像样的地方好让人家来得方便、看得舒心嘛!吴克铨把自己的想法在县常委会议上亮了出来。“是个好办法。要不人家一看我们穷昆山,哪还有兴趣来办厂嘛!”班子成员意见非常一致。

哪个地方能够划块地出来呢?吴克铨与县政府的几位副手发现老县城的东边有块地可以利用。这块地上,过去在60年代还曾经办过一个“红旗工业区”,由于当时觉得远离县城,职工上下班不方便,更主要的是那时办所谓的工业区条件不具备,所以荒废在那里。

“该让沉睡的红旗区苏醒了!”看过这片土地后的吴克铨那一天心情格外激动。凭着他对工业经济的熟悉,吴克铨一眼就看出这块废弃的工业区其实是块非常难得的新工业开发区的好地址。一是它离县城相对比较近,可以依托县城的一些基础设施,减少投资,比如工业开发区必要的“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在这里就比其他另划一块地盘要省下很多钱;二是由于离县城近,一旦开发区建成后,人才资源调集比较方便;三是“红旗区”与县城之间有约十公里距离,给未来老城和开发区之间建起一座新城留下了空间;更有一个好处是,这里交通方便,有利于上海人或其他到昆山来投资的客商能够舒服、便捷地在此生活与开展商务活动。

“就是这了!”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3.17平方公里的面积,成立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初叫“工业新区”。这个工业新区成立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蔡长林、吴克铨等昆山人擅自做出的决定。而在当时像昆山这样的县级市一是不允许成立“工业新区”和开发区一类的东西,另则也不会有哪一级会批准他们的这种做法。吴克铨等人清楚这种胆大妄为的“违规”做法最好的办法是别招人显眼。

但建开发区的目的是为了办厂、办工业,对本地工业几乎是零水平的昆山人来说,开发区建起后最首要的任务是招商——把昆山以外的那些大企业、有钱人招到自己的家门口办厂、办企业是最根本的目的。

说来也巧,有一个县计委的同志给吴克铨打电话报告道:在苏州办事时,偶尔听苏州市中国银行的人说,你们昆山是不是有家手套厂,有个日本客商想在苏州搞合资生产手套,问我们感不感兴趣。吴克铨一听跳了起来:有啊,你们怎么回答人家的?计委的同志说:我们不敢轻易回答,因为那客商是日本人,所以我们特向县长报告呀!吴克铨连声说我明白了。第二天,他赶到苏州,先到轻工局,再找市计委陈主任。陈也是第一次与外国人谈生意,就说,原来日本人准备到某某县的,既然你们昆山感兴趣,那你们就谈谈看吧。

吴克铨好不高兴。接下去就是直接出面和委派副县长等与日客商谈判。

不几日,一个日本人来了。他被人带到了昆山,并且来到了吴克铨他们的“开发区”。

“这里?办厂的开发区?”日本客商望着眼前的一片庄稼地,踩着满是烂泥的土路,问吴克铨。

“是。先生尽管放心,这里很快成为你所满意的工业区,至于道路嘛,我想三个月就可以修好了……”吴克铨不知哪来的底气,还是纯粹为了想拉住第一个外商,顺口就这么回答道。

“三个月?三个月你能把路修好?”日本客商瞪大眼睛瞅着吴克铨。

“是。三个月保证把路修好!”吴克铨这回认真了,脸色铁青,并且十分坚定。

日本人上下打量了这位中国的县太爷足足有几分钟,然后打赌似的说:“你如果能三个月把路修好了,我就在这里投资办厂。”

“好,我们一言为定!”吴克铨把手伸向日本人。

“一言为定。”

三个月后,那位日本人又一次被邀来到昆山,来到三个月前他曾经站过的那块土地上。“哇!了不得!了不得!这里的路太漂亮了!不可思议!”他惊异地看着眼前宽阔的马路和平整的土地以及道路两边郁郁葱葱的绿化,大呼小叫地欢呼着。

日本人自然不会知道这三个月里的吴克铨是怎么过来的。别说修路的过程有多复杂困苦,主要是时间紧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他手上没有钱。办开发区,县上根本没有钱,“当时我手上仅300万元资金,还是我当副县长时留下来的技术改造费。这回全用上了,我用50万元把跟日本人打赌的那条路修好了,其他的钱用来建厂房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开发区开工那天,一是我们根本不敢请什么人来,二是根本没有钱能干啥事,就只在席棚里做的动员,我一个,建筑局副局长一个,其他人都是工地建筑队工人。我记得当时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新昆山,好让昆山人从此扬眉吐气,闻名全国!现在还真的闻名全国了……”现已是两鬓斑白的吴克铨在昆山的一座优雅的古建筑内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岁月如流。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犹如弹指一挥间。

“我决定在这里投资100万美元!这是我的中国苏旺你!”面对昆山人的速度和诚意,日本商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而且当场承诺以后还会在昆山更多地投资。

“苏旺你”是昆山历史上的第一家外资企业,也是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它的意义对昆山和苏州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外资企业,1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昆山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为了这个苏旺你,吴克铨曾一连跑了七次苏州。

苏旺你老板是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也许是生活带给他太多的辛酸与磨难,其情感特别脆弱和敏感。昆山人与他的谈判也变得异常艰巨。几位副县长先后出场的,后来书记蔡长林也跟着出场。谈得不好时,苏旺你老板就哭,谈得好时他也哭(那是激动的泪水),弄得吴克铨他们常常不知如何是好。但最终因为“三个月修好路”这个赌让昆山人赢了,苏旺你如愿落户在昆山开发区。这个外资企业的开业,对昆山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

我看过当年苏旺你在昆山开业的现场照片,很简陋,在一个工棚里,有几十个人,多数是建筑工人,吴克铨等几个昆山县的干部去了,苏旺你的老板在现场也发了言,这回他又哭了,他边哭边高兴地说,中国人够朋友,中国的昆山人更够朋友,没有人瞧不起他这样的残疾人。苏旺你是个手套厂,第一期投资后,引发了许多日本商人对昆山的兴趣,后来日本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到昆山落户,与苏旺你的表率作用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苏旺你本身也在昆山获得了大的发展。没几年,苏旺你又开办了第二家、第三家厂子,后来成了在昆山的第一批外国独资企业。在80年代初中期,仅这家企业就能为昆山创汇1000多万元,那个时候1000多万元创汇水平在一个县级地区是十分了不起的事。

没有人告诉我“苏旺你”是什么意思,但我对“苏旺你”三个字却特别在意,不知道它是不是“苏州兴旺你我他”的意思?不管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苏旺你”实际上在昆山和苏州所起的作用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昆山人对那个爱哭的日本残疾年轻人是有感情的。他们非常尊重和关心他,使他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昆山人。这是后话。昆山人都知道“苏旺你”的老板名字,他叫三好一郎。

三好一郎值得昆山人和苏州人尊敬。两年后的1986年,苏州市也有了第一家外资企业。

话说当年第一个外商来到初始的开发区,这对昆山人振奋极大。

吴县长竟然把外商都招来了,我们还不能把内商招进来?招商!招商第一!招来商,就是对昆山的最大贡献!招来商,就能提拔升官,就能有翻身的日子!一时间,全昆山的“招商热”如飓风般地在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吹开了……

招商多了,就得有块像样的地方把这些企业“装”进去。于是“依托老城,开发新城”策略真正开始启动。昆山由此有了第一个小开发区,面积3.17平方公里。

有了这么一块地方,有了搞开发的方向,就得有人去领着干。于是蔡长林对吴克铨说,有个人你可以让他去干开发区。

谁?

陆杨镇的宣炳龙。

“万元户”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非常向往的一个富裕目标。那时谁能当上“万元户”绝对受人眼红和尊敬。宣炳龙却把全乡的人都搞成了“万元户”,所以他很牛是自然的事。

宣炳龙这样被调到县上搞开发,这一干就是23年。宣炳龙因此也有了“宣开发”的美誉。“我经历了昆山13任书记,是全国开发区中当‘第一把’资历最老的一个。”瘦削型的老宣,心直口快,却是个典型的实干家。他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特殊敏感力和丰富经验,甚至连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都对他极为尊重。宣炳龙被调到县上搞开发后,从此成为吴克铨的得力助手和昆山开发区的元勋。

在这时,蔡长林和吴克铨从昆山大发展的战略考虑,还在1984年初就将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乡镇一线去伸展才华。其中有后来成为苏州“园区王”的王金华。这是后话。

话说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筹备开发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不说,关键是小昆山搞开发区在当时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因为国家明确指出办开发区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当时国家已经批准十四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昆山算老几?国家怎么可能批准它搞开发区呢?

吴克铨胆子大,说国家不让搞,我们就自己悄悄干。

有人说,搞开发区光通路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没有几个亿的钱,想都别想。

吴克铨说,我们穷昆山搞开发区就是在做梦,不过我们这个梦是为了彻底改变穷昆山的面貌,让老百姓能够尽快富起来的美梦。

这……这可能是白日做梦吧?有人怀疑。

只要是美梦,就是白日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吴克铨是铁了心地要干。还是宣炳龙,也认为只要路子对头,肯定能有所作为。

有人总认为县委书记蔡长林思想保守一些,可蔡书记自从到日本访问和到深圳、蛇口参观后,思想比谁都超前。“深圳了不得啊,人家卫生间都有电话了!家家户户用上抽水马桶了!”那时的县委书记对深圳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羡慕到如此地步。再看看小昆山,整个小县城才4.1平方公里面积,6万来人口,一条最漂亮的人民路两公里长,全县城最宽的马路12米,全县城最高的楼是4层的县委大楼。县上没有一辆小车,只有两辆大巴车,剩下就是几百辆三轮车。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元。于是蔡长林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第一次昂着头高声道:“比深圳、比苏州其他县市,我们昆山起步晚了,但起步晚不见得起点低。国家搞特区,我们能不能搞个工业小区呀?!”

昆山的第一个工业开发区,最初叫“工业小区”。

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

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贷款你吴克铨咋办?”

“那我们就自费搞开发区呗!”吴克铨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其实吴克铨和昆山人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费开发区”会给昆山以及他们个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带来哪些麻烦。简单地说:当时的昆山人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当时昆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听说我们要搞开发区光基础设施就得几千万元,一些原来赞成搞开发区的人也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指名道姓地说吴克铨他是想把我们的昆山折腾穷光才开心,因为他反正不是昆山人。意思是我吴克铨成心不让昆山人过好日子。那时我想放开嗓门告诉大家说搞开发区就是为了让昆山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顶着头皮往前冲,一直到几年后开发区像模像样了,县上的财政直线上升后大家才相信我的话是对的……”吴克铨在我采访时笑谈当年的蹉跎岁月。

因为是违规的“自费”开发,所以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运动在昆山只能是偷偷进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想在那儿偷偷摸摸干惊天动地的事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昆山人当年办开发区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偷偷摸摸四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苦与艰巨。

吴克铨出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昆山的母亲河娄江的边上。其实就是几间“人民公社”似的小平房。不过它的斜对面是昆山首批与上海“恋爱成亲”了的金星电视机分厂那雄伟高大而整齐的厂房。“将来我们这儿会有无数比金星厂更漂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吴总指挥用这样的话鼓励参与开发区的劳动者和干部们。

然而那些建设者们望着规划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线条和一片片长着庄稼的农田,似乎除了憧憬吴克铨说的那份“未来”之外,所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与一场场白手起家的苦战……

办开发区,没钱是让人苦恼的事,但要送走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搬迁则是难上加难的事。今天我们常在新闻和媒体里看到搬迁的难事,那时昆山的“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开发区,又是在没钱的情况下让百姓搬迁,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么大。这恐怕只有吴克铨、宣炳龙这样的创业者才知道。

“昆山老百姓今天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可当年他们是付出代价的。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宣炳龙曾这样深情地对我说。

拆房、搬宅基地、挖祖坟,这些都是老百姓最不愿意的事,他们宁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但也不愿被人赶着搬家、掘祖坟。“开发区?在庄稼地里建大工厂?没听说过!想哄小囡啊,没门!”别看昆山人离上海那么近,有些农民不仅自己这辈子没到过上海,就是上三代人也没一个人去过十里洋场的外滩。他们才不相信吴克铨、宣炳龙等人说的那些“天边的事”,一句话:“谁要拆房子,我们就跟谁拼命!”

农民毕竟是农民,你把工作做到了家,他还是挺老实、挺听话的,尤其是吴克铨他们把未来的昆山描绘成上海一样的“花花世界”,再加上发动一些党员一带头,最后大伙儿还是没怎么出特别的难题。

那个时候拆迁搬家也没有多少补偿,老百姓基本上靠“听党话”的觉悟。但轮到一些单位拆迁就难多了。

有条朝阳路拓宽改造工程,牵涉到18个单位的搬迁,光拆除房屋面积就达6890多平方米,而且绝大多数是无偿拆除,加上这路通着苏沪交通要道,每天七八千辆车子来来去去,施工的时候恰逢雨季,拆房拓路,吴克铨与副县长石泉忠等人天天像泥猴子似的滚打在现场,依然天天有人出来吵吵闹闹,甚至扛着铁棍扬言要折腾个你死我活。最后还是吴克铨他们官大一级压人,用党性和组织说话,终于摆平了这些单位。

“改革初期大伙儿的眼光虽然短浅一些,但想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换上现在,你想拆一处房子、整一块地,那代价就不是当年的那种无偿了……”如今的吴克铨说起当年的那场“惊心动魂”的事,心存对昆山人民的一份深深的感情。他说昆山现在的现代化,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应该是全体昆山人民的功劳,他们当年的无私奉献最可贵。

老县长这话说得有道理。共产党人执政能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昆山当然不例外。

为了招商引资,吴克铨他们在完成对新区与老县城之间的道路拓宽的同时,也着手对那些已经同样靠自费建起工业小开发区的乡镇之间进行了道路的拓宽、修建工程。这钱就不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上亿元……

“你们说说到底能有啥办法?”接任蔡长林的县委书记是毛阳青,这也是个改革派,他希望助一把力给老伙计吴克铨。

吴克铨苦笑道:“只有一个办法:我去当叫花子,给那些财神爷们磕头吧!”

他真去了。该磕头的磕头,但磕完头你再不给,他吴克铨也来硬的:“你这个厂长想不想继续当下去了?想当下去,你就出点血。不想当的,你可以不出血,但你得腾位子。”那些厂长经理们怕见吴县长,他哪是叫花子,整个儿是个“强盗”。讨钱的吴克铨则自嘲自己是“强叫花子”。

但换一个副县长出面要钱就费劲了,人家不听他的,你说修路搞开发区怎么怎么重要,他说他的工厂企业现在怎么怎么困难,磨破了嘴他们就是朝你笑笑:“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最后这位副县长哭了,这一哭竟然让那些铁心肠的厂长经理们动情了,心软了,于是三万五万,纷纷“出血”……186公里长的老城区通往新城区、县城通往乡镇的柏油马路和264座桥就这样建起来了。

这种翻天覆地的干法,吴克铨和县政府工作做得再细致,也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写信告状。“人民来信”一封又一封地飞往苏州城、南京省城甚至还有的到了北京。

“得去看看,这昆山到底在搞啥名堂嘛!”正当吴克铨等昆山人已经在县城边圈出一块地打造深圳、蛇口一样的“昆山小特区”时,越来越多的“昆山人在疯干”的传闻不时在苏州市府机关传开。一天,市委书记戴心思坐不住了,找来吴克铨问:你把你们现在的搞法跟我说说。

吴克铨本来早有此意向上级领导汇报汇报他们前阵子的干法,只是太投入眼前已经折腾起来的十四个项目,加上人家市委书记那么忙,也就没了专题汇报的机会。这回好,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于是他一五一十地把昆山如何通过与上海“恋爱”、“结亲”、从而加速自己经济发展的事儿说了,又把通过这样的攀亲所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为什么修那么多路和拆迁的事跟戴书记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戴心思终于明白了,并连声称道:原来如此。我看你们大方向没有错,照这么个路子干下去昆山很有前途嘛!

“那我们继续把攀亲的事做下去?!继续把路修宽一些?!”

“当然,从长远看,这些都是好事,你停下来不做了,我反倒会责问你的。不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细致一些,尤其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

“我明白。总有一天我要向那些作出牺牲的老百姓和单位加倍偿还他们的贡献。”吴克铨发誓道。

“这我就放心了。”

戴心思和吴克铨最后以这两句话作为告别,彼此的脸上洋溢着开拓者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的那份激动。

路修好了,开发区的地盘也像个样子了。就在吴克铨他们等着凤凰来昆山筑巢的当口——具体地说,就在吴克铨急切地期待上海金星电视机厂把办分厂的属于“亲家”出的那份钱投到昆山来时,突然上海方面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下来了,我们是国营企业,得无条件服从上面的精神。

“啥意思?”昆山人紧张了。

“就是我们原先说的投资不能再出了呗。”上海金星厂的人说。

吴克铨一听有些傻了:才几天充满胜利喜悦,怎么就不行了呢?他感到不能就这样“失恋”了,于是立即跑到上海跟人家说:“婚姻”大事,不能这样草率儿戏。如果办联营厂你们上海方面不便出资金的话,我们帮着借总可以了吧!当然是以你们的名义。

上海方面想想,这倒是个办法。至少反正没动厂里的钱,不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嘛!

就这样,昆山人讨媳妇,结果媳妇的嫁妆还是由他们昆山人自己备的。吴克铨喝了一口带着几分苦涩的喜酒,最后还是把与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这档子“婚事”给办了。

与此同时,攀结的另外十几桩“婚事”也这样轰轰烈烈地给办了——说办了,是因为办的过程都带着某些“贴老本”的味道。为了“完婚”,吴克铨和昆山人付出了必须的代价。然而这毕竟是在国家“控制”政策下的“大干快上”,所以昆山人“不听招呼蛮干”的议论也随之四起。昆山这么干到底行不行?似乎谁也拿不准。

就在这时,一位大经济学家来到了苏州,他对昆山的种种议论产生了兴趣。他正是为国家谋划出台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军师”,他叫薛暮桥。

“你给我说说。”薛暮桥把吴克铨叫到自己跟前,眼睛直盯着昆山县长。

这回吴克铨格外谨慎,开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一边说一边观察薛老的表情,后来发现老爷子越听眼睛越亮,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赞许嘛!有戏。数天来一直处在痛苦和迷茫中的吴克铨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于是干脆从头到尾将昆山的做法如实道来,并且举出了十四个项目在确立和筹建过程及相关的横向联合经济所带给合作双方的好处。

“好嘛,你们昆山无山却有玉嘛!我看这个做法很好。”

“薛老,您是专家,德高望重,看问题宏观全面,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啊——现在中央批超高速度,我们当然拥护,宏观失控了,就得从宏观上去控制。但我也感到,再好的方针政策,都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仅从表面上去理解,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我们国家那么大,各个地方情况不同,就我们一个苏南地区那么一块地方,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总不能套用一种政策、一种发展模式吧。如果我们照上面的政策做,好像看起来是‘坚决照办’,实际上是在偷懒,是教条,这其实也是对中央政策的不尊重……薛老您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对对,你说下去。我想听……”让吴克铨大出所料的是,眼前这位力主宏观控制的经济学家不仅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反而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

吴克铨胆子大了起来,接着说:“举个例子说,我们昆山费了很大心思通过跟人家有实力的地方进行联姻后,一些项目已经投入上马了,如果这个时候停下来不干了,岂非一种更大的浪费吗?所以我们并没有听顺某些上面的精神,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将项目搞了起来,让它们为昆山经济发展起作用。有人说我们这是超高速,我们就是有点想不通,而且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就是违反了中央政策,您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批超高速并不是说的你们这种情况,固定资产投入不能算超高速嘛!”薛暮桥忍不住插话道,“而且我主张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整个经济现实,像你们这里的情况,能够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子,已经投入并见成效了,那就不是宏观控制的问题,而是要尽快抓见效的事嘛!”

“昆山从实际出发,要的高速是对的。”经济学家加重语气肯定道。

一阵风雨之后,昆山的天空再次出现彩虹。彩虹下面的无山昆山城内再次闪耀着玉色光艳——那颜色光亮且鲜明,令人目眩。

这道鲜亮的光艳就是:依托上海,借他人之东风,走一条横向联合的经济发展之路。

这时,也正好有一件事推进了昆山人准备攀远亲的决心和胆子:昆山有个名叫寒山牌冰箱厂的,开头还凑合,到后来冰箱行业的名牌迭出,寒山真的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为了寻找出路,吴克铨让副县长去上海与上海航天牌冰箱厂洽谈联营的事。上海与昆山的交情已经有了不少先例,所以双方的谈判很快成功,正准备过两天签约时,突然上海的厂长告诉昆山人,说他们的上级有话,原本决定同昆山的联营之事现在被苏北的一个地方拉走了。

怎么会有这等事嘛!昆山有人生气了。

问题反映到吴克铨那里,吴克铨沉默了一阵,说:“我们不能光把‘横向’的好处给昆山,既然我们昆山可以‘横向’,人家其它地方也有权横向嘛。横向本身就是‘自由恋爱’,我们不能强求人家上海厂方。我们让。”

让负责联营谈判的昆山人有些憋气,但又觉无奈。就在这时,寒山冰箱厂的一个副厂长到上海出差,住在旅馆里,跟几个同室出差的外地人无意中谈了这件“失恋”的事,旁边的一个人说:“听说贵州风华冰箱厂也是航天部的国营大厂,你们不妨与人家风华冰箱厂谈谈看?”

对呀,为啥只盯着上海“阿拉”,干吗不把“恋爱”的视线放远一点呢!昆山人一听好不高兴,于是立即派人到贵州风华厂,盛邀对方的厂长到昆山看看。风华厂厂长吴明展见突然冒出个昆山来客,有些意外,便笑嘻嘻地说:“我干吗跑到你们昆山去,那儿跟我又非亲非故。”昆山人一腔诚恳道:“你们是大厂大家,我们昆山寒山厂是小地方小厂,就是请您去指导指导,您一定赏光,路费全由我们出……”风华厂的吴明展厂长就这样被昆山人“骗”到了昆山。

“这个地方好嘛!离上海这么近,如果我们的冰箱厂能在这里搞个分厂,运输就省下好大一笔费用嘛!”吴明展到了昆山,才知道这里是个想都想不出有多少好处的地方,于是当昆山人再与他谈办横向联营事宜时,他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谈恋爱’水平确实很高明哟!”

吴克铨好不开心,因为从此他的“恋爱”范围和重点已经开始转向宽广无限的中国大“三线”——这是中国“文革”时期留下的国家经济战略转移中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国营大企业群体,它有昆山挑不完的“好对象”可以开展横向联营与合作。

同大“三线”的横向联营,使昆山就像掉进了“美女”堆一样,“恋爱”成功率高出无数倍,而且都是优质“美女”……

“不要满足,要挑更好的。不能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吴克铨如一头永远吃不饱的饿狼,格外贪婪地对属下叮咛道。

重庆汽车厂党委书记陈世生是昆山人,他到上海考察汽车销售,打算开辟一个窗口,顺道回老家探亲,也看望一下儿时的老师金达。金达听说自己的学生现在是个大企业的头头,便想到了一心想横向合作的吴克铨。

“我马上派人去见陈书记!”吴克铨一听这样的好事,便立即派县上的一位干部去见陈世生,请他在昆山城内城外转了一圈。中午时分,吴克铨亲自招待陈世生,并在饭桌上诚恳地询问重庆汽车厂是否有什么项目想在上海附近一带安置。

陈世生一笑,说:“我看可以,具体的你们派人到重庆走一趟,我们再细谈……”

“一言为定。”

吴克铨知道有戏,人家陈世生是昆山人,肯定不会让老家的父老乡亲失望。于是立即派了副县长和陈世生的老师一起前往山城重庆。两个昆山人一看人家的厂,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啥?因为重庆的这个红岩汽车厂原来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是个军转民用企业,生产了很多产品,但都积压在仓库里,显然销售是他们的一大苦恼。

“我们离上海近,可以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一定帮你们把积压产品销售出去。”昆山人对重庆汽车厂人说。

“真的?我们都进不了上海,你们能行吗?”山城人有些不太相信。

没关系,销售不掉算我们的。昆山人的爽,竟让山城人暗暗吃惊。“试试吧,反正昆山是我老家,跑不掉!”陈世生书记最后拍板敲定,其实他心里也直打鼓,可为了照顾老家人的面子,他只能把自己的政治资本一起搭上。

这个时候的吴克铨盘算着一个大战略:与上海攀亲自然要加热加温,而“西接大三线”则更要全力以赴,因为一旦突破,小昆山的大战略实现的美景定会提前到来。

“我们一起把这事做漂亮!”吴克铨对副县长郑慧珍说。

就在重庆的陈世生他们充满怀疑的时候,昆山人已经把重汽的车子开进了上海,这条路靠的还是昆山已经建立起来的“亲家”……

与重汽的联营厂刚刚签订,9月份昆山便以联营厂的名义在上海开了一个订货会。重庆方面的陈世生书记也来了,昆山的女县长告诉他:这回我们至少要订出5台车。

“你先别放大话!我们重汽厂这么多年还没有一台进到上海过。”陈世生偷偷地对郑慧珍说。

“放心陈书记,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假如销不到5台,我们昆山也要把它吃进自己肚里!”女县长的豪气让陈世生刮目相看。

吴克铨听说此事后夸奖自己的副手,同时关照她赶紧把联营厂的牌子做起来,要不人家订货方到昆山来一看,还不骂死昆山人!

女县长这时才手忙脚乱起来:可不,至少要搞个牌子吧!于是她和筹备联营厂的几个人在县农机二厂的大门口竖了一块木牌子,像模像样地写上了几个字。

合作者重庆汽车厂的人见后,大倒胃口。碍于陈世生书记也是昆山人的面子,只能摇摇头表示这样的联营“无话可说”……

不几日,就是重汽人卷铺盖准备回山城时,昆山人突然兴高采烈地前来告诉他们:订货会上共订了60多辆汽车的销售合同!

真的?

当然真的。你们看看这合同。

小昆山这回让重庆的国营大厂佩服得差点没喊爹。剩下的“恋爱”程序也减了,双方直奔“完婚”和“生儿育女”——重汽提供汽车底盘,昆山分厂负责改装……接下去的三年内一下改装了230多辆,而且买主竟是上海宝钢!

“哈哈,你们现在信了吧!我们昆山人不仅讲信誉,而且能耐也大吧!”这回陈世生书记在自己的干部职工面前着实扬眉吐气了。

“我们昆山现在能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重要电子基地,就是靠当年与大三线来昆山落户办分厂的那些国家著名电子企业打下的雄厚基础。”现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这样对我说。

吴克铨等昆山人“东连上海”、“西接三线”的战略,使昆山在短短几年里建起了几十家联营企业,原来的“工业小区”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厂家的落户需要了,于是县上又命令宣炳龙他们将“小区”扩大一倍,达6.18平方公里面积。

“嗯,我看现在有点像开发区的模样了!”吴克铨望着扩张了一倍的规划图,对宣炳龙说。不过他又马上补了一句:“你得有准备,可能再过三年,还得在此基础上再扩大一倍。”

“我想应该是我们今后三五年内的奋斗目标。”宣炳龙回答得毫不含糊。

吴克铨死死地回看了宣炳龙一眼,十几秒钟后,突然放声大笑,“当初县上调你老宣来搞开发看来没错!”

“谢谢领导信任!”宣炳龙是个嘴上不饶人的家伙,不过吴克铨和县领导更欣赏他干事的劲头。

这个时候,昆山在吴克铨等县领导的指挥和身先士卒的影响下,像宣炳龙那样的一批招商和搞开发的能人在各乡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呈现你追我赶之势。其中宣炳龙原来所在陆杨乡依然走在前列。该乡党委书记周振球就是一个主力搞联营和开发的“少壮派”,他的乡在当时的昆山是已经出了名的工业先进乡,在与上海联营过程中频频出招,乡镇企业产值连年翻番,1985年就成了昆山第一个“亿元乡”。

“2008年的昆山全市GDP为全国县级市第一名。但在23年前,陆杨乡成为亿元乡对我们昆山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当时的苏州诸县中,亿元乡已经不少了,惟独我们昆山才刚刚冒出一个陆杨乡为亿元乡。”吴克铨回忆说。

周振球干得相当出色,没一两年,他的乡又出了个“亿元厂”,这也是昆山的第一个亿元厂,只是这个厂是昆山与上海纺织品公司的联营厂。庆祝昆山第一个“亿元厂”时,苏州市委的王敏生书记和上海纺织品公司的领导亲自到场。

“看来昆山的路子确实值得总结和发扬。”王敏生书记当时对昆山人这样感慨道。

周振球后来在昆山改为县级市时出任市委副书记,再后来到了昆山邻县太仓任县委书记,他把昆山人的改革精神带到那里并以更加昂扬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蠃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戴。这也是后话。

另一位昆山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王金华,吴克铨最得意的“开发王”。王金华是被派到城北乡任党委书记的。城北在当时是个穷乡,王金华去任职时,不说城北没啥工业,就是在其他地方很吃香的学校老师都纷纷要求调出城北乡,原因只有一个:学校条件太差,待遇又特别低。

怎么办?城北乡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向县里要钱?县长吴克铨明确告诉他:县上在搞开发区,你那里自己想办法吧。

能想啥办法?王金华心想:你真让我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四个字好说,但真正靠白手起家是不可能的。王金华与乡长余荣合计:还得“借鸡下蛋”——这是继吴克铨的“东接上海”、“西联三线”之后昆山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思路。

昆山人现在还能记得住当年王金华提出的这一条“昆山发迹经典”吗?

“借鸡下蛋”,得先找“鸡”。于是王金华把党委一班九个人召到一起,说,我们分一下工,除了负责组织人事、纪委和办公室的三个人以外,其他的六人,全部到抓经济一线去。

有人问我们去干啥?

王金华说:去到有钱的地方借钱。

于是包括王金华在内的这六个党委委员“用艰苦拼命的精神,用诚恳专一的信誉,用使人信服的效益”,东进上海,北上京都,四面八方,全面出击……为此,王金华最初在昆山出名的不是叫“开发王”,而是叫“借钱王”,有人形容他借钱的本事可比马季相声的水平——谁都佩服。

有了钱好办企业,好发展工业,好跟上海人和其他外地人办联营厂,就这么着不到两年时间,城北乡改变了落后面貌,王金华刚下去任职时全乡的工业产值只有1400万元,两年后城北乡也跨入了“亿元乡”之列。他王金华也成为了苏州“八虎”之上,这“八虎”中有后来名声显赫的张家港的秦振华,秦当时也是一个镇的镇党委书记。

“县长啊,你可不要听王金华他们吹牛,城北乡的发展是虚的,他们借的债已经快把全乡的经济压垮了!”开始有人说这种话时吴克铨没在意,但说的人多了,吴克铨有些坐不住了,决定“不带任何框框”,到城北王金华他们那里去实地调查。

1988年11月,吴克铨来到城北乡,先听王金华他们汇报,然后要王金华他们拿出几张报表,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报表。吴克铨是搞统计出身的,一看报表就知道个大概。然后他又看了几个企业,再到当地的老百姓那里瞧了瞧……有数了!吴克铨对王金华说:你们放心干!城北所借的这点债,比起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和城北的发展及效益来说,是小莱一碟。

“县上要在你这儿召开个现场经济工作会议,你好好准备一下,把你们的借鸡下蛋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介绍。昆山下一步要大发展,‘借鸡下蛋’与招商引资一样地重要,你给我好好总结总结!”吴克铨临走时把王金华拉到一边,悄悄说:“你不用担心有人给你写告状信,我看没有几件是让人相信的。我只信你的‘借鸡下蛋’不是胡搞,而是实实在在地给城北百姓带来了好处嘛!放下包袱,好好干,前途大着呢!”

县长的这番话,让铁骨铮铮的王金华差点落下热泪。

城北“借鸡下蛋”的现场会,让全昆山的乡镇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同时也学到了王金华的真经。

“借鸡下蛋”创造了昆山走自己发展模式的一条光明大道,同时也给倡导这一模式的王金华本人创造了一条人生的辉煌之路。一年过后,王金华被提拔到昆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没多少时间,苏州市在城边要建工业开发区,他又被调去任常务副总指挥,从此走上了他与苏州市同辉煌的现代化“园区经验”之路。

王金华后来的故事我们留在后面说。昆山之路在1988年、1989年时,面临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风骤雨……其实这也是必然事,因为在此之前,吴克铨他们搞的“昆山开发区”是自费的,说白了是“地下的”。在中国,一个政府想把一盘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搞成地下和半地下的可能几乎没有。

昆山人经历磨难是必然的事。

吴克铨的记忆中,那位曾经主导批准全国十四个开发区的中央领导是1987年11月26日来到昆山的。估计昆山自费办开发区的事多多少少传到了北京,所以这位中央领导到苏州后点名要到昆山看一看。在参观完后,他与吴克铨有一段对话——

来者问:“你这开发区用了多少钱办起来的?”

吴答:“1200万元。”

问者惊诧道:“3.7平方公里面积,你才用1200万?其他地方的开发区基本上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就是一个亿。”

吴说:“是这样。因为我们昆山底子差,所以只能省着花钱。”

问:“你的钱哪儿来的?”

吴说:“借的。”

“没拿国家一分钱?”

“没拿。”

“全靠自费?”

“可以这么说。”

“不可思议。”中央领导对昆山人自费办开发区的精神深为震动。他转过身,对随行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说:你们帮他把债还清了!随后他用力地握了一下吴克铨的手,眼里流露出几分赞许。

“为什么你们不叫开发区?”

吴答:“不敢叫,我们还没有申报批准呢!”

“噢,你们是自费开发区。”中央领导自言自语地,“人家昆山自己搞起来搞得这么个样子,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

“谢谢。谢谢中央对昆山的理解和支持!”吴克铨握着这位中央领导的手,热泪盈眶。打自费办开发区以来,虽然县委和苏州市委对吴克铨和他并肩战斗在开发一线的战友们的支持、理解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毕竟作为自费开发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一县之长,吴克铨时时刻刻处在风口浪尖上。不要说拆迁搬家得罪了多少人,也不要说那些到处当叫花子的低三下四经历,就是招商引资见了成效,一个接一个的企业在创造出效益,为昆山创汇和交税直线上升之后,也还有人在私底下说,他吴克铨这么卖劲搞开发区,与外商打得那么火热,还不知道为自己拣了多少好处哩!

这样的误解还好说,关键是一顶顶吓死人的政治帽子让吴克铨常常憋得快透不过气来。什么搞开发区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吴克铨是想把昆山变成上海人搞自由资本主义的乐园,是想把昆山彻底卖给外国人等等一类的话语,以及一封封有名和无名的“人民来信”没少给吴克铨的头上扣屎盆子。

“我们是把昆山的全部家当抵押在搞开发区上,一旦失败或半途而废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谁也担当不起的啊!”吴克铨从1985年力主搞开发区以来的几年里,他内心一直被上面这些问题敲击着……

“自费”是个什么概念?尤其是国家实行宏观控制的年份里,他吴克铨的“自费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中央“对着干”。这种政治结果一旦被认真起来,有他吴克铨好看的?肯定没有。

“一县之长”,他吴克铨其实早已为自己设想过这种结局。

在吴克铨任县长期间,有一任搭档、某某先生任县委书记时,就因为提出为了招商,干部就应该上台跳舞。现在听起来这样的事很难理解,干部们为了工作,学跳舞有什么大错呢?但那个时候不行。有人就用“人民来信”告这个县委书记是资产阶级作风,“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腐蚀广大干部和昆山人民”,结果这个非常有作为的年轻县委书记被告下了台。吴克铨身为主抓经济和开发区工作的县长、县委副书记,他不可能不被这样的政治境遇所影响。

现在中央领导终于认为昆山的开发区做法是对路子的,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吴克铨能不激动吗?钱虽重要,但毕竟与开发区的合法问题相比,仅仅是一桩小事。如果开发区还是“地下”式的,如果开发区永远不被国家承认,你昆山再大的能耐也最终只能退出到改革开放的边角,继续默默无闻地承受着苏州“小八子”的地位,老百姓也只能过紧巴巴的生活。

吴克铨最不愿看到这种境况。现在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惟一要做的事是:尽快让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落实到昆山头上。

昆山和吴克铨梦想的是要把昆山开发区挤进国家的“十四加一”的经济开发区行列中去,这样就可以获得中央和地方名正言顺的支持与政策上的优惠。

那位中央领导走后,吴克铨好一阵兴奋,对宣炳龙等人说:你们在家把我们的工作再进一步夯实,我负责上北京争取给我们开发区拿到“出生证”。

宣炳龙说:市长你放心,家里的事我们一定把它办得更漂亮,并且把下一步的招商引资情况和第三次拓展开发区的计划作个初步汇报。“这回我们做了一个14平方公里面积的图纸,等你回来我们就报请市委、市政府和人大审议。”他拿出一大沓图纸和资料。

昆山这个时候已经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县长吴克铨也随之成为了首任昆山市市长。

吴克铨随手拿起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说:“14平方公里可能还不够啊!”

“你说14平方公里还嫌小?才5年时间,我们已经从3.17平方公里,一直发展到6.18平方公里,这回做出14平方公里的规划等于在前5年的基础上扩充了一倍呀!”

“一倍就大了?你想的还是昆山小开发区。”吴克铨放大嗓门,“现在我上北京是去拿国家级开发区哟!”

“哈哈,对啊,我们不再是小昆山的小开发区了,要建国家级的大开发区了哟!”宣炳龙一向认为自己的眼光放得比别人远,但听市长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盘算的开发区前景还是小了许多。“好,我知道下一步规划如何做了!”

“别别,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这回轮到吴克铨泼冷水了。

“为啥?”宣炳龙瞪大眼睛问。

吴克铨没正面回答,则在转身时放下一句话:“我们的开发区现在还是‘私生子’,给‘私生子’办户口有那么容易吗?”

“不是‘皇帝’点头了吗?”

“那也得‘衙门’下文呀!”

噢——宣炳龙明白了,于是他重新拿起那份14平方公里面积的“规划图”,若有所思起来。

老练的吴克铨没有陶醉,他深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特性,一个没有得到“上级”认可和正式批准的开发区,即使再有“经验”,再有效益,也照样可能被一夜之间毁灭掉。

什么事都没有把“出生证”办下来更重要的了!吴克铨多次在县政府会议上强调道。而他内心清楚,这事非得自己亲自出面“跑”才可能办好。于是他一边让秘书整理出中央领导来昆山视察时的讲话要点,一边让办公室订票。第二天他便到了南京——吴克铨深知,要想得到“国家级”待遇,你首先要得到“省级”待遇。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从彭冲同志当书记后的数位领导,都是十分坚定地支持改革,尤其对苏州和昆山工作相当重视。昆山搞开发区初期,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韩培信和女省长顾秀莲,都非常关心。1986年,昆山自已搞起来的开发区已经瞒不住了,秋天的某一日,韩培信书记来到昆山,就提出要看开发区。当时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和县长吴克铨非常犯难:到底让不让省委书记看呢?不看不行,看了,万一省委书记“震怒”而让昆山停办呢?

“不要紧,看看再说。”是陪同韩书记的苏州市委副书记林瑞章说了这话,吴克铨他们才壮大了胆子跟省委书记一起走进了他们一直保密的“工业新区”(当时的名字)。

在现场,韩培信一边看,一边听汇报,又常常一言不发地在思考。回到招待所,他对吴克铨说了一句话:搞得不错嘛!随后还让吴克铨将开发区的总体构思重新说了一遍。

“韩书记,你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非常感动,但现在有人说我们与上海搞联营是当上海人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一听心里就感到害怕。”吴克铨见韩培信书记对开发区和与上海联营办厂很肯定,便掏出了心底一个最大的担忧。

韩培信这回眼珠子直了起来,看着吴克铨认真地说道:“你告诉那些人,我们支持昆山做上海的‘殖民地’。如果上海领导愿意,我江苏都愿意做他们的‘殖民地’。”

“行!”吴克铨觉得省委书记此行给了他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保障,这比几个亿的开发资金还重要。

正是这次省委书记的“昆山之行”,使得昆山开发区从“地下”转到了公开。而现在中央领导的视察,则使昆山开发区真正有了出头之日。

韩培信那次回到南京后,专门在省常委会议上讲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并建议让省领导们都去看一看。这之后,省长顾透莲,副书记沈人达、孙家正等先后来到昆山,他们看完这里的开发区和百姓所发生的变化,非常高兴,充分肯定昆山搞开发区的方向没有错。让昆山人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在次年的省人大会议上,省长顾秀莲还在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了昆山开发区。

带着中央领导在昆山开发区讲话的记录稿,吴克铨北上南京,去争取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省里非常顺当,将昆山的开发区批准为江苏省的重点经济开发区。

吴克铨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过,他比普通的县官更懂得与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在完成省里的相关手续后,他带着两份重要文件(一份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记录,一份江苏省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的批件)来到北京,找到前些日子跟随中央领导到昆山视察的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请求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国家级”待遇。

何椿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吴克铨,但告诉他:要把昆山的自费开发区变成“国家级”身份,必须履行一个手续,这就是说国务院要在已批准的十四个开发区之外进行“加一”的特别决定。这“十四加一”需要国务院专门会议才能决定。

“何主任,这事我们只能请您多多劳驾了!看在中央领导已经肯定我们昆山开发区的分上……”吴克铨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而要办成这件事,非何椿林主任莫属,一则他主管这方面的事,另一个关键是何椿林主任实地考察过昆山,他说话能影响众国务院领导。如果能允许磕头相托的话,吴克铨当场肯定要给何椿林磕三个响头。

何椿林不愧是位体贴下面苦情的好领导,他肯定地告诉吴克铨:昆山这个忙一定是要帮的。“不过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何椿林告诉吴克铨。

“财政部的事我们去找。”吴克铨谢别何椿林后马上到了国家财政部。国家对所批准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有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的,吴克铨知道打通财政部关系的重要性。昆山缺钱啊!

财政部官员说:钱可不能随便给。

吴克铨一听,那张原本兴奋起来的脸一下蔫了,求情道:“请领导们帮帮忙,我们昆山开发区已经办了好几年,从来就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多少也请照顾点我们。”

财政部的官员看看昆山送来的材料,又看看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再瞅瞅吴克铨的一副可怜相,终于发起善心:“这么着吧,正好现在讨论地方向中央包干上交财政收入的事,你们昆山如果赶上这一拨,可以从你们昆山上交的财政收入中少交一些用作经济开发区建设资金。”

“好啊,我们昆山现在向国家上交的财政收入包干数是一个亿,而且每年还有递增6%。能不能在这个数里,请财政部照顾照顾?”吴克铨是全县经济的大管家,这财他十分清楚,于是这样道来。

财政部官员商量了一下,说:“假如你们的开发区经国务院正式批下来,我们参照其他开发区的做法,同意你们从现上交国家的一个亿中拔出5000万元用于经济开发区资金,还可以享受免除每年上交额的递增部分。”

“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对我们昆山的帮助!”吴克铨万分感激财政部的官员。

“每年5000万元,整十年就是5个亿,关键是还有免除每年递增的6.5%,这等于一项政策,让我们昆山开发区有了比较大的资金来源。”吴克铨事后感慨万千道。

然而,这个财政优惠的前提是:国务院必须正式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列为“十四加一”的总体经济开发区战略方案之列。

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出了大事:由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那位视察昆山的中央领导下台了……

坏大事了!一心拿“圣旨”办开发区“出生证”的吴克铨和昆山人此时急坏了,心想这回要彻底泡汤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局之混乱,还有谁把小昆山的“小事情”放在心上?

“找人!还得找熟人,找对我们苏州和昆山熟悉和有感情的人。”那些日子里,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苦思冥想,寻找种种可能。突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费孝通。

费老可以帮这个忙!

费孝通作为苏州籍的著名民主人士、人大副委员长,请他出面兴许能帮上这个忙。

费老是大名人,也爱到处走动,尤其喜欢他的“乡村小路”行。这年10月中旬,昆山人得知费老要来苏州,于是吴克铨通过关系,先在某地与费老见了一面,并详细向费孝通汇报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

这天与费孝通见面是10月15日。五天以后,费孝通先生来到昆山,陪同他的还有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这回费孝通是来“帮忙”的,所以他在参观开发区后,直截了当地问吴克铨:“不是说要中央承认你们这个开发区吗?请具体说一说,承认了开发区到底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费老如此痛快,于是吴克铨赶紧接过话说:“在政策上,开发区可以享受许多优惠。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算正式开发区,享受不到这些优惠。比如,国家开发区的企业所得上缴是15%,而我们开发区要缴24%;国家开发区的企业有免两年减半3年的政策,即新办企业在前两年可以免缴所得税,后3年则可以减半上交所得税,这样对外商投资办企业就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不是开发区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费孝通点点头,道:“这样外商可以多得一些便宜,他肯定愿意来了。”

一旁的张绪武插话说:“国家开发区的外汇留成也有优惠,和深圳特区一样,它创的外汇可以全留,一般开发区只不过能留25%。”

吴克铨借机又将办好开发区同时,还能够给予当地周边的加工业和地方政府带来很多好处的话说了一通。

费孝通到底是个大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在听完吴克铨和张副省长的一番话后,突然问道:“我重点问一下:如果批准了开发区,当然有利于地方的发展,于国家呢?国家有多少好处?长远的,现在的,都说一说。”

张绪武副省长迅速朝吴克铨递了一个眼色。吴克铨便直言道:“如果批准,我们的发展肯定要快得多了,发展速度可以达到蛇口工业区水平。蛇口是8年达到工业产值10个亿的,我们不要国家花钱,只要这些政策,8年也能达到10个亿的工业产值。这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和好处。”

“好,这个记下来!”费晓通对此特别关注,让秘书把这一条重点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说服人家为什么昆山可以办国家级开发区。”费孝通再一次点到要害。

吴克铨于是又将昆山的种种优势,特别是地理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及外企在昆山已经获得的成效跟费孝通作了汇报。

费孝通最后表态道:“现在昆山已经具备很多条件了,关键是要做一下具体工作,促成开发区得到正式批准。我这次来看到了,也听到了,我想可以通过人大提案的方式在明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向有关部门提出。理由是:苏北都有了国家批准的开发区,苏南却没有。昆山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办成这么个样子了,我们应该支持和批准它。”

“我会全力支持这个事的。”临别时,费孝通再次对吴克铨说。

“谢谢,谢谢费老!”吴克铨激动地握着费孝通的手,代表全体昆山人民这样感谢道。

日理万机的费孝通不仅没有失言,而且就在视察昆山的两个月后的当年12月20日,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他在昆山调查视察时看到的昆山开发区的情况,指出“根据以上情形,我想,昆山开发区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苏南开发区。苏州、无锡、常州是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昆山就在其中,又最靠近上海,又有这么一个初具规模的开发区。它的条件实在要比苏北的连云港和南通两个开发区好得多。因此我建议国务院能正式批准昆山开发区,并且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等待遇。”

第二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费孝通又联名江苏省人大代表向国务院提交了批准昆山开发区的相关提案。

然而这也并非万事大吉了。吴克铨和昆山人在1990年等了一年,1991年又等了一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关于同意昆山经济开发区列入“国字”号级开发区的正式批示下达。批件是总理李鹏同志签的字,时间为:1992年8月22日。

其实从费孝通写信给习仲勋到向人大提案到最后正式批准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昆山人为这“国批”还做了相当多的“私下”公关——

女县长(后来成女副市长)的郑慧珍是具体操办此事的昆山人,她在这过程中到底上过多少次北京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像何椿林这样的国务院高级领导也都成了这位昆山女县长的熟人。郑慧珍上何椿林的办公室,主人一见她就会说:“又来啦?”女县长也很随意地笑答:“又来了。”剩下的时间就是她与领导们就“国批”事宜来回地商议,甚至有时还会争执几句,因为都是熟人和朋友了,这种争执丝毫不会对昆山被批准开发区有任何影响,相反起到好的作用。

江苏省领导也没有少帮昆山人的忙。国务院召开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省长陈焕友亲自在李鹏总理面前为昆山人唱赞歌。

那一年邹家华副总理到昆山参加沪宁高速公路剪彩,其间,省长陈焕友陪邹副总理参观昆山的开发区。“很好嘛,我对昆山开发区早有所闻,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吴克铨这时因年龄关系,从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接替他的是李全林。李全林书记适时请邹家华题词。

邹家华一手好字,写下:加快开放步伐,搞好开发区建设。

陈焕友省长不露痕迹地说:“请副总理写上‘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省长这话一出,在场的昆山人的一颗颗跳动的心都到了嗓门口,他们知道如果省长的这句话被副总理接受,就意味着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将即时成功一半了。

邹家华早听出陈省长的话中有话,笑笑,便提笔写下“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11个字,随后将笔一放,朝昆山人一语道破:“这一下你们敲定砖脚了吧?”

“谢谢副总理!”

全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昆山人个个热泪盈眶……

吴克铨听说后,更是老泪纵横。

第三篇 昆山无山却有“玉” 第三章 昆山无山却有玉

昆山现在出名了,每天都有全世界、全国各地来的人,他们或是到这里做生意,或是来此学习参观,还有的是干脆在这里定居。可第一次到昆山的人发现:昆山、昆山,竟然找不到山呵!

这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发生过,父亲第一次带我到昆山,我闹着一定要去登山。结果父亲带我到了玉山镇的一个公园,说那个长着一些树木的土墩墩就叫“昆山”,这让我十分失望,因为比起我出生地常熟的虞山来说,小昆山确实太小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再次来到昆山,昆山已经完全变了样,成了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知道的大昆山了,而市区中央的那个“昆山”还是那么高。昆山人在我去采访的第一天就一定要让我见见“昆山”真面目——他们带我到玉山畔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里面,进去一看,方知这里是昆石博物馆。而正是这一次,我才真正了解原来昆山虽无山,却有稀罕的昆石、琼花和并蒂莲这三样宝。其中昆石以漏、透、瘦、皱而闻名,是一种十分稀罕的宝玉石,据说一块一人高的昆石,可以卖到几万几十万元。琼花在昆山早已有之,只是改革开放后的昆山人才真正把高贵的花种珍视起来。江南的莲花到处是,但昆山的并蒂莲独具一格,堪称千年千瓣自是一绝。

昆山在中华文化史上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当然还是昆曲。关于昆曲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的南戏,当时这种南戏主要剧本是“传奇”,其演唱的声腔很多,而“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昆山腔,比流传于浙江的海盐腔,江西、两广的腔调和江苏常州、镇江的余姚腔更富特别之处,这是因为昆腔的开山祖鼻是元末明初的大戏曲家、昆山人顾坚。昆曲之所以后来名传神州,得益于另一位昆山人梁辰鱼的功劳,梁创作了一曲《浣纱记》剧目。魏良辅的昆曲加梁辰鱼的剧目,使得昆曲从此传遍大江南北……于是昆山这个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也名声大震。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中国的声腔剧种广泛流传,而昆曲则在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故而它被尊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昆曲之乡的昆山,如今仍然保留了许多昆曲民间艺人,他们或在豪华的大型剧场演出,或在街头巷尾的石亭小桥上拉琴唱曲……

在我们初略了解一下昆山之后,会发现昆山其实并不光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连片的高楼、众多的外资企业和辐射四方、形如网状的高速公路和美丽如画的城市,昆山的历史文化同样让人感受到它的魅力。

然而无论如何,昆山给人最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还是它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首富之城”,昆山的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她完全可以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现在的昆山处处呈现现代化的气息和风物。有国内的一个省级参观团的干部到昆山后感叹道:以后我们不用出国考察了,外国的先进东西,在昆山几乎全有,而且昆山的现代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更有社会主义的特色,我们便于学习仿效。

事实上,著名的“昆山之路”,走的就是通过开发区来促进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而昆山开发区从最初的3.17平方公里,到6.18平方公里,用了仅三年时间。后来被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后的发展速度更加令人瞩目:14平方公里,22平方公里,44平方公里,72平方公里,一直到现在的140平方公里。25年时间,开发区扩容了几十倍。老县城在30年前只有4.1平方公里,而现在,你到昆山走一走似乎有这种感觉:这个城市分不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整个昆山都像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都像蒸蒸日上的开发区……

说透了,昆山的发展之路,根本的一点是他们的思想解放和紧紧抓住外向型经济这个“牛鼻子”,并在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及以人为本地建设昆山,因此才使得昆山有了富足的今天。

从当年的苏州“小八子”到“江苏首富”,昆山用了不到五年时间。1983年,昆山全县的工业产值不足一亿元,到1989年已达10亿元,1989年昆山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156元,为江苏全省之冠。

从全省第一到全国第一,昆山用了15年时间,2005年昆山第一次荣登“全国百强县”之首,使连续四年名列榜首的广东顺德退位次席。这对昆山而言,是个历史性的飞跃标志。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我们知道,昆山现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27元,而1985年仅813元;昆山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7年为12168元,1985年是201元。这两个数据表明,昆山今天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高于中国其他县级地方。

“昆山无山却有玉”,这话在昆山的干部和百姓中现在谁都会说,我听后似乎品出一种解释:天上不会掉馅饼,昆山之玉是以昆山人的心血铸造而成的。

这话可能有些人仍然不太相信。其实也难怪,因为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昆山的成长史,更不了解昆山穷的时候和他们从穷变富的全过程。

而我知道——现在我要给读者讲讲我的老乡们讲的那些故事,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著名导演和我一起到昆山去作了一天采访,感动得非要签约,将我一字未写的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你只要把昆山人如何招商的故事串一串就是最精彩的电视剧。”她说这话时的眼神是闪着光的。

昆山人的创业故事,可以是血和泪纺织成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再次提到宣炳龙这人,因为他是昆山开发区的全部历史见证人,他在开发区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了整整23年。“你可能是我当开发区负责人最后接受采访的一名作家、记者了。”那天他这么说。

我回到北京没多少时间就听说宣炳龙因年龄退位了,我采访他时,其实苏州市委已经安排他当了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享受副厅待遇。苏州市政协主席是王金华,也是昆山人,他们俩加上吴克铨,成为有名的“昆山开发三王”。

“我们的开发区,在当年我们进这片地方时是骑自行车,但后来发现,人根本骑不了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人——到处都是烂泥地……”宣炳龙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坐在气派的开发大楼的“部长级水平”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将我带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搞第一个外资企业,那时我们连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惹出一些毛病来。有一回我晚上十一点钟去敲总机值班的那个小姑娘的宿舍,让她起来接线打长途,人家老大不高兴,责问我:你半夜敲我门想干什么?我说有急事要长途国际电话,人家小姑娘根本不理睬,我不能半夜给你开门,谁知道你半夜来敲门怀啥坏心哩!无奈,我只能等到天亮。”这是老宣讲的第一个故事,把我和那个女导演笑弯了腰。

“昆山第一个台商到我们开发区落户不久,突然半夜有公安局来敲我门,我问什么事,公安人员开始不说话,先到我房间里查看了一遍,然后说:老宣啊,你可得注意,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敌情?我说哪来的敌情?公安人员说,昆山现在不仅有敌情,而且是台湾的特务敌情。我一听不信,说哪有特务啊。他们就半夜把我拉到一个台资厂,指着一堆纸箱上说,这不是特务敌情还能是什么?我一看,简直哭笑不得,原来那纸箱上印了一行字:三民主义救中国……”这是老宣讲的第二个故事。

“又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找到我,说老宣你这样下去不行,昆山非出大事不可。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们又把我拉到那个外资手套厂,进了女工宿舍,他们指着女工床上的几本外国杂志,说:你老宣自己看看,这么腐朽的资产阶级东西在工人中传播,昆山不出大事才怪。原来他们看到了这个厂的老板为了让女工们熟悉生产外销手套的特点,给每个宿舍发了些时尚杂志,那上面有女人穿着露一点的照片和服饰……”这是老宣讲的第三个故事。

“我们去广州招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意向到昆山来投资的外商,我们就请人家吃一顿饭。人刚从广州回来,纪检部门的人就来到了办公室,他们脸色铁青地冲我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去了,才知道有人检举我们在广州花3000元请外国人吃了一顿饭……”

“哈哈……哈哈……”我们再也收不住笑了。

坐在“老板椅”上的老宣则一点没笑容,说:“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办开发区的第一天起,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那样的检查、调查、审计……

“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昆山的干部群众为了建设这开发区奉献了多少心血和泪水、汗水?汗水其实不用说,做事情肯定要流汗出力,但碰到的出力流汗之外的事就会让你感到百倍的累……像吴克铨他们这些昆山的大当家人,更比我们经历的事多。我们前几年出动招商,只敢住旅店,住洗澡堂。第一次到广州连香蕉都不会吃。有个局长在广东看了一根八块钱的皮带很想买,但最终没买,因为他身上带的钱都是公家的,不敢用。这钱可以用于招待外商和谈生意时花费,但我们县上明确规定绝对不能用于个人开销,当时昆山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的规定。

“后来台商多了,他们习惯和喜欢夜生活,不怎么在白天用心思,更不怎么跟我们在白天谈事。为了适应和伺候好客人,我们的干部白天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晚上就得去陪客人吃饭喝酒。有人以为吃饭喝酒是件乐事,可天天上馆子、举酒杯的人知道啥叫难受。尤其是台商们喜欢上‘卡拉OK’——我们有我们的规定:凡参与招商的干部是不准进卡拉OK厅的,只能在外面等着。这客商一进去不要紧,不到凌晨两三点钟是不会出来的。大冬天的,我们的干部只能在‘卡拉OK’厅的走廊或屋檐下靠抽烟取暖挨时光……”

老宣的故事让我们不再笑了,而是感到阵阵心疼与由衷的敬佩。

老铁,昆山文联副主席、诗人。这位昆山诗人与其他文人的不同之处,是他曾经当过乡干部,在一个富庶的地方的行政干部放下手中的权不干却去到文联当诗人,这恐怕也只有昆山人干得出来。但老铁当文人当得似乎有些滋味,因为“在昆山的日子好过”,老铁这样说。但让老铁说起昆山的创业之路时,似乎仍很激动,原因是他也有过作为乡镇干部所经历的那些让他难忘的“招商故事”。

下面是老铁作为朋友而为我整理出的材料——

<h3>《招商的故事》之一:风雨中呼唤“海虹”</h3>

丹麦“海虹老人”的几位年轻人来张浦考察已二十余天,引荐来张浦的女士临上车时握住我们的手说:再联系,再联系。就坐进面包车一溜烟远去了,那一刻,我们的心里是甜滋滋的。于是,开发区指挥部立即开会,部署迎接“海虹”落户的具体工作。可这一晃近一个月了,对方却杳无音讯,心里的甜味渐渐地变成了酸味甚至苦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连着几天,总是下雨,浇得大家心里闷闷的,脑子里昏昏的。路桥工程暂时都停了下来。星期天,招商部、工程部的小伙子们在办公室里一脸的愁云惨雾。回想着接待“海虹”时的枝枝节节,实在是无懈可击的,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到位,每一个细节都比较圆满。而这“风筝断了线”,大有一去不返的态势。我们突然醒悟:这“招商”难道是“等鱼上钩”、“守株待兔”吗?!孙书记一再告诫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善于并勇于主动出击。于是,我一拍大腿,朝小王、小龚两位助手一挥手,同志们,东进上海,找女士去。

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困惑了我们,女士来张期间留给我们的竟然是一张“海虹”公司的香港名片,而她家却住在上海。偌大的上海,怎么找?在车上。我们苦苦回忆,寻找线索。突然,小龚说,上车后女士对司机说:“大木桥。”她家会不会住在上海大木桥—带?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有了虚拟的目标,大家竟然都阿Q似的兴奋了起来。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的车到了沪上,直奔“大木桥”。

到了大木桥,我们的兴奋顿时一丈水退了八尺。那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角都是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要在这里把女士的家找出来,简直是“生芝麻堆里找熟芝麻——休想”。一不做二不休,死马得当活马医,豁出去了。我们决定一个一个小区找,一幢一幢楼房“地毯式搜查”。雨越下越大,我们三人在小区里扯起大嗓子,沿着楼号呼唤着女士的名字,大有“男高音”的气势,过路的居民以为我们丢了孩子,楼里的人以为我们在吆喝着收破烂。但“搜索”了两个小区后,均无结果,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第三个小区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男高音”们呼唤到第三个小区的第四幢楼房时,从第三幢楼房三楼的北窗户伸出一个我们熟悉的脸庞,“谁啊?谁找我?”我们顿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女士!”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上都已湿透,激动的脸上淌下来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在女士家,女士像看“天外来客”似的惊讶地看着我们,她无法理解我们竟然在茫茫大上海找到了她的家,难以想象竟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了她,并十分佩服我们仅靠“大木桥”这惟一的线索锁定了目标。女士感动了。她坦言道:事实上,我引荐“海虹公司”同时考察了几个地方。说实话,条件最好的不是你们镇。但今天你们以这样出奇制胜的方式顶风冒雨找来,我被你们感动了,也被你们征服了,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相信你们。

后来,在女士的竭力推荐和鼎力相助下,“海虹公司”终于在张浦落户了。“风雨中呼唤‘海虹’”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已深深地渗透到日后的招商工作中。

<h3>《招商的故事》之二:归途“迷雾”</h3>

昆山的外向型经济依托大上海,90年代初,昆山的宾馆、餐饮等档次还比较低,为此,外商来了一般下榻在上海。于是,我们经常往上海跑,一星期内天天跑上海是常事,一天不跑上海是怪事,一天跑两三趟上海不是奇事。招商人有一句顺口溜:老乡马不停蹄跑上海,老外接二连三引进来。

那时,昆山至上海还没有高速公路,苏虹机场路正在建设中。从张浦到上海,最便捷的是取道千灯、青浦的普通公路,路面仍有断续的砂石路,偶尔还有坑洼之处,路况不是太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赋予这条路为“招商快通道”的美名。上了这条路,我们就会像触到了“兴奋点”似的亢奋起来。在这条路上也跑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乏艰辛。

一天傍晚,我们接到重要“情报”,说有几个日本客商刚到达上海,拟于翌日到周边地区考察投资环境,现住在某宾馆。“情报”就是命令,我和助手们立即准备好各种资料,开车出发,直奔目的地。到了上海,找到了那家宾馆,与服务台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才获知了房间号。电梯上了六楼,按电铃,打开门的是那位“眼镜”翻译,疑惑的目光朝我们扫了几个上下后说:先生,走错门了吧?我们坚定地摇摇头:没有。当说明来意后,对方十分热情。翻译戏谑说:你们真是“外插花”。于是,我们这批“外插花”在宾馆里一插就插了三四个小时……

与外商告别,走出宾馆,时针已偏过子夜。初冬的深夜,竟也寒气逼人。大家疲惫、寒冷和饥饿,个个歪倒在面包车里,摇摇晃晃地驶上了归途。车驶出上海,进入市郊至青浦地段,开始出现迷雾,越来越重,朝车窗迎面扑来,车速显著减缓下来。刚出青浦市区,迷雾简直就像一团又一团棉花,堆积在车子周围,此时,已难以分清哪是公路,哪是田野,哪是树木,哪是建筑物,汽车就像一架凝固在云层中的飞行物,动弹不得。在我们后面,有一辆车以我们为“参照物”,缓慢地尾随着。

我看了一下码表,每小时车速竟然十公里都不到,汽车似乎像蜗牛在爬行,每驶一段,都要派一人下车跑上百十米,验证一下行驶的方向是否偏离。照此速度,天亮都到不了家。慢点是小事,令人窝心的是,如果车子“鬼使神差”误入路边的沟河里,那么我们也许将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想到这里,大伙儿睡意全无。于是,大家干脆轮流下车,在车前引导前行,每三五公里换一个人,另两人在车上打开左右车窗,分别观察着左右两侧的距离。我们互相调侃着,将在车前引路的任命为“一级引导员”,在车内观察的为“特别观察员”,并保证“人走车行,人在车在”,“人车共患难”。

天蒙蒙亮时,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微闭着双眼,叫开“迎宾楼”的大门,撞开房间,一头仰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得像死猪一样。可没过多少时间,就听见有人大敲着门喊:郁镇长、郁镇长!台湾的林先生到了!……我脑子里突然像闪电一样霍地亮了一下,猛然跳将起来。一看手表,已是上午九点,心想:林老板,你为什么不迟到一会儿呢,哪怕十分钟。

<h3>《招商的故事》之三:寻找“嘉士伯”</h3>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中国人好客。客人来了,招待客人吃饭,享受一下传统、美味的“中国大餐”,让客人尽情领略中国美妙的“饮食文化”,大概也是比较重要的礼仪之一。在招商活动中,我们除了在介绍投资环境、外商实地考察、双方洽谈等重要环节上精心策划外,在安排客商就餐的问题上也煞费苦心,认真安排,节俭不失礼仪,丰盛又不铺张,恰到好处,同时,充分显示出我们的诚意。我们深知,接待外商,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昆山张浦,同时也代表国家、代表中国人的形象,每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完美、每一次点滴的“智慧”,都将给招商工作增添一个成功的砝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丹麦“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欧逊先生。在安排欧逊先生就餐问题上,领导授意精心策划,首先通过有效途径,打探欧逊先生的饮食喜好,了解到他比较喜欢中国乡土风味的菜肴,特别喜爱长江流域的河鲜水产,这些对我们来说,均非难事。那么,准备什么酒呢?有人建议用中国的葡萄酒,有人力推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黄酒,而打探“情报”的同志带来一个确切的消息是,欧逊先生特别爱喝丹麦生产的“嘉士伯”啤酒。这使我们顿时傻了眼,陷入茫然之中,那时,我们只知道“青岛”、“力波”等啤酒,从未听说过“嘉士伯”,跑遍了全昆山,也没找到“嘉士伯”的影子。于是,一方面派人到上海寻觅“嘉士伯”,同时,招商部的小伙子们紧急搜集着有关“嘉士伯”的资料……资料显示:“嘉士伯”啤酒是丹麦名酒,嘉士伯啤酒公司是由卡尔·雅可布森于1847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成立的,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啤酒酿造厂之一,历史悠久。嘉士伯啤酒在1868年传入英国,继而进军远东及南美洲等地,成为最早行销国际市场的啤酒品牌,目前已在世界各地140多个市场建立了销售网点,生产线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切准备就绪,欧逊来了。

当我们将欧逊先生熟悉的“嘉士伯”啤酒端上餐桌时,欧逊先生惊喜万分,连连跷起大拇指:“OK!OK!”并忘情地鼓起掌来。而当我们将“嘉士伯”的资料“现炒现卖”地向欧逊先生娓娓道来,并说出“嘉士伯”的创始人是卡尔·雅可布森,他还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东北部的长堤海滨投资建造了一座世界闻名的美人鱼铜像时,他的神情愈发灿烂,激动地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对丹麦的了解如此细微,想不到在遥远中国的一个小镇上,竟能喝上产自家乡、我又十分喜爱的“嘉士伯”啤酒。翻译悄悄地与孙书记耳语:到中国的这几天,欧逊一次也没喝到“嘉士伯”。席间,大家络绎不绝地向欧逊敬酒,欢迎他,欢迎“海虹老人”落户张浦,欧逊也频频向大家举杯:谢谢各位,祝双方的合作圆满成功。

我抽空溜了出来,去大厅敬一敬招商部辛苦的小伙子们,一看,他们也正举着“嘉士伯”啤酒,碰得“叮当”作响,祝酒词竟然是:祝贺寻找“嘉士伯”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干杯!

<h3>《招商的故事》之四:“爱拼才会赢”</h3>

夜很深了,疲劳的鹿城已经熟睡,白日的喧嚣被深深的夜色覆盖着,城市渐渐转入寂静。可此时,位于鹿城市区前进路西端的嘉顿酒店的“贵宾室”里,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熙攘声不断。

这是1994年4月30日与5月1日激情交融的不眠之夜,台湾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老总们与昆山市张浦镇的书记、镇长和镇开发区的老总们,为“台玻”将要落户张浦的项目,于白天在张浦的两轮谈判过后,晚上又移师“嘉顿”,进行最后一轮谈判,两岸的劳动者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着全世界劳动者共同节日的到来。

这也是“台玻”来昆考察后的决策之夜,主宾双方正在为项目的落户作最后的冲刺。投资9000万美元,占地600亩,在台湾100家大企业中排名第24位的“台玻”是否落户昆山,将于今晚定夺,意义非同一般。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昆山最大的台资项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市委李书记亲自坐镇“嘉顿”,现场办公,运筹帷幄。

贵宾室的窗户敞开着,夜晚夹杂着丝丝寒气,但谈判现场却是一派春意,充满活力。主宾双方由广泛的话题渐渐集中、明晰,并不断深入。“台玻”方,戴着细黑边眼镜的一总(林伯丰),在不停地思考、记录的同时,睿智的眼睛又不断释放出新的问题。昆山方,久经沙场的领导们不厌其烦,沉着应答,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玻”这样一个大企业,资产庞大,技术世界一流,在昆山这个县级市的一个小镇上落户,要提出很多问题,不足为怪。人家希望你替他们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也情有可原。今天,张浦镇的领导们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平时大家常说,要“抓住机遇”,而今,机遇就在手上。大家相信,既然来了,就必定要谈,既然谈了,就要摊开来细细地谈,彻底地谈,有透明度地谈。我们要用心,要诚心,外商才能放心。

谈判的双方总是一个需要不断磨合的矛盾体,这种“磨合”,充满了真诚,充满了理性,更充满了悬念。令人欣慰的是,在“台玻”项目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始终在向一个统一的目标靠拢,不断出现实质性的进展。水的问题解决了,电的问题解决了,路的问题解决了,桥的问题解决了,拆迁的问题解决了……千头万绪的问题从选土地开始,最终又回到了土地上。地价问题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问题。当时钟敲过子夜后,双方为地价问题出现了短暂的僵持。此时,市委李书记已派人将土地局徐局长从被窝里拉到了嘉顿,并不失时机地召开短会,紧急磋商。最后,将结果与对方作了通报,双方在理解对方的前提下均作出了理智的让步。

子夜零点三十分的钟声敲响后,一总与孙书记将墨迹未干的合约交给了对方,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服务生端来了红葡萄酒,主宾双方频频碰杯,互相祝愿。一总与孙书记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握着话筒,大家共同唱起了台语歌曲《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h3>《招商的故事》之五:h项目“历险”记</h3>

已在昆落户的台湾J公司的Z总打电话来,说:台湾h家具公司的老总们正在昆山考察,明天就要回台湾,我挽留了他们,建议他们推迟归期。话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到张浦看看如何?Z总真逗,介绍客商到张浦,还问我“如何”,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当即约定翌日上午在J公司大门口迎接h公司的老总们。

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上午九时正准时接头,九时二十分到张浦,接下来是介绍情况、看地块、考察交通环境、交换意见,然后进入实质性谈判,投资政策问题、水电问题、地块平整问题、各项服务问题……最后是地价问题,接着对方到宾馆内部权衡。三四个回合后,双方对各个问题均已十分明朗,并达成一致意见。晚上七时许,双方草签明确意向,一切OK。遵对方“要暂时保密”的要求,我们驱车来到了柏庐路东大桥的“金角酒家”,频频举杯,互致祝贺。由于对考察结果及高效率谈判过程的满意,对我方谈判作风的泼辣及处事精明果断的赞赏,老总们回台后第二天,L总就给我发来一份传真:“沧海一粟,我选择张浦。”以表示在张浦投资的诚意和信心。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办理项目的过程中,台湾家具公司要在张浦落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开发区各镇配套区都有一批招商高手,各有自己的一套“招式”,当然,不管人家“招式”如何,已“煮得半熟的鸭子”还能“飞”了不成?我们十分自信。我们了解到,h公司在考察我们镇之前,已花了数天时间考察了五六个镇的配套区,但我们不知情的是,其中的Z镇虽然还没与h公司签约,但Z镇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使h公司十分满意,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兴趣,并表示,Z镇是h公司投资昆山的首选。为此综合分析h公司考察情况,该镇胸有成竹,并已作好了接纳该项目的一切准备。有成语称“节外生枝”,由于J公司Z总的推介,我们有缘结识了h公司考察大员一行,使张浦镇成了h公司投资“节”上萌生出来的意外一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Z镇与张浦镇围绕h项目展开了一场友好的“争夺战”。两支招商队伍像拔河一样,均使出浑身解数。常常是两班人马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所,三方交谈呈现出很高的透明度,这使h公司的老总们既为双方的诚意和执著十分感动,又不免略显尴尬。因已与我们签约,h公司的L总说:我们十分钟情张浦,但为了避免大家伤感情,有两个方案:一是换个企业名称,过一段时间再行投资事宜;二是暂缓投资,我们再到周边地区看看。我一听急了,这不是“鸡飞蛋打”了吗?赶紧说:L总啊,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恕我直言,两个方案均不可取。经集体商量并请示领导后,我向L总明确表态:我们感谢贵公司对张浦的厚爱,但昆山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全市一盘棋”,考虑到我镇开发区已初具规模,Z镇招商引资虽然刚刚起步,但那也是一块宝地。只要此项目落户在昆山,我们都欢迎,并感谢你们,我们理解Z镇,也尊重贵公司的最后选择。我们的坦率和气度使h公司一行非常感动。

后来,经Z镇的不懈努力,并又经过几番曲折后,h项目终于在Z镇落户了。我们虽然将“半熟的鸭子”煮飞了,但心里很坦荡。事后,有人不解地问起此事,我告诉他们:我们同在昆山,发展外向型经济要有“一盘棋”的意识。

<h3>《招商的故事》之六:哪壶不开提哪壶</h3>

1993年秋的某一天,我们接到市经委的电话,说一批台湾玻璃工业公司的客商明天上午要来张浦考察,务必做好接待工作。那时,张浦开发区刚刚成立半年。作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配套区,张浦开发区亟须在基础设施、队伍建设和服务功能等多方面尽快予以完善。根据总体规划,全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面铺开,各种介绍资料也依据新规划制作完毕,基本招商队伍也已到位,大伙儿的心憋足了一股劲:只要有外商来,“戏”就可以唱起来了。可每一次听说外商真的要来了,心里还真有点“忐忑”。

为了给台商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翌日上午,我受命到各个建设工地巡视了一下。天真是奇怪,10月份竟然还热得很,烈日将路面上的空气都炙烤得变了形,工人们挥汗如雨。听说有台商来考察,工人们更来劲了,他们早早地就把小红旗插在了工地周围,营造出了一种热烈、喜庆的氛围。

上午十时许,台玻客人如期而至,为首的名叫林伯淳,是台湾玻璃工业公司青岛公司的总经理,此次受台玻董事长委托,前来上海、昆山一带考察设厂。林伯淳说,1992年,他与哥哥林伯丰曾来过昆山考察,看中了昆山开发区的地,但由于玻璃厂有烟囱,开发区不让办,于是就跑到了青岛与日本人合资办了个玻璃厂。他说,但是昆山(包括上海)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还说贵镇与昆山开发区仅一河之隔,所以来看看。

接待林伯淳一行的是平方镇长、文熬和我,我们一听林伯淳的一席话,简直是乐得不行,心里寻思着:好运来了。接下来,宾主间的问答步步深入——地理位置,没说的,这里东接上海,西连苏州;交通条件,已初露端倪,机场路即将开通,高速公路动工在即;服务,我们一定会搞好;电力供应,我们现在是保证供给,如果企业需要,可争取扩容。

言谈之中,我们发现,林先生对电力供应尤为关注,“死追不放”地提出了许多相关问题,非常细,也非常内行,我们均予以一一解答。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吗?林先生的目光中显然充满了“疑虑”。时任镇长的张平方很“拎得清”,赶紧接过话头说:问题会很多的,关键是我们有比“问题”更多的“办法”。林先生听了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样的回答比较满意。平方接着说:譬如水的问题,虽然现在压力还不够,但我们己在规划,正准备筹建一个二万吨级的自来水厂,以保证供应;譬如电的问题……岂料,话音未落,突然,会客室的电灯灭了,空调停了,整个办公大楼竟然都没了电,电的问题真的来了,霎时,我们脸膛都像停了电的灯泡,没有一点光亮。只听见有人在走廊里大叫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此刻,我脑子里蓦地跳出一句俗语:哪壶不开提哪壶。经查实,这是一次因保险丝烧断的“跳闸”事故,虽然很快就修复了,但无疑给台商的这次考察留下一些“阴影”。

在接下来的现场勘察时,由于事先安排周到,林伯淳一行显得比较满意,临别时,他“虚晃了一枪”,说:我们这次投资不大,一千万美元,六十亩土地,是小企业。我们忙不迭表态:投资不论大小,我们同样欢迎。谁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投资总额九千万美元,占地面积六百亩土地的大企业,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兴之余,又回想起那个“停电事故”,后背上禁不住沁出了冷汗。

<h3>《招商的故事》之七:时间的“计量”</h3>

在招商引资的日子里,我们向外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昆山是个好地方”,或者“张浦是个好地方”。

怎么个好法?好在哪里?

最概念化的“经典”说法:(昆山)张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最形象化的“经典”说法:地理位置好,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

最抒情的“经典”说法:是长江三角洲一颗璀璨的明珠。

介绍交通,就说有铁路、312国道穿城而过(甚至还说过“吴淞江水从城里潺潺流过”),十分便捷。后来,机场路、高速公路相继建成,再说“穿城而过”,未免太落后了,于是就统一口径:北有沪宁高速公路,南有苏虹机场路。

记得苏虹机场公路刚建成通车时,我们简直是“路大气粗”,“迫不及待”地向外商说过两句“大话”,一句是:上海虹桥机场就等于是为我们造的;另一句是:从上海开车到(昆山)张浦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以此证明交通条件极为便利。

应该说,苏虹机场公路的开通,的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上海的距离,往返时间大大节省,成为我们到上海特别是到虹桥机场接送客人的便捷之路,被我们誉为“招商绿色通道”。许多外商和国内客商从虹桥出发,取道机场路,来到张浦,大都对“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优良”等说法有了直接的感性体验,至于对“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之说,谁也没有认真“计量”过。

但也有认真的,丹麦“海虹”涂料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欧逊就是这么一位。

落户张浦的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是丹麦老人(hEMPEL)集团公司与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合作成立的外资企业。丹麦老人集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涂料和重工业涂料的独立供应商,为此,落户张浦的“海虹”公司无疑是一家重量级企业。1995年春天,筹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铺开,该企业的重量级人物——董事总经理欧逊先生要来了,他要来看看昆山,看看张浦,看看即将在这块土地上绽放的绚丽的新“海虹”,体验一下张浦的“感觉”。

欧逊第一次来,谁去接他比较合适?镇长张平方自告奋勇亲自驾车迎接,作为镇政府的“行政长官”兼张浦开发区的“首席老总”,平方既了解全市情况,对全镇情况又了如指掌,还有着七年“驾龄”,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对于欧逊来说,镇长亲自开车迎接他,出乎他的意料,具有新意。而一路上平方准确到位的介绍,又使他增加了颇多感受。他知道,这也许是一段比较漫长的旅程,镇长的健谈是为了消除他的一路寂寞,真是用心良苦,于是,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可这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被机敏的平方镇长从反光镜中捕捉到了。我们在对外宣传时,一直强调从虹桥机场到张浦镇仅一个小时的路程,欧逊是否想证实一下这种说法的可信呢?于是,平方渐渐地加大了油门……车子又平又稳地行驶在苏虹公路上。

一路美景,一路春光。当车子驶过团结桥,拐向“海虹”工地,远远地看见飘飞的彩旗,及工地出入口迎接的人们时,欧逊认真地看了一下手表,整个旅程整整55分钟,这位高个子的丹麦老人与同来的执行董事陈卫华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一只手紧握住迎候他的孙书记的手,另一只手拉住平方镇长,在热烈欢迎的掌声中,与他们一同走进了大门口。

<h3>《招商的故事》之八:餐桌上的故事</h3>

中国人重礼仪,其礼仪的繁文缛节令人眼花缭乱。而吃饭也是表达礼仪直接有效的载体之一。商洽事宜、增进感情、解决矛盾、探讨问题……一顿饭吃下来,基本上就可以知道“OK”或者“不OK”了,所以,外商来了,安排好吃饭是比较重要的,而认真“陪吃”也是必要的。在张浦镇那段招商的日子里,为了项目的“OK”,在招待外商吃饭抑或陪同外商吃饭的问题上,故事多多。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关于“吃饭”的故事。

镇党委书记孙忠明常说:外商考察,关注的是你的环境、你的服务,还有人,人投缘了,事情也就好谈得多了,但吃饭也是考察的重要环节。确实,饭桌是谈判的好地方,可增进双方的了解,还可以调节或缓和气氛。所以,款待重要客商,书记、镇长们都要从百忙之中抽暇作陪。一次,台湾某大企业老总来张浦,镇领导在迎宾楼为他接风,但孙忠明书记却因重感冒躺在中医院的病床上打点滴,为此,我们向“老总”反复解释,请他谅解。听说孙书记病了,“老总”非常关心,表示翌日一定去医院探访,并建议斟满酒,祝孙书记早日康复,岂料,大伙儿酒杯还未端起,孙书记就推门而入,直奔“老总”紧握他的手连称“抱歉”。我们惊讶地问:孙书记,你不是在挂点滴吗?孙书记幽默地回答道,盐水哪有酒水好?

这是镇长张平方的吃饭故事,曾被添油加醋而改编为“夹着馒头睡觉说梦话”,一时传为佳话。1995年,张浦开发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来镇上考察的客商络绎不绝,每天是一拨一拨,我们常常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一天,在连续接待了几批外商后,又来了几位国内客商,虽然大家都很疲惫,但只要有“情况”,又都精神抖擞。接待完后,天已大暗。因一位客商有急事,他们急着要回上海,为此,平方镇长便亲自驾着面包车为客人开道。到了上海,对方很过意不去,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盛情难却,我们应允了。此时肚子的确很饿,一盘刀切馒头成了最好的盘中餐。大家吃着并交谈着,突然,饭桌上传出沉重的“呼噜”声,一看了得,只见一只馒头夹在筷上,筷子在一双手上,手撑在络腮胡子的下巴上——平方竟然嘴里含着馒头,手上夹着馒头,打起了“呼噜”。

一次,有位日本客商来张浦考察,在一系列例行的介绍、了解环境、勘察现场后,我们诚邀对方赴“迎宾楼”用午餐。席间,宾主双方频频举杯,谈笑风生,那客商十分健谈,知识渊博。我们从中国“八大菜系”谈到古文化,又从良渚古文化遗址谈到“百戏之祖”昆曲,非常投机,以至于戴眼镜的小个子翻译竟无暇下箸。最后,当服务小姐端上一盘插有“万国旗”的水果拼盆时,这位客商突然顿住话题,反复打量着那盘水果,疑惑地问:郁副镇长,这个水果上有很多国家的旗,为什么没有日本?被他这么一问,我一愣:难道能回答他我们没有日本国旗吗?!再细看,我舒了一口气:你看,也没有中国国旗啊。岂料他竟死死追问:为什么?情急之中,我灵机一动:哦,中国,日本,大大的友好,我们谁也不“吃”谁,所以,不插旗。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他跷起拇指说:你的,很机智。为此,我还被“奖励”了一杯酒。

<h3>《招商的故事》之九:难忘的30个日日夜夜</h3>

台玻,作为台湾100家大企业中排名第24位的企业,在落户张浦的过程中,上有市委、市政府重视,下有群众支持和社会各界、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演绎了许多感人故事。

从1994年5月1日子时在昆山嘉顿酒店正式签订土地合约,到5月17日林玉嘉董事长偕夫人莅临张浦勘察地块,而后5月26日赴京拜会朱镕基总理,只有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节奏如此之快,使我们有一种“大战来临”的感觉,各项相关工作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作为“千岛湖事件”后,台湾“行政院”批准到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公司,“台玻”在昆山的投资受到了朱总理的赞扬和欢迎,使林董事长消除了一切顾虑。

所有的环节都很顺利,也很满意。两个月后,台玻发来一纸传真称:1994年8月25日,是台玻30周年纪念日,要在昆山吴淞江畔的宝地上举行隆重的开工奠基仪式。这无疑是个大喜讯,但也是大压力。此时,距8月25日,只有短短的30天,而台玻所选中的周西村的那块600亩土地上,有太多太多的工作要完成,许多房舍要拆迁,无数电杆要迁移,西段2365米6条河道要填平,9万立方米土方亟须迅速到位,地块测绘要尽快完成,还有排涝站、猪棚以及水闸的改造,690米道路修筑,通往镇区和农村电线线路的改道,两条高压线路的合并及1200KV临时用电的配置……

事情太多了,时间太少了。全镇上下顿时紧急行动起来。

7月26日上午8时正,张浦开发区会议室,圆桌会议正在这里进行。镇开发区规划部、工程部,镇建管所、土管所、水利站、电力站、水厂及周东、周西村,各路人马,全部到齐,献计献策,领受任务,明确责任。没有推诿、躲避的理由,只有陈述如何进行这一“攻坚战”的计谋。面对如此的工作量,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字:干;所有人的表态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此时此刻,没有人提出什么条件。面对这样的场面,镇领导和镇开发区的“老总”们非常感动,镇党委书记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同志们。

作为一个项目,张浦人深知“台玻”的重量,作为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张浦人更感到自己肩上的分量。当天下午,600亩土地的“台玻”工地上,大战阵势全面拉开。我们把每一分钟掰成几瓣来算计,把30个日日夜夜当成60天来用。30天,没有白天与黑夜,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灯光下,那场面总是非常壮观,从指挥员到普通劳动者,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智能与体能。

我难以忘记那些日子里,书记、镇长无论工作多忙,哪怕时间再晚、身体再累,也不忘来到工地巡视,了解情况,现场办公;难以忘记那些任劳任怨的同志——年近60岁的电力站站长,患有高血压的水厂老厂长,常犯胃病的开发区工程员,以及许许多多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8月25日,位于吴淞江畔的这块“宝地”给了“台玻”老总们一个惊喜,在奠基开工的仪式上,一总感慨地说:台玻到张浦,这真是一步好棋,走得太对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当无数彩色气球腾空而起时,主席台上空飞过一群美丽的仙鹤,人们惊奇万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

在一片欢呼声中,我听到有人说:奇迹总会有的。

<h3>《招商的故事》之十:熊谷的认真</h3>

与外商接触的过程,是一个在展示自己智慧的同时能达到“知己知彼”目的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无论是台商、港商、美商还是日商,其超乎寻常的认真态度,往往能使你对“敬业”这两个字有更形象、更深层次的了解,而那种“认真”,又能轻而易举地将你工作中的“漏洞”一一暴露,令你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我曾接待过一位名叫熊谷的日本客商,他是日本一家专业制造体育用品的社长,要在上海附近物色一块面积为80亩的土地,独资建造一家专业生产体育运动器械的企业。经朋友介绍,他要来张浦看看。由于考察时间很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到全镇所有地块现场勘察。于是,根据熊谷的要求及其企业特点,我们事先在位于吴淞江大桥的东北堍为他择取了一块约80亩的地块,这里紧靠即将通车的沪宁高速公路,又与吴淞江为邻,交通条件好。招商部的小伙子们将投资指南画册、地块方位图、交通方位图、地块红线图及文字说明等相关资料一一备齐,恭候熊谷。

由于飞机晚点,熊谷先生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张浦,当我们在张浦开发区办公大楼门口迎接他时,他每握一次手,就躬一下身,并叽哩咕噜地讲上一通话,随行的东北大汉李翻译反复地翻译着同一句话:“我表示十分的抱歉。”反倒弄得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了。此时已到中午,正是吃饭的时候,于是,交换名片、寒暄过后,我们便将熊谷一行请进了“迎宾楼”,准备与他共进午餐,岂料,熊谷先生坚决不从,坚持要先看地块,说我不是来吃饭的,而是来工作的,工作不做好,先吃饭,会“大大地不舒服的”,说完指了一下自己的头,这番话经李翻译译出后,我们面面相觑,好像做错了什么。有人在一旁悄声调侃道:饿着肚子工作,肚子会大大地不舒服的。幸亏李翻译没有翻过去。

此时的我们,只能“主随客便”了,何况人家“理直气壮”。在吴淞江畔的地块上,熊谷先生仔细地查看地形,不断询问相关问题,问得细,问得准,问得狠,有时竟一直问到你答不上来。在谈到土地纵深距离时,我们说大约350米左右,熊谷一摆手说不能“大约”,要准确。于是,我们说是355米。谁也没料到,熊谷先生对李翻译咕噜了几句后,竟然用走步的方式在地块上一步一步地“丈量”了起来,李翻译告诉我们,熊谷先生的意思是,他跨三步是一米,355米应该是1065步。天哪,烈日当空,酷暑难忍,他竟然要一步步丈量……

面对那衣衫渐渐沁湿、缓缓远去的背影,大伙儿不禁肃然起敬。此时此刻,我和招商部的小伙子们想得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作是否还缺了些什么,是否还应该做得更细、更合理、更到位、更有可操作性。

现场勘察结束,回到迎宾楼用餐时已是下午两点半了。临分别时,熊谷先生握着我们的手,感谢我们为他做的工作,感谢我们的盛情款待,并对自己的迟到及影响大家吃中饭再次表示歉意。临上车时,他对平方、文熬和我说:我要送给你们一人一套我们生产的优质运动服装。当时我们以为他只是客气,随便许诺,谁也没当真,岂料,不到一个月,熊谷先生真的从日本把衣服寄来了。这套运动装我至今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因为这不仅是一套普通的衣装,里面珍藏着招商岁月中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会因此而想起一个人、一种精神。

这首歌在昆山许多人会唱,尤其是在这里工作和落户的台商和台湾人都会唱。我知道这首歌是在昆山的台商们亲自撰写并请一个著名作曲人谱的曲,它像大陆人爱唱《十五的月亮》一样,在居昆的台湾人中间特别流行。我还知道,现在在昆山的台商和他们的家属共计6万余人。台商在昆山开办的企业近4000家,投下的资金达270亿美元,占昆山的外资企业投资总额的70%左右,占大陆利用台资总额的九分之一多。

2007年,新华社记者曾经用《昆山,一座台商参与和创建的城市》为标题发表了这样的报道,文章指出:

短短20年,总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昆山,就从苏州所辖区县排名最后的“小八子”,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百强县之首,2006年户籍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当年的农业县,目前聚集了500多家It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产量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台商功不可没。

台商爱昆山,台商爱唱《昆山是我家》。当“昆山是我家,我家在昆山”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许多人不仅舞之蹈之,甚至陶醉之。

台商们把昆山比喻为台商的一个桃花源,在传统与现代、自然和文明的和谐互动中,把他们的每一份探求推向永恒。在这个拥有勃勃生机的桃花源里,台商和他们的家属们一起诗意地安居于波光峰影间的家,并为这个家倾注着自己博大的爱。

昆山的同志告诉我,每年中秋节,台商协会都要举行慈善活动,向当地的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颁发抚恤金和奖学金,向见义勇为的公安干警和消防战士颁发奖金。2005年,举办“台商万人慈善游园义卖晚会”,筹得善款168万元,2006年捐款100多万元,2007年捐款52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昆山慈善总会。今年“5·12”汶川大地震,牵扯着昆山台商的心。台商协会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台商提出了捐款捐物的倡议,共捐助人民币4000多万元,物资1000多万元。颗颗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源源不断地向灾区人民传递着温情。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学生贫有所学,台商陈桂祥个人出资200万元成立“陈李香梅”基金会,这是江苏省第一家由台商成立的基金会。宝成集团捐资600多万元兴建裕元实验小学及其幼儿园。富士康科技集团和仁宝电脑兴建了富士康幼儿园和仁宝幼儿园……这些事,我听后感动不已。

在昆山的台商已是我们新的父老乡亲,他们已经把昆山当做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这也让我体会到台商协会李宽信会长为什么能够说出“台商成就了昆山,昆山也成就了台商”这样的话。

一个县级小市,却云集了几万外商,这是全国少有的,而且昆山的地理位置与台湾没有特别之处,不像广东和福建。可昆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早已成为“台商之家”和台商在大陆的发财福地。其实,昆山比起广东、福建来说,在吸引台商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台商却如此偏爱昆山,扎堆在这个苏南小城办厂经商、安家落户,究其原因,还要从昆山人亲商、重商、富商、和商、爱商的点点滴滴说起——

我们还得从1989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大事。一个差点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年份里,大学生突然不吃香了。这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处在徘徊的痛苦之中,无目标地到处寻找工作和落脚地,但结果仍不理想。就在这样的一个视大学生为“洪水猛兽”的年份里,谁也想象不出竟然会在昆山发生了奇事:有多少大学生来,我们就接受多少!

这一年,小小的昆山县一下子接纳了600多名大学生。

这是吴克铨批准的。为什么吴克铨在昆山有那么大的威望,这与他高人一着的政治眼光和开拓境界有直接的关系。

吴克铨认为,搞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平台。有了平台,工厂和资金落户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吴克铨对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可却将那些经典理论牢牢地记在心底,并结合昆山的实际情况,将之运用得极端地好。有人统计,在他在任县长的六年时间里,先后共引进了1300多人,加上分配的大学生,共达3000余人。这支知识化、年轻化的队伍是支撑昆山从一个农业县转化为工业现代化城市的中坚力量。

“人才是宝,大学生更是宝,别人不要,我全要!”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吴克铨能说这样的话,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是少见的。昆山发展之所以快速稳步,会抓机遇是他们的本事,然而对人才的重视,对一切有利发展的商人、外企商人等人才的重视则是令他们获得成功的根本理念。

对待吸引外来企业在昆山落户这方面表现得超人地热情、智慧与诚心,也是昆山人的显著特性。

在1989年中国内外受困的年份里,由于受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与煽动,一些外资企业的老板动摇了,准备卷铺盖回老家了。只要吴克铨知道后,他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马上赶到企业现场,与外企老板促膝倾谈,真诚地鼓励他们留下来,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有你吴县长在,我们就放心。”最后的结果几乎都是这样,外商、外国企业家们留下了……

几年之后,这些外企、外商都在昆山发财了,而且越发越旺。

日本老板八木先生曾对吴克铨说:“有你吴县长在,我要在昆山办十个厂,让昆山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那时我请吴县长当市长。”

吴克铨笑言回应:“十个厂太少,我希望你办二十个三十个厂,那时我愿意来当你们的市长。”

俩人从此交上朋友。后来八木先生真的为昆山拉了三位数的日资企业到昆山来落户,而就在1989年昆山撤县改市时,吴克铨也当上了昆山市第一任市长,为此这两位老朋友还聚在一起共同举杯喝了点小酒……

昆山是以浓浓的人情来赢得外商、台商和国内企业与经济人士到这儿兴办企业的。我的苏州老乡们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讲人情的传统,他们把人情看做与亲情一样重要的处世哲学。他们知道不讲人情的人就像不认亲娘老子的不孝之子,为了人情,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和牺牲自己的利益。

人情重于泰山,作为人的品格基本要素来塑造和完美苏州人的形象与品质,这是这个地方得以千年富足和强盛的地域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昆山人将完美和浓烈的人情融入招商和发展本地经济之中,使得人情成为了战胜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的对手的法宝,并终大获全胜。

1991年9月的一个下午,台湾沪士公司董事长吴礼淦先生在上海一家宾馆里长吁短叹,原因是他本想来上海投资,结果几天下来非常失望。纯粹是偶然之中有人提出到昆山试试。

“昆山在哪里?”

“昆山就在上海旁边。”

“那里能开车去吗?昆山风景好吗?”

“好开。去了你就知道了。”

吴礼淦就这样半信半疑地来到了昆山。他发现:距上海很近,比到浦东还近些。风景更不用说了,住惯了大城市的人偶尔到乡村时感觉总是别具一格。

“怎么样,吴先生是不是感觉我们这里地肥水甜鱼鲜人热情呵?”昆山出面接待的是女市长郑慧珍,她细声细语地这样问。

“好,有种回家的感觉。”吴礼淦站在一条小河边捧起一掬清澈的碧水往脸上一泼,高兴地说。他深情地望着眼前那片虽然仍是稻田的开发区新规划中的土地,凭借多年经验他知道,昆山人是在用厚道和真诚为他挑选最好的投资地。

“我们到阳澄湖喝喝本地清茶怎么样?”女市长仍然和风细语地提议道。

“好,好好!我们去喝茶。”

秋高气爽,湖水澄碧。

鸟飞鱼跃,微波风拂。

吴礼淦顿感心旷神怡。近处,湖心竹亭子茶馆内传出一曲京剧《沙家浜》,让喜欢国粹的吴礼淦更是乐不可言。

“我签!签!”喝茶之间,吴礼淦欣然将一个3000万美元的大项目签了下来。

签约之后,女市长轻轻地将一个蒲包拎到吴礼淦先生面前,说:“吴先生,这是我们昆山的土特产,闻名世界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正好开捕……”女市长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先生竟满脸泛红光地大呼一声:“真的吗?快让我看看,让我先睹为快!”原来吴礼淦先生的夫人是上海人,吴礼淦在台湾时就早已对阳澄湖大闸蟹熟知,今天得以在产地阳澄湖亲眼见到美物,怎不叫他万分惊喜!

