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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来香港一百年》 第一章 在香港“咋”做记者？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句欠谦虚的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电视艺术”的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都做了个遍，资历、学历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我的第一次“受屈”记得是在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提前邀请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组织者会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倒统一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那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了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见方的一个木头台子，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着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刚迈过“红绳”，工作人员就急忙跑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登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我们可不是来蹭饭，而是你们事先……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地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全完了，当场就被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根本拾不起尊严——看来香港记者台的“红绳”还真的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以后长久都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当然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的日子，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者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然而接下来，我的表现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为什么？ 孤军奋战，“霸”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的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的所有传媒，任何一家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及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的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员稍不留神，给人落下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过去CCtV常驻香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1992年他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媒体都在“下亚厘毕道”政府总部等结果。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吗呀？一会儿采访结束，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在外面“没脾气”地等，饿了就撕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这位“老前辈”心里窝囊，离开吧，怕误了新闻；不离开，又饥渴难耐。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其深沉的感慨：“不一样！处境不同啊！香港的记者敬业，或者说职业，他们每天东跑西颠、忍饥挨饿，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不知道什么是“委屈”就是“敬业”？就显得“职业”？ “老前辈”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察”实际上我明白，已经等同我对“红绳”免战高悬…… 第一章 两地记者“异同”何在？ 同样面对“红绳”，我受不了，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不断观察、琢磨，最后基本认定是心态。 “心态”，这东西不是表格，不是图画，怎么量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内地记者使命神圣，肩负重任，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从内里来说，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无冕之王”，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然而香港的记者则不同，在他们眼里，从事媒体传播，那只不过是社会种种职业当中的一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假使有，至少不高。这一比就出了反差。 可是内地记者身上特“牛？”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初到香港，我还没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当地人，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于是只有自我反省。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多的原因，自忖无非身怀二气：豪气、官气。这两种“气”不分次序，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 先说“豪气”。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不到三年，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崇高”的社会地位，每个记者外出，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伟大胸怀，而我在内地的20年，做惯了“社会良知”、“匕首和刀枪”，心中总有一面战旗，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会，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们不熟悉“普利策”吗？事实上，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 再说“官气”。我在香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太不给传媒人面子，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钦差大臣”。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官气”，《新闻调查》工作的8年，也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做一个“田野记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什么“味儿”？医生长久地在医院里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的满身药水，可是一到了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姑娘——吕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吕邱”，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却很平凡：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详细。 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麻花儿一样的旋转，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那阵势简直让我害怕，当然也让我“脸红”。事后想，尽管对香港的大佬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什么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现的是我要采访的人呢？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头条”？ 我身上有股味儿，香港记者身上却有股劲儿。这股“劲儿”因为是在资本主义，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为受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就业形势一度紧张，这些都让我把香港记者身上的这股“劲儿”时常和一个“物件儿”发生联想，这个“物件儿”就是饭碗。香港记者每天小心翼翼、恪尽职守，手快、脚快、眼珠子快，因为记者的行当对他们来说首先意味着一份人工（工资），干得好，“人工”就往上涨，干得不好，下场自知，谁会像我一样没完没结地和一条“红绳”过不去？他们的“饭碗”背后，老板的眼睛不仅雪亮，受众更是他们直接的衣食父母。 尽可能想通了一切“不同”，我开始抱起一颗平常心，就和当地记者同样低调，同样自己找新闻，入得庙堂，落得坊间，靠自己的双腿走进这个社会。时间一长，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身上的“火气”悄悄溜了，被拍碎了的那块木炭原来四下跳跃的小火星儿也逐渐变得温柔、安静。放下“大哥大”、“大姐大”的架子，我的新闻理念甚至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普利策”不再那么经常地召唤在心头，“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时常出现在眼前（世界著名传播学家，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理论）。马氏理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媒介首先意味着信息”，它讲究新闻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社会以最快的速度知晓身边发生的事。香港记者采访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务实，不大理会空泛的意义。新闻报道哪怕涉及政治，比如下一任行政长官可能由谁来出任？政府和市民在哪一件事上意见不同？有钱人和平民之间如何打官司等等，更上心的也是事件本事、矛盾本身，他们不善于说理，也不喜欢说理。而我过去在《新闻调查》是多么地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临危不惧，舍生取义”，那种感觉到了香港怎么好像和什么都不搭界？ 就在此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内地的一档“新闻评论”性节目，女主持（香港叫主播）年轻漂亮，大方端庄，话语却绵里藏针，目光更透着其实所有事情她都早已“全知道”了的智慧。那一刻我浑身不自在，先是鸡皮疙瘩起了满身：过去很多年没准儿我也是这副样子？接着再看她，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她被装在电视机里已经不再是个记者，是什么？一种化身——真理、正义，国家、上帝？我说不清。 1989年邓小平曾经讲过：“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的信息就不灵通。”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被认作世界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个地位靠什么来赢得？ 我把自己沉入了200米深的海底，想让自己冷静，尽管手脚冻僵了我还是嘴硬，还是坚持：“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新闻本体的内涵是什么？是为社会提供信息。在这个“职业点”上，香港的记者比“内地的”表现得更突出。“突出”，当然未必就代表正确与全面，但是一群传媒人，无论走到哪儿，不是让人恭迎就是让人害怕，这一点，恐怕也不大正常。 第一章 “特首”就在我身边？ 200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十周年，天南海北的“调查人”都赶回娘家，大家聚在一起掌声、笑声、鲜花、泪水地做了一场4个多小时的现场节目，几位主持人还被要求每人对着栏目说一段生日感言。我的“生日感言”讲得很疲软，想来肯定是和我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不起眼儿”的记者有关：“十年前，《新闻调查》还是棵幼苗，我却整天雄赳赳的；而十年后《新闻调查》长成了一棵树，我却变成了一棵安静的小草儿……做记者，首先要做人，要有良心，还要有点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或许你倒可以为国家、社会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来。” 在香港做记者，我曾经被“红绳”弄得冒火，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听说这是为了保持会场或活动现场的秩序，其中更具体的用心则在于提前警示“无冕之王”不要随便采访未经安排的人物，以免节外生枝，转移了主题。后来我发现，香港有些记者执著地“逮”着了他们想要采访的人，所提问题，的确和那次“活动”没有一点关系。香港记者干吗要这么做？他们狩猎一样要想打探的内容大多都是政治异见、社会焦点、潜在的商业动态或者名人隐私，对这些，“猎物们”当然要小心回避，没办法，有时“狩猎者”就得围追堵截、蹲坑守候。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香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我们遇到的同样问题也是采访难。香港人一般都不会“上赶着”请求媒体，即便你说这些都是免费的，不花钱也能让你在电视上露露脸儿，他们大部分也要拒人三尺。然而有些场合，记者无心插柳，意外却从天而降，弄得人一时找不着北，这时候就看谁机警、谁勇敢了。比如我们在内地，想要在一些活动中采访最高领导，不提前申请获得批准是根本不能成事的，然而在香港，有些时候，一扭身，嘿，特首就在你身边，只要他同意，你问什么都可以。 2005年下半年，内地发现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少数几例个案，9月，东南亚开始报道死人，之后全世界都紧张起来，恐怖传言不胫而走，有人说“禽流感”大爆发是迟早的事，这一番“天灾”可能要导致全球至少700万人死亡。而“非典”时期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个重灾区，我在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影像资料库里随便一翻，就能找到当年满街戴口罩、到处喷洒消毒水的镜头。正是因为这里曾经闹过SARS，香港人对“禽流感”才格外重视、格外提防。 2005年11月8号，香港医院管理局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火鸟行动”的演习，这次演习主要是测试香港官方及公立医院对“禽流感”一旦在本港大流行的应变能力。演习分别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屯门医院”两个地方进行，现场模拟的是香港发现了首宗病历，医管局立即启动“禽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即“红色应变警示”；医管局总部的中央指挥委员会也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统筹、决策。这场演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感，因此诱来了平面、立体、网络的各路媒体大军。 就是这场演习，我们楼上、楼下地拍医生护士行色匆匆、紧张有序，更拍模拟“病房”、模拟“病人”，一切都像真的一样。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然而就在演习接近尾声，谁都不知道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特首曾荫权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现场。 “屯门医院”因为收治过不少“非典”患者，这个地方两年前就笼罩着一片神秘。我是在进入到“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时一扭头看到了曾荫权，他那会儿正在观摩“中心”的“运作”，之后讲了一番话，说完，转身就走。很多记者，至少是我，这才回过味儿来，立刻叫上摄像师赶快追拍——特首在屯门医院穿过了一截又一截的楼道，记者的闪光灯与摄像机开机时显示的小红灯就在他身前流动、闪烁；特首进了电梯，身手敏捷的记者也跟着挤了进去，没挤上的就赶快顺着步行楼梯往下跑。最后，曾荫权来到了医院的挂号大厅，停下，这次他可能有时间也有心理准备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他的面前迅速地就竖起了一片三脚架，记者们从正面厚厚地把他围住。 我是因为曾经碰过董特首“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大好”的一鼻子灰，这回没有拼命往前挤，而且说老实话，当时我的注意力也根本不在采访，而是不相信曾荫权怎么会就这么“平常人儿”一样地在医院里随便出入，身边既没有警察，也没有警卫？他接受采访时身后站立着的几位工作人员，我都认识，都是政府新闻处的，肯定不是便衣。 为了试验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帮助摄像师支好机器、连上话筒，看着他已经拍上了，就一个人悄悄地绕到了“记者区”的后面（这回可没有来得及设什么“红绳”），慢慢地蹭到曾荫权的身边。开始三米没人管、两米没人管，后来离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的耳朵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但还是没人上前阻拦——难道曾荫权不怕被记者刁难？不怕有人捣乱？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门对特首外出的常规保卫怎么也不见有任何配套的启动，还是隐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见？我瞠目：这样的事情假使发生在内地，别说党和国家更高领导，就是省长、市长有计划地来到某处公共场所，起码的保卫工作也会紧紧伴随，何况香港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 曾荫权那天在“屯门医院”和记者交谈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小时，香港记者都在向特首发问，只有我一个人心怀忐忑地在周围悠来荡去。当时大厅里还有很多人，挂号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我发现曾特首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医院的正常运转，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碰巧前来就诊，不大明白医院大厅怎么突然与往日不同，围了这么多人？妻子就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边走边递话儿：“曾荫权，记者采访”，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大事”！ 我的“忐忑”在那天最后变成了来自心底的一声自嘲——香港这个社会在我眼前真是一会儿刻板，一会儿随意。想想媒体要正儿八经地采访特首吧，包括三大司（政务、财政、律政）以及立法会、政府行政会议要员，那些“大人物”总是左顾右盼，好像下决心难极了，而“屯门医院”，特首说来就来，说采访就采访，中间走“程序”必须的约访、审题、文书往来等等累死人也烦死人的过程全没了！同样的感觉，有时在其他活动场合，“大人物”们到场，其实也就是一辆车，通常和我们记者坐的出租车会停靠在一处，上车下车，接触几乎是“零距离”。 内地记者身上难脱“官气”，但是真正见了当官的，我们谁也别说自己不紧张。可是香港的记者就不同，他们见了“官儿”，不管大小，不仅不拘束，也不特别“加小心”。倒是这里的官员，我发现他们面对媒体或市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让社会不满。他们做官比内地官员所拿俸禄要高得多，责任也更明确，比如谁管的部门一旦出了什么事，谁就得马上出来解释或者在电视、广播中“谢罪”道歉。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香港政府的官员在纳税人面前注定总是“傲”不起来？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颁布16周年，香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场就选在中环一家老式酒店，与立法会只有一街之隔。因为这场庆祝式的“座谈”格调甚高，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一般情况下，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等人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采访，没有见到曾荫权，因为特首此时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香港特首的职位就按律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场活动已经完毕，后面就是纯学术的座谈了，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决定撤（新闻要不了太多内容），正在酒店门外叫出租，听到门童说：“不好意思，请让这辆车走先。”这辆车是谁？就是许仕仁的。说话间“署理行政长官”的坐骑已经开到了门前，他向四周笑了笑，一屁股坐进去，就那么简单地走了。我继续招手喊我的出租车，同事则好心提醒：“唉，要不要再等一下？范太的车可能也快过来了。”她说的“范太”就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香港女人习惯婚后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丈夫的姓氏之后，因此徐丽泰尽管做了立法会主席，还是被人唤作“范太”）。我说：“不用等了，咱们赶快回去发稿。”说着就继续招手。这样做并不是我没有看到酒店门前的空场太小，实在容不下两辆轿车并排停靠，也不是不懂礼貌故意不让领导先行，而是一分钟前，我看到了一幕情景：范太一个人，低着头，胳肢窝里夹着一叠子材料，已经走出了酒店，自己悄没声儿地正在过马路。 钻进出租车，同事还在追问：“怎么，你看见范太走了？” 我忍不住笑：“对，刚刚看到她在过斑马线，立法会她的办公室不是就在马路对过儿？” 范太一个人走了，她是因为没有必要坐车，才步行返回办公室。可是我笑什么呀？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好笑？当时真是不明白，事后思量，或许还是自己太少见多怪…… 第一章 严肃和“嘴巴”无关？ 有人说香港这个地方你必须住长了才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摸清它的骨头和软肋，要我说，最好做记者——记者整天在香港到处采访，触角方便，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感受这个社会的与众不同。 2005年8月，全世界各个爱好和平的地方与团体都在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紧张忙活，香港也不例外，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挑选了几场“规模较大的”进行报道，其中就有11日在君悦酒店举行的香港各界隆重“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午餐会。 又是“午餐会”。 香港君悦酒店我最早熟悉，就在湾仔，这里因为经常要举办各种大型的庆典和内地的“招商会”、“推介会”等等，很出名。而“午餐会”，我当然更熟悉，那是香港非常偏爱的一种开会方式。“开会”与“吃饭”原本两件事情不好同时举行，但是香港就经常合二为一。“午餐”当然要吃饭，不过“吃饭”因什么名义而起都好说，因为“战争”？战争总不免让人想到“英勇就义”、“血流成河”，特别是“抗日”和“反法西斯”，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惨烈的一场战事？即使是庆祝胜利、缅怀历史、告慰英烈，也离不开庄严悲壮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万众一口”，这“饭”怎么吃？ 11日中午，我来到会场，胸前照例还是被人先啪地贴上了一块“记者”的不干胶标签儿，红绳子的“记者区”也还是老样子，只是这一次大会主办方没有让记者饿着肚子进行采访拍摄，开幕式之前就给每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大大的“三明治”。 不久大会开始，几百人在《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乐曲声中步入会场，各自缓缓地寻着桌签儿走到了自己的饭桌前。 我用目光大致扫了一圈儿会场，几十张餐台，统一的台布，盘子碗筷都很讲究，由“饭桌”组成的听众席中央是一张更巨大的长方形餐台，上边摆放了许多鲜花，象征着生命的可贵与脆弱。许多嘉宾，特别是经过了抗日战争的白发老人，都被安排在这里。大家落座后谁都很容易发现会场内摆满了随时可以用来开饭的餐桌、餐具，却不知道有没有人心里皱巴巴的，觉得这样的场面和纪念战争胜利有点不协调？ 香港“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午餐会那天请来的大会主持是AtV（亚洲电视）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粉面靓女，身段婀娜。她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有一份和我一样的“大会仪式安排”，这份被提前下发了的“安排”假使在内地，我敢说记者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仪式”共有12项：第一，“司仪介绍主礼嘉宾”；第二，午餐会主办方代表致辞；第三（这下记者可要开眼了）：“第一次上菜”…… “第一次上菜”算什么“仪式”？ 菜名还略有提示：“四式点心+鱼翅”。 由于“大会仪式安排”被事先通告给了媒体，我其实很早就在琢磨这种“纪念活动”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报道？“纪念”和“吃”谁是主题？抑或“纪念”是主题，“吃”是方式？ 开幕式后不久，“第一次上菜”的程序到来，这次“吃”的时间大约持续了15分钟，会场上几十位一律身着黑色礼服的男性侍者，手上托着美器，盘中摆放着雕刻般的道道美食，不断穿梭在我们的摄像机前。此时，大会主席台上的灯光减弱了一半，《保卫黄河》的乐曲已经退去，改为抒情的音乐浅浅低回，台下则刀叉、筷子，牙齿、嘴唇，交错运动声响一片。虽然人人都说粤菜是天下第一美食，但是严肃的会场内到处飘散着说不清是烧鹅或者烤乳猪的香味儿，这些味道没有影响“记者台”上也开始趁机大嚼“三明治”的有些记者的胃口，但是我却怎么安慰自己也吃不下去。 “第一次上菜”后，纪念大会继续进行，有人上台开始发表演讲。这些发言的人既有抗日战争幸存下来的广东东江纵队的女战士（余慧），也有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原型——冀中抗日平原抗日小英雄（燕秀峰）。这些当年参加抗日的年轻人，60年后起码都已是古稀老人，但他们回忆起战争的残酷、环境的险恶，每一次战斗的胜败以及呼吸之间就与战友生死两界，声声打动人心，字字还滴着血泪。 为了使这次大会开到产生绝响，主办方费尽苦心，从全国各地一共请来了32位抗日老战士，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如今唯一还健在的战地指挥官，这位老人叫仵德厚，当年是国民党台儿庄战场敢死队的队长，虽然2005年这位“敢死队队长”已经95岁高龄，没有被主办方安排上台做主题发言，但是会前我曾经访问过他，一双已经变形了的大手，上面深沟一般的伤疤清晰可见，而战争留在他心里的创伤，尽管我们拍不到，我想那却是岁月消灭不了、永远也不会变形的控诉。 会前，我们摄像师认真拍下了仵德厚老英雄的一双手，会中更抓紧时间拍下了回忆者60年后的老泪和伴随着演讲同步在主席台大屏幕上放映着的注定要弥足珍贵的一幅幅战争老照片，然而不久，“第二次上菜”开始，接着又是血泪，又是“上菜”，我的情绪刚刚找到味道，就被菜香冲淡，再找到，再被冲淡…… 终于，我悟出了一个不得已的结论：哦，“严肃”和“嘴巴”无关。这是在香港，香港处理很多事情，从思维到形式都与内地不同——2005年好几百人在已经回归祖国8年了的香港自家土地上，隆重出席“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无庸置疑，这里头没有虚情，也不会有人藉此“做秀”。 那么，人类为什么只能用眼泪和悲伤来记录历史？ 为什么就不能用幸福、用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富裕把过去的黑暗与残酷反衬出来？ 香港人“吃”又怎样？这样做不行、不可以吗？ 第一章 鹅颈桥下“打小人”？ 2004年9月我来到香港，开始眉眼也举得不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咱转了十几片，香港不就是微缩了一下？市场经济，机械透明。可是安营扎寨，一口气准备住下去了才渐次发现，香港这个地方你走马观花和长期居住到底不一样，这座城市别看小，但匪夷所思，很像这里的天，经常罩着一片云、一团雾——我执著地扑进去，云雾把我淹没，出来了却又想进去，弄得自己整天身上湿淋淋，结果收获了什么，抓住的不过是一把把水汽。因此香港很多事情对内地人来说或许还新鲜，一百多年的特殊历史，人家可是一天都没闲着，你想得攒下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其中“打小人”就最先吸引了我的目光—— “打小人”，旧中国的专利。 过去中国人恨谁，恨到牙根儿疼，一般都不会冲上去直接和对方理论，更不会像西方的热血爷们儿动不动就拔枪决斗，而是喜爱背后悄悄地说这个人的坏话，往地上大口大口地啐吐沫，女人更甚，躲躲藏藏，弄个粗糙的步娃娃每天晚上往它身上扎针儿。 最早听说鹅颈桥下“打小人”是我到港后和一位画家朋友聊天，他说：香港的铜锣湾你知道吧？我说当然知道啦，那是香港最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画家就说：对，“鹅颈桥”就在“铜锣湾”的西南，很旧，一般内地人都不会专门去看。但是这个桥却很有历史、很有名堂——“历史”就是说很多年前，这里的小桥的确会横跨过一条弯曲如鹅颈的小河，因此“鹅颈桥”的名称美丽而明确；至于“名堂”嘛，就是指桥下有一种习俗，或者叫一种“戏法儿”—— “打小人”。 香港也有“打小人”？就在闹市区的附近？！ 听完画家的话，我当时欣喜若狂：谁说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如此古老的“文化”不是都保留至今？我问画家：“那生意现在可还火？”画家狂点头：哦，火着呢！不信你抽空去看看，好几位老太太，人称“神婆”，每天都搬个小木凳，按时上班一样地坐在鹅颈桥下，手边都放着一只掌了鞋钉的破高跟鞋，一旦有人请求，“神婆”就会高举鞋锤，向垫在一块砖块儿上的象征着“小人”的“五鬼纸”劈里啪啦地猛打，一边打还一边嘴里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咒语，一串又一串：“打你个小人头，等你成事冇出头”；“打你个小人手，到你有钱唔识收”；“打你个小人肚，等你日日俾人告，厄运行到老”；“打你个小人喉，等你呼吸唔畅顺，肺痨兼中风”……等到“小人”被打烂，“神婆”就随手请出一只纸做的“白虎”，让“白虎”咬住“小人”，然后“叼”到炭盆里一把火烧掉！ 我不知道鹅颈桥下“打小人”究竟在香港保持了多久的时间，听画家说一些香港的后代，压根就不是在香港出生，但长大了以后却也要回来特意搞这种名堂。上网一查，中国传统的“打小人”最早盛行于唐代，当时被称为“厌诅”或“厌胜”，每年的农历二月以及每个月的“收日”、“除日”、“破日”都是“打小人”的旺日。香港“打小人”最火爆的日子要属“惊蜇”，因为“惊蜇”以后，冬眠的动物不论好坏都会苏醒，白虎下山觅食，小人也常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口伤人，因此为了避免遭到“小人”迫害或者来年遇上什么灾难，惊蛰之日“祭白虎、打小人”就已经成为传统，到了这一天，香港许多人都会争着钻到鹅颈桥下。 2005年3月6号，这一天又是农历二月初七，正好是“惊蜇”之日，我掐着手指头盼着盼着还是因为工作错过了精彩时刻，第二天只好从报纸和网络上去看其他记者拍下的鹅颈桥下一幅幅烟火蒸腾的照片以及文字描述——今日正午时分，鹅颈桥下劈啪之声此起彼伏，十数位“神婆”在此摆摊设点代为“打小人”，而等待的市民也有上百人之多。每一个摆摊的婆婆面前，都放着一个神龛，所供不同，有红脸关公、白衣观音，也有本地人特信的黄大仙，连异邦的招财猫也有出现；另外少不了的装备还有一只香炉、一盆炭火、一对卜卦用的杯筊……但见事主落座，“打小人”的婆婆即开始在神龛前先敬上三炷香，然后询问客人要打的“小人”性别、姓名…… 因为错过了“惊蜇”，我非常懊悔，也等不到来年，于是3月21日中午得空就一个人兴冲冲地往鹅颈桥赶去，坐在车上还拿出从网上下栽的“打小人”的《打油诗》提前预习： 到了现场，我已经料到一直神往的鹅颈桥往日的美丽肯定荡然无存，果然，几根巨大的桥柱支撑起一片百十来米的三角地，地面黑乎乎的（隔壁是菜市场），三位“神婆”正坐在桥下无所事事，一看就知道暂时没有生意。四下寻找，我真希望此刻一位满腹仇恨的事主能够赶快出现，几分钟后，一位职员模样的女人果然来了，她不紧不慢地踱近一位“神婆”，蹲下，面无表情，小声地和老太太低语，我想那一定是她在向“神婆”报告着自己心中“小人”的名字，就忍不住想：这位仪表不俗的女人心中的“小人”可能是谁呢？给她“穿小鞋的上司”？“嫉妒成仇的同事”？骗取了她钱财的“前男友”？还是使她家庭破碎的“狐狸精二奶”？ 正猜测着，“打小人”的“神婆”已经兴奋起来，照着垫在块砖上的“五鬼纸”一通猛打，不一会儿，“小人”被打烂，“神婆”又将“小人”提到神龛前放着的猪油桶，在生猪油上横扫了几下，这样让猪油堵住“小人”的口，从此就没法儿再到处乱咬人，然后才按部就班地点火，将本来就是虚拟的“小人”三甩两甩烧成了纸灰儿…… 年轻女人看完了“神婆”为自己卖力除害，拉开手袋要往外掏钱，脸上还是来时的样子，没有任何表情。我来香港常驻近三年，知道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年轻人为了工作、婚姻、家庭、房子、养老，早早地就得辛苦贮备，心理压力大，悲苦和愤恨都不能溢于言表。而自古中国民间就世代盛传“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古老的鹅颈桥就给了香港人一个悄悄发泄的场所，让他们有地方舒展自己总是绷得紧紧的神经——这是不是就是香港如此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打小人”却可以一直保存至今的基础原因？ 那天站在鹅颈桥下，我俨然是一个局外人。尽管袖手旁观地看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也没打算盯住“事主”从钱包里究竟会往外掏多少钱，但内心还是有一种偷窥的感觉。幸好此时桥下另外两位一直闲着的“神婆”再一次向我拉生意：“唔该，你打唔打小人？”我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没有什么仇恨（即使有也不相信这种报复的方式），但是还是转头扭身，反正搞社调、看热闹，就挑了一个“肥嘟嘟”的“神婆”凑到了她的跟前，假装什么都不懂，问婆婆：“您在这里做么嘢呀（干什么）？”“肥嘟嘟”的“神婆”年龄大约在60岁以下，脸庞宽阔，皮光肉嫩，看上去生活水平就不低，她说：“打小人。”我又问“那打小人做么嘢呀”？“神婆”的脸开始变形，眼睛里原有的和善遇到了我这么一个四六不懂的内地人，问话又不好听，立刻就搅进了一些厌烦，一双大眼吃惊地瞪着我，那劲头分明是在反问：不知道“做么嘢”你来干什么？她自己倒好像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尴尬地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向她“请教”，或许“神婆”真的没有想过现代人为什么要相信“打小人”？上百年的习俗，人们不需要追究“为什么”，何况她每天来到桥下，“打小人”已是一种营生。 我不敢对望“肥嘟嘟”的眼，人家也懒得再搭理我。 这种局面就要发生尴尬了，多亏第三位“神婆”也坐不住，殷勤地从小木凳儿上欠起身子，招呼我上她那去，我就借故离开，转移到了第三个摊位，但还是心怀不轨，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听清楚“打小人”的价格，就继续发问：“阿婆，那您这儿打一次要多少钱啊？”第三位“神婆”很痛快：“40文（40块）。”说着就拉我蹲下，我本能地把身子往后一退，尽量躲开她那满是纸屑也可能满是猪油的胖手，急忙说“不，不，等一会儿”，这位“神婆”开始还以为我嫌她的要价太高，缓了缓，又拉我：“那打一个40文，你要是打3个，就100文吧！” 我知道这下我可有机会逃跑了——原来以为鹅颈桥下“打小人”只是有点类似“做法事”的味道，甚至挺“形而上”的一种游戏——现代人过着现代的日子，没事也可以翻出古老的习俗调侃地玩上它一玩。可是最后一位“神婆”叫卖，让我恍然大悟：一个40，3个100，这位“神婆”真不懂“打小人”首先是一种“文化”？“文化”！薄利多销？又不是撮堆儿卖小菜！难怪刚才我看到的那位女职员，一身不俗的装扮，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内心或许也未必就相信“打小人”真的管用，几十块钱掏出去了倒不必太心疼，只是“神婆”劈里啪啦地猛打数十下，她身边的“小人”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百分之百地不再出没于她的眼前或梦中？ 第一章 “古墓”就在家门口？ 1841年，香港自被大不列颠执掌于手中，直到1997年，英国人都把这个南中国的小岛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然而香港人虽说穿西服、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节，也过复活节，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也可以证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完全西化。外国人当年在香港盖了很多西式建筑，建了教堂，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很多教，但中国的佛教、道教在这里也同样屹立、同样时兴。或许英国人当初并不是不想用钢筋水泥以及现代化的思潮把香港铺盖成一个和她的母体完全不相干的西方世界的一角，但是文化与传统毕竟是无形的，它流传于每个民族的血脉，世代繁衍，只能融合，不能替代。 1993年，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经停香港，听朋友说要去拜拜黄大仙，还说要起大早，否则去晚了人多就办不成事，当时我还以为“黄大仙”是一个人，白髯老者，沾点佛气，会算命，也会给人看疑难杂症，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了很多年。后来才知道“黄大仙”不是凡人。过去是，活着的时候一生以行医济世为怀，后来死了，死后名叫“赤松仙子”，被供奉为神，20世纪初才从内地被奉接来港，自此“黄大仙”在洋人占据的香港近百年香火不断，尤其据传黄大仙“有求必应”，签文特别灵验，所以每年农历的大年初一，香港人为了争着上春节的“头一炷香”，半夜即来，弄得整个“黄大仙”18000多平方米的净土从早到晚青烟弥漫，阵阵摇签之声响彻四方。 我是2005年3月为了亲眼看一看“黄大仙”的人气与内地的寺庙究竟有什么不同，特意来到了九龙半岛的黄大仙区（已成为地名，可见影响）。未见寺庙，山坡下一座“赤松黄大仙祠”的牌坊已经足够雄伟，进得庙里，更发现“黄大仙祠”的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弘，不仅大雄宝殿如我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就是其他的副殿，比如“三圣堂”，供奉着吕祖（吕洞宾）、观音、关帝，并挂有万世师表孔子老圣人的画像，到处都充斥着地道的中国传统特色，前来烧香、抽签、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也都个个心具虔诚、手脚敬重，看得出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是香港人。 调查“黄大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试图证明一百多年来香港的中西文化曾经有过怎样的一场恶战，最后孰输孰赢，而是不明白香港这个社会既崇洋又重古，两样追求怎么难分伯仲？年轻人结婚可以去教堂，很多人举行婚礼也会跑到“黄大仙”。而除了“黄大仙”，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天后庙、观音庙、北帝庙、文武庙、侯王庙、王爷庙等等还数目众多，遍布港九。西部的大屿山更有一座百年古刹——“宝莲禅寺”，禅寺牌坊正对着的木鱼山山顶还盘腿儿坐着一尊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佛，人称“天坛大佛”。2005年12月12日，香港“宝莲禅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开山百年纪念暨水陆息灾法会”，以祈市民身心健康、社会繁荣、整个世界到处和平。我到禅寺采访，身在寺中，虽不似立足开封、西安、南京那样的老牌儿中国文化古城，但是心里依然有一棵粗粗的根。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主会场的大舞台那天宛若被黄金镀过，通体金辉，佛光四射，法力无边。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参加了第一天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也到会祝贺并担任了主礼嘉宾，会前还与智慧大和尚以及数百名信众在巨大的禅寺斋堂——罗汉堂共进了一顿午餐，当然大家吃的都是斋饭。 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中国，到了香港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分割，所不同的，怎么说呢？在香港寻觅中国文化，熟悉的东西内地人一眼就望过去了，不熟悉的可就有点令人费解，有些情况不仅香港独有，而且不亲眼看到，你根本就不相信—— 2005年12月30日，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九龙深水埗50年前发掘的一处东汉古墓——李郑屋古墓，那一年经过修葺，新添保护，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对于历史文物，从小我的兴趣就比大人浓，而且心里一直留着这样的印象：一般古迹都要远离城市，绝对不会出现在市井附近。比如熬到了13岁我才有机会和同学结伴去了一趟明朝的十三陵，那时候没有直通旅游巴士，得坐公共汽车，一站又一站，下了车还要走老半天的路，好家伙，怎么觉得那么远呀！后来再去清朝的东陵，开着车好几个小时，都到了河北省的境内。想想道理仿佛天经地义，帝王的陵墓哪能就在家门口？就是平民百姓，比如我自己家的祖坟不也是远在北京西山？ 好了，带着这样的印象，采访的那天我和摄像师都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心理准备，出发去拍“李郑屋古墓”，但是车从港岛出发，算上穿过海底隧道、深入九龙，最多才跑了40分钟，还没有开出深水埗店铺林立的街区，司机突然把车停在了路边，说：“到了，下车吧。”我懵懂如坠雾中，便问：“到了，古墓在哪儿？”司机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片居民楼，极自然地接着说：“看，那就是。” 我混乱地下了车，把目光向司机所说的地方望去——眼前并没有荒草霸占的山坡，没有墓地墨绿油黑的松柏，更没有通往古墓长长的甬道。不对呀，来之前我可是看过资料的：香港“李郑屋古墓”，1955年8月被发掘。当时香港人正在开辟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夷平山地时无意间发现。“山地”？那说明古墓是在山里？而且资料上还说：这座“古墓”是用砖砌成，有四个十字形的墓室，中央为穹隆顶，墓中因为发现了不少汉代陶器、铜器，所以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是一处东汉古墓，建造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5—200年之间——公元25—200年之间？那距离今天至少也得有1800多年，这么古老的“古墓”怎么会坐落在“居民区”？ 放走送我们的车，我还是将信将疑，再向路人打听，路人也继续说：不错，“李郑屋古墓”就在前边，说着话已经把我和摄像师带到了路边的一座平房院落。这座平房院落倒是古色古香，门前挂着“香港历史博物馆分馆”的牌子，可是“李郑屋古墓”呢？它藏在什么地方？路人说在“分馆”身后，你不进去，从前面看不到。 我那会儿根本就无心多听路人的话，更没兴趣参观什么博物馆，心里着急的是早点见到“古墓”！这时，已经等在那里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篷，大篷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倒是多少还长着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左手、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它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地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无声地仿佛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想要爬到“墓包”上去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这种事当然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这趟来我们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我得看看“古墓”，看看东汉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什么脾气？这时才想起路人开始和我说的“李郑屋古墓”的入口其实只有从博物馆分馆的门里进去才能看得到，我就从窄门退出（后来知道住户也都是每天从这道窄门进进出出），重新回到大路，进入了博物馆。 小小的博物馆分馆里面倒是一切都很正规——墙上挂着“李郑屋古墓”发掘和最后考古定义的全部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橱柜中还有当年出土的总共58件陶器和铜器的仿真件，但是“古墓”不能进。50年前“李郑屋古墓”一被发掘，立刻就被封存。为了隔潮，也为了让后人能够参观，香港文物管理者在古墓的洞口竖起了一道玻璃铁门，透过这道玻璃门，人们可以向里张望，借着日光可以看到墓坑、穴室和部分墓道，但是如果一定要“身临其境”，那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了——博物馆分馆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两台崭新的电脑设备，参观者只要有兴趣，通过触摸就可以把“古墓”内部的各个角落“走”个遍、“看”个够。应该说，50年前的香港人为了保护文物真的是尽到了华夏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对“古墓”的珍视以及为参观者提供的方便也透着半个世纪的心血和智慧。然而不管崭新的多媒体电脑动画有多么地吸引人，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一堆疑问始终干扰着我——“古墓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区？”“50年来香港居民和东汉古墓朝夕相处，彼此是否相安无事？”“全香港到今天总共保护着77个法定古迹，不会每一处都像‘李郑屋’吧？”…… 其实来到香港一段时间，香港地域狭小，处理问题不得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我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上古时期，香港还是个小渔村，有钱人肯定不会把墓地选在自家的大门口。公元1955年政府开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深水埗的居民开辟出更多的居住空间，“东汉古墓”意外出土，可是包藏着“古墓”小山的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人们如果为了“古墓”能够继续安享静谧，放弃了原有的筑屋计划，那么，众多焦急等待着新房子落脚的香港人到哪里去再找土地？如果不放弃，“东汉古墓”就只能与现代人为邻。不唯如此，人们后来在深水埗看到的很多民房，包括我来时司机突然停车的街区大道，其实以前都是大海，都是后来香港人投石垫土，靠填海一呎一呎“变”出来的——香港人和“李郑屋古墓”如此近距离地混居于一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李郑屋古墓’被发掘50周年暨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庆祝仪式终于就要开始，我从博物馆分馆重新被人喊回“小空地”，三座居民楼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准备听鞭炮、看演出，谁都知道误不了大事。 不一会儿，锣鼓响起，一支全身短打的舞狮队已经牵了几头金黄色的“狮子”欢快地进场。所有人都在为“古墓”真诚喝彩，为“古墓”被遮盖了现代化的塑胶帐篷，今后再也不会被雨水浇湿而高兴。只有我，站在露天会场的后面，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复习： 东汉距离今天有多远？1800多年！ 今天的香港人距“古墓”有多近？几十步，有的十几步。 他们过着现代的日子，平常却推开窗户就见“墓包”，这样与“东汉古墓”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整天厮守在一起，心里头，难道真的就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第一章 “科学”与“风水”鹿死谁手？ 香港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以及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不相上下，但是这个社会“胎里带”的痕迹与舶来的“西洋景”杂陈一片，说句可能要伤人的话——“穿西装戴瓜皮帽”，当地人也许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我这个内地人的眼睛却极容易受刺激。 2006年是中国的狗年，“圣诞节”与“狗年运程”看上去一个极西方、一个极东方，本来彼此谁都和谁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香港，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总是会把人的目光拧到一块儿。比如香港人浑身上下最早就会被全球最新的科技产品所武装，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很信命理——男女老少，有钱的、没钱的，有闲的、没闲的，好像认识一个算一个，给我留下的感觉差不多都要迷信到固执。 我在香港居住了不到三年，每逢年底，发现香港的很多广场、酒店、商店、饭铺，干脆就说“满视野”，已经把圣诞节的装饰统统都摆挂了出来，花花绿绿的，弄得香港到处充斥着浓烈的西方色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另一种风光也到了时节——预测凶吉，预知未来，香港各路风水大师推算下一年运程的算命书籍也开始陆续上市。这些书大多为黄色封皮，在书店、报摊，大小超市、甚至小卖铺、街头小市哪里都有出售。很多风水大师如李居明、林真、苏民峰、陈公盲、麦玲玲、吴佩孚、李丞责、宋韶光等等，多得一开始让我不知道谁更权威。 香港人相信科学，依赖科技，同时他们也接受命理玄学，掌相卦相。 我知道自己不能无端地揣度香港人迷信就是落后。风水是什么，我不懂，听说也是一门科学。学术名称被这方面的专家称作“地理勘舆学”，亦名“环境与形象的心理学”，在欧美很多大学都是可以拿学分的选修课程。 2005年还不到12月，我在香港街头到处看到“狗年运程”，真是非常好奇。因为自己属狗，也因为内地有朋友11月初就打来电话，托我帮她买一本06年的“狗年运程”，还点名说要李居明的，我就几次光顾报摊儿。到了月底，“李居明”还没有上市，这才知道这位大师在香港原来最有名气，他的书每年都是出得最晚，卖得却最火。等到转了年终于买到了一本《李居明狗年运程——十二生肖改运法》，急忙回家拜读，可是光封面上的很多内容，云山雾罩的，已经把我搞得满脑袋糨糊——“拆蛋专家挑战四大火毒灾星”、“高危爆炸骚乱位、日期公布”、“一线之差定港运十年政经好景”、“新秩序年抢年钱”、“‘大红袍’名气官运不倒翁”、“‘双飞熊’当时得令贵人富”、“‘后兜财’偏财补漏夺三财”……拗口得不行。除此以外，书的封面上还有四位真人的照片，大约是李大师认为和香港有关系的四个具有改变全球命运的人：“胡锦涛”、“曾荫权”、“布什”、“陈方安生”。这四个人，前三位内地人很熟悉，另一位“陈方安生”是谁？一个女人，香港回归后政府第一任期未做满的政务司司长，2007年新的特首选举，有人曾经猜测她很有可能成为曾荫权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不懂香港风水大师们所说“太岁”、“五行”、“八运”、“火毒”、“凶吉”、“运程”究竟和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在书中都自称“中国传统的祈福文化”，这一点我能理解，如果从祝福角度来解释，这些大师们都是希望香港人年年远离灾祸、远离厄运，多平安、多发财、多幸福，很善良、也很中国。 曾经，我非常认真地注意到港岛几条最黄金的大道比如湾仔道、骆克道和皇后大道，这些著名的商业地段目不暇给的霓虹灯广告中时不时地就会夹杂着另一类灯箱，白色的，夜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横排写着四个大大的黑字“禅玄命馆”，经营项目也介绍得详细：“掌相”、“命理”、“择日”、“改名”、“易数”、“占卦”、“阴阳”、“风水”。开始我怀疑如此昂贵的商业地段，这样一间间的“算命公司”，日子可都过得下去？后来实在想闹个明白，就动心想请哪位大师给我的本命年算上一卦，有个礼拜日就让我老公（先我来港工作多年）陪着，摸到了湾仔的一家“禅玄命馆”。为什么我做这件事一定要让先生陪着？还觉得是去“摸”？心里头不坦荡，好像此行总是不大光明似的。结果敲开了这家其实就安身在普通住宅楼里的算命公司的门，大师不在，看家的一位先生说：“对不起，今天不是星期日吗？大师不上班。不过，就是大师上了班，你要算命，也得提前预约。”说完就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那趟去“算命”没有见到大师，但也获得了不少信息：“星期不上班”、“提前预约”……基本上可以判断香港的风水行当看来市场还不小，大师们花得起昂贵的房租，而且星期日还不上班，生意一定不错。不过告辞前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既然来了，也别白跑一趟，就先问问价钱？”于是充满虔诚地问：“如果求大师给我算一卦，要多少钱？”“看家的”很耐心，说：“那就要看你算什么了？”我说“随便，比如看看今年我的本命年要注意些什么”，对方就说“四五百吧，具体的还要听大师的”。再往后，我待在人家的门口就实在没道理，拉了老公的手赶紧走人，心里其实早已经吓得够呛——“一般地算算都要四五百？那么要多加一些项目？比如什么特别的项目？”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以后也再没勇气二次登门。 香港有些事，有时你越想，就会越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在香港却经常要把这句话倒过来使用——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来主持剪彩，全球其他几座“迪斯尼”的主题公园也都派了亲善大使前来祝贺。仪式定在上午11点半，就在迪斯尼睡公主城堡的广场前庭。可是香港天文台预报9月12号那天有雨，而且是骤雨，香港政府和迪斯尼乐园当然都不喜欢老天爷这么不友好，假使那一天真的要下雨，露天仪式就不美满，有些记者也担心，事先就询问迪斯尼乐园会不会更改开园的时间？可是迪斯尼乐园事务及销售部的一位负责人满有信心地告诉记者：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向风水大师请教过，那位大师说“9月12日不会下雨，开幕式没有问题”。为了证明他的信念有逻辑根据，这位先生还贡献了一些证据：过去我们乐园举行“土礼”（即破土动工）和城堡封顶仪式，都是找的这位大师，让大师给择的“好日子”，结果都很“准”。所以我们很尊敬也很信任这位风水大师。 我知道这件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正儿八经地从传真机上下载的通告，这个渠道是我们记者站每天在香港获取采访信息的主要依靠。那天的这份传真，发传人转述的是《明报》9月11日的一篇文章《迪斯尼花二万买天文台服务》。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在文中向媒体透露：迪斯尼乐园确实已经花出去了2万多的特殊服务费，购买了香港天文台从9月4日到13日的天气服务，在指定的时间内，他们可以随时查询天气情况，包括降雨和风势。 11号晚上我收到这份传真，满怀蹊跷。香港人是什么心理呀？一方面花钱买科学信息，另一方面，最相信的还是风水大师？不然怎么敢对媒体夸下海口，也没有更改开园日期—— “科学”与“风水”即将展开大战，最后“鹿死谁手”？ 在这件事上究竟“科学”说了算，还是“风水大师”更厉害？ 说句实话，当时我真有点“看戏”的感觉，这场明天就要上演的“大戏”，不管演好了还是演砸了，反正我都没掏钱买门票，当然与此同时，我心中也相当不安，因为12号那天，我也要去现场，要给家里做电视直播（CCtV—4的午间新闻），老天爷要是真的在12号中午兜头给来场大雨，咱在现场不也得成了落汤鸡？ 12号一清早，闹钟6点钟就振聋发聩，我的脚刚一沾地，本能地就去拉窗帘，察看天公究竟是什么面孔。结果，当时香港的天空一丝黑云也没有，太阳努着劲儿，很明确地马上就要出来。按照要求，我们是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到迪斯尼乐园，出发了，后来坐在车上，我还和同事议论：“别看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可是香港的天气谁都说不准，此时也许晴空万里，彼时就可能大雨滂沱，而且一下就没个完。”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甚至开始的那点“免费看戏”的坏心眼儿都彻底落空了——12号上午，包括整个下午，老天爷对香港一直都扬着热情过分的笑脸，不仅一滴雨也没下，而且艳阳高照，日温31度，湿度70%，这样的好天气即使在香港的初秋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算服了，事情怎么会如此奇特？一位风水大师和一座天文台就那么较劲，各说各话，各有依据？“风水大师”莫不是真的通了什么神灵或者施了什么魔法，他老人家的判断怎么就是一个字——“准”？！ 2005年9月12日，世界第五座迪斯尼主题公园在香港隆重开张，开幕式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尽管组织者为了防止意外，还是给每一位到场的嘉宾事先都准备了一把雨伞，红色的，就放在露天会场好大一片白晃晃的塑料座椅上，但是人们那天谁都没有机会用它来遮雨，只是会后遮了太阳。我们媒体人，每个参加现场报道的也都可以凭着记者证领到一把伞，我也领了一把，现在还“供”在家中。以后每次遇到香港翻风落雨的日子，我都不忍心去“请”出这把伞，老觉得那不是一把普通的红伞，是个纪念，一个符号，它象征着什么——尊重过科学，嘲笑过科学；提醒过我，但也仿佛“玩弄”过我似的…… 第二章 “叮当车”带来了多久的风？ 基本上把生活在香港安定了下来，走进寻常，该采访时采访，该吃喝时吃喝，除此以外，要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点“目的”，随心所欲地走进这个社会的很多角落，我感觉首先要学会行，“行”中自然包括坐车，也包括懂得该去、怎么去什么地方。 “坐车”也要学？有些人的不屑（比如我那些不客气的朋友）也许就会甩过来。 对，香港这座城市，人们会不会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点可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样：香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人外出都会开着自己漂亮的小轿车。否。挺高级的公司职员上班，每天穿着西服在街边排队等公车，稀松平常。 香港的公共交通高度发达，但是出租汽车收费却奇贵，内地人如果在此常驻，不会利用公交系统，长年累月的可想而知，真是“破费”不起。我之所以要说“行”在香港也要学习，这里不是有意埋汰香港人，指责他们很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城市交通设计得暗藏狡猾，但是香港的“大巴”、“小巴”多如蚯蚓，站牌却又高又小，车站的名称更是仿佛要难为外来人，汉字不仅小得像手指甲盖儿一样大，而且到站的车辆如果看到没人招手上车，这一站又正好没人按铃下车，就不停，车上也一律不设售票员。因此最开始我在香港外出，想坐巴士省点钱，问我先生到某某地方应该第几站下呀？先生哭笑不得：“怎么说呢，谁知道你坐的那趟巴士哪站停，哪站不停？” 被逼无奈，坐不成巴士咱就钻地铁。 