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食主义 - xp1024.com
《写食主义》


正文 前 言

对于写食文字的异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在饮食上的多种不同境界。真吃的动机，是饿，是馋，满足由外而内；写吃的动机，是找饿，找馋，满足从内向外。饱暖而思淫欲，教你看到吃饱了以后仍未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性之可悲，饱暖而思作文，即是吃完了还要写给你看的 这种，是因为在吃过之后，精神上尚有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从高雅上讲，叫苦闷的象征；往通俗里说，就是吃饱了撑的，属于一种“吃后”的精神活动，其与“吃前”和“在吃”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我们知道，哪怕只是在字面上，凡有“后”的，都比无“后” 的更富争议。

即使是同一碟菜肴，也难以避免众口难调的麻烦。《中庸》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此话说得既武断又傲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除先天缺陷，抑或由重感冒引起的暂时味觉失灵之外，凡进食则必能知其味。区别仅在于每一个个人，每一条个别的舌 头对味觉的感受和记忆。本栏旨在调动一切可供动用的文字资源来唤醒这种记忆，回忆一旦触发，味觉的盛宴即在每个人的心中按不同的方式上菜，同时也是文字的退席之时。

人们往往热衷于研究色情文学与性犯罪之间的因果，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文字与味觉之间的关联，实在令人扼腕。

按照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看法，味觉这东西，足以唤醒回忆来消解现实的乏味，抵抗时光流逝带来的焦虑。序章里关于“小马德兰点心”的著名段落形容道：“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 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

你看，夸大其辞是写食的常用伎俩，而一个经验不足有自知之明的厨师，调味时则通常偏淡，以留下补救的余地，上菜的顺序亦是如此。由此可见烹饪、饮食之道与写作之大异。如果把约会比之于进食，那么写食就是写给食物的情书。我怀疑，凡干过这种勾当，又敢发 毒誓保证从未在情书里夸大过对自己对对方的观感者，究竟能有几人。

正文 序

我叫沈宏菲，男，媒体工作者。沈宏非是沈宏菲的笔名。“宏”字是湘西沈家的辈分，“菲”是我爷爷的创意。这个词语带双关：第一，志记六十年代初期的食物贫瘠；第二，憧憬着食品供应定有繁荣的一天。有一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意思。

当然，上海是一个很少挨过真饿的城市。即使是六十年代初期，对我来说饭总是吃得饱的，也不缺基本的营养，惟饥馑的空气，最适宜在人的生理机制里培育出垂涎欲滴的活跃因子，养成一种很容易进入馋的状态的习惯，进而逐步发展成性格的一部分。许多年以后，我 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凡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好男好女，胃口总是比其他年份的人要好。

三十多年之后，食品供应不仅富足，而且堪称鼎盛，甚至也发生了“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这一类当年我们打死都不肯相信的事件，甚至更发生了吃饱之后还能写一写吃后感这样的事件。在“新生活”写吃，系时任《南方周末》副刊编辑的蔡菁小姐之邀。子曰“有盛馔 ，必变色而作”，因此，盛情之下，遂尽力而为，援翰而写吃。我不是美食家，也不善烹饪，惟一的一点自信，就是我一向馋得紧要——饥饿年代馈赠的天赋异禀。一位诗人写道：“我是一个怕死的人，我是一个死了以后依然怕死的人。”我大概有资格这样说：“我是一个 很馋的人，我是一个吃饱了以后依然很馋的人”。另外，我吃得繁杂，爱吃的东西太多，中西韩日东南亚，没有我不喜欢的。当然，我只爱也只能吃在任何文化中都算是正常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无意且无力于关心读者的吃饭导向，只想用单词和句子对食物滋味和饮食行为 进行煽情及解构。如果饮食是一幕幕人间大戏，那么“写食主义”的角色，充其量也就是布莱希特戏剧里的幕间说书人。

吃喝实在是一件很没有原则的事。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都是极其私人的，情绪化的。所谓“食无定味，适口者珍”。“写食主义”基本上是个人感受，与读者诸君的私人体验之间如有不符，当系自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祈望大家海涵。

曾有热心读者致函，对见诸于“写食主义”的我之种种吃喝行状，质疑于是否有公款吃喝之嫌。在此，我愿意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作出说明：“写食主义”绝无一字一句来之于公款。更何况，把个人感受公诸同好，不仅与公款私吃无涉，简直就是私款公吃。若有半句假话 ，罚我被绑在椅子上，三天三夜里，面对这一桌桌未经简化的满汉全席，活活饿死。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吃进肚子里的江湖

江湖这一个虚拟的时空，不但可以行走，可以阅读，原来还可以吃到肚子里去。台、港两家名店曾经联手推出“射雕英雄宴”，邀得金庸大师本人及百余名名流赴宴，筵开十一席，一时传为美谈。事后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人提到好不好吃。

依“射雕”的典故，大厨们制作了十三道佳肴，包括：洪七公的“荷香飘溢叫化鸡”；黄蓉家传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火腿煮豆腐是也；欧阳锋之“独步天下蛤蟆功”，以杏汁雪蛤露调制；“骆山西毒五蛇羹”，为菊花五蛇羹；“北丐降龙十八掌”，是姜醋蹄子；取 自黄药师配方的桃花岛珍奇补品“九花玉露液”，则以高粱加梅汁、玫瑰露制成。

监制者说，“侠馔”中数“二十四桥明月夜”最为刁钻。先把整只金华火腿在三分之一处开了盖，用电钻挖出二十四个小洞，以雪糕器具扒出圆形豆腐，以火腿汤浸数小时再镶入火腿之中，铺上三分之一的盖，整只放入大蒸炉中炊之。上桌时掀开，热腾腾地挖豆腐来吃 。至于火腿，按照书上所讲：弃之不食。

在“金学”还没有热过“红学”之前，北京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也在一九八三年请周汝昌先生等吃过一席红楼宴。十五年后，才有红学家站出来承认，各地的“红楼宴”，其实都不好吃。四十一回中王熙凤亲自传授的茄鲞，是记录了详细制作方法的一味。不过依法 炮制的茄鲞，却是“油汪汪的一大盘子，上面有白色的顶状物，四周有红红绿绿的彩色花配衬着，吃起来味道像宫保鸡丁加茄子”，令人“停箸难以为继”。

人生模仿艺术，本已险象环生；肠胃渴望名著，难度可想而知。更加危险的是，若有好事者仿效“射雕”里那些制药英雄，开一家桃花岛药铺，专卖无常丹、辟犀地龙丸之类，届时，就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了。

正文 -1

包子的挑逗性，来自于内容的暂时不可知，行为上的囊中探物之快，以及油然而生的探索精神。因此，吃包子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性。许多人，尤其在他们过于饥饿的时候，常常错过了这场好玩的游戏。

包子安静地在蒸笼内团身而坐，收口处有若干褶裥，外表憨厚敦实，甚至有点笨头笨脑的。这个时候，肉眼是无法看穿包子内部的，但是想象和唾液分泌却异常地活跃。其实包子内部无非是馅，馅则非菜即肉抑或菜肉混杂。这一点，我们在事前已经获悉。不过，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地要去想象："这一只"包子在热力的作用下究竟会给我们的味觉带来何种惊喜。就像一个景德镇的工匠，脸上映着熊熊的火光，心驰神往地想象并且期待着一场惊世的窑变。

包子里的馅料其实也不复杂。菜、肉之外，不离姜、葱、盐、麻油或料酒。欲使馅料在蒸熟后产生浓郁且在分量上恰到好处的汁，关键在于拌馅时必须和入比例适当的肉皮冻。目前已遭滥用的"底蕴"一词，用来形容肉皮冻与包子的内在关系，实在最适宜不过。此外，我个人并不喜欢任何一种单一馅料的包子，全肉或全菜的包子，味道略嫌单调，只能供嗜肉者或其对立面频呼过瘾而已；菜、肉的混编，不

仅丰富了质感上的层次，而且，我深信只有在肉、菜及面粉这三种基本元素的交互作用下，才能使包子火热的内笼中响彻一派雄浑的天籁。

包子既熟，只是完成了必要的一部分，吃包子是一个完全互动的过程，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我认为，要把一只包子满心欢喜地吃掉，应该严格遵循如下动作要领：

一、手心向上，食指、拇指、中指分别由包子底部按顶端及左、右三点持之，向嘴的一边，留出充裕的可咬地带；

二、咬开一处铜钱大的缺口（视包子尺码而定，以8：1的比例为佳）之后，并不急于吞噬，而应先在水平方向对洞中之馅作一番近距离观察，然后用舌尖轻点以便探测温度，再张口作O形，上下唇密裹包子缺口处，此刻，宜合上双眼，想象太空舱的对接；

三、调动丹田真气，将包之馅汁源源不绝地吸入口中，任由其漫过舌面，再由口腔四壁细润味蕾为了防止共同进退的馅团与馅汁被同时吸入，应于上下唇向下收缩的同时，顺势将舌尖前抵，既可送蠢蠢欲动的馅团回巢，又能于馅汁潺潺进入口腔之际，同步地享受到馅团的滋味和质感；

四、趁包子的馅汁尚未被完全吸尽，毫不犹豫地将包子一口（最多两至三口）吃掉。整套动作，以貌似平常吃包，实则密吮其汁，大玩"太极推手"于舌尖而他人

皮和馅皆为预制，唯有馅汁天成。不过，一只好的包子，不可能有太多的汁。像那种油汪汪的汤包，其实并不好吃，汤包的制作者看来并不能正确地认识汤和汁的区别。我曾在南京吃过一种淮扬汤包，皮薄"汤"大，包子之外，还发给吸管一根，俯首力啜之下，包子迅速萎缩，情状殊为卡通。

馒头和包子，一个没有馅，一个有馅，这是馒头和包子最主要的区别，因而卖包子的，辄以“皮薄馅大”自夸，至于馒头的卖点，当然不是“没馅”，而是以其“顶饿”及“面多”，来影射包子的华而不实。

如果温饱还是一个问题，则视馒头为一种经济、实惠的食品，而包子则比较奢侈，或是馒头的豪华版，这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而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食物和人一样，很容易因“有”和“没有”的被过分强调而势成水火。就这样，包子和馒头宣布进入了敌对状态。如何 才能把这对本是同根生的宝贝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呢，上海人的方式不妨一试：老派的上海人，是把包子叫做“肉馒头”或“菜馒头”的，就像他们把茶称为“茶叶茶”，以区别于没有茶叶的“茶”———白开水。这种“馒头为体，肉馅为用”的取向，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到双方的情绪，但是，也不排除馒头方面会尖锐地提出“排名先后”的问题，同时包子那厢可能也质疑：“虽然有肉，但毕竟还是馒头———我们被出卖了。”

名辩不成，唯有从实处————即从吃的单纯乐趣处着手。对于馒头和包子，从唇舌、牙齿而整个的味觉系统，都怀着不同的期待。吃馒头的乐趣在于，一口咬将下去，满嘴皆为饱满和安全的感觉所充盈；而包子之乐，则在于破皮而入之际所产生的那种囊中探物之快感 ，外带点探索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面食都可以分为“安全感”和“冒险性”两类，前者除馒头外，还包括花卷、烧饼、面条，等等，后者旗下，则有饺子、馄饨两员小将。虽然馒头和包子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式不一，但是目标一致，殊途同归。

相比之下，把馅夹在两块面粉中间而将馅之边缘暴露无余的汉堡包或三明治，就像一个不善于埋伏的步兵，不仅是自取灭亡，而且令对手大感无趣。至于比萨饼，一端上来就已是城门洞开，里应外合地和平解放了。

写到这里，我发现尽管已将此事提升到“讲奉献”的原则高度，并且引入“文明的冲突”，企图造成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空气，不过馒头和包子之间的紧张局面，依然没有出现丝毫的和缓迹象。直到我忧心忡忡地进入一家超市，方才恍然大悟：工业化时代的包子，以其 硬、其皮厚及其馅少，其与馒头间的恩恩怨怨，原来早已作出了彻底而乏味的江湖了断。江户时代，若有两个日本武士约定了一场决斗，假如其中一人在决斗前夜跑到对手家门口把自己吊死，活着的那一位，就会被公认为蒙受了极大的羞辱，荣誉尽毁，下半生都没脸见人。 包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最终战胜了馒头。

作家陶杰先生说，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馒头”和“包子”两派：“馒头派娶妻求贤淑，不求才气，如馒头之朴实不华，已合糟糠之选，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婆江冬秀；“包子派”娶妻要讲一点精神沟通，女人胸有点墨，学养三分，如包子有馅，别具洞天，有金玉之 美。代表人物：秦观的老婆苏小妹。

既然人的性情可摊入食物类型，那么，有没有一种既“馒头”又“包子”的两全其美呢？有，其名曰超厚皮包子，或不小心被填入小部分馅料的馒头，在任何一家超市冰冷的灯光下，僵卧于冷柜的某个角落，神态安详。

结束于甜点的晚餐，犹如长叹声中之掩卷，都是完美无缺的幸福。

甜点，中西餐谱上通行的英文Ｄｅｓｓｅｒｔ乃借自法文，特指正餐之后的那一道甜点，区别于ＴｅａＴｉｍｅ的闲食，又作“甜品”而通行于中餐馆，不过那是粤语的说法。

与甜点对应的是开胃菜，后者很少有甜的，种类上也远不如甜点丰富。既然雅克·德里达认为开胃菜相当于一本书的前言或者导读，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指出，甜品相当于这本书的后记或跋。成为经典的导读或前言不胜枚举，写得好的后记却并不多见。

开胃因显而易见的实用而被普遍接受，结束的意义却很暧昧。一道成功的甜点应该兼有一切压轴节目的乐而不淫以及悼词的哀而不伤，方能控制好“结束”的火候。

西式的甜品花团锦簇，尤以意、法为盛。提拉米苏（Ｔｉｒａｍｉｓｕ）和萨芭雍（Ｓａｂａｙｏｎ）这种华丽的甜点一出场，餐桌就变成了春装发布会的天桥。作为意大利甜点的代表，外貌绚丽、姿态娇媚的提拉米苏已风靡全球。它以Ｅｓｐｒｅｓｓｏ（特浓意大利 咖啡）的苦、蛋与糖的润、甜酒的醇、巧克力的馥郁、手指饼干的绵密、乳酪和鲜奶油的稠香、可可粉的干爽，只用了不到十种材料，把“甜”以及甜所能唤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体验，交糅着一层层演绎到极致。

意大利甜点的独步天下，可能与意大利人对于“甜”的特殊理解有关。常见于乐谱的意大利文Ｄｏｌｃｅ，往往在“甜”的主旋律之下提示着某种“甜美”和“忧伤”的风格，为其他语种所不具备。不过，甜蜜的悲伤一旦滥觞起来，很容易聚合为密度大到令人窒息的妖 艳以及腐朽，正是费里尼《甜蜜生活》（ＬａＤｏｌｃｅＶｉｔａ／１９６０，这一年，威尼斯人发明了提拉米苏）的基调。

作为正餐终结者西式甜品始终指向一种线性的高潮。Ｅ·阿连德在《春膳》中直接了当地指出“甜品是亲密纵欲的极致”，能让纯洁无瑕的圣女“眼睛里放出冶艳的光芒”。

传统中国饮食被误信为轻视甜点，不过蜜饯、水果等等在隆重的宴飨场合并不缺乏，被轻视的可能只是顺序。其实，许多中式甜点都适宜用来结束晚饭，如成都和宁波的汤团以及到处可见的红豆沙、绿豆沙之类。不过此等甜点往往甜得过于直白露骨，明火执仗而缺乏恻 隐之心，广州的西关驰名甜点“凤凰奶糊”，最有这种甜死你才肯休的意志，比较适用于大团圆结束的营造。

相比之下，和食倒真是缺乏原创的甜点，大部分料理皆以一道绿茶雪糕终。这一点，可能与日本人缺乏关于“结束”的观念、或曰他们对这件事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有关。

若以面粉为主食的西餐总是由以蛋糕为主的甜点引领至天堂，那么面归面，米归米，粒食为本的中餐就应该善终以米。因此，我认为江浙一带家庭自制的甜酒酿最能表现“天下无不散”的复杂心情。它洁净而不事铺张，月白风清之间最多也只许有少量的鹅黄桂花飘浮， 用青花小碗盛着，甜酸里交织着酒的迷离，米的甘饴，酵的沉缅以及冰的清醒。如果“悲欣交集”让你觉得过火而且唐突了弘一上人，在心里说一声“天凉好个秋”总该是恰如其分了罢。

《淮南子》说：“越人得蚺它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苏东坡的妾侍，在惠州时将蛇羹误做海鲜吃下，事后得知所吃为蛇，竟然于数月后死于非命。即使在今天，对于居住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广东人的这种爱好，仍然是一种可怕的风俗。

不过，山东人偶尔也有吃蛇的。“聊斋”里面有一则《蛇癖》说道：“予乡王蒲令之仆吕奉宁，性嗜蛇。每得小蛇，则全吞之，如啖葱状。大者，以刀寸寸断之，始掬以食。嚼之铮，血水沾颐。且善嗅，尝隔墙闻蛇香，急奔墙外，果得蛇盈尺。时无佩刀，先噬其头，尾 尚蜿蜒于口际。”

蒲松龄或许相信，广东人吃起蛇来，与吕奉宁大同小异。但是在广东人看来，这种吃法虽然生猛，却未免过于浪费。不吃小蛇，不吃蛇头，更不生吃，天生一只能闻出“蛇香”之鼻的广东人，非但善于不厌其烦地炮制蛇羹，还能炒蛇片，酿蛇脯，近年来又推陈出新，涮 蛇和“椒盐蛇禄”风行广州。广州的连锁食肆“惠食佳”，即以“椒盐蛇禄”为招徕，并且在本地的高级杂志上大做整版广告。那广告，黑底，衬着一盘金灿灿的“椒盐蛇禄”，下书一行小字：“始创于１９８７年”，绝对不输给同一本杂志上矜贵的进口皮具广告。

传统蛇馔中的登峰造极的“龙虎凤大会”，更是粤菜大系中的殿堂级力作。１９６５年初，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少校到访广州，主人就曾在欢迎晚宴上，一边与切同志把臂畅谈世界革命，交流游击经验，一边将一大盆蛇、果子狸、鸡相会而成的“龙虎凤大会”彻底 歼灭。此前，“龙虎凤大会”还曾以国馔的身分，招待过中国人民的贵宾伏罗希洛夫元帅。

格瓦拉少校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皆为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之人，只有蛇怕他们，他们是不会怕蛇的，除此之外，均以实际行动表示了他们对广东人民的这一习俗绝无偏见。然而，这并不表示吃蛇从此不再引起友邦惊诧。前几年，太阳神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因标榜含有蛇 、鸡等物之精华，上市当晚，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两个财经主持人，根本没有把希腊概念的ａｐｏｌｌｏ当一回事，却一口一个“ｓｏｃｋ（蛇股）”地侃了个没完没了。很早以前，就有中国人对此看不过去，林语堂曾经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 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４０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

不是林语堂从来就没有把广东人当成中国人，就是他在无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地干了一桩蠢事。事实上，老外的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亚当和夏娃之所以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乃是受了蛇的引诱。吃了苹果又吃蛇，无异于吃过了基因西红柿，再去吃研制基因食品的那 个科学怪人。其实，吃蛇算什么？欧洲人一度还时兴过吃木乃伊呢。

就连广东人本身，对于吃蛇也有极深的误解。他们无可救药地坚信蛇肉之滋补壮阳远胜于美味，奇腥的蛇鞭，更能收“以形补形”之奇效。要是真有“以形补形”，要壮阳，还不如干脆学山东人吕奉宁，一条蛇完整地吞将下去。

说一个人“茶饭不思”，系指其人因心情不好而自我作践，进而对饭食所采取的一种消极态度。与“茶”和“饭”相对应的，分别是“渴”与“饿”。换言之，假如此人肯饭而坚持不茶，就大可以不必再予以理睬，因为他完全能够在广义的“饭”里补充到足够的流质和 水份。

但是，如果这个词形容的对象是一个广东人，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较而言，不吃饭反而不太紧要，因为一个广东人可以在饮茶的时候，将大量的淀粉、脂肪和卡路里裹挟入腹。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广东人只吃饭不饮茶，虽然健康无碍，但是这个迹象表明：此人的 人际交往，可能出现了很严重的功能性障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自闭的潜在倾向。

饮茶这种习惯的养成，估计与广州开埠以来在茶叶贸易上的地位有关，因为广东并不是传统的茶叶产地，现在的广东人（潮汕地区除外）其实也不是很懂得喝茶，不管是绿茶还是红茶，新或陈，嫩或老，一律落之以滚水————所谓“水滚茶靓”，至今仍是茶客与茶楼 间百年不变的共识。事实上，一个到茶楼饮茶的广东茶客，并不是很在意他的茶。普洱菊花水仙乌龙寿眉，他只是习惯了其中的一种，只消在入座时机械地吩咐一句，并且适当时机揭开壶盖，摆出续水的暗号，也就完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标准茶客的基本动作。

做为公共空间，茶楼和咖啡馆、酒吧一样，都是城市里必要的ＮＧＯ论坛，但是广东的茶楼与外省的很不一样。外省人也泡茶馆，不过品茗也好，聊天也罢，目的很明确，就是消磨时间。广东的饮茶，则要暧昧得多。一方面，茶食是比茶更为重要的饮茶项目；另一方面 ，茶食的阵仗既可以是传统的一盅两件，也可以不着痕迹地转换为比较接近正式的吃饭。形式上，饮茶既可以当早餐，可以做午餐，也可以是宵夜，或者甚至什么都不是。功能上，饮茶提供了一种介于“是吃饭”和“不是吃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式与随意之间的第三条道 ，利用这种不确定的“饮茶状态”，广东人始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地安排和处理着那些需要吃饭和不太需要吃饭的人和事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这些人可以包括：关系一般、那天中午恰好又都不想再吃便当的同事，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熟人，吃饭时间偶遇的旧邻居，负责 新居装修工程的包工头，等等；适宜在“饮茶状态”下处理的事情则包括：双方均感到把握不大的相亲，不一定有机会谈成，但听无妨的买卖，所有毫无来由之事，不成问题的问题，等等。

机会主义也只是饮茶状态的一面。如果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么在广东，这个最大相似之处，就在于一个家庭的饮茶。在体现家庭和睦的功能上，饮茶又是极端教条主义的。一个扶老携幼上茶楼的家庭，多半是幸福美满的，如果一家广东人很少上茶楼，或者最近 饮茶的次数直线下降，尽管他们常常外出吃饭，仍然存在着值得警惕的隐忧。香港某慈善团体曾在一则倡议关爱孤儿的电视广告里说：“这些小朋友多惨，他们没有玩具，没有茶饮……”对于儿童来说，没有茶饮的痛苦程度几可等同于父母双亡，成年人失去茶楼的惨情，无 异于断了香火。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广东人的社会关系，用滚水一冲，合上盖，全部都总和在茶壶之中。

上月的某个周末，我山长水远地赶到上海，只为了去赴一个足足苦候了一年的美味约会。

吾友老曹夫妇，上海滩上一等一的蟹痴一对。去年１０月，老曹驾车奔赴大闸蟹产地阳澄湖，选美般地亲自选拔了一篓，晚上让我们在曹家直吃到昏天黑地。但是老曹说，九雌十雄，本月虽是母的肥，我们一个个也都吃得“信口雌黄”，但是明年１１月你来，我们再吃 一次公的。

望穿秋水，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今年入秋以来，对于空降到北京、广州以及香港的那些鬼头鬼脑、贼眉鼠眼的杂种大闸蟹们，一直恪守着不接触、不谈判、不往来的既定方针，出入酒楼食肆而不沾染半点蟹腥，常以伯夷、甘地自勉，坐怀不乱，视而不见地期待着曹家 的蟹会。

曹家的蟹约是礼拜天，周末晚上出了上海机场以后，因为要跟福州来的朋友会合，就先行坐车赶到丁香花园，陷入一个饭局。就像上海大多数的时髦酒楼，天天客满的丁香花园（李鸿章旧居），同样是不沪不粤，虚张声势。胡乱吃了些，就回到酒店坐等消化。１２点， 这个时辰只有去黄河路食街。见到有一家蟹池里的大闸蟹卖相不错，青壳金毛，且能在玻璃上做直立行走，心里便冲动起来，但是为防止晚节不保，也不敢造次，挑了特大的一公一母，每人吃了两只。是蟹也，肉也厚，膏也肥，惟缺了鲜味。更有甚者，吃完后，本应沾满了 蟹黄蟹腥的双手，竟可以一洗了之，而且肚子还会有点饿，遂再填一大锅浓浓的腌笃鲜，端的是咄咄怪事。

一夜无话。第二天中午，依然不太死心，到街市买回最贵的五两蟹自蒸。ＤＩＹ（自己动手）的结果，失败更难看，几乎就像把昨天晚上在黄河路吃剩的蟹碎打包，带回来再咬了一遍。

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拍开曹家的门，招呼也不多打，就像搜查逃犯那样径入厨房。但见那工作台上，２０多只乖乖已经列好了整齐的方队，对面的煤气灶上，一大锅开水正发出愉快的嘶叫。曹太太说，去年的蟹虽说也是在阳澄湖买来，不过还是嫌公路旁的蟹市不够正 宗。今天一早，老曹开车直去到阳澄湖畔的巴城，先是从前门进了蟹农开的饭店，然后由蟹农带路后门撑艇到阳澄湖里现捞起来的，每只都在七两以上。我掂起一只，灯下细看时，果然犀利，腹脐洁白而饱满，鼓胀的膏脂呼之欲出，蟹脚关节处的半透明皮壳下，浮动着金黄 的暗香……

后来的事，已经记不很清了。我只知道在那一晚连尽螃蟹四只半，加起来足有四斤。此外，这个过程中，认真想过的也只有以下这一件事：与我在今年入秋后的忠贞不二相比，老曹的道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沪宁高速公路往返１００多公里，换了我，车是能开回来，螃 蟹嘛，多半会就着阳澄湖水而煮之，现场吃光算了。

现在，嗅着指尖上残存的蟹腥，一边憧憬着一年后的曹家蟹会，我渐渐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既非水生动物学家，更不是蟹界的业内人士，而且大闸蟹这冤家，一年才得短叙一回，长相也不容易记牢，因而对于一只好蟹的判断，应该求诸于己：一，吃蟹后，是否十 指尽染，并且带有虽经反复洗涤却数日不去之顽腥；二，吃蟹后（不计数量，半只也算），会否坚拒进食别的东西。

这一门食蟹的“后学”，与跳高、恋爱近似，都属于遗憾的艺术。

一直相信，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蒸，是一切烹饪手段中境界至高的一种，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它最终未能在中国引导出蒸气机和桑拿浴这两项伟大程度不一的发明。

据考证，我们的祖先约在一万年前、即陶器出现之后，便懂得用水煮熟食物，蒸则是煮的变形。从煮演变到蒸，其间历经约五千年。蒸的出现，大大加快了烹饪技术的多样化进程，煎、炸诸术，在其后一千年内，即商、周时代相继问世。蒸不仅是自取火之后人类烹饪史 上的第二大发明，同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转折点：它改写了以火或者水对食物作直接加热的原始方程式。就烹饪而言，如果没有蒸，我们就永远尝不到蒸出来的五味调和以及由其变化而来的炖、焖之滋味；就整体的文明而言，一水之隔，人类对客观的认识和处理便有 了天壤之别，从直接到间接，从具体到抽象，皆在这一逐渐升温的美妙过程中蒸蒸升华，天空于是也有了云蒸霞蔚，不再是寂寞无边，近乎无限透明的蓝。

如果没有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像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 。清蒸能够在不添加任何食味（姜丝葱段等辟腥之物除外）的情况下，仅仅凭借鱼本身被蒸发出来的鲜味对同一条鱼进行循环透析，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鱼的原味。

蒸不仅保持了食物的原味，而且最能留住其形体及神态上的完整和安详。此外，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物共蒸，待盖子既揭，热雾将散，但见笼中那已熟之物，此刻依旧你是你，我是我，断不会像煮或炒出来的东西那样被搞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因为在形而上的高级层面，它们各自的滋味早已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蒸制一些本身味道较淡或者需要互相“索味”的食物时，就需要营造这一种境界。以蒸鱼为例，处理体味清淡的桂花鱼、笋壳鱼等，为丰富食味，广东人往往将榄角、冬菇丝或火腿片等遍铺 于整齐地开了数刀的侧卧之鱼身，一番云雨过后，鱼饱纳了配料之味，配料也沾染了鱼鲜，有如被施了移魂大法。除此之外，在一次天衣无缝、恰到好处的蒸鱼过程中，蒸汽的魔术非但不会使鱼和配料在外形上互相混淆，即使是鱼之本尊的深层结构，骨肉间依然脉络清晰地 保持着若即若离的临界状态。

