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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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书信自序

可惜，不少信稿已经丢失。所幸，有了电脑以后也保存下一些。

可惜我只会打字，对电脑日新月异的功能一窍不通，以致软件几经更新后又有些信稿去向不明。所幸还有一些固守硬盘，未离未弃，许多快乐往事从中浮现。

可惜，有几位收信人已久疏联络，难就发表之事求其定夺，便以字母顶替实名。所幸信文无涉隐秘，凡及私事亦尽删除，所选字母刻意不作对位，故均可作随笔读，认为是写给谁的都行。

信以问之——写信向朋友求问；信而问之——向信任的朋友求问；信之问之，譬如“有朋自远方来”。故取名“信与问”。

是为说明，不可称序。

2007年3月21日

说明：本书原著为书信和序文选集，今选录其大部分书信；篇目顺序按原著编排。

书信 1、给杨晓敏

杨晓敏：

你好！

看了你的论文。文章中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是：我并非像有的人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已经皈依了什么。因为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流行，也由于确实曾想求得一点解脱，我看了一些佛、禅、道之类。我发现它们在世界观方面确有高明之处（比如“物我同一”、“万象唯识”等等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缘起”说；比如相信“生生相继”的“轮回”说；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为上”对人的智力局限所给出的暗示；以及借助种种悖论式的“公案”使人看见智力的极限，从而为人们体会自身的处境开辟了直觉的角度等等，这些确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妙论一触及人生观便似乎走入了歧途，因为我总想不通，比如说：佛要普度众生，倘众生都成了“忘却物我，超脱苦乐，不苦不乐，心极寂定”的佛，世界将是一幅什么图景？而且这可不可能？如果世间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却以根除世间痛苦的宏愿获得了光荣，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许可能？但是，一个“超脱苦乐”甚至“不苦不乐”的效果原是一颗子弹就可以办到的，又为什么要佛又为什么要活呢？也许那般的冷静确实可以使人长寿，但如果长寿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机做一棵树或做一把土呢？如果欲望就是歧途，大致就应该相信为人即是歧途。比如说人与机器人的区别，依我想，就在于欲望的有无。科学已经证明，除去创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机器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给它输入相应的程序即可，但要让机器人具有创造能力，则从理论上也找不到一条途径。要使机器人具有创造力，得给它输入什么呢？我想，必得是：欲望。欲望产生幻想，然后才有创造。欲望这玩艺儿实在神秘，它与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无中生有变化万千这才使一个人间免于寂寞了。输入欲望，实在是上帝为了使一个原本无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欢腾而作出的最关键的决策。如果说猴子也有欲望，那只能说明人为了超越猴子应该从欲望处升华，并不说明应该把欲望阉割以致反倒从猴子退化。而“不苦不乐”是什么呢？或者是放弃了升华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欲望的石头。所以我渐渐相信，欲望不可能无，也不应该无。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想做人，还是在为人找一条路，而且不仅仅想做一个各种器官都齐全都耐用的人，更想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还得注意：如果谁不想做人而更愿意做一棵树，我们不应该制止，万物都有其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选择，因为选择必是出于欲望并导致欲望。说归齐，不想做人的事我们不关心（不想做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视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他们这种蔑视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他们连这凡俗的理解也照常地蔑视——我唯一放心的是他们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暗含地骂人，因为那样他们就暴露了暗地里的愤怒，结果违反了“不苦不乐”的大原则，倒为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提出了证据）。我们关心的事，还是那一个或那一万个人的前途。

这就说到了“突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因为紧接着的问题是：出去又到了哪儿呢？也许我们下辈子有幸做一种比人还高明的生命体，但又怎么想像在一个远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没有欲望、没有矛盾、没有苦乐呢？而在这一点上佛说对了（这属于世界观）：永恒的轮回。这下我有点懂了，轮回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或主观）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得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吗？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无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迭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离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绪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个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史铁生

1990年

书信 2、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编辑同志：

你好！

我一直惭愧并且怀疑我是不是个音乐盲，后来李陀说我是，我就不再怀疑而只剩了惭愧。我确实各方面艺术修养极差，不开玩笑，音乐、美术、京剧，都不懂。有时候不懂装懂，在人们还未识破此诡计之前便及时转换话题，这当然又是一种诡计，这诡计充分说明了我的惭愧之确凿。

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波士顿团的指挥是卡拉扬。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史铁生与音乐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个爱听他所爱听的音乐的人。且不限于音乐，音响也可以。比如半夜某个下了夜班的小伙子一路呼号着驰过我家门口；比如晌午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卖；比如礼拜日不知哪家传来的剁肉馅的声音，均属爱听之列。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醉，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时也有此感。

被音乐所感动所迷倒的事时有发生。迷倒，确实，听得躺下来，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想来想去不知都想了什么，事后休想回忆得起来。做梦也是，我总做非常难解的离奇的梦，但记不住。

音乐在我看来，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我爱听后一种。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就“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于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听音乐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同环境中的相同音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闹市中听唢呐总以为谁家在娶媳妇。我常于天黑时去地坛(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原为皇上祭地之处)，独坐在老树下，忽听那空阔黑寂的坛中有人吹唢呐，那坛占地几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独留一块空地，无遮无拦对着夜空，唢呐声无论哀婉还是欢快却都能令人沉迷了。

当然，更与心境有关。我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欢的曲子，忽然不敢听了；或者忽然发现那调子其实乏味得很，不想听了。

我看小说、写小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心境不同便对作品的评价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约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把你拉进它的轨道——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写一篇小说之前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态、并以一种节奏或旋律来确认(或说保障)这种位置和状态。但我说不好是谁决定于谁。心境一变，旋律就乱，旋律一乱，心境便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能否写成长篇，因为没把握这一口气、这一旋律可以维持多久，可以延伸到哪儿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认可能否应下你的约稿吧。

祝

岁岁平安!

史铁生

1991年12月19日

书信 3、给安妮·居里安Ⅰ

安妮：

您好！

来信收到。我最近正与别人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电影剧本的稿费要比小说和散文高得多。写电影，基本上是奉命之作，要根据导演和电影市场的要求去写。写完一稿了，导演不满意，还要再写一稿，很累，以至血压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点不敢接受您的约稿。我想，就在这封信中，谈谈我何以特别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吧。

其实，法国当代文学我读得很少，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读过几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话题限制得尽量小：单就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说说我的感受。

我曾对搞比较文学的朋友说过：为什么不在中国的与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之间做些文章呢？这两部作品的形式殊异，但其意旨却有大同。是中国小说最传统的写法，曹雪芹生于二百多年前；《去年在马里昂巴》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罗伯－格里耶活在当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中看到，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的意趣有着极为相似的由来与投奔。罗伯－格里耶在他这部作品的导言中写道：“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天地里，人和物好像都是某种魔力的受害者，就好像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企图改变一下这种驾驭和设法逃跑都是枉费心机的。”又写道：“她（女主角A）好像接受成为陌生人（男主角X）所期待的人，跟他一起出走，去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尚无名状的东西，某种别有天地的东西：爱情，诗境，自由……或许死亡……”我感到，这也正是曹雪芹在中所要说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听到他这样说。

那个陌生男子X，走过漫无尽头的长廊，走进那座豪华、雕琢、一无生气的旅馆，正像那块“通灵宝玉”的误入红尘。那旅馆和荣、宁二府一样，里面的人百无聊赖、拘谨呆板、矫揉造作，仿佛都被现实社会的种种规矩（魔法）摄去了灵魂，或者他们的灵魂不得不藏在考究的衣服和矫饰的表情后面，在那儿昏迷着，奄奄一息，无可救药。唯有一个女人非同一般（《去》中的A和《红》中的林黛玉），这女人便是生命的梦想之体现，在这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唯有梦想能够救我们出去。这梦想就是爱，久远的爱的盟约，未来的自由投奔。爱情是什么？就是自由的心魂渴望一同抵抗“现世魔法”的伤害和杀戮。因这“现世魔法”的统治，人类一直陷于灵魂的战争，这战争不是以剑与血的方式，而是以对自由心魂的窒息、麻醉和扼杀为要点。在这样的现世中，在那个凄凉的旅馆和荣、宁二府里，一个鲜活的欲望需要另一个不甘就死的生命的应答，这时候，爱情与自由是同义的，唤醒久远的爱的盟约便是摆脱魔法一同去走向自由；如果现实难逃，就让艺术来引领我们走进那亘古的梦想。我终于明白，这两部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其大同就在于对这梦想的痴迷，对这梦想被残杀的现实背景的关注，对这梦想能力的许之为美。这梦想的所指，虽是一片未知、虚幻、空白，但正因如此才是人性无限升华的可能之域。这永难劫灭的梦想，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根。这根，不因国度的不同而不同，不因时间的迁移而迁移，因为人与物、与机器人的根本区别，我想，就在于此。

我记得在罗伯－格里耶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过，《去年在马里昂巴》中的某些情景，源于他早年的梦境。我来不及去查找他是在哪篇文章中这样说过的了，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也许那只是我看了这部作品后所得的印象，以致我竟觉得那也是我有过的梦境。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比如还有《嫉妒》）的写景写物里，都含着梦似的期待。罗伯－格里耶的“物”主义，确实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摆脱了人的主观构想、主观色彩，达到了纯客观的真实。他之所以这样希望，我想，他是要说：必须摆脱那些固有的、僵死的、屈从于习惯的对存在的观念，从那里走出来，重新看看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看看你心魂的无限领域吧。所以他笔下的真实都是“不确定的真实”。

真实不单是现实，真实还是梦想。比如黑夜，弥漫于半个地球的纷纭梦境，会随着白昼的来临便化为乌有吗？不，它们会继续漂流进白天，参与进现实。比如白天，谁能根据一个人目前的作为，而肯定地推断出他下一步的行动呢？那么你还能认定一群去上班的人只是一群去上班的人吗？不，每一个人都是一团不可预测的梦想，他不是一颗逻辑中的棋子，他是一个难于琢磨的下棋的人。比如记忆，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发生过的现实吗？不，那里面肯定有从未发生过的梦。但是，说梦是没有发生的，显然荒谬。梦已经发生，如同现实一样地发生了，并且成为我们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人与电脑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脑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创造，显然，梦想甚至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特征了。

罗伯－格里耶的写作不是写实，甚至也未必是写梦，他的写作在我看来，是要呼唤人们的梦想和对梦想的痴迷与爱戴。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处处留有未知、虚幻和空白，使我们得以由此无限地展开梦想，即展开我们的生命。生命恰恰是由梦想展开的，试想减去梦想，人还能剩下什么？罗伯－格里耶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角度，让我们走进若实若幻的画面、声音或处境中去，见此形而生他意，得其意而忘其形，恍然记起生命悠久的源头，恍然望见生命不尽的去处。这正是让我读之而痴迷的原因吧。

在疯狂的物欲和僵死的规矩，像“魔法”一样使人丧失灵性的时代，梦想尤为珍贵，写作者要记住它，要崇尚它，跟随它。

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文学经常地沦为艺妓表演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听见杜拉斯中的那种独自诉说！我们需要她的声音，那种语气，那种不加雕饰的款款而谈，沉重而又轻灵地把我们牵回梦想。有时我觉得，《去年在马里昂巴》的空白处，所埋藏的，就是这个的故事。如果一个人，历经沧桑，终于摆脱了“现世魔法”的震慑，复归了人的灵性，他的文章就会洗去繁缛的技巧，而有了杜拉斯式的声音。真诚的、毫不规避地诉说，使你既在现在，也在过去和未来，在“情人”年青的裸体上，在“情人”衰老的面容里，在“情人”已经飘逝的心魂中。那时已不需要任何技巧、规则、方法，你是在对自己说，对上帝说，对生命和死亡说。“魔法”被宽广和朗的秋天吓跑了，你一生的梦想自由地东来西往，那是上帝给你的方式，不需要智力的摆弄，而随意成诗，成为最好的音乐。我非常喜爱，但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议论。自从我看到了的那一天起，在我的写作路途上的每一步，那样的境界都是我向往的。但我办不到。我想，这也许不是能够学到的，模仿也许会更糟。也许，需要年龄把时间的距离拉得更长些，更长些，才可能走进它。也许我在那“魔法”中还没有走够，还没有走完，所以还不可能走出去。但我似乎已经看见了，文学应该走去的方向，就是在现世的空白处，在时尚所不屑的领域，在那儿，在梦想里，自由地诉说。

我不想谈论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只想说文学是一样的，有着一样的并且亘古不变的根。

安妮：此信如果您认为可以用，就请删去首、尾算做一篇文章吧。

加利玛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非常高兴和感谢的。您所选定的篇目，我也觉得很恰当。多谢。

今年为写那个剧本，花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其他东西写得很少。明年万万不能这样干了。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4年11月9日

书信 4、给HDL

hDL：你好！

一直在写那个长篇，没及时回信。现在终于写完了。是“完了”还是“完蛋了”尚不一定，但不管是什么，总可以先不想它了。

就像“完了”和“完蛋了”都由不得我一样，在写这长篇时，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命——宿命，与任何主义和流派都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要你去写它，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这差不多就像恋爱，不存在“应该怎么爱和不应该怎么爱”的问题。写作和恋爱一样是宿命的，一切都早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得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那片没边没沿的东西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勿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或者一条道路）那样。所以大作家的才能被叫做天赋。我没有天赋，或者没有足够的天赋，这不是可以埋怨的事，但安贫乐命之中似乎也听见一点什么，便作为动笔的理由。

（顺便说一句：LX听见了什么和在跟随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别人不要指挥他，他也不要听别人指挥。在宿命的写作面前，智力本来用处不大，别人的智力就更没什么用。所谓大狗小狗都要叫，真是上帝给人间的最佳劝告。据此，什么狗都可以有信心了。何况LX很可能是一条大狗，或者品种极为难得的一条纯种狗。）

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灵魂”这个词确是有所指的话，我想那就是灵魂了吧，否则真不知灵魂到底是什么了。我的那个长篇中有几句话，在电脑上把它搬来倒也方便：

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地纺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

于是就有一个挺有趣的问题了：是聆听者和跟随者是我呢？还是那些被聆听和被跟随的东西是我？人有大脑，又有灵魂——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我想：很可能，聆听者和跟随者是我的大脑，被聆听者和被跟随者就是我的灵魂。也就是说，写作就是大脑去聆听和跟随灵魂的时刻。至于白纸黑字，那不过是手或者打印机的功劳（打印机会发热，手会出汗，打印机会出故障，手会得腱壳炎，等等）。

我想，历来的好作品无不是这样聆听和跟随的结果。当然，这样的聆听和跟随并不为好作品打保票，因为大脑的优劣也不可忽略——这就是所谓“本事”了。但是大脑差不多也是一个定局，或只可做些微改善。因而，写作之路主要就是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了，人所能为者也就只有它了。但是，所能或所为，千万别在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之外发展。在这之外的发展，不管多么漂亮（多么轰轰烈烈的主义或者多么新颖的流派），大约也只是书写或编纂。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之外，必然是追逐潮流，膜拜“样板”和监听市场信息。一旦大脑只被大脑使唤着，制造就要代替创造，当然制造量一定会比创造量高，花样儿也容易多。因为创造肯定要在人智未至之域，依我想就是那片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灵魂的幽暗处。大脑跟随它到那儿，一切都像洪荒未开，激动得你满心思绪却又默然无语——这就是写作者叼着笔在寻找语言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才可能有创造。灵魂用不着我们创造，那是上帝的创造，我们的创造是去接近那片东西，也可以说就是去接近上帝。尤其当我们发现这接近是永无止境的距离时，真正的写作才可能发生。

你上次说到“先锋与传统的结合才是写作大有可为之地”——大意是这样吧？我非常同意。“先锋”并不是固定的一种风格、流派、技巧，而是对未开垦（未知、未发现）之域的探问激情。“传统”当然也不是故有的一种或几种风格、流派和技巧，而恰是对灵魂的来路和去处的关注，是接近上帝的心愿，又是对永恒距离的接受，这些自打人成为人那天起就一直有，所以谓之“传统”。“先锋”的探问激情若仅仅对着古往今来发生在空间里的未知事物，就差不多离开了文学，离开了传统，离开了根。“传统”若画地为牢，就差不多像是将死的老人一心只求长寿，再看不惯青年人忘死的热恋了。事实确是如此：老化的征兆，正在于这探问激情的衰退，而年轻的先锋又容易被空间中的新奇牵引得到处乱跑。这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作者，都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必然，大惊小怪倒是不必。但文学若总在这两端跳，就不像什么好事。最可期望的是：文学永葆它的探问激情，同时又总是向着那一片无边无际、混沌不清的灵魂领域。正因其无边无际和混沌不清，这探问才永无止处，激情也才不会衰退。

我不能在空间里随心所欲地到处去跑，不过我并不是因此而不赞成“被空间中的新奇牵引得到处乱跑”，我其实是非常想到空间的新奇中去乱跑的（去不去得成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说：不管你是否在空间中乱跑，不管你的空间是大是小，不管那儿有或没有，以及有多少新奇的事，文学也主要是发生在心魂里的事，尤其是发生在心魂中一直被遮蔽之处的事。发生在心魂里的事，似乎仅仅用“发生”这个词就不够了，要用“发现”。因为，如果心魂没有发现它，它就等于没有发生。而发现，必定是由于传统的精神关注和先锋的探问激情，否则，心魂被遮蔽处的事就很难被发现，文学就只好到心魂之外的空间中去乱跑了。

我不大爱看仅仅发生在空间的故事，那样的故事全世界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似乎与我关系不大。记得有人挖苦作家说“把人家的事写一遍，还跟人家要钱”，这挖苦挺公道。我想，其实没有一篇好作品是纯粹写别人的，而只可能是借助很多发生在空间中的别人的事，在写发生在自己心里的事，准确说是发现早已存在于自己心里的事。

我有时想：若是世界上只有我，我心里大概就什么事也不发生，甚至干脆发现不了我自己。我心里之所以有所发生或发现，就在于这世界上还有别人，在于我与别人相关。所以，其实也没有纯粹写自己的作品。我有时想：心魂和心魂一向是联通着的，在那片混沌之域各居一隅，但是并不隔离。是大脑把人隔离的（就像一个个“286”、“386”、“486”未能联网），当大脑受到膜拜之时，人为肉体和灵魂都穿上衣裳——棉、绸的织品，或语言的遮蔽。不过这处境并不值得厌弃，这恰是写作出发的地方，别忘了去哪儿就好。

删除大脑（删除上帝的游戏机）怎么样？像有些参禅悟道者主张的那样，断灭一切智识，人人都去成佛，不好么？我总觉得这不大可能，我总以为灵魂或者佛性必不是一处固定的所在（或者宝座），它是一个动词，它只在一条行走着的路上，只有在接近它而又永远走不到它时，它才呈现。这不是删除大脑（把众生都删除成傻瓜）所能办到的。可是对大脑的膜拜又总是让人走进歧途，因为只是智力这么活着、嚷着、比赛着，智力终有一天要聪明到发现这处境的无味。我有时想：上帝把人隔离，原是为了人的团聚，上帝弄出几十亿大脑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办法去跟随灵魂，上帝弄出各种互相不能听懂的语言正是为了那座通天塔的建造。要是人人都已成佛，或者给人一座现成的通天塔，人可还往哪儿走呢？无处可去，灵魂倒要消散了。（其实，正是一个个脑细胞的互相联通、互相的往来投奔，才使灵魂成为可能的吧。）

越说越远了。本来是想给你写封信，却正儿八经地又像是做起文章来了。主要是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想说说。主要是觉得很多文章竟是在灵魂之外的操作。操作是一个时髦用词，看来，大脑一旦只对着大脑发狠，必会选中“操作”这个词的。

你上次讲的，我觉得句句在理。你靠直觉，那就是天赋。你只差一写，虽然写起来也得费点力气——费点大脑。我是更多地用脑的人，这不是天赋。有两种人，一种是生来有悟性（直觉，或者叫通灵性），另一种是命运把他扔在一个使他不得不想一想灵魂问题的地方，我是后者。

还有一句话要说：你所感受到的困苦，我都懂。懂，于是就不必多说。但是在写作中是不能绕开那些困苦的，因为灵魂正是在那些困苦的地方。

问候LX。问候你们的女儿。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5年7月10日

书信 5、给LR兄

LR兄：

你好！

寄来的文章（剪报）早已收到，那时正忙着为长篇收尾，未及时回信。

若是就这两篇文章（殷小苓的《艺术与伦理的对峙》和臧棣的《艺术独立于伦理？》）谈看法，似乎太麻烦（比如首先得逐字逐句去分析他们二位的准确意思，说不定还得引几段他们的话），我实在不精此道，而且涉及种种立场式的辩论历来让我发怵。不如脱离开这两篇文章，只说说我自己对艺术和伦理，以及对顾城事件的想法吧：

①艺术和艺术家是两码事。艺术可以独立于伦理，艺术家则不可。最简单的逻辑是：对艺术的评价显然不能依据伦理，但艺术家除非与他人隔绝，否则就不可能不受伦理的约束。

②我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伦理”一词的：“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伦理。”我想，“阶级”一词应谨慎使用，不如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伦理”更恰当。

③艺术家作为具体的人，他可以反对某种伦理，也可以放浪不羁而至希望不受任何伦理的束缚，但他不可能不在某种伦理的约束中——因为你必要与他人相处，而且必然是在某种现实中与他人相处。必要与他人相处就必得遵守某种道德准则，必然在某种现实中与他人相处就必得遵守某种现实的伦理。这时候任何浪漫和梦想都不能代替现实，不管是如世界大同一类的好梦还是如法西斯一样的坏梦，也不管是永难实现的好梦还是可能实现的好梦，都不给你不受现实伦理约束的权利。比如足球，现行的规则并非尽善尽美，可以发议论以期改善它，但眼下的比赛中必须遵守它。你不遵守，就依据现实的伦理（规则）制裁你，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做的什么好梦。所以，艺术家的杀人当然要与任何人的杀人同等看待，这里甚至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原谅”的问题需要讨论，杀人就是杀人犯，余下的问题和思索请到伦理（以及基于伦理的法律）之外去讨论。

④现实和梦想，必要泾渭分明。艺术家必是一个现实，而艺术从根本上说是梦想（理想、希望等等）。现实的人必须遵守现实的伦理，可梦想，你要它遵守什么呢？尤其遵守什么伦理、什么准则呢？如果梦想不是无拘无束于已有的伦理或准则之外，它也就不是梦想，或者也就没有梦想，没有梦想艺术也就完了，艺术就又会变成一种“样板”下的千百次移植，或者一种主义下的千百条注释了。梦想和现实，艺术和伦理，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不仅利于艺术也利于伦理。比如《流浪者》中的拉兹，作为一个偷儿要不要被制裁？但作为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是不是制裁了就够了？于是就有两难局面：按照艺术的逻辑，法律将无所适从；按照法律的逻辑，艺术将无所作为。我一直记得《流浪者》中的一句话：“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就不承认法律。”这句话像是声讨，但它无论如何是说对了，法律不能承认（或遵从）良心，良心也不能止步（或俯首）于法律，于是法律才能严谨，良心才能独立，艺术才能鲜活，独立的良心和鲜活的艺术便有助于法律的修正，日趋完善的法律也才能更好地维护良心和艺术。若是法律和良心、艺术互相不能独立，最终准定是一锅粥，哪样也好不了。我又要拿足球作比：足球的魅力，源于两样东西——梦想和规则，没有梦想的足球是死的足球，没有规则的足球干脆甭踢。而足球规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不允许“越位”。很可能，一切规则的立身之本都是防止“越位”。又比如良心、艺术和伦理、法律，都是需要的，唯不可越位。

⑤艺术的自由正在于对各种已有道德准则（规范、契约、习惯等等）的独立。它是梦想，它不与现实的他人相处而只与梦想中的世界相处，它干预现实也只是在梦想、理想、希望的范围内干预，总之是非实际地干预，否则就不像艺术而更像社论、诉讼或“焦点访谈”了。因而任何已有的伦理，艺术都有权指责和违背（有权并不意味着必须和必然）。就像常说的：你管天管地，总管不了我做什么梦！一处连梦想也被管制的地方，必是一片沙漠，最少也是一块不生长艺术的土壤。

⑥所谓准则，必然是指已经存在的规则，尚未产生的（尚在寻求和期盼的）境界不能作为准则，因为不能为公众认同的东西必然无准可遵无则可守。因而在艺术面前并没有伦理，因为梦想不受约束，梦想之为梦想正在于不是现实或尚未成为现实。如果有一天梦想成为现实，期盼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公众认同，那时伦理必然随之出现。但这时，艺术要是不愧为艺术，梦想也不愧为梦想的话，它们就又要脱离开现实走向那片混沌之地，到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地方去察看，到蛮荒的心魂深处去探问了，结果它就还是独立于伦理。就像梦想生性是非现实的，艺术生性是在伦理之外去开拓。而伦理生性是现实的，如果它有资格作为准则，就证明它必得是现实的。

⑦说到“脱离现实”，可能生出歧义。比如遭到诘问：“艺术能够脱离现实吗？梦想能够凭空而生吗？意识能够脱离存在吗？”等等。这样的诘问有必要先让它作废。因为这就像是说我们不能脱离生命去思想一样，原就是一种彻底的废话。我说的“现实”，是指生活中有限的明晰、确定之域（比如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准则、习惯），而不是指我们生存于斯的一切。若连迷茫、未知、心路的困苦和希望也脱离，那我直接主张去死也就够了。还有，对艺术而言，“脱离现实”不是必须，而是有权；就像我们有权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梦见共产主义，但不必回回这样。

（顺便说一句：我对理论词汇一知半解，不敢乱用，只好这样拙笨地区分这两种现实——可以脱离的，和不可能脱离的。）

⑧但是艺术和梦想就没有一种需要遵守（遵循、恪守、崇尚甚至膜拜）的东西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梦？你从何而梦？你为什么写、画、舞、唱……？比如说，你不为了人道吗？你不为了真、善、美、爱、幸福、自由、平等……吗？我相信，任何好的艺术家和好的艺术品都不能不为了这个。但这不是伦理，因为它们不是固定的道德准则，它们没法儿遵守，它们变动不居，要由人不断地更新、扩展、赋予其具体的内涵。比如说，法律保护自由，伦理维护美德，但自由的内涵永远比法律所保护的大得多，美德的内涵永远比伦理所维护的大得多，大到无限。由于这片大出来的无限，于是产生梦想和艺术。

⑨但是很多坏艺术、伪艺术、被恶毒的欲望或权势弄出来的所谓艺术（姑且称之为“艺术”吧，因为照理说这样的东西其实不是艺术），不也可以打着无视任何伦理的梦想之旗而泛滥了吗？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就先把艺术套上伦理的枷锁，因为套上了好的固然一时高兴，但同时却为给它套上坏的开了方便之门，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套上任何枷锁，因为它是人间最后（和最终）的一块自由保留地。为了这块自由保留地上不断地长出美好的未来，我们得冒它也不断长出坏东西的风险。切不可因害怕做噩梦，就干脆放弃梦想的权利；而放弃梦想权利的方式，通常就是拿某种伦理来限定梦想。梦想一经被限定，就不是梦想了，梦想恰是在被限定的那一刻被放弃的。

⑩说到具体的那个诗人，肯定，他要是活着他必须要像任何杀人犯一样被绳之以法，他死了，他也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的诗和小说，依我看还是好作品，万不可因人废言。再者，怎么看这件事，也有一个伦理态度和艺术态度之分。伦理（或法律）态度是确定的，不容有丝毫弹性，但艺术态度可以各种各样。艺术态度其实已经与那个诗人或杀人犯无关了，就像福克纳与“爱米丽”无关，只与《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有关。我相信，若真有“爱米丽”其人，福克纳绝不会不认为她是一个杀人犯。但当福克纳写这篇名作时，主要不是想写（当然更不是赞美）一个杀人犯。所以不能以伦理的态度看这篇小说，而必须以艺术的态度去看它。艺术家福克纳不能独立于伦理，艺术品《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是独立于伦理的，而福克纳借这小说所希冀的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准则，而是比准则更为辽阔的梦想或思考。这梦想或思考之辽阔，大约是无限的，因为任何时候伦理都比它校

本想简单地回封信，谁想就这么又长又枯燥了。

近日北京文坛上有些人发起了一场所谓“抵抗投降”的战斗，听说了吗？把你我的名字也写进了“抵抗”大营。此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的，人家把我编队之后我才听说。此事的因由我还不太了解，不敢妄论。但是我想文学不必竖旗，尤其不要分拨排队。至少我是不想站队的，我们从小就站队，站腻了，而且每每效果也坏。我赞成“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理由是，研究问题并无损于高明的主义，而旗幡障目倒要把问题搞乱。文学也不要中心，文学适合在边缘。就便真有中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强造不得。

新近进口的美国片看了吗？真好。“阿甘”的逃跑哲学很妙。比如文学，与其总向中心追，莫如常往边缘逃。

前些天美术馆又有“巴尔蒂斯画展”，去看时左寻右找，想再碰上你们两口子。不知你们是否又千里迢迢来看过了。画虽不多，也是真好。

问全家好！

铁生

1995年7月19日

书信 6、给柳青

（关于）

柳青：

您好!

