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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尔雅》 第一部分 诗 民惟邦本 <h3>尚书·五子之歌（节选）</h3> 皇祖有训， 民可近， 不可下，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 一人三失？ 怨岂在明， 不见是图。 予临兆民，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为人上者， 奈何不敬？ 2007年2月26日，新华社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一篇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温总理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和意义，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温总理在文章中谈到：“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随后，温总理指出：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 在上文中，温总理所提到的“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五子之歌》是一组组诗。据诗前叙事之辞介绍，该组诗的创作背景是：大禹传位给启，启传位给太康。夏后帝太康不理朝政，终日在外游猎玩耍，竟至百日不归，丧德失民，民怨四起。有穷国诸侯王后羿看到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抵拒太康不让他归国。在这痛心的时刻，太康的五个弟弟搀扶着他们的母亲来到洛水边上，等待太康的归来。他们回想祖父大禹的告诫，写了一组诗歌，以示怨愤。这里所选是其中的第一首。意思是说：我皇祖大禹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轻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处理天下的事情，就是一般愚笨的人也能胜过我。一个人多次失误所导致的民怨难道要等它完全显现出来吗，应当考虑在它还没有显明时就省察自己。我治理人民，谨慎得像用坏索子驾驭着六匹马一样，做君主的人，又怎么能不有所敬畏呢？ 这首诗所表现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作为诗眼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两句，更是以凝练的语言，概括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宝贵的思想之一种——民本思想。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民本思想的萌芽在中国是很早的，从现存资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就开始意识到，民心向背对封建王朝的兴亡具有决定作用。如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就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的论述则更多，他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中深深地渗透着对“民”的关切和重视。到了他的后学孟子那里，这一思想则被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今文《尚书》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所献之本，其中夹杂了两汉魏晋人的许多伪作，《五子之歌》便是其中之一。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的思想，其实是人们对春秋以来已成为一种共识的“重民”思潮的概括和总结。这一思想产生之后，立即成了历代仁人志士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王符《潜夫论》就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无必从之。”程颐也说：“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二十五）朱熹则进一步发展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 当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老的思想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我们现在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实质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尊重人的价值、关心和保障人的权益，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温总理的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在2007年3月“两会”召开前夕，在之后不久召开的“两会”上，民生问题备受关注，诸如棚户区、贫困生、征地补偿、抑制房价上涨等等问题，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高度重视，从中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思路。 第一部分 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h3>诗经·豳风·伐柯</h3>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2007年6月9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在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进行交谈时说：“中有句话：‘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意思是说，我们做斧柄时，只要按照先人传下来的斧柄的样子去做，大体能像。做出来的虽然不是同一把斧柄，但是同根同源。即观斧造斧，斧砍斧削，互为其根，互为其本，这就叫一脉相传。” 在很多采访中，温总理曾多次引用中的诗句来回答记者提问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描写周代社会生活的大量诗句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及其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则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屈原的《离骚》、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李白的《古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等，无不是对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再来看中流传较为广泛的这首《伐柯》，旧说多以之为“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这种说法显然是对命意的过度政治化阐释，故为后世学界所不取。细味全诗，不难发现，《伐柯》其实是一首男子在喜庆的婚礼上所唱的乐曲。 诗的前四句将伐柯之斧与娶妻之媒相比附，强调婚姻的成合无媒不成。伐，砍伐；柯，斧柄。意谓：怎样才能砍削一个斧柄？没有斧头砍不成。如何娶得妻子回，没有媒人办不到。可见，斧头和媒人是获得斧柄和成合家庭的必要条件。作者以设问的方式，借助砍削斧柄这一日常生活事象，将无媒不婚的道理说得浅显而明白。黄焯《毛诗郑笺平议》对此有精深体会：“伐柯宜斧，取妻须媒，与后世俚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意同。”故后世以“伐柯人”称媒人，并把为人做媒称为“作伐”、“伐柯”或“执柯”。 诗的后四句则将“伐柯”之“则”与“之子”之为相比附，表达了男子对新婚妻子的赞美。则，法则，标准；觏，遇见；笾豆，竹制的食器；践，陈列整齐。意思是：砍斧柄啊砍斧柄，斧柄的样子就在眼前；我娶的妻子怎么样啊？只看她应对婚礼很周全。在对后四句的理解上，学界颇感费解的是“笾豆有践”，多将之解释为婚宴上餐具摆列整齐有序。其实如果结合诗人借斧柄之则的设喻，不难看出，这位新郎颇为欣赏的是新婚妻子料理餐宴事宜的得体和周全。能把笾豆摆放得整齐有序，足见女子的细心和教养。所以后四句的潜台词就是，根据手头斧柄的样子就知道怎么砍削斧柄，看到新娘会不会料理家务就知道她将来是不是贤惠的妻子。 诗中“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一句，后人多引之来比喻两种事物的继承或发展的协调关系。温家宝总理引用中的这句话，借斧头和斧柄的关系，生动地阐明了文化传统（带柄之斧头）与新的文化创造（新的斧柄）之间同根同源、互为其本的内在关系，既表达了对我国文化遗产源远流长的赞美，也体现了对民间艺人继承传统文化的勉励。 第一部分 诗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h3>诗经·小雅·伐木</h3>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 宁适不来，微我弗顾。於粲洒扫，陈馈八簋。 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酾酒有衍。笾豆有践，兄弟无远。 民之失德，干糇以愆。有酒湑我，无酒酤我。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 2005年3月4日，温家宝总理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议，会上温总理说：“我今天来有三个任务。一是看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问候。二是感谢，感谢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改革和建设作出的贡献。三是请教，就是听取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再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历来文人对君子之交的渴望无不表现在其创作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温总理与古人有着相似的情怀，他曾多次引用我国古代诗文中有关友情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朋友的重视。上文中温总理就引用《诗经·小雅·伐木》里的这句诗表达了自己希望广交朋友的意愿。 回到《伐木》一诗中，我们通过诗人的描述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从深山峡谷飞向高大的丛林枝头，嘤嘤作响以求得友伴相知。鸟儿尚且如此，人岂能不知友情的重要。因为知道友情的重要，故而又有了这样的画面：好客的主人滤清纯之酒，烹肥美鲜味，打扫房屋，满备佳肴以招待他的叔伯舅亲，即使亲戚朋友们可能不一定前来，但主人还是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因为这样主人才不会有遗憾和愧疚。 通篇来看，如此求友若渴的热忱贯穿始终。清代黄中松在《诗疑辨证》中说：“细玩此诗，专言友声之不可求，求字乃一篇大主脑。”庶人皆求友若此，在上位的天子则更加需要贤良之友不离不弃，使得整个国家上下亲若友朋，和睦团结。如此有德之明君，则人民将争相依附，国家必兴盛繁达。正如《毛诗序》之所注：“《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至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伐木》一诗以鸟鸣求友起兴，因此这里值得考究的是，开篇以“伐木丁丁”起笔是为了与“鸟鸣嘤嘤”同起兴还是另有他意？有学者认为，“伐木”就是诗人在伐木之中闻鸟鸣而产生的最初联想。也有学者认为，起笔写“伐木丁丁”，意在借伐木“丁丁”与“许许”的声音来与鸟鸣“嘤嘤”相呼应，为诗经惯用之叠音叠字与比兴的写法，是虚写。如同此说，那么不该出现“伐木于阪”。可见，前者说法较为可信。 篇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被后人广泛传诵。文人墨客常多借此句来说明人应该重视感情，广结良朋，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磋，以求进益。温家宝总理引用《诗经·小雅·伐木》里的这句诗，是希望通过表达自己广交朋友，虚心纳言的态度来鼓励大家大胆直言，参政议政。正如2008年3月4日，温总理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联组会议时所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成朋友了，我和政府部门的负责同志对和大家结成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向我本人反映意见和建议”。 第一部分 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h3>诗经·大雅·文王</h3>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 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2008年3月1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想集中回答一下关于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一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我想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上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一直很重视两句话：一句话来自，一句话来自《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要讲“革新”意识，当时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正是因为这种废旧立新的“革新”精神，使得当时各部落在周文王的统治下势力强盛，从而为之后周武王伐纣灭商提供了物质准备和精神支持。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这种“革新”意识，在今天可解读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温总理的引用，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对改革和创新意识的重视，同时也在强调我们中华民族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但是不断的改革、创新与发展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温总理引用的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据《毛诗序》说：“《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笺注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说明这是一首谱写周文王业绩、歌颂他受天命而王天下的诗篇。全诗前半部分主要赞扬文王之德：文王之德上与天合；其德并不止于一身，能使子孙贤德，百世不替；由于文王德修兼备，群臣能虔敬谨慎，遇事而惧，由于文王深谋远虑，光明恭敬，商王朝的子孙“侯服于周”，殷商的臣子也臣服于周，并来京助祭。全诗后半部分勉励周王朝诸臣，要感念先祖的懿德，修养自身的德业；同时告诫子孙要以殷为鉴，不断宣扬美好的德行。 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周族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小邦，但承受天命以后就换了一副新气象。”另一种解释是“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字面上，这两种解释都行得通，但从后世引用的情况看，后一种含义较为普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蕴涵着丰富的哲理。首先，它强调了修德在“维新”中的重要性。郑玄笺此句曰：“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也就是说，文王之所以能以“旧邦”而受天命“维新”，是由于文王的修德，文王之德泽溥被，周族的发展有了光明的前途，承受天命也就适得其时。这实际上为历代统治者“以德治国”的理念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其次，诗句强调了“变”的思想。“其命维新”，不管将“新”解释为“新气象”，还是“革新”，它们所突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变”字，变则新，新则久，这一点已触及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实质所在。正因为如此，这句话引起了先贤的高度重视。儒家经典“四书”中有两部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大学》还引经据典，进一步发挥，指出早在商汤时期，“盘铭”上就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提示出求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尚书·康诰》篇云“作新民”，强调要造就一代自新的人。之后，《易传》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作了进一步概括，《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理论纲要：道是由一阴一阳的运动体现出来的，阴与阳相互交合易转，形成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日新月异，气象万千。张岱年解释说：“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创造，‘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张岱年全集·卷五》）冯友兰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简化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由三千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引申、发展而来的新变思想，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思想源泉。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用这句诗非常精辟地揭示了解放思想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一部分 诗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h3>离骚（节选）</h3> 屈原 揽木根以结茝兮， 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 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於今之人兮， 愿依彭咸之遗则。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 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2006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欧洲前夕，接受了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英国路透社和《泰晤士报》、德国德新社和《法兰克福汇报》五家媒体的采访。采访中《泰晤士报》一名记者发问：“你在晚上睡觉之前最喜欢读什么书？掩卷之后，有哪些问题常使你难以入眠？” 温总理回答说：“你实际上在问我关于读书和思考的问题。让我引用中外名家的诗词著作，它可以形象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常读哪些书，在思考什么问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篇首引文节选自屈原的《离骚》。温总理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引用《离骚》名句，表明他对这部作品的由衷喜爱，同时也说明他对屈原爱国之情的深切领会。 节选的诗句表达了诗人这样的一种情愫：诗人欲采香木的根株，戴薛荔的花心，佩戴蕙草编制的长长的胡绳花索来效法前代的贤人。他宁愿被今人所嘲笑也要遵循彭咸遗留下的规范。每想到此景，诗人总是擦拭着眼泪深深地叹息，哀伤自己活得如此艰难，只因为热爱美德并以美德自约，诗人早晨被责骂，晚上又被罢官。虽凄凉至此，诗人仍高歌，只要是自己衷心喜爱的食物，纵然为它死上千百次也不后悔半点。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抒情诗，共373句，近2500字。篇名的涵义，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释为“离忧”（《史记·屈原列传》）；班固释为“遭忧”（《离骚赞序》）；王逸释为“别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宋项安世根据《国语·楚语上》“迩者骚离”一句的韦昭注“骚，愁也；离，叛也”，判定“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如此矣。”