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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大》 正文 开篇 第1节：钱理群序：北大失精神 钱理群序：北大失精神 本书以为题，初读以后，却觉得似乎有些"题不对文"。因为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清晰而具体的北大，何需"寻找"！如一位作者所说，这是"个人亲身感受到"，个人心灵中拥有的"北大"，一百个北大人就有一百个"北大"。我读本书，最感兴趣的，就是本书包容了几代人（从"30年代后"到"80年代后"）的北大记忆，不用说描述的北大生活大相径庭，各异其趣，就是叙述的语言，语调，方式，都是绝不雷同，色彩纷纭的。"北大的伟大在于其丰富"：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但我们确乎又要"寻找北大"：这几乎是面对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每一个老北大人，新北大人共同的心愿，真实，沉重，而执著。 这是为什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我们经常想起鲁迅的沉痛之言："北大失精神"。这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因此，我们要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唤回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北大精神。 这同时也是对理想，信念，以至信仰的追求。那是一代又一代的百年梦想。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做梦的精神净土、圣地，那是可悲的。 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的精神梦乡。 如我们的"校歌"《未名湖是个海洋》所唱--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的梦 就在这里。" 第2节：编后记：拒绝"意淫"北大 编后记：拒绝"意淫"北大 1996年第4期《中国青年》杂志曾发表一篇流传一时的名文《北大：魂兮归来》。文章开头引证这样一个新闻来提醒人们注意北大的危机：南京大学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排名已经数年超过了北大而居第一位。"SCI排名"这一指标似乎是从这一事件开始大规模影响教育管理者的心态，各高校竞相大力抓论文发表数量。中国大学教育进入一个更为严格的"量化考核"阶段，"发表论文数"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些论文的真实价值究竟如何）。大学教育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细则，拟订了各种各样的评分标准，划分了各种各样的级别，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排行榜，"表格化管理"越来越深入（但很少有人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多根本性的价值是无法量化和统一的）。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迅速规范化，"麦当劳化"，千人一面，受制于同一评价标准。城市建设患上相似的"高尔夫球场魔症"，相似的生活逻辑以水波状扩散的方式从中心城市向广大城乡复制粘贴。无论是形形色色的"表格"还是城市里密密麻麻的住宅楼--它们有着相似的几何外表--都意味着社会生活对"人"的分割和宰制，都在努力使人个性泯灭，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部件，一条规模空前的流水线上的复制品。 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主人；而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事实却是，"人"越来越成为"物"和"规范"的奴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而在我们的现实中，"金钱"成为惟一强大的价值标准，"多数人"的选择成为一种暴政，它冲垮一切对于"不同"、"自我"的坚守，使每个人都汇入一片盲目的大合唱--在"解放"的旗帜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专制。 我们需要抵抗这种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个人主体精神生活的尊严--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使自己"不是东西"。蔡元培校长确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成为北大的立校之本，而这何尝不是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指标？我们选择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际"寻找北大"，我们寻找的不仅是一种教育精神，也是一种社会运行精神，一种个人生活态度。"寻找北大"，其实是寻找一个美丽的梦境，梦中有刘文典先生在月光下向学生讲《月赋》的场景，有法律系某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的理想，有曾昭抡教授"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对信念的坚持。这是自由舒展的生命形态，而不是龚自珍笔下横遭删削的病梅。 北大并非某所具体的大学，而是一个造梦之地，无论具体地点是在沙滩红楼还是未名湖畔，它独立、自由、担当的精神气质是那些最深层的理想主义者相互辨识的标记。近年来关于北大的批评性报道不断见于报端、网络：进北大校门查证事件，"未名湖大酒店"事件，拆除三角地布告栏事件……这些具体事件往往被提升到抽象的层面予以批评，可见北大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验证某种关于"好"的标准。这些批评体现了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人们本能地对某种"丧失"的警惕，而发出最严厉批评的，往往是北大人自身。"寻找北大"不是沉浸于"意淫"的氛围中，而是一个严厉的提醒，一次对无孔不入、一统天下的"现代化"逻辑的反省和抗争。在看似平民化的现实中，可能隐藏着更紧密的绳索；在貌似奔向解放的途中，可能潜伏着更深的牢笼。因而，"寻找北大"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必要，以应对这场看似无形却异常残酷的战争。 本书讲述了一些故事，提示了一种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大学精神。本书的写作者，年龄大者已逾七十，年龄小者二十出头，他们的大学岁月分布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十年里，他们关于北大的记忆跨度与共和国的历史长度相当。在他们或激动、或遒劲、或昂扬、或低徊的叙述中，我们总能辨认出一点相似的向往：生命的枝条自由朝向无垠的蓝天。 钱理群老师（我们更愿意称呼他为"老钱"）慨然允诺出任本书主编，这是我们尤其感动的--他是一个一直坚定着我们对北大的信心的不妥协的长者。当然，本书存在的一切不足，毫无疑问应由我们具体操办者负责。 第3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所北大 精彩书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所北大 书评人：舒白 年来校友同学相聚，谈起母校北大，每每有这样的叹息：北大越来越不像以前的北大了。三角地的拆除，26号楼的拆除，大张旗鼓的本科教学评估，还有一个个老先生先后的逝去，让我们无法阻挡地感受到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正在消失。现在走在校园里，光鲜亮丽的新楼房随处可见，然而这却似乎只能增加我们对已经消逝的风景的怀念。 在北大110周岁生日到来之前，说起这些未免有些丧气。其实类似的话一直都有人在说，比我们更早的师兄师姐和老师们，在十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对北大的变化表达过他们的不满。对北大的不满似乎已经成为北大人的一种传统，虽然他们在外人面前又要极力维护北大的形象与声望。无论如何，我们常常习焉不察的却是，这种不满背后的批判精神和理想情怀，正是北大赋予我们的呵！ 这也正是为什么北大人在表达他们的不满的同时，却又会如此深情地用文字写下他们对北大的忆念。这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要以文字的方式，去小心翼翼地摸索、爬梳和整理北大留在他们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迹，去点亮那些火种，让微弱而温暖的光芒照亮他们前方的道路。这是每个人心中的北大，看上去有些虚无缥缈，或者琐碎零乱，不免夹杂着个人的想象，和有意无意的对某些事物的放大，然而却如此真实、确凿，比那些光鲜亮丽的楼房更加真实，因为它已然化入到每个北大人的生活之中。 提供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北大，编者是和我同年入学的朋友，作者中也多是自己的同学和师长，读起来令人感到无比亲切。如钱理群老师在序中所说：我们确乎要"寻找北大"，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也是对理想、信念以至信仰的追求。北大在哪里呢？其实北大就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中，在这本书的每一篇文字中。或许每个人心中的"北大"各有其不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相互印证和生发的，让阅读时每每有"实获我心"的惊喜和惬意。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北大"，却又是属于每一个北大人的。 这是北大的魅力，北大独有的气质，每一个曾经身处其中的人几乎都能清晰、准确地捕捉到它，识别出它。在我看来，这无法形诸可见的物体而只能诉诸于文字的"北大"，乃是北大绵延不绝的精魂所在。校园的变迁，风景的消逝，乃至种种打着其他名义而让北大人为之痛心的事件的发生，都不能毁坏它，只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它。这是书写北大、忆念北大的意义之所在，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年前年阅读《北大往事》时内心产生的激动，这是文字的力量。即使有一天北大真的变得面目全非，人们仍然可以借助于这些文字，寻找到那个真实的、充满着理想光辉的北大，并借着它的光芒来照亮周边的黑暗。 北大人历来有书写北大、忆念北大的传统，它们往往是不同于校方典章的个人叙述，但毫无疑问，北大的光荣和生命是在这里。这本乃是这个传统的最近的生成，相信每一个读者--无论他是北大人或不是--都可以从中找到真正的北大，真正的北大精神。 第4节：目录(1) 本书连载内容 目录 树犹如此 北大最美的十棵树 王立刚 三角地 丛治辰 依依柳岸 谢冕 北大需要荒凉感 冯永锋 草坪音乐记忆 胡续冬 48楼o大教室o师兄弟 陈顺馨 古来三五个英雄 纪念与反思 涂骏 "严"上还要加"严" 洪子诚 多情最数王怜花 孔庆东 先生 陈恒舒 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石一枫 我的老师们 严绍璗 燕燕于飞 一个迷局 清平 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何蕴琪 底气 侯桂新 失踪的爱情 吴光富 煮鹤焚琴记 文珍 算诗人最相得 只有一种生活的形式 吴晓东 侠义北大 王政 迟到的异端 朱靖江 北大醉魂 朱靖江 逃课记 蒙木 梦入少年丛 我的"化学情结" 叶永烈 第5节：目录(2) 一点往事 洪子诚 燕园絮语 赵振江 喜欢阅读 黄子平 融入我的大学 吴福辉 宿舍杂说 武弘麟 吾道悠悠 北大是一篇散文 张一?#91; 未名湖是个海洋Ⅲ 许秋汉 致中文系07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温儒敏 在边缘重返自身 王光明 同属于北大的理性与激情 马丽华 去而复归 戴锦华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钱理群 编后记 正文 6-10节 第6节：北大最美的十棵树 文/王立刚(1) 树犹如此 东草坪的松柏，伫立的姿势像望羊的儒者，像严冷的隐士，它们像是在庇护、或守望着什么，这种护望如履薄冰，如临大敌，而且似乎朝不保夕。 北大最美的十棵树（王立刚） 北大里面，人有俗人，但树无凡品。 世间的生灵惟有树既诚笃，又灵动，没有不美的。所谓"最美"决不是对其他草木的贬损，只是单出于某时某刻的感兴，或者不知不觉间的"比德"。 第一， 三角地的柿子林。 这是一些早已被消灭的美丽乔木。 霜白而秋实，万柿如灯，说不出的璀璨和温暖。 当三角地柿子林和图书馆东草坪被铲除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前兆（Omen），或许校园歌手早在弹唱wind of ge 的时候就已经忧郁地预言了。 东草坪弥散的是静穆之气。 东草坪的松柏，伫立的姿势像望羊的儒者，像严冷的隐士，它们像是在庇护、或守望着什么，这种护望如履薄冰，如临大敌，而且似乎朝不保夕。 柿子林散发的是蓬勃之气。 高挂的柿子总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里青年们的脸颊。那种气色是如此饱满，就像是神在他们的灵魂里涂了一层金子。 走得太早的人没有亲历那种怅然。 来得太晚的人无法想象它的美丽。 你说北大总是要变的。 我说你错了，这不是变。 变和化是不同的。 宋朝人读四书，蒙元人读四书，甚至八旗人也读四书，四书是道路，不同的只是行者的脚，这叫变；若宋朝人读四书，至元朝读密经，至清朝读新约，这就不是变，是化。 北大还怕变吗？北大本自戊戌变法中来，康有为说得好：变则通，通则久。北大是一直在变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北大所宗的东西如果也变了，那就是化，北大也就不是北大了。 北大所宗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就如同我从来没有吃过柿子林的柿子，我曾想象过它的味道，四分甜带着六分苦涩，因为它必定茹受了很多风霜。 第二，西门南华表的银杏。 这是北大最壮观的园林布局。轩楼朱阁，飞檐嵯峨。如果不是这棵银杏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枝雄干壮，外秀慧中，怎能压住这里的氛围。 清秋气穆，灿然的落英和白果，陨堕如雨，仰首其下，觉得她占满整个天空，并且如同天空一样有尊严。 不知是不是帝苑式的格局对这颗银杏产生了影响，她透出不可匹敌的王气。左近的华表是从圆明园弄过来的，还有风传说为了重修圆明园，有人要"讨"华表回去。清王朝真正的余烈到底是在残垣断壁的圆明园，还是在"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的太学遗脉呢？ 第三，静园草坪的松树。 北大里面松树很多，但大多背景芜杂。松树不是樱花，不适合成群成片地观看。就像梅树一样最能在清冷孤寂处见出夭矫的劲质。 静园草坪原来种了很多果树，后来拔掉栽草，成了如今的样子。 前面轩敞的草坪作望景，后面平整的纪念碑作幕墙，几颗白皮松掩映俯仰，退让合度，如静如舞，其色如玉，其默如宣。 第四，一院到六院的爬山虎。 北大的黛瓦青砖营造的是冷静的调子，冷碧的爬山虎会让很多建筑显得有些阴森。但这里却因开阔的静园，独享了朝朝暮暮的阳光。沧桑的十二面人字形山墙上，生长着这些每年都有青春的植物。就如同十二张宣纸上，爬山虎如墨色，或横或斜，或皴或染，有时碧绿如泼，有时疏影婉约，是北大造景中的神来之笔。 然而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北大园林中最精彩的部分要么是明清的遗迹，要么是当初外国设计师的意匠，新近的北大营造只是在不断增加笑柄。 第五，临湖轩的竹子。 北方的竹子在筋骨上不入流，但风色却有独到的地方，所谓"绿肥"。这在下雪天就格外精神，森郁的竹丛，冷碧的叶子上承着厚雪，很能激发文人之想。难怪当年在燕大的冰心选在这里住过，她的文字那么晶莹明爽，就像被雪澡过的竹叶。如今被书商包装过的北大才女如走马灯换了无数代，没有人能写出"雨后的青山像洗过的良心"这样剔透的句子，才高如张爱玲，也得暗服冰心的真。 第六，未名湖南岸的垂柳 第7节：北大最美的十棵树 文/王立刚(2) 湖畔栽柳是亘古不易的良选。柳树的婀娜流动与湖面的平远宁静相洽，柳丝的垂线与涟漪的横线相得。 北大的园林其实非常局促，若不是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头罩着，未名湖或许早被改成五星酒店前的钓鱼池了。 但就是在局促和喧闹中，未名湖区的营造运用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妙手，真的做到了小中见大，咫尺千里的效果，那么小的一片水面，却似乎有走不完的湖岸，看不尽的明灭。荡漾的湖水才是北大流动的圣节。 第七，浴室南面的梧桐。 这排美丽的梧桐生长在北大最热闹的地段，多少女孩的雨伞上曾经落过它巨大的叶子，多少男孩的短发上曾经落过它滤下的雨滴。多少个酷夏，人们从它们脚下获得短暂的清凉，多少次冲澡，对它们"坦诚相见"。 梧桐在古诗词中多是凄冷的意象，惟在这里换了面目。树粘人气，它们一定是通灵的。 第八，五四体育馆大门旁边的金合欢树。 这颗树斜得很美。就像照水的纳西索斯，简直要一头栽下来。 其余三季倒也不怎么觉得，唯独秋天的时候，一树金黄，如同梵高在蓝天画布上刷出来的。 第九，正南门主路两旁的槐树。 槐树阴森，左木右鬼，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就显得很邪性。燕南园里的槐树就是这样，阴气太重。 而主路两边的国槐，排列有序，树冠穹合，如同一条绿色的长廊，每年报到的新生都要从这条路走进来，但毕业的时候却从各自的路散出去。 每个北大人都有大致相同的开始：因为他们的天分，北大选择了他们。但最后，却有很不同的结局，这一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成为北大的骄傲，或者成为北大的耻辱，或者不做选择，而是把北大的印记一一抹除。 第十，三教足球场东边的白杨树。 这也是一些被消灭的乔木。 它们的遭遇是柿子林悲剧的延续，但不同的是多了些荒诞。 柿子林被砍是因为要修"世界一流"的大讲堂，尽管光秃秃的广场并不是"世界一流"的必要条件。但毕竟广场还是空旷的多，所以柿子树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但这排白杨树的死却没换来"世界一流"的体育场。只不过树两边的土场变成了塑胶场地。我们和白杨树都不明白砍树的必要性在哪里。 这些白杨树对我们那时候的学生有特别的意义。 三教那时是北大最大的教学楼，没有空调，锈迹斑斑的窗子，狭窄逼仄的桌椅。多少学生在百无聊赖之时望向窗外，那排白杨树是我们的双眼唯一可以投靠的风景。 第8节：北大最美的十棵树 文/王立刚(3) 它们主干雄壮，侧枝如怒发上冲，盛夏之时，绿意磅礴。 而如今这磅礴的绿意只能偶尔如潮水漫入很多老北大的梦境。 在梦境里，树阴如同锦绣，绣在女生雪白的裙边上，她的膝头放着布莱克的诗集，我却记不起她当时读得是哪一页。 踢足球的男生躺在下面，横七竖八，如同水浒刻本里的插画，头顶阳光扫过油亮的叶子，仿佛铿锵的琵琶。 我曾仰慕的山鹰社队员们夜训的时候，月光穿过树枝，照在他们发鬓结冰的汗珠上。 从回忆的画面开始，到回忆的画面结束。 或许会给人一种错觉，北大的草木都只在幻境里存在了。这几乎是肯定的。灼热的电锯和冰凉的铲车就像植物们不期而遇的宿命。谁知道某年某月某天经过某个角落，看到某棵熟悉的树横陈泥淖，抑或一无所见，只是一片陌生的空白占据着不该空白的空间。 这不是怀旧，不是物哀。 桓温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北大的编年，若只能写在书上，终是死的；若能写进树的年轮里，将永远是活的。 它们美丽的枝条如同穿越历史的手臂，向我们伸展。 但你只截断，截断…… 直到真正的历史成了记忆中的海市蜃楼，有谁还记得拍着树干，感喟"人何以堪"？ 感喟历史是种高贵的气质。 而失去历史路标的人们失去了感喟的能力，也渐渐远离高贵。 王立刚，199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留校至今。 第9节：三角地 文/丛治辰(1) 三角地（丛治辰） 那时夏天也不像现在这样喧嚣。小邮局旁边的报刊亭空空荡荡，隔街两座破败的宿舍楼，藏青色，笨拙的影子小心翼翼探出马路牙子。街上路人三五个，在浓密的树荫下默默行走。微风吹过，树叶簌簌作响，枝叶间洒下的明媚阳光晃了眼睛，在他们的面庞上轻轻跳跃。 沿街走到尽头，正对长长一排宣传墙，玻璃橱窗里端正地摆放印刷精美的海报展板。学术十杰，优秀学生干部表彰，北大年度建设成就，等等，正襟危坐，衣冠楚楚。而三角地落寞地站在一旁。那是夏日的午后，太阳尚未向西过多偏移时的落寞，能想象得出吗？蝉声嘶叫如泣，拉长午后缓慢的时光，就像童年时蹲在路中间看蚂蚁的你突然转过头来，黄土飞扬的马路一直向远处延伸。阳光浓烈有如一管炙烤爆裂的桔黄色油画染料，涂抹在16楼挂满窗子的北墙，以及三角地几面铁锈斑驳的布告栏上。小广告层层叠加如补丁，培训机构花色繁多任君挑选，校内学生床位三百一月，可以日租。发脆的纸角微微颤动，仿佛一触即碎，让你想起家乡贴满性病广告的电线杆。 那时你只有十八岁，左脚支地停在单车上，略微有些喘息。沿清华西路骑车过来，右首是干枯的万泉河，左首是北围墙，园里肥美的枝叶纷纷探出脑袋。拐进颐和园路，你从未想过电视上那扇辉煌如王府的西校门前居然是这样的逼仄小街。从校友桥冲下，轻快如鸟的两翼。西侧门旁小荷塘后面的秀美小山被围起来，正在施工，一年之后连你也不能记起那座丑陋校史馆的前世前生。狭长如火车的佟府饭店还在，门外摆一排白色塑料桌，撑开阳伞。穿黑色纱质吊带裙的姑娘坐在伞下，娴静而放荡；她的男友坐在一旁，将脑袋放在她白得晃眼的大腿上；你惊鸿一瞥，嘿嘿傻笑着飞快经过。二体的网球场破破烂烂，零星几个人在来回奔跑，顶着大太阳，你看不懂他们跑些什么，鼓荡的热风吹起你的衬衫，一飘一飘的。 北大的路纠结盘错，令你一度担心走丢，其实不管怎样七拐八拐，最后都会通向三角地。就像把散落的线头收拾起来，打一个结。道路如蛛网般四面延伸，不用多远就再次分岔，三角地因此成为一个中心，仿佛茕茕独立，却又如茧自缚，令你感到莫名惆怅。你下车买了瓶水，坐在16楼后面的长椅喝完。那些将大字报贴满墙，爬上16楼平台大声演讲的人们大概也放假回家，或已毕业离去，只留下这座寂寥的校园。你平静地这样想。下午三四点，从东门出去，门外是大片胡同平房，你在胡同深处找到一家书店。隔着胡同，对开的两间屋，光线昏暗，纸香弥散，你突然想起小时在电视里看到的北京老城。站在胡同中间仰起脑袋，天空没那么蓝，脏脏的，既没听到鸽哨，也没看到鸽群，而不时从胡同穿过的北京大妈，让你恍惚如在故乡。 回忆有如明代梳妆台上那面镜子，美人轻轻放下去，再拾起时，容颜已老。多好的芳华绝代，也不抵黄粱一梦的物是人非。十九岁你再来此地，东门外的胡同平房已拆得断井残垣，凭吊良久之后数月，你才知那家隔着胡同对开的小书店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圣书园，如今迁到成府路上，在蓝旗营小区门外装修得典雅洁净。可惜你始终再未爱上它的伪小资情境。九月，夏天即将过去，北京的蝉声依旧很躁，而三角地张灯结彩，喧嚣如市。后来你想，你并非讨厌人群，只是不能忍受粘湿汗味中不知所措的气息。他们同你一样，不过是大一新生，眼神清洁如幼小的鹿，迷茫亦如幼小的鹿。 第10节：三角地 文/丛治辰(2) 开学后第二周，学生社团划地为界摆摊设点，如乡间小贩奋力叫卖。你贴着很多发热的身体穿过，二十米的路足走了十分钟，挤出来时两手攥满海报，耳朵几近聋掉。喧嚣如同回声，将始终在此响起，即使你经过时空荡无人，也隐约敲击耳鼓。你才开始怀念某个宁静的下午，悠长隐秘的时光。就像多年以后，你也常想起深秋傍晚时站在布告栏前那个女孩。碎发短及耳廓，眼睛明亮，穿白色大衣，围红色围巾，在昏暗路灯下，皎洁如一泓月光。隔着上世纪80年代几座旧楼，太平洋电脑城阳具般矗在东南，霓虹猩红，高高闪烁。而在那一刻，你感到三角地倏然垂落，成为红色天空下唯一逃离魅幻灯光的地方。 从众多社团海报中做出的选择，使你遇到这个女孩，你们有足够时间相识相知。初冬天气阴沉，你午睡还未全醒，她打来电话说社团活动要你俩负责宣传。带着残梦的慵倦定下日期去三角地张贴海报，你突然心血来潮，问她，有时间陪我出去买件大衣么？并非全是借口，你从来是生活潦草的人，真的忘记从家乡带件御寒的冬衣。六层楼的窗外，除去结了重霜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你感到过了许久电话那端才传来轻轻的笑声。好呀，她说。你轻出一口气，好呀好呀，好呀，因这两个字，是否你从此可以等在女生楼前的银杏树下，可以携子之手，与子同行在落叶铺开的地图上。边缘卷起的，褶皱的，明黄色的地图上。湖水陷进去，飞檐吊起来，而你们单薄瘦小，如十年前的旧书页里抖落两个标点。 你仍旧不擅长和喜欢的女生相处，拘谨如履薄冰，辞不达意。偏偏几个地方都没有满意的式样，冬天你只穿黑色，下摆要长及小腿，起风时能轻轻扬起。你羞于这样向她描述，只是不住摇头。又或者，你只是喜欢同她一起，从物美超市拐过学五食堂，在博实路边的小商铺一家家问，接受只羡鸳鸯的目光。那件黑色的长风衣最终在北新商店买到，此前你从未走进这座土灰色的建筑，虽然它就在三角地西侧，每天落日的余晖挂住它的檐角，再缓慢投在三角地的花坛中，就像黄昏的一道关卡，盘踞在那里，方正如骨灰盒。据说原是为尼克松访华建造，那位背运的美国总统就在这里发表演说；风格却是苏式，坚固厚重如堡垒，天花板高高悬起，虽是一层平房却近两层高。木头门窗宽大腐朽，旧漆剥落皴裂，昔日的礼堂如今光华不再。你们好久才适应室内昏暗的光线，灰尘细密，在你掀开门帘时透进的阳光里翻飞。笨重的玻璃柜台，少得可怜的陈旧货物，躲在阴影里抿茶水的售货员，眼神冷漠，行动迟缓，都像足童年时家乡那间供销社。你想或许就因为这个，你们后来那么喜欢这里。她说，我们去北新喝奶茶吧，我们去北新吃冰激凌吧，你愿意陪我去北新照大头贴么？似乎从未见过别的顾客。你们并非不知道，物美的服务更好，博实的货更多。可就是深深迷恋门帘掀开的刹那，时光倒流的错觉，就像一条河从身体里穿过。 正文 11-15节 第11节：三角地 文/丛治辰(3) 周六是大风天，赞助公司说，要把宣传的海报贴满三角地。海报是桔黄色，每块布告栏贴四张，三块一共十二张。贴到第十张，一只手从背后伸出把海报狠狠撕下，你俩都惊住。不能这样覆盖海报。为什么？因为这里卖给人家了。你朝他努嘴的方向看，一个混混模样的人斜跨在单车上，展臂挥舞，往布告栏上刷浆糊，车筐里放着一卷纸张粗劣的小海报。你才明白何以布告栏上永远整齐地铺排培训机构广告。 坐在北新商店北面油腻的饭馆里，听到北风呼啸而过，木叶沉吟如暴雨将至，你想象那些新贴的广告边角已微微卷起，在强风里瑟瑟发抖。从未感到如此沮丧如此需要交谈，你说，原来的三角地从现在的位置往北，还要延伸很长一截，直到如今的百年讲堂。那时百年讲堂是大饭厅，学生把想法和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大饭厅的民主墙上，逐渐成为三角地的传统。你说起白衣飘飘的八十年代，大声朗诵诗歌的青年，贴在布告栏的争鸣文章，都足以引起围观。那时的三角地是否也如现在社团招新一般，壅塞如不堪重负的心脏，血管随时可能炸开？你看到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令你几欲落泪。你们还互相谈起童年，如何各自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游荡，孤独地长大。轻率诚挚地恋爱，然后尘归于尘，土归于土。谈起梦想，中学时代因传说对这所学校的爱恋，如今在喧闹的声浪里夜夜不能入眠。傍晚时饭馆里响起音乐，老狼的声线沙哑苍凉，叶蓓如帛绽裂，每一声都敲在心尖上。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开始的开始，开始的开始，开始的开始啊。你突然开口向她表白，自己都吓了一跳。她怔怔盯住你。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声音越来越小，嗫嚅着，眼睛也低下去。我不知道，给我点时间吧。 那时你太年轻，尚无从体会有些拒绝背后自有款款心曲，却也明白这并非太坏的结果。至少你可以坦然地在教室门口等她，同去食堂吃饭，同去图书馆自习。可以在子夜时穿过三角地，一起去未名湖北闲逛，在那些废败的土屋之间，干涸的池塘之间，荒凉的、一人高的芦苇之间。