来信收到已久，本该早给您回信的，但总想就您对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所以一直耽搁着。

可现在又觉得，要在一封信中说清楚，未必容易。试试看吧。但这绝不是说（以下简称《务》）有多么高明，只是说它有点特别，甚至让人难于接受。让人难于接受的原因，当然不都是它的特别所致，还因为它确实存在很多缺陷。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它本不指望抓住只给它一点点时间的读者，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明白的事。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个小世界大约只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这恰恰说明，法律需要共同遵守，而信仰是个人的自由。

《务》正在国内印第二版，这已经超出我的意料。读者大约是根据对我以前作品的印象而买这本书的，我估计很多人会有上当的感觉。对此我真是有点抱歉，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错。我还是相信，有些作品主要是为了卖，另一些更是为了写——这是陈述，不包含价值褒贬。就比如爱情的成败，并不根据婚姻的落实与否来鉴定。

您在信中说，“C的穿插可以舍去……没有自传体味道，使它脱胎而独立，更显得成熟”。──就从这儿说起吧。

在我想来，人们完全可以把看成自传体小说。只不过，其所传者主要不是在空间中发生过的，而是在心魂中发生着的事件。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泾渭分明的人物塑造或事件记述，后者却是时空、事件乃至诸人物在此一心魂中混淆的印象。而其混淆所以会是这样而非那样，则是此一心魂的证明。故此长篇亦可名曰“心魂自传”。我相信一位先哲（忘记是谁了）说过的话，大意是：一个作家，无论他写什么，其实都不过是在写他自己。因而我在《务》中直言道：

我不认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人物，我不认为作家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所以我放弃塑造丰满的他人之企图。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他人，不可能跟随任何他人自始至终。我经过他们而已。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他们，从一个角度张望他们，在一个片刻与他们交谈，在某个地点同他们接近，然后与他们长久地分离，或者忘记他们或者对他们留有印象。但，印象里的并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真确的我的种种心绪。

我不可能走进他们的心魂，是他们铺开了我的心路。如果……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刻我常常会想起他们，那就是我试图在理解他们，那时他们就更不是真确的他们，而是我真确的思想。……在我一生中的很多时刻如果我想起他们并且想像他们的继续，那时他们就只是我真确的希望与迷茫。他们成为我的生命的诸多部分，他们构成着我创造着我，并不是我在塑造他们。

我不能塑造他们，我是被他们塑造的。但我并不是他们的相加，我是他们的混淆，他们混淆而成为——我。在我之中，他们相互随机地连接、重叠、混淆，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我就是那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抑或印象之时，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我经常，甚至每时每刻，都像一个临终时的清醒的老人，发现一切昨天都在眼前消逝了，很多很多记忆都逃出了大脑，但它们变成印象却全都住进了我的心灵。而且住进心灵的，并不比逃出大脑的少，因为它们在那儿编织雕铸成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记忆已经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鲜活的生命。

——《务》136节

这就是我以为可以把《务》看做自传体小说的理由，及这一种自传的逻辑。

所以，有关C的章节是不能删除的。因为C并不是一个我要塑造或描写的人物，而应看做是这一份心魂历史的C部分。C的其他方面在这篇小说中是不重要的，只有以C为标志的残疾与爱情的紧密相关，才是这一心魂历史不可或缺的。而C的其他路途，亦可由Z、L甚至O、N等此书中出现的其他角色（即此一心魂的其他部分）来填补、联想，甚至混淆为一谈──这是允许的，但非一定的。一定的仅仅是：这诸多部分，混淆、重叠而成就了我的全部心路。

如果有人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我不会反对。残疾（残缺）与爱情──尤其是它们以C为标志如此地紧密相关，我甚至相信这是生命的寓言，或是生命所固有的遗传密码，在所有人的心里和处境中都布散着它们的消息。从我们一出生，一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个同类之群，我们就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了差别、隔离和惧怕，同时生出了爱的欲望。——这就是“我”与画家Z从童年时，便由“一座美丽的房子”和“一个可怕的孩子”所听到的消息。这消息不断流传，不断演变，直至诗人L的日记被人贴在了墙上，和他未来在性爱中的迷惑；直至R的童言无忌与流放边陲；直至O的等待，及其梦想的破灭；直至F医生的眺望、深藏的痛苦与梦中的供奉；直至Z的叔叔晚年重归葵林；直至一个叛徒的生不如死的残酷处境，和她永生永世的期盼……这一切都携带着那种美丽并那种可怕的消息。因而这一切（无论是更为个体化的，还是更为社会化的）都发端于、也结束于生命最初的那个密码：残疾（残缺）与爱情。

就是说，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这是人之个体化的残缺。因此我们倾向与他者沟通、亲和。而他者之为他者，意味着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这是社会化的残缺。于是我们更加地期盼着团聚——我需要你，需要他者，一个心魂需要与另外的心魂相融合。而这，证明了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他者，但却从他者审视的目光里发现自己是如此地残缺。我们试图弥补残缺，以期赢得他者的垂青或收纳，但我们又发现这弥补不可能不求助于他者，因为只有在他者同样祈盼的目光中，那生就的残缺才可获弥补。甘地说过：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爱亦如此，爱可以视为和平的根源，那不是一种可期捕获之物，是方法，是关系。爱的艰难与祈盼，简直是千古的轮回或重演！原来残缺和爱情是互为因果的。一切心魂的福乐与危惧中都携带了这样的消息。而这消息，在C的处境中（或我之C的思绪里）尤显昭彰。

我并不想写一个残疾人的爱情遭遇，那些东西差不多已经被写滥了。我是要写，恰是人之残缺的背景，使爱情成为可能和必要。恰是性的残疾或沉沦，使爱情与单纯的性欲明显区分，使爱情大于性欲的部分得以昭彰。是人对残缺的意识，把性炼造成了爱的语言，把性爱演成心魂相互团聚的仪式。只有这样，当赤裸的自由不仅在于肉体而更在于心魂的时刻，残疾或沉沦了的性才复活了，才找到了激情的本源，才在上帝曾经赋予了它而后又禁闭了它的地方、以非技术而是艺术的方式，重归乐园。为此应该感恩于上帝，也感恩于魔鬼，亦即感恩于爱也感恩于残缺。当残疾降临之时，以至其后很多年，我绝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这样说。而当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时，我真是由衷地感动。

有人说，父母之爱比性爱更无私更纯洁，我实在不能同意。父母对儿女的爱固然伟大，但那并不触及爱的本质，因为其中缺少了他者。父母爱儿女，其实是爱着自己的一部分。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即自我的残缺中，爱的真意才显现。当有一天，父母对儿女说“我们是朋友”的时候，我想那是应该庆祝的，因为那时父母已视儿女为平等的他者了。但是多么有意思呵，如果在恋人之间忽然要特特地强调“我们是朋友”，这却值得悲哀，这说明一堵曾经拆除的墙又要垒起来了。语言真是魔术师。这墙的重新垒起，不仅指示爱情的消逝，同时意味着性关系的结束或变质。可见，于人而言，性从来不仅仅是性，那是上帝给人的一种语言，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所以诗人L终有一天会明白，这方式是不能滥用的，滥用的语言将无以言说。是呵，一切存在都依靠言说。这让我想起大物理学家玻尔的话：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

《务》最劳累读者的地方，大约就是您所说的“过于分散的物象”。人物都以字母标出，且人物或事件常常相互重叠、混淆，以至读者总要为“到底谁是谁”而费神。我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图。

首先──但不是首要的：姓名总难免有一种固定的意义或意向，给读者以成见。我很不喜欢所谓的人物性格，那总难免类型化，使内心的丰富受到限制。

其次──但这是最重要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试图塑造完整的人物，倘若这小说中真有一个完整的人物，那只能是我，其他角色都可以看做是我的思绪的一部分。这就是第一章里那个悖论所指明的，“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就连“我”这个角色也只是我全部印象的一部分，自然，诸如C、Z、L、F、O、N、R……就都是我之生命印象的一部分，他们的相互交织、重叠、混淆，才是我的全部，才是我的心魂之所在，才使此一心魂的存在成为可能。此一心魂，倘不经由诸多他者，便永远只是“空穴来风”。唯当我与他者发生关系——对他们的理解、诉说、揣测、希望、梦想……我的心路才由之形成。我经由他们，正如我经由城市、村庄、旷野、山河，物是我的生理的岁月，人是我心魂的年轮。就像此刻，我的心路正是经由向您的这一番解释而存在的。

如果这种解释（在小说里是叙述，在生活中是漫想，或“意识流”）又勾连起另外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就会在我心里相互衔接（比如A爱上了B，或相反，A恨着B）。但这样的衔接并不见得就是那些人的实际情况（比如A和B实际从不相识），只是在我心里发生着，只不过是我的确凿的思绪。所以我说我不能塑造他人，而是他们塑造着我。——这简直可以套用玻尔的那句名言了：文学不告诉我们他人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他人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而这谈论本身是什么呢？恰是我的思绪、我的心魂，我由此而真确的存在。那“空空的来风”，在诸多他人之间漫游、串联、采撷、酿制、理解乃至误解……像一个谣言的生成那样，构成变动不居的：我。说得过分一点，即：他人在我之中，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命运之网的一个结。《务》中的说法是：

“我”能离开别人而还是“我”吗？“我”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我”吗？“我”可能离开远古的消息和未来的呼唤而依然是“我”吗？“我”怎么可能离开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独的是“我”呢……

——《务》228节

如果这类衔接发生错位——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迹连接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这样，但觉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补我的某种情感或思想空白，于是在我心魂的真实里，一些人物（包括我与他人）之间便出现了重叠或混淆。这重叠或混淆，我以为是不应该忽略的，不应该以人物或故事线索的清晰为由来删除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这也就是小说之虚构的价值吧，它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比如若问：它何以是这样的混淆而非那样的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绪使然。于是这混淆画出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某种愿望，甚至是隐秘。

（我有时想，一旦轻视了空间事物，而去重视心魂状态，很可能就像物理学从宏观转向微观一样，所有的确定都赖于观察了。这时，人就像原子，会呈现出“波粒二重性”，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唯取决于观察，而一个人，他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唯取决于我的印象。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与人群之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关联，他就更像似波了吧。──这有点离题了。）

说到隐秘，什么隐秘呢？比如说，A的恶行我也可能会有（善行也一样），只不过因为某种机缘，A的恶行成为了现实，而我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未经暴露——这通过我对A的理解而得印证。我相信，凡我们真正理解了的行为，都是我们也可能发生的行为，否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此这般，于是顺理成章地铸成了恶行的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说“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人性恶，并不只是一些显形罪者的专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并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夸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说，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会施暴呢？叛徒的逻辑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过没有，你若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里的那个叛徒，那就说明我们都清楚她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就说明我们都可能是她。）不光在这类极端的例子中有这样的逻辑，在任何其他的思与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R……因此我这样地写了他们，这等于是写了我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我的心魂，我的欲望，要比我的实际行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于我的可能性中，并在他人的现实性中看到了它的开放——不管是恶之花，还是善之花。尽管这种种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难道我们不是矛盾的么？我们的内心、欲望、行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么？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当然，他们做过的很多事并非就是我的实际经历，但那是我的心魂经历。如果我这样设想，这样理解、希望、梦想了……并由之与柳青、梅娘一起而感受到了美好与丑陋、快乐与恐惧、幸福与痛苦、爱恋或怨恨、有限与无限……为什么这不可以叫做我的经历？皮肉的老茧，比心魂的年轮更称得上是经历吗？（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务》中的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谁的时候，我想那可真是离题太远。）

我想，某种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真实的时候，那尤其是值得放弃的。就是说，对《务》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谁是谁（更不要说《务》外的人物了）。事实上，除非档案与病历，又何必非弄清楚谁是谁不可呢？又怎么能弄清楚谁是谁呢？然而档案只记录行为，病历只记录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遥远，那未必是文学要做的事。还是玻尔那句话的翻版：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如果有人说《务》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如果有人说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诗，也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也还是没什么不对。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才勉强叫它做小说。大约还因为，玻尔先生的那句话还可以作另一种引申：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况且，倘其不是小说，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东西，它就不可以也出生一回试试吗？——这是我对所谓“小说”的看法，并不特指《务》。这封信已经写得有点像争辩了，或者为着什么实际的东西而争辩了。那就再说一句：写这部长篇时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还一个心愿，其初始点是极私人化的，虽然也并非纯粹到不计功利，但能出版也已经足够了。至于它能抓住多少读者，那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了。您的出版事业刚刚开始，不必太为它操心，不能赚钱的事先不要做，否则反倒什么也干不成。“务虚”与“务实”本当是两种逻辑，各司其职，天经地义。

我近来身体稍差，医生要我全面休息，所以就连这封信也是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天。立哲想请我去美国逛一趟，如果身体无大问题，可望6月成行。到时瑞虎将做我们的导游兼司机，这真让人想起来就高兴。只盼美梦成真吧——这一回不要止于务虚才好。那时您若有空，可否也来一聚呢？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7年3月14日

书信 7、给陈村、吴斐

陈村、吴斐：好！

希米存有一方台布，久寻受赠者而不得佳选，幸悉村哥斐姑旧婚（既然鲁迅夫妇可哥可姑），可以圆满此物的归宿了。新婚当然可贺，但谁说得准不会朝令夕改有更新的政策面世？真正可贺的是旧婚，十年一贯，百年不变。台布者，未必一定置台可用，其名正如小说，正如大道，无以名之故勉强名之曰台布，其实亦可铺床，亦可遮窗，还可做即将入世之贵子的尿垫，便是双胞，料护其天使般纤稚小臀也尽够了。倘实在派不上用场，就压箱底，好在你的领土扩张了不校

安忆对我的爱护，常令我感动得无言答对。——甚至为此多生几回病也是福气。其实我并未病弱到那般不禁电话。尤其是你的电话和信，总能让人忘却烦恼，使此身归顺自己。所谓“玄思”，实在是一种毛病，每日凭窗枯坐，不勉引来一堆胡想，挥之不去，命也。命是何物（具体于我）？天知道。倘若克隆一个史哥出来呢，他就可以去游山玩水，或如“陈言勿去录”那般隐于闹市而潇洒人间了么？倘那是确凿的复制，谁敢说史哥B不会在21岁那年又坐进轮椅，且以终日的胡思乱想了其余生呢？想到这儿，不仅不敢去克隆，而且庆幸当年未曾谋子真乃懵懂一世聪明一时。

近日读一本《原子中的幽灵》，更加相信灵魂是确有的。当然这又可能是我的“玄思”玻不过，读一读无妨。我总相信，今天的文学，毛病就是太文学，今天的小说，绝望就绝望在太小说。当有人说“这不是小说”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问：什么是小说？读此《原子》一书，书中有大物理学家玻尔的一句高论：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这句话似可引申为：我们不必关心小说是什么，我们只需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

我近日在看着一位中医肾科专家，已服十几剂汤药，感觉比前些日子好得多了。千万不要活到90岁去，60岁于我可能适合。

问候吴斐。大概是十年前见过她一面，记不大清她的样子了，唯余一个纤秀的轮廓。你只把史哥米姑的照片寄来，却不见十年旧婚者的大照，实为不妥。

祝好！

铁生和希米

1997年3月27日

书信 8、给GZ兄

GZ：你好！

寄来的照片收到了。

立哲回国几日，12月22日返美，我托他给你们带去五本书，他到芝加哥后会把书寄给你们的。五本书分别是《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博尔赫斯文论自述逊、《白雪公主》，以及卢耀刚的包括“辛末水患”在内的文集。我怕立哲马马虎虎把给你们的书寄错，故列清单，倘若有误，我再请他查找。

上次托人带给你们的几本小书收到了吧？

从美国回来后，我的病情一直不太好，肾功能的各项指标总在缓缓上升，中西医都不能遏制，每日昏昏然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主要是练气功。又有人给介绍了“气针疗法”（以针刺调整气场），正准备去试一试，但愿有奇迹，否则怕是难逃“透析”了。“透析”的效果据说还是不错，唯一旦做上便终生依赖，一星期要有三天去陪伴透析机，想想很是烦恼，不过可以视之为“坐班”或“服役”，那在健康人也多是难免的。

生病也有一种好处，可以免去很多奢望，仿佛一贫如洗，倒似乎平心静气与世无争了。游侠的历险常被称道，其实生病亦可视为一次游历、探险，二者之同在于险，不同之处是，前者预设了一份光荣与欢乐，后者唯可向另一个世界做一点眺望性的工作。躺在床上时时胡思乱想，觉得向生与向死是人的两种必然处境，这大约也正是两种不同之宗教观的源头。人既已生，则不可能不考虑生的问题，其拯救大致包含在探险式的欢乐、光荣与爱的宏扬之中。人之必死，则不可能不对死后的情境有些猜测，其拯救之途，必对应着生之荒诞而有着更为美好的梦愿。所以，这两种宗教意识都是必要的。想来想去其实简单，凡行恶者，都愿意相信死是一切的结束，那样便可免去末日的审判；凡向善者，都会倾向善恶之缘不会随着死而完结，那样正义才能具备永恒的价值。所以，神即是现世的监督，即神性对人性的监督，神又是来世的，是神性对人性的召唤。这一个监督和一个召唤，则保证着现世的美好和引导着希望的永在，人于生于死才都更有趣些。由此想到，神性的取消，恰是宣布恶行的解放，所以任何恶都从中找到了轻松的心理根据。我们那次从西至东的旅游，让我最深刻地感到了宗教精神的无比重要。当然，宗教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的中国，也可谓是宗教热时期，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简单说：很少听到忏悔二字。而缺乏忏悔意识的宗教热，就怕又会走歪。

先写这些吧。现在是写几个字就累得不行。有机会，我还会给你带几本书去，每次带不多，但可以坚持。

问候全家。祝圣诞快乐，虎年好运！

铁生

1997年12月18日

书信 9、给盲童朋友

各位盲童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也是个残疾人，我的腿从２１岁那年开始不能走路了，到现在，我坐着轮椅又已经度过了２１年。残疾送给我们的困苦和磨难，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不必说了。以后，毫无疑问，残疾还会一如既往地送给我们困苦和磨难，对此我们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想，一切外在的艰难和阻碍都不算可怕，只要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譬如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的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

我们残疾人最渴望的是与健全人平等。那怎么办呢？我想，平等不是以吃或可以穿的身外之物，它是一种品质，或者一种境界，你有了你就不用别人送给你，你没有，别人也无法送给你。怎么才能有呢？只要消灭了“特殊”，平等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就是说，我们不因为身有残疾而有任何特殊感。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如果我们干得好别人称赞我们，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干得好，而不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有了被称赞的优势。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只想帮助别人而一概拒绝别人的帮助，那不是强者，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残疾，因为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既不能忘记残疾朋友，又应该努力走出残疾人的小圈子，怀着博大的爱心，自由自在地走进全世界，这是克服残疾、超越局限的最要紧的一步。

书信 10、给李健鸣Ⅰ

李健鸣：

您好！

我正读刘小枫的一篇文章，谈卡夫卡的《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其中有这样一段：“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我想，这就是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早年这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功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问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嘲赎罪游戏”。

最近我总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真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人是步入歧途了，生来就像是走错了地方。这地方怎么一切都好像中了魔法？狂热的叫卖声中，进行的是一场骗术比赛，人们的快意多半系于骗术的胜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竟是千姿百态的木偶）中走，定一定神，隐隐地甚至可以听见魔法师的窃笑。

我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正像似剧中人想起（和希望别人也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仿佛是想起了一个亘古的神约。这神约无法证实，这神约存在于你不断地想起它，不断地魂牵梦萦。但是中了魔法的人有几个还能再相信那神约呢？

“马里昂巴”与“戈多”大有关联，前者是神约是希望，后者是魔法是绝境。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有时甚至不能写，只是想）。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梦想、祈祷、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不是能学来的（不像文学），并无任何学理可循。数学二字顺理成章，文学二字常让我莫名其妙，除非它仅仅指理论。还是昆德拉说得对：任何生活都比你想像的复杂（大意）。理论是要走向简单，写作是走进复杂。

当然，写作与写作不同，有些只是为了卖，有些主要是为了写。就像说书盲人，嘴里说着的一部是为了衣食，心里如果还有一部，就未必是大家都能听懂的。

我曾经写过：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与猪的差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者说，只有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是容易的。一旦走进复杂，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这大概又是人的根本处境，所以巴别塔总是不能通到天堂。

现在的媒体是为了求取大众的快慰，能指望它什么？

性和爱，真是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密码，任何事情中都有它们的作为：一种是走向简单的快慰，一种是走向复杂的困苦。难怪流行着的对爱情的看法是：真累。大凡魔法（比如吸毒，比如电子游戏）必要有一份快慰做吸引；而神约，本来是困苦中的跋涉。

造罪的其实是上帝。他把一个浑然的消息分割进亿万个肉体和亿万种残缺的境况，寂寞的宇宙于是有了热火朝天的“人间戏剧”。但是在戏剧的后面（在后台，在散了戏回家的路上，在角色放弃了角色的时候）才有真相。我怀疑上帝更想看的也许是深夜的“戏剧”——梦境中的期盼。深夜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地球的这一面弥漫着与白天完全不同的消息，那是角色们卸装之后的心情，那时候如果魔法中得不深，他们可能就会想起类似“马里昂巴”那样的地方，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那浑然消息的一部分，而折磨，全在于分割，分割之后的隔离。肉体是一个囚笼，是一种符咒，是一份残缺，细想一切困苦都是由于它，但后果却要由精神去担负。那大约就是上帝的意图——锤炼精神。就像是漂流黄河，人生即是漂流，在漂流中体会上帝的意图。

爱，就是重新走向那浑然消息的愿望，所以要沟通，所以要敞开。那是唯一符合上帝期待的行动吧，是上帝想看到的成果。

还有死。怕死真是人类最愚蠢的一种品质。不过也可能，就像多年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心吧，毕竟是一种新的处境。

病得厉害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自以为诗）：

最后的练习是沿悬崖行走

在梦里我听见，灵魂像一只飞虻

在窗户那儿嗡嗡作响

在颤动的阳光里，边舞边唱

眺望即是回想。

谁说我没有死过？

在出生以前，太阳

已无数次起落

无限的光阴，被无限的虚无吞并

又以我生日的名义

卷土重来。

午后，如果阳光静寂

你是否能听出

往日已归去哪里？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极处

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

生死同一。

至于这个乌烟瘴气的“现代”和“城市”，我真有点相信气功师们的说法，是末世的征兆。不可遏制的贪婪，对于一个有限的地球，迟早是灭顶之灾。只是不知道人们能否及时地从那魔法中跳出来？

您的通信建议非常好，可以随意地聊，不拘规则。确实有很多念头，只是现在总是疲劳，有时候就不往下想了。随意地聊聊和听听，可以刺激日趋麻木的思想。只是您别嫌慢，我笔下从来就慢，现在借着“透析”就更慢。

问候钱老师。

祝好！

史铁生

1998年11月14日

书信 11、给李健鸣Ⅱ

李健鸣：

您好！

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

如果收拾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唯望您能忍受。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在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

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其中一个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想当美国人。”另一个说:“那当然，当美国人干嘛？”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强调了，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或者，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或引起什么非难。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

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这都是题外话。再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记不清是谁了）曾经说过：不可以当和尚，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相信什么样的神，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所谓失神落魄，就是说，那个被言说、被思悟着的信仰（神）如果不对劲儿，现实（魄）必也要出问题。

三毛说“爱如禅，一说就错”，这话说得机巧，但是粗浅。其实禅也离不开说，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一说就错”只不过是说：爱，非语言可以穷荆而同时也恰恰证明，爱，是语言的无限之域。一定要说它是语言的无限之域，是因为，不说（广义地说，包括思考与描画），它就没有，就萎缩，就消失，或者就变质。眼下中国人渐渐地少说它了，谁说谁迂腐，谁累。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多说装修，少说爱情，多言性。中国人现在怕累，因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因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现实。

让理想承包现实，错误大约正从这儿开始。理想可以消失为现实，不可能落实为现实。理想的本质，注定它或者在现实的前面奔跑，或者在现实的上空飘动，绝难把它捉来牢牢地放在床上。两个没有梦想的人，不大可能有爱情，只可以有性和繁殖。同床异梦绝非最糟糕的状态，糟糕的是同床无梦。

我曾经写过：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祝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我想来，仍只在性的领域。性的领域很大，不单是性生活。说得极端些，甚至豪华汽车之于男人，良辰美景之于女人，都在性的领域。因为那仅仅还是喜欢的状态。喜欢的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的，正如荷尔蒙的分泌之有限。人的心情多变，但心情的多变无可指责，生活本来多么曲折！因此，爱，虽然赞美激情和“飘飘欲仙”，但并不谴责或遗憾于其短暂。当激情或“飘飘欲仙”的感觉疲倦了，才见爱之要义。

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默然相守，病重时我尤感深刻。那时我病得几乎没了希望，而透析费之高昂更令人不知所措。那时的处境是，有钱（天文数字）就可以活下去，没钱只好眼睁睁地憋死。那时希米日夜在我身边，当然她也没什么办法。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只是一同默默地发愁，和一同以听天由命来相互鼓励。恰是这默默和一同，让我感到了爱的辽阔和深重——爱与性之比，竟是无限与有限之比的悬殊！那大约正是因为，人生的困苦比喜欢要辽阔得多、深重得多吧。所以，喜欢不能证明爱情（但可以证明性），困苦才能证明。这困苦是超越肉体的。肉体的困苦不可能一同，一同的必是精神，而默默，是精神一同面对困苦的证明。那便是爱，是爱情与性之比的辽阔无边，所以令语言力不从心，所以又为语言开辟了无限领域。

相互敞开。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人的另一种（其实是根本的）困苦，就是这相互的隔离。要超越这隔离，只能是心魂的相互敞开，所以才有语言的不断创造，或者说语言的创造才有了根据，才有了家园，语言的创造才不至于是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这样的家园，也可以就叫做：爱情。

性，所以在爱情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因为那是语言，那已不仅仅是享乐，那是牵动着一切历史（个人的，以及个人所在其中）的诉说与倾听。

我曾经写过：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人大约有两种本性，一是要发展，二是要稳定。没有发展，即是死亡。没有稳定，则一切意义都不能呈现。

譬如“现在”，现在即是一种稳定。现在是多久？一分钟还是一秒钟，或者更长和更短？不，现在并没有客观的度量，现在是精神对一种意义的确认所需要的最短过程。失去对意义的确认，时间便是盲目的，现在便无从捕捉。

我想，发展是属于性的——生长，萌动，更新（比如科学）；稳定是属于爱情的——要使意义得以呈现，得到确认（比如信仰）。

所以不能谴责性的多向与善变，在任何人心中，性都是一团野性的风暴，而那也正是它的力与美。所以也不能谴责爱的相对保守，它希望随时建设一片安详的净土。同样的比喻也适于男性与女性。我不用“男人”与“女人”，意思是，这不是指生理之别，而是指生命态度——男性的态度和女性的态度。上帝的意思大约是：这两种态度都是必要的。所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当然是不易的。不易，因而更要作为一种祈祷而存在。

这个话题显然没完，或者也许不可能完，慢慢说吧。

祝新年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8年12月11日

书信 12、给李健鸣 Ⅲ

李健鸣：

您好！

总算把年过完了。在民间传说中“年”被描画成一种可怕的怪兽，果然不假。

我是这样想：在“爱的本身”后面，一定有“对爱的追求”，即一定有一种理想——或者叫梦想更合适。这理想或者梦想并不很清晰，它潜藏在心魂里而不是表明在理智中，它依靠直觉而不是逻辑，所以它如您所说是“无法事先预料和无法估计后果的情感”。这很明白。我说“爱是一种理想”，其原因并不在于此。

您说“也许爱的最大敌人就是恐惧了”，我非常同意。我所说的理想，恰恰是源于这“最大的敌人”。恐惧当然不是由性产生，人类之初，一切性活动都是自然而然。只当有了精神寻求，有了善恶之分、价值标准，因而有了物质原因之外的敌视、歧视和隔离，才有了这份恐惧，或使这恐惧日益深刻。人们于是“不敢打开窗户”。倘其不必打开倒也省事，但“不敢打开”恰说明“渴望打开”，这便是理想或梦想的源头。这源头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亚当、夏娃永远地被罚出了伊甸园，要永远地面对他者带来的恐惧，所以必然会永远怀着超越隔离的期盼。

有些神话真是寓意高妙。比如西绪福斯滚动石头，石头被推上山顶又重新滚回山下，永无停歇。比如斯芬克斯的谜语，谜底是“人”，谁若猜它不出谁就要被吃掉。比如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懂得了羞耻，被罚出伊甸园，于是人类社会开始。