近人游国恩则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二者“一事而异名”，由此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离骚纂义》）。这些说法虽都言之成理，但以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最为贴近题旨，既有训诂依据，又有“独历年而离愍兮”（《思美人》），“思公子兮独离忧”（《山鬼》）等诗句为旁证，较为可信。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由文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抒情诗，《离骚》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为后世文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离骚》的主题是多重的，它既充分表达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和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感，同时又展现了“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和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其中爱国和忠君两个主题尤为突出。司马迁说：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极高，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形式、语言表达诸方面都有突破性发展。作者不仅以自身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还在创作方法上继承发展了、神话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浪漫主义为特色，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后世的抒情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它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赋、比、兴手法的艺术成果，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通过“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之类的描写，创造出一系列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在吸收民间文学和先秦散文语言营养的基础上，打破的四言格式，“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辩骚》），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骚体。总之，其艺术成就之辉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不仅在艺术上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其高风峻节的超凡人格体现以及崇高的爱国情怀也无不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这种影响持久而深刻，温总理对《离骚》诗句的多次引用，便是最好的明证。 温家宝总理较近一次引用《离骚》是在2010年3月14日。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引用《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再次以诗明志，表明自己深情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终生。 第一部分 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h3>步出夏门行·龟虽寿</h3>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2007年9月24日下午，在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中，温家宝总理说：“在座的各位既普通又特殊，普通是因为你们生活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和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特殊是因为你们有知识、有专长，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你们中许多人都已高龄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你们要继续关心国家大事。”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曹操的名句，曹操的一生正是这句诗的写照。在创作这首诗时，54岁的曹操刚刚在官渡击败袁绍父子，平定北方乌桓叛乱，正是踌躇满志、睥睨天下之时。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锐意进取精神。 开篇四句从人寿有限着眼，通过两层比喻，以证明世间万物都逃不过生死盛衰的规律。“神龟”典出《庄子·秋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腾蛇”典出《韩非子·难势》：“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以长寿而著称的神龟和能腾云驾雾的腾蛇，它们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样，也都难以摆脱生死大限。 这种对生命极限的无奈感慨，在刀光剑影的汉魏六朝乱世时代，是颇为普遍的。但与同时代人因生死大限难脱而转向“邀游快心志，保己终百年”（曹丕《芙蓉池诗》）的及时行乐不同，已处人生暮年的曹操，却希图继续创建伟业。第二节四句诗，以伏枥老骥自比，表达作者的“烈士”壮怀。尽管对“伏枥”一词学界解释各异，或谓伏卧于厩，或谓服食于槽，然皆可状垂垂老矣之马。在曹操笔下，垂垂老矣之马虽不免困于马厩之老惫，但却有着为常马所不具备的日行千里的远大志趣。这一老马，可说是作者的自喻，也是作者心仪并自许的烈士。“烈士”一词，《庄子·秋水》谓：“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韩非子·诡使》谓：“好名义不仕进者，世谓之烈士。”这类“烈士”都还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曹操则进一步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烈士”内涵，真正的“烈士”应是如伏枥老骥一样，即便走向了生命的衰老，但仍然“壮心不已”。 第三节“盈缩”四句，从慷慨激昂的志趣挥发转入理性的生命思索：人的寿夭修短，不应只简单的归结为天命，如若善于修养，也可以延年益寿。从前诗对壮志情怀的抒发我们可以推知，诗人的生命“养怡”之福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不老的理想抱负的“养怡”。 全诗从人寿有限到“可得永年”，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有限和无限的一种哲理性的思考。作为自然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作为精神的志趣和理想却是无限的，正是对这种无限的理想抱负的追求，才使得生命具有了永恒的意义。这或许才是曹操这首《龟虽寿》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 诗中尤为后人称赏不已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四句诗生动体现了曹操虽然人到老年，但仍然雄心勃勃，希冀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壮烈情怀。直至今天，人们为了表示自己的才能和雄心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希望再有所作为时，也经常会说到这句话。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诗，就是希望年事已高的各位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们，即使身处暮年，也应雄心不老，继续为国家、为政府献计献策，书写生命的暮年辉煌。 第一部分 诗 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h3>结客少年行</h3> 虞世南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 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 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 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 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 少年怀一顾，长驱背陇头。 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 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 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 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在采访中温总理说：“听说你是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对你和你的同事们表示热烈欢迎。中国有一句古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再过十几天，我就要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在这里，我首先通过贵报，对伟大的美国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中国人自古就有好客的传统：东晋诗人陶渊明在里就描绘了素不相识的“桃花源人”见到有客至，立即设酒杀鸡做食来招待误入桃源深处的游人；南宋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时也曾描写当地人“丰年留客足鸡豚。”因为好客，所以喜欢礼尚往来，即崇尚礼节上的相互拜访，有来有往。这种淳朴的民风保存至今，很多地方小镇的亲戚妯娌间依然在节日期间相互拜访。每一年来自五湖四海的友人络绎不绝地相继踏入中国这片富饶的土地，国人也争先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这种交流无疑对于我们弘扬中国文化、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都很有利。温总理引用这句诗，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精神，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大国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视。 温总理引用的是唐初书法家、文学家虞世南的一首乐府诗。虞世南是唐初越州余姚人。唐太宗常称其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其诗风与书风相似，清丽中透着刚健。他的著作仅有一卷录存在《全唐诗》中。这一卷共32首，注明隋时所作有7首。作为一位深得南朝文学趣味并训练有素的宫廷诗人，虞世南隋时所作明显带有词藻堆砌、铺陈婉缛的特色。入唐以后，虞世南因道德文章并重而被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有一次，唐太宗写了首宫体诗，命大臣赓和。虞世南犯颜直谏：“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作为李世民特意树立的一块“德行”与“忠直”的模范，虞世南的诗风因受到唐初开国宏大气象与昂扬格调的感染，呈现出新的风貌，表现出了对宫体诗的突破与超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初唐文学的健康发展。虞世南的这首乐府诗《结客少年行》就以开阔的气势与刚劲沉郁的风格体现出了初唐诗风革新的先声。 虞世南的《结客少年行》写了一位“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的少年侠客，他到处交游，希望能为世所用并不惜“轻生殉知己”，将豪气逼人的少年侠客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这首诗中，诗人首先称赏韩魏自古多有节操奇特的人，他们不计名利而风流倜傥，信守承诺而纵横天下。如果与朋友约好了，他们一定会一言九鼎，即使远在千里也会如期而至。“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用伍子胥、高渐离的故事，歌颂侠客们身佩深绿色的弓弦，金鞍骏马交游天下，寻求建功立业的机遇。博望侯，指张骞，汉武帝元朔六年，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写侠客们戈矛如霜，剑气如虹，意象新奇壮丽。“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西域特有的季节景观，扼要鲜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热情好客著称于世。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温家宝总理选择“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这句诗作为开场白，一方面表示了自己对唐尼一行不远千里到中国来采访的欢迎，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为了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将要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希望双方都能信守承诺，一言九鼎，珍视中美双方所达成的共识。 第一部分 诗 明年春色倍还人 <h3>春日京中有怀</h3> 杜审言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2009年3月13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记得去年9月24日，我在纽约讲过一句话，就是‘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那时，世界还是一片迷惘，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也看不清楚。现在，时间过去不到半年，我们已经提出了一揽子应对计划。实现这个计划，我依然认为，首要的还是要坚定信心。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希望这次记者会能够开成一个提振信心和传播信心的会。这应该是每位记者的良知和责任，也是人们的期望。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我期待着明年中国和世界都会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温总理在此反复强调信心，并巧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信念，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要勇于面对和挑战。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不要为今年如画的春景即将逝去而伤感，要知道明年的春天必将以更美的景色来报答你的期待。 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出自杜审言的佳作《春日京中有怀》。杜审言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史书上记载，唐高宗乾封三年、总章元年（668），杜审言游寓长安，参加省试下第。此诗当是杜审言当春下第后所作。诗的首联交代宦游的时间和地点。秦，指唐代京城长安。一个“独”字，将诗人游寓他乡的寂寥心情表现得既淋漓又含蓄。然而，长安古都的春和景明、鸟语花香，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来说，却并“不当春”。这一联巧用重字，使作品节奏和谐，声情摇曳，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的自我形象。 颔联是对首联“不当春”三字的具体化。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前139）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宫苑，规模宏伟，宫室众多，今已无存。这里借指长安园林。细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渭河北岸一带。汉文帝时周亚夫曾在此驻军，称为“细柳营”。在西京长安，上林苑里鲜花盛开，细柳营前柳枝嫩绿，然而，这一切因诗人省试下第被迫沦落他乡，自然无心看顾。清人吴乔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这一联景中见情，一个“徒”字和一个“漫”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睹物伤怀的惆怅心绪。 颈联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洛阳友人赏春欢宴的情景。唐朝时长安是西都，洛阳是东都。杜审言曾任洛阳丞，后任膳部员外郎及著作佐郎时亦多在洛阳供职，其家又在洛阳西巩县，因此他对洛阳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西第，东汉外戚梁冀为大将军，起府第在洛阳城西，后人称之为西第。留宾，汉游侠陈遵，豪饮好客，宴会时常取客人车辖投入井中，以防客人中途离去，留宾即出自此典故。诗人想象友人此时在洛阳南桥游赏，又在西第宴饮。想象中的欢畅，正与自己“独游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表现出自己的寂寞孤寂和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在这里，作者不直接写自己对洛阳亲友的思念之情，而是想象旧时朋友踏春欢聚的盛况，运用了“诗从对面写来”的写作手法，使诗意跌宕起伏。诗写至此，似乎已完足诗题中“有怀”二字。但诗人犹觉未够，又引出尾联传颂千古的名句。 尾联构思新颖，造语清新。诗人太熟悉洛阳的一切了，他思念洛城的人，更留恋洛城的春光美景。与一般“有怀”诗相比，这首诗扩大了“有怀”的范围。作者一反前两联的孤独与伤感，将思念化为祝愿，将孤独化为自信，抒发了对洛阳风物无比眷恋和热爱之情，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情怀。明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七律结句之妙者，“则杜审言‘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杜审言这首《春日京中有怀》，结构齐整平密，起承转合极其自然，其艺术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结句，因其别出心裁，成为千古佳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将此诗尾联化为“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旨在鼓励世人不要被金融危机吓倒，增强对于经济复苏的信心，坚信明年的形势必定会大大好转，明年的春色必将以更加明媚的笑容来报答辛勤耕耘的人们。 第一部分 诗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h3>送韦城李少府</h3> 张九龄 送客南昌尉，离亭西候春。 野花看欲尽，林鸟听犹新。 别酒青门路，归轩白马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2005年6月26日，温家宝总理出席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加强亚欧财金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讲话。温总理说：“中国有句古话：‘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国与亚洲各国山水相连，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亚洲文明；古老而美丽的‘丝绸之路’，谱写了中欧千年往来的美好篇章。中国与亚欧各国的互利合作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已成为亚欧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力量，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同亚欧各国发展富有活力和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与亚欧各国相互支持，携手前进。” 与友邦相交的历史自古有之。最辉煌的当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到了东汉时期甘英行驶至波斯湾沿岸，再到明初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岸。与友邦相交，不仅能把中国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还能对友邦的异域文化和经济生活作一了解。虽然古代的外交多是以政治目的为主，然而现在看来其历史价值也不容忽视。