虽然可蒸之物在餐单上陆续增加，厨房里的烹饪器皿也不断改进，不过以竹、木或藤线编制而成的传统蒸笼，却仍然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最为诱人的，其实是木制和竹制蒸笼附加于食物的那种天然的亲切味道。盖子一掀就普遍降雨的铁制或铝合金蒸锅也很常见，广州 人甚至在丝竹之外，对铜管也有一份迷恋。像这两年流行的顺德陈村粉（米粉）和大盘蒸鸡，正宗的必以铜盘和铝盘蒸之，除了对传热性能的讲究之外，索要的还有那股蒸出来的金属之味。

如果酱缸文化的概念得以确立，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蒸笼文化的存在，也并非是一个虚妄的命题。只是后者暂时还得不到理论上的梳理和阐述，欲获得切肤而直接的感性认识却不难，只消抽空去洗一次桑拿。

正文 -2

“吃在广州”是一句老话，至于“住在杭州，死在柳州”者，无非是因了杭州的环境好，有山有水，一年四季无聊的活动特多，怎么住也不闷；柳州的棺木好，死了以后，尸体可得较长时间的保鲜。

今天看来，这种追求不仅过时，而且非常的老土。杭州好不好住，已经很难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在各地火葬场火力大致相若的情况下，更没有人会专门跑到柳州去死。唯独在吃的问题上，尽管国人对粤菜以及广州人的吃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观感，不过，“吃在广州 ”这四个字无疑仍具说服力，大家也懒得去争论有无改写的必要，有吃就好。

事实上，广州的全国美食中心之地位，正在发生动摇。首先，粤菜之名，近２０年来已遭过度开发，严重滥用，远至拉萨的八角街，亦有“生猛海鲜”供应；其二，各路菜系大举涌入广州，不让粤菜专美，而在广州落户的京、川、沪菜，亦无不出现程度不一的枳变，“ 吃在广州”的纯洁性被进一步稀释。在这种情况下，广州的吃，如果还想寻找什么个性，只有在文字上做点手脚，将“吃在广州”调整为“广州在吃”，就仍然能保住全国领先的江湖地位。“风在吼，马在啸”，“广州在吃”不再迷恋往昔的光荣，强调的是吃的现在进行式 以及吃的可持续发展性，并且被赋予一种现代化的联想，有“广州在线”的味道。

“在吃”是动感的，全息的。术业有专攻，食量有大小，但是在一天２４小时面前，却是人人平等的————唯广州人例外。一个正常的广州人，可以在２４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处于“吃”或“类吃”的情境之中。如果健康和时间允许，可以从早茶开始直接进入 午饭，然后不着痕迹地转入下午茶，再势如破竹地“直落”到晚饭，宵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安坐于饭桌前，细水长流地续着昨天早上的那壶菊花普洱。其实，这种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边吃边做的“饭桌解决方案”，早已是全国性的普及文化，但是广州人的高深，在于 即使是不做什么事情，也可以像正在做着什么事情一样地流连于餐桌，不舍昼夜。同时，要做的大小事情好像也没有怎么耽搁。

在广州人不变的信念之外，饮食业日趋繁复的业态，为“广州在吃”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尽管从名词到实质，广式的大排档已经推向全国各地，但是，像凉茶铺、糖水店这一类广州独有的店铺，却一直在不动声色、勤勤恳恳地连接、补充着正餐之间的不能承受之空白。 在２４小时营业的ＳｅｖｅｎＥｌｅｖｅｎ（７—１１便利店），微波炉在雪白的灯光下２４小时地叮叮作响，什么鱼蛋、虾饺、叉烧包，为那些不想回家的人提供着快速加温的慰藉。交通的便利，使广州人可以算好了时间，在半小时之内驱车赶到番禺、顺德等地，享用 凌晨１２点从猪腹和屠房里准时出笼上市的新鲜猪杂。碰上人多心情好，这一顿午夜内脏大餐可以一直吃到东方既白，是时也，在座者个个依然神情自若，受授如仪，商议着下一餐的着落。足见爱吃，贪吃，不敌在吃。

白天不懂夜的黑，外地人所不能明白的另一件事情，是马无夜草不肥，何以大部分广州人却是瘦削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这是他们忙着吃，累的。

包子是一种不无挑逗性的食物。若有那不解风情之人，一上来就把包子里的馅挑出来大嚼，无异于强奸了那只不幸的包子。

包子的挑逗性，来自于可知内容的暂时的不可知，行为上的囊中探物之快，以及油然而生的探索精神。因此，吃包子的过程充满了娱乐性。许多人、尤其在他们过于饥饿的时候，常常错过了这场好玩的游戏。

包子安静地在蒸笼中团身而坐，除了收口处有若干褶，外表憨厚敦实，甚至有点笨头笨脑。这个时候，肉眼是无法看穿包子内部的，但是想象和唾液分泌却异常地活跃。其实包子内部无非是馅，馅则非菜即肉抑或菜肉混杂。这一点，我们在事前已经获悉。不过，我们 还是控制不住地要去想象：“这一只”包子在热力的作用下究竟会给我们的味觉带来何种惊喜。就像一个景德镇的工匠，脸上映着熊熊的火光，心驰神往地想象并且期待着一场惊世的窑变。

包子的馅料其实也不复杂。菜、肉之外，不离姜、葱、盐、麻油或料酒。欲使馅料在蒸熟后产生浓郁且在分量上恰到好处的汁，关键在于拌馅时必须和入比例适当的肉皮冻。目前已遭滥用的“底蕴”一词，用来形容肉皮冻与包子的内在关系，实在最适宜不过。此外，我 个人并不喜欢任何一种单一馅料的包子，全肉或全菜的包子，味道略嫌单调，只能供嗜肉者或其对立面频呼过瘾而已；菜、肉的混编，不仅丰富了质感上的层次，而且，我深信只有在肉、菜及面粉这三种基本元素的交互作用下，才能使包子火热的内笼中响彻一派雄浑的天籁 。

包子既熟，只是完成了必要的一部分，吃包子是一个完全互动的过程，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了。我认为，要把一只包子满心欢喜地吃掉，应该严格遵循如下动作要领：一，手心向上，食指、拇指、中指分别由包子底部按顶端及左、右三点持之，向嘴的一边，留出充裕 的可咬地带；二，咬开一处铜钱大的缺口（视包子尺码而定，以八比一的比例为佳）之后，并不急于吞噬，而应先在水平方向对洞中之馅作一番近距离观察，然后以舌尖轻点以探测温度，再张口作Ｏ形，上下唇密裹包子缺口处，此刻，宜合上双眼，想象太空舱的对接；三， 调动丹田真气，将包之馅汁源源不绝地吸入口中，任由其漫过舌面，再由口腔四壁细润味蕾————为了防止共同进退的馅团与馅汁被同时吸入，应于上下唇向后收缩的同时，顺势将舌尖前抵，既可送蠢蠢欲动的馅团回巢，又能于馅汁潺潺进入口腔之际，同步地享受到馅团 的滋味和质感；四，趁馅汁尚未被完全吮尽，毫不犹豫地将包子一口（最多两至三口）吃掉。整套动作，以貌似平常吃包，实则密吮其汁，大玩“太极推手”于舌尖而他人莫能察觉者为最高境界。

皮和馅皆为预制，唯有馅汁天成。不过，一只好的包子，不可能有太多的汁。像那种油汪汪的汤包，其实并不好吃，汤包的制作者看来并不能正确地认识汤和汁的区别。我曾在南京吃过一种淮扬汤包，皮薄“汤”大，包子之外，还发给吸管一根，俯首力啜之下，包子迅 速萎缩，情状殊为卡通。

据报道，广州市饮食集团公司属下的１１家老字号酒楼当中，有三家严重亏损，两家已经停业，两家保本或微利，剩下四家效益相对较好的，营业额和利润额，近三年来也在快速下滑。

当地主管部门把老字号倒掉的原因归纳为“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弊端”：一，缺乏自主权，未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二，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三，经营机制不灵活，竞争意识不强，跟不上消费潮流的变化；四，负担重、支出大，企业积累、发展 能力弱。其出路，乃在于产权制度的创新，并、联、售、合资、股份制，可给老字号减压、解困。

以制度创新助国企扭亏为盈，不乏成功先例。只是这卖吃卖喝的老字号国企，与那炼钢铁的，造拖拉机的，制药丸的相比，毕竟有其特殊性，国有企业的通病，能否用上述“通药”来医，我还是有些怀疑的。说老字号“竞争意识不强，跟不上消费潮流的变化”，其实是 冤枉了他们。事实上，老字号也“一直在努力”。我们看到，近１５年来，广州的老字号们，一直都在与“新字号”在装潢上比豪华以及在旗袍的开叉处比高。北京老字号全聚德炮制的“新派鸭菜”，更拿来了粤菜“雀巢海鲜”的做法，只是带子、虾仁被换成了鸭肉和鸭杂 。和平门的那一家，到晚上还“潮流”地经营卡拉ＯＫ，霓虹灯招牌上，众鸭持麦克风引吭高歌。

广州的老字号不能与人家比，尽管北京的烤鸭已经贱卖到３６元一只，不会比半打汉堡包更贵，但是全聚德依然巨火，开饭的钟点，门口必为旅游车挤满，不坐那种车的就要向隅。其实，全聚德已经与长城、景山并列，即使不雀巢不卡拉，相信也一样照火不误。而在正 常的情况下，一家秉承传统，珍惜声誉的老字号的倒掉，也算是正常。设若一个１０岁的西关小姐，１９３９年于百年老店陶陶居（Ｓｉｎｃｅ１８８０／濒临倒闭）在迷上了薛觉先的同时，也迷上了“陶陶居上月”，如今却已是古稀之年；即使是一个在１９６０年夏季自 北方某饥荒地区随父偶然南下广州、又偶然在复业不到半年的长堤大三元（严重亏损）初尝了半个猪油包的五岁男童，今天也年过半百————我们常常抱怨现在吃到的东西不比小时候的好吃，这其实是记忆的骗局。一代羊城食圣江太史的后人、在美国教授烹饪的江献珠女 士尝言：“人体的味蕾约有九千个。除舌头外，口唇、舌底、上颚及两颊内部的口腔，都有味蕾，胎儿及幼童的味蕾比成年人要多，口腔的后部，舌底及两颊的味蕾在早年时特别发达，但会跟着年纪而衰退。”换言之，老字号跟随着一代人年轻的味蕾而扬名，也注定了要伴 着这一代人牙齿的凋零而淡出。人事的代谢，一早就决定了老字号在味觉上的存亡，陶陶居就是把康有为书写的那块黑底金漆招牌换成张惠妹的签名，相信也是回天乏术。因此，与其说老字号是败于市场经济，倒不如说他主要是被味蕾所击溃。

不幸的是，广州的老字号通常比外省的要死得早些、惨些，这可能与广州人的禀性有关。据西关长大的黄爱东西在新作《老广州————屐声帆影》中诊断：“一个广州人要喝茶吃饭，他通常会找附近一家自己熟悉和觉得不错的茶楼酒楼，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他很少 会因为那是家老字号就慕名专程上那儿去。广州人很少把老字号放到供桌上供起来，除非，那儿传说中好的东西到现在仍然是特别地好————不过，也就是多去捧几次场。”

馒头和包子，一个没有馅，一个有馅，这是馒头和包子最主要的区别，因而卖包子的，辄以“皮薄馅大”自夸，至于馒头的卖点，当然不是“没馅”，而是以其“顶饿”及“面多”，来影射包子的华而不实。

如果温饱还是一个问题，则视馒头为一种经济、实惠的食品，而包子则比较奢侈，或是馒头的豪华版，这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而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食物和人一样，很容易因“有”和“没有”的被过分强调而势成水火。就这样，包子和馒头宣布进入了敌对状态。如何 才能把这对本是同根生的宝贝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呢，上海人的方式不妨一试：老派的上海人，是把包子叫做“肉馒头”或“菜馒头”的，就像他们把茶称为“茶叶茶”，以区别于没有茶叶的“茶”———白开水。这种“馒头为体，肉馅为用”的取向，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到双方的情绪，但是，也不排除馒头方面会尖锐地提出“排名先后”的问题，同时包子那厢可能也质疑：“虽然有肉，但毕竟还是馒头———我们被出卖了。”

名辩不成，唯有从实处————即从吃的单纯乐趣处着手。对于馒头和包子，从唇舌、牙齿而整个的味觉系统，都怀着不同的期待。吃馒头的乐趣在于，一口咬将下去，满嘴皆为饱满和安全的感觉所充盈；而包子之乐，则在于破皮而入之际所产生的那种囊中探物之快感 ，外带点探索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面食都可以分为“安全感”和“冒险性”两类，前者除馒头外，还包括花卷、烧饼、面条，等等，后者旗下，则有饺子、馄饨两员小将。虽然馒头和包子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式不一，但是目标一致，殊途同归。

相比之下，把馅夹在两块面粉中间而将馅之边缘暴露无余的汉堡包或三明治，就像一个不善于埋伏的步兵，不仅是自取灭亡，而且令对手大感无趣。至于比萨饼，一端上来就已是城门洞开，里应外合地和平解放了。

写到这里，我发现尽管已将此事提升到“讲奉献”的原则高度，并且引入“文明的冲突”，企图造成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空气，不过馒头和包子之间的紧张局面，依然没有出现丝毫的和缓迹象。直到我忧心忡忡地进入一家超市，方才恍然大悟：工业化时代的包子，以其 硬、其皮厚及其馅少，其与馒头间的恩恩怨怨，原来早已作出了彻底而乏味的江湖了断。江户时代，若有两个日本武士约定了一场决斗，假如其中一人在决斗前夜跑到对手家门口把自己吊死，活着的那一位，就会被公认为蒙受了极大的羞辱，荣誉尽毁，下半生都没脸见人。 包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最终战胜了馒头。

作家陶杰先生说，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馒头”和“包子”两派：“馒头派娶妻求贤淑，不求才气，如馒头之朴实不华，已合糟糠之选，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婆江冬秀；“包子派”娶妻要讲一点精神沟通，女人胸有点墨，学养三分，如包子有馅，别具洞天，有金玉之 美。代表人物：秦观的老婆苏小妹。

既然人的性情可摊入食物类型，那么，有没有一种既“馒头”又“包子”的两全其美呢？有，其名曰超厚皮包子，或不小心被填入小部分馅料的馒头，在任何一家超市冰冷的灯光下，僵卧于冷柜的某个角落，神态安详。

秋风一起，就有愉快的“沙沙”声在耳边响起。闭上眼睛，则是一片灿烂的金黄————不是风卷落叶，也不是层林尽染，那是蟹在爬，以及对于大闸蟹的幸福的追忆豌裤健?

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大闸蟹，乃中华绒螯蟹家族的一员，其中以跨常熟、昆山和吴县三地的阳澄湖所产之“清水大闸蟹”为极品。市面所见，绝大多数其实是长江蟹，大闸蟹已经成了商业上的泛指。原版的大闸蟹，除了青壳，白肚，黄毛，金爪这四大特征外 ，个头也是加大码的。此外，由于阳澄湖底土质坚硬，蟹们惯于站立行走，因而肢体格外发达。我小时候，就见过此蟹在搪瓷脸盆里居然还能站立起来，而且一站起来，就雄霸了脸盆里的半壁江山。其实，只要还记得《沙家浜》里刁参谋长的那句台词：“命你们下阳澄湖捕 鱼捉蟹，按市价购买”，就不可能不知道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名（此台词极可能出自美食家汪曾祺先生笔下）。

张岱云：“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为河蟹。”又说：“河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中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在我看来，美味之外，食蟹之趣还在于那一整套仪式， 即不可直奔主题，而宜渐入佳境，先将蟹爪、蟹螯等周边部分逐一吃掉，及至蟹盖被揭开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那一座宝藏的山洞大门，在阿里巴巴的面前吱吱呀呀地打开。

因穷愁潦倒而吃不到大闸蟹，使张岱的回忆于陶醉中透着隐隐的辛酸；今天，即使偶尔能碰上比较像样的大闸蟹，口腔里却也禁不住弥漫起一种伤感的味道。上海水产大学蟹类专家王武指出，长江蟹这一优秀的蟹种，十年来因遭受杂种蟹的严重种源污染，几乎已陷入万 劫不复之境，短期内恢复其种质，几无可能（详见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南方周末》）。事实上，对长江蟹的种族灭绝，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就已开始。因大举兴修水利工程，大闸蟹通往长江入海口水域产卵的路径受阻，其回游生态规律遭到破坏，加上农药的滥用，致使野 生大闸蟹数量骤减，同时体积萎缩（人为的生态危机下，生物的变异似乎具有某种奇怪的规律，即一切好的东西变小，坏的东西则变大）。与此同时，蟹价则一路狂升，巅峰期叫价每斤人民币三百多元。蟹迷们望洋兴叹，遂于“赛螃蟹”之外，自行研制出“假螃蟹”聊以解 馋。杭州的美食家林苛步先生，就曾在这一大闸蟹“难得谋面”的时代记录并实践过这道菜谱：２５０克土豆，一小段胡萝卜，煮熟，去皮，揿成泥，与姜末、糖醋以１００克精制油翻炒即成。林先生的评价是：“外形酷似，蟹味十足，而且只花一块钱。”

九十年代初，大量的杂种蟹苗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阳澄湖投放，产量回升，价格回稳，在传统的热销城市如上海、香港，现在所谓的大闸蟹已沦落到要在超市登场，然而，味道却是一蟹不如一蟹。回想“四人帮”倒台的１９７６年之金秋，大闸蟹第一次为全国人民所 喜闻乐见，因为不知是谁发明了“三公一母”的吃法。如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已经夺回得差不多，就连“四人帮”也死得七七八八，只是记忆中大闸蟹的味道，却不知找谁去索要。

不应吃人，不可吃男人，也不能吃女人。不过，这种禁忌并不妨碍我们借食物之名，一尝吃人的滋味。在名义上经常被吃的，又以女性身体的若干部分为主。

福州长乐出产“西施舌”，据《闽小记》记载，其名系因此物的“水管特长而色白，常伸出壳外，其状如舌。”南宋时代，即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吕本中诗云：“海上凡鱼不识名，百千生命一杯羹，无端更号西施舌，重与儿童起妄情。”此种假借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卫道之说，本质上与宋代的学术一样虚伪。很显然，“儿童”非但对于西施的认识有限，而且更无机会一尝法国式接吻的滋味。梁实秋也持反对意见，不过他看来是站在捍卫意淫的纯洁性的立场上，嫌其“不够雅训，未免唐突了美人”。事实上，“西施舌”之名非但不雅 ，简直恐怖。你看：“水管特长而色白，常伸出壳外，其状如舌。”舌头长，是鬼，通常是吊死的厉鬼；色白，按照中医（尤其是南方的中医）的共识，乃湿热所逼，虚火大旺之象；凡虚火上升者，无论男女，不分美丑，皆有口臭逼人。

在“文化”上的舌头大受欢迎的同时，真正的舌头却又被嫌不雅。猪舌是中国人爱吃的肉食，北方人雅训以“口条”，广东人则嫌“舌”与“蚀本”的“蚀”字相谐，遂反其道而行之地生造了一个“”字代之。

饮食的这种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旧式文人长期的集体性压抑的结果。以下案例，可以体现性压抑的严重程度：河豚宴上有一道名唤“杨妃乳”的压轴之作，是取雄性河豚之睾丸而熬制的汤。睾丸是雄性的性征，熬成汤后，却以雌性动物性征名之。此种性倒错的类型，足 以令性学家激动不已。恋母是性压抑的一种表现。ＰａｕｌＳｉｍｏｎ的经典作品Ｍ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ｕｎｉｏｎ（母子重逢），歌名系一字不改地抄袭自纽约唐人街一家中国餐馆的菜谱。怎么个母子重逢法呢？端上来才知道：鸡蛋炒鸡。

中国菜在命名上向有以文字游戏取巧的习惯，就饮食本身而言，把同类同种的动物尸体或其卵子共冶一炉，同样是取巧的，而且是不好吃的。孔府菜里的“怀抱鲤”，无非就是大鲤鱼烧小鲤鱼罢了。玩弄这种“母子”要领的，还包括“母子龙虾”：将以大龙虾制成的“ 西芹爆龙虾球”与小龙虾制成的“蒸酿龙虾”两肴合烹为一。不知道此处的小龙虾是指体积相对略小的龙虾，还是近年来流行的那种廉价的河沟“龙虾”。若是第一种情况，则同类相煮，非无聊即欺诈；后一种更为不幸，小龙虾那种挥之不去的泥腥，非以椒盐或红烧才能镇 压，以蒸之法炮制，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

“佛跳墙”这个有趣的菜名，目前被苟且地直译为Ｍｏｎｋｊｕｍｐ

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ｌｌ，过去也见过有译Ｂｕｄｄｈａｊｕｍｐ

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ｌｌ的。后者虽更为忠于原著，但可能是有不敬之嫌，故将跳墙者由Ｂｕｄｄｈａ置换为Ｍｏｎｋ。但是和尚并不是佛，至少在圆寂之前。此外，南方沿海一带的僧人，向受南少林之习武风气薰陶，个个武艺高强，跳起墙来并不会令人惊诧。而 菩萨是泥制的，静止的，一旦跳跃起来，更富动感和魔幻色彩，这道昂贵的菜肴也因而更有卖点。不过，“佛跳墙”仍不能为中国菜谱的男性化提供佐证。僧人且不说，佛在中土的性别，也有女性化的倾向。

餐馆里要用到嘴的地方很多。除了吃，还要点菜，还要和餐厅服务员讨论与吃有关的一干事宜。点菜都不成问题，只是每到了要点人之际，我从心里到嘴上就会出现严重的障碍。换一种说法，就是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呼叫一名男性的侍应生。

过去，被服务者与服务者在餐馆里皆以同志相称，这称呼就像当时的菜谱一样质朴无华，简明扼要。专业一点，可以男女不分地都叫“服务员”，或者为了加强语气，也可以完整地称其为“服务员同志”。与此同时，在“服务员”的心目中你的名字就叫“吃饭员”。随 着食客被尊称为“先生”和“小姐”，服务员的称呼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这种机械式调整的结果是：女服务员被称为“小姐”，男服务员则改名做了“先生”。

这虽然是“同志”的翻版，还是分不清谁是付钱的，谁是收钱的。尽管我已渐习惯了向一位端着盘子的“小姐”询问洗手间的方位，可就是无法接受有人不耐烦地高叫“先生，我喊了几十次，你还像根木头似的站着，你这个先生是怎么搞的嘛！”

汉语在这个方面的词本来是很丰富的。像“店家”、“小二”、“伙计”、“堂倌”等等。被继承下来的，却只有“伙计”一词。在粤语方言地区，目前仍有顾客在餐馆里以“伙计”来称呼男性侍应，不过仅限在小饭馆或大排档使用。此外，服务行业或小型企业的老板 ，也可以把雇员称为“伙计”。在北方部分地区，“伙计”是男性熟人间的亲昵称呼，近似于美俚Ｂｕｄｄｙ。因此，当姜文在某营养口服液的广告中深沉地说了句：“加把劲，伙计！”粤、港一带大部分电视观众一直都以为，该种营养液比较适合给大排档的老板用来补充 雇工的体力。

英文表现力欠佳，不过胜在稳定性极佳。Ｗａｉｔｅｒ和Ｗａｉｔｒｅｓｓ，一直在餐厅里忠实地“等”着，虽然也有场合与情境上的差异，但大体上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当然，就语意逻辑而言，既然女侍应成了“小姐”，男的理所当然地就是“先生”，然而这毕竟还不是有女厕必有男厕那么简单的问题。近２０年来，“小姐”已逐渐成为全社会对从事（合法或非法的）服务行业之女性的一致称呼，相比之下，在“先生”一词上则远未 达成如此高度的共识。大概这就是别扭的根源所在。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堂官”，回到“服务员”或“同志”。在合适的用词问世之前，与我有相同的表达障碍者，不妨参考以下解决方案：一、举手；二、“喂”；三、只接受女侍应的服务。

每一次大嚼猪手，总会心怀侥幸地想：如果孟子当年一不小心把“舍鱼而取熊掌”写成“舍鱼而取猪爪”，搞乱了国人的生死义利观不算，更为严重的是，今天，我们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如此廉价的至高享受呢？

猪肉的美味自不消说，猪爪更胜在胶质的丰富及其筋、骨、肉的错综复杂性，吃起来与熊掌无异。除了物以稀为贵之外，胶质的丰富，几乎是一切矜贵食物的共同特征，如鲍参翅肚之类。就“爪”而言，猪爪、鸡爪、鸭掌，味道亦不输熊掌，无非是一团腆润肥厚的胶质 。据开化之后的食人族回忆，一个人全身上下，就数手上的肉最好吃，每有斩获，必献与酋长御用。

猪爪在中国各菜系里都有上佳的表现，粤菜的代表作有“白云猪手”和“南乳花生焖猪手”。此外，福建出产的水仙花牌红烧猪脚罐头也很不错，很少有一种食品能够在被装进罐头之后还会好吃。厦门的一些大排档，过去就专门以“罐头猪脚面”为招徕，正如麻辣火锅 店会在菜谱上注明“梅林牌午餐肉罐头”。德国咸猪手也好吃，在北京燕莎凯宾斯基饭店里的德国餐厅，可以吃到目前国内最正宗、最大型的咸猪手。德国猪手之巨，动刀之前若持之挥舞一番，餐厅四壁皆见巨大之阴影徐徐掠过，有伟人的感觉。

广东人善做猪爪，可能与其对猪的这个部分怀有足够的尊重有关。粤语将猪爪称作“猪手”而没有“牛手”、“羊手”，并非是他们只吃猪的前爪，而是体现了一种把猪视为直立行走之高等动物之美好愿望，美化局部而提升整体，而“凤爪”的修饰方法，则是以升华整 体来带动局部Ｗ钇鹇耄

生孩子，无论是自生还是他生，是一个放开了享用猪手的大好机会。按照广东的风俗，女人产后，家里必制姜醋（又名猪脚姜），补其体弱及催奶。这种用鸡蛋、姜、猪手、甜醋、糖和卤水汁熬成的黑稠之物，不仅自用，而且见者有份。可惜这种机会并不太多，即使有 人胆敢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事成之后却不敢大肆宣扬，哪里还会大派姜醋。这东西，在茶楼也能买到，不过在概念上，它总是与坐月子有关的一件妇女用品，虽好之，却常因顾虑重重而失之交臂。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过年，广东年菜中有一道“发财就手”，即发菜焖猪手。如 果你在农历年过后依然怀念这道过期菜肴，许多年以后，不妨在情人节那天到我开的餐馆来碰碰运气。我可能会在情人节套餐里增加一味发菜焖猪手，并且考虑把名字改做“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猪手最好在家中独享。到超市选“手”，以皮白毛稀、蹄形成弓状且一掌盈握者为首选。再以美容师加看掌相佬的专业眼光，检视其指甲是否剔净，气色是否红润。精盐慢捻，姜汁细润，继而以绍酒加武火烧滚，香溢时加酱油转文火慢炖。上桌后，宜用左手握而食之， 形成左牵手，右擎杯之势。至于以何种酒佐之最为相宜，面对此名副其实的红酥手，选择并不会很多。

在美国教授烹饪的江献珠女士所著《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以其祖父江孔殷先生作为美食家的一生，可能为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面前抬不起头的广州人，提供了一些普鲁斯特式的怀旧素材。

江孔殷先生，出生于同治四年，广东南海县人。江家祖上，系号称“江百万”的巨富茶商。江孔殷本人则为逊清翰林，官衔太史。点翰后，曾捐过江苏候补道，一度也名列候任广东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以还，江太史抱“不事二朝”之旨，隐居广州祖宅“太史第”，以诗 书饮食自娱。民初，任英美烟草公司华南总代理，入项甚丰。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州河南同德里十号太史第内食风鼎盛，俨然世纪头号饮食世家，江太史本人，更是巍为羊城美食家首席。

江太史不懂烹饪，只是精研饮食到了一丝不苟的境界。因此，凡太史第每有新菜式推出，惟其马首是瞻的广州各大酒家立即盗版，纷纷冠以“太史”之名招徕。粤菜中的经典传世之作“太史五蛇羹”（港澳至今犹传，但９０年代初已在发祥地广州式微），即在江太史的 亲自指导下诞生于江家私厨。太史交游广阔，三山五岳、黑道白道都来，太史第内常年高朋满坐，饭局不断，江献珠还记得，陈诚来赴太史第蛇宴的那一次，南华西路至同德里一带竟要交通管制，全部戒严。

今人常以“爱喝牛奶不一定要养一头奶牛”来取笑于人，但是，当年江太史家就是这么干的。因嫌市面荔枝不合口味，江太史遂于番禺罗岗洞开办农场，引进各地良种，不惜工本精心耕种。因此，江家不仅四时水果不断，且有精品在大公司出售。非但茶果点心一概自制 ，就连“太史五蛇羹”的关键佐料菊花，亦由雇用的四个专业花王悉心培植。身为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一家之主，江太史每天“下午三时起床，晚上八时中饭，晚饭等同消夜，要在凌晨以后”。江家“除大厨子外，还有西厨子，点心厨子，又有一个斋厨娘，好吃的东西真多 ”。