宗教精神（未必是某一种特定的宗教——有些宗教也已经被敌视与歧视搞糟了）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

事实上我们都需要忏悔，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不怀有歧视的人并不多。而这又是个不可解的矛盾：一方面，人类社会不可能、也不应该取消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价值标准又是歧视与隔离的原因。——这就是人间，是原罪，是上帝为人选定的惩罚之地。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矛盾：睁开白天的眼睛，看很多人很多事都可憎恶。睁开夜的眼睛，才发现其实人人都是苦弱地挣扎，唯当互爱。当然，白天的眼睛并非多余，我是说，夜的眼睛是多么必要。

人们就像在呆板的实际生活中渴望虚构的艺术那样，在这无奈的现实中梦想一片净土、一种完美的时间。这就是宗教精神吧。在这样的境界中，在沉思默坐向着神圣皈依的时间里，尘世的一切标准才被扫荡，于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苦弱，歧视与隔离唯使这苦弱深重。那一刻，人摆脱了尘世附加的一切高低贵贱，重新成为赤裸的亚当、夏娃。生命必要有这样一种时间，一块净土，尽管它常会被嘲笑为“不现实”。但“不现实”未必不是一种好品质。比如艺术，我想应该是脱离实际的。模仿实际不会有好艺术，好的艺术都难免是实际之外的追寻。

当然，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理想（梦想、净土）只能是一出非现实的戏剧，不管人们多么渴望它，为它感动、为它流泪、为它呼唤，人们仍要回到现实中去，并且不可能消灭这惩罚之地的规则。但是，有那样的梦想在，现实就不再那么绝望，不至于一味地实际成经济动物。我想，这就是应该强调爱是一种理想的原因。爱是一种理想或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实际，这样，当爱的实际并不美满之时，喜欢实际的中国人才不至于全面地倒向实际，而放弃飘缭于心魂的爱的梦想。

我可能是幸运的。我知道满意的爱情并不很多，需要种种机遇。我只是想，不应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迁怒于那亘古的梦想，说它本来没有。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求其现实，而不大看重它更是信奉。不单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不美满，那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

如果宗教意义上的爱不可能全面地现实，爱情便有了突出的意义——它毕竟是可以现实的。因而它甚至具有了象征意味。它甚至像是上帝为广博的爱所保留的一点火种。它甚至是在现实和现实的强大包围下的一个圆梦的机会。上帝把一个危险性最小的机会（因为人数最少）给了恋人，期待他们“打开窗户”。上帝大约是在暗示：如果这样你们还不能相互敞开你们就毫无希望了，如果这样你们还是相互隔离或防范，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所以爱情本身也具有理想意义。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不因现实的强大而放弃热情，相反却乐此不疲地点燃梦想。

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

在夜的辽阔无比的声音中，确实蕴含着另外的呼唤，需要闭目谛听。（我才明白为什么音乐是最高级的艺术，因为听之辽阔远非视界所能比及。）我们途经这里，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比如说极乐世界。但这不应该被强调，一旦这样强调，爱的信念就要变成实利的引诱，锤炼之地就难免沦为贿赂之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管是人间还是天堂，都必经由万苦不辞的爱的理想，这才是上帝或佛祖或一切宗教精神的要求。

现在的一些气功或崇拜恰恰相反，不是许诺实利就是以实利为目的，所以可疑。

您的信中最后说道：“所有你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去掉你的天性”，“那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我们的心性”。这真是说得好。我曾真心地以为真理越辩越清，现在我知道，真理本来清楚，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很多理论，其出发点未必是为生命的意义而焦虑，甚至可能只是为了话语的权利而争夺。思考是必要的，但必须“直指心性”。

先写这些。

祝好！

史铁生

1999年2月28日

书信 13、给栗山千香子

栗山千香子女士：

您好！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

我这一年多一直在生病，肾功能衰竭。从98年开始做“血液透析”，即通过机器把血液中的毒素过滤出去。现在每个星期要去3次医院，每次要做4个半小时，加之“透析”后身体虚弱，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就很少了。所以近两年来，几乎没写什么东西。

您把读得那么仔细，真让我惊讶又惭愧，中国读者也很少有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读它的。您的那篇关于的报告写得非常好，虽然不长，但我感到您是真正理解它的。您若愿意再对它做些评论，我当然很高兴。

我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过我写作《务》的初衷和感想，现打印一份（节选）寄给您，供您参考。

国内关于它的评论不多，但有张柠和邓晓芒的两篇，我以为很好，您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不知道这两篇评论最初发表在哪儿，我是从他们寄来的文集上看到的。您若找不到，可来信告诉我，我复印了给您寄去。

去年秋天，有一位佛教大学的教授吉田富夫先生来我家，他似乎很有翻译《务》的愿望，但他说这要取决于是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随他一同来的还有一位平凡社的出版家岸本武士先生，但他未做任何表态。所以，关于《务》的翻译与出版，我与他们并没有任何约定。

此前，山口守先生和近藤直子女士也都说起过，在日本有人想翻译《务》，但考虑到它的长度和出版问题，便都暂时作罢。

您若愿意翻译《务》，我当然高兴。只是这么长的东西，如果翻译了没人出版岂不太浪费时间？所以还是要先有出版社认可它才好。另外，您也可以与吉田先生联系一下，或向山口先生和近藤女士询问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正在着手此事，以免重复。

谢谢您的生日礼物。“射中猎人腿的狮子座流星”是您的先生拍摄的吧？也谢谢他。

但愿由于您的祝福，99年我能够重新恢复写作。现在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呵。

祝您全家

九九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9年元月5日

书信 14、给《散文·海外版》

《散文·海外版》编辑先生：

您们好！

贵函收悉，得知《散文·海外版》精选丛书拟选收我的三篇散文，很高兴。但关于这三篇短文，有些事要向您们说明，并恳请您们帮助。

《墙下短记》，在被某些文集收选时，出现了一些排版错误，比如漏字，甚至漏段。《关于庙的回忆》，不仅在《人民文学》初次发表时即出现错排，而且我对那一稿也有不太满意之处，事后又做了一点删改。现寄上这两篇短文的修正稿，请您们在选编时以此为准。

《我去看花》一文更是荒唐，内容毫无疑问是我写的，但标题实属伪造。此文原题为《秋天的怀念》，后不知何人，未经我同意，便给了它一个“我去看花”的伪名，并在报纸上发表，我一直愁于没有机会为它正名。得悉贵丛书要在《追求不到的情人》一卷中收选此文，恳请您们借此机会为它恢复原名。多谢多谢！

即颂

编安！

史铁生

2000年2月14日

书信 15、给严亭亭Ⅰ

亭亭：你好！

来信收到。你留下的钱，树生已经送来。书买了以后，我们还是争取托人带到美国，再从美国寄给你，否则邮费太贵。本来，我的一个同学说最近就回来，我们想托他带，结果等来等去到现在仍不见他的影子。他再不回来，我们只好寄了。不过，这些书也不是急着看的，多等等也无妨。

没想到你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看见你，并不觉得中间竟隔了十年，还就像在雍和宫时那样，来了，然后走了，过几天还会来。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很忙，在北京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也不很多。大家都老了，秋天比不得春天，抬腿就去，拍拍屁股就走，秋天更多的是想念。

知道你活得好，大家都很高兴。

基督精神，真正是伟大。很多事，问到底，都是信仰问题，神性的问题。希米若能读一个函授神学，真是不错。我们常想像，她将来能到一个小教堂去，既领神谕，又能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真是再好没有。

祝你全家好。

铁生

2000年8月14日

书信 16、给谢渊泓

渊泓兄：好！

大作拜读。状物言情，真有水浒红楼的风采，令我这“专业的”为之汗颜。早有人说，小说这玩艺儿，官军最怵民团。业余写来，不落窠臼，所言皆因真情涌动，处处都是切身感受，必为卖文谋饭者所不及。好话不多说，我既有幸一睹，就以这“专业”的迂腐提一点儿意见。

①我先是觉得，这古典小说式的语言，似与那段放浪不羁的知青生活有点儿隔。然而，许多简约、平静、洒脱的描画又让我叫彩。然后我这样想：无论是古朴典雅的语言，还是陕北的方言俚语，怕都不宜没个喘息。就是说，一种风格的语言（或过于相似的句式）一贯到底反倒失去节奏，不如只作点睛之笔，如华彩，如谐谑，时隐时现才好。就像围棋，没了空就要死。所谓空，是指某些对话、叙述可以更平白些，更贴近现实生活。阿城的小说料你读过，就在平白与典雅之间运用得恰如其分，到了《遍地风流》就典雅得有些滥，显得刻意了。方言也是，过于难懂的可以就用普通话，否则读者猜着看，倒无暇品味其中的妙趣与鲜活。

②在德国驱车旅游的内容，以及与你女儿的交流，像是硬加上去的，似与你的“野草”无大相关。尤其某些章节的开端，只不过拉来做个引线，既不尽意，便显多余。我想也许可以这样：有几节单是写远离故乡的生活与思念，远离那段历史的感受与反省，以及与下一代的“沟”与“通”。“洋插队”和“土插队”于你都是铭心刻骨，都是烧不尽的“野草”，穿插写来，料必更具新意。

③既写了，当然能发表最好。我可以推荐给某些杂志，但回忆插队生活的那股热已然减温，未必能够如愿。好几年前就有人问过我：插队生活你还要写下去吗？我说：怕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又问：再怎么写呢？我说：单纯的回忆已经不够，如果历史会记住它，大概就要以历史的眼睛去看它，看它在未来的生活中震荡起的回响吧。所以，以你的“洋插队”生涯，来看那“土插队”的历史，大约正是一个绝妙的视角。历史，最是要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看的，那样才看得更为深刻，不致为某种情节所束缚。

就说这几句吧。迂腐，大概就像我的轮椅，已是终身难免了。就让它去做潇洒的参照吧。后人不能从中受益，也可从中得一份警示。

蛇年将至，给你们全家拜年了！

史铁生

2001年1月8日

书信 17、给安妮·居里安Ⅱ

安妮：您好！

您给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尤其“华人性”和“中文性”，绝非才疏学浅如我者敢于妄论。要在这样的题目下发言，单凭一点浅显的感受或一时的情绪，肯定不行，是必须要有大学问和大智慧的。对“华人”和“中文”，岂可轻论其“性”？在我想，是一定要深究其源与流的，比如信仰、习俗、生存状态，以及中文自古而今的演变历程，而这些都是我力所不及的。

至于“中国心”，依我看，最美好的理解就是乡情、乡恋，即所有人都会有的对家乡的眷恋、对故土的祝福。除此之外，我就弄不大懂“中国心”是要特特地表达什么，尤其是对文学而言。有没有“法国心”和“英国心”？有没有“老挝心”、“刚果心”？倘若没有，那就奇怪。（果真有外星人的话，当然还会有“地球心”；一旦去火星侨居得久了，怎能不想念地球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这样的心，原就是人的向爱之心；只因对家乡的眷恋铭心刻骨，对故土的祝福尤其深切，这才特特地冠以国名。倘还有别的意图，多半就可怕——此国心，彼国心，一旦悄然或张狂地对立起来，就要变质，就不大可能还是爱心，而是互相疏离、防范，甚至于敌视的心了。（外星人见此必大惑不解：不都是“地球心”吗，何至如此？）

爱祖国，爱家乡，原本是多么美好的心愿，是爱心于地球之一局部的具体实行，却不知怎么，有时竟变成武器，把人武装到心情和话语；或如魔法，把“地球心”切割得四分五裂，本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怎么现在大家都捂着一颗受伤的心，互送冷眼与怒目？这些万物之灵呀，这些自诩高贵并智慧的人类，竟然迷失在自己不得已而做出的一种划分之中，竟会被一种抽象概念弄得南辕北辙不辨善恶！（外星人闻之或会提醒：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地球心”出了什么事？）

“某国心”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我想，原是为了一土之民的互爱互助，唯恐“一己之心”各行其是，结果势单力薄，难御天灾与外敌。这曾经或只是生存所迫，是一项减灾措施或治政方略，但渐渐地，人对生之意义有了深思远望——设若无敌来犯，就可以丢弃这互爱之心吗？就算无爱的群体仍可御敌于外，那么人心的疏离与防范，岂非要姑息养奸纵敌于内？于是乎，在治政方略的深处，便有信仰觉醒——看人间爱愿比富国强兵更是紧要；唯此，“某国心”才得尊崇，才被宏扬。就是说，那根本是一种爱愿，是“地球心”（博爱）的一次局部实现；倘爱愿消损，单单“国心”张扬，倒似数典忘祖了——据说我们的祖先殊途同源，本都来自非洲。

可不管怎么说，“某国心”确有御敌的指向；不单既往，便在当今，这指向也仍有其合理的根据。但这合理，在我看只是治政的合理，并非也是文学的期待。文学，不论是乐观还是忧患，赞美还是揭露，勇猛还是疑难，都当出于爱愿；即便写恨，也还是出于爱的祈盼。（爱，真有这么要紧吗？或者，凭什么人类的终极价值一定是指向爱？非常简单：人，渴望幸福。物使人舒适，国保障安全，而最终的幸福非爱而不可。）故在外星人到来之前，文学一向是以“地球心”为观察、为悲喜、为眷念、为折磨的。政治则不同，政治总难免是以“国”为划分、为遵守、为协商、为抗争的。而文学的理想，岂条条国界可以阻隔？比如不管什么文学奖，倘其过分地倚重了国籍或语种，被损害的只能是这奖项自身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并不逃避政治，却又不等于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不是属国的，而是属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可以超越国界和语种（倘有外星人，还要超越天体或星系）。

针对文学和艺术，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人类）的。细想，这话已然暗示了一种褒贬：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好的，反之则不够好。然而，可有哪一民族不是世界的吗？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诸多民族的构成。那么，“世界的”当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是“民族的”，就必然是“世界的”。如此说来，那个“越是……越是……”岂不是废话吗？非也。在我想，前面一个“越是”指的是个性，是真诚，是独具；后一个“越是”则是指敞开、沟通和借鉴。那就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相互敞开、沟通、借鉴的理由和价值；而越是能够相互敞开、沟通和借鉴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美好的。而绝不是说：越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自恋自闭就越是民族的；倘其如此，又怎么可能是“世界的”？“世界的”岂不真的是空穴来风了？

所以我理解，或者我希望，“某国心”既然根本是向爱之心，就一定还要是坦诚的心，敞开的心，智慧、博大和宽容的心。

当然，所有民族都有其独具风采的文化、独具智慧的信仰，不可强制地扬此抑彼，更不能以经济或政治的强势去统一，把意趣纷繁的“地球心”都变成一股味。向爱之心，纷然独具，那才好；强成一律，就怕爱愿又要变了味道。

这样看，“某国心”显然也有同样的问题：它必然都是一样的吗？尤其，它必须都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到处都是丰富多彩的心，热爱自由的心，个性独具的心，其风流各异绝不因为国界而有束缚（这也就是文学不受国界束缚的原因）。所以，“某国心”从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测度心魂的单位，从来就不是个性的坐标。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写过：“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以防强势文化对它的侵蚀与泯灭，我倾向赞成，但也有些疑问。疑问之一：这纯洁与独立，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为什么不更扩大些或更缩小些？疑问之二：各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一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各民族之间可以恃强凌弱，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说‘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

个人发言，关心普遍，各具风采，同具爱愿，从而“家心”、“国心”、“地球心”就都有了美好的解释和方向，不是这样吗？这未免太过理想吗？那就说说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向我们要求着理想的那种状态。

祝您全家幸福！

史铁生

2002/4/11

书信 18、给Z兄

Z兄：你好！

S兄来过，近况皆知。本来已写了一封短信，看看言不尽意，只好拖至今日。

其实各种功法，就其祛病健身的功效而言，我一向是相信的。相信的理由与你相同。一种事物，只要有真实功效，就必有其道理，只不过主流思维尚不明其理罢了。就比如特异功能，九十九次是假也不能证明其伪，一次是真便可证明其实。况且有些功法我是亲证其实的。

我相信某些功法的神奇效用，但我不认为那就是信仰，或信仰的主要。真正的信仰是不依据神迹的。《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大意是：不可试探你的神。而强调神迹，则难免是对神的试探。依据神迹的所谓信仰，一定是期待着神的物质性（或福利性）施予，一旦神迹未现，信心便会动摇，这岂不是试探神吗？其实困苦也是神迹，它向人要求着绝对的信心。所以人是神的仆从。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把这层关系弄拧了，结果是神做了人的仆从——你若给我满意的神迹，我就供奉你，反之我就废了你，再换一个能够满足我的神来。

因此，种种神奇的功法，我都不认它是信仰。偏要把它张扬成信仰的，我就怀疑其人的动机。因为一切向人许诺福利的（无论天上地下，今世来生），都像行贿，或似投资，必有它图。它图者何？中外古今，无外乎造人为神（偶像）罢了。信仰不可动摇，神不可怀疑，故一旦人篡了神位，则难免挟神祇以令众生。中国的历史屡屡证明着这一点。

当然，信仰自由，不管那信仰多么离奇，都属正当，唯造人为神一事值得警惕。任何能够赢得信众的事物，都必有其“义”的初衷，而大凡走邪了的，多半都是因为“信”出了毛玻“义”多半是纯真的热情，而“信”必要基于智慧。

所以，大可取其功法为用，却不必对它有绝对的服从。简单说，功法不是神，不过是人智未知的领域，一旦知之，皆可归于科学。科学不能成为信仰（对古人而言，如今的科学奇迹还少吗），功法也不能。而那终不可知其原由的生命困境，那终不可灭的种种人生困苦，才是信仰的原因。无论航天飞机（倒退几百年这不是神迹吗），还是隔墙移物，都不过一个大数与无限之比。即便此数再大，与无限对峙，还是等于零。这零的处境，使人千思百悟，终于返身皈依了爱愿，方才入信仰之门。

至于我嘛，当然会重视你的劝告。其实我也总劝别人练练（不论何种）气功，那肯定是利于健康的，只是一到自己，便三心二意。可能是潜意识的作用，总觉得如此残损不全的一副躯壳，并且一味地给我罪受，我真是何苦再侍候它？但你不同，你应该特别地珍惜健康（当然我也会）。你是太劳累了，身心长期超载是致病之因，沉静下来，专心锻炼，一定会有好作用。你对气功的理解肯定是深刻的。我只想再说一遍：该配合医生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千万千万！因为我们盼着你。因为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爱你的人。

上帝保佑你！保佑你全家！

又：霍金又写了一本书——《果壳中的宇宙》，不知希米给你们寄了没有。此书我虽不能看得很懂，但还是看完了，觉得处处玄机。比如其中说到科学已可证明到“十一维”；说到“多宇宙”。我猜，那是说，多重的维或多重宇宙其实是重叠在一起的，分辨它们的，其实是含于其中的认知者（比如人）对它们的观察与发问。这又叫做“人择原理”。所谓“人择原理”即是说，正因为它产生了如此之人，这人才能对它发出如此之问。

我曾就一个捕蝇器写过我的猜想：一个捕蝇器——即一个纱网做的小笼子，底面有个小烟筒似的通道探入笼中，下面放些臭鱼烂虾，苍蝇闻风而来，横冲竖撞，不期而撞进通道，误入笼中。它进是进来了，但不得归路，出不去。因为它本就不知是怎样进来的。因为它不识三维世界。它无论是横冲，还是竖撞，虽然走了个三维路线，但都是瞎蒙；在它，一切路线都不过是二维行动。三维通道虽然就在它身边，但认识不到，等于不在。这是否可以说明：多维世界其实是重叠在一起的，你在几维，全靠你的几维认知。多维的缠绕，并非一个三维迷宫，而是认知的限制与隔绝。如果我猜的不错，那么，任何维中的智能，就都会符合“人择原理”，或叫“自择原理”。虽然高维的可以看清低维的处境，但无极即太极，他看更高维时还是两眼一摸黑。那么就是说，困境是永恒的，此困境与彼困境而已。但不管是几维困境，都救不了自身。正如《圣经》有言，大意是：造人为神，无异于请瞎子引路。这个意思，我想，在任何维中都不会失效。所以我相信，即便修炼果真可以把我们送入更高维，我们依然要面对最终的迷茫，这迷茫依然会使佛法或基督诞生，以作为爱愿，作为信心，作为指引，作为永恒的皈依。而且从“人择原理”看，人是什么？我思故我在。那么思是什么？思即是：思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所永恒传扬的消息罢了。肉身是其载体。或，此世界即是此消息的载体，而我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由此看来，死，有什么可怕？永恒的消息能死吗？永恒的消息能不需要（或附着于）一种载体吗？这载体能不自称为“我”吗？于是乎“我”能死吗？而“我”的某一阶段的旅行究竟取一个什么姓名（符号），这重要吗？

“透析”之前我曾遇几位行“道家针法”的人，说是扎针，我看其实是布针；数支银针刺进衣裳，并不刺入皮肉，只碰到皮肤即可。他们虽未治好我的病（他们也未许诺一定能治好我的病），但我确实平生头一次感到了那功法的作用（可谓神奇，以后再跟你细说）。跟他们说到生死时，他们笑道：死，那不过是搬一回家。——对此我是深信不移的，无论是从上述的逻辑看，还是从非逻辑的感觉看。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早早脱胎换骨，因为我们永远会是某维世界里传扬的消息；既是传扬，必有距离，距离即意味着差别，差别即意味着困苦，而困苦必向我们要求信仰，而信仰则不可依靠强大的能力——无论科学还是功法，而要皈依苦弱的上帝所指引的爱愿，爱愿不仅是助人为乐，爱愿最是要爱上帝，爱他的这个创造，爱他的命令，即对一切困阻也要心存爱愿，并在永恒的距离中成就那美丽的传扬。截断它是丑陋的，截断它也是愚蠢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寂寞的宇宙中有一缕热情而美丽的心愿传扬；当我们领悟了上帝的神恩与威赫之后，当我们对神说“是”之后，我想，任劳任怨地去走这一条路是人的唯一责任。所以神说：我是道路。

没想到一写又写了这许多，信笔而书，或多有错。这些昏话平时只能跟希米说说，现代人对此多言“太累”。真想去跟你面坐长谈，可恨离不开“透析”。

铁生

2002/6/7

书信 19、给大爷

大爷：

您好！

来信收到。整天瞎忙，未及时回信，多多原谅。

您能在姐姐家多住些时日最好；有人照顾您，闲来游山逛水，或读书遐想，岂不乐哉？换一种心情，看世间万物或可有不同的角度。其实所有的事，都是生者的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都在于人怎样看它。

中国人多忌言死，好像有谁终于能躲过去似的。您能如此豁达地想这件事，真好。大娘去世突然，固令人悲伤，但她安然而归，免去许多折磨，也是她善良一生的善果、艰难一世的酬慰吧。咱家的人好像都这样，我爸、我妈、我奶奶，都是一下子就走了。三姨叔有一回谈到我爸，说“二姨兄一生仁义，死都不拖累人”，说得我心酸，不由得便想：只有来生报答他了。

来生，是一件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事。不过有时想想，每一个人不都是从那虚无中来的吗？何必又怕回那虚无中去？况且，既已从那虚无中来过，为何不可再从那虚无中来呢？再想想，有哪一个从那虚无中来的人，不自称是“我”呢？至于姓名，不过是个社会性符号。曾有道家人跟我说：死，不过是搬一回家。

寄上我最近出的一本书，全是我在“透析”后写的，其中多也写到对生死的理解。此书不久香港“三联”还要出一版。

我还是照常“透析”，一周三次，如同上班，已经习惯。希米忙着她的一摊子事。身体都好，您别惦记。

姐姐的糖尿病千万要注意，最近我才知道了这种病的严重性，但不要害怕，只要不使其发展。这个年龄，最要紧的是健康。

祝全家好！

侄：铁生

2002/6/18

书信 20、给田壮壮

壮壮：你好！

你送的三张碟，我认真地都看了。有点想法想跟你说说，不管对不对。

最突出的一个想法是：玉纹的内心独白删得可惜了；在我看，不仅不要删，那反而（对于重拍）是大有可为之处。因为，那独白，绝不只是为了视点，更不单单是要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在我理解，那特地是要划出一个孤独、封闭的玉纹的世界。什么人会整天自己跟自己说话，而且尽是些多余的话？一个囚徒，一个与世界隔离的人，一个面对巨大精神压迫而无以诉说者。而那独白，举重若轻一下子就得到了这种效果——即于众人皆在的世界里（如画面和表演所呈现的），开辟出了玉纹所独在的世界（靠的恰恰是那缓慢且莫名的内心独白）。这效果，在我想，是除此手段再用多少细节去营造都难达到的。所以那独白才似无视常理，有时竟与画面重叠，仿佛拉洋篇，解说似的多此一举。作为通常的画外音，那无疑是多余，但对于一个无路可走的心魂当属恰如其分，是玉纹仍然活着的唯一证据。

这是费穆先生的本意？还是我的误读，或附会？我想应该是前者，否则按常理，他怎会看不出这独白的重叠与啰嗦？但我斗胆设想，费先生的孤胆似还有些畏惧——这条独白的线索不可以一贯到底吗？比如说——在志忱到来之前，那独白是一个封闭绝望的世界；志忱到来之后，那独白（譬如“我就来，我就来”），则是一个尚在囚禁但忽被惊动的心魂，以为不期然看到了一种希望时所有的兴奋、奔突、逡巡；而当玉纹与志忱心乱情迷似乎要破墙而出之际，那独白的世界即告悄然消散，不知不觉地就没了；再到最后，志忱走了，或从礼言赴死之际始，那独白就又渐渐浮出，即玉纹已隐隐感到那仍是她逃脱不了的命运。

另外我想，要论困苦，礼言不见得比玉纹的轻浅。若玉纹是独白的锁定，礼言则几乎是无言的湮灭。“他也不应该死呀”（大意），这样的台词太过直白。尤其是，这样的人也许就死了，死得无声无息，死成永久的沉默；唯其如此，“他也不应该死呀”才喟叹得深重。我胡想：设若礼言真就死了，会怎样？志忱和玉纹就可解脱？就可身魂俱爽去投小城之外的光明了？——这些想法，于此片或属多余。我只是想，当初的影片可能还是拘泥于人性解放，但人性的解放，曾经（或仍然）附带着多少人性的湮灭和对人性处境的逃避呀。

可否用无言、用枯坐、用背影，也为礼言划出一个沉默的世界？费片中，有一场礼言发现志忱和玉纹告别的戏，我想，也许倒是志忱和玉纹不止一次地发现礼言悄然离去的背影要更好些。那个沉默的世界几乎连痛苦的力气都没了，唯沉默和不断地沉没下去，沉没到似乎那躯壳中从不存在一个人的心魂。在我想，礼言是绝不要哭的，哭是最轻浅的悲伤，礼言早应该哭完了；如今礼言觉察了志忱与玉纹的关系，对于这个无望又善良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久悬未决的一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我确凿是多余了。他应该是静静地走。哪有哭，然后自杀的？

设若礼言果真死了，后面想来更有戏做；那时志忱和玉纹的纠葛或可至一个新的境界。结尾可以开放：如此局面下，志忱当然还是要走的，但逃离的是其形，永远不能解脱的是其心，他多半会给玉纹留下个话儿，留下个模棱的期冀。玉纹呢？心知未来仍是悬疑，因而独白再现；此时的独白，有多种意味——可能重归封闭，可能又是一个湮灭，也可能有另外的前途。从而“小城”才不白白“之春”一场，但也可能就这么白白。

无言的湮灭，独白的囚禁，以及未来的悬疑——悲观如我者，看这几乎是人生根本的处境；而这才构成戏剧的张力，生活的立体吧。你说拉开距离，似仅指今日与往昔的时间距离，观众与剧情的位置距离，但重要的是（剧中与剧外）心与心的距离，或心对心的封闭。人性的一时压制，似不难解放（譬如礼言果真一命乌呼），唯娜拉走后如何，还是永远的疑虑。在我想，小城的寓意，绝不止于一启恋人关系的布设与周旋，几年前从电视上看到此片，竟留下与《去年在马里昂巴》相近的印象，如今细看才知错记。但何以错记呢？绝不无缘无故；此片中若有若无地也飘荡着一缕气息，像《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的一个消息：要我们从现实醒回到梦中去！中国人轻梦想，重实际（有梦也多落在实处，比如发财，比如分房和得奖），这戏于是令我惊讶中国早有大师，只是又被埋没。

其他都好，不多说。词不达意，见面再聊。信，唯一的好处是可以斟酌，此外一无足龋

祝好，并问候令堂大人！有一年知青晚会，她特意从主席台上下来跟我说话。前些天在电视上见到她，老人家的真诚、坦荡、毫无修饰的言辞让我感动。

铁生

2002/8/15

书信 21、给陈村

陈村：

听说你儿子想不通你弯弯拧拧的为什么是户主，想得有理。看来接班之事处理不当势必形成抢班。我劝你不如看清形势早早让位，也做上几天“太上皇”。若恐幼主无知，致江山不稳，亦可由吴斐“垂帘”些日。想来我比你少些忧虑，人死国亡反倒省事。