香港的地铁可谓四通八达，标示清醒，但是与内地的价格相比也是不菲，大部分路段还都跑在地下，见不到阳光也见不到街景，满足不了我一个外来人第一眼的张望欲，所以也不可心。 幸好，除了巴士、地铁，香港的平民阶层还有一种更通俗的交通工具，这就是“叮当车”，香港人叫“叮叮车”，官名为“有轨电车”。这种玩意带着百年的沧桑，每天穿梭在大都市的楼宇之林，把古老和现代串联沟通，在我看来简直是马路上一块块会滚动的“活化石”—— 事实上，香港的“叮当车”最早诞生在1904年，开始只有26辆，只有富人坐得起。后来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叮当车”从第一代的单层、第二代的开篷、第三代的上层架有帆布帐篷、第四代的上层全部密封和第五代的千禧新电车，五易车型演变至今，面貌却依然凝聚着古老的概念。现在，香港从筲箕湾到坚尼地城，横贯整个港岛东西，163辆有轨电车每天都在“叮叮当当”地来回忙个不停，平均日接载乘客24万人次左右，备受香港市民和像我这样的“栖息者”的捧场。 曾经，有人因为“叮当车”在马路上占道，速度不快而又有噪音，动议让这种“老古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立刻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香港人已经听惯了“叮当车”的声音，一百多年的时间，香港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摩天大厦林立、霓虹缤纷闪烁的现代化大都市，唯独这16公里长的电车轨道没有变。“叮当车”物美价廉，每天早上从6点一口气能跑到次日凌晨的1点，无论你从哪一站坐起，成人票价一律2元，儿童和老人还只要半价，250米就设有一个车站，乘客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自在得很。 我喜爱“叮当车”，开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两块钱硬币，一百年前也许还能吃顿饭，一百年后别说对香港，就是对内地人，谁还在乎？然而为什么现如今香港早已经是一个物质发达、物价高企了的社会，“叮当车”却可以依然收费如此低廉？有一天我坐在车上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向一位“上班族”的年轻人打听，“上班族”用普通话间断地让我明白了大意：1917年，香港电车公司，政府给了豁免专利税，所以“叮当车”，一直都可以没有怎么太涨价。哦，原来香港的城市交通，放到显微镜下，还有点像人体内快速流动着的血液，“叮当车”是一种特殊的红血球，政府刻意营养它、保护它，这种用心已经坚持快一个世纪了。 两块钱的“叮当车”能够逍遥地带着我把陌生的香港四方八面、高高低低地看个够(如今香港还有两辆怀旧的“观光电车”)，因此一上车，我总喜欢往二楼跑，顺着古老的旋转楼梯，紧紧抓住木制扶手，到了二层，还一准要抢占最前面的座位，双手用力将提拉式的玻璃窗尽量地往下压，这样，车一动，风从正面吹来，港岛的市井就在我面前缓缓流动，人坐在车上几乎就等于街头慢跑。每每到了这种时刻，我都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的那拨香港人，他们坐在“叮当车”上，其状态和如今的我难道不是有点类似？原始与现代在风里哪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虽然和先人身处不同的时代，却可以同时感受得到时光的现在与过去。 “叮当车”满身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的历史，还在于它的声音。 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叮当车”的“叮当”之声究竟发自哪个部位，车上、车下地到处找，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后来“不耻下问”，知道了“叮当车”的“发声”秘密原来就在司机的脚下，就包藏于一颗小铜钮儿。这颗小“铜钮儿”叫“脚钟”，司机起步、到站或者提醒路人躲避，只要用脚在“脚钟”上轻轻地点上几下，一连串儿悦耳的声音就会响彻四方——那种没有喇叭的百年鸣响拖着深邃钻进人的耳朵，令人恍如隔世，而且那种声音还很清脆，又极富穿透力，高傲得完全不理会任何现代化的存在就在你我他的身边…… 第二章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说句老实话，尽管生活在香港，我最先接受并喜爱的是“叮当车”，但是后来对这座城市慢慢熟悉了，巴士也常坐，只是这一坐不得了，醒了一个意识，再回北京，再看到北京近几年汽车把马路堵的，有时扔了钥匙，不开车，也学着香港人的样子坐起了公共汽车。这种变化在我身上发生，谁也想不到竟然是因为领略了香港，改变了观念。 2006年冬天我回北京去探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发现北京的马路怎么那么堵啊？西二环不分钟点，也不分是不是上下班的高峰，什么时候都是一片巨大的“停车场”。一次有位路人在我身边突然大喊了一声，整句话都灌进了我的耳朵：“嘿我这爆脾气，咱这北京的马路，？菖？菖？菖还是马路吗？干脆改名得了——换北京小吃——爆肚儿（爆堵）。”惹得我为其言叫绝，同时也回头自然对比起香港—— 北京和香港，假使按客观条件来说都是人口拥挤的大城市，都是车满为患，现代化的种种麻烦常常要惹得人肝火旺盛。但是在香港，如果和北京2006年年底我看到的情况相比，这里的马路就可以说不堵，堵也堵得合理，堵得让人能够接受。 2006年11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香港出席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洽谈会曾经首次向外界坦言，说北京现在的交通拥挤已经是“老大难”的问题了，有外国记者到北京，管中国的“首都”都不叫首都，干脆改口叫“首堵”。声称要在这方面好好地向香港学习，把香港成功的经验带回去加以借鉴。我偷忖：北京人能向香港学习什么呢？ 香港的交通，即使是有吹捧之嫌，我也要说，建设与管理，那可不是一段诗歌，别人想学，背了去就完事。客观地讲，这里的马路大部分都没有北京的宽，一条大道，能容下双向8辆车并排行驶，这简直让香港人做梦都不敢想。然而香港的道路虽窄，车子却跑得不慢，至少是有序。据上网检索，北京城市面积到了2006年已经达到了14000平方公里，而香港算上87%没人居住、不可能开车上去的荒山，总面积也只有1103平方公里；那么人口呢？北京2006年人口已达2700万，香港人口也上升到了700万；北京现有机动车282万辆，香港的数字是50万辆左右（常年稳定）。那么单从人、车的比例上看，香港平均拥有汽车的人数还是要比北京高，但是北京拥有汽车的“有车族”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富人”。北京人一富，哪怕是小富，必然买车；而香港的“富人”，家底虽厚，但这里未必家家都要养车。这种情况就拖带出另一个话题，“穷人乍富”。直到今天，北京人（当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内地人）还把有车、开车看作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香港没有或者说人们已经咂摸透了这份“虚荣”，大多数人开不开车首先是要看成本。为了鼓励“利用公交”这种思维，香港的道路建设成龙配套、设施完备、运转灵活，市民依靠公交，时间成本、金钱成本都绝对要低于养一部私家车。这样就赶得很多人都去利用公共交通，坐地铁、乘巴士，车也就慢慢还原到了它的“工具”身份。 整整十年前，我记得当时北京最早提出了“公交优先”的口号，长安街宽宽的大马路上立刻就辟出了一条专供“大公共”行驶的公交车道。香港这里也讲“公交优先”，但是形式不同。在香港，所有的马路公车、私车都在一块跑，但是即使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路上塞车，这个“塞”也不至于一动不动，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不至于“堵死”。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是车少，也不是道路使用上的应该谁先谁后，而是大家都守规。香港没有司机一急了就乱来，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缓解车、路紧张的根本矛盾，但是我在香港常坐车、常看景儿，次数多了就不能不认同：人人守规，这可是发挥了太大的作用。 还是2006年冬天我在北京，举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日子，中午11点半，我去单位，坐47路公共汽车（从海淀开往西客站），车堵在“豁口”十字路口北侧，27分钟了竟然没有冲过一个红绿灯。当时我再次感叹北京的道路现在怎么堵得连让巴士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豁口”立交桥南北两侧的行车道规划得不尽合理肯定是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是这样，红绿灯儿健在、交通警健在，怎么也不至于大中午地就把路堵得个水泄不通？然后仔细观察，明白另外一个原因更致命，这就是“司机急了谁也不让谁”！ 我赶上的那位47路公车司机若论脑筋、手脚，都不算潮，他该直行，但是看到前面要左转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地见缝儿就钻，一有空儿就硬插到了他的前边，司机忍无可忍便开始大骂：“？菖你大爷的，这还有路吗？还他妈往里切呢！”不到十分钟，我听到他嘴里已经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几乎都？菖了个遍，但是车子还是不动。被逼无奈，这位司机大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年头，谁管谁呀，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一松油门先杀进了左转弯的导流区。结果到了红绿灯前他不能再左转了，必须得按公共汽车规定的线路来行驶了，可是此时再想回直行线，哪里回得去？后面左转的车辆好不容易盼到了绿灯，有他挡着，干着急也过不去，于是整个十字路就拧成了越来越大的一片疙瘩，汽车喇叭吼声四起，一群叫驴，看谁嗓门高、时间长。乘客呢？很多人挤在车上，坐也没处坐，站也站不舒服，当然觉得堵车备受煎熬。 内地人，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从小一直受苦，中年才开始享福，所有曾经拥有的梦想，诸如开车、买房，后半生都得以实现，人是好不容易才撇开了自行车，成了“有车一族”，但是我到了香港，以后再回北京，反倒坐起了公交巴士，这种“变化”观念的改变肯定是一个原因，当中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这就是香港的巴士和北京的巴士条件不同，因此坐公车的概念也就不一样—— 在香港，人坐上巴士，一般车上都有座儿，不需要长时间地站立。车里车外到处都很干净。夏天、冬天也都有空调。这样尽管路面上不时塞车，反正大家各自有座儿，“小环境”起码还说得过去，烦恼也就消减了许多。然而2006年我在北京坐巴士，平心而论，尽管这几年我发现北京的巴士数量其实还是在不断地增加，700路、800路、900多路都仿佛一下子涌到了马路上，但是北京人坐公车还是要发愁，为什么？不舒服，难受。忽然有一天我被堵在路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唉，北京的公共汽车为什么不能像香港那样，把巴士都建成双层的，这样不是就可以把运力轻松地提高上一倍？”不过正这么想着，眼前经过了一座桥，一座过街天桥，我一看，哦，傻眼了，桥不够高，司机开上“双巴”，一过桥，个个得砍脑壳。 北京市长王岐山要向香港道路交通该学习的地方，照我看可多了去了，20年能不能学得下来都难说—— 首先香港的城市交通是立体的，高架桥、双层路，单行线、回转线，设计得尽可能科学合理，这是其一；其二，管理严格，有法必依；其三，香港的司机绝大部分都会照章行驶，没有司机一急眼了就乱来。这样“硬”和“软”的两种建设就共同梳理着香港本来要比北京狭窄、拥挤得多的条条路面。比如很多马路上不值得建置红绿灯的路口或机关、学校的门口，那里也有和北京一样，划出了很多带黄色？菖？菖的禁停区，每次车辆行驶到这样的地方，香港的司机绝不会因为前面的车子已经开不动了就呼啦一下子骑上去，“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换到了北京，哼，只要没有警察看着，“黄色的？菖？菖”有屁用？ 好几次我在香港最“堵车”的时候坐出租都和司机聊天，有一天一位司机师傅说的好：“当然啦，都乱来，不该堵车的地方也要堵，车乱路才乱；但是大家如果都守规，车子再多也会流，只要流，马路上就不会被堵死，总要好过出事，追尾、刮蹭，是不是？”说完，瞥了我一眼，看出我是内地人，又甩出一句：“对不起，不是我讲你们内地的司机普遍素质太低，不过深圳、广州我都去过，我就是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不，我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哑口无言，司机师傅末了却“哎”了一声，一副无可奈何、替古人担忧的样子。 第二章 这里“撞死了人白撞”？ 香港机动车“撞死了人白撞”，是不是“白撞”？ 这个问题的提出，如果不把条件讲清楚，所有人都会白痴一样地反应：怎么会呢？幸好我听朋友这么发问，脑袋里立刻就明白了朋友的意思其实是在指香港的机动车司机如果本身无责任，比如喝酒、技术不过关，或者车辆突然出现了机械故障，意外地将行人撞死，这个行人还得有过失在先，要么过马路没有走人行横道线，要么违规跨越了高速公路的栏杆等等，此类情况下被司机意外地撞死是不是“白撞”？ 2005年北京出台了新的交通法规，将无责任司机意外地撞死行人还规定为“有责”，要受罚，也要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据说此事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面积的反对，有人声称北京的这一新的交通法规简直是一部“恶法”，这样规定不是在怂恿行人肆意出没马路？甚至给一些心存不轨的“碰磁儿”者创造了法律空间，让他们有条件“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为了弄明白香港这方面的情况，有一天我托当地的熟人帮我找到了一位资深的香港靓仔差佬（警察），向人家请教。这位“差佬”非常精干，身体灵活，脑袋灵光，口才也很好。他说“香港的司机一旦在马路上意外地将行人撞死、撞伤或者将小动物撞死、撞伤，当事人第一时间必须要向警方报案，同时必须保护好现场，等警察到来了以后进行调查。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报警、‘私了’，谁都会触犯香港的法律”。我说“这一点我知道，这和内地的规定也差不多，我想比较的是香港有没有一种说法，叫做‘撞死了白撞’”？ 什么，“撞死了白撞”？ 靓仔警察显然一时没有反过神儿来，我又把“规定情景”重新复述了一遍，这一遍他不等我说完就立刻明白，抢过我的话：“这还用问吗？如果司机无责任，在香港当然什么事情就都没有。”——看来“撞死了白撞”在香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来到香港常驻，近三年的日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马路上任何一位司机无责任地将行人意外撞死，然后理直气壮地就开车走人。然而香港的《交通条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撞死了白撞”在香港有没有法律可依？我开始寻找，大热天地把自己闷在房间，一上网就到了半夜，那天累得我满头冒汗，差点虚脱，可是结果是什么？我非要找到“撞死了白撞”是不是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但是香港的法律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要找的这个“字眼儿”、这根“针”。 内地人都知道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制的建立健全在这里可不是一句空话。 翻开《香港法例》，进入《法例资料库》，我首先发现这里边的内容太多了，2703章，每一章又由相关的很多法条组成，看到哪里那里都是一大片、一大串。比如《香港交通条例》在《法例》当中排行第374章（还是那位靓仔警察事先告诉了我才节省了我很多的时间），这一章，从“A章”到“V章”，涉及香港的“道路交通”、“交通管制”、“驾驶执照”、“安全装备”、“快速公路”、“车辆登记及领牌”等等再分为22章，而22章里面的每一“章”又有“子章”，子章里再生出“孙章”——哎呀，那个细，查一条“撞死了白撞”几乎要让我把整部《香港交通条例》从头到尾看上两三遍。其中相关的第36条：“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引致他人死亡，即属犯罪。”这是关于司机“有责任”的，我就放了过去；第37条：“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即属犯罪。”这也是指司机有责任的，虽不涉及死伤，但与我的目标无关，也放了过去；再看第38条：“不小心驾驶……”第39条：“在酒类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汽车……”都是在说司机本身就有问题，触犯了法律当然要接受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惩罚。可是司机“无责任”呢？查来查去，没有，“无责任”在香港就不犯法，不犯法在香港的法律当中就没有惩处规定，自然也就不承当任何的法律责任。 我绝望了，正犹豫着，再往下找，突然看到《香港交通条例》第48条出现了这样的一行醒目条文：“行人所犯罪行”，唉，这可有点意思了，行人在香港的马路上也有一个涉嫌犯罪的问题？仔细看，“行人所犯罪行”指的是“任何使用道路的行人，或于任何道路上驾驶人力车的人疏忽地危害其本人或他人的安全，即属犯罪，可处罚款$500”；接下来还有第49条：“干预汽车”，这就更有意思了，“任何人没有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而登上一部车辆或干预该车辆任何部分，即属犯罪，可处罚款$5000及监禁12个月”——看完，我乐了，为什么？香港法律的这一条不是正好针对有些内地人：那些人故意冲撞机动车，滋事寻衅，也就是北京人常说的“碰磁儿”！ “碰磁儿”在香港违法。 机动车司机如果没有涉嫌犯罪就不受任何法律的追究，我想我历经艰辛四下寻找的关于“撞死了白撞”的依据，到此是不是就可以算浮出了水面？ 不过即使是如此，那天那位靓仔警察在和我谈起《香港交通条例》之后，借着“撞死了白撞”的话题大发感慨，可把香港的交通管理说得非常神圣、非常复杂。他说：“香港的司机‘无责任’在我们这里‘撞死了白撞’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香港的警方一旦接到了一起报案，对交通事故的调查可却比你们大陆要专业得多——我们拥有的是什么？美国、英国一样的侦察手段。警察到了现场不一定马上就会认定肇事司机是不是有罪，一切都要等取证了之后才能得出结论，然而最后的结论一旦出来，任何人都不能干预。” 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这“差佬”怎么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你们大陆”的，好像他自己就不是中国人。就有点伤自尊，好几次开口纠正他，不是“大陆”，是“内地”，意思是变相地在抗议：你别话里话外地总想挖苦人，香港回归都快十年了，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不是中国人？ 靓仔警察见我有点不高兴，也无歉意，相反继续执著地接着说：“对不起，我的话‘话丑理不丑’，你们大陆，对，内地，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信你想想，香港的道路交通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一方面是我们法制到位，另一方面市民也知道自己的义务。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比如马路上的车辆一旦出了事，不管车主是谁，哪怕是特首，叫董建华，叫曾荫权，警察、法院该怎么处理还会怎么处理，这里不兴‘说情风’，更不会对高官、贵族网开一面。” 我不能不承认香港的警察对我们内地的“成见”并不是完全没有针对性，他的“挖苦”有事实根据——内地的情况仔细想起来可不是吗，机动车一旦出了事，警察首先会习惯地弯下腰来先看看车牌是谁，如果发现车牌是“京O”或者其他的什么特殊牌照，心里就咯噔一下，以后办案就不能不“特别考虑”。此外还不要说“肇事”的车主假使有关系、有钱、有能耐，会去交管部门找熟人、“请求”某某领导出面“行政干预”，这样几次三番下来，自己的问题总是有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面对人家靓仔警察的“指责”，那天我不脸红，躲得过去吗？ 第二章 一般人住多大的房子？ 记得还是到香港的头一天，我被人用车送到了港岛东南一幢又细又高的大厦门前，先生也来接我，下了车，他说：“到了，咱就住这儿——跑马地高尚住宅区的豪宅。” “豪宅？”我四下环顾，“在哪儿呢？”当时显出好大惊讶：“就眼前这根儿细细的‘筷子’？” 进了大门（二尺宽），大厦的前厅也很窄，只能容下四五个人。 这会儿电梯来了，门一开，我忍俊不禁，先生说：“你别笑，等会再开门，小心把肚皮笑破。”果然说着电梯已经来到了22层，门一开，我的肚子真要破，为什么？香港的豪宅不仅电梯小，楼道也太小，小得袖珍，出了电梯，伸手就可以把钥匙插进自家的门锁里。于是到了第二天，我和其他6位从北京来的记者，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香港的住房，寸土寸金，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能起高楼，这，简直太好玩了—— 香港的情况大家基本都知道，地少人多。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所住房屋如果和这个社会高度现代化的规模相比，面积大小不在一个平面，价格更高得吓人。 曾经有人问我在香港买房子贵不贵，我说“不贵”，这里的房价差不多是内地的十倍，在世界也是排行第一。问话的人把舌头立刻都吞回到肚子：“十倍？北京的房价已经够高的了！”我说：“对，香港的房子没法用平均房价来衡量，好房太好，差房太差。十倍的概念只是个比方，如果具体来说，你在北京买一处四千块钱一平方米的房子，那么差不多同样的条件，这个四千块在香港也许就能买到一呎。一呎的面积有多大？大约1/10平方米，那么十呎不就是四万，价钱不是正好上升了十倍？” 我们中央电视台1997年香港回归前在港岛跑马地买下的成和道18号大厦，如果放到北京，一点“豪宅”的气息也沾不上，但是换到了香港，人们一提你住哪儿？回答是“跑马地”，对方立刻也会“吞舌头”。然而“跑马地”我们住的“豪宅”有多大？五十多平方米，客厅还能容下几个人转身，可两间睡房，大小只能分别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这对在北京虽说也就是近几年才住上了大房子的我，空间的压力也不是一下就能适应。 开始我不相信两室一厅，两口人居住，这样的住房条件在香港人眼里已经是相当地令人羡慕，后来住长了，不时也会到当地的朋友家去造访，才知道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香港人一般的家庭却要住上好几口，老少三代同居一处，卧室、客厅，双层床、打地铺，这样的情形很普遍。 记得第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当地人，选择采访地点时我对被访者说：“就去先生您家吧。”那位先生面有难色，但是碍着我的面子，答应了，嘴里却一个劲地讲：“我家里可是太小，到时候摄像机怕都要支不开。”我哪里相信？他们家有五口人，妻子、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大的已经21，小女儿和儿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这样的家庭怎么也得有个集体活动的空间吧。然而真的走进了他的家，我还真是直嘬牙花子——那房子比想象当中的要拥挤得多，厨房、厕所、两间睡房加上客厅，拢共合在一起才30多平方米。父母的卧室除了床面，墙壁四周到处都是柜子，三个孩子的小屋面积还不足6平方米，三张小床肯定放不下。我看到屋里只有一个窄窄的上下铺，就不太礼貌地问：“你们家不是有三个孩子吗？那么第三个住哪儿”？女主人看我真切关心，不好意思地就说：“抽屉，在床下。”跟着立刻给我示范，上下铺的床底果然让她拉出来了一块大平板：“瞧，儿子的床，晚上拉出来，铺上被褥，早晨推回去，没办法，房间太小，只能这样。” 我从此理解了香港人为什么一般都不会轻易地把客人带回家，我是赶上了一位最豁达、最乐观的被访者——结果那天采访，屋里果然根本支不开摄像机，摄像师不得不把房门打开，将三脚架支在了楼道，这样才勉强做完了访问…… 截止到2006年3月，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给出的数字：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已经达到了26平方米，香港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则只有7.1平方米，这个标准比小日本的15.8还要“小”去了一半。 如果说特别困难，有一天我宿舍的空调机坏了，漏水，不得不请大厦的管理人员王师傅打电话赶快约来香港的修理工，漏水的空调在两间睡房大一点的那个房子，王师傅带了工人进来，我看到工人一直在发愁没有地方摆梯子，就十分抱歉地对王师傅说：“对不起，这房子太小了，让你们没法作业。”谁知道王师傅立刻爆笑，连连讲：“你这房子还算小？我家租的房子和你们家的一样大，那里边可是住着四户家人。”我以为他说的“四户”指的是一个家庭亲戚上下总共有四口人，但王师傅马上纠正：“不是，是四户，完全没有关系的四户人家。”五十多平方米，刨去公共面积，内瓤有多大？住四户？我几乎愣了，两只眼睛全是怀疑：“真的？” “真的，”王师傅万分肯定，“大屋、小屋各是一户，客厅被一分为二，住了两户，其中一户人家两公婆还有两个孩子——” “那怎么住啊？” 王师傅说：“想办法呗，香港人在利用居住空间方面照我看比世界哪里的人都聪明，有些人为了节省空间，把家里所有的房门都被换成了推拉式，头顶、过道都被利用了起来，打包厢、竖书架，要不怎么办？”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我很快发现，这就是香港的家居面积一般不是都很小吗？商店里卖的很多家庭用品型号也跟着变化，都被微缩。锅碗瓢勺的小物件咱就不必去说了，只说沙发和床铺，我从北京带来的沙发靠垫，到了香港往外一拿，顿时成了庞然大物；双人床床单、床罩，最开始铺到床上怎么也不挺括，怎么拉扯前后左右的都往下耷拉，我开始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标准货，怎么到了香港就都不合适了？有一天我先生突然一拍脑门儿，说：“哦，我忘了，香港的双人床和内地的尺寸不一样，宽不是1米5，而是1米35，长也有变化，也要比正常的短一些。”这就难怪我从北京带来的床单、床罩，为什么没有一个铺出来合适。 内地的老百姓如果只和香港人比住房，“没事偷着乐”，就赶快满屋子跑步、上蹿下跳地庆幸去吧。近几年北京的大小家具城，1米5的标准双人床已经不多见，大有被“1米8”全部取代的趋势，然而“1米8”的双人床，香港普通人脑袋里别说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有钱，能买，搬回家往哪里放呢？ 第二章 香港人怎么去“看病”？ 香港住房和内地的相比显得紧巴，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真正有钱”可以去买house），不过人家看病，公立医院除了挂号、少量一点点象征性的医药费，其他的都可全免，这种福利让内地同胞，特别是眼下越来越多得不起病、看不起医生的内地“同胞”就不能不心生羡慕—— 我来港之前对香港的医疗体制小有耳闻，因为要常驻，谁也保不齐会因为气候不合、水土不服，一年四季的不生病，因此关心在香港的看病成本肯定是一种自然。 然而到了香港，我被通知，中央电视台派驻香港的新闻记者，大家尽管已经离开了内地，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太低，在香港还是可以继续享受原有的医疗待遇，一般偶感风寒，只要到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门诊部去看就行，不需要自己再花钱，因此没有大病，开始我还真没捞着机会去香港的公立医院去“看医生”，所以当内地的朋友问起我香港的医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老百姓看病是不是真的不花钱时，我很被动，一问三不知，最后真恨不成自己也得场大病，中联办的门诊部看不了，这样我就可以有借口去享受一下香港医疗体制的高福利，也赚它一个心理平衡。 不过，不去香港的公立医院不知道，真的有病去看了，才明白香港人有病“看医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片甘苦天地，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东西也是老鼻子了—— 2006年11月，我闹心上火，火气在七窍之间来回乱蹿，最后几天竟然跑到了肛门，一发痔疮不可收拾。这个病不算大却很难受，刚犯的时候我去中联办的门诊部就请医生给看过，医生说已经形成了血栓，要我去香港的医院或者深圳动手术，我一听“手术”？不愿意去挨那一刀，就借口工作忙，一拖再拖没有去。结果到了月底，家里4套节目的《直通香港》栏目要我为他们制作一期香港如何预防艾滋病的电视专题片，12月1日在“世界艾滋病日”那天应景儿播出。联系好采访的头一天夜里，我后门继续疼得只能趴在床上睡觉，下午要去基金会了，这副德行可怎么好？幸好香港艾滋病基金会的所在地就在香港赛马会筲箕湾诊所的5楼，这样我就想利用两场采访之间的一点点空闲去顺便看看医生。可见我的想法挺智慧，挺能一举两得是吧？谁知道一到了医院挂号处，工作人员竟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挂号？医生今天有很多的病人噢，要排很长的队，恐怕短时间之内你看不上。”我这才想起香港的公立医院，早就听人讲过，价格虽说便宜，但是死不了人的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一般患者都要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长时间”可能是几天、几个月，也可能一等就是数年。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要做一个妇科小手术，跑到公立医院医生说至少要排队等上两年，后来她被介绍到一家私立医院，一个星期就上了手术台（当然收费很吓人）；而另一位朋友的亲戚前列腺肿大也需要做手术，老先生说什么也不舍得去私立医院花大钱，就排队等“公立”，结果据说这位老先生整整等了五年，最后人都死在其他的急症上了，他的前列腺手术还是没有在公立医院做成。 内地人以为香港人看病是一种享受？公立医院收费低，但是要等；私立医院，那里的条件好、速度快，但是香港人并不是个个都是白领，“公”与“私”在香港有天壤之别，老百姓不是个个都舍得，人人都看得起—— 根据资料：香港的公立医院遍布港、九、新三地，有几十家之多；而私立的只有12间，不过由私人医生执业开办的普通门诊和专科门诊就多到不计其数。这当中公立医院一般普通门诊挂号费用仅为45元，专科60元；私立医院却要高到200至400不等。还有，香港的公立医院普通住院费一般每天只收68元，膳食、检验、药物、手术全都包括其中；可是私立医院呢？我们大厦的另一位物业管理人员2006年胃病到了很严重的状态，不得不动手术，因为等不了，就到私立医院，可是一打听，一个手术下来要花费几十万，后来他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终于解决了（真正的急症还是很快），手术费才花了400多块，你看，这里面的收费是不是有着“天壤之别”？ 香港人到公立医院排不上队，看私立又花不起钱，市民不约而同就想出了一个对抗的办法，这就是打电话、叫“白车”（救护车）——病人得了急病，看急诊，你公立医院再怎么也不好意思让人家再排大队等待了吧，但是这一招使用的人多了也不奏效，公立医院的“急诊”也有分诊制度，即使你是坐救护车呼啸而来的，护士也要首先给你做初步的检查，经过初检，有必要让你见医生的立刻见，没必要的，或者让人看出来有“破绽”的，护士还是只会给你草草地塞上一点药，然后把你打发回第二天早上的门诊。 2005年我的一个同事，一连几天都在闹牙疼，他自己吃了药，始终不管事，右半边脸已经肿得鼓起了好大一片。这天夜里实在扛不住，就拿出身份证（只有香港居民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就诊的优惠）被另外一个同事开车送去了一间位于西环的香港公立医院。事后过了好久，他对我说：“我怎么也忘不了前后两次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的复杂经历。”意思是说我想听“故事”，他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第一次夜晚来到公立医院，花了100块钱的急诊挂号费，分诊的护士过来了，查看了一下病情，证明他没有耍滑头，真的是在闹牙疼，于是就在一张表格第二栏的“十分疼痛”上给他打了一个钩。这位同事看后心想：“十分疼痛”？这比第三栏、第四栏的“比较疼痛”及“一般疼痛”可要厉害得多，离第一栏的“病情濒危”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估计大夫很快就会给他看。然而等了40分钟，护士过来叫他，进了屋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那医生并不动手给他检查，只是用嘴“问病”，之后开了一小袋止疼药就让他回去。我的同事脑袋都要气炸了，说：“我现在，这么疼，您，怎么只给我开药而不给我处理呀？要是吃药能行，我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吃了一大把的止痛片，但是根本就没用？！”医生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是普通的急诊，不是牙科专科，难道你不知道？香港的所有公立医院哪一家都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只能去私立医院或者找私人医生。” 同事捂着腮帮子，越生气，牙齿疼得越厉害。虽然他知道香港的私立医院要价很贵，但是这牙疼不看也不行啊？就耐着性子问医生：“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到了私人诊所，直到把牙看好，得花多少钱？”医生这才让他张开嘴，向里面望了望，然后说：“哦，是长智齿，并伴有牙龈发炎，要动手术。费用嘛，大致需要5700到6000元港币。” 5700到6000元港币？没有搞错吧？我这可是自费！ 再怎么想，同事也想象不到香港的私立医院看一颗智齿竟要五六千，真是不愿意去当那个“冤大头”。最后又忍了一宿，第二天坐车到深圳住了院，结果在深圳没动手术，只打了两天的吊针，花了220块人民币，第三天，牙好了，不疼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踢足球把一只脚不小心崴了，又是红肿疼痛。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了上次看“公立”的经验，我的同事就没有去，依然也不舍得去“私立”，而是想到了香港除了公、私医院以外，还有一些慈善医院和门诊部，这样的医院什么也不要，连挂号费都不用交。 结果到了慈善医院，同事看到，来这类医院享受“免费医疗”的都是些香港的老人，“这些老人不是一般的‘老’，而是个个都到了耄耋之龄。”医生说他们这些人是香港连公立医院都看不起的一些最困难的穷人。医生的话不仅让我的同事、一个大小伙子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另外医生还说：“我们这里虽然一切费用都全免，但是你的脚，怕骨折，需要先拍一张X光片，这种服务香港的所有医院可就都不附带，你还是得去其他的专门诊所先拍一张片子。”天啊！小伙子一蹦一跳地先去专门诊所拍了片子（还是花了二百多港币），然后又一蹦一跳地再回到慈善医院把片子给医生，医生看了，证明没有骨折，给他上了药，让他三天之后再来复查，我的同事三天以后没有去，一来他的脚基本已经向好，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不忍心再去和香港的那些穷困老人去抢人家那点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的慈善资源。” 你说，香港人看病有福可享吗？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了半天，还是想起内地老人常爱讲的那句“大实话”，这才感到是个出路！ 第二章 生了孩子“养”不起？ 香港的教育体制和它的医疗体制一样，乍听起来一片高福利，金光大道、锦绣前程：小孩子在一生中有9年的时间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基础教育，高中和大学也只要付出18%的学费，其余的82%都来自政府津贴。但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个人和这个体制一旦发生了千差万别的黏合，故事也就来了，麻烦、抱怨也就来了—— 到2005年底，香港总人口已经快溢满700万数字的大缸，然而和2004年人口增加了55100的情况相比，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这一年却只有19000人，移民人数却高达36100人。于是政府鼓励育龄夫妇多生孩子，以改变目前香港已经进入新生婴儿出生率最低谷的现状。我看到这条消息，心里真是油生不平：为什么我这辈子正赶上内地实行计划生育，夫妻二人只能生一个小孩儿；而香港对生孩子根本就没有限制，人们可以敞开了肚皮，但是这里的年轻人却不愿意多生？ 有一天我送给好朋友一件小衣服，那是一件小童装，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根本买不到这么漂亮的衣服，现在能买到了，女儿却已经长大成人，穿不上了，于是就忍不住喜欢买了一件送给她的女儿，顺便我们也就议论开了为什么有条件、政府又鼓励，香港人却不愿意多要孩子的话题：“管他是男是女，多一个算一个，难道你不喜欢小孩儿吗？” “喜欢！”我的朋友来回翻看着那件小童装，浑身母性。 我疑惑：“喜欢，那为什么不生？” 朋友说：“生得了吗？生得了，养不起！” “养不起？”这话从何说起？ 朋友俨然掀开了苦水之缸，一瓢瓢地往外舀：“香港虽然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如果不计算其他的生活成本，单说教育，香港的公立学校实行9年免费义务制教育这不假，但是还有两头呢？香港没有公立的幼稚园，大学也不是像内地那样只要考过了录取分数线，孩子就有学上，40%的考生还是进不去。而且香港的公立学校一般都比不上私立的学校质量好、有名气，所以家长但凡有能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私立。这不，我这几天就正忙着给女儿找幼稚园，一次面试，报名费就交了1000多，老师和孩子见面，听说最多还只能安排10分钟的时间，见了面如果没有被录取，报名费就当然打水漂，如果被录取了，你知道以后每个月的学费是多少？3000多，校车费400元，而且孩子一天还只能在幼稚园里待上3个小时。” “是吗？那你得有多少钱才能把女儿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路私立地供下来？” “400万，你没听说香港有个著名的说法叫做‘养个女儿400万’？所以说嘛，香港这几年新生婴儿大量减少，原因就是人们生得了，养不起！” “那不读私立，孩子从幼稚园一毕业，就直接把他送到政府的公立小学、中学，这不就可以大大地节省了成本？”我说。 朋友的脸还是不舒展：“你以为香港的公立小学好进？我是说‘好一点’的，香港的小学录取学生，包括中学，基本上和内地的一样，也是按照所住区域，然后加上报名次序等等条件打分、电脑派位。但是很多家长为了能让孩子挤进一间有名望的公立学校，也要绞尽脑汁。比如你知道香港不是没有户口簿制度吗？那么怎么证明一个小孩家住何处？就得凭住址证明，这些‘住址证明’怎么取得？你得真的住到那个地区，这样一些家长如果想要让孩子上一所选定的好学校，很早很早地就得在那所学校的附近租上一套房子，以后凭每个月的水、电费底单，拿这些给学校看。” 是吗？我开始闻到了内地的某种气味—— 香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办学形式历来呈现多元化。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同时并存，这不仅使这个社会天然地架构起了教育的竞争平台，同时也让不同收入家庭的后代选择学校就学只能“量入为出”。 过去我听说香港很多人家把子女都送到了外国去读大学，开始还以为这些父母一来是有钱，二来是看中了外国高校的影响与声望。但是后来到了香港才知道，那些出国留学的孩子，有的家长是为了给孩子加大投资成本，为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吐血”；但是另一些人就不同了，不排除根本在香港就考不上大学，或者考上了，一次次落入那40%的不幸的可能。 客观地评价，香港的教育质量，尤其是像港大、中大这样的知名大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认可度都比内地各名校的排名要靠前，但是生源选择一直范围狭小，仅限于香港，已经成为软肋。因此香港8所政府高校（到2006年年底增加到9所），从2002年开始都相继在内地招收优质的高中毕业生，以促进来自不同教育体制下的生源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2006年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年：计划招收1400名内地生，而报名的人数却突破3万，引致北大、清华等各名校陡升空前的压力与危机感，香港本来那40%已经考上了大学，但由于位置有限却进不了大学读书的孩子和家长更是百上加千，无处泄愤。 百多年来香港历史发展本来就是得益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弹丸之地，资源匮乏，人才始终被政府视为可以依赖的最大资源。因此面对近几年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竞争，香港的家长不能不意识到“望子成龙”必须从娃娃抓起，一个台阶都不能空踏。所以我的朋友宁肯放弃“多子多福”的晚年安乐，一个月也要拿出4000多块把独生女儿送进知名的国际幼稚园，然后再不惜血本地把女儿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艰难地“私”下去…… 第二章 老了香港人会去“哪儿”？ 北京正东，沿东长安街延长线，穿“京通公路”，上“京哈快速”，第一个出口北侧有一座很像样的人工湖，湖中屹立着一个红色的小亭子，四围都是绿树、草地以及随时可以供人们散步的园中小径。这片湖水连同湖边的一座5层高的楼房，原来是北京龙旺庄乡开发建设的一座三星级的宾馆，后来被改造成一所养老院，取名为“华龙老年公寓”。 我到香港后曾经联想，如果把“华龙”搬到香港，在湖边建起一圈大高楼，那样，一片比“跑马地”还要“高尚”出许多倍的富人居住区顿时就会卖出个好价儿，但是北京的开发商却舍得把这么好的地盘用来服务于老人？ 同是老人，北京的老人和香港的老人相比，后者虽然身处发达社会，但是一般人的境况却并不如前者。 记得初到此地，我上大街随便抬头一看，不经意就会发现某某“护老院”的一块块招牌，很多地方的护老院就窝在市中心甚至商业区，好像香港哪里有合适的房子，哪里就会立刻被安插进一堆的老人。 香港的老人成堆，部分原因是因为长寿，部分原因是因为住房紧张。那么一般什么样的老人才会进护老院？没有深入调查前我不知道，调查了，突出的印象：老态龙钟，手脚失灵、脑袋失灵，更有很多人不能站立，不能走动，一会儿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看护，这和我在北京“华龙老年公寓”里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北京，我第一次去“龙华”看望我的一位“忘年交”，这个人70过半，论资历，人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一代女新闻工作者，一生都把干劲和智慧奉献给了社会，膝下无儿无女，到了退休后老伴儿故去，一个人就搬进了养老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当时还没去过香港的任何一家护老院（注意：北京是“养老院”，香港是“护老院”），还没有任何的比较，想来她的晚年一定会很孤单，处境没准儿还挺惨、挺可怜。然而到了“龙华”，我发现这位“忘年交”活得可滋润了，“老年公寓”硬件条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户外不仅有那么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室内还有一应俱全的保健、健身、娱乐、休闲场地与设施：什么医务室、健身房、棋牌室、绘画室，哪一间屋子都很大，采光充分通透明亮。一堆老人每天早上或独自或结伴总要围着人工湖先走上几圈儿；白天不是凑在一起聊天、打牌、打麻将，就是去健身房挨着个地把所有的器械一个一个地玩儿个遍；中午、晚上该吃饭了，愿意去饭堂的就去饭堂，身体不舒服了就让工作人员把饭给送到房间。那房间，将近20平方米，只睡两个人，有电视、有空调、有洗手间，24小时热水供应，被褥定时换洗，房间定时打扫。如果住客肯花多一些钱，一个人还可以享受单间，这里的“单间”每个月收费2000元人民币；两个人合住则一人1200元，伙食费、清洁费、设备费等等都包括在其中。嘿，那个自在，境况并不比原来她在自己的家里时差。 但是走进香港的护老院，一天我一连去了三家，都没有见到单独的房子，一片大大的通间，老人们床挨床、脸对脸，集体群住群宿。好一点的位置用木板相隔，像公司里的办公室，香港人就把这种用木板“隔”出来的房子叫作“单间”，价钱当然要贵，比如普遍的“集体宿舍”一个月收费如果要是在5500到5800，那么这样的“单间”一般就要超过7000元港币。 香港的护老院一个“护”字突出了自身的特色，开始我还想问陪同我的当地朋友：“为什么香港的养老院都不叫‘养’，而都叫‘护’？这样的名称只是叫法上的与内地不同？”后来不及提问，自己已经揭开了谜底—— 在第一家护老院，接待我们的负责人是一位被称作某“姑娘”（护士）的中年妇女，我看到整个护老院除了目光所及的满世界的木床，此外除了伙房、洗澡间，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开阔地方，便问“姑娘”：“请问，你们这里有娱乐室和健身房吗？”“姑娘”一愣，说：“你不是香港人吧？”我回答：“啊，对。”她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个香港人，怎么会提出这样外行的问题，然后挺不兴奋地告诉我：“没有，我们这里只有一些娱乐区和健身区，不过你看这里的老人，大部分不是体瘫就是脑瘫，还有几个能起来健身？” 到了第二家，我又向这里的“姑娘”咨询同样的问题，这次这里的“姑娘”很兴奋，说：“有啊。”我问：“在哪儿？”她就把我引到“集体宿舍”靠墙的一个角落，让我看。我一看这个“健身区”，确实有一位老阿婆正在锻炼身体，但是那位老人家使用的“健身器械”是什么呢？两根从头顶的横梁向下垂落的粗线绳，绳头各有一个手环，老人正一手抓住一个，一上一下地来回拉拽，她的身旁除了这根绳，几无他物。 如此的条件，如此的待遇，我不能说香港的护老院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接下来我就被告知，香港的护老院即使是条件比较简陋，但是这样的“家”还处处“客满”，很多老人想进来还要排队，而且每个月的费用，5000至7000是最基本的，此外不少人每个月还要花费尿片（每月750）、陪诊（一次200）、送医车资（按出租车计费），以及换药、物理治疗、特殊服务等等。 “香港人老了能去哪儿？” 说老实话，一想到这个设问，我就要悲天悯人。 这里除了价格贵，养老条件简陋，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子女支付不了如此之高的养老费用，或者有些老年人一生干脆就是孤寡之身，怎么办？ 离开护老院，那天我很自然地向陪同求解起这个问题。 陪同说：“是啊，香港这么多公公、婆婆，你看人人不仅岁数大，而且大多数行为不能自理，真是给香港的社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过你如果要问香港的老人一旦子女支付不起养老费，家里又无人照看或者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居住，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出面了。在这方面，香港政府做得还不错。经过审核，够条件的，政府就会替老人埋单。‘埋单’你懂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政府会按时给一间间的护老院支付资金，一一委托护老院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晚年。不过政府一旦给哪个护老院支付了费用了，那个护老院（其实包括所有的香港护老院）就都必须服从政府的严格规管，这些规管包括防火、通风、基本的床位密度、伙食标准、卫生条件、急救措施等等，都要达到政府的要求。” 在香港，护老院和幼稚园一样都没有所谓公立的一说，都是来自民间，只不过有的护老院是纯属私立，有的接通了政府的资金血脉，就会生存得比较稳健。 2001年，香港65岁以上的老人早就占据了这个社会总人口的11%，而香港“强积金”是在2000年12月以后才开始公布实施，这也就是说，目前这个社会还有一大批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他们或健康、或衰病地活着，这使香港政府不得不面对社会“日益老龄化”的问题，肩头更不能不再担上至少20年的重担，所以香港社会不能乱，经济不能滑坡。香港的经济一旦跟不上各个方面的需求了，那么境况最惨的可不是勒紧了裤带再怎么也能扛上几年的年轻人，而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和婆婆…… 第二章 手机也不是“单项”收费？ 香港的通讯资费贵不贵？手机一个月大约要花多少钱？国际长途怎么打？有没有人像眼下内地的年轻人一样整天抱着个手机、歪着个脖子没完没了地“煲电话粥”？说老实话，我来香港，因为干的是新闻记者，每个月站里有固定的通讯费用，所以对这方面的市场行情一直都不甚了解，只知道香港所有的电话都很便宜，座机、手机，市话、长途都不贵，这是一个基本现实。 过去我在内地很多年前就知道：内地的老百姓和国家（其实就是几家电信垄断公司）就手机究竟应该如何付费的问题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口水仗，直到现在，内地手机还都是“双向收费”。因此当我想向香港的朋友了解这里的具体电信价格，脱口而出的就是“单向”还是“双向”的问题，并且心里一直猜测香港的手机一定是“单向收费”的，因为“单向”比“双向”听起来不是更便宜？ 然而，我的“自以为是”一出口立刻就遭到了知情者的一顿乱棍。朋友第一棍子打过来：说香港的手机不是“单向收费”，也是“双向”；再一棍子：你们内地人好奇怪噢，为什么人人的眼睛总是盯着“单向收费”还是“双向收费”？为什么就没人计算用手机的整体成本？如果用手机的“整体成本”下来了，电话价格没有虚高，“单向”或“双向”又有什么区别？弄得我简直哑口无言。 事实上，香港的电话通信付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预付费”；另一种是“签约用户”，其中移动电话的“签约用户”与内地的有所不同，基本上没有纯粹的单位时间计费选择，而是全部都以套餐的方式出现。比如某某公司提供的108元的“套餐”，总体通话时间允许打满1700分钟，这1700分钟又分为其中800分钟是一个价钱，900分钟又是一个价钱。每分钟平均价格才0.064港元，这样的收费乍听起来，够物美价廉的了吧？那么商家为什么会如此慷慨？他们制定如此低廉的收费标准难道不会亏本？接下来我了解到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香港的电信运营商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廉价的手机服务，“亏本”的事情肯定不会去做，他们各位大佬儿，当然也都不是慈善家，之所以能够如此“出手大方”，背后都有竞争的原因，而盈利手段则往往藏在一个叫作“自己人”的概念中。 香港的手机市场分为“自己人”和“非己人”。“自己人”的概念就是通话的双方如果使用的是同一家运营商的网络，这就处在了“自己人”的范围，打电话就超级便宜；而当通话的双方使用的不是同一家运营商，就是“非己人”，价格就很高，这样“自己人”的范围越大，公司成本越低；“非己人”的价格高企，也可以部分滋补“自己人”的超值服务所带来的微利——因此为了省钱，香港不少用户，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经常会购买同一家公司的手机“套餐”，或者彼此商量好了突然集体“转台”到了同一个运营商。 香港人和内地人在使用手机的习惯上也各自不同。 比如“发短信”，近几年，我发现内地人彼此之间经常爱用“发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这种情况在香港却很少见。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发短信”？他们不明白“发短信”比直接用手机打电话要便宜得多？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懂得了“自己人”和“非己人”的概念，才知道“发短信”在香港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一个人要打电话，“自己人”之间一分钟才几分钱，但是若发一条短信，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非己人”的世界（谁知道对方正在哪个网中），一条短信就1块多，喔，所以大多数香港人就都不去冒那个风险，在这方面他们可不是太有钱，或者根本不计较蝇头小利。 香港移动电话“套餐”五花八门，108元的只是一种，其他50元、488元，旅游奖励、飞行奖励等等“拉住客户”的名堂还有很多，市民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惠。不过香港的通信成本在一个高收入、高消费的社会里为什么可以做到低成本地运作，让内地手机用户频频羡慕？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来自竞争，来自众多商家之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经常展开的“吐血让利”。 据我所知，目前在2G领域，香港存在的电信公司就有新世界传动网、数码通Smartone、万众Peoples、e、Sunday、CSL等六七家大型的运营商，其中CSL还经营了One2Free和1010两个服务品牌，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虚拟运营商租用类似Sunday、CSL网络提供的服务。然而在内地，人们接受电话移动服务，要么就上中国移动网，要么就上中国联通网，敢于出来“搅局”的类似北京“小灵通”一样的局部运营商生存长期处于困难。中国如此巨大的通信市场，长时间只有几家运营商在垄断，这种情况在香港简直不可思议，根本行不成 “薄利多销”的美丽局面。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电信资费市场的竞争都是一把双刃剑，收费高了，运营商（或国家）可以获利，但用户的普遍通信意愿就会被迫减退；但是如果收费低了，用户需求被调动了起来，可是运营商（或国家）的利润便会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更多关注的是商家什么样的利润水平才是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又由谁来认可？ 香港的电信事业发展速度及服务水平多年来始终处在世界前列，其话密度位稳居当今亚洲之首，传真线路的普及率也一直保持着世界冠军，这样成熟而稳定的“市场”肯定有商家合理的利润“平衡点”。因此当内地人目前还只知道对手机的收费形式到底是“双向”还是“单向”争论不休时，香港人就很惊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信市场是不是可以保持一个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关键是政府首先要允许建造一个良性循环的竞争环境，这个“环境”好比土地，没有足够的“土地”，人们怎么能够指望余下来的收费可以被商家不断调节到尽可能的科学、合理与公平？ 目前在全球各地，移动电话采用“双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而“单向收费”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穷的有富的，因此手机怎么收费，这里不是“单向”了就先进，“双向”了就落后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比，确实缺少了一些“宏观”的眼光。 第二章 香港有没有“黑社会”？ 过去我不看香港的电影，不爱看，看不懂，原因很简单，不是痴男怨女，就是低俗搞笑，看了觉得挺掉价。后来出了《无间道》，知道不看不行，不看也太不把香港的正义与邪恶放在眼里，于是就买了票，进了电影院。认真一看，还不错，还挺让人揪心，只是自此埋下了香港社会到处都充斥着抢劫、暴力、黑帮、大佬、警匪恶斗，这个印象一直让我觉得香港有“黑社会”，而且“黑社会”遮天蔽日，势力大得几乎无所不在。 然而2004年我来到香港，四下寻找，眼睛都找累了，可是抢劫、暴力在哪儿呢？香港“黑社会”的影子在哪儿呢？满世界迎面走来的人没有一个穿风衣、戴墨镜、嘴里永远都在嚼着口香糖，行为举止不可一世；相反，街面上的秩序十分安全，运钞车开得很自然，像私家车一样，还不如急救车、救火车呼啸而过地来得刺激。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渐渐笼罩起了一片文明的气氛，治安情况好转，胸前也很快就挂起了“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的标牌。半夜12点，单身女子走夜路，丈夫们已经忘记叮嘱妻子千万要多加小心；白天逛商场，手袋（书包）一闪失落在了柜台上，突然想起返身再去寻找，一般情况下包都还摆在原地或者让售货员看见了已经为你妥善保管了起来。进入到21世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用这样的话来赞美香港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深圳、广州与香港挨得多么近，你回到那里去试一试，单身女人别说半夜一个人还敢走夜路，就是白天上街人人都会担心被偷、被抢；书包落在了柜台上，别说丢，一秒钟前刚刚撒手，扭头去挑什么东西了，再回身，没了。有一次我去广州出差，手里拎着个手提箱，重重的，放在路边招手叫出租车，中间的过程最多也不超过五秒钟，可是再转身，偌大的一个手提箱已经消失，那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书，我一个人提着走路都很费劲。 当然，如果话谈“黑社会”，“黑社会”和一个社会的“强盗”、“小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有组织、成规模，存在目的并不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而是霸场子、占地盘，控制某个领域或者某些人群。那么香港到了今天到底还有没有“黑社会”？如果有，他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又对社会构不构成巨大的威胁呢？ 2005年4月的一天，我和同事外出采访，因为要带上机器设备，没法坐公车，就照例在街边喊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坐在前排，忽然发现这位司机师傅的左手怎么有点与众不同？仔细一看，食指几乎齐根断去，他的手又特别大，少了一根指头分外显眼。我一忍再忍，最后还是没忍住发问：“师傅，不好意思，您这手……”司机见我问，并不计较，脸上看上去倒是一腔的豁然大气，嗓门也像洪钟一般：“啊，你是问我这手啊？咳，受过伤，刀伤。过去我是干‘黑社会’的，不小心让人给算计了一回。” “黑社会”？耳朵，我的耳朵立刻又竖成了兔子。心里咯噔一下。找了半天，还以为香港现在没有这种恐怖了，怎么……转瞬一定神儿，意识到当下自己的身边并无危险，人家“黑社会”的大哥如今不是也已经转行开起了taxi？情绪就还原如初，但仍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登鼻子上脸，还问：“‘黑社会’？那现在您说，香港还有没有‘黑社会’呀？如果有，我怎么看不到？” 司机大笑：“能让你看到，香港的市面还能这么平静？现如今，哪个社会没有‘黑社会’？你们内地就没有？不过香港眼下的‘黑社会’倒真是少多了，为什么？日子不好过，干‘黑’养不了家，你看，连我这不都已经洗手不干？” 如果看资料，香港“黑社会”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比较严重，结构稳定，势力范围清楚，那时候香港的警察是帮着“黑社会”抢地盘，摆平纠纷，黄、赌、毒什么都做；只是现在，香港“黑社会”最活跃的组织大概也就只剩下了12到15家，其中人人皆知的“新义安”、“14K”、“和胜和”，这些组织也都与从前不同，都变得比较松散，马仔一般也都是些乌合之众，很多人过去是“终身从黑”，现在只是“兼职”…… “终身从黑”？“兼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根据一位香港警署“反黑专家”的解释：香港“黑社会”现在如果从人数上看，还有十万之众，警察却只有2.7万人，但是香港的警察完全可以控制得了局面。为什么？因为现在香港的“黑社会”，要“做事”，一般都得雇“临时工”，长期养一大群马仔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谁也不再拥有这个实力。 香港的马仔既然是临时被“雇请”的，那么一个马仔被“黑社会”雇用一次要多少钱？ 我的问题很直白。 至少一到两百港币吧，这个行情还得随着“出场”事件性质的不同而变化，最重要的场合500元，还不包括伙食、交通费、医疗费、律师费及安家费等等其他的费用。所以现在香港“黑社会”武斗一次代价太高，打一场架弄不好要使自己破产，一般的组织就都“破费”不起—— 2006年年底我去采访一位中资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大家谈到保险业对一个社会稳定所能起的重要作用，这位老总回忆起1985年到1992年他在香港第一次常驻时的情景，说：“那个时候香港每个月都能从电视上看到银行被抢、金店被抢的相关报道，可是现在，情况真是好多了，有时一年也不能看到一次。” 香港“黑社会”大面积地消失，我不知道应该归功于这个社会“打黑”力度的空前（其中包括与内地合作）、经济的不断繁荣稳定，还是物价过高，“老大”们根本养不起马仔？不过，香港“黑社会”既然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演变到如今，有人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商业性”的时代，是引得我，或许也值得社会学家仔细玩味。其中“理性”，按照一般的规律，我猜想也许直接与成本相连，如果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转行开始做合法生意，资金投入远比过去他“玩儿黑”要来得更便宜，那么“老大”当然也就不必去铤而走险、成年累月地满手离不开“血腥”；但是“商业性”呢，这里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前边已经说到的“包养”和“散养”方式的变化？ 在香港，“黑社会”至今还有一句“行话”叫做“晒马”，英文的字样是show off force，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炫耀武力”。现在香港一年四季很少再发生由“黑社会”出面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黑帮火并”，一般都改为“晒马”。“晒马”当然的目就不是为了武斗，而是要藉此方式给接下来双方必然要进行的谈判增加一些“话份”。比照游戏规则：谁能拉来的人多、“阵容”厉害，谁一会儿就会在谈判桌上占到上风。因此被拉来的人虽然也被称为“马仔”，但他们手里一般都没有武器（买武器更贵），彼此之间大部分也都互不相识。