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实及其他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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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实及其他相关作品》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丁抒·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１）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３）“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５）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６）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８）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１０）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１２）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１３）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１４）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５）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１８）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１９）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２０）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２１）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２２）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２３）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２４）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２５）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２６）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２７）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２８）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２９）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３０）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３１）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３２）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３３）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３４）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３５）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３６）

书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３７）（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３８）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３９）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４０）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４１），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４２）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４５）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５０）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５２）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５３）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５７）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６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６２）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６３）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６４）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６５）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６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７２）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释

（１）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页。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３）《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刊印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第七十八页。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９）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页；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三一○页。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１１）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１２）转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页。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二七页。

（１９）《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２０）《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２１）《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页。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第三六九页。

（２４）《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记实）》第二卷第１２页。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页。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四七○页。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页。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４２页。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７３１页。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６２８页。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三十七页。

（４０）《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页。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页。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３８页。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４５）《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４６）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页。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黑龙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页。（５０）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９－３页。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８）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页。

（６３）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页。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页。

老知青们的故事

老知青们的故事

作者：刘琪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机枪也停止了扫射。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夥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冬妮娅

冬妮娅

作者：刘小枫

１９７４年的阅读与情感

以死亡的想象沉思生命

他徘徊于悼别与憧憬之间

以独白的句式承诺无所悔恨的人生

那是一个俄罗斯青年曾经响亮的名字

那是一个朴素时代曾经不朽的世界名著

被遗忘的格言

抄在被遗弃的塑料日记本的扉页上

昔日的偶象

淹没于今天眼花缭乱的明星排行榜

而１９７４年的春天

保尔·柯察金几乎是你唯一的阅读

那些温暖的逃学的下午

断墙外低矮的树林里

你沉醉于最初的崇拜

也惶恐于最初的迷恋

一遍遍

你持久地、秘密地

想念着冬妮娅

想念着歌唱在山楂树下的美丽少女

倾刻间

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

心碎的冬妮娅

凝视着保尔的一脸忧愁

昨夜的爱情与明天的斗争

对峙在这告别的黎明

而在美丽与神圣之间

英雄只能有一种背叛

艰苦地

你跋涉在繁体字的丛林中

幻想革命与爱情的完美妥协

期盼神圣与美丽握手言欢

而结局终于来临

在一个冬天的车站

你目睹了他们最后的相逢

最后的决别

风雪中的保尔

手握铁镐的布尔什维克

以“公民”称呼自己最初的恋人

无言的冬妮娅

凄楚的冬妮娅

在泪光里承受着无情的阶级蔑视

保尔坚定地踏入风雪

踏入冬季的烈焰

这是苏维埃的革命之火

一个英雄必经的考验

而此刻你终于明白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低矮的树林里

你捧着泛黄的书页

少年的眼神凝视着天空

阳光在泪水中映出彩虹

吟诵着保尔的名句

意志的力量使你颤栗

而冬妮娅，当你再次默读她的名字

有一种感觉几乎令你窒息

那时

你正历经热烈而脆弱的年龄

只能以敬畏代替模仿

以眼泪代替血

１９７４年

彷惶而无从堕落的岁月

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

成为你仅有的心事

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我躲在被窝里看保尔的连环画。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但革命与癌症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

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这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爱欲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处于什么位置？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从一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懂这场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但爱抚会激起保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保派”占据了大部份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枪，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楼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清晨，大楼冒起浓烟。“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死守的“反派”们终于弃楼而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了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她理解革命吗？她为了革命才救保尔吗？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保尔走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比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在领袖的指示下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卡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份很多，大部份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象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象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一起的感觉。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

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谜底。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的。”“反”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了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受灾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的“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忍受着一切的困苦”。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象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战斗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下，驶向巴东。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仍然在想，为什么冬妮娅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第一次读时，曾为冬妮娅和保尔惋惜：要是冬妮娅与保尔一起献身革命，成为革命情侣，该多好。现在，这种惋惜感淡薄了许多。但冬妮娅只是出于单纯的情爱爱保尔，仍然得不到我的理解。

高中毕业生聚集的知青点“插”在布满稀疏寂寞的灌木和夹杂着白色山石的丘陵上，折断的崖石和石缝纠结着奇异枝桠，把高中生们领入情爱附属于革命的山麓，如保尔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知青点的团支书是个十九岁的姑娘，算不上漂亮，但眼睛长得好看，性情爽朗，幽默，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与身为当地贫农的儿子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谈恋爱。在月光下，这对令我欣慕的革命情侣（敢于冲破城乡隔离的恋人）常常离开大家，在铺满露水的丛林中谈革命工作，交流玫瑰红的革命体会。他们从树林中回来，总会带给我们充满遐想的革命指示。在他们的革命热情（爱欲？）支配下，知青点的政治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宣传委员虽识字不多，却能言善辩，做政工很有魅力。象保尔一样，他也喜欢读革命小说：《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从工地回来，看到团支书浑身湿漉漉地躺在谷场的木板上，尽管面无血色，略带微笑的表情似乎还在啜闻田野幽邃的夜色空明中轻微的气息。她跳塘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死！青春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生命的悲欢等着她去拥有。这个姑娘难道不是将来某一天要在新婚之夜撩起脉脉温情，在将来某一天用颤然的手臂抱起自己的婴孩的那个她吗？我不相信她已经死了，那是不可能、不应该的。我不自禁地拉起她的手腕，希望能找回脉动。因为我的举动，在场表演性地恸哭的农妇们的嚎啕戛然而止，好奇地看着我……她没有醒过来，我却一直在等待她那曾燃起情霞的呼吸，一种无法言表的毁灭感成了唯一漫漫无尽的出路……

宣传委员始终没有在场。后来听说，我们的团支书死于情爱的挫伤。他作为第一个同她发生那种最属己的、欢乐得惊悸莫名的肌肤之亲的人并没有珍惜她带着革命情愫的献身；为了自己远大革命前程，他*不得不*轻薄他。

在猛然碎裂的心绪中，我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开始感到，保尔有过的三个女朋友都不过是保尔献身的证明材料：证明忽视个人的正当，以及保尔在磨炼过程中的意志力。

保尔声称，献身革命根本不必有以苦行来考验意志的悲剧成份，他并不想成为革命的禁欲主义者。但情爱必须归属革命，已具有革命意识的保尔对冬妮娅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

可是，多么可爱的冬妮娅！她没有接受对自己爱的附加条件，即便自己所爱的人提出这个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

我当时开始觉得，那些乘槎驭骏的革命者最好不要去打扰薄如蝉翼的爱欲。革命者其实应该是禁欲主义者，否则难免使执着爱欲的“这一个”成为革命者的垫脚石。爱欲是纯然个体的时间，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

我懂得冬妮娅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籍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身上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

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冬妮娅凭什么个体气质抵御了以情爱为筹码的献身交易？我想知道这一点。冬妮娅身上有一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有一次，面对保尔的粗鲁，冬妮娅说：“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说话？我从来就不曾问过你跟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革命不允许这样的个体权利意识，保尔的政治辅导员兼情人丽达和补偿保尔感情损失的达雅没有这种权利意识。

冬妮娅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的生活理想。她向往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的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的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的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

献身与偶在个体的爱欲的“酸臭”与献身于革命的粗鲁，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遭遇，并以无产者气的粗鲁羞辱贵族气的“酸臭”告终。它是否暗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呢？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我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对这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经历和了解是片面的，世上一定还存在着别一种不同的革命，只是我不知道。“史无前例”的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象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我开始去找寻也许她读过的那“一大堆小说”：《悲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带阁楼的房子》、《嘉尔曼〉……

这一私人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前不久，我读到法国作曲家ｒｏｐａｒｔｚ的一句话：ｑｕｉｎｏｕｓｄｉｒａ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ｖｉｖｒｅ？（谁会告诉我们活着的理由？）这勾起我那珍藏在茫茫心界对冬妮娅被毁灭的爱满含怜惜的经历，我仍然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我不敢想到她，一想到她，心就隐隐作痛……。

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

“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

蔡明忠

１９６６年５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４４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３１３人。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长、１１７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３００多人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７７万余卷，零散材料１０５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并将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编印成１２２册，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８０００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８月２３日，刘传新将８１４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８月２９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１０８０人，还有４５９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１５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５８３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６．６万多份，照片１０．８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６００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６００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３０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机动车２７０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１９７７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摘自《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

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卢泓

十年动乱的过来人都会记得，“文革”一开始就向全国通报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恶毒攻击”林彪和叶群的“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

严慰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夫人。她1938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后，一度经常接触叶群，对其品质作风一直很厌恶。50年代后期林彪权势增长，叶群更加骄横跋扈，到60年代越发不可一世。嫉恶如仇的严慰冰决心写信警告和刺刺他们，结果却给自己及其全家尤其是陆定一带来了坍天大祸！

林彪在其著名的“（1968）5．18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又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于是，就在林彪夫妇的直接导演下，圣洁的中南海内外，演出了以下的一幕幕人间悲剧、惨剧和政治闹剧、丑剧：

增福堂惊梦

4月的北京，正是风和日丽的阳春时节。原来是皇家内苑的中南海，更是一片桃红柳绿，到处鸟语花香。陆定一家所住的院中院“增福堂”，也正群芳吐蕊，生意盎然。那纷纷扬扬沾着人不放的柳絮，吹不尽拂不开，引发了“增福堂”女主人严慰冰的诗兴文思，感到它很像漫天飞雪。现在恰是农历闰三月，真是艳阳三月飞白雪，不知怎么，她由三月雪，忽然联想到“六月雪”——也就是我国古代著名悲剧《窦娥冤》。这部悲剧以违反自然规律的六月飞雪作为象征，为一个贤惠女性的横遭诬陷蒙受奇冤发出了悲愤的控诉……。严慰冰一扬头，似乎要甩掉这个与眼前景色极不协调的不愉快的联想。谁知这个联想没有闪开，又想起了昨夜二妹严昭的一件事，觉得这简直是个不吉之兆或是难解之谜。

中年丧夫的二妹严昭，由于就在中南海工作，身边又无所依，大姐严慰冰就让她来增福堂同住，一来上班近些，二来相互有个照应。多年来倒也平平静静、安生自在。谁知昨夜（4月27日深夜），已睡下的严昭，忽然起床出屋，打开院子里所有路灯，到处寻找着什么。什么也没找到以后，又一个人呆在外头，凄凄切切地唱开了一首不知名的悲歌，本来没有睡着的严慰冰，连忙起来拉住严昭，用自己早年给她取的外号叫道：“二木头，你又发什么傻劲，半夜三更，跑出来唱什么哭调？”

严昭一见她，竟越发动情地哭起来。严慰冰更着急了，连着追问她怎么回事，她这才恍恍惚惚地说：“晚上躺下后，似梦非梦地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哭，声音很清楚，哭得真伤心，我自恃一向胆子大，又想知道到底谁在哭，便独自起来查看。可是满院子都转到了，却什么也没有见到，心里纳闷，睡意全跑了，就坐在外头，好安定一下自己，同时再听听那哭声会不会再出现，坐着坐着，只见冷月寒星，浮云若梦，不由想起自己的孤寂和不幸，便随口唱起一首悲歌，以寄托和宣泄自己的伤情忧思，结果却惊动了大姐。”严昭又说，最近她回到增福堂，总是有点心神不定，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平时她常为它除草培土和浇水，这几天那棵树正满树银花。轻风一来，素净花瓣纷纷飘落，满院都是一股清香。可是她今天下班回来，见到那棵树，突然产生了一种可能再也见不到它的感觉。

严慰冰道：“你别神神道道地说胡话了，自己活见鬼，还要吓别人，回屋睡你的大头觉去吧！”

严昭还是固执地说：“说不定真有第六感觉。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好像要出什么事！”

大姐道：“能有什么事？有事也碍不着你，只要有我在，就没你的事，什么事也没有！”

她这话是安慰严昭的，也是给自己宽心的，因为她心里，也感到有“什么事”了！

去年入冬以来，她总是摆脱不了一种郁闷烦躁以致想大喊大叫或痛骂什么人来发泄一下的心情，她曾暗自找过原因，发现这种反常情绪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形势引起的。自己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丈夫陆定一又是我国宣传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直接间接知道不少情况，从去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来，全国思想文化界都被搅得人心惶惶。到了1966年4月，政治气温直线上升，本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的《解放军报》，突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全国的所谓大革命问题，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甚至发号施令起来，耸人听闻地宣传党和国家已被什么“黑线”、“黑帮”专了政。那个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明星”江青，正和自己一向嗤之以鼻的林彪、叶群打得火热。他们你唱我和，互相吹拍已令人恶心了，而毛泽东主席又公开首肯了他们合伙搞的一个什么《座谈纪要》。这个所谓“纪要”虽以“部队文艺工作”为名，内容却与部队风马牛不相及，说的全是党和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文化战线的大事，并且又是陆定一所管的事。《解放军报》登的那些火药味特浓的文章、社论等等，大都与这个“纪要”有关。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军报和它后面的人，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严慰冰焦虑的问题之一。

使她心烦的问题之二是自家的事。老伴陆定一在2月间招呼也不打就去了外地，并且一去无消息。不仅没写过一封信，连电话都没有给家里打过，以至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作为妻子的严慰冰都一无所知。这太反常也太蹊跷了！她虽然无意涉足政坛，却感到政治之“足”，正在往她家里“涉”。就在这个月，陆定一和她一直尊重也比较亲近的彭真，突然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原来由他主持的有陆定一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宣告撤销，他们在2月初一起讨论议定的向毛泽东作的“汇报提纲”，当时已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也通令撤销并收回。加之《解放军报》和它后边的林彪、江青等人的所言所行，无不使她感到，正有股阴影甚至是魔影，向她的头上以至家里，越来越近越沉重地袭来！

严慰冰心想，二妹严昭梦魇似的幻觉，是否也是由此而起的呢？她想不清，更没法说。只得连自己带别人一起胡弄着，连哄带劝地拉着严昭回屋睡觉去了。

她们一觉醒来，已经是4月28日，就在这一天，比他们幻觉和梦魇更可怕的事，果然发生了！

白日被绑架

严昭一早就上班去了。严慰冰所在的中宣部，因为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形势，搅得人无法安心工作，不上班反而眼不见为净，严慰冰也就没去。过两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严慰冰想利用时间把家里收拾一下，准备全家人都回来过节。孩子们要回来，离家两个多月的陆定一，如果回来过“五一”，这一两天就该到家了，她想好好安排一下，享受一次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稍稍冲淡心头的愁云。谁知这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她所渴望的天伦之乐，再也不会出现了！

将近上午11点，严慰冰正忙着整理家务，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放下手里的事，过去抓起听筒问道：“喂，哪里？”

“我是×××。”对方答。

“哦，×副部长，我是慰冰。”×××是××部管人事的副部长，严慰冰对他比较熟悉和尊重。他知道陆定一不在家，这个电话显然是找严慰冰自己的，就又问道：“有事吗？×副部长。”

“是这样，严慰冰同——”不知为什么，×副部长随口而出的对对方的称呼，却咽回了后一个字，“同志”不同“志”了。不过严慰冰并未在意，只听对方又说：“是这样，我要去看你，你不要出去。”

严慰冰忙说：“要是有事，还是我去吧，您别亲自来，太不敢当了。”

“不，不，你不要动，哦，你不要来！”平时说话办事都很稳重的×副部长，今天似乎很急，刚才竟脱口说出“不要动”！似乎下一句就是“举起手来！”严慰冰也没细想，听见对方在电话里似乎尽量用平静的口气继续说：“你不要出去，不要来，就在家等着，我马上就到。”

不等严慰冰回话，那头就把电话挂断了。她奇怪地瞅瞅手里的电话耳机，这位×副部长，今天怎么啦，往日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为什么忽然要来“看”自己？如果有事可以让自己去，他却要亲自出马，电话里声音又那么急，这都为什么？她本来想自己去一趟，对方却把电话放下了，只得遵命在家等着。她无可奈何地淡淡一笑，搁回了耳机。无心再干别的。随手一一拉平了沙发巾和茶几上的桌布，又端来了接待客人用的一套紫砂茶具，静候着×副部长的光临。

才过了十几分钟，增福堂院外就响起汽车声，严慰冰听出不止一辆车。一会就见×副部长出现在院门口，却见他又回头向什么人招呼了一下，才一个人走了进来。严慰冰慌忙上前招呼道：“×副部长，欢迎您来，让您亲自来，真是不敢当。”边说边把手向客人伸了过去。

谁知×副部长却似乎没有看见她伸过来的手。连通常的问好寒暄也没有，更没有接受她的热情邀请入座品茶。劈头就冷冷地说：“中央组织部找你去谈话。”

“找我？”严慰冰疑惑地问，又暗自想道，就这么点事，电话中也可以说，×副部长何必亲自来，不过既已来了，还得以礼接待，就点点头答应道：“好吧！”又说：“我马上骑自行车去。”

×副部长却说：“不，你现在就去！外边有车——接你去。”

“哦？”严慰冰奇怪了，中组部这么近，干嘛还要用车接？愣了一下又问道：“谈什么，您知道吗？”

“不清楚，哦，不大清楚。”

“怎么这么急，还现在就去？”

“这也，不清楚。”

“到底什么事呢？”

副部长回头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小声吐出半句话：“好像是，你和叶群……”

“和叶群什么？”

“你们——不和的事——吧！”

严慰冰同叶群在特供门市部“吵架”的事，早已风闻中南海和中宣部等中央机关。组织上要正式了解一下这事，是可能也是必要的，但是×副部长却在本来可以肯定的半句话后面，加了一个“吧”字，不由使问题又玄妙了。严慰冰还是没有再细想，却因为×副部长提到叶群，又引起了自己的一股气，是需要和中组部谈谈，他们也应该管管这事。就对×副部长说：“好吧，我这就去。”她本想进屋换件外衣，见×副部长一直站着等她，便只掠了一下头发，拉平了衣服下襟，就穿着家常布鞋，向门口让出一步，对客人伸手示意，想请他先走。谁知客人却反过来退到后边，严慰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心想走就走，反正公事公办，不必太客套，她领先迈出了客厅。

严慰冰一出增福堂院门，就见迎面上来两个彪形大汉，很不礼貌地一边一个夹住了她，并且紧紧抓住她的双臂，她正想问×副部长这是怎么回事，却见他低着头连忙闪开，快步一溜烟走了。自己连想什么都没来得及，就被那两个人连推带拽地押向正停在墙根下的一辆黑色小车，她扫了一眼汽车牌号，发现是公安部的车，正想问什么，就被人一下塞进车里，抓她的两个人，一左一右挟紧了她，她突然陷入恶梦中似的，很想挣脱和清醒一下，却听那两人低声喝道：

“不准说话，不准动！”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诱捕”或“绑架”了。虽然她身处全国安全系数最高的中南海红墙以内。

她当时没有想到，那位奉命诱捕她的×副部长同样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么认真其事、尽心尽责地完成任务以后，事隔二三个月，他自己也被揪了出来。