给“皇上”、“太上皇”、“皇太后”拜年，祝陈氏江山永固！

书信 22、给南海一中

南海一中高一（6）班

尹军成老师并全体同学：

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体弱，眼花，用惯了电脑，恕我就不手写作答。

第一个问题：称呼。我想，同学们讨论的结果十分准确：先生。我先于你们出生，此事千真万确、铁案如山。但抢先出生并不意味着优势（何况这事也由不得我），后生可畏才是一定。

第二个问题：一文的标题，可不可以改？其实，取怎样一个标题，完全是出于作者的习惯、喜好，甚至有时是出于偶然，但是木已成舟，改就多余。就比如我的名字，没几个人说好，但改来改去我担心别人就不知道这是谁了。不过各位完全可以据己所好，给它改个天花乱坠；甚至内容也可以改，只不过要注明改编，或其实沧海桑田那已经是你们自己的作品了。取题的原则，在我，一是明确，二是简单，三是平和。我不喜欢太刚猛，太豪华。内容也是这样，要像跟哥们儿说话，不要像站在台上念诗、念贺词或者悼词。诗意，要从意境或氛围中渗透出来，不是某些词句的标榜。——这不是结论，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仍可探讨。

不过，当然了，要看你写的是什么，如果是轰轰烈烈的事，或许就要有另外一种标题。我刚刚又发了一篇，开篇第一句话是：“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最后一句话是：“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是呀，地坛的安静使人安静，离开它多年，一经想起，便油然地安静下来。所以，我——与——地坛，轻轻地念，就够了。

说句题外话：命运无常，安静，或者说镇静，可能是人最要学会的东西。你们离高考也就几百天了，要镇静地准备好镇静。高考真是一件无奈的折磨。今年，我的朋友中（当然是他们的儿女）又有“惨遭不测”者，本来上清华、北大绰绰有余，不知怎么一下就考砸了。那样的打击，我信不比我当年（残了双腿时）的少。怎么办？镇静！一百年的事怎么可以让十几年来决定呢？当你们走到四十岁、五十岁……九十岁，回头看它，不过区区小事。但若失去镇静，就怕会酿成千古恨。我完全没想到，有一天，我对我的病竟有些感恩之情——我怕否则，浮躁、愚蛮如我者大概就会白活。

祝你们快乐，又镇静。

史铁生

2003/6/24

书信 23、给S兄

S兄：好！

譬如生死、灵魂，譬如有与无，有些事要么不说，一说就哲。其实我未必够得上哲，只是忍不住想——有人说是思辨，有人说是诡辩。是什么无所谓，但问题明摆着在那儿。

“绝对的无是有的”，这话自相矛盾。所以矛盾，就因为不管什么，要么不知（不能说也不能想），一知（一说一想）就有了。所以，这句话，躲闪不开地暗示了一个前提：有！或有对无（以及“绝对的无”）的感知与确认。——可是这样来看，绝对的无，其实就不可能有。

“到达了无限”，这话还是矛盾。不可到达的，才是无限。无限，只能趋向，或眺望。但这就又暗示了一个趋向者或眺望者的位置。所谓“无极即太极”，我想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我总不相信“人皆可以成佛”，除非把这个“成”字注明为进行态，而非完成时。

那就不说“到达”，说“就是”——我，就是无限！行不行？还是不行。我，意味着他和你，当然是有限，有限不能就是无限。

那就连“我”也去掉，也不说，一切主语都不要——你们这些咬文嚼字的人！只说无限本身，行吗？无限本身是存在的，这总没问题了吧？是，没问题了（暂不追究“无限”谈不谈得上“本身”）。不仅没问题了，什么也就都没了，绝对地无了——但发现这一点的，肯定不是无限本身。“天地无言”，无限本身是从来不说话的。岂止不说话，它根本就是无知无觉，既不表达，也无感受，更不对种种感受之后的意见有所赞成与反对。唯有限可以谈论它、感受它、表达它，唯有限看出它是无限本身。无限是如何与如何的，怎样并怎样的——这不是别的，这正是有限（譬如人）对它的猜想，或描画。

那就再换句话，这样说：既然无限是存在的，这无限，不可以自称为“我”吗？是的，不可以，也不可能。无外无他才可谓无限，无外无他谈何“我”哉？无限只能是外在，或他在，一俟称“我”即为有限了。

你说这是纠缠词句，是限于人的位置，在折磨逻辑。而你是亲历其境，实际地体验了无限，进入了它，成为了它。虽然我不怀疑你说的是实话，但你注意到没有：实际上你还是在一个有限的位置上（此岸），描述着与无限相遇的感受，猜想着那种状态之无限延续的可能。实际上是，有那么一阵子，你进入了一种非常状态，即与素常束缚于人体（心智）的感受迥然不同的感受。但问题是：实际上，你不能证明那样的状态已是无外无他，你不能用短暂的状态证明终点，证明永恒；相反，倒是那状态的短暂，表明了它实际并不无限，而仍然是有限之此岸向无限之彼岸的眺望。其实，有很多途径可以体验无限，进入无限，但你还是不能说：我就是它，我已经成为了无限。

当然，你那“短暂状态”是如此的不同寻常，完全不同于寻常的想像、眺望和猜想，以至于谁也没法说它不是真的，不是实际——如果这还不是真的，不是实际，那就不知道“真的”和“实际”到底是要指什么了。

没问题，我绝不怀疑那是真的，因为刨去感受（感知），“真”就丧失根据。但我倾向于把“真”与“实”区分开；比如梦，便是真而不实，因为它终于要醒来，醒入“实”。这么说吧：无论多么玄虚短暂的感受，都可堂堂正正地称真，但一入实，则必有后续——接下来是什么呢？然后又将怎样？看不到随后的无限困阻，就会真、实混淆，那是梦游状态、艺术或精神病状态——我不是说这统统不好，我只是说：真，可以不实；实，也可以不真，比如说实际中有多少误认。

“不实之真”不仅可能，而且是“实际”的引导，譬如梦想是现实的方向。但我要说的还是：不能没有“实”，不能停留在梦里。但这不仅仅是说，人不得不干些务实性工作，更是说，生活（世界、存在）是从不停留的，尤其不停留在人的美好心愿中（或可心的境况里），因而无论人还是别的什么，注定都在困阻重重的过程中，永无终点——而这就是实，实在，或实际。这么说吧：感受是真，信念是真，而那困阻重重的恒途是实，加起来叫做“真实”。某些信仰之所以有问题，就在于，他们说也总是说着“迁流不妆、“变易不居”、“不可执着”，但盼望的还是一处终点性的天堂，并不真信一切都在无限的行走、寻觅与眺望中。

我有时想：一缕狗魂，设若一天忽离狗体而入人身，怎样呢？它一定会在刹那间扩展了的自由中惊喜欲狂，一时不知（或来不及知）人身也有限制，而误以为这就是无限，就是神了。（恕此话有点像骂人，实在我是选了一种最可爱的动物来作比喻的。）那么，人与超人——借用尼采一个说法——的关系，是否也就这样？（所以尼采的“超人”，使惯于作等级理解的人们倍受刺激，其实呢，他是强调着超越的永无止境。）

当然，你可以设想那短暂状态的无限延长。而我当然就不应该强词夺理，说那毕竟只是设想。因为设想也是真，也是存在之一种，正如梦和梦想是存在之一种，甚至是更为重要、更为辽阔的存在。（那正是“超人”的方向吧？）但超人之“超”，意味了距离，意味了两端。所以，我如果说“那毕竟是设想”，也只是指：无论“超”到什么程度，仍也不能到达无限，仍也离不开有限一端的牵制。

在我理解，你的意思之最简明的表达是：因那短暂的亲历，已足够证明那非凡状态的确有，足够证明无限的存在！既如此，无限可以在彼，为什么不可以在此？它（彼）可以就是无限，为什么我（此）不可以就是无限？我曾经不是它，为什么我不可能终于是它？（插一句：佛徒所谓的“往生”，大致就是这样的期求。）

而我的意思之最简明的表达是：我当然相信那短暂状态的确有，相信无限的存在。我的不同意见（或补充意见）是：无限的确在，不仅不能证明有限的消灭，而恰恰证明了有限的永恒。彼岸的确有，缘于此岸的眺望；无限的存在，系于有限的与之对立。反过来也一样。其实我对你那亲历毫不怀疑，我想说的只是一点：此岸与彼岸，是互相永恒地不可以脱离的！缺一，则必致有限与无限一同毁灭。

我记得那天的话题是从身魂分离开始的。在我想，你那非凡状态，正是身魂殊为明显的一次（一种）分离。曾有哲人说：超越生死，唯身魂分离之一径。——此事不细说，细说就没头儿了。

只说分离。又有哲人说：上帝的创造，即在分离——分离开天地，昼夜，万物。于是乎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实为无奈之词，姑且之说。因为即便高瞻远瞩如老子者，也还是立于有限之维，也难寻遍存在之无限的维度，也只好称那猜想中的无边无际为“混沌”，为“道”。而这“道”字，正是指“无极即太极”吧，正是指永恒的行走与眺望吧？我看这不是某人或某维的局限，这是存在的本质，失此而为不在。存在既始于分离，就意味着对立，唯对立中才有距离——空间，时间，乃至思维之漫漫——才是存在。对立消失，一切归零，即成不在。而虚无不言，虚无一言便又是对立的呈现——即“存在”对着“虚无”的言说（眺望、感受、描画）。

我的意思还是：那老子不可言传之物（之在，之态），谁也不可能就是它，谁也不可能脱离有限而成为无限，谁也只能是以有限的位置做无限的行走与眺望。虽然超越常人之维的所在多有（别有洞天）、异乎常人的自由多有（妙不可言），但每一种可能都是一种限制——此即维也，所以无论何维都不可能就是无限。因为一极既失，必致全面回零——虽然这其实办不到。

（多说一句：神在，一种是由亲眼目睹或“调查属实”来证明，故其强调神迹；另一种，是以有限证明无限，以人的残缺证明神的圆满，证明神在。而神在的圆满，是有限如人者永难抵达的，这就有了一个好处：造人为神的事便难于得逞。）

我有时想，宇宙的多维，多就多在观察角度很可能无限。一观，即一维。常人观至三四维，高人则可能看到了五六维的情景。但无论多少维，脱离观察，就谈不上存在。

物理学中有一说，叫做“人择原理”，意思是：人类常惊讶地问，世界何以如此（利于人类生存），而非如彼（那样的话就少了全部的麻烦）？回答是：正因为世界如此，才诞生了人类，人类才能对世界作如此之观与问，如此之观与问便使世界呈现为如此。

这样看，我们的一切感受与表达，不过是如此世界的如此消息。简单说，世界有消息发散，故而有人——有某种感受与表达，谓之曰“人”。所以我猜，一维一世界，各有其消息要发散，故必各有其类人之物（之心，之思，之魂，之观察角度）存在。只是，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难于沟通，维与维之间就更难逾越。

无限是无限个有限的连接，多维之每一维都必面对无限。因为，无限与有限互为因果。因而绝难期待无苦无忧的天堂。串维的事很少发生；一旦发生，人即谓之“成仙”、“得道”或“特异功能”，并沾沾然以为一限既破，无限料必可及。

好吧，就算对立永恒，但对立不可能是这样吗：张三你在此岸，李四我（先甭管用什么妙法）去了彼岸？

我看还是不可能。要是李四说他到达了更多自由的境界（更高维），我还信，但他要是说到了彼岸，我就没法信。彼岸一到，莫说“彼岸”已成此岸，只问：这“彼岸”可还有没有彼岸？倘其没有，就又回零。——我猜，其实这零，绝死也是可以归的，绝傻也是可以到的。

我猜，灭绝一端，甚至神也不能。比如，神若失去人的追求，就很像人失去狗的跟随。又比如，人为狗主，神为人主；狗跟随着主人跑，正如神指引人的道路。又比如狗虽然追着人跑，只是看重人给的一些好处，只是看人活得比他富足，却看不见人的无限追求，以为人的日子真是快乐到了极致（极乐），所以，人若也只是贪图着神给些好处，而不把神看做是一条无限的道路，神也就成了人（造人为神的勾当亦多是这样的思路），而人呢，看不见无限也就成了狗。

所以，这类信仰，多是信一处实际的、终点性的天堂——当然可以设想它是在来世，或另维。而另一种信仰，把神看做是人不可企及的善好境界，则一定是看清了“无极即太极”，所以相信神不在终点，而在无极的道路上。

《圣经》上说，“看不见而信的人有福了”。无极的路是看不见头的。看不见，才谈得上信仰或信心。到达了，是实得（当然是得种种好处），不是信。实得不是因信称义，是因利称福。说看见了头的，是期望并欣喜于实得之可及（如某些教主或主义的许诺），当然也非“信”之本义，是物利尚未实得同志仍需努力。所以，这类信仰，多是无实利而不信的。所以，以实际的到达作为信仰的依据，一开始就走了板，不过是贪欲的变相或“升华”。

不过，说来说去这一切还不都是人说？还不都是拘于三四维之人类的逻辑？而另外的存在，又岂是人维可以说得明白、想得透彻的？以三四维之人心人智，度无限之神思神在，岂不像“子非鱼，安知鱼乐乎”？

这样说，当然了，我一定理屈词穷。但是，这样说，实在是等于什么都没说，等于什么都不能说，等于什么都可以说或怎么说都行。怎么说都行的东西不如不说。怎么说都行的东西，最可能孕育霸道——怎么摆布你怎么是。比如，跟着怎么说都行的教主或领袖走，他说什么是什么，你还不能辨。这让我想起某些气功师的治病，治好了，证明他的伟大；治不好，证明你还没有完全相信他的伟大；治死了怎么说？说你已经在他伟大的指引下圆满去了。

“信仰”二字，意味着非理性，但不是无理性。无理性就是怎么说都行。非理性是指理性的不可及处。恰恰是理性的欲及而不及，使人听见绝对的命令。比如生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不需要证明。比如，人的向爱，就是自明的真理。但，倘若谁说“跟我走，就到天堂”，那你就得拿出证明，拿不出来即近诈骗——比如伊甸园中的那条蛇。

总而言之，我是想说：“到达”式的天堂观，原就是期求着物利或权力，故易生贪、争、贿赂与霸道。“道路”式的天堂观，无始无终地行走——比如西绪福斯——想当然就会倾向于精神的自我完善，相信爱才是意义。

再有，人不可以说的，不知谁可以说。神可以说吗？可自古至今哪一条神说不由人传？想来只一条：有限与无限的永恒对立，残缺的人与圆满的神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唯此一条是原版的神说，因其无需人传，传也是它，不传也是它。绝对的命令就听见了。

有个问题总想不透：基督教认为“人与神有着绝对的距离”，而佛教相信“人皆可以成佛”——这两种完全相悖的态度难道是偶然？

闲来无事时跟朋友们一起瞎猜，有人说，基督信仰（的原初）很可能目睹过天外智能的降临，所以《圣经》中的神从不具人形，只是西奈山上的一团光耀。今天你又跟我说，佛家、道家很可能也是亲历过某种神奇状态。两种猜想都很浪漫，也很美妙。因而我想：说不定这正是两种文化之大不同的根源。由于“对初始原因的敏感依赖性”，演变至今，便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别。——此一节不必认真。

这两天再看，其中的“中阴”呀、“地光明”呀，确实跟你说的那种感受一样。所以我对我以上的想法也有疑虑；很可能如你所说，我们在人的位置上是永远不可能理解那种状态的。但我又发现：书中说到的那些感觉或处境，还都是相对着人的感觉或处境而言（或而有）的。所以我总想像不出：一种感觉，若不相对着另一种感觉，怎么能成为一种感觉？一种处境，若不相对着另一种处境，将怎样描画（或界定）这种处境？换句话说：我不能想像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怎么能够还在感觉中，或一种无边无际的处境，怎么还可以认定是一种处境？无论是“言说使人存在”，还是“痛苦使人存在”，其实说的都是：有限使人存在，有限使无限存在，或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使存在成为可能。

有兴趣，再聊。我这人好较真儿，别在意。于此残身熬过半百，不由得对下场多些考虑。

祝好！

铁生

2003/6/25

书信 24、给肖瀚

肖瀚先生：

您好！

那天聊得很开心，回来就找您和张辉先生的文章看。读《圣徒与自由主义者》时有些感想，并触动了一些我久有的迷惑，现把随手的笔记传给您，有空请批评。

1.在不产生昆德拉的土地上，别指望产生哈维尔。在没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为信仰而死的还有两种：“肉弹”和叛徒。便有仁人、志士、硬骨头，其思想质量与信仰取向也难与哈氏比肩。

但在未产生哈维尔的土地上，却要指望产生昆德拉，否则就毫无希望了。正如我们那天所说：尤其言论自由，是首要的。

2.所以，要紧的不在有无信仰与圣徒，而在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为着什么的圣徒。施特劳斯说过这样的意思：到处都有文化，但非到处都有文明。这逻辑应该也适用于信仰与圣徒。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论坚定一点都不比圣徒差，想必也是因为有着强足的精神养源。那天我们说过，“精神”一词已被败坏，不确定能养出什么来。尤其是贬低着思想的“精神”，最易被时髦掏空，空到里面什么都没有，进而又什么都可以是。

3.我很同意您对昆、哈的看法，他们并不是对立的位置。贬昆扬哈，或许是自由的土地上应该做的，在另外的地方就怕种瓜得豆。我特别赞成你这文章的末尾一句：“我们只能激励自己去做卡斯特里奥，却无权要求别人去做自由的铺路石。”

4.不知您对犹豫和软弱是怎么看？那一定都是坏品行吗？或者：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就肯定都是好品质？是圣徒的根本，或“精神养源”之首要？

比如软弱，在我想，原因之一是不想受折磨，原因之二是不想让亲人受折磨，原因之三是不想让一切无辜的人受折磨。这不是正当的和美好的吗？再说犹豫，一切思想必都始于犹豫，而非坚定不移（疑）。唯在思想不断发掘的尽头，才可能有美好的信仰，或精神。——当然，为自己的犹豫和软弱找借口的人也会这样说，但这也不能说明犹豫和软弱就一定糟糕。

5.我常想，人是怎样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无缘亲聆神命的凡夫俗子，可怎么分辨哪是人传，哪是神说？为此我曾迷惑不已。直至读到刘小枫先生的一些书，读到“写作的零度”与“自然正确”等等，方有所悟；也才懂了上帝为什么要那样回答约伯。只有回到生命起点，回到人传与不传都是不争的生命处境去，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亚当、夏娃或人的最初处境，是什么？是分离、孤独、相互寻找与渴望团圆。这当然还不是爱的全部，但是否可把这看做是上帝对爱做出的暗示？起点是情感，而非志向。志向皆可人传，可以是人替神做出的价值判断，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去。而情感，或人的相互盼望，却是人传与不传都在的事实。

6.这就又要说到蛇的诱骗。诱，即引诱人去做神；骗，即人其实不可能做成神。想做神而其实做不成神的人，便把人传的价值冒充为神说的善恶，于是乎“恐怖”与“专制”（以及物欲的迷狂）也就都有了合理合法的精神养源。

7.我担心以上文字已经有些卖弄了。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一向对学者心存敬畏，是真话。因为我越来越赞成“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所以要说以上这些千疏百漏或不言而喻的话，实在是要为下面诸多难解的问题作铺垫、找理由，甚至也许是——但愿不是——找借口。

8.直说吧：这世界上最让我同情和做噩梦的，是叛徒。直接的原因是：我自知软弱，担心一旦被敌人抓去事情总归是很难办。当英雄吧，怕受不住，可当不成英雄势必就做成了叛徒，那更可怕。敌人固然凶残，可“自己人”也一点都不善，难办就难办在这两头堵上。要是当得成英雄就当英雄，当不成英雄也可以什么都不当，那我的噩梦就没了。有位残疾人写过一句诗：“在妈妈那儿输到什么地步都有奖品。”这诗句常让我温暖，让我感动。但叛徒的身后没有妈妈，他身前身后全是敌人！世上有这样的人，却很少有为他们想想的人；或私下里想想，便噩梦似地赶紧掐掐自己的腿，庆幸那刚好是别人。

9.所以我想不好：一个怕死怕疼怕受折磨的人，是否也配有理想和信仰？

我想不好：一个软弱并心存美好信仰的人，是不是只配当和尚？否则一个闪失，是不是就得在圣徒和叛徒中任选一种？

我想不好：一个不想当和尚的软弱志士，一旦落网，是该挨那胸前的一枪呢，还是该挨这背后的一刀？何况事情还远不这么简单。

比如说：一个圣徒可以决定自己去受刑与赴死，他也有权为亲人做同样的选择吗？要是没有，他就可能做成叛徒；要是有，这权利是谁给他的？因为他是圣徒，还是因为他要做圣徒？

10.记得哈氏写过他曾在一家酒吧前被暴打的经历，权衡利弊后他还是退避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当然我知道，这口气更多的是为自己备下了借口，绝难与哈氏的退避同日而语。我还知道：莫说亲人受累，便是只身去受那酷刑，怕我也还是顶不祝为此我羞愧多年，迷惑多年，庆幸多年。庆幸明显是不够，与此同时去赞美圣徒呢，好像也不足补救。要是魔鬼和圣徒一起都把叛徒也是人这件事给忘了，想必，这现象应当别有蕴意。

［注：本文中的叛徒，单指暴行下的屈服者，不包括为荣华富贵而给别人使坏的一类。］

11.我甚至想：置亲人的苦难与生死于不顾者，是否还够得上圣徒？当然，与此相反的行径肯定是不够。这样看，做圣徒就还得靠点运气了：第一，别让敌人抓去；第二，这敌人不要是太残忍的一种；第三，在终于熬不住折磨之前最好先死了，或忽然可以越狱。——咳，这题怎么越作越没味儿了？

那就换一条思路：一个为了亲人不受折磨而宁愿自己去遭千古唾骂的人，是否倒更近圣徒些？就算是吧，但明显离我们心中的圣徒形象还很远。

那就再换一条思路：要是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人”都不把“自己人”当叛徒看，行不行？要是敌人不把人当人，咱可不能无情无爱地把“自己人”逼到绝境，怎么样？好像还是不行。因为敌人并不手软，要是“咱的人”因此被一网打尽，咱的事业可咋办？

看来真是这样：在没有自由主义——比如信仰和言论自由——之广泛基础的地方，圣徒难免两难。那么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同时并存，这件事是偶然还是必然？

所以还有一条思路：“咱的事业”到底是啥事业？是为了“咱的人”强旺起来，还是为了天下人都是“自己人”？套句老话儿：是某某专政呢，还是“天下大同”、“自由博爱”？后一种思想氛围下，才可能出现圣徒吧？比如甘地，比如马钉路得金，比如曼德拉和图图，比如他们的思想和主张。

12.刚刚看到图图的一本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单这书名就让我明白了许多事。甭说得那么大，就比如一小群人，相处得久了也难免磨擦、矛盾和积怨，要是还想处下去——还有未来，没有宽恕则不可想像。何况数千年的人类，积下了多少恩怨呀！一件件地都说清楚也许能办到，当反思的反思、当忏悔的忏悔自然更是必要，但若睚眦必报或“千万不要忘记”地耿耿于怀，那就一定没有未来了。

但问题马上又来了：把历史的悲剧丢开不提，是否也算宽恕？当然不是。但为什么不是？人应该宽恕什么，惩罚什么，警惕什么，忘记什么和不能忘记什么？这就不单是坚强可以胜任的了，不单要有强足的精神养源，更要有深厚的思想养源。

13.跟以往的圣徒一样，哈维尔的伟大也是更在于他的思想和主张。哈氏一定没有刻意去当圣徒。圣徒肯定不在主义的张扬里，而多半是在问题的研究中。所以我特别尊敬学者，相信那些埋头于问题的人。要是我说刘小枫和陈嘉映等人即近圣徒，我也许是帮倒忙，但他们的工作依我看正就是神圣和产生神圣的工作。几千年几千年地义愤填膺和挥舞主义，号召得人们颠三倒四、轻视思想、怠慢问题，是个人就会贬低理性、嘲笑哲学，摇摇旗子就是一派精神，大义凛然却是毫无办法。

14.理性，在目前的中国至少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墨守成规，不越雷池半步；一是指思考，向着所有的问题；想不清楚可以，蒙事和“调包”的不算。所以我相信，不管什么事，第一步都得是诚实（怪不得良善之家的教育都是首重诚实呢），否则信仰也会像“精神”那样被败坏到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可以是。我忽然想到：其实任何美好的词，都可以被败坏，除非它包含着诚实的思考。

诚实真是不容易做到。我所以佩服王朔，就因为他敢于诚实地违背众意。他的很多话其实我也在心里说过，但没敢公开。这让我读到布鲁姆的一段话时感慨良多，那段话总结下来的意思是：你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赢得人民？——这样的逻辑比比皆是：你是为了真理，还是为了占有真理？你是想往对里说，还是想往赢里说？你是相信这样精彩，还是追着精彩而这样？……

15.所以软弱如我者就退一步：如果不能百分之百地公开诚实，至少要努力百分之百地私自诚实。后来我发现这也许是不自由中自由的种子、难行动时的可以行动、不可能下的一种可能、非现实深处的现实埋藏，或软弱者不能再退的诚实底线。——不过这也许有点可笑：谁知道你退到了哪儿？谁知道你终于还会退到哪儿去？

这实在是问题，而且不因为知道这是问题这就不是问题。

谢谢你们那天的款待。有空并有兴趣时，可来我家聊天。

问候您的夫人。问候张辉。

史铁生

2003/8/24

书信 25、给严亭亭Ⅱ

亭亭：你好！

早就说把春节写的这封信写完寄给你，可拖来拖去一直到今天。

那天电话里，X兄简单谈到了对信仰（或神性）的理解。他似乎仍很看重神迹（绩），强调：唯对那功法祈信专一方可获其效力。电话仓促，不及多说。其实我也并不否认神秘事物的确有，只是不以为那是信仰的要点。我想，他所以如此看重神迹，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神”的理解或认信多在治病的角度——始于治病的期待，终于治病的落实；这便容易使信仰囿于实际。其实，仅从治病角度看——无论是医身（生理）还是医心（心理），他的那些理解其实我也都同意。比如他说：打坐、练功，是心与身的对话；心对身的引领作用很久以来就被现代医学所忽视，而其根治病患的效力，远非西医的局部施治可比。——这类见解我真的都很赞成。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原理，证明了意念移物是可能的。是呀，意念也具能量，何以不可做功于实际？但问题在于：科学不能等同于信仰，功法就能吗？尤其，种种功法明显是指向“身”的，唯着眼于生理的强健与心理的安康。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仅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劝慰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理时，有意无意都接近运用着这类方法。但要说这便是信仰，便是神在的证明，我就怀疑。神的关怀仅在于身吗？神的作为，仅在于生理强健与心理安康吗？现代医学更是治愈了多少身疾呀，科学更是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能以此证明神在？信仰或神性，不是更要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但“精神和灵魂”会不会是两个空洞的词？会不会是“心”的同意反复？“精神和灵魂”如果不是“心”（或者还有智，汉语中“心智”二字经常连用），那又是什么？“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若不落实在“心”的安康或明智，又将脚踏何处？我无能考据这几个词的源头差异，我只能据其流用来界定它们的不同：“身”的需要是强健，正如“心”的归宿在安康与明智，而“精神”——却因其不拘一身一心的关怀与落实，和立于有限而向无限的探问，所以注定是无法怡然自在的。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精神”方才诞生。当人面对从理论上说都无从解除的生命困境或谜团时，神才出面，神的存在才可证明。看家护院的是警卫，救死扶伤的（不管所用何法）是医生，减灾灭祸的有保险公司，明确可行的事理属于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当算做准科学或潜科学，唯在人智、人力无望解除的困苦（残缺、欠然、原罪）面前才有信仰的生成。这信仰于是不能在强舰安康和明智面前止步。危困中的精神所以才要倚仗爱愿。牵牵连连或生生不息的灵魂所以一向都在祈祷爱。

但是“爱”，是否又一个空洞的词呢？设若人人都能——如各类偶像所许诺的那样——身体强舰心理安康，怡然自乐，岂不就是爱愿的实现吗？但这差不多是废话，这话等于说：如若灭尽人间苦难，岂不就实现了爱愿？但是但是！清醒的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正因这“不可能”所以才有信仰的诞生。这“不可能”甚至不是由于社会的不够公正，或法律的不够健全，而是因为人智、人力、人性的生就“残缺”或“欠然”。但凡存在（不论天堂、地狱、人间），则必是两极对立——有限与无限。人以其有限处于无限之中，即是说：人无论走去何处、思向何方，都必陷入迷茫。而这才是神迹（绩）的根本，是神的创造而非人的臆想，是神为人设下的一条无从逃避的恒途——人唯对此说“是”，对人之一厢情愿的臆想说“不”，才可能理解“爱上帝”、“爱人生”，以及人间的互爱。这本无意义的恒途，唯爱可以拯救，可使其精彩、升华，以别于它类物种终生莫名的存活。