你们经常在讲堂侧门巨大的电影海报展板前伫立良久，听那个头发花白的老疯子站在一旁喋喋不休。那时关于这个老人有太多传说，如今全都湮没不闻。你们只知他每天下午都会出现，向每个路人讲解即将放映的电影。不论陈年旧片，还是最新流行，都头头是道，入木三分。你惊奇地发现，只要谈起电影，他就神采奕奕，语言亦极有条理，除语调和语气不可遏制地流露出偏执的疯狂，活脱脱是名士派教授模样。二十岁那年盛夏你回到学校，听说他已在非典中死去。原来他就住在楼道阴暗的16楼，病发时辗转呼喊久无人应，最终是一名老校工借了辆平板三轮载他去北医三院，半路就断了气。你获知此事时，三角地依旧车水马龙，而再无人知道曾有这样一个疯癫的老头。此时你和她已来往渐少。往事一幕一幕，如连环大戏，无论是时代的，还是个人的。你站在落幕后乱纷纷的舞台上，不免若有所失。 第12节：三角地 文/丛治辰(4) 你后来终未想破，如何两人会渐行渐远。或许裂纹早在冰层以下蔓延，而冰面兀自光可鉴人。十九岁那年元旦，照例有露天的新年狂欢。在讲堂广场一角搭起舞台，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整个广场挤满人，欢呼跳跃如浪翻腾。你未能约出她。她说，玩了一学期，要考试了，我得复习。她说，和你在一起，我就没有心思做正经事。你似乎已习惯喧嚣，在人群之中既不烦闷也不欢腾，只觉人头攒动却如对荒原，无比空虚，无比辽阔。老校长跨上舞台准备敲钟时你的手机突然响起，回头发现她站在人群外的高台上。你赶紧挤出去，在午夜钟响时将将拉住她的手。 三角地那排衣冠楚楚的宣传墙后是16楼，二者之间的尺寸之地，常年幽静无人，与一墙之隔的三角地相比，如遭遗弃。她拉你离开人群，她说，我不喜欢人多。于是不知不觉走到这里。你们如偷窥一般，看不远处人人狂欢。她的手似乎轻轻勾了一下，又勾一下。你不明白月光怎能如此明亮，涤净所有声光电影，令你一下想起初见她那个傍晚。你转脸看她时，她正匆忙将脸掉开，突然间你无比慌乱，不知是否就在此时，该抱住她，亲吻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你以为只因当时太怯懦，其实不是，是恐慌。她说，不知明年此时会怎样。你看到月光从三角地花坛里两株松树之间流溢，打出她柔和的侧影，又想起那时她说她不知道，不知道。眼神里真的全是茫然。你脑子里遂全是呼啸的尖叫，我不知道，不知道。后来想想真可笑，不过是拥抱，那时太年轻。可没有办法，就是恐慌，仿佛一旦揽她入怀就会沦陷。你们都一样，沉溺而自私，没一点安全感。而就在你要伸出手时，她轻轻叹口气，说，太晚了，回去吧。 那个冬天你反复吟唱那首陈旧的校园民谣。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仓皇离去。你很晚走，独自留守冬季的校园，在三角地长久观察干枯的乔木。以墨蓝的天空为背景，树枝粗壮黝黑，如金属浮雕。偶尔乌鸦飞过，你莫名想起她走前最后一次约会。站在话剧散场后的长安剧院门口，你看到人群逃难般离开，像清水渗入土中。夜里十点，经过一个一个十字路口，北京的红绿灯程序复杂，令你们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倏忽来去的汽车尾灯几乎晃花你的眼睛，你突然听到她说，北京怎么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多车，这么危险，这么叫人心发慌啊。 第13节：三角地 文/丛治辰(5) 回家之后，她反不再依赖手机，你总得不到她的短信回复。那晚短信再次石沉大海，你在南门的小酒馆自斟自饮，直到两点。凌晨的三角地一派狼藉，布告栏上的小广告自从放假无人更新，早已残破，纸屑滚满地。趁酒气上涌，你站在布告栏前，狠狠撕扯残留的广告。起初逞匹夫之勇，收效甚微；冷风吹到脑袋渐渐清醒，你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技术活。手指必须保持高度敏感，细细摩挲，寻找未粘严实的边角，轻轻挑起，缓慢撕开，切忌用蛮力，那只会撕裂，从而失去线索。有时浆糊的空隙在纸张中间微微鼓起，要先用指甲挤裂。凌晨四点回到宿舍，想起留在身后光秃秃的布告栏，有如决斗胜利，兴奋得不能入睡，索性八点钟直接收拾行李去赶回家的火车。 新学期你继续沉迷于这项游戏，几乎不能自拔。每个未能见她的夜晚，你都不能控制地出现在凌晨的三角地。就像你从小热衷将未好的伤疤揭开，隐秘的快乐，伴随隐秘的痛楚。你渐渐发现，完全撕掉那些广告无异帮斜跨单车的混混们清理战场。于是改变战略，只撕一半，让撕开的半截广告耷拉在布告栏上，除非清理干净，无法继续粘贴。开始有人关注此事，某天你再去时发现广告上贴着许多小小的绿色椭圆标签。北京大学广告粘贴许可证。你不免想起某个周六，大风天。想起小饭馆里你们说过的话，窗外风声呼啸，她眼睛明亮。你顿觉奇耻大辱，不禁怒火中烧，疯狂踢打已被撕得如同烂疮的布告栏。薄铁板发出空洞钝重的声响，在午夜传出很远。你听到杂沓的脚步由远而近，赶紧转身跑掉。保安的喝问声接踵而至，躲在讲堂西侧门阴影中的你，大气不出，却不能抑制，泪流满面。 三角地狭窄如邮票，拥挤如蜂房，人来人往，走丢几个绝不足奇。再次深秋时候，三角地多出一张桌子。一名骨格奇清的男子坐在桌后兜售著作，有人说是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有人说不是。渐渐无人议论，横竖此地从不缺奇人。初冬时候，三角地又多出一张桌子，第二位骨格奇清的男子坐在桌后兜售著作，有人说是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有人说不是。渐渐也无人议论。那天清早，你穿黑色的长大衣，匆匆穿过三角地，赶公车去公司实习，两位奇人正在路边厮打。骨格奇清甲说，你拜读我的大作，为什么在书上乱划！乙说，那些句子就是不通！甲说，不通也轮不到你来改！连你也不禁莞尔，侧脸看去，奇人身手敏捷，绝非残障。奇人背后，16楼似乎又颓败了几分，北面的17楼已开始改建，不知为何16楼迟迟不曾动工。你想起某个已无人知晓的疯老头，突然想知道，他在生前怎样度过冬天。你掏出手机，想发一条短信。写了删，删了写，终于把手机合上。 第14节：三角地 文/丛治辰(6) 二十二岁那年冬天，你再次得到她的消息。她说，快毕业了，出去喝酒吧。你们偏要拖一包啤酒，裹一层层大衣，坐到三角地旁的马路牙子上。三角地明亮柔和，像是将月光拉成一块玻璃，再用石子轻轻敲碎，丁丁当当落了一地。北新商店要拆，职工们不肯，每天在商店门口抗议，墙上门上贴满触目惊心的标语。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你将一罐啤酒一饮而尽，问她，还记得这里吗？她说，记得。还是拆了好。我现在顶烦他们，有工作时不肯干活，现在叫什么屈。你没说话，只是又打开一罐啤酒，递给她。那天你们全都喝醉，倚在北新商店腐坏的木头大门上，她说，你知道吗，从你之后，我再不会爱上别人。不会爱上别人。你听到自己说，我也是。事隔三年你想再次揽她入怀，可是，你们都已醉到没有力气。 可是，可是。可是第二天你就在那间小饭馆看到她和男友。她拉着男友的手，将脑袋埋在他两腿上，表情慵懒，小鸟依人，看到你时，照旧神色坦荡。傍晚时小饭馆再次响起音乐。老狼的声线沙哑如故，叶蓓的高音仍如裂帛，每一个字都敲在你的心尖上。他们说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我们在走，在走，在走。 几周后北新被拆，变成一片小树林。那间小饭馆拆去一半，转作半间打印店。七月流火，心宿星西落，毕业生亦拖着行李匆匆离去；两个月后新来的人，童年时即未曾见过供销社。而在此之前，新年狂欢夜不再露天举办，转入讲堂室内，只有少数人拿得到票；你十八岁初来此地看到的佟府饭店，早被夷成平地。她随男友南下广州，从此再无音讯，因此也不会知道，在你二十四岁那年，三角地被学校拆毁，据说将代以官方操控的电子公告屏。如烂疮般的布告栏没有了，三角地如此干净；可是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敲打出金属的空旷回声。即使那回声已爬满铁锈，如今看来也弥足珍惜。她将不会知道，再无一个地方可供歌唱，可供缅怀，可供爱恋。 二十四岁的夏天，你与女友在16楼租房同居。开学第二周，三角地再次如壅塞不通的衰弱心脏。你在二楼，两手紧紧揽住她的腰，喘息如牛，汗流浃背。女友白皙的身体渗出细密的汗珠，长发飞扬，如醉如狂。爱我么，爱我么，爱我么。爱，爱。爱。爱啊。女友不断挥舞的手臂一下推开窗户，尖利如裂帛的声音远远传出。你就在那一刹脑中空白如洗，听到窗外霎时安静。只有某个社团的音响依旧放出音乐流泻如水，女友高亢的呼救声从中刺破。 爱啊。爱。开始的开始。爱啊。我们唱歌。爱。最后的最后。爱啊，爱。我们在走。我们在走。在走。爱啊。 2008年1月8日 丛治辰，1983年生于山东威海。200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6年保送攻读该系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社长。发表小说、诗歌及评论若干。 第15节：北大需要荒凉感 文/冯永锋(1) 北大需要荒凉感（冯永锋） 十几年前，我们结束在石家庄为期一年的军训，"踢着正步"进入北大校园，开始被国家延迟了一年的正常学习的时候，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就开始在校园里摸黑瞎转。第二天，蒙学校仁慈，又有高年级的"导游"带着我们周游了一趟。当时是在九月份，北方的秋天尚未真正到来，校园里还一片嫣红深绿，可能是受此蒙蔽，也可能是因为一时被课堂上的知识吓昏了头脑，对校园北部的风景，没能细细品查。 后来秋深了，后来冬至了，后来的体育课甚至要到未名湖上学滑冰；后来地段熟了，紧张感被降解了，被闽北腔严重磕绊的普通话也升级到顺利交流的水平，这时候，我到未名湖以北的地方，瞎逛野游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有时候，甚至在小山坡上，裹着毯子，睡上那么一夜。 当时我最爱的，就是北部无论春夏秋冬都顽固存在的那种荒凉感。我是个蒙昧的人，一开始时，这种荒凉感让我惊诧不已：堂堂百年学府，里面怎么会有荒山野岭孤村僻落安存？那时候对校园的合并史、校园的扩张史、校园的征地史尚不知情，也对北大为何比清华占地面积小一半的原因不甚了了。对以前的校长陆平的"以山为门计划"只是模糊地道听途说上那么一两句（据说陆校长的想法非常雄浑，他想在昌平的一座山里面，以"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盖上一个楼群，作为学校的新址，学校没有大门，"以山为门"。在校本部与昌平间，铺上铁轨，开通小火车，接送师生们上下班，上下学。可惜他在动乱中被打倒了，他的雄伟计划只完成了很小的一部分，只盖了"北字"的半边。这半边就是俗称的"昌平200号"，后来被其他单位占用，后收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作为北大一年级文科生的"昌平园"，现在似乎又停用或改作它用了。） 逐渐对校史了解得多些了，也读了不少老校友的回忆文章，如刚刚去世的王选院士的回忆文章，才知道燕园成为北大主校园之后，在过去五十年间，校园面积的扩大既让人辛酸，又让人兴奋。后来采访北大科技园负责人，了解到几乎是全国最早的北大科技园为何至今盖得不如清华科技园像样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北大科技园位于未名湖保护区，楼的标高不得超过18米，也就是不得超过6层，而清华科技园却可以爱盖多高就多高。二是这块地耗6亿元拆迁后，北大校方认为还是改作"教学科研办公用地"比较好，所以又收回想法，在上地补偿了一块地给北大科技园。于是学校东边的平房区，就这样慢慢地盖起了"政府管理学院"这样的房子。于是乎，校园北部的荒凉感，开始逐步少了周边的衬托。西边刚刚盖起的学生宿舍楼"畅春新园"，原来是个空地，在我们上学时，里面时常种着麦稻，冬天还经常办着早市什么的。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北大北边，只能与更北边的与圆明园保持它们的血脉关联了，而从圆明园的最近的做法来看，显然，今后这样的血脉也可能会断绝。似乎是预知前景暗淡，不等其断绝，北大突然要开始"自宫"起来。难道，北大真的想练妖魔外道的"葵花宝典"？ 正文 16-20节 第16节：北大需要荒凉感 文/冯永锋(2) 几年前，不知道为了什么的原因，北大北边的水系，突然干涸。只有未名湖大概因为面子问题，校方尚肯抽地下水来保养；其他的湖，就任其自涨自落，有雨就盛一点水，冬春时薄薄的冰层悬空着，下面干得可随时冒火。 很多人怀念北京过去的美，可很多人可能没去想过，北京过去的美是平房时代的美，是自然经济时代的美。这种美对人有着良好的养育能力，所以历代"造园圣手"，都很注意保存和发扬这种自然圣境。很多人也知道燕园原本属于燕京大学，是一个美国设计师设计的，大体分成三大块，按我的分法，南边是住宿区，中间是教学区，再往前就有点像是"学术滋养区"，也就是一教北边的那条路往北的整块区域。任何一个人进入北大，从南往北走，自然而然地步移景换。所有的北大人都知道，任何时候，只要往北走，就会得到许多源自自然界的元气和美感。 后来全国跑去参观的大学多了，就更加珍惜起北大来；工作时只要经过北大，都要在里面混上一混，像当年做学生般，闲步游走。最爱去的地方，自然，就是校园北部的荒凉。我以为这种荒凉，是北大精心的培育和故意的疏忽，是北大精神的重要体现。因为一个学校的人文精神，至少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养成，一是学术上的互相启发和碰撞，二是自然界的亲切关怀。在全国的大学中，能兼具二者的是少之又少，而能够有意识地匹配二者的，想来可能一所都没有。 因为，2006年初，突然传出一个规划，北大现在要拆掉它的北部残存的这笔"荒凉财富"了。要建成精细的、得了高尔魔症的"国际中心"，要建成"皇家园林"。 北京过去算得上是"水乡"，而海淀自明朝以来就有无数名园沉淀，北大领地及周边就占据着不少遗址。比起江南园林来，皇家园林少了许多精细和品味，更多的是霸道的物品堆彻和地块占用。好在北大以前的园林，只能是皇家园林的"擦边球"，是一些小公主小王子们使用的，还多多少少有了些人的态度和性格。在这样的态度里，有一条是共通的，就是对自然界的放任听之。有一片水，就任其一片水,只须稍加点饰，美感无论是纵深还是场景，都会自然地生发出来。中国的"自然"一词里，其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纯粹的"鸟兽草木虫鱼"，这叫"生物多样性"；二是散落大地的村庄农居，这叫"文化多样性"。北方的房子多半矮小紧密，与自然界紧紧勾联，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因此相随相应。 第17节：北大需要荒凉感 文/冯永锋(3)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些荒凉感，每个人身上也都时有荒凉感在泛起，在升腾。正是这种荒凉感让人消解了身上的那些世俗气、烟火气、恶恨气，让人高洁起来、从容起来、宽广深厚起来。而这种荒凉感时常会被生活的各种淤泥恶沙所掩盖，需要时常增持和揭示，来自外界的呼应越多，荒凉感就越容易破土而出、拔地而起、成为你生命的重要元素。 北大的现任校长许智宏院士先生是生物学界方面的权威，北大生命科学院的学生显然很清楚北大北部的荒凉给校园里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多么大的好处--虽然他们无法阻止园林工人把杂草割除、无法阻止北大内连外通的水系干涸。而北大之所以能养育出诸多胸怀天下、心挂万物的人文学者、科学巨人，与北大北边的这片山、村野居，这片低山矮水有着绝对的关联。可惜的是，有些人对这荒凉感的潜移默化作用视而不见，对这种平民化精神感而不闻，老想盖大楼种新草，老想整治，老想重装，老想皇家化、富贵化、庸俗化，觉得拆迁和建设能让学人得到更好的"修行场"。其实这纯粹是痴人说梦，是平庸者的本能，是浅薄者的短视。本来，这类"存人欲，灭天理"的事件，不应该与我所热爱的、世人所热望的北大，有任何瓜葛的啊。 有一个春天，利用采访闲暇，我独自在校园北部游荡。一丛竹林边，有一道门，一边是一支白蔷薇，一边是一支红月季，它们像是相约相守似的，分享门的两边，对过往的所有人，发出亲切的、宁静自然的问候。它们的美，就在那一刹那间，流入了所有人的心怀。而此情此景，也许不几天后，将荡然无存。 "青山犹作布良心，朱门却有田居乐？"中国学术的最大特点，据说是"自由心证"，外在的环境生态颇为重要。有意思的是，北大要修整的这片地，居然要盖成"国际数学中心"，数学家需要的，不是精细的装修，不是坚硬的棱角，不是紧张的秩序，恰恰需要的是文学般的自由与散乱，哲学般的天然与荒凉，农民般的大气与随机。而校园北边的这块地，不用作任何的装饰，就忆是数学家最好的"学术公园"，是把所有人培养成体会数学之美的最好去处，何必妄自菲薄？何必画蛇添足？何必自毁前程？ 冯永锋，北大中文系一九九零级，现在光明日报社科技部工作。 第18节：草坪音乐记忆 文/胡续冬(1) 草坪音乐记忆（胡续冬） 几个月前，《北大原创音乐20年》的几个制作人员找到了我，让我作为见证人提供一些20年来、尤其是90年代初我进校以来北大原创音乐史的注脚。出于命运的偶然，掰着手指头狂数也识不出简谱的我的确和很多在北大玩过音乐的人结下过善缘，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是我的至交。但我所"见证"到的，仅仅是我自己在以这些朋友的音乐为背景的漫长的求学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个人成长而已，除了讲一些可能只对我自己有意义的琐碎的小故事、小回忆，实在是提供不出任何对"北大原创音乐史"有价值的注脚。一个月前，《未名湖是个海洋--北大原创音乐20年》唱片首发式暨演唱会在北大大讲堂隆重举行，又是出于命运的偶然，我没有拿到承诺中的入场券，无缘目睹这场传说中的"北大原创音乐盛典"。几天之前，我终于拿到了这张包装得像一盒国产杀毒软件的唱片，看见里面居然把我也列入了鸣谢人员之列，实在感到惭愧。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张唱片当作下厨时的劳动背景音乐播放了起来。生活变化大啊！以前在哼哼唱片里的几首熟悉的歌的时候，经常是走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一手持搪瓷饭盒一手拿金属饭勺敲打出快乐而饥饿的节奏，现在，我竟然是在人到中年的厨房里腆着无耻地隆起的大肚腩重温这些清瘦的歌。这样想来，我又觉得善解人意的命运阴差阳错地没让我去看那个首发式暨演唱会其实也是为我着想，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在饥饿的时候哼哼，我和这些歌最自然、最亲切也是最和谐的相逢场合是北大的草坪。先是在老图书馆东侧的大草坪，后来大草坪上要盖新馆，我们发动的"保卫草坪"活动（在《北大原创音乐20年》里被隆重封禅的前校园音乐人许秋汉还曾经为此写过一首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的《保卫草坪》）未取得成效，又移师到了委曲求全的静园草坪。我很难想像，像《星期天》、《未名湖是个海洋》、《长铗》这样的歌如果离开了草坪移植到室内的"盛典"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10年前，在我的大学生活中，"草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它具有双重的功能，一重功能相当于今天的MSN，而且还是一个肉身版的MSN，大家吃完了饭有些兴奋，要祈求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就在草坪上陆续"上线"，好友们互相社交一下，陌生人们互相搭讪一下，然后就愉快地"下线"，社交完了的回宿舍继续发呆，搭讪成功了的找个稳妥的地方去办该办的事情。另一重功能，说玄乎点，就相当于今天的"神六"，载着大家飞呀飞，在充满猥琐和无奈的求学生涯中尽可能不猥琐、不无奈一下，把低眉顺眼的心境发射到一个俯瞰寰宇的狷狂的高度。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所谓的"校园音乐"，对于第一种功能，音乐保证了社交的友好氛围和搭讪的由头（或者说"前戏"），对于后一种功能，有一类音乐似乎是专门为它而生的，离开了这些音乐，我们就根本无法挣脱我们缩头生活的紧身龟壳，比如说，如果没有许秋汉的《未名湖是个海洋》，我们对北大又爱又恨的深情可能会变成肉麻的口水或鸡毛蒜皮的牢骚，如果没有许秋汉的《长铗》，我们可能很难挖掘出我们身上和上古时代隐秘相连的孤愤和旷达。专写这类音乐的歌手则似乎是专为草坪而生的歌手，离开了在草坪上引领我们的气血和神思直冲云霄的氛围，他们就会像哈利波特失去了扫帚，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气场。所以，许秋汉、陈涌海、石可、张力之类的"草坪族"即使不在所谓的"盛典"上出现而仅仅只在唱片里露几嗓子，也会从魔法世界跌落到麻瓜世界，他们在草坪上具有无穷魔力的嗓音在唱片里险些沦为过于狡猾的编曲、过于职业的伴奏的点缀品。《未名湖是个海洋》这首歌在10年前和今年先后录制出来的两个版本都无法和许秋汉的头发没有中年早谢以前的任何一次草坪即兴版相媲美，离开了草坪，未名湖或许注定是个干涸的海洋，或者如我的学生、音乐人张力所言，"未名湖是个刘海洋"，一个向特殊年代威严的巨兽脸上泼硫酸的版本。 第19节：草坪音乐记忆 文/胡续冬(2) 我一直坚信，一所没有面积足够庞大的草坪的大学是一所失败的大学，一个没有许秋汉之类的骑着吉他（和女孩）满天飞的音乐人的草坪是一个失败的草坪，而一段没有傲气酒气腥臊气草莽气杂糅的草坪音乐记忆的求学经历，则一定是一段失败的求学经历。幸好，我的求学经历还不算失败。我自己在脑海中存储的个人版"北大原创音乐20年"始终带着大草坪被刈草机修剪过后的迷人的青草气味，在气味中浮动的那些为我带来美妙音乐的人完全不受"北大"二字的身份限制。有两位进入不了《北大原创音乐20年》这张唱片却曾经一度与我啸聚在北大草坪上的非北大裔人士一直和许秋汉一起排在我的北大草坪音乐记忆的前列：一位是长期居住在圆明园的资深音乐人张慧生，他是上下几代北大音乐人的吉他老师和挚友，几年前他离我们而去，去得如此仓促，没有留下任何歌曲的录音，他谱曲的海子的《九月》已然成为我们时代的；另一位是我的挚友马骅，2002年的夏天，他还在静园草坪上弹唱他写的极富童趣的《青蛙》，弦动欢声起，曲终人不见，两年后的夏天，远在云南梅里雪山教书的他不知被澜沧江水带向了何方。 胡续冬，诗人、随笔作家，本名胡旭东，1974年生于重庆，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6年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2002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第20节：纪念与反思 文/涂骏(1) 古来三五个英雄 有一次不记得是讲什么问题，他提到了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下去了。这时下面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刘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整个教室镇住了 纪念与反思（涂骏）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的北大，怕已当不起这句话。 在北大十来年，有人格风范使我深铭在心的良师，寥寥。我来讲讲其中的二位：中文系的钱理群，艺术系的朱青生。 我1996年入电子系，但爱好文学，读顾城、北岛后开始写诗。同级的两位文友，历史系的周青丰、中文系的胡少卿创办"我们文学社"，邀钱理群先生做顾问。老钱在成立大会上致词，讲演的题目为"我中的我们，我们中的我"，热情洋溢而有深度。结束后我跑上去找他，给他一封信，说："我想转中文系。"老钱看了信，略想了想，给了我家里的电话，说："我想想办法，你过几天打我电话。"那封信充斥着文学青年的狂热，现在想来令我羞愧。老钱和我素昧平生，竟然认真对待了这件事。几天后，我打电话，他告诉我："系主任费振刚是我同学，我和他说了，你去系里和他谈谈。"我带上作品就去了，费振刚婉言劝我，一、已经过了转系时间，转系考试在每年4月份，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二、喜欢创作并不一定要来中文系，中文系并不是教创作的地方。我扫兴而去，不过对老钱却很感激，他并没有劝我半句。 见过老钱的人一定觉得老钱好玩，头大如斗，秃顶，笑眯眯，像弥勒佛。他儿童时演过《三毛流浪记》里资本家的阔少爷，有一场被欺负了哇哇大哭的戏。老钱以研究鲁迅知名，在北大常年开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课。有一次课上老钱说："我不能和老伴一起去买东西，我老是和服务员争论闹矛盾，害得东西买不成，老伴怨我。比如北新（北大三角地的一个商店，已被拆），我每次去，都觉得售货员他就是阿Q，我是小尼姑，老被欺负，他要用手指弹我的脑壳。我就要反抗，一反抗，不欢而散，东西不买了。"大家哈哈大笑。下课后，经常是一帮人前呼后拥，跟老钱去饭馆蹭饭。 老钱在北大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常被警告，老钱却一直很乐观。有很多人认为，老钱热情有余，理智不足。老钱本人对这话也有些认同："我的朋友汪晖就曾经说我，你研究鲁迅，鲁迅是非常悲观的，但你的气质却和悲观差了十万八千里。"老钱顽童般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了一线。 老钱前几年退休，渐有悲观的体会。他虽然有些眷恋北大这个地方，但也乐于退休，因为他对北大已经不抱希望，不如归去。临退休前的一次讲座上，有人送上条幅及花篮：老钱一路走好！老钱笑："好像给我送终。"退休之后，老钱想，在大学里教鲁迅思想已经迟了，因为进来的学生们已经被中考、高考这些考试制度扭曲了，应当到中学生里讲鲁迅。他就到南京师大附中开课，为了适应中学生的处境和理解力，他精心设计了讲义，比如从鲁迅和周海婴的关系讲起，讲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这是困扰中学生的重要问题。他发现，这样讲效果很好，学生们爱听，课堂很活跃。但是有一天，学生告诉他说："钱老师，你讲的很好，我们爱听，但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要考大学，我们愿意先考上北大，再去听你讲课。" 几个月前，"我们文学社"庆祝建社十周年，请老钱来座谈。老钱笑哈哈地给我们讲他"文革"时候的事，念他当年写的豪情而可乐的诗篇，依然是童心未泯。不过偶尔他的脸上也会闪过一丝自嘲和感伤。他对中学生也不抱希望，他说："假如说我自己做事情的热情和努力是一百分，我所产生的效果却很小很小，我的贡献只有零点零零几，小数点后面几位。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好歹是个正数，正贡献，只要是正数就行……"老钱又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一线。 正文 21-25节 第21节：纪念与反思 文/涂骏(2) 年青一辈的学生或许觉得老钱已经落后于时代，理想和抱负如堂吉诃德般可笑。我觉得老钱做了什么都不重要，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老钱的独一无二的特性：集顽童和长者于一身，对年青人永远是支持，是鼓励，是同情，无论年青人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多么轻狂，多么可笑。 不理智乎？一种一以贯之的风格就是理智。 那天聚会后老钱和我们一道吃晚饭，聊天后送老钱走，老钱不辨方向了，问该朝哪个方向打车。我们送老钱上出租车，忽然觉得老钱颤巍巍地，老了。车走后，主持聚会的胡少卿一拍脑袋，嘿嘿一笑："哎呀，忘了给老钱付打车钱了。" 朱青生和老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年龄上要晚一辈，身材高大挺拔，步伐敏捷。戴自制的大黑框眼镜，手腕上一块简易电子表。他有着很高的理智天赋，听过他课的人会深深地感受到理性的魅力。他教艺术史，每次课都如同讲演，展开丰富的架构，若干条线索穿行，而自始至终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散漫和迷失，这种严格的控制力我没有在其他老师身上见过。 老朱1987年从中央美院调来北大，1990年去德国海德堡大学读艺术史，1995年回国。在海德堡期间，为了练习德语并提高思维，他每天六点钟起床，读两个小时哲学。给他上课的德国教授时常带一块巧克力，在班上提问逻辑问题，谁答对了就得巧克力，巧克力每每被老朱吃到。老朱笑言："他问的问题只有两三层逻辑，我研究过佛经，其中的逻辑层次细到有十几层，你想想我得他的巧克力是不是小菜一碟。"老朱离开北大时对送他出去的老师说："我五年后回国。"五年后他果真信守诺言，在离开的日子回来了。 我晚一年进北大，没有见到1995年的老朱，据说他当时上课，穿轻便的西装，胸口上别一朵小花，把课堂上学艺术的女孩们迷得要死。我也见识了很多老朱的趣事，有一次课堂上一位同学起身离开，快走出去的时候老朱叫住他，"同学，你能把离开的理由告诉我吗？"被问的人张口结舌。老朱在考试上也别出心裁："你们有的同学如果实在很厌烦考试，想不考试就拿到学分，也不是没有可能，你写封信给我论证你不能考试的理由，我可以考虑。"过圣诞节时，老朱送班上的同学每人一张自制贺卡，上面写着："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后来成了他一本书的名字，书名之长冠绝古今。 