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是张九龄的诗作。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是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贤相，历任中书侍郎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后因病逝世。唐玄宗每让宰相荐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张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张九龄死后，曾被其预断为“必反”的安禄山掀起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因追思张九龄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九龄。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有启迪作用。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唐中宗景龙初年（708），张九龄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此诗当是张九龄任秘书省校书郎时之作。何格恩《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认为这首诗是唐开元十八年张九龄洪州任上所作，似误。因为诗中“别酒青门路”，已经点明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诗题《送韦城李少府》中的“韦城”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李少府，其人事迹不详，少府，县尉的别称。唐代因县令称明府，县尉为县令之佐，称为少府。 张九龄的诗歌，以古风体《感遇十二首》为代表，此外他的律诗亦别具风韵。由于廷臣身份的局限，张九龄的律诗多以应制酬唱为主，但他的不少律诗，力破齐梁咏写物象、流连光景的绮靡诗风，直接取法汉魏古诗的抒情言志传统，格调超迈苍古，这些律诗的创作对唐诗风貌的形成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这首五言律诗在张九龄的诗作中极具代表性。诗题“送韦城李少府”点明该诗乃送别之作。历代关于送别之作，多不胜数，要想将此种题材写得别具新意，并非易事。南朝江淹曾在《别赋》里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自古言别，总是让人黯然魂销，古代的许多送别诗，也大都以表现悽怆感伤的情调为主。张九龄的这首送别诗，一洗悲酸之态，化沉郁为豪放，格调昂扬，催人振奋，尤其是诗中“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这一句，最为后人赞赏。在此之前，三国时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唐初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张九龄的这首《送韦城李少府》与上述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塞着放达之情与豪迈之气，很可能受到前代诗作的启发。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而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承露，故当于尘外置赏。”这些评论都阐幽发微式地道出了张九龄律诗创作的特色。张九龄的诗歌语言清新简练，结构严谨，使读者于体会离情的刹那，品味着高雅的人生哲理，从中可见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温家宝总理引用张九龄的诗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方面说明亚洲人民与欧洲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也传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亚欧各国乃至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心愿。 第一部分 诗 每逢佳节倍思亲 <h3>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h3>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2004年1月20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在提到台湾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台湾同胞。我们将坚定不移地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共同推进祖国的完全统一大业。” “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历来脍炙人口。诗作第一句直接抒情，简洁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自己客居他乡的思家情怀。这一句用了一个“独”字，两个“异”字，非常概括地表达了飘泊他乡的游子的客寓心情。有诗句云：“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天涯游子之所以会产生思乡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乡所遇的陌生感。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差别很大，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说的就是这种现象，这种不同与差异使得孤独的游子常常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异客”，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如归去”的思乡感叹。两个“异”字加上一个“独”字，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人们飘泊异地的独特处境与心理感受。在中国，每当佳节来临，亲朋好友欢聚在一起，叙亲情，笃友谊，这种团圆带给人们的欢乐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因此，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来说，每逢佳节不能与亲友团聚也就显得尤为悲伤。“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以白描式的表达手法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人们每逢佳节的思亲情怀，语句简炼，情真意挚，历来不知拨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成为最能表现游子思乡的名言佳句。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具备杀虫消毒、驱寒祛风的功能。重阳节，即农历九月九日，又称“老人节”。因为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据说登高时佩带茱萸可以避灾。后两句意思是说，时值重阳佳节，家乡的兄弟亲人在这一天佩带茱萸登高远眺时，一定会因为自己没有参与而倍加思念。 这首诗语言简洁，明白晓畅，但却言浅意丰，气蕴浑厚天成，可谓家喻户晓，历来诗家评论较多。清人沈德潜以为诗的后两句“即《陟岵》诗意”（《唐诗别裁集》卷十九）。《诗经·魏风·陟岵》末章有云：“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的确，二者在表现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都是从对方设想抒写自己的思乡之情。 2004年是台湾的“选举年”，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引用了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表现了对台湾同胞的深切思念和对祖国统一的殷切希望。海峡两岸自古以来血浓于水，这种亲情不能也不可能被任何因素割离。大陆每时每刻不在盼望着台湾同胞的归来，相信台湾同胞每时每刻也在思念着大陆亲人，特别是在每一个佳节来临之际。 第一部分 诗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h3>望岳</h3>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003年12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纽约美国银行家协会举行的午餐会上说：“中国有一句描写登泰山感受的古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对待中美贸易问题，要有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诸如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贵国社会各界甚为关注。所有这些问题，是在中美贸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取得共识，也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影响中美经贸发展大局。只要双方有诚意，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和扩大合作来加以妥善解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讲述了高瞻远瞩的重要性。诗句出自杜甫《望岳》。这类题为《望岳》的诗篇，杜甫诗集中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本诗所咏为东岳泰山，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作于诗人“忤下考功第，放荡齐赵间”（《壮游》）之时，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后，是杜甫早期诗歌的代表作。 首联以设问起兴，突出描写泰山的总体特点。“岱宗”是泰山的别名，是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郑昂语云：“王者升中告代必于此山，又是山为五岳之长，故曰岱宗。”在统治者眼中，泰山是封建政权“与天无极”、“天禄永得”的一个象征。作者称泰山为岱宗，其间可见他忠君思想之一斑。夫如何，就是到底如何之意；“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虚字，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极为别致。“齐”、“鲁”，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两个国名。古代齐、鲁两国以泰山为界，齐国在泰山北，鲁国在泰山南。青，山色；未了，不尽；青未了，指郁郁苍苍的山色无边无际，浩茫浑涵，难以尽言。首句以问句起笔，既为引出下文埋下伏笔，同时又表现出作者乍见泰山时那种欣喜、惊叹和仰慕之情。次句是经过一番揣摹之后对首句的回答，它既不是抽象地说泰山之高，也不像谢灵运在《泰山吟》中用“崔崒刺云天”之类夸张的语言加以形容，而是从自己的体验入手，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可谓别出心裁。颔联写近望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造化，指天地，大自然；钟，聚集；神秀，指泰山神奇秀丽的景色；这两句是对“青未了”之景的具体化。“钟”字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和情趣；“割”字乍看似乎突兀，但细品却别有妙趣：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 两个动词的运用使得原本没有生机的画面显得生机盎然。于中可见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作风早在青年时期就已养成。颈联写细望泰山所见。荡胸，心胸开阔；眦为眼角，决眦写出了凝视时间之久。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因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尾联化用典故，抒写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孟子·尽心上》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两句当由此而来。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合当。凌，登临；绝顶，最高峰。“小”，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意思为“以……为小，认为……小”，全句意为：我一定要登上泰山最高峰，在上面俯视的话，众山都会显得矮小。诗人由望山而联想到登山；由久慕其名，到远望近观，再到决意登山，两句虽无一个“望”字，但“望”意无处不在，诗人不仅在用眼望，更是用心在“望”。结句不但令全诗有含蓄不尽之韵味，更可看成是杜甫的自我期许，展示了一个青年诗人的雄心和气慨。清代金圣叹说：“如此作结，真是有力如虎。”而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千百年来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 全诗短短八句四十字，却描绘出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诗人向往登上绝顶的壮志，表现了一种敢于进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极富哲理性。诗篇气魄宏伟，笔力雄健，造语挺拔，充分显示了青年杜甫卓越的创作才华。清人浦起龙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仇兆鳌亦云：“少陵以前题咏泰山者，有谢灵运、李白之诗。谢诗八句，上半古秀，而下却平浅。李诗六章，中有佳句，而意多重复。此诗遒劲峭刻，可以俯视两家矣。”（《杜诗详注》）。 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杜甫的这两句诗，是要告诉美国经济界人士和欧盟领导人，在经济贸易和国家关系上应该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增信释疑，通过平等协商来扩大合作，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第一部分 诗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h3>客至</h3>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2006年9月5日，在访问欧洲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各国媒体采访的开场白中说：“‘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欢迎你们，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不久，我将要去欧洲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和中欧领导人会晤，并访问芬兰、英国、德国。这是我担任总理以后第三次访问欧洲。”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所体现的是对客人的尊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得知远方的亲朋好友要登门拜访，提早就把庭院和屋檐精心打扫，甚至作一番装饰。不是作秀不是显露，而是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和重视，同时也体现了主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温总理在多次开场白中都曾引用这句诗来表达我们对于各国友邦人士来华的欢迎。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引自杜甫诗《客至》。这首脍炙人口的《客至》是杜甫在上元二年（761）春天所作，当时诗人五十岁，在成都草堂居住。诗下作者自注：“喜崔明府相过”。相过，探望、相访。明府，是唐时对县令的尊称。诗题中的“客”即指崔明府，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杜甫母亲姓崔，这位客人有可能是他的母姓亲戚。 这首诗首联写景，用“春水”、“群鸥”意象，渲染出一种充满情趣的生活氛围，流露出主人公因客至而欢欣的心情。舍，指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春水，指流经草堂的浣花溪。诗中“皆”字写出了春水涨溢的情景。鸥鸟性好猜疑，如人有心机，便不肯亲近。而“群鸥日日来”，既写出了诗人毫无机心，得与鸥鸟相伴的人格襟怀，还点出了诗人所居环境的清幽僻静。当然，惟有鸥鸟相伴的背后，也透露出当时诗人亲友云散，交游冷落的窘况。颈联写作视角由户外转到院中，引出“客至”。“缘客扫”，为了客人而打扫，古人常以扫径表示欢迎客人。此联用与客人谈话的口吻，表现了诗人因好友来访的喜悦。 颔联描写待客的情景。盘飧，盘中的菜肴；飧，本指熟食，这里泛指菜；兼味，菜肴两种以上叫兼味；旧醅，旧酿的陈年浊酒，古人好饮新酒，所以诗人因旧醅待客而感歉意。作者舍弃了其他情节，专取最能显示宾主情意的生活场景着意描画。主人盛情招待，频频劝饮，却因家贫酒菜欠丰而不免歉疚，但客人毫不计较这些，从中可见主客之间的真诚坦率。尾联笔锋一转，以邀邻助兴的精彩细节，结束全诗：客人肯不肯与邻家的老翁相对而饮呢？如果肯的话，我就隔着篱笆，招唤他过来一起陪坐痛饮。这令人想到陶渊明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无须事先约请，随时过从招饮，使人于真率的人际关系中领略到一种弃绝虚伪矫饰的纯朴之乐。 杜甫《宾至》、《有客》、《过客相寻》等诗中，也写到待客吃饭，但表情达意各不相同。在《宾至》中，作者对来客敬而远之，写到吃饭，只用“百年粗粝腐儒餐”一笔带过；在《有客》和《过客相寻》中说，“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挂壁移筐果，呼儿问煮鱼”，都只用一两句诗交代，表现出待客亲切、礼貌，但又不够隆重、热烈，而且没有提到饮酒。这首《客至》中的待客描写，却不惜以半首诗的篇幅，具体展现了酒菜款待的场面，还出人意料地突出了邀邻助兴的细节，写得精彩细腻，亲切自然。表述上质朴流畅，与内容非常协调，形成一种欢快淡雅的情调，与杜甫其他律诗字斟句酌的风格不同。 在访问欧洲前夕，温家宝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杜甫《客至》中的诗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一方面表达了自己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愉悦心情，希望使采访时的气氛变得更加轻松融洽；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中国愿意与欧洲各国加强合作的诚意。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温总理在这次采访中所说：“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时间。” 第二部分 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象传》（节选）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坤·象传》（节选） 2006年4月6日，正在新西兰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在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 篇首引文出自的“象传”。“象传”是战国时代学者对中部分卦名、爻辞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所进行的阐发和解释。乾卦为六十四卦之首，象征孕含万物的天道自然，它是永恒的，也是变化无穷、生生不息的。 “乾”与“天”、“元”同义，与“坤”相连，是古代文化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基本范畴之一。“象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根据“乾”的这一含义而作的引申。据孔颖达《正义》记载，“‘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乾’是众健之训。今大象不取余健为释，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天行”就是“天道”，“健”就是健壮、运动不息；“天行健”是说天道日夜运行，四季交替，雷动风散，雨润日照，永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在这种天道启发下的人道的表现。也就是说，在“象传”的作者那里，赞美天道就是为了塑造和提倡一种理想的人格。天道运行，一往无前，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作为人来说，应该效法天道，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活力，树立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出了人类勇于进取、勇于开拓、勇于向自己的惰性宣战的无畏气慨，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有着不同的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它体现为积极否定、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礼记·大学》中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革》也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每当“积弊日久”时，总会发生或者改革、或者革命一类的运动，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康梁维新。