严慰冰出增福堂时，没注意院外还停着另一辆车，等她一被“请”走，那车里立刻下来几个人，冲进了增福堂，对陆、严全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由于他们是公安部的人，较之稍后被称为“打砸抢”的抄家，还是很讲政策的。可是，尽管搜查的专业水平很高，这次却没抄出他们想象中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任何“罪证材料”或“作案工具”，更没有什么“秘密电台”之类。只发现这家最富有的是塞满所有书柜的各种中外古今和文史经哲书刊资料，此外有陆定一手抄自赏的毛泽东诗词，其中一幅《沁园春·雪》还精裱成中堂式挂轴，不仅显示了书写者的文采爱好，也表明了他对自己领袖的敬爱深情。这次是对陆家的第一次“洗礼”，随后而来的就不再是“洗礼”，而是彻头彻尾的“洗劫”了。不过，这一切严慰冰都不知道了，增福堂的女主人，再也管不了这个家，连她自己的生死安危，都管不了！

打掉“臭架子”

绑架严慰冰的汽车，堂而皇之地驶出了中南海饰有庄严国徽的西门，只拐了一个弯，就进了一个外观毫不起眼的院子。

她被押下车来，一定神就认出这是中南海西门斜对过的××胡同×号，距离那高大威赫的红色高墙，只有一百多米，陆家所在的增福堂，离这里也只有常说的“一箭之遥”。严慰冰平时经常路过这院外，只是从未进来过，也根本不想进去。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个“好地方”，而是一个设在中南海墙下的秘密监狱，或者叫拘留所。严慰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里的“客人”。

似梦非梦，半清醒半迷糊的严慰冰，没来得及表示惊诧和发出呼喊，目光却被院子里几株盛开着的夹竹桃吸引了过去。她是个热爱生活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女诗人，是个充满热情、柔情和温情的女主人。面对耀眼的艳红“桃”花和青翠欲滴的修长“竹”叶，刹那间竟似乎忘记了这处所在，甚至是自己的处境以至存在……

“走”！一声怒喝把严慰冰一下惊醒，她被推进里院一间大房子里，一进门只听一声怒喝：

“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你被逮捕了。”声音带着浓重的河北腔，出自一个五十上下干部模样的汉子之口。

“笑话！”严慰冰一抬被按着的头，生气地说：“谁是反革命？凭什么逮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那河北口音的汉子又说：“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什么？”严慰冰真的觉得好笑，可这又不是开玩笑，便半是申辩半是自语地说：“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又蹦出一个女人憋着嗓子的厉声斥喝。“你，猖狂迫害，阴谋杀害林彪副主席和他的全家，你知罪不知罪？”

“我不知——”没等严慰冰答完这一句，就听那河北汉子一声令下：“搜身”！

几乎同时，一下子跳出四个汉子似的女人，这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至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了三角裤衩、汗背心。这四条女汉子对严慰冰仅差开膛破肚的搜查，使她被侮辱得想哭，想喊，想骂人！一股从内到外的透心凉，使她迅速冷静下来，不作任何反抗地咬紧牙关，似乎麻木地任凭那几个好像是女人的人，搜遍了她的全身，又把从她身上剥下的衣服裤子等等，一件又一件，一寸又一寸地摸捏探寻着，连穿来的布鞋底子也撕开作了全面深入和广泛持久的彻底搜索。严慰冰默默地看着她们，连自己都希望她们真能搜出点什么来，以免辜负她们的“辛勤劳动”。可惜，她们什么也没查出。

到底才是四月天，不少人毛衣还没脱，赤裸裸站着的严慰冰，只觉凉气逼人，不由阵阵寒噤，她见身边一张床上有条旧毯子，就顺手拉过，想裹在身上挡挡风寒。谁知没等她将毯子披到身上，忽听那河北汉子一声怒喝：“放下！”

毯子被一下扯去，摔到地上，严慰冰被拽得一个踉跄双手连划拉几下才保持住平衡，没有摔倒。

那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严慰冰轻蔑地看了对方几眼，此时此地的她，明明精赤条条，毫无体面可言，竟被认为是在“摆臭架子”。

严慰冰从这一天开始接受连日带夜无休无止的逼供审讯。审讯人员和看守差役分为每天四班，轮番连续作战。审讯人员的每次交替时间只有五六分钟空隙，严慰冰连上厕所都来不及，只能抓紧时间啃几口扔过来的冷窝头，不等吞完，下一轮审讯又开始了。她最初还听审讯者的问话，后来慢慢听之任之，以至根本不听也不理了。这一是因为自己又累又困又饿又渴，由无力作出反应发展成脑子完全晕眩了；二是发现他们问来问去几乎毫无新内容，只翻来覆去地追问她一件事，如何“疯狂迫害”和“阴谋杀害”他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和夫人叶群同志”。同义反复，周而复始，这一拨逼她交待，那一伙追她招供，审到后来，她连白天黑夜，天上地下，更别说左东右西，什么都迷糊、混淆和颠倒了。

终于她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朝着水泥墙，一头撞去……！

“血溅”政治局

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正在安徽合肥作“调查研究”时，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给他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回北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专程来迎接陆定一回京的飞机升空时，他的情绪不由也随之升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目己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走到了顶端。北京等待着他的，不是五月的鲜花和节日的欢笑，而是他根本不会想到的自己“政治上的死刑”！他那温馨的家所在的美丽的中南海，对于他来说，已像一首唐诗所描述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虽有丰富的想象力，陆定一却怎么也没有想象到，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熟悉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中南海及其院中院增福堂里，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的事。他的妻子严慰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从中南海和增福堂“此厅中”诱捕和绑架走了；连姨妹子严昭，也忽然失踪，正在某个“云深不知处”被“隔离”着。他更没有想象到，自己在增福堂的那个家，已经被彻底砸烂，完全解体，自己回不去了。陆定一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得到通知：“毛主席要你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那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林彪突然大爆“冷门”，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大“奇闻”：会议一开始，到会者奉命传阅一份特别“文件”。

他们正传阅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亲笔写的一份“庄严声明”：

我证明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就是这样一份亘古未闻的“历史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传阅，并严肃认真地进行讨论。这种奇事大概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次。

林彪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呢？就在严慰冰姐妹已经被“揪”走以后，叶群几次向他放刁撒泼，逼着林彪要郑重地声明、辟谣，消除影响。林彪于是就给政治局写了那份“庄严声明”。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赶到政治局的会场，到达时会已开始了。他的视力本来欠佳，进会场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往常之点。例如他外出“调查研究”前代表中央和他谈话的彭真今天就不在；不该在这里出现的本是他下属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等人却在场。他更没有注意到，过去开会常常因病或在外地请假不来的人，例如林彪和康生，今天却端坐在会场的中心位置，并且虎视眈眈又居高临下地盯着他，而自己的位置恰恰被排在他们的对面。这些他都没有在意，只是在与先到的同志招呼时，感到反应不够热烈，缺少通常必有的握手问好和亲切寒暄，更缺少一种必要的活泼愉快的气氛。对此他都视而不见，没往别处更没往坏处想，安然地坐在位置上，想静听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会议在过分沉重的气氛中静默了好一会，坐在陆定一对面的林彪，突然对他气势汹汹又怒气冲冲地，直呼其名喊道：

“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一惊，茫然地抬起头，林彪正怒目而视地瞪着他，由于气得咬牙切齿，把后面的话也给“咬”住“切”断了。隔了好长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

“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嘀咕道：“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声色俱厉道：“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整个会场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住了。林彪由于说得过分激动和用力，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陆定一，吃惊地看看这位发难者，又看看周围的莅会者，只见有的人忙扭头他顾，有的人似乎在低头沉思，也有人抬头看着他，只是其目光又明显地分为几种，一种是惊异和不安，一种是关切以至同情，还有一种是学着林彪样子作出的气愤状。只是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一声不吭。

陆定一虽然是一位书生，可又是一名长征老兵，革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乃至急风暴雨，也经过了不少，他很快使自己从林彪突然袭击中镇定下来。他发现对方“火力急袭”的“弹着点”，只在严慰冰写过信这一个“突破口”上，便尽可能冷静地用平静语气解释申辩说：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他抬头示意了一下林彪，接着说道：“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他本来还想再说明一点什么，却听林彪突然又尖声嚷道：

“你，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虽也能言却并不善辩的陆定一，随口说了一句。面对这位不大顾体面欺人太甚的中央副主席，他不慌不忙地补充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说完还直楞楞地看着林彪。

常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的陆定一，出人意料地冒出了这么一句看似平常却颇有针对性，且又极富幽默感的话，使全体莅会者一齐愣住了。不断传闻的严慰冰匿名信中说的事，加上传阅的林彪亲笔写的“处女证明”，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窃窃私议的笑料，陆定一这句颇为幽默的话大大刺伤了这位副主席。

果然，只见林彪的脸，先是气得煞白，接着又因极度愤怒，好像被人迎面搧了一个大耳光似的胀得通红，嘴巴张了好几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像电影“定格”似的，足足僵住了几分钟，然后突然跺着双脚，抬起右手，直指陆定一道：

“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他的右手食指，还应着骂声，勾手枪扳机似的曲了一下。将他意念中的满怀仇恨的“子弹”，全部射进了对方的“脑门”……

人们不由庆幸，亏得中央早有规定，凡是进中南海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的人，都不准携带武器。不然的话，今天一定可以看到一部惊心动魄的活剧《血溅政治局》。

好在当时林彪手里不仅没有真枪，并且有枪也似乎只有一颗“子弹”。他刚才打出了那一“枪”以后。又卡壳似的哑火了，虽然怒目而视得憋出了一头大汗，那本来“瞄准”着陆定一脑门的手，却抖抖索索的软瘫着垂了下来。而他的仇人陆定一，却若无其事地纹丝不动，似乎正在回味和欣赏着自己刚才那句幽默的回答。双方正僵持对峙进行“冷战”时，半腰又杀出个“救驾来也”的“程咬金”。只听一个山东老侉腔的男中音吼道：

“陆定一，你是个特务！”

被指为“特务”的陆定一，头也没抬，只凭声音就听出此言出自何人之口。他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谁是你同志？”那山东腔又吼道。

陆定一又淡淡地说：“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1942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

延安整风本来是毛泽东倡导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康生却节外生枝地借口审查干部，利用整风运动将大批干部特别是来自白区的知识青年，诬为“国民党特务”、“汪精卫特务”和“日本特务”等等，冤屈和伤害了许多同志。此事后来由中央作了纠正，但康生当时的所作所为，却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恶劣印象。

“文革”中，康生又故伎重演，不断毫无根据地随口定人为“特务”、“叛徒”等等，以压制和打倒反对者。这时见林彪敌不过陆定一，慌忙祭起他的传统“法宝”，不想陆定一也是过来人，不理他这一套，他便又祭起另一更厉害的“法宝”，重新厉声叫道：“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

他还要继续“伟大”下去，会议却已经“全场活跃”，无法再开了。康生见自己的“法宝”治不了对方，压不住人，连忙提高嗓音，挥开了似能置人死地的“尚方宝剑”：“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这次会议也赶紧收场，中止了这场“严肃”的闹剧。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林彪，在康生等“军师”，的掩护下收兵回朝了。原是书生的陆定一，虽然仅以轻声慢语就初战告捷连挫强敌，却终于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容分辩就被推出了会场。

陆定-是严慰冰的丈夫，当然就是“反革命黑后台”；他是中宣部部长，而中宣部在此之前已定性为“阎王殿”，当然是非倒不可的“活阎王”了。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又被列为一个新的“反党阴谋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其第一号竟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的彭真，第二号是与自己很少交往的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第四号是仅有工作接触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陆定一不清楚他们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更不知自己列名其间的这个所谓“反党阴谋集团”是怎么“反党”的。有过什么“阴谋”，何时“集”为一“团”，自己又何以列为第三号人物，俱一无所知。5月23日，当时的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关于陆定一的决定中断言：“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并与已经成立的以“502”为代号的严慰冰反革命案的专案组，正式开始进行“横向联系”，至此，陆定一被彻底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就在彭真、陆定一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批从来不务正业甚至不干人事的“党棍”、“文痞”和“投机家”，一齐挤上了我国最高政治舞台，成为红极一时以至主宰一切的政治暴发户。

“陈尸”中宣部

就在林彪、叶群和陈伯达等“开心之日”，陆、严全家“难受之时”，远在陆定一和严慰冰共同故乡的江苏无锡，一个当地驻军政治部的首长，凭着自己高度的“政治嗅觉”，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副统帅”的无限忠诚，忽然主动上书帅府夫人叶群说，他们搞到了一批陆定一、严慰冰在无锡的“罪行材料”，信中还附了这些“罪证”的照片、复制件的说明，写信者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将这批“罪证”实物，立即亲自送来北京，请“副统帅”及其夫人过目。叶群见信喜出望外，当下就降旨宣其晋京献“宝”。

这位“首长”到底献的是什么“宝”呢？原来此人所在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就在无锡，过去也因当地出过陆定一这样的中央首长而津津乐道，后来风云突变，陆定一出了问题，他的同是无锡老乡的老婆严慰冰，还是“阴谋暗害”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陆严二人与“副统帅”全家，已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便灵机一动，利用红卫兵正到处抄家破“四旧”之机，组织人闯进陆定一、严慰冰两家祖籍旧宅及所属七户亲属之家，进行了全面、深入和彻底的大搜查。他们兴师动众地查了个天翻地覆，只找到些旧日的破烂衣物，仅有几件东西似乎有点价值，一是陆定一父亲生前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有的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马蹄袖的清代官员；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陆氏家谱”，也多少算是反动遗物；最最重大的收获，是从陆家的破烂家什中，发现了一顶不知哪个年代用过的青布小轿，这都说明陆家确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但是仅仅这些还分量不够，又从县政府所存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这才算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这批“罪证材料”被集中起来以后，又加进了一些据说也是陆严两家剥削来的“金银细软”以至锅碗瓢盆之类，一一拍成照片，编成目录，由他上书帅府报告，果然一“箭”中标，正投帅府所好。这位首长就带着他的“好马快刀”，用飞机捎带加火车托运着那批“赫赫战果”，奉旨进京投靠林彪来了。叶群对来人表示了热烈欢迎，亲自安排作了高规格接待，请这位首长在北京第一流招待所洗尘下榻。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老家横受查抄，他们在北京中南海内的住家，更是在劫难逃，从严慰冰被绑架走的4月28日起，连续经受了五次掘地三尺的彻底搜查。应该说由公安部执行的第一次抄家，是最为“文明礼貌”的，后来就一次比一次更不“温良恭俭让”了。一批又一批可爱的革命小将们，一趟又一趟地冲进增福堂来，见书籍就撕，据说那全是“封资修大毒草”，虽然其中既有李白、杜甫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反动家伙”写的，又有鲁迅、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写的，却都沦为同样货色，享受同等待遇。陆定一是个文人，也收藏了几件虽不名贵却也珍爱的陶瓷工艺美术品和古砚之类，“无产阶级”岂能搞这一套，乒里乓郎，七里卡嚓，全都给砸烂摔碎！最令陆家心疼的，他们多年来购买搜集到的几百张京剧名角唱片，也都成为“毒草”“四旧”毁于一旦，这些小将们有的真不知道，有的装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最最“无产阶级化”的康生和江青，用强取豪夺和诈骗偷盗等手段，搞到了大批也属“封资修”的古玩、文物和国宝，以及更多的老京剧唱片等等，据为己有独自赏玩。但是他是他，你是你，他们怎么都行，你陆定一就不行，就得，“打翻在地彻底砸烂”不可！

叶群、陈伯达等人得到报告，在陆定一的北京住家，也查抄出不少东西，这触动他们，不妨这几批东西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看看，以便接受现实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几经磋商，拍板成交，他们决定将无锡送来的“罪证”材料，加上在增福堂抄家所得的各色“封资修”物品，合起来办一个《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于是，“史无前例”期间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的原北大红楼后院，以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命名的“孑民堂”揭幕开张了！

在展览筹办过程中有关人员把各种“罪证”材料摆出以后，发现除了重新整个加工过的青布小轿和几纸地契以外有许多展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仅不能揭露陆、严二人如何“反动透顶”，相反还透露出他们生活相当简朴，不失一个革命干部的优良家风，这样如实展出，岂不是作了反宣传。当他们向帅府及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后，竟获得了完全意外的解决办法，批准他们从国库中借出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绸缎布疋之类一起充实进原有的展品之中。这一高招果然取得了强烈效果，展览开幕以后，许多观众看到展柜中陈列的巨额钱钞，特别是那么多皇家才有的金光灿灿元宝，还有整匹整匹的绫罗绸缎，据说其长度可由中南海一直铺到颐和园。人们看后无不对陆定一、严慰冰这对“反革命”及其“反动家庭”，竟如此“骄奢淫欲”和“穷凶极恶”，纷纷表示出自己的强烈愤慨和深刻仇恨。叶群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看到中宣部大院内的展览会场中，每天挤满了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来的观众，连外地“无命派”也都派来了参观学习的代表，不由心花怒放，拍手称快，说这个办法等于进一步宣判了陆定一、严慰冰“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从此更是两具“政治僵尸”，展览就是将他们来一次陈“尸”示众，这是举办这一展览的重大政治意义。

不过叶群没有注意到，这次展览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对于许多“无命派”来说，还有十分实惠和经济收益。原来在展览结束以后，除了那些成捆人民币和金元宝应该归还国库，整匹的绸缎布和大件展品也应“统一处理”，其余全部展品凡是尚有实用价值的，都用内部处理办法折价出售，一件皮大衣只“卖”10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细瓷花瓶，标价仅为5角。这使一批“无命派”战友大拣“洋落”发了一次货真价不实的“国难”财。这一政治、经济双丰收的“革命行动”，很快就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到处都竟相效法办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罪行展览会”。

上述一切，只是林彪、叶群亲手导演的系列悲剧、丑剧的序幕。以后的部分，许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陆、严全家及其亲属一一被打入黑牢，分别遭受了多年以至十几年的摧残折磨，严慰冰的老母亲、老共产党员过瑛同志惨死狱中……然而光明必将取代黑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林彪、叶群一伙终于自取灭亡，葬身荒漠，与他们狼狈为奸并继承其衣钵的“四人帮”也相继垮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陆定一、严慰冰等同志这才大难不死，重见天日。陆老当选为党的中顾委常委，严慰冰也重新工作并出版了著作。可惜，严慰冰同志因为身心受伤过重，于1986年3月不幸早逝。但是，她及全家人亲历过的那些惨痛往事，似乎不该随之湮没。发生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和不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事件，不是可以让人看到、感到和想到些什么吗？

处决

处决

胡发云

冬天是一个怀旧的季节。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蜷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的时候，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候，姨妈才将平日省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买一把小菜般转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候，她父亲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运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像村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像许多年后的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和他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能力低下，她稍有一点不驯，他便身心俱萎又火气十足。他对她的二婚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两个都十分有兴致的时候冷不了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第一个丈夫没有孩子。她很奇怪，那个如种畜一般日日亢奋的男人竟然没让她怀上孕。她更奇怪的是，第二任丈夫一年中只有数得出来的三两次成功，却让她生了一个男孩。连那第二任丈夫自己也常常暗自思忖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纠缠了好几年，最后导致分手。因为它折磨他几年之后，有一次他竟要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她便说了，不需要做，那孩子是别人的。他这才如释重负。