第22节：纪念与反思 文/涂骏(3) 老朱做现代艺术，做到了儿子身上，他给儿子起名朱元璋。老朱曾经给桂林市长写信要求在桂林山水中挑一座小山漆成红色，以质疑绿色环保观念。老朱说："绿水青波之上出现一座红色的小山，其实也很美是不是？"有反对者说，用油漆漆山会把山上的生物比如蚂蚁杀死，老朱真漆了一座巨石，长期守望，拍下了昆虫在红石头上聚居交爱的录像和照片。又有反对者说，油漆散发有毒气体，会污染环境。老朱回答说，你们家里的碗橱都是用油漆漆的，也没有看见谁被毒死。 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元旦，老朱把我们艺术协会一帮人邀到体育大学附近的一个农家院，这是他租下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在这个院子里给我们讲了三天课，陈明艺术的种种问题，谈了七个专题，最后谈到人生的寂灭。大家都很兴奋，一个个听得醺醺然，渴了喝喝茶，饿了煮点粥，困了就横七竖八地打地铺。非常难忘的三天，魏晋风流，其如此乎？ 老朱有时也感慨今天的中国人文化处境的艰难。老朱说，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文化上真正有所创造，一要懂希腊语，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二要懂梵文，才能真正了解印度对中国文化有过的影响；三要多懂几种作为现代汉语语源的外语。更要精研古汉语，懂甲骨金石文字。老朱说："未来五十年，中国仍是处于译经时代。"意思是五十年内我们不可避免仍是西方文化的学习者。一次聚会，老朱向我们举杯："我和你们约定，二十年后我们一起来翻译。" 最近见到老朱是在一个讲座上，结束讲座时老朱说："归国带回艺术发展最前沿的策略规划和方法，我常常给北大提教学建议，给校长写信，十二年过去了，可惜我的想法还是不能实现，但我还是年年提议，成了不合时宜的人。中央美院的院长最近对我说，你还是归队吧，到我这里你可以按你的想法做。我有时也想归队，但是我又想，就像今天这样一个讲座，你们听了如果会心里一动，觉得受了启发，和没听不一样，就为了这么一点不同能在北大实现，我想我还是愿意继续坚持一下。" 至于我本人，我在北大的经历微不足道，本科毕业时我考了社会学系的硕士，受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影响，入了社会学的门。自那以来已经七年。我更愿意谈谈我在北大认识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不是北大人，他们漂在北大。北大的一个奇特传统便是有许多流浪者在这里栖身、听课、交友。他们比北大人更自由，因为他们无需经过万里挑一的严酷高考进北大，他们听课却不需要强迫自己，觉得不好就走人，他们也无需应付课程考试。这些人中有的人有非凡的才华，非凡的性格。 第23节：纪念与反思 文/涂骏(4) 我的一个朋友外号石头，从河北来到北大，身无分文，住研究生楼的自习室，晚上等别人自习走后，他在长桌上铺点东西，躺倒就睡。他的所有家当装在一个纸箱子里，黑糊糊的枕头、被子，还有一套海德格尔选集。我们认识后，他常和我大谈尼采，他说高中时就对哲学入了迷，整天泡在新华书店里把哲学书看了个遍。我有时给他讲诗，有一次念了首顾城的诗给他，他仔细品味，慢吞吞地说："这人像水一样，他的命运是归向大海。"我听了大惊，对他的原始洞察力深感诧异。又有一次他看到海子的名篇《亚洲铜》，看了又看，问我："你说亚洲铜是指什么？"我摇摇头。他说，就是指月亮吧，"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这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中国人都死在月亮上了，你看，那么多诗人迷恋月亮，没什么人喜欢太阳。 我问他高考过没有，他兴奋地说考过，考了零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成就。因为他痛恨高考制度，觉得考试吞噬了一代代少年人的青春。后来我去他河北家里玩，他父亲告诉我，这孩子让我们烦恼透了。从小到大成绩很好，总是考第一，但就是不好好听课，上这个课他要看那个书，经常逃学，跑到山上玩，要不就是躲在玉米垛里看书。中考之后，有个高中派车子来接他去上学，他没上多久，就回来了，人家老师在上面上课，他把书啪往桌上一摔，站起来说：你讲得不对。老师很尴尬，说那你上来说说，他又不说。他老这样，老师很没面子，学校没办法就不要他了。他就上了市里另一个高中，上了几个月他又不干了，不上课，整天泡在市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看书，书是看得很多，和那里的人都混熟了，别人都认识他。后来参加高考，我和他妈对他还是满怀希望，陪着他考了三天，给他买健力宝喝，我们就喝白开水。考完了问他怎么样，他笑笑说：可以。成绩下来时我懵了，16分，怎么考也不能考16分哪，就是我去考也不止这个分数啊，是不是卷子改错了。我就去教委查试卷，查一份十块钱，查了以后教委的人对我说，确实没有错，你孩子就没答什么，你还是回去问问他自己吧，钱我也不收你了，你都这么难过了。我给气的，他也就答了个作文，还没按题目答，自己写了个赞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文章，得了16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这孩子，现在都三十岁了，在我们这儿人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他自己挺自信，在北大转悠，还找过季羡林。 第24节：纪念与反思 文/涂骏(5) 石头在北大住了半年，被保安轰走，住到香山。后来我也搬去，我们各租一个小屋，在一起好几年。他一到晚上就兴奋，说脑子里像风一样转，写长篇小说，抨击考试制度。他对食物的要求很简单，爱吃土豆，认为土豆品质最佳，因为怎么烧都一个味儿。我们饭后一起散步，我给他读海子的《黑夜的献诗》：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他长长地慨叹：青春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爱这些人。和他们相比，北大人不算什么。 然而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他人是对自己的成全。我经过七年的跋涉终于在社会学上找到了方向感，常常想起老朱的译经之约，勉励自己以学术为业，常常想起老钱对年青人的拳拳之心，告诫自己不要荒废了青春，常常想起朋友石头的特立独行，醒觉人生之路何其宽阔，狭窄的学院外大有洞天。以此纪念北大，并反思北大吧。 涂骏，安徽人，1979年生，1996年入北大电子系，2000年入社会学系读硕，2004年入北京社科院工作，2007年再入北大读社会学系在职博士。 第25节：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文/石一枫(1) 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石一枫） 1 1998年9月，我背着一只帆布书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我还是一副标准的学生模样，没有车，手上没有瑞士表。当时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在篮球场上模仿职业球员的动作。当时我还不觉得可口可乐是垃圾饮料。 因为上大学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西边的部队大院，因此"中关村"或者"海淀黄庄"这样的地名，在我心中一直是自由、摩登的代名词。这里有长发青年、扎马尾辫的大学女生和牛肉面快餐。那时候我就是这么土，觉得牛肉面快餐都时髦得要命。 没有想到，刚到学校，我就被告知，要到昌平园去生活一年。昌平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昌平和河北没什么区别。我和一大群学生，还有家长，挤在从公交公司租来的大轿子车里，咣当咣当地前往昌平。那个感觉，我们不是去上大学的，而是去上山下乡的。 在公共汽车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大附中毕业的女生。她当时长了很多青春痘，却已经习惯用沉稳、智慧的眼光审视一切人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女生从小到大都十分优秀。一直到今天，她还是那么优秀，工作一天，税后所得相当于一个民工工作100天。这种人类价值的差距，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与国内大资本共同造成的，可有些人却把这个黑锅扣在了我的母校头上。他们不时暗示，我的母校就是一个培养精英（人上人）的地方。这种论调是居心叵测的。 当然，我们那时候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崽子，男性最叵测的居心，仅限于观察女性的第二性征；女性最叵测的居心，仅限于向男性秀一下第二性征。一直到今天，那个女生也没有叵测到哪里去，她还找了一个和我臭味相投的男朋友。 我和她的男朋友，从那时候起就以被人视为一个混蛋为荣。这个追求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继续说我成为实验品的经历。我在公共汽车上，心情十分悲观，因为所望极致，路边都是玉米地，玉米地里钻着农民家的狗。而我要在这个环境里呆上一年。 我们在昌平园下车，领被褥蚊帐，分配宿舍。昌平园叫做昌平园，是因为和北大有关的地方都有叫"园"的传统。比如说静园、勺园、中关园等等。而昌平园是一个真正的园，菜园。 这里除了大学生以外，没有什么像大学的地方。设施还不如我上过的中学呢。 和我同宿舍的，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广西人，另一个是河南人。大家都对这个地方缺乏激情。我们一起在园子里唯一的饭馆吃了一顿饭，吃完了回去睡觉，大家都有被诓到这里的感觉。 住了一两天以后，我们又被大轿子车拉回了北大本校，参观博物馆和校史馆。 在参观的路上，当时的班主任女老师很同情地说："从昌平园回来的学生，刚开始都显得木木的。" 也就是说，她都承认昌平园有多么乏味，而燕园本校有多么丰富多彩。 后来，这个班主任女老师离开了北大，出国去了。再后来，我接触了很多在北美呆长了的中国人，总体感觉这些人都是木木的。所以一想起美国，我就想起了昌平园，想起了玉米地和农民家的狗。所以我本科毕业之后，决定不出国了。 在昌平园呆了三天，我迎来了一个转机，也就是北京大学的文科试验班开始招生。这个班，也叫做文史哲综合班，一个学生，要学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基础课。在报纸上，它还被称为"大师班"，或"国学大师班"。也就是说，这个班号称是培养大师的，而且还是国学大师。 当时我对国学大师的印象，就是参观本校时，路过一处破败的小园子。有人说："这里住的都是国学大师。"另一个人说："哇，国宝。"另一个人说："哇，熊猫。"另一个人说："哇，搞学术的熊猫。" 而我们毕竟还是年轻人，即使成为熊猫，也不是暮气沉沉的熊猫吧。大抵是1990年亚运会吉祥物盼盼--举着金牌兴高采烈地跑步--的那种熊猫。 正文 26-30 第26节：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文/石一枫(2) 所以我决定报名，参加文科试验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假如被这个班挑上，就会不在昌平园闲置一年，而可以回到本校去了。 非常幸运，我被挑上了。我也不知道挑我的标准是什么，我的高考成绩，比起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可不怎么样。很多同学的分数都比我多一百分左右，我那个成绩，在人家的地方只能上大专。而我的同学们，从来没有用对待后进同学的口吻对我说话，他们真是宽宏大量的人，我谢谢他们。现在倒是我的女朋友，总是用对待低能儿的口吻对我说话，可我还是得谢谢她。 就这样，我和那么十几个男女学生一起，坐上一辆依维柯汽车，带着自己的铺盖被褥，又回到了燕园。当时我可真是心花怒放。 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留守昌平园，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青年男女在乏味的环境里呆长了，都会自觉地在对方身上发掘兴趣点。昌平园的男女同学，因为寂寞，迅速地搞上了一对又一对。而燕园那边，眼界开阔，人多眼杂，要想混一个女朋友，往往难度要大很多。所以在上大学后的头一年多，我又会愤愤地想：老子当年要是留在昌平园，早就童贞不再啦。 而后来，昌平园被废弃不用了。原因是一年后，一个昌平园的女生外出时，遭遇了犯罪分子。很多昌平园的学生就到校长那儿去闹，高喊："校长出来！"好像校长是犯罪分子一样。当然，我认为，校长决不可能犯罪。相信大多数同学也坚信这一点。 昌平园废弃之后，所有人都回来了，只有被害女生的灵魂仍然留在那里。再后来，昌平被开发成北京的卫星城，在那里建了一大片住宅区。从十几层楼的高度往下看去，全是楼，连一棵树都没有，真是建筑史上的奇迹。这时，很多同学已经工作，买了房子，就在昌平。在昌平学习、创业，他们跟昌平可真是有缘啊。 总之，我就这样回到了燕园，成为了一个实验品。 2 我们都是实验品，这个说法流传开来，最初是因为谦虚。当时北京大学的文科试验班已经很有名气了，很多人都说，这是文史哲最优秀的学生，有着三合一的大脑，才能学三合一的课程。我们大家还很单纯，不懂得顺竿爬地装孙子，就说，不不不，我们不是大师预备役，我们只是一些实验品。 按照这个说法，学校的决策，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秃顶科学家，抓来一些可爱的小白鼠，给它们注射莫名其妙的兴奋剂。一些小白鼠不幸成了残次品，某一只小白鼠却有幸变异成了可怕的怪物。科学怪人兴奋地叫喊："o！" 第27节：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文/石一枫(3) 我们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也只有小白鼠的大脑才有这种小白鼠的猜想。我相信我的母校还是高屋建瓴的。 不过，所谓试验班，大抵也有做实验的意思。我们是文科生，没有做实验的份儿，只有被人做实验的份儿。这个实验，就是能不能把一群小青年培养成国学大师。至少有几家媒体是这样猜测的。 而有意思的是，不仅我们是实验品，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应该也是一个实验品。我的老师牛k，当时刚刚博士毕业，被学校派来领导试验班。他以前并没当过老师，即被委以重任，应该也是一个实验吧：看看一个没当过老师的人，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老师。 牛k老师是一个严谨而负责的人。他当时带着黑边眼镜，留板寸头，有些发胖，抽五块钱一包的香烟。他把我们叫到教室里，严肃地向我们讲了应该如何学习。最好背一些古文，比如《孟子》，最好看英文原版报纸，比如《a Daily》，最好和同学多交流学习经验，生活经验，各种经验--这叫open。 Open就是开放的意思。开放就是放荡的意思。我这样理解，很兴奋地对我的同学b哥说："他让我们open！" b哥说："你倒是想open，谁他妈跟你open啊。" 牛k老师是一位因材施教的老师。我有一位浙江同学汪兄非常聪明，也有成为学者的素养，牛k老师和他谈话，总是非常深入，非常学术，在我听起来也非常不知所云。我总是想，妈妈的，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新名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化，那个化，元这个，亚那个。后来他们谈得更深入了，连英文都用上了，我也学精了，假装懂，投入地点头，面带微笑。俩人说学术英文，你能在旁边点头，这也是很光彩的事情。好在他们没有对老Q说：你也配。 而和我谈话的时候，牛k老师则会从桌子底下揪出两瓶啤酒来，或者从冰箱后面揪出一瓶白兰地来。他说：听说你很能喝。原来牛k老师早已看出我是一个连绣花都没有的烂枕头。牛k老师何等慧眼。我们一边喝，一边聊天。我失去控制，三句话就往色情方面扯，他严肃地拽回来。我再扯，他再拽。反复几次，他也懒得跟我谈严肃的问题了，有时候我发神经，严肃一下，都会让他感到错位。 跟女生谈话的时候，牛k老师自然要和蔼得多了。其实我也和蔼，只不过她们不想接受我的和蔼。到后来，我们认为牛k老师是一个严肃的人，不少女生都认为牛k老师是一个会关心人的绅士。我也想被当成绅士，这是因为绅士更容易达到猥琐的目的，牛k老师则是纯粹的绅士。 第28节：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文/石一枫(4) 牛k老师还是一个书生气的人。他看不惯的事情，一定要大声说出来，他看不惯的人，一定要对他哼哼哼。刚刚留校工作时，他蜗居在一个筒子楼里，撒尿都要出门跑二十米，洗澡更要出门跑二百米，可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做研究、带学生。 他和学生们谈理想，总是先天地认为人家也像他一样有颜回之乐，有严谨的学术态度，有崇高的知识分子气节。可惜学生们不争气，有些就是喜欢当白领，有些就是喜欢当混子，但牛k老师并不能教导学生如何去当一个好白领，怎样去做一个好混子。 我知道自己没法像牛k老师那样，做人做得那么好，但我也明白了，千万别做人做得太烂，烂成牛k老师的反面，那就不好办了，那样会自己都想干掉自己。这点自我要求，大概也是从牛k老师身上得到的教益。 牛k老师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那样严谨、书生气的人，总会露出一点生活情趣、人间烟火来。这种反差让人觉得他是故意搞笑。他后来居然迷上了洗桑拿，还邀请我和汪兄一起去。三个白胖子，好像三段准备榨油的猪肉，两个谈学术，一个假装懂。进到洗浴中心的时候，牛k老师强调：我们去洗一个净桑吧。我装蒜说：还有不净的桑吗？汪兄偷偷对我道：不净的桑就是带色情服务的桑吧。他一上套，我就哈哈哈，一口咬定：你洗过！你洗过！ 后来，牛k老师搬家，搬到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里。他可真爱这套房子，每天都要擦一遍地。他们家的地板，我舔都舔不了那么光亮。 再后来，牛k老师迷上了健身。他每天都要到健身房跑几千米。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说，他打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突然问：你是搞体育的吧？为什么？这身板！ 他不停地重复"这身板"三个字。健身房那么枯燥的地方，他都能咋吧出乐趣来，真能自己给自己解闷。 相对于牛k老师是一个好老师，我也是一个好学生。这倒不是说，我学到了老师的学问和为人，我狗屁都没学到。但我在上学、上班的各个阶段，都会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彻头彻尾地崇拜着自己的老师，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牛k老师就是我"梦想成为"的那种老师。 3 当实验品的过程，刚开始还是比较辛苦的。课程很多，一天上下来还挺累。大伙儿都被牛k老师感召着，坚持上课，坚持读书。不过后来，不少人都也想开了。牛k老师不还说过率性为真么，先从这点做起吧，于是爱玩儿的都开始疯狂地玩儿。 第29节：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文/石一枫(5) 谁也没有b哥能玩儿。b哥玩儿到后来，玩儿出了一个称号，叫做"娱乐之鬼"。 b哥有一米八出头，非常瘦，河南人，但他们的另一个老乡管他叫索马里人，因为他太瘦了。为什么叫b哥呢？可能是蛊惑仔电影里的人名吧，这个外号一直延续到现在。 好像是大二开始，我就没见着b哥上过什么课。刚开始，他总是和另一个湖南的同学去录像厅看录像，香港的，一晚上好几部。说来那些片子他都看过，可是还要看。看到湖南同学看不下去了，决定回去学习了，b哥继续去。直到录像厅拆了，这个爱好才被终止。 然后b哥开始打篮球。必须得承认，他打篮球的姿势是最丑的，但是打得却是最好的。我也喜欢打篮球，不过北京的小孩打篮球有个毛病，就是花架子，没实战效果。不像b哥，打球跟耕地似的，但是非常实用，每次总是他得分最多。有一度我还每天跑步、练习，就是为了和b哥争夺球星的地位，当然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与篮球同时，b哥还好上了玩儿电脑游戏。那时候网吧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呢，b哥就泡在里面，从星际争霸玩儿到Cs。他一坐上去，就能玩儿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最多的一次，玩儿了23个小时。玩儿到后来，直接吐在电脑前面了，赶紧用塑料袋接着，接茬玩儿。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十点起床，拍b哥宿舍的门：b哥上课了！没人答话，但我知道他还活着，于是先去上课，十二点回来，又拍门：b哥吃饭了！b哥就跟我到食堂，永远的烧茄子鱼香肉丝两个馒头。吃完饭，我们抽一颗烟，胡扯，然后去打篮球，一直打到下午五点，两腿都要抽筋了。再吃完饭，我去上自习，他去玩儿游戏，晚上十点我回来，他还没回来。一点钟，终于回来了，我们一起出去喝啤酒，然后我睡觉，他继续在楼道打牌。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再去拍门：b哥上课了！ 不知道b哥是怎么毕业的，有一次考中国哲学，临考的时候他也拿着一本书，疯狂地看，我说：你也有学习的时候。他说：好看。我一看，原来是一本天文学科普著作。等到第二天就要考了，他决定熬夜，喝咖啡，用大搪瓷杯子咕咚咕咚。夜倒是熬了，就是彻底睡不着了，一直挺到次日中午，再也坚持不住了，昏厥，错过考试。他对老师说：睡过了，真遗憾。老师说：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倒是没睡过，但是考试的时候，他又把地点忘了。等赶到考场，已经快考完了。 第30节：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 文/石一枫(6) 但是b哥仍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北大人。我认为，他比很多穿着板儿板儿的西服，特向往"高尚"生活方式的校友更加当之无愧。他可以不为物质、金钱、主流价值观所动，专心致志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在看书的时候，是因为看书和考试成绩挂钩，那时b哥读书肯定是最少的，但工作之后，很多人都蜕化成了坐在电脑前的白领，没有谁愿意看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了，可b哥仍然在充满兴趣地阅读。现在的b哥，仍然想打篮球就打篮球，想打麻将就打麻将，想搞创作就搞创作，他天生不为什么事情羁绊，尤其不为世俗的"成功"标准所羁绊。这放在过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放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了。 我1998年进入北京大学，那时候还是一个愣头青，没有车，没有瑞士表，爱好打篮球、喝可口可乐。时至今日，我仍然会回忆起刚刚入学的那几天的情景，也常常和牛k老师聊天，常常和b哥一起鬼混。想想那些时光，和已经熟识的朋友们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当一个愣头青是很美好的事情。愣头青永远是年轻，虽然我还没老，可我已经开始害怕老了。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当代》杂志编辑。著有长篇小说《b小调旧时光》。 正文 31-35 第31节：先生 文/陈恒舒(1) 先生（陈恒舒） 刘浦江 写中文系的事情，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刘浦江先生。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刘先生给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他有两点特别出名，一是要求严格，相传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学生抓得特别狠的那种，说法有很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刘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据说有人重修了四次还没有及格呢。二是他每年开学的第一节课都会说一这么一句："我一直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整个教室一片哗然，尽管此前已经有师兄师姐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大约是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是颇为匮乏的。于是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他很注意对我们古代文化基本素养的训练，比如干支纪年甚至于纪月、纪日，比如读写繁体字，现在想想，对于日后的学习确实获益匪浅，而当时那一句当头棒喝对于刚刚进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来说也有相当的必要。第二年C君拉着我跑去听他的第一节课，他看见我们俩坐在下面，开始先敷衍了一些别的话，显得有些拘谨，但后来还是没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整个教室又是一片哗然，只有我和C君相视一笑--这大约也是新生与老生的区别之一吧。记得刘先生说完"中文系学生没文化"之后还有一个补充，大意是说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所以还算有点文化--后来我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不能说没有这句话的影响。 随着这门课的深入，我才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话并非无稽之谈。历史课大家从小都学过，但中学的历史教育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把一些尚无定论的东西武断地下了结论并强行灌输给我们，同时还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虚妄"。有一次他拿起讲义念道："恩格斯说……"大家一听是恩格斯的话，赶紧埋头去记，等到记完手都酸了，这时刘先生放下讲稿，慢条斯理地说："现在的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全崩溃了。当然，重要的不是结论，而在于你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这就是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而刘先生也很重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两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灵活性也很大的题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都可得高分，我想这也是把我们从高中那套为了应试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环节之一吧。 如果一个老师仅仅能传授知识，那便算不得好老师，充其量算个平庸之辈--因为这是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做到的。而刘先生身上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及的是讲什么问题，他提到了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下去了。这时下面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刘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整个教室镇住了。刘先生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高大无比。 