这些都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革新精神的具体体现。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自强不息”体现为一种刚健、豪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汉唐将士的积极戍边、扬声边陲，民族危亡、外族入侵之时有志之士的喋血沙场、视死如归，“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海县清一，寰宇大定”的远大抱负……历朝历代，无数英雄豪杰和先贤圣哲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乃至宝贵生命，书写着这一精神的美丽篇章。最后，就个人人格的独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而言，“自强不息”或表现为仁人志士在强暴面前的坚持正义，誓死不屈；或表现为在人生遭遇面前的奋发图强、绝不灰心。前者如有“史笔”之称，不向权势低头的董狐；后者如忍辱负重，成就千古大业的司马迁。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一精神的形象注脚。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四点，其一就是刚健有为。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作题为“君子”的演讲时，即以“自强不息”为中心，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接着，他又提到了“坤”卦中的“厚德载物”，以为“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梁启超先生通过对这两卦的分析，要求莘莘学子既要像天体运行那样，有着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精神；又要像大地包孕万物一样，有一种兼容并包、广收博采的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温家宝总理在许多场合多次引用这两句爻辞，就是在强调这种精神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 文 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周易·艮卦·彖传》 2010年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问题之时，说：“你提到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担心的问题。我曾经讲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处理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通胀预期这三者的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方才我说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光明的路，这是很难实现的，但却必须实现。我们必须注意三点：第一，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时管理好通胀预期，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精髓。第二，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今年农业有一个好收成。农业不仅是整个经济的命脉，而且就今年来讲，关系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关系是否能够管好通胀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三，我们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起稳回升的好形势。” 温总理接着说：“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因时而动，就是说‘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这需要十分谨慎和灵活。我相信明年的记者招待会我还是满面笑容地来对待你。”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出自《周易·艮卦·彖传》，温总理在引用这句话时，对《周易·艮卦·彖传》卦辞做了调整，但是总体意思并没有变化。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根据时势要静止就静止，要行动就行动，静止或行动不失去它的时机，前途才会一片光明。在这里，“时”的概念非常重要。《周易》特别强调对“时”要有所知。如《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即仰观日月星辰等天象的运行，可以察知季节的变化；《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日至中天必将西斜，月至圆满必将亏损，天地的变化都是根据一定的时机而消长生息。 《周易》强调对“时”要有所知，而“明时”的目的则在于让人们依时而动，做到“时行”。“时行”非常重要，因为“时”是事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背景要素，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是在“时”之背景、“时”之条件下的运动变化。另外，依时而行固然重要，依时而止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艮卦·彖传》谓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但是止的意义并不简单，不能以为停止不动才是止，其实止还包含着行的意义在内。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行。后来我们发现情况变了，这件事情必须停止，不能再干了，这就是止于止的止。止于“行”或止于“止”，决定性的因素是“时”，所以说“动静不失其时”。那么，如何把握时呢？《周易》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时，就要多在“知几”上下功夫。“几”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说，就是苗头。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明事物的发展趋势从细小之处，从眼前之景，便可推得。所以，《周易》特别强调“知几”的功夫，认为如果能够见微知著，守时待变，因时变革，就能够成就大事业。 《周易》中这种“时”的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之一，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伟大民族。温总理强调要“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正是对《周易》中这种“时的哲学”的引申。温家宝总理表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经济政策要十分谨慎和灵活，我们要跟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第二部分 文 观国之光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周易·观卦·爻辞》 2003年10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旅游组织第15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说：“古往今来，旅游一直是人们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强健体魄的美好追求。在古代，中国先哲们就提出了‘观国之光’的思想，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承天地之灵气，接山水之精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富有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 “观国之光”的说法出自《周易》中的观卦爻辞，“观”是观察的意思，“光”，指的是民风中好的方面和礼仪制度中的先进部分。一个邦国或地区，只有做到政治清明、风俗淳厚、人民生活富足满意，才能吸引很多的人前来观光。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因为力行仁政，吸引了许多诸侯国的人前来观瞻。例如虞、芮两国的人希望周文王为他们解决纠纷而朝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眼前的一切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他们觉得自己的问题过于鄙劣，由是争论不解自决。“利用宾于王”是言观察者应学习被观察国家的人民为国效力的精神，以运用于国家大事和民情民意。“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说运用观光他国的方法，最终达到借鉴的效果。可见，中国古代观国之光的概念带有很大的人文内涵，在历史上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讲观光，其意义指向与旅游一词相近，指的是观瞻一个国家或地区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光辉灿烂的人文景观。观国之光，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旅游观念。 说起“旅游”这个词汇，它在中国古代早期是分开来讲的，即“旅”与“游”互不相涉。关于“旅”，《周易》中有旅卦，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旅”字是这样说的：“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对于“游”字的解释，《礼记·学记》谓：“闲暇无事谓之游。”相较起来，可以说“游”字与现代所说的“旅游”观念更加接近。将“旅”与“游”合在一起讲，较早可追溯到南朝时期，例如梁代诗人沈约在《悲哉行》中写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嘤起稚叶，蕙气动初苹。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这里所谓的“旅游”，是诗人因为客居他乡思念故国从而外出游赏以解忧愁，它还不具备我们今天所说旅游观念的全部内涵，但已经显示了中国古代的旅游观念从早期观国之光的注重人文风俗的考察到偏向游玩消遣的用意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士人喜欢寄情山水，借山水之游以远离政治险恶，从而乐以忘忧。唐宋以后，士人们开始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非常自觉地外出游历，欣赏各地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人文风俗与民风民情，借此陶冶自己的情操，增进自己的见识修养，以期广结良朋，胸怀天下从而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旅游观念怎样变更，其中都包含有观国之光的积极成分在内。 观国之光作为中国早期的旅游观念，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民众的人文教育中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今天，各地区都在发展旅游经济，如果注重发挥旅游中的观光效应，将本地的自然风貌与民风民俗相结合，无疑会提升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温家宝总理引用中国古代先哲观国之光的旅游思想，借以阐明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意义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是非常妥帖的。在新的时期，深入发掘中国的旅游资源，倡导观国之光的旅游理念，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 文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周易·系辞下》（节选） 2005年12月6日上午，在法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应邀前往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总理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作为儒家经典之首的，最早叫《易》，到《周礼》才出现了“周易”之名。“周”，东汉郑玄《易论》认为是“周普”的意思，也就是无所不备，周而复始。但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又有人认为《周易》的得名与流行于周朝有关；还有人依据《史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认为乃周文王所著，故称为《周易》。“易”的解释也有多种，但通行的就是东汉郑玄的“三义”说。郑玄《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主要有三种：一是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二是时时在变易之中的；三是恒常不变的。如此众多的解释，一方面说明《周易》成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部著作内蕴的丰富性。 今通行本《周易》和马王堆帛书本均包含和《易传》两部分。是中国古代卜官（或史官）在长期积累的十分丰富的卜筮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部占筮书，约成书于公元前12世纪的殷末周初。《易传》是对于卦画、卦象、卦辞、爻辞的诠释，约成书于春秋到战国中叶，其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 篇首节选的文字出自《周易·系辞下》，阐述了的“通变”思想。“通变”思想是《周易》极为重要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是在解释蓍法时提出的。《系辞传》说：“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说，爻象的变化，有变有通；爻象的变通显示了所占之事的性质和变化的趋势，能指导人们趋利避害。又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化而裁之”指对卦爻的变化加以裁节，即使阴爻变为阳爻，阳爻变为阴爻，因此，在这里“变”指的是卦画的变易；“通”指爻象的推移，如上下往来，往还于六位之中。《系辞传》又以乾坤两卦的性能解释变和通，它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乾的性能是主开辟，坤的性能主闭阖。阴爻变而为阳爻，阳爻变而为阴爻。这种开合往复的运动就是“变”，这种对立面的来回推移没有穷尽就是“通”。那么，通变有什么必要性呢？对这一问题，《系辞》也作了充分的论述。这一论述就是篇首节选的文字。这段文字中，“穷”，指尽头、终端、完；“通”指通畅。全句翻译过来，就是“神农氏以后，黄帝、尧舜先后继起。他们会通改变前代的器用、制度，使百姓进取不懈；在实践中神奇地变化，使百姓应用适宜。《周易》的道理是穷极就出现变化，变化就能畅通，畅通就可以长久，所以能够像《大有》上九所说的‘从上天降下祐助，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这里是以蓍法的变通说解释圣人观象制器所取得的效果，进而说明通变的重要意义。在《易》传的作者看来，事物的发展总是先穷而后变，变而后通，通然后能久，这种对通变的重视和肯定，是对阴阳变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通变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哲学、医学、天文、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及其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领域和政治层面上复古与革新的问题，刘勰所论述的文学发展史的“通变”问题，书法领域内“反经合道”（王文治《快雨堂题跋》）问题，都与《周易》中的通变观有着直接的联系。 温家宝总理引用《周易》中的这句话，再一次对这部古老经典的不朽思想作了形象演绎，也借此说明了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原因。 第二部分 文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周易·系辞下》（节选）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后，温家宝总理应大会邀请，会见了中外记者并回答有关提问。针对中央电视台记者关于2003年的“非典”以及对2004年的工作展望等问题，温总理首先肯定了抗击‘非典’取得的成绩，接着说：“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经验、教训和启示。对今年的工作，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有忧患意识，看到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温总理在上文中提到的“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出自《周易·系辞下》，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危者，安其位者也’，言所以今有倾危者，由往前安乐于其位，自以为安，不有畏慎，故致今日危也。‘亡者，保其存’者，所以今日灭亡者，由往前保有其存，恒以为存，不有忧惧，故今致灭危也。‘乱者，有其治’者，所以今有祸乱者，由往前自恃有其治理也，谓恒以为治，不有忧虑，故今致祸乱也。是故君子今虽复安，心恒不忘倾危之事；国之虽存，心恒不忘灭亡之事；政之虽治，心恒不忘祸乱之事。”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就是说：处境危殆的正是那些自恃地位安稳的人，遭遇灭亡的正是那些自恃保持生存的人，陷入祸乱的正是那些自恃拥有太平治世的人。所以君子在安稳的时候不忘记危殆，在生存的时候不忘记灭亡，在太平治世的时候不忘记祸乱，这样就会自身平安而国家可保了。 这一思想是周易中多个辩证思想的一种，充分地表现了这部古老著作的治世智慧。“安、危”、“存、亡”、“治、乱”都是互相对立、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安”、“存”、“治”中，包含着“危”、“亡”、“乱”的因素。它明确地告诫天下所有统治者：安全时，不要忘记危险的存在；顺利时，不要忘记有灭亡的可能；社会安定时，不要忘记何以会天下大乱。“居安思危”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善于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主动寻找危险的苗头，随时警惕危难的征兆。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小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发展，“居安思危”都是一种必须具备的潜在素质。这种素质可以使一个国家不断走向强大，使一个社会日益进步，使一个民族保持长久兴旺，使每一个人永远保持乐观向上之精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对上古时代先民们普遍智慧的总结。我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就已经懂得安危相继的道理。《尚书·说命》中就有“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的记载。《左传·襄公十一年》中也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说法。到了后世其影响则更大。东汉马融在上邓太后的《广成颂》中提出“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的主张，旨在反对当时的俗儒们提出的“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寝蒐狩之礼，息战陈（阵）之法”的建议（《后汉书·马融列传》）。据《贞观政要·慎终》记载，太宗也经常对大臣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而魏征也经常进谏太宗：“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新唐书·魏征传》）《宋史·张昭传》亦载张昭向明宗上疏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先儒之丕训。”元代中统二年（1261），李昶进谏忽必烈时也说：“患难所以存儆戒，祸乱将以开圣明，伏愿日新其德，虽休勿休，战胜不矜，功成不有，和辑宗亲，抚绥将士，增修庶政，选用百官，俭以足用，宽以养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为南面逸豫之戒。”