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二)：太平天国 - xp1024.com
《晚清七十年(二)：太平天国》


目 录

<strong>第1章 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strong> 1

1.1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3

1.2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5

1.3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7

1.4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8

1.5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10

1.6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13

15

2.1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15

2.2 洪天王就是恺撒琼斯 18

2.3 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 21

2.4 “邪术惑众”和“聚众滋事” 24

2.5 洪秀全的“老三篇” 25

2.6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28

2.7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29

2.8 金田“团营”是什么回事？ 30

2.9 “水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32

2.10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34

2.11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35

37

3.1 “九十九先生”的谜底 38

3.2 历经沧桑的《推背图》 40

3.3 洪水滔天苗不秀 41

3.4 “有神”与“无神” 43

3.5 小顽童敌不过老顽固 44

3.6 不要被赛先生、德先生牵着鼻子 45

3.7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46

3.8 两百年转型的最后关头 48

3.9 “流窜”、“割据一、“围剿与反围剿” 48

3.10 “永安突围”时的人救问题 49

3.11 金粉乡里的开国昏君 51

54

4.1 太平灾面面观 55

4.2 洪杨功过的两家之言 56

4.3 罗史评介 58

4.4 “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 60

4.5 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 61

4.6 洪杨在“进城以后” 61

4.7 天王的性变态 64

4.8 阉割幼童和民间选美 65

4.9 东王的声色之好 67

4.10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69

4.11 知识分子的杯葛 71

4.12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72

4.13 经营丝茶，禁绝鸦片 74

4.14 禁鸦片是与虎谋皮 76

4.15 称王太早，圣灵乱封 78

4.16 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79

<strong>第5章 两次“长征”，两番“寸磔”</strong> 82

5.1 由主动割据到被动围剿 82

5.2 二十八岁的北伐军统帅 84

5.3 “过河卒子”的北伐之战 86

5.4 从天堂打入地狱 87

5.5 以华南步卒封蒙古骑兵 89

5.6 由苦守到覆灭 91

5.7 历史名将的可悲下场 92

5.8 北伐援军五将四殉 94

5.9 洪天王不如毛主席 95

5.10 石达开之死 97

5.11 镇压反革命的寸磔剐刑 100

<strong>第6章 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了</strong> 102

6.1 “长征”以前的长征 103

6.2 “长征”是老百姓的血泪史 105

6.3 绿营清军的不断围剿 107

6.4 上海“小刀会”的插曲 108

6.5 英国的算盘与三强的矛盾 110

6.6 由“租借地”变成“殖民地” 113

6.7 英入代管中国海关的奥秘 114

6.8 美国公使的见证 115

6.9 上海变成自由港 117

6.10 “外人帮办税务” 119

6.11 “华人”比“狗”值钱 120

6.12 租界的阴阳两面 121

6.13 白色棉纱敌不过黑色鸦片 123

6.14 圣玛利亚与送子观音 125

第1章 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度尼西亚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作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附注】 （此种【】 格式之附注为本人所加，仅仅供参考）徭役，亦称力役，是领主或国家强制百姓承担的无偿性劳动。领主强加的徭役表现比如说是农奴每月一半时间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一半时间则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而国家强加的徭役包括宫殿、陵墓、府第及军事工程等等，典型者如修秦代长城。关于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的徭役制度，请参见附件《徭役何时休？》。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 （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 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el Astor 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附注】 古代的广州城对外贸易商馆区在广州旧城的西城外，即位于今天广州市东至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边，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区，这一带也就是清代广州对外贸易商馆区的遗址。因最初有十三家对外贸易的洋行，故民间称对外贸易商馆区为十三行。电影《纽约黑帮》海报上有这样一句宣传语：“美利坚是从一条街道上诞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广州和十三行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燬”再“燬”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它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附注】 燬：同“毁”。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踏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第一册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 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共干。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甚至蒋中正、毛泽东二公也都是它虔诚的信徒。美国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夫人南希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像。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则始自，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事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粱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症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默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下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下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干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strong>1.3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strong>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二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筋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坐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

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strong>1.4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strong>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腐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艾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无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下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快捷方式。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地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strong>1.5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strong>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竹枝词》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网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 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〇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嘵嘵，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嘵嘵，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严新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满清入关之初，颁薙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长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的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生肖属鸡。家境贫寒。

一八二九（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一八三二：秀全十九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粱亚发著《劝世良言》，末读、藏之。

一八四三：秀全三十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良言》。

一八四四：秀全三十一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基督教。

一八四七：秀全三十四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末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三千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一八五一：秀全三十七岁。一月十一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十二月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东王总其成。

一八五二（清咸丰二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一八五三：一月克武昌。二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一八五四：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一八五六：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一八五七：翼王避祸出走，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四年耳。

一八五八～一八六四：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干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准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一八六四：六月一日，秀全自杀，年始五十。七月十九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第2章 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

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致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霄壤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投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

<strong>2.1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strong>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王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一八四二），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附注】 躐（liè）等：超越等级，不按次序。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今日大陆上，养尊处优于中南海深宫之内的“八老”，“可能”就属于此类。笔者此处对“八老”的评价。只敢用“可能”（英文里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将来历史的演变，和史家对他们作正面的评价，也是有“可能”的。

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胆曰之者，却也是根据一项历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则为六四“天安门事变”，在今后历史书内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后，则历史家又怎样去安插“八老”呢？故笔者不待蓍龟而斗胆先说之。

【附注】 上段文字开始为“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胆月旦之者”，实在不明所以，怀疑是排版错误，故以“曰”字代替。

不待蓍（shī）龟：古时卜筮，用蓍草和龟甲，以卜吉凶。所以这个成语就是指比喻事情是明摆着的。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十四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的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并且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换制”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下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毛、邓五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附注】 李登辉总统可说是部分的解决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可贺也。但是这一换制“阶段”之跨进，非李公个人之力也，“时代”与“机运”使然也。干万不能棋错一着，走火入魔！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极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而已耳。

【附注】 荦荦大者（luò luò dà zhě）：荦荦即明显，指明显的重大的方面。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他、败也由他。

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的，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ian 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漩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至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己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迹，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桩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余。

近在一九七八年，美国旧金山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恺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并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庙”（People’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纾难、捐献相从。旧金山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中美洲之圭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室”（Jones-town），划地称王，不受美国之法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 Ryan）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说九一三人），竟于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太息唏嘘，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欤？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一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并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所能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附注】 不语怪力乱神：即“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般都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不过也有个解释说是应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亦即“孔子不说话了，惟恐用力分散影响集中精神。”看着不太对头，仅参考。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案”（如赤眉、黄巾和白莲教、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它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犹太教，耶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得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琼斯恺撒”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在目前美国还合法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 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韩国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南韩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二十世纪七、八〇年代的美国和南韩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骛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她）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来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们对一百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禾乃师”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

【附注】 禾乃师：杨秀清使用的一个职位或者是宗教头衔，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是把“洪秀全”的“秀”字拆开，不过意思不是“洪秀全之先生”或“国师”之意。而是军师的意思。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

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J等等《双照楼》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毛泽东也是一位土塾师，他那几首旧诗词，什么“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够通顺了，而洪塾师还远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泽东夫妇之间。毛江夫人有诗曰：“江上有青峰。藏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和洪天王的“暂且偷闲跃在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他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二十五岁那一年，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再度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一个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资事业。往往合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合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各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两度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余日，在昏迷中便发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救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师”（shaman

）。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之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项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个文盲。据说他那部《可兰经》，便是“上帝”（Allah）的圣意，通过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颇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来岁的富孀夫人，一口气笔录下来的——信不信由你。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ures）当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恺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型态的s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俊，“天父”还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藉辞笞挞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strong>2.4 “邪术惑众”和“聚众滋事”</strong>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新约圣经》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领（见《洪仁玕自述》）。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无效，洪逆治之立愈”的故事（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o science）。二十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秀全于三十一岁（一八四三）于广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朞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附注】 朞（jī）：指时间周而复始。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包括国、共两党）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君不见今日朝中邓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气功师保健、保命；但是他们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气功组织，马上就要下禁令了。“气功”何伤哉？“聚众”犯法也。因为在中国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传统里，“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铲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闹学潮……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官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使用武力镇压。有机枪、有坦克。杀他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鸟兽散，俟机再聚。没机枪、没坦克，又招安无方，那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时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

等到他再度翻阅六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他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经》窜改了七十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迨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身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

《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

《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的还认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s）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

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作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作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舆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畴，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六三四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循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却远比穆氏当年在麦加所遇的异端，要强大得多，所以太平“天国”，就没有鄂图曼“帝国”那么幸运了。

【附注】 鄂图曼帝国：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strong>2.6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strong>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一八四七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一八四五、六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〇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lt;蒋中正序&gt;），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上，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桩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节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义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唔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义了。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琼斯堂”的生活。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极之前早就出现了。

且看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又怎样的一步步造起反来呢？

原来广西省在上个世纪，四〇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械斗成习，聚众滋事，早巳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导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

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它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敌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内，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 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附注】 畏葸（xǐ）：害怕，畏惧。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三百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藉教主三十八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对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附注】 傩（nuó）：（1）行走姿态柔美，如“佩玉之傩”；（2）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傩舞。傩戏（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演员戴木面具，多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式动作表现请神驱邪、祈福及简单的战斗故事）。傩神（传说中驱除瘟疫的神灵）。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lt;北伐誓师辞&gt;或&lt;讨武曌檄&gt;、&lt;讨粤匪檄&gt;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附注】 曌：同“照”，武则天为自己名字造的字。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歼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水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lt;封五王诏&gt;。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下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衰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〇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扬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三二干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怱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入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下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〇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lt;张献忠传&gt;，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干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第3章 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最近从香港传来的大陆故事说，新任国家元首江泽民对中国古老的预言书《推背图》，发生了兴趣。此一传闻可能是好事者所捏造。但是纵使实有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我国历来的统治者有哪个不相信谶纬之举和子平之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他“与佛有缘”。孙公说这句话的背景也曾有一大堆类似“启示”（vision）的故事呢！连绝对相信“神灭论”的胡适，不也说过“麻将里头有鬼”？仅供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都有鬼；那么共有十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怎能没有鬼？！我们的历朝统治者，包括最近的江主席，想在这场大麻将里，找点鬼言鬼语，有什么稀罕呢？！朋友，江公今日虽然位尊九五，贵不可言，他这个交大毕业的工程师之为“人”，事实上与足下和我，也差不了太多。兴致好的时候，谈谈《推背图》，聊聊《烧饼歌》，算不得什么“提倡迷信”也。——茶余酒后，我们谈得，他谈不得？只是我们谈后直如清风过耳；江公谈后，就要变成“小道消息”罢了。

【附注】 谶（chèn）纬：是一种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等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录。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往往作一些特殊装璜或染成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又称为“符命”或“符录”。纬是用宗教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

子平之术：宋初，徐子平著《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将前人李虚中以始生年、月、日推算命禄的方法发展为以年、月、日、时配合干支，合为“八字”来推衍吉凶祸福。其所创八字推命之术较前更重于五行推算，方法亦更精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故后世多称“八字”推命之术为子平术。

其实“迷信”这种东西，原是社会里一个少不掉的“体制”（institution）。——梦露姑娘的棒球明星丈夫迪玛吉说，他和梦露结婚，不是跟一个女人结婚而是和一个“体制”结婚，正是此意；而“迷信”这个“体制”在中国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可不在“女人”（美女）这个“体制”所发生的影响之下啊！清末的太平天王、慈禧太后，和民初的洪宪皇帝，都是它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受害了，我们老百姓才跟着倒霉。

可是“预言书”这宗迷信是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每每都有奇验。古朝鲜即有一宗预言说：釜山这个东海小渔村，在某个时代要为该国首都。近百年来哪个韩民相信呢？谁知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李承晚大统领败退南下，据釜山为反攻基地。它一夕之间就变成国都了。

我国的预言书《烧饼歌》，就更古怪了。这个《烧饼歌》自明代唱到清末，一般都觉得它很灵验。可是我们民国时代的新青年，却有理由的斥之为“事后伪作”。然事有蹊跷，它在我们及身经历的民国时代，却也唱出些什么“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来。

试问“九十九”这位老兄是谁呢？在抗战中重印于重庆的《烧饼歌》，即有注者解释为“一位姓白的”。盖九十九便是一百少一也。这册“重庆版”是笔者亲自看过的。这一“破解”当时对那位名重国际的桂系大将，小诸葛白崇禧将军，乃至他整个桂系的政治前途，是祸是福，真很难说。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已证明白崇禧、李宗仁都无此福分。至多作个配角。当时亦有人解之为蒋“中正”、“介石”先生。因为蒋公这两个名字也各有九笔。合起来也正是“九九”先生也。这可算是“验”了。可是后来历史证明，仍然只是“一部分正确”（partly correct）；还有人比他老人家更为正确呢！原来“九十九先生”也叫“二十八划生”。二十八者九加十加九（9+10+9＝28）等于二十八之谓也。

“二十八划生”原是毛泽东当学生时在长沙办《湘江评论》的笔名；也是他向《新青年》投稿时的笔名。因为“毛泽东”三个繁体字加起来，共有二十八划，故名。

这一来，“九十九先生”由蒋、毛两位民族英雄平分之，也倒是很公平的。可是他二人今日如相逢地下，再携手来搞个“国共第三次合作”，毛如要多占点便宜，蒋恐怕也无法拒绝。因为毛公还多两三个“九十九”为蒋公所无。

原来在一九四九年秋季，中共在北京升旗建国时，据说毛公的风水先生劝他选一个“大日子”迁入中南海。毛就选了个九月九日。这个“据说”可能是损毛的人附会的。毛或无此意。但是纵使是附会，或风水先生拍马屁，可是毛公最后去见马克思的日子，别人就不能拍马屁，他自己也无法选择的了。——毛公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也算是个巧合吧！

再者，毛氏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登基，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南海后宫龙驭上宾，他老人家在中国也整整的做了二十八年的皇帝，也算是个巧合吧！

最不可思议的则是《推背图》在这方面也把毛公描画得须眉毕露。在《推背图》第四十一象的“颂”中，预言者写了下面的四句：

帽儿须戴血无头，

手弄乾坤何日休？

九十九年成大错，

称王只合在秦州。

在这四句中，除第一句仍然不可解之外（或者也可解之为“帽子乱戴，血债无头”吧），其它三句不是把毛氏对中国大陆二十八年的统治，说得入木三分，吾人如试把隐语除去、真言恢复，把这四句改写成：

帽儿乱戴血（债）无头，

手弄乾坤何日休？

二十八年成大错，

称王只合在延（安）州。

这不是现今历史家对毛公很正确的评语吗？在延安时代，董必武颂毛诗中便有“不教佳誉出延州”之句。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把陕甘宁边区（古秦州地区）的确搞得很好，誉满国际。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只是个“方面之才”。一旦入主北京，做了皇帝，他就才有不胜，浩劫连年呢？