刘先生在课堂上还有无数的妙语，我现在竟记不得几句了。C君当年记笔记的时候，笔记本每一页正面记授课内容，背面专记先生的妙语。后来C君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这些妙语拿出来一看，能越看越开心以至于可以消愁解忧。还有一位Z君，自恃国学根底扎实，上课一句正经话不记，专门记刘先生的妙语。待到某一天把两人的笔录拿出来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录》，定是一本极有趣的书--刘先生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品与学品应该是在那里的，而并非我拙劣的笔法可以勾画清楚的。 然而，中文系从2004年开始却不再给大一新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了。我也再没有机会去听那句"中文系学生没文化"的棒喝。有时和C君行走在校园里，会忽然听见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刘浦江先生么？"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蹬着自行车、跨着公文包、背有些微驼的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中文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不会不懂得"史外无学"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中学历史教育的误区需要打破，而更重要的，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位"精神导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先生绝对无愧于这样的称号。我想，还是重开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吧，还请刘先生回来讲吧，哪怕就凭他那句"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 第32节：先生 文/陈恒舒(2) 邵永海 很多人亲切地称邵永海先生为"邵哥"，而我独称先生为"邵公"。这两个称呼其实并不矛盾。"公"与"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两个方面：既严肃又不失活泼。 第一节古代汉语课我是站着上的，因为去晚了，没有座位了，只好靠在教室最后的暖气上将就着。那节课远远地往过去，对讲台上那个中年男子的印象无非三条：两个小时板着脸没有笑过；竖着写繁体字；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拿烟出来抽。从第二次课开始，C君帮我在前排占座，我才有幸和这位老师近距离地接触。后来发现他也是笑的，只是动作幅度极小，不易察觉。讲课的时候极严谨，一丝不苟，但气氛并不沉闷，也时不时地玩点幽默，有一次竟拿我开涮。当时他正讲古代汉语的语法，说被动句有时会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要举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扫，在我身上停住了，说："比如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表扬了，大家觉得挺别扭，但如果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批评了，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当时引得哄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他也冲我正笑着，露出两排抽烟抽得发黄发黑的牙齿。 邵公确实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虽然看上去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时会去他办公室坐坐，同他闲聊，听他说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候的事儿，说何时开始抽烟，说打三天三夜的扑克牌不带合眼，说听朱德熙先生讲的写作课是多么多么开心，如此等等。有一次听说他还踢球，就向他求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哦，他们总不叫我。"后来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他们"何以不叫他。比赛开始的时候，邵公穿着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现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开场不久对方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慢悠悠地贴着地面滚过来，邵公一猫腰一伸手--球进去了，从两腿之间钻进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直到邵公跑进门里把球捡出来，对方才意识到："哦，我们进球了。"于是才开始庆祝。又没多久，对方又一次射门，是个半高球，轻飘飘的，邵公稍一屈膝，迎着来球一抱--球又进了。邵公终于沉不住气了，换了个人替自己守门，跟着韩毓海、陈保亚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会儿，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球从他面前缓缓滚过，邵公抡圆了就是一脚，结果却踢了个空，自己还险些跌倒。后来终于跑不动了被替换下场，自我解嘲地跟我们说："没办法呀，好久不踢了……"赛后他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在寒风中呼啸而去--关于邵公的自行车，他自己声称"只骑捷安特"，"丢了十几辆了"，但"丢了继续买，非捷安特不骑"。但是那天的车却锈迹斑斑，感觉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样子，后座儿上还拴着半截麻绳。我们实在无法把这样一辆车与200多块钱一辆的"捷安特"联系在一起。后来几次想问，但终究没有开口。 第33节：先生 文/陈恒舒(3) 邵公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即便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屡次在课堂上表现出对孔子可爱之处的赞赏，而对于总喜欢板起脸来教训人的孟子则颇有微词。有一次课上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完的时候他很激动，颇有感慨地跟大家说："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我们期末考试就从这里面出一段标点翻译，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于是考试还真出了这么一段。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给我和几个同学讲《诗经·豳风·七月》，讲完之后顺带说起中国的农民问题。他一脸严肃地甚至略带些悲愤地跟我们讲现在农民的负担是如何之重。后来我听C君说，邵公来自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邵公不是那种钻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的学问实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热的而非冷的。C君说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着不仅是就学问和气质而言，邵公身上实在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现世精神。单凭这一点，我想还是尊称他"邵公"吧。 吴晓东 第一次听吴晓东先生讲课是大一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当时中文系开设了一门"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由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先生们轮流出来讲。好像是倒数第二次课轮到吴晓东先生，讲的是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记得那天他很早就坐在教室里，安详地翻阅着自己的讲稿，一派儒雅的风度。他在这次课上分析了现代派诗歌的几个要素，头一个就是"分行"。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张便条，连着写下去就是便条，分了行就变成诗了。这个提法在当时看来很有趣也很新鲜，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根本不懂新诗的人来说--虽然我现在仍然根本不懂新诗。他说念诗也是一门学问，有人能把坏诗念好，也有人能把好诗念坏，并很谦虚地说自己是那种"把好诗念坏的人"，但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朗诵的功夫是一流的，尽管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然而他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背着手踱着步在教室里朗诵朱自清先生的的时候，我竟在前排哭得稀里哗啦的。 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文学史是我们这一级的本科生接触的第一门正式的文学方面的必修课。吴先生课堂上妙趣横生的讲解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或许回头翻翻当时的笔记会想起一些。但是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课堂的气氛。中文系的绝大多数课程，都是老师从头讲到尾，满堂灌，有问题课下单独讨论。但这门课不是，吴晓东先生给了我们很多课堂讨论的机会，头几次大家似乎还有点拘谨，似乎大家还没有从高中那种沉闷的课堂气氛中解放出来，后来慢慢地都踊跃了起来，我们听到自己的同学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意见，有些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课堂不再是老师的"一言堂"--这对于一直缺少相互学术问题的交流的我们年级本科生来说更弥足珍贵。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讨论过"五四"时期小品文兴盛的原因，讨论过郁达夫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冯至的诗……每个人发言之后，吴先生都要做几句精彩的极有启发性的点评，可谓循循善诱，学术自由的气氛弥漫着整个课堂。直到最后的期末考试也很有特点，题目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死得不能再死的题目，比如考鲁迅的生年之类的文学史常识，一点不能含糊的。鲁迅的生年我当时还真答错了，C君竟也没有答上来。另一类则是极开放的题目：让你就自己读过的一篇作品最有感触的一点写一段文字之类，最后竟还出现了这样的题目：如果郁达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请代拟一篇授奖词。没有任何强制我们写他观点的题目，这大约也是我不大记得他讲授内容的原因吧。 第34节：先生 文/陈恒舒(4) 我上的最后一节现代文学史是2003年4月中旬某个星期四的下午，当时"非典"已经袭来，大家都有些怀疑那天下午的课还能不能照旧。平日爆满的教室那天大约只坐了三分之一，而吴晓东先生仍按时赶到了。他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教室前面相对的两扇窗户，说现在非典闹得厉害，要注意通风。然后走上讲台，说，今天还能来这么多人，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先不入正题，而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外文学经典中的瘟疫和疾病，最后谈到了加缪的，说大家去读读吧，一切瘟疫都是可以战胜的。大家都听得很兴奋。我说我正看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吴先生哈哈笑道，别看那个，那个太恐怖了。在这之后的大约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此后吴先生所讲的，我都没有机会聆听，只是上网的时候听一些仍坚守学校的同学零零星星地转述。据说鲁迅那部分讲得极精彩，然而我竟没能听到--这或许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大的遗憾之一。 钱理群 我2002年入校的时候，老钱刚刚退休。我们都以为自己无缘听这位名声显赫的"鲁迅研究专家"讲课，然而"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计划发下来，老钱的名字竟赫然在列。这大约是老钱在北大课堂上的谢幕之作。记得那天是个阴天，寒风在窗外呼啸着，电教的灯光颇有些昏暗，整个教室一派肃穆，甚至有点阴冷。曾经看过一些人回忆老钱的文章，说老钱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情，一到讲台上就精神焕发情绪激昂，而且总是乐呵呵的，越讲越开心，甚至常常朗声大笑，他讲课往往是用自己的情绪来感染听众。此言不虚。老钱这次讲的是，通过讲鲁迅的人生哲学。老钱果然讲得极投入极起劲，没过多久就讲得满头大汗--不是因为紧张或者热，是因为讲得太带劲了。他大声地朗读着中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句子甚至段落，讲道《腊叶》一文中"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这个奇特的比喻时，还瞪大了眼睛，不停地拿手比划着--如此投入的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几个月之后，老钱又回来了。这次是一个大型讲座，题目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几次相遇"，地点在英杰交流中心。我和C君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啃着包子一边赶过来，到了才发现门已经锁上了，工作人员说里面人已经太多了，正在协调。当时已经是深冬了，北风肆虐，但门外仍聚集着一群执著的听众，而且越聚越多，有人甚至振臂高呼："我们要看钱理群！"把门捶得咣咣响。等门开了，我们踉踉跄跄地挤进去，刚想跟着往楼上挤--因为讲座本来是安排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但突然有通知说由于人数太多，讲座改在一楼的阳光大厅内进行。我们赶紧奔过去，发现大厅还是空荡荡的，就赶紧拣了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用C君的话就是"头版头条"的座位--坐下，然后回头一看：楼上的人正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门外的人正如潮水一般涌入，转眼间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子就座无虚席了。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涌入，座位旁的边边角角也都挤满了人，第一排座位与讲台之间的空间整整齐齐地码了三排人，后来连讲台的边沿也坐了一圈。晚上7点，一束强光打在红地毯上，老钱明星般地登场了。场下掌声雷动，老钱一边往讲台中央走一边向大家抱拳示意。还是那个笑呵呵的大胖老头，还是那双充满了智慧的小眼睛，只是头发好像又稀疏了。老钱激情依旧，依旧越讲越开心越讲越激昂，依旧满头大汗，听众们的热情也一起燃烧起来，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钱就是那晚的阳光大厅里的红日，一切寒意都被驱尽了。正如C君所说，那是我们在北大几年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第35节：先生 文/陈恒舒(5) 第三次听老钱的讲座已经是事隔两年以后了，在北大西南门外的国林风书店，讲。可笑的是，国林风书店竟很没文化地把条幅上的"故事新编"印成了"新编故事"，从此让我对这个书店再没什么好印象。这次讲座受环境所限，人比较少，老钱却说他很喜欢，因为坐得离听众近了，便于交流。老钱说，为什么讲呢，因为大家原来对鲁迅大都有一种误会，觉得鲁迅一动笔就是谈什么国民性之类的严肃话题，一副板着脸教训人的样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实鲁迅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也写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把一些很严肃很深刻的主题用一种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说这本。他大声地朗读着里的故事，穿插着自己的讲解，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步--当年自己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多乐趣呢？老钱说他离开北大以后去了南京一家中学教书，给那里的孩子讲鲁迅的时候，不用别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大声读，让他们体会阅读鲁迅的快感，正如他自己大声朗读一样。当年读过老钱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就觉得十分有感触，现在发现老钱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老钱在北大讲鲁迅，启蒙了多少学生的心智，离开了北大，又回到中学去讲鲁迅，把孩子们从多少年的误区中带出来，"引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老钱为了中国的文化事业，绝对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 钱志熙 比起老钱来，"小钱"的名声恐怕没那么大。两位钱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一种鲜明的反差。老钱豪放，小钱恐怕要算是婉约。老钱是讲台上的侠客，小钱则有一身名士的风度。这也难怪：老钱是研究鲁迅以及现代文学的，身上自然要带点鲁迅的侠客气；而小钱的主要方向是古代，是先秦两汉，是魏晋，是陶渊明，温文尔雅自然是少不了的风度。第一次听小钱先生讲课，是一次讲座，讲的就是陶渊明，他称陶渊明是"人生的诗人"，这个观点对我后来的两篇论文的思路有过很大的启发。 大二的时候，小钱先生给我们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一反原来我们所听过的文学史的讲授方式，没有试图建立完整的框架和线索，从"史"的角度来描述文学的发展，而只是大致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脉络，然后拿起一本作品选，一篇一篇地讲下来。和老钱一样，他也喜欢朗读作品，声音不大，而且带着颇浓重的浙江口音，十分有味道--很多古韵，尤其是入声字，是要用江浙方言才能读出来的。一首读下来，再给大家讲，这首诗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此等等。和先生一起读作品，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正文 36-40 第36节：先生 文/陈恒舒(6) 小钱先生很重视读作品。不光要读，也强调要背诵，包括考试也有相关的内容。有一次翻看BBS上的原来的帖子，发现一次期末考试以后很多同学对小钱先生颇有微辞，理由是考试题出得太难了。我看了一下，似乎没有什么难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诗句的填空，竟有很多人答不上来。但小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仍不改其旧，还对我们说，好的作品，要多读，最好能背下来，而且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记忆力还好。又告诉我们，当年他在浙江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他说，一个人20岁以前能背下来的东西，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忘。后面基本上就很难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了。我掐指一算，只剩三个月了，很是有些悲切，于小钱老师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的确，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多读多记多背，总是没有坏处的。张健老师后来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也坚持让我们多背，说现在的教育让大家不要死记硬背，这不对，小时候趁着记忆力好，就应该多"死记硬背"点东西下来，考试出了整整一面的背诵题，结果我答得惨不忍睹。这与小钱先生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记得那个学期期末考试之前，小钱先生安排了答疑。当时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大约都是抱着能套点什么题出来的目的去的，去了就问，老师，这次考试考什么？不考什么？小钱先生含糊其辞地应付了几句，他们也不好再问什么，就在那儿坐着，一言不发。只有我跟小钱先生扯些与考试不相关的事情。小钱先生突然问，大家有把某个作家的集子完整地读过一遍吗？我说我读过陶渊明的集子。小钱先生又问，完整地读下来了吗？我说是的。小钱先生面露微笑，啪地一拍桌子说，好啊，这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这次考的是杜甫……我当时没缓过劲儿来，回到宿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你啊，拐着弯地就把考题套出来了。我一想。哦，好像是这么回事。结果期末真的考了一个与杜甫相关的大题。但我答得并不好，枉费了那日小钱先生的夸奖，至今仍觉得有些惭愧。 孔庆东 吴晓东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当年刚进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兄在那栋宿舍楼上窜下跳、以"教唆"为主要任务，这个人就是孔庆东。正如吴晓东先生所言，老孔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活跃分子，当了老师更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关于老孔的事迹可谓铺天盖地，如果以后为中文系的老师们编一部《世说》，老孔肯定要占据相当大的篇幅。新出的一本《北大文学讲堂》里面就有老孔的一篇讲稿，基本是实录，老孔很多幽默的言论被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了，那次课我是听了的，现在看到这个讲稿仍觉得非常有趣。但今天且不说老孔的幽默，且说说老孔严肃的一面。 第37节：先生 文/陈恒舒(7) 第一次接触老孔的文章还是高二的时候，抱着一本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孔又写了不少书，但我觉得都不如那本。从那时候起就觉得老孔是个很好玩的人。后来老孔总说自己不幽默，又说自己的"满纸荒唐言"背后都有"一把辛酸泪"。我在一次课后跑上去问，您的写得那么有趣，辛酸在何处呢？老孔很沉重地对我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北大和现在的北大更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发现老孔确实是个严肃的人。 我进中文系以后好像一直没看见老孔开过专业课，猜想大约是老孔太有名了，专业课课堂都要挤爆，肯定影响教学质量。老孔已经连开了四五个学期的通选课，从鲁迅讲到金庸讲到老舍讲到中国现代戏剧，面向全校本科生尤其是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得十分通俗易懂，也坚持了他写文章的一贯幽默的风格，课堂一直很火爆。有一次我发邮件跟他说，您课堂里恐怕是看热闹的人居多吧。他很严肃地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确实，看热闹的人是多数，但是真正的人才往往是从看热闹的人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既要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也要照顾看热闹的俗众，不能蔑视和抛弃他们。我时常听到一种对于老孔的批评，说他上课只讲笑话不讲学问，我觉得这大约是没有听懂老孔的课，我去听过，我觉得不仅仅有热闹可看，也还是颇有门道可听的。至于老孔的这种讲法，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宜妄加否定吧。 老孔有时候看起来很"愤"。讲现代文学，跟当下的状况已经算是拉开一点距离了。但他总是坚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动辄把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某人某事拉出来嬉笑怒骂一番。用他自己的话说，乾嘉诸老也未必不关心现实，只是我们现在把他们解释成"纯学者"而已，不关心现实，什么学问都是做不大的。当然，老孔并不是个一般的"愤青"，他号称要坚持"韧的战斗，不求胜利，只求好玩，在韧中体会战斗的快感。这样战斗，或者会更加持久，也更加不怕失败。"老孔写了那么多文章，嬉笑怒骂，或许正是他所谓"韧的战斗"吧。所以老孔的"愤"，我宁愿把它理解成一种强烈的现实感，记得第一次听老孔的课，他挥舞着手臂对我们大呼："你们现在如果还在为将来的衣食考虑，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你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我想，这也会是一句激励我一生的话。 第38节：先生 文/陈恒舒(8) 李家浩 我在大三上学期选修了李家浩先生的"《说文解字》概论"。第一周上课之前，我去得早，趴在第一排睡觉，突然听见一个炸雷般的声音，我噌的一下就从桌子上窜起来了，当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后来回味了一下，大约是"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李先生每次上课几乎都是如此，闷着头不声不响地进来，不声不响地拿出讲稿，一点预备动作都没有，直接把音量开到最大。这样倒也好，上课听着这么大嗓门的讲授，无论如何是不会打瞌睡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李先生是湖北人，口音极重，南方人听着还好，北方的同学头几次课根本听不懂。记得第一次课课间休息时，一位北京的同学上去跟李先生说，您的口音我实在不大适应，能看一下您的讲稿么？李先生笑呵呵地把讲稿递过去，说，不好意思，我的字比较潦草。