第三次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去大阪看望公公婆婆。公公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国，甚至到过她生活的那座城市，还顺口说出了几条老街道的名称。他说，那是支那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一家军工厂做电气技师，年纪已近三十，满以为能熬过这场战争了，没想都快结束了，还是把他给征上了兵。公公一副很儒雅的样子，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没想到竟是一个鬼子兵。她想，自己的父亲怕还和这位皇军打过仗吧。公公撩起和服宽大的衣抽，指着胳膊上一处稍稍凹陷的疤痕说，这是在那儿留下的。她想，也许在那纷飞的弹雨之中，那颗击穿了公公胳膊的子弹，恰恰是从父亲枪膛中射出的呢。半个世纪之后，这颗子弹冥冥中又将她引到那位中弹者身边，并让她成为了他的儿媳妇。这世界真是荒谬莫测又无可奈何。她再也不去接续这类话题。倒是那位老皇军又说了，听说你父亲也曾是一个军人，不知他当年在哪个战场？老皇军说这些，如同说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儿做生意一样。她说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后来她了解到，在日本，如她公公这般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过当皇军的经历，如同大陆上像她这般年纪的人都有过插队的经历一样。

父亲和别的老军人不一样，他极少谈战争经历。记得一次母亲开玩笑说，他一生杀的人，够在阴间组成一个连的。父亲竟对这话恼怒起来。从此母亲不再说他杀人的事。不过，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父亲会怎样杀人。他在家连鸡都不杀。

一丝凉意从脚头的被子缝隙中沁进来。这不是寒冷，只是雪天抽出的一丝丝意韵来刺激一下她的怀旧情绪。像来日本后常喝的一种温醇的米酒，只让你想象到一点后意，便在你嘴里消失了。

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连母语也说不利索了。唯有那张床，不是日式的。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还睡地上。刚来日本那阵子，她极拮据，租了一间小房，家徒四壁，于是常去拣日本人扔的家杂。冰箱、彩电、桌椅箱柜都拣到过，就是没拣到床，一问才知道，日本人不怎么睡床的。结婚时，她坚持向丈夫要一张床，并且是中式床。丈夫迁就了她。但另外又布置了一间日式卧室，说是对付公公婆婆和一些爱挑剔的朋友。这样，丈夫在醉酒或别的什么情况下，便可尽情地睡他的榻榻米了。而这张中式床似乎成为她在异国他乡中的一块小小的祖国领土，维系着她那一片风情万种又多灾多难的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并让她在梦乡里不时返回故土。

所有的冬天，都变作浓浓的乡愁弥漫在她的四周。来日本十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牵肠挂肚地让人想念起远远阻隔在大海那边的一切。

乡下的冬天苍凉又忧郁。一个男生在雪地里空旷地唱那首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她便会感到温暖又悲哀，感到心中淌下一片酸涩的泪。有一次她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堰塘去挑水，她用扁担去戳开冰层，然后人也和扁担一起栽了进去，冰水顺着她的领口灌进去，沿着她已发育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人抚爱过的乳房，流向腹部，流向大腿，小腿……如一盆滚烫的开水泼洒在身上，灼热，疼痛，还有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怖与快感。昏暗中，耳鼓里响着巨大又古怪的水花声，让人觉得正沉入极深极深的海底。她奇怪她竟然很平静，似乎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个结局。她不记得她是如何爬上坡的，只知道后来她穿着铠甲一样沉重的湿棉衣，挑了两桶浑浊的冰水回去了。

知青组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冬天便孤独又绝望。一灯如豆的夜里，西北风虎狼一样啸叫。鹅毛大雪猖狂地从瓦缝中冲进屋来，飘飘洒洒落在屋子里的一切地方，把黑黝黝的屋内装饰得与野外一样洁白。雪落在被子上，被子变成了白皑皑的山峦。她如一只冬眠的田鼠，紧紧蜷缩在这山峦下面。那是一种透彻肺腑透彻骨髓的寒冷。她觉得自己已经蜷缩成一粒透明又冰凉的玻璃弹珠甚至只是一个透明又冰凉的灵魂。有一次她在这山峦下面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犹如进入许多年后人们说的那种“气功态”。就在那昏昏然飘飘然的两天两夜中，她一直纠缠在两个男人之中，这是她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男人，至此之后，她认为她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了。

今天——以为已将这一切淡忘得干干净净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远离家乡，远离那间乡下小屋万里之外的东京都的一幢可以说得上是豪华的日式小楼里，在这寒冷已变成怀旧诗意的雪天，她又记起了在那山峦下的两天两夜中她所思想的一切。

在她姨妈自杀前的一个多月，她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这是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阅读时冥冥期求了多年的夙愿。所以，姨妈的死在当时几乎未给她的心灵留下什么冲击。真正又回到姨妈死亡这件事上来，是几年之后。那时她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并将死亡翩来覆去想过了好几次。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让人侮痛的事情，无法补救甚至无法言说．她从来没想到去读一读姨妈这本书。这一定是一本让人迷恋又让人震撼的书。这本书也和姨妈那些信件日记照片一起灰飞烟灭了，如一个永远的神秘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年夏天，她和班上两位男生一起成立了全市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世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三个稚嫩新鲜的字眼，更没有想象到这三个字在数月后竟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般覆盖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飘散到法国、美国、日本、香港、非洲及东南亚几乎所有对政治有兴趣的国家和地区，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六月初的一个夜里，北京打来一个长途电话，是父亲一个战友的女儿．告诉她，她们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为最高也是唯一宗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接班的时候到来了，不再只是唱唱歌。放下电话，她想也没想什么，便直奔学校，到男生宿舍叫出来两个男生，一个是班长肖，一个是校足球队前锋钟。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丝毫不加考虑地选择了这两个人作为自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战友。他们三个人在学校后山上的树林里密谋到半夜。她能告诉钟和肖的，其实只有北京那个女孩子在电话中的十几句话．但在那个时刻已不需要更多的话了。所有这一切，他们已等待了一生。所有这一切，在几个月来的报纸上电台上已讲叙得足够清晰。他们不是孩子，而是在一个浓烈的政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对政治有天然的热情与敏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树丛里有蚊子，还弥漫着一片腥热的暑气，蛐蛐在令人紧张地叫着。他们庄重地分析着国内国外和校内校外的形势。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她的革命史知识很清楚地告诉过她，许多杰出的革命家，特别是女革命家，都是在与她差不多大小的年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

第二天清晨，校园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巨大的《战斗宣言》，覆满了平日六个年级的一长溜版面。《战斗宣言》通篇文字激昂尖锐，从国内到国际，从党内到党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资产阶级到苏联修正主义……落款是xx中学红卫兵小组。在一些平日麻木不仁的人们看来，这篇宣言几乎有点危言耸听。在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看来，那简直就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端了碗盆准备去食堂的同学和匆匆赶着上早自习的老师黑压压将墙报栏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奇异地沉默着。她和肖、钟就站在人群中。她有些失望。她觉得不应是这种局面。应该是电影中一张传单贴上墙后，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沸腾。哪怕是有些反对的声音也好，这样她就可以上前争论，大声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更多的人们走上革命道路，一起冲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当时许多人还不知道。她原先也不知道，是北京那个女孩子告诉她的。这就更让她感到时局的危险，如同化了妆的法西斯分子已经潜入并占领了整个城市一般。她感到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孤独、兴奋与豪迈。

尽管这个“红卫兵小组”是秘密的，但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老师们认出了是谁的笔迹．这份十几张纸的“革命宣言”，是他们三个人分头抄的，连做一个誓死不招供，保卫其他革命战友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学校的运动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像此前的许多次运动一样，按省市委文件精神，按部就班地进行。她和肖、钟很快被定为“野心家反党小集团”。

后来的变化，凡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会清楚，每个人都在不断串演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如一出长长的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电视连续剧。而对她和肖、钟来说，直到那次“处决”行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凭人们对以往多次运动的经验，三个风华正茂的学生无疑被判了“死刑”。奇怪的是，她却一点也没有绝望。钟和肖也没有绝望。他们坚决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戏剧性的开头。他们相信自己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毫无条件的信念。

在对这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进行全校批判、’各年级批判、高一年级各班批判的计划进行到第七天时，他们三个人潜逃了。她和肖潜往北京反映情况，了解运动进程。钟躲在这座城市中父亲的一个战友家，打探学校情况并与他们热线联系。

那一段如梦如巨的往事，许多过程，许多细节都如烟云般消出了，但她和肖潜往北京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躲过追捕（尽管这更多是想象中的），寻求真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性出门长途旅行，在紧张的革命中夹杂着纯洁又暧昧的情感（尽管这更多也是想象中的），这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境界。那是个炎热的初夏，他们没有办法像电影中那些地下工作者那样化妆：戴上大口罩，竖起大衣领，或围上一条过住半个脸的大围巾。他们不能坐客车，便爬上了一列货车。那几节敞口车厢装的是黄沙．肖事先打听到它的发车时间，俩人在夜里一点钟爬了上去，两点多钟货车出发了。她事先在街上买了几斤馒头，几块咸菜，用父亲的军用水壶油了一满壶开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旅行。肖告诉她将沙挖一个坑，好让人藏得更低一些。因为紧张和激动，很长时间，他们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们两人的沙坑相距一米多。这样，在喧嚣的列车行进声中更不便说话；她突然很渴望靠近肖。下半夜，往北的路上气温越来越低，迎面的风像江水的狗流一样，又顺着车厢里向背风的他们吹来。她将馒头和水递给肖的时候，肖问她冷不冷，她说冷。肯说，你看我。黑暗中，她看见肖腰以下全埋在黄沙中。肖说，又舒服又暧和，像软卧包厢。她在肖的身边坐下，像内一样也把自己埋起来。车厢晃动中，她的臂膀偶尔会贴上肖的臂膀。这是她长成少女之后，第一次与异性的肉体接触。尽管这接触是如此简单，但她却猛然感到了身子内部那奇特又剧烈的反应．那覆盖着他们的黄沙，在地的感觉中变成了一床神秘又温暖的棉被，这棉被可以让一个未曾做过新娘的女性生出任何浪漫的想象来。整整一夜，他们俩都没有再互相靠近。她等待每一个岔道口，每一次转弯，期求上天让她的臂膀触碰一下他的臂膀。每一次这样的接触中，肖那坚韧又有弹性的臂膀便将一种难言的刺激传递给她全身心。她感到自己两腿之间灼热潮湿，小腹如来月经那样隐隐疼痛，胸脯肿胀得发紧。风很尖利，但她依然能知道自己的脸颊是滚烫绯红的。许多年后，她有了真正性的经历，却发现那些所谓的高潮、快感，远远没有她在那节装满黄沙的车厢中所体验的强烈。她甚至认为，一个女人的兴奋与快乐，绝不在于肉体接触的部位与程度，而在于你对那个肉体的想象与敏感。第一次婚姻的新婚阶段，她常常想起列车上的那种感受，以致使她对已经到来的真正性活动非常失望．因为这神秘又暖昧的接触，她愿意在这列车厢上一辈子往前驶去。她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几十个小时中，她一点也没动那些馒头和水。结果肖几乎将它们吃光喝光。快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她在享受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长久最浓烈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了。她闭上了眼睛。沉浸在一种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意境中。忽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被一块什么布蒙住了，并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汗味，直冲进她的鼻孔。她睁开眼，是肖的衬衣。透过衬衣纤维间的缝隙，她隐约看见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厢那一端走去，他走到角落边，又紧张地回头望望，开始小便。她这才想起来，上车之前，她和肖竟都忘记了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有异性同学在场时，连说说这一件事都是极忌讳的。女生间偶尔邀约一起去上厕所，便会悄悄举起一根食指，邀约者和会意者便若无其事地一前一后地走开。现在，这个男生就在自己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做着这样一件会让任何一个高一女生惊心动魄的事情。革命真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让平日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平平常常地发生了。

到了北京，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到了延安．她和肖每日每夜都溶化在一片眼花缭乱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四处奔走，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凭着《国际歌》的歌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的同志。在这里，凭着“红卫兵”三个神奇的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崇高又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去看各种批斗会，辩论会，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抄录那些浩如烟海的大字报。他们抄录了许多毛泽东的讲话，还有那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她一边抖抖索索地抄着，一边痛快地淌着眼泪。许多年后，当她在大陆、香港、美国或日本见到许多少女为那些歌星们嚎啕大哭时，她便会想起那个夏天中，自己许多类似的经历。她曾这样想过，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一种青春宣泄。如同半大小狗要撒拨打欢满地滚一样。在那早早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音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人物的槽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超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罗普雷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设、勇敢、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恋名牌眼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抽标，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者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马思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也是本本分分的，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有时站在内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神和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鼓。

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植树》。那怅惘的甜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植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植树，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植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像那些坏脾气的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像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像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又觉得这六个月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咤风云。但一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像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人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屈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就力，就像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上，你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发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三反分子林xx。那林xx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对他说，你的伯伯是大地主，你去把他的头提来，我让你参加。当夜，父亲提来了他伯父的头，参加了赤卫队。那年他十六岁，差不多正是她现在的年纪。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二月初便下了第一场雪。白雪的背景下，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艳丽的革命海洋。工人起来了，店员起来了，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起来了。游行的队伍举着各种字号的旗帜、横幅、领袖像，在一条又一条大街上，呼喊着各自的口号。林林总总的革命组织从临街的窗口伸出自己的旗帜，挂出表达自己观点的条幅，向楼下游行的队伍鼓掌或叫骂。高层建筑上有人往下撒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所有显眼一点的墙壁都穿上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的衣裳。没有一面商店的玻璃橱窗还能看得见里面的商品。传统的锣鼓鞭炮和现代的口号以及放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此起彼伏。一堆又一堆的人们在寒风中站在街边甚至马路中间激昂地争辩着一些最具体或最抽象的问题。偶尔开过的几辆大卡车，押解着各自的批斗对象匆匆赶往某个大会场……

在这样的城市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已不能像夏天那样，戴着他们的袖标，威严而又神圣地走上街头。他们已成为为数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的攻击对象。短短几个月，他们便失去往日人们对他们的那种尊从与敬畏。运动的矛头已经戏剧性地指向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辈。这是几个月前，在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激情中，在大扫四旧的狂飙中从未想象到的一个转折。

一天夜里，她记得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司令部来人接她去开一个重要会议。她坐的那辆吉普车走了很长的路，最后钻进一片树林。有人将她领进树林深处的一座大院。那是一座外面看来很普通，但里面却非常辉煌的大院。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中，她见到了钟和肖，以及革司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一位没有被介绍身份的首长模样的人开始讲话。他很威严，首先命令大家不能做记录，一切只能铭记心中。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这样一次会议及会议内容。然后他开始讲形势。美帝、苏修、蒋匪特务，正在准备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机向我们进攻。一小撮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勾结党内的野心家打着红旗区红旗，准备篡党夺权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我们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已列在他们的暗杀黑名单上面。有些已经被谋害或失踪。为此，我们将实施一个绝密计划，保护一批我们的革命干部……接着，他宣读了一份名单，总共二十多人。这其中大多数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省市领导干部，他们几乎已经全部被打倒了。然后，他又再念了一遍，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背下来，经过验证之后，他掏出火柴。将那份名单烧掉。最后，他向大家讲了如何实施这个绝密计划。他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揪斗的名义，将这些人弄到手。抢也好，骗也好，绑架也好，总之不要向他们讲实情。然后，将他们秘密地送往几个地点。以后的事，就与他们无关了。不论事前事后，都不能泄露任何秘密。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大家很激动，因为名单上的好些人，就是他们的父辈。

突然，肖问了一声：“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做这件事。”

肖又固执地问了一声：“我是问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有点愤怒了，他硬硬地说：“这是我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间的事，你不需要知道。”

她看见肖的脸一下涨红了。她知道，那是肖在愤怒或激动时的反应，绝不是恐慌或难为情。

但肖终于没再说什么。

这次行动定在四天以后，也就是毛主席生日这天凌晨一时执行。名曰：“12．26行动”。

会议结束前，首长模样的人带领与会者在毛主席像前宣了誓。

肖在会议上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她突然紧张起来。她不知道这是一次光荣的使命呢，还是一次可怕的阴谋。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丧失了判断力，常常处于疲惫与虚无之中。半年前的勇气与豪情已被瞬息万变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摧毁了。

从那个神秘的树林中出来，革司与会的全体成员乘坐一辆民用救护车返回。临近城郊时，一号勤务员让司机将车停在一座树林里。全体人员下来，到林中部署具体行动方案。一号勤务员是另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据说他父亲就是军队的一名高级干部。这是一个极有魄力又极有主见的青年，外表看起来又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瘦瘦的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增。他讲了他的想法：二十四个人，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处，有的人已经在对立派组织的关押与监视之中。其余的人，也应尽快查明他们的住处及活动规律。然后需要二十四个战斗小组分头同时行动。战斗小组和司令部不能直接联系，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组织身份。司令部通过下属兵团的核心分子来指挥这二十四个战斗小组。现在在场一共七个人，每人负责三到四个战斗小组。

就在一号勤务员准备分配“劫持”名单时，肖突然说：我退出这次行动。

她记得很清楚，肖说出这句话后，树林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如定时炸弹的秒针上一样“咚咚咚咚”作响。

过了一会儿，一号冷静地说：不能退出。

肖说：革命要靠自觉，不靠强迫。

一号说：你宣了誓的。

肖说：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宣读誓词。

肖没有宣誓她是看见了的．当时，她和内在会议室外侧，当大家转身向内侧场上的毛主席像宣誓的时候，她和肖就站在了最后。当时她只是认为肖还在生那个首长的气。

一号说：你撒谎。我们每个人都刚刚宣过誓。

肖说：我从不撒谎，我最痛恨撒谎。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

一号刹时定住了。黑暗中，他微微转动了一下眼光，想寻求其他人中对肖是否宜了誓的说法．

她想了想说：他没有宣誓，我在他身后。

一号终于暴怒了，她从未见过一号这样。一号吼着：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来刺探情报吗？

肖说；我是被接来的。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会议。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一号说：你没长耳朵吗？你没听见这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吗？是我们的军队在革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为挽救保护我们党一批重要干部的伟大行动。你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听吗！

肖说：我是从头到尾在听，但我没有听明白。既然是一次革命行动，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向毛主席汇报？连这次行动是哪个部门什么人组织的都不敢说——况且，这批名单中，究竟谁是革命干部，谁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清楚……

一号怒吼了一声：你混蛋——你凭什么这么仇视我们？

肖说：污蔑谩骂不是战斗。革命也不是你们几个少数人的特权。

其他的人终于纷纷开口了。有的激烈，有的温和，有人甚至解下了武装带，要揍肖了。

肖站起来，稍稍退后几步，但依然很沉静。肖说，不要来这一套，我早就看不惯这一套了。我们的组织到今天这一步，就坏在这一套上．

一号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小人得志不知天高地江的东西！你这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东西！没有这些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天下你和你爹还在给资本家做牛做马倒尿壶……

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一号打断肖，咬牙切齿地说：多么熟悉的腔调，完全是一派局司的口气——你是一个内奸！