太史第内的食事凋零，是时局、人口及财政问题所造成。战乱自不消说，江太史的“风流成性，一共讨了十二个老婆”，令“太史第关起门来，每餐起码有五六十人吃饭”。又因其后代不善经营而令家道中落。不过太史依然精食，好客而疏爽。宴客不够现金，就要各房 “贡献”首饰、古玩，召玉商到家里来收。但是，他“不喜大宴亲朋，筵开百席这种场面。他的饭厅只摆一桌。款客的菜，一定要精细。他的心意永远都是那么殷勤。管他明天债主临门，祖父和他的朋友，（烟）灯红（蛇）酒绿，乐也融融”。

当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后留下的遍野遗骸，即由江孔殷与友人出面殓之于黄花岗，这是江太史的侠义；不过，香港沦陷时期，他接受了先前有饮食之缘的日本港督矶谷廉介所赠白米两包，却为人所诟病。无论如何，江孔殷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戒了鸦片，皈依密宗，从 此戒杀生，太史第内亦是浮财耗尽，数十年繁荣食事乃告一段落。及至１９５０年，９０岁的江太史已是风烛残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这天，在广州六榕寺门口跌断了腿之后，继而因这地主老财兼洋买办必须遭到清算，遂被强行“装”在竹箩内抬至佛山乡政府，江孔殷瞑目 不语，一代美食家，竟以绝食而终。《兰斋旧事》援引的史料说：“此时他家中，无隔宿之粮，仅用四件漏水板，将其遗体草草葬在乡间。”江献珠写道：“祖父以精食名，以两包米丧节，而以绝食终。人生薤露，一至于此！”

正文 -3

“电脑点菜”，是台北一家中餐厅推出的新鲜玩艺。这玩艺玩起来是这样的：客人按菜谱点菜，服务生将编码指令输入手上的一具ＰＤＡ，交换给柜台上的ＰＣ，再由ＰＣ将有关数据传输到厨房里的印表机印出。据说，此举不仅加快了点菜速度，且深受顾客欢迎。

数字化生存的倡导者，又得到了一个大好佐证。不过在我看来，这无非是餐饮业在日趋惨烈的竞争下，企图以电脑化包装来杀出一条血路的努力。与其说这是数字化生存，倒不如读作“为求生存而数字化”。正如飞行已经将“旅行”异化为“运输”，对于速度的追求， 代价可能是对食客独享的一种微妙乐趣之剥夺。这乐趣就是等待，它不仅是餐馆（麦当劳以及具有相似速度者除外）得以存在的关键理由，而且也是在家吃饭与外出吃饭的重大区别之一。

我把餐馆里的等待划分为以下不同的阶段：第一，你被领到一张餐桌前坐下，等待着茶和菜谱的到来；第二，你点好了菜，等待这些菜的到来；第三，菜和菜之间的等待；第四，咖啡或茶的等待；第五，对账单的等待。可以发现，官能和心理上的感受，在此画出了一条 循序渐进、跌宕起伏的优美曲线。第一阶段开始酝酿，第二阶段则不断升温，第三阶段高潮涌现，然后慢慢下滑于第四阶段后期，最后在第五阶段降至低谷。其中又以第三阶段最为美好，其美好之处就在于边吃边等，你的心在歌唱着：“吃吃地等，就让我吃吃地等。”

等上菜，就像等待前来赴约的情人，而聪明的跑堂或厨师，也总会适当地让一位有鉴赏力的客人等上一等。就欲擒故纵这一着而言，他们和我们的情人之间有着高度的共识。当然，时间上的间隔不一定会那么准，重要的是程序上的稳定压倒一切。乱了时间，无非就是擅 自删除或延长了一首乐曲里的一些关键性的休止符；乱了程序————比方说热菜先于凉菜，抑或刚点完菜就递上账单————在这种恶劣的处境下，我就只好这样来克制拍案而起的行动：原谅这些人吧，他们是习惯于先把屁股擦净然后再解大便的。

电脑点菜的恶例既开，不仅会扼杀了等待的乐趣，未来的餐饮业，更可能因电脑技术的日新月异而进入全面的ＣＹＢＥＲ化：餐馆被搬到网上，菜单以及售价，被详列于各家名字后面带的餐厅的网页上。点选了你要的菜，再以电邮送出。过了两个小时，你到达这 家餐馆，刚一下车，就见到老板亲自捧着你点的例汤在门口恭候。又过了两年，风险投资基金已经把麻省理工学院发明的“香味晶片”和美国Ｖｕｓｉｏｎ公司研制的“人工舌晶片”全面推向市场，届时，网面上不仅有菜肴的高解析度照片，可预闻其香，先尝其味，还可以 让顾客按照各自的口味，在点菜之前预先对每一道菜、例如对一道红烧肉的做出调整。若一直未能如意，餐馆方面可能会热心地建议你用ｓｃａｐｅ８．Ｘ以上取得最佳观赏效果。如果你认为豆腐鱼头汤的样品照片看上去略嫌干涸，欢迎你点击左键，任意“灌水”于 此照片之中。

点菜邮件甫送出，确认回信随即到达：“热切地期待您和您的全家在约定的时间里亲临餐厅，将所点菜肴愉快地ｄｏｗｎｌｏａｄ到您们的胃里。”

美食家的生涯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广州人以“创新”另外省人瞠目；如今，人家搞现代化不输广州，北京人和上海人玩起怀旧来，更令老广自惭形秽。因为广州诸旧，犹如古董行里的广造酸枝，属于硬木家具之末流。勉强能拿得出手的，还是老本行——吃。真有点“唔好意思”。在美国教授烹饪的江献珠女士所著《兰斋旧事》，以其祖父江孔殷先生作为美食家的一生，可能为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面前抬不起头的广州人，提供了一些普鲁斯特式的怀旧素材。江孔殷先生，字少荃，别号霞公，出生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广东南海县人。江家祖 上，系号称“江百万”的巨富茶商。在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兴办学堂前的最后一科科举中，江孔殷中进士，官衔太史。点翰候派期间，江太史开始在家中炮制“蛇宴”。最早成为太史第“蛇宴”座上宾的，就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张鸣岐甫抵穗，即被江太史的蛇 酌吃出了好感，除此之外，霞公手段阔绰，常以书画、图章、瓷器等名贵礼物相赠，最后张鸣岐竟认为江乃“粤绅中首屈一指的人才”，不但委以广州清乡总办，更保荐为候任广东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以还，江孔殷抱“不事二朝”之旨，隐居广州祖居“太史第”，以诗书饮食自娱。民初，任英美烟草公司华南总代理，入项甚丰，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州河南同德里十号太史第内经济繁荣，食风鼎盛，俨然世纪头号饮食世家，江太史本人，更是巍为羊城美食家首席。 凡太史第每有新菜式推出，惟其马首是瞻的广州各大酒家立即盗版，纷纷冠以“太史”之名招徕。粤菜中的经典之作“太史五蛇羹”（港、澳至今尤传，但九十年代初已在发祥地广州式微），即在江太史的亲自指导下诞生于江家私厨。江太史“根本不懂烧饭”（而且牙齿全部都是假的），只是精研饮食，到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境界。但是这样还不够，要成为一个中国菜的美食家，不能独食，必须时时宴客。太史交游广阔，“有请无类”，多少军政显要，中外使节，四方商贾，骚人雅士“，三山五岳 ，黑道白道，若是有缘，都可被邀作太史第之座上宾。故太史第内常年高朋满座，饭局不断。江献珠还记得，陈诚来赴太史第蛇宴的那一次，南华西路至同德里一带竟要交通管制，全部戒严。交游的广阔还拓展了获得各地美食的补充渠道，每逢时节，江太史在各地的朋友多方馈赠，各地名产源源而来，再加上“江兰齐农场”终年有生产，不仅太史第内佳肴不断，童年江献珠的口味，也“日渐错综复杂”起来。“江兰齐农场”是江太史当年一手创办的水果种植基地。今人常以“爱喝牛奶不一定要养奶牛”来取笑于人，但是，当年江太史家就是这么干的。因嫌市面荔枝不合口味，江太史遂于番禺罗岗洞置地开办农场，引进各地良种，如糯米糍、桂味、挂绿、亚娘鞋等等，不惜工本 精心耕种。各种荔枝不但种得费心，吃起来更是诚惶诚恐。据江献珠回忆，荔红季节，他们一家人必赶在天亮之前在荔枝树下摸黑享用其“露水荔枝”。因为江太史坚信，“糯米糍肉质较松，一经阳光，肉质稍为变酸，口感的享受大打折扣，只有经过夜晚的温凉，糯米糍方 能显出其香、甜、鲜、脆的最佳状态。而在晨光熹微下自采自啖沾满了露水的糯米糍，确是一绝。”之于荔枝珍品挂绿，“则从增城的挂绿老树折枝接驳，产量不多，精挑细选后，用玻璃锦盒分四个装及八个装盛起，委托大新公司代售”。近几年，广州也见有这样挂绿的， 只是“玻璃锦盒”变成了塑胶盒。因此，江家不仅四时水果不断，自产自销，非但茶果点心一概自制，就连“太史五蛇羹”的关键佐料菊花，亦由雇用的四个专业花王悉心培植。说到“太史五蛇羹”，这是江孔殷原创的传世之作。李六如所著《六十年的变迁》，曾提到“太史五蛇羹”的餐馆制作版：将银环 蛇、眼镜蛇、金环蛇去头剥皮，蒸熟或浸熟蛇身，在撕成肉丝，加入鸡肉丝、果子狸肉丝、鲍鱼丝、花胶丝、冬菇、木耳，再加入生粉、菊花，制成蛇羹，便是上菜。如果想量多而丰厚，还可加水蛇、锦蛇混入配置，就是“五蛇羹”了。及至九十年代末，“太史五蛇羹”基本上只剩下书面的记录，而且进一步被简化为：用地上爬、天上飞（？）、攀高树等的五种蛇，将蛇的头皮剥去，切细丝，何一只鸡同炖五小时，再将鲍鱼干半个，香蕈两个，长六十厘米的细甘蔗（用此去蛇腥味使甜美）等切成细丝，与 鸡肉、蛇肉同煮。然后取出甘蔗，除表面涂油，做成肉汤。肉汤里再放入木耳与新的鸡肉丝（一只鸡），煮三是分钟即可取出，“五蛇羹”制成。不妨来看看原创“太史五蛇羹”的炮制过程：“每年蛇季家中特别热闹而繁忙。祖父大宴宾客，秋风乍起一直扰攘到农历年底。‘龙虎凤’似乎是蛇宴的三部曲。龙是蛇、虎是狸、凤是鸡。除了杀鸡司空见惯之外，宰蛇最看不得。桨栏路‘联春堂’的‘蛇王’，下午一早来 到家中，在厨房外的天阶大显身手......到蛇宰好，下锅煮熟后，‘联春堂’的女工架起临时工作桌，赶快把蛇出骨......果狸似只猫，家中常用的是七间狸，狸身有斑白的条纹，狸尾则黑黄相间，共有七节......此时上汤已够火路。厨子把上汤滤好， 汤渣全倒进竹箩去，里面有老鸡、瘦肉及火腿。汤渣统交给邻街一家庭式小食工厂，加料翻制成肉松，卖给小学生作零食。太史蛇羹的汤水固然重要，切工更非寻常，蛇是主料，加上副料如鸡肉、干鲍鱼，广肚、木耳、冬菇、冬笋、生姜及陈皮等，必定要切细而且均匀，由 大厨子李才一手包办，几种佐料亦十分考究。檬叶最显刀工，要切幼（注：细）青丝。我家花园便种了好几棵柠檬树。嫩叶不够味，老叶太硬，只有不老不嫩的方始合格。切柠檬叶丝先要撕去叶脉，叶便当中分开两半，将两半叠在一起，卷成一个结实的小筒，切起来方容易 。而即切即用，香味更新鲜。”“炸薄脆（注：佐羹的脆炸面片）有时由大厨之弟李明代劳，只见他把面团切开，洒好粉，用棍子卷起来，便把棍子拉出去压薄面卷。之后，把面卷摊开，擀薄，又再洒粉，卷起，压薄，擀开，直到面皮够薄了，便切成榄核形小片，投下油镬炸脆，好吃得很。菊花是佐料中 的主角，我家终年雇用四个花王（注：即园丁），两个种菊及料理四季盆栽。蛇羹用的多是自栽的大白菊。另有一种奇菊叫“鹤舞云霄”，状似大白菊而白中微透淡紫，是食用菊花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清洗菊花是女仆的工作。整枝菊花倒置在一大盆清水内，然后执着花柄， 轻轻在水里摇动以去污物。菊花瓣内有时附着细小的蚜虫，清洗后还要在淡盐水内浸一下，蚜虫便会脱落，逐瓣捡出便可上桌了。”“太史蛇宴很简单，以蛇羹为主。首先上的是四热荤，都是十分精巧的菜式，其中一定有“鸡子锅炸”，这是太史筵席的看家名菜，少不得。除蛇羹及蛇胆酒外，并无其他以蛇为主的菜式。果狸是压席大菜，跟在蛇羹之后，通常是斩件用双冬火腩同炆，但一定要加陈皮及炸 香蒜子以辟腥味。祖父......有时会着厨子用广肚件同炆，减去冬笋火腩。广肚沾满了果狸的汁液，味道极其浓郁。果狸上过便是饭菜，有大良积隆咸蛋、炒油菜、蒸鲜鸭肝汤以及煎得香喷喷的槽白咸鱼，上浇些浙醋及砂糖。还有，江兰斋农场特产的泰国种黑壳香米 饭......”“太史蛇羹很简单”——说得何其轻松！其实，真正称得上简单的，乃是江献珠对“太史五蛇羹”念念不忘，推崇备至的道理。她动情地写道：“我们仍以有一个这么独特的祖父而骄傲。一到蛇季，我们又可以告诉下一代，太史蛇羹的太史，就是你们的先祖。而一日如要广 东人仍食蛇，太史蛇羹将永远在食坛上留下美丽的一页。”不争的事实是，“太史五蛇羹”以后不仅变得不那么好吃，而且逐渐从菜谱上淡出。蛇羹其萎，一方面系受到新派蛇馔的冲击，同时也标志着繁复饮食的传统走向衰落之大势所趋，这是后话（参见《食蛇者说》）。身为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一家之主，江太史每天“下午三时起床，晚上八时中饭，晚饭等同消夜，要在凌晨以后。”江家“除大厨子外，还有西厨子，点心厨子，几位茹素的祖母又有一个专用的斋厨娘，好吃的东西真多”。西厨能在一个地道广府人的家中占据一席之地，系 因江孔殷“当英美烟草代理，与洋人素有交往”，因而“对西菜有一定喜爱”。此外，“口味素广”的江孔殷寓居香港期间，还常去当时“并不流行”的川菜馆“啖而甘之”。今之以美食家自居的广东人，可能会羡慕江太史的闲散及支撑这种优闲日子的物质财富，但是未必 能对自家口味之狭窄而感到羞愧。太史第内的食事凋零，是时局、人口及财政问题所造成。战乱自不消说，江太史的“风流成性，一共讨了十二个老婆（有些还是不入数的）”，令“太史第关起门来，每餐起码有五六十人吃饭”。其后代的不善经营，不仅失去了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权，进一步令家道中落， 一度只靠英美烟草公司的酬庸性车马费和农场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不过太史依然精食，好客而疏爽。宴客不够现金，就要各房“贡献”首饰、古玩，召玉商到家里来收。但是，他“不喜大宴亲朋，筵开百席这种场面。他的饭厅只摆一桌。款客的菜，一定要精细。他的心意 永远都是那么殷勤。管他明天债主临门，祖父和他的朋友，（烟）灯红（蛇）酒绿，乐也融融”。当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后留下的遍野枕骸，即由江孔殷与友人出面殓之于黄花岗，这是江太史的侠义；不过，香港沦陷时期，他接受了先前有饮食之缘的日本港督矶谷廉介所赠白米两包，却为人所诟病。无论如何，江孔殷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戒了鸦片，皈依密宗，从此戒 杀生，太史第内一是浮财耗尽，数十年繁华食事乃告一段落。乃至一九五零年，九十岁的江太史已是风烛残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这天，在广州六榕寺门口跌断了腿之后，继而因这地主老财兼洋奴买办必须遭到清算，遂被强行“装”在竹箩内抬至佛山乡政府，“霞公自知不 能免，瞑目不作答，或答非所问，佯作神经状态，谢绝饮食，绝食而死。此时他家中，无隔宿之粮，仅用四件漏水板，将其遗体草草葬在乡间”。一代美食家，竟以绝食而终。江献珠写道：“祖父以精食名，以两包米丧节，而以绝食终。人生薤露，一至于此！”

七十年代末期，江献珠回穗讲学，先是因太史第旧址内的一片颓垣败瓦尔触目惊心，当日又在著名粤菜馆北园宴客，赫见北园之内的雕梁玉砌，漆柱檐饰，甚至厅房之门窗间隔，竟全系由太史第拆除移植而来，不禁恸哭失声。当时，广州书法家麦华三先生（系江献珠的国文 和书法老师，已故）在一旁开解道：“有什么好哭的，如非北园，江家遗物哪会保存到现在呢？”香港人韩中旋为此事曾赋“调寄浣溪沙”一阙：花事停闻三十年，旧家庭院梦魂牵。春风何处醉歌筵？太史劳形归影杳，恩师好语赖心传。人生涕笑岂无端？（注：位于广州越秀山麓的北园酒家，始创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当年可能也有过“为太史第马首是瞻“的历史。关于江献珠提到的环境，北园酒家最近在广告中是这样形容的：“北园酒家，一九五七年改建为广州第一家富有中国庭院特色的园林酒家，园内树浓花茂、翠竹 掩映，亭台水榭鱼池分隔空间，雅座厅房，红桥连接两廊，楼阁花楣花窗，精雕细刻，色彩斑斓，园林佳境独擅，古色古香。”九十年代后期，古雅的北园也“生猛”起来，辟出一半门面，金碧辉煌地去经营新派海鲜鱼翅，而且更名为“北园海鲜酒家”。在北园饮了半辈子 茶的广州人，目睹此“分成两半的酒家”，还不至于哭出声来。）避开个人的伤感成分，薄薄的《兰斋旧事》，其实是一本关于美食家养成的教科书。江献珠写道：“烹调这回事，味道为先，质感为次。不论鼓劲的人把味道及质感分得如何精细，到头来终极目的还是要求和味。”此外，在贵价的酒楼食肆，只要花钱即可一尝，但是一窥深 宅大院内私厨之堂奥的机会，并不是太多。江献珠凭借童年的记忆告诉我们：“我只知道以前的厨子，为一家人服务；现时的厨子，为商业饮食服务——想就是不牟利与牟利之别。当惯私家厨子的，优游自在，不必承担压力，不用盘算成本，只要雇主满意，绝对可以置舆论 之不顾。如果雇主只是有钱而无名气，又或财富及声誉皆备而不好客，厨子纵有天大本领，亦不过佣工而已，势难突破某一家族的藩篱，闯出重围，扬名立万。盖当时传媒不发达，公器鲜作私人宣传，私家厨子若要广为人知，全靠口碑而不能自我标榜。”很显然，惟有私厨房能哺育出真正的美食家，一天到晚在酒楼食肆进进出出的，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经常性的外出吃饭者”。此外，美食家的养成，必须“从娃娃抓起”。半路出家的不能入流。“对于味觉的感受，人人生来大致相若，不似庸愚、才智，决定于因子的遗 传。人体的味蕾，约有九千个。除舌头外，口唇、舌底、上鹗及两颊内部的口腔，都有味蕾，胎儿及幼童的味蕾比成年人要多，口腔的后部、舌底及两颊的味蕾在早年时特别发达，但会跟着年纪而改变。人到了四十五岁以后，味蕾的新陈代谢便慢了下来。他（江孔殷）食事 最灿烂的时代我年纪尚小，祖孙二人没有沟通，（美食）从何传起？若有之，就是祖父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美食环境，让我们有较一般孩子更广泛的饮食接触面，因而很早便能知味，大来便能辨味了。”《中庸》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有赖于后天的环境，所谓“三代富贵方知饮食”尽管有些夸张，但是最起码两代是要的，至少也要一代半。其实所谓“富贵”也不需大富大贵，小康程度的衣食无忧已很足够，此外，当然还得爱吃，善吃，不怕请客， 更重要的是，必须出生并长期居住在一个物产丰饶（最好再加上交通不便，比如成都），民风尚食的城市，比如广州。

《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工作》私器公用除个别专业人士透过个别专业仪器，冠状病毒实属难得一见。但是SARS还是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两个外观上显而易见，性质上具有图腾意义的标记：口罩和公筷。分属SARS前后两个时期的口罩和公筷都代表着一种禁忌，并且都与口腔和体液有关。除此之外，两者间还存在着一个至关重大的共性，即这两样不折不扣的“私器”，在SARS的语境中却同时被“公用”的目的所征用——“私器公用”造成的思想困惑，已经充分体现 于口罩的戴与不戴，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如无意外，公筷也将诱发同样的大面积心理不适。后SARS时期的日常生活风格——就外食而言，除了哪儿人多往哪儿扎，也不是一成不变——最起码，按照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烹饪协会以及据中国饭店协会相继提出的要求，在全国300多万家餐饮经营企业的每一张餐桌上，目前“应该”有5000万双以上的公筷 出场迎客。而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我个人的现场观察，无论是坐台还是应召，公筷在各种饭局中都没有受到预期的欢迎。“不就是多加一双筷子吗？”这种不无虚伪的表白，只合饭点时做应酬不速之客之用，至于公筷一事，看似无非也就是“多加一双筷子”，事实上知易行难，甚至无望演变成一种客套。不管SARS来过没有，使用公筷的好处并不止预防冠状病毒，道理谁都明白，与他人同 桌吃饭固然愉快，他人请客的饭局固然好吃，吃进他人的口水却并不愉快也不好吃，不管加了什么佐料，眼不见为净罢了。除非你对这个“他人”心存某种不可告人的遐想或者绮念。公筷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使用筷子进食时固有的内在节奏和韵律。若先将手里的这件私 器放下，换公器往盘中夹菜，再转用私器送入口腔，吃还是吃得饱的，只是Nonstop突然改成转机，一番手忙脚乱，举止失措似乎在所难免，严重的或者还有可能造成消化功能紊乱。李政道博士说过：“持筷子用膳是物理学杠杆原理的具体运用。它是人类手指的延长。”很显然，手指只能“延长”并且浑然天成地“顺延”，而不可假手于人，接上 一截假肢。跟口腔有关的那些事情之所以改也难，皆因其各有各的节奏，不好随意打乱。比如吐痰，若不能一气呵成地直接吐在地上，而被横插一道手帕纸巾的程序，简直就了无生趣。当然，丧失节奏感的最尴尬和最悲哀的后果，就是在推杯换盏、谈笑风生间不知不觉地竟手持公筷径 往自家嘴里送，使“私器公用”陡然堕落成“公器私用”，竟连“私器私用”也不如了。非但进食如此，就连中式烹饪，也十分讲究那种一气呵成的节奏。厨房专用的中式烹饪用具形形色色，各司其职，然而高段位的厨师，却只使一把马勺就足以搞定一切他想要搞定的东西。这把马勺通常是大师的私器，功能上往往却是公用：炒菜是它，舀汤是它，取油盐酱醋 调味品，是它，最后盛菜装盘，也是它。真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上得刀山下得火海。与此同时，厨师还会下意识地不断以马勺敲击锅沿，这个动作虽然与炒菜无关，却足以使厨师在烹饪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自如的节奏。更有甚者，有一次我在一家大排档要了碗汤面，正坐 等，突然从厨师的窗口伸出一把水淋淋的马勺，原来是厨师欲从摆在店堂的纸箱里取俩面饼。吃面的时候我忍不住地想，如果10分钟后收银员碰巧上了厕所，我又急着结账走人，说不定刚才那一把马勺还会伸出来代行收钱的职能。尽管公筷被公认为推行分餐制的一种比较现实而且最低成本的可行之道，但是也不能低估了公筷的种种风险。比方说，除非大家在饭前一同前往洗手间洗手，然后执手相看，检查验收，否则，一双公筷你捏我也捏，交换口水的途径是阻断了，“防病”却仍是妄谈。再说，你 在餐馆自用的那一双“私筷”，其实千人尝万人拿，那才是如假包换的“公筷”。嗟夫！多少年了，都是一个锅里抡马勺的，现如今公私交集，身心俱倦，这饭还让不让人吃了？就放下公私义利不谈，欲使“公筷”在“卫生”问题上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公筷本身 首先应给使用者造成一种技术性的陌生感，也就是说，应该有一种在质地、色彩、重量、造型以及手感等各方面均严重异质于“母筷”的公筷，以防公器私用之未然。王力先生这样写道：“相传有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问一个中国人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二十四个人共吃一 桌酒席的事，是真的吗？’那中国人说：‘是真的。’那外国人说：‘菜太远，筷子怎么夹得着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有一种三尺来长的筷子。’那外国人说：‘用那三尺来长的筷子，夹得着是不成问题了，怎么弯得转来把菜送到嘴里去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是互 相帮忙，你夹给我吃，我夹给你吃的啊！’”若不把它当笑话来听，在公筷之推广应用层面，好像也不失为一个相当值得推荐的方案。待我一本本吃将来

“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这句话，原本是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的小妖说的。“一家家”之所以在本文的标题中变成“一本本”，原因与吃名著的风气有关。

所谓“吃名著”，就是把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菜肴做出来给你吃。，吃了；，也吃了。各位看官，我们终于迎来了吃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海峡两岸最近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各自的“金瓶梅宴”，台北的版本，称为“全套金瓶梅 特餐”，菜单上有“宋蕙莲烧猪首”、“蜜汁山药”等等，并伴有“潘金莲卖面，武大郎卖炊饼”的现场秀。山东的版本，由名厨李志刚掌勺，制作菜点１００多道，分为家常小吃宴、四季滋补宴、梵僧斋素宴等６个系列。本想命名为“金瓶梅饮食宴”，据说是“考虑到社 会上对一书有许多偏见”，遂叫了个不伦不类的“明金宴”，即明代金瓶梅宴是也。其实，只要仿效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一次出版的做法，声明此乃删去了１９６１字的“洁本金瓶梅饮食宴”，只做１００００席，仅供处级以上吃喝，“偏见”就会自动 消失。

两岸的金瓶梅吃法，有两个共同之处：第一，忠于原著。像“宋蕙莲猪首”，可参见２３回“……（蕙莲）起身走到大厨灶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剃干净，只用一根长柴禾安在灶里，用一大碗酱油，并茴香大料拌当停当，上下锡鼓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 把个猪头烧得皮脱肉化，香喷喷是五味俱全。”值得一提的是，猪头肉乃潘金莲之最爱，常与女朋友们在赌局上大嚼“蒜泥醮猪头”及“猪头卤面”（见第５２回）。潘金莲和李瓶儿对来旺媳妇的烧猪头手艺，更是赞不绝口，夸她“好手段儿！一根柴，就能把一个猪头烧得 稀烂稀烂”。上述文字在为“金瓶梅宴”的烹制者提供了详实的食谱之外，不知能不能支持“晚明时代的中国环保主义的绿色思想萌芽，关于节省资源”这一论题：烧烂偌大一个猪头，只用了“一根柴”。

第二，以壮阳为卖点。山东版的主打菜“一龙戏二珠汤”，系以驴鞭、圆肉制成，“滋补头脑汤”，则以海参、羊肉、羊肾、当归、花生仁、山药为原料，专事补阳。而在台北中华美食展上推出的“全套金瓶梅特餐”，更有名中医师现场讲授“金瓶梅与美色”以及饮食 壮阳之道。

不过，一涉及到壮阳，“金瓶梅宴”就开始有一点脱离原著，甚至超越原著了。例如“滋补头脑汤”，原是出现在７１回里的早点，全称为“肉丸子馄饨鸡蛋头脑汤”，并不见有海参、羊肉、羊肾、当归等物。小说里的西门庆，在性事上其实更像是一个唯武器论者，吃 的方面，除了比较迷信药物之外，于“补”字上似乎并不怎的用心，所见无非是些“鸡子腰子”、“炖鸽子雏”以及韭菜大蒜罢了。在这方面的刻苦钻研，西门大官人绝对是愧对今人的。

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大都差强人意（最近已有人拿出了的４０集电视剧本）：将以文字描述的吃食强行还原为实物，与其说是对名著的景仰，不如视为在厨房里对文学的梳拢。食风恁歪，名著被一本本吃将来，我相信里那酒池肉林的重 建，已经为期不远。