《推背图》的作者竟能于千年之前为吾辈“预言之”。——纵使是“迷信”、是“伪造”、是“巧合”……无论怎样，身经此劫者，在家破人亡之后读之，也是发人深省吧！

《推背图》这本怪书有图象有谶语，据说是唐太宗贞观（六二七～六四九）年间李淳风与袁天罡合撰。新旧《唐书》中有传；《宋史?艺文志》中也有著录。因其乱测朝政为统治者所不喜，末太祖赵匡胤作了皇帝乃以死罪禁之。然此书已流传数百年，不禁还好，愈禁愈红。朝廷不得已，乃取旧本把其中预言颠倒紊乱使读者搞不清次序，无从相信起。但是自古以来的统治者禁书（包括秦始皇）都是只禁民间之书，真正好书好画孤本绝版（如今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保存的孤本殿版），大皇帝还是要秘藏禁宫，自己去细细“御览”的。因此这册唐版《推背图》，便在宋元明三朝大内中幸存了，直至闯王犯关，崇祯上吊之后，才又自宫廷中解禁出来。可是清初康雍乾三朝，文网甚严，文人多不敢犯禁。至“英法联军”（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相继占领北京，禁城文物国宝一再被洗劫之后，古本《推背图》就和古本一样，才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于本书被禁之后，和再度被复印，终于大量流入民间的详细情形，当前两岸目录学家一时还难断言。因此其中许多看来灵验非凡的谶语预言，一般读者，当然包括笔者自己，时至今日，仍然觉得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因为根据科学原理，乃至最肤浅的常识，这种预言必不会准确到连后世统治者的真名实姓都可以呼之即出的。——不像“九十九”只是个“数”。

且看《推背图》第三十四象?巽卦，对“太平天国”的那项预言。全文如后：

谶曰：

头有发，

衣怕白。

太平时，

王杀王。

颂曰：

太平又见血花飞，

五色章成里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中原曾见梦全非。

【附注】 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其后原有的“金圣叹曰”则删去。笔者所用本子原藏先岳遗书中，无出版标志。嗣于香港购一《预言七种》，亦无出版虞，然字句相同也。

上面的“头有发”是长毛，毋需解释。长毛的“官”所穿的制服有红有黄。因此红黄二色为“官服”颜色，民间绝不许用。用者“斩首不留”。民间一般都穿蓝青乌黑等“杂色”。公务员和一般干部，尤其是头有原始长毛的“老长毛”，绝下穿白！这种“衣怕白”的长毛习俗，不但一般读者没有印象，后世的专研太平史的专家学者，有的也未曾注意，而预言书作者却小题大作之。——我国古代秦人尚黑、汉人忌白，都与迷信有关。

“太平时，王杀王”，下文当详论之。至于“五色章成里外衣”，这也是事实。盖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他所封的东西南北翼五王，也是旗分五色的（翼王旗即为青色）。所以这位预言的作者，纵使是“事后伪撰”，而撰者也是个颇有火候的党史家呢！

这首预言诗，如是“事后伪撰”，作者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怎能去学老名士张佛千教授，写“嵌字诗”，把“洪秀全”三字，真的“嵌”出来了呢？——这一下便牵扯到“哲学”和“神学”上“有神论”（theism）的两大纠缠上去了。

许多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绝对不信“神”的存在，笔者有缘竟有一次亲眼看到他老人家在一座教堂内，背上帝而坐，大谈其无神的宇宙论。

可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很多拔尖的科学家，和顶半边天的女人），都是相信有神的。“天父上主皇上帝”不用谈了；就是以男身化女身，救渡苍生出苦海的观世音菩萨，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信宗教的朋友们（他们是“有神论者”会说：“诚则灵”。你如果真相信上帝或观音，你可能有时会觉察到“有求必应”的“灵异”现象。但是你如死不相信（像爱因斯坦那样），那你就是个“无神论者”。你目中既然无神，他两位老人家也很民主。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河水不犯井水。——你平时既不烧香，临时可别来抱我佛脚啊！

所以，朋友！你如是个有神论者，虔诚地相信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万能的上帝难道说还不如一个白发老翁张佛千？张教授会作“嵌字诗”，而上帝不会？——作嵌字诗要“汉学底子”好；难道观音菩萨的汉学底子还不如张佛千？要去向张教授投“门生帖子”？

因此凡天下任何事理都不可说得太绝。我们信任“无神论者”的辩难至百分之九十九；也要给“有神论者”百分之一的机会，让他们尽其所欲言。——万一将来的考据学家、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真的证明了上述有关太平天国的预言诗，确是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之前的作品，那我们对这首预言诗，如何处置呢？

纵迟至科学大昌明的今日，天下事还是有许多不可解的。我的前辈老朋友李宗仁将军曾告诉我说，当年他的参谋长叶琪将军坠马而死之后，他曾和白崇禧等叶琪的老友，去访问一位可以招魂的巫婆。这巫婆在昏迷状态中，竟然发出叶琪的声音；并交代了叶琪生前的私事。

笔者的岳丈吴开先先生也是（且用他自己的话）“绝对相信人类是有灵魂的”；因为他也有过相同的经验。以上所举只是两位名人的经验。其实类似的例子在社会上是举不胜举的。

笔者幼年曾旁观乡人“扶乩”。一次竟被叫上乩坛和一位堂弟共同“扶”那绑着一枝筷子的纱箩。这筷子竟在下面的沙盘里写出许多字来。这些字加在一起，经长辈断句，竟然是一首诗。我知道那诗不是我作的；我也知道那首诗不是我那位堂弟作的。堂弟连&lt;总理遗嘱&gt;都不大看得懂，哪能作出那首典雅的旧体诗来呢？——但是这首诗是谁作的呢？真是天大的疑问——我自己经验中，数十年也无法解决的疑问。读者们如批阅拙作至此，可能会设想笔者也是一位“有神论者”了。其实非也。我只是和我老师胡适之先生一样，觉得“麻将里头有鬼”罢了。——有神云乎哉？

天下事之不可思议者正多。但是人类却是一种自作聪明的动物。家有敝帚、享之干金。愚者一得，往往就要以一得之愚，强人从己，向别人搞“专政”。——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可说是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被专政之中。

古代和中古的西方、西亚、南亚和拉非落后地区的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洪天王），可被他们自己制造出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各种上帝和伟大神祇专政专惨了。他们的圣人、哲士、先知、弥赛亚等等，知识贫乏到连一只小蚂蚁也制造不出；却斗胆地发明了无数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伟大的上帝和神明，来向自己同胞或其他民族专政，一专便是千年以上，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华文化就比较轻松多了。糊涂的洪天王之外，我们向来没有为上帝流过血。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鄙视“怪力乱神”的。但是说也奇怪，我们却也被反对怪力乱神的先生们，专了两千多年的政而不能自拔。

我们这项不谈怪力乱神的专政制度一直专到清末咸丰年间，才出了个“一神论者”（monot）洪天王。他挺身而出，向这个无神和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挑战。掉一句社会史学的专门名词，那就是洪秀全这一干人是受了“西学东渐”的影响，以有神的西学传统来向无神的东学传统挑战。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再者在异文化挑战下的社会转型（也就是“现代化或西化运动”原是渐进的，阶段分明的。最早期的西化（也可说是“异化”）往往是最幼稚、污染的成分最大，也是糟粕最多的。同时也是他那个对手方，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传统阻力最大的时候。——小顽童敌不过老顽固；小顽童就要遭殃了。——洪杨悲剧是有其历史上的必然性的。

<strong>3.6 不要被赛先生、德先生牵着鼻子</strong>

但是洪顽童的必然失败，并不保证他对手方那些垂死老朽的苍髯永驻。他老人家还是要继续他那由老而死的必然程序。——朋友，这也就叫做“历史的必然”！君不见“曾妖”那个老传统在“西学”挑战之下，还是延续不下去的。时未逾一甲子（六十年），孔家店不是又被打得稀巴烂？迨红卫兵来了。那千年无损的孔家三座老坟（孔丘、孔鲤、孔伋），不通统都被挖掉？！今夏余偕老伴谒“三孔”（孔庙、孔府、孔陵），见其墓草青新，固知其土下无物也。

但是生而为“人”，就是命带专政的。继孔孟而来的，我们还不是被马列专政、阶级专政、民主专政又搞了数十年。当前的世界上的穆罕默德专政还不是方兴未艾？德先生和赛先生联合专政，不也是如日中天？！

朋友们相信吗？赛先生、德先生也只是先生之一耳。胡适之先生有诗曰：“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先生不说话？”若论说话的本领，则德赛二先生就未必比孔孟、马列、耶穆诸二先生更强呢！他们三组中马列之外，都各有千年以上的专政史；赛德二先生才风光了几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大家在各自的时代，各领其风骚，谁比谁强呢？谁又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

被一时时髦的思想所专政，圣贤豪杰所不能免，况我辈凡夫俗子乎？那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未遇敌手的英雄好汉，他还不是不敢与马斗、与列斗？老聃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穿了，圣贤豪杰，也只是一束刍（禾草），一条狗而已。狗有什么自由意志？听主人安排罢了。

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位聪明绝顶的胡适老师吧！他分明知道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有鬼。闻一以知十的他，为什么就不能演绎一下、推测一下说，四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更有鬼呢？有“学识”的人，往往足其“学”可学也。而其“识”下可学也。胡适则是一位“学”、“识”兼备的人；何以他“识”不及此？其实胡氏不是“识”不及也；他是“学”不敢也。他老人家服膺“科学”、“民主”，服膺了一辈子。被赛德二先生专了政，而终身不能自拔！谈到“非科学”、“反民主”的任何事物，他就碰也不敢碰一下了。

胡适非不爱自由意志也；非有疑处不疑也。只是自由意志，被外来意志长期专政之后，“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如此而已。震铄古今的大思想家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迷失于教条主义的小作家，和平凡的我辈！

作者下笔千言，说了这许多离题万里的话，无非是——再引一句胡适之先生的名言——“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吾人治太平天国史，甚至整个中国近代吏，态度可得大方一点。不能拘泥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而自我顶枷。我们有时连“迷信”也得让它三分，不可嗤之以鼻。朋友，你说所有的“神仙”都不如你？那你也未免自我膨胀得太厉害。

你打麻将——现在港台日本和海外华侨社区乃至大陆上许多城镇，每逢周末，“碰”、“吃”之声，都响彻云霄——你和不了牌、输了钱，你把枱子砸通，还是和不了。可是麻将“鬼”一旦给你以青睐，“好张子”便一张接一张扑人而来；你“坐庄”、“霸庄”，接连不断。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不乐煞人也，么哥。有心脏病的赌友，有的乐极生悲竟为之一命呜呼。

“麻将里头有鬼”是违反科学的；伹它却是实验主义者在科学实验室里，实验出来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但是吾人如把世事真看成一桌麻将，一切由上帝安排、神仙作主，那也未必。因为神仙（如书《推背图》、撰《烧饼歌》的那些聪明鬼）纵使不幸言中，他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知其所以然，纵是神仙也得看看“社会科学家”，是怎么去分析的呢！

或问：子不言乎，吾人不能让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牵着鼻子走，何以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奢言社会科学欤？曰：非也。吾所戒惧者，专政也。科学专政与民主专政同是死胡同。一经专政则专者与被专者，皆面目全非。——胡适圣贤也。一朝为科学所专政，则不敢妄言鬼神。晚年大钻其原不值一钻之《水经注》；而不敢稍钻其大有可钻的“麻将里头有鬼”。

天下任何事理都是走着瞧的，一经“专政”或“独崇”，则成佛徒所说的“着相”，便走火入魔矣！所以社会科学家纵连“迷信”也宽容它三分。如此而已。

前已言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只是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

吾人今日在这个走着瞧的程序中，回看这个转型运动，自鸦片战后发轫以来，大致需时一百八十年至二百年，始能竟其全功。显然的它现在已进入其最后阶段。如无重大意外，下一个“定型”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季应可酝酿成熟矣。——国事在社会科学家的计算机里，似乎也是可以预言的呢！

再者这一记“阶段分明”的转型运动，不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它是走三步退两步；甚或是走两步退三步地缓缓地向前移动而至于今日。这也是“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公式吧！迂回是难免的；前进则是必然的。明乎此，我们对“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会科学也能够加以诠释的“所以然”了。

<strong>3.9 “流窜”、“割据一、“围剿与反围剿”</strong>

须知我“汉族中心主义”的武力和文明向外扩张，自古以来是自北而南的。从“吴越”的归宗，到“南粤（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杨诸公这次却领导了大批“粤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北伐”！（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杨这次北伐，其来势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它十四年的历史分段而论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阶段：曰流窜时期（一八五一～一八五三）；曰割据时期（一八五三～一八五六）；曰围剿与反围剿时期（一八五六～一八六四）。一八六四以后的捻军和华南一些会党的继续活动，只能算是围剿与反围剿的余波了。

所谓“流窜”者，简言之便是传统的黄巢、张献忠的斗争方式。农民在揭竿而起之后，由小股化大股，与官军你追我赶，不守一城一地，在国内四处流窜，钻隙前进，拖死官军。

洪杨起义的最初三年，便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没有固定兵源的中国传统历史上所记载的“流寇”——近人所谓农民大起义。这种农民起义所以能愈战愈强、愈滚愈大者，是有他们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会瘫痪、民不聊生。在这个人心思乱的国度里，一般饥民和他们的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则星星之火，很快的便可以燎原（《毛选》中以此为题）。

<strong>3.10 “永安突围”时的人救问题</strong>

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自永安州突围北窜时，连妇孺在一起不过二、三千人。——读者中的洪杨专家们，且慢……，先让在下谈点个人的小考据：

关于永安突围的人数，我的业师郭廷以先生（中国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权威），和后来的简又文、罗尔纲诸先生都说有数万人之众。笔者于五十多年前在沙坪坝的大学课堂里，便向郭师质疑。我认为这个数目字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也是个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像我们自己那样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

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一万四千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二、三干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

后来笔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自己和学生一道读洋书，不意竟忽然开朗。原来当时参加永安突围的重要领袖之一的“国舅”赖汉英，便是如此说的。汉英是洪秀全原配赖“娘娘”的弟弟；也是后来捻军杰出领袖赖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义、水安突围、进军长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说无役不与。后来进封“夏官丞相”，位至极品；实是太平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八王的重要首领。历来官书私籍对他的记载都是触手皆是的。晚至一九七五年他花县故乡还有他受伤还乡的传说。可是汉英在外交方面的径历，却鲜为人知。他是洪杨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个与外国使臣接触的天朝外交官。

原来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底克复并正式建都南京之后，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便试图与新朝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其行径与一九四九年秋的英国在沪宁一带的活动，前后如出一辙）。同年四月下旬驻华英使兼香港总督乔治文翰（Samuel George Bon. Meadohe hermes）直驶南京。由于外交礼节的难以如愿，英使拒见太平官员，而密迪乐则接触广泛。他所见到印象极佳的新朝官员便是赖汉英；他二人甚为投契。密氏并奉赠赖氏欧制望远镜一架以为纪念。他二人的交往可记者颇多，密迪乐记录弥详；简又文教授亦曾加摘译。在他二人交谈中，赖即谈到当年永安突围的往事，颇富史料价值，而汉籍中则未尝见也。简君译文中竟亦疏于选译。

赖说太平军在永安时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但是士气极高。在天公威灵感召之下，“全军二三千人，置妇孺于中军，不但一举冲出重围，且将敌军彻底击溃。”（见taylor Meado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Reprinted in Neern Reports on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y of hawaii Press, 1982, p.44n.）密迪乐所记录下来的赖国舅的“口述历史”，显然是可信的；也是合乎事实的。

