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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大师》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一章 戈尔登女孩

<small>“停泊车辆的后座上时常会上演这样的一幕： 一男一女，干柴烈火，匆忙地想要完事，却受空间所限，难以施展身手。”</small>

夜幕垂降，马路上只剩两束微光。一辆普利茅斯汽车耀眼的前灯撕开了密苏里州乡村无情的黑暗，打亮了前行的路。汽车载着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Mary Virginia Eshelman)和她的高中男友戈登·加勒特，朝着160号公路轰鸣而去。一望无尽的沥青马路伸向远方，没有路灯的指引，唯有星星和月亮照亮着夜空。

为了这次和玛丽·弗吉尼亚的约会，戈登从家里借了一辆崭新的汽车——1941年产的绿色普利茅斯，闪亮的镀铬进气格栅、突起的引擎盖、充满肌肉感的挡泥板，还有一个宽敞的后座空间。他们驾着车穿过牧场里一排排的民宅和田地，前往和朋友约好晚上碰面的皇宫剧院。这是镇上唯一的一家剧院，那儿放映的好莱坞音乐剧让他们一摆戈尔登城的乏味，新闻片则让他们大开眼界——原来在这只有800人口的小镇之外还有那样一个大千世界。同样与欧扎克斯山脉相邻的戈尔登城和圣路易斯，无论是路程远近还是福音传播，前者似乎都离俄克拉何马乡村更近一些。

回家之前，戈登将普利茅斯停到路边，关掉了车灯。轮胎碾压路石所发出的刺耳声响顿时戛然而止，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将车停在一个本不该停车的幽暗角落后，两人依偎在了一起。

戈登解开身旁的她的衬衣，松开她的裙子，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她没有躲闪，更没反抗，只是惊奇地注视着他。在这之前，玛丽·弗吉尼亚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这样直眼看着一个男人的阴茎，之后回想起来，才恍然明白，那正是儿时母亲给弟弟换尿布时自己所看见的东西。那天晚上，刚过完15岁生日的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也就是后来世人熟知的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约翰逊——初尝了禁果的滋味。后来的她坦言道：“当时的我云里雾里，根本不知所以。”正是这个女人和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医生标志性的合作，使得两人的名字后来在美国几乎成为了性与爱的代名词。

对于中西部清教徒家庭出生的玛丽来说，性爱从来就是一种原罪，是二战前那些浪漫爱情电影中永远不会被提及的部分。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性爱对于玛丽来说，只不过是劳烦家务的一部分，它只能出现在婚姻和家庭的界限之内。数年之后当她提及戈登·加勒特时，只是隐晦地把他称作“红发男孩”。正如对自己生命中所有不愉快的往事以及那些失恋的记忆一概避而不谈一样，她也从未透露过这个男孩的真实身份。几十年后，她自己坦言：“我从未嫁过一个让自己真正上心的男人。”然而，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戈登·加勒特，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忘却在戈尔登城郊外两个少年失去童贞的那个夜晚。

汽车停在路边，昏暗中，两个年轻人在前排一番拥抱亲吻之后，一同钻进了后排座椅，随后传来的粗大喘息雾蒙了车窗的玻璃。对于当时的戈尔登城还是新鲜事物的汽车，此时此刻，成了这两个年轻人私密的独处空间。戈登拉上手刹，确保自己留神他处之时车子不会溜坡而下。

整个中学，玛丽·弗吉尼亚和戈登一起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成长记忆。6英尺来高、身强体壮的戈登足以加入校足球队，然而，这个人高马大的男孩却能敏感地察觉到玛丽·弗吉尼亚对于音乐的那份热爱。到三年级时，他们已经成为了关系稳定的一对情侣，两人如影随形，在大伙眼里，戈登就是她的情郎。

连跳两级的玛丽·弗吉尼亚意识到自己比起戈尔登中学的同学来说年轻不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已经17岁的红发男孩加勒特。为了融入大伙，她总是盘起自己浅棕色的头发，露出那双灰蓝色的眼眸，娴静地微微抿着嘴唇。平日里，她的脸上永远是蒙娜丽莎般神秘的微笑，时常又会突然绽放出动人的笑容。和埃谢尔曼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高耸的颧骨勾勒出她独特的面部线条，亭亭玉立的她，双肩总是那样的优雅。玛丽·弗吉尼亚苗条的身材上如若再有一对玉乳，那她完全就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尽管如此，有些男孩对她的评论依旧尖酸刻薄。比玛丽小几岁，住在隔壁农场的菲尔·洛拉就说：“她个子很高，瘦瘦长长的，是个平胸的女人。她顶多是个相貌平平的普通女孩而已。”但在戈尔登城，绝大多数的少年还是对时尚有型的玛丽·弗吉尼亚爱慕有加、趋之若鹜。在小镇上，她的谈吐举止、衣装打扮，都宛如一位年轻的女士，连同班朋友们都难以准确猜出她的真实年龄。然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属她那独特的嗓音，那富有魅力、细致入微的声线让她后来成为了一名歌手。戈登的姐姐伊莎贝尔说，与当时30年代尘暴区的其他农场小孩不同，玛丽·弗吉尼亚的穿着总是一丝不苟，从来也没见过她衣衫不整的时候。她弟弟的女朋友“总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宛若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

开上父亲全新的普利茅斯汽车看来是个正确且明智的选择，这已是戈登为自己的草原公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皇家马车了。与大萧条时期的其他青年不同，玛丽·弗吉尼亚对于自己的未来总是充满了自信，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母亲埃德娜·埃谢尔曼也是如此的缘故。“我想戈登当时非常喜欢她，”戈登的另一位姐姐卡洛琳回忆说，“玛丽·弗吉尼亚和她的母亲一样，信奉着‘最好的不一定就好’的道理。”加勒特的姐姐们都觉得玛丽·弗吉尼亚是个好女孩，是那种可以让加勒特这样的男孩骄傲地带着一起去参加毕业舞会的女孩，也许将来两人还可能终成眷属、结为夫妻。所以，她们盘算着，她绝对不是那种会和戈登一起在自家车子后座上如此嬉闹的人。

早在少年时期，玛丽·弗吉尼亚就已深谙美国年轻女性摩登生活中的那些口是心非。她知道该如何恰当的言辞，如何注意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道德卫士的伪善以及生命中决定女性命运的基要精神也十分了解。当然，她绝对不会舍弃自己的独立。不论自己的母亲或者其他人怎么说，她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拥抱自己的生活。尽管在学校和家中都扮演着“乖乖女”的角色，但她内心十分明白，自己并非真的如此。正如她自己解释的，“表面上，我一直像母亲那样是个乖小姐，但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做那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是从不让别人知道而已。”

失去童贞的那个夜晚，玛丽·弗吉尼亚并没感到一丝的强迫、肮脏或者亵渎。两个人在几分钟之内就完了事。尽管懵懂，性却让她体会到一种特别的美妙。当时她的脑海里还没有那些关于高潮、能力、和谐的概念——这些是她与马斯特斯一起倾尽一生所研究的内容。那天晚上她把一切都交给戈登来处理，她相信自己的男朋友知道该怎么做。多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一次很可能也是戈登的第一次。

“我当时只是顺其自然，一切都很自在。两个人当时都很渴望，也很愉悦，”她谈及那次后座经历时说道，“如果让我母亲知道，她非得气死不可。”

玛丽·弗吉尼亚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甚至连小时候父母移居戈尔登城也是个偶然。1925年2月11日玛丽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赫谢尔·哈里·埃谢尔曼——大家都叫他哈里——和他的妻子埃德娜，当时还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哈里的父母是生活在克里斯蒂安县的摩门教徒，但两人都并不十分信仰宗教。哈里的祖辈都是的后裔，美国独立战争正是由他们发动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里·埃谢尔曼是第五炮兵团第一炮兵连的一名中士，法国战场上的经历让他明白，鲜血、生命和上帝才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的弟弟汤姆就是在同一个战场上受的伤，幸运的是他最后存活了下来。战争结束之后，29岁的埃谢尔曼回到了密苏里州西南部，和独立战争之后的哈里·杜鲁门(ruman)一样，他一心只想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埃德娜·埃文斯从此一起过上平凡而简单的生活。哈里和埃德娜的相识全靠他的妹妹。当时年仅20岁的埃德娜在一所社区学校教书，哈里的妹妹正巧是她班上的一个学生。然而结婚之后不久，年轻的埃谢尔曼太太就直截了当地表示，她绝不愿意和哈里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小日子。长大后的弗吉尼亚说：“母亲当时很想结婚，而且早就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嫁的人是哈里。”

尽管和其他农场男人一样，哈里会很多手艺活，但他却没什么野心。能够拥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并且有一个让自己疼爱的女儿，这个瘦长的男人似乎早已心满意足了。照片上的哈里有着一张长长的脸和高耸的颧骨，活似(the izard of Oz)里和蔼可亲的稻草人雷·博尔格。一直以来，玛丽·弗吉尼亚都高高兴兴地做着哈里的小心肝。数年之后的她骄傲地说道：“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爸爸和爸爸家的人，我彻头彻尾就是哈里的女儿。”作为父亲的哈里简直无所不能，从造房子到辅导女儿数学功课，任何问题他都能迎刃而解。作为一个退伍骑兵，熟悉马性的他经常在农场工人面前秀上几把，女儿也因着他的缘故骑上了后院里佩尔什种马宽阔的马背。“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叫嚷着，‘当心孩子！’而哈里只会笑着朝她挥挥手，然后把我抱上马背。”玛丽回忆道。在家里，哈里会教女儿如何熨烫她的百褶裙、如何用硬纸板制作一双“木头”鞋来作为参加学校音乐会的戏服。“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了的事情。”她说。

玛丽·弗吉尼亚5岁的时候，面对大萧条时期的不景气，她的父母决定离开密苏里州西南部。他们搭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想在那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在帕罗阿尔托的一所收治伤兵的公立医院，哈里找到了一份看管温室和花园的工作。“那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弗吉尼亚回忆说，“我们就住在大院里，那是个有好几幢漂亮房子的美丽大院。”在那里，弗吉尼亚就读于一所附带幼儿园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伶牙俐齿和聪明头脑让她在12岁时就已经念完了八年级的课程。

对于从密苏里州干旱平原中逃离出来的人来说，这个医院大院简直就像是个伊甸园，是一个让他们能够在大萧条的捶打中得到庇护的花园。不用再整日看着天空层层的灰色尘云，太平洋原生的雄伟以及海岸线模糊的壮丽让他们大为惊叹、久久凝望。弗吉尼亚记得，在一个节假日，父亲穿着外套、戴着草帽，把她带到了海边。她的童年记忆至今都鲜活地浮现出父亲那天拍摄的一张照片。“我穿着小泳衣，沿着海浪嬉戏，”她描述说，“略微走远的我，被翻滚的海浪一下卷走了。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小不点。”看见被海浪扑倒并卷入深水的玛丽·弗吉尼亚，当时还全副穿着的哈里·埃谢尔曼毫不迟疑地上演了一回女儿的英雄。“爸爸立马跑过来救起了我。”她回忆道。

后来，埃德娜终于还是对加利福尼亚感到了厌倦。最初提出要跟随别人移居加州的人也是她。但移居不久，她就变得愈发思乡起来。尽管丈夫在退伍军人医院找到了园丁这份不错的工作，但也没能安抚到她。埃德娜的想法让父女两人都感到很愤恼，但哈里知道争吵根本无济于事。他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拖延着妻子的愿望。“我母亲坚持想要回故乡和家人朋友团聚，”尽管她故乡的亲戚绝大多数也已经迁到了加利福尼亚。“她只是非常想回去。”弗吉尼亚解释说。于是哈里联系了自己住在克里斯蒂安县的父亲，请他帮忙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为他们找个新的农场。然而，最后他却在位于斯普林菲尔德以西50英里的某个地方为他们找了一个落脚之地。

埃谢尔曼夫妇和他们年轻的女儿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回程的汽车，回到了一个比眼下更远离密苏里州的地方。“我们终于回来了，而爷爷给我们找的地方只有戈尔登城一个。”弗吉尼亚回忆说。戈尔登城的微不足道让本就多舛的命运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那是个巴掌大的小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儿简直杳无人烟。”虽然戈尔登城一直吹嘘自己是这个国家的草原之都，但按玛丽的同龄人、后来成为小镇殡仪馆经理的洛厄尔·皮尤的说法，对于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戈尔登城是个必须逃离的地方”。对于玛丽·弗吉尼亚这样的女孩，人生只有两个选择，他说：“结婚或者离开小镇是所有当地还未结婚或尚未怀孕的女孩们唯有的两个目标。”

另一方面，埃谢尔曼一家从加利福尼亚返回密苏里州这件事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在这个家里母亲说了算，虽然玛丽·弗吉尼亚崇敬的人是父亲。父母意见上的争执是玛丽·弗吉尼亚童年生活中上演最多的一幕。母亲对于“女性”的理解是一切事情的黄金标准。玛丽·弗吉尼亚顺服地遵守着这些规矩——至少在母亲眼皮底下是这样——一旦脱离了她的视线，就立马叛逆起来。面子是埃谢尔曼家最为看重的东西。弗吉尼亚解释说：“她十分明确作为妻子和母亲应该有的样子，而且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她真心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一心想着胜过别人。”

埃德娜·埃文斯儿时的家庭比埃谢尔曼家更加虔诚，她在家中排行老二。瘦小轻盈的她留着棕色短发，魅力十足。如果说哈里看世界的目光是友善而幼稚的，那埃德娜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更多是质疑和野心。对于婚后的生活，埃德娜感到十分失望。困在戈尔登城的她，决心要把握住一切还能把握的东西，并把所有这些教训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弗吉尼亚回忆说：“每个人都溺爱我，成长的过程让我明白，成就与天赋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但人生的首要目标还是结婚成家。”埃谢尔曼夫人坚持让镇上的人用重名“玛丽·弗吉尼亚”来称呼她的女儿。弗吉尼亚说：“用重名叫我是她的意愿，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是‘朱迪·安’、‘唐娜·玛丽’这样的人名。”但不难想象的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她一到学校，就让自己在戈尔登中学的朋友直接叫她弗吉尼亚。

作为母亲，埃德娜总是追求那些更好的事物，她为自己的女儿安排了钢琴和唱歌课程，教她熟练掌握针线活以及提高厨艺。当丈夫不在家时，她甚至可以担当一个男人的角色。弗吉尼亚回忆说：“某个夏天收割庄稼的时候，娇小的母亲竟走到田地里开上了拖拉机之类的家伙。如果必须做的话，那她几乎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埃德娜所在的农场，距离那个尘土飞扬、名不副实的集镇还有5英里的路程，这让她彻底对引人注目及社交生活失去了盼望。埃谢尔曼夫人和加勒特夫人以及其他戈尔登城的女主人每月一次，轮流在各自家里举行聚会。在那儿，她们聊天八卦，享受着这种在草原上少有的女性联谊。伊莎贝尔·加勒特·史密斯说：“比起哈里，埃德娜是个更为活跃的人，她对家庭以及自我都有很大的憧憬。玛丽·弗吉尼亚是她的骄傲，埃德娜把她教育得很好。”尽管丈夫对的反应显露出他是个新政民主党的支持者，埃德娜却在共和党那儿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弗吉尼亚解释说。政治让原本异常平淡的埃谢尔曼农场生活激起了一时的浪花。没有谁能比玛丽·弗吉尼亚更了解这种农场生活的孤独了。在惬意的午后，她常常会背着母亲，躲到后院的一棵梨树下，在这个属于她的阅读室里，翻阅着《圣经》或者小说，幻想着那个她从未见过的外面的世界。“我几乎没有什么玩伴，”她回忆说，“我只是习惯性地想要解读别人，一直都很想知道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些亲戚以及其他一些大人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几乎从头到尾都缠着他们问这问那：‘请告诉我你们小时候的故事吧。’我之所以会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我想，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个独生女，一直以来都只能一个人玩。”

有个夏天，玛丽·弗吉尼亚去埃德娜的姐姐家住了一个礼拜，在那儿姨妈准许自己的外甥女在房子里随意漫游。有一天，弗吉尼亚打开一个抽屉，意外地发现了姨妈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一叠来自密苏里山麓里一所私立男子学校校长的信件。据家史记载，她的姨妈在40多岁的时候，差点就嫁给了这位校长，而玛丽·弗吉尼亚却发现了她一直未嫁的原因。“我发现的这些信件都用一根缎带捆扎着，精彩的字里行间都是让人过目难忘的激情，”她说，“后来，他让一个当地的姑娘怀孕的事情败露了，从此姨妈就再也没搭理过这个男人。她离开了他，之后也没有嫁给别人。这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类关于危险肉欲的秘密故事无疑影响了埃德娜对青春萌动的女儿的看法，促使她决定让女儿远离一切诱惑。“从没有人跟我说过月经之类的事，”弗吉尼亚说，“一切有关性的东西都被严厉禁止。没人允许谈论这个话题。”当然，在一个到处都是猪和马，以及其他热血动物的农场，要回避一场生命本质的热血演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可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在大草原林地中兜兜转转的欧扎克斯史学家们证实了农场生活的这种下流习性。比如说，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乡下人不再遵从上帝的《圣经》，开始施行起自己的异教，崇尚起野合，以此来确保庄稼的丰收。“长大之后，我才明白了那些女人对于怀孕的恐惧，知道了镇上还有妓女的事。”弗吉尼亚回忆说。据殡葬师兼小镇史记员洛厄尔·皮尤说，玛丽·弗吉尼亚那一代戈尔登城人中有3个年轻女人，后来成了堪萨斯城夜晚生意红火的妓女。

在母亲意外怀孕并生下比玛丽·弗吉尼亚小12岁的拉里之后，如何回避性这个话题变得更为棘手。虽然如此，埃德娜还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就像所有她传授给玛丽的东西一样，她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次性教育。有天晚上临睡前，母亲把还在看书的弗吉尼亚叫到自己的卧室。当玛丽走进房间的时候，埃德娜小小的脸上装满了忧虑。弗吉尼亚的母亲开始低声含糊地说起那些关于性的东西，全都是些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话语。“她告诉了我关于怀孕是怎么回事，以及人是如何怀孕的。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弗吉尼亚回忆说，“她让我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年轻的玛丽·弗吉尼亚默默地听着，但其实根本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听她说了些什么。

玛丽·弗吉尼亚到了青春发育期时，她在家里的那种孤独感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当兴趣逐渐转移到异性身上时，她发现自己的回眸一笑，或是特别的站姿，抑或是轻轻撩拨一下头发，都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住在附近的校友沃恩·尼克尔斯至今还记得他开车前往埃谢尔曼农场进行买卖的那个炎热夏天。每隔几个礼拜，他就会前来收购两三篮鸡蛋——每一篮大概有30打——以及其他一些农产品，然后前往集市进行出售。埃谢尔曼农场没什么特别的景色可以欣赏。哈里和埃德娜住在一幢年代久远的破旧的两层楼房里，周围是160英亩的小麦、玉米、燕麦、苜蓿和干草。在他们的畜棚周围，300只鸡在生蛋，几头奶牛等着人去挤奶，还有就是正在粪便中打转的猪群。然而沃恩却被玛丽·弗吉尼亚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玛丽·弗吉尼亚穿着超短裤的身影深深地印刻在沃恩的脑海中，从未褪色，“我猜想她之所以会穿那条超短裤绝对是因为她知道我要去那儿的缘故”。当然，即使弗吉尼亚真的喜欢他，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她没有说过她喜欢我。”在镇上的皇宫剧院看完电影后，沃恩和其他几个男孩与戈尔登8所中学的女生一起跳舞，玛丽·弗吉尼亚也在其中。在皇宫剧院的银幕后面，有一个名叫“绿灯笼”的小咖啡馆，在那儿他们跳着狐步舞，交融在一起。“女生们都比我们跳得好，”沃恩笑着说道，“玛丽·弗吉尼亚的确是个外向的女生。”但在中学里，没有比戈登·加勒特更在意玛丽·弗吉尼亚的男生了，他家离埃谢尔曼农场只有两英里远。“在她之前，他的确没有和谁这么要好过，”他的姐姐伊莎贝尔说道，“我印象中她是有勇气朝他大声说话的人之一。”

尽管是个正直的年轻小伙，在明令禁酒的密苏里州，外号叫作“赤炎(Red)”或“闪电(Flash)”的戈登也会和朋友一起偷偷喝上一两杯啤酒且不会被逮住。同样，在开车载着玛丽·弗吉尼亚的那个晚上，他也丝毫没有被人发觉。戈登从不像那些浮夸的男孩那样向人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他只是向她暗示了自己在她生命中的特殊地位。“他当时知道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她回忆说，“他有几次说到了这件事。作为男性，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是第一次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也许是担心自己弄疼了她，戈登在结束后温柔地问她感觉如何，觉得好不好。“他从来就不是诗人的料，”她说，“但他问我究竟感觉如何，我到底觉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怎么样才算是好，但他很体贴也很关心我的感觉。我压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玛丽·弗吉尼亚始终没有打算告诉他这是自己的初夜。她根本不需要去说，因为“他其实知道这事”。

毕业纪念册上他俩的照片被故意放在了一起。在“预言”栏，同学们开玩笑般写下的话恰是全班对他俩终成眷属的期待：

<small>芝加哥：戈登先生和戈登太太(原文如此)加勒特宣布他们的女儿考入了小鸡湾南岸上的弗吉尼亚·汤利女子贵族学校。加勒特太太就是原来的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小姐。</small>

1941年春天玛丽·弗吉尼亚毕业时，在一度缓慢而无聊的戈尔登城，战争临近的无限恐怖一下爆发开来，笼罩着她和所有的同龄人。戈登的哥哥签约加入了海岸警卫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要驻扎楠塔基特岛。戈登获得了一年的延期从而可以继续呆在加勒特农场干活。“我没有嫁给他或者没有考虑此事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不想继续住在农村，”弗吉尼亚争论道，“我想上大学，想到外面更大更广阔的世界去。”有些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埃谢尔曼家看来戈登并不够好。“她离开了戈登，”他的姐姐卡洛琳回忆说，“因为他是个农民，所以她是不会嫁给他的。她想出去，不要再做农民了。她真的很挑剔。”埃谢尔曼夫妇则决定把玛丽·弗吉尼亚送往斯普林菲尔德的杜瑞大学去学习音乐。“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唱歌，或者成为一名国际古典歌手。”她说。最后，哈里和埃德娜也离开了戈尔登城，回到了故乡斯普林菲尔德。

毕业1年之后，在“珍珠港事件”掀起的爱国热潮中，戈登决定参军。后来埃德娜从加勒特夫人那儿听说，在戈登出发的那一天，他可怜地和家人一起站在站台，等待着和其他战时志愿兵一起被送往郡府所在地拉马尔。他盼望着玛丽·弗吉尼亚会来送别。环顾四周后却只剩下失望，戈登转向自己刚学会走路的外甥女，悲叹地说道：“你一定要做我的女朋友啊，因为我再也没有女朋友了。”

玛丽母亲把这事转述给玛丽时，玛丽·弗吉尼亚早已离开戈尔登城了。“这并没有太多地困扰我。我根本不在意，”她在回忆戈登离开这件事的时候说道，“那事之后我们就很少一起出去了。我和许多人一起出去。回首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会说，‘上帝啊，我真的那么铁石心肠吗？’我根本不关心我对他所做的事。镇上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娶我，那他根本娶不到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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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二章 中心地带

<small>“别让星星占据你的眼睛。请为某天归来的我留出你的心房，你知道，你是我爱过的唯一。”</small>

<small class="right">——“别让星星占据你的眼睛”，雷德·福利(Red Foley)演唱</small>

弗吉尼亚像个士兵一样笔直地站立在那儿，深吸一口气后，动情地唱起国歌来。那是在1942年，她参加了杜瑞大学的四重唱组合，满脸笑容的她唱着和声，“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在一段花式演奏中，结束了演唱。

舞厅里的每一个人——密苏里官员、州议员、俱乐部里的政客、律师，以及其他一些职员——无不为这个站在话筒前的年轻女人热烈地鼓掌。这就是战时的杰弗逊市。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刺激，以及前往欧洲对抗纳粹的热潮影响，密苏里州首府全然淹没在一片“世界已改变，旧时光已不再”的呼声之中。自南北战争以来，曾被美利坚联邦和美利坚联盟国一分为二的杰弗逊市，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战争热情。

弗吉尼亚所参加的四重唱组合受邀出演各种户外政治聚会，有时也会在教堂里演出。弗吉尼亚回忆说：“在杰弗逊市，凡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政治活动，我都曾在那儿演唱过《星条旗》。我喜欢参加各种合唱，我的嗓音可以胜任各种角色。”有一次，他们被邀在一个正式活动上表演，密苏里州州长佛利斯特·唐奈的妻子也出席了。唐奈是个共和党人，他能从一群民主党人中获得选举胜利全靠的帮助，哈里·杜鲁门也是在该集团的帮助下才当选了美国总统。密苏里州混杂着各种党派竞争和政治派别——全然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弗吉尼亚渐渐明白，那些参加聚会或者其他政治活动的两党人士只不过是来消遣时光而已。“我认识了许多之前根本没听说过的人。”她说，“在这个小城市里，人和人之间总能找到一些交集，这是个非常排外的城市。”

在杜瑞大学——一个位于杰弗逊市郊，曾经被叫作“西南耶鲁”的地方性学校——完成了声乐课的学习之后，弗吉尼亚加入了这个四重唱组合。好几本传记都说弗吉尼亚在杜瑞上了两年学，但事实上她当时根本不是一个全日制大学生。据她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从未正式入学的音乐走读生，每个礼拜只要去学校一次就行了。”从离开家乡的那天起，她的生活就一直在杰弗逊市政府大楼周围兜兜转转。在那儿，她坚持只用“弗吉尼亚”这个名字，彻底丢弃了那个重名。作为巴顿乡共和党委员会活跃成员埃德娜·埃谢尔曼的女儿，弗吉尼亚发现自己很乐于从事秘书这份工作，这让她能够步入一个远比自家的农场更为宽阔的世界。“从16岁离开家乡起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一直一个人在外生活。”她回忆说，“我的母亲，她在乡里的讲演曾有一度变得相当具有影响力。她决定在我上大学之前让我在社会上锻炼一年。所以，我在杰弗逊市的保险部门找到了一份”后来，弗吉尼亚又进入了州议会，担任一位负责斯普林菲尔德等地区的州议员的助理。

弗吉尼亚的母亲明白，只有离开那个到处都是乡下人的可怜农场，前往杰弗逊市，女儿才能找到一个配得上她的丈夫。即便自己的梦想早已灰飞烟灭，埃德娜·埃谢尔曼也绝不会让女儿重蹈覆辙。这样看来，无论弗吉尼亚承认与否，比起父亲来说，她更像自己的母亲。尽管弗吉尼亚对于母亲的强权与干涉有着诸多怨恨，但很快也就适应了眼前复杂的环境。年近20岁的她，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都已然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她不仅与达官贵人结交朋友，同时也会和那些秘书以及普通公务员来往。“每当想回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我就会随意地叫个人，然后搭车回去，”她说，“我和那个来自斯普林菲尔德的议员回去过好几次。”

有一次，在杰弗逊市一个政治活动上演唱国歌的时候，弗吉尼亚结识了密苏里州的首席长官。这位政客，被选为州最高权力人的这个人，是个鳏夫，带着一个年纪和弗吉尼亚差不多大的孩子。他之所以会看上弗吉尼亚，也许是因为她的年轻和美貌，觉得她会成为自己在州议会大厦的情人。没过几个礼拜，他们就闪婚了。然而结婚的誓言能否兑现，完全得看人的理解。“那段婚姻只持续了2天。要知道，那个时候我才19岁，他是个政治人物，显然一个19岁的新娘对他来说根本不合适。现在，他都已经过世了。”1973年《华盛顿邮报》(ason Post)在采访中问及她的4任丈夫时，弗吉尼亚这样回答道。这位幽灵一般的首任丈夫在很多传记中都有所提及，但有些也没有记录。而有关这次婚姻的法律文件一直都没被找到。数年之后，弗吉尼亚坚称自己只结过3次婚，关于此事，也换成了另一种口吻。“当时我喜欢上了一个政府高官，他一心只想晋升，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无疾而终。”她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在杰弗逊市3月份的露天会议上，我们对上了眼，然后一起坐上高速公路巡警的车。”一个动人的年轻女人坐在这样一位富有魅力的高官身旁——更何况乘客名单上完全没有她的名字——这种状况对于八卦新闻来说只有一个解释。尽管当时的他雄风依旧，身体的欲望最后还是输给了政客的本能。“他决定做一个执政者，于是在他宣布参选之前，我们分了手，好让他继续前进。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无法像普通人那样行事，更不能和一个同自己孩子差不多年龄的人约会。所以我们最后结束了那段关系。”

在杰弗逊市，弗吉尼亚渐渐地明白了像她这样具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女性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空前的就业机会，比如以及其他宣传画里的那些女性，为了顶替海外服役的美国男兵所留下的空缺，女人们开始进入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传统男性的工作岗位，然而不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所，依旧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动摇的约束。“战时宣传对于女性温柔本性的强调就等于是在劝告她们去担任工厂里的非传统角色。”凯瑟琳·科比特在她关于圣路易斯女人历史的书中这样写道。比起其他问题，在性别问题上的这种表里不一尤为明显。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忽视让弗吉尼亚感到十分惊骇。她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社区露天聚会上，一个朋友满脸惆怅地走到她身边。

她凑着弗吉尼亚的耳根悄声地说道：“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你，到我的车里再说吧。”

弗吉尼亚跟着她坐进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关上车门，摇起车窗，两人并肩坐在前排座椅上。依朋友的描述，显然她已经和一个自己不打算嫁的人发生了性关系，现在非常担心这件事对自己的将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会不会……”她迟疑地问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别人能看出我已经失去了贞操？”

尽管很喜欢这种被人信任、被征询意见的感觉，但在这件事上弗吉尼亚帮不上一点儿忙。她说：“我真的不清楚。天啊，我真的不知道处女膜是个什么东西。”

弗吉尼亚十分厌恶那些在周六之前还整天假作正经，过完周六的放荡夜晚之后，第二天清晨又神奇地恢复了圣洁之躯的虚伪女人们。“当时许多女人都私下过着丰富的性生活，但还是有些女人没有那样做，她们是‘乖乖女’——这是人们对她们的称呼，就和曾经的我一样，”从不主动挑逗男人的弗吉尼亚解释说，“我从没有主动去找过任何一个我认识的男人。”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在认可的动机以及自己指定的情境之下，她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性生活。她从来也没有假装对性毫无兴趣。“我的的确确没和任何人出去过，和别人没有半点性关系。但我喜欢性。”

战争期间，弗吉尼亚与许多驻扎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的军人有所交往，这支庞大的军队就在密苏里州的维恩斯维尔，位于首府以南大约40英里。弗吉尼亚所在的女子四重唱组合经常在部队展演的露营舞台上献唱。此外他们还会邀请舞蹈队和地方演员表演，有时还会有喜剧演员鲍勃·霍普和他的巡演团。伴随着这些流行与爱国歌曲，弗吉尼亚喜欢上了乡村音乐，整天听汉克·威廉姆斯的民谣，对雷德·福利弹着吉他、吹着口琴所唱的那些浪漫爱情歌曲更是耳熟能详。后来，她索性以弗吉尼亚·吉普森(Virginia Gibson)的艺名在广播电台演唱起乡村民谣。这个艺名的灵感来自这个节目的赞助者——吉普森咖啡公司。

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夏日和周末都会让年轻的弗吉尼亚激动不已。在那些走进她生活的男人身上，她明白到，浪漫的爱情——就如流行歌曲里所唱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在部队里，像她这样的年轻男女都在战争之中长大成人了。眼前到处都是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在劳军联合组织巡演期间，弗吉尼亚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活着，感到自己是大集体的一部分。“在各个部队里演唱之后，我开始变得很受欢迎。”她回忆说，“而且我总会和某人有上那么一段。”多数时候，弗吉尼亚都在没有太多感情瓜葛的情况下就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战争不仅让女性可以在家门口担起男人的工作，同时也赋予了女性在动情时刻处理亲密关系的自由。有一次，一个床上功夫非常了得的离异军官让弗吉尼亚印象深刻。记忆中，他好像是个“得克萨斯骑警”之类的军官。他们有时会在床上聊到他与前妻——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歌舞女郎——对孩子抚养权的争夺。弗吉尼亚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搅乱这个男人生活的原因；在她看来，他俩更像是两艘夜行的船碰巧友好地结伴而已。“他跳舞超棒，是个讨人欢喜的男人，”弗吉尼亚回忆说，“作为女人，根本不可能拒绝这样一个男人。”在弗吉尼亚和这个男人之间没有虚假的爱情，也没有母亲告诫她所要坚守的那些关于身体亲密关系的限定。弗吉尼亚发现，没有忠诚并不意味着她不能够在卧室里享受自我。爱情根本就不是生理高潮的必要条件，那些强烈的感觉之后是一阵颤抖的释然。“在这方面，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困难，”她谈到高潮时说，“只是和某些人更为自然一些而已。事实上，直到有些男人不再出现在眼前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曾是那么棒。”不久之后，这位离异军官和他的舞女前妻，以及他那迷人的床上功夫，一同上了战场。

有些男人在赢得了弗吉尼亚漂亮外貌的同时，还俘获了她的思想。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弗吉尼亚开始明白，一段关系之中如果只有彼此性的吸引，那将意味着什么。她的某位男朋友——一位从匹兹堡交响乐团被选派到部队的天才小提琴手——不仅在音乐方面为她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还让她看到了自己作为歌手的潜力。弗吉尼亚不可思议地被他的观点和论断左右着，这样的男人触动了她的芳心，和她的精神追求一拍即合。“他真的是一个奇才，”她回忆起当初这位小提琴手对自己在体育馆和管弦乐队同台献唱的评论时说，“他一直都觉得我的演绎非常好听。”然而，相较于他所有的音乐洞察，这位神童本身却是一个闺房气氛的破坏者。“他非常幼稚，经验匮乏，”关于她的这位音乐情人，“我想他真的是一个‘童男’。我记得他还为此道歉来着，这也许是因为他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做爱的缘故。”尽管在性爱方面略有缺陷，但弗吉尼亚还是闪现过要嫁给这个天才少年的念头，嫁给这个曾许诺说要带着她领略全世界音乐的男人。弗吉尼亚解释说：“这个绝妙的音乐家是我遇到的最不给力的性伙伴，但这并没有让我离开他。”最后让两人关系冷却的原因还是埃德娜·埃谢尔曼信仰上的坚持。她回忆道：“他是个天主教徒，母亲忠告我说，她绝不会反对我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但同时让我了解了这种婚姻所要面临的困难，她希望我能考虑到这些。但是，这跟我最后离开他并没太多关系。”事实上，最后的仲裁人是“山姆大叔”——不久这位匹兹堡小提琴家就被派往了欧洲战场。从此弗吉尼亚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又一个勇赴战场的情人。

在经历所有这些一时放纵的短暂风流时，弗吉尼亚一直保持着安然无恙的状态。她从没真正伤过心，也没有雷德·福利或汉克·威廉姆斯低声所吟唱的那种相思之情。

直到有一天，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的一场演出之后，一位陆军上尉约她出去，她才体会到了这一切。一个后台工作人员告诉她有人在找她。于是，她在后台遇到了这位曾在游泳池有过一面之缘的英俊上尉。战时多舛的命运、青年的激情，以及伴随着悠缓曲调的亲密舞步，让一切显得尤为浪漫。“你生命中的至爱总是和某个特殊的场景、特别的时刻有关，”她后来解释说，“我想，这个陆军上尉就是我的那一位。”在他身上，弗吉尼亚看到了属于男人的智慧和自信，他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算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同龄人，但有着让她钦佩的处世智慧，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思想上他26岁，而我刚过18岁，”她说，“他和人打交道时简直就是个魔术师。”

整个夏天，这两个人简直是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尽管他们是因为互相吸引才走到了一起，但陆军上尉非常清楚地向弗吉尼亚明确了一件事，在他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知道他已经订婚了，因为他跟我说，‘你让我想起了我的未婚妻，’”她回忆说，“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约我出去。”弗吉尼亚当作没有听到这件事，让自己相信她的爱和激情完全可以满足他。在基地的社交圈里，她成了这位陆军上尉的伴侣，他最好的战友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们都热情地拥抱她。这位陆军上尉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最好的朋友也是一名上尉，比他略年长几岁，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孩，在基地里弄了一辆自己的车。他跟陆军上尉和弗吉尼亚说，任何需要用车的时候尽管向他来借。于是，他们驾着车开过漫长的密苏里郊野，最后停在树林里，纵情地在那儿做爱。弗吉尼亚内心笃定，有一天她可以说服他开上70英里的路程前往斯普林菲尔德，那时，她可以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和亲戚。“我们一直黏在一起，我们去了许多地方，做了许多事情，”她回忆说，“我把他带到爷爷奶奶家，我的家人见了他。”

大约1年之后，弗吉尼亚发现，自己的内心满是嫁给这位陆军上尉的冲动。她早已忘记了之前两人关于他家乡那位富二代未婚妻的简短对话。然而，有一天晚上，一直都是热情奔放的上尉露出了满脸阴郁、十分歉疚的样子。他犹豫不决，欲言又止。“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弗吉尼亚回忆说，“当他兴高采烈地迎娶自己的未婚妻时，却把我撕成了碎片。”

当消息在陆军基地传开之后，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和弗吉尼亚一样感到垂头丧气。“他们围着我，对他感到十分愤怒，”她记得，“他们彻底震惊了，他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一直以来都和我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一天娶了别人。”那些妻子和女朋友们，可能是出于对自己战时脆弱关系的警觉，非常同情弗吉尼亚。上尉最好的朋友——那个借给他们汽车的已婚男子——一直对她说，“我来娶你，我来娶你！”似乎在用情感的软膏来拔除别人心头上的刺。不久之后，他们圈子里的另一对夫妇结婚了，弗吉尼亚带着一台布朗尼照相机独自参加了婚礼。婚礼庆典之后，当人们向这对幸福的新人时，她却独自站在圣公会教堂外。“我在那儿拍照，有人从我手中抢过照相机，然后给我拍了一张。我的模样看上去就好像是家人刚去世一样。照片里，我流露出不可思议的悲伤。我只是还没有恢复。我只是被摧毁了。”弗吉尼亚后来在一本相册里偶然发现了自己这张早已褪色的相片。“那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嫁一个自己真正关心的人的原因，”她回想起陆军上尉，“因为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被遗弃、被排斥。事实上我并没有被排斥，不完全是。因为我确确实实从来都不在他的愿景之中。”

由于害怕再次被伤害，弗吉尼亚在此后几年的几段关系中只关注亲热和性爱，不再对持久的爱情抱以任何希望。她学会了区分自己的爱和欲望。“我对性十分感兴趣，”她解释说，“但不再局限于那些让我喜欢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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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三章 约翰逊太太

<small>“她寻思着，如果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自己是不是从此就遇到了另一个男人；她努力地想象着那些不曾发生的事和那不一样的人生，以及那个她未曾认识的丈夫。”</small>

<small class="right">——，古斯塔夫·福楼拜</small>

白色覆盖了教堂的角角落落，洁净而纯粹。弗吉尼亚身着一袭白色婚纱，戴着一顶白色阔边花式礼帽，手上拿着一本以兰花和满天星为封面的白色《圣经》，在离斯普林菲尔德父母家几个街区之隔的教堂里，在关于爱与永恒的动情伴乐下，缓缓走过基督堂的走道。

1947年6月，过去的“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成为了伊万·莱因哈特的新娘。周六午后婚礼的无邪彻底掩盖了这两个人的年龄差距。22岁的她所嫁的这位来自西普莱恩斯地区的律师已经43岁了。年龄的差距似乎并没有影响教堂里的氛围。新郎的大哥荷马担任伴郎。他的母亲诺拉安心地坐在一旁。弗吉尼亚的堂妹，年仅13岁的帕蒂，穿着粉色裙子，胸前戴着栀子花，因为担任伴娘而兴高采烈。然而在这个小型的家庭庆典上，埃德娜和哈里·埃谢尔曼却始终沉默不语。自己的独生女嫁给这个年龄大了她将近一倍的莱因哈特，他们感到很不高兴。就如弗吉尼亚所说的那样：“我的父母完全惊呆了。”

随着“二战”结束，弗吉尼亚开始担忧起自己的未来，害怕自己从此就这样沉沦于密苏里州死气沉沉的农场，永远也不会再有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只能日复一日循环那毫无意义的寻常日子。“二战”胜利日到来之后，全国上下如释重负，人们都盼望着一切能够恢复正常，能够回到那种家人团圆、儿女成群的舒适生活。尽管弗吉尼亚的女同学很多都已经订婚或者结婚，22岁的她怎么也算不上是老姑娘。在结束了杜瑞大学的短暂学习之后，她考入了密苏里大学。尽管在那儿没有取得什么学位，但她参加了两个女大学生联谊会以及校合唱团。结婚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从此可以彻底摆脱母亲的刻薄评论以及父亲的溺爱放纵。伊万和弗吉尼亚的相识是在几年前杰弗逊市的州保险部门，那时她是一个秘书，而他是一名律师。尽管伊万确实有许多好品质，但大脑门、鹰钩鼻、斜眼睛的他，怎么也不能算是什么英俊的男人。穿着一套双排扣条纹西服、站在她身旁的他，看起来更像是她的父亲而不是她的未婚夫。然而弗吉尼亚却从没动摇过自己要嫁给这个老男人的决定，这也许只是为了要向自己多疑的父母证明些什么。走过教堂的她，终于有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感觉。尽管如此，婚礼上她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游移不定。

弗吉尼亚记得，在正式仪式开始之前，牧师察觉到一个问题： 这次的婚礼和其他的不同，少了一位摄影师。她回忆起：“牧师问我们：‘你们是否希望我帮忙叫一个来？’”

弗吉尼亚摇摇头，拒绝了他。出于某些原因，她根本不想要什么摄影师。“当时我回答说，‘不，我不想记录这些。’”直观地说，弗吉尼亚不想让伊万以及自己的幸福笑容被永远地记录在相框里，留给自己的后代。弗吉尼亚回忆说：“当时的我之所以没怎么挑选就草率决定结婚，我想是因为自己彻底厌倦了独自一人的孤单感觉。”

在教堂的会客室里简单地举行完仪式后，他们又蜜月旅行了一个礼拜。身为罗伯特·莱因哈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伊万计划婚后定居西普莱恩斯。伊万是一名执业律师，他为弗吉尼亚提供了不算出众但绝对坚实有力的家庭经济基础，尽管她自己从没明确表示过对于两人未来计划的认同。在西普莱恩斯，靠近欧扎克斯南部阿肯色州边境的地方，刚把姓氏改为莱因哈特的弗吉尼亚很快就感到了一种幻灭。她说：“我原本以为我们会一起组建一个家庭，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他完全没有想要承担责任的意思，于是我提出了离婚。”为了安抚自己年轻的妻子，伊万同意搬到一个大城市居住，并且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搬家并没有改变弗吉尼亚结束这段婚姻的决定。“我们搬到了圣路易斯，他在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后来正是那家律师事务所帮我办理了离婚事务。”她继续说道，“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嫁给他。”

弗吉尼亚在《圣路易斯每日纪事报》(St Louis Daily Record)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那份报纸主要报道一些律师、法官、商业巨头，这对于想要找一个新丈夫的弗吉尼亚来说再理想不过了。通过《每日纪事报》的朋友介绍，弗吉尼亚认识了乔治·约翰逊，和她差不多同龄的一个男人。他曾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工程学，更重要的是，他是当地一家夜店乐队的头儿。那位朋友向乔治介绍说：“如果你需要一个歌手，那弗吉尼亚再适合不过了。”

在圣路易斯的那些热门场所，乔治·约翰逊就像那样红。他是个穿着考究的男人，头发锃亮，胡须精致，戴一副框架眼镜，习惯性地一直紧闭着嘴唇。靠着自学，约翰逊精通木管乐器的演奏，包括单簧管、中音萨克斯风，以及次中音萨克斯管。他经过了充分的音乐训练之后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队，在当时以表演爵士乐出名。弗吉尼亚回忆说：“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人，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她在短暂的迟疑之后就接受了他的约会邀请。“我当时内心很混乱。我的朋友像个红娘一般一直在我耳根前唠叨，‘和他出去，和他出去。’我想，是她的鼓动和我自己内心的孤单让我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并不十分想和他约会。”

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乔治·约翰逊有一点让她无法抗拒——聚光灯下的麦克风。在教堂唱诗班、大学四重唱组合、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上唱了那么多年之后，弗吉尼亚终于有机会把唱歌作为一种职业，成为乔治乐队的女歌手。充斥着沙哑歌声、纹理丰富的切分音，以及昏暗舞蹈的夜晚世界，与她儿时那平淡朴实的农场生活似乎有着天壤之别。学习工程专业也许只是以备不时之需，但当时的乔治似乎早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事业之中。1950年6月，他们在一个基督教长老会的室外花园里举行了婚礼，弗吉尼亚曾经还是那儿的唱诗班成员。她的新郎穿着一件浅色夹克，戴着领带，胸前口袋里塞着一块手帕。无比动人的弗吉尼亚戴着宽边花式礼帽，缓缓走过通道。与上一次婚礼一样，这一次也没有邀请任何摄影师。只有参加婚礼的一位朋友在仪式结束之后偷偷抓拍了一张他俩的合照。她说：“我有一些婚礼的彩色照片，但都不是那种正式的结婚照。我从来不想自己的婚礼被定格在那样的照片里。”

无论在家还是在夜总会，和领队丈夫在一起的弗吉尼亚都显得很幸福。“他们刚搬到新家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刷过墙，”他们的朋友，也是乐队一员的肯恩·巴里说，“当时就我们3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刷着墙。我的眼前，完全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新婚夫妻。”跟随着丈夫的乐队，弗吉尼亚性感而低沉的歌声唱遍了圣路易斯的各个场所——冬季花园、森林公园高地，以及最为著名的卡萨罗马舞厅，也曾在那儿登台表演过。跟随乐队到处巡演让弗吉尼亚感到兴奋无比，似乎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翘首以盼的生活，是她想要的出人头地、家喻户晓。

几年之后，这种整夜奔波流离的日子开始在弗吉尼亚的眼中渐渐失去了当初的绚丽，他们的婚姻也因此开始响起了警钟。在和乔治的周年结婚纪念日之前，弗吉尼亚就私下在KMOX广播电台的广告部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据乔治回忆，当时他们繁忙的日程就和马戏团一样紧凑，紧张得让他的妻子不得不去看医生，而医生的建议则是让她“做一些别的事，轻松一点的那种”。于是她决定改行去隔壁的工作室做一个舞蹈老师。

作为丈夫，乔治·约翰逊并不反对生孩子，就和当初伊万·莱因哈特不曾反对一样。26岁的弗吉尼亚对于此事的态度却十分明确。“如果我当初没要孩子，我一定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是不完整的。”她说，“我觉得孩子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结婚后不久，弗吉尼亚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斯科特；几年之后又生了个女儿，叫丽莎。然而，孩子对于约翰逊来说却是个负担，是他俩关系所无法承受的一种情感包袱。据弗吉尼亚观察：“直到孩子出生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但是，音乐人都是夜猫子，而孩子则是白天活动的正常人。结果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混杂在了一起。”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很难对乔治产生讨厌之情，特别是当他不断地肯定并鼓励她在音乐上的努力时。但是对于乔治来说，离开属于自己的舞台是绝不可能的事。弗吉尼亚说：“除了音乐，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没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音乐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

日复一日，乔治经常都不着家，整夜整夜地在俱乐部表演，周末还要去婚礼现场表演，弗吉尼亚终于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不再随队演唱的她，就呆在圣路易斯郊区的家里陪孩子，全然一个式的战后模范母亲。但这从来都不是弗吉尼亚想要的生活。她离开戈尔登城就是为了上大学，然后能够寻求更好的机遇，而不是重蹈覆辙过上以往的那种生活。常年不在身边的丈夫形同虚设。作为一个在职母亲，她一直处在期盼与被期盼的混乱之中。“那个年代，”她说，“做好母亲的角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而我并不太关心清洗窗帘之类的事，而是更关心生活以及和别人的分享交流。”在职母亲的角色让她不得不经常找个看管孩子的保姆，然后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这个完全陌生的人。有一天晚上，弗吉尼亚下班回家时发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居然一个人在家。她回忆说：“我的小女儿和那个我雇来照看他们的女人都消失不见了。”一急之下弗吉尼亚报了警。约翰逊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她(保姆)是个酒鬼，当时她只是跑出去找酒喝了。她带着我只有两岁大的女儿，坐着公车回自己家里拿酒去了。”

弗吉尼亚决定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离开约翰逊，结束这段婚姻。素来平和的乔治既没吵也没反对。他只是问了一句“为什么”。

弗吉尼亚记得，当时自己出门之前这样跟他说道：“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为你付出的了。”不过，她一直保留他的姓，一直沿用了弗吉尼亚·约翰逊这个名字。

尽管去意已定，带着两段失败婚姻的弗吉尼亚内心还是泛起了些许的担忧，担忧在那个离婚极为罕见的年代，离了两次婚的自己会不会就此被人诟病。

她和这两个男人都有着和谐的性生活，感情也不错，却终究没能像她在歌里所唱的那样，携手与共、白头到老。她始终没能找到那份长久的爱情。关于这两次婚姻——或者说三次，如果那位军官也算在其中的话——弗吉尼亚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会嫁给这些自己根本不爱也不上心的男人。她说：“每当回首那些往事，我常常寻思为什么，然而始终都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

弗吉尼亚那个阶段的朋友们都说，她是个野心勃勃且精力充沛的女人，根本不可能安顿在乔治·约翰逊这样乏味的男人身边。“她告诉我说，乐队队长老婆的身份让她觉得有些丢人，”在华盛顿大学结识弗吉尼亚的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博士回忆说，“她想再有所突破。自认为更为聪明的她，想成为一位更上等的女人。”乔治·约翰逊知道自己不可能把持得住自己的妻子，这个渴望得到更多的女人。多年以后他说道：“她总是想要更好的。”然而，当1956年9月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约翰逊太太内心对于这个“更好”也许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当弗吉尼亚走过空空荡荡、白雪覆盖的医学院校园前去参加应聘面试时，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趁着圣诞假期离开学校了。31岁的她，没有工作，离了两次婚，还带着两个小孩，此刻一心只希望能有个新的开始。1956年12月，那时的华盛顿大学还只是个地方性学校，远不是后来国际知名的那所大学。校园里满是密苏里的保守做派，距离没有多少路程。就在4年之前，学校废除了学生管理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允许一小部分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同堂上课。那个时候的华盛顿大学，校园里很少有女人，特别是在医学院里。

弗吉尼亚穿过凛冽的寒风走了进去。面试时，她穿着一件简单的外套，还不忘故作优雅以隐藏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渴望。她深色的头发用一个发簪盘在脑后，粗略地涂了点口红。她再也没有曾经那个年轻农场女孩的窈窕外貌，完全是一副人到中年的成熟体态，一副经历颇丰的女人模样。在这之前她就预先想好了如何回答那些可能被问及的问题，练习着让自己的嗓音尽量讨人欢喜，文雅且得体。走进医学院大楼后，弗吉尼亚进入了一个狭小而不起眼的办公室，等着面试她的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威廉·马斯特斯医生。

在华盛顿大学，弗吉尼亚计划主修社会人类学，研究人类发展中先天与后天的文化差异。由于在这一领域还没有一个特定的专业，学校指导老师介绍她进入了社会学系。为了负担学费，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在学校找份工作，而且必须协调好学习与工作这两头的安排。在和乔治·约翰逊离婚之后，弗吉尼亚重新投靠了自己的父母，而哈里和埃德娜也很乐于施予援手。但她很清楚，这种援助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在完成学业、找到稳定工作并能独立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之前，她都不可能结束这种两难的境地。她也指望不上乔治，他还一心梦想着自己的乐队能在巡回演出之后一炮而红，那一年和摇滚乐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流行音乐。弗吉尼亚渴望能有个新的开始，期盼着在获得学位之后能够真正地独立。她回忆说：“尽管舍不得，但我还是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放在别人那里——也就是我母亲那里。我决定回到校园继续深造。”

在社会学系一无所获之后，她被推荐到医学院，那儿正在招聘一个助理。她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新手，对于医学也没什么兴趣。”起初与两位知名精神病学家约定好的会面被突然取消之后，她直接去了妇产科进行面试。弗吉尼亚并不怎么了解马斯特斯，只是从熟悉医学院的朋友那儿略有耳闻。马斯特斯近期开展性生理研究一事还未公布，在大学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弗吉尼亚以为马斯特斯的前沿研究只是为急于生育的已婚夫妇提供帮助。她回想起：“我之前就听说了马斯特斯和他关于不孕不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以为我应聘的就是关于那方面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马斯特斯死死地盯着弗吉尼亚，就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冷漠地看着一个培养皿。马斯特斯的奇怪模样——深色小眼睛、秃顶、灰白短发、薄薄的嘴唇带着一丝微笑——让他看起来远不止是一个41岁的男人。穿着白大褂的他双手交叉地坐在椅子里，泛泛地问了几个关于背景资料和工作经验的问题。尽管不在行，弗吉尼亚还是沉着地回答了他。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随着交谈的继续，马斯特斯逐渐变得放松且温和起来。最后她才明白，她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回头来看，这种荒谬的开始正是他们此后几十年关系的一大特点。尽管关于他本人和他的工作，马斯特斯并未透露太多，但是凭借着医生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人的第六感，马斯特斯的直觉告诉他，约翰逊太太就是他要找的最佳工作伙伴。马斯特斯的一生都像是个谜，让他身边最亲密的人始终都在死命地想要搞懂他，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更没人知道是什么力量这般无情地驱使着他。雇用弗吉尼亚只是一个开始，此后马斯特斯的一系列举动都让她激动不已却又十分困惑。似乎弗吉尼亚·约翰逊一开口，就立马做出了决定。

“为什么是我？我始终都不太明白其中的原因。”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次与马斯特斯医生的第一次见面时，弗吉尼亚说，“我就这样变成了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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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四章 永不回家

比尔·马斯特斯踩着滑水橇，举着一位金发美女，滑行在彩虹湖上。风吹动着她的秀发，而他则是满面春光，兴高采烈地不停向岸边羡慕的人群挥手致意。弗朗西斯·贝克医生至今还保留着妹妹和自己这位大学室友当时在纽约北部阿第伦达克山区这片波光粼粼的淡水湖上嬉戏的照片。弗朗西斯回忆起当初的场景时说：“比尔和多迪经常会驾着我妈的小船出去滑水，他会让她骑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在湖面上滑来滑去。”当时弗朗西斯就坐在船上，看着自己的妹妹像是比尔的战利品一样被他得意地顶在肩膀上。

彩虹湖带给了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个年轻男人此前的人生里几乎从未尝过快乐的滋味。暑假在这树木丛生的湖岸边做野营辅导员对于马斯特斯来说是种难得的休闲，从汉密尔顿大学到后来的罗彻斯特医学院，他一刻不停地在学习。一连3年，比尔·马斯特斯学期一结束就报名参加阿第伦达克山脉野营队，等到新学期开始，他又立马回到学校开始新的学习，在这期间他从未回过一次家。

1938年8月的某天午后，弗朗西斯邀请比尔到他家湖边的别墅吃饭。尽管都在汉密尔顿上学，那时的比尔和弗朗西斯还不怎么熟。那顿午饭，弗朗西斯的妹妹杰拉尔丁——大家都叫她“多迪”——让比尔印象深刻。从此以后，比尔成了贝克那幢避暑别墅里的常客，他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和多迪一起玩耍。“我很确定他来不是为了看我，”弗朗西斯窃笑着说道，“起初的确是来看我。但自从认识了她之后，我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汉密尔顿是个男子学校，在那儿上学的比尔之前并没怎么和女孩打过交道。他努力地保持镇定，以免自己在和多迪讲话的时候舌头打结。比尔后来在一本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并不是个善于花言巧语讨人欢喜的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总想着跟她海誓山盟一番，但终究因为见面太少而没能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彩虹湖是个田园诗般美丽的地方，似乎一开始它就是为浪漫爱情而存在的。在漫长而炎热的周末，朋友们常常乘坐贝克太太的那艘16英尺桃花木汽艇去湖上漫游，这位寡妇一心只想着让自己的孩子们开心。通常都是弗朗西斯开船，比尔和多迪则在后面滑水。弗朗西斯说：“滑完水，他们会去游会儿泳，有时也会和我一起去湖边喝杯鸡尾酒。”即便是处于如此轻松的氛围，比尔·马斯特斯也总是把自己封闭在一堵坚不可摧的城墙里。随着对比尔了解的加深，弗朗西斯渐渐明白了这个青年的复杂过去以及他糟糕的家庭情况。在汉密尔顿，比尔总是和家住附近的同学一起过假期。“他连圣诞节都不回家过。”在比尔心中似乎有着一个至死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弗朗西斯继续说道，“他被自己的父亲深深地伤害过，这就是他和自己生命中最亲密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让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变得格外强烈。”

比尔的父亲，弗朗西斯·魏恩·马斯特斯，是个吹毛求疵的暴脾气男人，在家动不动就会发怒。在皮特尼·鲍斯邮资清算公司(Pitney Boage meter pany)担任旅行代理人的弗兰克·马斯特斯，因为要去各地开办事处的缘故，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比尔和他的弟弟弗朗西斯——几乎跑遍了整个中西部地区。他们从不会在某一个地方长住，1915年12月27日比尔出生的时候，马斯特斯一家还住在克利夫兰，不久之后就搬往了匹兹堡，此后又在艾文斯顿、伊利诺伊、休斯敦城外的一座农场、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短暂住过。弗兰克·马斯特斯的愤怒和暴力多数爆发在他大儿子那些情有可原的缺点上。瘦瘦弱弱的比尔因为家庭暴力而得过两次败血症——一种血液感染——足足让他卧床休养了好几个月。整日的高烧最后导致比尔的左眼轻微有些斜视。

他的角膜周围，特别是外侧，也留下了一圈明显的白斑。比尔的一生都带着这样的“白眼病”，这让他的眼神总是显得有些无情且让人不安。“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斜眼看你，就好像你不在他跟前一样。”比尔的校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回忆说，“他的眼睛时常让他显得十分冷酷。”

12岁的时候，比尔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入了中学，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个错误。马斯特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我真的很小，根本不可能像学校其他男孩那样处理社交方面的事。”由于太小太嫩，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和女孩子约会。而在家里，比尔日复一日地被虐待着。弗兰克·马斯特斯对自己大儿子的愤怒不断地化作暴力，殴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我父亲会把我叫到房间里，锁上房门，然后用他的皮带抽我(而且经常是用皮带扣的那一头)，”比尔叙述道，“每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都会狠狠地抽打我一次，直到我瘦小的屁股开了花流下鲜血来他才会停手。”这种皮带式的鞭打总是毫无征兆、突如其来，永无止境的殴打让比尔感到十分无助。比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除非我下跪求饶，否则他会不停地抽下去。”不屈不挠的比尔总会激起弗兰克愈发凶狠的鞭打。母亲听见比尔痛苦的尖叫声后，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阻止。“我清晰地记得，母亲死命地拍打卧室的门，想要让发了疯的父亲住手。”然而，伊斯塔布鲁克斯·泰勒·马斯特斯在丈夫的暴力恐吓之下，也显得害怕而又无能为力。弗兰克凭借自己的拳头掌管着整个家，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违抗他的命令。长大之后，比尔回忆起自己母亲所遭受的待遇时说道：“他一张口别人就得为他做饭，母亲的选票他也会强行干涉。所有新衣服必须经过他的审查……所有的决定和事务必须由他决定和检阅。”

比尔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患有脑膜瘤，一种长在脑子里并会引起持续性头疼、人格改变以及情绪失控的肿瘤。他一直都没搞明白自己父亲时不时发作的暴力行为是否就是缘于这长久以来脑子里的毛病。“他得肿瘤有多久，这肿瘤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行为的，我只能靠猜测了，”他写道，“遭受自己父亲的摒弃是一件让人痛不欲生的事，特别是在我还只有10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仅越来越将我排除在家庭成员之外，甚至都已经不认我是他的儿子了。”

弗兰克·马斯特斯和大儿子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送他去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一所位于普林斯顿和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之间的寄宿学校。弗兰克·马斯特斯年轻的时候也上过预备学校，但是决定送走比尔的人是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她希望以此帮助自己的儿子逃离丈夫的魔爪。比尔的大伯母萨利·马斯特斯为了答谢比尔爷爷当年慷慨地借钱给她在纽约多布斯码头创立私立女子学校，这次主动承担了比尔的学费。于是，14岁的比尔离开了位于堪萨斯城的家，在父亲的陪同下坐上开往劳伦斯维尔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他们中途在纽约逗留了一会儿，父亲带他去了最有名的餐馆，还带他去看了人生第一场百老汇演出。在大城市度过的这个周末令比尔非常开心，父亲的宽宏大量让他感到震惊。“但我始终隐隐约约觉得，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事后他回忆道。

在火车开往特伦顿的路上，弗兰克·马斯特斯履行起作为父亲的另一个职责： 传授儿子一些关于性爱的常识。弗兰克开口说道：“你知道，夫妻两人会一起做一些别人都无法理解或知晓的私事。”儿子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他则是满脸通红、额头冒汗。同车厢的一位母亲立马带着女儿转过头去，并暗示弗兰克，他的谈话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弗兰克未去理会，继续着自己的话题。长大后的比尔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道：“他跑题跑得一塌糊涂，还大声地坚称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停地表达着自己关于力量和感觉的信念。直到如今，我依旧不知道当时他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

到达劳伦斯维尔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带着儿子游览了一圈自己所熟悉的旧地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和他们简单地聊了聊，并祝愿比尔在新学校里一切顺利。在返回堪萨斯城之前，弗兰克·马斯特斯给儿子买了人生中第一份冰激凌圣代——一种冰激凌加糖果的调制品，有点像他自己年轻时喜欢吃的那一种。“我以为冰激凌圣代是他向我抛出的橄榄枝，”比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谁知道，我大错特错。”相反，他们到了火车站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站定，告诉自己的儿子，他被遗弃了。有了伯母萨利承担他接下来4年的费用之后，他宣布：“我觉得我对你的责任已经尽完了。”作为父亲，他会寄一些钱给比尔，圣诞节也可以让他回家，但仅限于此。他警告儿子说，不要向母亲或其他亲戚求助。“你是时候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弗兰克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说完这句话后，再见也没说一声就转身离去了。那一晚，比尔不停地哭泣，最后在泪水中睡着了。

在劳伦斯维尔，年轻的比尔坚忍地学会了自力更生。他参加足球之类的各种体育活动，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直到上了大学以及医学院之后，他依旧如此。他总是声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所以不得不努力学习，才能勉强通过考试。”在劳伦斯维尔，比尔和其他男孩相处和睦，其中包括卡尔顿·佩特，他的父母邀请比尔到他们纽约的家里一起过感恩节。敏感的佩特太太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年轻男孩所遭受过的伤害。比尔后来回忆说，“当她问及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时，我向她彻底敞开了心扉。讲完关于我的那些遭遇时，我俩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里面还有一笔足够支付往返特伦顿和堪萨斯城旅费的现金。尽管如此，他不在家期间，家里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比尔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对我几乎是视而不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比尔还是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宣布圣诞节的第二天就启程离开——不在家过他12月27日的15岁生日。数年之后他愤愤不平地解释说：“我只是觉得，作为报复，将来我也不会赡养他。当他说家里不会再资助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了他丢给我的残酷考验。”

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劝儿子赶紧忘了这个念头。在比尔的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促膝长谈了一番。比尔说：“她试图想要为父亲开脱，却又找不到一点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他对我的暴行和态度。”比尔非常同情自己的母亲，在他看来母亲简直就是父亲嚣张跋扈的世界里一个活生生的囚犯。在比尔眼里，自己的母亲就是两种女人的合体。在儿子面前，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勤勤恳恳、劳劳碌碌，给孩子最好的关心和照顾。另一方面，用比尔的话来说，她是“父亲的妻子”，一个契约用人，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女人，总是由别人告诉她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尽管母亲不停地恳求，终究还是没能劝和父子两人的关系。

圣诞节的第二天，弗兰克·马斯特斯如儿子所愿，开车送比尔去了火车站。比尔的15岁生日没有点着蜡烛的蛋糕，也没有餐桌旁唱起的生日快乐歌。母亲偷偷塞给他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3张20元、3张10元、3张5元以及3张1元纸币。比尔琢磨着，这份礼物的背后是否有什么隐藏着的信息，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找到机会询问母亲这个问题。接下来的4年里，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只在私下里偷偷地和儿子保持着联络。白天中午趁着弗兰克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借用邻居的电话打给儿子。她也会写信并寄些钱给在寄宿学校的儿子，然而比尔一次也没有回信谢谢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防止父亲发现，让她本就惨淡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困难”。

比尔这次圣诞节在家短暂的逗留是他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亲。3年之后，比尔结束了劳伦斯维尔的学习，考入了汉密尔顿大学，父亲也因为不断恶化的脑肿瘤去世了。那个时候，比尔和母亲以及弟弟弗兰克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远得无法再回到从前。每当学校里的其他男孩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圣诞节或其他假期时，他渐渐学会了如何冷酷地应对自己空荡荡的心。他说，他一心只想着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决心依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汉密尔顿大学这所私立文理学院田园诗般的校园里，显眼地伫立着一幢名叫“αδφ”的三层楼砖房，里面住着20多个一心想要过好日子的兄弟会成员，其中也包括比尔·马斯特斯。“αδφ”楼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魁梧且自信的男人，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男孩了。在比尔的记忆中：“少年时我经常在社交活动上受挫。”然而，到了汉密尔顿之后，兄弟会的成员们都对马斯特斯及其男人般的处事方式敬畏有加。他曾是校足球队的一员，尽管膝盖落下了病根，但还是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拳术足够吓跑所有的挑战者；他还是校辩论队的一员；他自己开车上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嫉妒的同学们都说，一定是有个家族信托基金在为比尔买单。最初主修英语专业的比尔，后来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在他的脑子里，自己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一直都很明确。”从不敢顶撞比尔的艾迪生·沃德韦尔继续说道，“他受不了那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比尔在大学期间度过的最为疯狂的时光是在一架飞机上。他第一次开飞机还是在劳伦斯维尔上学的时候，当时一个在附近开飞行训练学校的朋友教会了他驾驶飞机。比尔在特伦顿以及普林斯顿的一些小型私人飞机场打工，并且取得了飞行执照。二战之前，开飞机还是件新鲜而危险的事，马斯特斯也因此从他的服务中赚得了丰厚的报酬。一个经常奔波全国各地的商人聘请比尔做他那架多轮引擎飞机的副驾驶。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他还做试飞员，这是份危险的工作，内容就是试飞各种新飞机以证明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他甚至自己买卖飞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他简直就是一个飞在天上的超胆侠。有一个周日的午后，他和一群朋友打赌，走上自己飞机的机翼，然后跳入纽约的普莱西德湖，就在彩虹湖附近。然而，在跳下飞机之后，比尔发现自己的降落伞叠反了，他在空中失控地摔下来。他发了疯地赶紧把它纠正回来，终于安全地飘落到了地面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跳伞。

弗朗西斯·贝克有时也会跟着他这位朋友飞行，并在他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飞行训练课程。从汉密尔顿大学毕业之后，弗朗西斯和比尔一起考入了罗彻斯特医学院。在比尔和弗朗西斯妹妹的关系中，飞行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汉密尔顿的时候，比尔和其他一些年轻女人约过会，其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女朋友名叫伊丽莎白·艾利斯。但是自从在彩虹湖过完那个美妙的暑假之后，他就一心梦想着要娶多迪·贝克。在她面前的比尔和平日里判若两人，就好像还在湖上滑水似的。他平时沉默而严肃的形象荡然无存。“比尔表现得非常在意我，”多迪回忆说，“他的行为得体而让人愉快——他总是很体贴，也很友善，乐于助人，对事物也充满兴趣。”

多迪的突然病倒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这种意愿。弗朗西斯把当时还和母亲一起住在布法罗的妹妹安排住进了罗彻斯特大学附属医院，为她做一个小手术。比尔一时兴起，决定在她康复的时候带上两打长茎玫瑰去探望她。一心想着要娶多迪的比尔，用弗朗西斯的话来说，“觉得是时候迈出这一步了”。他在罗彻斯特找了一大圈，却没能找到与众不同的玫瑰。为了在多迪面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大人物”，他又实施了另一个奢侈的计划。他打电话到纽约预订了两打玫瑰送往乔治·华盛顿桥附近的一个小机场，然后亲自飞过去取。当他飞回来赶到医院的时候，探望时间已经结束了。一个护士主动接过玫瑰，并向他保证说多迪一觉醒来就会收到这些鲜花和他写的小卡片。

第二天一早，弗朗西斯打电话给比尔说自己在布法罗的祖母去世了，他问比尔能不能开飞机送多迪回去参加葬礼。“当然，”比尔答应道，心想着多迪一定很高兴看到他。然而，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多迪神情恍惚，犹如麻醉未醒似的。让比尔意外的是，关于两打玫瑰以及手写的情诗，她只字未提，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收到这些礼物。也许是夜班护士忘记了，或者是这所繁忙的医院中有哪个环节出了错。比尔做着最坏的打算，一直都没有问其究竟。“他知道当时多迪因为祖母去世而心烦意乱，所以没有提那件事，”弗朗西斯解释说，“而她也没有提及纸条或玫瑰的事，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收到。于是，他一直以为这是她对他的拒绝。”

比尔信守承诺，开着自己的两人座飞机把多迪送回了布法罗。引擎的轰鸣声中，两人并未多话。事后比尔回忆道：“我注意到她只是一味地回答我的问题，自己却没有什么话说，弄得我十分紧张。”当他们在布法罗着陆后，多迪礼貌地谢过比尔——只是出于最基本的礼仪。弗朗西斯眨眼之间就带走了多迪，而比尔则重新坐进自己的飞机，独自飞回罗彻斯特，沉浸在自己求爱失败的失落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一点关于多迪的消息——这是他自称是年轻时唯一真爱过的女孩——直到有一天早晨，多迪结婚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新郎是布法罗另外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只能祝愿她幸福，我真心祝福她，”比尔写道，“那件事让我伤痛了很长一段时间。”

朋友和家里人都不信比尔会真的伤心，都认为他所谓的失恋根本就是顾影自怜，自己装出来的。于是，那个夏天的浪漫爱情从此也就烟消云散了。多迪·贝克是否只是现实之外的一个梦——一种男人们假想出来并声称自己深爱着的、其实对其背后现实生活中的本人毫不了解的理想化的形象？这样一个看似对世界无情，只会置身于死板的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男人，怎么能如此迷离而忧郁地看着一个女人？此后的很多年里，比尔·马斯特斯不停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彩虹湖边娶了这位金发美女，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一副模样。“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在未发表的回忆录里他写道，“但我很肯定自己希望有那样一个机会去努力尝试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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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五章 亲历奇迹

<small>“如果不能激发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探索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以及人体与思想的本质，我们所谓的良好教育又从何谈起？”</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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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是乔治·华盛顿·科纳解剖课上的一道奇观。科纳熟练而精确地概述了心脏的泵血功能、脊柱的精妙结构、肝肾肠的生理功能，并详细讲解了教科书《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中大量关于肌肉、骨骼以及组织的精美图谱。在学生面前，他能把死了的尸体都说活过来。

在罗彻斯特大学，风华正茂的科纳是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弗朗西斯·贝克回忆起科纳时说，“一年级时我上了解剖课。我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言简意赅、让人信服，他的讲解极具启发性。”关于科纳，比尔·马斯特斯更是印象深刻。做英语讲师的念头尚未成形之时，马斯特斯就选择离开了汉密尔顿大学，决定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后来在科纳的启迪之下，才立志在行医的同时还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医学的未知领域。马斯特斯记得，科纳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比尔，学无止境。”

博学多识的科纳对于解剖以及医生这个行业的历史简直是了如指掌。他总是称亚里士多德为生物学之父，关于亚述人、希伯来人以及希腊人之间的分裂也是侃侃而谈。“1827年人类首次观察到哺乳动物的卵子，这一发现解决了一大难题。然而，与此同时又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至今我们都在探索其中的答案。”科纳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在创立罗彻斯特大学解剖学系之前，科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和任教，主要从事生殖系统组织与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对历史颇感兴趣的他发现，宗教、传统文化以及偏见和愚昧让人类一直以来对性和生殖简直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医学本身也让他大为汗颜。“‘妇科医生’关于月经紊乱以及不孕不育的治疗简直就是糊弄人，他们的治疗手段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那些方法相差无几。”科纳在1914年的时候写道，“如果我们对人类是如何繁衍的都毫不了解，又谈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呢？”科纳对于妇产科这一新兴领域的影响相当巨大，后来有本教科书甚至把整个妇产科学分为“科纳前”和“科纳后”两个阶段。他的工作为后来有关避孕的研究以及避孕药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科纳和他在罗彻斯特的死党维拉德·艾伦(illard Allen)一起发现了孕酮的生理功能，揭示了这种激素在月经周期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人甚至一度以为他们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在实验室里，科纳会在猴子和兔子身上进行生殖试验，他的学生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哺乳动物的交配是如何发生的。

“马斯特斯，很高兴你能来，”科纳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说道，“你知道兔子的月经是不是周期性的吗？”

马斯特斯毫无头绪，承认道：“科纳博士，我不是很清楚。”

尽管是该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科纳一直以来都十分谦和，总是用一副和蔼可亲的爷爷模样观察着自己的提问对象。他决定不再让马斯特斯这样紧张不安下去。

“我也不知道，”科纳开玩笑似的说道，“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答案，请一定要告诉我。”

马斯特斯最初让兔子月经来潮的尝试并没怎么奏效。“简直是一无所成，”他回忆说，“它们一点都不配合我。”然而，通过在实验室对兔子交配的近距离观察，马斯特斯斩获了意外的发现，他注意到，当母兔与公兔交配时，它会不自主地进行排卵。

不久之后，科纳离开了罗彻斯特大学，去了巴尔的摩卡耐基胚胎学研究所(egie Institute of Embryology)。在那儿，他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其中包括印第安纳大学的。20世纪40年代初，科纳曾通过自己与政府资助的性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关系帮助过金赛，让这个原本专门研究瘿蜂的昆虫学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获得了重要支持，从而完成了他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标志性调查研究。虽然科纳后来说，金赛是“他所知道的精神病医院外面最神经的人”，但当时的确是他游说委员会对金赛慷慨解囊。

与此同时，1942年，进入医学院第3个春季假期的马斯特斯收到一份来自巴尔的摩老教师的邀请，要他前往科纳实验室，参加一个在那儿举办的面向全国顶级生殖生物学家的会议。在会场，马斯特斯一言不发，认真地听着其他人的讨论，心底里暗自盘算着要如何在医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午餐会上，卡耐基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的创始人卡尔·哈特曼(Carl man)——科纳的一位长期合作者——说起他在猴子交配实验中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即使是面对正在发情的母猴子，他也没法让其和公猴进行交配。有一次，恼羞成怒的猴子竟然向不断挑逗的哈特曼发起火来，在他的大拇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摇晃着自己受伤的手指，哈特曼转向屋里的年轻医学生，想从他们那儿找寻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

“马斯特斯，在我说如何让这些发情的母猴子交配时，你的脸上充满困惑——你对此是怎么想的？”哈特曼问道。

马斯特斯着迷的表情就如一个科学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一般。

“我在想人类中的女性，”马斯特斯回答道，“在她们身上是否有一个周期性的发情模式，而我们还不知道？”

全场哑然无声，没人笑也没人回答。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说，当时的餐桌上一片死寂。用女性的身体进行试验，探索其生理以及性反应，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就像是要自毁职业生涯，甚至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当时没人敢突破兔子和猴子这样的动物实验，向前再迈出那一步。

在巴尔的摩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马斯特斯向科纳以及其他几位专家咨询了关于研究人类女性性行为所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他们告诉他，任何鲁莽尝试的人都可能会万劫不复。不断询问之下，马斯特斯终于让这群聪明人姑且接受了“如果有人要这样做”这样一个假设。他们最后得出了四个准则： 这位性行为研究者必须是已婚人士，年龄最好在40岁左右，具有一定的资历。(后来马斯特斯嘲弄地说：“我从23岁就谢了顶，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更重要的是，这位性行为科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是医学领域富有经验的研究员，并且具有大学背景，最好是医学院背景。

与这些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满脑子保守思想的老科学家们不同，马斯特斯自视为一名现代医生，毫不畏惧这个大家都认为充满挑战的课题。但他还是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卡耐基研究所的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马斯特斯写道，“巴尔的摩那些人提出的准则无疑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怀着这个长远的计划，比尔回到了罗彻斯特大学，在完成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习之后，琢磨着究竟是去精神病科还是妇产科做实习医师。

伊丽莎白·艾利斯静静地期盼着有一天自己可以嫁给比尔·马斯特斯。马斯特斯从汉密尔顿毕业那年，两人在“αδφ”的舞会上一起跳过舞之后，艾利斯就已认定了他，把他视作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一位。马斯特斯去罗彻斯特上医学院后，她去了纽约尤蒂卡的一家工厂做秘书，相隔百里的两人一直都在约会——零零星星但从未断过。她从未透露过自己是否知道他对多迪·贝克的爱慕。她也从没探究自己的未婚夫是否会因为被拒之后的寂寞与伤痛而回来娶她为妻。她觉得聪明健硕且勤奋努力的比尔·马斯特斯是自己能够指望的对象，是伊丽莎白·艾利斯一生所要找寻的那种男人。

贝蒂·艾利斯(Betty Ellis)——莉比，或者如比尔经常叫的，莉——是他生命中最为痴情的一位女友，真心实意发自内心地深爱着比尔。无论怎样失望，她都能忍气吞声，一如既往地爱着对方。尽管算不上天生丽质，这个有着明亮双眸和宽厚嘴唇的瘦小女人总是能把自己乌黑的卷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讨人喜欢。虽然收入微薄，她依旧穿着得体，不比女装店马歇尔·菲尔德(Marsalbots)的广告女郎差多少。他们彼此都知道，莉比就是那种适合做医生太太的年轻女士。比尔在汉密尔顿兄弟会的弟兄艾迪生·沃德韦尔说，两人的感情相当成熟。“大学时，比尔和她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沃德韦尔回忆说，“拿贝蒂的话来说，大学时他们找寻了对方很久。但是比尔很少和人说他想怎么处理这段感情，或者有什么打算。”数年之后，比尔聊起和莉比的这段关系时，少了几分浪漫色彩，他说那只是两个命运的交错罢了。比尔写道：“我们时而会一起约会，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什么未来。”

汉密尔顿对于男女交往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就拿每年举办两次的“αδφ”舞会来说，男女同学都会被严密地隔离开来。男生都住到二楼，把房间腾出来给女生们过夜，女伴民兵队还会守夜监视。毋庸置疑，把莉比这样的女孩约到花园，摆脱宿管及辅导员的监视，在月光下的花丛中接吻亲热，这样的念头不断骚动着比尔的心。沃德韦尔记得，有一次比尔故意想要试试汉密尔顿大学对于两性交往的限定——“二战”之前的许多大学都奉行着这种男女之间纯洁的社交礼仪。有次放假，趁着许多兄弟会成员都不在学校的时候，比尔起了个大早，在去莉比家接她之前，他做了个科学实验——把鸡蛋放在孵卵器中观察鸡胚的发育情况。当两人回到“αδφ”楼的时候，天已大亮，比尔决定去看看实验的结果。他拿出一只鸡蛋，在桌子上敲碎。一个看管兄弟会的糟老头正好撞见了这对年轻男女，看到手里拿着热乎乎鸡蛋的这两个人，他立马觉得事情有所不妙。“他一口咬定这两个人行为不检，”沃德韦尔说，“在他看来，比尔和贝蒂一定是一起过了夜，此刻正在起床做早饭吃。”当时这位教授并没有当面与比尔和贝蒂对质，只是事后他召集了兄弟会宿舍的全体成员，告诫他们，汉密尔顿的男生绝不允许留宿女同学。