但是，爱，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相信一个深陷歧途的人或族，其信仰的源头没有问题；我相信一切结果都必与其初始条件紧密相关。X兄的血从不平静，对善有着充盈的爱，对恶有着切齿的恨，且其诚实、善思亦少有人能比。所以我有时想，信仰不能仅仅出于善好的初衷，不厌其烦的思辨与言说我看更是重要——信仰的逻辑，非听听那些大师的说道而不能清楚。我相信，理性的尽头才有好的信仰，理性和信仰绝非火与水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相得益彰的关系。

当然，有可能都是我想错了，或误解了，或听得不全因而理解得片面了。

写多了。因为这些事常常还是我的谜团，与其说是给你写信，不如说是昨晚的电话之后，我觉得又需要把自己理理清楚了。但是真的清楚了吗？常常怀疑。所以写给你，看看有哪儿错了。信仰之事，看似简单，却常混乱，倒应了那句偈：“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我常想这会不会是魔鬼为人设下的最根本的迷局，以便在与上帝的赌博中取胜？如今再想《浮士德》才觉歌德之伟大，才想到他可能是说：这浮世之德，太可能去投在糜菲斯特麾下。

此信所言，勿与X兄说。他正一心练功，不可打扰，把病治好是当务之急，信仰之事暂可不论。那天他还说：信此就要拒彼，否则彼长此消，反为其乱。我觉得这里面又有问题：功若为信（仰），医为（技）术，二者就不可比，怎会彼长此消？信者，都不坐汽车吗？只有信仰可与信仰比，只有信仰当言持一；且信仰的持一恰是相对偶像而言，唯偶像可以破坏信仰、把信仰引向歧途——比如造人（或物）为神。信仰与科学大可兼容并蓄，否则倒合了无神论者的逻辑：信仰是反科学的。如若“功”与“医”可相互抵消，足见那功还是术，不过潜医学而已。我真是不信，医而药之，就能动摇信仰，就能使人对信仰持疑？（可能是我病得太多，太相信医药。可是我没觉得那对我的信心有什么妨碍。）若那“信仰”依赖的只是术，或医治的只是身，我又看它未必是信仰了。总之，就像要修你该修的车，同时行你要行的路，一样——治你当治的病，信你真心的信。我看不出治病的手段为什么会影响信仰，就像修车的方法不会决定你走什么路。不过此时还是不要与他过多地讨论信仰问题的好，要劝也只反复证明：车与路，两回事；卖车的若要求你必须去哪儿，那倒可疑。不过我想，任何疗法，无论兼容还是独尊，都需心平气定，单就治病而言，X兄可能已经研究透了。我实在是不敢跟他胡言乱语。你离着近，可酌情言其一二。

不写了。再祝全家：年年好运！岁岁平安！

铁生

2003/1/26

以上是前回写的。再写几句：我又想，放开信仰不说，那功若为术，说不定也有与现代医学相冲的可能——不同思路的疗法相互干扰，倒是说得通的。不过那功的一些说道，真是左右逢源：病好了是此功有效，病重了是此功排毒，终于治坏了便说是圆满去了。这实在强词夺理，典型的无理性。超越理性的是神启，删除理性的必定是为着人说了算。

前几天有人拿来几张Y讲道的光盘，其中两个观点我也想不通。第一个是老问题：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他为何不使人类都向良善？Y回答的大意是：上帝相信给人自由是好的，否则人皆一律，上帝觉得枯燥、无趣。Y认为，不会再有比这更刁钻的悬问，也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透辟的回答。也曾窃自有过如上的问与答，但发现，如此之答若仅用于说明宇宙的无中生有，倒不妨算得一种机智或浪漫，若以此来证明神的全能全善就不免捉襟见肘。因为明显地至少还有一问：全能全善的上帝就是为了自己开心，便让人间充斥邪恶与不义吗？我想，Y的毛病出在：他把自然的神和启示的神弄混了。在我想，单就创世而言，神的概念与“大爆炸”之类的学说无大不同，宇宙初始之因总归神秘。但是“大爆炸”等等只不过是一种陈述，一种猜想，而上帝之在则是对生命意义的启示，或者说，唯当意义成为悬问，上帝方才临在，一种神圣的指引方才可能。当造物主显现其为救世主的一面时，一向寂寞的生命方才美丽、精彩，一向无缘无故的存活方才有了投奔，一向没有光彩、没有爱愿、没有诗意的感知，方才可能生气勃勃地享其天恩。

第二个观点，Y说，他自信仰了基督，便懂得了爱，爱一切，再没有恨，甚至连某些恶事也不痛恨了。恨的心理所以不好，依我看，主要在其既无理性，也无智慧，因而会酿制更多的错误与不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价值标准。爱，不意味着没有善恶之分。一味地使自己圆融于怡乐，这不像耶稣的足迹，倒像遁世者的逍遥。放弃价值，大约也就不会有拯救，只可能有顾自的逍遥。恨着恶事，其实是爱。什么都不恨，等于什么都不爱，只顾着自己的心理平静和生理舒适。说实在的，Y的这种态度着实令我惊讶，继觉悲哀。在自由中这种怡乐是可能做到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处在他那样的自由中。Y若听我这么说，可能会对其恨与爱的概念做出种种界定，那当然好。

我一直以为“爱”和“喜欢”殊有不同，但人们最容易把这两种感受搞混。说实在的，中国的很多事真让我不喜欢，甚至是厌恶，但却不能说我不爱他。喜欢多指向占有，爱则意味着建设。喜欢是当下的，爱则期待得久远。但是对某些恶行，不言恨，只说不喜欢和讨厌就显得太轻佻。想来，某种恨——这需要细细界定——也是期待得久远，愿那恶行从此灭绝。两种久远的期待，料必有着相同的根。

又写了不少。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要是你有兴趣，咱们可以不定期地通通信。胡言乱语能让人更自由，因而常能有美妙的思想闪现。这样你也就能开始动笔了。林达那本书就是书信体。我曾想与希米假装通信，但一是假装必假，二是互相太熟悉，说了上句便知对方下句，就没了动力。

好了，再聊。

祝全家好！

铁生

2003/2/28

书信 26、给严亭亭Ⅲ

亭亭：你好！

老想给你写信，又总是拖到晚上，可一到晚上就又累得不想动弹。现在打开电脑，找到“亭亭信”一栏，才发现上封信还是羊年春节后写的呢，现在已近猴年。真可谓猴年马月了。

实话实说吧，省得累。我不大会给别人的作品提意见。其实，别人给我的作品提意见，我也是不大听的。写作就像谈恋爱，你说，怎么能听别人的意见呢？我一直相信：听别人意见的写作，和听别人意见的恋爱，都不会有好结果。徐悲鸿有副名联：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写作跟恋爱，是最需如此的两件事。记得当年在北戴河你推着我在海边走，那时我就跟你说过：坚持你自己的。其实，那既是说给你，也是说给我自己。但那时我就发现，你比我更容易受别人影响，老是怀疑自己的对不对。后来我是被逼得没道儿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你是一直都没被逼成这样儿，难免就把“别人会怎么看”想得多了。这么说吧：写作，甚至都不是谈恋爱，谈恋爱也可能会照顾着别人的眼光，比如父母呀，朋友的，以及在熟人眼里是不是光彩；写作压根儿是做梦娶媳妇，全是自己的向往，彻底与别人无关！你得把自己逼到这儿来，逼到梦里去。过去老说“深入生活”，把自己的梦扔一边，追着别人的梦走，那叫深入吗？

你最想的事，就进你的梦。

你最想写的，你就先写它！

我老跟瑞虎说：你能写！理由就两个：一是语言好，二是有想法。再加上无所谓别人怎么说，就全够了。很多曾经写得好、后来写不下去的人，全不是因为别的，一是因为思想枯竭，一是因为老想跟这世界上的什么什么对上眼。

上帝是和每一个人直接说话的。写作也是，一俟发现心里有话，不是说给时尚和别人的，是想说给上帝的，是想说给自己的，是想说给你想说给的人的，那就写。

我有个愿望：等我把现在写着的这个长篇写完（鬼知道能不能写完，能不能好），我就开始写些活着不打算给人看的话（还是太在乎别人了），也不管好不好，也不管对不对。

祝你全家年年好运，岁岁平安！

铁生

2003/12/28

书信 27、给姚平

姚平：你好！

你要我为你的新书作序，我愿效劳。记得我以前为你的第一本诗集写过一篇序，现在找出来看，发现我已无法写得比那篇更好。不能写得更好倒不如不写，否则露出狗尾。

当然，以前那篇序主要也不是因为我写得好，是因为你们——你和你哥宗泽——在生命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好；因为你们行走的姿态，我的文字沾了一份荣耀。“听野草在那里拼命地生长，坦然如我。”“反正/妈妈面前输到哪步田地都有奖品。”——这是永恒的诗句，如今读来仍让我感动。为此，我在那篇序中写过：“这样，在以后的几个22年中就既会迎候成功也能够应付失败了。”一转眼真的差不多又过了20年了，这20年自然不比那20年，但艰辛的性质是一样的，生长也仍在继续，奖品也只能还是那样的奖品。大道不变。变的只是道具，是五颜六色的舞台灯光，是某些剧情的细部，而人生戏剧的戏魂其实从未稍有更改——我们还是在上帝与魔鬼打的那个赌中。

如果你愿意，就还是以那篇序为序吧，我看倒更是意味深长。当然也可以请一位更了解你的人，把你这些年具体的写作路程介绍给读者。或者，我这封信也可以算做对以前那篇序的补充，与那篇序一同在你的书前占一页位置。

问候你的父母，问候宗泽，问候你的妻儿，祝你全家好运！

史铁生

2003/7/29

书信 28、给陆星儿

陆星儿：你好！

听安忆说，你病了。相隔太远，难以慰问，寄拙作一本，供病中解闷。此书正如其名，都是我在“透析”之余零零碎碎写成的。

生病百弊，也有一利，即可觉得是放假，没什么任务，想睡便睡，想写便写，一切随心所愿，写来倒多自由。这是一个资深病者的经验；你初来病界，万勿以为无利可图。刘庸说：世人终日慌忙，所为无非名利二字。此不过一家之见，其实更根本的两个字是：生死。无端而降生人间者，究因论果，总归逃避不开生死一题；况且这是60分的一道题。若看此题太难，绕开不做，其余的题便都做满也还是不及格。这是一道近似“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题，先给出结果——生乃一次旅游，死则一期长假——然后要你证明过程。这实在不是一道简单的题，谁说它简单谁就还没弄懂题意。

扯远了，回过头再说玻资深病者的另一种经验是：把治疗交给医学（不必自己当大夫），把命运交给上帝（人不可能找到一条彻底平安的路），唯把面对现实的坦然态度留给自己。还有，资深病者的最后一条经验是：旁观者轻——甚至“轻得令人不能承受”。所以，一是要把病检查清楚，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二是及时决定对策，不可贻误时机。

初次给你写信，就这么冒昧地说生说死，似多不当。倘不忌讳，咱们还可以再说。说不定，说来说去，你就说出一本书来。

祝你好运！

史铁生

2002/6/23

书信 29、给章德宁

章德宁：

你好！

看来我还是干不了你给的活儿。主要是因为，我从未针对某一篇小说有过研究；我天生不是作学问的料。我读过的小说本来就少，况且都是得鱼忘筌。我看小说，主要是看方式、看角度，准确说是看作者的态度，或位置。所以经常是看个开头就够了。我对故事(或事件)没兴趣。语言呢，我更以为不是可以研究和学到的——尤其是对写小说的人而言。语言的风格(其实也是限制)，在于个人的性情，实在说是天生的。而语言的可能(即发展、潜力)，则在于写作者的态度、写作者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以及想像力的丰沛还是贫乏。而想像力，很可能又联系着荒诞感，比如说：一个活得得心应手之人，和一个命途多舛之辈，其想像力的方向自然是会有不同的。在我看，这些都不是靠钻研文本可以得到的，要靠培养，自我的培养。好比一个演员，有过一次成功的表演，便把这技巧拿到以后所有的角色上去用，岂能有好结果？写作，尤其是小说，真的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拿经验来对待它是不行的。就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恨不能是这样说：经验，恰恰是写作者要千方百计去摆脱的；然而又很难摆脱，这便是限制。写作的困苦就在于这个限制，写作的趣味就在于破这个限制；其实活着，也全是这么一回事。博尔赫斯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世上所有的事，都是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所以，这活儿我就算了。要是你愿意，我倒是可以说说我对小说（或写作）的理解，泛泛地说，不单针对哪一篇。不用别人，咱俩说就最合适。说好了你拿去用，说得不好只当聊了一回闲篇儿。对不起了。

祝好！

史铁生

2004/6/29

书信 30、给北大附中

北大附中高一（3）班

程翔老师暨全体同学：各位好！

谢谢来信。46封，一一读过，无不让我感动；尤其是封封有感而发，绝少套话。这要归功于程老师的教学思想，当然也与各位高材生的勤学分不开；北大附中嘛，名不虚传。

我只上到初中二年，“文革”一来即告失学，故一直对“高中”二字心存仰慕(更别说大学了)。今得各位夸奖，心中不免沾沾。人都是爱听好话的，虽非罪过，但确是人性之一大弊端，所幸私下常存警惕。

互相称赞的话还是少说，虽然都是真心。说点别的。

我有个小外甥，也上高一，我送给他四个字：诚实，善思。依我的经验，无论古今、未来，也无论做什么工作，这都是最要紧的品质。学历高低，智商优劣，未必是最重要的，我一向以为对情商的培养才是教育的根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多属智商，比如分析力、想像力、记忆力，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知己”则指情商，是说要有了解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情智兼优自然最好，却偏偏智商一项由不得人，那就在情商上多下功夫吧。一个人如何才能有所成就呢？依我看，一要知道自己想干嘛，二要知道自己能干嘛，三还要知道自己必须得干嘛。

听说某些人考大学，一味投奔那些高分录取的专业，生怕糟蹋了分，结果倒忘了自己喜欢什么，和自己的才能在哪儿。如此盲从，我担心他一辈子都是人云亦云，即便虚名屡屡，也难真有作为。

什么是“必须得干”的事呢？比如说你得吃饭吧？得活命吧？凭什么你总能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却让别人管你的饭？换句话：凭什么他人俗俗，你独雅雅？幸好，二十几岁时我明白了这个理儿，就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了，先谋一碗饭吧，把自己从负数捞回到零，然后再看看能否得寸进尺。炸酱面有了，再干嘛呢？我想起上学时作文一向还好，兼有坷坷坎坎的二十几年给我的感受，便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幸好是走下来了，其实走不下来也是很可能的。不过我想，只要能够诚实地审视自己（知己），冷静地分析客观(知彼)，谁都会有一条恰当的路走。

说说文学。谁都会说“文学”，但未必说的是一码事；“文学”二字，乃天底下含义最为混淆的词汇之一。常有人问我：“您写啥呢？”我说小说。“什么题材呀？”我却回答不出。一般这样提问的人，心中预期的回答大概是“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等等——真不知这话是谁发明的，根本就不像话！你要说“工人题材”、“农民题材”倒还靠谱儿，“文学即人学”嘛。这类不像话的话，我猜是由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写作理论——“深入生活”——引出来的。所谓“深入生活”，大概的意思是：你要写作吗？那你就得到农村去呆一阵子，到工厂去呆一阵子，或者到军营、医院乃至监狱去呆一阵子，体验体验那儿的生活。我就想了，以我的身体条件是绝难实践这套理论的，那么是不是说，一个大半时间坐着、少半时间躺着的人就不配写作了？我挺不服气，心想凭什么你们的一阵子是“深入”，我的一辈子倒是“浅入”？于是不管那套，既然有想法，我就写吧。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要让那条金科玉律不死，非中间加上“思考”二字而不可，即：深入思考生活。其实，任何生活都有深意，唯思考可使之显现。生活，若仅仅是经历，便似一次性消费，唯能够不断地询问它、思考它，向它要求意义，生活才会漫展得深远、辽阔。所谓胸襟宽广，所谓思想敏锐，并不取决于生活的样式，而是与你看它的角度与深度相关。最为深远、辽阔的地方在哪儿？在心里——你心里最为深隐的疑难，和你对它最为诚实的察看。(顺便说一句：诚实，并不是说你就不能有隐私、有秘密，而是说你不要对自己有丝毫隐瞒。有些事说出来不好意思，你也可以不说，但你不可以不想，不能一闭眼就算它没了。)比如作文写得好不好，并不在于你怎样活过，而在于你怎样想过，或想没想过。有同学问我是怎么写的？我的经验是：到那儿去呆一阵子不行，呆一辈子也未必就行，而是要想、要问。好像是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更要艰难。超棒——从王迪同学信中学到的一个词——之人，多有一脑袋或一辈子的疑问，因而才有创造。

所以，学习也是一辈子的事。我常跟我的小外甥说，就算你北大了，清华了，博士后了，学习也不过是才开始。世界上那么多书，还不够你读？人世间那么多疑难，还不够你想？读书重要，思想更重要。书是人写的，古圣贤之前并没有书，或只有很少的书，何以他们竟能写出前无古人的书呢？还是要靠观察，靠感受，靠思想。因此就不必为北不北大、清不清华过分忧虑。你跑一阵子，我跑一辈子，还不行吗？我早就认定自己的智商是中等，这份诚实(情商)让我受益匪浅。俗话说了，小时候胖不算胖。人生确实像爬山，每爬一段都会有些人停下来。北大了，清华了，那不过是说起跑还不错，但生活是马拉松，是铁人三项，是西绪福斯式的没完没了。

再说了，就算你北大了清华了，剑桥了哈佛了，“诺贝尔”了，就一定是成功的人生吗？比如说，你一辈子也没别人一阵子跑得远，这咋办？又比如说，你一阵子比别人一辈子跑得还远，然后又咋办呢？怎样才算成功？什么才是成功的人生？——这就算我留给各位后生高材们的问题吧。提醒一句：这问题，你不回答你就停下来了，你回答你就别想靠一阵子；反正是愚钝如我者已然大半辈子了，尚未找到标准答案。

祝新学期一切顺利！

史铁生

2005/2/21

书信 31、给立Ⅰ

立哲：

我们那天的讨论，阴差阳错地离开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即你所说的：边界。

这个“边界”，顺理成章地应该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只可能谈论我（们）所能够感知的世界，但当我们谈论生死的时候，我们却习惯地预置了一个我（们）所不能感知的世界——即我（们）生前的世界，和我（们）死后的世界。

问题当然还没有完。但越出“边界”的谈论明显是一种错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限定在那条“边界”之内来谈论。——或许这样才能引出有益（或有效）的结果。

铁生

书信 32、给立哲Ⅱ

立哲：

1、我说“越出‘边界’的谈论明显是一种错误”，是指：用逻辑的（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谈论“边界”以外，或期待“边界”以外的清晰，明显是不会有结果的。原因简单：逻辑，不过是宇宙之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

但并不是说就没有谈论它的另种可能；比如用猜想，即你说的“类比”和“感悟”。也并不是说这样的谈论就毫无意义，其意义恰恰在于触到了“边界”，以及这“边界”将为“感悟”提供怎样的“启示”。

2、其实那天你还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即：没有谁能够找到无限。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存在可以抵达（或就是）无限。再换句话说：存在即有限。再换句话说：无限即不存在。再换句话说：无限的存在，恰是因为有限的反衬（比照和猜想），否则它无声无息、无从存在。

因而，无限并不独立（或客观）地确有，而是相对于有限而存在。

3、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无限以无限多的状态客观地存在着，但结果注定还是迷茫。这迷茫导致两种可能：一种是为这迷茫中的生命寻找意义，另一种则利用这神秘来打造——说到底还是世俗的——权力。所以，种种信仰看似千差万别，实际无外乎两种取向：期求权力的，多半是以许诺一个可及的天堂（用你的话就是“上帝有了边儿”）为特征；而期求拯救的，则看重这一条无极之路上的爱愿。

4、拯救，何以偏偏要倚重爱，而非恨，也非其他呢？这问题曾让我迷惑很久。现在我这样想：唯爱愿可以顺应无限，或体现危险；爱，必意味着朝向他者的寻找与连接，乃至使一条无限之路趋于有序，即充满快慰或欢愉。而恨，则意味着断裂和封闭，从而导致无序和毁灭。而其他，不管什么，除非利于爱愿，其实都是白搭；比如阿波罗登月，其意义，恰在于证明了科学之于人生意义的无效——即无论科学发达到什么程度，人生的谜题都不因之而有所改变。

5、当然，一切有限系统都难免耗散殆尽（收敛），终将走向无序和毁灭。人类的理性和爱愿自然也不例外。这就必然地提出了你说的问题：爱和向善的内部意义和外部意义各是什么？假定其内部意义已属确然，问题便只是它的永恒性了。这问题稍后再说。

6、语言总是包藏许多暗示。“没有谁能够找到无限”暗示了：必须有谁在找，无限方可显露其不可以被找到的属性。而“设想无限的存在”则暗示了：唯当有人在设，在想，否则它根本就不发散任何信息。所以，一切讨论无限的尝试，无不先自暗示了一个前提：有限之物，或有限之观察点的先在。

7、时间最是一个谜团。但时间肯定是宇宙的一种客观特性吗？我倒以为，说它是人的一种主观特性更为确切。或者说，它是宇宙的无限可能之中所包含的，所诞生的，（由人所体现的）一种可能与一种限制。每一种可能，同时都是一种限制，此即“维”也。就是说：是人生的矢量性质，使宇宙有了时间。而在上帝眼中，则未必如此（即你所说的弥漫或密度体系）。

8、据说在宇宙被创造的瞬间，便诞生了无限的可能（无限之维）。所以，没有时间，或有着另样的时间的存在，都是创世神的事，这类事件只给人以限定——限定在此一时空之维，并不向人敞开他的缘由，所以也不要向他要求意义。而启示神是有时间的，它来到此一时空之维与人共历同样的困苦，即所谓“道成肉身”吧。——你可以把这想像成是一种思悟的降临，向无奈中的终生要求意义。

这便又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证明神的存在？

回答之一：既有被创造物，顺理成章就应该有个创造者，此即创世神——且先不管他叫“上帝”

还是叫“大爆炸”。

回答之二：既处于无奈，又要求着意义，启示之神便应运而生——他不用逻辑说服你，他用逻辑的无能来说服你，故曰“启示”。他强行地，要一种看不穿“边界”、看不见终极的生命，必须接受一种终极价值——具体是什么另当别论。但凡智力健全者，都必然地会在那“边界”上为自己树立一种信念——这便是启示神的作为。

9、回过头来再说爱愿。设若前述理解不错，时间确是由人所体现的宇宙性质之一，那就不能以一概全，以时间概念去猜想“外部”。前面说过了：无限之所以在，必以有限的比衬为前提。那么就是说，大凡无限得以显现处，必有有限在那儿猜想，否则无限就会压缩为零（或大爆炸之前的奇点）。那么是不是说，“外部”只要存在，便必有其——类似于时间的——过程在展开，便必有其——作为比衬的——有限系统存在？这有限系统不叫人也行，但总之是一种生命。我猜：生命并不是蛋白质的专利，生命可有其各式的形式与基质。

好了，“外部”要么没有，要么就仍然是有限与无限的对峙。倘是后者，是有限感知与无限未知的永恒对峙，“轮回”或“灵魂的延续”等等是否就已得到证明？——当然还是猜想。

10、再说“内部意义”。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探讨“内部意义”。其实这“内部意义”的优劣，刚才已经说过了。再想强调的是：爱，必须首先是一种个体信奉，否则会导致思想的捆绑，精神价值一旦公有，结果难免又是专制。但是，爱，又必然是以关注他者为特征、为己任的，自我封闭和拒斥他者恰恰是恨的根源。——这是另一种问题了，很大的问题，科学、哲学最终都要落实其中的问题。

11、说点另外的想法：我总以为，未来的科学（尤其是物理等等）必要引入心理参数，即观察或观察点。其实“相对论”已然表明了这一点。现代物理学（比如“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似乎也已证明，失去观察的所谓“本质”，很可能是一种虚妄。因而我想：所谓永恒，即是有限与无限的永恒比衬，即是观察与被观察的永恒对峙，即是“我”与他者的永恒共存。

倘其真若如此，死是什么呢？

铁生

2005/5/19

书信 33、给阎阳生

网</big>藏书暂缺

书信 34、给姚育明

姚育明：好！

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用了三年，三年中别的什么都没写。我现在精力非常有限，一星期最多有12小时——不“透析”4天中的上午，可用于写作。所以手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一定要编就编本薄的吧，或者无限期地拖一拖也可以。

回答问题：

1、我动了写作的念，大概是在1975年。因启蒙老师是位导演，先中了电影的魔开始写一个剧本，虽自以为颇具“反潮流”思想，其实仍逃不出“文革”模式。当然没能成功。1978年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兄弟》，发在西北大学的文学期刊《希望》上（此刊只出了3或4期）。最早被正式刊物选中的小说是《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发表在《当代》1979年第2期。

2、《毒药》是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现在跟当时的看法一样：很一般很一般，得奖实属侥幸。80年代的写作比现在容易出名，这说明着进步——现在的普遍水平较高，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中国文学一度的沉沦。

3、这本集子里，比较好的是，原因是其他的比之不如。中的几篇也还可看，原因是新近写的，但愿不是“与时俱退”。

4、我的写作题材实在是非常狭窄，毫无疑问，是与我的阅历紧密相关。除了在“广阔天地”里串了一回“联”，喂了三年牛，剩下的时光我都是坐在（或睡在）四壁之间。这样的人居然写作＊—对不住啦，某些文学理论。

5、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写过：我的创作，第一是为了谋生，第二是因为虚荣，两者都有了居然还不满足，这才发现了荒诞。荒诞就够了吗？所以还在写。

6、完全彻底没有原型的人物，就像完全彻底脱离了人间的叙事，是不大可能的。处理方法嘛，既可遵循古今中外已有的一切方法，亦可遵循古今中外尚无的一切方法。是的是的，明显的真理都像废话。

或者这样说吧：文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挤满了方法的仓库，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要你为它添加一点有意义的声音；有意义但又不是老生常谈，不是老生常谈却又离不开人一向的处境。乐观地说：人可在那儿，以有限的脚步作无限的行走。悲观地说：无论你走到哪儿，前面还是无边无际的空。乐观与悲观夹击，心里难免会生出一点询问着意义的声音——心里生出的声音和书上读来的声音，可真是不一样呵！这声音会死吗？古往今来多少人死了呀，文学却还活着。那就让这声音无限地伴随我们的行走吧，死也未必是它的尽头，虽然有时它会昏迷。

7、近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刘小枫。让我说，学者、哲人也可入作家列，尤其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它为啥不设哲学奖呢！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刘小枫所写、所译、所编的诸多书文。以我的孤陋寡闻，看现今的文学批评，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实在是成就最高的一部。

8、成功的含义有二：一是自己满意，一是排行榜说好。同时做到这两点真是很难。我常被很多别的事所诱惑，但想想，都做不来。

9、不为钱累，才可能写好文章，才可能办好文学刊物。不过，穷人写出好文章的例子古今不乏，但穷人办好刊物的有吗？想法子找钱去吧，《上海文学》！说不定会有1～N位既有钱，又懂得“别指望文学能赚钱”的人会支持你们。

祝您和您的同事们好运！

史铁生

2005/7/15

书信 35、给胡山林Ⅰ

胡山林先生：您好！

寄来的（包括寄到《北京文学》的）和托杨少波带来的书，都已收到。谢谢了。我真是有点承受不起您这么隆重的评论。

我的情况您大概都知道，学历浅，读书少，生活面又窄，走了写作这条路，起初实在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态度，对于我，很可能恰到好处。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每写一篇自以为要紧的东西，都先下一个失败的决心。其实，也许哪一篇对别人都不要紧，只是自己觉着非写不可。是心里的要求，或是百思而似解非解的问题。所以我从不敢妄称是搞文学的，不过是个写作者罢了。

我压根就不是能作学问的人，所以也确实没有什么学问，这不是谦虚，是实情。但心里却总有些想不完（想不好、想不透）的问题，也是实情。这大概就是我写作的出发点。而且后来我想，这不该是写作的出发点吗？

文学，越来越像个声名显赫的怪物了，一旦从暗夜的疑难走进明确的白昼，便妄自尊大得忘了本。我真是羡慕那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人；便自窃想：要是他们换一种思向，定会在那疑难中大有作为。我就像不经意间触到了一处矿藏的边缘，自己无力挖掘，说给别人，不以为然者多。