太平军自广西永安（今蒙山县城）突围（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之后，人数虽少。却如猛虎出柙，锐不可当。全军沿途裹胁青壮，实力迅速膨胀。各路英雄好汉、激进工农，更是附义如云。台风横扫、草木皆兵。四、五月间，围攻桂林未克，乃北窜全州屠城而去（六月三日）。入湘以后，长沙之外无坚不摧。会党矿工船民参军者数万人。五二、五三年之交遂进据武汉三镇。全师至此带甲凡七万五干人，号称五十万。五三年二月乃尽掳三江一湖（湘江汉水与洞庭湖）中的民船数万艘，顺流东下。樯橹如林、旌旗蔽天。下九江、克安庆、破芜湖，如入无入之境。三月十九日乃攻入南京，斩清廷两江总督陆建瀛及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内之满城，将清廷之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下之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合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妖之外的一般男女市民，则勒令分为“男行”、“女行”。青壮男子则编入军营；妇女则编入“女馆”，随同劳动。百工技艺亦按职业性质，编入诸“馆”。所有公产均入“圣库”；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加以没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妇不许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合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遂恍如一大军营。——此实中国历史上，在百年后中共搞“大跃进”（一九五八）之前，破天荒的有实无名的“人民公社”；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之彻底施行！

一切粗具规模，天王洪秀全乃于三月二十九日自下关江边，舍“龙舟”登陆。这条龙舟是什么个样子呢？想读者或与笔者有同样的好奇心。让我们且抄一位当时目击者的报导：

洪秀全坐船上，船首雕一龙头，饰以金彩；舵间装一龙尾，伪称王船。遍捧黄旗。两旁排列炮位十余尊，钲鼓各一，硃漆龙棍大小各二。船上点灯三十六盏。（见简又文著《太平天田全史》页五一三，引《盾鼻随闻录》。）

至于洪天王初入他的都城“天京”是怎样一种气派呢？再让我们抄一段当时在场看热闹者的口述：

……其日，东王杨秀清躬率诸王百官及圣兵恭迎天王于江干龙舟中。东王衣红袍，戴貂帽，如宰相服饰。其余各首领或戴官帽，或插竖鸡毛，带兵十数万，簇拥跪迎。是日天色睛明，旌旗蔽空；各官皆骑马，带兵勇前驱。其次则各王皆坐黄轿，轿顶一鹤，后皆有王娘及大脚妇教十人骑马从焉。天王之帽如演剧长生殿唐明皇之帽，黄绸龙袍、黄绸龙鞋、不穿靴，坐一黄色大轿，轿顶五鹤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舁夫皆黄马褂、黄帽。前队旗帜兵卫数百对。次锣鼓手若干队，次吹鼓手八人，各穿制服。太子（皇子）二人，一骑马，一抱在乳媪手中。天王轿后，妇人三十六人从，皆大脚短衣长裤，不穿裙，骑马，手执日照伞。最后拥兵卫者，亦不计其数。盖驱策万众，喧嗔数十里，居然万乘之尊。（见同上书页五一二转引自《养拙轩笔记》。）

【附注】 舁（yú）：共同抬东西。舁夫（轿夫;抬棺者）；舁人（轿夫）；舁疾（有病勉强行事）。

洪秀全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说是吐尽鸟气，与百年后屹立于天安门上，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小学教师毛泽东，踌躇满志之情，可说是后映前辉了。至于他心中究有多少苍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但是大丈夫当如此也。治史者终不应以责备圣贤之笔，以丈量草莽英雄也。

好汉既入深宫，难免纵情声色。据幼主小天王殉国前之回忆：乃父在金田起义时，已有姬妾十五六人。突围永安时“娘娘”已增至三十六位。天京后宫之内，则同床者多至八十八人。如此粉阵肉屏之中，大脚小脚应付之不暇，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言欤？自起宫墙自绕，这开国昏君，不论生死，就再也不愿全尸离此金粉之乡了。

第4章 “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笔者于四〇年代之末，抵美留学时，曾在纽约市动物园看过一些来自中国的珍禽异兽，真不胜感叹。其一便是“熊猫”。标签上写着中国特产，是否为蒋宋美龄夫人所赠者，已不复记忆矣。它灰溜溜的，看来像是一头花猪，横卧墙角，亦引不起访客的重视。哪像三十年后，专机来美那一对娇娇滴滴的毛主席儿女，在华盛顿那样风光！愚夫妇好奇，亦曾驰车去华府恭谒。骄阳之下，排队半里。乍睹芳颜，真疼爱无比。它二位香巢之华丽固无待言矣。而贵伉俪一举手一投足，槛外同谒者，无不鼓掌欢笑，声震树木。然这对贵族夫妇，与三十年前鄙所见之“花猪”，究有何不同呢？猪犹一也，而贵贱穷通，悬殊若是！苏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叹而言曰：“猪生富贵，岂可忽略哉？！”

另一头中国特产，标签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记得其名为威妥玛拼音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陆上的汉语拼音，则应该是Si-bu-xiang）。它老人家被放置于一亚洲栏内，与一般亚洲来的牛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

【附注】 威妥玛拼音：习惯上叫威妥玛拼法，又称威玛式拼音，是由英国人威妥玛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华期间，编写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时创造的以拉丁字母拼写与拼读汉字的方法。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批准颁布《中文拼音方案》后，威妥玛拼音在大陆地区停止使用，不过在台湾及欧美等地，威妥玛式还为很多人所使用。

一般拖儿带女的动物园游客，谁有此耐心和雅兴去分别它们是牛是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品头论足一番而已。谁知竟有个好奇的“打工仔”，为此一汉语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锈的铜牌读下去。一读，不得了，它老先生本是我国的贵族。原来是锦衣玉食，生于吾皇的御花园“三海”、“南苑”之内。不幸“八国联军”侵华，闯入御园，把它捉去当了俘虏。所幸它未曾参加“义和团”；既未“扶清”、更未“灭洋”。戴不上“战犯”的帽子。但是帝国主义的洋兵却不管这一套，硬是把它捉了，枷锁至纽约吃枯草已数十年矣。

老贵族为何取个怪名字叫“四不像”呢？同来自中华的青年打工仔历史家，曾为前辈细查之。原来它“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颈似骆驼”。结果弄成个非鹿非驴非牛非骆驼的“四不像”！

如今事隔数十年，它老贵族早已物故。遗骸可能已变成标本，伫立何方。但是老前辈留给我的它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却永志不忘。其实它老人家为何不能名为“四像”呢？它不是既像鹿、又像驴、又像牛、又像骆驼吗？！

近来笔者整理旧稿，翻及太平天国诸卷，因想把洪杨政权按社会科学原则来分分类：基督教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神权国家？反封资修的无产阶级专政……？分来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我的同侨而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辈“四不像”来，才豁然大悟。——洪杨政权原来是个“四下像”的政权。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洪杨政权既然是个“四不像”，历史家、哲学家、政论家、宗教家等等，如果硬要以一己专业的兴趣，来加以妄评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

前篇已言之，国学大师钱穆就认定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他拥戴曾、左、李、胡的卫道行为，而洪杨则罪该万死。可是洪杨之后六十年，国家最高学府中的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杨之“田亩制度”、解放妇女、不许缠足、严禁“吹烟”（吸食鸦片）、酗酒、禁娼、禁赌、禁淫，胆敢“奸小弟”（同性恋）者，“斩首不留”……。则视孔孟之邦空谈仁义，奴役女性，举国吸毒；虽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为风雅……。两两对比又何如哉？

太平灭后，评其功过，名士汪士铎立论就相当公平。汪说：“贼（指洪杨）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等类……无卜筮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清朝上下）万万也。”汪且强调说：“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见汪著《乙丙日记》）

旧儒奢言道统者，实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通达人士如胡适之先生，也反对洪杨。胡氏反洪杨的立场是从他一贯的“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在社会上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是社会上何以会发生暴力，则非适之先生这样的白面书生之所知了。

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孙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包括早年的蒋介石）；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欠缺深入的了解。凭常识论史，所以往往就驴牛难分了。

可是治太平天国史，而弄得四像不清，从一而终的，最高史学权威亦不能免。今世冶太平史最深入者，莫过于简又文和罗尔纲两先生。两君著述都数百万言！而简君在太平“四像”中则咬定个驴。他认定洪杨革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汉族反满的“民族革命”。为此，简公亦终身颂之。简氏成长于国民革命时代，立论盖与时代精神有关。

罗尔纲先生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老人家咬定一条牛，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伟大光辉的“阶级革命”。认定这一伟大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罗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统史家自居，而斥曾国藩等为“汉奸”、为“反动派”、为“封建地主”……，义正辞严，有时简直目眦尽裂！

罗君广西人，幼曾承教于胡适之先生，著有《师门辱教记》记其在胡家受学之经过，为适之先生所称赏。然其治太平天国史则与师承完全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治太平史，数十年来在大陆上领袖群伦，已蔚成一代宗师。近数年来由于中国开放，“苏东波”解体改制，马列史学之权威在大陆已引起怀疑。青年学者尤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

【附注】 苏东波：意即苏联、东欧、波兰1989年的巨变。

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擘，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劝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

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的四卷《太平天国史》，应该是罗尔纲教授治太平史数十年的一个总结了。单从该书的外形来说已经很不寻常。它是文革以来笔者所见大陆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书之中，唯一的一种用“繁体字”直排，采取三〇年代通用的标点符号的布面精装巨著。

【附注】 六〇代文革以后，用同一类形式在大陆出版的书籍盖只有《标点本二十四史》和章士钊著的《柳文摘要》。然前者为古典，不可用简体宇；后者为钦定，是毛主席亲批，周总理指定发行的。而罗公今日亦居然能破例行之，也可见其自视之高，和名位之隆了。其与《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同样方式印行，作者或有其作“正史续编”之雄心。然此一雄心居然能实现者，亦见作者政治地位之不平凡也。

再者，本书所采用的史学形式也是直承马、班传统的“纪传体”，奉“天朝正朔”来写的。书内日期悉用“天历”。这个不阴不阳的“天历”，是南王冯云山在金田起义之前，在清朝牢中私订的。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是个累考不售的落第秀才，修订“历法”绝不是冯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他为迁就农民习用的“二十四节”，乃硬性的把节日固定了；然地球绕日却不听王爷的话来那么循规蹈矩的转动，冯氏不得已，乃把冯历弄成“四十年一闰”，比阴历更要糟。

加以洪、冯二氏早期对耶教文献最熟悉者，盖为《旧遗诏书》（旧约），把犹太教义混入耶教（笔者有另文记之）。盖犹太人“礼拜”上帝于星期六、耶教于星期曰、回教于星期五。冯云山显然是把耶稣和摩西弄混淆了。他把“天历”的“礼拜日”订在“礼拜六”（星期六）。把星期六当成星期天，因此在“天历”中星期循环的安排，就与一般基督徒所用的阳历相差一天，而弄得天下小乱。郭廷以老师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化了年把时光，才把它们弄出个头绪来而得了硕士学位。罗君为尊天朝为正统而用天历纪元，也为读史者略增了些小麻烦。——知其所以然还要三历对查，也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作者坚守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正统观念”的旧史学在作祟焉。

一九八二年罗尔纲先生为王庆成教授的大着《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作序时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得到。”（见该书罗序，页二）。

其实洪杨这个“四不像”政权，恐难以“社会主义”或“阶级革命”这“一像”而概其全。治史者纵精通马列主义而加以诠释，也只是一像之言。而笔者在罗公大著之中，除见其骂太平对手方为汉奸、为反动派、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恶言恶语之外，亦未见多少马克思主义。新旧对参，固知罗书亦转型时期四像四不像的转型巨著也。

再者，吾人如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独立的小朝代，它也是我国史上涉外最多之一朝，而作者对涉外史料（除三数本汉译西书之外）未能直接而充分的利用之，亦是美中不足。然瑕不掩瑜，尔纲先生毕生治太平史之贡献，在其掌握大纲，而细技末节，均有其极精深之考订，与简又文先生实为瑜亮。

忆年前曾有一读者函余，谓《中国时报》和《传记文学》上所印出之“天王洪秀全像”，实为“天德王洪大全”云云。时因旅途匆忙未即答。其实根据简、罗两先生之考证，“洪大全”实无其人。在永安突围时为清军所捕，解往北京凌迟处死之“洪大全”，实为湘人焦亮也。亮为湖南天地会小头目，自命才济诸葛，故取名曰“亮”。因不洽于洪杨，陷于清军时已在太平军枷锁中矣。哪来此王冠黄袍之像呢？（见简书，页三二二，&lt;洪大全案之研究&gt;；罗书，页二三七七，&lt;焦亮传&gt;。）

总之，“太平天国”实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换制”（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治史者不能自限一格而论其一像也。

<strong>4.4 “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strong>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所谓“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试看十九、二十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他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哪里又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抚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反过来看看我们土著的小区，其中烟、赌、娼，泛滥无边；帮会盗贼横行，贪赃枉法、贫穷、疾病、肮脏、糟乱，都达于极点，哪里又能找到一点点我们自吹自擂的“四维八德”呢？——总之在攻守文明之间，同取其糟粕（今名谓之“污染”），是早期强弱文明对流的必然现象。但是一个被强势文明挑战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窝颓废的群居动物，双方交流日久，渣滓淘尽，渐取宾主之长，那就是今日世界崭新的文明了。——在那儿华裔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前殖民地新加坡，这项转变中的表现，就是个很标准的实例。虽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并不太光鲜的一面！瞻念前途，吾华裔其勉之戒之。

言归正传，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的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

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太平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含义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字，硬性改为一王独大的“囯”字，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这就是最矛盾和极反动的了。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学中的定律，在洪杨诸公“进城”后的印证，真可说是淋漓尽致。以短节零篇来窥其全豹，盖为不可能；然举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轮廓。

在今日大陆享有特权的中共干部之间有句史学术语，叫做“进城以后”。盖中共原为一工农政党。抗战期中，由于农运得法而打平天下，才从农村进入城市。此共产党人所谓“进城”也。“进城”因此对该党来说，实在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百年回顾，我们看到洪杨诸公，也真是个照本宣科！

笔者于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于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举行的盛大的进城式。其实这一伟大场面，只是个开始。

记得《战国策》里有一则关于秦始皇生父吕不韦的故事说：不韦是个“买贱卖贵”的大商人，家资百万。但是他还嫌利润太小，因问他父亲说：务农可获利十倍；经商可获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国”，可获利多少倍呢？吕父说：那倍数就数不清了。不韦乃决心搞政治。最后居然搞出个秦始皇来。

在中国历史上搞政治获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一八五二年春初，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之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十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就变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万乘之主了。——老洪，乖乖！这时有八十八个老婆。你能说这位耶稣的弟弟是牛？是驴？是鹿？还是骆驼？

有这许多老婆，放到哪里去住呢？所以洪天王进城之后，第一椿急事便是大兴土木来建造“天朝宫殿”了。

金陵自古帝王都！朋友，你如抢滩大陆，要与邓公小平来搞个“一国两府”，那你第一个应抢占的城市便是南京。南京之为国都，已积三千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采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一切就等你黄袍加身！

遥想那虎踞龙蟠、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炼，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回看那吱吱喳喳、烟尘弥漫的小台北政坛，相去何止霄壤？有心搞“立主定国”的大富商小政客们，真有志气，南京才是个去处呢！——这虽是题外之言。

可怜我们的洪老师从那个最落后的穷乡僻壤的“紫荆山”，一下看到那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紫金山”……这都是陛下我的“江山”吗？！洪老大沉不住气了。真是恨不得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一下淹死算了……。