对于老教授的训诫，比尔并没说什么。生活的磨炼让他喜怒不形于色，而是将所有的羞愧、尴尬以及其他情感统统压抑在心底，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然而，教授走开之后，比尔爆出一阵狂笑。

“老家伙真是明察秋毫，对规矩了如指掌啊。”比尔嘲弄着说道。

在认识比尔·马斯特斯之前，伊丽莎白·艾利斯经历了许多的失望和伤心。莉比10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这个年纪足以让她留下许多关于母亲的回忆，却又无法领会母亲所讲的那些生活道理。母亲的去世对于莉比和艾利斯全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整个家庭从此一蹶不振。20世纪20年代莉比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盖伊·艾利斯也消失不见了。他丢弃了莉比和她的两个姐妹——马乔里和弗吉尼亚——以及他们原本在密歇根格罗斯普安这个靠近底特律的漂亮郊区湖畔高地所拥有的安逸生活。盖伊·艾利斯去了佛罗里达，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那里正适合这个逃避责任的男子。对于莉比来说，父亲就如幽灵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莉比和她的妹妹最后住到了隔壁史蒂夫叔叔家，这对富裕而善良的邻居夫妇虽然和她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出于同情还是在自己家腾出了一个房间来收留她们。在中学毕业之前，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给伊丽莎白和她的新家笼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随着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史蒂夫叔叔原本相当可观的资产瞬间大幅缩水，深受打击的他最后选择了自杀。经历了自己家和养父母家的悲惨变故之后，莉比一心想要找个可以战胜残酷命运并勇敢面对生活的男人。

等待了大约5年，马斯特斯终于向莉比求婚了。在罗彻斯特医学院的第4个暑假，他们在莉比的家乡底特律低调地举行了婚礼。“他说自己在成名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和工作要做，所以对于这段婚姻不可能太上心，”莉比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他的确让她一度气馁，但在她的坚持之下，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罗彻斯特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马斯特斯回忆说：“尽管并不宽裕，但我们还算是衣食无忧，过着幸福的生活。”随着毕业的临近，马斯特斯开始考虑要去哪里完成自己的实习。因为学医的关系，马斯特斯在如火如荼的“二战”期间被免除了兵役。他想选择妇产科完成自己的临床训练，想要弄懂人体生殖系统的解剖和生理。当然，这只是他长远计划的第一步。“在当时极其保守的妇产科，我并不清楚自己能学到什么关于性的内容。”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写道。这一次，他又向自己的老导师科纳博士寻求意见。1943年2月与科纳通完电话之后，马斯特斯最终决定将性研究作为自己将来的方向。

科纳提议说：“好的，为什么不去找找维拉德·艾伦？”

马斯特斯回复说，自己“并不拔尖的成绩”恐怕无法加入华盛顿大学艾伦的项目小组。当时，艾伦是全国生殖内分泌领域绝对的权威之一。马斯特斯也由衷地想去圣路易斯做艾伦的实习生，但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没什么把握。

艾伦曾在罗彻斯特大学担任科纳的首席研究员，当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激素对于女性生殖系统的影响。他们通过测试兔子的黄体——月经周期中卵泡所释放的一种血性组织——发现了孕酮，一种在排卵期和怀孕期间大量存在的激素。艾伦通过证明人体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性激素——雌激素，从而在科纳博士一人称霸的学术界博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后来，艾伦离开了罗彻斯特，前往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担任系主任。年长马斯特斯大约12岁的艾伦，尽管有时略显乏味，但在人们眼里向来是一个技艺精湛、风度翩翩的优秀外科医生。前往圣路易斯就职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医学院系主任。尽管各奔前程，但艾伦一直都和自己最信任的杰出老同事科纳保持着联络。

“比尔，你赶时间吗？”科纳在电话里问马斯特斯，“你等我5分钟，我会再打回给你。”

几分钟之后，科纳带来了好消息。“实习医生的职位现在属于你了。”他得意地宣布了自己幕后工作的成果。

马斯特斯惊呆了，被科纳的行为深深感动，他竟然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还如此看好自己的能力和前途并愿意伸出援手。后来他回忆说：“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热泪盈眶，一边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程，一边回忆着乔治·科纳博士的宅心仁厚。”

1943年夏天，比尔和莉比·马斯特斯搬到了圣路易斯。这对年轻夫妇计划着自己的新生活，开始组建自己的新家庭。通过这次实习机会，科纳不仅给马斯特斯的医学生涯带来了飞跃，同时也对他研究人类性行为的想法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如果像科纳这样睿智且博学的人都能认同自己科学研究计划的价值，马斯特斯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说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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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六章 生育专家

纹丝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失去胎儿的同时，这位年轻女士自己也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即将死去。由于植入性胎盘(plata percreta)，她还在不停地流血，这是一种胎盘穿透子宫壁并侵犯周围器官的罕见疾病，不仅会造成胎儿的营养不良，而且常常危及母亲的生命。在妇产科医院的4楼手术室里，3名年轻的医生竭尽全力，却依旧无济于事。他们施行了剖腹产以去除剩余的胎盘，在宫腔里塞满了纱布用以止血，却依旧不见效果。如果没有其他措施，他们知道，这位孕妇不久就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世了。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病例，”那天晚上的一名住院医师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回忆说，“我们输了大量的血。如果还不能止住出血，那她就要血流过多而死了。”

绝望之中，他们呼叫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所拥有自己附属医院的著名教学机构——的值班医生。尽管已是圣诞节深夜，一位高年医生不久就赶到了手术室，让在场的住院医师松了一口气。比尔·马斯特斯冲进手术室。“在走廊里他就已经脱掉了衣服，换上护士扔给他的手术服之后直接就进了手术室。”弗里德里希说，“马斯特斯医生进来后，看了看问题，立马就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并没有和我们讨论，一刻不缓地做了他必须做的事，解决了我们的麻烦。”

马斯特斯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外科技术和对复杂的女性生殖系统的理解，以及果敢的做事风格，在生死线上挽回了这名女子的生命。弗里德里希如释重负，拿起本来是为圣诞晚会准备的小相机，抓拍了一张这位实现惊天逆转的医生的照片。“我们几乎都踩在血泊之中，”他回忆道，“照片里，有些人简直是满身鲜血。”正是这样的英雄事迹铸就了一个医生的名望，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顶尖的表现让马斯特斯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敬，也让手下的医生对他感激万分。

1950年的时候，威廉·马斯特斯已经为人类性爱研究——这个曾经被乔治·科纳所排斥的研究——作好了充足的准备。获得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系助理教授职位的他，在这个中西部顶尖的医学院里事业如日中天。年仅35岁却有着一张老成面孔，他很快就成为了系里的二把手，仅次于主任维拉德·艾伦。马斯特斯和妻子莉比也把家搬到了更为舒适的克莱顿，后来又在拉杜——圣路易斯一个富裕的郊区——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期盼着在那儿定居生活。他也积累了一群令人羡慕的病患关系群，每一次怀孕分娩之后，他们都对他倍加尊敬。在同事眼里，马斯特斯是一位完美的外科医生、教师，以及生育这一新兴领域的专家。

尽管只有6英尺来高，但因为大学时代踢过足球并且工作后坚持晨跑的缘故，比尔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充足的精力。他总是穿一件刻板生硬的衬衫，系着领带，看起来就像是个斗士。他的斜视似乎只是在打量周围的情况。课堂上的他不苟言笑，总是夸张地抿着嘴巴。马斯特斯的下属迈克·弗赖曼医生说：“如果他向你露出笑脸或听见他的笑声，你会有一种被他认可的感觉，就好像父亲拍拍你的头然后对你说，‘真是个好孩子！’”那个曾经毫无自信、害怕回家的预备校少年，如今早已破茧而出、今非昔比。“他是个极端自傲的男人，所有衣服都是私人定制的。”20世纪50年代分配给马斯特斯的另外一名学校职员弗朗西斯·赖利医生回忆说，“那就是马斯特斯的本性。他每隔两天会换一次白大褂，习惯用白色外壳的圆珠笔，从不用其他颜色的笔。他是个独来独往的男人，不能说寡言少语，但怎么也算不上话多的人。”有些人甚至觉得马斯特斯有点狂妄自大，尽管大家都不敢当面跟他提出这一点。同期的一位妇产科住院医师尤金·伦齐医生说：“他不仅觉得作为医生，自己比别人更优秀，而且作为一个人，情况也是如此。他绝对是个自我主义的人。”谈起马斯特斯在学校到处招摇的那辆有型的名爵黑色敞篷跑车时，伦齐和赖利异口同声地说道：“他绝对是个非常自我的人。”即使是下雨天，比尔也从不关上车篷，任雨水肆意地落在自己身上。

周五的傍晚，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所有老师和住院医师聚在一起进行手术讨论以及病例分析。护士和医学生都不允许参加这种畅所欲言的开放讨论。在讨论时，马斯特斯总是喜欢搅和，常常提出些魔鬼般的主张。“他会站起来说，‘不，要是我的话会怎么怎么做’，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挑衅，为了证明医学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总有别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前住院医师马文·雷纳德说。和那些最顶尖的执业医师一样，马斯特斯喜欢挑战医学传统。“在妇产科医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见到的人就是比尔·马斯特斯，”前住院医师罗伯特·戈尔说，“他的判断极为出色，他就是连接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个桥梁。”

某个周五，关于剖腹产的问题成为了讨论会上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关于为什么短短6个月之内剖腹产的比例从3%一下跳到6%这个问题。如今，剖腹产手术——避免自然分娩的诸多并发症风险而通过手术方法取出胎儿的手术——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25%。但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老产科医师更倾向选择阴道分娩，无论漫长的产程如何折磨着母亲。20世纪30年代——那个没有青霉素、没有血库，麻醉也极为不安全的年代——所训练出来的老医生，总是告诫自己的下级医生说不要贪图剖宫产的痛快，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并不习惯这个手术。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分娩无力——通常这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持续36小时以上，让人看不到尽头。医生们详细解释了对于产程超过1天的病例自己的处理方法。有人最后问道：“马斯特斯医生，你会怎么做？”

马斯特斯歪头一笑，回答极其简单。“我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平和又响亮地说道，“要是我，早就把孩子从肚子里剖出来了。”

尽管他的技术有口皆碑(拿着手术刀的他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但马斯特斯绝不是下班之后的花花公子。作为主力男医生的一员，下班之后他很少会出去喝酒放松，也不喜欢参加周日早晨的高尔夫聚会。他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妇产科医院，完全就是一个日夜不休的研究员和临床医生。对于傻里傻气的人，马斯特斯没有半点耐心，这一点其他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可以证明。如果预约的病人迟到10分钟以上，马斯特斯就会拒绝接诊，他必须重新再约时间；如果第2次依旧迟到，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列入永久的黑名单。作为不孕不育这个新兴领域的专家，马斯特斯坚持夫妻双方一起前来就诊。“对于这一点，他要求非常严格。”在50年代担任马斯特斯手下的艾拉·高尔医生回忆说。

然而，在看似粗暴的外表下面，马斯特斯却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于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迈克·弗赖曼刚开始临床实习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着马斯特斯查房，在一间检查室里他们为一位黑人老妇女做常规的妇科检查。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种族隔离现象还相当严重，在妇产科医院甚至设有独立的“黑人”(Negro)病区专门收治有色人种及其孩子。弗赖曼对那节体检教学课记忆犹新。这位瘦小的女人是个寡妇，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面容却还算年轻。当医生例行询问她一些健康问题时，她的双手始终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蕾丝围巾。在诊疗快结束的时候，马斯特斯清清嗓子，一如往常，问了一个问题。

马斯特斯问道：“请问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一直低头看着地板的这位老妇人一下抬起头，盯着马斯特斯的眼睛。然后她露出一丝笑容，回答道：“马斯特斯医生，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很难可以找到一个好朋友。”

弗赖曼对于此次谈话的尖锐程度甚是吃惊。马斯特斯让所有男医生明白了，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在处理女人私密问题时，必须要以一种专业的方式进行，并且需要体恤每一位病人的人格和情感需求。“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弗赖曼回忆说，“我从他那儿学会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问得恰当，那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答案’。通过询问，他了解到她还有性生活，而且仍旧具有这方面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妇产科手术方面的不断创新为马斯特斯在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他是全国首先运用骶管麻醉的人之一，这是一种将局麻药注射至脊柱下端的骶管内、从而达到缓解分娩时疼痛的麻醉方法。这种麻醉方法避免了乙醚麻醉或全身麻醉所导致的孕妇意识丧失及其相关风险，对于复杂病例来说是一种更好的麻醉方法。作为共同作者，他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这项技术的学术文章，分析了很长一段时期内的5000多例分娩病例。在1955年，马斯特斯和维拉德·艾伦在《美国妇产科学杂志》(Ameri Journal of Obsterid Gynec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处理子宫瘢痕相关盆腔疼痛的手术新技术论文，帮助了成千上万遭受这种妊娠相关慢性疼痛的妇女。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艾伦马斯特斯综合征”(“Allen-Masters” syndrome)，有的地方甚至会把马斯特斯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的头脑是那么富有创造力，双手又是如此灵巧，激进的他支持为绝望中的病人寻找新的手术方法，比如说，他就曾经给好几个先天阴道缺无的女人进行过阴道重建。从这些病人身上，马斯特斯意识到，正常的性功能对于病人的心理健康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马斯特斯的同事马文·雷纳德医生记得，在阴道重建术刚开始开展的时候，马斯特斯就曾给一名年近20岁的病人做了这个手术。术后她对马斯特斯感激万分，就好像由此重获新生一般。“病人不能因此而怀孕生子，”格罗迪说，“但至少可以从此享受性生活。”

在马斯特斯关于激素、不孕不育以及常常被死板的妇产科所忽视的患者性生活情况研究中，维拉德·艾伦绝对是个完美的支持者。“如果没有维拉德·艾伦，就没有这一切，他才是真正的老板。”马斯特斯的下属约翰·巴罗·马汀医生解释说，“他和比尔·马斯特斯关系非常亲密，因为这个，比尔才可以做到这些。”就科学而言，艾伦有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妇产科医院，对于那些要求产后做输卵管结扎绝育手术的病人，只要她已经生育了5个或以上孩子，并且她们的丈夫也同意，血液化验报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艾伦都会尊重她们自己的意愿。数十年之后，输卵管结扎术成为了那些不愿生育的女人最常见的选择。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艾伦的政策震惊了所有员工和病人。“在这样一个天主教社区以及大学的背景下，这完全是一场革命，”马汀说，“对于成为舆论焦点，艾伦也习以为常了。”起初，马斯特斯跟随着艾伦一起研究激素替代疗法，探索如何为那些激素耗竭的女性人为地补充雌激素和孕激素，从而让她们重焕新生，缓解那些绝经所伴随的不适症状。在华盛顿大学的起初10年里，马斯特斯以自己的名义总共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由艾伦为其接生了两个孩子的艾拉·高尔，对于这样两个性格脾气截然不同的男人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成为如此亲密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他说：“维拉德·艾伦是个极为随和的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的时候。比尔·马斯特斯则是能力出众，许多在他的治疗下怀上孩子的病人都把他视作圣人。但就本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家伙。”

到了1953年，马斯特斯在华盛顿大学的第10个年头，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不孕不育症的治疗上，主要帮助那些不孕不育症夫妻进行生育。他在妇产科医院开展了不孕不育研究项目，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精子库。哈佛、哥伦比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教学医院都在开展类似的工作，但全都不如华盛顿大学领先。马斯特斯精湛的技术对于那些急于怀孕的人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多迪·约瑟芬·布罗德黑德说：“因为比尔·马斯特斯，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所有家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8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后来我们找到了比尔·马斯特斯，多亏了他的精湛技术以及不孕不育方面的深刻研究，我成功地怀了孕，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她就是在马斯特斯的生日那天出生的。”后来多迪和自己的丈夫约翰与马斯特斯成为了朋友，特别是她，对马斯特斯尤为感恩。

多迪·布罗德黑德患有受孕困难，而她的丈夫则是精子数量较少。据她推测，这大概是因为以前他做海军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时所受的那些重力负荷所导致的后果。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时，对于像布罗德黑德这样的夫妇，起初部分是关于性知识的基础讲解。在这段期间，陪着马斯特斯一起接诊的弗赖曼回忆说：“人们对于生育的无知让我大为吃惊。他希望女人可以了解什么时候她们最容易受孕，让男人明白他们该如何做爱。”

那个年代，不孕不育的治疗工作引起了全社会的一片骂声。“通常都是一些男人开的玩笑，”多迪·布罗德黑德回忆说，“无非是说人们都是去接受比尔·马斯特斯的亲身测试，说她们都用纸袋子蒙着脸去的。”面对着极小的受孕几率，绝大多数的成功夫妇都愿意和自己亲密的朋友分享经验和细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孩子这个“大奖”。当布罗德黑德成功地在妇产科医院产下自己的女婴之后，马斯特斯依旧平和却饱含激情地对她说：“现在，多迪，别以为你找到了神奇密码，放下这些，赶紧趁热打铁，再生一个。”马斯特斯提醒她注意，女人在第一次怀孕之后，可能会患上继发性的不孕不育。“一旦你进入了怀孕模式，那很快就可以怀第二胎，而且会比第一胎更好。”

丽塔·里维斯和他的投资银行家丈夫艾德也曾因为不孕的困扰找过马斯特斯看病。“毫无疑问，我想要个孩子，”丽塔·里维斯回忆说，“当我一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的医生向我推荐了马斯特斯。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谈论性。”马斯特斯很快就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接诊了他们，在那里，丽塔完全看不到其他病人。“我想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要保护他的病人，”丽塔说，“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丽塔十分感激马斯特斯。“后来，我终于成功怀了孕——这对于一个不育症患者来说是个莫大的成功，”她说，“他还亲自为我接生了这个孩子。”如果这样的成功没有很快实现，那么夫妻会尝试一系列提高受孕机会的方法，马斯特斯手下的一名高年医生艾尔弗雷德·兰普回忆说。这些方法包括指导夫妻如何改变传教士体位以帮助准妈妈们接纳往下流的精液。怀孕这件事常常会用到许多“正常夫妻不会考虑的”姿势和方法，兰普解释说，“比如通过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确定排卵的确切时间，以及丈夫通过自慰的方式收集精液，或者从安全套里把射出的精液收集起来。”丈夫们经常带着装满精液标本的纸袋子过来，就好像带饭上学的学生一样。对于那些丈夫是不育症患者的女人来说，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精子库里的精子，这些精子通常都是由医学院的学生捐献的，受孕机会相当高。“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精子库是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全体学生捐献的，我们会对发色、瞳孔颜色以及基本背景资料进行匹配，而且会有些吹嘘地告诉他们，我们会让医学院的院长挑选一些高材生作为捐献者，”马斯特斯的一名住院医生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使用我们捐献者的精子进行受孕的患者，成功率可以达到90%。”马斯特斯的名声被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从海外专程前来咨询这位生育专家的病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多迪·布罗德黑德记得，有一次预约，他们在检查室里等了半天才等到了马斯特斯，心烦意乱的他满脸抱歉。作为莉比·马斯特斯的朋友，多迪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接诊了一位可爱的女士，却不得不告诉她，她患有不孕症，而且彻底失去了怀孕的可能。”他气馁地解释说，根本无济于事。他说，她的丈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只想要个儿子。停顿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更为糟糕的是，她是伊朗国王的妻子，而他又不得不有个继承者。”

事实上，伊朗国王对苏拉娅(Soraya)可谓是一见钟情、情真意切。他的首任妻子是一位埃及公主，那段没有爱情的家族联姻为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但没有生下男孩做他的继承者。不久，苏拉娅不能生育的消息就传开了。伊朗的政客和宗教领袖们向国王不断施压，要求他尽快为国家生个男孩以有朝一日领导自己的民族，维持政治的稳定。凭借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而上台的这位亲美国王，在一次险些遭遇暗杀之后，眼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这听着有些离奇，但布罗德黑德一直都记着马斯特斯的这番解释。几个月后，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伊朗皇后苏拉娅·埃斯凡迪亚里·巴赫蒂亚里(Princess Soraya Esfandiari Bakhtiari)的悲惨故事，和当初马斯特斯跟她说的一模一样。20世纪50年代，苏拉娅是欧洲狗仔队疯狂追逐的对象，这个传奇美女和后来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一样，总是充斥在各种街头小报之上。1951年，她嫁给了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从而加入了德黑兰的世界。这个婚约的条件之一就是苏拉娅必须为穆罕默德生一个儿子。

在一次访问美国期间，这位伊朗皇后拜访了顶级的生育专家，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其中有一位医生建议做一个尚未开展、具有生命危险又成功概率极低的手术，最终由于风险过高而被拒绝了。马斯特斯没有提供任何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案。当看了苏拉娅的输卵管造影结果之后，他很快就判定没有治愈的可能。1958年，伊朗国王和他唯一的真爱离婚，希望由此可以保住自己的王位。虽患有不孕但绝对富裕的苏拉娅，后来一直保留着王妃的头衔，成为了欧洲各大顶级酒店的常住客。数年之后，在伊朗国王被大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nomeini)和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轰下台之前，他的私人医生还曾到马斯特斯这里进行过专业进修。

尽管很多朋友都知道马斯特斯曾为伊朗国王做过咨询这件事，但没有谁比多迪·布罗德黑德更印象深刻了，后来马斯特斯提到他打算改变研究重点时，也着实让她大吃一惊。在一个社区鸡尾酒晚会上，他们谈论着不孕不育诊所的成功、准父母们的担心，以及通过人工方法让人怀孕的奇妙。聊着聊着，马斯特斯顺水推舟地透露出其实自己的本意是要研究性爱本身。

“全世界各地的病人都慕名来找你看病，你为什么偏偏要去研究一个如此具有争议的课题？”大吃一惊的多迪问道。

“的确如此，但所有需要了解以及能够了解的东西几乎都已经搞清楚了，我想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我想在历史长流中留下我的名字。”马斯特斯坦率地回答道。

多迪满脸疑惑，盯着马斯特斯。

“哇哦，你的确是个狂妄的家伙，比尔！”她说。

两人都因着马斯特斯的大胆而大笑起来。然而，这也成了多迪终生难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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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七章 贤妻

<small>“最恶毒的诅咒莫过于诅咒别人断子绝孙，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谴责别人不为父母。任何文明的首要因素就是男男女女可以为人父母、抚育自己健康的孩子，如此民族才能得以繁衍壮大，不至于衰退。”</small>

当马斯特斯夫妇搬到隔壁时，玛吉·福斯特还特地为此庆祝了一番。早年在密歇根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了贝蒂，两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闺蜜。玛吉和贝蒂的大姐马乔里是妯娌，她们的丈夫是托里和汤森德·福斯特兄弟俩。在她看来，令人尊敬的比尔医生的妻子贝蒂，不仅是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更是比尔的贤内助。除了孩子，贝蒂和比尔拥有了一切。他们都觉得，位于密苏里州拉杜区奥克利街道34号的这幢两层高的殖民时期小楼是一个理想的安家之地。

当年，马斯特斯夫妇刚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玛吉帮他们在大学和妇产科医院附近找了一处公寓。当玛吉在拉杜区——圣路易斯最富裕且有名的郊区之一——的邻居搬走时，她第一时间把消息给了贝蒂和比尔，于是他们立马付下定金，买下了那幢房子。“我们和马斯特斯夫妇做了很多年的邻居，关系甚密，”玛吉回忆说，“她想尽法子地想要让他幸福。”对于玛吉的儿子——处于青少年期、易受影响的托里·福斯特来说，马斯特斯家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井井有条，恰如其分。和自己父亲同名的托里回忆说：“在我看来，她就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里。这个顾家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打理着自己的家庭，全身心地支持着比尔的工作。成为一个好妻子对于贝蒂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马斯特斯夫妇总是给人一种豪门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的印象。对于贝蒂在拉杜区圣彼得公会教堂的那些富人朋友，以及知道比尔持有壁球协会正式会员并且有时看见他在早晨拿着球拍去打球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印象就更为真实了。在哈佛时就结识了许多绅士的弗朗西斯·赖利医生说：“在我看来，她就是个贵妇人，漂亮的她从不会热情过度，一直以来都言行得体。”从圣路易斯一所私立学校毕业的约翰·巴罗·马汀医生强调说：“莉比非常善于社交。”比尔的病人似乎也都来自上层社会，圣路易斯的阔太太们都喜欢让风趣幽默、爱打领结的比尔做她们的妇产科医生。刻板保守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只让他帮她看病，但依旧会怨声载道。她说：“对于他，我可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绝大多数女人都很喜欢比尔实际而直接的行事风格，她们躺着被检查或坐着聊天时，他都会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城中最棒的那一位。从妻子的朋友到自己的熟人，从乡村俱乐部、预备学校到上流社会，行医多年的比尔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之后，逐渐把病人委派给自己的高年医生马汀进行接诊。数月之后，马汀前来咨询比尔一个问题，病人们经常想要了解并询问建议的一个问题——性。

“比尔，你把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都转诊给我，而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婚姻不幸福。”马汀泄气且困惑地说道。

马斯特斯微微一笑，就好像在课堂上的老师对着学生一样，然后说道：“你就简洁明了地告诉她，‘关于您婚姻的不美满我感到十分遗憾。你有3个选择，继续过下去，或者选择离婚，或者找个情人。谢谢您来找我看病，出门时把钱付给门口的那位女孩。’”

于是，马汀把自己导师马斯特斯的这番话作为真理一般记在了心里。

最初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伊丽莎白·马斯特斯在奥特·史华兹医生那儿做秘书，这位老医生在维拉德·艾伦之前曾经担任过华盛顿大学妇产科主任。莉比的工作让她对自己丈夫在医院里做的事有了些了解，直观地看到了这群医生对于别人的影响力。过了几年之后，“莉比觉得是时候生儿育女了。”比尔回忆说。节假日时，莉比·马斯特斯这个迷人的女主人在家举办了许多愉快而时髦的派对。他们邀请邻居、朋友以及医学院的同事，包括比尔手下的医生前来参加。“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十分美好。”不孕不育项目研究组的成员马文·格罗迪医生回忆说，“他们非常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最好是两个。他俩全心全意想要生儿育女，组建自己的家庭。”

但问题出现了——马斯特斯夫妇一直没能成功怀孕。就和其他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一样，对于此事，他们也是闭口不谈，至少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他们汉密尔顿大学的老朋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在他们刚搬到圣路易斯不久的时候来拜访过一次，那个时候生孩子的事就已经在筹划之中了。沃德韦尔回忆说：“他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比尔一心想要搞清楚原因，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在他看来，比尔对不孕不育症的兴趣一部分是缘于对自家问题的关心。“据我所知，贝蒂曾说过，他们的确认为哪儿出了问题，并且一直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关于他们的不孕不育，沃德韦尔只了解到了这些。

晚年的马斯特斯医生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不孕不育的问题。即使是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也只是从专业的角度报以回答，从不谈及自己曾经在怀孕这件事上的努力尝试。然而在弗吉尼亚·约翰逊面前，他却说了很多，着实让人有些误会。他说莉比的生殖系统有些功能障碍。他告诉弗吉尼亚说，莉比阴道中存在着一种酸性“致死因子”把他的精子都灭活了，只有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才能找到生两个孩子的方法。1950年，莉比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名叫莎拉·马斯特斯，小名叫做“萨利”；第二年，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小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小名叫做“豪伊”。“他们的两个孩子相差13个月，这完全是他在不孕不育症方面努力研究和工作的回报。”弗吉尼亚说道，“也许她没法怀孕，就是他研究不孕不育的原因。”比尔发明了一种“帽子”技术，他是第一个使用该方法的医生。他用一个塑料帽收集自己的精子，然后通过莉比的阴道把它塞入宫颈，从而让“种子”安全地种植在她的输卵管中。约翰逊提起这项帽子技术时说道：“他是这项技术的先驱之一。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她就不可能怀孕，或者说他的精子就不可能完好地保存活力。一切都是阴道环境的缘故。”马斯特斯为自己创造两个孩子这段史诗般的经历，以及比尔向弗吉尼亚所透露的这个小故事，正吻合了他作为一个不断革新的不孕不育症专家的名声。总之，比尔以特别的方法成功地让莉比怀上了孩子，拿他的话来说，如果不是他所发明的规避方法，她根本不可能怀上孩子。

但事实上，这一切根本就不是莉比的问题，问题出在比尔自己身上。据格罗迪医生说：“伊丽莎白一直没能怀孕的原因在于比尔，他患有精子缺乏症——一种精子数量减少的疾病。”他和比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宫颈帽技术治疗男子不育症的医学论文。比尔在读到了一篇关于宫颈帽技术的文章并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之后意识到，这个方法可能解决自己的生育问题。他们的实验对象也包括了贝蒂和比尔自己。“比尔告诉我，他使用宫颈帽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精子数量过少。”格罗迪解释说，他为后来他们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ion)上发表的文章准备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文章中，伊丽莎白·马斯特斯的两次怀孕用首字母“E.M.”来表示，和其他表格中成功的案例一样，均使用了病人姓名的首字母。文章中着重强调，在那个时代，比尔通过自然方法成为父亲的机会几乎为零。在该研究中，他们把精子数量低于6×107/cc定义为正常值的绝对下限。文章中提及的另外13名丈夫，平均精子数量为3.6×107/cc。然而比尔·马斯特斯——“E.M.”的丈夫——的精子数量仅为0.5×107/cc，是该研究中精子数量最少的一位。

承认自己精子数量低下有些不太现实，这就好比让他承认自己作为男人的无能一样，是对自己精心打造的男子气概的一种毁灭。像比尔·马斯特斯这样的男人，每天工作前都要在奥克利大道跑上几圈的前大学足球队队员，不可以有这方面能力的缺陷。也许比尔觉得，如果自己患有不育症的事被人知道了之后，会影响自己在不孕不育门诊的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性压抑氛围中，门诊表面是以“在实验室里创造孩子”为目标，私下里仍旧悄悄涉及了许多社会所禁止的有关性爱本质以及细节的内容。除了向格罗迪提过自己精子数量过少这件事之外，比尔决定对其他人缄口不谈，或者捏造另一个版本。“对于精子数量过少这一问题根本没什么办法解决——而事实恰恰相反，”听说了这个研究之后，弗吉尼亚引用文章中“E.M.”的丈夫患有精子缺乏症的例子坚持道，“相信我，和他在一起，很难不怀孕。”

知道事情真相的格罗迪，在多年之后听到老朋友说过的其他版本的解释之后，也只能付之一笑。“也许那就是他自己告诉弗吉尼亚的话，但事实并非那样。”谈及将多年不孕的责任归咎于莉比这件事时，格罗迪说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比尔告诉我的那些，而且，他的确靠着宫颈帽才最后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马斯特斯的第一个孩子正是格罗迪帮忙一起接生的。

一心想要做母亲的莉比·马斯特斯默默地信任着自己丈夫的判断。“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们为了怀孕曾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的儿子豪伊说。马斯特斯从不和自己的儿子讨论有关于性的话题，除了有一次，那个时候豪伊年近30，他因为类似的问题向父亲讨教实战经验。“我记得，唯一一次他跟我提到性生活，是在我结婚之后怀孕遇阻的时候，”豪伊说，“他最后说，‘天啊，如果你想在受孕时做得更出色，那就做1、2、3、4，然后就听天由命吧。’”为了怀孕，就和其他渴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夫妻一样，莉比和比尔也经历过当时美国医学界所采用的丢人且粗糙的人工授精方法。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强调说，在医学院的不孕不育研究项目中，每一对夫妻都“直截了当地讨论自己什么时候、多少频率以及如何进行夫妻生活，这样做只是为了能找到最佳的受孕机会”。比如说，马斯特斯建议那些夫妻不应凭着直觉在女方排卵期频繁地进行性交。他说，应该遵循一种“交错的性爱日程表”，差不多每隔36小时一次——对于月经规律且28天一个周期的女性来说，通常是第12天的晚上、第14天的早上，以及第15天的晚上。“对于男性来说，精子数量恢复到正常水平通常需要30到40小时。”作为一个生育专家，对于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女性，马斯特斯都建议她们首先放松自己的背部，在自己的臀部下面垫一个枕头。他建议说，在做爱过程中，男性临近高潮的时候应当果断而直接地进行射精、完成性交。“他应该尽可能深地插进阴道，停止抽插，把阴茎固定在阴道深部进行射精，结束后第一时间退出来。”马斯特斯解释道，不能磨磨蹭蹭，更不要等待什么奇妙时刻的到来。他所说的做爱，更像是击剑比赛中的最后一击，或者是用软管给轮胎充气，而不是儿女柔情的缠绵。马斯特斯再三告诫，不要洗掉精液。两人完成交合之后，女方应该弯曲下肢，把膝盖抱在胸前休息1个小时左右，以防止任何精液流出阴道。他说，这些指导建议作用巨大，无论在参与者看来是否过于具体化，或者甚至显得有些有损人格，但这些方法的的确确有助于创造生命的奇迹。

在不孕不育门诊，他简短的性教育创造了许多奇迹。仅凭一些基本的指导，每8例患者中就有1例在3个月内成功怀孕。马斯特斯把其中一对夫妻的故事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自己的同事，他们俩都是中学老师，一直以为只要“夫妻同床”就可以怀上自己的孩子。丈夫听了马斯特斯的指导之后一直抱怨说那简直就是杂耍，但夫妻两人还是忠实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尝试了两个月之后就成功怀孕了。“我真心觉得这是个难以想象的故事，”马斯特斯后来写道，“起初我也不敢相信，直到我对这对夫妻有所了解之后，才恍然大悟。”

马斯特斯的病例比起绝大多数病例来说都要复杂得多，甚至令人绝望。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脚注中，比尔写道，“E.M.”和她的丈夫是“一对患有严重精子减少症、重点治疗了7年之后最终成功通过帽子技术两次怀孕的夫妻”。然而，在非凡的成功背后，是他们所面对的极小概率。和绝大多数不孕不育研究一样，这个研究发现怀孕的几率与等待时间成反比。在14对面对不孕不育问题超过3年的夫妻中，只有5对最终成功受孕。在纳入这项研究之前，他们在其他医生那儿接受了至少1年以上的治疗，并且最终使用宫颈帽之前，于不孕不育门诊接受了至少半年到1年的指导。文章从专业的角度描述了马斯特斯这样的夫妇在尝试怀孕过程中房事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一开始，他们会通过肛温测量以及阴道分泌物涂片检查来确定贝蒂确切的排卵时间。在这之前，比尔和其他研究中的男同胞一样，要遵守一个“3到5天的节欲期”，如同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自慰的方法将精液射入“一个清洁的广口玻璃管”。20分钟之内，男方的精液会被放入一个帽子内以备植入。与此同时，贝蒂和其他研究中的女性一样，常规地“使用一种特制中性溶液灌洗阴道，以提供适合精子存活的理想环境”。

医生戴着一副无菌橡胶手套拨开贝蒂阴唇的褶皱，插入装满精液的帽子。紧接着就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医生——在这个病例中很可能是马斯特斯本人——依旧戴着手套，将两个手指沿着阴道的后壁探入阴道，保持帽子开口的水平，以防精液提前溢出。当手指抵到宫颈开口的时候，帽子里的精液被倾倒在合适的位置。从那儿，扭动的精子争先奔向那等候着的成熟卵子，就和自然发生的一样。不是所有的子宫和阴道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像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准备一个详尽的“B计划”非常必要。在替代方案中，一个空帽子首先被植入到宫颈开口处。然后通过一个带有弯曲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在避免刺伤宫颈的同时将精液注射到帽子中。帽子装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待。所有这些帽子必须在原处保留至少8小时以上，通常在16小时之后移除。有些夫妻这样尝试了7次之后才成功怀孕。大多数失败的案例——如文章中所标出的——都尝试了至少10次以上，其中有1对夫妇两年之内尝试了19次，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马斯特斯夫妇是幸运的。他们只做了两次授精手术就成功地怀上了自己的第1个孩子，而第2个则是1次成功。他们是4对丈夫是医生的夫妇之一，这4对夫妇都学会了在家使用宫颈帽，而不用前去门诊进行手术。文章中提到说：“这4位不用去医院由其他人员进行操作的女士，都很快地怀上了孩子。”另1对出去旅行的夫妇，其放松的心态也让他们很快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在展望部分，马斯特斯说道，该研究提示了在生育和女性性反应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有些不够幸运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宫颈帽手术，到最后都阴道痉挛了——防止阴道撕裂的耻尾肌的一种病理性反射，有时普通的卫生棉也会诱发这种病理反射。“在不孕不育领域，精神方面的因素最近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普通性交时的情境相比，授精手术过程中的特殊环境必然会引起或增加非正常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可能转而引起器质性的改变，比如局部的肌肉痉挛或者血管淤血。”马斯特斯在文章中解释道。不难想象，在门诊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放松心态怀孕呢，特别是在自己的丈夫在一旁期待着结果，而男医生则戴着橡胶手套在自己体内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其接受能力肯定大受影响。

对于慕子心切有着切身体会的马斯特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同情自己的病人。没有和莉比亲自在家试过之前，他不会提供任何补救性的治疗措施。他意识到，精神和肉体以及生育和性习惯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是所有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在另一篇和格罗迪一同发表于1952年的关于不孕不育症的文章中，马斯特斯写道，小心询问，以免夫妻感到过分尴尬或约束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性习惯，这样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结局。他建议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被一次次昂贵又无效的治疗坑害过的不育症夫妻，“最初的询问应从夫妻双方的激情体验作为切入点”。作为一名不孕不育症医生，马斯特斯设计了一整套访谈方案，包括夫妻双方共同访谈以及单独的个别访谈，以帮助医生最大程度地了解病人情况，后来他把这种形式改进为一种性生活调查。“当你在做不孕不育症相关工作时，会遇到一大堆有关性的问题——马斯特斯向我们灌输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在门诊处理过100多名病人的年轻医生赖利回忆说，“你不得不处理一大堆夫妻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一如寻常，莉比·马斯特斯履行着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在丈夫精子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了怀孕，她同意尝试丈夫设想的各种方法。对于塑料宫颈帽、特制的浸泡液、橡胶手套、抱膝平躺数小时，她都毫无怨言，只为能生育自己的孩子，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她甚至同意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孩子的出生作为他论文的素材，来帮助他的事业发展。然而，当马斯特斯两个孩子——他们在不育症沙漠的漫长旅程中所结的果实——出生之后，莉比决定再也不碰医学这个东西了。她辞去了大学里奥特医生秘书的工作，并且告诉比尔，在他从激素和生育领域跨入人类性行为的探索过程中，她不会继续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希望她能参与其中，但由于她觉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家庭和孩子，于是拒绝了他。”她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这一决定印证了莉比·马斯特斯“家庭第一”的个性，经历了满是心碎和变故的成长岁月之后，她深深地渴望能拥有一份安稳的家庭生活。“在内心深处，她愿意尽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丈夫，但她不想在工作上有什么作为，”他们的儿子豪伊解释说，“她只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妻子，在背后支持一心追求冒险的医学专业丈夫。他们谈论过这件事，她也很清楚，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八章 学术自由

<small>“只有通过真理，人才能拥有力量。就如校训说的那样，‘从真理中汲取力量’。”</small>

<small>——伊桑·A·han A. h. Shepley)</small>

在麦卡锡时代，伊桑·A·h·谢普利对学术自由的坚守从未动摇过。后来当选密苏里州州长的这位共和党人，向来都不赞同威斯康星州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的那套反共论调，也从不坚持什么效忠誓言。他热爱自己的母校华盛顿大学，大力倡导探索知识、追求卓越。1954年，成为校遴选委员会的领导之后，在大家的力荐之下，他接受了校长一职。谢普利身材高大，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一张方下巴，饱满的额头就好似一座冰山架在他的黑框眼镜上面。他的儿媳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在工作方面，他崇尚学术自由，鼓励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他无疑是比尔·马斯特斯的最佳支持者。”

那个时候，年近40的马斯特斯已经在华盛顿大学担任了10年的老师，不仅在激素和不孕不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外科技术也是无可挑剔，在当时的妇产科领域，他的学术地位只有系主任维拉德·艾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谢普利担任校长之后，马斯特斯立刻意识到提出人类性生理反应研究计划的时机到了。在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雷德·金赛已经在194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男性性行为的著作，关于女性的著作也于1953年得以发表。马斯特斯的提议可谓一脉相承，正是以金赛广为宣传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后来马斯特斯提到金赛时说：“如果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也不会得到批准，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我们来说，显然已经有一个先例摆在那儿了。”

与金赛收集8万多份性行为和性态度的调查问卷不同，马斯特斯打算对性爱过程中的人体功能进行直接观察——仔细地记录心率、呼吸、抽插以及颤抖。比起粗糙且歧义百出的民意调查，在肉体的世界里直观地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人类的性行为。接诊了无数不孕不育症夫妻之后，马斯特斯明白，在性事方面，人们不可能做到毫无保留、坦诚相待——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病人对于自己性生活的描述充斥着谎言、半真半假、幻想、一厢情愿、回忆偏差以及过度的省略。每一位科学家都清楚，最有价值的信息、唯一可以让人信赖的资料，就是临床观察——每一项主张背后那些记录在案的证据。相识之初，艾伦就知道马斯特斯有想要研究女性性反应的打算。在数百例妊娠和不孕症病例中，在医学研究的脚注里，马斯特斯会时不时拐弯抹角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妇产科医生，艾伦和马斯特斯都认为女人的性征是她们特性的解剖基础，这是所有临床医生都得面对的事实，却无人愿意对其进行研究。传统、禁忌以及刑法本身都阻碍着这样的行为。艾伦多次提醒马斯特斯小心这种研究可能带来的后果。

“从你决定做这种类型的研究起，我就没打算过要拦着你，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我对此很担心，”友好的艾伦平和地告诫道。医学院院长艾德·邓普西也满怀担忧地对他说：“你我都知道，你这样做很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表示，职业伦理委员会以及校内纪律委员会很可能会让马斯特斯的努力最后落空。然而，艾伦和邓普西都批准了他进一步研究的申请。听了马斯特斯的高谈阔论之后，谢普利校长也同意把他的申请提交给学校理事会，并承诺说：“到时候如果我说得上话，一定大力支持你。”

但是过了几个月，马斯特斯却一直都没收到答复。

谢普利校长，这位十分了解自己故乡圣路易斯保守作风的聪明律师，在学校理事会面前并没有提及太多有关此事的细节。他知道马斯特斯研究人类性爱的角度与金赛有很大不同——也是医学院理应提供的学术自由之一。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批评，甚至会招来官司的麻烦。谢普利关于此事只说了个大概，并表示比尔·马斯特斯值得他们信赖和支持。华盛顿大学的领导“吓坏了……如果他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确切要做的事，他们肯定连魂都会被吓没”，马斯特斯回忆说，“他们以为我要做的和金赛做的差不多，但其实根本不是。”

1954年6月26日，马斯特斯收到了谢普利写来的一封信，让比尔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他。漫长的等待之后，比尔终于如愿以偿。

“比尔，我们终于说服了他们，”马斯特斯刚走进校长办公室，谢普利就宣布道，“我太高兴了。不得不说，你能得到批准着实让我有些不敢相信。”

马斯特斯激动不已。现在他终于可以有机会做梦寐以求的事了，这是他长久以来努力准备，并愿意投入整个职业生涯以及自己人生的研究工作。然而，他还没开心几分钟，谢普利又说道，对于此事，学校理事会的意见并不统一。他解释说，理事会担心如果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走漏风声，很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重要校友的捐款。马斯特斯必须自己解决研究经费的问题，并且整个研究必须秘密进行。更重要的是，尽管谢普利对理事会只是提了一下这个研究计划的大体框架，但他要求马斯特斯必须定期向他汇报研究进展以及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不用说，我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附加条款，”马斯特斯后来回忆道，“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可以借用校长优越的办公场地，并且在遇到问题时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6周之后，马斯特斯如期前来汇报情况。那个时候，也就是1954年8月，阿尔弗雷德·金赛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很显然，马斯特斯成为了性行为研究的新先锋。当马斯特斯再次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谢普利一脸茫然，友好的微笑也难掩这位领导内心的担忧。

“有关性爱，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校长半开玩笑地问道。

马斯特斯依旧是一本正经，开口说道，“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性爱其实一无所知，我想你估计也是如此。”

谢普利听了之后失声大笑。

两人继而就人类性爱研究的困难以及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迟滞不前的原因进行了一番讨论。

获得批准之后，马斯特斯在图书馆翻阅了所有相关的书籍、文献以及论文。“我发现，没有一篇文章或一项研究可以为我所研究的人体性生理反应提供帮助。”他说。

在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只找到一本书，其书名略微涉及了一些性功能。这本教科书由伊利诺伊大学妇产科前任主任编写，马斯特斯后来了解到，他一直等到自己退休之后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一直放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保留书架上。当马斯特斯要求借阅时，图书管理员拒绝了他。

“对不起，马斯特斯医生，我不能借给你。”她说。

马斯特斯也蒙了，以为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说：“我不是想借出去，只是想拿过来翻阅一下。”

图书管理员却无动于衷。这本书里有很多男女生殖器的素描插图，图书馆领导担心这是一本色情书。按照规定，身为副教授的马斯特斯并没有资格翻阅这本书。他被告知说，只有教授或者系主任，以及图书管理员可以从保留书架上取下这本书。他立马去了维拉德·艾伦的办公室，请他作为代表前往图书馆借阅该书。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时说道：“这件事恰恰说明了当时医学界是多么害怕涉及性爱这个主题。”

数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谈论只涉及生殖本身，性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兴旺部落和民族。尽管许多人在诗歌、戏剧以及专著中都对异性相吸以及彼此间的不同发出了感叹——在宗教、哲学、政治领域，都将男女之间的爱定义为文明的基石，甚至经常被视为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医学领域，几乎从没进行过探寻其本质的研究。在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在的那个时代，对于人类的性爱全都是误解、无知、诽谤，甚至是刑罚。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柏拉图把性欲分为粗俗以及高贵神圣两种，认为这是男女之间吸引力的两极动力。在(the Republic)中，柏拉图写道：“男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其生理功能——一方做父亲，另一方生育孩子。”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则认为，男女都会产生精子，由脊髓分泌，孩子的性别则取决于父母双方的精液哪一方更占优势。有些希腊人甚至通过结扎自己左右两个睾丸进行自我阉割，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尽管主张爱的平等，亚里士多德却一直都认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依据自己在动物实验中的观察，他认为男性精子的作用只是唤醒女性体内早已存在着的、却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微小婴儿。根据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建议夫妻在房事之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他在书中写道：“比起南风，刮北风时进行房事生男孩的机会更高。因为刮南风的时候，动物会产生更多的分泌物，而分泌物过多会造成混合困难。刮南风时男子的精液就会含有更多液体，女性则会月经来潮。”

文艺复兴时期，莱昂纳多·达·芬奇出色地图示了性以及怀孕期间人体的解剖变化，这些写实主义绘画完全可以用在多年以后的医学教科书上。毋庸置疑，即使是针对那些最纯洁的参观者，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鲁宾以及其他西欧伟大艺术家的那些裸体画也会让他们联想到性爱所具有的愉悦感受及生育功能。即使是在这样开明的时代，医学仍旧是政治和宗教所禁止的对象，并且两者都明令禁止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在淫乱生活中虚度了青春年华之后，后悔莫及的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fessions)中写道：“少年蠢蠢欲动的心跳困扰着我，蒙蔽了我，让我分不清爱的宁静与性的阴暗。”这本书一直影响了数个世纪，以至于宗教在谈论到性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其中所潜伏的罪恶，即使是已婚夫妇，也要对此十分当心，加以戒备。

一直以来，社会上有关女性的争论都离不开性这个话题。在法国，詹森主义者(t)认为政治革命早就已经被放纵的性欲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谴责得到了英国加尔文教徒以及那些奔向新世界的清教徒的强烈反响，他们带领着巫婆搜寻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据他们说，她们的不孕全都缘于魔鬼。即使是马丁·路德，这个在教会里谴责独身主义的伟大新教改革者(Protestant)，也把女人视为低人一等，在他看来，女人只是男人罪恶的欲望以及他们繁衍后代所需要的被动容器。“依靠自己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路德在1524年寄给3位修女的信中写道，“上帝创造了女人的身体，她应当陪伴男人，为他生儿育女。”

到了工业时代，移居城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再也不用像从前在农村里那样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了。性爱作为提供农业人口方式的这一重要意义亦在不断弱化。在城市里，家庭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人不断地争取着教育以及选举权方面的平等，诸如“不得使用童工”这样的进步理念也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医学的焦点逐渐从灵魂转移到了人体本身。早期的先驱之一，被视为现代外科学创始人的约翰·亨特医生，对于手淫导致阳痿这个普遍的旧观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盗墓还未被明令禁止之前，亨特是盗尸贼的忠实客户，通过解剖那些坟墓中挖出来的尸体，他掌握了人体生殖系统的内部器官结构。据他的传记记载，亨特声称自己完成了全球首例人工授精，在对梅毒以及淋病的测试中，他甚至把自己作为实验的对象。当他尝试通过妓女给自己的阴茎接种这种性传播疾病时，据说事与愿违，并未成功。当时许多冒牌医生混在合法医生的队伍中，声称可以治愈所有的性功能障碍，到处兜售药水，祸害百姓。苏格兰人詹姆斯·格雷厄姆因为号称自己治好了德文郡公爵夫人的不孕症而名声大噪。出于感激，夫人资助格雷厄姆开设了格雷厄姆疗养所(Graemple of reat)，在那里，伦敦人可以听有关药物效力的讲座，读他所写的《爱的讲座： 给已婚男女的私密建议》(Lecture on Love; or Private Adviarried Ladies alemen)节选，或者接受轻度电休克治疗的刺激。以现在的标准，花上5万美元，英国最富有的夫妻便可以在振动的“神仙床”上逍遥一晚上。格雷厄姆承诺说，当两人在这个精妙的装置里被爱之愉悦强烈地骚动后，任何贫瘠的“土壤”都会变得多产。

早期的美国社会深受西欧影响，在性爱方面表面上信奉着基要主义，私下却是不拘传统、功利至上。在讲道坛上，科顿·马瑟以及其他人都用“火焰硫磺”那永远的磨难诅咒来训诫人们，告诉人们那些屈服于原始欲望的人会下地狱。“如果有人……陷入了可耻的邪恶，”这位哈佛校长的儿子责骂道，“那就请全社会一同来指责他。”为了防止人们忘记这些教导，纳撒尼尔·霍桑在自己1850年出版的小说(t Letter)中描绘了一位激情与性压抑交加的女主人公，讲述了她在承认通奸之后背负的象征清教徒罪行的大“A”字的故事。尽管有这么多清楚的警告，然而，在13个前殖民地，性爱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在南方，至少有一位白人由于自己的黑奴而遭到了惩罚；而在北方，聪明却世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指出床上的经验远比年轻貌美更有价值。他建议说：“夜里的猫都是一样的灰色，熟女所带来的肉体快感只会好、不会差，任何事都是一个道理——熟能生巧。”

美国人混淆性爱与宗教信仰的倾向让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Mormons)在盐湖城大胆地寻找着自己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任意追逐，相互厮混。在同样的驱动力之下，基于“基督共产主义”、优生学以及为了“性爱”而非“生育”分享爱妻的理念，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北部创立了“自由性爱”奥奈达殖民地。进入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政府逐渐减少了西部地区性交易许可证的发放，开始管制那些新兴城市、妓院以及破产的南部佳丽们经营的老公寓楼内色情交易。尽管如此，宣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妈妈，妈妈，爸爸在哪儿？”竞争对手曾如此嘲弄道，“去白宫了！哈哈哈！”)，加之对非法性交易的不屑态度，并没有妨碍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安东尼·康斯托克则发动了一场针对罪恶的改革运动，立志要铲除图书馆、邮局以及舞台上一切淫秽的事物。早期的几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力宣扬性爱平等。作为一名作家和报纸编辑，伍德哈尔在康斯托克法案颁布之后被捕入狱，其原因是她曝光了著名传道士亨利·华德·比彻和他至交的妻子之间的地下情——有关这件伤风败俗之事的新闻标题就和后来美国总统与女实习生之间的绯闻一样骇人耳目。进入20世纪之后，医学仍旧无法适应“性生活”这个新课题，特别是在面对女性的相关问题方面。1900年，一位医生撰写了一篇有关成人女性性反应的文章，然而《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主编退回了他的投稿。1916年，曾经担任过护士和助产士的玛格丽特·桑格在文章中大力批判女性对于自己生殖命运的自主缺失。桑格大力反对由教会人士以及医生签名支持的有关避孕的相关法律禁令。对于这位后来领导了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的女人，历史学家h·G·威尔斯预测说：“我们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一部血脉相承的生物史，而玛格丽特·桑格会是其中的女英雄。”

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比尔·马斯特斯发现妇产科领域十分排斥性爱相关的事宜，好像医生们只喜欢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却把那些促成出生的过程视为下流的事情。在英国，哈夫洛克·艾利斯医生整理了一长篇关于性心理的历史，着重强调了愚昧对于男女所造成的恶果。他在1927年写道：“对于爱的艺术全然无知且对性生活的自然本质缺乏准备的女人，如果有了知识、技巧以及对丈夫的体贴，她们的婚姻可能就会少一些恶果。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在美国，马斯特斯的经验告诉他，诸如乔治·华盛顿·科纳和维拉德·艾伦这样富有天赋的医生是绝不会涉足性爱这个课题的，即便他们的研究总是围绕着它。马斯特斯在图书馆中翻阅到的前美国妇科协会主席罗伯特·L·迪金森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上下划线标注到：“纵观人类顽固的性需求，让人十分好奇科学发展中却唯独对性生理的核心少有涉足。考虑到不可救药的种族婚俗习惯，我们有理由把预防医学引入到夫妻健康中，好让爱和生育保留那一丝的尊严。”迪金森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委婉的话语提到，应当保证新型卫生棉产品的卫生质量。为了战胜父母心里对于这种塞入自己女儿阴道的东西的反对，他争论道，用作卫生巾的老式衬垫，会挑逗性地摩擦女性的外阴。迪金森写道：“老式的垫带加上局部狭小空间的热度，就是女人为什么有节奏地局部摩擦以获得性快感的原因。”

出于专业的自豪，马斯特斯并不打算用委婉圆润的话语对过去进行辩驳。他一心想要搞清楚人类性生理的本质，用最专业的医学术语对其进行描绘。当最初和谢普利校长提及此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详述对性爱研究所设想的有关细节。他把自己的计划定位为学术自由。然而现在，得到了谢普利概念上的认同之后，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校长自己脑子里的确切想法。

一番寒暄客套式的玩笑之后，谢普利终于问道：“关于此事，你有什么计划？”

马斯特斯的首要请求是申请一个公休假。他解释说，这段时间他会经常离开圣路易斯，维拉德·艾伦也答应在此期间帮他代课。随后，马斯特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和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城市的妓女见面，并对她们进行观察。校长的脸“瞬间惨白”，用马斯特斯自己的描述来说，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个字来。

“妓女人群，为什么？”校长担心地问道。

马斯特斯镇静地回答说：“她们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性爱专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对于性爱是多么一无所知。”

作为学术自由的卫士，谢普利无可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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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九章 窥视

孔作为警长，h·萨姆·普利斯特心里非常清楚传统而正直的圣路易斯市民对于妓女这一职业的看法。他也明白自己的妻子对比尔·马斯特斯的态度。

卖淫这一行业在圣路易斯有着一段肮脏甚至是暴力的历史。1850年，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活活烧死了一名暴徒，他们的非法性交易搅得全城的妓院鸡犬不宁，使得政府不得不再次加强公共体统的管理。此后的数十年里，密苏里州的法律都将卖淫定为重罪，非法进行卖淫活动的人都会被判入狱，而涉及的妓院也会被永久性关闭。然而，1955年在华盛顿大学参与马斯特斯医师性爱研究项目的那些妓女却获得了普利斯特的豁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逮捕，没有警察突击检查，甚至连威胁性的敲门都没有。这种豁免着实奇怪，因为这位粗壮而精力充沛的警长向来以严格的管理著称，在全国其他地区犯罪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他管辖的这座城市犯罪率却在下降。只能说，普利斯特信任自己的医生。

为普利斯特家接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比尔·马斯特斯深受他们的爱戴。玛格丽特·普利斯特十分崇拜马斯特斯的精湛医术以及务实的做事风格，其中也不乏他为自己接生孩子的缘故。不论自己的警署是否会因此而遭到管制卖淫活动不善的指责，萨姆·普利斯特——这位警察中的警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始终都对马斯特斯尊重有加。玛格丽特回忆说：“萨姆一直都觉得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对妓女进行关押或者虐待。如果马斯特斯想要与她们进行面谈，或者从她们那儿获得一些信息，只要不侵犯她们的权利，我的丈夫都会允许。”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有了这位警长的秘密协助，一下扫除了许多政府的阻挠。在马斯特斯的请求之下，普利斯特的警探答应为他推荐一些愿意参与研究的妓女，并会保护她们不齿勾当的相关细节，防止新闻对此报道。“我的丈夫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他在圣路易斯只是一名政客。”玛格丽特解释说，她的丈夫并非在向学术机构咨询如何提高自己部门管理城市的效率。

据后来马斯特斯的代表律师说，把圣路易斯警长以及城里的其他几位重要人物拉进自己的顾问团，对马斯特斯以及他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家住隔壁、后来成为马斯特斯第一个代理人的年轻小伙托里·福斯特回忆说：“由于普利斯特的支持，每当妓女揽到客人之后，警察都会被通知，‘让他们去——你不要去突袭(马斯特斯的实验室)。”后来沃尔特·梅特卡夫成为了马斯特斯和他诊所的代表律师，依他看来，普利斯特的入伙全凭马斯特斯的劝说。“他对此事十分投入，计划了很久，并且邀请了许多权威人士参与，”梅特卡夫说，“他凭借着自己的诚意和信念打动了别人。他会说，‘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目的地，但在到达那儿之前，我不得不经过另一些地方。’”

在顾问团里，除了警长先生之外，还有《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St. Louis Globe-Democrat)的出版商理查德·安伯格、密苏里州教会的主教，以及中西部级别最高的犹太牧师。在邀请权威做顾问这一点上，华盛顿大学的伊桑·谢普利校长也十分赞同马斯特斯，认识这对规避风险至关重要。

“比尔，告诉我，你打算让哪个傻瓜担任这个顾问团的团长？”谢普利问。

马斯特斯回答说：“先生，我想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谢普利一动不动呆立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考作为大学新任校长的自己如何亲自监督这个涉及妓女的研究——想到这种荒谬的行为不禁大笑起来。“你有胆让我做，”谢普利笑着说道，“那我就敢和你一起探这个险。”他还建议马斯特斯一定要确保天主教会的合作，因为在圣路易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马斯特斯就给圣路易斯的教会打了电话，想要和大主教见个面。然而，当主教秘书一听到“性爱研究”这四个字，声音就立马变得慌张起来。马斯特斯的见面请求一开始被他拒绝了。但3天之后，之前的那位秘书又打来电话说，大主教很高兴能见他。

在美国的天主教会，身材瘦小、语调温和、戴一副无框眼镜的约瑟夫·E·里特是个稀有品种——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1946年晋升大主教的时候，他下令郊区学校平等对待不同肤色的学生，要知道那个时候密苏里州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仍旧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当反对者拿法律行动作为威胁时，里特说，如果有谁挑战他的决定，那他一定会将其逐出教会。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他坚定地说：“我们学校楼顶的十字架必有寓意。”马斯特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拜访了里特，那个时候关于计划生育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声音——远不及1968年禁止避孕之后教会出现的政治分裂，或者20世纪80年代关于流产的纷争，以及近来公众对教会里恋童事件的披露，所有这些似乎都把天主教高层推向“性”这个话题。当时，绝大多数教区居民经常会在忏悔室里提及自己肉欲的罪过。在和马斯特斯的会面中，这位大主教表示，十分欢迎这种针对夫妻生活困扰的严肃研究。“我很清楚，国内外数百万的婚姻都受着性问题的困扰。”在两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中，里特这样告诉比尔。这位天主教领袖最后说，他无法正式接受马斯特斯顾问团成员的这一任命，但是他会派一名牧师作为联络员，保持彼此的信息沟通。马斯特斯起身离开时，大主教感谢道：“我不得不说，你所说的某些研究手段可能不会被我们天主教会认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你的研究结果，天主教会一定十分感兴趣。”里特最后承诺说，在没有事先和马斯特斯沟通过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有关他这项研究的言论。

有了警长、大主教以及华盛顿大学校长作为顾问团成员——其中的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相信着医学——马斯特斯终于可以放心地把妓女作为自己实验的研究对象了。

就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在圣路易斯，妓女一直被描绘为一种堕落女人的形象，是社会罪恶长存不灭的根源所在。而她们的那些男顾客则是色诱之下的受害者——从来都不是他们自愿的，他们都是不知不觉地染上梅毒、结核以及其他性病，然后再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家人。圣路易斯市卫生部门1895年的年度报告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普遍观念：“对于那些因为爱欲冲动而失去宝贵贞操的少女，也许尚会有人同情；但对于那些为了金钱把自己的肉体卖给每个光顾者的女人，还能有什么借口和辩解可寻呢？这种恶习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是不可救药的普遍罪孽，我们只能承受，但同时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减轻这种罪孽。”

20世纪50年代，圣路易斯的医生大多都不会考虑接触妓女这件事。然而街头与青楼里的妓女，以及渴求性爱的无名氏男性很快成为了马斯特斯的实验研究对象。研究的最初20个月里，他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几个城市一共访问了118位妓女和27位嫖客，仔细记录了他们的性爱过程以及既往疾病史。马斯特斯本人说他从没有花钱让他们配合，但他的助手说妓女因为参与研究曾得到过相应的报酬。从这组研究对象中，马斯特斯挑选了8位女性和3位男性进行进一步的“解剖与生理研究”——观察不同的性爱方式。尽管身为顶尖医学院的高年教师，马斯特斯却意识到，自己对于男女交配的复杂性是多么的无知。他们街头式的智慧和坦率与那些在门诊接受盆腔检查的中上阶层的拘谨和焦虑截然不同。由刑警队招来的这些性服务者，对于如何唤醒男人软趴趴的阴茎，或者挑逗一个干燥的阴道简直是得心应手；他们也知道如何相互配合，一起达到高潮。“他们描述了许多提升以及控制性爱气氛的方法，展示了无数不同的刺激技巧。”马斯特斯写道。在他研究的摸索阶段，在这群“实验研究对象”的帮助之下，他终于搞懂了应当如何记录性爱最基本的解剖方面的资料。

凭借着警察部门的撑腰，马斯特斯与掌控圣路易斯地区职业妓女人群的3个男人见了面。这些妓院老板最终相信了马斯特斯，不再认为他是法律部门的刺探，而是一名打算前来学习取经的大学教授。妓女谈论顾客以及自己经验时的坦诚让马斯特斯着实吃了一惊。他注意到，在她们中间，许多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报酬通常是一场电影或者某个社交聚会”。由于南方男人很少会戴避孕套，女用避孕套成为了最常用的避孕方式，有相当多的女人会选择佩戴它。然而当马斯特斯访问男妓时，他感到他们很多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问及有关“性交频率以及性功能”相关的问题时。和女妓不同，这些男人都号称自己拥有超乎想象的出色性能力。一旦马斯特斯感到男妓的说法“只是幻想，而非事实”，他就会将其从研究队列中剔除。无论如何，这些访谈让马斯特斯掌握了比自己预想之中更为深入的细节。他解释说：“对于许多性交方式我都缺乏了解，通常我会依据我在他们面前明显的无知决定我需要问的问题。”

在妓院里，马斯特斯得以近距离地直接观察有偿性服务的世界，这种观察是任何访谈都无法取代的。起初，刑警队捐献了一些在突击检查中收集来的色情电影，其中的性爱场面虽然绘声绘色却十分乏味。马斯特斯解释说他需要“观察性功能，从而可以让研究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马斯特斯靠着自己无比的真诚以及支持者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妓院老板以及妓女答应了这个请求，而没有把他当作性变态来拒绝。

马斯特斯躲在隐蔽的地方记录着妓女的叫床，并观察着男方的反应。在妓女的屋内，他透过窥视孔或者双向玻璃镜进行观察，这些都是偷窥狂为了偷窥其他男女做爱过程有意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的，或者是妓院老鸨和老板用来监视那些粗暴顾客的。“我一直很感兴趣为什么妓女会以她的那种方式去靠近目标男性，”他解释说，如同人类学家问及一个未知的遥远文明一样。他注意到，有些妓女会“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冷漠”，而另外一些则会“努力挑逗、鼓励并取悦某部分客人”。初步接触之后，妓女总会问顾客同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马斯特斯后来了解到，这个问题绝非是出于友好——如果顾客回答说自己是本地人，那么这些妓女就会卖力取悦他，争取能把他变为自己的回头客。

透过窥视孔进行观察对于比尔·马斯特斯来说着实是一份吃力而紧张的工作。为了观察仔细，他不得不蜷坐在闷热而不透气的墙后或者屋角，紧紧地靠着窥视孔。对于那些好奇的同事，他回答说：“那绝对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为古怪且乏味的事情了。”当安静地蹲在一旁时，马斯特斯不仅会记录面前这次性交的时长、插入和抽离的节点，甚至还包括床晃动的程度。他一边观察，一边设想着如何通过心电图、呼吸记录仪以及其他医学仪器来测量性爱过程中身体的变化。事后，他会回到自己的汽车或者酒店房间把这些观察迅速地整理一番。从1955年到1956年末，马斯特斯的研究已经从圣路易斯的中心西区扩展到了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新奥尔良。在马斯特斯逗留期间以及前后一个礼拜，通常都会安排当地警察暂停相关的逮捕行动。作为信息交换的一部分，马斯特斯通常会为每一个志愿者做体格检查，包括咽喉、阴道、宫颈以及直肠的细菌培养。

然而，到了后来，马斯特斯开始意识到妓女并不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样本量太小，而且无法代表普通的美国女性。妓女常常会患上感染性疾病以及慢性盆腔淤血，即我们熟知的泰勒综合征(taylor syndrome)。马斯特斯觉得，通过这种不具代表性的样本，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明确的有关女性性反应的陈述。更麻烦的是，如果他在学术论文中声明自己的研究人群是妓女，那他必将面临“圣路易斯当地社区极度的负面反应”，所引起的风暴一定会摧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管怎样，马斯特斯相信，在夜晚工作的这些女士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这对于学习曲线至关重要。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在访问这些参与者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对于一个根本不了解女性性生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这位想要理解女性性反应的男医生而言，当他访问到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大学生、一位聪明而好奇的主修生物学的女人时，这种限制再显然不过了。根据马斯特斯回忆，她当时“为自己即将举办的婚礼筹备资金”，正在试图涉足一些性交易，并成为了马斯特斯研究中的一名志愿者。有一天，她无意中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在妇产科医院的一间检查室里，这位年轻的女士正在挑逗自己——用马斯特斯的医学术语来说这称作“自慰”——直至高潮，马斯特斯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并用相应的仪器对其进行了分析。在事后的访谈中，他们详细讨论了她蜷起的脚趾、发麻的感觉，以及性爱过程中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他想要“明确在个体反应中的那些主观部分”。这位年轻女士描述了自己的高潮体验，并且表示高潮与否完全取决于谁来刺激以及如何刺激。

“如果这是我装的呢？”她突然问道。

马斯特斯彻底蒙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停顿了很久之后他好奇地问道。

“那就是我谋生的手段——假装高潮。”她坦率地回答道，就好像在给孩子解释压根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她说，性爱中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快——让男人快点完事，然后付钱走人”。

尽管身为已婚男士，并且作为妇产科医生接诊过成百上千个妇科病人，马斯特斯仍旧是一头雾水。这位年轻的女性对于高潮的描述——以及她的假装只为让整件事早点结束的可能性——似乎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我只是不能理解，”他回忆说，“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搞懂过。”

面对这位监测了自己高潮，却无法听懂自己讲解的才华横溢的医生，年轻的女士终于开始不耐烦，声明说自己对他已经够有耐心了。

她对这位医生尖锐地训斥道：“如果你想做这个研究的话，真的需要一个翻译。如果有一位女性搭档，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马斯特斯闷声听着，并没有回应。恍然大悟的他似乎被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敲了一下脑门，直到现在才搞懂。他越想越觉得她讲的有道理。如果他想搞懂“女人的性心理”——愿意冒着毁掉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风险也执意要去探索研究的这片医学未知领域——那么，他必须找一个女性研究伙伴。马斯特斯知道他不可能找自己的妻子莉比，她已经辞了妇产科医院的工作，把所有心思放在了两个小孩身上。

马斯特斯决定招一个助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于是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招聘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无伤大雅的求助信息。经过几个礼拜断断续续的面试，1956年的圣诞节前夕，马斯特斯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助理。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章 基质

<small>“必须科学地做事，否则再大的雄心壮志也会无疾而终。”</small>

<small>——《卖花女》(Pygmalion)序，乔治·萧伯纳</small>

1957年时，弗吉尼亚·约翰逊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妇产科医院，在3楼那张位于亚麻地毡中心，如孤岛般矗立着的笨重铁桌子前记录病人的姓名、年龄以及地址。约翰逊太太和其他默默无闻的秘书一样，被临时聘来做那些没完没了的文档整理工作。“她的工作是填写保险表格，”年轻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回忆说，“她是妇产科唯一一个办公桌不在办公室而是位于走廊的工作人员。”

约翰逊打算攻读一个社会学学位来提升自己，她做这份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些钱。“医学的世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她解释道：“我很喜欢那些为我孩子看过病的医生，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医学毫无意义。”

当医学院的学生或年轻的住院医师经过走廊的时候，约翰逊偶尔会抬头瞥一眼他们。对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护士，她总是很友好。有时候，她也会和她们聊聊关于孩子和女人的事。当高年医生走过的时候，约翰逊也学会了振作精神，微笑着与他们一一问好。不久，她就搞清楚了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主要成员——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妇科肿瘤专家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以及后来聘用她的威廉·马斯特斯医生。h·马文·卡梅尔医生回忆起这位很快就被人尽皆知的新任秘书时说：“对我而言，她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比尔·马斯特斯却在她身上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独特之处。”

起初，约翰逊很少关心医生办公室里的那些事情。在她做这份工作之前，朋友们告诉她，马斯特斯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专攻不孕不育症和激素替代治疗。她并不知道，这位头发谢顶、穿戴整齐、一本正经的医生，在忙碌地接诊一个又一个病人的同时，其实另有作为。没有人告诉她关于老板私下进行的性爱实验的事，这位大学教授背地里还经常辗转于妓院青楼。一直到聘用约翰逊的时候，马斯特斯也没有告诉她这些。4个月之后，当约翰逊起身离开自己位于走廊里的办公桌前去吃饭的时候，他依旧没有透露自己的打算。

对她而言，在一整天无聊乏味的填表工作中，医院的自助餐厅可谓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也是与医生护士接触的好机会。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邻桌而坐，她可以感到些许平等、接近她能胜任的秘书或“研究助理”所应享有的社会平等。日积月累，弗吉尼亚逐渐在同事心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总是穿得很职业，相比同级别的人略胜一筹，同时又带着一丝性感。秀丽的棕色头发、动人的眼睛、迷人的举止以及洪亮的声音让她很快就捕获了大群男住院医师的倾慕。卡梅尔记得，在自助餐厅里，弗吉尼亚总是出现在医生护士的聊天队伍中。他说：“约翰逊并不是十分漂亮的女人，但我认为她看起来十分性感，而且很亲切。”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起约翰逊时夸赞她是个黑发美女，让人想起，她是办公室里相貌最为出众的一个：“仅仅从她的举止，特别是她对男人说话的方式，就能看出我们所谓的性感。”在20世纪50年代，当大多数医生的妻子还在家做全职主妇的时候，一位殷勤体贴的离异女性在午餐时分与已婚职员公开交谈被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并不简单地将秘书看作是凭本事工作的员工，更容易将之归为潜在的第三者，用谢尔曼太太的话来说，她们常常使用花招破坏别人美好的家庭。有些男人却对约翰逊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谢尔曼医生。当他评价约翰逊早期担任自己和马斯特斯的秘书时称：“我每天都看到她——她是一个好秘书，待人亲近。”卡梅尔听到谣言后说：“有那么一两次，我认为她试图和我发生性关系。但她后来离职去了比尔那里，显然比尔对她更有兴趣吧。据说她和系里的其他男性有一腿，但我并不确定是否属实。”

艾拉·高尔，一个身材矮小、精力充沛、头脑聪明、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是约翰逊在此期间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医院的排班表经常重合，不久两个人就一起上下班了。坐在艾拉的1948年款普利茅斯轿车上，弗吉尼亚不禁回想起了昔日往事，并将自己前段婚姻的那些细枝末节、曾经担任乔治·约翰逊乐队歌手的经历，以及作为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而不得不依靠保姆的故事一并吐露给了艾拉。这种形象与那个整天在走廊办公桌后喊着“早上好”的默默无闻的秘书形象大相径庭。约翰逊让高尔印象深刻，而他则给她讲述自己对于医学的见解、医院内部工作的事，以及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等级制度。约翰逊是一个灵敏而且能干的学生，很快就从中看到了自己升职的机会。“她毛遂自荐，申请了一个更好的职位，”高尔说，“原本的工作任务是整天填写保险表格，而当有人为马斯特斯的项目寻找研究助理时，她很快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某一天，当餐后聊天的话题转到马斯特斯私下里的性爱研究时，住院医师一如往常地开起了玩笑。约翰逊微笑迎合，却并没有领会笑话的内容。“他们当着我的面开了好几次这类玩笑，”她回忆起：“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我并没有打算一直在那儿工作。”在她心里，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门诊当然会涉及性爱话题，但仅关乎生孩子的一些方法。她印象中：“对于马斯特斯以及他关于不孕不育症的相关研究，自己之前就有所耳闻，本以为应聘过去就是做那方面工作的。”一开始，当马斯特斯安排约翰逊负责整理病人的个人资料时，她就对病人的私人生活显露出绝对的亲和力与好奇心。在她看来，那些私人问题似乎很符合她所以为的不孕不育症研究，没有什么让她多心的地方。可是，那天休息室里的谈话让她开了眼界。

“你为什么做这个，弗吉尼亚？”一个男性员工问她。

那些住院医师都以为她知道隔音室里的那些淫荡勾当，研究对象收了钱之后提供相应的服务。

弗吉尼亚适宜的回答并没有显出自己的无知。通过他们的对话，她终于了解到马斯特斯私密性爱研究的全部内容，谣传中那些不可否认的细节为她提供了足够的基本要素。

正在这时，马斯特斯穿着白大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飞速地猜测着人们讨论的话题。有些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己肆无忌惮的言论可能触怒了马斯特斯。每个人都盯着约翰逊，等待着她的反应。她的眼神和其他面部表情却没有透露出一丝内心的想法。

马斯特斯感到是时候给自己这位下属一个解释了，告诉她过去几个月所收集的病人资料是人体性反应研究的一部分，整理那些性爱资料是为了进行临床分析。约翰逊记得：“当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真正的计划时，也就是主要工作并非不孕不育症，而是性爱研究，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会不会使你困扰？’”

约翰逊似乎并没有显得为难。“我只是无法想象，”她平淡地回答道，“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个？”

她的回答让马斯特斯哑口无言，房间里那些年轻住院医师则是窃笑起来，有几个过了一会儿才笑出来，似乎刚反应过来这个玩笑的奥妙所在。马斯特斯看上去不能算是高兴，但对她的回应还算满意。“这就是让人着迷的地方——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需要了解(性爱)。”约翰逊回忆说，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见多了动物交配，已经对人之间的这些事情见怪不怪的密苏里州农场女孩。在约翰逊的世界里，性爱与爱情向来分界清晰、互不相干，这一点似乎只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才能理解。她对性行为的看法既不激进也不惧怕，更没有极乐的幻觉。回忆起与马斯特斯共事之前自己对性爱的简单观点，她说：“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它很重要，但我从来不对它分类。对我来说，它一直是一种自然需要、一种需求。这对于我来说，没必要大惊小怪。”回过头来看，弗吉尼亚冷静而温和的反应成为了1957年马斯特斯约翰逊搭档最终成立的决定性因素。“大概那就是我被视作完美人选的原因，因为这方面我没有问题。”她回忆说。关于她被选中，马斯特斯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且客观的描述。“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未婚女性不可避免地会被当作处女，而我不能聘用那些无法把性爱完全视为可自由探讨的主题的人。”他略显傲慢地解释道，就好像他自己是乔治·萧伯纳戏剧《卖花女》中的亨利·希金斯教授，面对的是弗吉尼亚州的伊莱扎·杜利特尔。眼前这位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女性助理，虽然对下一步爆炸性的课题还一无所知，却似乎就是马斯特斯从广大无知人群中恳求而来、专为他的喜好而打造的合适人选。

理想来说，马斯特斯更倾向请一位女性医生做自己的搭档，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比约翰逊更为合适的人选。马斯特斯清楚，比起约翰逊，女医生可能会更为保守，只会严格地遵循研究指南，处处谨小慎微，不会像约翰逊那样每天都活力四射，拥有着与生俱来的激情。数年之后，回忆起当初自己被描绘成绝佳的理想搭档时，约翰逊说：“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女医学博士？’他回答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选择学医的女性，绝不会让自己与性爱研究扯上半点关系，拿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医学博士来冒险。’或多或少，这也是事实。就这样，他成就了我。”

从一开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男女搭档模式就在探索人类性爱课题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位向来傲慢且自信的妇产科医生在做性爱研究时却一直很谦卑。他说：“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是许多男人永远也搞不懂的——比如女人的性爱，对此我就一无所知。”尽管是医学界的新手，约翰逊很快就看到了自己在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实验室队伍里有男女双方的出现让一切变得不同，”后来她说，“志愿者会因此而感到放松，她们也不会对我们的动机产生质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有我们两个在场，她们会感到一种尊重。”

每当马斯特斯向病人或其他医生说明情况时，约翰逊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让我加入是他的聪明之举，当有一个女人在场，就会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她说。她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询问了马斯特斯选择自己的原因。如果说是要让这项研究更易进行，她很好奇他为什么不委托自己的妻子莉比来搭档。

对于私人问题不太热情的马斯特斯保持着镇静与权威的语调。“事实上，曾有一次，我的确征询过她的意见，”他回答说，“但是她既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也压根没有什么兴趣。”

马斯特斯最想寻找的东西，他的妻子却没能给他。他说服自己相信约翰逊和他一样，有非凡的奉献精神，在追求过程中持有同样的热情。作为她的老板，马斯特斯很乐意训练她——把所有解剖学、生物学以及生理学复杂难懂的知识都教导给她——让她对他们的领域精通熟悉。他总会好话说尽，哄她没完没了地工作，日复一日，没有周末，鲜有假期。她没完没了地收集个人病史，观察着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性爱过程。但她却干得起劲，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从没有假期这个东西一样。

第一年年终之前，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马斯特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甚至被邀请参加他在家举办的派对。刚进门，马斯特斯就把她介绍给莉比认识，她们亲切而简短地寒暄了几句。约翰逊与华盛顿大学的顶级医生和教授以及城里几位有头有脸的人站在一起。她整晚都与同伴们默默地处在客厅的一角，小口抿着杯中的饮料，突然发现有位凶猛的老女人正向自己接近。

“我倒想见见比尔所找到的这位模范人物——这位完美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嚣道，所有人都听得到她的声音。约翰逊感到有些窘迫。“她几乎是在那个优雅的场合下大叫了起来，”约翰逊回忆道，“我只能转头就走。那是我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刚几个月的时候的事。”

对妻子和家人，马斯特斯声称自己只是出于善意，伸手帮一把这位勤勤恳恳工作、当时又有些不太走运的女人。“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她，”豪伊·马斯特斯说，约翰逊太太接受他父亲参加周末聚会邀请的时候，他当时才六七岁。“有些周日，她会来我家，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一次感恩节，马斯特斯甚至邀请了她的父母，埃德娜和哈里，还有她的孩子们。埃谢尔曼一家已经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了一个离自己女儿更近一点的地方，找不到保姆时，他们也经常帮忙照看两个孩子斯科特和丽莎。尽管结了两次婚，约翰逊依旧没有彻底摆脱自己母亲的情感控制。晚饭的餐桌上，马斯特斯将自己的说服力施展到了埃德娜身上。