您说命运对我不公，真也未必。四十几岁时，我忽然听懂了上帝的好意，不由得心存感恩。命运把我放进了疑难，让我多少明白了些事理，否则到死我都会是满腹惊慌。

近日读了一本书，《精神的宇宙》，送您一本。我不敢说全读懂了，但自觉有所启发。您相信灵魂和转世吗？其实简单。我写过一群鸽子，说要是不注意，你会觉得从来就是那么一群在那儿飞着，但若凝神细想，噢，它们已经生生相继不知转换了多少次肉身！一群和一群，传达的仍然是同样的消息，继续的仍然是同样的路途，克服的仍然是同样的坎坷，期盼的仍然是同样的团聚，凭什么说那不是鸽魂的一次次转世呢？人亦如此。就像戏剧，唯道具的变迁而已，根本的戏魂是不变的。于是才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又怎样呢？这一切，又都是为着什么？唯当那鸽群离合聚散，呈一片灿烂的闪耀、欢愉的飞舞、悠然的鸣唱之时，空茫的宇宙中才有了美丽。灵魂，便是借助那必然要耗散的肉身，创造着有序，铺陈出善好吧。“子非鱼”，没人知道鸽群懂不懂这个。但作为懂得了这一点的审美者、审善者，同时也是倡美者与倡善者，岂不应当感恩？不过，然后呢？一切一切，都终于有个完吧？“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么令人沮丧。但是，谁说终于会有个完的？其实没有０空无”是什么？是势，强大到极点的势，因而是成为一切的可能性。通常所谓的“无”，是指无物质、无能量、无时空。“有生于无”当然是不错的，但那是说，有物生于无物，有时空生于无时空。而绝对的无是不可能有的。绝对的无是指什么都没有，怎么又会有了无呢？所以，有是绝对的。有什么呢？有势，甚至可以说是有欲；“空无”之所有者，乃成为一切的可能性也０空”和“有”相互为势，宇宙大概就是这二者之间无穷的轮回吧？

所以我总是不太相信许诺了终点的信仰，比如极乐，比如成佛。所以我倾向于基督，因为那是指向一条永恒的道路。中国文化特重目的，轻看过程，连民主也被认作是达到经济繁荣的手段。其实，除了过程或路途，人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我说过，幸好这过程或路途是无穷的。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以便人可以展开无穷的善好追求。去问问那些渴望终点的人：终点到底是啥？料他们假设都假设不出（道理）来。他们只可能人云亦云地说那是一处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但无苦无忧又是怎么个乐法？他们会说：你不到那儿你就不可能知道。我觉得这至少是一种懒惰，只想有人（或有神）把他们一下子送到一处只剩了享福的地界，以至于连这份福是怎么个享法都懒怠想。其实基督也许诺天国，但那是在永恒的道路上，而道路难免会危难重重，所以他其实是说，天国只可能降临于你行走在道路上的心中。说来有趣：一种信仰是成佛，上天享福；一种信仰是道成肉身，落地与人同苦。如此截然相反的信念，其中必有大道理。

说长了。还是等您来北京时再聊吧。但不必专程来。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伊妹儿”交流。说来惭愧，到现在我还不会上网，因为网的发达是在我“透析”之后，仅有的一点力气不想再送给它。有什么见教您可以传给陈希米，她会打印出来给我看。网的两样好处我准备接受，一是查资料，二是伊妹儿。

本想等我的新长篇出来后再给您写信，也算有一份报答。谁料“人文社”做事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应该感谢他们），到现在刚刚二校，就先不等了吧。待书出来后再寄给您。

我还是每周透析三次，自觉比前几年要好多了，各项化验指标都趋正常。请您放心。

祝您全家好！

史铁生

2005/12/1

书信 36、给CL

CL：你好！

你信中说，“有几个兄弟说基督教的神比佛教或其他宗教的都好”，而我常听到的却是“佛教比基督教更究竟”。可见大家都感到了二者的差别。我不知道他们认为那差别是什么，但既有差别，大致就是两种：一是境界之高低，一是侧重之不同。

宗教，完全等于信仰吗？是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判断和皈依（某宗教）的根据。人们是根据信仰来建立宗教的呢，还是相反？我想是信仰在先。信仰的源由，是生命固有的谜团；于这谜团之下，求问一条人生道路（或意义）的欲望，使信仰不可免地诞生。这也正是人——不管自称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终不能逃脱终极之问与信仰的原因。而后才有了种种宗教。

那么，信仰是否也可以比较个高低呢？还是说，大凡自称是信仰的，就都在同样境界？倘若无需比较，或事实上也还没有人去比较的话，那不仅我们的讨论形同废话，就连你所说的“发展”、“演变”、和“产生一改革家，使之焕然一新”也不可能。而信仰之高低的比较，或发展与演变的可能，恰已暗示了更高境界的存在。当然，更高者也未必就能涵盖一切，但它毕竟是更高。

如果我们的讨论（以及自古不断地对神性的思问）不是废话，那又证明了理性的必要。事实上，一俟问到高低，我们就已然被挤到理性这条路上来了。

关于理性，我是这么看：理性是人的能耐，但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也是有限，而那生就的谜团是无限，所以理性永远不能代替信仰（所以把科学当成终极价值是现代性荒唐）。理性不能是信仰，但却可以是、甚至有必要是通向信仰的途径。在理性触到了理性的盲域，才是信仰诞生之时。相反，单是跟随了教义和教会的信仰，也可能有幸，也可能有祸——倘那是人造的偶像呢？我相信，耶酥与新约的诞生，一定有着希腊精神的功劳。此前的信仰（不论哪国哪族哪宗），都更倾向着神赐的福利——这大概是原始宗教的普遍特点，唯在此后，十字架上的启示才更强调了精神的皈依，或以爱称义。

你说，“机缘一到，绝不可因为没有理性根据而拒绝”。我这样理解你的意思：绝不可因为某种信仰是非理性的，而拒绝它。——当然，信仰所以是信仰，就在于它是非理性的，原因是：那谜团所指向的无限，无限地超出了理性的所能。但是我想，真正的信仰又绝不是无理性的。或者说，通向非理性的信仰之路，但愿不要是无理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吧：理性绝不可以是信仰，但无理性却可能导致迷狂。是理性（而不是无理性）看到了理性的无能，看到了人智的有限，这才可能放弃了人智的傲慢，转而仰望和谛听神的声音。不经理性之如此的寻找与自我扬弃，甭说拒绝，先问：人是怎样接受或皈依了某种宗教的呢？只凭机缘？那么无理性的狂热是否也有机缘？机缘就像运气，还是那句话：也可能有幸，也可能有祸。尤其现今之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要想把“知识树的果子”吐个干净，真是万难。所以，仅凭机缘，于今日就显得更加凶多吉少。

凭什么说，十字架上的启示才更强调了精神或爱的皈依？最简单的理由有两点。一、自称法力无边，并许诺一个无苦无忧的福乐世界的神明，首先未必诚实（后面会说理由），其次还像似迎合着人欲。此类信奉的突出问题是：很容易使人滑向逃避苦难、单求福乐的心态。可这还能算是信仰吗？科学以及诸多主义，不都是在这样自称和许诺吗？信仰的要义，我以为是：在永恒的疑难中为精神确立一条道路，或在困苦频频的人生路上为灵魂坚定一种方向。二、再看十字架上的耶酥启示了什么吧。很明显，他没有、也不可能有无边的法力——否则他何致落一个横死？所以，他所有的，也就只可能是一份心愿了。就是说，他自认不能给人一个无苦无忧的福乐世界，他只能到这苦难的人间来，提醒人至死也要保全的一份心愿。这心愿除了是爱还能是什么？这心愿不像任何福利是可以给予的，这心愿只能靠启示，信与不信则是人的事了——这也正是他的苦（苦心承担）与弱（绝非法力无边）的原因吧。所以，这样的信仰并不看重神迹，而强调因爱称义。

但《圣经》上的主好像也是法力无边的（如《约伯记》），这怎么说？值得回味的是，这位神并不对约伯许诺什么，虽然他后来成全了约伯的什么和什么。事实上，这位神并不是救世主，而仅仅是造物主，他给约伯的回答总结起来只是一句话：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这明显是说：我创造我的世界，可不是为了照看你的事。也就是在这样的回答中，约伯听见了另一种声音——救世主的声音。

这就说到了两位神，或神的两面：造物主（或创世神），救世主（或启示神）。前者不仅是命运强加给你的，而且必是高高在上、冷漠无情的；而后者的降临则要靠人去仰望，去谛听，你若听不见，他就不在。对于单纯埋头寻食或直视物利的生命，他从来就没有诞生。所以说“看不见而信的人有福了”。也只有“看不见而信的人”能够听见那救世主的声音。“看不见而信”这话颇有意味：他不许诺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他只启示着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一份心愿。

至于这位救世主后来成全了约伯的什么和什么，那是说，信心，终可以成全你的什么和什么。真的吗？真的因为我信他，他就能终于让我幸福吗？真的。因为，如果你伸手向他要福利，或要一份命运的公平，那你就还是听到救世之音以前的那个约伯，就还是在跟造物主理论，这既是认错了家门，当然也就不叫信心。但如果你听明白了，能够救人的不是那个冷漠无情的造物主，而是要把百折不挠的爱愿注入人心的那个救世主，幸福才可能成真。说白了，这位救世主的救世方针并不是要全面满足人欲，而是要扭转人的幸福观——从物利转向爱愿，从目的转向道路。唯当这扭转完成，救赎才是可能。所谓“基督之外无救恩”，我想，指的就是这个，并非说基督之外无救恩，而是说在这样的扭转之外，人无从得救。

这便谈到了善。所谓善，未必仅仅是做好事。约伯也没做坏事，所以当厄运临头时他感到委屈，埋怨着上帝（还是那位造物主！）不公。利他，做好事，当然是善，但善好像不止于此。那句老话还是说得对：“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呀！这么漫长的路上，谁能保证不会碰上不公与厄运？碰上了，甚至碰得好惨，是否还以神的爱愿为信？还信的，才算听见了救世主的声音——圣灵也才因之而降临。所谓信心，指的就是这个吧。这恐怕不是单靠本性可以达成的。约伯当初的委屈和埋怨，倒更像似人的本性。

其实，“人性”和“神性”二词，已然给出了明确的划分：人性是有限的是残缺的，此即“罪”也。“罪”与“恶”不同，恶是人为，罪（有限或残缺）是那个造物主给的。而神性，一方面是指造物主的冷漠无情你得接受，一方面是说救世主的完美无缺，或他对人的从善从美的要求。从哪方面讲，人性都是不够的。所以才要信仰。换一个角度想：人怎么能信仰人性呢？人怎么能信仰自己（的性质）呢？人要朝向无限远大的尽善尽美，那才叫信仰！所以，我倾向这样的信仰：人与神有着永恒的距离，因而向神之路是一条朝向尽善尽美的恒途。

“人性善”与“人性恶”，我更倾向后者。但不是说，我就不信人性中埋藏着善的种子。而是说，倘若只靠一份向善的人性基因，而没有智慧的神性之光的照耀，那一点善的趋势，很容易就被高涨着的物欲所淹没，被丰收着的“知识树的果实”所蒙骗。唉唉，时至今日虽不敢说糜菲斯特已经赢了，但是悬。

再说另一种许诺了消灾避祸、甚至万事亨通，并在终点上预置了福利双赢的信奉吧。那叫什么？那叫“看得见才信”。我想，信仰通常就是在这儿迷失的，从此一步步走进了“人定胜天”。科学呀，政治呀，经济呀，当然都是必要、必要又必要的，但有一点：那都是看得见而可信的领域。但生命的根本困境，或人生的巨大谜团，是在于：我们以看得见的有限，受困于看不见的无限。我常想，如今这人间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加厂房，它最终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呢？总不至于大家奋斗了一尝富裕了一场就算完吧？所以，在这看得见的实验室和厂房之外，在这看得见的物质收获与享受之外，人一直还在眺望，还在猜想，还在询问生命的意义，这才有了艺术、文学、哲学……我顽固地以为这些行当的本分，就是要追问那看不见的、无限之在的意图。偏偏最近我听一位大导演说：“如果大家总是向我们苛求艺术，电影就无望成长为工业了。”于是我就又多了一份疑问：这人间，可还有什么是不要成为工业的、或不以成为工业为荣的事吗？理发？

说到这儿，不妨先说说国家、民族、地地域域和宗宗派派。在我想，宗教或还与此有些纠缠，而信仰却是（或应该是）截然地与此无关的。信仰，是人与神的私自联络，不是哪一国、族、宗的专利（这又是它不同于宗教并高于宗教的地方）。原因是，那谜团乃人生的谜团，国不过是它N次方的曾孙。国界，更不过是那谜团之外又添的一项人乱——连造物主都看它不是亲生，怎倒混来救世主麾下充数？所以，若讨论信仰，就不必太顾忌“政治正确”。何况，“政教分离”久已有之。谁敢说哪国哪族不是“伟大、勤劳和勇敢的”吗？都是，那就免了这句客套吧。然后再来讨论另一种对谁来说都是的困境：生而固有的谜团！

好像还是得再说说“政治正确”。所谓种种信仰和文化的平等，是指什么？是指：法律承认一切信仰的权利，一视同仁地保护各门各宗的不受侵犯，而并非是说它们在信仰的境界上统统一般高。或者这样说吧：诸信仰是不是一般高，法律管不着，法律只管谁犯不犯法。或者再这样说：不管谁信什么，一样都是合法的；不管谁不让谁信什么，一样都是犯法的；犯法的，法律取消它，而这样的取消是不犯法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是：这种对多元信仰的平等保护，恰恰说明了信仰与信仰（以及文化与文化、宗宗与派派）并不都是一样的。正因其不一样，不尽一样，甚或很不一样，大家才明智地商定了一份规则，而后共同遵守——即我不赞成你的信，但我维护你信的自由权。文化人的争吵，常在这儿乱了层面，甲强调着的“平等”是指法权，乙强调着的“不一样”是说信念。

讨论问题，最要紧的是别错了层面。一层一层分清楚说，所以叫分析。否则难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结果会闹得很情绪化。

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用着理性，虽然理性不等于信仰。我常想对“理性”作个界定，又苦于学问不够。我不知英文中这个词有几种意思。我以为，中文的“理性”至少有三种意思：一是说善于思考；二是说乐守成规；三是说善于压抑情感。我所取用的，都是第一种。

“‘没有唯一的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这话容易引起混乱，让人不知所从。原因是，这话中的两个“真理”并不在同一层面。比如说吧，“人有生存权”是一层面，“人有选择不同生存方式的权利”是在另一层面。当我们讨论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之时，必当事先限定层面，即在同一层面的二元对立中作出判断。比如，“人有生存权”与“人无生存权”相对应，“人有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与“人无选择不同生存方式的权利”相对应。真理所以不是唯一的，是因为并不只有唯一的问题，而同一层面的问题，至少不能出现两种完全背反的真理。

错着层面的讨论，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是对=错，或谁说什么是真理什么就是真理（反正是“子非鱼”）。然后呢？然后大家若都是君子，便自说自话，老死难相往来。要么就都小家子气，耿耿于怀，积攒起相互的憎恨。再就都是强人，科学又发达，那就弄点原子弹出来看看谁是真理吧！其实先人明白，早看出这结果不大美妙，故在诸多纷争面前商讨出一套规则，令大家和平共处。

这就又说到了法律。法律的根据是什么呢？凭什么它是如此（比如维护自由），而非如彼（比如像“文革”时那样千人一脑）？料其背后必有着某种信仰的支持，先不说它是什么，但它必得是唯一的。否则岂不还得弄出个法律的法律来？

但这支持着法律的信仰或唯一真理，是不是最高真理呢？就法律——使游戏得以开展，生活得以进行，生命有其保障，社会繁荣安定——而言，它当然是最高。但比如说，就道德而言，法律却是底线。就是说，道德完全可以比法律所强制的境界更高，但无论它有多么高，在现实生活中也得遵守法律这一条底线，不可以己之高，强人之低。

但“不可以己之高，强人之低”这话，又有以下几点暗示或引申。一、道德的高低之别，是确在的事实。二、道德底线（法律）是要全民遵守的；而道德高端却不可能是全民公认的，故不可强制推行。三、但法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进步或完善又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道德高端（而非底线）所引领下的道德水平之普遍升华。四、因而，道德（信仰、宗教、理想等等）之高低的探讨是有意义的。

自由主义的一大难题，是给不给反自由者以自由？精英主义的一大难题，是谁来确定精英？我想这很可能是个永恒的疑难，未必能够一劳永逸。或许，正是对诸如此类疑难的永恒求问，才是此类疑难的价值所在，才是使信仰、道德和法律可以不断升华和完善的根据。

我只是想：问、问、问……到最后，不能再问的是什么？这时候，才涉及最高真理。比如人不想被杀害，不想被剥夺，对此谁还能再问为什么吗？再比如，人渴望自由，渴望幸福，渴望爱、善美……这些都是不能再问为什么的。所以这就是神的终极回答，是不可质疑的命令。同时，自由主义的症结也就看得清楚了：忽视了神的声音，将人智当成了终极判断——比如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从来就没有什么唯一或最高。

我只是想：答、答、答……到最后，不能再答的是什么？比如艺术是什么？你可以问，你真的可以答吗？再比如爱是什么？幸福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谁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是呀，那仍然是神的声音，是神的永恒提问。也许。只有当人将此神问时时挂在心上，答案方可趋向正确。所以，精英主义的危险也就看得清楚了：淡忘了神的声音，把人当成了终极判断——比如种种主义，种种科学理想、经济前景、商业策略……于是乎真理打倒真理，子弹射中子弹。

（唉，我可能真是个悲观论者。你呢？你是相信浮士德可以永远走下去呢？还是相信他既可以停下脚步，又不会把灵魂输给魔鬼？）

有些真理是自明的。比如说，有没有爱情？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正义？有没有终极价值？一俟这样的问题被提出，回答就是肯定的，含义就是自明的。因为，如果你说没有，那么没有的是什么呢？这个“没有”，最多是指在周围的现实中你没能看到它，而绝不是说它在你心中并不存在。证明是：你一定能说出它是什么，否则你不能说它没有。就在你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它诞生了，并且从此不死。最近我看了一篇别人谈论的文章，其中说道：所以柏拉图认为“学习就是回忆”，就是因为，那绝对的神音早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只不过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让我们给忘记了，或者被那“知识树的果实”给搅乱了。

我想，凡属神说的真理（并不很多），都是绝对的，唯一的；而人说的真理（很多很多），则需细细分析。但无论怎样的人说，都要受到神说的最后检验；倘若失去这绝对的检验，法律便也失去了根据。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神是什么？这大概就是个需要永远地问、并永远地答的问题；而如此之永恒的问答，才是谛听神命的方式，或接近神愿的路径吧。（其实神是什么，神在哪儿，先哲们早都说过了，只可惜现今的人们没工夫去听。）要我说，现而今最要强调的，是神的三个特点。一、神（的完美）与人（的残缺）有着永恒的距离。二、人必须接受的那个神，是那个世间万物的创造者；而能够拯救人的那个神，是那个人之幸福观的扭转者。三、即便后者，也不包办人的福乐，不迎合人欲，只给人指出一条完善心魂的无穷路。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除第一节外，我不说佛教，也不说基督教。因为正如你信中所说的，“每个宗教都发展了几千年，博大精深，你一辈子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吃透”，所以我不敢说。但不敢说不等于没有想法。事实上，众多自以为信着某宗教的人，也未必都是在吃透了它的“博大精深”之后才信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源和流”的问题，或说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我想，每一宗教的源头，都必有其博大的观念与精深的学问，但要紧的还是看其流脉，看其信众于千百年中对它的理解之主流是什么；就好比据其流域的灌溉效果，来判断一条河渠的优势与弱点。唯此，或才有“发展”与“焕然一新”的可能。

近日读一篇西人谈佛教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是佛教与基督教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许表现在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批评性研究刚刚起步，仅从数量上看……它们之间的数量比大概是一千比一，数量上存在的悬殊差别肯定会影响质量。”对此我深有同感（虽然我不曾统计），不断地言说或研究，对于一种宗教或信仰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因为有了一代代大师的引领，那流脉才可能趋向升华，一旦断流，现实的功利之风便会扭曲精神的方向。

以我的学浅才疏来看，佛教更侧重对宇宙本原的思问——即那位创世神是怎样的。所以，很多物理学方面的文章更愿意引佛家（及道家）的理论，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有本很有影响的书，题目就叫“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依我看，这是佛教比之其他宗教“更加究竟”的地方。（最近我又看了一本从物理学角度谈论灵魂的书：《精神的宇宙》。你若有兴趣，让希米寄给你。）但是，最让我不解的是，既对宇宙的本原和存在的本质有着透彻的认识，何以会相信有一个“无苦无忧”的去处（所在或终点）呢？是呀，“无苦无忧”岂非无矛盾的境界？毫无矛盾的岂不就是一切的结束？而一切的结束不正是彻底的虚无吗，怎么又会是有的呢？

《精神的宇宙》谈到了“绝对的真空”（即宇宙创生之前和坍塌殆尽之后的状态吧）。我理解，“绝对的真空”（或彻底的虚无）必是一种“势”，绝对的“势”，即再次成为“有”的无限可能性。（所谓“大爆炸”的“奇点”，就指这个吧？）这明显应和了佛家的轮回说。但让我百思不解的仍然是，既是“有”的无限轮回，又怎么可能是“无苦无忧”的无矛盾境界？（那“奇点”只是一刹那呀！）以我的能力来看，大凡“有”者（“存在”者，或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必都是有限之物，既为有限，便不会是“无苦无忧”。

是呀是呀，我所以百思不解，很可能还是因为，那无限的神秘乃是人的有限智力所不可企及的。但这样就又出来一个问题：谁来掌管这神秘之门的钥匙？或者，谁有资格来解说这神秘的意图？很明显，这事万万不可由人来说；尤其，如若有人自称拿到了神秘之门的钥匙，大家就更要提防他。那么，终归由谁来说呢（总不见得人人都摩西吧）？就由那神秘自己来说吧。即：由一切无能掌管神秘之门钥匙的众生去谛听那自明的真理吧，由确认无能破解造物主之奥秘的心魂，去谛听那救世主的心愿吧，那才是绝对的。而在此前，和此外，救世主尚未诞生。而在我们——这些并不把有神秘之门钥匙的人——听见救世之音、从而扭转了我们的幸福观之前和之外，也便没有任何获救的方便之门。

佛教的另一优势，是疗慰人的心灵创痛，或解脱心理负担。依我看，再没有比佛家/教/学更好的心理医生了，所有的西医的心理疗法都不能与之相比。因为一切心理伤病，大多源于此世纷争。而佛家，是从根本上轻看此世的，是期待往生的，即修到那一处美满圆融的地方去。放弃此世之纷争，便脱离了此世的困苦，或要脱离此世的困苦，必得放弃此世之纷争。希望呢？便更多地朝向一个虚拟的“来世”。一般来说这也不错，用一份跨世的酬报来教人多行善事，当然也不坏。但这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即那“来世”的有无。就算它有吧，可谁又能担保那儿一定是完美圆融？你不能担保，我凭什么信你？你能担保，那请问你是谁？除非你就是神。于是，就又涉及到神秘之门的钥匙了；无形中就又鼓励了强人，去谋篡神权。根本的问题在哪儿？我想还是在于认错了庙门——把造物主认作了救世主，而后不是仰畏苍天去扭转人性，倒是千方百计地要篡改神性了。

你注意到没有，一种是期待着“上天堂”，即去那“无苦无忧”的圆融之地，另一种则是祈祷着圣灵在这困苦频仍的人世间——尤其是自己的心中——降临。我不说佛也不说基督，我只说，大凡信仰无非这两个方向。这一上一下，颇值得思量。或是相信着苦难可以灭绝，或是如一位俄国诗人所言：我们向上帝要求的只有两件事——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我又想，大凡信仰，无不出于两种绝望：一种是现实的，现世的，或曰形而下的；一种是永恒的，绝对的，或曰形而上的。

有人（我忘记是在哪本书中）说过：东方信仰所以更多地期待来世，主要是因为（或宥于）现世的绝望，即现实中自由的严重缺乏，使人看不到改变此世命运的可能，所以靠着“往生”的幻景来铺垫信心，靠着压抑愿望来消解苦闷和焦虑。对于东方信仰之趋向的这一解说，我想还是有些道理的。不过究其实，东方信仰的源头，应该也不缺乏形而上绝望——即生命之苦的绝对性；所谓“生即是苦，苦即是生”嘛。但怪就怪在随后的推演：既然“生即是苦，苦即是生”，怎又会把“无苦无忧”的圆融之地寄望于“往生”呢？所以就再想象出“脱离六道轮回”——干脆不生。可不生就是不在，不在就是没有，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这干脆是不能说呀！一切信仰，都是立于有限之在，向那无限之空冥求问着一条行路的，不是吗？就算你“来世”生而为神，修而为佛，但只要在，就是有限；所以上帝（救世主）也是苦弱的。只要那个创世神是全能的，是呀，它创造了这宇宙的一切可能（当然你叫它“大爆炸”也可以）。但就是这位全能的创世神也差着一项能耐：它不能把非全能的人（包括六道之内与之外的在），变成全能的它自己，因而它也就不能救世救人。倒是那位苦弱的救世主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应对那冷漠的全能与全在，即以他那份永恒的、不分国族、不分宗派的爱愿，在这同样是永恒的、造物主的领地上开拓出一条美善之路。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能，但信仰从来就是“看不见而信”的。

没想到写了这么多。其实这主要是为我自己写的，早就想把此类问题理一理。你的信正好触到了我的很多迷惑，用笔想比单用脑袋想来得清楚——就像小学生，默写总比背书来得有效。所谓清楚，也只是对我自己，实际（比如你看着）却未必，因为实际肯定会有很多毛病和错误。说归齐我是个业余的，干什么都是业余的，只有生病是专业的。我想只要把问题弄明白了就好。或者明白了“这是弄不明白的”也好。确实，我觉得信仰问题是特别需要讨论的（只可惜愿意讨论的人不多），或者说，信仰恰是在不断地言说中长大的。

春节将临，祝狗年好运！

史铁生

2006/1/5

书信 37、给FLⅠ

FL：你好！

谢谢评论。报上说（以下简称《丁一》）写了十年，其实是三年，距我的上一个长篇是十年。三年，是从动笔算，想却想了不止十年。想，并不是指想这篇小说，是想这类事情，这类事情所包含的一些老掉牙的问题。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想，只是不由地想，就好比超女们的想唱就唱。我看重想，也可以叫思想。电视中的一次歌赛，主持人问一歌手：你这么年轻，为什么喜欢唱这些古老的歌？歌手说不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令人欣慰的是，这回答赢得了满场掌声。欣慰的意思，好像是说还有个歉意躲在哪儿。是呀，时至今日还说思想，不免要先存歉意。

若问灵魂是什么，料无人能给出可靠的回答。但一说到灵魂，大家似乎又都很知道它的含义。比如，无须对灵魂一词给出界定，人们便可进行涉及灵魂的谈话，这就是灵魂“无比实在”的证明吧。人们所以看它并不实在，是因为它并不是占据着空间的有形事物。既如此，其背景就难免虚幻，或如你说的“具有尘埃般的‘轻浮’感”——《丁一》谓之“虚真”。

这样的虚实分寸，是不可能事先设计的。所以我很同意你说的，它“来自选定如此生活的命运”。没错儿，命运！我相信写作从来是宿命的。所以一切都只能向命运中寻找；如果命运确凿包含着“虚真”的魂游，并现身实际的“那侗或“那史”，自然而然这虚实就有了分寸。我说过，使人渴望写作的是一团朦胧、纷乱、无边无际但又无比确凿的心绪，它们呼唤着形式而非形式决定它们，写作即是用语言来把它们缉拿归案。

说真的我很少研究小说技巧，我相信那是评论家的工作，弄不好会是小说家的障碍。我甚至想，少读些书或许碰巧对了，心里贮备的版本太多会让人无所适从。研究小说的要多读小说，写小说的倒不如多读些其他经典，多向生命最原态的领域去问个死乞白赖。现代的混乱大半是因为，人们让已有的知识、主义、流派等等缠绕得不能抽身，却离生命最根本的向往与疑难——我相信这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写作的零度”——越远了。

理性一词至少有两个解：一是恪守成规，一是善思善想（善于思考）。相应的写作理性也有两路：一是向已有的作品问技巧，问流派；一是向生命根本的向往与疑难问原由、问意义，技巧而后发生。

事实上，我的写作多是出于疑难，或解疑的兴趣。可是，所解之疑在增加，未解之疑却并不减少。不过，这就是人生处境甚或永恒的处境吧。问题在于，这只是令人悲哀吗？比如仅仅是“心路历程上的磨难被印上‘值得’两个字”？或者是，挣脱一种糊涂，只是以“留在另外所谓糊涂的层面”来赢得“寻常幸福感的保障”，即所谓“终极意义的无奈”？