（《元史·李昶传》）这些记述表明，“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思想，已经成了历代明君贤臣治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目的的共识，成为一种理念，深深浸透在他们的治世思想中。 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名言，表明了在成绩面前不骄不躁的谦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借这句名言，温总理强调了自己对目前存在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的清醒认识。 第二部分 文 忧患与故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周易·系辞下》（节选） 2006年4月7日，温家宝总理抵达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当天晚上，温总理在下榻的饭店会见了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未来发展应该关注的问题。在谈话中，温总理没有回避中国要继续发展可能面临的粮食、金融、能源安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温总理再次提到了“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他说，我们不仅要具有忧患意识，而且要思“忧患与故”。 “忧患与故”出自《周易·系辞下》。篇首所引文字主要强调“忧患”的重要性，可分三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为“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度，为平衡、适度之意；故，是指往昔的事态。合起来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阳刚阴柔相互变易，不可当成不变法则，唯有随爻之变而有所生成之卦；其（阴阳）屈伸往来皆有法度，要具有忧患意识，明白事物的实际情境，并加以适度的处置，才不会遭受侵袭和伤害。接下来的“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句中，师保，指古代负责教育辅导贵族子弟的师长。这两句话是说，能应用《易》理者，虽无师保教习，却如面临父母亲诲，始终戒惕行事，不犯过咎。最后的“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中，初，为开始之意；辞，指卦爻辞；揆，揣度；典常，指经常可行的变化规律；道不虚行，意为易道不会凭空而自行。这几句说明循卦爻辞之理处事，可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虽没有师保教导，却如在父母身边，不会出错。起初若依循卦爻之辞而揆度道义，则《易》也有典常可寻，若不是圣人阐明此道，易道不会凭空行于世。 这段文字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忧患与故”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忧患意识。如前所言，《系辞下》上一章中就提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在第五章中也有“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忧患意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始终具备的一种精神品格：孔子为了弘道，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孟子缘于忧国，放弃为官，巡游诸国并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至理名言。到了近代，面对孱弱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毅然远渡重洋，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正是在这些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中华民族才一步步走出水深火热，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种可贵的意识也在一代代贤哲勇士的实践和努力下，日趋突出、强化，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具时代感和使命感的精神之一。 在柬埔寨与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谈话时，温总理提到了忧患意识，并对此作了进一步引申，认为我们不仅要有忧患意识，而且要思“忧患与故”，就是要考虑存在问题之所由。这就对这一问题在原来意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思考，从而丰富了忧患意识的内涵。 第二部分 文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管子·乘马》（节选） 2005年3月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温家宝总理借用《管子·乘马》中的“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一语强调：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温总理告诉大家：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加倍努力。 温总理进一步指出，“生于虑”，就是要未雨绸缪，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各项工作。“成于务”，就是要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失于傲”，就是说越是形势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忧患意识。温总理引用《管子·乘马》中的这句话，意在勉励广大干部要团结一致，带领群众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乘马》篇中的“乘”指运算，“马”指计数的砝码，“乘马”的意思指的就是经济谋划，本篇主要论述发展国家经济的主要原则及具体措施，是《管子》治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乘马》篇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而篇首所选文字侧重的是谋划经济的方式问题。作者指出：搞经济谋划不能大意，要“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所谓“虑”，就是考虑、打算；“务”，就是追求、努力。也就是说，经济谋划产生于深思熟虑，成功于专心致志，而失败于傲慢。没有深思熟虑，谋划就不可能产生；不专心致志，事情就办不成；不傲慢就不会有闪失。作者认为只有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方式，通过细致的运算，使国家控制市场流通，做到“知量”、“知节”；确定军赋多少，做到“知任”、“知器”，力求制定的经济措施切实可行，符合客观实际，就能实现强国的目的。 管子“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的思想，主要是针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提出来的，但由于它揭示的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的运用就超出了这一领域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它不仅适用于经济建设，还适用于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来说，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存在“虑”、“务”的问题，而“虑”尤其具有决定作用，正如宋代的苏辙《上昭文富丞相书》中所言：“天下之事，急之则丧，缓之则得。”“缓”就是深思熟虑，就是周密的部署和详备的谋划，是所有事业成功的起点。有了这个前提，再加上“务”，也就是不懈的努力之后，事业就有了成功的保障。而就个人而言，当一个人有志于某项事业时，如果缺乏上述两个条件，一切蓝图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当然光有了这两点还不行，还需要时时小心在意，谦虚谨慎，因为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事业接近成功或已经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因为一时的骄傲懈怠而功亏一篑的现象。在这里，《管子》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圆满地完成一件事其实是不容易的。 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讨论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这一句古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旨在重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部门要群策群力，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各项工作，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带领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第二部分 文 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 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 ——《管子·版法》（节选） 2007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就中日关系的前景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温总理回答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有一句古话：‘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这是管子的话。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就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问题达成了共识，这就促成了安倍首相去年10月访问中国。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世代友好，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愿望。”随后，温总理指出：虽然现在两国间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三个政治文件已经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也从长远和战略上，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最后，温总理进一步提出希望，希望中日两国坚持三个文件的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出自《管子·版法》。“版法”的含义是选择施政纲要，载之于版籍，以为后世常法。篇首节选的这段文字意思是说：作为统治者应该效法天地，对万物普施德泽恩惠，对众生公正无私亲。施政治民则要像日月、四时那样光明无私。要想使人民乐业就要做到赈贫乐施，要想使民众拥护就必须废除私心，要招徕远方的人们就必须修明国政，要避免祸乱的发生就必须消除怨恨。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巩固尊崇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所谓“召远在修近”，近，指国内。意思是说要想招纳远方的人，就要先整治好国内。怎样治理呢？《管子·牧民》篇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使国内仓廪充实，人民丰足安乐，且礼义彰明，这样远国的民众才会来依附。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尽量不发生人怨。《周易·既济》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黄帝内经》也谈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凡祸乱的发生，一般生于民众的怨咎，因此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要以身作则，奖赏合理，刑罚适中，这样不安全因素就会减少，人民就会安居乐业，政通人和，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温家宝总理借“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这句话来发表自己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方面是说要想处理好邻国之间的关系，要想消除相互间的宿怨，避免争端，首先各国自身要摆正姿态，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在这点上，中日两国政府都作出了很好的努力，也达成了许多共识。另外一方面也借此向日本政府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希望日本政府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正视与合理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努力改善中日关系，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第二部分 文 和合故能谐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管子·兵法》（节选）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医院看望季羡林老先生时，和季先生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当时，温总理引用《管子·兵法》中的“和合故能谐”一语在于说明：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针对季先生提出的“人内心和谐”的话题，温总理说，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前文温总理所引的“和合故能谐”讲的是“和谐”的重要思想，其理论渊源非常悠久。相传早在西周时期，齐太公就曾说：“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六韬·守土》）意思是说尊重民意就能得到人民拥护，使人民宗亲团结就能上下愉悦，这是施行仁义的准则。齐太公从“仁政”的角度肯定了“和”、“合”的重要性。《管子·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在管子看来，即使是个人之出生、成长，也是“和”、“合”的结果。在军事层面上，管子主张要以“道”和“德”来养兵。这样一来，人民就能团结。人民和睦团结全军就能行动协调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了，军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层面上，管子认为只有“君臣亲，上下和”，国家才能大治。后来，齐国的晏子继承并发展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晏子用调和不同味道才能制作出美味佳肴，调和各种声调音律才能演奏出美妙音乐作比喻，形象地阐明了“和”、“合”的重要性，提出了“尚和去同”的观点，这与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观点差不多。所谓“和”，指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谓“同”，恰恰与“和”相反，指的是只美其美，不美人之美，是对他人意见无原则的附和或者蛮横地要求他人美己之美。可见，“和”在社会生活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儒家那里，“和”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就个人心性而言，然后逐步往外推，从小到大，由己及人，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和”，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即说明了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之“和”。他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范畴，其内涵非常丰富，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当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温家宝总理所引“和合故能谐”这句话，在中国古代对“和谐”的论述中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二部分 文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管子·形势解》（节选） 2004年3月14日下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关于本届政府政治体制改革具体目标的提问，温家宝总理回答说：“去年在这里我曾把社会主义比做大海，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今天我在这里又想把社会主义比做高山，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温总理在上文中提到的“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一语出自《管子·形势解》，所谓“形势解”，就是对正文《形势篇》所作的解说。《管子》一书共五篇专题解文，自成一组，称《管子解》。这些解文，内容都是逐字逐句对正文进行讲解，在阐述正文涵义的同时，也加上一些引申议论。“形”，指事物的外形或现象；“势”，指事物的发展趋势。论证事物的现象和趋势，有如现代所谓讲述规律性，因此，《形势篇》及《形势解》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具有规律性的问题。 篇首节选部分所谈的就是众多规律中的一种，亦即积少成多的道理。所谓“辞”，就是推辞、拒绝之意。“厌”有两个含义，一为厌倦之意；一同“餍”，满足之意。这里的两个“厌”都是指第二个含义，即“满足”。而“成其圣”就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整个句子合起来讲的就是：大海不拒绝涓涓细流，才成就了自己的浩瀚无际；高山不拒绝一土一石，才成就了自己的高耸入云；英明的君主因为虚心纳谏，所以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学习的人孜孜不倦，永不满足，才能成为知识渊博德行高尚的人。正所谓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句话，虚怀若谷、博采众长是一切事物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形势解》中的这段文字由于表述形象且含蕴深刻，而为后世经常称引。《荀子·劝学》就曾化用其意：“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借以论述学习中积累的重要性。李斯曾向下令驱逐秦“客”的秦始皇上疏，其开头就说：“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史记·李斯列传》）据说，秦始皇读了此疏，马上派人追赶已经离开的李斯，在骊邑把他追了回去，并委以重任。曹操《短歌行》中也高唱“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以此来表达自己求贤若渴、广纳天下英豪的心声。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名言警句更是不可胜数：“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韩非子语）；“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刘向语）；“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魏征语）……在这些精辟的警句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管子思想闪烁的光芒。 《形势解》中这段富有哲理意味的表述，是适合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细微如个人的进德修业，宏大如国家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健全。任何事物的发展进步，只要我们本着虚怀若谷的态度，小流终将汇成浩瀚的海洋，小山也将积累成千仞高峰。