“您将弗吉尼亚按照一个女人的样子抚养长大。”他用一种医生似的肯定语气谈起。

埃德娜之前从没有见过马斯特斯，但她被他的恭维打动了，好似自己的女儿依旧是住在家里的那个少女。“她被抬举了——以为自己受到了某种称赞，”约翰逊记得，“某种角度来说，他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是有史以来最顺服的人。”然而，同时代人记忆中的约翰逊着迷于马斯特斯和他的研究，就好像她已经得到了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某些东西一样。她并没有表现出一点被操纵或强迫。恰恰相反，他们说，她成为了一个渴求的学生。马斯特斯甚至带她进入手术室，使她得以亲眼看看那最真实的基础解剖，在那儿她也见识到了他的高超技巧。“他把我放在手术室的目的是让我可以知道输卵管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在哪儿——这让外科主任相当气愤，每当看见我在那儿的时候，都会大叫，”她回忆说，“马斯特斯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外科的员工都对他崇拜有加。他的确可以把重复原形。”

约翰逊的热情对于那些在医院自助餐厅餐桌前听她讲自己见解的医生、护士和员工来说感受非常明显。在狂热的激情驱使之下，她似乎已经开始阅读并吸收所有性爱相关的著作。“我们经常在午饭时间碰面，经常谈到性爱这个话题，”谢尔曼医生说，“她说得很棒，特别是关于《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她说服谢尔曼让她和马斯特斯在6点下班后继续使用他三楼的医学办公室，这间房间就在马斯特斯办公室走廊对面。谢尔曼把检查室的钥匙留在办公桌抽屉里，便于两人观察实验对象的做爱过程，这是他们研究的一部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谢尔曼说。

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者，谢尔曼对于约翰逊第一年里的迅速转型感到十分惊讶： 她从一个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档的冷漠秘书，变成了一位富有见识和创造力的助理，并帮助马斯特斯从纽约一个基金会处获得了早期研究基金，赞助了他们的生殖研究。由于马斯特斯依旧保留着自己在医院里不孕不育门诊和妇产科医生的工作，所以他对约翰逊的依赖也在加强，要求她不断推进他们的性爱研究。“比尔是这个研究项目的领头人，但实际工作都是弗吉尼亚在做。”谢尔曼回忆说。如果说马斯特斯提供了理论以及知识框架，那么约翰逊提供的则是成功所需要的常识和实际的沟通技巧。一旦研究项目进行，她就会是不可或缺的。在养家的同时，在探索人类性爱的界限中，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斯特斯实际上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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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一章 实验

一个年轻女子缓步走进检查室，穿着一件白色毛巾布浴袍，头上戴着一个亚麻布枕头套，上面开了两个参差不齐的洞，让她可以看见外面。除此之外，她没有穿任何东西。这位神秘女子漫不经心地走过没铺地毯的地板。她脱去自己的浴袍，在一张装有填垫料的躺椅上伸展开来，轻微向后倾斜。安静下来后，她显出一点点焦虑，好像之前这样做过很多回——但从来没有试过头上戴着个头罩。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都穿着白大褂，他们介绍了这个女人，但没有透露她的真实姓名。面前的这位裸体志愿者让他们的客人——哈佛毕业的金赛性爱研究所主管保罗·格布哈特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她并没想到我会在那儿，所以他们不得不当场快速做了个面具。”格布哈特开玩笑似的回忆说。

好些时候，格布哈特发现自己在和这位躺在躺椅上的裸体女人相互开玩笑，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摆弄他们的医学仪器、线材、计量器，将它们装配在一起以记录她的性反应。

“我想说，她是一个完美的普通女人，”格布哈特记得，“她不胖不瘦，看起来就和想象中的毕业生或护士一样。她并没有像模特那样剃除阴毛。她有着标准的阴毛。”

房间里最显眼的物体就是那个马斯特斯自己制作的连有一台小型摄像头的长圆柱形塑料装置。它就像是一个由有机玻璃制成的面包师擀面杖，带着一个平面玻璃镜头。在没有透露实验的实质的前提下，马斯特斯得到了另外一位精通微型摄像设备的教授的帮助。对于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这个精心制作的装置用途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人造阴茎，”约翰逊解释道，“比尔从来不会迟疑，如果他觉得某物有作用的话。”

从没有人在性交过程中拍摄过一个女人的内部，记录女性在阴茎插入和抽插过程中的反应。这个独创的奇妙装置配有冷光源的照明，足够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员工观察阴道腔，真实地拍摄其生动的画面。这个电动设备可以根据每一位女性的尺寸、体重以及阴道发育程度进行调节。“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套巧妙制作的医学设备，”格布哈特说，他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确认每一个细节时的严谨感到惊讶。“你不得不看着电线，否则就会电死别人。这相当简单，有一个电动马达以及一个手控变阻器进行控制。它有着相当好的调节装置，否则有可能会有点疼痛。”

在这位年轻女人将装置插入自己体内之前，约翰逊走进了隔壁的一间房间。她回来时带着一个相当体贴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女性科学家才会想到的东西。她“拿着一条潮湿的热毛巾走进来，在那个人造阴茎上捂了几分钟，”格布哈特回忆说，“这让我想起了理发店里的热毛巾。”

随后，实验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大多数教员和学生仍旧不太清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进行的工作。背地里，他们总是带着嘲讽或恶意低声谈论着他们的实验。

“每个人都很感兴趣，但他们都觉得他一定是疯了。”罗伯特·伯斯坦医生回忆说。他是学校里的另一位妇产科专家，从没得到过马斯特斯的信任。

在外人中被允许进入的是格布哈特，一位实际的科学家，有着粗哑的嗓音以及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马斯特斯非常渴望得到他的专业认可。1956年，格布哈特已经接管了自己老板阿尔弗雷德·金赛在印第安纳大学的职位。金赛在两年之前死于突发心脏病，让性爱研究的未来变得不太确定。就如《时代》(time)杂志在宣布他去世时所写的：“他的员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完成他所希望的那一系列可以让下一代人摆脱老一辈对于性爱的误解和恐惧的项目。”尽管金赛有着自己个人的小瑕疵——包括裸露癖、双性恋、拍摄自己手淫时用细绳捆绑阴囊进行牵拉所展现的受虐倾向——但记者以及传记作者后来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在美国，金赛成了一位为更好地理解人类性爱而鞠躬尽瘁的先烈。

私下里，马斯特斯认为金赛的性爱研究虽然很勇敢但有缺陷，仅依赖于病人的回忆而不是临床的观察。马斯特斯认为金赛对于医学研究的缺乏破坏了他探寻确定答案的过程。批评家们指出，金赛的许多志愿者住在监狱或拘留所，很难代表社会环境下的普通美国人。在金赛的一生中，即使是潜在的伙伴，比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都肆意抨击他，说他枯燥的临床语言〔用“发泄”(outlet)一次来表示性活动〕“将性爱和排泄混为一谈”。注意这些攻击之后，马斯特斯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隐蔽的状态，意识到任何新闻都可能妨碍到他的努力或吓跑像华盛顿大学校长伊桑·谢普利这样的支持者。“我一直都很好奇，金赛如何能够忍受那些对他的研究工作持高度偏见的评论。”马斯特斯说，“在我看来，他也许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对于每一篇发表的批评文章都真诚地尝试回应。”马斯特斯发誓绝不重蹈覆辙。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明确划清了自己和金赛之间的区别，他们要做基于事实的医学研究，而非模糊的不精确的观察。在他们第一本书出版了近10年之后，他们才讲清楚自己调查的实质：

尽管金赛的研究成为了社会学调查研究的里程碑，但它并不是用来说明人类对于性刺激的生理或心理反应的。在没有回答以下这两个问题之前，这些人类性爱行为的基础无法确立： (1) 在有效的性刺激之下男女的生理反应是什么？(2) 在有效的性刺激之下男女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如果人类性功能不全的问题想要得到根治，那么医学专家以及行为学专家必须解答这些最根本的问题。

在他镶着木板的狭小办公室里，马斯特斯提供了一个总体视图，用制图师的精确记述了人体在性反应时的每一个扭曲和转身。这种临床的视角让格布哈特非常着迷。在金赛去世之前，格布哈特就已经和他讨论过一个研究基础解剖和生理的类似的项目，但两人都不是医生出身，所以无法进行这种直接的研究。他们也不认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会同意这类项目，所以格布哈特很好奇马斯特斯是如何开始这么一个狂野而雄心勃勃的实验的。

坐在马斯特斯身旁，约翰逊一声不吭地仔细听着。“吉尼(Gini)”——现在她更喜欢人们这么叫她——看着他讨论一些最初的发现，然后在书架上存放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她非常信任地点着自己的头，就好像亲眼目睹过他所描述的那些东西一样。“这是一场彻底的启示——从没有其他人这么集中地这样做过，”格布哈特说，“他们证实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血压、呼吸，当然还有器官本身反应的研究是多么匮乏。他们只是教育了我们。”非常保密地，马斯特斯提到了他们是如何聘请妓女以及其他有偿志愿者来研究女性性高潮，也许这是他们最大的秘密了。

“你是如何观察性爱过程中阴道内部以及宫颈的？”格布哈特询问道。

就那一点，马斯特斯透露说，他们想出了一个装置用来以影片的形式记录女性的性高潮。“你想看看吗？”他挑逗地问道。

格布哈特，有点目瞪口呆，点了点头。比尔和吉尼招呼他跟随他们进入了旁边一间绿色的检查室。在这间近乎空荡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张躺椅，护墙板上装着电插座。这另一台机器，用格布哈特的话来说是“一个马达驱动的树脂玻璃阳物”。马斯特斯，机器骄傲的发明者，在解释这个小玩意儿的时候透露出十足的满足感。

“你想不想看看它工作的样子？”马斯特斯问道。

尽管这个问题让格布哈特大吃一惊，但很快他还是同意了。约翰逊去了另外一个房间，数分钟之后带回一名匿名的头戴枕套的女研究生。

各就各位之后，这名年轻女子躺在皮革的躺椅上，两脚踩着马镫，身体近乎平躺着。她粉红赤裸的皮肤上接了许多黑线，连接着一台庞大的脑电图机，里面不停地发出嗡嗡、哔哔的声音。一台小型电视屏幕显示着她脑子传来的涡流般的电子脉冲。几个电极贴在她的胸部上，以监测她的每一次心跳，在心电图机器缓慢吐出的白纸上记录着弯弯曲曲的线条。这些工具就像是性爱测谎仪，是这个经常充满了夸大和谎言的领域中真实的探测器。

同时，马斯特斯抓起一张金属办公椅放在躺椅前面。他让格布哈特坐下，仔细观察实验过程中阴道及宫颈内部的活动。格布哈特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位年轻女子张开的两腿之间，凑着长条形装置的光学镜盯着看。

“和这个阳物保持点距离，否则你会被戳到的。”约翰逊挪开热毛巾后，马斯特斯建议说。马斯特斯在恢复学术的正经前露出一丝窃笑。

装置各就各位之后，马斯特斯环顾四周。他确保彩色摄像机处于开机状态，员工都准备就绪，将随时记录每一次反应。一切就位之后，这位年轻的女士开始握紧“Ulysses”——为这个圆柱形的塑料装置取的昵称，员工之间也似乎习以为常地都这么称呼这个独眼怪物，它是以最近上映的科克·道格拉斯电影主角独眼巨人命名的。格布哈特透过这个镜片清晰地观看着阴道腔内展现的一切。“真的是一览无余。”他记得。

按着自己的速度，椅子上的这位年轻女士用Ulysses摩擦着自己的阴唇，一开始温柔，然后用力。她按摩自己湿润的阴道口，塑料装置与阴毛之间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她跟随既定程序，就好像接受过训练，专门为这些临床观众表演一样。最后，她感到一阵热血沸腾，阴道湿润了。她毫不费力地将装置插入自己的阴道，几乎没用一点力气。

接下来的几分钟，整个房间似乎都被带入了同一个节奏，跟着年轻女人Ulysses的抽插，记录着它惹起的每一次兴奋。随着越来越紧张，她将近高潮，身上满是汗水。约翰逊监控着的这个暖和的房间，此刻让人感觉更热了。那个时候，妇产科医院还没有空调，气候控制成了测试志愿者生理反应的关键因素。这个年轻女人后仰着头，不断地上下左右扭动着自己的臀部。为了达到规定的高潮目标，她事前就被指导过如何控制马达装置，按着自己的需要增加插入的速度和深度，而不是忘我地抽搐颤抖。她显得很平静，对人为性爱几乎是信手拈来，非常熟练。

吉尼和比尔一边观察着机器和这个年轻女子的摇摆，一边迅速地记录着。格布哈特一直通过树脂玻璃装置观看，惊讶得跟丢了它抽插的活动。“她加速得太快，来回摆动的阳物撞到了我的眼睛。”格布哈特回忆说。被这个机械人造阴茎撞到之后狼狈不堪，格布哈特只好“和阳具保持一定距离，以免重蹈覆辙，再来一次”。尽管在金赛研究所做了多年研究，但格布哈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第一次观察性爱一样。当女人接近高潮时，他回忆说：“我看了宫颈向宫腔收缩的过程变得更为明显。最后她确实达到了高潮，并且没有花多少时间。”

通过这个玻璃一样的小装置，格布哈特确认了马斯特斯的重大发现，消除了长久以来——根本上错误的——关于高潮之前女性身体的医学观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展示了性交过程中阴道润滑液并不是像医学界一直以为的那样，由位于小阴唇的前庭球腺由后往前分泌，也不是像另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源于宫颈。他们发现了黏液物质的“类似渗出反应”，通过阴道壁分泌渗出。它形成了光滑的白花花的外膜，就好像运动员流汗的额头。通常在最初不到30秒的性刺激下，它就可以让一个女人足够湿润。在他们通过直接的科学观察对其进行纠正之前，这个关于女性性反应的最基本的错误理解存在了数十年。就像格布哈特说的那样，“你得有一个像比尔那样的研究员，否则你就不会有所发现。”

年轻女人结束之后重新穿上衣服，拿了钱，回到了大学生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把她计入他们研究早期招募的十二位女性之列。格布哈特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份一直是严格保守的秘密。“比尔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观察着。”格布哈特记得那天严肃的示范。然而实验一结束，马斯特斯便眉开眼笑，全然一副发明者的骄傲。“男人都恨这个机器，”他嘲弄说，“因为每一个女人手上这个装置的速度都快得让所有男人难以企及。”

格布哈特不禁大笑，回答说：“我听不太懂。”

数年之后，马斯特斯为这个装置的重要应用进行了辩护。“医生在研究胃体时把镜子放入胃部，”他观察到，“你在阴道这儿做了一模一样的事，人们却说，‘你怎么敢这么做？’”

比起头上戴着枕套的年轻女子，格布哈特对弗吉尼亚·约翰逊的印象更为深刻。起初，格布哈特以为约翰逊只是个帮忙的，并非后来她所成为的真正革新的合作者。“他是一个资质充足的医学博士，临床的妇产科医师，而她只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助理。”他回忆说。格布哈特有时会回到圣路易斯参加会议，或和马斯特斯以及约翰逊一起培训，他们也会前去印第安纳大学的金赛研究所。比尔·马斯特斯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招人喜欢的家伙。他们每一次见面，他都显得很生疏。“我每一次见他都很有趣，我们最后还是成为了朋友。”格布哈特描述说，“然后，我们分别一年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又恢复到了最初的样子，充满距离感，傲慢而自我。”然而，随着一次次成功的见面，格布哈特注意到约翰逊的地位不断在提高，简直是惊人的飞跃。曾经只会附和马斯特斯的她，如今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了书本中从未提及过的关于性爱的所有全新解剖信息，但对于格布哈特来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才是一直以来最吸引他的地方。比尔和吉尼两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本身就是男女之间动态变化的一场实验。格布哈特很好奇这种暗地里的张力和吸引力，忠贞与背叛似乎驱动着他们俩的合作关系。后来有一次碰面，晚餐上，格布哈特注意到他们俩一句接着一句，就好像心有灵犀似的。即使是异地相隔，两人也似乎分不开。对于格布哈特来说，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故事依旧像谜一样。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二章 志愿者

作为招募人员，吉尼·约翰逊单枪匹马四处找寻着那些愿意像有偿妓女那样进行既定性行为的大学生、医院员工以及教员妻子。当然，在这一方面，她的老板也的确没有安排另外的人手。在她加入之前，比尔·马斯特斯依靠“免罪”通行证——圣路易斯警方安排的一种缓刑，来招募妓女进行实验研究。当马斯特斯意识到这些合并有宫腔感染以及慢性重度盆腔淤血的妓女无法代表“解剖常态”时，他因害怕自己的实验因此而失败，便将整个研究整整搁置了一年。

自从担任助理之后，约翰逊很快就招募到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愿意在象征性的报酬以及匿名承诺之下参与这项性爱研究。当她宣称说她们是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科学事业、参与到文化屏障的历史性突破之中时，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很快就博得了许多人的信任。约翰逊预想着，通过这种对女性身体本质的探索，所有的女性同胞都将因此而受益。

有一天吉尼在调用志愿者使用的检查套件时，并未参与性爱研究而只是在不孕不育门诊工作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彻底见识到了她的强大说服力。在初期阶段，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手上只有几个女性志愿者，他们同时还在参与避孕以及生育相关的研究项目。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弗赖曼说一个年轻志愿者在使用带有摄像头的电动驱动装置进行自慰的同时测试了艾莫克泡沫(Emko foam)——一种用于杀灭精子的阴道内避孕药。内部的摄像头记录了在性交过程中泡沫是如何全面覆盖阴道壁并中和男志愿者提供的精子细胞的。在实验中为了防止怀孕，她事先佩戴了一个塑料宫颈帽。一轮自慰之后，女人洗去残留的泡沫，这时弗赖曼听到马斯特斯在叫他。他回忆说：“马斯特斯医生当时正在手术室里忙碌，又到了年轻女子离开的时候，于是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去帮忙把宫颈帽拿出来，我照做了。”

尽管知道秘密试验的事，弗赖曼之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间房间，更不用说观看实验现场了。当他走进房间，一个裸体年轻志愿者出现在面前，只佩戴了一张面具。他记得：“这个女子身材出色，看起来十分眼熟。”当弗赖曼上前准备摘除宫颈帽的时候，年轻女子突然锁上了房门，就好似他做错了什么一样，然后她迅速地扯下了面具。

“嗨，迈克！”认出弗赖曼的她高兴地叫道。满脸笑容的她就像是在后院烧烤聚餐时遇到了老朋友。

弗赖曼立马认出了这位护校学生的面孔，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曾经和这位年轻女子交往过。”

然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吉尼·约翰逊劝说这位正经的护校学生参加一线研究的经历。当弗赖曼询问她情况时，这个年轻女人所讲的理由听起来十分无私，而非利己享乐。这位护士谈起约翰逊的招募时说道：“她让我感到，我不仅得到了报酬，同时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女性同胞。”当弗赖曼再次听到类似的回答时，不禁对吉尼的天分折服了。他说：“学校里很多女性都参加了。很多人把它视作是勇气的徽章——类似于此，‘我正在支持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不景气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冒险对于女人来说就意味着紧身裤，约翰逊呼吁将性自由看作基本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如弗赖曼回忆所说：“她让人们觉得他们正在做上帝的工作。”

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医学生是罗伯特·戈尔医生所知道的两名志愿者，此外还有一个医院里的年轻住院医师。戈尔说：“他们定期在吉尼·约翰逊的监视下进行性交，心率以及其他指标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位产科护士“谈论此事的时候相当坦率。她说那个地方很安静，有两个人进行性交。吉尼·约翰逊进来的时候悄无声息，在不打搅他们的情况下记录仪器监测到的数据”。另外一位年轻医生艾拉·高尔说，他对此事的了解是源于约翰逊的朋友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他是圣路易斯地区的一名飞机制造商，后来也成为了这项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弗吉尼亚对于性爱有着独到的见解，”高尔说，“她有着世界级的宽阔视野，而且，她对此非常感兴趣。”

吉尼真诚的举止让人们感到舒服。在讨论这个人们从不敢在公共场合提及的私密话题时，她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她的成功姿态鼓动了许多女人，令她们自愿地，甚至是欢快地参加了他们的研究，按照他们的要求公然进行着性爱活动。约翰逊会陪同新成员参观实验室，并向她们介绍所有需要连接到她们身体敏感部位的物件。她会让她们与那些戴着面具、互不相识的性爱伙伴熟悉，并且保持她们的坚定意志。“吉尼·约翰逊在这方面的工作上特别有效，”马斯特斯写道，“她能使焦虑的新研究对象放松，并且明显地增加她们的信任以及舒适程度。”作为招募活动的一部分，她在学校各个公告栏里张贴广告，寻找愿意“在实验室环境中参与公然性活动”的人。当消息传遍整个圣路易斯的时候，马斯特斯回忆说，他们召集了“远多于我能有效处理的志愿者”。面试中大约2/3的人最后成为了研究对象。由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性反应，那些从没有过性高潮或者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过性高潮的面试者被排除在外。“我们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他们不确定有没有，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没有过。”马斯特斯解释说。

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尽量习惯于在实验室里裸露，并且能够在医学人员面前表现出正常的性功能。有一些人参与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性表现，而有一部分女性参与者告诉马斯特斯，“这个研究项目代表了一种释放情欲的方式。”尽管有心理筛选，但马斯特斯承认，“我们的工作中始终有可能有那么几个偷窥狂或者暴露狂。”研究对象就好像优质的小豚鼠，首先被单独放入一个检查室，等待“既定情节”的发生，就如马斯特斯用他从兔子身上借鉴来的科学术语所描述的那样。“在他们第一次开始性交的时候，研究队伍不会出现，”他写道，“然而适时的，这种性活动会导致既定情节。如果没有出现，性高潮也会被鉴定和鉴别，但不会被重视。我们努力确保任何可能对性活动产生压力的潜在因素在它发展为病理部分之前都被个体中和了。”与此相对，吉尼对于性爱的讲述则更为直率、有趣、吸引人，没有丢失一点她的尊严和诚实。她温柔的眼神以及甜美的嗓音流露出一种温暖而放松的情绪，避免了别人可能带入这种努力之中的某种自觉意识或专业性的强迫。“她在谈论所要做的这项研究时从不支支吾吾，”阿尔弗雷德·谢尔曼解释说，他和吉尼以及马斯特斯经常在午饭的时候聊天，“她从不犹豫使用这个词，如果你不介意我说的话，那就是‘乱搞’。她也从不犹豫谈论性爱，以及让女性具有性吸引力的因素和让事物具有性刺激的东西。”

有一次，比尔和吉尼邀请谢尔曼医生参观在他办公室进行的午后测试。透过隔音检查室墙上的一面单向镜，他们观看着女志愿者参与自慰的过程，自慰的方式是为定标她们的性反应所特别设计的。约翰逊在现场进行辅导和训练，而马斯特斯则在后面进行指导和纠正。“病人坐上妇科检查椅之后，检查窥器被放入阴道内，”谢尔曼回忆说，“实验初期，他们只按摩阴蒂和阴户，然后观察宫颈看她是否兴奋或者达到高潮。她(吉尼)会让病人自己刺激自己的阴道，假装有那么一个阴茎，或者使用某种类似阴茎的仪器。”

当测试进入真实性交阶段之后，圈子进一步扩大，一些教授的秘书以及医生的妻子都成为积极参与者，谢尔曼说，她们和医学生以及住院医师一样希望在实验过程中赚几个钱。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似乎被约翰逊执着的兴趣吸引了。数年之后，她用同样理想化的、几乎英雄般的口吻描述这些志愿者，无疑她已经习惯了说服他们。“在实验室里，我们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也许我们应该称他们为不同寻常的人——因为他们无比关心这项研究，愿意奉献自己的宝贵时间投入到解除疑惑、探寻真理的努力中来，”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积累的那些信息是多么重要，我们很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我们活在一个坚定信念的泡沫之中，让我们与所有的怀疑相隔开来。”

在耀眼的灯光以及科学的审查之下，有些看似健康而魁梧的男志愿者遭遇了性无能、早泄，或者如这两个研究者所说的“怯场”。记录显示，项目中每5个“失败”案例中的4个——那些无法成功性交的——都是男志愿者。“我原本以为，女性会更难处理，”马斯特斯后来解释说，“我是彻底的错了！在实验室里，男人比女人更难弄。”马斯特斯对于表现和结果的关注会让原本放松的周末晚上变得忙碌不堪，并一直延续到周一早上。马斯特斯回忆说：“所有配对好的研究对象都目标明确，在实验过程中没有太多甚至压根没有前戏，而是直入主题。”与此相比，他们生硬的方式导致了“比那些关系稳定的搭档高两倍的失败率”。作为一个科学家，马斯特斯似乎觉得性爱是一件单调、无爱的事情，“性交也只是布置给两个人的相互手淫练习”。80%的人依赖于传教士体位，没有任何变化。在面对男人时，约翰逊展示了足够的耐心，如同对女性参与者一样。她允许紧张的志愿者先到门诊办公室，看看杂志、说说话、透透气，直到他们感到舒服。有些人中途停顿了三四次，她对于他们也不会有额外的要求。伴着亲切的笑声，她给研究进程带来了一种幽默，让那些对自己不确定的年轻男人放心，一切都很好。

有一天早上，一个志愿者——一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浑身颤抖地冲入他们的办公室。

“马斯特斯医生在这儿吗？”他着急地问道，“我想见马斯特斯医生！”

当时只有约翰逊在办公室。“天啊，我想他这个时候在手术室里，”她想起了马斯特斯的手术排班表，“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这个男学生摇摇头，立马离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又带着这个同样的急迫问题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她解释说，“我能帮忙吗？”

这个年轻男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信任她。随后脱口而出：“我想我失去了它。”

“你失去了什么？”吉尼疑惑地问道。

他一脸失望地回答道：“我想……我无法再参加了。”

约翰逊认出了这个有礼貌的可爱志愿者，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乡村男孩，而不是城里人。在他加入这个项目之前，她就已经在例行背景调查中整理过他的个人资料。她记得，他和自己来自同一个故乡，而且“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长大，作为家里的独子”，很少有社交活动。“直到他进入医学院的第二年，才勉强开始有了约会。”然而，这个志愿者初次尝试性爱之后，和其他同龄的男性一样，开始变得如狼似虎，好似一个干渴的男人突然想要咽下整个大海一样。

就在满脸绝望地出现的那个早上，他已经和两个不同的女人连续做爱36小时，把自己彻底搞垮了。身体的无反应让他困惑不已、倍感惊恐。一急之下，他想要寻求马斯特斯的帮助。

耐心地听完之后，吉尼认定这个年轻男子“只是刚跑完了一个马拉松”，然后忍受着“不应期”，一种只有男人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就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后来描述的，在性高潮之后对于性刺激暂时的“身心耐受”。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不论有多少女人主动示好，他们的阴茎都只会勃起大约1个小时。如果太频繁地性交，有些事实上会造成疼痛。他们的实验显示，女人没有这种“不应”问题。约翰逊对于这个年轻男人的问题表示同情。“我只是让他放心，他只是纵欲过度。”她解释说，就好像是一位射击教练。“他当时非常非常不安，但他并不会一直这样没有反应。”

在这方面，这位来自戈尔登城的男人并不是个例。约翰逊说：“许多奉献自己身体的志愿者确确实实没有很多经验，在门诊做爱似乎是解答自己问题的一种方式，缓解自己对于异性的恐惧，或者克服他们自身的羞怯和好奇。”这也是志愿者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的遭遇。作为一位哈佛毕业的32岁已婚住院医师，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在不孕不育门诊马斯特斯医生的手下工作。身材高大的他看上去像个运动员，但同时又戴着一副深色牛角框近视眼镜。他总是把自己一头深色的卷发梳得一丝不苟、老式且无趣。在这个满是冷战恐慌、麦卡锡式迫害以及老气横秋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的乏味年代里，吉尔帕特里克似乎就是下一位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人。从1955年开始，吉尔帕特里克协助医治那些支付250美元年费看马斯特斯专家门诊的不孕不育症夫妇。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导师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进行解释，在讲话中马斯特斯或者承诺让他们成功怀孕，或者直接同领养机构以及其他医生联系。“我们无法保证你一定会怀孕，但我们可以保证你拥有一个孩子。”这句话马斯特斯说了很多次。

位居医学前沿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他特别钦佩马斯特斯高超的能力以及自信的风格。在华盛顿州长大的吉尔帕特里克申报了哈佛大学，并在1946年被录取。度过了大一新生生活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尔帕特里克在军用信号公司服役，之后又回到了哈佛，并于1948年毕业。那年春天，吉尔帕特里克娶了“人生中第一个真爱”，奥德丽，她是他在服役期间认识的女子。接下来的几年里，吉尔帕特里克去华盛顿大学上了医学院，在部队医院完成了实习，最后又回到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做了住院医师。1955年在马斯特斯手下开始做总住院医师时，汤姆和奥德丽已经是一男一女的父母了。吉尔帕特里克来的时候，马斯特斯还在妓女身上做他性爱研究的预实验，他时常和这位年轻的助理讨论一些新发现。聘用吉尼·约翰逊之后，研究突飞猛进。在做事方面，约翰逊很擅长与医学生、住院医师和医生打交道——几乎所有人都是男性——在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愿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弗吉尼亚非常有吸引力，并非廉价的华丽，她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性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并不是特地在调情，但是，她总让人感觉在调情。这就是她的特点之一。对某些女人来说，这就是她们的特色。”

有一天下午，在不孕不育门诊，约翰逊给正在将一个窥器塞入病人阴道的吉尔帕特里克打下手。这个闪亮的漏斗状金属仪器附带了一只很小的灯泡，有点像圣诞灯饰，但灯不亮了。吉尼走上前，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手里抓着没有连上的电线插头。

“哦，医生，我需要帮你插上。”她低声说道，无邪中又带着一丝淫笑地把插头插入了插座。

吉尔帕特里克一直都没有忘记她的俏皮话。“这明显是有意无意间的一语双关，”他说，“我们事后为此笑了好一会儿。”也许她感觉到了他的兴趣，但约翰逊一直都在工作方面保持得很专业，知道微妙的社交界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她对于自己的性感非常自信，也展现得很好。性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尼走在时代的前端。”

在努力招募的过程中，约翰逊了解到吉尔帕特里克在医院值班时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了婚外情。当知道吉尔帕特里克有在婚姻之外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意愿之后，约翰逊立马就开始接近这位同事，为他提供做志愿者的机会。她说，他们对陌生人性反应的调查完全是他生育研究顺理成章的后续。

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

第一次实验时，一个裸体女志愿者躺在吉尔帕特里克隔壁的单人床上，在绿色亚麻布床单上伸开了自己的双腿。女人的酥胸、滑亮肌肤上泛起的鸡皮疙瘩以及开始爱抚他身体的双手对于他来说全然是一种神秘。

“挑逗我吧。”她对他说。

在进房间之前，吉尔帕特里克已经脱了自己的外套。走进房门之后，他最后的贴身衣服，一件轻薄的病人袍，也被脱下。

“我们各自脱了衣服，”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吉尼用单名介绍了我们。”介绍之后，约翰逊离开了房间，大概去了单向镜后面。

作为惯例，这个迎接他的裸体女人除了头上戴一个纸袋外全身一丝不挂，就和他一样。很快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把纸袋子也摘掉。“我们一开始会用那个，但我们都说它很傻。”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头上戴个袋子让人呼吸困难。而且，他们之前也从不认识对方，之后也不会再这么做。

不像其他志愿者，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热身阶段来放松自己的紧张情绪。在这之前，他在这间检查室已经呆过很长时间，当然，那是作为一个住院医师在接触女性病人。他非常清楚心电图机器的位置，对于带有电极的电线以及那个马斯特斯医生和吉尼·约翰逊可以观察一切的单向镜位置也十分清楚。“我知道我们正在被观察，但我不觉得紧张，”吉尔帕特里克记得，“这是为了科学。”他相信马斯特斯可以解决看到他赤身裸体出现在面前所带来的困惑。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很容易破坏自己刚起步的医学职业生涯，如果有关于他参与其中的谣言泄露出去的话。但是他认为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都离不开一定的风险，即使这一次牵涉的是某种窥阴癖。“我不认为比尔以此为乐，”吉尔帕特里克说，“我认为他单纯地觉得这是生理学的一个未知领域，搞懂这个最后会为他赢得诺贝尔奖或者其他类似的科学奖项。”

在实验室里勃起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自认为是一个健康、热血的美国男人。然而，当裸露的搭档起初请他帮忙让她“热身”时——前戏中理所当然的努力——却超出了他有限的床上经验。“后来我才知道，尽管已经结了婚，但自己是多么没有经验。”他说。他的女搭档们，在重复的半小时会面中，没怎么引导他进入正轨。这些女人也许同样也是新手，也没什么经验。“除了关于天气的评论之外我想不起当时还有什么其他对话，”他说，“没有一句‘感觉很好’或者‘再接再厉’之类的话。”

在后面，当看到吉尔帕特里克在他的搭档身上猛烈抽插时，可以听到吉尼·约翰逊发出的指导。她的指令主要是为了确保不让电极掉落。而当他们在床上震荡和摇摆时，其他记录身体反应的仪器也不能脱落。观看了吉尔帕特里克和他的一位女搭档匆忙交合之后，约翰逊轻轻地给他披上衣服。“她说以后，‘你能做得长一点吗？’大致这个意思，”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也许我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寻找的种马。”

那些与吉尔帕特里克交配过的年轻女志愿者，她们的脸庞、身体、声音以及甜美的气味，数十年之后已渐渐消失在遥远的记忆之中。唯一他能清晰回忆起来的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前来圣路易斯寻找领养者的、大概是未婚的孕妇。在这个过程中，比尔和吉尼让这位准妈妈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性爱研究，通过电子设备记录了高潮时候她子宫的活动，并和之后分娩时进行了对比。“她大概20岁，或者21岁，也许是个大学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医生是比尔的朋友，于是推荐她成为了候选人。”吉尔帕特里克并不介意和一位孕妇做爱。为了配合她突起的肚子，他在自己常用的传教士体位上结合了“小四分之三”方式。“她的肚子并没有大到让人不舒服，我猜大概四五个月身孕的样子。”他回忆说，“我想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冒着早产的风险这样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孕妇性反应的调查“当吉尼问我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女人会同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做性爱志愿者？是否因为她的身孕以及个人经济状况？此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筛查程序——他们许诺怀疑者说筛查程序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会剔除潜在的不适合候选人——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和陌生人性交对于这个年轻女人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但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一个学医的男人，没有问太多问题。想要和这位有着硕大乳房的漂亮孕妇发生性关系的身体冲动让他无暇过问这些沉闷的问题。“我确定比尔和吉尼让她觉得自己正在为科学知识作贡献，”他解释说，“‘不要尝试猜出那个人是谁。’这是来自吉尼的警告，可能不是比尔，说这一切都是匿名的。”

数月之后，1958年初，当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年轻女子在医院妇产科病房分娩时，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住院医师在一旁帮忙。他回忆说，母子平安，这件幸福的事情让马斯特斯有了做科学随访的机会，将分娩时的电子测试结果与性爱时的相对比。“我们记录到她宫缩时的活动与高潮时非常类似。”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怀孕期间性反应的问题采访了111名女人，并且得出了许多具有见解的、开创性的结论，包括怀孕期间夫妻性生活对于胎儿并没有实质性伤害——这驱散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谜团。他们的研究显示女人在怀孕早期和中期会性欲增加。在真实生活样本的帮助下，他们详细地描述了女性在怀孕期间乳房、外阴以及内部器官那些显而易见的变化。然而，在他们关于“怀孕及分娩后女性性反应的解剖及生理变化”这项研究中只用了6位怀孕女性。所有人都是已婚人士，他们在报告中说。在这6名女性中，4人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志愿者，让他们有机会就怀孕前后宫缩的模式进行对比。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决定不将俄克拉何马州女子的数据纳入最后结果。

就和期望的一样，吉尔帕特里克跟随马斯特斯的那段经历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步入了正轨。在圣路易斯成功地结束任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和妻子以及孩子回到了华盛顿的斯波坎市，在那儿开始从事普通妇产科医生工作，包括治疗不孕不育症、内分泌疾病以及盆腔肿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已经在斯波坎市协力开展了计划生育分会，在事业上大获成功。

然而，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当时作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项目志愿者的经历可谓好坏参半。“我一度愚蠢地、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妻子不知道，那就没关系，最后这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他在实验室里的那种自由思想逐渐侵蚀了他与妻子之间的信任。“在斯波坎市我有许多风流韵事，并且学会了许多此前并不了解的事——我很容易被引诱。”他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海滨度过的那些周末，他独自驾着水上滑艇巡航，一艘马力十足的摩托艇在水上飞驰，在不同的户外活动上勾搭着女人。他做志愿者以及周末浪子的时光给他带来了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我想那些事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破坏并结束了我的第一段婚姻，”他说，“你一直以为没人会知道。”但他发现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性生活方面的不忠，包括他的孩子们。

在离开圣路易斯之前，吉尔帕特里克曾希望和一个特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却始终未曾如愿，那个人就是吉尼·约翰逊。数年来他一直对她情有独钟，却从来没有敢在医院之外约她。然而，离开圣路易斯几年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回到华盛顿大学参加维拉德·艾伦医生——对马斯特斯职业生涯举足轻重的系主任——举办的一个晚宴。许多在妇产科权威艾伦医生手下工作的医生、住院医师以及护士都前往参加了晚宴，不过在那个特别的晚上，比尔没能到场。吉尔帕特里克打电话给吉尼，问她是否愿意与他结伴一同前去参加晚宴。她同意了。

那天夜里，晚宴结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开车送老同事回家，陪她走到了门口。“我送吉尼回她的公寓，给了她一个晚安之吻，并且拥抱了她，”数年之后他回忆说，“我带着那个意思说，‘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她说她早就意识到我在性生活方面很活跃，但现在肯定不是回到当初的好时机。”他并没有要求她解释更多，很快就说了告别。约翰逊记忆中的吉尔帕特里克更多是一个朋友以及马斯特斯身边的年轻助手，而不是研究中的志愿者。“他和我们都很亲密，”她说，“我也很喜欢他，但不是那种喜欢，因为我一直都很投入在工作之中。”

约翰逊一直都避免与那些性爱研究中的志愿者走得太近，警觉着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的告诫——病人对于医生在爱以及强烈情感方面的心理投射。在所有门诊接触的裸体男人和女人面前，在性交以及自慰的观察中，吉尼一直保持着自己职业上的距离。“我很好奇，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惊骇，”她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安慰和解释，不带一点个人感情。”

那晚离开吉尼·约翰逊的住处之后，吉尔帕特里克感到问题不止拒绝一个吻那么简单，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尽管比尔和吉尼一直在公共场合显得平心静气，好像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事一样，但那天晚上吉尔帕特里克隐约觉得马斯特斯就在那里。就像他回忆所说的：“我意识到，就算他们当时没有在一起，也很有可能将要在一起。”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三章 诺亚

在一次相亲会上，吉尼·约翰逊遇到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一个大她将近20岁的男人。这次见面差不多与她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被聘为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助理发生在同一时间。她总是在周末与诺亚见面，有时也会在从门诊下班回家之后。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升级并变成了严肃的恋爱关系。“他是一个老年人，但也是出色的性伴侣——非常有创意，也很有趣。”她回忆说。

与早年生活中的那些男人相比，诺亚有所不同，他那摇摆不定的性格很容易被其他人摆布，包括吉尼。年轻的时候，诺亚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密苏里州州长指定他做法官之前，当了20年的律师。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圣路易斯县巡回法院法官，他很快就以“法院里的炮弹”出了名——他改革了该地区的青少年司法体系，要求为那些无法自己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指派公设辩护人，开创了为打算离婚的夫妻提供婚姻咨询的先例。

诺亚是在堪萨斯州以及密苏里州西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大的，那个地方与戈尔登城相距不远，在那儿他的信仰让那些顽固的基督徒愤怒地想要以基督的名义痛打他。温斯坦出生于“三K党”在美国复活的时期，而他并没有回避那些对抗他正统犹太人背景的人们。他的思想极为自由，甚至会以吃熏猪肉——一种对传统规矩的冒犯——作为早餐来展现自己的独立。“他成长的地方并没有很多犹太人，”温斯坦的小女儿琼·佛罗德回忆说，“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野蛮地对抗自己的信仰并且完全不遵循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诺亚让吉尼印象深刻，在他身上，离过两次婚并且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她看到了一种自己所想要的庄重。当然，对于自己的职业，诺亚比起乔治·约翰逊要严肃得多。在男人方面，吉尼并不只喜欢某一特别的类型。“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内容，”吉尼后来解释自己所发现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时说道，“成功男士总会吸引到我，但他们并非都对我有兴趣。”基于他们的近况，吉尼和诺亚双方都感到一种脆弱。他们第一次约会就发生在她离婚几个月之后。诺亚以及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从失去他妻子的悲痛中缓过神来则过了一段相较长的时间——她在一年多前去世了。“她是他第一个认真约会的对象，当然也是让我见的第一个约会对象。”琼说，父亲那一年在她从学校回家时向她介绍了吉尼。经过了那么多的悲伤之后，诺亚的女儿们发现他的心情——向来闷闷不乐、抑郁寡欢的他——似乎又一次开心了起来。“我想这就是爱情。”琼回忆说。

吉尼和诺亚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体壮如牛，虽然不高，但足够壮硕。年过半百的他，谢了顶的头发开始变白，日渐稀薄。他有双下巴，脸颊上时常蓄着山羊胡。一对深邃的眼眸看起来很疲惫，皮肤粗糙而衰老。在他肥厚多肉的嘴唇之间，叼着个烟斗，不断冒着袅袅青烟。对于在其他男人眼里非常迷人、聪明而又活泼的中年女性来说，他是一个奇怪的选择。诺亚似乎很痴迷于他的新伴侣，年轻的女儿也一眼就注意到了她所具有的女人味。琼说：“他觉得她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记得她有着褐色的头发，经常往后梳。她大概就是那种希望自己再瘦5到10磅的女人。但在那个时代，她是对的。她拥有着巨大的热情。”

有一天晚上，吉尼在餐厅卫生间里向琼透露了心声。当时吉尼穿着一件随意的黑色夏裙，上身的吊带衫挤压着乳房，隐约露出乳沟。卫生间的门刚关上，她就抱怨道：“我的衣服太紧了。”

琼帮着吉尼松了勒紧的衣服，调整了一下之后，又重新把它穿上。“它就是有一点点紧，你深吸一口气可以拉上拉链，但过了半小时之后你就会彻底感到崩溃的那种衣服。”成年后的琼描述说。尽管如此，能够和自己父亲的新女友分享至少这样一个秘密，她还是感到很高兴。

在诺亚的女儿面前，吉尼总是保持着亲和但令人尊敬的距离。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以及和比尔·马斯特斯一起从事的任务。在温斯坦郊区的家里，她表面上一直是完美得体，尽管内心并非如此。“当我在场的时候，她总是有所保留，”琼回忆起自己父亲向吉尼求爱的过程时说道，“那个时代人们在处理自己的感情时还没有那么开放。我希望他们能够结婚。我觉得人不应该单身。我没放在心上的原因是当时我基本不回家住。”

某个周日的早上，年轻的琼去了学校，她的姐姐洛伊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父亲的家里。那年出嫁之后住在附近的洛伊斯看到自己从前睡过的床上所发生的一幕时惊呆了。“她发现弗吉尼亚和自己父亲分房睡着，刚做完那件事之后就这样非常奇怪。”琼说，她活灵活现地回忆着已因乳腺癌去世的洛伊斯所讲的故事，“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的姐姐当时惊呆了。”也许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只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吉尼同意了诺亚的请求，不那么晚还开车回家，而是在他女儿的空房间里过一晚。或者也可能是，吉尼听到了洛伊斯进门的声音，匆忙地跑到了隔壁的房间，假装在那儿睡觉，而其实之前一直在诺亚的床上和他躺在一起。无论事实是怎样，看见一个几乎裸体的女人躺在自己的床上让琼的姐姐吓了一跳，她克制着自己含泪的怒火，没有打搅父亲的这位贵客就独自离开了。

吉尼与诺亚之间所面临的障碍远比这场卧室闹剧更艰难。因为年龄，诺亚一直都不愿意再次为人父母，做吉尼那对儿女的继父。“他不想要小孩，对于此事我也没有提及。”她回忆说。诺亚还是尽心尽力地讨她的孩子开心。有一次，他带他们去了一个当地的狂欢节，并陪他们一起坐了过山飞车——全都是他喜爱他们母亲的表现。信仰也是一件麻烦事。在圣路易斯，诺亚的犹太信仰一直是影响他再次选举法官——这个他担任了8年并后来从事终身的职业——的因素。对于一个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犹太教徒的人来说，这的确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不论他多么在乎吉尼，他始终害怕自己娶了这个离过两次婚且小自己一半年纪的非犹太人会成为选民们嘲弄的话题。“这是一件有政治影响的事；他的确和我提过。”琼回忆说，“如果他娶了一个非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会失去所有的犹太支持者，至少他这么觉得。他们会觉得娶一个离过婚的而且信仰不同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而，他们两人之间最不能克服的分裂并不是关于孩子或者信仰，而是另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叫比尔·马斯特斯。当吉尼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她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致力于性爱临床研究的决心也日益坚定——诺亚毫无疑问地感到比尔在她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诺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嫉妒，也没有劝阻她不要追求自己职业上的目标。这位法官没有谴责或者判定她的工作是不淑女的，或者太冒险，尽管他知道他们雇用妓女或者观察他人做爱的行为可能涉及一些潜在的非法行为。“他非常开放，没有什么可以震惊到他的。”琼解释说，有一次她和自己的父亲去门诊探望了吉尼，“他很世俗，思想开明”。

在温斯坦家的一次聚会上，就在离吉尼家不远的沃森路，法官和比尔以及吉尼亲切地聊着天，讨论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来编译出书时要取个什么样的题目。比尔和吉尼的建议都是一些医学名词或技术名词组成的乏味题目。

“你们为什么不取名为《性爱》呢？”诺亚半开玩笑地问道。

他们都由衷地笑了，认为在那样一个年代取这样一个题目是多么不现实的事。

就像在法庭上短暂分享轻松时刻的律师，诺亚仍旧把比尔·马斯特斯当作对手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我的本能反应告诉我他不喜欢比尔，”琼说，“这也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他把他视作威胁。”

吉尼和比尔的关系似乎仅限于医院之内，只不过是他付她薪水，她靠着这薪水攻读大学学位。作为一个“全身心工作而没有一点娱乐”的医生，与其说比尔和自己住在郊区的妻子及孩子是一家人，不如说他和工作结了婚。他似乎是一个可以和吉尼·约翰逊共度一整天但不露一丝笑容的人。在这一方面，诺亚的表现远优于比尔。“从比尔·马斯特斯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温暖的感觉，”琼回忆说，“我能感受到父亲对弗吉尼亚的那种热情，那种可以说明一切的热情。他是一个相当紧张的人，但和她在一起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放松。她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切切实实的舒适影响。”

诺亚·温斯坦似乎就是弗吉尼亚的真命天子。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四章 面罩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在她大儿子的眼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尔的母亲不再回避社交活动，曾经，她一直害怕这样会激怒自己专横的丈夫弗兰克。这个瘦小却充满了活力的女人开始听交响音乐会、打桥牌，并召集了一群朋友。重获激情的她拥抱着生活，就好像一个如释重负的人一样。“她显然十分享受这种脱离家庭奴役之后的自由。”比尔后来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于束缚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女人——特别是他的母亲——的男人表示怨恨。等到伊斯塔布鲁克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寓的时候，她靠比尔、莉比以及孩子更近一些，且已经变成了“和我年轻时所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写道，“事实上，我有两个不同的母亲”。

在妇产科医院周围，伊斯塔布鲁克斯成为了比尔手下员工经常看到的人物，远比见他妻子多。母亲住得很近，儿子以及他的研究队伍有时候甚至能在那儿吃一顿家里做的夜宵。克莱默·路易斯——在门诊拍摄性活动的医学院插图画家——经常陪着比尔和吉尼前去吃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10点完成研究工作，我们会前往她的家，她会准备好我们3个人的晚饭。”路易斯说。有一天晚上，比尔和他的同事在医院转弯抹角地谈论着工作，伊斯塔布鲁克斯从中听明白了他们在做的事。比尔的母亲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以她非常务实的方式提供了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哦，那些可怜的女人！”想象着那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志愿者，她说，“她们需要一些遮住自己面孔的东西。”

几天之后，她就为志愿者设计并制作了丝绸面罩，供他们性交的时候佩戴。男人和女人都被分发了这些面罩，都是由同比尔领结一样材质的东方丝绸制作的，经她精巧手艺制作的这些面罩雅致地替代了那些挖出两个洞的纸袋子和枕套。

对外表十分在意的比尔一直都谨慎地保持着自己工作严肃的氛围。即使是在圣路易斯最闷热的夏天，他也从不会松一松自己的领带，或者脱去自己笔挺的白大褂。他卓越的名声、严谨的风格，以及合作同事们的正直为他提供了一个保护壳。在家里，比尔作为一个全能的父亲支配着一切，领导着一个规规矩矩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生活，而莉比就像是女王、女仆和敬慕的配偶。对于那些到他们位于拉杜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做客的人来说，莉比和比尔各司其职，相处融洽。“莉比是一位‘少年联盟’式的女士，非常循规蹈矩的人。”比尔妇产科同事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她对马斯特斯婚姻最后的印象停留在谢尔曼被邀前往参加他们在家举办的小型晚宴的场景之中。比尔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其他一些客人正在脱自己的皮草和大衣。

“进来，把衣服放在床上。”比尔非常友好地说道。他一边握着最后到达者的手，一边招呼着他们前往主卧。

桑德拉和阿尔弗雷德跟随着比尔进屋。在卧室里，桑德拉发觉有些蹊跷。“他们有一组各自独立的双人床，我心里想，‘天哪！这样他还打算谈论性爱这个话题？’”桑德拉回忆说，马斯特斯家分床的行为似乎很不和谐。

比尔的朋友迈克·弗赖曼记得有一次聚会，其中的客人包括哈佛的约翰·罗克医生，以发明计划生育药片而出名的生育专家。〔罗克后来前往梵蒂冈委员会任职，倡导在天主教徒中使用该种药物，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教皇通谕《论人生》(ae)中对该建议提出了反对。〕对于弗赖曼和其他华盛顿大学的人来说，加入马斯特斯医生的核心团队便意味着有机会见到罗克以及其他医学界的著名人物。每个人都是从在吉尼家喝鸡尾酒开始，继而前往比尔和莉比家吃晚饭。“他们表现得非常热忱，也很得体，很像长老会成员，”弗赖曼回忆起马斯特斯团队时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有着一段正常的婚姻，有儿有女，且都上了好学校。而约翰逊太太则是工作伙伴。”

几年之后，吉尼已经学会了医学界的术语，在实验室里的她全然一副教授的模样。在他们的项目中，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有志愿者中有55%是女性(不包括那些妓女)。就如马斯特斯后来写道的那样，“她为那些女性患者提供了必要的指导训练，让她们在成为性爱个体时获得一种自信，从而可以自由且放松地表达她们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尔越来越多地依赖吉尼的洞察力，对于她的建议也非常赞赏。他们激烈的讨论让人记忆深刻。“有一次做完性爱研究之后路过我的办公室，”弗赖曼回忆说，“他们精疲力尽地讨论着高潮究竟是什么。”比尔似乎正在讲解并描述他对于女性性反应的临床理解。就如弗赖曼回忆的，吉尼不耐烦地坐在那里，不同意地转动着眼珠，直到再也无法忍受。

“好吧，我应该知道，”吉尼嚷嚷道，“我是一个女人，而你不是！”

比尔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爱的声音的确是听而不闻。“在我看来，吉尼最重要的贡献，”他后来解释说，“是她在女性性心理特性的多方面耐心指导。这些绝非轻松的工作，因为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我大脑高度紧张。”在死板的医学概念面前，比尔知道自己需要吉尼这样一位翻译者。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赐之物，一个在他这里赢得了自己一席之地的女人。“吉尼工作非常努力，尽可能多而快地吸收资料。”他后来写道。

吉尼的助手角色扩展到了社交领域。她陪伴马斯特斯夫妇去拜访医院募捐者，和他们一起参加医学院赞助的假期活动。“他们进门时总是三人同行，”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我觉得这意味深长。有些男人需要妻妾成群。”在他们围着餐桌聊天时，桑德拉对这两个女人有了自己的印象。她喜欢健谈且善于聆听的吉尼。吉尼的穿着举止很恰当地停留在那些医生以及他们妻子所能接受的狭小界限之内，但她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她的穿着很有品位，总是比莉比稍显鲜艳一些。”桑德拉解释说。

朋友们都好奇莉比·马斯特斯是怎么想的。对于自己丈夫同时带另外一个女人参加特别的活动，她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疑虑。不管比尔如何保证，不论吉尼在她面前显得如何诚恳且没有威胁，莉比怎么可能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丈夫和女助理之间绝非只是工作关系？“她非常聪明，”桑德拉回忆起莉比时说，“她一定有所察觉。”

当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用夜宵招待自己儿子的研究团队时，有几个晚上，比尔和吉尼单独溜出去吃了晚餐。在性爱研究的这片未知领域，似乎永远有东西需要进行讨论和评估。在医院日常轮班之余，这两位研究者总是共进晚餐，直到志愿者到达参加晚上安排好的性爱研究活动。比尔没完没了地鼓吹着他们研究工作的危险，避免表面之下暗地里的情感交流。他坚持病人的隐私必须受到保护，不能受到一点侵害，他们的小组成员在工作期间不能让自己产生一点点淫乱的想法。任何不专业的东西都会受到责备。

然而，持续在实验室里观察性爱却让比尔和吉尼自己充上了电。尽管在志愿者面前他们保持着白大褂式的严峻风度举止，但整晚的强烈反应都带到了事后他们对于所观察事物的讨论之中了。男女搂抱抽插、吮吸亲吻、爱抚交媾的场景；男女身上的香水弥漫着整个检查室，充满了温暖和迷醉；肉体缠绕的场面以及激情的拥抱，就在单向镜之后的他们眼前，最后，这一切打破了马斯特斯对于自己实验所定的界限。当其他人都回家之后，比尔和吉尼之间关于做爱技巧以及研究对象的理论性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他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不到一年，比尔让他们的工作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做爱也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

唯恐实验室里这些鲜活的诱惑会导致一些对病人不合适的“移情”，比尔建议他们将自己爆棚却备受压抑的激情瞄准彼此。他把它说得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火车头的放气阀，是一种避免脱轨爆炸的方式。他辩解道，与其冒着纠缠或迷恋病人的风险，不如在他们自己之间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吉尼对弗洛伊德移情理论的了解似乎成了接受比尔建议最方便的借口。或者也许有些男病人以及医生表现出的对吉尼不得体的兴趣引起了比尔自己内心的警觉。一如他的本性，比尔用自己坚定的职业声调提出了这个建议，就好像是一个为了促进他们科学理解而绝对合理、超然的、敷衍的方式。“他当时说得很有道理，”数年之后她回忆说，“马斯特斯和我一起做的所有事通常都是出于专业目的。当提出性行为时，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仿效我们的研究对象’，注意力必须放在对方身上。他以此作为亲近的理由。处在一个热情性爱的环境之中，你绝不能和自己的病人或者研究对象发生任何依恋关系。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有许多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并一直持续着，这很致命，会让这样做的医生感到羞愧。”

通过彼此发生性关系，比尔说他们可以彻底检验最有效地达到高潮或者防止过早射精的方法。依赖影像记录，他们可以亲自看看“不断增加的性紧张所引起的浅表血管充血”——他们称之为“性的红晕”——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从而更精确地在论文中对它进行解释。马斯特斯坚持自己的主意纯粹是以医学的名义，是医生拿自己做试验这种古老历史的一部分。

有一天晚上，在最后一个研究对象离开之后，马斯特斯医生和他的女同事脱去了衣服，在一张铺着医院绿色床单的单人床上，上演了他们一直想要理解的生理反应。还不到35岁的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她的老板来说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一个美丽的女人，浑身上下全都是激情在释放，而且在办公室里留意着每个细节，热情地讨好。松下自己的小领结，脱下自己笔挺的白衬衫，比尔展露出自己运动员一般的结实身体，这些年他都保持着良好的体型。这一刻，他确切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并且很权威地做了。脱光了衣服，他命令吉尼尽可能地保持专业。这些邂逅不应该超越他们科学需要的范畴，不能带入杂乱的情感。通过为了纯粹的临床目的而和他发生性关系，吉尼再次确认了自己对事业的献身。这也是比尔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情感完全不在一起，”她回忆说，“他只是把我看作是‘团队’的一员，是他的研究人员。那本来就是他所提出的。”

在妇产科医院，同事们怀疑马斯特斯可能和他的助手有一腿，就和其他医生与他们护士之间发生的一样，但没有人把它挑拨说出口。有些人认定吉尼是主使者，一个离异女人计划着套牢一位热门的医生。另外一些了解他们的人说工作的性质——在实验室里观察成百上千次性交——压垮了他们以及所有客观的借口。罗杰·克伦肖医生，一位后来与门诊做治疗师的妻子进行合作的精神病学家，在和比尔的私人谈话中听说了所发生的事。“作为一名治疗师，唯一能看到病人裸体的时间是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但比尔和弗吉尼亚开始发生关系时他们周围的环境涉及相当明确的性爱，我可以想象满腔的性欲需要得到释放。”他解释说。和吉尼以及比尔都是好朋友的迈克·弗赖曼说，实验中的性能量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就像看到一头成年公马和母马——会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兴奋，”他陈述说，“他们处理的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会很快就在感情以及性爱上沦陷。”弗赖曼在1961年年初自己的婚礼上发现了证据。婚礼后，迈克和他的新娘在出发去蜜月旅行之前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弗赖曼夫妇在楼上的餐厅吃完饭，喝过几杯之后回到楼下他们自己的房间。在找钥匙的时候，迈克听到旁边一阵响声——比尔和吉尼突然从隔壁走出来。

但这些假象以及场景并不能解释半点真相。在一开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承诺，当然吉尼也不是像那些男同事所推测的破坏分子(小三)。相反，当时有一个两人都拒绝承认的硬性协议。他们最亲密的助手罗伯特·C·科罗德尼医生(Dr. Robert C. Kolodny)和他们一起共事了20年，作为共同作者出版了好几本书并发表了好些医学论文。他考虑过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传记，到处询问关于他们关系的初始。只是等到和比尔——这个一直被他视作导师和朋友的人——聊了几个小时，并和吉尼的版本进行了对比之后，科罗德尼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她接受工作不久之后，比尔就对她做了明确的说明，成为性伙伴是要求之一。”科罗德尼说，“比尔认为这是双方都同意的事。他指出，这些是他提出的，吉尼只是同意而已。但吉尼对此的理解和处理，是把它当作不带感情的事务，是工作所要求的一部分。我所怀疑的是如果她不赞同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在之后被聘用。我打赌她是知道并感觉到了的。”比尔预想了一个“蓝图”，用科罗德尼的话来说，其中他的女助理会和他发生性关系，以此作为更深入理解他们通过观察所研究的课题的途径。在吉尼还是个满大街找工作的平凡人物时，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工作关系有这个要求。对于她来说，她依旧不过是一个友好的拥有一些打字技能的普通员工，他一直都很平淡地对待她，直到他确定她赞同他的计划。如果吉尼“决定不参与那个计划”，科罗德尼知道她“会被取代掉”。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一起工作的早期阶段，她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贡献。”吉尼对于他们工作的重要价值只是在这个私下协议达成后才显现出来。比尔天真且错误地相信他的情欲可以局限在实验室里。可他们的工作晚餐相当浪漫，比尔没有半点借口。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对莉比的结婚誓言，也忘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与吉尼的亲密关系。他力劝说，如果他们两人保守这个秘密的话，不会有人发现的。“我不觉得他们俩任何一方会觉得这是一件浪漫的事，”科罗德尼谈论到他们的初始时说，“那纯粹就是性爱。”

数十年之后，在被告知科罗德尼的回忆时，吉尼停顿了一会儿，就好像听到了一个让人不悦的事实一样。因为这个版本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世人所描述的版本，或者与她告诉自己孩子以及父母的版本，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的，都大相径庭。吉尼似乎吓了一跳。科罗德尼是比尔的朋友，吉尼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常常会起争论。她声音里流出的感情显露出长久以来的伤痛。“完全是比尔的主意——我压根不想和他发生关系，”她坚持着他狡猾的掠夺，她尽量调整的声音中带着对他们性关系起源的愤怒，“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我想要这份工作。”

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外向的热情以及私下的默从所得到的回报相当丰厚——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大学里一份研究工作的职位，一份远超出她证书所能达到的刺激且高要求的工作，以及不需要再求助别人便足够养活自己两个孩子的金钱。1960年，吉尼令人羡慕地作为共同作者与比尔一起在明尼苏达州医学会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医学研究论文，题目是“女性： 性反应的解剖”。对于像吉尼这样只有普通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一下子把她和马文·格罗迪、维拉德·艾伦以及其他与马斯特斯医生共同署名的华盛顿大学医生放在了同一平台上。更多共同署名的医学论著、慷慨升职以及重要职务接踵而来。她在工作中的突起——他大胆赋予她信任，这种表面上的透明掩饰了关于她的贡献可能不单单只是在实验室的经验观测等谣言。其他医生怎么会这么心地高尚、进步开明地和一个女人分享他应得的聚光灯？但这些特殊待遇是以她从未敢提及的代价获得的。“他提升我的职位，我不断收到回报，”吉尼解释说，“我其实一点也不够资格。”

特别对于比吉尼还年轻的那一代女性来说，这样的提议可能会被看做是不合适甚至是非法的性骚扰，会带来毁灭职业生涯的法律诉讼。“也许是有点(性骚扰)，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她承认说，“他是一个高年资的医务人员。”20世纪50年代末，新聘用的秘书不会指控医院顶层医生在性行为上的轻率行为，也不会拒绝晚饭时他们的耳语。如果这些女人不同意在酒后激情一把，那么她们白天的工作经常就莫名地丢掉了： 要么自动辞职，要么就是周末接到一份解聘通知。吉尼在两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拖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进入华盛顿大学，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她想要，也需要通过教育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人生。她说她无法承受丢弃这些的后果。迫于个人情况以及那个时代的背景，她只好顺从，并没有表现出受到冒犯或者拒绝与比尔发生性关系。她毫无抱怨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自己。“不——对于这个我特别不舒服。”她坚持说，“我压根就不想和他发生关系，对他也没有半点兴趣。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时候，吉尼已经有足够的人生经验明白性爱对于女人来说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显然，专业的外表只是她非常乐意接受的另一个面具。“当时我是被紧急招入的，特别待遇接踵而来，”她回忆说，“人们会询问为什么他会聘用我，他则回答说，‘因为她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围绕着他们性事的骗局经常遭遇尴尬，特别对于吉尼，以及比尔生命中的另一位女人——他的妻子莉比来说。渐渐地，他们的私生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吉尼·约翰逊不再只是偶尔来吃晚饭的客人，她成为了马斯特斯家里的常客。当比尔和吉尼出城去参加医学会议时，莉比有时会一起照看两对小孩。“我的孩子会留在莉比那儿，当我们出差的时候，”吉尼回忆说，“他们叫她‘莉比阿姨’。她对我的孩子非常好。”

含糊不清地和吉尼并排在一起，莉比发现自己被比尔置于了一个不公平的窘境，被这种毫无选择的意外事件给困住了。作为两个孩子45岁的母亲，莉比要比吉尼年长一些。她无法独立，在家之外毫无经验。马斯特斯一家在拉杜区的郊区生活有着乡村俱乐部的宁静，孩子玩耍的后院长满植物，一切平静安详，她不想打破。她只要告诉自己没有丈夫不忠的证据，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打乱这得来不易的家庭生活。她喜欢吉尼·约翰逊，从一开始就努力地和这位丈夫的同事做朋友。受到如此善待，吉尼帮不上什么忙，但也很喜欢莉比。经常，当两个女人独处的时候，莉比就像朋友一样把手伸向她，女人对女人。她发现，吉尼已经看到了她丈夫的冷淡，他粗鲁的举止，也许对于他在医院的活动吉尼了解得更多。

1960年前后的一次假日晚餐，两个女人一起离开餐桌，留下比尔和母亲伊斯塔布鲁克斯以及吵闹的孩子们。在安静的厨房里，莉比向她吐露说：

“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是吗？”

相处了15年，嫁给比尔·马斯特斯的决定是不是个错误？她的询问直白得近乎赤裸。吉尼有些不安，耸耸肩回答道：

“天啊，莉比，这让我如何回答？”

莉比立刻收回了自己的问题，回到了家庭杂事中。吉尼并没有感到莉比是想要从她那儿套取关于她和比尔不正当关系的蛛丝马迹。当然，莉比直白的眼神、真挚而脆弱的声音非常让人触动，就好像她真的把吉尼当作要好且信任的朋友一样。

“他打破了所有的规矩——他根本不是一个忠贞的丈夫，”吉尼回忆说，她声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我一直和莉比都很要好。她一直都宽恕着我，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对我。在他孩子面前，我是‘吉尼阿姨’。”

然而，这种表里不一的关系在与诺亚·温斯坦相处时则完全不同。1959年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和吉尼交往着，带她参加聚会，马斯特斯一家也在被邀之列。在聚会上，他们会一起聊天。渐渐地，这位法官感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政治圈的朋友出于对他职位的考虑，也表达了对他和吉尼这段关系的担忧。于是，他们自己做了一些调查。“他的一位同僚打电话给我，说鉴于弗吉尼亚·约翰逊和温斯坦法官的关系，想要知道我对她的了解有哪些。”h·马文·卡梅尔医生回忆说，他是比尔在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同事，只能证明她在专业上的相关工作，对于她的私生活毫无了解。“我猜想，他们如此关心是因为她对他的名声产生了危害。他是法官的一个朋友，从别人那儿打听到了我。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他们(吉尼和诺亚)要结婚的消息。这就是问题所在。”

但吉尼和法官之间的婚礼未能举行。在1960年，诺亚邂逅并迎娶了一个名叫西尔维亚·莱夫科维茨的寡妇，她完全没有吉尼那么复杂，信仰也和她不同。“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人，对于法官来说她是完美妻子，因为她知道如何招待朋友。”诺亚的女婿哈里·佛罗德解释说。西尔维亚经济独立，不需要工作，完全不像吉尼那样需要长时间上班。她是那种随和的妻子，会为诺亚做他最喜欢的花生果酱三明治外带午餐，并且一定会按着他喜欢的那样修剪好面包皮。数年之后当问及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的事时，西尔维亚展现了法官之妻所应有的谨慎。“是的，我知道她曾经是他(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从没问过他这方面的问题，”她说，“这不是我要管的事情。”

法官结婚之后，吉尼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尽管从来没有西尔维亚的参与或同意。“比尔和我曾经邀请过他们出去吃晚饭，但她没有应邀，因为她知道我曾经在他生活中扮演过的角色，她不想有什么竞争，或者说她假想中的竞争。”吉尼回忆说，“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晚餐聚会上出现，她也从来不会和我说话。他有时会独自和我一起吃晚饭，因为他说西尔维亚不会来的。于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数年之后，当诺亚的女儿琼嫁给哈里·佛罗德时，吉尼邀请这对新婚夫妇到她家里吃晚饭，一起叙叙旧。琼知道吉尼一直都没有再婚，她说法官和西尔维亚当时的关系有些“波折”。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法官出差了，吉尼的两个孩子不在家。琼非常高兴见到父亲的这位老朋友，甚至没有明白这顿晚饭的潜在意思，或者说没看出吉尼对诺亚婚姻状况是多么好奇。“我很肯定她想要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琼回忆说，“我当时只是太过天真没有意识到而已。”

但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吉尼生活中的角色不断提升，让诺亚毫无机会可言。聪明的诺亚察觉了比尔对她的控制，骄傲的他一笑而过，掩饰着自己的伤痛，装作自己毫不在意一样。有一天晚上，法官邀请琼和哈里到自己家做客，谈话很快就转到了吉尼和比尔他们研究所最新出版的书上面。在客厅里，西尔维亚坐在身边，诺亚被他们问及是否见过这本书。

“是的，我有一本她亲笔签名的。”他冷淡地回答道。

她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哈里和琼好奇地大声问道。

诺亚傻笑着脱口而出：“献给教会我一切的男人——弗吉尼亚。”

在座的人都不自在地笑着。

事实上，吉尼在送给诺亚的那本书上的题词，数年之后琼在他去世时也曾翻阅到，其中强调了这位法官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吉尼写道：“致诺亚，从一开始就至关重要的人。”

她对于诺亚的遗憾持续了好多年，这个男人本是她该嫁的人。然而，当时的吉尼过分相信比尔的愿景，和他一起执迷于他们刺激的先锋式的工作之中。“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我嫁给了法官，我本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一个更幸福的人生。”数年之后她说道。也许她只是在欺骗自己——就像其他人怀疑的那样，也许她真正想要的是比尔·马斯特斯。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五章 离校

<small>我必须承认没有什么比她的巨乳更让我感到恶心的了。</small>

<small>——乔纳森·斯威夫特，</small>

在大银幕上，一张色彩逼真的女性裸体巨幅图像震惊了整个黑暗的医院会议室。几乎有20名男性医生，手举马提尼，像好奇的小人国居民一样盯着起疹的乳晕、勃起的粉红乳头，以及充血后巨大的肉球，影片里女人的乳房被唤醒了。在这个周五下午的研讨会上，主要的演讲者经常在华盛顿大学产科与妇科的人员之前就讨论过解剖研究的细节，常常是用幻灯片或在黑板上以图画的形式进行讲解。但还没有人见识过这样的方式。“这是一部展示高潮时乳头凸起的影片，它甚至拍出了胸前布满的血管，以及为什么在性交兴奋时这个部位会看起来发红。”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医生回忆道，“在影片中看不到她的脸，只拍了她从脖子到大腿的部分。”

作为演讲者，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自豪地站在讲台上，而此时弗吉尼亚·约翰逊则在房间内周旋，领那些晚来的人到各自的座位。跟以往周五会议提供的普通罐装啤酒不一样，马斯特斯为他们准备了自己最喜欢的提神干味苦艾酒，还有其他一些混合饮料。在这些同辈的听众面前，他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完美。“他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那个下午参与会议的迈克·弗赖曼医生说，“他是想介绍自己性爱研究的成果，影片中的女性正将她的手指放在胯部并不停摩擦。镜头落在她的胸部，可以看到乳头的直立。他指出小男孩们的乳头也会如此。他想证明无论是未成年男性还是成熟女性，当他们的性欲被激起时，乳头的直立是人体生理机能的一个普遍现象。”

对观察了5年的马斯特斯来说这些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他的同事们却还是显得有点震撼。在接上电极并不停抖动的乳房特写镜头之后，影片转而更细致地拍摄了女性生殖器，通过它可以窥见女性阴道洞穴状的内壁。镜头不断地从一个没有脸部的女性身体换到下一个。尽管马斯特斯使用了稳定而清晰的一流拍摄，自始至终严肃地叙述了这一妇科过程，影片依旧让人尴尬，看上去就像是兄弟会里放映的粗糙色情片。“我最初惊呆了，”h·马文·卡梅尔医生称，“他用非常忠于事实的方式演示出来，就像其他的科学演讲那样。重要的并不是他怎么呈现，而是讨论的内容本身使得人们吃惊。”

马斯特斯认为同事们会赞叹自己的科学发现，这个开创性的研究一定会引起每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兴趣。就像当时与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接触时一样，马斯特斯更加准确地概括出理解高潮各个方面的要素。他也反驳了那些长期以来的女性生理观念。马斯特斯想要得到同事们的支持，当然不希望听到任何批判。但他其实对当时的环境并不够了解。马斯特斯后来写道：“为何我首选陈述妇产科圈内的材料呢？很显然，回过头看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一个判断错误。”

在演讲之前，这个领域的主流期刊《妇产科学》曾经拒绝了马斯特斯关于性研究的文章。他关于雌激素与内分泌治疗方法的文章在同类出版物中刊登了出来——一般称作“绿色期刊”，由美国妇产科学会出版——但是这项研究被认为过于伤风败俗且带有威胁性。马斯特斯明白国内的妇产科医生都需要清晰的信息，因此花了几年的工夫进行整理编纂。他意识到他的同事们“总是接受生孩子是自然功能这个概念，却极不情愿去考虑这种自然功能的方式”。美国民众都等着斯伯克医生告诉他们如何抚养孩子，但是不想听到他们是如何来到世上的。

当会议室的灯光亮起，场下嗡嗡的讨论声不绝于耳。对马斯特斯影片的刺耳谴责很快就传到了维拉德·艾伦的办公室。“影片使得系里的其他成员警醒，”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回忆道，“马斯特斯的麻烦开始了。”系主任艾伦作为马斯特斯一直以来的研究合作伙伴，一直都给予他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但是影片放映的内容还是让艾伦大吃一惊。另一位同事西奥多·梅里姆斯医生回忆道：“流言说维拉德·艾伦非常震惊。”对那些听到过谣言却对事实并不确定的评论家来说，马斯特斯关于明确细节的叙述给了他们一剑。“这显然不是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关心的学术追求，反而招来了巨大的恶名。”另一位同时代的罗伯特·戈尔医生对医学院的反应这样回忆道，“我们对他性爱研究中的奇怪事物都很怀疑，事实上他在让实验者通奸的同时研究人体，记录血压或者其他东西，但我们却毫不知情。比尔只是一味地这样去做，并且无人能够阻止。”

这些被激怒又出于自我保护的同事们还觉得马斯特斯揭开了医学训练的一个伤疤。它揭示了毫无准备的内科医师都在如何回答基本的生理问题，也暴露了所谓的女医生并非真的对女性非常了解。部分人还是倾向保留医生与病人间不可挑战的神圣领地。“当我听到这些时还有些茫然，我们对这样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有点困惑。”罗伯特·伯斯坦医生回忆道，而一位高年同事则认定马斯特斯非常鲁莽。这种研究正好显现了像伯斯坦这样的年长医师缺乏对病人日常性生活的把握。“我对性研究并不在行，”他解释道，“当一个年轻妇女怀孕或疑似怀孕的时候，我随便做什么都会带来麻烦。你最好坐着听她发牢骚。只需倾听并且点头，给她一些指导和镇静剂。如果是在旧时代，你可以给她一个拥抱，然后说：‘你会一切顺利的。’你会对自己那个拥抱背后的能量感到惊讶。”这种旧式的乡村医生看似礼貌和舒服的诊治方法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极不推崇的。医生们无法再用亲切殷勤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他俩激怒的对象包括相当比例的医学生，马斯特斯后来估计大概有20%到25%的人对研究的得体与否提出了异议，其中还包含3位高级别的同事。

当马斯特斯最终与艾伦讨论这些反映的时候，老朋友让他不必担心。有院长伊桑·谢普利作后盾的艾伦肯定地对马斯特斯说：“比尔，他们只是在抱怨，他们并没有对此写点什么。”他向马斯特斯提及大学的指导方针，并且指出：“这段小字说明，我不需要跟执行委员汇报，除非有什么书面要求。”马斯特斯对这位同盟化解麻烦的“院长式”做法非常钦佩。但由于艾伦没有第一时间行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还是遭到了医学院的抵制。马斯特斯原本相信一场率真的演讲能够消除关于他们研究的“未经证实的流言”，但事与愿违，这场陈述只是创造了更多的谣传，甚至大家都坚信影片中某位裸体的无脸女人就是吉尼·约翰逊。

“我们认出了她的手指甲，”弗里德里希说道，并且肯定同事们都因为见过约翰逊修剪过的指甲。“她涂的那种指甲油的颜色以及指甲的形状。我们常常看到她的手指，因而非常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惊呼：‘噢，这是吉尼，吉尼！’我们这些住院医生都认为这无疑就是她。”当影片结束，弗里德里希走向吉尼，转头耳语道：“吉尼，那人跟你长得很像。”弗里德里希回忆道：“而她莞尔一笑，好像我说的这句话逗乐了她。”

有几个人对影片的产生过程较为熟悉，包括摄影师克莱默·路易斯和约翰逊本人，他们都否认约翰逊是其中那个无名的女模特。“影片中的人都是志愿者，”约翰逊坚称：“天哪，我只是那个收录声音的人。我是研究的协助人员，不可能也参与了影片。我没有加入试验。”但是关于她可能参与的嘲笑和议论反映了医务人员对于马斯特斯这一重要研究项目与日俱增的反感。在诊室里，保密工作开始升级。图解部门技术人员的路易斯和常常监察病人呼吸及其他重要体征的生理学教授威廉·斯莱特小心翼翼地坐在可移动的屏幕之后，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对镜头外的脸部没有任何兴趣。斯莱特，这位严肃、眉毛浓密的医生，一直表现得对自己的这项工作不太自在，或许就如路易斯所承认的，“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妓女”。但不管怎么样，路易斯和斯莱特都极为专业，并且遵循着马斯特斯永远不要讨论工作内容的嘱咐。他们将马斯特斯看作自己尊重的医生和朋友，这份晚间在医院冒险而为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不过是些额外的收入。路易斯不断努力想要让阴道内毛茸茸的成像变得更为清晰。他监督着伊斯曼·柯达在绝对机密的情形下处理这些影片，防止有人在实验室中拷贝这次“曼哈顿计划”(Mantan Project)。院系里诋毁马斯特斯的人很清楚路易斯可能会是透露相关秘密细节的源头，当然前提是他愿意成为告密者并夹着尾巴离开同事的话。“有些医生会来询问我看到了什么，但我拒绝回答他们，”路易斯说道：“我将这看成是一件私密的事情，而我只是完成分内的工作。”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偶然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但又不敢挖掘更多。有一晚，吉尼带着从医院食堂买回的零食和饮料，乘坐电梯返回诊室。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看到一位对他们研究表示过不满的医生正将听诊器放在诊室挂白大褂的那面墙上偷听里面的声音。

“为什么？你好，医生！”吉尼大声说道，她如蜜般的嗓音中透露着十足的讽刺。独自在黑暗中的医生在她的顽皮笑容和兴高采烈中尴尬不已。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徘徊，好像关他们的事一样，也许是基于偷窥的冲动，想看看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有更为不齿的侵犯：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收到过一些信件，里面是从原妇产科医院的街对面偷偷拍摄的几幅他们遮蔽的门诊窗户的巨大照片。就像马斯特斯后来观察到的，“人们为了发掘正在进行的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说服医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完成一门关于人类性爱学的课程，开创了全美先河。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学习性爱对于帮助那些受相关问题折磨的病人确有重要性。尽管有维拉德·艾伦的担保，但对于马斯特斯研究的厌恶情绪在后面的几个月里逐步加剧——不仅围绕礼节和医学名誉，而且最后落到了钱以及吉尼·约翰逊的晋升问题上。

从一开始，对于深夜的研究部分、志愿者的微薄报酬以及斯莱特、路易斯，特别是约翰逊的工资，学校就没有提供直接的经费支持。通过和艾伦一起做的特别安排，马斯特斯将他早先在妇产科，特别是不孕不育症治疗方面所得的费用进行了转移，用这笔钱支持着自己的研究。全职员工通过医疗服务所创造的收入通常都被视作医学院的财产，不能让个别医生私自用于他们个人的项目。随着员工对马斯特斯冒险计划怨恨情绪的加剧，大概是在艾伦的同意之下，学校决定结束这种特别的财政安排。尽管马斯特斯在自己的生理学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拨款，但他已意识到门诊将来的收入将依赖于性功能障碍病人治疗部分的费用。科室里也不希望马斯特斯将所有时间都放在性爱门诊，而不承担教师以及外科医师的职责。他对工作的全然投入依然不能弥补这个缺口。另一个原因涉及约翰逊在他身边的位置。在发布他们关于人类性生理学的长期研究项目之前，比尔认为他们需要给吉尼弄一些学位证书，以与她至关重要的角色匹配。因为此前每一次当她想通过报名课程获得大学文凭并努力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马斯特斯都会安排新任务来占据她更多时间。而作为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小孩的她原本时间就不充裕。不过，尽管马斯特斯拼命请求，但是学校并未同意。一直都听不到任命约翰逊为医学院教员的消息，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这个特别的建议引起了有些人对他们的嘲笑和戏弄，无聊之辈重复着那段没有根据的关于她裸体影片的谣言。不久后，马斯特斯一直以来的拥护者向这些无法友好看待他们研究工作的人妥协了。“医院的当权者想要摆脱马斯特斯，因为他拥有非常清晰的研究照片，而这让医院管理层非常困扰。”他的前住院医师以及共同作者马文·格罗迪回忆说。