米饭是我们的主食。然而我们对于主食的态度，至少在饭馆里，正在一天天暧昧起来。广州人是这样干的：高声而挑剔地点菜，喝了汤，然后在上第一道热菜时，顺便而低调地就把米饭给要了。

这还是一般的情况。酒宴有些不同，预定的筵席餐单尾部，通常会用较小的字体写下干、湿两种炒饭（即所谓扬州炒饭和福建炒饭）。而在那些既不算正式宴会，亦非家庭餐聚，更不是三五同事中午上茶楼ＡＡ，总之，就是那些可以被称为“饭局”的场合，米饭出台之 前，常常会出现以下的一幕：做主人的，不好意思问客人要不要米饭，因为这样问会显得小气而阴险，似乎存心要把客人的肚皮草草地塞饱了事；这个要求若是由客人主动提出，同样是不礼貌的，因为这可能暗示着“菜不好”或“菜不够吃”。就这样，双方各怀鬼胎，一直 僵持到席间有一个不晓事的（或是忍不住的）率先喊出“给我一碗白米饭”，马上就会有附和，我也要，我也要，最后，弄得那四顾茫然的服务员只好学班主任请各位同学举手，然后丢下一句“一人一碗”而去，方告皆大欢喜。

伏尔泰说：常识是一种“介于聪明和愚蠢之间”的东西。“说‘这人没有常识’，是一种很厉害的侮辱；说‘这人有常识’，也是一种欺侮，这意味着他并不是很笨，但缺乏天生的智力。”在饭桌上，米饭就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常识。

点菜，我们会说：“替我写几个菜”，用书写以示重视；想要米饭的时候，却说：“叫两碗米饭”，或者干脆作个手势，就像在街上召出租车。米饭是像叫鸡唤狗呼奴才那样被“叫”出来。而北京的饭馆，仍习惯于把“主食”在点菜时一并写好，喜欢“叫”的广州人往 往不能理解。

对于一碗米饭的要求，在黏性、软硬等等主要指标上，往往因人而异，不过其中有一项与护肤品类似的指标，争议却不很大，这就是蒸出来够不够白。然而米饭既白，即被赋予多重贬义，例如“寡”、“斋”以及“白吃”等等。我就吃过在任何意义上均属最“白”的米 饭。那次在哥伦比亚大使馆被留午饭，大使和夫人先是和我们在二楼的正厅里喝了回威士忌，然后，大使轻晃餐桌上那个景泰蓝摇铃，通知厨房上菜。中餐西吃了约四五道菜，最后一道主菜撤下之后，我开始等待甜品，当然没有期望在餐桌上出现里面的那些魔 幻食物，例如吃了以后能使人在照相机前保持两分钟绝对不动的骨髓糖浆，或者喝下去就能平地腾空１２厘米的巧克力浓茶————厨师再次出现时，端来的是满满一大盆比他的制服还白的白米饭。一人一勺，不够再添，请请请。

好在我还依稀记得《浓情朱古力》所记载的那几样拉丁美洲米饭：辣椒大豆米饭以及米饭炒大蕉，就着这些最起码有辣椒和大蕉相伴的想象，勉强吃光了盘子里的“白饭”。心有不甘，于是下楼之前假装去向厨师致意。答称：“按照西班牙传统，米饭算一道菜，此处亦 一向如此。不习惯空口吃白饭的中国工作人员，在撤走最后一道菜之前，会多要一勺留在盘中以备下饭。你没留意吗？”

当肉类碰上滚烫的金属，刹那间便会发出一种蛋白质与金属的混合音响，诉诸文字，是“嘶嘶”或“吱吱”，广东话比较特别，做“”之声。如果要比附于歌喉，周信芳和ＲｏｄＳｔｅｗａｒｄ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我说的不是酷刑，而是铁板烧。这种铁板烧，也不是日本人的Ｔｅｐａｎｙａｋｉ，而是在许多时髦餐馆里常见的那种中西合璧。人们对于铁板烧的兴趣，虽然在潜意识中不排除施虐的兽性冲动，但是大致还是集中于铁板烧上桌时所营造的庆典和仪式的氛围。不过，我 在北京就有过一次另类的铁板烧经历。那是一家不错的饭店，铁板烧端上来时，但见肉汁汨汨，牛肉在热力的作用下颤栗不已，但是声音却没有，犹如一出无声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及至烤肉汁和调味当头浇将上去，期待中的“唧唧复唧唧”并未大作，只有一场浇花般的润物 细无声，那缭绕在半空中的肉香，便兀自有些空灵起来。

餐桌上的主人老徐投箸叹曰：“国内的烹饪水准，看来还是不济。这块黑乎乎的铁板，想来是没有烧烫，铁不烫，肉不能速熟，谈何鲜嫩？久烧则沦为蛮肉一团。想当年，我在纽约开的中国餐馆，也卖铁板烧，那轰然大作的巨响，每每令人、肉俱欢，这是何等景象？” 肉到口中，老徐的眉头上微微一怔，续嚼之，愠色竟然渐去————牛肉向舌头作证：铁板还是烧得够烫的。再嚼之，终于恍然大悟：不是铁板不够烫，而是餐厅太吵，烧肉的音量完全被人声的澎湃所掩盖。

中餐馆里的吵闹一向与中国美食齐名，西餐馆则通常比较安静，也包括老徐在纽约的那一家。与当地的西餐馆相比，其实也是闹的。这倒不是说西人在个性上天生比国人安静，比如交响乐这种“交关（上海方言，指非常）响的音乐”就比“二泉映月”吵闹，更遑论摇滚 。再则，饭前要祷告的西人也比我们要多费一些口舌，额外地制造一些噪音。我们更不妨相信，西餐馆的安静系因西餐的乏味所致，正如在幼年的大卫·科坡菲尔看来，饭前祷告的内容很可能是对菜不好吃的抱怨。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吃饭这件事 ，我还是愿意在一家安静的餐馆里进行，这是对食物和感官的应有的尊重。至于中餐馆里的噪音从何而来，我认为：第一，菜做得太好吃；第二，太难吃；第三，劝菜和布菜；第四，劝酒及猜拳；第五，争先恐后、尔虞我诈的埋单大战。此外，手机普及之后，从１８点至１ ９点，从２０点至２１点，餐厅噪音再添两大高度活跃区间：在第一区间里，声浪来自催促、指引及路面交通状况的真或假的报告；第二个区间，则集中在餐后夜生活去处的讨论和争执。一家中餐馆的屋顶下，有多少根的舌头卷噬着食物，就有同样数量的舌头在喋喋不休地 搅动着空气。“人声鼎沸”这个词，本来就是从食肆里借出的。

铁板烧也就算了。抗战期间，后方紧吃，上海锦江饭店曾包装过一道以音效为卖点的名菜：汤烩炸锅巴————艺名是“轰炸东京”，取的是热汤浇灌热锅巴之巧。现在想来，在那种环境中，所谓“轰炸”当是作大，其现场音效，充其量也只是以无声手枪向东京放了一 弹。

厨房是一个极其险恶的地方，在险恶的意义上，这个地方所独有的熊熊烈火以及各种锋利的刀具，只是一种再恰当不过的背景和道具。

厨房里的厨师，是权力斗争的主角。一般来说，在一家稍具规模的饭店的同一个厨房，厨师总会分成两个派系以上。厨师的派系，通常以出身划分，例如门派、宗师；如果出身相同，则区别以烹饪学校的年次，如果连年次也相当，则可能会取决于勾芡的不同习惯等等细 节。总之，只要有两个大厨，就不怕找不到形成派系的理由。再说得玄一点，如果只剩下一个大厨，他可能也会与自我作不懈之斗争，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这种精神如果用在厨艺的改进上，当然不失为有益于食客的良性斗争。

厨房里的宗派及其战争，系由多种原因所造成。首先，中餐在制作上的复杂，形成了厨房里分工的细致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种环境里，厨房中人难免养成结成帮派以求自保的风俗。其次，厨师们习惯性的“跳槽”，一向具有集体性和突然性，形同一场完全没有过渡 性看守政府的内阁总辞，因此，有经验的饭店老板对此总是防之甚严，平时就注意在厨师里人为地制造派系，以达到分裂厨师队伍之目的，从而避免集体总辞给饭店在经营上造成措手不及。此外，现在厨房里的原材料，像干鲍、鱼翅、元贝、花胶之类，如果货真价实的话， 随时都可能是饭店老板的全副身家性命。是故，为提防那个别手脚不干净的厨师，前者也时常会在厨房里安插坐探，形成互相监督的机制。

尽管在我们的社会阶梯中，厨师算是高收入的专业人士，而且基本上只有“跳槽”而不存在“下岗”，但是其社会地位却未能取得相应的高度，与此同时，这一行业似乎又游离于社会之外，沾染着浓重的江湖气。厨房里的战争和厨师们的“好戏”，其实也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要讲责任的话，这里面有一半是“社会的错”。在“君子远庖厨”的古训之下，今天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非但都没有因吃得满意而亲自向厨师致敬的习惯，在饭店里反而要坐得离厨房越远越好。考究一点的酒楼，上菜时会在菜碟的边沿贴上一张油渍斑斑的字条， 记录着厨师的工号。然而，只有厨师心里明白，这些阿拉伯数字只供投诉而不适用于致敬。至于那开饭店的老板，一门心思只扑在店面的装潢以及咨客小姐旗袍的开衩高度上，反将厨师视为一群不登大雅之堂的幕后工作者。

中餐的出品，本身就有不稳定的特点，除了厨师的技艺，更关乎其心情的好坏。一个厨房里如果尽是满嘴脏话、互穿小鞋、尔虞我诈以及忙于秘密交换“跳槽”消息的厨师，吃到我们嘴里的滋味，也就可想而知。在古代，治庖和治国之道是相提并论的，“调和鼎鼐”曾 是主持国政的代称，“济五味，和五声”则用来比喻处理社会和人事矛盾的原则。今天，谁要是对厨师提出这样的要求，无疑会被人毫不犹豫地从饭店里扔到街上。作为食客，我惟有衷心地期望，那个正在为我炒菜的厨师，半小时之前刚刚完成了一场成功的权力斗争。

粤菜高烧既退，现在，闪着油亮登场的，轮也轮到了上海菜。

粤菜的走红，在于其独特；上海菜能在京、穗这些美食荟萃的都会里领导潮流，世风所向之外，却得之于性情上的随和。随和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平易近人”或“调和”，也不妨套用沪上流行语————“捣浆糊”。今天端到你面前的上海菜，正是在一部“激荡的百 年史”里面被不紧不慢地“捣”出来的。

上海开埠之前，沾染着淮扬风情的徽菜就已随徽商自扬州抢滩，并且大行其道。据逯耀东教授考证，抗战前，徽菜在上海已“通衢皆是”，竟有５００多家。今天上海馆子里所见的招牌菜，如炒鳝背、炒划水等等，皆为徽菜遗韵。而在光绪初年入沪的淮扬佳肴，也为上 海菜谱供献了醋溜鲫鱼、红烧狮子头、煮面筋、镇江肴肉、松仁鱼米等看家菜。北伐时期，川味随着国民革命军中大量的川人攻陷上海，及至抗战胜利，川菜也在沪上改头换面，依附于淮扬而盛行。如今的沪菜名店“绿杨春”和“梅龙镇”，当年均因沾上辣味而红极一时。 至于在当代沪菜烹饪上被奉入庙堂的锦江饭店，也始终未脱其“川扬合流”的本色。

性格上的随和，泰半与成不了系统有关。然而今天市面上的上海馆子，却时兴以“本帮菜”自称。字面上，又“本”又“帮”的，似乎在强调着派系和地方色彩。其实，最初这只是上海土著居民面对外来菜系、如苏帮、徽帮而相对于本地风味的一种说法而已。在漫长的 融汇过程中，“本帮菜”早已是面目全非，只留下一个不屈不挠的遗传基因————浓油赤酱。所谓浓油赤酱，乃指上海菜油重味浓的特征。在乡泊鳝糊、油爆河虾、油酱毛蟹、锅烧河鳗、红烧圈子、九转肥肠等这些上海菜馆的必备菜肴上，浓油赤酱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我家的旧邻居，是来自青浦县的正宗上海人。他家婆婆烧菜，有一个规定动作：一手执糖罐，一手执酱油瓶，双管齐下，咸甜并重，不亦乐乎。当酱油遇上白糖————张爱玲就是在浓油赤酱的滋养中煨熟了上海。张爱玲自认“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和烂的”，胡 兰成在中也说张喜食“油腻熟烂之物”。在一份私人菜谱中，她这样录了一味“红烧划水”：“青鱼尾巴二条，青鱼头一个，菱粉３／４杯，四两，酒二汤匙，酱油半杯，糖二茶匙，盐一茶匙，火腿数片，葱、姜……在热油锅内煎炸一透，捞起。另起油锅，倒 入油五六汤匙……”

当今的健康饮食观念，显然已无法接受油、糖的这种大手笔投放，这也正是“新派上海菜”近年来刻意要革除的弊端。时尚的吃客，即使性嗜浓郁，人前却一概以追求清淡自诩。这样下去，上海菜唯一的那点个性，只怕会磨灭殆尽，上海的浓油赤酱，从此将消逝在一场 虚构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之中。

正文 -4

断断续续地，“写食主义”写了半年有多，这期间，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吃喝。所以饭局之上，就有饕友以读者的名义，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惜乎我当时专注于进食，故基本上都是以含糊其辞来搪塞过关。

对于写食文字的异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在饮食上的多种不同境界。真吃的动机，是饿，是馋，满足由外而内；写吃的动机，是找饿，找馋，满足从内向外。饱暖而思淫欲，教你看到吃饱了以后仍未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性之可悲，饱暖而思作文，即是吃完了还要写给你 看的这种，是因为在吃过之后，精神上尚有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从高雅上讲，叫苦闷的象征；往通俗里说，就是吃饱了撑的，属于一种“吃后”的精神活动，其与“吃前”和“在吃”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我们知道，哪怕只是在字面上，凡有“后”的，都比无“ 后”的更富争议。

即使是同一碟菜肴，也难以避免众口难调的麻烦。《中庸》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此话说得既武断又傲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除先天缺陷，抑或由重感冒引起的暂时味觉失灵之外，凡进食则必能知其味。区别仅在于每一个个人，每一条个别的舌 头对味觉的感受和记忆。本栏旨在调动一切可供动用的文字资源来唤醒这种记忆，回忆一旦触发，味觉的盛宴即在每个人的心中按不同的方式上菜，同时也是文字的退席之时。

人们往往热衷于研究色情文学与性犯罪之间的因果，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文字与味觉之间的关联，实在令人扼腕。

按照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看法，味觉这东西，足以唤醒回忆来消解现实的乏味，抵抗时光流逝带来的焦虑。序章里关于“小马德兰点心”的著名段落形容道：“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 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

你看，夸大其辞是写食的常用伎俩，而一个经验不足有自知之明的厨师，调味时则通常偏淡，以留下补救的余地，上菜的顺序亦是如此。由此可见烹饪、饮食之道与写作之大异。如果把约会比之于进食，那么写食就是写给食物的情书。我怀疑，凡干过这种勾当，又敢发 毒誓保证从未在情书里夸大过对自己对对方的观感者，究竟能有几人。

煲，是广东人常用炊具之一，也是锅的泛指。８０年代粤菜风靡一时，煲和煲出来的菜也成各地餐桌上的新贵。如今，粤菜在广东以外的地区已盛极而衰，空余这孤零零的煲字，残留在齿颊之间聊供回味。

普通话和广东话，都把“煲”字读第一声，台湾国语读第四声，而在京、沪等曾经煲踪处处的城市里，却都喜欢读成第三声。读“煲”的不同声调造成了不同的感觉，犹如进食各地之“煲菜”。阴平者读来一往无前，其声如包容之“包”，一如粤菜当年席卷全国之势； 去声者则略显生硬或一意孤行，有一种动作上的不安，令人想到“爆破”、“熊抱”之类。读上声则觉苟且，似带委曲求全之意。

去声和上声地区，还常常将煲与砂锅混为一谈。胡静如先生指出：质材上，砂锅是陶器中的土胚，煲则是瓦胚，两者耐火程度不一，因此烧出来的菜，也就不同。砂锅不宜烈火，所以苏扬菜，像砂锅狮子头，砂锅鱼头，砂锅菜心，多是文火细炖；煲可受烈火，吃法就比 较多。

说穿了，无非是瓦锅一个。然而记忆中似乎未觉当年有不喜欢粤菜所散发的那种暴发户气息之高洁雅士以“瓦釜雷鸣”痛鄙之，于今真个是追悔莫及。

煲作动词时，各种词曲均认为系指用文火煮食。其实，煲可以承受文火，亦可以武火攻之，端视煲内的不同材料而定，有一点像广东人的性格。如果要强调煲和砂锅的差异，承受烈火要算是煲的强项，如此方能把煲中食物的滋味强“逼”出来，以收“爽脆”之效，就像 酷刑逼供。只有在煲粥或煲汤的意义上，这个词才被用来形容一种缓慢的、需要耐心而且近乎于无聊的长时间活动。“煲电话粥”就是长时间的通电话，并且在电话中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如果你无意中听到有人在说“煲网”，相信多半是与ＢＢＳ有关。此外，广东人还 以“煲”（砸锅）喻恋人或夫妻的分手，就是北方人讲的“吹了”；“箍煲”，系指男女任何一方为重修旧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煲的误读曾经长期导致了外地厨师的画虎不成。“宝来宝去”之间，另一句广东俗俚“埋单”也被同案处理为“买单”。一个广东客人在北京的一家粤菜馆内艰难地对付了一或两个“宝”之后，他会自作聪明地操着刚刚学会的京片子说：“小姐，麻烦您————结…… 结账。”

来自长城脚下或牡丹江畔的伊语带鄙夷：“先生，你是说要买单吗？”

关于“老火汤”可能致癌的报道，似乎并不足以唤起广东人对汤的“重新认识”。比较起来，“重新认识西方价值观念”算是简单易行，而要让广东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碗汤，难度恐怕会相当的大。

对于绝大部分的广东喝汤人来说，对汤的认识只有“加深”，而根本不存在甚么“重新”：汤是广东饮食文化的全部底蕴，更是粤省男女老少们日常生活的幸福源泉。连续数日脱离了汤汤水水，轻度的会导致虚火上升、消化不良、口臭、以及面目可憎，严重的则可能会 影响到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

对老火汤的信仰，是以情感和理智来共同维系的。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故入粤者，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理智上，粤人深信汤药同源，若缺了汤水的持续灌溉和调理，难免百病缠身。此外，炎热的天气大坏胃口，以致进 食减少，营养不足。是故必需输入液态食物，以起滋补之功效。在操作上，即是将干鲜瓜果菜蔬、鱼肉鸡鸭搭配以药材，对节令、温度、湿度及喝汤者的脸色、气血作一番望闻切问，选出一个天人感应的配方，浇上哺育了世世代代粤人的珠江之水，将满煲原料之精华以文火 熬出，毕其功于一汤。

要煮出一煲上好的老火汤，时间和耐心绝不可省略。一般来说，标准的熬制时间大约相当于两场正式足球比赛（最好包括中场休息）的长度。在这一过程中，听听水，看看火，瞄瞄钟，等着喝汤人敲响家门————与汤有关的感情，便开始由此滋生，且不足与外人所道 。至于汤到喝时的那种滋润、那种满足和那种幸福，不用说全都写在脸上。地道的喝法，是不用汤匙的，因此，汤碗掩面之际，温情一波一波地全从眼睛里满溢开来。说到汤，广东人想到的首先是家、阿妈和老婆，然后才是滋补、清润、营养及其他。汤是女性化的，一个广 东人的母亲，一生都是用汤来维系著家庭中最温馨、最私密的情感。如果你不理解这一点，一汤之隔，在品味粤菜的精神境界上，就永远不能到达彼岸。

外省人不能习惯的，除了那些可疑的原料，还有一个次序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在政策上的先走一步可以理解，说到饭桌上广东人那“执汤先行”的开局，未免使一个外省人方寸大乱，一席生猛海鲜吃进肚子，感觉总是不太对路。在外省，汤是余兴的；在广东，汤 在筵席上是序幕，是动员。饭前喝汤有助消化，餐后喝汤易使胃功能失调之说在医学上早成定案，然而外省人鲜有从之者，犹如粤人之不能接受老火汤致癌。

法王路易十四的御厨路易斯·古易在其《汤谱》中有名言传世：“餐桌上是离不开汤的，菜肴再多，没有汤犹如餐桌上没有女主人。”换了广东人，也许会一致地认为：“没有了汤，犹如餐桌上只见女主人而没有了菜肴。”

六月天，在“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街头埋头于另一个较小的火炉——麻辣火锅，是一件能教你记一辈子的事。现在，只要到广州环市东路的“川国演义”，直奔三楼，立刻就可以将这段记忆重温一回。

四川人弄给广州人吃的麻辣火锅，是改良过的。重庆的那一种，是把一口大锅放射状地均分为多格，像广东客家人建的围屋，吃时一人占据一格，在那一锅深不见底兼经年不换的厚重老汤里打捞垂钓。搬到广州来的火锅，除了不再使用老汤，而且采取了一项分流措施， 即在锅的中央筑起一道峻峭的Ｓ型金属大坝，把麻辣汤底和清汤底分隔开来，上桌时，辣汤和清汤阴阳相抱，端的是太极图一“锅”。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有不辣”，其实比全辣的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壁之 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的江南春水一池，被吹皱的那一种；一路吃来，这种景象也愈发怪异，但见一边是徐志摩的康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熔岩；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峻急，一边是庄周的随便。你手提双箸，倒吸 冷气，在地狱和天堂的岸边来回游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多么想高呼它几句口号啊。

及至杯盘狼藉，醉眼蒙，再来看那锅中残局，却是高峡犹在，一度泾渭分明的辣汤和清汤，早已血肉模糊地做了一处，值此层“汤”尽染，满江皆红，正是高呼“埋单”的大好时机。

所谓有辣，是从舌尖弥漫至口腔的刺激；麻者，则冲击到人的神经系统。这是一般川菜通常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受。然而，麻辣火锅教会你的是，辣外有更辣，局部麻醉之后更有全身麻醉。说烟香型，陈皮型，怪味型，家常型，夸什么“一菜一格，百菜百味”，麻辣火锅 一端上来，那种酣畅和通透，那种被麻痹后的明澈，将所有的川菜味形乃至记忆中一切的珍馐百味予以全盘否定，剩下唯有大彻大悟、五味皆空的境界。

纪伯伦（可能也是一名嗜辣者）说：“美将我们俘虏，但更美却将我们释放。”吃过麻辣火锅，你就可以说：“辣将我们俘虏，但麻却将我们释放。”事实上，每一次在麻辣火锅店里的体验，都是味觉和神经被七擒七纵及其出生入死的历险。

见胖，经济舱的座位也见勉强。有时安全带竟也经济到无法扣上的程度。至于被空姐们称为“小桌板”的那个平面，总是放到半路就顶到肚子，再也无法摆平。为免尴尬，只好一上机就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缺乏食欲的表情，事态也就这样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

一生气，我坐头等舱。头等舱的座位，两人一排，舒坦宽大，像电影院的情侣座。升空后，将“小桌板”从左边的扶手里抽出，前后调整一番，肚皮与桌子的边缘之间，绝对游刃有余。接着，就见空姐忙了起来，铺好浆过的雪白桌布，摆上全套的银制刀叉，擦擦手，抹 抹脸，先来杯餐前酒，看看今天的开胃菜……嗯，大虾鸡尾酒，不错的开始。头盘嘛，鹅肝，烟三文鱼卷，鱼子酱，算是中规中矩。主菜，有三种选择，鸡、鱼或牛肉。就要牛肉好了。谢谢，不客气。

在北京至香港的国航头等舱里，有一次主菜的选择还包括烤鸭。尽管面饼咬起来有些发“艮”，皮、肉也没有分上，我还是一口气连尽两份。两万英尺高度，六百英哩时速之下的这只北京烤鸭，赶跑了味觉记忆中所有的鸭子。

这儿有三种乳酪，荷兰、英国、意大利。要些葡萄吗？甜点马上就到。

还要红酒吗？谢谢，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雪茄盒……对不起，这是玩笑。

吃喝如仪，我们飞越了黄河，飞越了长江。将近三个小时的航程，刚好与一顿丰盛晚宴所需的时间相若。区别在于，地面上的酒足饭饱之后，无非就想活动活动，而在飞机上，你又能干什么呢？唯一的活动就是上厕所，不过回到座位之后，却发现自己仍然以厕所里的同 样姿势，坐着，嗷嗷待哺。搞点什么活动好呢？亲爱的，让我们遭遇一些气流吧……

胡思乱想中，空姐又天使般飘然而至，伊悄无声息地放下舷窗，一片甜蜜的黑暗顿时充满了座舱也充盈了胃部。然后，同样悄无声息地，一袭近乎无限透明的深蓝色的毛毯，温柔地覆盖于身上。还能怎么样呢？睡吧，你竟忘记了饱暖之后，还有这样一种美好而无益的活 动。

有两件事我敢向你保证：一，头等舱的餐饮连服务，肯定值回票价（国际航线通常比内陆航线要好得多）；二，这样吃下去，很快就会发现，下一次可能要预订双份的头等机票。事态于是也就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严峻。

广东人看了２０年香港电视，渐渐看出了门道。最近，有观众撰文，对香港电视剧中的吃饭问题提出质疑：为什么，早餐总是油条白粥加豆浆？为什么，西餐言必称牛排？为什么，午饭不见上茶楼？为什么，竟把乳鸽当夜宵？

各位观众，首先，是事实的第一个层面：油条白粥加豆浆，是最受港人欢迎的、最普遍的早餐。当然，作为一个华洋杂处的社会，“西早”也不乏食客。就大部分普通人家的家庭早餐而言，油条白粥加豆浆，是绝对真实的写照。至于令广州观众“愕然”的乳鸽宵夜，也 不算杜撰。在这个不夜城的凌晨两三点钟，铜锣湾或尖沙嘴这些“蒲点”（夜生活集中地），别说什么乳鸽，吃龙虾、吃鲍鱼、吃日本料理的也大有人在。就像《真情》里的那一家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动不动就声称要拿燕窝来。

接下来，是事实的另一个层面，有点“唔好意思（粤语，不好意思之意）”的那种：为什么广州观众会有“在电视镜头上看不到那种令人垂涎三尺的场面”的疑问？其实，这不是因“编剧偷懒”、导演“黔驴技穷”而让“香港人的口味显得弱智又可笑”。说穿了，这是 因为出钱拍电视剧的那个资本家不让你看到。港剧绝大部分在厂内摄制而非实景，资本家赔不起那钱和时间，更不可能有一班中、西、点心厨师跟在现场伺候。与吃有关的场面，严格遵守着“应悭则悭”（能省则省）的原则，除非是专门讲吃讲喝的剧集，像ＴＶＢ的《金玉 满堂》。在亚视的《纵横四海》中，巨富千金田蕊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谭耀文哄到马尔代夫，风雨对床之夜，两人在旅馆里开的竟是一支国产的“长城红”。当然，“长城红”虽然是低价货品，但味道也还不错。不过，这样的细节同样是足以令广州观众“愕然”的，老实 说，能开“长城红”而不用袋泡红茶替代，已经算是很想得开，很豁出去，很对得起观众的了。我甚至怀疑，石修、陶大宇嘴上叼着的那口雪茄，八成是菲律宾货，总之是与角色身分不相衬的东西。因此，若见到剧中人物真的在嚼一份牛排，不用说这次肯定是大制作。在大 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见到的是一人作吃状，另一人翩然而至：“唔该，俾我一杯咖啡（请给我一杯咖啡）。”

观摩一下国内同行制作的吃喝场面，头上顶着“美食天堂”光环的香港电视人是要汗颜的；同样道理，看惯了国产电视剧，再看港剧的吃喝，也需要一定的心理和生理承受能力。回头再来看看日剧里那些千娇百媚的孩子们以泡面度日，广州观众大概就更“不能答应”了 。

在桑拿浴室里碰上个把醉鬼，并不让人吃惊；要是在那一片白茫茫的云雾缭绕中赫然见到一种烂醉如泥的动物，比如虾，情景则堪称魔幻。

新派上海菜馆“鲜墙房传菜”，以创新海派菜式闻名沪上。最为食客们津津长乐道的，就是他家的那一味“桑拿虾”。烹制其实并不复杂——至少比桑拿浴要简单得多：砂锅里铺上鹅卵石一堆，把锅连石头烧热，活生生的河虾，以高度的白酒（常用的是高粱酒）浸至酩 酊大醉之后，倾倒在锅内的石头上烹熟。