那位北京同学翻了两页，又还了回去，说，我还是听您讲吧。 李先生自己的讲稿写得潦草，但写板书绝对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正如传说中他治学的态度一样严谨。尤其是一些近似图画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字形，他都要照了自己的讲稿画了又画，改了又改，半点也不马虎。每讲一个例子，必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写满满一黑板，最后参以己见，有根有据，谁要是有这门课完整的笔记，当是一份极好的学术范例。可惜我当时太懒，很多繁琐的东西实在不愿动笔去记，现在想想，实在是后悔死了。 李先生在学术上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据说有一次给一个本科生指导毕业论文，很多先生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很宏观地给一些意见，李老师却批改得极为细致，让那个学生七易其稿，眼看第二天就可以交定稿了，那学生才松了一口气，晚上突然接到李先生一个电话："我刚刚又发现一则新材料，你明天过来，我们把它加进去……"我想这位师兄当时肯定要崩溃了，但能得到这样一位老师如此悉心的指点，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幸福的事。 李先生有时候也很"愤"，记得有一次他瞪大了眼睛在课堂上拍着讲桌大吼："做老师的怎么可以敲学生竹杠呢！"至于什么缘由，全然不记得了，仿佛当时是很突兀地就冒出这么一句。李先生还很忿忿不平地说过他在图书馆的一次经历。他说自己当初给朱德熙先生当助教的时候，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一条重要材料，去之前怕会碰钉子，还特意拿了副校长的批条。结果却遭到一个管理员的无端阻挠，盘问了一大堆，最后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末了还问了一句："你不查不行吗？"李先生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李先生自己也笑了，笑得十分无奈。"我再不敢去图书馆了，尤其是善本室。"他会对他的每一届学生讲这句话，差不多讲了该有一二十年了吧，还是那么"愤"--其实北大的善本室大约已经不是这种情形了，葛兆光先生说他那会儿可以把线装书借回宿舍去看，我上个学期去那儿，竟也借阅到了清代的抄本。记得几个月前看过一篇漆永祥先生的文章--《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写他在苏州图书馆的遭遇，其实很李先生很像，也是求书一观而不得，甚至遭到工作人员的百般奚落。文章写得义愤填膺，后来此事被称作"苏图事件"，还颇引起一阵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漆先生最终也没能看到他想看的书，想必至今乃至将来的很多年内也会为这件事而"愤"。不过从这种"愤"里，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学者们对于学术的挚爱。 第39节：先生 文/陈恒舒(9) 上次看见李先生还是暑假去帮忙整理古文字资料室的时候。当时那个资料室长期没有人管理，杂物乱堆，尘土满地，狼藉不堪。我们才进去没一会儿，李先生到了，一进来二话不说抄起门口的一杆拖布就开始拖地，我赶紧上去抢，我说李先生您不用亲自动手，我来就行，谁知李先生手攥得那么牢，竟然抢不下来。李先生还一边把我推开一边笑着说："我简单弄一下就好，我简单弄一下就好。"说是"简单弄一下"，我却看见他弓着腰在房间里忙活了半个多钟头，其间我又几次想把拖布抢下来，竟未遂。这又实实在在地让我对李先生又崇敬了一把。 上个学期，裘锡圭先生和沈培先生去了复旦，一度传闻李先生也要走，但李先生最终留下来了。这个学期开了两门课--"文字学"和"说文解字"概论，每周六个学时，辛苦得很。我突然想到了罗大佑的两句歌词："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是的，我又想起了李先生上课时的目光，那样专注而执著。 张鸣 张鸣先生是个绝可爱的人物，相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这么说。或许对于中文系别的老师大家会由于个人的喜好有不同的褒贬，但是对于张鸣先生则是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好。 第一次见到张鸣先生是在2003年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穿着一袭灰色布衫、一双黑色布鞋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很多高年级的同学都起立鼓掌，甚至欢呼，我们这帮大一的小娃娃们则眼前一亮，心说中文系竟然还有如此古怪的人物。晚会进行到中段，张鸣先生在有一次为他而起的欢呼与掌声中走向会场中央，说我今晚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要唱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当时都一愣：知道宋词当年就是用来唱的，但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能唱。结果他是真个唱了，第一次听的感觉怪怪的，因为用的是古曲，是民国时候杨荫浏先生从古代的曲谱转译过来的，但因为新鲜，也还是跟着鼓掌叫好。后来听张先生讲宋元文学史，讲宋词的时候也在课堂上唱过，后来还举行了一个"唱词会"，那时候才渐渐听出一些味道来。2005年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又一次登场了--据称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每次必出席，出席必唱词，这次唱的好像是姜夔的一首，甫一开口，布置得颇现代化的会场竟弥漫起一种庄严肃穆的古典气氛。张先生的白发、灰衫、布鞋在浅蓝色灯光的笼罩下更显出一种古代书生的雅气来。音律和谐如高山流水，听者无不击节称叹。其实也听过一些配上现代流行音乐的宋词演唱，感觉也不错，但和张先生所唱的古雅之音相比，也未免有些俗气了--其实在词当初流行演唱的时候，也只能算是俗文学呢。 第40节：先生 文/陈恒舒(10) 张先生在教学方面是极认真负责的。首先表现为他的课堂容量极大。每次上课必提早十分钟到课堂，还企图尽可能地提前上课。每次还没到点他就敲着前面的讲桌让大家安静下来。课上到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他总要问一句："还要休息吗？"那意思就是："咱甭休息了，接着讲下去吧。"下面只要没什么太大动静，他就会说："那咱们接着讲吧。"这时候下面就会出现较大的骚动，这时他才很无奈地放下讲稿，说："好吧，休息五分钟。"--其实课间应该休息十分钟的。每次临下课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表，然后作惊讶状，说："哟，还有十分钟了。"然后很无奈地看着大家说："怎么办呢，这样吧，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咱们再下课好不？"也由不得我们说"不好"，他便一直讲下去，往往都要拖上五到十分钟。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后来发现次次课都是如此--原来这是张先生的"惯用伎俩"，这样累计下来，他每个学期都能多争取到一次课的时间。另外就是他对学生论文的批改。我们只交过一次三千字的读书报告。事隔一个月以后，作业发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文章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评语，多则两三百字，少的也有七八十字，文章中还有红笔的勾画和随文点评，想来是看得十分细致。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管分数高低，张先生评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称赞这篇文章的好处，缺点也很鲜明地指出但并不占太大分量，这是一种以鼓励为主而非以教训为先的方式--张先生不仅负责，也是很懂得为人师之道的。 张先生是个趣人。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玩"。他课堂容量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他自己说就是："这个东西讲起来太长，不讲呢，又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玩……"有时候说起一段好玩的故事或者念一段好玩的文章，我们下面还没反应过来呢，他自己先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好玩"。但这种心态并不妨害他的学术研究，反倒增添了不少乐趣。他总穿着一袭布衫来给我们上课，有人戏称之为"长衫"，张先生很快做出澄清，说我穿的不是"长衫"，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里面说了，"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点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他自己是"没有这样阔绰"的"短衣帮"，最后特别声明，阶级一定要划分明确。这一番解释把大家都逗乐了。但这身衣服确实给张先生添加了不少古雅的气息，包括那几次唱词表演，实在让我们觉得张先生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宋人"。有时候我会去试着想象张先生"细雨骑驴入剑门"或是"晴窗细乳戏分茶"的情景，一定也是特别"好玩"的。 正文 41-45 第41节：先生 文/陈恒舒(11) 但张先生也并非一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的学者，甚至觉得他与现代生活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有时候也会"愤"，但也"愤"得十分可爱。他会在课堂上批评现在的辩论赛是搞"人格分裂"，批评有些老师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跑出去接电话，批评有些茶楼酒店附庸风雅乱用繁体字把"余秋雨"写成"馀秋雨"……如此等等。有人说他身上有不少文人的"臭毛病"，比如听说他这个学期给03级本科生开课，其中一次课用的是一个多媒体教室，他拿着话筒在台上讲了一个多钟头，一边讲一边埋怨这个话筒有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不方便，结果快到下课了才发现那个话筒根本没打开。每周的另一次课本来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报告厅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干了，说这么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课的地方，硬是给换了个小教室。这次课本来是只有单周上，换了之后就变成双周了，这样一来他又多争取了一次课的时间，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笑着跟03级的同学说，你们又让张先生"阴谋得逞"了。 据说张先生是极少发表论文更不愿意写书的。确实，我在书店里只见过他选编的一本《宋诗选》，再无其他。和很多整天靠着论文数评职称、靠着出畅销书和四处讲课赚外快的所谓"学者"来说，张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一个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学术的学者。可以说，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三十年后，你大概就和现在的张先生一个样儿。我摇摇头说，张先生的境界是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陈恒舒，1984年5月24日生于湖北十堰，200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读。 第42节：一个迷局 文/清平(1) 燕燕于飞 假如你有幸在北大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 北大都会在你的心中 因为北大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一个迷局（清平）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道德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比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第43节：一个迷局 文/清平(2)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是我能够确定的了。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最后一位同屋走的时候，我去送过他--当我写下"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时，我忽然觉得我好象是想去送他又怕伤感，而并没去送他，我是在宿舍还有人的时候主动独自离开了宿舍，等我回来时宿舍才真正剩了我一个人，而当我这么觉得的时候，头脑中却偏偏出现了送走最后一位同屋回北大时一路上的阳光。显然，那短暂的十几天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迷局，一段只堪缅怀、不可讲述的往事。这个迷局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 从1984年到1996年我每天都记日记！ 我敢保证这个事实和天空的行云、大地的流水一样真实。 我同样敢保证，二十年来我从未翻阅过那十几天的日记。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永远不去翻阅那一段日记--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 然而，不翻阅，是一个更大的诱惑。 2008，1，5 清平，本名王清平，1962年3月出生于苏州市。北大中文系1983级文学专业。1987年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今。著有诗集《一类人》。 第44节：底气 文/侯桂新(1) 底气（侯桂新） 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95年金秋的一天，我背负行李，一边是铺盖，一边是皮箱，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忐忑，"心里颇不宁静"，仿佛朝圣一般，去追寻自己的梦。 从一个偏僻的山村，鲤鱼跳龙门，一下子来到京城。这一跳的幅度太大了，其间的落差，需要不少时日才能消化。从仰望到融入，其间有一条漫漫长路。 走出北京站，熙熙攘攘。嘈杂的广场上，到处散落着人群，无数小商贩在其中不住穿行。那时的北京，喧嚣浮躁而充满生机，貌似无序中，要比现在多几分乡土气息。 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程是漫长的。103路电车在市中心左弯右拐，到了终点站动物园后，再换乘332路公共汽车，在狭窄的望不到头的白颐路上颠簸。路的两边是整齐粗壮的大杨树，骑车的行人遇见大车，几乎没有容身的空间，只能往树底下闪避。1995年的中关村还是偏僻的郊区，除了刚刚兴起的电子一条街，似乎和市场经济、现代商务等沾不上边。随着离学校越来越近，我脑海中一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受到了冲击。原本以为北大会处在北京的中心，不管是地理、政治还是学术文化方面；现在看路旁的景观，甚至有马车在缓缓行走，真疑心是到了另一个乡下。 直到下车，找到了南门，抬头望见毛泽东题写的校名，一切想像才慢慢找到了附着的载体。校门并不高大雄伟，向里边看去，水泥道路两边的建筑也都灰灰的，古色古香中显出几分简朴。迎面走来的学生，衣着大多并不鲜艳，却都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情。 我终于踏进了校门。那一刻，伴随着心跳来临，我成了北大人。虽然，北大人的身份不是一夜获得的，北大人的意识更需长年累月的积淀。七年间，在北大吸收消化的一切，一点一滴融入自己的血液。七年后，我走出校门，犹自频频回顾，蓦然发觉，作为一名北大人，这一身份的内涵仍在生成当中。 二 在报到的过程中，我遭遇到两次意外。一是办完注册手续，在大礼堂参加完开学典礼，出门后突然发现录取通知书丢了，惊出一身冷汗。还好，后来从没有被要求出示过这一"入场券"，只是遗失了一件颇为珍贵的纪念品，未免遗憾。二是报到时听到消息，一年级的文科新生都要去昌平园分校呆上一年。海淀已经够僻远了，何况闻所未闻的昌平？在昌平读书，能算北大人么？心凉了一截。偏偏天空又不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应和着某种类似被遗弃的情怀。 多年之后，对当年被"发配"外县已不再耿耿于怀，对于其间得失亦能较理性地看待。昌平园是一个有点孤立封闭，却又生机勃勃的小园子。出得园门，方圆一里之内不见人烟。有人戏称我们在此度过的一年是高四生活。这是从清苦奋进的高三生活向斑斓多姿的大学校园生活的一个过渡。当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被延迟了一年，也就相当于提前一年结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亏了？还是同时也获得了某种缓冲和保护？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去尽情拥抱吗？我当然不会忘却，在昌平园的一年，每逢约上同学"进城"观光，在燕园的湖光塔影下流连一番后，离开时的依依不舍和惆怅无奈。不过，昌平园也有自己的风景。这里的草木更深，绿色更多，园子的东部还有一大片土地，用来种植玉米。园子的周围，山清水秀，景点众多，十三陵、虎峪、老北京缩微景观、八达岭等，我都是在这一年间游览过的。尤其是虎峪等地，相信众多北京人未曾耳闻，那里山的坚硬与水的清亮，罕见地都异常纯粹。我们看到两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山谷间，据说便是穆桂英大战辽兵时的拴马石。 第45节：底气 文/侯桂新(2) 多数时候，从周一到周五，我们连园门都不出，因为哪怕是到昌平县城，也有两三公里路途，需要乘坐当地农民出租的三轮车。园子里的生活也并不那么单调，各种社团活动争奇斗艳，吸引了大部分学生。我参加的是园刊《世纪风》。交了一篇落寞的散文应征，某日被班主任王宇根先生叫到他的房间，通知我被录取了，并且表扬我的文字不错，比较有底子，达到了大学生的水平。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几句简短的评价，日后我一直感念在心。 上课、读书、写稿编稿，生活其实也挺紧张，但相比后来，在昌平园的一年，时间的脚步还不是那么"匆匆"。至少晚自习后从主楼返回宿舍的路上，可以在路灯底下踱步，把思绪放飞。那一年人特别善感，常常徘徊在思念、思索和思虑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这似乎有点境界不高。然而多年以后，踏入社会，碌碌辛劳中，连这一点咀嚼的空间和精力都没有了，心灵越来越枯涩，便不免怀念昌平园那一条踏过不啻四五百遍的小路，以及清晨路边的阳光露水，和深夜闪烁不定的昏黄灯光。 三 在昌平园的时候，同级的文科新生，男女相加，总共不过六七百人，都住在一栋宿舍里，加之只有一栋教学楼，一个食堂，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印象，尽管未必能叫出名字。在路上遇见了，认识不认识的，一般都会含笑打个招呼，这一份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往后不会再有了。记忆中，那时人的笑脸特别明媚。 这种感觉很快流失了。一年过去，我们回归燕园，这一个魂牵梦萦的所在。就像一股溪流汇入一条大河，昌平园的熟人们四散开去，无声无息，大部分竟然永远消失在视野之外。燕园太大了。 经过一番打散重组，我们重新上路，开始真正触摸和融入北大的传统和现实。 二年级的时候，部分同学还是保持着对学生社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三年级以后，大家对校园活动似乎普遍失去了热情，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和出路问题。就自身而言，除了读书和写点东西，我长久得以维持的兴趣，便是听讲座。 北大的讲座文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关。一般来说，凭借它的声望，被邀请者不管名气多大，职位多高，都不会拒绝。于是，北大的学生有福了，可以见识到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 正文 46-50 第46节：底气 文/侯桂新(3) 我在北大听过的讲座和座谈不算少，印象比较深的却只有几场。 一是张承志先生的。一个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东边的一个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讲西北草原。能够容纳100多名学生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路过的人从门外踮着脚尖，透过一群人脑袋的缝隙，想要往里看个究竟。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张承志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个以笔为旗抵抗流俗的斗士。以是，当我在教室里第一次看见他本人时，非常惊讶。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衣着朴素，头发稀疏，尤其和我在书上照片看到的年轻时的浓密不同。这一场考古学讲座的内容如今在我脑海中只余下个标题的大概内容，而张承志黝黑的皮肤、平实的语调和卷曲的头发则时时浮现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这位曾经当过文化部部长的"五七"一代老作家，对中文系的师生很有吸引力。或许是为了避免拥挤，座谈被安排在五院中文系的会议室，有幸参与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师生。我又一次感觉到想像和现实的错位。王蒙，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和幽默、文笔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长者，就是眼前这位其貌不扬不声不响的干瘦小老头吗？那一天他的兴致好像不高，几乎没说什么，他的话，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三是余华先生的。声势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101，一个可以容纳4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还不够大，讲台左右和门口内外都挤满了人。作为先锋作家的主将，余华的外貌并不先锋，壮健的身躯，饱满的面庞，双眼炯炯有神。谈话比较幽默，同学提问踊跃。讲座结束后，争相合影者众。遗憾的是，我那一天的合影相片，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 四是李欧梵先生的。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在新落成不久的理科教学楼一楼的某个大教室。由本系的陈平原教授担任主持。李欧梵先生其时是大名鼎鼎的哈佛教授，那天的讲座以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为主要内容，放了许多幻灯片。当时，他那本后来反响很大的《上海摩登》大约已经完成英文稿。不过还在读本科的我并不清楚其治学理路，只留下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印象。更加意料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能和他在香港再会，并成为他的学生--许子东教授--的学生。 外校的学生常常跑到北大来追星。对于北大自己人来说，只要你有意，隔三差五总能见到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见得多了，渐渐习以为常，在不断拓宽视野开阔心胸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打破了偶像崇拜的心理，从而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北大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这一点应是最大的功用之一。 第47节：底气 文/侯桂新(4)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的日子，空中微微飘着雨丝，我在微雨中沿着未名湖北岸散步。不经意间，一辆中巴无声地从身边驶去，车窗内一张熟悉的脸庞一闪而过。好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江泽民总书记参加校庆来了。我一边想着刚才看得太不清楚，一边继续沿着湖边散步。 四 相对于这些不时光顾的外来名人，北大校内则是名师荟萃，文采风流。"漂亮的女生"无时不有，而"白发的先生"更是北大的价值所在，可遇而不可求。予生也晚，进入北大已是二十世纪末，前辈师长津津乐道的一些"北大旧事"--诸如在王瑶先生的烟斗熏陶中增长学问，在未名湖畔追随宗白华先生进行"美学散步"，在大礼堂前将时任副校长的文化泰斗季羡林先生当作校工、让其帮忙看管行李等--已无由得见，只能从口耳相传的各类轶闻中怀想当年。经历过五四时代的老先生们大多仙逝，王力、吴组缃等教授都只闻其名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也早已远离课堂，深居简出，轻易不得相见。 当然，真要想见这些"活着的传奇"也不难。以个人名义请教学问、以社团名义邀请讲座、以学生组织名义请求题词或赠送礼物等，都是正当理由。不过，多数学生内心不愿意去打扰这些老人，尤其是当知道他们仍然很忙或身体不佳的时候。此外，心里必然也含有几分敬畏。 燕园的西南角有一片独立的世界，一片面积不大的地方，四周有围墙，里面安安静静，林木葱茏，稀稀落落散布着几栋双层小楼。这便是燕南园，一个园中之园。住在园子里的，是少数几位教授中的教授，年纪和声望都很高，譬如有中文系退休教授林庚先生，一个充满童心的学者诗人，三十年代即已成名，从事研究过程中，将盛唐诗歌的风格特色高度提炼为"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两个精辟传神的短语。我认真读过林庚先生的部分诗歌，用心体会其中情怀，但从未想到登门求教。事实上，直到研究生毕业，我从未进入这个园子，从未搅扰过它的安宁。只是一年一度春秋，路过的时候，常常去看那伸出墙外怒放的红花，以及秋风中摇曳的劲草。 "那个某某是你们学校的吧？"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是的。"我说。"你见过他吗？"人家再问。"没有。"我老老实实。"很有名啊，怎么不去见呢？"对方有点惋惜了。"没什么事。"我说。"嗯？"疑惑不解的神情。"嗯。"见怪不怪的淡然。 第48节：底气 文/侯桂新(5) 知情者会说我不懂得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当年要是多去拜访一些人，拍个合影，留个谈话记录，以后出本书不是很容易吗？是的，离开学校后，心中也有些遗憾，不过全然不悔。 最善于利用北大资源的，往往是一些北大的边缘人。这批人跑到北大听过几场讲座，加入过学生组织，有事没事到校园里晃荡，逮住名人就合影，有的还索取过名人手札，自居名教授的非正式弟子。