在华盛顿大学呆了20年之后，马斯特斯断定自己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终身教授职位以及在科室里的高层地位，只保留了名义上的从属关系。他结束了自己在医院中的外科工作，并最终将自己妇产科的所有病人都转交给了要好的同事约翰·巴罗·马汀。不再有任何条约，也不会有回头路。尽管乔治·华盛顿·科纳曾经建议他说，大学背景对于这样一个大胆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他又一次收获了艰难的一课——性爱的真实情况常常是让众人排斥的，包括那些在学术及医疗界的人。从现在起，马斯特斯决定和约翰逊独立出来面对这个多疑的世界。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六章 关于信任

搬离从前的妇产科医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小团队迁到了街对过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一幢白色廊柱建筑中。他们为自己的性爱门诊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就和门口那小小的指示牌一样小心翼翼。马斯特斯确保了自己新创立的非营利性基金会里都是一些忠实于他个人并感激他临床服务的托管人。在他与华盛顿大学苦乐参半的分离之后，充斥着谣言和谴责，马斯特斯只想要那些可以信任的人。

托里·福斯特就是这个小集团的典型，尽管缺乏经验他还是担任了基金会的新任律师。从还是孩子起，他就和位于拉杜区的隔壁邻居马斯特斯一家认识了。在生孩子之前，托里的妻子一直依赖着马斯特斯，他是她第一位妇产科医生。基于长久的交情，马斯特斯从不怀疑福斯特的忠诚以及他保守秘密的能力。福斯特第一个任务是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会议，看看新成立的基金会对性爱的研究是否会妨碍其申请免税资格。门诊从志愿捐献以及外部拨款得来的资金流至关重要，特别是没有大学提供医院设备以及其他支持的情况之下。“对于主题本质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白直率，”福斯特谈起国家税务局的会议时说，“但是对于其具体实施方案我们没有谈及太多的细节，他们也没有询问。”

在讨论会上，福斯特联合了马斯特斯另一位坚定的朋友——小伊桑·A·h·谢普利，前华盛顿大学校长的儿子。年轻的伊桑成为了基金会主席。和父亲一样，他坚定地认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免于道德威胁的环境。“当时引进了很多前董事会成员，因为基金会在圣路易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谢普利的遗孀佩吉·谢普利回忆说，“人们都会因为自己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而感到尴尬。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凭借着伊桑家族在学术界以及圣路易斯社区的良好声望，它变得有了些尊严。”其他一些早期的托管人为基金会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技术，比如密歇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的雷·瓦格纳医生，以及知名家庭治疗师，后来在费城创立婚姻咨询所的埃米莉·马德。但绝大多数托管人，比如警署署长h·萨姆·普利斯特或者保险经理约翰·布罗德黑德，都是出于喜欢马斯特斯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曾经是他的病人而接受签约的。多年前两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度假时就与马斯特斯一家结识的约翰·布罗德黑德解释说：“我其实是他妻子贝蒂的朋友。比尔觉得他需要一些已经成名的人物来排除对性爱研究的攻击。”在加入董事会之前，约翰的妻子多迪·布罗德黑德说他们就这个分歧讨论过。“要参加的这个董事会争议重重，我的丈夫完全是出于好意才答应这么做。”感激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治疗帮助自己成功怀孕的她说，“他觉得比尔·马斯特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他所涉足的领域并不能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接受。他想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为他摇旗呐喊。”在董事会会议上，基金会的托管人依旧保持着沉默，听从着马斯特斯对日常事务的判断和安排。就算约翰逊插话，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或者提醒他某些他可能忘了提及的地方。“托管人知道他感兴趣的东西，也知道他打算要写的东西，”约翰·布罗德黑德回忆说，“但对于细节我真的不太知情。”

除了秘密和勇气之外，还有激进的氛围笼罩着基金会，他们就好像在从事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太空计划一样，背负着通过科学让生活更美好的使命。但是马斯特斯在他们面前保守着许多秘密，包括之前在研究中使用妓女一事——这是担任律师的福斯特多年之后才了解到的事实。“比尔在董事会面前并不够坦率，”福斯特说，“我认为他不想因为我们了解此事而受到怀疑。他只是那么做了。”福斯特对朋友比尔·马斯特斯年轻而纯洁的支持掩盖了许多微妙的暗流。他没有意识到比尔和吉尼之间关系的复杂，相反，他只用英雄般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合作。“我当时参加的时候，一心以为她是以专业方式参与其中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福斯特说。在家庭聚会上，福斯特的母亲玛吉和朋友们一样对此也有些疑虑。但托里为比尔的信誉和正直辩护，并打消了这些担心。

有一次，莉比带着疲惫而忧虑的表情反复地询问托里·福斯特自己丈夫最近的活动情况。

“你真的觉得最近他有必要在门诊加班到那么晚吗？”她问道。莉比勉强才让自己没有提及吉尼·约翰逊的名字。她思忖着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失宠离开大学医学院，并停止了自己报酬丰厚的行医工作。“对于他全身心投入到性爱工作上我感到很不舒服。”莉比告诉他说。

在他们的交谈中，莉比想知道比尔是否在拿自己的医学生涯，以及暗中——虽然没敢直说——拿他们的婚姻冒险。

托里语重心长地向莉比保证说她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并强调说比尔是值得信赖的人。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渐入佳境，”福斯特解释说，“比尔所做的事是合法的，而且非常重要。我非常肯定你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对于托里的回答，莉比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或者也许她自己更清楚，只是决定不再盘问他们从前的邻居，他显然在专业上非常尊重比尔，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托里和比尔信任的其他董事会成员都证明除了莉比之外，比尔在门诊没有任何其他个人问题。“老实说，关于所发生的事，我有点天真。”福斯特数十年之后承认道。“她担心比尔的工作以及它对比尔个人方向的影响，特别是和吉尼一起。最后证明她的直觉是对的。”

每天黎明前后，比尔·马斯特斯都会在拉杜区湿漉的草坪以及空荡的街上慢跑，然后回家洗个澡，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他铁青色的面孔以及始终严厉的行事风格都散发出一种自律的气息，这是他从汉密尔顿大学足球队起就引以为傲的风格。据后来《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观察描述说：“马斯特斯的表情总是生硬、尖锐，如同X线一样阻止着一切轻率，要求立马坦白。”被医学院非正式地驱逐之后，马斯特斯在门诊更加努力了，就好像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做任何事——甚至是付出生命。”约翰逊解释说，“他必须赢。”

当该领域最有名望的杂志拒绝发表他的性爱研究时，马斯特斯一直努力尝试希望自己的文章被接受。他不断地给编辑投稿，直到一个很小的医学期刊——《西方外科杂志： 妇产科学》(estern Journal of Surgery，Obstetrid Gynecology)——愿意发表他的文章。被最尊敬的同僚冷落让他狂怒。马斯特斯咒骂他们目光短浅的拒绝以及他们对他科学发现的草率忽视，他觉得这些发现足够赢得诺贝尔医学奖。“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数年之后他仍旧愤愤不平地写道，“对于研究资料的拒绝不仅是一次审查结果，而且也包含了对我个人品质的故意攻击。”《西方外科杂志》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总部既没有同行评审也没有仔细阅读，但它的编辑罗伯特·卢瑟福医生因出于“好心”让他们的研究得以发表而成为了马斯特斯眼里的英雄。在美国妇产科学年会上，马斯特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芝加哥大会上，马斯特斯被告知他不能在学会的前辈面前透露他们的发现。在一阵严厉的谴责中，他回忆说，“他们不允许我在学会常规会议时间里讨论我的内容(性爱研究)。”于是马斯特斯在大会指定的宾馆租了一个小套间，在大会休会期间做了一个即兴的陈述报告。“马斯特斯遭到了自己学科的可悲对待，虽然他们已经发表了许多他在产科及外科突破性的成果。”约翰逊回忆说，“没人想和性爱有所联系。”和自己丈夫一起参加了那次大会的桑德拉·谢尔曼非常惊异同行的反应。“他们连忙回避，就好像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一样，”她回忆说，“我当时心想，‘天哪，这些人怎么了？’这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能谈论这个并在这方面有所帮助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啊。”

带着报复的心情，马斯特斯想要证明那些贬低他的人对弗吉尼亚·约翰逊的观点是错的。医学院拒绝了他为她申请的教员任命，质疑她参与这样一个敏感研究的资格和能力，但马斯特斯坚持证明约翰逊是能够胜任的。他要向世界展示她是与他同一个级别的人。在他们新成立的基金会，没有了大学的干预，他把她从一个助理升职为研究伙伴，并不断提高她的薪酬。一些华盛顿大学的医生通常很兴奋地想知道为什么马斯特斯可以给自己的秘书这样无根据的升职。“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一直被称为约翰逊医师，而她压根没有任何的学位。”h·马文·卡梅尔医生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单纯的事，因为她一直对此默许，从不进行纠正。如果人们这样称呼她，她从不跟他们解释什么。”数年之后，吉尼拒绝称自己为约翰逊医师，外行人遇到穿着白大褂的治疗师很容易就会将他们误称作“医师”。

就像一个骄傲的经理人，在他们的科学产品上，马斯特斯支付给弗吉尼亚·约翰逊同等的报酬。他让那些怀疑者知道她提供了许多最初的知识，不仅关于女性性反应，也包括许多性障碍的治疗方案。起初很少有人相信他。只有少数朋友理解这两个研究者之间的动态： 一个人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另一方增大的。“她年轻而充满生气，”伊桑的妻子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对于他们来说，相互学习是一件非常棒的事。他对她完全信任。”然而在专业会议上，约翰逊感到自己的不足，好像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可能刺破她圆润的外表，揭露她是一个骗子。每当不自信的时候，她会告诉马斯特斯自己觉得情况有些难以控制，在处理这些敏感的病例时，她不具备所需要的背景。马斯特斯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他通过为她提供私人的指导，帮她准备人体解剖、生理以及医学术语，来增加她的自信。到了1965年，在每一次出席专业活动之前，他们都常规地进行预演排练，复习共同汇报时她可能用到的一些句子和短语。在共度了将近8年之后，约翰逊已经学会了足够的医学知识和术语，能够在观众面前漂亮地进行解释说明。“因为对于语言有着非常好的掌控，她让人印象非常好。”好朋友艾拉·高尔医生说。

相反，约翰逊则推动着马斯特斯实现他们野心勃勃的研究项目——数百个志愿者以及数千份性爱记录——如果没有她的不断刺激，他们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她是催化剂，”高尔解释说，“有了她，实验才得以进行。我觉得如果没有她的话根本不可能。她是比尔·马斯特斯的推动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似乎比分开行动更有效力。即使马斯特斯的家人也能理解她对于他成就的重要性。“她是一个具有极大动力和智慧的人。”他的儿子豪伊说，“如果她不是那么聪明，或者没有那么进取，那事情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从低微的秘书升为研究搭档这种不可思议的卖花女式晋升——尽管马斯特斯让它成为了可能——主要还是由约翰逊自己达成的。她是一个强大的女人，立志于将他们的项目推向成功。“她也有自己的优势；她不是一个完美的有教养的伊莱扎·杜利特尔，”豪伊谈起自己父亲和约翰逊的结合时说，“有一些让它奏效的东西——而且有一段时间非常有效——其中也有一些东西导致它灭亡。”

弗吉尼亚·约翰逊在职业生涯中寻求与马斯特斯平等地位的过程真实反映了他们两人私人关系的转变。没人知道和他发生性关系是工作要求的一部分，因为约翰逊没有流露出一丝的不愉快，就算真的有的话。随着时间过去，他们间歇的私交发展成为了稳定的性关系。而且，这些性交流远非只是工作，更多地涉及了浪漫和情感。她莫名其妙地把他不适当的性主导权转到了自己手上，并成为了自己的优势。老朋友们注意到了约翰逊微妙的变化——和马斯特斯在一起时她身体的自信与泰然自若，他也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教授，不再傲视她。有些人猜想他们有一腿，这些改变缘于卧室，约翰逊是发起人。“吉尼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经常对她毅力印象深刻的迈克·弗赖曼解释说，“她身上有点小肌肉，站在你面前时会感到她很强壮。她会微微倾身靠近你。她不会后退，也不安静。她一定会表明自己的意图。”

由于个人以及专业上的纠缠，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两家的家庭聚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两个研究者出去工作时莉比好心地照看吉尼的孩子。某天深夜莉比打电话到自己丈夫的宾馆房间而约翰逊接了电话，情况开始变得不和谐。朋友和邻居们明知道比尔和吉尼私交的事实，却一直都对此避而不谈，特别是在莉比在场的情况下。

住在隔壁的托里·福斯特的母亲被比尔对自己妻子的行为给震惊了，她当时依旧称她为贝蒂。玛吉·福斯特回忆说，学校放假后，比尔怂恿贝蒂和孩子们出去度假，而自己则呆在家里。马斯特斯似乎毫不关心自己置于妻子以及邻居身上的这种窘境。“我们和他们两个都是朋友——直到他开始让贝蒂带着孩子去密歇根过暑假，然后弗吉尼亚·约翰逊则搬到房子里来。”玛吉说，“我开始觉得他有点让人恶心。”一个夏天的早晨，她看见比尔和吉尼，两人都穿着浴袍，躺在后院里休息。“他们通常会带着早餐托盘，然后在户外吃早饭。”玛吉说，“从厨房的窗户，我可以看见他们。贝蒂不在的时候，他们整个夏天都呆在那儿。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多迪·布罗德黑德和她的丈夫约翰——他也是马斯特斯基金会的托管人之一——有时会和贝蒂一起去密歇根度假。秋季开学两户人家回家之后，多迪和贝蒂会一起租车，送他们的孩子上学。“你没有多少时间聊天，贝蒂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多迪回忆起自己的朋友时说，“我真的很喜欢她，也为她感到遗憾。”

在一次交谈中，贝蒂吐露说当他们在密歇根上半岛度假的时候她丈夫并不是一个人在家。“她很纯真地对我说，‘我在密歇根的时候有吉尼帮我照看房子不是很好吗？’”多迪回忆说，依旧对她朋友的话半信半疑。“这是个掩饰吗？谁知道呢？她就和那些可爱的传统女士一样，高昂着头，看向另外一个方向。很多代人都是这么做的。”多迪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带回家告诉了约翰，他出于与莉比的私人交情而参加了马斯特斯的董事会，现在则开始讨论要不要继续参加。

莉比·马斯特斯不断地面对自己丈夫不忠的证据，并感到尴尬。在乡村日间学校——年轻的豪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儿子斯科特以及其他未来的地方长官、参议员、企业巨子所上的著名私立学校，约翰逊穿着骆马毛外套——一种顺滑、奢侈的昂贵羊毛——出席了家长会。

“哦，好漂亮的外套！”一位家长称赞道。

“是的，比尔·马斯特斯给我买的。”约翰逊像皇帝一样回答道。

站在同一个家长圈里的莉比，听到自己的丈夫买礼物送给另一个女人，表情顿时十分窘迫。吉尼似乎并不想给她怀疑的机会。

如果说莉比在她郊区的房子里感到孤独，是因为她丈夫长时间陷在与约翰逊复杂的关系中难以自拔，那么疏远的感觉很快就会变为丈夫在欺骗自己的痛苦感觉。

约翰逊人生第一次赚到足够的钱为自己和孩子们提供一种舒适的生活。她获得了参与这项突破性研究的信任，马斯特斯会加上她的名字。而且曾经不想要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她学会享受的一种躯体关系。“我们真的是性爱运动员。”她后来告诉朋友们说。对于男同事们来说，马斯特斯似乎是老医学传统的受益者，家里有个老婆，身边又有一个女朋友——通常是细心的护士或者适龄的助手。他们不仅在约翰逊家做爱，而且在托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趁基金会为客人租的小公寓空着的时候在那里共度良宵。

然而，他对约翰逊的安排远超出了普通的界限。由于坚信自己的性爱研究会带来名誉，马斯特斯把所有的专业资本都投入了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而她被证明是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在工作的关键阶段，马斯特斯再也没有考虑替换她，因为他越来越依赖她。在很多方面，她都引领着方向，采用了一种他从未预想到的、更彻底、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人类性行为。

面对这样的现实，莉比·马斯特斯把注意力转到了其他地方。她相信，好妻子都会忽视自己丈夫丑陋的背叛，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孩子的生活上。她们把自己不受赏识的精力倾注到繁杂的家庭事务中、放学后开车接孩子的喧嚣中，以及打麻将和桥牌的女伙伴们身上。忠贞于自己的婚姻，莉比希望自己的心痛有一天会退去。“我想她太善解人意、太宽容了——对他来说过分好了，”玛吉说，她们俩谈了很多次关于马斯特斯的事，“我想他就是她生命中的真爱。”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七章 透露秘密

<small>“如果有人问我，该如何解释我们国家不寻常的成功以及与日俱增的国力，那么我会回答说，这一切都取决于女同胞们的卓越。”</small>

<small class="right">——《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 America)</small>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将近10年，他们的秘密都相安无事。在圣路易斯中心地带进行的关于性爱实验室研究的谣言从没有出现在电视、广播或者报纸上。出于个人对马斯特斯的喜欢，《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发行人理查德·安伯格发誓他的日报绝不会向读者透露一点风声。该市另一家由普利策所拥有的报纸也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美国联合通讯社和合众国际社这两家横贯全球的报社也知道这个耸人听闻的人体试验，但都拒绝向美国公众透露任何消息。

圣路易斯的媒体同意集体失声，直到这个高度争议的研究结束。在许多方面，这种自我审查制度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性爱依旧是夫妻床上的私人领域，那些迷失的人会遭到惨重的宗教及政治惩罚。受到政府控制的日报、公众杂志以及电视台不敢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工作冒险。在任何电视节目中，“怀孕”一词都会被哔哔声所代替。当时的学校也没有开展性教育课程。美国人对于参加工作的母亲都会感到不满，会把同性恋关进密室，把未婚成年人采取避孕措施的行为定为非法，并且在所有55个州，人工流产都被定为犯罪。在这些婴儿潮的岁月里，美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处女桃乐丝·戴和洛克·哈德森是理想的好莱坞伴侣。

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神秘莫测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高度专业的文章，他们在纽约科学学会面前还显得名不见经传，没有人打破这个公开的秘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所有性爱实验者都免于媒体的恶名或者政府的谴责。两人在1964年9月签约出版一本总结他们生理与解剖发现的书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几乎没有什么图示，这本教科书般的纲要名叫《人类性反应》(tle，Brown and Co.)医学图书部门出版，专门为那些需要基础训练的医生和住院医师设计。按照合同规定，约翰逊将获得和马斯特斯相同的1/3的版税，剩余1/3则捐给非营利性基金会。出版方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能毫不匆忙地完成研究。然而出版之后不久，他们的秘密状态就广为人知了。“我知道我们在玩火，”马斯特斯后来解释道，“我们希望能够做我们的工作，在房顶倒塌之前收集足够多的数据。这一切来得太快，让我们很惊讶。”

《评论》(entary)杂志是一本政治与文化类杂志，以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家莱斯利·h·法伯对圣路易斯最肮脏的小秘密进行揭露为卖点。在1964年11月，该刊物以文学的语言报道了这个爆炸新闻，还不时带着些关于现代美国生活中性与爱相互分离的幽默论述。“我确信的是，在过去的50年里，性爱作为人类的经验，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存能力。”法伯悲伤地总结道。将性爱置于科学的显微镜之下是“将它从传统学科(比如宗教、哲学、文学)中移除，它们一直都将性爱作为人类经验加以关注”。作为展示的有力证据，法伯描述了在马斯特斯实验室里的肉体操练以及“用于记录人体性反应周期各阶段细节资料的彩色录像”。法伯描述了遮住脸庞的裸体女志愿者，她们显然更喜欢通过“自慰技巧”让自己达到高潮，而不是从前传统的传教士方式。影片中所展示的女性性高潮的神秘力量不仅让法伯着迷，也着实吓到了可怜的他。他的散文——与《评论》通常出现的反共文章以及最近在加沙地带的危机相差甚远——提供了足够的细节，被另一名杂志作者称为“一篇知识分子色情文学的诱人文章”。带着做作的愤慨，法伯详细说明了美国性爱的病态。他哀悼着持续了数世纪的浪漫主义的死亡，“那种坚持柔光，勃拉姆斯，赞美以及诗般的对话”。不再是“拥有尊贵爱情的女王”，他写道，每一个参加圣路易斯实验的少女都成为了“实验室女士”，她们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关自己的性冲动。“我应该声明马斯特斯医生的项目本身远比它的发现让我感兴趣，”法伯承认说，“不管创立者的意图何在，这个课题作为那些值得注意且打破了传统科学界限的项目之一吸引到了我，它成为了我们当下困境的一个鲜活寓言，包含着它自己关于人的图示——同时它又为将来描绘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样一番事业，当建立了之后，它就很容易变得更有意义且展现超越深思熟虑的艺术。”

所有的激动之后，法伯准确地感到了一种文化转折正在进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对一系列新自由以及新发明的避孕药——美国女孩可以在男孩们多年以来买避孕药的杂货店找到——的期待中，一场真正的美国革命爆发了。高潮现在似乎成了个体自由的战斗口号，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性科学所有的发现之中，女性高潮最终成为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法伯在他的评论中用最诚恳且朴实的话语写道。事实上，就算法伯自己不承认，他在文章中似乎也意识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收集的临床证据会彻底打破弗洛伊德理论的伪科学性。那些阅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关于人类性爱的大量备忘录的人，不久就意识到了以前维也纳大师的荒唐及其潜在的厌女情结，因为他推测说男人的性爱能力高于女性。

将近60年，美国大量的精神分析著作以及文章重复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阴蒂与阴道高潮巨大差异的学说。在性发育阶段，弗洛伊德说，当小女孩的情感依赖从母亲转向父亲时，她的性感觉集中在阴蒂，因为它是“真正的阴茎替代品”。在这些不成熟的时期，他在1910年写道，女孩初期的性行为似乎“完全都是男性特征”，“像男孩通过阴茎获得快感一样，她通过阴蒂来获得”。弗洛伊德学说的精神分析学家建立了一整套计划，一套不切实际的性心理计划，全都是一些无法证实的声明。那些更喜欢阴蒂高潮的女人被视为男性化的、神经病的、“性冷淡的”，或者是某种摇摆情感的组合拼盘；而那些喜欢阴道高潮的女人则是更女性的、成熟的、正常的。反思20世纪中期美国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如何陷入这样一种世俗的信念，这个论点在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中成为了一件关于信念的无可争议的事情，导致了他们的女病人说不尽的情感痛苦。

无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解析上的价值有多大，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判定了他关于男女性爱的医学事实方面是错误的。男女彩色录像中毋庸置疑地明摆着的证据有力反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 依他的描述，推测基于阴蒂刺激带来的高潮不让人满意且不够成熟，而阴道性交更让人满足。当那么多人通过学校、媒体、流行文化接受弗洛伊德心理学时，这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小的壮举。两位芝加哥学者后来做的一项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医学教科书的调查研究发现，其中2/3“仍旧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论相反，仍认为男性的性欲更为强烈”。妇科医生以及其他服务女性患者的医生所写的教科书都将“生殖”视为绝大多数女性的性爱目的。两篇文章说绝大多数女性是“冷淡的”，另外两篇则重复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说阴道高潮才是唯一“成熟的”性反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之前的性爱研究是不幸的“个人反省的结果，个人观点的表达，或者有限临床观察的结果”——箭头直指弗洛伊德及他的同盟。他们在实验室所得到的证据似乎确凿无疑。就像心电监测以及其他仪器所揭示的那样，美国女性多重高潮的潜能远远超过男性，男人们总是在一阵狂喜的射精之后就消退了，至少是暂时消退了。基于医学事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详尽的研究让美国人可以摆脱文化迷信以及弗洛伊德学说对女性性爱的枷锁。难怪他们带有光镜的装置对于法伯来说是如此一个怪物。

拥有了权威信息以及大量的新避孕措施，年轻的美国女性戏剧般地转变了她们的性态度。法伯的同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家拉尔夫·R·格林森，在1966年美国医师学会大会上提醒大家海啸即将来临。“我确切地感到，女人在性爱方面变得越来越坚定而渴求，男人则越来越冷漠且毫无生机。”他警告说，“显然，当女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后，她们就会感到，和享有的其他同等权利一样，她们有资格获得同等的性满足。”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其最盛行的观点上被临床医学所否认，这就和望远镜曾经威胁教会关于天堂的正统一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比起公认的精神病领域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快捷且有效地治疗着性问题。”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弗里茨·雷德利克宣称，“在弗洛伊德面前，他们扭转了局面，并且暴露了弗氏关于性爱理论的薄弱部分。”无论法伯如何努力为美国人更新弗洛伊德的观点，或者通过一篇趣味文章嘲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种经验主义的否认都是寻不到出路的。

在美国媒体，法伯的评论激起了对鲜为人知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组合的好奇，这两位并不是婚姻关系的研究者说服了成百上千人脱下他们的裤子，加入到人体知识的探寻之中。“那些躲在摄像头后面构思并指导这项研究的谦卑的科学家情况如何呢？”法伯好奇道，“对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会变成谁，他们是否深思过多了？我们对于这支研究队伍如同对志愿者一样，知之甚少。”其他好奇的记者也加入了八卦之中。他们敲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大门，而他们二人始终坚持不重蹈阿尔弗雷德·金赛不断反驳以及公开争论的错误。“我打算在那些攻击面前保持沉默，不对它们进行任何评论，而是继续发表数据。”马斯特斯回复说，他看上去完全不受挑衅的样子。但事实上，法伯的文章是公认的一击，并促使他们修改了计划表，加快了研究，将1966年4月15日定为新结论的发表日期。

他们在圣路易斯的秘密生活与以往不同了。那么多志愿者匿名的努力不久就会在文章中永生，被绘制为图标，并以“主体A”、“主体B”之类的名字缩减为病史资料。经过了12年的努力以及一生的准备，比尔·马斯特斯创造医学突破而成名的梦想——只有和吉尼·约翰逊在一起时才变得可能——终于实现了。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八章 人体反应

在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人类性反应》中，对于人类性爱知识的状况以及社会在这方面补救的瘠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开头就用最浅显的文字表达了遗憾之情。

“在持久存在的对于人体反应的广泛忽视之下，数百万个体的良好状态遭到损害，生物学家、行为学家、理论家以及教育家如何能保持良心平静？”他们恳求道，“世上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在其一生中不会面临对性张力的关心。除了那些对于我们的存在必不可少的生理反应之外，我们生命的这一方面从多重角度来看都比任何其他领域对人类的影响更大，因此怎么可能一直无法享有客观的科学分析呢？”

这些理想主义的论调一直回响在年轻的比尔·马斯特斯心中，他十分震惊于美国对性爱的忽视，并决心在这方面做一些事。但这本书不久后就似乎成为了一个老练的医学探索者在新大陆插上的一面旗帜，合法地声明新见解的声望。他们用一种尊敬但有所保留的词汇表达了对于当时已经去世12年之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的感谢。当谈及金赛以及他的团队“发表反应性行为模式的不朽统计结果”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力求使读者理解金赛的努力仅局限于社会学而不是医学。事实上，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将来的评价”可能会论断说金赛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他们工作的先驱，“开启了我们文化中先前关闭的大门，迎来了关于人类性反应决定性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甚至设法从弗洛伊德那儿挖掘了一句引言，一句听似针对他们工作的号召：“生物学的确是一片具有无限可能的领地。我们可以期待它带来最惊人的信息。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猜测数十年之后它所作的回应。它可能会彻底吹散我们整个人造的假设结构。”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关于生物学发现的书暗示着自己便是弗洛伊德预言的燃烧弹。不仅停留于理论或假设，他们会在《人类性反应》中提供充足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书的第一部分强调了男女在性爱过程中的共性，其中包括血流加速和肌张力上升。尽管在解剖学上有着显著的差别，但“一次又一次，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对人类性反应直接的对比上，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对比之前一直都未被鉴别到”。沿着这个方向，就好像远处的观鸟者，他们注意到了翅膀在色调和形态上的变化，比如“稳定期女性小阴唇的颜色变化以及男性龟头的充血”。尽管约翰逊自始至终都在描述病史资料，但是这本315页的书本核心是马斯特斯关于性爱生理与解剖的分析，其中尽可能地避免了“煽动性”语言，特别是在描述性行为的时候。

最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概括了关于性爱的大致框架，其中包括人体反应的4个独立阶段。当进行性刺激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会经历兴奋期、稳定期、高潮期、消退期或者称为不应期。个体与个体之间这4个阶段的时长及强度方面可以有很大差异。但是这种广义的“人类性反应周期”可以被作为、也应被预期成为一种归结尚无规则的性爱的方式。他们在探索中所抱的雄心壮志是要与弗洛伊德的宏伟理论相竞争，然而对于4个阶段的总结似乎连最没经验的情人都很熟悉。他们确认在男人身上，兴奋来得很快。对于年轻的男性，当他们的性欲被激起之后，可以在3到5秒之内从弛缓状态一下变为完全勃起。而那些年长一些的男性则需要2到3倍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而且他们的坚硬程度可能还有一点不稳定。在男性身上兴奋最明显的体现从没有改变。而在年轻女性身上最先出现的证据是乳头的勃起、乳房的饱满以及刺激10到30秒之后阴道的湿润、在期望更多的刺激时会出现阴道管腔的延长。尽管对于年长的女性兴奋可能会慢一点，但研究发现通过正确的刺激，“80岁以上人群都可以有这些反应”，这对于老年人群来说无疑是一个惊喜。

在这个狂喜的过程中，渴求的人们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已处于稳定期，这一暂时阶段被形象地描述为进入主题前的休憩小站。在女性中，当“性张力颜色变化”将小阴唇及周边组织的颜色从浅红色转为深紫红色时，阴道会进一步湿润。最显著的是，伴随着龟头缩回保护性遮盖的包皮中，调节女性性反应的阴蒂从其正常状态变得明显紧绷起来。在这个稳定期，男性保持着勃起，睾丸膨胀并有些提升，分泌出几滴黏液状的液体。男女双方在这个阶段通常都会体验到一种“性的红晕”，反应为“持续增加的性张力”之下短暂的全身皮肤风疹状皮疹。由于这本书充满了医学词汇，多到需要专门为普通外行读者准备一张术语表，一位作者指着诸如“这种斑丘疹样的红疹首先出现在上腹部”这样的句子——通俗作者可能将其描述为腹部的性红晕——称他们是“最令人费解的拉丁文医学的证明”。

伴随着高潮，男女双方都如鲜花怒放一般，生命的节奏极速奔驰。男性方面，在精液从阴茎中射出之前，前列腺段尿道会持续出现“无法控制的射精感”，心率和呼吸频率从正常水平显著加快。在女性方面，高潮则会表达得更长一些。一旦高潮到来，在颤抖减少之前，子宫以及外1/3阴道波状收缩会每隔0.8秒重复4到8次——差不多和男性在高潮射精时的收缩同等次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兴奋的女性身上发现其阴道前壁会向后上方运动，制造出一种“遮盖”的效果，与增大了将近一倍的子宫一起容纳阴茎。在男女双方身上，随着直肠括约肌的运动，整个骨盆内组织都一起收缩起来。

在这个小高峰之后，肌张力的松弛以及充血的性器官中血流的平缓标志着第4个阶段——消退期的到来。这种尾声在男性身上最为明显，表现为勃起的阴茎快速地失去其坚挺状态。紫红色的男性器官会在短时间内保持一点膨胀，直到完全缩小到未唤醒的自然状态。对于女性，当血流以及皮肤变色情况很快开始消退的时候，其不应期几乎无法察觉，而且“会延伸好几分钟”。

马斯特斯和的协奏曲一样将这4个阶段组合在一起，即使他们对于男女双方性反应具有可比性的主张似乎有点牵强。“对于有效性刺激的反应，男女之间的对比强调了双方在生理上的相似，而非不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将性爱描绘成两极相对，就如亚当和夏娃那样彼此不同，他们发现，每一个做爱中的成年人，不管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在生理反应方面都是相同的”。他们将自己的推论基于相同“血管充血”——通过静脉血液充斥到性器官——以及可观察到的继发性特征，比如喘气以及肌肉收缩。人们对他们的4阶段结构提出质疑，并认为男女之间的对比被过于整齐地分类。比如，男女身上类似的0.8秒收缩，好像用秒表测算过的，是一个“象征性而非实际的发现”，历史学家保罗·罗宾森这样评价道。“它提示在性高潮时，男女是完全和谐同步的。他们在同一个节奏上前行。”这本书包含着一种欢快的平等主义论调，没有直接面对医学专业关于男性在性爱过程中支配地位的错误观点。

然而，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详尽描述了他们的发现，这完全源于对382名女志愿者及312名男志愿者长达约10年的观察。不能否认——面对性爱的严峻考验时，女人优于男人，这本书的构架强调了这一点，书中有141页内容是描述女性性反应的，足足是男性的3倍多。临床的描述与图解提供了一份关于女性身体奇境的地图，详述了关于性爱这一未解生理之谜的新视野。他们关于女性性反应里程碑式的发现将会验证长期以来的临床工作部分，对于之后近20年美国性革命的定义及发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对女人多重高潮的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马斯特斯知道自己发布的结果将会撼动以男权主义为图腾的美国文化，后者一直受困于他所谓的“阴茎谬论”和幻想之中。在第一次高潮之后，男人需要等待1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以上，在重新振作之前，他们不得不在这个所谓的消退期中忍受着暂时性的阳痿。但绝大多数达到高潮的女人时刻准备着迎接更多的快感，一而再、再而三都不在话下，只要心情合适，条件也允许。“女人没有不应期，”他们在两性性反应的对比中写道，“在高潮之后，她不会失去性张力，通常都可以回到重复的高潮体验之中。”关于女性多重高潮的描述在正本《人类性反应》以及他们的其他文章中都有提及。“高潮之后，男性在短时间之内通常无法再有更多高潮；而不同于男性，许多女性，特别是在阴蒂刺激之下，可以数分钟之内规律地经历五六次完整的高潮体验。”在这样的场景中，女人在床上表现的激情潜能远远超过男人鞭炮般的一次发射。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医学文献将所谓的性能力低下描绘为“性冷淡”或“少女”，就好像女人无法和男人并驾齐驱一样。尽管在金赛的调查中，1/6的女性被访者提到多重性高潮，其比例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路易斯·M·特曼对已婚夫妇的研究结果相类似，但这一现象仍旧被大多数评论家当作小插曲或者解剖奇观一般视而不见。最好笑的是，有些男评论家甚至将之视为假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证明的生理上的真实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多重高潮的女人中，他们发现，每一次高潮在生理学上都彼此相似，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随着她们性爱的继续，高潮也会变得更愉悦。“当女性研究对象在实验室里被询问时，经历了多重高潮之后，她们都说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通常比第一次更让人满意，感觉也更让人愉悦。”有些女人喜欢连续不间断的高潮，而另外一些则喜欢先进入另一个类似兴奋期或平台期的阶段，然后再来下一次高潮。“我们确立的重要事实之一——至少我们自己对此相当满意——是女性自然而然地实现多重高潮，”马斯特斯后来说道，“这一点在之前从没被人重视过。”

在解析女性性高潮奥秘的过程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钻研了阴蒂的复杂结构、其稍显肥厚的纤维束以及在温度上的反应。与之前的男医生不同——包括将阴蒂描述为“类似男性阴茎的物体”的著名教科书《格氏解剖学》的作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了它无与伦比的非凡特性。“阴蒂是人体解剖中最独特的器官，”他们写道，“在男性的整个身体结构中没有类似器官。”阴蒂并不是那些解剖学家误以为的所谓的什么“小弟弟”或者男性的阴茎，也不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所说的未婚少女在能获取更好的阴道高潮之前手淫时“不成熟”的性爱对象。与之相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为这些所谓专家关于阴蒂的论述多为“没有生物学事实为依据的行为概念集”以及“阻碍研究数十年之久的‘阴茎幻想’”。这两位研究者探测了性反应过程中阴蒂与阴道的内在联系，发现在高潮反应方面并没有差别。“阴蒂高潮和阴道高潮在解剖上真的是相互独立的吗？”他们问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另外他们还提到，在性爱过程中，将阴蒂和男人的阴茎做对比是毫无意义的事。虽然阴道湿润可能和男人的勃起差不多同时发生，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持认为“阴蒂对性刺激的反应和阴茎勃起的速度差不多这一普遍认识是错误的。”

他们的证据难以反驳。在数页的篇幅之中，关于充血的乳房以及女性生殖器(包括在高潮之前回缩的阴蒂包皮、阴蒂头以及阴蒂体)的简笔画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了指导。一份记录高潮时心跳的心电图显示，被研究者的心率有时可以高达180次/分。女人在平卧位、上位以及胸膝位时的做爱过程都会被观察。她们自己或者由伴侣及门诊光学仪器进行刺激。人工阴茎在女人平卧位时运作良好，但当她们尝试上位时，就会有些“技术上的困难”。所以，对于那些喜欢上位的女志愿者来说，只能通过自然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一位真实的伴侣来实现高潮。不管是上位、下位还是侧身，结果都强调了女性性反应的级别。

高潮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全身的感觉体验——伴随着一种“强烈的阴蒂盆腔感知”，并且“经常有一种开启容纳的感觉”——而不像男人对于勃起与射精那种狭隘而集中的关注。与老生常谈的传统观念以及男医生的偏见不同，女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享受性行为。他们的研究显示，孕妇可以进行性生活，不用担心伤及胎儿，有时还会增加高潮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孕中期的时候。年长的妇女也不必结束她们的性生活。在61位年龄超过41岁的女实验者中，有3位年龄在71至80岁，结果显示年龄可能会减缓激情的强度，但绝不会彻底令其熄灭。“没有理由将绝经这个转折点作为女性性能力、性表现以及性欲望下降的标志。”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对女性性反应的极限进行了测试。研究者发现女性最强烈的高潮不是发生在和男伴侣做爱的过程中，而是在她们自己进行自慰时，这对于男人自尊就像是一支伤人的箭。和多重高潮的可能性一样，在少数情况下，有些女人可以达到“高潮状态”——一种长达20至60秒以上且中间没有平复期的持续高潮状态。(在附页中，有一种关于高潮状态的心电图，大概是为了平息那些对他们夸大事实的质疑。)这本书没有引用那些在没有触碰情况下单凭幻想就达到高潮的女人，但在出版之后，他们又发现并测试了3位属于这类情况的女性。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强调自己的大样本量，但绝大多数志愿者对于性爱或者身体感受并不陌生，这一点无疑会影响到结果。书中写道，“这些女人的个性从非常害羞到相对独立，各不相同”，她们之前的性经历也从“一次到许多次”。但确凿的生理学数据显示，“婚姻关系”中每一位美国女性都有高潮的可能。被认为是“性冷淡”的女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不喜欢这个轻蔑而不精确的词汇——在性爱过程中也有十足的可能达到高潮。如果真有什么影响因素的话，她们更可能是受宗教或文化的抑制和影响，而非解剖生理上的缺陷或者个人的无能。只要有了足够的信息和鼓励，可免于社会的谴责，她们也可以到达性爱的美满之地。这是绝大多数女性之前没有听过的信息。“否认女性的高潮体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心理生理反应，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图腾、禁忌还是宗教实践都没有完整地进行过解释。”作者在书中向读者保证说，“随着高潮的生理机制的确立，如今女性拥有了发展自己实际性反应水平的绝佳机会。”

他们强调，性满足全都在女性自己手中，这一点比起医学教科书更像是美国式的自助手册。

通过对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的男性性反应有时可能不如女性，且需要对方持续的抚慰。“源于文化中满足对方的要求，‘对于表现的担心’在过去成为了男性特有的负担。”他们写道，这就如同想象着大力神(hercules)将整个世界背负在自己肩膀上一样。

他们的实验显示。勃起可能是一场不确定的冒险，特别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更是如此。射精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事。有些男人不能控制它提前释放，因而导致他们的伴侣很受挫。在寻求高潮的过程中，女人可以显示出多层面的控制，能够随心所欲地“走走停停”，而男人很多时候则像脱轨的火车般一路前奔。“和女性高潮体验可以被外来的身心刺激所打断不同，男人的高潮一旦被生殖附属器官的收缩所触发，在射出全部精液之前就无法停止或延迟。”他们观察到。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他们的科学发现同时消除了“阴茎谬论”的其他错误。那些私下自慰的男人终于可以确定这样的“自慰”不会让他们变得疯狂。未行包皮环切术的男性比起包皮切除后的男性来说，在射精控制方面没有什么优势，性能力也不会下降。让更衣室里的运动员们高兴的是，他们打破了“手淫或性交之后的射精会对运动训练项目中的男性身体产生不利影响”这一广泛流传的观念。对于那些担心自己年老之后性能力下降的男性来说，似乎“用则生，不用则废”这句格言用在这儿非常合适。他们建议说，“老年男性保持有效的性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保持性活动。”以“阴茎”为题的章节——每种生殖器在书中都有单独章节——探讨了在男权主义的美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其虚构重要性的忽视。“阴茎一直都被观察，但很少被理解。数个世纪以来，在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以及传说中，这个器官一直都被人崇拜、辱骂，或者有意地扭曲。”他们观察到，“我们的文化不仅受到阴茎功能角色多种错误概念的影响，同时又推动了错误概念的产生。这些‘阴茎谬论’丰富了我们的艺术，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同时它也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科学和生物科学。”

总的来说，他们所绘制的图像更像是一个情绪化的性器官。他们报告说，在兴奋阶段，阴茎勃起很容易因为“突然的响声、其他个体的声音，或者灯光、温度以及周围人员的改变”而消失。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么任何妻子都会好奇一个需要支付账单、家里随时有孩子在、卧室里还开着电视机的已婚男人如何才能兴奋起来。和床上勇猛地不断反应的女性不同，兴奋对于男性来说，只有通过“小心地控制刺激技巧的变化和强度”才能持续“更长时间”——简而言之，其方法是不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太过兴奋。他们的调查发现，为了让女人得到满足，男人对于射精的控制常常是必要的。在射精之后，如果男人在伴侣的阴道内停留一会儿而不是很快地抽身离开，那么类似勃起的状态可以维持一段时间。而快速离开——或者这个容易分心的家伙有“开始东张西望、谈论其他话题、转移到无性状态”之类的任何行为——则意味着肯定会恢复到软趴趴的状态。

意识到男人的防御性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驳斥了另一个常见的谬论——那就是拥有大尺寸阴茎的男人是更出色的情人。围绕着巨大阴茎或者小尺寸阴茎男人的那些故事，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只是一堆喜剧式的烤肉、小便池的墙壁、麻烦的旅行之类的东西。“阴茎的尺寸与性能力相关，这是阳物崇拜这一错误概念所建立的另一个幻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此外，出于自身的原因，他们故意回避回答最常被问及的一个关于男性解剖的问题——阴茎的平均尺寸。诚然，这种预测对于已经将机械人造阴茎作为研究一部分的这两位研究者是危险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用了已故的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博士（马斯特斯数年之前研究过他的解剖书）的数据，他和一位名叫勒布的德国医生一起完成了1899次测量。通过对身高、阴茎长度以及脚的尺码进行对比，勒布报告说迟缓状态下的阴茎长度从8.5厘米到10.5厘米不等，平均长度为3.7英寸。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愿意配合的志愿者身上也做了相同的工作，但没有分享其结果。实验通常是由一名研究人员带上量尺去核查总共80个不同阴茎的表面，并测量迟缓状态下以及勃起时从基底到顶端的长度。在这份记录中，40个被归为小尺寸组的迟缓阴茎从7.5厘米到9厘米不等，而大尺寸组则为10厘米到11.5厘米。然而，当勃起时，几乎所有小尺寸组男性的阴茎尺寸都增长了1倍，而大尺寸组的男性并没有相同比例的扩大： 依据他们的结果，差不多扩大了75%。这场竞赛的最大赢家来自小尺寸组——一个阴茎不到3英寸长的志愿者在勃起时增大了120%，而且在3次重复测量中都是如此。

尽管努力地进行质量控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是承认这种测量有些草率，“至多是粗糙的临床测量”，接近于不可靠。1/3的阴茎测量是在“自慰”过程中进行的，这样实验者的空间足够大，可以保证准确性。但其余都是在接近射精时测量的。男性在“热烈性交”时拔出阴茎，令其完全充血时的状态让人测量，这只是理论上而非实践中的事。“虽然回馈的信息显然不够确定，但也没有统计学的证据支持大尺寸阴茎比小尺寸阴茎在完全勃起时尺寸的增加程度更大这个‘阴茎谬论’。”这个关于阴茎长度的有限披露已是研究者允许的最大程度了。他们一直避免着为那些裸身站在镜子前好奇自己“兄弟”是大是小还是正正好的典型美国男人提供任何黄金标准。“出版《人类性反应》的时候，我们有目的地没有纳入关于阴茎平均尺寸的信息。”马斯特斯10多年之后解释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避而不谈来消除‘阴茎尺寸对性反应至关重要’这个观念。”当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计算出了美国人的平均尺寸，只是他们拒绝透露而已。“我们永远不会说，”马斯特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我们对于人类安全的贡献！不管我们说什么，每一个男人都会立马去找把尺。”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瞄准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课题，对男女都同样重要。在性交过程中，无论阴茎的大小如何，阴道似乎都知道该做什么。“完全的调节通常在前几次阴茎插入的过程中就完成了，无论其尺寸如何。”他们写道。担忧的男人应该了解，尺寸真的不重要；而在他们违背常理的突破性概念中，尺寸可能甚至是一种伤害！小尺寸阴茎的男人在兴奋期可以更容易、更早地进入阴道，他们建议到，对于他们的配偶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扩张器”。此时，拥有大阴茎的体贴男人只好等到他们的妻子准备好，进入人体反应周期更后面一点的阶段时才可以进入。在足够的照顾与刺激之下，阴道可以容纳几乎任何尺寸的“客人”。那些使用“人工性交”装置的女志愿者就是证明，彩色照片让人信服地进行了展示。女性解剖的奇妙力量似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奇迹，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这样说，他关于自尊以及女性性爱的研究在两人的书中也有引用。“这有助于让人意识到阴道是具有潜能的，而不是仅停留于它在未受刺激状态下的实际空间。”约翰逊后来几乎是存在主义地解释说，“事实上阴道是一个扩张能力非常强大的器官。毕竟，它可以从一个闭合状态扩大到足够容纳一个婴儿的脑袋。”

虽然他们关于“四阶段”框架的声称专注于平等，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中用确切的证据显示女人在性爱方面的勇猛，几乎任何形式以及任何年龄都是如此，远远超越她们的男性伙伴。他们关于人类性爱的观点简直是革命性的，颠覆了之前存在的规则。他们通过男女双方共同提供的解释，前所未有地反映了两者的观点。当他们用迟钝的医学术语低调处理那些爆炸性发现时，当他们尊重男性的虚荣心以及谨慎的堡垒时，当他们活生生地在精神分析学家的雷区周围绕圈并且从不直接与弗洛伊德进行较量时，当他们向金赛致以敬意并引用了329篇其他参考文献时，当他们的论证在医学界大会上以及那个道德保守的时代里成形时，他们所给出的证据是完整的、直白的、无可争议的。

经过长达10年的实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实现或者敢于尝试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成功了。他们逃过了诽谤者曾经预言的那些攻击、监禁以及同行的辱骂。他们的书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身以及相互交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其他医学领域从未出现过，在将来也不可能重复。现在，经过了近乎匿名以及秘密监禁的辛苦工作之后，他们只希望整个美国能够注意到自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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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十九章 释放的兴奋

老牌丽思卡尔顿酒店散发着某种色彩，这要归功于英殖民地严苛的传统。傍晚下午茶时间，酒店餐厅内摩肩接踵，女人们裹着皮草，戴着珍珠和钻石。楼上，壁炉烘暖了豪华套房，侍从看顾着火焰，在主人入睡前铺好了长绒床单。对于外地的医学专家来说，这种舒适是那些在哈佛、麻省理工或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e)工作的人们选择入住丽思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拜访波士顿的出版商时，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很中意这间大酒店，它后来得以成为他们发行书籍的首站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在之前面对怀疑者时，他们争出风头的表现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在芝加哥，被妇产科学大会拦于门外时的他们包下了一个大套间来介绍自己的发现。在用影片展示实验结果时，他们还用美酒招待了华盛顿大学的医疗同仁。但两次的结果都相当糟糕。尽管如此，这些过去的经验让他们作好了十足的准备来迎接后续的挑战。他们不希望在波士顿再次出局。

1966年4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丽思主持了一系列较为特别的出版发行见面会，比起往常那种媒体提问的单一模式，这更像是非正式的讨论会。坐在挂着落地窗帘的窗户边的舒适椅子里，两个小时的会议期间，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发现，生动而让人信服。他们特意预定了两个单人间，以免招人口舌。

在活动期间，怀疑者对于马斯特斯鲜活的权威感以及精湛的技艺印象深刻。约翰逊，带着她经过训练的嗓音，进一步用浅显的语言对他们的研究做了说明。他们的出版社邀请了好几位具有影响力的记者，包括《纽约时报》(Neimes)的约翰·科里、《生活》杂志(Life)的艾伯特·罗森菲尔德、《芝加哥每日新闻》(Cribune)的厄尔·乌贝尔，这个核心团队将影响所有的媒体封面。虽然部分研究结果之前已被流出，但在丽思的这些长时间的轻松讨论成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首次正式地与媒体见面。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夫人与全国科学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对他们的书本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在其称赞的文章中总结道，“他们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性爱圣骑士。”两位曾经很不起眼的研究者如今被人用尼采哲学中超级英雄的词汇来描述，说他们“具有异常的敏感性、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所有国民。一如以往平淡的行文风格，科里在《时报》的快问报道中强调了那些几乎难以想象的数字。科里注意到，在11年的研究期间，通过“直接观察”成百上千对“性交或自慰”的男女，有近10000次高潮被记录。在提到约翰逊到来之前马斯特斯前期研究中的妓女时，科里对读者说，“更为精确而保守的估计”可能是在12000次到15000次高潮，这个数字让人惊呆了。和其他科学作家一样，科里强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只是最纯粹的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一对头脑清醒的男女组合，“历经艰辛才净化了书中可能被视为淫荡的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和法伯以及其他人一样，评论家艾伯特·高曼一味地指出“塑料人造阴茎”以及这项研究关于人类亲密行为的冷酷描述。在对此书的评论文章中，高曼抱怨说它应该取名为“人体性爱技术”，因为书中即使是老年人也似乎性欲旺盛。“有人希望我们可以回到早期的智慧，接受身体的下滑，在超越身体的追求上寻找补偿。”高曼悲叹道，“也许真诚的预想就是书中所声称的最难以忘怀的场景，一个女人通过机器自己和自己亲热。”

在700篇关于《人类性反应》的评论和公告中，最大的认可标志来自《美国医学学会杂志》，这个曾经回绝他们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为什么这项研究用了这么多时间才发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编辑问。“比起只教学生胃的解剖而鄙弃关于它如何工作的知识，只教生殖器官的解剖而忽视它们正常活动时的功能同样不合理。”在20世纪60年代杰出的科学领域，像精神病学家乔治·克虏伯这样的赞赏者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照亮了性爱的世界，回顾起来，这个世界就好像NASA记录到曲线和裂缝之前的月亮的另一面。“如果我们把性结合看作是神圣的东西，不可以对此进行研究，那么请好好想想，在伽利略时代，星星也是被人这样看待的。”另一个评论者这样坚持道。尽管阿尔弗雷德·金赛已经给出了美国性爱实践的大体框架，另外一些人，比如玛丽·考尔德伦博士，也推动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是对于那些无数人未曾问及的特定问题找出了科学答案。社会学家约翰·加尼翁观察到，“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喜欢性教育，但对于那些提供知识、让我们可以用此教导他人的研究，他们却都很反对。”

面对访问，马斯特斯对他们多年来不得不承受的持续审查和保密措施选择了匆匆带过。尽管这次成功是一种个人的肯定，是他长期寻找的目标，他对外还是保持着冷静、沉着和谦卑。他在研究中显露出极度的骄傲，但对众人的关注却并不那么有兴致。他坦白地称：“最重要的是事情完成了。”他告诉媒体恐吓信只占所有信件的10%。他说大部分的信都是私人求助。但是10年后，马斯特斯承认《人类性反应》发表之后，有75%的信都写着“去死吧”。书出版4年后加入的一位同事玛丽·埃里克森回忆道：“这些信很恐怖，大部分不堪入目。”

他们用教科书发行的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出版商一开始用朴素的牛皮纸包装将这些书送到医生们的手上。它很快飙升到最畅销书籍之列，在数月内就卖出了约30万册。“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公众意见的认同，而不是抵制，”约翰逊对《新闻周刊》(Newsweek)说道，这份杂志后来称他们的努力是“性科学领域最有勇气和最细致的试验”。《人类性反应》使美国公众对性的讨论产生了转变，开创了在媒体上坦然言说的新纪元。尽管对这些浮夸的行文，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感到有点好笑，但他们依然仰赖着媒体关系与自己的临床式描述，竭力做到不冒犯读者。他们一直避免使用任何不雅的词汇以通过审查。为了不那么挑衅，他们只提到了一次口交，而肛交则完全没有涉及。媒体可能也只是复述了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出现那些淫秽的部分。“你应该知道这书的出版最初考虑的就是被接受程度——这也是它首先使用英文发表的原因。”比尔这样开玩笑道。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这种机械的方式根植于美国对科学的尊敬，他们的书顺应了这个腼腆的民族。详细的性知识突然成为报纸、杂志、电视访谈的标准配备，媒体都发现观众非常乐意看到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关于性的对话。约翰逊后来写道：“当与性相关的内容开始增加并被接受，人们也就渐渐忘记了它的威胁。”“他们开始去倾听，而不是激动地反对。这种进步伴随着媒体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著作。”一些女性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对这个话题较为忌惮，它们选择将描述重点放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身上，直到性改革赢得更广泛的民众认可。“就像水闸打开一样，”约翰逊回忆说：“忽然之间，几乎所有的杂志——即使是单身群体的杂志——都将性爱作为卖点。除了给食品、时尚、育儿等留下一点空间外，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讨论性爱，因此可以说是媒体造就了这场观念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正经受着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震撼，街头到处都是民权示威游行和种族骚乱。越战冲突导致对草案的大范围抵制，人们反对林登·约翰逊就任，选举了一位后来因为名誉问题辞职的尼克松。在这场政治与社会戏剧化发展的漩涡中，性爱的传统定义、爱情、家庭以及承诺都变为开放的议题。媒体记录了嬉皮士彩色念珠、反战性爱集会、自由恋爱乌托邦公社、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裸体的花癫派少年、暴露开放的迷你裙、及膝的摇摆靴、露脐喇叭裤、皮肤上涂着摇滚幻彩荧光漆的潮人电影《我是好奇的黄色》(I Am Curious Yellow)和百老汇剧(e)中的鲁滨逊太太，也都因为书本而大胆起来。“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将妇女们视作有多次高潮能力的性爱运动员，这一观点立刻融入到性解放的精神当中，更准确地说，是性试验当中，并彻底席卷了整个国家。”年代观察作家简·格哈德写道。

在书出版后不久，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开始更为广泛的医学高校宣传，常常面对的是多到只能站着的观众。比尔并没有取笑自己对《人类性反应》推销的热忱。就如他经常被讽刺的那样，“这是历史上最热销的书”。马斯特斯强调他们不久就会回到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既然他们已经展开了人类性生理的基础，那就有太多事情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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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章 聚焦感觉

<small>“地震、瘟疫、病痛以及灵魂的苦恼都无法困住男人。然而，对于男人来说最苦恼的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卧房里的悲剧。”</small>

“你有过高潮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我，那一次你的感觉怎样？”

治疗的第一天，弗吉尼亚·约翰逊坐在一个郁郁寡欢的妻子对面，开始询问起她性生活方面的障碍。隔着木头桌子，她打开手风琴式的折叠文件夹和一叠信纸，草草记录下一连串笔记。放在她们中间的麦克风收录下了每一个问题和回答。它连在屋内的一台硕大的录音机上，机器旁存放着记录各种会议的大量磁带，供将来的回顾和分析。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穿着一身白大褂、一头深褐色长发高高盘起的约翰逊夫人，同情地盯着这位困惑的女人，提出了一系列专为发掘婚姻中隐藏故事所设计的问题。

“性方面的问题对你另一半的影响如何？在你的回忆中，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你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你是否注意过你丈夫在勃起或射精方面有什么问题？”

“在性生活方面，你的丈夫是如何尝试取悦你的？效果如何？”

“对于夫妻性生活以及婚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在你看来女人合适的角色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丈夫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在隔壁房间，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对着这位女人的丈夫询问着类似的问题。他发掘着这位丈夫关于约会、婚姻、离婚以及抚养孩子等种种经历的感觉，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夫妻双方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他甚至问及了一个更敏感的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是否手淫过，或者在他和自己的伴侣进行性生活时是否唤起过特殊的画面及幻想。马斯特斯问这位丈夫，在过去是否亲眼目睹过自己父母做爱的场景，不管是意外还是有意为之；是否曾经扮演过“医生”，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性游戏”；是否曾经半夜里因为自己短裤里的遗精而醒来；是否有过同性恋的经历。马斯特斯还要求他描述他的配偶最初对他的吸引是什么，他们的蜜月是怎么样的，做爱的频率如何，以及他会将什么样的场景、触觉、声音以及气味和做爱联系在一起。

到了第二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换对象。她和丈夫交谈，而他则和妻子交谈——重复同样的问题，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病史采集”。了解每一对夫妻的需要、心愿以及欲望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双重治疗”计划中重要的第一步。通过从两个方面获取的信息，夫妻性爱的整体情况会很快浮现出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继而便可以开始改善夫妻关系，填补伴侣之间巨大的差异。到了他们两周治疗计划的第三天，他们会对比夫妻两人对于最私密问题的回答：

“对于你的丈夫(或妻子)，通过这个治疗计划你想要得到什么改善？”

“你的配偶对于婚姻生活中性生活的部分兴趣如何？”

“你的丈夫(或妻子)从你这儿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这些回答给解惑提供了线索，可以让人瞥见一段婚姻的核心。这一点，他们相信单独的一个治疗师，特别是男治疗师，是无法企及的。虽然一些询问技巧借鉴了阿尔弗雷德·金赛，其他一些则吸取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建议，但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涉及的双重疗法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提供了务实的治愈婚姻问题的见解，在改变生活方面，其效力远远超过了一般治疗师或者宗教顾问的能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生理测试接近尾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门诊里最亲密的时刻更多是发生在人们穿着衣服的时候，而不再是赤身以对之时。

“他们的工作完全是革新式的——‘双重疗法’的模式实在太棒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临床教授亚历山大·N·乐维医生说。他和妻子是首批患者之一，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进修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出版了他们开创性的著作之后不久，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上，乐维首次听说了两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还不确定从他们的陈述中能了解些什么。乐维当时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了那个以了解人体所有功能为自豪的学科——内科进行第三年的培训。然而，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突破性的结果相比，医学界对于性方面的事情实在毫无准备。“显然，这些人要么是骗子，要么真的在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他回忆说。乐维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专程前往圣路易斯，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就好似去冒险一般。“马蒂尔德从没有过高潮，就这么简单。”无法克服自己性烦恼的乐维说。出生于匈牙利的乐维，少年时期在本笃会修道院上学，并一直在那儿住到了19岁毕业那年。“人们说，‘将初吻献给你孩子的母亲’。”他回忆起牧师对于夫妻恩爱的有限智慧时说，“马蒂尔德有着类似的背景，因为她来自秘鲁的法国修道院。这个［治疗项目］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在乐维看来，男女组成治疗团队来指导已婚夫妇，这样革命性的想法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了。

从一开始，理解性爱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克服做爱中的困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称之为“性障碍”。批准他们初始研究时，华盛顿大学对于马斯特斯提出的“治疗性功能不全的最大障碍是在人类性反应领域缺乏足够可靠的生理资料”这一观点表示同意。指导他们的一个简单逻辑是，在能够治疗性爱相关疾病之前，必须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在1959年1月，经过了数年对于性爱过程中人体在解剖与生理方面反应方式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了一项实验性治疗项目，以改善美国夫妇在性爱生活中的障碍。由于他们的方法并不确定效果如何，因此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最初关于人类性反应的实验让马斯特斯成为了一名研究者，但第二部分的研究则凸显了他的弱点。不管是他还是约翰逊都缺乏心理治疗的训练(尽管《时代》杂志将约翰逊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马斯特斯之前所接受过的最相关的教育是精神病学系关于访谈技巧的3个月课程。约翰逊的经验更为缺乏——仅有一些涉及内心与头脑的杂乱的本科课程。然而奇怪的是，正是由于缺乏训练——特别是当医学院出生的精神病医生都受到弗洛伊德理论教育的时候——他们的实验有了广阔的维度，不受传统的束缚。“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恰恰成了巨大的优势。”马斯特斯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人类行为的本能理解远远超过了马斯特斯的掌握，后来证明这是在探索性爱治疗领域中最为宝贵的一点。作为门诊时笑容可掬、亲切友好的女主人，她目睹了人们在做爱时最为深切的渴望、憧憬以及恐惧，通过这些她学会了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劝告、安慰并教导他们。她拥有了一定的实践公信力，从而填平了与马斯特斯之间的距离，让自己有机会与他平起平坐，而不再是一名“副手”或者其他可替代的同事。她提出的好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都犹如。就和一些修理管道的水管工一样，她透过单向镜观察性爱过程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设法将成年人的神经质追溯至孩童时期的根源。“至少70%的治疗方案是她的主意。”马斯特斯后来说。约翰逊吸取了其他人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家艾伯特·艾利斯和天普大学的约瑟夫·沃尔普，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创了夫妻共同咨询的先例，后者的行为学理论中反映了B·F·斯金纳、约翰·沃森以及伊凡·巴甫洛夫的一些观点。马斯特斯的同事都嘲笑他所说的革命性治疗模式主要归功于约翰逊的想象。马斯特斯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途径——其他人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在较短的确定时间段里令问题获得改善。他们没有用狗或者老鼠做实验，也没有用电流来刺激活体病人。为了改变坏习惯，他们将沃尔普的“系统脱敏”法应用到了自己的治疗方法中——慢慢地学习放松、克服恐惧和焦虑。马斯特斯从不回避约翰逊的支持或者将她的主意占为己有。他越来越多地听取她在治疗方面的主意和直觉，这些后来都证明是有价值的。

约翰逊支持这种双重治疗的方式，特别强调它从一开始便将夫妻双方纳入治疗范畴。在过去，治疗通常只关注“功能障碍”的那一方，比如阳痿的男性或者无法达到高潮的女性。另一方对于治疗始终不知情，通常还会规避问题的责任。丈夫阳痿的妻子不知道她应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性方面的进步或者采取主动，或者是否应该继续等。反之也类似，妻子无法到达高潮的丈夫可能无止境地等待，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归咎为要求过高或者失去兴趣。但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了解，他们推断说：“在任何遇到某种性生活障碍的婚姻中，都不存在某一方完全置身事外的可能性。”

日积月累之下，约翰逊让马斯特斯明白，许多男人只是不了解女性性爱中潜在的动态。在圆桌讨论中，当大家就记录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无比明显。约翰逊相信他们的双重治疗方法可以平衡两性之间的不公平。在一个以男人为主导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我们正在令男人们彻底明白他们根本不了解女人……”马斯特斯有一次对一名记者这样解释说。

“……并且使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女人自己对作为女性的诠释。”约翰逊进行了补充。“95%以上关于女人性爱以及反应的解释和定义都是由男人做出的，这种事情我个人是拒绝接受的，因为其内容往往是不准确的。”

吉尼的观点源于她对病人的病史采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询问个人背景及喜好、尝试发现他们的行为模式。吉尼乐于意见交换，细化病人生活中的不同层面，而比尔则在他的基本询问中显得一板一眼。这种风格的差异非常具有戏剧性。“他非常简短而直率——45分钟是他的历史记录，”她回忆说，“而我在接手第一个病人时，他打通我的电话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在每一个会谈期间，房间里都有一部电话，便于治疗师与外界联系。拿起听筒，吉尼听到比尔的声音。“他说，‘我以为你和病人都睡着了。’”

吉尼无法掩饰自己本能的好奇，这是她从少女时期在戈尔登城就养成的一种习惯。对于那些有性生活障碍的夫妻，每一个故事都为答案提供着线索。其实，治疗师只是拿着一面镜子，让夫妻双方可以如实地看到他们自己。在专心聆听的时候，她意识到“访问过程中有许多痛苦，数百件事情需要落实”。

最初的面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治疗的第三天会揭开他们最有力的工具。他们把它称为“感觉聚焦”——在门诊室之外，通常是夫妻的家里或者宾馆房间里进行的一系列触摸练习，目的在于恢复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对于女性，感觉聚焦练习——不要求马上进行性交——让很多人通过她们自己的本能知觉重新认识了自我。许多病人此前被教育认为性爱是错的，性让他们无法成熟地或者充分地示爱。“尽管经过了数世纪的实践，‘性爱是肮脏的’这个概念，连带着恐惧、拒绝、忽视、误解等负面情绪却一直存在着。而这对于有效推动性爱发展毫无帮助。”约翰逊后来说。的确，感觉聚焦的灵感来源于她自己非常敏感的童年，那个时候，母亲在漫长而紧张的一天之后会让她平静下来。“当她希望我睡觉或者做别的事时，就会抚摸我的脸或者小手，或者在我的小手上画画和写字——诸如此类的小动作，无意义的一些事，但它们很有感觉，总是可以抚慰我，让我平静下来。”约翰逊解释说，“这就是它(感知治疗)的源起。我说的和性爱无关。我只是说亲手去做，就像动物安抚自己孩子的方式，没有其他。”

在卧房的界限之中，夫妻独处，跟随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布置的“家庭作业”般的感觉指导。在这个部分，他们始终穿着衣服。夫妻其中一人被指定为“给予”的一方，要按着“获取”一方所要求的轻揉、按摩、爱抚其身体的任何部位——除了生殖器或者妻子的乳房。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交换给予和获取的角色，夫妻依旧避免任何特别的“性刺激”，这是为了单纯的愉悦，免于压力和焦虑，尝试温和的反复试验法。特别对于女人来说，这些全身练习让她们可以从感觉上去思考和体会，没有任何“让某些事发生”的压力。

在第四天，夫妻双方和治疗师讨论前一晚所发生的事。宽松的治疗架构经过特意设计，让夫妻能够拥有创造性地探索他们自己身体的自由。虽然绝大多数女人很适应丈夫的生殖器，但很多男人对妻子“盆腔外的解剖”十分迷惑，他们被要求摒弃羞愧和罪恶感对妻子进行体格检查。尊重宗教和道德观对于治疗师来说依旧是最为重要的事，他们发现已婚夫妇的文化限制始终是一个障碍。“最大的愉悦感受代表着懒散，甚至最坏的情况下代表了罪恶。这样的观念依旧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许多婚姻关系中的情感及性生活模式。”吉尼和比尔同样依赖于嗅觉来促进夫妻双方的触摸和感知体验。丈夫和妻子会在皮肤上涂抹保湿乳液——无气味的或有香味的——既润滑了触摸对方时干燥粗糙的双手，同时也让性的结合变得更为轻松。

如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描述的，这种轻松愉快的关于感觉聚焦的“游戏”让夫妻得以表达自己，也许在这之前他们从未如此做过。尽管没有设定具体的目标，也没有测量表现标准，到了第四天，治疗师会温和地继续探究所有这些人为操作究竟应该前往何处。每一对夫妻都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那天晚上你取悦他的时候，依据你的观察，他(丈夫)勃起或者她(妻子)湿润到什么样的程度？”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感觉聚焦治疗起着治疗反应板的作用，涉及了早泄、阴道痉挛、原发性或继发性阳痿、高潮障碍、性交困难(性交痛)以及老年男女性功能障碍等问题。这打开了他们互相之间的情感枷锁，并可能就此挽救一段遇到困难的婚姻。

亚历山大·乐维和他的妻子在圣路易斯的经历就改变了他们的婚姻，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将二人的治疗方法吸收并融入了自己在纽约门诊活动之中。就如他所知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拥有众多从没有过高潮的病人”，这有助于他们进行创新。在处理阴道痉挛——一种妨碍性交的阴道肌肉的不自主收缩——时，其中一个方法是慢慢将一个小型塑料阴茎插入女性的阴道。阴道痉挛的病因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引起的躯体不适，也可能是大片韧带的撕裂，或者强奸或轮奸之后的心理创伤。在门诊治疗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一位女患者被要求摆出妇科检查的体位，并在丈夫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检查。回到卧房之后，这对夫妇使用了一系列宫颈扩张器——一些黑色沉重的塑料人造阴茎，型号从1到5不等。在妻子的指导下，丈夫小心翼翼地插入扩张器，它在数天之后会增大到男人的尺寸。有些女人每天晚上都会让较大的扩张器在自己体内保留几个小时。大约1个月之内，这种方法就会初见成效。“这是一种增加他们相互之间性亲密以及性舒适度的方法。”乐维说，“丈夫和妻子在治疗中始终是搭档。”

这种成功的尝试为患者带来了不曾想象到的希望。像乐维这样了解到两位研究者尚未发表的这些重大发现的人们震惊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迎来了第二阶段的辉煌——一种全新的性心理治疗法诞生了，它比弗洛伊德式的治疗效果显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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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一章 性爱疗法

一场引人入胜的讲座彻底改变了罗伯特·科罗德尼的人生。1967年，在一群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面前，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说明了病人每天都会提出的有关人体性爱方面的问题，并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准备好回答这些疑难。“比尔绝对是我所遇到过最令人振奋的演讲者。他风度翩翩，言语清晰，条理极具逻辑。他从不使用笔记之类的东西。”科罗德尼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名坐在人群中、来自纽约的医学生。

直到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还计划将来做一名皮肤科医生。他希望过上朝九晚五的舒适生活，给长青春痘的青少年以及出皮疹的老年人开开药就好。他并不想像自己父亲——西奈山医院令人尊敬的内科医生麦克斯韦·霍华德·科罗德尼那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虽然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极少能在家看到他。“回想和父亲相处的时刻，要么是我在家与他电话，要么就是去医院跟着他一起查房。”社区对他那位身为俄国犹太移民长子的父亲充满尊敬，这一点让年轻的科罗德尼印象深刻，并促使其自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我5岁的时候就决心将来要做一名医生。”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科罗德尼来说似乎起到了启蒙作用，聪明而博学的他在这之前就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性爱的理论十分熟悉。经过很短时间，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临床学习。“我彻底被他们的成功率给震惊了，这完全不符合当时所有精神病学手册的界定。”他回忆说，“这就是促使我彻底改变职业规划的原因。”和其他熟悉精神分析法的人一样，科罗德尼曾坚信“性功能障碍只是深层的未解决心理事件的表现，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得以治愈，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通过精神分析来确定潜在的问题”。

美国本土的弗洛伊德学派人士几乎像宗教信仰一般确定认为，在治愈性爱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恋母情结、阴茎嫉妒情结、阉割焦虑，以及一连串顽固的神经症。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和其他早期加入的人一样，科罗德尼深深被这种新疗法的巨大潜力给吸引住了。在诊所，伴随着磁带转动，科罗德尼坐在马斯特斯身边，聆听着另一位治疗师与病人交谈。马斯特斯边听边发表自己的评论，对每个部分都加以评论。他解释为什么治疗师会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问题之上又询问另一个。如果治疗师错过了进一步搞清楚或阐明病人问题的机会，他也会指出其中的错误。有时，科罗德尼感到自己就像是弗洛伊德时代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的年轻人，从底层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开始起步。和对马斯特斯的尊重一样，科罗德尼明白，虽然约翰逊的医学知识可能还不如一年级的护校学生，但她的天资却常常指导着整个治疗。那个时代，他们在病人身上取得的卓越成功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如果你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期就会知道，治疗性问题的选择就只有5到10年的精神分析，但其疗效极差。”他说，“而比尔和吉尼为那些有10到15年长期慢性问题的病人制订出了一套治疗方法，通过两周的治疗，就可以让80%的病人得到明显改善。”

约翰逊成为了科罗德尼在性爱治疗过程中的第一个搭档。6周之后，这位年轻的新成员被叫到了马斯特斯的办公室。和往常一样，马斯特斯直入主题。

“你和吉尼明天一起处理一个病例，你准备好了吗？”

科罗德尼谨慎地控制着自己年轻的野心，起初拒绝了这个机会。

“等一下，比尔。”科罗德尼对他说，“我还没准备好。这就跟让我明天做子宫切除，但我只观摩了6台手术一样。”

马斯特斯不同意他的说法。“不，你低估了自己。”他说，尖锐的声音变得十分坚持，“而且别忘了，是吉尼创造了这个领域，只要你觉得不确定，她会随时赶到房间来帮忙的。”

第二天，科罗德尼穿上门诊治疗师的白大褂，和约翰逊一起接诊了一对患有严重性问题的夫妇。科罗德尼，小心谨慎得就跟小偷一样，努力掩藏着自己的不安。让他大为惊讶的是，这对夫妇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表现。“我被震惊了！”

1969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科罗德尼继续去哈佛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打算将来回到圣路易斯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起长期共事。私下里，马斯特斯暗示，科罗德尼有一天可能接替他的位置，虽然其他人都想引导这位年轻医生去别的地方。“医学院的一位导师告诉我，‘你是在抛弃自己的医学生涯。’”他回忆说，“在1969年时，这(性爱治疗)被看作是轻浮的，甚至是窥阴式的领域，正经人都不会涉足。”同事们脑中浮现出的关于性爱门诊的想象，其实只是无聊的现实。“性爱治疗并不是看别人脱衣服或者一起做爱，”他解释说，“我只是在为患有性爱障碍的人治病，为他们提供咨询。”

除了对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所负使命的理想主义憧憬外，20多岁的内分泌医生科罗德尼还拥有足够的天赋和奉献精神，这使得他在临床上前程远大。“科罗德尼医生基本上是注定的继承人，”后来和丈夫一起在那儿接受培训的黛拉·菲茨杰拉德说，“他帮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扩大了他们的成就。他真的是一本活动的百科全书，关注着人类性爱的方方面面。”在全职的员工小团队里，科罗德尼是个特例，因为他同时拥有顶级医学院的医学学位和培训经历。“去那儿的人——社工、护士——其中一些是医生，但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学位的。”拥有杜克大学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在诊所工作过4年时间的罗斯·博亚尔斯基说，“比尔当然非常喜欢鲍勃，对他非常的信任。”马斯特斯对这位跨领域同事的赞美言论巧妙地掩盖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他们尚未出版的性爱疗法对大部分内科医生来说还不够有权威性。很多医生都将“性学”看成潜在的灾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最终举行了研讨会来回顾他们的工作，从国内各个地区邀请了一批顶尖的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医生，但在治疗的最初阶段，只有一些很乐观的年轻医生，比如科罗德尼；或是有某些缺陷的执业医师，例如理查德·施皮茨参与了定期检查。——这位儿科医生，同时也是牧师——的诊断能力因为酗酒问题而大受影响。

施皮茨本是位高大、风度翩翩、诊断能力很强的医生。但是约翰逊对酗酒的合作者一直抱有负面态度，马斯特斯也对他违背了一项不成文规定感到较为不满。在任职期间，施皮茨与梅·比格斯相爱，她是位有社会学学位的金发护士，几乎算得上是诊所里除约翰逊以外最有可能成为女医师的人。除了自己与约翰逊外，马斯特斯无法忍受他的诊所里有其他的恋爱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斯特斯听到了很多这位阿尔弗雷德·金赛旧同事的绯闻，甚至包括换妻和双性事件，他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毁掉诊所。他们的双重疗法就是让男女职员共同依赖专业的合作。“他和那些即将成为员工的新人都会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下劝诫式对话，基本上会提到，‘我不会干涉你们的私人生活，但你们在办公室的一切都与我有关，我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你们的名誉，’”科罗德尼回忆道，他跟其他人一样，对这种双重标准很是敏感。诊所中严厉的管理员旺达·鲍恩在管理同事关系时执行“绝不固定”的原则。鲍恩说：“他们应该轮流合作，不可以有长期的搭配。即使是约翰逊和马斯特斯医生都会与其他人员合作。”施皮茨和比格斯作为同组人员一起工作，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因为施皮茨的健康原因破裂。

也许是马斯特斯对施皮茨的酗酒问题过于忽略。鲍恩谈到施皮茨的时候称：“他其实早就可以被辞退了。他饮酒过多，一直被癌症困扰，后来死于可怕的疾病。马斯特斯一直留着他，直到他自己说‘我做不下去了’为止。”施皮茨于1970年上半年去世，不久后科罗德尼也回到他在哈佛的住院医生岗位，而诊所未来发展的趋势也逐渐明朗。

尽管存在很多短板，但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这一组合的成绩超越了诊所里所有其他员工的总和。他们强烈鲜明的个性——平等地共同携手帮助夫妻整理他们最私密的问题——也是诊所的核心引力。这种惊人的力量令一切显得井然有序。在5年内对这一未经验证的疗法不收任何费用之后，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开始逐渐树立起了自信，并且收取逐步提高的诊费。当然，马斯特斯依然会确保这些夫妻接受治疗。他们对25%的夫妻治疗费用进行了调整，还有25%则完全免费。在审查了每位病人之后，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会指导同事们开始工作，确保一些新近的治疗师，比如罗杰·克伦肖不会觉得困窘。马斯特斯提醒这些治疗师在与病人讨论问题陷入绝境时，也要维持自己的道德判断和个人感受。之后，他们不断地收到性障碍与性迷恋中更复杂的病例。克伦肖担心自己处理不了病人的性疑难。就像一位坚定的父亲，马斯特斯让他直视前方。

马斯特斯幽默地回应道：“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说他喜欢与海豹做爱，我很想让你问他，‘是南极还是北极的海豹啊？’”

克伦肖畅怀大笑，完全折服于吸引了大多数同事倾慕的马斯特斯那种硬汉魅力和才智。不久，克伦肖就开始处理到类似情形。“不出一个礼拜，就有一个男人走进来说，‘我更喜欢跟狗做爱，而不是我的老婆——这显然是我的问题’。而我回答道，‘是德国牧羊犬还是柯利牧羊狗？’如何做到不评判别人是首先要克服的问题。”

在工作午餐后，职员们有时会分享一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有时又会谈论一些悲惨的故事。“我记得在一次诊疗中，有对特别特别甜蜜的夫妻，他们坚称自己的生殖器是‘异端’，”科罗德尼窃笑着回忆道。“像这样的小插曲经常发生，但有时候你还来不及回避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早泄是战后美国快节奏社会中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在古代，深受其苦的罗马人称之为“射精过早(ejaculatio praecox)”。尽管有多种定义，但早泄通常意味着进入阴道之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无法控制射精。男人常常与女朋友有些需要快速解决的性体验，“比如在车后座、在专为情侣设置的停车位上、在汽车影院或是按小时收费的汽车旅馆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注意到，他们多数出于害怕被抓住或是被发现的心理而想要尽快完事。穿着衣服的情侣们甚至可以“哑剧性交”，使兴奋的男人通过摩擦在裤子里射精。其他情况下，他们的性爱游戏包括了“性中断”，“在几次猛烈的插入动作之后”将阴茎迅速从阴道中拔出来“以避免怀孕”。