这样香港“黑社会”“老大”呼啦啦花钱雇来了成百上千的人，双方“晒马”进入到僵持，唯一的出路就是盼着警察大哥早点露面——“黑社会”失去了原有的“本色”，社会很自然也就很少听到枪声。 2006年8月20日下午3点，五十五岁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参加完市民反对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游行之后，于下午五点与同伴来到了位于皇后大道中的“中航大厦”地库的麦当劳餐厅用餐。突然，四个头戴鸭舌帽、手拿垒球棒的陌生男子快速闪身冲进了店内，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挥棒就向何俊仁一通粗暴殴打，逞凶之后迅速逃离了现场。此事在香港社会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时间，脑袋里又和“黑社会”发生了某种碰撞，一下子又变得非常警惕：“瞧，憋着、憋着，香港的‘黑社会’到底还是现身了？”然而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声明：虽然“殴打何俊仁”的事件是一起“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和“黑社会”有关。 何俊仁被打得当场口鼻流血，面部肿胀，很快被送往了香港的玛丽医院，然而治疗后没过多久，他也委托同伴向媒体解释：“相信这起事件并不涉及私人恩怨，很可能是与他在立法会或律师楼的公务有关。”何俊仁嘴里也是只字未提“黑社会”。 看来香港“黑社会”，真是形同消失，或者在概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 第三章 谁愿意把“炸药包”抱在怀里？ 我在“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也去过好几次湾仔，但是由于没有“头盔”，事先也没有被安排什么硬性的采访任务，就没必要也不敢靠得太近。而2005年12月13日，从大会开始到18号结束，香港的电视每天24小时都有街头实况转播，报章每天都有醒目标题，我天天看，天天看得心惊肉跳：《韩农示威队扬言以死抗争》——《警方胡椒喷雾盾牌还击》——《韩农三步一叩奇招感动市民》——《警队精英人盾阵护会展》——《韩农预告世贸示威周六升级》——《水鬼队潜水员搜索湾仔渡轮码头一带》——《红隧封闭港岛交通大乱》——《逾50条巴士线受影响》——《韩农图推翻警车不果》——《暴徒破防线险闯入会展》——《催泪弹镇暴港岛大瘫痪》…… 一会儿，外头的“太阳雨”停了，我的心却不阴不阳…… 尽管，真的来到香港“闹事”的“韩农”对香港市民一再表示：他们此次在香港示威抗议，会尽量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想给香港市民添麻烦”，但是为了确保“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安全、顺利地进行，香港警方还是调动了空前庞大的警力，除了防暴警察，9000名警察几乎倾巢出动，连还在警校受训的学生也都提前穿上了警服上街维持秩序——湾仔会展中心主会场的保卫工作自不待言，出入口“五步一站、十步一岗”可谓把守森严；会场外也安置了大批的“铁马”（围挡障碍），都用粗铁丝连结牢固。此外，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香港警方还在机场安排了配有重型枪械的警员戒备，海上更有“水警轮”和“飞虎队”的快艇，日夜不停地围着港岛来回巡逻。 2005年12月13日，“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这是世界贸易组织首次在中国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也是香港回归8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会议。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应该说我始料未及，我“始料未及”，香港人却是从“还没开始”就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这就由不得我不想起当初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说的“炸药包”是不是危言耸听？我佩服：香港人到底精明，精明在务实，什么时候、什么事，心里都有一杆秤。尽管政府调动了一切保护手段，最后到底保证了“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的顺利开完，没有死人，也没有人自杀，但是香港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谓不小，市民对tO有所抱怨也在情理之中。 2006年夏天眼瞅着就要过去，一沾9月，我来香港的时间就已经满两年。两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要是说我根本不了解香港，全香港（港、九、新）18个行政区，6成以上的地方我都跑过；但是如果说我了解香港，不是谦虚，而是心虚，香港这个社会让我越看，眼前就越模糊，走在半山之中，上不去也下不来的。 如果面对一座城市，有谁敢说：“那个地方，我了解！”情形恐怕只有两种：一种，这个人根本就没怎么去过那座城市，极少的印象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成了他给那座城市所下的定义，结论肯定以偏概全；另一种，这个人说不定一生都泡在那座城市，对那里的人和事知道得太清楚了，清楚得让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倒很难。 我实在没想到，“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对香港人来说怎么就成了一个“炸药包”？政府不是早就表态：热烈欢迎，全力以赴，一定会积极配合？ 香港的传媒要“头盔”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的？记者上街采访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放下电话，我的判断一时失了方向，仔细研究了“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才知道：本次会议的主旨还是要继续保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势头，为2006年结束谈判奠定基础，大会涉及的核心议题是农业，也是全世界穷、富各国一直都在争议的焦点。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圆满完成，未来十年人们可以为全球经济带来3000亿美元的年增长，也可以在2015年使全球贫穷人口减少约1.4亿。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好事”，世界“穷国”与“富国”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已经打得水火不相容。“西雅图”、“坎昆”两次会议都在这个问题上大获惨败。2005年年底，会议如果要在香港再次召开，届时来自世界149个国家或地区的5800名代表、2167名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3000多名记者都要汇聚香港，香港酒店业赚几个小钱儿算什么？万一大会冲突再起，整个香港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市民到时候要，赔上的经济损失也可能巨大！ 经过了这场“胡椒大战”，我一直都在想内地的记者其实很少有机会遇到“动静”如此之大的国际事件，想过去我曾经给自己出过的那道难题——香港到底属什么？这个社会究竟是只什么动物？唉，答案此一时倒好像有了，宛若“出水芙蓉”——经济，一只美丽的“经济动物”。 得，我的新闻也别做了，“炸药包”的说法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记得2006年6月的一个下午，周末，没有采访，我想上街买些杂志回来翻翻，可是刚拿出钥匙要锁门，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从屋里向外张望，真逗啊，外面明明出着太阳，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连太阳把自己藏起来的工夫都等不及？哦，马上想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太阳雨”，这种雨在香港还真不少见。无奈，出不了门，换了拖鞋再坐回沙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就泛开了心思——“龙有龙气，虎有虎威”，你说香港这个社会到底是属什么的啊？子丑寅卯，鸡猴狗兔，12个中国属相接下来我都掰着手指一一做了对照，最后也没找出一种合适的形象。 转眼一个月，香港离tO会议的日子越来越近，社会上的恐怖消息也越传越多，最后临近开幕，头一天就有好几千人聚集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抗议。以后一连数日，反世贸组织的各国力量，尤其是韩国农民，还真的在香港开始了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阵势对我这个内地的记者来说，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大约11月初，我在香港了解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由于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很快就要在香港召开，香港酒店高档客房几乎被订购一空”，心头一喜，立刻有样东西兴奋地跳跃，觉得这可是条好新闻，提前为“部长级会议”捧捧场，家里肯定会感兴趣！于是请示了站长，站长也觉得不错，当即指示我马上跟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抓紧时间赶快采访。 第三章 “爱心大晒”不是戏言？ 香港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1997年回归后，照样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资本主义”是什么？不就是“商品社会”？一切关系都以“交换”为依托？“市场经济”概念大得能够罩住这里的整片天。这些在香港都是最基本的。我差点要为自己庆功，以为在这个科目中自己是独家上了一个新平台。可是转念再一想，不踏实呀，如果逢人就讲，我发现香港原来是只美丽的“经济动物”，那么“经济动物”讲究的是“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甚至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香港人是这样吗？如果香港人心里只有“唯利是图”一种颜色，那么这里的人就不是人，就没有政治觉悟、没有精神世界，没有爱心、更不懂得奉献为何物。 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想特别夸张地为香港说好话，但是香港人并非没有“爱心”，并非不懂得“奉献”。事实上如果有哪个世界组织在全球的范围内举办一场“爱心大赛”，香港的名次我想一定会很靠前。远的不说，就说近二三十年，无论是非洲干旱、东南亚海啸，还是内地的地震、火灾，九八抗洪、救助艾滋孤儿，以及遍布九州的“希望工程”等等，他们都伸出过大大的援手。 2006年元月初，我在香港又看到了一条消息，心头又有样东西在“跳跃”，又觉得是抓住了一条好新闻，老天保佑，这回报道成功，新闻没有流产，节目后来播出了还引起了很大反响——“香港人为公益事业再行善举：‘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 2006年1月8日，“香港公益金”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步行筹款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社会各工商机构、社团代表、影视明星以及很多市民都穿上了统一的运动服走出家门集体“化缘”。如果这样的集体“化缘”只是第一次或偶尔为之，我都不会感动，但是当我知道了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慈善行为香港人已经整整坚持了36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就不能完全地无动于衷。 “香港公益金”是1968年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每年的募捐所得都要用于资助142个社会福利机构，然后再通过2260多个服务网点为香港的老人、伤残人士、儿童、青少年、问题家庭、精神病康复者、释囚、垂危病人等提供日常服务，每年的受惠人群多达100万，占香港总人口的1/7。 2002年的“香港公益金”步行筹款，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及夫人董赵洪娉亲自主持了开步礼；2006年的活动，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以及夫人曾鲍笑薇也和大家一样穿上了同样的衣服，主持了开步仪式。整场集体“化缘”被香港人称为“爱心大晒”，起点是港岛东部的香港大球场，终点直达九龙，人们在寒风中要走完全部10公里的路程，时间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 “爱心大晒”？ 记得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寓大慈大悲于嬉闹玩耍的名词，是在香港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的自我介绍中。2006年“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仅这一家公司，上街的员工和家属就热情到了上千人。为了给募捐者打气，公司在湾仔路段专门设立了中途食物站，管理层的经理还一个个都化身为“亲善大使”，站在路边，给参加步行筹款的男女老少不断地分发热气腾腾的食物…… 不了解香港，内地人，比如从前的我，总以为香港人长年累月地就知道拼命工作、玩命挣钱，谁有闲工夫对周围的世界倾注爱心？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为了“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及捐赠，共同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香港公益金”不仅每年都要组织类似“百万行”的大型筹款活动，而且不断开展的其他慈善募捐，平均每年也都在50次以上。 香港人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种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干。 但是他们有爱心，也知道“爱心”必须拥有实力。 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香港市民几十年来一次次地“爱心大晒”，这种“胖子”可不是打一回、两回脸就能充得起。在香港，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支“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队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突发天灾、瘟疫，不管路有多远，也不管当地的灾后条件有多么艰苦，他们都会立刻派人出发。对于内地的老少边穷之地，当香港人听说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没有钱做一次简单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就导致失明，马上慷慨解囊，常年不断地出资在当地开展“复明工程”。一辆完全由私人赞助的“中华健康快车”从香港出发，不远千里，一直通到西藏，而西藏，直到今天，内地很多人还都没有去过，去过的，大部分也只顾得上自己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出来欣赏雪域高原的美丽风光。 一方面对自己的利益非常在意；另一方面，该出手的时候又非常慷慨。 香港这个社会，很多事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没法提。 第三章 不能随便“学雷锋”？ 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虽然至今我也不清楚“法制社会”的严格标准是什么，但是人云亦云，我也这样大大地赞美，万千感触，有道听途说，也有亲历亲为—— 2006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为香港150位青少年举办了第二届“军事夏令营”，这天一大早，我和我们记者站的站长就被驻军的一辆绿色吉普接到了驻港部队十八所营盘当中较远的一所——新围军营。“开营仪式”于上午十点正式举行，升国旗、奏国歌，“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表演了他们的“队列操枪”和“行进间演奏”，气氛很是庄严，前来参加庆典的人头规格也颇高，有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吕新华、驻港部队司令员王继堂、政委张汝成，香港特区政府部分官员以及已经卸任和正在任期的两位特首夫人董赵洪娉与曾鲍笑薇也莅临参加。我报道了此次活动，活动本身很完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采访结束，搂草打兔子，我遇到了一场“意外”，听了一个段子，结果回家闹得一路上心里都不消停—— 庆典活动的最后的一项内容：射击科目表演，其中驻港部队的装甲车在表演连发射击、命中山坡靶场的假想目标以后，火舌意外地就卷起了山坡上的草地，顿时半山腰浓烟升起，火点迅速从圆心开始向四周扩大、蔓延。刚刚完成打靶比赛的几十名“神枪手”士兵立刻冲向火场，展开了一场灭火行动，这次不是表演，而是实战。 就是因为这场迅速被救熄了的“山火”，离开军营时，陪同我们的新闻干事忍不住向我叫屈：“您说看不出吧，咱的战士上山灭火速度还真快？不过这也就是在我们的营区之内，要是换了军营以外，驻港部队的战士可不能见火就救，在香港，随便学雷锋，那可不行。” 不能见火就救？不能在香港随便学雷锋？ 我不明白新闻干事想说什么，不明白驻港部队为什么不能在军营以外的地方救火，救火难道还要分在什么区域？ 据说还是驻港部队刚刚进驻香港的头几年，有一年军营外面的山坡，也许是因为天旱，突然发生了山火，战士们以为“火警就是命令”，顾不得个人安危，人人抄起家伙就冲出了营地，很快火被扑灭，官兵们还以为自己为香港也为祖国做了一件值得骄傲也值得嘉奖的事情，然而事后“表扬”和“嘉奖”谁都没有等着，大家的行为反倒在香港留下了一个“把柄”：“你们有什么权利在没有申请，也没有得到香港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走出营房，到香港社会上去救火？”弄得一众官兵大眼儿瞪小眼儿，人人脖子上灰头土脸，干了好事，可错误更大？心里不服，不过翻开《驻军法》（1996年12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其中第二章《香港驻军的职责》里果然有如下明确的规定：香港驻军在香港的职责只有（一）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安全；（二）担负防卫勤务；（三）管理军事设施；（四）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第三章《香港驻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中第九条也有规定：“香港驻军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而第十四条规定得更详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香港驻军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派出部队执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即返回驻地”。因此驻港部队不分区域，见火就救，这场浩气冲天的英雄行为，在香港真的是已经涉嫌“违法”。 2005年，还是听驻港部队的新闻干事自己说，营房外边又见山火熊熊，官兵们还是把脸盆、水桶，棍子、铁锨等各式工具都紧紧地攥在了手里，但是这一回，大家君子动“眼”不动手，谁都再也不敢冲出大门，只有打电话不断地向当地消防部门报警——香港社会的法制，“法”在大火面前也岿然不动，由此想及其他，自然由不得新闻干事不深切感叹。 第三章 香港“法本位”？ 长期以来，香港人做事不习惯看谁的眼色，“官本位”在这里没有气候，人们凡事都喜欢照搬法律，“法”怎么说，人们就怎么做，合法的事情做了，就是令到大律师、大法官，甚至特首大人都感到难堪，也不怕，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同样的道理，不合法的事情，哪怕是好事，哪怕属于无私奉献，也别指望多少人会给你说好话—— 2006年年初，“禽流感”导致人类感染h5N1型病毒的个案还是时有发生，一周前人们在沙头角曾经发现过一只死鸡，后来证实是感染了“禽流感”，同在那些天，香港市民在香港本土也发现了多只林鸟尸体，经过检验，也被证实是感染了“禽流感”。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变得非常紧张，因为他们觉得种种迹象显示：“禽流感”在香港的林鸟群体中已经落地生根，而香港一些家庭散养的家禽没有防护装备，很容易增加市民感染“禽流感”的机会。于是雷厉风行，2月7日香港行政会议就通过了修订法例，紧急立法：禁止任何人，在香港的任何地方再继续散养家禽，这些地方包括市民各自的家中，后园或天台，即使市民有人只是在菜市场买回来了一只活鸡，准备隔几小时以后才进行宰杀，这也犯法，也要触犯“无牌饲养家禽罪”，一经发现，罚款金额少则5万，多则10万！ 少则5万，多则10万？ 我是当天从网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当时就直咋舌：不就是今后香港人在自己的家里不准再继续圈养活鸡了吗？这么高的处罚？动静是否太大？不明白香港政府杀鸡何以非用宰牛刀？香港人难道有谁不怕“禽流感”？政府只要提醒市民散养家禽可能会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危险不就行了？谁还会不听？可是后来我了解到：目前香港散养家禽的个体户大约还有1800多个，政府如果不紧急立法就控制不了这些散养户会不会一个个都“听话”，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消灭“禽流感”在香港爆发的隐患，就不得不出此狠招儿。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并同时呼吁市民应该尽快在一周之内处理好自己饲养的家禽，如有需要帮助的，可以致电1823，政府会出面协助；而为了防范“走私鸡”的出现，香港海关也已经组成了“猎鹰队”，由助理署长率领，严阵以待；食环署的工作人员还加强了巡视工作，必要时，随时可以在警员的陪同下入屋执法。这样截止到2月8日，香港有关部门已经巡查了沙头角五公里之内的36处村落，之后又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全香港750个村落、350处寮屋村一一都巡视了个遍。 我的天！一场只是“有可能”发生的疫情感染，香港政府就如此兴师动众？而这场“杀鸡”大战又是用“立法”首先扬起的帅旗，如此作为，一是疫情紧急，第二，我想这一点或许更重要，那就是香港人喜欢借助法律，多年来在“法制”的康庄大道上已经昂首挺胸地走得很习惯。 第三章 “法”前的大佬会输给农妇？ 作为一个法制社会，香港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已经把这座城市管理得井然有序，一切都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不得逃避法律、左右法律，更别说凌驾和摆布法律。 2006年1月6日，香港《东方日报》头版要闻登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农妇斗赢恒基：霸地20年成业主，终审一锤定音》。我手捧这张报纸，反复研读了N遍，之后又伏案思索了N回，最终不得不折服：“法”在香港的确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农夫与大佬、穷人与富人，面对法庭谁和谁都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一幅过去在我看来完全是理想中的“美好蓝图”，如今在香港出现，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东方日报》头版要闻的这篇文章讲的是2004年8月香港一位八旬农妇与女儿成功挑战了香港的地产大鳄恒基集团，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地行动，最后终审法院在处理这宗“逆权侵占土地”的案件时，竟然令人不可思议地裁定了作为香港真正的草根阶层的农妇母女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鳄留下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在这场普通农妇与著名商业财团的官司中，双方要夺回的一块土地位于新界大埔翡翠花园邻近，面积有12万平方尺，是香港难得的一片农地，这片农地2006年估计市值可达3600万港币。 整个“故事”的经过，一浓缩，其实也挺简单： 1951年，该名农妇的首任丈夫和这块土地的业主订立了租约，在涉案土地上务农并且长期居住。1961年，土地业主又将这块土地出售给了恒基主席李兆基等“三友”，这样一地两卖、一女二嫁，麻烦就越来越突出。 终于，1993年，恒基旗下公司向该名农妇发出了迁出通知书，农妇没有迁出，也没有惧怕李兆基，理直气壮的依据就是香港原有一条法规：任何人只要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霸地时间超过了20年，这块土地就合法地归其所有；而恒基集团作为香港社会的支撑型企业，不说财大气粗，手里也有依据，这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政府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新界土地契约（续租）条例》，如果按照这个《条例》重新计算霸地年期，恒基集团理解该名农妇在这块土地上“霸地”的时间就不足20年，这样他们就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 2004年，香港高院依照当时的法律曾经判处农妇胜诉，恒基旗下公司在第一轮的司法之战中未能收回土地，提起上诉； 2005年，香港上诉庭推翻了原判，裁定恒基旗下公司技术性上诉得直（成立）。根据此判决，恒基集团如愿以偿地应该重新获得土地，而霸地农妇不服，又继续上诉； 结果2006年1月5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新界土地契约（续租）条例》只是延续了土地租约的现状，霸地年期毋须重新计算，这样农妇母亲和她的女儿“逆权霸占土地”又重新宣告成立，恒基集团在终审判决的法律结果面前最终还是没能收回该片双方已对簿公堂，争夺了好多年的大片土地—— “农妇斗赢大佬”？这样的事情，在香港人看来可能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可是我在此案面前驻足良久，内心却总不能平静，总是忍不住要和内地的情况做比较，总要假设如果把这个案子搬到内地？ 毕竟，说到底一介农妇只是社会极其人微言轻的一个个体，法庭即使剥夺了她的土地，她的能量在社会上能够引发多大的“动静”？而地产大鳄是为社会栋梁，要“影响”司法，路子比农妇肯定会广阔得多。开罪农妇或者开罪大佬，两边的利害关系孰轻孰重？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难道真的能舍弃这些客观存在而不顾？泰山压顶也要秉持公道，依法裁定、执法如山？ 香港终审法院最后对这起案件的裁定是否正确我完全没有判断的资格，但是依法办事，不徇私情，面对农妇和大佬一视同仁，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一句空话，却真是让我开了眼。 当然，不知道实现这一点对他们容不容易？ 第三章 名片=明骗？ 长期以来，香港的“法制”已经缔造了这个社会一个起码崇尚“诚信”的平台。 “诚”与“信”两个字连在一起，香港人认为前者属于本体，后者针对客体。本体对客体首先要“诚”，才能换回对方的“信”。因此两者关系，仔细琢磨起来其实有点像夫妻，一报还一报，互敬互爱，方能成就一段美好的因缘。 在香港，我始终觉得有样东西非常有趣——名片，名片虽小，倒是要映出香港的整个乾坤—— 香港公职人员、商业人员、服务人员、媒介人员以及很多很多的自由职业者，每个人手里都有名片，如果在内地，谁都不会只靠一张名片就会轻易地相信对方，也不指望对方只靠一张名片就会取信于己。然而在香港，很多场合，你光从兜里掏出一张在街上随便就能印出它无数盒的小纸片，上面印着什么香港人就相信什么，他们从不怀疑名片上所证明的身份、单位和你的实际状况会不会不同，甚至毫无根据。 我开始暗笑香港人真是“傻得可爱”，一张小小的名片也太容易炮制，太容易做假，可靠性有时候简直就是零！但是香港人却不懂得警惕。我反复试验了近三年，每次外出采访，不管走到哪里，人家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记者，中央电视台的，对方所要检验的都不是我的记者证，而是身上有没有带名片。很多会议或社会活动，主办方客客气气地都会请记者留下一张名片，以后好保持联系，我就往他们的银盘子里轻轻地放入一张，他们就信，心满意足，从来都不怀疑我这个记者会不会是冒牌的。万一我给对方的名片是假的呢？万一对方仅凭一张名片就从此信任了我，而我对他们的信任自始至终其实都存在肆意的玩弄，到时候，人家一发现，会不会大呼上当，而且为时已晚？ 一张名片横行香港，这不等于明摆着可以轻松骗人吗？ 名片=明骗？ 有一天我忽然得出了这样的等式并觉得很好玩儿。尽管这样的“等式”极其荒唐极其陈旧，但是在香港确实存在可乘之机。当然要想钻这样的空子，行为人必须承担得起后果，付得起代价。 又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被誉为“正货之都”，“正货”是什么？就是没有“假货”。 一个多世纪前，香港刚刚开埠，那个时候香港有没有“假货”我无从考证，但是今天“没有”，好多次我面对家人和朋友说出这句话，差不多要斩钉截铁！ 比如今天香港人开个手机专卖店，小老板承认他的店里有“水货”（未经许可进入的手机），但是永远都不会承认有“假货”。香港人如此自我标榜，多半言行一致，因为他们不卖“假货”，怕的不光是要赶走回头客，而是一颗老鼠屎一旦毁了一锅靓汤，企业和老板个人的信誉也就会被监管机构置疑、留下案底。 “案底”，香港社会另一个“等式”，这个“等式”可不是由我创造，所有欺诈行为一经发现，它的“=”后面肯定都会出现“不良记录”，这个“不良记录”就像医生给病人诊断，看完了化验单要写病例了，病人此时才知道自己是患了什么病，血压高、心脏病、癌症，或者艾滋…… 当然，如果要我为全香港数不清多少个商家大包大揽地吹牛说“香港到处都无假货”，我也不愿意去担这个风险，事实上两年多来虽然我在这里还没有买到一样假的东西，但是偶尔也会从媒体上看到一两起售假的行为被曝光，只是全社会对这种行为统统嗤之以鼻，绝不会纷起效尤。 2006年夏天，香港中环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被发现在出售的热香饼中藏有头发，这件事我猜麦当劳很可能没有“主观故意”，只是操作时出现了偏差。但是还是很快收到了政府食环署的票控，随后法院做出裁决：判处麦当劳接受6000元的罚款，同时还要支付405元港币的化验费给控方。 过去我在北京做记者，手里高举的大旗是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王牌栏目《新闻调查》，长期以来一直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售假、制假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执法犯法、草菅人命等等重大刑事与经济案件中“级别”属于最低的。如果不看历史、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一味地拿内地的情况来和香港做比较，那么香港今天的地盘无疑真是要干净得多。但是，一个社会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各种欺诈、失德的犯罪土壤最肥沃，一俟大多数人都有了温饱的生活，法制更加健全，商家也就老老实实地开始自律。 我来不及搬出香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步时的社会犯罪纪录与内地八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犯罪纪录进行比较，只是看到今天的香港因为经济繁荣，整个社会排斥搀杂使假，这样的个案一旦发生倒很稀奇—— 2006年8月3日，我在香港《东方日报》终于看到了一篇当地记者发表的调查笔记：《黑工场炸毒猪油供小食档》，很兴奋。那位记者跑到了新界，乔装打扮，化装成买主，发现有人悄悄地在香港偏僻的新界山头开设了一家非法猪油工场，文章一开头就说：“内地早前爆出‘毒猪油’事件，造成千人中毒，估不到港人更冇良心……” 我不错眼珠儿地读着这篇文章，更想打电话约这位记者朋友见见面，吃顿饭，自己的心态一如当年曾经在同样的战场上一路拼杀、身上伤痕累累的一个侦察老兵。 接下来那位记者在文章中描述他怎样一连数日“在洲头村工场视察”，发现黑心的小贩在偏僻之地拥有了一个“用铁皮搭成的工场占地约二千多呎……每天早上十时多，两名工人便开始轮流将数十盆从外运来的肥猪膏放在肉板上斩斩切切。由于工场内没有雪柜之类的冷藏设备，一盆盆的猪膏只随处搁在地上，发出阵阵恶臭……随后以满布苍蝇的猪肉，炸成一桶桶污糟猪油，更恶心的是，污糟猪油竟用作煎酿三宝（一种街头小吃），卖给新界北区居民……街坊不知，拿起用污糟猪油炸成的煎酿三宝，还吃得津津有味……” 第三章 “案底”，压死人的一顶帽子？ 香港社会广泛地崇尚“诚信”，并不等于这里就连一个骗子都没有，一点黑墨滴进清水格外显眼，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之种种“恶”既然是人的天性，哪个世界都会有人心存侥幸，关键在社会控制、在法制，而法制“治”不到的地方，杂草复生就有机会—— 2004年南亚发生海啸，全球关注。 香港有一户人家，夫妻和一对小孩在海啸中被成功搭救，一家四口，尤其是那对恩爱夫妻，在电视报道中反复出现，为自己赢得了同情与庆幸，但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却没有在他们身上灵验。不久香港传媒爆出惊闻，有人从电视上“认出”了这对夫妻，开始还纳闷：“这两口子不是早就不在一起了吗？女方还因为独立抚养不了两个孩子而向政府成功领取了综援？”随后猛地醒过劲儿来，发觉是欺骗，立即向警方报了案。结果香港警方经查，确实发现妻子做假：2004年1月至12月曾经向香港社会福利署讹称与其丈夫失去联络，不诚实地欺骗了政府逾11万港币的综援金。于是这一家老小尽管逃过了海啸的追杀，回到香港可就惹上了官司。 我从头开始关注此事，要看看香港社会这回对这起离奇案件到底会怎么处理。 几个月后，香港屯门法院对“妻子”做出判决：判处被告入狱8个月，缓刑2年，并要求被告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向香港社会福利署交还多领取的2475元单亲补助金。 对于这样的判决，说老实话，我有点于心不忍，一方面觉得那位母亲在大水之中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在危急时刻舍下女儿自己去逃命，这到底还是位正常的母亲；另一方面，从法官的报告中我知道这位妻子身边有个不负责任的丈夫，丈夫在其被捕期间，根本没有好好地照顾他们共同拥有的两个女儿。而“妻子”之所以虚报“丈夫”失踪，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丈夫”的指使，现在出庭受审、以后说不定还要入狱坐牢的凭什么只是一个女人？ 然而，案件判决结果一公布，香港社会和我的反应完全不同。很大比例的香港市民认为法官把这个案子判轻了。轻判就等于纵容。人们的同情心在法律面前好像冰之于火。 尽管法官一再解释：该名被告犯案的手段与以往其他人完全以假文件骗取政府综援还有性质的不同，不虚报丈夫失踪，她本身也已经符合了领取综援的资格。 据了解，本案之所以能够获得法官的“轻判”，有人说“功劳”一半要归功于辩护律师，因为辩护律师在替被告向法官求情时表示：香港政府的立法政策注重公民权利，但却鲜有宣传福利背后的义务；又引用中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意思是说加重刑罚根本无法制止香港滥用综援的情况；何况被告并不是存心诈骗，“今次事件只属鲁莽的不诚实，现已赔上个人名誉，终身留有案底。”言外之意：这样的惩罚难道对一个社会下层的女人还不够吗？ “案底”，故事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顶可怕的、会压死人的帽子。 辩护律师，甚至包括被告，香港人最担心的仿佛不是罚款，不是坐牢，而是在这些法律惩罚之后必然要伴随终生的“不良记录”。 我再次想到初入香港，发现一样东西非常有趣——名片，想到了自己得出的那个还以为很好玩儿的等式：“名片=明骗？”这个“等式”之所以在香港看似成立，它是由极其残酷的“后果”来做支撑。 其实，谁要是真的弄个什么假身份，到香港的市面上去撒一撒，骗得几文钱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一旦被留下“案底”，谁就得赔得底儿掉，这个“底儿掉”不是仅仅被关进大牢，刑满释放后被赶出境，以后再也不许踏进香港的任何一寸土地；他所要牺牲的是一生的名节，而“名节”这个东西，越是在现代社会越要命，拥有者一旦失去了它，那简直就是把自己的面孔弄成了一个麻风病人…… 第三章 谁来制约“法官”？ 每天，香港不知道要打多少场官司，能够进入法庭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香港的法官如何断案，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2006年8月22日，我带着一身的“庄重”，第一次走进了香港的法庭。上午九点半，这是法院两个月前就已经通知原告、被告双方准确的开庭时间，我是“被告”的陪同，不敢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开庭的法院远在沙田，离我居住的港岛不仅隔着大海，中间还隔着好大一片九龙的土地，所以那天早上一起来就出了家门。然而到了法庭，过了半小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没有动静；又过了一小时，十一点了，还听不到法庭的召唤。最后，原告、被告双方一直等到了十二点出头，有人才通知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大家都隐忍着不满，尤其我朋友，是为“被告”，心里担心着自己的命运，一口埋怨的“大气”都不敢出。 过去我在内地，因为经常需要采访案件多次进出法院，对内地的法庭可以说并不陌生。 内地的法庭和香港的在我的想象中，后者可能更正规、更神圣。然而那天，我陪着“被告”先后走进了2号、1号两个法庭，眼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意想不到”，弄得我不仅乱了视野，而且也乱了方寸。 先说2号，这个法庭不大，没有陪审团。法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摆着书记台、双方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长条桌子，左手一个L形、被白色钢管围住的区域，我想应该是提供给没有取保候审的“被告”站立的地方，然后再往后，左、右两侧就都是旁听席了。 还好，一坐下，大法官几秒钟之内就从内门走进了法庭。法警随即喊了一声“起立”，所有人都迅速站起，再坐下，庭已经“开”了。控方开始由一位普通话翻译向被告宣读起“起诉书”，之后法官轻轻地问“被告”：“你认不认罪？”我的朋友按照事先已经和律师商量好了的准备，说：“不认。”接下去大家都以为一场“马拉松”式的司法大战就要拉开帷幕，然而我的耳朵竖得直直的等着大法官往下发话，大法官是个香港人，低声说了一连串广东话，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透彻，恍惚中只记住最后法官说“现在给你们少少的时间，出去商量一下”，他自己就先起身离席，整个过程大约也就用了一刻钟—— 大法官究竟在法庭高处说了一段什么话？到了庭外，大状（大律师）和他的助手律师才向我们慢慢解释。原来大法官刚才在庭上讲的是今天上午已经没有时间了，下午他还可以再审两小时，但是这个案子两个小时的时间肯定审不完，而明天他又约了其他的案子，所以法官让“被告”出来商量，就是建议我们接受法院下一次重新安排的开庭时间，另外再换法官…… 什么？“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另外再换法官”？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一次开庭“被告”就已经战战兢兢地等了两个月，两个月，“被告”过的是怎样“等”的日子？人一步也不得离开香港，身体如坐移民监，而心灵所受的煎熬滋味儿更糟。为了这次开庭，北京来了多少被告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除了请假误工、车马旅费，此外还有一颗颗沉重的心，这些“难处”法官大人如果说不清楚，“大状”和助手律师也不知道？！ 香港的法律与内地的体系完全不同，一个适用“欧美法系”，一个适用“大陆法系”。大法官开庭，一上来根本就不用听案子，不让双方的律师拿出物证、人证，而是一开庭就让控方宣读“起诉书”，然后直接问被告认不认罪，如果被告说“认”了，以后的所有程序，包括律师辩护、法庭辩论、被告自述等等就都不用走，该罚款、该收监、该拉出去找个地方枪毙马上就可以执行；可是如果被告说“我不认罪”，大法官这时候才有必要真正忙起来，才会认真地了解案情，审判和判决随后也才会开始。 “重新安排开庭时间”？ 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到几个月后。 “被告”当场就哭了。“大状”的助手律师因为也是女人，到底还有点同情心，也忍不住当着我们一群内地人开始“控诉”香港法院的种种“糟糕”：“嗨，你们不了解香港，香港的法院就是很乱，法官一天可以约来4个案子，但是昨天拖堂的那个，你们看今天就占去了一个上午，我们今天还是第一个，后面还有案子在等，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个法制社会，香港法律神圣得令人敬仰、令人敬畏，但是谁来制约法官？ “开庭的时间是法官自己订的，现在说不审就不审了？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我以为面对一群人的质问，“大状”和他的助手律师一样会很尴尬，会用好言好语安慰“被告”。但是“大状”没有，一点悲悯之情也看不出，因为他一关上法庭的门，看到已经在流泪了的“被告”，竟然问：“唉，你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认为另外开庭对“被告”未必是件坏事情，接着就讲：“不要在这个法官的庭上开庭可能更好，因为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我听了他的话简直莫名其妙，插嘴问他“此话怎讲”？为什么说“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大状”解释：“这个法官判的案子有罪的纪录多，下一个法官判无罪的纪录多。”我愿意理解“大状”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水平过低或者没有职业道德，而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用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们。但是，如果早知道“这个法官坏”，为什么不事前做做工作避开本案在今天开庭？如果说不能挑选，同样的逻辑，“大状”又怎么会预知下一次开庭一定会赶上“一个好的法官”？ 在香港，律师的资质不同，代理辩护的要价、收费也不同。我不清楚本案被告所请的“大状”具有什么样的资格，但听朋友讲这位“大状”看得出很有水平，他坚持两位被告虽然触犯了香港的法律，但是“不知者不为罪”，因此胜诉的把握比较大（不然第一次开庭就让被告认罪了）。但是这位“大状”每次约见被告“谈话”，收费可是不菲，一小时高达6000元港币，他的助手一小时3500，每次“谈话”，一小时的时间哪里打得住？一次开庭的代理费是18000，即使这一次“庭”只开了一个头，“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又一笔费用也是不能少——半分都不能少！ 由于反复考虑名声以及财产更大数目的损失等等利弊，“被告”以及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法官的建议等待下次开庭。接着所有人就都由助手律师领着移步到1号法庭，在这里我又领略了另一番香港法庭的景象—— 简单截说，1号法庭比2号的更大，和外国电影里的样子更像，但是这里的气氛非常“混乱”（这样形容如果有一点贬义，我可以换成“忙乱”），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被带进法庭，悄悄地在旁听席上坐下，上一个案子还没有审完，身旁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法庭之上，好几种声音像排球场上的一传手和二传，此起彼伏，令人的耳朵没有一点空闲。原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涉嫌犯罪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国籍，我们进来之前，法官（不是中国人，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大爷）正在审理一宗马来西亚女人的盗窃案，“起诉书”用英语进行，翻译把英语先翻成广东话，再由广东话翻译成马来语，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同声翻译，没有间断。 好不容易，马来西亚的女案犯被法警带出了法庭，我们以为下面该轮到接受我们的“申请”了，谁知道另一个外国人其实还排在我们的前面，于是不同的语言又开始一传二、二传三，同声翻译，此起彼伏；等到这个人也当堂认罪了，再一位男人还排在我们前头，这位香港中年男子被诉与一位16岁的女孩在？菖时？菖地发生了性关系，“起诉书”被法庭的一个年轻女子宣读得磕磕绊绊，声音又很小，我还是听不清。此时，我真是由衷地佩服香港的法官，一年365天，多少天得坐在这个永远的是非之地，不仅眼观六路，而且还要耳听八方，精神在这纷乱的场合怎么能高度集中？ 急也没用，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法庭终于叫到我的朋友的名字了，律师立刻回头大喊“被告”，可是偏偏此时，我的朋友离开旁听席出去打电话，通知她的姐姐庭不开了，下午不要再往这赶，于是立刻又有人出去把慌慌张张的“被告”从外面拉了回来…… 哦，香港的法庭。 市场？门诊部？我的脑袋里当时就是这样的联想。 什么是神圣与尊严？此时“安静”在我看来已经成了第一需要。然而香港的法庭，哪里有一分钟的“安静”？至少在那天的1号法庭，我的朋友还在向外国大法官委屈地“申请”更换时间重新开庭，法庭中央，各方代理人已经在不停地哗啦哗啦地收拾纸张，一片钉书器的声音咔咔咔咔四下放射，书记员也已经在办理上一个案子的相关法律文书。整个法庭各干各的，人人都在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很有效率，谁对谁都仿佛构不成干扰。 我眼见着这种情况，忽然想起自己也别闲着了，赶快拿出本子记下一些“备忘”或者法庭“速写”的什么东西吧，然而我刚从书包里掏出本子和笔，刚在上面写下了年月日，一个胖胖的男法警就立刻走到了我的座位前，脸上一派庄严，问我：“你在法庭上写东西事先有没有提出过申请？”“提出申请”？我很吃惊，也来不及撒谎，就说：“没有，不知道，不可以吗？”法警好言相劝：“对，不可以，”接下来他把之后的话每个字都拖得很长，“香港的法庭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面写东西的。”说完莞尔一笑，又去一旁好脾气地站着，此刻的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真想变成一头动物，一头什么动物？最好是大象，那样我就可以大吼一声，吼出我的愤懑，同时也把法庭上的所有嘈杂全都盖压下去…… 第四章 香港还是“臭港”？ 香港的别名叫“香江”。很多在这里举办的活动比如“香江颂”、“香江游”、“幻彩咏香江”都以“香江”冠名。香港为什么有此“别名”？除了“别名”，香港的“大号”又为什么叫香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即使你问香港人，十之有九也不能痛痛快快地给你答案。原因何在？传说太多。 传说之一：香港早年还是座无名小岛，岛上的薄扶林山间上有一条名叫“香江”的溪水，水质甘甜清香，从山上一直流入大海，是附近居民与过往船只的淡水来源，跟着这样的地缘，由香江出海的港口就成了“香港”；之二：香港的名称来自“香姑”，香姑，何方神圣？香姑是传说中的女海盗，这位女海盗长期盘踞香港，于是香港亦名香姑岛、香岛，又简称香港；那么之三呢：很很久久以前，传说在茫茫的大海上，有一样东西径直地就向香港漂来，这样东西不是别的，是个红香炉，这只“红香炉”漂着漂着，就漂到了香港的天后庙再也不动，这里的居民就以为天后显圣，港岛的一座小山首先被叫做了“红香炉山”，之后又扩大成“红香炉港”，香港也就藉此得名。 不过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我是认真地钻进了史料堆，仔细分析研判，最后觉得前三种说法根据都太过缥缈，倒是众说纷纭中还有一种“记载”比较靠谱儿——香树，香港有香树，“香”是中国人从老鼻子年代开始就用来敬神和上贡的佳品，香树作为一种木本植物，长到高至二十尺，可以割出树液制香。明朝万历元年以前，香港一带均属东莞县辖，沙田、大埔则是“莞香”的著名产地，香市贸易十分发达，那时“香”的产品往往会在九龙的尖沙嘴集中，用“大眼鸡”货船运至石排湾（即今日的“香港仔”），然后再转运到中国内地、南洋以至很多阿拉伯等地的国家，因此香港的尖沙嘴在过去一直被叫做“香埠头”，附近的村庄叫“香港村”，石排湾这个转运香料的港口，自然而然也就披着“香港”的美名，一路香喷喷地走到了今天…… 其实，香港不管因为什么而得名，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追究价值，相反，香港原本可以“香”，原本也可以“臭”，这倒是一个藏在城市和现实生活中的细节，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和研究香港这个社会的视角—— 我有这样的体验也问过很多曾经住过香港的人，大家久别，想起这座城市，很多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种突出印象：香港的城市，怪了啊，老是干干净净、花红叶绿的。如果单从气候条件上讲，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经常“翻风落雨”，这其实给香港人平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如果换个好心情，人们也不妨假设：经常下雨，那不正是上帝老爷子对香港偏爱有加，时不时地就会差人前来为这座城市殷勤地进行着大扫除，这样才使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天生丽质地拥有了长期的透亮与圣洁？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听朋友说，香港这个城市之所以洁净，气候条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在管理，假使香港没有上乘的“管理”，这座城市很可能就是一座臭港。 “臭港”？ 朋友的话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而十年后我到这里常驻，忽然有一天想起了这句话，手里握了一把刀——香与臭，可香亦可臭？一刀切开，香港城市的剖物面竟然色彩斑斓地重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由于经常被雨水冲刷，没有风沙，更没有沙尘暴，香港人的白衬衫，领口、袖口很少出现一道道的黑印儿，皮鞋从新到旧，只要往脚上一蹬，终身都好像不用擦。这一点当然和天气条件有关，但是熟悉香港周边城市的人也都知道，广东、广西，深圳、珠海，那些地方的气候条件和香港几乎完全一样，但是人们在那里，总会抱怨空气老是乌乌涂涂，地面邋邋遢遢的让人时不时走路就得垫起脚尖儿、皱上眉头。两相一比较，结论很多，其中之一就印证了我的朋友所言：香港原本也是有条件变“臭”的，如果排除了人为的管理。 准确地说从2004年9月开始，我有两年的时间在香港生活，可以举出形形色色的理由假设香港能够变“臭”，这当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香港的人口密度极大，居住条件拥挤，老老少少的香港人除了开工（上班），谁都不愿意在家里憋着，都喜欢上街，没事就到商店、酒楼、茶餐室、咖啡馆这些公共场所躲清爽，讨宽敞。试想好几百万人，几辈子挤在一块只有1103平方公里，其中还只有13%的面积可以供人居住的狭小地带，吃喝拉撒、污水垃圾，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很方便地让香港变臭？其次，香港的气候闷热潮湿，万物在这里都很容易生长，各种细菌传播起来速度非常快，蚊蝇小咬更是生活在乐园可以肆意繁殖，此外香港人还很爱养宠物，大街小巷本来就已经人满为患，可同样有着生存权利和受到法律保护的猫儿和狗儿，每天也都要出来溜达、散步，这些小家伙到了香港的大街小巷，随地大小便完全不受主人控制，也根本不触犯任何法律…… 事实上我们内地人常说的香港，是由新界、九龙、港岛三块陆地排在一起合并成的一个“香港”的大概念，尤其是港岛，四面环海，海边除了码头，一百多年盖了数不清多少座高楼大厦——港岛的北岸，东起测鱼涌，经北角，一路向西就是铜锣湾、湾仔、金钟、中环，直至上环，海岸沿线几乎早就被楼宇拉成了一条长长的建筑长廊，或者说挖出了一条人工峡谷，人们在这条“长廊”或“峡谷”里天天穿梭，如果1/10的人有习惯把手里的纸屑、饮料瓶等什物随手乱丢，港岛的北岸就会变成一条长长的垃圾通道，积年累月，一块块地面被污染，一片片海水被糟蹋，香港变成“臭港”还不是易如反掌？ 然而内地人到了香港，看不到车站、地铁、广场、大街到处布满垃圾和烟头的景象，无论走到任何一个码头，也根本见不到海面上忽悠飘散着一片片的浑浊和油渍。普通老百姓居家空间虽然小，但是楼道，你找不到有任何杂物被乱堆乱放，家家户户就是每天往外倒垃圾，塑料袋的开口也都要被系紧封好。 开始我在香港走进了第一位当地朋友的家，觉得他们家住的那栋楼楼道不宽，可是怎么那么利落啊？各家各户的鞋架子、木柜、纸箱呢？还有买回来吃不了的剩余蔬菜呢？ 朋友说：“别找了，你找不到，香港有法律规定：居民不许在楼道内堆放任何杂物，你家的地方就是再小，也不能把一双鞋、一颗土豆放到楼道。” 门里、门外在香港，完全是公与私不同的两个世界…… 第四章 在香港怎么去“方便”？ 香港可以变“臭”，尽管理由多多，但是现实的香港到今天还是“香”的，尤其不可不提的是一种所在——茅厕。内地人走在香港的大街，不经意一抬头，或许一间厕所就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身旁，但是很奇怪，既然厕所近在咫尺，那么腥臊臭气怎么一点也没闻到？仅凭这一点，我就要说香港人对自己城市的管理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层面——算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厕所对哪一个政府都是老大难的问题，谁能让一座拥挤的城市所有厕所都不臭，让行人不必大老远地就捂起鼻子绕着道儿走路，那委实不是一件易事。 2006年5月，新华网香港专版发布了一条消息：香港首次在网上公开评选“最佳”及“最差”公厕，这场特殊的选举由“香港厕所协会”和“香港电台”联合举办。我看到这条消息，内心非常惊讶，香港还有专门的“厕所协会”？“最佳”及“最差”公厕还要让市民在网上投票评选？而且本次“茅厕大赛”香港市民除了要亲手选出“最佳公厕”的金、银、铜牌得主，主办方还要正儿八经地邀请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庞大的评审团，评审团还要同步选出“评审团大奖”，并以公厕的舒适度、安全度、设计和卫生情况等四个方面来作为评审的基本准则。 香港的公厕遍布城市的街头巷角，样子并不花哨，但一间间不仅不收费，里面还总是有人在不停地进行着冲洗，不像内地头几年曾经大兴“雕塑式公厕”，外表看上去很诗情画意，但是里面看守的人除了收费，或者象征性地每天搞它几遍例行公事的清扫，谁管厕所内是不是污秽外溢、池壁结垢，犄角旮旯儿脏纸成堆，一团团、一处处地早就成了蚊蝇爬虫的安乐窝？ 记得刚来香港时有一次我走到跑马地马场东门的外墙，看到一排很好看的黄房子，以为是马场设施的一部分，就问身边同行的老公，老公立刻摇头说不对，那不是马场的什么设施，只是街边的公厕。我一听，啊，真的？立马就犯了职业病，跟着：“对不起，我尿急。”说完闪身进了厕所，在这间公厕内忙活完了自己，急忙仔细观察，但见所有的平面，无论是台面还是地面，到处都一尘不染，洗手池没有杂物污斑，墙上的镜子也没有水渍，除此以外，厕所的门口和北京的大宾馆里的卫生间一样，竟然还有干手机，有擦手纸。一位大嫂穿着水靴，正不停地拖走如厕人刚刚在地板上弄出来的一两个湿脚印。说实话，我当时真是感慨万端，这样的“感慨万端”并没有一次性抒发完毕，而是贯穿到了以后的近三年。以后的近三年我在香港不知道“侦察”过多少级别不同的厕所：酒店、高级俱乐部；码头、车站、公园、小饭铺儿，甚至很多街道上的普通厕所我都去过，百分之百的都没有闻到刺鼻的臭味，百分之百都有免费手纸（除了人多，一时补充不及），这让人感到方便、体贴，也让我这个内地人很快竟忘了过去的一个生活小常识：要上厕所，你兜里有纸吗？ 有一次，我和我们单位的同事十来人集体到香港大潭郊野公园去烧烤，进山用了一个多小时，出来还要翻过好几座山坡，这时看到路边有一处非常简易的洗手间，就想去方便，又不知这么偏僻的“山间小厕”会不会也有免费手纸？为了此事我和同事还差点打赌，因为有人说“有”；有的说“没有”，我也猜测“可能没有”，因为大潭郊野公园离开城市已经很远，谁会每天专门进山为远足的旅客不断地补充卫生纸？结果我进去，幸亏没打赌，要是打了准输，“山间小厕”不仅和城里的一样干净，而且有卫生纸，恭恭敬敬地就放在盛纸器里，还是无言地为所有人准备着一份时刻不断的关怀。 香港人可以把厕所管理到这副模样，其他的疑问，比如香港整个城市为什么很少见到蚊蝇？这和北京相比，北京的天气那么干燥，夏天的蚊蝇也是赶不走、灭不了的。可是在香港，漫漫长夏，我几乎没有见过城里有一只蚊子或苍蝇。每天早上开窗户透气、晚上做饭把厨房的玻璃窗全部都打开，从来不必担心蚊蝇小咬会讨厌地飞进屋来。如果你不去山地草丛，身上也难有机会被叮出一片片的红疙瘩。 香港为什么难见蚊蝇？ 开始这个疑问还装在我的脑袋里挥之不去，但是后来研究了香港的厕所，我想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没有必要再去艰难地寻找什么ABC答案。 曾经在北角（福建移民多在此居住），我看到大白天有人用一种从没见过的工具在处理着人行便道，开始还以为是工程队在进行什么道路施工，接着发现那些正满脖子流汗的工人不是路政人员，而是清洁工，他们手里握着的是一种高压气水枪，用这种工具专门清洁便道上腻在地缝儿里的杂物、污物。高压气水枪每次清洁到的地面只有巴掌大一点点，但是强度巨大，让人想到医生在口腔门诊部耐心地为顾客一点点地洗牙。 原来香港之所以干净，大街小巷，一巴掌、一巴掌地都躲不过有人定时在那里反复进行的清洗。这样的手段、这样的细心、这样的覆盖、这样的功劳，整个城市还怎么会变“臭”？还怎么会让外来人走到哪里时不时地都得垫起脚尖儿、皱上眉头？ 第四章 香港人为什么“晒”不黑？ 过去在我的印象里，香港人一直是脸黑的，因为粤种，肤色有历史、有基因，更何况香港位列南中国，太阳毒，晒了太阳的脸怎么会不黑？ 然而到了香港，我渐渐发现其实大部分香港人都不黑，男男女女，特别是一些富贵女人，个个脸上好靓，皮光肉嫩的让人羡慕。这是怎么回事呢？ 2004年我赴任香港，原本也是准备要晒黑了一张脸回家的，但是经过了一夏又一夏，我发现，自己的脸也没有变黑。香港的太阳难道不晒人？当然不是——2005年9月12号，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我去现场报道，那天香港的天上就连一块乌云也没有，我站在园子里随时准备直播，不敢长时间地躲到遮阳棚下，结果俩小时的曝晒，回到家，我的脸已经成了一张摊开的橘子皮。 香港的太阳毒，香港人的脸却不黑，这里面的原因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但是心里始终存着蹊跷，直到偶然一次外出，才恍然大悟—— 那是个周日，我拜托老公照例陪我出去走走，因为想了解香港，周末就经常拽着他“到处乱走”。老公问“这次又要去哪儿”？我说：“不远，就去中环。”香港中环至半山不是有条很著名的自动扶梯吗？根据《金氏世界纪录大全》的记载，这条自动扶梯全长800米，可谓世界第一。内地人听了也许都不信，扶梯不是平面运动，而是斜着上山、下山，从起点到终点，头上都有盖子，下雨淋不着，出了太阳也晒不着！ “下雨淋不着，出了太阳也晒不着？”我的话刚一吐口，哗地一下，芝麻开门，眼前闪过了一道幽光——对呀，很长时间都在求证“香港人为什么‘晒’不黑”，其实答案不是就在身边？香港人之所以“晒”不黑，因为他们根本用不着经常被太阳“晒”！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香港的“桥”，更注意香港这个社会种种“人性化”的设施，结果首先发现香港的“天桥”已成为了这个城市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港、九都会区，面积仅占全香港的十分之一，但是在这两个区域居住的人口却高达300万，人们出行选择最多的不是“上天”（天桥）就是“入地”（地道）。而2004年香港交通安全大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派出了300位市民由港岛的“上环”步行至“湾仔”，中间大约要走的路程是4公里，参加者完全可以不过地面马路，就利用人行天桥、地下隧道和人行路就能躲开太阳，走完全程。 那天我拉老公出去尝试的“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1993年建成，每天都要承载5万人次的运输量；起点是皇后大道中的“阁麟街”，终点是“半山”居住区，我们找到了“扶梯”的入口，一步踏上去，然后就由这条电动巨蟒缓缓地把我俩一截一截地往上运。 “爬”到半途，我突然心生好奇，问老公：“唉，你说，这个扶梯，香港人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一截一截的，不一气通天？”老公说：“当然啦，香港的港岛本身就是个海中之岛，很多人住在山下，很多人住在山上，还有很多人住在山腰，‘自动扶梯’之所以‘人性’，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人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方方便便地上来、下去。”“哦。”我被启蒙了一次，低头再去翻事先已经攥在手里了的《扶梯介绍》，果然那上面有对市民的引导：“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由20条可以转换方向的单向自动扶梯和3条自动行人道组成，中途可达有香港著名古董一条街之称的“荷李活道”和被游客称为“美食地球村”的“荷南美食区”，早6点至上午10点从山上往下行；上午10点至午夜12点从山下往上行……可见这条“电动巨蟒”最主要的功能不在旅游，它是香港很重要的一条交通大动脉。而除了“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港岛的西部还有另一条“上环至中环”的天桥，这座“桥”更大，如果算上旁支，整体长度竟然超过了3公里。凭借着这条纵横于香港心脏地带、蜘网铺陈的天桥，人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自由抵达立法会、港交所、邮政局、银行、保险公司、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大型商场以及好多好多的超市和便利店…… 难怪香港人一个个脸都不黑，因为有了户外的保护，人们即使是在夏天的烈日里出行，只要懂得“上天入地”，就几乎淋不着雨，也晒不着太阳！ 