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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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前世今生》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富家娇儿

浙江海宁县（今海宁市），山清水秀，经济发达。硖石镇（今海宁市市府所在地），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左右有东山和西山对峙，西山又名硖石山，传说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游览到此而取的地名。硖石镇是一个开窗见河、出门过桥的水乡闹市。

就在这个典型的江南古镇的保宁坊，有一个四进院子的楼房，住着一家姓徐的富商。徐家家业可以远溯到明代正德年间。家业传到徐星匏手中又有了发展。徐星匏名明枢，略通文墨，工于书法，主要以营商为业。他的儿子徐申如，名光傅，继承并恢廓祖业。除在本镇经营旧式的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布号等外，还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硖石电灯厂，之外还开办了双山习艺所。他在浙江和上海的金融实业界，也参与了一些事业，拥有相当的地位。他任硖石商会会长，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开办了票庄银号。徐申如思想开放，头脑灵活，又附庸风雅，喜交名流。

因此，徐志摩遍查他的家谱发现，从永乐以来他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因此在24岁以前他对于文学以及诗的兴味远不如他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他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进金融界的。受实业家庭的影响，徐志摩自己最高的理想和野心是想做中国的“汉密尔顿”。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他完全没有干系。

就在徐申如25岁，正值事业发达，他的第二夫人钱慕英23岁时，1897年1月15日，他们夫妇喜得贵子，这就是徐志摩。徐星匏认为小徐志摩长得和儿子徐申如一模一样：头大、下巴长，这不又是一个徐申如吗？因此，徐志摩按族谱排列之序取名章垿，意为遵循礼仪；取字槱森，意为财源茂盛；小名又申。“槱森”即又申的谐音，不过字面上看起来文雅些。

志摩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据说是他周岁那天，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给他摸骨算命，说：“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和尚这一摸，这番恭维话，正合徐申如望子成龙的心声，因此，他就记（志）住这一摩顶祝福(摩)的预言了。于是在徐志摩赴美之前，徐申如就郑重其事地提出，要为儿子取“志摩”的新号。多少年后，徐志摩没有成为父亲殷切期望的金融实业家，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纯朴的童真

细小的身子、顶着一颗大脑袋、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虽然那张小脸不拉自长，但徐志摩自小天资聪颖，深得全家人宠爱，尤其是祖母。他的祖母勤劳、温和，而且精明能干。祖母虽然不识字，但很能讲故事。夏天清凉的晚上，小志摩常和比他大2岁的表兄沈叔薇一起，围在祖母身旁，听她讲民间故事，如飞砖造塔、铁牛镇海等。徐志摩称颂她是“爱我疼我宠我的好祖母”，说自己是祖母“最钟爱的孙子”。多少次，他因调皮而闯祸，面临父亲的训斥时，就赶忙跑到奶奶身边，躲在奶奶的怀抱里。一大早起床，他走到祖母的床前请安，揭开帐子甜甜地叫一声奶奶。奶奶慈祥地笑了，她也回叫了一声，用她那温暖的大手抚摸志摩白嫩的小脸。奶奶的大床上，总藏有吃不完的好东西。每当志摩请安时，奶奶伸手往床里一摸，就给他拿出一个蜜枣或是三片状元糕。志摩接过好吃的东西，甜甜地又叫了一声奶奶，就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啊。

祖母对徐志摩的娇宠，使他终身难忘。1923年秋，他的祖母故去，26岁的徐志摩深情地写下了万字长文《我的祖母之死》，回忆自己小时候深受祖母宠爱的情景，表达了失去祖母的巨大悲痛和对祖母的不尽哀思。他说:“她爱我宠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写；她那深厚的慈荫，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蔽。但她的身心即使劳碌了一生，她的报酬却在灵魂无上的平安；她的安慰就在她的儿女孙曾，只要我们能够步她的前例，各尽天定的责任，她在冥冥之中也就永远地微笑了。”

日后的徐志摩性情温柔诚挚，成为“人人的朋友”，这与祖母和母亲对他的疼爱娇宠不无关系，她们温情宽和的性格对他的影响很大。

徐志摩的母亲钱慕英是徐申如的继室。徐申如的前妻没给他留一男半女就匆匆离开了人世。钱氏略通文墨，秉性平和，对儿子也是呵护备至，疼爱有加。从小的时候，她就亲自奶孩子，而不是把他交给奶妈，这非常不符合大户人家的规矩。她还常在人前把衣服的大襟掀开，拖出奶来喂孩子，只要她那宝贝儿子一声啼哭。每天晚上，她都舍不得让奶妈把孩子抱走，而是自己搂着宝贝儿睡觉。一直到徐志摩结婚前，他都是和母亲同睡一床的。父亲徐申如也将小志摩视为掌上明珠，对他寄予诸多厚望，给予许多父爱，这可是他惟一的根。不过，身为人父，他也得严肃。因而，对父亲，徐志摩一直十分敬重；对贤淑平和的母亲，他则始终充满深情。

在父母的卵翼和溺爱之下，徐志摩对父母充满依恋，并养成了顽皮小孩子的性格。成年的他因此而更加的纯真，但又欠一份成熟。

母亲由于怕小宝贝着凉而很少给他洗澡，像当时当地的许多人家那样。尤其到寒冷的冬天，小志摩整个冬天都不洗澡。到了夏天，母亲才把小脚桶找来，倒上滚烫的水，然后把他抱进去，这样既可洗掉一冬天厚厚的脏垢，又可防止孩子着凉。这样一来，志摩就受不了了，水烫得他嗷嗷直叫。一听说要洗澡，他就吓得满院子乱跑。因此，志摩孩提时代最怕剃头和洗澡。温柔的母亲总说那句“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而又眼看着他笑嘻嘻地跑开。而一到洗澡，母亲总发誓：“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他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母亲，虽然他的母亲裹着小脚。还没跑几步，他就被母亲捉住放在了水桶里。他挣扎一番失败后，就开始又哭又叫。

由于这种“惨痛”的经历，志摩都不敢和其他的孩子一块儿到河里洗澡。偶尔下河洗一次澡，一旦被父母发现，立即被拉回家里，并被吓唬一通。幼小的他就只能在河岸看着别人在水中玩耍。不下水的他也就没有学会游泳。

徐志摩在《谈再管孩子》中提到，父母不对他讲一个人需要洗澡的理由，也不想法把洗的方法弄得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以致他到老大年纪每回洗澡虽不至厌恶，总不见得热心；总把它看作一种必要的麻烦，而不是愉快的练习。游泳也没有学会，猜想也是从小对洗澡没有感情的缘故。

志摩小时候最怕的另一件事是剃头。父亲把老式的生铁剃刀磨呀磨，然后拿到他的头上咔嚓咔嚓地剪，疼得他龇牙咧嘴嗷嗷直叫，只想双手抱着头站起来跑掉。母亲则在一边狠命地捉住他的两手，使劲按住他，让他动弹不得。父亲就用大手死死按住他的头，使他的头摇晃不得，并且还威胁他：“再动弹可就把耳朵割下来啦。”对于洗澡和剃头，徐志摩潜意识里有种莫名的恐惧和讨厌。

徐申如喜爱广交朋友，附庸风雅。徐家总少不了那些名流的身影，每当这种场合，小志摩就被父亲拉出来，以表徐家的规矩与绅士。在众人面前，志摩总是一副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样子。徐申如很是得意他调教出来的乖乖儿形象。

亲人的疼爱与娇宠，使志摩养成了随和和放任的性格，祖母和母亲的贤淑慈爱，启发了他人际交往中的善良与真挚，父亲开明的家庭教育又培育了他乖觉与温顺的绅士气度。

此外，徐家的佣人家麟，在徐志摩的心中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志摩曾说，孩童时所听来的有趣的知识，都是家麟教给他的。他启发了小志摩的灵性之光。

家麟勤劳而有德行，掌管着徐家的菜园和后花园。他常带志摩去园子里干活。在志摩的眼中，他样样活儿干得出色，他有时也模仿家麟动手干活。家麟又是一位养花的行家，徐家后花园因他而花团锦簇，万紫千红。志摩特别喜欢到花园里去玩。家麟会耐心地教他辨别种种花名、花性，还绘声绘色地给他讲各种花的故事。小志摩因此都成了花痴。

家麟更是讲故事的能手。那些民间故事到他的口中，总是栩栩如生，让人千般想象万般遐思。志摩尤其喜欢听他讲。他讲得志摩又是笑，又是哭，又是着急跺脚。但他不会讲得志摩瞌睡，这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比他强的地方。志摩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周围的伙伴听，他唾沫横飞、添油加醋的讲述，让小伙伴们目瞪口呆。而在月白风清的晚上，他会故意讲那些牛鬼蛇神的故事，吓得小伙伴们毛骨悚然，不敢回家。

家麟另有一种能耐是唱赞神歌。谁家许愿请神，就请他去赞美神道。他那圆润的粗嗓子，唱出了一种有节奏有顿挫的诗句。小志摩虽听不清他唱什么，但他觉得家麟的声调美极了，如余音绕梁，如暖天细雨，以至于常在他的美妙歌声中靠在妈妈身上甜甜睡去。到第二天醒来时，耳边还回荡着家麟那圆圆的甜甜的嗓音。家麟死后，徐志摩以他为原型，写了一篇朴实动人的小说《家德》，以表纪念。

徐志摩第一次直面死的问题，是在他不满6岁时。他祖父的死是他初次遭逢的亲属的大故。祖父特别疼爱他，但终不如祖母对他的悉心关爱。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历，但他在《我的祖母之死》中追想当时的心理时认为自己对死的见解可能不比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那位小姑娘高明。华兹华斯在一首题为《我们是七人》的小诗中，描写自己有一次遇到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问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她说有七个，两个在城里，两个在外国，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教堂的公墓里躺着。每晚，她都要带着点心到墓地去，吃着，唱着，唱给长眠在地下的哥哥姐姐听。纯真的孩子之心，还分不清生死的界限。

徐志摩记得那天夜里，家人吩咐祖父病重，他们今夜不睡了，怕见不上最后一面。但叫他和姐妹们先上楼睡去，回头要他们时家人会来叫的。他们就上楼去睡了，底下就是祖父的卧房。志摩那时不太明白，只知道夜里一定有很怕的事发生，就像火烧、强盗抢、做恶梦一样的可怕。他睡不着，朦胧中，只听得楼下的急步声、碗碟声、唤婢仆声、隐隐的哭泣声不息的响着。过了半夜，家人上来把志摩从睡梦里抱了下去，他醒过来只听得一片的哭声。他们已经把长条香点起来，一屋子的烟，一屋子的人，围拢在床前，哭的哭，喊的喊。他也挨了过去，在人丛里偷看大床里的祖父。忽然听说醒了醒了，哭喊声也停了。他看见父亲爬在床里，把祖父抱在怀里，祖父靠在他的身上，双眼紧闭着，口里衔着一块黑色的药物。终于，祖父开口说话了，声音很轻。他没听明白祖父说的是什么，只是知道祖父经过了一阵昏晕，他又醒了过来对家人说：“你们吃吓了，这算是小死。”祖父接着又说了好几句话，随着说话声音的降低，呼气也渐微，去了，再不醒了。但志摩却不曾亲见最后的弥留，也许是他记不起了，总之他那时早已跪在地板上，手里擎着香，跟着大众高声地哭起来了。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雨后的彩虹

家乡秀丽的山水和自然风物陶冶了徐志摩活泼、浪漫和爱美的性情。

志摩常跟着家人或小伙伴到东山、西山的寺庙去玩。有时和伙伴们在寺庙里捉迷藏，躲进神龛里；有时把山上的石头捡回来，缠着大人给他雕刻各种玩意儿等。逢年过节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他可以和小伙伴到西山麓的西寺赶庙会。在那里，有变戏法的，施展各种魔术；有套圈儿的，地上放着千姿百态的菩萨小人儿；有唱“小热昏”的，头戴瓜皮帽，敲着小铜锣，随口唱出顺溜又诙谐的歌词，逗得人们捧腹大笑；有卖糖人糖马的，栩栩如生的造型伴着俱佳的色香味，让孩子们馋得垂涎欲滴；还有算命的，卖唱的，烧香的，要饭的，以及做各种小生意的。徐志摩总是和小伙伴们看得眼花缭乱，玩得尽兴而归。

徐家临河的小窗口是志摩的另一个小世界。他拿着祖母给他的好吃的东西，趴在窗口，一边吃，一边看窗外那弯弯的沙泗浜中的河水缓缓的流淌着，看着河上悠然来往的一叶叶小舟。这缓缓流淌着的河水，带走了他多少的童年时光啊。他也常在夜幕降临后，透过窗口仰望夜空，默默地注视着繁星满天的夜空。天空，给他无限的想象。

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让志摩为之着迷。他常常蹲在地下，看蚂蚁忙忙碌碌的搬运东西，它们那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呀。他还喜欢和小猫、小狗、小鸡玩耍。他会蹲在它们身边，给它们讲故事，和它们做游戏，逗得小猫小狗们欢蹦乱跳。小志摩尤其喜欢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和天上自由飞翔的鸟。虽然他不会游泳，但他常坐在水边看鱼儿游来游去，心中充满羡慕之情。天上的飞鸟，让他无限遐想。鸟的叫声应和着塔院的钟声，引得他思绪万千。

徐志摩在散文《雨后虹》中回忆到，儿时在私塾中读书，他最爱夏天的打阵。在夏日午后的闷热难耐中，一场铺天盖地的雷阵雨轰然而至，是最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私塾离他家不远。私塾的房子前是一个方形铺石的天井，其中有石砌的金鱼潭，潭中隐隐约约有一团团红色的东西在游动。周围杂生着各种各样不知名的花草，还有几个积水的大缸，几盆应时的鲜花。

南边的夏天下午，蒸热得厉害，全靠傍晚一阵雷雨，来驱散暑气。黄昏时满天星出，凉风透院，志摩常袒胸跣足和姐嫂兄弟婢仆坐在门口风头里，随便谈笑，随便歌唱，算是绝大的快乐。但在白天即使天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得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虽然手里一把大蒲扇不停地扇动，满须满腋的汗，依然蒸炉似的透发。先生也还是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在这样烦溽的时候，志摩就盼着来一阵急雨。但是，每天要等到傍晚时分才能盼来一阵雷雨。有一天，孩子们正在私塾房间里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对面四丈高白墙上的日影忽然隐息了，清朗的天上突然布满了乌云，花园里的水缸盆景，也沉静暗淡，仿佛等候什么重大的消息，书房里的光线也渐渐减淡，只有先生榻上的那只烟灯，原来只像一磷鬼火，大放光明。满屋子里的书桌，墙上的字画，天花板上挂的方玻璃灯，都像变了形，怪可怕的。突然，一股尖劲的凉风，穿透了重闷的空气，从窗外吹进房来，吹得大家一个个毛骨悚然，满身腻烦的汗，几乎结冰，这感觉真是又痛快又难过。但小志摩那时的注意力，却不在身体上，而在这凶兆所预告的大变。他新学得的什么洪水泛滥、混沌、天翻地覆、皇天震怒等字句，立刻从小脑子里跳了出来，愈发引起他只盼轰轰烈烈的新奇事发生的兴趣。在这阴迷的时刻，孩子们往往都来了劲儿，情绪高涨，放开嗓门狂读，身子也狂摇得连凳子都咯吱咯吱作响。

随着凳子的声响和读书的声音，沉闷的雷声也在屋顶轰隆隆发作起来。几分钟后，庭心里石板上便劈拍有声，仿佛万马奔腾。雨一阵又一阵的，停了，又是一小阵沥淅，如此作了几次阵势，临了紧接着坍天破地的几个霹雳，吓得孩子们赶紧把耳朵堵住。扁豆大的雨块，狠命狂倒下来，屋溜、屋檐、屋顶、墙角里的碎碗、破铁罐，噼里啪啦地齐声作响。楼上婢仆抢收晒的衣服的慌张咒笑声、关窗声、隔壁小孩的欢叫伴随着雷声不住地震吼。天井里的鱼坛小缸，早已像煮沸的小壶，不停地朝外溢水。志摩看着这种情景，很是替可怜的金鱼们担忧。几盆嫩好的鲜花，也不住地狂颤。阴沟也来不及吸收这滔滔的流水，石天井顷刻便名副其实。水一直满出了尺半的阶沿，以至于书房里的地平砖上都是水。闪电像蛇一样钻入室内，连先生肮脏的炕床都照得铄亮。外面厅梁上住家的燕子，也跑进书房来避难，东扑西投，情形又可怜又可笑。

在这一团糟之中，这些孩子们当然觉得好玩，这里噼里啪啦、那里也噼里啪啦，又炎热又乏味的下午忽然变得异常闹热。天空一打阵，大家起劲地看，起劲地关窗户，起劲地听，当然写字的就搁笔了，念书的也闭口了，连先生也觉得好玩！徐志摩的心理则仿佛是猪八戒听说师父被女儿国招了亲，急着要散伙一样。他希望这种半混沌的情形继续，电光永闪着，雨水永倒着，水永没上阶沿，漫入室内，这样读书写字的任务也就永远停止了！孩子们怕拘束，最爱自由。爱整天玩，最恨坐着读书，最讨厌这牢狱一般的书房，就像猪八戒一样有一腔野心，不愿跟着穷师父取穷经和整天吃穷斋。所以关入书房的孩子，没有一个是自愿的，背地里没有一个不想造反的。但他们最多也只是短期逃学或暗祝先生生瘟病，而很少敢倡导从此不进书房的革命论。但暑天的打阵却符合了他们潜伏的希冀，顷刻之间，天地变色。难怪天生的叛逆、勉强修行的猪八戒，感觉到十二分的畅快，甚至盼望天从此再不要清明，雷雨从此不再停止！传统的家塾教育和小志摩天真纯朴的天性是多么不协调啊。

自然的环境让徐志摩受益无穷，因此，他认为：“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野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老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受教的弟子。”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聪慧少年

徐志摩是徐家的独根独苗，是徐申如的掌上明珠，是祖母和母亲的心肝宝贝，但事业有成的徐申如深知，必须趁早对儿子严加管束，否则就易出现富家子弟的浪荡习气。因此，他对儿子的学业要求相当严格。

1900年，小志摩被父亲送进了家塾读书。他先后跟着孙荫轩和查桐轸过了整整7年的家塾生活。

徐志摩4岁时入家塾开蒙，业师孙荫轩，同县庆云桥人。那时，正是中国新旧学制交替的时期。科举已废除，在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已经实行新式的启蒙教育，但地方上的新式学堂尚未开办，传统的幼学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小孩们大都仍入私塾读书。

孙荫轩像所有的秀才那样，对徐志摩他们实施传统的“之乎者也”式的启蒙教育。先生读起书来很投入，摇头晃脑地拉长音调读着“黄鸟黄鸟”，孩子们也跟着有口无心地高喊着。先生又让他们认识“文星高照”、“捷足先登”、“状元及第”这些方块字。这些显然吸引不住好奇而爱自然的小志摩。他开始上课时走神儿，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有时又做个鬼脸儿，或偷偷地戳一下同伴，或学几声猫叫。不规规矩矩听课，先生那两个圆圆的金丝眼镜片后面刷地射过来两道寒光，手中那把楠木戒尺“啪”的一下猛击书桌。看着那宽宽的极富弹性的戒尺，调皮的孩子们一下子吓得静悄悄的。最年幼的志摩平时的聪明伶俐很讨先生的喜爱，惩罚硖石首富的独苗苗的方法就是让他朗诵或背诵文章。小志摩总能有腔有调地读或背下来，因此，他那博闻强记让先生印象很深刻。调皮捣蛋、活泼好动的小志摩虽然有时学课不勤，但特别聪明颖悟。孙荫轩很欣赏他，称赞他“初学聪明超侪辈”，并断定他前程远大。

一年后，家塾换了塾师，志摩又开始跟查桐轸，又字桐荪，学习古文。查桐荪是本县袁化镇人。袁化查家是海宁有名的世家。查先生是位贡生，古文功底相当深厚，学问很到家，可就是人有些古板，特别严厉。这位查先生是个怪人，本事高强，满腹经纶，而且有妙手回春的医道，但却是位脏得不能再脏的老先生。

据徐志摩说，查先生刚出生时，父母怕孩子受凉就没给他洗澡，就像志摩的母亲做的那样。此后几十年间直到去世，查先生没洗过一次澡。平时既不刷牙，又不洗头，连擦把脸也是难得的。他有喜好抽烟，一张嘴，满口黑牙就露出来了，一阵阵恶臭扑面而来。徐志摩曾这样自我检讨过，查先生明明是因懒惰而散漫，别人却称赞他是落拓不羁，认为不平凡的人就应该有那副德性。他总是想不通，为什么他自己的父母勤勉而自励，而他这个儿子却那样懒散呢？他得出的结论是，莫不是自己受了查先生的影响？

整整6年的时间，徐志摩就跟着这位怪人过着单调刻板、枯燥乏味而严刻充实的家塾生活。正是这种严格的传统教育，为他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

1907年，11岁的徐志摩结束了家塾生活，进入了硖石开智学堂。这是科举制废除后，硖石镇开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学、英文、数学、自然、修身、体育等，使志摩很是新鲜。这里的生活有趣多了，许多奇妙的知识深深地吸引了他。志摩天资聪慧，接受能力强，记忆力又好，很快就脱颖而出。他又兴趣广泛，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尽管他在教科书上花的时间并不多，但总是成绩全班第一。

得益于6年的私塾学习打下的良好国学基础，徐志摩的国文成绩尤为出类拔萃。他的国文老师叫张仲梧，功名为乡试副榜，即举人。张老师时常在课堂上赞赏并讲评他的作文。徐志摩在毕业那年写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尤为张老师所激赏，这篇文章也最能看出他扎实的国学功底。张老师兴奋地在课堂上讲评他的作文时那红红的脸膛，瞪得大大的眼睛，是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就在徐志摩小学毕业时，他被发现患有先天性近视，再加上上学期间的聪慧好学，他的眼睛已是高度近视。徐申如很为儿子的成绩自豪，但又很心疼他。他就带上志摩到上海配了一副眼镜。在当时，眼镜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徐志摩在《雨后虹》中提到，大部分生命的觉悟，只是耳目的觉悟；而他则整整过了二十多年含糊的生活，他就是一个疑视疑听疑嗅疑觉的生物！他记得13岁那年初次发现他的眼睛近视。第一副眼镜配好的时候，天已经昏黑一片。那时他和一个朋友走在泥城桥。志摩把眼镜试带上去，仰头一望，哇！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张着几千只闪烁的神眼，一直穿透他的眼镜眼睛，直贯他灵府的深处。志摩不禁大声叫道：“好天，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从此以后，眼镜成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眼镜虽好，却只能帮助人们看东西，而不能使人们自己去看；如果人们不愿意自己去看，去认识，去享受自然界，那么就算他们带上十副或二十副眼镜，眼镜也是无效的！他多年后才再能大声叫道：“好天，今日才知道使用我生命的权利！”

1910年春，徐志摩入杭州府中学堂读书。杭州府中学堂俗称杭州府中，是浙江最好的中学，跟他一同前去的还有表兄沈叔薇。这个学校于1913年改名为浙江第一中学校，后又改名为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杭州第一中学。徐申如在志摩小学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家长被请上了贵宾席。他既高兴得合不拢嘴，又对儿子充满殷切期望。

徐申如回家后就和妻子商量，想送志摩到省城读书。钱慕英一听，就为儿子担心，因为他根本没出过远门，而且晚上还要和父母睡在一起，她不同意。徐申如就告诉她，孩子总得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并且想让他的表兄沈叔薇跟他一起去，这样两人就能互相照应。她最终答应了。徐申如和他姐夫蒋谨旃商量了此事，蒋谨旃非常高兴，因为他也有此心思。蒋谨旃因收养沈姓家族的孩子沈叔薇，而和当时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的沈钧儒沾上了亲。蒋谨旃亲自怀揣两个孩子的成绩单到了沈钧儒的家。沈老先生给杭州府中的监督（校长）邵伯絅写了一封推荐信。通过层层关系，徐申如望子成龙的愿望也就实现了。

当时的杭州府中，是一所很有声望的名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等，它使徐志摩的眼界又大大开阔了。徐志摩在杭州府中非常风光得意。他总是成绩居榜首，每次期终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因此，他总是级长了。当时学堂规定，终考第一名的才能当级长。同学们很羡慕他，称他是“两脚书橱”，他的同班同学郁达夫也很佩服他。

郁达夫也是在1910年春来到杭州府中的，不过他是从嘉兴府中学堂转来的。

他一到班上，就注意到了徐志摩。那时郁达夫是个未满14岁的乡下少年，对省府的一切既感到新奇又觉得可怕。他本人体弱胆怯，因此在课堂上和宿舍里，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像只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出壳来。与举止畏缩的他正相反，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那就是徐志摩和沈叔薇。徐志摩与他的表兄自然相处得最近。他们两个从小同学，感情一直很好，又一同来到府中，两人更是形影不离。在郁达夫的眼中，徐志摩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很长，头也特别大的小孩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沈叔薇则日夜和这个头大脸长的孩子在一起，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这两个人，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闹闹那个闹闹，总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中，始终在家人的呵护、师长的夸赞、同学的羡慕中成长的徐志摩形成了伶俐顽皮、活泼放纵的个性；而且他资质过人、成绩优异，无形中就又养成了他的优越感和自信感。离开家乡，置身于广阔、自由的省城，徐志摩更是如鱼得水，他那自由自在的性灵得到无拘无束的发展。因此，喜好引人注目的徐志摩竭力从众人中脱颖而出。他与性格内敛的郁达夫当然就不同了。

尤使郁达夫惊异的是，这个头大尾小、戴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总是拿着一卷光纸上印有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试起来或是写起作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杭州府中停办，徐志摩休学在家。在等待复学的日子里，他通过报纸了解了不少革命的消息，受到了民主、自由、博爱等新思潮的影响。尤其让他钦佩的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和学识文采当时风行天下。徐志摩深深为他的个人魅力所倾倒。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成家与拜师

1913年春，杭州府中复办，并开始创办校刊《友声》，徐志摩再度回到该校读书。复校后，郁达夫没回来，而是随兄长去了日本。因此，郁达夫和徐志摩同校读书，不过半年时间。然而就是这半年，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作家，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情谊。

回校不久，徐志摩就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文章发表后，同学争相传阅，都夸赞志摩是个神童。这篇文章从文风到思想，都仿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表明了志摩对梁启超的敬佩，同时也表明了他改良社会和经世强民的心态。

中学时的徐志摩对化学、天文学等都有强烈的兴趣。1914年5月，他在《友声》第二期上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该文介绍了当时国外科学家才发现不久的镭。

才名远扬的徐志摩不意中迎来了人生的一大转折。正当他在府中大显身手的时候，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张嘉璈恰好到府中视察。他在察看学生的作文考卷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优秀的考卷。字迹劲秀洒脱，文章意气纵横。慧眼识珠的张嘉璈对文章的写作者徐志摩赞不绝口。

当张嘉璈打听到他中意的才子徐志摩是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生子时，便把他和自己尚待字闺中的妹妹张幼仪联系起来，并主动托人到徐家求亲。

张家是江苏宝山县的名门。张幼仪的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的仕途虽不顺利，却为当时知名医生。张幼仪兄弟姐妹12人，她排行第八。她二哥张君劢（嘉森）和四哥张公权(嘉璈)都留学日本，此时都系社会名流，在学界、政界和金融界都有影响。张君劢在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组织民社党，又出任民国农商部秘书；1913年留学德国；1915年回国后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后任北大教授、民社党主席等职。张嘉璈1913年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参议院秘书长，因不满袁世凯的统治而离职，改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28年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此后任交通部长、中国银行总裁等职。

如此显赫的张家，徐申如自然是求之不得。徐家蒸蒸日上的家业和儿子日后的前程，都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关系，与世代书香门第、政治经济上炙手可热的张家联姻，不就是理想的抉择吗？张家不愿错失才子，主动上门求亲，徐家觉得有幸高攀张家，两家一说即合，徐志摩与张幼仪就订婚了。这年徐志摩16岁，张幼仪13岁。

张幼仪第一次见到的是徐志摩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大大的头、尖尖的下巴、戴着金丝眼镜。父母问她照片上的人怎么样，她知道她的终身已被家人决定了，她说没意见。她要嫁给家人为她相中的男人。而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时，根据张幼仪的回忆，他是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张幼仪是名门淑媛，容貌端庄，秀外慧中，但称不上有闭花羞月的美丽。而且她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从小只是跟着兄弟们在家塾里听读过几天，其后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也只是读了一年左右的书。因此，她仍然是旧式的中国女子。徐志摩却才华出众，充满浪漫的幻想和期望，美貌佳人是他心中的理想女性。他有些失望和勉强，但在父亲的坚持和祖母、母亲的劝说下，他答应了这门亲事。

徐志摩没有像徐家那样看上张幼仪，而张幼仪在父兄的影响下渐渐十分中意徐志摩，他们的婚姻由非常满意的双方家长决定，像当时所有家庭所作的那样，不安定的因素和悲剧的种子也悄悄埋下了。

1915年夏，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期定在1915年10月29日。张家为他们理想的佳婿特意到欧洲采购嫁妆，准备办一场中西合璧的时髦婚姻。这时徐志摩在北大预科刚入学不久，就被父亲召回来做新郎。大喜这一天，硖石商会大厅宾客如云，欢声笑语。众人注视着这场新式婚礼：新人不拜天地，不穿红着绿，身披洁白婚纱的新娘和西装革履的新郎，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接受证婚人的证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婚后是比较融洽的。温文尔雅的徐志摩是张幼仪的理想郎君，张幼仪虽不是徐志摩理想的爱人，让他可能有些遗憾，但少年夫妻如胶似漆，欢爱不尽。

这次偶然引发的婚姻，给徐志摩的生命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正是借着张家兄弟的鼎立相助，他的才华才有了更广阔的发挥之地。婚后不久，徐志摩经张君劢介绍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即沪江大学前身），在这里，他每逢周末可以回家看望新婚的妻子。1916年秋，徐志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第二年，因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成了北大学生。

由于北大住房紧张，徐志摩借助在姑丈蒋谨旃的族弟蒋百里家中。蒋百里是国内著名的军事学家，早年留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名列全校之冠，天皇亲授指挥刀。徐志摩对这位待人和蔼、学识渊博、经历传奇的乡里前辈敬佩之至，平日称蒋百里为福叔，蒋百里乳名福。蒋百里则不仅欣赏徐志摩的才华，更喜欢他轻快磊落的性格。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

1918，徐志摩在短短数月里，接连遇上了两件喜事。3月，张幼仪为徐志摩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积锴，乳名阿欢。徐家举家欢乐，他也充满了初为人父的喜悦。

更大喜悦则是拜学界首领、政界名流梁启超为师。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早已被关心政治的徐志摩佩服得五体投地。6月，正就读于北大法学院的徐志摩经蒋百里引荐、妻兄张君劢介绍，正式拜师梁启超，成为一代宗师的新弟子。蒋百里和张君劢都是梁启超的门生。徐申如深知梁启超不是普通的学者，他的名气太大了，为独生儿子的前程不惜破费，他毫不犹豫地出1000大洋作为拜师的贽礼。这个数目是很大的。可他的投资是值得的，在他一生的所有投资中，这或许是回报最丰的一笔。拜师行礼那天，梁启超见徐志摩眉宇清雅，问答之间透露出聪颖之气，也就十分喜欢。当时正值留学欧美的热潮，梁启超就建议徐志摩到国外留学，为将来立身报国作准备。

拜师后不久，志向远大的徐志摩便南归和父亲商量自费留学的事情。多年来对儿子寄予厚望的徐申如当然同意了。结婚三年、和丈夫在一起共同生活不过半年的张幼仪也不得不面临丈夫海外留学的事实。在徐志摩赴美之前，梁启超写信给了他许多鼓励。面对恩师的钟爱，志摩表示：“首涂之日，奉握金诲，片语提撕，皆旷可发蒙。”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赴美留学

1818年8月14日，徐志摩乘南京号轮，从上海浦江码头启程自费赴美留学。与他同行的有汪精卫、朱家骅、李济之、张海歆、查良钊、董任坚、刘叔和等一批日后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

当轮船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时，徐志摩站在甲板上，遥望茫茫的国土，眼观汹涌的波涛，耳听浪花的轰鸣。在海天一色中，他思绪万千，激动不已。8月31日，徐志摩在船舱中挥毫疾书了热情洋溢、大气磅礴的《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畅谈了他为中华图强、民族复兴而渡海求学的豪情壮志。

徐志摩在慷慨激昂、文才斐然、声情并茂的爱国之作中说，在“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磬，野无青草”的情况下，只有青年才是国家的珍宝和栋梁、国家振兴和繁荣的希望。因此，力图有为的青年必须慎重对待自己的学业，他本人也牢记在心并时时自励。

中国有句礼教名言是“父母在，不远游”，徐志摩则远离父母妻儿，放弃安乐的生活，不辞劳苦地跑到五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乡。每想到这些，徐志摩都痛心欲泣。但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他不得不如此，他会“忍小剧而克大绪”。他时时为自己事业无成感到惭愧，又为不停地辛苦辗转感到惶恐；但他一想到国家的积弱不振，那里还有贪恋晨昏得失的心情。

徐志摩申明自己远涉重洋的目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自出海以来，亲身经历的，亲眼所见的，都是悲哭呜咽，因此，他早已没有了少年时代一时冲动、激情蓬勃地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的想法。他要发扬刘子舞剑、祖生击楫的中国优秀传统，奋发努力，挽救祖国的危亡。

徐志摩认为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大批渡海求学的青年，出国留学前，无不握拳呼天，油然大发他们的爱国热忱。然而，学成归国后，有的参与国政，有的置身实业，更有一些投闲置散的人。这些人，不是没有宏才，而是被名利蒙蔽；不是没有绩学，而是不会合理利用。有些甚至陷于绝境，“非鲋涸无援，即枉寻直尺。”多么可悲呀！国家的珍宝，却颠倒错乱！有志之士，应该急起直追，而不能徘徊因循，效法韩安之狙，等待穷途日暮后再夺博浪之椎。青年爱国者应该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浮海而东，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可是，徐志摩见到一些人得志后，徇私营利，犯天下之大不韪。他又怎能指望这些人以性命肩负天下之重呢？与这些国宝相反的是，西方的工商人士，都知道爱他们自己的国家。即使中国的国宝中有几个忧国忧民的人，奔走呼号，而大厦将倾，不是独木所能支撑的。而且社会风气日益败坏，道德滑坡日益严重，平庸者又甘愿随波逐流，这些都让徐志摩无比担忧。