“因为是刚上市,不很硬,最好早一点带回去,和你夫人共享美味。”女市长和风细语地关照道。

“一定。一定。”吴礼淦先生已经喜上眉头,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

“太太啊,我在香港啊,你快过来吧。我从你们上海昆山特意给你带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快来吃吧!”第二天,吴礼淦已经飞到了香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远在台湾的夫人。当晚,这对夫妇在香港美美地品尝了一顿美味的大闸蟹。

“郑市长啊,我们正在吃大闸蟹呢!过几天我会再去你们那儿,去上海昆山的……”桌间,吴礼淦没有忘了给“上海昆山”的女市长打个电话致谢。

吴礼淦后来没有食言那3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而且正式合同签得非常快。他的“上海昆山”也从此成了台商们常用的口头禅。

“昆山就在上海边上嘛!就是上海的昆山呀!风景比上海还要美!”台商们相互间这样介绍昆山。

哈,昆山因此得益无限。

吴礼淦现在昆山的名气很大,尤其是在台商中间。采访时,有个台商对我说,他到昆山已经13年了,他说他最感谢“吴市长”。可据我所知,昆山除了吴克铨外,还没有第二个姓吴的当过市长嘛。这位台商听后哈哈大笑,说他敬佩的有两个“吴市长”,除了吴克铨外,还有一个是他们台商中的吴礼淦。“我们都是吴礼淦先生带过来的台商,是他在台湾和昆山之间为我们这些人搭了桥,让我们在大陆发了财,所以我们称吴礼淦是‘昆山市长’。”

原来如此。听昆山干部介绍,这位台籍“昆山市长”确实干得相当出色,经他介绍的台商企业在昆山落户的就有十几家,而这十几家又带动了几十家其他台商……昆山的台企就是这样滚雪团般地遍播这个苏南小城的。

让当年的女副市长郑慧珍再谈起过去的招商经历,这位曾为昆山开发区立下汗马功劳的巾帼女杰仍然和风细语地告诉我:“一个‘亲’字,一个‘诚’字,是我们赢得客商的最重要的两件法宝。”

1989年那场“北京政治风波”刚刚过,初涉大陆的台商们个个惊恐万分,纷纷撤离。有一天,宣炳龙的司机的叔叔是当年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其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来到广东投资。北京一闹腾,这位台商给在台湾的父亲打电话问咋办。老爹告诉儿子,说我有一个亲戚在昆山,听说那里特别亲商重商,你问问他们那里还能不能留住台商。那个台商就给宣炳龙的司机打了个电话,这事被宣炳龙知道了,立即对司机说:“快把你的亲戚接到昆山来。”那台商真来了,宣炳龙亲自请他吃饭,并问他是不是真有愿望在大陆投资。对方点点头,又说非常害怕大陆政策会变。宣炳龙说:“你怕我们就订合同,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先给你把厂房盖好了,你那个时候再确定投资不投资。”这是台商没有想到的,连声说:“你们昆山要是真这样干,我就来。”宣炳龙说:“咱们一言为定。”没多长时间,88万盖起的厂房屹立在开发区。台商过来一看,直夸昆山人讲义气,当即与昆山正式签了约。这就是现在昆山大名鼎鼎的“顺字集团”在大陆开办的第一家企业——“顺昌纺织厂”。

这个老板黄则仁初到昆山时,满腹怀疑,宣炳龙便像兄弟一样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你要害怕,就吃住在我家。”宣炳龙对黄则仁说。这黄则仁过去在台湾只听说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是“匪”,哪知大陆的“匪”原来这么真诚、亲切,完全把他当做一家人对待。黄则仁感动了,相信昆山就是他在大陆要找的最理想的投资地。1990年10月,他投资2000万美元的“顺昌”在昆山正式开工,之后经黄则仁牵线,又有“顺发”、“顺风”、“顺龙”等“顺”字头的台资企业接踵而来在昆山落户。

如今“顺字”集团已经在昆山落户十几年,生意越发红火,而黄则仁和顺字老板们至今仍不知道,当年宣炳龙因与“顺字”企业的台商搞得“太热乎”而有人将他告到省里,并且派人当面对宣炳龙提出警告:你要站正立场,否则后果自负。宣炳龙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只负责把昆山开发区搞好,如果开发区的经济搞不上去,我负全责。”

为招商亲商,敢舍头上乌纱帽,这是宣炳龙的骨气和性格,也是许多昆山干部的骨气和性格。

1990年,李全林当了昆山新一任市委书记,他主政后的昆山在前任领导的基础上,更加解放思想,尤其是在处理外资企业在昆山投资的一些具体政策上,其力度和政治远见常让台商感叹“中共领导”是“菩萨的心”、“悟空的本领”。比如当时不少外资企业想跳出“合资”的框框,搞独资企业。“这怎么行,一独资,不等于我们成了‘殖民地’吗?”有人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声音来自某些上级部门。以李全林书记为首的昆山市委认为,外商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赚钱,既然“合资”是一种形式,为什么“独资”就不行了?外商在大陆办厂,国家收税,当地还能安排就业人员到这些企业工作,他们所用的原材料仍在当地采购,进出口用的是我们的海关,再说就是给他们的用地也是有时间限度的批租,这样的好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有利于外商和他们投资的事我们就做!”昆山顶住压力,率先在全国对外商实行土地批租和创办独资企业。

“别人问我为什么单单钟情昆山,我告诉他们,因为昆山对我亲、对我好、对我诚!”1994年夏,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先生,当着几十位台湾籍工商界著名人士和大陆的众多记者们,对中共昆山市委书记李全林这样说。就在这一天的宴会上,高清愿先生还宣布,他的“统一”打算在大陆建一百个厂。“所赚的钱都不拿回台湾去,要在大陆继续投资发展。”

我们不能不着重介绍一下“统一”的背景和其如何落户到昆山的。

说到“统一”当然必须说董事长高清愿先生。高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统一”方便面现在中国大陆人也都知道。高清愿没念多少书,但他对食品业的贡献是世界性的。上世纪60年代,他在台南买下200亩地时,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因为当时高清愿什么都不是,却夸口要做第一,做世界第一。没有人相信这个穷小子会成为世界“第一”的食品产业家。1966年,中国大陆到处武斗时,高清愿在台湾的台南县上市了第一批“统一”速煮面品,居然还不错。后来他学习美国经验,到处开连销店,店铺也很大,每天早七点至晚上十一点营业,结果七年里亏了21亿!就在濒临破产之时,高清愿再出新招:实行24小时昼夜营业,哪知一年就把七年亏掉的钱全部赚了回来,这一赚不要紧,到1977年时,他的“统一”一下子跻身台湾十大企业,并列于那些钢铁大王、电子产业等巨头之中。

1994年时的“统一”已经达到年销售279亿台币的水平。

那一年高清愿开心地对业界好友们说:“我这279亿台币销售额,其中一部分得感谢昆山人的功劳,是他们给了我在大陆的一个新天地。”

“统一”是1993年到昆山的。像其它台资企业一样,“统一”开始到大陆选址时,其人员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昆山这个地方的,但高清愿知道,他是在台湾时被另一个“昆山人”的业绩所折服后,才对“昆山”这个名字有特别印象的。这个台湾“昆山人”就是享誉全球的王安电脑的创始人王安老先生。王安是正宗的昆山人,他用传说一般的神奇智慧在世界上建起了令华夏儿女自豪的“王安电脑”王国。然而这个王国后来惨败了,这事对高清愿影响特别大,他买了王安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后来又将王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全部买下。那时他就向九泉之下的老友王安先生发誓:我一定要让王安回到故乡。

高清愿是带着“王安情绪”来到大陆寻找投资的。之前他听说过昆山人“亲商”、“求实效”。后来他来了,他想看看昆山人是如何“亲商”、“求实效”的。他先派了手下的人“探路”。不日,手下的人向“老总”报告:“昆山人确实‘亲商’,他们把你想不到的事都会做得件件周到圆满。我们说是‘统一’来的,当时吃饭时与他们的官员宣炳龙等一起,共4个人,人家宣炳龙就那么实在,一顿饭菜就吃了125块钱,可他实实在在陪了我们5个多小时参观和介绍他的开发区及相关配套政策。”

“我看可以在昆山办厂。”高清愿就这样一锤定音。后来他对朋友说,同样是大陆,他手下也有人到过一个条件比昆山差很多的地方,可当地干部们听说是他的“统一”来了,三天考察中,光吃饭、观光就占了两天时间,平均每顿酒席花费1万元以上。“这样的地方我的‘统一’是不会去的。我喜欢昆山人的求实作风,亲商就该知道商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高清愿不愧是位著名的实业家,他的“统一”正是靠他的这种理念实现了快速发展。昆山人的作风与他一拍即合。

昆山人的亲商、重商,亲在真诚和实在上,重在真正为对方实际利益着想上。

一次,台商信益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德到东莞取经,到昆山后向政府提出建立一个“马上办”中心,解决台商在昆山碰到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迅速采纳,对台商的服务迅速提速。因此有位台商给我算过一笔账:同样一个工厂,在昆山,从报批到企业开业一共用8个月时间,在另外一个城市却长达两年,即使投资1亿元以上的企业,昆山也只用一年多。“我们喜欢昆山是有对比的。”台商们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1992年起,我们昆山开发区获得‘国字’号后,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这几件大事像几股强劲的东风汇聚在一起,将我们的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开发区和昆山全市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完全呈现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吸引外资也由‘以内引外’向‘以外引外’转移,开发方式由‘筑巢引凤’向‘引凤筑巢’转移,项目选择也由‘来者不拒’向‘择优落户’转移。”回忆当年那段大发展时期,宣炳龙记忆犹新,“这一年开始,我们完全摆脱了‘自费’开发的束缚,开始从低调转向高调宣传自己。市委、市政府抓住国务院批准我们的开发区列入国家级序列的开发区机遇,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香港召开工作汇报会、新闻发布会及招商洽谈会。记得在北京召开的汇报会上,廖汉生、王汉斌和30多位部长级领导到会,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我们昆山的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上海的新闻发布会更是轰动,因为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地区总裁威廉斯先生当场宣布决定把MD-80麦道飞机头的生产任务放在我们昆山开发区,由此引出了当场由4个外商跟我们签订了4600万美元合作意向的事。在香港举行的招商洽谈会,更是盛况空前,签订各类投资合作意向25个,金额达5.22亿美元。这次洽谈会上另一个成果是,共10大片计3695亩土地获得了有偿转让的签约成功。有位台商风趣地说:男要选好行,女要选对郎,投资要选好地方,昆山就是最好的地方。台湾商会北美联合会会长、亚西亚银行董事长蔡仁泰先生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昆山开发区是个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准备在我们的开发区建一座以工业为主、生产和生活设施相配套的‘台湾城’。另一家台湾公司,自费印刷小册子,义务在海内外给我们昆山开发区作宣传。在这样的投资热浪涌动下,外商尤其是台商纷纷拥向我们的开发区。与此同时,我们开发区自身也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了投入,1992、1993两年中,在原有基础上再投入2亿多元,新建和完善道路40多条,20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内基本全面实现了‘四通一平’,为来自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外企落户创造了条件。仅1993年,新批入驻开发区的外资新项目就达103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几家。另有像台湾的‘六丰机械’等企业的落户,使得开发区更加呈现龙腾虎跃之势……”

第三篇 昆山无山却有“玉” 第四章 一“龙”十二“虎”,中国迎来新首富

从2005年起的“全国百强县”前十位的榜上可以看到,苏州六县(市)均在其中,而当年的“小八子”昆山则雄居榜首,成为中国县级单位中的首富。

中国县级单位的“首富”是个什么概念?当然是钱多财力强呗!怎么个强法?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给我介绍时讲了几个全国“第一”:2007年,昆山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200亿元,这是全国县级单位中第一个突破这个数目的县(市);昆山近五年的经济发展总量是苏州大市(含六个县级市及苏州城区)前五年的水平,毫无疑问昆山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是全江苏中的第一块“金牌子”。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时,正值全党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初始阶段和重要时期,有半年里他跑昆山多达6次。

党的十七大在京召开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有一天参加江苏省代表团座谈会,省委书记梁保华发言后,轮到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发言,当他讲到城市化时,胡锦铸马上“逮”住他问:“国华,你们昆山的城市化程度到底多少?”张国华当时除了列举一串数据之外,说了一句:“在我们昆山,城市与乡村已经不容易分出来了,城乡之间已经看不见‘刀影’。”这个比喻让胡锦涛总书记很是赞赏,说:“现在一些城市发展很快,但城乡之间明显有‘刀影’,生活水平与环境建设完全两重天,昆山的城乡没有了‘刀影’,证明了昆山的城乡之间基本消灭了差距,这是一种标志,一种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景象。”

历史发展从来不会按“事后诸葛亮”的如意算盘前进的,因此也有了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同一时代中的差别,这种差别通常是天壤之别。可是当那些有心以昆山为师的人深入走进这片沸腾的热土时发现:昆山能高速地持续性发展,靠的不仅仅是搞好了一个开发区。

毫无疑问,昆山的开发区是昆山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龙头,当这个龙头舞动起来的时候,昆山呈现的是一片勃勃生机和光芒四射的活力。然而随着一波又一波投资热涌进开发区之后,昆山人清醒地意识到光有龙头的舞动并非一台最完美和激动人心的戏,只有龙腾虎跃时,昆山经济发展的这场“大戏”才能精彩纷呈。

这个思路在吴克铨任书记时就已经意识到,并且开始实施新的战略:以开发区为龙头,向开发区周边的乡镇全面辐射,以推进整个昆山区域经济的全面提升。而这样的思路被摆到决策和规划过程时,有人曾经怀疑是否可行。依据的理由是:不管是当年的自费开发区,还是现在已经批准的“国”字号开发区,它的起点是依托上海,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和规划,这样的“巢”才吸引了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诸多海内外企业来昆山投资创业。如今要在“农田”里开唱与全球化接轨的“大戏”,恐难再成好事(当时昆山开发区周边多数仍是“鸡鸭成群”、“稻谷飘香”的农耕状态,有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经过七八年苦心经营,老县城玉山镇与新城差不多美丽了,“乡下人”也开始洋了起来,可那些穿着西装的开发区干部们常常一不小心总是发现自己的裤腿上沾着泥土,难怪上海人有时讥讽昆山人说:你们的开发区是搞得不错,但有些龙困沙滩的味道,周边的水不浮动起来,这龙早晚会渴死的。

上海人的玩笑话倒是提醒了昆山人:要使开发区这条“龙”真正活起来,还得让它成长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之中。这“大水”就是整个昆山的发展环境氛围……

有人问吴克铨:“到底怎么个搞法?”

“老办法。当年我们办自费开发区时不也从水稻田的中央圈了一块地嘛!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诚心,把起点较高的规划与配套的设施跟上去。”这时的吴克铨,已像身经百战的元帅一样,指挥一场游击战从容自如。

“兵希不是搞出一些名堂了吗?去总结总结他们的经验。”他指示有关部门。

李全林后来接任昆山市委书记,他在请教吴克铨老书记时也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开发区之上继续拓展昆山经济空间,吴克铨再次提到了“兵希模式”。

兵希是昆山下面的一个小镇,与开发区近邻。那天宣炳龙带着新任书记李全林到开发区转了一圈,俩人站在背面是生机勃勃的开发区和前面是一片宽阔的兵希之地,谈得很多,而且越谈思路越聚集到了一起:昆山发展不能仅仅在开发区之内,应当延伸到周边的“大昆山”。

“这步走好,我跟你都有饭吃了。”新书记李全林这一天特别高兴,说晚上一顿饭就由他请宣炳龙这个“大老板”。

是闻到了“风声”还是自觉意识在催化?反正那一年春节刚过,兵希镇党委一班人就坐在一起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镇党委书记胡寿萱把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摆到了全体党委委员面前:“兵希和开发区交错衔接,为何开发区能够轰轰烈烈‘地上长出黄金’,兵希却平平淡淡‘不见半点水声’,我们还是不是昆山了?”

讨论会上据说干部们先是沉默和脸红,继而是“出汗”,“要跟宣炳龙一拼!”

“好啊,你们有心跟我拼,昆山希望更大了!”宣炳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陆家开发王”了,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昆山开发王”了,见有“小弟”跟他较劲,不仅不生气,反而喜气洋洋。当兵希的党委书记胡寿萱跟他来谈“合作”时,他很是高兴。宣炳龙想:我刚同李全林书记谈过,你们兵希现在有“自觉意愿”,这事有点“不谋而合”。

“怎么干?”胡寿萱讨教宣炳龙。

宣炳龙想了一想,说:“我们两家成立一个公司。”

“太好了。”胡寿萱拍手同意。他心想:你老宣的开发区是条大船,我们傍着你大船前进风险会小,成功把握更大。

宣炳龙心笑:你胡书记的兵希有广阔空间,我的开发区现在不缺项目,就缺地盘。

公司成立了。兵希派了镇工业公司经理黄钦兼任这个合作公司的经理。“他宣大人的开发区走的是自费开发的昆山之路,我们这个公司也这么干,所以我们公司不向镇要一分钱!”

“好嘛!”镇领导和宣炳龙都非常赞赏。

第一个项目引进的是珠海的一家企业。兵希只负责给人家盖厂房,再把这厂房租给人家,净赚了15万元。虽说小打小闹,但对一个乡镇来说,是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一百亩地小了一点。划你一千亩地吧!”胡寿萱代表镇党委把新规划的一个决定告诉了黄钦。年轻人异常兴奋,说我一定要把宣炳龙的经验学到手,让兵希也走出一条“小昆山之路”。

市里的李全林书记知道此事后,对兵希给予全力支持,结果又把兵希的规划改了一下:两平方公里。

年轻人简直激动得要哭了,保证道:“不干好,我就是阳澄湖里的乌龟!”

“小黄,你的指挥部设在哪儿呀?”李全林书记有一天来看兵希的小开发区,问黄钦。

“不好意思,书记,现在指挥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所以没有半间房子。”

市委书记笑了,内心在说:我现在有点像吴克铨老书记看当年的宣炳龙一样了……

黄钦真的拿宣炳龙当榜样,先把赚来的钱用于批租土地的资金来筑路,偏偏遇上了大雨,那路基被冲裂了,农民们看在眼里,议论是必然的,但心里还是很支持黄钦。镇党委书记胡寿萱知道后也带着干部群众来帮忙,抢修的战斗一直干到凌晨一点四十分……

“昆山之路”的成功就在于有路,有路的昆山才有黄金。黄钦这么自豪地说。有人调侃道:不是黄金,是你黄钦吧!

黄钦乐道:能把“黄钦”变成“黄金”是我的梦。

机会来了:1993年5月,新加坡家具工业与理事会投资考察团一行从中国的北方一直转到南方,最后到了昆山。这些新加坡人竟然事先并不知道有昆山这么个地方,是听了有人说昆山有个国家开发区才来的。那是一个下雨天,新加坡人在昆山的某个地方被泥泞小路困得有些摇头。说昆山是个农村,怎么可能是投资的好地方呢?

黄钦得知了,非常着急,好像丢了他面子似的。赶紧把客人请到了兵希。

这里不错嘛!新加坡客人走在兵希的那条崭新的公路上非常开心。“这里跟你们的昆山开发区基本差不多。”客人虽然说了不少赞赏兵希的话,但对于是否投资他们并没有表示。黄钦火速请出书记胡寿萱:“你得出面,不能让新加坡人跑了!”

胡寿萱其实心里比黄钦还紧张,他知道有宣炳龙的“大船”在旁边摆着,他的兵希小船能不能载上新加坡人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于是他赶到黄钦那儿,整整接待了客人两个多小时,然后是一顿午宴。令新加坡人大大吃惊的是:每桌饭菜才150元。比起其它地方一桌几千元上万元的“盛宴”,兵希人显得太小气了。然而这真是让新加坡感到了兵希人的一种实在。

“我们愿意在你们这儿投个项目。”新加坡人临走时这么说。

两个月后,新加坡19家公司联合在兵希办了一个“家具城”。

兵希初战获大胜。镇党委重重地表扬了黄钦一番。“家具城”开张那天,市委书记、市长都来了,兵希从此成为昆山开发区的一个延伸区域……

“同志们,兵希借开发区的优势,他们的建设上来了,我们城北镇怎么办?当年老书记王金华同志给我们这里最先搞起一个乡级开发区,现在七八年过去了,我们该有上个台阶的时候吧!”这个时候的城北镇委书记是高雪坤,他向自己的属下提出这样的严峻问题。

“城北不能让人家笑话,必须迎头赶上!”讨论的结果是城北要赶超兵希。

相比之下,城北搞开发的基础最好,因为“昆山开发王”之一的王金华当年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在80年代中期被县上派到这里当书记时,就率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一块“锅底洼地”上建起了江苏省第一个乡级“火炬开发区”,5.5平方公里,气势大着呢!仅次于吴克铨最初搞的昆山县的那个自费开发区。也因为王金华的超人开发力度,他后来被吴克铨调到县上的开发区,1992年的王金华已经被调到了苏州市去搞大开发区了。城北人的“先发优势”一旦被重新利用起来,肯定必胜无疑。

1993年,台湾鸿海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郭台铭大老板来到城北一看:此处风水太好了!“我就要这个地方!”郭台铭欣然说道。

批租500亩地,第一期投资3500万美元的富士康电脑插件有限公司就这么定了下来。

“好好为台商服务!”城北镇的干部和群众明着暗着都在使劲,结果第二年郭台铭又批租了1000亩地,在城北的“火炬开发区”里建起了亚洲最大的电脑插件生产基地。之后又有成批的外资企业随郭台铭在周边纷纷落户……

城北又一次掀起开发浪潮。1994年,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国家级星火技术开发区,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亲自到城北视察。

城北成为昆山开发区近邻的又一只跃跃欲试、不断创造奇迹的“昆山虎”。

兵希、城北“小虎”的崛起,令昆山其他乡镇震动极大,环抱阳澄湖的正仪镇自然不服,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小镇干部群众明着说:“兵希、城北做得成的事,我们正仪一定也能做得到。”正仪镇虽小,但有沪宁铁路、312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平行横穿而过,加上阳澄湖美丽的风光,用作家杨守松的话说——正仪如待字闺中的黄花女。

“黄花女”嫁给谁,如何嫁法却是个大学问。镇党委书记算是乡镇书记中少有懂得天文地理、国家与世界历史的文化人,他说正仪要发展是肯定的,但正仪的发展之路不能模仿其他地方,更不能盲目走别人的“盖厂之路”,这样等于给一位漂亮的“黄花闺女”穿上一件弄脏了的衣服。正仪要走“时尚之路”。

嘿,怎么个时尚法?有人弄不懂汪国桢书记的想法。

机会来了。这个机会是在新加坡乐意集团黄裕典先生到正仪后出现的。

那天汪国桢带黄裕典到阳澄湖边散步。俩人根本不谈“项目”,而是一起欣赏湖景。“很美,你们不是有出样板戏叫《沙家浜》吗?那歌词里好像有句‘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看真是名不虚传。”黄裕典先生迎着微微吹拂的轻风,有些陶醉地说道。

“黄先生如果喜欢这儿,不妨在此盖个别墅?”汪国桢试探道。

黄裕典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则是说:“我独占这么个好地方,太可惜了。”

“这个地方大,你盖一栋别墅并不影响这里的开发。”汪国桢诚心实意地说。

“那——我先买50亩地可以吗?”

“完全可以。”

“哈哈……”镇党委书记和新加坡大资本家就这样在阳澄湖边上握手定了这桩事。

黄裕典走后,有人就嘀咕起汪国桢:你这个党委书记到底会不会谈生意嘛!人家什么都没投资到我们正仪,却将一块好端端的湖边好地给了人家。

“别急嘛,好戏还在后头嘛!”汪国桢胸有成竹地说。

果不其然,几个月后黄裕典又来了。这回黄裕典来的头一句话就告诉汪国桢,“这个地方太美了,我自己的别墅就不造了,我想在这里搞个度假村。”

戏来了。汪国桢心想:项目不是来了嘛!他问黄裕典要多少地。

“500亩。先试试,因为你们这里毕竟是农村小城镇,搞度假村还是有些风险,如果我预计准确的话,第二、三期再划地也不晚。”黄裕典说。

“好吧,先生就先搞一个度假村吧。”汪国桢答应道。

500亩地批租出去,有人在此建昆山第一个度假村,商业和投资意义不会小。正仪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也充满着对黄裕典先生的期待。

“希望你们把路桥等基础设施也相应配套起来。”黄裕典第一次向正仪人提出建议。

“请黄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汪国桢保证道。

后来正仪的路桥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开始迅速动起来,而且请了专家设计,又用一流的施工队建设。

“好。一流的基础设施,一流的自然风景,我又要改变一下投资意向了!”黄裕典真是个多变之人,第三回来正仪时,他又把自己的投资意向改了,不过是往好的和更大的目标改——他要建一个大上海高尔夫球场。

“这里距上海那么近,是真正的上海后花园。建大上海高尔夫球场是绝对名正言顺!”这回是黄裕典激动地跟汪国桢说。

昆山建“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太妙了!太有商业头脑了!汪国桢的内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敬佩之情。

3000亩批租一次性签约就这样敲定!正仪有一个“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项目就等于别人十个二十个外资企业落户。

这就叫大手笔。

汪国桢和正仪人不紧不慢的“湖上风格”越发显示魅力,而黄裕典的大手笔更是没有停止。听说正仪人为了给他腾出一片“秀丽明媚”的湖光水色之灵地,不惜辞退了一个客商的5000万投资,后来又见正仪为“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建设专门要建一个全部由管道处理的污水处理厂,感动了,“我再要3000亩地!”黄裕典第四次改善投资意向。

一共6000亩地,黄裕典一个人的集团公司在正仪购置了这么多地,绝对的大手笔、大制作!后来“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很快建了起来,还连带建了一所高尔夫学校和一座别致的湖滨俱乐部,还有一座五星级酒店等等。

正仪突然“洋”到了家!原来的“黄花闺女”也一下子成了豪门贵小姐。

高尔夫球场开球那天,李全林书记等昆山领导都出席了。“正仪的球开得好,是昆山发展史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市委书记这样评论。

昆山再生一只“小虎”。

张浦镇人看了邻镇大项目、大手笔频频得手,心里着急。这一天,镇长亲自驾车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八十岁的台湾商人、“台玻”董事长林玉嘉老先生。

“一小时就可以到张浦。”林玉嘉去张浦之前张浦人这样告诉他。现在悄悄看着手表,想考验一下张浦人说的话是真是假。

镇长开车很稳,而且不时非常到位地介绍张浦及昆山的一些事,令林玉嘉先生很满意、很赏识。

一小时还早5分钟到达张浦。林玉嘉踏上张浦的土地,尤其看到正打着吊针的镇党委书记在现场迎接他的情景,顿时感动了,把投资的决心一起交给了张浦……

第一期9000万美元投资的“中国长江浮法玻璃有限公司”就这样落户此地。

张浦镇因为一个“台玻”巨无霸的出现而开始成为昆山的另一只“小虎”。

后来随着台湾“工业之父”王永庆的“台塑”、台湾的宝成集团的蔡氏四兄弟和日本的“丰田”等等落户,像巴城、周市、玉山和淀山湖等镇都一个个成了“昆山小虎”。

“国”字号开发区,加12只“小虎”——昆山给这些“小虎”起名为“昆山开发区配套工业区”,如此一来,昆山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时,已真正呈现龙腾虎跃之势。

有两则“民间传说”很有意思:

一则说的是现任市委书记张卫国那年去台湾拜会王永庆,这一老一少都是龙年出生的“中国龙”,岁数相差48岁,竟然谈得那么和谐亲切。王永庆后来就是冲着张卫国这年轻有为的“昆山小龙”而决定把“台塑”落户到昆山的。“你我两条龙在一起,昆山就会有‘双龙起舞’的好戏呵!”王永庆老先生握着年轻的张卫国的手,好是一番欣慰。

第二则讲的是宝成集团的蔡氏四兄弟的故事。这蔡氏四兄弟一直在东莞创业,后移师昆山成立了“龙腾公司”。公司成立那晚,四兄弟在一起打牌,第一副牌摸下来,四兄弟惊异万分,也惊喜万分:四个人手上的十三张牌,竟然全是从A到老K整整齐齐排好了的一条“龙”!昆山有龙!昆山长龙!昆山也能让虫变成龙呵!蔡氏四兄弟目瞪口呆地这样齐声高呼道。

昆山真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跑在最前面的一条中国龙,这龙让十三亿中国人,尤其是九亿中国农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是什么样子,真正的中国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子。

第四篇 东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第一章 开门.鼎地

<h3>率先开门</h3>

命运常常会跟人们开一些并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虎门沙角海边。

两三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咛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们陆陆续续跨进岸边一只简陋的机动船里。

船就要开了,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人群躁动起来,公社领导来了。

车还没停稳,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便跨出了车门,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扯着嗓门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但很快出现了反弹——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大的喧哗与嘈杂,此起彼伏的人声淹没了黎桂康的声音,人群那头传来愤怒的吼声:“我们就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岸边,但几百人的队伍不约而同形成一堵人墙,使他难以前进。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我们这边已经好起来了,你们不要走……”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疯狂的嘈杂声给淹没了,连同他那瘦高的身躯……

黎桂康无奈地退回来,钻进车里。他站到车座上,举起喇叭对着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不要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党,我们将来会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少管闲事!”的怒吼,接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情绪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向他威逼着、诅咒着。不知是谁开的头,转眼间,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被推倒了……

人群那头,载满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声中,义无反顾地起航了。

长长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过来。波涛声中,黎桂康孤寂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江面上:“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回来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浸透着泪水的那一幕,终于随着潮水一起流去了。

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命运的波涛将当年的逃港者陆陆续续卷了回来。每当他们路过这里,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场景时,都会禁不住摇头叹息:人生如戏啊!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悲剧,一次是作为喜剧。

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变,以一种巨大的伟力,将这幕在浓烈悲剧氛围中开启的剧目,很快演变成一场人皆欢喜的喜剧。

东莞以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变迁,用30年的时间,完美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因此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个年份里,笔者怀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与好奇心,曾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感受着所有令人神往的美丽与激情,并亲历了这片经历沧桑巨变之后的崭新天地下那些可爱的人民的每一个表情……

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心扉似被阵阵波涛撞击。

中国历史在这里不断出现惊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涛曾在这里两次撞开中国的国门,而且每一次撞击都是惊天动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珠江水系出海口有八门之多,虎门竟被历史选中,成为历史之门,虎门因此得大名,成为国之门——中国之门。

谁曾料想,这个被号称为“金锁铜关”的虎门当年曾经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自这扇国门被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

翻开世界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始终与世界同步,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鼐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然而,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15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冒出好多香港警察。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遣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樟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其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

<h3>悲喜大逃港</h3>

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入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个让人困惑和忧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他们回来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一些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在奔腾激荡的波涛里,在诡谲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遥,一转身之间,他们却走进了与初始愿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叹命运的力量。

这股命运的力量正来自于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戏剧性命运的脉络图:在他们纷纷拥出国门后不久,中国以一股强劲的伟力,吸纳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无力承载高劳动力成本的港商纷纷将企业转到东莞等地,于是他们梦想中的金矿也随之移到了中国。

时空交错,天地移位。命运就这样跟他们捉起了迷藏。他们误以为幸福在彼岸,他们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国!

似乎幸运女神特别眷顾东莞这块土地。因为在这里,即使一滴滴苦难的泪水,在时间的河流里,也能慢慢凝结成一颗颗闪亮的珠宝。

谁曾料想过,1962年那个长长的浩浩荡荡的逃港队伍,在16年后竟会化成一座从这头到那头的桥梁?!

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桥梁!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桥梁!

正是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又反回身来参与家乡的经济发展,为东莞的辉煌铺就了坚实的基础。

透过历史的时光隧道,你听,他们在1962年匆匆逃港时悲怆的脚步声,和16年后东莞改革发展前进的足音重叠在一起时,合成一首何等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啊!

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然而,记忆依然是沉重的。关于1962年5月东莞那场大逃港的高峰场景,许多亲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笔者描述过——

据说为了庆贺英国女王诞辰,香港将打开边境大门,听到消息的东莞人已经来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拥到通往宝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匆匆赶路的人们大多头上还戴着种田时的斗笠,个个面无表情。他们彼此陌生,互不相识,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前程,他们匆匆赶往的将是同一个目的地:宝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时有各个公社的手扶拖拉机急匆匆地开过来,公社干部们扯着嗓门吼着:“虎门的人跟我回去!”“长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没人理睬,人们把斗笠尽量压低,脚步迈得更快……

在这条长长的人流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这个瘦弱的身影昨天还坐在虎门中学的课堂里。夹杂在疯狂的逃港人群中,这个17岁的少年内心充满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前程,也不知道他未来的人生命运将怎样地变幻莫测,更不知道又一个17年过后,他将成为中国农村“三来一补”的第一人,为他家乡的经济发展写下极其浓厚的一笔。

他的名字叫张光。

作为一个逃港人,能改变自己命运已属不易,改变别人的命运更不易,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想都不要想。然而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却偏偏在东莞发生着。谁敢想象,这次疯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变东莞后来的命运。

2007年7月,笔者来到了张光的家乡——虎门镇5公里之外的龙眼村。由张光投资的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在这里诞生。

笔直宽敞的水泥公路干净整洁,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道路两旁树木葱郁,绿草鲜花点缀其中,工业区、住宅区、商业区、文化教育区等井然有序,超市、学校、银行、剧院、医院、游泳池等公共设施应有尽有,一幢幢农民别墅、高级公寓正在拔地而起。在龙眼村村委会,笔者见到了龙眼村副主任兼城建办主任张志伟。说起龙眼村当年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时,他提起了龙眼村的老书记张旭森:“龙眼村能有今天,老书记是有着很大功劳的。”

1978年底,龙眼村书记张旭森听说县里面正动员大家拉香港的亲戚回来办企业,他也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来琢磨去,张旭森想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他叫张细,张细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听说小弟弟张光在香港还发了大财。于是在一个晚上,张旭森敲开了张细家的门。张细一听,觉得村书记心诚意诚,便欣然点头,答应一定劝弟弟回家乡投资。弟弟张光在1978年5月就回来参加广州春交会,与广州轻工局签了两个合同,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所以后来张光回广州时,张细也特地赶到广州,把村里的意图跟张光讲了,说东莞也开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乡投资?张光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怕村里有意见。

从广州回来后,张细便将张光的顾虑如实告诉了张旭森。张旭森当即向张细保证说,你就放心吧,只要张光肯回来投资,其它的事我来处理。

没想到,张旭森处理这件事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村支部开会讨论这事时,会上就引起一番争吵,副书记坚决不答应,认为这是政治问题,风险太大,其他干部也思想不通。最后,党支部讨论没能通过。消息传出后,村民们更是态度激愤:“在外面有钱了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张旭森为此愁得一夜没睡,连夜赶写汇报材料,又花一天时间舟车劳顿赶到广州,找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此时的黎桂康正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其中就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我是1938年出生的。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样,当兵、读书都跟我们无缘了。没有出路,只好跑。1962年,先是我大弟弟顺利地逃到了香港,后来我又赶紧让在虎门中学读书的小弟弟张光和我姐也走。本来我想等他们走后我也过去的,不料海关的大门很快就关上了。我小弟弟张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到香港后一开始先帮人家织手套,后来他发现假发很有市场,就开始琢磨这里的门道,渐渐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后来就慢慢做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了,我让张光回家乡投资。在龙眼投资的发具厂,刚成立时就在龙眼张氏祠堂那里,祠堂后面当时有一所小学,我们就租用小学教室作为生产车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50多名工人。后来虎门几乎家家都在练习做假发,可以说,我们的工人遍及虎门的每一个家庭。那时一个月可以生产8000至10000个假发,然后通过香港公司销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拥有多家公司。

改革开放成就了张细的今天,但张细也没有忘记家乡对他的养育之恩。1997年,虎门成立了香港虎门同乡会,张细被推选为该会的会长。在这10年间,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联系组织当年逃港过去的虎门人,让他们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目前,香港虎门同乡会已拥有会员2000多人。

这2000多会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搭建了一座腾飞的桥梁。

在与张细的半天交谈中,对当年的贫穷日子,老人家并没有过多描述,但虎门人当年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饥饿感,笔者相信这里每个50岁以上的人还都能记忆犹新。正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大饥荒,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据文件记载: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通往宝安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万人。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个就有一个是东莞籍人。

东莞半数以上的“三来一补”合同就是与当年的逃港者签订的。而今,当我们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满苦难的往事时,谁还会说那是悲剧呢?

不可否认,正是他们当年悲剧性的逃港预示着东莞喜剧的提前到来,正是他们当年不顾一切地奔赴天堂,预示着更多人将走向天堂。

<h3>啸傲神州的领头虎</h3>

历史终于演进了21世纪。

今天的虎门,只要你稍一深入,便可发现什么叫“藏富于民”。虎门镇党委书记钟淦泉曾以一种幸福和自豪的神态向我们介绍:“虎门老百姓的存款是以年均20%至30%的比例增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300亿。如果用数字人口来算这300亿,那就是人均25万存款……”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数字!仅凭这笔账,我们就能明白虎门为何在全国“千强镇”的排名中能名列榜首。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虎门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历史上曾与草根外贸紧密关联的虎门镇,在改革开放之初也仅有两个裁缝店,和服装毫无渊源,为何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服装业却成为了虎门的支柱产业?

说起来,还是和当年的逃港有关。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虎门人很快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带着对彼岸新生活的梦想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大逃港,而留下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把逃港亲人带回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有服装、尼龙布、尼龙袜和尼龙伞,还有照相机、录像机、手表等新鲜玩意儿,慢慢发现这买卖可以赚钱,于是便开始天天跑沙头角,把那里的东西买回来卖,赚其中的差价。这种地摊在民间迅速像力点一样开始扩散,于是虎门的大街小巷,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渐渐地,精明的虎门人很快将全国版图都纳入了视野,能敏锐地发现各个地区商品的盈余短缺,准确地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信号,可谓“买全国、卖全国”。一传十,十传百,全国的生意人都知道到虎门拿货。其间,虎门人感觉到服装行业的利润较高,供不应求,便有人专门做服装生意。虎门服装市场和产业的萌芽由此而生。

面对服装生意红火的形势,有人又开始从服装贸易转向自己开店加工服装,很快走上前店后厂的服装制作之路。与此同时,那些进入“三来一补”服装厂打工的工人们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服装业并没什么精深学问,自己也能做。于是乎,本土服装厂便发展起来。如今,虎门民营服装企业就有800多家,年销售额100多亿,其中出口40%,内销60%。

虎门当家产业的发家史竟如此简单!当年小小的摆摊一不留神居然弄出了一个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来。

可别小看这一不留神,实际上,这其中付诸了虎门领导的一番心血和才能。

关键时刻,虎门领导清醒地意识到:手工业生产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虎门自发式的工业革命必须要上一个台阶。

我们徜徉在虎门的商业区,眼前车水马龙,人流穿梭。据介绍,虎门拥有大型专业服装批发商场20多个,商铺一万多家,各类面料辅料批发市场8个,国际面料交易中心1座,商铺4000多家,这些大型商场主要集中在富民时装城、虎门国际布料交易中心周围近两平方公里的两个集聚“中心区”内。

环顾四周,虎门因服装产业而带动的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显出处处生机。街道两旁高楼林立,星级酒店越开越多,感觉完全身处一个繁荣的城市。想象一百多年前的硝烟炮火,再想象20多年前的拼死大逃港,不禁神清气爽,今天的虎门终于笑傲江湖了!

富民时装城总经理孙俊才向我们娓娓道出虎门服装产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1990年之前,虎门的服装大多还属于摆地摊的形式,全国各地都知道来虎门拿衣服,但这种散乱的地摊形式使卫生、交通各方面都很乱。虎门政府觉得这一块儿应该有更好的引导,于是就成立了个体管理委员会,把摆摊的集中在一块儿。后来镇政府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决定搞一个商场。1993年,富民城开业,当时全国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服装城了,1300个商户进驻。富民城的开业又带动了很多香港服装厂往这里迁移,后来日本、韩国的服装厂也进来了,现在这些香港、日本、韩国在虎门的服装厂就有300多家。”

“那你们又是怎么想起举办‘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的?”笔者问。

“当时大连有个服装节,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参观,回来后也想把虎门做成中国服装名城。这样的想法统一后,我们觉得首先要从做品牌开始,于是我们去大连一下子拿了200个牌子回来。后来我们又开始商量,为什么我们虎门不能搞一个服装节呢?于是我们就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交易会给办起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交易会就没有今天。交易会是一个平台,也是一针促进剂。虎门服装能做到今天的规模,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引导得好,扶持得好。现在我们富民城年销售额100多个亿了,以前这里一个商铺卖3万块,现在光转让费最高的就达900万,月租金达9万元……”

后来我们知道,像虎门这样独辟蹊径、富足百姓的板块在东莞有32个。虽说虎门在这些镇区中起步略早,但其他镇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招。这32个镇区宛如32只老虎,虎虎生威,正是这些生龙活虎的“虎”们你追我赶,众虎同心,才造就了东莞如今的辉煌,啸傲神州。

实际上,东莞的许多专业镇的发展模式和虎门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从某一产品的销售做起,再利用对行业的了解转向生产,渐渐开始特色产业,再通过一些会展加速自己的发展马力,渐渐形成极具竞争力的专业镇。

我们曾经采访过的大朗镇,其产业发展也是极有意思。该镇本身不产羊毛,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织市场,这一切令人惊叹!叶锦河镇长向我们讲述了大朗的发展奥秘——

大朗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进来时是在1979年,叫大朗毛织一厂。该厂的中方厂长姓谢,原来当过村书记,脑袋很灵活。谢厂长干了一段时间后,看到厂里有接不完的订单,感觉到这个毛织市场需求很大,便鼓励工人们出来自己干。当时干毛织行当无须太多技术,也无须很好的设备,花上一万元买台毛织机便可。于是1983年前后,便有一些工人在谢厂长的鼓励下出来搞起了小作坊。谢厂长也帮着接单,交给他们生产,合格的给钱,不合格的返工。

这便是大朗毛织业最初形成的源头。

“1988年,我们本地人的小厂在巷头村注册。这也是我们大朗镇第一家注册的民营企业。1989年,有一位俄罗斯客人找到这家工厂,要求加工2000打产品,这是大朗毛织的第一笔国际交易。因为价格差价大,这个厂一下子赚了很多钱,大家也从中受到启发,纷纷外出找客户,把产品直接卖到国外去。到90年代初,我们的很多厂就都具备了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功能。当时整个大朗,上上下下都在搞毛织,大家都希望通过毛织赚点钱。镇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去扶持他们。到了1995年,大朗已经小有名气,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开始在推介、宣传上做文章。2001年,我们开始搞大朗毛织产品展示会,让世界认识大朗……”

有了影响,就会有更好的发展,产业影响力也将更上一层楼。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如今的大朗镇有5000多家毛织企业,其中上规模的企业有100多家,已形成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原料辅料、机械设备、洗水印花、物流贸易、人才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等一条龙产业配套,整个产业市场年销售量超过12亿件,60%出口意大利、美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细细推敲大朗这些年走过的路,再纵观东莞,以及东莞各镇、村这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走着走着,到了一定阶段,突然一下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这种升华,既是多年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同时也是东莞各级决策者结合自身实际、发挥地区优势、挖掘自身潜力的英明领导的结果。

<h3>脚下的地在变</h3>

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东莞县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说“惊天”略显夸张,说“动地”未必过分。正是这件“动地”之事,把大学问家于光远给惊动过来,时值1985年。

于光远来东莞的这一天,东莞市委书记李近维碰巧有要事缠身,他吩咐别人带着于光远下乡考察。

晚饭时分,李近维还在紧张的忙碌中,他正在整理向于光远汇报的材料。

先前,李近维让人给于光远放一段介绍东莞发展的录像,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李近维这才抱着一大堆材料匆匆走进于光远的住处。

看到李近维怀抱的一大沓材料,于光远微微一笑,朝他摆摆手说:“李近维,你把材料先放一边。我今天跑了一天,还有点感冒,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晚不能听太久,你汇报5分钟就行了。”

李近维愣住了:“5分钟?于老,5分钟您让我汇报什么?”

于光远说:“来东莞之前我听说了很多,今天来你们这儿我也看到了很多,看到你们农村盖了许多新房子,刚才的录像我也看到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存款,也就是说,你们这几年的收入增加很多。现在你就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李近维为难地说:“于老,我一下子没有准备。您让我5分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我怕自己准备不了。”

“对!就是要你没准备。你越是没准备就越真实,你做了准备的,那就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喽。”

“好!于老,如果您让我5分钟内把这笔钱讲清楚的话,那我只能跟您讲两笔账。”李近维天生对数字敏感,在东莞呆了这么多年,东莞的每一笔账他都了然于心,“第一笔,东莞有117万亩耕地,我们腾出了30多万亩耕地改种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从这个举动中,村里人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入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宣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村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入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调整阶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渐渐地,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地,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

霍福华向笔者回忆说:“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h3>工业之花盛开田野</h3>

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人口多这个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如何变?

1984年,李近维终于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

是年8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东莞视察。李近维赶紧不失时机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盘托出。

任仲夷边听边点头,他深知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难富裕起来,老年人多了,社会负担就越严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会发展就难以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任仲夷问李近维有什么想法。

“想法是有。我觉得关键是两条:一是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当然难以富起来,但就当前来说,就业机会更重要。一个小学生就业,十年八年后有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厂长,是个人才;一个大学生毕业五年没有工作干,就可能是个废材,因为知识会老化,人也会衰老。解决农民就业,这是眼前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嗯,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着李近维,来了兴趣。

“还是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细里说说!”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生产领域,不要老是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业和有限的土地上,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作为工商业用地,把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发展二、三产业。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入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

可不!只需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的根源。也因此,城乡差别、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

在东莞采访,我们去过不少镇村。每到一处,绿带秀景、柏油马路、高楼林立、人流穿梭,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的感觉,常常会有一种“幸福的迷失”。不得不承认,东莞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是全国最小的。有一些数字极能佐证上面的说法:2001年,东莞仅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为122.6亿,而整个广东省同期74个县或县级市(不包括顺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预算内财政收入才94.6亿,东莞镇村两级可支配的财力相当于全省74个县或县级市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和的1.3倍。之所以东莞的经济如此厉害,主要来源于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这一块。

值得在此插上一笔的是,在东莞的发展历程中,县改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特别是东莞的行政架构很独特,东莞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只有市镇两级行政架构。这样的行政设置目前在中国只有东莞和中山。

“我听说当初把东莞设置成这样的市镇行政,就是您最先提出来的。当初这样的想法在全国可是前无古人的呀。您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构想?”笔者问。

李近维回答说:“当初我之所以向省委提出这个要求,是这样想的:改革开放,百业待兴,处处都要用钱,要加快发展,必须降低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提高行政效率。在机构的设置上,我认为最好是纵向减少层次,横向扩大分工。按当时的经济总量,要多养几个县级的四套班子,行政成本有多高?群众负担有多重?而且层次越多,办事就越难,效率就越低。所以我当时说,市委书记讲话,你讲给32个镇委书记听和讲给四五个县委书记听,你所花的力气是一样的,何必中间多一级行政机构呢?再说,那么几个县,那比赛的气势就不够,你看我们现在是32个镇在那里你追我赶,多有气势呀!”

东莞人就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以坚实的步伐向农村工业化进军。

<h3>让土地生钱的高招</h3>

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10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初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公社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出动了,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许多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带上干粮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边,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公社的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一走,看一看。

招商难,难于上青天!尽管长安的每个党员、干部都施展了浑身解数,下足苦功,可谁料到,收效甚微呀。

是年年底,长安公社书记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肖灼全这人有胆量,有魄力,人称肖大胆。会上,肖灼全先问大家:“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老板们来我们这里看过的也有不少,可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投资?”

这个原因谁都心里清楚:“我们是东莞的西伯利亚嘛,人家看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周围环境又不好,地域条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没有一个厂房,说这里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当然没人肯来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这才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了?”

“换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肖灼全。

“你们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们什么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没厂房吗?我们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板进来投资,买我们的地,然后自己投资建厂房办企业。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他们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这里投资办厂,也是有很多顾虑的,万一你们政府发生政策变化怎么办?万一在你们这儿投资亏损了怎么办?要是换作我,我也不愿意跑到一个地方掏出很多钱来盖厂房的,这个风险的确太大了,何况很多老板又都是没多少经济能力的小老板,他们也处于创业期。”说到这儿,肖灼全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先建一个厂房起来,租给他们,这样不就解决没厂房的问题了吗?”

听着听着,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热烈地讨论实施细节……

为了不让群众有意见,肖灼全等党委班子成员决定把厂房建在一个废弃的小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先是顺利地搞来了贷款,又顺利地把厂房建了起来,接着又很顺利地引来了港商。

从最先的几家到后来的10多家,从一个村起步到村村动员,长安镇就这样在艰难中蹒跚起步了,开始了从农业化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的历史性转变。

第四篇 东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第二章 揽月.辟路

<h3>轩然大波的开路之本</h3>

1988年冬。东莞。

这天,东莞市市长郑锦滔特地起了个大早。昨天下班前省里突然来电话,是省长梁灵光的秘书打来的,口气很急,让他尽快来一趟广州,省长找他有事,很重要的事情!

外面天气阴霾,赶往广州的路上,郑锦滔坐在车里,心情也十分沉重。他隐约感到,这次省长召他去谈话,没别的,只有一件事:兴师问罪!不久前,梁省长刚刚找他谈过一次话,因为东莞有人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告东莞市委市政府非法集资,这次很重要的事情十有八九还跟这事有关,因为东莞这次动作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郑锦滔的预感没错。一迈进省长办公室,梁灵光劈头就问:“老郑啊,你们怎么搞的吗?怎么又让群众写信到上面去了……”

这一切要从年初的东莞升为地级市这事儿说起。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的一纸公文,将东莞变为了地级市。

沉浸在东莞升为地级市的庆典鼓声中,东莞人的心底深处也突然激发出一种以前从不曾有的梦想:既然东莞成了真正的地级市,那么,一个市哪能是现在这副小县城的格局和模样,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就地城市化,搞成一个真正的市才行。

此时的东莞人,一心求变,却不知怎么变法,满身干劲,也不知使在哪里。于是,一个个摩拳擦掌的东莞人在喜悦和期盼的同时又陷入到一种茫然之中。

有一个人却不茫然。此人就是一个月后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的欧阳德。

欧阳德此前在惠阳地区任行署专员,1975年至1981年,他曾在东莞担当县委书记一职,此前一直在东莞工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莞人,放牛娃出身,16岁便参加了革命。

如何让东莞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领导班子一致认为第一步就是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于是,东莞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等领导各带一班人马分头下到基层,广泛收集意见,摸清东莞现在的发展情况,掌握和了解东莞目前的困难以及制约东莞发展的瓶颈。

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研之后,各路人马回到东莞,集中意见。先后几次研讨会,都是开得非常热烈。大家首先达成一致的共识是,尽快加速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发展工业,无工不富,要发展工业必须把外资引进来。有了这种共识之后,大家又开始围绕如何才能更多更快引进外资等问题畅所欲言,畅谈改革。

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几大难题分别是路、电、水、通讯等。

先说电的困难。电不够用是所有镇书记反复抱怨的事。实际上,这方面的困难不仅是电量不够,配电设施也相当落后,因变电站少得可怜,故东莞通往各镇的电网完全不成体统。说白了,即使东莞有电,也送不出去,更何况东莞没电。加快发展怎能缺电?电的问题必须解决!

接着是水的问题。当时东莞市区里只有两家自来水厂,加起来一天最多也就万把吨的供水量。要想尽快发展工业,毫无疑问,水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即拿出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交给各相应部门落实,电的问题由供电局拿方案,人才的问题由人事局拿规划,不一而足。于是,各个部门立即加班加点认真研究讨论。

不料,规划方案拿出后,到了欧阳德手上,统统又给否掉了。理由是视野不够,眼光短浅,得重新规划。

比如说水,当时东莞市供水局提交的方案是将每天的水产量提高至3万至5万吨。欧阳德说不行,应该要上20万吨;电也是如此,大家开始提出的方案非常保守。欧阳德则在图纸上大笔一挥,说是要修建两个大电厂,一大批变电站,还要建设一个22万千瓦的大变电站!

不难看出,东莞地级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是一位魄力十足的改革家,采用的是大规划大建设的发展方式。欧阳德甩开膀子大干了!

改革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超前。事实证明,也正是这一点,东莞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同样,也正是这点,也才有了本章的开篇情节,从而使笔者在叙述东莞当年修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历程时不至于为缺少冲突而担忧可读性。

冲突的起因不难想象:钱的问题。

电的问题好办。通过努力,省电力局对东莞的支持很大,不仅对变电站的项目进行投资和改造,联上电网,也做了许多工作,毕竟东莞用电量大,抵得上中山、佛山、南海几个地方的用电总和。水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向银行贷款,建个水库,此后以收缴水费的形式还款,再说22万吨的水源当时投资仅需1亿多。通信问题也得再上一个台阶,当时整个通信项目改造需要15亿,但因有银行贷款,这个问题也不算太难。

难就难在路上。

众所周知,东莞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路,虽然80年代初、中期也开始把一些泥泞小道铺上一层柏油,但那种路的承载力实在有限。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许多来料加工厂也顺着那些窄小的简易公路进到了乡村,几年发展下来,问题也随之而来,最恼人的问题是,许多集装箱车必须来来回回出入东莞,那些司机们一说起东莞的路就摇头叹息:东莞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当时在香港货柜车司机中流传这样的话: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

东莞当年打下的这些微循环的根基实在太薄弱了!

路这个难题明摆着,肯定是东莞发展路上的一个拦路虎。

起初公路局拿出的方案是在原来的道路上加以扩宽。可欧阳德大手一摇,不行,应该建4条主干道,而且要把路拉直拉平,标准拉高,搞成国家一级公路!还要在全东莞建13条联网公路!

这样的大动作分明是一场大跃进呀!

有人心里犯嘀咕,好事是好事,可事情哪那么容易?

事情的确不容易,因为4条主干公路和13条联网公路的投资需要近20个亿。

20个亿!天文数字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东莞的财政只有几千万。

让几千万变出20个亿?怎么变?东莞的这些干部都茫然地看着书记。

欧阳德说:事在人为嘛!

有了书记的这句话,于是大伙儿开始充分开动脑筋,一番热烈的讨论后,一致认为最佳方案是去银行贷款。然而此方案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大家跑遍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无奈地摊开双手,上面有政策,我们没法放贷给你们呀。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找外商合资,于是大家又分头行动,通过各种关系去游说外商。可外商们对此并没有他们那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再次讨论时,大家总算想了一些对策,和以前修路的形式一样,采用土办法:市里面出水泥,镇下面出劳力,出土地……

但还是不行,钱差得远着呢!

这一天,东莞市委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欧阳德一上来就说:“同志们,时不我待呀,关键是我们要有变的决心,才有变的行动。抱残守缺是活不出个人样来的。”说到这儿,他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目光中透出一种威严,停顿片刻,他抛出了一个令所有在场人大为震惊的构想:由市财政来做担保,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10亿元,以后再用收过路费的方式偿还借款!

向企业以及老百姓借钱?这个动作太大了!立马,东莞市委这套班子就形成两种意见,赞同的自不必说,反对的则主要着眼于风险。

实际上,东莞的领导都不是胆小保守瞻前顾后之人,他们乍一听这个方案,也是怦然心动,因为经过这一个多月在基层的调研考察,他们也目睹了东莞的窘境,也清楚问题的症结,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快速致富的良方妙策。但,这个别出心裁的集资方案也太离谱了,那可不是一般的风险啊!

首先,全国上下正在搞宏观调控,不主张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这么做不是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吗?关键是现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谨慎,很多外商开始往回撤资。在这样的形势下,你怎么就能保证将来会有外商进来?

不光风险大,实施难度也大,老百姓的工作肯定不好做!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前几年就有氮肥厂之类的东莞国有企业搞过集资,开始许诺得天花乱坠,可后来,这几个厂效益不好,亏了,老百姓的钱也没了影子。为这事老百姓怨声载道,还来过市里上访,到现在这笔钱还没还上,现在又向他们搞集资,他们还肯掏钱吗?

总而言之,不合时宜,集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看上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何不等等再说?!

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头上,也就几声浩叹,等等再说也不迟。但欧阳德不是一般人,认准的事绝不会轻易撤退,他当即表态,不能等,这个项目一定要上,这个款一定要筹!

紧接着,在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方案时,欧阳德又提出一个更令人咋舌的想法:所有东莞的车辆包括摩托车都要交费。理由是“你这些车辆要走这些路嘛,既然你要经过的话,你就得交费,只不过现在我一次性地提前把你过路费收上来了。”还有人头费,比如说企业的打工者,向他们每人收一百块钱,这笔钱跟企业的老板要;有固定工作的人,向他们每人借一个月工资……

所有人都感觉到,欧阳德此举乃背水一战。

集资方案向社会推出后,造成的强烈反响,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欧阳德立马陷入了老百姓口诛笔伐的围剿中。车主们骂爹骂娘,老板们牢骚满腹,老百姓更是难听话满天飞。一所学校的老师们因操作者没讲清缘由,看到自己无缘无故被借去一个月工资,愤怒了,一封揭发信告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此时的欧阳德穿行在人们的不解和谩骂之中,在一个又一个巨浪的吞噬中艰难前行,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把这件事往前推进。万事开头难,欧阳德便从动员机关人员做起,他要求大家“带头交钱,有多少钱交多少”。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入股,市委又开出比银行利息高一倍的优厚条件,14厘。欧阳德说:“我们也要给东莞人做点好事,利息高一点,给群众一点好处。另外,我们通过集资款把基础设施修好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波未平,那波又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又引发出银行战线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集资影响了他们的存款业务啊,于是东莞5家银行的领导便私下联合起来,也准备来封告状信。欧阳德听说后,赶紧召集他们开会,耐心向他们解释:“东莞的存款递增100个亿,我们的集资才10个亿,这根本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存款啊……”欧阳德说得有理有据,几位领导听后,思想竟也通了很多。算了,不告了。

正当集资风波闹到中央还没完全消停,偏又冒出另一档子麻烦事来。

这档子麻烦事和刚刚开工修建的第一条路有关。

第一条路叫莞长路,起于莞城止于长安镇,途经大岭山镇。

按理说这条路在外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稍一打听,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大岭山镇偏偏是欧阳德的家乡。于是乎,欧阳德“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之类的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老百姓本来就对集资一事抱有一肚子怨气,一看原来是市里的大领导为了自己的家乡做贡献,这能不让人愤怒吗?愤怒中的老百姓一呼百应:告他去!于是便也有了本章开头郑锦滔市长被梁灵光省长叫去问话的那一幕。

那天,在梁灵光的办公室里,郑锦滔一五一十地向省长汇报起事情的来龙去脉:“省长,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确没打算先修莞长路,也是想要先修107国道那条路的。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您看,这是107国道,如果先修这条路,那么修路时,这条路的交通肯定要受影响,但是这条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莞城、厚街、虎门、长安这些地方去深圳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是惟一的一条路,而且这些地方去深圳的车最多。车一多,我们再修路,那么,这条路就很容易被堵死,这样外商的货车就麻烦了,问题就严重了,肯定会影响生产。所以我们就琢磨,应该先修好莞长路……”<dfn>ww</dfn>

其间,梁灵光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郑锦滔的汇报,他点头表态:“我明白了。你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回到东莞,郑锦滔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把修这条路的原因又向大家做了详细解释,让基层干部再逐一将这件事向群众解释清楚,把误会消除掉。

“路开通后我们才发现,市里面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东莞到广州,从莞长路出发比绕到虎门长安走,短了13.5公里。从长远来说,节省多少油量,节省多少时间啊。”一位老东莞人这样告诉笔者。

种种风波尘埃落定,东莞升为地级市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战开始了。

从1989年初开始修路,到1994年,4条主干道和13条联网公路才全部全线贯通。不要小看这几条路,这可是东莞交通的大动脉,也让东莞的城市建设上了一层楼。所以,很多人都说,东莞路网的正式完善,还是从4条主干道修成才开始算。1995年,东莞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到92.9公里,而全国平均公路密度仅为11.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东莞公路建设居全国领先地位。

1992年,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个让人们难以忘却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考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如同一股暖流,一下子温暖了东莞大地,也使得持观望态度的外商们立即行动起来。

东莞人这时发现,东莞的这一特立独行可真是占尽了便宜,在当时治理整顿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缓建状态,故而当时的水泥钢材价格猛落,东莞此时不但捡了个成本低的便宜,一公里的公路成本仅400万元左右,同时还救活了自己的一些水泥厂,看到东莞的基础建设响起凯旋之歌时,中山、南海等城市过来一瞧,纷纷发出“东莞超前”的感叹,当他们也回去跟进时,此时的成本已翻上了一番,800万元建一公里都打不住。

不仅如此,此时的东莞更是抢足天时,成了纷纷进来的外商们的首选之地。在这么一个明朗化的喜人形势下,“大路大富,小路小富,无路不富”这句话的效应在东莞也变得立竿见影。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差,东莞一个龙腾,一下子跃到了“四小虎”之首。

这一跃,跃得漂亮,跃得奇丽,跃出了东莞改革开放史上的又一个华彩!

<h3>升级后的全面升级</h3>

当东莞这一轮的基础建设差不多告一段落时,东莞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台湾人开始多了起来。

实际上,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在大修道路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全民大招商的轰轰烈烈的新阶段。穿针引线,以乡引乡,渐渐地,香港人把台湾人也给介绍进来了。

招商升级了!

近20年之后,在东莞的台商及眷属已超过10万人,是全国台商聚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截至2007年底,东莞累计引进台资企业6000多家,引资额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台资企业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40%;累计实际利用台资103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三分之一;台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市外资进出口总额的40%;全市It企业中有半数都是台资It企业。

说到东莞后来的当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不能不提石碣。

早年,石碣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为它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这个民风淳朴的鱼米之乡后来令人注目的则是它在十几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It产品国际生产基地之一。这个面积不足36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450家电子企业,18家著名的跨国上市公司。

小小的石碣镇究竟有何“磁场效应”,形成如此庞大的电子产业方阵?这实在令人称奇!

说起来,改革开放之初,石碣镇的起步曾经充满了艰难,难就难在没有路。当年的石碣与莞城之间,因相隔一条东江,使得石碣镇远远看上去就像座孤岛一样,去哪里先得渡河。这个被东江水环绕起来的小岛搞农业曾经顶呱呱,1978年还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系统先进单位,但从农业转向工业,却实在踏不出路来。石碣当年的招商引资可真是难!石碣领导没少往深圳口岸跑,在那里望眼欲穿,指望能拉来财神爷,后来还真的拉回一个。渐渐地,石碣的招商引资总算有了起色,但跟其他发达镇区相比,还相距甚远。

1989年这个年份对于石碣镇来说,意义非常特殊。正是这一年,石碣镇拉开了通向It重镇的序幕。

这个序幕是被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拉开的。

这个台湾人叫叶宏灯,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当时他在台湾的生意因遭遇高成本的压力,迫使他来到大陆寻找发展机会。1989年4月,他来到大陆,去了深圳、广州、大连、苏州等地后,这天在一个香港人的介绍下,他又来到了东莞的石碣。

当初,接待叶宏灯的是时任石碣镇镇长的刘发枝。时隔近20年之后,现为东莞市政协副主席的刘发枝对当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向笔者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环境的确还不太好,但我们跟他讲了很多我们的规划和对未来的设想,也让他了解了我们的政府班子。他是1989年4月来的,9月份他又过来谈判,当时他还有点担忧,怕我们不负责任,要求和我们绑在一起,于是我们便采取合资方式。我们负责建厂房,再租给他们,同时我们也出了150万,其他流动资金由他来解决。一切谈好后,立马动工,10月就开始生产了。当时他安排的一个月生产量20天就完成了,他很高兴,立马又增加人员和生产资金。”

石碣镇政府对叶宏灯的创业可谓倾尽全力、鼎力相助,这令叶宏灯深受感动。相处一段时间后,叶宏灯跟镇领导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渐渐也把自己当成了东莞人,反过来帮助他们介绍企业进来。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聊天说话。

通过和叶宏灯的聊天,镇领导慢慢察觉到一个现象:台湾很多企业因成本提高的压力,正面临着往外搬迁的可能性。据说,很多企业打了十几万的招聘广告,却招不来几个员工……

这天晚上,石碣镇委书记叶炳基、镇长刘发枝和叶宏灯又聊上了。

“叶总啊,你说你们台湾那边生意不好做,成本都提高了,他们现在正在打算往外搬,是不是?”刘发枝问。

叶宏灯回答说:“是啊,台湾货币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升值,对于做外销的厂商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成本提高了,他们又困在一个小岛里,企业的市场空间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在考虑往外搬呢。听说他们已经有一些搬到了东南亚一带。”

“那你知道他们在东南亚办厂办得怎么样?”

“我听说他们在东南亚做得并不好。所以我来你们这来对了。”

叶炳基、刘发枝听到这儿,俩人相视一笑,眼里都闪出了光亮。叶炳基问:“叶总,那你说,我们石碣有没有这个机会,把他们都招到我们这里来办厂?”

“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事。我认为我们这里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主要是大陆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这里的工人勤劳、刻苦,领悟能力很高,手也很灵巧,非常适合做加工制造业,再加上我们同根同源,很容易沟通和融合。所以我也在想,其实这里应该是他们发展的最好基地……”

那天晚上,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

第二天,叶炳基和刘发枝把这个想法在会上一说,大家立马兴奋起来,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我们一定要不失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把台湾企业吸引到石碣来!紧接着,石碣领导们多次开会研究商讨,确定了石碣重点发展台商的大思路。思路明确了,目标锁定了,接下来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发动一切力量,通过各种关系重点吸引台商。

石碣人感到幸运的是,那些台湾人刚进来时都是以租厂房生产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发展。几年下来,投资有所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又开始扩大再生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合资公司已成为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至2002年,台湾赢利最多的20家上市电子企业中的14家在大陆设厂,而大陆工厂的赢利成为其台湾母公司的最大利润增长点。至此,在台湾电子第一代的转移中,石碣成为珠三角最重要的承接地。

令石碣人更感幸运的是,新千年之后,在石碣增资扩产的台资企业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有些大厂逐渐把产品的研发中心迁移到了石碣。这不仅标志着石碣镇电子信息产业开始由纯粹加工制造真正向创造型生产转型,更标志着这些企业将被真正留住。

第四篇 东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第三章 蛰龙.铸城

<h3>不可思议的举动</h3>

1994年4月,李近维再次回到东莞出任东莞市委书记,9月,兼任东莞市市长。

时隔6年,今非昔比,东莞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次回来任职的李近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长相虽还和6年前差不了太多,除了眼角略添几道皱纹外,没长胖没增高,但做事风格却明显让以前的老同事们感到了异样——李近维不再是6年前的李近维了。

1983年,在中央举办的学习“一号文件”座谈会上,李近维曾和主办方有过一段语惊四座的对话。李近维发言说:“如果我们在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还能执行明年的‘一号文件’,那才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主办方诧异:“那你怎么知道明年‘一号文件’讲什么?连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执行啊?”李近维一本正经地说:“但我知道每年‘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你们不断总结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通过认真归纳分析论证,才把它写成新一年的‘一号文件’。如果我们在贯彻今年‘一号文件’中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改革开放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中央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而写上了明年的‘一号文件’,那不就等于我们今年执行了明年的‘一号文件’了吗?”全场一片哗然,这个小个头的东莞人说出来的话可够狂妄的!

当年如此狂妄的李近维,在1988年初离开东莞前一直是生龙活虎,胆识俱全,1984年他就提出“农村工业化”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发展思路,并积极鼓励大家贷款投资,愣是让东莞在短时间内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县的帽子,没想到这次回来却跟换了个人似的。

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李近维变了!话说得再白一点,李近维变得保守了,变得缩头缩脑了。

有例为证。

一例,有香港大老板前来谈判,想要出资收购东莞的电厂。李近维的回话只有两个字:不卖!

又例,又有香港大老板放话过来说要收购东莞的一条公路。手下的人眉飞色舞地过来汇报:“人家大老板这次很有诚意,价格出得很高。你说几个亿人家都说可以商量啦,而且……”汇报者特在此略作停顿,故意把“而且”两字拖长,“人家还说要把这条路反承包给我们,只收17%的回报,而且,人家老板说了,20年后还把这条路送给我们!”汇报者紧盯着书记,希望自己的兴奋和喜悦也能尽快地感染他,“书记呀,我们东莞的好机会来了!您算算,我们现在集资款的利息普遍是18厘,甚至20多厘,人家的回报只要17厘,比通常的还低一厘呢,再说20年以后这条路又是我们的了……”汇报者以略带夸张的激情说了半天,期待着李近维能够附和他。可自始至终,李近维一直平静地听着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临走时,汇报者又言:“李书记,您快表个态吧。事不宜迟,别的城市也都跟我们抢这桩生意呢。您就快决定吧!”不料,李近维最后的决定还是两个字:不卖!

李近维到底想干什么?他跟钱有仇?难道6年过后,他开始在意起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了?他当初的胆识和魄力哪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城市乐颠颠地如同天上掉馅饼似的忙着跟那个大老板签约汇款,也眼睁睁地看着有的城市欢天喜地向香港大老板们纷纷卖这卖那,很多人暗自嘀咕开来:这么好的买卖不做傻不傻呀?

不但别人不明白李近维为什么犯这个傻,就连李近维身边的秘书也不解,好奇地问书记为什么要放弃这笔天下最划算的大生意。

李近维没有立即回答秘书的问话,拿笔低头在纸上算着什么,算了半天,回过头来问秘书:“你想不想变为百万富翁?”

秘书莫名其妙地看着书记,如实回答:“想啊,但不敢想,那是不可能的呀。”

李近维说:“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很容易的呀!刚才我已经替你算好一笔账了。只要你从家里凑够5万块钱参股买我们一条公路,让我们给你一个17%回报率,获得的利润能以17%回报率继续投资的话,那么20年后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你知道5万块钱17%的回报率,复息计算,20年后是多少吗?是本钱的22.5倍啊!都超过100万了。到时候你还可以把那条公路送给我们政府,我们政府多感激你呀!”

秘书似有所悟,但还是不解:“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利息本身就是很高,18厘或者20厘呀,甚至还有更高的,我们怎么会亏呢?”

听到这话,李近维的眉头渐渐拧了起来,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慢慢踱起步来,似乎对秘书说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是呀,我们现在的利息是那么高。但这样下去行吗?那么高的利息是绝对维持不下去的,将来肯定要出事的!”

秘书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近维,默默地听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半晌,李近维突然停住脚步,问秘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困难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吗?”

秘书困惑,不知书记这个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困难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呢?”

“有!”李近维一脸认真,“困难的爸爸妈妈就叫做昨天的失误,同样,今天的失误就是明天的困难。你看呀,以前我们运用的发展手段,不就是从外面拉一些企业进来,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土地,从本地和内地再招一批劳动力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量利用高息贷款建这建那。但你知道吗,现在这种发展手段已经走到极限了,再这么下去就会成为困难的爸爸妈妈了。我们决不能制造明天的困难。现在必须消除各种隐患,把对明天产生不利的种种隐患都认真消除!”

“怎么消除?”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的背景和思路,李近维这样告诉笔者:“我1994年再调回东莞工作时,就感觉到东莞原有的发展模式即将走到极限,再不转变,就不能继续前进。但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首先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从内涵挖掘潜力,提高经济素质,眼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经济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惠州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不少地方都同样存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利息集资发展,利息那么高,甚至30厘也有。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这些工业,那些加工业能够拿到那么高的回报吗?我感觉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金融风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为明天排除困难。那怎么排除呢?首先是要心中有数,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底子怎么样,所以我就每个单位发了张表。”

东莞市委市政府给每个单位发表的行为被称为“摸清家底”,即摸清各政府、企业等所有单位的资产情况。

不料,李近维“粗略”的这一“摸”引发了不少意见。谁愿意把自己的家底亮个底朝天?先不谈企业,首先各镇掌门人就思想不通:别的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大搞经济建设,你追我赶,较着劲地加快发展步伐,你李近维新官上任要烧火我们能理解,可要烧火也应该在发展速度上猛烧几把才是,那些送上门肥得流油的大买卖你不做,现在却关起门来搞清查,这算哪门子事嘛!有这个必要吗?

在一次书记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些镇委书记终于忍不住,直言不讳提意见了:“阿维,您去惠州以前不是一直思想很开放的吗?不是总是鼓励我们贷款吗?这次回来之后,我们怎么感觉您变得保守起来了呢?”

“是呀,阿维,您现在是怎么了?”另外一个镇委书记也出声附和。

闻及此言,李近维没有立马回答,片刻,他站起身来,把自己坐的椅子往旁边挪了挪,抬脚跨到椅子上蹲了下来。

大家观察着李近维怪异的一举一动,心中纳闷,书记今天要演哪出戏?

这时,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开腔了:“你们大家看着,我蹲在这张椅子上,现在呢,我可以蹲到椅子的最边边上,我都不怕。你们说为什么?”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觉得这场面滑稽,想笑。

见无人答腔,李近维便自己作答:“因为这椅子离地面近嘛,我即使摔下来最多也就是擦伤一点点皮,感到痛一点而已。但是,假如你让我蹲在一个离地面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墙挡着,也让我这么蹲到边边上,你们说我敢吗?”

会场开始有了骚动,还有一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也有人笑出了声。

李近维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敢啊!我害怕啊!因为这个危险就大了嘛!我蹲得那么高,又没有墙挡着,蹲都蹲不稳,我的心能不慌吗?不错,我去惠州以前,确实鼓励你们贷款,但我现在又要求你们了解自己的底子,尽快减轻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在这里,我希望同志们清楚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就像蹲得离地高与低,有没有墙壁挡着那样,负债量少时,负债率低,不怕,负债量大的时候,如果我们集体经济的管理不那么到位,这就非常危险了,就像蹲到几十层楼高的边边又没有墙壁挡着一样了。”

说到这,他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所做所讲的这一切,为的是请同志们注意和更好地应对面临的经济风险。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步都力求稳重。最关键一点,先全部清还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逐步把资产负债率给降下来。当年我是主张贷款,市里还帮你们贴息。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刚刚起步,需要贷一笔钱来启动经济。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又用了农民那么多土地,现在就要特别强调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要从靠举债建设转向以自我积累为主进行建设了。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好,我们只能为国家为集体为人民创造财富,而绝不能把一堆烂债留给后人。我们从弄清家底做起,为的是心中有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堵塞各种漏洞,把防范经济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

各镇书记领会了李近维的意图之后,接下来的局面也就顺利打开。

<h3>不作为的大作为</h3>

作为一个外地人,笔者在采访李近维前,对他的了解和想象非常模糊。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强烈感受的都是东莞人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做,敢闯敢冲,尤其东莞的领导更是思想解放,所做的事情大多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然而笔者发现,从1994年起,东莞突然沉寂下来,前几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步伐在此时好像突然放缓。

的确,1994年到2000年的东莞是无声无息的几年,然而此刻,当笔者写到这里时,不由得有些动情。殊不知,这种无声无息,差点掩盖了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东莞人不知道,他们记忆中那风平浪静的几年,曾躲开了一个怎样的暗礁呀!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在泰国悄然登陆,这场金融风暴很快席卷整个亚洲,使全亚洲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场风暴给中国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在朱镕基总理经济软着陆的政策下,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被减到最轻,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的广东省首当其冲。1998年,广东省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容乐观。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给广东调拨了380亿的借款。广东的各个市都纷纷地向省领导伸出了手。

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在这个艰难时刻伸手。

领导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东莞。个头不高的李近维坦然回答:“我们东莞不需要!一分钱也不需要!”

这怎么可能?领导一下子惊呆了!东莞这些年发展那么快,发展路数和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危机,你东莞怎么就能安然无恙躲过劫难?不可能呀!

李近维接着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借钱,而且东莞的金融部门还欢迎你们来拆借!”

各市的领导惊呆了!

省里的领导惊喜了!

中央的领导笑开了!

不可思议呀!这样的事只有东莞人才能讲得出来,而且他们确实有这实力!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对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撰写了系列调查报告,证实东莞是金融安全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前几年李近维的“不作不为”,人们渐渐领悟过来,原来这种不作不为正是大作大为呀!东莞人在骄傲和自豪之际,更感到了幸运——幸运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拥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当家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好管家!

身材矮小的李近维,成功地让东莞躲过一劫。

让东莞人更感幸运的是,东莞因此在外商眼里成了“金融风暴避风港”的代名词。老天爷和陈水扁似乎也想进一步成全东莞似的,那年,老天爷在地理上把台湾搞了地震,陈水扁又在政治上把台湾搞个地震,而此时的东莞凭借着“金融安全区”的独特优势一下子把台湾的大批企业纷纷吸引进来。

台商们这时候的拥进,不仅带动了东莞的经济发展,更使得东莞的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此时进来的外企大多是电子通讯方面的企业。科技含量高啊!东莞的工业开始升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转型也因此迈开了新的步伐。

李近维新官上任时的几把火直到三年之后才让所有的人看到了熊熊火光。

东莞这只麻雀在这迟来却绚丽无比的烈火中开始了又一轮的涅槃!

1999年,东莞市以工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值、全市公有资产、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等四项首次突破千亿的骄人业绩,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新千年伊始,李近维躲在办公室里拨打着算盘偷偷在乐!他的乐是东莞老百姓无法知晓的。东莞不但不需要像兄弟城市那样向国家伸手借钱,而且还悄悄攒下了一大笔发展基金。

接下来真正该乐的是东莞的老百姓了,从城市居民到农村农民,每个老百姓在心底深处乐开了花。2000年12月25日,东莞市16.2万的农村老人喜气洋洋地领到了他们一生中的第一笔养老金。这个举动标志着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宣告成立,也标志着东莞市成为中国首家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地级市。紧接着,东莞市委、市政府又相继推出了全民社保和全民医保等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阳光照射到身上才会感到温暖。东莞,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羡慕不已!

驰笔至此,笔者突然又想起李近维当年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座谈会上的那个狂妄的发言,细琢磨,突然有所感悟,东莞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不恰恰印证:东莞所走的每一步,不都是在执行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吗?

越琢磨越觉出李近维身上那种先知先觉来……

<h3>“经营城市”的指挥棒</h3>

2001年5月31日上午,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佟星步履稳健地走进政府会议室。在这天召开的东莞市委工作会议上,佟星提出了东莞新的城市功能定位——现代制造业名城。他环视着每一位与会者,充满豪情地指出:“东莞未来几年总的计划是:今年掀高潮,年年有重点,一年一大步,5年见新城。在城市建设上,将突出抓好以9.9公里长的东莞大道为纵向中轴、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城市新区建设,逐步形成新城傍山、旧城依水、环城大道连接山水的市区整体布局。今明两年,城市新建重点工程,包括行政办事中心、会议大厦、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青少年文化活动中心、大剧院、海关大厦等都将全面启动……”

很快,被媒体称为“造城运动”的东莞立马成为珠三角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如今,所有到过东莞的人都会深深惊叹于她通体散发出的光彩照人的炫目光芒,她的魅力令人痴迷眷恋,她的美丽让人魂牵梦绕。短短几年时间,她就像灰姑娘穿上魔幻的水晶鞋一样,神话般地变身为美丽公主。

这不是神话,然而横空出世的东莞又恰似一个神话,奇迹般地突然崛起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闪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任何语言在这场世纪巨变面前都显得饶舌而愚笨,想要描述东莞新城市中心的建设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笔者每每流连在美丽的新城时,总想透过这些新颖独特的建筑物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真正梦想,她背后的内涵和理念究竟是什么呢?

2008年6月,早已升任广东省副省长的佟星向笔者解开了这些谜。

“我当书记的时候,有幸面对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那就是新世纪。当时全世界都对新世纪充满了憧憬,都想在新世纪创造一段新的辉煌,我们也一样。我们希望把东莞建设成一座既兼顾人的全面发展,也兼顾产业升级,同时兼顾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城市。在这个思路下,我们在推动东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由于大刀阔斧地推进,短短几年时间,城市功能大大加强,自然环境得到重点整治,大企业纷至沓来。东莞的经济实力、城市魅力和创新活力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透过这几句,笔者完全感受到他对当年激情岁月的深深留恋和无比欣慰。

说起东莞改革开放30年,佟星感慨万千:“可以说,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上,东莞担当了其中一个先锋角色,进行着最早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探索中,这支先锋部队也尝到了甜头。东莞人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当历史提供机遇时,东莞人首先‘洗脚上田’,进行着伟大的实践。但是,东莞在这条路上越往前走,就越显露出先天不足,因为这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你让他有很鲜明的城市发展理念,那是苛求,非常不现实。因此,在面向新世纪这个重要机遇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总结自己,我们的城市功能还很弱,以前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把工厂办起来,做大蛋糕,并没有很好地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起来考虑。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很深刻的,东莞的实践就要跟这个理论紧密结合起来……”

东莞在新的历史性机遇下如何发展,在佟星的头脑里日渐形成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意识: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世界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到了30%时,城市化速度加快上升,一直到70%才平稳下来。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开始起飞。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职能也应跟着转变,应该从建设城市到管理城市,再从管理城市到经营城市,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城市升级。

经营城市,这在当时是多么新鲜的一个概念!在实践中,这个概念很快转化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采取与农民共享收益的政策,提高土地的开发使用效益,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几年后,当宏伟蓝图一一实现后,东莞的城市形象立马发生巨变,土地也因此升值了。

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城市的成功发展与出色的政府领导有很大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佟星带领着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杰出的智慧和非凡的气魄提出了东莞的城市定位——现代制造业名城、文化新城、生态绿城,为东莞的明天勾画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发展蓝图。

细细推敲,这样的城市定位在全国堪称典范!

“有了明确的定位,那你的起点和你采取的措施就会不一样。比如要搞出一个生态绿城来,要花多大的精力,要改变多少观念呀。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在提出三个文明的基础上,又加上一个生态文明。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注重生态文明,否则将来大家就会失去宜居家园,失去了前进发展的基础。”佟星侃侃而谈。

笔者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在2001年就提出生态绿城定位的,全中国也只有东莞一家。其实,敢于将城市定位成“生态绿城”,那可是要下本钱的。有一个数字足以证明东莞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仅2004和2005这两年,东莞市镇两级买树的投入就是27个亿。

之所以舍得下巨资,在佟星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因为城市定位是和产业升级紧密相连的。佟星曾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向大家灌输这样的道理:“城市化的本身是什么?是不断地为产业升级开辟道路!是为人才成长提供更优良的条件!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环境,才会有什么样的产业。没有一个好的城市环境,就不可能聚集高素质的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那就不能形成真正的辐射。一个城市的魅力,就是城市功能辐射出来的魅力。没有较为齐备的城市功能,这样的城市将毫无竞争力。”

遥想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后,提出了观察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治理状况的标准:远者来,近者悦。这句话,在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之后,在东莞找到了落脚点。

<h3>铸就未来的松山湖</h3>

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而迈入新世纪的东莞说:给我一个思路,我就可以让这座城市发生跨越……

东莞所发生的世纪跨越不仅是一次伟大的物质文明的大跨越,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城市文明大跨越。回忆起自己在东莞当书记的那些年头时,佟星感慨他还遇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各地都在思考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思考。东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思路,在原来的‘一网两区三张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城三创五争先’。这就是:围绕建设现代制造业名城的目标,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发展环境、创新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在外源型经济、内源型经济、城市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五个方面争先创优,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和增长动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东莞人在这样的大思路下,前进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呵,美丽新东莞的铸就不仅仅有汗水、有精神,更有着全新的理念。正是因为理念铺垫的城市的根基,使得迷人的东莞更辉煌了,也更牢固坚实了……

2007年,笔者来到了东莞风光旖旎的松山湖。

置身松山湖,恍如进入了诗画仙境。东莞居然还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峰峦绿树倒映湖底,波光烟雨青翠流荡。8平方公里水面的松山湖,称为“松湖烟雨”,是松山湖区主要景点。水光山色间,一幢幢造型张扬而独特的景点建筑仿佛是神来之笔……

其实,松山湖山美水美,内涵更美。

对东莞人来说,如果说虎门代表着过去,那么,松山湖则昭示着未来。

这个昭示着东莞未来的松山湖,当初又是如何被东莞人挖掘出来的?这精神动力来自何处?

早在东莞人刚刚迈向21世纪之初,重新审视自己时,突然发现自己正进入了一个后劲不足、产业升级难的瓶颈。以加工为主的产业特征,对东莞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东莞受到的土地制约、人力制约和环境制约,已到了不解决就难以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了……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应运而生。

建出一个72平方公里的平台,在中国可不多见,那可是非同一般的魄力和胆识,苏州工业园还是国家和新加坡联合在苏州建成的。当然,松山湖的意义不在于有多大,而在于它肩负的创新使命。

“我们对于松山湖的思考,是出于对东莞整个产业发展后劲的一种焦虑。因为我们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必须要打造一个具有强大功能的承载人才和技术的新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佟星说。

2007年,松山湖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松山湖作为东莞提升产业的龙头才开始起步。东莞这30年,如果说前20年是东莞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在全中国打下“东莞制造”烙印的时代,那么,进入新世纪,从“东莞制造”到“东莞创造”,不正是东莞于荆棘中开辟出的一条未来的发展之路吗?松山湖的未来发展,必将使东莞续写领先的梦想。

东莞由此踏上全面发展壮大、再创辉煌、再写风流的新征程。

第四篇 东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第四章 转型.肇新

<h3>永不褪色的善良</h3>

《圣经》载:我看到阳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因为“时间”与“机遇”。

不得不承认,1978年的改革开放便是临到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个重大机遇。

当东莞正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下奋力改变自己农业县命运的时候,在广东梅州的兴宁,有一位农村青年也在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命运而奋斗。这位22岁的年轻人做梦也没料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转向一个新的航程。更没料到,在经过26年的航行后,自己的人生航船会驶到一个叫东莞的城市,从此同舟共济……

这人便是东莞市现任市委书记刘志庚。

2004年的春节,对时任清远市市长的刘志庚来说,过得异常特别,两天前的腊月二十九,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刘玉浦突然找他谈话,告诉他:“省委常委会已研究决定,任命你为东莞的代理市长。”

自古为政者都有治理天下的一番经典宏论。刘志庚到东莞市政府报到的那天,说了五句话让所有的东莞人至今还回味无穷:为政之要在于兴业;从政主策在于创新;治政之道在于安民;施政之本在于廉政;繁荣东莞在于团结。

初到东莞时的刘志庚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便是撒开腿来往基层跑。这一跑,居然跑出刘志庚的许多感慨来,使他对这块富裕之地又多了一番新的认识。

这一天,刘志庚跑去了虎门的渔民村。令刘志庚颇为震撼的是,中国人印象中的这块富得流油之地居然还生活着一群穷困潦倒的渔民。这些渔民祖祖辈辈靠海生活,而今,内河受到污染,他们因设备不齐又出不了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由于长年生活在船上,他们也难以适应岸上的生活,只能守在破旧的船里,望海兴叹,过着窘迫的日子。刘志庚进到那些人家的家里,船上到处是垃圾,甚至还有死老鼠。这哪里是人能住的地方?!眼前的这一幕使刘志庚一下子感受到了久违的苦情,这种苦情一直蔓延至他内心深处最柔弱处,令他感到一阵揪心的酸痛,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进入21世纪,在东莞这个富裕天堂里居然还生活着这样的人,显然,他们被快速发展的时代列车给抛弃了、遗忘了……刘志庚还去过革命老区大岭山镇的一个落后村,在贫困户的家里,刘志庚再一次心酸得落泪,那些人靠着政府的最低生活标准补助生活着,一个月才380元。

“你们说说,这点钱在东莞怎么生活?”刘志庚在大会上一次次向大家发问,“同志们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还有不少穷人,还有人没有房子住啊!”

2008年初夏,当笔者采访刘志庚时,这位从田野间走出的平民书记向笔者谈起这一切时,脸色动容:“中央领导每次过来,大家都习惯带他们去东莞最富的镇去参观,结论是,东莞富得流油。实际上,我们还有几部分人群生活得非常艰难。我看到香港、新加坡等国家这方面有一些做法不错时,所以我们也决定给这些弱势群体发放一些补贴。”

刘志庚所说的这个决定,就是后来被媒体炒得很热火的东莞发红包一事。

2008年5月28日,东莞市政府下发文件,决定对东莞市户籍困难人员即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五保户等7类和低保边缘户共8类人群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每个人发放一个1000元的红包。政府发红包,这在内地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有人说,“经济晴雨表”通常来自富豪,“社会晴雨表”则通常来自穷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富豪故事给予了太多的关注,却很少有人去关注丰裕社会中的穷人。其实,丰裕社会如何有利于穷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在刘志庚脑海里,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必定是共同的富裕,共产党人要实现执政为民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让所有的人民都富裕起来。这是一位农民儿子成长起来的市委书记的执政理念,它折射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理想与追求。

刘志庚长相谦和,处事也谦和。老百姓给他写的信,他都会一一阅读,并作批示。百姓们知道他们的书记不但看信,还真能解决问题,于是乎,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甚至那些积压了多少年的陈年旧事,全都一古脑儿跑了出来,跑进一封封收信人为“刘志庚”的信中……

在东莞打工的湖南华容县农民张奇平,为挽救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17岁女儿张梦玲的生命,抱着一线希望给刘志庚写了一封求助信,刘志庚看信之后,连续两次批示,希望媒体呼吁社会给予帮助;梁绛菱在东莞买房,但没东莞户口,女儿难上满意中学,于是写信给刘志庚,在全市干部会议上,刘志庚宣读了她的来信;因跨栏横过莞长线而遭车撞,伤倒在床的外来工杨圣德写信给刘志庚,呼吁增建天桥,得到了刘志庚的批示……

这位收信人因此忙得没日没夜,连坐车的工夫都被充分利用,有时一天能接到100多封来信,看不完,拿回家接着看。他给自己立下规矩,无论多晚,也必须当天把信看完。刘志庚认为,这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感情。“如果你对群众没有基本的感情,你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事有那么重要。百姓利益无小事,写信给我的人肯定是真的遇到了难处。”

淡淡几句话,刘志庚说得很平静、很随便,但笔者听后细细品味却极感深刻,更从中感觉出这位平民领导内心深处那永远也不会褪色的善良。

一个处在引领着中国经济发展潮头的市委书记如此谦和与亲民,这不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城市的福祉吗?东莞人,你们真的太幸福了!

<h3>转型阵痛</h3>

2006年3月,刘志庚正式出任东莞市委书记一职。

刘志庚在任市委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内,做了两件和他的善良性格似乎不太相符的事来——都是容易得罪人的事情!

刘志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了摩的司机的饭碗。

按理说,摩的司机这部分人群算是弱势人群,风吹日晒不说,安全隐患不说,每个月能挣的钱也实在有限。那么,心地善良、一心牵挂着弱势群体的刘志庚为何偏偏要端去这些弱势人群的饭碗?

笔者询问他。

刘志庚笑笑,向笔者讲述起他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来:“那次是全国的检察官检察长在东莞会展中心召开的年会,快散会的时候,东莞的检察长好心地提醒大家:东莞社会治安不好,你们上街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带包,不要一个人出去,最好是两个人一起上街。当时我也坐在主席台上,感到十分难堪。”

这件事对刘志庚触动很大,当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抓好治安。“我觉得我们东莞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发愁,关键是要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在东莞的老百姓慢慢富裕了,但社会治安差,假如你连命都保不住,你这个富裕又有什么意义?”

确实,随着东莞的富裕,其社会治安也显示出令人担忧的一面来。据说,在抢匪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在内地抢一年,不如东莞抢一次。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另外,东莞有着特殊的人口结构:东莞户籍人口为171万,常住人口697万,再加上流动人口,总人口达到1200万,在广东省排第三,这决定了东莞承载着巨大的治安压力。

2006年4月,刘志庚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庄重承诺:东莞的社会治安一定要在今年年底得到明显好转,如果不能实现,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

随着这个绝对的“军令状”,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安运动”在东莞拉开了序幕。其中,最大的行动便是治摩(摩托车)。

可千万别小看这治摩。东莞治摩成功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向曾培炎副总理自豪地介绍说:“全国36个城市治摩都是失败的,东莞是惟一成功的城市。”

惟一?治摩难道有那么难?

事实确实如此。不谈远的,就谈广州和深圳,这两家城市都曾采取过治摩措施,可最后因为压力大而以失败告终。许多深圳人还能记起当年治摩时的壮观场面,广场上聚集着几千辆摩托车,黑压压乱哄哄的一片,几千摩的司机们奋臂高呼着口号……即使东莞本身,前些年也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治摩行动,结果也是被几千摩托车围住了政府大楼。

东莞治摩成功后,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过来取经。他们取到了最核心一点:人性化工作,是治摩成功的法宝。

其实,治摩看起来是件具体的事,实际上是在考验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到达一定阶段的一种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

外资以往对东莞都有一种印象:经济发展速度快,但随之出现的问题也多,因为像摩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总在使东莞的发展和形象大打折扣。刘志庚和东莞市领导抓住这种现象大举采取整治措施,其实是通过治表而整治了东莞市发展经济和城市现代建设过程中暴露的本质问题,即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与提高市民素质、强化城市科学管理之间的关系必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一切围绕“人”字做文章,换位思考,先将自己谦卑的心点燃,作为火把,这样,再艰难的局面也不会迷失方向。泰戈尔有句话说得好: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万事其宗,有关涉及“人”的利益的事情最难做。

2006年东莞各镇换届时,刘志庚就碰到了一件麻烦事。按国家的新规定,各镇必须将镇委副书记的人数减至两名。当时各镇的镇委副书记大多为4名,有的为5名。

往上提拔,皆大欢喜,但让干部从现有位置下来,那可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早已习惯了能上不能下的事实,除非你犯了错,否则哪有好端端下来的道理?

这真是一件头疼事。

然而,刘志庚不得不硬起头皮来处理这件头疼事。

这件事后来处理得非常完满,可刘志庚当初却不知头疼了多少次。当时东莞32个镇区的正副书记,一共有100多人,刘志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都找他们分别谈了一遍,尤为重要的是,刘志庚可不是约他们来办公室,而是亲自去到镇里,一一登门。那些干部们纵有再大的不情愿,但一看到亲自造访的满脸谦和的书记,内心的委屈便也烟消云散,于是换届工作也就顺利进行。

刘志庚当书记后做的第二件得罪人的事便是东莞人人人皆知的“双转型”。

这件事要比治摩动静大多了,笔者在网站的BBS一看,那可是议论纷纷。刘志庚何必没事找事,给自己揽上一桩既招非议、又得罪人的麻烦事?

“我不能光考虑眼下的,我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替东莞的未来考虑。如果我们现在不迈出这一步,不采取措施,那将来万一国家政策一调整,再加上某些因素,很有可能会造成东莞的产业空心化,到那时候你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那么多酒店谁去住啊?那么多房子谁去租呀?所以,我们当领导的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舍不得眼前的小利,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千万不能追求一时的政绩呀。哪怕得罪人也要干!”刘志庚说。

透过刘志庚这样的市领导的清醒,笔者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一直乘风破浪,扬帆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不料到了眼下,形势发生剧变。可以说,这艘经济巨轮从没像今天这样身处风急浪高、险象环生之境地。

首先,乌云密布的大气候不容乐观。我们日益缩小的世界已经走到了一道受到竞争威胁的“门槛”面前。更为重要的是,东莞这艘经济巨轮经过这么多年的疾驶后,自身问题也开始显露。亮丽的成就背后积攒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对于这些问题,刘志庚曾向笔者简单举了一例:比如说电,东莞2007年用电量为508亿度,超过广州和深圳,位居广东第一。东莞在2007年的产值为3000多亿,而深圳则为6000多亿。“这表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速发展是以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来作为支撑的。成本太高了!还有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人口过多、交通堵塞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是因为过去快速发展导致的。如果我们再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会越积越多……”

显然,东莞这艘经济巨轮经过多年的航行,已是负荷过重,四周又是遍藏暗礁,如果还沿着原来的航向前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完成转舵这个高难度动作,东莞才算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2006年4月,刘志庚带领考察团,浩浩荡荡出发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对广州、深圳、苏州等八个城市逐一进行实地考察。从长三角考察回来不久,刘志庚便在会上抛出了“双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个思路。他向大家阐明一点:“我们进行双转型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当然,我也知道高新技术的发展是有一段过程的,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必须要起步就有一个目标,否则怎么往前走?”

会议室里,新一届领导班子又一次把东莞的前途和命运掂过来掂过去,寻找着最为稳妥最为准确的前进航向……

2007年1月9日,在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刘志庚代表东莞市委作了题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报告。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富有重大意义的一幕。从这天起,东莞这艘经济巨轮开始调转船头,驶离了原有的航向。

然而,这艘经济巨轮一旦转航,立马陷入到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细听,波涛声中,似有悲壮的楚歌声在四面唱响。确实,这楚歌声分别来自企业、外来打工者、村集体、老百姓这四个群体。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的改革,势必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这四个群体便是这次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

行事缜密的刘志庚心里清楚一点,当你堵死一条路时,作为出台改革措施的政府应该开辟出另一条路,否则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譬如治摩,当你堵死摩托车载客这条路时,那你必须得引导出另外两条路:一是摩的司机的生存之路,二是老百姓的出行之路,因此,只要解决好摩的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和大公交问题,那治摩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但这次问题可复杂多了,东莞这次的大转型,受影响的群体众多,其广度和深度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替这四个群体都引导出相应的一条条路来,这巨大的漩涡才有可能变得风平浪静,充满和谐之美。

先谈企业,这是经济转型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对转型一事都有抵触情绪。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下降等不利因素,就企业自身而言,他们也有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内在愿望。在这个愿望上,政府需做的便是引导和推动,力所能及地帮助企业寻求突围之道:东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产业提升的政策,比如将连续五年每年拿出10个亿成立科技东莞基金,用于推动产业提升和企业的升级转型。

再看外来务工者。如何引导他们从低技能工人成为高素质的工人?笔者了解到东莞的做法是:东莞市财政每年拿出6000万对新莞人进行培训,希望通过对他们的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更高的技能,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能够跟城市一起来提升,跟城市一起进步。

相对来说,企业和外来打工者的问题还好化解,但是,来自村干部和村民的两面楚歌可就不怎么好听了,因为这次转型涉及到村集体和村民们的利益,那可是自己人了。一句话,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

众所周知,东莞几万家企业大多都在村里面,工业区大多在村里。对于眼下的产业转型,村级显然不太情愿,为了解决就业、收租费及发展服务业,他们更乐意留住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情况是,租赁经济是村组两级收入的重要渠道,村民们的收入也大多靠的是集体经济。

这次的转型意味着旧有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难怪村干部的反对声不绝于耳了。最大的理由便是:“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不应该干预,那些老板愿意走就走。”

这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啊!其冲击力和引发出的争议绝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东莞所发生的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改革都是从极“左”的路线中跳出来,革的是旧体制的命,然而这次革命却是革到了自己头上——不仅要从过去的经验、观念和路径依赖中跳出来,还将对既得利益“山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刘志庚向笔者坦言道:“东莞当初靠‘三来一补’起家,‘三来一补’对东莞的原始积累有很大的贡献,它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到了现在必须得进行调整。汪洋书记看得很准,他对我们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要求,这和我们提出的‘双转型’是一致的。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忍住暂时的阵痛,因为要调整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经济速度的放缓,要忍得住暂时收入的减少,忍痛割爱。另外,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社会的种种非议……”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科学发展,正是新一代东莞领导者内心和实际工作中所追求的。东莞由此开始走向了荆棘丛生的未来之路。这是一条布满坎坷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辉煌之路。

我们期盼着楚歌声能早一日化为胜利的欢乐颂!