第四章 满耳朵“锤声”烦不烦？ 香港的“人性化”思想闪烁四方，脚步却绝非始于今天。 “天桥”、“地道”、“自动扶梯”，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看不见，或者说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设施，还有很多—— 记得前文我已经说过，初到香港，我最不喜欢这里人多，除了夜里上街，白天街上人多得什么时候都像河边的蛤蟆骨朵，一涌一涌地连绵不断。大夏天的，人和人比肩接踵，肌肤相蹭，难免脸对脸、口对口，有时运气不好，对方一口浊气呼出，正好让迎面正走过来的你全数吞到了自己的嘴里，那个恶心；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烦恼我没有提起，这就是马路上的噪音，车辆呼啸，“热闹”非凡，这当中还夹杂着一种声音，很奇怪，当当当的，就像一群人在你的耳边不停地敲钢板，弄得我一上街就肝火乱蹿。开始，我把这种声音也按照逻辑归入了噪音，可是后来听说这种声音可不是一般的声音，它有意义、有作用，是专门预备给盲人，让盲人过马路时使用。“盲人”？我感到自己不敬，刷地一下，“噪音”也变得不噪，反倒从耳朵里生出了很多感动—— 过去在北京我只知道盲人有“盲道”，好几次见到一棱一棱的“盲道”上停放了歪七扭八的一溜自行车，还吵吵着要做电视节目，批评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提醒政府不能让“盲道”形同虚设，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盲人除了需要有人给他们安排特别的道路，同时还需要声音的提示，否则他们怎么过马路？ 香港街头当当当的锤声，这声音和很多马路上的红绿灯系统都相连。当当之声大而强烈，说明此时绿灯刚亮，盲人就可以放心地横过马路；一俟当当之声变弱，最后渐渐停止，红灯也就亮起，此时每个盲人的身边都仿佛有人伸过来了一只手，悄悄地拉着盲人，提醒他们：小心，红灯快亮了，这会儿再过马路可有危险，您千万要再等上一会儿。 尽管，从2004年到2007年我到香港中央电视台记者站驻站的时间已经有了三个年头，这么长的时间，我在港岛和九龙见过的盲人加在一起，总共才有两个，但是仔细观察，港、九、新三地，只要是大一点的红绿灯路口，都有当当的“锤声”，仿佛香港每开辟一片新市区，每开通一条市内的主要车道，政府根本就不用去调查这个地区到底有没有、有多少盲人，人们头脑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规定”，要竖红绿灯就得考虑视力不好的人，这已经成为一种机械的惯性。 香港马路上苦心的“锤声”，这种声音对有眼睛、可以躲避车辆的正常人来说只是多了一种“热闹”，但是对盲人却须臾不可缺少，它和“盲道”（更是随处可见）一个对着听觉、一个对着触觉，共同为失明者构建着一个尽可能安全的世界…… 第四章 “天星小轮”有多老的故事？ 有几次，我已经数不清，我给内地的朋友描述过这样的一个香港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不是人，只是年代已经久远了的一排木椅，在维港，在维港海面来往渡人的“天星小轮”上—— 多年前我还没有来到香港工作，记得第一次休假到香港看望我的先生，有个周日他说要带我去九龙尖沙嘴，在海边的滨海大道（后来修成了“星光大道”）照照相、看看弥敦道，然后再逛逛“海港城”。 我知道从港岛出发去九龙，无论怎么去都要过海，都要迈过著名的维多利亚港湾。 “维多利亚港”是香港人的骄傲、城市的灵魂。 内地人到了香港，谁都不会放弃首先去“维港”北岸照张相，身靠围堤，隔着大海，后背景就是美丽的港岛全景。 但是怎么去呢？先生问我：“你是喜欢坐地铁、巴士还是渡轮？” 要坐地铁，票价10元；坐巴士，车费8块9；但是要是选择坐小船儿呢，就得走海面，船票每张2块2，既便宜又可以领略维港海面的风光。 我当然不愿意坐地铁、巴士，一定要坐既“便宜”又“风光”的轮渡。这样我们就到了湾仔码头，上了定时起航的“天星小轮”。 “天星小轮”在香港应该说是比“叮当车”还要古老的一种海上交通工具。1888年在维港始航。最初的“天星小轮”只有4艘，单层，烧的是煤，马达声音轰鸣，风扇哗哗作响。而今天“天星小轮”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样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保存着木质座椅、塑料挡雨棚、磨损的地板，还是提不上豪华和气派。但是就是这种“世纪老船”，香港今天每日还要有7万左右的人次乘坐，人们不嫌弃它的简陋，不抱怨它没有冷气空调，就喜欢这种带着历史味道的工具。 我和先生坐船的那天香港的天空别提有多蓝！ 整个维港海面宛若一片硕大的绿绸，随风摆动。 上了船来我发现“天星小轮”上没有沙发，一排排黄白相拼的木椅，很旧，看得出曾经被人反复油漆过不知道多少遍。不过好在航程不长，也就七八分钟，坐上木椅，正面迎着海风，已是一份难觅的自然和惬意。 然而就在我和先生在九龙“风光”了一天，黄昏转头要回港岛，再上船，问题来了，这问题就是回航的“天星小轮”与去时的方向正好相反，座椅背冲着船头，明白什么意思吗？反座儿。 “坐反座儿乘船可是要头晕的，”我刚开口要陈述厉害，然而不等我把话讲完，先生一脸的诡秘，一边说“别急”，一边用手熟练地去扒拉一排座椅的靠背，只听得哗啦一声，这排座椅的靠背就愉快地从原来的一侧跑到了另一侧，接着先生忍不住得意：“瞧，这不就正过来了？不会让你头晕的。”话音未落，船上哗啦哗啦的声音已经响成了一片，眨眼之间，满船的“反座儿”就都被人统统翻成了“正座”——我当时在海上真是，不能再用感慨万端了，是感慨一端，只是这一“端”足有千斤重：可不，真的是正过来了！就这么一扒拉？如此简单的机关？如此巧妙的设计？它是怎么想出来的？香港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鬼心眼儿？ 香港“天星小轮”，古朴得给人另一种美轮美奂，佐证着历史，也鼓舞着今天。 一排排旧木椅只是点缀了一点点的爱心，它给人带来的惊奇与感叹可是百年不衰！ 第四章 你会到银行“取钱”吗？ 到银行取钱，对成年人，尤其在一个文化普及的社会，不是问题，我这里之所以要幼稚地提出这样的假设，其实想说的并不是人们在内地，进了银行，拿号排了队，候到窗口递进去存折，然后就向营业员说明你的要求，存钱、取钱，完了事走人。这里要说的其实是香港的银行服务。 2004年9月我初到香港，第二天就被人带去银行办理一系列个人业务，这些“个人业务”包括需要立刻建立起一个存折，设立一个工资输入户头，紧跟着，营业员就会问你想不想申请一张自动取款卡、一张个人消费信用卡？我当时并不清楚一个人生活在香港银行对他有多么的重要，只是感到香港的银行工作人员并不多，场地也不大，但是环境却非常洁净静谧，营业员的态度也和内地的有所不同，脸上没有“说吧，你要办什么，快点”的平板，而是笑容可掬，亲切得像你的自家姐妹，起码那天接待我的那位营业员小姐就先把我安排在了她对面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然后大事小情地一样一样慢慢交代—— 香港的银行数量多，多得一上街，没走几步就一家，品种更是涉及港资、中资和外资，给人足够的选择和适用空间。我后来知道香港人外出身上所带现金其实并不多，相反各种“信用卡”却总是把每个人的钱包都插得硬撅撅。第一次“刷卡”，我的感觉好极了，因为我要买东西的那家商店门面并不大，只是一间街头小铺儿，我问老板“刷卡”行不行？老板讲：“行，当然！”一句“当然”把天地顿时撑满了自由。但是第一次使用“取款卡”，我的尴尬就随着不知深浅而来，弄得自己十分狼狈。 香港的银行各家都会在门外或者在街头摆放出很多的自动取款机，也就是我们内地所说的柜员机，这些“柜员机”样子与内地的差不多，但使用起来却有一项重要区别，这就在取钱的方式。比如在内地，如果我要取钱，把卡插进机器、输了密码、挑选了所要支取的现金钱额，然后就守在“出银口”等着拿钱就是了；可是这样的程序在香港就不对，就要“出事”。第一次使用，我不知道这种“不同”，前面的程序都已经做完了，守在“出银口”，甚至已经把手伸过去等着要接钱了，可是等了半天，钱却不出。我正不明就里，忽然刷的一声，抬头一看，卡没了，正悠悠地往机器里面缩。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急忙找来营业员（那天幸好是在银行，要是用街头的柜员机就糟了），人家一听：“啊，卡让机器给吞了？”营业员忍不住想笑，但又怕笑会让我怒，连忙控制住自己，安慰我：“哦，对不起，没关系。”我说：“对不起？你有什么可对不起我的呀？但是没关系？出了这种事怎么能和我没关系？”营业员这才向我耐心解释：“香港的柜员机和你们内地的不一样，我们必须先取卡，然后再取钱。不然钱永远也不出来。但是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顾客的安全，免得客人只顾着拿钱、数钱，后面的人，要是有谁动了不良之心，把你的卡一把抢走，就更麻烦了。” “会吗？”我木在那里，已经陷入了无奈。 “防患于未然嘛！” “但是我的钱呢？”慢慢回过神儿，我立刻意识到，“刚才我可是已经把钱数输了进去。”营业员说：“钱跑不了，机器已经自动打回去。”我将信将疑，她看出我不信，又说：“你不信？带存折了吗？”我说带了（那天刚好在包里），对方就帮我把存折输进了柜员机旁边的另一台查询机，果然，不到两秒钟，我的存折里就显示一行当天某时某刻曾经支出过？菖？菖？菖？菖元的记录，接着又显示了一行已经再存入了？菖？菖？菖？菖元的记录—— 小小的柜员机也有“人性”，“人性”得好像不会说话的铁盒子后面随时都站着一位服务生。面对可能出现的小偷，柜员机不卑不亢，但是小偷想找机会下手？就不行。 然而那张卡被机器吞掉，不，“保护”了起来的那张卡，营业员告诉我四个工作日以后会寄回到我的住处。以后果然等了四天，我的卡完璧归赵。 曾几何时，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某套电视节目里看到过这样的一件荒唐事，一位具有“不良之心”的小伙子，看到夜里四下无人，举着榔头就向一台内地某银行的柜员机拼命地砸去，费了好大的一阵子劲，灰糊糊的屏幕终于被他敲开了一个大窟窿，“不良之心”把手伸进去即开始从里面往外掏钱…… 这件事我根本不好意思向香港人学舌，学了，人家不仅会笑话，而且会奇怪：“怎么？内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机器不报警？当时现场也没有监视录像吗？” 我心想有监视录像，如果没有，小偷当时的“壮举”观众也就看不到。 银行设立“柜员机”，本初的目的就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为了方便顾客，为了不让顾客只想支取少许的现金也要跑到银行里面去排大队，可是“人性化”的考虑一旦放到了强盗的眼里，立刻就会变味儿，变成他们放纵歹心的世界，大有可为。难道人性化的思想和温暖必须等候时代？等待一个社会普遍形成了文明与自律？否则就可能糟蹋了一副菩萨心肠？ 香港与内地，后者需要向前者学习的也许还不是怎样迅速地把人性化的设施建立起来，把人性化的技巧传播开去，而是需要先垦荒，把一个有条件的人性化平台先开辟出来？ 我经了一事，想了一天，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心头满是沉甸甸的。 第四章 “人性化”的思想从哪里来？ “人性化”的思想、“人性化”的考虑。 即使是几年前在内地，这样的口号其实也广为人知，广为人们所接受，因为“人性化”的温暖对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很实惠，不分国家、民族，也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哪里的人不需要？ 中国先哲早有倡导“不以善小而不为”。 香港的“人性化”思想大到“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小到“天星小轮”上的木头椅子，贯穿着古老与现今，正像人类追求互助、博爱的思想源远流长。 当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性化”的水平和这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文明程度总是息息相关，但是基础是什么？我本能地以为是感情：人与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就组成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人们之间互相关爱、同病相怜则产生了予人方便、予己方便的和谐，这种“和谐”栽种智慧，“智慧”又给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善生活的创造力！ 有一次我就“人性化”的主题和香港的一位朋友闲来交流，他问我“你认为‘人性化’的基础是什么”？我说是“感情”。 他不同意，说：“起码香港的情况就不尽然。” 我不知所云，虚心请教：香港的情况怎么就“不尽然”了？ 他不直说，反倒先来问我：“如果一个社会‘人性化’的基础按你说的主要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那么一旦有些官员没有或者缺乏‘爱民之心’，人性化的延伸是不是就会失去了依托？” 我没有考虑，朋友的思考也过于深邃，我不想和他走得太远，只想知道他认为香港的“基础”是什么，就赶快追问：“那么你认为香港的‘人性化’建设主靠的是什么？”朋友说：“另有保障。” “另有保障？” 朋友的主张在一片原本“爱”的话题中，严肃得好像我俩根本就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他解释：比如香港市民遇到了政府应该改善而尚未改善的事情，市民就不满，就会质问，会指责你政府官员“为什么整天拿着那么高的俸禄却还要怠慢纳税人”？如果有些问题是属于私人公司的，市民也会投诉，如果投诉不果，市民就会自我保护、主动反击。 香港人的“主动反击”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不给你的“企业信誉”打对钩，不买你的股票、不住你的楼、不进你的货，甚至不上你的饭馆吃饭，逼急了他们还会上街游行。这时候“另有保障”就开始发挥作用，逼得香港社会几十年、上百年都得不断地提升“人性化”的水准…… 哦，原来“人性化”的获得不是靠官方或什么人的施舍，而是老百姓自己的权利，朋友的“不尽然”大约主要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我终于承认朋友的观点有道理，但这样的思想要把它物化成具体的行动，那得需要一个社会多长时间的培养，老百姓得多警醒、多齐心？ 内地离这样的“状态”还远吗？我自己又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这样的自卫觉悟？ 第四章 香港最早“八达通”？ 今日香港，人口已经突破700万，不管政府官员、公司职员，还是商业巨贾、演艺明星，包括几乎全体的“普罗大众”（香港喜欢用这个词来表示“广大群众”），每人手里都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比电脑、手机更普及，是一张卡，消费卡，叫做“八达通”。它有点类似孩提时代的“梦幻产物”——自古以来，地球上有多少孩子都曾经做过同样的一个梦，这就是要是有一天，我手里能有样宝贝，走到哪里，想买什么，玩具、食品，就那么一扬手，所有的东西统统拿来都不用花钱，那可就好了…… 十年前，这个“梦”在香港实现。 2004年我刚到香港，很快先生就给了我一张神奇的“八达通”。这张“八达通”大小就像信用卡，黄色的卡面上印着一个任意飘动的变形的“8”字。就是这张小小的磁卡，它的作用可不能小看：可以支付几乎所有火车、地铁、巴士、轮渡以及停车场的费用；同时还可以在超市、便利店买菜、买日用品；在电影院买门票，在游泳池里游泳，在自动售货机中取零食……持卡人只要把“八达通”往“读数器”上轻轻一摁，在香港游走四方，吃喝玩乐，或者把自己选中的东西抱回家，兜里可以不带一分钱。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地铁公司曾经很苦恼每一张“即买式磁卡车票”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不能灵活地覆盖到全港的所有交通网络系统，让市民感到很不方便，因此，很希望用更好的收费办法来更替。于是他们开始针对“聪明卡科技”进行调整研发，最后终于开发出了一套既操作简易又能覆盖到不同交通网络的“卡触式付款方式”，这就使“八达通”应运而生。 香港“八达通”的英文名称叫Eleic Fare Payment System，意为“toud Go”，翻译成中文就是“接触式电子支付系统”——“一拍就走”。这个“宝贝”自1997年10月推出，3个月内就有300万张进入了流通领域。现如今，香港八达通卡有限公司已经卖出去了超过八百万张的“八达通”卡，这个数字如果平均到每个香港人的头上，“人手一张”都有富余。 香港“八达通”的诞生是科技发达的成果，也是“人性化”要求的产物。 我是自打从先生手里接过了“八达通”，第二天就去了趟超市，当时很多东西都属于可买可不买，但是为了看看“八达通”的神奇，我还是乱买一气。到了出口收银台结账，我发现柜台计算机的上方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和“八达通”长得完全一样，就把手里的磁卡往那上面轻轻一靠，哔的一声，哇，计数器的屏幕立刻就显示出了价钱，我的付款行为也已经完成。 香港人之所以对“八达通”爱不释手，最大的理由应该是这张“小卡”太方便了，有时使用者把“八达通”就放在钱包里，甚至手袋里（书包），根本不用往外拿，就将钱包或手袋往“读数器”上一放，“读数器”同样可以取得卡内的一切数据，而且整个交收程序只需要0.3秒的时间。 香港“八达通”暗合了香港人急速的生活节奏，它不仅使用简单、方便，而且充值容易，地铁站、火车站，哪怕是遍布全港的任何一间“7——11”小店都随时可以提供充值服务，如果香港人愿意在银行办理一份“委托自动充值”手续，香港的银行还可以为持卡人进行“自动”补钱服务，这样，你卡里的钱刚一用完，新的钱就会立刻补充进来。 如今我在香港举凡出门，手里只要没有忘记一样东西就不怕，这就是“八达通”。 香港“八达通”让我受用良多，首先，有了“八达通”，虽然我和香港的富人比，是穷人，但是富人和穷人手里所持的卡是一样的，这就让咱不觉得寒酸； 第二，“八达通”还有一个好处，里面的钱额毕竟有限（最多储值1000元），不像“信用卡”可以透支，这样我这个在香港的“穷人”就不会用“八达通”去干什么“大事”，就能时常约束住自己不切实际的种种欲望。 香港“八达通”在香港大面积流行以后（日均交易数字已经突破了860万次，交易额早已实现了6000万港元），我听说有的香港市民对“八达通”目前还不能够在餐厅以及出租车等地方使用，表示“非常遗憾”，我倒不这样看，就愿意“八达通”维持目前的额度水平。假使“八达通”有一天真的能够发展到让持卡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进馆子就进馆子，想出门打的就打的，那也太没谱儿，反倒让人有了负担。 我到香港后，“穷人乐”，手中最多时曾经有过6张“八达通”，不知道原由的人还以为我没事揣着那么多张卡，是不是“烧包”或者“吃饱了撑的”？可是当朋友们知道了我的用心，一个个都点着手指头夸我会算计、很滑头，懂得避重就轻。此话怎么讲？寒暑假、“五一”、“十一”或其他的什么日子，家人和朋友不是会常来香港小住吗？作为临时地主，我不好好地招待客人，显得不近人情，但是真的要我整天带着他们一次次地出去逛街、游玩，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份足够的耐心，于是就盯上了“八达通”，买下了一沓子，每张一百块，一人送一张，这样既体面又新颖，而且来人额度花不了，钱就自动留在了里面，拿回内地想做纪念，是样特殊的回味；要是还想继续用，下次有机会再来香港，从兜里掏出来马上就能接着使，瞧，多开心、多爽气！ 当然我这么做，心里还有一盏小算盘，这盏“小算盘”就是全靠“八达通”不能透支，家人、朋友来港的人数再多也弄不到我破产。要是一张“八达通”连吃饭带打的全随便，我还能这样一张张地送？那不是有病或者缺心眼子？！ 第五章 香港何处不“排队”？ 大约是常驻香港的头三个月，那时候我上街买菜怕被人坑，出去采访不认道儿，就是坐上了出租车，心里也总是担心司机会不会把我像个“物件儿”似的往座位上一请，然后就带着我满世界地兜圈子？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香港这个社会其实还真不像我和很多内地人担心的那样——出租汽车司机一般都不会故意带着陌生人“兜圈子”，商家一般也不会看人要价，相反，这个社会对外部世界的种种“友好”很多情况下不是出于心地的善良与否，而是职业习惯。比如我在香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会打电话联系什么事或有求于什么人，这些事本来都属于只能给对方添麻烦，但是对方不仅不嫌烦，反而总是耐心地告诉我应该这么办、请别怎么办，末了还会抢在我的前面送上来一连串儿的“谢谢”，弄得我这个内地人，手里拿着话筒，一次次傻傻地站在原地，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从头到脚都装着“不好意思”，还有“莫名其妙”。 香港的文明，文明的香港，一大特征就是“排队”： 巴士站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有多少人在车站等车，大家都会乖乖地排队，从来没有见过公共汽车一进站，男女老少不管三七二十一，呼啦一下子就往车门前挤，谁的个大、力气大，谁就能捷足先登。凡事要排队，这对香港人仿佛天经地义，难道世界走到哪里不都是这个样子？售票处、快餐店、电梯前，甚至公共厕所，香港排队的阵容可谓蔚为大观。 有一次我乘坐双巴（我说过，香港的巴士基本上都是双层的），那是一辆从起点“跑马地”开往终点“坚尼地城”的1线公共汽车。我坐在车子上层最前面的位子，巴士进入了“山光道”，那时正是早上8点半上班的高峰时间，我从“楼上”往下看，车站排起来的队伍好长好长，一边等他们上车，我就一边开数：10个、20个、30个，最后一直数到了第47位，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白领还是蓝领，都按次序上车。47个人啊，直到车上已经满额，司机不同意再上，没有上来了的人就又开始继续再排，没有一个人张嘴骂街，也没有一个人硬要往上挤，唯有我，坐在车里，像看了一场“西洋景”，唏嘘感慨地忍不住联想起过去在内地，公共汽车有时都已经起步了，门前还是挤着一疙瘩人，有的人的书包、手袋，甚至脚后跟、胳膊、大腿还挂在车外…… 香港“排队”的景观构成着这个社会一个文明的窗口。 “排队”不仅在地面，而且进入到水中，我这里说的“水”，是游泳池。 许多闷热的日子，有人曾很多次约我去“游水”，我一直都执意不去。为什么？因为想象中香港的地面上人都多得人挨人、肉挤肉，游泳池还不到处都是一锅锅地“煮饺子”？可是2006年9月，一个朋友再约，说：“你到香港都快两年了，还没沾过这里的水，走，去游一次，也感受感受水中的香港。”这次我被说动，一来这个朋友的“动员”精彩绝伦；二来，我那阵子突然“发福”，正着急着要想办法赶快减肥，于是有一天晚上就来到驻地附近的“摩理臣山游泳池”，一个非常标准、可以用来举办正式比赛的室内游泳场地。 没有进过香港的游泳池，我想象一锅“饺子”那景象一定很让人闹心，然而进来了，发现“饺子”其实很有秩序，怎么讲？游泳的人在水里也“排队”！人在水里怎么“排队”？唉，你听我说：泳池拉开了几条泳绳，不仅有“快游池”、“慢游池”，还有“循环池”，香港所有在泳道里游泳的人，不管大人孩子，都被要求沿着绳边左去右来，首尾衔接，循环往复，这就让人想到路面上行驶的汽车，必须统一靠一侧前进，不准“逆行”，更不许穿越泳绳“横行霸道”。这样游泳池里头的人就是再多，大家也轻易不会迎头相撞，一口气从头游到尾一般都不必担心被人撞翻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有人说，香港人多，凡事多亏了都讲秩序，否则这个社会还不处处都是人与人不断摩擦争抢的“肉搏场”？！此话有理。 2005年11月，我在香港用信用卡花了一笔“大钱”为母亲买药，人还没到家，信用卡公司的电话就已经追问了过来，业务员向我核实：“请问，几分钟前您是不是刚在香港消费了？菖？菖？菖？菖元港币？”我说是啊，电话那头就很客气地说：“哦，那就‘达了’（行了），‘冇嘢了’（没事了）。”这事让我受宠若惊，回到家和老公学舌，说香港的银行还真负责任！老公一点都不感动，说这不是负责任，而是“规矩”。接着过了半年，我又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信用卡公司的电话又追问了过来，这回我没有听见手机响，事后看到有一个“未接电话”，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踏实钱是自己花出去的，就没有回电，结果下一次再用信用卡，在“莎莎”店买化妆品，我的卡突然划不下去，不好使了，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信用卡公司在为我实施着常规的保护，因为查询电话一直都没有回音，人家就担心我是不是把卡弄丢了，或者被人盗用？第二天我跑到银行，一边假装绅士地询问工作人员：“唉，不好意思，请问，我的卡突然不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一边肚子里其实已经很粗鲁地在责备：哼，几个月前还夸你们负责任呢，有规矩呢，可是“勺子不经夸，一夸就漏”。然而工作人员很快帮我接通了信用卡咨询中心，“中心”的负责人一解释，我方才觉醒，不好意思，后悔不迭，因为自己以怨报德，在香港犯了小人之心。 第五章 偏不“入乡随俗”你试试？ 香港的“规矩”是张网，管着香港人，也管着外来人。 本地人不拒绝香港的“俗”，内地的，“不俗”的，有个性，不喜欢人云亦云，初来乍到，可未必都愿意俯首。 我到香港常驻以后，慢慢察觉“入乡随俗”在这里还真是个话题，闲来琢磨，觉得此事客观上有两层境界：第一，“入乡随俗”的初级阶段——如果有人偶尔到香港，旅游购物、探亲访友，这时候“入乡随俗”对他只是礼貌：小小地尊重香港习惯，举手投足临时“做做样子”，不需要强迫自己改变原有的作风；但是“入乡随俗”还有第二阶段，高级阶段——这是专门甩给定居或在这里常驻人的难题，比如我，一段时间在香港工作，想走都走不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入乡随俗”，什么事情偏要叫真儿，偏要我行我素，环境就要对我说“不”，这个环境，也就是“约定俗成”，没亲没故没笑脸儿的，就像一把钢刷，天天梳理着我的杂毛乱发，直到有一天把它们一根根儿地都捋直—— 我到驻站大概半年上下，香港的“刷子”已经把我修理得里外都没脾气。一开始我不愿意“随俗”，这样做并非企图证明自己是个“有个性”的角儿，只是坦率地讲，不大喜欢香港，为什么？理由太多，两岁孩子掰着手指数不过来，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天大地不大、车多路不宽，东西虽好物价太高、文明有序但太讲规矩，还有香港对我这个地道的北方佬儿来说饭难吃、话难学，气候七八个月闷热潮湿，什么时候上街，街上人多得都像河边的蛤蟆骨朵，一涌一涌地连绵不断……因此初来香港，我对这里的一切不习惯、不适应、不接受，一句话：根本不想“入乡随俗”。 然而，入乡“不”随俗，我收获的没一样好东西：“尴尬”、“麻烦”、“恼羞成怒”，最后还险些搭上性命，这么说有点悬，好像吓唬人？ 先说尴尬—— 香港社会人多是多，但人性化的思想不是波及四方？地上地下，商店、地铁，到处不都是自动滚梯？大家享受这些特“人性”的设施也很自律，使用者假使没有什么急事，一般都会站在右手，把左手一尺宽的地方让出来，供那些行色匆匆的人跑上跑下。不知道这个“俗”，不追随这个“俗”，你在当地人眼里不是傻帽，就成了无赖。曾经我在香港过街天桥的滚梯上被一个细路仔（香港话：小孩儿）用手指头指着问她的妈妈：“妈咪，伲个人点解？漆线？”（香港话：“这个人咋回事？有毛病？”）我一扭头，看到小姑娘一根嫩姜般的小指还竖在空中，同时发现自己确实傻乎乎地站在滚梯左手，一个人，动也不动，还挡着其他人奔跑。立刻，我无地自容地迅速闪身藏到母女背后。这件事让我第一次品尝了在香港入乡“不”随俗的尴尬。 再说麻烦—— 香港的气候，夏天很多日子平均湿度都在95%以上，这个9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如果家家户户不门窗紧闭，不开空调或抽湿机，墙面就会流泪。墙面怎么会“流泪”？空气中的水分太多，挂在墙上，挂着挂着就存不住，就像人流眼泪一样地往下流。没来香港以前，我在北京哪知道什么是“抽湿机”呀？想想都好笑，北京人只知道“加湿器”。有一次我先生打电话让我听听他在香港的家里正在做什么。电话听筒那边传来哗的一声，我立刻反应：“冲马桶？”老公说“答对啦！”接着问我用的是什么水？我说我哪猜得着啊？他就在电话里大喊：“抽湿机！”“抽湿机”抽了一天的水，攒下满满的一盒，至少有1千多毫升……我当时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香港人用空气中积攒的水冲马桶？听说他们不是用海水吗？等到后来我也到了香港，也经常端着“抽湿机”的水盒子去卫生间干这件事，第一次哗的一声，我也呆在了马桶旁。 当然，常规而言，香港人冲马桶还是要用海水，用“抽湿机”从空气当中抽出来的水冲马桶只是好玩儿。不过刚开始我在香港，常为家里开不开窗户、透多长时间的气和老公拌嘴。老公让我开一小会儿就关上，我不听，觉得哪里会有那么潮啊？后来和先生有一次20天谁都不在香港，他说把钥匙交给朋友吧，现在正是梅雨季节，让朋友经常过来帮咱开开空调、抽抽湿？我闲麻烦，生平最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欠人情。没听他的。结果20天回来，一开门，我的妈呀，屋里一股霉味儿自不必说，真皮沙发变成了“翻毛”，所有皮鞋每一只肚子都往外拉丝，衣柜里的西服、套装也都霉斑点点，再叫一声妈，可管什么用啊？东西全毁了！事后想想，这令人恼怒的麻烦怨谁？怨不得香港，天气的事皇帝老子也做不了主，烦恼纯粹自找！ 老北京有句俗话年轻人最反感，叫作“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到了香港，特别是开始要写文章，我常想这句俗语里的“老人言”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字——“俗”。入乡“不”随俗就是“叫劲”，叫劲就得付出代价，撞了南墙看你回不回头。 因为不愿意“入乡随俗”，在香港我自找的尴尬、麻烦不是一两回。生活里的小事儿“不”随俗，大不了落个自找苦吃的下场，而“入乡随俗”在某种情况下，在香港根本就没有条件可讲，比如出行，不信你试试，有一次我就“试”到了马路，结果人们可以无限遐想，这就要说到前文我已经把人们“吓唬”在那里了的那个“险些搭上性命”—— 香港和英国有点猫和虎的关系，这里的交通不仅立体交叉，设计合理，而且机动车和内地正好相反，来往穿梭通通靠左行。初来香港的人经常被朋友告诫：香港虽小，道路狭窄，车子却都跑得飞快，你们过马路千万可要小心，一定要过斑马线，等绿灯！ 我其实一开始，在马路上还是不敢不“随俗”的。因为第一次上街就发现朋友们讲得对，香港的机动车只认红灯不认人，有的路口半天没过车，红灯就在那里没完没了地一个劲儿闪，性急的人抬腿就要冲过去，殊不知这可是在玩命，他们不知道香港的车子一来，就像兔子，容不得你咂摸它从哪个方向蹿出，眨眼就冲到你面前，吱一声把人吓个半死。 我经历这样的“死亡游戏”，时间大约是2005年春天，有次外出采访，地点是君悦酒店，就在湾仔政府出入境大楼的背后，马路上的“斑马线”离我左右都很远，当时看着没车，心想就冲一次吧，腿脚麻利用不了五秒钟。然而就在第五秒钟，吱的一声刹车，“兔子”已经来到眼前，那一刻我吓得魂飞魄散，晚上回家头皮还发麻。半夜倒是没有做噩梦，只是突然清醒，一下子把“出事原因”想了个明白：习惯势力呀，白天过马路，我的判断没错，马路上当时确实无论什么车子也不会在五秒钟之内冲到我的面前，但是当时一急慌我就忘了，起步前我认真瞭望的是大道的右侧，香港的车子都靠左行，我不扭头向左，看来车的方向，倒是顺着车屁股把车消失看得挺干净，那样，哪有不出错的？！ “入乡随俗”搬到马路，事情立刻变得严重。 可是内地人，据我所知很多内地人到了香港确实过马路都不等绿灯（当然也有香港人偶尔为之）。一些内地人嘲笑香港有些小道，行人只需五六步就能够跨过去，可是在那里，也正儿八经地装个红绿灯？好像幼儿园的模拟教室。然后他们会十分开心地说：放心吧，这样的小路车速怎么也快不了，不等绿灯过去也绝对出不了大事。 不错，香港很多小路红绿灯矗在那里确实真的像“摆设”，可是香港的“差佬”可不是摆在大街上给人看的。过马路不等灯变绿，一旦被警察撞上，一罚就是1500！过去听人议论此事，我嘴上永远都要凑热闹：“真是的！真狠！小题大做！”可是自从“死里逃生”，我倒后悔事先怎么没让香港的警察给罚过？要是香港的警察早一天罚了我，我就彻底“随俗”，一点侥幸也不存。1500元港币，罚了谁谁不心疼？但是如果我被警察早点罚过了，再过马路，保证不见绿灯打死不走，这样就不会在马路上被习惯势力所控制，闹笑话儿，去和汽车KISS。 半尺，只差半尺啊，那天“兔子”的热气都扑到了我的脸上…… 第五章 “罚”出来的满岛规矩？ 内地人到香港无须太多时日，不低头认输的没几个：看来看去，香港啊，还是要比咱内地讲文明。这个判断不是针对某一位绅士、一位淑女，而是就公民的整体素质而言。 同样面对“法规”，香港人脑袋里只知道“执行”，不会去想到其他；然而内地人，并不是全体都会这么“老实”。2007年元旦过后，准确地说是从2007年1月1日算起，香港和内地很多城市都开始执行新的立法，比如香港从这一天开始禁烟区域就被大范围扩大；广州从这一天开始则禁止电单车（摩托车）继续上路。我看新闻，同一个时段内，一些不欢迎香港新的“禁烟令”的香港市民只会在嘴上抱怨，例如小饭馆儿的老板就甩甩地说：“我的生意今天都少多了。”但是大家谁也不敢无视法规的存在；可是镜头一换，到了广州，有人摩托车开着照样上路，警察在路中阻拦，一对年轻男女竟然连停都不停，更不减速，一下子就从警察的身边呼啸而过—— 那么香港人为什么比内地人普遍地都要显得遵纪守法、彬彬有礼？ 难道这里的人天生就有好素养？他们一生下来就“局器”？我当然不信。 香港的“规矩”既然是张网，网有经纬，有方圆，总是靠人一梭子一梭子地把它织出。谁织出了这张“网”？当然是管理、是法治。 “法”在立法阶段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你在香港应该怎样做人、怎么行事”，这一点相对容易；不容易的是执法，常年坚守、一以贯之，直到把几百万香港人的手脚都规范得老老实实。 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居住地——跑马地，不是一处“高尚住宅区”吗？这里的房子虽然外观并不起眼儿，但是这个地区集中住了很多有钱人和演艺明星倒是不假。人们平日走在大街上，你看不出他们的面孔究竟“高尚”在哪儿，可是他们手里拉着的狗，一条条都是名犬。傍晚家家户户出来遛狗，人人手里都拿着一只矿泉水瓶子，还有一卷报纸，但是自己不喝、不看。好长时间我都奇怪：香港养狗的人怎么都有一样的“毛病”呢？后来日子长了，明白大家都是在守法，矿泉水和报纸都是给狗宝宝预备的——谁家的狗在便道上撒了尿，主人立刻就会拧开矿泉水的瓶盖儿，用水把尿冲开；狗要是拉屎了，主人也必须立刻把报纸放到“狗宝贝儿”的屁股底下，来不及侍候，狗屎已经出来了的，对不起，主人您就得蹲在地上自己把狗屎捏起来，包到纸里，然后再找地方去处理。 2005年我在香港生活了8个月第一次回北京，北京原来是我多么熟悉和爱戴的城市啊，但是那一次我已经有点难以适应，因为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情景：一位司机开着大货车，车被塞在路中，他口里有痰，什么都不顾，推开车门就一口痛快。这件事让我很意外，“意外”之处不在于司机怎么会那么自然而然地就把痰吐在了大路中央？而是我，对这种过去司空见惯了的行为，现在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心理上不能，生理上也不能。 也是2005年，我的一位同事回内地休假，假期未满就返回了香港，我问他：“你怎么不在家里把假期休完？”这位同事气哼哼地冲着我一个劲儿地摇头：“嗨！怎么说呢？在内地，这19天，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凡求人办事，几乎就没见过一张好看的脸！” 香港的“规矩”是靠立法“规范”出来的，同时也是靠惩罚“管理”出来的—— 2006年1月，我在铜锣湾，飘飘地就听到街上有我熟悉的乡音，循声一看，果然是三个北京人，正在和两个穿制服的掰扯着什么。仔细一听，其中一个因为不“局器”，随手往地上扔了一个烟头儿，正被环卫人员罚款。我心生怜悯，也想找机会为他们说说情，可是香港的“规矩”哪里容得下“说情”？穿制服的一边做纪录，一边请我帮助翻译：“快点告诉你的朋友，罚款在香港是要到邮局去交的，千万嘱咐他不能逾期，否则对他不好，会被留下纪录，以后再到香港就有麻烦。”我感谢“制服”的提醒，但罚款数目说什么也动不了，1500就是1500。三个北京人站在那里，尤其被罚的，脸上说不清有几种颜色。或许在香港，他是第一次赶上了这种“倒霉事”，或许在北京，他也曾经被人罚过，只是从来没有见过罚款的人态度如此友善、如此自然，没有歧视、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不起，我们职责在身，法规在前、按章办事，让当事人不会觉得受辱，被罚得太难堪。 第五章 一则“广告”要告诉我什么？ 曾经，为了证明我的“规矩”源于“法制”，有一段时间我在香港外出，走到哪里都会揣上个数码照相机。一次在中环码头，二百米长的一条海边大道，我拍下了5张罚款告示。其中有对行人的：“不得毁坏和擅取救生圈，违例者会被检控”；有对海边的垂钓者的：“请小心使用钓鱼用具，以免妨碍他人或导致任何人受伤，否则将会被检控”；也有对包括香港市民和所有的访港游客的：“纸屑箱外弃置垃圾即属违法”、“痰涎用纸巾包好，放入纸屑箱内，违者罚款1500”…… 又是1500！ 香港街头的“罚款”给我印象很深，动辄1500，没有小数儿，但是公共场所方便人文明行为的种种设施却也实在“方便”，比如“垃圾桶”，如果让我形容，它们坚定不移地站在街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简直就是一队队无言的警卫。市民不仅要接受“乱抛垃圾”就是“违法”的这份“庄严”，而且垃圾必须准确入桶，扔的时候不小心把杂物投到了桶外，也不行，“痰涎”从嘴里出来，直接吐到了垃圾箱，没有用纸巾事先包好，也会被罚——1500，这样的罚资还只是最低档；上限，即“最高罚款”，一次可达“二万五千元及入狱六个月”！ 香港的“法规”深入人心，处罚“力度”也深入人心，两个“深入人心”需要很多的时间来浇灌，我想也需要很多“倒霉蛋儿”曾经为此付出过代价。然而一个社会想要提升全体市民的文明程度，宣传引导必不可少，教育规劝以外，少不了还要板起面孔“立法优先”，“执法必严”。但是一个社会同样是罚款，怎么罚？罚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却大有文章，大有感情、效果上的完全不同。 2005年近夏，还是我在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为了加大力度整肃机动车超载、超速、违章停放等种种屡教不改的行为，雇请了很多交通协管员，这些“协管员”每天上班的任务就是拿着数码相机，一经发现有车辆违章就赶紧按快门——猫捉老鼠，痛快淋漓，而一些被拍下了种种“劣迹”的司机，大部分人当时都不知道，到了年终检验驾照的时候一上网，才发觉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我不喜欢这样的罚款手段，更不赞成这样的罚款心态，因此有人管这些“协管员”叫“土拨鼠”（着装为土黄，又好藏在暗处），我也跟着叫。想想香港，不知道早期香港的大街上有没有这样的执法者？如果有，市民定会强烈抗议。行政管理人员上街“罚款”，这种职能表面上看起来确有“后果承担”的功能，但罚款本身的目的应该是“警戒重犯”，把预防不良行为的效果扩大到最大化。“猫捉老鼠”是什么？是游戏，谁会被这种游戏“玩儿”得心服口服，没有怨言？ 那么香港用什么办法来规劝市民遵守道德规范？经常的“法制”宣传、教化又是通过什么来渗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发现在这里经常是软性的，善意中沉淀着威严。 比如香港地铁要提醒儿童长大了以后应该自己买票上车，香港人不会用生硬的办法进行检查，突然在地铁入口就抓住几个可疑的孩子把他们叫到一边用尺子来量人家的身高。香港的做法是在墙上贴出一张张非常醒目的卡通画，画上有一只长颈鹿，长颈鹿的颈子上有一格一格的公分刻度，这样招引“小朋友”自己来量：过了一米二，就是“大人”啦，就可以拥有自己的“飞”（车票）啦！这样小孩子天天盼着自己长大，长大了以后还要去逃票？自己是不是都会觉得脸红？ 还有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在香港电视、报刊、印刷品、街头招牌的汪洋大海中根本不抢眼，但是它却被我看到、记住—— 广告里一个滑稽靓仔，手里拿着一个贴签器，就是超级市场专门用来贴“价签”的那种，看到街头有人在乱扔纸屑，就往这个人的身上轻轻地一摁，啪的一声，一张1500的价签就粘在了这位行为者的身上。小靓仔表情好亲切，“价签”却贴得后果严重。然而因为有了“亲切”在先，规劝变得真诚，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就让人舒服。 我想香港小朋友如果看了这则电视广告，晚上睡觉应该不会做噩梦；可是等到他们再上大街，吃完了糖果，肯定会赶快去找垃圾桶，一时找不到，也不会乱扔，一定会把花花绿绿的糖纸攥在自己的小手心儿里——那一只只小手后来变成了大手，小朋友渐渐长成了大男女，这时候他们再走到哪里，当然就没有习惯到处乱扔垃圾，乱丢烟头。 随地吐痰？恐怕已经没了这种功能，让他吐都吐不出…… 第五章 “菲佣”是什么样的小保姆？ 香港社会的管理，从大事到小事，就像一锅汤，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煲得出，煲得靓，这锅汤由法制、管理、教化、自律等等融汇于一炉，经过上百年的调理，渐渐滋补适度，约定俗成，然后贴上了一个标签：成熟。 还说身边的一件小事——请保姆。 在北京，我自己并没有太多“请保姆”的经验，但是常听亲戚们抱怨，说北京的保姆市场真是太乱了，小保姆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没有素质、没有责任，赶上一个心地善良朴实的，是你的福分，如果遇到了一个没礼貌、不懂道德的，主人就开始遭殃，甚至从此会失去安全感。一个朋友，一连换了4个小保姆，时间是一个月，平均每8天就换一个，四个女人没有一个可心，不是不会做饭、干活不利落，就是克扣菜钱、手脚不干净，还有一个进了门日子还不到三天，知道男户主是个有钱的生意人，竟然明里暗里开始春情泛滥，俗抛媚眼儿，勾魂摄魄。 香港的保姆市场是一片什么面目？ 本来，“香港的保姆”并不是我目力所及会认真关心的事情，不过很多周末我外出采访或上街办事，总会看到一种特别的景象，日子长了就生疑：为什么一到休息日，香港的公园、广场到处都能看到一片片的菲律宾女人，这些女人成群结伙、花花绿绿，找个树荫就席地而坐，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后来知道了这些人就是香港的“保姆”——“菲佣”，又叫“宾妹”。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香港的家庭，雇主对“菲佣”，每个周末都必须给她们放假一天，让她们到街上去会会乡亲、找找朋友，聊慰乡情，这样长期以来形成惯性，香港的周末，“菲佣”所到之处，大地就像盛开了一片片的鲜花。 截止到2006年我开始关注“香港的保姆”，这里的“菲佣”人数已经达到了20万，几乎垄断了整座城市的保姆市场。菲律宾女佣，在香港人的眼里可不是一般的“小保姆”，她们要价高、素质也高。更重要的，香港政府对这一市场实行规管，每个月“菲佣”最低收入不得少于3600元港币，此外“菲佣”在主人家吃、在主人家住，都不需要另外再交钱。 为什么菲律宾的女佣在香港拥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备受政府和市民的宠爱？ 很长时间以来，南亚国家菲律宾就开始向世界各地输送高品质的“家政服务”人员，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独特品牌，这种“品牌”很适合香港人的胃口，他们不愿意把家中请来的“小保姆”只当成会打扫卫生、会洗衣做饭，甚至只会看管老人和孩子的“机器人”，他们愿意看到“工人”（小保姆）是自己更高层次的帮手，有文化、外语好、会理家，最好还要会理财；而菲律宾大小的“宾妹”，要想成为备受国际市场欢迎的“家政人才”，她们的自身条件也必须事先经过很高成本的塑造和定型。一般“菲佣”在其国内都要接受大约两年的整套的“家政服务”培训，一般都具有大学文凭，不仅会理家，而且有文化、懂英语，领悟力强，沟通没有障碍。有些特别优秀的“菲佣”，她们出国前的身份就是教师，这样的身份转行来做保姆，无疑对帮助雇主辅导孩子学习、抚育儿童成长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当然要比刚把脚丫子从水田里拔出来，换上了皮鞋就进城的内地保姆强。 也许有人说，我在香港看到的保姆市场和内地的现状不能比，香港人说了归齐还是兜里头有钱，他们的“胃口”不是个性的偏好，而是腰包鼓了眼光才会高，此话不无道理。可是另一层含义内地人就未必愿意耐心琢磨，这就是香港社会原本是一个自由经济社会，“市场”是一切经济活动包括雇佣关系的杠杆儿，但是在这种铁的规矩面前，香港政府为什么还要出面特别规管小小的保姆市场？规定她们的最低工资、规定她们的法定假日？又为什么不允许不够资格的海外“用人”无组织地进入到香港的各个家庭？你以为香港人人人都愿意花那么高的费用去请“家政人才”？花钱少，服务又好，谁不愿意？但是香港政府之所以要把这一片市场“管理”起来，首先考虑的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口素质，其次还有整个社会的治安与和谐，这种“管理意识”内地人有吗？ 在中国内地，人们视“小保姆”就是一个个的“用人”，主人和“下人”的身份界限非常分明；而在菲律宾，“家政服务”是一个职业，历来就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香港人认同这种“家政服务职业化”的理念，一个公司要聘请员工，老板还要考察他的专业，他所受过的职业培训的内容和时间，而“家政”的专业只是项目不同，烹饪、清洁、护理、管理、艺术、教育等等，道理上不是一样？ 我来香港之前说老实话，从来也都没有“高看”过“小保姆”一眼，并不知道“菲佣”是“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更没听说过保姆还需要分什么“佣家型”、“智家型”？然而到了香港，常常看到运动场、大街、巴士上，“菲佣”单独领着主人的孩子，边走边玩儿，接送孩子上学下学，心里还曾经担心：雇主把这么小的BABY（有的还在童车里）交到用人手里，就不怕有什么闪失？不怕被“菲佣”拐走？可是当我把这种担心告诉了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朋友说：“怎么会呢？你想什么？！”“想什么？”我不敢说这种事在内地可并不算新鲜，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年事已高，自己清洁卫生打扫房间已经非常困难，我和先生就鼓励父母招来一个“小时工”（临时保姆），每周帮助老人处理一下家务，谁知道每次“小时工”来，老两口都紧张得要命，尽管对人家这般好那般好，希望双方建立起真诚的感情，以求和睦相处，但是“小时工”还是趁着老人不在身边，有一天悄悄“顺”走了我婆婆的一块欧米茄手表。 香港的“菲佣”和内地的保姆不可同日而语，这里面有素质的问题、价格的问题，也有观念的问题—— 我认识一位香港家里有“菲佣”的雇主，每次她说起家里的“工人”都很兴奋，兴奋中还包括着一腔幸运和得意：“这个‘小宾妹’个子不高，眼睛很大，皮肤别看黑黑的，但是手脚却非常麻利，现在她在我家已经工作了三年了，洗衣做饭根本不是负担，一边煲着靓汤，一边就把家里的上上下下给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早上我们一家人的衣服早就被烫熨得平平展展放在床边，连内衣袜子都一样，时不时地，你看到她干活，一边干，一边还会在嘴里愉快地哼着歌曲……” 另一位朋友，家里的“菲佣”已经受聘19年，主仆双方不仅非常了解，而且用他的话说“早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个成员”。 为什么香港的“菲佣”能够心态正常地进行家政服务？工资高是一个原因（收入比其在本国当老师或做一般的公司“白领”还要高出10倍左右），而职业感更让她们对到手的工作非常珍惜。有的香港人不仅把家里的一应家务都交给了“菲佣”，日常生活花用，甚至存折、提款卡，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她们，“菲佣”认为自己的职业不是“临时工”，很多人认为是一生的事业，谁会为了贪恋一块手表、一点点现金就砸了终身的“饭碗”？ 为了见证一下“菲佣”的声誉和实际能力，有一次我和那位“幸运并得意”的朋友准备一块吃饭，我就对他说“带上你家的‘工人’吧，也让我看看”，朋友说：“好啊，百闻不如一见。”结果见了面，第一眼，朋友的孩子身边出现了一位阿姨，尽管一望而知那可能就是她们家的“菲佣”，但我从这位“阿姨”的脸上根本望不到内地“小保姆”面对生人时的无措，“菲佣”自然、大方、舒展、平静，没有一点的自卑。等一会大家坐下来开始吃饭了，她对孩子小心呵护并在呵护中不忘语言和生活常识的教育，一下子“职业感”就出来了。比如那次我们吃的是西餐自助，每取来一样食物，“菲佣”都会用英语向孩子反复念叨好几遍食物的名称“fise（巧克力）”，后面还有伴随这些食物的一些小来历、小故事（当然都是用英语）。朋友的孩子还小，只有两岁多，坐在成人椅上根本闲不住，总是一会儿爬上一会儿爬下，妈妈几次三番都管不住自己的宝贝女儿，但是每件麻烦事最后的“搞掂”都是依靠“小宾妹”，不知道人家在小孩子的耳边轻声慢语地说了些什么，孩子居然就安静，一次次变得老实、听话…… 我不想站在夹缝儿里一边看着香港的“菲佣”质量好、档次高；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内地的普通老百姓，囊中羞涩，只能雇得起传统概念上的“小保姆”，这么讲道理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走过了香港的“菲佣”世界，我所开窍的是“家政服务”原来是一个如此天地广阔的职业市场，内地人应该从管理的角度来投入更多的理性：下岗女性那么多，政府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对她们进行培训，很多家庭即使工资收入没有香港人一个月挣的多，但是如果经过培训，政府真正备案，有信誉保证的，谁会心疼多花一点钱，不找个能干的，起码在人品上让人“放心”的？ 乱树疯长毕竟难以成材，相比之下，苗圃的做法虽然需要成本，但不久的将来，人们就可见到一片喜人的林子。这样的建议我不想说给内地需要“请保姆”的每一户老百姓听，只想说给政府，因为“育林”不是个体的行为，是政府的义务，也是政府一旦有了前瞻的眼光，才可能促成的一份社会事业。这样的“建议”强人所难吗？会不会说出来并不招人待见？ 第五章 “巴士阿叔”怎么会出现在香港？ 2004年我初到香港，记得那时在大街上走动，人群中不绝于耳的总有一种“唔该”、“唔该”的声音，开始我不懂得香港人这是在干什么。后来明白了“唔该”就是北京话里的“劳驾”，或者类似英文的Excuse me，富人、穷人都会说。有好几次我亲眼见到人群过马路，谁不小心碰了谁的肩或踩了谁的脚，双方的表情都很怪异，不是互相瞪眼、互相对骂，而是相反，立刻都会互道“sorry”，根本见不到有人为了这等小事冒火吵架，这种普遍的“街头文明”曾经让我瞠目结舌。 然而，2006年香港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如果没有赶上网络时代，很可能就像秋天树上随便下落的一片枯叶，谁都不会在意，但是因为赶上了网络时代，麻烦就来了，就整出了一场风波——“巴士阿叔”，很快传遍香港，又很快落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的一种尴尬境地—— 我不是在第一时间内听到香港出了“巴士阿叔”，但是一听说就赶快上网，这一上网可“瞎眯”了——香港的文明，文明的香港，原来在我印象中这个牢固的概念被动摇，动摇得内心好难过。为什么这样说？香港巴掌大点的地方，这里除了先进、富裕，文明、有序，还有什么能够让外来客羡慕？当然作为一个内地人，我和纯粹的香港人在这件事上的反应肯定不会完全相同，说实话“看笑话儿”的心理还是多少有一点，但是“难过”为主，因为原有的信念顷刻之间遭到了颠覆—— 2006年4月27日，深夜11时55分，事情的发生地点是在一辆由香港佐敦开往元朗的68X巴士车上，一名男青年不满前排座椅上的一位男中年，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作“巴士阿叔”的那个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因为声音巨大，满车人都受不了，尽管这位男青年起先自己也刚刚用完手机，但还是对男中年忍无可忍，就轻轻拍了拍“巴士阿叔”的肩膀，示意他小声点，谁知道不“拍”，原本整个天下平安无事，一“拍”，故事就出来了，“巴士阿叔”火山爆发，转身就跪在座椅上开始大骂，先是说香港人有压力，“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之后连？菖你老母那样的港版“国骂”都一次次地往外狂喷，言辞清楚，污秽不堪。被骂的男青年最后招惹不起，不想与其一般见识了，就连连道歉，意思是说：得了吧，我投降，请您老人家赶快紧闭尊口！但是为时已晚，“巴士阿叔”的满腔怒火已经压抑不住，激动地一再说“没解决”，“没解决”。这件事情正好被同车的另一位乘客用手机录下，之后以video clip（视频短片）的方式贴到网上，于是香港最下层、最丑陋的一面迅速传开，那段片长5分59秒的真实录像点击率一路飚升，首月之内仅香港的点击次数就已经突破了500万次——香港这座文明城市立刻斯文扫地，一位“巴士阿叔”仿佛把全体香港人的脸都丢得精光！ 2006年6月3日，距离“巴士阿叔”事件已近两月，我到会展中心旧翼的1号演讲厅采访该年度“香港学生科学比赛”，12支选手的第三支队伍创造发明了一种保护环境、消灭蟑螂的新方法，学生们在台上演示他们的方法，分别把自己装扮成“发明家”和“蟑螂”以求生动。我听到“发明家”在台上故意问：“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蟑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蟑螂”就摊开双手大叫：“没解决！没解决！”搞得台下400多名学生，还有众多家长以及评委席上的专家都会意地大笑。为什么？自从“巴士阿叔”在公车上反复地讲出了“没解决”，“没解决”、“我有压力，你有压力”，这两句话以后就成为经典，人们只要有机会就用来互相调侃。开始的时候，大家说着玩玩儿也就作罢，但是香港人稍一冷静，脸上就挂不住，这样网上各种意见的帖子便潮水般涌来，有人举证说除了“巴士阿叔”，香港不文明的人和事其实还有不少，比如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脱掉鞋子，脚臭难当；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管理人员上前劝阻，吸烟者不仅不听，还故意用烟喷人，报告了警察吧，警察竟说：“食烟好小事。”在一片议论声中，有的香港人开始揣摩“巴士阿叔”为什么火气如此之大？他的“我有压力，你有压力”是不是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情绪？ You tube.这张网，本来就是以“你自己广播”（broadcast yourself）为特色，时下在全球最时髦、最火爆，而“巴士阿叔”曝光以后，很多有尊严的香港人更站出来指出：“巴士阿叔”一个人，只属于个别现象，根本不能代表香港整体的文明水平。在这件事上“网络霸权”表现出极大的残酷性。有些人不懂或根本不顾“上网也需讲操守”，一些本身不太刺激的东西，被擅长“恶搞”的“网络暴民”发掘出来，故意哗众取宠或出于某种商业目的，这些人和“巴士阿叔”的不文明行为相比更阴险，更不道德。于是质疑：“你认为那些在‘巴士阿叔’事件上‘加盐加醋’的人，有信息文明吗？”“将偷拍到别人的video clip任意地放到网上，是侵犯他人权利，还是路见不平？”“网络审判是否公平？”“政府是否应该立法管制网上散播消息？”如此等等。这些“质疑”后来越看我越发现香港人对“巴士阿叔”的真实心态是什么。其中认为香港的公共道德问题“没解决”的固然有不少，但是因为此事心情压抑而产生了叛逆自卫的人好像更多—— 2006年6月6号，那一天本是百年不遇的一个“666大顺”的好日子，我照例一上班就打开电脑，想找点“乐子”让自己这一天都高兴。但是打开网页，第一条入眼的文章还是“巴士阿叔”，作者议论的题目《“巴士阿叔”的现象分析：冷眼看全城热话》，文中讲道：“……网络讨论互动性虽高，但却没有‘理性’这元素……本来对社会不公平的事做出讨论和抒发意见，是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当由个人升级到社群，讨论变成声讨批斗，出现‘起底’式裁判，身败名裂永不翻身，其所带来的伤害和惩罚是否已超过了当事人所犯的过失？” 为什么香港人看到“巴士阿叔”从“脸红”到“压抑”，很快就开始转向“理性”？“巴士阿叔”的人和事只有在香港一个社会存在吗？其他地方就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跑到网上来看香港的笑话，他们自己身边就没有，甚至保证自己就不是“巴士阿叔”？ 第五章 “碧姐的故事”也会把世界震翻？ 一个外地人走进过去他完全不熟悉的社会，所见所闻，不应该只让他感到单方面的存在，这不公平，时间长了也不可能。 或许我真应该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还不懂得人对世界的认识其实需要在不断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颠覆中慢慢地接近真实。香港这个社会不是忽然地就在我的认识里发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才更体现社会的常态。两年来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与事，包括“炸药包”与“爱心大晒”；“学雷锋”与“法本位”；现在又出了一个“巴士阿叔”，我的判断不断分裂，重组后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么和不能否定什么，都让我觉得很着急，眼前一条正在涨水的小河，四下寻找，怎么地我也找不到一块可以用来垫脚的石头。 香港社会存在“巴士阿叔”，但香港人并非人人都是“巴士阿叔”。如果按人口数字来平均，这里的人不文明的行为与社会普遍的道德素养，分子、分母比例之大，应该在世界都很靠前。2006年香港出了“巴士阿叔”，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位大姐，香港最普通的一介平民老百姓，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尤其在2003年SARS期间，她不要命了地为街坊邻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过的淘大花园，上至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至擦不尽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见面，人人都会亲切地唤她“碧姐”。 “碧姐的故事”如果被人关注、被人“偷拍”，如果被人贴到互联网上，那么我想“地球人都知道”的传播效果肯定会给香港人挣回好大的面子—— 2006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推出了一档专门报道香港的固定节目《直通香港》，其中有一个子栏目叫“香江人物”。栏目还没开播，台里就要求我们香港记者站的记者协助采访。第一天，“香江人物”播出了我在香港曾经访问过的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但是节目播出后编辑打来长途对我说：“长江老师，以后咱的‘香江人物’可不是只能够上像李先生这样的香港大亨或领袖、名人，普通市民也可以亮亮相。”我听了高兴极了，那时候就想到“碧姐”，想到内地的老百姓，他们，最好也能通过我有机会认识一下香港的老百姓。后来，“碧姐的故事”果然在“香江人物”里面如期播出，看过的人都很感动，而我因为曾经多次得到过“碧姐”的帮助并通过她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灾难面前曾经表现出的怎样的团结和坚毅，所以“碧姐”早就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2003年SARS期间，整个香港被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而“淘大花园”尽管远离港岛，地处九龙牛头角，但是因为疫情集中、肆虐，不断出现感染、死亡，被香港人看作瘟疫之源、夺命之城。当时，“碧姐”一家已经不住在淘大花园，但是她的肩头还担负着一份香港观塘区议员助理的工作（并非官职，收入也很低微），办公室还在“淘大”地区，这样一场“天灾”就突然横亘在了她的眼前—— 记得当年，SARS还没有完全过去，我采访“碧姐”，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那段日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香港的电视每天都要报道我们淘大花园今天死了多少人，明天又死了多少人……”正是因为“碧姐”心太软，看不了街坊邻居今天谁家没了母亲、明天谁家又没了孩子，有的人家一家老少三代好几口，谁都没有逃过厄运，有的妇女怀着孩子，小BABY尚未出世，也跟着妈妈一起“走了”，所以那时候别人都远离“淘大”，唯恐躲避死神不及，“碧姐”却每天回来，给大家发口罩、消毒水，协助政府组织隔离，义务地帮助人们从早到晚处理没完没了的麻烦事、危险事。 我曾经问过“碧姐”：“那时候您还回‘淘大’，就不怕SARS给自己传上？万一要是传上了，后果可不堪设想？” “碧姐”说：“不怕，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知道害怕也顾不上，心里头就想着别再死人，千千万万可别再死人……” 看不见的SARS病毒四处噬命，情形最严重的时候，淘大花园死亡人数已经迅速上升到40多人，医院里横七竖八还躺着更多的感染者。“碧姐”向我描述：当时在我们“淘大”，谁家有人进了医院，好多家属都不敢前去探望，有的人家亲人去了，只是透过玻璃窗往病房里望一望，把汤水补品远远地放在门外……但是我知道，就在那种危险的局面下，“碧姐”每天都要往医院跑。开始她只是惦记着自己熟悉的老邻居，在家里煲好了汤，给朋友送去。以后病房里不认识的病人左一个右一个地对她说：“你明天能不能也给我送碗汤？”“碧姐”就说“行”，有求必应，统统答应。为什么？她脑袋里总是在想：“今天这些感染了SARS的病人说想喝汤，还能喝，明天说不定病情恶化，想喝也喝不成了。”就为了这个念头，“碧姐”把汤每天煲、每天送，最多的时候，她告诉我曾经买过保温桶就有25只…… “碧姐的故事”如果贴到网上，会不会也把世界震翻？让世人对香港刮目相看！我对此深信不疑。 不仅在SARS期间，常年以来，“碧姐”这位普普通通的香港人，行走在社区，协助议员处理居民投诉，帮助邻里解决人们能够遇得到的诸如房屋维修、照顾老人、子女升学、婆媳纠纷等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除此以外，“义工”还是她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给社会多一点关心、多一点温暖，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碧姐”最心甘情愿的付出。 1998年，从那一年开始，“碧姐”带领着她身边的香港众姐妹，先后到广东、贵州开始了扶贫助学行动，先后让一千多名孤儿、单亲学生重新拾起了课本，而她本人，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不到十年，她已经掏钱自己“养大”了6个内地山区的穷孩子…… 2003年SARS的威胁还没有完全退去，我在碧姐的引荐下在淘大花园难得地访问到了三户不幸的家庭：其中一户女儿曾经受到感染，但是挺过来了；一户太太走了，留下了一个8个月大的腹中男婴；还有一户，家里当时四口人，丈夫、保姆都先后进了医院，儿子还小，只有几岁，但是这位妻子，当时我和她交谈，发现她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眼泪，就是她告诉我：“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眼泪最没用。那个时候你只要去做事，能做什么马上就去做什么，这一条最能帮到自己，也有机会帮到别人……” 2005年“禽流感”再次闹得香港上下不安，我再次采访“碧姐”。问她怕不怕天灾再来？“碧姐”说“不怕”。我知道她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在她的生命信条中有这样的一条：“人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只要懂得团结、友爱，就能相互鼓励着个个都变得坚强。” 香港百余年来，数不清遇到过多少花样翻新的灾难与困难，各个时代肯定都有“碧姐”，各个时代当然也都少不了“巴士阿叔”，但是正气总是像雨后必然晴朗的天空，使这里的一片海岛健康、鲜亮。那么如果说愚昧和一个社会贫穷落后必然应该连接在一起，但是香港几十年前也是从荒芜与残旧中走过来的，这个社会并不是天生的就富裕、就先进，这颗“东方明珠”更不是老天爷一高兴，白白地就从天上给香港人扔下来的…… 第五章 曾宪梓干吗要如此“痴情”？ 初到香港，这个社会，这堆儿人，让我“感动”的地方比比皆是，种种“感动”之中肯定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新鲜，也有突然一顿“文明大餐”，让我这个饥渴者一时吃不了，还打了包，撑得到处显摆，浮想联翩。