青年渡海求学回国后为什么会出现种种不如人意的情况呢？徐志摩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内因是，这些青年本人没有坚强的毅力，因而胆怯懦弱、易受蒙蔽、易被诱惑。胆怯懦弱就会畏惧困难而耽于安乐，易受蒙蔽就会贪图名利而蔑视道义，易被诱惑就会丧失天良而欲壑难填。内里腐败，皮肉就随着溃烂；丧失本质，整个人就彻底堕落了。外因则是社会、家庭、亲友没有明确的规范去约束他们的思想道德、言行举止，因而贪婪、猖狂。贪婪就会汲汲于求，贪得无厌；猖狂就会放行无忌，万恶并生。这些人得志就会祸乱天下，不得志就能搅乱乡党。就像流水，不得其道就会泛滥横溢。对待泛滥的流水应该：疏其源，导其流，造福万民。对待这些青年，徐志摩提出的方法是：“必内有所确持，外有所信约者，此疏导之法也。”确持是指“致其诚，习其勤。言诚自不欺，言勤自夙兴，庄敬笃励，意趣神明，志足以自固，识足以自詧，恒足以自立。”如果这样做，就是金石也可穿。信约应该是有严师挚友的监督催促。

徐志摩说在当今国难方兴之时，爱国男儿应该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进行改革。“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他确信“拨乱反正，雪耻振威”，在此一举。

徐志摩诚恳地立下誓言：“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表示自己要刻苦自励，实现今日之言。

8月从上海出发，取道横滨檀香山，经过21天的海上生活，9月4日，徐志摩抵达旧金山。接着，他又横跨美国大陆，经芝加哥、纽约等城，最后到达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于历史系三年级。

按照父亲的安排，徐志摩出洋留学是为日后进金融实业界做准备的，他确实也决心做中国“汉密尔顿”，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因此，到美国后，他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汉密尔顿?徐，意在景仰美国伟大的政治家、联邦党领袖、美国建国后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可见，他的个人志向和父亲的愿望是一。

为不负亲人的期望，实践自己在《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中的誓言和磨练自己的意志，初到美国，10月15日，徐志摩就与同宿舍的董任坚、张道宏、李济之共同订立章程，以互相督促，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有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散步阅报等。学习生活安排得紧张有序，俨然是个勤奋刻苦的学生。

“雄心虽已蓬勃，可懒骨尚支离。”徐志摩晚上睡觉时将近11点，早上6点起床。天气太冷，口中发腻，盥洗之后才觉得神气清爽。然而每餐后，阵阵倦意就袭来，让人昏昏欲睡。到图书馆看书，暖气开得太足，过于温暖，更使懒气外泄，睡魔入侵。只有晚上读书最为适意，这也是二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把懒散称为落拓是最要不得的。徐志摩认为由于自己从小受家人宠爱，长大后又没有听到过丝毫的激刺话，而且受到不良风气的熏陶，就养成一种恶习气，懒惰散漫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徐志摩生平最烦的就是一个懒字。在家里时，母亲就时时督促他，劝他不要把自己的一生给懒了过去。因此，他发誓，从此以后，打起精神，以杀懒虫。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意气方新

徐志摩每天所思所想的英锐透辟，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

读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使徐志摩血气沸腾。过去，他总认为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注定了要顶天立地，平常的凡夫俗子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到美国后他却认为英雄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能够保持往一股干劲，持之以恒，勇往直前。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不可战胜的人。至于那些自贬志气、拘于平庸的人是自求为平庸。徐志摩说自己意气方新，桓桓如出栅之虎，岂能甘做庸常之辈？

徐志摩以为千古英雄圣贤能成就宏图霸业，一定是有所凭借。可以凭借才学和运气，但真正凭借的是至诚。天能化，地能造，是因为至诚，至诚然后达到运金石穿的地步。至诚就是根本。建立了根本，就有了道路。所以他愿意在这个沧海横流的世界，宣传良知学说。

文正曾说过：“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天分高的人是不肯折节的，性气傲的是不肯下人的，而那些欠修养的人，走到极端就会满怀荆棘，乖戾蹇诟，如果这样就不是大度气量了。成就事业的人应以国家为先，以育才为业。比自己有才能的，要亲近和敬仰他们，向人家学习。“一以成人，一以自成，此乐天知命之道也。”因此，立志有成的人要自爱，同时也要有天下之心。

29日，徐志摩在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德育鉴》时，喜惧愧感，一时交集。记得贾宝玉读过薛宝钗的《螃蟹咏》后说：“我的也该烧了！”徐志摩在读过恩师忧国忧民的文章后情不自禁地也说：“弟子的也该烧了！”还好，因为知道就有了良知，知过就能致知，徐志摩发愤要图强。

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意气方新的精神投入到学习中去的，在异国他乡同样显示了他那超群的才华。他在克拉克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学习的课程有：三科历史学课程《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政治》；两科经济学课程《商业管理》、《劳工问题》；还有两科法文课程、一科西班牙文、一科心理学和两科社会学。课程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心里、语言等领域。此外，他曾到康乃尔大学夏令班修了四个学分。1919年6月，23岁的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并获该校一等荣誉奖。同年9月，徐志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修硕士学位，倾心于政治、劳工、民主、文明等问题的研究。在此间，徐志摩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1920年9月，徐志摩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论中国的妇女地位》。

仅仅两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徐志摩无疑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整天忙于听课、记笔记和考试，这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一个时期，也是他真正接受系统教育的时期。据李济之说，徐志摩初到美国时英文不好，但肯下功夫苦学，所以进步神速。他在一年半之内取得学士学位，且为一等荣誉学位，已经够快的了。更快的是，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政治热情高涨的徐志摩在学习之余，常常参加各种活动。在克拉克大学时，他就加入了陆军训练团接受军事训练，他还和李济之一起参加了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国防会。1918年12月中旬，徐志摩他们到哈佛大学游玩三日，结识了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中国留学生。关于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是这样解释的：“先是民国四年5月9日，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承认其五项二十一条以后，在波士顿城之中国留学生，痛愤‘国耻’，遂有‘中国国防会’之组织。‘国防会’之名，易滋疑问及误解。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

徐志摩像吴宓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急迫地阅读、研究和吸收一切西方的新知识，几乎西方的每一种思想、学说和主义，他都涉猎，一度他还被留学生们称为“布尔什维克”。怪不得多年后，一位朋友总结徐志摩时，有“感情之浮”和“思想之杂”之语。不过，那时对他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尼采的哲学和罗素的思想。

尼采和罗素深深吸引了少年得志的徐志摩，成了有着浪漫性灵的他的精神慰藉。

对让他着迷的尼采，徐志摩说：“我仿佛跟着查拉图斯脱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气在我的肺里，杂色的人生横亘在我的脚下。”虽然徐志摩并没有弄懂尼采的整体哲学思想，但却从中吸取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向上精神。他常读尼采的著作，以鼓励自己不断前进。“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尼采的这句话总是让他从懊丧悲哀中崛起。尼采颂扬的个人奋斗精神也被他视为是个人生存的关键。

徐志摩很快就从对尼采的信奉转到对罗素的敬仰。罗素是英国的哲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当时正是世界所瞩目的哲学明星。徐志摩对罗素的崇拜和向往，促成了他留学生涯的最重大转折，从而深深影响了他那短促而不平静的一生。罗素以他的学术声望、社会主张和个性魅力，赢得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尊重。徐志摩已经研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他对罗素在逆境中坚持真理、不向豪门权威低头的精神和敢于蔑视世俗偏见的叛逆性格，尤为心折。在他的眼中，罗素是一位真正的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巨人。如果说尼采是徐志摩理想中的罗素，罗素就是他现实中的尼采。英伦彼岸的罗素在向他招手，纵情任性的徐志摩要去追求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赶赴英伦

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毅然放弃了他那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赴英投他景仰的罗素去了。他准备到那里后去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游学英伦，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与他当初《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里告白天下的抱负各异其趣。难怪有人说，其结果是使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

徐志摩横渡大西洋，当他10月上旬到达英国伦敦时，面对的却是一连串的失望：罗素已经到中国讲学了。徐志摩计划来英国时，罗素确实是在伦敦，等他到了伦敦，罗素早已离开英国，踏上了去中国的途程。罗素8月间离开英国，在法国待了二十多天，10月间到中国。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访华近十个月。在华期间，罗素发表演说十多次，这些讲演很受欢迎，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罗素访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此外，早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就被剑桥大学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处了名，一是因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积极反战；二是因为他异于世俗的离婚事件。

失望和无奈之余，徐志摩只好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热情如火、浪漫任性的徐志摩觉得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易冲动的他感到有些孤独，有些痛苦。

他渴望慰藉、渴望温情，心中涌起强烈的家国之思。于是在到伦敦两个月后，1920年11月26日，他写了一封家书。

在给父亲的家信中，徐志摩说自己在海外留学，只影孤身，无限地思念亲人。上次崇庆来信告诉他说，家人已经写好了万言长信，并且爱自己的母亲也写了好多话，听说不久就要寄来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然而都过了将近四个月了，信还没有到他手中。以前妻子张幼仪不时有短信安慰他，然而自从他自发游欧以来，竟然也不给他写信了。

徐志摩觉得自己实在可怜，家人能否体会得到呢？虽然父亲早已许诺他让张幼仪出国和他团聚，可是到现在为什么还不见她的身影呢？徐申如已经打算让张幼仪跟着一个熟人同去伦敦。可父亲的话，一直没有兑现。徐志摩觉得冬渡重洋，是极安全和方便的，他催促父亲赶快把自己切盼的张幼仪送来。还有，他想他的欢儿已经快3岁了吧。可是等他回去的时候，他的欢儿未必能认出他来。他答应不久就给家里寄一张相片。

徐申如对儿子的离美赴英非常震怒，可是鞭长莫及，只能对儿子报以沉默，使他到英国两个月得不到家里的一纸消息。让徐申如颇感欣慰的是儿子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徐志摩细诉衷肠，凄楚可怜，又一次求父母让张幼仪出国与他团聚。这番亲切的话语打动了申如夫妇，他们于是决定早些送张幼仪出国。儿子的孝顺也让申如夫妇无限欣慰。况且，徐志摩不改初衷，让也申如夫妇宽了心。“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气灯而非电灯，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

徐志摩是个爱热闹的人，初到英伦，就和留英的中国学生，还有来英国考察的中国学者熟识了。

初到英伦，徐志摩就跟陈源相识了。一天在饭厅里，徐志摩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与他同时离美赴英的刘叔和就对他说：“那不是小陈吗？”下一次相见的时候，徐志摩就主动跟陈源打招呼。陈源后来以笔名西滢发表文章，回国后，更为人知的就是陈西滢了。1921年2月的时候，徐志摩又结识了来英国考察战后欧洲政治的章士钊。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交往名流

经好友陈西滢和章士钊介绍，徐志摩结识了威尔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与威尔斯交往最为密切。

一天早晨，徐志摩打开窗子，放阳光进来，让房间和心情一块儿敞亮起来。然后，他没有盥洗就坐在了窗口写字。忽然两声响亮的汽笛声传了进来。徐志摩看见一辆汽车停在门前。他知道是来找自己的，忙出门去看，只见陈西滢和章士钊走下车来。徐志摩满面春风，大嚷着迎上前去，握手打招呼。正当徐志摩和章士钊热乎谈话时，一向注意礼貌、在别人讲话时不肯随便打断的陈西滢实在忍不住了，他着急地提示他们别没完没了，车上还有贵客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徐志摩于是看见汽车上有个司机对着他笑，弄得他莫名其妙。陈西滢说话很急，有点结巴。陈源留学英国时间很长，以至于他的英文都比汉语流畅。他拉住徐志摩的胳膊说：“这就是……”说了好久才说出，“这就是威尔斯！”

徐志摩听了，赶忙趋步向前，把威尔斯从车上接下来，并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谈话。这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威尔斯虽已年届五十，但他和徐志摩等在一起无所不谈，他们谈到苏俄，谈起小说，又谈中国，又谈诗歌。徐志摩突然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如决堤的海，汹涌澎湃，自己和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居然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谈了许久才离去，威尔斯说他很喜欢中国，很爱吃中国饭。由于徐志摩和威尔斯在志趣、性格很多方面有相似处，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从此以后，徐志摩也就成了威尔斯家的常客。

威尔斯是英国文学家、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的作者。他喜欢写科幻小说和社会小说，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为社会而创作小说，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俗，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徐志摩。威尔斯的风趣和平易近人，对当时默默无闻的徐志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与鼓励，并对他以后改习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威尔斯住在索司顿，徐志摩住在伦敦。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他便约徐志摩到他那里去玩。常常是徐志摩到了车站，威尔斯的两个小孩来接站，他便跟着他们走。那一带是树林，没有别的居民，可以算是威尔斯独家所有了。那里有个华维克花园，过去不远就是一所房子。在门前一棵银柏下，常常看到威尔斯正背着手，低着头在那里走来走去。两个孩子笑着指着父亲对徐志摩说：“你看这位老哲学家又在那里不知想什么呢！”

威尔斯请他进屋座谈。威尔斯的嗓子不好，音质很差，声音很尖。但他观察事物的细致和精确令人吃惊。只要他看见一个屋子，就会连鼠洞都能记得，因此人称他是“极精的说谎者”。他家人口很少，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小说家。除了他们夫妻、两个孩子外，还有几个女仆和一个园丁。威尔斯住在伦敦，索司顿地方是他的别墅。他和徐志摩见面时正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本是小说，一本是关于历史的，另一本是关于教育的。他写作没有一定的时候，半夜忽发灵感，往往衣服也不穿，便立刻爬起来拧亮电灯，进入写作状态。他常在夜间写，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啪啪啪啪将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送到书局去印。

吃过午饭后，威尔斯亲自带着徐志摩去参观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黄色的。又到华维克花园散步，边走边聊。他们谈到近代小说时，威尔斯要徐志摩把中国近代的作品译出来，结成小说集。他准备办一个书局，到时候可以拿来出版。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忽然有一个篱笆挡住了去路，威尔斯说：“我们跳过去吧！”徐志摩说：“好！”于是，徐志摩跳过去了，威尔斯却跌了一跤，弄得衣服都撕破了。后来他们又打起了网球。网球打完，准备告别的徐志摩被威尔斯挽留在他家吃晚饭，席间两人还喝了威士忌酒。饭后又是畅谈，直到11点徐志摩才在威尔斯家那宽大的镂花床上就寝。

通过威尔斯，徐志摩又与他的好友魏雷认识了。魏雷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他向国学基础扎实的徐志摩请教过不少唐诗理解和翻译上的疑难问题。对此，魏雷对中国小友很感激。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在《致魏雷》的信中，表达了收到魏雷的信的喜悦。狄更生给徐志摩寄来了魏雷一本新面世的作品，但他还没有时间详细拜读。不过，他很想写一篇文章，论述魏雷的这本翻译中文诗以及介绍中国艺术的煌煌新著，但迟迟没有动笔。徐志摩详细地向好友汇报了他目前的工作状况和对现实的想法。他和朋友们计划出一个新的周刊，大致像伦敦的国民杂志那样。但还没定下什么政治或其他方面该尊奉为主圭臬的原则。不过他们倒有点自负，要把杂志定名为《理想》。创刊号最迟在1924年4月面世。到时会引起不少人的嘲笑，也有一些人会对之切齿。对于这一切预期的反响，他们都准备洗耳恭听。中国现状一片昏暗，到处都是人性里卑贱的那一部分表现。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去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魂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能听到拜伦或海涅一类人的冷蔑笑声，那是一种辣入肌肤的乐事！

另外徐志摩给魏雷寄上了一本温飞卿诗集。温飞卿本传里说的《侧辞艳曲》，大概是指他的《金笺词》，徐志摩一时还找不到单印本。元人的短篇小说现在也没有集子，胡适说中国好多学者竟无从知道现在的短篇小说中哪些不是元代的作品。徐志摩还向魏雷推荐鲁迅新出的，并且买了一本寄给他。魏雷需要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不曾印成。徐志摩说，他正要筹备一个以魔鬼诗派为中心的拜伦百年诞辰纪念会，很愿意听听魏雷的建议，请他赶快回复。

1940年，魏雷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表达了对徐志摩的深切怀念，对徐志摩给他的帮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魏雷对徐志摩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同文中还说，

“徐志摩把自己当做中国的拜伦，然而就天性而论，他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那瘦长脸孔没有一点儿拜伦气息；他那倔强的下巴，似乎更明显地表露出他要我行我素的生活决心，而且他也没有丝毫沾染拜伦式的愤世嫉俗。魏雷认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的了解已经不少了，也略知两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们不清楚文学和艺术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然而他们却从徐志摩的身上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

徐志摩与卞因的交往是通过魏雷认识的。当时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他的上司是著名诗人卞因。文学和诗歌让他们相识和来往。不过徐志摩同卞因来往不多，和魏雷却有亲密深交。无论徐志摩在国外还是回国后，他和魏雷都保持经常的接触和通信。

徐志摩乐于交往的，还有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当年，瑞恰慈、欧格敦等人也在皇家学院任教，他们创立了“邪学会”。“邪学会”倡导异端思想，反对社会传统，主要活动是每周的演讲、讨论或辩论。徐志摩对新思想特感兴趣，是邪学会的积极分子，在讨论中国诗学这类活动中费力最多，对英国文化界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也很看重徐志摩，当1921年，瑞恰慈、欧格敦和吴雅各出版合著的《美学基础》时，专门邀请了徐志摩在该书的卷首用中文书写了“中庸”二字。瑞恰慈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多年后，他还记得徐志摩当初在剑桥的形象：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朋友满剑桥，特别在皇家学院，成了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

最能表明徐志摩在剑桥的人缘和威望的，或许是这样一件小事。1920年，徐志摩在光华大学的学生郭子雄赴英留学时，徐志摩要他到了剑桥找狄更生先生。郭子雄去的那天正是开学前几天，狄更生不在，另一位教授也不在。他在沮丧之际，忽然想起徐志摩还替他介绍了皇家学院的门房“夜莺”先生，不妨看看他是否在学院。他一开口便发现，对面同他讲话的人正是“夜莺”先生。“夜莺”先生告诉郭子雄，他们如何如何的喜欢志摩，并说他们欢迎志摩的朋友来到皇家学院。这种如鱼得水似的悠闲，让后世的学者在感叹中国人融入西方社会的艰窘时，不得不叹服徐志摩是“最适应西方生活的中国文人”。

置身于英国知识名流之间，在频繁的交往活动和浓厚的知识氛围中，大大激发了徐志摩学习西方文化的兴趣。他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名家的作品，从此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并逐渐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倾城绝恋

1920年秋，徐志摩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音。活泼明丽、风华绝代的林徽音的出现在徐志摩的情感深处掀起了滚滚激浪，从而这个挥之不去的女神深深地影响了他那短暂而多彩的一生。

林长民，字宗孟，曾两度留学日本，专攻政法。他是梁启超的政坛好友，私交也极好，徐志摩早就倾慕其为人了。1920年，林长民带着他的“惟一知己”、16岁的女儿林徽音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欧洲游历，8月到达伦敦。林长民风流倜傥，善交际演说，虽然官场失意，但到达伦敦后仍不减对政治的热情。

在一次国际联盟协会的演讲会上，陈西滢、章士钊和徐志摩一起去听林长民演讲。慷慨激昂的演讲，让徐志摩如痴如醉。他抓住机会，结识了这位44岁的长者。由于相同的浪漫气质，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交。徐志摩很是欣赏林长民的风雅情趣和不凡才华，对他开明的思想、高唱恋爱自由也很感兴趣。在徐志摩的眼中，林长民就是一个谈锋谐趣的“书生逸士”。林长民对好友梁启超的聪明活泼的弟子徐志摩极有好感。这样一来，两人就经常促膝谈心，乐此不疲。他们从政治、社会谈到诗文、书法，甚至还谈到男女情事。林长民还向徐志摩详细讲述了他个人的情感秘密。

林长民曾自豪地宣称：“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林徽音从小就深得父亲宠爱，很早就受到良好教育。她有很好的艺术天赋，诗文、音乐、绘画、戏剧，样样喜爱，而且表现不俗。她不仅有出众的才华、清雅的气质，更有惊人的美貌。这样一位风华正茂、落落大方、格调高雅的名门花季少女，自然会让热情、唯美的徐志摩怦然心动、激情爆发。

通过林长民的介绍，徐志摩认识了著名作家、剑桥皇家学院院友狄更生。狄更生是位有名的作家，1912到1913年间曾到中国长期旅行，访问过许多地方，还登过泰山，谒过孔庙，回国后写有《从中国的来信》一书，即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的《一个中国人通信》，书中盛赞中国的文明。狄更生是一个颇受青年敬爱的学者，他慈祥和蔼、慷慨无私、机敏风趣，充满振奋人心的活力；他热衷于政治社会改革，尊崇中国的老子，亲慕德国的歌德，喜爱雪莱和拜伦等浪漫派诗人；他热爱人类，没有种族和民族偏见。这一切都让徐志摩景仰不已且身体力行。而且狄更生自认为自己前生是炎黄子孙，所以对中国人特别亲热友善，于是徐志摩和他成了好朋友。经狄更生介绍，徐志摩在剑桥取得了特别生的资格。进入剑桥，是徐志摩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确定人生方向的重大转折。

魏雷曾说，徐志摩一经结识狄更生，就把他当作英国的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两个结成了深厚的情义。每当狄更生在皇家学院时，徐志摩就和他在房间里闲聊；当他不在家时，徐志摩有时仍然会到他的宿舍，坐在他家门口悄然独坐、凝情深思，据说就是这样他也会呆坐几个钟头。出于对狄更生的景仰孺慕，徐志摩不仅勤奋拜读他的著作，还请了他的画家朋友傅来义画了一张狄更生的大幅肖像画，后来带回中国装裱悬挂。1921年11月，为了表示对狄更生的敬意，徐志摩把一部家藏的康熙五十六年版的《唐诗别裁集》奉送给狄更生，并在扉页上用毛笔写了献辞：“书虽凋蠧，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徐志摩敬奉。”徐志摩回国后，在1922年12月15日，代表梁启超和蔡元培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狄更生来中国访问，故地重游，可惜狄更生因事而未能如愿。1928年，当徐志摩第三次赴英，回剑桥拜访狄更生时，恰巧狄更生不在。深为遗憾的徐志摩只好经巴黎、杜伦、马赛准备乘船回国。为能见到狄更生，他一路上不停地给他发电报联系。狄更生也是故旧情深，于是风尘仆仆，一站一站追寻徐志摩，终于在马赛的最后一站见到了他的中国朋友。难忘的相见，开怀畅谈，挥泪惜别。谁知这却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两人分手后，仍经常通信，且不时寄赠礼品。

经好友狄更生的介绍，徐志摩和英国20世纪20年代颇有名气的新派画家傅来义成为终身好友。宽厚温雅的傅来义是狄更生的好友，他把徐志摩引到西欧当时新派画家的艺术之宫，为他展开了新的视野，并对他鼓舞有加。他爱好中国艺术，对中国绘画有独特的理解。他还送了两张素描给徐志摩，后被徐志摩发表在《新月》上。

徐志摩在1922年8月7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傅来义》：“你的来信震撼了我全人。你真挚的同情今晨带给我一种漫溢心魂而又独特无匹的感觉；我虽然尝过多种欢乐的滋味，但与此却无可比拟！我也没有办法把拨动我最深沉的心弦那一种感激之情传递给你。”徐志摩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遇到狄更生先生。因为他，徐志摩才能进剑桥享受那些快乐的日子，而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形了。也因为他，徐志摩才认识了傅来义。而傅来义宽厚温雅的人格，为他开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他能亲炙那些博大、美丽和高贵的思想与情感。他很希望能与傅来义多见面，亲近他，听到他悦耳的声音对徐志摩来说是何等的快乐和安慰！这样，英伦的日子就永不会使他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他会回念这一段时光，会忆想到自己有幸结交了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启迪性的影响，那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

徐志摩向希望来中国写生、发展自己美术才华的傅来义保证，他想在西湖的柔波上一舟容与、调弄丹青的美梦，迟早一定会实现的。徐志摩已经向狄更生游说过，邀请他访问中国。徐志摩答应他一定会在中国尽地主之谊的，并建议傅来义与狄更生结伴同行！那么，他们两位英秀超卓、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就可以合作，向中国求知心切的年轻小伙子和虚静自持的老一辈介绍西方文化的真义和精粹。这样的盛举，无疑会在沟通中西文明上开辟一个新纪元。

1922年12月，徐志摩也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傅来义来中国讲学和游览，并约傅来义届时同讲学社合作举行一个联合画展；殷切希望他在中国住到第二年春天，那样可以趁樱花盛开之际访问日本。他还向傅来义介绍北京的天然胜景，这些美物都在期望傅来义的艺术为它们作明智的阐释。可惜，傅来义因病未能来华。1923年6月5日，徐志摩再邀请傅来义来华讲授美术，因傅来义太忙而未成行。直到徐志摩第三次赴英时，在贝潭才和傅来义再度见面。几天的匆匆重逢，让彼此有说不出的喜乐和安慰。

在伦敦，徐志摩很快陷入与林徽因的恋爱中。林徽音，明眸皓齿，一双弯弯的笑眼，秋水盈盈；绛唇启处，两排洁白无暇的珍珠晶莹闪亮。林徽音，冰清玉洁，风姿绰约，光彩照人，聪慧横溢，谈吐不俗。林徽音，羞涩的面颊上红云翻飞，如那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说不尽的秀美明丽、清雅大方，说不尽的神采飞扬、才高聪颖。徐志摩心中一下子燃起了爱的火焰。纯真风雅、俊秀可爱、飘逸潇洒、才华横溢的徐志摩一下子吹皱了林徽音心中的那池春水。两颗炽热的心越靠越近，终于沉醉不知归路。

有多少次，徐志摩匆匆地跑到林家，跟妙趣横生、机智诙谐的忘年老友林长民对坐畅谈，和那个感情细腻、天分极高的少女林徽音倾心长谈。徐志摩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的灵魂也不断地飞升，纯净而惬意。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溜走，带走了徐志摩无言的满足和渴望。又有多少次，徐志摩和他心中的美神、爱情的理想、美满的化身林徽音肩并肩走在伦敦古老的街道上和剑桥皇家学院校园的小径上，他们畅谈理想，纵论人生，在文学艺术的天堂里徜徉交心。他们的欢乐，他们的知心，散播在了英伦的土地上。徐志摩沐浴在她的阳光中，久久地挽留着和珍视着这样流光易逝的年华。曾经多少次耳鬓厮磨，多少次相互切磋，多少次谈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从此，徐志摩的心中烙上了这个少女的窈窕倩影，再也挥不去那清纯圣洁的身影。

正当徐志摩对林徽音情意绵绵并与之频频交往之际，1920年冬，张幼仪满怀兴奋、期望之情抵达了法国马赛码头。她不知道的是，徐志摩早已没有了那份写家书的愁怀。她到英国是为了团聚，结果却是分离。

在马赛港，当张幼仪站在穿着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白色丝巾的徐志摩面前时，见到的是丈夫失望、呆板的神情，丝毫没有久别重逢的热烈与激动。徐志摩看着妻子还是那副模样，一丝深深的失望也就掠过心头。在马赛接上张幼仪后，他们乘火车来到巴黎。徐志摩急迫地为张幼仪买了几件衣服，或许是嫌弃她那种打扮，或许是想让她赶快转为新式女子。然后他们飞往伦敦。张幼仪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晕机吐了，但她并不害怕，她知道那只是因为空气不好，机身又颠来颠去的缘故。而让她伤心的是，她呕吐的时候，徐志摩不仅把头撇过去，还嫌弃地摇着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不甘示弱，也带着小小的恶意，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两个彼此不能宽容和迁就的人，又如何能培养夫妻感情而达到心心相印呢？更让张幼仪心情沉重的是，到了伦敦，徐志摩见到前来接站的两个朋友后，就变得生龙活虎，眉飞色舞地用英文和他们交谈。

到伦敦后，徐志摩夫妇二人暂住在中国同学会。在伦敦待了半年，1921年四五月间，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上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后，就与张幼仪一起搬到沙士顿住下。沙士顿四周田园禽舍，幽静闲雅，极富自然情趣。徐志摩早晨骑车去上学，晚上回来吃饭。为帮助张幼仪成为新式女子，徐志摩还请了女老师教她英文和西方学问，闲时也带妻子去看赛舟、看电影或访友。1921年春，徐志摩的生活是平淡无味的，早出晚归，然后与妻子厮守。没有了与名人交往的激动与兴奋，没有了与林徽音在一起激情与光彩。没有了孤独，也没有了生命的光亮。

这时候，林徽音还和林长民住在伦敦。张幼仪来后，徐志摩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与她见面了。可她那摇曳多姿的身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爱她爱得真挚，爱得痴迷，爱得忘我，爱得发狂。他越是思念她，就越是觉得自己家庭生活的平庸与乏味，自己同枕共眠的妻子竟然不能成为自己灵魂的伴侣，这是多么可怕与可悲呀。面对阻碍他心灵高飞与追求爱情完美的家庭，他只有沉默与忧郁。贤惠的张幼仪明显地感到了丈夫的不快。特别是有朋友来访时，徐志摩会变得兴高采烈，滔滔不绝，轻松愉快。朋友走后，他就又恢复了忧郁的神情。沉闷、紧张的家庭生活让张幼仪又是不满，又是嫉妒，更多的是悲哀与无奈。她为自己无法进入丈夫的心灵、不能点亮丈夫心中的光芒而自责、自怨、伤心。她每天不停地在家中整理家务，默默地望着日出日落、晨昏交替。

为情所困的徐志摩，忧郁地祈求着缘分天空。因了这份爱，徐志摩这个立志做汉密尔顿的勤奋活泼青年，有求学兴味益浓渐渐地变成了上课次数日稀，以至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注册处向拉斯基教授查问他的弟子的下落。拉斯基教授很风趣地给注册处写了一个短函说，“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

林长民在和徐志摩成了莫逆之交后，两人就玩起了互通情书的游戏。那是风流万种的林长民忽发奇想，建议两个人以情人的身份彼此假装通情书。他们设想一个情节，林长民是有妇之夫，徐志摩是有夫之妇，两人在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通信诉情肠，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辽原白雪葬华颠”的感情。可实际上他们的情书是各写各的，各抒各的心曲，因为那时双方都有各自实际的情有独钟。林长民是写给自己的情人的，他把徐志摩当作一个替代对象，倾泻对象。出乎林长民的意料的是，徐志摩那一封封炽热的情书是写给他的爱女的，他那多情的心思都在林徽音的身上。他把对林徽音的热烈爱情都真实地倾诉在写给她父亲的情书中了。徐志摩那大胆的爱的表白，连林长民1920年12月给徐志摩信上都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

徐志摩爱上了林徽音这个漂亮迷人的大家闺秀，面对徐志摩的主动追求林徽音不是没有动心。她惊惶，喜爱，羞涩，愉悦，慢慢的就和徐志摩互相通起信来。当她和父亲住在伦敦，徐志摩夫妇住在沙士顿时，她和徐志摩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几乎每天都互通信件。徐志摩用理发铺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这样他们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有时信里写的是英文，为防止被人发现。徐志摩心里有了林徽因这样清纯的少女后，再来看妻子张幼仪，就怎么也不顺眼了。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笑解烦恼结

1921年8月，当张幼仪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为婚姻折磨的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她怎么也没想到丈夫会这样说。她知道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他冷冷地说：“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就扭过脸去了。夫妻感情进一步濒临崩溃。

也就在这期间，徐志摩请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中国女学生来家吃晚饭。这个女学生穿一身时髦的海军蓝套裙、皮鞋很亮，鞋里却显出一双裹过的小脚。张幼仪以为她是徐志摩的恋人，他要娶来做妾。她虽然万分不愿意，但仍打算接受现实。饭后，徐志摩送女学生到火车站。她心烦意乱，慢腾腾地洗着碗盘。徐志摩回来时，她还在厨房。他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在她身边转来转去。

张幼仪洗完碗盘后，他跟着她走到客厅，问她对女学生有什么意见。张幼仪知道自己应该接受丈夫挑选的小太太，就说：“呃，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他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脚跟一转，好像她的话一下子把他的烦躁和挫折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这是他第一次对她提高嗓门。她感到，那间屋子忽然小得再也容不下他们了。她从后门逃了出去，夜晚冰凉的空气扑面而来。他一路追着她到了阳台，气喘吁吁地说：“我以为你要自杀！”他担心她会一头撞到阳台栏杆上。

一周后的一天，徐志摩忽然消失了。痛苦、悲哀的张幼仪觉得自己就像一把“秋天的扇子”，被人遗弃了。一周过完了，还是没有不告而别的徐志摩的人影。

有天早上，徐志摩托朋友黄子美来问张幼仪，是否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不明白此话意思的张幼仪，没做出任何回答。“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一切就好办了。”黄子美说，“徐志摩不要你了。”

黄子美离开后，日子一天天过去，还不见徐志摩的人影。孤零零留在沙士顿的张幼仪只好给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写了求救信，信上说，她怀了三个月的身孕，徐志摩要和她离婚，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刚刚派了一位朋友来，问她愿不愿意“当徐家媳妇，而不当他太太”，她问二哥该怎么办。几天后，张君劢来信，劈头就用一句中国老话表达他对离婚消息的哀痛：“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同时指点妹妹说，“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于是张幼仪立即带上该带的东西，按照哥哥在信中标出的路线来到巴黎。经过哥哥的安慰、劝说，她慢慢平静了下来。这场心灵的变故，让这位坚强的女子，决定走自强自立之路。她顺从哥哥的吩咐在巴黎乡下住下。直到七弟从国内来，通过二哥知道了她的地址，到乡下来看她后，她又随七弟到了德国。

1922年2月，张幼仪在柏林生下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儿子德生（彼得）。然而孩子的出世，并未能挽住父亲狂恋的心。也许，正是这种无能为力注定了他的飘然而逝，让无可奈何留给红尘间的男女自己咀嚼吧。

自从来到欧洲大陆，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柏林，直到孩子出世，张幼仪都没有见过徐志摩一面。3月初刚出院的张幼仪在七弟家，见到了一封徐志摩的《致张幼仪》的信。徐志摩给自己结发6年的妻子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正式书面向她提出了离异请求：“……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她当即打电话给送来信的吴经熊，说第二天去吴家见徐志摩。