洪秀全是一八五三年三月一一十九日（阴历二月二十日，天历二月二十五日》进入南京的。进城不过数星期，他就开始划定皇城、修造皇宫了。

这座他所圈定的城中之城的皇城，占地约数十方里，分内外二城。其规模大小似乎不在北京禁城之下。其中殿阁巍峨、雕龙画凤是不用说了。它在天历四月（阳历五月）兴工，工匠凡男女万人，日夜赶工，半年告成，十分壮丽。不幸初步工程方竣工，便发生大火，烧成灰烬。一八五四年初春又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其正殿称为“金龙殿”。高广似不在北京“太和殿”之下，“梁柱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画龙虎狮象，禽鸟花草，设色极工……。”（见罗著《太平天国史》页一四四四，引吴绍箕&lt;伪王宫&gt;，及毛祥麟&lt;甲子冬闲赴金陵书见&gt;。）

据目击者言，正殿之后有后殿；后殿之后，左右各有一池，方广数十丈。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其一今日尚存，在当年“国府”，今日“江苏政协”园内。池后为内宫，分为左右两区。每区大楼五层二，高八、九丈，深数丈。这显然就是洪秀全八十八位老婆住的地方了。

后楼之后为花园，其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之盛，就毋待多费笔墨了。（见同上）太平天国遗存文献中的&lt;天父诗&gt;里，即保存一首洪天王游后苑的诗。诗曰：

乃[拉]车对面向路行，

有阻回头看兜平。

苑内游行真快活，

百乌[鸟]作乐和车声。

洪秀全这首“诗”虽令人笑掉大牙，但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读其诗可想见那洪天王一个大男人，当时带了几百个女人，同游后花园的“快活”神情。真是读其诗，如见其人。洪某虽然考不取秀才。这首诗却不失为宣泄私欲之真品。也不比毛泽东那首“远看一个仙人洞”差多少也。

我为何说天王游后苑只“一个大男人”呢？原来洪秀全（像许多cult leaders一样，包括今年五月份在克林顿治下率徒众数十人集体自杀的那个邪门教主）也是个有“性变态”的教主。他和海狗（fur seal，学名Callorhinus Ursinus）一样，是有性独占欲的。——海狗是个古怪的动物。雄海狗虽然占有数以百计的雌海狗。它那个大男狗主义，还是不允许另一只雄海狗出现的。它这个一夫百妻制，因而也误导我们中医把“海狗鞭”当成“补肾药”。

洪天王显然就有类似的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我们可以开个玩笑的说：洪天王不但像驴，像牛像鹿像骆驼，他也像一头雄海狗呢！读者贤达认为这是笔者倚老卖老，对天王不敬吗？非也。这是弗罗伊德学派中的主要的严肃的议题呢；不客气的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行为，在弗罗伊德派心理学家看来，也有这样很严重的倾向呢！这就叫做“以社会科学法则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o tudy of o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对弗君的不朽之作，岂可充耳不闻哉？！

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它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

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

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三千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蠶）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作雄海狗的特权！这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附注】 蠶（cán）：字典解释同“蚕”。即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

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

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下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

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尤其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

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和他们未来的革命晚辈一样），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一八五二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

东王有令要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六十人，挟之而去。

洪杨这种暴政，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太不成话了。但是我国自有史以来，打天下的和助打天下的无不如此嘛！司空见惯，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唐明皇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借回纥兵、平安史乱”（见《通鉴》和新旧《唐书》）。他给回纥的条件便是，乱平之后“江山社稷归大唐、子女玉帛属回纥”。果然不久，回纥就把长安打下了。但是唐肃宗这个混球有什么“子女玉帛”去酬劳番兵呢？回纥乃大掠长安。尽掳“子女玉帛”而去。被回纥所掳去的“子女”，恐怕连洗“一盆清水”也没有机会呢！

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一八二三～一八五六）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二十八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四十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三十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以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六十余人。

【附注】 东王在一八五六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五十四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六十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姊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姊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姊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罗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附注】 沙乌地：即沙特阿拉伯，其官方名称为沙乌地阿拉伯王国。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项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与马》。）

【附注】 铜钲：原义应为古代的一种乐器，用铜做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敲打（如下图江陵雨台山铜钲东周）。北魏时期铜锣在军事上替代了铜钲，所以原文注释无错，这里只是补充说明一下铜钲的原始形态。

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strong>4.10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strong>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困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lt;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gt;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 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得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 injustice）。

【附注】 普罗阶级：proletariat，即无产阶级。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力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且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他会不会玩这两条大龙灯、讨五十四位太太呢？——洪文不会吗？

但是周恩来如果做了东王，他会不会呢？你把老周杀掉，他也不会搞出这种bad taste来。朋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今日的“高知”），和渣滓普罗之别也。渣滓普罗再加个动不动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就要下凡的洋教邪门，那就更弄得非牛非马，四像四不像了。洪杨这一来，就把传统中国士大夫如曾左李胡（和他们的幕友文案）和西化高知（如容闳），通统赶入敌营，来和他们作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无赖和流氓打下的。但是“起朝仪”订制度，却有赖于高知。所以一群无赖如搞帝王政治，那就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士农之首（毛主席不是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如搞西化政治，那就要“转”农业为工商，自作工商之主。洪杨二君那时还只能搞点“立主定国”的传统政治。而搞传统政治却少了个“他”，其不败何待？

忆幼年读，背诵王安石的&lt;读孟尝君传&gt;，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狼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画。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哪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且、陈平、诸葛亮，周恩来、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项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薙发”也；那也是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十九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象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桩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辞，亦酸入骨髓——哪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周恩来……吃得消呢？真是“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划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冀五王，世袭罔替。

王之下为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十二级。其它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他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一八五三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所以“东殿”实在和国民党时代的“委员长侍从室”，和共产党时代的“林办”，差不多性质，只是权力更大得可怕罢了。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项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它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制度，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他们搞不来什么“三三制”呢！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哪里来的呢？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

在五〇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与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营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它对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附注】 烟丝披里纯：即inspiration（灵感）。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之功下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

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关系，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

盖十八、九世纪中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外贸，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

可是我国财富集中在东南长江三角洲；外贸的死结则全在鸦片。一旦能把鸦片根绝，则外贸便顿成顺差，黄金白银自会滚滚而来。以我东南人才之鼎盛，资源之丰硕，“四小龙”何足道哉？果然一八五三年天王定鼎金陵，彻底禁烟。据祁寯藻著《贼情访问记》所载：“贼（太平军）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鸦片者立杀。”长毛杀人，可不是讲着玩的啊！所以东南烟毒，一时皆绝。

【附注】 寯（jùn）：（1）积聚。（2）俊杰，最有智慧才华的人。

鸦片既绝，而丝茶出口如常。时不旋踵，我长江下游外贸，顿成出超。斯时湘淮军尚未出现；洋人务利，也正在观望，为向交战双方发战争财，且帮同维持秩序以增加贸易。黄金白银漫天飞来，也大大地刺激了丝茶的生产与出口。一时生意兴隆，长江下游竟成后来四小龙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杨入南京之后，把百工技艺，按性质编入“百工衙”和“诸匠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见罗著前书页八三九）。在这些百工衙、诸匠营中，洪杨搞得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制丝绸的“织营”和“机匠馆”了。

南京在历史上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营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长征老干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张汝南《金陵癸甲摭谈》）

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他城破时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营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页五〇八～五〇九及所引杂书）。

所以当年湘淮军中都知道长毛有钱而缺粮。试看天王东王的大兴土木、讨姨太、摆场面，在在皆是暴发户的作风，钱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也有个像资本家荣毅仁的绸缎大王吴复诚，在替他们打算盘啰！他们搞工商业和外贸，搞出了兴趣和经验来，其后虎踞苏州的忠王，坐镇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经济，大兴土木，而黄金白银硬是挥之不去。——笔者闻诸深知淮军的老辈乡人说：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长毛有钱是事实。但长毛的军纪也有足多者。全军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动不动就斩首不留，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杀以外无他法”（其实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头那样干净利落罢了）。加上上下笃信宗教，确守“天条”（仿诸《旧约》中的摩西“十诫”）。“早请示、晚汇报”，最初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一批军事天才领导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陈玉成——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与松散窝囊、军纪废弛、斗志毫无的政府军——八旗军和绿营兵相比，实在是判若天壤。

【附注】 旗军为满清政府驻防各地以旗民世袭为主的职业性国防军，绿营则为各省征募的省防军。

由于太平军十分精锐，洪杨在南京“进城以后”，派兵东取镇江扬州，西征安庆九江武汉，无不得心应手，足使千里长江（上达武汉下及吴淞），终成为天朝内河。

其北伐兵在李开芳、林凤祥两将率领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势如破竹。

当然纪律森严的太平军，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们严禁鸦片，又谁知这项爱国行为，竟成为天朝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鸦片原是十九世纪扭转我国国际贸易顺差、逆差之关键商品。而当时所谓国际贸易者，对英贸易也——英商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航运则九十以上也。转中国对外贸易从逆差至顺差，则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可喻也。所以英国绝不能容忍中国成个禁烟国家，而洪杨诸公偏要禁之，则戈登将军，及其常胜军之出现，又岂是历史上之偶然哉？！

天真的罗尔纲教授在其大著上时时惋惜，太平军未能配合刘丽川的小刀会打下上海，赶走帝国主义（见罗书&lt;李秀成传&gt;等篇）。帝国主义是那样容易被赶走的吗？一代贤豪的林文忠公都丢盔卸甲，老塾师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满清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国在一八六〇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 Anglo-French Chinese ar，英法联军，1858～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他就要调转枪头来对付那个胡涂虫洪天王了。

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 for 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tle: University of ason Press, 1964. p. 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帐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太平天国在洪杨领导之下的军事和工商业经济，搞得都还不错，所以他们“进城之后”还能搞出个像孙权那样的东吴割据之局——其后石达开领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刘备去的。

可是洪杨所领导下的政治再夹杂着一个二百五的洋教邪门，那就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当初造反时，颇能礼贤下士。所以还有个举人朱升给他一点忠告，叫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称王太早”。他还不过只有喽啰二三干人的时候，在永安他就称起王来了。他不但自称天王号万岁，他底下五个王——东西南北翼，也分别成了：九千岁、八干岁、七干岁、六千岁和五千岁。

这一来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满足；他底下那个连环套也不能再升了。设若那个文武双全的五千岁翼王石达开，忽然建了个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升官了，他的上级跟着升。别人犹可，东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万岁”；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还得了？！

再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可能是由于洪氏对耶教神学之无知，他把杨秀清封至高于他自己一级。杨在教里的头街是：“禾乃师、赎病主、圣神风、劝慰师……。”其中尤其是圣神风这个神位在耶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中，他是和上帝与耶稣同列的。

三位者，圣父（上帝，Fat or ）也。而“圣灵”在《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秀全不识西文。只对中译的“风”字望文生义，误以为“圣神风”只是个资深传教士，或“风师”、“雷公”一类的东西。因此把这个神位颁给杨秀清了。其实在教义中，“圣神风”是上帝一神三体中之一体，非比寻常传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千眼观音”之化“身”，不能与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后当洪教主与西方传教士争辩救义时，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并举例说：他也曾封翼王石达开做个“圣神电”（雷公？）呢！至于圣神电在耶教的神学里算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了。——他认为他是可以修改《圣经》的。

可是杨秀清既有此头街，自认为“圣灵”，并可以代上帝天父传语，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为教主了。

在政治实力上和宗教理论上，杨秀清都觉得是篡位的时候了，果然这出滑稽剧，便在他们“进城”后的第三年一八五六年的夏秋之交，就上演了。

一八五六年是太平天国十四年的历史上比较光辉的一年。是年六月，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军一举攻入向荣的江南大营，解了历时三年的天京之围。向荣未几即羞愤而死。

东征的太平军据守扬州镇江亦固若金汤。西上的太平军此时也打下汉口和汉阳，武昌亦在围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军，深入江西，也不无战绩。这时他们的北伐军虽然已被打得全军覆没，但是对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干，那是太遥远了。不但对他们个人享受无关痛痒，对他们东吴这个割据小王国也没有威胁：国无外患，内忧就应时发生了。

关于“太平时，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当时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作个综合报导，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荣死于八月九日的消息传入南京之后，东王极为骄傲，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勋，便心存篡窃之异志。为借口西线紧急，遂悉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要员，赶赴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东王诡称“天父下凡”，召天王至东府，由天父对天王说：“你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干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东王的儿子）岂止干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附注】 咁（gān）：这样，这么，如此。

据说天王既答应东王称万岁之后，却反问一句：“四弟……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东王说：“二哥当称万万岁。”洪佯喜。二人乃决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时（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正式晋封。

洪氏还宫后，一面调动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送密诏致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迅速返京，勤王护驾。翼王较远，归来需时，而北王较近，乃率锐卒三千，星夜乘船赶回南京；九月一日夜遂舍舟登陆，潜入城内。他是否曾入天王府与洪密议，不可考。但知他当夜便伙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其情况可能像“西安事变”，于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记载说秦日纲直扑东王卧室，见东王没二话便当胸一刀：“刃出于背”。东王既死，他们乃杀尽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其中包括东王娘及妾侍五十四人。天明后，他们更用软硬功夫遍捕“东党”。一日一夜被屠杀者两万余人。其中着红衣黄袍的高干，不计其数。全朝掌政之干部精英，一时俱尽！

东王死后，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开杀戒。以搜查东党为借口，大捕异己。南京城内被杀得鬼哭神号。而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盖亦如毛泽东之红卫兵、造反派，以虐杀为笑乐也。

结果东王之纂窃未遂，而北王之叛乱反成事实。东王死后约十余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线，赶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后，大感恐怖，夤夜缒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变，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时忠于天王的干部和将士仍多，他们乃伙同东王余众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敌，终死于乱军之中，结束了这一场“王杀王”的“天京事变”。

【附注】 夤（yín）夜：深夜。缒（zhuì）：用绳索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放。

东王、北王皆死之后，当年首义老干部，唯翼王仅存。秀全乃召石达开回朝辅政。可是太平天国经此“浩劫”之后，人事全非。洪氏兄弟开始当政揽权。石达开惧诛，乃再度缒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义领袖就无一孑遗了。

第5章 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发生在一八五六年九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在三千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乃至我们及身而见的毛主席杀高（岗）、饶（漱石），迫林彪，囚彭德怀、贺龙乃至刘少奇、陶铸等无数功臣（他们死得比杀头还惨呢）。

笔者曾于五、六〇年代之间，在课堂里告诉学生：在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中，不杀功臣的只有北宋和中共两朝。在宋朝，赵匡胤来个“杯酒释兵权”，便把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更伟大，他叫陈毅去办外交；贺龙去打桌球，连一杯酒也不用喝，真是圣主明君也。——谁知言之过早。后来史实证明毛公比他的前辈们更窝囊！朱元璋等只杀杀高干，尚未殃及无辜人民。而毛氏为着杀功臣，竟驱赶亿万无辜人民与小吏去陪斩，那实在是王小二过年了。

可是在三千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像毛主席已“打平天下”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兴起的前三年（一八五一～一八五三），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龙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了，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们想象之外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二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干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二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二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二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缘，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丁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像国民党分共以后的做法），仍然末始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下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最倒霉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百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入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

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一八五三年五月仓卒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的、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

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两万二千五百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二十八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水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下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南海”，为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一九八八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页五九～六二）。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著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下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朋友，那位被共军所俘而自杀未死的杜聿明将军，不也说“淮海战役”（或“徐蚌会战”）时的邱清泉是被派去监视他的吗？