事实上,胜利的前奏曲已经响起。而真正辉煌历史的创造者总是人民群众。说个具体的例子:凤岗镇原有企业1200家,经过转型之后,已减至800家,然而,其经济总量反而上升了20%以上,出口创汇也上升了20%。这不能说不神奇!

说起东莞的未来,刘志庚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后,速度肯定会放缓,但是迟早会上去。我相信,东莞未来经济应该是高速发展的,环境会更加优美,社会会更加和谐。东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树立世界眼光,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解放思想作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以思想解放促进发展的新跨越……”

沿着刘志庚的世界眼光,我们可以发现,按照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就要求未来的中国要拥有世界级的城市。

无疑,这种世界性的战略眼光更远、更深刻。

<h3>“麻雀变凤凰”</h3>

1992年12月31日。云淡风轻。

这个日子对所有的企石人来讲,是一个非凡的日子。这一天,企石镇万人空巷,所有的村落人家一大早便早早起身,倾巢而出,从各个方向蜂拥到镇里,像参加狂欢节一样去观看企石镇12项大工程的奠基和竣工典礼。确实,这个隆重的奠基典礼非同寻常,在企石历史上绝对是亘古未见。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压轴节目是极富创意性的跳伞表演——随着直升机的轰鸣声,5个飞行员穿云破雾,从空中悠然而下,徐徐降落到一大片空荡荡的农田里……

所有的企石人都惊呼起来!

然而,这对企石农民来讲,他们远远赶来的目的并不满足只是看一下“西洋景”。典礼结束,他们的狂欢却并未结束,甚至意味着真正的开始。这些已经富足起来的农民们口袋里装有足够的钞票,他们要进到12项大工程之一的宝石大酒店去参观,去消费,去享受。

这一天对三星级的宝石大酒店的所有员工来讲也过得分外特殊,也许这一天的记忆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脑海,成为某一个年代的特殊印记。多少年之后,当年的酒店服务员熊素琼回忆说:“那天典礼一结束,我们酒店正式开业了。我们酒店所有的餐厅全都坐满了农民,餐厅门外也挤满了人,等着吃饭。那场面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恍如隔世。记得当年他们进酒店时,大多穿着拖鞋,有的干脆就光着脚进来……”

有目共睹,这些年来东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东莞,还是东莞人,还是像熊素琼这样的外地人,都经历了一个从内到外的脱胎换骨。

2007年11月,在华通城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里,落落大方、美丽而能干的熊素琼回忆着当年的情景时,脸上一直含着笑容,她说:“短短十多年时间,完全不一样了。我亲眼看着他们的素质一年一年在提高。他们慢慢知道注意穿着,开始西装革履,他们进酒店像个绅士一样,所以你现在根本就认不出他们曾是当年的那些农民了。而且那些农民很多人后来又开始做生意,十几年下来,他们完全不一样了,气质也变了,整个人都换了个样。这点给我的感受太强烈了!”

笑谈当年,往事如过眼云烟。在企石的十几年,熊素琼目睹了这里的一切变化,亲眼看着这里的柏油马路一条条建起来,高楼大厦一个个竖起来。而熊素琼自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一个清洁工变成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她的蜕变历程似乎演绎着“麻雀变凤凰”的神话。

刚来宝石大酒店,熊素琼干的是清洁工的活。别人一天工作8小时,熊素琼经常一干就是12小时。那几年,熊素琼整理了7987个房间,做的工作日志有174本之多。1996年,熊素琼因为工作出色被破格升为客房部主管,第二年升为前厅主管,再一年后又升为副经理。到2001年,她已经成为这家三星级酒店的房务总监。这年熊素琼的人生又有了新的转折,她应邀加盟了刚刚开业不久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华通城大酒店。“我进来时是第六任总经理,也就是说前面的五任总经理都做了很短时间。我来的时候,酒店效益特别差,老板跟我说,我不需要你赚多少钱,你只需要把人气做起来就行。当时我跟老板讲,既然你讲了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我有很大的空间去操作,我相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熊素琼不但没有让老板失望,而且让老板感到非常幸运——他终于找到一个最好的管理人才。然而,熊素琼所付出的心血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从接任这个总经理的重担,她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5个小时。在她的精心打理下,华通城酒店的效益很快便有了起色,而发展也是一步一个台阶。2003年,建娱乐大厦,2004年建桑拿大楼,2005年建商务大厦,一直到2007年,华通城营业额每年都以20%的速度递增,华通城酒店变了华通城大酒店。

熊素琼觉得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孩子。“我儿子今年12岁了,一直在重庆,请他姑姑带,因为我们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他。我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10点才回家,每天都这样,没有周末,做酒店就是这样的。”

看着她,笔者内心深受感动,其实,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熊素琼的辛苦付出,东莞才拥有了如此辉煌的今天……

熊素琼说她自己早就变成一个东莞人了:“因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基本和这里合拍了,毕竟在这里生活十多年了。现在东莞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所以我们3年前就有了想法,把家落到这里来。现在我们酒店的员工有98%都是外地的。说句老实话,一个外地人到东莞,一两年之内他不会爱上东莞的,很多人过来是来找机会的,有发展就呆下去,没发展就回去,但当他在这里呆上三四年后,开始习惯和接受这里的一切后,就会对这里产生感情了,也就是日久生情。”

东莞真的是一个让人日久生情、欲离难舍的城市。

其实,一个城市让外乡人真正爱上,绝不仅仅在于她的美丽、她的富饶、她的文化、她的品位,更在于这座城市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机遇、什么样的平台和什么样的未来。

从企石返回东莞的路上,采访熊素琼给我们内心带来的震动还余波荡漾。那天,陪同笔者采访的是《南飞雁》杂志的主编柳冬妩,他感慨东莞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东莞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大奇迹也是由许多个体的小奇迹来组成。可以说,每个人在东莞都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我有好几个老乡,来东莞这边打了几年工之后,慢慢地开始自己创业,现在都成了老板,都在这里买下房子安居乐业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纷纷南下,像麻雀一样从原本呆着的农田飞落到城市,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改变自己天生下来麻雀一样卑微的命运,变成他们眼里凤凰似的城里人。

柳东妩主编的《南飞雁》杂志就是专门办给东莞打工者看的,因此他平时接触过太多太多“麻雀变凤凰”的事例,他给笔者随便讲了一例:在东莞企石镇,有个来自福建山村的小伙子。小伙子念到初一因家贫便早早辍学,16岁出外打工,不久和一女孩相爱。女方家嫌他是个穷光蛋,不同意他们交往,为此小伙子只好带着女友私奔到了东莞企石镇,那是1992年的事。来到企石后,小伙子找了一份打工活,帮一家正在施工的自来水厂批墙,一平方米两块钱。批墙的时候,机灵的小伙子多了一个心眼,自学了一门油漆手艺,而且自己搞发明创造。通过实验,他发现漆料里掺入玻璃胶和防潮胶后效果更好,以此方式粉刷墙面,不但造价便宜、质量好,还能防潮。凭着这独门秘技,在批完这些墙面后,小伙子没有失业,又揽了些刷墙的活,硬是在企石镇生存了下来。后来小伙子接了某个大企业造价一万元的一个急活,他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最后按时交付。这令老板很满意,又给了他一个造价5万元的工程,接着陆陆续续又给他一些工程。3年后,小伙子赚下了几十万。他便拿着这笔启动资金开始办公司,五六年下来,他的亿鑫钢业公司已发展成一个年产值过亿的大型企业,成了企石镇的纳税大户。现在,这个叫邱启光的小伙子非常感激企石镇政府对他企业的支持,也将户口从老家迁到了企石,说企石是一个好地方,这里天时地利人和,给他带来了一生中的好运气好机会。

听了这则故事,笔者感叹,东莞确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舞台,她不仅每天都在自己创造奇迹,也为成千上万的外乡人创造了一个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性——在这里,你可以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只要你勤劳、肯干、有毅力,在东莞这座富矿山上,就一定能掘到宝藏。这里的阳光普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柳冬妩点头称是。其实,柳冬妩自己也是“麻雀变凤凰”的典型。前不久他刚出了一本书,叫《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这可是全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的理论研究专著,非常了不起。这个没念过大学的“打工诗人”写出的文章常刊登在《读书》、《天涯》、《文艺争鸣》等期刊上,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前几年他刚刚将自己的户口从老家农村迁来,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莞人。

自1993年来到东莞打工,从一个打工仔成长为作家、主编,柳冬妩说他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东莞城市的成长而成长的。

东莞这片热土给了柳冬妩啼血的回忆,更给了他无限的天地与机遇。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十多年前那次艰难的漂泊,如果不是终于移植到东莞这片广袤而丰厚的土地上,他怎样才能奏响人生的强音?这只麻雀何时才能变成凤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的中期,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民们纷纷离开家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开始了不断转换和变动,无论怎么变,都会应着一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种变换中,无数的打工者像麻雀一样纷纷飞到东莞这片土地寻找自己的梦想。

我们可以抒情地说,东莞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像一只只麻雀停靠在她肩头,从她身上汲取了力量,因而成就了各自的梦想;其实,我们也可以抒情说,他们的命运也就是东莞的命运,正是这些成群成群的麻雀用生命燃烧释放出来的能量,凝聚成了一把涅槃之火。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他们涅槃了,东莞也涅槃了。

有些并不抒情的数据似乎能佐证上面的抒情描述:据1978年的“东莞劳动服务公司”统计,当年东莞外来劳动力仅有5000人,而从1985年到2005年,东莞外来工从15.62万暴涨至584.98万,在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36.45倍;而在东莞外来工暴涨的同时,东莞的GDP亦从1985年的22.6亿元增长至2005年的2181.6亿元,20年时间增长了95.5倍。

当然,同样也有另一组数据可以作为对照:东莞外来工通过邮局汇钱回乡的金额,1999年为119亿元,2001年为137.6亿元,2002年为142亿元;近10年来经东莞邮局汇款金额累计高达1400亿元,东莞为全国约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无数的外来务工者在东莞学到了技术,学到了管理,他们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在这所“黄埔军校”内得到了提升。

无论如何,东莞将永远铭记和感谢这些曾为东莞付出过努力的每一位外来工。事实上,东莞也早已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着他们,并赋予他们一个新的身份——新莞人。这些新莞人也早已爱上东莞,和这座城市深深地融为一体。他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圆梦,还能得到充满人情味的关心和爱护。

这也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跨越。

如今的东莞给人的感觉是和谐,天与地的和谐,山与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老莞人和新莞人的和谐……在这些和谐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政通人和的一种和谐。

<h3>一个新城市的史诗</h3>

2008年,对东莞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东莞交出了一份气势非凡的完美答卷——2007年,东莞全市生产总值3151亿元,比1978年增长120倍,年均增长18%;2007年来源于东莞的财政收入540亿元,比1978年增长440余倍,年均增长22.5%。2007年东莞市村组集体净资产超800亿元。全市32个镇街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总额159亿元,平均每个镇4.97亿元,其中超10亿元的镇街3个……

这份答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东莞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2000多个农业县中脱颖而出,迈入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行列,而这样的大城市在中国还只有十几个!

这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排在东莞身后的,无论是沈阳、大连、武汉,还是济南、哈尔滨、石家庄,在20多年前,默默无闻的东莞,怎么可能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会赶超这些实力雄厚的大城市呢?

这确实是神话!据说,国外一位研究遥感技术的科学家曾经发出这样的惊叹:10多年前从卫星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之间还是一片空白,几年间在这片空白处冒出了一座城市。

不显山不露水,突然崛起。从一个农业县到一个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城市,这样的横空出世实在令人惊叹!

在成绩面前,具有超前思维的东莞人并没有被辉煌所迷惑,他们又开始了探索——2008年的东莞将承载着先行试点、先出成绩、先出经验,为全省乃至全国做好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探路榜样的重任。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东莞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开始了。

关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起的新一轮解放思想,我们不难发现,“解放思想”这个词在中共十七大被反复提及并被着重强调。在2008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

通过东莞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力度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东莞改革开放30年,每一次的改革,都是以解放思想作为先导。

在解放思想下,东莞赢得了财富:1978年,东莞的地方预算财政收入总额只有0.66亿元,1985年开始突破1亿元,1994年突破10亿元,2000年突破100亿元,2007年则为186.45亿元。

在解放思想下,东莞人走上了富裕之路:1980年,东莞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1亿元,1986年突破10亿元,1993年突破100亿元。据报道,2006年底东莞市银行存款总额为3400亿元,其中至少1000亿是个人存款。如果加上东莞居民投资在房地产、股票上的资产,东莞民间财富的总量有数千亿之巨。

在解放思想下,东莞孕育出了一大批自己的民营企业家:东莞初期引进的3000多家毛织厂,已基本由当时“洗脚上田”进厂的农民变成老板,如今成了民营企业家。服装、家具、电子、电脑、信息等产业也在“双转型”中逐步把核心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解放思想下,东莞的集体经济、民营企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全市大小工商企业发展到十几万户。东莞的村经济占整个广东省村经济的三分之一……

够了,关于东莞30年所创造的神话,我们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了。对于东莞神话,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词汇用什么样的事例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东莞的神话就如同上帝的杰作,完美无缺。比较中国各城市的改革开放史,我们不难发现创造东莞神话的一个法宝是:超前思维!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东莞人都用这一法宝及时提升自己。

如今,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下,在“双转型”精神的指引下,东莞人更加信心十足,东莞必将赢得更辉煌的明天。

遥想1434年,明朝的皇帝解散了郑和率领的船队,结束了海上贸易和探险,开始了闭门锁国的历史。这也是天朝大国走向衰落的开始。此时的中国,技术在全球仍居于领先地位,直至17世纪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崛起。中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时,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在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全球化浪潮中获益巨大,成为这个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这道国门的打开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和局势,使历史向着胜利的方向行驶,并以诗意的手法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奇迹——世界的重心东移了!中国在崛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东莞曾经如同浩瀚大海中的一朵浪花,无人知晓,正如闭门后的中国在世人眼里微不足道。然而凭借着中国伟大的改革东风,东莞迅速崛起,以她那耀眼的光芒为世界解开了谜底:中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民族,这个民族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有着超人的胆识魄力,有着顽强的拼搏精神,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东莞的发展史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城市发展史,也绝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成功典范那么简单,她的意义更在于,这是一首中华儿女奋发图强改变命运的英雄交响曲,更是一首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辉煌交响乐。

如今,这座城市是新生的,从内到外,她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这个“新生儿”通体所散发出的金色光芒让人迷恋。在这金色光芒里,我们似乎看见了林则徐的身影。也许,正是他的英雄气概永远留了下来,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改革大潮中,用他们开拓者的身躯为东莞的未来开辟出一条辉煌之路,把中国人几千年来强国富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幸福和悲伤,他们的成功和教训,他们曾经的血汗、眼泪、希望、焦灼、智慧、渴望,不仅仅是东莞自己的,更应是社会的共同财富!

东莞终于迎来了涅槃。

涅槃给了东莞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东莞的涅槃,则向世界解开了中国崛起的谜团!

第五篇 有一颗行星叫常熟 引子 天上有颗“常熟星”

许多人知道“沙家浜”,而并不知道常熟,其实“沙家浜”讲的就是常熟。常熟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及其五千年的文明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近至一百年前那场掀开中国近代变革史诗的“戊戌变法”的“维新第一导师”(康有为语)翁同龢就是常熟人。

“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这位土生土长的常熟人,一百多年来一直被他的老乡们引以自豪。清朝状元、两代帝师的大学士翁同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下荐康有为、上劝光绪皇帝,成为维新变法的旗手,他那一生追求改革的功绩,政比欧阳修、文似司马光的才华,因此而被慈禧太后革官逐出京城回到常熟,过着“青果白菜,权当芹献”的凄悲残年,备受世人敬重。

远至中华民族的开元之纪时,有位在《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的圣贤,他叫虞仲,又名仲雍,是商末周太王次子。在当时的王室中,由于虞仲精于文韬武略且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但太王则中意其幼子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继承商周大业。虞仲明白后便规劝兄泰伯一起顺从父意,让国避位,并借采药为名从渭水流域,千里迢迢来到当时仍为荆蛮之地的常熟、无锡一带。后来昌顺利继位,并使中华民族有了一大段兴邦历史。而身为王子的虞仲与兄长却在江南一带的荒蛮原野上“断发文身”,垦田治水,深得百姓的拥戴和归附,兄弟俩后自立“勾吴”,从而中华民族也就有了江南东吴的悠久大业。虞仲殁后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此山也因此得名“虞山”。虞山乃江南一大名岳。

仲雍随伯氏,让国来荆蛮。放言求自废,民迹终忘还。端委治勾吴,子孙列雄藩……虞仲的这段美德为千古所传颂。

说到江南勾吴的开山祖师爷,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创东吴文化的常熟人了。他就是读书人言子(即子游)。据传,这位名偃字子游的常熟学子,乃九州三千名孔圣人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中记载:言偃勤奋好学,且以文学见长,深得孔子赏识,曾任武城宰,言子遵师训、行礼乐,孔子过武城闻处处弦歌之声,以“割鸡焉能用牛刀”赞之。言偃学成南归,道启东南,被后世尊为“南方夫子”。唐代开元八年,言子名列十哲中第九。后人把读书人称之为“老九”是不是由此而来?不过,“读书鼻祖”出在常熟,对千年来这一带人爱读书是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区区常熟小城,历史上出过9名宰相、8名状元和481位进士,是当地百姓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事。其功绩首应归先圣的好学遗风。

了解一点这儿的历史与特殊的文化底蕴,对下面我们认识常熟人今天所取得的卓著功绩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这样做了,而不是那样做了是大有好处的——就像我们探究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发展时所抱的认真态度。

《常熟市志》上有这样一则掌故:

据传孔圣人晚年不放心各地学生的作为,驾着马车到南方察访言子的德行。一日,孔子来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时值炎夏,一路上闷热异常,孔子一行很想进城早些歇息。他举目四望,见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蛳,即下车含笑问道:“此去城内有几许路?”那孩童见孔老夫子样子斯文,便拿起盛螺蛳的钵头顶在头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来:“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名琴川)。孔子听罢,暗自思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书达理,足见此地文风之盛。吾何须再去关照子游?”于是便挥鞭折回了山东。

两千余年过去,我想如果今天孔圣人再能到常熟一游,必定会“听歌而醉”,“轻车而至”。像所有被吸引入城的人一样,我是被一首《新吴歌》吸引而开始“常熟之行”的——

这就是常熟——

歌美,田美,山美,川美,人更美。

这就是常熟——

它东临上海,西接无锡,南邻苏州,北连张家港。三四千年的文明史,使其建城史同苏州古城相差无几。

“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常熟由此而得名也。宋代大诗人杨备对这块使人不用对它品味便能闻其富饶与丰收甘蜜的地名,曾这样引吭高歌道:“县庭无讼乡间富,岁岁多收常熟田。”自南宋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由中原转到了苏南地区,而地处苏南腹地的常熟则一直是这个中心的首富,并有着“苏常熟,天下足”之称。史有记载:在康熙年间,常熟就是“实征平米40万石,额征地丁20万银两”,居全国州府首位。

其实,即使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间,在苏南诸多县市中,常熟人无论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还是缴纳的财政收入,一直位居第一。

这样的贡献只有常熟——无论在苏南乃至全国。

199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江苏省政府近日公布的对全省64个县(市)小康水平的162项指标测评结果表明,常熟名列第一。

这则消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10年前的江苏省是全国小康水平最高的省份,常熟市在江苏省名列小康榜首,也等于说,常熟目前的小康水平也是全国县(市)级中的第一位!常熟始终名列全国“十强县市”前列。

常熟本不该仅凭一曲《沙家浜》而引世人瞩目。也许是受虞仲的“让国”美德的影响,也许是承言子谦学进取精神的遗风,也许是东边的上海、南边的苏州、西边的无锡、北边的张家港,还有像昆山、吴江等“小老虎”们这些年来太光芒炽人,“富地明珠”常熟的步子声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国人面前“隆隆”作响……然而,历史并非因某个“音符”的高低声论说英雄,当透过五光十色的迷幻与各种各样的嘈杂声响,回首再看一看常熟时,我们肃然感到:贤圣虞仲、言子的后代们,不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铿锵的步履,而且走得越来越有力。只是在这样的行程间,他们的双腿迈得更实实在在,更富有常熟人的特色。他们的脚步,已经迈在了向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更高水平的征程上……

昨天的孔子不进常熟城是对的。今天的圣贤若再不去看常熟人,那将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不知是为了还两千多年前孔圣人之愿,还是感恩岁月对常熟人的特别偏爱,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一群科学家,慷慨激昂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同一个主题。他们共同提议要把最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221”的异常闪亮的行星,奉献给为中国建设四化征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常熟人民,并定名为“常熟星”。

从此,天幕上那颗闪烁着特别光芒的“常熟星”,与我们人间的常熟星,交相辉映……

第五篇 有一颗行星叫常熟 第一章 马路地摊垒出的神话

凡爱吹嘘的那些记者、作家都会发现:跟常熟人打交道要比其他地方难得多。原因是,常熟人即便做了100分的成绩,他也不愿你说成90或95,他会认认真真、有板有眼地告诉你说:最多只能说80,当然,不说最好——末后他还留下这样的话。

但是关于“中国服装城”的神话,常熟人是瞒不住的。至少对我。

服装城是常熟人迈向市场经济的一个窗口,也是“常熟模式”(或者叫“常熟精神”)的一个缩影。

<h3>长镜头1:不识城中城</h3>

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做服装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常熟服装城的。据说10个中国人身上穿的衣服有3个人的衣服是出自常熟这个商城。可见这个市场之厉害!在香港、在巴黎、在莫斯科的大商场里也能见到中国的“常熟服装”。而中国百姓们身穿常熟服装却不知道常熟服装城的是大多数,这并不奇怪。就像北京人包括中央领导们都说“红都”服装棒而并不知道“红都”的首席师傅就是常熟人一样,如今改头换面的东西太多,谁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没有多少必要去弄明白它。因为常熟市场上的服装本来就来自天南海北。今日之世界乃是个流动的生命,像贝利、泰森那样的大明星连自己“播”下的种子都可以不去管它,更何况是流通的商品。

常熟人对此从不在乎,因为他们非常自信:只要中国乃至世界的服装市场火爆,“常熟服装”不管如何改头换面或者流向非洲还是美洲,它的血统还将是“常熟”的。有了这一点,坐在潮头的常熟人便永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描绘美丽的诗篇。

同许多男士一样,我平生最怕的就是逛商场。妻子每次兴致勃勃拉我去商场,回来时差不离都会气得想一脚把我踩到街路底下。不过我知道在北京有王府井和西单两大商场,大概它们在中国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北京人和外地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进过这两个商场——它们确实也代表了首都和中国最大的购物场所及其水准。每次走进这两座大商场,我心头总情不自禁地埋怨起中国人太多了,多得连盖个商场也非得把人转晕才是。尽管如此,王府井和西单两座商场一直是烙在我心中的恐惧宏厦。

但到常熟之后,我对王府井、西单商场的那份恐惧消失了。这是因为说来你肯定有些不信的常熟招商城内竟有好几个与我心中的“宏厦”不相上下的大商厦!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走进去了。

眼前的这座大楼叫“万利商厦”,大概是一本万利的意思。为了证实一下它的宏伟,我不得不暂且扔掉惧逛商场的毛病,从一楼转到四楼,又从东头走到西头,再由南边逛到北边……当我从商厦出来时,几乎认不出东南西北。

“比你北京的西单商场大还是小?”门口的“保安”笑嘻嘻地过来问道。

我摇摇头,说早糊涂了。

“保安”看我汗水淋淋的样,便道:“你不用丈量,肯定比西单商场大。”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不服。

“我在北京当过兵,西单商场常去。那也是四层,但总面积比我们的‘万利’小。”

“这楼有多少建筑面积?”

“7.8万平方米,占地近43亩,共可以安排3000个店铺。”

对数字没多少概念的我无法作出比较,但面对如此宏伟的建筑以及刚才“巡视”的感觉,我相信“保安”的话基本是正确的。

“像这样的商厦在服装城总共有多少处?”

“老商场、新商厦加起来不是26就是27吧,这你可以去问问我们干部。”“保安”说完,不无自豪地为我指点道,“你看,那边是鞋帽城,挨着它的是‘国贸商厦’、‘长江商厦’,那边有‘金谷商厦’、‘交通商厦’……东边还有‘华盛’服装市场、‘永丰’羊毛衫市场等等好几个呢!”

“都跟‘小西单’似的?”

“那倒没有。不过有的还真比‘西单’大。”“保安”问,“你去没去我们常熟服装城的‘王府井’?”

我朝他笑笑,心想常熟人是不是太有点牛了?但是当我跨入被他们称为“王府井”的那片大无边际的服装城中心商业区时,我真正地认为常熟人确实应该牛,因为他们有资格牛,牛得在理!

所谓的“王府井”实际是常熟服装城中最大也是最热闹的一个商场——“招商场”,它也是形成整个服装城最原始的一片地域——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城。不,确切地说应该把它称之为长城——服装的长城!如果从第一个摊位开始,你有心沿着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各种款式、各种档次、不同产地、不同花色、从地上一直挂到顶棚的衣服的“队列”,不停地走到最后一个门市,那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左右。在部队时我练过用标准的步伐加时间来计算距离。于是我开始做了一件常熟人自己可能也没有做的事,丈量“招商场”(常熟官方对这“王府井”的用语)……结果,我整用了55分钟。当年的考官对我的考测是每小时正常步行速度为6.7公里。如此算来,这座招商场真的是“十里长摊——服装长城”了!

这个数字对外地人无疑是一种惊叹,我想对常熟人可能也是一个振奋,一个激动。

它实在值得常熟人振奋和激动。因为我所言的“十里长摊”那个商场的面积,还不到整个常熟服装城的十几分之一。由此你就可以想一想整个常熟服装城商市该有多大多宏伟多气派了——而一个县级市竟有好几个像北京的“王府井”、“西单”那样的大商场,其本身就说明了常熟商市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现象早已引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等的重视,而文学的介入我为初入者——但我还是觉得在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问题上,作家比社会学家要落伍得多。)

从史书上我知道,常熟始建于商末的勾吴时代。当时吴王为抵抗从长江而入的外敌,在虞山(常熟城西,现已为城区一部分)设立兵站与瞭望所。为解决兵士的营宿,吴王下令在山的东边垒了几间茅棚,这就是常熟城最初的形成。古常熟城的发展比蚂蚁爬还慢。到1000年后的隋朝时,常熟城仍只有“城周240步、列竹木为栅”的堡垒式小城池……然而又过后的1000年间,常熟城因其所处的独特富饶之地而获得大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江南名城。

然而3000年前的古常熟城比起常熟新城,比起常熟新城中崛起的另一座“城中城”——中国服装城来说,那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下面的一组数字可以使我们作最简单的比较:

从隋朝时的“城周240步”到1950年的1000多年中,常熟城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从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间,常熟城面积扩大到8.25平方公里;而从1985年到今天仅20年多一点的时间,常熟城扩大到30多平方公里。这中间被常熟人称为“城中城”的“中国服装城”则占了一定比例。

常熟人在10年中为建“中国服装城”投入了30亿元资金。当地的建城费约为北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常熟人用这么短时间等于北京人拿出300多亿人民币新建了一个全新市场,而这使我们看见了常熟农民们建起这座服装城的意义所在。

然而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意义远不在此。它的真正意义在于:——

它不是国家重点工程,没用过国家一分钱投入,而全是农民们凭着双手和智慧自己建起的——

它不是在已有的什么框框下铸出的“金色模型”,而是由马路地摊滚雪球滚出来的市场经济产物。

一座城市般的巨型市场!

一座每天拥有一二十万客流的市场!

一座年成交额200亿的市场!

这就是常熟人做出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常熟农民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涌动的潮!

<h3>长镜头2:雪球是这样滚出来的</h3>

凡是常熟人都知道,如今占地面积达3.7平方公里的服装城原来并不是现在这个样的。

那时是什么样?

那时没有样。常熟人都这样回答我。

这么大一个市场咋发展起来的?

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呢?不知道。常熟人又大都这样回答我。

好像是一夜醒来的事,老乡们谈论这事时脸上的笑容总透着一种光彩的憨气,其实是一种自豪和聪明的狡黠。但是对我和所有外来的人,常熟市场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总是个感兴趣的话题。

你说说——我找到第一批进驻市场的小商贩沈某。

沈某现在已是拥有数个几百万的老板了,但他还是自谦地喜欢别人称他为“小贩”。“咱常熟服装城里一竿下去能打上几个百万富翁,我算不了啥湖潮。”(常熟方言,即不算什么)他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这么简单,说他一直是种地的。有一年儿子从他们乡办厂里拿回几件腈纶衣,说出厂价才两三块钱一件,到外地就能卖十来块。我听后心一动,就让他从厂里多买回了几件想抽空去卖卖看。到哪儿卖呢?我一下先想到了常熟城南门汽车站那儿。因为那儿人多又有不少外地人。于是我用中午和下工时间上那儿试着卖,结果一两天就卖出了十来件,赚了五十来块钱。一想这不等于干一个多月的农活所得吗?!值。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汽车站门口的马路边搁一张旧报纸放上几件衣服摆起了小摊。后来有人看我小生意做得蛮实惠,就跟着学。马路边小摊多了也就有些乱哄哄,我们就被集中到一起。开始大伙都不乐意,因为那儿离车站100多米远,买东西的人不易去。管市场的人说会有人来的,过了些日子,客人真的都往这边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进市场头年只有4个来月时间,我就赚了一万多块。第二年翻了番。第三年又翻了四番……这往后的钱就像潮水涌来似的,推也推不走。我回头再看看左右前后的摊位、门市不知啥时候里三层外三层,转眼又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比潮水涨得还快。接着是一栋栋好大好大的商场,像春笋似的从地上冒了出来,弄得我现在几天在摊位没动窝,都对服装城有点不摸门了!

我又把老蔡找来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老蔡是成立如今这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最早建议者之一。他自己告诉我他还是常熟服装城商市的第一位“工商”、第一位市场营业领照人。看了他的名片我又给他加了个“第一”:常熟“中国服装城”的第一位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这是他现在的职务)。

老蔡的全名叫蔡小兴,53岁,当过生产大队会计、大队长、书记。他从“泥腿子书记”岗位上下来,是因为当时的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多服公司”),需要一个管管在乡管辖范围的汽车站门口前马路上所出现的那些摆小摊的人。老蔡当时的任务是,每天带着小本本沿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太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为“多服公司”收每个摊位3毛、5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汽车站门口的马路市场开始也就是几十个小贩。到1983年时有了一百来个。1984年时一下多到四百几十个小贩。那么多小贩天天堵在车站门口又吆喝又占路,简直把老蔡累得喘不过气来。要单累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蔡整天跑东头奔西边的还不落好。有的部门说他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扰乱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们骂他是光知收钱而不管开绿灯的“吸血鬼”。两头落不是的老蔡只得抱着一团怨气到上司那儿发牢骚,说再不想法子说不准哪天汽车轧死几个人,我跟你经理大人都得被撤职……

“那你看咋弄?”经理问。

“在车站边弄块地把小贩们集中一起。”老蔡说。

经理自言自语说:“这样好是好,可不知行不行。”

“咋不行?人家报纸上都介绍过说这叫办市场。”老蔡固执道,并翻出一张《人民日报》要经理看。

“那就向上面打个报告试试吧。”经理终于松口。

“报告”是以老蔡他们的“多服公司”和湖泾村联名向市政府请示的。不想市政府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筹建“常熟市招商场”的建议。

老蔡拿着市里的“批复”,领到那张招商场营业执照时,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只是当他怀揣“执照”去请他的一位城区“老工商”朋友,出城帮忙做市场管理员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叫我?你想得出的!你们乡下人也搞市场?省省劲吧老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老工商”这样回答他。(不过后来老蔡还是死皮赖脸地把“老工商”拉到了乡下他的那个马路市场,并且俩人一直一起干了很长时间。)

“你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市场是不是就是今天常熟‘中国服装城’这个样?”我问老蔡。

老蔡直摇头,说:“哪里哪里,讲句实话,当时我们提出建市场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治理车站门前的脏、乱、差。服装城的形成完全是后来市场本身所带出的市场效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确实,常熟服装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常熟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然而也确有一个常熟人是想到的。他就是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民经济奇人”的服装城开创者、首席功臣顾邦君。

高高的个头,硬邦邦的身子,走路气昂昂、雄赳赳——这是见他后的第一印象。60岁上下的人了,一点不显老。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与颇有魅力的风度,更难叫人将他与一个农民画等号。然而,他的精明、睿智、直率和纯朴,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

顾邦君的传奇故事可以用一根扁担两个筐子挑;而他也乐意别人夸他的才能是从“一○○大学”获得的专利。

“一○○大学?中国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吗?”美国记者把眼珠子瞪大了。

“有呀!一条扁担,两个粪桶,这不是一○○吗?我是挑粪出身的农民,在实践中学的知识。中国10亿人中有9亿跟我一样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这样风趣幽默地告诉外国人。

市政府关于在车站边建个市场的“批复”下来后,当时的琴南乡党委书记夏祖兴找来乡里办企业的“能人”顾邦君。

“你发话,咋搞?”

“我要知道咋搞,还搬你出山做啥?”

夏书记回答得干脆。顾邦君要的就是这样的话——要让我干,就得敢放手。

但放手并不等于事情就好办了。要钱没钱,要地没地。

“老顾你不是要钱吗?有。但商场办起来我们得拿大头。”

“顾老板不是要地吗?有。但商场办起来后得解决我们一二百个农民工吧。”

市场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呢,而左边要“拿大头”,右边要解决那么多农民工……顾邦君拱着手说我谢谢大伙了,办法还是我自己想。

在这之前,顾邦君就是有名的能人。要说刚起步就有人能难倒他,那顾邦君就不是啥能人了。

地很快得到解决,在距车站百米处湖泾村划出10亩耕地。村支书的条件是:“只许你成功,眼下村民勒紧裤腰带是等明儿吃你个饱。”

钱也有了着落:连借带贷共60万元。

钱与地到手后,顾邦君便开始挥起他的大手笔,要建就建一个大市场。他在乡干部会上敞开了自己的宏伟蓝图:3年之内,这个市场要达到“占地百亩,千个摊位,利润百万,年成交额一亿”的苏南之最。老顾在10多年前说这样的话,在商界可算夸下海口了。

“哈哈哈,老顾啊!老顾,这回他是只顾自己吹广东牛皮了。”别人这样笑话他,但并没有动摇顾邦君的长远规划。

既然这个市场可能是常熟明天的希望,那就得有个好名字。起什么名呢?市场市场就是要欢迎客人客商进来,那——就叫“迎客市场”吧!“迎客”的名字起完后,老顾又觉得这名有点不够劲,可自己又一下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市财贸书记老魏人称“常熟才子”,于是顾邦君上门求教。

老魏一听,想了想说:“香港有个招商局,天津有个劝业场,开始都不大,后来名气都大得很。我们常熟自古人杰地灵,惊天动地的事没少干。如今办市场要办就办叫得响的。老顾,我们给它起名叫‘常熟招商场’咋样?”

“好,这个名字好,太好了!”顾邦君连说了三个好,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名字。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办商市一开始也是难上难。

且不说最初的常熟服装城那简陋的钢棚与水泥板摊位,叫小贩和购物者感到多么不舒服,就是想规范一下四周的环境,必须要建的那道围墙,老顾吃的苦加起来就够几桌的。那时村民们不认也不懂市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的他们看到土地被人占了,就像饭碗给人砸了一样,一次又一次愤怒地把那道围墙推倒……

“赔!赔我们的损失!”见顾邦君来了,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不是乡里已给各家各户补占地费了吗?”

“可满地的青苗绿麦你没赔!”

老顾没辙,拱拱手说我现在拿不出钱满足大伙,不过请相信,一旦市场办起来,那时你们附近村民一定会得利的。

“少来糖气球。再说谁不知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一个,快给我们钱!”

老顾双手把两只衣袋底掏给村民看:“我要是有钱就给大伙了,可我实在穷得精光。”

“哐!”又一段围墙被推倒。待老顾从灰尘中钻出来时发现自己那辆蛮新的自行车已被人砸了个断腿少链,他只得无奈一笑。后来还是湖泾村委帮忙拿出3万元钱平息了“青苗赔偿风波”。

事情没算完。原来在路口的几个厕所因为建市场碍事被扒掉了,村民们联合起来,扬言要用掘顾邦君的祖坟来换扒掉的厕所。谁都知道,农家粪对农民来说是多么重要和值钱,有人说好市口的一间厕所就是一棵“摇钱树”,那地处车来人往的车站边的厕所不就是一个“小银行”了吗?

“赔!都赔!只要把市场建起来就是将我的皮扒光也赔!”顾邦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打心眼里想为农民兄弟们筑个“聚宝盆”,竟遭如此不理解。这个被村民们视为“很有钱”的顾老板赔到最后,只得与同事拿出自家卖掉生猪的钱填在建市场的最后一块砖上。然而让他更忧心的事还在后头。

1985年5月10日,一个占地面积近12亩、设有2200个摊位的“常熟招商场”,仅用80天基建时间就正式挂牌营业。那天老顾一反以往开业又请领导又唱戏的热闹场面,带着他的部下一早便静静地坐在大门口。有人见了戏笑说:“你顾邦君过去办事情从来都是讲面子的,这回堂堂‘常熟第一市’开张,你咋小气得一点面子都不讲呀?”

老顾一抹嘴,绷着脸,认真道:“就因为这是常熟几千年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市场,而且是我们农民一手搞起来的市场开张,要面子的事暂且顾不得了,这回我要的是‘夹里’。”

哈,他要“夹里”?那我们就面子也不给他!

这一天直到夕阳西斜时,宽敞敞的商场内老顾他们竟没等到一个小贩,又没见一个客人进场。鸟巢筑好了却不见鸟儿进来,顾邦君这回可真急得心里长毛。

“不行,就是赶也要把他们赶进来!”他发令道。

第二天,招商场全班人马出动到马路上像赶小鸡似的将小贩们往市场里赶,那场面简直逗死了,顾邦君他们这边赶,小贩他们那边就逃,赶了半天竟没进去一个。下午,老顾请来交通警察,这招还真灵。没料到警察在前面刚把人赶进去,转眼屁股后面又全溜了……

第三天依旧如此。

“5毛钱!3毛钱……我老顾一分不收摊位费你们还不进呀?”眼看着空荡荡的商场,顾邦君站在大马路上恨不得跪下去求小贩们,可是谁也不领他的这份情。

“哈哈哈,老顾啊!老顾,那车站马路上的小贩大多是本地农民,他们本来就不懂得商道,又祖辈种地出身,散漫成习了,你现在画个圈硬让他们钻,自然没人听你的。别急,明天我一定帮你把他们请进市场,怎么样?”当时的市委书记孟金元听了顾邦君的汇报,好一阵乐。之后他这样打保票。

次日,孟书记真的带了一班人马早早就来到招商场,他三下五除二开了半天现场办公会。下午,顾邦君他们往市场内一看,心头简直乐开了花,小贩们全在里头,而且买东西的客人也三三两两地跟着进来了!再回头看看车站前那个杂乱了好几年的“马路市场”已荡然无存……

市场经济这东西真像一个魔方,你要是不摸它的门,它就会让你处处无路可走,而一旦让它良性启动后,你面前就会一天一个世界。而这个市场所产生的效益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顾邦君这位如今已退居二线的常熟“中国服装城”的功臣告诉我,他任总经理的当年(仅4个月时间),招商场就实现利税52万元,商品成交额达6000万元。到1987年底,他老顾当年梦想要把常熟市场发展成年成交额达亿元的“苏南之最”提前实现。再之后的8年,常熟市场的“雪球”又滚大了整整100倍,一直大到令中国人乃至中国以外的人都为之惊叹!

我问老顾在他创业的10年前是否想到过常熟市场发展成今天这个样?他说他想到过,只是速度之快出乎意料。常熟市场从“马路地摊”——招商场——中国服装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轨迹,这符合马克思的资本经济学说理论。

“你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看过。”老顾对我的惊诧不以为然,他说他曾自己花3500元买过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

这样的中国农民能不创造人间奇迹?!

<h3>长镜头之3:创最高含金量的门市</h3>

在京城玩股票的人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有个证券交易所,很热闹。4年前,它的前身北京皮鞋厂因无力再生存而花血本将厂房重新装修改成招商场,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影响,我曾亲自带刚开始做服装生意的妹妹前去租了一个摊位,月租金1000元,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同所有商家一起大撤退,原因是做来的生意还不够交租金。这个热闹了3天的招商场也最终因不敌萧条而改头换面。

同样例子。南京人在前几年因受常熟市场的红火诱惑,也学着样在长江大桥边的浦口大兴土木,建了个庞大的服装招商场,意在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交通优势,抢“小弟弟”常熟人的钱袋,其宣传攻势可谓做到了家。他们的工作人员拿着“摊位、门市租金比常熟招商场优惠5至7成”的招商广告,挨个给常熟招商场内的老板们送。据说当时光常熟客商就被南京浦口方面拉走上千户。“完了,这回常熟招商场非被浦口挤垮不可!”这种担心在当时不仅有外界人,连常熟人自己在心头也捏把汗。毕竟浦口在省城,且又占据长江的黄金地段和京沪铁路之优势。然而不出3个月,浦口服装招商场不得不因招商失败而宣告收场,而上千户在浦口交了摊位、门市租金的原常熟招商场的摊主不仅全部返回常熟,还从那儿带回了几百个新客商……

“A门市部底价租金30万,谁要价?”

“我要。”

“我要……”

“我出价65万。我要”。

“70万,我出70万!”

“我出80万!”

“我出90万”!

“好,还有谁出价?快!”

“我,我出95万!”

“真是天文数字!还有哪位老板出价?有吗?没有了?好,A门市部95万元成交!”

“哐!”随着拍卖师手中的槌声落地,标志常熟招商城的门市与摊位价码创下全国之最。

在商场内一个十几平方米的门市柜面租赁使用费高达95万元,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对走南闯北的商界大亨,也是件烫手的事。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大型商场中年租金最贵的要数上海的“一百”和北京的“国贸”了,而这两个商业大楼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柜台年租金一般也没有超过三四十万元的。再一种比较是,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沿街门市要数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然而这两处黄金地段的同样面积门市,年租金最高也只在四五十万元左右。这就是说,常熟服装城内的门市含金量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之冠了。

带着这不可思议的仰慕,我执意要到那个含金量居“全国之冠”的门市看看。从我采访住的招待所到那个门市约一站路,这使得我有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计算:一张百元大面额的人民币长为16厘米,宽为7.6厘米,合每张为123.2平方厘米面积。如果门市的面积为18平方米,那么95万元的年租金就等于要用百元大面额的人民币在这个门市的地面上铺6.6层厚!这也就是说一张百元人民币那么大的一点点面积,一年要用660元钱才能把它租下来!

啧啧——我的常熟市场,你真的可谓是寸土寸金!不,应该是寸土尺金!难道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从660元租下的巴掌那么大的地方赚回3至5倍的利润,那这家伙肯定神经有问题。

如此一算,我不由得情不自禁地瞅了一眼自己的那双脚,我心里对它说,你老弟今天到常熟来也跟着沾“金”光了。这一说,我的双脚竟有些颤抖起来,它说它从没踩过像常熟这样含金量那么高的地。我说我们共同抑制一下亢奋的情绪。但我还是发现它比平时的速度要快得多。

然而我真到达那个门市时,却多少有些失望,因为我看到那十七八平方米大的门市没有什么特别,除了它处在商城的最繁华地段外,并不显眼。我也没有见到像上海“一百”或北京“国贸”柜台前那种涌动如潮的购物人流。据说像上海“一百”和北京“国贸”那样的柜台,每小时的有效购货者为10名左右。可是我在常熟服装城这个价码最高的门市柜台前冷眼观察了一个小时,见前来谈生意的和直接购物者也就是七八个人。至此,我不由得为出了“血本”的柜台老板担忧起来,于是便走进去跟他聊道:“听说你出那么多租金生意好像并不红火呀?”他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意不好?”我说:“个把小时中我看上你这里来的客户没多少嘛。”大概他已看出我是外行,便乐着对我说:“现在是淡季,人是少些。不过就是这个季节,刚才一会儿工夫你知道我谈成了几笔生意?”我说:“全算进去方才进你门市的人,也就是七八个人嘛。”老板笑着说:“这就得,我们常熟服装城的生意主要是批发为主,零售根本没放在眼里。你刚才不是看到上我这儿有七八个人吗?告诉你实话,其中有5个买走了7件衣服,3个是来跟我订货的。光那3个订货的你知道要了我多少件衣服?”我摇摇头说猜不出。“要了整整2400件!”老板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这儿值钱就值在上我门市1个客户,抵北京上海大商场里10个100个甚至1000个购买者!在我们常熟这儿零售根本不算账,我为什么要出那么高的租金把这个门市拿下来?就是要利用它所处的繁华地段来的客户多,做大生意。一天来那么十来个客户,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生意最好时上你这儿的客户有多少个?”我问。

老板说:“客户来多少并不能说明生意好坏,有时来10个顾客不如来1个批发大户,准确的说法要看哪一天批卖出最多才行。”

“那你最好的一天批卖出去多少衣服?”

“3万4万都有过,最多我一天批出去7.8万多件!”老板说。

“每件能赚几块钱?”

“不多,一般我们只赚一两块。”

“还不多呀,一两块一件一天也就赚了十几万哪!”

老板对我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说人家一天赚几十万的都有。

我说:“那你怎么能一天之内经常不断地批出1万、10万件的货来呢?”

“你要货吗?”老板一下瞪大眼睛对我说,“如果你真要货,别说一万两万,就是十万百万件货,我也可以马上给你调来,这就是我们常熟市场含金量高的厉害之处!你是作家,可以去采访。”

不用他提醒,这自然是我非常想得到的宝贵材料。不过对他敢于下95万元租金的胆量我还是想探究一下,于是便追着这样问他。不料这位老板一下紧张起来。

“你可别向外说我是用95万租这个门市的呀!”

“这有什么,拍租是政府搞的,你担什么心?”

“你搞错了,我这个门市是从别人手里倒来的。拍租95万的那个门市在那边。”老板有些紧张地用手指给我看,说那门市的地段比这儿还要好。

我不由得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搞错了。不过我还是问道:“为什么你当时不去拍卖会而从别人手里以高出一半的价倒了一个呢?”

“你何先生就别提了。”老板像自己的伤疤被别人猛戳了一下,显得很有些失面子似的告诉我,他就是吃了浦口那次招商的苦头。当时他也受人怂恿,在常熟尚未站稳便跑到南京想发大财去了,结果财没发反而赔掉了两万元摊位费。等到再回常熟时这儿的好摊位、好门市全给别人租走了,无奈的他只好私下里从别人手里倒过了现在这个门市。

“你不觉得白白多花这几十万有点冤吗?”我说。

“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他悄悄告诉我有人现在愿出150万转租他这个门市,可他没出手。

“净赚50多万还不干?”

他连连摇头,说倒一下门市是可以赚一笔钱,可我丢了这门市一年的经营收入损失恐怕就是几个50万了,你说我能舍得把这“钱庄”轻易转出去吗?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这个账。我问这位老板,目前常熟市场上最高的门市与摊位租价实际有多少?

他明确告诉说,明面上政府公开拍租的那个95万元为最高,而实际在商人间私下交易中好的摊位达四五十万一个,最好的门市已炒到一百多万了。

一年出一百多万租一个一二十平方米的门市?我觉得也太天方夜谭了。为了证实是否有这样的事,我特意问了招商城的一些负责人,他们没有否认。

常熟啊!常熟,是什么原因使你的每一寸土地产生如此高贵的魔力?是你那先人所赋予的美妙名字的本身?还是独特的地理优势,或者是与中华民族同样悠久的历史所致?似乎是,似乎又不是。

第五篇 有一颗行星叫常熟 第二章 五万个老板的战场

商界的弄潮人永远是那些执著的老板们。常熟服装城内从事经营的大大小小老板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共有三万多个,而要加上那些在外围和不在管理部门注册、却常以市场为中心业务的固定经营者,就恐怕谁也说不清个准确数了。服装城的“老工商”拍胸脯说:绝对不会少于五万个!

在一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地界,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商海战将,足见这里的“战火”之激烈。

那是一种真正的战斗。

一种金钱与物质、智慧与战术的战斗。

一种灵与肉、道德和非道德相交融的有序战斗。

所有的战斗集中了一个目标:赚钱。

所有的战斗体现了一种精神:自我价值的升华与沉沦。

<h3>战例之一:老彪的“收网术”</h3>

老彪其实并不老,只是因为他在近乡远邻算得上个老板,所以大家把他原来的大名“小彪”叫成了现在的老彪,以示对他的一份敬意。

三十来岁的老彪在常熟服装城里始终没有注册,因而他在市场上也始终没有名分。但像他所采用的经商之道——“收网术”,却是当地相当一批老板普遍采用的一种战术。老彪的全部经商家底是他的那辆摩托车,他的经商之道也是随这辆摩托车走出来的。在采写此文时有几天我就住在老彪家旁,开始我并没在意还有像他这样的常熟小老板存在,这完全得感谢他的那辆昼夜轰鸣的摩托车。当然,起初我十分地恼火那摩托车声,原因是它总在我准备入睡的深夜十一二点和清晨四五点钟时“哒哒哒”地响个没完。如此几天下来弄得我白天不能正常采访,夜晚不能按时入眠,有一天半夜时我终于爬起来到老彪家问个是非因果。“实在对不起,看把你折腾的。”老彪知道我的意思后很是抱歉道。然而他告诉我,他的生意必须在这两个时辰做,否则就不成。经他一介绍,我终于明白了这位老板赚钱的全部秘密。

老彪本人对服装是个门外汉,而他的服装生意开始,则是有人让他“顺便”往常熟城里的那个市场里带几件几包衣服,这样一次两次给“顺便”捎出来的。带的趟数多了,邻居们不好意思了便给老彪3块5块10块8块钱的。后来老彪想,既然这“顺便”也能“带”出生意,何必不来个干脆。专门像打鱼收网似的,帮有织机的各家各户,把已做好的服装成品送到市场去卖呢?这一干脆,他的生意还真做成做长了。

常熟的广大农村过去几乎家家有纺线织衣的机子,但并不是家家都有人又有时间到市场去买卖成品。这就必须有专人帮助他们把每天生产出来的衣服,拿到市场上迅速换回利润——即使最笨最小本经营的生意人,也知道尽快把成品换回现钞是一种最有效的赚钱方式。老彪正是适合了这种需要才把生意做成做长了的。

一台织机一般一天能织成二十来件衣服,这二十来件衣服由一个人做,其工时大约得十五六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晨6点干起,得到晚上10点做完,也就是说在每天刚刚把衣服做完时把成品送出去,能最有效地赚钱。老彪正是每天在此时此刻,骑上摩托车去做完衣服的各家各户收成品,所以他的生意有了最基本也是最活跃的源头。那些做衣服的人能在最快的时间里,看到自己由劳动到货币之间最短的交换过程。虽然这时的劳动价值可能比自己直接将衣服成品拿到市场卖掉要少赚些钱,但他们也愿意眼前的这种交易,因为它来得快速、简单、不受骗、不耽时。而老彪这样的老板也正是依靠这个时间,能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货物。每天这时,老彪开着摩托车飞驰在乡村巷间,以最快的速度将各家各户的衣服成品像收网似的收到自己家中,第二天一早,他又开着摩托车直飞常熟城内的大市场,卖给那些有摊位有门市部的老板们。当晚,老彪又用早晨赚来的钱去各家各户“收网”……如此循环往复,老彪口袋里的钱也跟着鼓了起来。农忙,当农家人暂时放下织机下地收割时,老彪的摩托车还是不闲着,他开始去贩卖各种农副产品,所采取的还是“收网术”。

像老彪这样的小老板在常熟乡间田头数以万计,虽然他们并不是常熟服装城内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却是常熟服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的存在为常熟广大农村那全民性的服装加工业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h3>战例之二:坤师的“撒网术”</h3>

坤师原来是位颇有小名气的木匠,后来受蓬蓬勃勃的服装生意诱惑,而搞起新行当来的。比起老彪那样的小老板,坤师一起步的实力就充满了经商味道。

他直接进原料,然后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决定一种或数种服装款式,将原料分发到那些没有实力直接进料、却愿意稳当赚些加工费并自愿与他长期合作的各加工者手中,各加工者只完成一件服装的成品或半成品加工,然后一天或两天或再稍长些时间将成品半成品送回到他家,由坤师再在自己家完成全部加工工序后分批发往市场。某一种款式好时,某一个季节的生意旺时,坤师便把他的“网”撒得大些,某种款式、某个季节生意不好时他便把“网”口撒得小些,这撒“网”的过程便是坤师赚钱的过程,而撒“网”的大与小,决定着他赚钱的多与少。

较之老彪的那种“收网术”,坤师的“撒网术”所产生的效益要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当然其风险也同样要大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坤师的“撒网”过程中,其加工者和在市场上那些将服装卖给消费者的销售者是不冒风险的——因为加工者在坤师尚未完成“撒网”时便早已拿到了应得的加工费,而那些市场销售者如果发现坤师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好销时,就不会再要他的货了。干坤师式的“撒网术”必须具有市场的正确判断力和应变能力,否则将可能撒一次网而破了一辈子的家产。我问过已有七八年经营服装生意的坤师是否也有过失败史时,他极为坦诚而平静地回答不止一两次,即便是现在仍然难免。“要不为什么说商场就是战场,要不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像我一样玩‘撒网术’?”坤师如是说。

但我看到的坤师却明显是位商界的“撒网”高手。他家那座气派非凡的三层楼宇和他在当地所享有的声誉,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告诉我,他现在的“撒网”已非小打小闹了,那没劲。他现在撒“网”一般都是按一个季节撒一次,而每一次的投入也常常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当然赚钱的绝对值也在相应上升。

坤师这样的“撒网”高手,使常熟服装界有了一批高明的生产经营者,然而这样的“撒网”者在常熟服装市场上,仍然是打外围的中小老板而已。

<h3>战例之三:黄希芝的“地盘术”</h3>

当她默默走到你面前时,你或许永远不会相信这是个拥有千万元资产的“大财主”。是的,她普通得像在常熟城里每一条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见到的那种上了年岁的老妇人形象。但你不得不承认,她是那个闻名天下的常熟服装城内有名的大老板。

已过花甲之年的黄希芝,现在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委和常熟招商场商会会长。她的“翔祥公司”与她的名字一样在常熟服装城内颇有影响。我是先采访黄希芝而后知她的“翔祥公司”的。在采访完她本人的第三天,我正好在服装城内现场观摩,却无意被黄希芝的那个“翔祥公司”所吸引。这倒并非因为她的公司有什么特别的气派,而是我一路发现有好几处是她公司的招牌。那其中有服装门市的、有饭店的、有旅社的……这一发现使我彻底相信了黄希芝这位极普通的常熟“老阿婆”,绝对是个“千万元户”。有人告诉我,她现在就是坐着不动脑筋每年也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稳定收入。

早在常熟服装商城还仅是个大棚棚的时候,黄希芝就已有先见之明,与当时的市场场部签下了代建合同,出资两万元自建了一个服装辅料专营店,成为商城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的这一吃可就吃出了味。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在常熟服装城内最值钱也来得最快的是摊位及门市的地盘,但黄希芝的“地盘术”却并非靠倒腾地盘发财。她的“地盘术”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在别人谁都不敢时,就能审时度势地把握机会。她先是开门市搞服装辅料专营,后来常熟火爆了,她就直接与名牌产品的厂家联营搞服装销售。之后常熟市场的规模大了,她就开始占据好市口,经营起饭馆等服务行业的生意来。如今,黄希芝的“翔祥公司”已在服装城内有十几个经营点,共计1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在寸土寸金的商城内她不战也能获胜。

黄希芝的好名声不仅在她善于把握机会占据有利地盘,更难得的是她有颗慈祥的“阿姨”心。十余年间,在她手下曾经当过“伙计”的张水琴、龚雪莲、守青华等二十来位年轻人,如今都是服装城内的经营好手,这些人的经营之道差不多都是黄希芝手把手教出来的。有时候这些新手独掌门面后,在资金、经验不足和碰到难处时,她们的黄阿姨总是倾心相助,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黄金”地盘让出为其所用。身为服装城的个体经营者领头人的她,这些年为地方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更是数不胜数……

当我问起这位驰骋商界的女强人,为什么有那么敏锐的商业地盘意识和慈母般的善心时,大老板黄希芝竟然掉起了眼泪……

她说她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经是位军人,那时她才15岁,是个很富有浪漫色彩的少女。苏州女中毕业后正值人民解放军南下,她瞒着父母偷偷跑到华东军政大学报名参了军,后因军队考虑她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将她的工作关系转到了地方政府,成了当时常熟市政府机关的一名年轻干部。1958年,一件不经意的生活琐事铸就了黄希芝后来曲折的一生。她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家庭幸福,更失去了美好的青春理想。后来她一病就是好多年,在这其间她结识了远在新疆支边的老陈并与之结合。197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希芝有了第一个孩子,但小孩才几个月,她却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生活真像一杯无底的苦水,手术刚出院的黄希芝就不得不一边为了儿子能有口奶水喝,一边让正在新疆办回内地手续的丈夫安心而上街头摆摊。可在那时,街头摆摊仍被视为是“投机倒把”行为而被列入打击范围。无奈的黄希芝每天只得肩背儿子手提货篮,忽而在码头忽而在车站,整个儿似“流窜犯”一般地被东赶西驱地度着艰难岁月。城里呆不下去她就跑到乡下,可乡下还是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于是她只得长途跋涉几十里跑到别的地方摆摊,而在他乡异地的遭遇就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当1985年常熟招商场一开张,饱尝无地摆摊之苦的黄希芝,凭着自己的经商经验和久积的那份期待,倾囊两万元,把自己用汗水和泪水凝结成的辛苦钱,全部用在了买地盘上。而这一招,黄希芝也真走对了,并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后半生。从1985年第一批进市场到今天的十来年时间,她不仅成了拥有千余万元资产、年收入稳定在百万元的大财主,而且又是常熟服装市场上一名深得管理部门、同行老板和广大客户爱戴的“好阿姨”。

<h3>战例之四:老K的“搭桥术”</h3>

这位老板眼下生意做得正“火”,再加上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现在玩的一套经商术就夹着那么一张纸,捅穿了戏就不好唱了,所以他再三希望我不要露了他真名,故此处我只好以老K来代替他的大名。

老K说他十分后悔当初没听人劝,到服装城里租下那么几个好市口的门市部,所以现在他在常熟市面上没啥值得叫人一瞅就很气派的牌子。“但我绝不比别人少赚钱。”从小爱好武术的他说起来总带几分武行话,“中国的武术像赵长军他们善用棍棒称雄天下,可日本人玩空手道也照样能让世人叫绝。虽说我在常熟服装城内的市场比别人少了几块用武之地,然而我看准常熟这块地面上有成百上千的乡镇服装企业,于是从1991年开始我就专门给外地来常熟的那些急于要货的客商牵线搭桥,结果发现此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哈,赚了。老K得意地如此对我说。

他确实赚了,他领我到他的“寒室”参观,一套近200平方米面积的居室内,地面用的全是高级大理石,浴室和厨房用具均是意大利进口货……老K说他乡下宅基上的那套房比城里这套多花了至少3倍的钱。老K将我叫进他那富丽堂皇的客厅,说还是谈谈生意经吧,你们作家不是就喜欢“细节”吗?他说其实他的“细节”并不复杂,只要广结朋友,耳听八方,双腿勤跑,就能赚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无数个人名、厂名和货名、价码等等。老K指点道,说穿了他是靠“信息”吃饭。比如某乡镇企业的服装厂有那么几千套衣服压着,一下出不了手而又急着盘活资金,这时老K得知此批货后,马上打开他的“信息库”一查,结果可能就会发现某地市场正需要这样的货,于是一个电话过去,对方说我要而且全要,一笔生意就这么做成了。老K不仅从中得了一笔可观的差额收入,而且卖主买主双双还向他道谢,因为在他们看来,老K是在为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朋友就这么交上了,下次有货必定先想着老K。这时的老K不仅嘴里朝他的朋友连连飘出“OK!OK!”,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口袋里也早OK了。

当然,老K的“OK”并不是所有都那么简单容易。有一回,某厂说有5000件夹克要赶在春节前出手,否则准砸在库里,故请老K帮忙。“老关系”的事能袖手不管吗?于是老K胸脯一拍说这5000件我老K全包了,因为前几日宁夏有个百货店正巧曾问过他有没有夹克。谁知这时宁夏的那个老兄出差到了哈尔滨。这可急死了老K,几十万元的货如果不在春节前弄出去可就全砸在自己手里了。电话打了一宿还没找到人,老K不得不连夜直飞哈尔滨。到哈尔滨后却又得知宁夏那老兄回山东老家准备过节去了。等到老K追到山东再回头从常熟把5000件夹克发出,千家万户喜度除夕之夜时,老K正一声高一声低地哼哼唧唧着被家人抬向医院……

谈起此事时,老K仍是十分潇洒地说道:“赚钱没有不苦的,但比起苦来,赚钱的乐趣要更多些。”

这大概是所有老板们的共识。

老K说,现在他已是“搭桥专家”了,像“夹克事件”一类的风险已很少再出现,当然难免还可能出现“风衣事件”、“西服事件”……做生意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经商就像打仗,越打越精,越打越高明。而今常熟服装商城里从事“搭桥”生意的中介式老板很有一批,他们每天活跃在常熟的乡间和城内,进行着一桩又一桩的买卖,在装满自己腰包的同时也帮助那些企业盘活了资金,销出了积压产品。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这些人也把“桥”搭到了附近地区的广大城乡,而常熟市场则永远是他们赖以赚钱的中心,因为常熟市场本身就是服装交易的最大信息场所,像老K他们之所以能赚钱靠的就是信息,玩的也是信息。

信息,对一切生意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

<h3>战例之五:徐琴梅“滚雪球”:从一块八毛一直“滚”</h3>

到年年可买“大林肯”

6年前,徐琴梅听说常熟办了个服装招商场,于是便搭长途汽车从苏州到了常熟。这趟路一点也不长,只几十分钟时间,但徐琴梅觉得像是蜗牛爬山一样慢。

“师傅,侬能不能再快点好哦,这车格慢呀?”

“要快,侬就坐小轿车呀!”

“侬个人哪这样讲话呀?”

“哪讲?勿这样讲还就要我开林肯小轿车送着侬讲?”

“侬……”

“哈哈哈……”

俗话说听苏州人吵架相骂就像是听一场好戏一样舒服,可这头回上常熟做生意却把徐琴梅给气惨了。她原本是听说凡到常熟做服装生意的人都发了财,而自己眼巴巴瞅着还在路上,悠悠晃晃心里着急,谁知这汽车师傅更给她火上浇油。当时徐琴梅的眼泪就在眼眶里转悠。打这她发誓有一天一定要自己买辆“林肯”,而且还一定要开在苏州到常熟这条公路上。

没几年,徐琴梅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她每次从常熟回苏州开的都是她那辆崭新的大“林肯”。

当我听说这一传奇后,在采访她时坐在旁边的服装城“个协会长”老蔡说,徐老板开“林肯”已不是啥新闻,可以做新闻的是她从一块八毛钱开始滚雪球,滚到现在在咱常熟做生意,年年可以买辆大“林肯”。对此,徐琴梅只淡淡一笑,她用十分好听的苏州话说道:“这得谢谢你们建了个常熟市场。”

后来我了解到,徐琴梅这位共和国同龄人,曾有过一段相当艰辛的岁月,而她如今能在常熟的短短五六年间成为“千万富翁”,则与她在那段艰辛岁月中“滚雪球”式的辛勤拼搏,有着直接关系。

1969年,刚满20岁的徐琴梅,像许多城市知青一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下放到苏北一个穷得黄土里水都不出一滴的地方。这位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姑苏姑娘,因一连43天没沾上一滴油腥而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无奈她只得回城长期病休。可家境不好的她为了生存只得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琢磨起如何自己养活自己。找工作,没人要。顶班,不够条件。走投无路的徐琴梅便只好撕破姑娘家羞涩的脸皮,掏出积攒的仅一块八毛钱做起了小生意。这或许是常熟服装城内3万多老板中起家最可怜的一个了。

一块八毛钱能做什么呢?徐琴梅左想右想,后来看到地摊上有人卖山芋年糕皮成本很低,于是她拿一块八毛钱从别人手里进了一些山芋年糕皮,又“借”来弟弟的一个用完了的作业本,将山芋年糕皮包成一个个小三角包,上街头两分钱一包地做起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意。结果生意不错,200个小包全部脱手,一共卖了4块钱,比成本翻了一倍多。徐琴梅好不高兴,随即她又用这4块钱重新买回山芋年糕皮,又一小包一小包地叠成小三角包,第二天再到街头用旧报纸往地上一铺便吆喝起“又便宜又好吃的山芋年糕皮哟……”。后来,有人告诉徐琴梅说卖“五香豆”更有赚头。于是她把卖“山芋年糕皮”赚来的钱全部投到了卖“五香豆”上。这“五香豆”是苏州的特产,外地人很爱吃。徐琴梅就上火车站去卖,结果那里面有“市管会”的人盯着,小贩一出现就有人出来逮。好几次徐琴梅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和物全部被充公,如果想逃避充公就必须学会兔子一样的本领,那阵子年纪轻轻的徐琴梅就是成天过着野兔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尽管如此,她毕竟有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1979年,她办了回城手续进了工厂。全国上下的改革开放之风使徐琴梅又重新复活了做生意的心,她算了一笔账:自己在厂里一个月才挣那么30多元钱,还不如过去在街头卖一天“五香豆”得的多。政策也允许做买卖了,我干吗不干个彻底?想通后她就从工厂跳了出来,把过去积攒的本钱拿出来在苏州观前街租了个小百货店。生意做得还算可以,然而这毕竟是“水盆里游泳”,没大出息。就在这时候离苏州仅几十里的常熟服装市场办得越来越红火。有人告诉徐琴梅说在常熟一年可以顶上苏州生意10年!做生意讲的就是赚钱,如此诱惑谁不动心?

徐琴梅就是这样来到了常熟。她开始出钱租了一个门市,头年就赚了辆大“林肯”的钱。之后她又在大“林肯”之上滚雪球,由一个门市发展到2个、4个、8个、16个……现在她在常熟服装城内共有摊位、门市300多个!先不说一个摊位、门市一年能产生多少利润,单就她这300多个摊位、门市如果按目前常熟服装城内最低行情每个10万元倒出手,徐琴梅她坐地就可以白捡几千万!

“才不,我到常熟市场算晚的了,至少再干它十年八年呢!”苦尽甘来的徐琴梅深谙经商之道,她说她不会轻易放弃常熟这块生财福地。

<h3>战例之六:高保忠玩招:“秘密武器”源于鸡蛋换皮蛋之道</h3>

他是和大名鼎鼎的徐琴梅老板一起来我住处接受采访的,但相比之下他这个“千万富翁”的风度要差得多。高保忠自己也笑了,说你看我哪像个老板,倒蛮像个瘪三。

不过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其貌不扬者,他们玩起真的来可叫你上天,也可叫你入地。前年广州有位自称是个服装界“跨江过海”的高手,听人说常熟有一批“土包子”出身的老板玩起“秘密绝招”来,搅得服装市场上那些名家高手稀里哗啦地直泄水,他偏不信,于是携巨款来到常熟发誓要跟“土包子”老板们玩一把。外行兴许不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界的激烈竞争已呈全球化,并且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日趋白热化。而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最集中和最突出的便是服装款式的竞争。新潮的、适时的和超越于人类思维想象的服式,可以一夜之间在服装界称雄天下,相反那些不合时势、没有个性又远离生活现实的服式,则可能使你从此在服装界失去立足之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中国,当你走进今天的大大小小商场就明显感到,服装界正在刮着的竞争烈焰是那样地热烘烘。那位广东佬自恃对中外服装的走势特别是对南方服装深谙的独特优势,到常熟后并没有真正研究当地市场的特有的规律,一出手就推出了10万件毛涤女式套装并想以此在常熟市场上一展威风。不料当地“土包子”老板们对他的“毛涤女套装旋风”反应十分地冷淡,我行我素地推出了一种叫做“里根衫”的新款式,这种名曰“里根衫”的男式便服,是一位当地农民老板从电视里看到美国里根总统穿的休闲服,而自行设计自行命名的一种大众服。结果别说那个广东佬就连常熟老板自己也没想到,当“里根衫”一推出,整个常熟服装市场火爆起来,出现了谁卖“里根衫”谁就有客户,谁就赚大钱;谁不卖“里根衫”谁就没有客户,谁就赔大钱的局面。“里根衫”后来不仅风靡整个中国服装市场,而且一直影响到西欧和美国本土。这一年,那些经营“里根衫”的常熟“土包子”老板们全发了财,而那个广东佬的毛涤女式套装则差不离全砸在手里。据说后来这位广东高手再也没有在常熟地盘上露过面,只听人说临走时他扔下这样一句话,说没法跟常熟老板交战,他们玩的那套全无规则。这位广东老兄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是说歪了,那就是常熟人玩的服装产销术并非无规则。从表面上看,那些“土包子”老板设计出的产品,确切地说是那些服式既不全新又非特别,既非貌似高档又非土得一塌糊涂。然而就是这样的服式,每年总十分地走俏常熟市场,当然也同样走俏全国市场。

问起这其中的奥秘,整个儿“农民脸”的高保忠老板告诉我说:常熟服装市场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全国九十九个市场垮台而它不垮,之所以我们常熟农民能在服装界打天下,就因为我们这儿的服装从款式到价格,都完全是面向12亿广大中国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情与销售趋向。中国大多数人现在还不富,或者说刚刚开始在富,且中国10个人中有9个是农民,所剩那一个的阶层中也十有七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谁的立足点放在上面的这些消费对象上,谁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好聪明好精明的常熟人!

然而,这并非他们在服装界取胜的全部秘密。他们的秘密除了上面所说的在选择服装方向上对头外,还在于他们中间一些高手在战术上十分注意使用“秘密”。

高保忠是其中的一位精于此道的能手。

在我采访他时,一同约来的徐琴梅见了高保忠,就有些坐不住地向他探起“军情”来。

“不管哪能讲,侬得给我点货。”想不到堂堂徐老板竟用如此乞求的口气向她的同行要货。可徐倒很不在乎地对我说:“这没啥丢份的,在常熟市场上搞服装的高手不是一个两个,像我是以门市为中心的销售,这就得动脑子进准货,进市场对路的畅销货,否则就要吃大亏。像高老板他们每年都能推出些产销对路的新款式,常常影响整个季节的服装市场。所以他们这些人才‘激滚’(注:当地方言,厉害的意思),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哟!”

徐老板软磨硬泡了很长时间,可高保忠始终没有松口。后来就我们俩人时,我问高保忠干吗不给同行一点面子?他坚定地说:“绝对不能,我宁可送她几万块钱,可就是不能提前把我要向市场推出的‘秘密武器’先透给她。若我真那样做了,她倒合适了,而我就可能倾家荡产。”“有这么严重?”我说。高老板说:“你想,我每搞一个产销对路的新款式,从开始侦察市场、研究行情到设计出来——设计还都是请像上海纺织大学里的专家,这就得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段工作主要是时间花得多。接下来便是大投入,从购原料到出样品,再大批量生产,这就海了去了。你不知道,现在在咱常熟市场内和市场外,至少有几万个专门靠跟市场走势吃饭的中小老板,他们一般在淡季就去做别的什么买卖,从不像我们这些专业搞服装的人整天跑啊看啊,瞅眼下服装到底咋走向,下步自己又咋办等等,一年到头干不完的事。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平时养足精神,一到卖服装的季节到来时,便开始活跃起来,整天在市场里转悠,只要看到谁的衣服好卖,他马上就盯住不放,出几块几十块钱买你一件,然而不出三两天跟你一模一样的服装就出来了,而且价格要比你便宜,数量也要比你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到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用你设计出的新产品赚了大钱,而你自己辛辛苦苦一场最后只能死在那里……”

原来如此。我又一次闻到了商场就是战场的血腥味。高保忠告诉我,在服装界玩“秘密武器”这一手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的,首先得大笔本钱,其次得有高超、准确的市场观察力和非同一般水平的超前意识。没有本钱是干不了大买卖的,但有了本钱也并不一定就能干成干好,如果你对市场的走势判断稍有失误,就会酿成大灾。

既然市场如此复杂与残酷,又要求如此高深的学问和市场洞察力,我不得不对像高保忠这样的“土包子”,能否真做的同他说的一样,多少产生了些疑问。这位自称“不像老板像瘪三”的农民大概看出了我脸上的疑虑,便狡黠地一笑说:“你反正不是玩服装生意的,我可以放开胆子给你讲讲。”他说他这不是贬那些专家,因为学校、研究所里的那些专家可能能设计一流的款式、一流的产品,但他们的一流款式、一流产品却常常不能推到市场,或者说不能及时地推到市场上去。“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研究出一个新款式、新产品先是请专家论证把关,这就保证了款式和产品一定的水准,然后我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啥时将新款式、新产品推到市场我们就啥时行动。比如我在今年秋季要推出的又一个‘秘密武器’,先说它的原料构成就花费了我近半年的市场调查,之后是做出样品和请上海等地几个院校的专家把关,这前后又得花近3个月时间。现在我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在季节到来之前的10天左右,得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你说投多了不怕风险?风险当然是难免的,可我的‘秘密武器’也不是狗皮膏药呀。这几百万元的货向市场推出大约两个月左右周转期,这样别人即使想学也不会影响我的市场销售。因为我的‘秘密武器’单原料这一道有人要想学得一模一样,就得花3个月时间完成配料工序。刚才我讲过我的货全部到市场后周转期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如果出些毛病耽搁些时间也无妨大局,等那些‘学派’学成后赶上来时,我的货就差不多全脱手了。这时候倘若市场还行,我就可以作第二个周期的运作。如果不行,我即刻收兵。这样一旦风云突变,失败的肯定不是我。”

“高,你实在是高。”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但有一个结我始终解不开,于是又问他:“你这一套本领是怎样学出来的呢?老板,这大概不会又是‘秘密武器’吧?”

我看到他第一次有些不好意思。高保忠顿了顿,说:“其实瞎浪费你时间。我土农民一个,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还不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转悠吗?!如果说现在我在做服装生意上能摸出些道道来,这跟以前我做了好几年‘鸡蛋换皮蛋’有关。”

这倒是个有趣的细节。

高保忠告诉我,他当年干起“鸡蛋换皮蛋”的买卖,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他高保忠1964年就进了厂,可以算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工人了。那时进乡镇办的厂与当农民没啥两样,都是拿工分吃饭。因为油水太少,所以高保忠就利用上下班时间干起了当地乡村最简单也总有些保障的小生意——鸡蛋换皮蛋。这活用不着多少技术,3岁的小孩也能在10分钟内学得会。一个鸡蛋换一个皮蛋别人是一分五,他高保忠只收一分钱。生意虽说小了一点,但每天还总能比厂里别的职工口袋里多出几角活泛钱。这个过程虽然高保忠也没有发什么大财,但他却从“鸡蛋换皮蛋”这简单的经营操作中,获得了一份极为可贵的收获。即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既可以获得财富和精神上两种满足,还可能改变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打这以后高保忠就在工作之余,完全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物与物之间交换”的快感之中。有一次厂里因需处理一批积压纺织成品,派高保忠到武汉跑跑,结果还真给跑成了,厂里积压的那些货全给卖掉了,为此高保忠还受到领导的一番表扬。此次武汉之行使高保忠对“物与物之间交换”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干10年100年的“鸡蛋换皮蛋”,可能不如一次像他武汉之行所做的事。“哇,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简直像一个魔方,那里面巨大而又无边无际,神奇而又多彩……”此时的高保忠连做梦都在瞅机会玩它一次,不,应该是十次、百次、千次的像武汉之行那类大的“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买卖。机会终于来了。1985年8月,高保忠听说常熟城内的汽车站旁边建了个允许私人做买卖的市场,二话没说,他让自己的妻子和妻弟进了市场。当时反正占摊位不要钱,他高保忠让妻子一下占了4个位置。精明的高保忠就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辞掉工厂的那份工作,他当时的理论是:“一工一农,一世不空。”但到了这年年底,高保忠再也呆不住了。妻子在常熟商场里一天下来的生意,要比他工厂一年干的还要多几倍!高保忠一拍大腿,对妻子说:机会到了,该放开手干了。这回他彻底跟工厂再见了,连那个背了十几年的“鸡蛋换皮蛋”的木架架也一起扔了。好哇,进常熟服装市场后的高保忠简直不相信这世上“物与物之间交换”一旦进了市场后就像发了疯似的出现奇迹。过去他连想都不敢想的钱一天天成倍地涌进自己口袋。他发现,他的摊上放什么就能卖什么,放多少就能卖掉多少。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大量的批发业务需要做,他干脆把摊位转手卖掉了,一下赚进50多万元。资本大了后,高保忠就开始自己办厂,直接生产服装,又直接销售服装,这种把原料成品加工与市场销售连成一体所产生的效益,又比单一批发销售要大出好几倍。到这时的高保忠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了,但大老板也有大老板的苦处,那就是他每次按市场上好销的产品走,总感到很被动,弄不好就可能亏在里面。这就促使他独立搞新产品的研发。可这也出现许多麻烦,你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搞出个新产品,刚投到市场没出几天别人就铺天盖地地抢了你的生意。如此过程,逼得高保忠不得不开始研究起“秘密武器”来……

“进入规模生产和经营后,注意产品的保密性是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取胜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高保忠今天颇有经验地说。现在,这位“鸡蛋换皮蛋”出道的服装商,不仅拥有自己的多家工厂,而且还有自己的旅店、自己的车队,光在常熟城里他的私宅就有3处。

<h3>战例之七:黄允岳搞批发,带出浙江千员将</h3>

没想到在常熟能见到闻名江苏常熟的“中国服装城”和浙江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批发大王”黄允岳先生。

黄允岳告诉我,目前在常熟服装市场上做生意的老板中,浙江人占绝对多数,约占总人数的50%以上,而本地的常熟老板只占30%左右,其他外乡人约及20%。浙江人会做生意闻名全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他黄允岳,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又同时是一位精明的经营大师。对我的采访,他极为坦诚地端出了他在江浙两大市场发迹的过程。

“我在部队当了6年兵,1975年回乡进乡办企业。后来厂里生产不好便出来学温州人卖补鞋机。一台补鞋机成本50元,背到长春每台卖到150元。我们一次背五六台,除去路途花费还能赚100多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钱可就不算少了。我们义乌比不上常熟那么自古富有,义乌是山区,过去穷得很。可地穷咱义乌的人志不穷,在咱老家传统的‘敲糖换鸡毛’买卖,就像常熟这儿的‘鸡蛋换皮蛋’一样自古时兴。‘文革’结束后,我们那儿就有了做起小买卖的小自由市场。我家就在那小市场的旁边,便开始学着人家的样子提着篮子贩卖一些小百货。可义乌地盘小又穷得掘地三尺也未必见着点油水,于是我带着乡亲跑到上海。起初大伙连家门都不敢离开,我当过兵,大小见过些世面。在上海我们到百货店批发,可人家不批我们,那时我们是私有,人家国营商店当然不敢同我们做直接批发卖买。后来有师傅问你们义乌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上海人爱土特产就像我们义乌人爱吃‘敲敲糖’一样。我赶紧说有,我们那儿鸡蛋特多。上海师傅说好啊,你弄点鸡蛋来我就批你些小百货。我说行。他眼睛一眯,又笑笑说你那鸡蛋多少钱一斤呀?我一猜他啥意思,便赶忙说一分一个。那师傅一听眼珠都快瞪出来了,说便宜呀!我心想当然便宜喽,三分钱一个我说成一分钱一个还能不便宜吗?其实在上海当时你三分钱一个鸡蛋卖给他也已经是很实惠了。为了打开生意门,我知道必须有所亏方能有所赚。跟上海人的批发生意就是这样做开的。我们把低于上海市面价的上海货拿回家再批发出去,专吃这中间的差价。后来我发现上海的货大多数又不是上海出的,无论是服装还是小百货,很多是苏南的一些厂家产的。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路:何不到出产的厂家去批发?那儿肯定更便宜。于是我瞅准在咱义乌生意看好的纽扣,并寻找到了它的产地常州市。到常州后我才发现自己简直像掉进了钱坑里。一进常州纽扣厂,当我说明来意时厂长像见了救星似的搂着我,说你要多少货我就给你多少。原来他的厂里正积压了几百吨纽扣发大愁呢!看厂长这么高兴,我心里也有了底。于是便同他讲起价了,他原来的出厂价是四块钱一斤,我说你得三块钱一斤卖我。三块一斤太低了吧,看他有些心疼,我说那就三块二一斤。厂长咬咬牙,一挥手,说就三块二一斤,但你得全拿走。我心里高兴得就差没叫出来,说行,我保证半月之内把货全部拿走。当下我向他们付了2000元,背回了50斤纽扣。太重,只能背那么多。一路上我想:常州有那么多纽扣,我一个人干不知来回这样要背到何年何月?不行,得让队里人一起出来像我一样背。回义乌后,我跟队上的乡亲们一说,瞧他们竟个个摇头。我问为啥有钱不想挣?他们冲我说,没本钱,所以没法跟你到常州去。我说要不了多少本钱,每人有300元就可以了。这样他们才跟我一起上了常州。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开始是十几人后来是几十人的‘纽扣运输队伍’,每3天一次地往返于常州与义乌之间……义乌后来形成的‘纽扣市场’就是靠我们这些人‘背’出来的。

“1985年,我在继续‘背’纽扣过程中得知常熟搞了个服装市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火了起来。与义乌相比,我觉得常熟的优势要大多了,虽然常熟也没有铁路,但它与上海、无锡、苏州都十分近,陆路水路又都很方便,且此处本是富庶之地,一定比我们浙江的义乌、温州市场有前途得多。事实后来证明了我当时的判断,常熟市场确实潜力非同一般。刚来时这儿连摊位基本都是不要租金的,我出5角要了个摊位,结果生意好极了,我赶快又租了几个摊位。还是搞小百货,把常熟这儿的东西批回到义乌,其利润大大高于过去我在上海、常州做生意。因为常熟这儿交通方便,货色好,又是一般产品的产地。像服装一类的东西,上海市场上的多数产品基本上常熟一带都有生产厂家。相比之下,这儿的价格肯定便宜多了。咱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哪儿能赚钱能多赚钱就往哪儿跑。常熟的市场占价格的优势,货的质量也过硬,而且这儿的人文风气好,天生是块做大生意的好地方。到常熟三下两下就发了,我家乡的浙江老板们便急红了眼,说啥也要跟着我过来,这不没几年,常熟市场上都快让我们浙江人挤翻了。现今随我而来到常熟搞服装生意的就有五六千老板,他们有不少人比我会做生意,最多的一年在这儿就赚千把万元。你说吓死人?那当然,在常熟服装市场上赚钱赚得吓死人的可不是一两个。”

“你不知道?上海人才真厉害呢!你可以去采访他们……”浙江“批发大王”结束采访时对我说。

<h3>战例之八:上海人插足:一掷千万元</h3>

浙江老板慨叹自己无法与上海人相比,大概也基于此。

在常熟服装市场上的商战中,应该说上海人是最早参与的一批外地老板了。他们精明、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常熟服装城形成的前几年间,上海人在常熟市场上所有从商老板中占30%之多。但后来上海出现了股市,许多人回上海玩股票去了。可是这两三年中,常熟服装城里又回来了一大批上海老板,问其原因是:股市没多少赚头,弄不好老本都得亏进去。常熟服装生意可不一样,这儿是稳赚,好时也能像玩股票,几天内大发一场。但它绝不会出现像股市那样一夜间倾家荡产的风险,差到家也最多是少赚了些。上海人从“血”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常熟市场。而有时我们为什么说聪明的上海人精明有余却高明不够也基于此理:在家门口的股票疯似的吸引那些梦想一夜之间就能当百万富翁的上海人打道回府时,浙江等地的老板们便要过上海人丢下的摊位,稳稳当当地照干他们认为赚钱不薄的原行当。结果浙江等地继续留在常熟市场上的人们在上海人去玩股票的几年里大发常熟服装财。

归结起来,你说浙江等地方的人厉害还是上海人厉害呢?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因为转过弯来的上海人这次回常熟杀回马枪来势之猛,实在让浙江等地的老板们有点招架不住:——

某上海老板,1994年一出手近200万元租下服装城内的“华盛市场”、“招商场”等黄金地段若干门市,又在春秋两季连续推出新款女套装,当年一下从常熟市场上“卷”走1000余万利润。

——某上海老板1994年底携全家4口,分兵三路,买断常熟3家纺织企业的全部产品,然后在常熟、上海两地同时开辟战场,结果又创年利润1000余万元。

“恒申祥针织时装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批杀到常熟的上海老板的代表。此次我有幸到这位上海老板在常熟开设的厂里去参观。工厂就在常熟城北边的“申大工业城”,一个占地20亩、有6栋厂房近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且装饰一新的厂区,使人一看这儿就有一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感觉。年轻的董恂经理对我说,他和合伙人1995年9月以160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座厂房的产权。当时是座空厂房,现在除了这笔产权投资外,至少又另投入了六七千万元。

天,我给他一算:里外不就快一个亿了吗?!

“差不多。”年轻的上海老板不以为然地说。

“这么多钱你都用在啥地方?”小董似乎看出我的一些疑问,便将我带到他们厂的车间。这是一个宽敞的大车间,从已到位的几排纺织机可以看出是个尚未全部投产的主生产线。但这儿显然已经在边安装边生产,在一排排织机旁站着一个个秀美的姑娘,看她们一点不见忙碌的样,你无法将她们与纺织女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我问:“为什么?”小董笑笑说:“你走近看看我们的织机就明白了。”我走到姑娘身边,发现她们操作的织机确实与通常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这里的织机全是由电脑控制的全自动设备,完全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我不懂英文,只好讨教老板问这是什么机器。“岛精(音)横机。”他回答。“哪儿产的?”“日本”。“是否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机。”“是。岛精横机开创于80年代初,现在有三代了,我们进的这一批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代。它好在什么地方?为啥非用它?岛精横机由于全是电脑控制,所以它在工作时对线质线色、服式工艺等等有其极为精确细致的自动识辨能力和调整功能,它的智能模拟,是非一般人工所能代替得了的。现今国际上高档的服装都必须由这样先进的机器才能生产得出,这可以说已是一种先进的世界性纺织革命……”小董竟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当代纺织革命潮来。然而我关心的是他本人和公司的情况。“这一台‘岛精’多少钱?”我问。“美金是16万元。”他说。我一数,车间里共计有39台。一八得八,这39台就得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呀!小董说:“我公司共有这样的设备79台,是全国最多的一家,就是纺织部长吴文英手下最大最先进的企业也没有我一半的‘岛精’设备。”

感叹之余,我问小董:“你跑到常熟来投入如此大的代价到底求的是什么呀?”

“两个字:赚钱。”董恂回答非常干脆,继而他终于给我扒开了他的心头账。就服装生意而言,常熟市场为全国之最,这里有几个第一:销量全国第一、参与经营者全国第一、市场经济的规范水平全国第一、竞争激烈程度全国第一。这里每天发生的一切,就像季节的晴雨表,这对从事服装行业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现在的国内行家都知道,看一看头天常熟市场的行情,就知道五天半个月的全国服装市场的走势了。既然常熟市场有如此功效,作为搞服装的人来说,不到这样一个主战场直接参与作战,实在不是一位好的服装买卖高手,也不可能大展宏图。他们就是据此从上海而来。当然,除了上面原因外,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常熟离上海近,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可这儿办厂的自然条件、劳动成本、工人素质、税收及其他管理等不知要比上海市区好出多少倍。同样的投入、同样的运作,在常熟生产和销售要比在上海生产和销售,所得利润约多30%。还有谁能不到常熟来呢?“哈!你问我们到这儿后的生意做得是否同设想的差不多?不,实际比设想的要好。我们去年9月份到这儿,花了160万元年租金从别人手中倒过来两个门市,够贵吧?就是。可生意好呀,半年下来我们仅在这两个门市上的销售额就超过5000万元。你说常熟的服装市场基本是以中低档为主,我们为何一下投入那么多那么大的先进设备?这一点你可点到了我们的要害。不错,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主要是中低档为主,这应该说是运作这个市场的管理家们的高明之处。他们抓住了中国的服装市场的商情,把着眼点放在发展中的人民和发展中人民的发展水平之上。现在全国各种市场特多。假如100个中有99个要倒的话,那常熟就是没倒的那一个。我们投入那么大那么多最先进的设备,从表面看,似乎我们与常熟市场有些背道而驰。其实,我们在投入前是极为周密地研究了包括像你所提的诸多问题。作为服装业中的一个具体操作者,我们在选择自己的方向时,从另一个方面正是抓住了常熟市场这个最能体现中国服装业水平的特点和根本,并从这个特点和根本研究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那就是,从常熟市场可以看到中国服装市场明天的水平与走向,看到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天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光辉前景。因此,当这种迅猛前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水平与走向’及光辉前景刚刚开始呈现在面前时,作为一个清醒而高明的经营家就应当牢牢地抓住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常熟插足、为什么一下便投入几千万元资金。抢占制高点,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思想,也是现代社会下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决策。”

听了董恂的一番高论,我似乎不仅看到了常熟市场上那狼烟四起的商界战火,更欣喜地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代有头脑、有远见、有魄力的新型中国商人!

战例之九:——X……

有一个晚上我在服装城里转悠,这时热闹了一天的市场大多打烊,唯有十字路口的那座五层楼的天鹅宾馆灯火辉煌,进进出出的人异常之多。看这些人的口音和架势便知道是外地来此做买卖的老板。这使我发生了兴趣,于是便随人流而入。

宾馆的三楼以上是客房,一二层都是茶室、娱乐和就餐的地方,主人的这种设计和安排本身就很有些商业氛围。它给各地来常熟做生意的老板们提供了一处既可休闲又可娱乐更可交流生意经的场所。正如我所言,一二层的各处座位差不离均有主儿在那儿。那操劳了一天的老板们有的举杯痛饮,有的开怀取乐……好一派自得其乐的景象。就在这时我见几位身材不高却气度不凡的年轻人进入我身后的一间包厢。观其色,听其音,知其是一帮福建来客。开始我并不在意,但他们那半是隐秘的谈话渐渐将我吸引了过去。

甲:“据几位本地人介绍,今秋常熟市场有可能像前两年那样出现低价走势,所以我们不能同浙江、上海人一样在此打持久战。”

乙:“依你之见?”

甲:“抄一把就走。老三,你说呢?”

丙:“我同意。不过常熟服装毕竟价码占绝对优势,我们不宜抽身太急反落得没多少油水。”

甲:“我已有安排。我们四千万资金分三个阶段投进:具体为‘一二一’。即开头探行情投入四分之一;中间是历年常熟服装大轰大甩阶段,价码最低,这时我们适合大批购进,故投入大头;季节的后一段走向通常不明,再投四分之一进去好坏不吃亏。你们看呢?”

乙、丙:“行。就这么定了,算我们又像去年一样上阳澄湖来了一回‘捕鱼捉蟹’……哈哈哈。”

甲:“别得意太早,小心被‘阿庆嫂’识破。”

乙、丙:“‘阿庆嫂’?常熟真有阿庆嫂吗?”

甲:“有啊,咱们上城里去找呀!”

乙、丙:“哈哈,走,去找‘阿庆嫂’……”

……这几位福建老板活活脱脱地消失在小城的大街上。我打赌他们是不可能找得到他们想找的人,因为此时此刻常熟的千千万万个“阿庆嫂”,正在万家灯火下的织机前,或忙于编织七彩的致富梦,或忙于盘算新一天如何对付像3个福建老板那样的竞争对手……

走出宾馆,我见常熟城内已是一片灯火阑珊,再抬头又见繁星点点,此地此景,天上人间,不由得使我从方才几位福建老板的对话中联想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空间,都因服装市场的张扬而充斥着聪明与智慧、金钱与物质、勤奋与焦灼的抗争。这种只有在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全由自我角色走入市场的自由经济条件下才产生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例战术,可能几种几十种甚至几百种都不止。也就是说,在常熟服装城市场上,若想探究透它的买卖、它的买卖之战斗、它的买卖之战斗的错综与激烈,你或许永远无法获取,因为你会很快发现在这个见不到硝烟的战场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一种战术、一种谋略、一种求取生存并力争胜利的精神!

“忠一实业公司”的老板刘国忠,我在第一次“常熟之行”时没采访到他,但因为常熟市政府的领导在我面前多次夸奖过这位出手不凡的“商界少帅”,故“刘国忠”的名字一直印在我脑海中。第二次赴常熟时,我如愿以偿见到了他。

然而如果不是事先已知和走进刘国忠的厂子,我想我是不可能相信面前这位满脸稚气和腼腆的小伙子,竟是个拥有千万资产、在商界驰骋已达十五六年的“老兵”。农家出身的刘国忠虽然今年还没到“而立之年”,但在常熟服装市场,也算是一个经营有道的成功者了。当我问起他的成功奥秘时,刘国忠直率地回答说,他自己的全部“商业秘密”只有两个字:做人。他说,他始终认为经商做生意赚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做人。要创一流的产品、一流的质量、一流的业绩,首先就得有一流的人生和人格。俗话说,无商不奸,其实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生意要比“奸”字重要十倍。经商中做人就是要讲信誉,有了人格力量意义上的信誉,最终是不会在商战中吃亏的。小刘说他的公司现在的产品销路对象大多是国内外著名商家,并且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使得他近年来的生意一直保持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

“我爱先与别人交朋友,交了朋友就会彼此有感情,有了感情做生意彼此就顺当。这是其一;二是,我爱同客户做生意时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让对方冒险,这样时间长了人家就对你放心,对你放心就愿意跟你做生意、做大生意;其三,我爱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产品质量上追求最好的。有了这种自我追求‘最好’的精神,客户便会主动奔你而来,这样我的企业最终也就能八面来风,人财两旺。”

刘国忠的这番“经营之道”,透着年轻商人的另一种高明与实在。

在常熟服装城,五万个老板就有五万种战术、五万种谋略、五万种精神。这五万个老板拧成的五万股力量在营造常熟服装城的人气、商气、战气、财气和福气的同时,也使他们自身不仅有了财富的增加,而且有了更多灵魂与血脉的吐故纳新。而在常熟真正参与“服装战”的又何止这五万个老板!在他们的身后是整个常熟的百万人民以及由五万个老板们接力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那些更是数不胜数的经商大军……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着灵魂与血脉的吐故纳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给予我们的和我们民族的,不正是这些吗?