第二天，张幼仪来到吴家，徐志摩已在那里。半年不见，徐志摩看起来很健康，也很快活。客厅里有四个朋友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护驾的样子。张幼仪只认识吴经熊和从美国来欧洲游览的金岳霖。

“如果你要离婚，那很容易。”张幼仪镇定而又冷酷地说。

“我已经告诉我父母了，他们赞成这件事。”

“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先等我父母批准这件事。”

“不行，不行，”徐志摩急躁地摇摇头说，“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

张幼仪想，他何必在信上写什么勇气和理想？他不过是要他的女友，才这样情急难耐。多年后，有人问张幼仪，徐志摩要求离婚是不是革命性的举动，张幼仪总是说“不是”，因为他有女友在先。如果他只是因为不爱她才要求离婚，她会认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那才是一个革命性的壮举。

徐志摩一动不动地看着张幼仪，手上紧握着已经起草好的离婚文书。

“那——好吧。”张幼仪说，“如果你认为离婚这件事做得对，我就签字。”

徐志摩一听高兴透了，笑容满面地把文件递过来，不能自己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晓得，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中国一定要摆脱旧习气，我们非离婚不可。”就在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一周后，由吴经熊和金岳霖作证，徐志摩和张幼仪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因无爱，浪漫、热诚、痴心和执著的徐志摩对自己的原配夫人就无情了。人在异乡又怀有身孕的张幼仪，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几度失去求生的勇气，但最后她终于坚强起来，决定留在异乡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离婚后的张幼仪，留在德国求学，她坚信自己能够拥有独立的自我，并能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1926年回国后，张幼仪开始在上海发展事业，在东吴大学教德文、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均大获成功。她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女性，但一生却没有走出徐志摩的世界。她跟夫家维持着奇异的关系，共同经营事业，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连丧事都由她承办主持。

多年后，当被问及她与徐志摩的感情时，张幼仪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人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拥有自由之身的徐志摩欢喜之下，就以浪漫和夸张的笔调写下了颂扬自由可贵的诗作《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并在《新浙江》上发表：

这烦恼结，是谁家扭得水尖儿难透？

这千缕万缕烦恼结是谁家忍心机织？

这结里多少泪痕血迹，应化沉碧！

忠孝节义——咳，忠孝节义谢你维系

四千年史髅不绝，

却不过把人道灵魂磨成粉屑，

黄海不潮，昆仑叹息，

四万万生灵，心死神灭，中原鬼泣！

咳，忠孝节义！

…………

如何！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

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

听晚后一片声欢，年道解散了结儿，

消除了烦恼！

同年11月，徐志摩写的《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也在《新浙江》的副刊《新朋友》的《离婚号》上刊登出来。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是近代中国第一桩自由文明离婚案。该通告除告知徐、张离婚的事实外，还对离婚本身发表了一番见解。徐志摩指出夫妻离婚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好像总是女子在吃亏，所以人们同时应该打破男必娶女必嫁的谬见。男子再娶绝对不成问题，女子再嫁的机会，事实上总有不平等存在。这不仅因为女子不解放，也因为男子没有解放彻底。因此，徐志摩希望大家努力从理性方面进行，扫除陋习迷信，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在通告的结尾，徐志摩对道德的更新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们相信道德的勇敢是这新时期的精神，人道是革新的标准。”

徐志摩石破天惊的离婚通告，文名尚未远播的他立即以此头号新闻震动了中国，造成了近代史上头一宗西式离婚事件，挑战了百年前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人们惊奇并且议论纷纷。

1923年1月，梁启超在上海得知徐志摩离婚后，立即致信当时正在北京的徐志摩，苦心劝导他：“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梁启超的信字字出于肺腑，句句语重心长，而且着实看到了徐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之神圣境界”，他预料到他必要失败，又怕年少的他经受不起几次挫折，所以他警告徐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徐志摩不能接受的，充满浪漫信念的他认为生存的意义不在于苟且于现实，而在于不懈地追求理想。他马上给老师回信。首先，不承认他是以他人的痛苦来换自己的欢乐：“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其次，他承认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第三，他坚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多么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啊﹗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自由、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因此，他的好友胡适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1922年3月，自由的徐志摩返回了剑桥寻找他的爱与美，而早在几个月前即1921年10月林徽因已随父亲回国了。

“徽徽，许我一个未来吧……”，他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她说。她对“你是我波心一点光”的爱害怕得无路可逃，胆怯得不敢承受，明智得极力避开。不要疑我害怕，不要怨我胆怯，也不要说我明智，爱，无须世俗婚姻的承诺。她说：

忘掉曾有这个世界，有你；

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

落花似地落了去；

忘掉，这些泪点里的情绪。

到那一天一切都不存留，

比一闪光，一息风更少痕迹；

你也要忘了我，

曾经在这个世界里活过。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人生知己

回到剑桥的徐志摩只觉得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痛苦和无奈中的他特别希望得到朋友的安慰和精神支持。

1921年10月，经过欧格敦的介绍，徐志摩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罗素。

才华横溢、幽默谐趣的罗素谈笑风生、桀骜不逊。他藐视世俗成见、攻击卑鄙虚伪、提倡创造幸福、追求生命的乐趣、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念影响了徐志摩寻找生命的理想和灵魂的伴侣的一生。罗素的气质与风度，他那贵族绅士的趣味举止，他那苛刻严厉、锋芒毕露的论辩批评，塑造了徐志摩后来的自信、好辩和反叛现实的性格。罗素人格魅力的陶冶，他在困境中的不卑躬屈节，不向外界势力低头的勇毅形象，那种为真理宁愿锒铛入狱也不苟且偷生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的感动着这位东方的年轻人。

这以后，徐志摩就常常来往于剑桥与伦敦之间，或是亲聆罗素的教诲或是参加罗素倡导的各种活动。由此，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座上客。这时的徐志摩更是疯狂地阅读罗素的著作，对罗素敬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11月，罗素喜得贵子。徐志摩得知后特别高兴。12月6日，他在《致罗素》的信中表示了最热烈的祝贺。他们的喜讯是鲍蕙尔小姐在剑桥告诉徐志摩的。为了一个美丽婴儿的降临，徐志摩说要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在孩子满月那天进行特别的庆祝，他和中国同学们已经发出了正式的请柬并准备好了一切，请罗素伉俪到时候到剑桥来。12月10日，罗素夫妇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准时到达。他们在门旁就看见剪纸的“喜”字，门上贴了红对联，对联上是汉语方块字，夫妇俩很是感激。正式祝贺是热热闹闹地吃红鸡蛋和长寿面。罗素夫妇觉得既好玩又愉快。开心的罗素大声赞赏道，生活就应该有情趣。

徐志摩为离婚难解难分时，还专门在1922年2月致信罗素，向他讨教，并单独和罗素见面，具体详谈。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已无法知道。可以肯定的是，罗素对徐志摩的行动产生了作用。

1925年7月，第二次来到欧洲的徐志摩赴英见到了罗素。罗素那天开了一辆破汽车到车站接徐志摩。他戴着开花草帽，穿着烂褂子，领带像稻草飘在胸前。这副乡下人打扮，让徐志摩差点儿认不出他来。不过，从他那敏锐的双眼中还是看出了哲学家的灵智。徐志摩和在偏远的南方做隐士的罗素轻松闲谈，还在他家住了两晚。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赴欧，最后一次见到罗素。他们两人对坐长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两点。

罗素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让徐志摩永远倾倒，他们之间的相聚让他刻骨铭心。牵挂和关爱自己的，还有遥远国度挥不去的挚友；理解和鼓励自己的，还有异域他乡的知己。珍视友情的罗素在1959年分类编辑他的书札时，这位八十多岁的哲学家在徐志摩的书信一栏中写有：“徐先生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中国籍大学肄业生，也是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

真正以人格的辉煌照彻徐志摩灵魂的是曼斯菲尔德，是“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即徐志摩所说的曼殊斐儿，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享有“短篇小说大师”之称。她出生于一个有着良好艺术氛围的家庭，爱读书和思索，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深入体验生活。她的才情与美丽曾深深打动了罗素、劳伦斯等人，劳伦斯还把她写进了作品中。然而，她的恋爱和婚姻充满悲剧。第一次结婚的晚上，她就逃了出去，心灵落寞的她加入了作家的行列。1912年，她认识了当时年仅22岁的麦雷，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伴侣和心灵归宿。经过长达9年的恋爱，他们结为夫妻。遗憾的是婚后不到一年，曼斯菲尔德就因肺病离开人世。

在文风鼎盛的剑桥，徐志摩与当时《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主编、诗人和文艺评论家麦雷也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在伦敦的A.B.C茶室里，讨论英法文坛状况、中国文艺复兴趋势和俄罗斯文学。两人颇有共识，特别是提及俄国小说家契诃夫时。由于徐志摩慕名麦雷的妻子，麦雷在1922年7月妻子从欧洲大陆返回伦敦短暂停留之际，安排了他去拜访自己的妻子。曼斯菲尔德由于体弱多病，经不住英国迷雾苦雨的天气，因此常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大陆居住。

那是天雨地湿的一个晚上，徐志摩独自冒雨来到海姆司堆特，在回街曲巷的伦敦惊问行人，寻找彭德街第10号。在回忆曼斯菲尔德的美文《曼殊斐儿》中，徐志摩说那是他初次、不幸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好不容易找到了，那是一家小小一楼一底的屋子，麦雷开的门。徐志摩狼狈地拿着雨伞和几卷中国字画，进了门。他脱了雨披，麦雷让他进了右手的一间屋子。在此之前，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只是抱着对一个有名的传奇年轻女作家的景仰与期望，他以为她和当时他所见过的沃尔夫、卖考利等女作家一样。绝对没想到她有那样清逸绝尘的美丽，更没想到她的仙姿灵态，她那爱、美、理想、自由的化身。

徐志摩那时心里有些失望，因为冒雨来会她，她却偏偏不能下楼；而麦雷等的烘云托月，又增加了他对她的好奇。他想自己的运气真不好。那时已经十点半了，徐志摩只得起身告别，麦雷陪他走出房门，并帮他穿雨衣。他一面穿衣，一面说很抱歉，因为这晚她不能下来，否则他是很想见她一面的。但麦雷很诚恳地告诉他，如果他不介意，不妨上楼去见见。徐志摩喜出望外，立即将雨衣脱下，跟着麦雷走上了楼梯。

进门，介绍，前两位客人退出，徐志摩坐下，曼斯菲尔德也在对面坐下。见到了她，徐志摩只觉得仿佛从黑暗的街道走进了灯火辉煌的房屋，或是从暗淡的房间走出来骤然面对强烈的阳光，让人头晕目眩，必须定一定神儿，才能辨认眼前的事物。美神的魅力吞没了目瞪口呆的徐志摩。房间的灯光陈设和她浓艳灿烂的衣饰已经使不知所措的徐志摩迷惑沉醉。

徐志摩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对她的房间布置的印象反而模糊一片。他只记得她的房间很小，一张大床几乎占满了整个空间。用画纸裱过的墙壁上，挂着几幅油画，大概是主人画的。那两盏电灯好像是用红色罩的，让他联想到红烛高燃的情景。徐志摩和她同坐在一张蓝丝绒沙发榻上。因为他斜倚、她正坐，她就高出徐志摩许多。但这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给他最纯粹的美感的她；是让他运用上帝所赐进入天堂的秘密钥匙的她；是给他灵魂的仓库又增加了一份宝藏的她。但要用文字来描述那晚，不要说表现她人性的精华，就是忠实地记述自己的感受，徐志摩都觉得捉襟见肘。

她穿着锃亮的漆皮鞋，闪亮的绿丝袜，枣红丝绒围裙，嫩黄薄绸上衣。领口是尖开的，胸前挂着一串细珍珠，袖口齐及肘弯。一头短短的黑发，仿效中国妇女，直而不卷，梳得整洁光滑。徐志摩只觉得她头发之美是他生平所仅见的。

他为一种纯美所震撼。她那清秀明净的眉目口鼻，就是自然的杰作。无论是秋月洗净的湖山、彩霞纷披的夕照、南洋莹澈的星空，还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米开朗琪罗的雕像、惠斯勒或柯罗的绘画都无法比拟。她的容貌，像是印度最碧澈的玉雕；她的凝视，像是充满了灵魂的电流；她的神态，像是最温煦的春风。那是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言的美。仿佛亲自在领略天地造化最高明的造诣，好像在最伟大最深刻的刺激中体验无限的喜悦，宛若在超群的人格中融化了人类的性灵。徐志摩只能称她为一个美的精灵，秀巧玲珑，晶莹剔透。就连她那一身艳服，也如牡丹的绿叶，锦上添花。她的好友汤林生，曾以阿尔帕斯山巅万古不融的雪来比拟她那清纯超俗的美，徐志摩为这个比拟拍案叫绝。汤林生说：

“曼殊斐儿以美称，然美固未足以状其真，世以可人为美，曼殊斐儿固可人矣，然何其脱尽尘寰气，一若高山琼雪，清彻重霄，其美可惊，而其凉亦可感，艳阳被雪，幻成异彩，亦明明可识，然亦似神境在远，不隶人间，曼珠斐儿肌肤明皙如纯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颊之腴，其约发环整如髹，其神态之闲静，有华族粲者之明粹，而无西艳伉杰之容。其躯体尤苗约，绰如也，若明烛之静焰，若晨星之澹妙，就语者未尝不自讶其吐息之重浊，而虑是静且澹者之且神化……”

汤林生说她目光敏锐，穿透你灵魂的深处，照彻你心底的秘密。因此她有灵气。山雾缭绕，白云相依；露珠点点，霞光凄迷。她看你，直视到你的心门，探究出你蕴藏的内涵。在她面前，没有矫揉造作的必要；不用工于心计，不必胸怀城府。她不会责备，也不会怂恿，也不会褒奖，她只是默默地听，听完了然后对你讲她自己超于善恶的见解——真理。

幽静的灯光，轻笼着她曼妙的身材和娇好的面容。徐志摩像受了催眠，如坠五里云端，只是痴痴地对着她那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般的向着他的心胸倾泻。

她的声音很美。一个个音符从她脆弱的声带里颤动出来，在徐志摩听来，都似在他久浸于尘俗的耳朵里，启示着一种神奇的意境。仿佛蔚蓝的天空中，一颗一颗的明星先后涌现。像听音乐似的，明明是你一生从未听过，但你总觉得好像曾经听到过，也许在梦里，也许在前生。她的声音，不仅引起你听觉的美感，而且直达你的心灵，抚慰你郁积的痛苦，点亮你无望的渴求，唤醒你沉睡的性灵，增加你精神的愉悦；仿佛牵念你灵魂的耳畔私语、仿佛渴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然而，不久，她就抛却红尘，飘走了。她的音容笑貌也随风而逝。徐志摩悲伤地吟诵着阿布特?沃格勒的诗：

她的声音已经远去

但我们人人都为了

这悦耳的声音活着

当永恒证明了时间的存在

……

这声音他听到过一次就足够了

我们不久还将听到

曼斯菲尔德患有严重的肺病，美慧体弱，徐志摩明显地感觉到她说话声音稍高时，她肺弱的声息便传到他的耳中，让他无比担心。她每句话停顿时，总有些气促，面颊上泛出层层红润，让他无限难过。她天才的兴奋，牵动了胸间的起伏，更让他怜惜。

徐志摩说他与曼斯菲尔德的谈话很有意味，大部分是她对于英国当时最风行的几个小说家的评论。但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中国上来了。她说她刚从瑞士回来，在那边和罗素夫妇的寓处相距颇近，常常谈起东方的好处，所以她由原来对中国的景仰，进而表现为爱慕的热忱。她说她爱读阿瑟?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她说那样的诗艺在西方是一个极妙的启示录。她还问徐志摩译过没有，并再三劝他应该尝试一下，因为她认为中国诗只有中国人才能翻译好。徐志摩还特别与她谈到了契诃夫。她就殷勤地问契诃夫在中国的接受和翻译状况。

她问徐志摩是否喜欢哈代、康拉德的作品，并说，过去的文学名著中有优秀文学、真正的艺术，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武库。

曼斯菲尔德很关心徐志摩回国后的打算，她强烈地希望他不要投身政治，因为不论那个国家的现代政治世界，都只是杂乱的残暴和罪恶。志摩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告诫，终生远离政治。这对于一个早年迷恋和热衷政治、政治经济科班出身的人而言，这种转折是耐人寻味的。

当谈及她自己的著作时，曼斯菲尔德认为自己的作品讲求的是纯粹的艺术，大众性不是她所追求的。

徐志摩说他以后也许有机会试译她的小说，很愿意先征得她本人的许可。曼斯菲尔德很高兴地说她当然愿意。徐志摩接受了翻译她小说地重托。1924年11月，他和陈源共同翻译的小说集《曼殊斐儿》出版。1927年4月，他独立翻译的《英国曼殊斐儿小说集》出版。1930年9月，他翻译的她的小说在《长风》杂志上发表。

临别，她和徐志摩相约，来年夏日，瑞士相见。她说她爱瑞士的蓝天白云，爱琴妮湖的清亮妩媚，徐志摩霎时浮想联翩，仿佛与她在湖心碧波间荡舟玩景：

清澈、平静的日内瓦湖

你轻柔的低语

犹如女子甜蜜的呢喃

这流淌的快乐

使我永远永远心潮彭湃

相见恨晚，执手握别，夏以为期。谁料却是永别。

1923年1月，曼斯菲尔德诀别人间，魂归仙宫。同年3月，闻讯后的徐志摩失声痛哭，怅望云天，点点热泪化作《哀曼殊斐儿》的深情哀思：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

…………

我哀思焉能电花似的飞骋，

感动你在天日遥远的灵魂？

我洒泪向风中遥送，

问何时能勘破生死之门？

第一部分才情少年康桥情结

1922年3月，徐志摩由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皇家学院给他的评价相当高：“持智守礼，放眼世界。”虽然如此，他在剑桥大学并没有完成什么研究计划，也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连学术论文都没有写一篇。这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

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生，在皇家学院继续学下去，纵然不太努力，一年内拿到博士该不是什么难事。当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轻易地扔掉了，这次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博士学位，也就这么毫不珍惜地扔掉了。

徐志摩曾说过，他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张幼仪走了，徐志摩再也没有了羁绊；林徽音走了，一直杳无音信，却给了他无边的牵念、美妙的幻想，他有了一颗空寂泣血的心。从此，这颗心被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在孤寂痛苦中，康桥成了他心灵的慰藉。

在《吸烟与文化（牛津）》中，徐志摩回忆了他在康桥的生活。他认为，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根据利卡克教授所说的，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在牛津或康桥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更不用说找一个不吸烟先生了。

怪不得有人就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难怪我们这年头背上刺刺的老大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烟臭薰出来的破绅士！

这年头说话可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活埋了他！

实际上事情可不能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诅咒是一回事，别的事可不跟着走。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来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英国人过着有组织的生活，英国存在着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学府，它们孕育了英国的文化生活。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薰出来的。

徐志摩说他也被称为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地说，他还是不够资格的。当初他并不是像他的朋友温源宁似的出了大洋正式去请教薰烟的。他则只是个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但他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恐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他不敢说康桥给了他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他什么。他也不敢说一个人受了康桥的洗礼，就会脱凡胎、换仙骨。他敢说的只是——就他个人而言，“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在美国呆了两年，在英国也算是两年。在美国他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而在康桥他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他认为如果说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他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那样原封没有动；但如果说他在美国的时候还不曾通窍，他在康桥的日子至少明白了自己原先只是一肚子糊涂。这之间的差别不能说是小吧。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徐志摩说他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他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到中国时，徐志摩已经在美国了。罗素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徐志摩不仅伤心欲绝，还做了悼诗。他“那不确的死耗”是：1921年3月14日，罗素应邀到保定的育德中学讲演，其他人穿着外套都冷得发抖，罗素却拒绝穿外套，要显示他的绅士风度，结果着了凉，患上了急性肺炎。送进医院，整整两周胡言乱语，昏迷不醒。当时中国的各大报纸每天都报道他的病情，日本一家报纸甚至报道他已经不幸病逝，还有人匆匆发了讣告。由于主治医师医术高明，又有抗肺炎血清的及时提供，罗素才幸免一死，于3月29日脱离危险状态并开始好转。

罗素没有死，徐志摩自然特别高兴。他就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的诱惑，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地念一点书。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罗素被康桥除名了。罗素回到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俩靠卖文为生。因此徐志摩从罗素的心愿也就无着落了。

徐志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觉得烦闷想换路走人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徐志摩早就景仰他的作品《一个中国人通信》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了。徐志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上，那天林长民演说，狄更生做主席；第二次是在林长民的寓所里吃茶，狄更生也在。以后徐志摩就常到狄更生的家里去。皇家学院的院友的狄更生看出徐志摩的烦闷，就劝他到康桥去上学。徐志摩就写信去问了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狄更生就推荐徐志摩到皇家学院。学院给他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徐志摩沾着了。

起初徐志摩在离康桥六英里的沙士顿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张幼仪与郭虞裳。每天一早他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晚上回家来。虽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天，但他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完全不曾尝着。他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两三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大陆，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1921年八九月间）徐志摩一个人回到了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他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他从未有过比这更大的愉快。

“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它是任何发现的首要条件。在徐志摩看来，要发现朋友的真，得有与朋友单独相处的机会；要发现一个地方，得有单独去玩的机会；要发现自己的真，也得给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可是，人这一辈子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徐志摩承认，他对他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对他来说，算是有相当交情的了；再次的也许就只有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徐志摩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康河上。康河，在徐志摩的眼中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有一个村子叫格兰骞斯德，那里有一个果子园，徐志摩会躺在累累的桃李树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他的茶杯中，小雀子会到他的桌子上来啄食。这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上游。下游是从骞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水流湍急的小水坝。在那里，徐志摩听星光下的水声，听邻近小村的晚钟声，听河畔倦牛的刍草声。这是他康桥经历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协调，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没入了他的性灵。

康河的精华则是其两岸蜚声寰宇的学院建筑群。自上而下，康河轻盈地穿过培姆布罗克学院、圣凯瑟琳学院、皇家学院、克莱亚学院、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麦德兰学院。最令人流连忘返的是克莱亚学院与皇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皇家教堂的宏伟。世界其他各地都有更美更庄严的建筑，例如巴黎莱茵河的罗浮宫一带，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翡冷翠的维基乌大桥的四周；但康桥的河岸自有它的风致，那种脱尽尘埃的清澈秀逸的意境可以说是超出了书画而化生了音乐的神韵。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和谐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也许只有柯罗笔下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也许只有肖邦手下的夜曲。就连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皇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椈树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块浅草坪，是徐志摩他们的校友居。它的年代并不久远，但掩不住它的妩媚。它那苍白的石壁上春夏间满缀着鲜艳的蔷薇，这些蔷薇在和风中轻轻摇颤。再向左移是教堂，森林似的尖阁，永远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莱亚，啊！那不可信的玲珑的方庭，谁说这不是圣克莱亚的化身，哪一块石头上不闪耀着她圣洁的精神？在克莱亚后背隐约可辨的是康桥最负盛名的三一学院，它那临河的图书楼上有拜伦神采惊人的雕像。

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的、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都有数十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嚼食着。零星的黄花在风中飘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椈荫护住。水清澈见底，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徐志摩的爱宠。清晨或傍晚，他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卧。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软。

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舟，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还有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有二丈长、三尺宽，需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竿撑着走的。这撑是一种技术。徐志摩自叹自己手脚不灵，始终没有学会。最初尝试的时候，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非常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他们会不出声地皱眉！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划船畅游的情致因自称笨拙莽撞的外行的徐志摩给破坏了。他真的始终没有学会，但每次都不服气地跑去租船再试的时候，有一个白胡子的船家往往奚落他说：“先生，这撑船费劲，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他哪里听得进去，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出去，结果还是出尽洋相，把苗条的河身拦腰斩断。

站在桥上看人家撑船，却是那样的毫不费劲，那样的悠闲惬意！尤其在周末的时候，有几个娴熟的女郎，一身缟素，裙裾在风前翩翩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她们出桥洞时姿态优雅，随手拿起一根长竿，只轻轻的、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一蹲，船身便波的转出了桥影，翠条鱼似的向前滑了去。她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让人羡慕。

在初夏阳光渐暖的时候，买一支小船，划到桥边树阴下躺着念书或做梦，那是很惬意的事情。槐花香在水面上飘浮，鱼群的游动声回荡在耳边。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踏着新月的寒光，划船往上游僻静处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船沿上放着东洋彩纸灯，船里铺着软垫子，也划向人迹罕至的地方独享清雅——谁不爱听那水底的音乐在宁静的河上描写梦意与春光！

住惯了城市的人是不容易察觉出气候的变迁。看见树叶飞落，知道是秋天；看见树叶嫩绿，知道是春天；天冷了就装炉子，天热了就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袍；脱下夹袍，穿上单袍。不过如此罢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他们的事。忙忙碌碌，紧紧张张，谁有闲情逸致关注星星的移转、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幻？只是抱怨生活的无聊、枯燥、郁闷、痛苦，有谁承认做人是快乐？又有谁不在诅咒人生？

但生活的不满意大部分是自取的。徐志摩认为“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他相信生活不是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断出的那样暗惨。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物，就好比枝头的花与鸟是自然的产物。但不幸的是，人是文明人。人入世深一天，离自然就远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乐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中，人取得了生命；从大自然中，人也要取得继续的养料。哪一株婆娑的大树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土地里？因此，人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拥有幸福的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拥有健康的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要与麋鹿做伴，不必一定要回桃花源去，只要不曾忘记了自然。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澡，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肩上的负担就轻了。

这种豁达的态度，这种生活的自信，是康桥给予徐志摩的。“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他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独处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他辨认了星月的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他怎能忘记那初春的凝眸？曾经有多少个早晨，他独自冒着乍暖还寒的凉意，到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找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零落的青枝上初试它的鸣声！啊，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挣破半冻的地面！啊，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

静极了，这清晨水溶溶的大道，只有远处牛奶车的铃声，点辍着四周的沉默。顺着这条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透着曙光的榆阴。再往前走去，走尽这林子，就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望见了初青的麦田，更远处的三两个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堂。听，那晓钟的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英国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轻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肥沃的田野。从小山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早起是看炊烟的时刻：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雾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寂静的朝气里渐渐的升腾，渐渐的不见了。初春的天气里朝阳是难得见到的。但它出来时是起早的人们莫大的愉快。顷刻间田野的颜色变深了，一层轻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四周弥漫着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陪伴着河上的风光，等待着春来的消息。关心石头上的苔痕，关心衰草里的鲜花，关心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怯怯的小雪球是探春的信使，铃兰与香草是欢喜的初声。窈窕的莲馨，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雏菊，耐辛苦的蒲公英——这时候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不需殷勤问讯。

瑰丽的春放。这是野游的时期。徒步是挺愉快的，但骑自行车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愉悦？在康桥骑车非常普遍，妇人、稚子、老翁共同享受着这双轮舞的快乐。任选一个方向，任上一条通道，顺着那带草味的和风，骑车放轮远去。那道上有随地可休憩的清阴与美草，有锦绣似的草原，有巧啭的鸣禽。那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和不嫌远客的乡人。有酪浆与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果鲜恣你品尝。有供你解渴润肺的苹果酒、姜酒，还有浓烈的黑啤，这半天的逍遥便成了性灵的补剂。或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读书，看天，听鸟；倦了，和身到草绵绵处寻梦去——还能想象比这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

陆放翁有一联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在康桥时的徐志摩，虽没有马骑，没有轿子坐，却自有风流。他常常在夕阳西下时，骑车迎着天边扁大的日头直追，他不是夸父，日头是追不上的，但却尝到了晚景的温存。那些风流的情景让他刻骨铭心。登山或临海看夕阳是有一番情致，但辽阔的天际或平地上的晚霞也别有一番风味。徐志摩会手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望无际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他看到一大群羊正冲着一条宽广的大道放草归来，仿若浮游的白莲花，偌大的一片涵盖着绿色古原的瑰丽的晚霞，在它们身后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这不可逼视的威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一幅绝妙而神奇的画。他心头顿时感应着一股神异的呼唤，对着这冉冉渐翳的金光，情不自禁地跪下了。还有一次更是永志不忘的奇景，那是在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天遍野的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婷婷袅袅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端倾斜过来，幻化一种异样的紫色，通体透明，不可逼视。霎那间，徐志摩迷失在这种奇观中了。

“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也不想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倚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

剑桥的风情，孤独的岁月，凄清的痛苦，激发了徐志摩心中的诗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对大自然的热爱，徐志摩从大自然中发现了性灵；对自由与理想的钟情，徐志摩毕生追求个性解放，绣他理想生命的鲜花；对爱情的渴望和绝望，这么多的情丝徐志摩怎能割断。忧郁和苦闷，不可得又无比幻想得到，徐志摩的心灵溢出了诗句。欧风美雨，交往名流，引发了他的诗心。于是，徐志摩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徐志摩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他的诗情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仿佛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他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就这样，徐志摩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西湖游

和创造社的笔墨仗刚刚消歇下去，8月下旬，徐志摩就接到祖母病危的电报。他赶快收拾行装，坐车南下。中途偏偏遇到发大水，铁路被冲坏了，他焦急地等待着。花了4天时间才回到家，见了祖母最后一面。

徐志摩在守孝期间，有的是空闲，于是便有了畅游的机会。9月间，徐志摩便邀约一批朋友赴海宁观潮。

9月25日是中秋节，徐志摩与堂弟徐绎义同游西湖，原来准备去烟霞洞访胡适共同赏月，因时间晚了未去。

徐志摩在《西湖记》中写道，这一时期，生活态度骤然改变了许多，虽不能说是从忧愁变到快乐，至少也是从沉闷转成活泼。最初是他父亲自己闷慌了，有一天居然把游船收拾干净，找了沈叔薇等人，一直开到东山背后，过榆桥转到横头景转桥，还看了电灯厂才回到家。那天很愉快！徐志摩居然在塔影河的两岸寻觅到了一两片经霜的枫叶。他从水面上捞到了两片，虽没有红透，但很可爱。寻红叶是一件韵事，前几天他同绎义阿六带了水果月饼玫瑰酒到东山背后去寻红叶，站在俞家桥上回望时，不但找不到一些红的颜色，就连枫树也找不到，很失望。后来翻山上去，到宝塔边去痛快的吐纳了一番。那时暝色已经渐深，天边只剩淡淡的青白色，月亮已经升起。他们慢慢的绕着塔院的外面下去，然后在问松亭里喝酒。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烧酒，才回家。到菱塘里去买菱吃，又是一件趣事。那钵盂峰的下面，都是菱塘，他们划船过去时，只见鲜翠的菱塘里，有个人坐着圆圆的菱桶在采摘。他们就嚷着买了一桌子的菱，青的，红的，满满的一桌子。“树头鲜”真好吃，怪不得人家这么说。徐志摩选了几只嫩青的，带回家给他母亲吃，他母亲也说很好。徐志摩认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称心的活动。

徐志摩原来约定到胡适那里去赏月的，因为去的太晚了，所以没到烟霞去。胡适因患痔瘤，从6月起，就请了一年假，来杭州烟霞洞休养。这样，徐志摩就能常到烟霞洞看望胡适。不过，中秋节那晚在湖上他们玩得很畅快，虽然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他们走在路上时，满天堆紧了密层层的乌云，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徐志摩突然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别！他一时心酸得比哭还难过。一天的乌云，什么光明的消息都没有！

他们在清华开了房间后，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9点左右时，月儿终于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满身挂着胜利的霞彩。徐志摩在楼窗上望见湖光渐渐的由黑转青，青中透白，东南角上已经开朗，高兴的大叫起来。他的快乐不仅因为月出；最使他痛快的是失望中的满意。满天的乌云，他原以为雨会到来，月不会出现的。他准备喝他一个醉，然后到梦里去访中秋，寻团圆——梦里是什么都有的。

他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晕，是月华吧。月出不久就被乌云吞没了。但徐志摩盼望，她有扫荡廓清的能力，盼望她把掩盖住青天的妖魔，赶到天的那边去，盼望她能尽量的开放她的清辉，给他们这些爱月的人深沉的陶醉——如果真能这样，那时他便情愿在三个印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个小鬼，做一个永远不上岸的小鬼！

兴高采烈的徐志摩一行人雇了船，一直向湖心进发。上岸买栗子吃，买莲子吃；坐在九曲桥上谈天，讲起湖上的对联，骂了康有为一顿。后来走过去在桥上发现有三个人坐着谈话，几上放有茶碗。徐志摩正想说他们倒有意思时，忽然，他觉得那位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定睛一看，原来他就是康大圣人！

第二天，他们起身已不早，又与绎义同去烟霞洞，路上逛了雷峰塔。徐志摩觉得雷峰塔的形色与地位，有说不出的神秘的庄严与美。塔里面四大根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看危险极了。轿夫说：“白状元的坟就在塔前的湖边，左首草丛里也有一个坟，前面一个石碣，说是白娘娘的坟。”徐志摩想过去，不料满径都是荆棘，过不去。雷峰塔的下面，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见了徐志摩他们就一齐张起他们的破袈裟，念佛要钱。徐志摩觉得这倒颇有诗意。

他们要上桥时，有个人手里握着一条一丈余长的蛇，叫着放生，说是小青。他忽然动了心，出了两角钱，看人家把那蛇扔在下面的荷花池里。但他觉得等不到夜它又落在他的手里了。

到烟霞洞时，胡适和高梦旦一早去游花坞还没回来。徐志摩一行人喝了一碗茶，捡了几张大红树叶，就急急的下山了。

27日，徐志摩约好胡适、陶行知和这些天一直陪着胡适的曹佩声，第二天与他在斜桥会合。当天，徐志摩就赶到上海，邀了马君武、汪精卫、朱经农、任叔永、陈衡哲及其老师美国蕃农大学史学教授艾洛莉。28日，正是观潮的好日子，他们几人便乘看潮专车到了海宁。到斜桥时，胡适、陶知行、曹佩声已在船上等着。两下里会合，共十人，分乘两船向盐官进发。途中聚集在一只船里吃饭，十个人集在小舱里，满满的，臂膀都掉不过来。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艿，吃得很快活。徐志摩替曹佩声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了。汪精卫闻了黄米香，乐极了。他的酒量极好，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徐志摩跟汪精卫原先就认识，1918年同船赴美途中，在南京船里曾见过一面。汪精卫是个美男子，胡适说自己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是男子也爱他！徐志摩说，汪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他们讲了一路的诗，汪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执，他说他很知道新诗的好处，但自己因为不曾感悟到新诗应有的新音节，所以不曾尝试。