在1956年的医学期刊里，杜克大学的詹姆斯·op-start)，这也被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纳入了他们的诊疗方法中。在杜克，西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泌尿科医生，他与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杜克大学共同创办人、烟草巨头本杰明·N·杜克的孙女玛丽·杜克·比德尔·特伦特结了婚。很少有人提及西曼这项革新的技术，尽管有1/3的年轻男性遭受着早泄的折磨。“即使是在医院里需要非常清晰地表达的时候，也应该很小心地掩饰你的措辞。”玛丽·西曼回忆起丈夫的贡献时这样说道。他的经验来源于行为学课堂所教的任性反射。作为卧房训练，男人需要在伴侣的双手刺激下先直立起阴茎，并且一直持续到快要射精的时刻，然后停止一切活动直到这种感觉消退。不断重复这种停启直到在勃起时拥有可以控制射精反射的感觉。最后，夫妻在阴道性交时实践这种“停启”的方法，就像是某种性交花招，直到能够将射精延长到足够让妻子满意的时间。

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地方的妓院，马斯特斯很早就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停启方法。他知道很多男人是被妓女引入性交的，她们让自己的客户迅速完事，然后可以服务下一位。他观察到，两三次之后，“经验不足的男性就进入了这种性爱模式，可能从此就一辈子患上了早泄”。有些男人一旦生殖器被人触碰就在数秒之内射精了，而还有一些人在看到裸体女人或杂志上的裸体照片时就会爆发。通过窥视孔或者双向镜的观察，马斯特斯后来写道，“我可以发展出一种技术，通过小小的改动，就能帮助那些与早泄作斗争的男人，让他们可以获得自主控制射精进程的能力。”在他们自己的文章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这种方法称为“挤压方法”——让已婚夫妇一起解决沮丧问题的细节方案。“我们甚至都不是它的发起人，妓女们全都知道如何做。”约翰逊将这项技术列入了卧室“感觉聚焦”的练习目录。女性伴侣是男人克服困境至关重要的助手。事实上，他们提醒男性，如果独自尝试，这种“挤压方法”是不会奏效的。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用流行学的术语陈述了“早泄”的悲剧结果，它对于婚姻生活影响重大。“大概有成千上万的男性从没能充分地控制射精以满足自己妻子的性需求，不管他们的婚姻有多长或者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有多高。”部分医学专家将“早泄”定义为插入阴道后的第一分钟内射精，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回避了这种“秒表式”的测量。他们将这种疾病定义为在50%以上的性交中，男性无法控制自己足够长的时间以满足伴侣的需求。不像其他专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这种男性功能障碍的建议也反映着女性的观点。虽然一些妻子，特别是那些背景较差、缺乏教育的妻子，不敢抱怨跋扈丈夫的草草了事，但许多人都表现出了性生活的不满足。“她会通过指责丈夫只是把她作为泄欲的工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总之，就是类似于自私、不负责任、对自己没有兴趣、对她没有感觉之类的话。”

对女性观点的敏感是约翰逊在与马斯特斯一同开创性爱疗法过程中的诸多成功之一。很多妻子在面对丈夫的生殖器时都遵循了不成文的“不触碰”原则。设计感觉聚焦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他们的羞怯以及关于诸如亲昵行为之类的文化限制。在“挤压”方法的指导下，妻子坐在床上，背对着安放有一个或两个枕头的床头板，伸开双腿，放松身体。与此同时，丈夫头朝床尾平躺着，把自己的骨盆放到她身前，双腿搁在她身上，让她“随意触碰自己的生殖器官”，就和治疗团队所解释的一样。妻子抚弄阴茎和阴囊一段时间后，就唤醒了丈夫的“小弟弟”。当它彻底勃起之后，妻子手握着阴茎，将拇指放在冠状沟下，食指放在另一侧。她像手握棒球或者哈瓦那雪茄一样握着他的阴茎。然后她开始慢慢地挤压，大概三四秒钟，不会造成疼痛，但足够让他失去射精的冲动。经过30秒短暂的休息后，再次重复同样的方法。妻子再一次挑逗丈夫的阴茎，然后稳稳地握着它，直到快速射精的征象消失。20分钟之后——第一阶段重复5次，夫妻通常会发现早泄并非像之前那样不可避免。

经过两至三天的练习，挤压方法通常会让男性获得这种控制力，然后他们就需要步入下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取悦自己的妻子，或者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话来说：“无欲的插入”。在这个场景之中，一旦阴茎勃起且经过两三次的挤压之后，女人就要骑到自己丈夫身上，就如摔跤运动员将对手按压在地板上一样，双膝跪在他的胸口旁，45度斜身倾向他，将阴茎纳入自己的体内，而不是直接坐在充血的阴茎上面。一旦插入之后，她要全神贯注地保持不动，不能来回抽插。这个部分是最为关键的——让男人停留在她的阴道内，不让他立刻感到某种射精的感觉。如果感到即将要喷射时，治疗师指导他说，要马上告诉自己的妻子。通过这个“女上位”的性交体位，她可以抬起自己的身体从而放松他的阴茎，再次运用挤压方法。

这是床上非凡的芭蕾双人舞(pas de deux)。对于那些觉得男人天生就应该在做爱时采用占据主导的传教士体位的绝大多数传统美国夫妇来说，这种方式绝对是令人震惊的颠覆。身处上位的女人同时扮演着教练以及四分卫的角色。男人不再是攻击者，除了保持勃起的状态之外，他们基本上不能活动。事实上，为了避免复发，这些男人需要知道，“男人在上的体位对于控制射精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夫妻双方继续这些治疗，直到他们建立足够的信心，能够最终胜任长达20分钟的不间断性交。对于许多结婚多年的人来说，这种互动式的愉悦体验在他们共同的回忆中绝对是破天荒的。“丈夫与妻子之间有了身体的亲密与拥抱、交流的发展与再发展，以及显著提高的相互理解与温暖。”他们的描述很可能低估了这一治疗办法的重大影响。

有些男人可以勃起，但无法达到高潮。对于这些无法在性交过程中射精的男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解决方案。尽管相对来说较为罕见，“射精无能”通常出现在婚后第一次性交时，并反复数年。而且，许多患者坦白说自己感到深深的内疚，是源于将公开性欲视为罪恶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背景”。有一位具有基要主义新教背景的33岁男人讲述了自己在孩童时期因为尿床而被鞭打，以至蜜月期间和自己妻子做爱时无法射精的故事。有一位两个姐姐都是修女的天主教徒，在十几岁时因为手淫而被惩罚，并被告知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罪恶。后来他发现自己在最初11年的婚姻中无法射精。另一位拥有传统犹太婚姻的男人由于自己觉得阴道是“肮脏之地”，导致结婚8年都没能在与妻子的做爱过程中实现射精。有些人把性爱视为令人不愉快的责任；他们的躯体问题总是伴随着心理问题。在这些病例中，治疗措施不涉及任何“挤压”。取而代之的是，女人被要求“按指令摆布阴茎”，听从平躺着的男人的提示，“人为地促使其射精”。一旦成功，夫妻便继续下一步女上位式性交。“女人渴求的骨盆应立刻对准被俘虏的阴茎，直接插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指导说。如果男人没有很快射精，女伴要停止抽插，退出阴茎然后立刻开始再次摩擦它，直到自己的丈夫到达“不可避免的射精状态”——不可回转的节点。与早泄的人或那些受性无能困扰的人不同，这些男人很少会勃起困难或勃起时间过短。在和自己能够持续勃起的丈夫长达30到60分钟的做爱过程中，治疗师发现，好几个女人达到了多重高潮。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专注的员工所共同创立的性爱疗法实现了巨大突破。他们报告称，在11年里共治疗了186例早泄病人，失败率仅为2.2%。所有29名因阴道痉挛前来就诊的女性都恢复了性功能，其中16人在两周的治疗期间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高潮。如果说害怕、担忧、羞怯会引起性功能障碍，那么他们不知疲倦的开创性工作为此提供了解救的机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起绘制了人体性爱的蓝图，详述了男女解剖以及性反应的细微差别。如今，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疗法，得以帮助夫妻亲密地表达自己——就像马斯特斯在征求伊桑·谢普利校长批准他们研究项目时曾经承诺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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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二章 代用者

<small>“男人没有妻子，就没有绿帽子。”</small>

<small>——《坎特伯雷故事集》，杰弗里·乔叟</small>

芭芭拉·卡尔弗特散发着性感气息。她有着迷人的英式口音和美丽外貌，是医学院最引人注目的秘书，让好些个华盛顿大学的男人都回头流连。她的丈夫乔治在学校的图解部工作，不过他对自己妻子的事情了解并不算多。大多数早晨，她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打文件，帮妇产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安排预约。艾伦的主管秘书米尔德里德是一位固执刻板的老妇人，她不喜欢比尔·马斯特斯医生关于性爱的临床研究，但卡尔弗特和她的老板一样，非常认同这些研究的价值。她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离开大学前往街对面开诊所之前，就已经和他们以友相称。

某些午后，芭芭拉·卡尔弗特会悄悄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以上。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记得有一次亲眼看到她溜出去了。“当你午饭时间去办公室时，其他人会说，‘是的，她出去吃饭了。’”弗里德里希回忆说，“过一会儿再回来时，他们头也不转就说，‘她还在吃饭。’换言之，人们知道她在午饭时间有婚外情。她是个多少有些奔放的女人。但我不清楚她的丈夫起初知不知道。”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减轻性功能障碍的改革运动中，卡尔弗特就是冲在前线的战士。她同意成为一名性代用伴侣，被委派去帮助那些患有性无能、早泄或者其他性功能障碍的男性。

“用现在的话来说，你可以称她为‘伟哥女孩’。”将卡尔弗特夫妇视为朋友的迈克·弗赖曼医生解释说，“我记得曾经见过她回来工作时就像刚冲了个澡——就像人们早晨的模样，新鲜而干净。”

芭芭拉不停地做着志愿者，一次接一次，直到被丈夫发现。

尽管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疗法中相对少见，但女性性代用伴侣成为了他们项目中最惹人争议却十分有效的部分。在最初的11年里，他们为41名自觉性能力不足又无法向以前的伴侣或朋友求助的未婚男性提供过这样的代用者。对于这些病人，像芭芭拉·卡尔弗特这样热忱而无名的女性是“性功能障碍男性在两周的急性治疗期间需要紧紧抓住、与之交谈、和她共事、向其学习、成为她的一部分，并进行给予和获取的对象”，他们强调。在31名志愿者中最后筛选了13名进行这项任务。寻求刺激的人以及其他怀疑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被筛除在外。约翰逊对这些被选中的女人有问必答，并保证她们能得到充足的报酬。然而在所有的治疗创新中，提供性代用的这套秘密体系并非她的主意。“这虽然卓有成效，但我认为绝对是自找麻烦。”约翰逊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很同情心灵脆弱以及无法正常进行性生活的男人。“我们可以救助的男人如果没有得到治疗就离去，这对比尔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约翰逊回忆说。马斯特斯的这种同情也许是源自自己在不育症上所受的痛苦，或者更可能是来源于他对自己极度渴望的病人感同身受。他们同意接受未婚病人之后，马斯特斯就主张使用代用者以获得满意的成功率。医学文献显示治愈性功能障碍的概率不超过25%。通过这种新疗法，41名使用代用伴侣的男性中有32人——接近80%——症状得到了逆转，这相对他们慢性的严重疾病来说是个巨大的成功。数年以来，密苏里州的法律仍旧禁止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但马斯特斯并不在意代用者所面对的法律以及伦理困境，只要她们的付出可以带给病人满意的结局。约翰逊帮忙安排了配对，但她始终未透露过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他们始终冒着一定的风险，害怕某些检察官或医学权威把这比作是卖淫活动。《人类性反应》这本书在全国招来的恶评以及金钱上的成功只是加剧了他们在专业上失败的风险。因此比尔和吉尼一致认为，关于代用者，说得越少越好。

20世纪60年代晚期，罗伯特·科罗德尼在一次陪同马斯特斯参加学校里的医学伦理讨论会时得知了这个秘密。马斯特斯被安排就他们一直未发表的疗法进行发言，就像他经常在医生中推广性教育一样。在去教室的时候，科罗德尼提议马斯特斯可以提一提关于使用女性代用者的伦理问题。

马斯特斯打断了他。“我并不打算说那些。”他回答说，“这不是我想谈论的事。别打听这方面的事。”

那个时候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只共事了几个月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提议有多敏感。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托管人对于代用者的事也知之甚少。当时董事会的律师托里·福斯特说，在最初的11年研究期间，他和其他托管人都没有被告知相关事宜。“他(马斯特斯)让我们觉得他在进行某些秘密的事，这些都是非常合法的，但对于细节，我们完全不知道。”福斯特解释说，“我从没考虑过他所作研究的合法性。在董事会上，我从没觉得比尔对我们坦诚相待。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橡皮图章’董事会。对于比尔所做的事，我们并没有太多质疑。我们就是一个遂他所愿的董事会。”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毫无私心地将他们的性代用者赞誉为“夜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她们绝大多数是当地的白种女性，经济及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年龄从24岁到43岁不等。那个时候，约翰逊解释说：“她们都拥有的一个共同身份——女人——是她们性身份中最大的价值和极大的快乐。”有一半的代用者在之前的人类性反应研究中有所参与；另一半则是志愿参加这项任务。13个代用者中除了其中两名，其他人都已嫁作人妇，并且有3/4的人是至少一个孩子的母亲。虽然有些人只有高中文凭或者只上过秘书培训课程，但还是有一半以上拥有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学历。据马斯特斯自己回忆，他最中意的代用者是一位对该角色“真正好奇”的女医生。在3年时间里，她志愿参加了好几次，“为她自己同时也为我们”评估该项目。约翰逊天真地说起另一位代用者——她用“玛丽”称呼这名护士——此人在早期的研究中曾经做过志愿者。作为一名性虐待受害者，玛丽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感激在怀，他曾经用微创妇科修复手术治愈了她受伤的组织。“她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确切来说是为比尔。”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不单单玛丽一个。好几位代用者有过“被直系亲属性伤害的经历”。有3位代理人自己就嫁给了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其中一位的丈夫曾经自杀过，另一位则成了酒鬼。

代用者作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与他们一起工作，对男性性反应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准备，包括心理方面的考虑。对于表现的恐惧、做爱期间情感分离式的“旁观”，以及性功能障碍毁灭性的影响都会事先经过讨论，与此同时，让“一个焦虑而紧张的男人在交流与躯体方面同时放松”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每一个代用者都会熟悉对应病人的病史及性问题的相关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们会在饭店见第一面，目的是让双方能够更舒服地相处。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为习惯以及交流方式。超过2/3的男病人患有性无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碍，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伴侣。但由于代用者在协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远比起初预期的好。

尽管谈及了男女双方的平等性，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代用伴侣。他们争辩说，不但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女性自己也没准备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来门诊寻求治疗。她们来的时候都有“替代伴侣”，即关系至少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男性。“拒绝为性无法满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侣，而为功能障碍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侣，这似乎意味着临床治疗中的双重标准；但事情绝非如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称。他们竞相为这种双重标准做解释。他们坚持说，男性患者将代用者服务视为同治疗其他形式的身体障碍相似的一剂处方，就像是街坊杂货店里售卖的瓶装万能药。但对于女人，这样的功利主义让人无法接受。“成长于美国社会，遇到性问题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让她可以被‘允许’用来评价自己性功能情况的相对有意义的情侣关系。”在指定的两周期间内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显然“困难重重”，这就是表面上为什么诊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这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当时尚未准备好要承担的风险和挑战。

尽管对于代用者行为约翰逊内心十分纠结，但她还是接受了他们治疗过程中这一内在的矛盾。“就我们事先对病人的询问结果来看，这不符合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关于使用男性代用者的事，她向记者解释道，“我们希望男性的性态度所有女性也可以分享。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交流自由的情况下，即使如今早已没有那么多死板的看法，即使许多女人下定决心要采取同等的无所拘束的态度，女性的性反应依旧是旧价值体系残余的产物。”不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关于代用者的声明中，有不止一个误导信息。“没有一个志愿者在做代用伴侣时是已婚状态。”但是芭芭拉·卡尔弗特以及其他一些代用者都是人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没有做过任何劝说女人做代用伴侣的尝试。”然而，医院产房的护士、穿白底条形花纹制服的护校学生、前期研究中的女性志愿者，甚至其他同僚的妻子们都表示，马斯特斯经常怂恿她们加入代用者的行列。“他确实没有让那些他知道丈夫是谁的女人去做代用者，但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些女人是已婚的，因为她们的手上都带着戒指。”科罗德尼回忆说。

芭芭拉·卡尔弗特的丈夫聘请律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被迫对代用者行为进行了重新评估。在一起250万美元的联邦法院起诉中，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华盛顿大学员工乔治·E·卡尔弗特说，他和妻子曾经是马斯特斯不孕不育门诊的病人，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却怂恿他的妻子、前面所说的芭芭拉·卡尔弗特与两位男病人发生性关系，从而彻底打破了这种医患关系。法院的文件称，她在1967年7月为一名来自纽约、以“约翰·多伊一世”(John Doe Ⅰ)为名就诊的病人做代用者期间获得了500美元报酬；在1968年1月为弗吉尼亚的病人“约翰·多伊二世”(John Doe Ⅱ)服务时获取了250美元。之后的一份法院文件将指控的人数提高到了7人。卡尔弗特声称研究者知道芭芭拉是已婚状态，是他们说服她隐瞒自己的丈夫来从事这些非法的代用者活动。

在他们圣路易斯的老朋友们看来，乔治·卡尔弗特震惊的反应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大多数人觉得他就和医学院以及学校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芭芭拉每天中午都在做些什么。迈克·弗赖曼医生和妻子在出席好几次聚会上都和卡尔弗特碰过面，他当然听说过她参与门诊活动的风声。弗赖曼说，芭芭拉的参与是为了赚些外快。“我认为他们(卡尔弗特夫妇)当时经济有些紧张。”他回忆说，“我不觉得她是因为被什么道理说服了或者因为觉得性生活非常重要。她这么做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惹上官司之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因为畅销的性爱建议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大笔版税和治疗费。乔治·卡尔弗特在诉讼中宣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从有芭芭拉参与的研究项目中获得过经济利益。

一些报纸出现了关于这起官司的报道，但诊所的新任律师小沃尔特·梅特卡夫建议比尔和吉尼保持沉默。“我们唯一的反应是觉得任何此类指控都很荒谬。”他们在仅有的一次正式声明中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梅特卡夫说服法官对这个案例的所有记录进行密封，并巧妙地请求了庭外和解，封锁了面对媒体的全部口舌。卡尔弗特的案子可能会暴露诊所无数的秘密——未婚夫妇之间的性爱、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两位统治美国整个性学领域的专家那些疑点重重的活动。如果这些消息公之于众，国家医疗委员会可能会取缔马斯特斯的行医执照，他也可能被迫辞去学术或专业机构的职位。诊所的董事会直到启动这个项目的数年之后才了解了实情。“我想，他最终承认了使用代用者的事，并且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托里·福斯特律师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的全部美好愿景，以及要用新疗法治愈性功能障碍的全部信心，都差点因其使用代用者的方法而付之东流。他险些让自己深陷法律的泥潭以及公众关系的噩梦之中。“这让整个项目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两年之后约翰逊承认道，“太让人伤心了，因为他们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得到教训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公众保证再也不使用代用者了。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三章 花花公子与赞助人

20世纪60年代末，位于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宅邸(ter Dark)中，这一形象和比尔·马斯特斯及搭档弗吉尼亚·约翰逊古板而专业的风格大不相同。

1968年初，这所宅邸的氛围让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有些震惊。楼上，几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兔女郎穿着带小尾巴的紧身衣，连续在那儿做客了好几个礼拜。楼下的客厅里，不断地有来自好莱坞以及体育界的名流前来参加没完没了的派对，想要见证赫夫纳“花花公子人生观”之下的放荡幻想是否属实。在前门处，一块黄铜板上刻着一句拉丁文告示：“如果你不来摇摆，那就别按门铃(si non oscillas，noli tintinnare)。”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来的目的绝非为了摇摆。他们对于性爱质朴而科学的关注从没经过薄透镜的美化。他们所看到的裸体女人通常都是臀部肥硕、乳房下垂，而那些男人则整天担心阴茎无力以及不受控制的射精。作为一对并非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研究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愿意呆在这幢宅邸之内完全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娱乐。

“出于礼节的缘故，他们通常会选两间相邻的卧室，而不是共用一个房间。”赫夫纳回忆说，“这让我们忍俊不禁。”

来自中西部的两位研究者与媒体界好色之徒之间的这次不太自然的联盟始终基于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原则。在拜访期间，赫夫纳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谈了数小时，他们发现彼此都受到了阿尔弗雷德·金赛的影响。在1953年创立《花花公子》之前，赫夫纳在西北大学上学，他所写的社会学论文就是比较金赛关于男性性生活的统计与当时美国48个州的诉讼案。“我逐条查阅所有的法律法规，然后证明说如果所有的法律都被有效执行的话，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早已锒铛入狱了。”赫夫纳窃笑地说道，“我对这事的偏见由来已久。”

作为一位散漫的人类性爱学者，赫夫纳看到了两位研究者科学工作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真的没有与性爱生理学相关的重要研究。但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却对其毫无所知，因为对它的研究是被禁止的。”赫夫纳数十年后回忆说。给那些无法表达激情的夫妇以直率的建议，这在赫夫纳个人看来很靠谱。“我是在非常传统的中西部卫理公会教派式家庭长大的，生活中充满了压抑，很少有拥抱或亲吻。很早我就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弊端。”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性爱问题对我而言相当重要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花花公子》从单纯的裸体图片扩展到了讨论药品、女性权利、流产以及其他文化争议的话题。不仅如此，尽管杂志中的知识与措辞已相当前卫，但赫夫纳发现，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同意接受采访之前，《花花公子》里还从没提到过“阴蒂”这个词汇。“我的意思是，再自然不过的高潮以及女性拥有高潮的事实——如今人们已完全搞懂的这些问题——那个时候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这些信息完全不存在。”赫夫纳回忆说。

1968年5月，在由资深编辑纳特·莱尔曼主持的《花花公子》访谈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他们关于性这一古老问题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回答。

《花花公子》： 传统主义者抱怨说你们这样的研究破坏了性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是这样吗？

约翰逊： 我们恰恰认为性爱现实的、本色的一面比起所谓的神秘更让人兴奋。传统主义者所谓的神秘通常都与迷信和神话相关。关于性爱的知识并不会损害其神秘性，反而会令其有所加强。

在赫夫纳的心中，他们能够超越金赛的因素在于弗吉尼亚·约翰逊作为平等搭档出现。不像杂志中展示的那些皮肤黝黑、金发碧眼的裸体适婚女人，眼前的约翰逊是一位见多识广的43岁女人，一头黑发妥帖地露出整个脸庞，化着淡妆，穿着同一件白大褂，就和她出现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等杂志上的形象一样。她激情高昂地呼吁着女性性爱平等，提出女人不是芭比娃娃的替身，而应成为卧室里鲜活而积极的参与者。“金赛的书上全部都是男人的名字，但是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边，男女都参与了调查和研究，其结果代表的不只是男人的观点。”约翰逊愿意和马斯特斯一起签约成为《花花公子》的顾问，这让杂志有了极高的新闻价值，赫夫纳非常高兴，也乐意作出回报。“1965年，我创立了花花公子基金会，由于杂志和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得非常不错，我们开始资助各类活动，其中也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他解释说，“他们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

尽管有着老练的沉着和优雅的举止，但在花花公子宅邸，吉尼还是难掩内心的惊愕。“那里有一间蓝色房间和一间红色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有不同的颜色。”她回忆说，“赫夫纳非常聪明而且优雅。我喜欢呆在那个宅子里，因为厨师一天24小时都上班。哪怕凌晨3点钟，你也可以享用新鲜烘焙的美味饼干，因为赫夫纳几乎整夜都不睡，他通常白天睡觉。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和马斯特斯在出城旅行时通常会睡在一起，但约翰逊还是特地要了两间相邻的房间。“我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家庭。”她回忆说，“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些。”在他们逗留期间，莱尔曼对于赫夫纳的热情印象深刻。“曾经有个关于他的玩笑话，说他熬了5个通宵之后准备睡觉时说，‘别吵醒我，除非是弗兰克·辛纳屈或者林登·约翰逊的电话！’”莱尔曼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并不随和，很难让人靠近。他很少见人，却一直陪同他们两位，并且因他们将自己视为同类而感到非常自豪。”

20世纪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识到了杂志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数百万年轻的男性读者当中。“《花花公子》可能是当今美国唯一的性爱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马斯特斯赞扬道，“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他们发布正确的信息。”在普及自己建议的同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长期资金不足的研究诊所也收到了《花花公子》这个同盟的大力资助。在接下来的10年里，花花公子基金会向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一共捐助了30万美元，供他们“发展一套针对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相关专业人员的综合培训项目”。在医学大会上首次接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莱尔曼亲自飞往圣路易斯处理相关资助事宜。他还写了一本名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简介》的平装书，由《花花公子》出版。“我们是一种交易(quid pro quo)关系。”经常打电话到圣路易斯为“花花公子顾问”栏目寻求技术指导的莱尔曼解释说，“当他(马斯特斯)需要钱的时候，会来找我，我通常都会帮他弄到钱。当《花花公子》的任何部分需要寻求信息时，我则会去找他。对于《花花公子》这是一桩极好的交易，我肯定赫夫纳也相当满意。”

在美国上演的没完没了的性爱争论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始终没能得到政府补贴。不像大多数大学附属的医学诊所，特别是那些被报刊及同行大加赞赏的诊所，“情况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获得联邦经费来支持性爱研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马斯特斯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研究项目只能依靠某种个人形式的资助。”从1959年到1970年，马斯特斯几乎用了自己行医所得收入的一半来支持他们的临床研究。“每年我们大概需要25万至50万美元来进行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没有过那么多钱。”被治愈的病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但很少能给予大笔的捐款，即使是那些相当富有的人也不会这么做。“生了病的人从来都不会想要将隐私公之于世，所以，绝大多数病人都不会为我们的机构捐款。”前职员J·罗伯特·迈纳斯回忆说，“尽管两周的治疗可以收取不菲的费用，但在筹集资金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每一个治疗师同一时间只会负责两到三个病人，所以通过看病不会积累多少资金。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

美国的那些政客禁止将税收收入拨给性爱研究，马斯特斯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尽力去争取。他正直的自尊心以及不愿奉承官员的倔强态度扼杀了获助政府资助的希望。举例来说，在他向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NIMh)申请经费之后，该机构派遣了一位好事的年轻心理学者来审查诊所，据前职员托马斯·劳里医生回忆，他和马斯特斯的会面十分简短。

“当然，作为获取这笔经费的条件之一，你们必须将所有的记录上交给我们。”这位公务员解释说。

马斯特斯凝视着某处，然后冷淡地最后宣布说：“好吧，非常感谢，但我想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了。”

出于病人隐私以及员工培训的原因，关于他们治疗的记录都在录音带里，而不是大量的文档。马斯特斯不会冒着暴露病人身份的风险，允许一个官员来审阅这些磁带。劳里说：“他们没有把记录交给过任何人。”

20世纪60年代早期，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帮助过当时还在华盛顿大学任职的马斯特斯申请联邦基金。但他们在生理与解剖研究领域的大胆作风对于那些掌管政府研究经费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马斯特斯)说他需要(联邦基金)来支持研究，他不能永远单纯依靠大学对他工作的资助。”格布哈特回忆说，“我们曾成功获得过NIMh的经费，所以我鼓动他也前去申请一下。马斯特斯递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申请书，甚至细到要花多少钱买多少个烟灰缸之类的事也一并说明了。”格布哈特觉得马斯特斯的申请一定会得到批准。“当然，华盛顿的那些人对此印象深刻，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担心研究的影响。”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派遣了一个评估委员会前往实地考察，审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设备，然后对是否应当将纳税人的金钱花在此处做出决定。在回程的路上，评估委员会那些头发花白的医生被印第安纳的金赛研究所吸引，并和格布哈特做了交流。就在离开之前，一位资深医生将他拉到一旁。

“格布哈特医生，我想顺便问一句，你是否听说过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这个人？”这位医生用不祥的口吻问道。

格布哈特停顿了一会，然后给了一个简短的回答：

“怎么了？当然听说过，我听说过他。”他迟疑地说道，就好像只在医学杂志上看到过他的名字，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是帮助他准备这次申请的一位老朋友。

这位高年审查员皱皱眉头，传达了一个糟糕的讯息。据格布哈特回忆：“这个人说，‘别和他有任何瓜葛！那里有些非常怪异的东西！’然后他就走开了。不用多说，他的经费申请被拒了。”

格布哈特怀疑这些联邦工作人员看到了那个人工性交装置。“他(马斯特斯)可能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机器，而那东西很可能让他们彻底崩溃了。”格布哈特笑着说道，“你能想象吗，让一群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性相关事物的波士顿上流老医生直面这样一个装置？性爱研究一直以来都很难得到资助，却很容易受到批评。”

除了赫夫纳的慷慨捐助之外，马斯特斯还从一些对避孕及生殖研究感兴趣的制药公司那里获得了少量资助。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做过一项关于的临床试验，在16位女性志愿者身上测试了这种杀精剂，她们的年龄从18岁到43岁不等。在试验中，她们的阴道内被注入男性捐献者的精子，然后用橡胶阳具进行性交以评估该药的有效性。

不过时间一长，马斯特斯认识到了对那些愿意公布自己姓名的富有捐助者拍马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最大的赞助者是达拉斯的卢·莫顿·艾利斯和她的丈夫万·C·艾利斯(Van C. Ellis)。1970年他们曾是性爱治疗的病人，后来又自己要求参加“进阶”治疗。身为薯片公司的继承人，卢出于博爱精神及宗教信仰的原因向很多机构捐过款，其中就包括当地的城市公园浸礼会教堂。万曾经是家族快餐公司莫顿食品的董事长，该企业后来成为了通用磨坊的一家子公司，后者拥有诸如韦蒂斯(ies)燕麦、贝蒂·克劳客烘焙食品这样家喻户晓的居家品牌。“由于过于骄傲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需求，或者因为没有意识到性相关问题通常可以通过称职的治疗师得到解决，一些夫妻迟迟不寻求帮助，这让我们两个既难过又生气。”卢说，作为4个孩子的“传统”母亲，她看起来和贝蒂·克劳客本人有些相似。他们成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董事成员的事无疑在达拉斯引起了一片哗然，他们的教会可是中最大的教会之一。但艾利斯夫妇义无反顾地想要将宗教和家庭价值带入关于性爱的讨论之中。他们承诺5年内提供总额100万美元的资助，而作为前奏，他们首先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一个关于牧师与性咨询的试点项目提供了资金。然而，其中一项棘手的附加条件是，他们要求聘请赫伯特·霍华德进入诊所。“万和卢·艾利斯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牧师。”约翰逊回忆说。其他职员并不愿意这样一位让他们觉得没有资质的人加入进来。“想到这个家伙要加入，我就非常不高兴，虽然那些富人乐意支付他所有的薪水和福利。”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说。霍华德抵达之后不久，就含糊地对马斯特斯和科罗德尼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的话语。“我觉得非常心烦，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科罗德尼说。马斯特斯看到自己年轻助手脸上明显的厌恶后立马追他而去。

“这个家伙来自南方，如果他要呆在这里的话，我们不会让他这样行事的。”马斯特斯向他保证，“但你一定要回去继续参与，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在接下来两年里每年1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我们惹不起这些人。”

在遭到政府拨款以及其他赞助机构的拒绝之后，马斯特斯已不能再推掉薯片公司继承人的支持以及接受她聘请当地牧师的小小请求。他已然学会为了自己更大的目标而做出一些妥协，即使必须在花花公子宅邸度过一两个夜晚也无所谓。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听取了你的意见。”他平静地对科罗德尼说道，“但是这一次，我请你相信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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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四章 修复夫妻的床上关系

<small>“生理与心理不应相互混淆。”</small>

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世界各地的名声达到了新高度。1970年5月20日的那期杂志刊登了比尔和吉尼的彩色肖像，对他们闪亮而得意的脸庞进行了特写，整本书里都在称颂他们的事迹。马斯特斯戴着他标志性的领结，而约翰逊则坐在他的身前，端庄地笑着。在他们身旁，放着一个情人相拥情景的抽象木质雕塑。在黑色背景的强烈衬托之下，白色文字显眼地标识着他们的身份：“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而左上角的标语写道：“给成年人的性教育”。4年之前，他们关于性爱生理解剖学的开拓性指南《人类性反应》曾是一本抢手的畅销书，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了10多种语言。这让它从一本单纯的教科书成为了文化的试金石，抓住了美国性爱革命蓬勃高涨的时代思潮。在发表他们第二本著作《人类性功能障碍》(human Sexual Inadequacy)及其卓越的性爱新疗法时，能够登上《时代》的封面再次确认了他们的文化意义。

“在这个最为神秘、最被误解又最值得研究的人体功能领域，他们是继阿尔弗雷德·金赛之后最重要的探索者。”在《时代》杂志标题为《修复夫妻的床上关系》一文中如此说道。在一个离婚率飙升的国家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给了夫妻生活不和谐、急需解救的人们以全新的希望。“这个国家，离婚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性功能障碍。”马斯特斯说，“我估计75%的这种问题都是由心理医生、社工、牧师以及律师在处理。医学真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代》杂志报道说，这个团队“有根据地推测”：“美国4500万对已婚夫妇中，大约有一半都忍受着某种程度的性生活不和谐。”文章还强调了该诊所超过80%的治疗成功率，其中许多人在5年之后都回馈说非常满意。由于他们无可争议的成功，《时代》杂志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与其他性爱先锋一起做了一个画册，其中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金赛以及哈夫洛克·艾利斯。

在新闻采访时，比尔和吉尼状态极佳。尽管诊所有着宏伟的目标，但《时代》看到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怀着谦逊的态度”。杂志描述约翰逊说，她成长于密苏里州一个“死板地限制性爱的偏远地区”，不料却成为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女性性爱平等倡导者。另外它把马斯特斯描绘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医生，就像是电视节目《马库斯·韦尔比医生》(Marcus elby，MD)中和善的人物罗伯特·扬。这个国家婚姻中的性生活危机急需良药来拯救。马斯特斯说：“性教育的最佳形式是： 在厨房，爸爸走过妈妈身边时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而妈妈显然非常享受。孩子们看到这样的行为之后会想，‘天啊，这份爱都是为了我。’”

在1970年之前，性爱研究领域并非只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个人。对于所有兴趣及品位的建议像果酱一般在美国人的舌尖铺展开来。畅销书包括大卫·雷宾斯医生的流行手册，后来被伍迪·艾伦拍成电影的《你想知道而不敢问的性知识》〔Everyted to Kno Sex，(But ere Afraid to Ask)〕。另外还有凯特·米利特的女权主义论著《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以及由一位署名为“J”的匿名作者所写的《感性的女人》(t)和《维纳斯的调查》(Venus Examined)的低级小说有意识地利用了他们的照片，却没有注明诊所名称，就好像从劳改营中偷带出来的一样。一本很难被称为小说的书《夫妻： K夫妇的性爱档案》(the Couple：A Sexual Profile by Mr. and Mrs. K)号称是1970年期间曾在圣路易斯诊所治疗过两周时间的一对夫妇的真实经历。在这本婚姻修复的推荐书中，一个名叫哈罗德的男子(“我已经到了一个与在乎我的人之间每一次正常性生活都感到受挫的地步。”)和他的妻子琼对马斯特斯及约翰逊感激有加，因为他们拯救了两人的婚姻。被描述成普通美国女性的琼讲述了感觉聚焦疗法让她实现高潮的过程。“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性与爱。”两位匿名男作者笔下的琼慷慨激昂地说道，“请相信我，这太奇妙了。”

和第一本书不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如今受到了出版社极大的欢迎。资深记者通报说《人类性功能障碍》是开创性的作品，并把他们描绘成天才一样的人物。阿伦·古特马赫医生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称它是“非凡且惊人的”，而《新闻周刊》则赞扬他们的新疗法是革命性的进步。曾一度抱怨他们研究有失得体的一些女性杂志如今转而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一种时尚。“他们在缓解夫妻性生活障碍方面的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80%。”《家庭妇女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向其数百万女性读者宣告说。这些家庭主妇转眼之间开始乐意在浏览燕麦饼干及家庭汤羹食谱的同时，再阅读一些关于阴道痉挛及婚姻不美满的文章了。

这本长达467页的书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无能以及性功能障碍，并列出治疗各种问题的特殊办法。许多人对于书中所强调的性生活可以持续到老年这一观点感到非常惊奇。虽然50多岁的男人需要等几分钟而不是在几秒钟之后就能勃起，但由于能够更出色地控制射精，老年男性可能会是更优秀的情人。另外，虽然研究显示女人可能会出现阴道弹性下降、高潮时间缩短以及阴蒂萎缩，但她可以一直与自己的伴侣维持性生活到80多岁。利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感知方法，只要拥有足够的健康以及“一位相互感兴趣的伴侣”，他们一直都可以享受性行为。在书的结尾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详细列出了所有的项目数据，描绘了各种病例形式及其结果。另一个题为“治疗失败”的章节清晰地讲述了某些病人复杂的性心理问题以及他们深深的痛苦。在这篇大部分由约翰逊书写的章节中讲述道：“B太太在23岁结婚之前和自己的父亲维持了7年的乱伦关系，大概这种对他性欲的满足是为了防止他对妹妹施以同样的虐待。不难预想，她会觉得自己丈夫的性接触让人害怕、毫无刺激，甚至在8年的婚姻之后对此充满了厌恶与反感。”

比起第一本书，约翰逊的声音贯穿着第二本书——自信、鼓舞人心，并且反映了女人的性爱经验。在采用马斯特斯的解剖术语的同时，她也会给出自己对于形而上结合的见解，这一点深受恩爱夫妻的喜欢。书中的内容没有重复男人所编写的婚姻手册中“123走！”式的性爱指导，约翰逊将性爱放在成熟动态关系的广阔背景之中。在题为“高潮障碍的治疗”这样一个听上去很难联想到浪漫的章节中，她直接对那些缺乏自信的已婚妇女进行了指导。“让那些妻子弄清楚，一旦婚姻中有了性爱，那么阴茎就是属于她的，就像阴道是属于丈夫的一样。这一点通常非常重要。”她解释说，“当阴道性交发生时，照理夫妻双方就已经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取快乐而献出了各自的肉体。”

12年里，在没有政府支持、学术机构支持也很少、几乎全部保密进行的情况下，比尔和吉尼的成就是医学史上前所未见的。如今他们又提出了一套治疗方案来治愈慢性性功能障碍，并修复那些受困扰的婚姻关系。在他们的世界里，夫妻被称为“婚姻单位”，而“性交机会”则变成了爱的别称。“性爱的本质被盖以科学家枯燥而客观的外衣。”《新闻周刊》注意到。然而，就如《时代》杂志后来所写的那样，在第二本书问世之后的12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彻底阐明了一个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医学领域，并开创了一整片崭新的空间给数百万人以希望和解决方案。在这个依旧朦胧的美国性学景观里，《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出版是“那些改变临床面貌的诸多事件之一”，杂志中写道：“从此以后，性爱疗法就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是它的领袖。”

在图书推广活动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再次出现在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参加了一个为期3天的新闻讨论会。54岁的马斯特斯说，他希望再工作10年，完成一项关于同性恋的长期研究，以及发展一套预防性功能障碍的顶尖训练项目。“我想这些年来我已经很幸运了，能够在自己非常喜欢的事业里获得成功，特别是那些我们作出惊人贡献的领域。”在一次难得的公众见面会上他说道，“但对于我来说，最棒的事是遇到了诸如吉尼·约翰逊这样的人物(fish)。”

一直以两位没有婚姻关系的研究者形象出现，吉尼对于被称为“鱼”故作惊讶。

“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归为这一种类。”她挖苦式地回应道，“谢谢你。”

在推广期间，约翰逊曝光了更多自己的立场，揭露了更多她个人独立的观点。有时她只是对马斯特斯所讲解的一些事坦率地发表一个女人的观点。其他时候，关于他们新技术对于病人的意义以及她自己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蔑视，她会给出自己的解释。“许多心理治疗师治疗性功能障碍都是基于迷信、谬论以及臆测。”她对《新闻周刊》说，并以此对谈话疗法进行了毫无保留地攻击。当一些病人通过他们2500美元起的两周治疗项目得到治愈的时候，她暗示说，“这比起长达数年的精神分析，费用要少得多。”她还说一男一女两个治疗师的模式远比单一分析师有效率。“我非常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她后来承认道，“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是一堆十分荒谬的东西，十足愚蠢且可笑的东西。”

一想到被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学位——一直以来难以置信地被视为“心理学家”却没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人攻击，评论家们都惊呆了。“从头到尾，这本书都过于简单。”丹佛的精神病学家沃伦·J·加德派勒抱怨说，“对这种幼稚概念的幼稚接受让我们就人类行为及疾病的认识倒退了50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第一本书中从生理学上证明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爱理论的错误，并由此打破其权威，这已经够糟糕了。现在这第二本书所提供的对性相关问题的快速治疗威胁到了摇摇欲坠的整个弗洛伊德大厦以及那些年在睡椅上沉思的日子。“固执地否定及忽视一对一精神心理治疗以及其他形式的性功能障碍咨询的价值，这有失作者的尊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伦纳德·加伦特回应道。加伦特对于他们鼓励夫妻双方告知对方自己既往的性爱经历这一策略感到尤为苦恼。“有时候坦白是有益的。”加伦特说，“但有时候这等同于情感强奸。”批评者还质疑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评估潜意识性心理问题的能力，控诉说诸如“挤压”之类的治疗方法是源于妓女，公正地说，其治疗的结果只有等到被其他科学研究者重复才算是科学有效。尽管如此，轶事一样的证据以及来自满意夫妻的大量感谢信凸显了这种新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就像简·E·布洛迪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评论的那样，“对于那些在心理治疗上花了数年时间却不见疗效的人来说，这样一个快速且看似疗效持久的治疗听起来非常神奇。”

如今在美国名声大噪的比尔，找到了很久以前自己在实验室里所提问题的实践答案，并终于获得了垂涎已久的称赞，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吉尼·约翰逊的感激之情。毋庸置疑，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女人假装他的助手，让她老练地微笑着假扮成一个相称的搭档。但是随着《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的出版，吉尼获得了当之无愧且无法否认的平等。虽然比尔具有识别许多性爱个体元素的眼光，但是她帮忙把整个疑团化作了一个整体。自始至终，吉尼支配地位的最实质表现——在他们伴侣关系中的泰然——也是最微妙的部分。在第一本书的封面上，比尔标注自己为“威廉·h·马斯特斯医生”，但是到第二本书时，他医生的名称被去除了。共同署名中的这个微妙变化反映了他们关系的本质改变。“通过丢弃自己‘医生’的称号，他们站在了同一高度。”他们的朋友迈克·弗赖曼医生解释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研究的成功更具有可信度。他降低自己抬升了她。这就是他们将要继续前行的条件。”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这本新书出版之前，弗吉尼亚·约翰逊已经对许多改变作好了准备——无论是两人的私人生活还是工作中。《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中可以找到她不安定感觉的线索： 一周工作时间，其中包括两个晚间会议，让两位研究者很难有或者根本没有私人时间。“他的一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她对杂志编辑说。而她慢慢意识到，自己也同样如此。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五章 爱的气息

<small>“我想，为什么某些鲜亮的色彩会惹人欢快，就同为什么某些滋味和气息让人愉悦一样难以解释；但是习惯这个东西与结果息息相关，因为起初让我们感官不愉悦的东西最终也会变得赏心悦目，习惯是遗传的。”</small>

<small class="rig of Man aion iion to Sex)，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small>

如果鸟类和蜜蜂都是这样，那么比尔·马斯特斯和吉尼·约翰逊理所当然地相信，人类在性选择中也会依赖气味。嗅觉在男女互相吸引的过程中肯定扮演了某种隐藏的角色，使感官得意兴奋的甜美气息标志着爱的必然。

在《人类性功能障碍》中强调了关于气味对人类性行为的影响方面“尚未开发的巨大潜能”。性的费洛蒙——莫名其妙地会激发本能行为反应的气味——依旧是科学的未知领域。然而，希望通过这种未开发的欲望物质大赚一笔的食品与香料公司找到了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政府拒绝支持他们，但这些私人公司提供了大量经费来探索性吸引的潜在关系。在莫耐尔化学感官中心(Monell Cer)这个总部位于费城、由食品、饮料、香料、制药等部门支持的非营利性机构的资助下，诊所的内分泌学家琼·鲍曼对女性气味进行了研究。“他们对开发费洛蒙式的香水很感兴趣，换而言之，他们想激发性爱感觉。”她回忆说。

在这项研究中，对比尔和吉尼工作最大的支持者是国际香料香水股份有限公司(Iiona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IFF)及其魅力十足的董事长小亨利·G·沃尔特，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汉克(hank)。他所拥有的巨型全球企业集团为许多产品提供气息和味道，从柠檬味的家具光亮剂到早晨谷类食品巧克力味的可可松饼，应有尽有。其中盈利最多的还是IFF为诸如露华浓、雅诗兰黛这样的香水制造商提供的香料。通过提取吉卜赛蛾的费洛蒙合成的一种性引诱剂，被祖梵用于女士香水以及男士古龙水之中。汉克走遍了全世界，想要寻找适合上市的新味道或香气。“在中国，人们正在研制一种可以帮助入睡的花草。”他又一次注意到，“芳香剂和麻醉剂都作用于大脑的同一个部位。也许我们可以开发出一种和安定(Valium)一样却没有副作用的气味。”他将自己的生意称为“性饥渴产业”。

57岁的汉克·沃尔特浑身上下充满着健康和活力，可以像邮递员小伙一样快速而敏捷地骑着自行车横跨曼哈顿上班。发型考究、皮肤黝黑的他透过一副厚厚的眼镜片注视着这个世界，总是带着一脸过于自信的笑容。《财富》(Fortune)杂志的一名记者后来描述他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与众不同的董事长之一，是那种粗鲁而直率的男人……他的言语很粗俗，全都是性暗示。”在办公室里，他很少穿集团领导人常见的那种灰色法兰绒衣服，而是非传统的红色吊带裤，有时会配以臭鼬或三叶草味道。在伦敦一所奢华俱乐部里与证券分析师沉闷的会面期间，汉克脱掉了自己的衬衫，在身上擦了点IFF的乳液。“我想我唤醒了他们。”后来他眼里闪着光芒说道。1968年帮助创立莫耐尔中心的汉克推论说，女人所发出的费洛蒙是人类鼻子无法轻易感知得到的。他希望能开发一种可以“放大气味信号”或“使气味感受器官更敏锐”的芳香剂。没费多大周折，他就找到比尔·马斯特斯来帮助自己寻找“爱的气息”。数年之间，他就这个话题跟马斯特斯通了好几次信，偶尔也会附上给诊所的支票。汉克提出了好几个值得探索的主意。“如果你觉得这整个想法有些疯狂，请直说，或者你想到了其他更合适的，也请告诉我。”在强力推销他的宏伟蓝图时他对比尔这样说。

他们和汉克一起最成功的合作是在性爱治疗中使用的IFF乳液。在进入卧室之前，夫妻会收到商业广告性质的乳液，由IFF贴上男性或女性的标签。4种气味——花香系列、青苔系列、花香/木质混合系列、“东方”系列——是女性的。男性的芳香则包括薰衣草、现代琥珀、甜香味、柑橘味、新鲜柑橘加木质花香以及强烈香膏香。如果夫妻觉得某一种闻起来让人十分讨厌，他们就会换另一种；他们也可以选择不用任何香味。在100对被研究的夫妻中，许多人都很喜欢这种白色乳液按摩裸身的嗅觉体验，这帮助他们克服了精液或阴道润滑的困难。没有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比尔和吉尼发现乳液涂抹可以作为治疗之前评测治疗难度的精确晴雨表。在80对由于“觉得幼稚、不庄重、没有意义，或者从中无所收获”而拒绝使用乳液的夫妻中，超过3/4的人经过两周治疗并没有缓解他们的性爱问题。在《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中，两位研究者呼吁进行更广泛的嗅觉研究，并肯定地对读者说，这一定会有所收获。

虽然汉克赞同自己的公司对性功能障碍治疗进行捐助，但他一直都急于想要推出面向普通大众的商业产品。他写信给比尔说，想象一下，关于人类女性费洛蒙的研究是否可以找到一种“令人愉快的香味”诱使数百万人喷洒？是否能找到一种给疲倦者的春药、给枯萎老者的年轻泉水、连梵蒂冈都不能反对的具药物效果的排卵检测非处方方法？能否确定标志月经周期里确切排卵日期的费洛蒙？汉克推理说，“女人可以用此作为早期预警，从而通过避免在这相对较短的排卵生育期间发生性交来进行避孕？”确实，如此诱惑的潜在富矿值得IFF及其附属机构偶尔寄来的5000到10000美元免税支票。作为懂行的赞助者，汉克用明确的金钱味道呼唤着比尔的科学好奇心。“我们如何能用最佳方法推进整个研究？”他催促比尔道，“目标很高，方法也不能像药片那样影响人体功能，或者与宗教教育相冲突。最终的产品还要做到价格便宜。”

比尔很重视诊所的这笔财政支持，吉尼却越来越对汉克·沃尔特本人感兴趣。1966年出版了《人类性反应》之后，汉克的员工“通过宣传知道了我们是谁，并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她回忆说，“他们想了解他们所做的开发工作与我们的工作之间有什么相关性。”在汉克的帮助下，吉尼有了一个主意： 通过在皮肤上涂抹乳液作为感知治疗部分爱人之间“交流的方法”。有时，她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雅芳小姐”，谈起汉克设计别致的产品时热情洋溢。“吉尼在感知治疗的同时做了关于气味的研究，有时她似乎对治疗难以集中精神。”20世纪70年代的职员之一马歇尔·希勒医生说，“她会花15分钟讲解这些气味，然后再花15分钟询问他们更喜欢哪一种。”

和诺亚·温斯坦一样，汉克是一个年长但身体依旧强健的成功男士。吉尼在场时，他总是尤为关注，喜笑颜开。比诺亚更英俊且腰缠万贯，汉克许诺说只要她愿意，他可以带她去世界任何地方。但汉克也是一个已婚男人。他的婚姻状况亦令吉尼曾对其追求嗤之以鼻。可是最终汉克还是出现在了吉尼的家庭旅行之中，比如牧场观光的短途旅行，在那儿他们的罗曼史又进了一步，并且讨论了是否应该永久在一起。吉尼说：“不管我去哪儿旅行，他都会和我一起，这就是我们关系发展的原因。他说，‘如果要真正从现在的婚姻中脱离出来，得花费好几百万美元，但我愿意这么做，因为我想要一直和你在一起。’”

尽管《人类性功能障碍》出版之后吉尼开始出名且变得富裕，但她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软弱，因此非常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诱人的提议。汉克的精致魅力、情感及性吸引力不仅给了她爱情的感觉，同时还有逃脱的畅快。经过了精疲力尽的12年之后，她渴望结束与比尔的伴侣关系，放弃这永无止境的科学征程。她非常明白，比尔给了她很多，包括自己的理论被人翻译并且令人惊讶地被医学组织接受的这种满足感。然而在所有的身体与职业亲密中，她与他的个人关系从未有过真爱的温柔。她已经学会了和比尔做爱——起初是作为工作职责一部分的含蓄要求，而最终成为了一种满足自己这个41岁单身母亲个人欲望的方式。她也学会了对他的心情和期望察言观色，注意他近乎所有的需求。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实现了目标——上电视、报纸以及《时代》杂志的封面——她想要放手，想要离开比尔·马斯特斯。“我也许从没有爱过他。”吉尼数年之后反思，“我们俩都真心热爱这种性伴侣关系，也许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

不管生活有多复杂，嫁给汉克可能只是她家庭的需要。在心底里，吉尼对自己不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陪伴他们而感到懊悔。“她在研究实验室里所花费的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置信。”比尔后来写道，“她要么在那儿积极工作，或者就是每周7天外加3个晚上随时待命。同时，在家里她还有两个要照看的小孩子。那些日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她找了好多个保姆和临时照看孩子的人来陪伴斯科特和丽莎。在和汉克的新生活中，她可以再次更名改姓，从此不再受到任何打扰。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婚外情却变得愈发复杂。在一起去纽约出差的过程中，汉克邀请比尔和吉尼到他在曼哈顿和妻子罗莎琳德共住的大公寓做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莎琳德曾在长岛做过战斗机的铆工，估计这就是歌曲《铆工罗斯》的故事来源。

“罗莎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女人，而比尔和我都是汉克的好朋友。”吉尼回忆说，“我们在他们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比尔和罗莎都没有发现吉尼和汉克之间所发生的浪漫史。“她没有猜疑是因为她一直都很信赖我。”听到汉克的妻子谈论自己的婚姻时就像听到莉比谈论比尔一样心里感到些许疙瘩，吉尼说，“在那儿，我的位置很奇怪。他被她深深吸引，而她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可爱女人——我非常喜欢她。但他们就是有点格格不入。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对此我也无法进行修复。我没法让她变成他所要的样子，反过来也一样。”数年之后，当被问及关于吉尼声称自己考虑嫁给汉克一事时，罗莎琳德·沃尔特给了一个直率地回答。“这很有可能。”她说，“她可以加入到这个群体——许多女人都仰慕我的丈夫。”再考虑之后，罗莎琳德表达了沮丧之情，说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并且承认那个时候的自己不是一个聪明人。“我的丈夫是特别聪明且有趣的人。”她说，“由于IFF的生意，他对他们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的确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写到过这方面的东西，读了他们所有的书和文章，并且拜访了他们。除此之外，我都不太清楚。”

回到圣路易斯，绝大多数职员都对吉尼和他们最大赞助者之间的私情一无所知。在这个充满了秘密的诊所，这是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吉尼以为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可能发现了所发生的事，因为他定期处理汉克在诊所的相关研究事务，然而直到数年之后她才真正向他吐露了心声。“在较早的时候，吉尼告诉我她勾引了他。”鲍勃·科罗德尼回忆说，“我想她是在暗示与那相关的一些事。我觉得这让人难以相信，(尽管)他愿意和自己妻子离婚。”虽然风格迥异，科罗德尼还是很喜欢汉克·沃尔特，因为他自信地说自己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男人，并且把自己幻想成有点像式的人物。“在几次一起吃晚饭和喝酒的时候，他很自夸地跟我说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风流韵事。”科罗德尼说，“他相当清楚地表示自己可以吸引周围任何一个女人，当然也明白这是源于自己财富的吸引力。”

比尔一直都蒙在鼓里，直到汉克有一次到圣路易斯的诊所拜访。通常在这些时候，马斯特斯和科罗德尼——有时科罗德尼会叫上吉尼一起——会带着他们来自纽约的赞助人去一个当地的餐馆用餐。然而，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吉尼把自己的孩子扔给了保姆，独自招待了汉克。那个晚上，他和她共度了非常美妙的时光，欢笑着谈论了他们一起周游世界的梦想。这样的夜晚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喜欢和他在一起。回到家之后，吉尼发现比尔打了她一晚上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回到家，保姆记下了一大串他来电话的时间，11： 30、12： 45、1： 50，所有这些都是比尔打来的。”吉尼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不在家，而他知道那个男人在这里，所以他(比尔)把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之后就知道了我们的事。他不是个愚蠢的男人。所以，他开始做出反应。”

第二天到了诊所，比尔质问了她关于汉克的事。她从没见过搭档被自己弄得如此心烦不安过。他的脸上除了气愤之外，更多的是担心。他所有的风度都被抛之千里。“比尔真的很害怕我会嫁给他。”她说，“他被惊吓到了。”

她并不打算隐瞒自己和另外一个男人之间有关系这件事。无论在嫁给汉克这件事上有什么样的疑虑，她都没有显露出来。在这一点上，比尔除了她愿意透露的部分之后，得不到任何其他的信息。她不想被人操纵，或者被人谈论什么样的决定才是对她和孩子最好的。这些年来，他明白她想要再次结婚的想法。比尔自己的行为似乎在暗示，只要他们的工作一直都这么引人注目，只要他们的双重关系一直让人满意且没有暴露，只要有莉比呆在家照看孩子，只要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个名字持续给他们带来收入和名声，她就不会如愿以偿。

“如果你离开，所有的工作就会被毁掉的！”比尔坚持道。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即将失去一切的男人。

比尔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确定吉尼会做什么。他知道汉克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可以提供任何她想要和她所需要的东西的男人。也许比尔是在嫉妒，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培养并提拔的这个“完美女人”正要打算离开他。他并不打算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着他们的伙伴关系就此破碎。确定感到了真实的威胁之后，比尔决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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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六章 背叛

某天放学回家后，16岁的豪伊·马斯特斯发现母亲悲痛欲绝。他从来没有看到她这样过，于是恳求母亲让自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莉比·马斯特斯两眼通红，凝望着儿子哭诉道：“我们要离婚，你的父亲正准备搬出去。”

豪伊环顾四周，注意到家里有序而宁静的氛围里出现了某种不和谐。父亲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他走了，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豪伊回忆道。

到这天为止，年轻的威廉·豪伊都过着理想的生活。豪伊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圣路易斯乡村日间学校上学，他的朋友中还有吉尼的儿子斯科特。他考上了父亲的母校汉密尔顿学院，却没有父亲年轻时那不可抑制的愤怒。他很体贴，说话轻声细语，也很善解人意，在脾气上更加像母亲莉比。但看到自己母亲如此低落，又意识到幸福生活将要瞬间倾塌之时，豪伊也显得怒不可遏。他问母亲在哪里可以找到父亲，母亲拗不过地说出了一个小公寓的地址。

豪伊回忆道：“我记得自己跳上车开到市区，心想着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找到他。要坐在他面前，好好地臭骂他一顿。”

马斯特斯听了好久儿子的责备，对豪伊的咆哮保持了足够的耐心，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这个事实。比尔尽量想要让事态平稳，冷静地与他交谈，就好像在对一位陌生的青春期少年进行心理治疗，而不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比尔陈述了艰难而又无法调解的真相，就如豪伊回忆中提到的，父亲称：“他与我母亲的缘分已尽，这与他是否陷入新的恋情、是否爱上别人，或其他什么原因都无关，他们就这样结束了，也无法挽回。”

比尔没有提及吉尼的名字。他只是与自己尚处青春期的儿子谈了谈为何两个成年人会渐渐在婚姻中分道扬镳。他平静而体贴地诉说着一切。豪伊回忆道：“他谈到了忠诚及其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他毫无保留，也没有打算对我说谎，或是强迫我接受他的说法。”比尔跟儿子说自己考虑和母亲分开已有多年。他并没有攻击莉比或责怪她。他将豪伊当作年轻人一样对待，给予足够的尊重，而没有对他强加任何成年人的傲慢。他既巧妙又努力地让儿子意识到家里的平静似乎就是婚姻中缺少交流的一种体现。

由于职业需要，比尔很少在家。他的存在对儿子来说显得更加重要。豪伊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想要绝对相信自己的父亲。几年后，豪伊回忆自己父亲冷静面对的状况时说道：“事实上，我应该感激父亲的做法，他完全可以轻易摆平一个困惑又愤怒的少年，也能不费吹灰之力离开我悲伤的母亲。那时，我不得不立刻回到家处理这些事情。我的生活改变了，角色也转换了。任何一个孩子当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彻底分裂后会有什么样的情绪？这让人坐立不安。我能感受到父亲想给予的保障和解释，实际上我也得到了。”

伊丽莎白·马斯特斯对比尔的不忠倒是早有体会。这几年，比尔对性研究的无畏精神，他在这个领域享有的认可，甚至那些与弗吉尼亚·约翰逊混在一起的夜晚，都让莉比无比难受。她对所有的迹象都心知肚明，所以也不想再知道更多细节，不想继续比尔在她心中原有的印象。“她深爱比尔，给予最大的尊重。”莉比的朋友、董事会成员约翰的妻子多迪·布罗德黑德说道。也许莉比曾经也希望丈夫能够取消这鲁莽的决定。也许性研究结束后，就能阻断他对吉尼的需求，他又回归为大学的妇产科医生。“她将此看成一个舞台，比尔经过于此，但一切终会过去。”朱迪斯·塞法尔（Judith Seifer）解释道，这位心理医生后来还帮助比尔整理了未发表的回忆录，“因此，如果你装作没有身处其中，那一切就会很快结束。”比尔不停歇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影响到他的婚姻，他几乎没有留什么时间给莉比。“从1954年1月开创诊所，到1971年11月，我一天都没有停止工作。”于是比尔解除了29年的婚姻，并在事后平静地说：“最终，妻子与我都要面对我们关系不复存在的事实。”

莉比的生活完全奉献给了孩子和社区的朋友及邻居。豪伊称：“她彻底将时间给了我们，离婚后也因为我们而有所寄托。”为了不破坏现状，她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让家庭维持运转。她一直照顾着比尔的母亲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直到她1960年去世。她也鼓励比尔与自己的弟弟——堪萨斯的整形科医生弗兰克多联系。55岁的莉比依然保持着身形和活力，尽管发色已经开始变得灰白，但容颜还未衰老。她对圣公会信仰的坚持是真挚的，孩子们也很支持，虽然比尔一直不鼓励她去教堂。豪伊与姐姐的想法一致：“在我们前几年单调的家庭生活中，父亲认为周日应该去打保龄球。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放纵的行为，因为在圣路易斯郊区，每家每户都去教堂，而我们却去打球。”莉比尽管不那么喜欢年轻的吉尼·约翰逊，她更有活力，对满足比尔的野心来说也更为重要，但出于对丈夫需求的理解，她并没有将不快显露出来，不管自己有多么不自在。“吉尼和贝蒂是朋友，”后来成为基金会主席的小伊桑·谢普利的第二任妻子佩吉·谢普利回忆道，“这一直是最让人惊叹的部分。我无法想象与我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成为朋友。第一与第二任妻子之间没有多少感情。但是吉尼却与贝蒂是朋友。”直觉上说，伊丽莎白似乎能够理解与吉尼共享比尔，他设定了她俩的路，并且都在他的庇护之下。“我对她非常了解，我们用特殊的方式互相欣赏，”吉尼多年后谈到莉比时这样说道。“我们完全可以密谋一起反对比尔，但是她不够世故，不想尝试这样的事。”

那些对比尔和吉尼婚外情早有所闻的人觉得莉比的反应很出人意料。科罗德尼承认：“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何比尔会离开莉比。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他们婚姻的过程中是不是漏掉点什么。是不是比尔在某些方面欺骗了她？我完全没有听到比尔对她有什么不满。”工作时，科罗德尼感觉到吉尼羡慕马斯特斯在郊区稳定而又上层的生活方式。“吉尼无疑对那些婚姻稳定、住着好房子、所有事情都很顺利的人极度羡慕。吉尼与莉比生活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在情感上倾向吉尼的人则认为莉比根本不可能让比尔保持忠诚，无论他们结婚的时间有多长。“我无法肯定贝蒂能让比尔获得想要的那种性关系，但他一定可以在吉尼身上找到，”托里·福斯特说道，他在董事会期间对吉尼一直无法信任。“也许这是他与吉尼接近的原因，而同时也导致了与贝蒂的疏远。吉尼非常漂亮，又具有性吸引力，而贝蒂则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姑娘……”

比尔从拉杜的英式都铎风格房子中搬出来后没过多久，便在1970年11月结束了这场婚姻。同时，贝蒂·马斯特斯的朋友们都陪伴在她身边。他们对比尔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也不忘贬低吉尼。不久后，就有人听闻吉尼已经在夏天呆进了马斯特斯的屋子里，而贝蒂则带着孩子去了密歇根。“他直接将弗吉尼亚带进了屋子，公开跟她在一起——我认为这非常无情无义！”多迪·布罗德黑德说道。“贝蒂是个很不错的人，她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她一直那么爱比尔，也坚信比尔同样爱自己。但是弗吉尼亚却完全不一样，她是祸水(cherchez la femme)，潜心计划着逼贝蒂离开。她完全击溃了贝蒂，也害了这些孩子。”

多迪的丈夫也意识到自己的友谊被滥用了。作为一个考虑风险程度的生意人，约翰·布罗德黑德是比尔性研究基金最早的董事会受托人，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和贝蒂的交情。约翰在青年时期就与贝蒂相识，那时候他们两家都在密歇根度假，贝蒂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姑娘，善于社交，又很有感染力”。他对贝蒂能挺过母亲的离世和被父亲遗弃的逆境，并且最终成长为“一个有卓越智慧和活力的人”尤为钦佩。尽管对比尔生育治疗上取得的成功颇为感激，但布罗德黑德见到比尔对待贝蒂如此冷酷仍感到不快，这简直是逼迫自己在他们婚姻问题上选择站队。在做了6年的委托人之后，约翰从生殖生物研究中心辞去了职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原因，但没人在董事会上询问。“比尔与贝蒂分开，我也必须离开董事会，”他如此说道，“我很难在态度上保持中立。如果要说谁对谁错的话，那我们显然站在贝蒂这一边。”

马斯特斯一家，他们在拉杜看似平静的生活再也没有恢复原样。父母离异之后，萨利·马斯特斯，比豪伊稍长一岁的姐姐，去了寄宿学校。她被送到学校去生活是因为父母觉得社区里对诊所的恶言恶语会影响小姑娘的成长。“我们的孩子在社会上受到了排斥，”比尔后来回忆道。他称萨利经常听到其他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不希望你与马斯特斯在一起玩，她父亲是一个色情狂！”多年之后的萨利仍不愿谈起这段经历，而豪伊却记得非常清晰。“把她送出去吧，我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到底会带来什么并不确定，而姐姐如果还住在家里则肯定会陷入很困难的境地，所以去寄宿学校是明智的选择。”萨利回到家发现父亲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比尔总用忸怩又带有迷惑性的说法来弥补自己离开带来的伤害，比如否定是吉尼的介入导致了分手。“在我离婚之后，没有逃到墨西哥去，或是做些类似的事情，”他这样对《大西洋》杂志说，他的离婚判决书这时也刚生效：“但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追女人，从18岁到有点微胖甚至还有些脱发的54岁女人。”

莉比有自己的防御方式，她从来没有怪罪吉尼破坏自己的婚姻。“如果她认为是吉尼的错，完全可以称她为‘第三者’，但她从未这样做。她也完全没有流露嫉妒，”豪伊回忆道，“即使我父亲不愿意走下去，她也可以再坚持下去的。她就是非常忠贞，但这个优点也是她最大的缺陷。”

豪伊在乡村日间学校的最后几年里，马斯特斯位于杜拉郊区的屋子更加安静了。莉比本想继续操持这个家庭，但生活的核心最终还是分裂了。为了不失去联系，豪伊有时会去城里看看父亲。他们经常深谈，但绝不会讨论弗吉尼亚·约翰逊或是比尔内心真正所设想的未来。“我有时会进城与他共进晚餐，在他的新寓所里谈论和抱怨所发生的一切，”豪伊说道，“在离婚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去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一切与圣路易斯再无瓜葛。”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二十七章 婚姻的契约

在一次拜访金赛研究所的过程中，比尔·马斯特斯和自己的老朋友保罗·格布哈特一起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校园散步，聊起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见面之后已过去了12年，格布哈特如今可以轻松地询问那个他私下一直非常好奇的微妙问题。

比尔的妻子知不知道他和吉尼发展到什么地步？

比尔顿时停下了脚步。

“我妻子？”他自信地回答说，“她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她对此非常理解。”

格布哈特曾经见过阿尔弗雷德·金赛的职员深受婚外情困扰，因此他回过身笑道：“好吧，那真是太棒了，比尔。你真是个幸运的男人。”

在离婚前几年，比尔实际一直在平衡两种生活： 与莉比和孩子一起的家庭生活以及与吉尼之间工作和工作之外的关系。比尔的许多假设最后证明都是错的。“他曾经很高兴妻子可以接受他和吉尼的关系，但最后结果并非如此。”格布哈特回忆说。

比尔继续着自己对莉比的虚假，在各种公共场合邀请吉尼，似乎自己是一位仁慈的雇主而不是私密的风流男子。“比尔有他聪明的地方——如果在医院之外将吉尼完全隐藏起来，妻子可能会起疑心，认为有事发生。”鲍勃·科罗德尼解释说，“我怀疑比尔绝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已经看出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在这件事最终触发离婚之前，拥有着双重生活及双重标准的比尔似乎过得相当舒服。即使是在出名之后，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急于想要打破两个女性之间平衡状况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发生的事。”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回忆说，“在和自己妻子离婚转而和弗吉尼亚结婚之前，比尔曾有一度相当出格。那时他几乎已经和弗吉尼亚生活在了一起。”

在拉杜，吉尼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离马斯特斯家一英里多的地方。吉尼的房子很大，也非常私密，屋外有私家游泳池，屋里有环形的铸铁楼梯可以招待来访的名人。有些深夜，比尔会兴奋地留在楼下的房间，而吉尼已经10多岁的孩子斯科特和丽莎则睡在楼上母亲卧室隔壁的房间。“渐渐地，比尔不再只是偶尔在楼下房间过夜的客人。”后来从吉尼那儿买下这栋沙龙屋的科罗德尼说，“过了没多久，他索性直接搬进去与她住在了一起。”有一次，比尔和吉尼出门做巡回演讲的时候，鲍勃和他的妻子南希主动留下过夜，在吉尼家帮忙照看两个孩子。年轻而有些天真的科罗德尼夫妇惊讶地发现屋子里到处都有比尔的东西。“比尔那时还没离婚，但在这里，主人卧室的壁橱里却挂着他的衣服，浴室里还有他的剃须膏和一些其他东西。”鲍勃回忆说，“很清楚，他们20世纪60年代末时住在一起。”

比尔的不忠在汉克·沃尔特出现之前一直都没有受到正儿八经的质疑。吉尼可能嫁给这个想要从他们熟悉的圣路易斯小世界中将其夺走的国际商人，这一点刺激了比尔。比起个人的嫉妒，对于他们这对世界知名搭档的未来，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忧虑。他从未表现出那种受到情敌威胁而不顾一切的情感。关系处于如此关键的时刻，激情却似乎已不在，也没有任何的紧张感。但是只要不失去她，他愿意满足任何要求，即使是放弃自己的家庭。“他知道我最后打算要嫁给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开始极力想要停留在我的生活之中。”吉尼说，“他不愿失去我。而我却没有意识到他从头到尾是多么有控制欲和小聪明。”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吉尼的话。“这是个动人的故事，让她听起来就像是一只纯真的小鸟，不是吗？”多迪·布罗德黑德呵斥道，并给出了她自己的版本，“她独自一人来到圣路易斯，四处碰壁，一心想要得到一些不曾拥有的东西，并为此不择手段。”拉杜区上流社会那些诽谤吉尼的人表示，作为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想要嫁给比尔，从而改善自己岌岌可危的经济地位。基金会原先的律师托里·福斯特断定，“我认为一直以来她都寻思着要嫁给比尔。起初，对于他们的关系我有点天真了。但是很显然她一直都紧盯着他。”即使是吉尼的一些朋友也认为是她在催促比尔离婚。“我认为这是他们继续工作的一个条件，在他看来，如果他不和莉比离婚，他的研究也将随之结束。”对莉比的反应十分惊异的迈克·弗赖曼说，“当谈到离婚时，她(莉比)并没有怎么刁难他，或者在经济上坑他一笔。她尊重比尔娶那个女人的选择和需求。”

无疑，吉尼对比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在她觉得自己被他的要求百般折磨、不得不在诊所长时间工作而缺乏社交的时候。那些不喜欢她的人觉得她得到的远比付出的多得多，而且是她引诱比尔以获得每一次的晋升和机会。评论向来认为吉尼的地位不如马斯特斯医生，她只是一个暴发户式的秘书或者是一个贪婪的离婚女人。然而，在两本畅销书之后，吉尼已经可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离开这里，可以更多地陪伴自己已成少年的两个孩子，可以和一个声称爱她的男人安定下来。如果真的许下婚约，她又可以再次转变自己，再次改名换姓，改变自己的地位。

在出版了《人类性功能障碍》之后，汉克·沃尔特催促吉尼给他一个回复。比尔·马斯特斯也是如此，他很快离开了莉比，搬进了自己简朴的单身公寓，明确表示想娶她。如果汉克的求婚是出于爱情，比尔的似乎是基于商业承诺，抱着赚钱的信念维持他们的事业。最后，就像吉尼自己说的那样，她的决定与个人心愿毫无关系。她本能地知道比尔想要赢得这场小小的竞争，战胜他那位富裕的赞助人。就像他们共同所写的那两本书一样，他从未提过“爱”这个词。

“我本可以不用去在乎是否留下来继续工作。”吉尼承认说，“我所要嫁的那个男人非常富有，但是他期望我为他做的就跟马斯特斯所期望的一样——和他去各地旅行，始终如此。”尽管汉克抛出了诱人的橄榄枝，吉尼却已经厌倦了整天离家住酒店的日子，而且看管自己小孩的感觉也快要消逝。“我最后告诉这个男人我不能嫁给他，叹息着马斯特斯坚持要结婚的事实。”她回忆说，“他明白我为什么会嫁给他，而马斯特斯却从不知道。”比尔再也没有探究过汉克的事。他没想要什么解释，只想确保他俩的伴侣关系安全且完好无损。

尽管比尔的两个孩子也听到了一些恶言，但斯科特和丽莎·约翰逊则更为痛苦，他们一直饱受邻居对母亲闲言闲语的伤害。吉尼的名声让人有了反复咀嚼的素材。在《家庭妇女杂志》上，吉尼说起自己的女儿在性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个更宽阔的看法。就像这本数百万的读者所看到的，“作为少女母亲的约翰逊太太想要宽慰其他父母说，不施加压抑的性恐惧，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鼓励自己12岁大小的女儿随便和各种陌生人同居。”在拉杜，这种教导并不为人接受。吉尼信赖的一位前诊所职员朱恩·多布斯·巴茨解释说：“人们似乎都在谴责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私生活。由于双重标准，没有证书的吉尼总是遭人斜眼。在比尔这边，运营妇产科诊所似乎令他更受欢迎——有点专业医生迎娶社会名媛的感觉——由于那些围绕着的光环，他并没有多少负面的评价。但是在吉尼那边，她的两个孩子遭受了许多排挤。”另一个朋友佩吉·谢普利也认为吉尼的孩子“生活在阴霾之下，那一定是件痛苦的事。他们(吉尼的孩子们)因此而承受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因为她做这些(性爱研究)而对她很恼火，但她需要赚钱。”

比尔争辩说她的离开会毁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经济利益方面。他们第二本书的成功带来了新一波的大众认可、丰厚版税以及巨额演讲费，并且基于吉尼发明的感知技术，开创了利润相当可观的性爱治疗新领域。她理应为第二本书感到自豪，这种感觉远比第一本多得多。他们现在赚的钱足以让所有人都羡慕，即使是一直都珍视自己自由的骄傲女人也不例外。如果嫁给一个像汉克·沃尔特这样的有钱人，吉尼仍旧摆脱不了依附某个男人的命运。而眼前这些却是她自己挣得的，正当且绝对合理。第三本书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只要他们的联盟能继续维持下去，比尔几乎会满足吉尼的一切要求。“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和他在一起，但是当你一年可以赚20万美元甚至更多时，你就不会离开了。”她争论道，好似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一样，“是我造就了这一切，这就是对我的回馈。”

对于吉尼来说，嫁给比尔也合情合理。“我想在社区里可以摆正自己的身份了。”她承认道，“一直以来，社会对我们的关系都表示反对。我想如果我们结婚了，那可能会抹去一些这样的负面反应。这是我能记得的做出这个选择的唯一合理理由，对孩子们过上正常的生活也有好处。”也许在孩子骚乱的青少年期间，比尔可以给予她帮助，掌控她的家庭生活。通过成为新的“马斯特斯太太”，除了缥缈的乐队领队乔治·约翰逊，那个偶尔前来探望的前夫，她可以给自己孩子的人生带来另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和比尔·马斯特斯一同从走廊里下来，也许她就可以终止那些悄声的揣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声名狼藉，出于对孩子的考虑，我觉得那样做也许可以平息所有的流言蜚语。”她解释说，“我知道自己不想嫁给他。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过紧凑。我曾竭尽全力想要做一个和孩子亲近的母亲，但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放弃了，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任何其他事情。”

1971年1月7日，比尔和吉尼在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的一个朋友家举办了简短的仪式，正式结为夫妻。数年以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关于人类性爱的观点一直出现在美国报纸的头版以及电视荧幕上。这两个著名研究者的婚礼必然又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在原计划中，吉尼并不希望这个私人的时刻被曝光。“我不想在新闻头版上结婚。”她坚持道，“我讨厌这样。”比尔爽快地同意了。他提醒她说，自己有个做妇产科医生的朋友正巧是费耶特维尔当地的普救牧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他们决定驱车350英里南下阿肯色州，到那儿的地方法院领取结婚证书。比尔去法院办事员办公室完成必要的文书工作，吉尼则留在了车内。在那里，一个旧金山的新闻记者认出了马斯特斯，他由于经常在媒体上曝光而显得格外容易辨认。这位记者核实了他们的结婚证书并打电话给新闻编辑部说有一个惊天消息。不久之后，用吉尼回忆时的话来说，“我们在那份旧金山报纸的头版上结婚了。”

美国媒体把他们的婚礼视为声名远播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英勇事迹的完美结局。尽管有些作者注解说这场仪式标志着比尔的第二次婚姻，对于吉尼来说则是第三次戴上婚戒，但所有信息都向大众描绘了一种爱情的成功。比尔和吉尼，特别是吉尼，扮演着他们设定的角色。“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焦躁不安——我知道让自己变得完整需要些什么。”吉尼夸张地对不屈不挠的新闻报纸《华盛顿邮报》说道，“我唯一后悔的是我们没有早些认识彼此。”

回到圣路易斯，他们的婚姻并没让大家感到惊讶，尽管好朋友们对他们的简短解释都不予理会。吉尼作为家庭破坏者的描述听上去并不真实，同样，“作为医生的比尔在中年危机之下被她的魅力迷惑了双眼”的说法也没有多大的可信度。在他们结合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本质。结婚之前，即使是像托里·福斯特这样对吉尼非常尖锐的批判者也没有察觉他们之间有任何激情。“我认为这只是一场生意上的联姻。”不再担任诊所代表律师、但依旧在基金会担任董事成员的福斯特说，“我不觉得他们真的有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和交心。这更像是一份契约。”

在诊所，吉尼已经名义上获得了平等，但和比尔结婚彻底确立了她恒久的地位。曾经在董事会议上很少说话，或者和员工们一同附和比尔评论的她，如今自由地表达着自己作为共同主管的意见。“我想她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事了。”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回忆说，他是帮忙安排就诊病人的一位职员。和比尔及其他性爱男顾问一起工作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说吉尼会为那些跟她一样的离异母亲提供意见。婚后改名为莎莉·泰勒的她说：“我记得她曾说过，‘婚戒戴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它。’我的感觉是他们结婚之后，让她感觉更加稳定和踏实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多少爱，还是说那只是一种让人舒服的工作关系。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重视爱情与工作之间差异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的伴侣关系几近崩溃，但是比尔最终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真正的家——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将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吉尼后来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嫁给马斯特斯，是为了保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身份。”甚至他们偶尔的性生活也不是其中的理由。当被问及两人之间的性生活状况时，她回答说：“嫁给他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满足。”无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激情，如今也似乎都一切归于平淡。婚礼之后不久，比尔对一位记者讲述了漫长的一天之后两人在床上拥抱时的简单快乐。就像吉尼说的：“认为只有阴茎进入阴道才算是性爱，这样的观念绝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以帮助美国人拯救婚姻而闻名的比尔·马斯特斯却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他把与自己共同生活了29年之久的妻子莉比独自留在了拉杜的老房子里，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也纷纷离去。比尔几乎没有露出一丝的懊悔，好像科学使命让他的行为有了正当理由一样。“比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鲍勃·科罗德尼说，“他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更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几乎能肯定的是，他根本不爱吉尼。比尔私生活中关于爱的概念也许是他对孩子的某些情感，但这根本不是占据他内心大部分的东西。”对于那些询问的人，比尔喜欢表现出一种执拗的形象，系好领结，用简洁而严厉的话语谈论自己。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位好父亲，在丈夫这方面也不太称职。吉尼想要融入当地社交生活的渴望也遭到了比尔的蔑视，他更喜欢工作到深夜，或者周末独自呆在家里看电视。因为莉比的事，拉杜以及城郊俱乐部的那些老朋友将他从他们的邀请名单上除了名。“我就是个混蛋。”他承认说，“我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以前不善于，以后也不会。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没有很多朋友。我也没有吸引人的那种性格。”吉尼只能表示同意。她解释说：“比尔不愿意和人打交道，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恶意。”