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得太容易了。早期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太轻敌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二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啰嗦了。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作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带，久遭天灾人祸，早已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人心思变。而这时太平军江南新胜，锐气正盛，美誉方隆。一旦北上，当地灾黎，真有久盼王师之感。因此，失业工农参军如潮。尤其是原已潜藏民间，早有组织的“捻（练）党”及“白莲教”残余，更是英雄豪杰，闻风而起，附义如云。一时军威大振。——此时太平首义“五王”如有一人前来领导，这把野火，一阵风便可吹覆北京。不幸这批长毛领袖贪恋“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坐失良机，足令读史者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军原可自苏北、皖北循今日之津浦线直扑山东直隶（今河北），然终以主力太薄，无力亦无胆作正面突破，乃迂回自安徽滁州、凤阳、蒙城、毫州而窜入河南陷归德。北伐军本拟自归德之刘家口渡黄河北上，无奈时值盛夏，河水暴涨，民船为清军烧毁，北渡受阻。李、林大军乃舍归德，西向围开封掠郑州，进陷荣阳、汜水、巩县。

在巩、汜河边，太平军掳获少数运煤船，乃于六月底挥军北渡。孰知全军方半渡，河南清军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军乃被截成两段。

已北渡的太平军乃继续前进，陷温县，进围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累攻不克，与清军胶着至三月之久，始舍怀庆，钻隙自太行山侧，羊肠小道，西窜入山西，陷垣曲、克绛县、曲沃、平阳；进陷洪洞（京戏里“苏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两路再转向，钻隙东进，乃直入直隶，威胁保定，震动北京了。

当时北渡不成之太平军，则自许昌、郾城，自东边绕过信阳，再东南转黄安，循大别山西麓，经麻城、宋埠，返入皖境与在皖之太平军合流，亦疲惫不堪，所余无几了。至于六月底渡河被截之两路太平军，究有多少人马，说者异辞。北渡太平军有说为八万余人（见《盾笔随闻录》），显为夸大之辞。实数盖在两、三万之间。南归之太平军人数，清朝官书记载不过数百人。实数盖为三、两千人，而史家亦有记为两、三万人者。传闻异辞，终难知确数也。

太平军此次北伐，在战略战术上，都犯有极大的错误。

第一，以流寇方式，钻隙流窜，得城不守，不要后方，就地裹胁，这一传统办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灵验的。因为那是从地狱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军心愈打愈振，裹胁也愈来愈多。终于攻入天堂。

从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样了。古语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我国的自然环境是南富北贫。从东南经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狱迈进了。

如果北伐军是以东南为后方，挟东南财富，步步为营，得城必守，有计划的扩大占领区，第次北上，自当别论。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钻隙窜扰，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君不见，国民党北伐期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东下（毛毛的爸爸邓小平当时也在他的军中），不是不逾月便占领西安、出潼关、据洛阳、夺郑州，何等顺利。可是四年之后，冯在“中原大战”中败北。他又要带他的“西北军”，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干了。韩复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银子向南京输诚，其它将领蜂拥而去，四十万西北大军就解体了。

所以一八五三年六月底，太平军在汜水北渡黄河时，大队半渡，小队忽然回旆南下。他们是真的半渡被截，还是借口溜掉，至今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内的两广弟兄、天兵天将，这时锦衣玉食，多么享福？再看看北渡黄河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以两条腿去和北妖四条腿的马队竞赛，拚其老命。两相比较。揆诸情理，岂可谓平？——矫情毕竟只能维持短时期，天长地久，还得顺从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军北渡黄河之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迅速改变了。

【附注】 揆（kuí）：揣测：～度。～策。～古察今。

太平军第二大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轻敌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时、不知地理；在敌人的腹心重地，打无根的游击，下灭何待？

老实说，这时清廷的君臣，于能于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丰皇帝奕佇（一八三一～一八六一）这时才二十来岁，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他虽生长深宫，但对国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驾驭，均能深得其要。余读咸丰朝政书，深觉这位（与石达开同年的）小皇帝，并非昏君。他量材器使，观察朝政，实远非洪秀全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虽然他二人之不通“夷务”，却在伯仲之间。

在咸丰初年奕佇所专任的武将向荣、胜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将才；洪杨革命初年在军事上，每受掣肘，不能为所欲为者，这几位满蒙军人之强力对抗，亦是主因之一也。无奈清室统治二百年，机器已经锈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

放下主题，讲两句闲话。记得我的老师，那位高大的民族主义者缪凤林先生，讲历史最欢喜提的便是“汉唐明”三字。他认为这三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朝代论文治、论武功，哪一个比得上那个由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时代，由于统治机器腐烂、转型无能，才被许多现代史家，评成一无可取。现在满族大皇帝恩怨已断，公正的历史家，实在应替我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平平反才对。

就以那些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德性来说吧！满清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窝囊货呢！甚至连溥仪，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时代和历史的牺牲者嘛！与“个人”何有？

再看看我们民国时代的总统们——从袁世凯到李登辉、江泽民——哪一位又比那十个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的看来，可能还差得远呢！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所以咸丰爷当时所擢用的文武大员，都不算太“鲁”；他管得也相当严格。因此在李开芳、林凤祥二将围攻怀庆不克，窜入山西时，在胜保等包围之下，已成强弩之末。再东窜就变成被围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军于一八五三年九月中旬舍洪洞东入直隶时，华北天气已转寒。风沙日厉，自然环境对这些南国英雄，已构成严重威胁。这时咸丰革去直隶总督和山西巡抚等失职官员，而提胜保为“钦差大臣”，专责追剿。双方打转，两路太平军终于迫近深州与保定。两地皆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为之戒严，咸丰乃急调蒙裔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入关“助剿”。

“蒙古骑兵”可能是世界骑兵的巅峰。古匈奴曾赖以横行欧亚，威胁罗马。十三世纪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亚欧大陆，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国。如今咸丰不得已亦冒险调蒙骑入关，太平军步卒，渐渐的就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了。

其实李、林二将进入直隶地区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军迫近，京师戒严，可是国内外的大新闻啊！对在南京过腐化生活，却正在暗斗的洪、杨来说，李、林北伐军虽早已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可是捷报传来（可能得自上海西人报章，盖陆路早已不通也），天王、东王还是要遥加封赏，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开芳封定胡侯，林凤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锡锟封剿胡侯，黄益芸封灭胡侯。（其实吉、朱二人，这时已是生死下明了。黄则于北伐中掉队；嗣参加北伐援军，战败被俘而死，但也另有异说。）

权威的太平史家和许多热情的读者一样，以为太平北伐军已迫近京畿。全围震动，该是何等大事。太平军之终于失败，足使许多读史者顿足叹息，认为是功亏一篑。——其实李、林孤军拖曳至此。陷入风沙，已到死亡的边缘。

朋友，在那个传统农业大帝国面临改朝换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饿殍递地。你如能统率三、五千亡命死党，你就可以横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纱帐里、烟雾丛中，何处不可存身，不可流？官军究非长城，人数有限、堵不胜堵；何况他们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尽可钻隙前进，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区区数千南国健儿，两广步卒，在强大的敌方劲骑追围之下，逃生不及，还想打下北京，那就是过分的梦想了。因此李、林孤军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后，乃掉头东进，攻陷沧州。攻沧之役，太平军受当地民团强烈抵抗，大愤。城破时乃将合城军民满汉回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悉数屠杀。然经沧州一战，太平军于十月底进占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时，本身实力，也就走到极限，而这时清军马步齐来，势如潮涌，很快的就攻守易势了。

这时时令已进入冬季，北国大雪苦寒。孤军久战无功，北方附义者及沿途裹胁者，见势无可为，早作鸟兽散。所余死党，只是些南国同来的“长毛老干部”，在风雪之下，局处津郊三城，逐渐就陷入重围了。

上节所述是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北伐，历时半载这阵旋风的大略经过。当他们于冬季在津郊被围时，最后被迫放弃杨柳青，只苦守独流、静海二据点。这年秋冬之季适值漳河泛滥，运河外溢，津郊各城镇都被淹成孤岛，攻守两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没对方。隔水为战，两方遂打成个胶着状态，经冬相持，难有进展。

但是华北平原毕竟是清军的老家，粮饷充裕；胜保可以调度自如。胡马依北风，僧王的蒙古精骑，更是日行数百里，从心所欲；而被困重围的长毛壮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弹械两缺、坐吃山空了。

一八五四年二月初李、林残部（可能尚有万余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试图突围南归。但是他们要以两条腿的流窜，来摆脱四条腿（骑兵）的追击，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见闻有限，然亦尝目睹蒙族骑术表演，叹为观止！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记载，更是车载斗量。蒙族友人告我，蒙古妇女甚至可以于马匹飞奔中，在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这一情况下，李、林两位司令员，要全军各背个炒米粮袋，来逃避蒙骑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们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开始南逃，三月便被围于阜城；五月份再窜入连镇，便无法全师突围了。二将乃分成一前一后——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王拉锯攻守；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据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再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一八五五年三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据官私各家记述，李、林二虎将的最后下场，是惨绝人寰的。林侯所守的连镇是在一八五五年三月七日，第一个被攻破的，其中所余残卒存者仅两干余人。将士悉数被俘之后，独缺统帅林凰祥，僧王乃逼询俘虏中之“幼童”。

【附注】 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中共长征时的“红小鬼”（胡耀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时的“红卫兵”，都是这一类。——可爱的宋家毛毛，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之后，一条皮带可以打死七条板汉，便是个突出、但并不是例外的例子。——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一群大致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筒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侯，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页五九七）。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它官私记绿，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侯，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僧王俘获林侯左右之幼童，据其报告，果得凤祥于隧道之中。据《粤氛纪事》所记，这种隧道“深数十里，纡回曲折，有暗门，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云云。凤祥原已负重伤，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伤致死，乃不等他断气，便凌迟处决之。

至于李开芳，他在冯官屯被僧军重重包围，最后只剩百余人，乃于五月三十一日（阴历四月十六日）率众出降。开芳被捕受鞫情况，目击者写有很生动的报导：

【附注】 鞫（jú）：审问犯人。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观，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憎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去。又令八人[皆开芳麾下同时被俘的高级将领]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见&lt;李开芳在冯宫屯被擒始末&gt;，载《大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上段转引自简著前书页六五四。）

开芳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目击者亦有报导，不忍多录。

为着活捉李开芳，一举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这位威风显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但是这位大王爷又哪里知道，十年之后他自己也全军覆没，一人躲在麦田之内，被捻军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张皮绠找到了，被小鬼一刀两断呢！——一说是张皮绠五更起来“拾粪”，在高粱地里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见罗著前书，页二二六八～二二七〇，&lt;张皮绠传&gt;。）

【附注】 从金田起义到北伐失败的路线图，有一个flash文件可清晰说明

李、林北伐的全军覆没，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败的几项重要关键之一。盖李、林既诛，则清室的根本重地的华北大平原，遂安如盘石，叛党便永远无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则远在长江流域的内战，就变成单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了。被围剿与反围剿的太平军，便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当李、林二将自天津前线南溃时，洪、杨在南京也曾调兵援救——是所谓“北伐援军”。

这批“北伐援军”虽非太平劲旅，人数也有四万人，由五位丞相级的将领黄生才（夏官正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黄益芸（一说黄随李、林北伐半途死于火。北伐援军中并无黄某。另说其末死，被复派入北伐援军）等率领于一八五四年春季，从安庆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顺利，竟能北渡黄河，于四月中攻占漕运咽喉山东临清。再北上即有与李、林会师的可能。

这时清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正在阜城、连镇一带与李、林纠缠；得报，乃使僧军留后，而胜保则南下抵御北伐援军。此时胜保清军甚为完整，而北上太平军则挟有土著捻党，难免鸟合，时有内讧，加以全军缺粮，与胜保交锋，终于不战自溃。清军于四月底收复临清时，据报“埋尸二十七万”；纵是虚报，亦见内战之可怕也。——太平援军自临清一败，迅即溃不成军，主帅黄生才，化装乞丐潜逃被俘，据说黄益芸亦阵前被捕，曾立昌溺毙，陈仕保战死，四万大军片甲无存。五帅之中，唯许宗扬只身逃回南京。东王追究战败责任，把许监于“东牢”。

他可能在其后“天京事变”时被北王释放。因此一说当夜他衔恨直入东王府，手刃东王，“刃出于背”——杀东王的是许宗扬，不是秦日昌。（参见郭、简、罗诸家著述及其它官私文献。）

其实太平“北伐军”及“北伐援军”之相继全军覆没，不是个人因素——论将才，这些北伐将领，都可说是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名将。他们的失败，是整个长毛战略思想中——让我且引用一句“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语录》——没有摆脱“流寇主义”的结果。他们不打有板有眼，有前敌、有后勤的正规战、运动战；而专打钻隙、流窜、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就不能持久了。

在本世纪三〇年代中期“五次围剿”之后，朱、毛二将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实行的也是这个不要后方、钻隙前进、拖死官军的流寇战略。那一仗，哼，要不是蒋委员长“太聪明”（想借刀杀人），张少帅是“太老实”（以为红军真想抗日），恐怕“人民也站不起来了”。纵使如此，最后还不是“受编”、招安，搞个“打方腊”收场。当“工农红军”偃旗息鼓，收起“八角帽”，换起国军装，戴起“青天白日”帽徽来，才女毛毛说：

红军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后……广大指战员对于改编、换装的确存在一些情绪。

要让这些红军战士摘下他们心爱的、佩带（戴）了十年的红星八角帽，要让他们穿上原来对他们进行过疯狂剿杀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他们的心里，怎么能够平静！（见毛毛书，页三五一～三五二）

毛毛公主有所不知，当时她的毛伯伯、周伯伯和爸爸，腰如果弯不下去，要闹情绪，也就没有公主你了。李开芳、石达开心里又怎能“平静”？他们也是想“受改编”、“换装”啊！搞社会主义、“替天行道”的宋公明伯伯，又何尝情愿作“投降派”呢？问题是当“流寇”怎能当一辈子呢？

吃一堑、长一智！二万五千里受了个大教训。抗战期间毛泽东再也不搞“长征”了。同日本人，尤其是同蒋介石，搞“持久战”（蒋叫“长期抗战”；汪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就一定要“推磨”——一古脑制造他十来个“革命民主根据地”（长征前叫“苏区”。你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陈毅……，大小三军听令：你们化整为零，各占一山头，各建一“根据地”。组织草根、团结工农、统战走资……，老、新解放区、白区、敌区……，因时制宜，各就其便，军民打成一体；八十老妪、九岁小儿，一个不漏。搞他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一旦国民党再来“围剿”；日军前来“扫荡”；伪军前来“清乡”，诸将应“彼此呼应、各自为战”，在八阵图中，打他个没完没了的推磨大战——失掉其一，转入第二；失掉二、三再转回第一——八阵图中最后总把你七百里连营，通统烧光……。然后农村包围城市——不把你赶回日本；不叫你鼠窜台湾，誓不甘休。——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战略思想”。

但是这一记盖世英雄的伟大战略，哪是那位“乡建派”小学教员，老骨董“中国脊梁”的梁漱溟先生所能梦想的呢？他经过毛主席一夕的开导，粱老汉就自觉“头脑开花”了。

毛泽东和洪秀全、粱漱溟一样，都是乡建派，三家村老夫子也，何以毛老夫子能想出这鬼主意，而洪、粱等老夫子想下出呢？无他。这就是笔者要说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了。人类的“鬼主意”是受“历史阶段”局限的。“阶段”不到，你“鬼主意”就想不出。洪秀全如果也能想出这套鬼主意来，他就不是“长毛”了！他就是受过马列主义训练的“共产党”了。——朋友，咸丰年代的中国就出了“共产党”，那末免太早了点嘛！

还有，朋友，你真以为毛主席足智多谋，满肚皮鬼主意，“战无不胜”吗？非也。他只能想到他自己的那个“阶段”。应付次一阶段，他就傻眼了。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died a broken old man。