第五篇 有一颗行星叫常熟 第三章 雄赳赳地打出“中国”字头

1989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常熟服装城调查,当他看到古城边的农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在自己的菜地里和水塘上建起了一个超级服装市场,每天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场面,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常熟商场,购物天堂”8个大字。

与当时的商场相比,今天的服装城远远超过了几倍几十倍。而今的常熟,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来此的外地人,如果你问他一声到常熟哪儿最值得看一看,哪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你所能听到的已不再是郭建光唱的“芦花放、稻谷香”的阳澄湖和阳澄湖里的大螃蟹,以及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了。(不过你初次到常熟的话,一定要尝尝阳澄湖大螃蟹,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味。茶馆也是常熟的一大特色,取之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尚湖之水,再泡上虞仲圣贤留在虞山顶的那片无污染茶叶,喝它七七四十九壶,然后天南海北胡吹一通,那感觉可是在靠自来水对付宾客的北京一些茶馆里绝对找不到的。)你所听到的肯定是“服装城”。

是的,常熟的干部口中现在有句名言,他们称自己这儿“抗日战争出了个‘沙家浜’,改革年代出了个服装城”。昔日的“沙家浜”和今日的服装城,永远是常熟人心目中的两座丰碑,也是他们常熟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营造的两座丰碑。

“沙家浜”的革命斗争史,给中国革命提供的是一种适合苏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模式;服装城的创建实践与成功经验,给今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是一种适合乡镇条件下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模式。

仅就这两点,常熟人就足可以在13亿中国人面前挺起胸膛。

然而他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常熟服装城无论从规模、销售额,还是它在中国服装界已有的声望和影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可为了给服装城取得一个“中国”字头的牌子,市里、商城里的干部不知往南京、北京跑了多少趟,但结果依然不行,原因大体是中央有文件规定,带“中国”字头的单位和企业,必须是国家或国家直属的单位和企业。一句话,你常熟是地方上的“小弟弟”。对此,常熟人不必懊丧。

其实他们没有懊丧。他们照样在服装城几处最繁华、最醒目的出口处,挂起了巨幅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和另一位副委员长李锡铭书写的十分苍劲有力的“中国服装城”5个大字。据说,对此上至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总理,下至中央各部委大员视察常熟时,当看到这赫然醒目的“中国服装城”字样时,不仅没有表示疑义,相反脸带微笑。

常熟人心头放下了秤砣。

事实上,他们没有放不下心的。打服装城成为远近闻名的市场以后,他们一直把它当做在本地执行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搞市场经济的一块“丰产示范田”,在认真细致地耕耘运作着——

这就是始终贯彻百分之百的办市场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自主、平等、公平、竞争,能让人放放心心安安全全地赚钱。

常熟人明白,“中国”字头的牌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没有内容的牌子早晚是要倒下的。(值得一提的是常熟服装市场成功后,周边的大市小市和一只只大小“老虎”后来也办起了“某某服装城”、“某某纺织城”,有的一上来就高高地打出了“中国”字头,可最后还是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诚然,在当今中国出现办“市场热”的时刻,那些饱受失败之苦者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学一下常熟人办市场的经验,似乎太有必要。我曾经用下面的文学语言对他们的经验作过如下总结,即:

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

由自己也能赚钱中先尽可能地让别人赚好赚足钱;

由自己也能躺在已赚的钱上享福到办更多的事,让别人赚永久钱赚升值钱;

最终实现自己和别人的共同赚钱。

像这样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傻到家”的生意经,恰恰正是常熟人与其他地方的人经营市场的不同之处。这除了他们特有的悠久地域文化所培养起来的那种“礼教”式的待人宽容和皆富则安遗风外,更深层的意义是他们那些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把立足点放在“先富民,再兴邦”上。因此,他们紧紧抓住了“中国”牌子的实质内容,这就是:

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一:公平与自由。

汽车站“十字路口”的琴南乡的那帮常熟人,开始办服装市场是为了自己能赚钱才起起劲劲办市场的;风景秀丽的虞山脚下的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常熟市长、书记们,开始也是为了市里能赚钱才起起劲劲支持琴南乡办市场的。为振兴一方经济不想或不主动赚钱是假话,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同是赚钱却有不同的目的与境界。常熟人在兴办服装城时体现的第一种精神便是: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这对视利益为生命的农民来说,是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然而常熟服装城从开始创建至今的整20年间,作为所在地的原琴南乡的农民们包括后来的常熟全市百姓,都经历过在利益面前是先让自己富还是先让别人富的困惑和痛苦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曾经作出了许多可贵的牺牲。

有一件事,当地农民和常熟百姓记忆是深刻的,那就是服装城的摊位问题。

创建初期,从“马路市场”转向规范的集市时,大伙儿集资兴建的市场不仅出现负债,且摊位根本没人要,于是那时的摊位只能靠分配给农民和干部们。这种情况发生在1985年“招商城”创办后的最初几年。到了80年代末,服装城的境况完全出乎常熟人的意料。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服装城的生意之红火以及自身发展速度之快是谁都想象不出的。做生意的人形容道:谁屁股占了个摊位,谁就像坐在了一座金山上;谁在服装城内插上一足,谁就等于跑进了自己的银行。那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服装商像潮水似的涌向常熟,昔日5毛一天也租不出去的摊位,此时轻松一倒就是成千上万元,好的市口摊位、门市甚至翻到几万几十万。不少前一天讨媳妇还要借钱的农户,一夜醒来便成了百万富翁……

市场摊位与门市的占有,使当地百姓和外地生意人在利益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本地人的摊位、门市是分摊来的,或者是“走后门”批条子来的,成本低廉。而外地老板是出高价租来或是高出租价几倍甚至几十倍,从当地那些有摊位却无人从商的村民、干部手中倒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然会挫伤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也最终影响市场正常发展。

1994年春,一位决策者提出:从现在开始建造的所有摊位、门市,全部实行公开拍租,一律停止村镇、机关单位对村民特别是干部的“人头分摊”。

这位决策者就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到服装城兼任“第一把手”的徐国强。对服装城内的常熟人来说,他们并不陌生徐国强,因为在他兼任服装城“第一把手”之时,他还是服装城的主管上级——虞山镇的“第一把手”,同时他还是虞山镇的主管上级——中共常熟市委副书记。派这样一位大员到服装城任职,单就这一点可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

当徐国强把这一决策在服装城一公布,服装城内简直炸开了锅。可是那些外乡人虽然没几个认识徐国强的,听说这一决定后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位懂市场经济的好决策人。”而一部分当地村民及一部分干部则急红了眼,说他这样做,不是存心跟咱本地人过不去吗?好,如果他坚持要这样做我们也就叫他过不去。

1994年7月骄阳似火的一天,徐国强书记来到“招商城”,一群村民真的把他团团围住了,之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形成了数百人的围攻势头。从中午一直堵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村民们想问个明白,为什么要把常熟人手中的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外地人?

“道理非常简单: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公平竞争。以往把摊位按人头摊分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势必影响服装城的发展。服装城发展不起来,最吃亏的要算我们常熟人自己。”徐国强说。

村民问:“前几年办市场刚开始搬家拆迁、征用土地,甚至有的祖坟也迁了,吃亏的是我们,现在眼看我们也能赚钱了,可又把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大家一起吃,这叫啥道理?”

“这叫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徐国强回答道,“市场市场,先得建场,然后方能有市。如果按老办法分配摊位,中间炒来炒去,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形成市场,还造成许多不正之风。如果把市场比作一个笼,那么客商则是鸟。有笼没有鸟,或有鸟没有笼,就等于我们没市场。再说,摊位公开拍租,面对的是所有人,对外地客商有好处,我们本地经商者同样可以公平竞争嘛!”

吵吵嚷嚷了一天的村民们听了这番话后,顿时静了下来。顷刻,又有人站起来问:“徐书记,我们可以把摊位让出来公开拍租,但干部手中的怎么办?”

“一视同仁。”徐国强在这一点上回答得特别肯定。

“可据我们所知,前几天有干部听说徐书记决定要对摊位一律实行公开拍租时,就赶忙先为自己捞了好几个摊位。”有村民揭发说。

“谁?你们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查实不管是谁,一律退出。”徐国强掏出笔记本,神情极为严肃。

“村支书。”

“查!如果属实,不仅要责令其将摊位全部交出,还要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徐国强特别强调。

群情一片振奋。有人冒出一句冲话:“徐书记,如果有人揭发你不公正或自己有摊位咋办?”

“有一罚十。如果谁发现我徐某人或亲属在摊位、门市分配上做手脚,谁就有权不让我徐国强进服装城一步!”

“要是镇上、市里干部来要摊位,徐书记你咋办?”

“同样对待。总之,一个也不准走后门。”

“……”

3天后,徐国强再次来到“招商场”,当即宣布了那天向群众许诺的3件事:原湖泾村党支书停职检查,对所拿的10个摊位全部退回。市场的新摊位、新门市拍租方案交群众讨论;对涉及村民环境卫生、劳力安置等实际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措施。

一个久积的难题,一场利益的冲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化解,服装城也因此获得了质的飞跃:大批客商因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拍租中获得摊位、门市的经营权后,纷纷在此“筑巢下蛋”,由此给服装城生意带来空前繁荣。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1992年前,市场内的经营者常熟本地人占多数,外地人仅占少数;如今,外地人占70%,本地人占30%。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说现在本地经商人少了,而是从商人的总数结构发生了变化,外地人在常熟市场上赚的钱要比本地人多得多。其次,1992年前,市场的年营业额10多亿。如今已到200多个亿。服装城的税收和利润也由1992年的4000万元,到现在的两亿元。

有人现在评价当年的“拍租摊位、门市”一招,盘活了整个常熟服装城。而徐国强说,这只是我们市委包括具体办市场的同志在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一着棋而已。20多年来,常熟干部们为了保证这块市场的绝对“公平与自由”,是实实在在花出代价与努力的。早期他们这样做了有人把“告状信”写到所有中央、省的主要领导与部委那里,因此也引出了一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争论的结果证明他们走的路没错。应该指出,在当时有人对“完全自由式”的商市提出疑义本身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历史就是在这种反复认识中前进的。

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两位北京人闯进我的办公室。他们一见面就说要谢谢我,这使我大惑不解。北京朋友笑了,说我们是看了你的大作才到常熟服装市场搞起服装生意的,现在赚到了钱,所以来表表心意。我听后也恍然乐了。前阵子我的另一篇专写常熟服装城的报告文学《商市在常熟》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后,这已经是第三拨人找到我了。

“你的文章没瞎说。”北京人直率得有时让人受不了,其中的一位小伙子冲着我就出言道,“我们到常熟做起服装生意完全是被你的文章‘骗’去的。现在看来我们对你们作家有些误解了,以前总以为你们笔下的文章多半是瞎编的。通过这次常熟做生意,我们可要给你们‘平反’了。至少——你何作家写常熟这篇没瞎编。”

我们几个一起哄然大笑。

另一位早已按捺不住地对我说:“过去我们俩是在京城做建材生意的。这两年建材生意不好做。今年年初我俩正愁着不知干什么呢!这个时候看到了你的大作。你把常熟服装市场写得够玄乎的,竟能把我们硬给迷进去了。不过开始我们不全信,是抱着去试试看而到常熟的。欺生是所有城市的通病,起初我们对常熟的看法也不例外。什么摊位公平、买卖自由,好多地方把这些东西仅作为金字招牌招揽客户而已,真做到的没几个。嗨,常熟人还真讲公平自由哪!”

“说说,从你的体会中是如何体验常熟人的公平与自由的?”

先前的那个小伙子抢过了话:“我俩看了你的作品后,没过春节就往那儿跑了。虽说人生地不熟的,可那儿的人很热情。我们去时是准备空手回的,结果看到有个商厦正在拍租摊位。起初我们以为也就是摆摆样子,那些地段好的、价格适中的,到最后肯定还不是他们当地人自己占了。可这回在常熟咱哥们算想邪了,拍租结束后一公布,我俩竟捞了个最好的摊位。这不,春节一过,我们就‘南下沙家浜’,又巧逢服装销售旺季,两个月下来,你说我俩赚了多少钱?”

“万儿八千不成问题吧?”

那老兄狡黠地伸出两根手指。

“两万?”

“加个0。”

“20万哪!走,该请我客了!”

一片笑声中,两位刚刚从常熟回来的北京服装商与我约定说,等到成为“百万富翁”后一定在王府饭店“见”。

我知道这并不是遥远的事。

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二:人和。

我免去了天时、地利这两个重要的市场要素,是因为相比之下“人和”在所有要素中占据核心。再者不用我多讲,常熟独有的天时、地利自古就盛昌。人是创造一切的,同时他也可以是毁灭一切的魁首。

人什么时候把自己改造好了,他就是胜利者。

在服装城内,有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老板非要请我到他在常熟的新居坐坐。我笑问他是不是大“发”了。他说到常熟来做生意“发”是肯定的,不过我请你到我新居坐坐是因为听说你是从北京来专门写服装城的,所以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这可是巴不得的事。但终因时间太紧,我未能到他新居看看。然而他却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

“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当然可以告诉你嘛。不过也就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我才敢这样做,如果在其他地方我真的不敢这样做。你问啥原因?黑呗。有人会黑你呗。谁黑我?那就多了,有管理部门的,也有黑社会的,但更不好对付的还是本地人。你知道,做生意的无非为了想多赚钱赚足钱嘛,可在不少地方你就不敢赚钱不敢赚足钱。你只要一赚钱,马上就有人后面盯上你了。哪一路你都吃不消。比如工商、公安、税务等找你头上来,敲你多少你就得交多少;黑社会找你头上,你为保小命也得老老实实拿出去;要是当地人找你头上来,你更得拱手相送,否则你会没有立足之地。常熟这儿就不一样,我们河南一起出来做生意的人不少,到的地方也不少,大伙有体会。在南边有些地方赚了钱你就得赶紧往家跑,要不哪股黑势力说不定啥时候就盯上你了。在那些地方,你带着钱上厕所都得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瞅上你。东北我们也去过,那儿你外地人要在他家门口赚了钱人家就开始挤你了,最后你还是呆不下去。我们河南农村许多地方穷些,跑出来做生意赚点钱本身就不容易,要是碰到上面几种情况你说咋办?只好打道回府呗。这几年中,当初跟我差不多一起出来到外地做生意的一批老乡,基本上都没在哪个地方呆住。唯独在常熟这个地方我们的一批人差不离全扎下了根。你问现在我们河南人在常熟共有多少人经商?仅我所在的商丘一个县大约就有一千三四百人,其中,有二三百是有摊位、门市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另外一千多人都是在服装城四周做卖菜、开小饭店一类劳务活。这些人大部分是我带来的。现在光我们商丘一个地方就有20个客商在常熟城里买了房子,把家都安到了这儿。问为啥?这儿好呗。常熟是富庶之地,过去要说我们河南人到这儿安家落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会儿我们河南人只有到这儿讨饭的资格。现在不同了,我们在这儿赚了钱,又有了自己的家,你说我不打心眼里谢常熟人还谢谁呢?他们办了一个市场,给我们穷地方的外地人创造了两个‘天堂’:一个是赚钱的‘天堂’,一个是安居乐业的‘天堂’。就说我吧,过去我想都不敢想我的小孩能到无锡市的‘贵族学校’上学,现在我的两个娃儿都进去了,去年进的。一下交了6万元,每年还要几万元的学杂费。不算啥,我觉得合算,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还有什么不合算的?你问我是不是一辈子在这儿了?那当然。不但我,连下一代都在此永远生根了。常熟现在是我正儿八经的故乡嘛。这儿又能赚钱,本地人又不欺咱,生活条件也好,我安家在这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河南老板葛晓峰追着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话。他的这些话确实让人听了感动,我想就是常熟人听了也会涌热泪。其实常熟人都明白:如果自己捧出的不是一颗心,要想留住任何一位无论是有钱还是穷光蛋的异乡游子,都是件极不容易的事。然而常熟人今天做到了。他们是在遵循小平同志理论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做到的。对这事本身受教育的不仅是像葛晓峰那样的异乡客,就是常熟人自己我想也应该是一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教育。几千年来,由于地域上的自然差异,富土上的民族或部落甚至国家,总是排斥那些来自地域自然条件差的穷人。这种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和心理上的差异,构成了富国排斥穷国、富地排斥穷地、富人排斥穷人的习性,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这样的问题,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即使在今天。然而从河南老板葛晓峰以及他身边的一批已经顺利从自然条件落后的地方迁移到富地常熟的现象中,我们应当欣喜地感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繁荣,而且可能是包括民族大融合在内的历史性进步。

应当指出的是:常熟人办常熟市场带来的不仅是吸引像河南人那样的、在常熟发了财又在常熟扎下了根的现象,而更多更重要的是那些来常熟并通过常熟这个市场采到了“花蜜”又回到自己那儿酿出了更多“蜜汁”的辛勤“蜜蜂”……

有道是无蜂的花园不是好花园。我想,采不到蜜的花园应当说也不是好花园。常熟服装市场能吸引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蜂拥而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儿批发到的服装稳赚钱。采访中,就这一问题我向各类外地来的经商者作了详细调查,结果是百分之百的客商告诉我:从常熟服装城内批发到的商品,其利润率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在30%左右。这样一个“任何时候”可包含了许许多多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诸多内容,它说明了那儿的商品价格上具有的“三维”优势。

商品价格从来是决定一个交易市场繁荣与衰落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一个地点的服装商品,只要你不具备直接批发地、直接原料产地、直接生产加工地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你就永远无法与常熟市场相竞争。而像常熟这样既具备坐落中国南北之间的地理优势,且是设施一流的批发地,又是棉纺原料出产地和有数千年服装加工生产最高水平的三位一体之地几乎难找。然而,服装界的行家们说,这仅是促成常熟市场繁荣所占的天时、地利的两大优势,还有一个可能是最重要也是其他地方的市场办得最欠缺的因素,即“人和”二字。

常熟人表现在办市场中的“人和”二字,包括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政策上的宽容和心理上的包容。

当我向市委领导探究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时,他们认为:对一个市场来说,政策将决定其一切。有什么样的政策便有什么样的市场。近几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几乎都掀起了办市场热,但真正办得好的能坚持办下去的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区在对市场的管理上过严过细,甚至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导致今天轰轰烈烈、明天就关门倒闭的结果。然而在常熟经商的几万客户们却反映这儿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客商们在这一点上最感到满意的是,常熟服装市场从始至终一直实行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特别是对商品价格的彻底市场化:即产销者对商品的价格完全根据市场“气候”自己决定。在那里,无论你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无论你是国营的还是合资的,所有进入市场的商品,其价格一律平等地无条件服从市场的走势。常熟服装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服装批发集散地,它的零售额仅占总成交额的百分之几。而来常熟市场上搞批发的又差不多都是外地客商。这就是说,由于它实行的是市场价格的自由,真正赚钱赚大钱的正是这些搞批发的外地客商。

那么,由于实行价格的完全自由、完全放开,它给常熟人自己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句话:他们少了利润。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

我明白这一事实也是在我走入常熟人中间之后才恍然大悟,才更加从心底里敬佩为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而作出自我牺牲的百万常熟人……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约4点左右,我独自出了饭店朝服装城走去。此时东方刚刚露白,我以为起得很早,本意想看看商城的早市成交热。结果见了几位骑摩托车的常熟本地人都已准备回家了。我拦住其中的一位问为什么这么早就结束成交了?

“不能再晚啦,再晚我每件衣服就又要少卖一块钱哪。”货主说。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说:“再晚,上市的人就多了,货比货你就只能少卖钱嘛。”

“难道在这儿的一个市场内一天中还有几个时价?”

“你可能不是做生意的吧?”货主看看我得到证实后,便坐下来有意跟我聊了起来。他说在常熟地盘上生产服装的人是很难赚钱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大小不同的服装生产厂,由于市场上的价格是自由的,所以生产服装的人都想尽快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快些周转资金。这样就出现争客户。你不是刚才问我为什么起这么早就把货卖掉了?也就是为了争客户呀。时间晚了没人要你货你不就惨了吗?他说他是小户,每天生产出的货都得上市场来销,而那些生产大户则直接把客户接到家里。到市场上销就得注意时间段了,外地客商一般都是当天购货当天运走。近的有车直接走了,远的赶早班汽车托运。所以我们卖货的就要赶上他们运输前的那个时间,才会稍稍有个好些的价格,否则到了中午、下午就上不去价了。

我问他卖出的是什么服装,他说是小童装。

“多少钱一件?”

“8块。”

“这么便宜?有没有利润可赚?”

“基本没有。”

“不会吧,没利润你还干它做啥?”

“在咱常熟都是靠做服装吃饭,你不干这干啥?”他说他讲没利润是实话,不信可以上他家看。

我问这没有利润是怎么回事?

还是市场上把价格放开的原因。他说:“做一件小童装成本就是7块,另加一块是生产制作费,这不就没利润了吗?如果讲利润则都到了批发商和销售商手里去了。像一件童装批发商从我手中买走8块钱,运到别的地方转给销售商一般总要加出三五块,这批发商除去各种费用不会少于30%利润的。而从常熟8块钱批来的一件童装到消费者手里至少在15元以上……你是北京来的?嗨,我们这儿的服装上你们那儿利润就更大了。同样一件夹克在我们常熟只卖到45元,可在北京商场里就得卖120到150哩!”

“产销价差这么大,那为什么你们不把价提高些,利润不也就出来啦?”

他朝我笑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在常熟任何一种新款式新产品都不可能把价格提得很高,即使有时也可能冒一冒,但出不了三五天就会回落。”

“那是何故?”

“自由竞争激烈呗。你可能听说我们这儿只要一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露面,只要一种服装能卖好价钱,不出三五天,这种款式的服装,就会在整个市场上铺天盖地地出现,那先前好的价格就一下泡汤了。‘毛利三分吃饱饭,毛利七分饿死人’,这句话在我们常熟服装界是句至理名言。谁要是违背它,谁可能就会吃大亏。它的中心意思是你在这儿做生意要想做得好就必须采取薄利多销的战术,如果违背了它,一时你可能吃了一个胖娃娃,但到头来吃苦头的还是你自己。咱这儿开始不是没有这号人啊,包括那些大企业啊,他们出了一种新产品新款式,投放到市场后可能每件比平时的利润高出几块十几块,这时按这儿的规矩你就不能这么做,你问为什么?道理太简单,咱常熟搞服装的几乎90%以上是农民,他们一般不怎么会独立设计服装款式,事实上除非那些有特别多资金的人,才会自己独立搞款式设计。像我们这些中、小户一般都没必要也不合算自己专门设计新产品,再说市场变化那么快,像‘秋艳’、‘圣达菲’那样有实力的厂家,一天就要向市场推出好几个新产品,而且人家有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我们能跟得上比得过他们吗?比不过的。比不过就学人家。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熟农民们大多数虽然自己不独立设计服装,但对哪个产品式样好、哪个产品不好卖都心里清楚。同时在长期的跟别人后面走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一套本领,这就是极强的摹仿力。如果你拿一件皮尔·卡丹服装来,我们也能用几天时间把它摹仿出来,粗一看一模一样。你信不信?”

我笑说:“为什么现在市场上伪劣产品太多了,大概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摹仿高手太多的原因吧?”

这位常熟人连连摆手,说你这就完全说错了。他说他们常熟人不会有一个人去做这种事。他解释道,他们常熟人不会去干假冒像皮尔·卡丹那样的事,倒也并非所有当地做生意的人都那么老实巴交,说到底还是因为受服装市场及其价格的影响。你想,做一件皮尔·卡丹那样高级的服装其用料和做工就都会很大,这样一件衣服成本也就必然很大。你土农民一个,拿出去一件即使跟皮尔·卡丹一模一样的东西,可人家照样将你当几十块一件的普通服装来向你要价,那时吃大亏的不还是你吗?话说回来,像皮尔·卡丹那样质量的服装在我们常熟能做出来的人有的是。只是我们这儿独特的市场价格决定了我们做那种产品、干那种假冒的事只会吃亏,所以才不去干嘛。再说,我们常熟人也有自尊,像你们北京的“红都时装”不也是我们常熟“小裁缝”田阿桐的手艺吗。要我看,我们这儿产的“秋艳”等一类服装其工艺不比皮尔·卡丹那样的外国名牌差哪儿去。你们大城市里人就是有点儿迷信洋货,可洋货跟我们的“土”货差多少价?几倍!几十倍吧!而且你可能也知道,像中国市场上的皮尔·卡丹一类外国服装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中国生产,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因为贴一张名牌商标,价格就几十倍地上去了。时间长了,你们大城市里的人也明白过来一点了,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商场都到我们常熟来进货,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说穿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穿服装图啥?不就是款式新一点、做工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吗,而这三点我们常熟正是全有了。

一个农民服装商能有如此精辟的“服装市场观”与服装营销理论,真使我大吃一惊。然而令我更加吃惊的,还是常熟人在支持和维护服装市场的自由价格中所作的、每年有12亿人次的受益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想到的那部分可贵的特殊贡献。

常熟服装城内的“王府井”——招商场总经理马盛元给我讲起了一件事。有一日,乔石同志到他的商场视察,见这儿同样一件衣服,可比北京要出奇地便宜。于是乔石同志就问,为什么这儿的服装卖得这么便宜?马总说,这儿的服装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实行市场自由价格后出现激烈的竞争,生产服装者的利润就是劳动力本身,而劳动力本身计入生产者的利润之后,就形成了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价格大大低于其他市场的现象。另外,加上常熟又占有棉纺原料产地和产品直接生产地的优势,这就构成了到这儿批发和购买服装总是能赚钱的根本所在。

劳动力等于生产利润——这就是常熟人民在开拓市场经济的征程上为我们所作的特殊贡献。

本来,作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市场,当地行政部门为了维护当地的利益,是可以出面对市场价格作一定干预的。比如某一种服装在某一个季节,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定出一个统一的价格来对待外来客商,这样就能使生产者的利润在一定额度上有了绝对保证。可是常熟没这样做。为什么?服装城的负责人坦诚地表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常熟服装市场实行的是自由价格,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这对服装原料、加工和生产者的我们常熟人而言,可能每出售一件服装、每批发一个产品,少了一块或几块钱的收入,然而我们对社会却多了一份贡献,尤其是对繁荣市场起了积极作用。对这样的利益牺牲,我们常熟人感到值得。与其把河塘里的鱼都捞尽,倒不如将它放入活水里自由地养大……这就是常熟人面对自由价格的冲击所坚持的态度。

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位本地货主为什么说“没有利润”的真实涵义。其实,亏本生意是没人做的,常熟人所说的“没有利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作为商品,他们从家里或者从国营、集体厂里拿出的服装就以生产成本投入到市场,确实“没了利润”。但另一个方面,正是他们以仅有的与生产成本等同的价格,将产品投入到流通领域,才确保了市场价格的绝对优势。而一个繁荣、稳定的市场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者所从事的产业的空前繁荣与持久稳定。

常熟常熟,常种常熟——这个道理,大概只有聪明、精明、高明的常熟人才对此最有深谙的理解与实践。

在乡村采访时,我问一位个体服装生产者从事了多少年服装生意。他说打服装城开张到现在他一直没停过。我又问他的服装从生产出来到销售完每件平均赚多少钱?他说1到5元。我问为啥不多赚点?他说常熟市场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市场,尤其是价格。非特殊情况下不会出现某一种商品持久地上扬。同样,只要跟着潮势走,你也不可能一直坐背水。如果你想赚大钱,那或者投入大,或者得动脑研究和推出新产品。如果这两条哪一条都不占,那你就得提高和改进劳动技能,尽可能地降低劳动成本,否则就没有路。他说他10年来之所以还在做服装,靠的就是最后一条路,即努力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能力。

“10年前我带着妻子女儿3个人一起干,一天最多也就生产十几件衣服。现在我一天至少要出产二三百件。靠的就是技术与设备的提高。”老板很自豪地领我参观他用做服装生意赚来的钱而修起的一幢别墅。在常熟,像这样靠双手勤劳致富的大有人在。我想这应该算作是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所作牺牲的一种回报吧。

正当我和常熟老乡谈得十分投机时,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老板急匆匆地前来找他。于是常熟老乡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他必须马上去帮一下忙。我问什么事?他说他的邻居——这位浙江老板的厂里出了毛病得去看看。浙江老板的厂怎么在这里?常熟人为啥如此热心地对待冲到自己家门口抢饭碗的外地客商呢?……一连串百思不解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等老乡回来,我终于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位常熟老乡与浙江老板是在生意中认识的。那是5年前的事,当时这位姓陆的浙江老板初来常熟,不摸门,进货时没直接找当地货主,半途被一位沈阳来的奸商给骗走了十几万元的货款。正当陆老板走投无路时,事情被我采访的这位常熟老乡知道了,他把浙江人接到自己家,安慰说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儿正好有一批货你先拿去。浙江老板说我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拿不出了,哪还有啥本钱进你货嘛。常熟老乡说,我的这批货你只管拿去再说,货款用不着现在就付,等你回浙江把货卖掉给也不迟。当天他帮助把货托运妥当,并掏钱买了车票将浙江陆老板送上车。几天后,浙江陆老板风尘仆仆赶回常熟,一见帮助他的常熟老板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道:“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俩人从此成了好朋友。后来浙江陆老板在常熟发了大财,又在当地买下了一座服装厂。由于陆老板是外地人,加上对服装生产并不在行,平时一有事总要请他的常熟好友帮这帮那。而每逢此时常熟老乡也总不厌其烦地进行各种指导,为此耽误了不少自己的生意。于是就有人说是你帮浙江老板发了大财,现在该人家重谢你的时候了,你不敲他十万八万的?这位常熟老乡摇摇头说,别人有难帮一把是应该的,不管他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做了好事再去敲人家的竹杠,这不是我们常熟人做的事。后来有一次,那位陆老板真的拿了10万元钱要谢他的恩人。可人家常熟人就是不收,说你们外地人现在能在我们这儿办工厂赚大钱,就说明咱常熟有魅力,引来了“金凤凰”,作为常熟人,这就足够了。

“瞧人家常熟人啥修养?我不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做生意还到哪个地方?”浙江陆老板听说我是来采访的,非要与我见一面,并不时这样说道。

有一天我正在采访服装城办事处陆关生主任,半途他被银行的一个会议叫走了。“你也去吧,这个会很特殊,有不少外地在常熟做生意的大老板都去。”陆主任的话,无疑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跟他进了一家宾馆的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见里面座无虚席,原来是市农业银行的行长们在此举行一个特别主题的会,叫做“星级客户”恳谈会。开始我并不明白这“星级客户”是什么概念,后来经银行行长一介绍才得以弄清楚。所谓的“星级客户”指的是在服装城内的农行办事处单户存款在50万元以上的存款户,这是常熟农行给市场大户的一个特别荣誉称号。我没有调查在全国金融系统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但常熟农行的做法令我深为佩服。他们想客商所想,急客商所急的行动,真可谓把工作做绝了。在此次恳谈会上,农行行长在一片赞扬声中,又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些口袋里装满钱的大客商们,做出新的三项承诺:延长营业时间,由过去的12小时变成24小时服务;凡“星级客户”享受贷款优先;经商中发生金融问题紧急时可直接找行长……

主人召开这次会议对我和到会的那些客商们都是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看不出半点的做作。正是因为这一点,连我这个跟常熟银行无任何关系的人,听了行长的一项项承诺后,心头不知咋的也好一阵热乎乎的感觉。

散会时,我找了一位福建客商请他谈谈对当地银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做法的直接感受。因为这位老板当时就要去交易一笔生意,他只在我的采访本上匆匆写了八个字:“肝胆相照,坚强后盾”。

“作家同志,我指的不单是常熟银行……”已走出了很远,这位福建老板回过头对我说。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我明白其意,并更明白其意的分量。

从服装城形成的那天起,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工商、交通、公安、金融等那些以往被广大个体经营者称为“见了就怕”的管理部门,放下架子,坚持不懈地以服务者的形象和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市场、出现在经营者之中。他们宣传的是“你经商,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困难,我帮助;你亏本,我同情;你违法,我查处”的办场原则。他们倡导的是“实行宽容政策,创造宽松环境;上下齐抓共管,不留文明死角”的工作标准。他们力求的是“确保客商进得来、留得住、赚得着、睡得稳……”的完善服务。而仅仅上面这三句话,要把它做到做好,就足见其苦心了。然而服装市场的经营者们说:这里的管理部门说的与做的确实一样。

你不妨试一下去工商、税务部门办套营业手续,你会发现只须半天时间就全能办完。

你不妨试一下在这客商云集的庞大市场里报次案,你会发现不出三五分钟,商场的保安员、“110”警务站的快速行动干警会即刻出现在你面前。

你不妨试一下想存一笔钱,这里的33个储蓄所你可举步即至……

在一个市场,赚钱者和被赚钱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常是矛盾和对立的。在我们所知和不知的许多本来不错的市场,搞到后来慢慢衰落与消失了的主要原因,常常就是出在赚钱者和被赚钱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对立上。常熟服装城并非不是没有这种矛盾和对立,然而常熟人用自己的心和真诚彻底化解了这种矛盾与对立,把在市场商业行为中单纯的相互赚钱的关系,变成了相通互利的社会主义合作发展关系。

“市场至上,客商至上,服务至上。”服装城的主力市场、“招商场”总经理马盛元的话,掏出了他们在管理和对待市场与客商问题上取得成功的真谛。

以“招商场”为例,这个如今拥有好几个亿固定资产的服装城的“王府井”市场,是20年前的前任总经理顾邦君靠那么60万元借款,在湖泾村的“一亩三分地”上一步一步滚起来的超级商场,从创建开始到今天,一直坚持着“招徕商贾,荟萃信息;搞活流通,服务城乡;立足本市,面向全国”的办场宗旨。现今也已当了六七年“老总”的马盛元告诉我,商场现在的实际固定资产约为4个亿,每年“招商场”有2000万元的利润。我一听,心想当这样的老板实在可以高枕无忧了。但马盛元却说,要是我商场的账上钱特别多,我就有些睡不着觉,因为这就说明我办市场的工作出现了问题。你想,我的钱是办市场赚来的,严格说,是因为每天有那么几万十几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板们在这儿经商才使我们有了钱,而要是我们钱多了,存在银行里不动,不就说明我们市场的发展及各项服务工作没做好没做周全吗?

“商界有句‘不会赚钱的老板存钱,会赚钱的老板用钱’,说的是不是与你一个意思?”我忽然想起哪本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便请教起马总。他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商界确有一批会赚钱的老板很少把资金存在银行不动,他们努力把赚来的钱投进去是为了自己赚更多更大的钱。但对我们“招商场”就不全是这样了。市场市场,为的是让客商们有经商之市,有赚钱之场。如果办市场的人不把眼光放在如何办好市场,而把目光只盯在自己怎样赚钱上,那这个市场必衰无疑。“当然,我也用不着给自己涂脂抹粉。说我们一点不想赚钱也是假,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首先要把市场办好。这个好不是你自己说的,也不是一两个客商一两篇报道说好就好,要看整体,要看是不是留住了客商,是不是绝大多数的经商者赚到钱了,而且还要看赚钱是不是能永久能升值”。

又是一个新鲜观点。我问:“什么情况下赚的钱能永久能升值呀?”

“那就得看这个市场是否有长久的寿命,是否有超越于别人的足够优势。”

“如果做到了这两点,又如何来理解让客商赚永久钱赚升值钱?特别是升值钱,怎么个升值法?”

“永久的市场对客商来说就可以赚到永久的钱。我们常熟服装城自创建以来10年有余,现在的几万个老板十几万个批发商也基本上一直是固定的,特别是对我们本地以及周围地区的几十万农民服装生产商,他们的经济收入几乎是与服装市场共命运。服装市场永久,他们的经济也永久;反过来说,他们的服装和生产业的永久,也促进了服装市场的永久。至于说到赚升值钱,这要看市场本身的发展和内部的运行机制。在我们常熟服装城开办的十几年间,所有经商者凡租赁市场摊位和门市的基本都是年年经营赚钱、摊位和门市也年年升值……”马盛元的这一番解释,方令我对常熟市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马盛元告诉我,他还曾因自己的年终奖太多而睡不着过。按他作为一个年创收利润2000多万元的商场总经理,他每年可以拿十几万元的奖金,但马盛元当“老总”六七年中从没拿过这么多。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一、如果我拿了,心里不平衡,我是个党员。二、如果我拿了,下面那么多经理、科长怎么办?三、如果我拿了,是不是说明我的市场各项工作都做得无可挑剔了?事实不是这样,市场管理上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不能拿。

这就是一个常熟农民市场管理者的胸怀。

在我采访的那些日子里,亲眼目睹了这样一批有头脑、有干劲、有远见、有胸怀的市场管理者与开拓进取者的风采——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无意在商场碰到了徐国强书记。我问他为什么假日都不休息,他说一到上班时间就有许多事推着你去干,周日就有了些空,一空便想下来找干部找客商们聊聊,一聊,事情就出来了,那又得逼你去干……

市场每天早6点开张,晚上6点关张。商城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也都得从早到晚地跟着商市的时间表走。市场经理们这样说,在他们的日程表上从来就没有星期天、节假日,360天,天天两班倒早已是他们的习惯。

为了给服装城、给万千商贾创造一个舒适的卫生环境,市委书记、市长等市领导班子成员亲自坐镇,组织指挥……

……

可以有一百个这样的镜头。可以有一百个这样的人物。所有这样的镜头和人物,都是在做一件共同的事,那就是建设市场,发展市场。20年来,常熟人为了这样一件事,他们投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建起了一个以服装、针织、布匹、小商品市场为主体,融新兴产业、经济交往、房地产业、金融流通、旅游服务、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现代化“城中城”——

这个“城中城”,有200条水陆线路,每天联结着除西藏外的全国所有省市区的2000多个城乡商业网点;——

这个“城中城”,有30多个各具特色、各具规模的专业市场,每天在它的内部和周边完成着日创4000万元的贸易额;——

这个“城中城”,有千家农户舍出自己的家园,有万台织机敞开自己的胸怀,每天安顿和留住了20多万经商的外地老板与打工妹……

有一位台商告诉我,前年底他在旅店丢失了证件、护照和钱物,服装城的公安人员仅用半小时就在苏州车站将小偷抓获。这里装备精良、措施严密的保安系统令他来此投资与经商十分放心。

有一位浙江客商告诉我,那年广州的一位老板与他发生一笔货款纠纷,无奈中他求助工商局的同志。工商局的同志二话没说,竟几下南方帮助把货款如数追回。

有一位安徽的“计生”干部告诉我,她所在的县有几万名育龄妇女在外打工,如何做好这些长年在外的“超生游击队员”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最令她和政府头疼的事。可她对在常熟市场上的数百名她所在县的育龄妇女十分放心,原因是常熟服装城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替他们做得比自己还好。而服装城的“计生”干部丁巧玲介绍说,她管辖的12000多名在此经商的育龄妇女,自1992年来,年年保持计划生育率的100%和节育率的95%以上符合政策规定。她仅讲了一个她与同事为了让一位河南女客商做手术,亲自下厨房,上医院当“保姆”近一个月的经历,好不催人泪下……

常熟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让人放心、让人满意的赚钱与经商的好环境。而有了一个好的环境,便有了正如徐国强书记给市场下的定义那样:能赚钱+环境好=市场繁荣。

第五篇 有一颗行星叫常熟 第四章 小裁缝引发大革命

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喜庆的年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要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原来属于自己的“东方明珠”香港。

150年前,一个泱泱大国竟被西方的几艘炮舰打得割地求和;150年后,这个泱泱大国的12亿人全都沉浸在宝地失而复归的喜洋洋气氛之中。用150年的代价,换来这个不寻常的从耻到荣的结果,我们在喜庆之后,是否应该认真地进行一次历史的沉思。

结论并不复杂,因为过去我们穷,穷就挨打,受欺侮,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

1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个很短的一瞬间。同我们中国相比,当年打败我们的英国其本土、其人口、其历史,都不能同日而语,可是他们赢了,赢得让我们那些扎长辫子的祖宗们瑟瑟发抖。其实英国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了持续近两百年的那场“工业革命”。就是从18世纪就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这个欧洲西海岸的区区小国称雄世界,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发达、最富有的一流强国。即使到了20世纪,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庶国度之一,它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用我们现在的速度,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能达到。

英国人了不起在于它那场使它强大了近三四百年的“工业革命”。当我们今天有兴趣掀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发达的面纱时,竟发现它最早的“工业革命”动力源,与我们的常熟人开始市场经济的动力源同出一辙:都是一台纺织机!

工业革命前,英国原是个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农业国家,当时人称“快乐的英格兰”。它的居民有80%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英国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卖给欧洲邻国,这使得它的农业经济比当时任何国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业性质。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走过“圈地运动”和“海盗生涯”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便创纪元地进行了后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与人类进步的大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先肇始于棉纺织工业部门。当时英国有过这样一项法令: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但与此相反的棉纺织业则是英国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传统的束缚,这个部门的技术革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纺织业有两个重要门类:纺纱与织布。这两者必须保持平衡,生产才能正常。可是在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钟表匠发明的飞梭,完全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用飞梭取代手工引线,使织布效率提高了几倍,这样纺纱的人就赶不上织布的了。这“纱荒”潮让英国人着实头疼了整整30多年,直到1765年有位名叫哈格里夫斯的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才算透了口气。

大胡子哈格里夫斯每天下班后看着妻子珍妮很劳累地纺着纱,心疼地叫爱妻早些休息。珍妮“哎”了一声,手一松,不慎将纺车碰翻在地,纺车则仍带着那只锭子飞旋着。哈格里夫斯看着看着,突发灵感:如果把几个锭子同时竖起来,效率不就可以比横锭纺纱车快出几倍吗?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哈格里夫斯一早起来就干开了他拿手的木工活计,一台多锭纺纱机很快就在这位英格兰汉子手下完成。妻子一试,连声“OK”!为了表示这台机器是给爱妻的礼物,哈格里夫斯特意把它取名为“珍妮纺纱机”。就是木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的这台小机器,连我们伟大的恩格斯都这样评论道:“珍妮纺纱机降低了棉纱的生产费用,从而扩大了市场,给工业以最初的推动力。”瞧,小小的“珍妮纺纱机”多了不起!

但是“珍妮纺纱机”还有更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诞生还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大胡子哈格里夫斯给爱妻做的一台小小的纺纱机怎么可能与我们伟大的阶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在了一起呢?只要我们细细看一下后来因“珍妮纺纱机”而引发的一系列工业革命运动,就会明白事实正是如此。

当时在英国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增加,织工的工资不断上涨。因此一些原来织布的工人开始放弃以往兼营农业生产而专司织布业,这样就在英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无产者。他们没有了自己的财产,只靠工薪维持生活。此外,“珍妮纺纱机”的问世还促进了纺织业中分工的发展,结束了过去那种纺纱与织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产关系。操作“珍妮纺纱机”是个力气活,男人们就渐渐成了这职业的主导群体。许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从事的纺纱工作得来的钱维持生活。同时,另一些家庭因为买不起“珍妮纺纱机”,使用过时的手摇纺纱机又无济于事,于是干脆放弃手摇纺纱而专门从事织布。这样纺纱与织布同在一个家庭完成的现象彻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显的职业分工。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分工,由于各司其专业,使得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专业化的加剧又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明显。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无产阶级也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具自己阶级的特征。

“珍妮纺纱机”的历史功绩,似乎超越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所给予它的评价。它诞生后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崭新阶级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强大活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突飞猛进。

随着“珍妮纺纱机”带动的纱绽日渐增多,以人力作为纺纱动力显然越来越难以胜任。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特,在哈格里夫斯基础上发明了能解决动力因素的水力纺织机。这使得整个英国纺织业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真正推进了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所以别看理发师的技术是从一位木匠那儿窃来的(当然毕竟阿克莱特有其自己的创造),但在普遍意义上人们还是一直把他当做英国近代工厂制度的始作俑者,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也赞同。

木匠哈格里夫斯和理发师阿克莱特的发明,为英国社会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革命。这三大革命后来由英国发展到周边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过去我们一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归功在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上,是有误的。其实瓦特的这一人类性发明,是完全始于“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织机的基础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机最初应用,也仅是为纺织工业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珍妮纺纱机”开始,至水力纺织机,到瓦特的蒸汽机,英国社会的一场后来曾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英国人靠一台“珍妮纺纱机”改变了自己,创造了财富,同时,它也改变了人类,包括出现了后来像我们的香港被它掠夺走的命运。一台“珍妮纺纱机”带给英国人更多的是文明与进步,对人类也是这样。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熟人,或许自己尚不清楚他们正在走的路,与现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的经济最初发展模式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会想到,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想、这么比较。但有一点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许多追求、许多举措、许多创新,实质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当时自身优势,把握机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财富及自我发展所抱有的创造天性、本能追求,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与当年工业起步时的英国人在生产力发展现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十分地不同。当年的英国人运用纺织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常熟人运用纺织机则是生产关系出现改变时的一种有序进步。但对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同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同一种结论,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常熟人,他们从自我发展的自我条件出发,同样依靠一台纺织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即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预计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国人一样后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命运那样,激动人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纺织机,终有一天也会让世人所惊叹!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工业化、商品化、资源化、财富化、实力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显示了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讲,没有人这么去想而已。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人们有所认识。常熟人的经验,或许在更长一些时间后,更能让人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所起的某种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暂时让我放弃这种预言,带着读者们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而带来的那场正在涌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吧。

常熟这场革命的产生,首先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棉纺业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常熟这个地名始于宋代,当时的官人取名这块“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地为“常熟”,可谓聪明备至。常熟常熟,常种常熟。常熟常熟,种什么熟什么。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谢先圣虞仲开垦出来的那片让老天爷都无法拒绝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又都以与人们生计十分紧密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为起点。常熟作为粮棉产地,又近靠上海、苏州等城市,这时期便出现了一批商人到这里办厂的浪潮。如江西籍盐商独资27万两银元,于光绪三十年在常熟支塘镇建的“裕泰纱厂”便是一例。此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中国早期纺织工业可算非同一般。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无锡商人到常熟开厂,形成了常熟纺织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是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工厂又为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而纷纷搬到离城不远的常熟乡村,这客观上又使常熟纺织工业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实上述原因还远非常熟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纺织业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当地人民走向市场经济的“火车头”,主要还是常熟人自身的条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浒浦镇,人们告诉我一个很有点像18世纪中叶的那个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大胡子哈格里夫斯式的人物,不过这个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将之故,还是她生来就有灵仙之气,父母给她起了如此一个名字。根仙生于1884年,卒于1978年,是位有94岁高龄的老寿星。在她的家乡浒浦镇大居家宅基,乡亲们为她塑了一尊像,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乡们自发地为一位平民农妇塑的像。在常熟市内,政府也为季根仙塑过像。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创汇产品中有一样就是在世界手工艺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边”。而中国的“常熟花边”的开山鼻祖,便是季根仙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农妇。

1919年,家境贫困的青年妇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汇投亲,经妹夫介绍,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后跟教堂一位外国修女学手绣花边,时约半年。因季根仙心灵手巧,所绣的花边不但超众,且在工艺上既承外国之技术,又融中国传统手工之精华,在质量上堪称开辟花边之一代先河。后季根仙回故里浒浦便开始以刺绣花边为业,这时总有邻近姑嫂姐妹结群前来观赏。因当时刺绣花边工价较高,且又是手头针线活,学起来也并不费劲,所以每当季根仙做活时就四周拥满学艺者。为了让众农家姐妹们也能学到刺绣花边的技术,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桥居氏一大厅开始正式传授刺绣花边技术兼营发放业务。由于绣花边能使妇女们不仅更加心灵手巧,而且有了一门其收入远超于其他农家副业的本领,所以到季根仙那儿学艺的人蜂拥而至,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到20年代初常熟一带农村,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都学会了“做花边”。妇女们农闲在家做,农忙带到田头做,也可以在给孩子喂奶时剌上几针,也可以在做饭等火时绣上几行。等一张花边做完交活后,就可以换回数元数十元现钱。那些手巧的姑娘们三年五载下来由绣花边得来的私房钱,就足够办嫁妆用的了。刺绣花边的这种效应,使得后来常熟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会“做花边”,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边”快的姑娘小姐则当然成了婚嫁娶亲的抢手对象。如此的风俗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花边业的发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边商行多达300余家,而在常熟周边的县市也出现了数以百家的花边商行。解放后,由于常熟城内有了独立的花边出口业务,乡乡镇镇也都设立了花边收购发放站,所以农家妇女们的这种手工艺,便完全形成了一种地方产业,县里乡里还办了几家专门的花边厂,“常熟花边”也因此成了国家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出口产品而享誉世界。

1978年,94岁高龄的“花边皇后”谢世,两年之后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边”,荣获国家金质奖。

季根仙的“花边传播现象”,看起来似乎很寻常,其实却深刻地揭示了当地人心灵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业敏锐性。说到常熟季根仙的“花边现象”,我不能不在这儿说一说常熟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小裁缝现象”。所谓的“小裁缝”,在当地是人们对那些靠做衣服为生的手艺人群体的一种称呼。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常熟“小裁缝”。读者知道北京有个“红都”服装店,它生产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装。然而“红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谁,也许没有人说得上来。常熟人却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的“小裁缝”——田阿桐。

常熟是著名的棉花产区,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了农民自产自用的土布纺织业。土布纺织业日趋成熟后,便出现了一大批与木匠、泥瓦匠并称当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缝”。特别是20世纪初至解放后,随着脚踩的“洋机”越来越多地替代手工缝剪之后,江南特别是像常熟这样的棉区,几乎村村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小裁缝。在尚未有市场经济时,小裁缝完全是一群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走东家串西村地为近邻远亲裁衣缝裤,一天最多能挣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然而尽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纯靠干农活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话说,那小裁缝就算是“白领人”了。因为他不用晒太阳,不用抓粪灰,而且还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饭付工钱)。所以,小裁缝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苏南一带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个小裁缝做对象在当地可算一门“高攀”的亲事了。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小裁缝就遍地皆是——尽管有的一个月接不上一两桩活,但这并不影响学裁缝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到了7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南一带广大农民先是有了较好的吃,后来又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后来,穿好就成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了。于是江南一带的小裁缝,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华东地区爆出了一个令中国纺织业同行们震惊的新闻:常熟小镇王市在自己的小镇上举办了一个“农民时装节”。此事在当时不仅引起国内强烈反响,就连外国数家报纸都相继报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像时装节这样极为高雅的服饰艺术的专业盛会,只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赏得了,非一定水准的大中城市不能举办。那些脚上带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搞这样的活动呢?确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几乎全是在种棉花的地里、卖棉花的路上、织棉花做服装的厂里举办由清一色种棉花的人、卖棉花的人、织棉布做服装的人唱主角的“农民时装节”,抱有怀疑。但后来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张瑞芳所说,她开始便是考虑农民兄弟的面子才接受邀请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镇后这位大明星激动得直掉眼泪。她说她从50年代开始一直演了几十年的农村妇女,以前一演这种角色,导演就让穿有补丁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农村妇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镇参加农民时装节一看,她们人人穿得那么漂漂亮亮的,我以后再演农村妇女时就可以对导演说,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镇的时装节如今已办了好几届,且办出了名。费孝通先生曾对小镇时装节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王市小镇,衣被天下”的题词。说到王市的农民时装节,就不能不说支撑这个时装节的“秋艳”服装了。而今驰名中外的“秋艳”时装,就出在这个王市小镇上。常熟人自豪地向我介绍,他们的“秋艳”作为名牌服装产品,是江苏服装行业最先的一个免检产品。作为企业集团,它名列全国500家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前茅,年产值达两个多亿,利税3000万元。现有职工1200多人,每天生产5000套成衣,可企业自己没有一个专职产品推销员,它的产品年年都是别人追在屁股后面要。“秋艳”所在地的王市小镇,现在大大小小共有120多家服装厂,生意虽没能都像“秋艳”那么火,但全是属于“丰衣足食”。我了解后发现,所有这些厂的厂长是清一色的“小裁缝”出身。小镇当家人向我透露:王市之所以今天能在激烈的纺织业中独领风骚,就是因为这块土地上长期保有一千多名心灵手巧的小裁缝。就拿“秋艳”来说,六位厂级领导个个都是当年的小裁缝。在常熟本地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内行当厂长,裁缝打天下”。探究一下常熟服装业发展的因果,你会发现此话不无道理。

如今已有1.4亿资产的“秋艳”集团董事长、全国著名企业家潘炳福,想当年也仅是位吃百家饭的小裁缝。在“秋艳”的本部办公楼,我与这位驰骋“穿”场的大老板仅有一面之缘,但就这短短的瞬间,他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你说潘厂长的眼睛?那当然。他厉害的目光是出了名的。”常熟的服装同行一说起老潘的眼力,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

早在1980年初,那时“秋艳”才刚刚挂牌,没有半点名气。一次老潘在上海人立服装商店获悉:滑雪衫将取代中西式棉衣。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未出现这种新时装,但老潘认定滑雪衫必将风行中国市场。于是他果断决定转产,并亲自南下广州购料采样,回厂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色彩对比鲜明的独特的带帽女式滑雪衫。此款式一投放到市场就风靡上海城。那穿着最讲究的上海女人,当年为了买上一件“秋艳”牌滑雪衫,可以请上两天假去人立商场排队。据说那年仅人立商场一家,在一个星期内就卖了8万套这样的滑雪衫。

都说老潘爱用双眼去“扫市场”,而且口袋里还总带着三件宝:小剪刀、皮尺和计算器。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新款式、好面料时,他就用上自己的“三件宝”,然后回厂开动脑子,用不了几天就出个让同行眼红死的新产品。1983年的一天,老潘又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地开始“扫市场”,在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从众多穿中山装的人身上敏锐地发现已有一部分人开始着起紧身卡腰、线条优雅的西装了,可多数中国人当时仍相对保守。取两者之优,兼顾国人时尚,必胜无疑……老潘一边走一边心中已有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服式了。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用中长马裤呢做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新款服装一上市,又在上海并很快波及全国地掀起了一股“卡曲热”。

1984年,老潘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1987年,老潘推出毛呢“飞龙衫”、“木耳衫”;

再后来,老潘每月推出一个新产品,每天推出一个新产品,到现在一天推出三个以上的新产品……

“常熟小裁缝太厉害了!”一位与老潘屡次交手最终便不知如何再做服装生意的上海服装商如此感叹道。其实,包括上海服装商在内的中外服装界敌不过常熟“小裁缝”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常熟小裁缝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些吃百家饭的小手工艺人了,这些小裁缝他们后面的牌子都是一个个大企业家。他们之所以在市场上驰骋自如,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款式,自己决定生产,自己走入市场。面对这样的对手,所有一般意义上的服装商不甘拜下风才怪!

而且,常熟“小裁缝”还有一个更厉害之处,那就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说起这一点,我不得不给读者介绍另一位常熟“小裁缝”。

他就是以“波司登”品牌而驰名国际服装界的江苏康博集团总裁高德康先生。

你也许无法想象一个小裁缝出身的农民所生产的一个服装品牌就值1.58亿元,然而这是事实——对“波司登”品牌价值评估的是江苏省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这个机构是政府的权威部门。

常熟“小裁缝”高德康的康博集团,是一家以生产羽绒、牛仔等系列产品为主的国家级大型服装企业,拥有1.25亿元固定资产,全套引进美、日、法等国先进的服装生产流水线,其“波司登”系列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美、德、日、俄等十几个国家,是国家羽绒制品中唯一免检产品。1995年康博集团年产值超两亿元,创利税2850万元,列全国缝纫业十强之一。纺织业在西方人眼里是个即将步入暮年的“夕阳产业”,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夕阳产业”中,我们中国的一个农民,竟把它振兴得如此辉煌灿烂。

高德康是常熟白茆镇人。你别小看这个白茆小镇,它可是有不少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闻名遐迩的“白茆山歌”,不仅是我国东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还是日本民歌的鼻祖。以小镇名命名的“白茆塘”,是太湖至长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苏南水上交通要道。“白茆大米”更是过去皇宫里的佳肴。现今的白茆依然物产丰富,名流辈出。“波司登”名牌与老板高德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小裁缝于1975年出师,但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种极“左”思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死寂的中国大地重新开始有了些生机。就在这时,我们的小裁缝高德康不甘寂寞,领着他的11位师兄师弟组成了“康博”的前身——白茆山泾村缝纫组,全部家当是他们自己的8台缝纫机。在开始的许多年里,像所有常熟“小裁缝”一样,高德康他们干的活不是来料加工就是替别人代做活。但后来情况就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

常熟离上海很近,所以上海很多名牌服装过去一直是采取由上海市内设计——常熟“小裁缝”做工——再回上海市场销售的方法。以上海为中心的我国南方服装生产业,几十年一直沿用着这样的方式,现在还是如此。常熟服装业今天为什么会立于不败之地是有其特殊的区域原因的。上面已讲述过,常熟本身是产棉区,土布交易和服装自制业的历史又悠久,小裁缝多就必然造成制服工艺的不断精细与提高。后来加上像上海这样文明程度和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城市的新技术、新款式、新思想不断输入,常熟小裁缝们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异常之快。又因为常熟小裁缝的勤学肯钻,他们与大服装商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快由过去的“主仆”关系到后来的合作关系(你上海是设计与市场的老板,我常熟是加工和原料的老板),再后来就变成了我常熟小裁缝是掌握原料、掌握设计、掌握工艺当然也掌握高利润的大老板,你上海人就只能当市场销售的小老板了。

高德康走的就是这条路。

他和他的缝纫组给别人“打工”的时间不算短。后来有两件事促使高德康从为别人“打工”的小裁缝变成了走入市场的大老板。一件事是他一次带着自己厂生产的针织涤纶服装到开封市场销售,因产品质量过硬,一下全销了出去。尝到甜头的高德康从那起就有了一个信念:应该早日打出自己的产品,尽快结束为人“打工”的局面。1989年,高德康的“缝纫组”此时也早已在3年前改成了“白茆服装厂”,这一年他们与上海天工服装厂联营并实际由高德康他们唱主角的“秀士登”羽绒服投入市场后风靡华东,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双方工厂都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但高德康从自身企业发展出发,开始了更审慎的思考:自己的企业如一直采取与别人联营,打市场、拿品牌的是别人,而且从经济角度自己也是拿“小头”,横竖自己都是“冤大头”。不行,这种为别人作“嫁衣”的历史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1990年,高德康打出了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品牌“波司登”,精明的“小裁缝”一开始就到工商部门将这一牌名注册。他当时想的就像今天做到的那样:让真正土生土长的常熟“波司登”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国际一流质量与工艺的名牌产品,去豪迈地占领世界市场!

“小裁缝”高德康清楚,有过“秀士登”的成功,并不就代表“波司登”也能有名牌效应,质量无疑是一个品牌成与败的关键。而质量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一个企业的人员整体素质、原料把关与先进技术设备等诸多内容。为此,我们的“小裁缝”一出手就来了个大手笔,筹资3000万元,引进一批用计算机控制的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来取代双脚踩踏的老式缝纫机,当然常熟“小裁缝”特有的手上功夫是不能丢的,而且只能加强。第二步是确定企业战略,把“波司登”作为未来国际名牌从里到外地全方位包装。高德康清楚,他当年与上海人合作打出“秀士登”名牌就是因为质量与工艺胜于别人,而现在他的“波司登”要超越“秀士登”,并且目标又是放在世界级水平之上,不在生产流程中一丝不苟地苛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为此,我们的“小裁缝”向全体员工提出这样的苛刻要求:“产品不达国家纺织部颁布的标准不出厂,产品工艺不达国际一流水平的不进市场,产品不达最佳设计不送向消费者。”后来,高德康的这些要求在自己的厂里都得到了实现,因而他的“波司登”也很快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服装界的东方黑马”雅称——

1993年,“小裁缝”的“康博集团”被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心授予“全国缝纫业十强企业”称号;

1994年11月,“波司登”羽绒服、羽绒被在“首届中国羽绒名牌产品推荐活动”中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名牌”榜首;

1995年6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江苏省免检产品”;

同年8月,“波司登”羽绒服又被国家授予“中国公认名牌产品”;

同年9月,“波司登”羽绒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名牌服装服饰博览会获“名牌金奖”。

同年10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制品专业委员会监制产品”、“国家服装质量监督中心跟踪产品”;

还是这年的11月,“波司登”服装被确认为“全国服装市场认可名牌商品”;

1996年2月,“波司登”羽绒服装获江苏省产品采用国际标准验收合格证书;

同年5月,“波司登”作为唯一的羽绒服特许产品进入亚特兰大奥运会。

……

10余年中,“波司登”的品牌跃至全国同行之首,并牢牢地稳居头把交椅,并且驰名中外。

你读到这里是否与我一样深深地领教了常熟“小裁缝”的真正厉害之处了?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一先进性,常常最有力的就是它的民族技术先进性。我说常熟不败讲的就是它在服装行业中那种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势,恐怕是任何一个别的地区、别的国家都难以战胜的,而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常熟“小裁缝”掀起的“波司登”浪潮,我想我和许多北京的男士女士们都会有深刻印象。那冬日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波司登”会带着御寒的丝丝暖意迎面而来;即使是炎热的夏季,“波司登”那秀丽逼人的广告宣传也会随时传入你的感官。

常熟“小裁缝”就是这么厉害!其实,这种厉害仅仅只是常熟市场经济特征的表象,真正厉害的地方既非一传十、十传百的季根仙,也非制造一竿子捅出去就让全世界人都为之震惊的“秋艳”现象和“波司登”飓风的那些“小裁缝”,真正厉害的是由女性为主体的“季根仙”们与男性为主体的“小裁缝”们联手结成的产销组合力量!

还有一个常熟人的故事不得不讲:

这个人现在的北京办事处就与我家的街道相对着——我是从《北京晚报》上接二连三的广告上看到的。这个常熟人什么都不是,他仅是个“捕蛇者”。人们都不会认识他本人是何等尊容——凡是蛇都怕他!但我们却可能都知道他所创造的那个教你明白“健康的皮肤从哪里来”(广告语)的营养食品——蛇粉“隆力奇”。

“隆力奇”的主人叫徐之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那篇充满传奇色彩的“捕蛇者说”吧!

徐之伟的家在常熟与苏州之间的“常熟南大门”辛庄镇界善村。这位被人冠名“中国蛇王”的捕蛇者,现在拥有的“中华东方蛇园”资产达6000万元、年产1.58亿、年利税2000多万元,可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个连蛇都不易见到的一片水乡沃土。“蛇王”开始并不与蛇打交道,因为是“富农”子女,他读小学成绩年年全班第一却没能跨进中学大门。13岁他就跟大人一起翻地、挑担;16岁开始就已经干起农活中最繁重的罱河泥、摇船、拉纤等活。也许为了改变一下命运,18岁时他干起了吃百家饭的木匠。3年出师后,因手艺高超,一连带了8个徒弟。这之后,师徒9人走南闯北,生意越做越红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这位昔日只有干活的份、不能抬头看人的“小富农”,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当时界善村因附近有个乐器厂需要大量蛇皮,结果不少农民就在农闲时当起了“捕蛇者”。徐之伟也就在这时候加入了“捕蛇者”的行列。

干就得干出个样子。徐之伟兄弟4人在1981年一开春,穿着荷花布鞋,两脚绑着布条,身背竹篓,手提钩棒,从江苏到浙江,又辗转到江西和湖南洞庭湖。他们披星戴月,时而穿草丛,时而钻芦苇,常常为逮一条蛇要蹲在湿地里数小时……那是一种真正的艰辛、真正的困苦、真正的危险,但徐之伟感到苦中有乐,这种乐是当他在与恶劣环境和毒蛇猛兽的较量中成为胜利者时才有的。

后来他不再当小“捕蛇者”了,他开设了店铺,成为专门经销和收购蛇类,并经营蛇皮、蛇肉、蛇胆等蛇生意的大“捕蛇者”。他因此也开始扬眉吐气地穿上西服革履,又用了没几年时间,成了一个名声显赫的“蛇王”。

穿西服革履的“蛇王”,依然是一副当年头戴草帽、肩背竹篓、目光敏捷的“捕蛇者”的模样。他细细读着《本草纲目·蛇篇》上说的:“蛇,能内走脏腑,外切皮肤,清热于肌之内,克毒于皮肤之外。然蝮蛇以治身痒癣风见长,乌梢蛇以祛风湿、舒筋血见长,水蛇以散疮毒、治恶疮见长也……”“有了!我要生产独一无二的蛇粉保健品,以治国人之多种顽疾!”

“蛇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沈阳药科大学生化教研室主任、蛇药专家陈建智。陈教授连连称其好,并提出将蝮蛇、乌梢蛇、水蛇这3种优良蛇种合为一体,制出一种全新的蛇粉保健品。于是,1992年在常熟蛇业公司、苏州苏华实业公司和香港星辰公司共同努力下,“蛇王”徐之伟的“东方蛇园”宣告成立。随之他推出的“隆力奇”系列蛇粉保健食品、蛇粉珍珠粉、蛇皮制品、蛇药……迅速占据市场,成为全国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名牌产品和百姓信得过保健食品与药物。1993年“隆力奇”荣获印度尼西亚“中国医药卫生科技成就展览会”大奖,1994年又获国家林业部名特优新产品银奖,1995年被上海评为“上海市场放心产品”。与此同时,“蛇王”的蛇皮产品更是大打出手,远销美国和西欧市场的年出口量就达5000多万元。

1986年8月28日这一天,我们的“蛇王”异常兴奋,这一天正是他的“江苏隆力奇集团”成立十周年之日。听一听这回“蛇王”又是怎么说的——

“过去10年,我们‘隆力奇’从一个乡镇企业发展成在全国同行业中市场占有量和产品质量都为第一的企业。在第二个10年起步之时,我们‘隆力奇’已经确定了战略方向,那就是——总部设上海、驻足在香港、左右东南亚、影响全世界……”

“隆力奇”现在的年销售额超过20亿!

听听,这就是来自常熟的声音、常熟的威力。

这就是有无数男女老少参与的那种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广泛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常熟大市场。

在为共和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的家乡常熟支塘镇,我耳闻目睹了一个几乎是在瞬间形成的华东第一大副食品市场,其实目前还没听说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副食品批发和交易的市场,所以这个在并不为人所知的小镇边迅速崛起的副食品市场,也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和唯一的呢!

支塘是个乡级小镇,只是因它紧挨着204国道和支塘镇边有个闻名全国的“阿里山”瓜子厂,所以造就了这个小镇汽车站前那么一块可以做些小买卖的黄金地段。这个市场的形成过程跟常熟“中国服装城”很相似,由开始的马路地摊小贩,到后来的万户商贾云集。但它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却与服装城不尽相同。常熟服装市场从初期到现今的成熟阶段用了10年时间,而且仿佛是人们一觉醒来形成了现在这么规模宏大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常熟本身就是个“纺织之乡”和具有成千上万的国有、集体、私营服装厂以及几十万农民服装加工者的直接参与。支塘副食品市场则不同,从速度而言,它的今天可以说就是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昨天,从发展前途看,常熟“中国服装城”的今天可能就是支塘副食品市场的明天。但支塘形成的这个新市场,其经销的形式与内容除了最初的一些“炒品业”与本地优势有些联系外,如今这儿市场上销售交易的物品几乎与当地产品无任何关系。譬如香烟、酒类,譬如饮料、糖果,譬如保健食品、旅游方便餐这些东西,都不是本地货但在这儿应有尽有,你在京城或上海、广州见得到的“可口可乐”、“健力宝”、“维维豆奶”、“康师傅方便面”、“上海大白兔奶糖”、“红塔山”等等这样的名牌,在支塘这儿都有。而且这个市场上你见不到这些名牌产品的假货,因为所有这些厂家都在这儿有直接的代理商或办事处。这里的货品还有个特点:一律都是出厂价。那些千里之外的名牌厂家不惜长途跋涉将货品运达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上,与客户进行出厂价交易本身,就说明支塘市场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支塘副食品市场目前年营业额已达30亿元,而且每年正以40%的速度在递增。它靠的是什么?一不靠自我优势,二不靠天时地利,而是靠常熟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人和与商旺!是的,探究福地常熟大地今天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无处不商、无处不市的一派繁荣景象的原因,归结一点:就是这儿的人们遵循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本地实际,富有创造性地营造出了一个人和与商旺的新天地。

然而“人和商旺”的繁荣景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和谁都能创造得了的。也许我们看一看常熟的干部们、企业家们和广大从事经营的农民们那种务实、求实、实干的精神后,会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常熟常熟,熟了你就常来。

你常来了就知道这块热土真的越显成熟,她成熟于科学发展,成熟于社会和谐……

第六篇 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第一章 你真的认识中山吗?

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也许并不奇怪。一个人要爱上另一个城市就不那么简单了。

广东省中山市能让许多去过的人都爱上她,足以说明这个城市的魅力。

我来自北京,从小在江南的苏州长大,似乎让我再去钟情哪个城市并不容易,但我竟然也爱上了中山!这说明了什么?我自己都有些诧异。然而,中山确实让我深深地迷恋上了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去了四五次,这或许是一种说明。到中山,并非休闲,虽肩负紧张的采访但仍感惬意。

这个小城,很美。7月,太阳向地球狂热地表达着她的激情!在中山小城随处可闻的花木香气和满眼的翠绿,似乎让你忘记了这是炎热的夏季,空气中总掺杂着海滨城市独有的湿润,让你情不自禁地想张开灵感的翅膀,欲诗欲吟……漫步于静穆的夏夜,温情的晚风轻拂着一张张友善的面庞,好客勤劳的小城人此刻也放下了紧张的工作,或散步或随着音乐在灯光如幻的公园广场上翩翩起舞……怎能不爱小城?!

一位年轻人和我攀谈起来。一问,他说他是刚来中山的,并且意外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的事。单位的主管告诉我:只要我定下到这儿落户,就会得到市政府、镇政府和所在单位的几十万元的各种补贴,还可以每年有10万至20多万元的创业基金和每月1500元的生活津贴,另外还能有一套房子……这样的好事哪儿去找?”一位年轻的博士说。他不慷慨激昂才怪呢!

另一位满口广东话的小伙子抿抿嘴,笑着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甚至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不给:“对不起,我今天要赶去巴黎的航班,那儿的一个国际博览会需要我去签约……”他来自号称“中国灯都”的古镇。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名扬全球,每年有200多亿产品销售海内外。

感受一个城市的优雅与美,用不着别人指点和介绍,只要你去体味便是。

在当今中国,尤其是被称之为“世界工厂”的珠江三角洲,你想感受哪一个城市还具有优雅和美,怕不容易。或许中山不是唯一的,但极少有谁可与中山相比!

在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今天,我们在看待和衡量一个城市与地区时,总会首先询问一下它的经济发展指标。毫无疑问这并没有多少错。但询问之后人们再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社会形态时,就会有另一种并不舒服的感受,常常是GDP很高了,城市和环境却无法叫人忍受……然而中山不是。中山的GDP同样高速增长,2005年达到880.20亿元,人均为36207元。一个人口不到140万人的地级市,每年创下的财政和国民生产总值却超过中西部地区不少省区的水平!关键是,百姓口袋里的钱更多,生活的质量更是滋润无比……

城市的优雅与美,可以产生一种令人舒服的心境。而中山的优雅与美,不仅仅是外在的建筑物与生态环境,更是这儿的政通人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

那是一个公休的假日。由市民成为“嘉宾”的“城市论坛”上,一位小学生在看到众多大人们的一个个建言献策,被市领导们接纳后,忍不住也将自己的小手高高举起:叔叔阿姨,我可以提个意见吗?当然可以!论坛主持人笑着回答:你也是我们中山市的小公民,有什么好建议、好意见,尽管说来听听。受到鼓励的小朋友说:“以后建新公园,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们小朋友,给我们建一些又好玩、又刺激的体育、游泳设施!”“好嘛,这意见好!”事后,决策者欣然接纳了这位小朋友的建言。

这是中山“政通人和”的小小一隅。

每年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元宵节。这一天,中山有个与众不同的传统:全市人民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会自觉地加入一个特别的盛会,那便是他们持续了20年的“慈善万人行”活动。“富而向善,富而行善。”4个多亿由百姓自愿募捐的钱,表达了富裕起来的中山和那些在中山创业与打工的“新中山人”,一次次重新演绎着先哲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与伟大。

文脉殷殷,城郭彰显。

今天的中山人精神除了“博爱”两字,还有“创新”、“包容”与“和谐”六字。毫无疑问,“博爱”是中山精神的魂与核,有了它,“创新”、“包容”与“和谐”将是自然和必然的。博爱,会使创新更具明确的价值取向;博爱,使包容变得更加温馨与细腻;博爱,产生人性与和谐。

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我想人类进入21世纪了,在这话后面应加上一句:“今有中山”。中山之美,当与苏杭相比,更胜人间天堂。

但中山人并不满足。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山人……

中山不是她的原名。中山原名香山。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时,辖现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等的区域叫香山县。香山建县850余年,历史几度变迁,现今的中山市则是香山的根基。

香山更名为中山,是因为20世纪的香山大地上出了个伟人——孙中山。1925年,在香山的另一位名士唐绍仪先生的提议下,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将香山更名为中山,以志对已故中山先生之永久纪念。中山,因此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伟人的名字命名的地级市。

孙文何以起名中山,是件非常偶然的事:1897年,在日本流亡的孙文先生因投宿一家旅馆,取名为中山樵。后革命党人便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二字,冠于一个伟大人物的身上,从此变得不凡。

中山先生生前并没有对自己名字作过任何解释。但从字义而解,可谓“中国之山”,这也许是笔者的浅见。然而中山确实显示的是一种力量,一种端庄的力量,一种充满正气感的端庄之美与力感。

难道不是吗?中山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他的全部伟大功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关闭了几千年的封建之门,他开启了四万万人的新纪元。

他一生奉行的“天下为公”的博爱理念,正是中山精神的端庄之美的最高境界。

他矢志坚守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正是他从博爱理念,延伸至自由与平等,使人类的端庄之美向崇高之美升华的一种永恒的追求。

他自行设计的“中山服”,也已成为人类服饰中最为经典的百年时尚。

中山先生留给中国和人类的遗产本身就如同中国的山一样巍峨、浩荡。同样,中山先生留给故乡人民的则更无法形容。中山的每寸土地,荡漾和滋润着这位先哲的浩浩恩泽……但在中山大地上,孙中山先生的伟人之气还不是唯一和绝后的。

在现今的中山市孙文西路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份毛泽东所写的借书条:“泳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有史记载,毛泽东父亲在一场诉讼中,由于对手在法庭上巧妙地引用了一句经书语而败诉,由此深刻教训,少年毛泽东要苦读经书。一日,毛泽东从表兄处借得《盛世危言》一书,从此爱不释手,并成为终身挚爱。《盛世危言》作者正是中山人士,名曰:郑观应。此人比孙中山先生年长24岁,他的这部《盛世危言》竟然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

在喊出“盛世危言”和“振兴中华”的郑观应与孙中山之前,香山还出过另一位高扬“西学东渐”的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这位1854年就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的香山人,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使中国在19世纪就有了四批幼童出洋留学的历史,也才有了后来的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唐国安等民族英雄和民主先驱……

中山因革命先驱中山先生而得名。但中山绝非因一代伟人而失淹自己特有的本色。

站在珠江之口,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中山这片临洋之地,你会有种全新的感受,这感受源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作为著名的中国门户之一,中山从16世纪中叶开始,就成为华夏儿女了解世界和向外开拓的一个桥头堡。而身处这个桥头堡的中山人,怀着“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带着冒险的冲动和致富的梦想,远涉重洋,将东方的文化与陶瓷带到异国他乡,同时又将西方的文化与洋货带回香山。无论是“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中山人勤俭淳厚、敢为人先的印记,永远地铭刻在历史的传承之中。

侨乡的中山,交融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买办与买办阶级的产生,平衡着两个不同世界里的物质和科技的进步与落后。从上世纪初始,中山人就已经习惯了那些拖着长辫、说着洋文的“老乡”串巷走户。在翠亨村,我们能看到孙中山自己设计的那幢欧式洋楼,与周边充满岭南风情的民居如此和谐地牵手,便是中山侨乡文化最典型的例证。

今日之中国,我们言必称市场经济,其实说的就是商道。而中国的近代,最重商贸之道、最精于商贸之术的即是中山人士。且不说像郑观应和孙中山这样的名士所倡导的“商战”、“商务”之道,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单说当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四大百货公司的开办者竟皆为中山人。他们是:先施公司的马应彪,永安公司的郭泉、郭乐兄弟,新新公司的刘锡基、李敏周和大新公司的蔡兴与蔡昌。现今街头我们仍能经常听到的什么“明码标价”、“顾客永远是对的”、“有奖销售”等等,都是中山商人在百年前就发明了的东西。

开放务实,中西融会,与时俱进,中山人就是靠这样的精气神,凝炼出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与气质,并最终将“中山”两字陶冶得金光灿烂。

中山的人文历史充满着无限魅力,她让旁人无法比拟。但这不是中山的根本。中山的真正魅力,只有在你一步步深入了解她的时候,才更有味道,更知其意。

现今的中山面积共有1800平方公里,与旧时的香山辖地缩小了许多,作为一个县级市直接升格为地级市,中山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担子丝毫没有减少,反之变得更加突出和耀眼。

因为与历史伟人的名字联在一起,人们看待中山和中山人看待世界必须是另一种目光。这目光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焦,又从这里伸向远方……

居珠江出海口之西,又与大海相连,江海交汇。于是中山把目光伸向东去、再东去……

这一天,一个来自中山的声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城内回荡:

“在这里,请允许我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向各位介绍我的祖国、我的家乡。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有着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创造出丰富灿烂的文化。她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一起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是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源地。中华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她拥有13亿人口,人均拥有资源量少。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资源总量除以13亿就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意味着,中国要跨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碰到的困难会很多。尽管如此,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逐步走向富裕……现在,人们在财富增长中追求幸福,在社会文明进步中享受自由,在不断满足物质和文化需求中安居乐业。期望各位更多地了解中国、关注中国。

“我的家乡中山市,位于中国的南方,广东省的中南部,毗邻香港和澳门……今天的中山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城市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中等城市。去年,城市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的第十二位。现在,排名世界500强的企业在中山兴办了20多家企业,常住中山的外国人有1400多人,中山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国际市场。

“中山的发展为市民增加了财富,人们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目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8.5%,已经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富裕标准;居民平均预期寿命76.2岁,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社会福利事业蓬勃发展,人们生活在富裕安康的家园里……1997年联合国将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人居奖’颁给中山,以表彰中山市政府在‘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近年来,中山获得国家授予的多项荣誉,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等等。去年又获得全国关于城市文明建设的最高奖项——全国文明城市。中山虽然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中山没有烟囱林立,相反却处处绿树成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哗——”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中山最近20多年的快速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么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中山经济从封闭式发展走向开放式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就是‘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山,还是以农业为主,局限于本市域内的发展,甚至与香港、澳门这些本属同一个地理单元、同一个自然经济区的城市,都少有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这种封闭发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落后、目光狭隘。我们发觉,中山的发展必须面向国内、面向世界,封闭式的发展没有前途。于是,我们开始用开放的思维来调整思路,用优惠的政策吸引投资。短时期内,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外的资本不断涌入,纺织、服装、五金、灯饰、家电、食品等传统产业产生了集群效应,医药、科技、生物工程、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电气机械和汽车配件等装备制造业开始兴起。城乡劳动力充分就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整个经济开始活跃。到2005年,中山已经拥有工业企业2.2万家。

“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之初,这是中山全面推行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是‘改革’,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在这个阶段,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回给市场,国有企业逐渐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同时财政加大投入,完善包括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改革过程中受影响群体如失业工人的利益。同时,大量精简机构,规范工作程序,政府由指令型、审批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真正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得以维护,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充满活力。

“三是本世纪初期开始,这是中山进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进‘和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城市,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不但要能满足本代人的需要,还要给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资源和发展空间。我们把目光聚集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上,真正让全体市民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

“我们对中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期望在未来的5至10年,将这座城市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成为能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城市……”

这声音发自地球的另一端,此时,中山市委书记崔国潮正出席墨尔本大学高级顾问的受聘仪式。

中山!中山让我们向往!

墨尔本再次为远方来的中山人欢呼、鼓掌!那一双双激动和兴奋的目光里充满着敬佩与羡慕……

于是中山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她属于所有关注她的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向往之地。

啊,中山,你雄踞伟大民族改革开放之前沿的珠江三角洲之首,你涌动起的每一波浪潮,拥抱着大海,拍打着陆岸,震撼着天与地!

那是一片什么?

在海与岸的连接之处,在水与陆的相嵌之地,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它叫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芯吧,是红的,它由此而得名……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哪!”一位老乡如此告诉我。

原来它就是红树林啊!真的其貌不扬,可又真的独具韵味,无法替代!

大海啊,你时而汹涌,时而激荡,时而放纵,时而低吟……你释放的是力量与张狂,包含了对陆岸的所有爱恨。你总想在陆岸前表达自己所向披靡的浩瀚,你总想嘲弄陡崖脆弱的筋骨,可你在红树林前变得如此调皮无奈,继而转为柔情万般,端庄无限。于是陆地更加葱郁,陡崖变得更加坚固。

谁还会怀疑大海与人类保持如此和谐与平衡的功劳,竟是那片其貌不扬的红树林?

红树林让我想起了中山,想起了中山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中山在珠江之口,在中国陆地与大海的相汇之处……葱郁而富有生机的中山,不正是具有红树林性格与精神的中华民族之宝吗?

于是我的耳边响起又一个中山人的声音:

“主角当然会令众人瞩目,但一出戏不可能有那么多主角,有时当一个名配角也很好,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每座城市都会精彩……”

你想体味这段话的“中山精神”,你就得了解下面的背景——

我知道广东人对自己的几个你追我赶的城市有个排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之所以有这样的排名当然首先要看的是它们所拥有的经济总量和对国家的贡献。这种排名虽然从简单的GDP数字上很容易叫人明了,但它绝对并不具有公平性。像广州、深圳、佛山,都是拥有一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并管辖着数个区县级地区。中山不同,中山是个县级地区直接升格为地区级的小城市,它所辖的面积和行政地域只有24个镇区,加之外来人口,也仅有200多万人。但排名时,人们通常并不考虑这些因素,实力和速度是唯一的基本标准。“轻量级”的中山,与“重量级”的广州、深圳,需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奔跑和测速,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只有“名次”。

于是广东“十城市”、“四小虎”一直在比赛着,你追我赶,暗里明里较着劲。中山在几个不同的方阵里,都不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论个头,几乎最小;论量级,也是最轻……但既然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的“发令枪”已经响起,没有谁会刻意照顾这些因素,人们只看你的速度,只看你的姿态,只看你所处的位置。

于是中山人只有拼足力量,奋力向前。

他们拼搏,他们不卑,他们更不屈。他们走具有自己特色的路……

忽地有一天,广东人发现“轻量级”的中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小虎”之一。2005年,经济总量位居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第5位……

它,连续三年创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之最;

它,一年里有365天空气质量达到优和良的纪录;

它,是全省唯一拿到“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的地级市……

这样的纪录和水平,只有中山人创造和拥有它们。于是中山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刮目相看的巨人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希望中山成为创造奇迹和辉煌的历史主角——然而,中山人在这样的期待和热盼中温文尔雅地告诉人们:

“当一个配角也很好。”

“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座城市都会精彩。”

你该了解中山和中山人了吧?

中山是什么?中山是个不张扬的城市,但它锐意创新和开拓;中山是块沸腾的热土,但它始终平和与理性;中山临海迎风,但它稳重坚实,一鸣惊人!

中山人保留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中和间保留着自我的本色又不断收他人之长;在中和间平衡地前进又在前进中不断创新求索。一切顺其自然,又在自然中不断探求着改变自然的各种可能,并与时俱进。

啊,这就是中山。

第六篇 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第二章 好布局就先胜一筹

这正是中山——

地处珠江出海口西岸,北接广州、顺德,西邻江门,南连珠海,隔海与深圳、香港相望……

得天独厚。优势多多。

然而,中山处在广东经济飞速发展的诸多“列强”的夹缝之中。那轰鸣而隆隆震荡的前进车轮,无时不在催醒着中山人的每一根神经——你稍稍喘息,后来者即傲居于上;你想迎头赶上,必须百倍努力……

“中山人杰地灵,各项发展形势喜人。中山要建设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示范市。”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视察中山后向中山市领导这样说。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味着什么?那是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后加了个“示范市”,并且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全省的“示范市”,这要求包含了多少期待与期望,中山人心里自然清楚省委书记说这话的分量。

“中山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符合中山实际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市委常委会议上,崔国潮书记将一双浓眉往上一扬,说,“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中山目前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情况有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有了这个客观真实的评价体系,我们才能确立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目标及对策思路……”

“这是个大课题。中国人没有做过,外国人也没有做好。世界经济学家们都有一个理论: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其之后的发展将是一个关口,一种可能是能够抓住机遇,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不丧失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实现现代化,另一种可能是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拉美现象’,便是突出的一例。”有人这样说。

张德江书记向中山提出要建设“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时的2003年,中山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近4000美元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

这个所谓的“关口”用经济用语即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都依托本国或本地区资源和相关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以低成本换取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现阶段的高增长,基本属于这类情况。而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均1000美元就是一个“关口”,原有的优势将消失,产业如果得不到升级与调整,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将难以为继,甚至严重倒退。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拉美国家就曾饱受此苦,至今仍萎靡不振,停滞不前。

“我们中山绝不能步拉美国家的后尘!更要防止那种在经济发展了,政治文明却严重缺失、社会分配不公、百姓对现有制度的普遍不信任等现象的出现。”崔国潮警示他的同事们。

“我们中山已经有了这个那个的国家级荣誉,但这些荣誉只能说明我们还是个‘单项冠军’,现在我们该向‘全能冠军’的目标前进了!”市长陈根楷的话引得同仁们频频点头。

“单项冠军”固然可喜可贺,但“全能冠军”才是实力的真正体现。

孔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古人的生态伦理观,阐释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朴素思想。

“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发展文明,非仅关乎财富一方,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这句话言中了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中山是先人创下的文明之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关乎‘人民之幸福与安全’是我们为官者的根本职责,这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我至今仍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崔国潮说到这儿,又举出一次他随考察团到某市参观一著名“治安安全示范区”所看到的那一幕:漂亮的小区内戒备森严,形同固若金汤的城堡。表情严肃的保安人员在小区内来回走动,目光里充满着警惕;架设在小区四周的各种监控设备,更如一个个严阵以待的哨兵监视着可能出现的每个细节……而小区外则是拥入这个城市的各色谋生的人群,在小区外的大街上带着几分神秘感地看着“城堡”内的一切景象。

“这样的所谓‘安全’,我不欣赏。”崔国潮话锋一转道,“我们中山人也正在富裕起来,但我希望他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的同时,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山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中,就已经把这一创建文明城市的核心价值,当做衡量工作的一把毫不动摇的尺子,并取得宝贵经验。

他们因此有了这样的收获——

连续三次蝉联“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单位)”的荣誉称号(在广东省也是唯一的城市)。

“宁愿放弃1亿元产值,也决不上马一家重污染企业。”在这样的理念和原则下,中山市早在1985年起就未雨绸缪,请专业规划机构作了第一张建设蓝图,从而在之后的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有效地防止了无序建设的现象。例子比比皆是:正值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最火爆时期,市政府断然否决了城东新区一个外资项目,斥资1亿元建起当时全省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

土地资源是珠江三角洲发展的基本资源,大量粗放型的外资企业拥入这里时寻求的正是这里的廉价的土地。而珠江三角洲能够快速发展,最直接的优势便是这儿拥有与港澳台地区相邻的地理环境。“有地就能发财”,这是广东多数地方的“至理名言”。可中山是个小市,土地面积本不富足,但中山的执政者则在与别人拼争吸引外资的搏杀中响亮地提出了“零土地”招商。

可能吗?中山也在作秀?是不是想把外资拒之门外?非也。

中山人回答道:第一,“零土地”招商的概念在中山之前就有人提出过,我们中山所做的正是为了将它化为现实。第二,实行“零土地”招商后的中山引资情况势头良好。

无法叫人相信,可又不得不令人信服。中山每年有个“3·28”经贸招商洽谈会,在他们提出“零土地”招商那年的第一个“3·28”招商会上,签约项目319个,合同协议利用外资17.97亿美元,完成预期目标的208.96%;签订贸易合同4754宗,出口合同2521宗,成交额20?郾77亿美元,是预期目标的241%;内销合同2233宗,成交额32亿元人民币,是预期目标的190%。

你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中山市三乡镇党委书记梁欣笑着透露“真相”:比如拿我们三乡来说,因为土地控制得严,地价甚至达到了别的镇区的两三倍,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外资和内资企业愿意到这儿来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是老板们到我们这儿生活可以放心,衣食住行样样满意,产业发展也比较成熟,自然环境更没说的,这样的地方他不来投资,还上哪儿去?

是啊,中山凭借的不是廉价的给予和自我的丧失,而是依靠追求整体协调,实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功能最大化。即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状态要求有序调整经济社会的内在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支持前提下的能量供需,促使其以接近均衡状态的高层次水平发展。用更通俗的话说,这种高层次的发展水平,其实就是以实现全面发展为目的,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为基础,通过调整区域内经济、人口、环境、资源和制度等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形成能够适应外部环境机制的良性循环态势。

中山正是在不断创造和构建这种态势中,使得这块热土变得异常缤纷多彩,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渴望有个良好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投资人。

在张德江书记要求把中山“建设成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的第二年(2004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10亿元,人均GDP达到44005元,折合美元人均过5000元大关!

五桂满芳菲,中山尽妖娆。

这一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来到中山视察,当听说中山正在全力构建“既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的现代城市时,非常高兴地称赞“提得好”。

市委书记崔国潮进而汇报道:“创业要求开发更多土地和资源,容纳更多的人口、企业和交通工具,而居住则要求更多的绿地、更舒适的环境和更洁净的空气,这可是个‘世界城市难题’……”

“正是‘世界难题’,才要交给你们去破解!”总书记充满期望地对中山人说。

破解“世界难题”——总书记的嘱托,也是中山人的追求。

提出既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这一命题,似乎与鱼和熊掌兼得一个道理。可世上哪有鱼与熊掌兼得之理?中山执政者怀着对父老乡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以不懈的努力,甚至有时是痛苦的抉择与奋争,将鱼和熊掌一起托在自己手中,并赢得人们的青睐。

这一年,一位北京的年轻人带着妻子和儿子从京城迁到了中山,问他的理由时,他回答得叫人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中山很和谐,没有一些城市那种贫富悬殊的视觉冲击,外地人很容易融入这个地方。”

这个年轻人叫赵为民,他是总部在顺德的著名家电企业——格兰仕集团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副主任。2004年,格兰仕在中山投资20亿元的空调厂投产。“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空话,它是必须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我认为中山做到了这一点。格兰仕不久前在中山开一个2000人的订货会,这本来是我们企业的事,可当地政府竟然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与我们对接,提供各种服务,就像我们格兰仕的口号:‘努力让顾客感动’,你说在这样的地方创业、投资,谁还会走呢?”

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远明向笔者介绍过,说中山市每年要组织各级干部除了到国内发展快的地区学习取经外,还要走出国门,到世界发达国家学习进修。市级机关的干部和镇级干部基本都走出国门学习进修过,甚至连三分之二的村级干部也到过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学习进修。

中山还有“一绝”:市政府按照每年企业的纳税额,将纳税大户选派的人员送到国外学习,无论是本地企业主,还是外地投资者,你只要达到一定的纳税水平,你就有机会获得政府的这种选派。格兰仕的赵为民谈起此事,颇为激动:“这比颁奖更有意义,是中山政府真切了解企业所需后的一种反哺。虽然我们企业自己也可以出国走走,但政府选派我们出去,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自家人的感觉。”

在古镇采访,我因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会有12000多温州人落户在此地做灯饰生意!古镇温州商会主席董承聪说:我们温州商人在这儿创业,所获的利益和企业的成长速度基本是在别的地方的两至三倍,而生活成本则低得多,相反生活质量又不比其他地方差。这样好的地方谁不愿来呀!

中山诱人,中山留人。中山的发展十全十美了?!

“恰恰相反,中山的发展还存在很大问题——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本身就是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而且中山越往前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问题也越来越凸现……”那一天,崔国潮书记与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饭桌上。不知是特意,还是本色,崔书记着一身很得体的唐式休闲服。市委书记与作家对话,能这样“休闲”,笔者还是第一次遇到。

“发展!一切社会问题必须依靠发展获得最终解决。中山今天在全省和珠江三角洲有些优势和位置,并不能代表明天的中山还能成为广东的‘老七’、‘老五’……中山已无退路,只有前进,而且必须是更大手笔、更快步伐的发展思路与行动!”

崔国潮的两道浓眉紧锁,铿锵的话语透出坚定的信息。

可路在何方,何方是路?

崔国潮书记、陈根楷市长再一次站在《中山市区图》前久久凝视着。市委常委和市政府成员也都站到了这幅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地图前,一起久久凝视起来……

身在中山看中山——中山确有灼人的荣耀之处:她的面积比新加坡大出近三倍,她的发展速度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名列前茅,其产业聚集度居全国城市第二位。如今,她以占广东省1%的国土面积和2.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省3.8%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和每年都有1500多家企业落户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储备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五桂山生态保护区——更何况还有诸多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中山似乎可以安逸地坐在太师椅上笑傲江湖!

可是将《中山市区图》换成《珠江三角洲区域地图》时,崔国潮、陈根楷等这些中山领导者的目光里显得有些局促与不安了——

先看北边与中山紧邻的广州市,其南拓的战略咄咄逼人,一条南港快线把临港用地拓展了375平方公里,直逼中山市民三联围,而气势磅礴的龙须港仍在不断向南延伸,大有将珠江口岸的优势一揽于怀之势;与中山肩并肩的东莞市,这些年更是风流倜傥,名震海内外,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始终未减,现在他们又搞出一个以沙田镇为中心的近百里通向海域的“新虎门港”计划,大有与广州南港比雄气的势头;与中山隔水相望的深圳更不须说了,填海造地建设再掀高新产业带的浪潮已经撼天动地;比中山更具海岸优势的珠海这些年毫不示弱,其新的发展思路是从下栅到淇澳的科技黄金海岸,将整个珠江西岸与大海接壤的数百里海岸线包含在自己的战略地盘之内;还有后来居上的惠州这一两年也急起直追,势不可挡……

中山的明天该怎么办?难道中山甘愿在这群雄四起的珠江三角洲和万马奔腾的伟大时代里,被人远远地甩在历史进程之外?

不不,这不是中山人的性格,中山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能选择的只有一条路:乘风破浪,与万马奔腾的兄弟团队一起“出海迎战”,去承载历史和未来的责任,去接受命运和人民的期待。

毫无疑问,新一轮的竞争比改革开放前25年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和复杂得多。或许是一年一个台阶的差异,或许是三年五载的梯队差异,那时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可能不再是“大老虎”与“小老虎”之间的差异了,而是大象与山羊的区别了。

中山是做“中山羊”,还是做“中山象”,这何止是为官一任的几个领导者的面子问题,它无疑会是影响整个中山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啊,放在自己区域的地图上,中山显得似乎还不算小;放在珠江三角和泛珠江三角时,中山变成了“小中山”;如果再放在全中国的地图与世界地图内,中山则显得太渺小了,渺小得像一粒小豆似的……中山啊中山,你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啊?!

市委书记崔国潮、市长陈根楷,站在版图前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们心潮在起伏,目光渐渐从版图的中心向西移动,又从西向东移动……

中山的中部,是那片新崛起的现代化城郭,它是目前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北部,以小榄、古镇等镇为轴心的五金、灯饰产业经济区域——这一区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营工业经济圈,在目前的中山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具有重要影响;南部,以紧靠珠海的三乡镇为代表的出口加工区也已具备一定规模。现在剩下的就是东部了。中山的东部实在是一块宝地,这里有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南朗镇,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里有个“火炬开发区”。这个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业开发区,从最初的市加工工业区和以印刷业起家的原张家边镇及中山港三合为一开始,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发展局面。至2003年,工业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已达450亿元,而且继续以每年100亿的增长速度在向前大踏步地跨越。更主要的这儿是中山唯一与珠江口接壤和通向大海的出口处!

前几年的中山市委、市政府为了把像小榄的五金产业和古镇的灯饰产业所自发形成的这种区域经济块做强、做大,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山特色的经济概念,即组团式经济体。也就是说,通过一个镇和若干个专业镇已经形成的产业群体和产业链,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与扩大,并发挥这样的经济强势来加大整个中山的经济航母队伍。同时,结合城市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对这些已具规模的组团式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布局空间和未来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新的规划,使得组团式的经济体在近三五年内,产业规模大幅增长,从而使中山全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几年领先于周边的其他城市。

然而,这些大多以当地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基础产业,俗称“一镇一品”的经济形态,虽然通过组团式的整合,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仍有发展潜力,但与珠江三角洲已经拉开的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宏大时代潮流相比,似乎有些小巫见大巫。

中山人的忧虑是明显的,中山人的忧虑显示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而这种忧虑又使他们的目光向着更远的方向……

“东部!东部是中山唯一可以参与珠三角新一轮经济大竞争的战场!”站在地图前的崔国潮书记,只见他的浓眉往上一扬,顺手操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是陈市长吗?我有个新的想法……”

那一夜,市委书记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很晚。

“丁零零——”新一天来得又是那么急促,上班的时间未到,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冯梳胜办公室的电话就已经响起。

“是老冯吗?现在你有时间吗?”

“啊,崔书记,我有时间。”

“这些日子我和陈市长想了很多,有些思路想与你沟通沟通……”

“是关于开发区的发展吗?我马上来!”

不多会工夫,一位身材壮实、脸色黝黑的中年汉子匆匆来到市委大楼。

崔国潮书记、陈根楷市长已在小会议室内等候。

军人出身的冯梳胜,是正宗的中山人士。三十几岁时就是广州军区某集团军的正师职后勤部部长,1996年转业回家乡,担任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任党委书记。在他在任的10余年里,开发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期。他功不可没,是众人眼里的一名干将。

“……开发区这几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速度和产业内涵都是有目共睹的,市委、市政府是十分满意的,这些不多说了。我和陈市长最近心头一直压着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珠江三角洲,或者再往更大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看,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正在加快,如今进入我市投资的企业不少,进入开发区的则更多,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们又十分担心,因为我们中山的工业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开发区的空间也已基本没有多少了,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发展机会和空间。前段时间,我和陈市长还先后带队去了浙江、上海、山东、广西等省区和广州、珠海、东莞等兄弟市学习考察,各地正你追我赶,正如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所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呀!因此,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也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中山市要实现市委、市政府的‘十五’规划发展目标,承载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加快全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在现有的中山土地上寻找和拓展发展空间……可我们中山本来面积就不大,不像其他兄弟市有那么大、那么多的土地空间。怎么办?”崔国潮说到这儿,把后面的话停顿了下来,似陷入短暂的沉思。

“老冯,开发区要肩挑更大的担子啦!”陈市长笑着将目光投将过来。

“我思前想后,左看右看,开发区或中山的未来发展,正如前两年市委和你们两位领导已经思考和提出过的,必须向东,向东部进军!我看现在该到我们真正实施的时候了!”说到这儿,崔国潮书记的嗓门突然提高了几倍音量。“太好了!”冯梳胜高兴得差点跳将起来。

“我和同事们最近也一直在考虑开发区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初步想在目前开发区的左邻右侧,开拓出一个绝好的大战场,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冯梳胜说到这儿,“哗”地铺开一张地图,“这儿……”

“以马安岛为中心的这一片临海的区域,组成一个面积可达1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临海经济带,或者暂时叫它临海工业园区。它的地理位置堪称珠江三角洲的真正黄金宝地!也是市委、市政府前些年没有实际动用的一块工业处女地。它东临珠江口的横门水道,隔水与广州南沙相望,西临横门西水道,隔水与南朗镇的横门相望,南隔百米宽的河涌与市围垦公司的围垦用地相接,北与横门水道中山港第二码头作业区的港池相连。该工业区一旦实现,其区内面积达20平方公里,约25000亩——不包括已建的一个电厂。其中工业用地可以是20000亩左右,商住用地5000亩。在马安和围垦的40000亩内,留足码头、仓储、客运和海滨新城用地……这样,中山有可能在这里建成一个‘新中山’……”冯梳胜平时话不多,可眼下他却越说越兴奋。

“好,我们不谋而合!”崔国潮书记站起身,将右手掌重重地拍打在桌子上,“这两天我们就开个办公会议,专题讨论东部开发问题!你说呢,陈市长?”