这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北大了，大谈特谈，从历史到文化，从传统到现实，从精神到学术。当然，其中必然抬出北大某某名人，以作后盾。有的还创办所谓的文化公司，将"北大"二字镶嵌进公司名称。有的神通广大，不知怎么就和团委之类的搞上了关系，打着北大的旗号在外到处招摇。 须知，真正的北大人是不怎么谈北大的，更不会整日把北大挂在嘴上炫耀出身。鲁迅在北大任教有年，却"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只是当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之时，在学生会的力邀下才写了短短的几句话，如"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之类。当北大和你血肉相连，成为自身的一部分，酸甜苦辣样样俱全，真不知从何谈起？我至今未见同学间有写过回忆北大的长篇文章的。不是爱不够，常因情太深。这就像父母，恩重如山，然而我们有几个人会想到要为他们写点什么？要谈，要写，除了一些陈年趣事，也多是反思多于廉价的赞美，否则不成了自吹自擂吗？北大形象的某些方面近年受损，北大边缘人的某些空洞浮华叙事难辞其咎。 五 上个月，一个本科同学来香港出差。我们难得一见，因此虽然时间很紧，我还是在夜里来回两个多小时，和他相见，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这位同学当年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上海某大学上研，之后又读直博。如今回顾，他坦言到了上海后，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因为读硕士时开的课，他早在北大读本科时便学过了，而且老师讲得更深。到了读博士时，更主要靠个人钻研了。 我的一个老乡兼师兄曾对我戏称，北大中文系是全世界最好的中文系。初听我颇愕然，继而恍然大悟。北大中文系作为国内学科最为齐全、师资最为丰富的中文系，在于中国执牛耳的同时，自然也便高居世界第一了，否则才怪了。 北大中文系能开出最多的课，却偏偏不开文秘、写作之类的实用课程，而开出一些古典文献选读、小说的艺术之类的非实用课程。其目标，号称是打好基础，提升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任凭社会如何日趋功利，中文系的学生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把握好"有用"和"无用"的辩证关系。文科不够实用甚至没用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偏见，多年来，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出自清华、上海交大等理工科院校，人们对于北大这样占有文科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产生怀疑。然而，据《南方周末》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拥有北大教育背景且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达57人，远远超出清华出身的37人。昔日的"北大荒"，摇身一变为"北大帮"。这意味着更多文科背景的官员开始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文科无用论"可以休矣。 第49节：底气 文/侯桂新(6) 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对于北大人的偏见是认为北大人太"狂"，太独，不善于待人处世，与人合作。这种本质化的论断其实是相当浅薄无知的。凡是断言北大人如何如何的，都不可信。因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穿梭于校园里的几万学生，个个不同，在兼容并包的宽松气氛下，发展出多元并存的文化丰富性。社会上关注北大，常常拿北大说事，其实那不时发生的个案，未必就是北大的典型，不具有充当三段论前提的意义。包括对北大的各种宣传也是，多数来自所谓的校园精英，他们并不能代表同样生活于北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和"中国的脊梁"。 今年六月，在北大中文系的网页上突然看到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致07届毕业生的一封公开信。信比较长，重点之一，便是提醒大家步入社会后不要过于"清高和任性"，要懂得必要的收敛和妥协。温老师固然是有感而发，外人就此批评北大却并无根据。从来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拿出可靠数据，证明北大的毕业生真的就比别校的"张扬"和"怪异"。北大人也是聪明人，要说他们连基本的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其中又怎么可能有57人成为了副省部级以上高官？ 认为北大人"狂傲"的人，很可能是无法懂得"傲气"和"傲骨"的区别。"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一百多年来的挨打和落后，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是一个重创，时至今日仍未复原；具体到微观层面，便是某一社会群体乃至个体的不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北大人的强烈自信和傲骨，在部分国人看来便成了眼中刺，心高气傲啦，狂啦，太自我啦，特立独行啦，不好合作啦，都成了莫须有的瑕疵。 然而，在我看来，怀有充分的自信正是北大人最可宝贵的品质。这种自信是由北大的独特历史传统和整体文化气氛熏陶出来的，名师云集，名流往来，藏书巨富，都是构成这种校园文化气氛的因素。在北大，只要一个人有所追求，他就能够感觉得到某种"精神的魅力"，寻找得到必要的丰富资源，海纳百川，将其化入自己的灵魂，并在潜移默化间获得某种沉稳而恢弘的气度。 归根到底，北大能够馈赠给它的子民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硕士导师曹文轩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背景》，标题的两个字便说明了一切：北大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给予北大学者特殊身份，成为他们的无形资产，使其感到富有，收获自信与勇气。作为从北大走出的一名普通学生，我愿意用另外两个字表达北大对于我的意义：底气。对于多数北大学生，我想这个词也是适应的。 第50节：底气 文/侯桂新(7) 六 2006年，在离开北大四年后，我放弃了重回母校攻读博士的机会，南下香港求学。过去一年来，常常思念北大。由于有了新的参照，更加认识到北大某些方面的可贵，以及它在个人精神建构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对它的一些弊端也看得更为清楚。北大从来不是完美的，尽管它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神话。当局者迷，有一部分师生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仍陶醉于"北大真大"的快感中。固然，相对于一般高校，北大风气更好，进取心更强，但如看不到它的种种局限，或者虽然看到却迟迟不干实事去解决，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有时听到外人说，幸亏还有个北大，北大人就不会怎样怎样，北大就不会有什么什么问题，感到很欣慰。但有时也听到本校的老师说，中国未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系于北大一身了，只要北大不倒，中国就有希望。这种坐井观天的自大狂言论，又让人很悲哀。 真正的北大人还是应当更清醒些。不要有那么强的优越感。不卑不亢永远是最好的。 北大的路正长。 想起一件往事。十八岁那年的金秋，我独自出门远行。行前，很多人纷纷来探新闻。一个不怎么认识的中年阿姨于是和我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你要去哪里读书？" "北大。" "什么？" "北京大学。" "北京的哪个大学？" "北京大学。" "我知道是北京的大学，到底是哪个大学？" "…………" 2007年10月30－31日，香港 侯桂新，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199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算诗人最相得 和那些误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曾误以为我们或能在一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搅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让一曲异端的歌谣自此流传。 迟到的异端（朱靖江） 我几乎无法回想十六年前的自己：瘦削的身板上披挂着藏青色的大风衣，头发乱蓬蓬地撅在额前，眼镜后面是一张自以为沧桑得要命的年轻面孔。和那些误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曾误以为我们或能在一个信仰迷失的年代里，搅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让一曲异端的歌谣自此流传--虽然时至今日，那些真真假假的异端早已湮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歌谣倒的确是流传了下来。在我们险些被从北大一击出局的前夜，同伙许秋汉写下了一首忧愤的曲子："让萤火虫在黑暗的夜里放把火，"伴随着酒瓶掷出窗外的破裂声，他曾在一间黑黢黢的宿舍里唱着，"让我在烛光下唱歌"。十多年后，这首名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的时代挽歌居然成了北大舞台上青春无敌的大合唱，让缩在观众席中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正文 51-55 第51节：底气 文/侯桂新(8) 我的北大终究是一场十六年前的旧梦，只够自己在烟气腾腾的家里偶然回想。那个时代的愤懑、张狂和波希米亚式的放浪形骸，几乎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屏障，阻隔着我对于往事的客观描述。与洋溢着物欲气息和网络符咒的新世纪相比，我们身处的北大多少残存了一些80年代的乌托邦气质，又适逢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与人文精神的触底反弹，因此在90年代的前几年，以学生社团为主导的北大校园文化竟显得有些离经叛道。 三两年间，正统和非正统的北大新社团狼烟四起，山头林立，打着学术、摇滚、延安思想、气功、国情调查等五花八门的旗号，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栏中彰显他们的力量--虽然在那个年代里，破烂的招贴版上张贴的内容远比今日更为火爆，隐约嗅得出危险的味道，但"整饬校园环境，拆除三角地"的伟大念头还从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学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为"未名湖诗会"的正日子，而北大诗人们遽然摆脱了校园文化的青涩滋味，从诗艺和做派上都明显江湖孟浪了起来。 90年代初期那段骚动不安的校园史，或许部分源自1989－1993年间对北大新生军训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严苛漫长的军政训练没能让"奉公守法"成为北大学生内化的行为准则，倒让不少正处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发憎恶被束缚、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以致于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经常举行"遵纪守法大会"，拉一些违规的学生上台给大家"作报告"。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体制在这一时期迅速瓦解，也让更多非主流的边缘文化进入北大学生的视野之内。除了法国学校的艺术电影、歌德学院的文化讲座之类西洋舶来品，除了正当红的摇滚乐队如黑豹、唐朝和眼镜蛇之外，《流浪北京》、《我毕业了》、《北京杂种》之类的地下电影开始鬼祟流传，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远的圆明园村落里的流浪艺术家群落，也用他们贫困、混乱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一时期北大校园的文化气质。 2005年末，中国《美术观察》杂志在其视角宏大的《30年美术大事记》中以编年体的体例记述："（1993年）12月3日，应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社之邀，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露天现代艺术展。"在画家们自己整理的《圆明园画家村大事记》中，对这次画展描述得更加详细："由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九十年代出面邀请、经北大团委批准，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举办了《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引起北大及社会各界的反响，被称为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这也是近几年在全国高校中举办的首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览。当时大多数圆明园画家都参加了展出。" 第52节：底气 文/侯桂新(9)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画展被公认为圆明园画家村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于不少曾经参展后来发迹的画家总要在艺术履历上记它一笔，但"为北大新文化的成长开路"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墙之后，迅速追随着时代浪潮向教育产业化转型，而昙花一现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一对它做过漫画式回忆的，是一篇流传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鳖文学青年生涯》。 "九十年代为北大民间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o塔伦蒂诺气质的素材。他们不知从那里搞来了一个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让他在北大的讲坛上舌战群儒，弘扬迷宗的欢喜大法；他们以提高校卫队的文化素质为名，骗取校方的信任为校卫队进行文化补习……"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续冬用他一贯泼皮恶搞的语言风格调侃着，"得亏有这个鸟组织，俺才见识了一大批的鸟人。1992年底该组织捣鼓了一次现代艺术展，把还未到鼎盛时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蓬头垢面、歪瓜劣枣的前卫中青年们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于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这帮艺术家的虱子林。" 翻检旧帐，1992年10月开张，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暂的存活期还是干了几票有价值的阵仗。时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萧蔚云教授曾受邀开讲"香港立法风云--兼评彭定康限制法案"；沉默数载的台湾哲学家陈鼓应教授也在他重返台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请演讲了"古典文明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中国社科院的金灿荣先生登台纵论"从克林顿上台看中美关系"；当然还有胡续冬在文章里提到的大谈维特根斯坦的和尚：广济寺的纯一法师来讲说"禅与九十年代"。那些演讲在今天的北大或许不再会引发轰动，但彼时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这个"鸟组织"曾经狂热地抗议北大学生会张罗的校园选美活动，抵制每天清早必须围着校园西墙晨练的"早操票"制度，呼吁高傲的校图书馆增加本科生的借书额度，还自费印发1500多份调查问卷求证北大的前途与积弊，"九十年代"甚至"胁持"了新当选的学生会主席团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辞，为蒙灰已久的铜像擦洗尘埃……最终，在北大95周年校庆的当夜，它用一张摹写了《精神的魅力》卷首语并贴满三角地布告栏的通栏海报，和一次喧腾热烈却被多重读解的"烛光草坪摇滚晚会"，在狂欢的最高潮宣告了它自爆式的终结。 第53节：底气 文/侯桂新(1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名为"九十年代"的社团，是北大校园里一个学生气和草莽气都十足的行动组织，它或许只能出现在北大理想主义传统断裂的90年代初期，回光返照般地在燕园的雪地上撒点野。"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谢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开篇写下的这段文字，成就了我们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行为指南。虽不成功，至少我们尽力地"勇锐"过了。 作为"九十年代"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在离开北大的许多年里一直缄口不言。它短暂的存在像是一根扎入手指的芒刺，被随手拔除之后自然万事大吉。北大校园的大拆大建也不断地磨损我对往事的追忆：曾经四处漏风却举办过无数次学术讲座的老二教变成了设施先进却如迷宫一般复杂巨大的新二教；图书馆前的大草坪缩水一半，也少有人再坐在上面弹琴鼓噪；而曾经搅动过无数是非的三角地，也在老房子拆殁、柿子林伐净以及百年纪念讲堂开光之后，终于被视作历史的阑尾，彻底摘除掉了。 但偶尔走进北大的学生宿舍区里，望着依稀如旧的灰色砖楼和那些匆匆略过的年轻面孔，又能想起当年那些被热血、理想和二锅头顶得双眼发红的"九十年代"老友们，听到木吉他铿然的旋律，也会恍惚看到十六年前某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蹬上一辆破自行车的我在校园的街角一晃而过，溜出西校门，朝向通往圆明园画家村的乡村小路悠然地骑去…… 朱靖江，北大法律系1991级。现为独立制片人，有著译书籍数部。 第54节：北大醉魂 文/朱靖江 北大醉魂（朱靖江）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北大从来都不是"最高食府"，正如北京从来不敢自诩为"食都"。饮食粗糙自不待说，学者固穷，学生们更是难得耍几个闲钱养胃。一年到头，就算下几回馆子，总逃不出几道"底价名菜"的套路。我友昂某，雅好会饮而阮囊羞涩，每每入席必以"麻辣豆腐"、"炝土豆丝"下饭。店主引以为常，常将菜量加大几分，以示关照。一日昂兄暴得百金，遂邀狐朋唤狗友，堂然落座。正待让小二将本店名菜细细报上，柜后的老板不待吩咐，早已殷勤地将两大盘土豆丝和豆腐送上桌来。 其实,北大酒风之盛，远过于食欲。三五好友夜半翻墙，翻出去的多是乘兴夜酌，摔进来的必已酒酣意足。尝闻某学兄午夜醉归，不识归路，爽性就卧倒在未名湖畔。杨柳岸，晓风残月，清晨醒来一头雾水，摘朵野花便自上课去了。又传某人平素木讷，唯酒后滔滔不绝，说的居然全是英语。杜甫传世的《饮中八仙歌》和民间传说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加在一起，才有此君的滂然气派。最高妙的还是我友赵氏，一回因遭女友踢踏，悲从中来，遂邀鄙系酒桶蒙古霍氏以解杜康之忧。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霍氏既已二目迷离，赵氏仍是三口一杯，不动声色。其后两人又去乘兴散步，绕了未名湖二十几圈，蒙古老兄双腿酸软，赵氏却浑然不觉其累。霍氏欲回，赵氏便威胁要跳湖自尽。大约半夜三点，霍氏终于夺路而逃，不再顾及赵氏的死活。赵氏倒也没有跳水，而是施施然自己往回走去，鬼使神差地摸进了女教师宿舍。照准房间，开始狂敲班主任的屋门。据说该女教员吓得魂飞天外，但门既未破，这一音容想必是旁人的杜撰。赵氏恍然发觉走错，悠然回头，这一次终于径直爬回了自己的床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传奇人物了。这桩公案! ! 播传甚广，直至后来赵氏与女友破镜重圆、又随女班主任信了基督教，仍不时遭人提及此事，譬如蒙古霍氏，便发誓此生不再与之共饮。朱子忝居北大，酒肉之业亦不敢落人后，一次弄来一整条肉狗，斩成大块，借来电炉，沽得美酒，欲与三五好友共食之。不料北大41楼的电力系统十分不济，在一层宿舍里还未开锅，就烧断了全层的保险丝。于是移师二楼继续烹煮，只是不免多了几位厚颜的食客。我们一直烧黑到了五层，才将这锅狗肉勉强炖成半熟，但静候分享朵颐之乐的酒肉之徒早已满坑满谷，噫嘻狗肉与酒，多乎哉？不多也！而人生之至乐，又有多少堪与北大暴徒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相提并论的呢？ 不独学生，先生们也常有此率性而为的草莽气。我师袁红冰，一日在课堂上宣称，倘有白酒一箱、蹄膀一盆、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套，他就可以三十天不下床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是否渊源于此，他没有明示，但弊系酒品从此又高一筹却是不争的事实。九三年六月，朱子与另一同道刘峻因为聚众大闹了校庆95年的庆典。先是"五四"白天在三角地贴出覆满招贴栏的通栏海报，大书《精神的魅力》卷首语，既而操办了一晚的烛光摇滚音乐会，云集在东草坪高唱国际歌的学生逾千而遭校方整肃，社团"九十年代" 解散，两名主犯也在处分栏里风雨飘摇了三个多月。先生遂在北大外的饭店里请我们喝酒壮色。一众十人无不大醉，赤膊坦胸，摔瓶砸碗，高唱蒙古酒歌，吓得老板几乎要去报警，这才歪斜着骑回北大，路上摔过几回，都不记得了。自此每闻高渐离于易水鼓瑟悲歌送荆轲之刺秦，都忍不住慨然扼腕，回忆起那场醉饮。袁先生的终极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我一直向往着这种境界，惜乎先生后来不容于当政者，逐居夜郎，如此酒家之绝唱，不知几时可得实现了。 鄙系另一名师周旺生先生，平素温文尔雅，谦谦乎君子者也。然而一次与学生在宿舍里新年饮宴，逸兴勃发，席间慨然说道："待诸君毕业之日，请你们喝茅台。一碗酒、一碗肉，一碗干饭！"众人轰然称是，争向周先生狂灌二锅头，不多时便将他麻翻在桌案上，这才想起没人知道先生的住址。于是只好将他背起，在学生宿舍里转了一遭，最后放在了朱子的床铺上。接下来就是我终夜未睡，恭坐一旁，不时听先生在醉梦里发几句中国立法的牢骚了。周先生一直待我甚厚，不单将他的大箸签名送给我，还曾为本人遭整肃一事奔波不平。虽然我终究没能遂先生的心愿作他的研究生，但离校经年，却始终忘不了扶他回家的某一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我常怀念在北大时的烂醉。似乎离开以后，不独再也没有醉过，甚至连喝酒的兴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偶尔友人来集，却发现一个个不是脂肪肝，就是肠胃炎，谁都不敢如在北大读书时那样烂饮狂歌，目中无人了。日子在庸常的岁月里流转，北大依稀还是，我们依稀却已不是了。 第55节：逃课记 文/蒙木(1) 逃课记（蒙木） 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本科加研究生，我在北大便与抗日同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祺。 汪曾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他在西南联大上的学，清华也认为他是清华人。1992年，大概9月份这个样子，在五四体育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子里，人不多，仅仅属于中文系的一个小范围座谈。时任系主任的孙玉石教授主持。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么大年纪的老头眼睛还很澄明，以至于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 咳咳（干咳的那种）。 "我想，第一要逃课。要逃课。" 听众很安静。"咳咳，逃课。" 孙主任紧瞅着汪老头，没有办法，因为汪老头的眼睛一直直指着屋顶以外的天空，其中没有不相干的人。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咳咳。"沉默。 "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孙主任眉头不展，瞅着汪老头，毫无办法，只能任他讲下去。听众很安静。 我并不知道孙玉石老师后悔不后悔那次座谈。此后我们同学逃课，似乎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我们三五周课堂不见人，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需要自己的人缘好一些。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 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雨，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这次就愈见少了。我有点逃课经验，人多的时候，一般不会点名，而人少的时候，确是点名频发时段。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为应卯而听课了，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实属难得。吕老师低头点名，连点了十多个人，居然基本没旷课的，他说："这情形不对，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哗啦啦，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当点名点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时候，我因为名次靠前，早早答到过，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点名过了一遍，吕老师说："前面应该有没来的，我再重新点一下。"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犹豫一下，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吕老师瞅我半天："你是高立志吗？""是啊。"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你不是高立志。"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勾勾。平时不听课，还好，极少旷课，这次真的来听课，倒旷课了。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而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 正文 56-60 第56节：逃课记 文/蒙木(2) 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跷。