洪秀全既然打不来毛式的“推磨”大战；他陛下的“达胞”（石达开的御名）老弟，当然就更不会了。因此在“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搞分裂，要自闯天下，他也只会搞搞“长征”。搞流寇式的长征，在中国历史上，除朱、毛之外是没一个好下场的。“达胞”何能例外？石达开的下场既然和李开芳、林凤祥没有两样。事以类分，我们就把他们长征的故事放在一起，三言两语带过，以后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前文已言之，石达开（一八三一～一八六三）在天京事变时回师靖难为北王所忌，缒城逃走，全家均为北王所杀。北王乱平后，翼王又奉诏回天京辅政。在一八五六、五七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国只有四个“王”爷。天王之下有他兄长二人（洪仁发、洪仁达）分别晋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个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两王却是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脓包，对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经天京事变之惊以后，对非内亲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这一点，后来的蒋、毛二公亦所难免啊！

在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的对立情况之下，石达开自觉朝中无立足之地，一八五七年六月二日他就潜离南京，从陆路逃往安庆。天王发觉后，乃遣将蒙得恩等追之，谁知追兵竟与他一同逃去。

石达开在安庆待了五十余日，不知所适。其后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另成局面或可与南京争雄；是年九月底乃率精兵万人突入江西，经景德镇入赣南抚州、吉安，再掉头东去浙西，经鹰潭、上饶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从者如云。太平军精锐，一时俱去。

在浙西一待数月，那流窜成性的翼王又掉头西向进入福建。一八五九年春，又兵分两路进入湘南与粤东。掠郴州、韶州。北克宝庆；南围桂林不下，终于又窜回自己的老家贵县，但是他显然知道老家广西太穷了，养不起他的十万大军。要称王称霸，只有北上四川，开府成都做个刘先主；然后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达开会作诗是假的，是南社诗人冒充的；他熟读，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广西盘桓了几个月，于一八六〇年秋又率十万健儿，回师北上，冲入湘西经靖州、芷江、泸溪、乾州、永绥，进入川东，直迫涪州……。

笔者随翼王大军精神长征，神游至此，记忆中简直重入童年，随军西上。因为抗战初期，我自己便是循这条路“步行入川”的。——那种峭壁悬崖、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罗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读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这些讲不完的故事；年轻的少爷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笔者便是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的。

可是翼王爷就没民生公司小轮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带流窜时，饥民灾黎都知道翼王殿下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谁没看过《三国》呢，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谁不想去？大家一哄而来，从龙如云，所以兵临涪州时，据说他的人马，有二十多万，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并没有打下涪州，乃舍涪而去。沿江西上，经綦江、叙永，又南下攻入贵州遵义。再西窜昭通，这时已是一八六三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崇山峻岭里流窜，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里那样随心所欲。你得循山势、水势和古驿道，转弯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噑虎啸，野人猎头，由得你随意进进出出？我们试把石达开的流窜图（读者如想深入探究竟，不妨参阅前引郭毅生编地理书中各图，见页一一五～一一九），与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相比，就知他们两军所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何也？大地山河是天父皇上帝安排的。你要走，就得循此路前进。

果然石达开的太平长征军，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中旬，也兵临大渡河边、铁索桥头！“金沙浪拍悬岩冷，大渡桥横铁索寒。”当地土司王应元拆桥防河，隔河有清朝大军，列阵以待，太平军便在河边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绝境了。

翼王石达开身为全军统帅，不忍见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请降”，以救全军。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乃被清军械送成都，“凌迟处死”。长毛老兄弟二千余人，和石家“王娘”十余人，及翼王五岁幼子石定忠，和一个出生才数日的无名幼弟，一时俱殉，惨不忍言。

【附注】 石达开远征路线图：

翼王之死，按清朝刑律，他和李开芳、林凤祥、“洪大全”以及清廷所认为势穷被擒的“首恶”，都是用最残酷的方法，“凌迟处死”的。

什么是“凌迟处死”呢？因为在我国唐代以前的官定死刑，不过“斩首”而已。可是宋、元而后所谓“十恶”之首的处死，就渐次用最残酷的方法，使犯人受尽痛苦，才让他死去。其中最残酷的刑法便是“凌迟”了。

凌迟又曰“寸磔”，俗名“剐刑”。中共文化大革命时，勇敢的造反派，有句口头禅，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一身剐”便是“剐刑”。剐刑便是把犯人全身划成三干多个一方寸大小的方块块，然后把这小方块用利刀在身上一块块地“剐”下来，所以这种“剐刑”，也叫“寸磔”。在剐的过程中，剐的创子手，和被剐的犯人，同时嚎叫，可怖之极。

三千块要分三天才能剐完。在剐完而犯人尚未死时，再用利刃枭首，巨斧剉尸；然后陈尸示众，使民战栗！

石达开、李开芳、林凤祥和“洪大全”（焦亮）以及他们之下的许多高级僚属，都是这样被慢慢地剐死的。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对付像年才五岁的石定忠和他那刚在紫打地出生的小弟弟。按清朝刑律，他们都是罪该“凌迟”的。但是他们身躯太小剐不了三千块；皇家还要把他们养大到成人，然后才来慢慢杀死他们呢？

石达开等犯了什么大罪，皇家这样恨死他们呢？清朝的刑法说，他们是犯死刑的“十恶”之首。

什么是“十恶”呢？“十恶”者，一曰“谋反”；二曰“大逆”……也。

“谋反”的现代化名词就叫做“现行反革命”。

朋友，在现代中国，一个人如不幸的做了“现行反革命犯”，他还不是要受“剐刑”，和枭首、剉尸的吗？方式不同罢了。

古往今来，道理是一样的啊！

第6章 长征有始有终，丧权没完没长了

——兼论小刀会起义上海及英人窃据我海关始末

邓小平先生的小女儿毛毛，最近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的父亲邓小平》，颇可一读。我忍痛花了重价（美金二十七块五毛），买了一本，读了一遍。这本书不论在文学上或史学上，都可称得上第一流，虽然她还是站在高干子女的立场写的，看不出一点极权政党的阴暗面。

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毛毛是我的同行，书中口述史料的成分很重。可惜的是毛毛的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他这位掌上明珠不愿多讲。有许多极严肃的史实，往往只三言两语带过；有时甚至只有几个字。

举个例子吧：当女儿家问他对“长征”的亲身体验，老头子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逼得小公主没办法，只好去另找“伯伯”、“妈妈”、“阿姨”……诸长征老古董，另行口述过。“妈妈”、“伯伯”、“阿姨”口述之不足，我们这位小班昭还搬出《毛选》来抄它一段。毛毛抄道：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见毛毛书页三二五。转引自毛泽东&lt;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gt;，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不才老朽，如果是毛毛的博士论文导师，为着达到“国际水平”，我就劝她把这一段引文“划掉”。因为那是一段“狗皮膏药”、“废话”、“党八股”。

毛毛呀！从文学观点、从史学观点来说，还是您贵老爸的三宇经“跟着走”，最传神、最真切，也是最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应该打一百分！

你看老毛自吹自擂那一段，不但废话连篇，他对历史事实也未搞清楚。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就教导过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试问毛所说的“‘红军’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有什么证据？事实上黄巢的长征从山东征到广州，再由广州回征洛阳。这位大齐皇帝的长征纪录，不管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比朱、毛红军要长得多。

再看闯王李自成、大西皇帝张献忠，其长征成绩均不在“红军”之下。而朱、毛红军的长征纪录则更远落于“长毛”之后。一部“太平天国史”从某些角度来看，也可说是一部长毛长征史，把捻军的长征也算在一起，前后连续长征了十九年之久。

上篇已详言之，太平天国史一开头便是一部长征史。洪、杨于一八五二年春夏之交自永安出发，不足一年便征到南京。中西对比，那就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内，长毛就从巴黎征到莫斯科！奠都天京之后，席不暇暖，李开芳、林凤祥又搞起第二次的北伐长征。一年之内，又自浦口绕道河南和山西征到天津。“天京事变”之后，石达开又带了大批人马搞第三次长征；他征回故乡广西不算，又北上西征，直到大渡河。历时七载，足未停征。

太平亡国之后，孤臣孽子的遵王赖文光（广西人，一说广东人。金田起义元勋，长征老干部）、梁王张宗禹（安徽毫县人），和鲁王任化邦（亦名任柱，安徽蒙城人），恢复了捻军组织，继续又长征起来。

捻党原是皖北私盐贩的一种秘密帮会组织。早期由张乐行领导（乐行又名洛行，是张宗禹的胞叔），曾于一八五三年在安徽故乡，造反称王。后受编加入太平军，积功晋封沃王。一八六三年死难。余众经上述赖文光、任柱，及张宗禹重振成强大“捻军”，恢复流寇生涯，又在黄淮大平原上长征起来。

捻军在我们黄淮地区留下的英雄故事，那真是说下尽的。他们是不分日夜的在马上作战。不像后来的红军长征，多半时间，都在深山大壑之内“跟着走”呢！

一八六五年，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一举把清廷最剽悍的主将僧格林沁亲王击毙，僧军几乎全军覆没（红军长征，尚无此战果）。翌年捻分东西，把湘、淮二军都拖得要死不得活。

一八六七年，在鄂西尹隆河一役，准军主将刘铭传被打得花翎落地（见罗刚著《刘公铭传年谱》），落荒而走。“淮军之良”（薛福成语）的悍将唐殿魁，在短刀肉搏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这位“淮军之良”是笔者的祖宗之一。他死在恶战中的惨烈故事，在淮军老兵和族中老辈绘影绘声的传述之下，真是在电影中和小说里都未见过。这也是口述历史也。

但东捻赖文光在豕突狼奔、所向无前，纵横数省之后，终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在扬州就义。

西捻张宗禹远征及于陕甘，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一八六八年八月在茌平县全军覆没。宗禹只身偷渡徒骇河时，生死不明。

宗禹部将袁大魁，在抢渡雪桥时被截，回师陕北，窜入保安。他最后在保属老岩窑的堡垒，终于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历四月十七日?天历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被清军攻破，全军殉难。这也就结束了惨烈的“捻军长征”，也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这个悲剧小朝廷的“正朔”。

也算历史上的一段巧合吧！捻军（也就是残余太平军）长征的终点地区，陕西省保安县，也正是七十年后红军长征的最后归宿。只是红军命带贵人。碰到个张少帅；长毛没这个好运道罢了。可是捻军长征的时空纪录，也非红军长征所能比啊！

捻军的起覆，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大题目、小现象。笔者无意把它另辟一专题，所以在太平军长征史中，多加两段，就不再另提了，尚恳读者谅之。

长征、长征：你这个名字多么神秘和罗曼蒂克啊！我们每次提到你，都会想到那些美丽的名山大川，和那些英勇的革命战士。他们不避艰险，替天行道。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他们；真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多么伟大啰！

我们当然也知道，你是多少公侯将相的光荣背景、政治资本；和多少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们的富贵源泉、特权祖荫啊！

那些聪明的洋专家，像我的老相识索兹伯理、小同事布理津斯基，也要循着你的足迹前进，而得了国际新闻大奖，和大把大把的美钞啊！

但是朋友，你真以为长征是像诗人们所说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样轻松吗？或是像革命党所宣传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吗？非也。它是由红血和白骨铺成的，纵横于神州大陆的康庄大道和羊肠小径；沿途是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寡妇孤儿成千上万呢！

慢说黄巢、张献忠的长征，是赤地千里、日月无光。——朋友，农民起义，在历史家的笔下和革命家的嘴中，是何等轻松。你可知道“赤地千里”，这是绝对的事实。

纵使是颇有宗教性和人道主义（所谓“贼不嗜杀”）的洪、杨长征，你可知道他们烧毁村落，裹胁青壮，吃尽民粮，遗下老弱妇孺的后果？他们在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掳掠民船，动辄万艘！您可知道，这些民船都是贫苦船民的私产。你掳走一条，就一家挨饿；掳去万条（包括它的男主人被拉夫），则万家的妻儿都要饿死。——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一二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人民的鲜血，来加以灌溉？

以上所说的还是长征的“正面”——那些自命为替天行道，解救人民的革命英雄。至于被这些英雄“拖死”的官兵，那些升“剿匪”官、发“长征”财的贪官污吏，其趁势奸掳焚杀之劣迹，可能倍于“流寇”，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其可怕，就更是说不尽了。

再者，长征（也就是传统史书上的“流寇”）之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现象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政治术语上，叫做“王纲解纽”。王纲解纽，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便是社会秩序大乱——这在我们江淮地区的俗语，叫做“遍地黄花开”。遍地黄花一开，那就像项羽的老婆在这幕“梅派”好戏（也是大陆上今日的“得奖电影”）中所唱的什么“秦王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海起干戈！”英雄四海起干戈，革命锋头十足。小百姓就民无噍类矣。

【附注】 噍（jiào）类：本指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人。

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尤其是赣南），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人喜欢吃狗肉，狗也喜欢吃人肉啊！

年轻的读者们，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是民国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

长征是搞着玩的吗？它是英雄们的浪漫诗篇；它却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啊！

太平天国的斗争史，是有两大部门，可以载然不同地分开来写的。第一便是上篇和上节所说的“长毛长征史”。这个长征史，除掉自永安至南京的那一段之外，另外两段，像北伐和石达开的西征四川，都是“断了线的风筝”，与在天京之中所发生的事，没太大关系。至于上节所简述的捻军长征史，那就更是个“没有线的气球”。自飘其飘了，所以笔者不想再列专篇分述之，就一笔带过了。

至于以南京天王府为中心的长毛军政文教大事，那我们就应言归正传，来另行爬梳一番。这儿有一些看来无足轻重的小题目，殊不知却是历史上害及百年的大事。

太平天国的好汉们，一共只搞了十四年，以南京为中心时只有十一年（一八五三～一八六四）。这十一年，让我们借用一个孙中山的名词，只是以打仗为主的“军政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军事行动，也可分为：1、清廷正规军&lt;绿营&gt;的“围剿”；2、太平军的“反围剿”；3、湘军、淮军、欧美雇佣兵的联合围剿；㈣太平政权的毁灭及遗患。

在清军“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一八六〇）之前，清廷围攻长毛，是以传统官军“绿营”为主、“湘军”为辅的。在清制湘军的士兵，只能叫“勇”，不能称“兵”。

前篇已言之，清廷正规官军原有两种：八旗和绿营。八旗在清末已骄惰到一无可用。清末的内战外战就全靠绿营了（后来也用一些蒙古兵和关东兵）。

但是满清的政绩笔者曾一再替它平反，却比汉、唐、明都要好。清朝不征兵，所以无“兵役”，也不征夫，所以也无“徭役”。绿营是“募兵制”，把社会上的游民、惰民和失业工农，都募去当兵，以减少社会负担（美国今日也是如此）。不像汉、唐、明三朝和今日台湾，要发“六郡良家子”（汉制）或“户有三丁抽一丁”（唐制），或“中学毕业服兵役”（今日台湾）。所以在清朝，“好男”就“不当兵”了。

读者应知道，征兵、征夫都是最“扰民”的。因此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扰民最少的朝代。康熙爷连“禁缠足令”这项德政都没有推行，为的就是“怕扰民”。哪像我们民国时代，尤其是毛主席治下，连夫妻睡觉主席都要管呢！

在绿营当兵，每月有饷银四两五钱；战时还有食米津贴。江南大营的月饷，最好的时期可以发到每月十两，养五口之家，绰绰有余。所以吃粮当兵，亦并不太坏；至少比一些失业工农，和游民惰民日子好过得多。