不过香港虽说是南中国最边远的一片海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冲击，但是这里的“同胞”对东方、对民族却怀着强烈的“体己”意识，这一点过去我没想过，好像从来也没有指望过。 2006年年初，我再次受命采访香港一位并不算“大富”的富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曾宪梓。曾先生，内地人对他的印象最早就是“金利来”，我对曾先生也只是熟悉“金利来——男人的世界”那句广告。但是后来到了香港，偶然看到一本书，写曾宪梓的传记，便随手翻开看了一晚，这一看才明白“金利来”在香港原来并不算什么顶级的大名牌儿，曾先生也不属于香港最有钱的那一类人，可是这位从小生长于广东梅县的客家佬，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支援，特别是他一生一世怀抱着的“感恩”情怀，让人敬佩—— 上个世纪50年代，内地经济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曾宪梓自小家贫，父亲又过早辞世，年龄已经很大了，还因为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而没有学上。“当时县里下乡来的干部看到了我非常渴望学习，脑子也不笨，就说服当地的学校免费接纳我读书，这样我上高小的时候，个子比班里的其他同学都整整高出了一头。” 曾先生在采访时告诉我，他这一辈子之所以没有成为文盲，是家乡领导救了他，是党和国家一路栽培了他：免费让他上小学、上中学，后来又一直免费让他读完了大学。所以曾先生不能忘记祖国。 1963年，曾宪梓大学毕业后刚刚在内地工作了一年，叔叔在泰国需要他前去继承事业，也继承部分遗产，曾先生答应了。他告诉我那一年他来到深圳，经过罗湖口岸离开祖国，临行前举目最后一眼看到的就是飘扬在罗湖口岸上的五星红旗，当时他的心就被狠很地剜了一下，这一剜，使曾先生懂得了什么叫内疚，想到了祖国一路把他培养成人，但是他自己刚刚毕业，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出过多大的贡献，就带着全家老小客走异乡。那一刻他用手捂住渗血的心，转身面北，向苍天发出了一句铁的誓言。 不到香港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香港本地人口其实数量并不多，现在大约2/3的永久性居民，其实也都是当年从内地迁徙过来的老移民。很多香港“同胞”直到今天对内地还怀着强烈的“体己”意识，那是他们的根，他们的血脉源头，因此华夏民族他们认，不可能不认。 我的女儿在我到香港常驻后曾经来港看过妈妈，有一天她给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妈妈，香港有这么多的富人，这些富人都是怎么富起来的？是不是都继承了遗产？”我笑女儿，但实际上自己也才知道不久：香港今天数不过来的一片富翁，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是靠继承遗产，都是早年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艰苦创业，拼死奋斗。曾先生1963年去到泰国后，叔叔有遗产，但是他没有继承，不愿意因为分家、分钱闹得叔侄弟兄一下子就没了亲情。他是凭仅有的6000块钱港币，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香港，在香港靠手工制作领带把三个儿子养大，把自己的“金利来”名声打出去，然后才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谁会想到曾宪梓初来香港时租下的一间领带作坊只有不到十个平方米？ 谁能相信为了养家，曾先生披星戴月，每天挑着担子走街兜售，很多年夜里做领带，白天出去卖，每天不卖出6打、赚够50块钱，即使月亮都合眼他也不能回家？ 那天采访曾先生，老人家毫无掩饰地对我说：1972年以前，他理解成功就是要首先对人坦诚。开始在地摊儿，他想请人给他匀出一小块地方，让他卖领带，只能和大爷、大妈说实话，说卖不出去多少条领带，第二天我一家老小就没米下锅；后来为了能让当时有名气的大商家看上他的手工产品，大佬们在船上聊天、打牌，他就在一旁看茶、递烟…… 今天香港真正的“大款”，没有一个创业时身后不留下了一连串的坎坷与心酸，然而人们从苦难中爬出来，有的视财如命，吝啬小气，有人却不忘点恩，体恤天下。香港富人属于后者的居多，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内地的情况相比，内地改革开放也有近30年的历史，一批又一批的富人挺圆了肚子、开上了好车、住进了豪宅，但是每遇水火天灾，香港的富人一个个慷慨解囊，内地的“大肚子”们却一个个早就不见肥胖的身影。 1972年以后曾宪梓的“金利来”随着一声广告“男人的世界”在香港家喻户晓，财富也开始向他悄悄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十年前离开罗湖，转身面北，向上苍发出的那句“铁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报祖国，就开始兑现： 1978年，不管生意是不是从此即开始稳如泰山，不经风浪，按照他自己给自己做出的规定：每年必须拿出一定数额的钱来支援家乡建设、捐助内地教育。从那时候开始，曾先生直到今天，从来也没有哪一年、哪一次“说了话不算数”。 为什么曾先生艰苦创业、发家致富总让人感到动力好像并不全都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一家老小的好日子？采访时曾先生听到我这样置疑，高兴极了，他说：“你这样提问，真是问到了我的心里去了。一个人富裕了不是我全部人生的幸福追求，我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有车子、有房子，但是当我看到我的乡亲，他们的年龄和我一般大，每次回家我都会看到他们依然还在田里务农，我就揪心。当年如果没有人帮助我想法子把学上完，读了书，有了知识，我今天怕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所以到香港当我有了一点积蓄后，我一定要帮人，特别是要回报有恩于我的家乡和祖国……” 离开曾先生，一连几日我都在心里默想：曾宪梓不像我小时候印象里的那些有钱人，人一变富，心就变色。大部分香港富人看到别人处于贫弱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是用什么力量加以教育、感化的呢？如果善心不是可以被什么力量召唤，必须经由自己的经历萌芽、建立，那么我就找到了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香港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靠自己当年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从贫困中一步一步摆脱了窘迫，这里没有人“一夜暴富”，更没有人因为享受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或者捞到了诸如“体制的变更”等等意想不到的“好处”而“浑水摸鱼”，“巧夺天工”，所以他们懂得“不忘点恩，体恤天下”。 毕竟，痴情奉献不是施舍，更不是爱好，而是一个知恩图报者心底扯不断、流不尽的一管鲜血、一脉深情…… 第六章 什么是香港的“本能”？ 2006年下半年，香港政府果然又一个旅游的惊人之举9月18日正式投入了使用，这个项目叫“昂平360”，是目前世界上最特别的一条观光缆车，缆车全长5.7公里，翻山越海，像巨人迈开了脚步，从香港西部的东涌一直架设到了昂平，架设到了大屿山百年古刹“宝莲禅寺”山顶的“如来大佛”脚下。为什么这个新项目取名为“昂平360”？因为游客坐在缆车上可以360度无视线障碍地把香港的大海、山川全方位地看个够，这种“玩儿法”既新颖又刺激，外人还没想到，因此“一招先吃遍天”，香港的旅游又可以热热闹闹地火上它一阵子。 没关系，香港脚下没土，头上有天，旅游业的繁荣还可以向空中发展—— “玩儿的就是心跳”，这一“跳”，我想“昂平360”的成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向空中发展”，这是什么想法，什么雄心？ 接着，坐在缆车上，我的眼睛前后左右、头上脚下地赶紧忙活，既看碧蓝的大海，又看从海水里一座座像长出来一样的青山。看着看着就发现脚下满视野的海面怎么深一块、浅一块，与往日在陆地上看到的有所不同？稍稍一抬头，哦，望见头顶有白云，白云遮住了天上的太阳，将自己多变的身影投射到了海面。 2005年为了掀起新一波的旅游浪潮，香港政府已经把世界第五座迪斯尼乐园摆放到了大屿山依山填海辟出来的一片“土地”上，全世界有多少家大国？那些大国有多少土地一望无际，用也用不完，而全球迪斯尼“第五”凭什么就让香港人给抢了过来？ 终于我好像有点领悟了“周太”的“无孔不入”：“孔”，虽然比之天地要小，但是拥有了一片美好的梦想，再加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以小见大，以小“奔”大，谁能说香港人眼里的“孔”不比天地还大，不比天地还要辽阔？ “无孔不入”？ 寸土寸金的家园，谋求发展必须挖空心思，这一“挖”才弥补了很多先天的不足，才使香港有限的天空、大地为勇敢者、勤奋者、智慧者反馈了很多礼物，反馈了一个又一个令外人瞠目赞叹的“意想不到”。 2006年1月20日，我为CCtV在香港专访了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周梁淑怡，一位风风光光、被人唤作“周太”的香港女人。如果论年龄，换到内地，“周太”的岁数我想已届“退休一族”，是时候在家里含饴弄孙，无论穿戴。但是香港的“周太”之所以“风光”依旧，就像这里很多的职业妇女，她们浑身上下朝气蓬勃，仿佛永远都不受年龄的羁绊。果然一见面，“周太”留着一头男仔的招牌发型，表达快人快语，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粤语，一会儿又换上了普通话。我一上来就对她真诚地表示“不好意思”（因为采访一直拖到了晚上）：“您累不累？现在已经下班了，今天是不是又忙了一天？”她说：“累是有点累，但是没关系，已经习惯了，咱们开始吧。”说完略显疲劳的脸一进入到采访，立刻就变得精神焕发、笑容可掬。 二十几分钟以后，一个单程“悠”完，我们走下缆车，心里早已不再害怕，只是觉得还没玩儿够，很想重新再来，这样回程就变得驾轻就熟、轻松惬意，手里的照相机也开始你拍我，我拍你，不知是人忙不过来还是机器忙不过来。之后，我终于腾出精力想了一个问题：“昂平360？”为什么这种新奇的项目又是抢先让香港人给设计了出来？这样的“设计”仅仅是为了增添旅游的一个新品种？它的开拓本身难道不体现着香港人的一种心态？一种精神？一种特质？ 香港巴掌大点儿的地方，旅游资源天然有限，几十年来人们把该想的办法都用上了，到了后期就只有不断挖潜，“无孔不入”—— 8月30日，为了介绍和宣传新项目的特殊与魅力，“昂平360”经营者邀请了众多媒体，请各家记者优先乘坐缆车，试玩儿、试胆儿。我是对“昂平360”心仪已久，一直都盼着有机会能早一点坐上去“观光”，所以接到了传真恁是兴奋，当天一清早就跑到了东涌，第一批登上了站台，加着小心侧身走进了缆车。然而，缆车的车门刚刚关上，我还没有来得及缓过神儿来，忽悠一下，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就带着我和其他两位内地女记者从起点一座高高的山头滑入了无边的大海上空。当时我们那个紧张、那个心跳，三个都已经是孩子他娘了的中年妇女，嘴里叽里呱啦地乱叫着，一个个都像把自己重新缩回到了十来岁的小姑娘。 香港一百年前还是个小渔村，一百年后却壮大成为一个可以和世界随时叫板的国际性大都市。2005年，香港创造的产值占据了内地总和的1/13；人均GDP是内地人均的8到10倍（香港为25000美元，内地为3000美元）。这些赫然成果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英国人统治留下的一部分基础？香港天然良港硬件条件和自由贸易的软件环境？这些都有关，但是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呢？ 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曾经邀请到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来给学生搞过一次讲座，我到现场采访。连战先生讲到他的老师很多年前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赞美香港，很俏皮，也捎带了一点外围人对香港酸溜溜的妒嫉：“香港不就是海边的一块石头吗？可几十年，人家几百万人竟把自己经营得那么好？！”我当时听了，嘴里像含了块硬话梅，很长时间都满口滋味—— 香港“昂平360”四座缆车站分别架设在四个高矮不同的山头，粗壮的钢缆一弯一弯地搭在每座山峰之间，这样缆车总要一会儿下滑、一会儿上爬，每次起落都给人美滋滋的感觉，都让人感到有惊无险、怡然自得。 第六章 香港人“真能整景儿”？ 2006年3月，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港府总部新闻组的一个通知，希望CCtV能够派出记者于10日下午2点在湾仔鹰君中心集合，然后乘坐政府的专车去采访香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资助下的两个项目，传真中写得明确，两个项目其一为“城市绿洲”；其二，名字听着更特别——“21世纪可持续发展社区议程——湾仔版”。 我看了传真，觉得蛮有意思——保护环境，探讨所有老城市都会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难题，尤其是“城市绿洲”，据说绿油油地就出现在香港仔，“香港仔”？那不是香港最早的渔村吗？尽管今天的香港已经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大城市，但是若论起源，“根儿”还在那里，我还没有去“寻”过。 当天下午，我和满车的香港记者几十人首先被拉到了位于一座居民楼里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社会服务中心”，先在会议室里听介绍。介绍人是中心的领导。她的背后有一面幻灯屏幕，屏幕上不断地放映着“城市绿洲”的建设和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如果单从介绍上看，“城市绿洲”是个很宏伟的计划，“中心领导”在描述它的意义时，一个“意义”竟被她拆成了一个系列，其中： 社会意义：“透过发展共同兴趣及互助，‘城市绿洲’将令社区人士关系更加紧密。并提倡身体健康，提升小区形象及环保意识，积聚小区资源及资本，以刺激不同的地区推行类似计划，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殷实而有益的厚礼”； 经济意义：“由‘城市绿洲’诞生的‘社区花园’将会成为当地社区中人所共知的地方，并吸引不少区内居民及游人到来欣赏这个闹市中的景点，预计售卖绿色产品将能够部分抵消支出，使计划能坚持发展下去”； 环境意义：“通过转换社区荒置或未有指定用途的空地为绿色地带，‘社区花园’将提高社区内绿色地带和城市地带的面积比例，并在社区内培养更强之环保意识……” 这些“意义”讲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一边听一边随手翻开“城市绿洲”一本专门的季刊《绿洲号外》，那上面的“卷首语”看着也非常富有诗意： “您有没有想过生活在一个树影摇曳、花香飘逸的‘城市绿洲’？或闲坐在紫荆树下的座椅上沐浴在暖洋洋的阳光中，和风扑面，一面呷着清茶，一面听着鸟语，你的梦想将可成真……” 听了介绍、看了刊物，我相信不仅是我，包括那天到场的所有记者，大家的胃口都被吊了起来，渐渐地都在会议室里有点坐不住，都想赶快到现场去看看宏伟的“城市绿洲”到底会给人带来怎样的惊喜。然而“中心领导”热情洋溢的介绍好不容易才结束，记者们好不容易才被工作人员引领着开始快步向“绿洲”进发，但是我们穿过了一座又一座高楼，“城市绿洲”在哪儿呢？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一遍遍地问身边的“导游”小姐，小姐就一遍遍地告诉我“别着急，快到了，快到了”，接着又走出了一个天井，依着户外结实的石阶往下行，她终于用手一指，说：“你看，到了，就在前边，您左手不远的那个平台，三角形的平台——” “三角形的平台？”那不就是挤在两栋楼之间的窄窄的一块儿三角地吗？ 这就是“城市绿洲”？ 我的眼睛渴望了半天最后看到的场面究竟是什么？ 停下刚才还急火火的脚步，我眼前200米处的前方倒是出现了一片大海，“城市绿洲”所在的居民小区原来是建造在海边的一片山坡之上，高楼一栋挨着一栋，肩并肩脚靠脚地扎成一团，彼此之间本身就没有成规模的空地，一块难得的三角形平台，据说还是防空洞的顶盖儿，人们就在它的帽子上建造起“城市绿洲”？香港人，怎、怎么说呢，也太能整景儿了！ “人烟稠密及高耸大厦林立的社区，种植不同品种的植物的绿色花园、草花天堂”？这不是《绿洲号外》上曾经的描述吗？ 不错。香港仔的“城市绿洲”的确是出现在“人烟稠密及高耸大厦林立的社区”，但是“洲”呢？我眼前的“三角地”，大小看上去也就不过七八十平方米，入口的地方竖起了一个窄窄的木栅栏门，进了门，里面倒也是真的种植了一些“不同品种的植物”，只是这些植物每个品种差不多只有一棵，花花绿绿地被人们侍弄得很水灵、很健康。 我说不上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走进了栅栏门，问和我一起来的摄像师：“你看见了吗？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咱在这里能拍到什么？这条新闻回去可怎么发？”摄像师也是一脸的苦笑，但是很快就摇摇头：“嗨，香港的情况您还不知道？还不就是这个样子？您回去该怎么发稿就怎么发，我呢，能拍到什么就拍什么。” 在“城市绿洲”，尽管我尽量安慰自己：这块“三角地”也许只是全部“绿洲”的一部分，散在其他地方的菱形、梯形、半圆形、不规则形的绿地可能还有很多（的确还有），但是站在“这一块”被分割了的“绿洲”旁边，我还是“闲”得难受。当地记者在那里一个劲地向中心领导提问，什么“这片绿洲究竟有多大面积”啦，“都有哪些人参与了绿洲的建设”啦，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我就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开始一一记录下“绿洲”里的花草名称：勒杜鹃、洋紫苏、怕羞草、风车草、虾蟆草，蝴蝶兰、蟹爪兰、嘉多利亚兰、金边桂花、四季菊、富贵竹，此外还有桂花、葡桃、芒果、木瓜和发财树……不一会儿，竟然记得手腕发酸。 香港仔的“城市绿洲”，“洲”的概念在内地人看来肯定是徒有虚名，然而正是因为土地稀少，我知道香港人才格外珍惜，连楼群中一小块防空洞的顶盖儿都不放过（实际面积为175平方米），都要利用起来把它变成“绿色花园”、“草花天堂”。只有这样想，“洲”在香港人的心里才能够被放大，才能有不同凡响的规模与气势。 据说，侍弄这片“城市绿洲”的小区居民自愿组成了“绿壮士义工行列”，人们利用假期休息成就了这片绿色空间，尽管它和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夸张，然而“绿壮士义工行列”的心是虔诚的、坚定的。 临离开“城市绿洲”，我用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我把取景框对准了一颗“心”，那颗“心”是人们用虾蟆草在防空洞顶盖儿上种出来的一个心形的图案，洗衣盆般大小，嫩嫩的草身细如针发，因为有了人的呵护，它们长势非常喜人，站得整整齐齐，绿得晶莹剔透，除了美丽， 还有一种面对世界的无言的骄傲与自豪…… “香港人真能整景儿”，这句话到了后来，我渐渐放弃了开始的轻视，另一样东西漫卷而上——敬仰。接下来再到第二个“景点”——“21世纪可持续发展社区议程——湾仔版”，记者们又是从一大堆的“意义”开始听起，又给发了一大沓子资料，尔后我们被带去参观的也只不过是一个社区的“民间展览”。但是这一回，我心平气和，知道香港人不管为什么事儿、怎样敞开儿了邀请媒体忽悠，最后都可能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做起。 实干，甚至有点“硬”干，这是香港人的习惯还是追求？ 当初在采访香港旅游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周太”的一句“无孔不入”曾经像山洞里冰凉的水滴，意想不到地突然掉在了我的脸上，让我透彻心肺。记得当时我脱口而出：“是吗？这么犀利？” “犀利”在广东话里就是“厉害”，香港人经常爱这么说，平日也经常爱这样彼此鼓励或者自我加油。 第六章 “倒移民”的滋味儿谁知道？ 香港人不知从何时养成了一种习惯，给人的感觉很两面，“两面”当中，都透着贵气与潇洒。比如白天上班，他们西服革履，尽忠职守；晚上下班，立刻换上了一身便装，一脸的轻松，而到了节假日，复活节、圣诞节，全家老少更是转眼不见，悄没声儿地就飞到了夏威夷、巴厘岛，在那里尽情享受休闲期间自由的空气和宜人的海滩与阳光。 当然，香港人这样的“香港式生活”是在他们有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舒展，没有条件，或者说世事难料人生一旦走进了“背”字，香港人倒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怎样对待失落与逆境？ 1997年香港回归，其实准确地说，时间应该是从1995年算起，那时候香港人听说大陆不久真的就要收回香港了，大陆的共产党那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无情”？他们一旦接管了香港，没准儿很快就会对富人进行“清算”，会把香港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因此很多人都害怕，都担心自己前途末路，于是一股“移民潮”汹涌而来。 中产阶级在这次“移民”中最为踊跃，他们卖了车、卖了房，怀里揣着几百万港币纷纷逃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然而这些人到了国外，处境大都不如原先想象的那么好，基本生存状态：找不到长期工，坐吃山空，此外，身份上还要被人看做“二等公民”，倍受歧视。结果很多丈夫在家里闲得直蹦高就开始后悔，同时回望了一下“老家”，发现共产党接管了香港，香港的天地也并没有自此塌陷，虽说不幸赶上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香港经济一度陷入了低谷，但那也是全球经济的大劫难，谁都没有回天之力。中央政府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没有对香港几百万市民撒手不管，相反倒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全力挺港，这才使香港经济慢慢复苏，最后迎来了强劲发展，使老百姓的生活重新拣回了希望与光明。 想当年，据有关方面的统计，香港移民海外的人数大概在40万左右，但几年以后，回流的人数已经过半。这些人从“移民”变成了“倒移民”，事业上往往出现落差、收入上一般也大不如前，面孔上当然也就仿佛比别人矮了一截—— 我来香港很早就想做一部电视的系列专题片，片名就叫《香港“倒移民”》。最开始听到一位公司老板给我讲笑话，说他有个手下，人很能干，“不过移民前他是我的上司，那时候他总是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的；但是‘倒移民’后，再返香港，又回公司，我已经提了，他倒成了我的下级。这样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大家都是朋友，现在，无论何时他都向我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我对他说：哎呀，你别老是这个样子啦，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可是这个人仿佛永远都回不到从前，改不了一副突然自卑下去了的奴才相……” 我开始留意“倒移民”，很想找几个“回流者”听听他们的故事。朋友说“哎呀，这样的人太多了，我的身边左右到处都是”，可是一经拜托他们帮我介绍，大家立刻又都犯了难。为什么？香港人要面子，“倒移民”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人们不愿意提，更不愿意上电视自我曝光、当众“现丑”。 我理解香港人的难处，很多移民者，他们离开香港前，卖了中心地区的大房子，“倒移民”回来，手里的钱只够买一间偏远的小房，西装也不是今天一身、明天一身，整个人从此就好像没了尊严。 2006年12月，我以诚心感动上帝，终于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遇到了一位不怕见我这个记者，也不怕上电视的人，这个人姓余，我电话里问他如果接受CCtV的访问有没有不方便？他说：“没有什么‘不方便’，出去转悠了一圈，吃了不少苦，失去了很多机会，但也学习了不少东西，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香港，也认识了中国。” 我们相约采访的地点是在介绍人的办公室，一见面，我当然最关心“移民”前他在香港是做什么的？“倒移民”后又做什么？两相比较到底有没有反差？ “倒移民”看出我很想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递了一张名片，接着告诉我“移民”前他是干银行的，“一家日本银行，外资，是中层管理人员”；那么“倒移民”后呢，他说干的职业是“不一定”，“‘不一定’是什么职业？”余先生说：“‘不一定’还不是明摆着的？就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场被他逗笑，心里为他的幽默乐开了花儿。 趁着他不介意，我直奔主题：“那走之前您一年的薪水是多少？回来后还能挣到那么多吗？” 余先生并不躲闪：“当然不能，我走之前和太太两个人一年的年薪有一百多万，回来后连1/3也没有了。” “那么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还走？” “我并没有‘早知如此’，后来的结果也不是谁都能预料得到。你问我当初为什么走？如果我说出来了你相信，我就告诉你：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害怕’，只是随大流，很多同事都要离开香港移民了，劝我也试一试，我就递了材料，谁知刚过了三个月，加拿大移民局就批了下来，连我都感到很意外。” 余先生所说的情况我相信基本属实，事实上1997年回归前，香港很多移民，当时不少人的确并不都是因为“害怕”，只是跟潮儿，他们自己有时总结当年“移民”的原始动机，大家分析自己是“羊群心理”，这种心理在香港大面积存在，直到今天我还可以从很多一哄而起的事情上看到些许痕迹。不过为什么“倒移民”再回到香港，“很多人就都挣不到原来的工资了”？对此我倒是非常不理解。 余先生说：“不存在什么‘难理解’，简单来说，没有位置了，自己的年龄也大了。” “这种情况‘倒移民’前打听过吗？如果知道，怎么还有勇气回香港？” “不回来不行啊，拿我来说，到了加拿大，头一个月还觉得挺好玩儿，新奇嘛；第二个月，看看朋友，继续休息；可是第三个月，这种‘好日子’到了就完蛋了，为什么？一个大活人，过去在香港已经忙惯了，突然停下来什么也不做，人都要疯，此外还有个经济的压力呢。” 余先生的“故事”开始进入细节，我轻易不敢打断他，生怕他讲到伤心处，突然没心思给我说下去—— “为了不让自己在海外移民的日子每天荒废，三个月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可是加拿大的工作哪里是那么好找？人家的社会，各种职位本来就已经很饱和，空余的就业机会并不多，而且加拿大，我真想不到，那个地方怎么和咱们东方社会一样，也讲关系、讲人脉？用人单位经常根本不看我的资历，英文水平再高也没有用。一见面人家只是说：‘对不起，你没有在当地工作的经验，我们不能雇用。’你看，这话不是明摆着对移民的歧视吗？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能攒下什么‘在当地工作的经验’？” 所以余先生在蹲“移民监”的时候（4年，累计要在加拿大住满1095天），当过超级市场的“售货员”，费劲考下了保安的牌照去做过“保安”。其他的很多人，和他一样的香港移民者，他说：“更多的则是到餐馆里面去打零工，给人家刷盘子、洗碗，大部分人干的永远都是part time（钟点工）。” “太闷了，总是赋闲，又没有固定的收入，哪里是前途？看不到。” 余先生就为了这，决定打道回府。 “可是再回香港‘面子’上不是有点不好看？”我悄悄摆了一个台阶。 “是啊，但是没办法，人没饭吃，‘面子’还顾得上？再说人又不是为‘面子’而活着？！” 回到香港后，余先生经过朋友的介绍，起初还是想回原来的银行重操旧业，但是四处求见、四处碰壁，不少银行的老板讲：“我现在的位置还不如从前的你高，怎么能雇你做事？”他说这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没位子，“不然我怎么宁肯‘低就’，那些银行都没有一家要我？” “你能想象我返回香港后揾到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揾工”是找工作的意思）。 余先生有点自嘲的样子：“杀虫工。” “杀虫工？” 余先生说：“对，‘杀虫工’。就是清洁公司的饭碗，我做不成银行的‘白领’，倒是穿起了白大褂儿，每天到宾馆、酒店去给人家打老鼠、赶蟑螂、灭蚂蚁。” “是吗？这可没想到。”我终于出声。 余先生大笑：“你没想到？我的家人、父母更不能理解，大家都说：‘嘿，你，有冇搞错？！’” 过去在香港，余先生不仅作为银行的高级白领，每个月拿着好几万元的月薪，此外公司还额外给他一种特权，一张金卡，随时可以请客户吃饭、花销应酬，所有费用都自由“签单”（当然要见回报）；然而几年以后，就是因为“移民”再“回流”到了香港，别说过去的“风光”早已成为往事，万般无奈，最后“杀虫工”的工作他也不敢再挑剔。 余先生的境遇在众多香港“倒移民”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有人忍受不了这种反差，整天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个别爱走极端的，想不开，还步上了绝路；但是大部分的人，我在这里特别要说，并不自暴自弃，他们心里有一个“挺”字——做得了“白领”穿西服；做不了“白领”，咱就穿着“水靴”—— 香港人在失落与逆境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句话：“从头再来。” 余先生做“杀虫工”，一个月只能挣一万多，比原先的收入锐减了2/3，但就是这份工，后来都没做住，2003年老天玩儿起了SARS，香港和广州的很多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才只有5%，人家付不起杀虫费，公司就要裁员，余先生虽然没有被老板立刻就炒鱿鱼，但是老板把他每月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的工资又砍去1/3，不得已余先生只能被迫再次转工，到我对他进行采访的2006年年底，他已经又转到了一家药厂，在那里做起了“营运管理”。 在香港，不到三年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大小餐馆的服务生，堂堂五尺男儿，嘴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知道他们个个来历不凡，但是人家就是那么整天乐呵呵地为食者上菜，做着“跑堂儿”；商店里的售货员我也见过不少，脑筋灵活，层次不低，但是大家也都不带怨气，不断地侍候着各种各样的挑剔顾客。 “竞争社会嘛，人到了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的话。哪一份工能挣钱，就先干什么，都是过渡，日后的前程靠自己努力，都会改变。” 采访结束，余先生对我说了这最后的几句话，说完，他一身轻松。 第六章 生命在于“紧张和竞争”？ 泡在香港，整天和这个社会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相遇，如果你不观察他们，一点也不会觉出香港人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有心观察、仔细琢磨他们，就会发现人家其实和我们不一样，脑袋里想的问题不同，腿脚上的勤快劲也不同。 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所在的跑马地成和道18号大厦有一位清洁工，名叫阿玲，刚开始不熟悉时我不敢轻易问人家年龄，后来熟悉了，一问，和我的差不多，两个孩子都已经参加了工作（那起码比我大），我奇怪她每日劳作，样子却怎么能保持得那么年轻？腰板利落，头发也不怎么白。她嘿嘿地笑，说不知道。 有一天周末，我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床，晚上就睡得很晚，9点多了才吃完晚饭，看见她在楼里上上下下地紧忙活；第二天早上9点，又听到她已经开始在楼道里收垃圾，一边拉开门谢她，一边忽然想起头天晚上的最后一面，很吃惊地脱口而出：“妈呀，你昨天晚上几点钟才回家？今天怎么这么早又来了？”她说10点多，因为有客人要来大厦借住，所以需要突击收拾客房。我之所以问她从头一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不到半天的工夫，她在我眼前怎么又出现了，是因为知道她的家住得离我们单位很远，远在粉岭，都快到了深圳，每天上班下班，阿玲说她起码要花去3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路上。 香港人在世上活得，要我看是最不容易的一群。不过这里的人平均寿命却在世界排名第二。秘诀是什么？ 好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答案，但是有一次我到会展中心参加酒会，正赶上邻座的一位先生是香港某报社的社长、总编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这位看上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长者递到我手里的名片，除了以上的四项职务，还有一大串儿的其他头衔。我禁不住怀疑：“怎么，这多的工作您一个人干得过来吗？每天能睡上几个小时的觉？可是身材、气色怎么还保养得这么好？” 一身“老总”的“邻座”笑了笑，告诉我他“刚刚下班去健身房锻炼了一小时”（所以气色好）。 “健身？” “看不出来吧，我今年已经60多了，有时间的话，每周一定要去健身；没时间了，每天早上也会坚持游泳。” 我真看不出，“邻座”花甲之龄，但样子看上去最多也就四十几，西服领带帮助他虽然衬出了满身的潇洒，但是青春活力却和穿戴无关啊。再往下听听“一身老总”的“一日生活”，我更是无法相信：“每天晚上12点上床，一般一个小时的书是必看的，然后只睡5小时；第二天早上6点一定起床，起了床就去游泳，然后才吃早饭、按时上班，完成一天满负荷的工作，另外所有的星期六、星期日，都没可能完全休息，基本上对我意义不大……” 我愕在了那里，一句类似“吃惊”的话也说不出。 后来还是这位“一身老总”先开口调侃，骄傲地说：“不光是你，第一次和我见面的人都奇怪我为什么工作压力那么大，人倒反而显得年轻？其实我自己也总结：人的生活节奏紧张一些未必是件坏事，紧张而有序要比缓慢而安逸对身体好，肌肉、大脑都可以快速更新细胞。我这么说可不是没有证据，1997年以前，我的很多朋友都移民了，他们在国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大把大把的时间却可以养生，如果按俗理，他们和我同龄，应该比我显得健康、年轻吧？但是几年以后他们回到香港，我都不敢相信，老朋友的样子全变了，一个个身体臃肿、懈怠，精神反应也慢过我好多。” 人活得越紧张，身体反而越健康，样子反而越年轻？这种结论过去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相反内地近几年中年猝死、英年早逝的例子倒是时时在耳边发出提醒。 日本平均预期寿命在当今世界排名第一，接下来“第二”的便是香港。这两个社会都是竞争激烈、节奏紧张的现代化社会，但是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寿命却最长？ 我不能不承认，“一身老总”的话也许多少有些道理，日本人和香港人之所以在世界上寿命最长，这和他们的饮食习惯固然有关，但是和他们快节奏、满负荷的生活大概也有一定的关系。在香港街头，我经常看到一些老爷爷、老奶奶，腰都弯了，他们的年龄大得在我的观念里只应该搬把椅子没事到太阳地儿里去晒晒太阳，根本不应该再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儿，然而就是这些老人，有时一人推着一架平板车，那板车个头之大，平面好像一张单人床，此外车上还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口袋或者废纸箱呢。我常想这么重的车子他或她怎么能够推得动呢？家里人怎么就放心让老人出来干这种事？可是以后此番情景看多了，竟也不再担心，有时随便伸手上前帮一把，老人只会道一声谢，并不觉得我伸手不伸手对他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作用——难道香港人不服老、不惧老，他们个个都相信生命在于运动，不仅如此，生命还在于竞争和紧张？ 或许很多香港人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但是生活逼得他们必须是那个样子，因此生活也就“逼”得他们一般都很长寿，这在医学上能解释得通吗？ 第六章 “荷李活”根在“好莱坞”？ 长期混迹于香港，会利用“公交”就不怕脚下有万里路，怕的是内地人不明白、不在意每一条路上其实都铺满了历史—— 还拿“叮当车”做比方，功利地看，香港“叮当车”说到底一百年来也不过是市民老百姓出行的一种代步工具，但是你常坐，慢慢地就会发觉这两条铁轨对任何人实际上都是一位不动声色的“线人”，它时不时地就可以把人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老街道、老建筑、老市井，把人们眼前如今已经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变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没有固定的入口和出口，却又到处都是入口和出口；没有开馆和闭馆的时间，却又随时向有心人敞开着大门。只一样，博物馆里的任何“展品”都没有现成的挂图与说明，一切都得由好奇者自己去探访、去寻源，这就引得我无限神往，也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 2005年年中，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下一任行政长官之前，特意回到了他小时候曾经居住并留下了美好印象的香港一条老街道——“荷李活道”，走访，怀旧。童年，他在那里骑单车、打乒乓，踏着一块块的石阶长大。其中单车，就是一辆最普通的自行车，锻炼场地就是一条条的小胡同；打乒乓也在室外，最简陋的乒乓球台，最便宜的乒乓球球拍，然而香港人自产的“特首”就是在这片市井气氛中渐渐长大。曾荫权的举动一时间惹起了香港很多市民频频回顾，细路仔也歪着头向大人询问：“荷李活”在哪里？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好莱坞”？ 不错，美国的电影王国“好莱坞”在香港的汉字翻译中就是“荷李活”，这三个字一点也不差，我第一次走进“荷李活”，看到路标时也是这样的反应。然而，香港的“荷李活道”并不是因为美国而得名，尽管香港的很多条马路比如般咸道、罗便臣道、麦当奴道、坚尼地道、轩尼诗道、德辅路、弥敦道、司徒拔道等等，都是与英国的女王、郡王，特别是英国在一百多年间曾经派驻香港的28位港督的名字有关，但是“荷李活”和“好莱坞”一点也不沾边儿。“荷李活”是一种榕树(hollywood)，“荷李活道”是因为过去在那里生长着连片的高大榕树而自然取名（hollywood Road）。 今天不少内地人，当然也包括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老移民，大家对香港怀抱着种种一成不变的认识，但是那些认识从一开始并不一定都正确。我到香港后对香港的很多事情最初也经常仅凭“想当然”，比如“荷李活”，如果不亲自去，如果我没有听到一位耄耋老人面对记者讲述了一百年前的一段真实故事，我也不知道“荷李活道”在过去住的都是些咱中国自己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的第一条老街道。 如今，在“荷李活”，人们到处还可以看到一间间中华老字号：什么手工制作功夫鞋的“谭国光皮鞋店”、旧式茶馆儿模样的“莲香楼”、差不多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九记牛腩”食店、门口张贴着陈年手绘广告画的“公利真料竹蔗水”，以及“振隆白米”等等，除此以外，“荷李活”还有一座创建于1847年的文武庙，至今香火鼎盛，青烟缭绕条条阡陌。 一天，我真是特意去了趟“荷李活”，要去寻古，也要探新。此话怎讲？ 一方面“荷李活”到处浸泡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味道，据说除了“老字号”、“文武庙”，那里四周还有一片闻名世界的中国古董集散地，很多古董店门前门后到处堆满了木雕、石刻，佛像、神像，瓷器、玉器、金银铜器，更不要说中国的文房四宝、字画、中堂，林林总总，古色古香；但是在一片东方文明的世界里，满眼、满鼻子也同样可以看到西方风情、闻到异国情调，这就让人不能不感觉到香港中西文化四处弥漫与融合的氛围特点，所以我前往，既要“寻古”，也要“探新”。 不错，香港太平山下，很多条古老的街道就像“荷李活”，不仅承载着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种族气息，同时也见证了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百年沧桑。中国传统文化在阵阵怀古幽情中一旦弥漫起一两声现实的叫卖，浓浓的“国粹”也就燃烧起了强烈的市场欲望—— 在“荷李活”，我看到不少中国人，也看到不少外国人。外国人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只是拣上几件能够代表东方历史的“老古董”，带回西方老家，摆在他们客厅的壁炉上以求纪念和意趣，而“古董店”的中国老板，几乎每个人嘴里都会讲洋文，卖出去的真假“古董”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挣钱。 听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髯公店主，平日在“荷李活”小店与各种肤色的顾客谈笑风生，一边谈古论今，一边就把白花花的银子装进了自己的唐装口袋，而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其实是位大学教授。 “荷李活”不是“好莱坞”，但“荷李活”又深深受着“好莱坞”所代表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是死死地抱在怀里，更不会把它藏入闺房，人们要让历史、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天天见光，随着海风最好传遍世界，当然也最好能让它融入活跃的现实“市场”。 第六章 “牙牙学语”怎么不行？ 回想2004年9月我初到香港，那时候还没有着胎，千难万难第一难的并不是树雄心立壮志，大显身手挥毫泼墨，而是不懂这里的语言，无法与人交流，更别提细致地打探这个社会。这就把我绊住。 比如安营扎寨的头几天，我一直在整理从北京运来的物品，物业管理人员好心地想帮我，问：“你屋企在几层啊？”我一点都不明白，“屋企”？什么“屋企”？后来知道了“屋企”就是香港人的“家”，晚上在浴室洗掉了一天的泥汗，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傻乎乎的像个婴儿，又比婴儿多了一层成年人很容易受伤害的自尊心——在香港做记者，连个“屋企”都不知？今后还要写香港？这不是找不到梯子都想上天吗？不行，我得学习，赶快学粤语——然而一个内地人初来香港，看看粤式中文还将就，很多词儿比如“屋企”还蛮有意思：顺着中国象形文字的来路想一想：“屋”太通俗了，不用费脑筋，而“企”呢？不就是由一个“人”加上一个“止”字组成？人到了有遮盖的地方就可以止步，放下心来好好地休息，这种home比“家”难道不更文明、更贴切、更传神？可是如果换成了“说”，把粤语从自己的两排牙齿间字正腔圆地挤出去，可就要憋死人，什么长音、短音，开口、闭口，挺大的人必须非常夸张地遵守——普通话有4个音，粤语有9个；普通话有拼音，粤语也有，但是二者完全不是一码事，开口说粤语，你越想按照拼音找发音，那准瞎，越会说得乱七八糟，让旁边碰巧听到的人笑得东倒西歪。 记得正是在我犹豫彷徨之际，有一天和我先生及他们单位的一位小秘书到铜锣湾一家餐馆吃饭，这位“小秘书”一坐上餐台，立刻就很主人地招呼起服务生：“唔该，俾杯热茶先！”然后又很自信地用香港话来点菜——“嘎哩海！” “俾杯热茶先？”“嘎哩海？”这些都是什么呀？！ 我蒙头蒙脑，“小秘书”见我问，好不开心：“俾杯热茶先”就是“先给咱上点热茶”；“嘎哩海”，就是广东话里的“咖喱蟹”，香港人都这么叫，咱这不是到了一家印度餐馆吗？ 我惊诧“小秘书”的粤语怎么会说得那么好，以为她一定来港多年。结果一问，还不到一年。而且“小秘书”告诉我，她到香港只有一个月，就能成串儿地讲“鸟语”，起码上街买东西和当地人砍价儿没问题！（她不是在说“明天就去月球旅游”吧？）那顿饭后，不知是受了“小秘书”的鼓舞还是刺激，我心里到底燃起了那把火——学粤语，兑现我的计划，人家学30天，咱笨，60天？ 我就这样开始了学习广东话，知道这是出去闯天下的第一步。于是买了录音机，放进去了粤语带子，像考大学复习英语一样，机器说一句，我跟一句，每天晚上坚持，学得出轨跑了调儿也愣讲： “雷吼（你好）！” “塞粉（吃饭）！” “愤告（睡觉）！” “达波（打球）！” 其实对很多内地人，近几年能在嘴里跑出成串儿成串儿的粤语，那是一个实用与虚荣各自参半的渴望，只是觉得粤语难，要上青天，望着蜀道就不敢迈步。我的经验：学粤语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是个“学究”，粤语不是被人戏称“鸟语”吗？咱就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牙牙学语，鹦鹉学舌，别人说一句，你跟着讲一句，再体验一回做婴儿的感觉，既好玩，又觅了一条捷径，当然这里头你首先得舍得出脸面，不怕被人笑话。 最开始，常常笑话我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我的老公和女儿。老公的方式就是别有用心地抿嘴儿一笑，什么也不说，可舌头根子底下我知道根本就不相信我能学成，总以为闹腾几天就得歇菜！女儿呢，那一阵子她正在香港度假，高中上的是英语专科，受过学习语言的基本训练，就经常直接打击：“妈咪，拜托了，能不能先听清楚？学语言人的耳朵最重要，知道吗，耳朵第一！” 我在香港学习粤语的第一句话是：“擒门，塞叟甘海滨斗？”（请问，洗手间在哪里？）而心里顽强记住的则是另一句：“某怕球，吼得发。”（别怕丑，学得快。）以后就上路，管它这条路是不是永远也到不了“青天”的“蜀道”。可是眼看着自己订的两个月的计划已经时间过半，面前还是关山重重，一盆越和越稀根本抓不起来的糟面，心里头也急。同时，学习语言你得找人交流吧，家里不欢迎，我就上大街，于是到了外面不管赶上商店小姐、银行职员、的士司机，还是报摊儿的老头、卖菜的老太太，逮着谁就和谁说。慢慢地脸也不红了，有些话也不用在肚子里事前反复叨咕两三遍，可是“实习”阶段来自大街上的“打击”还是不可避免，尤其有时候赶上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当然就不知如何表达，硬说，肯定要露怯，弄得对方根本摸不着头脑，这时候人家多半就会讲：“唉呀，不要这么辛苦啦，要么你讲普通话，要么讲英文啦！”弄得我四十大几的一个女人，立在香港街头，尴尬得真是最怕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什么熟人。 尴尬与受伤，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这对学习语言，或许正是天赐良机。别人埋汰我的哪句话最狠地伤了我的自尊心，那句话日后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用复习，被“埋汰”过一遍就能记住！ 终于，天道酬勤，“奇迹”到底发生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街上遇到了一位急火火的香港女学生，她向我跑来，劈头就冲着我用粤语问了一句话，我愣了半秒钟，然后“啊”了一声——听懂了，女学生要问的是“跑马地邮局在哪里”。我立刻告诉她“前边儿，直上，第一个路口”，当然也是用粤语。上帝有眼，女学生竟然也听懂了，因为她马上就不住口地“唔该塞”“唔该塞”（谢谢啦），一边点头一边拔腿向前跑去。 有了这次偶然的“成功”，我信心大增，而且还添了个“癖”，以后每次上街，举凡有人向我问路，我都会立刻兴奋，极尽其详地告诉人家他要去的地方哪在哪、怎么走更划算。这样，次数一多，自己都烦：“过了”，“又过了吧”？可是一年以后，一帮内地朋友来我家聚会，人们听着电视里一直“汪哇哇哇”、“汪哇哇哇”的，不知道播音员在说什么。我耳朵一挑，独占了一份秘密，就告诉他们：这是在说“黄华华说”。广东省的省长不是叫“黄华华”吗？广东话里的黄、王同音，都是“汪”；说话的“话”和中华的“华”也差不多，都是“哇”，因此你们听到的“汪哇哇哇”，其实就是播音员在引述黄华华的话——哇塞！当时我家就炸开了锅，朋友们不住地夸奖：“真行！”“鸟语也敢学？！”我当时好不得意，那份“得意”混着一些咖喱味儿，因为片刻之后我就想起了刚来时和我先生单位的“小秘书”一起去吃“嘎哩海”，嘿，现在，咱的粤语也可以上阵唬一唬人了！ 第六章 老人“学普”干什么？ 学习粤语，让我内心长了一种资本，骄傲，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年纪一把，没人逼我，是自觉努力，这种心气和一个人的勇敢有关，更跟他的毅力有关，值得沾沾自喜。 不过，正当我满怀信心，尾巴高翘一寸，觉得自己有一天没准还真的能把个“鸟”语学得可以混迹于香港的当地“土著”，谁知道天下突然大变，也就是一两年的工夫吧，随着香港和内地交往的日益紧密，香港人要了解内地，要和内地人做买卖，人家也开始拼命地学习普通话，尽管他们学普和我学白话（粤语）一样困难，但语言除了表演，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在于交流？外国人在中国，有几个能把普通话说得像老北京一样的地道？中国人听得懂也就行了。很多时候当地人发觉我嘴里挤出来的尽是些蹩脚的香港话，很快就认定我不是香港人，于是这些机灵鬼儿们马上就会转换身份，立刻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免费“老师”，挡也挡不住地向我大学、大练起普通话。 举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 有一次我受台里委托，要求采访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局长手下负责新闻业务的一位女职员，从她接电话的那一刻起就磕磕绊绊地和我说起了普通话，她的普通话说出来，老实讲，真不敢恭维，完全属于初级阶段，听得人心里发急，好几次我都站在地上直想蹦高，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心地和她商量：“小姐，咱们能不能改说香港话？如果你讲得慢，我差不多都能听懂。”可是这位小姐根本不拿自己当外人，顽强地说“不”，说她就是要学习普通话，好不容易才逮着了我这么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哪里能放过？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2006年5月24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辞，内容很结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排名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340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42％……我想要这篇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致辞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会场，复又坐到桌前，展开来一看，这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辞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得都能赛过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每个拼音上还都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发音。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讀本文時龤鐑調的詞語，按鐑調注音”。 我一篇篇地翻着这份致辞，“致辞”总共5页，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普通话，就是年龄过大（至少年过花甲），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国语”来发言？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儿女若是鼓励，一巴掌早扇过去——和这位老先生一比，我学香港话的那点骄傲，简直是小文人见了司马迁，还好意思笑人家？没有地缝儿，自己划一条钻进去得了。 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小贩，这几年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特首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曾荫权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说普通话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讲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特首的智慧与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 2005年7月5日，为了纪念CEPA（《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济合作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捏着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纸片上记着的一定是他要回答问题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符号，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那天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些纸张很可能就是特首的语音提示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比如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讲到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说香港的优势，当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由于时差的关系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个“开门”一词说成了“开门儿”，听得我当时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和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万机不说，光是不得不面对香港各界民众、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62岁），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甘拜下风？ 第六章 谁敢说“吃在香港”？ 鸟儿一样地栖息香港，哪一天能离得开吃？ 但是“吃在香港”始终是个难打理的题——“吃在哪”那里就得拔得起头份，“头份”是什么？是NO.1！这样的帽子香港如今可戴得起？ 20年前听人说“吃在香港”，那时候内地穷，老百姓嘴上荒芜，“吃在香港”让人眼馋。可是20年后，内地经济凶猛发展，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从新老菜谱里冲出来，呼啦啦涌到桌面上，吃得人天天肚皮发胀，个个高喊减肥。 不错，从传统上说，香港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酒楼食肆遍布港九，全世界各种风味的饮食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得到踪影。已经记不得多少年了，人们脑袋里诞生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香港人从早到晚好像都在吃：早茶、午茶、下午茶，吃过了晚饭还有夜宵，一句话：整个香港，如果只计较嘴上的这点事儿，简直就是张“大饭桌”！ 香港是张“大饭桌”，或者说香港一直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天堂”，能不能就把“天下第一吃”的美名加冕到自己头上？如果说今天我讲“吃在香港”，那么广东人服不服？台湾人干不干？还不要说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日本料理怎么办？法国大餐又上哪儿哭去？ 2004年开始我常驻香港，一直都不敢碰“吃”的话题，然而一年半后，情况发生骤变——有一天香港的“吃法”让我大开眼界，让我面对这个社会“吃”的行为哑口无言。这下子终于把自己救了，也把“吃在香港”的帽子找出来，试试能不能重新戴到香港的头上，结果找来镜子四下照照，然后对自己说：没问题，“吃在香港”，顶天立地，这回说到哪儿，也没人能比！ 香港的“吃法”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让我胆气重生？ 2006年春节大年根儿，香港举行了一场名副其实又感天动地的“大吃大喝”行动，“吃法”的名称起得极响亮——“万人盆菜宴”。地点就选在港岛中环添马舰广场(tamar Site)一块马上要建造政府新大厦的空地，这块空地的大小和足球场差不多。 1月8日，这一天离“三九”只差几十个小时，那天晚上香港的气温还不到12度，这样的天气在北京，还不要说在哈尔滨，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香港就已经快冻死人。果然次日清早，我翻开报纸，香港天气预报确认：1月8日是香港2006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东方日报》还登出了一篇报道：因为寒流骤袭，香港“严寒杀四人”。然而就在这样能“冻死人”的夜晚，添马舰广场巨大的空地愣是从下午就开始摆上了1100张餐桌，每张餐桌可以坐下12个人，1100乘12就是13000多位食客。我的妈呀，“万人盆菜宴”？我猜想这怕是要冲击世界吉尼斯记录？赶紧打听了一下，果然是。 因为要采访，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下午5点多就来到了添马舰。现场风大，所有纸做的和布做的东西都在风中被抖着哗哗直响。站在“万人盆菜宴”的广告牌前，我手拿话筒，穿着厚大衣还直打哆嗦，这让我有理由怀疑：今晚这么冷的天，还会有上万人来露天吃饭吗？听说本场“大吃大喝”还吸引了好多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西方世界的各国“鬼佬儿”（香港对“洋人”的称呼）。 然而不到7点，一千多张桌子就已经被差不多都坐满。香港人邀朋唤友、举家出动，人人大衣、围巾，手套、帽子，喧闹着等在风中，一万多食客就守着“大盆菜”，等待主办方在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上兴奋地大叫：“一、二、三——开吃！” 一千多张餐桌、一万多张嘴巴、两万多支筷子，寒风、音乐，火锅冒出来的热气，其情其景何等壮观、何等奇伟！ 尽管，香港渔农护理署作为这次“大吃大喝”的主要倡导者声称：本次“万人盆菜宴”目的并不在单纯的“吃”，因为这次“吃”所用的材料绝大部分都由本港渔农户生产，因此如果说有意义，第一就是推广香港本地的渔农产品；第二，借助“万人盆菜宴”弘扬香港饮食文化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至于“万人盆菜宴”的所有盈利，在扣除成本以后，都将捐给恰逢90周年生日纪念的香港女童军。 为了满足这次“大吃大喝”的物质需要，我在采访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时获知他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各种食材竟然超过了2万斤。2万多斤？这是什么概念？猪腩肉3850斤、活鸡2750斤、龙趸（大型石斑鱼的一种）2750斤、萝卜3850斤、芋头2750斤、生菜3300斤，这么多材料还不算其他的配料、汤料以及面条、矿泉水等等，试问，天下有哪一家酒店一下子能买来这么多东西准备一顿饭？ 2006年1月8日，香港添马舰广场的1100张餐桌，每一张桌上只有一个菜，这道菜被装入了一个盆子，大小如同普通的洗脸盆，鼓鼓的，就放在桌子中央，没吃前上面都包着大红纸，闪闪亮亮。而“大盆菜”很多内地人也许并不知道它的来历，这是香港过年、婚嫁，或者烧香上供时的一道风俗饮食，追究它的历史，相传南宋末年（距今大约700多年前），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赵昺被金兵追赶，仓皇南下跑到了新界，那时候皇帝和他的残兵剩将已经是人疲马倦，可新界的村民不懂得宋家王朝就要灭亡，听说自己的皇帝突然驾临了，人人激动不已，家家都拿出自己最美的食物来招待三军。当时新界老百姓敬神讲究要用9道菜，9表示无限虔诚，于是大家就赶紧制作“九菜大宴”，结果菜做好了，转身发现盛菜的容器不够，急慌之中各家就都搬出大木盆，洗洗干净，把9种菜一一地放到盆里，这样“盆菜”就世代相传。 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要把香港家庭式的传统年饭扩大到一万人来一起吃。一盆热乎乎的饭菜，如果是一家一户围在一起动筷子，并不奇怪；而成千上万的人围在一个露天空场，同样的桌子同样的菜，就在瑟瑟寒风中集体大吃，这样的辉煌让人瞠目，让人不可思议，甚至让人想想都觉得可怕！ “可怕？”这是不是如今人们评价“天下第一吃”的标准？我突然想到。 2006年春节，香港“万人盆菜宴”到底打破了世界纪录，而在我看来，13000多名食客围在一起，嘴上“吃”的行为是一个纪录，而想出这个点子并以此来推广香港、带动旅游更是一个思想上的创举。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在主持“万人盆菜宴”烟火启用仪式时讲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万人盆菜宴极具意义，不但凸显了香港美食天堂的特色，更能让本地渔农、餐饮和旅游界合作，创造商机。”“商机”？“商机”和“吃”紧紧联系，这是香港人的精明。过去香港人把饭桌当成了谈判桌，今天香港人把添马舰广场当成了生意场，说来香港人骨子里对“吃”所寄予的期望并没有减少，只是这一次他们的胆量更大，大得有点狂妄。 据传200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香港饮食业已经在设计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决意要把“千人盆菜宴”搬到北京，搬进人民大会堂，在国宴上让“大盆菜”传遍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我在添马舰广场那天晚上高兴，也甩开了腮帮子。 吃完了一抹嘴儿，大家议论起这顿饭的价钱：好家伙，每桌“大盆菜”1800元港币，真贵！ 可是主办单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其实早就为自己开脱过：“贵吗？不贵！你知道每个人在今天晚上吃下去的将会是什么？” 鱼，那不是鱼，是年年有余！ 虾，那不是吓（香港话发“哈”音），是大笑哈哈！ 肉，那不光是肉，是表示肥美富裕！ 蛋，那也不是单纯的鸡蛋，是代表团团圆圆！ 此外还有呢：生蚝，香港话的谐音不是“市好”？干贝，样子看上去像不像“元宝”？ 更不要说1800就是一定要“发、发、发”！ 香港“万人盆菜宴”，说到底可不是你们北京的“折箩”，也不是东北的“乱炖”。 试问：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便宜的贺年大餐？！ 