由于白酒甚“抢”，因此，只要能够保证虾的品质，“桑拿虾”的滋味，吃起来与常见的“火焰虾”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道菜之所以受欢迎并成为招牌，要害乃在于它营造了某种氛围。当醉倒的虾们奋不顾身地入锅内，说时迟，那时快，“唰”的一声，像一场实验室 里的模拟核爆，又像一个流行歌星的出场仪式，刹那间一团带著酒气的白雾自滚烫的石头上窜起，随即升腾至半空，弥漫了半壁餐桌。这个“决定性的瞬间”，在餐桌上往往能博得一片喝彩。谈笑之间，砂锅里的那一场“四海翻腾云水怒”已是云散雨收。起筷，起筷，还等 什么？

有人说，在杭州“楼外楼”或者其它临湖的饭馆品吃到风味绝佳的“龙井虾仁”，感觉就像舌尖抵到了苏堤。相比之下，“桑拿虾”则让人觉得一头扎进了桑拿浴室。对于常常在酒后光顾桑拿浴的客人来说，“桑拿虾”带来的刺激不仅只限于口舌，很可能是通体的，其 对于这道菜的感受也肯定异于常人。我的一位有这种习惯的饕友，就曾不无遗憾地评论道：“‘桑拿’之后，要是服务生能逐只逐只地给虾做一番全身按摩，虾肉会更加地爽滑，这道菜至少也能卖贵一倍。”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能够头脑清醒，满怀喜悦地沐浴着晨光，安坐在一张不大不小的桌前————吃我的早餐。这是十年来一直未曾放弃的一个梦想。换句话，除了坐飞机，在地面上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正经吃过一顿早餐了。

据一份杂志的调查发现，近一半广州人长期不吃早餐。关于吃早餐的种种好处，医生和营养学家们已经说了很多。不过，每一个不吃早餐的人，也有各自的理由，最常见的，就是忙。其余的原因，我认为乃有以下三种：

一、不好吃。因含丰富纤维而时髦的全麦包、粟米片、燕麦片之类，不对胃口；那对胃口的粥、油条以及肠粉之流，因为利薄而早就绝迹于街头。少数坚持早起卖早餐给我们的，尝尝你就知道，这种烂玩艺，只有自己也不吃早餐的人才做得出来。

二、吃不吃得成早餐，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对早晨的看法。与父母住一起的时候，因为有人真诚地希望我们快高长大，不愿放弃第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这顿早餐，就有人替我们悉心安排。离家出走之后，醒来不见早餐，有助于为异乡的每一个早晨添上了种飘泊的 感觉，从此，审美地把早餐戒了。一直要等到成家以后的某一天，从产院里抱回一个人来，并且真诚地希望这个人快高长大（特别是在早上），到这个时候，才会顺便地替自己会重新拾回失落已久的那种早上的充实感。

第三，必须在被大多数人公认为“早上”的时段里起床，否则，餐是有的，不过是午餐。

不管你吃不吃，有些人吃得还是有滋有味的。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孔子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夫妇随母进京向慈禧太后贺寿，向慈禧送上早膳一桌，食单内容如下：

海碗菜四品：八仙鸭子、锅烧鲤鱼。

中碗菜四品：清蒸白木耳、葫芦大吉翅子、寿字鸭羹、黄焖鱼骨。

大碗菜四品：燕窝万字金银鸭块、燕窝寿字红白鸭丝、燕窝无字三鲜鸭丝、燕窝疆字口蘑肥鸡。

碟菜六品：桂花翅子、炒茭白、芽韭炒肉、烹鲜虾、蜜制金腿、炒黄瓜酱。

片盘二品：挂炉猎、挂炉鸭。

蒸食四盘：炉食四盘、猪食四盘、羊食四盘。

饽饽四品：寿字油糕、寿字木樨糕、百寿桃、如意卷。

燕窝八仙汤、鸡丝卤面。

看了这个菜单，我更不想吃早餐了。这个老不死的，抢在我们问世之前，就提前吃光了我们一生的早餐。

春暖花开，原本不是谈蟹的时节，甚至连想也不该去想。忽然不合时宜地动了蟹念，缘于一则与大闸蟹有关的消息。

——由于中国河蟹在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大量繁殖，对当地的鱼类资源和水利系统造成破坏，甚至威胁到防洪堤坝，州渔猎局遂下令对这些外来生物实行格杀勿论。成千上万的螃蟹，就这样在轧路机的巨轮下被碾成了蟹酱。

中国河蟹的学名是“中华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河蟹中的佼佼者，即俗称的“大闸蟹”。八十年代中期，便有大闸蟹输入美国市场，其后当地环保部门以保护本土生态而禁止。加州当局目前所穷于对付的，是禁令实施前后运输或零售过 程中的逃亡之蟹及其ＡＢＣ后代。此前，欧洲的赛纳河与莱茵河也发现了大量的蟹踪，此乃中国旅客入境时携入，遭海关没收后再投河放生的结果。

法律是一回事，好不好吃以及会不会吃又是另一回事。由于长江口天然产卵场的生态环境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恶化，亲蟹遭到滥捕致使蟹苗大减，大闸蟹的身价直线上升。尽管近年来人工繁殖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大闸蟹产量持续回升而且价格稳中有降，惜乎蟹苗品质 大坏，在国内吃到良种大闸的机会睽违已久。出口蟹则多半是上品，甚至可能是已近绝版的洋澄湖纯种。这老美，竟然用我们销毁翻版光碟的手段，来涂炭那“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的美味，真是暴殄天物，大大地作孽。

老外也不是不吃蟹，只是老外的吃蟹，至今依然停留在“大块吃肉”的初级阶级，一味地注重肉头，强调肉感，例如美国流行的阿拉斯加巨蟹，全然不能领会大闸蟹这一“小鲜”的微妙意境。

自３０年代停泊在黄浦江的德国商船把蟹苗带到莱茵河、波罗的海以及泰晤士河水域以来，中国蟹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海外游蟹家族。我们唯有希望老外能幡然悔悟，捐弃前嫌，让侨蟹们能充分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主流口味。

第一次读到“鱼翅”这个词，竟然是在鲁迅《拿来主义》文中：“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示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拿来主义”没弄懂，“鱼翅”二字，倒是在饥饿时代里给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望有朝一日能“拿来”一吃。

作为满汉全席上的“海八珍”之一，翅馔是中华料理的巅峰之作，也一直是富贵的象征。在海鲜卖价无比“生猛”、“渔利”这个词分外生动的今天，鱼翅是我认为唯一值得在餐馆里引颈待宰的东西。炮制鱼翅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说：“鱼翅难烂，须煮 两日，才能摧刚为柔。”在此之前，需经过浸水、焖煮、除异味、去枯骨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而在“摧刚为柔’的漫长过程中，要加入老鸡、金华火腿、陈皮、瘦肉等物陪炖。即使在工业化的厨房里，一个负责任的厨师要煮出一道及格的鱼翅，至少也要花上五、六个小时 。赔不起的时间和心思，就花钱从饭店买回来，也不能说不公道。

鱼翅价格的增值，在于其后期制作。在鱼翅产地之一的马达加斯加集市上，土著居民出售的新鲜鱼翅，每公斤才几块美元。不少人会恨恨地说：“那种像粉丝一样的东西。”当然，也有另一些人在点菜之前会嘟哝道：“先来一碗翅漱漱口。”一份财经杂志曾做过统计， 香港十年来鱼翅进口量的增减，与恒生指数曲线之起伏大体上是一致的。

港产片《满汉全席》里，一位美食评审说：“鱼翅带腥，吃起来有一种原始和血腥的味道。”这种“血腥”的味道，一半与价钱有关。前几年，香港公众泳滩的海面发生鲨鱼噬人惨案，有泳客在现场被电视台记者问道：“怕不怕鲨鱼？”泳客悻悻然答曰：“怕，当然怕 ，而且任何时候都怕。在海里，怕被它吃了；在餐馆里，又怕吃它不起！”

中国人有兔年，老外没有，但是中国人和老外都懂得吃兔子。

吾人是吃兔的始创者，在个别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有兔的化石。早在先秦时代，兔肉就进入体制内的餐单。《礼记·内则》所记周天子食单中，兔子在“膳”类的第五行内，与雉、鹑等并列为王室野味。此外，那时候还流行用兔子制成的调味酱。记载女墓主随葬品 清单的马王堆汉墓竹简，亦见以兔等十一品野味制成的腌肉。其他的制法，还有列入《齐民要术》“五味腊”之一的腊兔，《纂异记》里的“兔头羹”，等等。香港的美食作家何国道先生（杜杜）在《中外兔肉食谱之比较》一文中认为“中国人一向以来似乎没有甚么吃兔子 的传统”，大概是弄错了。

老外的烹兔技术也不赖，其中又以法国最佳。《山居岁月》和《恋恋山城》的作者彼得·梅尔，垂涎三尺地提到过兔子馅饼、红酒洋葱烧野兔以及“搀和着兔血的浓醇肉汁”的香料芥末烤野兔。普鲁斯特在巨著中，甚至还抄下一则焖野兔肉的制法。此 外，科西嘉名馔“鲜浓蕃茄洋葱炖肉”（Ｓｔｕｆａｔｕ），以兔子、鹌鹑、鹧鸪为主料，佐以蕃茄、洋葱、羊乳酪、白酒烂炖，最后在一个暖烘烘的大陶土罐中，先铺一层肉，再堆一层意大利宽面条，就这样一层肉一层面，砌满四层方才上桌。

吃兔的传统在广州从未中断。过去，在从化、增城以及鹿鸣酒家，兔子在秋冬野味餐单上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传统的做法，不外红烧或药材清炖。在眼下“一切交给火锅安排”的食风下，兔肉“边炉”开始流行。我在西关的一家小店里打过几次野兔边炉，与普罗旺斯的 浓郁相比，另有一番清甜。只是一锅兔肉里头，非要弄上几条胡萝卜，让一桌假仁假义者哭笑不得：下车时，在店门外就见到铁笼里有只白兔乖乖，正“哨”（粤语，指门牙前突）着门牙，抱着半截胡萝卜细啃。这无聊的店家，硬是要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动物”，端的 欺兔太甚。

“为了满足羊城人民的美食需求”——这是典型的国企用语。不过，要是被羊肉的“热气”吓得退避三舍，只能在气温足够低的寒夜，沉浸于羊腩煲之类的可怜享受，把对羊肉的正当“需求”变成偶一为之的偷欢，倒也真是浪得了“羊城人”的虚名。

上述“国企用语”摘自北京“东来顺”广州分店的宣传单张。当然，用语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用料。像“东来顺”这种老老实实的国企，用料总是比用语要好得多。涮羊肉其实很简单，无非选料精，切片薄。“东来顺”的肉料，取自内蒙古锡盟十四个月大的小尾黑头绵 羊，最适宜于“涮”。过去以人手切肉，对谁家师傅的刀工还有些讲究，现在一概改用机器，每五百克可以切出一百片，比人手切的还薄。因此，北京好吃的涮羊肉，不独姓“东’一家。只是这“居”那“居”的，无不人山人海，头顶上火炉乱飞，脚底下油腻横流。在这个 意义上，广州的“东来顺”超过了它在北京的总店。

“东来顺”在广州的任务颇为艰巨，在满足“羊城人民对美食的需求”之前，首先要就这两个问题说服羊城人民：一、羊肉久炖，鲜味殆尽，因此以“涮”食为上。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说：“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 亦然。羊膻而鱼腥，二者鲜食之则美，故字以鱼羊为鲜。”故“涮”者，无非取其鲜也。

第二，用“东来顺”广州分店的话来说：“南方甚至有一些人存有吃羊肉‘上火’的错误认识。珠江一带夏季酷暑潮湿，冬季阴冷，风湿病，脊椎病等易于发生，所以南方不论冬季和夏季，适时多食羊肉，可以祛暑气，避寒冷……增强抗病能力，百利而无一害。”

明白“字以鱼羊为鲜”不难，至于“夏天吃羊肉可以祛暑气”的“正确观念”，广东人是打死也不肯接受的。此外，由于不接受电话订座（贵宾房除外），晚去的只好像一群羊那样挤在狭窄的电梯口干等，不管是南人还是北人，都没有办法不“上火”。

在北京的古玩圈里，老艾以玩得“葛”而著称。套用古玩行话，叫做“杂项”或曰“另类”。

比方说，别人玩鼎，老艾也玩鼎——不过，老艾随手从床底下拉出个四足青铜方鼎，里面偏偏就隆起着那么一堆坚硬而细的小骨骼，鸡不像鸡，鸭不像鸭。老艾说，八成是只鹌鹑。

老艾不是随便说说的。根据王仁湘教授考证，鹌鹑自上古就已入馔，后来便成了满汉全席上的“禽八珍”之一，谢讽《清异录》所记载隋炀帝食谱，见“香翠鹑羹”一道，里也提到过“糟鹌鹑”。中医相信，鹌鹑肉性平味甘，而民间则把鹌鹑称为“动物人参 ”，用以治疗小儿疳积和腰膝酸痛，鹌鹑蛋也被视为病后和产后的补品。

至于鼎，就是早期的锅，在闽南方言里，锅就叫鼎。当然，那时能用铜鼎这一国家之典器来炊煮的，基本上非富则贵。

老艾抚摸着那堆骸骨：“当时，这里头很可能正烂煮着一鼎美味的鹑羹。问题是，有人把汤喝完了，还来不及把剩下的骨头处理掉，就出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

老艾站起来，指点着他那一屋子宝贝：“干脆，找个好天，往鼎里加上两大碗水，重新炖出一锅鹌鹑汤来。然后，把那张明代方桌在院子里一支，摆上条凳，把鼎放在桌子中间，这仰韶早期的红地黑彩陶碗，盛上点儿葱姜大蒜；喝酒，就用北宋定窑的黑釉大海碗，这碗 ，武松喝完酒一抹嘴就摔，喝一碗摔一个，眼都不眨。那对钧窑盆子，月白风清，盛汤最合适不过，你我一人一个；乾隆年的那俩官窑描金小碟，忒俗气，就搁点子酱油调料罢。喝过汤，吃罢酒，咱们就饮饮茶，漱漱口，将就点儿，就用成化年胎白瓷盖碗，罢了。”

我拍拍老艾的肚子：“还记得您是哪朝哪代的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艾笑眯眯地说。

正文 -5

几年前，鉴于国人配餐不科学、膳食不平均的饮食习惯，营养学界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吃鱼的孩童更聪明，吃鱼的女士更漂亮，吃鱼的先生更健壮，吃鱼的民族更兴旺”。

鱼我所欲也，聪明漂亮健壮，亦我所欲也，但是把吃鱼提高到民族兴旺的高度，人和鱼都会吃不消。此种理论，很有可能是拿来了日本的经验。世界上数日本人最爱吃鱼，不过这基本上是一个习惯和资源上的问题。寻常人家，基本离不开紫菜与米饭，也不是男女老少天 天都坚守着民族兴旺的信念在那里加油地吃鱼。而在大部分欧陆国家的食单上，鱼腥也永远不敌肉膻。英国人倒是对“Ｆｉｓｈ＆ｃｈｉｐｓ”情有独钟，但是站在流行的营养学观点，鱼经过深炸之后，这种中文叫做“炸鱼薯条”的东西里所含有的“兴旺”要素，早已 被炸了个稀巴烂烂。真打从三代查起，只有北欧人从维京传统中继承了进食生鱼的嗜好，然而民族是否因此而兴旺，证据还是不足，女子漂亮却是真的。至于美国的吃食，不提也罢，而且在我看来，全美最“兴旺”的民族，倒是我们的华人同胞。

“吃鱼运动”有没有改变我们的民族，当然不好妄下结论，不过近海渔业资源的加速衰竭，海鲜价格的日益“兴旺”，却是近年来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东南沿海一带家常得不能再家常的大黄鱼为例，过去曾是几块钱一斤的贱价鱼，如今在市场上已飚升每斤三百多元，而 且可遇不可求。在上海梅龙镇酒家，我就吃过一条价值近千元的大黄鱼，那被冻得硬生生的乖乖，居然要在经理的监护之下，由厨师长抱上前来让大家验明正身，实在是冤孽。

这样搞法，不是我们吃鱼，而是被鱼吃。当然，倘若有一天鱼吃光了我们的愚蠢思想，说不定倒真是有助于本民族的进一步兴旺。

国外有一份调查报告说，令人愉快且增进食欲的颜色，以绿色为首，其次为黄、橙、红、白。尽管我不知道被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是否包括一定比例的有色人种，不过整体上还是蛮有道理的，譬如绿色令人想到新鲜蔬菜，橙色想到水果，红色想到牛肉，黄色想到粟米和牛 油（想到麦当劳亦属正常），白色想到米饭、面包、牛奶等。

鉴于一些排行活动近期在中国之名声不佳，上述报告看来也很无聊。事实上，所谓增进食欲的颜色，就是一切符合进食者对即将被吃下之食物的应有颜色的预期和想像的颜色。换言之，绿色的米饭就令人不悦。愉快的食色应该是天然而主动的，就像蔬菜的生食，最多也 只能是半推半就，例如烹调的交互结果，而不可强暴以染色剂。

对某一种特定颜色的偏执，同样具有染色剂的暴力品质。前几年，绿色食品当道，舆论攻势之猛烈，直教人觉得自己从生下来以后好像就没有吃过青菜。这个问题还没想通，食品界的主流话语却由绿转黑。据营养学家说，天然食物的营养与它们的颜色休戚相关，其营养 价值的排列顺序为：黑色最佳，其次为红、黄、白。

“黑色食品”的市场策略，无非是请古代老中医挂牌，如李时珍；宣称皇室爱吃，把皇帝拉下水；请外援，指出此事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如火如荼。中医的确有“逢黑必补”之说，不过科学论据不足，再说“滋补”和“营养”也未必是同一概念。至于发生在外国的“吃黑 运动”，却是闻所未闻，即使确有此事，但考虑到每一次被搬来做“托儿”的老外通通都是白人，故而对“逢黑必补”一事宁可存疑。

不过，就商业运作而言，“黑色食品”的市场策略也并非完全地了无新意。黑色固有的神秘力量，会使人在暗示之下相信具有这种颜色的食品比较滋补。事实上，黑色的暗示符号无处不在，黑发比白发更具青春活力，黑牌的苏格兰威士忌比红牌高级，即使是全人类共同 崇拜的金色也不能与黑色抗衡。最近，美国运通卡公司（ＡＥ）推出了一种“黑卡”（ｔｕｒｉｏｎ），相当于空手道黑带。它“尊贵”到要收取９８００元的年费（金卡是４００元），其余的就不用多说了。据外电报道，布加勒斯特警方发现，该市的妓女以不同的 唇膏颜色代表资深与否，黑色的索价最高。无独有偶，日前在深圳被破获的一个淫窟，普通三陪挂红牌上岗，可以提供肉体服务的则挂黑牌。

我发现，“逢黑必补”实际上只包括同类食品中之色重者，而不是个别的黑色食品。后者如墨鱼汁，除了被意大利人用来做成好吃的“天使头发”之外，未见有人刻意渲染其滋补。相反，经常被提起的是黑木耳优于白木耳、黑米胜过白米、黑芝麻比白芝麻好、黑鸡较白 鸡滋补。在同类食物中划分出明显的级差，利润空间便随之扩大。遗憾的是，首先因此得益的似乎是往各种浅色食物中注入深色有害化学色素的不法分子，真是黑色幽默。

我不知道我国人均进食牛奶量只相当于一瓶眼药水这一“缺白”的事实是否更值得关心。无论如何，颜色是造物的安排，多彩是饮食的正道。ＢＥＹＯＮＤ曾经这样唱道：“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一个广州人在大年三十心满意足地把一团发菜塞进口中，沙尘暴就迫使一个正在户外的北京人一边讲话一边“呸呸”地吐出嘴里的沙土。这就是疯狂采集发菜和土地沙漠化之间的“蝴蝶效应”。

宁夏中部以及内蒙古西部，是发菜的主要产区；爱吃发菜的人群，却远在粤、港以及食风上深受粤菜影响的全世界各主要华人聚居地。不过，据说发菜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乃始自唐代长安，故今天西安的高级菜馆里就有一道仿唐菜“镶金钱发菜”，以鸡脯茸和发菜为馅做 成“鸡蛋”，蒸透后切成铜钱状，然后浇上鸡汤。发菜、猪肉馅的“恭喜发财饺”，则见之于著名的西安“饺子宴”。

尽管“发菜”在关中方言里的读音远较其粤语读音更为接近“发财”，不过，后者对于发菜的热情却明显偏高。在广东，发菜通常被作为一种吉利的年菜，可以从年三十直吃到正月十五。做法上，不是发菜炆猪手（音谐“发财就手”）就是“发菜蚝豉煲”（音谐“发财 好市”）。这两样年菜，还是很好吃的，只是除了一些缥缈的藻腥之外，发菜本身还是得向猪手和蚝豉借味，咬起来也是稀稀松松，不觉有格外的快感，换成粉丝或别的东西，也许会更好吃。因此，发菜与其他因意义和稀有而被人类喜闻乐食的食物之间，本质上并没有太大 差别。

对发菜的大规模采集以及由西部而东南沿海的集约化发菜贸易，是从８０年代初期开始的。以“发财”的形、意观之，我相信第一次吃发菜的高潮本来应该更早地出现在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之后。不过，发财是那时的政治禁忌，发菜一般只向港澳市场出口。今天， 香港有不少卖发菜的店铺，招牌上也都乐于选用简体的“发”字。

年初一坚持吃发菜的人，有的发了，有的没有，也有的破了财，不过，为他们采集和经销发菜的，却统统都发了财。发菜的价格，从８０年代的每斤３０元人民币暴涨至现在的５００元人民币（这里面还包括大量用染过墨汁的玉米穗冒充的假货）。这个巨大的涨幅，以 宁夏、内蒙古一亿六千多万亩草原的沙漠化或半沙漠化为代价。政府已颁令禁绝发菜贸易，不过要把嘴管住并且管好的难度向来很大，因此我认为，既然发菜因其形、意而受欢迎，故欲使发菜彻底“歇菜”，行政法规之外，更有必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样从形、意 入手而破之。也就是说，以头发的名义，让一部份读到以下引文的食发菜者先恶心起来：芥川龙之介的里那个“像母猴替小猴子抓虱子一样，一根一根拔起死尸头上的长发”的老妪，虽然“以癞蛤蟆低喃般的声音”一再辩称这样做是想编了假发变卖，是为了生存 下去不至饿死，不过，在那哀鸿遍野、到处饿死人的平安朝，在那个乌鸦绕梁争啄人尸的雨夜，你认为她在那个钢刀出鞘、决心要沦为盗贼的逼供者面前说出了全部的真相吗？

日本人也是吃发菜的，除了从中国进口之外，冲绳一带亦出产一种极为类似的东西，看上去也很像头发，而且更有光泽，名字更是文艺得不可思议，叫做“水云”……再想想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贞子吧。

莎剧中的饮食，常流露出严重的暴力倾向。比较突出的例子见《王子复仇记》、《麦克佩斯》，而在《泰斯·安多尼可》（ＴｉｔｕｓＡｎｄｒｏｎｉｃｕｓ）第五幕第三景中，甚至还出现了碎尸人肉宴的血腥场面。

这并不全是剧情的需要，因为莎士比亚在某一个场合也曾说过：食欲是人类心中的一匹恶狼。

人类心中的恶狼不止一匹，而是成群结队。同样，用食物来对付这些恶狼的方式也不止一种。在供驱散人群所用的镇暴武器之研发上，食物的成分正在日益加重。例如，胡椒粉这种常见的调味品，今天已被广泛使用于“胡椒喷雾”；辣椒也早就不是川菜的专利，辣椒水 的古典疯癫以及催泪弹的现代文明，都能使空气中弥漫着麻婆豆腐的味道，区别只是暴力及其程度的合法与否。

与其说暴力的食品化有助于将暴力降低到最低，不如视为一种互相的暧昧化过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在高压水炮中加入适量比例的香槟，或者在水炮的发射上直接借用香槟的开启方式，无疑将令被驱逐对象产生极大的困惑，并且深陷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境地。“香 槟水炮”在人群中挥洒出的那种庆典的色彩及味道，足以令巴赫金为之目眩神迷。同样，盖在比尔·盖茨脸上的蛋糕或掷向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的豆腐，相对于投枪匕首，一方面便于被袭者作出迅速的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袭击者也藉此获得了“享受”最轻惩罚的机会。

１９９５年的美国电影《死亡晚餐》（ＴｈｅＬａｓｔＳｕｐｐｅｒ），以黑色喜剧的方式把暴力饮食发展成美学：同室的五个博士研究生自行授予了一项资格：对思想“不纯正”的人判处死刑，方法就是以一顿周日晚餐来展开连环的杀戮。当可否“为除恶而杀人 ”以及一个人是否有权评断他人思想的正确性这类道德习题在一席丰盛酒宴之上被深入探讨之际，食物所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令影片的角色和观众都不寒而栗。

捱饿以及断食是一种常见的惩戒，反过来，强迫一个人吃下他不愿吃的东西，则是比捱饿更严厉的惩戒。作为惩戒的饮食，并非不可食之物及不洁之物，反而常常刻意地以正常的饮食方式进行，这正是暴力所在。忆苦饭就是一例。当然，忆苦饭作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饮 食，与英超球会温布尔顿的跨文化惩戒相比，仍属温柔。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７赛季，温布尔顿颁布了一项罚则：如果一场比赛被对手射进四球或以上，队中的四名球员将被强迫看完一出歌剧的整套制作过程或者在赛季结束时去一家黎巴嫩餐厅吃上一顿中东大餐，包括生肝、 煮骆驼脑及煎绵羊睾丸。

我不大关心温布尔顿的赛绩———主要是球衣太难看，缺乏明星倒在其次———因而对是否有人真去了那一家黎巴嫩餐厅以及相关情景的报道亦未作跟进。不过，如果温布尔顿买到了戴伊这样的中东籍射手，同样的惩戒顷刻间就变成了奖励。

其实，奖励或惩罚，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仪式，正如厌食症和暴饮暴食乃同一病灶的两种爆发方式。像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那样同时患上厌食症和暴食症，也并非罕见的病例。厌食和暴食看似自我惩罚，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压迫。人莫不饮食，人莫不受惠同时也受制于饮 食。食物的暴力品质若比之于疯癫，同样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不可能发现在蛮荒状态，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

麦当劳在全球１１９个国家拥有超过２８０００家连锁餐厅，每天接待４３００万顾客。连锁经营，再加以上三个数据，使黄金巨Ｍ成为绿色团体、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蔑视美式文化的欧洲人的共同敌人。进入２１世纪，汉堡包的压力团体又集合到一面共同的旗帜之下— ———反对全球化。

即将加入ＷＴＯ的中国，十年来，以本地中式快餐业者欲与“洋快餐”瓜分市场大饼为核心的抗“麦”运动也是此起彼伏，结果是，上海人的“荣华鸡”（ＶＳ肯德基）与河南人的“红高粱”（ＶＳ麦当劳）都相继败北。去年年底，中国烹饪协会决定，把“全聚德”、 “狗不理”及“兰州拉面”这三个品种确定为推广中式快餐的试点。尽管以行政指令参与市场竞争的做法值得怀疑，不过，“全聚德”、“狗不理”（天津食品街的那一家除外）、“兰州拉面”以及“荣华鸡”的味道，其实都很不错。然而，“好吃”是否可以成为中式快餐 的规模化经营乃至与麦当劳分庭抗礼必要条件，仍然值得怀疑。

８０年代中期，麦当劳在台湾登陆。“对它颇有好感”的梁实秋写道：“因为它清洁、廉价、简便可口。固然，我们的烧饼油条豆浆，永远吃不厌，但是看看街边炸油条打烧饼的师傅，他的装束，他的浑身上下，他的一切设备，谁敢去光顾！无需侈言东西文化之异同， 就此小事一端，可以窥见优胜劣败的道理。”

１６年过去了，最起码在立志与麦当劳分羹的海峡两岸的中式快餐店里，从卫生、装束、设备，到资金市场以及连锁经营经验，“浑身上下”皆日趋成熟。再执着的人，也不至于将清洁、卫生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去作为反全球化的理由。加州大学人类学系阎云祥 在论文《麦当劳在北京：美国文化的地方化》中指出：中国的消费者和麦当劳的经营管理者及其员工，已经在互动过程中将这一原本地道的美国饮食文化赋予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使之成为被地方化了的、中国版的美国文化。这次田野考察的推介者进一步指出：“由此可见， 全盘西化之说……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它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事实。”

不过，新鲜好奇开洋荤，以及家庭聚会、恋人约会这一类在阎文中成为“美国文化中国化”的要素，正在逐渐消失于中国的沿海城市，最起码在繁忙时间，麦当劳的顾客群多由互不相识者组成，这正是美式快餐业者的理想顾客。与此同时，麦当劳的选址也日益向商业区 和写字楼区靠拢，一个成熟的市场正在形成。尽管如此，我依然看不出中式快餐找到了与洋快餐一决雌雄的战机。