长毛在永安时期被官兵围剿，就是这种官兵；其后守桂林、守长沙也是他们。由于步步追逼长毛，以致逐渐脱颖而出，官兵统帅像钦差大臣向荣，也并不太“鲁”。他跟踪追到南京，在孝陵卫建起“江南大营”。迨洪、杨攻陷南京，向荣将绿营兵五、六万之众，便把南京三面包围起来。但是向荣无水师，所以对南京北郊下关（地傍长江），就只好网开一面了。

这时太平军有民船万艘，乃顺流而下，打下镇江和瓜洲；再沿运河北上便占领了扬州。那位原来在鄂西襄阳、樊城一带的清廷钦差大臣琦善，此时也率领少数旗兵和数万绿营兵，自江北旱路追到扬州；在扬州郊外的雷塘集，也建了个“江北大营”，把扬州团团围住。清朝的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这时也奉向荣之命，统率了大队绿营兵，防堵于镇江东南。因此苏杭、上海一带，太平军还鞭长莫及。

由于洪、杨造反的成功，定鼎金陵，天下草莽英雄均大受鼓励，纷起效尤，造反响应。在东南一带，首先拔刀而起的便是刘丽川的“小刀会”。

“小刀会”原属“洪门”，是华南会党“天地会”的一个支派。鸦片战后，随“五口通商”之开放而蔓延及于宁波和上海。地下组织约以区域语言之别，分为广东、福建及上海宁波本地人三大帮，而以广东帮最强。刘丽川为广东香山人，故被拥为帮主。一八五三年九月四日，经过一番酝酿，小刀会徒众突然造反，一举占领了嘉定城。九月七日由丽川亲自率领，未经过太多暴动，便占领了上海县城，并俘掳清廷官吏上海道吴健彰。未几靠近上海的青浦等几个城镇，也被小刀会占领了，一时声势大振。小刀会在上海一带一共闹了一年多，直至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刘丽川在清法联军猛攻之下和英法帝国主义阴谋之中被捕杀，才结束了这段小插曲。今日上海市里还有个“刘丽川起义纪念馆”，地居要冲，平时游人如织。余今夏有感于刘君起义百四十年之祭，曾与堂弟德诠啜茗其中，面对英雄遗像，谈造反史迹，有余慨焉。

小刀会本有他们自己的佛、道难分的宗教信仰，对耶稣并无兴趣；他们打的也是“三合会”、“反清复明”的旗号。一旦首义上海，丽川便自称“大明国招讨大元帅”。他下面的几个头头林阿福（福建帮）等亦各有左右元帅的封号——亦如洪、杨之在永安时也。——小刀会造反原自成系统，本与太平军无关。但是丽川自知势孤，不足以独打天下，为着实际需要与乡亲关系，他曾派秘使自称“未受职臣”，向洪天王拉关系。不幸他们与洪、杨之间为清军所阻隔，无法合流。

但是他们两方始终不能结合的道理，主要还是洪、杨对他们的冷漠。盖他们虽同系粤人，同为反清复明的志士。不幸他们之间“客家”与“土著”畛域未泯；“拜上帝会”与“三合会”斗争的旧恨犹在，而宗教信仰又南辕北辙。加以洪秀全又是个天大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刘丽川既不能清除各异端神祇的偶像，又吸食鸦片，违反“天条”……，因此对刘的触角未予重视。大错既成，太平军自此对这个“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曾国藩语）的上海地区，就无法染指了。

小刀会之占领上海，为时虽短，但是它在清末的对外关系史上，小题目、大事件，却是极重要的一页。刘丽川的实力并不大，内部三派争吵不已，太平军又不加援手。清军饷械充足，以众敌寡，本不难收复上海。但是清军火攻数月，地道爆了好几条，还是一筹莫展。其主因便是帝国主义想养寇自用，以便浑水摸鱼的结果。盖上海县城北面紧靠租界。一八五四年四月一次清军围城，偶近城北，竟为洋人自组的“上海义勇队”（Seer Corps）所击退，颇有伤亡。是所谓“泥原之战”（Battle of Muddy Flat）。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武装侵略，可是英国驻华使领却大受伦敦表扬。自此清军再不敢轻去城北冒犯洋人。上海城的北门，因此生意照常，熙熙攘攘，刘丽川的叛军粮饷弹械也就不虞匮乏了。但是洋人之纵容甚或接济叛军，亦以洋人自己的利益为度——他们要养寇自用；但也不要寇过分成长以致尾大不掉。因此小刀会只能株守个上海城。等到他们失去存在的价值时，就被强大的清法联军消灭了。

总之，小刀会这次在上海造反，跟中国近代史中所有的内战一样，只是替外族侵略者制造趁火打劫的机会而已。

洋人，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利益最大的英国人，如何利用这次动乱来趁火打劫呢？其要点盖有二端：

第一，他要利用小刀会之乱把在上海的“租借地”，变成“殖民地”。按条约划出的“租借地”，主权还是中国的。把租借地变成“殖民地”（如香港），则主权就属于洋人的了。

第二，深沉而有手腕的英国殖民者要趁小刀会之乱，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英国如能控制中国海关，渐次它就可以插手于中国内地的路矿邮电的开发、建筑和管理了。它如掌握了中国的路矿邮电，那么大清帝国不作第二印度，也是印度第二了。为此，可怜的刘丽川，就变成大英帝国在远东殖民政策中的一颗棋子。

但是，大英帝国这项暗盘，却不一定为美、法二国使领所接受。为了解他们三国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得把当时租界的历史，稍作补充说明：

根据一八四二年中英&lt;南京条约&gt;的规定，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上海等“五口”之内，租地建屋，以便通商和传教。因此，在一八四五年英、法二国乃与上海中国地方政府议定，在上海城北郊各划地皮一小块，作为“租借地”，是所谓&lt;第一次土地章程&gt;。

但是所谓“租借地”者，只是规定两国侨民有权在此划定地区内租地而已。地犹中国地，界内行政管理等要务，仍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便是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原始形式。读者欲知其详可参阅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一九八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巨著甚为详尽。虽偶有小错，然瑕不掩瑜也。

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小刀会占领上海时，这两片租借地是属于中国的上海道台直接管辖的。这时的上海道是广东香山人，刘丽川的小同乡吴健彰。在刘氏突然造反之前，他二人曾有私仇。一旦乱起，吴健彰竟被刘丽川活捉了。

在中国农民起义史的老传统中，地方官一旦被起义农民所活捉，总归是人头落地的。这次小刀会起义，那位上海县知事袁祖德，便自知不免一死。据说他索性穿起官服，高坐于县衙大堂之上等死，当然就殉职了。可是他的上级吴道台被活捉之后，不但幸免一死；后来还化装逃了出来，最后还带了大批民团，和江苏巡抚许乃钊一道回来“剿匪”；刘丽川反而被他杀了。——这桩历史何以不循老样板发展？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首先吴道台幸免一死，可能是与他籍贯有关。刘丽川的广东帮小刀会之中，多的是吴的乡亲，甚或结拜兄弟和部属。他们都是“关云长”的信徒。所以在此“华容道”中，就放他一马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项，则是吴道台有海外关系——吴道台是一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他可能是盛宣怀和孔、宋的前辈；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富商从政。他据说是广州“十三行”之一的吴爽官的兄弟行，捐官出任候补道起家的，并拥有外国公司股票的买办官僚。吴或许也是美团“旗昌洋行”（Russell &amp; Co.）的大股东。他也是美国公使马歇尔（humphrey Marshall，一译马沙利或马绍尔）所很看重的中国官僚，所以刘丽川对吴氏也就颇有顾虑了。

刘丽川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典型的“转型人物”。出身市贫，据说刘曾到新加坡打工，在英国洋行做过事，是洪仁玕一流的人物，深知洋人的厉害和好恶。对洋人也有崇洋、恐洋和自卑等复杂的心理。所以在他拿下上海城当天的第一项要务，便是到租界里去，亲自拜访各国使领人员。因此他和英使文翰（Sir George Bonherford Alcock）以及美使马歇尔、美领事马辉（R. C. Murphy）和法国领事爱棠（B．Edan）都有很诚恳的谈话。

第一，他声明自己是洪、杨属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一支。在他们与满清政府的战争中，他要求列强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助太平军，也不助“清胡”。

第二，他也对列强保证租界的绝对安全。革命军绝不入侵租界；租界一切维持现状。清政府在租界内的海关，仍可照常运作，不受骚扰。

刘是深通外情的。不像洪、杨那样胡涂的自高自大。因此他对列强使领的要求和保证，可说是合情合理和符合国际公法的。

可是这时英、美、法三强，对刘的反应，那就同床异梦了。

<strong>6.6 由“租借地”变成“殖民地”</strong>

反应最具体的当然是英国。英国当时在上海原是一强独大的。它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如疯若狂的鸦片贸易。英使文翰、英领阿利国，即公开扬言不惜以超法律手段（extralegal），扩张商务特权。大批英国商人，包括财势最雄厚的“怡和银行”的老板威廉?渣甸（illiam Jardine）的家族，可说是人人有份，人人发财。

【附注】 “恰和”这个行号，本是鸦片战前，广州十三行某商中，最雄厚的浩官伍崇曜的行名，声闻中外，信誉卓著。不幸战后五口通商，贸易中心北移，伍家衰落破产，这一响当当的招牌乃被英国渣甸家族所袭用，至今盛势不衰。

至于经常的进出口贸易，英商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包括鸦片贸易）；航运量更逾百分之九十。因此这时的英租界之内也真如当年广州一样，金钱堆满十三行，熙熙攘攘，一片兴隆气象，不像那些眼大于腹的法国人，仍然只靠天主教会和上海徐家汇，中国原有的耶稣会士，来撑持门面。美国则自始至终，还没个租界，它“依亲为生”，寄居于英租界内，受尽英人鸟气——美国领事馆最初在英租界赁屋开张时，英国人竟不许它“升旗”，把老美气得胡子乱飘！

可是，英国领事馆这时在上海，却有大衙门一座，气势显赫。其中办公人数可能不在当时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之下。——读者们千万别为今日老美的气势所慑，以为它当年也是如此煊赫。那时美国还是个小国。远东对他们来说，还是“远”在天边呢！

英国人在上海既有如此群众、如此衙门，因此上述那支“上海义勇队”（后改称“上海万国商团”），基本上是一支由英国海军陆战队支援，由英国领事领导的英国武装。他们既一战赶走了清军；小刀会又望洋却步，这个真空状态下的“租界”，就被他们鹊巢鸠占了。这支乌合的“义勇队”自觉管理城市经验不足，身兼香港总督的文翰乃从香港调来一批印度警察，维持治安。这便是后来我们所亲眼看到的“红头阿三”的一世祖了。上海租界既然被这支英国武装实际的占领了，它总得还有个文官衙门，来负起政务管理的责任。为此，他们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逐渐扩大和改组，就变成后来上海的“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了。如此这般的文武双管齐下，很快的，上海的英法“租借地”就变成国中之国的英法殖民地了。

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没个法律基础。其唯一的借口只可说是小刀会作乱，租界成了无政府状态，洋人“替天行道”，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组织个临时组织来应急。但是一旦紧急状态不复存在，这个“临时组织”也就应该适时结束。这样则刘丽川大元帅暂时的存在，也就有其法理性的必要了。相反的，等到一切临时设施，都变成既成事实，中国当局无法改变时，刘大元帅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刘丽川已不复存在，这项应付紧急状态的临时措施，其后却一共存在了八十八年之久；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后才正式结束。

至于英国人如何取得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其发展就更为巧妙了。

根据上引《上海史》，编者所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第二天（一八五三年九月八日），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起义群众捣毁。租界当局马上派兵占领海关。……（九月九日英美领事乃协议搞出个“领事代征制”，由英美领事替中国政府代征关税。）（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吏》页一七二。）

我的宗家唐主编写了这段故事，就上了英国人瞒天过海的大当了。他的史料是根据英国官书（英国外交档）和英商《北华捷报》的报导，以及后来英美史家摩尔斯（hosea Ballou Morse）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师徒的说法。其后的中国官书和中国史家，文献不足，只好根据英国史料，亦作如是说，真令人浩叹。

其实当时租界内，根本没有什么“起义群众”——根据&lt;第一次土地章程&gt;，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刘丽川在起义当天，就对英美领事作了保证，哪还有“第二天”的“群众捣毁”呢？

至于“租界当局”派兵占领海关一事，那就更为荒唐了。“租界当局”原是中国道台吴健彰。吴氏在城区被小刀会所俘之后，“租界当局”便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临时组成的“上海义勇队”。

这儿问题来了：

第一，刘丽川分明保证了租界的安全。中国海关设在租界之内，何处忽然冒出了“起义群众”到租界之内来“捣毁海关”呢？

第二，租界当局事后派兵（义勇队）去“占领海关”，为何不事前“派兵保卫”呢？

余早年读书至此，不疑处大疑。知英国官书不可信，英商报纸更不可信，力倡“帝国主义下存在论”的费正清学派尤不可信。根据他们众口一辞所说，而写出的中国官私著作，被英国人蒙蔽而有疑处不疑，也就不可相信了。

笔者后来细翻美文件，发现其中记载极为明确，而美国外交档，则是“摩费学派”的盲点所在。不禁掩卷长叹：原来如此！

原来就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城这一天（九月七日），美国公使马歇尔也在上海。马氏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职业军人，曾参加过美墨战争，胆子很大。这天小刀会突然暴动，马氏不顾危险，却偏要出街去巡行，一探究竟。当他便道踏入外滩江边“中国海关大厦”时，眼见一个英国商人正率领一批搬运工人，冲入大厦，强行搬走室内寄存的商品。接着另批英人也进入抢劫，借口说是海关欠其船租未付，特来搬运存货，以为抵押。直至中国海关被这批“英国绅士”（Englislemen）洗劫一空之后，海关公署四门大开，街头中外游民才潜入行窃。

此一英人洗劫过程，行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关员伫立在一边，无力遏阻；四邻华洋商人均所目睹。最可笑的是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也是目击者之一。

马君在一旁看得气愤不过，乃向华府上司据实报告之。马歇尔说：

我曾向您报告过，第一次向租界之内的中国海关施暴，其非法行为而导致街头人民入内（行窃）者，并非始自中国之叛逆也。（末句特别加重。见马歇尔致美国务卿麦塞报告书第三十六号。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澳门。笔者曾另有较详尽分析。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吏》页一三八。）

读者或许感觉奇怪，中国海关为何变成货栈，存有大批商品呢？原来是由于太平军进入长江之后，内陆洋货滞销，进口商因货无买主，不愿纳进口税，乃将百货寄存海关栈房，待有买主，再行报关纳税。此次趁小刀会之乱，兼海关监督的吴道台被俘，他们就乘机一哄而入，把存货搬走，就变成免税入口了。

摩尔斯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巨著，对这些英商把货物存栈，待有买主时再行报关的措施，记载未缺；但是英商窃货毁关这一段，他就支吾其辞了。——这可能因为摩尔斯也不知事实真相；但是更可能的则是这些英商都是当时沪港伦敦商政两界的头面人物，与摩氏直接及间接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摩氏在其划时代的巨著中，为亲者讳可能也就势所难免了。

【附注】 康尔斯之书原名叫ter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应译为《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但是这时的“中华帝国”实为大清帝国。译为《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反而更为明暸。