“临海工业园、东部开发……老冯和市委、市政府想到一块去了!我建议办公会议马上召开!”市委书记、市长站起身的时候,中山大地响起一阵隆隆春雷……

第六篇 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第三章 零丁洋西岸土很热

那一天雷声过后,雨下得特别地大,似乎在预示着一个新中山的降临……

我们已知中山的前身是香山,而古香山在并不遥远的历史镜头里,它是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岛屿。因其“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也。由于珠江水日夜不息的冲积和先人们世代的辛勤围垦,“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淤”,香山岛渐渐地和浮在珠江口的那片海洋上的小山连在一起,于是有了现今我们所看到的珠江与大海相接的珠江入海处的一片新海域。当地人都知道,这片海历史上早有名,它叫零丁洋。古人管海不叫海而叫洋。洋似乎比海更大。古时的零丁洋确实很大,在闭塞和落后的百余年前,珠江三角洲的人知零丁洋而并不知南海,以为零丁洋是他们通向那个不可知的大海的唯一海域,因而零丁洋在当地乃至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许多英名与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南宋丞相文天祥的那首《过零丁洋》的诗篇了——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伶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如今许多人并不知道近代中国历史其实是从零丁洋开始的。

泛义讲的珠江海口,事实上就是零丁洋通向南海的那一片宽阔的海面区域。当年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在这里拉开序幕的。曾有人把古老的中国地形比作一个“四合院”,而零丁洋则是这个“四合院”的门房。现今珠江口仍有“横门”、“磨刀门”、“金星门”等江洋交界之处的地名。

零丁洋在中国近代史上出名,是因为清朝政府将掌管“门房”钥匙,交给那位“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后才名扬天下的。当年英国侵略者为了打开东方帝国的大门,就是从零丁洋发起了一场让中国人耻辱的战争。然而零丁洋本身带给中华民族的东西有许多并不为世人所关注。不说唐宋时海洋“丝绸之路”的木船是如何从零丁洋启程远航太平洋、印度洋,就说中山引以为自豪的容闳、孙中山这样的历史伟人走向世界时,他们无不是通过零丁洋才见到了人类的“新天地”。零丁洋因此给中华民族留下了落霞般的血色悲壮,同时产生过更多的辉煌诗篇。近百年中国与外界的商贸和人才的交流,尤其是文化融会,无不带着零丁洋的海风色彩。

零丁洋的海风如同它的水势一样,凶猛与温存并存。而零丁洋的水质更为独特,它既有海的咸性,又有内江之水的淡味。咸淡交融,内外相嵌,使得周边的海域与陆岸组成了中国南海之滨的一个聚宝盆。这聚宝盆置于大中华地域的“门房”之前,恰似宅居前的一个开满荷花的半月池。

黑格尔有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饱饮了零丁洋咸淡水的香山人,当然首先应该是中山人,他们正如黑格尔所言,成为最先激起超越自我和超越民族的激情,在寻求改变自己落后命运的过程中,“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义无反顾地向前,直到望见一片洒满阳光的新天地。也许零丁洋在近代的数百年里饱受了险恶与屈辱的痛苦太多,故而在潮落潮起的公元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特意在这儿画出两个经济“特区”,从此零丁洋变得扬眉吐气而一发不可止,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最为辉煌之地,以还其雄强本色。

零丁洋的历史代表了中山的昨天和今天,零丁洋的潮起潮落更折射了中山现代化建设的风起云涌。

1990年,零丁洋西岸的中山土地上,燃起了一团火炬,它便是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市联合创办的中山火炬开发区,这是零丁洋周边第一个由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的诞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从此使零丁洋的西岸明耀耀地亮起一把不灭的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火炬,其威势使珠江三角洲为之惊叹。

谢力健,现任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这个自称与冯梳胜为“最佳搭档”的中山人,有着一股拓荒牛的“牛劲”。“冯书记是搞战略的,擅长谋篇布局,而我是个搞战术的,在经济战场上滚打多年,也算有点实战经验。战略战术的紧密结合,就能无往而不胜。”

冯梳胜是正规军出身的正师职军人,强于谋划,而农民出身的谢力健,是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强于实战。这位农民出身的经济能人在现今这块中山热土上,同样有过辉煌的业绩:1978年,19岁的谢力健看着零丁洋边的张家边乡穷得可怜兮兮,从那个晒干汗珠子的采石场一步跨出,来到中山名镇小榄,买下了一个淘汰的小厂设备,回到自己的家乡办起了“张家边印刷厂”。当时谁也不会相信,在零丁洋边的庄稼地里办印刷厂能成气候,更不相信谢力健靠8000元能干一番大事业。

“搞战术的人的本事就是会把一个又一个梦想和愿望变成现实。”谢力健的自信来自他成功的创业实践,“当时许多人劝我,说如果在城里办个印刷厂什么的还可能有点生意,你在荒滩野地里办印刷厂,不是神经出了毛病,就是年纪太轻不懂世故。可我没有动摇,心想:小榄那地方也不是天生能做生意之地,可人家的五金生意越做越红火,靠啥?靠的是勤奋和眼光。张家边人不是天生的穷光蛋,不缺胳膊不缺腿,缺的是闯劲。后来我的印刷厂越办越好,连续几年成为当时全公社效益最好的企业。那会儿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产品包装成为许多企业的必需品,我的印刷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做生意越多。我的厂效益一好,有人就学着我干起来了,于是你办厂他办厂,整个张家边的印刷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10年工夫,原来没有像样企业的张家边,成为中山第一个被国家命名的产业基地——中国包装印刷产业基地。”

“瞧,前面的这个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标志就是老谢设计的。”那一天结束采访谢力健,回开发区的路上,陪同的同志指着“丁”字形路口的一个方形雕塑对我说。在这个“包”字组合成的标志雕塑后面,是现今火炬开发区的六大支柱产业园区之一的中国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主公司——张家边集团公司所在地。这个集团公司如今虽然不再是单一的包装印刷企业了,但一年100多个亿产值的印刷包装产业仍是它的主业。

身为中国包装协会副会长的谢力健,无疑是张家边能够成为闻名天下的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功臣,同时他也使昔日有名有姓的张家边乡从此甩掉落后帽子,去姓除名成了今天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一部分。

将张家边一带建设成中山市国家级火炬开发区,并非谢力健他们建立起来的包装印刷产业所形成的态势,更重要的是这儿虽然过去缺少工业基础,但有广阔的土地空间,而且有个连通零丁洋的中山港。

中山港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是孙中山的同乡、国民党元老、民国政府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花了数年时间苦心而建。孙中山先生曾对这一港口建设亲自作过实地考察,并在《建国方略》中,主张将这一港口建成能行驶万吨巨轮的大港口,以同英葡帝国主义者把守的香港、澳门港口抗争。但由于唐绍仪的建港计划没能得到后来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而搁浅。之后,中山港历经沧桑,终未显示雄风。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明珠之一,更是中山人的一个梦想。

中山港关联着中山的历史和未来。火炬开发区选择面向大海通道的中山港和已成气候的包装印刷产业园区并具有广阔土地空间的张家边作为自己的战场,天时地利皆俱。

“当时的开发区叫加工区,第二年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那会儿,我们的创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很大,我们下面干活的人也信心十足。”自称“老开发”的孙浩添,今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可因为对开发区的感情太深,他身患严重糖尿病,却不愿离开这片热土。他是我在中山开发区的最后一位被采访者。老孙做过中山东升镇的党委书记,自1990年来到开发区后就没有离开过。“开发区的初期并不具有规模,港区、张家边印刷基地,各成一块。后来我向市里提出了‘三合为一’的想法,这一建议与市领导想到一起了,之后的开发区发展就像上了快速道……”老孙颇为自豪地向我介绍他最得意的“功绩”。

“冯梳胜来开发区后,谋划了一区五园的思路,优势凸显,招商势头很猛,整个开发区更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了……”老孙对后来居上者更加敬佩。

所谓的一区五园,就是在开发区的统一规划下,根据不同产业划分成若干工业园区。这一做法堪称“火炬模式”。

开发区“一把手”冯梳胜是位具有中山性格加军人作风的典型代表,我很想听他自己介绍这个模式,但他总是开口“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云云来谦虚地表达开发区的每一个进步与发展细节。

言归正传。“火炬模式”的意义确实值得全国许多地方学习。中山火炬开发区其实从纯粹的地理与环境看,它在珠江三角洲并不比别人占优势,然而它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的内涵则令人刮目相看。一个突出的因素是它的管理机制与发展模式,即“火炬模式”。通常的开发区,划一块地,筑好路,造好桥,搭好电线水道,再引入投资企业……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建设当然离不开对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问题是之后的管理模式,他们独树一帜,颇有创新。

冯梳胜接手开发区后,正值中国各地进入“开发区热”,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多如牛毛,连乡镇一级都在办。中山火炬开发区从1996年后,一方面大举吸引投资者进入,另一方面采取了独特的园区开发思路,他们率先提出经营高素质园区的发展理念。将整个开发区划成若干个“园区”,每个园区各有产业特色。各个园区采用“公司制”管理,即一个园区由一个直属开发区的集团公司来运作和管理。这个集团公司既承接开发区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相应职能为投资者服务,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参与这个园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发展不同产业。公司既是所在土地成片开发的主体,又是招商引资、外经外贸、资产运营、科技创新的主体。公司全面引入现代化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使区域的产业发展和公司自身发展同步展开。开发区分成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包装印刷、装备化工等园区,每个园区争取建立一个国家级基地,同时在园区内再分成几个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带动,形成上下衔接、左右关联的产业链,从而建立园区内具有独立的竞争力和辐射力优势的产业方阵。如此“小世界”里所产生的产业链,成本低、物流快,可以使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世界”里更具产品优势。以电子信息产业园为例:通过几年产业归类的引进投资,目前这个园区已形成以国基电子、维用电子、逸仙晶园为龙头的微电子产业群;以宏基电脑、欧科音响、佳能电子、卡西欧电子为龙头的多媒体产业群;以波诺威光纤、宏钜光电、台光电子为龙头的光电通信产业群;以液晶电视、变频空调、变频吸尘器产品为龙头的应用电子产业群。每个园区汇聚若干个产业群,所带来的是“1+1>2”的效应。

“各个园区由一个公司独立运作,每个园区形成自己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特色,这种运作方式,好比毛泽东主席当年打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火炬开发区的成功发展,里面贯彻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位执著于研究“火炬模式”的学者,一语道出火炬开发区党委的战略思想来源。

“我们的火炬开发区能够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独家拥有6块国家级基地的牌子,这足以说明我们在建设开发区过程中对打造产业链的创新管理模式是极为成功的。而以现代企业的公司管理模式去运作一个产业工业园区的做法,又使我们的开发区实现了‘两个翅膀一起飞’的理想。”中山火炬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梁有荣说的“两个翅膀一起飞”,一是指公司管理园区的优势,二是管理园区的公司在开发与管理土地过程中的自身发展。“拿我所在的公司来说,我们成立于2003年,当时政府没有出一分钱,但给予了我们公司这块园区的土地政策和资源,约2至3个亿的土地资本。我们就是通过对土地投资的滚动效应获得资金再开发,以建厂房出租和物业两个主导产业来实现公司的自身发展。仅三年时间,公司在开发园区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现有资产10亿余元。正是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我们现在已开始独立地向三产方向发展的同时,看准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开发。最近我们与香港的一家公司联合开发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微细线电子产品,预期每年市场产值可达数十亿元……”

梁有荣领导的工业联合公司虽说是开发区“五朵金花”中最嫩的一朵,但由于借助了开发区管理模式上的独特优势和他们自主创业的精明意识,现在已成为国家技术市场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目前已在这个园区落户的代表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企业就有16家、其他产业相关的企业近百家、经营客商200多家,2005年该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4亿元。

“在开发区,我们的公司成立最晚,但招商速度最快。”雄心勃勃的梁有荣悄悄告诉我一个喜讯:他与承担国家“863”项目的某著名企业签订了协议,该企业在他的园区买下200亩地。“这个公司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非金合金材料用于航天技术。这个项目的开发,3年内就可以为我们园区创造150亿的产值!”

坐在一旁的火炬开发区健康科技产业园总经理梁兆华,听着“老弟”梁有荣的介绍有些坐不住了。他说:“我们健康科技产业园1994年就成立了,现在已发展成按照国际认可的GLP、GCP、GMP和GSP标准建设,集创新药物、医疗器械和健康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临床试验、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我们的健康科技产业园是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唯一的一个健康科技产业基地。目前基地已建成华南地区最大的药品物流配送中心,像三才医药、中智医药、德国默克-雅柏药业、瑞士辉凌制药、美国安士等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都落户在此。2005年,我们园区完成工业产值达43亿多。去年国家直销条例出台后,催生了新一轮保健直销企业的投资热潮,我们抓住机遇,一举引进内外资36个项目,其中包括美国十大保健品之一的立新世纪公司、瑞士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之一的鸿升公司等。”

“在外界看来并不起眼的中山开发区竟能如此吸引这么多国际著名医药企业,靠的是什么磁性呀?”令人惊叹的现象,我不由得拍案叫道。

老梁一笑,颇为自豪地说:“也许全中国还没有一家开发区像我们这个健康科技产业园区这样规范地按照国际化标准在运营产业。你知道,几乎所有的国家对医药生物产品的生产都十分严格,尤其是这类产品的生产批文更难拿到。可所有落户在我们这个园区的企业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或许在其他地方为一个生产批件苦等几年,而我们园区有一个专业报批队伍,服务是‘一条龙’的。相关的医药企业和科研单位在此投资或研发,只要有报批项目,我们就会帮助到底。除此以外,我们还发挥专业园区的产业优势,重点帮助他们建立与之配套的产业链,使其投资周期缩短,效果成倍增加。如现今在华南最大的医药物流中心——九洲通医药物流中心,原来在湛江也投资过,可8个月就关闭了。2002年到我们这儿后,开始心里没底,也是采取了‘租用厂房、小步慢走’的战略,由于我们园区的真诚合作,当年他们就实现产值5个亿。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震动很大,认为我们中山开发区的管理模式是科学、诚信又高效,于是第二年就改变了投资方式——自行置地建厂……3年下来,产值成倍往上涨,去年达到销售产值15亿元,今年20亿产值已是稳握在手了。这个企业的老板前些日子对我说,他们要在三五年内通过我们的园区实现60亿左右的产值。”

高速发展的火炬开发区,每时每刻都有新鲜事在发生,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高新技术项目落户此地。老梁忍不住心头喜悦地告诉我,他们园区目前正在与市政府、广东药学院联合建立“华南现代中药城”。“这是个虚拟市场,将把整个华南乃至全中国的中药产业联结起来运营。该项目已经纳入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准备5年投资52个亿。这一项目一旦进入商业性运营,那么它所带给我们的园区甚至整个中山市的经济发展,将是不可估量的。少说每年也能增加上百亿营业额吧!”

“有人说,21世纪真正的产业是人类对自我健康的保护,因而有人说,健康保健类产业是未来最有前景的朝阳产业。现在除了著名医药企业进入你们园区外,还有没有一些自制研发单位呢?”我问。

“有啊!”梁兆华扳起手指,说,“比如中山大学有个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当时来的时候就带了十几万元,可他的研发产品非常有前景,我们园区公司就帮助他投资研发,一直到批量生产。现在他的产品已经卖到日本了,效益惊人。像这样的企业,至少有20多家……”

那天应开发区党委副书记葛志斌先生之邀,顺着宽阔的马路和绿茵如画的风景,在火炬开发区转了一圈。途中见一辆辆旅游车驶入某厂区,颇觉新鲜。“那是我们园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厂,叫咀香园,是中山的百年老字号。以前在老城区,因为厂区地方小,生产环境差,厂家不敢将客户带到生产车间参观,只能看他们的‘产品展销厅’。百年老字号越做越小。后来咀香园搬到了我们园区,纳入了现代化的管理,生产规范了,环境条件好了,市场效益连年翻番。如今他们推出的企业旅游,每天接待大量游客,口碑非常好。”

中山火炬开发区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光辉,除上面已经介绍到的几朵“金花”外,还有规模和效益更好的“电子信息科技园(中国电子基地)”、“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园(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包装印刷产业园(中国包装印刷生产基地)”、“国家科技示范基地”等园区,组成了中山东部最具活力和生机的产业群体。

“我们中山火炬开发区自1991年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管理体制,使得整个开发区能够得以高效运转,这恐怕是我们取得比较好的发展速度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的管理体制分为中山火炬开发区领导小组和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两级机构。区管委会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开发区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一级财政体制,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而开发区的体制特点是运营成本低。我们管委会的82个人,管理了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工业城市经济规模的开发区;直接行政费用只有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管理园区的各大公司以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在运营,其体制为全国独创,其效益也是在全国高新区中数一数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开发区人这样总结道。

其实在我采访过程中,还处处感受到中山火炬开发区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比如除了这里的产业集群明显外,其产业科技含量也高。国家兴办高新区的目的是将国内外科技成果在开发区产业化。中山市本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因为它没有什么大院、大所和大学。然而中山人坚持办高新区的宗旨不变,并不断摸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山高新区实际的科技创新路子。兼收并蓄、勇于创新是中山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一种精神特质。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时曾说道,“余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开发区人秉承孙中山先生这种创新精神,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坚持做到“五个引进”,即引进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引进研发机构,引进科技型企业,引进人才、技术项目,引进科技基金;坚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区内设立了科技创新基金(每年1000万元)、创业基金(每年1000万元),出台了《博士经费补贴暂行规定》(博士以上学历的人才,如果在中山开发区落户,能够得到市、开发区和园区的三种补贴,一人一年仅这一块补贴就能拿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坚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建设科技新城。已经建成的火炬创业中心和正在建设的火炬创业园,将成为研发机构、孵化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软件开发机构、中心实验室的平台,成为留学生创业基地和博士后工作基地。目前在开发区的各类专业研发机构有49家,共承担国家“863”计划项目11个,重点国家火炬计划两项,国家火炬计划44项,国家攻关项目5个,国家重点新产业计划10项;科技型企业108家;科技从业人员超过12000人。科技创新为开发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在整个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中占78%。开发区每平方公里所产生的工业产值约35亿元。全开发区产业用工约8万人,人均创产值超过50万元。

开发区还有一个特点是:由于开发区实行的是“国字”体制下的公司运营制,使得整个开发区在经营园区和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公有资产获得了空前增值和巨大发展。据统计,目前开发区区属各大公司控制的物业这一块资产积累就达80亿元,每年资产净收益达3.5亿左右。

“其实,我们开发区最具亮点的还是它的人文精神。”在开发区采访,听到最多的还是这样的话。

赵云清,开发区党委办公室主任,一位湖南口音的精干小伙子。“我来这儿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小赵说,2000年来中山之前,他是湖南某县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我们湖南人上广东打工的很多,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跟单位请假偷偷出来的。那时中山市在报纸上做广告,说要招人。我就带着报纸上这儿来了。开始报考的并不是开发区,而是一家网络公司,可就是在报考当天,我见火炬开发区也在招聘现场设了摊位。我在老家是公务员,所以还是比较看重政府单位,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开发区招聘处,结果人家一看我熟悉办公室业务,当时开发区的招聘工作人员就给领导打电话,说他们准备招聘的人中我最合适,问领导态度如何,开发区的领导当场就拍板要留用我。第二天我就上开发区上班了,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办公室工作。起初说好的是半年试用期,结果不到3个月领导就决定正式录用我,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开发区的冯书记就这么告诉我的。5年来,开发区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倍加关怀,丝毫没有把我们这些外地人当外人看待,有什么重要的事都交给我们办。用冯书记的话说,中山火炬开发区要成就大业,就必须有纳五湖四海之水、容天下各路英才的胸怀。开发区管委会正是一直坚持以这种格外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和把人才当做第一资源的观念和办事原则,使在这片热土上工作的每一个人才尽其能、超常发挥。”

小赵从一个临时聘用人员,到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是个很好的说明。中山火炬开发区管理层的干部中,现在外地人几乎过半。人称“虎将”的现任临海工业园区负责人沈素勤在开发区的经历更能说明,中山人是如何重用人才的。

沈素勤是湖南长沙人,当兵后就在1979年参加了发生在我国南疆的一场战争。1982年转业到湖南省轻工厅,后又在省信托投资公司任职,是个商界能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老首长冯梳胜重逢,此时冯梳胜已转业回老家中山执掌火炬开发区大印,正在谋划开发区经济发展大计。

“中山开发区发展前景很好的,过来一起干吧!”老首长一句话如同在部队时下达的命令一样。沈素勤义无反顾地丢下在湖南的优越岗位,只身来到零丁洋边的这块热土。

那时的开发区条件还较艰苦,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冯梳胜对开发区的另外几位领导说:“沈素勤可是个人才,湖南已经为他交了十几个亿的学费,他从商有一套,我们要好好把他肚子里的那点生意经全都掏出来为我所用!”

冯梳胜书记说的湖南为沈素勤已经交了十几亿的学费,是说沈素勤在原来的单位,每年手握十几亿资金,驰骋商界,生意做得颇为成功。“我是1997年到中山开发区来的。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其影响直接波及我们的开发区。为了杀出一条血路,冯书记把工业联合总公司的担子交给了我。冯书记在市领导面前说过,办这个公司不要一分开办费,以项目养公司。我们都是军人出身,冯书记当过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战略思维意识强,目光远大,又有一股勇往直前的作风。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总公司就在逆境中挺着前进,先是搞了个五星陶瓷城,再后来又搞了民族工业园区,之后又一步步往前走……开发区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大的实力和这么快的速度,这与市委、市政府和冯书记他们始终如一地大胆用人有密切关系。冯书记和中山市的领导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少说多做,有些事做了再说,有的做了也不说。务实作风体现了中山精神。”

火炬开发区的用人之道,聚集的是人气,创造的是和谐的环境与源源不断的财气。

“明阳电气”,这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是个无人不晓的企业。但进驻这儿之前是个无名之辈的家庭作坊式小企业。老板张传卫是河南人,来中山之前在老家河南的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听说中山的创业环境好,便在此安家落户。对机械产品具有特别敏感的张传卫在学人走路一段时间后,自主研发产品,并一举打开了销路。1997年进驻开发区,买下50亩地建起新厂。“短短几年时间,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去年全企业300多人,创造了6亿多产值,而且完成了国内第一家由民营企业生产出来的第一台2000千瓦高压电频调速装置。现在我们又在开发区购置200亩土地,准备新一轮的创业。因为火炬开发区的高新技术创业环境好,我们不久前开发的风力发电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旺盛,已经接到的订单就达10亿多元。用张总的话说,‘是中山成就了我明阳的事业’!”同是从河南来到中山工作的“明阳电气”工程师王金发感慨道。前年温家宝总理到中山视察,对“明阳电气”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作的贡献很是赞赏。

像“明阳电气”这样在火炬开发区获得迅速发展的企业不胜枚举。

一个雨过天爽的午后,我们来到专为“本田汽车”生产配件的日资企业——日信公司。颇有些“东北大汉”形象的日本老板清水建词先生满脸笑容地出来接待我们。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

何:“贵公司为何选择了中山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企业基地呢?”

清水:“我们在到中山之前曾经选择过许多地方,但最后还是觉得这儿是最好的……”

何:“好在什么地方?”

清水:“你知道,对我们日本企业来说,效率是最重要的,而中山人办事的效率是我在中国所遇见的最好地方。我们在本土之外的地方办企业,另一个十分注重的是生活环境,中山的环境我们认为又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儿办厂。”

何:“听说你们是2003年在这儿办的厂,两年多来,企业在此有没有遇见不满意的地方?”

清水想了想,摇摇头,笑道:“没有。现在还没有。”稍后突然想起一件事:“电力方面的事我们遇到过困难,比如用电紧张时曾经出现过停电现象。后来我们向政府提出后,他们非常及时地帮助我们解决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了。很满意。”

在这间外形和内部都充满日本味的接待室里,我看到高挂在墙上的“日信公司”的企业理念:竭尽全力去对应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还有一条是针对员工的“企业贡献”:做到将自己的努力当做喜事去体会。

细细品味这两条,如果用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主政者和管理者们身上,似乎也非常贴切。

中山火炬开发区能将国内外那么多著名企业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难道他们不是为了“消费者”(投资者)的期待去竭尽全力吗?难道他们不是将自己的努力当做喜事去体会吗?

“快活地劳动着,就是人生的喜事。”一个哲人这样说过。

陪我采访的小赵曾经说过一件事:有个外商已在中山邻市谈成一个投资项目,第二次他从广州那边搭车过来,准备去洽谈好的地方置地办厂,因为在高速路上早出了一个路口,结果跑到了中山火炬开发区。那老板下车后一看这里环境幽雅,有成片的日资台资企业,一拍大腿,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就在这儿办厂!这位外商如今已在中山火炬开发区落户3年多,已经投下3个项目了。

还有一位名叫八田的日本商人,因为自己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曾经多次受到开发区管理人员的热心真诚的帮助,念念不忘中山人。他退休后回到日本,义务当起了“中山开发区招商”宣传员,先后帮助引入好几家日资企业。

如此“一巢引来万凤临”的事,火炬开发区还有不少。

正是因为火炬开发区有这样一批充满激情和务实精神的领导者和开拓者,紧紧抓住机遇不放,牢牢盯住“高新技术”和“产业园区”做文章,依靠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大胆用人,苦干实干,才使这片零丁洋边上的热土,熊熊燃烧着火炬般的光芒,使中山大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一次又一次显示出独特魅力和灼人奇迹,为即将拉开的中山东部开发序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啊,南海之风浩浩,零丁洋面激荡。我们仿佛又听到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在向世界宣告:振兴我中华,中山必先行!

第六篇 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第四章 中山再风流

南海的风,一次又一次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历史的巅峰。

我们应当还记得,关于中山东部开发最早的动议是在21世纪初的第一缕曙光洒满零丁洋,市委书记崔国潮和市长陈根楷等领导就围绕中山今后向何方发展等战略问题讨论时,就提出了东部开发的概念。之后是2001年年底,崔国潮书记第一次正式听取了有关部门所作的《中山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利用研究》的汇报,这次报告也是首次将“中山东部”概念延伸到火炬开发区、三角、民众、南朗等“一区三镇”的范围。崔国潮书记在听取此次汇报后,明确指出:中山的经济定位是工业立市。而且给未来东部开发定下如此一个方向:横门口东道以西滩涂70平方公里的可围垦地将是中山市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而且崔国潮书记及市委一班人在讨论中山未来发展时一再认为:中山东部开发,既是中山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一项战略选择,同时又是增强中山在与珠海竞争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的必由之路。

2002年年末,当开发区党委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东部开发的初步设想后,崔国潮和陈根楷两位市领导心头的“东部开发”浪潮,已经极其激荡了。次年2月9日,南国零丁洋的海风仍然带着几分早春寒气时,崔国潮带着市委常委、秘书长王远明来到开发区,先是在健康科技园区、民族工业园区等视察,然后在冯梳胜的陪同下,穿上救生衣,乘快艇顺着横门之江道,对马鞍岛和围垦地进行了实地考察。3位领导时而乘风破浪,指点江山,时而跪膝蹬地,俯身看图,时而恳切倾谈,时而仰天大笑……

“2002年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是多少?”崔国潮在滩涂地一边拍打着溅在身上的水珠,一边转头问冯梳胜。

“339亿!”冯梳胜答道。

“好。东部开发区一旦建成起步,你这儿的工业总产值应当在1000亿!1500亿!甚至是2000亿!”崔国潮豪迈地拍着冯梳胜的肩膀,心潮起伏道。

“太好了!老冯,那个时候你这一块可是我们中山的真正半壁江山了!”站在一旁的秘书长王远明颇为激动地对冯梳胜说。

“崔书记、王常委,我想只要市委、市政府的东部开发意识变为现实,这儿不仅可以成为中山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而且这里还应该是一个新的海滨新城!”冯梳胜一边卷着地图,一边胸有成竹地对两位市委领导这样说。

“提得好!未来的中山城市规模可能是——现在的中心城区是一块,你这儿的海滨新城又是一块。这样一中一副,内陆海滨,两城相连,是真正的大中山了!”

“崔书记的构想,可能用不了10年就有希望实现!”不易激动的冯梳胜此刻也有些心潮澎湃了。

“东部开发,真是惊人一笔!太值得记录和宣传了!”王远明面对滚滚东流的珠江,在激扬地抒情呢!

崔国潮看了一眼年轻朝气的秘书长,笑了笑,心头在想:他适合当宣传部长。(后来真的在并不长的时间内,市委秘书长王远明改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到他主事把“香山文化”这一新概念推向全国学界,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的今天,这是后话。)

“东部开发,关系到整个中山的未来,我们一定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招商。尤其是启动区的开头阶段,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做!”

“是!”冯梳胜代表开发区党委应声而答。

“以马鞍岛为主的临海开发,是整个东部开发的关键,你准备让谁来担当此任?”

冯梳胜脱口而出,说:“我已经有人选了……”

“好,那这件事我就不管了。下一步是要抓紧东部开发的规划。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对东部开发工作拟个时间表,做到分秒必争!”崔国潮像自言自语,又似下达战斗命令。

“是!”

送别崔书记和王秘书长,冯梳胜回到开发区本部,拿起手机就拨:“喂,素勤啊,你赶快来一趟……”

沈素勤应召而来。

冯梳胜对他说:“市委已经正式决定要拉开东部开发的战幕了,临海工业园区建设是启动区,现在这一块是由我们的建设发展公司管,下一步马上会正式成立临海工业园区,让你去就是接这一块。”

“我才上上市公司一年,刚刚把那边理顺,怎么又调我走了?”沈素勤一脸不解。

冯梳胜神情严肃地说:“没错,就调你去!你赶紧回去交代一下上市公司的事,然后到建设发展公司报到。”

沈素勤瞪大眼睛:“这么快啊?”

“对,市委市政府决定了,从现在起,东部开发必须分秒必争。”

“什么?你这就要走啊?”沈素勤回到上市公司与几位副总一说,他们全都傻了似的就差没跳起来。

“沈总啊,你再跟上面说说,我们上市公司在开发区举足轻重,你来一年后我们全公司刚刚有点起色,你不能这样就走了!我们不放你走!”同事们嚷嚷起来了。

“不不,那样不好,要说还是我去说吧。”沈素勤把同事们挡在公司门内,自己硬着头皮到了冯梳胜的办公室。

“老领导,我还是不想离开上市公司,请党委考虑换别人到临海去吧……”沈素勤恳求道。

“那不行,定下的事不能更改!”冯梳胜没有给自己的老兵半点回旋余地,倒是认认真真地让沈素勤坐下,整整用了半天时间给他讲东部开发和临海园区的战略意义。

“我跟了冯书记好多年,那一天他跟我谈的话最多,从此我也坚定了上临海工作的决心。确实我也感到临海开发对中山东部开发太重要了,一个人能在这么伟大的开发中做点事,一生无悔!”沈素勤事后这样说。

东部开发已经摆到议事日程。2003年,市长陈根楷在中山市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东部沿海开发建设。至此,整个中山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开始向“东部开发”倾斜……千头万绪,规划先行——这一任务交给了著名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来完成。

而所有开发项目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前提是:钱!钱的问题影响着整个东部开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有钱吗?开发区的确有些钱,但远远不够,东部开发仅临海一块的基础设施建设粗略计算,就得38亿元人民币!启动经费也不少于十几亿呢!

没钱,先借呗!向银行借。

可银行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借的,你得有符合他们要求的一系列程序和条件,简单地说,你得拿出贷款的可行性报告来。

“小赵,你现在可以把其他的事放一放,集中全部精力,给我做《报告》,必须在3月份之前把贷款的可行性报告给我做出来!”冯梳胜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赵云清命令道。

“他的一句话,可把我整苦了!”小赵回忆说,“为这份贷款《报告》,我不分日夜,整整干了近半年。到了2003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广州分行来了4个人审查我们的《临海工业园区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审查过程比我当年考大学还紧张,那一个星期,我带着电脑,吃住在酒店,他们随时抽问,我必须当场回答所有问题。人家银行要一项一项地核实我们的报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圆满地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4月,政府与银行签约。5月,开发银行就把钱打到了中山。

于是,临海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全面拉开序幕——

先是联通东部新开发区的通道——东环(南段)公路建成。再是将规划面积的40平方公里内的土地统一征集……

“临海工业园区,是以马鞍岛为主体的滩涂围垦地,这里沿海沿江,是珠江口少有的通江通海的一块直接关系到中山未来的风水宝地和经济命脉,适宜搞大产业、大港口、大物流、大规模、大发展。市委、市政府从调整中山现有的产业结构出发和未来发展的空间考虑,决策东部开发战略,对改善中山的城市空间,提高城市竞争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外部而言,东部开发战略的启动,势必对促进穗港经济走廊的形成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体的格局整合都产生影响。而临海工业园区的建设是整个东部开发的龙头,也是我们参与珠江三角洲的新一轮产业竞争,‘力争上游’是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铆牢大企业、聚集高新产业的奇招!也可以说,临海开发,是我们东部开发势在必行的第一步战略!”冯梳胜在回答记者时,句句话语掷地有声。

临海的优势太诱人了!它东临珠江口,北与广州南沙开发区隔水相望,西临横门西水道,南与珠海淇澳岛相邻。广阔而平展的滩涂围垦地,是开发工业区绝佳之地……天赐宝地,对开发区人来说,干不好,枉此一生!

“临海开发区首先要做的是整合土地资源。别看这滩涂围垦地一展平滩,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少。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完没了地跟‘地主们’讨价还价!”沈素勤说的“地主”是在临海这块滩涂地上的土地归属的主人。

临海开发区域内到底有多少“地主”,起初连开发区人都弄不清,反正异常复杂。有当地农民的,也有省级单位的,也有部队的。与农民打交道,征了地还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生产和以后的生存;与单位打交道,钱当然是第一重要的。但有的单位不在乎钱多少,而在乎他们不想出让这样的风水宝地。

“既然临海要成为希望极大的工业园区,用不了几年,这儿的地价不知要翻多少倍。好吧,你开发区不是要我的地吗?我出个天价你要不要?”有的人窃喜道。

于是谈判一轮又一轮,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最后还是中山市领导和中山市开发区的同志以自己的诚心诚意打动了别人,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仅东部开发的基础设施,就是几个亿几十个亿投了进去,为的是啥?为的是想让人来投资办企业。于是一边开发,一边招商,是开发区上上下下最要花心思的事。项目大小、项目多少,决定着开发区的成败。招商可不是你想让人来人家就会来的事,得花更大的耐心和耐力。那天采访冯梳胜书记时,就已知中山人为招商所下的工夫了。11点钟采访,3点来钟冯书记就要上广州乘飞机去泰国。“一个不是太大的招商项目。但人家有诚意要到咱们这儿来投资,我们就必须拿出更大的诚意见见人家。”冯梳胜颇有些对不住我似的解释道。

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个投资项目的老总病了,住在北京301医院。崔书记知道后,非要亲自去看望,可当时有位领导要到中山来视察工作,崔书记只好让冯梳胜书记代为往北京去看望那个老总。冯书记当时在开发区也忙得团团转。于是他顾不上换件干净些的衣服,直奔机场。上医院看望那个老总后,又立即折回机场,再赶回中山主持开发区的一个重要会议。后来听说,那个住院的老总特感动,说中山人实在,我的项目就放在中山了!

国电集团有意向在临海建燃气电厂,总投资超过75亿元,将来电厂建成可实现年经营收入34亿元,年税收在4亿元左右。这么个大项目,崔书记一听,命令手下:“只要国电的领导到中山,必须立即通知我!”国电老总来了,崔书记全程陪同,一丝不苟。陈市长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挤出一两个小时的空隙时间,他拔腿就去登门拜访国电领导,送去中山人的一片真诚……

“这样的事太多了,不足为奇。”崔国潮书记仰头大笑地对我说,“招商是开发区的头等大事,客商是上帝……”

有位开发区的园区老总说:“我对自己的亲爹娘都没有那么好过,可对客商,我每一次都要做得十全十美、全心全意。”

也许是中山的临海工业园区地理优势和规划前景太诱人,也许是中山人热情真诚的感动,东部开发的号角刚刚吹响,各路招商人马传来的喜讯令人鼓舞。

2004年年末,临海工业园又传来一件叫开发区上下为之兴奋的大事,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临海工业园区为国家火炬计划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至此,中山火炬国字号基地由原来的“五朵金花”,变成了“六大金刚”。而临海园作为国家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其意义更不同一般。因为临海园区一有正在建设中的万吨级海港码头,二有北边紧邻广州的南沙开发区。已知广州的南沙开发区目前已经引进大型炼钢厂、大型造船厂和丰田汽车等几个特大型制造企业,这些制造企业势必会在周边寻找相应的配套厂家。临海园与之距离最近,现在又被国家授予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其产业链的优势和旁人无法比拟的地理位置,无疑将成为广州南沙开发区诸多大型制造企业的首选配套产业链带。如此美好的前景,着实让中山人欣喜万分。

“什么?新加坡的外资企业也不行!临海工业园区的产业配置关系到整个东部产业结构的前景,不能随便让一些不符合高新产业的企业进去。这是个原则!陈市长的意见与我一样,你们要立即放弃这样的引资项目。同时,必须重新对整个临海工业园的产业配置作规划,我和市委要听取你们的汇报!”一日,临海工业园区的同志正在为成功引进又一个外资项目而庆贺之时,市委书记崔国潮给了他们当头一瓢冷水。

“这么好的一个大项目,放弃了太可惜!”开发区那些为引进这个项目跑断腿的同志,对此大为不解,甚至有些气馁。

“崔书记和陈市长的意见非常重要。从引资角度看,新加坡的精美特用鞋厂项目放弃它确实有些可惜。人家要买我们1000亩地,将来有一万多人就业,每年可以上缴我们3000多万元的物业租金……但市领导的眼光比我们看得更远、更深。临海园区是块得天独厚的宝地,中山的未来发展空间需要它去拓展。而在新一轮竞争中,产业优势的竞争是关键与根本,别人都在追求新的产业方向,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如果我们还在克隆现有开发区的产业门类,抱住传统加工产业不放,不仅没有前途可言,而且还会降低损害临海园区乃至整个东部开发的层次,丧失竞争优势,后果极其有害。”开发区人在进一步提高对临海工业园区开发战略思想上的认识基础上,对招商和规划作出重新部署。

之后才有了“临海偏重——抢占上游产业制高点,以能源、重化工、装备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四大产业为支撑,打造适度的重化产业和物流平台;高区偏高——火炬高新开发区则以科技新城为中心,以电子、高科技、生物制药、包装和技术转化为五大基地,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平台;南部偏大——抢占支柱产业制高点”,这‘南’即为东部南片区,它将突出三区五园,围绕汽配产业、现代包装产业、医药制剂饮片产业和应用电子产业等五大园区,构筑支柱产业平台。借此形成前重后轻、梯度布局、相互依存、错位配置、集群发展的南片区产业格局。从而实现“港口带动、三区互动、物流联动之效果”的战略重新布局。

进入2005年,东部开发工作如奔腾东涌的大江之水,汹涌澎湃。春节刚过的3月1日,中共中山市委本年度的第一个常委扩大会议搬到了火炬开发区召开,专题研究东部开发问题。市委书记崔国潮在会议开始就发表了一个令与会者振聋发聩的讲话。

……从目前的竞争态势和中山未来的发展走向分析,我们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缓和火炬开发区土地不足的问题,而是关乎中山发展大局,关乎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个战略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在市党政班子的层面上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明晰思路,以加快推进这一战略性调整。

在珠江三角洲的新一轮竞争和整合中,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不寻求新的突破,就一定会落后,甚至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危险!

解决上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尽快在我市打造一个辐射全市、引领全市经济梯度发展的中心,确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这也是我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逻辑。开发东部沿海,协调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之在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结构转型、基础设施完善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能协同作战,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将东部沿海地区建设成为中山未来的城市副中心、市域临港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地区,这是促使我市融入珠三角新一轮合作与竞争的发展格局,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因此可以说,中山未来的希望在东部!

市委书记的讲话,拉开了领导层面对东部开发的认识、再认识、直至升华的一个个阶梯……庞大的东部开发,影响面和波及面对中山而言,是空前的。存在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问题是正常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关于临海工业园区的开发思路,由于它是作为东部开发的龙头和全市经济结构调整的依托和带动点,需要它必须做到较高的开发标准和准确的产业定位,正确科学地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特别重要。因为规划中的临海工业园区将与未来中山的东部滨海新城是联成一体的,因此它是城市里的工业园,其规划和布局,必须符合整个新城在空间、功能、居民生活等方面的要求。

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关于深水港的建设。东部开发的关键点,是东部有临江通海的港口。珠江三角洲发展快的城市,无一例外地是依托大港口。中山东部开发看重的首要条件,也是在这里可以建设一个大港口。但围绕中山建设深水港口问题,有不少争议。一是是否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其理由是珠江三角洲沿岸已经有诸多大港口,没有必要扩建更多的深水大港口。实际上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中山深水港口,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看,它的建设和存在,都是必需和必要的,这既是中山市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在参与国内、国际新一轮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个问题是,中山建设深水港的客观条件。在珠江三角洲近30年的发展中有一种明显的现象,即珠江东岸比西岸发展得快,原因是什么?原因之一是东岸更适宜建港口。“零丁洋西部河口多沙、泥沙回淤强”的观点,一直是工程界有争议的问题。不少人还拿珠海九洲港做例子。事实上九洲港失败的主要问题在于港区与水流呈垂直方向,泥沙无法排浚。中山港区的情况如此吗?

“不对,我们经过各方测试和论证,结果是中山港区与水流呈同向,对航道排浚十分有利。有人担心的泥沙回淤问题,其实并不是决定港口能否建设的唯一因素。我国不少多沙的河口如天津港、上海港的泥沙回淤量都很大。另外,广州南沙港的自然条件远没有我们中山港好,可那里已经建成了大港口。所以中山港扩建成深水港区,从技术和自然条件层面讲,并不存在不可行的问题。”胡军,临海工业园区副老总、港口专业在职博士生,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回答了关于中山能否建深水港口的问题。

“中山建深水港口,是几代人的愿望。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后中山籍唐绍仪先生曾作过有效的实践和尝试。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20多年中,中山市几届领导都为此努力过。这也可以说是中山人做梦都在想的事。过去是我负责招商的,走遍了世界各地,与外国大公司经常打交道。其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你有没有大港口,直接关系到招商的结果。这种体会太深刻了……”胡军说,他因此在去年报考了河海大学的在职博士生。“中山深水港必须建成,这是我考博士的全部意愿!”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令人感动。

为中山港倾心倾力的何止胡军一人!

在“火炬城建”办公大楼里,我见到了一位埋头在“图海”之中的老规划设计师、人称“中山规划设计第一人”的原市规划局局长、退休高级工程师伍瑞家先生。68岁的伍工,已经退休多年,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1985年他从重庆某技术单位来到中山后,几乎参与了中山城建的所有重要规划设计项目,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中山市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桥梁、每一栋楼房、每一块绿地,都充满了感情。

“设计城市,就得考虑以人为本的原则。建设什么样的城市,你自己就得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的理念。有了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理念,你的一切设计思路和行为会考虑建设中所有适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优化的问题,才可能有科学、合理、舒适、美观等要素的出现。中山实施东部开发,要建滨海新城,深水港是关键,中山能否再崛起,中山深水港一纲举目,影响全局。所以,我认为在建设中山深水港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值得犹豫的!我愿用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为它的诞生尽绵薄之力……”伍瑞家滔滔不绝地一直给我讲了近3个小时,他是个激情满怀的老技术专家。为了中山的未来,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甚至20多个小时伏案制图。为了东部南片开发区规划,他利用星期天和假日,跑遍了南朗的山山水水。

胡军、伍瑞家……还有孙浩添、沈素勤等,我所采访到的正战斗在东部开发一线的同志们,他们用热血、汗水和智慧,在为中山的未来描绘最好最美的画卷。

进入2005年后的东部开发,如出弓的飞箭,每天这里都在发生着一件件大事——

5月17日,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山市规划设计院30多位研究人员历时一年编制而成的《中山市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规划图》出炉。崔国潮书记、陈根楷市长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

5月25日,东部开发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市长陈根楷任总指挥,市委常委、火炬开发区党委书记冯梳胜任常务副总指挥,常务副市长邓小兵、副市长冯煜荣任副总指挥。下设专门的办公室履行日常工作。

6月9日,指挥部在火炬开发区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东部工作正式启动。

7月15日,东部开发建设指挥部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市长陈根楷向指挥部各位成员和协调单位强调:“全市各级、各个部门都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认识东部开发,在思想上和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全力配合,共同推进东部组团开发的各项工作。指挥部是落实领导的各项战略设想、推进东部开发建设的日常运作机构。可以说,指挥部的统筹能力、运作效率、协调水平,对东部开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指挥部的职能,用八个字概括:落实、协调、推进、管理……东部开发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务必抓好指挥部的各项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推进东部开发战略、推进我市建成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做出不懈努力!”

9月9日,东部沿海地区规划工作小组在火炬开发区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11月4日,中山港二期扩建选线方案科研成果汇报会召开。崔国潮、陈根楷等领导出席。

12月20日至21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到中山火炬开发区临海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工地视察,高度评价东部开发的思路是对的,开局令人鼓舞。

而这一年,围绕东部开发的亮点还有很多。其中整合“三镇一区”的资源,便是一大重要环节。所谓的“一区”,即火炬开发区的现状和未来,已经勾画明确。“三镇”中的三角镇,原有的产业是以电子、化工、轻工为主,主要包括了高平和金鲤两个工业园区。重新规划后的三角镇,近期将发展染整、印染、制革等工业,远期发展附加值高的与技术含量高的无污染工业;金鲤工业区主要发展服装、食品、包装等产业。民众镇,现有以及规划后的工业区主要包括沙仔工业园、城南工业园、第一工业园、原发工业园以及沿江工业园区。沙仔工业区近期发展纺织业等轻工产业,远期发展石化等下游产业和仓储业。原发工业区发展装饰材料和毛纺塑料业。第一工业区发展以家具、灯具、磨具灯饰为主的产业。

东部重镇南朗是孙中山先生的家乡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清水秀,是块南国难得的宝中之宝地。五千多年前,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过,是香山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除孙中山外,这里还是人们熟悉的四角号码字典发明人王云五、一代艺人阮玲玉、著名漫画家方成等名士的故里。如何建设开发这块名人故里、自然风光优美之地,成为东部开发的一个焦点。

周小川,现任南朗镇党委书记,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抑制不住内心对家乡和东部开发的感情,他表示:生于斯长于斯,对南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了然于胸,感情浓厚。南朗要借东部开发之势,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地缘优势、人缘优势,树立新思路、确立新产业。建设“绿色南朗”、“文化南朗”、“历史人文南朗”、“旅游南朗”和“生态农业南朗”是我们的定位。

南朗既然有如此丰富的与临海滩涂地完全不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其开发的方向也将不同。南朗开发牵动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心。于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2005年12月31日,市委颁发了“中委办〔2005〕62号文件”,这份文件转发了中山市委《关于火炬开发区与南朗镇资源整合若干管理问题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了关系南朗未来命运和地位的几个重要决策:一是成为火炬开发区托管单位,同时具有独立的镇制行政权;二是实行“一级财政、递增上缴”的财政政策;三是人事体制管理享受开发区特殊政策;四是所有资源将与火炬开发区统筹支配与规划。

南朗因此成为“特区”中的特区。首期在南朗开发的“东南绿色工业园”,则是中山东部南片区开发的一个示范性工业园区,也是“适宜创业、适宜居住”的代表作。而立足翠亨现有人文资源,将历史人文园、生态旅游园和影视文化园等聚集汇合成的“文化产业园”,将把孙中山故里的知名度和香山文化及华侨文化推向全球化、推向产业化。

毫无疑问,在2005年里,东部开发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临海工业园的开发与招商。长约35公里的环岛通江公路已建成,21公里的水泥道路全部通畅,数万亩土地完成“三通一平”,一座连贯岛内外的桥梁在崛起,一个个内湖河谷被填平……在这其中,令开发者常常念叨的是在整治滩涂地内的河道时,市长陈根楷的一个好主意,不仅顺利地解决了费力耗资的旧河残桥问题,而且一下多出了3600余亩工业用地。

“临海园区的土地太值钱,陈市长的一个主意多出了3600亩工业用地,等于我们坐地进账了几个亿!所以科学合理地开发临海每一个细节,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沈素勤说的是去年夏天的事。当临海工业园园区骨干路网进入如火如荼的建设时,由于在园区内几条河涌之间要进行桥梁建设,但在河涌间架设桥梁不仅需要向省有关部门申请立项,而且建设工程大,建设工期长,建设投入多,建成后也只是发挥园区之间的交通功能而已。随着园区的建设,过去主要用于滩涂地灌溉的内河涌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正当临海工业园的同志为这个事发愁时,一个闷热的中午,陈根楷市长来到临海工业园极其简陋的建设指挥部现场办公,在听取临海工业园的汇报后,陈市长实事求是地根据建设现状,果断地作出决策:将河涌填掉!他的这一决策,给临海工业区带来了巨大效益。

在开发区采访的第一天,我看了开发区电视台拍的一部纪录片,叫《临海一日》。在那个小片里,我看到沈素勤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整治滩涂地,每天一身泥水一身汗水地战斗在珠江边,既当农民,又当渔民,还随时要当救险突击队员。8月一场台风袭击岛内,洪水将正在施工和喷沙的几个工地淹没,沈素勤就不用说了,连冯梳胜、谢力健等开发区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出动,苦战一夜,其情其景,开发区的同志记忆犹新。

“我们苦得值得,因为园区开发每前进一步,后面的招商引资就能上去三个台阶……”沈素勤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不时有工作人员向他报告一批又一批新的投资商来洽谈。这让我不忍多打扰他。

“你可以看看这个材料。”沈素勤让助手递给我一份已经确定在临海投资的项目名单。

投资名单长达数页,我无法一一记录。但从上面几个著名企业和投资额可以看出,刚刚启动的中山东部开发已在海内外产生的投资效应是何等地大!仅一年多时间,东部开发为临海工业园引来的投资项目金额就超过160亿元!

如果说2005年是中山东部开发的全面启动之年,那么进入2006年后则是东部开发的“提速之年”。

新年伊始,《关于东部(一路八园)开发的基本设想》出炉,这意味着东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已经成型。“一路”,指的是为实现港口带动、城区推动、多园联动目的,能够将东部分散、块状的工业园区连成一片的快速汽车专用干线,全长约50公里,总投资42亿的又一个重大基础设施战略。“八园”是指经过重新整合,布局在东部的汽配、化工、五金、石化、文化、大泉、临海、火炬等八大产业园区。这个“八园”加上原三镇的现有企业,到2010年将要实现年度工业产值1850亿元。

2010年,仅是眼前的时光了。1850亿元,真正的中山“半壁江山”了!而且这仅仅是东部开发起步阶段的工业产值效应。

东部开发前景无限好!

于是“再造一个中山”的概念,似乎不再是中山的一个梦想了,新中山将是一个美好的滨海城市,就在不久的明天……

东风浩荡,战鼓正急。

2006年东部开发大事日志:

1月9日,东部开发工作在南朗召开年度总结会。一个通向外界的东部组团网站正式开通。网站包括了东部概览、东部规划、聚焦东部、东部产业、投资东部、东部生活、一区三镇等丰富内容。

2月5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市委崔国潮书记、市委副书记余荣伟和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冯梳胜,常务副市长邓小兵,便来到临海工业园区现场调研。可见东部开发在市领导心目中的分量。

2月21日,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局长李奕贤带领新加坡10家国际企业代表莅临中山,这些新加坡企业家对中山东部投资兴趣浓厚。

3月1日,继去年同一日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开发区召开后,今年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又在开发区召开。崔国潮书记在会上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如果说去年的常委会是统一思想认识的话,那么今年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推进东部开发的问题。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东部开发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东部开发战场已全部拉开战幕,必须树立大东部的意识,将东部组团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联动开发、全力开发、整体开发。必须坚持理性发展,提高东部开发的效益。要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开发原则,使整个东部开发沿着正确方向加快发展。

3月28日,已坚持多年的中山招商经贸洽谈会办得热火朝天,新引资6.54亿美元。此次招商引资与以往不同的是呈现出优势产业投资额度大、科技含量高、新项目多等特点。

6月5日至9日,市委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题仍是围绕东部开发为中心的组团式发展方向。5天会期,前3天代表们集体到河源、惠州、广州、珠海等周边城市和中山东部考察,之后是两天的分析讨论。崔国潮书记在会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关于东部开发,市委常委已经开了3次主题会,为什么?因为正确地判断和分析形势是决策的基础,是发展成功的关键。崔国潮联系到5月中旬带领市有关部门领导5天一口气跑了6个城市,他动情地说,山东沿海及长江三角洲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上的大手笔、大气魄,令我备受震动。如日照,一个比中山无论从面积还是经济实力上小而弱得多的城市,他们敢投资几十亿搞个总面积920万平方米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威海也是个小城市,可他们利用海岸线,正在打造与澳大利亚媲美的“幸福海岸”,48亿元的扩建港口投资和80亿的城建改造工程也在进行;杭州、上海更不用说,其发展的势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山再不奋起直追,真的要落后了。崔国潮说到这儿,十分激动地说:“我说这话已经是客气的了!”市委书记话锋一转,声音倍增,“再看看我们的周边市,发展的势头同样强劲……我曾经说过,如果说过去的落后是暂时的落后,那么未来的落后将是永远的落后!”

当政者的清醒,便是人民的庆幸!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前中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还未形成一个能够支撑未来竞争、应对经济社会两大转型、承载‘两个适宜’城市建设的发展平台……”

“中山能不能寻找到新的突破口,能不能和别人竞争,关键就是能否打造一个足以支撑长远发展的新平台!”

“有条件打造这样一个发展平台的,只有东部!”

“能够与周边城市竞争的,也只有东部!”

东部,让市委书记魂牵梦萦。

东部,让市长呕心沥血。

东部,让中山人翘首期待。

6月21日,市委书记崔国潮主持召开原四套班子领导“市情通报”会。让有经验的老干部、老领导们了解和参与东部开发,一直是崔国潮、陈根楷等市领导的传统做法。会上,老干部们对东部畅所欲言谈看法,提建议,气氛热烈真诚,收获颇丰。之后又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暑假座谈会,通报东部开发进展。

6月30日,崔国潮书记、李启红副书记和常委冯梳胜以普通党员身份,来到南朗镇与火炬区和南朗镇的村民党员代表一起参加“巩固党的先进性教育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村民党员代表和市委领导,共商东部开发和建设新农村大计,场面感人。

7月6日,中山市东部组团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崔国潮书记的口气变得颇为振奋:“东部完全可以成为中山未来发展的新平台。我们设想,经过5至8年的努力,东部这一块就完全可以再造一个现在的中山!”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中山视察,在现场视察开发区和听取市委及火炬开发区的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张德江同志的讲话,让中山人感到振奋。他说,中山市已“基本建成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示范市”。这个评价,含金量太大了!让中山人深感自豪。张德江同志对中山东部开发和所取得的进展,更是频频称道。

7月下旬,笔者在中山采访东部开发。抵达中山当晚,一身休闲装的崔国潮书记在饭桌上与我长谈数小时。他的“城市的主体是居住在这儿的人,人是这个城市的动力,所以建设城市,必须首先考虑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感到舒服。而舒服是有几个层面的:文化的、生活的、商业的、自然环境的”、“中山的发展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不断地学习”、“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一定要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把握好‘度’”、“一个地方的工作要有长远思考,短期行为一定做不好。衡量一个干部的工作,要看他对长远发展是否作了贡献”、“执政为民,利益向下,才能真正富甲一方”等等高见,令人折服敬佩。谈到东部开发,崔书记更是一发而不可止:“东部开发,是中山的希望所在。”“我的工作方法是,先要把好脉,再开处方。”“我当了11年书记,但还是个新兵。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新东西层出不穷。同一问题,也在不断变化着。因此我鼓励干部、也激励自己要手勤脚勤头脑勤,否则就会落伍。”“中山东部开发,就是为了中山10年不落后,百年不落后……”

8月28日,这是东部开发以来最隆重热烈的一天。在临海工业园区现场,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东部“一区三镇”及全市各镇代表和中外投资者数千人,在这里举行“中山市东部组团八大工业园区招商推介会暨临海工业园动工庆典”。庆典仪式上,有总投资100个亿的100个项目一起奠基开工!那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在珠江汹涌的浪涛声裹挟下,如惊天动地的战斗乐章,震撼着珠江两岸,回荡在南海之滨……

啊,中山,你再度风流,再度辉煌,再度崛起。你在自我比照和追赶别人中奋进,你在发展与创造中追求和谐,你在前进与思考中追求理性以及完美。这正是孙中山的性格,也是中山人的本质。

东部崛起,南国蔚然,中华生光!

第七篇 三亚:红树林精神漫天涯 第一章 迷失的太阳

太阳因为炽烈,常常让我们迷失。

三亚就是太阳,三亚因此常常让我们迷失。古人告诉我:三亚在路的尽头。路的尽头,应是在天上。天上最亮的地方是太阳。三亚因此让我们曾经迷失了很久……

在路的尽头迷失后,我们才可能把疲倦的双足老实地安顿下来。当双足停下的时候,你的目光才可能忠实和清醒地不再左顾右盼。可是在三亚,你会发现,当你的双足停下的那一刻,你的目光则开始了最不安宁的躁动。这是因为,这里的阳光太炽烈,炽烈得你立马想卸下身上所有的衣衫,然后一丝不挂地去融入属于大自然的那片绿与光、沙与海的世界里,那种感觉与惬意会使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烟消云散,于是你重新变成了你。这时的你,成为自由的你和幸福的你。那一刻,你的心里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一句诗:啊,活着是多么美好!

“活着是多么美好!”这样的话,只有在三亚你才能真正喊出来,才能真正地体味其意。因为三亚没有人类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带来的污染,天与地之间依然不曾夹杂着一丝有毒和有味的烟雾与弥漫,空气清新得仿佛在天外,甚至站在那些海岸边连海水的咸腥味都极少闻得……

这就是三亚。

阳光是那样的充足和炽烈,如太阳就在头顶,伸手可触,于是顺手摘一张椰叶掩在头顶,成为了当地几千年不变的一种民风习惯。潮汐会使这里的雨常年丰沛。有大雨,必夹着台风,那时的雨大得惊心动魄,瓢泼倾盆,连海面都会像一只沸腾的巨锅泛着滚动的气泡;小雨蒙蒙时,沙滩被洗涤得晶莹剔透,山林陆地则被滋润得流绿滴翠。于是各种各样的花儿与草木争艳泛青,尤其是热带果林呈现的椰子、芒果、菠萝、香蕉等,像一串串金铃银果,挂满枝头,随风摇曳,展尽南国风情。

四季是春夏,而没有冬天的境域,定是更多的丰收。

在三亚,收获最多的不是椰子和芒果,也不是香蕉和菠萝,而是梦——人的所有可能遐想到的梦。

三亚是何处?三亚在梦的开端。

那梦,有期待来临的青春诗意;那梦,有希冀黄昏的暮年宁静;那梦,带着几番冲动的追求豪情。那梦,藏着母性的美满与幸福。不管男女老少,都会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梦。

躺在沙滩,枕着的是海涛叠出的梦境。这样的梦,连着天,连着地,如入琼瑶仙境……

跃入大海,仰望在海面上所闪出的页页梦画。这样的梦,深邃而飘摇,荡然而幽情,如坠渊谷,如入云端……

步进绿林花丛,抚摸与亲吻飘香的梦境。这样的梦,半醉半醒,赛过活神仙……

三亚可以带给你许多别处无法感受的浪漫与诗意,是因为她有得天独厚的在中国乃至全球独一无二的美景与自然,以及美景与自然所带来的独善其身、独占鳌头、独具一格、独领风骚的魅力。

这魅力,可以征服天下所有人,使善良的更加善良,使邪恶的脱胎换骨,一切不可想象的事最终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

刘兰、袁隆平、莫白,这是三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三亚人,他们其实原本都不是土著三亚人,然而他们又是三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新三亚人。

刘兰是山东烟台人,长得标致而小巧玲珑,是我见到的有数的几位三亚官方机构的年轻公务员中比较漂亮的一位姑娘。

第一天采访,接触的就是刘兰,她不是我的采访对象,可是无意间的问题却让我有了对新三亚的最初的认识。

“小刘,听你的口音不太像是三亚本地人。”我问。

见人总会莞尔一笑的刘兰,朝我甜甜地一笑,说:“我是烟台人。不过现在已经是真正的三亚人了。”

“她是我们三亚人的媳妇。”开车的陈师傅补充说,这个三亚土著男人脸上显得颇有些骄傲。

刘兰笑了,依然甜甜的。“我是北方人,可我特别喜欢四季如春的南方,那细雨蒙蒙、花木飘香的诗情画意,是我格外向往的,所以上大学我到了云南。在云南大学的几年里,我爱上了‘云之南’。我以为这辈子就因为爱南方而一生停泊在那里。可后来放假来了一次三亚,我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所迷住了……觉得这儿的海特别宽阔,阳光格外透明,树叶草木的绿色像要流翠似的,我不知不觉中对三亚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以至后来有人向我介绍在成都读大学的三亚籍男友时,没见面就有一种好感,见了面就再也没有分开过,现在他是我的丈夫……”

漂亮的烟台姑娘,远嫁天涯海角的三亚,同学们戏言刘兰的爱情有着“三亚式”的浪漫。刘兰的父母对女儿的行为感到很不可思议。后来他们来了一次三亚,这里的景色和他们的女婿都让他们称道女儿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爸爸妈妈说,等年岁大了,不再工作后,他们也想搬到三亚来住。”刘兰幸福地说。

于是我明白了这位来自远方的三亚小媳妇为什么脸上总挂着幸福的微笑——是美丽的三亚和善良的三亚人,让她的心永远宁静和幸福地停泊在这椰林之岛。

这个袁隆平不是别人,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杂交水稻专家、靠本事养活了全世界几亿几十亿人的大科学家袁隆平先生。

“我与三亚有缘分。可以说,没有三亚,就没有我袁隆平的今天,中国的杂交水稻成绩也不会有这么大。”貌似农民一样的袁隆平,有着与农民一样的诚实和憨厚。

袁隆平与三亚的缘分,是从1968年开始的,距今已整整40年了。三亚人几乎无人不知袁隆平,因为在袁隆平的这40年科学黄金生命里,有近一半时间是在三亚度过的。让我内心深感震撼的是,在40年的漫长沧桑岁月里,袁隆平这位农业科学家爱三亚之深长是那么的充满浪漫诗意——在三亚的近郊,有一个叫“师部农场”的地方,聚集着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南繁”基地人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站也在里边。我去的那天,袁隆平先生没有在,可他亲笔书写的“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那幅题词,格外醒目地映入了我的眼帘。试验站站长张其茂博士告诉我,袁隆平先生如今虽已是七十几岁的高龄,但每年仍要在此工作近半年时间。随后他带着我参观了试验站小院落——这是一个很简陋的地方,尤其是院子内那些参差不齐、新旧不一的房子格外令我注意。一问才知道,这些新旧不一的房子见证着袁隆平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的40年里所经历的岁月。张站长指着最里头的那座破落的水泥平顶房,说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袁隆平先生住的地方,之前袁隆平他们初来三亚工作时,住的是老乡的农舍。那十来年里,袁隆平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睡一个大铺、挤一间房子。80年代后,基地才有了二层小楼房,那时的袁隆平在这里还过着两人合住一个房间的生活。到了90年代,他这样的大院士和研究员以上的高级专家才住上了每人一间20来平米的房子。袁隆平住在二楼,我们进屋看了看,里面除了一个简易的卫生间外,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对沙发……

“现在好了。你看,这是我们去年新盖的专家公寓楼。专家们可以一人一套,三种格局,101、89、72平方米不等。有三室一厅、二室一厅的,厨房、客厅、卫生间,应有尽有。院子里还有小食堂,专家们来了可以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张站长热情地介绍。

“大院士袁隆平是怎么生活的呢?”我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他呀?唉,还是农民一个!”张站长哧哧一笑,说,“袁先生没有一点儿特殊,连炒菜还都是他自己动手的,食堂都很少吃。”

这就是在三亚的袁隆平,这就是三亚人袁隆平。

袁隆平把三亚励精图治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圣经》。

莫白,是我在三亚最后见到的一位采访对象。他是个意大利小伙子,2004年剑桥大学毕业生。现在他是三亚“地中海”咖啡店的老板。

一位特殊的新三亚人。

“我的中文是在剑桥大学读书时跟中国同学学的。他们经常给我讲中国如何如何地好,于是我就渐渐对中国有了浓厚兴趣。2003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就是那一次旅游,让我对三亚无法忘怀。这里的自然风光太好了,虽然过去我也去过许多滨海城市,可没有看到一个地方可以同三亚比,因为三亚的自然景色是世界一流的,同时它基本上又没有被工业文明所污染,一切都是自然状态。海洋和沙滩都是原始的,内河里还有渔船,街上是摩托车,三亚人又非常淳朴,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舒适和向往。2004年我从剑桥毕业后,便直奔三亚来。开始希望在这儿有个教书的工作,因为我学的专业是生物信息工程,但后来跟一个大学谈得不怎么样,所以我就放弃了,干起了餐饮业……”

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生,到异国他乡开咖啡厅,这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被视为不可思议的事,但莫白说:“这很正常。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前面的路是什么样,走着瞧。”

“你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前卫的专业,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工作呢?”我们问了一个中国式的问题。

莫白笑笑,说:“我爸爸是做生意的,他送我上剑桥大学读书,但并没有对我的未来提什么要求。我想的跟他一样,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所以我就不去想它。我到三亚来,是因为我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上海、北京,可我不喜欢太大的城市,那里的车子太多、人太多,空气污染。我喜欢三亚,它虽然不大,但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居住地和生活地……”

“你在这儿开咖啡店,不感觉丢了自己的专业很可惜吗?”

“不可惜。一点也不。”莫白使劲摇头,“我学的生物信息专业,是人类企图想通过了解生物信息的基因来改变我们日益矛盾的现实社会。可像三亚这样的地方,我们人类生活在这里,就像找到了最初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原始自然状态,那多好啊!这难道不是最佳的‘生物信息’吗?我既然不费脑筋就获得了自己生存的最好‘生物信息’和环境,我过去在剑桥大学里学的专业还用它干吗?你说我讲得对吗?”

哈哈哈,真是一个风趣幽默的剑桥大学高才生!

“想过干其他什么事吗?比如说贸易什么的……”

“没有。做贸易必须到处跑,可我不想离开三亚,希望很多很多时间在这里生活,这也是我到中国三亚的目的。你们看看我这里的客人,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为什么?”

莫白诡秘地一笑:“你看这里的‘老外’多吧?三亚现在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的旅游度假地,每年来的‘老外’成倍增加。‘老外’来后,他们在这里一面要享受三亚热带海洋的自然风光,同时还希望能够有适合于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场所,比如吃的喝的玩的,我的‘地中海’,就是为了满足我的欧洲朋友们的这方面需要。”

原来如此!剑桥大学高才生原来正在进行另一种“生物信息”专业工作!

我问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会在三亚永远住下去吗?”

“我不知道。还是那句话:未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现在在三亚很开心,所以我就留在这里。我相信以后的三亚会更让我开心,开心的日子更长,我留在三亚的日子也会更长。”

原来,意大利人比法国人还浪漫啊!浪迹天涯他们不怕,浪迹天涯让他们更加浪漫。

在今天的三亚,像莫白、袁隆平、刘兰这样的人数以万计,他们的故事各具特色,可有一点是共同的:是三亚的美景和魅力留住了他们的身影,于是他们的身上就比别人多了许多人生的浪漫和生命的光辉。

第七篇 三亚:红树林精神漫天涯 第二章 美丽行动

2003年11月12日,这个日子应当被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之中。因为这一天后的中国曾经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美女风云潮,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也因此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年度新闻时将其列入2003年度三大“国事”之一。另两大事件是恐怖的“非典”和神气的“神舟五号”上天。

这一年,三亚和中国都经历了一场特别的痛苦——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因为“SARS”远离了它们。国内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幸灾乐祸地嘲笑中国,他们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以为飞速发展的中国从此再也不会振作起来,他们甚至希望这样的厄运在中国永远地持续下去。

他们因此到处煽风点火、造谣诬蔑,企图阻止一切亲近中国的活动,可他们没有想到美丽的三亚人用美丽的行动彻底地粉碎了这种阴谋。

这一天,对三亚来说是个历史事件,而对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需要写进历史的事件——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世界小姐”中国行(其本身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而是中国在经历痛苦折磨之后的一次伟大展示。

“哇——太美丽啦!”美女们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几乎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简直比获得世姐比赛的桂冠还要激动和兴奋。

“中国太美!三亚太美!”这一夜,通过109位来自106个国家的美女们所拨打的电话,将这两句话传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这一刻,所有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都在为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摆脱瘟疫、重新恢复平安和生机而祝福、欢呼。

这一刻,所有敌视中国与中国人民的那些人都感到了沮丧——因为他们又一次失败了。

中国的强大势不可挡。三亚的美丽成为全世界的话题。

什么时候使三亚人有了动用美女来宣传和提升自己城市知名度这个念头的?

这得问知底人。

2006年底刚从三亚市旅游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蔡世东先生是重要的知底人之一。

“三亚的美能勾魂,但不是所有人来三亚后都会有这种感觉。作为主管旅游局的一名领导干部,我1992年底来三亚后,马上就是1993年的春节。春节对三亚来说,是最重要的旅游季节。可是那一年的春节,我一个人来到大东海湾,那天我躺在沙滩上,情绪低极了,那会儿大东海湾的沙滩比现在还要原始,海水也格外湛蓝,天上的云彩也特别地美,可就是没有游人。没想到,十年后的三亚却完全变了样。”蔡世东谈起如今的三亚,脸上立即放出了光芒,“我只说一个数字你们就会明白这种变化:我刚来时,全三亚市年旅游收入才一个来亿,去年我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时,三亚全年的旅游收入是70亿元,今年听说可以达到80亿元!三亚旅游还有四个数字值得骄傲:三亚旅游的产业收入达到我们这个城市总收入的70%;三亚的旅游固定资产投入也占全市固定资产投入的50%;三亚的旅游行业的就业也占全市就业的80%;还有就是旅游税收,也占了全市税收的70%左右。这四个数字的比例,在中国所有城市中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蔡世东告诉我说:“三亚旅游在短短的这十几年里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2003年底,三亚的天上一下子掉下了106个国家的那么多漂亮的‘林妹妹’,是因为我们三亚早有‘预谋’,而且这个‘预谋’来之不易,倾注了我们几届三亚领导人和全体三亚人的共同心血。可以说,三亚对美的追求,与生俱来,蓄谋已久!”

蔡世东说得没错。三亚如果没有对美的执著追求,三亚就不可能有今天。

三亚如果离开了美的魅力,三亚只能永远是旧时代那些不得志的官员们的贬谪之地,成为人们在课本上阅读、在心理上产生恐惧之感的“天涯海角”了。

三亚今天的市委书记江泽林先生提出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听起来很新颖和时尚。而三亚走过的20年风雨历程,细细分辨,“注意力经济”其实一直是他们运作城市的一个有效经验。

而把“美丽”作为“注意力经济”中的一项突出内容则是他们成功的根本所在。

“美丽”的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三亚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与起点。对于自然美,三亚的普通人从第一个游客那里赚到钱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了,但这只是最原始和肤浅的自然美意识。1987年初,三亚举行了首届“少林可乐杯”铁人马拉松比赛活动,参加的45名男女运动员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这样规模的活动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不起眼,但在20年前的三亚,可谓风光得很。三亚人第一次意识到通过一次体育活动,能够让三亚之外的人了解三亚。这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在三亚的萌芽阶段。可惜最初类似的活动搞得并不热闹,也缺乏新意,其内容和形式上仍然没有摆脱依赖三亚自然美的基本优势。

1996年,钟文当市委书记时期,旅游局蔡世东等人就开始琢磨起一件当时在中国还非常敏感的事情——“选美”活动。这一年,他们先是试探性地搞了届“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请来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118对新婚佳偶和跨国夫妇、金婚老人,接着又在小范围内搞了个选美,即“三亚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尝到甜头后,蔡世东等人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了:三亚旅游要形成热点,成为产业,像钟文书记所说的那样要成为城市支柱产业,首先要让外界了解和认识三亚、爱上三亚。而要让外界了解和认识三亚、爱上三亚,三亚本身就得与众不同!

“找新丝路,跟他们联手搞全国模特比赛!”有人建议说。

新丝路?!当蔡世东与新丝路的李小白一联系,两个人一拍即合。1995年接手新丝路的李小白,此刻正在寻找新的突破点。

1999年10月,“新丝路模特大赛”在三亚首次亮相,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成功之后,三亚人的心也就更“野”了:我们能不能把世界最权威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搬到中国、搬到三亚来?

三亚人开始了预谋。

2001年6月初的一天,三亚人突然接到李小白打来的电话:“喂,告诉你们一个可靠消息,‘世界小姐’的主席莫莉夫人即将来到中国,她准备到几个城市旅游……你们得逮住她呀!”

“好的!我们坚决‘逮’住她!”三亚人志在必得。

6月的某一天。首都机场。莫莉夫人刚走出机场,就被一群不速之客“逮”住并“劫持”,并迅速换上另一架飞往中国海南三亚的飞机。

“太美了!这是我去过的世界各地中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三亚是个浪漫之城,三亚的人非常非常友好。三亚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这个地方。”几天游览后的莫莉夫人,完全被美丽的三亚风光和热情的三亚人征服了,她的眼睛里时时刻刻流露着甜美与欢快。

“夫人,您不觉得我们美丽的三亚如果能与您的‘世界小姐’比赛连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妙的事啊!”三亚人试探性地问。

莫莉夫人的眼睛顿时瞪大了,她欣喜地说:“好啊!我太愿意把‘世界小姐’放到中国、放到三亚来举办了!这是我多年的夙愿!全世界都会为之欢呼的!”

这回轮到三亚人的眼睛放光了!

再一接触下来,三亚人感到了压力:如果“世界小姐”的主办权放在三亚,按惯例,得在签订协议后,交付给莫莉夫人承办费480万美元!可当时三亚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两个来亿,480万美元加上举办活动的费用还得五六千万,里外里,还不得一个来亿呀?这可等于三亚财政的一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市委为此特地召开了三亚四套班子成员的主题会议,关于举办世界小姐活动的议题最后得到了多数成员的通过。

然而,更重要的是,上面对此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探问的结果是:省机关的多数人支持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不过,中国的事情就这么“特色”——如果没有领导人点头,像“选美”这类事下面再怎么热烈和拥护,也是白搭。

机会终于来了。

2002年5月,莫莉夫人再次应邀访问三亚,而这次访问与上次意义不同——三亚和莫莉夫人将正式会商2003年第53届“世界小姐”赛事是否在三亚举办这件大事。

三亚人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他们将要做一件震动国际的大事——新中国成立50多年尚未举办过世界选美比赛,他们将与莫莉联手干这件对世界和中国影响深远的事。西方世界曾经有人预言,如果谁打开了中国的选美市场,那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大开放。紧张的是如果上级领导不点头,我们与莫莉夫人签的协议等于废纸一张。废纸一张好办,问题是480万美元白白扔了,谁负担得起?

三亚的领导们感到了火烧眉毛的滋味!

“文学,省委几位领导这两天要到三亚视察,白克明书记也去,你们得抓住机会听听他对‘世界小姐’的事啥意见喔!”就在这时,中央新任命为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的原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突然从海口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吴文学。

“真的?太好了!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并且圆满地达到预期!”吴文学差点没高兴得跳起来。他心里想:富玉书记真够意思,人走了,可心里还挂念着咱三亚和三亚办“世界小姐”大赛的事。

莫莉这回到三亚,正巧遇上了三亚和海南省政坛一系列人事重大变动。首先是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换成了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白克明同志,其次是原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升任海南省委副书记。

5月9日,王富玉同志还在三亚主持市委召开的学习传达省第四次党代会精神。5月13日,海南省委作出决定,由于迅同志接替王富玉同志任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即日赴海口的省委工作。而莫莉夫人是5月15日到的三亚。5月17日,中共海南省委几大要员——省委书记白克明,副书记罗保铭,副书记王富玉,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纪南等同志到三亚。

5月17日上午,三亚市召开四套班子全体人员和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区镇主要负责人及副厅级以上退休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孙文同志主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纪南同志首先宣布了关于调整三亚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决定。随即,省委白克明书记、罗保铭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对王富玉任职三亚市委书记期间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相信新任书记于迅一定能把三亚的各项建设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王富玉和于迅二位交接班书记也讲了话。

台上几位省委、市委领导一个接一个讲话期间,台下的三亚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吴文学和市委统战部长张萍等人不停地打着手机,正在“密谋”一场即将揭幕的“莫莉与白克明巧遇”的戏剧……

“巧遇”的场所安排在图书馆的盆景厅。

那场“巧遇”的设计者之一、现任三亚市委宣传部长张萍同志谈起此事,仍颇为得意:“现在看起来这场‘巧遇’好像很简单,可在当时,简直有惊心动魄之感,因为我们要算准每分每秒!那天我们设计的是在白克明书记参观图书馆和一个画展之后出来而还在图书馆的那几十步之间,要让莫莉夫人与他‘不期而遇’!所以时间必须分秒不差,要不就会有人为安排的痕迹。还好,那天就在白克明书记参观完后往下走的台阶上,我们陪着莫莉夫人正往上走。两队人马就这样遇上了……

“一见面我们就向白克明书记介绍,说这是莫莉夫人,是‘世界小姐’组织机构的主席,来三亚访问。白克明书记就很高兴,说好啊,欢迎夫人到三亚和海南访问。莫莉夫人也很高兴。这么一来,那翻译却忘了我们提前让她翻译给白克明书记这回莫莉夫人是来三亚跟我们谈关于举办‘世界小姐’的事。这主题忘了不等于白忙乎了嘛!当时我们几个都快急出汗了,后来一看不行了,就干脆直接对白克明书记说,莫莉夫人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白克明书记一听,便笑眯眯地将手伸向莫莉夫人,口里在说:好啊!欢迎!当他们俩的手握在一起时,我们就让记者噼里啪啦猛照了一通!第二天报纸上就大幅刊登了白克明书记与莫莉夫人握手见面的新闻报道。‘世界小姐’一事,总算获得了领导层面的一点点支持——其实当时的做法有点像是我们让领导就范的味道。”

张萍部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就在白克明书记与莫莉夫人“巧遇”握手的那一瞬间,有两个人在一旁偷笑,他们是原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和新任市委书记于迅,他们在笑自己的那些部下“真会做事”。

“我们是采用了没有办法的办法。”三亚人解释道。

“既然白克明书记没有反对意见,我们马上行动!”市委、市政府领导明确指示道。

“那得专门到省里去一趟,正式向白克明书记等省领导汇报。”吴文学提议。

“去吧!趁热打铁!”于迅书记说。

吴文学等人到省里汇报后,这回白克明书记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你们三亚搞“世界小姐”活动可以进行。

事情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2002年度的“世界小姐”大赛上,大赛背景大屏幕上播放了15秒的三亚形象的宣传片,当屏幕上打出用中英文写着的下一届世界小姐比赛地中国三亚时,全场欢声雷动。那一刻,全世界都看到和听到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伦敦的各个媒体全都报道了我们要举办下届世界大赛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媒体更是热闹……

“这是中共执政50多年来,第一次融入世界审美潮流!”

“中国政府允许选美活动,具有地标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里程碑!”

一时间,外电以各种醒目的文字和标题,不仅报道了三亚要举办“世界小姐”赛事的消息,而且针对这件事大大炒作和猜测了一番。

200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极其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新的“两会”上,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外国所说的中国“胡温时代”到来了。然而,就在他们任职后没多久,一场从中国南方一直传染到中国北方的空前的大灾难就开始了——SARS瘟疫像喷血的魔鬼,考验着正在崛起的中国,考验着新一届中国政府。

这一年初始,三亚市的政坛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市长陈孙文调到省里工作,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任市长是陈辞。那位热衷于“世界小姐”活动、对三亚旅游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吴文学常务副市长也调到省里任旅游局局长(后来又调到国家旅游局任司长)……

中国在这一年的春天,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旅游业因非典灾难而变得十分萧条。美丽的三亚和海南全岛虽然是“零非典”之地,然而旅游业同样惨淡。像天涯海角和亚龙湾这样往日人山人海的著名景点,那些日子里一天接待不了几十个人。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世界小姐”大赛怎么办?还搞不搞了?这个问题把三亚人压得一时喘不过气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亚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比那些有非典疫情的地方轻松。

新市长陈辞对原先在海上建个“美丽世界”有不同意见,后来经研究决定,准备建一个“美丽之冠”作为“世界小姐”决赛地,并成为三亚永久性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这事后来虽有些曲折,但在新一届政府直接干预下,“美丽之冠”建得非常漂亮。

与此同时,三亚“世界小姐”大赛组委会还专门为活动设计了一个由权杖与蝴蝶组成的很别致的大赛会徽。去过三亚的人都知道三亚有个神秘而漂亮的蝴蝶谷。

一切该准备的工作都在准备之中。

可是现在摆在三亚市政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2003年全世界都在拒绝中国,三亚的“世界小姐”活动怎么办?原本已经有的经费和审批问题就够三亚受的,现在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新问题。

三亚人感到头疼。光说头疼不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头疼。

这时,海南省委副书记罗保铭来到三亚视察文化产业和城市建设项目。罗副书记马上联想到了“世界小姐”的事,问三亚市领导事情到底进展到什么份儿上了?陈辞市长如实回答:“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是审批问题,没有上面的批文同意,我们三亚干这事风险太大。”

“都到这份儿上了,赶紧想法子上北京去呀!”罗保铭一听就着急起来。

“是。”陈辞市长马上开始行动。

第一份以三亚人民政府的名义向省政府打的报告,很快由海南省政府以办公厅的名义给了三亚。这文件的全称叫《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在三亚市举办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的复函》。

“光有这个怎么行?我们恐怕得一起到北京跑一趟了!”省委副书记罗保铭对三亚市领导说。

“好,我们马上准备相关材料。”三亚人一听高兴了,省委领导要亲自出面向中央汇报,这不等于与省委、省政府一起扛责任了?

“举办‘世界小姐’这么大的活动,是你们三亚的大事,当然也是我们海南省的大事。你们让我们坐在一条风险船上了。”罗保铭半开玩笑地对三亚人说。

到了北京,罗保铭副书记和三亚一帮人从中宣部到广电总局,从文化部到全国妇联,跑了一大圈,结果是:公开不支持的少,但让某部门出面批文困难。说白了,没有最高层领导点头,像这么大的世界性选美赛事谁也不敢批文同意。

一周下来,罗保铭等人只能无功而返。回到海口,罗保铭对三亚的同志说:“这种事看来不报则罢,一报肯定被拿下。所以还不如不报,你们自己再研究看看怎么办,然后把意见报省委。”

“好的。”市委领导立即回三亚召开常委会,研究下一步行动。于迅书记这个时候还没走,常委会上,他非常激动而坚定地说:“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的话,就举手。现在我宣布:关于举办‘世界小姐’比赛活动一事,我们不再向上面上报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常委全体负责!”

“我们同意!”常委们全体举手,并庄严保证:“常委一起负责!”

第二天,市长陈辞带着副市长等人再次返回海口,向罗保铭汇报。罗副书记看完三亚的报告文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陈辞指示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周雄在现场拿出电脑随即修改。这时海南新的省委书记汪啸风正好看到了陈辞市长。“陈市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陈辞赶紧跟着汪啸风书记进去。当他从汪啸风书记办公室出来时,脸上有种特别激动的神情。他对周雄等人说:“走,我们回去吧!”

“市长,汪书记是怎么说的?”一路上,周雄等人最想知道今天的“核心机密”。

陈辞笑了,说:“好好回去干吧!汪书记和省领导全力支持我们!”

不过市长、副市长的高兴劲儿只是暂时的。回到三亚,他们就开始盘算举办活动的费用,因为时间不多了。没有批文,就等于他们的整个活动,只能悄悄干,没有机会再拉广告、搞招商了。问题的关键是:海南的支持也是很有限的,虽然省委领导说,用海南旅游卫视的频道宣传“世界小姐”活动,可也就是一个频道,而且是非主流电视媒体,更不用说搞国际转播等极具商业价值的宣传了。

省委、省政府这回对三亚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首先是马上召开了协调会。

书记、省长都在会上说了:“你们各部门要听清楚了,三亚举办这次活动,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三亚的形象,还有我们海南的形象,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举全省之力!三亚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帮助解决;三亚没有提出的问题,你们想到的也要全力帮助去做!”

会后,电视台的人马上对三亚方面说:“我们干不了!电视台的事是国家广电总局管的,像这样的选美活动,国家广电总局不下文,我干了乌纱帽就没了。”

电视台不配合,哪来广告招商?

于迅书记急了,果断作出决定:“天涯海角、南山、大小洞天和亚龙湾4个景区全面提价15元!这15元作为‘世界小姐’活动专用经费!”

“这行吗?今年游客又少……”

有人嘀咕道。

“非典一过,游客马上会多起来的!我相信我们三亚是经得起考验并有这个魅力的!”于迅坚定地说。

决议很快形成了。三亚在经费上有了一条路子。市长陈辞和副市长张琦当然最高兴了。

接下去的一件事让他们更高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王纪言先生来了,提出要转播“世界小姐”活动。转播权500万!并提议搞个“美丽眼睛看中国”。

“太行了!大大地行!我们中国时下在国际上什么都很困难,外面根本不了解我们中国的灾情,搞得我们国家的形象非常不好,人都不敢到中国来。如果我们借举办‘世界小姐’活动,通过100多个国家的美女的眼睛和嘴来把她们的所见所闻告诉给全世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比单纯宣传我们三亚不知要强多少倍!”三亚人兴奋不已。

“之后的工作,简直就是一马平川……”周雄形容道。

普通三亚人至今仍然不知道,真正形成这“一马平川”的局面,其实是来自北京的力量。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对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的支持——

在三亚与凤凰台正式签约后,一份以海南省政府名义起草的关于凤凰台制作电视纪录片《美丽的眼睛看中国》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办公桌上。赵启正认真地看完文件后,提笔向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报告。很快,中央领导同意了三亚与凤凰台的合作,并再次强调了两点:不要低俗、媚俗、庸俗,主要是对外宣传。

至此,三亚的“世界小姐”举办活动工作可以说是进入了真正的“一马平川”阶段。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就像三亚的风光,如同上苍恩赐的一般。从“国色天香”号和“椰风海韵”号降落三亚的那一刻起,三亚和这个多彩而美丽的世界便融在了一起,并且把中国也一起带进了美丽之中。

106个国家的109位仙女般的佳丽们来到三亚之时,也许不会想到正是她们影响了全世界人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对中国的看法。她们当然不曾想到,是她们的到来,使中国改变了一个50多年没有突破的一道思想和观念上的认识底线——人的美是可以成为一种经济、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价值取向的。

美,还能为政治和外交服务。美的功能无所不在。美属于全人类的共有资源。

第七篇 三亚:红树林精神漫天涯 第三章 天堂之路

三亚是天堂,三亚是人间天堂,三亚是自然界天堂,三亚是灵魂与心灵的天堂……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凡是去过三亚的人在观赏和体验那些阳光、沙滩和海浪之后,都会由衷地发出这种感叹。

其实,三亚何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堂,她的美超越了人类对天堂的理解和享受的能力与空间。我们只是还没有更多的能力去感受与理解而已。

从一个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自然风景地到真正意义上的天堂之间,三亚走过了整整20年。20年的努力,三亚才真正实现了成为人间天堂的梦想。

这天堂之路并非说来就来,说是就是的,它同样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磨砺——

由于三亚的特殊性,这个曾经不被人注意的往日小渔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受了多次风起云涌的历史洗刷。

1984年,三亚第一次从崖县更名为三亚市(县级市)。这对日后的三亚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可那时的三亚也许是因为太穷,也许是因为三亚人急于想让小渔港迅速成为像模像样的“市”,所以这一年三亚人被卷入了同样的“汽车事件”之中。1985年的整顿之风,强劲地吹拂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三亚也不例外。但三亚同时还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21号台风,袭击了刚刚正名为“三亚市”的小渔港,造成50人伤亡和两万多亩水稻绝收。

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亚依然不平静:撤州改市的更大一波风浪正在海南——北京之间悄然进行。笔者在采访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自嘲是“末代黎族州长”的王学萍先生时,他讲述了当时撤州建三亚市(地级市)的前后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完成深圳、珠海特区建设的构架后,就在考虑哪个地方适合建立更大的“经济特区”,而当时中国的开放模式朝何方发展、谁是中国的发展榜样,邓小平说得最多、最欣赏的是新加坡模式,于是在海南岛建大特区的构思开始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形成……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春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南巡”后,回到北京,找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在中南海与他们进行了一次内容非常重要的谈话。据说那次谈话,平时不易表露情绪的邓小平,这一天特别兴奋,脸上时而泛闪着激动的光芒,烟也抽得特别多。上面的那段话就是他当时讲的,时间是1984年2月24日。

几十天后的5月1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撤崖县、建三亚市的决定。这一撤一建,三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亚从此在行政版图上有了自己的地盘,预示着未来的一轮旭日在中国的南海正冉冉升起……

历史总是非常偶然的。历史又总是在巨人深思熟虑后的某个谋略之中得以发展与推进。三亚建市,渗透了邓小平对中国走向强大所思考的深远谋略。

1986年,三亚进入了高热度的年份。中央领导对她的关注程度让三亚人有些招架不住——先是乔石同志带了26人来到三亚;几天后又是主抓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同志带了19人来到三亚。时隔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了更大的一队人马——50名高官来到三亚,并且一住就是六天!可以说,国家政府首脑部门对三亚进行了一次“集体现场办公”,这在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两个月后,国务委员王震将军率37人的庞大考察团再次光临三亚,考察工作。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又率30人的视察团来到三亚……

三亚人哪里知道,此时的三亚所面对的每一件大事,已经不再是三亚人自己的事了,它是海南省、更是国家的事了!

过去的三亚由于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最前线阵地——南大门,这里有著名的海军榆林军港。开放三亚带来的结果,是可能让这个知名度很高却又十分秘密的军事港口暴露在游人的眼皮底下。怎么办?三亚人有些不知所措。著名的鹿回头,是三亚的象征,美丽凄婉的爱情传说,是令三亚人骄傲的一则故事,政府请来专家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石雕,希望放置在鹿回头的山顶。可军事部门立即向三亚政府方面提出:这得经中央军委批准。

好家伙!三亚人突然感到这美丽绝伦的三亚原来并不只属于自己,更不是自己想怎么建设就可以怎么建设的。三亚的一草一木,牵动的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啊!

1987年的三亚阳光格外充足。新年刚过,三亚历史上第一个海关码头兴建。4月,本地籍干部陈人忠同志回到三亚担任三亚市(县级)委书记。

“升格前的三亚市,我任市委书记。地级市筹备组成立时,我是三人筹备组成员之一,另一人是李国荣,他是原自治州州委书记。还有王学萍,他是原自治州州长。升格20年来,三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正是三亚巨变的亲身经历者、见证人。”陈人忠老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万千。他说,三亚以她的魅力赢得世界垂青,其原动力得益于当年的一次“鹿回头特殊会议”精神。

陈人忠老书记说的“鹿回头会议”,指的是1987年国庆期间,时任海南省筹备组成员的许士杰、梁湘和王越丰三位主要负责人带领省筹备组工作人员到三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是三亚升格前,海南省领导集体为三亚未来建设“摸脉”、“定向”,其意义非同一般。

1987年9月26日,一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中发〔1987〕23号”文件,通过特快机要,送达海口市所在的海南省筹备小组。这份文件共三页纸,文件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一)海南建省后,其他地方行政体制的设置,要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改革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作为省县间的中间层,应予撤销。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民族自治县或者民族乡,把位于自治州管辖范围内的三亚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三亚升格的文字。

次日,许士杰给梁湘打电话:“国庆我们几个到三亚走一趟,海南省要成立,三亚市的升级工作是重要的先行步骤,我们必须重视。”

梁湘说得更直接:“三亚县改市,直接关系到整个海南省未来的重大战略。许多事情应当走在前面,请王越丰同志一起去,三亚由县升地区级市,少不了他这位黎族自治州州长出身的老领导。”

1987年国庆节,秋高气爽。海南的天气依然热度不减。许士杰和梁湘,还有王越丰同志,带着十几名省筹备组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起从海口到达三亚,在鹿回头市委招待所住下。随即召来三亚市党政军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陈人忠书记首先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汇报《三亚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其实已经不是局限于县级三亚市范围了,但当时的陈人忠只能把话“点到为止”,因为他还没有权力去把三亚延伸到地区级市的权限范围内。

许士杰和梁湘等人则不一样,他们的心目中,此刻已经把三亚定位为未来海南省的三大经济板块之一了,其余两处是海口和东海岸的洋浦港经济开发区。

“海南省马上要正式对外公布了。建省的历史性任务将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们说说,三亚的未来将如何定位?”学者风度的许士杰,一上来就把话题交给三亚的同志。

“正如我在汇报中向省领导同志报告的,我们认为,三亚的优势,就是自然风景美,得天独厚,特别是热带自然风光,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认为,发展旅游,把三亚建设成为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是未来的三亚定位。”陈人忠见三亚的同志的目光都聚到了他这儿来,于是又将方才汇报的提纲中所言及的一个突出问题重复了一遍。

“还是请梁湘同志发表高见吧!他在深圳特区干过,思路开宽,眼界高嘛!”王越丰同志说。

梁湘直了直身子,说:“好,我谈一下看法。建省后的海南,其重点有三:一是海口,它是省委所在地,又是海南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工业所在地。二就是三亚了。再者是洋浦港。三个地方各有分工,海口已经说了,是省会城市,洋浦港是工业经济区,将来海南的主要工业应该集中在那里。那么三亚如何发展呢?我原则上同意陈人忠同志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所给予三亚的定位,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这三个关键词是:热带、滨海、旅游,基本上概括了三亚的地理与资源优势。三亚不能有大的工业,更不能有污染。但是,三亚除了这三个特点和优势外,我们的目光应该把三亚放在更宽泛的高度去认识它。三亚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和热带资源,它应当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对啊,三亚应当成为国际旅游胜地!”

“我们三亚就不比人家差嘛!”

众人情绪振奋。这一天,鹿回头宾馆内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气氛。

11月20日,国务院关于海南建省筹备组《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设立民族自治县和三亚市升格为地区级市》的批复文件正式下达。这消息,让三亚人彻夜难眠。

12月31日,三亚市在市委大楼前,举行了历史上最隆重的庆贺仪式。有5000多人参加的“热烈庆祝三亚市升格地级市大会”在此召开,这一天,标志着三亚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

刘名启,三亚升格地级市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也是三亚建市20年中唯一一位集两个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由一名正处级干部,在省委书记、省长陪同下来到三亚市一下子升任为厅级领导的人,有点儿像当年的三亚县级市一下子升格为地级市一样。适应不适应,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人民知道,只有历史知道。

1987年12月31日,三亚市开过升格庆祝大会后,随即就是百业待兴的工作。

当时的三亚虽然也称“市”,其实还只能算个小渔港而已。除了一条日本人在时就修的“解放路”外,整个城内再也找不到第二条500米以上的道路了。游客同样非常少,那时到三亚旅游,既无飞机可乘,在海口摆渡过琼州海峡也不是每天能抵达岛上。

建市难,创业初期更难。许多干部不难克服不能与家人团聚——据说,一到周末,就有几十部汽车浩浩荡荡地从三亚往北开,原因是多数从州府到三亚工作的同志的家还都在老地方。“与家人不能团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当时三亚的工作条件太困难,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地方办公,没有地方住。这才是最要命的。”如今四五十岁的“老机关”们谈起往事感受最深。

没有电,是因为三亚历来缺电。没有水,也是老问题。三亚有个水库,是日本人在的时候修的。三亚建市初期曾经出现过满城打井的“群众运动”。其情景壮观而热闹,又非常可笑。设想一下:一个城市如果需要依靠打井来维持吃水和生活的话,该是何等的艰苦。

程浩同志是梁湘亲自调来的一位具有特区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作风大胆而泼辣,事业心也很强。他到任后就想改变一下三亚落后的城市面貌,换了谁当市长看到同志们满街打井过日子的景况都会揪心的,都会痛下决心改变旧貌的。程浩请命主抓城市改造工程建设。酷暑下的7月10日,解放一、二路改造工程拉开战幕,数百名建筑工人和几十台挖土机械组成的建设大军,将整个三亚仅有的两条主干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们惊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担忧。欢喜的是总算盼来了马路拓宽的日子,担忧的是咋弄成东一个坑、西一段洼?啥时候能出现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马路呀?