肯德基不久前已将北京的旗舰从里到外做了一番充分的“中国特色”之布置，包装上，甚至是比“红高粱”更为“中国”的一个本土化文本———如果这样来理解全球化或非全球化，双方都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脱离了饮食文化的本质。西式快餐是一种适用于 独自进食者的食品，独自进食者是快餐店的目标顾客。中式的潜意识里向来抗拒独食，这种情境更具有某种悲剧性的美学特征，换言之，独自进餐是一种不愉快的、乏味的经验，甚至是一种惩罚，应当尽可能快地结束。因此，当一个中国人不得不独自进餐的时候，在卫生、 廉价之外，快速也是重要的选择。尽管中式快餐现在也具备了这些要素，尽管油条豆浆饺子面条在出品上亦符合快速的基本要求，但是，中餐毕竟是一种热闹的、集体性的食品。被置于西式快餐情境下的油条豆浆饺子面条，非但不能唤起应有的温馨，反而有助于悲剧的演绎 。彻底摒弃了所有伤感符号，包括筷子这一关键道具的西式快餐，因而成为一种足以对上述种种不快形成暂时性遮蔽、甚至麻痹的体验。一个独自枯坐，双手捏着汉堡包的中国人，也许他要的就是这个。

中式快餐的败绩，恰好说明在吃喝上可能并不存在什么“全球化”的问题。就吃喝而言，“全球化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吃饱了撑的。

看电视成为人类的主要休闲活动之后，“电视食品”应运而生。电脑的“黄金时段”一过，万家灯火渐转成万籁俱静，正是拨号上网的大好时机，网民们摩拳擦掌，逐浪于涛声阵阵之中。

就趋势而言，上网正在成为晚饭后或电视后的重要休闲行动。与此同时，网络文化也日益具有娱乐和休闲的色彩。我不知道中国的高潮是不是已经提前到来，不过我相信，开发“电脑食品”此其时也！

我于是立即着手筹划一份开发“电脑食品”的商业计划书。首先，电脑食品应该吸取电视食品的成功经验。两者的共同点是：一、一定要开胃；二、不可立即产生饱胀的感觉。这是因为，电视和网络都是很容易倒胃口的东西；其次，两者的区别之处在于：一、由于休闲 活动的时段不同，电视于晚饭后进行，上网则多在电视之后，此时会开始有点小饿，因此，电脑食品必需适当增加淀粉和热量的成分；二、电脑食品必需是干的，巧克力很好，但是表面不能有过多的粉状物，如糖霜，牛肉干也不错，但不可附着过量的咖喱粉末之类。不可有 油，更不许有汁，不然的话，键盘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冲浪板，你的滑鼠也会表现得比你想象中更滑。

别怕这些东西太干，网络上有丰富的水分，足以帮助下咽。如果你的想象力不足以帮助自己从网络上汲取水分的话，那么就使劲喝茶吧。卖茶叶的人说，茶叶中含有防止辐射线的物质，一边上网，一边喝茶，可以减少辐射危害。冷战时期，他们说勤喝茶可以防止核幅射 。其实，喝茶的益处无非是有机会站起来活动活动，续续水，上上卫生间，打发那难耐的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ｒｅｐｌｙ。常见初级网民这样描写自己的心情：连上网络，点一支烟，泡一杯好茶，然后，神游太虚。其实，在那个意义上，喝茶跟喝白开水并无区别。

就这样想着想着，突然想到郭良老师写过，说他每替文人朋友们修完电脑，会习惯性地把他们的键盘倒过来磕几下，总会磕出一些烟灰、茶叶渣、瓜子壳、面条段儿等等食物残渣。想到这里，一阵恶心涌上心头，接着就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所谓电视食品或电脑食品，不 就是被称为垃圾食品的零食吗？有什么好开发的？所谓电视文化，所谓网络文化，不但本身就是零食一堆，而且是最大的零食供应商，连快餐也谈不上。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６日，鲁迅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写过《零食》一文，批评当时上海出版界“期刊多而专书少，小品 多而大作少”的状况。他相信，这跟上海人“喜欢吃零食”以及那“实繁有徒”的零食叫卖有关。鲁迅说，零食这东西，“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于是放 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

电视和网络一样，都有“实繁有徒”的叫卖，而且“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说实在的，按照鲁迅的标准，报纸上千把字的专栏，绝对是零食。不过，网络若是继续乐此不疲地把报纸上这些人家吃过的零食捡回来，稍事包装之后再给大家吃，说它下贱确 实有点刻薄，说它环保只怕就更没人肯信。

一条电缆的两端，一个是显示器，另一个也是显示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我实在弄不懂维纳斯计划为什么会胎死腹中。

罗兰·巴特对于筷子称颂有加。他认为，相对于刀叉，筷子有一种母性的温柔，它“不切，不抓，不毁，不穿……是在移动一个婴儿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恰如其分的谨慎动作：它是一种力量，而非一种冲动。它从不穿透食物，从不弄断食物，从不撕裂食物，从不破坏食物 ，而只是提起食物，转动食物和移动食物……食物不再是需要施以暴力的捕猎对象。”

巴特的灵感来自于曼谷的水面集市，泛指东方的筷子。不过，在日本的武士时代，筷子却有过作为攻击性武器的记录。由于古时的餐厅不准携带刀进入，武士们遂因地制宜地将筷子磨尖以作不时之需。因此，按照和食的餐桌礼仪，筷子的摆放不可正对他人，必需横向地 靠在筷枕之上，似有今日“核武器互不瞄准”之意。

中国古代，宫廷中亦行横箸之礼，不过此举与日式的横筷并无关系，表示的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至朱元璋始废。中国历史上，亦鲜见以筷子伤人的记录。当然，判官笔似乎是最接近筷子的一种冷兵器，用来点穴解穴，多见于唐人传奇小说。不过，正史却始终未将其列 于十八般兵器，属于壮夫不为的异术小技。判官笔多以精钢铸就，用法以点、刺、拨、挑为主，双手分执，更接近于刀叉。

在中国文人的幻想中，对筷子及其使用的用心体察，有助于武功的迈上新台阶，见之于那一场饭桌上的切磋。“胡斐不再伸筷抢菜，却将筷子高举半空，迟迟不落，双眼凝视着苗人凤的筷子，自己的筷子一寸一寸的慢慢移落，终于碰到了白菜。那时的手法 可就快捷无伦，一挟缩回，送到了嘴里。苗人凤瞧不见他筷子的起落，自是不能拦截，将双筷往桌上一掷，哈哈大笑。胡斐自这口白菜一吃，才真正踏入了第一流高手的境界。”

筷子虽不直接伤人，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内在的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并不体现在筷子的被使用过程中，而在于它的暂时被停止使用，近似于道家的房中之术。在中餐的饭桌上，一个人要显示威严，无需大声咆哮，更不必砸烂器皿，只消把筷子“重重地”扣在桌上即 可，既不失礼貌，又捍卫了尊严。相比之下，刀叉就不适宜“拍”或“扣”，巴特先生如果碰巧在蒙帕那斯的某个饭局上光火起来，就唯有将刀叉在雪白的桌布上乱抛一气，而且第二天一定会成为小报的头条丑闻。事后，巴特先生也将会为此而羞愧万分。

摔酒杯只是一个信号，真正出力的是埋伏于屏风之后的刀斧手；筷子就不同，它既是信息也是媒体。当一双筷子“啪”的一声被拍在案上，扣下的筷子，需保持整齐不乱，越整齐越有威严，那气势，只有惊堂木可以相提并论。

这个权力只供长者或饭桌上的权威人士享用，而且多行使于奉行家长制的家庭。司马光《家范》云：“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如果一个家长在饭桌上只是享有起筷的优先，而没有获得将同一双筷子随时拍在桌上的权力，这样的权威体系无疑是不完整的，具有君主立宪 的色彩。与此同时，适宜“扣筷”的桌面，以硬木为佳，玻璃次之，皆不可覆盖桌布。塑料桌面以及任何发声偏闷者，都是对权威的否定。我注意到，凡是厉行家长制的家庭，都比较喜欢以硬木或玻璃来做餐桌的桌面。

让举起的筷子，在嘴和饭桌之间作突然的中途停顿，而不是轻易地就扣于桌面之上，与此同时，脸色亦不可骤变，而宜保持一种凝滞的胶着状态，此乃“扣筷”的最高境界。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烹饪是一门手艺，凡是手艺，都附带了自我保护的机制。这叫做抬高竞争的门坎，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手段。比如那替人写网页的，无一例外地会向客户建议，多来点Ｓｃｒｉｐｔ，多做点Ｆｌａｓｈ，这里闪一闪，那里动一动，这叫专业。这种事情有一点像哈林区的篮 球，一个玩惯正常篮球的，在承认它中看的同时，还不敢肯定它中不中用。

艺皆可演，烹饪也不例外。厨艺之基本，包括刀法的娴熟，火候的恰当，味道的调和，营养、色彩、温度及造形上的合理设置，等等。除此之外，作为吃客，对于厨师我们并无苛求。“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之类，只是文人的意淫。当一个厨师以炫耀的姿态在 厨房里大演技艺，半是出于自娱，半是向下属所作的示范或示威。两者虽与厨房外面的吃客无涉，却有助于节奏感的强化，舒缓异化劳动的压抑，无论如何，皆能使吃客们间接得益。

开封的个别高级面点师，有“反手包制灌汤小笼包”的绝活。这种包子早在公元１１世纪就流行于当地，不过当时的名字叫“山洞梅花包子”，１２世纪改称灌汤小笼包，好不好吃不知道，不过都是用正手包的。现在的反手包法，表演性极为丰富：面对观众，厨师背手 而立，一手托着放了馅料的面皮，一手指将面皮挤出褶皱，再将褶皱按逆时针方向掐紧。目睹一个个完美无缺的汤包经由黑箱作业魔术般地从背面变到正面，现场无不掌声雷动，啧啧称奇。这种场面，令我回忆起胡荣华的一次雨中盲棋，一个对十几个，尽管胡大师的表情甚 为痛苦，而开封师傅的脸上却轻松自如，有点像惊险影片中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人正在不动声色地解开绳索，然而就娱乐性而言，两者并无高下之分。

反手包出的包子，吃起来也是不错的，起码不会比正手包出来的差。但是包子的好吃与否与包制的正手、反手之间有无必然的关系，却无人能提供答案。因而我只能参考其他用得着反手的技艺，比如网球。我们知道，反手在网球战术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改变进攻线路 、落点及力度，另外也是根据对手的来球方向和自己的站位所作出的适应性选择。当然，反手包子也能给食客留下这样一个想像空间：我的天，反手尚且如此，正手该是何等美味？

相比之下，经常被用做表演的刀削面，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头顶或手臂的高度，可使面恰到好处地飞进锅里。热炒水晶虾仁时的颠锅，也煞是好看。为了炒出鲜嫩的虾仁，须使锅底均匀受热，故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每分钟颠锅次数须达７０次，超班的厨师，能过百 次。就像鉴别色情和裸体艺术，为演而烹和为烹而演之间的界限常常难以界定，不过也并非全无迹象可寻，例如（以刀削面为例），为演而烹的厨师，通常会是体胖且秃顶的。

说到表演，富士电视台制作的《料理铁人》，自去年七月在美国播出之后，从西岸风靡至东岸，成为最人气的周末娱乐。这个节目以擂台赛的形式，邀请日、中、法、意大厨，根据临时提供的材料，在一小时内完成主菜副菜四道，由专家品尝后评奖。由于节目具有竞技 的包装，如参赛者出场亮相前互相投以鄙夷的目光，评述员现场报道着每一个人的进度，再加上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厨师必然施展浑身解数，肢体运动的幅度也陡然加大，融合了怪兽电影、重量级拳击比赛以及长盛不衰的电子游戏“街头霸王”的要素。据说美国观众其 实对厨艺并不在意，多数是把它当成疯狂摔角、ＮＢＡ或ＮＦＬ来看的。

国内日本料理店的餐牌上，必有三文鱼生或三文鱼寿司，将三文鱼误导为日本的“国吃”。日本的正统料理店，却很少有这种出品。三文鱼在日本最常见的吃法是煎。当然，一个嗜好中华料理的日本人，同样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扬州是吃不到“扬州炒饭”的。

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香港吃法，就像张学友们能让我们相信玉置浩二们操起粤语来要比操日语还要一级棒。“三文鱼”这个古怪的词，也是照搬粤语对Ｓａｌｍｏｎ的译音。其实汉字中一直就有一个“鲑”字潜伏于辞的深海，而在习俗上，则按东北人的说法称之为“大 马哈鱼”，亦即胡松华当年在《乌苏里船歌》里唱到的赫哲人的部分渔获。鲑鱼之美，在于丰腴浓烈，就像《乌苏里船歌》一样，能在口腔和空气中形成悠长的回味。捕自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大马哈鱼，在北方大城市的菜市皆有出售，不过并不是很受欢迎，这 可能是采购者在主观上多以“鱼”视之所致。当然，客观上大马哈鱼也千真万确地是一条鱼，而且是一条很大的鱼，只是买鱼人在味觉和口感上对“鱼”的一般期待，是细嫩而清淡，不幸的是，大马哈鱼离这种期待还差得远，反正，我是干脆将其局部地视之为牛排或猪排的 。新西兰的气怒客（ｏｏｋ），可重达５０公斤，本来就是鲑鱼舰队中的航母，不过该国的科学家仍不满足，透过一种控制荷尔蒙增长的基因技术，最近已成功将气怒客的重量提高到２５０公斤以上，与一头北极犬相似。如此重大的鱼，肉质当然会有性格，麦当劳 的鱼柳包，系用与鲑鱼接近的鳕鱼制成，又有谁把它当成过“鱼”？也算是“量变造成质变”的一个另例。

不过，据有关方面的估算，目前中国每年约进口鲑鱼１０万吨，而国内市场的年销量至少在１２万吨以上，有２万吨的缺口。有这种局面，我认为端赖鲑鱼的成功变身，不仅大马哈鱼改名作“三文”，寅次郎首度由赵本山饰演，吃法上亦被充分的日本化，用生的。在多 达５００种的鲑鱼食谱上，生吃只是一法。生食的鲑鱼在保鲜上有很高的要求，急冻的货色较易变质，色泽上又很难辨别，再考虑到寄生虫的威胁，风险实在太高。其实，作为顶级品种的苏格兰鲑鱼，传统上多以烟熏，即常见的ｓｍｏｋｅｓａｌｍｏｎ；另外，煎鲑鱼也 是一道美味而简易的菜式。取肚腩部分，择鱼肉切面上有乳白色条纹鱼脂如年轮般密密缠绕者，解冻，略煎，滋滋声里，看鱼油汩汩而出，绯红暗转金黄，最后，一碗白米饭毫不犹疑地扣入煎鱼的平底不沾锅……还让我说什么？趁热。

普鲁斯特在的某章写道：“日头西沉，天空呈现出鲑鱼般的粉红，这教我一阵愉快，于是穿上衣服，出门去了餐馆。”如果普鲁斯特能够进一步指出此种“鲑鱼般的粉红”实际上就是烟熏鲑鱼，粉红中带点暧昧，不仅更近晚霞的颜色，也更能教我也有 “一阵愉快”。烟熏鲑鱼是所有鲑鱼食谱中最有创造力的一种，不生不熟，非此非彼，有点恍恍惚惚。我曾消耗两支雪茄，在苏格兰高地山核桃木的烟味之外，替半打烟鲑鱼蒙了一层皮纳得里欧谷地的湿润，再卷上几粒饱满的鲑鱼子、黄瓜切片，腥咸黏稠之外，又有生生的 脆和娓娓的甜，丰富了味道的层次，又解了烟鲑鱼之干涩，佐以冰白葡萄酒以及艾可的那本《ＨｏｗｔｏｔｒａｖｅｌｗｉｔｈａＳａｌｍｏｎ（如何携带鲑鱼旅行）》，可惜当时的天空只有烟熏而不见鲑鱼般的粉红，要不，可真是鱼乐无穷啊。

世纪初，老外们用三个Ｄ来概括其对北京的印象：Ｄｕｓｔ，Ｄｕｃｋ，Ｄｉｐˉｌｏｍａｔ。外交官和尘土，尤其是“风吹来的沙”，大城市至今仍以北京为最，鸭子就更不用说了。

凡首度访京的中外游客，若未能吃到烤鸭，就好像没登上长城，没到过天安门，不免陷入深深的自责兼会遭人嘲笑。你去各处的全聚德门口看看，大大小小的观光车横七竖八挤成了一个巴士总站，店堂里的人群，则令人回想起十多年前麦当劳在中国启市之盛况。

烤鸭的魅力，除了北京填鸭在特殊方法下被培育出来的特殊肉质之外，我相信还在于鸭、饼、葱、酱的混合以及这一过程的娱乐性。林语堂说：“我有时觉得，鬼魂或天使没有肉体，真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条清冽的流水，而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愉快的 冷感，看见一碟北平或琅岛（ＬｏｎｇＩｓｌａｎｄ，今译长岛）的鸭而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味道，看见烤饼而没有牙齿可以咀嚼它……我们是会觉得多么悲哀啊。”舌头和牙齿的排比，不经意道出了烤鸭的秘密：质感上，有饼的韧、葱的爽、皮的脆、肉的嫩、皮肉分开 的脆嫩、连皮带肉的脆嫩；味觉上，有酱的咸甜、鸭肉的骚，这些因素被一揽子包裹起来，便酿成了一种繁复而丰厚的美味。不包面饼的鸭肉，吃起来索然无味，这就像一个美人与我们肉帛相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深感于双方的没有文化，“我们是会觉得多么悲哀啊。 ”

而一次完整的进食烤鸭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表演性和游戏性。先是被引入厨房选鸭（参考选美的标准，我通常会选色白而条顺的），接着，可以在白嫩的鸭体上挥毫题词，如“福”、“寿”等等（时间充裕的话，也大可把苏慧伦的歌词以蝇头小楷抄写 一遍），然后，回到座位上幸福地等待，四五十分钟后，一身雪白制服的厨师将一辆载有枣红色烤鸭的不锈钢推车推到阁下的桌前，察看过自己的题词是否遭到篡改以及有无发生窑变，就轮到厨师来熟练地表演刀术（据说标准的刀数为１０８刀，不多不少。我数过，每一回 数到第八刀就馋得数不下去），在此期间，可以放心地与埋头工作的厨师和鸭子合影留念（两者都很合作）。然后，从蒸笼中掂起荷叶面饼一张，以张贴大字报之前往纸背上刷浆糊之法，涂之以甜面酱，填之以丁香叶尺寸的鸭肉、葱段，也不妨试试“蒜泥、白糖、萝卜条” 或“椒盐、辣椒盐”等等不同的组合，就像在ＰＣ上玩足球游戏，把巴西的前锋线、意大利的后防线以及荷兰的中场，在同一支队伍里过家家似地调来调去，玩一回梦幻组合。最后，以执包袱、叠纸船、包饺子或者裹春卷的方式，包将起来，一口咬下去……噫，如此好玩的 游戏，又岂可假手于人？

密布着细节的饮食，原本最不堪为游客所玩。《全聚德史话》说：“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那些一辈子只打算吃一回北京烤鸭的游客，导致了烤鸭的速成同时也接受着速成的烤鸭，例如以电烤箱取代果木挂炉烤制。当然，吃烤鸭不必到北京，沪、穗等地，都有京 城老字分号，香港“鹿鸣春”的烤鸭，水准更在全聚德之上，但是玩烤鸭，一定要到北京，北京则一定要到团结湖北京烤鸭店。此店不仅鸭好，尤胜在少游客，光顾者多为本地人及附近使馆区里的那些长驻游客。你看，刮大风的星期天，一个携家人共度ＦａｍｉｌｙＤａ ｙ（家庭日）的外交官，扫扫风衣上的尘土，“吱呀”一声，推门就进了这家烤鸭店。

整体上，北京人对吃烤鸭似乎提不起精神。据梁实秋考：“北平烤鸭在北平不叫烤鸭，叫烧鸭，或烧鸭子，在口语中加一子字。”现代的北京话，已弃用“烧”字同时也将“子”字省略。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向当地的损友们提出去吃趟烤鸭的倡议，却无一次不遭白眼： “鸭？有病呀你丫。”

正文 -6

成年人用以阻吓儿童的最见效的常用语，就是“某某要把你吃了，某某要来吃你了”。被成年人从黑暗中召唤出来执行“吃你”的那个客体，通常是动物、猛兽或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怪物。

虽然以“把你吃了”对付学龄前儿童较为有效，但是恐吓方和被恐吓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在前者看来，“被吃掉”就是死掉以及死得突兀、不正常、悲惨，死得很难看，后者并不知死，之所以怕，主要是曾经目睹动物的进食方式，再参照自己大致相同的日常进食 经验，从而相信自己会经由对方的嘴进入另一个未知的、黑暗的、受拘束的空间。皮诺曹被巨鲸吃下之后，尚能与举着油灯的父亲相会于鲸腹并成功脱逃，至于能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撒野的孙悟空，更容易令儿童相信，在那个广阔天地里还是大有作为的。

儿童读物也是成年人向儿童传递“被吃”信号的主要媒介。在格林兄弟的系统里，大野狼先是“把卧病在床的外婆‘咕噜！’一声整个吞到肚子里，然后又是‘咕噜！’一声，连咬都没咬，就把小红帽吞到肚子里去了”。全世界听故事的儿童，也”咕噜“一声，把这种 情境吞到肚子里去，连咬都没咬。裁缝的儿子大拇指，命运也坎坷得很，先是被一头黑奶牛吞下，接着还被几块肥牛肉裹胁着塞进一节猪肠做了熏肠，然后又被一只狐狸“含在了嘴里”。至于一直被当成儿童读物的，更是一本完全吃人手册。其实，儿童只知道凡 妖怪就非吃唐僧不可，至于吃唐僧的动机，则不很清楚，更不能理解何为长生何为不老，最多也就是直观地认为唐僧与其徒弟们相比，较为白嫩而且少毛。

童话故事多注重于刻画吃方的凶残，同时展现被吃方的机智勇敢，换言之，吃和反吃的丛林法则，就是贯穿这一类故事之始终的基本路线。《聪明乌龟》是我在女儿两岁左右时买给她的第一本连环画，在这个故事里，一头饥饿的狐狸用了多种方式要吃掉一只先前阻止它 吃掉一只青蛙的乌龟，乌龟所有的聪明胖牵

不过，就趋势而言，现在的童话还是文明多了，动物与人的关系，在温良恭俭让的基础之上获得了空前的调和。靠吃物理能量维生的机器人，并没有表现出要去吃掉另一些同样依赖此等能量的机器人的强烈冲动。英国的“天线宝宝”（ｔｅｌｅｔｕｂｂｉｅｓ，港译 《天线得得Ｂ》，每天只吃两种东西：固体的，是黑乎乎且掷地有声的ＴｕｂｂｉｅＴｏａｓｔ，液体部分，是雪糕不像雪糕，奶糊不像奶糊的Ｔｕｂｂｉｅ—Ｃｕｓˉｔａｒｄ，从来不换，乐此不疲。生活在减肥时代的小丸子相对算是馋的，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的主 要问题似乎是如何克服偏食的毛病，例如苦练吃纳豆。在我国，鞠萍姐姐除了在央视的春节特备节目上表演过以一整瓶酱油煮了一大锅红烧肉，也甚少在自己的节目中谈论到吃的话题。

我们这些在被吃的焦虑中长大的，早已不再满足于从字缝里看出“吃人”二字，成年人为自己撰写了成年人自己的童话，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孤独美警告陆小凤：“这世上不但有吃人的野兽，还有吃人的人。”陆小凤阴森地答道：“我知道，你就是吃人的人。”

穗无驴，有好吃者载之入。一场全民吃驴运动，遂于五羊城内外轰轰烈烈地展开。据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广州日屠驴近两千匹，这些驴，系从山西、山东等地经长途贩运抵穗，路上要走７２小时。再休息约２４小时，就进了广州人的嘴巴。

吃到什么程度呢？吃到城里城外，四乡五邑的酒楼食肆，不分所有制，亦无论各自术业之专攻，一律责无旁贷地卖起了驴。从花地湾地铁站钻出地面，放眼一整条花蕾路的街道两旁，竟有逾４０家卖驴肉的，好好的“马路”顿成“驴路”。不少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因 而不幸下岗，她们的位置，已被拴在门口的那一头大叫驴取代。

后来，有关方面认为这样搞法未免有点不太像话，国际大都市怎么能变成国际大驴市呢？前几年的冬天，兴吃东山羊，店家就顺手在门口拴头山羊，有关方面眼开眼闭的也就算了，羊城嘛。没想到越来越离谱，居然弄了这体积和叫声均甚于山羊的东西来。于是采取了一 些措施，于是就只有在郊区或城乡结合部，才能在吃驴之前，先见一见即将被吃的那头完驴。

当然，食客并不是为了赏驴。有人喜欢到远离市区的地方吃驴，完全是基于这些店里的驴肉系现杀现卖，鲜用冷藏。新鲜不用说，涮驴肉火锅汤底，以驴骨经过一整夜熬成，上桌时呈金黄色，饮之更觉甘腴荤厚，如漆似胶。清汤涮驴肉也很不错，只要驴肉有足够的新鲜 。要是还有胃口，可以把一匹完整的驴从头到尾，由表及里，有杀错无放过地一一吃来：涮驴肉，涮驴腩，涮驴皮，焖驴皮，焖驴蹄，炖驴腩，驴肠，驴筋，炖驴脑，驴血，驴舌，驴筋炖，至于驴子的传统卖点——驴鞭，当然是不会割错，更不会放过。

不过，就驴的全方位开发而言，广州依然输给北京。后者的吃驴史，比广州悠久得多。目前被广州业者广泛引用的名言：“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版权是属于老北京人的。北京人吃驴虽然不如广州疯狂，但是以花样品种取胜。像酱驴耳，驴头，驴腿，驴尾以及较为感 性的驴皮冻之类，广州是做不出来的。这多半是因为，广州人是把驴当成药来吃的，为了进补而吃驴，重药用价值而轻味道。据称，驴之疗效包括：补气益血，滋阴补虚、固本培元，补血润燥，促进补钙，等等；此外，驴皮中丰富的胶原蛋白（ｃｏｌｌａｇｅｎ），更有抗 皱、添弹性等护肤美容方面之奇效。就连驴肉火锅的汤底，也要加入清补凉药材。总而言之，“清热解毒”，只要有这四个字出现，广州人就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前去。看看墙上的那张招贴：“润肤驴皮”，像护肤品多过菜名，而全广州的驴店，更是似诊所药铺多过似餐饮事 业。以此种方式大量地、直接地摄入第一手的驴皮胶，这样下去，那卖“常回家看看”的最起码是广州地区的销售代理，自己倒真是面临着回家看看的危险。

广州最出名的一家驴肉店，店名竟叫“骡肉”店。老板说，这是将错就错，是好兆头。这当然不是说广州的吃驴人不知道“驴父马母，谓公驴与母马交配之所生也”，事实上，吃驴可能跟２０世纪人类的诸多伟大事业一样，也是被似是而非的动力推动向前的。

常常梦到鸡汤，是那种蜡黄蜡黄的鸡汤。

也常常会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在南京东路的某个拐角，一家卖舞台道具的店。１９７０年代早期至中期的舞台与银幕上，只有样板戏，因此，橱窗里陈列之物皆为样板戏道具。现在还能想得起来的，有红灯、白毛、旗帜、帽子、马靴、大衣、虎皮纹 背心、系着红缨的马鞭，长、短、冷、热兵器多种，至为销魂蚀骨的，最是那一锅黄澄澄的鸡汤。

这锅汤，是后期样板戏《龙江颂》某一幕里的道具。砂锅，估计是真的，鸡么，当然是假的，这件小道具的总体效果之所以能（最起码在我和一些男女同学们看来）异常地逼真，全靠蒙在砂锅表层的一层黄色玻璃纸。就是这一层薄纸，使锅里那条假鸡腿看来栩栩如生， 鸡皮上的毛孔，至今仍历历在目，同时还惹起了美味和“营养”的联想，甚至竟有烫嘴的感觉。

至今仍怀念着道具鸡汤，可能系于以下三诱因：一、放学后常在那一带流连，适逢饥饿时分；二、样板戏里吃的情节并不很多，虽然个别地方提到了鸡，例如“百鸡宴”，但只是作为一个线索而贯穿于剧情，从未出现过真正吃鸡的场面；三、似这般黄得令人掉泪的鸡汤 ，实在是暌违已久。