到了盐官，他们步行上岸，在镇海塔下的观潮。

本来徐志摩要请朋友们看夜潮，看过开船回到硖石，一早吃锦霞馆的羊肉面，再到俞桥看枫叶，然后乘早车各自回去。后来任叔永夫妇执意要回去，结果一半往北，一半往南，连徐志摩这位主人，也被往南的拉到杭州去了。去杭州的五人是胡适、曹佩声、徐志摩、马君武和汪精卫。过临平时，徐志摩与曹佩声看暝色里的山形，黑鳞云里隐现的初星，西天边的红霞。“湖心亭畔荡舟看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当晚五人在西湖上荡舟看月，到夜深始睡。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各自散去了。

这次出游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玩乐，显示了徐志摩的交往能力与组织能力，也奠定了徐志摩与胡适情感的基础，在此后的岁月里，徐志摩对胡适是心悦诚服，胡适对徐志摩也是尽力提携。他们两人成了生命之交。

10月11日，任叔永夫妇请客，徐志摩、胡适、朱经农、马君武等都来了，汪精卫没来，张君劢突然闯入席间。张君劢看到莎菲（即陈衡哲，任叔永的妻子），就一见钟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会儿与她散步时热忱犹溢，尊为有“内心生活”者，胡适对此不禁狂笑。马君武很是替汪精卫担心，害怕他毁在政治上。

中午张东荪借君劢处请客，徐志摩和胡适、翟菊农等都去参加。徐志摩与翟菊农躺卧在草地上朗诵斐德的“诗论”与哈代的诗。

饭后徐志摩被胡适拉去沧洲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徐志摩问他是否还有一些藏着不让看的诗。胡适知道徐志摩问的是他与曹佩声偷恋的情诗，便红着脸承认有，但他不敢拿出来。他们接着商量准备停办《努力周报》。恰巧患肺病的瞿秋白来访，他的病已经证实了，但还是旦夕劳作，真可悯。胡适翻了翻郭沫若新近做的小诗，说他的体格词采都有些衰竭，难道“女神”就这样永逝了吗？

下午，徐志摩与胡适、朱经农，步行到民厚里121号拜访郭沫若。民厚里是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三人找了很久才找到。郭沫若来开门的，只见他手里抱着个襁褓儿，赤着脚，一件旧学生服扣子都快掉光了，自在地敞着，显得极为憔悴，然而“广额宽颐，怡和可识。”进门一看，田汉也在，也抱着小孩儿，他站起来就告辞了，徐志摩记得他面部狭长。

郭沫若的房子很狭窄，里面堆得乱七八糟的，很满。一堆孩子在这里面叫唤，一会儿这个摔倒了，郭沫若扶起来哄一哄，一会儿，那个又涕泪交流，郭沫若就给他擦一擦。这一堆孩子都不会说华语，他们说日语。厨下可以听到木屐声，大约是他的日本妻子。

大家坐定寒暄后，成仿吾也从楼上下来，由于经历了一场笔墨官司，双方话都不投机。胡适虽然勉强找话题，想打破双方的窘境，但主客之间好像结了一大块冰，时间慢慢过去了，冰块仍然没有消解。郭沫若有时含着笑看着客人，总是让徐志摩觉得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朱经农居然一句话不说，他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五点半他们告辞出来。回家的路上，胡适对这次不愉快的拜会很惊讶，说他曾经和郁达夫拜会过郭沫若一次，那时，郭沫若家也比较整洁，谈话也比较融洽。徐志摩认为可能因为，“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第二天，郭沫若领了他的大儿子回访徐志摩，这次他们谈得自然多了。郭沫若说他要写信给陈西滢，因为他评的事。郭沫若说有人疑心陈西滢就是徐志摩，因为那笔调像极了。

徐志摩感到这倒真有趣，难道他们英国留学生的腔调的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把他俩混作一个？

郭沫若伤感地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到祖国，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穷困潦倒，他准备到四川红十字医院去，他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他送了徐志摩一册《卷耳》集，是他对诗经的新译。

徐志摩和郭沫若经过促膝长谈，感觉轻松多了。徐志摩有感这次谈话和郭沫若的境遇，就写了《灰色的人生》一诗。

写完诗，徐志摩还是激动不已，就跑去和胡适长谈，与胡适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胡适好像转老回童了！直到半夜12点他才从胡适那里出来。回家的路上，又遇上了张君劢、翟菊农，就被他们拉去长谈，快到天亮时，徐志摩才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结果躺得腿疼脖子酸，并且还有蚊子的侵扰。

10月14日，郭沫若请徐志摩和胡适等去美丽川吃饭。正好楼石庵从南京来，所以也列席了。他们大醉了一场，胡适说得非常诚恳，郭沫若感动得涕泪交流，搂住胡适的鼻子就是一顿狂吻。最后，大家都飞拳投詈，把美丽川大骂了一顿。双方关系开始松动。

第二天，徐志摩又与胡适回请郭沫若和田汉夫妇。他们大谈神话。散席后，徐志摩又与胡适去泰东书局。徐志摩看见一个人，穿着腊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走路迅捷，帽沿下卷，太像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给他介绍说是陈独秀。陈独秀坐在徐志摩的对面。徐志摩觉得他鼻梁峻直，棱角分明，就像近代表现派画家笔下的非洲铜雕像。

10月20日，徐志摩与胡适、朱经农等同游西湖。

朱经农一直说，日子过得太快了，徐志摩却说日子过得太慢，就像看书一样，乏味的一页，可以随便翻过去，但到什么时候才翻到不乏味的一页呢？

他们第一天游湖，逛了湖心亭。在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华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婪地看着柳梢头的月。他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

三潭印月——徐志摩不爱什么九曲，也不爱什么三潭，他只爱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他见了那个，便不要性命了。

阮公墩也是个精品，夏秋间竟是个绿透了的绿洲。晚上雾蔼苍茫里，背后的群山，只剩下了轮廓！它与湖心亭一对乳头形的浓青——墨青，远望去也分不清是高树与低枝，也分不清是榆荫是柳荫，只是两团媚极了的青屿——谁说这上面不是神仙之居？

二更时分徐志摩与胡适远眺着静静的湖、堤和印在波光里的堤影，清绝秀绝媚绝，真是理想的绝色美人。他们想拿舟玩月。拿一支轻如秋叶的小舟，悄悄的滑上了夜湖的柔胸；拿一支轻如芦梗的小桨，幽幽的拍着她光润、蜜糯的芳容；挑破她雾縠似的梦壳，扁着身子偷偷的挨进去，分尝她贪饮月光醉了的妙趣！

10月20日，徐志摩却为泰戈尔的事缠住了，辜负了月色，辜负了湖光，不曾去拿舟，也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21日的西湖之游就要一偿夙愿了。

“数大”便是美。碧绿的山坡前几千只绵羊，像一片雪绒，是美；闪亮着千万只神眼的繁星，从无极的蓝空中下窥大地，是美；泰山顶上的云海，数万的云峰在宁静的晨光里，是美；绝海万顷的波浪，戴着各式的白帽，在日光里动荡起落，是美；爱尔兰附近的“羽毛岛”上栖息着几千万的飞禽，夕阳西沉时只见一个“羽化”的天空，只是万鸟齐鸣的声音，是美，……数大便是美，数大了，似乎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有一种特殊的排列、节奏和式样，激动着人们审美的本能和情绪。

所以西湖的芦荻与花坞的竹林，也无非是一种数大的美。但这数大的美，不是智力可以分析的。看芦花与看黄熟的麦田，或从高处看松林的顶颠，性质是相似的；但因白、黄、青等颜色的分别，人们对景而起的情感也就各各不同了。季候当然也是个影响感兴的因素。芦雪尤其代表气运的转变，一年中最显著最动人深感的转变，象征中秋与三秋间万物由荣入谢的微指：所以芦荻是个天生的诗题。

在白天的日光中看芦花，不能见芦花的妙趣；它和同丁香以及海棠一样，只在夕阳晚风中或月光下泄漏它灵魂的秘密。1922年11徐志摩在南京看玄武湖的芦荻，那时柳叶已残，芦花亦飞散过半，但紫金山反射的夕照与城头倏起的凉飚，丛苇里惊起了野鸭无数，墨点似的洒满云空，高下的鸣声相和，一湖的飞絮沉醉似的舞着，有种凄凉的情调和缠绵的意境，徐志摩称之为“秋之魂”，无法形容的秋之魂！又一次看芦花是在月夜的大明湖，他写给徽徽的《月照与湖》就是纪念那难得的机会的。

所以西溪的芦田并不怎样感动徐志摩的情感。与其白天看西溪的芦花，不如月夜泛舟到湖心亭去看芦花。

花坞的竹子，可算一绝，太好了，徐志摩竟想不出适当的文字来赞美；不但竹子，那一带的风色都好，中秋后尤妙，一路的黄柳红枫，真叫人应接不暇！

22日是一个纪念日，下午他们三人到壶春楼，在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胡适对着西山，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朱经农坐在中间，自以为两面都看得到，也许他一面也看不见；徐志摩的座位正对着东方初升在晚霭里渐渐皎洁的明月，银辉渗着的湖面，仿佛听着了爱人的裙裾响动似的，霎时呼吸紧迫，心头狂跳。城南电灯厂的煤烟，那时顺着风向，一直吹到北高峰，在空中仿佛是一条漆黑的巨蟒，荫没了半湖的波光，益发衬托出受月光处的明粹。这时缓缓的从月下过来一条异样的船，大约是砖瓦船，长的，平底的。没有船舱，也没有篷帐，静静的从月光中过来，船头上站着一个不透明的人影，手里拿着一支长竿，左向右向的撑着，在银波上缓缓的过来——一幅精妙的“雪罗蔼”镶嵌在万顷金波里，悄悄的、悄悄的移着：上帝不应受赞美吗？徐志摩疯癫似的醉了，醉了！

饭后他们到湖心亭去，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徐志摩愤怒极了，呼叫，咒诅，顿足，发泄一通，犹有未尽。后来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桨破小波声，听风动芦叶声，才勉强把无名火压了下去。

1923年10月28日，西湖这一段游记完了，朱经农这天一早就走了，胡适也要回上海，徐志摩也要动身了。“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刺的眼，倍增我的难受！”徐志摩于是作《西湖记》。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泰戈尔访华

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华期间，作为翻译的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两人结成了忘年交，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3年初，泰戈尔的好友和他的英籍助手恩厚之来到北京，对徐志摩和翟菊农说了泰戈尔有来访华的意向，徐志摩高兴地将此事告诉了讲学社。讲学社于是正式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并委托徐志摩主理各项具体工作。徐志摩由此开始与泰戈尔以及他的英籍助手恩厚之联系。

听到泰戈尔来华的消息，各大报纸立即进行炒作，搞得热火朝天。徐志摩也写下了、《泰戈尔来华》《泰戈尔的确期》等。

1923年7月26日，徐志摩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泰戈尔准备10月来华的消息，使他快乐极了。泰戈尔原定8月来华的。这次改期十分合适，因为学校在10月左右都会开课。惟一不妥的是天气。北京的冬天和印度很有差别。他劝泰戈尔来时要准备全副冬装。当然泰戈尔居住的地方会适当地装上暖气。徐志摩已经答应讲学社，在泰戈尔逗留中国期间作他的旅伴和翻译。有人告诉过他，泰戈尔通常在演说前把讲稿拟好。所以徐志摩盼望泰戈尔能把预备向中国听众演说的讲稿寄过来一份，他好把讲词先译成中文，这样他就可以在泰戈尔演讲中做到表达清楚流畅的地步，即使不能传送原文美妙动人的神韵。

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徐志摩对泰戈尔无比敬仰。他说，泰戈尔在中国，不仅有普遍的知名度，而且受普遍的景仰。东方人能以人格与作为，取得普通的崇拜与荣名者，不出在“国富兵强”的日本，不出在政权独立的中国，而出于亡国民族之印度——这不是应发人猛省的事实吗？

泰戈尔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是最不易磨灭的纪念。所以他这次来华，徐志摩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于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于宣传他的宗教哲学或玄学思想，而在于他可爱的人格给青年一代深刻的启示。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努力于文艺的青年不可避免的方向。他的一生是不断的热烈的努力，开阔他的天赋才智，吸收应有的营养。他的境遇虽然顺利，但物质生活的平易，并不代表他精神生活的不艰险。诗人、艺术家的生活往往集中在外人捉摸不到的内心境界，泰戈尔的伤痕也都在奥密的灵府中。

徐志摩说：“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徐志摩认为只要能够体会泰戈尔诗化的人格，领略他充满人格的诗文，就已经够了。

12月27日，徐志摩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听到泰戈尔和他的儿子都在夏季得病，因此1923年不能启程的消息时，徐志摩和他的友人不胜悲凄。然而泰戈尔又满怀好意地答应1924年春来华访问，又使徐志摩欢欣感谢。印度对于中国文学界的动态，可能知之不详。徐志摩和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泰戈尔的到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泰戈尔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泰戈尔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有多个译本。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泰戈尔这样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这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像泰戈尔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中国人。“我们相信你的出现会给这一个黑暗、怀疑和烦燥动乱的世代带来安慰、冷静和喜乐，也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伟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与希望。这信心和希望是已经通过你的助力而注入了我们的心怀。”

1924年1月22日，徐志摩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1923年秋天他和他的朋友们一切都准备妥当又等泰戈尔的到来，可是泰戈尔来信说又要改变行程。那时他们已在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设备的私宅。要是泰戈尔先生不反对，徐志摩说他们还可以用那个地方的。他曾试借用故宫内对着三海的圆城，就是恩厚之参观过的那个地方，里面有那尊驰名远近的玉佛。可是他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局不稳，一切事情也就难以确定了。如果泰戈尔属意传统中国式的房子，或者庙宇一类的住处，请尽早点通知他。徐志摩刚收到狄更生的消息，狄更生在信中抱怨恩厚之没有去看他。徐志摩还问恩厚之，是否收到他寄过去的小邮包，包内有一个印章和其他东西。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坐热田丸号轮船来到上海。那天清晨，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早早来到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的到来。

上午11时，热田丸号朝着码头徐徐驶来，近了，更近了。只见年逾花甲的泰戈尔，身穿棕色长袍，头戴红色软帽，银白胡须微微拂动，面带笑容，向欢迎的人群双手合十致意。

船近岸了，欢迎者都向船上脱帽致敬，印度人排成一行，齐声唱起欢迎的歌曲。船停了，等候的人群簇拥而上，围住了他，热诚地把花圈戴到他的脖子上。下船后，泰戈尔一行去沧州旅馆休息。

下午5时，徐志摩陪泰戈尔游览了龙华古寺，在那里赏看桃花。大家印象不太好，因为桃花已衰败，破败的古寺里又驻扎着军队。

13日下午1时，上海的Sikhs教派的印度人在闸北一寺院开集会欢迎泰戈尔。集会结束时已是下午4时，徐志摩就陪泰戈尔由闸北赴慕尔鸣路37号张君劢家参加茶话会。参加茶话会的有100多人，或坐在花园的草地上，或坐在草地的椅上，泰戈尔则坐在大家当中。背后排列了许多高大的盆花，像一座围屏似的。茶话会搞得热闹而富有诗意。

14日清晨，徐志摩和瞿菊农陪泰戈尔一行前往杭州，游览了美丽的西湖，并在杭州的千年古刹灵隐寺讲演，讲题为《飞来峰》。

两天后，16日中午回到了上海。上海文学研究会、江苏教育会等二十多个团体在商务印书馆图书馆大厅举行欢迎会，场面极为热闹，一千多人到会场聆听了泰戈尔的演讲。讲演后，就在功德林举行宴会。

当晚，泰戈尔就离开了上海，在南京、济南两地稍作停留并作了两场演讲，反响都很热烈。23日到北京。火车进站时，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百里、林长民、陈源等学界、政界名流已守候在那里。泰戈尔穿青色长袍，戴绛色冠，苍髯满颊，令人肃然起敬。欢迎者群聚车旁，鼓掌欢呼，泰戈尔则举手为礼，下车后欢迎者群拥而行。

26日，梁启超、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一行。北京文学界也为泰戈尔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泰戈尔访问的集会在北京天坛举行。梁启超首先致欢迎辞。接下来是由林徽因右扶、徐志摩左搀簇拥登上讲台的泰戈尔演讲。一时之间，关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事见于各个小报。徐志摩感情一时起伏不定，很想旧情复燃。不少学校和机构都请泰戈尔去讲演，泰戈尔在京二十多天就讲演了六次。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生日，国人对泰戈尔的热情和厚爱充分体现祝寿会上。祝寿会由徐志摩及北京学界朋友安排，让这位大诗人在中国度过一个不平凡的生日。

祝寿会由胡适主持，寿礼是十九张名画和一件名瓷。胡适说，友人们决定为诗人献赠一个中国名字。

由梁启超主持赠名典礼。梁启超说，泰戈尔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异，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好又是古代印度称呼中国的名字。泰戈尔中文名为“震旦”，也就象征着中印文化悠久结合。再按照翻译规则名字前要加上姓氏。泰戈尔的中文名字前也要加上姓氏，印度古称天竺，因此诗人的中国名字，就应当为竺震旦。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泰戈尔当场获得了一颗刻有“竺震旦”的大印章。

祝寿会由以新月社的名义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而走向高潮。

剧情是这样的：齐德拉是国王的独生女儿，父亲想把她当成儿子来传宗接代，因此她从小受到王子的训练，成为一个平定盗贼的女杰。但她生来不美。邻国有个王子叫阿俊那在一次苦行的山林中坐禅睡着了，被入山行猎的齐德拉唤醒。齐德拉对他一见钟情，她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缺憾是没有女性美。失望的齐德拉祈祷爱神，赐予她青春的美貌，哪怕只有一天。爱神被她感动了，给她一年的美丽。公主变成了如花似玉的美人，赢得了王子的心，并结为夫妇。可是她不甘冒充美人，恰好王子表示羡慕邻国的一位英雄公主，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就是那位公主。于是，齐德拉祈求爱神收回她的美貌，在丈夫面前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俊那，徐志摩饰爱神，林长民饰春神。演员们动情的演出以及舞台上映出的“新月”影像，表达了新月社向的作者致敬的意思。这一切使老人深受感动。而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金童玉女”的传说越来越盛。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无言的别离

泰戈尔来华后，既有热烈的欢迎，更有激烈的批评。许多青年尤其是左翼人士有意冷遇泰戈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他。一家报纸攻击他，说他是过时人物。有些青年学生认为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和不科学的。最让他们反感的是，泰戈尔这个英国殖民地来的老头，竟那么热情地赞扬中国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他们近年来竭力反对并要消灭的。5月12日，泰戈尔在真光剧院讲演后，就再也没有讲演。他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心里很不愉快，就托病取消了最后三场讲演。

就在真光剧院这场讲演开讲之前，深感失望的徐志摩专门做了解释，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这就是5月19日写的《泰戈尔》，他一如既往地抬高泰戈尔，或许徐志摩是个特别注重人的优点的人，并婉转地指责了那些批评泰戈尔的人。

徐志摩说，泰戈尔快要离开中国了，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了，也许永远不能再来了。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又有病在身。因此他要到中国来，他的家属、亲戚朋友、医生都不想让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如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也都写信劝阻他。他自己也犹豫了好久，他想他到中国来，能给中国人带来些什么，中国人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而泰戈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人，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没有科学家的实效，或工程师的建设才能，中国人需要他吗？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去，他用什么去满足他们的盼望。因此，他延迟了自己的行期。但到了春风吹动时，他感到了一种急迫的冲动。同时也收到了徐志摩等催请的信，盼望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决定东来。他说趁自己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他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就不能错过这最后惟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他幼年时就有心要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中后悔，不如利用这夕阳的光芒了却心愿。

因此，徐志摩说他，“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登岸后，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三四十次。他的讲演，不是教授们的讲义或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灵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流出；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里，不停地啸响；他是百灵的歌声，在无际的晴空弥漫着他那欢欣、愤慨、响亮的声音。但他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也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他睡眠时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感到了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的清福，他想着椰树的清阴与曼果的甜蜜。但他不仅是身体的疲惫，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这个老人，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旅行的辛苦，他为的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为中印中断了千余年的文明。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现代的文明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颠覆了人性的平衡。芜秽的心里只有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人不怕艰难险阻，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只是努力地工作，同时唱着嘹亮的歌，鼓舞在黑暗中破土而出的萌芽。泰戈尔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声音，徐志摩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抹杀，谁都会感到他至诚的力量，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所以徐志摩他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失望，他也知道部分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思想的独立是应该奖励的，但决不能附和误解的自由。泰戈尔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到青年的同情，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报纸的诬捏、守旧派的讥评，这些激烈的批评从未动摇过他。因为他的希望、信仰、爱心、至诚，完全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坚信尽管他的胡须、头发白了，但他的心却永远年轻。他常常说，只要青年是他的知己，他理想的将来就有了着落，他乐观的明灯就永远不会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之中，更不能相信中国的青年也会这样。他真没想到在中国遭到了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舒服，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了他身体的疲惫。他差不多是病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讲演了。

他们说他守旧、顽固、“太迟”、“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也无法相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遇到的批评太多了，六十年的生涯里他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是在冲锋与奋斗。但他奋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他主张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诗人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诗人又有什么关系？

徐志摩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泰戈尔虽然常被授予神秘的徽号，但事实上他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人，是最近人情、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也要人道的温暖与安慰，尤其是中国青年的。“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泰戈尔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正当初夏时节，徐志摩陪他游览了法源寺。法源寺是北京名刹之一，以丁香负盛名。徐志摩诗兴大发，曾在树下做诗一夜。为此，梁启超写了一个极能表现徐志摩性格的联语赠给他以纪念此事。“—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泰戈尔不久欣赏了齐白石等在凌叔华家举行的北京画会。在这次茶会上，徐志摩、陈西滢认识了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

黄昏时分，列车快要启动了。泰戈尔从车窗向送行的人们双手合十，频频致意。徐志摩则没有伸出头去挥手告别。他铺开纸笔，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倾泻在白纸上：“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他正在给她写信，尚未写完，车就开始蠕动了。他想向林徽因告别一声，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胡适大声喊道：“志摩哭了。”恩厚之见徐志摩太伤感，一把把他的信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在这之前的几天，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离别的痛苦时时折磨着徐志摩，终于发泄了出来。

在太原，泰戈尔的目的是寻求合作，推行他在印度已经实行的农村建设计划。山西的阎锡山当即表示赞同泰戈尔的计划，并许诺晋祠一带的土地给泰戈尔、徐志摩做试验基地，让山西教育厅厅长冯司直具体承办。

5月23日离开太原，泰戈尔和徐志摩沿京汉路南下到汉口，取道长江直达上海。一路上，吟诗赏月，欢喜不尽。5月29日，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

泰戈尔在华演讲的主要内容，经整理辑录为《在华谈话录》，于1925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扉页上写着：“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理想的“通信员”

送走了泰戈尔，却留下了牵挂。徐志摩因泰戈尔来华最兴奋的时期也过去了。

百无聊赖中，失意的徐志摩和张歆海相约到了庐山。在这里近一个半月，徐志摩有了和大自然倾诉的机会，同时也有了时间翻译泰戈尔的讲演稿和诗歌。

在一次散步中，张歆海又劝导起万分落寞的徐志摩来了。徐志摩整天的样子，让张歆海也不能欢欢喜喜。张歆海就对他说：“你这家伙，真是个情种，一刻也离不开女人的慰藉。一旦有了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女人，马上便才思泉涌，没有了女人，便整天失魂落魄。”徐志摩认真地说：“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

回到北京后，徐志摩就找到了凌叔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凌叔华已经有了心上人陈西滢，但浪漫的诗人徐志摩需要安慰、超越、倾诉。8月，在失恋的痛苦中，徐志摩开始与凌叔华通信达两个月，倾吐心中的悲伤和苦闷。

徐志摩在《致凌叔华》的信中提到，凌叔华说她生成就不配做大屋子里的小姐，听着人事就想掩耳朵，风声、鸟闹倒反而让她高兴，这也是一种说不出口的苦恼吧。像徐志摩这类常在外作客的，有时也想家。但等到回了家，就又想告假，他觉得那世界离他太远，太没有关系。就说他亲爱的母亲吧，她说话就是画圆圈儿，开头抱怨爸爸这样那样，接着就是本家长别家短，回头又是爸爸。徐志摩认为母亲的话当然不能不耐心听，并且有时也很有意思、有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母亲的比喻与“古老话”就不少，有时也挺鲜艳的，但徐志摩在心里总盼望她那谈天谈人的范围稍为放宽一些。但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他自己想开口说他自己的话时那才真痛苦呢。在父母等听来他的话全是外国话，他们如果不称徐志摩疯癫，他会觉得他们很替他留面子了。结果徐志摩本来一肚子的话也就咽下去了。比如在1923年八九月，徐志摩在家里被父母硬拉住了不让走。徐志摩只得恳请到山脚下鬼窝庐里单独过日子去。那一个来月，倒是挺有出息的，自己还享受，看羊吃草，看狗打架，看雨天露蒙里的塔影，坐在“仙人石”上看月亮，到庙前听夜鸮与夜僧合奏的妙乐，再不然就去戏台里与寄宿的要饭大仙谈天——什么都是有趣，只要不接近人，尤其是体面的。说起这一时庐山才真美哪，满山的红叶，白云，外加雪景，冰冷的明星夜，各种的鸟声，也许还有福份听着野朋友的吼声。这真令人神往，至少他小部分的灵魂还留在五老峰下栖贤桥边。那边靠近三叠涧，有一家寒碧楼是一个徐志摩的同乡，他忘了是谁的藏书处，有相当不俗的客时，主人也许下榻。假如他们能到那边去过几天生活——只要多带诗笺书纸清茶香烟，抛开整个的红尘不管不问，岂不是神仙都妒羡！

徐志摩承认，一对凌叔华，他的话就多了。他说：“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的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教给我的，多谢你。”徐志摩也会给他人的写长信，但总觉得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凌叔华就不同了，“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徐志摩认为写家信最难，比写考卷还难，提着笔就是不知写什么好——除了问候他妈妈便是问他爸要钱！

徐志摩把给凌叔华写信当做一种情感的自由抒发，两人在书信中也能心心相印，沉静的凌叔华真是一个红粉知己。

在给凌叔华的另一封信中，徐志摩非常感谢有着纯粹的慈善心肠的凌叔华答应经常做他的“通信员”。他说：

你肯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我唯有泥首！我单怕我是个粗人，说话不瞻前顾后的，容易不提防的得罪人；我又是个感情的人，有时碰着了枨触，难保不尽情的吐泄，更不计算对方承受者的消化力如何！我的坏脾气多得很，一时也说不尽。同时我却要对你说一句老实话。××，你既然是这样的诚恳，真挚而有侠性。我是一个闷着的人，你也许懂得我的意思。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我曾经写过日记，任性的泛滥着的来与外逼的情感。但每次都不能持久。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是超人，那就是不近人情的，谁都不能把挣扎着的灵性闷死在硬性的躯壳里。日记是一种无聊的极思（我所谓日记当然不是无颜色的起居注）。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那朋友可是真不易得。单纯的同情还容易，要能容忍而且融化却是难。……我写了一大堆，我自己也忘了我说的是什么！总之我是最感激不过，最欢喜不过你这样温和的厚意，我只怕我自己没出息，消受不得你为我消费的时光与心力！

徐志摩和好友的女友凌叔华的友谊到底如何，只能从信件中推测了。在茫茫人海中一生寻找知己的徐志摩说：“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得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单纯信仰

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的演讲。在这个讲演中，徐志摩阐释了他的信仰。

徐志摩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天生就是一个感性的人。西风来到的时候，他看着纸窗上的颜色比往常淡了，他在被窝里的身体像浸在冷水里似的。他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枣树上的枯叶，一阵阵的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的响，有的飞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徐志摩因此就想起冷醒了他的梦、吹散了树上的叶子的西风，在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可怕。那天他出门的时候，果然见到街上的情景与往常不同，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上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子的命运。

“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徐志摩说。思想不来的时候，它就不来；来的时候，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难受得想把它脱下来。徐志摩说他的思想就像树上的叶子，时候不到不会掉下来；时候一到，再加上风的力量，它们就一片一片的往下落。也许它们已经没有了生命，枯了、焦了，但也许有几个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是红的，海棠叶是五彩的。这叶子绝对没有什么实用；但有人比如他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

徐志摩从人道主义来观察社会，认为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先天的与后天的感情，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组成有文章的整体。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真的感情和人性，是难能可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拒绝感情或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

现在已经到了睁大眼睛认清周围事实真相的时候了。已经含糊了好久的人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如今社会的网子坏了、破了、烂了，民族也破产了，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破产了。人的心胸变成了蠹虫的家，人的灵魂里住满了谎言。那天平上沉着的一端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了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人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是炮火？人们周围是哭声与笑声，哭是灵魂受污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了的狞笑，可怕而凄惨。

当睁眼看人世时，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鲜血与眼泪冲毁了人类的处所；更没有了平安的所在，因为即使能够忘却外面的世界，还是躲不开自身的烦闷与痛苦。不要以为这种混沌的现象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或政治的不安定或少数人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中听，因为人们只盼望推卸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权利骂人”。但徐志摩认为这是懦怯的行为、灵魂的虚伪。因此，他认为少数的政客、军人或富翁导致社会动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别太恭维了那少数人，而太瞧不起自己。徐志摩倡议所有人都必须在太阳的光亮下一致承认，各个人的罪恶、不洁净、苟且、懦怯与卑鄙！人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人类自身就是他们命运的原因。除非他们能消灭灵魂里的谎言，高举祈祷的火焰，运用忏悔的眼泪，他们才能救赎。人们要有勇气承担罪恶，然后才能勇敢地决斗罪恶。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走。

在《毒药》中，徐志摩不加节制地渲泄与诅咒黑暗与沉闷环境，“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至情至性的理想主义诗人敏锐激烈的批判中透露出他爱和平的生性。在《白旗》中，徐志摩鼓励大家跟他来，拿一面白旗在手里，让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煎净了的、让悲恸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沈彻的忏悔，然后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就可以望见上帝永久的威严。在《婴儿》中，婴儿凝聚了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同时，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奋斗和抗争的结果。

徐志摩在引用三篇自己的散文诗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妄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徐志摩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与腐朽的现实非常不满，几乎持否定一切的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徐志摩认为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灵魂的肮脏与丑陋。保持灵魂的纯洁因此至关重要。在里，还有附带的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里，徐志摩提出了救国之道是回复人的天性。回复之道在于真诚持久的忏悔。尽管人们在回复天性的过程中会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最终可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最近经历的两件事情，使徐志摩有很深的感触。

有一天，徐志摩去看俄国公使馆挂旗。加拉罕站在台上微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头看旗上升时，徐志摩感到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同时屋顶那根旗杆上，冉冉的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遥远的没有一斑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飘荡。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徐志摩异样的感想。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徐志摩不仅听出了这近十年来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他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年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自由，平等，友爱！法国人在几百年前狂呼着。这呼声还在人类的性灵里荡漾着。

日本人天灾后的勇猛与毅力，更让中国人惭愧自己的穷乏和寒伧。精神的穷乏才是真正最可耻的。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充分的涵养，所以面对些许的纷扰便没了主意，像一个耗子似的，它的天才只是害怕，它的伎俩只是小偷；又因为生活中我们没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合群生活的大网子就缺少了最重要的那几条普遍的同情线，再加上原来的经纬已经到了完全破烂的状态，这网子根本就没有了联结，不受外物侵损时已有溃散的可能，哪里还能在时代的急流里，捞起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难怪悲观主义变成了流行的时髦！但血管里有鲜血流动的年轻人不应沾染这种最致命的时髦，不应学那随地躺下去的猪，不应学那苟且专家的耗子。现在时候紧迫了，年轻人不能再有霎那的含糊了。他们要担负起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要来补织那已经破烂的大网子，他们要在生活里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维来合成强有力的绳索，他们应该发现那适当的象征，像半空里那面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他们要修养精神与道德的人格，准备忍受将来最难堪的试验。简单一句话，他们应当在当天宣布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向上还是堕落。年轻人一个字的回答上就牵系着着全社会的命运。

徐志摩热忱地奉劝有热血的年轻人不应当沾染悲观主义的时髦，而要永远运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主义试验，而不愿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诗人，他一方面敏锐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倾心倾情的赞美。这种矛盾心态时时困扰着徐志摩。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拜会哈代

7月上旬，徐志摩来到英国，见到了狄更生、恩厚之等老朋友，还拜访了哈代。又去康华尔看望了罗素夫妇。

徐志摩在欧美留学时曾有见哈代的意愿，但慕而未见。于是，他根据想象和他人传述曾写过哈代。

1925年7月在英国，经狄更生介绍，徐志摩见到了哈代。虽然会面不到一个小时，但对徐志摩来说已是最大的荣幸。徐志摩从不避讳他的“英雄崇拜”行为。因为“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力乏是意中事，草间的刺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临危峰时的愉快！”徐志摩会见了曼殊斐儿，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以后，他这一辈子就永远见不到她了。自此徐志摩越来越坚持他的英雄崇拜行为。在他有力量能爬山的时候，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登高”的机会。徐志摩说他这次欧洲旅行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他去是为泰戈尔，顺便也想去多瞻仰几个英雄。

在伦敦时徐志摩对狄更生说起他的愿望，狄更生答应给徐志摩写信介绍，并说老头精神很好，好像没有疲乏的时候，说不定会带着徐志摩到道骞斯德林子里去散步！

徐志摩在他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中具体描述了他见到哈代的情形。

那是一个温和的下午，徐志摩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从伦敦乘车到达哈代所在的道骞斯德。天气好极了，下午3点多到的。下火车后，徐志摩高兴地走着找到了哈代的家。

哈代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邈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方方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萝。有一个工人在园子的一边剪草。徐志摩问这个工人哈代在家不，他点一点头，用手指门。他拉了门铃，屋子里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在宁静中听得怪尖锐的，接着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开门出来。

“哈代先生在家，”她答道，“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远’不见客的。”当时已经83岁的哈代早已闭门谢客，在乡下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徐志摩暗暗叫苦。“慢着，”他说，“这里有一封信，请你给递了进去。”“那么请候一候，”她拿了信进去，又关上了门。