第七章 “派米”？ 近些年在内地，老百姓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个月粮油“限量”的日子早已过去，买布要凭“布票”的艰难也已经成为了回忆。大家丰衣足食，头发乌黑，脸上放光，忽然有人就想起棒子面的窝窝头可是有日子没有吃了，粗米熬粥就咸菜的味道也好久没机会品尝，于是有些商家便动开了“怀旧”的脑筋，比如北京潭柘寺，庙门口就支起了一口大锅，设立“粥棚”，借此招揽生意，免费让游客重新回到“饥荒年代”，特别体验一下“文化旅游”。 2005年8月我在香港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挤在一个广场上正在排大队，不知道他们（几乎都是当地的老头老太太）要买什么。当时因为着急外出，新闻没看完，也没看懂。第二天见了朋友，提起此事，朋友告诉我：那些人不是在排队等着要买东西，而是在等米，等着有人来派米。香港每年的农历七月闹“鬼节”（盂兰节），这个时候，有钱人或有钱的公司就会向长者派送“平安米”，这个传统据说是战后（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人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各种宗教、慈善团体就开始纷纷伸出援手，向一些贫苦老人施粥济贫。 “施粥济贫”？在今天？在香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用得着吗？ “派米”传统即便是诞生在香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如今的香港和那个“时期”早就“拜拜”了，早就变得十分富裕，这个“传统”为什么还会延续下来？这让人好奇，更让人不由得置疑：这种做法到底是盼平安、讨吉利，还是香港社会今天依然还有穷人，每年到了“派米”的时节，大家都还盼望着从富人的手里接过一袋袋儿的大米以补贴家用，缓解生活的拮据？我不信，但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2005年香港“闹鬼节”、派发“平安米”，尽管我是第一次关注，但是这一关注就被吓了一跳，为什么？“派米”的团体之多，多到几十上百家，等米的人之多，更多到每次都要成百累千，甚至上万。8月31日，最早我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香港派米酿祸——1万5千人踩人、13人受伤》。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上8月30日，后来也被当地的媒体证实，就在香港慈云山中央游乐场，的确有一万多人在那里轮候（排队）——早上8时半才开始“派米”，头一天下午就有人已经等在了现场，而到了次日凌晨，4点，排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6点，上升到1万5。这些人“大部分是长者，其中也不乏少年及小童”。工作人员后来看到排队的“人龙”愈排愈长，为了安全，想要关闭游乐场四个闸门中的两个，以控制人潮，但是，排队的人误以为组织者这是要出面“截龙”，唯恐自己拿不到“平安米”，更争先恐后地往里涌，结果：“秩序大乱，十多人跌倒，呼救声不断，小孩吓得痛哭，警员立即冲入人群将伤者从人堆中扶起，急忙送往救护站，其中一名老翁撞伤了头部，另外一名老妇，因为抽筋，也被送院治理……” 2006年盛夏刚过，人们忙碌了大半年，至少我已经把头一年“派米”的事给忘得干干净净，而“鬼节”又悄悄来临，这一天，7月27日，首个“盂兰节派米会”在贾炳达道公园举行。早上，香港天文台虽然挂出了“黄色暴雨警告”的信号，但没人理会。我忽然心头一紧，想起2005年的“派米”，9月2日，一个“派米”团体由于没有汲取前几天慈云山刚刚出现了混乱的教训，不改变“派米”的方式，结果在尖沙咀福德古庙又导致了一名老婆婆发生意外，这次“意外”不是被“送院治理”，而是死亡…… 然而尽管我担心，2006年，香港人却并没有因为去年“派米”现场曾经出现过“死亡”，今年的热情就有丝毫的减少。首个“派米”大会，那天早上老天爷一直哭丧着脸，把雨下个不停，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等待“派米”的人有的手里打着雨伞，有的身上穿着雨衣，还有人用一个塑料袋干脆把整个脑袋都包了起来。据说这一天只在一个地方，等待“派米”的人就又多达好几百，其中排头位的一位老伯伯，年龄已经过了80，他就是为了能够保证第二天一早一准能拿到第一张“米筹”，半夜三更即来轮候，他的“壮举”也不知道家里人知不知道。 香港人把每年一度的“派米”看得不是儿戏，一袋大米重量也就大约一公斤，价钱只值七八块港币，但是所有前来等米的人，热情居然如此旺盛，难道这些人家里一年就都缺这么一点点口粮？我想绝对不至于，但是既然“不至于”，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家明知道每年“派米”都有危险，还舍得让自家的老人、孩子去拿老命、小命开玩笑？ 后来我注意到，2006年除了首个“派米”大会，全港几十处“派米”现场又都是人龙涌动，见首不见尾。官方声称“派米”纯属宗教及慈善活动，组织者毋须根据《公安条例》向香港警方事前做出集会游行的申请，因此不受任何法例的规管。但是很多知识分子连年来一直在呼吁：依照目前香港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派米”救助穷人的实质作用已经不大，市民生活一旦出现了困难，失业或者低收入的人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常手续向政府申请“综援”，因此要改革目前的“派米”做法，奉劝香港长者一定要珍惜生命，不值得为一袋“平安米”去冒生命风险。但是没人听，人们还是一到了“鬼节”就兴奋、就疯狂，就舍命不舍米地去天天排大队、熬盛夏。 也许在香港人眼里，特别是一些老人，他们认为每年能够吃到从富人手里“派”出来的“平安米”，这和自己用钱从超市里“买”回家的普通大米“滋味儿”不同，那种“滋味儿”是什么？不要钱，派了一袋是一袋？有些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大队，领到一块“米筹”，掉转头来接着还会从队尾再重新再排。 尽管香港慈善团体不少热心人对“派米”有很多道义上的理由，解释：“此举虽然是为了帮助穷人解决吃饭的问题，但不唯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世、为善积福的崇高美德，同时更是向世人展示，生活在香港社会，人人都有爱心和善心，所以每年继续‘派米’，无可非议。”但是，在我一个外人看来，香港社会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是理性的，用什么方法来表示“爱心和善心”不行？慈善家的爱心如果可能导致市民不幸伤亡的后果，那么这种后果对“动机”难道不是最大、最彻底的伤害？“派米”风俗之所以能够在香港一直传承至今，另一个原因：老百姓当中可能还有穷人，我想这才是“硬道理”。这种判断是不是正确？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香港到底有没有穷人？如果有，有多少？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当地朋友曾经告诉我，她的一位邻居，人也活到了七老八十了，但是年年都要去等“派米”。她曾经几次相劝都不行，儿女相劝也不听，老人对“派米”一年一个念想，一年一个盼头，特别是近几年，很多慈善机构“派米”有时除了大米，还会派出少量水果花生，风干海鲜，甚至有时还有利是（红包），这就为老人不息的盼望更加添满了灯油。 我问：“那你说的这个老人，家里的生活是不是不太好？经济上是不是不宽裕？” 朋友说：“对，的确不怎么宽裕。所以我就要说，你别以为香港现在满世界到处都是富人，其实穷人也很多，大家生活在不同的角落，你不访，别人也不会主动地向你诉苦。这个‘穷’当然不是指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更不是内地几十年前的旧社会，但是很多人吃得不好，住得更差，这一点你有时间，以后可以慢慢留意——” 朋友的话让我心里默默，脚下却开始有一点蠢蠢欲动。 那一刻我已经意识到：香港的穷人与富人，一个朦胧而现实的世界，今后看来真是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了…… 第七章 “白加道”意味着什么？ 长期以来，内地人一想到香港就觉得那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不错，中国改革开发之初，国家刚喊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很多人脑袋里就把“港资”当成了“外资”，算计着谁最有可能迅速地来到内地投资办厂，第一批的期待就是香港富商。 香港有富人，尽管这些富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是富人之富，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大亨差；洋房、洋车享用不尽，美元、港纸花用不完。有人喜爱游艇，几百万、上千万地买下一艘不算稀奇，且不说基本上没有时间开到大海上去尽情撒欢儿，就是平日找一片避风的海湾存放，每月的费用我一年的工资都挣不出。然而，香港也有穷人，这样的概念我是看到“派米”以后才非常明确地得出。香港的“穷人”与“富人”虽然生活得各不相干，但是“穷与富”在这里，那是一片复杂的天地，融合着无情的现实主义和无限的抽象哲学—— 在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我去过一些，比如港岛的“半山豪宅”、九龙的“嘉道理道”，但是金字塔顶尖级的富豪一般都喜欢“深水湾”、“浅水湾”、“大浪湾”，那些地方到目前为止，我去过，但总没捞着机会被人请去做过客，在“豪宅”里享受一晚。 2005年4月，网络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了香港的“十大豪宅”，排名第一的就是“港岛大浪湾道10号”，当时市场估价标明7个亿……最后一名：“浅水湾道16号”，市值也在1.5亿港币以上。而“太平山顶”，那不仅是香港的一片旅游胜地，有“凌霄阁”、有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如果天气晴朗，游人站在“观景台”仔细地往下张望，香港，包括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迷人日景或夜景就会尽收眼底，但是内地人未必都知道，这块风光无限好的“山顶”地带也是富人建造顶级“豪宅”的最热之地。 2005年11月1日，香港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样的报道《白加道美景洋房——与特首为邻》，文中提到的“白加道”就在山顶，长期以来一直是商贾、领事、权贵们争相竞富与竞派儿的地方，即将招租的“白加道”2号总共拥有11座豪宅，最大的屋顶高度恰恰与香港的地标式建筑——“中银大厦”同处一条水平线。 当天晚上，我老公下班回家，我说“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了，你说的那件事还真是真的”。我和先生议论的“那件事”就是“白加道”2号即将出租的旧有传闻，因为11座豪宅的房东不是别人，正是我先生供职的那间公司，两天前他就跟我悄悄地透露过这个消息，那口气简直骄傲得不行：“你猜我们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一平方米700块！那11套房子面积一般都在400到470不等，谁要是住上一个月，房租起码要30万，还不算每月的管理费！” 老天爷，这样“高级”的房子老百姓想都别想，就是香港的中产阶层听了也得且嘬一阵子牙花子！ 可是“这么高的房租有人愿意租吗？有人住得起吗”？记得当时我非常怀疑。 先生听完却一撇大嘴：“哼，你还担心没人租？租不起？告诉你吧，现在早被租完了，一套也没剩，30万！这下我们公司可要创下香港豪宅月租的‘天价’！” 2005年11月之前，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还没有搬到礼宾府（特首官邸，当时尚在装修），还就住在“白加道”15号原来他任政务司司长时的宅子里，而同一条道上的3号住的是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再往前回忆：1999年有人买下“白加道”12号两层英式大宅，花了1.2亿；2000年有人买下22号，花了1.46亿；而2005年“白加道”2号11座豪宅，房主仅进行装修，基本投资就已经花出去了1亿多。 香港富人真富，住的房子莫非要追赶旧日皇朝的王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香港富人再富，即使个个都住“王府”，那里面的设施再羡煞凡人，于我，最多的意义也就是一次次地“望洋兴叹”；而来到香港，自从我知道了香港有穷人，穷人居住的条件怎么样？穷人的房子都在哪里？那一片平民的世界倒是更吸引我，更让我牵肠挂肚地想去寻找。 第七章 “铁皮房”都在楼顶？ 没有研究过香港的穷人，过去我完全不清楚香港有一种“出租公屋”的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政府考虑“真正有需要但又无力负担私人楼宇的家庭”，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出租房。截止到2003年年底，全香港大约有210万人居住在由“香港房屋委员会”以及“香港房屋协会”管理的简易的“公屋”之内。那些成片的“公屋”叫“屋邨”。 2005年上半年，我把香港的东西南北刚刚大致搞了个明白，就开始琢磨着找朋友，请当地人带我去看看“公屋”，可是香港的“富人区”，那是美国的“比弗利山庄”，即使不开放，对游客也有吸引力；但“穷人区”就不一样了，怎么说也是香港的“家丑”，谁会愿意给我做这样的“向导”？ 没办法，我只有去求前文我已经提到了的那位好心的“碧姐”，“碧姐”听了我的请求，先是一愣，说：没事你到香港去看穷人干吗呀？但是想了一下很快就露出同情，知道我不是“嫉人有、笑人无”的轻薄之辈，知道我要去看穷人，是作为一个内地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真实的香港，就同意，答应带我去。这样有一天她陪着我先来到了九龙“牛头角下飾”二区，这个小区有7栋“公屋”，1967年建造，是一片标准的“屋邨”。 我走进“屋邨”，发现一座座“公屋”从外表上看起来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小二十层。再进“公屋”，感觉就是北京的“筒子楼”了，只是走廊更长、更宽，干干净净的，两侧不知道为什么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好心的“碧姐”为了能让我进到“公屋”的住家里去看一看，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位她认识的老人，这位老人从“公屋”建成到今天一直都住在16层的一套“中号”房间内，而“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有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据老人回忆，当年香港的人口急速膨胀，好多人都缺房子住，像他家那样，妻子，三对儿女，两代人已是“8口之家”，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租用“中号”的房间，租金大约是每个月480元。 “中号？一家8口？就住在16.5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怎么住？床都放不下？”我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吃惊。 老人说：“啊，搭上下铺呗，那就不错了。当年好多人排队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随老人进了屋，他的家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屋里绝对没有双人床，只有一排靠墙摞起来的双层床，更没有沙发，一个吃饭的小饭桌，两把已经很旧了的小椅子，儿童化气息十足，黑黄黑黄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一家人当年的“全家福”，儿女围在父母身边有一大堆。老人很乐观，虽然看得出他们家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是到如今他也没有抱怨，只是见我进了屋连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急忙感谢：“不用坐，不用坐，能让我进来看看就很好了。”他也就不客气，又把我带到了阳台，自豪地说：“看，这个阳台只有不到3平方米，是我自己改造的，左边是厕所，当然，里面一个人转身都费劲；右边是厨房，当年我们一家人，洗菜、做饭、晒衣服都挤在这么一小块窄窄的空间……” 离开“牛头角下邨”，那天我感慨唏嘘，问“碧姐”：“这地方是不是就是香港人住的最差的房子了？”“碧姐”摇摇头，拉长了声音说“不——是”，“公屋”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公屋”，你没听说过香港还有“木屋”、“铁皮屋”甚至“笼屋”？要是你还想看，我就再带你去。说着就拉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再下车，我们已经来到了深水埗的南昌区。“碧姐”说：“行了，这下你可到了香港最穷的地方了，就是这一片：长沙湾、鸭寮街、桂林街、基隆街，自己看吧，看看香港的穷人到底住的什么样儿！”说完又补充：“不过你要是还想进楼，我们可得再找人，不然不受欢迎。香港穷人别看住的寒酸，但人人都有隐私权，也有尊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找到了南昌区居民商户联会的一位年轻小伙子，由他带路，走进的第一座大厦是基隆街？菖号5字楼A座。那座大厦也是火柴盒形状的高楼，与整条街上的楼房面貌都差不多，外表斑驳，楼顶上乱七八糟、犬牙交错，整个地区看上去都很陈旧。这些楼，小伙子告诉我，就不是您刚才看到的政府“公屋”了，很多都属于私人开发的商品房。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房主用来出租，里面每一家的面积比“公屋”略大，但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吧，可就是这样，房主为了开源节流，还是有人把家里再分隔成几个更小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名称很形象，叫“床房”，“床房”理解吧？顾名思义，房间的大小也就真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床房”？那人除了睡觉，白天在哪活动？ 我们边走边说，已经来到5字楼A座。 这座楼果然不是出自政府之手，楼道比“公屋”要窄得多，不像楼道，倒像梯子，两个成年人在楼里若想不侧身儿就能并排地上下根本不可能，虽然功能更被强化，但第一次见到，总让人觉得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就高高低低地排着队往上爬，到了第三层，我说，行了，别走了，反正楼梯的样子我也已经知道，下面能不能帮我敲开一户人家，让我进去看看“床房”？ 小伙子就照我的话去做，有一户人家开门了，显然是租客，不是房主。我进到里面，见到了“床房”，而且“床房”果然名不虚传，一间房子只见床面，不见地面。我问：“像这样的一套‘床房’一般月租要多少钱？”后面紧跟着就笑开了自己：眼前这种微型“小家”，哪里还能经得住我用“套”来形容？小伙子就也笑，但没忘了回答我，说：“800，您刚才进楼时没看到外面挂着的小广告？”我说：“800？就这样的‘床房’一个月还要800？”小伙子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一定认为我太夸张了，在香港，随便什么人要租一套功能齐全的住房，一个月怎么也得好几千！接着就在随后的解释中掺进去了一些评论和感慨：“‘床房’至少还是正经的房子，只是小。你们内地人其实很不懂我们香港，香港社会直到今天，好多人的生活，起码住房吧，还是很差。” 离开A座，小伙子问我：您累不累？要是不累，还想不想再到天台上去看看“铁皮房”？我说当然想，尽管当时我人已经很累，同时更担心身旁的“碧姐”，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让她再跟着我爬那一层层一人宽的黑楼道？然而“碧姐”此时立刻在我身旁出声：“嗨，爬楼算什么？香港人不是天天在爬，现在住在‘铁皮房’里的还都是些香港的老人呢，他们住在天台，不爬楼怎么回家？”我听了“碧姐”的话，差点掉泪，说不清心里有几分感谢，还是突然卷进来了几分难过。于是呼哧带喘地我们又爬上了一座大厦的楼顶。 “楼顶”在香港的说法里就是“天台”。 过去有些地产商，售楼时如果买家肯多花一些钱，就会将大厦最高一层的房子连同“天台”一同出售，这样买了“天台”的人往往就会在上面用木头、水泥板或者厚铁皮自己再盖简易房，这样的房子合法不合法我不知道，后来都被称为“铁皮房”，而且不是存在了一天两天，即使不合法，我想出现在香港，老天爷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怪刚才刚到深水埗，我抬头看见一座座大厦的楼顶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犬牙交错的，原来那上面都是住家。 2005年我在深水埗南昌区的第一次“访贫问苦”，见到了“床房”，也见到了“铁皮房”。虽然天台的“铁皮房”并不是我曾经在画册上看到的旧香港那种一排排依山而建的“铁皮屋飾”，但是这类“铁皮房”条件也很差——高矮不同，形状各异，相同的只是夏天里面一律潮湿、闷热，冬天潮湿依旧，里面却一律冰冷——长期住在里面的老年人如果犯了腰腿疼痛，可想而知，那时光该有多么难挨。 香港历来被人称作“动感之都”、“活力之都”，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商业区有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是深水埗，很多“铁皮房”至今还依然有人在居住。这些人他们虽然身在香港，不少人也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但是“家”却只能在“天台”。尽管条件好一点的可以把空调、电视机都装进“铁皮房”，但是第一次见识的我，真的钻到里面，人进去了，一脚在天，一脚在地，身子好像要被自己拆成两半…… 第七章 “金屋藏娇”在黄宫？ 快节奏的日子让人觉得时光不是在流，而是在跑、在飞。 一个内地人在香港住上两三年，心里沉甸甸地装着这座似懂非懂的城市，虽然满身疲惫，但是兴趣难衰，因为花花绿绿的世界总有样式翻新的事情让你闭不上眼。 2006年9月23日，这天一大早，我和站里的其他一位记者坐车摸到了九龙土瓜湾一条叫做炮仗街的老街道，在那个地方，有一处新开张的“买卖”——一个客栈，这个“客栈”正名为“瑞士号黄金皇宫”，昵称则是“金屋藏娇”。“金屋藏娇”其实并不是小金屋里已经事先匿好了一位含羞带露的“俏佳人”，而是如果有人肯花钱在此过夜，他的新娘或者情人即使再相貌平平，其身价也可以和一个“娇”字配得。只是任何人要想在“黄宫”里与美人相拥一宿，没有20万港币，掌柜的不干，一般人享受不了，也舍不得享受。 过去有人说香港社会是不是满地黄金？这句话如果是在形容挣钱，我当然有资格摇头：非也，香港人大多数整天拼命工作，养家、养房，一个个活得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是在形容满世界的金铺，那就对了，香港的大小金店就像饭馆，很多地方一家挨一家，人们熟悉的名字像周生生、周大福、六福、谢瑞麟，此外还有一个金至尊，它的招牌虽然没有前几位那么响亮，但是内地人知道去了香港有个特别值得光顾的九龙金店，一间“金厕所”里摆放着“金马桶”，以后又冲出来了一辆“金马车”，这些奢华的巨型首饰就在“金至尊”，而“金屋藏娇”就是继“金马桶”、“金马车”之后，同一个老板别出心裁又亮出来的一个新鲜玩意儿，只是炮制出这座真金的“黄宫”，商家除了购地，仅买下2.5公吨的黄金，就整整花去3亿港币，这价值3亿、2.5公吨的黄金如果摆到地上该是多高的一座金山？商家把它刨开、巧制，用在了“黄宫”的地面、天花板、玄关、壁画、沙发、座椅、睡床、浴缸、餐桌、餐具，总之“金屋”里的一切统统都用黄金打造，四周金光耀眼，身边是个物件儿价钱就令人咋舌——凡人真的要是住到了里面，活生生地被包裹在“黄金”之中，想来肌肤也并不一定会感到特别舒服。 2006年9月，“瑞士号黄金皇宫”特意抢在了又一个内地“十一旅游黄金周”的前夕隆重开张，商家这样做，用心当然很在意利用游客集中消费，这里的“集中消费”并不是指望着真会有什么内地的大款出手阔绰，宁肯一掷千金20万来香港的“金屋藏娇”摆一回谱儿，做一回皇帝。“金屋藏娇”夜晚可以出租，白天还可以供人参观。每个想进来看看、想和满世界的金子拍张照片的参观者入场费只要港币25，这个价格乍听起来并不算高，但是架不住人多啊——黄金，在中国老百姓看来，那只是和天子有缘，普通黎民做不了皇帝，掏出25块港币，战战兢兢地走进“黄金屋”，坐一坐金床、摸一摸金杯，再看看“鸳鸯金浴”、“凤凰金厕”，还具有现实性，起码也打望一下皇帝的生活。 然而，就是在去过“金屋藏娇”后的第二天，我忽然想起了另一家店铺，灯具店，位于港岛摩理臣山道29号。这家灯具店半年前就在玻璃窗上贴出了“生意难做、回乡耕田”的8个醒目大字，声称即将关门、着急套现、半价甩卖。那8个大字分别衬着8张颜色不同的彩纸，用黑墨手写而成，是一种声明，也仿佛带着主人看不见的一种内心的凄凉。 “金至尊”的“金屋藏娇”隆重开张，摩理臣山道的灯具店却即将关张，这一开一关、一起一落，在香港本是家常便饭，不值得感叹，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头两天去采访了“金屋藏娇”，此刻我才更加惦记起小小的灯具店，生恐不赶快拎上相机去拍张照，说不定哪一天人家什么时候就会消失，真的悄悄回到田里种起了水稻。 为什么灯具店老板要说自己“生意难做，回乡耕田”？ 也许，灯具店小老板真的是遇到了资金上的麻烦，也许那8个大字只不过是一种刺激人的促销手段，我没有细究，采访也未必能够了解到真情，只是有了它的衬托，“金屋藏娇”总让人心里拧起疙瘩——香港这才多大点的地方啊，有人土，有人洋，有人发愁，有人欢笑，这不是两极分化的简单问题，而是香港人认可的一种自然，几十年，上百年香港人就是这样一路“自然”地“认可”了过来，这造就了他们并不像我这样少见多怪、多愁善感。 土瓜湾的炮仗街是一条老街道，“瑞士号黄金皇宫”坐落在这条街上，没有高墙深院相隔，没有皇家卫队相护，“金屋藏娇”拉开窗帘就见陋巷，可街筒子从早到晚人来车往、喧嚣不断。尽管“黄宫”内所有的摆设、家具一水的都是按照西方真正的“皇宫”来铺陈，但是一门之外就是市井，那感觉很不搭调——9月23日开幕仪式，香港不知道有多少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或者说不知道有哪家媒体没有派出记者前来采访，但是记者们顶着烈日，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尽管顺脖子流汗，时不时地还要为占不住一个好的拍照角度而彼此产生摩擦，但隆重的采访阵容整整堵了半条街，那种环境，那种所在——仿佛人们正在等待揭幕的不是一座“黄金屋”，给我的感觉，倒比较适合一个新开张的小饭铺儿或者一座刚落成的新街市（菜市场）。 第七章 大学“捧”在大佬儿的手里？ 曾经我发现，在香港你会看到富人真富，穷人真穷。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这道题并不难解，难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决定了香港的什么。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全球最富华人，本港包揽三甲”的消息，荣登本次调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这次评选的组织者并不是例如美国《富布斯》之类的外国杂志，而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第一个涵盖了全球华商及华商企业“500强”的顶级排行榜。6月28日，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晓，香港上榜的富豪多达47位，资产占据7000多亿，是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诚稳居世界华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会的命运会不会，或者进一步说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里。2006年美林证券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上一年全球约有870万个“百万富翁”，其中香港占了8万。这里所说的“百万富翁”不是“港币”的身价，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币”来计算，全香港700万人口，人均资产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这些钱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少数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厦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自己的容光，也支撑着香港社会。此话说来很理论，怎么能让“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一层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经意让我看到了一个翘开来的小小的边角—— 香港，很多大学的很多教学设施一般都是靠从民间“化缘”而来，这种情况在香港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做个比较：回到内地，内地的大学教学楼，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学术性质而命名，什么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要么以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排列；但是在香港，无论你爬上“港大”（远在薄扶林山上），还是坐火车跑去“中大”（远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会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被左敦、红磡左右相挤，没有地方伸展手脚，学校就只能靠几座砖红的大楼围拢，到了P层（podium）平台，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成规模的空中校园。这几座被围成圈儿了的大楼，李嘉诚、何鸿燊、蒙民伟、包玉刚、邵逸夫、蔡继有、陈瑞槐、陈大河、陈鲍雪莹等等，大佬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种感觉顽固不化：整个“理大”就像被几位“大佬”双双用手捧着，谁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这里至少从建筑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学的主办人在建造这所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掏过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钱人的社会，大学离了有钱人可能办不成，起码办不好，那么整个香港呢？离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儿不转？ 本来，那天我在“理大”采访，具体要拍摄的活动是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香港年青人如何获益于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大陆市场”的影响下保存“香港文化”？》，然而来到“理大”，我的感觉首先被一种“场”所紧紧锁定，讲座的会场因为就在二楼平台，我的眼睛无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圈的“李嘉诚”，一圈的香港巨鳄。如此强大的诱惑，如此无言的感召——香港的年轻人要想取得成功，榜样每天都在身边，和这个教化相比，任何形式与内容的引导都必然显得自惭形秽。尤其讲座采取的方式是“跨时代对谈”，主讲人一开始就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内地经济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惊人进展，然后谈到文化，随便提出了几个时髦的概念让学生们来回答，这些概念包括什么是“三个代表”，什么是“玉米”和“粉丝”，参加讲座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答得上来。我和摄像师站在会场后面不禁对视一笑，这一笑彼此都知道含义其实再也简单不过了——香港的大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点当然很明显，不过，即使他们想了解，目标也不在“三个代表”、“玉米”和“粉丝”。目前，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是就业，北上淘金。为什么？香港弹丸之地，以后再诞生“李嘉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香港的年轻后生如果想要把自己一个个的都变成新的一批“大佬”巨鳄，走出香港，到外面去寻找更大的舞台，内地倒不失为有吸引力的大路一条。 第七章 香港才“富”了30年？ 已经是我到香港后有了一段日子，一天和一位朋友闲谈，谈到香港的有钱人，想起自己30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挺可爱也挺可怜的童年，就娓娓道来：1973，当时内地还很穷，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了我十块钱，因为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看中了一件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好喜欢好喜欢，于是就死死地把十块钱攥在手里，其中，坐车花去了一毛（长安街上的大1路），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花去了九块八，买完了再坐车回来又是一毛，到了家，手里的十块钱刚好花完，刚好够用——花样年华没有几个傍晚心里是如此的阳光灿烂，而那以后的整个夏天，我就这么一件好衣服，除了关键时刻都不舍得穿。 听完“故事”，我以为我的香港朋友肯定会睁大了双眼，不肯相信如今的我好赖也是一个挺富态的职业妇女，怎么过去还曾有过这般难堪的经历？一个人，整个夏天，只有一件喜爱的衣服？十块钱就让一个年轻女孩儿高兴得原谅了生活的拮据与苦涩？然而我的这位同龄之友听完了我的经历，半天都没言声，脸上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其实不瞒你说，我小的时候也和你一样，家里也很穷，记得已经是在上高小，父母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点点的闲钱，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当时我也是好喜欢好喜欢，平日都舍不得上脚，有天夜晚回家得走很长的路，怕把鞋磨坏了，干脆悄悄脱下，打着赤脚靠墙跟儿走在路上—— “是吗？”这下轮到我牛眼圆瞪了：“你小时候家里的生活也不富裕？香港六七十年代，不，在我的印象里，香港人不是早就比内地人有钱，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历来如此，不是……” “当然不是，”朋友把话截了过去：“香港人30年前也很穷，家家户户，我说的可不光是普通老百姓。香港社会真正的富裕，其实也就只有30年，难道你不知道？李嘉诚、包玉刚，即使是这些大佬，‘发迹’的时间也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以后？ 香港也才富了30年？ 30年前，或者干脆从头说起，英国人自1841年占领了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是一片大海，大海边，赤裸裸的只有二百多个小岛。直到1937年上海沦陷，许多有钱人赶着子女往香港跑，那时候上海人来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难，十个有九个都不愿意来，为什么？香港穷，穷得和当时的上海比要差上好大一截子！ 2004年我到香港后，曾经从一位当地的学者手里借来了两本画册，至今都想“赖账”，都不想还。这两本画册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香港《民生苦乐》和《社会掠影》，收录了摄影师钟文略老先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捕捉和收藏的“香港的过去”的200多张历史老照片。在一片纯粹的“黑白”世界里，我认识了很多大街小巷的“生意人”，这些人有“代笔”、“算命”、“补鞋”、“洗衣”、“剪纸”、“驳船”、“包伙食”、“人力车”、“散工苦力”等等，形形色色地整日守候在香港早年贫穷、落后的街头。这些照片让人不得不相信，几十年前香港也和旧中国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苦难始终是老百姓生活的主旋律。比如铜锣湾，如今在香港是多么有名气的商业区，它和中环、尖沙咀、旺角形成了四处主要的购物天地，无论何时那里都人满为患。然而说出来谁会相信？大闹市铜锣湾的“励德飾”，20世纪60年代初还到处都是一排排依山搭建的小“木屋”，谁能想到毗邻铜锣湾的“跑马地”，如今人们经常说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其中我们住的有名的“成和道”，早年间还是一条从山上汩汩往下淌黄水的“黄泥涌”？ 今天，“黄泥涌”依然是一条马路的名字，从“跑马地”南北穿过，一直会通往港岛最繁华的处处所在…… 第七章 “天光墟”诗意何在？ 过去，香港贫穷苦难的老景象其实不止停留在照片上，只要谁想研究，今天谁都可以顺着历史湿漉漉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脚印找到些许物质的痕迹—— 香港九龙深水埗，所有今天已经脱贫致富了的香港成衣大亨，我敢说没有一个不知道那里曾经有个集市，“摇篮”一样地孕育了一批服装企业，“乐园”一般地给了过去的香港平民一个买卖旧货、互通有无的生计场，这就是“天光墟”。 “天光墟”，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2005年3月，我从香港《明报周刊》第1895期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组报道，好几位摄影记者拍摄了“天光墟”今天的照片，写下了这个曾经于70年代在香港非常活跃的“黎明集市”的回忆文章：天不亮就开张，天一亮就关张……香港曾经苦难、曾经自强自立的象征……今天香港的“天光墟”依然存在，依然是一个低下层市民活跃生活的好地方…… 3月28号，就是因为看了《明报周刊》，我知道香港如今还有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破烂市”，半夜四点钟，我把老公叫起，趁着“复活节”四天放假的最后一天，让他陪我去九龙探访。我们花了一百多块钱的出租车费，三转两弯很难找，最后终于在通州街，在一座新建的大桥底下发现了新易其址的“天光墟”。 此时，我眼前的“天光墟”当然和几十年前的光景大不一样。据说这个由平民自发形成的晨市，40多年前最早出现在香港深水埗的一个旧工业区，当时住在那里的居民生活相当困难，不少家庭式的工厂就在早上摆卖自家缝制的成衣，慢慢地形成了墟市。 当年“有衫卖”，“好便宜”，“不买也来看看吧！”的叫卖比太阳升起来的还要早。之后，赶墟的人越传越多，墟上摆卖的摊档也五花八门，多达数百家。很多人都是先有摊档，后办工厂，赚的钱渐渐可以支撑起小本生意了，一台缝纫机变成了几台、几十台，一些小工厂变成了大工厂、大公司，小老板日后也就成了一个个大老板、成衣大亨。 香港“天光墟”最兴旺的日子是普通创业者的天堂，对于这一点，香港人没齿不忘。 尤其到了七八十年代，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牛仔裤”成为人们粉碎旧穿戴、告别旧时代的第一象征，成批成批的都有人要，生意持续兴隆。因此，尽管“天光墟”始终是黎明开市，天光一亮，墟市就得让位给汽车、行人，但是半夜的买卖也是买卖，不少内地人认识了“小老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香港“买布办货”，渐渐地流水交易成了一条龙，最后连中环的“花布街”都被抢去了很多生意，“逼得店主也要迁来深水埗开铺哩！” 那天在“天光墟”，在月光依稀就要隐去了的微光下，我看到了老老少少以及一些青壮男女还在卖东西，那些东西不外乎鞋袜、衣裤、锅碗瓢勺、小型电器、古董摆设、杂志、书籍、光盘、电池、首饰、配饰、洗头膏、洗衣粉等等五花八门，有新有旧，不一而足。我试图和卖家交谈，但是语言毕竟欠老练，谈得不深，只记得其中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我蹲到了她的摊儿前要买两根粗发卡，很高兴的样子，就和我“听解”（聊天）了起来，我问她一早上在这个集市能够卖出去多少东西，能挣多少钱？她说其实也卖不出去多少东西，只是个营生，钱嘛，“少少啦”；我又走到了桥头，看到一位老阿婆，腰都弯了，年龄少说也要超过80，又问她一早上能不能在这里赚到一百块？老阿婆说哪里有那么多？也就是10块20块。不过在这里卖了几十年，都习惯了，即使现在家里并不指望着她在“天光墟”做生意，儿女们也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儿子还不知道她现在每天还要来“天光墟”经营旧货，但是每天早上如果不到墟市上来转一转，在家里头待着，还挺难受。 我问：“那现在，您的儿子如果知道了您每天还要到‘天光墟’来卖旧货，他会怎么样，会乐意吗？”老阿婆呵呵笑着告诉我：“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赚点钱总比没有进项的好，他不乐意，为什么？锁了（傻了）？” 离开“天光墟”，那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还不到7点，太阳半藏半露地趴在云后，天已经要亮透。老阿婆说她也该收档了，“你看，今天的买卖就没有开张。”此时，偏偏一位中年男子跑了过来，要向阿婆买一条运动裤，老阿婆就说“那就10文啦”，说着动手给他翻找。我觉得10块钱买一条运动裤在香港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谁知道这位男子却不干，说“太贵了，又不是新的，只能给你2文”。老阿婆也就卖了出去，一边卖一边还向我抱怨：“这哪里还是买卖？一条运动裤，虽说是旧的，可也看不出来呀，人家只给两文，啊，两文？算了，算了，卖了也就卖啦……” 第七章 “笼屋”你究竟在哪儿？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见到了“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香港有“笼屋”，有人答应也要带我去看看，因为再不去，这种居住方式很可能不久就要绝迹，所以香港的“笼屋”一直对我构成着更大的悬念，只不过还没等我找到它，一位快乐的香港人讲了一句话：“人要豁达，住‘铁皮房’怎么了？即使不得不住‘笼屋’，也有自己的快乐，走到大街上也会讲文明”，一下子就把我的思路给扳了道岔——的确，穷与富，在物质的天平上完全可以称得出斤两，但是在精神上，天平就没法区分身份的贵贱轻重。 不过“笼屋”呢，你究竟在哪儿？从2004到2006，整整两年，我一直都在寻找。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片名为《笼民》的电影，获得了1993年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取材于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故事：一层私人拥有的旧式唐楼（香港人管三四层高，没有电梯的楼房叫“唐楼”），正面临改造的命运，楼内一间男子公寓里的住客，因为要被迫迁出“笼屋”，又无法找到同样便宜的住处更解决不了生计的问题，于是酿出了一场“群起反抗”。结果这部影片一公映，立刻引起了不仅是香港社会，同时也是全球华人世界的极大关注。 “笼屋”顾名思义，就是房舍如笼，这种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不仅被称作“笼民”，而且还有“鸟人”的戏称。“鸟人”无家可归，白天到街心公园活动，晚上又像鸟儿一样的归巢歇息。然而“鸟”与“人”毕竟不同，“人”一旦被“关”进了“笼子”一样狭小的空间，生命的尊严，起码在我看来就已经消失殆尽，说得不好听点，某某“动物”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 我知道香港住在“笼屋”里的人叫“笼民”并不是因为看了《笼民》的这部电影，而是首先在网上看到了一组照片。照片上一间间已经很破旧了的唐楼房间，从地到天，紧靠墙根落起了好几摞三个完全由粗铁丝编成的长方形“笼子”，这样的硕笼大小不超过一张单人床，高矮也不足一米，住在里面的“笼民”夜晚不分男女老少，彼此谁都看得见谁；白天如果要出去，他们的所有私人物品只要往床上一堆，然后一把将军锁一扣，“家门”也就关好，一身轻松了。 2006年7月28日，还是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看上了一眼“笼屋”，为什么说只是看上了“一眼”？2006年香港的“笼屋”已经太少，很难寻觅。2001年，政府公布的数字“全香港还有将近150处”，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48处”，再到2006年，我的朋友所管辖的九龙地区营盘街一带，他是好不容易才帮我侦察到了5家，这5家当中还有4家根本就没有向政府申请——言外之意，是“黑房”。这次带我去“大家只能是碰碰运气”，因为即使是已经通过了政府备案的那一家“笼屋”户主，“人家会不会开门也不好说”，更别提让我这个内地的记者进去认真“参观”、仔细“拍照”。 跟着“向导”那天我找到了营盘街第146号，一座普普通通的破旧居民楼，由于这家“笼屋”的出租者是合法经营，走到楼下我们就看到了楼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红字写着“出租男床位”，价钱则没有标明。 上了二楼，两个并列的房门，门都紧紧关着。我当时心想“坏了”，大老远地来了，人家家里说不定还没有人？不过敲了门，耐心等了大约两分钟，左边的屋里开始有了动静，一位年轻的胖女人随后开了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边说“来看看，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空床”，一边赶紧把已经事先买好了的两兜子水果递了进去。胖女人不客气地接过了水果，可并不让我进，她承认她就是这处“笼屋”的户主，包租婆，但是里面住的都是些开夜班出租车的男司机，那会儿大家还都在睡觉，即使没睡觉，她家的“笼屋”“女人也不给进”。虽然我说尽了好话，女人坚守着开了一尺宽的大门就是不后退，最后我无奈，照相机也用不着往外掏，眼睛只有睁得巨大，使劲地往屋里看。这一看我收获了什么？视线范围内刚好有一扇开着的房门，房间里一摞摞的有几套床位，其中一套下铺睡着一个男人，上身光着，下身着一条制服短裤；这个人的头上还有铺位，是中铺，空着；中铺的上面应该还有上铺，可惜我看不全，不知道有没有人。不过就是这“一眼”，我也是憋足了好长的一口气，为什么？屋里的气味太难闻了，咸苦臊臭，还混合着热气直往门外扑。不用问，她家的“笼屋”肯定是没有空调。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一个人，一个月也要交给包租婆700到900，至于包不包括水电费，我原本还想接着再问，但是喉咙已经不争气，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出来，忍不住本能地把头缩回，包租婆看到我的样子，乘机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离开难得一觅的“笼屋”，我很不舒服，更不尽兴。因为寻找“笼屋”，历时已经两年，现在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人家还不让进。尽管后来我的朋友又帮我敲开了一家没有向政府申请的“黑户”，我还是只能从门外向里面张望，但是这一次我加强了一个新的发现，这就是香港的“笼屋”现在有的已经不再用铁笼，而是用铁框加木板维持着“笼屋”的实质，虽说面积大小还一样，还是从天到地三个“笼子”摞在一起，但是每套“笼屋”都有小房间相隔，私密性有了提高，几十人住在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房间至少还可以相对独立，同时朋友告诉我：现在在香港，还住在“笼屋”里的恐怕也就只剩下了一些老人和单身汉了，这些单身汉如果有家室，一般都在内地，比如出租汽车司机，他们白天在香港干活，就是为了挣钱，晚上累了，要睡觉，需要的还不就是一张床？值得买屋？ 两处“笼屋”，我都没能在房间里拍下照片。退回大街，那天我在营盘街146号旧唐楼的外边，随手拍下了几张外景，回来把照片洗出竟发现，其中一张很有意思——离开旧唐楼没多远，漂漂亮亮的一栋新住宅已经拔地而起，那座大楼恰巧就在“笼屋”的窗户对面。然而“笼屋”的住客，即使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不必再去住什么“笼屋”，但是他们和香港的富人相比，什么时候才能站到一样高呢？ 第七章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任何一个社会，穷人与富人，天然的就有一种距离，这个“距离”地带种着太多的东西，仰望、羡慕，嫉妒、仇恨。香港的平民对富人怀抱什么态度？我也说不清。又爱又恨？爱指的是什么？大约是觉得一提起全球华人巨富，赵钱孙李的一个一个都出现在香港，普通市民的脸上也有一部分光彩？此外富人毕竟家大业大，支撑着政府的税收，设立了各种基金，扶危救困，舍米施粥，因此总比自己的身旁左右都是一圈的穷亲戚要来得好得多。至于恨，我听一位香港的小业主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同行大鳄：“我怎么能不恨呢？市场都让他们一家子给垄断了去了，我们这些小门小户，日子真是越来越难过。” 2005年年底，我突然被通知“超级巨富”李嘉诚愿意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李嘉诚在香港，甚至在全球都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个人资产差不多已经达到了1500亿港币上下。那时候我对李嘉诚只有一个印象：富翁，他老人家在香港有着怎样的口碑我不清楚，因为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听说李嘉诚连续五年基本上已经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了，那次被评为中国首批“华人慈善家”才破例。因此我必须认真准备，看了他的书，了解了他的创业故事，整整两个星期都在琢磨着怎样采访才不至于辜负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结果，见了李先生，我指着一本他的传记说：“这本书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书里面提到您创业时的艰难都是真的？能给我再说得详细一点吗？”李先生欠了欠身，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李嘉诚传》，有点深浅莫测地说：“哦，这个作者，我只和她见过一面，挺聪明的。”然后就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李嘉诚“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他的“第三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此生只有二子，“第三个儿子”从何说起？当时外界不甚了解，我也只知毛皮。这个饱藏悬念的话题一直到了半年以后，李先生在他的“长江实业”年中业绩公布会上才把“老三”的想法公之于众。 那么“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究竟是谁？ 简单截说，就是他的“李嘉诚基金会”。 采访进入到正题之后他告诉我：“有一段日子我夜里经常睡不着，为了‘李嘉诚基金会’的生存而犯愁。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可不是这样，要用两个闹钟有时都撞板（意为“叫不醒”）。后来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对自己说：哎呀，我傻了吗？为什么不把‘李嘉诚基金会’当成自己又多了一个孩子？这样基金会哪怕在我百年之后也不会消失，也还可以健康地发展，谁都不能从里面拿走一个铜板。” 李嘉诚把他一生艰苦创业积攒下来的家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固定了下来，像给两个儿子留遗产一样的留给了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这就是他要接受采访，声情并茂，最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理解，还是按照我的采访设计在向他提问：李嘉诚基金会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您已经给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没钱看病和没钱读书的人捐了几十上百个亿，“为什么重点要放在教育和医疗上？”李先生立刻打断了我，不是我的问话内容不对，而是我使用的词，“捐”，他不喜欢。他说：“别说‘捐’，我不愿意用这个字眼，因为你说‘捐’了，别人就有个‘受’的问题，这个‘受’让人不好过。” 捐钱不让说“捐”？ 捐钱的人还要顾虑收钱的人的心里感受？ 说老实话，我活了小半辈子，穷日子过去过了很多年，但是对“富人”，这还是第一回真诚地敬仰。 不管香港社会对李嘉诚或李嘉诚所代表着的所有的香港“富人”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我在采访完李先生之后，开始对“富人”另有期待，至少感到“好心”的富人在一个社会真是越多越好。 在采访中李先生告诉我，他这一生“最看不得病人或残疾人对自己的人生产生绝望”，他对我说：“富贵富贵，富而不贵不是真正的富贵。有些人一生有的是钱，但是别人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的帮助，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头一天下午，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他12岁被迫辍学，为避战乱不得不逃难来到香港，到社会上去谋生；谈他父亲年轻时得了肺病，没钱治疗，早早的就在他的眼前绝望地死去。所以李先生才肯把钱拿出来，大笔大笔地投放到学校和医院。其中“宁养事业”是我们谈话谈得最详细的一项新鲜事业——李嘉诚看到目前医疗技术还解决不了“癌症”的问题，他的朋友，然后是更多的人，到了癌症的晚期，疼痛难忍、痛苦万分，李先生就说他都要流泪。所以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片“宁养医院”，实施“宁养服务”（也不许叫临终服务），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病人最后能“走”得好一些，让健康的、活着的人能对他们尽一点普通的关爱…… 第二天下午，李先生意犹未尽，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一遍遍再强调：他一个人的能力毕竟太小，他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志同道合者，让中国更富强一些，让中国人生活得再好一些。老人甚至语重心长：“长江啊，你不知道，在教育和医疗这两件事上，如果有人能和我一起，达到我想做事的目的，我出钱，他出名；我在后，他在前，我都愿意。而且如果为了能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多一些帮助，你让我给这个人下跪我都干。但是在生意方面，即使能够赚再大的数目，为了这个，谁让我折腰，我可是未必就肯……” 谁“真的”认识“李嘉诚”？ “富与贵”的哲学是不是所有香港的“富人”都懂？ 据说，香港每个月仅在市面上出现的《李嘉诚传》不知道作者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就多达二十几种，大部分“作者”根本就没有和李先生见过面，更不要说和李先生坐下来倾心交谈，志趣相投，但是书照出，稿费照赚！ 曾经，有位外国朋友向李先生透露：“我在机场又看到了一本有人写你的新《传》，这件事你知道吗？” 李先生哭笑不得。 随后他的手下向我形容：“老外说：‘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法庭投诉？不走司法程序？’” “走司法程序？”走得过来吗？有时间走吗？ 不走还好，李先生一告，作者的名声肯定会“大噪”。人家没准儿正等着，正巴不得和李嘉诚打官司呢！ 老外听完，不可思议地只有耸肩、摇头…… 第七章 田家炳干吗要重归“平民”？ 由于文明程度不同，香港人从过去到现在，对内地人怀揣种种的“看不起”，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一种表现，不过香港人在“看不起”内地人的同时是不是只会唾弃，不会伸出援手“拉兄弟一把”？不是。很多香港人，尤其是经济上有能力、胸怀上有气度的，他们都愿意为内地的文化普及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提供帮助，这就形成了我在内地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名词：“捐献文化”。这种“文化”与富人对穷人的“施舍”完全不是同一心理，是真情奉献、亲缘体恤。 有一次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晚上约好了出去办事，一见面她就说：“真不好意思，我得先去找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我问为什么？她说：“刚才有个社团组织对内地贫困儿童的募捐，我把兜里的钱都捐了，现在是身无分文，什么也干不了。” 是吗？“身无分文”？捐献捐到这种程度？ 在香港，我见过了不少穷人，也认识了不少的富人，穷人当中有骨气的自强不息者不在少数，而富人当中谦和内敛的慈善家也不鲜见。不过在富人的行列里，有人半生捐献，最后“慷慨解囊”竟“解”到把自己家的缸底都掏空，卖了豪宅、抵押了工厂，自己则甘愿租住到一处三居室的普通民居，重归“平民”的行列，这样的“富人”是不是可以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这样的“富人”当我第一次闻听，脑袋都仿佛不在自己的脖子上，敬仰与感动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首当其冲的反应就是晕头转向，不可思议—— 我说的这位香港“富慈”名叫田家炳，香港“田氏化工有限公司”的大老板。 其实说他“大”，他的财产远远抵不上“长江实业”（李嘉诚的公司），但是他的捐献功德，如果拉出一张“明细”，A4的复印纸，用最小号的5号字打印，密密麻麻的竟能印满4张，这4张“明细”还仅仅是获赠单位的名称，并不包括具体的项目和支出。 截止到2006年9月，田家炳先生在教育方面已经为内地的71所大学、大专院校捐出了一片成林的教学楼；他老人家建立的“田家炳中学”共计130所；在30个省、市的贫困中小学让1150间“田家炳图书馆”遍地开花，此外还有中专、幼儿园、奖学基金、科研基金，如果算上其他的方面，比如医院、老人院、青少年服务中心、博物馆、天文台等等，田先生爱国济民、无私奉献的热忱更是流芳大江南北，溢泽长城内外。 2006年12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研究生的老师来到香港开会，她说“这次来港，一定得抽出时间去看一看田家炳老先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田家炳的“悲壮故事”，还以为田先生捐资500万，为我们学校建立起了一座艺术楼，所以我的老师来到香港，总不能不去表示一下感谢。不过当我的老师看出了我的浅薄，立刻纠正我：“哦，你可不能把田家炳只当成一个一般的香港富商，田公家炳可不是像你知道的那样，只是对咱们学校有一副特别的好心肠，长期以来他为全国的教育，能做出的举动你知道吗？他把自己已经居住了37年的老宅子都卖了，把奔驰车也卖了，还拿着自己的企业去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帮教助学！” “是吗？”听完老师的话，我脑袋没了，嘴里一个劲儿机械地往外吐“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他怎么会把事情做到了那一步”？而心里一层层的歉意直往上涌。等我恢复到正常的思维，马上意识到一件事，跟着就委托老师帮我介绍，问问田家炳老先生肯不肯接受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访问，这样当代的“武训”、“陶行知”如果我不去采访，不把他的“特例独行”让天下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我这个记者在香港驻站还有什么责任感？也太失职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周六，我的手机显示了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来电号码，摁下接听键，没想到竟然是田家炳老先生。三天前按照老师说法：她先打电话问一问田先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之后我再预约，结果我拨了电话，当时田先生不在家，又去内地检查他的捐献项目去了，他的家人告诉我“先生可能礼拜六回来，到时候我来转告您的意思吧”，我就暂时松下心来，以为此事怎么也得拖上一阵子，本来香港的富人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同意采访，也不会很快和你约定见面的时间。 然而田家炳老先生一返香港，当天晚上就主动给我这个小记者打回了电话，电话里老人还首先向我表示感谢，谢我对他的关注，谢我要去登门拜访。不过紧接着，老先生的声明就来了：“如果你要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我个人，我就谢绝了；但是如果目的是想提倡一种精神，让今天中国人大家都懂得，大家富裕了，不应该忘了国家、不应该忘记去帮助比自己有困难的人，那我倒是愿意配合。” “愿意配合？”“不愿意宣传个人？”田老先生在电话里一字一顿地向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敬重田先生的人品，不管田先生最终会不会同意接受我的采访，那几天我都已经在研究他的资料，知道田先生的思想自成体系：“幼承庭训，敦品励学，淡泊名利，不求闻达。”这是田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但是放下了电话，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咱不是活在21世纪吧？21世纪，国门里外，上上下下，中国人的世界里哪里还能找得到如此“大富若贫，重实轻华，济事报国，不图虚名”的“老顽固”？难怪有香港媒体“颂扬”田先生是一个《卖掉了豪宅捐资10亿的“傻根富豪”》。田家炳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怪异？如果“怪”，他的内心支撑是什么？什么力量能把他的心田开辟得如此宽广？ 最后田先生虽然被我说服到底同意了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但是没有同意我同时提出来的另一个请求，那就是我想带着摄制组去他家，因为在他家（就是那套三居室的普通民房），我听说有一扇窗子，从这扇窗子望出去，拍摄机的镜头可以直接拍到原来他的那幢大别墅。