肖也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你才是内奸，是工总，是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革司就断送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人手上！

她一直紧张地哆嗦着。从道理上，她似乎倾向肖；从情感上，她又倾向一号。以前那种单纯，那种正直，那种热情，在近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中已搅成了一锅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与保卫亲人的安全，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也搅成了一锅粥。她没想到，革命竟是这样困难的。这时，她又听到一号在说：你没有好下场的。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叛徒！我们现在马上讨论将你永远开除出革司的问题！

肖说：不用开除。我现在就退出革司。

肖说完，摘下袖标，从衣袋里掏出红卫兵证，放在她手中。然后朝树林子外面走去。

一号愣了一下，猛然喊道：回来——你不能走！可肖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刚才大伙还冻得缩成一团，现在一个个内衣都汗湿了。大家沉默着。又沮丧，又愤怒，又恐慌。

一号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让那个狗崽子走！他会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于是有几个人追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公路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说：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

一号想了想说：这样，我们马上回到刚才开会的地方，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你立刻去找肖。一定要把他找到。你知道他的家吗？她说知道。

一号说：一定要把他稳住。实在不行，把他关押起来，到行动结束以后再说。

一号让钟与她一起去找肖，其余的人上救护车，返回那个神秘的院子。她说她一个人去，这样不至于惊扰肖。一号想了想答应了。然后说；你应该知道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涉及到名单上的那些人，还涉及到更多的人，包括军队的同志。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你们女生的办法。

已是凌晨四时多了。一号说：你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到钟的家里，我们在那儿碰头。

雪中，她深一脚浅一脚向城里走去。

肖住在老城区的一条老巷中。那次潜逃北京，她到肖家碰头。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街巷，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宅院。肖告诉她这宅院是清朝一个盐官的家，三进，两层。就是进大门后，有三个联通的天井小院。就像三个连通的“回”字。每一个天井都不大，只有教室的一半，四周都是两层楼的木壁瓦房。当初只住这盐官一家，可以想见还是很奢华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已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挤了二十多户人家。所有的通道都排列着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煤炉，所有的空间都挂着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衣裤。肖家在第三进的二楼。那楼梯一年四季都是黑的，踩上去松松软软吱吱嘎嘎作响，像随时会掉进什么地方去似的。肖家只有一间房，那间房是他父母住的，兼作客厅、餐厅、洗漱室。肖和他那个读初中的弟弟则住在暗楼上。这房是斜顶的，所以肖的暗楼便是一个坡形。最低矮的一角就地铺上被子褥子，最高的一面墙上横挂着许多木板，成为悬挂式书架。下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用包装木箱搭的，一张是用木板搭的。这使她在电影中看见的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破坏。

走进那条迷宫一样的巷子，天已微亮，灰灰地衬出参参差差的屋顶与山墙的剪彩。什么地方偶尔传来吱哑开门的声音或零星的带着回响的脚步声。

她在黑暗中磕磕碰碰走到第三进那个天井。抬头一看，肖家的灯亮着，便摸着了楼梯的扶手上去了。肖的妈妈开了门。看来她也回来不久。肖的父亲披衣斜倚在床上抽烟。肖已听见了她的声音，从暗楼上探出头，把她叫了上去。

暗楼上只有肖一个人。那张木箱搭的书桌上亮着灯。灯下摊着一本油印册子，一叠稿纸，还有半碗正在冒着热气的面条。她问肖的弟弟呢。肖说又出去串联去了，几个月来没在家呆几天，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

她坐在书桌边的凳子上。她看见那叠稿纸上已写了半页字，标题是《重读“五·一六”通知》，副题是“给革司司令部的一封公开信”．

肖是革司的思想家，理论家，笔杆子。革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宣传部部长（钟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她先是三号勤务员，负责组织发展，父亲被撤出来以后，改任特派联络员）。肖和她都爱读书，但肖几乎不读什么小说，而是读各种能弄到的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和各种政治，哲学，历史，人物传记之类的书。她极佩眼他的毅力，那么艰深抽象的文字，他能狠下心强迫自己一页一页硬着头皮读下去，还不停地做笔记。

坐下来了，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对肖说些什么话。想了想才说：你们能不能更冷静地交换意见呢？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

肖说：只能说对革司不利．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也不愿意这样。我的战斗生活一开始就是和革司连在一起的，我们都为它付出过代价。但现在我以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有利的。人民终于听见了毛主席的声音。多年来人民并没有听见毛主席真正的声音，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私下执行着他们那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我们今天的敌人，已主要不是那些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而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可能也包括你的父亲，可能也包括xxx、xxx（肖说了几个省市领导的名字）。这可能很严酷，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不然，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干什么？

她无法抗拒肖的那种咄咄逼人，那种奇特的魅力。包括肖这个破破烂烂的环境，都让她激动不已，她每次走进这大院，走进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又贫困、又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便会联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那些走向平民的贵族青年，那些卡捷琳娜那些拉赫美托夫们。这使她几次生出坚决与父亲决裂的念头。但一看到父亲那突然苍老的面容，那气愤又委屈的目光，那极力想赢得子女们的理解与亲近的神色，一个女儿便战胜了一个女革命家。

他们说话时，肖的母亲站在暗楼的小木梯上喊肖。肖探下身子，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递给她。她的眼镜被面的雾气蒙住了，她便让憋了很久的眼泪涌出眼眶。

她很奇怪，肖从头到尾没有去说服她该怎么怎么样，似乎认为她是天然应该参与这次行动的。

吃完后，她擦了擦一直是迷雾朦胧的眼镜。她问肖：你要公开这次行动吗？或者你会向某个部门汇报这次行动吗？

肖说：不知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毛主席知道这一件事，希望这件事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她问：那你这封公开信呢？

肖说：公开信不谈这次行动。只是发表我对革司及当前革命形势的一些看法。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和这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她问：对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守秘密吗？

肖说：不知道。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如果是我错了，我甘愿受任何惩罚。

她问：你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你能直接将材料递到毛主席手上吗？如果不能，又可能会泄露秘密……

肖说：我要去北京。我要赶在这次行动之前去北京。

她不能对肖再说什么了。正如她也不能对自己再说什么了一样。她最后说：你还可以和他们再谈一次。

肖说：他们谁也不可能再对我解释什么了。

后来她想过，如果当时肖对她说，和我一起去北京吧，她会答应的。但肖一直没有要她站在他一边的表示。或许肖已预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中午以前，她疲惫不见地赶到钟家。钟家在军区大院内，革司落入低潮后，司令部的一些重要碰头会常在这里举行。她进去时，昨夜所有的人已候在那里。她简要地说了去肖那儿的情况，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肖要进京的想法说了。在她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不是叛卖，不是投机，也不是阴谋诡计。一号听她说完了，冷冷地说：他要怎么样，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批宝贵财富，也为保护我们的军队，保证“12．26行动”顺利进行，我们决定立即处决肖！

听了一号最后这句话，她如同五雷轰顶。她问一号：你说处决……是什么意思？

一号说；处决就是处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再看看其他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在她到来之前，他们已知道了这个决定。她仿佛自己将被处决一样恐惧起来。她努力平静地问：这是谁的决定？

一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决定。

她说：不能再有别的方法吗？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可以把他关押起来，等行动完成以后再说。

一号说：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已不可能改变了。希望你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再声明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2．26行动”的一切决定。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人被处决。

她一直在颤栗着，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一场可怕的梦中。

商议之后，决定处决行动在当天夜里执行。为了防止内进京，让她立刻返回肖家，表示愿意与肖一同进京，然后找理由拖延一天的时间。执行者由钟担任。一来他熟悉肖家的环境，又不会引起内的怀疑。二来他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因为肖家那个大院人多眼杂，空间又狭窄，执行的人不宜多。处决的工具用手枪。一号从他的军用挂包里掏出一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支锃亮的手枪。他退出弹区，给钟看了看，里面有六粒金灿灿的子弹。一号说：这是一支苏制六九式手枪，性能很好。散会以后，有一辆车来接你去一个地方试枪。一号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子弹说：这是给你试枪用的。近距离射击，准头是次要的，主要是习惯抠扳机。任务完成以后到指定地点乘车返回，立即将枪交给我。最后，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至死都不能说出去。如果发生意外，被人抓住——一号望着钟，很少有地带了一些情感地说——你只能说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的事会有人帮助你的。你如果说了别的什么，结果反而对你不利。也对大家不利。一号将弹区推进枪柄，用包布擦了擦枪，抹掉自己的手迹后递给钟。

钟一直什么也没说，他接过那支崭新的苏制六九式手枪，又拿过那一小盒子弹，看了看，盖上盒盖，然后，将这两样东西塞进自己军用大衣的口袋。她看见钟的脸上突然有一种苍老了的神情．在此之前，钟也组织领导过几次大的对抗性行动。抢xxx大楼广播站，冲击某次批斗大会，夜袭某大学并绑架了那三个著名的“小三家村”成员．那时，他总很轻松，脸上洋溢着英雄光彩，还常爱在行动之前喝一点啤酒。那时，中学生还很少喝啤酒的。

一号安排完处决的事情后又说：这次“12．26行动”的名单增加了一些，本来准备分两批进行。现在，怕夜长梦多，将两批合在了一起。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我相信我们能克眼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哪怕献出我们的生命。

她听见第二批名单中有自己的父亲，还有几个她熟悉的人。

一号说：这些人经过有关方面的审查，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解放后也没有重大错误。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是你们的亲人，也许是你们父辈的战友、领导或部下，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我们党的财宝，是革命的财富。过去，他们是打江山的功臣，今天，他们是挽救我们伟大事业的中坚力量。

她来日本前夕，正是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那时，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她到日本是极偶然的，就像一个盲流随意扒上一列火车。那时她刚刚离了第二次婚。第二任丈夫和她在一个单位，离婚前巳将她生了一个不是他的孩子的事嚷得出天下都知道了。这话是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她已无意辩解，也无法辩解。因为他还弄到了一份他不能生育的证明。唯一能为自己洗刷的方法就是如他所说的——去作亲子鉴定，她也无意为之。一次，在大街上偶尔遇见当年知青组的一个叫莫老爷的男生．当时，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和自己的现行间题，也被磨掉了几层皮，二十刚出头，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了。一年四季戴一顶破草帽，腰间扎一根草绳。这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头脸油光水滑，一身挺直面服，连眼光也变得热情又单纯。他说他很忙，但一定要请她吃一餐饭，说着就拉她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家大酒店。落座后极内行地点了几个她听也没听过的莱。他说他现在在日本。他没有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最后一班车，沮丧之中投奔了日本的一个亲戚，现在已加入日本籍，在一家什么株式会社做对华贸易。已有了自己的房子小汽车，娶了一个日本籍的华裔姑娘，据说是属于清皇室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这次回来，是想定购一批竹木方便筷，顺便了解一下有什么合适的投资项目。他又像自得又像自嘲地说，做一个外国人真好，那些原来只把鼻孔对着你的人，现在像狗一样用着你转。听她说了她的经历之后，他说，你如果想去日本，我可以帮忙。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那几年去日本很容易。他回日本后给她寄来一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经济保证书，一份东京都某日语学校的表格。几番信函往来，然后办护照，办签证，将仅剩的一点家当卖了几千元人民币，然后再换成日元．当时，这笔在大陆上够用两年的款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日元数目之后，只够在日本一个月的吃住。当她惶惶然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将一生都输得干干净净的赐徒，走上一条茫然虚空的不归路。行前，她回家向父母道别，那时父亲的病月已得到控制，医生说，调理得好，会很快恢复的。但她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恢复的。那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的父亲不会再有了，那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父亲也不会再有了，只有一个坐在藤椅上发呆，每天只有吃药这一件唯一可做之事的父亲了。1976年那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之后，年近花甲的父亲曾雄心勃发——用现今大陆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想再创一次辉煌。他又千起水利建设的老本行，作为全省负责水利建设的最高官员，他依然像当年打仗一样，收拾了一点行装，奔赴一个更大的水利工地。没想到疙疙瘩瘩曲曲拐拐地干了没两年，来了一个文件，让他休息了。他一生除了工作不会干别的。不会养花，不会面面写字，不会聊天，不会打太极拳，不会下棋，也不会写革命回忆录．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也不会串门。父亲的脑血栓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那天，她和父母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二十年来她已让父母操够了心。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独自咕咕哝哝地说，这一辈子打了很多仗，杀了很多人，后来想一想，只有跟日本人干仗这档子事还值得提一提。往后，这事也不提了……她本想说，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的日本和从前的日本已经很不一样了……又发现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便埋头吃饭。母亲泪汪汪的，一边给她夹菜，一边说一些要好生照顾自己，不行就马上回来，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千万小心，日本人比美国人还坏的话。母亲家里好几个人都死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一幢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掉了。后来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回来了，才驱除了这凄凄切切窝窝囊囊的气氛。几个人争先恐后地向她预定着各种日本电器，帮她算着每次回来可以带几大件几小件。

她到肖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一段时间来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满街跑的都是各单位自己扬着各种旗帜、贴着各种标语的卡车。卡车上挤满情绪激昂或神色庄严的人。许多人就站在驾驶室两边路板上，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

肖的母亲说肖刚刚睡下，问她有什么急事没有。她说肖要去北京，不知道今天走不走。肖的母亲说，没听内说起去北京的事。正在这时，她听见肖在暗楼上喊她。肖让她等一下，他穿好衣服她就上去。肖的母亲看了暗楼上一眼，转身出去了。从肖的母亲那怜爱又无奈的眼光中，她似乎看见了对她打扰了儿子睡眠的不悦。她一下恐惧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温和慈爱的母亲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了，而暗楼上的那一个对此一无所知、对她也毫无戒备的小伙子——一个半年来和她日日夜夜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就要在几声枪响之后倒在血泊中。她一下党得自己卑劣又阴险，像电影中诱捕地下工作者的特务，而且是那种叫人恶心的女特务。恐惧”和自责之中，她几乎要转身进去。这时，肖已穿好衣服从暗楼上探出身来让她上去。

肖问她有什么事。

她说；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肖说：我昨天晚上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不会收回我的观点，除非你们能用事实说眼我。

她说；如果我求你呢？

肖有点奇怪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要求我？．

她说：我父亲也在这次行动的名单中。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地说了。

肖说：昨天宣布的名单中，好像没有你父亲。

她说：今天又增加了一批。

肖想了一会儿说：如果你相信你父亲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接受革命的检验，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洗礼。你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群众不会冤枉一个好干部。如果你父亲确实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做出对革命不利的事。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她说：如果这是一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呢？

他说：我感觉不是。毛主席要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是接受考验，不是逃避，更不是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去逃避。你如果认为你是正确的，不带个人私心的，你可以去。我不会去，我的决心已定。

她绝望了。她明白自己不能说服肖，再这样论争下去，自己还会被肖说眼的。她想起一号的话，“不希望有第二个人被处决”。也想起了父亲，她实在不忍心看他每天被别人像猪狗一样拖来拖去，在黑压压的批斗会上，被人骂，被人踹，一整天一整天低头弯腰地站着。这时，她突然强烈地希望这一场革命，这一场被自己矇矇眬眬中渴望了多年的革命，像一场戏一样落下幕来。观众散去，重新又是从前平静的一切。她努力想从自己从前的阅读中找出与自己眼下的处境相同的故事来，让自己有个学习的榜样。竟然找不到。唯一有一点相似的，是亚瑟在革命与父亲——主教蒙泰里尼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革命。但毕竟蒙泰里尼是个坏人，是个残忍又虚伪的家伙，尽管他对亚瑟也有很真实的父爱，但他最后杀害了亚瑟。父亲绝不会杀害自己，哪怕她与他作斗争，他也不会杀害自己。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他出生入死打过江山。

她问：你一定要去北京吗？

肖说：要去。

她问：什么时候去？

肖说：晚上。晚上八点钟有一趟火车。

她说：我想和你一起去。

肖有些奇怪，问：为什么？

她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毛主席党中央是不是知道这一次行动，同不同意这一次行动。

肖想了一下说：你最好不去。

她问：为什么？

肖说：如果这次行动是正确的，我会马上通知你。我从北京给你打长途电话，或拍一个电报，那么你留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你对名单上的人要熟悉一些。

她说：我一定要去呢？

肖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她从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温和与喜悦。

她说：我还得回家一下，我们能不能明天一早出发？

肖说：来不及了。我们得越快越好。我们吃一。点东西，马上出发。没有车，我们要走到火车站去。

她说：不吃饭了，我马上回去拿点钱，拿几件换洗衣服。

肖说：我等你到六点半钟，你要没来我就走了。你可以直接去火车站，我在右边那块大语录牌下等你。

她莫名地兴奋起来。她想，肖的提前赴京，会使他躲过这一次处决，她自己也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尚进京后，得知毛主席党中央是知道并同意这次行动的，他是会认错的。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样，他还会回到战友们身边。一切的不愉快将过去，这次恐怖的处决也会过去。

离开肖家时，她对肖说，她直接去火车站与他会合。如果到时没见到她，他就先走。

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已经一片昏暗了。

她刚刚走出肖家那座大院；斜对面公厕里出来一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短棉猴，竖起衣领，戴着口罩，走到她跟前悄悄叫了她一声。她一者是钟，几乎要瘫软了。钟把她带到公厕旁的一条小巷。钟间她情况怎么样。她嗫嚅说，肖今天晚上去北京，没有办法留住他。钟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她站着没动。

钟说：一号想到了这些，让我提前来了。你可以回去了，这里再没有你什么事了。

她依然没动。她终于说了：能不能不这样做？我觉得，肖的动机是好的。她急急地将刚才肖对她说的那些说给了钟听。

钟说：来不及了。这件事不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也不是我们司令部内部的事。我原来也没想到会这样严重。来不及了。你赶快走开，以后的事与你无关了。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在现场。

寒冬中，她的牙齿打得“磕磕”直响，浑身像筛糠一样抖嗦。她说：我们三个人都去北京。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件事。

钟说：你怎么还这样幼稚、你以为这件事能对北京说么？如果能说的活，怎么会弄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

她抖嗦得更厉害，半天才问道：你是说，这件事是瞒着……做的？

钟说：事到如今，我们都不需要刨根问底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钟的声调苍凉又绝望。他又说了一句；北京那个人已经糊涂了，你还没有看出来？他把我们都逼到了死路上……

钟说完狠狠推了她一把，让她赶快离去。她急匆匆地如病魔一般跑了起来。她听见自己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呜咽般的声音。

处决的详细经过，是在以后长达一年多的讯问、审查、揭发、批判中才全面了解到的。其实极简单。

她离开之后，钟决定就在肖家外面执行处决任务。一是大杂院人多，不易下手，二是怕被人认出。大约六点半钟（这个时间是她告诉钟的），肖背了那只军用挂包从大院里走出来。没想到有一个老头也跟着出来了．肖站在门口，和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后，便分别朝巷子的两端走去。肖走得很快，前面不远是一家亮着灯光的小杂货店，再走出去就是一条热闹一点的小街了．钟已来不及追上去贴近肖，便隔了十多米朝肖开了一枪。肖被击倒在地。冬夜里，枪声在小巷里极响。马上有人从门里探头出来看。钟急忙跑到肖的跟前，对着在地上挣扎的肖的心口又开了一枪。此时，又有好几家的人跑出房外来。钟便在一片惊呼声中趁乱跑掉了。