对于比尔来说，和吉尼之间的婚姻契约多少是一种妥协，在吉尼看来也是如此。数年之后，前同事朱迪斯·塞法尔好奇为什么两位研究者不在一开始就结婚。比尔冷淡的回答让她至今难忘。

朱迪斯问：“你结婚之后，是什么时候发现其中出了问题？”

“走红地毯的时候。”他直率地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这样做最方便。”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神秘的性爱进行解释之后，整个世界开始转变，也开始能够更好地用爱的语言进行交流。但是当被问及真爱究竟是什么时，比尔·马斯特斯承认自己对此毫无头绪。

“我亲爱的姑娘，我没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面对提出这一永恒问题的女记者，他说道，“我不知道爱究竟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

<small>“在通过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性爱革命赢得‘解放’的年代里，美国女性得以享有与日俱增的性高潮权利。其中，最能充分享受性爱的是那些接受过教育、积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女性。”</small>

<small class="rigique)，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small>

在桃瑞丝·麦基惊人的婚礼派对上，朋友和同事们都保持着沉默，等待贵宾的到来。这个温和的十月天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工作的女人几乎全部都前来恭贺麦基，她是位友善而尽责的秘书，平时负责保管团队在每一次治疗时所留下的录音带。新来的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自己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家里举办了这场游泳池边的派对，并且邀请了诊所里所有的女性职员，包括她们的老板弗吉尼亚·约翰逊。

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女职员们站在了这场迅猛发展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前沿。女权主义者信奉着她们改革性爱的新发现。在这样一个男权文化背景中，她们宣告，女人和男人完全一样，都是有性欲的，并且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电视、报纸、杂志，所有媒体都在赞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领的社会变革，他们将性爱革命带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桃瑞丝和自己的未婚夫走进院子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鼓掌、举杯庆祝。她未来的丈夫霍华德至今还记得当时欢快的气氛，以及那些像是单身派对才有的挑逗玩笑，特别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人造物品。“在自助餐桌上放了一束漂亮的鲜花。”霍华德回忆说，“在花束的中间插了一根基金会研究女性高潮时所用的那种带有摄像头的塑料阳具！”

对于每一个熟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人来说，这个机械人造阴茎一直拥有着图腾一般的特质。这个研究者所称的“人造性交装备”是团队在性爱研究中最为惊人的发明之一。虽然保守派表达过他们的惊骇，担心这样的发明会被用于定义和玷污人类的性行为，导致女权主义者提出更令人惊恐的观点——性满足与男人无关。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两本书中所作的预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精心解释了女人在性方面的细节，不料却让‘异性恋是先天的，通过阴茎性交可以得到充分满足’这样的普遍理解陷入了困惑。”文化史学家简·格哈德在2000年评论说，“就和在他们之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一样，他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不依赖于异性性交的女性性行为。”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个机械装置——带有一个绝不会因为不应期而衰减的电动马达——象征着与男性相比，女人在性爱中的至高无上。关于阴蒂的科学发现——揭穿了弗洛伊德学派所虚构的，“成熟的”阴道高潮来自和男人性交，而不是独自使用振动按摩器进行的各种自慰这一说法——意味着女人不再需要男人。“女人常常对自己的高潮经历感到不满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人类性反应》一书中判定说。

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些揭露弗洛伊德金科玉律的解剖发现，女权主义者尤为高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和《圣经》都是错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数年之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讥讽道。事实上，美国女权主义的新《圣经》，由斯泰纳姆共同主编的《女士》(Ms.)杂志有着一句办公室标语，上面写道： 晚上10点了——你知道自己的阴蒂在哪儿吗？(It’s 10 o’clock at nigoris is?)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辞很快就在女权运动政治及社会说辞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安妮·科戴(Anne Koedt)在1968年那篇影响巨大的论文《阴道高潮的秘密》中赞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他们有效地重新定义了当代社会女性性事的意义。“阴蒂高潮作为事实被公认之后将威胁到异性结合的规则。”科戴断言道，“因为这意味着从男人或者女人那儿都可以得到性快感，因此和异性性交不再是必须，而只是一个选择而已。这就打开了关于人类性关系的整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男女角色体系的界限。”杰曼·格里尔、凯特·米利特、第格蕾丝·阿特金森以及丽塔·梅·布朗等女权主义者探寻新的性爱模式以及社会秩序的作品重复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他们争辩道，阴蒂是两性中唯一生来就是为追寻快乐的器官。精神病学家玛丽·简·谢菲提议，女人可以拥有多重高潮的能力已经证实，这应该引起人们对男人所设定的文化界限进行反思。异性恋的“狮子”咆哮着他们的不满。在1971年版的《性的俘虏》(the Prisoner of Sex)一书中，诺曼·梅勒对于“在塑料阴茎、实验室里的人造阳具(原文如此)以及振动按摩器之下女人普遍存在的丰富高潮”非常愤怒。与此同时，有些女权主义者表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开拓边界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就如格里尔抱怨的那样：“没有理由让我相信，那些接上电极探头的中产阶级美国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全部。”

在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改革。像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作品表达了对女人受困于城郊家庭生活的愤怒。诸如国家妇女组织(National anization for omen，NO)等团体将诉求化为了行动。同工同酬、针对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强硬法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攀登职业生涯阶梯的权利——即使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失败了——都是她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避孕药片重新定义了“婴儿潮”一代的性爱生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爱，而不用考虑怀孕问题。婚姻也不再是先决条件。科学和性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两性关系中公正且讲求事实依据的仲裁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启发着女性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由于对女性性事的新理解而得到了很高声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为女人活出自己这个全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科学原理。”芭芭拉·埃伦赖希、伊丽莎白·赫斯、格洛丽亚·雅各布斯10年之后评论道。在评价女权运动的主要影响时，她们说：“1966年出版的《人类性反应》成为了主要的思想宣言之一。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意识的广泛流传是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但是性爱‘革命’的提出意味着一种超越礼仪、习俗从而涉及更根本的权利关系的改变。”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让女性有了基于医学做出选择的现实智慧。斯坦福的文化史学家保罗·罗宾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结说，如果说弗洛伊德、金赛以及艾利斯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呈现了人类性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则是所有顶级性爱研究者中“始终如一地主张男女平等的思考者”。他评论说，作为一对在中西部进行写作的中年夫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文字和私生活里直率地表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在他们的治疗策略上映射出一种“性爱平等的典范”。

女权主义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支持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马斯特斯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十分复杂，他依旧自视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从不主张放荡淫乱。他出于医学目的而撰写的教科书主要关注那些深陷于无知愚昧及功能障碍之中的已婚夫妇。在针对流产这一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中——即使在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ade)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他依旧谨慎地保持着不可知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生怕被卷入其中。需要流产的孕妇都找约翰逊帮忙，她会把她们转诊给一些愿意做这项手术的医生。马斯特斯仍旧用非常传统的观点看待女性。他期望女人遵从他，就像母亲和妻子莉比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约翰逊进步而具有远见的贡献只有在马斯特斯允许的尺度之内才能发生。在启动他们性爱研究时，他当然没有打算要找一个支持巴纳德或伯克利那种女权主义叛逆思想的女搭档。“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马斯特斯后来承认道。他们书中医生般的语气——支持女性施展她们真正的性本领，而不是一味地遵从父母或宗教权威的压抑指令——是源于病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悲剧。马斯特斯被所见所闻惊呆了，而约翰逊将他的反应化作了言语。无论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他探寻医学答案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于他们著作广泛的公众反应也让弗吉尼亚·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她签约做了《红皮书月刊》(Redbook)的专栏作家，收入可观。她同时还为《花花公子》大批的男性读者提供着关于女性性反应能量的忠告：“高潮可以源于脖子、足底或者手掌心。”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专心自己的写作任务，减少了诊所的看诊量。爆棚的收入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华生活。她从自己原来沙龙屋的寓所搬了出来，和马斯特斯一起住进了拉杜区沃森南路一幢更大的房子。

成为马斯特斯平等的搭档之后，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女性的典范，性爱新自由响亮而有力的女发言人。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及其合作作者写道的，约翰逊“是一个特别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和马斯特斯合写的那些书只是在“偶然之下”成为了女权主义的经典。他们为这个等待新信息的社会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潘多拉魔盒。埃伦赖希说：“在绝大多数标准之下，他们的著作是客观且可敬的科学发现的主体，其中许多案例是对于性爱全新的女权主义解释。”

让人惊讶的是，当女权主义者邀请约翰逊出席那些促进女性问题的集会或公益活动时，她坚定地予以了回绝。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前，女权主义个别极端派系已经出现了反对男性的模糊言论，其中凯瑟琳·A·麦金农对色情文学及其暴力本性进行了谴责，安德里亚·德沃金则把异性性交比作强奸。然而，这些对于约翰逊来说都无关紧要。她从来没有过要高举抗议标语或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共处同一政治阵营的想法。约翰逊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和这些女士一起游行示威。”她甚至拒绝了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邀请，没去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从戈尔登时期开始，约翰逊就从没有向生活要求过什么，尽管她一直以来都在打拼。她是第一批完全依靠自己寻找工作并请人在外出工作时帮忙照看孩子的女人。尽管是研究工作中女权主义情感背后的驱动力量，但约翰逊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女人需要站起来，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如今她这样宣扬道。无论卧室内外，她们都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没有高潮，”她强调，“这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

弗吉尼亚·E·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类性爱专家，这让那些记得她是办公室秘书的人彻底惊呆了。她成为了世界知名诊所——后来改名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共同主管，引领了一种让数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得以重燃希望的治疗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她搭档的男治疗师都对她的能力感到惊讶。“她拥有成为老板的所有先决条件。”精神病学家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我对她感到非常敬畏。”同时，劳里的妻子也是诊所员工之一。年轻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非常钦佩约翰逊的权威风度，并且在办公室里总是模仿她保守的穿衣风格。“回忆那些时候，很多女人都穿连衣裙，而她却穿宽松长裤，有点像凯瑟琳·赫本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最与众不同、最不可思议的女人。那个时候，她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女人都更了解性的特质。但是她并没有变得‘温暖而模糊’。她总是保持着专业的样子。”

当治疗成为临床活动的核心并带来了大量收入之后，比尔·马斯特斯越来越听从约翰逊了。作为一名终生都对这门“自然科学”深感兴趣的医学研究者，马斯特斯从来都没打算成为全职治疗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将自己逼入了死角。他屡次没能从政府或个人那儿弄到足够的资金，以继续自己关于人类性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或者说它们至少不是按着他所想的那样进行。10年之前，他从医学院离职——在那儿他曾经是妇产科系里仅次于好友维拉德·艾伦的人物——抹灭了所有以自己名义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妇产科，不再是一流的外科医生。他不停地回顾他们性爱研究中同性恋病人的那部分数据，立志要出版第三本重要著作，然而这一张巨额版税支票似乎依旧有数年之遥。

如今60岁的马斯特斯每天都会在诊所露面，他不再是往年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少了很多威严，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同事们都敬重他的坚持与稳定，当然这是在与约翰逊模糊的反应和变幻莫测的心情作对比的前提下。“他非常支持自己的员工。”罗斯·博亚尔斯基回忆说，“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他会不惜一切时间直到将其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比尔决定要改变自身的一处缺陷，因为许多病人觉得很受影响。他去看了一位外科医生，想要纠正自己的斜视问题——儿时败血症发作之后留下的让人奇怪的眼神聚焦。手术之后，成年的马斯特斯第一次可以直视对方，并且对着镜头而不是影子做出微笑。在诊所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变化。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吉尼之下，就好像这是他们婚约的一部分。约翰逊的意见成为了主导。“后来几年里，比尔并不像她那样感兴趣。”他们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回忆说，“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这有点像‘我已经按我的目的做了要做的那部分，现在换你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然而，约翰逊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安排各种露面、在家写书，以及更多地陪伴已到少年的孩子——令她常常几天不在诊所出现。她的行程表时刻都在变。员工午餐时间的病例讨论会，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经常不在。这让她偶尔的突然露面变成了让所有员工吃惊的事。“她绝对是王座背后的掌权者。”马克斯·菲茨杰拉德解释说，“很显然很多事都是由她做决定，或者推迟到她回来再说，虽然我们不经常看到她本人。她就是权利代表。”

在诊所里，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最具分歧的意见来自女同事当中。虽然一些像巴尔托克这样的年轻员工尊她为模范，但约翰逊身边更近的人则承认自己内心是矛盾的——就像办公室经理旺达·鲍恩所描述的，“对于弗吉尼亚·E·约翰逊，可能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在外面，人们都说她是一个温暖且友好的人，特别是他们一起做讲座的时候。”夫妻两人都与比尔和吉尼有交情的全职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回忆说，“她给人的印象更活泼一些，而他可以说相当冷酷。但是当你了解他们之后，就发觉大不相同了。我一直觉得跟比尔之间的关系更近一些。”

资格更老一些的女员工，特别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都认为约翰逊既冷漠又很有戒备心。“我一直有种感觉，她和我在一起时并不舒服，因为我有学位而她没有。”受人尊敬且拥有医学学位的佩吉·希勒说。其他一些人觉得，吉尼在她新一段的婚姻中看起来很寂寞，她想要和人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交朋友。“我和她相处并不愉快，因为我觉得她不够真诚。”来自纽约、在研究所进修过两个月的治疗师达格玛·奥康纳回忆说。奥康纳更希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起出现。“她过于深陷在卖花女这样的情景之中，以至于完全丢失了自己。”奥康纳说。她也引用了这个经常被用在没有证书就得到提升的约翰逊身上的典故。奥康纳在圣路易斯逗留期间，约翰逊邀请她一起去当地一家商场购物，并心直口快地自言自语着自己脑子里冒出的事情。在约翰逊看来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行为——逃离诊所幽闭的氛围——但对于奥康纳来说有点过头了。约翰逊一开始谈论她整理壁橱时是如何放松，然后又谈起了经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的性生活。“他们一直都说这没什么两样……但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她叹息道，就好像在传授自己的一些个人心得，并认为这对年轻女人而言是金玉良言。奥康纳则并不领会这些友好的旁白。不久她就申请调到另外一名女治疗师那儿继续进修，因为她觉得在约翰逊那儿学不到任何东西。“对于她的性高潮或者童年经历，我真的不感兴趣。”

当美国的女权运动全面爆发、女人在职场的角色彻底改变的时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的女职员们感到自己仍旧忍受着不平等的待遇。经过一次长时间的私下谈话之后，女员工们决定向弗吉尼亚·约翰逊提出上诉。但是，约翰逊经常呆在拉杜郊区的家中，员工们需要一位传话者去转达她们的心愿。罗斯·博亚尔斯基被选中了。“没有其他人愿意去那儿和她说话。”她回忆说。也许他们觉得博亚尔斯基——她和约翰逊年龄最接近，而且丈夫也是一位医生——是看上去最合适、最不可能被打发的人选。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约翰逊邀请博亚尔斯基去她家后院聊天。她在门口和蔼地迎接她，并邀请她一起游泳。因为能和一个熟悉的人共享悠闲时光，在家里抛开一切心中的琐事，约翰逊显得十分感激。而博亚尔斯基脑子里却一心想着诊所那些女人关于不公正待遇的问题。“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博亚尔斯基说，“我一直在尝试提出这件事，如果她能够对诊所的女员工更加支持一点的话，那这事会更容易一些。”博亚尔斯基说明了其他女同事如何被男治疗师欺压的情况，而这种情绪会妨碍病人的治疗进展。毕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疗法是建立在两性分享交流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方都应与另一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我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博亚尔斯基解释道，“我们希望吉尼可以站出来给予一定的拥护。当然，诊所里有4个女人加吉尼，以及4个男人加马斯特斯。我们都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无用的尝试。”经常和约翰逊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马歇尔·希勒表示博亚尔斯基被人误导了，至少从策略上来说是这样。“如果那里真的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应该明白不能去找吉尼。”他说，“我不认为吉尼会就那样一件事与比尔对抗。”希勒说博亚尔斯基以及其他女同事如果邀请马斯特斯来讨论这个事件的话会更有效一些，因为从来就是他在决定约翰逊或者其他女性在诊所可以得到多少机会。

回顾往事，博亚尔斯基说，她们短暂的女权运动缺乏指挥。“(吉尼)一点也不同情其他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在向她提这事时自己表现得非常差劲。”她们在游泳池旁的对话也对博亚尔斯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在后来的员工会议上，就博亚尔斯基想要尝试研究心理抑郁在性功能障碍中的作用这件事，两人恶言相向。当她提及自己的想法时，约翰逊立马就提出了反对。

“研究是我要做的工作，不是你。”她告诫道。博亚尔斯基想要为自己辩护，却完全没有用。他们从未讨论过博亚尔斯基是否可以筹集所需要的经费，或者她的提议是否与研究所的整体研究计划相符合。所有这些细节似乎都不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博亚尔斯基冒犯了约翰逊。一直都对博亚尔斯基给予帮助的比尔·马斯特斯此时就坐在会议桌边，但他却一言不发。

“那个时候我彻底惊呆了，但是我应该预见到结果会是如此。”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诊所的博亚尔斯基说道，“我本该想到她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我拥有学位，而她没有。因为我受过训练，而她没有。我实在没法告诉你为什么她会觉得受到威胁。后来我没有继续在那儿呆太久，所以还没来得及找出答案。”

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了西娅·劳里身上。在丈夫托马斯·劳里作为治疗师加入诊所的时候，她也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接待员。有一天，她和吉尼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托马斯·劳里回忆说：“她们简直是在展开尖叫比赛。”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担任一家小型精神病医院主管的他对于这次吵架感到非常悲痛。在1973年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这份工作。

在妻子和吉尼吵架之后，劳里急忙赶过来询问两人之间究竟说了些什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用磁带记录下了所有的事，我可以从中听到她们之间的对话。”他回忆说，“西娅说，‘怎么回事，你似乎因为我挑战了你的权威而生气了？’而吉尼大声嚷嚷道，‘你说挑战了我的权威是什么意思？’如此等等。大约一天之后，我询问办公室经理旺达是否可以再听一次磁带的内容，可她回答说，‘根本没有那样的磁带。’”不久，托马斯·劳里为期一年的进修结束了。他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被聘请继续在那儿工作下去。劳里心里很肯定，妻子与约翰逊之间的那次争吵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很不幸，西娅常常都直言不讳，即使在需要委婉时——我想她真的用错误的方式惹怒了吉尼。”不久之后就和妻子离了婚的劳里叙述道。托马斯和西娅·劳里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得到了教训：“如果你恭敬地听话且不冒犯她，那就会相安无事，因为那儿只能有一个人是老板。”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二十九章 性交易

曾经免费赠送的东西，如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索取高昂的费用。在差不多相当于1972年时美国家庭平均收入1/3水平的3000美元总价之下，夫妻们蜂拥而至，纷纷来到他们的诊所。在一张列着400个名字的名单中，他们要等上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按马斯特斯的喜好被称为“性学”产业的这一新兴领域突然就兴旺了起来。出于对性功能障碍患者恢复情况的大肆宣传，似乎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富有的客户住在市区最奢华的查斯公园广场酒店(Chase Park Plaza)，就在距离诊所几步路的地方，他们执行着诊所布置的“家庭作业”。有些因重返活力而心存感激的夫妻带着他们在性交过程中用拍立得拍下的照片回到诊所，分享他们的成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相信他们的话。”马斯特斯嘲弄道。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员工可以提供由吉尼像美杜莎一般的理解力发展而出的复杂疗法，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也由此改变了整个医学界对性爱的理解。“和其他医生不一样，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女治疗师之一萨利·舒马赫回忆说，“她创造了许多观念，特别是在支持女性想法这方面，比如性爱是你用来分享的一件事，而不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给与。”比尔和吉尼努力地与他们的门诊量保持同步，但每一组男女治疗团队却只能处理几个病例。尽管治疗措施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两人运作性爱门诊的模式缺乏经济增长空间。“这有点像夫妻经验的模式，让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都切实地感到惊喜。”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名员工瑞亚·多恩布什回忆说。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义务去传授治疗方法，特别是那些拥有心理学医学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结束，而更多的是一种开始。”舒马赫解释说。在需求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小团队能力范围的情况下，许多治疗师迅速复制了他们的成功方法。在曼哈顿的康奈尔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海伦·辛格·卡普兰医生在弗洛伊德与马斯特斯及约翰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在1974年出版的《新性爱疗法》(therapy)一书中，卡普兰向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致以了敬意，并将他们排在阿尔弗雷德·金赛之前。“或许在结束这漫长的人类性爱‘黑暗时期’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拓性的研究。”卡普兰宣称，“他们不朽的努力终于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人类性反应相关生理的基础数据……在治疗性功能障碍方面，创造了发展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可能性。”

并非每一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追随者都是用功或优秀的。有些治疗师在来过几天之后就声称自己在这儿进修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称为“研究员”的项目也加剧了这一混乱现象。)还有一些人在自己读了他们的教科书之后就自称为性爱治疗师。“1970年，比尔和吉尼是非常特别的精英先锋——在这一领域可能只有两三个人被认为是专业的。”罗伯特·科罗德尼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全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性爱治疗项目。”全国将近有5000个治疗项目提供着不同版本的马斯特斯和吉尼治疗法，而只有不到50位治疗师真正在圣路易斯进行过培训。“总体而言，大多数自称为性爱治疗的方法可能都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对个体有害的。”马斯特斯控诉道。

很快，他们小心谨慎的医学方法变质为一个庞大的没有标准的性治疗产业。作为对这不良趋势的反击，科罗德尼建议在全国各地开设特许经营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他提出，如果扩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项目，他们就可以为这一领域设立标准，并为他们想要做的进一步生物学研究提供资金。收入将远远多于他们的想象。“我这么想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其中的机遇，而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在全国各地开展性爱治疗的其他人很快就会先下手为强，从而占据整个市场。”但是马斯特斯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生产线。”他坚持道。约翰逊对特许经营的看法更是平淡。她满足于已经进入口袋的金钱，觉得他们两人都不太擅长这样的生意。她赞同自己的丈夫，认为他们应该坚守自己的诊所，不要尝试去运营其他。“无论你进行多少培训，作为治疗师，毕竟应该做他们想要做的，不值得去搞别的东西。”她解释说。即使是那些赞同科罗德尼雄伟计划的人也知道，这不适合比尔和吉尼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使命感。“特许经营的主意不会奏效的。”罗斯·博亚尔斯基评论说，“他们已经教育了很多人。这些人出去后发展起了自己的生意。等到鲍勃·科罗德尼想到进行特许经营，已经为时已晚。”

治疗富有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亚瑟·莱维恩及其妻子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共同治疗师萨利·舒马赫和理查德·施皮茨。通常，比尔和吉尼会亲自负责莱维恩的病例，因为他们是诊所的捐款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已经名声大噪(“至少像宝洁公司或者金边臣香烟一样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科学作家艾伯特·罗森菲尔德曾如此评论说)，积压的日程表以及大批涌来的新病人让他们不得不把莱维恩分配给自己信任的助手。然而，他们不知道舒马赫和施皮茨都有离开的打算。施皮茨私下里跟其他同事说过跳槽以及自己开诊所的事。“狄克曾打算拉上梅(比格斯，另一名女治疗师)和我一起离开，在街的另一头开一家我们自己的诊所。他显然低估了我的忠心。”科罗德尼回忆说。比施皮茨更为优秀的舒马赫则打算很快就离开，尽管她并不确定具体时间。

拥有5个孩子的已婚妇女舒马赫和自己在附近路德教会学校当教师的丈夫阿尔·舒马赫住在圣路易斯郊区。“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我结过婚并拥有自己孩子这件事很感兴趣。”她回忆说，“他们喜欢那些拥有安定家庭生活的人。”她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所师范学院获得了本科学位，30多岁的时候决定重返学校，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通过马斯特斯的讲座，她了解到了临床工作，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入了他们。和其他员工一样，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性教育。作为对其忠心的褒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两本主要著作中都提及了舒马赫的名字——她是唯一一位享此特殊待遇的职员。

亚瑟·莱维恩是唯一可以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轻松打造高楼大厦的人，是奥林匹克大厦(Olympic tootle Onassis，当时已迎娶了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一起建造了一幢52层楼之高的摩天大楼，令一旁的哥特式建筑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顿时变得渺小起来。莱维恩的丰厚财产——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建设购物中心——令他毫不犹豫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捐赠了10万美元。“心怀感激的病人是金钱的最好来源。”诊所第一任律师，对马斯特斯如何促使赞助人掏腰包这件事记忆犹新的托里·福斯特解释说。但在莱维恩夫妇这个病例中，比尔和吉尼没能亲自接待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怠慢。“对于没有被分配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一点，他们真的感到非常恼火。”后来和舒马赫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雪莉·祖斯曼回忆说，“他们就是那些习惯了‘最好的东西’的有钱夫妻。他们不知道萨利可能是最优秀的，或者至少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样出色。”莱维恩夫妇后来惊讶地发现舒马赫的治疗格外有效，于是亚瑟·莱维恩决定再做一件事： 他联系了长岛犹太医学中心(Long Island Jewiser)，还为坐落于自己家附近的新性爱治疗中心提供了一笔1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舒马赫成为了这个中心的新主管。“我当时正在找工作，于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个机会。”她解释说，“很少有人了解这个(性爱治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大家都想开诊所。”

然而，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这一切时，他们火冒三丈，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合伦理的事。“她真没有一点忠心。”约翰逊后来发怒道。虽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承认她的离职，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不过，两人似乎忘了自己矛盾的反应。毕竟，他们曾公开宣称要义务培养他人，所以同事将他们治疗的新方法宣扬出去又有何不可呢？毋庸置疑，她的辞职掺杂着部分亚瑟·莱维恩慷慨捐款的原因。舒马赫坚持说她从未做过任何不合适的事以获取莱维恩的回报。“我猜他们不太高兴看到别人独立门户，但是他们从未直接说明这一点。”关于她的离开，员工们没有被告知其中的原因。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孤立氛围——房间都装有连接着录音机的开放式麦克风，病人的隐私和秘密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变得愈加严重。名人或富人客户不再被分配给除了比尔和吉尼的其他人。想要在外开展业务的治疗师必须首先得到他们的批准。当员工中唯一一位非裔美国治疗师朱恩·多布斯·巴茨想要为《黑檀》月刊(Ebony)写一篇文章时，遇到了无数的障碍。“(稿费)是1000美元。我问，‘是否得把这笔钱上交呢？’然后他们说，‘请你把这笔钱交给我们。’”巴茨回忆道，“他们对待这件事就和对待萨利·舒马赫的那100万一样严肃。”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想要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全世界的憧憬如今似乎渐渐地被离弃他们的员工以及那些无耻偷窃他们技术以谋取利益的陌生人破坏了。连骗子和无赖都将自己残缺的服务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标准。“这一领域积聚了多少的垃圾和没有诚信的家伙啊！”约翰逊在媒体面前谴责道，“真正知道自己所做所言的人加起来还不到一打。”结果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原本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帮助在医院及大学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护士以及治疗师开展性爱治疗门诊。“通往山顶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建立的大本营出发而来的，在这个节奏加快的时代里，他们已经将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疗法转变成了性爱治疗。”《科学》杂志(Sce)声明说。但是如果比尔和吉尼希望能有一群忠实的门徒，那很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几乎没有追随者。”马斯特斯在1975年承认道，“我们依旧只是两个人。”

此外，他们的绝大多数模仿者都没有经过医学训练。加利福尼亚的婚姻咨询师威廉·哈特曼和他的同事玛里琳·菲西安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法，比如展示夫妻做爱的电影、使用催眠疗法、进行“性学”问卷调查。为了破除客户中的“消极”文化禁忌，就如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感知疗法”中所做的那样，一位名叫泰德·麦克伊万纳的牧师自称为性学专家，并在旧金山开设了全国性爱论坛，并在其中一天放映关于人兽性交、手淫、性虐待的影片，第二天又放映了有关“良好的正常性表达”的电影。更多存在质疑的实践活动在1972年纽约州听证会上进行了审核，其中的证据包括假证书、乱收费以及性虐待。在这群没有资质的专家中还包括一些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他们在自己所谓的性爱疗法中混杂了诸如格式塔理论(Gestalt)、生物能疗法、心理剧之类的元素，以及各种形式的女权主义、家庭咨询和宗教信仰。个别私营治疗师简单地给自己制作了证书，或者从不提供任何发表过的能证明他们方法行之有效的证据。最糟糕的案例甚至牵涉到了强奸。“我们发现，在‘性爱治疗’方面出现了一种惊人的普遍模式，在‘对客户的幸福非常必要’之类说辞的伪装下，男治疗师会怂恿女客户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当时纽约的首席检察官助理斯蒂芬·明德尔控诉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道德氛围的变化中，曾经一度被禁止的实践活动得到了默许，人们不再一味地谴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这种性爱关系。美国精神病学会对此发出了严厉谴责，但是大多数性爱治疗师并不属于这一组织。在精神病学家中，标准似乎更加模糊。1975年举办的大会上，美国精神病学会委婉地禁止了将治疗师病人性爱关系纳入伦理的专业范畴。《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通告说，“一个具有广阔前途的医学研究新领域正在被一群江湖医生侵蚀，”并且引用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不良事件。“可怕的事实是任何人在任何州都可以挂上自己的小招牌，并自称为性爱治疗师。”杂志在结束的时候写道，“没有一个州设立过可行的培训、从业以及伦理标准。”

这些假冒的性爱诊所让比尔·马斯特斯非常痛心。在华盛顿大学的那几年里，他就曾经警告说医生以及其他有资质的医学同僚都缺乏足够的性爱训练。他和约翰逊一起出版的著作提出了普遍的性爱弊病，但医学界没有几个人真正准备处理这些病人急切的需求。大批冒牌医生以及骗子涌入了“性学”这个主要由他们两人开创的新领域，这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对于性爱庸医最主要的刺激是金钱。”马斯特斯在1974年责骂道，“目前性爱治疗这个领域被一群令人震惊的不称职医生、邪教分子、神秘主义者、业余玩家以及彻底的江湖骗子控制着。”在美国精神病学会之前，马斯特斯就提出过受性问题困扰的病人特别容易被人操纵。他呼吁，对那些与当时“无法给出客观许可”的病人发生性关系的治疗师控以强奸罪名。“如果有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指控，那么将会少一些这样的问题。”

对其他专业组织无动于衷的反应感到极为失望的马斯特斯认为，他们的基金会应当在制定性爱治疗及研究的伦理规范方面“跨出第一步”。1976年1月，在圣路易斯举办的研讨大会期间，32位专家，包括两位批评家以及诸如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医生这样的老朋友在内，一同讨论了性爱治疗师的资质条件，包括严格的证书发放，以及对于那些与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医生的惩罚条例。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联合了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希望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份伦理准则。大多数人对于使用性爱替代者表示不同意，在这一方面，马斯特斯向人们保证说他们的诊所经过了12年之后已经停止了这项工作，因为许多女人“不再愿意做替代者的角色，而是当起伪治疗师”。

他对于在性爱治疗领域实施更严格的审查以及专业标准的呼吁逐渐得到了发展。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将培训合并到他们的研究之中，而现存的组织，比如美国性教育者、咨询师、治疗师联盟(tion of Sexuality Educators，selors and ts)，则将他们原先在学校里开展的性教育重点扩展到关注成年美国公民对临床治疗的需求。更显著的是，这一领域的新专业组织——性爱治疗与研究协会(ty for Sex therapy and Research)——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举办的伦理大会同一年宣布成立。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唐·斯隆医生就曾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接受过培训，第二任主席萨利·舒马赫也是如此。1985年，该组织的第一个终身成就奖授予了现代性爱疗法的创始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此以后，协会的年度奖项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以纪念曾经帮助过世界上数百万人的他们那里程碑式的成就。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章 天作之合

<small>“如果一个话题的争议性过高——关于性爱的所有问题就是如此——那么就别期望有人来告诉你真相。保留观点的人只会展示他们是如何得到观点的。”</small>

<small class="right">——《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弗吉尼亚·伍尔夫</small>

在发展道路上，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就像两个老年杂耍演员，互相期待着对方的下一个行动。“我们发展了我之前常说的那种‘歌舞剧’形式，”约翰逊回忆道，就好像她一下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20世纪70年代，他们名声大噪，每年都会花上几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他们在各种学术论坛、医学研讨会、护理大会以及心理学座谈会上发言，每间大学都愿意付给他们高昂的酬劳。他们能让塔夫茨大学的礼堂、圣母院教堂、雪城大学宽敞的体育馆都挤满听众，大学生对他们的演讲都趋之若鹜。宣传海报上称这是一对推动了美国“性爱革命”的研究组合，但现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有了更多一层身份——一对幸福的已婚夫妻，是性与爱的象征。他们表现出一种和谐、幸福的婚后状态，观众从他们看对方的眼神中就能体会到这一切。

在一次讲座之后，有位观众走向约翰逊，向她承认说自己并没有认真听讲座的内容，因为他们两夫妻之间交换意见本身就非常有趣。

“你们的暗号是什么？”这位陌生人问约翰逊，“我想要领会你们是如何相互给对方信号的。”

吉尼笑道：“你看到的绝对是不自觉之下发出的！”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典范夫妻的形象是他们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公众面前，他们无缝的交流掩盖了私下里常有的意见不合。但他们不会选择另外的方式。如今，比起实验室科研人员这个身份，他们更像是提供建议的人。经过了10年对重要医学信息的传播以及成功促进社会的性爱自由之后，他们感到，相比身体的欲望，美国民众更渴望情感承诺。他们努力革除美国人对性问题的忽略，却被莫名其妙地与充斥着像《深喉》(Deep t)这类色情电影、曼哈顿这些著名色情场所以及每晚席卷中心地带隐晦的有线电视节目等流行文化扯上了关系。对于性爱之间温暖和谐的相互关系，如今他们谈论的方式正是以往他们想要避免的。“穿着白大褂、谨慎而毫无表情的他们不见了。”1975年时，《新闻周刊》的莎娜·亚历山大注意到，“坐在那儿的一对开心的中年夫妇，正是比尔与吉尼，性爱治疗的鼻祖。”

多少年来，他们刻意避开“爱”这个词，这通常都是马斯特斯的意思。他澄清道：“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如果情感不能被定义，或是被经验性地观察，那他似乎对此也没什么兴趣。“西方文明使得人们很难接受性这样东西，因此才会使用‘做爱’这个术语。”他注意到，“但是性也可以是出于恨、舒适、享受或者悲伤的行为表现。”心理学家罗洛·梅抱怨他们最初出版的两本书沉迷于技术而不是情感层面时，马斯特斯反击道：“梅医生占据着爱情这片市场，因此我们无法声称自己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其他评论家对于这一方面进行了苦心研究。保守派作家米杰·戴克托尔称他们是“忙碌的性爱工程师”。精神病学家娜塔莉·莎妮斯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视作“牧师与女祭司”，他们将“性行为从情绪、感觉和爱欲中剥离出来”，对“色情文学和色情电影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马斯特斯对这些评论毫不在意时，约翰逊却深受困扰。在治疗期间，她总是建议性爱要有人类情感的基础。她并不像马斯特斯那样，将性爱单纯地分离开来。尽管在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她附和过他的观点，但是渐渐地，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以两人的名义发表于《红皮书》杂志的专栏文章中以及自己接受媒体采访时，她逐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我希望所有落入俗套的故事都早点结束——人们对此已经不胜其烦。”

1975年，出版社推出关于他们建议的非技术性通俗读物《天作之合》(the Joy of Sex)这样的自学手册，以及20世纪70年代——被作家汤姆·沃夫称为“唯我10年”(Me Decade)的时代——的其他操作指南大不相同。他们发现，在最幸福的夫妻中间，“似乎有一种基本的逻辑： 由爱生性，而后者又会进一步促进爱，爱随后会让性更美好——由此往复。”没有表格、电流图以及裸体夫妇的解剖图，这更像是一本属于弗吉尼亚·约翰逊的书，而不是马斯特斯的。它同时涉及了心灵与器官的话题。“我们有意想要让这本医学教科书保持一定的温暖或者人文主义。”在纠正某些缺陷时她解释道，“如果情况不对，那么夫妻不会想要知道心率是多少。”

对于这场惯性滑动的性爱革命，现在他们非常小心地点着刹车。在题为“性忠诚在婚姻中的意义”的章节中，他们赞扬了宗教领袖可以摆脱道德教条的旧枷锁，直率地谴责人类性爱。在短短的10年之内，计划生育药物以及其他医学进步已经可以让女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重新定义曾经规定她们性生活的法律和社会准则。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警告说，这种新自由可能会过头，从而产生抑制忠实承诺的伦理歧义。最初命名为《性爱反照》(Mirror of Sex)的《天作之合》让读者进行自我审阅，反映了这个国家仍处于巨大社会变迁的阵痛之中。“我们写第一本书的那9年里，事态一直都在不停地来回摇摆。”马斯特斯评论道，“而现在我们恰恰认为又有点回到了过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夫妻身份亮相，在礼堂里、新闻采访中以及电视节目上，他们重复着自己对于爱与性的指导。虽然有些人对他们的呆板文风以及满口陈词滥调有所批评，但《纽约时报》称颂他们的新书是“这场让我们变得无家可归、缺乏情感、滋生欲望、仅靠想象糊口生存的性爱革命中一声明智的号角”。提及“像承诺与爱这样的尴尬词语”时，《时报》说，这就跟他们前面那几本书中对于性功能的描述一样，“勇敢且新奇”。

对于美国人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好像是在分享有关他们自己人生的一堂课。他们平静的口吻以及乐观的信息给人一种夫妻两人在婚姻中用心以身施教的印象。

比尔和吉尼有时会和谢普利夫妇一起放松休闲。夜晚一起用餐是他们成为名人后为数不多的社交之一。他们会去华盛顿大学附近的金斯伯里拜访佩吉和伊桑·谢普利，后者有时也会来马斯特斯位于拉杜区沃森南路上的家做客。“在我们家，他们是常客。”佩吉·谢普利回忆说，“我们经常想办法让他们晚上可以不用与其他人见面，或者有时也会有其他他们喜欢的夫妇在。我们经常这样做。”

佩吉·谢普利看到他们一起坐在客厅的情人沙发上时，第一次注意到他们已是夫妇，就在他们正式结婚之前不久。两人看来都十分渴望得到基金会主席谢普利的认可，他们很看重并信任他的意见。然而当时比尔僵直地坐在吉尼身旁，两人表现得十分尴尬。“他们看起来有点像是相互靠在一起，不够亲密，而是某种相互的依偎。”佩吉描述道，“比尔·马斯特斯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在他身上完全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特质。我所看到的，是一名医生。”

魅力四射的吉尼·约翰逊看上去有些寂寞，好像是在寻找真正的朋友一般。围绕着诊所名声与秘密的奇怪话题让所有社交互动变得非常困难，总是会带着一些猜疑。“她十分谨慎，也不得不这样。”佩吉解释说，“她不知道谁会是那个想要挖掘新闻素材的人。”男人们都认为40多岁的吉尼风采依旧，女人则始终把她视为威胁。在圣路易斯的社交圈里，主妇们无意中听说了关于比尔离婚的传言，莉比·马斯特斯本人也许也了解，她们决定进一步排挤吉尼。约翰逊是圣路易斯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然而她和大多数的女人都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她同时代的女人中，很少有全职工作的，当然更没有人像她这样抛头露面，从事爆炸性的性爱相关工作。

和马斯特斯一同工作所获得的特别称赞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明星，虽然同时也一直有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经过了将近20年之后，约翰逊仍旧没有实现当初前往华盛顿大学的目标——获得一个学位。“当人们向我鼓掌致意，并询问我这些年在这个(性爱治疗)领域的履历时，我过去常常会感到一丝尴尬。”她承认道。多年以来，她一直说要考取一个博士学位，并且和他们最大的支持者埃米莉·马德商量过此事，马德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没有学位证书的情况下于费城开展了自己的家庭咨询服务。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马德向她提供过帮助，让她在基于自己已经做过的专业研究基础上获取一个博士学位。但是马斯特斯很快就否定了这个主意。她常常提及上学的事，同事们都开始关注起来。一些人嗅到了在她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面的自卑感，以及丈夫强加于她的束缚。“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学位，吉尼强烈地感到一种困扰——这是她的痛处。”朱恩·多布斯·巴茨回忆说，“比尔非常大男子主义。我认为，如果他想帮吉尼重返学校，她会十分感恩，因为这是真正让她觉得有所或缺的部分。”

尽管表面上十分看重性爱治疗师的证书，但马斯特斯会解雇那些指责自己搭档没有证书的员工，反而会强调她的成就。“对于这份工作，学科背景真的不重要。”他坚持说，“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学科对于这个项目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那些起初有所怀疑的人，比如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医生，也会赞颂她所成功建立的马斯特斯约翰逊治疗手段。在一个夏季研讨会上，格布哈特观看了马斯特斯有关性生理的标准讲座。当轮到约翰逊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做有关性爱治疗的报告时，马斯特斯却离开了会场。“她的一些介绍十分适合当时的文化环境，她相当受欢迎。”对于马斯特斯不能算敌对但显然是不支持的反应十分惊讶的格布哈特回忆说，“比尔并不打算做听众，也不打算考虑关于阴茎有多少种说法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对此进行谴责，但也不打算参与其中，因为他不认为这是科学。”

最后，格布哈特还是询问了马斯特斯为什么不留下来听两人联合报告中妻子的那部分内容。

“那不合我的口味——那是吉尼的事，不是我的。”马斯特斯告诉他，“我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兴趣在于人体的行为。性爱态度的再调整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东西。”

随着他们婚姻的发展，由于比尔始终没有意识到学位证书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吉尼对他的怨恨日渐严重。马斯特斯像父亲一般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小心用词，生怕引起争吵。他答应任何她喜欢的事——重新装修房子、搬家、在诊所给她安排一个比自己办公室还大的房间——只要一切都保持原样。“我认为他就像是玩弄乐器一样玩弄我。”她回忆说。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文章中所呼吁的“一段关系中要有更多的情感承诺”——如果没有真爱，性爱的感觉也许就会不充分——无疑有着她自己的印记。询问他们婚姻状况的新闻工作者们发现，两个人都不记得是从何时起他们想和对方结婚，这一点非常古怪。

两人结婚之后，比尔不擅社交以及放松的态度——无法摆脱他们职业的无尽需求——让吉尼感到愈加过分。尽管对于缺乏朋友她显得有些苦恼，他却始终感到很满足。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在圣路易斯，伊桑·谢普利为自己能成为比尔指定的“好朋友”而感到很荣幸，虽然这两个男人之间除了基金会之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想他们一直这样做研究肯定有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他们的安慰剂，而非他们的个人关系。”

在家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婚姻生活似乎有些抵触。她在音乐与艺术上找到了乐趣，他则更喜欢观看职业橄榄球赛的电视转播。挂在墙上显眼位置的巨幅抽象画描绘了比赛的暴力，其中选手戴着头盔正在相互搏斗。“你几乎可以听到骨骼断裂的声音。”入职当初在他们家做过客的朱恩·多布斯·巴茨回忆说，“我说，‘哦，我的上帝啊，我可不认为这位画家喜欢橄榄球！”马斯特斯听了之后骄傲且挑衅地笑了。“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他回答说。

橄榄球及其所有的原始技巧都很吸引比尔的男性本能。观看周日下午的比赛或者收听周一晚上的广播节目是他生活中少量最真实的快乐消遣之一。“他开玩笑地说，在他们腾出一点时间做爱时，他会打开橄榄球比赛的电视节目，而吉尼则会把它关掉。”巴茨回忆说。他对于橄榄球场的热爱激发了对威尔金森夫妇的兴趣，他们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圣路易斯颇有交情的几对夫妻之一。数年以来，巴德·威尔金森一直是俄克拉何马大学橄榄球队的名人堂教练。他曾经是一头卷发、相貌英俊的四分卫明星，在1965年加入了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大学联赛电视转播的每周评论员。1978年，他成功地回到教练岗位，执教马斯特斯最喜爱的本土职业橄榄球队圣路易斯红雀(t. Louis Cardinals)。威尔金森1975年时和自己37岁的第一任妻子玛丽离了婚，随后很快就再婚了。在威尔金森和第二任妻子唐娜搬到圣路易斯之前，他们接到了马斯特斯夫妇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们做客。“自从一起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唐娜·威尔金森回忆说，“比尔会过来和巴德一起观看橄榄球比赛。和他们做朋友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与他们相处时你会觉得非常舒服，而且还可以信赖他们的意见以及诚恳的支持。”就像和其他熟人一样，比尔和吉尼最后与唐娜·威尔金森签约，让她加入了基金会董事会。尽管对医学或心理治疗知之甚少，唐娜还是欣然地答应了下来。巴德在红雀队的执教生涯并未持续太久，但威尔金森夫妇还是在圣路易斯定居了。不到两个赛季，总成绩9胜20负，球队毫不客气地解雇了威尔金森。他们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但吉尼还是和唐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始终乐意与丈夫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在圣诞聚会上，吉尼会登台表演，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方陆军基地时那样。“我们会举办假日歌唱派对，因为吉尼有副好嗓音，我总会前往参加。”唐娜解释说，“我的丈夫也喜欢唱歌，所以派对总是很热闹。”威尔金森夫妇都很喜欢与吉尼相伴，然而对于马斯特斯的感觉却有些喜恶相加。“吉尼非常热情、外向和好客，而比尔却恰恰相反。”唐娜回忆说，“他是一个不会和人闲聊的人。”在聚会时，马斯特斯只想谈论橄榄球，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威尔金森教练，跟他聊上一场比赛以及下一场比赛。“老实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乏味。”唐娜承认道，“他(比尔)觉得自己能当教练。”有一次唐娜和吉尼在通电话的时候，比尔突然拿起听筒，要求她丈夫接电话。很显然他想要聊聊橄榄球的事。无意中听到自己妻子评论的巴德·威尔金森，脸上堆满了恐惧。他开始回避比尔·马斯特斯想要讨论橄榄球的所有意图。

“求求你。”这位名人堂成员悄声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就说我不在家。”

马斯特斯在拉杜区的家中养了两只杜宾犬，这是他非常喜爱的两头凶猛动物。事实上，在未出版的自传中，他对于自己和这两只杜宾犬之间关系的描写远远超过了两任妻子以及孩子们。有一天比尔和吉尼外出不在家，他们十几岁大的女儿丽莎和新男朋友在一楼看电视时遭到了其中一条狗的攻击。“一头杜宾犬撕破了她男朋友的脸——伤得非常厉害。”住在附近并很快应声赶来帮忙的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回忆说，“我不得不带他去看了整形医生，急诊挽救了他。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从此之后)比尔对于整件事一直都十分气愤。”

在马斯特斯夫妇的生活中，家庭事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有一两个暑假，女儿萨利到他妇产科的办公室里打工，帮忙整理文档，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她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汉密尔顿大学毕业之后，马斯特斯的儿子豪伊留在了东海岸，他一直通过电话跟自己的父亲保持着联络。然而，马斯特斯似乎越来越不适应实验室之外的生活。“他从不参加派对，也不跟人交往。”豪伊回忆说，“他根本没有其他的生活，和自己的孩子及朋友都没有语言。”豪伊偶尔回家探望母亲莉比的时候，有时会顺便去看一下住在沃森路上的父亲。他注意到了父亲外貌上的细微变化——约翰逊想要更新他的行头，让他更符合20世纪70年代的随性风格。但想要磨平他个性的棱角似乎是徒劳的。“我想她已经尽力了。”豪伊解释说，“我已经看到父亲以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方式穿衣打扮。吉尼想要和人交往。她拖他出去，然而他却并不想这么做。我很肯定这惹到了吉尼。她想要改变他，但这绝对是一块难耕的地。很显然她并未成功。但是对于她的这种想法，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如果吉尼嫁给比尔是因为希望作为继父的他可以帮忙一起抚养并指导自己两个孩子的话，那么不久后她就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不觉得他们中有谁真的喜欢我的父亲。”豪伊评论说，“相信我，我的父亲不会陷入那样的角色，因为这不是他所期望的。我可以猜想得到，这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只是这么觉得。感谢上帝，姐姐和我都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了。那不是我们想要过的生活。”

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夫妻之间的日常交流——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谓的对于婚姻“美满”非常重要的情感联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他们之间的秘密——即他们并不爱对方——如今对于目睹了这种矛盾但无法明白其中原因的同事以及熟人来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似乎只有当他们站在演讲台上时，只有在他们结束对方的话语，并向一大群人说一些令人欣慰的话时，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当想起他们的时候，我感到有压力。”佩吉·谢普利解释说，“我并不会同时想起他们两个人。我会想起改变他们的那些力量。我想到不会做母亲的吉尼做了母亲，不会做妻子的她成为了妻子。而比尔，虽然是一位父亲和医生，但其实并非如此。我想他们太过公众化了，我无法想象他们亲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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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一章 指导明星

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从《太空仙女恋》(I Dream of Jeannie)中认识了活泼丰满的金发明星芭芭拉·伊登。在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喜剧中，她扮演一位数世纪之后从小瓶子中浮现出来的小妖怪，对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宇航员拉里·哈格曼的每一次召唤都回以“是，主人”。全国人民都爱她，这部电视剧也一鸣惊人。

制片人想要通过哈伦裤上的小缝隙露出伊登的肚脐，这令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审查员十分恼火，并发布了一则“不准露肚脐”的布告。他们觉得，美国尚未准备好迎接如此引起公众骚动的惊人演出。在过去，像《我爱露西》(I Love Lucy)这样关于婚姻生活的电视喜剧是被禁用“怀孕”这一台词的。直到最近的《家有仙妻》(Beche Dick Van Dyke Show)中罗布和劳拉·皮特里标准的单人床。作为前选美冠军和啦啦队长，伊登因为这件事变得臭名昭著。当被问及关于“肚脐”的丑闻时，她取笑道，“我认为广播公司甚至都不知道我有这个东西！”

性感在伊登的好莱坞生涯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健康而又十足美国味的外貌让她在无数鲍勃·霍普的电视专刊中友情客串。在1961年合演的科幻片《地球危机》(Voyage to ttom of tar trek)系列中扮演威胁威廉·夏特纳号舰船船长柯克的一名克林贡战士。作为妻子电视剧里的一名客串演员，安萨拉扮演“蓝色巨灵”，一位有着浑厚嗓音的强大妖怪，在珍妮拒绝他之后，负责将其放回到瓶子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太空仙女恋》曾被禁播，伊登也转而去演舞台剧。和安萨拉一起，她来到圣路易斯主演一部叫做《琼楼飞燕》(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的戏剧。每一天晚上，市政大剧院都会贴出她将上演的大标语。然而白天的时候，伊登和丈夫却悄悄地来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治疗诊所。“当时她的生活有点像云霄飞车。”约翰逊回忆说，但没有详细说明，“他们是为了某些在他们身上不太有效的事而来的。但是双方都没有任何功能障碍。”

吉尼喜欢和那些前来诊所的演艺人员、政客以及著名商人交谈。尽管很有名气，但安萨拉夫妇和其他寻求性爱帮助的夫妻一样情感脆弱。吉尼特别喜欢伊登，喜欢她在音乐剧中的表演，喜欢她对一位来自密苏里州小镇、后来嫁给了有钱人并且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女孩那种小说式的阐释。在诊所里，吉尼和伊登聊起了自己的音乐经历——和前夫的爵士乐队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进行唱歌表演。在结束那令人留恋的回忆时，她通常都会遐想一下如果一直追随着自己梦想成为歌剧演员的心愿，结果会是如何。伊登耐心地听着，并尊重地附和着她。“她曾经说，‘我不会为你唱歌，因为你比我唱得好多了。’”约翰逊叙述说，“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已经不唱歌好多年了，而她又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在来圣路易斯之前，这对好莱坞夫妇的婚姻已经持续了10多年，并在1965年生下了儿子马修。伊登非常想要修复困扰他们的关系，但是约翰逊在她的另一半身上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的意愿。在结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治疗的两年后，伊登和安萨拉离婚了。她开始和芝加哥的一位报纸总监交往，他们后来结了婚，又以离婚收场。不过她1991年开始的第三段婚姻似乎很美满。

作为明星的性爱治疗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供了额外的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名声，不让那些想要挖料的人得逞。约翰逊用假名字或者伪装来掩饰他们的身份，或者安排特殊的时间进行会面。按着这种方式，吉尼觉得自己都成了名人。她非常清楚那些好管闲事的记者是多么具有侵略性，有些人受雇于街头小报，专以出卖富商和明星性生活的八卦赚钱。他们的员工偶尔会看到摄影师坐在街对过，手里拿着长焦镜头，等待着名人夫妇的出现。有些小报会编撰一些假新闻。“可怜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和玛利亚(施莱弗)登上了《环球》(Globe)的封面，说他们来找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看病，其实他们压根没有这么做过。”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很早就学会了不去抗议辩解，因为这只会给人们更多的素材。”

保护隐私及避免打探成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事。员工们被要求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加入进来的时候签了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承诺不会透露任何秘密。”治疗师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吉尼会确保在病人进来、走动以及出门时都不会和其他病人照面。“他们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等候室。”员工萨利·巴尔托克回忆说，“他们不遗余力地设计行走路线，避免大家相互碰面。”在中央情报局一样的计划之下，他们有时鼓励病人避免谈及拜访诊所的用意。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说：“从一开始，许多人就用生育的表面故事来找比尔和吉尼看病，甚至委婉地使用了‘生育问题’这个词。”远离好莱坞以及媒体之都纽约，圣路易斯这座城市本身就提供了规避那些窥探眼睛的庇护。“他们拥有一种植入式的安全措施——一种隐身术，当然这是我父亲的观点。”豪伊·马斯特斯说，“父亲经常嘲笑这一点。他说，‘上帝啊，如果想安静地做些事情的话，我找不出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然而在诊所内部，马斯特斯连自己都不是一直遵守这些指令。他会和其他治疗师讨论自己的病例，有时旁边正好有人路过。马歇尔·希勒医生就曾因为比尔的谈论而听说过芭芭拉·伊登的婚姻。马斯特斯表示，明星病人不会来诊所，因为他和约翰逊都在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治疗。

最终，他们拉杜区的家成为了一个秘密的源泉。一些名人会来进行社交拜访，比如诊所谦逊的资助者、音乐家米奇·米勒，或者媒体类的，比如想要深入了解性爱世界的专栏作家安·兰德斯。吉尼是他们拉杜家门的守护者，保护着绝大多数的私密病例。“偶尔，我们会有非常有名的人前来寻求治疗，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朋友。”她解释说，“其中有政治名人，有一些则是非常有名的艺人。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宾馆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在好奇本性之下，约翰逊非常喜欢和这些名人聊他们的职业生涯，每个人都给她留下了独特的记忆。通过办公室的小道消息，员工也会听说有些名人住在他们拉杜的家中，但是通常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身份。“他们几乎不会谈论这些。”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事实上，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这样其实很好，因为我不需要保守秘密。”曾经在诊所观看过治疗过程的桃瑞丝·麦基知道一些名人客户，但她说对于这些病例采用的治疗规则完全不同。在拉杜，没有常规的录音记录或永久笔录会被存入档案，因为怕它们被偷窃出去之后卖给小道报纸。记录被存放在他们拉杜家的一个保险箱里，夫妻两人在保险箱上安装了一个盗窃警报系统，另外还有两只杜宾犬看门。

位于拉杜区沃森南路的房子比起其他地方来说更为现代，它隐蔽在一堆精心布置的绿化之中，避开了街道上的一切滋扰。在进入之前，客人先走过一个前厅，随后就是两条走道——一边是宽敞的餐厅和厨房，另一边是几间卧室，包括放着两张大床的主人套间。房子后面是一个大阳台、一个肾形游泳池，以及一个为约翰逊女儿丽莎准备的大马厩。后来辛迪·托多罗维奇买下这幢房子时，发现了一个带有窥视孔的暗板。“我并不是说当时发生了什么变态的事，但是这也许与他们的研究有关。”她回忆说。数年之后，关于约翰逊家的传言引得她哈哈大笑。她说，为了保护他们的客户，神秘感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在公众面前失去很多的人。然而，对于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参议员及其年轻漂亮的妻子，要保持他们的事不被公开着实非常困难。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舒适且安全的后院里，雅各布·K·贾维茨在游泳池旁的休闲椅上休息着。73岁的贾维茨是个矮小秃顶的男人，他向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讲述着所有自己认识的人以及见过的事情。“杰克对我可谓敞开心扉。”科罗德尼回忆说。他带着一份敬畏之心坐在贾维茨和马斯特斯的身边。这位年轻的治疗师立刻就认出贾维茨是一位来自纽约的资深美国参议员，是国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样，贾维茨也曾经登上过《时代》的封面，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选中差点成功当选成为美国第一位犹太总统。“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对犹太人开放，包括总统职位。”贾维茨说道，并预测10年之内在他们犹太人中会有人成为总统候选人。“成为这样的人一定非常棒。”

出身于曼哈顿下东区一个移民家庭的贾维茨就是美国梦的体现——努力工作、意志坚定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纽约大学的法学学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晋升为美国陆军中校。在退伍之后，作为共和党自由人士的他在一个传统的民主党选区被选举为美国众议院代表，后来又成功击败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州司法部长。随后他赢得了美国参议院的选举，最终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ions ittee)里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同样是共和党自由人士的比尔·马斯特斯和贾维茨议员有着许多共同的世界观。他们相处愉快，是最融洽的一对医生和患者。“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爱的人之一。”约翰逊回忆说，“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他肯定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如果杰克·贾维茨入主白宫，那我会很乐意加入共和党。”

那天下午在游泳池边，一向老练的贾维茨拿首都的那些粗俗故事取悦着众人。他以为私下里所说的这些话不会被人传出去。阿肯色州的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在华盛顿惹上了性丑闻，同时牵涉其中的还有一位强大的税收立法者以及1972年总统大选中失利的民主党候选人。1974年，米尔斯因为和一名叫做范尼·福克斯的阿根廷脱衣舞女一起喝酒而被捕，这位女郎还在追捕过程中想要跳入潮汐湖中摆脱警察。本可以遮掩过去的事如今成为了小报的花边素材，米尔斯不得不辞去了众议员筹款委员会(tee)主席的职位。尽管受困于性爱自由以及女性权利等新问题，美国依旧保持着十足的清教徒倾向，无法接纳这种放荡的行为。性成为了美国政治斗争的武器，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厉害，所有渴望进入白宫的人都有所领悟。但是在这个夏日的午后，贾维茨，同样是保守派的他，就像一个老道的健谈者一样不断重复着自己听来的消息。“杰克告诉我，如果国会议员走过办公室时看见一个自己喜欢的秘书，他就会派自己的助手去取车。”科罗德尼解释说，“如果行程表无法挤出这个时间把她带回办公室或自己公寓的话，他就会开车在公园兜10到15分钟(给他口交)。显然他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明白华盛顿是怎么回事。”天生比较沉默的科罗德尼听了之后惊呆了。就像老参议员描述的，“妻子住在华盛顿时，国会议员们都非常善于表达忠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贾维茨拜访期间，科罗德尼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妻子马里恩，但却得知贾维茨夫妇已经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咨询了好几年。“很显然杰克这次来是为了补习谈话。”他回忆说，“马里恩的确有她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马里恩·贾维茨是比自己丈夫年轻20岁的活力女性，她1947年结婚并很快生了3个孩子。不像她那一代安守本分的传统政客夫人，马里恩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她涉足画画、芭蕾舞剧、飞行，甚至演戏〔在1960年由迪恩·马丁、汤尼·寇蒂斯以及珍妮特·利主演的电影《她是谁？》( Lady？)中也有部分演出〕。在丈夫进入国会之后，马里恩留在了曼哈顿，因为她认为华盛顿是无聊的“企业生活区”，不符合自己的品位。杰克每周末的时候回家。“我丈夫是个巨人，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实为不易。”她后来解释说。《纽约邮报》两周一次的专栏让她有机会接触曼哈顿的各种派对以及新鲜事物。“我想自己真的一直在寻找可以令人满足的东西。”她解释说。尽管和参议员作为夫妻一同参加了杜鲁门·卡波特在1966年举办的著名“黑白舞会”(Blad e Ball)，她的名声却因为独自游走于纽约社交圈而更为人所知。她用20世纪70年代一句流行的话向至交表明了自己拥有着一段“开放式的婚姻”。参议员贾维茨维护着妻子的选择，即使是她在1976年因为注册成为伊朗的国外代理商而被尖锐地批评时。“在我们各自的职业活动中，妻子和我过着独立的生活。”

在“54号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纽约夜生活的中心，马里恩的派对伙伴包括卡波特、安迪·沃霍尔、米克·贾格尔，她对电视明星杰拉尔多·里维拉尤其感兴趣。在其1991年轻率却又恰当的回忆录《揭露我自己》(Exposing myself)中，里维拉描述了与这位参议员夫人之间长期的情事。里维拉声称，当他们在1972年的一场派对上初次见面时，马里恩就开始引诱他。尽管比她年轻了近20岁，里维拉叙述自己和这位48岁的参议员夫人之间具备了“巨大的性吸引”，说她拥有着“乌黑的秀发，明亮的眼睛，以及如吉卜赛人一般丰润的双唇”。他很快得知“参议员和马里安(原文如此)在我出现之前就有协议在先。”里维拉写道，“她可以有其他的爱慕者，只要不上报纸新闻，不传出丑闻就行。”在马里恩复式公寓里的一场晚宴上，里维拉说他们悄悄溜进了一个装满镜子的浴室，反锁上门之后在里面做爱，把所有的客人都丢在外面，包括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他的特勤组人员。“这是我有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性爱经历之一，因为马里安(原文如此)而显得神奇，当然也有当时偷偷摸摸的缘故。”里维拉回忆说。就像黄金时段的风流浪子，里维拉总是在6点或7点新闻时设法与马里恩幽会。在丈夫于华盛顿特区水门(atergate)公寓举办的一场派对上，马里恩作为女主人招待着诸如弗兰克·辛纳屈这样的社会名流，然而当派对开始之后，她就和里维拉“像两个青少年一样”溜了出去。就像里维拉自夸的那样，“当然，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她同样如此，嫁给了一位参议员。如果她不在意派对中其他人的看法，我又何必在意呢？”里维拉坚持称“自己和她是相爱的，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于1985年结束。

在圣路易斯，贾维茨夫妇努力尝试了很多年，想要重拾婚姻中的身体亲密。他们第一次拜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之后的10年里，他们经常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络。有一天晚上，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比尔和吉尼正在自己的客厅里招待他们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伊桑·谢普利及其妻子佩吉。吉尼跳了起来，佩吉可以听到她在隔壁回答电话时压低的声音，然后她很快就走到了里面的房间。

“找你的电话，比尔。”她喊道，“是参议员打来的。”

那天晚上，佩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交谈中听到贾维茨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参议员和他的妻子打了好几通电话来，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谢普利回忆起当晚在拉杜房子里的情景时说，“只要吉尼和比尔在，他们(雅各布和马里恩)就经常会来城里。然后两人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腾出时间接待参议员夫妇。”

当约翰逊同情地聆听马里恩的倾诉并与之建立友谊时，马斯特斯和参议员也在交谈。他们会讨论开放式婚姻以及她性需求的潜在原因。尽管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吉尼知道参议员很爱自己的妻子，而马里恩也把丈夫看作是一个好男人——即使他们不住在一起。诊所的一些人推测性无能或者其他躯体障碍可能是问题的所在，特别是考虑到贾维茨夫妇的婚姻情况，则更加确定。“我不知道年龄差异是他们关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约翰逊回忆说，“她对他来说非常棒。如果她用心的话，可以实现所有的事情。但是同样的，退一步说，她的个人生活有些伤风败俗。”在1975年一次陪同参议员夫人一起参加由“国际妇女年”秘密会议赞助的对墨西哥城进行的国事访问时，吉尼亲眼看到了参议员夫人的婚外情况。马里恩·贾维茨在会议期间联结了好几个外国领导人的配偶，其中包括埃及的吉安·萨达特、巴基斯坦的努斯拉特·布托、以色列的利亚·拉宾，以及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马科斯。“我很喜欢和马里恩作伴。”约翰逊回忆说，“她很有趣。不用说，我非常理解她。”在这次墨西哥之行中，一位当地记者对约翰逊的采访被马里恩数次打断。“有人正在采访我，是一个墨西哥城的年轻男人，而她就在我面前对他进行挑逗诱惑！”她回忆说，“我说，‘哦，上帝啊，马里恩，为什么你不亲自来接受采访呢！’她会想方设法接近任何一个她想要得到的人。我可以列出除了杰拉尔多之外被她弄上床的记者名单！”

约翰逊最后一次见到贾维茨夫妇一起出现，是在一次招待菲亚特巨头詹尼·阿涅利妹妹的午宴上。那个时候，曾经威风凛凛的雅各布·贾维茨瘫痪在了一张轮椅车上，忍受着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的折磨，这个毛病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使得他在1980年重新参选自己深爱的参议员职位时落败而终。坐在宴会席上，约翰逊被马里恩对自己残疾丈夫的那份温柔给震住了。那天下午，虚弱的前参议员向阿涅利敬了一杯意味深长的酒。当约翰逊滔滔不绝地称赞詹尼·阿涅利是自己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时，马里恩指了指坐在一旁的阿涅利妻子，以免吉尼有和她一样的意图。“我不禁一阵大笑，因为当她引诱那些散漫而空闲的年轻男人时，我正在她旁边。”约翰逊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滑稽的经历之一。”

约翰逊喜欢听纽约名流的传说和华盛顿以及贾维茨势力范围里那些知名政客的八卦绯闻。参议员和妻子“成为了我们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呆在一起，而不是工作关系”。约翰逊解释说。那些与吉尼走得很近的人，比如谢普利夫妇或者鲍勃·科罗德尼，都被她如此着迷于名流诊疗的态度给逗乐了。“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与名人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她是一个小城女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因此这是一件大事。”佩吉·谢普利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许都很喜欢了解这些名人客户，他们的问题是常常都处于极度的绝望之中。

地方长官乔治·C·华莱士渴望能入主白宫。1963年，由于尝试阻止亚拉巴马大学废除种族歧视的活动，华莱士成为了“老南方”(Old South)的代表。“我说现在要种族隔离，将来也要，永远都要种族隔离。”私下里发誓要排除所有黑人政治对手之后，华莱士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中也这样承诺道。当全国电视转播的摄像机在前面晃动之时，他就站在校门口挑衅地阻止两个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公共场所，直到联邦政府司法官最终进行干涉。公众竟允许这位前拳击手竞争196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眼看着他就要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亚拉巴马法律禁止他竞选州长后，他让自己的妻子露琳接班，但是1968年她因癌症于工作中去世。同一年，华莱士作为独立党派“合法”候选人竞选总统一席，在5个州赢得了胜利，并最终总计获得了14%的选票。1970年之前，华莱士在与前亚拉巴马州长“大吉姆”——詹姆斯·E·福尔松的侄女科妮莉亚·艾利斯·斯尼弗利交往的时候，也准备着另一场总统竞选。尽管助手们都劝告他低调处理这段恋情，但华莱士还是迎娶了科妮莉亚。当时，民意调查显示华莱士是美国最受拥戴的人之一，排名第7，位列教皇之前。“我俩之间有着强大的身体吸引力，充满了爱的激情。”科妮莉亚后来解释说。

1972年5月，一粒子弹断送了华莱士的总统梦。当他在马里兰州的主要城市参加竞选活动时，一个名叫亚瑟·布雷默的冒牌刺客向他的身体发射了5枚口径为38毫米的子弹。其中一枚打断了华莱士的脊髓，让他瘫痪不起。一些人好奇他的总统竞选是否可以继续，就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患上小儿麻痹症之后那样。华莱士已经赢得了马里兰和密歇根两个州的竞选，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的政治梦想以及个人生活彻底破碎了。

在联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华莱士一直担心自己能否再拥有性生活。“科妮莉亚竭尽了一切所能来帮助他。”约翰逊回忆说，“她曾有过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因为当时他的病情毫无进展。”乔治·华莱士的悲惨案例正是比尔·马斯特斯下一个科学项目所要研究的对象——人类性反应的神经生理学。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出现，马斯特斯觉得这样的医学研究会推动他们之前发表过的研究产生更富价值的成果。理解大脑在性爱中的角色——关于神经末梢及突触在躯体活动的作用以及其后伴随的精神功能——已变得顺理成章。

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私人医生打来电话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都同意前去拜访这位地方长官的宅邸，为他提供帮助。“华莱士派了一架公务飞机来接我们。我们来到了亚拉巴马，当时他还无法移动。”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到那儿去了两次，然后科妮莉亚自己到圣路易斯的诊所来了一次。”马斯特斯后来向科罗德尼解释了华莱士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下结论说作为医生他也无能为力。马斯特斯说这位地方长官已经变成性无能了。“很显然，根本没有可以挽回局势的魔术棒。”科罗德尼回忆说，“只能尽他们所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即使是约翰逊的触摸疗法似乎也无法帮助到这位地方长官及其夫人。“她愿意做任何事。”已经指导过他们运用最基本的挑逗性感觉运动的她回忆说，“机会渺茫——这缺乏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她(科妮莉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太可爱了，她是最好的人之一。”

尽管勇敢地寻求了医疗救助，华莱士夫妇还是对对方越来越感到气馁。“他开始谴责她，说她和州警有一腿。”亚拉巴马的记者韦恩·格林豪在公共广播公司后来制作的关于这位地方长官人生的电视纪录片中回忆说，“她指责他整天和自己的前女友们聊电话……然后你知道，这最终演变成了令人不愉快的结局。”1978年，华莱士提出了离婚。科妮莉亚搬出了地方长官的宅邸，并告诉媒体，她已经尽自己所能来挽回这段婚姻了。

在圣路易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醒他们的员工对此保密。虽然有关那些来自好莱坞、电视台、地方政界的名人夫妇的录音带以及档案都被谨慎地交给了科罗德尼，让他编进了他们的病人数据库，但是这一个病例并没有。“无论我们对华莱士做过什么，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份相关的文档。”科罗德尼回忆说，“它不符合任何常规的类别。”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

《与媒体见面》(Meet ty in Perspective)是1979年4月22日那个周日的主要话题，全国广播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上标注了警示标志。“也许我应当警示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能源以及政治话题的观众，今天可能会涉及一些会引起他们反感的话题。”门罗建议说。

在数百万观众面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相邻坐在桌子前，一起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提问者。门罗很快就切入了这本书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话击中了两位研究者内心的不安之处。

门罗先生： 我想你们一定把它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它让有些人觉得惊讶，有些人则之前就单纯地表达着不同意见。而这个发现却可以让你们改变那些想要从同性恋转为异性恋的人。另外在你们的发现以及病例中，失败率仅为1/3，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报道的失败率都要低？

马斯特斯先生： 事实上这是真的，但是有人会赶紧质疑，就像我们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那样，我们对于那些纳入治疗的个体选择性非常高。

在一段商业广告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医学作者维克托·科恩询问约翰逊，“对于绝大多数同性恋患者，你是否认为同性恋是后天学会的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化学或者遗传相关的某种东西？”科恩好奇地问，“当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恋老师面前时，作为家长是否应该为此担心？”

吉尼给了一个漫无边际、多少有些不切题的回答，这是她以往每当不确定的时候都一贯使用的方法。

“当然是学来的——这其实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并且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担心害怕的问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人们害怕的原因。”约翰逊回答道，“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而学会，那么家长希望他们孩子学会的、了解的、将来要成为的以及要做的，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的。”

当科恩要求吉尼进一步阐明她模糊的陈述时，比尔插了进来。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确，而且声音清晰直接。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同性恋，同样也并不是生来就是异性恋。”马斯特斯讲解道，“我们生下来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别的个体。我们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有时也会自愿改变自己的性身份。”

在《与媒体见面》节目尾声的时候，科恩力图询问更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疗法的细节内容。他再次看向约翰逊，也许是因为知道治疗通常是她负责管辖的范围，而不是她丈夫。

“在你们的治疗中所描述的这一非常有趣的小组——改变后的同性恋——那些在你们的帮助下改变或逆转成为了异性恋的人，你已经拥有随访好几年的几个病人。”科恩说，“相比较之下，他们看上去快乐满足吗？他们之中有人结婚吗？他们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约翰逊再次陷入了挣扎。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她说，“对于将他们纳入治疗的特定阶段，我们有一个标准——”

“但这些人——”科恩打断道。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这样。”约翰逊说，“事实上，我认为对于这一特定人群，总体失败率在12%左右。”

比尔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事实是，改变或逆转失败的比例是35%。”马斯特斯纠正道。

此刻约翰逊有些慌张了。“对不起，这是另一个——”

不太耐烦的马斯特斯再一次插了进来。

“对于你的问题回答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人大约占到2/3。”马斯特斯解释说，“在那些治疗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后结了婚。被视为非失败的案例在5年的随访过程中病人都反馈说治疗一直很有效果，令他们身心舒适，而且拥有异性性生活。”

意识到记者可能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在改变病人中成功的证据，马斯特斯另外说道：“我们还会继续随访他们的情况。”对于他们所谓的改变以及“习得行为”是否可以被证实，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论了。

“非常感谢，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医生。”门罗最后说道，又一次重复着这个关于吉尼头衔的错误，“感谢你们参与今天的《与媒体见面》。”

电视节目很难真正评判《同性恋研究》。这本书一直被吹捧为一项涉及超过300名同性恋男女长达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当它终于在1979年春天问世的时候，他们的出版商声称这本450页的新书将“彻底改变人们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马斯特斯将它称为“凳子的第三条腿”——他们在性爱研究领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顶点。他们之前的教科书主要关注异性结合，对于同性恋只是一笔带过。在同样的临床观察之下，这本新书将刻画出同性恋男女性行为的生理反应及性心理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听说过同性恋的存在。“同性恋者”一词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顶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个暗语。在圣路易斯周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恋者来参与合作。然而，当消息被媒体传开之后，有些人主动联系了诊所，愿意成为他们研究的志愿者。“在读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后，我就开始确信，在职业追求过程中，你是真诚的，并非哗众取宠。”一位签了自己名字、声称自己表面上是异性恋其实尚未“出柜”的28岁印第安纳男子写道，“我相信，我会被归为同性恋者，尽管我从未被专业人士下过这样的诊断。”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又一次对那些深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作为一名医生，比尔似乎特别确信自己的疗法会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病人身上发挥效果。“他会说，‘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时会深受同性恋这个问题的困扰。’”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这群人极其想要做出某些改变，从而减轻自己的压力，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去除一些负担。”

在《同性恋研究》一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他们的发现适当地放在了社会环境之中。乔治城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尔哈特博士在其所写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贵的话语描绘了他们的发现，比如“可以让一个灵魂愉快而充满爱地触及另一个灵魂的身体框架。”恩格尔哈特强调了西方文化的表里不一，并且提出为什么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以及《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古代希腊人可以“将同性恋描绘成爱与性的典范，(然而)英国法律却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人们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响了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同性恋为什么会被“蔑视、谴责以及虐待”。

尽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关系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让人们开始无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标准的东西。对于那些害怕失去不朽灵魂的人来说，圣奥古斯丁警告说“在所有这些罪恶之中——归于色欲的罪恶——违反自然是最坏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会都禁止鸡奸、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为，要求对此进行体罚、肢解甚至处死。虽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单上却有好几个人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包括苏格拉底、尤里乌斯·恺撒、亚历山大大帝、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以及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20世纪之前，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基因、家庭环境、激素、出生顺序(或者这几个因素的结合)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关于“反演”的理论中提出所有人生来都是双性恋，孩童发展时期的那些生物学及环境因素决定了其成年之后的信仰。在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艾宾看来，同性恋是被误导的性爱形式之一，其他还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恋数年以来一直都被贴以精神疾病的标签，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异常行为混杂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才将这种性取向从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摘除。遗传学家一直在探索生物学方面的答案——在DNA链中的“同性恋基因”——却一直未找到。现代化并没有结束民事法律或暴力犯罪对于同性恋的无情暴行，其中就包括纳粹德国时期对于同性恋者的大规模牢禁。在美国，男同与女同受到了无数反对“堕落”法律的打压，直到1969年被警方骚扰所触发的纽约“石墙事件”(Stones)的爆发。全国性的抗议呼声激发了许多城市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同性恋研究》出版期间，同性恋者通常被称作“同志”，他们慢慢但有效地引起了社会反响。许多曾经隐瞒自己身份的同志如今公开地在家里以及单位生活着。尽管如此，如同对待异性恋一样，医学界一直都对有关同性恋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置之不理。

在他们的研究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验证了之前阿尔弗雷德·金赛的预测，将近10%的美国成年人有过同性恋经历。(评论家后来指出，美国人口普查以及其他研究所预测的数字大约是2%。)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靠金赛的评级系统对性取向进行了校正。基于病人的访谈，声称自己从未有过“明显同性恋经历”的男女被评为“金赛0级”；那些“同性恋与异性恋经历相当”的人被评为“金赛3级”；“没有明显异性恋经历”的人被评为“金赛6级”。在实施治疗过程中，被评为金赛5级或6级——被视为“明显的同性恋者”——的患者是“改变”为异性恋的候选人。金赛2级到4级之间的候选人——那些私下里是同性恋的单身人士或者已婚者——被认为是“逆转”为异性恋的候选人。他们说，在所有67例病人中，54人是男性，只有13人是女性。

让作者惊讶的是，寻求改变的男女患者中大约60%是已婚人士(尽管其中大多数的夫妻关系都很疏远，和配偶之间也很少有性生活)。对于“性取向的逆转”，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促使病人前来寻求治疗的原因。那些情况真的非常糟糕的人通常都害怕曝光，或者是出于配偶的压力才来到这里。“当患者私下里跟治疗师说诸如‘我当然需要偶尔和朋友相处的机会’或者‘我想要95%是异性恋’这种自证有罪的话语时，他们会被拒绝治疗。”他们在书中说明道。特别是对于男性患者，他们不希望治疗成为“误导他们妻子的一种方式”。

改变的病例由于涉及性别的定义以及“究竟什么对病人最好”这样的问题而给治疗师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在他们的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了一个已婚男人无法使自己的婚姻圆满，也没法和其他女人做爱，最后“自暴自弃之下开始了同性性交”。4年之后，这位男子和“他依旧坚定的妻子”来到了诊所，一心希望可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让他成为一个和异性性交的丈夫。在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病例中，一个被评为金赛6级的女人，“在经历了11年活跃却不理想的同性恋生活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她想要与之共同生活的男人，并且在和他“进行性生活时实现了性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承认，如果病人没有强烈的动机，他们成功的概率会明显下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功率”——事实上是以“失败率”表示的——非常高，并且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在67位“对同性恋倾向不满”的男女患者中，只有14人在最初两周的治疗中失败了。在为期5年的随访期间，总体失败率是28.4%，也就是说改变性取向的成功率超过70%，这是当时精神病与精神分析学界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他们在自己的书中承认说，有一些病人失去了联系，这让最终数据多少有些“失实”。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支配地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知道他们的发现将会被看作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摒弃。“性功能障碍或性生活不和谐的同性恋男女，其治疗的总体失败率是不可能低于80%到90%的，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在书中声明道。他们责怪精神治疗师过于轻易地接受“失败”，没有控制陷入困境后产生的偏移。太多人假设病人会最终返回到同性恋状态——这种观点“同样也被同性恋群体所采纳，并大肆地宣扬”。