她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来。”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吗，先生，”她又笑了。“我怕，”徐志摩说。“不要紧，我们的梅雪就叫，她可不咬，这儿生客来得少。”

徐志摩就怕狗的袭击！他战兢兢的进了门，进了客厅，下女关门出去，狗还没有出现，他才放心。壁上挂着沙琴德的哈代画像，一边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上有雪莱的大本集子，此外陈设非常朴素，屋子也很低，暗沉沉的。

徐志摩正想着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他们两人的性格相差得太远了的时候，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传来，哈代推门进来了。

徐志摩不知道哈代的实际身高，但他那时站着平望过去，最初几乎没有看见他。在他的印象中，哈代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儿。徐志摩正要表示他一腔崇拜的热心时，哈代一把拉了他坐下，口里连着说“坐坐”，也不容徐志摩说话，仿佛徐志摩的“开篇”辞他早就有数，就连着问徐志摩。他那急促的一顿顿的语调与干涩苍老的声音不断地传到徐志摩的耳中，“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狄更生信上说过徐志摩翻译哈代的诗歌，所以前面那几个问话就用不着徐志摩回答。哈代也不等徐志摩回答，直到最后一个问句哈代才停下。

哈代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么回事，徐志摩只觉得自己显得高，心里不由得局促不安，似乎在这天神面前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应该占先似的！

这时候哈代斜着坐，一只手搁在台上，头微微的低着，眼往下望着。他的头顶全秃了，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鬃不全花白的头发；他的脸盘粗看像是一个尖角往下的等边形三角，两个颧骨之间特别宽，从宽浓的眉尖直扫下来束着一个短短的下巴尖；他的眼睛不大，但深邃，眼睛往下看的时候居多，很不易看出颜色与表情。最特别的、最“哈代的”是他那松松垮垮地挂在两旁往下坠的夹腮皮。他的眉眼吟咏着深沉的忧郁，他的口腮表现着厌倦与消极。他的脸很怪，但徐志摩从未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他那上半部，秃的宽广的前额，着发的头角，让人看了觉得好玩，正如一个孩子的头，使人感到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人觉得难受，他那皱纹龟驳的脸皮使人想起一块苍老的岩石，闪电的猛烈，风霜的侵凌，雷雨的剥蚀，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时间与空间的变幻都在这上面留下了痕迹！许多人知道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但他那下颊已经泄露出了他的怨毒、厌倦以及报复性的沉默！他不露一点笑容，让人怀疑他是否与普通人一样也有爱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佝偻的，他的表情也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佝偻。

哈代问徐志摩“你们中国诗用韵不？”徐志摩回答说，“我们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但最近……”哈代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要听最近。”

哈代赞成诗歌用韵，就像石子投到湖心里，漾开一圈圈的水纹一样，韵是不可缺少的波纹。抒情诗是文学精华的精华，不论多小的诗篇也是颠不破的真理、磨不灭的光彩。他说他不重视自己的小说，什么也没有做一首优美的小诗困难，他接着背诵了莎士比亚和本?琼生的诗歌。徐志摩说他喜欢哈代的诗，因为它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他重复说了两遍徐志摩所说的有机，并说一首诗应该是有生命的东西。练习文字，最好学写诗，很多人因为学诗、写诗而写出了好散文，诗是文字的秘密。

他沉思了一会儿。“三十年前有朋友约我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教士，我的朋友，叫莫尔德，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他回英国来时每回说话先想起中文再翻英文的！他中国什么都知道，他请我去，太不便了，我没有去。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哈代的这番话吓了徐志摩一跳。一个最认识各种语言的天才的诗人却要中国人丢掉沿用几千年的文字！一老一少两位诗人激烈地辩论了一番。幸亏哈代在年轻的中国诗人面前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说法。

他们说起他们共同的朋友。他又问起狄更生的近况，说他真是中国的朋友。徐志摩说他明天要到康华尔去看罗素。谁？罗素？他没有加案语。讲起麦雷时，他就起劲了。“你认识麦雷？”他问。“他就住在这儿道骞斯德海边，他买了一所古怪的小屋子，正靠着海，怪极了的小屋子，什么时候那可以叫海给吞了去似的。他自己每天坐一部破车到镇上来买菜。他是有能干的。他会写。你也见过他从前的太太曼殊斐儿？他又娶了，你知道不？我说给你听麦雷的故事。曼殊斐儿死了，他悲伤得很，无聊极了，他办了他的报（我怕他的报维持不了），还是悲伤。好了，有一天有一个女的投稿几首诗，麦雷觉得有意思，写信叫她去看他，她去看他，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说投机了，就结了婚，现在大概他不悲伤了。”

他问徐志摩那晚到那里去。徐志摩说到哀克刹脱看教堂去，他说好的，他就讲建筑，他的本行。徐志摩问他的小说中常有建筑师，有没有他自己的影子？他说没有。这时候梅雪出去了又回来，咻咻的爬在徐志摩的身上乱抓。哈代见徐志摩有些窘，就站起来呼开梅雪，同时说到园里去走走吧。徐志摩知道这是送客的意思。

他们一起走出门绕到屋子的左侧去看花，梅雪摇着尾巴咻咻的跟着。徐志摩抓紧时间说：“哈代先生，我远道而来，你可否给我一点小纪念品？”哈代回头看见徐志摩手里有照相机，吓得他赶忙捂着脸说，他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照相给了他很多的麻烦，他从此就不让来客照相，也不给人签名。他边说边加快脚步向前走，微微佝偻着背，腿稍向外弯，一摆一摆地走着，仿佛怕来客强抢他的什么东西似的！

“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花给你做纪念，好不好？”哈代俯身下去，到花坛里采了一朵红花和一朵白花递给徐志摩，“你暂时插在衣襟上吧，你现在赶六点钟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来，来，梅雪，梅雪……”老头扬了扬手，径自进门去了。

这次会晤在徐志摩的心中留下了高山仰止的印象，尽管哈代似乎对来访的他有些冷淡。离开哈代家五个小时后，徐志摩站在哀克刹脱教堂门前，玩弄自己的影子时，心里还充满着神奇，尽管“吝刻的老头，茶也不请客人喝一杯！”但是

“谁还不满足，得着了这样难得的机会？往古的达文謇、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是不回来了的；——哈代！多远多高的一个名字！”徐志摩还在怀疑，他刚见到的那头秃秃的背弯弯的腿屈屈的，是哈代吗？太奇怪了！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重晤罗素

1925年7月，第二次来到欧洲的徐志摩赴英见到了罗素。

徐志摩到英伦最南端的康华尔去看罗素夫妇，他们住在离潘让市九英里沿海设无线电台处的一个小村落。

罗素那天开了一辆破汽车到潘让市车站来接徐志摩。他戴着开花草帽，穿着烂褂子，领带像稻草飘在胸前。这副乡下人打扮，让徐志摩差点儿认不出他来。不过，从他那敏锐的双眼中还是看出了哲学家的灵智。

那天是礼拜天，徐志摩坐着罗素这奇慢的车，来到了他的家门口。那边过来一个光着“脚丫子”手提着浴布的女人，肤色叫太阳晒得比罗素还紫酱，笑着招呼徐志摩。那可不是勃兰克女士，现在罗素夫人，要是她不笑不开口，徐志摩是怎么也认不出来的。进门后，他们介绍了他们的一对小宝贝，大的是男4岁，有个中国名字叫金铃，小的是女叫恺弟。徐志摩问罗素，他们为什么要到这极南的地方来做隐士。罗素说一来为要静心写书，二来（这是更重要的理由）为顾管他们两小孩子的德育。

徐志摩在罗素家住了两晚。身体上（不只思想与心情上）不失童真，在徐志摩看来，是西方文化成功的一个大秘密。一想到“蟠蟠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的汉族，徐志摩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徐志摩和罗素一家全站在草地上。罗素对大孩子说，“来，我们练习。”他抓住了孩子的一双小手，唱着“我们到桑园里去，我们到桑园里去”那个儿歌，然后提空了小孩的身子，并且一高一低地打旋。不满3岁的恺弟就去找她妈妈，她也要像哥哥那样。接下来是骑马，爸爸做马头，妈妈做马尾巴，两个孩子夹在中间做马身子。哒哒地跑，哒哒地跑，绕着草地跑，一直跑到气喘吁吁才停了下来。有一次兄妹俩抢着骑木马，两人闹了起来。罗素就过去说约翰（男孩的名字）先来，骑过了就让妹妹骑，恺弟就在一边站着，等着轮流到她。但约翰骑过了还不肯让给他妹妹。恺弟委屈得要哭了。罗素夫妇吩咐约翰，他也不听。这次老哲学家恼了，一把抱起约翰就往屋子里跑。约翰就哭，徐志摩听见他们上楼去了。但不到五分钟，父子俩就携着手笑吟吟地走了出来，约翰也不闹了。

但最使徐志摩印象深刻得是这样一件事。罗素告诉徐志摩他们夫妇到这里时，约翰还不满3岁。有一次，他们到海里去洗澡。约翰是初次见海，非常害怕，让他进水去他就哭。这样一来，哲学家恼了：“什么，罗素的儿子可以怕什么的！可以见什么觉着胆怯的！那不成！”他们夫妻简直是把不满2岁的儿子，不论他如何哭闹，一把按进了海里去。来了一回再来，随他哭！过了三五天，不叫他进水去玩他反而不依，一定要去！现在他到海水里玩就好比在平地上走一样，不以为奇。东方做父母的一定不舍得下这样的手。徐志摩也懂得，但勇敢、胆识、无畏的精神，是一切德性的起源、品格的基础。在这上面绝不能含糊，懦怯是最要不得的。做父母的必须让孩子勇敢，如若不然的话，会害了孩子一辈子。罗素每回说到“勇敢”这个词时，他的声音就变得特别沉着，他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仿佛这是他宗教的第一信条、做人的惟一凭证！

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赴欧，最后一次见到罗素。他们两人对坐长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两点。

7月13日徐志摩返回伦敦，准备到恩厚之新婚燕尔的达廷顿庄园与其相聚。14日，接到了陆小曼催他回国的急电。徐志摩也不等泰戈尔了，也不去找恩厚之了，匆匆过海到巴黎等候苏联政府的旅行签证。15日，徐志摩就从巴黎启程回国，月底到北京。为了爱，徐志摩无奈远行；又为了爱，徐志摩匆匆结束了这场长达5个月的伤感之旅，回到了他心爱的陆小曼身边。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旅途中的爱恋

在游欧途中，徐志摩还写下了一篇篇情文并茂的恋爱日记，即《爱眉小札》。他用《爱眉小札》，完成了一个对爱全过程的注解。“主的面前，爱是唯一的荣光。”这句诗便是《爱眉小札》的中心主旨。

陆小曼是北平数一数二的名媛，其父陆定先后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司长，中华储蓄银行经理，权倾一时。陆家世代书香，因此陆小曼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9岁时随父到北平。15岁时入一家法国人开办的贵族学校——圣心学堂读书。为提高她的外语水平，陆定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3年后，她的英法文都已经能应付自如了。18岁开始，才貌双全的陆小曼开始出入北平的社交界。由于多才多艺，能诗能画、并且待人热情大方、彬彬有礼，一时间，陆小曼的芳名远播。北平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来陆家求亲的人络绎不绝。在陆小曼19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年少有为的王赓。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再又转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并于1918年回国，供职于军部，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赓即出任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1921年为陆军上校，1923年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同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24年底，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

王赓比陆小曼年纪大7岁，做事干练沉着，只是，王赓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对妻子陆小曼，也像一个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样，爱护有余而温情不足，陆小曼对他自然是敬多而爱少。后来，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长，由于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就回到北平，住在娘家，因此夫妻俩在感情上就更加淡漠了。

就是在他们夫妻感情出现空白时，徐志摩闯进了陆小曼的心扉。徐志摩与王赓原本是同学，平常也经常在一起玩。王赓在北京时，经常由于事忙而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徐志摩代劳。那时徐志摩本来就对陆小曼很有好感，而钟爱艺术的陆小曼对徐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也很倾心。在王赓的首肯下，徐志摩和陆小曼一同游长城，逛天桥，陆小曼喜欢打牌、看戏、跳舞，徐志摩就体贴周到的陪伴左右。爱好相同、意趣相投的徐志摩和陆小曼感情迅速升温。王赓调任哈尔滨任局长之后，由于俩人接触的机会多了，而陆小曼又没有丈夫这个挡剑牌，一时间，北平流言四起。

许多人认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行为违背了传统的礼仪教化，为社会所不容。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陷入了巨大的压力中。尤其是陆小曼，社会舆论的矛头都指着她，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徐志摩对社会的这种压力及其痛恨，在1925年3月3日给陆小曼的信中，他悲愤地痛诉了这个冷血的社会，替陆小曼辩白，也替爱辩白，同时，也鼓励陆小曼为了爱情不要退缩，永远前进。

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人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葆你的爱，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我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许的滋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的，你尽量使吧！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我说你们听着，先前我不认识她，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现在我认识了她，我绝对的替她辩护，我敢说如其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她的就是一个。……一切有我在，一切有爱在。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再不容丝毫的含糊，让步牺牲是有的，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有个止境；你这样一朵希有的奇葩，决不是为一对不明白的父母，一个不了解的丈夫牺牲来的。你对上帝负有责任，你对自己负有责任，尤其你对于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你已往的牺牲已经足够，你再不能轻易糟蹋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

对徐、陆恋情最为理解也最为佩服的郁达夫是这样说的：“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到宗法家风？当这事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对这事的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1925年2月，徐志摩收到恩厚之的信，信中说泰戈尔身体欠佳，希望徐志摩能来意大利见个面。如果早几个月收到信，徐志摩肯定会欣然前往。但现在徐志摩却有点为难，他和陆小曼正在热恋，而且，社会舆论的矛头正指着他们。他不能把陆小曼一人留在北京，自己跑到欧洲躲避风头。

徐志摩处在两难的境况，胡适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志摩，你该了解你自己，你并没有什么不可撼动的大天才。安乐恬嬉的生活是害人的，再像这样胡闹下去，要不了两年，你的笔尖上再也没有光芒，你的心再也没有新鲜的跳动，那时你就完了。你还年轻，应该出去走走，重新在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接触中汲取营养，让自己再增加一些作诗的灵感，让自己的精神和知识来一个‘散拿吐谨’。”

陆小曼考虑再三，也对徐志摩说：“志摩，我虽然非常希望你在我的身边，你不在的话我说不定会疯的。但是，你还是走吧！我不应该妨碍你的前途，你这次出去游历，和大诗人泰戈尔的会面，肯定会对你的才艺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再说，这样的环境，你也知道，我们也可以试试，我们彼此分开，是不是还想对方，或者把对方忘了。”

有了陆小曼的鼓励，徐志摩终于决定独自赴欧洲旅游。他们彼此约定在离别期间互相写日记，等徐志摩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换着看。同时，徐志摩也希望陆小曼能振作起来，专心读点书，写点东西，在3月4日的信中，徐志摩对陆小曼提出了一些希望：“龙呀：你不知道我怎样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怎样的相信你确有能力发展潜在的天赋，怎样的私下祷祝有哪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的势利的‘一般人’开着眼惊讶，闭着眼惭愧——等到那一天实现时，那不仅你的胜利也是我的荣耀哩！聪明的小曼：千万争这口气才是！我常在身旁自然多少于你有些帮助，但暂时分别也有绝大的好处，我人去了，我的思想还是在着，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我这回去是补足我自己的教育，我一定加倍的努力吸收可能的滋养，我可以答应你我决不枉费我的光阴与金钱，同时我当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奋，认清应走的方向，做一番认真的工夫试试，我们总要隔了半年再见时彼此无愧才好。”“顶要紧是你得拉紧你自己，别让不健康的引诱摇动你，别让消极的意念过分压迫你，你要知道我们一辈子果然能真相知真了解，我们的牺牲，苦恼与努力，也就不算是枉费的了。”

3月9日晚，徐志摩的许多友人为他饯行，陆小曼也在其中。席上，陆小曼喝得烂醉，连声叫道：“我不是醉，只是难受，只是心里苦”。碍于众人的眼目，徐志摩只能在一旁看，他多么希望能与她同醉，他只恨有这么多人一起喝，要是单是自己与陆小曼对喝，那时要醉就同醉，要死也死在一起，醉也是一体，死也是一体，要哭让眼泪和成一起，要心跳让胸膛贴紧在一起。这不是在极苦里实现了自己想望的极乐，从醉的大门走进了大解脱的境界吗？她那话一声声像是钢铁锥子刺着他的心：愤、慨、恨、急各种情绪像潮水似的涌上了心头。只要她一句话出口什么事徐志摩都干！他什么都不怕，他愿意为她抛弃一切，无论是性命还是名誉——假如她说出了，他们的命运说不定也就改变了方向。

在当晚筵席散后，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信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写下了他进退两难的焦苦：“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我的小龙呀，这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作痛，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龙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你吃现鲜鲜的苦是真的，叫我怨谁去？”

但离别近在眼前，徐志摩也只能再为彼此打打气，他多么希望陆小曼能顶得住社会的压力，等他回来：“我在十几个钟头内就要走了，丢开你走了，你怨我忍心不是？我也自认我这回不得不硬一硬心肠，你也明白我这回去是我精神的与知识的‘散拿吐瑾’。我受益就是你受益，我此去得加倍的用心，你在这时期内也得加倍的奋斗，我信你的勇气这回就是你试验，实证你勇气的机会，我人虽走，我的心不离开你，要知道在我与你的中间有的是无形的精神线，彼此的悲欢喜怒此后是会相通的，你信不信？”

一直到凌晨，徐志摩还在督促陆小曼一定要和不健康的生活断绝关系，他再三叮嘱说，他不愿意为她规定生活，但他要她注意拉紧缰子，咬紧牙齿暂时对一切的游戏娱乐应酬说一声再会，或者干脆谢绝一切朋友。她需要彻底的刻苦，再不能管闲事，也再不能发脾气。“记住，只要你耐得住半年，只要你决意等我，回来时一定使你满意欢喜，这都是可能的；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信心，有勇气，腔子里有热血，灵魂里有真爱。龙呀！我的孤注就押在你的身上了！”

临行前夜，徐志摩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便登上了欧游的火车。由于孤孤单单的前往，徐志摩备感凄凉，在往奉天途中，他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咳！我孤孤单单的一挥手，你们全站着看我走，也不伸手来拉一拉，样儿也不装装，真可气。我想送我的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巴不得我走的，这有一半是‘你走也好，走吧。’车出了站，我独自的晃着脑袋，看天看夜，稍微有些难受。”往窗外望，左边黄澄澄的土直到天边，右边黄澄澄的地直到天边。遥望锦州城那座塔，有些像西湖上那座雷峰，像那倒坍了的雷峰，这又增添了他无限的惆怅。自哈尔滨给陆小曼写的信说，国境还未出，已是举目无亲的了，再下去就更凄惨了。

徐志摩把这次欧游，叫做“自愿的充军”。在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对陆小曼抱怨道，这西伯利亚的充军，真有些儿苦，他又晕车，看书不舒服，写东西更烦，车上空气又坏，东西也难吃，真是何苦呀。同车的人不是带着家眷便是回家去的，他们在车上多过一天便离家近一天，就只他这傻瓜甘心抛去暖和热闹的北京，到这荒凉境界里来叫苦！

徐志摩抵达柏林后很悲凉。一想到泰戈尔还在意大利病着，就更是忧心，当天给陆小曼的信上说，不幸的张幼仪，3岁的小孩子只剩了一撮冷灰。她挂着两行泪在等他时很凄惨。听说泰戈尔也在南方病着，他要赶快去看看，怕老人有什么长短。他这回到欧洲来，岂不是老小两空！而且他又深怕这兆头不好。

自柏林抵伦敦后，徐志摩离开陆小曼将近一个月了，又没有收到陆小曼的信。他的思恋之情与日俱增。当天他就给陆小曼写了一封信，信中有点埋怨陆小曼不及早的来信：“我到现在还不曾接到中国来的半个字；怕掉了，我真着急。我想别人也许没有信，小曼你总该有，可是到哪一天才能得到你的信我自己都不知道！”但埋怨归埋怨，徐志摩对陆小曼还是思念得很：“我还是每晚做梦回北京，十次里有九次见着你，每次的情形，总令人难过。”“我有一天想立刻买票到印度去还了愿心完事；又想立刻回头赶回中国，也许有机会与你一同到小林深处过夏去，强如在欧洲做流氓。”由于徐志摩每天都魂不守舍，同行的张幼仪便取笑他，说徐志摩到欧洲只来了一双腿，“心”有别用的，还说肠胃都不曾带来，因为徐志摩胃口不好！

在欧洲耐心等待泰戈尔的徐志摩，每天都思念陆小曼。6月26日，他自巴黎写给陆小曼的信：“我这一想起你，我惟一的宝贝，我满身的骨肉就全化成了水一般的柔情，向着你那里流去。我真恨不得剖开我的胸膛，把我爱放在我心头热血最暖处窝着，再不让你遭受些微风霜的侵暴，再不让你受些微尘埃的沾染。曼呀，我抱着你，亲着你，你觉得吗？”“你的爱，隔着万里路的灵犀一点，简直是我的命水，全世界所有的宝贝买不到这一点子不朽的精诚。——我今天要是死了，我是要把你爱我的爱带了坟里去，做鬼也以自傲了！你用不着再来叮嘱，我信你完全的爱，我信你比如我信我的父母，信我自己，信天上的太阳；岂止，你早已成我灵魂的一部，我的影子里有你的影子，我的声音里有你的声音，我的心里有你的心；鱼不能没有水，人不能没有氧；我不能没有你的爱。”

最让徐志摩担心的是陆小曼的病。陆小曼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心情不顺畅，就很容易犯病，所以，在游欧途中，几乎每封信上，他都会关切地询问陆小曼的病体。4月7日给陆小曼的信：“小曼你近来怎样？身体怎样？你的心跳病我最怕，你知道你每日一发病，我的心好像也掉了下去似的。”再加上陆小曼在5月21日大病了一场，远在欧洲的徐志摩就更加担心了，在5月27日给小曼的信中，不无焦急得写道：“Ｗ（即胡适）的信是二十三，正是你进协和的第二天，他说等‘明天’医生报告病情，再给我写信，只要他或你自己上月寄出信，此时也该到了，真闷煞人！回电当然是个安慰，否则我这几天哪有安静日子过？电文只说‘一切平安’，至少你没有危险了是可以断定的，但你的病情究竟怎样？进院后医治见效否？此时已否出院？已能照常行动否？我都急得要知道，但急偏不得知道，这多别扭！小曼：这回苦了你，我想你病中一定格外的想念我，你哭了没有？我想一定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只要上床一时睡不着，就叫曼，曼不答应我，就有些心酸，何况你在病中呢？早知你有这场病，我就不应离京，我老是怕你病倒，但是总希望你可以逃过，谁知你还是一样吃苦，为什么你不等着我在你身边的时候生病？”

徐志摩一时回不了国，但他又非常想念陆小曼。因此，他天天都惦记着陆小曼的信。6月25日，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表达了他在欧洲等信的心情：“龙呀，我想死你了，你再不救我，谁来救我？为什么你信寄得这样稀？笔这样懒？我知道你在家忙不过来，家里人烦着你，朋友们烦着你，等得清静的时候你自己也倦了；但是你要知道你那里日子过得容易，我这孤鬼在这里，把一个心悬在那里收不回来，平均一个月盼不到一封信，你说能不能怪我抱怨？龙呀，时候到了，这是我们，你与我，自己顾全自己的时候，再没有工夫去敷衍人了。现在时候到了，你我应当再也不怕得罪人——哼，别说得罪人，到必要时天地都得捣烂他哪！”

陆小曼的信总是写的很稀，思念陆小曼的徐志摩心急如焚，但徐志摩又不能马上回北京，怎样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难题呢？刚巧那时胡适想来欧洲，徐志摩就想让陆小曼与胡适一同来欧洲，他在5月27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我上封信要你跟Ｗ（即胡适）来欧，你仔细想过没有？这是你一生的一个大关键。俗语说的快刀斩乱丝，再痛快不过的。我不愿意你再有踌躇，上帝帮助能自助的人，只要你站起来就有人在你前面领路。”

见陆小曼没有任何回音，6月25日，心急如焚的徐志摩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龙儿，你究竟认真看了我的信没有？为什么回信还不来？你要是懂得我，信我，那你决不能再让你自己多过一半天糊涂的日子；我并不敢逼迫你做这样，做那样，但如果你我间的恋情是真的，那它一定有力量，有力量打破一切的阻碍，即使得渡过死的海，你我的灵魂也得结合在一起——爱给我们勇，能勇就是成功，要大抛弃才有大收成，大牺牲的决心是进爱境惟一的通道。”“你决定的日子就是我们理想成功的日子——我等着你的信号。”

但那时的陆小曼怎么可能会离开北京到欧洲呢？一来，身体虚弱的陆小曼由于思念徐志摩和家庭的压力，刚刚大病了一场，身子不宜她远行。再加上，因为与徐志摩的恋情已被家人知道，为防止女儿做出伤风败俗之事，守旧的陆定夫妇加强了对陆小曼的监督管制。无法脱身的陆小曼只得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家里的一些情况。徐志摩收到陆小曼的信后，才知道了陆小曼在北京的生活。6月26日徐志摩就给陆小曼去了一封信：“我在翡冷翠知道你病，我急得什么似的，幸亏适之来了回电，才稍为放心了些。但你的病情的底细，直到今天看了你五月十九至二十一日的信才知道清楚。真苦了你，我的乖！真苦了你。但是你放心，我这次虽然不曾尽我的心，因为不在你的身旁，眼看那特权叫旁人享受了去；但是你放心，我爱！我将来有法子补我缺憾。”“我在这几天内决定我的行期，我本想等你来电后再走，现在看事情急不及待，我许就来了。但同时我们得谨慎，万分的谨慎，我们再不能替鬼脸的社会造笑话，有勇还得有智，我的计划已经有了。”

7月14日，徐志摩收到了陆小曼催促他回国的电报。听见恋人召唤的他也顾不上等泰戈尔了，收拾了一下行李，心急火撩地回北京了。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苦涩的等待

“我的心怀里，除了挚爱你的一片热情外，我决不容留任何夹杂的感想；这册爱眉小札里，除了登记因爱而流出的思想外，我也决不愿夹杂一些不值得的成分。眉，我是太痴了，自顶至踵全是爱，你得明白我，你得永远用你的柔情包住我这一团的热情，决不可有一丝的漏缝，因为那时就有爆裂的危险。”

回北京后，徐志摩基本上每天都记日记，在日记中倾诉着对陆小曼的思念和爱恋：“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还有对陆小曼的殷殷期盼与咛咛叮嘱：“我从前的束缚是完全靠理性解开的；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万事只要自己决心；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往往一个人最不愿意听的话，是他最应得听的话。”

在北京的徐志摩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由于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徐志摩与陆小曼见面的机会并不多。8月的一天，林长民给他们创造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分别约他们俩同游嬴台宫湖，虽然有第三者在场，但彼此间半年的相思暂时可以得到倾诉。此后不久，还是胡适给他们安排了一次单独相处的机会。徐志摩在8月9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次甜蜜的约会：“‘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最近的发现。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我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谈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

这种甜蜜的感觉一直到持续到第二天，徐志摩一想起来还喜滋滋的，他继续在日记中写着：“我真应得谢天，我在这一辈子里，本来自问已是陈死人，竟然还能尝着生活的甜味，曾经享受过最完全，最奢侈的时辰，我从此是一个富人，再没有抱怨的口实，我已经知足。这时候，天坍了下来，地陷了下去，霹雳种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不愁死，我满心只是感谢。即使眉你有一天（恕我这不可能的设想）心换了样，停止了爱我，那时我的心就像莲蓬似的栽满了窟窿，我所有的热血都从这些窟窿里流走——即使有那样悲惨的一天，我想我还是不敢怨的，因为你我的心曾经一度灵通，那是不可灭的。上帝的意思到处是明显的，他的发落永远是平正的；我们永远不能批评，不能抱怨。”

但好景不长，陆定夫妇得知徐志摩已从欧洲回来后，就更加限制了女儿行动的自由，每天，徐志摩只能焦心地等待陆小曼的电话，这是他俩在这个阶段惟一的联络方式。等电话的烦躁与不安，期待与失落折磨着徐志摩，为爱受苦有如在地狱中煎熬。他在一连几天的日记中写道：“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这心上压得多重呀！眉，我的眉，怎么好呢？刹那间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间起伏，是忧，是虑，是瞻前，是顾后，这笔上哪能写出？眉，我怕，我真怕世界与我们是不能并立的，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的话，就是他们打毁我们，逼迫我们的死。眉，我悲极了，我胸口隐隐的生痛，我双眼盈盈的热泪，我就要你，我此时要你，我偏不能有你，喔，这难受——恋爱是痛苦的，是的眉，再也没有疑义。眉，我恨不得立刻与你死去，因为只有死可以给我们想望的清静，相互的永远占有。眉，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一团火热的真情，整个儿给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完全的爱还我。”“眉，你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嵌着，连自由谈天的机会都没有，咳，这真是哪里说起！眉，我每晚睡在床上寻思时，我仿佛觉着发根里的血液一滴滴的清耗，在忧郁的思念中黑发变成苍白。一天二十四时，心头哪有一刻的平安——除了与你单独相对的俄顷，那是太难得了。眉，我们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样的爱你，啊眉！比如昨天早上你不来电话，从九时半到十一时我简直像是活抱着炮烙似的受罪，心那么的跳，那么的痛，也不知为什么，说你也不信，我躺在榻上直咬着牙，直翻身喘着哪！”“眉，你肯不肯亲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算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

恋爱中的徐志摩对爱情总是患得患失。8月12日日记：“这在恋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钟变样，绝对的不可测度。昨天那样的受罪，今儿又这般的上天，多大的分别！像这样的艳福，世上能有几个人享着；像这样奢侈的光阴，这宇宙间能有几多？”8月14日日记：“眉，你爱我究竟是怎样的爱法？我不在时你想我，有时很热烈的想我，那我信！但我不在时你依旧有你的生活，并不是怎样的过不去；我在你当然更高兴，但我所最要知道的是，眉呀，我是否你‘完全的必要’，我是否能给你一些世上再没有第二人能给你的东西，是否在我的爱你的爱里你得到了你一生最圆满，最无遗憾的满足？”8月21日日记：“眉，要知道你只是偶尔的觉悟，偶尔的难受，我呢，简直是整天整晚的叫忧愁割破了我的心。”8月23日日记：“今天一早就下雨，整天阴霾到底，你不乐，我也不快；你不愿见人，并且不愿见我；你不打电话，我知道你连我的声音都不愿听见，我可一点也不怪你，眉，我懂得你的抑郁，我只抱歉我不能给你我应分的慰安。十一点半了，你还不曾回家，我想象你此时坐在一群叫嚣不相干的俗客中间，看他们放肆的赌，你尽楞着，眼泪向里流着，有时你还得陪笑脸，眉，你还不厌吗，这种无谓的生活，你还不造反吗？眉？”

由于陆小曼的家里管得很严，他们俩人见面的机会很少，但徐志摩并不气馁，他坚信真爱可以战胜任何的阻力，徐志摩在日记鼓励着陆小曼，同时，也激励着自己：“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眉，我感谢上苍，因为你已经接受了我；这来我的灵性有了永久的寄托，我的生命有了最光荣的起点，我这一辈子再不能想望关于我自身更大的事情发现，我一天有你的爱，我的命就有根，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眉，你这回真不能再做小孩了，你得硬一硬心，一下解决了这大事免得成天怀鬼胎过不自然得痛苦的日子。要知道你一天在这尴尬的境地里嵌着，我也心理上一天站不直，哪能真心去做事，害得谁都不舒服，真是何苦来？眉，救人就是自救，自救就是救人。我最恨的是苟且，因循，懦怯，在这上面无论什么事就是找不到基础的。有志事竟成，没有错儿。奋勇上前吧，眉，你不用怕，有我整个儿在你旁边站着，谁要动你分毫，有我拚着性命保护你，你还怕什么？”“眉，我总说有真爱就有勇气，你爱我的一片血诚，我身体磨成了粉都不能怀疑，但同时你娘那里既不肯冒险，他那里又不肯下决断，生活上也没有改向，单叫我含糊的等着，你说我心上哪能有平安，这神魂不定又哪能做事？因此我不由不私下盼望你能进一步爱我，早晚想一个坚决的办法出来，使我早一天定心，早一天能堂皇的做人，早一天实现我一辈子理想中的新生活。”

徐志摩不仅在日记上给彼此打气，为了追求幸福，他也拿出了实际行动。8月下旬，他尝试着自己去拜访陆小曼的母亲，结果不欢而散。在日记上徐志摩很是无奈：“眉，娘真是何苦来。她是聪明，就该聪明到底；她既然看出我们俩都是痴情人容易钟情，她就该得想法大处落墨，比如说禁止你与我往来，不许你我见面，也是一个办法；否则就该承认我们的情分，给我们一条活路才是道理。”

但是徐志摩仍然不死心，他请胡适帮忙做说客，希望打破自己和陆母之间关系的僵局。但是陆母的态度非常的坚决，胡适也无功而返。徐志摩极其无奈，他甚至想和陆小曼一起私奔。徐志摩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想陆小曼一走了之的心情：“眉，这事情清楚极了，只要你的决心，娘，别说一个，十个也不能拦阻你。我的意思是我们同到南边去（你不愿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你知道那是不成功的，所以与其拖泥带浆还不如走大方的路，来一个干脆，只是情是真的，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面的地方？）”“眉，为什么你不信我的话，到什么时候你才听我的话！你不信我的爱吗？你给我的爱不完全吗？为什么你不肯听我的话，连极小的事情都不依从我——倒是别人叫你上哪儿你就梳头打扮了快走。你果真爱我，不能这样没胆量，恋爱本是光明事。为什么要这样子偷偷的，多不痛快。”

由于陆小曼母亲一再的阻拦，徐志摩见与陆小曼的事一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9月4日，徐志摩去了一趟上海，想看望在上海张园居住的父母亲。在去上海的途中，徐志摩想到陆母的不近人情，而陆小曼又很听她母亲的话时，不觉悲从中来，写下一首诗，表达了对陆小曼的思念和对陆母的不满：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手剥一层层的莲衣，