不错，我确曾在这样的无奈面前伫留很久。

正看着的一本书中，有几句话，与我后来的感想甚为接近：“我们的科学和探索向我们显示了，我们作为解谜者和仪式主持者居住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全体里。尼采似乎认为，在这个谜一样奇妙的宇宙里的有意识的居住者可以再一次经历他发现在古希腊宗教里最值得惊愕的东西：这种宗教生活发出的极大量的感谢。”“人类对比我们自身伟大无限倍的事物的感激之情在永恒轮回的新理想里达到顶峰。”“尼采展示了扎拉图斯特拉如何达到并表达了最高的肯定：对本来面貌的生活的热爱，变成了让生活永远是其本来面貌的愿望，即我们不完美的天堂永远回归到其原来的样子。”“尼采描绘了未来宗教的某些轮廓：‘个人必须奉献给比他更高的事物——那就是悲剧的意义所在；他必须摆脱死亡和时间。……所以人类在一起共同成长，作为一个整体出发……’。”

我理解的是：正如部分不可能把握整体，人也不可能知晓上帝的创造意图。但人必须接受这创造的后果，正如你若不接受整体，你也就不能作为部分而存在。如果人生的一切意义和追求都将随着死亡而消散，永劫不复，那人生真的就只剩下了荒诞和无奈，明智者当然就会主张及时行乐。一个相信及时行乐的人，必不相信灵魂，不相信整体可能获得的意义，而只相信个人，相信片断，相信由某一姓名所概括的几十年所能获取的肉身享乐。但是，如果生命（或存在）其实是“永恒轮回”的，我们就该对此持一份感激的心情了。因为这样，作为类，人便有了永恒完善自己的可能了，而不至于在某一肉身（个人或片断）的中止处看一切都是虚无。永恒轮回证明了：凡存在者，必处于过程中，此外别无可能。这意思是说，并没有终点上的全面酬报，或终结性的永恒福乐。因而，人也就再不能抱怨“永恒的道路”（比如西绪福斯）是荒唐、是无奈，而必须转而看重行走，并从中寻找意义。而这即是说，人永远都不可能在完美中，但却可能同时在天堂。而且这绝不是暂时的自我告慰；即便仍然有着糊涂，却与原来的糊涂有了本质不同。所以尼采强调，人类要“作为一个整体出发”。（《丁一》是说作为音乐，而非孤立的音符。）孤立的个人或音符，终难免陷入永劫不复。而音乐，或作为整体的人类，却可借永恒的超越而使幸福感得其保障。

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怎样证明永恒轮回？

有本书，叫《精神的宇宙》，是位物理学家写的。我看得不能说全懂，但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并没有绝对的无。科学家从封闭的容器中抽去所有的物质，结果那里面却仍然有着什么；这是一点。另一点，古希腊哲人相信“无，不可能产生有”，而老子却说“有生于无”。我想，老子的无，是指无物质，就像抽去了所有物质的容器中的状态吧。然而，有，未必只限于物质，未必是单单“物质”可以称为“有”。那么除了物质还有什么呢？还有：空！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宇宙诞生前与毁灭后，都不是无，而是空。这个空又是什么？我猜，即是成为（或孕育、造就）一切“有”的势！物极必反。空而至极，必以有而代之。这没准儿就是所谓的“大爆炸”吧？可以想象，空，必也是极短的一瞬间。

浪漫些想，我甚至以为，这个“空”，或可称为“欲望”——宇宙的欲望！至少，在已有的词汇或事物中，“欲望”更接近这个“空”的性质和状态；它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创造一切的“势”，即“无中生有”的第一因。

如果那位物理学家说的不错，我的猜解也靠谱儿永恒轮回就被证明了。就先假定是这样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这个话头，再猜想些别的事了。我们完全不必局限于《丁一》。《丁一》不过是（心魂之）一旅，其实每一回写作都可以算得一旅。你的评论是你的一旅，此文是我因你的评论而引出的又一旅。

空不是无，空是有的一种状态。那么死也就不是无，死是生的一个段落。作为整体的人类一直是生生不息的，正如一个音符一个个跳过，方才有了音乐的流传。所以我们会感觉到灵魂的确在——正好似每一个音符都在领会着音乐的方向。以文化传承，从生理遗传，从基因，或许还从一种更为神秘的感情和理念中，我们感受到魂流不息，谛听到那一种并不悬浮于白昼之喧嚣而是埋藏于黑夜之寂静中的命令、呼唤与嘱托。谁也摆脱不了它，尽管人可以如此如彼地潇洒。

有位哲人说：“死亡，不值一提。”真是的，人总是害怕着最不需要害怕的事。我常不由地想：你要回到那儿去的地方，正是你从那儿来的地方，这可怕吗？你曾经从那儿来，你为什么不能再从那儿来？或者，你怎么知道，你曾经的从那儿来，不正是你的又一次从那儿来呢？你反驳说：就算可以又来一次，但那已经不再是我了！可是请问：曾经从那儿来的，为什么肯定是你？你曾经的来时一无所有，你又一次的来时还是一无所有，你怎么确定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呢？你是在来了之后，经由了种种“那侗或“那史”之旅，你才成为了你（我才认出了我）的。而这再一次证明，人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发”。“作为一个整体出发”，死本来是没什么可怕的，生是充满了超越的欢愉的，虚无是一件扯淡的事，犯不上为之无奈的——远古之人大约都是这么想，生来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宗教的起源处总是充满着感激的。那时人们所怕的，大约只有自己与群体的割离，譬如音符之于音乐的跑调。所以最初、乃至今日的种种惩罚，根本在于隔离，尤其是心灵的被强迫隔离。而这些可怕的事，现今的人们倒一点儿都不怕似的。

人类或也终将消灭，但“有”不会消灭；那么，就必然会有另外的生命形式，或另外的存在者——存在并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他们不叫人也行，他们叫什么都无妨大局。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向往和疑难，料必跟我们大同小异。因为，大凡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存在者，都必有限。因为，“有”的被创造——无论是由于上帝还是由于“大爆炸”，都无非是两项措施。一、分离，而成就有限之在。二、有限之在，必以无限为其背景。这两项措施，导致了两项最根本的事态。一、人生的永恒困境；这困境尤其要包括没，由心灵的分离进而造成的相互敌视与防范，这使得一曲天籁般的音乐噪音充斥——在现代，我看这主要是价值感对人的扭曲。二、正因为困境的永恒，人的完善也就有了无限可能；这完善尤其体现为，以心魂的相互寻找来回归那天籁般的音乐。

昨晚零星地听见几句你与希米的电话，透析后太累，没插嘴，后来就睡着了。今天她走得忙，也没再说。你们好像说的是一个极老的问题：形式和思想。其实我当然不会轻视形式，没有形式就谈不上文学。我主要是想强调：没有思想，形式从哪儿来？尤其是新的形式，从哪儿来？更尤其是恰当的形式，从哪儿来？我最怕人说“从生活中来”以及“从现实的生活中来”，这等于是说“我是我亲妈生的”，最多算句废话。

好的形式必然包含着好的思想，好的思想却未必就有好的形式。——这句话，有人用来证明形式（以及技巧之类）是第一位的，我却以为恰恰证明了思想在先。这问题好像不用多说。比如新的形式，新的形式之前必是没有这一形式的，那么它从哪儿来？再比如恰当的形式，其恰当是对什么而言？

美术最讲形式，或其本来就只表现为形式（形式即内容），所以特别反感用思想来编排它。高明的画家，绝不会是画思想，而是画感觉，画感受。但即便如此，画作的背后还是不可能没有思想的支撑，与引导。不同流派，其实是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一说思想就看见开会，就听见理论和宣传，是历史的误会。即便谈论技法，也常是说它如何如何恰切，或意想不到地达到了某种效果。什么效果？不管什么效果，都一定是符合了某种预先的期待。什么期待？无论什么期待，只要不仅仅是卖钱，就必然——或直接，或绕着弯子地——联系着思想。思想可以不够完整、不够严密、不太有说服力，但它确凿是思想不是别的。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思想，是因为现在的写作（或文学）太过轻视它、误会它，而更多的关注是对着技巧，什么转承启合，什么张弛有度，或靠花嘴花舌赢得潇洒，或以某种固有的词汇与句式标榜“美文”。好像一切都不过是娴熟与否的手艺，愉悦而已，忘忧就行，谁真往心里去谁是傻瓜。相反，好朋友一块说说话，倒是能道出很多真切的心愿与疑难，这心愿与疑难，或不如“美文”好看，或不能赢得广泛的读者。我忽然明白，当今的魔障最要归因于价值感。媒体又这么日益发达，声名又这么日益获利，疑难几乎没脸再见文学。可仔细想想，现而今，似乎只剩下“疑难”一词还可贴近文学的贞操。几乎连“真诚”一词也已沦落。疑难，是绝不会说谎的，而“真诚”也已经学会了煽情。

写作者常会担心枯竭，可这人间的疑难会枯竭吗？不仅不会，而且它正日益地向着心灵的更深处弥漫、渗透，触及着宏观所不及的领域。命运的不确定性，应该已经不是问题——这尤其要感谢数、理科学步步深入的证明。问题是，在这不确定的处境中，人只能是随便地走向哪儿呢，还是仍然可以确定地走向哪儿？就是说，“造物主”确定是冷漠无情的，但“救世主”一向满怀热情的明说暗示，人是否听清听懂了？我确实觉得，英雄主义或史诗般的文学已经远去，一切问题如今都更加地指向了人的内心（比如悠久的“行魂”与短暂“丁一”之对峙），吴尔夫有句话：“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一下就写了这么多，完全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并不直接关涉《丁一》。《丁一》还是多让别人别人说吧——尽管这大概是奢望。不过我同意一点（好几个人也都这么）：形式和内容碰得比较顺手的时候并不多，《丁一》算得是好运气。

祝你也交好运！

铁生

2006/5/27

书信 38、给严亭亭IV

亭亭：你好！

《二月》令人耳目一新，真是让我羡慕。羡慕那样的心境——既像第一场学般地安恬，又像第二场雪那样深藏悲悯。文风自然跟随心境，所有的爱愿都不张扬，却流淌得比比皆是。与其说是那雪景衬托了心境，不如说是那心境，才让人感受到了雪的温润与“簌簌有声”。尤其那群孩子，和那一个隐忍而情深的男人，写得既简洁又令人回味。看见那样的孩子，听着他们的谈话，立刻就看见“窗外雪花飞扬”，感受到屋里面的融融暖意。

常见电视上有一句广告词：“儿童智而中国智，儿童富而中国富”。怎就不见有一句“儿童纯真而中国纯真，儿童向爱而中国向爱”呢？

那群孩子和那一个男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现代或现实的童话，不是寓言，不是一种刻意的比喻，而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正因其不确定，所以就更加广阔的——象征。这文章一看就是你写的，甚至可以说，非你莫能。我早就相信写作是宿命的。写作的根源，不在命里还能在哪儿？不从你的命中来又入你的命中去，它还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呢？你的问题就是太轻看自己，倒让些真真假假的“宏大叙事”给吓住了。还得说“细微之处见精神”才是高品位；所谓“宏大”，一俟张扬倒要变小，唯浸润在日常生活之中才更见其深厚。

现在我才想到，前几年你给我寄来两篇文章，我没说什么，这件事可能给你造成了多么不必要的障碍。其实，我没说，只是觉得那是你一向的文风与关注，也再说不出什么，并不意味着不好。写作，法无定法，唯一不变的是向自己的心魂深处去观看、去发问，不放过那儿的一丝感动与疑难。其实，写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吧——自珍，自省，自我完善。政治才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法律才要顾及所有的人，商业才要关注专利。写作最像恋爱，有谁为别人恋爱吗？吴尔芙有过一段精彩的话：“对于那些为了公共事业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赞扬他们，对于他们不得不让自己受到的某种损失表示同情。但是，谈到自己，那就让我们避开名声，避开荣誉，避开一切要向他人承担的职责。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你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吧，不必朝两边看。

我正读着一本杜拉斯的书，叫《写作》。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写书人和他周围的人之间始终要有所分离，这就是一种孤独，是作者的孤独，是作品的孤独……这种身体感受到的孤独变成了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

命运，就在那儿，原原本本丰富无比，它才不在乎什么流派和风格呢！走进它，贴近它，就会发现，它比那些所谓的宏大要宏大得多。

祝全家好！

铁生

2006/6/10

书信 39、给FLⅡ

FL：你好！

传来的文章收到了。这才是好散文，鲜明着散文的两个最要紧的品质：诚实，善思。我把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品质——疑难——更多地留给小说。（韩少功说，他弄不清的事就写小说，弄得清的就写散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想来，写作——还是说写作吧，因为我从来就不曾研究过什么学——的根本就这三样：诚实、善思多在起点，疑难是永远的终结。

诚实，绝不简单，时处今日就更加地不简单。就算我们有诚实之心，我们有诚实之胆吗？人们千言万语地写，是要表白什么，还是要寻找什么？寻找，那就是说我们曾经关闭着什么，忽视、躲避、隐匿乃至惧怕着什么——当然都是指自己心中的什么；因为外在的寻找多属于科学。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些年你几近孤胆独身地在向那“绝不简单之地”开进。——这是你每次走后，我和希米常有的感慨与感动。这是表扬吗？千万别这么理解。为什么“千万别这么理解”呢？还是有着惧怕。若是秦腔那帮哥们儿呢，敢对天说：我表扬你！

“心被拖累着，小心地收紧着，无缘由地担忧着……”、“‘我就是我’的端庄，是我们无法再找回来的风度。”

大概，这正就是写作千难万难要为人找回来的东西吧！但这风度却一向都在受着别人的迫害。这迫害也不简单，它是绕了一千八百个弯儿之后得手的。在今天，我看它经常的面目就是：社会价值感。秦腔那帮兄弟何以恁般自由，不受它的迫害？他们没沾染这个，他们自信那是唱给天听唱给地听的，一下子就跳过了社会的种种价值束缚。

你对东北、西北和北京之不同的那段分析，可谓经典。但忍受了千年的西北，其反抗，已不仅仅是社会层面，明显有了超越倾向，是向天而吁了。反抗，一是诉诸艺术，必然会指向形而上的疑难；或者说，那反抗，终于触到了形而上疑难，这才成就了真正的艺术。就譬如《圣经》中的“出埃及”，已不仅仅意味着走出埃及那块地方了。而比如说呢，其冤由，永远都固定地指向几个贪官，或几项措施；这便使真正的悲剧难以诞生。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说，《圣经》才真正是象征主义的典范。我甚至从那书中读出了这样的意思：好的文学，必是象征主义的。——这或许不过是我的误读，且有些极端。

秦腔中那些具体得近乎抽象、凡俗得近乎诡异、平白得好似有所隐喻的歌词，完全是象征主义的——无比辽阔地指向着别处。忽然跳出来用石头砸击板凳的那个人，就好似不堪忍受的魂灵突地跳离了实际，那神情、那凄厉悲慌又似胆大妄为的嚎喊，真让人不知心惊何处、魂动何由。

其实我是最近才听了一回秦腔的（从林兆华的那出话题中），一听便被震撼。

铁生

2006/7/6

书信 40、给胡山林Ⅱ

胡山林先生：您好！

谢谢您对《丁一》的评论。尤其谢谢您对我的作品一向的关注、一向如此耐心的阅读和评价。

正如您文中说，人的理想和困境是我“在作品中不断探讨”的主题。此一回《丁一之旅》更是侧重了困境——理想本身的困境，或者说理想本身所埋藏的危险。人类并不乏种种美好的理想，但是千百年中，却常见其南辕北辙。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理想是怎样的美好与必要，而在其常常是怎样败于现实的。

丁一的心愿谁能说不好？尤其，这心愿大约就是人类理想的源头。混沌初开，“有生于无”，其时分离就已注定，差别就已注定。故自诞生之日始，人便在注定的孤苦中开始了相互寻找，尤其是心魂的相互渴盼。可怎么走来走去却与原初的心愿越来越远、竟至背道而驰了呢？就因为“人要取代上帝成为神”吧，以人定的善恶取代神的要求；进而相信一切理想（或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且务以其实现为成功、为快慰。结果正如您所说，违背了自由原则，倒成就了强权与专制。

所以丁一不是要实验，而是要实现。（娥或还有着实验的意图，对现实保有警惕。而秦汉心里是清楚的，故对“丹青岛”既予赞赏，又存疑虑。）心魂隔离的现实催生了爱的理想，使丁/娥走进激情飞扬的戏剧，但最终，强烈的实现欲使丁一忘记了戏剧的原则；或对于他，戏剧原就是一个并非有意的借口。人一落生便向往他人，但同时，这倾向已然携带了危险。这危险，并不止于别人的歧视与攻防——对此依看得清楚：可怕的并不在爱情的扩大，而在权利的扩大。爱情与权利，可谓同根同源。

戏剧的位置，标明了理想的位置。但理想不能存在于现实吗？不对了，理想恰是存在于现实的，恰是现实需要着理想。“人生的理想状态”不能存在于现实吗？好像也不，正如戏剧不仅存在于现实，而且诞生于现实，“人生的理想状态”也是这样——比如说存在于“写作之夜”，存在于无比辽阔的虚真。因为，思或想也是现实一种；现实中不能没有它们，而它们确也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

“现实”和“实现”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不可实现的事物，不等于不可以追求。而追求，证明了被追求之事物的存在。而大凡存在的事物，必参与和影响着现实；说它“不现实”通常是不欲追求、甚或不许追求的借口。可是追求，总归意味着“欲实现”。但是实现，常又因为“不现实”而行不通。这样的矛盾，使得“存在”的含义特别值得深究。存在，既不同于现实，又不等于现实，它还指向着“虚真”——即无形之在，或不实之真；强调它“不现实”的，或源于不见，或意在抹杀，而必以其“实现”为快慰的，则因弄错了位置而可能走火入魔。

老子说：“有为利，无为用。”比如建房，一个六面体，若无门窗之空，便不能用。又比如懂围棋的人都知道，你落子再多，若终未造空，也还是个死。与此类似的还有篆刻，要留白，所谓“疏能跑马，密不透风”，意思也是要给人想象的余地。再比如人体，不管多么婀娜多姿，倘是死膛儿的，气血也难运行。

理想的意义，正如戏剧，在于象征。人祈祷着美好的生活。人对美好的想象与追寻永无止境。但尽善尽美的生活却不在大地上。因而人创造了戏剧（及种种艺术），来弥补这单调至僵死的生活，以期听见并符合那最为深远的召唤与要求。因而戏剧（艺术）天生来的——用刘小枫的话说——是“象征叙事”，是“圣灵降临的叙事”。“别尔佳耶夫说得不错，所谓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是“无论你如何看，也看不够、看不全、看不尽其意味”的。而“此世中最大的象征者是耶酥基督”，即那至善至美者对永处残缺之人类的启示。但人却不可能就是他。但圣灵却可以降临在人的心中。

理想的不可实现性在于，一、实现了，就不再是理想，但永远都会有无穷的召唤在前头。二、尽善尽美之于人，永远都在寻求中，所以上帝说他是道路。三、这道路，一不可由人智规定，二不可由人力推行，否则无论怎样美好的理想，瞬间即可颠倒，恶却随之强大起来。四、但这理想，或道路，又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永远都是人心中的现实，是如刘小枫所说的：不是“人而神”的实现——即人不可以成为神，而是“圣灵降临”的现实——即“基督精神在此世，才使得真正的象征世界成为可能。……圣灵入驻人的心中，是个体生命的重生过程……”

太阳是怎样实现的？照耀。风是怎样实现的？吹拂。故《丁一》强调“虚真”。这倒不是说，理想完全不可落实，而是说这个务实的人间——尤其在这个重实的时代——特别需要强调：实外之真是多么重要！真情，真愿，真心……哪样不是虚真，不是“空为用”？而一味地求实（利），则容易忘记理想，甚至轻蔑和厌倦了理想；就好比重婚姻而轻爱恋；就好比当今的舞台上，灯光变幻莫测，布景诱人眼球，满台“尽戴黄金甲”，人却似一群群无魂之器被调动得不知所归。而另一面，丁一的一味求实（现），又使那美好的虚真顷刻消散，化作实际的魔障。

我没有见过顾城。我也是从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中得知那海岛惨剧的。它确实震动了我。但确实，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事情绝不会像传说中的那么简单。我并没有向谁核实过什么。跟一样，《丁一之旅》也主要是我心里的故事。我只是以“丁一”之名去看那理想的危险。理想的危险正是悲剧所在，它远远高于惨剧。有哲人说过：“悲剧的诞生在于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并不进入灵魂的拷问；唯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没有悲剧精神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没有悲剧事件，而是因为缺乏那样的感受力。怎么会这样呢？大约还是因为“人要取代上帝成为神”，要求一切都统一在自己麾下。黑格尔说过这样的意思：“悲剧的唯一主题是精神的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所以，保留相互对立、但是“都引起我们同情”的精神，是必要的。比如诗人和政治家，其精神取向难免会有不同，如果仅止于互相质问“你为什么不……”，则再美好的理想也难免不得其反。所谓爱上帝，就是要对这人间的一切先取爱的态度吧。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一种你不喜欢的状态，你却可以爱的态度来对待它。一切真诚的心愿——比如丁一的，也比如秦娥、秦汉和商周的——若能搭建张弛有序，相得益彰，才真正是“理想状态”吧；否则，或者失去旺盛的激情与梦想，或者失去有序的一切人间进程。

祝您全家新春好运！

史铁生

2007/2/1

注：本篇信中带下划线引文均出自刘小枫的文集《圣灵降临的叙事》

书信 41、给胡山林Ⅲ

胡山林先生：

您好！

2月15日信收到。写作之乐，莫过遇知音。您的理解和阐述，比我的解释更细致，更周全，更易于一般读者接受。评论还得是您写。我于此道还是隔膜，不管是评论别人，还是评论自己。大概是我太受限于自己的角度。也曾有人邀我去讲点儿什么，可一上讲台便不知从何说起，干巴巴的几句就完了。这样的时候我更希望别人提问，并不是说我一定能回答得好，我是对问题本身有兴趣——若是想过的事，便有他乡遇故的快慰；若被问倒，就有了新问题。这样说是否有些狂妄了？不过，我一向看写作更像解题——为解自己心中之疑。不期对别人有用，事后发现对别人竟也有借鉴，“作家”这碗饭才吃得心平气和。

韩少功说过：明确的事写散文，疑难的事写小说。另外我想，用小说写疑难，会更生动、更真切，直叙思想就怕太枯涩。理论的高明是提炼简单，小说的优势是进入复杂。另外，解读者更易站在不同角度说话，写作者难免陷于固有角度而难于自拔。自己解释自己的小说，总觉有些滑稽——是说自己无能呢，还是要堵别人的嘴？这有些极端了，甚或是偏执。事实上，我在上封信中已对《丁一》作了些解释。但那解释，第一仍是站在固有的角度；第二——说句不谦虚的话——它比小说的内涵差得太多了。若一一解释呢，又不如写小说了。

我从不认为“主题先行”有什么错；错也是错在被人强迫，或被强势话语所挟持。个人写作，自然也是要先有个立意，不可能完全即兴而终不知所为。轻蔑思想的，或是不知思想已在，或就是虚张声势。当然，思想也是出于生活，但这差不多是句废话。为什么有人总还是要强调这类废话呢？为了掩盖思想的苍白？

小说就是借尸还魂。魂，即思想，即看待生命或生活的态度。（我猜上帝的创造也是借尸还魂，看这些被吹入了灵气的有限之物，于无限之中，如何找到善美的态度。）有尸无魂，则如性泛滥，继呈性无能，无论“专一”还是“乱交”结果都一样，唯“丁一”固守一处或换着地方地发泄，并无“我”在表达。未老先衰的人群或文化，要么是严格强调传统（固守一处），要么是张扬绝对自由（随便换地方），少有看重思想的，结果觉醒与不觉醒的都不是精神。尼采的“超人”一定是指，人的精神或思想——总归是态度——要不停顿地超越自己。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是说要保持思想的激情，当然了，实践万万要谨慎。

有点儿离题了（咱们的通信不必太拘于我的作品，大可以更随心所欲些个）。不过我还是同意您的意见：作者也可以直接说说自己的作品，尤其要是能跳出固有位置的话。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作家也好，演员也好，都太愿意走上前台了。自己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好，否则干吗那样写和演呢？可这样一来，只怕促销之风更胜。广告不可以没有，否则用户“不知有汉”。但轮番“轰炸”的，就要怀疑是骗——用户替它给电视台行了多少贿呀，倒说是它养着文化！

也许还是像您我这样的交流要更好些，优劣均可畅所欲言，争辩一下也是自然，甚至尖刻些也无妨。眼下的气氛不适合批评，弄不弄离题万里，哗哗啦啦就转向了立场和人格。就此打祝

祝猪年好运！

另外，有家出版社愿意出我的书信集，若将我给您的几封信收入其中，可否？又因我欠着不少文债，想将您与我关于《丁一》的通信先期在刊物上一同发表，您是否同意？等您的回音。

史铁生

2007/3/6

附:

史铁生先生：

您好！

回想上封信我建议您有时不妨直接出面和读者交流，向读者解释一下您的作品，这情景，颇像电视台主持人邀您做嘉宾直接出场与观众见面，这有点强您所难。您其实是不愿出场的，一、您天性谦逊，不想出头露面，现眼于众目睽睽之下，这会让您窘迫；二、您尊重读者，信任读者，作品怎样任由读者评说，自己出面好像要一锤定音堵人家的嘴，所以我的邀约，虽然诚恳而热情，但或许失之于莽撞了！

其实，我也学过一点文学理论，以上道理何尝不知？！但理性劝不住感情，我还是忍不住作了上述请求。这里的原因，现在想一想（当时没想）大致有几方面。

首先是个一般道理。作为读者，总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并借此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把握这个世界。但由于艺术活动流程中“信息递减效应”（恕我生造），要满足上述愿望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才有上述邀约。我是这样想的：生活，或叫世界、宇宙、人生、自然——总之叫什么都行，自身是混沌、本体、整体，“浑然天成”，其自身蕴涵的信息是无限（多与深都是无限）的，而作家艺术家的感悟只能是某一方面（角度）或数个方面（角度），是带了主体限制的（正如您所说的“第一人称”），这是一次信息流失。作家艺术家感悟到的又未必能全息表现于作品之中（得心不应手，表现对象与艺术符号不同质等），这是二度信息流失。艺术作品的精神蕴涵又未必全息被读者接受（艺术家与接受者心灵不同构），这是三度信息流失。这样一路下来：生活—作家艺术家—艺术作品—读者，信息依次递减步步流失，这就让读者借助作品认识作家并进而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愿望大打折扣了。

为了减少信息递减，根本途径是作家的深刻敏锐，心与世界同构，艺术表现的完美（如），还要求读者有相应的眼力、水平（心与作品、作家、世界同构，这要求太高了一些）。但是，当读者，尤其是大众读者（非少数精英）因为诸多原因无法与作者最大可能地沟通时，作者出面与读者交流一下，不也是个弥补之法吗？！大众读者非专业，而且太忙碌，常常心有余而力不逮，这时候作家或评论家出面与读者交流给予点拨，是必要的。读者渴望从作品中相对比较清晰地领悟到一点什么，一有所悟快不可言，否则即心生厌倦逃之夭夭。所以忽视了读者渴求是不应该的。过去理论有种种理由隔离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从艺术角度看或许不无道理，但用现代眼光看，是不是也过于“精英”而少了一点平民味呢？！是不是多少显得有点冷了呢？当然，这种交流应是平等自由民主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更不是徒作大言到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一己之见，或许偏执！

其次是个特殊道理。那就是上次说过的，由于您特殊的人生遭际和敏感擅思的精神个性，您的心魂所到之处其他人未必都能走到（例如已经听到过《丁一》以及您的其他一些作品难懂的议论），而这些地方或许正是您的独特和深刻之处，如果与读者错失了，将是读者的损失，也是您的损失。当然，在解读作品方面，评论家承担着更多的推介之责，但如果评论家因为种种原因一时顾及不到，或一时也没有看出呢？总之，我认为与读者多一点交流，是受读者欢迎的一件事。

我之所以有激您出场的想法，还基于我个人的一点私见——当面说给您，不好意思啦！我认为（我希望）您关于人生的那些思想应该为更广大的读者了解并接受。您的人生苦难深重，如果是我，将无法想像怎样支撑。但您成功地化解了，超越了。我在我的书上不止一次地为您的命运鸣不平，但您在给我的信中却说“您说命运对我不公，真也未必。四十几岁时，忽然听懂了上帝的好意，不由得心存感恩。”您自己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不幸，而且从来都说得真诚而平静，这让我深受感动。您化解、超越人生苦难，靠的是对人生的悟解，靠的是思想的深度——正如外国人所说，理解了也就宽恕啦！我想，如果人人都理解和掌握了您的这些思想，还有什么人生苦难不能化解不能超越呢？！您的这些思想，来自您的切身体验，来自您对世界人生的根本勘悟，是在哲学和世界观层面上讨论问题，因而具有“彻底性”（不知这样说是否合适）。由于它生于当下的现实苦难，贴近现实人生，比宗教思想（更不用说一般说教）有说服力，更能为世间人接受，因而更“实用”，其“开心”作用无法描述，正所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世上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会有苦难，面临苦难，想一想您的存在，想一想您曾经走过的心路历程，想一想您的那些思想，就会获得智慧和力量。可惜现在人们满眼都是黄金甲，都是——顾不上照管一下自己的内心，宁肯让它空空荒荒，不知所终。您的思想来自沉潜的思考，沉潜不到一定深度无法真正理解，无法将其化为自己内心的滋养。但不少人，也包括我，往往沉潜不下来。但我相信，总有人，永远有人，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生智慧的重要，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走近你。