百姓担忧得不无道理。但干部之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统一、不协调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设如何搞,是大上快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正确,似乎一时分不出胜负。于是挖马路成了程浩断送在三亚工作前程的一次“命运悲怆曲”。

1988年11月,三亚市升格后的首届领导班子大调整。市委书记李国荣和二把手程浩同时被免职,李国荣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广东。新来的人就是刘名启,这回他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刘名启被任命之时,正值王震同志到三亚视察。三天后,老将军走了,刘名启走出办公室,下乡去了。市委办公室负责人急忙说:刘书记,您下乡得派个秘书,您看谁合适?刘名启一愣:秘书?我从来没有过秘书呀!办公室负责人笑了,说你过去是县委书记,现在你是市委书记兼市长,官大了,工作忙了,得有个秘书跟着。刘名启淡然一笑,说:算了,我还是老习惯,不用配秘书。

市委书记不配秘书,成为刘名启时代的三亚的一种作风,所以其他市领导也都没有秘书。“任职时,省委领导陪着我从海口出发,摇摇晃晃走了近一天时间,一路上我感觉越走越远,怎么三亚那么偏呀?再看看当时的三亚,确实很落后,街不像街,城更不像城了,当时的三亚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广东中山、东莞的一个乡镇的水平。我任职后马上下乡,一方面我过去是当县委书记出身的,抓农业和农村工作比较在行,另一方面当时三亚的羊栏镇刚出了件事,是民族纠纷的事。我头天到了崖城,这个文化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即与镇政府领导和市政府有关同志商议了如何保护古城的思路。但是头天又碰到一件事,我看到当地干部在一条河上筑坝。这河是灌溉河,筑坝是为了发电。发电固然是需要的,可筑坝后影响了灌溉可是件大事。听崖城的同志讲,这里是三亚主要的粮食和蔬菜基地,农民们种粮种菜如果缺了灌溉,不等于断了生路嘛!我一看觉得这筑坝有问题,就对当地的那个书记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问问你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经过专家论证没有。那个书记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啥都准备好了,你刘书记只要来给我们剪彩就行了。我缓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剪彩晚几天没事,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再说。第二天我把懂行的几个搞水利的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也把负责筑坝的那个书记请来了,结果大家一议这筑坝搞小水电站的事,技术人员们一片反对声。这件事证明了我的判断没有错。三亚在当时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对待农业万万不可违反科学规律。”刘名启对出任三亚领导初期的每一件事记忆犹新。

“另一件事就是羊栏镇的治安。这里的闹事,是海南建省后第一件直捅到中央的大事,发生在我们三亚,我们自然很没有面子,必须着手狠抓。三亚地理特殊,历史上就是经常有敌特活动的地方,社会背景复杂,加上一些民族矛盾,社会治安是件大事,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三亚的发展。我调查的结果发现:主要还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村与村之间出现纠纷,最后把事态扩大化,造成恶劣影响,归根到底,查其事发的原因时,发现都是因为一些经济利益,老百姓被个别坏人挑拨,所以出现了聚众滋事。这也是三亚历史上的老问题。由此我更感到肩上的责任。同时,还发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这里的警力不足。几万人的一个辖区,只有5名警察,其中3人还住在城里,加上平时有个把人生病什么的,真正值班的经常只有一个警察,这对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的地方显然是个问题。我调研后,即向公安局负责人提出,是否应该增加警力,包括对重点地区的派出所提升级别,扩大编制?我的意见及时得到了公安部门的认可,很快这里的派出所扩大了编制,达到了15个警力。同时对警察加强了责任制,又通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结果我在三亚任职的5年间,羊栏镇就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治安问题。”

不知是因为时间久远了还是刘名启同志有意不想提1998年9月,在他亲自布置和带领下曾经在羊栏镇地区开展的一场大快人心的“扫黑”活动。然而我在“三亚历史大事记”里仍看到了这样一项记录:“1998年9月25日,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组织公安干警和党政干部394人,到羊栏镇地区开展打击贩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的行动,缴获各种枪支508支、子弹633发、组装火炮3门、军用手榴弹19枚。”

这是1998年啊,一个小小的三亚羊栏小镇,竟然一下子缴获这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武器,可想而知三亚除黑之前的复杂形势与社会治安。

三亚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除了一些历史原因外,还增添了许多新的矛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是治安,除了本地的一些历史原因外,海南省刚成立,凡当时去过海南的人都见过那股“海南淘金风”,着实吓人。那时仿佛谁只要到海南,就能发大财,结果数十万人一下子拥到了海口和三亚等城市,尤其是海口。想发大财、想干大事的人哪里知道,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方面确实需要大量人才,可另一方面海南是个孤岛,不像深圳那样在初期就有那么多外商外资企业和各种资本涌入,可以消化人才,有财可发。海南当时还是个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商业,那些辞职和离家远赴海南的淘金者,来到海南后不久就发现:除了花自己身上的钱外,再也难找赚钱的机会,甚至连起码的工作都难找到,碍于面子,他们既不愿从琼州海峡上往回走,又不想丢弃海南可能的发财机会,于是只得就地“战斗”。一时间,大学生变成了乞丐、博士变成了算命先生,女孩子沦落成卖身卖情的烟花女,充斥海南各个角落。三亚是海南第二大市,又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这样的风潮自然而然波及并猖獗泛滥,藏污纳垢的地方也不少。于是社会治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事情一多,加上有几个记者特地跑到三亚经过明察暗访后那么一报道,好家伙,三亚似乎一下子就成了嫖娼卖身的大营地。如此名声,传到中南海,领导们一层层指示下来,海南和三亚的领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于是刘名启同班子成员不得不腾出精力整治社会治安,将那些有碍三亚形象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进行清理、扫除。

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的话说,是盘活了国有资产。”

刘名启认为,自己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这几年中,值得写进三亚历史的,当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坚持走了要把三亚建设成“东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现在看来更是意义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国性的‘海南投资热’。我们三亚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海南投资热,到我们三亚来投资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国家单位和各省市的单位,简直多得应接不暇!我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会碰到有人说要给我们三亚送钱来,说要高价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海滩。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钱,现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将银行都要搬到我们三亚来换我们的地呀!可我们一块地都没卖给这些单位,原因是他们都想在这里建招待所和疗养院!我们当时顶了不小压力啊!我们没有把亚龙湾和其他几块好地方卖出去,不卖出去是因为我们记着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的,要把那里建成中国的夏威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把亚龙湾卖出去了,海滩都变成了国家机关的招待所和疗养院了,那是对三亚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一种犯罪!”

今天的亚龙湾真是太美了,它已经成为三亚最美的地方,并且跻身国际著名旅游风景胜地的行列。三亚人和所有来到三亚去感受亚龙湾之美的人们,都应当感谢刘名启及其之后的几届领导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将领袖们的谆谆教导铭记心头,并付诸行动,是他们守住了这块天赐宝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

现在该说到钟文当书记的时代了。用时代来叙述三亚发展某个阶段的风风雨雨并不为过。虽然这个年轻的美丽城市才只有20多岁,但就其走过的艰难历程来说,它够得上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真地考察它,因为三亚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快速发展模式。

1992年,刘名启还没有离开三亚的时候,中国从南到北就开始了一场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大的进步浪潮。这股浪潮的掀起者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便是这一浪潮掀起的动力和起因。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中国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中的巨轮一样,前面的航程如何走,如何迅速把握方向,那个时候离开了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仍然不行,而且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巨轮前进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极“左”思潮的惯性和对“资”与“社”的认识仍然不统一。

因为经受了“汽车事件”以及随后的“梁湘事件”的影响,海南的大特区建设前景和形势,在当时很不明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海南的发展形势比起内地的其他省区来更是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一直跃跃欲试、想昂首前进的三亚市,自然也不免受到波及。

邓小平看出了全国的形势,当然包括海南和三亚的情况,于是他向自己的人民和党大声疾呼: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

三亚升格地级市后,以“南巡讲话”为指导,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用三亚人自己的话说:刘名启把三亚稳定了,而钟文则把三亚做大了。

钟文于1993年4月25日接任三亚市市委书记,这位务实的干部来到三亚后立即投入三亚的城市建设大潮中。

在5月20日召开的三亚建市后的第二次党代会上,钟文书记作了题为《抓住中心,牢固根本,兼硬两手,把握关键,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报告。钟文所说的“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根本”是指三亚是个驻军多、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要搞好团结这个根本,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两手”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刘名启在任的五年,实现了三亚经济指标较升格地级市时翻一番。钟文在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确定了自己这一届的经济目标是:到1997年,三亚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2.75亿元,年平均增长23.3%;国民收入20.5亿元,平均增长26.8%;工农业总产值20.2亿元,年平均增长20.8%;财政收入1.73亿元,年平均增长11.2%。除了财政,各项指标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这显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指标。

高速发展的指标,就该有相应的高速发展的措施。

钟文担任三亚市市委书记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跟上全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大潮?海南大发展,三亚理当紧紧跟上。就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言,三亚和海南都是后起的发展地区,当深圳特区风起云涌、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模式时,三亚和海南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胚胎阶段。十年二十年的晚起步,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问题。时间就是生命,晚起步了一二十年的三亚,必须迎头赶上。从现在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当年钟文他们一届领导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在三亚寻找能够迅速提升三亚经济效益的工业增长点,就会明白他们的苦衷了!

旅游的增长和一个城市旅游的支柱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要让旅游经济产值承担起一个城市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一个刚刚起步的三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亚要起飞,就必须有一个起飞的地方。机场便是三亚人首先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没有机场的三亚将是一个死岛,一个不能面世的埋在地下的玉石。

三亚人选择了凤凰机场。

“凤凰”的名字很好听,但凤凰涅槃时是痛苦的。机场建设需要一块巨大的土地。要土地、要建设,就得让一部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搬迁和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那些日子里,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他们磨破了嘴皮子,带领下面的工作人员去老百姓家一户一户做工作,没日没夜的……”一位当年参与机场建设土地搬迁工作组的同志这样对我说。

建机场是钟文从刘名启手上接过来的一副重担。然而,1993年6月,中央宏观调控的文件将许多地方的超常建设风潮狠狠地吹了12级飓风——大特区建设中的海南首当其冲。“三亚是个小地方,1992、1993年初形成的房地产热,这时一下出现严重泡沫,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内地资金猛地抽走5个多亿。资金出现倒流的现象,即原来三亚的资金都是从内地流到我们这儿的,现在突然从我们这儿回流到内地。三亚这么小的地方,几个亿资金一抽走,等于整个身体被抽干了血,还能干啥?”有干部这样告诉我当时三亚所处的危情。

几乎一夜之间,三亚所有的建设大项目都被停顿下来。可是机场建设不能停,而且必须尽快完成。

1994年钟文主持完成新一届党代会组织工作后,紧接着接待了来检查亚龙湾建设项目的美国北美洲国际海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澳门的马万祺先生,还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同时还接受了法兰西委员会授予大东海湾旅游中心的“国际旅游金杯奖”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组织和人士对三亚旅游的期待……内部遭遇资金紧缩和政策性调整、外部面临催促压力,这就是三亚当时所处的境况。

钟文和市长王永春等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天都处在高强度的重压之下。退路没有,前进又困难重重,不进则退,退则无生存空间。

硬着头皮、顶破头皮向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苦战九个月,拿下凤凰机场!”钟文向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和全市人民发出战斗动员令。

“机场建设大战,是检验三亚人民和上上下下战斗力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因为当时围绕机场建设,需要牵动全市性的多项建设。除了机场本身外,还有通向机场的大道,几十里的大道,就有桥梁和其他支路的建设,因此当时我们分了九个块块,有道路的、有水电的、有机场航运所用的等等。同时又设计和进行了24条沿线道路、7座桥梁,及三亚二环路建设……那九个月啊,我们全市上下,拧成一股劲,整个三亚像个大工地,到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不分白天黑夜地战斗着。很壮观、很带劲,当然也特别地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在钟文书记为首的市委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机场建设和其他辅助建设,当1995年7月1日三亚凤凰机场正式通航的那一天,我们再乘车走一走机场和机场到三亚的路段时,我们猛然发现三亚变大了!”当年参加凤凰机场建设的同志如此激动地回忆道。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建成通航,对进一步改善海南和三亚的经济投资环境,密切海南、三亚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南开发,尤其是加快三亚国际滨海旅游城市的建设步伐都将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省委书记阮崇武面对海内外来宾这样高度评价三亚凤凰机场。

三亚因为有了凤凰机场,从此就像阿里巴巴叫开了芝麻开门的致富金宝窟。

2006年,三亚机场接待旅客300多万人次,今年将超过450万人次。现在机场正在扩建。2010年,三亚机场预计接待旅客800万人次,2015年将达1500万人次!一个50万人的小城,一年仅机场就要接待旅客1500万人次,这是何等的热闹和沸腾的世界啊!

其实,现在我们来到凤凰机场,已经能深深地感受到这里忙碌异常的气氛和景象了。这里,每天迎来送往着国内外游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三亚凤凰机场这只美丽的“凤凰”现在越飞越远、越飞越带劲,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日本到韩国、到欧洲、到美洲,凡是世界有游客到三亚来的地方,他们都将飞行抵达,成为一只真正的中国“凤凰”——

三亚因为有了这只“凤凰”,开始变得更加浪漫、更加美丽……

我们再回到1994年前后的三亚。

1994年的三亚凤凰机场虽然通航了,可三亚经济并不像一架架“北航”客机一样腾空而起,正好相反,三亚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此刻已逐渐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进一步加强,以房地产为标志的三亚经济全面陷入困境。

“1993年下半年开始,在三亚投资的房地产公司开始大批撤资,直到1994年底仍然在不停地撤,等到1995年时,整个三亚与海口的情况一样,满目都是烂尾楼,我当时在房地产交易所当主任,所里的其他人都走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原先一亩地拍卖价可以达到380多万元,到那个时候只剩了50万30万还没人要!”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蔡兴业先生说。蔡先生是1992年从东北的一所高校辞职到三亚来淘金的。这位怀揣硕士文凭的高校教师本想在三亚大干一番事业,哪知在他把家搬到这里的第二年,他所期待的理想行业——三亚房地产业就陷入了困境,“三亚经济在当时让人看不到希望。人们寄希望于旅游产业的带动,所以那时大家把亚龙湾开发看得特别重,企盼它能给三亚带来新的生命和希望”。

三亚海岸之美丽,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而在三亚诸多的海湾中,最早开发的是近市区的大东海湾。三亚建市后,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一个更美的海湾,即现在所有到三亚的游客都必须去看一看、最好住上几天的亚龙湾。

亚龙湾之美,据说可以同世界上所有最著名的热带滨海景区媲美,比如印尼的巴厘岛、泰国的普吉岛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

亚龙湾的开发建设遇上了好时光。1992年,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国务院在年底批准了亚龙湾作为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这就给了亚龙湾一个“皇家贵族”的出生证。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中,关于亚龙湾的开发设想,一直受到中央最高层的关注。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专程来到亚龙湾考察,1993年3月底,国家旅游局等12个单位评审通过《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刚结束,4月,江泽民总书记又来到亚龙湾,面对如此美丽的海湾,感慨万千,他深情地对三亚和海南的领导说:一定要保护好它、开发好它!

也就在江泽民考察亚龙湾当天,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除中国的中粮集团公司外,还有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和澳门及台湾的大财团做股东。

历史性的责任落在了钟文书记、王永春市长这一届领导的身上。

1994年的三亚,是极其忙碌的一个年份。仅6、7月份,市领导出席的大活动就接二连三。梅山电厂的签约仪式刚刚结束,机场上“北航”首架飞机首航仪式还在期待着书记、市长的光临。钟文书记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会议上,刚刚发表完“大三亚”建设的新构想和建设三亚“四大区块”的组团式新思路,南山那边的崖13-1天然气建设工程的海底管道干线工程铺设全线完毕的捷报又传来。

“去吧!20多个国家300多名技术人员苦战了21天,该向他们祝贺和慰问了!”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一边擦汗一边直奔目的地。庆功仪式上的彩球还在空中飘扬时,亚龙湾大道竣工通车和滨海大道开工的仪式又在等着领导们到来……这就是大建设时期的三亚和三亚的领导干部们。

省委书记阮崇武于6月22日、7月1日两次来三亚视察工作,9月10日,阮崇武书记又来三亚,这回省委书记来此传达的精神更重要、更紧迫:1996年1月1日,“中国度假休闲重点在海南”的大型活动要在三亚召开,阮书记盯着钟文、王永春等三亚干部说:此次度假休闲会议是中国首次召开,意义非凡,是打开我们海南和三亚国际国内休闲度假旅游的总号召令,我们不仅要把这次会议开好,而且要借这么一次机会向国外旅游界人士充分展示我们海南和三亚的形象!务必要搞成功!给来宾留个好印象!

一个以开发亚龙湾、改进三亚城市基础设施、迎接中国首届度假休闲会议为主题的战斗拉开序幕……

从阮崇武书记来三亚传达首届中国度假休闲会议的议题到正式召开这次会议之间的时间,总共不到16个月,而标志中国度假休闲胜地的亚龙湾必须有个让人看了舒服的模样。或者说,亚龙湾这位“绝代佳人”的亮相,必须做好,做漂亮,否则将对三亚旅游更上一层楼、对海南和中国旅游业所提出的“度假休闲”概念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和影响。

三亚此时的责任重大。

首先是通往亚龙湾的道路必须建设好,这已经不成问题。

其次是整个亚龙湾18平方公里开发区内的搬迁与土地整合,同时必须有标志意义的大酒店的诞生。有意向的国际、国内投资公司很多,但能够在短时间内第一个在海滩上建起最现代的豪华酒店,最为重要。

第三是亚龙湾的标志性建筑——亚龙湾必须有个门面,作为展示“绝代佳人”的地方,在来访者初至此地时,应该给予我们的美女一个“屏风”是非常必要的。

亚龙湾中心广场便是三亚人设计的给所有来访者在此与“绝代佳人”约会的一个“屏风”式的栖息地。当年主政者是如何畅想这个“屏风”的图案构思我不得而知,但现在我们来到亚龙湾首先看到的正是这个美丽壮观的“屏风”——中心广场。

中心广场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中心,占地面积逾7000平方米,远远就能见到那根高27米的图腾柱。走上台阶,靠近广场中心,再环视这儿的一景一物,充满了东方远古的神秘文化。那围聚在图腾柱四周的是中国农历24节气的雕塑,气势宏大,用材质朴,形象独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原始自然崇拜和对吉祥太平、丰收富足的美好追求。广场外围所设计的五组造型优美的白色帐篷以及大型彩色喷泉,更衬托出滨海广场的那种独特风情和美感。

今天的亚龙湾已经是个非常成熟和被建设得美丽绝伦的世界级度假休闲地了。可三亚人最清楚,十年前为了让这位“美女”盛装出嫁,他们是何等的费心费力!

中心广场仅用七个月建成。“那七个月里,我们车不熄火,机不停转,昼夜奋战,终于高标准、高质量地建成了以东方远古神秘文化为主题的这个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集观光、集会、娱乐、餐饮、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广场。我们的工程后来还获得了1998年度中国建筑工程最高质量奖——鲁班奖呢!”建设者自豪地对我说。

而此时的亚龙湾,还有另一个异常受人关注的大项目——由世界著名的美国维伯特·斯公司按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颁布的标准设计、建造和监理,风格呈现浓郁的欧美古老“Links”球场韵味的亚龙湾高尔夫球场,也赶在1995年基本完工。

高尔夫球场的建成,一下使亚龙湾这位“美女”仿佛满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

现在,亚龙湾就缺可以留住宾客的大酒店、大宾馆了!

很显然,亚龙湾这样的美景,没有五星级或超五星级的豪华大酒店、大宾馆是不相配的。

谁来建?谁来第一个建?美丽的亚龙湾更在期待自己出嫁前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嫁妆。

“我来!”在众多世界名流巨商的观望中,中粮公司率先投资来做亚龙湾的第一台“嫁妆”。后来这个“嫁妆”取名叫三亚凯莱国际大酒店。

“过去,我们拥有我们的颜色:梦想蓝、喜悦橙、青春绿。现在与亚龙湾结缘,我们将拥有蓝天、白云、沙滩和碧绿的海水及清新的空气,于是我们拥有了地球上的所有……”亚龙湾第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就这样在三亚人和中粮人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在“天下第一湾”垒起第一块基石。它的建成速度和竣工后人们所看到的那种皇家风范让当地人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国际水平”。

亚龙湾到了正式向世人亮相的时候了。

1996年1月1日,中国首届度假休闲会议在亚龙湾中心广场开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和国家旅游局、海南省领导及中外宾客、新闻记者、三亚市民等5000余人出席了这次掀开中国和海南度假休闲游序幕的大会。而此次大会,同时也标志了三亚作为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全面进入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全新历史时期。

当时有媒体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因其地域和资源的特殊性,海南在中国旅游业引领着度假游的潮流,而三亚将是海南旅游的重中之重。

1996年3月29日和30日这两个日子,对三亚来说,是需要记住的。

这两天,胡锦涛同志来到了三亚,这是他第一次到三亚,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这位心怀人民疾苦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来到三亚,便提出一定要去比较偏远的贫困山区百姓家看一看。30日,胡锦涛同志来到天涯镇文门村,走进一片低矮的茅草房,逐户看望了这里的黎族群众,并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后来,胡锦涛同志来到了当时的羊栏镇桶井村委会的凤凰村,当他看到这里一幢幢的新别墅时,便问该村党支部书记董文明:“你们村的农户是不是都住上了这样的楼房?还有多少贫困户?”村书记说:“还有个别没住上楼房。”“那你们打算怎么办?”胡锦涛关切地问。“我们通过党员联系户,帮助和带动那些没有致富的农民脱贫,争取让他们早日住上新楼房。”胡锦涛同志听了很高兴,同时对三亚的领导干部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关心贫困群众,一定要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三亚自升格地级市以来的历届领导,也正是这样做的,并且不断取得工作的成效。许多去过三亚的人其实并不清楚,在这个美丽的热带滨海城市的50万人口中,有七成是农民,这30多万农民中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又占了多数,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1998年2月,三亚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书记,他便是王富玉。王富玉的到来,给三亚带来了一阵清风、一片激情、一个新的时代……

王富玉之前的三亚市委书记是洪寿祥,这位人称“文人书记”的洪寿祥在三亚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9个来月,但他留下的政绩不少。三亚人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大手笔”,是洪寿祥书记开始了有“椰风走廊”之称的三亚湾开发。

洪寿祥同志的功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便是在他任职时积极推进南山佛教文化区的建设与完善。他个人在研究佛教文化方面颇有造诣。洪寿祥离开三亚后出任了海南省委宣传部长。

钟文书记和王永春市长是1997年5月同时调离三亚的。

1997年和1998年,三亚市的领导层调换频繁,可以说有些超乎寻常。三亚作为旅游城市,直接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之当时海南房地产出现泡沫,面临“崩盘”的严峻形势,三亚的经济陷入了最低谷……

王富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中共三亚市委书记的。副书记和市长是陈孙文。那一年,王富玉44岁,是省委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之前,王富玉在琼山市任市委书记,他还当过海口市副市长,来海南之前他是石家庄市的副市长。现在他是贵州省省委副书记。这位有着十年副省级职务经历的高级干部,对海南和三亚充满了感情。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我去采访他,请他谈谈在三亚的经历,他对我说:“我到三亚后一看,面临的问题要比我想象的严重:一是土地资源处于枯竭;二是遍地都是烂尾楼;三是财政没钱,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发不出工资,处在初一收入税、初二发工资的状态;四是旅游市场严重不足,酒店就吃春节那几天的生意,一过初八,酒店、宾馆就没有人了。全市上下,有相当多的人不安心工作,对三亚缺乏信心。我对上面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主要是干部队伍不团结,城市建设定位不正确,没有好的环境,硬的软的环境都不行。怎么办?团结问题在党代会上得到了基本解决,日后又处理了几个爱闹事的人,又提拔了一批事业心强的同志。其次是抓城市建设定位。我提出:‘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生命线,是三亚发展的后劲。环境是三亚的生命、三亚的饭碗、三亚城市建设第一位的工作。谁破坏了环境,就端掉谁的饭碗。’在当时提出‘环境第一’,把环境提到如此高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而后来我们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和科学发展的思想进行三亚城市建设的。”

王富玉可能是所有三亚市委书记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且又是最有争议的人,因为他的一声“炸楼”,使他名扬全国,同时又引来许多争议。有关“炸楼”的是与否,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个结论是:王富玉的“炸楼”把三亚“炸”美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果断处理的。如今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违章建筑、违反规定的“开发区”、违反环境治理条例的项目,中央早已三令五申,可动真格的有几个?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又很复杂:这些违规和违法的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都有各种各样的权与利的交易,即使有心想“公事公办”的好干部、好领导,也未必能摆平这样的事。但王富玉做到了,三亚做到了,而且在十年前他们就做到了,可以说三亚是全国率先做到并获得全胜的城市。

这一段历史是严酷和沉重的,同时也是十分艰难的。

在三亚,有位干部给我讲了王富玉刚到三亚时做的一件事:“1998年2月23日,省委宣布了王富玉的任命,两天后,王富玉就到了最偏僻也是最穷的农村——东方红村。哪知王富玉在山上等了一天,东方红村的支部书记就是不愿见他。理由是:我们几十年不是一直在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吗?可我们东方红村咋就没有亮过?村支书说的是他们村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没有电,没有电老百姓就只能一直黑灯瞎火地生活。没有电,就不能办学校,就不能看电视、听广播、搞农业生产……等了一天,最后这个村支书终于‘接见’了一下王富玉这位市委书记、省级领导,可也没有好话说给他听:日本人来了没有电,国民党来了没有电,共产党来了几十年也没有电,我和村里的百姓就是这个态度:你们要能解决我们的电,让我们村亮起来,我就喊‘共产党好’,否则,你就是来再大的官,我下次再也不会出来理你们了!这位村支书的话,给王富玉的震动非常大。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目标:不摘贫困帽,就摘乌纱帽。他提出用四年时间,当时市四套班子干部全都有任务,每个领导干部承包两个最差的村子。我们的公安局长背着枪,卷着裤腿,汗流浃背地帮百姓盖房子、铺泥路……那阵子,许多老百姓看到干部们这样帮助他们,都十分感动。王富玉书记亲自监督,他还让法院院长带头去这个村蹲点——三亚当时很穷,弄点钱来帮助农民很不容易。法院院长本事不是大一点嘛!所以王富玉书记就让法院院长去东方红村蹲点。在王富玉书记的关心和法院同志的辛勤帮助下,东方红村后来建了一个小水电站,有了电后,家家户户就亮了起来。通电那天,全村百姓喊了一天‘共产党万岁’,唱了一天‘共产党好’,那个场面太感人了!”

但王富玉到三亚后面临的更大问题还不是像东方红村这样的穷的问题,而是三亚当时严重的经济落后以及市场与环境的极端混乱。症结在于满目疮痍般的烂尾楼——上世纪90年代时的海南(当然主要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两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般的“烂尾楼”。对一个旅游城市,尤其是对一个靠美转换成物质财富的城市来说,“烂尾楼”太损害城市的形象了!

“烂尾楼不清除,三亚就没有出路,就永远不会有人进来再投资,游客也不想再来了。我们被逼到了非动真格不可的地步。但真要动真格时,一桩桩难题、怪事,简直多得出乎你的想象……”王富玉说有的楼盖了半拉子,大门一关,你敲不开它;有的楼盖一半扔在那里,你好不容易在工商注册那儿找到了主人,人家根本不承认是他的,可你真要动他一块砖时,他们会一下子冒出几十号人,非砸断你的腿不可!啥样的事都有。只有一件事情没变:你不动真格,“烂尾楼”仍然安安稳稳地竖在那里,让三亚丑态百出。

“后来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强硬处置烂尾楼。先发通知,限时令业主来与政府有关部门商议处置办法。这样解决了一部分烂尾楼,但仍然有相当多连人都找不到。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就是那些找到业主的烂尾楼,你还得有一个最终的处置结果吧?政府总不能去把所有烂尾楼全部重新建好吧!哪有那么多资金嘛!于是想出了个办法:拍卖。但拍卖的做法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和争议……”王富玉说。

王富玉的传奇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的下一个大动作是要炸楼——把那些拍卖不动、无法处理,业主不服从处理又想硬顶,或者严重影响三亚城市规划和美观的烂尾楼,统统地炸掉!

“炸!”一个“炸”字,惊天动地!一个“炸”字,让王富玉成为了全国著名人物。这其间,他差点也被别人“炸”得粉身碎骨……

“我们炸了大东海那个地方的两栋楼,其中一栋楼的业主是我的熟人,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行动和做法,怎么做工作都做不通,最后只能跟他们翻脸了。另一栋的主人很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好言相劝,动真格的时候,人家就明的暗的都来了。我不怕……”王富玉回忆起当年,仍旧一腔热血,“有些事,老实说到现在还不太好说。因为到三亚建房,有正常经营的房地产商,有中央和全国各地政府机关来盖疗养院和各种培训基地的,还有各种背景下的别墅等等,你谁都得罪不起。我们的压力由此而来。当时我才真正了解了啥叫别无选择。我告诉这些老领导、老朋友,三亚要发展,要发展就得大家一起来付出代价。这就叫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三亚不是我王富玉的,也不只是三亚人民自己的,三亚是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共有的一块美丽之地,谁破坏了这块美丽之地,谁就是罪人。”

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三亚已是如诗如画,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满城伤疤的“烂尾楼时代”了,也无法感受到当年王富玉他们经历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城市的活力,是从健康的科学的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开始的。三亚的真正腾飞,也可以说是从“炸楼”之后的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热起始的。

1998年12月18日至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三亚视察,先后考察了崖城镇坡田蔬菜基地、天涯镇文门村的庭院经济等,也参观了三亚著名的风景区,包括亚龙湾。这位素有“铁面总理”之称的总理,除了在视察农民家和普通百姓在一起的时候脸上堆满了笑容外,与干部们在一起的时候,那面容一直是威严的。朱总理这次视察期间,给三亚干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三亚的城市建设“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我看你的名字应该改成‘王美玉’——三亚不建设美,你这个书记也富不起来!”这是朱镕基对王富玉书记说的话。

像朱镕基这样严厉的批评是来三亚的那么多中央领导中少有的。而这话也着实让三亚的干部们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那时三亚的城市建设确实不太像样,毫无章法。王富玉来后,从钟文、洪寿祥等前任手中接过‘大三亚’后,开始朝着‘美三亚’的目标迈进,发展和推进了新一轮的三亚城市建设工作……”一位“老三亚”说。

“我在任期间很荣幸请到了全国政协主席、城市建设的行家李瑞环同志为我们三亚城市建设支招。如果说三亚后来的发展和建设能够做得比较好,李瑞环同志的功劳首屈一指。”王富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000年2月,李瑞环同志到三亚视察。这位平民出身、对三亚充满感情同时熟悉城市建设的领导人,在王富玉等人的盛邀下,结合自己三次来三亚的观察和感受,于2000年2月10日,与三亚干部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关于城市建设的对话,以一位行家的身份为三亚把脉、支招。一位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地级城市专门发表讲话,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2000年底,李瑞环同志又来到了三亚。这一次他到了三亚不少地方,而且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满意地笑了。在接下来召开的会议上,他对三亚的领导说:“从2月上旬到现在不过十个月,三亚城市建设动作很大,变化很大,势头很好。可以肯定地说,三亚市委、市政府,三亚的广大群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海南省委、省政府,青林、啸风等省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三亚城市建设抓得富有成效,眉目已经显现,许多地方未来的景象已见端倪。三亚的建设对全国都有影响。新闻单位的报道都是好的,外地人来后的反映也都是好的。令人高兴的是,市里几套班子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城市建设思想认识一致,态度比较坚决。希望你们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提高质量,讲究科学,力争创造国内甚至国际一流水平!”

会场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亚市委在王富玉的主持下,借着李瑞环“支招”的东风,针对全市范围内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治和新的科学规划,使三亚重点风景区和城市的整体面貌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应当记住那段流血流汗又流泪的不平凡岁月。

现任三亚市委宣传部长张萍女士告诉我:“其实,那几年为了把三亚的城市品牌打出去、在全国和全世界打响,王富玉书记、陈孙文市长等领导都亲自带头到外面去当三亚形象的推销员。三亚的名声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打出来的!”

其实我知道,三亚市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对三亚形象的宣传推广工作,包括海南省历届领导在内,他们都为推销和宣传海南及三亚作出过贡献。

时间轮转到王富玉那届领导的执政期,这种宣传推销的造势,就更显得声势浩大。王富玉的大刀阔斧作风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同时又因为与他并肩作战的市长陈孙文、王为璐、吴文学这几员大将,对宣传推销三亚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激情,所以在跨世纪的那几年中,三亚的对内对外宣传迎来了一个“旺季”。这个“旺季”也使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并爱上了三亚……

1999年,三亚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塑造三亚旅游形象”的概念,即要在形象上把三亚的品牌打出去。王富玉书记说的话更狠了:谁砸三亚旅游的牌,就关谁的门,摘谁的乌纱帽!

为了配合“三亚形象”的塑造,这一年的3月1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城市道路整治与公园建设方案,至此,三亚市一个大规模的城市绿化美化工程开始全面启动。

当年的9月10日,三亚走出了庄严而重要的一步,由副市长吴文学带头,市政府在广州市召开了宣传推介三亚旅游重要项目的新闻发布会和主要景点推介会。

会上,他们向海内外宾客隆重推出了当年度的“九九重阳节”——南山长寿文化节成了这一活动的主角;其次是11月份的“天涯海角”世纪婚礼节,以及迎接2000年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千年庆典”。

后来这三项活动获得了空前成功,三亚的名声也因此大震。

王富玉、陈孙文和吴文学这几位“旅游狂人”不满足于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更远、更大的地方。

有一天,北京人突然发现在王府井大街上正在举行“三亚旅游宣传周”。身穿绿色“岛服”的王富玉在那儿举着高音喇叭宣传三亚如何如何地好,他那幽默而动情的语言,吸引了众多过往的行人,纷纷询问到三亚的有关细节。

“到三亚旅游,保你满意。如果遇到不痛快的事,找我这个书记就是!”王富玉拍着胸脯向大家打包票。

“嘻嘻嘻……我们一定去!有书记在这儿做广告、打包票,三亚一定错不了!”几位东北姑娘被王富玉的话打动了。

书记、市长亲自到全国各地推销宣传自己的城市,这在王富玉时代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城市宣传之先河。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从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开始,到2001、2002、2003这三年,三亚的旅客几乎都是以30%~50%的速度递增。

在进行国内宣传推介的同时,三亚人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拓展国际旅游市场上。

南山文化风景区的开发建设其实就是针对日本和东南亚的游客。1999年南山首届长寿文化节和后来的南山寺开光之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吸引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游客。尤其是为了打开韩国市场,三亚的多位市长亲自带队到首尔等重点城市去搞宣传活动,甚至把曾当过韩国总理的要员聘请为三亚的旅游顾问。之后,韩国的包机很快就开通了。现在三亚至韩国的航空专线每周都有好几个航班,旺季时每天都有几个航班。

2000年1月6日,三亚凤凰机场异常热闹,气氛格外喜庆。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黎树祥、三亚市常务副市长吴文学早早地来到贵宾道,他们手持鲜花,脸上的神情显得异常激动。

“现在播送一个重要消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至三亚的旅游包机航线正式开通,首班包机现在马上就要进港,我们由衷地祝贺三亚这个美丽的城市能走出国门、迎来更多的海内外宾客。”机场的广播响了起来。

“来啦,来啦!俄罗斯朋友们来啦!”顿时,机场迎宾口热闹了起来。不多时,三亚机场的外宾通道口,出现了一大群提着各种旅行包、身穿五颜六色的休闲服、满脸好奇的俄罗斯客人。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手持鲜花和彩旗的三亚儿童们,边歌边舞,机场内外,好不热闹。

这一天对三亚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三亚从此打开了意义深远的俄罗斯市场,而俄罗斯市场的开启,证明了王富玉他们的旅游战略获得了成功。

第七篇 三亚:红树林精神漫天涯 第四章 精神家园

在海南三亚,过去人们只知天涯海角皆为贬官之地,聚集了一群不得志的达官和没落的望族。其实在三亚的历史上还出过一位被后人尊奉为神的“布衣女神”——黄道婆。

黄道婆是我国元代著名的纺织大师。生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上海松江乌泾镇人。那天,怀着无比崇敬之意,我来到崖城水南村,在一所古寺中谒见了我们苏南人的圣母——黄道婆。崖州时代的黄道婆,是位手捷眼快、善良温厚的妇人,心灵手巧的她,勤学苦练的姿态和挑灯夜纺的身影,使我不由得想起儿时所见的母亲——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在手摇纺车和木纺织机上织的布做的。这种感觉非常神圣,所以黄道婆在中国人包括我等后辈的心目中,无疑是个圣母。

中国圣母,一生甘苦,学艺在三亚,这是以前我们不曾知道的。但到三亚走一趟,这片燃烧的热土和滋生万物生灵的大地,自然而然地让人清楚了一点:三亚不仅在农耕时代出了“衣被天下”的黄道婆这样的圣母,在今天,三亚热土依然养活了亿万中国人,是三亚的这片独特的热土,培育了一代代伟大的种子和伟大的人才,他们的精神,依然在支撑着中国的农业,并通过农业的有效发展,支撑着今天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

这一点,中国人必须而且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三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贡献,是这里培育了一代代关乎到十三亿人肚子的农业优质种子!这就是“南繁”和“南繁精神”。

“南繁”是中国农业南方种子繁殖基地的简称。如前所述,在过去,我们也许都听说过袁隆平这个人,也听说过他的杂交水稻技术,对袁隆平院士的伟大贡献可谓家喻户晓,可我们并不知道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培育原来是在三亚这块土地上获得成功的。

在三亚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三亚大地则是中国“杂交水稻之母”。

不错,如果没有三亚这片热土,也许中国永远出不了袁隆平!

据说最早在三亚成功实现育种工作的是山西省农科所的专家,他们在这里完成了第一个杂交高粱种,取名为“晋杂5号”。这个品种,比山西本地育出的高粱亩产高出近一倍,因此山西农科所打出了名。消息传到其他省份,各地的农业专家们开始纷纷来到三亚。他们担当着同样的任务,即冬天在这儿育种,育出的种子拿回去大面积推广。这样当年育种,当年就可能在当地农村推广。这在“大跃进”和以粮为纲的年代,专家们能通过三亚育种迅速提高当地农业产量的做法,该是多么了不起和值得推广的大事!于是三亚从此成了中国农业专家们进行试验和育种以及出成果的“硅谷”——那时没有硅谷这个词儿,有人就把“南方繁殖培育新种子”简称为“南繁”。“南繁”便是由此而来。它在中国农业科技界人人皆知,然而过去或许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南繁”并没有在公众和社会中传播开来,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南繁”为何物。即使袁隆平培育出了著名的水稻杂交品种扬名天下后,报纸媒体对三亚这块“南繁”基地的宣传仍然甚少。总之,三亚在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和作用被人为地淹没了……

几十年来,三亚默默地为中国农业科学铺展着温床般的宽阔胸怀与躯体,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乳汁、阳光与雨露,以及血液与气息。

采访第一天,“南繁”办公室负责人眼里闪着泪花告诉我:就在不久前,他们刚刚为一位叫陈学求的教授建了一个永久的墓碑,让这位吉林农业大学的教授永远地“睡”在三亚南繁大地上……“陈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1952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归国华侨。1959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科学工作。1970年,陈教授第一次带队到了我们三亚从事南繁工作。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除了有两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工作外,陈教授每年都到我们这儿来,一待就是半年。他的小女儿1971年出生,到7岁时还不认得父亲,直到13岁才和父亲第一次一起过春节。陈教授在南繁科研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由他选育出的吉杂1、2、3、5号高粱品种,目前早已在全国大面积地推广,成为东北地区高粱生产的主要品种。他选育的最新品种——吉杂8号高粱,是专门为我国西部盐碱地区选育的高粱优良品种。在陈教授的笔记本上,准备研究和选育的品种已经排到了16号……他是病倒在南繁路途上的,他的事迹后来通过《内参》被中央领导同志看到后,才通过媒体报道和宣传出去的,在他去世那年,他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陈教授的事迹催人泪下。然而我知道,像陈教授这样的人,仅仅是30多万“南繁人”的一位代表而已。

有一位在农业科技界与袁隆平成果不相上下的女农业科学家叫吴明珠。这位女性科学家,今年已经77岁高龄。可是南繁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你只要春节来三亚,老太太准在这儿。不过吴教授几乎从不接受采访。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科学家,心像你们作家中的冰心一样……”南繁办公室同志的这番话,真把我的胃口吊了起来。于是我开始注意和收集这位“冰心式女科学家”的点点滴滴线索。

现代高科技带来了许多好处。关于吴明珠教授的简历我很快找到了:吴明珠,园艺学专家。现任新疆农科院哈密瓜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主持选育经过省级品种审定或认定的甜瓜西瓜品种达30个,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数十亿元。曾获省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已被誉为“中国甜瓜大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甜瓜大王”,啊,这两个头衔足以把我们给吸引了。然而,如此传奇的一位女科学家却无法找到她,这真是一件憾事。

“吴明珠?哈哈,她是我们新疆的!我采访过她,这是位了不起的女科学家!”一天,远在新疆的《人民日报》记者站站长、十七大代表王慧敏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接下来,王慧敏向我讲述了吴明珠的一些感人至深的家事:

1953年,吴明珠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填报毕业志愿时,她要求到祖国的边疆去。她报名到新疆,是瞒着父母的。后来听嫂嫂说,她走后,妈妈在床上躺了3天。上世纪60年代初,她第一次回去探亲。到家时,天还没亮,她就坐在楼梯上等,一直到天亮才敲门进去。爸爸看着又黑又瘦的她,一时竟没有认出来。

然而,当初吴明珠是作为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她被选送到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向中央要干部。经过几番软磨硬泡,吴明珠终于从北京来到了新疆。到新疆后,又是一番软磨硬泡,她如愿以偿到了条件艰苦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县。

52年过去了,吴明珠在农业战线的功绩可以说写满了大地,尤其在新疆,无人不晓这位“甜瓜大王”。可吴明珠也有自己内心的缺憾:“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的丈夫。”

吴明珠的丈夫杨其佑,和后来成为育种专家的袁隆平一样,都是她的大学同学。当时,她是毕业班的团支部书记,杨其佑是系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杨其佑与袁隆平一起考到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为了支持吴明珠的工作,研究生毕业后,杨其佑放弃了留校当助教的机会,调到新疆鄯善县农技站工作。

杨其佑为了妻子吴明珠,一辈子甘当铺路石。几十年间,杨其佑白天再累,回家一有空就为吴明珠摘录英文、俄文参考资料。有时,还走几十公里路去帮吴明珠授粉。在生活上,对吴明珠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这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无论谁有困难找到他,丢下饭碗就走。杨其佑患了胃癌后,还一次又一次往海南三亚“南繁”基地跑。最后吴明珠终于把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你为我的工作,一生没有发挥专长,你后悔吗?”杨其佑说:“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我不后悔。”吴明珠听罢,泪水纵横……丈夫去世时,才57岁!他走时,没有职称,没有官衔;有的,只是奉献……

丈夫杨其佑去世5天后,吴明珠再次回到三亚南繁基地……

这是第几十次回三亚?吴明珠自己也记不住了。她只记得从上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来三亚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每年新疆一进入冬季,她就会拍拍身上的雪花,飞往“天涯海角”,一待就是四五个月……

吴明珠在三亚培育的哈密瓜新品种不计其数,其中像“金凤凰”等,深受三亚本地农民的欢迎。“他们善良又聪明,学得也快。”吴明珠在三亚最高兴的事是,经她培育的西瓜、甜瓜品种出来后,总是最先得到当地农民的喜爱,并且很快传播开来。

几十年来,作为新疆农科院园艺所研究员,她收集整理了新疆甜瓜地方品种,挽救了一批濒临绝迹的品种资源,并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差异,长期在新疆和海南两地进行南北选育种。她将现代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批新的种子资源,并选育出一批新品种,使新品种的适应性、整齐度、抗病性和耐运性较原品种大幅度提高,实现了新疆西瓜、甜瓜品种的第一次更新。吴明珠在国内率先应用远生态、远地域、多亲复合杂交、回交等常规育种与现代转基因育种、航天育种及辐射育种等技术相结合,构建了我国领先的西瓜甜瓜育种技术平台。在认真研究甜瓜单性花遗传规律的基础上,她在世界上首先转育成功单性花率100%的脆肉型优质自交系,并建立起脆肉型无土栽培体系;将大陆性气候特产——哈密瓜成功南移东进,种植区域拓展到海南、江浙、上海等省区,使哈密瓜种植走出新疆,服务全国。

今天我们能够一年四季都吃上新鲜香甜的哈密瓜和西瓜,主要功劳应该是吴明珠的!

2004年,吴明珠和袁隆平等“南繁”科学家,被三亚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仪式上,吴明珠深情地说:“我对三亚很有感情,对农民很有感情,但我对瓜最有感情,胜过对自己儿子的感情。”

那天采访,我们是在半路上碰巧遇到了如今已在三亚挂上名的年轻“瓜王”陈川武。这位质朴的三亚农民身上所传承的“南繁”精神,是无数“南繁”传奇汇总的精彩一例。

陈川武,三亚海棠湾洪李村人,个头长得瘦小,说起话来嗓门却高高的。“1990年那会儿,我们村上的地因为被高速公路占了,蔬菜地就更少了。没了地,就只能另想办法。1991年,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叫做无土栽培,就是种菜种瓜不用占地,可以在大棚里收获。我一看特高兴,于是便一个人跑到华南热带农科院去找无土栽培的专家学习技术。教授们可好了,听说我是一个农民,想自己进行无土栽培,就把他们配好的无土栽培的营养液卖给了我。后来我又买了一些相关的书学习,自己开始钻研起这个无土栽培技术,渐渐地我也在无土栽培地上种出了西红柿和黄瓜来了!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棚子里种出了瓜果,高兴极了!我让全村的人都来品尝我这种新鲜的但不是在地里长出的瓜果……”陈川武神采飞扬地向我介绍道,“好玩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我又看到报纸上说的一则消息,就是无土栽培哈密瓜,而且是珠海农科所的,一亩地可收入3万元。我一想,一亩3万元收成,绝对比种西红柿等强多了。于是我又跑到珠海农科所去学习。人家教授还真好,教会了我。回到村上,我就开始种,而且也种出来了,但没收成。哈密瓜快熟的时候,得了枯病,辛辛苦苦好一阵,临收获的时候,又两手空空。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又都是这个样,我急得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报纸上讲吴明珠教授在我们三亚成功培育出了能够克服枯病的哈密瓜的消息!我那高兴劲儿甭提了!就打听到了她老人家在南繁的育种基地。我去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吴教授,见面就对她老人家说:吴教授,您跟我妈年龄差不多,我就叫您吴妈妈吧!我给您打工可不可以?慈祥的吴教授笑眯了双眼,说那你先从种苗开始学吧。就这样,我跟着吴教授学种无土栽培哈密瓜技术……

“可人家毕竟是大科学家,她有她的科学规范和要求,我不能死赖在她那里不是?所以,后来我就悄悄搬出来了,离开了吴教授。在吴教授的试验地对面,租了一间房子,是上海农科所南繁的房子。楼上是我的种瓜地,楼底下是我的住处。那种瓜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吴教授的试验地,从那时开始,每天我‘侦察’吴教授什么时候开始到育种室干活、干什么活、怎样干……一一记在心里,并在自己的试验棚里跟着学做。后来我的瓜长得好极了!又长又大,可就是不熟也不甜!这又把我急坏了,明明是学着吴教授的样子做的,怎么长的东西就不一样呀?没法子,我硬着头皮去找吴教授。她可是个好人,看着我种出来的瓜,老人家慈祥地对我说:你太偏爱它了,给的肥太多了。我一听恍然大悟,第二年就改进施肥方法,结果八个月后哈密瓜长得又大又甜。我让上海农科所的专家们吃,他们高兴得直夸。我的无土栽培哈密瓜技术过关了!这件事让我高兴得快发疯了,因为当时在三亚,除了吴明珠教授,我可能是第二个会种无土栽培哈密瓜的人!你们想,我能不疯吗?”

此时的陈川武,让我们有些刮目相看了!

“1996年,我经熟人介绍,在三亚海棠湾的洪李村租了一块种瓜地,开始了我的‘甜蜜事业’……”陈川武后来在海棠湾的故事很传奇,也很浪漫。

第一年在自己的生产大棚里培育的哈密瓜约4000斤,这是陈川武第一次的丰收成果。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人力车先拉了一车到旅游景点去试着卖。零卖不行的,只能转手给那些有执照的水果小贩。

“这么好的哈密瓜!你哪儿弄来的呀?”见多识广的小贩第一次见到如此新鲜翠绿中泛着金黄色的哈密瓜,便问他:“是不是新疆弄来的?可你这货又不像是新疆的货嘛!”

陈川武便说:“这是我自己种的!”

“你种的?哈哈哈,别吹牛了!咱们三亚怎么可能种得出哈密瓜嘛!”小贩不信。

“信不信由你。你到底要不要,如果要,我明天再给你拉几车来!”陈川武心想,你爱信不信,只要你想吃进,我就有货供你。

小贩半信半疑地说:“那好,每斤多少钱你给我?”

陈川武想了半天也不知卖多少钱一斤,他觉得应该比香蕉什么的贵一些吧!于是就说:“六元!六元一斤!”

小贩一把握住陈川武的手,颇为激动地说:“你的货我全要了!”

“第一笔生意就这么好卖,而且价格超出了我的想象。”陈川武乐呵呵地对我说,“你不知道,等我卖给那家伙后就后悔了。我发现那小贩等我一转身,就卖给人家16元一斤!等于我卖给他的近三倍!”

陈川武又哈哈大笑起来,“不过,我没感到亏,反而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了海棠湾。我知道我要发财了!”

陈川武后来真的发财了。他种哈密瓜越种技术越高,越种面积越大,第二次他就扩大到3亩无土栽培大棚。从此,三亚市场上正式有了三亚人自己种的“金凤凰”,从此美丽的三亚更多了份瓜果飘香,这香味让无数中外游客陶醉……

“南繁”和三亚的传奇与相互间的命运,就像吴明珠教授与农民陈川武之间那么传奇、那么密切,几十年来一直吟唱着令人感动和称道的丰收与甜美之歌。

不知读者是否听说过有位叫赵国忠的中年农学家,我知道他也是三亚的“南繁”杰出人士,他育出的种子已经达到44.5亿元效益。这位叫赵国忠的农学家,依靠一粒种子,改变了自己个人的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

1950年出生的赵国忠,1971年被推荐到当时的石家庄地区农业学校深造。毕业后,赵国忠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从此,他与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他在40亩试验田里栽种下16万株棉花,成功选出了代号为“1724”的棉花品种。然而,选出了优系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种,还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定型等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而河北每年只能种一季棉花,加快育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加代繁育。他把目光瞄向了远在2370公里外的海南岛三亚市。

三亚这片热土,从此使这位农学家的才干得以在祖国的天涯海角升华和绽放出奇异光芒。

1977年10月,赵国忠和同事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三亚南滨农场,对中选优系进行加代繁育。之后,他们每年9月收了棉花就马不停蹄到三亚再种一季,次年4月再把种子带回来播种,一年收两季棉花,两年干四年的活,环环紧扣,分秒必争!

育种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像袁隆平、吴明珠等老一代“南繁人”一样,一切都靠自力更生。他们租住在当地的一间农民的茅草屋里,由于居住地离试验田较远,中午就在田里啃凉馒头就咸菜。

有人说过:科学家中,农业科学家或许是最“土”的一行、最苦的一行。在三亚,一根扁担陪伴了赵国忠整整10年。他说,担肥,担棉,挑种,甚至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靠这扁担。在交通甚不发达的那会儿,想要把棉种从三亚运回石家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路上要翻越五指山,横渡琼州海峡;要经公路、水路和铁路,要坐汽车、火车和渡轮。到石家庄最快也得一周时间。遇到种子数量少的时候,赵国忠就自己担,数量多时就雇车运。他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4月那次生死攸关的经历。那年,他运送108包棉籽回石家庄,带着棉种坐在车厢里,当时,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岖不平,坡陡路窄,还要经过八个陡坡加急转弯。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他与棉种一起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拿着一个棍子用力顶着棉包,不让其压住自己,有好几次急转弯时险些被甩到车外。棉种每包有30公斤,到湛江火车站,赵国忠先把棉种卸下来一包一包地过磅,再一包一包地搬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等搬完最后一包,他一下子瘫倒在站台上,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在转动,直到这时,他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还有一次,他在广州中转等车时在广场睡着了,一个警察看到他衣服又脏又破,人又黑又瘦,以为是一个“盲流”,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询问,他拿出工作证和人大代表证,那警察张着嘴惊讶了好一会儿,然后庄重地向他敬了个礼,并连声向他道歉。

其实,像赵国忠这样的经历,老“南繁人”都有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繁人”,他们来到三亚时,甚至自己带油盐等日用品,住的、吃的条件,都极其艰苦。许多北方人,过不惯炎热的热带天气,不是生病就是肠胃受不了。然而没有一个人因此告别三亚,相反,他们来一次三亚后,就永远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事业扎根在此。

赵国忠从1977年第一次踏上三亚土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告别过这块热土。整整30年了,赵国忠几乎所有的春节都是在三亚的试验田里度过的。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一阵阵鞭炮声,遥想着几千里外的家人,他总会默默唱着那首他最喜爱的《常回家看看》,眼里饱含着泪花——他永远忘不了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那年,70多岁的老母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老人多希望儿子能在身边陪几天呀。可当时正值棉花播种的关键时期,晚播种一天就可能影响一代棉花的繁育。试验田里,赵国忠一边播种棉花,一边默默地祈祷:娘呀,你再等我几天,等我忙完回来好好伺候你老人家。可是,等他回去时,母亲已离开了人世。这30多年,他感到欠妻女的更多……

十年磨一剑。艰辛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成功终于向赵国忠敞开了大门。经过10年的南繁北育,高产优质的棉花新品种“冀棉8号”问世了。它结束了石家庄地区当时“鲁棉当家”的历史,打破了北方棉区单产不超过150公斤大关的纪录。“冀棉8号”的育成被专家称为是我国北方棉区植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接着,赵国忠又与中科院遗传所合作采用远缘杂交的方法,将海岛棉、亚洲棉、野生瑟伯氏棉三个棉种的优异性状导入陆地棉中,使陆地棉产生丰富的变异,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不同类型的优异种子资源,培育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第一个种间三元杂交新品种“石远321”……

中国是世界五大产棉国之一,仅2005年纺织品出口创汇就超过1000亿美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外国的种子公司千方百计想打进并企图垄断中国市场。棉花领域的竞争已经变成激烈的国际竞争,赵国忠等一批农业科学家在抗虫棉领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际对抗赛。美国凭着强大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利用植物基因工程研制成功了转基因抗虫棉,并很快投入商品化生产,占领了国内市场。研制出抗虫性更稳定、更持久的中国的新型抗虫棉,赵国忠等一批科学家承担了这一被列入国家“863计划”的研究课题。三亚热土,又成为他们攀登世界棉花种植高峰的最好基地。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世界首例双价转基因抗虫棉——“SGK321”终于在1998年诞生了。这是一个在世界棉花育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它一举打破了美国抗虫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转基因抗虫棉育种水平一步跃上世界领先水平。

国家“南繁”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在三亚,其实像袁隆平、吴明珠、陈求学和赵国忠一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默默地在这片热土上无私地为国家和民族奉献着自己的生命与才华。像“玉米大王”李登海、棉花专家郭三堆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创造的育种成果,为13亿中国人的吃穿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三亚“南繁人”的贡献,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中国人民的好日子不会有今天这样舒坦!更重要的是,南繁人在三亚的田野上留下的那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科学高峰以及不为名、不为利的崇高人格精神,被今天的三亚人视为这块热土上最具含金量的一笔不朽的精神遗产而永远闪闪发光。

第七篇 三亚:红树林精神漫天涯 第五章 金沙滩.火凤凰.红树林

记录一个城市几十年的历史,尤其是要记录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城市几十年的历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任何断裂和片面,都可能给一些人带来伤害,使一些人不满意、不舒服。而作家因受种种因素制约,因而记录中出现断裂与片面的可能几乎不可避免。然而三亚升格地级市后的20年中,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是独立的。没有哪个领导、哪届政府单独地完成过一个独立的历史进程,这是因为三亚从小渔港走向现代化的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建设步伐,虽然有跳跃式的阶段,但更多的是一个个台阶式的进步。而一届又一届领导带领全市人民走向成功和辉煌的历史轨迹,也基本上是接力式、交叉式的,甚至是前后传承的。

刘名启曾经对我说过,在他离任三亚市委书记、后来当了副省长后,在几次重新确定谁来接三亚“一把手”时,当时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同志多次征求过他的意见。刘名启同志是个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他对阮崇武同志说,得看你这个时候想让三亚重点解决什么问题,这样你就看谁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能力最强你就挑谁去三亚接任。刘名启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的话充满了实事求是精神,也包含了不少辩证法。

于是钟文到了三亚,后来洪寿祥到了三亚,再后来王富玉到了三亚,接王富玉的是于迅……与钟文、洪寿祥和于迅一起在三亚任职的当然还有他们一大批同事和助手,他们多数也是相当杰出和优秀的,他们同样在三亚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事。历史不会忘却,即使我的作品中没有提及他们,但三亚的那块热土上留下的他们的每一个印迹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人民也会永远记得他们。我坚信。

2002年5月,在海南省第四次党代会上王富玉被选举为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随即他被调到海南省委工作,接任三亚市委书记的是海南省原副省长、省委常委于迅同志。

三亚人对于迅的评价是:他把三亚做精致了。

把小渔港变成一个城市不容易,把一个环境混乱、乱建乱盖的城市整治成处处美景如画、国内外名声大震的有影响力的城市更不容易。而于迅这一届班子,要在前人已经做大、做美的基础上,把三亚提升到精致的水平,其难度必定更大。这时候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革命的热情和干劲了,更多的是需要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手段,以及人文关注与关切。需要注意的是细节。

20年,对于一个城市的历史来说,并不算长。但如果能在20年间,让人产生“完全变了样”的感觉,那一定是这个城市发生了巨变。20年前我见过的三亚,与现在的三亚完全是两重天,完全是两个不同档次、不同概念和不同本质的城市。过去它只是中国的一个边远的渔港式小城镇,今天的三亚则已成为可以让我们感受什么叫生活和享受的城市。这就是三亚。

一个能够让人去愉悦地感受生活和享受生活的城市,既是人的物质天堂,同时又是人的心灵与精神的天堂。

除此之外,人还需要什么呢?

这也正是所有国内国外的游客为什么如此热爱三亚的原因。人在一定阶段对幸福和享受是有满足感的。三亚让许多人有了这种满足。在获得满足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新的起点,开始了新的人生的冲锋——

如果说三亚美,其沙滩可以说是第一美。因为沙滩是连接大海和陆地的地方,也是游人最喜欢在那里畅想与嬉戏之地。衡量一个海湾的旅游条件,其沙滩的优劣是第一位的,没有好的沙滩,就没有滨海的旅游价值。沙滩因此是人与自然共同寻求的一处栖息地。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美丽三亚的“天下第一湾”——亚龙湾。

与我们同行的是一对特殊的游客——他们是夫妇俩,丈夫叫张宝全,北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妻子叫王秋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这对在中国房地产界名声很大的夫妇,这次是来亚龙湾度假的。与其他游客一样,他们选择了春节的空闲时间来到三亚。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会儿根本住不上好一些的酒店,位于亚龙湾一带的凯莱国际大酒店的普通客房早已预订一空。当时亚龙湾也就这么几家有档次的星级酒店。

张宝全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婆和孩子。在北京,他可以呼风唤雨,怎么到了三亚连个酒店都住不上?他有些生气了——大老板一生气,酒店可就高兴了:结果张宝全一家在凯莱大酒店包了一套一般游客住不起的“总统套间”。

在张宝全这个大房地产商眼里,一套总统包房也才多少钱?一个星期下来,张宝全觉得太合算太舒服了——亚龙湾这个美丽的地方,既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劳累一年后的放松与惬意,同时又强烈地被亚龙湾的绝美海滩所征服。

那天,太阳已经斜挂在西天,在夕阳的映照下,海面上如同泛动着一层层金色的波涛,美丽非凡。张宝全顿然想起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回头再看一眼沙滩,那真是一片金光闪闪……噢,这便是金沙滩!

真是太美了!

中年人看金沙滩,就好像看自己辉煌的事业与美好的未来。面对着浩瀚的大海,看着潮起潮落、海鸟翩飞,感受着秋日阳光下海水的深沉色彩,如同感受着自己的人生……

远眺夜幕下如梦如幻的“凯莱国际大酒店”时,他的心头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于是他立即从沙滩上跳起来,跑到妻子身边,说出了自己刚刚产生的一个想法……

“行啊!我们也在这儿盖一个超级大酒店!就像再生一个儿子……”王秋扬的眼睛里盛满了一种成熟女性的坚定与浪漫。

“与其我们花钱来租人家的酒店住,不如就在这儿盖一个与凯莱相当的新酒店!你定,你定下后,今年我们就来跟三亚谈……”像过去所有大的决策一样,张宝全出点子,出智慧,妻子拿论证和决策。

于是,由今典集团投资近7亿元的“红树林酒店”就这样在金沙滩上诞生了,它给三亚旅游特别是亚龙湾带来了新气象。

这正是亚龙湾所需要的,也是三亚所需要的。陈孙文是王富玉和于迅两任书记交接期间的三亚市长,经历了三亚大发展、大变化的岁月。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1998年到2003年,我们狠抓了硬件建设,那几年的高档酒店在亚龙湾几乎可以用‘遍地开花’来形容,像‘红树林’、‘喜来登’、‘天意’,还有高尔夫球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起来的。有了配套的设施,加上美丽的金沙滩,亚龙湾的游客迅速增多,旺季淡季分不出了,三亚的旅游从此兴盛不衰……”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去重新感受那段大发展、大变化的激动人心的历史,但我们只要走一走、看一看今天的亚龙湾和崭新的三亚市,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昨天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

“于迅书记后来提出的要把游客拉回到市里来的理念,让我们三亚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品位发展阶段。”一位机关干部这样告诉我。

城市是要有品位的。城市的品位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这个城市的竞争力。

一个有品位的城市,是能够吸引全世界人的目光的,尤其是能吸引文明程度已经比较高的欧美国家的人。三亚能做到吗?

曾清泉,原三亚市规划局局长,现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兼海棠湾开发管理委员会负责人。

那天我去采访他,在他办公室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曾清泉的办公室里从来就没有断过人。快到中午的时候他才挤出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太忙太忙。我才上任三天,事情已经多得不得了!”曾清泉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谈什么?海棠湾?哈哈,我才来几天,情况不熟啊!”曾清泉说。不过当他拿出那张“海棠湾开发规划图”后,我发现他根本不是“情况不熟”,简直就是一个“海棠湾通”了。在曾清泉的心里——我相信在今天的三亚领导干部包括书记江泽林、市长陆志远等人的心里也是如此——装得最多、最让他们激动不已的可能就是海棠湾了!

“海棠湾依山傍海,风光秀丽,海水湛蓝、沙滩洁白、椰树成林,规划面积98.7平方公里,拥有22.4公里长的美丽海岸线,拥有号称‘神州第一泉’的南田温泉以及蜈支洲岛、椰子洲岛、伊斯兰古墓群、新千年观日出的藤海湾等旅游胜地。海棠湾总体定位为‘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天堂、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多元化热带滨海旅游休闲度假区,及国家海洋科研、教育、博览综合体。”

“国家海岸?这个概念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我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曾清泉说:“‘国家海岸’,就是要将海棠湾的开发放在国家战略地位的高度,如同夏威夷之于美国,坎昆之于墨西哥,迪拜之于阿联酋,海棠湾也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旅游度假的一极!”

“如何理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极?”

曾清泉清了清嗓子说:“这么说吧,从全世界城市发展的阶段来看,今天已经由汽车时代发展到信息时代,下一步将进入生态时代。已率先进入生态时代的三亚,必将参与到城市分工中来,在中国和平崛起中承担起世界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功能。海棠湾必将在海南新的发展机遇中重构区域核心价值。所以,在重构海棠湾区域价值体系中,我们必须以社会生态及科学的发展观来面对未来,以创新城市发展体系来保证海棠湾成为新的发展极,建立融合的、复合的城市功能,即休闲、度假与居住融合,公共服务配套国际化、品质化。此外,城市发展形态要由传统的‘内陆都市’向‘岸线都市’转变。三亚的未来一定是沿岸线发展,主要城市配套沿岸线分布,从岸线向纵深开发强度递减,形成价值峰值。据统计,中国是人均岸线值最低的国家,这更加凸现出岸线物业的稀缺价值。”

这是令人鼓舞的高水准的一个“未来世界”的构架!

毫无疑问,三亚人是想把海棠湾建成世界顶级的金沙滩,并且建设的步伐已经迈开……

啊,那个金沙滩一旦建起,全世界许多人都会在那里醉倒。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三亚的日子里,有个飞鸟的形象一直盘旋在我的眼前:它生龙活虎,或在高空飞翔,或在大地上翩翩起舞,或停歇在海边的石头上……它就是一只火凤凰。

从一出机场,到路经长长的三亚湾,再到入住的宾馆,漫步在公园或街头,“凤凰”这个名字,就像这个城市对一种吉祥物的崇拜,到处可见,随处可寻。凤凰机场、凤凰路、凤凰酒店、凤凰公园、凤凰村、凤凰树……三亚这个城市的灵魂似乎就是凤凰,而仔细一想,三亚这20年所走过的路程,难道不正像一只浴火重生的火凤凰吗?

三亚市升格地级市的过程,是从原来的黎族苗族自治州脱胎而来的——这过程是一次心理和心灵的冲击与涤荡;是三亚从一个小渔港向城市迈进的过程,当农民们需要穿着皮鞋在大棚里种植西瓜、市民们需要学会将出租房屋作为自己的生计时,这是又一次在观念与行为上的飞蛾扑火;谁也不敢提及的将世界选美活动放到中国来搞的全过程,一直到中国姑娘首次站在“世界小姐”的冠军领奖台,是三亚人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的胆识和行为难道不就是一次凤凰的涅槃?

还有谁能在几十年中,坚持科学发展,生态建市,坚持不懈地把建成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理念变成市政府及全民的共同行动?

三亚人和三亚的历届领导做到了,而且是成功地做到了!这是三亚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她甚至比美丽的阳光、沙滩和海岸更为宝贵。自然界留给我们的东西,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候,也许都会让它产生光芒从而吸引全球游客,然而能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塑造和提炼出一种精神来,却并不是哪个地方都能做得到的。

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三亚精神。三亚精神,很像“火凤凰”精神,它认准目标,勇于献身,敢于创新,无私无畏,奋不顾身,直到胜利——这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集中表现和高度凝炼。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和精神。是一个城市建设与人民谋求幸福、安康的精神力量。

郭老也许早已想到,他曾经迷恋的三亚,在新世纪前后也会有一番壮丽的“凤凰涅槃”图景,要不然他怎能振臂“欢唱”呀!

历史总是如此奇妙。要不郭沫若这位大师当年怎么会那么卖力为一个区区小渔港编修地方志?是他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还是相信三亚会有出火凤凰的那一天?

郭老在笑,笑得那样慈祥、那样满意……

不过,在三亚市各届领导的执政道路上,每迈上一个台阶,其实都是一次火凤凰式的涅槃。

于迅在任时,提出了“一市两都三中心”的建设目标,即把三亚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名城;健康之都和休闲之都;会展中心、购物中心和时尚中心。那几年,三亚不停地通过举办重大活动来提高三亚的知名度,不停地想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特色因素和地域因素来实现这种知名度的提高,使三亚在“六大产业优势”上做足文章,同时围绕“一片一线五点”的城市格局不断推进城乡统筹的发展,使三亚人民真正感受到了改革的成果,体会到了对未来的幸福期待是那么的真实与美好。

郑亚六,三亚市南海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郑亚六在三亚有些名气,因为他是全国劳动模范,还因为他是一个渔民出身的全国劳动模范。郑亚六所在的村子就在三亚市区内,三亚河湾的渔港今天仍然有数量众多的渔船。我所住的鸿洲酒店旁就是这个渔港,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机动渔船的鸣笛声……这个渔港很富有诗意,虽然与现代化的城市有些格格不入,但留着它会让人对三亚多一份认识和留恋——滨海城市如果没有了原始的渔港,就可能像华盛顿没有了博物馆一样乏味。

南海居民区原来是三亚的渔港村,其历史比三亚这个名字还悠久。三亚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这里的渔民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土著人。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是三亚的一种发展指数。我来到南海居委会采访,副书记也姓郑,他告诉我,南海村去年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元。“70%的居民还是以打鱼为生。不过,多数人当了老板,一条渔船上雇的人都是外地的。大的渔船有上百吨,能够到公海上去打鱼了……”郑副书记给我描述的今日三亚渔民完全是机械化的渔业者了,他们住的是楼房,出海用的是卫星导航,穿的是名牌西服与高筒靴……

走出南海渔村,我的思绪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回忆起了前几天到过的西岛。从小就听说的“海岛女民兵”的故事就发生在西岛。感谢主人的周到安排,我那天去的时候,当地政府特意事先把当年的海岛女民兵“炮兵班”战士都叫到了岛上:陈宏柳、陈香兰、苏兰亲、陈鳞梅、苏日农、王福花,当年的“女炮兵班”八姐妹,我见到了六位。她们多数已到退休的年龄,应该叫她们大姐了。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群体,她们受到过国家主席的接见,好几个元帅与她们一起打靶练枪……她们是上世纪那个“全民皆兵”时代的英雄和明星。现在她们都老了,但她们的脸上都放着光芒,身体还都结实,生活过得很幸福——这让我感到欣慰。她们生活着的西岛现在一半是对外开放的海上旅游景点,一半是岛民们生活和生产的地方。西岛的保留和进步,体现了三亚的历史与现在。

与这些大姐们握手分别的时候,我感到了三亚的厚重与力量、意志与刚强。那一刻,晚霞正好映在大海里,整个西岛被照得就像一只正在飞跃升腾的火凤凰——壮丽而光艳,其势磅礴,其美无比!

在三亚的日子里,红树林犹如披在大海身上的一块绿巾,时常在我的眼前飘扬,似一首流动的诗,又如一曲跳跃的歌,令我神往不已……

红树林,是一种稀有的木本胎生植物,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上,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每当潮水上涨时,它的躯干大半都会被淹没于水中,只剩下那郁郁葱葱的树冠浮露在水面上。退潮后,它那千姿百态的身躯又会重新浮现。作为当今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唯一的胎生木本植物,红树林起到了海岸森林的脊梁的作用。同时,由于红树林区内潮沟发达,能吸引大量鱼、虾、蟹、贝等生物来此觅食栖息,繁衍后代。退潮之后,红树林是片根雕世界,每棵树都由十几条根撑起,排成鸡笼罩形,护卫、拱托起主干。除了支柱根,还有呼吸根和气生根。红树就像是被架托了起来,顶起稠密的树根,很像榕树的气根,当它们排列起来,便形成了几十米几百米,甚至几千米几百里长的护卫海岸的“钢铁长城”。

我知道所有的三亚人都喜欢红树林。三亚人敬重红树林,并将它尊为“市树”。有人曾经这样说:假如没有红树林,三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美;假如没有红树林,三亚早已被大海的浪涛所侵吞。我相信这是事实。在许多热带海域,凡是有红树林的地方,其海岸一定是郁郁葱葱,大海与陆地会和谐共处,反之,大海与陆地会永远处于生死搏斗之状态。

红树林精神其实也是三亚这些年来一直弘扬的一种精神。

我没有与现任书记江泽林直接对话,也没有与现任市长陆志远交流,但我和他们现在的城市与人民却有过许多对话与交流。这个城市告诉我:他们现在的市领导提出的发展思路,很好地秉承了红树林精神,他们把红树林在构架大海与陆岸间的那种和谐的能力与崇高精神,移植到了今天的三亚的发展中。这个城市的人民这样告诉我:他们现在越来越满意这里的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满意这样的领导所带给他们的幸福与光明的未来。

三亚的今天,与20年前的变化和所遇到的问题相比,可以用“完全不同”四个字来形容。正如江泽林书记所言:三亚正处在一个向高速发展阶段持续前进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这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路如何走,这是对新的领导班子和主政者能力的考验。

与以往历届领导的作风相比,现在的领导更注重“精雕细刻”。三亚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旅游业的发展中,三亚人的主观意识里,逐渐流露出一种欲做现代化都市人的强烈意愿。当外地游客提出一个意见,写来一封投诉信,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视程度令人感慨万千。2006、2007年中,三亚先后发生过被国家级媒体曝光和被旅客网上投诉的事。其实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的风景胜地也经常发生,可三亚领导层对这样的事的认真程度可谓“举国无双”——市长、书记出来在电视、报纸上公开作检讨不说,还专门派市级领导千里迢迢到游客家里赔礼道歉,并送上整改的意见和措施。

这就是三亚人。他们把自己的城市和旅游胜地看做自己的眼睛,倍加呵护。城市到了这样的境界,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三亚已经美丽,三亚已经腾飞,三亚已经走向成熟。这是因为三亚人自始至终保持着红树林那激浊扬清、包容奉献、坚忍勇敢和正直朴实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红树林精神和红树林文化,催生了三亚今天物阜民康的和谐景致,并且推动着三亚人民为构建和谐的小康社会而激流奋进、勇往直前……

三亚建市20年中,还有一串名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一串名字中有李国荣、王学萍、刘名启、钟文、洪寿祥、王富玉、陈孙文、王为璐、符桂花、林安彬、于迅和现在的江泽林……他们都曾在三亚任职,或是从三亚走出去后来升任为省部级高级干部的三亚领导人。一个地级市,能在20年中出十几个省部级领导,这在全国同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深圳特区没有,号称“出省长”的苏州没有,其他城市更没有了。

三亚是唯一的。

三亚的这一点也说明了自身的价值和辉煌。一个出了那么多高级领导的城市肯定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三亚20年的发展历史,印证了这一结论。三亚的将来必定还会更加辉煌,因为未来的三亚不仅是海南的,更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

这是注定的。让我们一起关注,一起为三亚祝福和祈祷。

20年,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20年,是一轮青春的太阳。

再过20年,三亚会更加成熟和美丽。成熟后的美丽才是真正诱人的美丽。

这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期待。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引子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没听说过“张家港”这个地名。当90年代初,报纸上连篇累牍地都在介绍苏州的张家港经验时,我有些困惑:苏州哪来一个“张家港”?而且“张家港”竟然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于是打电话问老家的父亲。

“就是原来的沙洲县!从我们常熟分出的……”父亲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张家港”也是我的故乡一部分喔。

中国人认识“张家港”并不比我这个苏州人认识得晚,几乎是同时的。

张家港的地理位置就在我的出生地西北角,过去这里叫沙洲。顾名思义,是沙里的一个洲地。你看一看张家港的地图就知道,它处在长江口的第一岛——上海崇明岛的上游,不足百里的长江入海之前的那个大虎口处。在张家港之前的长江基本上是几百米的江面,而到了张家港之后的长江犹如滔滔巨龙,奔腾投向大海怀抱……

1961年1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常熟与江阴交界的那片长江积沙地设为独立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同时将常熟以北划出14个乡(公社)、江阴以东划出9个乡(公社)组成了沙洲县。

沙洲这个名字我很小时就知道,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县建制,而是在我小时候不好好吃东西的时候,奶奶在旁边会用“再不好好吃,就把你送到沙洲去”的话一直吓唬我后才牢牢记下了这个地名。在我记忆中,或者在我们苏州人的记忆中,沙洲是个穷地方,至少是我们苏州地区最穷的地方。“那里人饿死后就被扔进长江里喂鱼吃……”奶奶这样吓我,致使我从小就对沙洲有种恐惧感。

我知道沙洲而不知道张家港也就成了自然的事。

张家港是1986年12月1日正式从沙洲改名过来的。那时我正在北京的部队工作,回老家的时间少,不像现在,一年有时回几次。张家港的名声让我意外甚至有些吃惊:苏州竟然还有一个张家港那么出名?而且比我的出生地常熟还有名气!我不相信,甚至很长时间不愿相信,直到几年后我回苏州,到了张家港看了一次之后才发现张家港确实比常熟强——那是张家港第一条“步行街”出世后的一年我去的。

当时全国县级城市中张家港是唯一有一条高水平的步行街的市,我当时的直感是:这街并不比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差多少。王府井大街有些乱,张家港步行街很文明、很干净,我认识张家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对张家港的认识越来越多了。先是因为张家港的一位叫江浩的干部当了常熟市委书记,他魄力大,语言风趣,出口成章,抓工作的顺口溜像作诗一样精彩,他主政常熟那些年里把张家港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使得苏州诸县中的“老大”常熟的工作干劲和作风来了个彻底的改变。江浩同志在任常熟市委书记时,我第一次为老家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的亮点》,记录的正是他到任前后的那段历史。后来常熟又来了一个张家港人当市委书记,这人我不熟,但也闻知他把常熟老城改造得如花园一般,同时又建设起了两个开发区,使常熟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又听说第三位张家港人到常熟来当书记……我想苏州市委这么做人事安排,必定有其道理,至少说明张家港的干部是非常过硬的,他们能够把苏州区域中的县级市“老大”常熟带向一个新高度。

常熟人过去一直从内心里看不起沙洲人,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怎么瞧得起张家港,因为无论是沙洲还是张家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它只是常熟的某种附属与“穷小弟”的角色。但在近十多年里,我再回常熟听老家的人讲张家港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句话,在今天的苏州,再没有人敢把张家港不当一回事了!张家港的虎势和实力,让所有苏州人感到了一种自豪和雄气。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第一章 苏南的“苏北”一鸣惊人

在苏州,像常熟、吴县、吴江等诸县市,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名扬天下的富饶之地,又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你不用赞美,它们也是早已被外人熟识的地方。苏州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群小镇的烘托。沙洲和90年代前的张家港则不一样,它不仅没有史书上可以阅读到的吴越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没有吴江的绣娘、常熟的湖琴、吴县的虎丘与寒山寺,它有的只是长江卷起的浪涛与江边那些破落的草房子,以及带有几分凄婉的河阳山歌……

“当时我们沙洲建县之初,县委向上面写了一份报告,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们一无所有。’这是县委向上级打的报告中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叫‘一无所有’。1960年,距今也还不到50年,那时我们的沙洲全县没有一辆载重汽车,更不用说小轿车了。县机关召开50人以上的会议,就是一切自带。机关人员吃食堂,睡通铺,夫妻不同居,小孩女方带,几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电话不通农村;用电,只有一部柴油机发电;运输仅靠一只小机帆船——县长书记上苏州开会也只有这个最高待遇。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住草房,全县一年的总产值才3000万元。这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所以苏州人叫我们沙洲是苏南的苏北,意思是苏州最穷的地方,穷到比苏北的水平还不如。”一位老张家港人对我说。

我曾问过自己的父亲,他点点头,说:“沙洲建县时确实非常穷,干部不愿去。”当时像他这样的生产大队干部,如果愿意到沙洲去,组织上可以安排一个吃国家口粮的公社干部,“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愿去。”父亲自嘲地说了一声,“如果真去了,现在我至少也是秦振华级的干部了!”秦振华是张家港市的拓荒者和张家港精神的缔造者,他退休之前是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副厅级干部。

也许苏州人在若干时间里并没有把沙洲(后来改为张家港)看做是那种富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或者认为“沙洲根本不代表苏州本色”的缘故,沙洲人(张家港人)从出世的那天起,他们就有一种发奋图强的强烈夙愿。

从字面上看,沙洲就是沙积而成之地。这块土地的整个生命显现在世上的时间也就七八十年时间,这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脱胎成江南鱼米之乡的苏州列县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作为苏州的“边角料”,这也决定了沙洲人虽属吴地,但性格与苏州人有很大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著文说过这样一段话:“1995年盛夏,我去张家港调研……在我的想象中,江南水乡的苏州人应是吴侬软语、清秀文静。但眼前的秦振华却像一个山东大汉,身材粗壮魁梧,说话铿锵有力。谈起张家港的情况如数家珍,充满豪情,讲到张家港的未来胸有成竹,充满信心。他的神情,他的言谈,他的举止,总使人感到有一种力量、一种劲头、一种精神。”

云山同志是北方人,张家港人给他完全是想象之外的另一种性格和气度,说明了张家港人的独特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张家港地处长江立即奔腾入海之前的喉咙之口,千百年来它一面伸展双臂接纳上游奔腾而下的滔滔长江水,一面又挺胸抵敌潮起潮落的大海潮汐,它因而粗犷,因而豪放,说话需要与涛声比高低,做事需要同浪潮比力强。张家港人从祖辈那里知道,要想活命,就得步步敢在浪尖上行走;要想成功抵达彼岸,就得急流勇进不畏险滩……

这就是张家港人。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第二章 “秦大胆”创纪元

说张家港,肯定是离不开秦振华这个人的。虽然有人说“张家港精神”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但如果离开了秦振华这个人,张家港和“张家港精神”就不会那么名扬四方。

秦振华是创造张家港新纪元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人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老实说,见过秦振华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这位说话爽快、激情四射的江南“东北汉”所折服。他是地道的苏州本地人,但正如刘云山同志的直感一样,他的长相、他的气度、他的语言,甚至他的动作,少有吴人之气,反倒是一个十足的“北方大汉”。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写苏州改革开放30年历史,没有秦振华的篇章可以肯定是残缺的。因为在历届苏州干部中,我听到“苏州经验”中的三句话里,其中有一句是关于张家港,而评说张家港,少了秦振华,史书就唱不起来。

2008年春节刚过,我到张家港采访。这是与秦振华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俨然像认识已经很久的“忘年交”。1936年出生的秦振华,坐在我面前,一张嘴,手足并用的气势,根本看不出他是与我父亲一代的人。

“我从常熟回到沙洲工作,是因为那年下乡当村支书时得了一场病,身体不好,疗养了很长时间。这个时间,沙洲县成立了,缺干部,我又是杨舍镇人,就这样离开了常熟。”秦振华说,“我这个人干啥事特别认真、用心,所以坐机关时对许多事都看不惯,就要求到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年供销社主任、书记,工作很出色,后来县里要建一个化工厂,派我去当书记,一当就是4年。化工厂在沙洲县是重点企业,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管理经验,厂子在我手上还成了先进单位。那时我27岁,后来又被调到工交局当副局长,可那段时间身体不好,但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又是党的人,对国家、对组织特别有感情,心里就装一件事:努力把工作做好,为党争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基本上走一个地方,亮一个地方,争一流成绩是我一向的工作作风和奋斗目标。‘文革’中我也吃过‘生活’(苦头——苏州土话),原因是造反派让我干坏事,我不干,所以他们就借机批斗我,在杨舍镇的卖猪场上给我挂了一块‘执行资本主义路线黑帮’的牌子。他们让我站在那里,我并没有像一些人低着头,很沮丧的样子,反倒觉得挺开心,因为我是穷人家出身,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走资派’了,我觉得挺神气。结果我这么一笑场,造反派全泄气了,批判会也开不下去了……哈哈哈,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

72岁高龄的人,内心却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充满活力,且特别幽默。这样的人天性了不起,机遇将赐予这样的人干伟业。

这个机遇对秦振华来说,意义非凡,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机遇对张家港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时间正好是1978年。

这一年1月1日,苏州大地虽然仍有几分寒意,但改革的春潮已经开始涌动。42岁的秦振华第一次主政一个有几万子民的杨舍镇。那时张家港市还没有成立,杨舍镇还只是沙洲县的城关镇。

“我去当这个县城城关镇书记,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干部中有一种说法,杨舍镇是县委、县政府的‘后勤部’。意思是专为县里服务的,所以在我去之前,镇里的干部对工作不那么主动积极,也缺少创新,认为反正是为县里服务的,县里让怎么做就怎么做。长此下去,工作没有创新,班子里的矛盾也多起来了,镇上的工作没有什么起色。我当书记后,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杨舍镇作为沙洲县的城关镇,理应成为沙洲县的‘窗口’,也就是说,沙洲县的工作好不好,首先要看杨舍镇做得如何。窗口敞亮了,沙洲人的脸上才有光彩。再说,如果窗口的工作没做好,怎么可能当好县委、县政府的后勤部呢!”秦振华的这一观点和工作出发点,受到了一个人的特别关注,他就是当时的沙洲县委书记高德正。

难怪我在苏州采访时一说到张家港的事,老书记高德正就脱口而出:“秦振华是我看上的人!”

高德正确实没有看错秦振华。

秦振华在杨舍镇当书记时,第一件事就是治理和改造全镇的露天厕所。别小看这“露天厕所”,咱老家啥都好,就是旧习传下的露天厕所十分不雅,城里城外一个样。可几千年的旧习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在农耕时代,一些在路头街边的露天厕所其实是“厕主”的“生财之道”,粪便可是农家作物不可少的,你倘若端了他的厕所,他非与你急不可。于是一般人不愿去碰这类“毛刺头”的鸡毛蒜皮,但好端端的江南水乡、雅镇闹市,只因为那么多露天厕所搞得臭气熏天,也不雅观。秦振华要对露天厕所动真格,有人想看热闹,结果没看成,因为秦振华不仅把镇上的露天厕所全部“一锅端”,换成了清洁整齐的“公厕”,而且连镇属管辖的三个村的农民露天厕所也一起治理得干干净净。

“工作要出色,先从干净做起!”也不知秦振华是怎么想的,他上任初始,对全镇干部下的第一道“指令”就是到常熟著名的全国卫生镇浒浦学习。108个干部,浩浩荡荡地到了邻县的常熟浒浦参观取经。

干部们参观后回来感慨很多,却心虚地说:“学不像。”

秦振华看到症结,并想了一招:你们不是说学不像吗?那我叫个人带着你们干!这人也姓秦,是过去浒浦镇管卫生的退休干部,老家就是沙洲的。秦书记求贤得了一个老秦,杨舍镇没多少时间也跟浒浦一样变得干干净净。

“别说,这秦振华还真有法子喔!”高德正和县里的领导走在昔日臭烘烘、如今整洁干净的大街上,颇有感慨。

“可我在治厕和改造乡镇卫生时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使再著名的卫生城镇,也只能做表皮干净的文章。改厕修路筑地下水道,哪一样都离不开用钱。经济搞不上去,啥事都做得不彻底、不到位。这个印象我太深刻。有一次我们改造一段下水道,想到县里贷一万元钱,管经济的副书记硬邦邦地给我一句话:哪有钱呀?自己想办法!”秦振华说到这里,拳头一挥:“从此我发誓要搞经济!”72岁的老人,一如出征的战士。

“我最先搞的一个企业是绦纶丝厂。1986年,乡镇合并,杨舍镇一下就大了,成了真正的‘县城’。既然是县城,就得像个城市,所以我建议镇政府给我们张家港市搞一个星级宾馆——就是现在我们这块地……”秦振华用指头朝坐着的地方点点,示意我采访他的宾馆的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就在这里划了300亩地,市里还有人不同意,觉得我步子迈得过大。我对他们说:张家港过去一直是个不被人瞧得起的‘苏南的苏北’,我们不能再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观念了,而是要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到后来我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也不能要了,要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就要定下天大的事情!邓小平同志为啥说‘发展是硬道理’,让我们只管干,不要争论,就是怕耽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有了金钱,百姓的日子就好过,社会就能发展。当时我重点抓了镇、村两级企业的大发展,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的澳洋集团、骏马集团?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像骏马集团过去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办企业,后来成了国内最大的锦花6帘子布生产企业。澳洋更了不起,它是全镇纺织业的领头羊,现在的综合实力位居全国毛纺业五强之一。当年我就抓这些龙头企业,到1986年底,我杨舍镇的镇、社企业达68家,产值近3亿元。苏州市里当时设了个‘亿元乡(镇)’的‘振兴杯’竞赛,那一年我代表杨舍镇上去一下子把金杯抱在手里,可以说是我秦振华在苏州父老乡亲面前第一次露脸。当时会议上还有两个先进单位的奖杯我也抱在手里。杨舍镇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扬眉吐气。第二年全苏州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上去一下子抱了七个杯,会场上掌声雷动,台上台下都说秦振华这人了不起,我自己当时也真觉得露脸了……哈哈哈,我这个人好面子!好面子没什么不好,搞发展,赶经济建设速度,就得讲面子,要回一个好面子,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做对了,老百姓实惠了,社会发展了,这面子有什么不好?我秦振华要的就是这个面子!杨舍镇的面子,张家港的面子,我们社会主义的面子!”

快言快语,直爽坦诚,心如明镜,激情澎湃,这就是秦振华!

时至1989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这一年中国的苏州也发生了不少大事,其中有一直十分赏识秦振华的沙洲县委老书记、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高德正被调到省里任副省长。与此同时,秦振华也跳了一个政治台阶——进了张家港市委常委(不多久又升为副书记),但仍主要担任“市城”杨舍镇党委书记。

干实事的秦振华在进入常委和后来当市委副书记时,都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只参加研究干部的常委会,其他会最好不要让我参加,我只想把杨舍镇的工作做好。

这个老秦!论年龄,秦振华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中也是“老大哥”了,他这么一说,其他同志也笑笑,说你老秦把杨舍镇做好了,等于给张家港把门面建设好了,开会和举手的事我们代了。就这样,秦振华还是一天到晚地在镇上忙着呼风唤雨……

1991年底,苏州市委在王敏生书记的主持下,正在酝酿全苏州经济迈向更高一个台阶的宏伟计划,与之相配套的是下属几个县级市班子的重新配备问题。张家港的班子“一把手”成为王敏生首先考虑的事,因为按照民意和能力,副书记秦振华接此重任没有问题,但偏偏老秦有个“致命”问题:年龄大了!过年就是56岁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县级班子一把手一般到57岁就要下来。秦振华已经快到“线”了,再提拔他有点不太合适。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怎么办?苏州市委把秦振华的事提到了江苏省委。

“老秦,你快回来!省委沈书记要到张家港来听你们的汇报,可能还有跟你有关的事……”一日,王敏生书记给正在广州学习的秦振华打电话,要他火速回来。

秦振华回到张家港,省委沈达人书记与副秘书长梁保华(后任苏州市委书记、现为江苏省委书记)等后脚就到了。

汇报开始。第一个汇报人是念稿子,看得出沈达人书记对此感到乏味。

第二个是秦振华汇报。

“谢谢。我今天一是非常感激第一次能向省委书记和省里其他领导面对面地做汇报。二是我讲讲杨舍镇这几年的情况……总之,我深切的体会是:现在在下面做事的人受气,这种情况不改变,有多方面不利……”秦振华向领导汇报工作从来不用讲稿,而且以例讲理,头头是道,这是他的本领之一。

“很过瘾!”沈达人书记听完只讲了这三个字。看得出,他对秦振华是满意的。原本听完汇报就要回苏州的沈达人,这天特别高兴,说要在张家港“吃顿饭再走”。席间,他要秦振华坐在自己身边继续讲杨舍镇的事。

不多久,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关于秦振华任张家港市委书记的任命书正式下达。这是江苏省和苏州市干部中一个少有的破格提拔。56岁的秦振华从县级副书记提拔正职书记。

老秦自己对此总结说:“我逢到了两个大机会:一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时,我当了杨舍镇党委书记;二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中国改革新一浪潮时,我出任张家港市委书记。这两个历史背景下,都需要一批思想解放、敢闯敢干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组织上都在这样的时刻想到了我,而我也得益于这样的历史机遇使自己有了用武之机。

“当市委书记后,我心里想:组织上给我平台,我第一个就要对得起上级,二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父老乡亲。为了工作,我可以六亲不认,为人硬碰硬是我的作风;干实事、不吹牛也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但为啥后来有人对我还有不少争议或非议。我自己反思一下,无非是我秦振华喊的口号、干的事,在当时别人还不敢喊、不敢干的时候喊了、干了,所以我就成了一些人看来是‘秦大胆’、‘秦牛皮’了!可后来事实证明我没做错,而且赶在前的事对后人和后来的事业都有好处!这也是张家港精神中最重要和核心的一点:拼搏、负重,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秦振华是这样一个敢于认识自我、敢于承认自己成功和正确的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除了需要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其实也需要勇气承认和宣传自己正确与成功的一面。秦振华因此是一个真诚和真实的共产党人。

有人告诉我,在秦振华刚出任市委书记不久,在张家港街头,到处出现了“振华精神”,甚至在苏州市委的干部会议上也曾提过“振华精神”,这也使得一些人对秦振华个人的品德产生某些偏见,以为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其实秦振华自己说:“当时我内心诚惶诚恐,因为我想的是尽快把张家港搞上去,哪有心思想我秦振华的后路。我当时已经五十六七岁了,随时有可能被拿下作退休干部处理,充其量也最多干一届。正是想到这些,所以我给自己和张家港的定位是:必须样样事要比别人超前一步,否则就没有机会跟人家竞争。张家港本来在苏州几县中就是小弟弟,你不加把劲怎么行?我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秦振华就是秦振华,他的性格不像传统的苏州人,这也许是他的故乡张家港更多地吸纳和融汇了长江的性格,而不是那种小桥流水的吴越文化所熏陶的那样文质彬彬、你推我让,所以他身上的那种自加压力和勇于争先的意识特别强烈,以至他的许多做法和想法在习惯于“听众”和“执行”的官场上显得很另类。

“今年张家港的经济指标马上要上高速!我们的方向是: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项项工作争一流!”在省委、苏州市宣布秦振华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的第一次张家港市委工作紧急会议上,秦振华即刻提出了一个“三超一争”的口号,在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不等于向全苏州的老大哥单位宣战吗?我们张家港一直是小弟弟,人家常熟的工业有几千年历史,一向是全苏州县级单位中的老大,我们要超常熟,不是让人家听了都要笑嘛!是啊,工业超常熟难,我们的外贸更不能跟吴江比,人家吴江一百年前就是通衢四海的老牌出口外贸强县,我们怎么好跟人家挑战呀!你们这两年没去昆山看看吧?小昆山现在的城市建设,人称“小上海”,那个整齐、热闹、繁华呀,连上海人都承认小昆山快胜过大上海了,我们张家港跟人家比?唉,这回真是猴子打屁股,自家不觉脸红,人家都得脸发烧。

果不其然,在苏州干部大会上,当秦振华的“三超一争”在其他县市干部中传开后,如同温水里放进一块沸钢锭,那个热闹劲在吴侬语境里是少有的场景。常熟、吴江、昆山的兄弟县市干部们,一个个像进了动物园看猴子表演,这个准备表演的“猴子”肯定是张家港的秦振华嘛!

有什么奇怪的!我老秦就是要跟你们老大哥比试比试!我张家港就要超过你们!

老秦,你可是我们常熟出去的呀,我们过去一直是自己人,你真要把我们比下去了,你说让我们常熟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老秦,你要超我们吴江外贸,实在精神可嘉呀!不过据我们所知,你张家港除了几条渔船从长江里捡点破鱼烂虾,还有什么可以出口挣外汇的呀?

老秦,你们张家港城区好像就是原来的杨舍镇吧?这杨舍镇我前些年去过,好像也就是一两条一泡尿可以洒到头的小街道吧!这两年是不是上台阶了?我们昆山向你学习啊!

……

什么挖苦、嘲讽的话都有,秦振华像红脸关羽一样,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唯有胸脯起伏如海浪:你们说吧!说够了吧?告诉你们:我老秦就是要跟你们比试比试!如果我说出的话不作数,我立马下台,不当这个张家港的书记了!但到年底、到明年、到后年我们看!秦振华心里憋足了气!凭他的脾气,他真想冲天喊一声:你们笑话我秦振华没关系,可我们张家港就是要干出大名堂来!这不是我秦振华个人的事,是张家港的需要!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的速度!是老百姓的需要!

“大家不是要面子嘛!是啊,我也要面子!张家港要面子!可是我们没有实力,就永远没有面子!没有实力,我们出去开会只能坐在旮旯里,只能听人家传授经验,只能看人家把红旗、奖牌领走,只能低着头,仰着脸看人家。没有实力就没有位子。没有位子,哪有面子?”秦振华回到张家港,将那些受了人家好一阵讽刺、抬不起头的干部们狠狠“教训”了一通!

“把头抬起来!把胸膛挺起来!把干劲都给我拿出来!我们张家港是不能跟人家比,因为人家底子都比我们厚实,但就是因为这,所以我们更要自加压力,别人走一步,我们就得跨三步,甚至要跳三级!”

秦振华的话、秦振华的动作,都带着一股虎虎生威的风声。这风声确实让人有种胆怯——当然这是对那些不敢冒险、不敢大干、没有闯劲的人来说是这样;但这对那些思想解放、敢闯敢干、又有事业心的人来说,是一种催发进取的强大力量和表率作用。

秦振华的威信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他因此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是因为他的话讲到要害,讲得实际,而且一步步的战略与战术到位,每一项工作抓到实处,且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提出“三超一争”之后,秦振华又提出了“三抢一高”、“三攻一促”及“三个战略”的一整套具体的行动战略、战术。

“三抢一高”,即为抢发展机遇,抢投入产出,抢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

“市属工业是全市经济的关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这些企业怎么上?有四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要转变观念,增强发展经济的紧迫性。邓小平同志最近反复强调,要发展,就必须更好地坚持思想解放,转变观念。搞经济跟赛跑一样,你得有股劲,落后的就得赶前面的,领跑的就得争取第一,争取破纪录。这样就要求我们工作姿态时刻保持一种你追我赶的态势,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争取同行业、同岗位的第一名。二是要确立竞争拼搏观念。商品经济讲的是竞争,不讲竞争就没有立足之地,企业没有立足之地就垮台,有人想守摊子是越守越守不住的。‘守摊子’必然会停步,必然被淘汰。光守摊子不行,还必须快速发展。邓小平说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学会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了我们张家港每个单位一个大好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大家想一想,为啥有的厂办项目,办一个成功一个;为什么有的厂办一个丢掉一个,屡丢屡败?为什么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有的厂能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求得了发展;有的却束手无策,从小困难变成了大困难,最后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是领导班子或主要负责人有没有竞争拼搏意识。三是要敢冒风险。马克思说过,发展商品经济就是‘惊险的跳跃’。在发展经济中,不想冒风险的人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国外有位大企业家讲:当一件好事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时,我则不会去干了,因为绝对有把握的事情,连个傻瓜都会干好它。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机遇稍纵即逝,没有风险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风险。企图一帆风顺办成事业的想法只能是空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也只能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四是要勇于实践,敢于实践。邓小平讲得好啊:改革开放就要胆子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要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没有一股‘劲’,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一番新事业。‘等’字要不得,中央政策说得明明白白,我们的奋斗方向也清清楚楚,你还有啥等的?等得来啥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哪一天掉下来馅饼,我看也不会掉在那些等靠要的人手里,一定是掉在那些能够抓住机会的人手里。一句话:我们现在张家港人要的就是埋头干,拼命干,敢于干,干到底!”这是秦振华在上任伊始的1992年3月15日讲的一番话,后来这次讲话收入到了他的著作《张家港精神——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一书中,书中的讲话稿变得文章化了,他秦振华当年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生动形象,精彩绝伦,气壮山河。

“听秦书记的讲话,每次都会热血沸腾,你会被那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和拼搏意识所感染,然后就是跟着他一股脑往前冲……”一位张家港干部对我说。

秦振华的工作方法也很绝,他不是提出“三超一争”吗?这是他向全苏州诸老大哥发出的挑战书,但他绝对不会是孤军作战,他的工作方法历来是——“我盯死第二把手!你第二把手就得盯死你的第二把手。我的第二把手是谁?是市长、副书记。你市长、副书记的第二把手是谁?是主管副市长和主管常委,这样一级盯死一级,工作就能落到实处,一竿插到底。”

这就是秦振华。

“企业也不例外。我说张家港要在工业上超常熟、外贸上超吴江、城建上超昆山,你每个单位、每个企业就得照着苏州全市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单位给我瞄准目标去赶超,超不过你就等于没有完成任务,即使暂时超过了你得保证不让别人再超过你。”

还是秦振华的话。

张家港人服他。

“‘三超一争’,不那么容易。常熟‘块头大’,底子老,基础厚实,那雄伟的虞山本来就是一座在与长江吴淞口最高、最近的大山,磐如巨天,加上有5000年的文明史和3000年的手工业传统。我秦振华要你瞄准的就是它常熟这座高峰,你汗流浃背、双脚朝天也得给我攀过这座高峰!吴江人聪明绝顶,从吴越时代就练就一套会跟异国周旋打交道的本领,那每个细胞里都充满着智者的高超技术和技能,那湖光粼粼中皆是吴江人从商、从贸的灵性与技巧,你就得给我学过来,光学过来还不行,得明白他们的经验与道道来,要为我所用,处处逢源才是!昆山城无山,但他们为啥称昆山?人家身处大上海之邻,就能与大上海比高低,就是心里有山,心里有山的人就是了不起的大山。这座大山你们也得给攀登上去,站在昆山的高度建设好我们张家港。别忘了我们苏州还有一个太仓,太仓俗称金太仓,人家除了人口少一点、面积小一点外,哪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太仓的一些企业块头绝对不比常熟、吴江、昆山小,你们的眼睛还得盯着这个金太仓。不把四位老大哥比下去,我们就不是‘三超’,也谈不上‘一争’。记住:我们是要争全苏州样样第一!明白吗?第一,第一就是我们要拿金牌!要赶过他们!”