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文、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大家排代表轮流上课应卯。这样，在直觉上，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最后考试，天知道，他们印试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应该不是花名册，结果居然卷子不够。于是政治老师说，没有试题的人不要着急，我去其他系调试题去。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但还是卷子不够。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报告！老师我们还没有试题。"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于是又折出去调试题。政治考试的结果是，我们班四十多人，十多个不及格。滑稽的是，这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女生很抱怨我们说：男生惹祸，女生背黑锅。 逃课省下来的时间，消磨实在爽，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大家做什么的都有，不过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娱乐单调，大部分同学都是睡懒觉，逛朋友，看闲书，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了。我在大三以后，基本上听课的不考试，考试的课不听讲。大三临结束，我的学分还差两个。有同学告诉我，新留校的吴晓东老师很好说话，他的课写篇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就行。我对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等是比较熟悉的，在图书馆花两三个小时，草成一篇作业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学转告我说吴老师想见见你。我便到他25楼的筒子间去，吴老师瞅瞅我，温和地说："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课？"我稍微愣一下，如实回答说："我没有上过课。"这让吴老师倒反愣了一会儿，"不过，关于象征主义的基本点，你文章里都有了，都有了。"我只能赧颜不作声，他接着说："让你过来，因为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给你很高的分数。" 那时候图书馆（今天的老馆）二层南侧有一间"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只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老头，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安安静静地读书。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鞠个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这里出现吴组缃、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也许他们都来过，只是我不认得罢了。那里有几架硬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也许是对学生特别推荐，图书馆做了特别包装的优质译本，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选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 第57节：逃课记 文/蒙木(3)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听讲座。当然也出去游逛。我有四个高中同学在清华，但那时我对清华校园比他们都更熟悉，因为他们必须孜孜板板地上课做实验，他们的父母朋友过来，也经常是我带着傻玩，手头没有钱，于是对北大清华这免费的游览地非常熟悉，当然那时候圆明园可以从21中后面的围墙钻过去，所以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圆明园对于北大逃课的学生有些像鲁迅的百草园。 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习，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不过，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过一个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尊严的。尽管还无力冲出去，但我可以向往着，甜蜜并痛地向往着。 蒙木，原名高立志，籍贯江苏邳县，1973年3月出生，北大中文系1991级，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1996年毕业。2000年返校读研，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2003年硕士毕业后，供职于中央编译出版社。现任职务：策划编辑。 第58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1) 梦入少年丛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一点往事（洪子诚）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便径自离开。下午两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陷于慌乱之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做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那些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点，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一样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的合理找到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第59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求《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第60节：一点往事 文/洪子诚(3)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预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失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薄的"时文"。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 正文 61-65 第61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1) 融入我的大学（吴福辉）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断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三年，拼命学好这三年。可是住进了学校29楼，和同届的研究生一接触，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的决心能把我衬托得无地自容，有的人的口号竟是：三年不看电视电影！对知识的这种饥渴般的感觉现在想来似乎仍贴在身上，难以忘怀。 这实际不是北京大学的特点，而是1977年、1978年中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已经十几年全国人民不读书或说只读《毛选》一本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只要传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纪的文学名作再版，就会天不亮在门口排起了长龙。这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主要不论"政治身份"的学生进了校，77届、78届本科生（当时就知道有陈建功、黄蓓佳、黄子平等），加上78届的研究生，好多年的人才累积，聚于一堂。我后来问过我的同学，多半都是按所谓的家庭出身过去不可能"读研"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种解放感，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学习冲动存在。我现在还能找到的一张自拟的作息时间表，是早晨5时半起床，去未名湖跑步、读外语；上午7时半和下午2时半和晚上6时半是一日三次进图书馆；晚间12时睡觉。三年中几乎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围绕着一塔（塌）湖（糊）图（涂）。 可是北京大学毕竟有它的特殊之处。 对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独特感知，是从入学考试便开始的。当年宣布招考研究生，本来就是个"突发事件"。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严家炎老师的研究生，是在这年3月30日见到报上放宽考研年龄到40周岁的新闻之后，4月4日即报名，5月3日获准考证，5月15日、16日、17日三天便到区教育局考场参加考试。哪里有什么复习？相信大家在这个"时间"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而中国现代文学方向需加考古代文学一张卷，要整整比别的学校多准备一门学科，这在全国仅此一家。在考场抽出古代考题时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单是甲题两道，乙题五道，丙题十道，你就能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广阔程度。到考现代文学那天，看题的刹那间我竟有十几分钟呆在那里没有动笔！时隔三十年，今天回头来看北大的题目，仍然是惊心动魄。比如第一题问：鲁迅对自己的、有不同特色曾说过一些话（题里并不告说了什么话），请按此举出作品实例，谈谈这两个集子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何不同？看似不难，实际不要说必须在鲁迅的话上不卡壳，即便不能将鲁迅小说准确地放入到这两个集子的序列中去，一旦错乱，张冠李戴也就完了。所以我当时在草纸上是先仔细地小心翼翼地一篇一篇还原篇目，再答题的。还有一题也是引用鲁迅的话，总算告诉你了，说鲁迅说过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问同意不同意，然后结合文学史的具体情况，讲出五四散文成就或高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或低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的理由来（按照我的理解，还要把握住鲁迅用词这"几乎"两字的分寸）。天哪，这哪里是四道题里的一题，差不多就是要掌握五四断代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呀。后来参加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复试，笔试题型和这一般无二，只是风格更深入、更阔大。如第一题是：在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一些流行见解，试从新文学的实际出发，论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这是要看你对文学史性质的学术问题有无自己的看法。"流行见解"是什么又没说，是检验你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熟不熟，资料熟不熟。如果前面鲁迅谈、的话大家还有目睹耳闻的话，这个要是不知道可就真不知道了。最后你必得熟读《新民主主义论》，能把新文学的实际和毛泽东的理论对上号。当时的"解放思想"还没有达到后来的水平，此题像五四散文那样作反题自然不行，但那些"流行见解"实际上是胡适、瞿秋白、胡风的，与毛泽东不同，等于在启发你思考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起初就是大一统的。至于十个概念小题，竟然是从尼采到显克微支十位外国作家，要分别说明这些作家的国籍、至少一种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和对哪些中国作家或文学社团产生影响。占一分顶多占两分的小题，却要回答出现代文学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如此丰富的内容来。北大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难怪后来我们六名被录取的同学到校，互相一碰分数，报纸上披露的全国文科研究生"状元"的钱理群，专业成绩才七十多分。我才六十分。参与判这600多名考生卷子的老师告诉我们，第一天判不出一张五十分以上的卷子，等到判出第一张时，全场轰动，竞相传阅。这张卷纸的答者就是现在的沈从文专家凌宇。 第62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2) 等到进了学校，对于北大在学问上的大气便更有了领悟了。我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见面，王瑶先生指导订学习计划，便告诫要注意读原来的报刊杂志，一可了解作家作品出现的环境、气氛，二可了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况（后来版本有的经过改动），进入作家当初写作的实地实境。要造成"专业敏感"。读书时要思路开阔，觉得脑子里有许多题目，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有希望了。如果总是需别人出题目，那就糟了。这次谈话给我闻所未闻的印象。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坐图书馆，至于听校内外的讲课、讲演倒还在其次。严家炎老师开出的书单，包括作品单行本、报刊、理论，足有几百部以上，洋洋大观。却并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读完。辅之于师生共同参加的"专题讲座与讨论"，倒是经常的。办法是一人准备，讲述，然后师生自由讨论，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还要准备第一年结束时的学科考核，有笔试有口试，请外面专家给你作鉴定。这个比第三年的论文答辩还难。这些做法远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后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的说法、做法，北大确乎是先行的。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他会突然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丝丝地迸出连珠妙语，真比他的论文生动十倍。而且一句话没等你反应过来，他自己先笑起来。这笑还极富传染性。我还能记得先生的谈吐，比如谈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谈到资料要积累，学术动态也要积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后台不丰富（不妨杂乱点），前台演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还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说做的学问虽然是历史，不要以为后人、局外人就无从研究。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研究的。因为当事者的经验、感情都太丰富，弄不好反而糊涂，等等，等等。这个学校就是这样迅速地将你推向学术前沿，并从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用。听着先生的这些话，你身上的一股学术之气和做人之气就陡然升起来了。 什么是北大学风？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这个未名湖校园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凭什么会得沙滩红楼的人气、文气呢？1978年入校的我们有福了。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有幸聆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声音，但这批"国宝"一部分还健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听到他们教诲的学生了。我们进校时，沉钟社的剧作家、五四火烧赵家楼的先锋杨晦先生还是中文系主任，等毕业时系主任才是王瑶先生的同学季镇淮先生。毕业照相，还有杨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谟、林庚各位先生前来正襟危坐。吴组缃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讲课，结果没有和我们留下合影，是学生的终生憾事。吴先生在系里声望高，他既是我们心仪的三十年代小说家，又是著名学者、研究、的专家。他也以严格闻名。系里流传他和王瑶先生讨论学位论文的字数，吴先生说只需写一万字，写多了谁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说吴组缃是人，这没有新东西，虽然正确；说吴组缃是司机，可能是错的，但能引起讨论，最后才得出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可叹我们许多论文都是先生批评的"吴组缃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后悔，当年乐黛云先生加入辅导我们的教师队伍之后，她曾经问我们谁愿意研究吴先生小说。可我怕挨他，不敢报名。直到一次听他讲小说史，阶梯教室里满坑满谷，盛况空前，系里资深职员深恐校内学生抢不着座位，出来要求限制旁听，吴先生毫不客气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我后来在散文《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说：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吴先生的"铁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至这些年下来，先生讲的小说史课已经淡忘，惟独这几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越加鲜明。我自认是那天，才走入北大的！ 第63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3) 其他引领我们认识北大的老先生，还有如林庚。林先生讲课最有风采，观点深刻，吟诵动情，连板书的书法都堪称达到化境。林先生的住所就在我们29楼之北，每日去图书馆穿行燕南园，林宅是必经之地。有时我们路过，忽听得一声高亢、苍凉之音破窗而出，我们凝神伫立，不敢有任何侵扰，同学间互相递着眼色：这是先生在唱歌哩。非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潜。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园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动时一条腿拖在后面，颇费力。这样一个跑步的老人我们早就见到，却不以为意，他太普通太朴素了。直到乐黛云先生指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学史》的作者、哲学系的朱先生。我还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内淋浴太过拥挤，一个喷头下面恨不得有五六个头在等待，我有时就跑到海淀镇的澡堂去。这样，一次我就以最童贞的方式遇见了朱先生。先生其时已是耄耋之年，并没有家人陪同，他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来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就这样无声息地享受着与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后来我听说他的海外学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龄还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而愤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们还没有见过先生在滑滑的浴池里是如何清洁自己的呢。抛开应不应该如此不论，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样发光的道理。我亲眼看到了越是大学者越是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 我的进入北大，纯是"高攀"。同学都具名校本科学历，两个北大，两个人大（有一个是北大新闻系进，人大新闻系出的），一个华东师大，只有我压根没有读过正规大学。那年中文系收了两个特殊生，古代文学有个工学院毕业的，现代文学就是我。年龄我又较长。宿舍202室四个人，两个1939年生属兔，两个1945 年生属鸡，大家自我解嘲说是"鸡兔同笼"。后来有人将这一届中文系的三十多名研究生按组归类，起了绰号，我入的组居然号称"四大长者"。导师叫别的学生（后加了个海外生）皆直呼其名，如赵园，如温儒敏，只有两人享受特别待遇叫老钱，叫老吴。我最初不适应北大，因为我的性格，因为我长年接受"驯服工具"的教育太深。第一次被导师安排写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论文，写出的东西王先生只给了一句话"你就是把《小说月报》读得细了一点"。我知道，自己对"五四初期小说批评"的思考太平庸了。同学们都来"送温暖"。正在作郁达夫研究的温儒敏便对我说，文学批评的题目很好啊，不要灰心继续做。所以后来我改做左翼和京派讽刺得了奖语，出第一本集子《戴着枷锁的笑》时还是把此篇收入做了个纪念。钱理群的研究精神成了我暗中努力的目标。他基本功扎实，思考成熟，鲁迅研究已经成书，但他不满意，好像要从头写过。他会利用时间，什么时候读什么书都有规律。午睡前、晚睡前我一歪头就见对床的他在浏览新买的杂志，读得飞快，一目十行的，过后发现他都读进去了。他不依仗才气，照样勤奋，比谁都用功。为了准备第一年学科的总结性考试，他和我们在宿舍里互相发问如做游戏，比方问《新潮》是哪年创刊的？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谁？等等。我的藏书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一个月30元的生活费，要拿出十元买书已经十分吃紧。我是参照老钱的购书方案减去期刊影印本、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制定出来的。海淀书店来什么书了，走廊里有人一吼就赶快行动，常常弄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引以为乐。赵园不受人家随意鼓动，她买书读书都有自己一套主意。起初我拼命补看现代作品的时候，她却安心地细细地重读鲁迅。她的才华是显然的，我向她偷学如何专注于感受作品，偷学她文字的灵动，最有心得。凌宇是湘西人，身上有可爱的少数民族血统。他雄强、执拗，正好可以补我不足。我们后来天天听他讲沈从文，他讲起沈从文来就没完没了。在诸同学中不算博闻却能强记，擅背诵诗文。我们这批人最早给《十月》写稿子，是他联系的。陈山当年是个孜孜研读诗歌的秀才，收集资料不遗余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去搞了电影史。总之，那时北大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也没有功夫觉得。我渐渐沉浸在我的这些天才同学当中，吸取我的大学给我的营养。学习之外，直接的政治生活不多（虽然社会上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与大学生贴得近的是选举区人民代表，竞选的学生打出"出版言论"或"东方女性"各种各样的纲领，着实热闹过一阵子。也下过一次乡去参加夏收，好像谢冕、费振刚、裘锡圭等老师都去了，他们有的当时还是讲师。我们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中文系的学生自然还去看电影，或者是自己拿个凳子看操场的露天电影，奢侈一点的就到海淀工人俱乐部，在那里观《小花》，正是刘晓庆、陈冲、李谷一当红之始。看女排比赛需早早把凳子放到全研究生楼唯一的小电视室里，让想看又不敢看的理科学生眼热。足球胜科威特，男排获亚洲赛区第一时，校园里都自发形成狂欢活动，席子、垫子、笤帚统拿来当火把点了。国家、民族的长期积弱，转化成激情爆发出来。我和我年长的同学混在年轻学生人流中间，也感到了一股类似"五四"的热力。 第64节：融入我的大学 文/吴福辉(4) 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写于2007年11月12日京城小石居 吴福辉，1939年生，浙江镇海人。1959年毕业于辽宁鞍山师范学校，1981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 第65节：未名湖是个海洋 文/许秋汉(1) 吾道悠悠 "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 未名湖是个海洋Ⅲ（许秋汉）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老汉，你的歌被孔庆东用作博客名了。" 虽然我每天一上班，就挂在msn上，却很少有时间漫游网上江湖。比起本世纪初就职于网络公司的日子，我现在就像是金盆洗手后的山贼（因为还评不上"大盗"的职称）。每天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北大了，这种状态上的感觉有些类似。但每隔一些时日，总有些与北大相关的信息传来。这次，是同单位工作的师妹午饭时向我汇报，孔师兄的博客与我的老歌的产生了新关联。就这样，北京大学就像一条藏在水下的鱼，不时在我生活的池塘里搅起一些涟漪，不论多么遥远，我知道自己的池塘与未名湖总是连理相通。 放长线吊大鱼--从巨鲸的墓碑开始 未名湖掀起的波澜更多地出现在日常闲聊和饭后闲思中。比如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是科学家出身，经常批评如今的社会人文学者们尸位素餐不靠谱。老大说的没错：如今江湖的水面上的确看不到什么像样的鱼。然而只因北大的渊源，我知道老板心目中的治世经纶和大鱼巨鲸并非没有，但是只能潜藏水底。比如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如果他50年前提出的"新人口论"被认同，如今我们的住房问题、就业问题、许多学科的研究重点，乃至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只可惜高瞻远瞩的北冥之鲲刚刚逆流而上冒了个头，就被打入地狱，更别提化鹏展翅了。