就像现在的美女，现在的鸡汤都很白，家乐牌鸡精除外。就这个问题，我已征集到两类不同的答案：第一类，事不关鸡而在于人。记忆中的蜡黄其实与鸡的皮下脂肪有染。今人对于自己的皮下脂肪和鸡的皮下脂肪都很在意，甚至认为多喝了这种鸡汤会令血液胆固醇升高 ，进而引起动脉硬化及心绞痛，因而鸡汤上桌之前，均细心将油滤去，故不得其黄而见；第二种，问题在鸡而不在人。只有纯种的中国土鸡才黄，农场鸡及其中外杂交品种，均不具起码的制黄能力。后来，我去买了纯种土鸡，长炖三个小时以上，片油不去，结果还是得到了 一锅美白效果极佳的鸡汤。

据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基因学家们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人类的染色体每１００万年进行０·５８次重组，而鸡的染色体每１００万年才重组０·１６次，以基因组合变化而言，虽然理论上无法保证鸡汤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但截至本文发稿之日，既然白种人依然是白 ，黑人照旧是黑，黄种人仍然是黄种人，则很难想像鸡的变异速度，竟然会快到汤也变色的程度。不过，科学的结论很难与经验相抗衡，经验告诉我们，沉睡的经验总是泛黄的，而醒着的经验却不断地被漂白，就像一条牛仔裤。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世界上是否有人真 的炖出过以及我是否真的喝过那么黄的鸡汤。有的时候，自己甚至更不能确定，我想念的究竟是真鸡汤还是道具鸡汤，抑或只是一种心灵鸡汤而已。换言之，我对于鸡汤的颜色之所以长期存在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全是中了中国京戏史上偶然出现的这件小道具的毒。

黄了记忆，白了鸡汤。

纯文字版本的传统菜谱，正在被图文并茂、甚至是图片压倒一切的菜谱所取代。

界面友好的相片菜谱，以直观的方式实现了跨文化传通。无论是作为母语或外语，菜名有时是很考人的。即使精通了某种外文，也未必能读懂特殊语境特殊格式下的菜谱用词。图式菜谱不仅可减少文字及语义上的误导，更兼有刺激购买欲和食欲的作用。点菜前能先睹该 菜实物彩图之快，犹如相亲之前先看了对方玉照，最好是全身，泳装为佳，有照必复，勿访，双方的效率皆能大大提高。因此，有些餐馆的菜谱，已直追豪宅售楼书的水准，而进入这些餐馆的食客们，也懒得说话，只是把手指在菜谱上做移动点触，风格近似于滑鼠。

不过，菜谱的主人可能将因此而承受另一重新的风险。文字让食客产生幻想：他将有可能体验到类似的“感受”；图片则使其坚信，自己将获得一份“这样的”实物。文字，尤其是由汉字拓展出来的想象空间一旦受到图片的挤压，在就实物和实物照片的一致性问题的争 辩中，卖方的回旋余地同样岌岌可危。除非能保证厨房的出品在色彩、布局、规格、比例等多项主要指标上百分之一百地与照片相同，否则，一旦有顾客认为货不对板，碰上火爆的，可能就会告将消委会去。照片被公认为是或应该是忠实的，法律上可以用作呈堂证供；食客 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其实比谁都清楚，最终购买的，毕竟不是那幅图片。事实上，早在福柯揭示了“这不是烟斗，因为这只是一幅画”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埋下了“这不是大黄鱼，因为这只是一张照片”的隐患。

在某些场合，图的说服力远不如文字。以下是一位画廊老板的经验之谈：在画廊对付顾客，店员从旁游说，落足嘴头，然而效果往往不彰。自从他把这盘生意搬到ｅＢａｙ之后，不再有真迹，更不闻现场同期声，但是成交放大，货如轮转。其原因，端在于他在网页上做 了一件在画廊里做不到抑或做了也不能引起注意的事：在这些专门卖往欧洲的中国风景画旁注了若干文字，有时是一则戏剧化的故事，有时是几行抒情句子，但是无一例外地，充满了“东方情调”（Ｏｒｉｅｎｔａｌ）。虽然画廊的情境与饭店的确有几分相似，但无论是文 字还是图片，即使是日本人以非食用性质材料所制造的高仿真寿司或拉面，符号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只是程度问题，本质上仍然难以弥合。

小说家倪匡虽然以卫斯理扬名，但是移民美国之后，英语并不够用，点菜时尤为烦恼，蔡澜先生因而就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人教导倪匡，蝌蚪文菜谱上凡字体至大者为最贵，其余可依次类推。一日，倪氏外餐，指着菜单底部一行最纤细的小字，频频向侍应点头。眼神交 流数回合，对方无可奈何地向经理汇报说：“这个人坚持要点我们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在这一个案里，文字其实已被当成图形处理，就像电脑处理中文一样。任何由图像或是文字构成的空间都是虚拟空间，符号空间，一份菜谱最真实的符号，也许只是一组阿拉伯数字。 就一个食客的利益而言，翻开菜谱，一旦发现自己身陷某种ＴＯＥＦＬ（ＴｅｓｔｏｆＥａｔˉｉｎｇＡｓＡＦ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情境，唯一实事求是的有效自救法则，我看还要遵循传统的考场作弊方式：抄袭。外松内紧，举菜谱，半遮面，窥 视前后左右桌，得了要领，再从容招侍应前来，以交还菜谱之手，顺便向十二点一刻方位一指：“算了，就要他们吃的那个吧。”

对于狗和狗肉，东西方历来有严重的分歧，前者将狗肉的滋补和美味渲染到天花乱坠，后者则把狗与人类的亲密关系美化至无以复加。不过，就像东西方之间诸多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一样，其实都找不到着力之处，比方说，狗肉的该不该吃和狗肉的好不好吃，看起来完全 就是两码子事。

我国各地都有名牌狗馔出产，像广东的开煲狗肉，广西的焖狗肉，永新的红烧狗肉，宿州的卤狗肉，贵州花江狗肉，台儿庄张家狗肉，以及那“除了狗毛以外一切都可以入锅”的延吉狗肉火锅。至于江苏沛县的龟汁狗肉和河南鹿邑县的试量狗肉，还因扯上了汉高祖和光 武帝这一层关系而具有皇家风范。曾有报导说，两年前台儿庄的“张家狗肉”在庆祝台儿庄大战胜利６０周年暨经贸洽谈会上“获得中外友人的高度赞扬”。我估计，此“中外友人”里面大概不包括欧美的客人。西方当然有我们众多的友人，不过吃狗一事，西方友人的“高 度赞扬”实在难以想像，“友邦惊诧”倒是一触即发。西友们就曾以抵制奥运为要胁，迫使韩国政府下令取缔“香肉店”。但因该国男性普遍相信举办奥运和进食狗肉均有壮阳的功能，因而，仍有６０００多家餐厅坚持着这行传统生意，只是狗肉换成了狗肉汤。

在东京混过七年、粗通汉字的老美Ａｎｄｙ，有一次与我路经天津食品街“狗不理”包子铺。骤见黑漆招牌上一“狗”如斗，彼夷大骇，质问道：“沈，你们吃狗……料理？”于是我大略讲解了那个典故，对方仍未能释怀：“狗是人的朋友，为什么，不理人？”我开始 有点不耐烦了，决定将这场不着边际的对话扼制在萌芽状态，乃正色道：“狗只是一个字，符号。想一想，你在新泽西老家吃的热狗，ＨｏｔＤｏｇ，面包里夹的难道是加热过的狗肉肠吗？”

真累。其实我个人对于爱狗和爱吃狗肉，都能予以充分的同情和谅解，不过是文化差异而已。某北美网站的ＢＢＳ上，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畅谈他在加拿大捕食野鹅的愉快经验时强调指出：“我不想用大雁这个词，太有文化负疚感。”同样道理，一个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中 国人，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也不会亲手去干焚琴煮鹤的勾当，至于鹤煮熟了会不会也有烤鸭或烧鹅的美味，就另当别论了。我有一位“搞”哲学的朋友甚至认为，“亲口尝一尝”是东方式的认识和实践方式，就像西人认识异性那样，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过，我唯一不敢 苟同的，乃是对狗和狗肉不持丝毫的偏爱，既爱狗也爱狗肉的兼爱行为。我在乡间的大排档吃饭，店主在另一张椅子上喝着小酒，不时向脚边的一条狗投些剩菜，同时投以慈爱的注视：“养了一年多了，这宝贝……”我以为会越说越肉麻，他却吐了一口老痰：“过两个月你 再来，就有开煲狗肉吃。”

一则“养狗致富信息”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狗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饲养肉狗不愁销路。”事实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狗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饲养宠物狗更不愁销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狗，我实在见得太多。买了洋房，买了汽车，再买上一 条名种狗，然后再驱车前往郊外那一家慕名已久的“香肉店”去买另一条狗的全体或局部。停好车，放下窗，夜色多么好，狗肉多么香，只是不知道挂在车窗上的那只史努比，为什么会自动地转了一个身，把屁股对准了我们大家。

据某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京、沪、穗三地中学生自报的“拿手菜”，皆以鸡蛋为主。北京的中学生，最擅长西红柿炒蛋，上海的最会煎荷包蛋，广州的则最能炒蛋。专家分析，中学生如此偏爱鸡蛋菜式并非真的爱吃，而是因为简单而容易操作。而全国的中学生之所以 如此地独沽一味，表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分担的家务太少。

家务劳动很应该，不过，要那些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甚至连饭也来不及吃的中学生，在家里炮制它几坛佛跳墙，也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崔健唱的那样：“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中学生不约 而同爱上了蛋，显然有消极地对抗现实以及偷懒的成分。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每周要交一页大字，全班男女，无不视为畏途，唯有一男同学干得格外轻松，因其每次写的都是同样四字：“一分为二”，笔数总计十划有一，功课交足，爱谁谁。老师也不敢罗嗦，谁敢劝一 个小学生中止对毛主席语录的重复书写呢？鸡蛋也是这样，破坏外壳，放出内容，一分为二，加热，礼成，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罐头食品。在冰箱的蛋格上取蛋，也很像在超市的货架上摘罐头，除了不能把罐头也举起来对着灯光照照。至于把蛋壳敲碎，甚至比开罐头还要轻 而易举。鸡蛋之所以对中学生的行为带来某种负面评价，想必也是因了它的这种罐头属性。众所周知，虽然罐头食品也是食品，也要花钱，但无论待客或者自奉，都是不礼貌的、自甘堕落的行为。下面这一件事情，王世襄先生一直视为奇耻大辱：１９４８年，波士顿美术馆 ，就中国冷盘和俄式小吃孰为优胜，王先生与一位沙皇后裔争执不下。３０多年后，对方突然来了北京，客来得不速，王只得速以熟食店买来的泥肠、肝肠和洋火腿，辅助以豆豉鲮鱼、油焖笋和四鲜烤麸罐头飨之。客人说：“没想到您这位擅长做冷盘的烹饪大师，竟靠吃现 成的熟菜和罐头过日子。”

尽管鸡蛋是一种可供偷懒的食物，很容易做，可是，真正做好就不容易了。鸡蛋是很考人的，不管是落到锅里去摊，还是扔出去表示愤慨，一粒鸡蛋在破壳以后的前景，都是难以预测的，正如王尔德所言：“每一只蛋都是一次历险。”在法国人的烹饪经典里，即使是最 白痴的开水滚蛋，也有五种不同的滚法。因蛋的圆滑和水性，烹蛋之道，贵在善用蛋的此种性情，做出多变的搭配。北京中学生的代表作————番茄炒蛋，堪称此中绝配，当然我也查到了五种不同的做法。无论如何，一碟朝气蓬勃的番茄炒蛋，多么明朗，多么健康，多么 七荤八素，多么八九点钟，多么像一个黄衣红裙，而且（在轻松的状态下）做完了一天的功课的１６岁少女。说到北京，不禁又一次想起了莫斯科餐厅的蛋：蛋煮熟，对开，弃黄，夺其巢，酿鱼子酱于此窝内。白红相衬，分外悦目；红的腥咸，白的清淡，红的黏稠而缱绻， 白的爽利而冷漠，鱼子鸡子，蛋复蛋兮，一口一个，真不知人间何夕。当然这不是极品鱼子酱的吃法，红鱼子实在普遍得很，便要动些脑筋，玩点花样。最后一次见到老莫的内景，是在姜文的那部弱智版《美国往事》里。正是在那高高的、有巨型吊灯的天花板的下面，鱼子 蛋成功地轰炸了一个少年的味觉。许多年以后，每一次路经老莫，心底仍有余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过其门而不入，不再喜欢老莫，就像不喜欢听到有人在卡拉ＯＫ里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这不是晚饭，也不是错过了晚饭的补遗，而是一日三餐之外追加的那一顿。普通话里的夜宵，广东人叫宵夜，亦做“消夜”。上海人旧时称“夜点心”，今亦从粤语。

夜宵做了宵夜，其内容和行为亦随之生变。夜宵，一般指的是一碗面或一碗馄饨，数量上以碗、碟或顿记；宵夜则是一种行为，数量上是一次或一回。至于上海人弃用“夜点心”之名，除当年追随广东潮流之故，更主要地是因“夜点心”已经名不符实。当然，宵夜仍然 可以点心，但通常是晚餐的翻版，甚至壮大为酒席。“宵夜”或“消夜”皆动宾词组，即“以饮食的方式，消磨或消了夜晚的一段时光”，或曰，把夜吃掉。

城市里的宵夜，大多是晚间娱乐快车的终点站。夜店的灯火通明，都在殷切地等待着宵夜人自四面八方聚拢，他们来自于另一个刚刚熄了灯的地方。这样的夜宵，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习惯，不健康主要还不是医学上的，而在心理层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宵夜人的腹中 其实不空，只是心里面有些失落，满怀着对于良夜将逝的惶恐与留恋。脸上布满了倦怠，心里却一阵紧似一阵地狂呼着：娱乐啊，请为我停留！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人振臂一呼，灯光阑珊里的众人，无不欢呼雀跃。因此，夜宵吃些什么并不是关键，要害乃在于用一种重复 的仪式来把夜的欢娱尽量地延长。

韩熙载的夜宴是豪华版的夜宵。然而，做为偷窥的再现，夜宴图中的两张几上，也只见八盘交代得不很工笔的吃食，宽银幕的歌促繁弦，才是关注的焦点。李煜在宫中吃的，想必不会差过中书舍人，也无心去打探这些人于夜深时关起门来究竟在吃些什么山珍海味，他的 用意，正是了解传闻中那“欢呼狂逸，不复拘制”的娱乐场面，即“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箸交错之态”。

然而，宵夜的表面是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本质上却都带着悒郁的色彩。“将无冷眼看危机，可怜时局同残昼”，这是某个午夜里南唐的悒郁，至于我们自己的危机，就是强打精神，企图让那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得以苟延残喘。良宵苦短的焦虑很容易导致极端行为，菲利 普奥尔良摄政王期间的巴黎，从宫廷到市井，曾盛行过一种从餐桌一直吃到床头，再由床头吃回餐桌的“精致晚餐”运动。赴此香艳夜宵的心情，在狄德罗看来，犹如去逛妓院。

聚散各有乐趣。惟人散之后，方能独享那“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大好光景，此亦李渔所谓宴集之事的“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要是碰上阴天，又真的有些饿，大可回家自炊之。进得厨房，别开灯，轻轻揭开冰箱，就会见到有橙色的光温 馨地溢出，而在白天，这光是被忽视的。于是有了光，于是有了炒冷饭，有了热汤面。此时此刻，可以真真切切地听到厨房里一切细小的声音，例如，蛋清是怎样裹着蛋黄从蛋壳里汩汩然涌出。最后，随着微波炉那“叮”的一声，“夜炊一幽事”的美学境界，已怦然而至。

偶尔宵夜无妨，只是长此以往，生理和心理上都会产生依赖的机制。一时不能克服的话，自我宵禁并不足法，可尝试有规律地逐渐推迟晚饭的开饭时间，最终让晚饭把宵夜完全覆盖。不过治本之道，在于一伙人做鸟兽时，心要有兽一般的狠，行动要像鸟一样地快捷。分 手时候说分手，也不要说宵夜去。

正常男女凡在一个正常年代谈一场正常的恋爱，很难绕过餐桌而行。自从班昭在中做出男女七岁后便不得同台吃饭的规定以来，墙头马上之外，饭桌就一直是个用餐和用情皆宜的好地方。恋爱中的男女同桌而饭，是生米对熟饭的憧憬，是未来共同生活的一次安 全的彩排，除此之外，要彩排未来幸福生活之节目单上的余项，皆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

恋爱乃闲人忙事，忙着约会，忙着收发情书，忙着看电影，吃饭。与看电影相比，吃饭更为接近闲人忙事。看电影，两个人盯着前方，银幕上的确是忙，坐在黑暗里的人却闲得发慌。吃饭就不一样了，嘴忙手也忙，还可以近距离观看对方的各种动静，看他起筷，看她喝 汤，看他掏钱，看她补妆，就差没看到他卷起袖子洗碗。郁达夫缠着王映霞的那些日日夜夜，按照男方事后发表的日记，我检索出自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至５月３１日，郁、王先后于沪杭两地合共听戏看电影６场，拥吻不过１２趟，吃饭倒有３７回。

不同阶段的恋爱，在餐桌上各有境界。萌芽状态，往往主动地频设饭局，呼朋唤友。于灯红酒绿、杯觞交错之间，借点酒意，说些疯话。只有自家的心里明白，在座者皆无关人等，除了意中人一。置身于这种场面，无论有多么渴望与对方接近，当事者切忌毗邻而坐，宜 对面，正斜均可，把佯醉的目光，沾染了酒菜的气味，越过红烧，越过清蒸，越过千山万水，于杯盘狼藉的上空盘旋再三，不经意地寻找着着陆的地点。“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即饭局上的这种小情愫是也。此外，进食行为本身，对恋爱也有促进作用。北京 某男，曾在一本时尚杂志上回忆第一次亲吻女友的冲动：“她吃饭时津津有味的样子简直让我着了迷。她轻轻蠕动的双唇是那样可爱、性感，使我恨不能变成她盘中的意大利通心粉。”见到牧羊女，渴望立马就变成小羊让她抽抽，见到火锅，自然就恨不得变成羊肉让她涮涮 。天底下的恋人，人同此心。

吃着吃着，话越吃越多，人越吃越少，忽一日，前来赴宴的只剩下你我二人，饭局已成棋局，一场爱情博弈，也逼近了放出胜负手的关头。此时此刻，大量分泌的安非他命（ａｍｐｈｅｔａｍｉｎｅ），把我们的智商降到最低，吃什么喝什么，早已置之度外。安非他命 吃着我们的脑干，我们则眼里西施，嘴里美食，吃什么都可口，再贵的也是便宜。贵价而糟糕的餐厅，最欢迎你我这样的客人。情人们在情人节的晚上痴迷地吃着烛光晚餐，全城的餐厅老板心里，却正在为庆贺他们这个行业里一年一度的愚人节而频频举杯。

反正是什么都好吃，因而热恋期间可以光顾任何餐厅，惟需避开如麦当劳、豆浆大王之类的连锁食店。像恋爱一样，失恋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那“发乎性，止于餐桌”的失恋，比其它场所的分手更难将息。葬花焚稿之后，触景生情依然是失恋者的最痛。像 上述开得满世界到处都是的餐厅，能不令失恋者一步一惊心，见一次而肝肠寸断一回乎？这就像蛊惑仔电影里常说的那样：“见一次打一次”。

尘世间没有庸俗的饮食，只有庸俗的饮食者；有卑微的男女，而没有卑微的恋爱。弗洛斯特写道：“你要爱，就离不开这个世界，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更好的去处。”如果把爱缩微成男欢女爱，把世界具体到屋檐之下，那么你要恋爱，就离不开饭桌。除此之外，我 同样也想不到还有更好的去处。

就像千千万万的成年中国男性一样，我对过年这件事，也是一年比一年提不起兴趣。唯一支撑着我还能在年初一早上以笑脸迎人的，剩下就是吃了。

夏尊先生说：“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我相信，对于大部分１９８５年以前出生的人来说，“过年”或“春节”这两个词如果 能唤起某种巴甫洛夫反应，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可是，在这个家家户户忙着置办年货，磨刀霍霍，摩拳擦掌，准备大吃几天的大喜日子，总有那么一些医学专家或营养学家，透过报纸或电视频频地向我们发出警告：春节期间要注意节食，注意健康，千万不要吃得过量，尤其 要注意预防肠胃疾病的发作，等等。

这些言论总是令我怒不可遏。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终结，我们早已将农历年期间集约化的大快朵颐，平均地分摊到３６５天里的每一个月份，每一个星期。不过，与往常相比，春节的吃还是很不一样的。过年的首要工作，就是在法定的假期里，一家人千方百计地聚到一 起，其次，就是地球上凡与这一家人具有生物或社会联系的另一些人，按轻重缓急，亲疏远近之分，有秩序地进行互相拜访，互致美好的祝愿。以上的种种活动，都要围绕著饭桌进行。

家庭里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味觉来凝聚的。在每一个屋檐下，每一张餐桌上，饭菜有精细，厨艺有高低，但总是熟悉的味道，安全的味道。没有或者短缺了这种味道的团聚，犹如省略了相送的分离，总是局促，不完整的。每一年的春运期间，在车站，在机场，在 港口，那潮水般涌动的人海，那满坑满谷的黑头发黑眼睛，行色匆匆的身影，焦灼渴望的眼神，你以为那是什么？那不是一具具互相挤做一团的肉体，而是一颗颗急于互相抚慰的心，一张张急于重温那家庭气味的嘴。无论如何，你总不能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急着赶回去与家人 一道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的吧。

按照我国传统习俗的现行法律规定，每年只过一次春节，每一次过春节都会放假数天，而且是连续的。因此，此一期间里的吃喝，当然也就比较频繁、比较连续，分量也比较大，当然，这也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地正常而健康。春节期间，因肠胃不适而到医院求 诊者激增，是事实，不过，在明天不用上班，后天也不上班，大后天更不要上班；三十见了全家，初一晤了主要亲戚，初二会了众死党的前提下，把吃得过饱的身体，摊开在浓得化不开的情谊里面，难道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

过年是一件必须感受到幸福的事，幸福也必需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当然，移风易俗、例如立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极其必要的。但若再把吃喝也移了去，所谓春节，就会变成一个中期以节食为主，开始和结束时辅以强化体能锻炼（负重状态下）的全民性春季瘦身节 了。我只是反对在新春佳节的前夕，以科学的名义对广大过年者实行精神上的恐吓与迫害。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忠告，我这里就有一个：春节期间，一家人如无特殊理由，最好不要光顾饭馆，尤其是团年饭。大年夜或年初一仍在那里上班的，除了老板之外，从跑堂、厨师直 到收银，心情一般都不会太好，除非你真的很想尝尝别人的乡愁。

少年时，每一次合上《水浒》，也会闭上眼睛，梦想在某一个雪夜，屋檐上突然悄无声息地跳下几条身披斗篷的好汉，一只快船就把我接了走，直往那烟水弥漫的芦苇泊里而去。忠义堂前，完成了简单而又隆重的结拜程序，然后，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

激动人心的时刻，其实就是与众兄弟们一道吃酒吃肉。几十年以后，我依然深信，曾令我神魂颠倒的，主要是大碗吃酒和大块吃肉。至于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等一般性作业，倒是还在其次。

金圣叹批曰，一百八个人，便有一百八样出身，一百八样面孔，一百八样性格。照我看，这一百八个人却有一门共同爱好，就是大块吃肉，不管是猪肉、牛肉，亦无论鸡肉、狗肉，大块就好。“两大一吃”，是阮氏兄弟对绿林生活作出的高度概括。阮家不但经营河鲜， 且喜欢用吃来标签生活的各种形态。宋押司死到临头，还要用“想吃板刀面或是馄饨”这样的废话来戏弄于他。梁山泊里的这伙强人，上山之前并非吃不起肉酒，也不是大块不得，其所谓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实际上是指一个成年男人一旦脱离了体制、财产或家室等正常的 社会生活规范之后，于精神上得到的大解脱。就饮食而论，水浒之酒账肉簿远不及金瓶梅、红楼梦。这样一群人物的饮食生活，并不需要做过于细致的描述，“大碗”加上“大块”，便尽得了“大快活”境界之风流。

大块吃肉的禁忌，现在已经由健康和品味所取代。一个人在下决心去把一大块实实在在的肉咬上一口之前，思想斗争之激烈、之复杂，很可能胜过卢俊义上山或丹麦王子下手。然而，越是禁忌的，就越是挑逗的。想一想，这是多么雄浑的肉啊，像水浒一样的大部头的肉 ，切割得堂堂正正的立方体。须是猪肉，须是五花肉，曰红烧，曰回锅，曰粉蒸，曰梅菜扣…能大且块者，只有东坡肉这红烧肉家族里的掌门。按《清稗类钞》所下的定义，东坡肉为“猪肉切为长大方块，加酱油及酒，煮至极融化”。杭州的楼外楼，乃与此“长大方块”做 楼台之会的最佳地点。于暮春时节，据桌临湖，肉至时，以单掌击案，紫砂罐里那一方方的晶莹剔透，即快活地颤抖不已。此刻，若有薰风自湖面习习而来，便觉那动感的肉香扶摇直上，一阵阵汹涌逼人。一块四四方方、肥瘦相间、煮至极融化的东坡肉入嘴时所散发的快感 ，要用言词来形容，唯有把专用于猪八戒的那一句“雪狮子向火”搬到自己身上，或者，试试这一句美俚：“ｈｏｔｋｈｅｂｕｔｔｅｒ（热刀切牛油）”。此时此刻，满腔的热血全部都涌上心头，嘴边的正、副守门员，已先后被罚离场。口腔如洞 开的空门，万众欢腾之下，２０码外的一记猛烈而酣畅的凌空抽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轰然而至。

当上山已成往事，落草已付笑谈，好在还有大块吃肉的禁忌，令人可偶尝破戒之快，一逞轻狂。好肉不宜独食，最好将一位正处于减肥疗程之关键时期的玉女携上楼外楼，箸肉齐眉，继而做入口状，待她花容失色、肝肠寸断之际，犹自豪迈地大喝一声：“啊呀，今番罢 了！”便一口吞了。

一个人最容易察觉到老之将至的时刻，可能并不是某一次例行的体检，也不是三番五次地忘记了赴约的时间，而是在冬天的某个夜晚，突然不能自已地想念起甜食。

医生对我说，原本并不特别嗜甜、甚至是一个厌甜者，之所以会在一个寒夜里动了“甜心”，很可能是季节性忧郁症（ＳＡＤ）的症状。此症多发于中年人，又以冬季最为普遍。由于冬季缺少日照，在脑部神经细胞之间做信号传递的单胺氧化酶（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 的活动降低，从而对情绪和胃口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严重的还会导致暴食症、强迫症、恐慌症以及社交恐惧症。适当地多进甜食，勤晒太阳，均有助于加速单胺氧化酶在脑部的合成与分解，不失为抵抗忧郁的有效手段。医生还建议说，如果遇上持续的阴天，不妨把家里 的灯全部打开，或是前往百货公司那一类的公众场所，在明亮的环境里进行自我治疗。

与我年龄相若的一些朋友，相继都出现了这种症候。排除了“西雅图不眠夜”的暗示，确认与糖尿病无关，然后，我认为是时候遵医嘱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往咖啡杯里加入第二块方糖，想一想，为什么过去因吃糖而快乐，现在却因不快乐而吃糖。

中年是下午茶，董桥所说的下午茶是英式的，免不了要加糖。

甜是婴儿最初的滋味记忆，糖果则同时带来了早期的诱惑和禁忌。我第一次听说盐来自海水，便立即把一大片沙滩幻想成砂糖。人类的亲糖，乃基于如下美妙的生化反应：食物的滋味分子渗入味蕾，味感细胞的微形纤毛在滋味分子的刺激下，经由味蕾所连接的神经，将 滋味讯息以电流脉冲形式传递至大脑中枢后的脑回下部，最终导致味觉。不过，滋味分子只有达到一定浓度，才能在脑部形成味觉反应。足以促成味觉反应的食物分子浓度，五味中以苦最低，甜最高，其次是咸。这意味着，人吃不了苦，却可以心满意足地接受甜的抚慰。

在造字上，五味中只有“甜”体现了舌头与蜜、糖相依为命的直接经验。咸主要用以吊味，酸辣制造刺激，只有甜，洋溢着宁静和安全。

味觉细胞在舌头上的功能性分布也是这样。感觉酸味的味觉细胞驻守在舌头的两侧，感觉苦味的潜伏在舌底，感觉咸味的分布在舌头的前沿，而感觉甜味的味觉细胞，恰好就集中于最敏感的舌尖。漠视或绕舌尖而行的饮食，就像没有情书的恋爱以及未经恋爱的婚姻。