肖被枪击的第二天一早，全城便刷满了大标语：“严惩杀害我革司勤务员肖xx的凶手”、“为我革司战友肖xx报仇”、“坚决反击屁司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血伍要用血来还”、“革司战士愿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多标语上，还用鲜红的颜色涂上斑斑血迹的形状。而造司及其他组织则纷纷刷出《严正声明》、《坚决辟谣》，“警惕糠司一小撮发出的武斗信号”之类的标语大字报。那天果然发生了一些武斗，特别是她那所中学，被压抑已久的肖那一派的同学，将本校造司所有的组织砸了个稀烂，两边都伤了一些人。

经过一个漫长的恶梦之夜，第二天早上，在昏昏噩噩中，她听见大街上广播车在呼喊为肖报仇的口号，便在被子里如呕吐一般地痛哭起来。

肖没有死。钟的第一枪打在他的大腿上，另一枪击穿了左肺叶，离心脏三四公分。一倒在地，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时他还清醒着。街坊邻居闻声出来，见是肖，赶忙叫来了他的父母。他对父母说，不要离开他，有人要杀他。他没有说是谁要杀他。以后便昏迷了过去。一直昏迷了一个多星期。他的父母将他送进医院，医生立刻为他动了手术。肖的父亲从工厂里叫了几十名同事，日夜守护者肖的病房，不让任何人接近肖。

一号和革司司令部当天夜里就知道了肖没有死。一号派人到医院探听了消息，得知肖正在抢救之中，人还昏迷着。他一方面将已经准备好的标语口号刷出去，一方面向有关方面请示，提前执行“12．26行动”，同时严密监视医院，伺机执行第二次处决。无奈那一帮工人们看守太严，没有机会下手。

她是第三天才知道肖没有死的。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一直高烧、痉挛、说胡话，也送进了医院。钟来看她时，告诉了她肖没死。她本木地盯着钟，觉得自己还是在高烧的梦幻中。钟以为她没有听见，又说了一次肖没有死。她一下觉得自己清醒多了。同时，她也看见了钟很古怪很怕人的笑容。钟后来说行动提前了，就在今天夜里。因为她病了，就不要她参加了，他们会照顾好她父亲的。她和钟握手道别。她久久地望着钟，似乎觉得钟也要离开她了。她和钟握着的手在’互相告诉，他们都为肖的没死感到释然。她呜呜地哭了起来。钟在她哭的时候离开了病房。

“12．26行动”经过紧张调整，提前了两天执行。一切顺利。名单上总共四十三人，除两人病重住院，两人未被抢出，其余全部“押”往一个秘密地点，但是，他们很快就看见了这次行动——这次付出了那么大代价的行动——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太低估了这次运动的时间与规模，以为躲上三五个月一切便会过去，以为偌大个中国总还有几处刀枪不人的世外桃源。他们也太低估了这场运动对人的震他与威慑。到了那个秘密保护地后不久，一些被保护者自己提出来要回到群众运动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触及灵魂，检查错误，改造思想，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些甚至指责那些保护者实际上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人民的反面，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抗。不久，中央来了文件，要求部队支持地方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那些原本以为身在世外桃源中，能如水浒中柴进那般收容各路落难好汉的侠义之士，自己也被打倒或撤换了。

肖在医院里躺了二十多天，终于活了过来。但那条腿痛了。他的腿骨被打碎了一截，从此变短了，也变硬了。没等完全康复，他便躲得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去了西南一个很偏僻的林场，直到调查这个案子，才被有关机构多方查找捕了回来。令人不解的是，肖自从被枪击后，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12．26行动”及自己被害的实情。直到后来在学习班里自来覆去地诱导威逼才彻底交待清楚。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又成了狗屎。后来成了既不是英雄又不是狗屎的受害者，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牺牲品”。

钟是在那一位部队领导人被撤出来后被捕的。钟自始至终只说这次处决是他独自一人的事，甚至还编出了他和肖是情敌这样的故事。当时，一号也已被捕，也供出了自己的决策者，但因钟的坚持，加上一号家里上上下下活动，他只关了一年多便放了，没有给他什么政治的或刑事的处理决定。钟是在市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那一年正式被判刑的。先判了死刑，后来改判十八年。

她则在对这个案子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前前后后进入过许多地方——看守所，监狱，各种隔离式学习班……然后，身心憔悴地到了乡下。由两个专案组的人把她押下去的。

从此，她和肖、钟——这革命又浪漫的三套马车再没有见过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恶梦或者美梦。后来便渐渐淡忘了。没想到，近三十年后这个雪天的早上，她又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比昨天、前天刚经历的事还记得清楚。她想，这些往事，怕是已刻在骨子里了，年岁愈大，那刻痕愈清晰。

她如醉酒一般，被一种浓浓的乡愁浸润着。她决定回国一趟。来日本后，从第四年起，她每一两年也回去一趟。那主要是看看父母弟妹，给父亲带一些日本的药，给弟妹们带一些他们期盼的各种物件。当然，还带一些钱，补贴休息后生活日益窘迫的父母。父母则把这些钱分一些给弟妹们。有一次；她在日本读到大陆上一些乡下女孩到特区卖淫，将所赚的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觉得自己也挺像她们的。

她回去后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什么老友熟人，像一个见不得人的潜逃者。

八十年代末，她嫁给了小岛。小岛人不错，起码比她那两个前夫强。也比她在大陆上见到的许多男人强。这世界的事颠颠倒倒的，当她和许多女孩在大陆上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挥拳顿足叱咤风云的岁月，日本女性正是最温驯可人的时候，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低眉顺眼跪在门口迎候丈夫，然后轻柔说一句：“您回来了。”当她和她这一代铁姑娘们被折腾得灰头灰脑心力交瘁，一个个都忙着寻一个安全的小窝躲起来的时候，日本女性又史无前例地疯张起来。所以小岛对她说，中国女人温柔、专一。小岛的前妻因为有多次婚外恋情，终于与小岛分手。

就在这个雪天的早上，在那很温馨的中式床上，她决定了春节回去。日本有许多节日，却唯独没有春节。因此，来日本的十年中，她很少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给别人打工的时候，没有假。自己有了公司后，又没有了空。她不明白，这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美妙的这个节日学了去．

一个多月以后，她回到了家乡。

小岛说想和她一起回来，她拒绝了。她倒是想带儿子回来，儿子又不愿意。他说寒假期间已和同学约好去北海道滑雪。和小岛结婚的第二年，她将儿子接来日本。在日本的几年，最折磨人的是思子之苦，为了他，她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富裕与文明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几年间，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男孩，对大海彼岸的事情已全然没有兴趣，甚至连中国话也不愿讲了。这常常刺痛她的心。有一次他的同学来聚会，她对他说个什么事，他压低嗓子说，妈妈你不是会说日语吗？儿子和小岛说话的时候比和她说话的时候多。小岛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近两年来，儿子已不太会说汉语了。那次她正在看一部中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录片，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农民撩起衣眼，让记者看他背上一块深赭色的伤疤。儿子从旁边过的时候用日语嘀咕了一声。她听见了，儿子在说“真是恶心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很想骂他几句什么，气都冲到嗓子跟了，才发现不知该骂他什么好。

父亲已是第三次脑血栓了，一边身子已完全不听使唤，脸口也有些歪斜，说话嘟嘟哝哝，吃饭滴滴嗒嗒，大使小便都管不住。每次回来她都会伤感地想，这怕是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了。她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她加入日本簿的事。

父亲一再生气地追问她为什么不带儿子回来。她搪塞说儿子学校有事。她许诺暑假一定带儿子回来看他．她想，还是让父亲保留一个记忆中依偎在他膝间，听他纵横捭阖的外孙吧。

几天后，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了她们家原来的住所，三十年前的那一幢苏式宿舍楼已很破旧了。原来她们一家住的那一层楼，已住了三两家，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杂物，走廊里放着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她记起来，是父亲当年放黑牌高帽的。那时走出没别的东西，这两个物件便特别触目．他们没有再进到里屋去，已经有一个妇人用警惕的眼光盯他们了。她和弟妹们出来，在门日照了一张像．

她又去了一次母校．那所中学已经全变了样。几幢两层的教室变成了一幢很气派的五层教学楼，只有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的一排平房教师宿舍还是当年的。再往上又新建了几栋那种方盒式的宿舍楼。食堂是原来的，当年还兼作礼堂用，曾有许多次批斗会在那儿召开．先是她和她的战友们斗别人，后来是别人斗他们。操场上空空荡荡，积满了被踩得很出的残雪。她曾在那儿跑过，以过，做广播体操．那时她扎着两束丰满的短辫。操场旁边的那一洞砖砌的墙报栏还在，贴着一些被雨雪浸湿的庆祝元旦的地报稿。三十年前的那个初夏，她和肖、钟经过一个激越的不眠之夜写出的那篇战斗宣言，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操场旁边的两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教师模样的人，都已不认识了。

那天下午，她决定到肖家去．那天是正月初一，她特意选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的日子去肖家．她知道，这是她这次回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冥冥之中纠缠了她许多年的一笔孽债。她寻了许久，寻到了肖家的那条小巷．那条小巷已被拆掉了大半截，拆掉的地方正在盖一片楼房，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泥水砖石。肖家那所大院居然还在，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模样。她匆匆从门口走过去，远远地站着，百感交集。她不知道肖是不是每天还从这个黑乎乎的院门里进出，肖的父母不知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印象中，他们那时都已很老相了。站了许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朝那个门走去。从那个黄昏之后，她再没有来过这里，也没再见过肖。她不清楚肖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对她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知道多少。当年，她几次想去找肖，对肖陈述一切，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

她走进那座大院。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更暗了一些，更胜了一些。走道上，有些煤炉换成了液化气炉。她问一个在房门口择莱的老太太肖家还在不在这里住。老太太说消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是肖的弟弟住这儿，一早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去了。肖现在在一所小学，当了副校长了，去年刚分的房，把他母亲也接了去。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她问是哪个小学，老太太叫来屋里一个中年女人，那中年女人告诉说是哪个小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像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尚却-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削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以后，好像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办的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某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是一个很棒的前锋，然后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家里的民设，在她出国前，大陆一般人家就有了。她突然想给他一点钱，又觉得这样做有点欺侮人，似乎想轻易地将三十年前的那一笔孽债洗刷掉，但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惶惶然像做坏事似的几次将手伸进口袋也没敢拍出来。后来谈起了肖的母亲。肖说母亲一生为他吃了很多苦，特别是那次事情以后，多少年没过安神日子。现在刚刚好一点，又落了一身的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母亲一生俭省要强，大病小病都不愿看。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怕打不过今年的。她到肖家来之前，最害怕的是见到肖的母亲，进门后听肖说他母亲睡着，才宽松一些：现在听肖这么一说，便想进屋去看望一下。但肖极力阻拦，说母亲眼睛已看不大清楚人了，屋子里空气也不好。这时她便将口袋里的十万日元拿了出来，说给伯母找个好医院看看。这笔钱她原本想留给弟妹，在父亲有什么不测时用。肖一看这么大的数字，一下都惊呆了，连忙推还过去。她说日元面值大，这其实没多少。肖说不管多少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她说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她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差一点就要像日本人那样跪下去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正在他们推推扯扯的时候，有人敲门，肖去开了门，门口站了两个中年男人，忙匆匆地要肖到楼上哪个老师家去打麻将。肖说家里来了客。那两个人便说我们在楼上等你，快点来。在肖和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她把那十万日元压在茶杯下面，走到门口向肖告辞。肖挽留不住，便锁上门去送她。

肖一瘸一瘸地下楼，一瘸一瘸跟着她。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话好。她知道，身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不是那个在装满黄沙的货车车厢里，让她品尝到第一次少女春情的肖了，也不是那个让她肝肠寸断执意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肖了．她明白了，当年那两声枪响，是怎样地轰毁了一个十七岁少年全部的信念与勇气，那种戏剧化的革命激情，是如何在那一瞬间化作了久远的恐惧与绝望。

她感到一阵苍凉，我们都太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热情与梦幻，因此失去了未来。我们又太快地忘记了过去，因此又失去了历史。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我为我的公司，为我儿子的学业。他为他的校办工厂，为他老病缠身的母亲。

肖一直把她送到大街上有公共汽车站牌的地方。她不好意思说自己本想生出租汽车的，便上了一辆很拥挤的汽车。上车前，肖又对她提起他的校办工厂，让她尽可能地关照一下。

她在第二站便下了车，也没要出租汽车，朝了一个方向信步走着。

这个城市也不再是她当年的那个城市了。大街被那些庸俗又时髦的装饰材料包裹着，像日本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的那些街景。她很想寻见一两块那种厚重古朴、用很漂亮的中国书法刻写的店铺匾额，但没寻到．那一年夏天，她和她的战友们曾满怀豪情又满怀义愤地将它们一块一块摘下来，扔到马路中央的熊熊大火中。许多年，当她在日本，在泰国，在旧金山，菲律宾，甚至在南太平洋一个闻所未闻的小岛国上看见这种匾额的时候，才痛楚地感觉到那一把火烧掉了什么。而在大陆上，没等人再去刻写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塑料与金属便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被很快地遮盖，一切都被很快地替代，一切都被很快地遗忘。

突然间，她觉得眼下比在日本更加空落。那时还有许多回忆，许多思绪，许多的怅然与不宁……这些用神的材料在这次回国中一下都被消费完了，像姨妈家那座壁炉，几束小小的木柴轰然烧尽之后，只剩下空洞冰凉的炉膛。从此，那些多年来纠缠自己让自己酸甜苦辣半夜梦醒转侧难眠的往事，如过年的烟花，放出一阵短暂的光彩之后，剩下一个微温的壳。再没有往事了，也没有了对往事的牵挂。因为往事也被这么轻易地消费掉了。因一次探访，因一叠日元，因一次没有回应的对话。没有了往事的人才是真正漂零的人。她发现自己也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永远在追寻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对从前和未来都充满激情与爱的自己了。她只是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走在东京都的大街上，她和其他的日本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会在那个岛国上渐渐老去，并最后死在那里，那时也不再有人会真正记挂她．原来，她还曾有失去祖国失去历史的空虚，惆怅与痛苦，现在连这些也失去了。大家都在活着，在一个物种繁衍的链条上如一个孤零零的链环那样活着。过去的一年，人们都在指责着日本忘记了历史，她想，我们就记住了历史了么？不论是光彩的，耻辱的，卑下的或辉煌的，我们还记得一点么？历史如果不在心里，不在情绪中，不在血肉深处的精髓之中，而仅仅是图片，是物件，是一段文字或故事，那它是和我们无关的。

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玄想中向前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她身边流过。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

[作者简介]

胡发云胡发云1949年生，武汉市人。1968年下乡插队，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小说集《晕血》、散文集《冬天的礼品》、纪实文学集《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诗集《心灵的风》等，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焚心煮骨的日子

焚心煮骨的日子

作者：王西彦

我在“牛棚”里蹲了两年后，毛主席就发表了“五·七”指示。起初，是去郊区松江县的辰山公社，支援“三秋”。我们这批“牛鬼”排队下乡，才出大门，两边早站好了“工宣队”和“造反派”，又挥红宝书，又呼口号：“打倒×××！”我们像过街老鼠灰溜溜地逃出人群的声讨。到了公社，我们睡在铺稻草的地上，是一层薄薄的干稻草。当时，有巴金、孔罗荪、师陀等。除了劳动，还开“田头批判会”，吃“忆苦饭”。用米糠和野菜煮成的，炊事员给我们都换了大碗，用锅铲压得紧紧的，一定要吃完两碗，不许剩下半口。谁要恶心呕吐了，马上罚你多吃半碗。

到了九月份，我们第二次下农村劳动，还在辰山。仍然睡在潮湿的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除了上回那些老“牛鬼”又添了不少小“牛鬼”。十多个人挤一间小房，像沙丁鱼一样，空隙所剩无几。晚上，只能摸着墙走动。记得辰山那时大喇叭里天天播“样板戏”，从早到晚，连下雨天也不停。

1970年3月，我们这些“牛鬼”从辰山转移到奉贤“文化干校”。这时候，作协被按军队编制编为上海文化系统某团四连。连长、指导员都是工宣队的，当时奉贤的文化干校集中了上海几乎全部的文艺工作者，有作协、剧协、音协、美协，还有话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等演出团体。男女老少，人数上千，我们这些“牛鬼”和“革命群众”一同劳动、吃饭、睡觉。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的包围下，真是连一句话、一步路、一个眼神、一个叹息，都受到严密监视。

干校是在海塘外约五华里处的一块地。据说，这里曾是一个盐场。地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烧的开水又苦又涩，煮出的米粥，连咸菜也不用吃了。因为盐份大，洗的衣裤老是潮的，不容易干，在郊区辰山下稻田还要小心毒蛇，头部三角形的蝮蛇，剧毒。可到了这里，蛇也没有，因为水是咸的。站在干校北边人工的河堤上，往四下一看，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有时，有只雀在空旷的盐碱地上空悲鸣，听了真让人心酸。

在干校最初的劳动是加固校舍。都是芦苇棚子，四周用芦苇杆子围起来，再涂上很薄的一层泥。棚架是用竹子扎成的。顶上盖一层油毛毡。再铺一层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吱吱发颤。雨天棚顶漏水，在棚子里积成一个个水洼。棚子总是随时要被刮倒的样子。给棚顶加盖稻草，给芦苇墙泥巴，是我们“牛鬼蛇神”经常性的劳动。

在下干校的人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还要开会。让我们集中在一起，由造反派监督着互相揭发批判。由于我们彼此都是熟人，多年旧友，相知很深。工宣队和造反派都鼓励我们狠挖、猛揭。但当时，大家都已同为不幸之人，谁还肯投井下石？尽管工宣队和造反派大声催促，警告说：“互相包庇，罪上加罪！”甚至点名“勒令”发言，但效果不大。有的人勉强说话，也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大家处境尴尬，就这么煎熬着，渡过这一段开会时间。当时，剧作家柯灵坐了三年牢，到干校继续改造，和我编一个班组。

我们有一个劳动项目是抬运粪水。在我们住的芦苇棚后面，有一个厕所，是用芦苇墙围成的，通着一个露天的大蓄粪池。我们要把这个粪池中的粪水运到耕地边的另一个大化粪池。大约要相距一里地。清明前后，正是春雨连绵。天上下着小雨，我们用一个长柄粪勺，一勺一勺将粪水盛在粪桶里，然后抬到一里外的化粪池。我们都是些老弱病残，肩上压着满桶的粪水，头上往下淌雨水，脚下是没脚踝的泥。只要脚下一打滑，即便不跌跤，桶里的粪水也会溅得你一身一脸。要真的跌了，还要受到指责，说你劳动态度有问题。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的脸几乎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干校里的学员，按规定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基本上是整天劳动。最初一年，各连队普遍种稻子。我少年时候，干过农活，拔苗、插秧，我还能勉强应付。困难的是我有脊椎病，不能长期弯腰。在施肥时，我们“老弱”挑不了重担，就派给送空粪桶的活。这是轻活可是也不易。双手提着两只桶，脚下是泥，身子一失去平衡，桶底就会碰到稻秧，有时还会把秧踩倒。这样就会经常遭到训斥和嘲笑。