朋友，写书的人往往也各为其主嘛！我们中文著作中把帝国主义骂得血口淋淋的动机还不是一样的？只是许多中英文外交史的作者们，没有摩氏的功力和技巧罢了。费正清先生当年评拙著，曾说我把个莫名其妙的马歇尔也要辩护一通，但他并没有指出我所辩证的哪一点是错的。那时我想反驳费公，我有这个地盘吗？费公仙逝，笔者至感悼念。因为打麻将要有好搭子；下棋要有好棋友。自郐以下，不足论也。

所以，“捣毁海关”者，非中国“起义群众”也；大英帝国之“上等侨民”也。在他们捣毁海关之后，翌日再派英国水兵站岗，加以封锁。声称海关为中国暴民捣毁，不能运作。说成外国领事们不得已，只好挺身而出，替中国政府帮忙，“代收关税”。官书如此，报纸报导亦然。事为当时在江西打长毛的卫道大师曾国藩听到了，他不禁叹息说：“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儒道。”（见上引唐编《上海史》，页一七七，引&lt;复毛寄之函&gt;。载《曾文正公文集》，世界书局出版，书牍，页七五）。是亦“君子可欺之以方”也欤？英国这一记做贼喊捉贼的行为，竟然流传一百多年，无人拆穿。连现时的年轻的中国史家如唐振常先生等一伙，都还被他蒙在鼓里。也足见英国人搞外交技巧之高明，和手段之稳健了。

不特此也。后来吴道台脱险归来，要重开海关办公。但是此时中国海关已为英国人条封。户外有英国水兵站岗，吴氏不得其门而入，乃想在同街另行租屋设关，亦为英人所阻，无法实行。吴不得已乃租得洋商铁皮船二艘，在黄浦江边，海关门前，设关江上，亦为英舰所驱逐。吴又移关至黄浦江口，英人亦借口“违反条约”，不许在内地设关。吴被逼走投无路，终于接受英领阿利国建议，由各国领事代征关税。

但代收关税时，英商亦在英领特许之下，只打“白条”（Promissory notes），不付现款。此种“白条”斯时人所共知废纸一张而已。果不其然，未几阿利国便奉到伦敦外交部训令，将“白条”原封退还商人了事；自此，上海便与香港无异，成为事实上免税之自由港矣。

然此时在一旁明眼观察，深知内情的美使马歇尔，对英国这种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作风，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持此一“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并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乃训令美国副领事克宁汉（Edward Cunningham），凡美商报关纳税，一律需缴现金。

马歇尔这条军令，不得了立刻引起在华美商及在美商眷亲友的轩然大波。一时抗议函电雪片般飞来。华府纽约各地报刊因而也充满了反马的报导。甚至克宁汉也不直马氏之所为，转而同情美商。那位恨马恨得牙痒痒的，马之秘书兼翻译，拿钱不做事的伯驾（Peter Parker）牧师，这时更是小报告横飞。伯驾是位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与英国携手侵华的唯一的美国外交官，他这一记窝里反，就使那不知底蕴的国务卿和总统，认为马歇尔在华失职了。

在众意难违之下，马歇尔一气，乃又训令克宁汉副领事停收美商关税；在他看来，与其打白条作伪君子，倒不如干脆不报关，作真小人之更为可取也。可是上校有所不知，搞政治要学司马懿，人家贻尔巾帼，也不能动气。他这一气，出尔反尔；上海这个“自由港”之形成，英国绅士虽然早巳把它变成事实，而背此破坏中国主权之黑锅者，翻为美国上校也。公使的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朋友，搞政治要凭手腕。是非从何说起呢？语云弱国无外交，但是纵使是强国的外交，也只是苏秦、张仪的天下啊！言忠信、行笃敬者，是子之迂也。

经过马歇尔公使这一来，秘密的上海自由港就公开化了。从当时清政府内乱方殷，粮饷无着的紧急情况之下着想，年入百万的上海关的关税，对满清政府是太重要了。分明知道大清帝国是饥不择食了；中国关税已由英美领事代征。——领事既已代征白条；将来要催收白条，当更非领事莫办，这样经英领阿利国发起，法美两领事一致同意，阿利国便向吴道台建议了。吴道台如能使海关复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怡良和皇上，也没有不同意之理。因此招请“外人帮办税务”就是顺理成章的后果了。其后他们一连串的中外协商，毋烦多议。一八五四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中英天津条约&gt;（六月二十六日），及&lt;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gt;（十一月八日签订于上海）时，“外人帮办税务”一条，乃订入善后条约之第十款，而通行于全国。翌年英人李泰国（io Nelson Lay）乃受清政府委派为第一任“税务司”，从此中国海关，便正式落入英国人掌握中矣。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时代，英国税务司就变成中华民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了。

小刀会在上海一闹，经英人翻云覆雨，几记小手脚，中国便丧失了海关自主权至七十余年之久，能不令人浩叹！

【附注】 英国人担任的中国海关税务司，在民国以后对中国的政治、军事、金融各方面的影响太大了。与他有血肉关系的中国当政者如亲英的张公权（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后来的江浙财团首脑），和亲美的顾维钧（直系军阀时代的国务总理），对笔者都有最惊人的述评，有机会再详论之。清末民初的“海关”和其后由海关办起的“邮政”，读者知之否？却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大机关。朋友，让我沉痛言之，我们自己管不到这么好啊！等到我们赶走洋人，由自己来管，就一塌糊涂了。——国民政府如此！人民政府也不例外啊！夫复何言。

以上所述是我们在“租借地”上失去主权、治权；在自己的海关上失去管理权的经过。那都是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非拿去不可的结果。至于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司法权也丢掉——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内犯了法，要由洋人来打屁股，那就是不可思议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内战和革命惹来的。

原来在一八四五年根据第一次&lt;土地条约&gt;的规定，租界之内是不许华洋杂居的。界内土地必须租给洋人，华民不得在界内租地居留。可是一八五三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太平军又占领了南京、镇江、扬州……，各该地富民，便向上海集中；小刀会再占上海城，当地富人便逃入租界避难了。一逃便是两万，把个小小的租界，挤成人山人海。

这时中国政府被洋人赶出租界，界内纳税洋人（少时数十人，多时百余人），上节已略作交代，乃自组其居民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peration）和执行委员会，渐渐地就变成后来的“工部局”。形成一种洋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治政府和会审法庭；租界也就变成国中之国了。

当小刀会乱起，华人难民扶老携幼进入租界避难之初，这些“纳税洋人”曾一度引用&lt;土地条约&gt;，不让华人来和他们杂居。——他们其后不是也有“华人与狗”不许进入他们外滩公园的规定吗？他们自己国内的高等住宅区，不是也不许有色人种入内杂居吗？

可是，在小刀会作乱的上海，喜欢暴利的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个秘密——华人比狗值钱！

这时扶老携幼而来的避难华人，很多都是携带细软，为着妻儿的安全，他们是不惜千金一室的向洋地主租屋暂住。一时人如潮涌，房租陡涨，纳税洋人更要赶忙搭篷造屋，广事招徕。华人避难有所，洋人笑口大开。他们就把“不许华洋杂居”这一款条约具文，存入仓库了。

可是华人居民虽多，他们却不许在居民委员会中投票。因此，租界里的华人居民，就变成一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了！可是，这些假外国人如果在租界之内，闹出刑法、民法事件，又如何是好呢？这样那些真外国人就要组织法庭，来审判这些犯法的假外国人了。

这时那位广东行商家庭出身的吴道台，颇通洋务。他认为洋人损伤他的治权太多。他管不了洋人，至少可以管管租界内的华人嘛！他乃行文各领事，要居民委员会提供一份“华人租界居民”的名单，以备查询。可是租界当局不但认为吴氏此项要求侵犯了华人居民的人权，也侵犯了洋人居民的治权，而相应不理。

自此以后，中国政府再无权管理租界内事。外国租界也就变成了中国境内的独立国家了。

“租界”这个中国近百年史上一个“怪胎”，用不着多说了吧！它的形成当然是我民族自我不争气的结果——正如胡适所说：我们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实无天理的结果！但是一个指头打不响，它也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赤裸裸侵略的结果。是一种标准的“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典型现象。

近代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性质，和传统的汉族帝国主义的基本相异之处，是西方殖民者东来的目标是纯经济的。——目的只有一个：“快钱”（quick money）！在一个现代都市里，赚钱最快的，那就莫过于烟、赌、娼也。因此，首先在租界之内泛滥成灾的便是这三项了。

洋人要赚中国的钱，不能没有中国代理人。要赚大钱，他必须利用中国知识分子作帮手，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买办集团和与洋人勾结的军阀官僚。

低等洋人要赚“黑心铜钿”，那就要纵容甚或利用地下的帮会了。帮会中大鱼吃小角——非我徒子徒孙，必然赶尽杀绝，因此，上海的烟赌娼三大金矿，就被青帮垄断了。大通悟觉，顺序安排，他们有钱有势，不但控制了基层的鸡鸣狗盗；上层满口仁义道卫的士大夫。面对黄金美女，有几个不走火入魔？

人不是上帝造的。科学家已证明他只是禽兽之一种。禽兽在“兽欲”发作时，是六亲不问的。人为万物之灵，因此当“人欲”发作时，又何止六亲不问哉！——上海租界这个销金之窟，因此也变成最不堪闻问的人欲横流的藏污纳垢之所了。

但是，人毕竟是人，洋人也是人。因此，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租界里，为人欲遭殃的不只是可怜的中国妓女和黄包车夫。高贵的洋人，偶亦难免。那时在上海滩上与青帮最能打得火热的高等洋人莫过于年入百万的法国总领事了。

一年穷领事，百万雪花银！当年的百万足抵今日美钞三五百万吧！哪里来的呢？青帮徒子徒孙之孝敬也。但是拿人钱手软。一次他的副领事因小事不洽于某地下光棍，被光棍一枪处决。总领事只向巴黎报称遭“情杀”结案。

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我们中国的“麻皮金荣”，也控制了帝国主义。宋公明说得好，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金荣亦丈夫哉。

但是天下事哪能全是坏的呢，纵使是租界也有它的阴阳两面。罪恶渊薮之外，它是我国西化和现代化的策源地；是我国志士仁人搞革命，搞民主的避难所；也是我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宝山。有此三者，租界先生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就足够不朽了。我们日后写民国史，歌颂它老人家的机会多着呢。把它作为长毛史的谈助，我们就暂时打住吧！

现在还要交代一下那位耿直的美国公使马歇尔上校。

马歇尔这位英帝在华窃权的见证人，当时是激于义愤，也是为着保护美国商业利益而强烈反英的。其后竟因此而招致诽谤撤职。

其实美使反英，不始于马氏。他的前任义华业（Alexander t）和德威仕（John F. Davis）都是反对英国的。只是那两位前任之反英比较抽象。并且他们主张联法俄共同反英的。马歇尔反英则反得很具体；并且，他是主张不计后果，由美国独力反英的。——可惜这种英美之间的矛盾，不但我们颟顸的大清朝廷和愚昧的东王府、天王府，一无所知，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后来的革命史家，把帝国主义恨得牙痒痒的，动辄一竿打翻，都是不对的。

【附注】 颟顸（mān hān）：糊涂而马虎。

在历时两百年的中美外交史中，来华报聘的共有两个马歇尔——亨福利?马歇尔和乔治?马歇尔。这两个马歇尔，老实说都还算是君子人；不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种法家策士。

美国公使们（后来的伯驾除外）为什么一致反英呢？

他们要反的，第一是大英帝国主义。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在远东是不惜一切手段，对中国加以控制的。它自己的首相迪斯瑞理（Benjamin Disraeli）说得好：“大英帝国无永恒朋友，也无永恒敌人，只有永恒利益！”换言之，大英帝国为着永恒利益，它有奶便是娘。为着利益，它是不择手段、没有原则的。但是，英国外交的方法，则是做得最为高明，不像日本人和俄国人那样赤裸裸的不要脸。上述英国人趁火打劫、制造殖民地、掠夺海关，都是最标准的例子。

美国人就不一样了。为着美国的商业利益，山姆大叔的对华政策，一开头便是搞“机会均等、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权独立”的。美国朝野坚守这项原则，坚持了五十余年，至二十世纪初年八国联军时代，始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把它概念化了，载入史册的。

上节所记那位老马歇尔，反英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认为英国“破坏条约体制，破坏中国主权”，是违反美国利益的。

美使反英的第二点是“鸦片贸易”。英国人当时不顾一切的向中国倾销鸦片（文翰便是鸦片贩的代言人，是十分可耻的）。在美国人看来——尤其是马歇尔这位美国南方人看来，中国人被黑色鸦片弄得民穷财尽，便再没有余财去买美南特产的白色棉纱了。这也是大有害于美国利益的，所以他要反对到底。

第三点便是马歇尔是美国农村出身的直肠人；一位上校军官，大老粗，看不惯英国官僚的那种小手脚。凡此小手脚——例如上述的化租借地为殖民地；如抢夺中国海关等等——英国人都做得极其光鲜。但是他骗得了曾国藩，却骗不了马歇尔。所以，马歇尔要极力“维持条约体制”。在条约明文之下，中国（不论是谁的政权）一定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才最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这个基本原则虽是纯粹为着美国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国际上没这个基本原则的牵制，中国可能就被列强瓜分了。

马歇尔可能就是为着阻止英国在租界上玩手脚，才说动刘丽川把吴健彰释放的。马要他回来重行掌握租界和海关的管理权，但是吴健彰哪里能从虎口取肉呢？——当时中国朝野都盛传吴道台的脱险是美国公使要出去的，不过，马歇尔未曾为此居功。

张学良将军告诉我说：“纵是日本人之中也有好人的。”正是这话。办外交是艺术，哪可一竿打翻一条船！

小刀会后来在上海的全军覆没，是法国出兵助清的结果。其实小刀会的实力太小了，只要洋人不“养寇自用”，它就必然被消灭无疑。刘丽川在上海闹了一年多之后，洋人所要浑水摸鱼的大小鱼也都摸完了。刘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者，在太平军初入长江时，局势混乱，沪上进出口贸易大跌。可是经过一年多的演变，上海外贸回升，前篇曾略事钩沉。这一回升趋势竟远较战前为佳；至一八五六年“天京事变”前夕而登峰造极。生意好，大家发财，小刀会仍然占住上海，不时与围攻的清军对轰，对大家都不方便。既然清军无法消灭，则小刀会放下小刀也就是大家之福了。

事实上，小刀会初起时，清方便要求列强助清灭匪，无人反应。可是至一八五四年中，法国使领就愿意出马，帮助清军来攻击小刀会了。

法国何爱于清而要消灭小刀会呢？其主要原因则来自宗教。在法国眼光里，洪、杨之徒只是一群仇视“天主教”的“基督徒”（新教）。太平军也确因无知，在其反偶像斗争里，每把天主堂内的圣母圣婴，当成送子观音而打得粉碎。刘丽川自始便号称为洪、杨一伙，占据上海县城又正与法租界接壤，法国神父与使领便认为这个大异端正鼾睡于卧榻之侧了。

上海，尤其是近郊的徐家汇，在法国人看来，原是耶稣会士的神圣教区，因为它是明末天主教先驱徐光启的老家（孙中山和蒋中正二公的丈母娘倪老夫人便是徐家的后裔。他们倪家也是近代中国里最老的耶稣教家庭之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呢？既经中国敦请，他们就乘势而来了。

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新到的法军要借机耀武示威。上海本有英法两国租界。小刀会乱起，所有的风光都被英国人抢尽了。法国多少也得来一下，这也是帝国主义少不了的心态吧！

五年之后，那个“东方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之焚毁，也是英法“联军”共同放火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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