《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没有比改变疗法这一点更具争议的了，其分歧持续了数十年。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及研究同性恋的社会科学家尖锐地批评说，这种理论是危险的、愚蠢的。就像作家贾尼斯·艾尔文后来评论的，“全书上下，他们都强调当同性恋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纠正，只是怕我们不知道而已。”几乎同一时间，宗教保守派与右翼时事评论员都抓住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对于男同或女同生活方式属于个人选择而非神的创造这一主张。在“先天与后天”的永恒争论之中，他们强调说缺乏遗传学的证据，并暗示不恰当的行为以及环境是成为同性恋的主要原因。福音派信徒通过祷告来“治愈”同性恋，把他们重新带回异性恋的正途，就和《圣经》以及如今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世俗论者对同性恋所做的一样。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 男同或女同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们真心想要改变的话。

然而，即使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老朋友以及追随者们都表示了质疑。曾经对《人类性反应》一书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如今表示对此保留意见。“作者陈述说同性恋是一个无法忘记的习得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观点。”后来改名为“纽约医院”的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劳伦斯·J·哈特勒医生宣称：“把一个长期以来都是同性恋的人在短短两周时间内改变成为异性恋，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花花公子》杂志也开始质疑他们的改变理论时，约翰逊没有了耐心。“在个人选择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是在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在一次访谈中她厉声说道，并引出了一直以来的老调子，“顺便说一句，有些同性恋者并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这可不是什么新闻。”

然而在幕后，唯一真心相信改变理论的人只有比尔·马斯特斯。

在《与媒体节目》的节目上以及整个媒体见面会中，约翰逊尽职尽责地维护着《同性恋研究》，把它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但私下里，吉尼对于其中的方法和结果深感不安，甚至曾一度哭泣，认为自己与这项计划疏远了。数年之后，对于书中所声称的将男同改变为直男的方法，她显得一点也不确定。“有很多同性恋夫妻前来找我们——其中一些是女性，大多数是男性。”她说，“但我们从未说过，‘我们可以改变你。’”

关于这本书的骚动开始于10年之前，那时许多人相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几乎可以改变所有人的性生活。当时还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精神病科担任临床教授的亚历克斯·乐维医生转诊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给他们。这位年轻男性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工作，非常渴望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服装行业杰出的富商。改变疗法有效了一段时间，但没有持续很久。“他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正常地进行性生活。”乐维回忆说，“但是，就像其他明显是同性恋的人一样，他压根没有兴趣去维持这种成果。他完全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但是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同志生活。”尽管起初是成功的，这位年轻男子的最终结果让乐维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他可以被改变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傻。”乐维回忆说，“如果你和任何一个在该领域工作的人交谈，你就会知道，这些取向是非常强大的、固定的，很难去改变。”

马斯特斯推动改变/逆转理论的神秘原因，他的朋友、反对者，甚至约翰逊本人都很难理解。对于同性恋，比尔怀有一种深深的怨恨或者恐惧，他当然不会显露这一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二战后那一代人的自然偏见，从不会用和共产党一样的口吻对同性恋进行诽谤中伤。在1973年那场关于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去除这一美国精神病学会里程碑式的大讨论中，学会主席贾德·马穆请求马斯特斯就这一改革问题向其他人进行游说。作为一名科学家，马斯特斯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可能有激素或者其他生物学原因。1971年，他和科罗德尼合著了一篇短小的论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睾酮水平要比异性恋者低；雄性激素水平越低，患者的同性恋倾向就越强烈。不过，马斯特斯相信性取向是由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他认为病人关于自己性身份的快感是最主要的，是相应地以其行为为基础的，正像他做外科医生时曾经为女性患者改造的人工阴道。科罗德尼一直认为，改变疗法是马斯特斯对病人同情之心的直接结果，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的什么宏伟计划。“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绝望之中联系了他们，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去处。”科罗德尼回忆说，“于是他们从内心深处回应着各种诉求，努力地寻找有效的方法。”

《同性恋研究》涵盖更多的是思考，而非科学，这一点违反了马斯特斯的主要原则之一。如同以往一样，在部分充满了统计的章节里，作者比较了男同、女同以及对照组异性恋之间的生理反应。他们测量了做爱期间勃起状态下阴茎的尺寸和颜色、阴蒂的反应、性爱的红晕，以及其他身体特性——不管取向如何，所有这些基本相同。但是在文章中，差别很快就变成了可改善的普遍情况。“在女同之中，假装高潮远没有异性恋女性那样普遍。”书中写道，“首先，很显然在连续的性交过程中，一个女人想要欺骗另一个女人比起在毫无疑心的男性面前装高潮要难得多。”比起异性恋，同性恋被描绘成更好的情人，至少在通过舔阴或“吹箫”挑逗对方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做爱时总是不慌不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说，这类实验没有引用秒表。“幻想模式”——关于强迫性爱、集体淫乱、匿名性交的梦或想象——在同性恋中更为普遍和流行，他们如此判定，却没有太多量化的证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布男女并非生来就是同性恋，而是“通过习得的倾向而变成了同性恋”，这种说法更是明显缺乏证据支持。那些相信同性恋是一种遗传倾向的治疗师斥责道，“肯定不再会有文化观念的盲目支持，这种显然是基于假设论证、假定可能或者未经科学证实的论点的奇思异想。”除了提到“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证实同性恋是源于遗传因素”之外，对于为什么认为同性恋是一个“习得倾向”，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原因。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对于这些改变病例的保密工作较之以往更为严密。在1968年至1977年这段研究期间，大多数员工都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改变性取向的病例。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曾听同性恋患者提及过向异性恋的改变，但是从没有说起这些治疗相关的录音带被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家中隐秘的地下室里。那个时期负责病人安排工作的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说，自己从未处理过任何改变治疗的病例。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前来诊所看病的几对同性恋夫妇“是想要明确两人关系中的问题所在，并解决两人之间在性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并不是什么有关改变的东西”。作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所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对治疗组合，马歇尔医生以及佩吉·希勒医生说他们没有治疗过同性恋患者，也几乎从没听说过任何有关改变疗法的消息。通常比约翰逊更亲切一些的马斯特斯似乎也并不希望听到那些知情人对于改变疗法的说辞。“我当然不同意——我告诉过他，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法，绝对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那儿工作的精神病学专家罗杰·克伦肖医生回忆说。最后，员工们都学会了不要去和马斯特斯争论这个话题，他的决定甚至成了员工中间的笑料。“比尔会看着一个人说‘请勃起’，然后他们就勃起了。”J·罗伯特·迈纳斯笑着说道，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主管助理。

起初，科罗德尼并没有怀疑这个项目治疗病人的能力。凭借一双明辨细节的好眼睛，他仔细地回顾了前两本书中的病人档案，听了很多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果坚信不疑。“如果比尔说他们在改变治疗中做得很成功，那我就相信，我怎么会说这不可能呢？”科罗德尼也听到了一些含糊的传言，说位于拉杜的住宅是进行特别治疗的场所。“自从1968年开始和他们共事起，我不记得有任何男同或女同夫妻在诊所进行改变治疗。”他说，“我询问比尔，‘改变治疗的档案在哪儿？’他回答说，‘哎呀，我们压根就没有保留。’在专业成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或者坐下来对正在进行的真实的改变治疗病例进行讨论。所以，比尔宣布说他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着实感到很困惑。”

然而，当《同性恋研究》将近出版时，科罗德尼被邀请参与它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后来在致谢部分提到了“仔细评阅文章内容的罗伯特·C·科罗德尼的高超技艺”，在少数几个协助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里，他被放在了首位。意识到作为作者的自己所存在的局限性，马斯特斯希望科罗德尼可以仔细检查贯穿全文的那些个例研究的插图式描写，令其变得更加易读。他们之前出版的所有书籍都含有不提及任何姓名的病人简介。考虑到同性恋本身复杂的性质，这就更需要对其真实生活进行生动的描写。在这本书中，比如说“病案报告： 第10号夫妻”，花费两页篇幅讲述了“R”的故事，并将他标注为一个“30岁的金赛6级患者”。在这个故事中，R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同性恋”——过于坚定以至于“当他需要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到当地的酒吧或者公共厕所猎艳”。后来R遇到了一位23岁的女人，都喜欢弹钢琴的他们发现彼此兴趣相投，于是“坠入了爱河”。在结婚之前，他和这位彻彻底底的异性恋女人(取向评级为金赛0级)兴奋地同居了10个月。然而，直到第18个月的时候，他们都还未圆房。这篇简介陈述说：“尽管妻子在房事方面百般努力，R却始终无法勃起或无法持续勃起。”在批注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总结了治疗R及其妻子时取得的成功：

他确实转变了过来。在治疗的第10天，他开始可以成功地进行性交。随访期间，这对夫妻也没有不良事件发生。他们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作为临床心理医生的R事业有成，双方父母都说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显然，这种小说式的病例是金赛6级男性与金赛0级女性之间性关系的例外情况，并不是常态。就像之前强调过的那样，改变或逆转同性恋的能力极限并不单单取决于委托人想要主观地变为异性恋的程度高低，同时也取决于从这样的改变中可能获得的回报。

科罗德尼申请翻阅这些“小说式”病例的资料档案并聆听录音记录，但遭到了拒绝。医生和患者都十分清楚，在治疗过程中所说的全部内容都被录音机记录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双方的保护。“如果有患者想诬陷有治疗师诱奸他们或诸如此类的事而提出索赔的话，我们有录音带作为证据，他们知道我们有录音。”科罗德尼解释说，“比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律保护措施。”因此，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录音记录显得十分奇怪。

随着工作的进展，科罗德尼开始怀疑在这67份病历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并非真实存在。通过马斯特斯的记忆片断组建的细节内容，或许也可能全都是捏造出来的。“当时以及之后的27年里，我始终认为他们处理过的病例数并没有他们书中说的那么多。”科罗德尼说，“这本书里，有些东西要么是夸大之词，要么就是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呈现一些更吸引眼球的病例。”尽管科罗德尼是马斯特斯在诊所里的第一助理，对马斯特斯也非常仰慕，但他对此无法做出其他解释。他的部分工作任务是检阅病人的申请，帮助分配病人给各个治疗师，即便如此，科罗德尼自己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改变疗法的病例。

科罗德尼试着改善手稿乏味的文笔，并加强病例简介的可读性。“读过这份手稿之后，我告诉比尔，文章显得不够真实，所有的病例都千篇一律——所以我们开始着力于给它们增加点色彩。”科罗德尼说，“我们去除了所有与病例无关的内容。基于那些并不真实的材料，我会在这儿或那儿添加一两句话。不管怎样，这或多或少有些胡编乱造的意思。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书的吸引力。”

最终，科罗德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私下里找到约翰逊，提出了自己的劝告。他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次对话，心里并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被认为是马斯特斯的门徒，将来有一天会接替比尔的位置。科罗德尼和约翰逊之间的关系向来较为紧张，这主要由于马斯特斯对他的信任。表面上一直跟随比尔并默默支持他，现在却又对他提出这样严重的批评，这很可能会诱发吉尼的抵触，甚至可能引起她的愤怒。然而，当科罗德尼跟她说这件事的时候，约翰逊立马就承认了他们所遇到的困境。对于马斯特斯的改变理论，她也怀有同样的质疑。“她非常理解我所说的问题。”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心不喜欢这本书。这有点像被绑在铁轨上的感觉。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她这本书可能招来的反响——业界的笑柄、公众的愤慨、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或缺乏客观性，并遭到同性恋运动、精神病人社区以及社会各界的攻击。或许除了宣讲福音的保守派，只有他们可能会说，‘看吧，我们一直都跟你们说是这样——如果这些(同性恋)家伙想要改变，那他们就会改变的！’”

预计到要在公众面前难堪，想象着自己被视为骗子，这让约翰逊十分不安。她已经耗费了整个成年之后的人生来克服别人对自己在证书以及公信力方面的讥讽。对于周围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有着比马斯特斯更敏锐感知的她，已经意识到了在推广这个未经证实的理论时潜在的危险。约翰逊含着泪水告诉科罗德尼她无法忍受自己被列为共同作者这件事。

“我真的不想被人评判，或者因为这样的白痴行为而被人记住。”她如同演唱歌剧一般悲叹道，“他写了一堆垃圾！这全都是他编造的！”

曾有一度，她考虑过要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把马斯特斯列为唯一作者，再用副标题的形式注明：“基于与弗吉尼亚·E·约翰逊合作的研究”。但是这样的附文只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她要求科罗德尼尽量延迟这本书的出版。也许，有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些基本的错误可以被改正或者掩饰掉。

“我没法跟他谈论这个。”约翰逊向科罗德尼吐露说，难得地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因为已经为此大吵了一架，而我又不得不和这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你必须和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科罗德尼决定将自己的担心写出来，表达得尽可能友善而直接。1978年8月，关于第二版的手稿，他寄了一封两页之长的亲笔信给马斯特斯，重复了自己之前的提醒，即有关改变性取向的章节需要重新评估。“我更加确信这离发表还差得很远，只会给那些喜欢抨击你名声和研究正确性的批评者以素材。”科罗德尼给这位曾经启发过自己职业生涯并一直以来都担任着导师的人这样写道。马斯特斯看了科罗德尼的信之后拒绝承认任何事。马斯特斯并没有能够努力走得更远，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奖赏——为自己长期从事的人类性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他们的对话变成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最终扯到了约翰逊的办公室。她和科罗德尼都没能说服马斯特斯。“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马斯特斯反复坚持着，“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当初打算要做的三部曲中理所当然的最后一部。”

得到了约翰逊的批准之后，科罗德尼对他们的出版社提出了延后要求，然而为时已晚。“那是一本烂书。”约翰逊数十年之后回忆说，“科罗德尼也有些得意忘形。”她说她当时赞成重新书写并修订整本书，使之与现存的(医学)文献相符，她担心马斯特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谈论什么。她说，最糟糕的是比尔当时对于编写病例研究非常具有创造性。

当出版的进程启动之后，约翰逊和科罗德尼都认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两人都不想要通过公然反对激惹马斯特斯——那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本作品可以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吉尼不再负责这件事了。”科罗德尼说，“所以这本书就如比尔希望的那样在4月出版了。而我基本被忽略在外。”

《同性恋研究》在出版之前被寄予了厚望。图书出版社机敏地将一部分内容事先透露给了《时代》杂志，而由于这两位研究员影响广泛的名声，《时代》刊登了关于该书夸张的正面报道。它宣称，“毫无疑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当代的一个现象。”

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样，《时代》一开始就量化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影响——售出了75万本著作，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超过1万次性高潮，治疗了2500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并且成功率达80%。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早期的科学著作，《时代》杂志注意到了其中使用的拗口英语，比如用“挑逗接触时机”来表示前戏，以及用“言语表达的关于表现的关心”来表示谈论性爱。它还挑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个毛病，“几乎没有涉及心理学、伦理学或者同性恋起源的内容”。但是与其他更严厉的评论相比，这些只是模棱两可的评论。《洛杉矶时报》(Los Aimes)的评论文章说该书“充满了谬论”，并直截了当地质疑了有关改变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总结了有关此书的反馈信息之后，它嘲笑道，“‘改变’成异性恋有一半以上的可能。只要你想，那就可以。”最令人痛心的反应来自科学以及医学界，他们对抽样方法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项研究是基于那些愿意花2500美元进行两周改变治疗的同性恋患者，那么就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偏移，个体选择的样本会向有利于成功的方面倾斜。”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性身份领域专家约翰·莫内说。即使是数年之前请求马斯特斯帮忙一起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去除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前主席贾德·马穆，也对他们的结果有所怀疑。“我非常怀疑你们竟然可以在两周时间之内把一群金赛6级的人改变过来。”马穆说。

关于改变疗法的争议持续了好几十年。无数的江湖医生以及宗教狂徒指望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的成功，开始提供“治愈”同性恋的“脱离同性”服务项目。此后的30年里，在许多人当中，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帕特·罗伯森以及教士杰里·法尔韦尔支持了那些改变同性恋的服务，其宗旨就是使病人们脱离罪恶、重回敬畏上帝的异性恋的怀抱。2006年，天主教医学会宣布：“科学研究——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在内——反驳了有关同性吸引取决于先天因素且难以做出改变的神话，同时还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的希望。”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第二竞选人萨拉·佩林所在的阿拉斯加教会通过詹姆斯·多布森博士管理的全国性基督徒组织爱家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改变的地方会议。多布森团队在《同性恋研究》出版了将近30年之后将其脚注引入他们的网站上宣称说：“性爱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很难成为一对典范！)说，‘同性恋无法改变’的观念显然还存在疑问。”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医疗团队最终都开始反对这种改变疗法，并认为其所宣称的那些成功案例并不能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重复论证。的确，2007年的时候，美国医学学会发表其官方声明，表示反对使用那些基于同性恋本身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假设，或者以病人应当改变其同性恋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础的“修复”或“改变”疗法。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十分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对马斯特斯进行阻拦，让他不至于出丑。“这是我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为失望的一点。”格布哈特谈到他们的第三本书时说道，“我一直都很敬重科罗德尼，连他也会赞同对同性恋进行‘治疗’，这让我着实有点惊讶。”

马斯特斯非常自信，觉得他们的书最终还是会被接受的，就如同之前的两本一样。他认为绝大多数批评都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总是抱怨说两周的治疗过于简单化了，远不足以了解患者性生活中的谜团。规模与范围方面的局限性中许多他都表示承认，但他觉得改变疗法的前景给了患者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自由，这是精神分析无法做到的。“批评的人都是基于老观念。”马斯特斯在媒体上不屑一顾地回应道，“我们报道的是10年研究以及5年随访的结果，证明这的确有效。”

在那些内部成员之中，包括科罗德尼在内，大家始终有些困惑，为什么马斯特斯这么拼命地不停推广改变及逆转理论的可信度。过去，马斯特斯曾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观点犀利，但总会有充足的资料支持。这一次，他怎么会让研究所陷入如此被动的地步呢？媒体总会有很多批评声，但从来也没有对这本书基本的诚信进行攻击。没有人知道诊所内部的担忧。“在这一点上，我主要认为比尔关于改变疗法的理论更多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以数据为依据的治疗研究，所以这着实给我下了一个套。”关于可能产生的影响，科罗德尼回忆说，“显然，业界以及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成果的接受方式有了一些改变。”

被这整个经历弄得窘迫不安的约翰逊发誓，再也不会让马斯特斯陷自己于这般田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她又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诊所。“吉尼感到比尔开始变得有些我行我素、不顾后果，让他做决定实在有些危险。”科罗德尼说，“当然，从那时起，她开始尽可能地掌控研究所的一切动向。”1982年，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从其原先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地方搬到其附近一幢新建的整洁办公楼时，这种权利转移表现得最为明显。约翰逊审视着一切，楼层平面图也是经过她批准的。从那以后，由谁做决定这件事已毫无疑问。“吉尼自己占了一个更大更好更为安静的办公室，而分配给比尔的则小得多。”科罗德尼回忆说，“这很说明问题。”

当外人指出其中的角色转变时，马斯特斯尽可能表现得并不在乎。“我雇用过她为我工作，现在我为她打工——这样也很好。”当一名圣路易斯的记者问起时，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管理者。我更喜欢做研究以及临床工作。”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三章 未来的前景

穿着奢华的黑色礼服，弗吉尼亚·约翰逊挽着比尔·马斯特斯的手臂，缓步走进了这间优雅的宾馆舞厅，在将近400人起身热烈鼓掌的映衬下，宛如女王一般脸上洋溢着愉悦的微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人们的赞美和致敬，但在自己的家乡圣路易斯，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晚这样的款待。即使是一向表情严肃的马斯特斯也忍不住露出高兴的笑容。

在帕克·特勒斯希尔顿酒店，当晚典礼的主人介绍他们时，乐队轻声地演奏着定音鼓。整个城市迟到的恭维弥漫着1984年11月的这个夜晚，其中亦包含密苏里州共和党主席基特·邦德的发言。在这个人均250美元的餐舞会上，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国会议员乔治·霍布利泽尔——他的女儿就是由马斯特斯接生的，以及《花花公子》的新任女总裁克里斯蒂·赫夫纳——她曾是研究所托管人董事会的成员之一。“我们最杰出的两位圣路易斯人尚未在这儿由大家授予荣誉。”韦伯斯特大学的校长，当天晚宴的主持人利·格丁向大家宣布道，“全世界都在为他们鼓掌。”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人类性爱研究”的25周年庆典绝对是属于弗吉尼亚的夜晚。她安排了每一个细节，从摆放着超大水晶玫瑰碗以及白色栀子花、铺着深紫红色桌布的餐桌，到拼命抓拍照片的一群新闻摄影师。除了诊所的日常工作，现在她还负责他们的公众形象。在场的人对于她能够让自己人生中3个重要的男人——马斯特斯医生、诺亚·温斯坦法官以及负责当晚音乐演奏的前夫乔治·约翰逊——在同一场合和平相处给惊呆了。“这是我唯一一次与约翰逊先生见面，他就是那种一同坐船旅行时始终保持着笑容的人。”琼·多布斯·巴茨回忆说。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晚上，圣路易斯的那些糟糕记忆都烟消云散了。午夜的骚扰电话、业界的斥责、华盛顿大学故意的疏远、冷嘲热讽以及到处传播的关于门背后肮脏勾当的谣言，所有这一切统统都被抛之脑后。虽然这个城市的欢迎来得有些迟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是表示了谢意。她对当地最大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这项研究能在这座中西部城市开始和开展是最好的选择。”

马斯特斯的演讲听着就像是一场告别辞。随着自己年近70，他的眼睛也愈发空洞而遥远，肩膀开始松弛耷拉下来。如今，他脖子上所系的领结就如一朵枯萎的花，永远也不会再次盛开。“时光的印痕已经掌管了一切。”他对着麦克风柔和地说道，“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的对手也不再对抗——有些甚至已经归天了。”在场的人不禁被马斯特斯对其批评者直率却真实的评定惹出一阵笑声。他所说的自己就像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的人。“是时候把这一切交托给年轻人了。”他对大伙说，“这样做，我可能显得很不仁慈，但是到时候了。”

相反，59岁、着眼于未来的约翰逊则非常享受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收获着没有几个专业人员可以拥有的喝彩和个人财富。丈夫可能即将退休，但是依旧活力十足、激情澎湃的约翰逊并不打算离开这个舞台。“说比尔就像在烈日沙漠中渴望得到一池清水以继续生存，我认为这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她向采访记者担保说，“但是这不足以让他放弃一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于越来越沉迷于性话题的美国媒体来说，弗吉尼亚·约翰逊仍旧是一位充满魅力的人物，一位似乎了解许多人生最深层秘密的成熟女子。“她那时谈论性爱这个话题绝对是革命性的。她明智聪慧且富有说服力。如今我们谈论的有关女性性爱的所有话题都与她有关。”《大都会》(opolitan)的编辑海伦·格利·布朗回忆说，当时他还恳求过弗吉尼亚接受杂志访问，谈谈她的个人生活。

作家盖伊·塔里斯在准备《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ife)这本美国性爱革命的一手资料期间，曾提前数年就开始接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想要揭示他们一起的生活状态。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在他们结束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行业大会上的演讲之后，塔里斯询问道。

约翰逊朝塔里斯笑笑，就好像面对一个顽皮的男孩。“有谁会统计呢？”她正经地回答道。数百名被逗乐的新闻工作者发出一阵喝彩。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的名字变得无处不在、势不可挡。由于非常具有辨识度，他们的名声成为了漫画家以及午夜喜剧演员的创作素材。“听着，朋友，人们去圣路易斯不等于说他们就是去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纽约客》杂志刊登的卡通中有一张画框里诊所的内墙上就写着这样的标语。在另一个画框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告知一名多疑的年轻女性说：“好吧，机器说你有一个！”还有一幅，画的是两位中年女性盯着书店橱窗里的一本《人类性反应》，其中一位女士对另一位说道，“有了我的哈罗德之后，我会欢迎任何一种回应！”

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地被邀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是拒绝了约翰尼·卡尔森的深夜综艺节目(“我们不想坐在杰克·梅森和踢踏舞者中间。”她解释说)，也不愿面对迈克·华莱士在黄金时段的节目《60分钟》(60 minutes)对他们的拷问。相反，他们上了芝加哥菲儿·多纳休的早间节目，以及费城迈克·道格拉斯的闲谈节目，在这些节目中他们觉得更放松一些。正午的性爱对于观众来说总是带着一点挠人心痒的吸引力。尽管日间电视节目依旧很安静——当然这是与数年之后的轰动标准对比而言的，多纳休看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收视率上的价值。“他会不停地打我们电话。”约翰逊回忆起这位一头爆炸式白发、戴着飞行员眼镜的亲切主持人时说。她觉得多纳休有些虚情假意，绝对拥有让人心焦的美国式双重标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人陷于尴尬之地。”约翰逊说。虽然马斯特斯总是对电视主持人很疏远，甚至吹毛求疵，但约翰逊却很喜欢上节目，以此不断增加他们的公众好评以及经济收入。“我想我对于成为明星的需求——喜爱做明星的程度——有一点点高，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回忆起后来连纽约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自己的名字时约翰逊说道。

然而，名声却没有成功转化成财富。20世纪80年代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成为了一家亏钱的机构，两位搭档一时之间却找不到解决方案。1983年，研究所欠款达22万6千美元。第二年，虽然改善了他们的病人收费制度，还是无法维持员工以及设备相关的费用。全国各地稳定增长的性爱治疗诊所抢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人们不再需要花高昂的费用前往圣路易斯进行治疗。他们曾经一度长达数月的等候名单一下缩短到只有几周时间。诊所将近85%的患者首诊都是在其他地方。患有诸如性冷淡、早泄等常见“功能障碍”的病人如今远比之前的一代更熟悉相关信息。他们通过阅读从当地书店购买的图解指导手册来学习自我治疗，或者就在家附近寻求医生和治疗师的帮助。事实上，25周年庆典除了提醒全世界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里程碑式的贡献外，那晚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活动筹集500万美元，首先是在圣路易斯，然后是纽约、洛杉矶以及其他城市。就和过去几十年一样，研究所的性爱相关研究依旧没有得到政府的基金资助。就像那天晚上约翰逊对在场所有人所说的一样，捐款可以让他们继续大家所了解的这些研究——别人可能无法胜任的、冒险而大胆的研究。<u>?９9ｌib.</u>

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困扰，缺乏商业头脑的比尔和吉尼把这一情况变得更为糟糕，董事会成员唐娜·威尔金森回忆说。两位研究者都不喜欢向人要钱，可如果你不想向人索求，那就很难筹集到资金。1983年，研究所董事会终于批准进行一次有组织的资金筹集活动。“他们应该退休，我们希望确保研究所以及他们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筹集资金期间担任诊所第一任发展部主任的丹尼尔·J·沙利文说。但是，除了少数心怀感激的老病人，诊所很难找到可靠的资金来源。当与他们研究相关的一些商业投资提出要入股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就和当初科罗德尼建议对诊所进行特许经营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录像机的出现，“时代生活”(time-Life)公司给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份150万美元的合同，请他们录制一系列讲解他们著名治疗方法的录像带。但是这对夫妇在出价面前退缩了，他们觉得这笔钱压根不够。即使诊所的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他们还在担心自己是否会吃亏。马斯特斯听取了研究所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的谨慎建议，似乎对于这份合同完全没有兴趣，而约翰逊当时好像正全神贯注于其他事情。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业务拓展一事，以及那些想要以他们的名义赚钱的人始终都很谨慎。虽然性爱治疗领域的欺骗情况会引起人们小心而合理的质疑，但他们的忧虑感有时也伤害了那些想要合理发展事业的重要同事。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马歇尔和佩吉·希勒告诉马斯特斯，他们即将要发表一本名叫《性爱漫话》(Rapping About Sex)的作品，其内容是基于之前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公开讨论的一些录音。他们本打算在书的封底提一提他们目前所属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他觉得我们是利用他的名字为自己谋利益。”佩吉回忆说。马歇尔争论说，每一个作者都会在书皮上注明自己的背景，而马斯特斯依旧坚持己见。几个月后，希勒夫妇决定离开诊所返回密歇根，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极力劝说，他们还是执意要走。

除明确了这个他已经为之工作10多年的研究所的未来前景之外，科罗德尼在时代生活录像带这一工作中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好处。他已经成为了诊所的助理主管，监督培训工作。同时，他还指导内分泌研究部门的琼·鲍曼以及其他人员，该部分工作主要是研究违法药物以及处方药对于性功能的影响，以及诸如糖尿病、癌症、高血压是如何影响性生活状态的。做医生颇具天赋的科罗德尼还拥有一定的商业心得以及写作能力。他收集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1977年举办的研讨会中性爱治疗领域伦理问题方面的文章，将它们整理成了基本专业书籍，包括1982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人类性学》。数年之后，在未发表的自传中，马斯特斯称科罗德尼是“一位独一无二、富有天资的人”，并承认“在我们一起发表过的几本书中，他做了绝大多数的写作工作。”

数年以来，马斯特斯一直表示科罗德尼会成为他的继承者，就如《时代》杂志对他的描述，“显然的继承人”，但约翰逊对于这种变化始终心神不安。没有高级学位的她在自己丈夫退休之后需要依赖于一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要么科罗德尼，要么其他有证书的人——来帮忙管理诊所。她一个人没法完成这些，尽管马斯特斯越来越不顾日常决策，对于医疗相关事件也赋予她相当大的权限。在陪伴马斯特斯参加了好多年的科学会议之后，科罗德尼终于在他们的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并几乎成了约翰逊的对手，特别是在他赢得著名的全国专业服务奖之后。唐娜·威尔金森起初并未明白约翰逊和科罗德尼作为两个高智商活跃分子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摩擦，她后来回忆说：“他们的关系相当紧张。鲍勃开始获得很大的认可，这理所当然。虽然这对比尔来说并不是什么麻烦事，因为我认为比尔会觉得‘这才是我的人’，是我培养出来的学生，但是这对吉尼却产生了一点威胁。”

高大挺拔、一头黑发的科罗德尼留了点胡子，让自己显得年长一些，他一直以获得过最好的教育而骄傲——包括哈佛的学习以及马斯特斯的指导，比尔曾是他心目中富有远见、天资过人的偶像。他的言语和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十分精确，并且难以掩饰自己对于平庸之人以及约翰逊业余嗜好的厌恶。他后来声称，“我不相信吉尼看过那几本以我们共同名义出版的书。”虽然诊所内少数几个员工富有天赋，科罗德尼却始终没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缺乏扎实医学训练的成员，他认为这样的训练对于诊所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人从没有经历过治疗培训，有些人则对人体生理与解剖知之甚少，还有些人的背景完全不相干，比如神学。“因为聘请具有一定程度专业知识的人，需要花费金钱，而我认为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不希望其他任何一个人出类拔萃。”十分敬佩科罗德尼专业地位的威尔金森说。然而，当马克·施瓦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入的时候，科罗德尼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一头金色长发、表情冷峻且自信，施瓦茨作为治疗师的完美技术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让他成为了科罗德尼那种正直却缺乏热情的方法最真实的补充。“所有人都认为科罗德尼应该(成为马斯特斯的继承人)，他也表明了这一点。但马克(施瓦茨)出现的时候，两人关系紧张，因为我认为马克觉得他自己也可以的。”作为治疗师和两人都共事过的梅·比格斯·洛纳根回忆说。

备受信任的科罗德尼曾一度被马斯特斯质问说是否过于逾越规则，或者是否精神和体力已有所不济。科罗德尼记得，1972年，在他从哈佛回来后不久，马斯特斯就隐晦地对他说过，年老的橄榄球运动员并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该卸下战袍。在深思熟虑之后，比尔还提及了那些持刀过久的外科医生。然后他一把抓住科罗德尼的手臂，径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我打算请你为我做这件事。”他非常严肃地说道，“我们要长久地一起工作。如果你发现我开始迷失，希望你能让我停下来，并告诉我是时候离开这个岗位了。让我不至陷自己于难堪之地就是你的责任。”

尽管这段独白看似很夸张，科罗德尼却明白了马斯特斯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感觉——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内心自信的优越感，他绝不允许这种自信消逝，更不允许一点点的差池。马斯特斯渐渐变老，他不再敏锐，特别是在公众面前甚至会头晕目眩，科罗德尼却不忍心提醒自己的导师。当然，如果科罗德尼想要成为他的继任者，他就不能执意让马斯特斯减慢节奏，或者彻底停止接诊病人，这样会表现得有些自私。此外，科罗德尼感到自己所提的那些事关研究所未来的重要建议几乎都被忽视了。在力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研究所搬到纽约时，他的挫败感显得尤为明显。他主张说，在美国的媒体之都他们的名气会进一步提高，他们革新的疗法会进一步被医学界所接受，并且将吸引更多的病人。在一张题为“纽约办公室的优势”的便笺上，科罗德尼指出，“研究所将对国际客户更具吸引力”，并且“可以增加资金的募集”。科罗德尼的家人定居在纽约，他无疑认为这个主意很具有吸引力。考虑到比尔和吉尼对于搬家的偏爱——他们卖了拉杜的房子搬到了圣路易斯的另一个地方——这项提议也不无理由。但是约翰逊说她不向往纽约，她不想彻底从他们长久以来的基地搬走，去一个可能会遇到更多批评声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弗洛伊德学派的批评声。许多纽约的治疗团队已经开始使用他们的技术，其中包括康奈尔的海伦·辛格·卡普兰、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克斯·乐维、长岛的萨利·舒马赫。约翰逊和马斯特斯都不想从头再来，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他们未说的担心。尽管他们两人都越来越依赖科罗德尼，但约翰逊仍旧不太信任他。“他非常聪明，强烈地希望能够支配整个研究所。”数年之后她回忆说，“他想把所有一切都搬到纽约去，回到他的家乡。但是说来也奇怪，我们其实非常高兴他能接手这一切。”(但他们强调，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必须愿意留在圣路易斯。)吉尼始终认为他们的诊所植根于中西部将受益匪浅。“如果回到东部那个老派医学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改头换面，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那儿接受。”

最后，科罗德尼决定离开这里自谋前程。在一份详细的便笺信里，他概述了所有自己实施或督导的项目，以及继任他的人应当具备的资格。他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当时的妻子南希以及他们年轻的女儿都在那儿。他开了一家自己的行为医学诊所。科罗德尼答应继续担任研究所的董事一职，并会偶尔飞回圣路易斯参加会议。他也会继续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一起合作写书，包括即将出版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谈性与爱》。这本书后来相当成功。

但在1984年比尔和吉尼周年纪念庆典之前，当整个圣路易斯开始承认他们的成功时，罗伯特·C·科罗德尼——这位将来的继承人，以及他所描绘的诊所未来，都一去不返了。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四章 美女与野兽

<small>“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让我将美女与野兽之间——我这个缄默却内心澎湃的野兽与穿着无邪棉质连衣裙、脸上带着酒窝的她的美丽身体之间——那种私密接触隐藏得更好。”</small>

<small class="right">——，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small>

裸身躺在床上，莫林·沙利文低声呼唤自己的客人靠近一些，让他们的肌肤相触。她的指令和她的爱抚一样温柔且诱人。

靠着床头板，沙利文像印度人一样端坐着，如同一个不可抗拒的性爱女神，直面着这个饥渴的年轻男人。在查斯公园广场酒店这间舒服的房间里，一直都开着灯。毛毯被拉到了床尾，在床单之上无处可以隐藏。随后她把自己光滑黝黑的双腿跨在了他的膝上，两人的私处几乎靠在了一起。

27岁的沙利文长着一头卷曲的浅棕色头发，双乳丰满而挺翘，她就像是个有氧操教练，散发着富有感染力的热情。有着运动员一般健康美貌的沙利文始终保持着职业笑容，客人在世界知名的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研究所治疗师的指示下支付给她一定的费用。

当时机成熟时，沙利文抓起客人柔软的阴茎，没有一点迟疑，坚决地将它在自己的阴户与阴唇上来回磨蹭。两人之间那种预知的氛围开始产生，由她发出所有指令。只有当她觉得他准备好了之后——就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教科书上表述的，血液通过他的阴茎动脉流入造成充血，使他软弱的组织膨胀勃起——沙利文才会按照指导手册进入下一步。

“我会坐到你身上，然后把你的阴茎放入我的阴道——只是为了让你能感觉一下。”她向他耳语道，“别试图去插入。别尝试做任何事。只要去体会一下。”

作为一名性爱代用者，沙利文已经从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生殖器刺激”工作，她表现得非常积极，效果让人印象深刻。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她和客人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吩咐之下已经花了几天时间进行“感知疗法”。

插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早晨以及午后，他们会相互触摸、鼻尖相对、抚弄对方，有时还会亲吻全身各个部位，但不能性交。有时他们会站在全尺寸的大镜子前，相互检阅对方的身体。如同沙利文解释的那样，触摸练习去除了这些男人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以及无知。“你也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她回忆说，“你向他们展示卵巢和睾丸是如何的相似，大阴唇则像是阴囊，而阴蒂又和阴茎彼此相同。于是，他们会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陌生的领域。”

需要依赖沙利文专业技能的那些男人通常患有“勃起障碍”(阳痿的新术语)、早泄之类的性功能问题，或者是一些由于担心自己表现不佳而迟迟不敢和女人接触的处子。沙利文在这些男人面前成为了创造奇迹的人。她不要求任何满足，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让他们实现自己。“我觉得我就是神奇女侠(onder oman)。”在他们进入“取悦生殖器”阶段之前，沙利文主要专注于客人的勃起部位，像画家的画笔一样用自己的外阴轻抚它。“这叫做‘画画’——你握着他们的阴茎在你自己的那个部位画画。”她鼓励的话语对于勃起状况的改变至关重要。“如果它(阴茎)开始软下来了，你得继续用手爱抚。如果依旧坚挺，那么你就只是玩弄它。这一切都由你来掌控，但是你不能预先通知他自己打算做什么。这有点像是惊喜，在他们没有期待的时候！”她表情冷漠地解释说。

沙利文积极的生活态度(joie de vivre)让她成为了比尔·马斯特斯最喜欢的性爱代用者，特别是在他遇到棘手病例的时候。除了研究所常规的5000美元费用，患者还要支付双倍的钱才能保留这种加利福尼亚式的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私下还会提供一小部分代用者服务。这些安排远比早些时候私密，主要是因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已经公开否认过这样的行为。他们痛苦地明白了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曾大力支持的性爱代用者疗法如今可能会招致鄙视，甚至嘲笑。“我的方法在原理上基本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的相同。”从前在纽约做老鸨的赛薇亚拉·荷兰德在自己的畅销书《幸福的妓女》(tion)以及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协会(Amer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s)宣布，治疗师允许自己的客户使用代用者是对伦理准则的背弃，尽管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如此判定。大多数名声在外的专业人士都同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立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主流治疗师都认为引入代用者会给他们的行医生涯带来巨大风险，甚至可能会惹上官司。“我个人绝不会这么做。”露丝·韦斯特海默医生说，“我明白这么做的理由，但是我绝不会让自己牵扯其中，因为这是违法的。”

很少有人知道马斯特斯继续使用着代用者，或许对于他们的有效性他从没怀疑过。尽管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也口是心非地说了假话，但马斯特斯并不打算停止这个治疗项目。“医生永远都想要改善病人的情况，不管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朋友、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解释说。

除了莫林·沙利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病人所使用的其他女性代用者还分布在全国各地，她们飞来圣路易斯通过让那些自己从未见过的男人重获性活力而得到报酬。代用者们都知道马斯特斯的秘密行为不符合他的公众地位，比如韦纳·布兰卡德，一个来自洛杉矶郊区、20出头的时候就离了婚的女人。“事实是，在官方声明说已停止了代用者这个项目之后，他们还一如既往，只是他们将客户介绍给这些人(代用者)，由客户自己和她们进行联系。”布兰卡德后来成为了一名代用者支持组织的领导人。她说，尽管马斯特斯经常直接与她们接触，但是一直和代用者与客户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其他运作方面的事情保持着一臂之遥的距离。“他们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隐秘，因为已被告知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布兰卡德回忆说，“他们和每一个人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布兰卡德说自己在圣路易斯只收过一回报酬，沙利文以及一位名为“来自佛罗里达的安”的代用者则做过好几次。对于这位玩弄法律以及专业指南的医生，布兰卡德并没有太多怀疑，反而非常钦佩。“事实上，他曾经说过其实他们也左右为难。”布兰卡德说，“但是如果让患者失去一个行之有效——也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治疗，他会良心不安。”

莫林·沙利文在寄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简历中，列出了自己之前在性爱治疗师威廉·哈特曼——一位执业婚姻咨询师——手下工作及培训的经历，并自称是南加利福尼亚最昂贵的代用者。尽管哈特曼的方法具有争议——他和搭档玛里琳·菲西安有时候会指导那些半裸的患者爱抚的技巧，但对于像沙利文这样的代用者，他却提供了正规的训练。在长滩州立大学，沙利文当时还是一名来自恩格尔伍德的人类学专业学生，便上了一门由哈特曼任教的人类性爱课程，并很快加入了他的队伍。“在我脑海里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于是我从比尔·哈特曼那儿得到了一些客户，并且心想，‘管它的，我就试一试！’”沙利文解释说。她很快就做到了一周16位客户，作为性代用者，每天可以收获在当时来说相当可观的300美元。

在加利福尼亚，沙利文听说了很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事，于是她想，他们的有钱客户可能愿意为她的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寄出自己的凭证之后，她很快就受到了录用的回复，但是马斯特斯同时要求她再寄一张照片。沙利文拒绝了。当时她心想：“去你的，我不会寄任何照片给你。我长什么样压根就没关系——我是一个代用者，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我的培训资料。”

“马斯特斯告诉我说，这位客户急切地想要知道我长什么样，除非他看到我，否则他绝不会签合同。”她回忆说，“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于是，我最后还是寄了一张照片给他。”

不久之后，马斯特斯从圣路易斯打给她说，患者想安排见面。

“我不明白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愿意寄照片给我们。”马斯特斯用最迷人的语气说道，“你非常漂亮。”

“好吧，那不是我寄照片的原因。”沙利文相当直率，几乎有点假小子似的说道。

他们接下来的谈话基本围绕着钱的问题。“如果你支付我一天300美元的报酬，那我就答应。”沙利文说自己当时这么对他说，“每一个客户(为期10天)我要得到3000美元的报酬。这就是我的报价，因为在家乡我就赚这么多。”她抵达圣路易斯，在帮患者进行治疗之前，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首先给她进行了一次妇科检查。不久就离开诊所前往东海岸的科罗德尼一直都对使用代用者一事有着矛盾的看法，但他遵从了马斯特斯的意思，比尔对于沙利文的能力期待非常高。“比尔显然这么觉得，在那些男人自己所找的不同代用者之中，她很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最有资格的一个。”科罗德尼回忆说。

沙利文说，自己一共完成了大约300个病例，在圣路易斯至少做过6次代用者。她逐渐熟悉了这里。在诊所的复印间旁她暂存了一辆自行车，方便去森林公园的湖旁骑车放松。“在某些方面，我就像是他们收养的女儿一样。”她回忆说。上过心理学课程的沙利文意识到，成为一名代用者会给其他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这是她自己人生中不常有的经历。“我当时才20多岁，还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她反思道，“做代用者并没有让我的灵魂堕落——在做代用者之前我就已经堕落了。我的父亲是一个会殴打妻子的人。我从没见过父母恩爱的样子。”担任代用者，在那些告知她该做什么的老医生的指导下，沙利文从某种程度填补了心理需求。“我来自一个问题家庭，当我选修比尔·哈特曼的课程并开始学习关系与爱时，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父亲。”

代用者与患者之间没有什么亲密时刻，她们就是治疗团队的无情感工具。她们不能做治疗决策或心理评估。“我是那种实事求是的代用者。”她说明道，“当他们有心理问题时，在来找我之前，治疗师通常会尝试进行处理。”代用者都很小心移情这个问题，以防病人可能会对她们产生情感依赖。然而，在一个病例中，沙利文却犯了这个基本的错误——她爱上了自己的客户。

一名30岁左右的富裕外地律师雇用沙利文帮助他治疗“勃起功能障碍”(ED)——阳痿的标准名称。“关于客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告知的信息少之又少，因为我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这位年轻的律师慷慨地在查斯公园广场预订了两件单独房间，在他们不在诊所或无需在他房间进行感知练习的时候，她可以单独睡觉，有属于自己的隐私。两个星期当中，沙利文比通常情况更多地与这位客人聊天、去餐厅吃饭、在公园散步。作为两个同在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沙利文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位不知名并感激她让自己重获男子气概的人。身为一名代用者，她一直将身体关系与个人情感分得很清楚，但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况——这一点也不专业。”她回忆说，“这是我的需求。一个专业的代用者不会这样，不该有那样的情感。我爱上了那个家伙，就和普通人一样。”

当客户治疗结束的时候，她向负责这个病例的治疗师马克·施瓦茨吐露了自己的情感，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在做爱时渐渐产生感情的。施瓦茨明白她遇到的困境，并给了她简单的建议。

“就把它当做是一场夏日的浪漫经历，最后两人分道扬镳。”据她对这次对话的回忆，他当时是这么建议的。

沙利文说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代用者。我没法违反我的伦理原则。产生感情没什么，你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过，如果付诸行动就有点不专业了。”

沙利文飞回了南加州，而律师则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她永远也不知道的地方。

“现在，欢迎约翰尼！”

1982年9月9日，《约翰尼·卡森今晚秀》(tonigarring Johnny Carson)为其喜剧主持人配备了助理广播员艾德·麦克马洪。塞弗林森博士带领着全国广播公司的乐队，嘉宾——演员乔治·西格尔负责班卓琴。在开场白中，卡森一连说了好几个关于加利福尼亚、医生的裤子、罗纳德·里根总统、拉什莫尔山以及职业足球员罢工的笑话。在最后一个诙谐的评论中，卡森提到了当晚的另一位嘉宾——莫林·沙利文。

沙利文坐到卡森身旁接受采访，非常直率地谈论了自己担任性爱代用者的生活。他们聊了她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她所面对的问题、所处理过男人的年龄范围，以及和客户发生肉体关系是什么感觉之类的话题。当卡森对着镜头做鬼脸取悦全国观众的时候，她展示了如何用手进行爱抚。沙利文告诉主持人，通常可以在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找到性爱代用者。她从没提及自己曾经在中西部著名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担任过性爱代用者。当她愿意上节目的消息传出之后，卡森秀之外的露面机会接踵而来。她成为了性爱治疗中这一块声名狼藉的领域里最卓越的女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代用者网络。“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她自夸道。

然而，谈到圣路易斯时，沙利文感到明显的不安。如果她莫名其妙地提到了他们的研究所，就会爆出一场巨大的丑闻事件。尽管对于马斯特斯过去的成就尊敬有加，他最亲近的同事们如今也非常担心其与沙利文以及其他女人的秘密接触，她们对研究所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那份来之不易的名声造成了威胁。马斯特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在跨越禁线、智斗批评者以及所谓的道德守护人。但是现在，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现实——他们很可能因为其严重的伪善以及存在问题的伦理评判而遭到控诉。他以为没人会发现这些。他对沙利文以及其他代用者的秘密安排是疯狂的，马克·施瓦茨说。虽然这在当时绝对是“违法的嫖娼行为”，他还是举出了当时那些被代用者改变了人生的患者作为范例，比如那个没有社交能力的30岁处男。“这是个双重困境： 如果他们患有阳痿，那么就永远也找不到性伴侣；如果没有性伴侣，那么他们就永远也不能逆转自己的性功能障碍。”施瓦茨解释说，“这是他治愈的关键，但他总是离陷入麻烦只有一尺之遥。”

也许最担心性代用者计划的人是吉尼·约翰逊自己。尽管她曾经非常擅长为自己的项目招募女志愿者，但后来她还是觉得代用者并不是一件值得冒险的事。芭芭拉·卡尔弗特丈夫的那起严重的诉讼差点毁了他们。唯恐再次被控告的约翰逊回忆说：“我认为，其中充满了不利因素。但是他仍旧一直坚持这么做，尽管很清楚我是怎么想的。”她提醒他，研究所绝不能成为那些潜在违法行为的交易场所。

诊所的会计员唐娜·马丁尼经常接触那些代用者。1982年，马丁尼被聘用之后不久，就听到了关于诊所欺骗公众的传言。“当人们问起是否有代用者时，他们永远会回答说没有——但他们其实有，一直都有。”她说，“他们从没有真正公开代用者项目的事情。”在每一个病人身上，马丁尼会收取诊所标准的收费，此外还有另外一张支票，用以支付代用者这笔额外费用。她记得至少有4个女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过报酬。“我从没拿到过什么收据，因为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约翰逊的首席行政助理旺达·鲍恩负责确保马丁尼对代用者项目以及所有可能目击的事情保持沉默。“人们总是对所发生的事很感兴趣。”马丁尼回忆说，“旺达通常会说，‘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就说我在为一个西尾区中部的医生工作。’我一直都没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她总是有点神神秘秘的。”

代用者可能通过性传播疾病这一点比起金钱交易更让人担心。1982年8月，《时代》通报了生殖器疱疹的传播——称它为“当今社会的红字”，并在杂志封面上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h”。一年之后，致命性的艾滋病毒的出现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那些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很少使用安全套，这令情况变得尤为严峻。此前沙利文在工作时从来不使用避孕工具。“在个人生活中，我会使用避孕药。但那时我们很少使用安全套。”她回忆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现之后，安全套才成为了必需品。”警惕着感染的威胁，沙利文也不再轻率地让病人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插入自己的阴道。对于染上这个致命疾病的恐惧让代用者与渴望性生活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起初，这真的很可怕，让人提心吊胆。”沙利文说，“我们努力地分散对性交的注意，因为重要的部分不是插入，而是那些为此准备的过程。好的客户会在他可以插入之前停手。然后他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

不过，疾病和金钱都没有终止沙利文的职业生涯。1984年，在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代用者之后，她前往圣路易斯接了两个不同的病例，中间仅相隔一个周末的时间。一时兴起，她决定放一个短假，长程跋涉去堪萨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次健康水疗。在回圣路易斯的时候，她冒着暴风雪依旧继续赶路，生怕错过了自己第二个病例的预约。在湿滑的高速路上，她租来的汽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失控的车辆。在这次迎面冲击中，沙利文的脸撞上了方向盘。她的整个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还伴有其他毁灭性的损伤。“没了眼窝，没了鼻子，没了颧骨，肚子上多了无数个洞，肺也损毁了。”她叙述道，“我昏迷了好几个星期。”

在圣路易斯，关于沙利文遇到了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这一新闻引得满城风雨。如果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性爱代用者计划败露了，那么全国的媒体无疑会发现她在密苏里州所做的一切，从而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陷入险境。吉尼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比尔的反对。最终，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后，沙利文的自行车被运送回了加利福尼亚。她想要继续自己的代用者工作，却没能如愿。“我再也没有多少(客人，在交通事故之后)，我再也无法一周接16名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沙利文悲伤地说道，“我的脸做了17次重建手术，每3个月1次。在这样不间断的情况下，我的确也不能见任何客户，我想继续治疗把自己的脸修复过来。经过了手术之后，我真的被击毁了。”

曾经的美丽容貌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沙利文发觉，那些默默看向她的眼神远不同于以往。她再也没有从前的诱惑力。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明白今后的人生将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关于美貌与性和爱同等重要的惨痛教训。“我并没有意识到，美丽可能就是我会有如此多客户的原因。”她评论道，“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参加过培训，是因为我寄了自己的简历。不，其实这是因为我年轻貌美。你以为你在跟谁开玩笑？他们说男人多数是因为视觉刺激而兴奋的。”

几个月之后，马斯特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场讲座。沙利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决定前去参加。讲座结束，她走向马斯特斯，心里并不确定他是否能够认出她。她出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礼貌地询问了她恢复的情况——然后问她是否愿意继续担任代用者。“他看到我时就问我，‘有一个病人——你能接手吗？’”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处理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病例，而这个新病患给了沙利文特别的挑战。他是一名富有的年轻男子，但患有恋童癖。就像中亨伯特·亨伯特的真实版本，这位客户迷恋那些在自己家乡遇到的妓女们未成年的女儿。“他出门找到妓女后，就会强迫她们交出女儿，幻想着自己是她们的救世主。”沙利文说，“在脑海里，他会假想自己是她们的父亲，给她们买自行车，送她们精美的礼物，等等。同时他还会欺骗她们。他觉得他是在从将要让她们去卖淫的母亲手中‘拯救’出这些孩子，这些小女孩。”就像沙利文回忆所说的，这位客人陷入了麻烦，作为法院判决的康复治疗的一部分，他必须呆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儿一段时间。“当我听到这个病例时，心中的一个声音说道，‘开什么玩笑——这绝对治不好。’”她回忆说，“但是另一个声音又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又有什么损失呢？”

不再像以往为期10天的代用者治疗，马斯特斯希望沙利文可以和这位客户一起生活3个月。他的名流家族会支付沙利文1万美元作为报酬。在逗留期间，这位有点肥胖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宽敞且几乎没有家具的私人公寓里。马斯特斯想要改变这名男子的恋童癖，将他所谓的对于小女孩的喜好转为对那些身体成熟的异性的兴趣，比如沙利文。“他真心希望这位客户可以找到和成年女性一同生活的真实感觉。”她怀疑地说道，“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去改变那样一个人，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毫无疑问。”

治疗了数天之后，沙利文已经黔驴技穷，用尽了自己所有哄骗、溺爱、抚摸的技能，但这些都让他感到极为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做背部安抚时，我可以感受到他额头冒出的汗水滴落在我的背上。”尽管在床上竭尽全力，她却仍旧不能让客户勃起。他们两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呆在一起，直到相互产生了厌倦。“我就像他的室友，他的女朋友。但他就是太紧张了，像一只猫。这样完全没效果。他真的对我没有任何兴趣。你不能期望每一对共处一室的男女都会成为情人。对于他来说，我就像是一个家具。”

马斯特斯的这次失败尝试成了沙利文在圣路易斯的最后一次表演。她带着钱回了自己家，经过一系列的面部重建手术来修复自己的容貌，并且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在定期前往圣路易斯期间，她一直都没有机会认识弗吉尼亚·约翰逊。“她从未出现过。”沙利文说，“她真的不太喜欢这个(使用代用者)，所以一直避而远之。”

虽然围绕着性爱代用者存在着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包括牵涉这样一种工作的女性的情感代价，沙利文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被马斯特斯或其他成员剥削了什么。回顾往事，沙利文说，代用者提供了一项十分必要的服务，特别是对于那些孤独失意的性功能障碍男性来说。那些谴责这种行为的人往往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于性爱的无知与恐惧。“我们这些代用者都是女权主义者。”沙利文在20年之后坚称，“我们并不是靠性爱赚钱。我们收取报酬是因为我们在教导性爱——而性交只是其中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有些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五章 危机

<small>“艾滋病掀开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头，展露出了隐藏其下那痛苦蠕动着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课题： 性、死亡、权利、金钱、爱、恨、疾病和恐慌。”</small>

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偷笑着站在“正义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着一只乳房的半裸正义女神的巨型装饰艺术雕像——前面，宣读了1986年的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的色情层面进行了谴责。里根总统的主要执法官员向淫秽内容宣战，坚决要求将性革命的放纵时代终结。

“尽管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能够举出或者已经举出了关于性自由的例子，但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厅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米斯发表的报告里这样宣称。在思想领域，人们不再容忍对性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加入了米斯阵营的美国卫生部长C·埃弗雷特·库普医生强调，“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常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作品确实会对美国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对性有关信息的公开传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典型的代表——打开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败的大门，把美国变成了现代的和。带着一种报复性的肯定，他们认为媒体对性高潮的经常讨论和不断放开的许可导致了婚前性行为、通奸、堕胎、同性恋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涌现。电影及有线电视里播放的裸露镜头以及脱口秀中有关避孕药、避孕套以及震动棒的讨论，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师把20世纪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来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雳，认为是上帝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混乱的惩罚。“我看到一种确定的精神复活触动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这种精神已经朝着性自由走得太远。”帕特·罗伯森声称。他是供职于基督教广播网的一名电视福音传道人，当时正在为参加继里根之后的198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看着社会的钟摆往回摆动，《花花公子》杂志总裁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纳公开向米斯的报告发起挑战，但结果是司法部门冻结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对赫夫纳旗下杂志的销售。后来通过一场联邦诉讼，《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饮料的旁边。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没笨到会对米斯委员会做出评论。“在处理性这个话题上，那么多的人连一点点客观都做不到。”马斯特斯解释道，“我总觉得要化解对我们的研究项目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不再能够对公众的非难免疫了。多年来，评论者们一直对这两位研究者充满了溢美之词，原因在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也因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护着自己的形象。“马斯特斯有着那种典型的、人们不太敢去挑战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学家劳尔·司莎伟1983年告诉《时代》周刊，“人们完全被关于性疗法最初的乐观吸引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长期数据进行真正的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里指出了几种缺陷，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并且对“性行为有着基本的兴趣”。这意味着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过自慰达到过高潮，并且有过婚前性行为。几乎没有志愿者是穷人、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批评者认为，虽然性倾向在解剖学和基础心理学方面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它扭曲了人们的期望。“简言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是中产阶级性高潮爱好者(这些人即使在实验室里处于被观察状态时也能轻易地达到高潮)。”批评家黛比·内森注意到，“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典型的群组，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数据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性反应周期，并声称这是无性别差异和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诊所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工作人员琼·多布斯·巴茨曾试图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但她说许多的少数人种不愿意参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黑人几乎都羞于承认他们有性方面的问题。”巴茨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初的来自1980年《今日心理学》(Psycoday)对两人宣称的80%治愈率的抨击。伯尼·齐尔伯格德和迈克·埃文斯撰写的封面故事称《人类性功能障碍》用来判断成功的标准不精确，并且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成功复制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方法论中错误及马虎的表达相当多，它无法达到通常——以及他们自己——用来评价研究的标准。”齐尔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他们并没有对《人类性反应》进行挑剔。相反，他们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第一本书里展示的严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名声“创造出一种光环效应”，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后期作品的接受。这两位批评者在主要关注《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同时，也质疑他们把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的说法。“他们的同性恋样本中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同性恋者。”说起志愿者样本，他们提出，许多人其实是双性恋者或者“误解的”异性恋者。(《同性恋研究》的其他批评者指出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直肠性交——这是误导性病人样本的又一个证明。)当《今日心理学》编辑要求回应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不对任何热门论坛里的批评进行回应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原则。”约翰逊坚持。但鉴于他们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现在未经同行评议的热门书和杂志里，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立场。1983年，另一次质疑出现了。鲍伯·古乔内的《阁楼》(Penthouse)杂志发表的由《论坛》(Forum)杂志编辑菲利普·诺比尔所撰写的文章中重复了同样的主张。作为“性学”新领域的领导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意识到他们无法再这么轻易地忽略他们的批评者了。

在《性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罗伯特·科罗德尼准备了一份书面辩护“来澄清几个误解”。他强调病例是通过失败而不是成功来定义的，数据是通过“尽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疗期间，一个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实现了“良好、坚硬的勃起”可能看起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性交尝试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败”，那么他在分类时是被标识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连续的形式达到高潮”，她也是失败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复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来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取得成功，该病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科罗德尼说，要复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果很困难，因为其他治疗师不会公布统计结果，也不彻底地随访病人，或者仅仅是建立在间断的、一周一次的疗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两周。不过，在这个工作组从1959年到1977年处理的1872个主要为异性恋的案例里，“成功”率达到了81.8%——按照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凡的断言。相比之下，86%寻求治疗的人曾经在前来他们诊所之前于别的地方进行过至少6个月的心理治疗。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进入这家诊所时有过好转。

世界性学大会(orld gress of Sexology)于1983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之前，科罗德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别的同行在评估他们疗法的长期效果时“听了无数个疗程的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论表示了肯定。“没有所谓的‘秘密’。”他们坚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够复制他们结论的研究项目的人好像没有考虑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自费的情况下完成他们长期的性研究的。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据当时和现在的知识情况来判断”。这个新兴领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们视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诚的追随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学的肯定。“直到我们能够重复他们的工作之前，”性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F·保罗·皮尔索尔说，“我们依然会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怀疑其正确性。”

1988年3月，刚完成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库普就接到了妻子贝蒂从家里发来的紧急信息。她通过电话警告他，将会有一场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新书的辩论，内容关于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异性恋人群的威胁。“我妻子在电视上听说了这本书是怎样展示艾滋病通过所有这些欺骗性的方法进行传播的。”库普回忆说，“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对公众宣扬什么以及我担心什么。”

这位71岁的美国卫生部部长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艾滋病的医学会议。在他当值期间，这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它主要通过性交和静脉注射针头导致的体液交换进行感染。最初的死亡人数主要存在于同性恋人群——包括里根总统的一位好莱坞演员朋友洛克·哈德森——以及通过被感染的针头传播这种血液病毒的吸毒成瘾者中。在将近5年时间内，里根政府迟迟不对艾滋病灾难进行回应，许多人都把该病归咎于性革命以及不断败坏的道德标准。最终，在1986年，库普发起了一个艾滋病工作组，开始警告美国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这位长着小胡子的儿科医生曾经把堕胎比作大屠杀，现在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危险的平衡运动中： 一边教育着这个国家怎样使用避孕套进行艾滋病防护，一边还赞美着婚外贞洁的美德。“在艾滋病危机发生最初的日子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告诉人们怎样会感染艾滋病，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人知道怎样不会感染艾滋病。”库普回忆说，“因为关于艾滋病的源头有种种谣言，比如说通过蚊子、从同一个水杯喝水、用同一条毛巾、打字机键盘、提箱手柄、门拉手，等等。这些流言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紧张不安。”

新书《危机： 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恋行为》(CRISIS：erosexual Behe Age of AIDS)主要由科罗德尼撰写，但是在电视及媒体发布会上宣布新发现时，却是合作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令人熟悉的面孔。《新闻周刊》用一张凌乱的空床当封面照片，兜售着从这本“充满争议的新书”里摘出的片段。实际上，美国最受信任的亲密情侣现在也在呼吁政府为这种可能会导致任何一个人死亡的潜在性问题埋单。他们说至少有300万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是官方估计的两倍——危险也要比官方科学家们在一种“善意的欺骗”下承认的大得多。这本书里说，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从以下这些简单的情形中感染艾滋病毒，比如蚊子叮咬、坐在马桶上、(用舌头相接触的)法式深吻，或者其他可能有一点点血液交流发生的情况。他们警告说未被发现的艾滋病毒“如今在异性恋群体里也非常猖獗”。像叫醒沉睡的城市公民一样，马斯特斯宣告，“我们在发出一个重要警告。许多人认为我们不严肃，但我们非常郑重。”

得到妻子的警告后，库普迅速采取行动反驳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本书。“我打电话给好朋友提摩西·约翰逊，他是美国广播公司的医疗编辑。我向他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让我上了。”库普提到了他抨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品的那个网络电视节目。“我告诉人们我在这本书读到的，以及我听到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会犯这么离谱的错误。”

这本书引起的公众反应迅速危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声。作为同一系列的第二本主要书籍，约翰逊在跟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合写的过程中只参与了很少的一部分。她完全没有通过任何有意义的形式参与到这一研究中。相反，她出去旅游了，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公司。她无法像以前那样依靠马斯特斯来审核所有的论断并保证其在医学上和科学上都有充足的依据。她让科罗德尼来做这个工作，如果出了任何差错，就正好怪在他头上。那时，科罗德尼这位曾经拥有该研究所确定继承权的医生已经离开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他们依然保持着合作关系，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一样都依赖着科罗德尼的写作技巧。在解释于一书中的角色时，弗吉尼亚把自己描述成合作者的俘虏，就算知道接下来会到来的厄运也束手无策。“那不是我们的作品——我的意思是，那是鲍勃写的。”弗吉尼亚几年后回忆称，急着撇清自己。“我实在太疲于争论了……我退出不干了，根本没有看到最后的版本。我又能怎么办呢？”

约翰逊从来都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把他们灾难性的媒体发布会归咎于科罗德尼。她和马斯特斯希望能够重现他们早年的成功，当时科学作者们都在研讨会似的圆桌周围尊敬地倾听他们的发现。完全不同于一个礼貌的接待会，科罗德尼批准了一个在纽约宾馆的舞厅里召开的全方位记者招待会，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准备狠咬一口的媒体鲨鱼。“我们面前那些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挡住了平面媒体记者，他们开始内讧、抢夺地盘，等等。”科罗德尼也吓坏了。“谁的声音都听不见，因为有300名记者挤在房间里，一个比一个吵得响，还发出尖叫。”他回忆说，“一个人在大喊，‘比尔，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来推销这种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

聚光灯打在约翰逊脸上，她被这本书只是出于商业原因而写的说法激怒了。她谴责了政府对艾滋病杀手的缓慢反应。“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立场来反转政府这些年的无动于衷。”她恳切地说。然而，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精确和泰然自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话语中的理论缺陷和新书里的漏洞同样一览无余。“我们意在快速，要把这个信息马上传达给公众。”马斯特斯解释道，并没有为违背了自己长期遵循的方法论找借口。这本书里的部分数据是建立在一个对800名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和圣路易斯的两性人群研究基础上的，这些数据在该书出版前几个月才刚刚获得。考虑到艾滋病对公共健康影响的急迫性，马斯特斯说他不想再等“哪怕是一年”，才能让他们的工作发表于行业杂志上接受评议。他们最大的断言——艾滋病毒在异性恋之间“非常猖獗”——显得尤其缺乏支持。记者一直要求他们提供证据，但是马斯特斯什么也没有。

“我认为是这样。”马斯特斯声称，好像只要有他的话就足够了。

在媒体发布会上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约翰逊给出了同样无法让人满意的回答。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猖獗’这个词。”她掩饰地说，仿佛她一开始并不知道第7页那个挑衅的词语存在一样。

紧接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场媒体冲突，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主席马蒂尔德·克里姆和其他健康专家在曼哈顿组织了另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记者招待会，对这本离经叛道的新书进行了谴责。克里姆，一名研究科学家和富有的纽约电影制作人的妻子，像个女学究一样痛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个在我们国家家喻户晓的人——关于艾滋病传播的‘恐怖事件的罗列’，除了加剧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之外没有任何用处。”纽约市公共卫生委员斯蒂芬·约瑟夫医生对此表示赞同，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的数据中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做出他们所做的关于一般传播和强制测试的扫荡式的言论。”

在书中，马斯特斯、约翰逊和科罗德尼呼吁为怀孕妇女、年龄在15岁至60岁之间被医院接纳的人、被定罪的妓女以及所有申请结婚证的情侣做常规的艾滋病测试。他们相信这些测试是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合理保护措施。然而，约瑟夫和其他政府官员大体上都反对强制性测试。不像其他传染病发作时会有常规的通告，同性恋群体里许多人认为广泛传播的通告会侵犯未出柜的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隐私，并且只会阻挠他们控制病情的努力。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回应了兰迪·席尔兹的《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其他已发表的对里根政府政策的猛烈抨击，但艾滋病专家们在他们对化解这场危机的方法上意见严重不一致。“行为改变的关键是出于自愿。”约瑟夫坚持。

作为本书的创作者，科罗德尼沮丧地观察着这些反应。“我被惊呆了。”他回忆说。长达两年时间，他听健康专家们讲述趣闻般地说起异性恋艾滋病病例，一直想促成一种更全面的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要做一个关于暴露在这种病毒中的异性恋患者的调查。不像以往的美国人，婴儿潮一代从来没有面对过性病的惩罚，当然没有预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对于用盘尼西林和抗生素养大的一代来说，性滥交和疾病存在的长久历史联系已经无法再发挥其行为抑制剂的作用了。”历史学家约翰·德米利奥和艾斯特尔·B·弗里德曼说。在艾滋病危机早期，健康专家们反对把艾滋病的威胁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在其他研究者的邀请下，科罗德尼说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他们平常所专精的领域走出来，借他们杰出的名声来帮助号召阻止这场性灾难，尤其是在政府还没有觉察到疾病广泛蔓延的警示信号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又一次站在美国性健康的前沿。“当时他们认为我们的名字是如此有力。”约翰逊说，“要是我们写出一本书描述艾滋病的可怕情形”，联邦官员们将被迫对此做出反应。

然而，当面世时，几位同性恋领导者——那些科罗德尼认为会支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的人——反而被激怒了。他们不但反对强制性检测的呼吁，而且不喜欢书中对那些看起来不太在意艾滋病灾难的年轻同性恋者的坦率数据描绘。“我们看到一些走向更危险行为的迹象，比如不用避孕套的陌生肛交。”科罗德尼说，“而领导层还在非常努力地打造所有男同性恋群体都在团结一心预防死亡的形象。”

时间证明了这本书的主要发现大体上是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异性恋相关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飞涨，当时这种病正从西方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这种异性恋者之间的传染病不是神话——而是真的。”当时哈佛大学新英格兰女执事医院的艾滋病项目负责人杰若姆·古柏曼说。在1996年，一个联合国小组报告称“异性性接触相关的艾滋病病例在北美洲新诊断的病例中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异性传播成了亚洲和非洲引起艾滋病的最重要原因。甚至连那些曾经被讥笑的警告——比如持久的“法式热吻”和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关系——如今也被郑重对待了。回顾这本书最初的反响，一个自作聪明的专栏作家在1988年问，“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准备春天度假时到海滩上找乐子和寻求浪漫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位著名的性研究者怎么能这么残忍地诅咒亲吻呢？”然而20年后，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网站报道，“高危险的异性接触”是引发艾滋病的第二大原因，并且重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书中的警告。“长久的张嘴接吻可能伤害口腔或者唇部，使得艾滋病毒从一个受感染的人传给另一个人，然后再通过嘴里破损的皮肤进入身体。”联邦机构这样警告。“由于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建议大家不要和受到感染的伴侣进行张嘴式亲吻。”2008年，CDC承认他们大大低估了全国每年新增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实际数据比之前估计的要多40%。

回头来看，科罗德尼并不完全赞成这本书的轻率用词，尤其是用“猖獗”一词对这种疾病在异性恋之间的传播进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好像这个词的选择不当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让他们以为我们在说学校里整个班级的人都患上了艾滋病，街上每隔一家都有人受到了感染——那根本就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批评者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控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及其合作者企图利用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无论他(科罗德尼)怎么想，他的意图何在，他书里的内容造成的结果颠覆了关于怎样做才不会得艾滋病的传统教学，确实让整个教育项目变得混乱。”库普回忆道，他声称在这本书面世后不久就收到了来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道歉信。科罗德尼怀疑这封信是否存在，因为“比尔从来不是个会道歉的人”。迈克·福门托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猛烈抨击，称他们为“恐怖主义流派的典型”。“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推销自己和他们的书。”福门托写道。“除了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举动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多年来至少人们一直看到他们在宣称‘行乐吧！轻松地享受性，直到你挂掉！’难道他们看到人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感到羞辱吗？”连他们在《花花公子》的老主顾也感到了失望。“我们一直尊重那些令他们做出里程碑式研究的准则。”该杂志在社论中说。“我们仰慕他们在面对争议时的勇气。但是这次，他们打破了自己的一些原则，并且以同情之名牺牲了客观性。”

昔日的朋友们对马斯特斯居然卷入这场惨败感到困惑。“我认识的比尔·马斯特斯不会写出那样一本书的。”纽约治疗师达格玛·奥康纳说，她20世纪70年代在圣路易斯的诊所接受过培训。“他以前是个非常可敬的研究者。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杰·克伦肖医生，一位1973年到1974年间曾在诊所工作的精神病医生，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声导致了他们在后期工作中太多妥协、太多责任的授权。“罗伯特·科罗德尼对比尔，当然也对弗吉尼亚，有太多他不该施加的不适当影响。”克伦肖说。“我想比尔和弗吉尼亚在写了他们的头两本书后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而后来有科罗德尼在，并且他是非常多产的。事实上比尔似乎很乐于让内分泌学家鲍勃·科罗德尼粗制滥造一些他自己从来没有同意过的东西出来。”弗吉尼亚在推卸责任，她自己不接受一点指责。“他(科罗德尼)有点晕了头了。”她解释道。“我实在是太累了，对这本书马斯特斯比我盯得多。鲍勃当时的风格——他当时还那么年轻——他学会了，嗯，那些挑衅的方面。他爱马斯特斯的这一面，自己也试着学了不少。于是，他就把这些我们知道是很荒唐的东西扯了出来，并最终变成了人们反对这本书的工具。”

尽管找出来了这些借口，还是迫使弗吉尼亚面对她自己生活里的困境——他们的合作关系正在解体。多少年来，她一直通过从金钱和称赞里获得的安慰来忍受这种窘境。但是如今，约翰逊相信——无论是在他们的诊所职业生活，还是在乏善可陈的家庭生活方面——她和马斯特斯都无法像平常那样继续维持下去了。有些事情很快就不得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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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六章 分手

在检查室的帘子背后，比尔·马斯特斯叫主管助理J·罗伯特·迈纳斯立刻过来，说有东西要给他看。迈纳斯走进来的时候看到马斯特斯正在给一位双腿张开踩在脚镫上的中年妇女做体格检查。

这位刚刚就诊的妇女和丈夫正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初检，并且支付了5000美元作为后面两周的治疗费用。马斯特斯让迈纳斯凑近一点，好看个清楚。妇女轻质的纯棉长袍打开着，马斯特斯正在检查她的阴道。“比尔准备向我展示阴道痉挛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回忆道，“因此，他将手指放在她的阴道口。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女人肌肉以及整个盆底的收缩，这就是他想让我看的东西，非常明显且富有戏剧性。”

在此之前，迈纳斯从没像这样进入过检查室。他已经取代罗伯特·科罗德尼坐上了诊所第一助手的位置。但与科罗德尼不同的是，迈纳斯并不是一名医师，他所取得的是神学博士学位，却被马斯特斯聘为治疗师，专门负责处理美国长久以来清教式传统所引起的性心理问题。“我之所以能在那儿工作并不是由于自己是专业人士，而是因为神学学者的身份，比尔认为很多男性的功能障碍是狭隘的宗教观念的后果。”迈纳斯解释道，“人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被灌以诸多关于性爱的消极评判，这就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尤其是男性在勃起功能方面的影响。”迈纳斯劝慰那些对手淫怀有罪恶感的男病人说，抚摸自己并不会损害与妻子之间的性生活。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迈纳斯并没有过多地依赖《圣经》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谓的上帝。他只是遵从着“感知聚焦”练习，直到它产生神奇的疗效。然而，没有医学学位的迈纳斯本不应该站在这位裸体女性的面前。诊所里遍布的录音装置让治疗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可以听见正在进行的全部对话内容。因此当约翰逊听到马斯特斯邀请迈纳斯去观看这位女性的生殖器时，她爆发了。

穿着白大褂的约翰逊冲进检查室，拉上帘子，十分恼怒地悄声赶走了迈纳斯。

“你到门外去。”她指责道，“你又不是医生！”

迈纳斯立刻听从了她的命令。“在我被介绍给这个女人之前，约翰逊就火冒三丈地冲了进来，抓着把我拉出了检查室。”他回忆道。

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迈纳斯对弗吉尼亚不认同自己可以窥视那位妇女阴道的做法表示理解。尽管很喜欢马斯特斯轻松的风格，但迈纳斯明白，在一开始他就不应该被邀请进入那个检查室。迈纳斯回忆说：“她关心的是保护这里作为专业科学研究所的名誉，在这一点上，她一点也没有错。”

这样的事件对马斯特斯来说是一种提醒，他已失去了许多医生应有的技术和敏锐的精神。对于一个个问题，他不再拥有正确答案，不再像曾经在纠正华盛顿大学院系前辈时所表现的那样。更让他警醒的是，事业早期的那些大胆野心，曾经在《人类性反应》为期10年之久的研究中所倾注的无尽努力，如今都已变成了招惹麻烦的源头。慢慢地，帕金森病症以及不断增长的年龄开始捉弄他。在进入60岁之前，他就已经放弃了产科，说早晨3点钟起床去接生是年轻人的游戏。他曾一度停止过妇科手术，后来为了维持诊所的开销才又一次拿起了手术刀，直到再也无法稳稳地握紧，他才最终放弃了手术。比尔感觉到了这些变化，但是作为一个骄傲的男人，他暗自守着这个秘密。“他从没跟人说过自己正在迅速丧失能力这个事实。”吉尼回忆道。

关于他的衰退，有一个未透露的故事与研究所董事会主席伊桑·谢普利的妻子佩吉·谢普利有关。在再婚嫁给伊桑之前，佩吉找到了马斯特斯担任自己的妇科医生，这主要也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方便。1985年前后，快到50岁生日时，佩吉跟马斯特斯预约了年度体检，并提出想要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

他表示不同意说：“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马斯特斯对她进行了胸部和骨盆体检，并断言她一切都很好。

佩吉对此并不满意。她打电话给担任病理医生的前夫，询问是否能够另找一位医生重新诊断。然后她去了圣路易斯郊区的圣卢克医院，咨询了外科主任并且重新进行了检查，预约了乳房X光，最终发现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当她将这个结果告诉马斯特斯的时候，他也震惊了。

佩吉回忆说：“当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时——我得了乳腺癌，并且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术和放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很高兴你重新做了检查，并且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我说，‘比尔，我认为做个基础乳房射线检查对于女人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过了50岁的女人，甚至40岁就应该做。’听完之后，他只是转身离开了。他完全没有考虑这是否正确——这是我心里的想法，而不是我右侧乳房所想的。”当她跟伊桑抱怨的时候，他也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但并没有与马斯特斯对质。她最终将此事归咎于马斯特斯的自负，但别人却认为这样的事件反映了马斯特斯精神上的逐渐衰退。“他的精神已远不如前。”科罗德尼说，“在帕金森病、药物以及年龄的共同作用下，他已经崩溃了。”

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现年75岁的丈夫——曾经给予过她那么多东西的这个男人，他的诸多变化显然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他权威性的嗓音如今已显得疲惫而无力。在做演讲或开医学研讨会时，外人注意到了比尔所遇到的“小卡壳”——时不时地脑子一空。在一次业内聚会上，朋友们向约翰逊表达了他们的关心。她则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比尔患有帕金森病的情况。当马斯特斯发觉人们知道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时，他变得心烦意乱，并当面质问了妻子。

“你是唯一一个可能告诉他们的人。”他说，就好像她出卖了他最大的秘密一样。

“比尔，你的手一直在颤抖。在做陈述的时候，你总是卡壳。”她回答道，“他们知道更好，与其让他们整天好奇究竟怎么了，还不如让他们了解后有所同情。”

1990年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门诊量下降了一半，大约每年只有125名患者。在诊所内部，马斯特斯成为了次要的、几乎是虚无的人物，他听从着妻子的所有意见。“那个时候比尔非常听话。”迈纳斯回忆说，“吉尼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有事都由吉尼来决定。”马斯特斯继续着治疗师的培训工作，但不再接诊病人。“比尔从不喜欢和人争论。”迈纳斯说，“即使学生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也只会说，‘好吧，你应该更了解一些。’”

比起约翰逊的威严，员工们都更喜欢马斯特斯的随和，他们一直都保护着这位曾经让他们敬佩的老人。“你能看出疾病正在影响他，但是他依旧是一个相当敏锐的人。”会计员唐娜·马丁尼说。然而，弗吉尼亚对于丈夫的衰退已接近忍耐的极限了。她说起比尔时总是带着恼怒，从未表现出对他有什么感情。“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如果他们分手，她绝不会难过。”马丁尼回忆说。

收益的逐步下滑留给了约翰逊许多难题，使得她很难自己一个人做决定。马斯特斯似乎不太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面对他们惨淡的现实。在没有任何的政府研究经费，私人基金的支持也逐渐减少的情况下，研究所举步维艰地紧缩一切开支。稍早的时候，诊所已被迫关闭了研究经费多由制药公司资助的内分泌实验室，并且解雇了那些天才的研究员。经验最为丰富的治疗师也辞职了，或者被辞退了。马克·施瓦茨前往新奥尔良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诊所规章制度曾经的执行者旺达·鲍恩，约翰逊的贴身助理，也悲痛地辞了职，并考虑是否要打破自己曾经许下的“拒绝作证”(omerta)的誓言。“好几次，我都想过要写一本自己的书。”她说，“我都已经写了一半了——但它永远也不会问世。你不得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为了复仇吗？’”研究所最有天赋的治疗师梅·比格斯在1988年的时候被辞退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与马斯特斯搭档进行双重治疗，但是吉尼最终决定辞退她。“弗吉尼亚告诉我，他们无法再负担我的工资。”比格斯回忆说，“他们表现得好像我们很亲近，其实一直以来情况并非如此。”