第二年，我们四连改种蔬菜。活儿就轻松了许多。加上已经过了一年锻炼，对育籽、播种、施肥、松土，还有选秧，我们都还能胜任，不再动辄挨批。我和巴金老被派到一起，成了“老搭档”。此外，我们还收油菜籽、摘棉花。相比之下，收油菜籽难度比较大，手脚不小心，熟了的菜籽就撒在地里了。

有一个时期，我被派到猪棚养猪。在附近小河里捞浮萍，煮猪食喂猪仔。还打扫冲洗猪棚，这一套活，我都能从容地做。我也被派去赶鸟。稻子成熟时候，鸟都来吃稻子，我就扛一个长竹竿，竿头上吊一个剪成人形的东西，手里提一面小锣。挥一通长竿，打一遍锣。尽情地呼喊，也趁机排泄一下胸中的郁闷。

由于当地十分潮湿，宿舍床底下也长出了芦苇。我的脊椎病愈来愈严重，右侧的腰和腿剧痛，连脚跟也肿了，走路一跛一跛。工宣队和造反派开恩，改派我到工具间搓草绳。因为瓜架需要大量的草绳。巴金也被照顾，同我作伴搓草绳。我在家乡干过农活，搓草绳不难事。巴金缺乏经验，搓出的草绳总是松松垮垮。但是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学会了。

我和巴金还被排到食堂里去。有时是拣菜，有时是洗碗筷。在机关监督劳动时，巴金和魏金枝被派到厨房帮厨，曾经让警惕高的“革命群众”轰出去，说：“像他们这样的反动分子，怎么可以进入厨房重地？”到了干校，对我们的防卫似乎松了，不仅可以在食堂里劳动，还可以同别的单位派来帮厨的老“牛鬼”接触谈话。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牛鬼蛇神”曾经在石门路的大“牛棚”和我们作协的“牛鬼”关在一处，可以说是“老伙伴”。所以，有机会在干校食堂重聚，自然分外亲切。有时，还敢小声开几句玩笑。可惜，他们“人艺”的牛鬼蛇神有几名情节严重，到了干校仍被隔离。关在三面临水的屋子里，劳动也不让参加。我们很想见他们一面也办不到。？br>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劳动，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差使。文化干校的人多，粪水也多。因为地里用不了，就用水泥船运到别处去。水泥船就泊在宿舍后面的人工河里。这个活主要也由我们“牛鬼蛇神”负责。挑粪或抬粪上下堤很重，溅出来粪水不说，要是不小心跌跤，跌到河里，问题就大了。

经常有满载砖瓦的运货船到干校来。搬运砖瓦就成为紧急任务，因为运货船急待交货。这虽然不是脏活却是重活，主力当然也是我们“牛鬼蛇神”。干活时，每两三个“牛鬼”中间插一位造反派或工宣队老师傅，起监督作用。集体排成长队，传递砖瓦。造反派都是年轻小伙子，手脚麻利。牛鬼大多是老弱，动作迟缓，而且难免失误。因此，队伍里不时发出斥责声。

下干校前，在上海，白天蹲“牛棚”，晚上仍然能够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干校，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白天下地劳动，是“革命群众”、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在食堂买饭必须排在“革命群众”的后边。特别是在宿舍，我们牛鬼蛇神一般都睡在上铺，这样更便于睡下铺的“革命群众”监督。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免得受到训斥。晚上睡觉，爬到上铺去时，必须轻手轻脚，躺下时不能随意翻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半夜下床小便，打扰了睡在下铺的“革命群众”就麻烦了。在这样的包围中，笑是不可以的，叹息也会招来可怕的灾难，“你叹什么气！你还敢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在我对面铺位，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某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分到作家协会当干部，是四人帮写作班子“石一歌”之一员。文革运动中革命性极强，是干校四连的监督组成员，负责管理作家协会的牛鬼蛇神。总是千方百计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权威”。他以“看牛人”自居，自认为看“牛”有术，还把经验总结成文，题为《看牛人手记》，发表在造反派主办的壁报上，引起一阵轰动。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铺位，就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作恶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作恶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作恶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按规定，干校学员每月放假四天，可以回家一次。但对我们这批“专政对象”，要看你表现怎样。我老被认为表现不好，被取消假期。在别人回市区的时候，我留在干校打扫卫生或到食堂洗碗拣菜。回市区的办法通常是，从干校到塘外镇这一段走水路，约十来里水路，造反派头头们坐在大水泥船上，由我们“牛鬼”在河堤上拉纤前进。到了镇上，会有一辆卡车等着，一般是少数造反派头头们先上车，选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运回市区的大包小包搬上车，然后是“革命群众”，最后才是“牛鬼神蛇”。车了往往装得很满，我们勉强挤在最后面，屁股坐在挡板上。一路上手必须抓牢一件东西，生怕跌下去。有一次。我回家心切，正跟在“革命群众”后面往车上爬，一个才刚刚赶到的“造反派”一把抓住我的领子把我拖下来，骂：“我还没有上车，你倒抢在我前面，人要赶死呀！”还恶狠狠宣告要取消我回家权利，我当时真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深水沟，结束我的生命。幸好身边一个牛鬼一把拉住我，又顺手推我上了车。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从镇上到市区黄浦江码头，一个多小时里，我把头埋在行李堆里，简直泪如泉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软弱，我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凌辱已无数次了，可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自制。？br>四天假期，有两天花在来回的路上，在家里只能睡三个晚上。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恋家的人。妻子已成了“反革命家属”，儿子是“狗崽子”。我们已被从大房间轰出，挤住在一间小小的北房。冬天见不到阳光，夏天不透风。但这里毕竟可以免去批判、责骂，享受一点温暖，喘一口气。因此，我在第四天该回干校时，总是拖到午后才动身。我由于脊椎病恶化，市区医院给我开了假条，建议留在家里治疗，我把假条托人送到干校。很快，作家协会的工宣队接到干校工宣队电话，上门来勒令我回干校，不许延误半天。当我独自一人乘郊区车赶到塘外，又独自一人从镇上步行回到干校，已经是在傍晚。这边已是海塘之外，没有村子，一片荒寂，树木也极少，只有乌鸦在天上哀鸣，情景凄凉。走在人工河边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步走向黑暗的地狱。

后来，我读杨绛的《干校六记》，很不以为然。在干校，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怎样。怎么可能去《记闲》呢？文章避重就轻，“小点缀”“小穿插”，怨而不怒。干校多人的血泪，在她笔下都变成淡泊与笑谈。我是不满意的。

“9·13事件”后，干校秩序有些失常。一名被隔离审查的剧团的牛鬼，趁监督人员疏忽大意，逃出了隔离室，和追赶他的人捉迷藏，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我们四连的工宣队采取预防措施，派人值夜监视，防止牛鬼中有人逃跑离校。这样的“苦差”，也是从“牛鬼”队中选人担任。我这个老“牛鬼”竟然也被看中。让我从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在芦苇棚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守夜。如果发现有牛鬼起床出逃，必须马上报告。这是由“牛鬼”监督“牛鬼”的方法。干校的夜晚，蚊子很多，防不胜防，我不停地挥动麦杆制成的破扇子，驱赶蚊子。干校的秋夜，也是一片凄凉。我虽然右侧腰腿疼痛，足后跟肿了，仍然产生了想尝试逃跑一下的念头。我认为，他们不会料到守夜的人会自己逃跑，足跟肿了走不动路也不碍事，只要从海堤上往海里一跳，什么都了结了。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从芦苇棚后面闪出一个人影，吓得我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位工宣队老师傅在巡查监督。他让我回棚子里去睡觉。我回到上铺，却难以入睡，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书中记述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集体生活的痛苦。写了他们渴望自由，不间断的逃跑。这一些苦役犯所思所想的，也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所思所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究竟是谁之罪呢？”在干校的这个夜晚，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疑问：“这是谁的过错？是谁之罪呢？”

张学思之死

张学思之死

刘永路

1970年5月末，正当“文化大革命”狂月叠起之际，又一颗将星陨落大地——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胞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张学思将军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几次在和海军人员谈话中提及此事，他非常痛心地说“张学思是个精通海军专业又能亲自出海的参谋长，现在死了，海军少了一位难得的将才，真可惜呀！”

历史匆匆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当笔者重新翻阅当年有关资料和采访笔已时，历史的责任感时时撞击心门——张学思将军的冤案虽已平反昭雪，但张学思将军之死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内幕尚须进一步探究揭示……

（一）

张学思将军之死，根源要从林彪那里追起。

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全军工作，同时也在各军兵种抓权力，树威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海军是个新军种，林彪在这里没有基础，尤其是对于肖劲光、张学思等海军领导他极不信任，他处处觉得海军“不听话”、“不买账”、“碍手碍脚”。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林彪决定拿海军开刀，他批评指责海军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他给海军党委扣上了三顶帽子：一曰“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二曰“有现成的好药方不吃却乱找药方”；三曰“像个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林彪的三点批示，等于是对人民海军工作的全盘否定。

政治上否定之后，接着就是组织改组。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的名义，派遣李作鹏为首的几员心腹干将到海军“掺沙子”。这伙亲信到海军后有恃无恐，到处扣帽子，打棍子，对海军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一概否定，对海军正在开展的比武活动和练兵高潮横加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

身为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不得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他针锋相对地说：“海军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全盘否定，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海军副司令刘道生也气愤地说：“你们借突出政治，干扰和影响了军训，搞得快艇不快，潜艇不潜，将来还要搞得飞机不飞！”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支持海军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对海军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李作鹏一伙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说：“海军党委无论在哪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是有成效的。这些要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戴帽子是容易的，但是戴得不合适，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要伤人！”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而止。自林彪将一伙亲信安插进海军后；海军便不得安宁了，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就连张学思在解放初期亲手创办的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的大连海校也受到了株连。由此而开始了一场全军院校的“焚书运动”。

张学思和海军的主要领导被搅得无法正常工作。张学思愈来愈感到蹩气，他不愿意在这种黑白颠倒、自己又无法改变局面的环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前一年，他就向周总理提出要离开海军到六机部工作的要求。六机部是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又是管造船的，这样，也可以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继续为海军建设贡献力量。在此前后，吕正操到张学思家串门时，张学思曾向他倾诉过自己的苦衷。吕正操又两次找周总理，谈起张学思的调动问题。

可是，周总理没有同意。他从全局考虑，决定张学思不能离开海军。为此，他以个人名义，向海军党委提出挽留张学思的三点理由：（一）他经过较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二）他留过学，懂得海军专业；（三）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这是周总理变通地给张学思的一道“护身符”。然而，连周总理也没有料到，当那场空前的浩劫到来时，谁也没有力量去阻挡那席卷全国、吞噬万人的狂涛巨澜。

1965年秋，张学思申请参加“四清运动”，他想借机离开海军一个时期，以清静一下。10月，他和刘道生带领海军司令部机关部分人员来到天津塘沽区北塘镇人民公社。他化名张fang，住在渔民华老三家里。他和渔民们同吃一锅饭，同抽一袋烟，一起出海捕鱼，一起修船补网。渔民们见他挺实在，穿着也和他们没两样，都亲切地叫他“老张”。半年后，四清工作结束的欢送会上，渔民们才知道，老张原来是海军的参谋长，“是个大官！”

就在工作队回京之前的最后一次出海，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几乎是在一瞬间，本来风平浪静的海面，忽然狂涛巨浪大作，小小的木制机帆船一下倾斜30多度，甲板上的人几乎全部摔倒。张学思当时正在驾驶台上，他和经验丰富的船长迅速把船头转向，才使渔船没有被掀翻。大约有一袋烟工夫，浪峰过去了，海面又平静下来。这场灾难来的突然，去得迅速，甲板上的渔具都被打坏，一位渔民丧生，还有五、六人受伤。原来，这是渤海南部海底发生地震造成的海啸。这场海啸发生得非常突然，人们事先毫无思想准备，这似乎是上苍在向人们预示着什么？

大自然的灾难张学思同志幸运地闯过来了，而即将来临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他却无法闯过去……

（二）

1966年5月，张学思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集团已阴谋把罗瑞卿同志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以“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为名，掀起了篡军夺权的险风恶浪。

这次会议开得极不正常。会议一开始，一伙人便跳出来鼓噪说：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立即做出检查和交待！一下子把海军主要领导推到了被告席上，并罢免他们对会议的领导权，由林彪的一伙亲信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急转直下，变成了围攻会和斗争会，甚至提出要罢海军主要领导的官。张学思由于参加四清，有半年脱离了海军的军政要务，他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这么迅速和严峻，一个高级党组织的会议，竟然出现了所谓“群众”罢免党委主要领导的闹剧，真是咄咄怪事，他感到震惊和愤慨。

这场会议的“火”很快就烧到张学思的身上。张学思一向以作风严谨而闻名于海军内外，而会议的操纵者们除了批他执行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外，还莫须有地要他交待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企图“从经济上到政治上彻底挖出资产阶级在海军的代理人”。早在1952年，国家因建政协礼堂，张学思的二母亲卢夫人以张家全体成员的名义，把北京顺承王府卖给政府。她把这笔钱平均分成十八份，张家成员每人一份。当时，张学思说通母亲许夫人，把他们母子兄妹所得的五份，共八亿五千余万元（旧币）全部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学思由大连调北京海军机关工作，他的母亲许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张学思作为一名海军的高级干部本应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许多干部住房紧张，便主动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到1966年，他在这所私宅已住了十几年，一切费用完全自理，就连修缮费也没有用公家花一分钱，这难道也成为整他的罪状？张学思气愤地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房产问题的说明材料，拿到会议上散发……

海军会议情况通过简报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的老帅们立即看出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丑恶事件，一致决定要严肃处理。担任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会场，传达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指出这个会议不正常，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非组织活动是第一位的！叶帅激动地说：这是搞地下活动，是阴谋罢官夺权！他还点林彪一个亲信的名字，严肃地说：“×××，你要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揭露了林彪一伙的阴谋，挫败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发生180度的大转向，强压在人们心头的怒火喷射而出，大家纷纷发言，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和抨击。张学思在会议的后期连续几次发言，他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毛主席要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正确分清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本应先分清是西安还是延安的问题，可是却有人搞地下活动，混淆两类矛盾，怎么能团结起来？他们要罢官夺权，把全军搞乱，要长不可长之风，怎么能以大局为重？把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说成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者，如此这般，关系如何不紧张？”张学思还就林彪亲信们罢免肖劲光、苏振华等海军主要领导人权力问题进一步揭露道：“你们企图用欺骗的手段，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作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发言引起全场的共鸣，人们感到惊讶和敬佩，想不到一向非常谨慎的张参谋长，在原则问题上态度这么明朗！

然而，张学思及一切善良的人们不会想到，此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他们与林彪一伙针锋相对的抗争，却为自己埋下了深不可测的祸根……

(三)

一场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粉墨登场，大肆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海军当然是他们“夺权”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林彪的策动下，海军领导机关和军事院校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活动高潮，各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纷纷进京，推波助澜。林彪还亲自出马，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李作鹏一伙亲信，“亲切勉励”一番。随即，海军上下传达了“林副主席”的“四点指示”。于是，凡是抑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资派”，1967年1月，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劲光司令员由于毛主席出面保护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伙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右的代表”而一时保留罢了。海军的领导大权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手里，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

接着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正义的张学思仍不买他们的帐。几位海军领导同志被揪斗之后，李作鹏的亲信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撤掉这些首长的警卫员和公务员。海司管理局不知该怎么处理此事，便向参谋长请示。张学思听后果断地回答，“我还没见到上级的正式文件，不能撤，仍保持原待遇！”他明知担风险，但硬是顶住了。

李作鹏一伙一直把张学思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期，他们鼓动一伙人写揭发他的大字报。可是，张学思在海军司令部威信很高，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因此，除了有几张揭发他“家里养只贵族猫”，“给猫喂鱼、看病”之类的大字报外，再也找不出他任何问题。李作鹏一伙当然不甘休，硬是把张学思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罢免了他的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运动不让我管，我可以专管作战。”张学思没有放弃海军参谋长的职责，他为了保持海军部队的稳定，不使指挥中断，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战备值班、处理海军部队一些日常工作中去。从1966年底开始，各地发生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海军军事院校的一些造反组织，也多次冲击海军领导机关。在海军的作战指挥、机要、通讯面临着被破坏的严重关头，张学思亲自出面组织海军司令部的干部、战士，日夜守卫在这些要害部门，用沙袋子塞住各楼梯口，阻止“造反派”的冲击。在局势最严重的一段时间里，张学思吃住都在作战值班室里，一步也不离开。他对周围同志说：“部队乱了，还怎么打仗？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要是遭到损失，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李作鹏一伙恨不得立即把张学思除掉。张学思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他的。眼看着他所熟悉和尊敬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被打倒，他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一天，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谢雪萍担心地问：“他们会对你怎样？”张学思说：“我自17岁就参加了共产党，30多年来，我对党对革命，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忠心不二！”张学思情绪有些激动，“我问心无愧，坦坦荡荡，他们要整我，叫他们整好了，一不用怕，二不用躲，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1967年7月，林彪、江青集团一手制造了武汉“七·二○”事件，并乘机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动口号。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在全军范围内扫除一切敢于对他们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人。这回，他们对张学思下手了！

7月21日，由林彪的老婆叶群出面，向海军的李作鹏打招呼。她在电话中说：“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要他们尽快送张学思的材料。

接到这个讯号，李作鹏一伙立即进行密谋策划，经过两天的苦心编造，他们搞出了一个“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给张学思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说“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在海军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是完全站在苏振华一边的。”李作鹏一伙还特别说明，张学思任海军参谋长是由周总理支持的。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

这份材料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上送，李作鹏派他的老婆在7月24日送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

又过了一些日子，林彪集团的吴法宪把他们在海军的同伙找到京西宾馆，说：“上边已决定，逮捕张学思。”主子发令，亲信们就立即投入了行动，布下了罗网。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家里的红色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张学思从睡梦中惊起，拿起了电话筒，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军作战值班室的机要电话，只听对方传来低低的声音：“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你马上到第一招待所来。”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他急忙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机。

谢雪萍也被电话铃惊醒了，她问丈夫有什么事，张学思只说有急事要去开会，便急急忙忙洗嗽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吃，就乘车走了。谢雪萍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丈夫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张学思到达海军第一招待所时，天还没亮，整个海军大院一片寂静，招待所门前也没有一个人影，门厅内透出一片微弱的灯光。张学思走进大门，只见门厅里有几个穿黄军装的人迎视着他，他没有理会，继续向小会议室走去。那几个人便尾随而来，紧接着李作鹏的一个亲信从会议室门里迎了出来，张学思已被这伙人包围了起来。再看会议室，里边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开会的迹象。张学思目光严厉，直逼对方，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那个李作鹏的亲信冷笑着哼了一声说：“我向你宣布，根据上级决定，你被逮捕了！”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海军的所作所为，张学思是心里有数的。他也估计到李作鹏一伙早晚是要整他的，但他还是不曾料到，他们竟会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这就是“左派”领导的革命行动吗？张学思的愤怒很快变成了蔑视，面对镣铐他嗤之以鼻，用轻蔑、辛辣的语调说：“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几句话说得那亲信无言以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张学思架上了囚车。