看江鸥在眼前飞，

忍含着一眼悲泪，——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啊小龙！

我尝一尝莲瓣，回味曾经的温存——

那阶前不卷的重帘，

掩护着销魂的欢恋，

我又听着你的盟言：

“永远是你的，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尝一尝莲心，我的心比莲心苦，

我长夜里怔忡，

挣不开的恶梦；

谁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爱，这是叫我如何过？

但我不能说你负，更不能猜你变；

我心头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旧！

将你紧紧的抱搂；

除非是天翻，但我不能想象那一天！

刚到上海，徐志摩就接到了陆小曼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全文很简单：“一切如意——珍重——眉”，可徐志摩却心花怒放，心里甜滋滋的。第二天，陆小曼的信也到了，收到恋人的信，徐志摩更是喜不自禁。接连几天，都痴痴呆呆的。徐申如看着儿子时喜时忧的神态，知道徐志摩肯定又是恋爱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儿子：“像你这样年纪，身边女人是应得有一个的，但可不能胡闹，以后，有夫之妇总以少接近为是。”徐志摩不能把实情告诉他父亲，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两地分离的恋人日子最不好过。幸好事情有了一次转机，时任大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参谋长的王赓，由于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北京不放心，则及其紧迫地催促陆小曼和她的母亲来上海，好一家团聚。陆小曼本来不愿去面对王赓，但一想徐志摩也在上海，而且，听徐志摩说已请了刘海粟去劝说王赓，她的离婚有希望，她也就来到了上海。

就在陆小曼母女在南京下车的时候，徐志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陆母又急又气，拉着小曼就走，这次短暂的见面徒增了徐志摩的苦恼，他在他的日记中痛苦地倾诉：“‘受罪受大了！受罪受大了’我也这么说。眉呀，昨晚我浑身的肉都颤动了，差一点不曾爆裂，说也怪，我本不想与你说话的，但等到你对我开口时，我闷在心里的话一句都说不上来，我睁着眼看你来，睁着眼看你去，谁知道你我的心！”

徐志摩当晚就跑到了王赓在上海的寓所，王赓倒还大度，让他和陆小曼五分钟的闲聊时间，五分钟，对热恋中的男女来说，哪够啊！郁闷万分的徐志摩在回家之后甚至制定好私奔路线，他要带他的小曼走，在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本不想见你的，他昨晚态度倒不错，承他的情，我又占了你至少五分钟，但我昨晚一晚只是睡不着，就惦着怎样‘跑’。我想起大连，想叫‘先生’下来帮着我们一点，这样那样尽想，连我们在大连租的屋子，相互的生活，都一一影片似的翻上心来。今天我一早出门还以为有几分希冀，这冒险的意思把我的心搔得直发痒，可万想不到说谎时是这般田地，说了真话还是这般田地，真是麻维勒斯了！”但一想到当前的状况，也只能是无奈了。

过了两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又秘密相约到西湖游玩。徐志摩对这次约会充满了期待，在客栈里等待着陆小曼。在杭州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陆小曼的到来，徐志摩心灰意冷。9月16日与17日的日记里，流露出了徐志摩种种的无奈：“你今晚终究来不来？你不来时我明天走怕不得相见了；你来了又待怎样？我现在至多的想望是与你临行一诀，但看来百分里没有一分机会！”“可怜我今天去车站盼望你来，又不敢露面，心里双层的难受，结果还是白候。”“眉呀！想不到这爱眉小札，欢欢喜喜开的篇，会有这样凄惨的结束，这一段公案到哪一天才判得清？”

徐志摩灰心了，陆小曼也无奈，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徐志摩的好友刘海粟帮了这对痛苦的恋人一个大忙。

第二部分一个信仰感情的人迎得美人归

1925年春，刘海粟在北平闲居期间，陆小曼因为徐志摩的关系曾拜刘海粟为师学画，在加上陆母和刘海粟同是常州人，有乡谊，还有点瓜葛之亲。陆家对刘海粟很是器重。有一次刘海粟对陆母提起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关系时，陆母就很坦率地对刘海粟说过：“海粟，你我都是常州有名望的世家，女儿结过婚又离婚，离掉再结婚，说起来有失体面家声，成什么话呢？”陆母还说，其实他们对徐志摩并没有反感，只是人言可畏。刘海粟一向视反封建为已任，而且自己也是不服从家里的封建婚姻而逃出来的，深知无爱婚姻的痛苦。再加上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个是他的好朋友，一个是他的学生，他就更加责无旁贷了。

刘海粟来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在功德林请客，慷慨激昂地陈述关于男女爱情和婚姻之间的关系。说男女结合的基础是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违反道德的。夫妻之间如果没有爱情造成离婚，离婚后还应当保持正常的友谊。或许已经厌倦了这种三角的关系，或者是刘海粟的一番话触动了王赓的痛楚，在这次宴席上，王赓同意与陆小曼离婚。

经过一番的周折，陆小曼与王赓终于离了婚。那时徐志摩已在北京，恢复自由之身的陆小曼等身子稍事恢复后，就迫不及待地上北京去找徐志摩。两颗心历经苦难，终于走到了一起。1925年11月间，徐志摩在北京中街租下一处院子，陆小曼搬来同居。虽然，陆小曼与王赓已经离了婚，但她与徐志摩的婚事仍是好事多磨。但比先前所受到的痛苦，现在的阻力都已不算什么磨难了。眼下对徐志摩与陆小曼来说，最为迫切的，是怎样顺顺当当地结婚。陆家这边已同意了，困难的是徐申如仍不开金口。本来徐志摩想托胡适帮他和陆小曼在徐申如面前多多美言，允许他们俩能顺顺当当的结婚。没想到胡适并没有能说服徐志摩固执的父亲。

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得于1925年年底再一次南下，亲自回家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一对恋人又得分居两地。在回家的途中，心中牵挂陆小曼的徐志摩在信中一再的叮咛：“眉眉，好好养息吧！我要你听一句话，你爱我，就该听话。晚上早睡，早上至迟十时得起身。好在扰乱的摩走了，你要早睡还不容易？初起一两夜许觉不便，但扭了过来就顺了。”“记住太阳光是健康惟一的来源，比什么药都好。”

到达上海后，徐志摩马上就跟父亲见了个面，但徐申如提出，他必须先听听张幼仪的意见后，才能决定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徐申如认为，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的离婚没有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是不算数的。现在，张幼仪仍然是他徐家的媳妇。

1926年初，得到家书的张幼仪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由于战乱的关系，归期一拖再拖。可怜的徐志摩在上海一面焦急的等待张幼仪，一面就更加思念远在北京的陆小曼，在徐志摩几乎每天一封给陆小曼的信中，表达着他的相思之苦：“眉眉，这日子没有你，比白过都不如。什么我都不要，就要你。我几次想丢了这里。”“眉眉，这怎好？我有你什么都不要了。文章、事业、荣耀，我都不要了。诗、美术、哲学，我都想丢了。有你我什么都有了。抱住你，就好比抱住整个的宇宙，还有什么缺陷，还有什么想望的余地？”对陆小曼的父母，徐志摩也是爱屋及乌，关怀备至：“你那边二老的起居我也常在念中。娘过年想必格外辛苦，不过劳否？爸爸呢，他近来怎样，兴致好些否？糖还有否？我深恐他们也是深深的关念我远行人，我想起他们这几月来待我的恩情，便不禁泫然欲涕！”

徐志摩困在家里的这几个月，也不能算是没有收获。得知陆小曼已恢复自由身，而自己的宝贝儿子又那样的坚决，非与陆小曼结婚不可，爱子心切的徐申如也退了一步，同意他们俩订婚，但形式上还得经过张幼仪这一关，并且，要胡适出面，担任介绍人。徐志摩见婚事有望，高兴得想马上回到北京向陆小曼求婚，在2月21日给陆小曼的信中，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眉，所以你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我好不快活。今天与昨天心绪大大的不同了。我恨不得立刻回京向你求婚，你说多有趣。”“我急想回京，但爸还想留住我，你赶快叫适之来电要我赶他动身前去津见面，那爸许放我早走。”

虽然徐申如不想让儿子早早回北京，但忍耐不住相思煎熬的徐志摩还是于1926年4月份抽空回了一趟北京，与陆小曼双双重游北海。

但徐志摩不能在北京久留，因为张幼仪随时可能回到上海。终于，1926年的夏天，张幼仪抵达了上海。第二天，她就去拜望徐申如，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她不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

过了第一关，徐申如还是不肯爽快的答应，7月9日，徐志摩在硖石的西山上与父亲做了一次恳切的交谈，但效果并不怎么理想。在给陆小曼的信中，他提及了自己的不愉快：“眉：我还只是满心的不愉快，身体也不好，没有胃口，人瘦的凶，很多人说不认识了，你说多怪。但这是暂时的，心定了就好，你不必替吾着急。今天说起回北京，我说二十，爸爸说不成，还得到庐山去哪！我真急，不明白他意思究竟是怎么样！”后来，经胡适、刘海粟等人的调解，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也提出了三大条件：

一，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

二，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三，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已过日子；

为了能与陆小曼结婚，徐志摩这三条都答应。

既然父亲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又不放他早回北京，闲在硖石徐志摩马上就开始动手准备他的新房，并把新房取名为“眉轩”。

在硖石呆了几周后，徐志摩终于回到了北京。1926年8月14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那一年，徐志摩31岁，陆小曼24岁，胡适是介绍人，梁启超证婚。

徐申如并没有到场参加儿子的婚礼。证婚人梁启超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也是极度的不满。梁启超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训斥：“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让他们“勿再做过来人！”事后，梁启超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

结婚第二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就到清华园梁启超的寓所申谢。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奉徐申如之命回到浙江硖石。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编辑副刊

新月社的失败，使徐志摩不得不另某途径，1925年9月底，他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这就开始了徐志摩文化活动的一个新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意气风发的一个时期。

10月1日，徐志摩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他在首期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

徐志摩早就想办一份报。早在1923年3月，梁启超就推荐徐志摩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当编辑，可惜没有成功。这年冬天，张君劢组织成立了理想会，想办《理想》月刊，邀请徐志摩一起参加，并向他约稿，这一计划后来落空了。1924年，新月社成立后，他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又没办成。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曾建议徐志摩办一份英文季刊，希望借此建造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徐志摩为此事曾经邀请金岳霖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因为北方战事又起，办刊的事就停了。徐志摩说没有办成的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他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他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他“脚跟无线如蓬转”，他自己也老是又“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徐志摩觉得自己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非常惭愧。

1924年，徐志摩认识陈博生后，就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文。这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徐志摩去办副刊，徐志摩连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一个月来一回还可以支持，一周开一次口已是很勉强的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用处。徐志摩当然不听他的话。3月，徐志摩要去欧洲，一班朋友都不肯放他走，其中最蛮横不讲理的就是陈博生与黄子美。徐志摩着急了只好行贿，说他们如果放他走，他回来时就替他们办副刊。他们就放了他，并且还请他吃饭饯行。徐志摩说其实他自己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他办报。徐志摩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就行了。

7月，徐志摩回国后，陈博生与黄子美要他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真像是讨债。有一天陈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徐志摩办副刊，说他不配，像他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徐志摩办副刊并且认为根本就不用办副刊，早几年也许是一种投机，现在早该取消了。那晚陈通伯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时，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人；但为要处死这副刊，趁早扑灭这种流行病，他倒是改变了主意，反而赞成徐志摩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就可以消灭副刊的灾祸了。徐志摩觉得他的话很俏皮，但太恭维他了，好像徐志摩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没有结果。

后来陈博生又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徐志摩。陈博生说，徐志摩不是成天想办报吗？但假如他另起炉灶，无论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徐志摩就得准备贴钱。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徐志摩来，他们就有薪水给他，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徐志摩不能不打算了，但他一想起每天出一刊，就脑袋发胀。他说他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他总可以商量。这一来徐志摩可被抓住了，陈博生立即说好，那他们就为徐志摩特别想法子，徐志摩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适了。他们这样的恳切，徐志摩再也不好意思拒绝。

过了一天陈博生又来疏通徐志摩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徐志摩说那他只能在字数里做伸缩，他尽力而为也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他们没办法，只能随徐志摩了。这样笑话就变成了实事，徐志摩是没想到的。但同时徐志摩还警告陈博生，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他，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徐志摩详细交代了自己接办的过程，并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徐志摩特别介绍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艺的赵元任。他是从天上的星到人类肠子里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他是一个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谁要听赵元任讲演不发笑他一定可以进圣庙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苏俄问题

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发难的。

1925年10月6日，刚上任不到几天的徐志摩就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主张将苏联成为帝国主义，不主张把苏联定为敌人，并赞扬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

被人成为“大炮”的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马上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反驳。他的文章10月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他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态度是：“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同时，徐志摩又在“社会栏”中特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从而引发了一场热闹的政治大论战。

这场争论持续近两个月，《晨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章近30篇，其中张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

作为讨论组织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声明的是《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他自己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副刊》撰稿选稿是徐志摩个人完全除外的特权与责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报》本身的主张徐志摩绝对不过问，他也管不着，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凭他自定的标准与能力编辑这每周四张的副刊。办好是徐志摩的功劳，办坏是徐志摩的罪责，没有第二个人分得着。

比如这次在讨论中的中俄问题，徐志摩个人自信是无成见的。徐志摩说自己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谁要看懂他上周那篇《从小说讲到大事》，他就认清了徐志摩的评价标准。徐志摩他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恨作伪、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他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徐志摩曾经登载张奚若反对俄国人帮助中国人进天堂的文章，因为他信得过张奚若的见解至少是独立的，不含别种动机的，忠实的。他也许错误，他也许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谁知道；但他的议论至少是对他自己完全忠实的。同时徐志摩也决不拒绝反驳他的文章，只要来者符合他的标准——忠实。有一部分徐志摩不刊出的来稿，是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新发现，或是写得太不清楚；但他决不以正反定取舍。张奚若最初说《晨报》不应该登载赞成或隐利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不这样想。他心目中的友只是他上面列举的几条“我爱”；他的敌人也就是上面列举的几条“我恨”。这标准似乎很空泛，不着边际，但徐志摩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标准。

江绍原说徐志摩“尚不失赤子的心”，他觉得是安慰，因为徐志摩信得过他这句话里没有混入“爱伦内”。就凭着这一点“赤子之心”，如果他真的不曾完全失去，徐志摩才敢来与众人相见。

徐志摩现在特辟这“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一栏，专为登载关于中俄关系乃至联起的中国将来国运问题，盼望国内有思想的特权与责任的朋友们共同来讨论这件大事。

徐志摩在这场讨论中比较注意自己的中立立场，另外，他也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苏联的倾向。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徐志摩的政治倾向，苏俄仇友赤白问题在副刊，就以“反共仇苏”这一意见稍占上风。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闲话之争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的另一场论争是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的论战。这次论争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的一场较量，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论争。

1925年5月，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兄弟等人与陈西滢展开论战。

生性不爱管闲事、不爱与人争执的徐志摩在鲁迅等人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一直没有说话。

徐志摩最先表示关注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有感而发。正在论战中的鲁迅兄弟看到文章后很恼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赞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恭维，还责备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并想在此次争论中做和事佬。这种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劳无功，双方都不买账。况且在这种争论中，徐志摩很难做到对两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觉得有必要以他那种尴尬的角色调解双方。

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声明：“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在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关于“闲话”的论战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陈西滢的。

徐志摩说陈西滢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陈西滢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点儿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关于陈西滢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徐志摩也是同意陈西滢的时候多，虽然他并没有陈西滢那种说闲话的天才与兴致。至于周氏弟兄，徐志摩说他与他们私人交情很浅。他从来没有见过鲁迅，与周作人相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对鲁迅的作品，徐志摩说他读得很少，就只读过集里的三两篇小说和集里的几页，那是因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读的。鲁迅平常写的零星的杂感类的文章东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为他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全看，但比看鲁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

犹豫踌躇的结果，徐志摩还是把陈西滢投来的稿件照常刊登出来，并且也负代登的责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虽然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来是看私人性质的，但它所涉及的当事人多是现代的知名人士、舆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场争执是因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它的影响就不仅仅限于社会，而且会牵涉到政治和道德。在双方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陈西滢一向是处于孤单的位置，他一个人冷清清地说他的闲话。相反，骂陈西滢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止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究竟是因为陈西滢确实有冒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发表机关很多特地来破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果前一个假定正确，那陈西滢是活该，否则徐志摩等那些不会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就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就像藏着脓疮不开刀，结果更无法开交。在这场争执里，双方都郁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不是戏谑，这是纯粹的虐待。这刀之所以应该当众开，是因为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名望、有责任的人，同是在这纷乱的时期肩负着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的人，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醒的责任的人。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举止上或思想意见上。人们受教育为的就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制意气。这并不表明人们因此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人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果纯粹为于己无关的动机、为正义、为公道奋斗时，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时不论他怎样找借口，也是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次争执，双方似乎都尽情发泄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旁观者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究竟这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系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的人们奋力拼搏——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小，却含义重大——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要两边或一边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就好办了，说开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个理由，徐志摩决定登载陈西滢的稿件。在副刊这也算是一个结束，从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周作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陈西滢的总清账为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徐志摩声明，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副刊不登载。

徐志摩强烈呼吁双方停战，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西滢接着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气地斥责鲁迅。鲁迅也不依不饶，说自己所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家丁”的叫骂，刚开始，就关门了，“据说‘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这自然又将陈西滢与徐志摩一块儿骂了。

不爱意气之争的徐志摩对这种事实在不感兴趣了，不过，他仍然执着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劝解争执的双方。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劝说双方不要再战了。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他与俞平伯、江绍原等人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停息的必要，准备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只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叫俗人们笑话。关于闲话之争，徐志摩说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该登载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兴，因为周作人居然能持温和的态度。至于陈西滢，他这次发泄已算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看在徐志摩他们几个居中调解的朋友的份上，因为他还是深信彼此之间没有结仇的必要。这点极诚恳的意思，千万请周作人容纳，最好在徐志摩动身前再给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话。

只要彼此放开胸膛，什么事都没有了。

徐志摩说他信得过陈西滢和周作人，但他担心鲁迅那里不好处理，希望周作人能从中调解，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鲁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后，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继续论战。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自剖

1926年春，徐志摩接连发表在《自剖》、《再剖》、《求医》等一系列自剖文字，后收入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散文集《自剖》。徐志摩在《自剖》、《再剖》中，大胆地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矛盾、疑惑，层层解剖自己，真实地向他人袒露他内心的一切和那颗理想破灭后挣扎中痛苦的心灵。

徐志摩在《自剖》中说他是个好动的人。每次他身体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仿佛跟着跳荡。他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他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触动他感兴的情景。只要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他的兴趣，他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

但近来他大大的变样了；他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的灵活；他的心也感受到了不知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束，动的现象再也不能给他欢喜和启示。先前他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荒诞美丽的幻觉就在他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是阳光，流波是流波，无论景色怎样灿烂，再也照不化他呆木的心灵。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困难的蜿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

徐志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变化来得这么突兀和深彻。原先他在人前觉得自己是一注流泉，有飞沫和闪光。现在这泉眼，却仿佛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他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他想说话时，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他觉得自己沉闷的心里有嘲讽吊唁的谆嘱：“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徐志摩说他的思想或经验并不曾受过什么过分剧烈的刺激。他自己的处境向来顺的，现在更是顺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变化？1925年他到欧洲去时，他就像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都让他的视觉激动，什么香味都让他的嗅觉兴奋。他在意大利写游记时，情绪活泼，兴趣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都栩栩如生地聚集在他的笔端。但第二年的如今，他到南方去，一个多月的时间，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不少。他未动身前自喜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山）的梅香。有好多朋友也曾希望他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醍的消遣。但事实上不但在南方时他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他涉海去，又跟着他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徐志摩回京后，任凭朋友们怎样催促，自己良心怎样责备，自己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汁来。他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最可怕的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

可能是与时局有关系吧。他到北京没几天就碰到了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事俗气是吹不到的。直到他到了伦敦，才知道了国内风光的惨淡。等他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徐志摩觉得屠杀不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有时竟觉得它是自己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就像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次悲惨的事变引起的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能不浓浓的染着烈士的鲜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冬宫的血景。只要中国人有眼力认定，有胆量实行，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这次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次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他的神经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还是在奉直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过的是一团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时，他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他的头顶上。—直到他写下《毒药》那几首咒诅诗后，他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下去。这次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只觉着烦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身体也不舒服，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他却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袋的姿势。而那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他内心的枯窘！

他不能叫时局来替他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心灵所需要的闲暇，形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得不到满足时，又能感觉到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内心不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灵智，淹没理性。但这些都不是徐志摩的病源。因为他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因此，在他的潜在意识里不该有什么受压的欲望在作怪。

实际上，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人们心灵的活动。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因此人们推想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常有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人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他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事实上，这些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有时正好相反。人们看不起有钱人、社会上的得意者、肌肉过分发达的运动员，也因为如此。而且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徐志摩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他们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了，更不用说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么生活的满足是徐志摩自己的病源吗？

徐志摩的一个知心好友对他说，在以前的日子里，正因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为他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他的压在内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徐志摩就借文学来发泄他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他的写作得到赞许，他就自以为确有相当的创作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实在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他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他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他的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他就会发现他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烦闷。他只是对他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说他对文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正的热心。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用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文艺创作界、学问界，全没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问在他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他、逼着他、督着他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到不可琢磨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最关键是那无形的推力或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文学、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也不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在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如果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是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看来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专门学者中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星星的运动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他们的劳力是否有认识，他们被无形的推力的魔鬼蛊定了。

他的朋友说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徐志摩可以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他也许经历过灵感，但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虚幻认作真实。至于思想与真实学问，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做学问需要有原动的好奇心和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正的思想家，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自古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紧迫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他们的一点心灵水远在他们设想的问题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

他的朋友说他没有这种惨烈的情形吧？他的心幕上可能有思想的影子，但也许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印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一来，他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骗不到底时就得忍受幻灭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了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他的朋友最终说：“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再剖

徐志摩说他现在的苦恼就像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感觉，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腥腻从食道里往上翻，喉关捏着住、逼着、逗着，不给人痛快。徐志摩写的《自剖》就像是吐出来的几口苦水，过后只是更难受，更觉着往上冒。他想要孤寂，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里、牢狱的暗室里——再没有外界的逼迫或引诱，再不需计较别人的意见、喝采或嘲笑；当前惟一的对象是自己：自己的思想、感情、本性。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隐遁，赤裸裸的听凭自己察看、检验、审问。这时可以放胆解去自己最后的一缕遮盖，袒露自己最自怜的创伤、最掩讳的私亵。那才是痛快一吐的机会。

但徐志摩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他有那样的机会。白天太忙（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夜间，静是静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他真羡慕台上放着的那块唐砖上的佛像，他在莲台上瞑目坐着，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而自己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有鞭子下来，躲避；见好吃的，垂涎；听声响，着急；逢着痛痒，恼怒。我们是鼠、狗、刺猬、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哪里有工夫，即使有心想亲近自己？哪里有机会，即使想痛快的一吐？

前几天也不知经过几度挣扎，徐志摩才呕出那几口苦水，这虽然难受，但多少总算是发泄。事后他觉得愧悔，因为不该拿一己的苦闷，强迫读者们陪他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恶味。他承认这完全是他自私的行为，不敢奢望宽恕。他惟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他自己的肠胃里呕出——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他不曾期望同情，他只要朋友们认识他的深浅；他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形成虚拟的期望；他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及早解卸他本不该扛上的负担。

是的，他还得往底里挖，往更深处剖。

最初他来编辑副刊，他有一个心愿。他想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他的读者们，他心目中的读者们、这时代的青年们。他觉得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他的空隙，他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他要在自己的情感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在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配版、付印、拉稿，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他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因为它不仅是机械性的任务。由于《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徐志摩说《晨报》成了他的喇叭，从这里他自由地吹弄他那古怪的不协调的音调；它又是他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他古怪的不协调的形状。徐志摩说他也决不掩讳他的原形：“我就是我。”他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就是一篇供状。他的经过、深浅、偏见、希望，他都曾经再三的声明，可能读者早听厌了。但初起他有一种期望是真的——期望他自己。也不知那时候为什么他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他宣言他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他相信自己的热心（不是知识）多少可以给他一些对敌力量的。他想拼命它一天，把自己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碾，锯齿下去拉，——他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徐志摩才可以期望他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得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他的欢喜、惆怅、迷惑、伤悲，就像是你自己的，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态，——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虚影。

并且他当初也有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有他崇拜的德性，有他信仰的原则。有他爱护的事物，也有他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爱心与同情的、光明的、真的、健康快乐的、生命的、方向走，往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这些是他那时的一点“赤子之心”。他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什么都是病象。他不是医生，不会治病；他就有一双手，趁它们还灵活的时候，他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但紧接着他的狂妄的招摇，我最敬畏的一个前辈梁启超（看了他的吊刘叔和文）就给他当头一棒：

……既立意来办报而且郑重宣言“决意改变我对人的态度”，那么自己的思想就得先磨冶一番，不能单凭主觉，随便说了就算完事。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一时的兴奋，是无用的，说话越觉得响亮起劲，跳踯有力，其实即是内心的虚弱，何况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教一般青年看了，更给他们以可怕的影响，似乎不是志摩这番挺身出马的本意！……

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这一喝这几个月来就没有一天不在他“虚弱的内心”里回响。实际上自从他喊出“迎上前去”以后，即使不曾撑开了往后退，至少他自己觉不得他的脚步曾经向前挪动。今天他再不能容他自己这梦梦的下去。算清亏欠，在还算得清的时候，总比窝着混着强。他不能不自剖。冒着“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的危险，他不能不利用这反省的锋刃，劈去纠着他心身的累赘、淤积，或许这来倒有自我真得解放的希望？

想来这做人真是奥妙。他相信我们的生活至少是几重性的。看得见、觉得着的生活是明显的生活，但同时另有一种生活，随着知识的开豁逐渐胚胎、成形、活动，最后支配前一种的生活。好比是我们投在地上的身影，跟着光亮的增加渐渐由模糊化成清晰，形体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奥妙的存在，你动它跟着动，你不动它跟着不动。在实际生活的匆遽中，我们不易辨认另一种无形的生活的并存，正如我们在阴地里不见自己的影子；但到了某时候某境地忽的发现了它，不容否认的踵接着你的脚跟，比如你晚间步月时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它是你的性灵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觉到你有超实际生活的性灵生活的俄顷，是你一生的一个大关键！你许到极迟才觉悟（有人一辈子不得机会），但你实际生活中的经历、动作、思想，没有一丝一屑不同时在你那跟着长成的性灵生活中留着“对号的存根”，正如你的影子不放过你的一举一动，虽然你没注意到或看不见。

徐志摩认为自己这时候就好像是一个人初次发现了他有影子的情形。惊骇、讶异、迷惑、耸悚、猜疑、恍惚同时并起，在这辨认你自身另有一个存在的时候。他这辈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冲，一时踹入一个泥潭，一时踏折一支草花，只是这无目的的奔驰；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现在在哪里，该怎么走，这些根本的问题却从不曾到他的心上。但这时候突然的，恍然的他惊觉了。仿佛是一向跟着他形体奔波的影子忽然阻住了他的前路，责问他这匆匆的究竟是为什么！

一种新意识的诞生。这来他再不能盲冲，他至少得认明来踪与去迹，该怎样走法如其有目的地，该怎样准备如其前程还在遥远？

啊，他何尝愿意吞这果子，早知有这多的麻烦！现在他第一要考查明白的是这“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决定掉落在这生活道上的“我”的赶路方法。以前种种动作是没有这新意识作主宰的；此后，什么都得由它。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隐居

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奉徐申如之命南回，因为在硖石徐申如给他们新婚造的房子还未最后竣工，徐志摩夫妇只能先在上海呆一个多月。在徐志摩给前妻张幼仪的信中说：“我们在上海一无事情，现在好了，房子总算完了工，定十月十二（阴历）回家，从此我想隐居起来，硖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诗兴，更不慕人间矣！”

12月11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回到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陆小曼第一次进徐家，由于徐申如对陆小曼有很深的成见，对这个媳妇，徐申如并不喜欢。而且，在生活中，也流露出了对陆小曼生活习惯的不满。因为陆小曼不仅一点事情也不会做，而且一副城市大小姐的派头，什么都要高档的。更让徐申如生气的是，他想让陆小曼管理徐家的生意，陆小曼竟然不会管钱！徐家是生意人家，媳妇的不问世事让徐申如难以接受。一怒之下，徐申如夫妇离开硖石，起程去北京找张幼仪了。

公公婆婆的离开，无疑给陆小曼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就得了肺病，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才慢慢恢复。没有了二老的束缚，徐志摩和陆小曼在硖石的生活反而过得轻松自在。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发起江浙战争，3月，北伐军占领杭州，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在硖石的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困守上海客栈

1927年1月，徐志摩和陆小曼被迫移居上海。1月5日在徐志摩写给恩厚之的信，1月7日写给胡适的信中，都流露出了对这次移居上海的无奈：“我们婚后头两个月在一个村镇中度过，既宁静又快乐；可是我们现在却混在上海的难民中间了，这都是拜这场像野火乱烧的内战之赐。敝省浙江一直是战乱不侵的，使其他地方的人羡慕不已，但看来这一次也不能幸免了。”“在硖石的一个月，不错，总算享到了清闲寂静的幸福。但不幸这福气又是不久长的，小曼旧病又发作，还得扶病逃难，到上海来过最不健康的栈房生活，转眼已是二十天，曼还是不见好。”

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来居无定所，刚来上海，他们首先住在福建路南京路口的通裕旅馆，不久，他们就搬至友人宋春舫家。二来，他们俩身上都没有多少钱，徐志摩暂时没有工作，而徐申如又去了北京，断绝了对他们的接济。再加上战乱，物价飞涨，俩夫妻在上海举日维艰。徐志摩想离开上海去欧洲，可又走不了。在给胡适的信中，徐志摩一再流露出对现阶段生活的不满与无奈：“你信上说起见恩厚之夫妇，或许有办法把我们弄到国外去的话，简直叫我惝恍了这两天！我哪一天不想往外国跑，翡冷翠与康桥最惹我的相思，但事实上的可能性小到我梦都不敢重做。”“留在上海也不妥当，第一我不欢喜这地方，第二急切也没有合我脾胃的事情做。”“留在中国的话，第一种逼迫就是生活问题。我决不能长此厚颜倚赖我的父母。就为这经济不能独立，我们新近受了不少的闷气。转眼又到阴历年了，我到哪里好？干什么好？”

但徐志摩还是在上海安置了下来，一来，由于上海是当时殖民统治下的“十里洋场”，也是那个时候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本来就喜欢交际享受的陆小曼不想离开上海。二来，上海的政局逐渐稳定，徐志摩也暂时找到了工作，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这三所大学里任教。1927年秋，有了生活来源的徐志摩和陆小曼搬到了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后来又搬到福熙路四明新村居所。而这时候，陆小曼的父母也来上海与他们同住。

在上海由于陆小曼的挥霍，徐志摩的日子过得极其辛苦，每天三所大学来回讲课，为了赚钱养家，半年下来，徐志摩没出一本诗集，而且，陆小曼在上海交际极广，经常有朋友邀她出去打牌，跳舞，看戏，爱出去玩的陆小曼一天到晚都不在家，渐渐的对徐志摩也没以前关心了。面对这样的生活，徐志摩有苦难言，只能写信同朋友诉苦：“光华东吴（大学）每日有课，一在极西，一在极东，设如奔波，隆冬奈何？”“然而上海生活，休矣休矣。几月来真如度死，一无生气，一无著述。”“小曼累病不健，今稍活络，则又允天马会为筹款演剧贩马记狮吼记。弦管节拍，又复喧嚣。”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迷惘中的秋声

在上海一年的生活，徐志摩和陆小曼经常会发生摩擦，他们在性格上、兴趣上的不合也逐渐显现出来。陆小曼喜欢玩，喜欢热闹，偏于懒散，享受安逸的生活，而徐志摩则喜欢静，喜欢思考，向往过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

更让徐志摩头疼的是陆小曼的挥霍无度，她常常包定剧院、夜总会等娱乐场的坐席，一掷千金的赶场，捧角，去“大西洋”、“一品香”吃大菜，家里佣人一大堆，还要加一辆长期雇佣的汽车等，一个月下来，生活费高达五六百银圆（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左右）。徐志摩一个月教书的薪水根本不够陆小曼的开销。深爱妻子的徐志摩不得不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但仍然是捉肘见襟。

由于陆小曼身体一直不好，来到上海后，她的朋友翁瑞午就劝她抽几筒鸦片，虽然病情得到了控制，但久而久之，竟然上了瘾。吸食鸦片后的陆小曼愈发的变得懒惰、贪玩，还给家里增添了一笔巨大的开销。为了演戏订做行头，陆小曼把恩厚之寄给他们夫妻俩赴欧学习的费用也给花了，徐志摩虽然很郁闷，但为了陆小曼高兴，他也只得无可奈何的答应，并且勉强同意跟陆小曼一起同台演《玉堂春?三堂会审》。

1927年12月7日，《玉堂春?三堂会审》在上海夏令匹克戏剧院上演，那天徐志摩为了不扫陆小曼的兴致，演了一场的戏。但事后，发生了一件让徐志摩特别尴尬的事情。17日，《福尔摩斯小报》刊出了署名为“屁哲”的下流文章，标题为《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影射陆小曼与翁瑞午之间的关系。虽然文章多不实之处，但可以知道，在那时，陆小曼与翁瑞午是走得比较近的。这件事对徐志摩伤害很大，也使夫妻俩的关系渐趋紧张，但陆小曼并没有为此放弃交际，放弃朋友，仍然我行我素的与翁瑞午交往。

翁瑞午，江苏常熟人，世家子弟，会唱京剧，画画，鉴赏古董。由于常常投陆小曼所好，非常得陆小曼欢心。在陆小曼的众多朋友中，占据比较特殊的地位。

虽然，陆小曼与翁瑞午交往过从，但她内心深处还是爱着徐志摩的。只是，很多习惯她从小就养成，一时也改不了。与徐志摩的婚姻处理得不好，陆小曼也有她的无奈，她曾经对她的好友王映霞说过：“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所结婚，幻想泯灭了，热情也没有了，生活变得象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这一年的徐志摩，笼罩在深深的悲观之中，就连给学生讲演的演说词，也充满着悲观的情绪。应暨南大学秋野社的邀请，徐志摩给全校师生做了一次讲演，题为《秋声》。