秦振华把“三超一争”解释得淋漓尽致、明明白白。谁也别想装糊涂,装糊涂的人我秦振华最讨厌!

他会对那些工作干不到实处、干不到位的人和单位发出“毒誓”:你再不拿出真本事,你就得滚蛋!

你说滚哪儿去?滚到你认识到了不发展、不赶超就是等于死掉的时候、滚到你想通了又重新想好好干一番事业为止!你觉得滚是痛的吧!不痛能触及思想深处吗?

我秦振华狠?我秦振华如果不狠,张家港就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当“小弟弟”,当“穷光蛋”,当“苏南的苏北”,甚至连苏北都不如,只能当苏南的西伯利亚!

当了市委书记后的秦振华,也不知哪来的劲头,一天24个小时,好像每小时都是上紧的发条,没有啥辰光见他不再咄咄逼人地催人奋进,没有辰光见他不是在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个企业盯着你干,催着你干,帮着你干!开始有人瞅着这位“神经出毛病”的市委书记,私下里暗暗嘲笑他:你瞅他走路那个样,像踩高跷似的,一高一低,说不准哪天倒下来再也站不起了……

但秦振华根本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人,他是张家港的“拿破仑”——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他。

每天清晨六点来钟起床,一边跑步一边口袋里装个小收音机听新闻,然后玩上一套拳——他的拳法世界上找不到拳谱,完全是顺着他秦振华的思维和脾气在“胡打”。

“哈哈……我自己发明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在采访时提起这事时,老秦开心地大笑道。正是他的这套跟着感觉走的“秦拳”,使得秦振华和张家港才有了今天与众不同的进步与翻天覆地的巨变。

“你,说的就是你!为什么别的局都动起来了,就你那儿蹲着茅坑不拉屎?你别再东张西望了!你给我站起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这个跟我玩花招的局长!这样的人再在局长位置上当下去,我们张家港就会当跛子——因为你管的那一摊支不起来,我们全市得跟着你不能痛痛快快地跑步!你想好了没有,该怎么办?没想好?还是不会想?……什么?不会想还是不想想?……不吱声!证明你是在想,可没跟我们大伙儿想到一条道上,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去吧!”就是全市干部大会上,秦振华坐在台上,将一个局长点名让他站起来,责问了半天,没几天就让组织部将此人撤职了。

“秦书记当年不这么做,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干部中的一些旧习。张家港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大发展,与秦书记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密切相关。”张家港市委的一名干部对我如此说。“但是秦书记在位的那些年里,他没有错处理过一个人。老头子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除非你犯了事、犯了党纪国法,否则他不会轻易处理一个干部。他对人要求严,严到你有些怕他,他靠这种老虎吃人的做法在你屁股后面盯着你工作……”张家港的干部们这样评价老书记。

原杨舍镇城西村的蔡兴华,可能是挨秦振华骂最多的一个干部。蔡兴华的名字跟秦振华就差一个字,一个振华,一个兴华,振字掷地有声,兴字里多多少少有些软绵绵的。秦振华看到蔡兴华领导的村有了大变化后有些轻松,便把蔡兴华骂得“狗血喷头”:你蔡兴华干了那么一点事就满足了?你给我到国外遛一圈回来再跟我说说你的村子是不是就没有发展空间了!你以为弄个人均几千元钱就是到顶了,就是富裕了?!呸,你蔡兴华那么点成绩算个啥!屁!啥都不是!你不给我弄出个全市、全苏州、全江苏、全中国第一来,你就啥都不是!

秦振华诸多“狠”中的一条就是用人狠,他看中的人大胆用,他用的人主要看你能不能干事,能不能干大事。为此他也吃了不少暗闷苦——有人“举报”他用的人如何如何有问题,甚至“人民来信”一直写到邓小平那里去。“我一往无前干工作,谁要在背后放冷枪,我就要他滚下台!”秦振华说他不狠不行。“私仇不可有,公仇不可无。”这是他的理论。“谁要是影响工作,妨碍了张家港的经济发展,那我秦振华就是‘无毒不丈夫’。”

在这样的市委书记面前,张家港没有不干活的人,没有不想干好的人,你追我赶的风气就此形成……

“同志们,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勇于竞争,敢于拼搏,经济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1992年是我市历史上发展最大、取得成绩最大的一年,是捷报频传、激动人心的一年。‘八五’计划提前两年完成,‘三超一争’的任务通过最后40天的冲刺,也将全面完成!”这是距1992年年末还有40天的11月22日的张家港全市干部会议上秦振华的一次讲话的开场白。

“秦大胆”这次讲话的情景,许多张家港当年的创业者对此记忆犹新,因为时间仅过十个来月,张家港就要第一次在全苏州人面前露脸了。年初他们的“秦大胆”向全苏州放了一炮,要“三超一争”,如原子弹扔在苏州政坛,不仅几位老大哥常熟、吴江、昆山这些人在嘻笑秦振华得了“神经病”,就连苏州市委、江苏省委的领导也在为他们提拔的秦振华而捏着一把汗——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市委书记敢公开向老大哥提出挑战的?有是有,那是大跃进年代、放卫星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是讲实事求是的新时代哟!他秦振华放炮放邪了连累的肯定不仅仅是他秦振华!吹牛不要成本,但作为一市书记吹牛吹出毛病来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苏州和省里经常有人在刺探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到10月底这段时间他们就更紧张了,因为只剩下40天时间,我们当时的不少目标距超常熟、吴江、昆山还有不少距离。我心里有数,不怕。知道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超过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是我们张家港人豁出性命拼搏,拼一个你低我高的水平啊!那些日子里,我们张家港等于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之所以敢提‘三超一争’,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光有根据是远远不够的,得有人干,拼命干才行。我们张家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靠负重奋进、自加压力。别的地方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种干法,但我们是苏州的穷小子,苏南的‘苏北’,不这么干永远会掉在别人后面,永远拖苏州的后腿。”

1992年是张家港战鼓撼地、烽火漫天的年份。次年初,苏州市委、市政府的三级干部例会上,一项具有特殊意味的颁奖仪式如期进行。在领奖台上,市委书记王敏生和市长章新胜一次又一次地高喊着“张家港”和“秦振华”的名字,而秦振华也气昂昂地一次又一次地走上领奖台践行了他一年前向诸兄弟市县的挑战诺言——1992年他的张家港在工业总产值、外贸和城市建设等多个方面全面超过了常熟、吴江、昆山等市县,获得大胜。

“这个秦振华真的了不起!”

“他娘的,他牛皮还真没吹破啊!”

“张家港是疯了!”

“可不能再忽视张家港了……”

苏州人从此开始刮目相看张家港人了。尤其是那个额头略秃、眼珠子总是瞪得圆溜溜的、走起路来摇晃的秦振华,“此人不能小瞧也”!

老大哥常熟、吴江、昆山和太仓人暗暗吃惊,心底里很不是滋味。苏州人历来讲面子。张家港小弟弟干成这个样,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呀?

“你这个秦振华,从此让我们再没了安生日子!”一位常熟领导私底下狠狠地捶了秦振华一拳。秦振华哈哈大笑道:“老弟,你还年轻!我秦振华已经57岁了,只能只争朝夕!”

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来到张家港视察,听了秦振华介绍张家港的发展历程,很受鼓舞,欣然提笔写下了四句话: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张家港精神”由此正式形成。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第三章 小市的大港与“步行街”

张家港出名的“始作俑者”是秦振华。而秦振华秦大胆能够真正让张家港出大名,不仅仅是他把“苏南的苏北”一跃建成了超过几位老大哥的“苏州强人”,同时他秦振华也把张家港的港口真正地做大、做强了。

“我当时提出‘三超一争’的底气就是从我们有港口这先天优势上来的。”事隔多年后的秦振华满脸堆笑地透露了当年豪气吃人的“三超一争”的秘密武器。

张家港从地理优势看,它处在苏州的东北角,千里长江滚滚东流快进入吴淞入海口前,有个金喉咙式的地方,那里与上海崇明岛隔岸相望,这里便是秦振华的老家——张家港。这里岸线顺直,水深贴岸,后方陆域又开阔。西起江阴的长山,东至东沙,全长63公里,其中深水岸线有35公里,是长江下游最好的港口地之一。拦门沙以下至西界港,江面宽阔,水流慢缓,长约32公里,江面宽4到7公里,此乃长江内陆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沙洲县改成张家港的重要原因。

秦振华在苏州众群英面前喊“三超一争”时,手里捏的就是有这个港口的好牌。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第一艘外籍船舶首次靠上张家港港口,从而掀开了张家港对外开放的历史性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秦振华之前的张家港领导,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港口改变这个“苏南的苏北”命运之关键。别看秦振华有些“土”,但他的头脑里净是“洋”东西,他到国外走一趟,别人带回的是“三大件”,他带回的却是满脑子的“真经”。即使不到国外跑了,他也会天天接受那只小盒子收音机里的“洋知识”,所以他对港口的认识和理解总是比别人高一筹,也是他肚子里用不完的“真经”的一部分。

“现在苏州全市都在你追我赶,昆山自己搞的开发区走在了我们前面,效益非常明显。常熟、吴江更是老大哥,我们呢,我们张家港怎么办?光有几个金杯不能说明什么!张家港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个港口,是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港口,她是我市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是立市之本,任何时候忽略了这一点,都是最大的失误!”这段话是秦振华在1992年7月11日的干部大会上讲的。

在这之前,张家港建好后,上面有关行业想插手要走,秦振华听了大怒:没门!张家港是我们张家港人的,谁也别想随随便便拿走!他为这事一直闹到省委书记办公室。

省委书记拿他这个“土农民”没有办法,只好笑着说你秦振华留着港口自己管可以,但一定给我弄出些名堂来。

“书记你放心,我弄不出名堂来,你重罚我!”秦振华说。

回来后,秦振华开始琢磨港口的事。一个小市想管一个大港口没那么容易,尤其是一群农民出身的张家港市干部们想办这么个大港口,问题多得很哪!港口是可以赚大钱,但弄不好也会赔大钱,它像一只喂不饱的大老虎,会把你小小张家港一年的财政全吃光还不嫌饱。

“我们搞保税区!”秦振华有一天突然在常委会上说。

啥是保税区?

就是在港口区内划一块地方,外商把东西存放在里面不用交税。

这对我们有啥好处呀?

好处多了去了!你想想:老外把货放在我们这儿,他就得把企业和生产车间放到这儿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到处都在抓外资嘛!他到其他没有保税区的地方,进货出货就要麻烦得多,税也缴得多,人家资本家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赚钱,我们建了保税区就是为了让他赚更多的钱。

秦振华这么通俗地一讲,干部们才明白。“那就争取办个保税区吧!”大家说。

一个无名小市想办保税区就那么容易吗?秦振华秦大胆可没这么认为。他“打听”的本事特别大,“一打听”便知道了国务院总理手中有一个“保税区”的名额,于是秦振华的心痒得不行。

“李鹏总理正好这些日子要到常熟来。”有人向秦振华通报绝密消息。

太好了!秦振华噌地从办公椅上蹦起来。“我去找他!”

不行,要想说服总理,先得打通苏州市里和省里。秦振华的脑子太灵光,他深知像张家港要从国务院手中拿到的大项目,必须先得让苏州和省里通过,否则苏州和省里说你秦振华手也伸得太长,我们苏州市里、我们省里还想要这个项目呢!这不等于白忙乎嘛!省里和苏州市里的人因此常说秦振华这人“太贼”——意思是太精明。

经事先与苏州市里和省里打通关系,秦振华已经心中有数:只要他有本事能从总理手中把保税区名额拿回来,苏州市里和省里是不会抢他好事的。于是他在李鹏总理到常熟后想尽办法直接见到了总理本人,并且以他秦振华特有的方式汇报了关于张家港为什么要建立“保税区”的理由,共三条:一是张家港是天然良港;二是有四大优势:深水码头,已建有5万吨吨量,不冻港,是长江内河港口中最好的避风港;三是一旦保税区建立,可以港区合一,八里长江水面港口区,其航行成本低,张家港又处在华东经济大区的有利位置,辐射面大。

“那就到你那儿看看?”李鹏总理欣然提出。

“太好了,欢迎总理到我们张家港视察,您眼见为实。”秦振华厉害,竟然把总理调动了起来。

李鹏总理去张家港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泥泞的江堤土道很难走。秦振华表面上笑脸陪着总理等领导,心里着急死了,他知道第一印象太重要了。随总理一起到张家港的江苏省、苏州市的领导为秦振华捏了一把汗:老秦,这天有些不帮忙啊!

但总理毕竟是总理,似乎并没有在意路的泥泞,而是目光一直停留在那片如海一般宽阔的长江江面与平静的港口区域之上,并且不停地向秦振华询问一些专业问题。

有戏!秦振华暗暗高兴。

“这条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一个多小时的现场视察,临走时,李鹏总理似乎才注意到脚下的道路如此泥泞,便这样问。

“前两个月才动工的,正在抓紧修筑,修好后会很好走的。”秦振华一听总理问这路,心里顿时发毛。

“你把东边的河开开深、开开阔,再把两边的路铺铺好。”总理又补了一句,“下次来能走了吧?”

“能!一定能!”秦振华额上的汗水都淌出来了。

“擦一擦吧。”省里的一位领导悄悄对秦振华说。

“不妨,是雨淋的。”秦振华尴尬地掩饰道。

怕这个雨天扫了总理的兴,秦振华不停地给李鹏总理谈天说地,说1986年,也是5月份,费孝通费老来此,85岁的他兴致勃勃,欣然作诗道:昔日荒凉人稀一沙洲,今朝路阔港深耸高楼,乡镇富埒市,企业十有九,人人称道秦大哥。感君改革开放敢当先,为赏小香港,无车市里夜半伴我漫步游。多情如故土,张家港水浓似酒,劝君痛饮不须忧,为民立功名永留,滚滚长江水,到此也要折腰才东流。

“哈哈哈,认识你这个秦振华,连长江都折腰啊!”李鹏总理听出诗外音,朝秦振华开怀大笑起来。

总理这一笑,释了秦振华心头一大忧虑。

李鹏走了,也没有说到底给不给张家港保税区的事,但秦振华看出总理对张家港的港口地理和环境是满意的,所以才说了让秦振华把路修修好。

“如果不想给我们的话,总理不会说‘下次来’这样的话的。”常委会上,张家港人这样议论着。这一点省里和苏州市领导是认可的。

秦振华指着他坐的那张沙发和我们采访呆的那个房间道:“那年李鹏总理就住在这个房子,就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为了争取他能批保税区,晚上总理下榻在这个度假村,这套房间里。吃过晚饭后,我想进屋跟总理谈谈保税区的事,人家警卫根本不让我进。最后还是苏州市委王敏生书记帮的忙,我进房间后,总理正在看报,我就站着说:总理好,好总理。李鹏总理就让我坐下谈。我就把希望总理给我们批个保税区名额的事情说了。总理答应了,于是我就请他给我们题个词,他很爽快地说,等回北京后再寄来。6月5日,管机要的同志告诉我,说秦书记有喜讯,原来是李鹏总理的题词寄来了。我拿着总理写的‘张家港保税区’六个大字的题词,真的是热泪盈眶,因为张家港有把握获得保税区的国家批准了!在日后召开的4000人保税区开工动员大会上,我高高地举着李鹏总理的题词喊:现在‘皇命’到了,就看我们怎么干吧!那阵子就这样激情燃烧……”

张家港的保税区就是这样争取得来的,这也是中国内河港口所设的第一个保税区。秦振华的工作“力度”由此让苏州人和江苏省的领导们也深深敬佩。

行动了!4000名建设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地连轴转,秦振华亲自出任总指挥,几乎天天出现在施工现场。

两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原来都是住着人家的地方,现在要他们突然搬迁,这是件特别难的事。“必须搬,为了张家港的未来和大家的子子孙孙幸福,我们需要作出牺牲!”秦振华的嗓门都喊哑了。

张家港的百姓真好,张家港的干部们真卖力,仅45天时间,区内1284户24万平方米的农民住宅全部搬迁完毕。1300套香港式拆迁户住房同时动工兴建。

苦战20个昼夜,完成总长近8公里的绿色镀锌镀塑铁丝网封闭隔离围筑工程——保税区等于是一个有“国境线”的小特区,必须封闭起来。

与此同时,万吨级水厂、220千伏和110千伏变电所、3.7公里长的十字中心路和周边通道等“五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

为保税区配套的化工、散件、集装箱、旅游观光等码头相继规划建设……

那些日子里,张家港区的长江岸头,红旗猎猎,战歌嘹亮,让人仿佛又回到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然而这一次不是1958年时的那种头脑发热的狂热发展的虚夸发展潮,而是张家港人在十分清醒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的伟大进军。

这年10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张家港保税区成立,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视察后兴奋地说:“张家港保税区是全国运转最快、最好的保税区之一”。

水转沙涂又一湾,迎船孤塔出烟岚。

长江一道横风起,两岸争飞上下帆。

(释惟则《晓行吴淞江》)

保税区的建设,使张家港的港口真正成为了拉动经济的一个平台。它像一个美丽的鸟巢,迅速引来无数凤凰入巢。北京、南京、深圳、厦门、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保税区招商引资团从神州走向五大洲,新闻发布会、经贸洽谈会……好戏连台。

张家港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陆的一个投资热点。香港嘉银公司、南联集团、亚洲汇泰集团、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恒远国际贸易公司等等来自香港、台湾、美国、澳门、泰国的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大企业、大公司纷至沓来。他们相继在张家港港区兴办码头,修建粮油加工、仓储运输、国际贸易、出口加工、房地产等项目。而中国自己的中央企业、全国10多个省市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企业也纷纷来到张家港保税区寻求发展。

9个月时间,投资6亿多元,建一个保税区。用同样的劲头,一年多时间,投资3个亿,建成一条70米宽、6车道、33公里长的张杨公路和45公里长的沿江公路,这都是秦振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下,在上任一两年内干成的事。

原来被昆山和吴江都占尽外贸优势的风景,现在张家港紧随而上,居然在短短时间内独领风骚。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迅速跃上苏州市各县市之前列。秦振华的这一张牌让其他苏州老乡们望尘莫及。

“老秦,你得给我弄点饭来吃啊!”与张家港近邻的常熟人紧随其后也大搞“港口兴市”,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始终没能赶上张家港的港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规模。当年从秦振华手下到常熟任一把手的江浩见了秦振华,总会向老领导说这么一句话。

秦振华憨厚地笑笑:“你常熟有其他实力,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这个精明到极点的“老狐狸”肯定不会轻易将肉给别人吃的,他心中只是想着如何把张家港建设成全苏州乃至全国的著名港区,并且真正做出“以港兴市”的大业来。年底,江苏省老领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应邀来到秦振华那里,二老参观完气势磅礴的港口和崭新的保税区后,对秦振华说:“这回你们张家港真的有港了,像那么回事。”

秦振华听后咧着大嘴笑得合不拢。

后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来了,秦振华十分看重这位大理论家对张家港的评价。秦振华自知工作中骂骂咧咧得罪过不少人,便先在大理论家面前检讨:“我这个人平时骂人骂得凶,有人说我是‘秦始皇’。”

袁木说:“不骂是长不大的,一个城市的发展就跟一个人成长一样,不骂也是长不大的。”

秦振华听了此话,大喜,从此把袁木称为知己。

秦振华之所以格外看重上面的权威人士对自己的肯定和客观评价,是因为他“秦振华之路”也非一路平坦,恰恰相反,是充满了坎坷与不平。

在秦振华上台的前两三年里,秦振华的做法也遇到了“上面”的不少非难,因为有人反映他像“秦始皇”一样厉害,见谁工作不卖劲会骂得你狗血喷头。他不顾上面一次次有关宏观控制的指令,照旧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基本建设投资,他甚至不顾与“上面”争项目,扰乱“上面”的正常计划安排。总之,他是个没有章法的“野人”和“狂人”,还竟然有人在张家港大街上挂出“振华精神”一类的标语,不是突出个人崇拜吗?秦振华这样的人哪有一点市委书记的样……

有段时间北京有关部门派人到张家港来调查,主要是看秦振华搞的那一套“违反国家宏观控制”名堂。人家来了,秦振华没见人家没好脸,说你查吧,有本事去查美国人!他的意思是,你也算个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搞窝里斗?我秦振华引进外资和设备,是因为我张家港穷,没钱,有钱了我还用啥引进?再说人家看中我张家港这块地方,愿意投资,这跟“宏观控制”有啥关系?来调查的人才不理他这一套,查的目的也是要刹刹你秦振华和张家港的“猖狂劲”,尤其是秦振华这个“秦始皇”的威风!

查吧!秦振华干脆放开一切门户让人家查。一个月过去了,那位司长要走了,临别时找了秦振华,说了三句话:“老秦,你搞的这些项目不可思议,才一年多抢了那么多项目,比如双山岛的开发,‘亚洲第一炉’的引进。二、你年岁大,我比你小,但我有种相见恨晚之感。三、你张家港以后需要什么项目可以来找我。”

“秦始皇”乐了,连声说:“好好,以后我们是朋友了!”

但这仍没有平息有人对他和张家港的那一套“狂干”的看法。省里的调查“力度”更大了,派来的人是省检察长,这阵势能吓死一大群普通人,于是马上有人传出话,说秦振华出大事了,被抓起来了。秦振华的一些好友一听十分紧张,从外地给他打电话,还不好直说,问:“你现在在哪里?”意思是你到底被抓进去了没有,人家不敢直接问,拐着弯这么问。秦振华心里坦荡荡地回答说:“我还在办公室批文件!”这话明白告诉人家,他秦振华还没有被抓。

调查开始。

秦振华被检查组叫到一个房间,十几人对面坐着,说是让他“汇报”,可敏感的秦振华感觉“完全是在审问”,问题也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不按中央的“宏观控制”精神,不停地搞大项目?而且越搞越大,越搞越多?

半天下来,没什么结果。中午时分,秦振华眨着狡黠的眼睛问检察长:“下午是不是再‘汇报’?”检察长说:“下午看看你们的项目进展吧。”秦振华心里乐了:“这太好了!眼见为实,等你们看完了再下结论,看看我老秦到底干错了没有。”

一个下午看完后,晚上调查组的人见秦振华后的态度完全变了,两天后全体调查组人员撤回了南京。当晚,那个领头的张检察长打电话给秦振华,有些激动地说:“秦书记,我刚刚向陈焕友同志汇报,陈省长问我秦振华和张家港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告诉他:秦振华和张家港都没有问题,是好得很!”

“谢谢,谢谢检察长!”秦振华咧着嘴又笑了。

省里后来对秦振华和张家港一直评价很高,尤其是将“振华精神”正式改成和命名为“张家港精神”。而这中间,苏州市委王敏生书记坚定地支持和肯定秦振华及张家港的做法是重要的一环。秦振华为此很念王敏生书记的情。

“一个地方要想真正搞上去,说到底,要有一个优秀的领导班子,要始终坚持弘扬创业精神,支持改革者,鞭挞空谈者,惩治腐败者,激励开拓者,没有点冲劲和闯劲是干不出名堂的。”秦振华在接受我采访时依然这样激情澎湃地指出。

张家港的港口建设现在已经非常了得。是我家乡名副其实的“长江第一港”。目前已经有40个万吨级码头,开通的国际航线有18条,年吞吐量已达一亿吨,按照国际上对港口的评定标准,过一亿吨吞吐量的就算是世界级大港口了。当年两平方公里面积的保税区,现在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秦振华和他的继任者在完成港口建设及保税区后,仍然一直在做港口文章。他们在港口一带建起了经济开发区,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贸易的中国工业“巨无霸”,这一个个“巨无霸”都向世界伸开了双臂,于是像美国的杜邦、雪佛龙,日本的三井等世界500强企业,也都纷纷来到张家港。如今的张家港海关每年为国家收缴的关税都在百亿元以上。

2008年元月,我在港口采访,特意参观了当年由秦振华一手指挥下完成的张家港保税区,这里的负责人徐仲高先生向我介绍:他们的保税区如今已成为全国13家保税区中的“第三强”。

“2007年我们保税区的全口径财政收入22.7亿元,一般预算收入8.5亿元。全年在保税区发生的营业额达1525亿元。现在保税区共有十几个码头,这一块20平方公里面积的区域里,按专业分为4个区域,现有世界500强企业20家,化工企业3000多家,其中大多数都是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的。这些企业的驻扎,对长江中下游经济起着引领作用。为了使得保税区内的企业贸易更加灵活便捷,我们建立了一个区内物流平台,使其相关企业的贸易直接进行,也就是说,原本保税区的企业贸易和经济活动一般都是通过出区后进行的,而区内物流平台的建立,使得这些企业不出保税区就可以直接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其效益大大增加。1993年保税区建立以来,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但在这块土地上,却产生了5000多亿元的贸易额,吸引外资40亿美元的投资,为国家和地方获取税收超过了200亿元。目前我们正在打造新的三个单体投资约在10亿美元的基地,如美国道康宁公司为首的机硅产品化工基地一家投资就达15亿美元。三年后,这块土地上,每年的营业额将要达到3000亿元,也就是说,今后每年我们会有70%的增长速度!”

听徐仲高如此说这样的前景,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为张家港的昨天和明天感到激动与振奋!这种激动和振奋源于我们无法想象的现实:仅仅手掌一般大的地方,它所产生的潜力和效益为什么可以顶内地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省的经济总量?为什么张家港人能白手起家,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就走到了今年这样的水平,而其他地方在同样的历史时间内似乎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为什么?我想考问中国!当然并不是责备谁,但这样的问题对那些仍然在等待所谓的“机遇”和成天在埋怨这条件不好那条件不好的地区领导者来说,也许是特别重要的。

小市张家港现如今已有了国际大港,这注定了张家港市经济的腾飞。

然而我知道,张家港真正出名的地方并非是经济总量和GDP水平,而是这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家港的精神文明建设享誉全国。而我作为张家港的“老邻居”,怎么也想不通五大三粗的秦振华连同吃饭和走路都显土气的张家港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建成了全国著名的“文明之城”。

“自家人”苏州人想不通的事让秦振华都干出来了。

1992年、1993年,秦振华突然在杨舍镇最繁华的中心地段建起了一条“步行街”。啥叫“步行街”?当时像我们这些住在首都等大城市里的人似乎也没有听说过,好不容易问到一个去过新加坡的人才知晓,原来新加坡有那么一条专门供人行走而不让任何车辆包括自行车、三轮车在内的所有车辆行走的街道。

“秦疯子又出招了!搞了一条不让车子走的街,哈哈,这还不算,在那条街上走路,你不能抽烟,不能丢烟头,丢了就罚款!吐痰更不行,罚死你……”有一天我在苏州的老乡打电话向我报告秦振华的又一出新奇事。

“他真罚啊?谁来罚呀?”我好奇地问,心想着北京曾经多少次搞过不准随地吐痰,吐痰者罚款,结果从来就没有成功过。秦振华在一个农民组成的城市,搞这么个招数能行得通吗?

“罚,真罚!你知道他怎么设置的:满街都是别袖章的‘假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跑不掉的!”

“老百姓不骂他?”

“骂!骂什么的都有。说秦振华一个土包子想装洋鬼子,以为自己的老祖宗是大不列颠国的臣民呢!”

这骂得也够损的。秦振华的额头秃,可人家招数亮嘛!

“他不是罚你钱,而是让你穿上红马夹当文明监督员,直到你发现另一个违纪者在街头出现后把马夹给人家穿后你就可以解放了……”

老乡的话让我忍俊不禁:这秦振华确实不简单。这样的处罚真是能教育人!我想那些曾经穿过一次红马夹的人下次肯定不会再违纪了。而那些脸面薄的人也因为不愿穿那招人嘲笑的红马夹而自觉遵守步行街的规定——苏州人最讲究面子。

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感觉到秦振华这个“步行街”可行。

我是两年以后回故乡探亲时,才去张家港亲身目睹和体会步行街的。

第一次的印象是:步行街很宽,中间有六七十米宽,行人不多,这是因为张家港是个小市,远没有苏州街头的那种人头攒动的景象,也没有常熟街头的热闹,但确实没有人在大街上丢东西,少有地干净和整洁。街头行走的人群中本地人似乎更少,这个原因我倒是知道,因为本地人一般都是上早市,白天上街的人除非有需要急买东西者。但在当时的步行街上所走的人群中十有八九是外地参观者,他们都像我一样好奇地在观察和参观这个秦振华的新玩意。

“步行街”使张家港声名鹊起,其声望并不比港口影响小,因为这是个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性和城市形象的举措,而且令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感到了压力。后来几年里,北京、上海等地都纷纷效仿张家港而建起了自己的步行街,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等都成了不准行车的步行街。

张家港的步行街出名后,附近的苏州、无锡等“邻居们”压力太大了!与张家港近邻的江阴市领导很不服气,那时江阴的经济总量在张家港之前,名气也大,可就因为一条步行街,让张家港抢了风头,于是江阴市领导在一天晚上带着全体常委和政府班子成员,悄悄来到张家港的步行街参观,并且回去后立即决定要建一条比张家港更宽的“百米步行街”,想压压秦振华和张家港的势头。江阴后来建的“百米步行街”确实非常漂亮,可人家张家港是首创和原创,因此名声还是张家港的步行街响亮。

“还是‘秦始皇’厉害!”江阴和诸多苏州、无锡的“邻居们”只得佩服秦振华。

2001年国庆节前,张家港对步行街进行了翻新和重建,而且在街头增加了不少城市形象的雕塑艺术品,大街两边的著名商家都纷纷落户在此。当我在2008年春节后再次采访来到这条步行街参观时,夜幕下的张家港步行街真可谓梦幻一般,美轮美奂,仿佛置身香港闹市……这是后话。

秦振华的一“港”一“街”,将昔日默默无闻的张家港,变成了全国闻名之地。1994年,“苏南的苏北”跃居全国百强县(市)第二位,超过苏州列县(市),并成为第一批全国卫生城市和继福建三明市之后的全国又一个“文明城市”。

199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张家港视察。

这是一次饶有深意的视察。我的好友、军旅作家邢军纪在《中国精神》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把手在张家港港口码头接见了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当江泽民有力地一握真正成为一把手的秦振华的那双手时,秦振华因激动显得有些许颤抖。秦振华陪同总书记视察了张家港许多地方。张家港此时石榴花正红,柔美的柳丝翩然舞动。这个年轻的城市经过十年砥砺几番拼搏,终于矗立在长江岸边,在吴国腹地熠熠闪动着青春的亮泽。作家凤章曾以质朴的语言记述了江总书记视察张家港时的情状……离开码头,便到了保税区。这里整洁、开阔,大路纵横,很有气势。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建筑,有的正在施工,有的已经封顶。总书记一行,边走边看。秦振华把风姿不同、造型各异的13层到l8层的一座座大厦,向总书记一一介绍。

到了办公大楼,总书记又听了市长胡剑鹏关于保税区兴建两年来的运行、招商、基础建设以及快速高效的发展情况的汇报。总书记兴奋地说:“我l984年来过张家港,今天在张家港看到你们发展得很快,像张家港保税区等,都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搞起来的。现在这里变化很大,与过去不可比了,我看了很高兴。”

总书记一行离开保税区,车驶向了张杨公路。秦振华与总书记面对面而坐。暮春江南的田野,翠绿葱茏,一片生机;宽敞美丽的张杨公路,鲜花怒放,色彩纷呈。总书记兴趣浓厚地注视着窗外景色,看到路两边秀丽整洁的小城建设、新颖别致的农家住宅、规模宏大的工厂,以及蔬菜基地、丰产农田等等,神情怡悦,时而向秦振华提问,时而又全身心地听秦振华汇报。总书记对秦振华汇报的张家港国民生产总值情况、工业生产总产值情况、外贸出口情况、年人均收入情况、城乡居民住宅情况、小城镇建设情况等等,都表示了十分关注。当秦振华说到了张家港之所以发展这么快,一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鼓舞,二是依靠“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1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时,总书记忙叫他把那l6个字的张家港精神再说一遍。

秦振华激动地说:“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

总书记听得很高兴。但秦振华不会说普通话,他讲的是张家港土话。此话属吴语系,总书记的随行人员大多听不懂。总书记对秦振华说:“你再讲,我给你当翻译。”

总书记给我当翻译!秦振华感到全身沉浸在一种温馨的热流里,极其感动。他一字一顿地说道:“团结拼搏。”

总书记随即用他清亮的普通话说:“团结拼搏。”

秦振华说:“负重奋进。”

总书记说:“负重奋进。”

秦振华说:“自加压力。”

总书记说:“自加压力。”总书记重复说后,加了一句批语:“这句话很对,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加压力。”

秦振华说:“敢于争先。”又补充说,“关键是敢于创优,敢于争第一。”

总书记很赞赏“敢于争先”四个字和秦振华的注解。他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让外国人看不起,要有民族自尊心。张家港人敢于争第一的精神是我们民族自尊心的表现。”总书记的称赞,给予了秦振华极大的鼓舞,他继续汇报说:

“张家港精神具体体现在这样五句话上:第一句,‘弘扬创业者’;第二句,‘支持改革者’;第三句,‘鞭挞空谈者’;第四句,‘惩治腐败者’;第五句‘大胆起用开拓者’。”

总书记点头道:“这五句话,实际上是‘两手抓’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

这个发生在长江下游吴国腹地的故事,这个很能让人联想的一幕已经过去7年时间,但张家港人至今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那个曾让总书记心动也让张家港人心动的日子。这一天,同样令全国人民心动。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第四章 长江“沙王”沈文荣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到的另一位张家港人,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沙王”的沈文荣。

“张家港的发展,离不开一群英雄好汉,其中一个就是沈文荣,我对他就是大力赞赏和表扬,让所有企业家向他学习,后来还力排众议,推荐他当了市政协主席……”秦振华告诉我。

可以这么说,在张家港市的历史上,包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没有了秦振华和沈文荣这两个人,张家港的光芒肯定会减弱许多,甚至不可设想。虽然在张家港的前身——沙洲县的时候,这块土地上曾经也出现过令人惊叹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一段辉煌历史,但我仍然要说,假如没有秦振华这位拓荒者和杰出领导者与其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张家港市不可能有今天的名声和快速发展的基础。

其实秦振华对张家港的影响,即便是在他退休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起着作用。

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有个宏宝公司在张家港原来搞得非常好,其领头人朱玉宝也是在秦振华时期的一名经济骁将,前些年改制后,朱玉宝因为年岁大了,加上工作和管理上出现了松劲,使得这家从乡镇企业成长为上市公司的企业掉队了。市里非常着急,似乎又没有人能支派得动朱玉宝。秦振华知道后,说:“还是我去说说他吧。”秦振华去了,还带了一批人,找到朱玉宝,跟他着实动员了一番。朱玉宝见老书记秦振华出现在眼前,非常感动,吃饭的时候,像一位跟随多年南征北战的老战士见了老首长一样,顿时气壮山河地向秦振华立下军令状:“老书记,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干,三年内实现产值翻一番!”秦振华笑了,拍拍朱玉宝的肩膀说:“这才像我们张家港人。”

近三年宏宝公司确实又重新腾飞起来。为什么会这样?用张家港人的话说:人家朱玉宝“服”秦振华,他秦振华是一团燃烧的火,到哪儿都能把人的激情“烘”起来。

“服”秦振华的张家港人很多很多,几乎所有张家港有能耐的人都“服”他。

“服”字在我老家的话语中,就是佩服和威信的意思。

“沙王”沈文荣对秦振华也是十分“服”的。在张家港,假如没有了沈文荣,这个城市也许还能获得那么多精神文明的成果,但经济总量肯定难以进入中国“百强县”前十名之列。这是因为沈文荣麾下的“沙钢”这只巨型“钢铁航母”一年的产值是亿元,而倘若抽走了这一块,张家港等于由姚明变成了潘长江——矮了一大截。

沈文荣的分量在张家港举足轻重。沈文荣的分量在中国钢铁行业同样举足轻重。这也是张家港为什么能够名扬中华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实力是关键,实力与影响力相关,影响力靠实力支撑。

沈文荣何许人也?我家乡的人几乎都知道,此人可以用“传奇”二字来形容。想想:一个长江边的普通农民,七折腾八折腾,竟然成为一个“钢铁巨人”。其企业的年钢产量除了上海的宝钢之外,他把全国的所有国营钢铁巨人们全部打得败下阵来,你说传奇不传奇?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实力,主要看那里有多少钢铁厂、能炼出多少钢来。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三百年,钢铁一直处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毛泽东曾经把它视为“元帅”,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钢铁就是国民经济的“元帅”。帅升帐了,全国的经济就跟着升帐了。二战后,石油慢慢替代了钢铁元帅,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钢铁巨人仍然扮演着“元帅”的角色,中国便是这种情况。

有外国经济学家称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是“水泥+钢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钢铁在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一直没有改变“元帅”的地位。

沈文荣的传奇正是因为从一个“修地球”的农民成为“钢铁元帅”而变得特别精彩……

在苏州采访时,苏州老领导高德正谈起张家港和沈文荣的事,他特意告诉我:写张家港的沈文荣,不能忘记“提一提”该厂的老书记张耀生。

我在与沈文荣对话时,这位“沙王”一开始就提到了他的“恩师”张耀生。这是因为张耀生老书记是沈文荣现在的“沙钢”前身的老领导,并且正是因为张耀生的最初创业奠定了后来沈文荣起步走上“沙王”之路的基础。

沈文荣现在的“沙钢”的前身叫沙洲县棉花加工厂,在当时的沙洲县是最大的企业,上世纪70年代之前,张家港还叫沙洲的时候,这厂是沙洲的龙头国有企业,主要服务于产棉大县的棉花加工生产。70年代中期,苏州地区开始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农村工业革命——大办乡镇企业发展热潮。时任沙洲棉花加工厂党总支书记的张耀生思想比较解放,在县委书记高德正的支持下,开始多种经营。他当时所谓的“多种经营”便是投了少许资金,搞了一个造纸厂,用芦苇做原料。由于想搞造纸厂,却发现市场上买不到钢材,最后只能用木料替代造纸厂的一些机床设备。

“不妨试试弄个炼钢厂!”张耀生在厂务会议上提出。于是在棉花加工厂“多种经营”第三次转型时就开始干起小钢厂活计了。当时全沙洲一年对钢铁的需求量是400吨,但张耀生他们厂“小弄弄”才弄得6吨钢,缺口很大。张耀生于是向高德正提出“干脆搞个钢厂”。

“好啊,我全力支持!”县委书记高德正批准了。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有人异想天开搞钢厂,有人公开表态支持搞钢厂,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了不起的超前意识了!”

张耀生的功绩就在于此。那时沈文荣只是车间的普通钳工。1975年,年轻的沈文荣因为工作出色而进了棉花加工厂的领导班子。

“我生来对钢铁感兴趣,所以对张耀生老书记当时力主搞的一个轧钢车间非常起劲和支持。”沈文荣回忆最初的“钢铁情”时说。

1974年,沈文荣在张耀生的一手提拔下入了党,进了班子,又当了党支部副书记。那个时候厂里炼的钢是2000多吨,但可怜的是连个炼炉也没有——纯粹的土坯炼法,沿用的是大跃进时代的方法。到1982年、1983年时,张耀生手下的沙洲棉花加工厂“多种经营”出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年产50000吨。不算小数目,但当时谁都没有看出长江边的那个土钢炉有什么“元帅”风范,事实上,当初的国内钢铁市场还相当差,曾经有一段时间炼好的钢材根本卖不出去。

1984年,老书记走了,沈文荣当了这个厂的“一把手”。痴迷“钢情”的他做了一个“钢铁将军梦”——“冲出本省参与竞争,三五年内实现产销量全国第一、产品质量全国第一”的两大目标。当然沈文荣不敢定位在炼钢量上,而是做钢产品——钢窗料。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富起来,造房子用钢窗成为一种时尚,于是沈文荣的“钢铁将军梦”也是由此而来。

别以为当“钢铁将军”就那么容易,沈文荣为此曾带了一群农民工到吴县钢材厂整整学了28天。技术学到手后,他的胆子跟着大了起来,一下子上了9条生产线。那时用钢窗的百姓和单位已经非常普遍,但沈文荣他们是新厂,销售是个问题。

“怕啥,大不了我们像货郎担串村走巷呗!”沈文荣是农民出身,农民是社会上最没有面子的人,所以他想得出这样的穷法子,居然还越销越多,一直做到能够生产9个系列产品35种规格,成为当时国内钢窗产品规格最全、产品最多最新的窗框钢生产的“老大”,占全国同类市场产品的65%的大厂!

沈文荣真正成了“钢铁将军”——生产钢窗材料的“将军”。

“别小看做钢窗材料,由于我的产品和产量占全国的65%,所以我能左右整个市场,我涨100元,全国市场就跟着涨100元,我降100元,其他市场肯定也降100元。我有了价格的主动权,有点当常胜将军的感觉。”“将军”这么说。

当“将军”之后的沈文荣曾经有过一段失落感:人家真正的“钢铁正规军”是炼钢坯的,其供应、销售的钢材是做桥梁和铁轨甚至制造发射飞船的大钢塔,而非像沈文荣他们那种“串村走巷”、“游击队”、“草包司令”,有人以此嘲讽长江边上的“钢铁将军”沈文荣。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当“钢铁元帅”?沈文荣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性格跟秦振华类似,张家港人都有这样的性格——有别于传统的苏州人,豪气、胆大、敢干!

沈“将军”开始梦想做“元帅”了。这是1987年左右的事。

那时农民出身的“将军”也可以穿起西装、系着领带出国了。沈文荣瞄准了工业革命的老牌帝国——英国。他发现英国和欧洲的钢铁业正在进行行业转型,钢铁企业受配额限制。一家英国比兹顿钢厂年生产能力为20万吨,但它只有10万吨的配额,所以年年亏损,老板的日子没法过了,欲寻找买家。沈文荣听说后蠢蠢欲动,并通过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请人把这笔“国际卖买”弄到了自己手中。

“疯了!你一个土农民要引进那么大的洋设备,谁懂它的技术呀?”

“我们厂的日子已经蛮好过了,你神经病啊?”

好心人都来劝沈文荣。全套引进“75吨超高功率电炉、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属国内首家。80年代中国的钢铁行业基本仍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如此先进设备的引进是连那些“大块头”的国字号钢铁厂都不敢轻易下手的事,长江边的一个小县的非专业钢铁企业想独吞“巨无霸”,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嘛!

怎么办?

1988年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的夜晚,厂部五楼会议室灯火辉煌。按通常上班时间,次日才是真正的春节过后的上班日,为了统一全厂干部职工的思想,沈文荣主持召开了140多名中层干部参加的讨论会,主题只有一个:集体决策引进还是不引进英国比兹顿钢厂的那套设备。

“我看应该引进。邓小平说得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们要想把工厂生产上个台阶,引进先进技术势在必行。”

“这么大的设备假如引进来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或者出些啥毛病动不了啦,那我们厂就惨了,非关门不可。”

“所以我们要慎重想想再说。要不等两年再说。”

“等行吗?钢材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一等就变成黄花菜了!”

“是啊,不能等。还是听沈厂长的吧。”有人见众说纷纭,便站起来冲着沈文荣高声道,“沈厂长,还是你给大家说说道理吧!”

“对,听听厂长怎么说的……”

此时的时针已指向晚间十点多了。沈文荣站了起来,只见他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一眼整个会场,然后断言道:“关于这个75吨超高功率电炉项目,我们班子的决心是不变了,理由有五:一、没有这条生产线,我们沙钢就形成不了适度规模,就永远摘不掉技术装备落后的帽子,只能当钢铁行业的‘游击队’而非正规军。二、既然要上新设备,就得高起点、高档次的,能够填补国内空白的项目才有市场的竞争能力。三、我们沙钢的实力眼下还是差些,但我们有香港方面的合资支持,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就变得强大了。四、从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状况看,收回投资有把握。最后一条是,钢铁行业想搞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就得有十年的超前期考虑,否则竞争优势无法长期。归总这五条,我们的结论是:要创业,就要有抢、拼、的劲头。机会稍纵即逝,等是最大的失误。现在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引进和如何建好一个新型的钢铁厂,而非引不引进、建不建的问题。你们说是不是?”

“是!”会场响起一片呼应。

“声音不够大,到底是不是?”沈文荣重新问了一声。

“是!”这下的回应惊天动地,震得长江水波涛叠叠卷起,震得夜空一片繁星闪烁……

接下去是具体的运作过程,也并非简单易事。当时与香港的合资办钢铁厂在中国国内尚无先例,银行贷款碰到难题,作为市属企业,政府必须关注如此大的引进项目。

“沈文荣,你搞的啥名堂?怎么全是一堆破铜烂铁呀?”当花费3000多万美元的引进设备运达张家港后,有政府领导到现场一看,就急红了眼大声责问沈文荣。这也不能怪人家,3000万美元合多少人民币嘛!你沈文荣怎么弄一堆没用的洋破烂呀!

现场的情况确实让不懂行的人看了心惊肉跳,因为设备全部是拆卸后从英国装运过来的,而钢铁流水线一旦被拆卸后,即使再好端端的先进设备看上去也是“破破烂烂”。为这,沈文荣不知要向人解释多少遍,并且不得不接受无数人的怒骂——不是明摆着你沈文荣花了国家的外汇,引进了这么一大堆破玩意!

“假如真是这样,我也算为张家港建了一个失败的展览馆。”沈文荣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你疯了,我看你一定是疯了!”不少好友离沈文荣而去。他们感到害怕,因为一旦失败,沈文荣绝无翻身的日子。

然而沈文荣丝毫不感到任何惧怕,照常动员他的几百几千农民工为他搬运那些“破铜烂铁”,又组织专业技术安装队伍,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将其组装成与英国比兹顿钢厂一模一样的生产流水线。

“中国农民工非常了不起,你只要教一教他们,他们个个都是把好手,洋玩意到他们手里一拨动,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本领了。我们请一个洋工程师干一天就是几百美元,而我们的农民工一天挣十几块人民币就把人家洋工程师的活都包了下来。计划投资4000多万美元的引进项目,我们最后只用了3000多万美元,钱就是这么省下来的……”沈文荣这样说。

23个月,从引进到安装、到一次性投产成功,这是沈文荣在1991年前挥写的第一个大手笔。这样的引进项目和规模,一般的建设周期是30个月到36个月,而他更是在没有请一个外国专家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从“75吨超高功率电炉炼钢、连铸、连轧项目”成功后,沈文荣这只“黑马”在中国钢铁行业就出名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潮,钢材市场一片红火,以生产“螺纹钢”为主导产品的沈文荣的“沙钢”效益好得不能再好。

见了钱,合作伙伴香港人有些眼红,说要分红。刚起步,沈文荣感到特别大的压力,但此时他已显出“元帅”风度,于是便道:“现在不能分红,还有银行贷款要还。”

香港人就说:“要不新建的钢厂给你,或者给我。”

这是分家,也是分手。沈文荣心里阵阵作痛,但这是利益,任何合作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益,所以也不能恨人家。于是他平静地说:“你开个价,如果我不要,你就得一定要买下。如果我开价,你要,我就给你。”

沈文荣说的这一招很公平,也很绝。逼你必须选择。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朋友也只能如此了。

最后的开价是:3600万元人民币(香港人合资的35%股份那部分股价)。

香港人算了半天,觉得可以,等于比他当时投资合股的2000万元本金还赚了一些。

合作伙伴把3600万元拿走了,沈文荣成了钢厂的真正老板,唯一的老板。两年后,这位分了手的香港合作伙伴曾经又找过沈文荣,后悔莫及道:“没想到国内的钢铁市场这么好,当初我真不该把股份退出来。”

沈文荣笑笑,心想:是啊,你要当时不退出股份,我“沙钢”这两年至少少收上亿元!

“哈哈,生意嘛,有赚有赔,我们还是朋友嘛!”沈文荣一副“元帅”风度。

然而,在钢铁行业,从“将军”到“元帅”还是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在1992年打了一个漂亮仗后,沈文荣发现,自己现在虽然有了75吨电炉生产线,在国内同行业中技术水平也属屈指可数,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钢铁行业相比,仍有差距。

“对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来说,国内争第一不是最终目的,敢于参与国际竞争才是能耐。沙钢既有面向国内,敢与强手竞争的能力,更要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具备抵挡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发达国家产品涌入中国而造成的冲击能力的信心,同时还必须具备我们将自己的产品冲向国际,与传统的钢铁列强重新划分市场格局的实力。”这是沈文荣在上世纪90年代初说的一段话,这话被北京的一位钢铁专家听说后,欣喜而紧张地悄悄对沈文荣说:“你们‘沙钢’不仅会成为中国的钢铁巨人,相信一定会在世界钢铁界有立足之地的!你这个沈文荣就成了一名‘沙皇’。”

“沙皇”?俄国那个亚力山大沙皇?最后被列宁时代的红军全家处死的沙皇?不不,我不能当那沙皇,我最多当个我们沙洲钢铁厂的“沙王”吧。沙洲企业之王!中国钢铁界的王者!这我愿意当。王者气派,天下我行。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沙钢应该有这种气魄和胆量。这个“王”我愿当!

这是沈文荣内心的话,他自己也没有跟我讲过,但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说:“我们的沈总就是有王者之气!他想成为钢铁行业中真正的‘沙王’!”

我们可以从他在那个时期经常向人阐述的主张里看出他的“王者”之道:用最优良的技术装备和最优秀的企业管理,实现最高档的产品质量和最低廉的产品成本,沙钢要实现“六个创一流”: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指标,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企业,一流的队伍,一流的分配。

这难道不是“王者”的所思所想所为?

这年炎热的夏天,沈文荣开始了他从“将军”升任“元帅”之后的又一大跨跃之旅——瞄准世界一流的钢铁生产线,实现一流的钢铁企业建设目标。为此,他冒着炎热,跑到省里,跑到北京,向有关部门申请上一条全新的、世界最先进的电炉钢生产线。

“你的75吨电炉已经够先进了,还想上新线?”

“是的,我要上更先进的!”

“那你想上什么规模的?上什么样产品的生产线?”

“我想上硬质高线。”沈文荣回答。这是他从冶金部一位专家那里获得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商机:中国金属制品业那时还很落后,上硬质高线,意味着产业的更加超前和先进。当时这位专家向沈文荣提出后,对市场意识极强的沈文荣来说,如获至宝,他的那颗王者之心几乎要跳出来,因为沈文荣清楚:如果这一目标能实现,他的“沙钢”将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独占鳌头,稳坐“王位”。

“我完全支持你!”沈文荣把自己的想法向正在举旗大干的市委书记秦振华一汇报,“秦始皇”的两个眼珠子一瞪,满是光芒地大叫了一声,“张家港人就是要敢干大事!”

张家港从此“二王”联手打造这块长江滩地,势不可挡!

引进新设备的商务谈判开始了。经过考察和调查,沈文荣选择了德国、瑞士、美国三个国家作为招标对手。这回沈文荣采取了以我为主的引进新思路,即把客人请到张家港来,住在“沙钢”的宾馆,然后再一轮一轮地谈判,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判。

谈判的过程都与钱有关,但谈判的结果有时远离了钱的概念,因为谈判比的是智慧和艺术,最后的结果与原先的钱数会出现很大的不同。所以外国专家们最后无不感叹道:中国“沙王”为何对技术难题和技术指标如此熟悉?而且如此精明?

那些日子里,沈文荣一边要主持工厂的正常工作,一方面又为“少花钱,办大事”不停地跟对手讨价还价,所以他的右脚痛风病又犯了,脚弯肿得像馒头,没法走路,只能躺在床上挂吊针。谈判对手见状,很是感动。他们说:“我们虽然在谈判桌上谈不过你们,但我们仍然愿意退让一些价格,因为相信你们有一位‘王者’领着能干出大业。”

其实有一点外商是不了解的,这就是在此时的沈文荣手里,资金仍然是他的“软肋”,因此他必须用尽可能少的钱办成一件大事。

“抠”,是他跟外商谈判唯一的“缺点”——老外这么说他,也因为这一点拿沈文荣没办法。

对此,对手“小摩根”体会最深了。

那台后来被称为“亚洲第一炉”的设备外商开价是5100万美元,沈文荣和他的谈判团队通过有节有礼的一次次谈判和较量,最后压到3600万美元。

最后为了60万美元的谈判差价,“小摩根”和沈文荣出现了谁也不让谁的“拉锯式”僵局。

“小摩根”也是个抠死门的家伙,面对沈文荣这样的“抠门沙王”,实在没有招数,“小摩根”竟然急得哭了。

“你一定不让,我们就不谈了!”

“不谈就不谈,我们会另找客户的。”沈文荣斩钉截铁道。

“小摩根”气走了,坐上汽车直奔上海虹桥机场。

“走就走,不送!”沈文荣板着脸,一副生气的样子。可送“小摩根”的汽车刚出厂门,他便笑开了:“可爱的家伙,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等着吧!”

“我才不上你‘沙王’的当!一分钱也不能少!除了你沈文荣,中国还有许多笨蛋会买我的货!”气坏了的“小摩根”在驶向虹桥机场的路上,嘴边一个劲地咒骂“沙王”沈文荣。

这边的沈文荣若无其事地坐在办公室泡上一杯浓浓的茶,笑眯眯地品着,像等待一件马上到手的喜讯一般地跟同事有说有笑着。

“丁零零——”这时,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喂,沈总吗?我是小摩根的翻译,我代表他跟你再问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合作的意向?”电话里这么说。

沈文荣笑了,脸上一副狡黠的样儿,回答道:“怎么没有嘛?我和沙钢是诚心诚意想跟小摩根先生合作的,他有什么想法?”

“先生说了,如果阁下真的有诚意,他愿意把最后的60万美元让出40万!你看行不行?”

沈文荣一听,脸上顿时容光焕发,大声回答道:“行,我们一言为定:其余20万元,归我!”

“那——我们就马上回张家港!”

“我在厂门口迎接你们!”

沈文荣放下电话,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脸疲倦但却充满胜利者的喜悦地对自己的同事说:“我们要他6条生产线,一共比原计划少付240万美元!”

240万美元对尚未坐上钢铁“沙王”宝座的沈文荣来说,太重要了!

生意就是这么做下来的。“小摩根”最后也没有吃亏,沈文荣买了他6条生产线,后来又因为跟张家港做成了这笔生意的缘故,他还在中国其他地方卖出了8条同样的生产线,且比卖给沈文荣的价格高出30%。

“沙王”让“小摩根”赚大了!这就叫双赢,谈判桌上的对手最后成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因为这样的激烈决斗后获得了彼此彻底的信任与敬佩的缘故。

谈判结束,沈文荣看到自己的助手个个身不由己地从座位上滑到了谈判桌下,没几秒钟整个宾馆会议厅里便鼾声大作。沈文荣笑了,然后也加入了这鼾声队伍之中,他恍惚间看到了90吨超高功率竖式交流电炉的电弧在自己家乡的那片热土上强烈地轰鸣着,然后是5机5流的小方坯连铸要吐出的彩虹般的冒着热腾腾气息儿的钢坯在他身边堆叠成高山,而他自己竟然坐在那些高入云霄的钢坯上举目展望五湖四海的风云,一脸胜利者的喜悦……

一个钢铁高炉的建立,就是一个庞大的钢铁巨人的诞生。为了90吨超高功率竖式电炉和与之配套的制铸流水线,沈文荣让有关专业部门设计了投资方案。第一个方案的总价为22亿元人民币。

“我哪来那么多钱?15亿元给我拿下!”沈文荣有的时候蛮不讲理——权威设计专家气得这么骂他,因为沈文荣根本不讲理,他只按一个农民的想法实现他的穷棒子革命创业思路。

专家们只得重新算,可算来算去,还是要18亿。

方案和数目拿给沈文荣看,他没有一丝笑意,板着脸说:“我没那么多钱,还得压!”

“你没钱干啥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专家有些火了。

“怎么啦?我假如有钱还拼什么世界一流、亚洲第一?我们中国人就是因为过去穷,所以现在要奋发图强,赶上世界一流嘛!你们的设计没错,是从科学和钢铁业的基本情况作出的正确方案,但我们可以从实际出发,从我们沙钢的实际出发,比如我们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比如我们可以用自己生产的钢材料,而不是关起门来设计好了再到市场上去找材料,那样成本当然会高。难道我说的没有一点道理?”沈文荣不急不慢地对设计专家们解释道。

专家们明白了,不无佩服地点头道:“你要是这么说,我们的方案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预算了。比如我们计算用的市场钢材是1700元一米,如果用你们自己生产的成本价钢材也就一半价,这样可以省下一大块预算!”

沈文荣笑了:“就地取材,能省就省。”

最后的“亚洲第一炉”仅用了9.3亿元。

外国同行听了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同行同样直摇头:沙钢这么干,我们的国有钢铁厂以后不知怎么搞投资和预算了!

难怪冶金部的领导后来说:张家港的沈文荣给中国钢铁业带来了“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模式,第二次革命是宝钢式的,第三次革命就是他沙钢式的。前两次中国钢铁革命分别是外援与举国之力的模式,沈文荣的第三次革命是草根式的市场经济行为——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最高境界的效益目标。这种革命靠计划经济和国有制度下的钢铁企业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沈文荣办钢铁企业靠的就是“草根”经济式的模式,他是农民,是一个小农业县的农民企业家办大型钢厂,他的脑子里想要的是别人一样大的钢铁巨人,可他掏口袋时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抠门农民。你拿他有啥办法!

他说了算嘛!他是个土“沙皇”!

他土的时候,那些钢铁专家们无法接受。比如他开工后搞建设,人家用工一天只能干8小时,他找的全是农民工,并且告诉他们:干8个小时只够吃饱肚皮,一天干12个小时就能给老婆孩子带回好吃的,一天干两天的活就够回家盖房子的。农民工们求的就是这个奋斗目标,于是拼命给沈文荣卖力,于是他的“亚洲第一炉”生产线人家通常要用9年才能实现正常的投资效益,而沈文荣却只用了一年时间,省去了七八年的生产、试产和调试时间,他不赚大钱谁赚大钱?

“亚洲第一炉”在投产的第二年就使沙钢实现了年产百万吨的纪录!

平均58分钟出钢90吨,这就是“亚洲第一炉”的威力!中国的钢铁人士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这座钢铁巨人面前观赏如此壮丽的钢铁洪流所呈现的丰收景象时,脸上流露的皆是自豪和惊叹。

“沙王”,看来你沈文荣真的可以称为中国“沙王”了!这是不止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沈文荣戏说的赞美之言。

沈文荣的“沙王”威风其实这个时候才刚刚显露。真正让全世界钢铁行业折服的还是他在2002年的那笔买卖。这笔买卖和买卖后的“国际钢铁大迁移”使得沈文荣和张家港这个市真正地做到了名扬全球……

话从2000年说起。

当了“沙王”之后的沈文荣“一不小心”被张家港的另一位王者——“秦始皇”秦振华在位时推荐到了市政协主席的官位上。沈文荣有些没想到,“我是农民,后来搞了钢铁企业,出了些名,但绝没想到会成为张家港市的四大班子之一的第一把手。我不想再往上走也不行了,秦书记太看重我了,他这个‘秦始皇’比我这个‘沙王’还厉害、还胆大!”沈文荣如此评价秦振华老书记。

于是为了自己的人生新目标和中国的钢铁事业发展,沈文荣在2000年提出“沙钢到2025年要成为年产千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

1000万吨的钢铁生产量,在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概念?是全国的水平!是彻底与苏联决裂、与美帝国主义打朝鲜战争的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国家目标!

仅仅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长江边的一个小农民竟想着当年毛泽东都有些不太敢想的宏伟目标。

“我最初想,我们沙钢实现从年产百万吨到千万吨的目标,用25年,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但后来我们仅用了5年时间就上到了年产千万吨的台阶。”沈文荣对我说。

缩短20年的跨度,这是什么魔方?什么奇招?

我听沈文荣讲后简直目瞪口呆。我眼前因此呈现出一场规模无可比拟的“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滚动在东西方之间的“钢铁世界大战”。

主战场在亚洲的中国张家港和欧洲的德国之间展开:

总策划者和总指挥者还是“沙王”沈文荣。他挑起和缔造了这场21世纪最初的“钢铁世界大战”。用他的术语是:要把德国莱茵河畔的多特蒙德的德国著名钢厂的650万吨钢板项目搬到中国来,搬到家乡张家港来。

笑话!天大的笑话!当年攻下柏林城的苏联红军元帅朱可夫在天上笑话沈文荣;当年盟军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在天上笑话中国农民沈文荣……这两位元帅和将军有权发出这样的嘲笑,因为他们当年亲率百万大军攻克柏林、打败德国法西斯后,也曾妄想把诸多生产重武器的德国钢铁厂搬到苏联和美国去,但苏联元帅和美国将军没能实现,原因是距离太远,搬迁工程太耗费时间和财力。

大帝国元帅和盟军统帅没干成的事,时至今日,一个生长在中国长江边的农民却想要干这样的事。

当沈文荣传出这件事后,几乎国内外所有行家都惊讶万分地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我就把它做成吧!”沈文荣回答得很轻松。

多特蒙德钢铁厂是德国的著名企业,在二战中曾经是一个大军工企业,这里生产的武器在德军侵略诸国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战后,它又为德国恢复战后经济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工业开始转型,这个钢铁巨人由于厂址处在城市中心,市民们意见很大,又加上欧洲经济不断萧条,德国政府不得不令其关闭停产。但此厂的钢板产品质量非常好,当它宣布关闭停产后,波兰等国就有人想买下,沈文荣这时也知道了此事,于是他通过香港朋友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德国,并将该厂的实物全部拍照下来,得知这个厂最后一次技改是1978年。

“应该是目前的世界先进水平了。”国内的专家分析得出结论。

沈文荣非常欣喜,命令办公室:“马上组织一个旅游团。”

“组织旅游团干什么?”

“我们要去德国考察,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几十个人,可能还要几次三番地出去。不以旅游团的名义怎么出去?”沈文荣这么一说,手下的人才知道原因所在。

想到一个庞大的钢铁厂从隔洋隔海的欧洲大陆搬到中国,想过有多少事要做?想过中间会有多少问题突然冒出来?这可不像在国内到某一个地方去参观开会,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动身,想去多少人就能去多少人。“沙王”沈文荣这回遇上了种种困难,仅关于派专家团到德国就得分批去,还有商务谈判团等等,怎么办?沈文荣想的招是以旅游团名义,好处在于一次就可以多去些人,否则公务代表团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行,而且还会碰到签证时名额的限制。

谈判是第一步,主要解决怎么个买法。是全部买它的厂,还是买部分?一个月谈判下来,沈文荣发现:买部分主体设备是那么多钱,买整个厂也差不多那么多钱。“这个厂我全要了!”沈文荣最后对德国人说。

日耳曼人惊愕了:“中国人,你怎么把我们的厂搬回你的国家?”

“我有办法。”沈文荣狡黠地朝谈判对手一笑。

“三年内必须全部搬走这里的一切,你们行吗?”德国人不太相信中国人能做得到这样的事。

“没问题,我们会用更短一些时间。”沈文荣告诉德方。

3084万欧元。合同上的金额是这个数目。

沙钢怎么可能做得起这桩生意嘛!合同签订后,国内的同行一片哗然。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德国,卖家有些紧张了,非要求沈文荣他们交银行担保。

结果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大章的担保书迅速发往了德国有关方面,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张家港“沙钢”企业完全有这样的付款能力。

自己国家的著名钢铁企业要被中国人拆掉搬走了!德国民众和钢厂附近的百姓恋恋不舍地来到多特蒙德钢厂,他们像向一位英雄告别一般,成群结队地来到厂区,抚摸着已经有些生锈的钢炉和设备,有人甚至抱头痛哭……

“拜托大伙儿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厂子里的所有设备拆卸完毕,否则就不能回家过年呀!”史无前例的钢铁巨人大拆卸、大搬运开始了。1000多人组成的中国“拆运军团”是如何到德国的,沈文荣以“沙王”的口吻告诉我:“能想到的招全都用上了:政府公务访问团的、专家出国考察团的、劳务团的、旅游团的等等等等。”

“办签证说多难就有多难!”沙钢办公室的同志用了一句“不堪回首”来形容当时他们遇到的种种困难。

“沈总要求的时间太紧了,其实我们大伙知道沈总为什么这么做,道理很简单:1000多人,多在德国呆一天,我们的成本支出就是几万欧元。再算上这边早一天开工、早一天出钢材产品,那又为企业多赚多少钱嘛!”沙钢人这么说。

有德国人曾经断言:按照惯例,拆除这座大型钢厂至少需要700天工作时。沈文荣笑笑,说:“我们用100天的时间足够了。”

德国人眨眨眼,有些傲慢地朝他摇摇头。

沈文荣心想:你们德国只跟苏联人干过仗,你们当然不知道中国人其实比俄罗斯人厉害得多!

最后100天都不到,一座用8年建起的“钢铁城”被1000余名中国农民工拆得“体无完肤”。

德国人不相信中国人是怎么干的,但有一点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星期天、节假日,甚至是喝啤酒的月光下,中国人都在挑灯夜战。“中国人不讲人权!”“中国人像奴隶似的进行劳役!”德国有关部门和所谓的人权组织开始出面干预。他们甚至在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派出飞机,在钢厂上空巡视……

“他探他的,我们照干我们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因为被帝国主义封锁几十年,又因‘文革’耽误了十多年,我们也有西方世界那么现代化,我们自然用不着加班加点!但现在不行,我们必须抢夺分分秒秒!”沈文荣自有他的“王道理论”。他让工人们学会“游击战”——在拆设备现场,搭起工棚,这样德方派飞机巡视就无法知道下面到底是在干活还是在停工。如此捉迷藏式的战斗持续了几十天,最后德方仍然弄不明白中国人到底使用什么样的“先进武器”将一座至少需要700天拆卸完的“钢铁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内全部化为平地。

大搬运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举动,德国人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在等待中国人再次出招。沈文荣太聪明、太“贼性”,他把所有用得着的设备和材料全部挑选出来,然后一车一车地细心打包装车,又将用不着的废弃物堆在一起。有几天时间里,他叫来当地多家废旧公司,潇洒地将300多万欧元的废钢材收入划到了沙钢的账面上。

大搬运走的是海路。从钢厂到附近港口有300公里远,13万吨设备将被中国人搬运回国。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后大搬运,当地的德国政府都被中国“沙王”沈文荣调动了起来。

“通往海港的那条高速路,在我们搬运的日子里其他车辆皆被禁运。我们租用的几百辆搬运车队就这样不分日夜地来回奔驰着,许多德国民众整天整夜地站立在公路两旁,恋恋不舍地看着这支钢铁洪流从他们眼前驶过,我想他们的心里肯定是别样滋味……”沈文荣说起那一幕时,很为中国人骄傲。

“13万吨货物呀!整整13艘巨轮,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欧洲抵达张家港的那一刻,我的家乡人民欢腾了!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洋货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当时我们的货物,从海港码头一直堆到厂区,连绵十几里……”沈文荣说起那一幕,很为家乡张家港骄傲。

2005年,沈文荣不仅把650万吨钢板设备从欧洲的莱茵河畔全部搬运到了自己家乡,而且将这一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在当年投产后首次实现了沙钢年产超千万吨的纪录,从而跨入了世界钢铁产业的第一方阵。

2006年,沙钢年产达1463万吨,在全国位居第4位,销售收入587亿元,在全国冶金行业位居第5位,出口创汇8亿美元,位居同行业第3位,人均产钢量1116吨,在全国位居第一位。

“现在沙钢是除上海宝钢之外的中国第二大钢厂。”这话我是从北京的一位冶金专家那里听到的。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宝钢是国家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起来的,而沈文荣的沙钢是完全靠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钢和沈文荣是真正的中国钢铁之王。”

2008年2月19日那天,我在沙钢采访沈文荣结束后,工作人员请我吃午饭,在沙钢的内部餐厅里,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这里原来的雅间铭牌是“春兰”、“夏莲”、“秋菊”和“冬梅”……现在已经改成米塔尔、阿赛洛、浦项、纽柯等世界钢铁巨头,很有意思,我知道沈文荣这个张家港“沙王”是在将自己的企业定位在与这些世界钢铁巨人的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现在大家听完我对“沙王”沈文荣的介绍,是否同意我最初曾经讲过的“假如离开了沙钢和沈文荣,张家港等于由姚明变成了潘长江——矮了一大截”这句话呢?

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引子 感受“华夏第一市”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会让人感觉到它的富有,富有得满地都铺着黄金,如山的黄金灿烂着这里每一个人的脸庞,他们那么自豪,那么从容,那么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个千万富翁、一个个亿万富翁……

这里的人告诉我,如果你稍稍用些心,你就可以在三五年中成为千万富翁;如果你认真一把,三五年中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你智慧加努力的话,你就可能是驰骋国际商界的巨富——巨富的财产可以跃居世界富人榜。

这里的人拿着一份最新排名的“百名富人榜”朝我笑道:不准,这太不准了!我们这儿至少有几十位富商可以进入这个排名的,可他们没有进去,其实那些所谓的富人调查机构根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到底谁最富。

这就是义乌。这就是中国的义乌,一个农民们靠做小商品起家的中国义乌,一个叫人不可思议的富有之地。

这个城市靠鲜活的市场演绎了令世界震惊的传奇。仅仅20年时间,从原本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变成了影响世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性商贸名城,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伟大理想。它以42万种小商品、年成交额近400亿元的力度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这里的海关每天出口的标准集装箱有1000个,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世界各大商家就有8000位代表长年扎营此地!

20年里,这里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高出全国发展水平15个百分点!

义乌,一个中国最赚钱的地方!一个赚全世界钱的地方!一个全世界人都在此赚钱的地方!

你无法相信,这里过去是个完完全全的“一无所有”之地:既不靠海也没有肥田,浙中盆地交通不便;没有资源,人均耕地稀少;没有工业基础。义乌最初唯一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

但是20年后的今天,所有来义乌的人都会赞叹这儿的市场之大。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想把义乌遍布全城的50个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全部逛上一遍,以一天8小时计,每个摊位逛1分钟,整个义乌市场则需要走120天。

义乌,世界商城之最!

同样,所有来过义乌的人都会发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这里的人到底是怎样富裕起来的?

有关义乌市场和经营这个市场的文章现在很多了,但对于这个市场到底是如何走过来的,亿万富翁们的昨天是怎样个景况,看一看8年前笔者用3个多月时间调查采访得来的第一手素材,你会看得津津有味——

对长久居住在首都北京的我来说,当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在中国某一小地方有个“华夏第一市”时,不免有些好笑;不过后来很快得到证实,这确是个事实。1998年末和1999年初的三四个月里,由于工作需要,我在北京、深圳、海南和苏南几个城市间穿梭着,在感受中国的首都、特区、大特区和被誉为改革开放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的苏南之后,我两次来到了浙江中部那个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义乌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真的在这里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市”——一个以繁荣和生机取胜于别人的城市。

在深圳和海南,或许这里已经走过了它最辉煌的时代,或许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尚未脱出阴影,总之我没有像过去来时被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所激动,眼下的深圳和海南一切都很平和,或者说商业气氛明显有些萧条。

苏南是我的故乡,在以往的几年里我曾对其投入过极大热忱并用笔多次讴歌过。但走过义乌后再看一看我的故乡时,我多少有些伤感地必须承认:今天的义乌人,无论从外部的直感或从深层次的实质内容上看,都已超过了苏南地区,而且至少5年甚至更长一段距离……

虽然目前还没有哪里可以同首都北京相提并论,但有一件事却异常令我深思和吃惊:这几年,北京城里盖了一家又一家大商场,其规模、其豪华程度一家胜一家,但很多商场开张之后的景况却不尽如人意,场内冷清的、没多时又关张的不在少数。地处二环路边的“新万通广场”便是一例,然而这家论档次、论规模、论地势都是一流的新商业大厦,却在开业不到两年即不得不关张歇业,令附近的京城百姓嗟叹不已。1999年元旦,我再一次路过此地时,恰见“新万通”改头换面成了“小百货批发市场”。经不住人山人海的诱惑,当我走进大厦之内,不由得阵阵惊喜,因为这儿的商业气氛远胜于西单、王府井那些老牌名街而一举成为北京人渴望一走的商厦。细细一打听,更为吃惊的,那就是托起这首都繁荣商厦的业主竟有三分之一是义乌人,那些叫京城百姓如醉如迷的商品则几乎有一半以上来自千里之外的义乌市!

不服是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论说谁英雄谁好汉时再也不能按其传统的概念了。君不见,一个年轻的比尔·盖茨电脑王国竟然可以抵我泱泱中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国有大企业的全部产值和利润;君不见,一个弹丸之国的日本为什么总有人不肯甘心低下那颗军国主义的头颅,就是因为它有优于你十个二十个国家的财力和技术在做后盾;我们不是也有像“春兰”、“海尔”这样一两个品牌抵得某些省份几成或过半国民生产总值的事吗?

义乌人正在成为我们13亿中国人生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里有一家兄弟3人开的“浪莎”袜厂,一年生产的袜子能供13亿人一年每人穿一双;

这里的一个叫大陈的小镇人还能每3年可以给全中国人每人供应1件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衬衫;

这里……这里还有数不清的“全国第一”早已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信不信,只有那些到过义乌并能细心观察的人才会首肯这一点。

我首肯义乌为“华夏第一市”,既不是因为她在全国几万个专业市场中连续7年营业销售额居首位,也不是因为这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已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如何在浙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是从亲闻目睹的几件事中所感受到的——

我第一次对义乌感受到激动的是,这里的主人亲自领着我来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商品大世界里,无比自豪地用脚随意在原地划拉了一下,说:“这儿的每平方米土地出售价高达6.9万元!”6.9万元1平方米?那在此处设店的业主光买下这么小的一块地皮就得50多万元?在我倒抽一口凉气时,主人潇洒地笑笑,说业主虽出钱多些,但能获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赚得会更多!后来我查阅资料方知,深圳黄金地段的地价历来是中国最高的,曾经拍卖过1平方米为7.2万元的天文数字,可那是10年前的事,现今别说深圳,就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用地能开出5万元1平方米的价来,也是少有的超级新闻了。但义乌的6.9万元1平方米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有道是,贫市长街不留一分银,贵市寸土卖得成吨金。可见义乌的“市”含金量之高。

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打盹,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体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衢、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高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埠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量商品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说出的言语中感受到……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一章 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如果说本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以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听起来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多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年、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把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个摊拉,十几万个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冯爱倩递过名片,我一看职务还真多:义乌市政协委员、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席、市场治保副主任……

“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外人现在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冯爱倩眼里闪着晶莹泪花。

“过去义乌人穷得远近闻名。别说乡下种地的农民,就是我这样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户的日子也过得有了今朝没明朝。”如今早已是“百万富婆”的冯爱倩一谈起往事,总会情不自禁。她说,她年轻时也是种地的乡下人,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大姑娘一人扎到爷们堆里参加了“生产合作社”。那时冯爱倩的生活根基虽说还在乡下,但那种“吃商品粮”的感觉使大姑娘的她内心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成天小嘴里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穷地僻壤的义乌小城镇,在当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没几年,冯爱倩就被上面一声令下,又把户口转到了乡下。为了养活5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冯爱倩十分心酸地告诉我,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6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丈夫单位下面当家属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们也开始大了,上学、穿衣都得花钱,做妈的冯爱倩顾不了啥“面子夹里”的,她看到稠城镇的一块火灾烧毁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来。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诱惑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

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梦的冯爱倩终于实现了梦想。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她卖掉了10担谷子,每担8元,总得80元。入夜,冯爱倩摸摸口袋里的钱,心里不停地想着“小钱变大钱”的事。

“哎,你有没有钱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么事吗?”老实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问,“要钱干啥?你不是刚卖谷吗?”

“我想做点生意,那点钱不够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吓醒了,“我们今天下午还在开会说要狠狠打击投机倒把,你不是将鸡蛋往石头上砸吗?”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饭,谁管?”冯爱倩生气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借我?”

“除了工资全交给你了,我哪还有钱嘛?”

丈夫说的是实话。无奈,冯爱倩后来只好托人从信用社贷了300元。有了这380元的本钱,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这些都是义乌“鸡毛换糖人”的必需品。少进小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净赚了6元多。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9毛钱,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这笔账谁都会算。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点当天的生意,呀,整整赚了22块!

做定了,这“奸商”我做定了!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赚钱,一是必须进货便宜,二是必须出手快。当时义乌只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回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

“……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检票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啊!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却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线脑、牙膏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一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百家饭的苦日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的办公室。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都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啥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吗?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亮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点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在义乌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贴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难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雏形。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贪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做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要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

“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0%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禁,使几十万本来就善经营、敢干事又肯吃苦的义乌人,解脱了多年束缚在身上的枷锁,纷纷加入到了经营行列。一大批农民从田埂走向了城里,有的重操拨浪鼓干起传统的“鸡毛换糖”,更多的则上街摆摊开店,到外地批发进货运回义乌。特别是一些能工巧匠,全都行动起来,他们把祖先留传下来的本领,重新用于开发像制糖、产枣等传统加工业上。正当农民们欢天喜地、甩开膀子大干时,那些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干部职工却大呼其苦,说谢高华这一放,把整个义乌搞乱搞烂了,一时间,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尤其是城内几家国营商业单位的人,甚至堵住县委大门,要求谢高华撤回“一号《通告》”。“你们是不是文具用品商店的?”谢高华扫了眼,见人群中有几位是商业局下属商店的职工,便问。

“是嘛。”对方不明其意。

谢高华笑笑说:“我先给你们讲件几天前发生的事,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天我批文件用的铅笔用完了,便上街到你们那儿买笔。当时我见一位营业员正在埋头看小说,又正看得起劲,我问她有没有铅笔卖,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低头往玻璃柜内一看,里面明明放着很多我想要的那种笔嘛,就说同志这儿不是有笔吗?这营业员很不耐烦地站起身,拿出一支笔往柜台上一扔,也不说价,只管低头看她的小说……同志们,我说这件事可不是胡编的呀,你们自己承认不承认有这样的事?可就是这样的经营态度和服务水平,人家小商品市场上的经营者怎么可能不把你们冲垮?要我说,你们不解决自己的问题,堂堂国有、集体单位被小商小贩冲垮挤掉,也是活该!”

书记的一番话,说得这些刚才还理直气壮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

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外埠人都知道浙江有闻名中外的名特产——金华火腿,其实“金华火腿”的真正发源地是义乌。谢高华放手让农民搞经营和市场后,具有传统工艺的佛堂镇几个农民办了家“田心火腿厂”。消息传出,省、地、县食品公司不干了,找到县委坚决要求关闭佛堂镇农民办的火腿厂,理由是金华火腿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农民无权参与。谢高华一听很生气,说:“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创造的而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农民创造了火腿,哪有没有加工火腿权利的道理?至于私人火腿加工的质量和产品出口的问题,只要保证达到有关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

“谢书记,你这么说,就等于放纵农民破坏国家政策,我们不能同意。如果你不令他们关张,我们就到省里、中央去告你!”来者不善,且针锋相对。但他们碰上了一个为了人民利益从不害怕的县委书记。

“要告随你的便,但让我下令关农民的加工厂,就是撤职我也不会去做!”谢高华回答得斩钉截铁。

历史便是这样一位无情的法官。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如果说,十几年前不是谢高华这样一手为个体经济大开门渠,一手力挽狂澜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义乌会有今天的“华夏第一市”之称吗?

不会。64万义乌人明确地告诉我。

但,经历沧桑,如今依然过着平民生活的谢高华却这样说:“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规定出台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允许个体经济,开发小商品市场,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功劳,而是义乌人民从祖先那儿继承的血脉里就有一股敢为天下先、敢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论自然条件,论地理优势,义乌没有一点可以同沿海开放地区的县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华,义乌也比别人无半点先天优势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别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先行了,并且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难以想象,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大无畏的胆识是断不可能的。

勇于探索,敢于实践,自古就是义乌人的秉性。当我踏上这块热土之后,方知儿时熟吟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的作者竟是义乌人,他便是人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想当年,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讨武檄文,震荡武氏朝廷而后又成为千古名作。也许正是骆宾王的这种铁铮铮的傲骨,才使近代的义乌屡出人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杰出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皆为义乌人士。

我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如今已被写入党章,写入国家的宪法。这是民心所归,国魂所归。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对,是提倡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就是对上述问题为我们找到了科学、准确和开创性的答案。任何一个真理与历史经验都需要实践来检验。而真正哲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最初的敏锐与发现。当历史已经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义乌人在十几年前率先于全国,首创了以个体经营为主导的小商品市场时,你会惊骇地发现冯爱倩、谢高华等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何等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挥笔重墨写到义乌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骆宾王的子孙、冯雪峰同族后裔冯志来。

冯志来几乎与义乌现今的市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稠州北门路上冯爱倩他们摆摊开始,到今天遍地开花的义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的整个历史,冯志来只是一位热心和冷静的旁观者、思想者,虽然他也出版了有关对义乌市场思考与发展的专著《兴市边鼓集》,但他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称为“华夏第一市”的义乌农民市场经济令国人不可思议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冯志来竟在30多年前的1962年就写出了与今天我们高举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内容极其吻合的《半社会主义论》和《为什么》两篇著作。

1962年时的中国是个什么历史阶段?那是极“左”思潮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正重袭神州大地的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颠颠簸簸中行进了10多年,虽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国家的躯体和人民的心灵上却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似乎早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下了一个个定义的问题,又一次次使那些善于思考和探究的哲人产生了疑问。在没有哲学纷争只有贫苦困扰和时时处处受人监视的一个偏僻的浙江农村长大的、一位年仅27岁的义乌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写下了六个大字《半社会主义论》。

怎么?社会主义还有半个一说?!

是的,这位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义乌青年,面对一件件触目惊心、屡屡刺痛国民心脏的严酷现实,他大声疾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脸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一句话:“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

我看到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论》原文是在他写出30多年后的今天。今天是个好年代,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通过对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初级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聪明的人们自然会发现,当今天我们认真读一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读一读关于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修改宪法的决议,你是不是感觉到为什么30多年前义乌人冯志来所论述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与今天我们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何等相似相近!

不错,就其精神实质,冯志来当年的“半社会主义”概念完全可以说与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冯志来了不起也就在于此。要不然,他这么个小人物也不至于成为毛泽东所言的“两个半包产到户理论家”之一而载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史册。

3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段灾难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迷茫和混乱的理论与实践,致使社会民生危机四伏。义乌人冯志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农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当然对社会上刮起的极“左”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从祖先骆宾王那儿继承了刚正不阿的血脉,又从同族叔伯冯雪峰身上学到了献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向毕生所挚爱的党投出了一部惊世的诤文——

“我党近来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机的时候,实行了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破坏。”

那么出路何在?

“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说这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和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手工业的独立经营……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抑制农村高利贷苗头、防止阶级分化。这是六亿人民的呼声!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所绝对必要的!”

听,中国人民听到了吗?

啊,义乌人,我好为你们感到自豪!想象你们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来为你们后来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发展小商品市场而大声疾呼!智慧的哲人总是先知于别人。在激动地读着冯志来当年写下的《半社会主义论》原稿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假如历史允许有一种这样的假设——当年义乌人就按照冯志来所疾呼的“包产到户”、搞小商品市场,那今天的义乌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个高低了?假设毛泽东同志也听进了冯志来的一声疾呼,后来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比现在要强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们假设的一切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倒是冯志来这位不屈的硬汉子做了一件书生气十足的举动,最后落得自己的几十年苦役,而且还激怒了毛泽东,牵连了冯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之时,冯志来满怀壮志,带着口袋中仅有的农业局补发的160元工资,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然,他的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他几个月呕心沥血、几经易稿写出的《半社会主义论》文稿。为了能让最高层的决策者和舆论界重视,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个便笺,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义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不计生死的壮志。两天之后,他来到北京前门的一家小旅馆住下,随即分别将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

“你?一个兽医竟大谈政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处,一位年轻干部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冯志来递上的文稿,然后不无轻蔑地说,“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知道了,你就去干好自己的工作,啊?”

冯志来望着那张十分幼稚、又一副装腔作势的脸,心头顿涌无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说什么呢?冯志来当时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的“跑腿”,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

回到故乡后,冯志来一直天真地期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来,或者派人来征求意见什么的,可一等几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围的农民兄弟们依然狂热地举着旗帜,在进行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热心关注的安徽省包产到户经验也开始被批判、被解散了。于是在无人理会他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两个多月后,冯志来压不住心头之焦虑,用更加尖锐的笔锋直向权威发出挑战。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者的表现,不是老实态度。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困难关头,人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读下去……”

冯志来为这篇取名为《怎么办》的文章,让革命的同志们读些什么呢?我们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人民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物质条件的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这样,我们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冯志来这回又同样将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只是为吸取上次杳无音信的教训,想了个“小聪明”:在署名处加了“冯雪峰侄儿”几个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一招还真被冯志来想对了,不过“大右派冯雪峰”早在毛泽东那儿挂上了号,在看到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的文稿后,便有了后来毛泽东见浙江省委书记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浙江工作没多少起色,包产到户的理论家却出了“两个半”。冯志来算得毛泽东话中所说的一个吧。

后来的结局可以想象,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此次全会上提出的,冯志来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至1980年,他上书胡耀邦,终于在1983年10月彻底平反。此时正值好官谢高华在义乌当县委书记,他读完当年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拍案叫绝:“这是个人才呀!”不几日,谢高华把冯志来从兽医岗位调进了县委机关。几年后,冯志来成了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这段时间,正是义乌农民联产承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小商品市场逐渐形成的时期。冯志来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监视管制的茅棚油灯下畅想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涓涓小溪流进了邓小平理论这条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依靠劳动和智慧,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卓越成就。

<small>八月秋高蔗正甜,枣红橘绿桂花香。</small>

<small>风吹禾稻连曦色,迷尔楼台笑夕阳。</small>

<small>滚滚车轮近日月,纷纷云燕竟翱翔。</small>

<small>市场吞吐五洲利,喜鹊招来四海商。</small>

在一派繁花似锦、商意浓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蒸蒸日上的景象面前,冯志来这位沉默了几十年的哲人,诗兴大发。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二章 “拨浪鼓”奏出的乐章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联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来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金丝琥珀枣而名扬天下。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贬谪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地,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做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30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得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骨头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90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咚咚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做一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糖,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5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两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上的一块四五十平方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几位镇干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5个镇干部中,有3个是当年摇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型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上几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样。”

“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就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但义乌人自己清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的“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着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做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做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已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它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还能赢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然后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几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撺,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头的。等到上岸后,我又最先想到了担子里换来的货物,于是顾不得透湿的全身,挑起担子直奔当地的供销社,待到把货卖掉时,我的衣裤全成了冰碴碴,身子上下没一处不是通红浮肿……可要说最受苦的还不是这。我们摇拨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无端地怀疑或误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兄弟很喜欢毒鼠药,于是也在货郎担里带了几包。哪知有个村的一位妇女因同丈夫不和,歹心用毒药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闻得饭中有味,当即倒给家犬吃掉,那可怜的家犬当场倒地而死。我并不知其前因后果,所以路过那地仍然吆喝着‘有鸡毛换老鼠药的吗?’我的话刚落音,一队臂套红袖标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揪住,并一顿围攻……好在事后有群知情的老太太争先恐后地一边来买老鼠药,一边取笑地对那些红卫兵们说:‘我们买药可不会去毒死丈夫的,再说我们的男人早就入土了!’一阵嘲笑声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惊的心几天都没平静下来。”

骆有华,廿三镇的副镇长。他并不是我预先定下的采访对象,但我们一坐下来,这位曾有6年军龄的汉子忍不住挥泪与我诉说他的“拨浪鼓”生涯。骆镇长说他1975年从部队回乡时,在生产队干一天只能得两毛钱,最好的年成也就5毛一天。那时一斤大米4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却还不够一天吃的,日子自然无法过下去。他骆有华在外从军6年,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手持拨浪鼓,远离家门去“鸡毛换糖”。“我当时是生产队干部,又是部队入了党的人,上面规定是不能带头出去搞啥‘资本主义’的呀!可当干部的也得过日子嘛!无奈,我托人从外生产大队开出了一张证明。那时没有证明外出可要吃苦头的。我们义乌就有人因为半途身上带的证明丢了,结果到江西‘鸡毛换糖’的路上,不仅被没收了全部货物,而且整整关了几个月,当家人几经周折将其救出来时,早已成了半人半鬼。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出去时的40元本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全家3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换来13块5毛钱……那时每尺布票能卖3毛钱,另外自留地里的菜卖了两块,加上生产队分的9斤黄豆卖掉后换来的一些钱,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这总共40块钱的来源已时过30多年了,我还一笔笔都记得清楚。这说明啥?说明那时我们义乌人太穷,不出去做点小副业就别想过日子。可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义乌人,没听说谁干过‘鸡毛换糖’的事嘛。为啥?还不因为那是又苦又没利可图的生意嘛!但我们义乌人比别人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这兴许是我们今天义乌的大市场能形成的精神内涵所在吧。你问我‘鸡毛换糖’的生意怎么做下来的?我告诉你是这样:譬如我开始出去就40块本钱,先得把这40块本钱换成货,那些所谓的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以及女人用的头花发卡什么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1块3毛钱住一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一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鸡毛换糖’的生意说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是搭火车去的。”骆镇长说。

“一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后背,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我们苏南那一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计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了!”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拨啷,拨啷……”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年时耳边常常回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地生存与奋争!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感,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

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做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这期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当他从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残疾。80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

有一位现在仍经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场的疯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鸡毛换糖”途中得病后身亡在异乡。那个亡夫与这位妻子当时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窝,哭干了泪水,几年后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从此便变成了疯婆子……

在廿三里镇的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富家,主人告诉我,拿他们廿三里村为例,过去一到农闲季节,村上就见不到十五六岁至60岁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门“鸡毛换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实在称奇,他家的四层楼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镇的全景,风水之好远非一般。但与周围新楼迭起的左邻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经是几分寒酸了。这也许更证明了他大堂内3块由市政府颁发的“富民书记”金匾为什么一直闪闪发光,也由此可见这位当年的拨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实造福于民的好带头人。

谈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异常,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现今像个现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镇,十几年前还是个仅有一条不足两百米长的小街,以及仅有几户城镇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码头”而已。如今的廿三里,仅镇区面积就达4平方公里,宽阔的马路,成行的楼宇,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和通达八方的商品市场。在农民心目中视为“上层社会”和身份象征的城镇居民户口已达到3万多人。朱有富说,他的村现在全都是“城里人”了,2000多号人个个都变成了“居民户口”。他说你们城里人不太明白,可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居民户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说百万元千万元的钱好挣,但谁能把农民的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现在我们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成城里人了,这对农民来说可是最大、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入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有“华夏第一市”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19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数百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本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在城里又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抬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强,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卖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青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点。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包,站在供销社门口把一大把照片样张往一张白纸上一粘,就开始吆喝起来。我当时做的生意对一直做‘鸡毛换糖’的本地人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开始没有人买我的货。我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他们说,你们只管放心拿去转卖,卖得好我们双方赚钱,卖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这儿,放心好了!这一吆喝还真灵,三三两两地就有人从我手中把照片买走了,因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带到南昌、合肥等地赚了钱,他们把一两毛钱的照片卖到一块钱一张,所以后来好多人从我手里进货,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场上唯一一个经销照片的业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夸张地说,后来我们义乌出现闻名全国的印刷品市场,最早就是由我卖小照片成功后引发的。”

关于义乌的印刷品市场几年前就有所闻,不想它的发源竟是一位普通农家女的几张照片引来的,这真让人感到市场经济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经发展有几万种热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每一个义乌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样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内的繁花般的世界里,一眼就被市场里头那望不到边际的花类摊商所吸引。记得在京城有一次“误闯”小商品市场,我的女儿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动脚步,无奈中我也耐住性子细细观赏起这些据说来自义乌的头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义乌人创造的这些奇妙的手工艺品制伏了,一方面不仅它有巧夺天工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种之多让人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义乌农民们所拥有的那种叫城里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识,令人由衷地钦佩。那天我女儿趁机大捞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帮着提溜那一大包“玩意”,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称绝的是一向对商品异常挑剔的妻子,这一次却格外喜爱女儿买回的义乌头花产品。来到义乌的收获之一是使我有机会直接认识开发头花商品的这些拨浪鼓手。

义乌人告诉我,他们的头花产品源于廿三里的郑山头村。现在这个小村子已经成了头花专业村和全国的头花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各种头花、插花、礼品花及其他花类商品已有上千种、万余吨,除供给全国几百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外,还销往香港、美国和南非等十几个地区与国家。“其实头花产品只是我们义乌人在‘鸡毛换糖’过程中所创造的无数商品中的一个小品种而已。”郑山头村的百姓回忆说,1982年,廿三里派塘李樟弟从广州带回一朵头花,是用纱绸制作的,老李买来是给他媳妇戴的。偏巧被我村摇拨浪鼓路过的金正海看到了,他当即想仿制。但李樟弟给媳妇买的头花用的纱绸只有广州才有货,有心计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时“鸡毛换糖”从湖州红旗绸厂买的纱绸替代?一试果真行,金正海把自制的头花往市场上一投,姑娘、媳妇们爱不释手,销路旺盛,而且每只头花可净赚利润5至8毛。金正海也是好样的,见头花生意好,毫无保留地向村上人传授开了,于是郑山头村在短短的时间里,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头花生意。郑礼龙和郑朱龙、郑以枫、金益平4人还率先在这一年办起了头花专业厂。虽然当时这4户的厂不算大,但却是义乌农民从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向机械工业迈出的具有历史性的关键一步。郑山头村离城镇较远,开始大伙用自行车驮着货上街卖,可供不应求;他们再改三轮车驮,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就同城里的汽车站商议开通一趟客车送货,然而依旧满足不了要货的客户。干脆,再加租一辆行李车!几位头花生产的大户一商量,事情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稀罕事,“农民进城经商买月票!”郑山头村人的头花生意,惹得《人民日报》等都发表文章称道。

现今有“头花大王”之称的郑礼龙,忘不了当年郑山头村从事头花生意的初期,他为了留住进城送货的汽车司机们,亲自出钱修建了驾驶员停车场和宿舍。冬天,他怕司机冷,便每人供给一条电热毯;夏天热,只要司机一进村头,他便送上冰过的红枣绿豆汤。有个夏季,光红枣他郑礼龙就买了100多斤。“那时其实我不是怕送货的司机跑了,而是怕咱们郑山头村的头花生意给别人抢走了。这不,后来我们的生产发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车,村上也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专线,头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国、全世界……”郑礼龙不无感慨。

在廿三里的街头,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妇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里的街头听人说有种铁皮五角星很走俏,她听后暗喜,因为金惠明的远房亲戚在办铁皮加工厂,自然每天有不少边角料白白处理掉。金惠明心一动,连夜从亲戚那儿拉回一车边角铁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干开了。丈夫军人出身,对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铁皮五角星认认真真地漆上了红颜色,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就这样出现在廿三里市场上。令金惠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货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她回家把喜讯告诉丈夫,俩人兴头上决定:咱就做这红五星!这一干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着车到亲戚的铁皮厂把边角料运回家,下午就动手干起来,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卖掉,如此一阵子干下来,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场上销售铁皮五星的专业户,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货。于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为机械化生产,她的红五星后来竟然走遍了江苏、湖南等大半个中国。几年之后,贩铁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义乌市场上的家电销售大户,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厂里生产出热销的产品。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里的姑娘们突然对一种折叠伞如醉如痴。谁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叠伞,便是一种可以在别人面前显耀的本钱。记得有一次我从云南边境花了20多元买了一把带给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单位的小姐妹们见后嫉妒死了。但之后没几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便到处有了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小花布折叠伞。而给中国人创造这美丽世界的竟是我们的义乌农民,这就是在义乌无人不晓的九联村制伞专业户们。九联村龚姓居多,十几年前,村民龚益民、龚昌金等龚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带的城市姑娘爱随身带一把花布折叠伞,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议,办起了一个制伞厂。不多日,小花布折叠伞就在廿三里一带市场上卖开了,客商像疯了似的抢着要货。于是小制伞厂变成了大制伞厂,一个厂变成了5个10个厂。不到两年,全村80多家农户在农闲时一半以上参与加工折叠伞。由于九联村的花布折叠伞在市场上销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制伞业,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意仍供不应求,因为每年市场需要他们500多万把伞的生产量。现今的九联村不仅自己成了制伞基地,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成了他们的联营户。有人曾计算过:中国现在每年的折叠伞,市场销量在1000万把左右,而从义乌出品的则达95%,从九联村一带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义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带来某种革命性的冲击!以花布折叠伞为例,十几年前的每一把这样的小伞市场价在20多元,现今在义乌市场上三四元钱一把就可以成千成万地批发到,这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真不要小看了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精神。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书中,专家们几乎通病般喜欢记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尔·盖茨式的传奇与业绩,但我以为应该在今后的世界商学史中加进摇“拨浪鼓”的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经商精神。在我看来,影响中国封建经济的徽商和影响今日世界的比尔·盖茨固然值得我们作为座右铭来推进未来的市场经济革命,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发扬“鸡毛换糖”的经商精神似乎更显得重要,更显得有中国特色与符合中国国情。

千千万万义乌人前赴后继地摇动拨浪鼓,不懈地进行着“鸡毛换糖”,其市场意义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视为中国的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朴素勤劳的美德遗风。“鸡毛换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时又是现实时代人们渴望倡导的敬业体现。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先不论我们已经比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们谁的手头都比较拮据时,有人可以厚着脸皮去讨饭,或者干脆冒着胆子去偷去抢,但很少有人愿意学着义乌人的样,挑着货郎挑,摇着拨浪鼓,专在别人欢声笑语的喜庆节日里出远门、走长路;每每论说生意,有人总会夸口要赚大把大把的钱,却从不愿像义乌人走百里、上高坡地去依靠“鸡毛换糖”挣回那一分两分的脚力钱。许多专家在考证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后常常感叹:为什么一无地理优势、二无产业特色的义乌人能创下震惊世界的奇迹?左说右说的论点很多,但没有哪一条叫板叫到点子上,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无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所磨铸的本质东西。一句话,没干过拨浪鼓手,焉能懂得“鸡毛换糖”之奥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弄得清义乌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鸡毛换糖”有着深刻和无限的商业奥秘与精神实质,只有在久摇拨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细细品出它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末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做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

廿三里,当我着意再一次满怀情感迈步在那条百米老街时,我仿佛听到脚下无数块青砖都在隆隆发响。啊,那是千千万万个拨浪鼓手在向苦难的历史告别发出的铿锵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声。啊,当我的脚步轻轻移动在那每一块青砖石块时,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条条缝隙间流淌的,正是义乌人几百年来向命运奋争所付出的成吨成吨的血与泪;而踏步在老街尽头那小桥头的级级台阶时,我分明意识到义乌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奔小康过程中所肩负的沉重。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妇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长辫去换几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丧心病狂地抢走了她心爱的长辫后向她扔下一堆唾沫,并骂道:“见鬼去吧,臭资产阶级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当有个农民第一次提着自家的母鸡上街想为新出生的儿子换几块稍稍柔软的尿布时,突然一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将他拉进一间黑屋责问,而胆小的他竟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那年的一个风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坏右”子女刚把几盘“义乌青”糖块和货郎担备好,几个打砸抢分子带着棍棒和手电不由分说地横冲直撞进门,将那副未挪窝的货郎担和青竹做成的拨浪鼓,连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开肉绽……

我更忘不了冯爱倩说的:“有一次上苏州没有进到货,我就改道到上海,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货进到后,老天下起了大雨。为赶路,我便冒雨挑着担子上火车站。哪知车上人很多,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门进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当时衣服湿,手也湿,车身也湿,我攀着车窗刚往上挣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子像小泥袋一样重重地摔在铁轨上,头也摔破了一层皮,疼得怎么也动弹不得。可眼看火车快要开了,我不顾一切地跳起来伸出双手再一次扒住车窗,但我还是钩不住,因为我的手是滑的,车也是滑的,可火车则在隆隆启动,我当时真的眼泪哗哗往外流,就在这时,是车上的好心人伸手将我拉了上去……等火车到了嘉兴,我透过车窗见也是经商在外的我们义乌的楼香云等4个妇女,正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地一边嚷一边跺着脚,个个全身淋得像落汤鸡。我心头一阵酸痛,忙伸出双手招呼她们。我一手接过她们的货担,一手抓住她们的胸前衣襟,拼着全身力气将她们一个个拉进车厢。楼香云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车厢内脸色苍白,刚开口就哇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关龙说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楼桂贤和楼华明一起到温州进货。由于春节刚过,在温州一时找不到货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以往落脚的永嘉一带寻找货源。我们搭乘的是一辆机动三轮车。那三轮车刚开出不到十分钟,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顶头相撞,我当时只听耳边一声巨响,随后是身子翻了个个儿,便不省人事了……当我清醒过来、从倒地的车厢爬出时,第一眼便看到我的堂弟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边,他的嘴上和鼻子边直冒鲜血。坏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应就是这个。还有楼华明呢?我转头一看:楼华明正痛苦地呻吟着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脚不多不少,被扭了个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队学过医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来了个扭正动作。老天有眼,还真的成功了!当我再回头时,发现堂弟的身子轻轻地扭动了一下,啊,他还活着!还活着!我悲喜交加地一边告诉楼华明,一边开始上路招呼过路的车子,请他们帮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从我身边至少驶过了十多辆车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搭救我们,我眼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堂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痛苦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堂弟年仅25岁,原定正月十五完婚,可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夺去了生命。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难平静,因为春节,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遗体运回义乌,却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愿意拉尸体的人,我为此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对此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隐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了一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厄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查,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是那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子‘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几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代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要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神经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拨浪鼓,做小买卖的……”

在我去拨浪鼓故乡的那一天,廿三里镇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表彰会,几十名自动出资捐助政府修路的农民披红戴绿、手持镜框,从崭新的镇政府大楼里走出。当我得知此情况时很想上前采访一下这些无私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的农民兄弟。但我始终未上前打扰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镇女党委书记告诉我,她这儿的大多数公路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开始我心头有些疙瘩,想是不是这里“坑害”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女书记大笑起来,说这可是你们太不了解咱义乌人了。她说我们义乌在处理农民利益问题上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不在利益问题上坑害农民,恰恰因为在政策和制度上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农民才真正富裕了起来。而富裕了的农民今天他们又主动自愿地出钱出力来支持政府搞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比如像最近镇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当地的投资环境,决定修建一条新交通要道,由于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当农民们知道后,主动组织起来进行捐献,300多万元没几天就集齐了。女书记自豪地说:“在义乌,农民们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会算,但对支持公益事业上也是最大方的,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地拿出来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为一种荣耀。我相信,因为在去年的那场大洪水过后的捐助活动中,义乌农民的捐款数额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计算恐怕在全国农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农民一个人就捐了10万元。”

这就是义乌人。他们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们每一次举手投足时所经历的非凡。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场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受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影响,我们义乌的多数出外做小生意的拨浪鼓手,此时已经感到传统的‘鸡毛换糖’远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别是那些经常跑广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摇几个月拨浪鼓,不如走两趟广州、上海贩点小商品赚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毕竟是小镇,离火车站、离县城又远,很不适合做买卖,于是摇了几百年拨浪鼓的义乌人,从此放下‘鸡毛换糖’的活计,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类小商品买卖上。在告别廿三里老街的旧市场时,我们小镇上曾经出现了齐山村的一户农民用了两台拖拉机把全家积存的1吨多重‘鸡毛换糖’而赚来的硬币,拉到信用社储蓄。银行为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数了5天,才把这两拖拉机的硬币数清,总共是43439元!”