（四）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9月16日，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9月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就在张学思被诱捕的当天早晨，李作鹏一伙就派人奔到张学思家里抄家。谢雪萍同志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张学思关起来？他是什么问题？回答是：“有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告诉你，你们也不要打听。”

张学思被关押，到底凭什么？全海军机关除了李作鹏一伙，谁也不知道，就连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也被蒙在鼓里。

在那个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年代，哪里还讲党委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人已被抓起来了，却还没有立案。9月13日，李作鹏才指使其亲信搞了一个以海军党委名义上送的“立案报告”。报告说国民党特务机关长期策反张学思，张可能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请示对张学思进行隔离审查，并向海军直属机关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公布张的问题。”可是，这个“立案报告”还是被周总理看到并压了下来。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保护张学思，他仍很策略地批示道：“此事待成武同志回来考虑。”周总理的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不同意立即抓人；二是把这件事交给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同志来处理，进而把张学思保护起来。然而，他哪里知道，李作鹏一伙早已秉承了林彪的旨意，先斩后奏，把张学思已经逮捕关押了。周总理还批示道：“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不要向群众公布。”然而，林彪的一伙亲信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周总理批示之前，他们对抓张学思的事一直保密，总理批示刚下，“张学思是特务”等谣言就迅速传遍海军大院。有个别的狂妄之徒甚至提出要“揪张学思的后台老板！”想通过整倒张学思来诬陷栽赃周总理。

张学思被捕后的一天，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张学思家中对他的夫人谢雪萍说：“我们是上级派来的专案组。你和张学思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你们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讲了什么话？有什么活动？”谢雪萍一想，“这不是要调查周总理吗？”一股怒火涌上她的心头。

原来，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伙要调查的，是指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应周总理邀请而出席，他们就坐在总理的一左一右。席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张学思感情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总理也难过得流下了热泪，深情地对大家说：“25年了，杨先生一家4人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张学思因悲伤过度，未能终席。散席时，周总理还专门去看望了张学思。

对于林彪一伙要张学思夫妇交代的所谓“问题”，谢雪萍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说得来人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张学思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非常想念长期爱护和保护他的周总理。1967年10月5日，张学思向周总理写信申诉：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谈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周总理没有收到。林彪一伙早已设下重重关卡，严密封锁消息。张学思的几个子女也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张学思被关押的问题，结果信不仅被没收了，还因而遭到了一顿训斥，叫他们“不要到处告状”。谢雪萍同志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张学思被诱捕和家中被抄的情况并且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可是，信照样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里，并且又一次受到“警告”。

（五）

一个月过去了，李作鹏一伙经过一番策划，成立专案班子，加紧了对张学思的折磨和迫害。

10月8日，李作鹏的一个亲信来找张学思，传达了李作鹏的“指示”：“据有人揭发，你是敌人长期进行策反的对象之一，在已破案的材料中涉及到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应该清楚。所以你一定要老实交代，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张学思听后心里明白了，这是要从政治上陷害他。他抑制住心中怒火，镇定地回答说：“既然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起来的，这就不是我自己向党做任何保证可以解决的。我自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们可以调查嘛！”一连几天，张学思只字未写。

张学思的强硬态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团非常恼火，他们决心采取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天天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大会、小、会批斗。批斗以后，专案组又不断进行“提审”，有时搞所谓连续作战，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连续“提审”了13天，李作鹏一伙怂恿揪斗组说：“你们要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作坚决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张学思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外，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很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心目中，党一直是一幅纯洁完美的图画，一直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形象。他越是坚信党，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处境。

曾与张学思同期受迫害，就关押在他隔壁房间里的吕正操将军，告诉笔者这样一段情节：

我们每顿吃的饭，是一碗发了霉的大米或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我们都不够吃，可是张学思的精神压力大，经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许倒，要留着下顿吃，他就拿张报纸盖着，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战士就批他蔑视伟大领袖，他反驳，和战士吵，便受到围攻。每天晚上提审他的时候，他都据理反驳，和他们争吵的非常厉害……

吕正操将军认为，一是由于张学思对党内斗争认识上的单纯，缺乏接受这场空前严酷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

以下，是笔者看到的当年审问张学思的有关笔录：

专案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党员问题。

张学思：我不是假党员，两次入党，都是经过组织审查的，都有入党介绍人，我的自传里已写得很清楚，你们还可以调查活着的人……

专案组：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想搞个人势力混进党内来的？

张学思：我如果是为个人私利的话，还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吗？论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私利、物质享受，够高的了，何需到共产党这里找。要谋取高官厚禄的话，在国民党那里是很容易的事。

专案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么混入共产党内的？

张学思：你们说我是混到党里来的，就算是“混”吧，像我这样的人，不愿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混”，却偏偏要在共产党里边来“混”，对这，我也觉得光荣！

……

专案组：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一直是国民党的策反对象，现在，你交代你是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的？

张学思：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光凭这一条，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话，国民党特务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只要在他们的计划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因为多少年后，还会有人以这些东西为凭据，帮他们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专案组狠批张学思的态度，随后举出了几条“证据”：

1937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请张学思吃过饭；

1938年，张学思到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在那里学开飞机；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国民党专门收罗了一批原东北军上层人物，委以参议名目，主要做以张学思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国民党港澳特务机关派人来北京做张学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同张学思有过接触……

张学思：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证据。你们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写在自传里的一些个人经历。关于戴笠请吃饭的事，我自传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来副主席之命进行释放张学良活动，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经过，回来我马上就向组织上作了报告。同样，在香港启德机场学开飞机，那也是受组织之命去香港待命。为多掌握一门本领，我自己掏钱学的。在香港的游人，只要掏钱，谁都可以学，这里有什么把柄可抓？你们根据这个来定我“特嫌”简直是荒唐可笑！

专安组又批张学思的态度，要他不要抵赖，老实交代。

张学思：你们给我定罪的依据不仅可笑，而且可怜。既然我张学思在抗战的时候就已成了特务了，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还有什么必要向我策反呢？

专案组又是一顿批斗。

张学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你们说某某人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和我接过头，这怎么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苏联留学呢，难道我有分身术，跑到北京来参加会？

……

专案组认为张学思“态度极端顽固”，给他吃了不少苦头，还逼迫他承认参与“东北叛党集团”，与吕正操等人开黑会，联名给蒋介石打电报，企图拉队伍搞兵变叛党，并逼迫他交代在东北时期和彭真搞“独立王国”的所谓罪行……

张学思：这些统统是无中生有，是造谣诬陷！

（六）

林彪集团原以为张学思会“屈打成招”，但张学思不屈的抗争使他们连连碰壁，十分难堪。李作鹏曾指示专案组：张学思的假党员问题，要在海军第四次党代会前定下来，开会时我们就好向大家讲了。可是，张学思的入党介绍人王岳石（王金镜）始终证明张学思是正式入党的。李作鹏一伙束手无策，原定的在海军第四次党代会上宣布开除张学思出党的阴谋计划无法实现。

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即使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张学思的所谓问题，经过多次内查外调，搞了几年也无任何证据。连“专案组”也泄了气。他们打报告，请求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但林彪在海军的一个头目×××却批示道：“年长日久了，问题搞不清，也不要轻易否定，可以挂起来”。这一句话，就使张学思结案无期。他们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他们示意看守人员，对待“特务分子”要“爱憎分明”，进而怂恿看守人员来折磨张学思。他们不让张学思放风，不让他睡觉休息，有的看守故意往张学思屋里吐痰，然后逼他打扫干净。张学思的烟瘾很重，看守却不许他抽烟，只给他抽霉烂的干菜叶子。在寒冷的冬天，看守们逼着张学思赤着双手，在院内脱煤坯，做煤饼……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证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

专案组的人这才“发现”张学思确实病得严重，只得向上报告。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菌几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张学思住院用的张(fang)的化名，7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借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张学思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张学思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借故拒绝，并批他“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对这种折磨实在气愤已极。他不得不绝食抗议，整整3天他没有吃一口饭，这样又加重了病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学思拼尽全力大喊：“叫海军的人来！”专案组的两个人跑来了。他们装模装样地掏出纸笔，记下了张学思的申诉。以下，就是笔者查到的原始记录：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

“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

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

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3月27日，主管张学思专案的部门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照例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6个子女，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她们惊愕的眼光，拉着孩子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斤）！”谢雪萍同志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1970年4月1日，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放着中央军委转来的《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周总理看完这份材料，浓眉紧紧蹙起，消瘦的脸庞显出异样严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笔批示道：

“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

敬爱的周总理，在自己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中，向张学思伸来了救援之手。

周总理的指示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进行了会诊，提出了几条治疗意见。李作鹏一伙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挠。到了4月底，张学思的病情继续恶化。5月初，张学思已完全靠输液输氧来维持生命。

5月21日，医院报告张学思病危。

26日，专案组的人才不得不告诉张学思：“中央首长对你很关心，直接向医院下达指示，要医院设法治好你的病。”并问张学思：“你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讲的？”

张学思这时神志非常清醒，他强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说：“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喘息了一会，示意记下他要讲的话。

以下，是笔者见到的原始记录：

“关于我的问题，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弄清楚的。”

“一个党籍问题，一个东北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一生是难忘的。”

“在我青年时代，说我很进步也不是那样，说我没有一点进步思想也不是那样，要不我为什么不去投靠国民党呢？我是不是混进共产党内来的？我相信组织上是会搞清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特殊人物，难道对我的入党问题就不去查一查吗？”

“东北问题，其中好多问题，我没办法回答，譬如在东北和彭真的问题，一直到我反省前，没有看到彭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的文件，我到底跟彭真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一直不清楚嘛！”

“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有联系，国民党长期对我进行策反，我认为没有。”

“就说这些吧，我说的不完全，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像我这样的人，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我又是一个这样家庭出身的人。”

“我万一不行了，我希望见一见我的母亲，如果医疗上还有办法的话，我现在可以不见，我提出来，请组织上考虑。”

当再问他对家属子女还什么要讲的时，张学思回答：“没有，叫他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

这是张学思在临终前最后一次的长时间的讲话，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一次做了明确的否认。这个遗言，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张学思逝世的前夕，他的夫人谢雪萍曾与他见了最后的一面，她和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5月21日，学思报病危，医院通知我去探视。走前，专案组的人告诫我，不许哭，出现问题你负责。我去看时，人瘦得像干柴一样。当时不能讲话，他一下子就昏迷了，床上有只小闹钟，是用纱布条缠着的，昏迷中他拿起小闹钟向我摔过来。护士马上走了，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递给他纸和笔，他拿过来就写。看样子，他经常在昏迷中写东西。写完，那人立即拿走，这时，大夫才进来抢救，从脚上打吊瓶。我当时表示不满，人已经昏迷了，凭什么要先写东西才能抢救？”

“隔一天，我的小孩子去看她父亲，当时学思是清醒的，小孩说，‘爸，你干嘛拿钟打妈妈呀？’他惊讶地说：“没有哇，你妈来看了吗？”

“25日，我去医院，学思见我第一句就问，有这回事吗？我说，‘你现在静心养病吧’。他叹口气说：‘我很难受，也不能吃睡，嗓子干，要是有桔子吃就好了。’我说，‘我给你去买桔子罐头，用开水冲，可以变点酸哇。’他答应了。”

“26日，我去买回桔子罐头，并准备了暖瓶。专案组的人说‘你怎么今天不去上班？’我说，‘今天我得去医院，昨天都说好的’。”回答：‘不行，车坐不下，今天你不能去看！罐头我们拿走。’

27号我只好去上班。

29号通知我去看，没到医院人就不在了……”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讲述：张学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中的他把床头的闹钟碰掉到地上，屋内人员闻声拿来纸笔递给他，这时张学思的神态一下清醒了，他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他写完一遍，又写了第二遍。身旁人员抓紧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其实也无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恶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是他们的迫害，张学思会得这种怪病被折磨死吗？这伙恶魔不但缠死了张学思将军，还缠死了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许多优秀儿女！这是张学思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进行的最无情、最有力的鞭挞！

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4岁。

他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含恨离世的！

张学思逝世后，家属子女要求明确问题性质，林彪反革命集团仍以“有重大政治问题，现在尚未正式结论。不能告诉”来搪塞。遗体不让穿军服戴帽徽领章，火化后仍用张（fang）的名字把骨灰盒放在八宝山普通室内。

（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

1972年4月27日，谢雪萍同志再次上书毛主席，报告张学思受迫害情况，她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门口。当时，正好赶上毛主席亲自抓干部问题，这封信很快就转到了毛主席手中。仅3天时间，4月30日，毛主席就亲笔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叶剑英同志立即指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嗣后，又仔细阅读了谢雪萍同志关于张学思受迫害的详情报告，并指示以肖劲光同志为首的新的海军党委派人调查，写出报告。周总理也几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于是，1972年7月，海军党委力排干扰，正式组织了张学思专案复查组，开始了复查工作。

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陷害张学思，费尽心机搜罗“问题”，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许多所谓的证据本身就自相矛盾，破绽百出，只要稍加整理分析就可看清是件彻头彻尾的假案。所以复查组很快就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张学思是党的好儿子得到了承认。1975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同志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面。

1980年12月，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了为张学思同志进一步平反昭雪的报告，对张学思同志作出了应有的高度评价。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张学思之死的千古奇冤终于昭雪了！张学思将军的英名，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划破夜幕的陨星

划破夜幕的陨星

作者：王晨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明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

15岁的遇罗克是多么留恋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多么想念小学校里那总是笑眯眯地勉励他天天向上的班主任王老师啊！

他想起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鲜红的队旗前，参加入队仪式的情景。当王老师走到第一排排头，把鲜艳的红领巾授给他的时候，小罗克的心简直要蹦出胸膛！向着火红的队旗，他举臂敬礼，一个庄严的念头在心里回荡：“敬爱的党啊，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时刻准备着！”

在老师教育和社会影响下，小罗克努力提高觉悟，刻苦读书，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王老师特别欣赏他那初露才华的作文，他的不少作文成了供大家学习的范文。同学们见他瘦小的个子，小大人的神气，和那副小近视眼镜，都亲热地管他叫“小学究”，遇到问题常来问他。没有歧视，没有隔膜，师生们相处得多好啊！孩子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学好本领，快快长大，好去参加祖国的建设。

那么，是遇罗克后来不够努力了？不是，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还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天不看完五十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妹妹罗锦天真地问：“要是你困了呢？”罗克回答：“古人能头悬梁，锥刺股，卓娅能用冷水浇头，我为什么不行呢？困了，就同自己的瞌睡虫作斗争！”

是遇罗克背上家庭包袱，自暴自弃了？也不是。反右中，罗克和妹妹有一天开抽屉时，发现了妈妈写的“检查材料”。被高压“压”出来的“交代”尽是夸大不实之词。罗克读毕愣了好一会，半天才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照革命导师的话去做，真理永远是真理。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是，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

给课外文学小组讲学的两位老教师，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反右开始不久，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过了些日子，叫同学揭发这两位老师的问题。罗克在会上一直沉默着没说话，从脸上可以看出他内心很痛苦。散会后，他对同学小王说：“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共青团员，一句笑话怎么能叫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呢？大家听讲时全笑了，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

尔后，大炼钢铁的浪潮把学生们席卷进去。校园里建起十几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轰响。罗克最初觉得挺有意思，他和同学一起终日奔走于炼钢炉前。当他也像别人一样兴致勃勃地从炉子里钩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时，他有点疑惑了：“这就是钢吗？”细细端详一会儿，他说：“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是把它烧结了。”一句大实话，当即招来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遇罗克心里就是不服。后来这些“蜂窝钢”一直堆在校园里，日晒雨淋使它生了锈，“蜂窝”里居然长出了野草。遇罗克旧话重提：“是钢为什么不拉走？”结果，他又一次因“否定大炼钢铁伟大成果”而受到了批判。

那一年，组织学生下乡劳动。有个生产队长介绍说，他们这里计划亩产120万斤小麦。罗克同一位要好的同学暗地算了一笔账，他说，要是按一麻袋装200斤计算，120万斤得装6000袋，得在一亩地里码六层，这怎么可能呢？后来领导号召谈下乡以来的想法，罗克他们俩就天真地把憋在心里的想法谈了出来，不料又受到了“辩论”。事后罗克瞪着充满疑问的眼睛问那位同学：“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同学说：“我怎么知道，认倒霉呗！”

遇罗克对非要学生参加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十分反感，他从这个时期开始钻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对同学说：“这样不去读书，坐而论道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对将他作为“白专”的典型告诫大家很想不通，一次对一位好友委屈地说：“怎么才叫红呢？我每天只在家睡觉，平时不在学校就在图书馆学习马列著作，这叫不叫红呢？”“红，就是要在运动中站在前列。”那位同学“开导”他。罗克固执地说：“如果我想不通，或者这个运动方向不正确，那我一辈子也红不了。”那同学又说：“也许等我们长大了，就不搞运动了。”他叹了口气，说：“但愿能少一些对我们党和人民没有什么益处的运动。”

尤其使遇罗克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这时，有的老师看见出身好的同学就笑脸相仰，看到出身不好的同学却冷眼相看，很使遇罗克愤懑不平。“我以为，人们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而不是家庭。”1959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罗克同一位同学谈及这个问题，从北池子一路谈心一直走到北海公园。他感慨地说：“马克思、毛主席、鲁迅，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可他们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如果说他们主要生活在旧时代，受到的家庭影响尚且如此之小，到了新社会为什么要把家庭看得这么重呢？”后来，他们还谈到什么是政治觉悟，罗克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首先是要觉悟到自己阶级的使命和对重大政治是非问题有比较正确的判断，随风倒决不是觉悟高的表现。”同学问：“你这种看法谁承认呢？”罗克认真地说：“这不在乎人们承认不承认，唯心主义者不承认物质，物质依然存在。”

遇罗克没有被命运的一次次打击击倒，他照样发愤努力，从思想上、学习上提高自己。高考临近了，遇罗克清醒地估计到这一关的考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文理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他还是报了地质专业。他想，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考试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而且要是这个志愿得以实现，将来他可以走遍祖国山川，一边寻找宝藏，一边了解社会，挥笔写作，也会对人民做出贡献。有人劝他：“听说地质队员的生活可艰苦了。”遇罗克特意抄下了一段加里宁的话与之共勉：“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作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己自身幸福的匠人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天天跑步，练哑铃。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响起欢快的歌声，那是他最爱唱的《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踏遍了层层的山峰……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们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真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父亲劳改去了。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块钱度日，给小罗克的零用钱更少了。喜欢吃小吃的他再不去买一支冰棍，一口零食，也不要一件新衣服，只是用不知多少日子才攒下的一点钱买自己喜爱的书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作家的《金蔷薇》等，就是这时买下的。