徐志摩说两年前在北京，也是这么一个秋风生动的日子，有一次讲演，题目叫。他把一个人的感想比作落叶，从生命那树上掉下来的叶子。落叶是衰败和凋零的象征，它的情调几乎是悲哀的。但是这些在半空里飘摇，在街道上颠倒的小树叶儿也未尝没有它们的妩媚，它们的颜色和意味，在少数有心人看来，在这宇宙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多谢你们的摧残，使我们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它们仿佛对无情的秋风说。“劳驾你们了，把我们踹成粉跺成泥，使我们得到解脱，实现消灭。”它们又仿佛对不经心的人们说。因为在春风回来的那一天，这些卑微的生命的种子又会从冰封的泥土里翻出一个新鲜的世界。它们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徐志摩那时感到的沉闷真是一种不可形容的沉闷。它仿佛是一座大山，他整个的生命都叫它压在底下。他就曾借了《毒药》这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发泄一腔的闷气，但他并不绝望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里，他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在《婴儿》的最后，他鼓励人们放弃悲观。

一年一年，又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他那时的想望实现了没有？那伟大的婴儿出世了吗？他的受罪取得了认识与价值没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那一大堆丑陋的臃肿的沉闷，压得瘪人的沉闷，笼罩着他的思想和生命，在他的经济里在他的血液里。他不能抵抗，他再也没有了力量。人们维持生命的不仅是面包和饭，还有情爱、敬仰与希望。爱，值得敬仰，容许希望，但现代是什么光景？人性的表现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什么，人性的表现就是丑恶、下流、黑暗。太丑恶了，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人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不可收拾的断片，再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表现。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要他来讲话，这使徐志摩感到一种异样的难受。难受，因为他自身的悲惨。难受，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的家当，除了几座空中的楼阁，至多只是一颗热烈的心。也许有人同他一样感到这时代的悲哀，一种不可解说不可摆脱的况味，所以邀他到这悲哀沉闷中来，希冀他可以打几个幽默的比喻，说一点笑话，给一点安慰，有这么小的一半个时辰，彼此可以在同情的温暖中忘却了时间的冷酷。因此他踌躇，他来怕没有交代，不来又于心不安。他也曾想选几个离实际的人生较远的事儿谈谈，但是这念头是枉然的，因为不论思想的起点是星光是月是蝴蝶，只一转身就又逢着了人生的基本问题，冷森森的竖着像是几座拦路的墓碑。不，躲不了它们；关于时代人生的问题，小的，大的，歪的，正的，像蝴蝶似的绕满了四周。正如两年前它们逼迫徐志摩宣告一个坚决的态度，今天它们还是逼迫着要他出来表示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好，徐志摩想，这是他再来清理一次思想的机会。在完全没有健全的生命树上可以奢望吃着美丽鲜甜的思想的果子！在个人方面，他提议要认清时代的病，这病毒在身体上、血液里。只要认对症状，多少总有办法。徐志摩要求大家多多接近自然，因为自然是健全的纯正的影响，这里面有无穷尽性灵的资善、启发与灵感。

我们大家首先要立志不做时代和光阴的奴隶，要做思想和生命的主人，这暂时的沉闷决不能压倒我们的理想，我们正应该感谢这深刻的沉闷，因为在这里我们才感悟着一些自受的消息。我们还是得努力，我们还是得坚持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徐志摩在结束时鼓励大家放弃悲观、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一样，他今天还是要这样劝大家。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新月的灵魂

1927年，徐志摩准备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要拿出一点成绩来。

这年春天，徐志摩、胡适、闻一多、余上沅、丁西林、梁实秋等一帮朋友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致提议要开展文学活动。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首先办一个新月书店，然后再办月刊。

7月1日，徐志摩和胡适、闻一多等人筹备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正式开张。经过徐志摩的联络、协调、奔走呼号，1928年3月10日，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月刊正式创刊。《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徐志摩执笔写作、署名“编者”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这一文章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宣言。

文章一开头，徐志摩就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上的：“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另一句是雪莱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表明徐志摩对《新月》月刊的希望和信心。

在正文的开头，徐志摩对《新月》月刊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消散了；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的一种营业，它和《新月》月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他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然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徐志摩说，他和他的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新月》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借这点集合的力量，新月同人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的是，他们正遇着了一个荒凉歉收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渺茫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找出荒凉歉收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为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他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他们觉得还是有他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他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如果说思想是一个市场，那么现代的思想市场上有些什么呢？如同在别的市场上，思想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看上去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诱惑，它们是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也不错。但自由是条件的。最主要的两个条件一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是不折辱尊严的原则。徐志摩明确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两个原则即健康和尊严。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了健康与尊严两个原则。但是，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照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的进行——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是正当的，而默许它们存在的权利。在这类的买卖上是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的。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人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人们应该觉得切肤的羞恶，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也存在着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派别。徐志摩说他不是说这些全是“不正当”的行业，但这里面有很多是与他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徐志摩断定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和别的东西一样，思想自由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徐志摩认为，这是暂时的。先前，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样加多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活力蓬勃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依傍着挺拔刚直的树干，铺天盖地的青荫，有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滋蔓的藤萝。那本也没什么关系，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滋蔓的，这里那里都是，却不见了那挺拔刚直的与铺天盖地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踞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上面随笔所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派、纤巧派、淫秽派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放纵发展的结果，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这并不是在指责这时代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而是这些买卖本身就可疑。碍着一个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人们往往忘却了，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人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思想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作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徐志摩说他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他们不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的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他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不如怀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纷扰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音。

他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他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他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收拾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他们也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借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他们不反对情感的解放，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

他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他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他们不愿意套上有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他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他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他们不信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代替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板上要停住倾颠的脚步。他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他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他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时代都得独立去发现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踏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哪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眼迷眩了，耳震聋了，头脑是闹翻了，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他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有耐人寻味的去处、有诱惑的迷宫。因此他们就更不能不审慎、不能不磨砺自己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希望。

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是心灵活动的强大灵感。它不仅暗示着我们、逼迫着我们，使我们永远朝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而且启示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然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惊醒，我们不能不惊醒，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吧，那天边隐隐的一线，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吧，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不是生命的又一个充满阳光的清朝的预告？

徐志摩幻想性、夸张性的发刊词中，体现了新月同人在黑暗的时代和混乱的文坛中，开辟一条新路的积极心态。但徐志摩天真的、超然的、不切实际的新月态度很快就招致文艺界的合力批评，尤其是鲁迅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组织美展

1929年，徐志摩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被推举为筹备处理事，并与杨清馨合编《美展汇言》。徐志摩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美展弁言》。

在《美展弁言》中，徐志摩阐明了美术的重要性合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叙说了美术的时代性和中外比较研究的问题。

徐志摩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困难重重的情形下，竟能安然正式开幕，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公开展览美术作品在中国国内是到近年才时行的事情，此次美展的性质与规模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书画、雕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都有，不仅本国美术家，侨民中的美术家也一律出品；不仅当代美术，古代的以及国外的作品也一并陈列以供参考：所以在规模方面是创举。

就性质说，此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这是政府提倡美术初次正式的表示。在历史上宋朝曾有过极堂皇的画院，前清乾隆时代也算有一页馥郁的艺术史；但在以前美术是君王乃至达官贵人们独占的欣赏，对一般民众来说，什么梁待诏李龙眠等大名只是海上仙山一流飘渺的风闻，怎么也瞻仰不到的。就到现在除了在北京有个故宫博物馆及三殿（那也难得开放）给民众一个开眼的机会以外，在别的地方哪看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美术，少数收藏家的大门不是用铁铸就有武装的印度人看着，除了少数有钱有势的或是洋人外谁能看得着？如果美术的成绩是一个民族最可自傲的一分家当，如果艺术是使生活发生意义与趣味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接近伟大艺术是启发性灵、最直接最有力量的一种教育，那么政府和民众如何协力合作来产生种种艺术公开的机会？

关于这一点现代各国都在尽力向前推进。欧洲几个文化的先进国不必说，就是机械主义与物质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甚至实行或试行共产主义的苏俄，对于艺术民众化的事业与努力也是惊人的。在纽约一个城市里每月内美术的展览至少是在五十次以上；在莫斯科一个城市里公开的博物馆与美术院就有到一百个以上。那是何等气象？不论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论政治制度是共和或独裁，不论时代在革命中或和平时，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与趣味。所以艺术乃至艺术教育应该得到积极的提倡与奖励，只有白痴或名利薰心的可怜虫才否认艺术对于人生的重要。

这次美展，事实上由于意料中与意料外的种种困难，当然是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徐志摩代表筹备处希冀社会人士特别原谅的，但就他们所做到的成绩来说，当着许多的困难，他们自己觉得已是很不容易的了。除了极少数名画家为了别种缘由或他们征集的诚意未孚不肯迁就出品以及交通过于不便的内地来不及参加以外，他们说当代国内著名的与未出名的作家都有代表作品在会上展览（抱歉的是因为地位的关系不能不限定各家出品的数量）。由此参观的人可以得到关于时代的艺术努力的全部的一个相当准确的（至少可供评判的）的印象。

近几十年来是中华民族进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在这时期内，人生种种的活动都受到由内与由外的变化。因此，从这次美展中可以看出时代在美术中反映或表现的意趣；从参考品评古代美术中，推悟到这时代的创作力的大小与强弱；从国外美术，尤其是日本的，体会到东方美术家采用西欧方法的智慧；从工艺美术，想象到时代实际生活的趣味。这些都是有心人应该留意到的问题。

创作是不容勉强的，在一般情况下，它往往与民族的精力成正比。欧洲从中世纪黑暗时期转入近代光明时期经过了一个伟大的精神的革命，它的最大的成功是一个美丽的新生命的诞生。革命是精力的解放，生命的力量充实到不可制止时自然迸裂成创造的奇葩。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绿色的梦：农村建设工作

1928年夏，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再次迈出国门，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去国漫游。11月上旬回到上海。在欧洲期间，拜访过恩厚之，并共同商议农村建设工作。

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他从多乐芙汇来的200英镑，并谈了自己的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徐志摩说他在北京和天津见到了张彭春和瞿世英，并且和他们详谈过了。张彭春对他们在达廷顿商讨的农村建设工作极表赞成。他也愿意尽其所能来玉成徐志摩和恩厚之的计划；事实上这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他自己多年来已经考虑过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了，但目前他没有空儿，因为他当南开大学校长的哥哥在外国旅行，而他要负责全盘校务，但他催促徐志摩马上进行农村建设工作的计划。至于瞿世英，他在平民教育协会做事。这个机构所从事的是中国一件严肃的开创性工作。在那里，饱学之士为平民服务，也与群众一道做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对徐志摩来说也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北方对农村教育以及农村改进工作，在进行着十分有价值的实验。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期望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当徐志摩他们在努力探索把国家带上轨道的时候，这项工作标志出一个新方向。

徐志摩说他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决定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不过徐志摩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实际的计划。他有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他们是他旅行考察的助手。徐志摩唯一的希望是恩厚之夫妇能够在最近抽出时间来中国走一趟，帮助他决策一切。至于徐志摩盼望要做的事，他会随时写信报道。

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设中国农村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因为治安没有保障，绑票、抢劫蔓延全国。

徐志摩时常在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因为恩厚之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心中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他常常忆念有鲑鱼出没的达河，那里有的是赏心悦目的柔雅风情，而德温晨曦的光艳，在恩厚之花园古堡历史悠久的垒垒磐石上处处漫染，倍觉明丽生辉。此外，在恩厚之那里生活的人群，他们真挚和乐之情，在各人脸上互相辉映，这种比朝阳更伟大的光华，就证明了生气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这个事实。这一切在回忆中引起无限的诗思情意，并且沁透徐志摩的心魂。而在这里，当徐志摩无法避免去接触每天临到身上的现实环境时，他就更加感到怀念之情的苦痛。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的灵魂中的创造活泉闭塞。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徐志摩就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他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到不成人形的孩子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

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因为好像泰戈老在中说过，只有在爱这世界的时候才是活在这世界。徐志摩真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能爱他在今天所见的中国，但事实上却不可能。

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人在这种景况下，精神上没有办法不受影响；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恩厚之信上所流露的厚意和期望一入徐志摩的眼帘，就使他深感痛苦。他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恩厚之和泰戈尔身上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徐志摩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没有保障的。绑票已几乎蔓延全国，抢劫更不用说了，法律形同虚设。上海生活味同嚼蜡，有时更是可恨可厌，但要拂袖他往，却是难于登天。原因很简单：现在根本无路可逃，所以大伙儿都在这里搁了浅，实在有身不由己之感。

6月29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谈到了泰戈尔的近况。

这段日子徐志摩因老戈爹重临上海这个预料不到的喜讯而欢欣鼓舞。老戈爹和他的一行人是3月19到的。他跟禅达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然后继续赴日本和美国。在归程时，他们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两天，6月13日回印度。美国之行对老戈爹的健康十分不利，他比以前更感到疲弱。除了旅途劳顿之外，这次外出对于他并不是事事如意的，他有些生美国人的气，同时因为缺少恩厚之在身心两方面给他的照顾，所以倍觉凄寂。徐志摩和泰戈尔谈了许多关于恩厚之的话，听到诗人无限温情的言语，使徐志摩不胜感动。在他说话时，徐志摩见到他眼中蕴着泪水。徐志摩认为没有一个人比恩厚之更了解、更爱护和更会照顾泰戈尔，即使他的同胞也不及恩厚之。徐志摩说，要是恩厚之亲耳听到泰戈尔提及他的话，他会感到喜悦的。泰戈尔说：“厚之是个伟人，他有个伟大的心。我对他怀有最大的爱念和敬意。说起来不免惭愧，但事实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他对事情的体会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他在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他的荦荦大才结合起来。在他身上我寄以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由于不能在旅途上从加拿大转往英国，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切盼和他见面，享受重聚之乐。你一定要写信把我亲切的思念传递给他。”

徐志摩告诉恩厚之，泰戈尔会再见他的，大概在冬天。虽然他身体衰老，但还是努力不懈地写他的讲稿，盼望准时完成，赶上冬天牛津大学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他对徐志摩叹道，“我要努力工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赶快完成我的工作，我发觉自己还有要讲的话，这是值得高兴的；不过，讲话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在未死之先亲身作这次演讲。我的讲题是‘神圣的人格’。你会看见我演讲的内容在灵感和智慧两方面都不会是空洞贫乏的。”由此可知泰戈尔对这个任务是心情舒畅的。徐志摩真盼望他一回到印度就恢复健康，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启程赴英了。

泰戈尔在上海见到一些老朋友，胡适和蒋百里都在内。泰戈尔因梁启超的早逝无限伤怀，也因张君劢就在诗人旅沪时不幸被人绑架而深感难过。徐志摩认为恩厚之会很难相信这些事情竟会一一发生的，但却居然发生了。那个两袖清风、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学者，去年还要出卖他的书籍，就是他仅有的财产，才能维持家计，而他却的的确确遭遇这场历时足足三周的无妄之灾。在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囚犯所过的生活更坏上数倍。所以，若问中国现况如何，这是多余的问题了，因为连干绑票这一行的人，也这样史无前例地不把“盗亦有道”作为一种行规遵守，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许多事情上，中国的情况还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说，这半年来他差不多是完全疲塌不振了。说差不多，是因为他虽然没有什么天赋之才，却也帮忙筹备了第一次的全国美术展览。这也是他在个人事务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徐志摩从达廷顿和山迪尼基顿带回中国的远景和朝气，如今已日渐销毁，凄然无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个机能失调的社会被邪恶的势力掳掠殆尽。整个中国没有一处治安是有保障的。自从张君劢遇掳这件可怕消息传出来后，徐志摩的父亲惊惧万分，正在认真考虑举家迁离上海，前往像青岛这一类比较安全的地方。但难道这是应付人生的办法吗？所以，徐志摩说，恩厚之不能怪住在中国的人天天不做别的而只会喊苦。另一方面，他也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一下子就对事情存着拉倒的态度，只是时刻渴望寻找机会一走了之。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创办《诗刊》

1931年1月20日，《诗刊》由新月书店正式发行。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主编徐志摩的《诗刊?序语》。

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预告中曾经提到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诗刊》。那刊物就是现在这份的前身。在那时候也不知哪来的一阵风忽然吹旺了少数朋友研求诗艺的热，虽则为时也不过三两个月，但那一点子精神，真而纯粹，实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纪念的。现在他们这少数朋友，隔了这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想再来一次集合的研求。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

第一，他们共同相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同时这前途不是容易与平坦的，需要很多人共力去开拓。其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过的声音，由此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或许影响到人类的终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或许可以开成千百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再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种艺术。艺术精进的秘密当然是每一个天才独自的致力，各自弄出光荣的创例，但有时集合的纯理的探讨与更高的技术的寻求，乃至根据于私交的风尚的兴起，往往可以发生一种殊特的动力，使这一种或那一种艺术更意识的安上坚强的基筑，这类情形在文艺史上可以见到很多。

因此徐志摩他们这少数人的天生爱好，与希望认识诗的朋友，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谦卑的邀请国内的志同者的参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小，但一直的向上；小，但不是狂暴的风所能吹熄。记得古希腊的阿伽门农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帕南苏斯群山的山顶共同点起燎天的烽火，照出群岛间的雄涛在莽苍的欢舞。对着渺茫的未来，岂不也应有同样光明的指望？

徐志摩说，欣幸的是他们五年前的旧侣，重又聚首；更欣幸的是他们又多了新来的伙伴，他们的英爽的朝气给徐志摩不少的鼓舞。

徐志摩声明，《诗刊》创刊号上的稿件的征集是陈梦家、邵洵美、徐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孙大雨、邵洵美、徐志摩负责的；封面图案与大体设计是要感谢张光宇、张振宇与邵洵美。

关于稿件，徐志摩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闻一多的真是个奇迹。

第三部分开拓文艺的新土天教歌唱

1931年8月，徐志摩的《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自己写了《〈猛虎集〉序》。

在诗集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果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徐志摩说，他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一行行写下来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的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徐志摩说他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徐志摩记得他印第二集诗时曾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转眼间四个年头已过去了，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但事实是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徐志摩看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的作品，他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他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自己的写诗，徐志摩认为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人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自己作得了主？徐志摩说，整十年前他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他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这忧郁，徐志摩相信，渐渐的潜化了他的气质。

虽然写诗，徐志摩认为自己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管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居然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徐志摩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他也时常疑虑到他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他的愚蠢暂时借给他享用的非分的奢侈。他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过去。诗虽然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他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泰戈尔说的，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但像他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他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他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他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子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他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徐志摩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他11年前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他和闻一多等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才开始讨论到。闻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徐志摩说这五六年来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他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才憬悟到自己的野性；但他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他追随闻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是他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他把诗稿送给闻一多看，他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徐志摩是最愿意听的，但他觉得自己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认识了陈梦家和范玮德两个年轻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励了徐志摩奄奄的诗心，以及第二次又印《诗刊》，徐志摩对于诗的兴味，或许可以消沉到完全没有。1931年在6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他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他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他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徐志摩希望这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虽然他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他这次印行的第三集诗是要告慰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徐志摩说，人们不用更多地责备他，他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也不用提醒他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他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他说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他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他说他的思想是落伍或是他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他知道，他全知道；一说到这些只是叫他难受又难受。他再没有别的话说，他只要人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另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情未了

7月，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两封信，除交代自己日常的生活外，还是苦口婆心地劝陆小曼认真做点事情。7月4日信：“你能安心做些工作。现在好在你已在画一门寻得门径，我何尝不愿你竿头日进。你能成名，不论哪一项都是我的荣誉。”

陆小曼感情的疏远也让徐志摩很苦恼，他们久别见面时，徐志摩一进家门，陆小曼老是那坐着躺着不起身，他每回想张开胳膊来抱她亲她时，总是扫兴。在7月8日的家信中：“我这次回来，咱们来个洋腔，抱抱亲亲何如？这本是人情，你别老是说那是湘眉一种人才做得出，就算给我一点满足，我先给你商量成不成？我到家时刻，你可以知道，我既不想你到站接我，至少我亦人情的希望，在你容颜表情上看得出对我一种相当的热意。更好是屋子里没有别人，彼此不致感受拘束。况且你又何尝是没有表情的人？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的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那是一个错误。”

9月30日，徐志摩应王叔鲁之约，与张慰慈一起去什坊院看房子。但搬迁北京之事，总是不了了之。在次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房子倒是全地板，又有澡间；但院子太小，恐不适宜，我们想不要。并且你若一时不来，我这里另开门户，更增费用，也不是道理。”

10月，徐志摩给陆小曼总共写了六封信，其中主要还是劝陆小曼北上的事。10月1日信：“我每天每夜都想你。一晚我做梦，飞机回家，一直飞进你的房，一直飞上你的床，小鸟儿就进了窠也，美极！可惜是梦。想想我们少年夫妻分离两地，实在是不对。但上海决不是我们住的地方。我始终希望你能搬来共同享些闲福。北京真是太美了，你何必沾恋上海呢？”10月20日信：“爱，你何以如此固执，忍心与我分离两地？上半年来去频频，又遭大故，倒还不觉得如何。这次可不同，如果我现在不回，到年假尚有两个多月。虽然光阴易逝，但我们恩爱夫妇，是否有此分离之必要？眉，你到哪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适；你又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

10月份徐志摩为了解决手头紧迫的问题，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做，那就是做房子买卖中间人的事。一宗是蒋百里的房子要出售，而何竞武要在上海买房子。另一宗是孙大雨有块宅地要卖，一时找不到买主。两宗生意如果成功，都可以得到相当的佣金，做成的话有约2000元的收入。10月23、29两日在给陆小曼的信上，主要都是谈这两笔交易的事情。23日信中提及蒋百里有反悔成交的意思时，徐志摩说：“那不是开玩笑了吗？……但这样一岔，这桩生意经究竟看落何处，还未得知。”“至于我回去问题，我哪天都可以走，我也极想回去看看你。但问在这笔旅费怎样报销，谁替我会钞，我是穷得寸步难移；再要开窟窿，简直不了。你是知道的（大雨搁浅，三百渺渺无期）。所以只要生意确有希望，钱不愁落空，那我何乐不愿意回家一次。”

10月29日，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说：

至爱妻眉：今天是九月十九，你二十八年前出世的日子。我不在家中，不能与你对饮一杯蜜酒，为你庆祝安康。这几日秋风凄冷，秋月光明，更使游子思念家庭。又因为归思已动，更觉百无聊赖，独自惆怅。遥想闺中，当亦同此情景。今天洵美等来否？也许他们不知道，还是每天似的，只有瑞午一人陪着你吞吐烟霞。

眉爱，你知我是怎样的想念你！你信上什么“恐怕成病”的话，说得闪铄，使我不安。终究你这一月来身体有否见佳？如果我在家你不得休养，我出外你仍不得休养，那不是难了吗？前天和奚若谈起生活，为之相对生愁。但他与我同意，现在只有再试试，你从我来北平住一时，看是如何。你的身体当然宜北不宜南！

爱，你何以如此固执，忍心与我分离两地？上半年来去频频，又遭大故，倒还不觉得如何。这次可不同，如果我现在不回，到年假尚有两个多月。虽然光阴易逝，但我们恩爱夫妇，是否有此分离之必要？眉，你到哪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适；你又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

百里那里，我未回信，因为等少蝶来信，再作计较。竞武如果虚张声势，结果反使我们原有交易不得着落，他们两边，都无所谓；我这千载难逢的一次外快又遭打击，这我可不能甘休！竞武现在何处？你得把这情形老实告诉他才是。

你送兴业五百元是哪一天？请即告我。因为我二十以前共送六百元付账，银行二十三来信，尚欠四百元，连本月房租共欠五百有余。如果你那五百元是在二十三以后，那便还好，否则我又该着急得不了了。请速告我。

车怎样了？绝对不能再养的了！

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此事瑞午有去路否？请立即回信。如瑞午无甚把握，我即另函别人设法。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如有人要，最高出价多少，立即来信，卖否由大雨决定。

明日我叫图南汇给你二百元家用（十一月份），但千万不可到手就宽，我们的穷运还没有到底；自己再不小心，更不堪设想。我如有不化钱飞机坐，立即回去。不管生意成否。我真是想你，想极了！

这封信是徐志摩给陆小曼的最后一封信。寄出这封信后，徐志摩开始走上了不归路。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飞天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乘火车由上海到达南京；19日上午8时，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壁堂，年龄均为36岁。飞机上除运载了40余磅邮件外，乘客仅徐志摩一人，也是36岁。开始天气甚佳，不料在党家庄一带忽遇漫天大雾，飞机师为寻觅航线，降低飞行高度，不慎误触开山山顶，机油四溢，机身起火，坠落山脚。待村人赶来时，两位飞机师已烧成焦炭。徐志摩座位靠后，仅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的伤，但他额头撞开一个大洞，成为致命创伤。当晚，细雨霏霏，似乎是在哀悼天才诗人的早逝。

21日下午，徐志摩的灵柩暂停在济南福缘庵，后由友人沈从文、梁思成，亲戚张嘉铸等主持，将遗体运往上海，由万国殡仪馆重殓，在静安寺设奠，最后安葬在诗人的故乡浙江海宁硖石镇东山万石窝，墓碑系书法家张宗祥所题。

一代诗魂，悄然离去。60岁的徐申如听到消息时，老泪纵横，凄然叹道：“完了！”爱恨情愁，悲欢离合，全部带走了。这一年的4月，妻子病故，11月，儿子又死于非命。老人痛不欲生。这一声炸响，更惊醒了纸醉金迷中的陆小曼，她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缈缈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徐志摩遇难的噩耗传出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就连一度跟他笔墨相讥的鲁迅也从《时报》上剪下了关于这次空难事件的报道。徐志摩一向将年长自己6岁的胡适视为兄长。噩耗传来，胡适更是痛心疾首，他在徐志摩遇难次日的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并写了《追悼志摩》一文寄托哀思：“……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经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周作人说：“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楔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梁实秋则认为：“志摩的天才在他的散文里表现最清楚最活动。”沈从文号召：“纪念志摩的唯一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

蔡元培的挽联最为精妙：“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徐志摩遇难后，文坛才俊纷纷撰文纪念，唯诗人闻一多迟迟没有反应，以致他的学生臧克家不禁发问，“你是公认的徐的好朋友，为什么没有一点表示呢？”闻一多回答，“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林徽音得知徐志摩为了省几个钱和赶时间来听她在协和医院小礼堂的讲演，从南京搭乘邮政飞机赴京，途中因大雾在济南撞山铩羽而亡的消息，痛心如焚。除了一手张罗徐志摩后事，还写下了悼怀徐志摩纯真友情的诗歌《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1934年1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硖石，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思念。1935年，林徽音发表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内有“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她将徐志摩乘坐的焚烧过的一块飞机残片拿回家置于起居室中，一直到她1955年辞世。林徽因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最后一段写道“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徐志摩的朋友们的确拟定了《徐志摩纪念奖金章程草案》。此草案的拟定寄托了徐志摩朋友对徐志摩深切怀念的感情，但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新月派文人离散，方案未能施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徐志摩乘飞机失事，20日晚赵元任心情沉重地把《大公报》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剪下来，加上注，贴在日记里。他写道“晚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徐志摩遇难后，他写给陆小曼的诗歌《海韵》，便由赵元任谱曲成歌，一时成为“绝唱”。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志摩的诗》

沈从文在1932年的《论徐志摩的诗》中写道：“一种奢侈的想象，挖掘出心的深处的苦闷，一种恣纵的、热情的、力的奔驰……这类诗只显示作者的一面，是青年的血，如何为百事所燃烧。……另外一个倾向上，……柔软的调子中交织着热情，得到一种近于神奇的完美。”

徐志摩怀着浪漫主义的单纯理想热忱真诚地追求美好和自由，然而他的追求却总与现实格格不入，因此就不满和再次寻求，诗歌这种艺术就成了他抒写人生体验的媒介。

1922年10月到1925年上半年，徐志摩从英国回国后近三年的时间内，是他诗情勃发的一个时期。1925年8月，徐志摩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结集成《志摩的诗》，并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诗集取名《志摩的诗》，有提醒读者、反观自己、自信与审慎以及负责之意。诗集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颗耀眼夺目的新诗明星中国冉冉升起。徐志摩甚至因此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有前途的诗人。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让《志摩的诗》在占有较大的篇幅，并对《志摩的诗》从整体上进行了的总结：“a爱与死；b“灰色的人生”；c理想与失望；d自然与儿童；e同情；f怀古；g“许多韵体上的尝试”——散文体,无韵体,骈句韵体,各种奇偶韵体,章韵体,变相的十四行体；h“土白诗”；i想象，表现，与音乐。”

《志摩的诗》出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继郭沫若的之后的最具特色的有一新诗力作。它以自由体的形式，以其清新之气，自由的排列，巩固了新诗创作的成绩。他驾驭白话的纯熟，讲究诗韵、节奏、和谐以及抒情、写意与音乐性的高度统一，在早期白话诗人中是非常突出的。另一方面，他又将西方诗式移入中国，进行诗歌创新和试验，这对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朱自清在《论中国诗的出路》对徐志摩的大胆尝试给予了高度评价：“徐志摩是试用外国诗的音节到中国诗力最可注意的人。他试用了许多西洋诗体。……纵观他所作，觉得最成功的要算无韵体（BlankVerse）和骈句韵体。他的紧凑与利落，在这两体里表现到最好。”

伴随着形式的赏心悦目《志摩的诗》中还洋溢着积极和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念以及诗意的美感。

在《为要寻一个明星》中，诗人追求的美好理想是“明星”，这“明星”是什么？理想、美、信仰或爱情，甚至诗人的自况。徐志摩只是要寻找。而黑绵绵的昏夜严丝密缝地遮盖着明星，而执著的骑手却要寻求它的敞亮，这中间隔着的是黑茫茫的荒野，骑手的胯下却是匹拐腿的瞎马。徐志摩以明星、骑手、荒野、天空、黑暗、拐腿的瞎马这些具体的意象抒发着寻找的感觉。向着黑夜→冲入荒野→无望在荒野→倒毙在荒野这个单纯洁净的情节，构成了诗歌的悲剧结构。结尾最为出色，像一幅震撼心灵的油画，又如基督受难一般，以无声的安详表达了殉难的壮美。悲凉中蕴涵着热切。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我有一个恋爱》中抒情主人公的寻找的也是“明星”，诗人的恋爱对象就是那“天上的明星。”，同样也表现出了对理想信念的异常坚定：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他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在或是消派——

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他爱恋的明星在暮冬的黄昏、灰色的清晨、荒野的枯草间晶莹闪烁。人生的现实、个人爱情的挫折，把他那颗充满浪漫梦幻的诗心折磨成了破碎的灵魂。然而，像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理想屡屡受挫但仍追求不舍，他是永远不甘平庸的，他要在灰色的天空里唱一支大胆的新歌。在晶莹的星光里诗人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追求，得到了知心、欢欣、灯亮，这一光明慰藉了现实人生的抑郁苦闷，理想的歌颂重于现实的暴露。在诗歌结尾，诗人坚信永远有不昧的明星。这是一曲人生理想之歌，在这里，诗人的人生追求与晶莹的星光互为溶合，表达出诗人执著的爱恋与坚定的信仰。整首诗呈现出一个轻盈、空灵而又宁静、神圣的意境世界。

然而，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美丽的人生是那样遥遥无期却那样让人无限想望。冲破现实的牢笼，从荆棘中和冰雹下闯出一条路来，这是解脱和得到的途径。徐志摩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传达出这种诗意：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

我拉着你的手，

爱，你跟着我走；

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

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

你跟着我走，

我拉着你的手，

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

跟着我来，

我的恋爱！

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与恋爱！

顺著我的指头看，

那天边一小星的蓝——

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

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

快上这轻快的小艇，

去到那理想的天庭——

恋爱，欢欣，自由——

辞别了人间，永远！

徐志摩执着的理想在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他对黑暗的现实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虽然也常感幻灭的痛苦，但在美好的幻境里，诗人可以使他那颗受损的灵魂得到抚慰和憩息。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正是诗人否定和拒绝黑暗的现实世界、肯定和向往理想世界的作品。这首诗写于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相爱遭到反对之时。有着美好幻想的徐志摩深深感受到重压下的痛苦。他咒诅这懦怯的世界，决定逃出牢笼，恢复自由。整首诗格调明朗激越，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激情，表现了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向往和热烈追求。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表现出徐志摩独特的诗情诗意诗趣，体现出徐志摩诗歌结构严谨整饬、形式灵活多变、鲜明的节奏感和旋律感、情感想象的节制与简洁、营造意境的完美、想象的奇美等艺术特色。

“辞别了人间，永远！”，屡屡受挫的徐志摩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去吧》这首诗，就好像是一个对现实世界彻底绝望的人，对人间、青春和理想、对一切的一切表现出的不再留恋的决绝态度，对这个世界所发出的愤激而又无望的呐喊：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去吧》这首诗，流露出诗人逃避现实的消极感伤情绪，是诗人情感低谷时的创作，是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壁后一种心境的反映。离去后的归宿是大自然，诗人希求在大自然中求得精神的慰藉和超脱。

流连忘返于自然之中、寄情于山水之间的徐志摩发现，江山虽然如此之娇，可是，现实的黑暗也使自然暗淡无光。在目睹了日本对于往古风尚的保全时，徐志摩掩抑不住内心的羡慕。《留别日本》，留别的是虽然是日本，寄托的却是故国之思。诗人愿意去担负恢复家园的重担：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懂：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

摧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的狂风？——

缅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破他深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崛强的铁锹，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寻找的无法实现，部分原因是现实的黑暗，就像徐志摩在《毒药》、《白旗》、《婴儿》中所描写的那样。在《毒药》、《白旗》中，徐志摩用怨毒的语言，诅咒了社会现实的种种丑恶黑暗。而在《婴儿》中又流露出他的无限希望，他在等待着出现希望的那一天。这是徐志摩诗歌中表现理想和希望感情最为激烈、思想最为激进的诗篇。因此，于成泽在《评〈志摩的诗〉》中说：“《志摩的诗》中对于现实的世界，广漠地仿佛有十分不满意的态度。”徐志摩在一首名为《叫化活该》的诗中表现出了他在诅咒现实的同时，也对那些无奈生活在这种境遇中的人尤其那些社会最卑微者的同情：

“行善的大姑，修好的爷，”

西北风尖刀似的猛刺着他的脸，

“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

一团模糊的黑影，挨紧在大门边。

《志摩的诗》中有很多吟咏爱情的，抒发了诗人对浪漫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对于一个注重性灵、敏感多情的诗人来说，爱情无疑是他表达的最大窗口。