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借用《管子·形势解》的这句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了形象注解，也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第二部分 文 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老子第六十三章 2009年11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会员代表时强调：无论机关多大，职位多高，各级机关工作人员都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服务员，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在为人民群众服务时，要做到事无巨细。之后温总理还引用老子中的话“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勉励广大机关工作人员要任劳任怨，当好人民的“后勤部长”。 老子中这段话的意思是：以不妄为的态度去作为，以不滋事的方式去做事，把恬淡无味当作有味。大生于小，多起于少，面对怨恨，用恩德来回应。解决困难要从容易处入手，处理大事要从细微处入手；天下的难事，必定要从容易的做起，天下的大事，必定要从细微的做起。所以有道的人虽然始终不干大事，却能成就大事。轻易地允诺必定会有失信用，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必定会遭遇更多的困难。所以圣人遇事时总将事情看得艰难，因此最终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难”与“易”、“大”与“细”是道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其思想精髓是“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所谓“图难于其易”，是说要想克服困难，必须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在事情还比较简单容易时就积极行动，将困难与祸患消弭于无形。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六十四章）。也就是说当局势还比较稳定，事情还没有显现出变化的征兆时，问题处理起来往往比较容易。《韩非子·喻老》也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意思是说小小的蚁穴如果不去处理，也能够使堤岸溃决。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小的事情上如果不注意，不作为，往往会弄出大乱子。因此，老子告诫我们，凡事要防患于未然，在弊端尚未形成的时候就要有防范意识，一旦发现征兆就应该及时地将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荀子·大略》篇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这也就是说我们凡事都应该未雨绸缪，而不能临渴掘井，否则大难必至。强调“为大于其细”，这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的积累可以引发质的变化，所以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从小事做起。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及早动手，从细微处入手。在老子看来，难与易，大与细，都是相对的。只要人们掌握方法，从最容易处着手，从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小事做起，循序渐进，由易至难，由细到大，持之以恒，终会实现心目中的理想目标。 老子在这里总结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处事治世准则，并认为这是圣人能够成其大的关键，在今天看来，亦是我们立身行事的行动宗旨。温家宝总理在此化用老子的话，以“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劝勉从事机关事务工作以至所有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要把繁杂、琐碎、细小的事当成大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做好；同时也说明国家的大政方针要通过一件件细小的工作去落实，机关事务工作者所做的“小事”也是国家大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就是再小也是大事。 第二部分 文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第八十一章 2006年4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国访问期间出席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霍华德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随后，温总理引用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等文字，以说明中华民族历来就讲信修睦、崇尚和平。 篇首节选中的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真实的言词不华美，华美的言词不真实。善于言说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并不善于言说。深入了解就难以到达广博，广博的人则无法深入了解。圣人不私自积藏，他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充足；他尽量给与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富有。自然的规律是有利于物而不是有害于物，人间的法则应该是施与而不是争夺。 这一章的格言，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它勉励人们要信实、讷言、专精，以天下为己任，多利人而少私己。在这一章中，老子提出的美与信、善与辩、知与博等范畴，实际上属于真假、善恶、美丑等矛盾对立的一系列问题，用来借以说明事物的表面现象与内在实质往往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中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老子把事物的矛盾、现象与本质、表面与内容的不一致看成是绝对的，不免有些武断。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多种多样，社会现象亦是层出不穷，如果认定“信言”都是“不美”的，“美言”都是“不信”的，“善者”都是“不辩”的，“辩者”都是“不善”的，“知者”都是“不博”的，“博者”都是“不知”的，那就太片面了，它们之间有时何尝不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呢？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这是老子在本章中提出的最具博爱精神的思想。老子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一种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德裔美籍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说：“爱是培养给与的能力。”老子所说的“为人”、“与人”，便是给与能力的一种表现。圣人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断帮助别人，而不私自占有，这就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意义。老子深深地感到世界的扰攘与纷乱起于人们的相争，为了天下和平，他提出“不争”的思想。但是，老子的“不争”思想，并不是一种自我放弃，而是在“为”的基础之上的“不争”。“为”是顺应万物自然发展，是不违逆自然、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为”，其目的与动机是“为人”的，通过这种“为”而得来的成果，不必擅为己有，应该“与人”。这种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为”和不与他人争名夺利、计较得失的“不争”精神，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威胁”的论调，仍不时见诸于西方社会。温家宝总理在演讲中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中国的发展对内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对外实行全方位开放，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主张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的这种“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态度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繁荣，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部分 文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尚书·大禹谟》（节选） 2006年11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会场。在和代表谈心时，温总理引用《尚书·大禹谟》里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告诉在座的各位代表：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随后，温总理指出：文学艺术家更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因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一句中所谈到的“善政”，与儒家所主张的“德政”、“仁政”是同一意思。宋代名臣范仲淹由此引申，他在《陈十事》中说：“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民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盗寇自息，祸乱不兴。是圣人祸乱不兴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简言之，“善政”就是给人民好处或造福于民的政治。 其实，儒家历来所倡导的仁政就来源于大禹的善政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儒家的笔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被推崇为先王和圣贤。孟子曾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推崇“大禹、周公、孔子”为三圣。宋代大儒朱熹也曾明确提出：“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中庸章句序》）由此可见，大禹是历代儒家所推崇的圣贤。而大禹治理政事，依凭的正是德治和法治，而非权势。在大禹时期，如何团结众多的部落，使其能够“宾服于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禹采用的办法是先“敬业修德，以身垂范，使其感怀”，这样一来，天下的老百姓就会遵从，就可以做到政令统一。对于大禹的评价，《史记》曰“其德不违”。《淮南子》记载说：“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谈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正如同以上各部典籍所载，大禹正是靠德来感化民众，使其臣服的。 大禹治国不仅有赏有罚，而且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根据历代传说，后人编撰、整理出了《禹刑》一书。《汉书·刑法志》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吴越春秋》记载大禹“造井示民，以为法度”。井，指的就是法律，将法律公布于众，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遵守。除此之外，大禹还提出了“刑期于无刑”的主张。大禹认为，要维护国家统治，刑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只有施德政，才会减少犯罪，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由此可见，在大禹的治国理念中，法治和德治是相互结合的，用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再用刑。所以《荀子》里评论说：“禹之法犹存，而夏不王世。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温家宝总理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句话，强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施政主张，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目的也正是在强调，要把科学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第二部分 文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节选） 2007年4月10日至13日，温家宝总理应邀对韩国、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温总理此访是中国总理时隔7年首次对韩日两个邻国的访问，受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4月12日，温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了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说：“中国古代先贤说：‘与国人交，止于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日本人也常说，‘无信不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应以诚信为本。《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是中日关系的基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双方都严格遵循这三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向前发展。” 上文所引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出自《论语·学而》，是孔子弟子子夏的言论。关于子夏，《论语·先进》篇载，孔门有十哲，“文学：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子夏是孔门四科文学科的佼佼者，他姓卜，名商，字子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可说他是孔子晚年所收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中记载了不少子夏与孔子的师生对话，从中可见子夏的秀异出群以及孔子对他的赞美欣赏。本文所选《论语·学而》中子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敬重内在品德高尚的贤人，看轻外表漂亮内心庸俗的美色；奉养父母亲，能够竭尽自己的能力；侍奉君王，能够为国家奋不顾身；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这样的人，即使没有接受过教育，我也一定会说他接受过最好的教育。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格言，阐述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诚信原则。“信”，属于儒家“五常”之一。汉代董仲舒在《贤良策》中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大学》主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诚信，是为人安身立命之本，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则解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道：“人而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言而无信，那么他的一切言行都将失去别人的信任。而如果人与人之间交往全都缺乏诚信，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尔虞我诈，社会秩序也就会一片混乱。 《论语·颜渊》曾记载子贡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且明确告诫子贡，如果在这三者之中去其二，则只取“信”，因为在孔子看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一直是社会交往中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要想获得别人的信任，只有自己先对别人讲诚信。诚信，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曾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说曾子将忠信作为自己的为人准则，每日反省检查，督促自己不可一日不讲诚信。正是古人这种努力的道德实践与自觉的理论提倡，才形成了中华民族与人一诺千金不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提倡诚实守信，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很难想象，一个不重诚信、不讲信用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 温家宝总理引用儒家关于诚信的论述，用意是希望日本方面要信守自己的承诺，他特别提醒日本方面要重视《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因为这是中日关系的基石，如果连白纸黑字的承诺都可以背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则“国而无信，更不知其可”了。 第二部分 文 德不孤，必有邻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论语·里仁》（节选） 2006年9月11日晚，温家宝总理在芬兰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来到中国驻芬兰使馆，会见了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并讲话。在讲话中，温总理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们在世界上做一个负责任、有信誉、有影响的国家，从不分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我们自己受过欺负，因此我们也懂得尊重别人，一个尊重别人的国家，别人也会把我们当做朋友。要真诚对待平等对待我们的人，向他们实事求是介绍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这样使人家感觉我们可亲、可信、可交朋友。” “德不孤，必有邻”的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无援，必定会有同他相亲近的朋友。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此句说：“德不孤立，必以类应。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从之，如居之有邻也。”人与人相处，总是喜欢寻找与自己性格相近、品德相类的朋友。《周易·系辞上》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乾卦》又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儒家看来，虽然社会上有的人喜欢行善，有的人常常作恶，但是人之初，性本善，喜欢行善的人总是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只要你真心诚意与人友善，就不用担心自己缺少朋友。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寻找朋友总是先修养好自己的德行，这样朋友不请自来。庸俗小人与君子不同，他们总爱以花言巧语的谗侫作法诈取他人的友谊，但是这种人的丑恶嘴脸一旦暴露出来，总是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窘迫处境。 在儒家看来，品德高尚的人，不但不用担心自己缺少朋友，他还会在无形中吸引许多性情温良的人前来与他比邻而居，从而生活在一个人心皆善，远离虚伪欺诈的美好环境中。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意思是说人们选择住处，如果不能做到与仁厚善良的人为邻居，那么他就算不上一个明智的人。西汉刘向《烈女传》说：“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为了孟子的健康成长，孟母曾经三次搬家，而“孟母三迁”也成为中国最为脍炙人口的典故，被写进儿童启蒙读物中。孟子后来成为万世景仰的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大儒，这与孟母为了使孩子接受最好的环境熏陶用心择邻而居是分不开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修身有道，品德高尚，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前来与你比邻而居，可谓是“德不孤，必有邻”的形象化阐释。 