田先生对我说：“大家见面先谈谈吧，如果将来真要录像，我想也就在我的基金会办公室”，并不理会什么“艺术手段”、“电视效果”，可能那样做，他又认为多少有点“宣传他个人”的嫌疑了。 1982年，“田家炳基金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存在的使命就是专门运作由田先生提出来的“回馈祖国、反哺民众、惠仁利他、兼善教育”等相关“业务”，捐助资金均来自他为此特别建造的“田氏工业大厦”的每年租金。 2006年年末，我按照田先生提出的建议“大家见面先谈谈”，来到了他的基金会办公室。一进门，田先生一身西装领带，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我想法子很礼貌地打听了一下他的年纪，什么？已经88了？那样子可是看不出。接着坐下来，田先生让人给我倒了茶，然后对我说：“你想了解什么就开口问吧，千万不要客气，我不是什么伟人，只是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坐公车，吃家常饭，住的也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房子。”面对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我满肚子的问题，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启口。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济连续几年低迷不振，田家炳为了恪守捐资的承诺，2001年4月在大厦租金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将自己亲手设计并且居住了37年的九龙塘豪宅变卖出售，此举得款5600万港元，全部拨作了长流水的教育捐资。 “当年您为什么要卖掉别墅？”我的第一个问题终于涌出嘴巴。 接着是第二个：“当您捐助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要抵押上自己唯一的企业向银行贷款，万一赔了呢？企业不就完了？” 面对面，脸对脸，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我都要真实地听一听老先生心里“究竟”怎么想？ “我心里究竟怎么想？” 田先生听完笑了：“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要那么言重。其实你算算账啊，当年我卖掉了老宅，因为儿女都大了，我们老两口根本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而且56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是40万，不卖、不变现，睡一宿觉就浪费掉一万多，岂不更可惜？然而5600万港币，我能帮助多少内地的学校盖起多少座教学楼？还有贷款捐献，那也是在打时间差，教育有时也像人种地：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个道理谁不懂？” 未与老人见面，说老实话，我内心其实还是保留着某种世俗的看法：一个人一旦把自己认为一生当中最应该做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就会偏执、就会走极端，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做未必就是科学的态度；然而见了田家炳，特别是老人在解释我提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只是给我算账，让我明白他的真实想法，让我看到了他的“痴行”并非不够理智—— “不过，您老人家卖了别墅，一旦周末或节假日儿女都回来，那么一大堆的儿孙，您让人家上哪儿和您团聚去？” 田先生实在，我随后的提问也更具体。 田先生打了个愣儿，这个问题显然让老人有些“为难”。 事实上我知道田先生此生有9个儿女，9个儿女都早已成家，祖孙三代、四代，一家人如果真的要聚在一块，几十口之众并不夸张，那样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想想看，别说坐，所有人连站都站不下。 老人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儿女情长的“难堪”，也流露出一点点无奈的歉意。然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解释：“那就要看什么事轻，什么事重了。” 面对父亲后半生全身心地捐助社会，田家炳9个儿女，最难能可贵的，没有一个起来反抗，没有一个敢和父亲红脸。孩子们都知道，父亲心里有一个谁也动摇不了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人兜里有了钱，10个亿是个数，由10个亿变成了100个亿，也只不过是在尾巴处多加上了一个零，自己能吃多少、能睡多宽？如果一家独乐变成了让社会众乐，那我的事业不是还在扩大，不是还是我的事业？”田家炳对什么是“事业”这个概念有自己独特而“固执”的眼光。 假使不是为了节省笔墨，田先生一生种种的“壮举”我能写出一本书。 1919年，田家炳出生在广东大埔的一个客家世裔。1935年父亲不幸去世，他不得不辍学从商，从此肩负起了持家的重担。1937年，不满18的田先生远赴越南开始推销家乡的瓷土，事业有成；后来又去印尼开办了橡胶企业，还是大获成功。然而1958年，他忽然舍弃了在印尼已经很殷实了的生活，举家迁港，在屯门海边第一个“填海造厂”，创办了“田氏化工公司”，然后又一路艰苦创业，很快就成为香港当时名声显赫的“人造革大王”。那么田先生当初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才让自己的人生来了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大转弯”？老人告诉我：“第一，印尼当时的排华情绪很严重，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态不放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孩子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但是他们远离中国，从此不懂得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个生意人唯利是图，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赚钱，这不是天经地义？文化是什么？相比生意有什么重要？ “一个父亲、一本书”，田先生的回答再简单不过。这两个原因让他不能只顾赚钱，还要顾及永远也不可忘怀的祖国和祖国的传统文化。 “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指的是田先生有一个饱读诗书的传统中国“家父”，当年人称玉瑚公。按理，玉瑚公48岁才晚年得子，应该对田家炳过宠溺爱，但是玉瑚公没有这样做，他懂得“留财于子孙，不如留德与后代”，因此不仅“礼仪廉耻”地时时事事口传予儿子，而且身教示范，常常周济穷人、施药施棺，有时四处借贷也要去做一些好事。这些“言传身教”自小就让田先生懂得了诚实敦厚、薄己厚人、助人为乐才是他长大以后应该坚守的美德。 “一本书”则指的是明朝“程朱理学”大家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田先生从小就会背，从小就对每一句话都有现实的对照，因此尽管此生历尽坎坷，也看透了世态炎凉，但是“朱子格言”还是左右了他一生，到了耄耋老龄老人家依然还能朗朗上口。 有时候田先生去内地助学，学校的老师、学生不相信他的“童子功”真的一直到今天都“没齿不忘”，田先生就说：“那你们就随便挑出来一段当场让我背吧”，然后他就按照人们指定的段落往下背：“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我和田先生见面，后来谈话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就也提起此事，问他此“功”是不是真的到现在都没有被“废掉”？田先生也很高兴地对我说：“那你也现场考考我啊！”还说“别考前面那些容易的段落，考后面的”，我就在朱子《治家格言》的中部和后部一连挑选了三段“难背的”当场“考”起了老先生。结果无论哪一段，哪里都无法把田先生“考糊”——“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念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朱子《治家格言》全文500多字，我指到哪里，田先生就背到哪里，这本书在田先生看来，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集大成，而他一生都因为这本书而“受益无穷”。 文化，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原来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时代它都可以雕刻出一段段美好的人生——199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以表彰他的慈德善举；2006年12月，截止到我去拜访田先生的时候，中国内地已经有68座城市授予了田先生“荣誉市民”的称号；而香港8家政府开办的大学（2006年底增加到9所），每一家都给田公家炳戴上了“荣誉博士”的帽子，这使得田先生很开心也常以此自我调侃：“瞧，我这个‘博士’也真够格？中学都没毕业，‘博士帽’倒落了一顶又一顶，这样的身份难道不是徒有其名？”说完，老人和我都笑到弓身…… 第八章 巴士司机要“罢工”？ 2006年6月18日，香港很多公司员工下班，大家都比平时多了一句相互的叮咛：“记着，明天早上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我先生傍晚回家，我正在做饭，他放下提包也冲着厨房对我大喊：“唉，听到了没有？明天有采访吗？要是有，记着早点出门，巴士司机要罢工，路上车少，就是有，没准儿也会开得像蜗牛！” 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嘴上虽然答应着“听到了”，心里却在怀疑这次是不是又是“狼来了”？罢工，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前一段日子，香港巴士司机抱怨工资太低，这种抗议也不是呼吁了一天两天，但是吵着吵着，怎么还真的就能动起“真格的”？真的要闹得全城交通大瘫痪？ 然而事情由不得我不信，第二天上午10点到12点，香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属下的四个巴士分会，6000多名巴士司机果然开始了他们的罢工，这种“罢工”用组织者的话来说不叫“罢工”，而是“按章工作”。“按章工作”什么意思？就是名副其实的“消极怠工”：所有公车并不停驶，只是故意缓行，采取的办法有三条：第一，“溜边儿”（全程靠左行）；第二，“入站先至上、落车”（真正到了站台才开始让乘客上、下车）；第三，“不爬头”（不超车）。由于方案在头一天就被香港“家喻户晓”，市民用了一夜的时间来消化，已经能够理解巴士司机的“按章工作”并不是诚心要和市民过不去，抗议中人家并没有忘了“仁义”，“慢驶缓行”为的就是不让老百姓没车坐。当然，如果这种温和的“斗争”形式换不来资方的加薪方案，巴士工会则另有预案，以后的行动就要升级，最后不排除有可能真的做到“全日大罢驶”。 6月19日，香港公共汽车在条条大马路上慢吞吞地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长龙，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我无从判断。工会提出：2006年香港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可是巴士司机的收入却没有得到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正在下降；巴士公司也似有苦衷，声称：尽管2006年香港经济形势的确出现了“市面好景”，但是油价高升、隧道加费，这些都导致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不降反升，给司机加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劳资双方针尖对麦芒儿，谁也不让谁，罢工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回合的马拉松谈判。 不过，一场看上去已经剑拔弩张了的劳资大战，折腾了不到一天，突然偃旗息鼓，峰回路转，一触即发的巴士工潮，在政府的介入以及社会多方的斡旋下，不足十小时就迅速得到解决——四个巴士工会就加薪问题与资方达成了协议，近二万名员工最终都分别获得了加薪1.4%和1.8%的胜利，这点百分比虽然数目不大，但是资方毕竟已经开始低头，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妥协的态度。这样，双方在初步结果诞生之后就都表现出暂时的不再较劲，都表明不希望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更不愿意制造交通问题，让外界对香港产生动荡的感觉。 来到香港近三年，说老实话我还没有见过这个社会真正的集体大“罢工”，因此，此番香港虎头蛇尾，让人有些“失望”。不过，为了让我一个人“大饱眼福”，如果用香港全城交通大瘫痪的结果来交换，我也百分之百的于心不忍，只是通过这件事我悄悄地看到了一种力量，香港社会下层劳工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让人想到大众、群众、载舟之水与覆舟之水等等，接着一个问题慢慢地在脑海里浮现，这就是：香港这个社会到底由谁来“当家做主”？政府？市民？如果真正“当家做主”的是政府，那么三年来我在香港看到的普通老百姓颠覆政府行为的事例已可谓不少；但是如果是市民，那么香港的普罗大众究竟有多大的话语权？政府真的万事都会以市民的诉求为依归？香港的法律制衡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到底是怎样运作与体现的？ 问题越往下延伸，滋味儿越浓，但结果也跟着越复杂、越分散…… 第八章 “公屋婆婆玩残政府”？ 2004年年底，那时候我刚到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常驻不久，听着社会到处都在议论“领汇事件”，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不过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也构不成什么重大的新闻。可是2005年1月，最新的一期《亚洲周刊》出来，我翻开一看，有篇文章题目异常刺眼——《司法狙击与政治角力》，文中刊登了一幅老婆婆的照片，照片说明：“公屋婆婆玩残政府。”老婆婆一边用牙签随意剔着牙，一边带着满脸的自负，刚刚打下了胜仗一般。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集中，马上回头询问身边正在场的其他记者：唉，你们谁知道“领汇事件”？“公屋婆婆”有什么背景？怎么就能够“玩残”了政府？ 没人回答，因为我身边当时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刚从内地来到香港，大家对“领汇事件”谁都摸不着头脑，就是读了文章，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不可思议于事件的实质。 这件事情的“实质”是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市民，一对一的成了对立的双方，这种开战的阵容在内地极少见——政府，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种力量？一个普通市民怎么竟敢公开和政府叫板？这不是做梦或者吃错了什么药？ 细看文章，接着立刻找到了我们大厦的物业管理员，人家是当地人，或许知道“领汇事件”的背景，果然一打听还真清楚了，原来香港的“领汇事件”是政府和受政府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之间发生的一场官司：2004年香港房屋委员会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财政困难，决定把辖下公共屋飾的100间商场以及停车场化公有为私有，以“领汇基金”（the Link）的名义上市，如果事成，香港房屋委员会预计可以从中获得210亿的港元收入，这样对缓解政府的财政紧张不失为一条简单的出路。然而就是这项“政府行为”，已经筹备得八九不离十了，谁知道一位老婆婆，长年租住政府的廉价公屋，每个月还会向政府领取3000多块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简称“综援”），就是她，反对政府的做法，不愿意让“领汇基金”上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毅然决然就此事向香港法院申请了“司法覆核”。结果她老人家的冲天壮举不仅没有遭到周围人的一哄嘲笑，而且初战告捷，最后真的使“领汇基金”第一轮上市遇到难产，从而导致了香港房屋委员会1.3亿的上市开支以及已经付给了包销商的3亿多元港币全部付之东流—— “领汇事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草根阶层的厉害，那时候我已经要得出“谁在香港当家做主”的结论了，但是这个“结论”论据还嫌单一，同样的“论据”以后还会不会有？有，没过多久，香港就闹出了“销售税”风波，这场风波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开始的“动静”也是市民纷纷向政府“抗议”，抗议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让政府“举棋不定”，接着政府就不得不“投降”，最后干脆声明暂时放弃此方案咨询—— 2006年7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谨慎地向市民公布了一份《有关建议改革香港现行税制》的咨询文件，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解释说：“香港现有的税基非常狭窄，过去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有限的税种及非税项收入来应付公共开支，这些收入会因我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转变而大幅波动，同时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订长远计划和做出投资决定的能力，因此为了确保香港社会经济的长远繁荣，其中考虑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谁知道，唐英年的话音未落，香港社会立刻就炸开了锅。市民坚决反对征税的呼声铺天盖地。这当中没有人冷静地考虑香港政府之所以提出征税，其合理性在哪里，对香港社会的长期经济繁荣有没有前瞻性的责任感，只是一提“征税”，大家就受不了，就怒火万丈：好家伙，你财政司司长，财神爷，胆子也太大了！多少年来香港一直都是保持着“低税制”的优惠制度，老百姓几十年“受益其中”也“乐在其中”；而同时，香港的“购物天堂”，这块招牌每年都会吸引来很多的外埠客人到香港来消费，外来买家如果听说我们这里也要开始征收“消费税”了，以后人家谁还来？那不是砸了香港的牌子，摔了全体香港人的饭碗？！ 尽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晓以利害，费尽口舌，语重心长，表示：“政府无意改变香港令人称颂的低税率税制”，然而，根本打动不了香港人的心。接下去的4个多月，社会各界纷纷采取各种“行动”：座谈讨论、民意调查、示威游行，立法会议员提出反对议案等等，强烈抗议政府的做法（实际上还只是个“想法”），结果到底使“开征销售税”的咨询被搁浅——2006年12月5日，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余下的税制改革公众咨询期内，不会再推介销售税。” 香港市民齐声反对开征“销售税”，终使这一咨询叫停，如此的“民意”取向究竟是犯下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短视”的错误，还是挽救了一次有可能使香港“零税制”的优势开始丧失的危机？我笃定没有发言权，但是经过了长达4个月的上下折腾，特别是最后的结果，我非常吃惊：香港这个社会老百姓活得到底和我不一样，人家心里比我多了样东西，什么东西？底气。不管哪一任政府、哪一位最高行政长官，要办大事，首先必须参考市民的意见，“市民的意见”通过什么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觉悟”到底是从何时才开始诞生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老百姓是不是也敢像现在这样“犯上”？也敢这样要求民主、参政议政？他们当时也敢和港英政府说一声“不”吗？ 一个问题引出了许多问题，每个问题择出答案都要承担风险。 客观地评价：香港老百姓，过去，在英国人统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说“不”的机会并不是没有，但是人们说“不”的次数却极少。那段岁月不是一个单纯的“敢”和“不敢”的问题，而是很多人心里压根就没这个念头，嘴巴上更没有这道程序；然而现在为什么人们突然“胆大”了？现在是“特区政府”，那时候是“港英政府”——“说了也没用，港英政府那时候谁理你中国老百姓？”最后的这句话并非出自我的研究，而是来自一位政府官员，香港人自己解释，可信度断然是不会拖带水分了的吧？ 第八章 “域多利”仅仅是一座监狱？ 2006年3月，我和先生周末留连于港岛中环著名的一些老街区，在通往半山的自动滚梯转折处，偶然向下一望：唉，脚下一条古老的街道，一条车龙，首尾相衔地向北驶来，另一条人龙，突兀地就出现在便道上，三三两两地在排队，正缓缓向南挪着步子。 此番景象为了哪般？ 与路人一打听，一对学者模样的中年夫妇正好也在那里凭栏张望，就告诉我：“香港有座古老的监狱叫域多利监狱，地点就在前边，奥卑利街16号，听说马上就要关门了，这两天正在举行什么‘结役慈善开放日’，下面的这些人就都是排队去参观的。” 香港人正在排队参观一座“监狱”？这所“监狱”怎么了？为什么要关门？ 奥卑利(Old Bailey)，英国伦敦有名的刑事监狱，1841年，香港开埠以来第一所监狱开始建造，所在街道自然取名为“奥卑利”（监狱街），因此域多利监狱如果不寻根，现代人，尤其是外地游客，根本无从知晓它身上所附带着的浓重的殖民色彩。 对于“域多利”监狱即将结役，其实早前一段时间我已经有所耳闻。有次开车来到新界的小榄，看到半山腰上有一道漂亮的白墙，长城一样蜿蜒起伏，只是没有烽火台和瞭望口，曾经向香港人请教，问“那里面究竟是什么所在”，同车的香港人就跟我开玩笑，说是“香港的监狱呀”。我说：“别逗了，监狱哪有这副模样的？”香港人就继续幽默，说：“精神病院！还不是和监狱一样？住在里面，还有‘长城’挡着，想跑都跑不出去。”就是那次，我顺便打听了一下香港现在总共有多少座监狱，都在哪里，知道了香港的监狱一共有两处，一处设在港岛南区的赤柱岛，另一处则远在西部的大屿山。截止到2006年1月，香港监狱总共关押着各类囚犯11000多名，收容率为103％，当时脑袋里就闪出过“人满为患”的印象。不过，香港的监狱既然是一直收容空间都很紧张，那么“域多利”为什么还要停业？这所监狱究竟有什么背景，腾空了它，官方又想在这块土地上干什么？ 2005年12月23日，香港“域多利监狱”转移走了最后的一名囚犯，惩教署与公益金组织决定在次年3月11、18、19日连续举办三天的“域多利结役慈善开放日”，这样做，一方面是试图给这所古老的监狱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另一方面也很在意为市民提供一个参观、募捐的机会，让普罗大众能够走进昔日守卫森严、固若金汤的囚所，一睹其中极具纪念价值的监狱设施、历史文献、惩教服饰与工具，其中包括比如当年狱警用来执行体罚的“九尾鞭”、登记执行刑罚的巨型记录簿，这些物件儿，随便哪一样请出来都有上百岁的高龄。 一场别出心裁的“告别仪式”，参观者只要拿出20块港币，就可以走进囚室，把自己关在里面摆pose照相，晚上还可以在监狱里开私人派对，穿牢衣、吃牢饭，甚至堂而皇之地当一回“狱警”。据说“域多利结役慈善开放日”举办的当晚，捐款数字就已经达到了68000元港币，这些“善款”全数都要捐给“更生人士”，也就是我们内地习惯所说的“刑满释放犯”。 3月19日，香港“域多利监狱”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敏感到160多年的历史真的就要翻过最后的一页了，如果再不赶去凑凑热闹，机会将永远不复存在。因此一大早也赶到中环，在奥卑利街头排起了长队。当然，我到“域多利”参观，目的不光是要看一看香港最古老的监狱的遗容，两天来不断听说香港市民对政府即将拆掉这座古老的监狱，人们“坚决反对”的呼声一浪超过一浪。市民严词抗议政府只图经济收益，意欲将“域多利”连同它身旁毗邻着的“中央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这一组鼎足而立了上百年的香港刑事司法系统的核心建筑群全盘出售，卖给当代的各路商家，所以我去“域多利”，悄悄地，也是多揣了一个探访的心眼儿。 在了现场，我仔细观看了“域多利监狱”六座监楼内的每一间囚室、每一扇铁窗、每一架古老的风扇，每一块触手可及的历史老砖——“域多利”在香港开埠初期，曾经囚禁过不少海盗、土匪。二战期间，监狱内大部分建筑曾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损毁严重。战后经过修葺、重张，最多时曾经羁押过600多名犯人，其中，国父孙中山、诗人戴望舒都曾在这里失去过自由。 2006年2月，作家周良沛在第254期的《香港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望舒的香港》的文章，文中摘录了台湾著名学者龙应台以纳税人的身份呼吁制止香港政府将“域多利监狱”“招标”写下的一段话，这段话虽然通体燃烧着文人的个体激情，但所言所叹却是道出了香港市民的心声：“我敢说域多利监狱的每一块砖都是湿的，因为它渗透了香港人的母辈祖辈的泪水和叹息、香港人集体的创伤和荣耀。政府哪里有权利把它交给地产商去‘处理’掉？你会把祖母手写的日记本拿去招标出售吗？” 香港人不能眼看着又一处古老的建筑群在现代化的物欲海洋里被再度淹没，变成又一个“兰桂芳”或“太谷中心”。2006年8月24日，大约有170多位老街坊，发起了“手牵手护古迹”的行动，他们围着旧中区警署，转了一圈又一圈，口中不断吹着哨子，抗议政府有可能做出的毁灭性的行为。一些“保护中区警署行动”的发起人甚至向媒体宣布：“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将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环古迹群’不负责任地交给地产发展商来处置，就不排除发动全港市民投票来保护古迹。”香港建筑师学会更是几乎在强令政府于“中环古建筑群组”的开发计划里，必须把保护古迹列为“凌驾性”的招标准则。因此看得出2006年“域多利”风波，香港市民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投书、写信，示威、抗议，先礼后兵、有条不紊…… “谁在香港当家做主”？ 走在“域多利监狱”长长的通道上，我还在想。 离开监狱，门卫告诉我：“这下好了，听说，我们的监狱可能不拆了，政府这两天已经在考虑市民的意见。” 香港“域多利监狱”正是因为古老而将历史和文物的概念栽种到了老百姓的心里，香港人捍卫着这座监狱，一如人人在保护着自己的古老家园。政府不可能对市民的“留恋”无动于衷，也不敢对市民的“抗议”完全置之不理，这一点，我可以和任何人打赌——香港市民要求政府“俯首甘为孺子牛”多少年来已经成为习惯，或者说已经是一种社会大众对当局行政文明随时可以开庭的一场审判，尽管这种“习惯”，养成时间，大约也就十年。 第八章 香港政府有“多大”？ 来到CCtV香港记者站驻站，不熟悉香港政府不可能，因为有职责在身，随时都要反映港府要事的一举一动，这就首先得知道香港政府总部在哪里，通常政府的政令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向社会传布。 第一次去香港政府总部进行采访，记得上了出租车我就问司机：“不好意思，您知道香港政府的办公大楼在什么地方吗？”司机说：“知道，中环，下亚厘毕道。” “下亚厘毕道？”这是什么地名？ 司机说：“哪个知道？英国人在的时候，总部就在那里，街道的名称好像是和什么外国人的名字有关。” 过去我在内地，因为是记者，当然去过不少地方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地处长安街东南有名的正义路，大院有高墙，门里门外都有警卫，旁边更是8341——北京卫戍区壁垒森严的司令部。普通人别说轻易抬腿就能往里走，就是站到马路对过向这边望一眼，神圣、威严，都让人加快心跳。然而我第一次来到香港政府总部的所在地，院子外边并没有见到什么“高墙”，门里门外也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卫”。进了大门，我注意到我们不仅不用登记，连出租车都不用下，司机只是和门前的管理人员说了声“我拉的是记者”，管理员就放行，最后司机把我和摄像师一直都送到了院子里的一栋办公大楼的门前。 付完了车费，那天我下了车，真是不以为然。但是眼前的香港政府，主楼的门楣上方确实挂有国徽、区徽，楼前的小广场上也确实有国旗、区旗，一个地方政府该有的标志一样都不少，只是环境和气氛与内地的相比大显寒酸，要想拍张照片，把国徽、区徽，国旗、区旗都收入镜头，身后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距离。 2005年10月18日，刚刚结束了“神六”的直播，五天的紧张忙碌，我原以为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岂料第二天香港政府对市民公开的网站上又突然挂出了一条通告：下午五点半，国家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和香港财政司司长要共同会见传媒，双方就刚刚签署了的《CEPA补充协议二》要在政府总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得，这么重要的新闻，我们肯定得报，于是歇了马鞍再放上，立刻赶去了“下亚厘毕道”。 《CEPA》，内地人不一定都清楚，但香港人应该都知道，它的全称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安排》。1998年香港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又赶上了SARS，经济一度陷入低谷，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挺港政策，以种种优惠倾斜帮助香港社会恢复元气，其中《CEPA》是很重要的一块，2004年香港经济果然开始全面复苏，《CEPA》的实施可谓功不可没。 来到政府总部，此时我对香港的各个政府部门、各办公地点都已经比较熟悉。推开“西翼”办公大楼的玻璃门，我直奔前厅的接待处，问工作人员“今天的记者会一会儿在哪儿开”？工作人员说“就在这儿”，她说的“这儿”其实就是前厅，“西翼”一楼首层供人进出、上下电梯的通道，这块地方宽有四五米，长也就差不多二十来米，很多时候政府要召开简易的“新闻发布会”，都会利用这块狭长的地面（第一次我简直难以置信）。不一会儿，通道的中心被放上了一个专用的新闻发布台，记者在一侧，发布台的后面就是电梯，门一开，商务部副部长和唐英年就从电梯里走出来，记者会也就马上开始。 香港政府大乎小乎？ 如果光从建筑上看，不大，也不够先进；从腰包上看，记得就是因为《CEPA》签署三周年，我对特首曾荫权进行过一次专访，那一次他说：“香港政府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相比，我们实在是小得可怜，比如人家政府每年可以支配全社会总体税收的40%，我们只有20%，所以香港是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大社会……” 也许，一个政府手头能够支配多少数量的钱财仅仅是衡量这个政府大、小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尊严与权威”更是一个指数。我在香港看到政府所理一切社会事物，上上下下总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香港市民可以随时满意或者不满意，表扬或者指责政府的一举一动。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台后挨了多少回“骂”？报纸上指名道姓，语言不恭，照片、漫画，包括人格讽刺，极尽痛快；曾荫权上台后坚决推行“强政励治”，平日他在各种场合露面也都是谦恭、微笑，说明、解释，尽可能地以理服人，我听到这位特首向媒体曾经表示过的“最不满”的一句话充其量也就是“做记者的应该有点口德”，那一次一位小记者不识礼数，出言不逊，真的是把特首大人给气得够呛。 然而，香港政府的一切政令只要一言既出，不仅驷马难追，而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谁违反了都要引起诉讼，市民也会懂得怕，只不过他们“怕”的不是某个特首、某个司长或者某个具体的政府官员，而是政府背后的立法会。香港政府举凡出台大的政策、大手笔的行政开支，原则上都要经过立法会议员的举手表决，差一票得不到通过也推行不了；但是一旦通过，多大的社会舆论反对也再没用，各部门、社会各界都必须严格执行。如果说“权威”，这个时候政府才叫“牛气”。 2003年，外界曾经指责当时的香港政府在处理SARS的疫情上总是比其他城市“慢半拍”，比如“隔离”、“封楼”等种种措施的公布都相对地晚了一些，然而殊不知，后来我采访当时的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2006年11月当选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太”告诉我：“‘隔离’、‘封楼’这样的动作在香港可不是小事，不是我一个署长就能说了算，也不是董先生一个特首就能拍板，我们得先经过政府行政会议的同意，然后还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谁都做不到在一个晚上就‘当机立断’。” 同样的例子：2006年6月，经过社会上好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争议，香港立法会最终还是通过了特区政府提出的重新建造政府新的办公大楼的方案，批准支出52亿港币，在添马舰破土兴建。此案，不少市民对政府也有“奢侈浪费”的骂声，但是结果怎么样？“添马舰工程”既然已经被立法会多数议员举手表决说“建”，不日之内就可以动工，谁还想拦？再怎么使劲也没有用…… 第八章 “立法会”好厉害？ 1903年，这一说又要把时间推回到一百多年前，香港一座完全采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建造的大厦——“最高法院”在中环开工，1912年启用，这就是如今依然耸立在“皇后像广场”与“渣打花园”中间的“香港立法会”大楼。这座大楼从外观上看并不高，四周均以“爱奥尼亚式”的一圈巨形石柱紧紧环抱，楼顶矗立着一位希腊女神“泰美思”的神像——女神被人蒙着双眼，左手持剑、右手持天平，以此来表示法律精神的公正严明，不偏不倚。 香港社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最高权力最终归属只有一个机构，这就是香港立法会。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 一，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二，审核、通过财政预算； 三，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 四，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 五，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几项职能，其中包括有权“传召有关人士出席作证和提供证据”，以及“提出对特首的弹劾案”，让人看了笃定条条都会心生畏忌—— 单从“法文”上看，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我知道，无论哪一种力量在香港具多么巨大的支配作用，人们在考虑和驾驭香港的未来命运时都不能不顾及中央政府的意志，更不能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闻不问，不过生活在香港，总要去亲耳聆听几番立法会的正式会议，看看这颗“心脏”究竟在怎样跳动—— 2006年8月2日，我选择了一个很敏感的议题——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走进了立法会。头一天，我先打了电话表示申请，这种“申请”实际上不需要等待审核批准，主要是预订旁听席位。香港立法会每次开会，任何人，只要身份合法，都可以进来旁听，“先到先入，额满为止”，会议内容也都从来公开。 来到立法会，一开始，我还有一个瞬间想到了这就如同我正要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是推开门进去，首先，我发现没有警卫，其次发现不需要通过任何安检，工作人员只是指引着我去媒体接待处做一个简单的登记，也不限制我随身携带的书包。 立法会议事大厅，过去从电视画面上看好像挺大的，但是人真的走到了里面，我眼前的“大厅”并不大，会场内的议员座椅成“品”字形摆放，最多也不超过一百个席位，只是高，挑空穿透了三层楼，气氛足够凝重，白色的穹顶甚至有点像外国的教堂或者宫殿，三盏铜制的大吊灯横向排列，一方面提供着照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大厅庄严、密闭、深邃，与世隔绝、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独立意味。 《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由香港政府提出，在香港，这件事之所以非常敏感，原因之一就是香港作为一个法制社会，即使是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如果没有得到法律的明文许可，也不能随便监听公民甚至其他任何“可疑人”的通讯，因此草案能否顺利通过，直接牵涉到香港社会的安危，同时按照习惯，香港立法会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夏季休会期，《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需要在8月8日，也就是终审法院颁发“违宪令”之前获得通过，否则就会出现法律真空。 第一天立法会审议《草案》，开始现场的气氛还比较平和，由于“议事大厅”被挑空，旁听席都设在三楼，我的眼睛要观察会场必须一直往下欠着身。议员们发言不是粤语就是英文，听着很费劲。关键是会场半天都没有火药味儿，更看不到坚持不同意见的议员彼此大声吼叫、拍桌子瞪眼的场面。慢慢地我就有些松懈。然而，就在我刚要松开紧紧捂着的同声翻译耳机的双手小憩片刻（不好使），战事的硝烟就渐渐弥漫了起来——首先，反对派代表发言：历数了《草案》的“十宗罪状”，指责《草案》赋予了执法机关过大的权力，侵犯了香港市民的隐私，损害了司法的独立，呼吁立法会议员支持他所在的那个党派提出的《修订案》；随后，赞成派代表起来反攻：指责反对派议员又要以“捆绑式”的方式反对《草案》，是“不合民情、不合道理，不食人间烟火”，指责他们的《修订案》只会令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损害香港作为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的美誉，并非香港市民所愿意见到…… 到底，香港的立法会和内地的全国人大开会果然不同，我无资格也不想评论当天的与会各方立场和态度哪一方更出于公心，哪一方更是为了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本来到立法会旁听，我就是想亲眼目睹会场的气氛，体会立法会最后表决结果的无情与残酷，所以眼睛时不时地就朝一个地方看，那个地方是会场上方左右墙壁上都高高悬挂着的电子计票器。然而整整一个上午，“计票器”安安静静地就停在那里始终不见启用，接着下午也没用，再接着，以后一连数日，议员们都在“吵架”。最后《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一直审议了长达五天，会议简直开成了“马拉松”，不仅天天到半夜，而且会场里每一天都会传出好多“笑话儿”，这些“笑话儿”包括《范太辣招破反对派“拉布”》、《议员齐吃话梅抗睡魔》、《长毛“忽然”关心起范太的健康》等等，这里的“长毛”，众所周知指的是香港立法会的一位很特殊的男性议员梁国雄，不管什么时候他出席立法会都不穿西服却始终留着披肩长发——“长毛”挑逗说：“立法会通宵审议会令主席十分辛苦：如果你病倒怎么办？无理由你的健康要大过政府的失责。”立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就拿出“辣招”，反对派议员不是每每发言重复，故意“拉布”，总在滥用言论自由嘛，好，我立法会主席有权宣布：如果《草案》不能如期得出审议的结果，那么会议就要连夜不停地一直开下去，最后看谁挺不住！ 这就是“香港立法会”。 一部《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还只是涉及港人自身的安全，一点都没有跳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和情感范围，都这么难？长达五天的审议，真正“审议”所占去的技术时间又有多长？ 进步与落后、公平与利益、真理与阴谋，“战场”同样可以摆到立法会圣坛一样的地方。 8月6日，反对派议员“不同意”的票数到底没有占到“多数”，《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最终被通过，紧跟着政府就可以尽快完成随后的“法例刊宪”、“实务守则和各部门的指引”等等手续工作。但是这一次计票，“计票器”上的票数多亏显示出的是超过了核定的“通过”数字，假使没有超过，一个问题就会引起人们的议论，那就是《草案》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不能代表全体港人的真正意见？ 事实上香港有时，甚至有些更重大的议题，“败方”的主张并非不代表主流民意，只是反对派议员的“票数”超过了1/3，提案就被搁置到了一旁，这样的例子即使是我在香港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也不止看到过一回，让人无奈过一次…… 第八章 “5号报告”何以流产？ 2005年12月，香港政府在经过了长达18个月的社会公众咨询，终于拿出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为“5号报告”的《香港政制改革建议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尽管，“5号报告”的最后出炉，多数市民都认为这是一份民望所归的“政改方案”，在纷纭意见中，“政府是找到了最适当的平衡点，充分发挥了区议员的广阔民意基础，把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注入了较高的民主成分，让选举制度可以实质性地朝着最终实现香港普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就是这个不知道倾注了多少人心血的“5号报告”，由于反对派议员的强行阻拦，非要在“方案”中把不是2007至2008年选举的方案，即普选的“时间表”捆绑在“5号报告”中一起实现，否则就不举手通过，结果终使“5号报告”流产。香港从上到下不少市民对这个结果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是立法会总共60名议员，“5号报告”必须要在得到2/3以上议员通过的情况下才能够被通过，差一票都不行，都得胎死腹中。 12月22日，也就是立法会匆匆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立即举行了记者见面会，会上曾特首尽管看上去始终保持了宠辱不惊的领导人姿态，但是他在话语间还是无法完全掩饰住内心的“遗憾与失望”。按照特首的想法，“5号报告”是他上任以后“希望送给香港市民的一份圣诞礼物”，但是现在愿望落空了，“香港平白错失了一个政制发展大跃进的机会。” 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愿望”因为什么而“落空”？真的是由于他的想法没有出于为香港社会着想、为全体港人的根本利益着想的“公心”？是时机尚不成熟？都不是。 “5号报告”搁浅后，从头到尾操作这份“报告”直至其完善、出笼的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更在同一天召开的“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记者会上心情万分沉痛地说：“这一天是香港民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痛斥多位泛民主派人士”应该为“5号报告”的流产负起历史的责任，3次强烈批评24位投了反对票的议员不顾民意，漠视《基本法》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这24张反对票，决定了香港07/08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方式只能原地踏步，政制发展只能停滞不前；这24位议员的否决方案，令扩大立法会及其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成分的机会落空——“反对派议员发挥了他们对特区政府施压的能力，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对于“5号报告”的流产，香港市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议论、谴责。一位老先生在香港网站上上了帖子说：“5号报告”的流产，我觉得好可惜，为什么香港有民主进步的时候，立法会议员都没有把握住？我现在已经六十好几了，很快就要过70了，这次机会一错过，还不知几时才能等到，等不等得到？一位姓钟的先生则指出：香港民主有没有进步都无所谓，我觉得香港最要紧的还是稳定，经济好，政治上少点争拗，那样就对老百姓最好……然而“舆论毕竟是暂时的，利益是长久的”，香港立法会墙上的“计票器”当时不是明确地显示出了“投票的结果”没有超过2/3吗？“票数”决定一切，“权力”的最终体现都在“票数”的多少上，谁管这样的“权力”是否真正体现了民意，是否百分之百的与“公平”严丝合缝？ 香港立法会“计票器”包含着太多的东西，输赢中有较量、有技巧，有时甚至也有天意和时运。香港究竟由谁当家做主？香港人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他们自己？不错，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 经过了这次立法会，我再途径中环，再从立法会大楼的脚下走过，再抬头仰望楼顶那位蒙着双眼，左手持剑，右手拿着天平的希腊女神，心里已经少了一些东西，当然，也可说多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一时说不清，说得清也于事无补。 第八章 梁爱诗自己“打车”走了？ 中国内地有句话叫“有奶便是娘”，不知道在汉语里应该算作成语、谚语，还是干脆就属于一句骂人的粗话。香港的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无情”，这两个字并非都是贬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情”正是众多“游戏规则”中最核心的灵魂，这一点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深刻领悟到—— 2006年6月19日，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在香港会展中心召开了一个“携手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型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顾秀莲、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黎桂康、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静芝、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以及本港和内地关注妇女事务的各界人士约四百人隆重出席。开幕式后，各位领导纷纷致辞完毕，记者们也都纪录和拍摄到了足够的新闻内容，接下去会议就要进入议题论坛，我和摄像师照例商量：“行了吧？人家各位领导可都撤了，咱们也走吧？”于是很快收拾机器赶紧出来。 站在会展中心旧翼的门口，因为时间还早，门前刚好又有个垃圾桶，我和摄像两人就习惯地停下来，掏出烟来冒上一根再回站里发稿也不迟。不过就在我们抽烟的这会儿工夫（幸亏耽搁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令人无语的一幕，这一幕像青烟飘进空气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于我却难以忘怀，“四两拨千斤”的仿佛一下子撬开了香港社会的一块结实、沉重的水泥板——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南岸湾仔地段填海建造出了一个迎海开启的“大贝壳”，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香港“会展中心”的新翼，有“新”相对地就有“旧”，会展中心“旧翼”过去在香港就存在，与“大贝壳”南北相接，设计得很合理很好用，特别是会场外面的停车场，三层“马蹄形”的临时停车道，供人上车和落车，功能清楚，等级分明。这三层“马蹄”第一层属于公共停车道，主要是让排队送客、接客的“的士”车辆停靠；中间一层属于“私家车”；第三层则有点特别，靠大门最近，供一些领导、嘉宾，身份显要的“大人物”们使用。 “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大型研讨会那天召开的地点就在“旧翼”。领导提前退场了，依次在大门口等车离去。曾荫权我知道走到半途就被香港记者截住，正在回答媒体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其他的领导都在我的视线里寒暄握手，礼貌道别。不一会儿，一辆加长的“奔驰”首先开了过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顾秀莲女士坐了上去，车子开走了；紧跟着，又一辆“宝马”开过来，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坐上去；接下来后面还有一辆辆的好车，都是其他几位“领导”的坐骑。这时候我一偏头，看到了一个人，香港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这位一向雍容典雅的香港独身女人，一个人正单独地从大门里出来，不过她默默地走出大门之后，并没有站到“马蹄”的第三层，也没有走向第二层的“私家车”车道；而是很快地走向了出租车。我的左眼对右眼说：不会吧？梁爱诗难道要自己“打的”？她这才“退”下来多长的时间啊？一个月？两个月？马上就没有了政府提供的车辆？外出公干还得自己叫出租？ 至少10年，梁爱诗在香港一直令人瞩目，香港律政司，那不仅是与香港“政务司”、“财政司”相提并论的三大政府支柱机构，前司长梁爱诗作为第一任特区政府的元老为香港回归、为香港回归以后的各项法律建设、社会事务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因为年龄的关系前不久刚刚荣休，离开了“司长”的岗位，但是人家，起码目前还是“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现任副主任，依然还是电视曝光率很高的社会“明星”。不可能，不应该，绝对地不可能也绝对地不应该，“老太太”刚没有了实权，一个人即使出席有国家领导人到会的大型研讨会，竟然没了专车、没了司机，仿佛人一“退”下，立刻什么待遇就都没有了？ 红色的出租车（港岛的出租车一律为红色）把梁爱诗默默地拉走，默默地留给我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尽管那天她穿的是一套深蓝色的套裙，不怎么显眼，但我依然看得真切、看得心跳。 第八章 梁锦松是怎么“下台”的？ 2003年年初，香港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了一个“以权谋私”的个案，涉案者不是一般的公职人员，而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政府的第二任“财爷”，董建华班底的当家“算盘”——财政司司长梁锦松。 举报者投诉梁锦松什么罪过？ “偷步买车，有逃税之嫌。” “偷步”？什么是“偷步”？ 提前知道政府有可能要增加车辆购置税，打了个“时间差”，税前买车。 就为了此事，以后一连数月，梁锦松成为香港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人物，最后风吹雨来，不日之后梁锦松竟然主动请辞，香港一位难得的理财干将“折”在了自己行为的“不检点”上，因小失大，不仅被迫下台，而且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2003年3月香港媒体对“梁锦松事件”的追踪调查我们先看看是怎样的紧锣密鼓： 3月5日，有报章报道：香港政府二月决定加车税，目前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公布：汽车首次登记税要大幅度增加； 3月9日，香港《苹果日报》首次披露了梁锦松今年一月预先买车，有逃税之嫌；梁锦松随后会见记者，解释一月份他买车时政府还未决定加税，并宣布要捐出自己买车所值税款的约两倍——10万港币给慈善机构； 3月10日，香港汽车业人士揭发梁锦松需要补交的税款差额（不是10万），应该是19万，随后梁锦松把捐款数目改为了38万； 3月11日，有车行职员在电台节目中回忆：一月中梁锦松夫妇确实曾到他们车行来要求购买现货的“平治”房车，当车行向其夫妇说明“未有现货”时，他们便离开（证明梁锦松有心急于购买现货），当车行职员问他港府是否会在近期内加征车税时，他“笑而不答”； 3月15日，梁锦松“会见记者，向市民致歉”； 3月16日，被停职的警务处高级督察向廉政公署投诉梁锦松，说明其在政府宣布加税前买车，此种行为已经涉嫌官员“以权谋私”…… “以权谋私”？就为了“偷步买车”，就为这么一点点事情，梁锦松头上就戴起了“以权谋私”的帽子，被迫下台，“此种行为”在其他地方算个什么？后面的话，我都无法再多说。 提起梁锦松，内地人可能并不熟悉，我对梁锦松也不熟悉，因为2004年我到香港，政府的“财爷”已经易主，但是如果说前几年香港的一位高官娶走了我们内地的一位跳水名将——“国宝”级人物伏明霞，很多内地人就会说：“哦，这件事可是知道。”当时香港的大小媒体曾经为此事炒得惊天动地，梁锦松几乎是刚一上任，他同伏明霞的恋情就被曝光，之后便是追踪二人如何拍拖，如何证实伏明霞已怀有身孕，再往后还有结婚、生女，总之“新闻”不断。 按照梁锦松的资历，1973年他从香港大学毕业，获得了“社会科学”的学士学位，1982年进修美国哈佛商学院，1999年又在同一间全球精英的摇篮完成了高级管理学业；1994年获“香港杰出管理奖”，1999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勋章；2001年5月1日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以前，曾在香港多间大规模的国际银行担任过高层管理，那时候香港人都知道，梁锦松同意“屈就”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一职，人家可是放弃了美资“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的高位，那个职位年薪怎么也得2000万！ 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不做美国“大通银行”的高级职员，纡富降贵在香港做了一任“财爷”，一年怎么也能挣到港币数百万，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偷步买车”，引来“逃税之嫌”，戴上“以权谋私”的帽子呢？ 2002年梁锦松和伏明霞结婚后，2月26日在香港产下一名千金，香港媒体对此曾经热烈追捧，细致报道。第二天新闻喜洋洋地就介绍：刚刚当上了爸爸的财爷昨晚一脸喜悦，向外界透露母女平安。当被记者追问他们夫妇是否真的是“奉女成婚”时，梁锦松一直报以“哈哈哈”的笑声，并没有“予以否认”…… “奉女成婚”，那不就是“未婚先孕”？ 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这种事不要说一介高官，就是一个普通人，面子上也应该多少有些不好看，但是香港社会对司长大人的这种生活“不检点”根本不见有任何的微词，但是“偷步避税”人们就容忍不了，逼得董建华不得不启动“高官问责制”，逼得梁锦松只好赶紧向市民“赔罪”、“捐款”，甚至“下台”。 一位政府官员“以权谋私”，不管行为是轻是重，都应该受到舆论和法律的监督、制裁，这一点我非常赞成。但是“奉女成婚”，“未婚先孕”，梁锦松的脸上没有“灰溜溜”，只有“哈哈哈”的笑声，这是为什么？如果追寻原因，我私下揣度，也许前者伤害了香港市民的实际利益，使他们受到了欺骗和愚弄，全社会当然要群起诛之、伐之；然而后者呢？因为没有伤害，也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所以大家就不必深究，甚至认为中国的传统习俗、陈旧礼教，那本身早已是一种迂腐，市民为什么不陪着“财爷”欢天喜地，乐见其成？ 这就是香港，一件事一个标准，方方面面都把人压得很紧，还不把官员和老百姓都累死？ 第八章 “媒体”更厉害？ 中国在西方人的眼里早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很多事理，不管我们在行为上兑现得如何，理论上已经把话喊了出去，比如“无法无天”、“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一定会闹得上下左右不得安宁，但是一个社会即使有了“法”，如果没有监督的力量，有人干了坏事没人到处去给嚷嚷，叫得满世界都知道，这样任何一种“法”也许都没用，都约束不了不良的企图和手脚。 我在香港，一次次感到香港这个社会“法”的厉害、“法”的无情，但是媒体，它的存在、它的力量比“法”更厉害、更无情，至少是法律惩处的助手、眼线和侦察兵。 1974年，香港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廉政公署，这个机构的诞生首先是媒体传达了民众的激愤，以后香港渐渐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廉政公署”立了头功，“媒体”的作用依然被视为釜底之薪。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人口剧增，经济发展，但是“乱世魔王逞四方”，收贿受贿、贪污腐败在各种公共服务机构中如污水横流、肆无忌惮。那时候香港社会怎么会那么糟糕？今天香港又怎么会如此“干净”？为了能够找到过去与今天的一些联系，我到香港后曾经登门拜访过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所有老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香港社会，大人小孩儿都知道什么是“茶钱”，什么是“开喉费”，什么是“派鬼”和“黑钱”。一位老移民曾经这样告诉我：当年如果谁的家里有人突然得了急症，不是得叫救护车吗？家里人都很急，可是你急，救护人员却不急，他们得先向病人家属讨到好处，这就是“茶钱”；再比如，谁的家里突然着了火，得赶紧打电话叫水车，消防队半天到了出事地点，打开水喉（水龙头）救火之前，也得先要好处，这就是“开喉费”。当时香港社会贪渎之风最严重的部门要数警队，受贿的“差人”个个包庇黄、赌、毒，市民饱受祸害无处申冤，而且一个个其实也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1973年，香港警察总署总警司葛柏被有关部门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币的财富，怀疑是从贪污而来。律政司当时要求葛柏在一个星期之内向政府解释清楚这些钱财的来源，但是葛柏知道大祸临头，提前迅速逃到了英国。葛柏的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市民在维园集会，抗议政府没有能力打击贪污，举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在街上示威游行。此时香港政府和知识界突然认识到“除非反贪污部门能够脱离警方而独立存在，否则大众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能力扑灭贪污”。这样，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被催生，“廉署”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先把葛柏于1975年成功地引渡回港受审，以后香港的天空才一步一步“晴朗”了起来。 今天的香港医院、消防队，再也没人敢收“茶钱”和“开喉费”，表面上的“黑钱”绝对没人敢收，“派鬼”（送好处）也已经不“时兴”，因为廉政公署查得严，媒体的眼睛更是无处不在—— 翻开香港新闻报道以及“媒体监督”的历史，“第四权力”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叫喊得那么凶，但是这个社会普遍接受：坏人之所以嚣张，是因为好人袖手旁观，而好人袖手旁观，在很多情况下，又都是因为媒体该出现的时候却隐身“缺席”，从而导致了他们根本对丑事“不知情”。因此香港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格局下，民众坚守“新闻自由”的胸膛一直都没有松弛过。 我凭什么要讲香港的“媒体”更厉害？因为在我的身边，每天采访都与当地记者不期而遇，他们的职业状态、新闻的敏感，本书首章我已经有所交代，此处不再赘述，但是香港记者的胆量，我说的是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专门盯着各种社会的丑恶，包括预期可能会发生的不公与阴谋，行动起来有的时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 还要说到2006年8月香港立法会审议《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那天的会议，我不是就在现场旁听吗？当时我的注意力几乎都被立法会对立的双方议员的表现所吸引，本来无暇他顾，但是一位记者的行踪也太大胆、太诡秘了，不由得我不分心去观察他。这位记者是香港某报业的一个摄影师，开始他还坐在我的身边，不一会儿，人不见了，钻到了“议事大厅”两侧公众和记者旁听席之间的通道，那条通道中间有几面低矮的玻璃窗，他蹲到玻璃窗后去拍照，用长焦很耐心地对准下面的会场。我不知道当时他在拍什么，但是知道香港立法会有规定记者和所有旁听人员一律不得在场内即时进行拍照或者摄影，但这个小伙子，手里端着巨型照相机，好像端着一挺机关枪，特种部队的战士一样。 到了第二天上午，《东方日报》登出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我一看，“哇，环境、气氛再熟悉不过了，就是头一天的立法会”——照片上一位议员，坐在“议事大厅”里，没有认真听会，相反思想却已经开了小差儿，正在摆弄放在他桌面上的一部电脑。这位议员在看什么？如果没有“长焦”探查，我远远地望去，根本无法确认。但是香港的摄影师就抓住了“现行”，手里获得了“证据”，于是他的照片就有了这样的“说明”：“立法会正在紧张辩论监听草案，应耀康竟然上旅游网”。除了“照片说明”，彩照的左手边还配有一篇小文，文章虽然没有谩骂，却足够“恶心人”：《开会坠爱河——应耀康离谱》，惹得我匆匆看完，已经忍不住一阵乱笑： “政府为了通过监听草案，保安局全体员工取消休假，不容有失，常任秘书长应耀康前日亦跟随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在立法会坐足了一天，不知道他是对着几百项的修订案太烦，还是坐着太闷，这位‘明日之星’竟然够胆在辩论会期间，公然在会议厅上台湾旅游网，看台南高雄的旅游资料，网页大大的字写着‘高雄爱河’。右下角载有一个台湾地图，草案都未通过（当天），他的心明显已经放了假，带着一家老小飞去了旅游地……” 我笑香港记者“猫捉老鼠”，更笑这一幕“好戏”怎么就偏偏让自己给赶上了？ 