科罗德尼搬去东海岸之后，在诊所里约翰逊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她想要退休，将自己手上的这些职责移交给下一个人。她女儿的丈夫威廉·扬成为了顺理成章的候选人。

弗吉尼亚的儿子斯科特以及女儿丽莎如今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生活。约翰逊常常因为错过了那么多他们童年时期的重要时刻而感到内疚。她与丽莎之间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儿子是我的骄傲和快乐。”她解释说，“女儿则有点像野孩子。”最终，丽莎嫁给了威廉·扬，一位40岁的南方浸信会牧师。他接手自己岳母的诊所时并不怎么了解性爱治疗。“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位施洗者，或者任何一个人考虑把性学当做事业，都是让人惊讶的。”扬对一名记者说道，“但是我一直都宣扬说性爱不仅仅是健全而自然的，同时也是神圣的。这有点像火焰，我们选择如何使用它是一切的关键。”然而，诊所里没几个人认可他的能力。“作为治疗师，他条件极差。”迈纳斯回忆说。关于迈纳斯给出的批判性评价，约翰逊似乎并不太关心。“我认为她并不对他的治疗能力抱希望。”迈纳斯回忆说，“她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自己女儿的丈夫。这种事常常发生在生意场上，而不是治疗领域。”迈纳斯的评价似乎也没有太多困扰到扬。“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就他在治疗中的所作所为大吵过一架。”迈纳斯谈起自己对扬发脾气的经历时说道，“他的想法是，‘我就要拥有这个地方了，我不需要对你给予太多关注。’”诊所的日常工作情况证明扬是正确的。他最终成为了研究所的主管，代替了迈纳斯，还将其降了职减了薪。“我以为自己很可能会被炒鱿鱼，但当时并不知道。”迈纳斯笑着回忆说。

远在纽约的豪伊·马斯特斯因为父亲研究所的遭遇而感到悲伤。尽管一直以来两人情感疏远，豪伊依旧对这位曾将不加掩饰的真相告诉自己的父亲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比尔·马斯特斯后来描述自己唯一的儿子时说，“一个伟大的人，他的特质一定是遗传自母亲，因为这显然不是从我这儿得来的。”豪伊自己的事业也很成功，他娶了同事维多利亚·贝克，两人同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工作。她是一名制作人及导演，他在那儿负责纪录片，有时也会和彼得·詹宁斯一起制作夜间新闻节目。豪伊很好奇为什么父亲会让约翰逊选择她的女婿做诊所的新领导人。“无论如何，比尔·扬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格呆在那儿的人。”豪伊说，“这就是那个地方最终衰败的真实原因之一。”扬会坐上那个关键位置是因为他是她可以信任的人——或者说是她可以控制的人。扬拒绝了本书的采访，而丽莎对于自己作为约翰逊女儿的生活也只是含糊其辞。［当被问及母亲是否真的爱马斯特斯，或者她嫁给他是否只是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家庭时，丽莎回答说，“这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我不了解我的母亲，但我想他们是(相爱)的吧。”］约翰逊将自己从研究所中解脱了出来，也把自己与马斯特斯最坚固的联系——他们的研究工作抛在了身后。“我想吉尼终于厌倦了这些，于是转身离开。”豪伊解释说，“吉尼是浮躁的，但父亲不是。老实说，他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系上一模一样的领结，做一模一样的常规工作，坐在那儿和同一个问题斗争数百年，如果他可以活那么久的话——而且这么做他会觉得快乐。我不认为吉尼做得到这些。”

随着马斯特斯的病情加重，约翰逊和他的关系进一步疏远。“比尔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们两个人太不一样了。”经常担当这对夫妻之间传话人的科罗德尼解释说。“比尔更喜欢在家看橄榄球比赛或者读侦探小说。”他继续说道，“然而，吉尼则是个社交动物。如果可以，她会每晚都出去参加正式宴会。她喜欢相互吹捧，以及那种他们成名时每个人都对她趋之若鹜、想要围绕着她的生活。比尔则觉得这些都很冗长乏味。因为比尔想要早些上床睡觉，他们会在9点的时候就离开热火朝天的社交晚会。我知道她心里并不乐意，但她没有说，‘好吧，我留在这里。’她没有跟他坚持这一点，而是和他一起回了家。”在他状态下滑的那些年里，吉尼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他的所有需求，充当着体贴的妻子角色。她对他的奉献是好朋友以及同事们都能注意到并十分钦佩的地方。她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明白诊所对于他来说是何等重要。无论他的行为会造成别人怎样的不适，都只会被当做医学天才的怪癖而被人谅解。“我已经和他一起过了10年的可怕生活。”她解释说，“那个时候，马斯特斯一直生活在想象当中的地方。我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他，但这让我自己都很难想象。但是和他一起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圣路易斯的朋友们都说，吉尼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受困的小鸟，束缚于那些不再有爱的联系——如果他们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情的话。他们看着这对搭档之间无情的互动，好奇为什么依旧活力迷人的吉尼会继续留在这个自私无情的人身边。他们有时会感觉到约翰逊彻底受够了马斯特斯的要求。“你可以从她的声音中听到疲惫。”佩吉·谢普利回忆说，“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崩溃的。我只知道这种转变并不奇怪。”橄榄球教练的妻子、研究所董事会成员之一唐娜·威尔金森记得与比尔和吉尼同时参加了一个大约12人的小型晚宴。整个晚上，马斯特斯几乎都没说任何话，就好像是一个被人从家里拽来的不情愿的孩子。“他对任何事都是一言不发。”威尔金森回忆说，“我认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年龄让我们那些不好的性格愈加严重了。”在比尔和吉尼早早地离开派对之后，威尔金森回忆起其他客人的反应时说道，“每一个人都会说，‘哦，我们实在太喜欢吉尼了，她真是太奇妙了！我们之前没遇到过她。但是，那个男的却相当奇怪！”

在交谈中，威尔金森得知吉尼打算彻底离开他。心怀怨恨的她可不想继续浪费剩余的生命陪着这个喜欢整天独自坐在客厅、穿着内衣裤观看体育节目的男人。她说起了从诊所退休的事。她说自己随时都准备从比尔的世界里、从那个她已经奉献了几乎全部成年情感的轨道中逃离出来。威尔金森好奇她的这位朋友是否会履行这个诺言。“你完全可以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爱一个人。”说起约翰逊的窘境时威尔金森解释道，“你可能爱的是他所代表的事物。你爱工作上的相互合作。你爱所有这些赞誉。但你真的爱这个人吗？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1992年接近尾声时，毫无办法的吉尼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平安夜，约翰逊邀请丽莎和威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安和拉克一起到他们家过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碟子上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烟熏三文鱼和火鸡。马斯特斯开了一瓶香槟，大家开始相互敬酒。他们交换礼物，烛光、缎带以及偌大的圣诞树装点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全家吃完之后，比尔起身先离开了。

“我有点累了。”76岁的医生用疲惫的声音说道。然后，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扶着楼梯上二楼睡觉去了。

留在餐桌上的吉尼继续招待着家人。在他们离开时，她亲吻了自己的外孙女，一边告别一边还谈论着圣诞老人第二天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礼物。然后她收拾餐桌，把杂乱的家整理了一下，也跟着自己的丈夫上床去了。

她走进马斯特斯的房间时，比尔正在等她。和往常一样，他并没有拐弯抹角。

“我想要离婚。”马斯特斯宣布道。

他告诉她说，已经决定了。不管她说什么，都无法劝阻他。比尔非常坚定地宣布，他们长达21年的婚姻结束了，因为他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真爱。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七章 昔日玫瑰

20世纪80年代，闻名世界的性爱研究者威廉·马斯特斯和妻子弗吉尼亚·约翰逊去亚利桑那州做报告的时候，久未联系的朋友杰拉尔丁·贝克·贝克尔·奥利弗和丈夫比尔·休姆·奥利弗从图森市开车前往听他们的讲座。比尔曾经是工程师，当时已退休。报告结束之后，两对夫妇决定一起出去吃点东西。

在这次友好的聚会之前，比尔曾对吉尼提到他曾非常偶然地在一家酒店的电梯里遇到了“多迪”——他医学院室友弗朗西斯·贝克的妹妹杰拉尔丁的昵称。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比尔建议跟多迪和她的丈夫聚一聚。比尔通常并不喜欢在旅途中进行社交活动，但是吉尼知道他很喜欢怀念过去的时光。她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个她不太熟悉的女人。就像吉尼后来回忆说：“她当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然而事实上，比尔和多迪一直保持着联系，吉尼对此一无所知。“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一直了解彼此的情况。”多迪说起了他们之间的长途电话。“每年我们都会电话联系两三次，聊聊近况，问问彼此生活得好不好。我们关心彼此。”

吉尼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当时依然爱慕那位已经上了年纪的金发妇女。比尔在雷恩博莱克镇做滑水运动的时候，曾把多迪举在肩上。比尔从来没有说过那个夏天——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是怎样在纽约北部爱上多迪的，也没有向别人提起是什么促使他想要跟年少时的恋人结婚。多迪曾无视他的求婚，把他送的两打玫瑰留在了医院。一如往常，比尔没有把他被拒绝的情感表露出来。但他一直都在想“如果”跟自己结婚的是多迪会怎么样。“生活多么令人惊异，一件小事却可以对人的一生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如是评论。

这段单相思的叙述，对于多年以后持怀疑态度的朋友和家人来说，听起来就像患帕金森氏综合征后精神日渐错乱的老人幻想出来的一样。但是对比尔·马斯特斯来说，与多迪的重逢——当时她已经70多岁，头发花白——就像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礼物，以爱之名的第二次机会。

比尔和多迪非常热切地讨论着彼此的生活和过去的岁月。当他们俩有机会独处的时候，比尔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萦绕在心头数年的问题。“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或者我没做什么应该做的事，让你不再继续跟我交往？”他问她。

多迪看起来很惊讶。“并不是因为我想退出，”她回答道，“我以为是你想退出。”她此前并不知道比尔曾飞行几百英里买了两打玫瑰，怀着满腔的爱恋去向她求婚。当发现比尔没有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以为比尔不再关心她了，因为他当时就住在距离医院两个街区的地方。所以，她开始跟另外一个爱慕者交往，这个人名叫查尔斯·贝克尔，是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那天晚上，他从布法罗一路开车到罗彻斯特的医院看她。这个人后来成为多迪的第一任丈夫，他们共同生育了4个孩子。

马斯特斯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跟多迪说起这事，他一生都会坚信是多迪抛弃了他。比尔向多迪解释他是如何自己开飞机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买玫瑰，并附上了一张充满爱意的字条，因为她在睡觉，就把花放在了桌子上。难道她没有看到他的两打长茎玫瑰？

“什么玫瑰？”多迪狐疑地问道。她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他们一起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拼凑起来的时候，比尔意识到多迪第二天早上就出院了，根本就没有看到他的玫瑰。多迪出院的那天早上，比尔开飞机把多迪送回布法罗的时候，两个人都几乎没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对彼此都有误解。

“我当时非常伤心。为什么？我过去一直都不知道。”马斯特斯后来说，“我一直单方面迷恋了她55年！”当他获悉多迪的第二任丈夫比尔·奥利弗患癌症去世之后，这场误会才迎来了苦乐参半的结局。他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不能让跟多迪结婚的机会再次溜走。

1992年圣诞节的早上，马斯特斯向约翰逊提出离婚，约翰逊给丽莎和威廉打电话，让他们到她家去一趟。吉尼给他们解释离婚原因的时候，仍然看得出来她对此很震惊。外孙女安和拉克听到这消息后大哭起来。“尽管我觉得事情最终走到这一步对她来说并非晴天霹雳，但很明显，她还是很受震动，至少他提出的时间是她没有想到的。”威廉·扬后来提到岳母当时的反应时说。“她没有哭闹，也看不出来悲伤或者解脱。不是她提出离婚的。是他要离婚。如果从她脸上能看出什么的话，那就是她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他想要的。”吉尼跟子女讨论离婚这件事的时候，比尔一直在楼上，然后悄悄溜去诊所，在圣诞节这天开门营业。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婚姻持续了21年，宣布他们婚姻破裂消息的任务落在了威廉·扬的头上，他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主任。世界各地的记者都蜂拥至圣路易斯，迫切地希望找出这两位性爱大师为什么结束了他们长久的结合。这么多年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帮助很多夫妻理解亲密行为，向他们提供建议，这些应该是来自他们亲身的体验。但是现在结束了。面对《纽约时报》和无数其他媒体的记者，扬说出了每个人心中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可能会说‘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能白头到老，那谁能呢？’”可能为了顾及岳母的感受，扬暗示双方都有分手的意思，他们的婚姻很早以前就貌合神离了。“因为他们太关注于做出表率的样子和帮助其他有问题的夫妇，以至于他们宁愿忘记婚姻中除了工作还有另外一面。”

比尔表示他想尽快与多迪结婚，而且说他们很早就开始规划这一步了。他从圣路易斯大学城区那栋用灰泥粉刷的房子里搬了出去，住进了距离工作地点一步之遥的简朴公寓。在诊所，他表现得依然很愉快，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佩吉·谢普利这样的老朋友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萎靡不振之后，他还能这么充满活力地再婚，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表明他感觉能从中获得乐趣。”佩吉说。她安慰着朋友吉尼，听她倾诉这些年来跟比尔之间的不幸。

吉尼回忆向她求婚的男人们，比如诺亚·温斯坦和汉克·沃尔特，但她当时都出于对比尔、对他们的合作关系和他们家庭的忠诚而拒绝了。不管吉尼如何努力，她都无法掩饰对自己困境的诧异。“他把她甩了的事实，对她是个很伤心的打击。”佩吉回忆道。“她当初选择跟他在一起，是因为她觉得这有利于工作，可他却为一个自己以为特别的女人弃她而去。我觉得一切都会受到影响。她告诉我，‘如果知道会有今天，我早就离开他了。’”听吉尼把这么多年的抱怨倾诉完之后，朋友唐娜·威尔金森想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比尔就这样抢先一步，为所有人做了决定。”

比尔宣布他的婚礼计划时——与弗吉尼亚·约翰逊离婚8个月后——他已经成年的孩子表示很担心。这段昔日恋情故事让豪伊听起来太不真实，好像被设计的一样。豪伊知道他的父亲正慢慢对现实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这个女人就是自己曾经追求过的那个年轻女孩的幻想中，”豪伊说，“她竟然答应嫁给他，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现在帕金森氏综合征已经比较严重了。我都担心他能不能自己走到圣坛前举行婚礼。”吉尼提到了一个不怎么仁慈的动机：“她之所以答应跟他结婚是因为她需要他的钱。”

然而，对多迪来说，比尔只是被误解了。“他话不多，很有幽默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她说，“他非常友爱贴心，非常有同情心。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尔从来没有说过他与弗吉尼亚的婚姻问题出现在哪里，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多迪身穿精心准备的完美套装，留着后掠式的蓬松发型，以欢快的女青年会式(Junior League)风度取悦着比尔。她觉得问男人太多他们的婚恋事件是讨人嫌的行为。在她看来，比尔与弗吉尼亚结婚就是为了方便。“我觉得他们没有爱上彼此，但他们想让自己的团队继续开展研究，所以将就着维持婚姻。”多迪解释说。“这些事从来没有人谈起过，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对她来说，这段婚姻更像是一次工作上的交易。她是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为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993年的夏天，比尔重新发现了雷恩博莱克镇的乐趣。那座乡村小屋以前属于多迪的母亲，这次看到的样子与比尔半个多世纪前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有所不同。小屋进行了刷新和扩建，以窗代墙的卧廊被改建成了两个有双人床的客卧。母亲去世之后，这座临湖小屋就遗留给了多迪和她的哥哥弗朗西斯·贝克。弗朗西斯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大部分行医生涯都在阿第伦达克山脉度过。雷恩博莱克镇清新的山风、从树隙透落下来的阳光，都让他们想起了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比尔热切地谈论着过去的时光，但是他突然再次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这让弗兰感觉有点吃惊。从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这两个昔日室友就失去了联系。比尔出名之后，弗兰一直在关注他的成就，但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那个夏天，他们在那座小屋度假，弗兰想起了自己对于比尔·马斯特斯的种种喜欢和厌恶。一天深夜，多迪已经上床睡觉，比尔在小屋正中的厅堂休息，睡衣外面还裹了一件睡袍。弗兰向他问起了弗吉尼亚，以及他们为什么结婚。比尔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爱过他的前妻。他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弗兰熟悉的情感冷淡，在做比尔室友的时候弗兰就感觉到过。“比尔就是这样，因为他非常善于分析，而且跟人相处真的很冷漠。”他描述道。那天晚上，比尔用相似的态度谈起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莉比和两个孩子豪伊与萨利，以及他很少见到他们，因为总是在忙工作。“我觉得他没有因此而担心，”弗兰说起比尔的冷漠，“我认为说多迪是他一生中唯一爱的人一点也不过分。”

在普莱西德湖村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威廉·马斯特斯，79岁，跟他76岁的新娘多迪结为夫妻。那天是1993年8月14日，有几个朋友和同事从圣路易斯飞到那里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交换誓言之后，比尔在新娘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得了吧比尔，你能做得比这更好。”牧师表示不满足。《人物》杂志在当年的名人夫妻栏目介绍了这两位70多岁的恩爱情侣。比尔被一家媒体问起时，重申他之前关于老年人之间有能力进行性行为的研究结论。“只要我们没死，性行为就可以一直发生，”他说。“但对我来说，最浪漫的事莫过于一起吃早餐的时候看着对面的她——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豪伊和萨利——为了保护他们仍然在世的母亲莉比——对于比尔向国家媒体描述的遗忘玫瑰的故事表示怀疑。但是看着比尔一贯严肃的脸上挂着梦幻般的神情，他们不可否认父亲非常满意这次婚姻。马丁·保罗说，“他才是真正罗曼蒂克的人，他已经认识她很长时间了。”马丁是一位科学作家，同时也是萨利的丈夫。他认为，“这在世界上哪里都讲得通。”临床医学家朱迪斯·塞法尔在比尔事业的最后几个阶段与他共事。她说那些人以为比尔只是弗吉尼亚著名的合作伙伴和一位紧迫感十足、整天泡在实验室的科学家，从来不相信他说的关于多迪的话，即使这些话是真的。“马斯特斯医生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他一生的激情所在——但这并不是真的。”塞弗解释说，“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多迪才是他一生的激情所在。”

婚礼后不久，这对新婚夫妇到奥兰多度假，和比尔的老朋友马克斯和黛拉·菲茨杰拉德一起吃饭。20世纪70年代，这对夫妻曾在比尔的诊所接受训练，那是诊所最辉煌的时期。马克斯一下子似乎还不能适应比尔的变化，他以往都是那么拘谨。

“这很好，”马克斯回忆道，“天啊，他就像一个小男生。”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八章 夫妻

“接下来请收看来自性爱研究先驱的最新消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最新研究，继续锁定‘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节目。”1994年3月29日，在该节目插播广告的时候，的播音员热情激昂地预告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精心修饰过的头发染成了接近金色。她慢慢走向主持人前面的桌子，对着有线电视的脱口秀主持人和蔼地微笑。她这个时候体形比较胖，在电视屏幕上又被放大，看起来更富态。她曾经做过演员，所以非常渴望给大家呈现一种尊贵优雅的形象，尽管现在早已过了自己的黄金岁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团队受人注目了30年，这次可能是团队的最后一次出场。

在华盛顿特区的那两天，约翰逊看上去非常尽职尽责地和前夫一起为《异性恋》(erosexuality)做宣传推广。这本书是他们和其他人关于20年性学研究结果的大众普及版本。他们之前曾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戴安·瑞姆》节目(Diane Rehm Show)谈论过这本新书。但是那天晚上马斯特斯没能到电视台参加“拉里·金现场”。由于帕金森氏综合症和早期痴呆，马斯特斯无法再进行公众演说，之前为书做宣传活动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到疲惫。节目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决定让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他也参与了本书的撰写，但合著者们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报酬——坐在约翰逊旁边。

“这个春天，很多人非常关注有关两性关系的基本常识，”广告之后节目重新开始的时候，金对着摄像头如此开场。“性与生物学、心理学、爱情、欲望和很多其他概念相关，其中便包括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且不说这本书的内容，单看其作者的名字就几乎像是性的同义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他们与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一起，汇编了一本有关男女性爱的研究作品《异性恋》。”

金紧接着把目光聚焦在约翰逊脸上。

“你现在还住圣路易斯对吧？”他问道。

“圣路易斯，对。”

“尽管你现在和马斯特斯医生不再是夫妻……”

“是的。”她边点头边说。

“……你们继续在一起工作？”金问。

约翰逊已经回答了很多次这个问题。

“噢，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像以前一样平稳和谐。“34年，不能因为离婚就一笔勾销。”

尽管科罗德尼插话说了些其他的，但是金始终把约翰逊作为提问对象，期待她有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从自身生活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不管怎样，爱就是爱，是吧？”主持人问道，他自己的婚姻也不是从一而终的。

“嗯，是的。”她说。

金皱起了眉头，继续边用手势边说：“你们汇合了，不管是什么(吸引着你们)。你们有没有找出来到底是什么？”

约翰逊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挂着她那经典的似是而非的咧嘴笑。

“没有。”她说。“人们认为跟化学有关。他们说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你喜欢的东西，让你感觉美好的东西，它们会让你对自己也感觉很好。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无法用科学来定义爱。不同的人对爱有不同的理解和体会。”

约翰逊不希望因为失败的婚姻而终止自己和马斯特斯的合作关系。他们在一起工作了40年，不可能像断开情感纽带那样轻松地割断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尤其是她的女婿威廉·扬现在是诊所的主任。约翰逊为这个诊所投入了太多精力和光阴，她不能让诊所垮台。诊所的工资，加上与科罗德尼一起写书挣得的稿费，是她收入的主要来源。她跟马斯特斯谈论离婚的时候，两人都友善地同意继续让诊所营业下去。“如果我的女婿或者比尔·马斯特斯感觉客户需要团队或者特别点名需要我的时候，他们会让我接待。”约翰逊说这话的时候，距离他们圣诞节提出离婚已经过去两个月。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离婚过程跟他们的婚姻——满足彼此需求的结合——一样缺乏明显的激情。他们的忧虑主要集中在诊所上，这是他们婚姻最显著的副产品。“我们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依然很和谐。”马斯特斯解释说。“我们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目标而分开，不久就会离婚。”他们再也不用在公众面前做出恩爱夫妻的样子了。他们离婚之后，旧的谎话被新的替代——他们说分手没有痛苦或者争吵。在公众面前，他们都好像只是早上醒过来就宣布离婚，然后继续快乐地去工作。“如果你想离婚，那就做吧： 不要怨恨、悲痛、仇恨或者在公开场合做傻事。”扬说，希望保证诊所不受影响。全世界的媒体把他们婚姻破裂的消息传播出去以后，他收到大量的卡片、信件和电话。“这就像我自己的父亲母亲离婚一样。”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另外一封信的作者没这么有同情心，“如果你们连自己都帮不了，你们怎么去帮助别人？”还有一些来信以为他们之间出现了性问题，并给他们提供了指导和建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的确帮助到自己了。”约翰逊对《纽约时报》说。“我们按照清楚明确、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求做了我们想要做的一切。”她最开始对于离婚展现出的温和敦厚看起来太完美了，简直是理想化的。她甚至告诉一位记者说她仍然和马斯特斯的第一任妻子莉比是朋友，说莉比前一天晚上还给她打电话，问她要一个处方。莉比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小时她刚出生的孙子。“我的朋友都是一辈子的。”约翰逊坦率地说。她暗示自己已经不再依赖马斯特斯，不再做他的助手，她已经成熟起来了。“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我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潜意识里是，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平等过。”她回忆说。“在我看来，离婚之后最好的事就是，别人开始把我当成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对待。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别人总是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那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尽管如此，媒体和公众依然感到迷惑不解。

“呃，我不得不问你一点私事。”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者强调说。那是在他们宣布离婚之后不久。“我们很多听众都会记得，一年多前，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离婚了。”

“是的，我们离婚了。”约翰逊回答道，听起来好像很开心。

“人们都很震惊。”电台主持人说。“那个时候，你们说会继续在一起工作。我认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时都不相信。但是，你们真的做到了(他们当时一起参加采访)。”

“我们做到了。我们过去一起接受很多次采访。”她回答道。“在我们的关系中，工作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果两个人一年又一年地每周七天都在一起工作，那工作就是你的世界，就成了你的身份。当我们最终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时，我们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幸福地拥有足够多的精力和兴趣——我认为是勇气，或者是鼓励——可以各走各的路。”

“那么你们可以告诉现在正在或者想要离婚的夫妻，离婚之后两人照样可以愉快地相处？”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当然可以。”马斯特斯回答道。

为了离婚之后在公众面前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飞到丹佛参加美国性教育、性咨询与性治疗工作者协会举办的25周年庆典活动。这个协会是受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先驱性的研究启发而成立的。临床医学家朱迪斯·塞法尔主动提出去机场接他们，她本来担心他们可能会在车里彼此冷嘲热讽。让她没想到的是，他们就像一对生活幸福的老夫妻一样，约翰逊悉心地照顾着明显衰弱的马斯特斯。那天从早到晚，约翰逊都帮着他穿衣服，留心他走路不会摔跤，在正式的宴会上不会无聊。“对吉尼来说，好像一切都跟以前一样——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我的工作，我要照顾好他，把他安顿好，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塞弗回忆道。“在她看来，他们可能不再是夫妻，但仍然是同事，他仍然需要她来照料。”

如果说约翰逊对他们离婚最初的反应看起来还有点甜，那么她的心情很快就会变得酸味十足了。随着最后的判决和有限制性质的附属细则变得非常明朗，她意识到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归了马斯特斯。她将这种不公平怪罪到诊所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身上。马斯特斯开始着手离婚事宜的时候，雇用了梅特卡夫的律师事务所为他做辩护，尽管梅特卡夫与约翰逊主管的诊所联系比较密切。她觉得，因为梅特卡夫对诊所内部工作和资金都非常熟悉，所以前夫占有不公平的优势。但梅特卡夫说他一直都是倾向马斯特斯的，因为比尔是他周日下午可以一起看足球比赛的朋友。“我为比尔的每一次离婚都进行了辩护。”梅特卡夫解释道。然而，在统计离婚所得财产的时候，约翰逊的朋友，如佩吉·谢普利，甚至包括大部分时候都站在马斯特斯一边的罗伯特·科罗德尼，都觉得约翰逊有点吃亏。“很明显，离婚之后，比尔和吉尼之间所有的事都变了。”科罗德尼说。

马斯特斯离开之后，吉尼开始寻找她生命中新的男人。她接受城里联系密切的社会精英们的节日聚会和宴会邀请——这些都是像她这样一位活泼好交际的女人所喜欢的。她再也不用因为丈夫拒绝参加这类活动而一个人坐在家里了。她的朋友圈里有丧夫的佩吉·谢普利——她的丈夫伊桑·谢普利于1991年去世——和唐娜·威尔金森——她的丈夫巴德·威尔金森教练逝世于1994年2月。在她人生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是这两位朋友一直陪伴着她，听她诅咒自己不幸的遭遇，给她安慰和建议。尽管已经年近古稀，但她还不打算退休，不准备舍弃自己对于异性尚具吸引力的形象。就像她跟一个记者说的，她的社会生活就是“跟不同的男人约会，有些年龄大一些，有些小一些——我不会说是谁。至于我为什么会跟比我小的男人约会，因为我把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给了年龄比我大的男人”。她告诉《纽约时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我很有可能会再婚。”

通过自己的小圈子，她认识了李·辛格勒。她是在一个晚宴上注意到他的。辛格勒讨人喜欢，长得迷人，拥有受女影迷喜爱的男演员容貌。他所拥有的都是马斯特斯所缺乏的。他闪烁着蓝眼睛环视房间，脸庞和下巴细致而轮廓分明，让他的灿烂笑容和晶莹皓齿更加夺目。他浓密的白头发依然完好无损，弯曲动人。“他很美，有酒窝和其他很多优点。”约翰逊回忆起他的时候说。辛格勒同意陪同她去圣路易斯的一个义演，人们还在这里的其他重大场合看到他们在一起。“她变得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爱交际，我觉得她很喜欢这样。”辛格勒回忆说。他比约翰逊年轻8岁。

他不久就加入了创业项目，准备把约翰逊的名气变成金钱。通过他认识的人和另一个投资者的支持，约翰逊录制了电台插播节目“关系时间”(Relationse)，为性爱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合资方。他们还提起过做一个描述她人生经历的电视节目，但也不了了之。辛格勒过去的工作焦点是广告，约翰逊雇他帮着自己写自传。他筛选照片和剪贴簿里可以用的东西，满脑子都是关于她事业的报刊文章。“我们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做得特别深入，”他回忆说。“我不善于写作，但她觉得我可以帮她完成这件事。”辛格勒从与她的谈话中了解到她与男人们的过往。她提到她过去的婚姻，以及与汉克·沃尔特的风流韵事。不难看出她为什么吸引这么多男人的注意。“我肯定男人会为她着迷，”辛格勒说。“她的性格和声音太迷人了。”然而，他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约翰逊为什么会嫁给马斯特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他无法拨开迷雾看个究竟。辛格勒还没有与马斯特斯见过面，但是他从约翰逊每次听到她前夫名字时的反应就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很强势，我认为他直接就可以掌控一切。”辛格勒说道。“我认为她是一个喜欢取悦男人的女人。我把这样的人称为‘男人的女人’。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真的喜欢跟男人在一起，并不只是为了性。她们非常善于跟男人打交道，男人也因为她们这样而喜欢她们。”

他们的项目没有太大进展就半途而废了，辛格勒说，但约翰逊继续为他支付工资。对于约翰逊来说，她更看重的是同伴关系，而不是创业精神。辛格勒一直接受她的报酬，直到他开始感到不安。“我不能——这不是工作，我没有为你做任何事，”他在她提出给他加薪的时候终于告诉她自己的想法，“什么都没有做成。”

吉尼对于没有成果并不在乎。“不，不，不……我想要你陪着我。”她告诉他。那个时候，辛格勒说：“我开始想，她需要我陪着她，更多的是为了社交活动，而不是诊所的事。”

报纸的八卦专栏很快就把辛格勒当作约翰逊生命中取代比尔·马斯特斯的人。“有家全国性的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她有了新的朋友，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我说，‘不是！’”他回忆这事的时候哈哈大笑。“朋友们都会疑惑地看我。他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管他们在社交圈看起来可能是很漂亮的一对儿，但当约翰逊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明，他们两人之间都非常明白亲密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在她的眼里，辛格勒“在各个方面都不适于结婚”。她回忆道。“李是同性恋。我过去旅行的时候经常带着他，是因为我非常讨厌旅行。他喜欢去，所以我就付钱让他去。他到了哪里都可以适应。他很喜欢与见面，与聊天——在我的活动圈子里会经常见到他们——他非常令人着迷，很了不起。”

辛格勒故意让他们之间看起来很暧昧。他好多年前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后来还有了孙子，在那些倾向于猜疑的人中建立了自己真诚的异性恋生活。但是，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坦白确认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与另一个男人在圣路易斯社区维持着长期的伙伴关系。吉尼非常清楚他的另类生活。他们之间从来不需要任何虚假的借口，晚上在门口道晚安之前，他们都是在幽默和欢笑中度过的。辛格勒认为约翰逊让他陪伴，只是为了“公共关系”，这样人们就会以为她在马斯特斯之后又找到了新欢。“我觉得她很寂寞，她想做一些事，所以我们就做了。”他解释说。“我仍然保持我自己的生活。我有其他朋友，这些人她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亲密行为。我不知道她是否想要。我的(性)取向对她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们没有性行为。”

那个时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共同的朋友，如唐娜·威尔金森，被吉尼的行为迷惑了。在圣路易斯，到了一定岁数的女人都知道辛格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男伴”——他作为护送及陪伴者非常完美，但这样的人并不打算与你有性关系。“吉尼假装这就是她一生的真爱，”威尔金森说，她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李已经结婚，但那没有任何影响。他过着双重生活。”她不知道是否应该与约翰逊讨论辛格勒的背景，还是当她在餐桌上假装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时只是奉陪而已。威尔金森也喜欢辛格勒这个朋友，但是她不想看到约翰逊再次情感受伤。她觉得必须得说点什么。“如果你真的关心朋友，你会说，‘如果这让你很幸福——很好。’”威尔金森解释说。“吉尼有时候很天真，真的。但是，只要是正常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其中的问题。”

弗吉尼亚·约翰逊与李·辛格勒友好的表演一直持续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为一个团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得知马斯特斯准备把多迪带去“拉里·金现场”做采访并参与全国各地的书展活动时，约翰逊请求辛格勒前来陪同她。“(弗吉尼亚)只是不想一个人跟他和她(比尔和多迪)以及科罗德尼一起活动——所以要我陪伴。”辛格勒回忆说。他在这些活动中一直都跟着约翰逊。在史密森氏学会(Smititute)，约翰逊和科罗德尼做了一个小型报告，受到大约300名听众的热烈欢迎。马斯特斯因为疾病而虚弱憔悴，不得不把演说缩至最短。为了录制电视节目，科罗德尼给约翰逊准备了一个“小抄”，上面写着问题和对应的答案，因为他说：“我知道她没读这本书。”

科罗德尼对于约翰逊在聚光灯下和摄影机前的表现感到惊叹。“她极其善于把没有什么信息量的话讲得非常漂亮。”他说。“她会选择回答一个她根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巧妙地接着说‘这让我想起’，然后开始谈她过去从比尔那里学到的，那些东西在她睡着的时候都能出口成章。她很多年来都是这么应对采访的。那天晚上在‘拉里·金现场’的时候，她看起来非常美丽，真的很有风度。”第二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答应一起参加《华盛顿邮报》“风格”(Style)版面的采访，他们看起来都有点紧张。“比尔和吉尼一点也不高兴。”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的想把比尔掐死。”性欲横流的美国媒体不再奉承圣路易斯的性爱研究者了。到20世纪90年代，从临床方面的细节谈论性不再引起人们的激动。邮报有点讽刺挖苦地抱怨道，“从来没有两个人会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样率直地谈论性，而同时又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性能力。”邮报的记者没有注意到辛格勒，但是他评论马斯特斯的新夫人看起来“有点像里的洛夫·豪厄尔，都有像(糕饼上用的)蛋白酥皮一样的黄头发，都穿着香奈儿完美套装。”

新书促销巡回几个月后，约翰逊和辛格勒不再见面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大项目——她的自传——没有完成，因为“她并没有全心在乎这件事”。他回忆说。又一次，弗吉尼亚与她生命中的男人那复杂的个人和工作关系走到了尽头。“她看起来非常幸福，然后他们分道扬镳了。”唐娜·威尔金森说。“对于她这个年龄和她现在的状况，这件事挺可悲的。”

出于自己的考虑，约翰逊很快答应在圣路易斯与马斯特斯一起吃饭，比尔把他的新婚妻子也带去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多迪和我是怎么相遇的？”比尔问，他就坐在她的旁边。

“没有。跟我说说吧。”吉尼反身回复道，她的声音跟她过去整理病人病历时常用的声音一样。

约翰逊听过很多遍他那像是设计过的“玫瑰的故事”，听得简直让她反胃。自从比尔发现了他生命中被丢失的这个女人之后，他在每次媒体采访中都要讲那个故事。尽管如此，吉尼自己内在的好奇心让她愿意再听他表演一遍。“我们当时正在一家海鲜酒店吃饭，喝的是玛格丽塔酒，所以再听一遍还可以忍受。”她回忆道。比尔声音沙哑地重现他年轻时候在纽约北部的罗曼史。然而，在这个新的版本中，他似乎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和那些在他之前娶了亲爱的多迪的男人而欢欣鼓舞。故事的结尾，他对多迪的第二任丈夫进行了大胆的自夸式评价。他们在亚利桑那州见到过那个人。

“你知道吗？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比他强。”他格格地笑着说。

约翰逊没有接他的话，只是吃吃地笑了笑，然后转向下一个话题。他对那个人的评价，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年事已高、身体羸弱的老人漫无边际的谈话。但是，他的话却在她的脑子里好多年都挥之不去，想想他残酷的夸大言辞和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可能是比尔·马斯特斯最真实的精髓。“这句话说出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暴露了那个真正的他。”她说。10年之后，她还在琢磨这句话。“这——‘我就知道我比他强’——这才是他的动力。永远都要做最好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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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三十九章 悼念

比尔·马斯特斯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工作，不过这个习惯慢慢消失了。他快要80岁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无法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了。弗吉尼亚离开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好像安错了名字似的，显得怪怪的。问诊的病人也渐渐只剩下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他的日程安排极少，”弗莱德里克·彼得森说。他是马斯特斯1994年带的最后一位临床研究员。

在马斯特斯指导下，彼得森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对已经7年没有性交过的已婚夫妇。他们在进行了一周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完成性交了。尽管这个诊所开始解散，但是就像彼得森描述的，从马斯特斯“对这些人进行治疗时展示出来的魔力”上看，这一疗法的治愈力可见一斑。剩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彼得森的职责延伸到了检索40多年来搜集的文件和磁带上。一天，马斯特斯吩咐他查找一部名为《女性高潮》(Female asm)的老片子，那是他和约翰逊1959年在华盛顿大学拍的。一个电视剧组要拍一部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历史纪录片，问能否看看在他们实验室拍出来的这个片子。马斯特斯完全想不起来这些胶卷放在哪里了。

当彼得森最终找出来时，马斯特斯非常高兴。他装上投影仪为彼得森播放了起来，就像多年前他在医学院教学生时那样。不断移动的画面在他们面前闪烁着，他完全没提及那个抚摸他的裸体女人是谁。

“医生在感受着自己的荣耀，”彼得森回忆道。“他坐在会议室前边发表着让人难以听见的评论。拿着拐杖对屏幕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指指点点。”这一来自那个大胆旧时代的纪念物，大概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了，当时比尔·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注定要成就一段医学史传奇。

最后，胶片放完了，彼得森问，“谁是这个带子里的叙述者呢？”

“是我！”马斯特斯叫道，学生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让他感到惊讶。

彼得森没有回答，但这让他再次想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没有认出来，是因为里边的声音跟我认识的他太不一样了。”彼得森说。

马斯特斯试图在他挚爱的诊所里开展一批新项目，但没有一个能够重现他往日的成功。诊所开设了一个针对受性虐待儿童的治疗中心，并且搬到了圣路易斯的政府办公大楼里。马斯特斯从以往的研究中获悉，许多受虐儿童长大后都会有性功能障碍、严重抑郁、痛苦的回忆以及毁灭性的人际关系。来自全国各地的转诊病人可以住在该中心安排的公寓里，在此接受一个月的治疗。马斯特斯和作为副主任的马克·施瓦茨合作，但这一伙伴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那样可以带来一些收入，”马斯特斯的一个朋友兼诊所前职员朱迪斯·塞法尔回忆道，“比尔非常担心诊所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比尔还尝试发起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信息帮助热线——顾客可以免费拨打电话并向一位有资质的性学专家咨询任何问题——但是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到1994年12月，如多迪所愿，比尔退休了。他关掉了诊所，离开了自己度过了几乎整个成年阶段的圣路易斯。“在我这个年纪，是时候闻一闻玫瑰的香味了。”他退休时说。“我会写些东西，做点演讲，但不会再给病人治疗，也不会再做研究了。”他很快在亚利桑那州定居下来，和多迪一起在她的老家消磨时光，享受着那里的好天气。

为了帮助体弱的父亲，豪伊·马斯特斯负责了诊所关闭的善后工作。他同意被列为诊所的副主席，在这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把最后一份纳税表格交给政府时，确保所有文件都没有差错。“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没有正在进行的治疗和研究，这些在很久以前都停掉了。”他说。“那里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天都能去的地方。”对父母来说，豪伊一直是个充满爱意的好儿子。他和姐姐一起，在母亲莉比跟父亲离婚多年后，依然非常支持她。1982年3月，莉比遇到海军少将威廉·F·罗耶尔并结了婚，从圣路易斯搬到了缅因州，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平日里她整整花园、做做针线，和美国圣公会的朋友们享受在布斯湾的生活，就像她在拉杜时一样。

但是，豪伊与父亲的关系依然紧张。“非常悲哀的是，比尔几次都说到豪伊非常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比尔后悔他给儿子的时间太少了。”吉尼完全不能理解比尔对豪伊的态度，好像马斯特斯接受了那么多心理治疗培训，却没有从他与自己父亲那折磨人的关系中吸取一点教训。“比尔在许多方面确实对儿子不厚道并且很残忍。”她回忆道。“豪伊根本没有理由喜欢他。他才是那个努力改善关系的人。他在这方面更像他的母亲。”

关掉诊所时，威廉·马斯特斯关于人类性学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做完，他希望在自己退休后，诊所能够继续下去。他尝试申请联邦教育拨款建立一个“强奸危机中心”，以研究性暴力背后隐藏的原因及其症状，但没有成功。性的神经心理学原因依然是最大的谜团。严谨地讲，他从来没有回答《人类性反应》中所强调的最根本的谜团，他承认“关于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有那样的反应这本书没有做出回答”。其他一些欧洲研究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先提出的性反应的4个主要阶段进行了重复和肯定，但并没有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到20世纪90年代，透视及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的出现，使得医生们能够窥见大脑和其他器官的内部运转，这些手段要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在实验室里用过的复杂得多。只要政府放开道德方面的管制并且提供资金，只要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能够重新给他的工作提供人员和支持，马斯特斯相信他们肯定能够解开更多谜团。也许他们通过尝试搜集中风患者、神经疾病患者以及脊髓损伤患者性欲方面的案例，就会给这些病人提供更多的抚慰。

到诊所关闭时，整个国家都在采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模式。正如他们亲自试验的发现推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一样，他们的治疗方法也直接挑战了治疗性问题病人的传统心理分析疗法，使其产生了非常激进的改变。尽管他们的治疗费有了大幅攀升，但比起弗洛伊德疗法还是要便宜得多。“去做两三年的心理治疗，看看那得花你多少钱！”马斯特斯强调。然而到了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疗法的主体——双重治疗组，即一个男治疗师和一个女治疗师共同为夫妇们做治疗的方式——成了受他人操纵的、护理诊疗价格重新评估下医药价格控制的牺牲品。“用两个治疗师的话，成本就要翻一番。”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乐维医生回忆道，他的生活和职业都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了。“现在人们对性宽容多了。所以前来治疗某种特别性问题的夫妇并不在乎(治疗师)是男是女。”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解剖学发现及临床描述进行推介的性问题治疗方法，很快进入了美国药业孕育出来的药物高潮新领域。以前处于性心理研究边缘的大型制药公司，通过卖“伟哥”及其他高度市场化的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赚了一大笔钱。1998年把“伟哥”投入市场的辉瑞公司，10年间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里赚取了高达13亿美元。“如果问题在于焦虑导致的功能障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将是有效、安全的，并且长期来看，是便宜的。”《纽约时报》1998年这样评价道。在该药引进的5年之内，已经有超过1600万人进行了尝试。突然，在这个“‘伟哥’时代”，严肃的医疗用途光环缓解了以往在这类讨论中存在的陈旧的清教主义以及道德禁忌。在电视上充分曝光之后，人们对持续勃起4小时作为这种药物可能引起的痛苦的副作用好像也司空见惯了。如果比尔·克林顿说与白宫实习生的色情事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性态度的一方面——象征着婴儿潮一代来自性革命的放荡气质——那么，他的共和党对手鲍勃·多尔在电视上咕哝“伟哥”解决“勃起功能障碍”上的神奇作用时，则代表了人们将来对性的态度。“每家追求像‘伟哥’这种提升生活质量的药物的公司都这么做，因为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让性健康成为一种合理诉求。”《花花公子》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赞助人意味深长地宣称。性可以通过一种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其物理上的可能性。像马斯特斯曾经呼吁的，“上了年纪之后，你不可能像18岁时那样绕着街区跑步，但你依然可以享受散步。”不过，可以在那个实验室里找到爱的钥匙吗？只要通过预约，就可以使用一家与性有关的大医药公司推出的“伟哥”及其他药片、药膏和药水，从而收到神奇疗效。“向你的医生求助吧。”广告上这样写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上也有所反映，这本书被称为精神健康和健康保险业的《圣经》。但是，他们适用于医疗的方法——治愈率非常高——如今被一种更可靠的瓶装药品替代了。科学家们赶紧回到实验室为性生活需要推动力的女性找一种类似的药物。《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报道，有43%的女性及31%的男性患有某种形式的性功能障碍。半数接受调查的女性在性交中可以规律性地达到高潮，但10%的人从来没有体验过高潮。

到21世纪，许多疑难杂症通过药物依然无法解决。正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职业生涯后期强调的，对肉体功能的认识无法取代心灵的智慧。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谴责营销过程中变态的性画面以及网上泛滥的色情内容——在这类药物出现后的5年内大概形成了10亿美元的规模——使恋人相互的爱与性冲动之间的分离进一步加剧。“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问题要比20世纪70年代更多。”乔伊斯·彭那说。她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理疗师，曾和丈夫克里夫一起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接受过培训。跟他们著名的导师一样，彭那夫妇也夫妻搭档一起写书和工作。他们给保守的基督徒提供关于婚姻生活中性的建议，进行坦诚的交谈，得到了像利克·沃伦等牧师们的祝福。他们报告称，夫妻们非常熟悉怎样做爱的细节，但是常常不能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清楚地对彼此表达性方面的感受。“根据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常常有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期待，认为婚姻生活应该是纵欲的体验。”她解释道。“色情片是非常让人上瘾的，然后你就会在一段关系中期待同样的经历。”

尽管性爱在社会上有点无节制，但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回到对卧室生活一无所知以及无性婚姻的年代。不到半个世纪，性爱在美国几乎于所有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持续的贡献保证了性爱再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时代。他们的诊所关闭了，但一些超越时间的问题依然存在——对真爱的回避、伴侣无法进行情感交流、性角色和期待的不对等以及成年人无法承认及表达自身的自恋情结——这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物学范畴。“一方面，‘伟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药理学上的突破。”露丝·韦斯特海默医生解释说。她是继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性爱研究专家。“但是，问题在于另一方面也必须参与，你不能只给某人一片药说，‘去吧。’”

比尔·马斯特斯在亚利桑那州的生活让他有了幸福的感觉，但身体却越来越弱了。多迪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任劳任怨，如一位忠实的保姆和亲爱的伴侣一般照顾着他。从风格和外貌上看，多迪更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是20世纪50年代的莉比那样微笑着不发出任何疑问的医生妻子形象。当然，多迪不是充满不羁雄心和精准智力的弗吉尼亚·约翰逊。退休后，没有了野心勃勃的研究和排着队的病人名单，马斯特斯不需要更多的挑战了。所有在圣路易斯发生的事都成了过往。曾有很多年，马斯特斯都阻止工作人员在诊所内讨论事情。10年前，他曾经拒绝考虑出回忆录。他在1984年曾告诉一名记者，“我无法想象比看回忆录更无聊的阅读了。”但是，在亚利桑那州过了几年悠闲的生活后，他准备好开展最后一个项目了。1999年，比尔搜集了一些自己职业生涯的点滴，并宣告他准备出一本自传。他打电话给朱迪斯·塞法尔——她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性治疗师，有自己的一系列出版作品，包括指导性的片子——请她代笔写这本书。出于对老导师的感情，塞法尔飞到了图森。在他家的书房里，塞法尔听马斯特斯读了他那语言简要、颇有保留的回忆。她建议他如果不多点坦诚和自省，书是很难卖出去的。

“比尔，你知道，这不是人们爱读的东西，”塞法尔说。

他好像很困惑，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必须围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组织情节，”塞法尔用她急速而带鼻音的西弗吉尼亚方言说，“人们想知道这些东西，比如‘你和弗吉尼亚为什么结婚，为什么又离婚了’。”

他马上皱起眉头。“我可不准备任人窥探隐私。”他咆哮道。

尽管文风浮夸，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然是国际上的畅销作者，不过美国人喜欢他们和盘托出，她解释道。如果塞法尔代笔的话，她需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灵魂。“如果你不够信任我，不能把你故事里人性的一面告诉我，人们就无法知道他们该怎么跟你建立联系。不是说仅仅把你看作一个开拓者，而是要作为一个人、一名父亲去认识你。而且，他们想知道你的弱点和错误——我们都知道，你的弱点和错误也不少哦。”她心照不宣地微笑着补充。

马斯特斯没有让步。

“这就是我想要讲述的东西。”他又说了一遍，抓着自己的手稿，不为所动。

塞法尔离开图森，答应把他的想法传达给一些纽约出版商，尽管她自己比较怀疑其可行性。她联系到豪伊，确定他能接受这个想法，并让他帮忙克服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让吉尼配合，”塞法尔坦陈，“需要有人让比尔明白必须展示他人性的一面。”

“我自己还想看到一点他人性的一面呢。”豪伊说，对这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付之一笑。

最后，没有一个出版社对马斯特斯最后的这个项目感兴趣。不过，他坚持口述自己的想法，手稿已经达到了100多页。以前，拒绝从来不能阻止他。大部分稿子上记录着他早年在性学研究方面的胜利，他是怎样战胜诽谤者的，以及他曾经向听众讲过了几十次的可疑的故事。他回忆了早年的感情和后来与多迪的婚姻，但是略过了与他共度了大部分生活的两个女人。在仅有的关于他和莉比婚姻的那页上，他承认对孩子来说他“不算是个好父亲”，并且把他们的离婚跟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放在整个职业背景之下讲述。(“要么我从时代急需的性学研究项目中退出，要么我们不再继续做夫妻。”他总结道。)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没有太多的回忆。他称赞是她向他解释了“女性的性心理取向”，以及构想出了他们基于医学的治疗，“尽管她没有大学学位”。但是关于他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什么也没说——首先是未结婚的同事，然后是结婚的夫妻，以及占支配性地位的关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先驱性专家。可能是知道约翰逊自己准备写回忆录，他不想透露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写我们的私人关系，”他写道，“我希望她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约翰逊从来没读过他的警告。她甚至不知道有他的回忆录存在。豪伊读了这些手稿，认为父亲不断严重的老年痴呆让这些内容值得怀疑。“后来那些年，他开始写一些材料，因为他没别的事情干。”豪伊说，“但坦白来讲，他写的内容的真实性不那么值得信赖。作为他儿子，我不会让这本书发表。”

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无法逃脱、无可救药的衰退最终于2001年2月16日终止了。在图森一家救济院，他死于帕金森并发症，享年85岁。在身体垮掉之前，他和多迪在亚利桑那州过冬，夏天则在彩虹湖边的贝克小屋度过。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是在卡特琳娜山麓的一家生活协助机构度过的。在头脑清醒的最后时刻，他告诉了多迪自己一直爱着她。

世界各地及自己家乡的讣告作者们都在评估威廉·h·马斯特斯的重要性。《华盛顿邮报》油嘴滑舌地说马斯特斯“用科学的实验室设备监控做爱的敏感动作”。《新闻周刊》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分析过1万4千多次高潮——成为了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窥淫癖者”。他家乡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语气要尊敬一些，称他为“在以前曾被忽略及充满争议的人类性学领域研究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的先驱”。《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讣闻，篇幅相当于通常给总统或君主留的那么长，称马斯特斯“对性在美国被研究、教育及享受的方式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阿尔弗雷德·金赛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基础上，《时代周刊》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半个多世纪里投入到了观察、测量、思考和揭示性交活动的机制中，并回答了怎样使那些无法或者很难享受到性乐趣的夫妇得到更好的性体验这一难题”。参照历史，该报公平地指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揭穿了“瑞士研究者西蒙·安德在1758年得出的自慰会导致失明的论断；伊丽莎白·奥斯古德·威拉德在19世纪提出的高潮比在田地里劳动一天更让人疲倦，以及为享乐的性爱会毁掉健康的说法；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相信阴蒂引起的快感可能反映了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一论断。”

尽管马斯特斯名声很大，拥有畅销书和非常成功的治疗诊所，但他死后几乎没留下什么。翻阅诊所的书籍，豪伊发现了他们曾错过的机会。“如果他们对华尔街的电话留点心，(把他们的疗法)以特许经营方式推广出去，并拥有大一点的公司，他们原本可以挣到几千万美元。但是诊所一直都是一间屋、一把椅子，加上我父亲和吉尼。”儿子解释道，“他们挣的钱马上就又投入到了事业上。我父亲最终离开的时候不名一文。”尽管过去上过很多头条，许多人还是觉得马斯特斯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重要的工作地点——选择忽略他对医学的贡献。不像印第安纳大学那样以金赛的名字建了一个学会，华盛顿大学没有做匾牌、没有设奖学金，甚至在该校的网站上都几乎没有提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在妇产医院3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朋友们和崇拜者们讥讽他们是势利鬼，说是马斯特斯让人们知道了世界上有个华盛顿大学。“在很多年间，华盛顿大学都是通过比尔·马斯特斯被人知道的。”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回忆道。他在这家医学院工作了40年后于1998年退休。“我去参加国际会议时，每个人都知道比尔·马斯特斯。当我提到‘华盛顿大学’，他们会说，‘噢，那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比尔·马斯特斯对他们来说比任何人都熟悉。”

在澳大利亚做一个电视纪录片时，豪伊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他当时其实已经准备离开澳大利亚了，因为几天前母亲刚刚去世了。86岁的伊丽莎白·艾利斯·罗耶尔在康涅狄格州威尔顿的一家私人疗养院去世，那里离她孩提时生活的地方很近。2000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威廉·罗耶尔少将去世后，她离开了缅因州。豪伊先作为家里唯一能够出席的成员在图森停下来参加了私人悼念仪式。“在那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回忆道。“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图森人”，是他父亲晚年认识的。据弗兰·贝克说，马斯特斯的遗体火化了，骨灰用飞机撒到了亚利桑那州以及阿第伦达克山脉的彩虹湖地区。他自己的碎片最终栽种在了他认识多迪的地方。

对比尔·马斯特斯的主要悼念活动是几周后由罗伯特·科罗德尼连同其他朋友和家人组织的，他们在华盛顿大学那里的格雷厄姆教堂举行了追悼会。尽管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诊所，科罗德尼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有一种理想化的崇拜。他在《性研究杂志》上写了篇长文，称比尔为“20世纪性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巨人”。他认为马斯特斯是一名有勇气、严格要求自己的专业人士，他用精准的眼光对人类行为进行不确定的研究开创了先河。但是马斯特斯有时候好像无视自己的个人生活，那些可能引起灾难的冒险以及他本性中有一些会引起深深失望甚至是悲剧的黑暗、冷漠的一面。“他习惯性地隐藏自己的情绪和感觉，至少在我认识他的33年中都是如此。”科罗德尼回忆。“比尔的生活充满了关于他想做怎样的人以及事情应该怎样的幻想。现实则要麻烦很多。”有段时间科罗德尼考虑写本关于比尔的书，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约翰逊主动表示要参加2001年5月20日星期日的追悼会，以及周六晚上在查斯公园广场酒店举行的小型私人晚宴。他们离婚已经8年了。他们一起生活时的朋友和同事，比如佩吉·谢普利、迈克·弗赖曼医生及其夫人、马克·施瓦茨，以及前《花花公子》编辑纳特·莱尔曼，都表示愿意在这次私人聚会中纪念马斯特斯。

就在这次悼念活动前，约翰逊唯一的弟弟拉里因肺癌去世。痛失亲爱的弟弟——无疑也加上她对马斯特斯去世的痛惜——导致她情绪非常低落。“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失去，太可怕了，直到现在都是，因为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她解释道。拉里是一名成功的保险推销员，婚姻幸福，生了几个优秀的孩子，一个比一个聪明。在斯科特和丽莎那里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父亲乔治·约翰逊对孩子置之不理，而比尔·马斯特斯好像忙得顾不上。“他的死对她来说太残忍了。”佩吉·谢普利回忆。“她被他的死摧毁了。”最开始，约翰逊表示她会参加马斯特斯的追悼活动，但是不想发言。在拉里死后，她决定不参加了。

听说约翰逊不准备参加，科罗德尼想要让她改变主意。她的缺席可能会被误读为对比尔依然怀有敌意。“我对她说，‘吉尼，不去的话对你以及遗产的反响不好，可能会有一些记者出席。’”他这样说，希望能够唤起她的公众形象意识。她坚决地拒绝了。唐娜·威尔金森等朋友提出可以护送她到教堂。威尔金森试图说服约翰逊为马斯特斯最后出现一次，“不要拱手让出属于她自己的遗产”。约翰逊打断了她，说自己已经够难过了。

不过，约翰逊无法克制对马斯特斯悼念活动的好奇心。在活动前的晚宴上，当客人们吃完饭在喝咖啡的时候，她的外孙女拉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查斯公园广场。“吉尼派她过去探看一下，告诉她都有谁参加了，她后来这么跟我说。”科罗德尼回忆说，他对吉尼的做法感到沮丧。唐娜·威尔金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马上打电话给约翰逊向她报告情况。“有那么多悼词都是关于比尔所做的伟大工作的，她没去太可惜了。”威尔金森说。“我觉得她感到不自在了。”

仪式结束后，前同事们在一起和老朋友们说起了诊所以后的命运。马歇尔·希勒记得比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计划，当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被誉为治疗界的天才。“比尔退休后，诊所不存在了。”马歇尔回忆说，对它的倒闭依然很懊恼。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太久没联系了，不知道为什么诊所会关闭。

当人群走出教堂时，雨点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但那些依然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感兴趣的人继续热切地谈论着。

“我们去丽思酒店吧，我请你们喝一杯。”马斯特斯最老也是最活跃的朋友弗赖曼对纳特·莱尔曼和另一位在会上谈论了马斯特斯职业遗产的来自纽约的精神病学家说。

在圣路易斯丽思酒店的豪华雪茄俱乐部，几个人在棕色皮革椅子上放松下来，啜饮着马丁尼。他们每个人都见证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多年的亲密互动，他们也参与了向公众传达性学研究方面的消息。然而欲望的秘密——男女之间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对爱无尽的追求——依然是个无法解释的谜题。“这太有趣了，因为结论是没有人知道性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弗赖曼轻声笑着回忆。“认识比尔这些人都参与了研究，但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些什么。这依然是女人们保护得很好的一个谜。”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四十章 勿忘我

<small>“我们总是会很快忘记那些自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我们像忘记爱一样忘掉背叛，像忘记低语一样忘掉尖叫，忘掉我们是谁。”</small>

随着生命中的男人一个个离去，弗吉尼亚感到寂寞，好像被人出卖了一般。她又一次觉得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为爱情和不断消耗的财政状况找到出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设立了弗吉尼亚·约翰逊·马斯特斯学习中心，打算通过非面对面的疗法治疗“性功能障碍、失调及性不满”。该中心还计划通过网络及邮寄等方式售卖录像带，涉及的主题有“夫妻和亲密的力量”以及为50多岁的人群准备的“一生的亲密(生命结束前性也不会结束)”。一个多事的记者对她从明确的退休生活中走出来重新开始这一切感到奇怪，吉尼回答，“关于性，许多人依旧没有闹明白。”尽管她用了马斯特斯的名字来提醒人们她是谁，但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吉尼没有自己的学位，现在也不再跟比尔合作，这才发现要在这个她曾经协助提出并规范了标准的领域进行性疗法的研究非常困难。“人们对她的信任是因为她在他身边。”比尔的前同事朱迪斯·塞法尔解释道。“她没有得到认可。虽然有一些荣誉学位，但如果你背后没有别的支撑，除非躲在别人的羽翼之下，否则自己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吉尼多年来一直预订着一项报纸剪辑服务，用以记录所有提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文章。但如今她表现得对名声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了。“以前只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一定会引用我们说过的话。”她回忆道。“马斯特斯善于说俏皮话，但我不会。每次别人问个问题，我总是想长篇大论一番。也就是在最近10年，人们谈起这个问题(与性有关的)时才不再每次都提到我们。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开心。”

比尔去世加上李·辛格勒的离开令吉尼对她长大成人的孩子丽莎和斯科特越发依赖了。她认识到了自己无休止的工作对他们所造成的感情创伤。“这些事情会让我一直后悔的，我错过了许多次学校里进行的母亲聚会。早些年间我们不停地做演讲的时候，我到处旅行。他们是两个悲哀的小孩——和一个悲哀的母亲在一起”她对媒体承认。丽莎的丈夫对另一位记者解释了在弗吉尼亚·约翰逊家长大是什么样子的。“她女儿丽莎是被保姆带大的，常常被其他孩子嘲笑。”威廉·扬说，“因为约翰逊的工作让别的小孩以为她肯定是个妓女。他们不会不知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都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了。”

比尔死后一年，吉尼犯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那已经足以让她无力地倒在地上，苦等救援赶到。她同时还患有糖尿病、癌症，做过膝盖置换手术，还得了一些其他侵蚀她活力的疾病。在哪里生活、怎么管理剩下的资产，这些她全听儿子的建议。“目前斯科特全盘管理着我的生活，让他在这里照顾我真是悲哀，但他很害怕我要死了。”她解释道。“他希望我能待在一个可以得到细心照料的地方。”吉尼从来都不是能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的人。她卖掉了位于大学城的房子，最终搬到了一个高档的生活协助机构，那里有饭店、娱乐设施和豪华轿车服务。来到这个退隐之地，吉尼在一群寡妇和其他满头灰发的女士中间发现了西尔维娅——诺亚·温斯坦法官在与她的绯闻之后所娶的女人——但她没有打招呼。

弗吉尼亚有时候好像急于忘记过去。她老旧的剪贴簿被胡乱装进了箱子里。她销毁了从诊所带出来的性爱疗法记录和文件。“我保留着诊所工作的全部录像带——有成百上千条——一直储存着它们直到我上次搬家。”她回忆。“为了保存这些带子，我一个月大约要花300美元，已经这样放了好多年了。我儿子说，‘你准备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把这些都销毁了。我同意他这么做。”听到这次销毁之后，罗伯特·科罗德尼大吃一惊。当年推翻了弗洛伊德分析法的那部分带子全部消失了，还有数百名病人的病例。他们的性功能障碍资料无疑可以供将来的医学院进行研究，给治疗师以及20世纪美国文化风俗学的记录者们以启发。“吉尼把所有的记录和带子——所有那些带子都是宝藏，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信件——一切都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科罗德尼厌恶地说。“我想她这是出于内心卑鄙的对比尔的愤怒，因为比尔抛弃了她，并喜欢夸大其词。我跟她说过，如果让我作为中间人联系一个大学图书馆进行交易的话，我能够给他们争取到一大笔资金。”

尽管吉尼试图忘掉比尔，但每次受到一点点触动，她对比尔的愤怒就会浮现。她私下里对比尔的揭露和在公众面前呈现的故事越来越不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受电视节目《自传》的采访中，吉尼好像对马斯特斯给她提供了一个当医生的机会表示谦虚和感激。“他想找一个大脑是一张白纸的人，自己可以在上边写写画画。”她解释道。“那是他给我的一个礼物，但我觉得对他来说也很值得。”然而私下里，她称他为一个疯狂的权谋家，哄骗她做任何他想要的事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造就了他自己。”她声称，“他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人——不管他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他确实在这样生活。”比尔不仅制造了自己的人格，而且还打造了她的形象，控制着她的行为和感情，并且程度比当时她意识到的还要过分，她对此感到怨恨。她埋怨他当时不让她尝试取得学位，让她在实验室里陪着他辛苦劳作而没时间陪孩子，还把她当作棋子挡在他和前妻莉比以及他们的孩子之间。他妨碍了她，导致她没能和另一个男人得到长久的幸福。在她生命中只有另外一个人曾经对她施加过这样的影响。她说，“他像我母亲那样操纵我——表扬我又惩罚我，惩罚我又表扬我。”她层层剖析着自己的人生。“他爱把我弄哭，然后再哄我。”离婚的痛苦迫使她写下他们的关系是怎么结束的。“多迪是如此嫉妒我，”她坚持说，“我跟他离婚时，他就把她给挖了出来。真是让人悲哀。他是如此热爱重新体验以往生活中的任何部分。”对任何怀疑她可能还爱着比尔的说法，吉尼都嗤之以鼻。

比尔的死只是加剧了吉尼的被剥夺感、愤怒感和悔恨感。她对比尔的怨气在他死后依然那么强烈，连她在圣路易斯的一些老朋友们，比如迈克·弗赖曼，都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的孤立进一步加剧了。“上次我见吉尼时她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因为她在说比尔的坏话。”弗赖曼说，他从在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时就开始崇拜马斯特斯。“她倾向于认为比起比尔的帮助，她更多的是靠自己。她想告诉大家是她不要比尔了，还暗示了他的性无能(作为他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她是在报复他。我觉得试图找出真相不是我分内的事。”几个月后，弗赖曼在穿过翻新后的查斯公园大酒店时看到了吉尼，她在其中一间公寓里居住。81岁高龄的弗吉尼亚跟他以前认识的那个活泼女人看起来大不相同。“我几乎都认不出来她了。”弗赖曼说。“她变成了一位老太太。她穿着浴袍坐在宾馆的大厅里，看起来很邋遢。”弗赖曼跟她年纪差不多，但精力充沛，他向她挥了挥手。吉尼认出来是他，笑了。“她声音听起来不错，我们聊了会儿天。她说，‘是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聚聚。’那是最后一次见她了。”他回忆道。

科罗德尼也厌烦了吉尼在长途电话里的抱怨，但是他也为她感到难过。不像那些从未在那个诊所里工作过的外人，科罗德尼知道吉尼对它所有的成功真正意味着什么。尽管有时候会指责她的缺点，但科罗德尼同意比尔确实对她不够好。(吉尼和比尔的冲突直到他死后还在继续。2008年11月，位于特拉华州的一个精神健康护理机构——倒闭前和马斯特斯有联系——因侵犯商标权被勒令向约翰逊支付249万美元。联邦陪审团发现，全民健康服务这家公司把他们经过商标注册的、用于性问题的疗法推广到包括饮食紊乱等方面的问题上，从而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字进行了不当使用。)

威廉·马斯特斯策划的生理学发现是一次医学上的胜利，是一种缺席了很久的、对正处于生殖核心运动过程中人体的科学理解。弗吉尼亚·约翰逊本能的天才把这些贮藏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了每个病人身上。科罗德尼被她的原创性震惊了，她从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社会卫生学者、行为学家、认知治疗师、泌尿科医师、神经病学家、婚姻咨询师、药理学家、自然爱好者以及女性主义者中抽取各种线织成了一块完整的布。她关于人类本性直觉的智慧、她进行实验及习惯性地去发现一切能起作用的方法的意愿，实际上成了驱使他们治疗方法获得成功的意志上的推动力。他们的疗法改善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在夫妻疗法以及最复杂的心理治疗项目中，吉尼至少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合作伙伴。”科罗德尼说，“她让比尔看到了许多他可能刚好忘记的东西。”

对那些熟悉她的人来说，弗吉尼亚·约翰逊屈辱的命运里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困扰。一个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女性——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见证过更多的人类性学，曾经探索过性爱所包含的许多身体奇迹和感情表达——怎么可能变得这么默默无闻呢？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代表着世界上对于女性性学观点如此多变化的女人怎么能够被这样贬低呢？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以及那些模仿《欲望都市》(Sex and ty)给男生发短信提议共度周末的X一代(Geion X)自信的职业女人在哪儿呢？这些彬彬有礼而又老于世故的人——跟那些可能偷偷看几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的保守郊区妻子一样多——她们从她那里所获的益处比她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像许多生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人一样，约翰逊有效地倡导了女性在最亲密并且常常最能带来个人享受的生活领域受到平等的对待。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她自身的命运来看，这好像让她又承受了一件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中非常不光彩的事。

尽管疾病缠身，弗吉尼亚并不为自己感到难过。她内心深处那个密苏里州农场女孩永不消沉的灵魂不允许她这样。“这种神经性病变太愚蠢了。”一天下午她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说。她的腿很虚弱，已经不能长时间站立了。“一般来讲是要截肢的，但我不准备那样做。”相反，她梦想着看到自己的回忆录出版，或者可能的话，会有一部讲述她故事的电影诞生。当圣路易斯一名八卦专栏作者问她是否计划写部自传时，她回答说，“是的，因为我怕别人会写。”早些年，ABC曾经尝试制作一部关于这对著名的性研究者的电视片，据报道说雪莉·麦克雷恩会扮演吉尼。但是由于吉尼不配合剧本作者的要求，最终没有拍成。回忆起辉煌的过去，她列举了好多名字来暗示自己当年名声有多大，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她想要迈克·尼古拉斯制作一部关于她人生的电影，让戈尔·维达尔写剧本。或许像乔安妮·伍德沃德那样的演员可以扮演她，罗伯特·杜瓦尔可以扮演比尔·马斯特斯。这些回忆和幻想依然很生动，足够填满一个空闲的下午。

就算电影出品商不再打电话进行预约，出版社也不再为她的自传出大价钱，现在对她来说也无所谓了。弗吉尼亚声称，“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认可了，我一点都不在乎。看个脱口秀马上就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半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我不是医学博士。”

关于性和爱依然是困扰她唯一的事情，依然是她在自己生活中最难实现的最隐秘部分。

一天下午，83岁的伊莎贝尔·史密斯接到一个让她吃惊的电话——一个她年轻时熟悉的声音询问她弟弟戈登·加勒特的消息。很久以前，伊莎贝尔结婚了，搬到密苏里州戈尔登城数英里之外居住，对这个农场小镇如今已恍若隔世。她那些20世纪30年代在戈尔登城高中认识的朋友几乎都已经去世了。然而，如今听筒另一端传来了她曾经认识的某个人的声音，一位名叫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的姑娘的甜美气息，她以前好像深爱着自己那长着火红头发的弟弟戈登。

“玛丽·弗吉尼亚打电话向我打听戈登，问他怎么样了。”伊莎贝尔回忆。“我告诉她他已经去世了。”

从电话最初的寂静里，伊莎贝尔说，感觉弗吉尼亚崩溃了。她不知道戈登几个月前刚去世。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打电话。”伊莎贝尔·史密斯说，她还记得弗吉尼亚声音里的失望。“我猜她只是对他的生活感到好奇。她为此感到非常难过。”后来，伊莎贝尔推测，弗吉尼亚打电话或许是想重新开始和她弟弟交往。

弗吉尼亚总是想起那些她没有嫁成的男人，想知道如果和他们结婚了结果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伤透了她的心的陆军上尉诺亚·温斯坦、商业巨头汉克·沃尔特，以及在这特别的一天，她的初恋戈登·加勒特。重拾一段过去的浪漫对她来说听起来很荒谬，就像她十几岁时在戈尔登城唯一一家电影院里看的好莱坞传奇剧那样。她发现，真实的生活要比她曾在一棵梨树下读的那些小说复杂得多。但是比尔·马斯特斯正是通过回归过去的恋情在他自己的生活里演绎了那样的传奇。他宣布对多迪不死的感情颠覆了他们之间的一切，他把多迪称作一生中最初的也是唯一的真爱。在比尔去世几个月后，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的弗吉尼亚回顾自己的生活，记起了和戈登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决定查出他的下落。如果比尔能在晚年找到这种幸福，她为什么不能呢？

听到戈登去世的消息，她跟伊莎贝尔的电话聊天迅速结束了。同一天，弗吉尼亚打电话给戈登的另一个姐妹卡洛琳·伊万斯，想了解他们离开戈尔登城高中之后他的生活是怎样的。76岁的卡洛琳礼貌地和她谈起了那些往昔的日子。然而，卡洛琳想起了弗吉尼亚曾经怎样伤了她弟弟的心。“我想他非常喜欢她。”她回忆，“但是在我看来，她母亲的态度是要找‘你能找到的最好的’。玛丽·弗吉尼亚也是那样的态度。她不会嫁给他的，因为他在一个农场里长大。”

事实证明弗吉尼亚对戈登·加勒特生活的推测是错误的。二战把加勒特和许多中西部农场里的孩子们一起拽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弗吉尼亚去读大学后不久，戈登参加了美军通信兵团。之后他开始了在政府情报机构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破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密电。在二战期间他成为了一名间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从政府退休之后，戈登搬到了芝加哥郊外，受雇于一家计算机公司。晚年他在密苏里州的里士满定居下来，离戈尔登城大约150英里，为了跟姐姐卡洛琳住得近一些。“他回到了这里，从来没有结过婚。”卡洛琳后来回忆。“他的清洁女工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有时间。”

弗吉尼亚对这个“长着火红头发的男孩”的想象，如她后来承认的，被证明是她对于自己生命中男人们的诸多误判之一。戈登入伍后成了一名间谍，一个神秘的国际人士，这对她来说太意外了。“那种工作跟农活的差距你想有多远就有多远。”弗吉尼亚懊悔地笑了下，回忆道。“我猜我错了。”

在10月份一个寒冷多云的日子里，弗吉尼亚从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中停下来了一会儿。她从起居室的椅子上站起身，伸展了一下疼痛的身体，看着窗外。从几层楼上往下看，她观察着华盛顿大学附近大街上走动的人群，在那里，她曾和比尔创造了一段医学史。

屋里填满了没打开的盒子和储物箱。地上放着一幅10年前她自己的8×10有框宣传照片。她说，那时男人们还觉得她有吸引力呢。如今在83岁高龄，她几乎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外貌了。“我喜欢结婚的状态——很遗憾现在没有结婚。”她吐露心声。

这套圣路易斯的公寓是她近两年的第3个住处，她每次都会搬到一个更朴素点的地方。她告诉门房和公寓管理者不要让任何来访者进来，如果被问到就回答她不住在这里。作为著名性爱研究者的神秘光环依然笼罩着她。她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用过众多不同的名字称呼自己。吉尼和玛丽·弗吉尼亚被忘记了。甚至她世界闻名的名字弗吉尼亚·E·约翰逊好像也被弃之不用了。在电话簿里，她现在的名字是“玛丽·马斯特斯”——依然能分辨出那个既是她的爱人也曾经是她搭档的男人。

作为一个如此独立的女人，她在实验室里证明了性别平等，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是男人这么多次定义了她的人生。这种渴望是她自己的错，是社会影响的结果，或者仅仅是男人和女人本性方面的东西呢？她依然无法确定。“我被培养成了适合于伟大男人的最大支持系统。”她有所醒悟地解释。“我记得自己曾大声说过——想起这件事时我吓坏了——我非常高兴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想要我成为的任何样子。”她慢慢地摇着头，厚厚的眼镜在鼻子上微微摇晃。

暮色渐合，下面的街景变得影影绰绰了。圣路易斯的冬天要来了，窗玻璃上能感觉到一股寒意。她转身盯着地毯上自己那幅老旧的宣传照。“回顾过去，我问自己，‘上帝，我真的那么彻底地迷失了自己吗？’”她想弄明白。“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我那个时间、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我的观念里，那就是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有很长时间，我都在那里迷失了。”

附录 资料来源说明

这本书主要依据威廉·h·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的家人朋友以及前同事接受的公开采访、许多他们诊所的内部资料，以及马斯特斯医生在2001年去世前不久所写的未出版的自传。特别说明一下，书中的很多信息来自大量采访录音，包括从2005年到2008年对弗吉尼亚·约翰逊以及罗伯特·C·科罗德尼医生进行的采访，后者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助理主任、培训主任兼董事，还跟他们一起撰写过一些作品。录音包括到约翰逊在圣路易斯的住所以及科罗德尼在新汉普郡的家中进行的采访。更多的研究支持来自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以及纽约州康马克公立图书馆的研究者弗雷德·温斯顿和苏珊娜·麦克奎尔。

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乔伊斯，她对原稿进行了编辑并提供了很多见解，以及我的三个儿子安德鲁、泰勒和里德，他们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我也感谢基础读物出版社许多人的帮助，尤其是阿曼达·穆恩、惠特尼·卡塞尔、克里斯·格林伯格以及已故的伊丽莎白·麦克奎尔。

人类触觉 在他们长达10多年的里程碑式研究中，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记录了人体在性爱过程中的反应，在成百上千个志愿者身上观察了一万多次高潮。他们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帮助夫妻克服性功能障碍，在性治疗的医学化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自力更生的男孩 曾被父亲虐待的比尔·马斯特斯在少年时期就离开了自己中西部的家庭前往东部上学，并立志依靠自己创造未来。

戈尔登城中学 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场女孩、年轻的玛丽·弗吉尼亚将自己的初夜献给了中学时的心上人戈登·加勒特。但不像他们毕业册上预言的，他们后来并没有结婚。50年之后，弗吉尼亚重新寻找着自己所失去的爱情。

比尔和莉比 比尔·马斯特斯与伊丽莎白·艾利斯的婚姻持续了20多年，并在他生育实验室技术的帮助之下拥有了两个孩子。莉比将马斯特斯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真爱，但警觉到了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丈夫的影响。

新娘和新郎 吉尼的第二任丈夫乔治·约翰逊是当地一支乐队的队长，同时也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

聚光灯 作为乐队的歌手，在吉普森咖啡公司赞助了电台节目之后，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做“弗吉尼亚·吉普森”。“我没有和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出去过，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她回忆说。

争取学位 身为离异两次后独立工作的母亲，吉尼·约翰逊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希望争取到自己未曾得到过的大学学位。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为了学校顶级妇产科医生及生育专家威廉·马斯特斯医生最为信任的女助理。

志愿者 吉尼说服了许多护士、学生、医生以及教员妻子，使她们成为了人类性爱研究的志愿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长达10年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医学界对于性爱的认识，并且强调了女性性能力的强大。

有家室的男人 比尔·马斯特斯对于那些受到性爱问题困扰的家庭充满同情，然而他自己的婚姻却深受婚外情、冷漠以及工作狂倾向之苦。

非婚姻关系的两位研究者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经常被美国媒体描绘成在实验室里客观研究性爱的两名研究者。他们的私通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吉尼恋上了另一个男人，才促使比尔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妻子和家庭。

比弗洛伊德更棒的性爱疗法 在研究了人类性行为的生理特征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创了一项为期两周的治疗方法，号称有80%的成功率，远远优于传统的精神分析法。

女权主义者 在提高女性对性爱的理解以及揭穿古老神话的过程中，吉尼·约翰逊是一位先锋，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重要的一部分。就像现代版的《卖花女》，约翰逊出人意料的崛起让那些认为她只是个秘书的人印象深刻。她具有创造性的观点是性爱研究成功的关键，并且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

年度夫妇 《时代》杂志就1970年的畅销书《人类性功能障碍》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表示祝贺，这本书为这两位顶级美国性爱专家带来了名声、财富以及高端客户。两人在1971年结为夫妻。

大师 比尔·马斯特斯成为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传奇。他支持更好地理解并接受性爱，推动了医学院的相关教育，为“伟哥”等药物以及性功能障碍的其他治疗方法铺平了道路。但是他的研究手段同时也非常激进——从观察志愿者性交、使用阴道摄像头记录高潮，到不合伦理地私自使用性代用者。

比尔和吉尼 在所有员工中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个谜——前一分钟还鼓舞人心，转眼就变得冷酷虚伪。但他们俩一起赢得了那些受益于他们建议与治疗的病人们由衷的感激。有些病人甚至寄来了自己做爱时的照片，展示他们的成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相信他们。”马斯特斯有一次嘲弄道。

失去的爱 1992年平安夜，76岁的威廉·马斯特斯告诉弗吉尼亚·约翰逊，结婚了20多年的他想要离婚。然后他娶了自己心爱的多迪，那个半个世纪之前在彩虹湖畔度暑假期间自己爱慕上的小女孩。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都表示对分开感到满意，但他们作为性爱专家的搭档关系不久后就崩解了。

追忆 比尔2001年因帕金森综合症去世之后，朋友们在华盛顿大学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但吉尼觉得太痛苦而没有参加。在长篇的讣告中，《纽约时报》宣称马斯特斯“彻底改变了美国学习、教育、享受性爱的方式”。改名为玛丽·马斯特斯的弗吉尼亚·约翰逊对比尔·马斯特斯改变她人生的方式始终是既感激又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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