写于1924年的《雪花的快乐》是一首轻松愉快、优美深情的希望之歌。那时诗人正沉浸在与陆小曼热恋的幸福中，诗人心中欢欣无比，诗中主人公自比为半空中飞扬的雪花，怀着欢愉的心情去寻求意中人，并终于溶化在她柔波似的胸口。整首诗托物寓情，那轻盈地飞向美丽清幽之处的雪花，是诗人充满信心的欢快情绪的自然流露。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雪花的快乐》中，我是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个灵性的雪花，要为美而死。然而，他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没有痛苦、绝望，他享受着自由、热爱的快乐。雪花“飞扬，飞扬，飞扬”，坚定、欢快和轻松自由的执著。诗人的追求在“假如”之上展开。“假如”使这首诗柔美而朦胧，然而，热烈和自由之上有淡淡的忧伤。雪花的旋转、延宕和最终归宿完全吻合诗人优美灵魂的自由、坚定和执著。重复出现的“飞扬，飞扬，飞扬”则是一幅深邃的灵魂图画。

那首脍炙人口的《沙扬挪拉》则写尽了日本女郎的风致。萍水相逢、执手相看的朦胧情意，被诗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这首诗写于1924年5月徐志摩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沙扬娜拉十八首》收入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再版时删去前面的17个小节，仅留下题献为“赠日本女郎”的最后一个小节，即这首玲珑之作。

《沙扬娜拉》无论在情趣和文体上，都明显受泰戈尔小诗的影响，所短的只是长者的睿智和彻悟，所长的却是浪漫诗人的灵动和风流情怀。整体艺术风格温柔妩媚多情却又不令人腻烦之感。这首诗是简单的，也是美丽的；其美丽也许正因为其简单。

徐志摩的诗不仅情浓，而且往往带着痴情。在《多谢天！》《她是睡着了》等诗歌中就流露出诗人对爱的如痴如醉之情。如《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润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

她在梦乡了——

粉蝶儿，翠蝶儿，翻飞的欢恋。

徐志摩从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等讴歌恋爱至上的情诗中获得借鉴，再加上个人的情爱生活的体验，一首首情艳意浓的爱情诗就从他的笔端滔滔流出了。因此，朱湘在《评徐君〈志摩的诗〉》称徐志摩是“新诗中最擅长于情诗的人”。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2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翡冷翠”意为花城。

徐志摩在诗集的序中明确的提到，这本诗集是献给陆小曼的，是纪念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礼物。因此，这本诗集几乎就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热恋情史。

《翡冷翠的一夜》写于1925年徐志摩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山中。

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这首诗里，抒写出浓烈而执着的爱情。情到深处，无怨无悔；为情所困，为情所死。

诗的开头，切入的是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从爱人的即将远离在女子心中引起的难过、嗔怒、责怪等情绪，反衬出爱人在她生活中的重要以及她对爱人的挚爱和依恋。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离开是令人非常痛苦的，因为曾经的爱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爱情溶入了她的生命中，爱情就是她的生命：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种爱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她再一次沉浸在烈火般的爱情体验中：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象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槌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诗人笔锋突然一转，让抒情主人公从对爱情的幸福体验中转入到对死的无限向往上，描绘出了一幅非常优美的、令人陶醉的“死”的幻象。对爱情有深刻体验她，为实现爱情自由和爱情幸福的美好愿望，为爱而死。因为她的愿望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她只能通过死来实现了，爱情因死而美丽永恒：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天堂也许是个幸福的世界，地狱就不是了，它和现实世界一样。在尘世不被人怜惜反遭摧残的命运，进了地狱，她也可能是同样的命运。活在人间和死在天堂是一样的：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象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这种活着或死去的矛盾痛苦只有爱才能抚平。她可以舍弃现实世界、天堂或地狱，但却不能没有爱，那种人间至真至美的爱情。爱人就是她的上帝。爱，是她生活的一切；爱，是她人生的信仰。因此，即使她不幸死了，她就要变为萤火，只因有她的爱人那颗不变的明星在天上：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抒情女主人公错综复杂的情感思绪和爱怨交织的心理矛盾，终于在爱的执著与爱的信仰中得到了解脱。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以第一人称摹拟一个弱女子的口吻写成的，他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依恋、哀怨、自怜、感激、温柔、幸福、痛苦、无奈、挚爱、执著等种种情韵，层层婉转，步步流连，真实而感人地传达出一个弱女子在同爱人别离前夕变幻不定的心境。抒情主人公这种复杂的思绪，也正是诗人当时真实心境的反映。那时，徐志摩正身处异国他乡，客居异地的孤寂、对远方恋人的思念、爱情不为社会所容的痛苦等，汇集成他抑郁的情怀，这些连同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信仰，构成了这首诗独特的意蕴。这首诗有叙事诗的风格，以细腻的笔调铺叙复杂的情感思绪，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自由流动的心理活动：又以细致的细节描绘抒情主人公的思绪感触。通篇以一种平白的、近乎喃喃自语的口语写成，使这首诗亲切真实如在眼前抒遣情怀、倾诉情感。

徐志摩在个人感情上的燃烧，他感情上的烈焰，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有着充分的表现。种种爱情的体验都被他的笔触婉转细致地呈现出来。《翡冷翠的一夜》、《呻吟语》、《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天神似的英雄》、《最后的那一天》、《苏苏》、《再休怪我脸沉》、《望月》、《两地相思》等都写得情意绵绵、浓烈和痴诚得令人难以排遣。

在《呻吟语》中，徐志摩抒发着对爱情的向往和拥抱爱情的甜蜜：

我亦愿意赞美这神奇的宇宙，

我亦愿意忘却了人间有忧愁，

象一只没挂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黄昏时跳跃；——

假如她清风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问我闲暇的诗情？——

上帝！你一天不还她生命与自由！

在人生的天平上，爱是永恒的追求。在一切的一切之中，惟有爱情是最后的唯一寄托，在《最后的那一天》中：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诗史上，一部洋洋洒洒上万行长诗可以随似水流年埋没于无情的历史中，而某些玲珑剔透的短诗，却能够经历历史的沧桑而独放异彩。这首两段十行的小诗，在现代诗歌长廊中，别备一格。虽写绵情蜜意，却蕴涵着清新：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把“偶然”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置入象征性的结构中，充满情趣哲理，不但珠润玉圆，朗朗上口而且余味无穷，意溢于言外。后来成为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词。它经谱曲后，更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把你我之间的关系，在云影与波心之间交融，在黑夜互放的光亮里交会，写得奇特而浪漫。这是徐志摩写给他的第一个恋人林徽因的，是幸福中的徐志摩对自己以往苦苦追求的浪漫之爱的回忆。

对徐志摩的第二部诗集，闻一多曾给予热情的肯定：“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的确，这部诗集中的诗歌比第一部要成熟得多，有更多变化。更重要的是，徐志摩在诗歌艺术上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此时，正值徐志摩和闻一多等倡导新格律诗之时，徐志摩自然在尝试着、实践着闻一多提出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三美”主张。因此，闻一多赞赏徐志摩在诗歌形式美上的进步。

徐志摩的学生、著名诗人卞之琳在编《徐志摩诗集》时说他的小诗：“这首诗在作者诗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新月诗人陈梦家在《纪念徐志摩》也认为：“以及《丁当－清新》等几首诗，划开了他前后两期的鸿沟，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气，用整齐柔丽清爽的诗句，来写那微妙的灵魂的秘密。”的确，此诗在格律上体现了徐志摩的功力与独具匠心,在长短句诗形和韵式上的努力。全诗两节，上下节格律对称。每一节的第一、二、五句都是用三个音步组成的。如：“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每节的第三、四句则都是由两音步构成，如：“你/不必讶异”、“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音步的安排和处理上显得严谨中不乏洒脱，较长的音步与较短的音步相间，读起来纡徐从容、委婉顿挫而琅琅上口。

徐志摩的诗歌也特别讲究音乐美，他努力地追求诗感。如在《海韵》中：

“女郎，单身的女郎，

你为什么留恋

这黄昏的海边？——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爱这晚风吹：”——

在沙滩上，在暮霭里，

有一个散发的女郎——

徘徊，徘徊。

“女郎，散发的女郎，

你为什么彷徨

在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听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来和：”——

在星光下，在凉风里，

轻荡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女郎，胆大的女郎！

那天边扯起了黑幕，

这顷刻间有恶风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看我凌空舞，

学一个海鸥没海波：”——

在夜色里，在沙滩上，

急旋着一个苗条的身影——

婆娑，婆娑。

“听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兽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海波他不来吞我，

我爱这大海的颠簸！”

在潮声里，在波光里，

啊，一个慌张的少女在海沫里，

蹉跎，蹉跎。

“女郎，在哪里，女郎？

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

在哪里，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没了星辉，

这海边再没有光芒；

海潮吞没了沙滩，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这首诗共五个小节，其内在的音节，有同样的反复，造成了强烈的韵律美、音乐美。它经赵元任谱曲后，也广为传唱了。

在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中，并不全是爱情之语，有些诗歌也反映了某些社会问题。《大帅》是针对军阀对前线战士“随死随埋，间有未死者，即被活埋”一事，怒斥了大帅的暴行。《庐山石工歌》有《伏尔加船夫曲》的影响，唱出的是劳动人民粗犷雄浑的声音。《这年头活着不易》则似写花，又似写爱情，又像抒发人生的感慨：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的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象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上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凄，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猛虎集》、《云游》

徐志摩最后的两部诗集收录了他1927年到1931年的作品。《猛虎集》是徐志摩自编的，1931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用“猛虎”作为诗集的名字，有重新开始之意。《云游》则应邵洵美的约请，由徐志摩的学生陈梦家编写，1932年新月书店出版。

茅盾在《徐志摩论》中指出：“《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衰，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着未见有能并驾齐驱……。”

《猛虎集》、《云游》里的诗，正如茅盾所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巧和形式上的成熟。徐志摩以他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和不受羁绊的才华，热烈追求爱、自由、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他执着地追求从性灵深处涌出来的诗句。他总是在不拘一格的试验与创作中追求诗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康桥是徐志摩的心灵故乡。康河的水，开启了他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灵感。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在归国途中，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新月》月刊上，后收入《猛虎集》。“康桥情结”是贯穿徐志摩一生诗文的情绪，《再别康桥》无疑是这种情绪的最佳表述。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连用三个“轻轻的”，仿佛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来了，又悄无声息地飘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云彩。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披着夕照的金柳，青荇和水潭，一一映入眼底。金柳如夕阳中的新娘，温润可人。潭水似天上虹，被浮藻揉碎后，竟变成了梦。诗人于是意乱情迷，想象纷飞。想到了梦，于是寻梦。最终却沉默无言。第7节以三个“悄悄的”与第1节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些什么。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在康河边徘徊的诗人，正是在追寻诗化的人生。

徐志摩主张诗是艺术。他深崇闻一多的“三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诗歌的音乐美。《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谨严。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飞动而飘逸。

茅盾在《徐志摩论》中批评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说：“我们能够指出这首诗形式上的美丽：章法很整饬，音调是铿锵的。但是这位诗人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这就只有很少很少一点儿。”

徐志摩写于1928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是形式美的佳作，尤其是音乐性特别强。全诗共6节，每节均4行，每节的前3行完全相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辗转反复，余音袅袅，这种重复产生了回肠荡气的音乐效果。这种刻意经营的音节、旋律组合，渲染了诗中“梦”的朦胧氛围。徐志摩要表达的始终是模糊的，被一股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吹的风冲淡了，什么也没有说却似乎说出了一切。这首诗就以单纯的复沓展现了不定的绵延意绪，抒写出了一种凄迷的、彷徨的心绪，营造了一种伤感曼妙的意境。《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由于这首诗，许多人把“新月”诗人徐志摩认作了“风月”诗人。然而，正是在无边的风月中展现出了诗人最崇高的性灵追求。为了生命的真纯，徐志摩在风月中苦苦追寻，虽然到头来总不免黯然神伤，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陈梦家在《纪念志摩》一文中谈到：“洵美要我就便收集他没有入集的诗，我聚了他的《爱的灵感》和几首新的旧的创作，合订一本诗——《云游》。想起来使我惶恐，这曾经由我私拟的两个字——云游——，竟然作了他命运的启示。”

徐志摩写于1931年的《云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从《沙扬娜拉》、《再别康桥》到《云游》，体现了徐志摩诗一贯的抒情风格。这些诗歌以优美的想象、意境的空灵洒脱以及对人生的理解与生命的把握中透出的希望与信仰，代表了徐志摩才性和诗情。《云游》也是其中的一颗明珠。

《云游》中表述的是一种复杂的感情体验，爱的不圆满和悲伤。自在逍遥的“你”在天空中云游。让诗人心生钦慕向往之情。云游中的“你”不经意间就点燃了“他”，“他”将“你”的倩影抱紧。绵密的忧愁涌上“他”的心头，“他”为你消瘦，还在无能地盼望，云游中的“你”飞回。涧水在呼唤着云游，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生存形态。涧水万般忧愁又渴望得到新生与慰藉，焦灼地等待着。《云游》中诗人以“一流涧水”为自我写照而渴望漂荡的云游给自己萎靡虚弱的心灵涂抹些许光亮的色彩。整首诗体现出了徐志摩诗歌温柔婉转的风格。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苏雪林谈徐志摩的诗

苏雪林首先谈起徐志摩出现时当时的文坛状况。1921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北方唯一的诗人是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1922年、1923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晨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时，他那种华丽的词藻、奢侈的想象、雄奇的气势、曼妙的情调，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梁启超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大加鼓励；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居然称他为“慧业文人”；死守传统的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刚露头角便征服了文坛。因此，苏雪林说，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苏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证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并不过分。

关于徐志摩诗的形式，苏雪林认为有下列五点：

第一，体制的讲求。从胡适一直到郭沫若新诗都没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虽然以西洋格式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诗式创作时，带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豪放风格，但并不成功。虽然，郭沫若主要创作白话诗、自由诗，但他对于新诗体制没有多大的贡献。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创作时很注重韵律。于赓虞回忆时说《诗刊》发行前，他们共聚在闻一多寓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诗刊》发行后，每周都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而到《新月》诗刊发行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因此胡适写下了《新诗已上了轨道》。

苏雪林认为徐志摩的诗变化极多并且迅速。他几乎每天都在尝试一种诗的创作格式，因此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有感于这种情况，苏雪林就说：“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志摩的诗》发表后，他的朋友陈西滢为他做的体制统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章韵体。诗刊派的诗被人讥讽为“方块诗”，而徐志摩却能在严格规律之中，自由表现他的天才，这一点是他人所不及的。

第二，辞藻的繁富。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极力摆脱旧诗词的格调和排斥旧辞藻。胡适还说，真正好诗在于白描，于是“渲染”的工夫就不敢怎么讲究了。但诗是一种美文，美就不仅仅是白描所能传达出的。西方的一位文学家说诗不过是“颜色”和“声音”组成的，这话不无道理。刘勰就有情采篇，并说“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缛采”。所以白描诗的局面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冰心小诗是有些辞藻的，郭沫若的长篇也充满了心弦、洗礼等西方辞藻。徐志摩出现后，诗的辞藻，就更为富丽了。但他的辞藻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经过他的心灵炼制过的一种东西。陈西滢说：“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个洪炉里，炼成一种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再加上很丰富的意象，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玻。”

但陈西滢还说：“他的毛病是太没有约束。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到烦腻。”因此，“浓得化不开”成了徐志摩的诗文的特点。徐志摩也被冠上唯美派、新文学中的六朝体的名号。钟嵘诗品论谢灵运道：“颇以繁芜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博，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苏雪林觉得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徐志摩。不过，他又指出，徐志摩后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第三，气势的雄厚。郭沫若诗只能称雄，而称不上厚，力量与气魄不相称。因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无深度。徐志摩的诗则雄而厚，可称为雄厚。如果辞藻太过富丽，气势就不足。如果辞藻富丽同时气势充足，那就可以成为上乘的作品。曾国藩日记云：“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徐志摩的作品，可当此语而无愧。他的散文诗如《毒药》、《婴儿》、《白旗》、《天宁寺闻礼忏声》，都是有气势的雄厚作品。苏雪林举《婴儿》中的一段为例，指出徐志摩形容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体现出了他的真功夫。并且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诗有曲折、有层次、有奔注、有顿挫，读来又毫不觉得冗长拖沓。真如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第四，音节的变化。陈西滢谈及徐志摩诗歌的音调时说：“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工夫，因为他喜多用实字，双双的叠韵字，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实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烧钹，很少是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玻。”除此之外，苏雪林还认为徐志摩在音节上的试验同他在体制上的试验同样勤苦，而且同样具有许多变化。他的音调随着诗的情绪而变化，情绪是愉快的，音节就异常轻快；悲伤的，音节也显得凄凉。如在《雪花的快乐》的第三、四两段音节的轻快，就有雪花随风回舞的感觉。又如徐志摩在《沪杭车中》：“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匆匆、催催，像车轮的声音，接着连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车进行的速度。《盖上几张油纸》则连用叠句，如坐在风雪孤坟旁妇人的哽咽。《庐山石工歌》用无数“浩唉”表出汉族耐劳苦爱和平的心声。其他音节优美的也很多。

第五，国语文学的创造。胡适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曾提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苏雪林认为所谓国语，不是指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的“官话”。在他看来，胡适白话文虽然写得极其明畅流利，用的语言不过是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在加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浒等的调子。冰心的小说用的语言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毅然肩起创造“国语文学”的责任的，苏雪林认为是徐志摩，虽然他是浙江硖石人，但他的国语说得很标准。徐志摩的小品散文全用国语写作，诗则有的用国语、有的用砖石调子、有的是普通白话。

关于徐志摩诗的精神，苏雪林认为有下列几点：

第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说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丰富的经验……志摩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哈代的对照。他咏哈代曾说：‘为什么放着甜不尝，暖和的座儿不坐，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辣味儿辣得口破。’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

陶孟和的话把徐志摩整个人格都表现了出来。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苏雪林认为他是理想派。他认为，唯美派的文人把自己深深藏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心灵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苏雪林认为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是为了安慰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冻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在这些里面也可以寻找到人生的美。

从徐志摩个人行为来看，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的追求。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并不后悔。他殉身追求的行为，就像飞蛾投火的勇敢。因此，胡适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第二，真诗人的人格。

苏雪林给诗人人格下的定义是诗人要有热情、要有宽大的度量。

热情是人类事业的原动力。黑格尔说：“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至于文艺的创作，苏雪林认为如果缺乏热情，就像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一样。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的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是关于两性的情爱。徐志摩诗集中恋歌很多，所以有人批评它为“情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的气息”。徐志摩对于恋爱，并不单纯的肉欲，其实他所祈求的，是由恋爱所得到的灵感，以达到精神上最圆满的境界。恋爱是他的手段，灵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如在《爱的灵感》这一首诗里，徐志摩把爱是灵感表达得非常明白：“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它那原来青爽的平阳。”

苏雪林称赞徐志摩说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溶解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成了灰。

另外，徐志摩得心胸非常博大。新文学界的谩骂之风始终伴随着文学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不受传染是很难的。但徐志摩始终保持着他博大的同情，受人无理谩骂，也不肯同骂。他的人格他的朋友们很清楚。林徽音说：“我们丢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的可爱的人格。”陶孟和说：“济南号的出险，结束了一个美丽的可爱的灵魂，但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而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人格。”郑振铎也说道：“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恳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个心胸最广而最有希望的诗人。”

苏雪林最后总结了徐志摩出现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新诗的滥觞期，徐志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个可爱的天才。苏雪林说，徐志摩的出现就如同是五代时的李后主。王国维曾经说说：“词至后主，眼界遂大，感慨遂深，遂变伶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后主的出现是词的划分时代的界线，而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就像李后主在词界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样的不朽！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了徐志摩其文其人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闪闪发光。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徐志摩的爱情诗使他个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路历程倾吐在诗歌中，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别具一格。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徐志摩“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认为：“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单纯到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非现实的到了一触即毁灭。胡适在《追忆志摩》于是就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尽管如此，徐志摩总是非常乐观，他的诗歌中还有乐观的调子。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的执着与自信。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总在幻想有一颗明星。陈梦家说徐志摩诗是“柔美流丽”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谈痛苦和死亡，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颓唐和消极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论》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徐志摩是才情显赫的诗人，是新月派的“诗圣”，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作为散文家的徐志摩的成就并不亚于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徐志摩以浓郁而奇艳的风格出现在散文界，从冰心的灵俊、朱自清的清丽、周作人的冲淡、丰子恺的趣味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风采。

徐志摩的生前自编了三本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文集》，此外还有《志摩日记》、《志摩书信》、《眉轩琐语》、《西湖记》、《泰戈尔来华》等。

林语堂在《新丰折臂翁?跋》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西洋语句，了无痕迹。”

杨振声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一文里，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那‘跑野马’的散文，自己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有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溪！他的文章确有它独创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徐志摩散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浓得化不开，在结构上的特征则是跑野马。

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说：“他的文章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来用不着题目，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严格地讲，文章里多生枝节（Digression）原不是好处，但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会全神贯注在那枝节上，不回到本题上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转觉得可爱了。”他说徐志摩散文的妙处，一是“永远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二是“他写起文章来任性”；三是“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

徐志摩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的诗文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之河中永存。同样徐志摩他本人在他的朋友心中永存。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志摩走后，他们的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朋友之中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他不知道风灾哪一个方向吹，其实，胡适说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可是，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狂风卷走了他，他的朋友们的天空顿时一片惨淡，一片寂寞，因为最可爱的云消散了。

徐志摩之所以这样让朋友们哀念他，胡适说那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就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嫉妒的神气。”陈伯通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炒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徐志摩的一生是爱的象征。但社会上对他的行为和追求往往不理解，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他的离婚和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地方。胡适认为，他做的这两件事最能代表他的单纯理想的追求。徐志摩万分诚恳地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胡适指出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徐志摩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因此，胡适要求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徐志摩的一生，从这一点上才可以理解徐志摩的行为。只有先认清了徐志摩的单纯信仰，才能认清徐志摩的为人。

徐志摩在一首《生活》的诗中认为自己最后的几年生活得非常失败。他的失败，在胡适看来，就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徐志摩的追求使他的朋友们惭愧，因为胡适说他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在这诺大的世界中，只有徐志摩有这信心，冒险去追求，经历了许多波折，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荣誉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的神圣境界，但他终不免失败的命运。胡适说，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然而，徐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投降。胡适认为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地怨恨谁。胡适看他替朋友们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依旧那么热心和高兴。

徐志摩在痛苦中依旧他的歌唱，他的诗也更加成熟，诗的已经更加深厚，笔致更加淡远。在徐志摩最后的一年，他希望那是他真正复活的机会，胡适他们都很替他高兴。胡适说，他临走前的几年本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了，但他的同情、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花，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曾在一个时期里是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歌，哀怨的歌，美丽的歌。这些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然而，胡适说，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最有希望复活的时代，他丢下众人，独自云游去了。

在胡适的眼中，徐志摩这样可爱的人，像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他投射的影子永远留在他的朋友们的心中，他放出的光亮永远留在人间。

第四部分轻轻的，走走了徐志摩年谱

华言实编

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三年）一岁

一月十五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今海宁市）。

１９００年（光绪二十六年）四岁

入家塾读书。

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十一岁

入硖石镇开智学堂读书。

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十三岁

冬，毕业于开智学堂。

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十四岁

春，入杭州府一中。与郁达夫、沈叔薇等同窗。

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十五岁

辛亥革命爆发，杭州府一中停办，休学在家。

１９１３年（民国二年）十七岁

春，杭州府中学复学。返校。七月，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１９１４年（民国三年）十八岁

五月，在校刊《友声》第二期上发表《镭锭与地球之历史》。

１９１５年（民国四年）十九岁

夏，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与张君劢之妹张幼仪结婚。婚后经张君劢介绍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即沪江大学前身）。

本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１９１６年（民国五年）二十岁

春，从上海浸信会学院退学。

秋，转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学习。

１９１７年（民国六年）二十一岁

因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成了北京大学学生。

本年，《新青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

１９１８年（民国七年）二十二岁

长子出生，学名积锴。

经张君劢介绍，拜梁启超为师。

从上海启程自费赴美留学。途中作《启行赴美文》，铅印赠亲友，述游学之志。

九月，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

十二月，在纽约结识梅光迪、赵元任等人。

１９１９年（民国八年）二十三岁

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获该校一等荣誉奖。

九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修硕士学位。此间，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

１９２０年（民国九年）二十四岁

九月，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论中国的妇女地位》。

慕罗素大名赴英，罗素却已被剑桥大学辞退。

十月，入伦敦大学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秋，结识陈西滢，并通过他与英国作家威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相识，从此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

秋，结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音。

冬，张幼仪到英国，夫妇住在伦敦郊外的沙士顿。

１９２１年（民国十年）二十五岁

春，被英国学者狄更生推荐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特别生。

夏，与林徽音热恋。

秋，送夫人张幼仪赴德留学。

经英国语言学家欧格敦介绍，与罗素相识。

本年，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相继成立。

１９２２年（民国十一年）二十六岁

二月二十四日，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

三月，由吴德生、金岳霖作证，在柏林与张幼仪离婚。

由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

七月，会见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二十分钟，此次会面，影响了徐志摩一生。

八月十日，为追随林徽音，退学启程回国。在船上作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十月十五日抵达上海。

开始创作《志摩的诗》。

秋，应邀为清华文学社作题为《艺术与人生》（ＡｒｔａｎｄＬｉｆｅ）的英文演讲。冬，在文友会作题为《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斐尔的印象》（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Ｈ．Ｇ．Ｗｅｌｌｓ，Ｅｄｗａｒｄ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英文演讲。十二月，寄给林徽音用英文写成的散文《月照与湖》，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与爱慕。但此时林徽音已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了口头婚约。

１９２３年（民国十二年）二十七岁

一月，梁启超致书徐志摩，严厉批评其离婚行为。徐回信极力为自己辩解。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罗文干案中采取的对北洋军阀政府不合作的立场表示支持。

三月，作诗《哀曼殊斐尔》悼念一月九日在法国逝世的曼殊斐尔。参与组建的“新月社”在北平成立。

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二十六日，在《努力周报》连载诗话《杂记》，文中不点名地讽刺了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致使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与他交恶。

夏，应梁启超之邀，在天津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课两周，教授近代英国文学和未来派的诗。

八月，去北戴河避暑，并作《北戴河海滨的幻想》。接祖母病重电报启程返家。祖母殁，作《我的祖母之死》。

九月，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专号上发表、《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确期》三文和诗《幻想》。中秋节偕堂弟徐永和游西湖。同胡适、陶行知、陈衡哲、马君武、汪精卫、任叔永、朱经农等十人到海宁观潮。

十月二十八日，作《西湖记》。

冬，张君劢组织成立理想会，拟办月刊《理想》。徐志摩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一文。

１９２４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八岁

年初，在北京筹办《理想》周刊，最后计划失败。

一月，作小说《老李》。

二月，在北京筹备“以魔鬼诗派为中心的拜伦百年纪念会”。诗《自然与人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四月，泰戈尔抵上海，代表北方学界前往欢迎。泰戈尔访华期间，任随从翻译。陪泰戈尔到北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到站欢迎。泰戈尔在北京作了六次公开演讲。

五月，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学界举行祝寿会。对林徽音的爱情之火再度燃起。陪泰戈尔会见溥仪，又联系与孙中山会面，因孙中山患病未成。

陪泰戈尔赴太原。当晚在车站与林徽音痛苦作别。陪泰戈尔去日本东京。

七月，专程送泰戈尔到香港。离日本前作诗《留别日本》和《沙扬娜拉》。

八月，在与林徽音失恋的痛苦中，开始与凌叔华通信达两个月，倾吐心中的痛苦。九月，作诗《毒药》、《白旗》、《婴儿》等。十一月，作诗《悼沈叔薇》。

秋，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美文学和外文。去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的讲演。主持新月社事务。在新月社的活动中，与陆小曼相识，不久两人坠入情网。

十二月一日，在《语丝》第三期发表波德莱尔的译诗《死尸》，并作序言。十三日，《现代评论》周刊在北京创刊，为主要撰稿人。

１９２５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九岁

一月，在《京报副刊》发表诗歌《不再是我的乖乖》。

三月，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准备去欧洲旅游，行前要陆小曼尽快与王庚离婚，启程出国。受聘为《现代评论》特约通讯员。途经苏联的赤塔、西伯利亚、莫斯科等。次子彼得（德生）因病于柏林夭折。到达柏林，得知儿子的死讯，非常悲痛。后于六月作悼文《我的彼得》。

四月，在法国漫游。抵意大利。期间作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六月中旬，抵法国。

七月上旬，在英国经狄更生介绍，拜会哈代。散文在《现代评论》发表。散文《莫斯科游记》在《晨报副刊》连载。接陆小曼生病催他回国的电报，月底到北京。

八月，开始记恋爱日记，至九月十七日止，后被编入《爱眉小札》。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自费出版。

九月，诗歌《呻吟语》发表于《晨报副刊》。作诗《这年头活着不容易》、《再不见雷峰》等。

十月，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首期上发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晨报》社会栏发表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引起巨大的争论。发表《读梁巨川先生的遗书》，谈对梁巨川自杀的看法。作《吊刘叔和》一文。

秋，代表段祺瑞执政府邀泰戈尔再度访华，泰戈尔因故没有成行。诗歌《决断》在《晨报副刊》发表。

在《晨报副刊》发表《守旧与“玩”旧》一文，批评章士钊的复古论调。

十二月，散文《巴黎的鳞爪》在《晨报副刊》发表。

林长民死于郭松林、张作霖之战。徐悲痛不已，于次年二月作《伤双栝老人》。

１９２６年（民国十五年）三十岁

一月，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谈“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妄想解释做和事佬”，但双方都不买账，结果“两头都碰钉子”。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针对曲秋（陈毅笔名）的《纪念列宁》展开讨论。

二月，发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呼吁陈西滢与周作人等论争的双方结束战斗。作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回南方老家度春节，并就与陆小曼的婚事与父亲商量。父亲原则上同意，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三月，与闻一多、蹇先艾商量编辑《晨报副刊?诗镌》。为《晨报副刊?诗镌》作发刊词《诗刊弁言》。

四月，《诗镌》第１期问世。徐发表诗作《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散文《自剖》发表。作散文《再剖》。

六月，诗《大帅》、《人变兽》、《两地相思》等在《晨报副刊?诗镌》发表。作《诗刊放假》一文。《晨报副刊?剧刊》创刊。徐任编辑。创刊号上发表《剧刊始业》一文。散文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八月十四日，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

十月，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婚礼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证婚并致词，对其二人进行讽刺与批评。辞去《晨报副刊》主编职务，离京南下。住在家乡硖石，打算隐居著书。

十二月，为避战乱，抵上海。

１９２７年（民国十六年）三十一岁

春，与胡适、闻一多、邵洵美等人筹建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被提议为国民党上海市委宣传部副主任，未赴任。

秋，任光华大学教授，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散文集《巴黎的鳞爪》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由新月书店出版。

十二月二十七日，与陆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戏院同演《玉堂春》。

１９２８年（民国十七年）三十二岁

春，散文集《自剖》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主编的《新月》月刊正式创刊。徐发表《新月的态度》一文，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宣言。同期还发表诗歌《我不知道风是哪一个方向吹》。与陆小曼合著的戏剧《卞昆冈》在《新月》连载。

夏，因不满陆小曼的生活作风而出国旅游。先到日本，后去美国。离美赴英。在英国参观了恩厚之创办的农村建设基地，再次激起他在中国进行农村建设的愿望。《志摩的诗》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秋，作诗《深夜》。离欧赴印。抵印度，在印度期间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和山迪尼基顿农村建设实验基地并在国际大学做演讲。十月下旬，启程回国。作小说《“浓得化不开”（星加坡）》，后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十号。在中国海上作诗《再别康桥》，后发表于《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十号。十一月上旬，抵沪。

十二月，在苏州女中演讲，题目为《关于女子——在苏州女子中学讲演稿》，后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号。开始落实中国农村建设的计划，第一步先做调查工作。

１９２９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三岁

春，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工作，被推举为筹备处理事，并与杨清馨合编《美展汇刊》。先后在汇刊上发表《美展弁言》、《想象与舆论》、《我也惑》等文章。梁启超在北京逝世，徐参加悼念活动，并与胡适、梁思成等积极整理梁启超的遗稿。舒新城主持中华书局，邀徐主持编辑《新文艺丛书》。组织一些人去江苏、浙江实地考察，以选定中国农村建设的实验基地。致恩厚之信，告知因为治安没有保障建立中国农村建设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和杨清馨合编的《美展汇刊》出版。《新月》月刊改组，闻一多离开编辑部，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为编辑。

六月，辞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授之职，继续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七月，离开《新月》月刊编辑部，编务移交梁实秋。九月起，在南京中央大学谋得一职，在南京与上海之间辛苦奔波。秋，在上海暨南大学作题为的演讲。

１９３０年（民国十九年）三十四岁

一月，和陈梦家、方玮德等青年诗人共同酝酿筹办《诗刊》。四月，小说集《轮盘》由中华书局出版。秋，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之职，再拟办《诗刊》。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办校务。去沈阳探林徽音病。

冬，光华大学闹学潮，徐被赶出学校。

１９３１年（民国二十年）三十五岁

一月，为营救在日被捕的胡也频四处活动。编辑的《诗刊》创刊号问世。

二月，决定听从胡适劝说，北上北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仍兼上海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编辑。在北平、上海之间来回奔波。

二月二十四，抵北平。二月二十六日，在致陆小曼信中谈及林徽音患肺病“已深入到危险的地步”，“这岂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得知沈从文为了救胡也频生活无着的消息后，立即为沈从文落实了两本书的出版情况。

三月，多次劝陆小曼离开上海到北平。四月，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作演讲，批驳胡先骕攻击新诗的论调。徐志摩南归奔母丧。因父亲不让陆小曼戴孝而与父亲发生争执。

六月，筹集沈从文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的费用。

七月，在上海与邵洵美、罗隆基商量改进《新月》月刊，徐与邵主张不谈政治，最好搞成纯文艺的，但罗不同意，新月社内部分歧开始严重。

八月，《猛虎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十一月，由北平抵沪。与陆小曼见面即发生争执。

访刘海粟、罗隆基。乘早车到南京。

十一月十九日，大雾。林徽音当天晚上要在北平协和小礼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想到场，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班机“济南号”启行。飞机失事，遇难身亡。终年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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