当然笑过之后，想想自己，我也是一名新闻记者，“猫捉老鼠”游戏虽说不是我的偏好，但是如果我看到了已经明显地摆在了我面前的坏人坏事，我能主动揭发、曝光，勇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吗？相形之下，无意识或被动的“缺席”，这样的时候又有多少？ 以上举例仅仅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件小事很耐人寻味…… 2006年12月，总部设在法国的世界“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当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榜的名单，其中，168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排名第58位，中国大陆仅位列第163。当然，内地的传媒和香港的传媒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可比性，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饱饭”是十几亿人的首善之事，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服从于这个前提，而这个“前提”需要一个基本稳定的局面。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中国，有关部门一连数日对外对内封锁消息，致使一场“天灾”慢慢加染了些许“人祸”的色彩。香港社会对此非常诧异：“政府官员如果有人怕闹事，为保乌纱，习惯报喜不报忧，还可以理解，那么媒体呢？媒体当时都在干什么？！” 香港市民不允许媒体在任何一种社会问题或矛盾当中“缺席”，忍受不了社会有一分钟时间的信息不“透明”，因此无论何事，政治、经济、民生、安全都要求媒体时时事事冲到第一现场，这种市场要求锻造了香港的记者每一个人都勇于冲锋陷阵，不会、更不必去做“避事佬”。 长期以来，香港传媒所具有的不受人干预的“开放性”、咨讯迅速的“到位性”，以及消息通达的“全球性”，都令人羡慕。面对这样的媒体，尊一声“厉害”是我的由衷，尽管面对这样的媒体，我发现它身上也有毛病，有些“毛病”还让我不齿，更让真正“大气”的传媒人“看不起”…… 第九章 咱还能让人给“八卦”了去？ 2006年9月20日的一大早，我慌头慌脑，头没梳、脸没洗，睡衣睡裤都没有来得及换，一爬起来就赶快下楼，冲进办公室翻看当天的报纸（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办公、住宿为同一座大厦）。 为什么我如此慌张？ 因为头一天晚上替人帮了个忙，与内地的其他几位媒体记者，当然都是女记者，合演了一场“美女救英雄”的室内剧，当时玩儿得高兴、玩儿得满腔侠义，但是事后却被人提醒：“想转移注意力啊？”当心，可别“引火烧身”，让香港的“狗仔队”给“八卦”了去！于是一夜都睡得不实：“江湖险恶。”咱这辈子已经顺顺当当地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好几张儿，不惹是生非、不乱出风头，也不是什么名人大佬，从来都没想过“八卦”还会与我有关。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2006年秋天的某一日，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苹果日报》刊出了大半版带照片的“头条新闻”，曝光了一位我很崇敬的香港老人，家里出现了一段公子“绯闻”：“名门镜破，触动人心，？菖家大宅昨天整日都被传媒包围……” 香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来都有双行的高度，但是这里的“八卦”也像欧、美、日一样的风行，人们不管一则“绯闻”是真是假，只要报上、网上、电视、广播中在炒作，很多人都会追着去买、追着去看。 “绯闻”惊曝的第二天下午，当事人急匆匆从内地赶回了香港，在律师的陪同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交代了事件真相（注意是“交代”——媒体言）。我很奇怪这位“当事人”即使不计父亲的影响，他自己这些年在香港也已经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青年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在记者会上，他一派被动与无奈，记者问什么，他好像就必须得回答什么，记者的问题又十分具体，直戳人的难堪，很多话都是只有在知己甚至夫妻之间才能说得出口，但是当事人一点“主动”都没有，既不说“无可奉告”，更没有“拂袖而去”的潇洒，好像报上传说关于他的“故事”都是真的（请原谅：此处我不想说明“绯闻”的具体内容以及当事人的姓名，因为那样，我觉得自己也已经踏入了“八卦”的泥潭）。 我们的“美女救英雄”就是上演在这么一种事态的背景下——那天晚上，当事人刚刚在下午开完了记者会，澄清了他的“冤屈”，几个小时以后，香港有个重要的酒会，我偏巧要去采访，路上就和其他几位同行的女记者在猜测：“今天晚上香港传媒一定会来得特别多，不知道？菖先生还会不会出席？”结果到了现场，我发现内心坦荡的“当事人”还是出席了，特首曾荫权也拨冗莅临，台下的记者更是多得超过了想象，很多人肩头除了报道酒会，另外还都兼着一项“特别的”采访任务。 我们的具体“美女救英雄”手段就是等仪式一完，首先拉过“当事人”进行采访，然后轮番邀请他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一起寒暄、照相，集体照、单个照，尽量多占时间、多占空间。当时谁都没有在意，就在我们故意拉着朋友“瞎热闹”的时候，身边一片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一直在响，我们的行为其实一幕幕已经被装进了当地记者的照相机里。 回家的路上，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大家同时都感到了事情可能有点“不妙”，这才想起香港是一个遍布“狗仔”的世界。开始我还表现得非常“爷们儿”，说“怕什么，狗仔们能拿咱们怎么编排？咱身正不怕影子斜”！紧跟着就有人提示：怎么能说“没法编排呢”？明天报上的“照片说明”起码可以这样讲：“得知？菖公子闹婚变，内地女记者一拥而上。”我们几个“内地的女记者”听了这种分析立时就“傻了眼”——香港的“八卦”，“狗仔”们的热情不敢恭维，但是“捕风捉影”倒是有的是本领——有些人根本不管“绯闻”的内容是真是假，有媒体热炒，其他的媒体便一拥而上。更有甚者，第二天香港的网站上竟然有人开始对所谓的“绯闻”组织起有奖“竞猜”，“竞猜”的题目是“谁是‘绯闻’的女主角”、“谁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很多有可能“沾边”的香港演艺界女明星便个个都成了被媒体追逐的对象。我奇怪面对这种无稽之谈（甚至可以说是“趁火打劫”），香港社会没人抗议、没人怒斥，却有人参与、有人投票。当整个事件很快演变成了一场荒唐的商业游戏，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的当事人朋友根本就是清白的，“绯闻”当中所传他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好在第二天早上我疯了一样的跑下楼，胡乱抓过所有的报纸都翻了个遍，结果谢天谢地，香港的报纸没有照片，我们几个也没有被人给“八卦”了去，这里面的原因不知道是我们太多虑，还是头一天泰国正好发生了“军事政变”，香港的所有报纸都被这一更大的硬性新闻所占据，因此尽管后来有当地朋友向我们祝贺“好好彩”（好运气），我还是心有余悸，今天躲过一劫，下次可绝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第九章 一人偷拍、全体偷看？ 香港的“八卦”文化，说老实话，过去于我“井水不犯河水”，一直都没有关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正眼瞧过。远的不说，就说2006年8月，香港与内地的华人网站纷纷都在报道一起“偷拍事件”：“twins环游世界云顶演唱会’，艺人阿娇(钟欣桐)在演唱会后台竟被无耻之徒偷拍到换衣服、解文胸的过程，这些照片很快出现在香港《壹本便利》的杂志封面上，阿娇得知哭个不停，大呼自己‘好惨’，更担心杂志会将更多的涉及她隐私的照片摆上互联网。” 此事迅速在香港成为“新闻”，整个社会那几天到处都在议论、到处都在传看。 香港无线娱乐新闻台“鉴于近日偷拍艺人事件在演艺界引了起很大的回响”，还在8月28日发起了一场主题为“私隐·尊严”的声讨大会，大约一百来名香港演艺界的知名大腕儿，包括成龙、刘德华、张学友等等都到会，严厉谴责《壹本便利》的行为极度“无耻、下流”。香港“葵青民生动力”联同十八个妇女团体代表还上街烧毁了这本杂志的影印件，指出：“有关杂志刊登不雅照片图利的行为令人发指，严重侮辱了女性尊严”，敦促政府加强执法，“勒令有关杂志停刊，将《壹本便利》评为淫亵刊物并罚款一百万”、“相关责任人应被判入狱三年”…… 我对这起“偷拍事件”之所以毫无兴趣，第一，此类事件过去在香港时不时地就会出现，然后被畸形炒作，第二，“八卦”不过是“狗仔”们的行为，污染眼球，低级趣味，谁越是认真对待，谁岂不是越抬举了那些肮脏与污浊？然而“美女救英雄”的一场虚惊之后，香港的“八卦”文化突然在我眼前像江河湖海一同泛滥，让我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无视香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八卦”文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市场？ 回到“阿娇被偷拍”，成龙在香港无线娱乐新闻台组织的声讨会上严厉批评：“传媒的不良风气会令香港人蒙羞，希望大家罢买该杂志，不要让小朋友受到影响。”此事一边在香港引起了大面积的公愤；另一边，不少媒体还是像前面我提到的“绯闻”被爆料后一样地避重就轻，紧紧围绕“偷拍细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式采访报道。人们最感兴趣的“细节”当然包括“阿娇”当时到底在哪里换衣服？后台更衣室的房门当时究竟是关着的，还是四敞大开？下流记者怎么会拍到那些隐私照片？照相机的镜头听说是藏在墙柜里，那么是谁、什么时候、具体藏在哪儿、怎么藏的等等？ 香港众明星纷纷站出来谴责、抵制“偷拍”行为，这样的态度我非常理解，但是香港社会有多少人思索过“八卦文化”在香港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如果明星们的隐私（这里的明星包括演艺明星、商业明星、政治明星等等）没有人刻意地去关注，香港的报纸、杂志处心积虑地“弄”到手的这些“垃圾”一旦登出来不是就没人买，没人看？“狗仔队”们也就不会隐身遁形、飞檐走壁，一个个去做什么“蜘蛛大侠”？ 呜呼！ “偷拍事件”发生后，我注意到香港也有人指出“阿娇事件”所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很低级趣味的“香港文化”：香港人不管生活在哪个阶层，价值观还是相当的“草根”。 或许，我过于幼稚，幼稚到竟会置疑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狗仔队”的生意怎么会那么好。 或许，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文明状态美丽得一如天上的彩云，而人类普遍的“偷窥”欲却不仅不会因为已经生活在了比较高雅的层次就会忘掉某种“本能”，更随时有可能从天上撕下一两片云彩为自己所用：擦手、擦嘴，擤鼻涕、揩屁股。 如果小做追究，“狗仔文化”其实并非由香港原创，它在英、美、日本早有市场。那些国家富裕不富裕？文明不文明？王妃戴安娜还不是被“狗仔队”给活活地“追”死？英国多少小报一生都是以“戴妃的传奇”为生存的主要依靠？只不过英国的小报并没有因为“红粉新闻”而取缔了严肃的大报；严肃的大报也没有因为“眼红”于小报的收益而纷纷转型为主要服务于“草根”。 真正的问题，我想说的可能很致命——香港没有“大报”，发行量巨大的“大报”和发行量很小的“小报”都不会回避市场化，或者干脆直说，用低俗的品德和手段来吸引读者、增加收益。 9月23日，这个时候距离我险些搅进朋友的“绯闻”污水已经过了好几天，可是上午我外出采访，坐在公共巴士上看到当天的报纸还有文章在“议论”此事，忍不住就问坐在我身边正在看报的一位绅士，我说：“您对报上的这类文章也感兴趣？”对方告诉我：“不是感兴趣，也是看着很无聊，但是香港的报纸就是这个样子。”我又问：“那您既然已经觉得很无聊，为什么还要看？”“绅士”说：“香港人生活得太紧张了，看看这个，反正都是八卦啦，人可以放松，不用费脑子，也是一种……”后面他使用了的那个词我一时没听清，开始还以为是“刺激”，但是“绅士”重申了一遍，纠正我，说不是“刺激”，是“回避”。 “回避”？别人的事情与你无关，你自己为什么要“回避”？这种回答哪儿跟哪儿？ 如果办报的人有时因为“市场”的原因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十分低俗；而看报的人也低俗，这一头，谁又强迫谁了？ 第九章 “赌马”和慈善连在一起？ 赌马是香港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过去在我的印象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不变”最形象的标志就是邓小平先生曾经对香港人许下的那句诺言：“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然，赌马是一种赌博。赌博总是不好。“不好”的东西香港人为什么还不肯丢弃？还那么贪恋不舍？难道“赌马”也像鸦片，一旦吸上了就戒不掉？ 当时关于“赌马”，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能够提出来的疑问也就这么一点点。 然而到了香港，首先我听说香港的很多老人今天就是为了“马”而活着的，很多类似的“笑话”比较突出的有一则：一位老人，临终前给家人留下的最后几句话，不是明确他死后财产应该如何在儿孙们之间进行分配，不是叮嘱一家人今后应该怎样和睦相处，而是不住地吩咐儿女下一场赌马，一定要替他押上哪一匹、哪一位骑手…… 老人的“笑话”，夸张的地方肯定有，但是“赌马”在香港人的生活里真的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非虚言——2006年2月，我在香港文学城网站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报道：《香港著名演员兼马评人骠叔，看完赛马咽最后一口气》，心里想：啊？老人的“笑话”还真的有了现实的版本？接着翻开当天的报纸，看到香港的报纸几乎每一家都登有这条新闻：“著名演员兼马评人董骠昨晚（2月22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主持赛马节目40年的骠叔一生与马结下不解之缘。昨晚骠叔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坚持看完了昨晚的最后一场赛马，呼出最后一口气跟家人、朋友及马匹永别！” “骠叔”的仙逝，让香港很多人都垂泪痛惜。他最后弥留之际还在看电视直播，这确有其事，不过家人那是为了刺激他的生存意志，希望草地上飞奔的马匹能够拉住老人最后的生命。因为“骠叔”一旦“走”了，亲人家属舍不得，成千上万的马迷也舍不得。那么这位“骠叔”何德何能值得人们对他如此敬仰、如此挽留？作为一个“评马人”，后来我知道董骠从小就成长在一个练马世家，年轻时他本人也曾经是一位职业骑师。当了“评马人”以后，“骠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不畏强暴、不受利诱、敢言善言、正直公平，经常因为不满意某位骑师的“表现”，批评时“青筋暴现”、“指指点点”，痛批马圈中的“害群之马”，因此是香港马迷们心目中一个相当有良心的“仲裁人”。 直到“骠叔”过身（去世），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的马场原来是一角完全被我忽视了的世界。马场上有是有非，有正义和阴谋，有卑鄙小人也有英雄好汉。而我第一次赌马，记得那是在2004年“十一”，香港赛马会邀请我们刚到香港驻站的全体记者都来参加“国庆杯”的跑马比赛，并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给予报道。我当时心里颤颤的，被人拉着首次去做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一样，别说马场上的规矩咱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投注、赔率、赛果、派彩，独赢、连赢、位置、三重彩，一连串儿的名堂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更关键的，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跑去玩儿“赌马”，即使在香港，这，能行吗？ 现在想想当初我的态度不知道有多么愚傻，好几个同行人当时就看透了我的恐惧，都送来嘲笑：真是的，老土！“跑马”在香港不是一种赌博，没人这么认为。它是一种娱乐，一个事业，这个你都不懂？“香港赛马会”如果摆到桌面上来，那可不是某位大佬玩主所开的黑色买卖，专门诱惑着贫苦百姓去开心、上瘾、扔钱、借贷，甚至赌到倾家荡产然后再去跳楼自杀，它是政府最大的一个单一纳税机构，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 赌博和慈善，这能连在一起吗？ 香港人可以想得通用干“坏事”赚来的钱去展示“仁爱”的君子胸怀？ 我弄不懂，一个人和整个世界都仿佛对立了起来。 但是不管我当初的认识有多么的幼稚，香港人历来不认为“赌马”是一件“坏事”，香港的马场和澳门的赌场本不是一回事。 如果追寻历史，香港人称“赌马”为“运动”，这项“运动”最早开始于1841年，英国人可以说一百多年前把大炮运到了香港，同时也就把马匹运到了香港。当时香港港岛的“跑马地”还是一片沼泽地，英国人把它收拾了收拾就变成了第一个跑马场。1884年，“香港赛马会”正式成立，1971年由业余组织转为职业赛马机构；1978年，第二座马场又在沙田启用。一百多年来香港的跑马、赛马、赌马对香港人来说一直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马会”持有的在香港独家经营赛马业务的牌照，同时可以营办“六合彩”奖券、经营规范化的“足球博彩”，其所获盈利80%要回报马迷；14%交给政府；剩下的6%，才是“马会”自己的日常运转资金，这当中还要拿出2%来用于慈善开支，而香港每一场赌马投注额至少在8000万港币，新年等重要赛事的专场投注额还会过亿。2005到2006年年度，香港赛马会总共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合计为124.5亿港元，约占政府总税收的8.6%，而在过去的10年里，香港赛马会曾经向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长者、病患以及伤残人士提供的捐款已经超过了100亿。香港大学最早和内地交换学生“异地就读”，内地生员所享受的“政府补贴”，一年几十万，也都是来自香港赛马会的“利润”。 是吗？ 有一次正赶上星期三，跑马地马场正在照例举办比赛（每周三、日晚都要举办，除去7、8月停赛），采访回来我坐在出租车上，一个“愣头青”小伙子把车开得飞快，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另一只手还有工夫把手机按得吱吱乱响。开始我不大相信他那里正是在“投注”，一个司机在路上开车，忙里偷闲也能“赌马”？这样做别说不够敬业，乘客和他自己还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遇到了一个红灯，小伙子又拿起了报纸，报纸上当然有关于当天这场赛事的马匹、骑手等等信息，上面已经用圆珠笔匆忙划出来了一些圈圈和道道——我的上帝啊：“他还真是在一边开车一边赌马？”小伙子看出我在担心，一副好脾气地说：“啊，怎么啦？不用担心，我技术没问题，保证您的安全。”说着话，前面的一条路他该拐弯就没拐，我熟门熟路，知道他出了错，就说：“你看，还说安全呢，这不精力就不够集中？”“愣头青”也发现自己搞错了，有点不好意思，嘿嘿地笑，不过还是满不在乎地“安慰”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直着走也能到，到了地方我少收您一些钱就是啦。” 不一会儿，他的手机再响，是他的朋友向他咨询某一匹马，问他该不该买？ 小伙子兴奋得立刻在我耳边吼叫起来：“当然啦，它才三岁小马，上一场拿过第一，买，买，一定唔会错！” 谢天谢地，说完这话，我终于到家了，“愣头青”那天晚上是输是赢我不知道，可是他的那种“开车方式”真是让人心惊肉跳，尽管他自己看上去挺陶醉其中，眉开眼笑的。 第九章 敢不敢走近“红灯区”？ 香港没有红灯区。 很多内地人听到我这么说，没准儿都会把眼睛挑得像灯，根本不相信，不理解：“香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吗？那里怎么能没有黄、赌、毒？没有合法的色情行业”？ 我说真的没有，香港政府不仅不允许红灯区合法存在，对一些带引号的“红灯区”也是三天一清剿，五天一搜查，这和内地的态度一样，只不过近年来香港的地下“红灯区”却越发呈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疾景象。 这不就结了，说了半天，香港还是消灭不了“人肉生意”。 香港消灭不了“人肉生意”，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地方“暗娼”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如果要我专门介绍香港“带引号”的色情场所，香港的九龙、油麻地、旺角可以说是地下“红灯区”最活跃的地方，其中钵阑街白天，这里只是一条普通的街道，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但是到了晚上，一拉溜的灯箱就会相继亮起，上面大胆而明确地写着：“北姑300”，“热情马拉260”，“俄罗斯妹600”，很多反映妓女与嫖客的电影都在这里拍摄。有些记者用这样的文字来描写现场的热闹：“红黄的灯箱开始像夜色中不停闪烁而出的夜星一样，从这里一直蔓延到后面的山东街，上海街，奶路臣道，甘芳街……与此同时，三三两两身着黑色露脐衫的女子开始匆匆漫步于街头。脸上画着老式的粉底和胭脂。看不太清楚姿色几何，但清一色的将生财工具进行了隆高。所以当她们酥胸半裸、鱼贯而出的时候，场景波涛汹涌，蔚为壮观……” 我来香港以后几次都想去“钵阑街”看看，最后都因为无法向朋友开口而找不到向导，后来听说港岛也有一处洛克道，也是很具色情想像的同类地方，就拎着照相机，加着小心去看。但到了跟前，眼睛随着脚步从一间间灯影阑珊的酒吧、舞厅、夜总会、蒸气浴室一一扫过，尤其看到三五成群的“小姐”，一身短打地堆挤在窄门前，我还是不敢靠近，更不敢取出照相机来拍照。当时我的心态，如果要和那些坦然自若的“小姐”们相比，我倒显得更不理直气壮。为什么？说不清。那些“小姐”我一遍遍地在心里问自己：“她们是不是就是实质上的‘鸡’呀”？然而没有结论，香港政府控制公开卖淫，但是这个社会又有一种特别的“宽容”，允许“一楼一凤”合法存在。什么是“一楼一凤”？风尘女子只要不公开参与有组织的集体卖淫，她把客人接回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在家里怎么“办事”，就不犯法。她们的家，俗称“凤楼”，外表什么都看不出来，有的就在居民公寓的楼层内。比如有一次我到九龙探访“笼屋”，在一座旧唐楼里，墙上就写着“找鸡上楼”，想必楼上就有凤巢。 由于文化不同，开放程度不同，香港社会比起内地应该更习惯性欲释放的自由感，这一点不假。在香港，你随便走进条条街巷的深处，性杂志、性商店（成人店）很容易被找到。然而香港人，就一般市民的性观念、性道德来说，我感到在这方面，其保守程度比起内地，其实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洁身自好者比比皆是。 然而香港人不喜欢“乱性”，他们的思想是不是就僵化、守旧呢？也不是。 不久前新加坡为了避免卖淫业因为不合法被迫转入地下从而造成警方的更大失控，政府决定公开设立红灯区，有限制地允许“小姐”在特定的地区内经营色情事业。这条“政府批准卖淫合法化”的新闻一传来，香港人没有嘘声一片，相反，为了探讨色情交易和它的合理性以及人性的需要，据说香港警队已经向设有“红灯区”的国家比如荷兰及新加坡公开前往“取经”。香港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有关专业人士更赞同，香港也应该设立“红灯区”，同时提出“另类红灯区”的建议，以便政府能够有条例地规管妓女，规定色情场所只能开设于商厦，这样至少不会在住宅内滋扰居民…… 目前在世界上，荷兰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一直允许合法的“红灯区”服务，游客走进一条条著名的小胡同，可以看到扇扇玻璃窗后，卖淫女毫无羞涩地几乎要脱光了全身的衣服，热情地向男人招揽生意，人们见惯不怪，也不必多吐一口唾沫。有些超级“理性”的人甚至认为假使人类的性需求总是无法遏制，那么女人甚至包括男人的自愿者为什么不可以把身体当成商品？这和作家写作、艺术家画画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还有的社会学家指出：合法的性交易可以平衡社会躁动和利益再分配，平息强奸对妇女带来的更大侮辱及暴力。这个问题与其堵而不止、禁而不绝，还不如直接面对，勇敢地采取疏导的方式，设立红灯区，承认妓女的合法地位…… 香港本来就是中西方融合的大都会，这个社会接纳性、排斥性，容忍度以及自持度早就经受了上百年历史的考验。 香港人至今大多数还不希望政府在特区内设立合法的“红灯区”，但是认为卖淫有的时候如果不妨碍他人，不大张旗鼓地去伤风败俗，在自由经济中，娼妓与顾客的金钱交易体现的也是一种平等自愿的关系，那么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无妨。这种态度，我想，也许就是目前香港虽然没有合法的红灯区存在，但“一楼一凤”却不难寻觅的舆论原因之一？ 第九章 上街“有瘾”？ 还是在我初萌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生活背景是“文革”，内地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宣传队、经常一起表演节目的小女伴儿：唉，我们天天都在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可是你知道吗，“革命”是什么？“文化”又是什么？我的女伴儿是个高干子弟，她的父亲可能天天站在高处都在搞别人，他的“千金”也很冲，就说：“革命”？“革命”就是“抄家”，把谁谁谁打倒，一切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文化”？至于“文化”嘛，嗨，其实你问那么多干嘛，不就是旧书、旧古董、旧思想、封资修的破烂货？ 小孩子不懂“文化”可以理解，长大了以后我依然不懂。辞典上的解释是“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然而生活里的“文化”哪里有那么简单？文化根本不理会任何是非，大家都愿意去做、都习惯去做，就成了潮流，就是文化。 香港的“文化”是什么？绕开我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概念，回到现实我眼前正在面对着的社会：“赌马文化”、“八卦文化”、“大佬文化”、“风水文化”、“购物文化”、“早茶文化”、“交换文化”等等，如果什么都可以“化”，这里面至少还有一种：“上街文化”。 香港人酷爱上街，开始我以为原因无外乎有两条，第一，香港到处都是店铺，整座城市放大了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这无疑诱惑着人们每时每刻的消费欲；第二，香港人一般住房条件都很可怜，人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打发到街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可是后来我发现，香港人“上街有瘾”其实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这就是上街游行，大事、小事，全局之事，局部之事，举凡涉及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都要上街—— 先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一： 有一次在我的身边，两个女生正在悄悄议论着“明天咱们该干什么”，我无法回避，就听到了下面的一段对白。其中一个问另一个：“明天没事咱上街吧！”另一个疲疲塌塌地说：“我又不买什么东西，上街干吗？”接着提议者马上回应：“老土，不买东西就不能上街？反正没事，上街活动活动，走到哪里算哪里，饿了咱就在街上吃点小吃。” 上街活动，活动上街？香港的“上街文化”或许这就是源头？这个“源头”暗含着轻松、适意，说到底最是一种自由的心态。香港的大街小巷，行人可以无所不到，就是酒店宾馆，哪怕五星级、六星级，老百姓只要想进，拔腿推门就是。好几次我走在香港的街头，身边就是高级酒店，想去方便，抬头开始找厕所，同行的当地朋友看着我很诧异，疑惑地提醒：“哦，酒店里不是就有卫生间吗？”我不好意思地一笑，自我解嘲：“对，我怎么就没想到？”我的“没想到”其实是因为不习惯，过去在内地，别说老百姓，就是我，做了20多年的记者，只要有办法，谁也想不到会去酒店解决膀胱的问题。然而在香港，普通市民天天穿梭酒店，因为酒店在建筑结构上本身就和这个城市的立交桥、空中走廊连结在了一处，有时不想走都不行；另外一方面，在香港人的心里，这一点更重要也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是“酒店怎么啦？酒店我就不能进？别说去趟厕所还算有个正经的理由，就是没理由，因为天热，我就是想进去吹吹冷气谁还会拦我？没人”！这种想法无疑就是心态最自由的表现。 再说“上街有瘾”的层面之二： 2003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在香港常驻，香港市民不满意《基本法》第“23条”的有关立法，据说50万人走上了街头；自此，以后每年的一些固定时间，反对派都要组织市民上大街，反对派的反对派也会号召更多的人表明另一种观点和意见。 2004年，我到香港后，第一次听说香港又要组织游行，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当时我心里真有点怕，怕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啊。毕竟“游行”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和政治发生某种联系，总不能被看作是一件平常之举。后来到了维多利亚公园（当天游行的集中地），我看到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维园的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有人拿着扩音器正在不住地喊口号，站在园子里准备出发的示威者，有人身上统一穿了后背印有各种诉求短语的服装，也有人就是一身平常的穿戴，不过每个人都很从容，那阵势让我想到过“文革”，但是又觉得这和几十年前内地的“文革”不尽相同。 开始，我出现在示威现场，眼睛还多了一分警惕，生怕被别人注意，更怕万一让什么熟人给看到了会对我产生不良的影响（尽管我去现场也是为了工作），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在游行的队伍旁观看，根本就是沧海一粟，人海里多我一滴少我一滴，绝对没人在乎。香港是一个自由世界，没人因为游行、看热闹或者不游行、不去看热闹就因此获得或损失掉什么。大家在这样的气氛里上街游行是不是真心义愤或者只是随大流、赶羊群也都无所谓。反正最后都会出一身汗，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下衣服，洗他一个热水澡。 从2004年到2007年，我在香港常驻的三年日子里，后来终于轻松了，偶遇知心朋友也敢开口议论：“嗨，香港大街上的‘游行示威’其实咱也不必大惊小怪”，太多了，每一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理由要组织市民“上街”，人们从电视、广播以及很多的街头广告都可以看到：水电费涨价了要游行、公司员工工作超时了要游行、教师工资不高了要游行、老人没有了退休金要游行、孕妇生孩子医院床位不够要游行、天星码头一座49年的钟楼即将拆掉，市民不愿意也要游行，等等等等，什么都可以成为“上街”的动因。 香港比较宽阔的马路两边，一般都有长长的栏杆，那上面不许张挂任何涉及商业内容的广告和海报，但是许多议员的个人宣传、各党派魁首提出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各种即将要开始的“游行告示”却经常可以看到，因此这类的“广告”一多，有一天“游行示威”竟在我心里发生了某种异化，成为了另一种内容不同的“上街活动”。 2006年年初，香港一位19岁的青年人涉嫌“连环虐杀猫只”，虽然这个人很快就被警方抓获，但是爱护动物组织的许多人士依然感到“气愤难平”，他们认为：“本港虐畜问题日益严重，去年4月至今9个月内，警方已经成功检控了9宗案件，（这个数字）较04至05年的全年只有2宗（的情况），大幅上升了4.5倍”，因此需要组织市民“上街”抗议。于是1月8日，3000多人又走上了街头。这些人中除了普通市民，也不乏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大家各自带着心爱的宠物，小猫、小狗，差不多有2000来只，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在中环渣打花园集合后，穿过香港一些最热闹的街道，一直要步行到香港政府总部，惹来了很多行人沿途驻足观看。不少被堵在路中的司机本来不知道街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刚要发火，可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嚯，人狗争路？”大家也就忘了抱怨，被这一难得看到的“奇景”所吸引…… 当然，“有事上街”和“没事上街”目的大不相同，但是一个社会一群老百姓动不动就聚众上街，这种状态从理论上讲是和民主意识的普及有关，不过若从效果上来联想，“狼来了”的感觉又一日胜过一日。 难怪后来我再三再四地上街观摩游行，有时自己都不想去，也会对自己说：“嗨，出去走走吧，反正权当锻炼。”由此可见，我的心态也和刚来时大不相同——“上街游行”和“上街溜达”，如果两种“活动”都不会让参加者损失掉什么，那么人们又“何乐不为”，连我不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吗？ 第九章 “交换文化”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了，内地朋友有时会问，“如何评价？评价香港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个清楚？”我说不能，两句话吧，一句是：简单，没有太多的心计，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另一句：实惠，没有太多的亲昵，讲究交换，看不到收益就不付出成本。这样一撇一捺，一个“人”倒也大致站立了起来。 一百多年来，香港一直浸泡在商品经济和自由文化的激荡之中，人的一生，进取方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交换。过去在内地，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很鄙视香港人什么都可以拿来进行“交换”，种种“交换”特别是最后都以盈利为目的，就很反感。但是到了香港，慢慢地我发觉：“交换”思维其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甚至很应该被重新认识的问题，“交换”从单纯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很直接，很透明，如果你不计较它的固有名声，这一招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好用—— 记得初来时我去银行，一位业务员小姐经常为我服务，时间长了两个人就彼此熟悉，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当她的老师，教她学说普通话。我开始一愣：“教香港人学说普通话？”心里稍微缓冲了一下，就说“可以”，因为那时我也正在学习广东话，大家如果都有时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正好可以互相练习？但是这位小姐紧跟着讲：“不，不，此事不忙，您不要立刻回答我，回去想一想，如果有时间，真的也愿意，就给我一个计划，同时也请给我一个报价单。” “报价单”？这次轮到我长时间地“发愣”了。 银行小姐要我教她普通话，但是这个学生要求老师必须“收费”，我当时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以为她是不好意思，不愿意白白占了我的精力和时间。但是后来我再去银行，见了面，她又问：“怎么样，您想好了吗，就是教我学说普通话的事？”我说：“想好了，可以啊，但是你不用客气，真的不用。按时上课我能接受，但是收费，我不能，万万不能。”银行小姐面露吃惊：“不能？为什么不能？”我一下子无法向她解释清楚，说我过去从来没这么干过、不习惯；说我们外派记者有本职工作在身，兼职当老师肯定不可以等等，反正我一遍遍地对她说“收费我不能，真的不能”。银行小姐这次彻底绝望了，低下头，同时也很遗憾地对我说：“真不幸，您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但是不收费我就不能请您当老师。”我不解，问她为什么？最后银行小姐被我逼得没办法，从嘴里溜出来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她可能顺理成章，但对我却清新刺激：“您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可能就教得不认真……” “不收费就没有压力，就教得不认真？” 原来我的“学生”担心“老师”的是这个？香港人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为他人服务，如果从被服务者那里得了报酬，这样彼此之间就有了契约，就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交换”关系。香港人认为这种关系最令人放心，最不会使服务者忘记了许诺。难怪他们并不觉得“收费”二字有什么不光彩，“铜臭”究竟是什么，在哪里能够闻得到？他们对此也二二乎乎。 我最后也没有成为这位银行小姐的普通话老师，但是她没收我的费，却免费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的交换关系虽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记录中最古老、名声最不好听，但是它最可靠、最有保障，这一点也许倒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吧。 2006年深秋，那时候正是满天下馋嘴的人都渴望吃螃蟹的时候，我对“螃蟹”向无大趣，只是听说近几年内地的大闸蟹根本就满足不了十几亿人张开来的嘴巴，真正的阳澄湖“地道货”几乎很少见，普通老百姓最后能够吃到嘴里的不是滥竽充数、假冒伪劣，就是“过湖蟹”、“洗澡蟹”，而香港因为97年回归后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心肝宝贝”，历史上又早就存在“三趟快车”，所以真正的“大闸蟹”反倒能够在香港见到，于是事先向供应商订了货，邀来几个当地朋友准备大办一桌家宴。 不过我的螃蟹订下来了，邀请发出去了，那一天到了约好送货的时候（要求提前两天预订），我望着墙上的挂钟，快5点了，突然担心起“大闸蟹”会不会被按时送上门，如果不按时，我的朋友6点即到，大家坐到饭桌上，看不到“心中所想”，主人岂不是很尴尬？时间越近，担心越大，不由得我就想起过去在内地搬家等家具，每个家具公司都答应按时送货，但是每一次送货各公司又都不守时，比如说好了上午沙发会到，结果一直要等到下午；卧室里的大床小床约好了是在下午，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送晚了，否则我们一家人就没地方去睡觉，但是半夜12点了，迟迟还不见有人按门铃。 当然那天我在香港的“螃蟹宴”还是如期举行了。5点差5分，手机响，送蟹的工人按时把螃蟹送到了我的家门口，我不仅如释重负，而且深深地为香港人的诚信，不，此处不再说诚信了，单说“交换”，深深地为这种交换关系而称颂： 我和“螃蟹”有约，我花钱买了螃蟹，也花钱预约了“送货上门”，按道理我是不必再有任何的担心…… 第九章 香港有张“月亮”的脸？ 如果我客观，如果我够胆，有一种称呼，香港人对大陆客十年前的称呼就不能不提。 十年前，香港人对大陆客的称呼其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要算“阿灿”和“表叔”——“阿灿”，在90年代香港的一部电影里，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傻乎乎、特能吃、经常出洋相的“大陆仔”，香港人这样明里暗里地看待内地客，不管怎么说都透着一种轻视与鄙夷；而“表叔”，让人想到《红灯记》，想到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里的讽刺甚至调侃就更加地意味深长—— 1993年，我到韩国采访回京第一次途径香港，那时候香港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很想停下来开开眼，买点东西。结果我如愿了，但同时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因为那一次我一个穷记者竟然走进了一家金店，迎客的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日本人或者台湾人，赶紧向我拥来，先把我拉到了柜台前，让我在一拉溜小圆座儿上坐下，天热，还非端来一杯“王老吉”凉茶让我“慢慢饮先”——妈呀，当时我被感动的，发誓回北京一定要写一篇文章，认真地赞美一下香港的顾客至上，还以为自己真的在香港做了一回“上帝”。可是小店的店员后来一口咬定我是日本人，我就不高兴，我说我不是，“I'am ese”，立刻，这位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我一连“唉，唉”了好几声，想问问一枚我看中的戒指要多少钱，他却装作没听见，当时金店里还有好几位其他的店员，个个也都没事，但是人人都跟着装傻，好像他们谁都听不懂我说的英语是什么。 十几年前的这份“遭遇”事后让我很长时间都惊诧香港的店员一见穷人，变脸的速度怎么会那么快？刷的一声，穷人在富人面前就被扒光了衣服，让人有地缝儿都来不及钻。然而十年后我再到香港，以CCtV记者的身份在这里常驻，领了香港居民身份证，学会了几句粤语，有时，特别是溜达到大街上，自己俨然也是一个香港人。可是这件事儿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好几次都想拿着信用卡，再去一趟那家金店，非要买回当年我看中的那枚戒指不可！可是十余载光阴，当年的小金店如今仙踪何处我已无从查找，同时身边还总有一个拦路虎适时地会站出来阻止我、嘲笑我，说人家香港的店员现在对内地人态度早已经和从前不同，现在内地的很多“阿灿”和“表叔”，如果他们再来香港，大小商铺，店员不仅不会再行歧视，相反，很多人的脸上还会挂着如同对待衣食父母般的殷勤。 2006年新年过后，我习惯地走进跑马地一家小什杂店买菊花，泡普洱茶。那家小店我过去不止一次光顾，十块钱一包的菊花也是已经买过了好几回。可是那天小店里的菊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涨价了，十块钱一包变成了十三？这是怎么回事呢？跑马地作为香港的“高尚住宅区”本来东西就比其他地方的要贵，我是因为考虑时间成本，每次才宁愿多花几块不去跑远路。于是就问老板：“头先你们的菊花不是10文一包吗？”老板的脸有我平时熟悉的友善，此时却多了一抹无奈：“没办法啦，这些菊花都是从你们内地运来的，现在内地发达啦，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不加价，亏本啦！” 2004年我到香港，记得当时的人民币与港币的比价还是1.06∶1，2007年1月11日已经达到1∶1（按国际市场中间价计），紧跟着后面就出现“倒挂”。十块钱一包的菊花不到两年就涨了三块。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兜里的硬币少了，可心里却莫名地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高兴，为什么高兴？小店的老板肯定不理解，我自己也没想得太深刻，只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嗓子眼儿就涌来了小曲儿，哼哼唧唧的很认真。突然我打住了自己，问自己，什么？我刚才在唱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天呀，我的嘴巴怎么会冒出这支歌，是谁在提醒我什么？ 2006年1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关于中国GDP历史数据修订结果的公告，按照被修订后的GDP数据重新计算：1979至2004年，中国GDP连续25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9.6%。为了配合发布这条消息，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栏目特别约我在香港为他们采访了一位世界一流咨询机构——高盛公司在中国地区的首席经济师梁红女士，梁女士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大家坐下来首先交谈，一上来她就反问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1957年，中国提出的一个响当当的口号，叫做‘超英赶美’？”我说“记得，怎么能忘记”？好多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比如长我一岁的同学，有的名字就叫“超英”！她说对，就是“超英”。现在，2005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在世界已经坐到了“第四大经济体”的席位，而再过5年，中国的经济还有可能超过日本，日本目前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祖国大陆在香港的正北已然成为了一棵大树，让香港背靠，将来还可以让他们充分乘凉，哈，这是何等令人快慰、骄傲之事？ 那天从跑马地小什杂店买菊花回来的路上，我一路欢唱，想到的其实更多的是经济预测专家曾经告诉我的“超英”的好消息，下一步就是“赶美”的时间表（最晚2041年）。多花了三块钱，我倒乐得像捡了一个大便宜，一到家就泡上了“菊普茶”，一个人边饮、边笑、边思量： 1993年，我离开香港时要回北京写的那篇小稿儿，现在，是到了该动笔的时候了—— 可是写什么呢？ 其实买卖人，“无利不起早”，甚至“看人下菜碟儿”，说到底也并不是香港商家独有的毛病，天下商人何处能摆脱这种“小气鬼”的胸襟？但是商家看人是不是也有“看人”的眼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当然包含着中国传统美德，但是“看人”的学问还有智慧、前瞻与理性。假使今天，一个顾客走进了金店，他买不起钻戒，但是明天呢？明天是一个多大的变量？想不到“明天”，小店员当然有理由刷地一转身，再也不搭理这位穷顾客；可是想到了“明天”，情形就有可能改变：小店员不仅不会再转身，脸上还会继续保持着微笑，因为明天，“穷顾客”也许依然受穷；但也许人家已经发达——再进金店，点名要的就是一颗“钻戒”，而且论个头儿，还是最大的，这一点，谁又能提前说得好呢…… 第九章 “自由行”给你我带来了什么？ 有件事，是件事儿，是个说法，也是个做法，后来给内地和香港的老百姓都带来了不小的“实惠”，这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已经朗朗上口了的“自由行”（香港也叫“个人游”）。 2002年香港旅游发展局那位“无孔不入”的主席周梁淑怡，在内地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后来周太（也是我问到她“自由行”究竟是怎么来的？）很自豪地对我说：“那时候我琢磨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都感到两地的旅游很不对等，就大着胆子向总理提出：‘现在香港人什么时候想去内地，说去就去，很方便；可是内地人想要来我们香港看看就很困难。国家能不能开放一条政策，让广大的内地同胞想来香港就能来，这样也可以让我们多一些旅游的客人和收入’。” 为了香港旅游并以此带动整个香港的经济，周太“拉客”都拉到了国家总理。 “当时总理的态度怎么样？”我问。 周太说：“很高兴啊，总理当时就表态，说‘好’，国家那个时候当然也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内地人多，政策一旦放宽，香港的旅游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2003年7月28日，从这一天开始，内地连续批准了对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16个省、市的49座主要城市开放了“居民以个人身份赴香港、澳门自行旅游”，其中广东省因为离着香港最近，陆续开放的城市截止到2006年12月已经达到了21座。 2005年年底，香港迎来了第2000万个访港旅客，周梁淑怡都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个“2000万”的数字不仅突破了香港过去多少年来的历史纪录，而且其中很大比例都是通过“自由行”来到香港的内地人。 2006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规模共有3452万人次，其中“首选”目的地很多都是香港，这不能不说和“自由行”有关。 由于有了“自由行”，内地人在香港吃、在香港住、在香港大把大把地花钱消费，这种政策乐得普通内地人再也不会把去趟香港当成奢望，同时更乐得香港商家人人笑口常开，直到今天都合不拢…… 内地人到香港带旺了香港的人气，帮助了香港的经济，这自不待言，但是他们自己通过“自由行”得到了什么？满足了“来看看”的欲望这是其一，背回去了大包小囊是其二，那么其三呢？收获了更多精神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开眼、认识，受启发、受教育，甚至包括“受刺激”。 让我先说说内地人在香港感到风光的事： 2006年年初，我的四位大学同学通过“自由行”来到香港，她们四个人当中其中只有一人是首次来港，其余的三位都是多次。这些女人到了香港，一是吃喝，二是购物，走到哪里出手都特别“大方”，让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比如有一次在一家眼镜店，因为过去我曾经在那里挑上过一副眼镜，大家看了都觉得挺好看，于是就决定让我引路带她们去看看，结果到了眼镜店，好家伙，有人买了一副，有人买了几副，最多的一个“眼镜欲望”不经意被突然点燃，最后竟在香港买下了7副，回到住处摆在床上，白被单衬了7双花花绿绿的大“眼睛”，还特意请我去看，立时吓得我不知道应该给她道贺还是应该把她痛斥一番——“烧包”。 “从何时开始你们内地人变得这么有钱？” 她们走后，眼镜店的小老板问我（替她们去取眼镜），我说：“啊，内地人比你们香港人有钱吗？”小老板没听出我的“弦外之音”，还接着说：“当然啦，你想想我们香港人什么时候买东西会是这个样子？大家一般选中了哪样物品，总要反反复复地看好几次，等到商店打折了，他们才会往外掏钱。” “自由行”让内地人在香港摆足了个个“大款”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内地没人捧场，到了香港却吓坏了当地人。尽管我知道，其实很多内地人到了香港只是集中消费，他们在家，完全不会这么“潇洒”，也根本没必要这么“摆谱儿”。 举完了内地人在香港购物开心的例子，我就要说说“受教育”特别是“受刺激”了，这种“刺激”依我看只有利用“自由行”才能享受，如果换了“公务”，出差的人走到哪儿，个个有身份、有地位，还不处处都得让自己尽可能地显得“正人君子”？ 2005年9月中旬，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紧跟着就是内地“国庆”7天长假的“旅游黄金周”，因此很多的内地客都选择了“十一”特意来到香港“自由行”。 10月的香港，天气还很热，大家在“迪斯尼”玩转了一会儿就满身冒汗。 不过同样是热，香港人受得了，内地人却受不了，这本是常情，可是你内地人别在香港的文明世界里肆意而为呀——有人热到无奈，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就把鞋子脱掉，赶快放两只大脚丫子出来透气风凉，这样的举动大家在内地也许并不一定会觉得那有多么的缺少教养，公共场合，又不是密不透风的小屋子？但是香港人就看不下去——于是“十一”长假没过，香港的很多报纸就开始连续多日有文章指责内地人“没有公德”、“没有教养”，“当众脱鞋”、“随地吐痰”，甚至“一个人霸住了一条长椅竟然躺下来休息”，“有人一时找不到厕所干脆就让小孩子随地大小便”，哎呀，香港人对这些简直接受不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埋汰”，我天天看报，天天心里不是滋味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香港人数落的难道不是事实？ 如果没有“自由行”，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到另一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当中去彼此相见，彼此碰撞，人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凡事一经“比较”，印象就更加深刻。 有几次我回家不知道该对谁发火，一个劲地对老公说：“哼，香港人他们神气什么呀？好像他们自己就不是从落后与愚昧当中刚刚走了出来？哦，别的不说，光看到内地人到你们香港来到处散德行来了，他们怎么就不看看这么多的内地人到香港来消费，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多少的好处？” 老公没有加磅我，相反倒是非常理智：“嘿嘿，‘桥归桥，路归路’，你可别把两件事情弄到一起，这样你要是嚷嚷到外面，显得多‘护犊子’？多小家子气！” 我明白老公提醒我的话有理，文明与贡献本来就是两个层面上的不同事情。其实对于内地游客的“素质”，即使香港人不骂，我自己在朋友的圈子里也经常抱怨他们“净出来给大家丢人现眼”！ 香港回归已经十年，两地人员的交往日益频繁，这个过程人们注定会互相影响、互有磨擦，但利大于弊是本质，“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不仅我有，香港人对自己一定也有许多，只是方面不同，层次不一样罢了…… 第九章 “了拆了墙”咱不更是一家？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每年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这件事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对香港天大的“利好”，但是这个话题，我来香港后很少听人提起。相反刚到这里，第一个周末，我和先生上街购买生活必需品，先生说：“记住，兜里头装上点散纸（零钱），今天是香港的卖旗日，否则，咱手头没零钱，到时候就得往外掏大票儿。” “装零钱”、“卖旗日”？这是什么意思，和我有什么关系？ 原来香港的慈善机构在向政府社会福利署申请获得批准后，每年都可以上街进行一次募捐筹款，这种活动一般只在每周六的上午进行，叫做“卖旗”，因此一年52个星期，每次到了周六满街都是来做义工的中学生，这些孩子身上人人会挎着个钱袋子，手里拿着好几张不干胶的小贴纸（原来是一面面的小旗子），见了行人走过来就要求你“买旗”，此时，行人多半都会把一两块的零钱交给他们（当然多了也不限），他们就撕下一张上面印着某某慈善机构名字的不干胶，往你的衣领或胸前一贴，这样你今天对社会就已经表示过爱心了，别的慈善团体再见到，就会放你过去。 香港的“捐献文化”历史悠久，社会认同高，他们捐献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而同在这一点上，内地人和香港人同根同苗，血管里流淌着的本是同一腔的热血，两相融合应该不会生出排异，但是香港人对内地人支持，内地人深怀感激；不过内地人对香港人尽了手足之情，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却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感动。 2007年3月1日，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因为上一年本港经济又取得了出人预料的高增长，在《2007-08年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中提请立法会批准政府将在五大方面给予市民“宽免税收”、“一次性回馈”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调低薪俸税、增设新生婴儿免税额、宽减两季差饷，以及调低低价物业印花税等等。“财爷”的建议被香港社会称作“五大惊喜”，然而谁知道，唐英年能从腰包里拿出这富余出来的200多亿“大力派糖”，“与市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如此气粗胆壮，这一切都和什么有关？ 无须讳言，香港人历来善于拼搏，历来有本事在逆境当中如同老黄牛一般的在泥泞里顽强耕作，但是香港从2004年开始“经济复苏”，到2006年“强劲复苏”，中央政府和内地的13亿同胞都为他们做了什么？这里面有互惠互利，有援助支持，更有奉献牺牲。 简单回望一下历史：2003年，香港政府当时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401亿港币；2004年得到改善，赤字下降到40个亿；2005年政府的盈余开始实现140个亿；而2006年综合盈余则上升到551亿，这才有了香港2006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6.8%，才有2007年可望达到4.5%到5.5%的继续升幅，而2008年到2011年，香港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依然还可以保持在4.5%的较高水平。 内地13亿同胞，勒紧了裤带也要看到香港的经济快速恢复过来，这是真心。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签署了《CEPA》，接下来是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的具体实施，这个《CEPA》在经贸政策上给予了香港极大的优惠，其中在货物贸易方面：香港进口到内地的“原产地产品”关税几乎全免，这个“全免”，也就是“零关税”，香港人很少去想，说来容易，拿出来做做人情更体面，但是对内地的厂家却带来多么巨大的冲击？ 2003年2月至4月，香港的失业率统计数字是7.8%，而2006年同期，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5.1%；就业人口到2007年年初却高达350万，创下了连续6年来的历史新高。 2006年12月，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IDER)调查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发现彼时香港的人均财富净值( a)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达到了20万2189美元，这个数字比卢森堡高出一成，第三名和第四名才轮到瑞士与美国。 同样是2006年，美国《福布斯》公布了亚洲十大顶级豪宅，排名从第2到第9都在香港。这一年香港股市气势如虹，“恒指”一直处于五年半来的最高位，从年初的15300多点一路飙升，到年底已经突破了20000点的大关，而且据专家预测，未来香港股市还会“牛足3年”。 进入到老百姓的层面，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两地婚姻逐渐增加，2005年共有2.49万宗申请“寡老证”的香港男性公民与内地的女性在港结婚，而香港女性与内地男友结婚的人数也接近了5000，比四年前整整增加了一倍。 2006年30％的受访香港应届会考生表示愿意“北上”就读内地的高校，香港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愿？因为在内地，学生读大学，所交学费和生活费用不仅远远低于他们赴海外高校去留学，而且香港的学生，父母挣的是当地的工资，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内地却可以享受得到和内地的大学生一样的学费标准以及政府补贴。 根据香港政府规划署的调查发现：香港回归以前，“到内地定居”这种事对香港很多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到了回归以后，香港人“返迁内地去生活”已渐成趋势，每两年就会以50%的速度增长。 碰巧正是在我这本书即将付梓，我的一位为内地贫困儿童一次性捐款可以捐到“身无分文”的香港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谈到目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她听我说了很多香港的好话，有些不耐烦，就打断：“哎呀，从你的嘴里，我怎么尽听到恭维，为什么你对香港人从来就没有一句埋怨？”我说：“是吗？那好，那我现在就说说你们香港人的不是。”朋友洗耳恭听，我也不客气。但是等来等去，朋友最后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说出下面的一句话：“你们香港人啊，让我最不可思议的是‘不懂得领情’！”之后大家都沉默，过了一会儿，朋友把眼光端正，冲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香港人，”我继续对朋友坦言，“要是能够懂得自强不息也懂得领情，那就更好、就更聪明了。” 朋友点头的频率不断加快，她说：“是啊，不用你讲，其实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我们香港人总是爱抱怨，抱怨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抱怨内地也抱怨香港，就是不想想自己的日子比别人已经过得好得多，相形之下，从他们嘴里要听到几句‘感谢’和‘赞美’就非常不易。” “永远不知足”是香港人的一大特征，这种心理是好是坏我一时难下结论，但是一个现实香港人至少应该看到，什么现实？那就是香港回归已经十年，大家有目共睹：世界上哪一块殖民地一旦回到了他的祖国的怀抱，经济上的发展能够比得上香港更健康、更有前途？除此以外，还有一句话我一直骨鲠在喉，既然那天和朋友聊天聊得投机，也就一吐为快：“香港如今已经回归祖国，十年与内地的合作大家已经见到了双赢的局面，这样以后的岁月，两地people就谁也别再给谁脸子看啦，赶紧手拉手，努力打拼，一块去追赶日本、美国，那该有多牛？这不就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戏文：‘不拆墙我们是一家，拆了墙我们就更是一家’了？！” 朋友说：“对，几十年后，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腰更粗了，气更壮了，中国的人口不仅排名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都能让全球刮目相看，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举杯，饭桌上不管坐的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家不都有理由喝他个一醉方休、酣畅淋漓！” 朋友的话说得真好，说进了我心。只不过可惜，当时没有机器。要是有摄像机和摄像师在，我们之间的这段“交谈”就可以传回北京，中央电视台就可能会播出的一期特别的“人物专访”，这样的“随意访谈”可遇不可求，更真实，更像亲姐妹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拉家常”。 不是吗？当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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