我同意您信中一个判断，即使您出面解释自己了，但这解释“比小说的内涵差得太多了”。这一判断符合我阅读《丁一》（及您的其他作品）时的感觉。读作品时思绪“乱云飞渡”，飘飘而至，若要一一条分缕析起来，那是一本书几本书都未必说得清说得完的。这当然是作品本身的丰富所激发的效应。然而评论，包括您的解释，都“言不尽意”，无法穷尽那些东西，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吧！看来解释也难，不解释混沌无窍，眉目不清，解释又限制了作品的意义。要想两全，还是要兼顾，读作品与看评论（解释）相结合，要想感受作品的微妙深刻，还是要亲自读作品。——再说就是废话。

您写给我的信，其实是写给广大读者的，是您写作的一部分，您思想的一部分，原属于社会的精神财富，当然应该发表。至于我与您讨论《丁一》的信，我也同意发表，只是，那点浅浅的意思，值得发出去么？！

响应您的提议，信写得“更可以随心所欲些个”，拉拉杂杂，一路写来，没个约束。不能太占用您的时间，就此打祝

祝健康稳定，且有好转！

胡山林

2007/3/16，于开封

序与跋 1、《瀚海》序

您要是能把这序隔过去不看，就隔过去不看算了，抓紧时间去看正文。

我自己看书就不大看序，主要是不想被别人的意见左右了自己对正文的理解。

也可以要一篇序的原因，大致同于电影开演前可以有三遍铃声，使观众或读者从方才正做的事中脱神出来，进入欣赏艺术的心理状态。

我为洪峰的读者拉这三遍铃。

一、我看洪峰这人主要不是想写小说，主要是藉纸笔以悟死生，以看清人的处境，以不断追问那个俗而又俗却万古难灭的问题——生之意义。文学的起点不应该是文学或者文学诺贝尔奖。假设人类穷竭了“生之意义”这一问题，文学肯定会以二分钱以下的价格被拍卖。洪峰之所以写了小说，不过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于他更适合。哲学不免艰涩而且更多地用着大脑，文学便能亲近更多的人而且全部是心声。

二、好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已忘却，单是其中一个情节永驻心中，一个人在爬很高很高的山。一个人，和很高很高的山。于是他很寂寞，这寂寞简直要摧毁他的力量。这样，他开始给自己讲一个故事——有一只猫，如何爬上大树，如何跳上屋顶，又如何弄到了一条鱼，又如何失去了这条鱼……他讲得兴奋了，嗓门不免高上去，在山间荡起回声竟似有问有答有多少人同他谈笑了，他心里脚下都添了力量。我便想，小说必是这样发端，演进至今而呈各种各样。人生于斯世行于斯路，受得了辛苦劳累却受不了寂寞孤独，于是创造了文学。常听说，世上最狠毒的刑罚是把人单置于一室内，使之丰衣足食却永不能与人交谈，书报亦不许看，时间一久这人必疯无疑。我便又想，小说的规矩只有一个，各人站在一个点上也只能站在一个点上，真诚地倾吐心声倾诉衷曲罢了。互相不一致原属正常，若弄到互相压制，便容易给那狠毒的刑罚钻了空子去。

三、不知道您对荒诞派有什么看法。洪峰的某些小说有这味道。我是这样看的，荒诞派决不是闲得无聊弄些离奇古怪的事来哗众取宠，相反，荒诞派对生活是认真而又认真的，这才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在人们正正经经自以为是的所作所为中，问出一句话：这到底是要干嘛呢？真就问得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于是冷静下来会多有一步思考。所以，荒诞派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倾向，他无非是看出了为人的歧途罢了。眼见了歧途而予辛辣的笑骂，而予严厉的诘问，当然比步于歧途还麻木地哼着甜歌更有希望。洪峰的小说也不单是这一种，但都写得大胆、真诚。

好了，三遍铃声响过，请看正文吧。

序与跋 2、《姚平诗集》序

一个人，还只有一岁的时候便被大火烧坏了脸烧没了双手，这怎么办？接着，一个医学奇迹不仅保住了他的性命而且保住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才智与感情，这怎么办？

他只好“以生命为诗”了。

在夜深人静我们都熟睡的时候，他必定问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晨曦微露我们一个个醒来的时候，他必定没有得到回答。

现在人们多少有些明白了：寂寞的上帝是在以那把火作为赌注，要在第22个秋天第8千次日出日落之后，赢得一个诗人。现在人们多少有些明白了：这残酷的游戏有了回应：当年那火焰的爆裂声一阵阵传开去，待其回来都成了如火的诗行。上帝从一对非凡的父母怀中夺去他们漂亮的儿子，或许上帝那时就已料到，当有一天人们面临成为经济动物的危险之时，必得有人用心灵在这星球上一遍遍歌唱。

诗的流派太多了，主义也太多，除去专事研究它们的人谁也弄不清也记不住。但你总能辨出哪些是凭了智力的摆弄，哪些是出自心性的感悟。尿撒得长而且多，那是流血所不能比的；流血也不如撒尿老练和弄出的花样多：当然撒尿又比流血有用。但人终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于是只可把真诚奉为神圣。真诚是生命的全部含义，诗就是真诚的生命抑或生命就是真诚的诗吧。对人类的爱，对这世界一往情深，对生活热烈而沉静的真诚，由此又导致了对无聊萎缩的苟活的憎恶——这是我从姚平的诗中感受到的。这样说太通俗太简单太幼稚了是不？这可能。但正如诗人所说：“一个冷落着万人的话题想起来竟几百年不变。”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诗与魔术的区别在哪儿？魔术师承认，他千变万变离不开一个骗字。那么诗呢？注入诗中的那个亘古不变的魂是什么？

诗太玄妙，不是我能说得全面和妥贴的。自写此文之初我就决定逃避这个难题。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姚平的诗。

还是说说那场大火。我总在设想，大火之后一对父母捧起两个被烧得一团模糊的儿子，是怎样一幅情景？（姚平的哥哥姚宗泽，也在那场大火中被烧坏了脸烧没了双手，那年他3岁，现在他以他的成绩被广东美术学院正式录取。）这对父母要有怎样的智慧和力量和博大的爱所炼铸的意志，才能承受住了这样的灾难，才能在20多年沉重的时光中，把两个几近烧焦的儿子变成了画家和诗人！我总在设想那一天，和那以后的20多个年头，我的设想总在不敢再设想中结束为长久的沉默，然后在他们儿子的诗中去看一对圣父圣母的形象。

我想，诗（包括其它艺术）与残疾是天生有缘的。人的残疾即是人的局限，只是为了要不断超越这局限，才有了诗。我认识姚平是在1985年，那年秋天他和他的哥哥一起骑车从湖南来到北京。可以想象他们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但他们并不张扬，他们只是想再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他们知道前面的困苦还多，他们要为不断地超越自己的局限准备更多的勇气。用姚平的话说，“此行纯粹是自找苦吃，因为经历万难的生活实践正是诗人含辛茹苦的保姆”。他们来我家看我，在短暂的接触中最令我感动并且振奋的是，他们不掩饰那丑陋的残疾，他们更无意用这令人心碎的残疾去换取些微殊荣，他们只是出于生命的需要在默默地写与画，不趋时尚。不掩饰也不炫耀，生命就是这样起于诗又归于诗的，“听野草在那里拼命地长，坦然如我”。

我想，这时他们的父母才真真地放心了，他们的儿子不是要收获诗人的头衔，他们的儿子只是要坦然生长，这样在以后的几个22年中就既会迎候成功也能应付失败了。诗人的这样一句诗：“反正／妈妈面前输到哪步田地都有奖品。”我猜想这是在童年，父母常对他们说的话。

我想有一天能去看看诗人的父母。

我想，姚平应该继续默默地写，但不要不屑于发表，诗与生命一样还需要交流。

序与跋 3、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谈周忠陵小说

也许是87年也许是86年，忠陵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一篇序，说是有一家出版社愿意为他出一本集。“序”已经诞生了好几年，但“集”却一直没能出世。因为忠陵的小说难于盈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商业的考虑恰在那几年开始袭击文学，随后文学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像土匪或逃犯般地去找各自的水泊梁山了。说起如此形势，忠陵夹骂地开怀大笑，相信这实在不能算一件坏事。“小说创作是一种绝对孤独的个体化作为，跟所谓世俗化的普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彻底无干。”这样的话，配上骂声、笑声，配上碗口粗的一副身腰，配上“淡芭雪茄”的烟雾缭绕，便是不见忠陵的日子里总能见到的忠陵的样子。

287、88年以后这家伙也下了海，开书店、办印刷厂、批发挂历，说是“不然穷死了可怎么办”。但至今没见他发什么财，一如没见他的体重有所增添。他说他的经商热情总是随着夏天的结束而降温，冷却，被莫名的荒诞感顶替。进入秋天，暑热消散，天空变得明朗，鸟儿飞在更高的地方，心里感到孤独、落寞、迷茫和漫无边际的感动，便到了忠陵写作的季节。那时他足不出户，伴着烟和茶，伴着音乐和自己的影子，凭窗眺望远远近近的人间，心绪在高高低低的地方飘游，于是重重叠叠的生活幻现出无穷而且奇异的组合与角度，便找一支笔来捉住它们才能甘心。写到天气转暖，他又在屋子里憋不住，跟随着骚动的春风满世界去奔走了。我看，忠陵生活的这种季节性，无意中是对人类存在的一个概括，是对生命务实务虚之双重必要性的一个证明，是对文学诞生以及永存的一个解说。

3我一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是诗，其中应该渗透着诗性。（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在褒奖所有自以为是的“诗”，因为没有诗性的“诗”比比皆是，并不比没有诗性的小说少。）什么是诗性呢？最简单的理解是：它不是对生活的临摹，它是对心灵的追踪与缉拿，它不是生活对大脑的操练，它是一些常常被智力所遮蔽所肢解但却总是被梦（并不仅指夜梦）所发现所创造的存在。相信某些处在儿童期的“唯物主义”者必然要反对上述看法，他们只相信存在决定意识，仿佛意识仅仅是存在的被动的倒影。其实意识并不与存在构成对立关系，意识（和梦）也是存在。譬如深夜，这人间更多地存在着什么呢？千千万万的梦。这千千万万神奇莫测的梦的存在必定会在天明时有所作为。常有人把写作者比为白日梦者，这很对。这白日的梦想，是人类最可珍贵的品质，是这白日的梦想拯救了“唯物主义”者们那些僵死的存在，在物质呀、生产力呀、经济基础呀之上创造出神奇多彩的意义、价值和勾魂撩魄的生之魅力。正如忠陵所言：“因此珍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一次痛苦一次惊骇和喜悦，哪怕一个男人的一瞥和一个女人的一笑，其实这都很重要，在方便的时候它们都会不请自来，给你制造出成堆的幻觉和幻觉中的诗意，这是心中飘然而至的图画，一旦形诸文字便成了文学。”失去幻觉，失去梦想，失去诗性，失去飘然而至的图画，那样的一个物质世界不仅是不能发展的而且是没有趣味的而且是再可怕不过的。人间需要梦想因而人间需要艺术，还是那句话：据此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

4但是艺术家和作家若想总有一碗饭吃是不容易的，他们不能重复制造不能堕落为工匠，他们的艰苦在于要创造，创造之后还要创造；一旦停滞就不如像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去找个别的事做。因此很多很多聪明的写者深知停滞的危险，（缺乏俏货的小店面临关张，不能更新产品的工厂难免倒闭，没有新节目的杂耍班子就要散伙。）开始在这个叫作地球的地方寻找新鲜的材料和方法，其状如同淘金的、测绘的、考古的、甚至炒股票的、走私贩货的、制造伪币的。虽创新之风蔚然成势，但慨叹之声随即传来：“你不能不承认，一切可写的都已经被写过了，所有可能的方法都已经被发现完毕。”正如忠陵所言：“当前并没有什么范本可供我们寻求和借用。因此，在轰轰烈烈的生命秩序中企图找到一种表现形式并且使之有别于其他似乎就很难很难了。”那么，新的题材新的语言新的结构新的角度在哪儿呢？也许正所谓骑着驴找驴吧，那些玩艺儿很可能不在身外而在心中，从来就在那儿，永远都在那儿。新的角度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时间里。新的角度肯定决定于心灵的观看。正如忠陵所言：“这样，我就在靠椅的这个视点上很稳妥地找到了自己。因此，我敢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行进的时间中，而是生活在魔方似的空间和状态中，此时此刻我端坐在窗前欣赏月光与我仰坐一在辉煌的酒吧欣赏音乐，世界的整个构成与组合就绝对的不同。”请注意“状态”这个词，那正是心灵的创造，人并不是生活在三维的空间和四维的时空里，而是生活于多维的状态中，状态者，乃心与万事万物自由无穷的关联与结构。

5我相信，心灵的角度是无限的，至少对我们的大脑而言是这样。有一位当代的哲学家在说到大脑与心灵的区别时间道：“大脑是否能做到心灵所能做的一切？”回答当然是：不能。心灵的丰富是大脑所永远望尘不及的。这让我想到写作，让我看到了写作之不尽的前景。写作若仅限于大脑的操作（花样翻新）终归是要走入穷途的，而写作若是大脑对心的探险、追踪和缉拿，写作就获得一块无穷无尽的天地了。我以为历来伟大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产物，以后也依然如此。所谓“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艺术家的能力可能就在于比别人更能捕捉到心灵的图景，虽然永远不能穷尽心灵的一切。忠陵的写作显然是由于这样的欲望，是向着心灵的探险。因而忠陵的小说比较地忽略故事，他说，故事“只是在需要时借来用用而已。这就像借用锄头和播种机耕种庄稼一样”他重视的是庄稼而不是锄头，是心灵的获得而不是外部经历，而心灵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心灵是一种至千万种变动不居的状态。

6我常想，所谓小作者和大作家，其区别多半不源于外部经历的多寡，而在于内心世界的贫富，在于走向内心的勇气和捕捉心魂的能力。文字语言之于写者，以及线条画彩之于画者、音符节拍之于歌者，相当于一种捕具或显影剂，把纷纭缥缈的心绪、心思、心性以。及由之而生的种种可能的图景捕来，使一个隐形的世界显现。这样的世界才是人所独具的世界，是人脱离开马驴猫犬而独享的世界。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是语言的历险。可能还是这个罗兰——巴特说过：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所以我想，语言并不是一个预先已有的捕具，而是在捕捉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这可能同时是三个悖论：语言是捕具／语言是猎物。我们去捕捉／我们被捕捉。我们是永远的自我捕捉者／我们是永远的自我漏网者。于是我又想起了忠陵夹骂的开怀大笑，可能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讲，写作与所谓的普遍世俗精神应该彻底无干，我们在捕捉中存在和成长，从心的角度了望新的角度，从新的角度了望心的角度。写作就是这样一种事业或者嗜好，不大能够盈利。

7在这篇所谓的评论中，竟然没有取忠陵的任何一篇小说作一次剖析，没有看出他的写作究竟属于什么潮流、门派或主义，这多少使我有些不安。但这罪行应该由忠陵和小天二位承担。我说过我不会写评论，可他们就是不信。我只想，以后再不冒充评论者。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

序与跋 4、《韩春旭散文集》序

韩春旭的散文，使我由来已久的一种感觉忽然间更加清晰：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认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总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譬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湮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真正的女人说什么？她说：“我是一个爱慕男人的女人。”她说：“我甘愿将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给他，让他在极乐中迷醉。”她说：“但我又是那么恨他们，恨他们有那么多的东西让他们活下去……他们爱你，只是希望你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他们从不希望为你而浪费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这是爱的问题，爱不是某一时空里的狂热事件，她说爱“应该伴随生命的每时每刻”。

真正的女人在想什么？她想“寻找家园”。她“梦想了那么久，本以为那永远是一种空幻。”她说：“使我读到自然灵魂的，你想象不到，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境是茫茫戈壁滩上实在不起眼的骆驼草。”“夕阳将自己的旖恋缭绕在四面瀚海的戈壁滩上……那是互相缠绵产生的一种奇妙的蓝色暮霭，十分甘愿而一致地将这种情色，投射在生硬的盐碱地和崖壁上……”我想，这不单是爱的问题，她说这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信念”，这是不屈的生命必要皈依的美的彼岸。

母亲，对儿子说什么？她说：“你去吧，去干燥的原野上跑，让你稚嫩的脚体验沙砾的灼热；去太阳照射的岩石边，体验岩石反射过来的闷人的热气；去疯狂的大海，体验那庄严的浪峰和呼啸。”她说：“去吧去吧！将来你会有爱情，会有痛苦，会有孤独，你会面带微笑地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体验。”她说：“当我两鬓斑白时，我相信站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身材修长，肌肉结实，眼睛里饱含着喜悦和生活的光芒。你给予人的是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心底的仁慈和宽厚使你温情脉脉，智慧和坦然使你从容而潇洒，敏锐和幽默辉映着你，使你全身心都显得那么高雅。”这不仅仅是母亲的嘱咐，这是上帝的恩赏，是人类积淀千古的对生命的感悟；不仅仅是母亲对儿子的期待，是亘古至今以至永远，人类对完美的渴盼。

那么对生死，她怎么想呢？她说：“你凝望我，我凝望你。甘美而宁静。”我不知道她这确凿是说生，还是说死。很可能，生死在她看来不过是殊途同归，或者是结伴而行，在天父和地母的怀抱里，在此岸和彼岸之间，“那是一颗冲走再冲回，起伏不倦，勇往直前，以更新的威力勃起的灵魂。”

那冲荡之间，宇宙必留下优美的声音，任什么也不能湮灭的声音。永远会有女人，把战场或市场上的男人拉回她们身边，指给他们听这声音。现在，此时此地，这个女人，名叫韩春旭。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

序与跋 5、《何立伟漫画集》跋

一个现代的何立伟——“孤独人的周末，来客每每是一只野猫同六点钟的黄昏”+一个古典的何立伟——“远方躲在一棵树的后头，活着就是与之作无休止的谜藏”=一个必以审美价值安魂立命的何立伟——“以梦的方式进入不真实的美丽，正如以眺望的方式进人童话般的云”。

这样一个何立伟，若忽尔发现“既然不能挑选梦，那就挑选睡眠的姿式罢”，他就非挑选幽默不可了。他的漫画是真正幽默的产品。幽默常遭误会：以为是机智的笑料，以为是愤世的讥嘲，以为是精巧的牢骚；因而大流的漫画都是借针砭时弊去落实此三种效果。但是，人的路途上有着比时弊更为深重的问题，那便是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问题，那便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问题，那便是亘古至今乃至永远都以谜藏的方式所呈现的问题：生命同其自由的问题。

以往最好的漫画当属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他带着传统的纯情之爱走进古典的追寻，为人的前途画一幅回归童真的方向。何立伟呢，却是带着现代的孤哀走去作这古典的追寻，望见并且感动于那些童真的背影都已变得冰凉，于是便为人的前途改换一个方向。这真是继承和发展吧，正如孩子必要长大，童真无计久留，于是在丰子恺先生走后漫画界空旷多年，终于等来了何立伟。这个何立伟极有可能并不将方向规定为一个眼见的目的，而是陶醉于将脚步引向精神的游历，并于那条没有终点的路边观赏着自己和众人的脚步，因而他曾沦为作家，现在他又掉进了幽默的渊薮。

从他的漫画中，我对幽默有了初步的印象：幽默是机智地证明机智的无效，是通向智慧的智慧的绝境，是看强人败绩于宽容和泼妇受阻于柔顺的霎那，是快乐地招待苦难的妙举，是拱手向自然出让权力的的善行。

序与跋 6、《陕北知青影集》序

这些人被历史命名为“老三届”， “老知青”。

“老三届”是说，他们本该在1966年、1967年、1968年初中或高中毕业的，但他们都没能毕业。1966年6月中国开始了一场空前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全国的学校都停了课，直停到他们的中学时代结束。因此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名称，这样一个抹不去的烙印，或者是不可忘却的纪念。

紧接着又一场运动开始了，即所谓“上山下乡”。其时他们中间最大的21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学是上不成了，参军多要凭关系，进工厂则全靠侥幸，于是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号召”下，他们差不多都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据说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去；豪情满怀者有，无可奈何者有，更多的是稀里糊涂随大流，还有的只想着玩，心说这一回远走高飞总算可以玩它个痛快了吧，水断山隔倒省得再去看大人们的脸色。从此他们被叫做“知青”，落户四方。所以又被冠之一个“老”字，是说，他们之后仍有几届类似的人流，但已是强弩之末，稀稀散散不过在城市近旁比划比划，不如说是“拉练”或者郊游了。

这一去十年八载未回还。这一去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

“插队”的故事太多了，可以说包含了人生的一切，倘国人不失记忆和反省，那是写不完也想不尽的。 “插队”的意义呢，众说纷纭。众说纷纭最好，它原本就丰富到不适合统一。那一个时代的全部复杂都印照在这一群人的经历中，如今的变迁和未来的道路，也都能从这一群人的脚印与眺望中寻到线索。

这一代人是命定的铺路石。但哪一代人又不是呢?我曾在另一部老知青影集中写过： “没有必要说我们这一代是不同凡响的，是受过大苦大难是不屈不挠的，是独具理想和使命的。不必这样，因为不是这样。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都必有其前无古人的际遇，有其史无前例的困境、伤疤和创造。” “‘老三届’或者‘老知青’，现在都已步入了人生的秋天。在丰饶宽厚的秋天里纪念春天，顾影自怜或孤芳自赏都太没有味道。秋天，只是把它的落叶和果实合盘托出，无论甘甜还是苦涩，都为了让往日的梦想于中保存，让一代又一代日夜兼程的春天听见秋天的要求：不可逃避的艰难与责任。”

春天和秋天都要记住。险路和歧途更是都要记住。感谢当年这些无意的“摄影家”，感谢今天这些有意的编辑者，感谢这些如实的记录。唯愿那一段历史不要在遗忘中作废，不要在沮丧和怨怒中重演。历史要求于人的，永远是思考，是激情，还有祈祷，一样都不能少。

2000年6月15日

序与跋 7、季节的律令——《黑明摄影集》跋

有位哲学家说过：纯粹的回忆没有日期，却有季节。季节才是回忆的基本标志。在那难忘的一天有什么样的太阳抑或什么样的风？这才是赋予回忆准确脉搏的问题。于是回忆成为巨大的形象，扩大的形象，不断扩大的形象。这种种形象是与一个季节的天地、与一个不会欺骗的季节、停息在完美的静止中、可以称之为完整的季节相结合的。

这话真是不错。回忆起插队生活的种种艰辛与乐事，虽已忘记那都是发生的何年何月，却都清楚地记住那是在怎样的季节。在早春的风沙里掏地，在盛夏的日头底下放牛，在斑斓的秋山中采食野杏和杜梨，走几十里雪路去拉炭或去赶集，洪水蛮横地夺走了成熟的麦子，苍凉的唢呐声依然迎来喜庆的年宵……春夏复秋冬，那些情景永远储藏进记忆，没有日期，只与季节的消息融为一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季节是永恒的。四季，以其各自独有的姿态年年到来。

青春也是这样，是季节。

所以，当我们透过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甚至几近苍老的面庞回忆我们的青春时，悔与无悔都近于多余，因为这些照片要我们记起和思想的，并不固定是谁的青春，而是青春，是所有的青春，是青春必然的身影、路途或消息。一代人一代人一代人，都会听见这消息，都要走进青春，走过青春，经历其渴望、梦想、坎坷、动荡、无知与严酷，夭折和创造。那是季节注定的风采，是生命的律令。

因而没有必要重复一种老调：我们这一代是不同凡响的，是受过大苦大难而且不屈不挠的，是独具理想和使命的。不必这样。因为不是这样。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都必有其前无古人的际遇，有其史无前例的困境、伤疤和创造。

黑明摄影集《走过青春》

“老三届”差不多已经走进了秋天。在丰饶宽厚的秋天里纪念春天，顾影自怜或孤芳自赏都显得太没有味道。秋天，只是把它的落叶和果实合盘托出，无论甘甜还是苦涩，都为了让往日的梦想于中保存，让一代又一代日夜兼程的春天听见秋天的要求：不可逃避的苦难与责任。

这些照片的作者，在我们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是个少年。“老三届”竟会给他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以致他费尽周折、倾囊竭力地寻找“老三届”足迹，这超过了我们的意料。谢谢他了。这难免使人想起继承二字。但秋天已经懂得：继承并不意味着原原本本，唯季节的律令万古不变。

1995年12月9日

序与跋 8、湘月的写作——应史宝嘉之约为湘月文集序

应该说湘月的作品还不够成熟，结构呀，文笔呀，都有可以挑剔的地方。但这些稚嫩的文字却让我感动。感动何来？真诚，心里流淌出来的真诚。真诚已经说厌了吗？即便说厌了，真诚还是让人感动。而那类逃避着心魂、放大着光荣的文章，即便优雅、娴熟、凛然或机智，读罢还是索然，仿佛旁观了一回商场的开业典礼。

真诚仍然是写作的根本。人干嘛要写作呢？活着，并且繁衍得兴旺，人是从哪一刻忽然想起写作来了呢？从孤独的一刻，从意识到了人之局限的那一刻。我一直相信，写作，即是为了有限的心魂能够同无限的存在联接起来。譬如一个孤单的音符，因为牵系进一曲无限的音乐，而有了自己的价值，而发现了存在的意义。

这联接，或这牵系，是什么？就是爱呀。爱和写作是同宗同源的，都是因为有限的束缚和折磨（残疾是它的强调），而要在无限的敞开和沟通中去寻求解救。这解救，当然不是一方对一方的施予，而是相互联接，相互牵系，是一同奏响并且谛听这宇宙中永恒流传的音乐。因而才有了平等。因而也才有了自由。因而你从这孤独的爱愿出发，去探问一切的所谓文化吧；从这儿出发去成熟，去老到，去优雅你的文笔，结构你的文章，那就都好了。

湘月坐在这世界的一个角落，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们都是这样），猜想着别人，猜想着外界，猜想着遥远，为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别人而忧哀，而庆幸，而欢喜，然后平静地把他们写下来，写成独自的祈祷，写成了自己的生命。心路漫漫，湘月的生命因此得以扩展。这是写作对她的报答。这是写作对一切写作者的报答——从孤独的爱愿出发，走回来时，爱愿已经丰盈饱满。从爱愿出发又回到爱愿，这不是一个怪圈吗？但未必谁都能走成这样一个圈，这中间有多少诱惑可能让你离开它呀！（你觉得终于走到哪儿才算合适？）

因为湘月的写作，更让我怀疑作家该不该成为一种职业？我读过很多非职业作家的作品，鲜活灵动不拘格套，思也透辟，情也真切，便想到职业作家的尴尬：人家是什么都会，还会写，咱是别的不会，只会写。故前者之写必是有感而发——人家不等着它吃饭嘛。后者之写，或有定额，或要规避，或又不可久疏叫卖以防市场的忘记，这倒常常像是写饭票了。我的怀疑或许偏激，偶尔写写饭票应该也算正当，但若能时常看看湘月这类写作，时常想想写作的源头和归处，定会大有益处。

史铁生

2002/1/9

序与跋 9、发言：郭路生印：象

早在插队时代就读过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鱼群三部曲》；都是手抄本，在一代人中悄悄流传。那时我还在懵懂地度着插队岁月，忽然间读到这样的诗，心头一震，呆愣好久，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由之敞开。郭路生之名因而令人景仰，甚至于有些神秘。直到多年以后见到他，才相信这是一个确凿的人，一个纯洁至极的人。他的恨也强烈，但无悲观，虽命途多舛却依然相信未来，至今也没有改变。他的爱也深重，爱书，爱朋友，爱女人，但丝毫不为今日之横行的物欲所沾染。他对精神的事情、灵魂的事情、美的事情一味地执着，简单而无一丝标榜。他永远像个孩子，认真地听，认真地说，认真地惊讶和愤怒，认真地梦想，让所有面对他的人都不能有半点虚伪和谎言。真诚这两个字，如果还是其原本的含意，我想必就是从他的眼睛里发源。说一件小事：他在福利院三餐粗简，朋友们去了，请他吃馆子，他不仅自己务必要吃到盘干碗净，倘见别人浪费了一粒米，他的脸也不好看。他见不得浪费，见不得任何一点丑行。

史铁生

2002/2/3

注：此文为《郭路生（暂定名：无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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