在我临别廿三里时,村支书朱有富别有一番感触地向我透露了当地的这一传闻。这个真实的传闻,虽然是在无意间听说的,但它在我心头却占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拥有1吨多重硬币的主人在平时是如何积存它的,而当这些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硬币被满满地装上两台拖拉机驶向信用社的路上时,其主人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采访到这位存硬币的农民,但从他一家一户所拥有的如此多的硬币以及他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其存入银行的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义乌人独特的积财方式和从商的决断行为,那是十分叫人钦佩和深思的。

许多精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而许多精神又是无法学习得到的。义乌过去创造的“鸡毛换糖”从商方式流传了几百年,使在一方贫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骆氏后代得以传宗接代。今天他们继承和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中谱写新的乐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在被如今的义乌人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奠基者的谢高华书记到任义乌前夕,义乌县城所在的稠城街头便开始有了一群群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这中间有上面提到的冯爱倩、何海美、金莲珠等人,他们都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代经商者。这些人中间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黄昌根——现今义乌市场里绝对的大亨。

黄昌根也干过“鸡毛换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场上最早的客户之一。但因为黄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产队不发他外出从商的证明,于是他只好在家摇他的拨浪鼓。而正是这种非人性的压迫使这位具有经商天才的农家汉子饱受痛楚。在今天千千万万个义乌经商者中,上一点年岁的都知道和了解黄昌根这个人,因为在义乌所有经商者的眼里,早期的黄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他母亲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后改嫁了还当了“好人”,所以这就决定了黄昌根要比别人更往下低头;他黄昌根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因而也就决定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他要比别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实在脚痒也想偷着出去“鸡毛换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滂沱的大雨唤来咆哮的山洪,挑着货郎担的黄昌根只觉脚底一滑,连人带担掉进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当时他唯一的知觉是: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没有让其过早地结束苦难,一位卖山货的人路过时搭救了他……黄昌根因此认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哪来福呀?他听说廿三里市场上能做小买卖,于是手巧心灵的他便在自个儿家里办起一个小作坊——其实就是在家门前挪出一块空地,做黄泥哨子。这种不用任何本钱的事正好适合他黄昌根做。黄泥哨在当时对小朋友们来说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玩艺,只要有力气和手巧就能制作,经黄昌根十个指头来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个这样的小哨。“快来买啊,一分钱一个!”黄昌根哪敢在市上把这些泥巴做的小玩意卖高价?他把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压到了最低点,没想到这些小玩意大受欢迎,毕竟一分钱能买到一样东西,再穷的人也不会在乎这么便宜的买卖。黄昌根呢,回家一点钱,整整5块哪!他想我在家挣工分一天也就几毛钱,这几毛钱与5块钱之间的差异可非同一般呀!黄昌根望着门前的一堆黄泥巴乐得合不拢嘴,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心灵深处从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坚定信念。但黄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兴旺自己的命运就会越倒霉。“地主狗崽子”搞“资本主义”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领导小组”来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别是门前那个制作黄泥哨的家什搅了个翻天,最后留下一句话:“你要是再干,就准备再在批斗大会上下跪吧!”黄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没跪过,但要让我瞅着5块钱一天的生意白白闲过去,那怕是难了。这不,不让“狗崽子”干了,可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们闲不住呀。捏黄泥哨的活儿大伙都学会了,可没有人会做那模具。于是东家出5块钱请黄昌根做一个,西家又出5块钱请黄昌根再做一个模具。哈,黄昌根乐死了:不到半小时做一个模具赚5块钱,比自己上街卖小哨子还来钱呀!黄昌根真是因祸得福着实赚了一大笔——当然,邻居们也没有少赚。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事。黄昌根那时正是少年,脑子聪明好使,看到卖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着花样卖老鼠药。两分钱一包的磷化锌,经他一加工药性不改价值却变成了两元,升值99倍。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杀老鼠和斗“地富反坏右”同是农村斗争的重点,黄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赚得四十几元钱,而当时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资也才三四十元,用黄昌根自己的话说,“老鼠药简直让我对老鼠都有了感情!”

黄昌根自己也不会想到,义乌今天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庞大市场,正是当初有了像他这样一批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又不断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与可能,做着一样又一样小而实用的百姓日用品,才慢慢形成与构筑起了现在“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根基和它的商业定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20年前的稠城街头,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里,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重新认识。

第一代的义乌市场经商者都还记得这样一幕:手巧的黄昌根在大街上正向来回走过的行人演示着他用肥皂重新加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油渍洗涤剂。用了几十年固体肥皂的百姓,对黄昌根发明的用液体洗涤剂去污特别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渍,极感神奇。因此每当他在大街上吆喝售卖这些东西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而正是这种非正常的街头行为,使得黄昌根一次又一次地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后来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人员抓起来批斗。黄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这种批斗当回事,似乎自己这样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斗才不正常呢。生活的无奈和有利可图的诱惑,使他无法不上街兜售他自制的手艺品连同他的聪明与智慧。那时商品匮乏的义乌街头的众多行人,又特别喜欢黄昌根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样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义乌县城街头便从此不断开始出现像黄昌根一样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初是各干各的“游击”式的兜售,后来是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满街吆喝,再后来便是占地为市,设棚摆摊。老城的新华书店门口来往的人多,黄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贩们就集中在那儿叫卖。后来他们觉得挤在大街上影响过路行人容易被有关部门取缔,这时正好对面有块火烧房基空着,于是就到了那儿。不多日子,做买卖和来买货的人越来越多了,黄昌根他们就把小摊延伸到了北门街的两侧人行道。

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倩的一席抨击,打开了这位县委书记的心扉。

义乌人的一场新的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由此开始……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三章 神奇的“无形之手”

1998年10月底,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团一行10多人应邀赴义乌参加由国家国内贸易部和浙江省联合在此举行的“19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我们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是第一次到义乌,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感到惊喜。虽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走南闯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面没见过?但我们却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是在一个显然远离开放地区的小小的县级城市。历经中国农民几次革命运动的《李双双》作者、老作家李準先生本来身体有病,一到义乌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兴致勃勃地游览市场。著名诗人李瑛先生更是诗兴大发,长吟《农民兄弟赶天路》……由于我在义乌逗留的时间比其他人长,所以许多当时我们作家们惊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比如在开幕式那天义乌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踩街游行,这样的街头大活动在京城首都也是久违了的。当时我们作家代表团中就有人惊叹地想弄清义乌市政府为了举办这样隆重而热烈的场面花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后来我才知道,整个踩街活动及其所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宾客的几十个方队的彩车等,义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组织外,几乎没有花费任何钱财。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则向我透露了另一个有趣的信息:考虑到整个活动时间,计划中的方队出场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控制而确定的。但后来活动布置时则令组委会的同志大伤脑筋,因为政府原考虑为了节约经费,便对参加踩街方队的要求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即采取各单位、各企业自愿报名、自筹资金的做法。这一条一公布可不要紧,却使具体办事的组委会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最初一些日子,报名参加踩街的单位和企业成百个,后来我们作了一定限制,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比如一个彩车方队,早先我们怕因为经费比较大而弄不起来。可事实上消息一出去后,想参加彩车方队的最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单位和企业就不用说了,光个人或以家庭出面的就多得让我们来不及应付接待。大伙都这么说:‘只要让我参加,几万几十万的钱是小意思!’”听了市政府的同志介绍,我手中的笔忍不住有些颤抖,心想义乌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鸡毛换糖”这样一分一厘的小本抠门生意是他们,像踩街这样过市一回扔下几万几十万元钱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们。说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后来宣传部长朱连芳解开了我心头疑虑,他说:富裕了的义乌人现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会作回报,因此像参与博览会这样很有面子的事,谁都愿意干。

是啊,人们追求巨大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就图个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吗?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贪婪性与博大的施舍性,总常常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对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从来是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千年来一直为之奋斗过,然而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今天的9亿中国农民中,虽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非富裕阶段。义乌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由贫穷过渡到了小康,又从小康迈向富有……而这正是中国农民最梦想实现的王国。

中国农民梦想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呢?是有田地?不,他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是有饭吃?不,他们也已有了。是有钱花?有很多钱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阶段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做好的头等重要的事。

实现农村的富裕生活,在我们的传统理论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条出路。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义乌人既继承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一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者首肯为“华夏第一市”,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缤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高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进城经商的“四个允许”,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手开了绿灯。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很快,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高潮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占上风。然而已经冲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负责人徐至昌。

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20多年的右派,这其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桌、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凳。为了照顾另一位日常处理事务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连张办公桌都没处放,于是只好天天上外头与工商们为伍。这样的日子还真给徐至昌这位工商干部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几年后,已经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谈起当年的事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义乌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为啥冯爱倩那帮做生意的事却越做越红火?而且从县委发了《第一号令》后,来北门街摆摊的人与日俱增,最后达到无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贩也不断向我建议扩展市场。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我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商者的心声向上反映,而且结合我多年对义乌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考察,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即我们义乌要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就应当紧紧抓住农民经商这个积极性,大力开发和拓展商品市场。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商者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份报告给县领导。工商所的同事听说后就劝道,说老徐你平反才刚过几天舒心日子,千万别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训啊!听了大家的话,我心头也矛盾,同事们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众多经商者们一颗颗滚烫的心。他们听说我有可能因为他们说话而面临‘双开除’的可能时,便都来找我说:老徐你为我们写报告,如果有一天被开除公职,我们就带你一起做生意,去赚比你现在多几倍的钱;如果你坐牢,我们就天天给你去送饭……”徐至昌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窝子,于是就更坚定了他向领导建议在义乌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的决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报告》送到了县委……

十几年过去了,义乌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从一位年富力强的汉子,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现在再看看当时他写的那份报告似乎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太高明之处,然而在那个时期的那种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胆地构想出了义乌今天这样一个宏大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任我们去畅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经商者不忘谢高华书记一样,不论义乌现在的经商大户还是小户,只要曾经在北门街一带摆过摊的人都还记得徐至昌给他们提了一个发生命运根本变化的好建议。

徐至昌的报告正巧转到了县委书记谢高华手里,自1982年9、10月县委发出《第一号令》后,百姓对公开允许经商一片赞美,但随即也有人不断在谢高华耳边吹冷风,说打小市场开放后,所在街道人满为患,经常发生行人与车辆的矛盾。一个时期里居民对此还真有些怨声载道。到底怎么办,当时县委和谢高华书记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关于移址扩建市场的建议,无疑给谢高华和县委决策“以商兴县”的大目标点了把火。

“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做什么事?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徐至昌的建议说明了啥问题?说明了我们当干部的有些思想和观念还跟不上群众。这怎么行呢?这可是要拖改革开放的后腿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谢高华一边抽烟一边不时地站起身子向干部们大声说着,台下则静地出奇。大家知道,这个会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县委要作出一项将影响未来义乌的决策,要把经商、兴商当做彻底改变义乌落后贫穷面貌和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战略任务。

“我们义乌需要发展,可我们既没有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又连个侨胞侨眷都找不出来。靠什么来着?有呀,人民群众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义乌有不怕吃苦不断进取以小本滚雪球的看家本领——‘鸡毛换糖’呀!别小看了这一把鸡毛、一个纽扣,它里面的学问还是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哟。今天我们要把这看家本领统统地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你们给我举个手,看看谁摇过拨浪鼓?”

谢高华书记的话音刚一落,台下顿时“哄”地热闹起来。

“举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于是台下竖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谢高华书记一边重新点上一支烟——他的烟瘾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断“燃烧”,特别是在异常兴奋之际。“好好,我们义乌不愁富不起来!你们自己看看,除了我这个外地来的和个别同志,你们都曾摇过拨浪鼓,都干过‘鸡毛换糖’嘛!行,义乌以商兴县一定能成,这是我们最大也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

“谢书记,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放开经商这个口子了?”有人问。

“这还用问?而且明年再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一议程我就要让诸位讲一讲谁发动群众经商最好,谁就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干部!”谢高华答道。

“那么私人开厂也是可以的了?”

“这也还用问吗?不开厂就干不了大事。义乌人的厂开得越大,我这个县委书记就当得越踏实!”

“哈哈哈……”谢高华的回话引得一片欢笑。

“再想问个问题:我们干部家属能不能也去经商?”

“可以。干部家属也是群众,也是义乌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们当干部的能不能去参与经商呢?”

这可是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喧哗一片的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谢高华的脸上。干部们只见谢高华再次接上一支烟,然后把话筒往嘴边挪了一下,大声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不搞特权,我看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经商做买卖!就像你们当年偷偷外出‘鸡毛换糖’一样!”

“好、好!”干部们说这是“文革”以后一次最开心的会。而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建造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批示工商局在县城内的太祖畈一带划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义乌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固定场所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并开业。冯爱倩、黄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经多年来一直游荡街头、东搬西移的小商小贩们,第一次佩戴着胸徽,穿着整齐的职业服装,像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站在自己的柜台前售卖商品。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经营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顾客叫做“同志”、“服务员”了。别小看了这种变化,它给予经商者的不仅是简单的一处漂亮的经营场地,它所给予的东西恐怕连冯爱倩他们自己都难以说全。那应该是一种人格的恢复,一种必须的尊严,一种可以施展才能的战场,或者说是一块通向自由王国的天地吧。总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为今天的义乌人从建立正式市场后从中获得的内容太宽泛和丰富了。

赚钱在当时是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现今在义乌声名显赫的“大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发迹的。

此间担任市场个体劳动协会主任的何海美,给我谈了她在那段时期的心理历程。

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一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只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做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而这种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多赚与少赚钱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经商的条件看,“马路市场”与正规市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过去在马路边摆摊,其规模、信誉都受影响,进入室内市场后就大不一样了。每一个工商户都有固定的摊位、固定的经营场所,顾客从你这儿买东西也放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到货主,还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门论理索赔。摊主的经营形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路市场”时期一不敢多进货、进长货,二都是现钱进货、现钱交易。正规市场的经营形式就多样了,摊主从货源地进货时如果该商品销路好可大量吃进,如果资金周转紧张供货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发货,待货出手后再结账。而何海美告诉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义乌经营者之所以“发”,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小商品营销市场时,货源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进货时不仅价低,且大部分都是销完再结算,这使得何海美他们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别是当某一滞销产品的企业得知义乌人给另一个滞销产品的企业解决了大困难后,就主动找上门请何海美他们代销代售,甚至出现“半送半卖”的现象。

这一阶段,义乌很多人赚了大钱,也使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大震。一时间,似乎好卖或不好卖的商品,只要到义乌、到义乌人手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就可以变死钱为活钱。早在“鸡毛换糖”时就有异地交易传统的义乌人,这回更是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者人未出义乌,却把广州的紧俏产品与上海的滞销货就那么一交换,嘿,钱赚老了!然而这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对义乌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他们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获得的收益,不单单是丰厚的钞票,更丰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与进步。黄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吴承先等一批曾在极“左”年代被视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的经商积极分子,都是在这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守法经营、助人为乐和慷慨支持公益事业的行动,在广大个体经营者中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为整个义乌市场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后当我来到义乌实地采访时,虽然主人没有专门为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但当年这批个体先进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带头作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场里找何海美和冯爱倩等人采访时,她们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并非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专门为市场和别的经营户做事。什么劝架呀,什么帮助联系运输呀,或者找“消协”呀,总之没有一桩跟自己的生意有关。开始我很奇怪,问何海美、冯爱倩她们,为什么你们放着自己的买卖不做而专为别人在忙乎?她们告诉我,市场发展大了,每天有几万经营者和几十万客户,而买卖之间既有合同协议一类的大事,又有缺斤少两一类的鸡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场管理部门就管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把这些事都揽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本身是经营者,熟悉和了解经营者之间或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问题,加上我们又都是市场的“元老”,处理啥事时大伙容易听得进。

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者为了摆放货物发生矛盾而来到市场办公室论理。快嘴俐牙的冯爱倩几句话就将两个刚刚还像斗鸡一样的小老板说得无话可说地低着头出了门。虽然在短暂的采访中我无法获悉更多的相关事例,但义乌市场管委会冯爱倩、何海美、龚辉潮他们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无限的思索:义乌市场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之所以不断地繁荣,它有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和依靠了冯爱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创业者的敬业精神与无私奉献,是义乌市场闪闪发光的基石,它支撑着这座五彩缤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

在第二代市场建立不久,原设计的1800多个摊位在开业不到一个月里由于经商人员猛增,市场管理部门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办法,使场内摊位扩至2800多个,但参与经商的人员依然如潮水般地涌来。经历当时这一幕的义乌人都还清楚记得,新市场开业时,大伙对当时全省第一大室内市场叹为观止,可转眼间竟然被挤得无立足之地,别说远道而来的客商们进不了市场,就是本地的摊主进出都成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市场,因此几度出现摊位租赁费猛增,有人看着摊位抢手,便干脆倒腾起摊位来,这更加剧了市场的吃紧与混乱。1985年4月下旬,已经从谢高华手中接任的新一代县委领导现场办公,在征求工商户的意见基础上,决定为适应市场需要提出了再建一个市场的方案。然后令决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传出,当即引起了另一种异议,由于新方案中必须占用一定数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里甚至向中央写信说:“这么好的田毁掉建市场太可惜了,光靠市场能吃饱饭吗?”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是:你们这么干,既毁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这些自发的又自由散漫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们所制造的某种不正常的现象所迷惑!在当时,这种意见不是没有社会基础,而且从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干部的心态来看,对搞市场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为义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打了问号。怎么办?路只有两条: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场向前推,不建就是让市场发展到此为止。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都集中在县委身上。那时的县委书记是赵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赵仲光书记处理此事既简单又不简单,他叫上县里五套班子成员,跟着他来到实地考察,最后来了个集体表决的方式把再建市场的事定了下来。“有意见只听不改,定下来就快上,明年国庆节前开业时我来剪彩!”赵仲光书记最后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斩乱麻,而义乌的决策者们从谢高华开始就一直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便是顺应市场发展的自身规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的9月26日,仅用了10个月时间,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义乌城内建成。

形势依然出乎想象。开业之初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令义乌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市场之好连经营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时隔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来之时,义乌的第三代新市场再度告急:经营场地爆满不说,整个义乌城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由于室内场地不够用,许多经营者和客商只能见空地方就凑在一起买卖交易起来,曾出现过有人什么生意都不会做,就在火车站旁边租了一栋楼给外地人提供进货发货中转,结果此人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赚了100多万元!义乌人太精明呀,有人听说出租房屋赚大钱,于是便掀起了在县城内大兴新宅基的热潮。哎,这一热,连一向头疼如何把城市建设赶上去的城建干部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搞了几十年却从没多少改观的义乌城市建设在一夜之间楼群遍地,马路一新,整个城区面积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叫人兴奋的是政府没掏多少钱,仅仅多拿了几套规划而已。

市场给义乌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短短几年间的市政建设使以往的一个小旧镇,瞬间一跃崛起,成了浙中的现代化城市。1988年,义乌正式由县变成了市。而这撤县改市的进程,如果没有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也许义乌的今天仍然是个县级建制的地方。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资本进入自由经济时,它的发展将常常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同样的道理,当它一旦进入良性状态后,它的发展将超乎我们想象,并对整个社会形态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第三代市场开业不久,摊位的紧张再度成了义乌市场的首要矛盾,而此时外地客商对义乌市场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故经营者纷纷向已经是市府的义乌领导们强烈要求再把市场扩大,其急切心情胜于火燎。看来第三代市场的决策过程又是短期行为了。别犹豫了,再扩吧!这回上下几级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看法一致,因为实打实的好处使义乌很少有人再对市场说三道四了。集体决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场后侧过稠州路向东延伸的120亩地作为第四代市场规划区。6月份决定,7月份就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向全市发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千千万万个经营者和60多万义乌百姓都在期盼着更大更精彩更宏伟的“中国小商品市场”诞生。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遍了中国大地,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空乌云阵阵。中国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来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个人重新期待的大课题。让义乌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难受的是社会上此时盛行“个体户是动乱的根源!”、“国家要继续举起红旗,就必须先得铲除私营经济!”云云。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此时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当头悬着的利剑般的压力,虽然有些现象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却被说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个体经济就是产生动乱的土壤,个体户便是动乱的有力支持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故而那里的政治问题就最值得关注。简而言之,义乌的人和义乌的事应当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扩建市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先把个体经营行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给弄弄清楚再说!”

有人对义乌呈上的报告不屑一顾,打着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义乌人心寒的事:一向对义乌市场热心,并常常喜欢将义乌市场发展的成就,纳进自己成绩挎包里的个别领导,到了义乌市场却不敢往里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会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似的……那是一个令义乌人极其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时刻,义乌人因此而更加不忘当时的市委书记郑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郑尚金等领导作出了果敢和负责的决策,百姓们因此一直记着这些在义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性人物。虽然我没能有机会采访到现已是金华市市委书记的郑尚金等人,但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义乌所作出的功绩,在义乌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丰碑。当时参与《关于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问题的论证报告》的现任市委宣传部朱连芳部长向我介绍说,当时整个义乌市场人心浮动,其根本点是弄不清个体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义乌办小商品市场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办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可以等着决议了再做,但当时义乌市场已在全国挂上名了,庞大的市场一天不经营就会影响几万十万经营者的利益,几天不经营就可能使我们几年苦心经营和造就出的市场一下垮了,所以那时我们市里领导急,市场管理者急,个体经营者更急,怎么办?那时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值得义乌人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即坚定不移地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办义乌市场昨天没有错,今天扩建它更没有错。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成效的稳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用广播等形式,不时地向经营者们宣传,出动机关行政干部深入市场给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义乌市场的专题片《独立的王国》宣传,使在义乌从商的全体经营者都明白,义乌走的路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没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个体经济光荣,参与办市场就是为社会主义办更好的事。认识清楚了,信心也就坚定了,我们的市场也就越办越好。

1990年10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大笔一挥:义乌市场扩建确有必要。于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之后,义乌人办市场、办大市场的决心更大了,这回他们是彻底要瞄准“全国第一”目标进军,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设计一出台就令人激动不已:义乌要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商品交易市场!

第四代市场从提出到开工到正式营业,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这场决战义乌人非常难忘,它既使从商者完成了从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简单的阶段到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色彩的整个过渡,也是弄清了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经营性质上的根本认识。几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9年初的全国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上又把邓小平理论连同“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成部分”一起写进了宪法。其实对义乌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与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社会前进的实践,则早已开始并获成功。当义乌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市场经济也真的像一只“无形之手”,帮助和促进着整个义乌市场的健康发展。

1992年,在义乌的历史上可以重重地记下几笔:由国家工商局确认的全国十大市场中,义乌市场名列榜首,并为此得到国家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改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在这之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连续7次排名全国第一,即年年处在几万个商业市场的“老大”地位)。其二是,义乌当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达50.5%,实现了第一次过半。别小看了这一“过半”,它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是个极其重要的实践依据,当然对于义乌人自己来说,搞市场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管与不管的“副业”了,它是实现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大产业!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类似义乌的商品批发市场不下几千几万个,为何独有义乌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健康?这位经济学家运用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来向我论证义乌办市场的成功经验。但他的那些出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无法使我信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规律别人也曾运用过,但中国很多市场在办的过程中就时好时坏或者压根儿就失败了,可义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一直发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哪只“无形之手”在作怪?在发魔力?

这正是我和许多人想弄明白的。

这正是义乌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经听到一则民间传说:有个广州商人在80年代中叶认识了一位义乌人,这个广州商人已有30多万元资产,那时这样的数目绝对是大款了。当时那位义乌人是刚扔掉拨浪鼓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想批点小商品回家赚个过年钱。他身上仅有500元钱,本来只够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广州的那个老板说你要货不是?是想便宜点不是?好啊,你就请我进一次“OK厅”玩玩怎么样?那义乌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爱那个“寻开心”嘛,去就去呗。这一进去不要紧,最后一结账那义乌人差点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这怎么进货呀?那广州人大概看出对方的窘境,说老弟你放心,我看你还算仗义,进货的钱你暂时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证下次再付也成,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钱送来。人家已经够朋友了,那义乌人还有啥可说的?行,就这么定了。那义乌人挑着货物往火车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多块钱,连张火车票都买不到。这可咋办?义乌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过回去再到广州老板那儿借点钱买个回程票,可又觉得自己太丢人现眼,说不好人家以为你是故意敲诈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领。正在他极其为难时,他看到附近有个小店有卖竹担子的,义乌人对竹担怀有特殊感情呀,那义乌人便马上过去用身上所有的钱跟那店主讨价还价买了副竹担,并把批发来的货物全部装在担里,就迈开双腿重新当了一回特殊的“货郎担”。从广州到义乌一千余公里,那义乌人一路摇着拨浪鼓,边卖货边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时间赶回了义乌。第16天,正当那广州老板心里骂着“不能当好人”时,义乌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把准备好的钱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说了声:“大哥,实在对不起,因为赶路我耽误了一天时间。”待广州人听完义乌人从头到尾那么一说,“老广”感动得连呼“义乌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义乌人也!”5年后,那个义乌人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而那个广州人则老老实实在义乌打工,每月只挣两千来元生活费。有人奇怪地问他为啥放弃生意不做而来义乌为别人打工,你道那广州人说啥?他说:“天下既然已有义乌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从商?”关于这则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我无法去查证,但从中可以让人侧面认识一件事,那便是义乌市场的兴旺发达,长荣不衰,与义乌人独特的经商之道密不可分。

义乌人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说出下面几句话:“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这个“四千”精神是义乌人祖传下来的经商法宝,它源于“鸡毛换糖”的摇拨浪鼓生涯,可以说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精髓。

与众多初次到义乌的人一样,开始我同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品交易市场,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在义乌这么个贫穷偏远的小城市?现在我才明白,这既是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里实践得好,也是义乌人的独特经商之道所决定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义乌人之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能与它竞争。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品信息与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国度,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赖于单一渠道的供给,横向的流通渠道几乎是零。在这种特定的机制下,当我们一旦始发市场经济的快车时,就会发现其不健全和不畅通的轨道常常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进程。而义乌人则在此时此刻充分发挥了他们独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用双脚踩出的信息与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义乌市场,基本上仍然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但绝不要小看了这种延伸,正是这种像蚂蚁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义乌在得到政策允许大办市场时,它所释放出的巨能变得就像原子能所产生的裂变。当成千上万的拨浪鼓手们发现用货郎担将各地所产、所剩的商品,以蚂蚁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趋潮涨的需求时,他们就改用车拉、船装甚至飞机代托等办法一次次地将全国各地的那些紧俏货物像蚂蚁般地搬回家乡……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乡义乌便成了万千货物的集结地。这些货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紧缺用品,当然很快就有人买、有人批走了!这你一运,我一卖,他再一批发,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这时拨浪鼓手的身份已经成了采购员,但由于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肯吃苦,肯赚小利,所以从不怕别人抢自己生意,也不怕别人与之竞争,相反他们十分愿意在这种激烈的相互竞争中练就自己更过硬的从商本领。在80年代,我们国家的交通行业远不能适应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连车都不通,或者只有一两趟班车。有个义乌人对我说,他在一次外出采购货物时,不说车上没座位,就是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了保证把货物运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车上睡了一个星期“卧铺”——就是把身子横卧着钻在座位底下。有谁设想一下那种不能抬头、不能直腰,连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样一种生活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其实义乌人今天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中的无数人,曾经以同样的吃苦耐劳精神,像蚂蚁搬山般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就这样神奇地跑到了义乌,这种巨大的流入过程在同时间又向外传递着一个信息:义乌有各种你想要但别的地方没有、或者价格不如义乌便宜的货物。于是无数经商者就跑到义乌来,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在这同时,义乌人再一次发现了什么东西是别人最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最能赚钱的,于是又形成了新一轮的采购,蚂蚁搬山式的采购再一次从各地运回义乌。不久,聪明一些的人就采取不来回跑,而是常驻某一地,通过调拨来及时运回义乌方面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义乌运回货物时,又从义乌市场发运常驻地紧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来回赚钱,不亦乐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义乌市场上或者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根本不经义乌市场,直接从有货的某地调拨至缺货的某地,如此天马行空,赚的钱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种形式,源头始终在义乌,因为操纵整个市场和流通过程的是他们义乌人。千万别小看了义乌人这“一进一出”的运作过程,它对市场形成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个叫楼香云的服装商,最初在上海进了一批丝织方巾,很好销,后来她听说这是嘉兴产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兴,到那儿一打听才知这是距嘉兴市还有20里路的王江泾生产的。楼香云一看此地,交通异常不便,当地农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生产的丝织产品却工艺精湛,于是说以后你们的产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犯愁的王江泾人听了这话就像见了财神爷,于是一口答应。从此楼香云每天往这儿跑一趟,几年过去,王江泾就在楼香云的一次次奔跑中盖起了一排排楼房,农民们今天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楼香云呢,自然不用说,她的口袋里早已鼓得发胀。像这样的事太多了,目前义乌人在外跑生意的约有五六万人,与楼香云一样跑富了自己又带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义乌人在历经上面这阶段后,慢慢发现,要使市场不断地有竞争力,赚更多的钱,以往的那种来回运拨式的生意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样受原有式样的限制。义乌人便动起了脑子:为啥不能自己动手生产?干呗!这一干不要紧,心灵手巧的义乌人几乎把各地出现的紧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认知却必大有市场的商品,全都给制作出来了,比如有人在广东发现了“呼啦圈”,三天之后,义乌市场上就能成车成车地批发,哪来的货?义乌人自己做的呗!那一年开始流行女式长丝袜,义乌人在三天之内生产出的长丝袜比广州百货商场里销售的花色品种还要多,当然价格低了近一半,袜商们兴奋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断地从义乌批发,一直批发到今天,而今天义乌的袜子生产量已经是全国的绝对第一,占全国总生产量的三成以上。袜子是义乌市场几万种商品中的一种,几乎每一种商品对义乌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们的某一个拳头产业。这里面的奥妙其实不算太复杂,用他们的术语叫做“前店后厂”。所谓前店后厂(或叫前摊后厂),就是经营者在市场里开个店租个摊,店里摊上卖的什么货,其生产出处就在他的店后或摊后的工厂。别小看了这种前店后厂的生产经营方式,它也许是中国农民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经统帅过中国工业生产“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一样,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国国民生产的“半壁江山”。在义乌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这儿的百姓的房子特别地大,每家每户基本都是一栋四五层的大楼,而义乌城区到义乌下面的城镇,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动手建的楼宇组成。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义乌人为啥要造那么大的楼,三四口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都空着吗?后来我一进这些农户,才知道义乌人的家居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他们一般把一层开设为商店或铺位,直接售货,二楼三楼是厂房,只有最高一层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义乌的4个大市场上,共有6万多摊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后厂”。因此进义乌市场批发货物,你千万别小看了只有小小一两平方米面积的摊主,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位亿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遇到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有一回我到市场采风,见摊主是位卖服装的。看了她不足3米的摊位上放了好几种品牌的衬衣,我问她这么多品牌的衬衣都是从哪儿批发来的?女主人一笑,说都是她自己的。我心想,这也许正是那种自己做了一大批各种名称的假商标,然后往别人的产品上那么一贴便冒作自己商品的投机商。女主人听说我是专门来写义乌市场的,又见我如此不信她的话,便非要带我到她家瞧个究竟。“否则你大作家凭自己想象一写,我们义乌人的脸面不就全没了吗?”哈,女主人很有“义乌意识”。于是我就跟着到了她家,这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女老板家竟有两栋五层大楼,光雇用的工人就有600多个。走进她家的厂子车间,我看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而是一色的日本进口的现代化制衣机。她家的产品陈列室里,总共有6个品牌的衬衣,其中有3个获得全国或省级专业机构颁发的优质证书。正是不见不知道,一见方知义乌人之厉害。

我们知道,无论何种市场经济,供求、价格与竞争是它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便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即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价格变动反过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无论是价格变动还是供求关系变化,都会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进而引发市场竞争;竞争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供求和价格。市场机制的如此动作,一方面激发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精神,不断想方设法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经营,从而推动整个市场及社会的发展。而这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整个动作过程,便是我们所说的那只“无形之手”——即市场经济的规律。

义乌人从80年代初始,仅用了10年时间,由最初的“鸡毛换糖”的经营方式,争取到了自我生存的机会,发展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市场,垄断了全国小商品生产和流通及交易行业,使12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市场的价格,随义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把自己从一个连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困小县,建设成“中国百强县(市)”,人民安居乐业,家家富裕小康。这一切正是他们恰到好处地将传统的“鸡毛换糖”精神与市场经济的那只“无形之手”联在了一起,并使之发挥出了最佳的魔力。考察一个市场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好的时机并不是在全社会或者说整个大市场都欣欣向荣之时,而应该是像这一两年中我们普遍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下,各种市场不太景气时,方能看出谁英雄谁好汉来。当这两年国内大小市场都在大叫“跳楼”时,我们再看看义乌市场依旧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你才意识到义乌确实值得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乌托邦,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义乌就是这样的典范。

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的商业流通市场、最繁荣的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基地,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偏偏在浙中那个不起眼的义乌?我也一直想弄明白像上海、广州、苏州、常州这些一向统领中国轻工产品的著名生产企业的产品,为什么十分愿意舍近求远,跑到义乌来抢占市场?甚至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地方生产的名牌产品在义乌市场上的价格,比它们在本地或自己的出厂价还要便宜?而且十分有趣的是这些地方的老牌或名牌企业的老板们,还时常以在义乌抢占的市场份额多少作为自豪的本钱!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1998年那个金秋日子召开的19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上,来自中外几千个商家抢占同一市场的热闹场面我是看到了,但这并不能满足我这个外行想研究一下吸引那么多商家到义乌来的“门道”。深入之后,我恍然大悟:义乌人运用市场经济那只“无形之手”可谓到了称绝的境地。我们已知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其中能吸引商家的最重要的无非是价格。在义乌市场,价格的力量是一切商品能够生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每一个经营者及商家成败的关键。通常一种同类同质的商品,在义乌市场一般都要比其他市场便宜三成以上,有的甚至便宜一半。这三成以上的差额便是商家的利润和义乌市场可以同别的任何市场决战的本钱。那么义乌为什么可以洒脱地做到而别人就难以做到呢?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义乌人敢吃苦、会利用“前店后厂”的办法外,再就是义乌人头脑里从来就树立着不求赚足钱而只求能赚或少赚钱的经营思想。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做生意人不想做大生意,不想多赚钱?究竟义乌人为啥要这样做?首先,义乌人清楚只要自己的某一种商品出手时利润一大,马上就会在一夜之间有十家百家地跟着你来做同一生意,那么你昨天赚大钱的生意到了今天、明天可能就连老本都赔了进去,三三得九地赚钱,再来个二五得十赔钱,结果你是赚了还是赔了?义乌人比谁都会算这笔账。除非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的情况下,我做某一产品的“独家代理”或独家生产者,那我就可以足足地赚它个“天昏地暗”。其实现在义乌市场上早已有这样干“独家代理”和独家生产与销售的主了,他们理当是市场上的“老大”。其二是,义乌人把赚钱的最大渠道放在批发上,量是义乌经营者追求的最大目标,在他们看来,与其抬出某一高价引来千百户商家跟着自己竞争,而一下枯了赚钱的“大江”,远不如开拓十条百条价格上有绝对竞争优势的“涓涓小溪”实惠得多。义乌人有个竞争法则:同一类商品,你有一元赚,我绝不赚过九毛九;你把赚一毛为目标,我不把赚五分钱视为吃亏。你卖一分钱不赔不赚,我五厘卖出去眼睛不多眨一眨。啥道理?他们自己说这是赚钱的真正奥妙:出手快、快出手,才是根本。到义乌市场亲自转一转,亲眼看一看,你会发现,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市场内会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价格,就连你在同一个摊主那儿,此一时与彼一时买的货,也会有完全不同甚至上下差异极大的价码。你用不着瞪大眼珠,因为这就是义乌市场的独特奥妙。如此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价格竞争所出现的后果是,你必须提高供求的能力。供者,有别人无法求取的远来货,也有近得不费任何费用的“后厂”直销货,更有名厂名牌的独家货,这些都是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取胜的某些先决条件和必要因素。你这样做了,我便想出更绝的办法超越你。于是他便不能再重复前者的路子,只能去另辟途径:或靠更新技术,或靠提高素质,或靠引进先进管理机制,总之你得想尽一切可以想出的办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地前进,市场便在这种循序渐进中发育和健全,处于几立不败的境地。上面所说的市场运作规律是对那些直接在商场内参与经销者而言的。而那些外地的著名企业、名牌产品,它们在义乌又为什么心甘情愿“舍利卖血本”呢?第一次到义乌采访时,正巧有位苏州老乡和我住在一个楼里。他告诉我他是苏州某丝绸厂家的,这个厂名与所生产的丝绸产品,我知道是在苏州当地也颇有名气,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苏州老乡舍近求远来到义乌,而且听说他在这儿的批发价比苏州还低出几块钱。老乡笑了,说表面上看我们来到义乌市场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其实天底下哪有专做赔本生意的事呀?所谓的赔本是专门念给那些要买你产品的人听的。你想,当有人听说你是拿了比自己出厂价还便宜的货到义乌来,就凭这一条,他客商不买你的货才怪!好啊,这一卖你的生意不就成了嘛!这是第一步,我们看中义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现在已是全国包括服装在内的最大市场,它是整个国家的轻工纺织产品的集散地,其价格和销售情况便是整个行业的晴雨表。我们在这儿插上一只脚,就会知道全国乃至海外的市场信息。有了这样的信息,便可以指导我们企业的生产销售决策,在今天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晴雨表”掌握好了,就能使我们在市场上的每一次出击都取胜。你说,我们在义乌市场上的局部“赔本”换来的是什么呢?合算不合算?

我笑了。生意人都是“狡猾狡猾的”。据说现在义乌市场上全国著名轻工产品的商家大部分在此设有总代理和总经销。我专门探访了上海某著名笔厂的一位总经销,他告诉我为什么外地那些著名厂家愿意在义乌市场的另一个秘密。他说他是义乌本地人,市场开放的早期,他自己专门跑上海这个笔厂。后来熟了,厂里也看他一次次来提货的数不断往上涨,很高兴,因为上海厂他们自己的销售已经有点走投无路,没想到义乌一个个体户帮了他们不少忙,自然很感激。上海笔厂的厂长又专门上义乌市场考察了几天,发现这儿正是一块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销售大战场。厂长这时跟那个义乌人说,干脆你在义乌当我们的总代理吧,我按低于出厂价给你,你批发给别人多少钱完全由你自己定,我总厂还给你一个奖励政策:每多销一百万元产品,我给你奖励若干万元,如何?这么好的事傻瓜才不干!义乌人很快接受了,从此这位义乌“总代理”就把上海笔厂完全看做是自己的厂一样,尽心尽力地一方面不断开拓市场,打开销路,另一方面随时注意整个笔业的发展动向,及时向厂子提建议、提改进方案。几年下来,他先后为厂里提出了几十个改进产品与市场对策的建议,厂子根据他的建议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推出了近百个符合现代中小学生的流行款式,市场销路大增。3年来,这个笔厂的产值翻了两番,这在全国笔业生产面临严重倒退的时期,上海厂家不仅保住了饭碗,而且还吃上了“生猛海鲜”,上海厂家乐得常常把感谢义乌市场的话挂在嘴边。再说说义乌那位“总代理”,他当了上海笔厂总代理后的3年间生意越做越顺手,因为再没有人跟他竞争了,整个同品牌的产品全由他一人操纵市场,所以十分得心应手,销售额较以往增加数倍,收入当然也随之水涨船高,仅上海总厂奖励他的钱就是好几百万!

哈哈,彼此赚钱!大家赚钱!在这般同庆同喜之中,义乌市场又再一次向前大踏步地迈进了……

这就是市场经济学专家所言的“无形之手”的神奇之处?是的,一百多年前,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他所著的那本厚厚的《资本论》里,其实早已给我们描述过,只是后来各式各样的继承者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产生了多种分歧,使得本来为人类共有的社会基本规律,硬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了,而反把社会主义社会该享有的经济财富给剥夺了。义乌人的成功实践又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享用这种财富,并在这种认识和享用过程中创造着神奇。

从上面所涉及的事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琢磨不透又叫你每时每刻处在激动与兴奋之中。也许这就是它的魔力所在。义乌市场能有今天这样长盛不衰的景象,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联托运市场的完备发育,紧随其主体市场和中心市场的健康发展。只要踏进义乌市,你就会马上感觉到这儿的运输线路和运输车辆之多,用“四通八达”来概括似乎太缺少了艺术色彩和想象力。义乌的主人告诉我,他们的市场繁荣实在少不了以联托运为主体的运输管理体系的有效建立。而这恰恰是国内一些专业市场为什么最后不敌义乌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抓“运”这个环节上输给了义乌人。最初的义乌人经商,靠的是两条腿。后来发展了,自己有了车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拉快跑”,可仅靠这要想与市场的蓬勃发展相适应,还是远远不够的。长期的计划经济严酷地限制了经营者的双腿,你不是有了车子想“多拉快跑”吗?那不行,路是国家的,线是集体的,我让你走你就可以走,我不放行你有车子也白搭——多少个市场最后就死在这个体制上。义乌人聪明,当中心市场已成规模后,他们随即把运输也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并像管理中心市场一样,给予运输业以同样的政策,并且把运输业本身当做一个完整的关联性质的市场进行大举开发。交通路线是国家公有的,而我可以给你政策呀!于是一整套个人承包的“联托运市场”管理方法便出台了。这对经营者来说,就好比你在他的双腿装了两个轮子,就好比在他两胁插了翅膀……那才真叫舒坦、活络!现在,义乌每天出出进进的数十万吨货物,就是靠那数百条天上的、地上的、水上的运输线路源源不断、畅通无阻地连接着全国、全世界,并以最快捷的速度和最合理的价格满足着义乌市场的每一位经营者去织编他们心中的美梦。

从上面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可以看出,义乌的经验也向我们提示了另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正确利用市场经济规律的那只“无形之手”的同时,建立有序的管理机制、金融政策和人的思想行为准则,由于它们的得力,而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那只神奇的“无形之手”更加发挥魔力。我申明的是:本作品不是篇学术论文,故而无法用过多死板的语言来论述那些十分宝贵的经验。比如义乌在办市场过程中自始至终的税收政策、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正规灵活的金融体系等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内部的管理体制,直到经营者之间一旦出现问题时所设置的调解机制等等,无一不是一环扣一环,环环显神威。但我依然想写进些片言只语让读者同我一起去感受义乌人和义乌市场的另一面——

一件是关于义乌市场管理部门处理和打击假货问题。

曾在几年前,国内商界对义乌市场有个说法,说它是“中国最大的次品市场”。似乎有了义乌市场,便跟着就诞生了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这着实把为人正直的义乌人冤枉得不轻。可事情偏偏不是无中生有,义乌市场发展之快,市场之大,又有那么多赚大钱的机会,谁不往你义乌这块风水宝地钻?可苦了的正是义乌人。但埋怨没有用,担心倒脏水连孩子一同泼出去也不是办法。义乌人从1991年开始,工商部门连续5年甩了“四把斧子”,那听起来真是有点惊心动魄:头一把斧子是对所有名优产品的销售摊位实行“定点定摊、亮牌经营”,就是说,你对自己销的名牌产品除了要有厂家的代理代销证明外,你自己必须对销出去的商品敢拍胸脯,出了问题,不仅要加倍赔偿,还要在全市场列名张榜,使你不得再在有大钱可赚的义乌市场里设店摆摊。第二斧子更绝:来检举查证的不光是工商管理部门和广大消费者,而是请生产厂家派专人来监督查询。说到底,最恨假冒伪劣产品的还是厂家,请厂家派人到市场来监督不就等于耗子洞前养了一只猫,谁还敢轻举妄动?第三、第四斧子属于高明办法:义乌主动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定期承办名优新产品博览会;与各名牌企业建立联络机制,在商城特设名优产品展示柜等。如此连挥大斧,那些企图混水摸鱼者再不能随随便便在市场内兴风作浪。几年下来,义乌市场不说一片净土,却也差不多清澈见底。你今天到市场里走一走,再抬头看一看街头路旁铺天盖地又醒目多彩的大广告牌,就知道现在国内多少名牌产品的厂家已经在义乌立足了。有位上海国有大企业的老板,前几年听人传言义乌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如何如何之多,去年他亲自前往考察了一趟,大呼不该轻信别人的偏见之言。当年,他的企业产品大举进入义乌市场,别人问他收益怎样,那老板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谁要是失去了义乌市场,谁就是最大的损失!”

第二件事是我在商场内碰到了一个不能不写的人物。

他叫黄昌桂,是义乌市场的派出所所长。黄昌桂的名声在几万人的义乌经营大军中非常显赫。从80年代初起,随着义乌市场的快速发展,这块生钱的宝地也成了各路不法分子竞相显身手的场所。国内某一市场,曾经由于法治不力,盗贼云集又猖狂,结果好端端的一个市场最后谁都不敢去了。你想,商客们外出辛辛苦苦做生意求的啥?当然是钱财,但钱财又怎能与性命相比?义乌市场不是没有出现过令经商者心惊肉跳的事,眼下仍时有出现。然而那些胆大妄为的盗贼与歹徒一旦领教黄昌桂的铁臂火眼后,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了。黄昌桂听说我也是军人出身,便格外高兴地聊起他和同事们的事。他说组织上把他放在商场这个特殊岗位,是因为他的“反扒”本领突出。

“可以不含糊地说,凡是想在我们义乌市场里干偷偷摸摸的事,就别想吃好果子。”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的黄昌桂一开口便让我颇为吃惊。

“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市场,每天流量就是十几万人,你有把握不漏过一个小偷?”

“只要他敢在商场里停留几个小时,我就可以逮住他!”

“真的?”

“军中无戏言。”

我看不出一副诚实可信的黄昌桂能有半个字是含水的。其实在采访他之前就有人向我介绍,他是远近闻名的“全国优秀民警”荣誉称号获得者,但这样非常绝对的话出自一位对工作勤勤恳恳的老实人身上,则更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看到不断有人来找黄昌桂处理事情,我只好请他讲些逮住盗贼的个别精彩“片段”:就说说去年破获几起摩托车大案吧。黄昌桂顺嘴说道,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义乌市场外的摩托车群吧?咱这儿的经营者个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摩托车,几个市场门口的摩托车加起来足有近万辆。盗贼早已看中了这块“肥肉”。现在的犯罪分子信息快,技术高明,团伙作案居多。我们公安部门早已在前两年就掌握了有几个在其他地方嚣张作案的犯罪分子扬言要“铲平”义乌市场。这些盗贼非同一般,都是偷、运、售一条龙作案的,而且出手快,遇到对手反击残忍。去年他们果然来了,看到义乌几个市场外有那么多停放着的摩托车,简直要流口水。可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我从“内线”得知他们流窜到这儿后,就及时带领便衣小分队在各个市场外巡逻。盗贼们大概看出门道,所以来义乌后的头几天里都没敢下手,后来他们改变了行窃地址和时间,专在晚上窜到居民小区探点。他们万没想到的是,其实我们一刻也没有放过他们,国庆节前后的那两个夜晚,这帮“黑手”以为该到下手的时候了,可他们哪想到黑手刚刚伸出,立即被我们生擒活捉。等候在火车站接应的那几个销赃的家伙,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我们铐进了囚车。事后这帮横行各地、屡屡作案的盗贼们沮丧地承认:他们曾多年走遍大江南北从未失手过,但却弄不清为啥偏偏栽在义乌?我对他们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你们不是知道义乌的市场最能赚钱吗,可你们忘了最赚钱的地方一定也是治安工作做得不同一般。

那帮盗贼听后细细一想可不是这理?黄昌桂说,去年以来的半年中,义乌境内连续破获了7个摩托车盗窃大案,其中经他之手破获的就有3个,共逮捕17个犯罪分子。“要让市场欣欣向荣,就不能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黄昌桂说,这几年来,在经商市场里最多的犯罪行为是明目张胆地拎包和假装谈生意对你行骗,这也是广大经营者最惧怕又防不胜防的事。为了打击这一类犯罪,我们派出所干警本来就少,不得不经常全部出动,并且人人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就在前不久的某个周末。市场上的人格外多,黑龙江来的一群歹徒以为这时候我们公安人员都回家休息了,他们便集中在布匹市场瞅机会夺包抢取他人钱财。快到中午时分,其中的一个家伙盯住一个准备进货的上海人动手。那家伙根本想不到就在他出手夺人包时,一双更有力的大手死死地钳住了他,随即我们将这一个夺包团伙一网打尽……

如果不是又有两人因为生意上的事争吵起来而非要黄昌桂出面调解,我本可以听听他更多的传奇。因为我听说他和同事为了让经营者能安全地在市场正常买卖,曾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与歹徒搏斗,而且已有几位干警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可他来不及给我讲这些,却出人意料地讲了另外一件事:“我现在最感到不安的是,我手下的5名同志,由于人手少,大家天天都得加班,仅去年一年每人平均加班近3000个小时,等于一年干了两年的活。大家太辛苦了,可我又没法让他们过正常的节假日或正常上下班,你都看到了,咱这儿守护的是全国最大的市场,越到节假日,这儿的人就越多,我们的工作也跟着越忙,离不开人哪!唉——”

临别时,黄昌桂无奈地朝我甩了一下手,便消失在人头攒动的繁华市场里……

望着人山人海的市场,看到人们一个个脸上挂着平和喜气的神情,我真想对黄昌桂好好说一声:可敬的英雄,义乌人民、和义乌市场息息相关的所有经商者一定会牢记你和你们的,因为大伙都明白,市场的繁荣,依靠的正是无数只有形和无形的巨手在支撑!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四章 崛起在国田埂上的中国“曼哈顿”

在义乌的日子里,有一幕令我很激动,那个晚上我到市科协大楼现场观摩农民们学外语,这本身就是挺新鲜的事。曾几何时,中国的农民还在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进行着艰辛的“修地球”,后来苏南一带的农民首先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之路,再后来就有了安徽“小保姆”和浙江温州“鞋匠”进城的故事,近几年又纷纷出现了农民搞企业、办市场,欲与城里人争个高低的事,但我还是头回听说农民们做生意已经到了要学外语的层次!其实这在义乌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了,不算啥新鲜,只是我们这些太缺少对中国农民现状了解的人才感到新奇而已。

那晚令我激动的是,在远离京城的浙中地区我发现了一个中国“曼哈顿”!因为它同样也有像西半球海岸边纵横交错的宽阔大街;也有人流车流簇拥着高楼林立、广厦成群间那灯火熠熠的不夜城;也有潮海浪卷下听不够、数不尽的舞与乐……其实当时我知道,这是由于自己沉浸在对新城义乌的一种陶醉之中的感觉。可在黎明之后的第二个青天白日下,我依然感觉自己是在“曼哈顿”城!没错,微有不同的是两年前我在大西洋西岸所见的那个曼哈顿四面都是潮海,而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曼哈顿”四周是商海——商的潮海。

曼哈顿是世界商之都。

我激动和自豪自己的发现,是因为中国的“曼哈顿”不仅已崛起在我们面前,而且已经成为亚洲的商之都。1105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不是一块小地方,它大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几倍,也近乎是两个新加坡国、一个香港特区那么大。在西方,有谁敢轻视过那片承载着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巨轮的小岛屿曼哈顿?在东方,有谁怀疑过称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弹丸富国新加坡?那么,从现在起谁藐视中国的义乌便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有几个数据,也许可以最直截了当地介绍给那些没有去过义乌的人们,使其有个清楚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义乌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8亿元,财政收入为1779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180元。20年后的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亿元,财政收入达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00多元。弹指一挥间,在同一块土地上,衡量一个地区主要社会发展的三大指标,竟出现了分别为94倍、28倍和25倍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等时间里,能出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也许是罕见的。但义乌人实现了,并且面对如此的高速增长数目,他们会平静地微笑着告诉你:这个数字里藏着不少的“埋伏”,实际的情况将远远不止这些!

其实我早已感受到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市领导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列举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以及亲身实感到的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城市,再走进商城或普通市民家庭,随便问一声某人全家去年到底多少收入时,你听后定会惊心地一跳。我已经对此不以为怪了,因为在义乌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化、来自个体和私有制的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你想通过简单的统计,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数据——“往低里说”则是普遍现象。有一个活脱脱的数字倒可以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一下义乌人的富有程度:每年年底浙江省从银行方面所统计到的资金净回笼情况,义乌一市要占浙江全省资金净回笼总量的三分之一!得了,浙江全省现今共有68个县市,小义乌原来是个重量级的“腰包”!今日之世界,早已明了一个新的公理:国的强弱已不在地盘大小,人的力量更不在体胖高瘦,义乌人在自己的田野上正垒起一个东方“曼哈顿”……

今天(1999年3月30日),我在晚上吃完饭正看《新闻联播》时,突然荧屏上出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和品牌——浙江义乌的大陈镇和“能达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榜上有名”。前者的大陈镇,是义乌市二十几个乡镇之一的“中国衬衫之乡”,后者则是这个镇上有对兄弟创出的“中国衬衫之王”的一个名牌产品。关于大陈镇这个地名了解它的人可能还不算多,因为中国这样的农村乡镇有几十万个,就是与它同名的镇也许能排成一长串,但我们现在说的义乌市的大陈镇,则在任何一个同名镇或者不是同名的中国乡镇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奇迹,那就是从这儿生产的衬衫,每年可以供给12亿中国人中的十分之一人穿。一天近50万件,源源不断地输向市场,一年就是1.5亿件,如此的数量,如果将其平展开来,那不是可以把纽约曼哈顿整个地罩在柔软的温情之中——我为东方“曼哈顿”编织了一个美丽之梦。

今年春节前,我再度来到义乌采访,第一站便到了大陈镇。我渴望感受“衬衫之乡”的豪迈与温情。在这之前,我听说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走出大山到外地打工的大陈镇农妇,因为第一次上城里人家做工,她特意自个儿扯了一块“洋布”,赶个夜缝了件罩衫。进门头天,城里的女主人欣喜地扯着她的罩衣左瞧右看,连声道好。第二天女主人也到街上扯了块更时兴的布料请这位大陈农妇帮她缝了件罩衣。“好极了,我的同事们都说好,她们每人想请你做一件,5块一件工钱怎么样?”一天,城里的女主人抱回一堆布料。脸上充满喜色的农妇说:“行,允我几天时间。”大陈镇的农妇爽快地接了过来,几天后便将几件缝好的罩衣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女主人,而女主人则不亦乐乎地交给她整50元钱。“这是工钱,你一定得拿,是人家给的。”她无法推辞。日子久了,这位大陈农妇一日见女主人穿了一件绣花衬衣回家,横竖觉得标致。后来她在回大陈时试着给同村小姑子也带了两件绣花衬衣。这一下可美坏了她的小姑子!村上的姑娘见了好眼红,于是就偷着为自己缝起绣花衬衫。这一传十,十传百,大陈镇的姑娘家都穿起绣花衫来。后来便有人往外面和城里带这种绣花衫,这一带不要紧,不多时便有无数手巧的农妇加入了缝制绣花衫的行列。大陈镇的服装生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后来男人们也加入了做服装生意的行列。大老爷们儿干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好比都说中国的女人主家事,会做饭菜,但当好一名烹饪大师的又多是男人,这是因为手巧和技术是两个概念。进了门槛的技术真正要说好的还应该是大老爷们儿——当然不排除也有女强人打天下的,就是大陈镇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女能人。可是成大气候的毕竟大老爷们儿占多数,大陈镇在成为“衬衫之乡”的进程中也不例外。

“衬衫之乡”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徐江琦不像有的乡镇干部一开口就拿出“年度统计表”一类,堆给你如山一样的数据,他指着排排高楼迭起的街道问我,他这儿像不像城市,他说你们北京人最有权威评判这个问题。我四周瞧瞧,颇有些为难,因为按照“城市”的标准,这儿似乎少了些喧哗,多了些幽静,虽然宽阔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车来人往,但显然井井有条,没有那些叫人烦恼的拥挤。于是我只好直说:“城市还不一定够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县城,绰绰有余和现代化得多。”小徐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满足了,因为他曾同别人打过这样的赌,要是有人能把他们的大陈镇说成像座城,那他从市里下到小镇来当书记算是一种“高升”。现在他从我嘴里得到了“高升”的引证,自然有些自得其乐。小徐书记曾是市委宣传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不过我内心真的感到我们大陈镇的许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过去“农业学大寨”年代,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陈人也有过露面的时候,是省里的老典型,可农民们除了能得到几句空头的表扬外,两手依旧空空,儿女娶亲出嫁还得靠摇拨浪鼓的老父亲外出“鸡毛换糖”挣的几个脚钱办事。改革开放给大陈镇人带来了真正的机遇。当像本市的廿三里人开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场时,特别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大陈镇的农民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产业优势,即已经渐成气候的衬衫加工业。最初的是东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场;后来是东一村、西一村的小规模形式,之后便是成片成片的衬衫加工户;再后来就是一个又一个衬衫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这一过程很有趣,就说销售运输这一块吧,大陈人最早的销售是靠几个妇女提着竹篮或是拿一个布兜搭乘拖拉机什么的往城里的自由市场上自己吆喝着卖;后来是男人们带着样品跑外联系客户,再通知家里发货;再后来是整车整车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陈镇来拉货等货。农民们办厂和经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着。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几个人的联户互助式,再由几户联合到大户独立作战态势,发展到现在集团和名牌产品企业领头,与全镇千百户小企业互动并进的局面。集团企业与名牌产品构筑着今天大陈镇作为“中国衬衫之乡”金碧辉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业则是烘托这“中国衬衫之乡”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围的绿地与花园……如此参错有序的产业形式结构,组成了大陈镇今天固若金汤和名副其实的“中国衬衫之乡”。

小徐书记指着几乎全为新建筑的街道与两边的楼房说:“农民们现在可懂得什么是市场了。我们现在全镇共有400多家制衣企业,为了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过去分散在各村寨的家庭式工厂,现在几乎都搬到了镇上,其中60多家大企业基本都集中在镇上。我们这儿是过去的一户农民,现在差不多都是一个品牌甚至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品牌的企业。他们往镇上每搬一户,大陈新镇就等于延伸了一段,规模大了一片,现代化了一程。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聚集,带来了小镇建设的城市化、企业经营的规模化、地方优势的产业化、供销运输的快捷化、优胜劣汰的竞争化和整个大陈镇自身形成市场的良好气候与条件。而大陈镇自身形成的市场化给我们‘衬衫之乡’原有的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更是不计其数:信息的互用、价格的良性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联合兼并的方便以及共同构筑‘衬衫之乡’的形象与影响度。就在几年前,谁认识我们小小的大陈镇嘛,连义乌这市名在全国也没几个人知道。可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服装业尤其是搞衬衫行业的,他如果不知道或不了解咱大陈镇的行情那他准吃大亏。另一方面,正是‘衬衫之乡’的市场影响力,使得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衬衫行业的经商者都往这里跑,大陈镇本身就成了整个衬衫行业的市场中心和发挥着第一市场的作用。”

“面对这种发展,你们是如何适应的?”

这回小徐书记拿出了一份文字材料给我看,那上面是大陈镇“1999年18项基础设施投资与实施计划、责任人”等情况的详细规划。我粗略一算,总投资超过一个亿。“这几年我们镇政府每年都要投入这么多钱来完善和改造好小镇基础设施,使小镇真正成为不仅具有产业的‘衬衫之乡’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衬衫之乡’的市场优势。”他说。

“一个镇级单位每年要拿出亿元资金搞基础建设,钱从何处来?”

“当然首先得有实力呗!”小徐自豪地说,“去年我们全镇工农业产值达到20亿元,财政收入19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080元。从这个数字上来看,作为镇一级的经济成果已经了不起了。大幅度发展镇区建设,仅靠政府的力量明显不足,但我们的潜力在于农民手里有钱呀!咱这儿的企业全是个体和私营者,现在的个体、私营者可是不一般了,他们大的几千万几个亿资产都有。像我们今年要搞的18个项目中,5000万元的资金是由镇政府出,另5000万元就靠我们的那些个体私营老板了!”

从廿三里的百姓主动出资修路的事,我不再怀疑大陈镇人同样也有义乌人民共同的一种美德:个人富了,从不忘集体和公益事业。

大陈镇的今天已经是很规模很超前的城镇了,而政府今年的18项新投资项目,更让人心潮澎湃。看,他们又要在世纪末的今年内建起美丽如画的“江滨绿廊”、可以走四道车的大陈大道和像大都市里的那种立交桥……

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曼哈顿。于是便对小徐书记说:“希望你们的大陈镇成为‘中国曼哈顿’的‘时代广场’!”

“没问题。下次你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陈广场’了。”我仔细再一看他手中的18个项目,可不是,里面有一项就是要在年内建设一个集各种交易和市场功能的“大陈广场”。

好你个义乌人,似乎你们昨天已经在做了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天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写注解!

来到大陈镇,我不能不去中国“衬衫之王”之一的“能达利”。

这是一个哥俩办起来的厂子。目前他们厂的“能达利”产品已成系列,国家服装公司认定他们在中国衬衫行业的市场销售量和品牌优势在前五六名。“能达利”在义乌是当然的“衬衫老大”,哥叫陈溪见,胖乎乎的,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弟陈溪东,清清秀秀,一表人材。哥俩从开始干衬衫业到现在成为全国衬衫行业的龙头企业并没有多少年头。1992年前,哥俩还是拎着皮包扛着麻袋满世界跑推销的“小货郎”。说起来陈氏哥俩的发展并不复杂,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共有兄弟姐妹4个。老大陈溪见高中毕业时极想上大学,可几次拼搏都没考上,于是只好回家当农民。这小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他在别人已经开始做起服装生意时,他心里尽管仍做着“大学梦”,但毕竟离生活的现实远了些。这时弟弟陈溪东也初中毕业,哥俩一商量,说咱们也做生意吧。那时并不像现在正儿八经地办厂,他们先买了一台缝纫机,等种地天黑回家后在小煤油灯下试着做上几件,再到街上卖卖看。如果能卖掉,就再做几件。如果卖不掉便上地里种一段田再试着来。做着做着,便有人来接货,就是把货低价卖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负责帮你推销。一件衣服最多赚上一两块甚至几毛钱。可这也比种地好啊!在与命运苦苦挣扎中的陈氏兄弟,决定把积存起来的钱全部买缝纫机,然后又雇了二三十个小工。这样他们在乡下又干了足足两年,等到第三年时便在小镇上租房办起了一个有点像样的厂。

“从1989年到1996年的那8年里,真的像‘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我们哥俩最辛苦的年份。”在气派非凡的会客厅里,已是总经理的弟弟陈溪东颇有感慨地道,“当时我们的年产在二三十万件左右。这个规模是属于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产品,又缺乏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的阶段,唯一能跟人家拼的就是靠销售上的灵活性。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我哥俩分工,他跑西安我跑沈阳,这一西一北大半个中国,你只要能说得出的地名,没有我们哥俩没去过的。有些当地人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我哥俩都涉足过。那几年你知道我们的生意是咋做的?嘿,现在想起来真觉得蛮有点意思。那其实不叫做生意,是认门哪!因为我们是小厂,没人认识我们,更不认我们的货,所以每次只能去认人家的门。但就是这几年,我们认门认出了门道。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太有潜力了,那就是我们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那儿的特点便是代表了中国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产销售适合这些地方的对路产品,也正是摸准了中国市场的门道。1996年,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我们哥俩决定像模像样地办个衬衫大企业,于是一投资便出手3000多万元。当时仅买地皮一项就花了1000多万,因此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炒房地产,等到我们的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全套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开始飞转时,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们惊诧不已,说这才像做大生意嘛!”陈溪东一边领我参观他的现代化成衣流水线,一边神采飞扬地讲述他与哥哥俩人当年决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这么大摊子,开始不少人说这哥俩,抽的洋烟穿的名牌,全都是贷的款,有他们哭的日子。可仅仅3年时间,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一下占据了中国衬衫业的制高点。同时又由于‘能达利’的名牌优势,使得企业像乘了火箭一样的发展速度。如今年产值已达1个多亿,利润超千万元,光‘能达利’名牌的无形资产就值1.6亿元……”

陈氏兄弟是自己亲口告诉我有多少财产的“亿万富翁”。按照目前“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名牌效应,他陈氏哥俩就是躺着也有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钞票。只有初中文化的陈溪东听了我的话,露出了一副只有农民儿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说:“多少钱对我哥俩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们的父母亲还都住在乡下,我们还种些地,虽然他们可以从儿子这儿拿走用不完的钱,但他们依旧愿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俩则有另一种人生追求。我们更多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让中国的男士们都能穿上我们的‘能达利’,有朝一日也要让老外们都穿一穿中国的‘能达利’而不是‘皮尔·卡丹’。”

我完全相信陈溪东的话,因为义乌人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称雄一方的时间更短,仅五六年。“皮尔·卡丹”老了,而陈氏兄弟才三四十岁,你认为谁赢呢?当然是我们的义乌人,我们的“能达利”!在走出厂区时,陈溪东特别邀我到他工厂前的公园坐一坐。我举目四眺,在观赏花团锦簇、小桥流水、青岭飞鹤之后,不免有些自卑起来:什么时候我在京城的家门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该是何种人生?

“光这儿的地皮我们就花了500万元。但为了让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公园里享享福,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件事……”陈溪东的话,让我感到大陈农民的胸膛里有股岩浆般的滚烫!(从报纸上获悉:陈氏兄弟现在更了不得。他们不仅在新加坡有了“中国时装”上市公司,最近还投资两亿元参与筹建“钱塘航天有限公司”,成为民营航空公司老板。)

我以为不接触孙荣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义乌市场的起源与变化的深刻性,也当然就说不上真正了解义乌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义乌市郊的一个山头上。从义乌繁华的市区来到孙荣福的“领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篱笆还在,那菜地还在,那足前脚后的鸡鸭狗猫更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欢实着……孙荣福的“领地”是整个山头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总共有100多亩面积。这儿有他一新一旧的两个家址。旧的是典型的江浙农舍,新的则是我所见到的个人住宅中最豪华和气派的一栋西洋式楼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级领导或者高级别墅也远不如孙府新宅。孙荣福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孙荣福让我领略更多的是义乌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质。

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唯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建的。这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入,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营且骨头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那些众多的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入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两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10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10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

孙荣福家共5口人,除他与老伴俩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5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董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1票是赞成的,他们4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城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4个卫星镇的介入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心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联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不假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义乌决策者那充满时代色彩和无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变了我原先想进入世外桃源式的农民庄园,不得不回首折身,领先进入义乌领导者为我展示的他们的那个未来世界。而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1997年的那个冬季。在那个冬季里,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美国东部的几座重要城市,那里有记录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因此到了美国本土民族与英国茶商浴血抗斗的波士顿,也因此到了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的费城,后来是在白宫前的独立广场上我走进了林肯纪念堂,最后才久留于纽约。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努力寻觅着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使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民族,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猛?靠的东西很多,有外在的,更有内在的。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段美利坚的强国历程,都总是有一位用中国人说的话叫做“明君”。我们熟悉华盛顿,熟悉林肯,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是谁缔造了纽约的曼哈顿岛。当我站在“帝国大厦”俯视森林一般的楼宇和楼宇之间那涌动的车流人流,我唯一特别想知道的是谁缔造了这个世界之最的商都?我当然知道商业的力量可以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当然也知道市场可以营造繁华氛围,然而我想寻求那个缔造了这座世界商都的领导者与开拓者,但我没能做到。可这并不意味着锁断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建设与历史进程难道不是因为一朝“明君”一朝繁荣吗?

义乌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相应获得了这种可能。改革开放20年,义乌市场18年,从谢高华那一任算起,义乌的领导已经换过数任,百姓们心里清楚,哪个时期发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拥戴的好领路人。今天义乌在跨世纪的重要时期,又恰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向誉满神州的现代化中等城市迈进的阶段,今天的义乌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们今天的领路人。

显而易见,像义乌这样一个社会实力和人民生活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地区,如何顺时应势,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摆在现任班子面前最重要的课题。在挑战面前,班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们高擎“再创业、再发展、再提高”的旗帜,没有一天放松过肩上的责任。

市委书记赵金勇很清楚这一点,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县太爷’,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母鸡’。只有把这个主体力量充分地动员起来,把这只‘母鸡’喂饱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进而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现在有时我们一说工作成绩,就总是先在某某领导、某某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亲切关怀下’,最后才说到是‘在广大群众努力下’,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人民创造历史和财富才是第一位的。义乌有今天,难道不是这个理吗?领导的作用当然很重要,可领导的作用只有顺应民心时它才发挥真正动力。什么是民心?对一个地区而言,根本的就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起来,让社会朝前走,这是体现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实现它,决策者和领导者就必须把工作的着眼点和心思放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上,锐意创新,又能善于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营造出一个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面。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级领导班子的同志都要把关心和解决老百姓的事放在头一位来开展工作。拿我们义乌来说,就是我们的市场越办越兴旺,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多了以后还能生活得有质量、有情趣。这就是我们现任市级班子为什么把精力都重点放在要把义乌建成现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为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为城里人这是最高的一种理想追求,而我们因此不断强化加速城市和集镇建设,为的就是满足老百姓的这种追求。同时城市发展了,我们又不能放弃农业生产,那么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此。啥叫当干部?当干部就是干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或者是心里想却又不能如愿的事。我常对下面的人说,我就是要你们拼命地工作、干活,为啥?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给耽误了……”

(义乌市的领导从赵金勇书记之后已换了几任,现在的市委书记是楼国华。楼书记在义乌已工作数年,他的执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义乌近几年更飞速的跨越式发展。)

义乌的百姓告诉我,别看他们的市场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在全国闻名,可义乌作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市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得归功于现任班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工作的大手笔。曾几何时,这个本来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一下成了拥有二三十万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几万流动人口的城市。然而尽管许多百姓的户口完成了“农转非”程序,但思想、意识和行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当这种非城市化的意识和行为,集中在一个公共区域表露出来时,它给予我们的城市形象是绝对的丑陋。义乌市在一个时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说是“水不清、路不平、灯不明”,污水横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树起来,把市民的素质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阔斧地作出了加强城市建设的几大工程,而且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并不理解,认为是决策者“拿百姓的钱为自己出风头”。

“其实我们是用心良苦啊!我们这些市级领导中,大半也都是农民出身,当我们接待外面的客人上义乌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对我们说什么呀,他们冲着我们说:义乌人靠小商品市场是赚了钱,赚了大钱,但看看义乌街头脏兮兮乱哄哄的样,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们骨子里是成不了器的农民嘛!听了这些话,我们脸红呀!难道我们义乌人就只会赚钱只会办市场,而不会把自己收拾成标标准准的城里人吗?”市府的一位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情绪激昂地走动,一边如此对我说道,“不信我们农民就只能永远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我们更不信义乌人除了赚钱就不会建设自己的城市。于是我们发誓要把义乌的城市建设搞好,一方面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宽马路、规划新区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质上。可农民身上确实有些习惯与传统并不好,你去帮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欢迎。这时候你推行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坚决、果断,甚至敢冒落骂名的风险……”

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没有给我讲述他们是怎样抓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骂名的事,但义乌的百姓却给我讲了。前年,市府针对义乌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就大抓了街头“三禁”:禁喇叭、禁烟炮、禁养家禽,那阵势百姓记忆犹新。先说禁喇叭。自打义乌小商品市场办起后,义乌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大街上“车水马龙、喇叭声声”,而且曾经有领导在大会上把这种现象归为义乌市场繁荣的象征。现在市里要抓禁喇叭声,这对已经无拘无束按了十几年喇叭的车手们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锢运动”,一句话,哪儿也不习惯。

“不习惯也得改!”市领导铁了心要做这件事,“市交管部门要专门设一个箱子,用来装违章的驾驶证,这个箱子要上3把锁,交警部门1把,城管部门1把,市府1把。有话在先:谁也别想对违章的人开后门,谁也别想讲情。谁讲情,谁开后门,就撤谁的职!”那些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带着能出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交警人员、城管人员,浩浩荡荡地走上大街。他们见一个按喇叭的就扣一个司机的驾驶证。百姓们讲述当时的情形时形象地说:“那段时间里,大伙对违章按喇叭者就像见过街老鼠。那劲头……哈哈哈!”

这一招可以称绝,连义乌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竟然能把像按喇叭这样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后的禁烟炮、禁养家禽等也都大获成功。“三禁”一治,义乌市面上似乎一下换了个样,百姓回头一瞅,发自心底的一种意想不到,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变成文明的城里人哪!

本来嘛!决策者们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这仅仅是“初级阶段”,在义乌市领导的一班人心目中,他们勾画的现代化义乌市,应该是个“农工商贸市”齐发展的中国式新都会。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建设好城市的同时,还要建设好农民的美丽家园和不断扩张“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济外延。这就是我下面所要描述的义乌最令人激动的内外两幅日新月异发生着裂变的锦绣——

让我回到距市区一公里外的那个“福田庄园”吧。

中国真的有农庄吗?中国的农庄是个什么样?像当年的地主(我们今天50岁以下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地主的家业是什么样)?还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外国富豪们所拥有的那种庄园?总之,庄园这个熟悉的名词,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模糊的。前年的北美之行,我确实到过加拿大人的私人庄园。那些庄园基本是农庄式的,主人拥有很多地,一望无边。然后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盖一个不太大的住宅。那住宅不像中国人那种四周有严实的围墙,或是一栋楼,或是几排加工厂。因为农庄主一般都要把生产的粮食或果品加工成半成品、成品。但我问过当地的农庄主现在有没有真正的那种西方电影里看到的富豪们所拥有的典雅庄园,他们告诉我已经很少有了,整个加拿大都不多。原因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有钱的富豪们已经都搬到大都市去了,乡下的那种田园式生活,对新一代富豪们已经失去了诱惑力。西方的庄园不再叫人留连忘返。那么我们中国的庄园是什么样呢?

跨进义乌的“福田庄园”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中国的庄园是这样!你一定想象不到,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庄园。有一泓无边、碧波荡漾的水面;有人工湖畔架起的最现代化的水上乐园以及清澈见底的海浪游泳场;有曲径通幽、风情万种的垂钓塘泊与无法尽收眼底的种植、养殖园圃……然而我最钟情的是那十几栋别致优雅、错落有致的小木屋,以及小木屋四周郁郁葱葱的绿林和一条条找不到同一形状的弯弯小路。啊,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庄园,中国的农民庄园!

主人楼瑛财问我这个京城里来的人对他的庄园作何评价。我竟一时答不上来。“真的,这里太美,太气派了!”我似乎一下意识到自己目光的局限和想象的贫乏。客观地讲,在义乌,我曾被入进难出的浩大市场而震动过,也为飞速崛起的小城感叹过,但我坚持认为义乌农民们建起的无数像“福田庄园”一样的农庄,是所有让我心潮澎湃中最热血沸腾的地方!

楼瑛财的福田庄园始建于1996年,总面积达35.5公顷,其中陆地21.2公顷,水面14.3公顷。总投资为一亿三千多万元。它的最大开发潜力是观光、休闲、旅游和附加值特高的商品农业,以及水面产业三大块。庄园的整体设计充满现代化色彩和乡村特色,是主人请了当代中国最有设计实力的中科院、浙江省农科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航天部、中船总公司等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共同完成的。楼瑛财说,整个庄园的投资全是他家庭的股份,预计在8年左右收回全部投资。

“有把握吗?”

“应该有。”楼瑛财对我的问话回答得很肯定。他说1995年政府号召开发荒山,他是第一批从小商品市场上撤出来搞农业开发和建设农庄的人。我问为什么敢冒过亿元的险,投资去搞农业开发,楼瑛财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

“我是农民呀,我们不种好地还有谁来建设农村呢?”楼瑛财动了真情,“我从小因为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便回家种地。那时有门路的人跳出农门死也不想种地,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能不被别人歧视,再苦再累的农活干一辈子觉得是一种幸福。可那时种地能得到什么呢?干一天10个工分,合3毛来钱!咋个活法?我全家8口人,老的老,少的少,全靠我和孩子妈俩人支撑着。那时我们生产队地少人多,又都是丘陵,大部分是荒地。为了养活全家,我几次想在荒丘上开块地种点农作物。可别人看到后就批你,踩你,把你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而又是批来又是斗。无奈,我也出去当拨浪鼓手,去外地‘鸡毛换糖’,挑了8年货郎担,最远跑到湖南。1978年开始做些小生意,把上海市场上的卫生纸、彩色小纽扣,贩到江西、湖南山区等。那时我到上海商店买女人用的10个小镜子,商店的服务员瞪大眼睛就是不卖你。我只好让买菜的老太太帮着去买,多出几毛钱给老太太作为报酬。1980年我被评为‘万元户’,乡里送来‘万元户’牌匾时我怕得要命,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处在对什么都拿不准的年代。就在我当‘万元户’的当口,有一次我到宁波进了一批塑料气球,上义乌马路市场批销,结果碰上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瞪着眼睛来查我。从那起我又不敢做生意了,回家想种地又没地,我们整个义乌人多地少,我所在的村更是这样。饭总要吃吧?于是只好又去做手艺。一直到1984年以后,政策明朗了,我才又开始重新经商,接着是办厂,搞畜毛产品加工等,生意越做越大了。我有3个儿子1个女儿,那时孩子们大了,他们便一起与我做生意。我俩儿子脑子灵,他们敢作敢为,利用广州和义乌两地优势,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当然钱也赚了不少。赚了大钱到底还干什么呢?我对儿子说,我们家祖辈是农民,过去连饭都吃不上,现在有钱了,搞其他投资自然可能赚钱更多些,但在外面赚得再多,如果不把家乡建设好,就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土地。儿子很懂事,听我这番话后,钱赚得最多的大儿子说,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儿子一定要让家乡这块土地成为流金的地方。正好这时政府号召我们开发农业资源优势,于是我们全家一商议,决定买下现在已经建成农庄的这块30多公顷的土地……”楼瑛财抬腿用力踩一踩脚下的沃土,说,“这儿以前可是一片只长草不长粮的荒丘呀!但我们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它变了样。”

我看到楼瑛财深情地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嫩绿的禾苗,眼圈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我常常做梦都在想,这眼前辽阔的一大片土地是不是我楼瑛财楼家的呀?有时我独自在办公室时常偷偷拿出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左看右看,看个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想到党的政策会这么好,让一个过去追求了几十年想有块地种着养活全家的‘土地迷’终究圆了自己的梦,而且是超乎想象的梦。你说我们当农民的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楼瑛财的话强烈地感染了我,这使我又能从另一个方面感受到义乌市的决策者在领导他们的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时,为什么能以比别人快出几倍的速度在前进,归结点便是他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从百姓的最终利益着想。

“听说你的儿子到美国去学习了?”

“是。因为这个庄园是他投资的,他是老板,我是给他打工的呀!”老楼说话很幽默。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在为“福田庄园”董事长的大儿子打工。

有意思。我问:“你儿子一个月给你老爷子多少钱?”

“1500元。”

“有奖金吗?”

“这得看年度效益。”

“情愿给儿子干吗?为什么自己不继续做生意了?”

“年岁大了,就再没有年轻人闯劲儿足。再说儿子这一大摊子得有人给他盯着不是?”

“你儿子到美国学什么?”

“学农业综合开发。”

“听说光学费一个月就要4000美元?”

“是。”

“花这么高代价值得吗?”

“当然。我们搞庄园是为了实践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开发,这就得应用先进科技和管理体系,你看,我这么大年岁还在学习操作计算机模拟。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庄园,可不是过去的‘地主老财’那一套呀!”楼瑛财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在那开怀爽朗的笑声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对自己的选择和未来所充满的自豪感。听陪同我的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在义乌像楼瑛财家这样的大农庄已有几十个,他们或从事农副产品开发种植,或从事禽牧业养殖与加工业,或从事连片的水面资源开发,或承包整个荒丘秃岭进行花林果树的商品化耕作开发……而正是一大批像楼氏家人那样敢于花大钱并根据当地实际,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走向规划设计出的一个个大手笔蓝图,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概念,在义乌这块已经勃发热火朝天的商品经济土地上,又有了一个更为宽泛、更为广阔的搏杀与竞争的大战场。这就是赵金勇、周启水等一班人,刻意要将一个具有更强实力、全面拓展的义乌带进新世纪的两大战略措施之一。

here are you from?(你是哪里人?)

I'm from Yiwu,a.(我来自中国义乌。)

I'm a business man.(我是一位商人。)

I'm a business woman.(我是一位女商人。)

那天我们从“福田庄园”回到城里,已是繁星闪烁、霓虹灯四射的夜晚了。在一个已经收摊的门市部前,两位女商家在用英语对话。一问才知道,她们正准备随团到南非做生意。

“你们过去是农民吗?”

“是。8年前我还在家里种地呢!”其中一位灵巧的姑娘抢过话头对我说。

“义乌市场的生意这么红火,为什么还要到外面甚至是国外去做呢?”

“为什么不呢?市场是没有界限的,我们义乌人生意做得好,就是从来不把自己划死在一个固定的地域,只要那儿有钱赚,有生意做,就是我们义乌人要去的地方。”

这是义乌人的又一个特色意识!

我早听说中国的生意人中,浙江人是最吃苦耐劳和最能生根结果的。打改革开放后,早期的外出做工赚钱的要算安徽的小保姆和浙江的修鞋匠,后来便是四川的打工仔。在这三股人潮中,浙江人最精,他们不仅仅是以出卖劳力挣个饭钱,而且靠自己的手艺与才智赚钱。在浙江人中,温州人是以自己制作产品而著称,义乌人则把商品交易做到每一个角落而见长。拿温州人与义乌人相比较,前者更多是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用制作出精良多样的产品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后者的义乌人当然也有很多自己独立制作的产品而称雄市场,但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市场直接进入商品交易的流通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整个商品市场中最活跃最快捷又能产生最大利润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义乌人之所以在连温州那样的地理优势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能称雄浙中乃至大中华的由来。

在80年代最初时,也就是在义乌市场刚刚开始形成阶段,义乌便有人用塑料袋和双肩扛着,远涉千山万水,不顾生命危险,奔至西藏拉萨做生意。若干年后,在世界屋脊有了第一个小商品市场,而这种被西方经济学家称奇的“现代文明与原始地理相融合的奇迹”,着实让中国以外的人们瞪大眼睛惊叹了好一阵。这件事其实仅是一个义乌农民促成的,而像这样的叫“老外们”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惊诧的事,在义乌人眼里实在太寻常不过。义乌的主人告诉我,凡有人群和可能形成市场的地方,我们义乌人就必去插足。

为什么?

很简单。做生意,追求的是有没有市场。义乌人的前辈在缺乏交通工具时,他们的“鸡毛换糖”能走出百里千里之外的跨省地域,而今天我们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多种多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义乌人便把双足插遍可能形成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余汉平。

余汉平是谁?余汉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义乌农民,可余汉平又是现在中国西部最有影响的巨商。说他是义乌的一个普普通通农民,是因为现年43岁的余汉平式的人物在义乌很多,就是像他这个年龄成了“亿万富翁”以及他成功的经历,也与义乌富商们大体相近。说他是西部最有影响的巨商,是因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他那样勇敢而有效地开辟出了一条将东部的现代化小商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大西北的“新丝绸之路”,以及他极其成功创办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兰州义乌商贸城”。

1997年10月28日,这一日子对兰州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但这一天由于一个义乌人在这儿投资了一个亿的钱办了一个日后影响兰州人生活,甚至影响整个西北人生活的大市场,使这一天因而变得有些特殊。这个名叫“兰州义乌商贸城”的大市场自然就是余汉平的。

义乌人为什么要到大西北另辟商市,这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者们大智大勇的战略决策。从赵金勇书记和周启水市长的口中,我不止一次听他们这样盘算他们的大略:义乌要成为中国式的“曼哈顿”,第一步就要自己有个永不沉落的有形市场——已建了近20年的大市场;第二步就是把整个义乌的每一寸土地变成市场经济的基地和直接的出产品、搞交易和从事流通的全方位市场;第三步就是以义乌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城”和义乌全市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企业与家庭都当做大后方,然后利用义乌人的经商经验与精神,在各地建立义乌市场的无数只“巡洋舰”与无数只“航空母舰”。

余汉平是完全由自己航行出去的一只“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

余汉平选择西北市场,就像义乌人选择建立小商品市场一样聪明。义乌的小商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是满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物品,所以它一直欣欣向荣。因为12亿中国人的内需市场就是一个让全世界所有客商感到眼红的肥肉,而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中,辽阔的大西北便是中国内需市场中最具潜力的市场。义乌人运用了邓小平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小商品市场并繁荣和富裕了人民,余汉平则运用了义乌经商办小商品市场的经验,成功地在大西北再度实践了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

“西北是什么?西北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西北的希望在哪里?西北的希望在开发,开发的先导在流通。”余汉平干的就是流通。他把自己的资金重重地投到了西北,就是因为大西北是块商品经济刚刚苏醒的处女地,它有太多的诱惑和太多的梦可做,当然也有太多的钱可赚。到达一定境界的巨商们对赚多少钱有时已经显得并不太看重了,看重的是自己的决策对头与否以及自己的行为对民族发展有没有利了。

听听兰州人对义乌人来办市场是怎么说的。

兰州人说,我们这儿几十年来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虽然改革开放也有20年了,但由于我们地处大西北,没有多少财力和物力像沿海地区发展那样快,单纯靠国家有限的投入已经不是快捷向现代化进军的唯一出路了。而浙江义乌人到兰州办商城,一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资金投入很大的建设项目,建在了我们的土地上,又直接把沿海的商品带入了我们大西北,并以最适合大西北百姓经济承受力的价格进入千家万户。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西北人带来了东部人的开拓精神与市场经济意识,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它给予我们的要远比商场本身的意义大得多。

余汉平的这艘“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已经成功地停泊在西北重镇兰州,连续几年创下了甘肃省和西北地区室内市场销售额第一的纪录,成为兰州人必去和引以自豪的一个大市场。而余汉平办这座商城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老家的义乌市场本身,也带来好处多多。首先是一批义乌商贩把赚钱的机会延伸到了大西北,并且钱要比在义乌当地赚得还多;其次是义乌作为中国小商品城的中心市场,它的货源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输放。现在,余汉平的“西北号”航空母舰不仅开到了兰州,今年,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又将在青海省会西宁市再出现一所投资7000多万元的“西北号”子舰。然而这对余汉平来说仅仅是开始,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十分醒目的蓝图,那上面是他公司发展和准备要占领的市场的示意图,另有一句豪言:立足兰州,辐射西北,服务大众——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余汉平现在商城不仅办到了中国西部数个省城,而且办到了韩国的首尔。他在那里办的商城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为当地最气派的中国商品城。3亿多资产,5000多员工,这就是今天的余汉平。)

其实在每一个义乌人心头都有像余汉平那样一幅幅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奋斗蓝图,那就是尽力地占领可以占领的一切市场,为自己创造财富,为他人谋取幸福,为社会作出贡献。

义乌现有人口65万,除去老人和儿童,那么将有近40万人,而这40万人中间,再除去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剩下的30多万人中,将有60%以上的人在从商,而这部分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在非义乌本土的外地市场上从事经商。主人告诉我,目前全国联托运的人中有70%是义乌人,据说广东、海南等地的公路段运输承包者中几乎全是他们义乌人——公路段运输承包是件风险很大的生意,但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所以都给义乌人去干了;义乌还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个人承包火车运输的主呢!此人叫贾建军,30多岁,魄力大,为了承包从义乌到东三省的火车行包专列,一下拿出500万元交给铁道部作押金!了得吧!这样的事只有义乌人敢干!

啊,义乌人的生意火,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把生意做得红火了近20年,在他国异乡,他们又把生意红遍了神州大地与海外市场。

那天从“福田庄园”回城,宣传部的同志让我一定要见见一位“三闯南非”的义乌大亨。这位名叫赵贤文的大亨,就是义乌市第一个星级宾馆——“华丰宾馆”的老板,同时又是华丰机电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在义乌“华丰”名声可不小,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它是义乌新城第一家三星级宾馆,而且还有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留下的墨宝呢!

朱总理到下面视察的作风是众人所知的,他常爱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和单位,从他口中得到表扬的并不多——尽管他心头记着。1995年5月某日,朱镕基总理到义乌视察,中途要在“华丰宾馆”下榻。这可惊喜坏了赵贤文,但惊喜之余赵贤文更有几分担心,因为他老赵也早已耳闻朱总理的脾气,弄不好准挨批评。

中午时分,朱镕基总理来到“华丰”用完餐后,环顾了一下餐厅,说:“这宾馆不错嘛!”在步入走廊时,他用手敲了敲装饰柱,问赵贤文:“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赵贤文忙上前回答:“是石膏制作的。”

朱镕基很高兴地说:“不错,管理得这么好,我还以为是大理石呢!哎,你这个老板造这宾馆花了多少钱呀?”

“3000万元。”

“哪儿来的钱?”

“是我的一个福利企业——义乌发电设备厂投资的。这个宾馆是全国民政系统第一高楼。”赵贤文带着几分自豪地汇报道。

朱镕基同志一听便哈哈笑起来:“我明白了,你们是用了免税的钱盖的楼。”又问,“你的企业残疾人有多少?”

“占企业人员的56%。”

“生产什么产品?”

“发电设备——柴油发电机组。”

“质量怎么样?”

“曾获得省优质产品、亚太国际博览会银奖,出口50多个国家。这次广交会上成交1000多万元。”

朱镕基同志大为惊喜:“啊,看来这产品是赚钱,你真是又赚钱又免税,又给社会办了好事。行,你能干!”朱镕基同志拍了拍赵贤文的肩膀,十分高兴。于是就有了后来他特意为“华丰宾馆”留下的墨宝。

赵贤文确实不简单,他是义乌经商精英中的精英。他钱比别人赚得多,但吃的苦也同样比别人多得多。老赵已经快60岁的人了,但谈起往事仍像小伙子那样激动。他说他也是农民出身,后来进了厂,可那时大家都在吃“大锅饭”。他想挑头做点事,让企业活起来,却反而落了不是,直到被免职。那年他和妻子俩人靠2000元起家做生意,第一笔生意就赔了个精光,妻子恨不得跟他拼命,可老赵一边帮妻子擦干眼泪,一边又重新开始在商海中学着摔打。几年下来,他有了些积累,便办了一个福利厂,组装发电机。生意就那么越做越大……但是老赵不满足,他觉得义乌人要把市场办好,除了占领国内市场外,还应当走出去。于是前年开始他就只身到国外转了一大圈,他在领略世界经济市场的先进水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可以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开拓的非洲大市场。这就是他日后“三闯非洲”的前奏曲。

“你看,这就是我要在南非建的‘中华门’商业中心。”赵贤文指着办公室一侧的那面大墙上的一幅蓝图,介绍说:“它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占地9公顷,耗资1200万美元,其规模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国外建设的最大商业城。”

“它主要经营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经营。”赵说,“当然首先是适合非洲人民需要的东西,而非洲是稍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地区,目前我们国内市场上拥有的大量商品,正是非洲兄弟特别喜欢的商品,所以我做这件事会很有钱赚,可更重要的是我看好中国商品在整个非洲的市场……”

“‘中华门’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老赵颇为得意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想做成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义乌人办市场能不能‘敢为天下先’的一次大胆实践。因为这个市场一旦成功,它将给我们义乌乃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深远影响,所以我给它起名为‘中华门’。”

一个响亮而含义深刻的名字,它既包含义乌人追求市场最高境界的那种胸怀大志的气魄,同时也象征着12亿中国人的民族骨气。

老赵说,他的南非“中华门”已经投入商业运营,然而一些出境劳务手续令他十分头疼。但他坚信“中华门”就像其名字一样,一定会在非洲大地上响彻四方……(67岁的赵贤文现在已在尼日利亚做发电机生意,因为尼日利亚盛产石油,开采石油需要发电机,老赵的生意因此像井喷的石油,滚滚不息,气势如虹……)

我相信。因为义乌人那种特有的“敢做天下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他们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道路,在强市富民的伟大实践中,留给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史的神来之笔和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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