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人只有修身有道，做到德行高尚，才能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拥有超强的感召力与影响力。儒家认为，有德之人治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平天下，则天下平。德，下至庶民，则为修身之本，上至天子，则为治国之本。《孟子·尽心上》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儒家正是看到了道德因素在维系社会秩序凝聚团结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们强调德治，主张德教为先。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能用道德教化的手段来推行政令，这就好像是北极星一样，群星自然都环绕在它的周围。 温总理引用孔子“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形象地诠释了中国目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源于中国文化的光荣传统；另外也说明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朋友，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一定不会缺少朋友。这是温总理的坚定信念，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第二部分 文 听其言，观其行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节选）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唐尼问道：“达赖喇嘛表示无意寻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代表是否会与达赖及其代表见面谈判？”温总理回答：“遗憾的是，达赖喇嘛并没有真正放弃‘藏独’立场，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也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他近期的一些言论，但还要听其言，观其行。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藏独’的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恢复同他的接触和商谈。中国同达赖喇嘛接触的大门是敞开的。” “听其言，观其行”出自《论语·公冶长》，是孔子在评价其弟子宰予时所说的话。孔子的弟子中有“十哲”，即《论语·先进》所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予、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其中“言语”科的翘楚是宰予和子贡。宰予“利口辩辞”，能言善辩。刚开始孔子因为宰予的能说会道对他的印象不错，但是越到后来，宰予的“不仁”就日渐显露出来。他曾提出孔子“三年之丧”的制度不可取，认为可改为“一年之丧”。孔子批评宰予“不仁”，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更甚者后来宰予大白天睡觉，不去读书听讲，被孔子骂做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随着对宰予的了解日渐深入，孔子渐渐意识到自己先前对宰予的看法错了，于是他反省自己，认为“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说要想了解一个人，除了听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动，看他是否言行一致。晋朝的傅玄说“听其言不如观其事，观其事不如观其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对于“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方法，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意思是说了解一个人，要看他言行的动机是什么，观察他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法是怎样的，还要考察一下他安心于做什么，也就是他最有兴趣做的是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去考察一个人，他还有什么可以隐瞒得了的呢？ 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真实地把握认识对象。温家宝总理引用“听其言，观其行”这句话的目的，是希望国际社会对达赖集团的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他浅层的言语表达上，应该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不要光听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真正做了什么。 第二部分 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节选） 2005年9月9日上午，在第2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教师代表时，引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向教师代表们提出希望，希望大家在教学工作中实行启发式教育，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使学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孔子笔下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说：教育学生，不到他冥思苦想而仍不能领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开导他。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状也；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也。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用今天的话讲，“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存在困难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予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怎样启发呢？孔子提出了“举隅”的主张。“举隅”，就是举例子或者举出事物的一个方面。朱熹对“举隅”的解释是：“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说的“不复”，是强调施教者活动的暂时终止，并不是说“下课”，停止学生的学习活动，而是要给学生创造时机去独立思考和内省，去想一想，去探索一番，从更深更广的范围理解教学内容，达到意开辞达的效果。“不复”强调的是教师的教学行为要把握分寸，适可而止。 这句话是“启发”一词和成语“举一反三”的由来，是孔子论述启发式教学的重要名言，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启发式教学的思想，就是要求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学记》中曾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是说，君子既要懂得教学成功的经验，又要懂得教学失败的原因，这样才可以当好人师。教师对学生施教，应当用诸如打比喻的方式启发诱导。对学生的诱导不能牵着学生走，严格要求学生但不能使学生感到压抑，要启发学生思考但不能直接把答案告诉学生。启发式教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就记录了孔子常常运用讨论、诘问、比喻等多种多样的方法启发诱导学生，要求学生。这些方法的合理运用，使得孔子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既调动了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地思考与解决问题，又避免了简单、抽象地告诉学生答案的弊病。 温家宝总理对于启发式教育思想非常重视。2006年5月4日，温总理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亲切看望青年学生。就启发式教育这个问题，温总理告诉大家：启发式教育是孔子的发明，不是苏格拉底的发明。孔子早苏格拉底82年，是孔子提出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理念。温总理进一步向广大青年学子提出希望，希望他们将来为人师不仅要教学生学会动脑，还要学会动手；不仅要教学生知，还要教学生行。 第二部分 文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节选） 2005年6月24日上午，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宣誓就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温家宝总理在接待厅会见了曾荫权。落座后，温总理说：“我深信，曾先生一定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誓言，认真贯彻基本法，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香港广大民众，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温总理接着说，“最后我想借用的一句话作为对曾先生的勉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中所说的“士”是封建社会中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阶层，是四民之首（四民，即士，农，工，商）。宋代以后，士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但春秋以前，士只是一个等级（即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的名称，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到了战国时期，士虽然仍具有等级特征，但逐渐演变成社会上的一个阶层。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频仍，列国多以得士为荣。在儒家经典中“士”多次被提及，如中，孔门弟子子贡、子路都问过“何如斯可谓之士矣”这个问题。孔子在回答子贡的提问时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作为士的最高标准，对于子路，则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对其予以勉励。作为孔门弟子，儒家思想最得力的继承人与传播者，曾子提出的为士标准最为后人称道，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在儒家眼里，士是理想人格的典型楷模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坚定执行者。 曾子认为，要想成为士，必须具有两种涵养，即“弘”和“毅”。关于这两个字的解释，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谓：“弘，宽广也。毅，强忍也。”朱熹又在《朱子语类》中说：“所谓‘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宽大，容受得人，须是容受得许多众理。若执著一见，便自以为是，他说更入不得，便是滞于一隅，如何得弘？须是容受轧捺得众理，方得。”“毅是立脚处坚忍强厉，担负得去底意。”这就是说，作为士人，应该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更有容物之量；不偏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目光远大，见识高超。这是弘的含义。但仅是这样还不行，还应该坚毅、果敢并具有超强的忍耐力，即苏轼在《晁错论》中所谓：“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弘”与“毅”两者不能偏颇，相互统一，缺一不可。朱熹谓之“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且引程子的话解释道：“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四书章句集注》） 那么，作为士人，为何要具有这两种素质禀性呢？这是由士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儒家思想的主体是“仁”，儒家经典中记载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仁”的探讨，其终极目标是实现身修的人格塑造与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社会政治，这种理想目标的实现，若非弘毅之士，实难做到。《四书章句集注》谓：“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士人以“仁”为己任，即当有“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陆九渊《象山集》）的担当意识，有事不避难、“临大节而不可夺”，甚至“见危致命”、“杀身成仁”、“死而后已”的宗教式献身精神。这些充分体现着儒家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彰显的是坚定不移的价值信仰、坚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和不改其志的理性自觉。儒家这种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使得中国士人在生命深处无时无刻不在高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赞歌。他们心忧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用生命书写着一曲曲人性的赞歌。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炎武于衰朽末世高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于国难关头自我警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据山东济宁嘉祥县曾子研究会调查，曾姓原是一家，即曾参的后人，按族谱曾荫权是曾子第七十四代后人。曾庙位于山东济宁市附近的嘉祥县，曾荫权与妻儿曾到那里祭祖。2005年曾荫权当选香港特首，温家宝总理亲切地引用曾荫权祖先曾子的名言勉励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曾荫权连任香港特首，温总理再次用曾子语“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来勉励他。温总理的意思是说曾荫权为港人谋利益的责任十分重大，他要为香港的繁荣安定，献出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条路非常遥远，这就是任重道远的含意。 第二部分 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节选）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节选） 2004年5月9日晚，温家宝总理对英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在中国驻英大使馆，温总理动情地向大家讲述了中国驻英使馆的由来：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担任驻英公使。清政府派遣精通洋务的郭嵩焘率三十多人的团队于1876年12月从上海乘船赴英，1877年1月到达伦敦。郭嵩焘使团住在波克伦伯里斯45号的一座四层楼房，这里从此便成了中国驻英使馆。在讲述完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后，温总理感慨万千：“那时候，我们国家是积贫积弱，在国外抬不起头来。但是有一点连欧洲人都看得清楚，那就是中国人的美德，即使在屈辱的年代也表现得十分充分。……中国人吃苦耐劳，自强不息，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美德也反映在现代的旅居海外的人身上。” 温总理所引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在中，这句名言出现了两次，由此可见孔子对这一品德的高度重视。 篇首节选的文段一中提到的仲弓就是孔子学生冉雍。仲弓其人，以德行著称。他向孔子讨教有关“仁”德的问题时，孔子从三个方面做了阐发。首先要敬以持己。即无论出门还是使民之时，都应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出门，即走出家门，或远行，或访友，均皆私人之行为；使民，即治理百姓，当属公众之事务；大宾，国宾；大祭，重大祭祀，诸如天地之祭、禘祫之祭等。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出门的私人行为，还是使民的国家事务，都应如见大宾一样谦恭有礼，如参加重大祭奠一样持重谨慎。其次要恕己及物。即自己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便是儒家所强调的“推己及人”理念的延伸。如果说前两句讲的是尽己之心为忠，这两句则说的是推己及人的“恕”之道。如能推己及人，自会处处以自己之心去体会别人，也就能做到己之所不欲，决不施之他人了，所以张载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第三，能做到上面两点，效果也是明显的，即无论国邦之中还是家庭之内，均无人会怀有怨言。孔子对仁的阐发令仲弓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所以他说：“我虽不算聪明，但一定要认真按您所说的去做。” 篇首文段二中子贡向孔子请教一句能使自己受益终身的警语，孔子送给他的是阐发“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如果说对仲弓的教诲，孔子还只是从仁德体系的建设角度提出要求，那么对子贡则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恕”德是一个人终身都应持守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体系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心统治地位。儒家的道德理念也渗入国与家的每一个细胞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类名言警语，国人不仅耳熟能详，且已内化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自觉行为规范。所以温家宝总理将这八字警语视为“中国人的美德”，无论时空如何转换，国人从未放弃这一美德。当然，在推崇这一美德之前，温总理对积贫积弱时代中国外交悲情史的追溯，不仅有对国人坚持这一美德的赞叹，似乎还有着另一层面的深刻思考：己所不欲固然应勿施于人，己所欲呢？也未必都可以施于人。而当年以英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列强，纷纷将他们之所欲，强行施于善良的中国人民，加重了中国近代社会深重的苦难。这或许是引用这两句话的弦外之音吧。 第二部分 文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2003年3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温家宝总理以“恪尽职守，奋发向上，全力做好新一届政府工作”为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政风建设时，温总理说道：“全面履行政府的职责，做好今后五年的工作，必须进一步转变作风，严格纪律，形成良好的政风。古人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就是要正。良好的作风至关重要。” 温总理引用的这段话出自《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用词源学的本意来解读政事，认为“政”就是“正”。并以“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作为补充说明。季康子是鲁国的正卿，孔子以“政”字的本意来回答季康子的提问，并告诫他为政时自己首先要“正”，为政者起到表率作用，谁敢不正？ 对于“政”的义理，古人多有论述。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100年）的《说文解字》对“政”的解释直接沿用孔子的说法，即“政，正也”。成书稍晚于《说文解字》的《释名》亦取此说，但有进一步的补充：“政，正也，下所取正也”。《说文解字》与《释名》在解释名源时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声训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采用，孔子对“政”的解读无疑当属于此。 总体而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为政”的方式是一种行为准则，要让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 那么何为“正”呢？