时至今日，北大之外，又有几人能记起这位本来能为国人带来真正幸福的巨匠呢。于是，只有像我这种未名湖养出的虾蟹，才会在茶余饭后的形而上清谈中，向水面上的风云人物描画那些行将淡去的巨鲸的墓碑。 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除了未名湖边，也只有在高中文理分班时才有机会被讨论一下。当然了，高中生及其家长们在这时更多地还是讨论未来的生计前途。遥想当年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亦是如此。我父母都是航天科研人员，所以我绝不想当科学家，因为他们生活得太清苦太不幸福了。赶上那个时候，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到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探讨着我原以为只有"伟人"才会探讨的问题，其中包括科学家和其他三百六十行的人怎样得到公正的回报。尽管衣着不同，但那架势神色与他们身后讲述80年前光辉往事的浮雕那么相似。于是，我知道怎么选择了。 "以梦为马"的诗人--外星人黑社会 如同后来的RPG游戏，过了高考关，再过军训关，我才能打开北大的地图。围着未名湖博雅塔转呀转，上哪儿寻找传说中的"治国秘笈"呢？或许这个时节，五四青年们全都隐身潜行了；或许90年代版的游戏设定中不再有五四青年这个兵种了。在我这一局的大学生涯中，"诗人"这个角色被安排率先登场。 通过十几年的中小学教育，诗人在我心目中的印象虚无飘渺：似乎只有摸不到的过去才是美好的，比如李白苏轼这类近似神仙的古代人物。自从诗人开始说白话文，即使课文要求背诵，我在考完试之后也难以记住。然而来到北大后，一夜之间忽然发现身边冒出了很多诗人，但形象与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相径庭：他们中混入人群不易辨认者居多，间或冒出些奇形怪状和蓬头垢面者夺人耳目，甚至在军校同患难的难友中，亦有不少脱下军装就摇身一变，变形为神经兮兮、多愁善感的诗人。 这太有意思了，就像投身未来世界猛然发现身边混迹着许多披着人皮以假乱真的外星人。在他们的黑社会堂会上，或十几人或数百人齐声朗诵着"以梦为马"和"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嗯，这肯定是诗。因为这些句子我不用专门背诵就能记住，默读吟咏时还会引起内分泌的变化。于是我翻开了海子的诗集：印在封页上的相片一如我身边这些其貌不扬带着眼镜的诗人同学，在我决心选择北大的那年春天，这位北大师兄却选择了在山海关卧轨。直到现在的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从各个高校和全国各地赶来，聚集在未名湖边用"以梦为马"为暗号接头，纪念海子和诗歌逝去的光环。 正文 66-70 第66节：未名湖是个海洋 文/许秋汉(2) 尽管白话诗通过了我的内心认证，不过，我还是欣赏和怀念孔夫子"诗三百皆弦而歌之"的时代。我的文艺史观是这样的：诗与歌原本就是一体，一两千年以前的歌坛巨星可都是大诗人，从前的诗词写出来可都是要用来唱的。直到中学我开始学弹吉他的时候，崔健和罗大佑也还是被戴上诗人的桂冠。不过越到现在，至少在中国，诗人与歌星已经是截然不同、毫无关联的两种角色了。 一百多年的学校--五千年的庙 幸好我一进北大觉悟还不高，既不想当诗人，也不想当歌星。因为在这个时代，诗人总与敏感自恋联系在一起，而歌星总和没文化联系在一起。后来，我一点儿也不毅然地放弃了几次能够成为歌星的机会，但发现根本没有人怀疑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北大的朋友们认为这很合理；而在更多的朋友看来么，不歌颂青春和爱情，却唱什么未名湖和士大夫，那怎么可能成为歌星呢。 其实，我也是歌颂过青春和爱情的。不过我觉得这属于私房歌，只唱给特定的人听就够了。给大众听的呢，至少先从北大的同学老师校友们开始，当然要唱未名湖和士大夫了。更何况，想把我包装成歌星的几位实力派师兄，其实就是希望我把未名湖和士大夫唱给更多的人听。 当我不再是懵懂的北大新生时，自以为找到了通往终极任务的一个关口：是不是大夫没关系，但中国不能没有士。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作为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他们传承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然而，士大夫已经被作为剥削阶级消灭了，那么谁是士大夫呢？北大给我的答案是：你不做谁来做。 北京大学当然有资格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它传承的是京师大学堂、国子监和太学的血脉，它就是专门培养士大夫的。所以它不止是一所一百多年的学校，而是一所几千年的庙，形可以散而魂魄不散。士大夫可以没有一块封地，没有一顶乌纱，甚至没有一具像样的躯体，但如果魂都没了，中华民族也就灰飞烟灭了。 有这么严重吗？我也曾这样问过自己。但这个怀疑是经不起拷问的：如果中国人都不再说中国话写中国字，不知道中国的历史，那么中国就只是一个在联合国注册的账号了。如果这些不显得如何危急，那么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以中国为自豪了呢？国人能以什么为自豪呢：地大物博？如今站在地球上看，我们的地非最大却满目苍夷，物非最博却浪费奢靡。更何况地大物博也无非是上天和祖先的荫德。那么还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它验证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物群落的强势结果。但任何民族和物种在灭亡之前都是没有灭亡过的。祖先为我们积累下的精神遗产，如今我们继承了多少？又毁弃了多少？西洋人都知道孔子老子如何智慧，东洋人都以遵从他们的思维为荣耀，而中国的堂堂大学生走出国门，又有几人能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这些本该塑成民族魂魄的基石，却被当作了学科分工的砖瓦。于是，我们的自豪就如同我们申报的非物质遗产，又有多少只剩下一具空壳。 第67节：未名湖是个海洋 文/许秋汉(3) 士之魂--读了书就是"读书人"了吗？ 忧国忧民就像是弥漫在北大的传染病，尽管有人抵抗力很强，但感染率还是相当高。患上此症的孩子却自以为加入了黑客帝国里的游击队，拔下后脖颈插着的迷魂网线，就看清了所谓健康人其实都被圈养在营养液咸菜缸里做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陷入庄周梦蝶的幻境不可自拔。 来到北大，就像被士大夫的魂魄施了魔法，被选中者必须走上这条苦行之路。在千年"士魂"的巨大磁场中，个人的意志无比渺小，由不得你想还是不想。 然而，这个朝代的士大夫可不好当，不但下了野，还被革了命。想要死灰复燃，只能借尸还魂。幸好有个未名湖，午夜时分在此独自静坐，就会发现那是时空转换和能量传接的月光宝盒。 能量场也覆盖了湖边的教室宿舍和图书馆，敏感的神经很容易就被士魂击中。隐藏在北大灿若群星的学林高手中，高大黑壮的萧国亮老师并不起眼。但在社会史的第一堂课中，我就被他击中了。 "所谓原始社会是一种生存状态，奴隶制是一种人际关系，封建是一种政权架构，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方式。它们根本就不是并列的概念，完全可以重叠在一个时代的社会里。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于商周时期，而在秦始皇施行郡县制之后就结束了。所以，你们学过的社会发展史纯粹是胡说八道！你们来到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把从前的错误逻辑理清楚。不然就没法继续学习，也没法与世界交流。" 这些问题我中学时代就跟老师抬杠，直到这时我才像个委屈的孩子找到了娘。也是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鲁迅先生所言的"治学先治史"是什么意思。我不敢肯定课堂上听到的就是真理本身，但我至少体会到了一丝可以让人如此上瘾的真理的魅力。 战死于汗青夹缝--扯下皇帝的新衣 上个月，我因工作需要参加了一次久违的少先队活动。看着孩子们把那传说中血染的布条系在胸前，高唱着不怕流血牺牲的歌曲，向着血红的旗帜宣誓，要为一个他们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老师家长也不再相信的理想奋斗终身--我的心如刀绞一般痛。本来冰雪聪明的一代代孩子，自从挂上了红领巾，他们就被告知，要为一个解释不通的概念流血牺牲。与此同时，誓言这种神圣的仪式，从此也变得一文不值。而我自己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在未名湖边被幸运地击中，我也一定不会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有什么问题。我很担心，经过多少代人之后，中国人聪明智慧的基因会因为逻辑思维的混乱而改变。 第68节：未名湖是个海洋 文/许秋汉(4) 上一代人心照不宣的默契，眼看就要成为下一代人默认的前提，但又有谁敢跳出来指摘皇帝的新衣呢？望着向我敬礼的少先队员，我羞愧地低下了头，这一刻，我终于明白20年前中学政治老师制止我争辩时眼中的复杂神色。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众寡不敌，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这是50年前我们的马寅初校长以《新人口论》诤言获罪时的铮铮誓言。在他之前，有无数宁可杀头也不愿捉刀改笔的历代史官，和冒死直言的历代谏官；在他之后，有至死反对三峡工程的黄万里教授，和千万个敢于在课堂上"胡说八道"的萧国亮老师。来到未名湖边，我才得以在头脑里重新划分了一下，谁是不劳而获的硕鼠，谁是真正的士大夫。 抛开惹来无谓争论的考据，我姑且认为掌握了知识、脱离了体力劳动之人为士，不论是否登上大夫的官方舞台，信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民族精神者方为大丈夫。里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于是任重而道远的文士武士们"文死谏，武死战"，中华民族才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士大夫这个群体不光是用来统治劳动人民和传承文化的，也是用来死而后已、死得其所的。然而，就是因为不怕死，所以到现在，货真价实、有骨气的士大夫都死得差不多了。幸好还有一些遗老遗少在北大苟延残喘，死去的英灵也会回到未名湖畔涅槃重生。 诗意的栖居--英雄圣贤就在身边 走出北大的象牙塔，奔波于芸芸众生之间，我才发现被未名湖附体的魂魄如影随形尾大不掉。我往往自以为正常却不时被人当作披着人皮的外星人，一如当初我看到身边冒出诗人的情形。怀念起当初的诗人，他们有的做了著名或无名的学者，有的做了或大或小的商人，有的依然栖居在地下室徘徊于未名湖边。 尽管知道了诗人和士大夫都有活体种群存在，但我并不想把他们之间划上等号。我自始至终认为，诗歌除了文人自娱，还需要被人记住和传颂。迄今为止，除了上文所述，白话文的诗歌我只记住了最大众化的两句：一句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另一句是"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但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两句应该是当代诗人身上士大夫的烙印吧。而当士大夫暂时把天下从肩头放下来之时，也不一定非要写诗。他们可以选择"诗意的栖居"，那应该是可以给随时准备死而后已充电的吧。 第69节：未名湖是个海洋 文/许秋汉(5)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幻世浮生的游戏已经进入21世纪，地球竟然没有毁灭，人类也还继续生存。我这只梦庄周的蝴蝶终于放弃了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的浪荡生涯，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士魂附体的梦醒过来了，还是翻了个身另起一梦。 虽然双脚踏上了实地，但未名湖泛起的涟漪依然不时牵动我貌似粗放的神经。三四年前，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引起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这项草菅人命的制度竟然因此被废止了。消息传来：递交违宪审查建议书的三位公民许志永、滕彪、俞江，都是北大的博士毕业生，其中的滕彪居然就是与我同级的法律系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用知识本身推进社会改良，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在滕彪之前，我知道曾有历届北大学子也向国家递交过各种申请书建议书，但就像以生命前途为赌注的行为艺术，他们的谏书和他们的人都如泥牛入海，神秘地消失了。我没有读过滕彪写的诗，今天却忽然发现：与当初的海子一样，他也是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再去政法大学教书。但他没有卧轨，却提交了一份能够造福百姓的有效谏书。能有这样的结果，我想这是北大的荣耀，也是中国的荣耀。而我很乐意无限谄媚地四处张扬：我曾有幸跟滕彪一起吃过饭，他还自称是我的歌迷呢！哈哈，这是我的荣耀。 一两年前，听闻孔庆东师兄为北大特招生的语文考试出题：模仿贪官污吏写一篇检查，要求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反映出贪官污吏的本色。这个消息也让我兴奋了许久。如今，孔师兄在博客上提问，"未名湖是个海洋"是谁说的。尽管网上的朋友们大多回答说是许秋汉，但我知道自己只是写过和唱过"未名湖是个海洋"，最初出自哪儿？我也不敢肯定交给我这个接力棒的人就是它的源头。反正在我大学一年级时，看到了一本纪念北大的散文集--《精神的魅力》，其中有篇文章标题叫做"未名湖是个海洋"，于是把它写在了这首我自己都唱不好的歌里。"这真是一块圣地"，这首歌的第一句，也是这本《精神的魅力》引言的起始句。 很惭愧我没有记住那篇文章作者的名字，不过我想这位前辈不会介意，因为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只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未名湖水永不干涸，流向四方。 20071209 许秋汉，1991年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校园摇滚歌手。现供职于北京某杂志。 第70节：未名湖是个海洋 文/许秋汉(6) 【附1】 未名湖是个海洋 这真是一块圣地， 今天我来到这里。 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 她的面孔在欢笑和哭泣。 这真是一块圣地， 梦中我来到这里。 湖水泪水汗水血水在闪烁， 告诉我这里没有游戏。 未名湖是个海洋， 诗人都藏在水底。 灵魂们都是一条鱼， 也会从水面跃起。 啊…… 未名湖是个海洋， 鸟儿飞来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的胸膛， 这里跳着我的心脏。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让那些自由的青草滋润生长， 让那泓静静的湖水永远明亮， 让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放把火， 让我在烛光下唱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的梦， 就在这里。 （1993年5月） 【附2】 长 铗 长铗，归来乎。 食无鱼，出无车。 两袖清风为谁忙， 国家不用作栋梁。 长铗，归来乎。 无以为家，无可牵挂。 十年寒窗付东流， 壮志未酬回故乡。 天下兴亡事， 在我胸中藏。 叹望世上满目苍凉， 碌碌奔波空悲伤。 长铗，归来乎。 士可杀，不可辱。 从今后对酒当歌， 乐得逍遥回故乡。 （1995年5月） 【附3】 跋 涉II 风，还在吹呦， 东方已经泛红。 昨夜的寒霜还留在我衣襟。 北斗星已暗淡， 大地就要苏醒。 等待那太阳照亮我的征途， 我的征途。 篝火已经熄灭， 灰烬还在闪烁。 碌碌的饥肠伴我度过无眠的夜。 回想出家门前发下的誓愿， 哪怕山高水深苦煞人， 苦煞人。 放下行囊上路呦， 走在风的前头。 这流水的源头是我生命的尽头。 走到太阳正当头， 云开雾散的时候。 头顶金光照煞人， 照煞人。 （1998年4月） 正文 71-75 第71节：致中文系07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文/温儒敏(1) 致中文系07届毕业生的一封信（温儒敏） 北大中文系2007届本科、硕士与博士毕业生全体同学们： 你们就要毕业了，请容许我代表北大中文系全系师生，热烈祝贺你们顺利完成学业，走向社会，祝福你们都能拥有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 昨天，同学们邀请我和系党委书记蒋朗朗以及一些老师参加大家的"散伙饭"，"散伙"这个词有些伤感，又有些调侃，确实，大家相聚几年，现在要各奔前程了，心里会有些不是滋味。燕园的一草一木此刻都会勾起大家的回忆，你们的青春、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些部分，已经和北大、和中文系融会在一起了。时间过的很快，我们在这块自由而神奇的土地上学习知识，探求人生的方向，收获了那么多的成就感与欢乐，包括那真挚的友谊和美丽的爱情，当然也有挫折与郁闷，这一切都会让你们毕生难忘。燕园的青春历程，给大家留下的将不止是美好的回忆，而且能成为不断滋润我们人生的精神甘泉。北大已经在你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北大人"这个身份会跟随大家一辈子，北大和北大中文系永远是大家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散伙"，我们永远是以北大为骄傲的精神共同体。 你们当中的一部分同学还要继续读研究生或博士生，而大部分同学就要进入社会了。和学校生活相比，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就此改变了学生的角色，更要对自己对社会负一份责任了。好在你们已经打下比较坚实的学业基础，又有北大精神作为底子，相信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可以施展各自的才华，发挥北大毕业生的优势。在临别之际，我想给诸位一些赠言，有些也许是"老话"，但这就算是出于做老师的本能，希望自己学生能更加成功，更加完美吧。 现在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市场经济推动下物质生产力飞速增长，但价值标准有些混乱，社会上污浊的损人心智的东西很多。作为北大毕业生，对此要有一份清醒，要有批判的思维和眼光，有理想主义的坚守。北大毕业生不平庸，是因为追求精神自由而又有向社会国家负责的使命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重新崛起，问题也不少，对问题的解决每个公民都要有信心又有责任，面对社会上某些腐败的现象，不能大家都抱怨但大家又都参与。北大的毕业生更应当有改造社会的志向，目光放远，从长计议，不尚空谈，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来改造和建设中国社会。 北大的学生优点很突出，一般比较崇尚个性发展，心气高，善于独立思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素质。我们讲要有理想坚守，自然包括对这些好的品格的坚守。然而北大学生往往因为有独立精神而在社会上显得"怪异"，与众不同，如同老校长胡适之先生在题为《知识的准备》演讲中所说的，"这些特征可能会使你们不孚众望和不受欢迎，甚至为你们社会里大多数人所畏避和摒弃。"我接触到一些北大毕业生，到了社会上很清高，把普天之下看得一无是处，和什么人都难于相处，那样的清高和任性，如胡适先生所说是会被人所"畏避和摒弃"的，结果连生计都可能成问题。即使为个人的发展考虑，改变学生的身份之后，也不能再有当学生时那样的"任性"。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改造社会，并让社会理解，因此刚进入社会恐怕要有一些角色转换所必要的"收敛"，要了解社会，要带着温情与悲悯去了解历史与国情，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生活方式，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入状态，也才谈得上如何改造社会。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当一个"愤青"式的批评家，那一定要善于团结人，理解人，有合作精神。任何社会的存在都可能有其"合理性"，改造社会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有时还要学会必要的妥协，退一步，进两步。当然，这种"妥协"是有原则的，决不是放逐理想与世无争。 第72节：致中文系07届毕业生的一封信 文/温儒敏(2) 大学生活结束了，你们已经有了一些专业背景，但即使是研究生、博士生，也还只是打下基础，养成吸取知识的习惯，至于那种精稔、自由、沉静的思考力，还有待今后的人生历练中逐步培养。到了任何岗位，都不要忘记不断学习。因为接触了社会，我们可能会发现任何社会与政治问题都不如学生时代想象的那样简单，会调整不切实际的思维方式，远离当下那种颠覆一切的虚无主义，以及困扰人性的拜金主义，我们会不再满足于逞心意气的批评，会更加看重在思考和探索中形成的建设性意见。不断的学习才能保持我们思考的活力。工作再忙，生活再繁琐，也要保留一块自己的精神园地。 谈到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也许还有由此生发游戏人生的庸俗空气，如今在部分青年学生中盛行。当前的学校教育的确存在太多问题，北大也不是那么"干净"的，我们当老师的也有责任。你们都是校园生活的"过来人"，北大这些年来受到许多庸俗的势利的风气侵扰，某些不健康的东西也可能给你们影响。通常都说学校受到社会影响，其实学校也会影响社会，但愿你们走出校园时既能带去北大优良传统的影响，也能清醒地告别那些不良的影响。因为你们就要成为独立的负责任的社会中坚了。 最后，让我代表系里感谢同学们多年来对北大中文系工作的支持。中文系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守正创新"，能在改革和发展方面有所建树，离不开同学们的参与。希望你们毕业后，能与系里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有需要，系里也会尽力给大家帮助和支持。北大中文系永远是你们的精神家园。 再一次祝福同学们永远乐观上进，拥有健康的身心，成功的事业，美好的人生。 2007年6月24日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及文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文学课堂》、《文学史的视野》等。 第73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1)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钱理群） 在北大"我们社"和出版社主持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座谈会，我还带来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这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的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第74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2)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哪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出版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第75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3)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2.04亿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正文 76-80 第76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4)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第77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5)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第78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6)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第79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7)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第80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8)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别人评价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长时间的鼓掌） 正文 818-86 第81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9)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质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第82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10)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第83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11)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这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第84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12)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第85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13)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第86节：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文/钱理群(14)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那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鼓掌）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心灵的探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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