一切都被安排得如此妥当！只是由于其他滋味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不断加入，际遇和个体的差异渐渐拉开，从对蛀牙的防范，到对热量的躲避，糖被淡化甜被稀释，但是，糖依然如霜降般覆盖着、保护着每一个人的童年记忆。与其把中年嗜糖诊断做衰老的信号，不如视 之为一场倒叙的淡入。在那些遥远的山岭上，甜蜜而洁白的霜已经开始解冻，它们就要汇成一条河流，把我们安全地渡返。说吧，记忆，就像嗜甜软的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回忆若有气味，应是“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去小榄看一个朋友，近晚饭时，又来了若干朋友的朋友。其中一人提议，去吃一点特别的东西。一行人穿巷过桥，从后门潜入一家饭店，又绕到厨房一角，掀开一堆纸皮箱，打开灯，笼子里是一只眯着眼睛的猫头鹰。

我不吃猫头鹰。很久以前、起码是政府颁布有关法令之前，我曾吃过一次。只能炖汤的猫头鹰，苦涩，谈不上好吃。另外，上面提到的那一只，猛地一看，跟我女儿正在悉心调教的那只大眼睛ｆｕｒｂｙ，实在有几分相似。

就像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猫头鹰据说也有疗效，主要是明目。本草纲目则说，去毛去肠，油炸，食而能治疟疾，其肝则为法术家所用。尽管人们普遍相信，到目前为止，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依然是奎宁，不过因猫头鹰有惊人的夜视能力，故“明目”这种象征性的暗 示，与驴鞭壮阳、虎骨强关节一样，更不失为一种顽固而可爱的思维方式。

不过，这种信仰也不总是局限于形而下的阶段——王军霞跑得快，偏偏倒是吃了马俊仁炖的甲鱼，而不是兔子。滋补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至于野生的是否就比驯养的滋补，并无充足的科学根据，主要以经验相传，有时甚至只是文字游戏，玄而又玄。“本草”一类的典籍 里面，当然有大量的验方，但是，一个笃信吃了狮子肉，就会“壮胆助神，雄健威武”，吞下狮子的大便，则能“淤血清散，杀灭百虫”兽部者，却往往会忽视一碗米饭也具有“益气、止烦、止渴、止泄痢、调合五脏、聪明耳目”谷部之神效。在国产雪茄也声称能止咳化痰 的情况下，超过五十万年的人类驯养动物史，显然还不足说服一个“滋补”的迷信者放弃对未经驯养动物的垂涎。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周口店人一天的饮食，比人民大会堂的国宴更能使他心驰神往：早点，是一只真正的野山鸡；到了中午，来了一顿剑齿虎大会餐；最气人的 是，夜宵时分，这些被宠坏的，甚至连狗都看不上，偏要把一头狼弄来烧烤。

与此同时，他还有这样一种模糊然而坚定的信念：野兽比人生猛，野生动物比驯养动物生猛，欠生猛的人吃了这些生猛的动物，就会变得像原始人那样比较生猛。好汉，我祝你金枪不倒，祝你万寿无疆，同时也希望你在新千年的那天深夜没有看过电视，因为我见到，世 纪曙光初现的那一刻，基里巴斯岛上那些南太平洋土著，仍然意态安详地在沙滩上跳着不紧不慢的舞蹈。相比之下，挤在纽约或者香港街头的那些人的动静，可就要生猛得多。

除此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多的证据来推翻“野生比驯养滋补”的神话。周作人说的比较诚恳：“有些飞走的小动物，不必搜求来吃。既有普通的鸡豚也就可以够了，无须太过馋痨，一心想吃个别的肉。”话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今人对于“个别的肉”的景仰，对于 那些妄图以普遍扼杀个别的行径之愤慨，却是与日俱增。譬如，在商家常常以养殖鱼假冒同类野生鱼的险恶环境下，香港的海鲜专家张文生先生，便练就了一身反欺诈的绝技，他在著作中指出，人工养殖的鱼因较少接触阳光，所以看上去神情有点呆滞。

神神乎其技。只是我担心，若由像我这种又馋又急的来执行此观察任务，最后弄到神情呆滞的，很可能是鄙人而不是鱼——回到猫头鹰之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榄角蒸鲮鱼，皆水乡土产。亲切，熟悉，犹如邻家女孩。

有一个笑话说：馒头和面条打架，馒头打输了，回去搬救兵，请来花卷和包子助阵。兵临面条城下，突见一包方便面在阵前施施然而过，馒头拍马上前，大喝一声：“且慢，别以为烫了一头卷发，俺就认不得你了！”

烫了一头卷发的这一位，可能是最能代表２０世纪的一种食品。有人认为，２０世纪的两大发明，首推手提电话和方便面。前者满足了人类沟通的需要，后者则满足了人类对于“方便”与“即时”的原始欲望。第一包方便面，是日本食品制造商安藤百福在１９５８年创 造的。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可以与ＳＯＮＹ、卡拉ＯＫ以及黑泽明等量齐观。目前，在市场上出售的方便面计有７２０种，日本人平均每年每人吃掉４０包以上，香港去年进口３７３８吨，成为全球最大买家，美国以１６１０吨居次位。全球的方便面年销售量高达４３４ 亿个，年销售额逾３千亿港元。中国是全世界消耗方便面最多的国家，全国人民一年要吃掉１６０亿个。

方便面的暧昧之处，在于以简单和效率无情地否定了餐厅、否定了厨房的同时，又蓄意地营造出一种与正常的烹饪、进食过程相类似的氛围：省略了炒菜前分门别类的准备以及炒菜时的手忙脚乱，但是保留了加入两种或以上调味品或配料的程序，按照印在某些方便面包 装上的指示，这些被分成小包的调味粉、麻油或脱水蔬菜、鸡蛋，在投入上甚至还有明确的先后之分；泡一包面，也不必像煮速冻水饺那样，要动锅动灶地花上十几分钟，但是保留了烧开水和灌水这样的基本动作。再加上，自己的碗，自己的筷，有汤，有温度，又成功地排 斥了饼干和面包。此外，吃惯方便面的都懂得，灌入开水后，还需将碗略盖片刻。很显然，这是对蒸或者焖的模仿，不过，只要一分钟。一分钟后，竟也有催人泪下的温情扑面而来————至少，这是一种面对面的感觉。

作为一种叙事媒体和象征系统，方便面像卡拉ＯＫ一样，皆具有在简化过程的同时制造出一种煞有介事的情境之功能。对于后者，《时代》杂志有这样的评价：甘地和毛泽东发动的革命改变了亚洲的白天，日本人井上大辅发明的卡拉ＯＫ则改变了亚洲的夜晚。我个人认 为，设若一个亚洲人在唱过卡拉ＯＫ之后感到有些饥饿，却又急着回家或者懒得出门，那么，方便面就有机会进一步改变卡拉ＯＫ结束后的那些更深的深夜。另外，午夜１２点左右，泡一碗方便面坐在电视机前，绝对有助于这种情境的深化。大多数的方便面广告，也会聪明 地选择在这个时段播出。方便面的种种不同味道，如海鲜、牛肉等等，很难吃出个究竟，基本上要靠广告激发。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便面之豪华版的杯面和碗面的出现，可能是这个行业的自杀行为。个别的碗面，竟真有一块熟牛肉封以锡纸附送。纸杯和纸碗否定了碗，真 牛肉否定了牛肉的虚构，它的败兴，无异于在ＫＴＶ里面放了整晚的原唱。

１９世纪末，美国化学家Ｊ·多兰斯发明了加水加热后即可食用的罐头汤。到１９９５年，跨国企业约瑟夫·坎贝尔公司生产的“金宝汤”仅在美国本土就售出４０亿罐。从罐头汤到方便面，从便利、即兴、廉价，到谈不上好吃，也不能算难吃，但是煞有介事———— 还有人要继续谈论２０世纪吗？我看，还不如开一罐金宝清鸡汤，泡它一包方便面吃吃算了。

经常客满的饭馆有一种不良习气，就是搭台。你是两位先来，领位小姐在将你二人引至一张四人餐桌之前会事先告知：如果稍后还有其他客人，这张桌子将会被搭台；如果你是后到，而此时餐厅已经客满，她就会问：座位倒是还有两个，搭台你介不介意？

语气的协商难掩知会的胁迫。搭和被搭的，心里虽是老大的不情愿，不过特定时间里的这顿特定的饭若非吃不可，你就注定无路可逃。利润要追求最大化，资源要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人家要效率要得正大光明，我等总不能为了捍卫一个完整及封闭性的私人空间而剥夺了 他人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吃饭权利，并且把此事说成是我们所要的公正吧。

搭就搭吧，浑身上下的不自在就从点菜开始。若大家想到的是同一道菜，则点菜的先后就会变得十分敏感，对方的抢先有可能陷我于人云亦云，若为了体现个性之尊严而另作它选，多少又心有不甘。不同起跑线的连锁反应还包括：点菜在先者的菜先行抵达餐桌之后，你 将如何摆正自己的目光与他人的菜肴及其吃相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你看还是不看？饭菜是别人的香，是不好意思的人性；非礼勿视，是自我克制的教化，而此刻的两难局面是：故意别过头去无疑是鄙夷的姿态，但是近距离之下的惊鸿一瞥显然更难避免。思前想后，心下竟 是说不出的懊恼。

比较起来，一对一的搭台比较容易应付，因为双方都没有必须交谈的同伴，因此大部分的尴尬可以避免。遇到这种单挑的局面，我就会想起南京某公厕的大解处，由于它被设计成双人面向的格局，因而有一点像餐馆里的所谓火车座。尴尬是难免的，好在大家都没有开口 的必要，相对无言地埋头片刻也就驼鸟过去了。至于１２人的大圆桌被搭了五六组人，乱是乱，不过乱成这样倒也好办了，捉对厮杀，互不干扰，就像是一个主持人中途无故离席了的小组讨论会场，场面因大乱而大治，尴尬也因分摊而冲淡。

算下来，最难将息的是四人餐桌搭两组食客这种桥牌局面，不幸这正是饭馆里最常用的餐桌和最常见的客人。所有的局促都来自于两组人之间必要的谈话。同一话题的不同意见，可能会点燃寻衅、找碴的火头，一致或趋同的看法，则有故意套瓷之嫌。如果说吃饭之外的 话题还可以回避，那么对于菜的评论就在所难免了，同样的一道例汤，人家嫌淡，你偏说咸了，这不是找架吵吗？

你在饭桌上吃饭

吃饭的人在饭桌上看你

别人装饰了你的饭桌

你装饰了别人的饭

在各种公共场所与陌生人作亲密接触的机会其实比比皆是，即使是无需搭台的餐厅，邻桌的谈话有时也会互相干扰。只是当陌生人一旦被搭在同一张台上，“台”就在顷刻间自动生成了一种关系和一层意义，在饮食男女的意义上，餐桌相当于床，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受到“自我”的不可抗拒的驱使，搭台者往往会下意识地做一些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小动作，企图将已经统一的市场再度细分。比如，挪动茶壶构筑防卫性的壁垒，立起菜谱展开间隔性的屏风，最终以碗碟摆成的数个小圈子来完成圈地。

其实，与其各自别扭，不如以“相逢何必”的豁达，将计就计地做了一处，逼我们搭台？好，我就来个勾搭成“奸”，速配成功，奸诈到把几组人和几组菜并为一组，一锅汤两组人喝，一笼虾饺三个人吃，四份小费也只付一份，气死那个开店的以及ＴＭＤ效率。

正文 --7

粤人的食蛇史，见之于中国的几部早期典籍：“越人得蚺它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

和《淮南子》，“盖古之巫书”，里面提到的事，尽管有点不可思议，但起码要比《剑桥名人录》之类可信而且可怕得多。什么是“既可信又可怕”？比方说，苏东坡的妾侍，在广东惠州时将蛇羹误做海鲜吃下，事后得知所吃为蛇，竟然于数月后死于非命。

足见“杯弓蛇影”的恐怖，有的时候竟比亲口吃下去的真实还要致命。

即使在今天，对于居住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广东人的这种爱好，仍然是一种可怕的风俗。不过，山东人偶尔也有吃蛇的。《聊斋》里面有一则《蛇癖》说道：“予乡王蒲令之仆吕奉宁，性嗜蛇。每得小蛇，则全吞之，如啖葱状。大者，以刀寸寸断之， 始掬以食。嚼之铮，血水沾颐。且善嗅，尝隔墙闻蛇香，急奔墙外，果得蛇盈尺。时无佩刀，先噬其头，尾尚蜿蜒于口际。”

尽管山东人之“啖葱状”足以收入粤语版的或《淮南子》，不过，蒲松龄或许相信，广东人吃起蛇来，与吕奉宁大同小异。但在前者看来，这种吃法虽然生猛，却未免过于浪费，没文化，甚至暴殄天物。

广东人不吃小蛇，不吃蛇头，更不生吃。天生一只能闻出“蛇香”之鼻的广东人，非但善于不厌其烦地炮制蛇羹，还能炒蛇片，酿蛇脯，近年来又推陈出新，涮蛇和“椒盐蛇碌”风行广州，而且，吃起来文明得就连碎片也不剩。广州的连锁食肆“惠食佳”，即以“椒盐 蛇碌”为招徕，并且在本地的高级杂志上大做整版广告。那广告，黑底，衬着一盘金灿灿的“椒盐蛇碌”，下书一行小字：“始创于1987年”，那份矝贵，绝对不输给同一本杂志上的进口皮具广告。

然而，这并不表示吃蛇从此不再引起友邦惊诧。前几年，太阳神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因标榜含有蛇、鸡之精华，上市当晚，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两个财经主持人，根本没有把希腊概念的Apollo当一回事，却一口一个“Sock”（蛇股）地侃了个没完没了。

很早就有中国人对此看不过去，林语堂曾经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

不是林语堂忘了广东人也是中国人，就是他在一时的正义冲动之下挺身而出地干了一桩蠢事。《淮南子》里面提到“越人”固然不可能包括衣冠南渡之后的闽南居民，而且，古早的漳州人吃不吃蛇一时也无从考证，不过他们经常被蛇吃倒却是事实。漳州南门之外，过去 曾专设“蛇王庙”一座，其功能就是替人解除蛇咬之痛——有效范围只限于被城里的蛇所咬，乡野之蛇无效。

食蛇之被视为异行，皆出于惧蛇。像广东人那样干脆把蛇吃到肚子里去，非但可使自家的恐惧全消，还能使对方之恐惧倍增。

在传统的中国饮食文化中，凡好吃的东西一开始都是好药，蛇也不能例外。先民们见面时，应该不会以“吃饭了吗？”为问候，而是“有好药吗”？

不过，蛇的药效从一开始就有点诡异，就像蛇一样。之《海内南经》章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对于这个语焉不详的“心腹之疾”，学术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当然，也有人相信所谓“君子”的“心腹之疾”其实就是饿。 不过，既然是疗饥的食物，何必称“服之”？

“药性”在广东的蛇馔里十分显著。据南海县史志资料记载，曾经是广东最经典的、最权威的蛇餐馆“蛇王满”（注：已倒闭），其创始人吴满自幼即以捕蛇为业，并且借向佛山、广州两地的药商供应蛇胆及生蛇而发达。他在广州开设的“蛇王满”，除了以出售蛇胆为 号召之外，还“开发研制”了“三蛇胆陈皮”、“三蛇胆油”等等药物，至于蛇肉后来也上了“蛇王满”食谱，主要是因为吴满载他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蛇肉对风湿病有良好疗效”。本质上，百年老字号”蛇王满“餐馆与佛山的另一家百年老店“宝芝林”其实并无差别。

中医相信，蛇胆和蛇肉具有行气活血，驱风祛湿，化痰止咳及明目强肝的神奇作用，蛇油能防止血管硬化，蛇舌可镇痛......总而言之，蛇的一身都是宝，活脱脱就是一根会咬人的人参。

但是这样还不够，广东人还无可救药地坚信蛇肉质滋补壮阳远胜于美味，就连拿奇腥的蛇鞭也不肯放过，据称，此物的补肾壮阳之功效比鹿鞭还要高出十个百分点。不过，以蛇鞭的短小精悍，壮阳者可能都会对“以形补形”的信仰做出暂时的背弃，改信了蛇的性格。想 想也是，要是“以形”真能“补形”，还不如干脆学《聊斋》里的山东人吕奉宁，以啖葱之势，一条蛇完整地吞下去罢了。

吃蛇的风俗虽越千年，但是，此期间大概除把生食改了熟食，从蛇胆吃到了蛇鞭之外，烹蛇之术却长期地不思进取，直到九十年代初“蛇窝”（即蛇肉火锅）的问世。

“蛇窝”之前，蛇馔一直以“蛇羹”为重。宋朱沃《萍州可谈》即有“广南食蛇，市中卖蛇羹”之记载，江孔殷先生的“太史五蛇羹”则把它推上了顶峰。到目前为止，香港的蛇馔仍以蛇羹为主，依然是满足于那一碗飘满菊花的黏稠之物再加一小碗润肠腊味饭的可怜享 受。

当然，蛇胆永远是蛇的最精华部分，也是传统食蛇者的最爱。在这种“补”字当头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传统的吃法，盖以蛇胆为主，在香港和台北，至今仍行此“得一胆而弃全身”之古风。蛇肉既沦为弃之可惜之物，一定弄来吃的话，厨房里面的下手之重，竟毫不吝惜 佐料——“蛇王满”生前就最长于此道。

传统蛇馔中的“龙虎凤大会”（其实是一种豪华版的蛇羹），曾经是粤菜大系之殿堂级力作，同时也正在变为传说。

一九八八年秋，重新装修的桨栏路“蛇王满”——几乎是当时全国惟一的蛇餐馆——隆重复业时，留在菜单上的主打蛇馔，依然不离炒蛇柳、煎蛇脯以及蛇羹之类。能与新潮装修配称的，无非多了一道蛇串烧，吃起来好像偷工减料的羊肉串。

更要命的是，它依然以“治好了多少风湿病患者”为标榜。

“蛇王满”曾于装修后开业首日大宴宾客，我是座上客之一。十一年后，这家享誉全中国的百年老店，终于在国庆节前夕因经营无力，资金周转困难而拖欠员工工资被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查封。其实，这家百年老店黯然结业，除了不思进取及不肯专注于本业之外，基 本是被蛇肉火锅打死的。

蛇肉火锅之所以能够成为“蛇王满”及其代表的传统蛇馔的终结者，技术上是因了火锅这种简便到近乎自助的方式。其次，它也标志着真实的感性战胜了那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理性，是味觉的胜利。

把蛇放在火锅里涮，广东人成为“打蛇窝”。打边炉有多种形式，我喜欢的吃法，是首先起一个火锅，完全是打边炉的家常方式，在店家事先做好的火锅汤底里，照例是加入了川芎、枸杞和红枣等广府人常用的中药材，我不惯药材，因而只要清汤（比较讲究的食肆，会 把蛇骨拆出熬成汤底）。然后，再斩上一只或半只鸡（非本地土鸡不可，洋鸡和土蛇沟通不来），一只约莫一斤重的甲鱼，斩件上桌。待锅里的汤开始沸腾，可以先把鸡炖上，然后再放进甲鱼。甲鱼和鸡共冶一炉，安坐在火炉上慢慢煨着。那厢边，一条蓁蓁大蛇已告屠毕， 现在轮到主角登场：可以是斩成手指长短的、晶莹剔透的蛇碌（段），也可以是切成鱼生那样不厚不薄的蛇片。甲鱼和鸡被煨出的最初的香气四溢之际，正是将蛇赴汤的大好时机。

蛇肉的真味，非常微妙，介乎于鸡肉和鱼肉之间，也就是说，在鸡和甲鱼的渲染之下，蛇肉的美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其鲜甜至此方被演绎至空前绝后、淋漓尽致的境界。

我估计，首创此种吃法之人大概也是个怀着一颗吃心读《聊斋》的。类似的吃法，相近的味道，见之于《豢蛇》：有客中州者，寄居蛇佛寺。寺中僧人具晚餐，肉汤甚美，而段段皆圆，类鸡项。疑问寺僧：“杀鸡何乃得多项？”僧曰：“此蛇段耳。”

芥川龙之介里面的那个拔死尸头发的老妪，在自辩中也指责说：“我刚才拔着那头发的女人，（生前）是将蛇切成四寸长，晒干了，说是干鱼，到带刀的营里去出卖的。倘使没有遭瘟，现在怕还卖去罢。这人也是的，这女人去卖的干鱼，说是口味好，带刀们 当做缺不得的菜料买。”

里说的“以虫为蛇，以蛇为鱼”，据考是因“盖蛇古字作它，与讹声相近；讹声转为鱼，故蛇复号鱼矣”。可是，就味觉而言，蛇跟鱼的关系可能不仅仅只存在于语音的变迁吧。

谁是我们的食物，谁不是我们的食物，这是吃喝的首要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殊不简单。除营养、健康和个体差异之外，还存在着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族群内部的部落或地域偏见等诸多干扰。即使是诉诸于法律，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例如，法律规定不可以在不付 钱的情况下下吃饭店里的东西，不可以在付了钱的情况下吃饭店里的猴子，但是，法律却没有指出人可不可以吃电，可不可以吃自己或他人的疮痂。

嗜痂的故事，见于《南史·刘穆之传附邕传》。南康公刘邕“性嗜食疮痂......尝诸梦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灵休大惊，邕答云：‘性之所嗜’......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各派史学，无不将 此异行钉之于历史耻辱柱，或斥之为“地主阶级的疯狂暴戾”。阶级本性、个人品位之外，问之以西医，刘邕患的可能是缺锌的毛病。锌是产生味蕾细胞的营养素，摄取不足，会使味蕾细胞的新陈代谢恶化，导致味觉异常，饮食行为也随之异常起来，病患往往主动找些异常 的东西来满足异常的味觉。时至今日，人类进食玻璃、铁钉等异物的报告，依然时有所闻。有关吃电脑的消息，其见报之日相信亦不远矣。

玻璃、铁钉皆无机物，还包括张岱《夜航船》所记嵇康、王烈于山中见石裂而食的“石髓”。这是落在嵇康和他的朋友身上，非但绝无不齿于人类之虞，反而使名士之酷倍增。有机物的异食，问题的性质就比较的恶劣。刘邕所吃，乃人皮疮痂，而且，是别人的疮痂。如 果他性嗜的只是那“烤工极佳火候绝妙的高超技艺下精制出的那种一嚼即碎、稍抿便化、香酥爽利、棕黄焦嫩的乳猪脆皮儿”（查尔斯·兰姆《烤猪技艺考原》）——厨师在乳猪表皮制造的疮痂；如果他有正当的动机，比方说为了治病，（李时珍在验方中也建议过进食头垢 、耳塞、爪甲以及人屎人尿之类），身后之名可能也就不至于如此的不堪。当然，刘邕嗜痂的政治不正确，端在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乱吃。

有的时候，乱吃也不完全是生化作用。我八岁那年，在一种强大的人文因素感召之下，于一年中先后两次尝试吃下同一条皮带。分甘同味的，是一位同样景仰英雄主义的同学。蹲在野地里，同时抽出腰间的皮带置于火上烤，吃了一嘴油漆之后，又一道站起来，裤子也一 起掉下去。顺便一提，我认为就皮具而言，卓别林在《淘金潮》里吃自己的皮鞋，堪称电影史上吃得最动人的一幕。据考证，那双好吃的皮鞋，乃洛杉矶一糖果店用黑甘草软糖加冰糖制成。

我目睹的最劲爆的异食场面，是吃电。十多年前，我在饭桌上被引见给一位大师。大师说，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只因幼时一次意外，受到过量的钴60照射，之后便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可以通电无碍，而且对于没有电的食物兴趣不再，只吃电，而且只吃交流电，直流电只 能当做下午茶或罐装食品。现在与大家同台吃饭，只为敷衍普通的社交礼仪。说着说着，大使就有点饿了，就把一根食指伸进墙上的电源插孔，另一手伸向我，客气地邀请道：“你也来点？”

常识在上，人情在下，面对这一种特殊的社交礼仪，我只好倒后三步，加倍客气地谢称：“这家餐厅的菜，一向落盐的不吝。它家的电，想必也会偏咸。您慢用，在下还是免了吧。”

最讨厌药膳，逢着有人请吃药膳，心里必定会恨恨地骂上一句：“还不如直接请我吃药算了。”

药材抢味，食物应有的滋味，往往屈服于其淫威之下而惨遭破坏，因而药膳大都不好吃；其次，药是药，菜是菜，药须见效，菜要好吃，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和评价系统，将此二事混为一谈，结果是药不像药，菜不像菜，餐馆不像餐馆，药铺不像药铺。

除了功能和评价系统的不一，服药和吃菜在行为上也大不相同。点菜前，正常情况下主人通常会问问客人爱吃什么，嗜甜软或惧辛辣，总不能对在座男女的体质逐个地做一番关切的望闻切问，脾虚还是肝火，湿热吗？肾亏乎？

食客到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吃不坏人，但是长此以往，餐饮和卖药这两大产业的前景，实在是很不明朗。几年前，香港有一家专营药材的大公司，在街上一口气开设了数家药膳馆，市场的反响却不见热烈。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后来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不直接往菜里 下药，就采取间接的方式。有在广州开店卖新疆羊肉的做广告称，他家的羊“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生前能自觉地服用野生草药，并无助于改善肉质于身后，店家要讲的故事其实是：吃下一头懂得吃药滋补的羊之局部或全体，就等于既吃了药，又超值地吃下了样 的先天性的自我滋补机制。我相信，最起码在的读者群中，这绝对是一种强有力的暗示，因为它与唐僧肉是同一个模式。

都在百折不挠地劝你吃药，都在千方百计地哄我们吃药。开餐馆的拼命注入医药概念，那开药厂开药房的情何以堪，又该如何应付？莫非要推出“杂烩多种维他命”或“走油降胆固醇胶囊”不成？

蔑视感官而景仰内脏，其实只是文化的表面，其实在骨子里面，两者互为表里。如果能让一个经常忍不住溜出去跳舞的人相信，跳舞具有某种体育锻炼的功能，他就会跳得比较心安理得，比较理直气壮比较爽，这也是一个馋痨胚用来说服自己和他人的理论武器。

不能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摆正，馋嘴时就不能好好吃菜，有病时也无法好好吃药。没病的才吃药膳，真有病的，急着满世界找药吃，哪里还有这一份闲情逸致。广东人有“医肚”一说，不过那是指饿急了，寻些食物胡乱将就吃了，而不是病急。

真病到无可救药的分上，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的，倒是很容易就取得一个最终的共识：该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什么好吃，就吃点什么，罢了。

许多年以后，很少有人会追忆起自己在断奶前的幸福生活。奶制品商则热诚地试图唤醒这种记忆。他们耗费巨资，制作了一幅幅美好不可方物的与奶有关的情境，要把饮用牛奶变成时尚一种。

美食家蔡澜先生是一个牛奶崇拜者：“看《阿飞正传》，占士甸（James Dean）半夜回家，打开雪柜，取出一大玻璃瓶牛奶。喝完之后把冰冻的瓶子贴在脸上，摩擦又摩擦，真有型有款。从此，爱上喝牛奶。美国和加拿大，人们拼命喝牛奶，所以快高长大，连父母亲都是矮小个子的东方人，养出来的下一代和洋人一样高，这绝对不是遗传基 因，都是拜赐于牛奶。”

不断有科研成果支持饮奶有助长高的说法。而且强调喝奶这件事，必须从娃娃抓起。香港大学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长得矮小，与种族、遗传无关，反而跟后天因素有关。两岁以下香港孩童的生长高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十分接近，自断奶并改以粥为主 食之后，营养吸收量落后于外国幼儿。粥的总热量较奶品少15%，对骨骼生长十分重要的钙和维他命D，更分别少了60%和80%。

近十五年来，世界上的拥奶派和反奶派一直针锋相对。任教于美国健康科学学院的著名反奶派代表人物哈维·戴蒙（harvey Diamond）曾断言：“经各方证实，多数中国人不喝牛奶，但是患骨质疏松症者绝无仅有。喝牛奶的如美国人、英国人、芬兰人等，患此病的比例却相当的高。喝牛奶非但不能吸引钙质，还窒阻人对钙质的吸收。”

有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分子，每见有人饮奶，便趋前礼貌地出示若干照片，展示当牛奶被硬挤出来的时候牛们痛苦的表情，并且悲牛悯人地劝诫大家：牛奶是为小牛而备，只适合小牛喝，人没有牛那样的消化能力。人喝牛奶是一宗不自然，不合逻辑，近乎滑稽的事。

已被开发或潜在的牛奶消费者，很难判断谁比谁更有说服力。不容置疑的，只有眼前这两件事实：一，劳资关系缓和后的NBA，依然会精彩纷呈。我们之所以只能Love this Game，是因为我们不够高。第二，对于跨国公司以及一些牛比人多的国家，牛奶及其制成品，是一盘近乎天文数字的生意，特别是在个子不够高的亚洲市场上。

经济学家指出，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人的教训，不应该只是财经系统的缺失，还应趁此机会，反思新教伦理和征服自然信念主宰下对高成长、大开发的无限制追逐。他们质疑道：追求高成长真的那么重要吗？

不管你对牛奶有什么看法，其实都可自问一句：“和洋人一样高”真的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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