管子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善良，不苟且保持敬惧。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第二部分 文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 这段文字出自《管子·法法》篇，该篇讲述法治的推广和施行，篇首开宗明义讲“法”的作用。管子说：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由上文可见，作为法家的管子对“正”的解读侧重于制度层面，领导者“帅以正”更多的是带头遵守和执行法律规范，这与儒家单纯从道德层面强调人的模范作用有较大区别。 如果抛开“音训”的方式而以“形训”的方式解读“政”字，则管子所强调的“政”的意义是否会多一些呢？ “政”字右边的偏旁在繁体字中为“攴”字，读作“扑”，本意为轻轻地敲打。我们可以借此认为，要想“为政”者“正”，也需要靠外在的力量经常地敲打。外在的力量可以是法律规范，也可以是民众的监督。如果“为政”者既能自觉具有“至关重要的良好作风”，同时又受到“轻轻的敲打”，那么“正也”的目标就很容易达到了。 在温总理发表这次讲话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8月14日，新华网登载了一篇《官德沦丧：对执政党的严峻挑战》的文章，批评有些官员“官德缺失、官德败坏、官德沦丧，已超过了人们的预期，突破了民间的道德底线”。个别官员为政不正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温家宝总理引用的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意义深远。 第二部分 文 言必信，行必果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语·子路》（节选） 2006年10月8日，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安倍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访华。这也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把中国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温总理8日在人民大会堂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会谈。会谈期间，温总理首先对安倍晋三首相的来访表示欢迎，对他在对华关系上所显示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随后，温总理强调，保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必须按照两国达成的共识，妥善处理靖国神社问题，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温总理借用中的“言必信，行必果”一语进一步指出，这是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有关“士”的问题时，孔子给出的关于“士”的界定之一。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门十哲”之一。子贡“利口巧辞”，富有外交才干，是孔门十哲中言语科（外交辞令）的代表。在孔子时代，语言训练的主要材料是，孔子曾言：“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子贡对的学习，曾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肯定：“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在中，有关孔门弟子言行的记载，子贡可谓翘楚，且其中许多言论被视为儒家代表性名言，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等。 篇首所选文段内容是子贡在向孔子请教关于“士”的问题。按照子贡和孔子的问答，“士”在这里被分为三种等级：做事贵有廉耻之心，奉命出使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第一等的士；宗族中人称赞其孝顺父母，乡党邻里称赞其敬爱兄长，这是第二等的士；讲话一定守信，做事坚决果断，这是遇事不问青红皂白、固执己见的小人的行为，但也算得上次一等的士。 从以上言谈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因为当子贡第三次“问士”时，孔子的回答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一种固执己见的小人行为。孔子把“小人”归为次一等的士，可见这里的“小人”并非如现代社会所常用的品格卑下之意，此处的“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普通人，或者说是指那些境界不高的人。在孔子看来，普通人只要做到了言行一致，也可以算得上是士了。 在教学中，孔子善于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进行启发式教学，在篇首所引文段中，孔子正是针对子贡的才能与性格特征一步步启发他，希望他发扬自己的优势，有所作为，做一个合格的士人。那么，子贡可否被称为孔子所说的“士”呢？回答是肯定的。与孔子其他弟子相比，子贡独一无二的地方是其在理财经商方面所具有的卓越天赋。子贡把儒家的“仁、义、忠、恕”等理念很好地贯彻到了经商之道中，因此被称为“儒商”的始祖。后世有“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推子贡贤”的评价。子贡继承自儒家思想的坚持诚信、公义和社会责任的立场，客观上有利于维持其商业活动的长远利益。而其“儒”与“商”的结合，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即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大力提倡要把商业才能和儒家精神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的精神。 子贡对“士”的坚守，还体现在他对孔子声誉的维护上。不论生前还是身后，子贡都在用自己的言行维护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儒家思想教义。听到叔孙武叔“子贡贤于仲尼”的言论，子贡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子贡对孔子的维护，亦可见于下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论语·子张》） 在现代人的意识中，“言必信，行必果”不再限于对“士”的界定，侧重点落脚在诚信问题上，具体指的是说话算数，办事果断，是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和行为准则。在与安倍晋三的会谈中，温家宝总理引用这句话，含意是十分丰富的。安倍当选首相前后承诺改善亚洲外交，表示出访要首选亚洲国家。安倍访华时曾表示：对于日本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自己深表反省，并且承诺，自己将严格遵守双方关于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困难，促进日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共识，妥善处理历史的问题。但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温总理借用古人的这番话，是希望安倍晋三能够做到言行一致，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作出切实努力。 第二部分 文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大学》（节选） 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提问，借用《大学》中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一语强调：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要精简人员。……与此同时，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最后，温总理表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大学》一书以凝练而意蕴丰富的语言涵盖了早期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为的一般过程。其中“经”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是八个条目，以“格物”为起点，以“平天下”为其奋斗目标的八条目是一个由内到外、相互关联、不能紊乱的统一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的治国原则是其核心，也是“八条目”的最终归宿。而“生财”又是实现这一治国原则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实现“平天下”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过程。篇首节选的文段，就是在论述如何“生财”的问题。 《大学》中说，君子靠忠信得天下，骄奢淫逸便失天下，这是治国的大道。同样，理财也有大道，这“大道”的纲领无外乎如下四条：一是生众，二是食寡，三是为疾，四是用舒。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增长财富的方式就是：增加生产的人，减少消费的人，做事要努力，花费要缓慢，这样财富就会永远充足。过度的聚敛财富，与民争利，甚至伤民之力，那会天灾人祸并至，那时即使有善人，也没有办法了。字面上看，这四条纲领所谈的是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时期增加财富的几种手段，但实际上，这种思想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发展，物质文明之所以日益丰富的重要原因，它道出了一个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社会所必需的几个条件：生众，亦即尽量扩大就业面，创造尽可能多的生产空间，具体落实到施政层面，就是重农、兴矿等一些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措施；食寡，也就是节约开支，裁汰冗员、裁减胥吏之类制度措施都属于这种类型；为疾，就是尽量加快生产速度，科技的不断进步，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用舒，就是要有计划地去消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以上四纲领起了关键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中所提出的这条“生财之道”，是富国强民的有力手段，也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必由之径。 《大学》所道出的这条“生财之道”，道理虽然简单，但反映的问题却很深刻，因此在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也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也就是说，历朝历代凡涉及税赋改革结果都是相似的，那就是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再者，农民辛辛苦苦种粮食，却要等着把种出的粮食卖了之后用换来的货币交税，中间还要受商人的层层剥削，而官府征税时，不分土地好坏却都要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中总结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对赋税制度的批评以及黄宗羲定律所依据的思想，其精髓实际上就是《大学》中提出的生财“四纲领”。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在2003年3月18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又重申这一问题，并用《大学》的这四句话来作答，这些都深刻地表明总理对民生问题的密切关注和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第二部分 文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中庸》（节选） 2003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表扬医护及各界成功克服非典型肺炎聚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温总理首先借用《中庸》中的“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勉励广大香港民众，随后，温总理动情地说：“我们这个民族确实是愈挫愈奋，愈挫愈勇。”“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形成的凝聚力，定将推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句话告诉我们，当遇到挫折与失败时，不要将自己的失落和苦闷归结于上苍，不要将自己的过错和失误归咎于他人，因为这是一种避世的胆怯，是一种利己的私心。就像射箭一样，当射不中靶子时，要从自身寻找原因，要检讨自己技艺的不足。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也是强调个人在道德修养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只有放弃无休止的抱怨，才能始终保持乐观健康的良好心态，从而积极向上，有所作为。怨天尤人者，只能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荀子·正名》篇说：“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于慎行说过：“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谷口笔尘》）我国汉代的道家经典《太平经》也说：“人无忧，故自寿也。” 在儒家看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个人修养的道德境界。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怕你没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么去自立。在儒家看来，人凭什么自立，当然需要知识，再就是德行，更重要的还有人生的境界。孔子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具有快乐的人生情调，他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来概括自己一往情深的精神世界。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知到好，由好到乐，其实就是人生境界的提升。为此，儒家经典《中庸》强调“中和”的思想。《中庸》第一章即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感时，心中总是平静的，不偏不倚的，所以叫做“中”。但是人的喜怒哀乐总是要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有节度，无过无不及，这就叫做“和”。如果人人都能保持中和的境界，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和谐向上，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这也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有追求的人向上进取，无所事事的人向下沉沦。向上者超越，向下者坠落。 温家宝总理在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表扬各界战胜“非典”聚会上引用《中庸》中的这句话，是告诉大家在面对这场灾难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接受挑战，趋利避害，共渡难关。正如温总理2003年4月在北京大学看望同学们时所说：“这场灾害对政府、对全国人民都是一场考验。我相信，经历这场考验后，我们国家会更大踏步前进。” 第二部分 文 人一之，我十之；十人十之，我百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节选） 2005年3月5日下午3时许，温家宝总理在听取了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甘肃省代表们的发言后，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年工作的任务，告诉大家：完成这些任务，要靠大家的奋斗。随后，温总理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全国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西部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更要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苦干精神，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面貌。” 篇首所引《中庸》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广泛地学习，仔细地探究，谨慎地思考，明确地辨别，最后要切实地去实行。要么不学，学了没有学会决不罢休。要么不问，问了没有明白决不罢休。要么不思考，思考了没有所得决不罢休。要么不分辨，分辨了没有明确决不罢休。要么不实行，实行了没有笃实决不罢休。别人用一分的努力去做，我就用一百分的努力去做；别人用十分的努力去做，我就用一千分的努力去做。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样，虽然愚笨也可以变得聪明起来，虽然柔弱也一定可以刚强起来。 就人生的道德行为与价值取向而言，中国儒家学者更侧重于强调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而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铸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道德品格与思想风貌，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易》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在其诸多经典中所提倡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刻苦学习、不甘人后的学习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拼搏精神，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体现。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一生勤奋好学，锲而不舍，如文所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曾随师襄子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练多日，得到了师襄子的肯定，师襄子说可以了。可是孔子并不满足，认为自己“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认为孔子已“得其数”了，可是孔子认为自己“未得其志”。又过了很久，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弹得不够好。他反复钻研，终于体会到了琴曲的真正内涵，直到能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才罢休。他的这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刻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师襄子，直到现在，孔子的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生态度仍然蕴涵着巨大的精神力量。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是化用《中庸》中“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而来，是《中庸》中这句话的缩略和改写。《中庸》中蕴涵着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儒家精神的核心所在。而上述言辞正是儒家圣哲追求“止于至善”的人生体验，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这对塑造中华民族伟大品格和民族精神至关重要。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引用这句话，意在勉励西部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西部精神——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这是一种拼搏、开拓的精神，但更多呈现的是一种隐忍、苦干和坚持，它表现了西部人面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和近代以来落后状况仍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积极奋进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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