住房比过去小多了，一家挤在一间半小屋兼厨房里，出出进进，纷纷攘攘，罗克怎么能看得进书呢？他问母亲：“能不能把装煤的小屋腾出来，让我住和念书用。”“那怎么行？没窗没门，又黑又潮，是住人的地方吗？”“没关系，我去和房管所商量，请他们来修一修安个门。”

不久，这间夹在两屋之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果然修好了。门上四块小玻璃和一个小小的后窗，只能把微弱的光线透进屋内，而且还很潮湿。母亲生怕他住出病来，可除了今后常常晾晾被褥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妹妹，快来帮我布置一下。”有了这间房，罗克特别高兴。他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又自己钉了个木桌，找来一块旧被里当桌布。他的小书架上，书堆得满满当当。

“墙上一定得挂点什么，”他对妹妹说。“挂风景画吧！”妹妹说。“不，我这有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画《逆风》、《奔马》，你看怎么样？”妹妹拍手叫好。罗克还亲笔写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条幅挂在床头。从这几幅淋漓酣畅的字画和生气勃勃的墨迹，就可以多少了解主人有怎样的心胸和情愫了。

从此，这间小屋的桔黄色的灯光经常从黄昏亮到深夜，遇罗克读了多少凝结着人类思想精华的著作啊！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还有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读。革命导师的许多著作，他读了；全套《资治通鉴》，他读了；中外不少文学名著，他读了；甚至《新旧约全书》他也读了。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两门外国语，其中俄语已达到不用字典读懂小说的程度。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刻也不停地吸收着人类创造的精神营养。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孟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当他驾着求知的小船，航行在古今哲学的浩瀚海洋时，他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人类前进；又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正确的。”一找到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就首先勇敢地解剖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敢把自己哪怕是丑恶的念头暴露出来，那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的思想。一个连自己思想都不敢承认的人，是十足的胆小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改正，这个世界便会少有许多虚伪和欺骗。”他下定决心：“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辩证观点，立志做个完人。”

越临近高考，罗克的心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90分！”可他又担心家庭问题会影响高考的录取。

是的，在教育部门存档的成绩单表明，他考得确实很好，然而，考得好就能录取吗？仅仅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中”哟！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整整一天，罗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说一句话，不喝一滴水，不吃一口饭。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这对一个上进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亲人们过来过去都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响。一片愁云笼罩在这个家庭。

遇罗克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打开小灯，铺开稿纸，一只手插进黝黑、蓬乱的头发里，一只手奋笔疾书：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这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青年的心灵在呼喊；也是对唯成分论的控诉和批判！

那一夜，小屋里的灯光亮得时间更长，微弱的光线把遇罗克的姿影投射在《逆风》与《奔马》这两幅国画上，主人的心情和他喜欢的艺术作品的意境是多么合拍：逆风能练出骏马，逆境能磨炼出巨人！

“妈妈，我考虑过了，咱们家经济条件确实困难，但希望让我再考一次大学，作为社会青年去考，也许就没人从中作梗了。”母亲咬咬牙关答应下来。

罗克为第二次考试继续紧张准备。每天一大早他就出发到北京图书馆去，像上学一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中午吃一点从家里带来的饭，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回到家里晚上又继续挑灯苦读。

一位考上大学的同学跑来安慰他，罗克对他说：“我觉得不一定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生活的道路是宽广的。我准备去工厂或去农村，我要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上社会大学去。”分手之际，他为那位同学抄录了青年马克思关于选择职业的那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青年遇罗克，正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生活之路。

鉴于家庭经济情况，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边准备功课，边准备参加工作。母亲原本希望他去工厂，但他自己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便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罗克就兴冲冲地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他磨练自己的心情是那么真诚，对待艰苦的农活是那么热情，使他很快同社员们结下了亲密的友情。许多社员亲切地叫他“伊拉克”，选他当了记工员。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青年伙伴，劳动之余刻苦攻读，认真切磋：从苏格拉底与希庇何斯论“美”，到电井池液面高度与出水口流量的函数关系；从王安石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到夏目漱石的“四碗炸虾面，但不得笑”。间或吟诗练字，创作小说诗歌。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遇罗克在农村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罗克总是“重装上阵”，三伏天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他就是在这里，穿着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遇罗克和同伴们为之振奋。这回考大学该有点希望了吧？罗克他们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他们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1963年秋后，罗克为了更好地读书，到附近村里租了一间农舍来住。这间小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伸手几乎能摸到报纸糊的顶棚。菜园小队的许多青年的家在这村里，时常有人来找他聊聊，或托他在城里办点杂事。但都不多坐，因为壁上贴着一张纸条，严格要求着客人：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在另一间小屋住的青年认为这有些使人难堪。罗克说，无论“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一个寒冬之夜，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暗弱的灯光下，脸盆里残水结冰，一阵阵寒气袭人。就在这时，罗克披着棉袄走进那位青年的屋里。他举着一本书，连声赞叹：“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原来是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青年接过书，看到书上有很多罗克写的批语，如“智慧”、“矛盾！”“不通”、“远见”、“无与伦比的文字”……

就在这样的陋室里，在这样的溽暑寒冬的环境中，遇罗克在苦读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他的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涉猎面既广且深。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写的短篇小说《蘑菇雕堡与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发表了他写的《评电影“刘三姐”》，更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却因作者“家庭问题”而不能发表。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1964年初，他因病回城。临走前，他在自己小屋的墙壁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飞陋室留，斯人知唱不知愁。

“诗言志。”短短两句，足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境界。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遇罗克养病期间，每天仍然去首都图书馆读书。两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虽然由于认真负责，他在这些单位都曾受到表扬，但是，一翻档案，谁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

没有一个固定职业，遇罗克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和写作。1964年秋，他与人合作将小说《播火记》改编成京剧剧本《绿林行》，请京剧院行家看过，认为不错。但因为牵涉所谓“路线问题”，不能排演。他又写了梅花大鼓词《焦裕禄演戏》，立即被北京曲艺团采用。转过年的春天，仍在农村的一位好友忽然接到遇罗克一封求助信，请他代答一大串解析几何和微分学习题。好友不明白，怎么罗克突然又对数学感兴趣了？不久他去罗克家才发现，原来他为了读懂康德和黑格尔的原著，正在自学《高等数学讲义》。

1965年11月，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像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了。

多少个日夜学来的马列主义观点，多少次苦读掌握的文史哲知识，多少回写作练就的犀利文笔，此刻从笔端奔涌而出。短短的时间里，一篇16000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15000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草就了，又一篇14000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篇篇文章像阵阵排炮直射姚文元一伙的要害。

在《论“清”官非“官”》中，他肯定了“清官身上是有人民性的”，指出“对于清官身上的这些人民性我们要不要继承？姚文元……表示不能继承。谁要继承谁就是要搞垮人民公社，谁就是要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其罪莫大焉！”“清官比贪官更坏。……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啊！”这样的文章却不能见报。《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尽管他看到版面编排对他不利，尽管父母亲友都为他担心，他却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他写道：“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在这场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论战”中，这位23岁的“黄口孺子”就是这样不畏权势，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发起了反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晴朗的天空刹那间被搅得乌云翻滚，地暗天昏。政治生活如此反常，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刺过铺天而来的夜幕，对发生的一切作了锐敏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崇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在5月23日日记中还写道：“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称“高炬”（江青化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已。”这时，他己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分青少年的狂热性。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着：“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据说红卫兵砸人家的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人家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他还嘲笑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刮起的那股改名之风。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了揪斗厂里的一个当权派的情形，当时下雨了，群众或有雨具遮雨，或找个地方避雨，只有这个当权派淋着。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遇罗克对这个当权派过去搞空头政治是很不满的，但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啊，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在大雨里，岂不枉哉？”8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到斗这个所谓黑帮时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有气节的人。”

尽管遇罗克冒着明显的风险参加了战斗，但他深知未来的考验是更为严峻的。一个深夜，他骑着自行车路过故宫角楼，凝望着哗哗的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仿佛有一股怒涛般的感情，不断地冲激着他的心胸。在这天的日记中，他问自己：“努力够了吗？吃苦够了吗？挫折够了吗？读书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966年8月28日中午，罗克把妹妹罗锦喊封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镇静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不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快天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地方，不料第二天就被发现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当作“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当啷一声，家门被推开，遇罗克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站在门前。深蓝色的夜空把他的脸庞反衬得更加苍白、严峻，锐利的目光直刺前来抄家的人群。他目光炯炯，神色从容，有如一尊凛然不可亵渎的雕像。

“你先给我跪下！”有人朝罗克的后脖梗狠狠一击。

“你打人？”罗克猛然转过头来，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对方，竟使那家伙一下缩回了手。

“你是什么出身？知道不知道？”又一个人跳了出来。此时他们的声调压低了。

罗克却高声说道：“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请问，你们是怎样看待出身问题的？”

几个家伙被问得理屈词穷。正在这时，遇罗克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1966年9月×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

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

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

回答是：不。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术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就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的左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到赤裸裸的封建血统论了，批判它，澄清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小屋里静寂无声，一股沉闷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从小小后窗望出去，只见月落星稀，茫茫一片，长夜难消，曙色尚迟。罗克立起身，走了几个未回，一首慷慨悲壮的《夜半散步寄怀》脱口而出：

人生时刻夸豪杰，此心愿与廖廓同。

海思阔兮涛裂岸，人须达兮闷填胸。

有限聊当充无限，多情应是最钟情。

风雪一扫环宇赤，火热需销两极冰。

十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怅惘、不平、愤慨、觉醒，此刻像地下运行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决心向戕害青年的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宣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他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指出“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他在论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当笔锋转向“重在表现问题”时，罗克首先论证了出身与成分完全不是一回事，驳斥了“唯出身论”，指出“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痛斥血统论的卫道士：“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这不是一篇墨写的文章，而是一位勇敢捍卫真理的战士用泪用血用生命写成的战斗宣言。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阳光，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

原来，《出身论》完稿后，他先寄给党中央，没有回音，继而准备发表。但是当时的小报不肯刊登这篇文章，怎么办呢？这时，一个在广州串连的弟弟来信告诉罗克一种最简便的用刮板油印的方法，他立即从每月16元学徒工的工资里拿钱买来纸张，借来钢板，和妹妹弟弟一起油印了几百份。

“哥哥，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名义呢？”罗锦问。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浮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深为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1期三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六万份，又立即售尽。

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等小报上。他在文章中说，反动对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特别点出了血统论的封建根基。他还推荐刊登了一篇几位初中学生支持《出身论》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析了封建社会里世袭制度、科举、宗教等与血统论的关系，他认为写得很有道理。刊登这些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为此声名大振，《出身论》在许多地方不胫而走。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开始，邮递员每天送来一大堆来信，不久，邮递员“拒绝”送了，因为，实在多得他拿不动，编辑部便每天派人用麻袋去装。来信中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热情的希望，无时不在激动着罗克的心。来信人不仅有所谓“黑七类”子女，也有“红五类”的后代。贵阳一位青年在来信中说，他在街上读到《出身论》，触文伤情，痛哭失声，无法读下去，跑回家呆一会再来读，又哭得读不下去。几次读，几次哭，才把全文读完。遇罗克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来信不仅使他了解到人们对《出身论》的反应，还给他提供了许多血统论猖獗的情况，就与同伴一起记下了一些来信人的地址，还同一些人进行通信联系。谁能料到，到后来这也成了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证据”。

当然，《出身论》也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和咒骂。报纸被撕碎，被抢走，卖报的和读报的被围攻，被殴打，是常有的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罗遇克始终坚强不屈。四五月间，他五次上书毛主席，明确表示：戚本禹“在4·14的会上说我（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写的《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我不同意。”他诚恳地汇报了《出身论》的主要论点，驳斥了对方的诬陷，光明磊落地申明“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就是自己，表示还希望向中央系统汇报写这篇文章的大量依据和情况。但是，五封书信，均无下文。罗克忧思万千，他在5月8日给弟弟罗文的信中说：“只恐血统论根除旷日，革命前途受挫，多少青年不能发挥积极性，终成我国隐患！诚可痛矣！”一次，一群人把他整整围攻了一下午，名为“辩论”，其实是又推又打。正当家人着急时，罗克斗志昂扬地回来了，他对家人说：“有了今天的锻炼，我以后不会叛变了。”

局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不久，他上街去，发现有人老跟着他。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这时，中学红代会压《中学文革报》发表声明承认《出身论》是反动的，遇罗克和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报纸只好被迫停刊。也有好心的朋友劝遇罗克低头认个错，罗克坚决地回答：“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勇敢的声音！”

处境虽然险恶，罗克泰然自若，又研究起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来了。1967年下半年，他撰写了一篇《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曾以自己的工厂为例，这样对同伴说：“工厂想要一部新设备，先要由技术员向厂领导提出，工厂再向市里申请，市一级再转部一级，一个部再通过几个部，转来转去，一部设备批下来就需要几年，机器到手也算不得先进了。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一个青年在当时就能看出这些问题，他的思想是多么锐敏啊！

尽管遇罗克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弊病，但他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是从不动摇的。他对《中学文革报》的女同学小陶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面毕竟是多的。”他在一份材料中还写道：“我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投入到最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的，这个志向我是很坚定的。”“我热爱党，是因为她解放了千百万被压迫的人民……我向往党所领导的战争年代。”

1968年的第一天，罗克像往常一样，作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000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地抗议、强烈地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回顾了《出身论》以及前后写成的十几万字文章，自豪地写道：“这些文章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翻印的估计有一百万份以上，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假使我不是把生命置之不顾，我就绝不能写出这样的任何一篇来。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最后，他深情地写道：“这就是战斗。任何惩罚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一天深夜，几个年轻伙伴正聚集在罗克的小屋里，罗克进来了。那天他谈话的兴致很高，当谈到一些青年思想混乱，有的甚至想出国时，罗克讲了几句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多少年后，同伴们一想起罗克，耳边就响起了他那正气凛然、斩钉截铁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什么时候你们听说我自杀了，那准是谣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我永远说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四天，遇罗克被捕了。捕前他曾请一位好友给自己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他把革命先烈的诗句铭刻在心底，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当晚7时45分至11时35分，进行了第一次“预审”。遇罗克一开始就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他说，“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的日记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然而，近4个小时的审讯，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庭又问：“你为什么攻击江青同志？”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其实不是现在人们公认的真理吗？

身陷缧绁之中，遇罗克还是非常渴望读书。他给家里写了一张纸条，开列了十几本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还要一本俄文本《毛主席语录》。哪知狱中除了《毛选》，别的什么也不准看，更不用说读外文了。

“咱们聊天吧！”遇罗克向也是受迫害的几位难友提议。他同在水泥厂工作的青工聊水泥生产过程，同在美术学院学美术史的学生聊美术，无形中又学到许多知识。狱中学习时，罗克有机会就给大家讲毛主席诗词里的典故，有时还引申到唐诗宋词、平仄规则等等。他讲时的神态，哪里像个囚徒，俨然是个“教授”。他还给大家讲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可惜大多数人认为太抽象，难听懂。

“你能听懂吗？”罗克问学美术的大学生。

“能。”

“你对哲学有兴趣吗？”

“不大感兴趣。”

“不行。学哲学不单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思维进行锻炼的过程。学哲学能使你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有所提高。”

后来，他们两个又一起搜集古典诗词，从《诗经》直到清代，能记起来的都抄在撕成条条的用来写检查的纸上。两个多月功夫，积累了不少诗词。不料，在一次查号中被没收了。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这是很紧的铐罚，吃饭时打开，血液开始循环，毛细血管又胀又痒，疼痛钻心。饭后刚好受了一点，铐又被立即扣上，更加难受。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在第44次审讯中，当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听到话音里的杀机，起初有点愕然，难道凭这点材料就定死罪吗？继而他镇定下来，冷冷地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在之后的又一次审讯中，罗克再次强烈地抗议：“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

谁能听进他的话呢？在又一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审讯人员和记录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忽拉拉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我的牙膏用完了，请让我家给我送一袋牙膏来。”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像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那位学美术的大学生问他。

“值得……你对家庭问题没有体会，而我两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但是，世界上哪有一个无辜的人愿意含冤死去呢？遇罗克向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在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情况下，遇罗克被判处死刑。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遇罗克没有恐惧，没有悲伤，有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凛凛正气，有的是不怕死不变节的耿耿丹心。生死早已被他置之度外，惟一遗憾的是还有许多书未读，还有许多文章未写，还有许多事情未做，那只有留给朋友、弟妹，留给后来的青年同伴去完成了。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在狱中的诗篇吧！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真实写照，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临终遗言。

纪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认识遇罗克的同志亲眼看到，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专制，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27岁。家人去领他的遗物，看到他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一件从未穿过的新背心，直到死他也没舍得穿这件背心。

十年之后，我们到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探访遇罗克的遗迹。他的一家人已经迁走了，他的小屋也已改建他用。真正是“物去人飞”，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思想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呢？看今日，他生前痛恶的现代迷信，他坚决反对的封建血统论，正在受到日益深入的彻底的批判；他的那些经济主张，正在化为现实；他所热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在大力发扬，他用自己的鲜血在人们心头播下的火种，终于映红了祖国的长空和大地。

1979年11月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英雄的遇罗克，而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作者：陶斯亮

一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67年1月4日，半夜里有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1月4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1966年11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一般的叮咛，没有在意。可是，现在竟然真的大祸临头。同学们劝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妈妈接的。她讲：“情况就是这样，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也不知道，他当时还在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呢！”听了妈妈的话，我惊奇极了，也伤心极了。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陈伯达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这难道光明磊落吗？可怜的爸爸，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被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迫害，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许多朦胧的往事一下子涌到眼前。我想起：不久前，有些叔叔、阿姨悄悄告诉我：“亮亮，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搬出钓鱼台吗？那是因为你爸爸到中央工作后，江青他们想拉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带头向小平同志发难，被你爸爸拒绝了。”“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这些叔叔、阿姨的劝告当然都是一片好心，可我知道：违心的事爸爸是不会干的。当时，我虽然摸不清政治斗争的深浅，可心里一直为您不安，我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

8月，我们想尽了办法才得到允许去北京看您，那时，您和病中的妈妈被软禁在ξ字廊的住所里。一路上，我不停地设想即将相逢的情景，当我兴冲冲而又心神不安地走进家门时，一眼就看到出来接我的您，您像孩子一样地高兴，但我却愣住了：一个声音嘶哑、头发花白、驼背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这哪像我那生龙活虎的爸爸呀！爸，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您怎么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呢？我心酸地仔细看着您：深感负疚的痛苦，茫然不解的思索，强捺在心里的愤怒，都汇集在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但您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看着您，我心酸，我心痛。我怕您看出我的悲痛，就假装着去洗脸，可是任凭怎样擦，也擦不尽刷刷下落的泪水；怎么忍，也忍不住喉头的哽噎。过了一会儿，妈妈进来找我，轻轻地对我说：“亮亮，你要坚强些，父亲和我都不喜欢你这样子。”爸爸，从那时起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在ξ字廊的一个月，是我与您相处的最后一段日子，如果当时能知道这点，我一定会千倍、万倍地珍惜它。当时，您已完全丧失了自由，饮食起居都有人监视，您除了被带去看大字报外，只有晚饭过后的那段时间能到屋外的廊上放放风。您是个从不停息的人，可现在却硬是被关在笼子里，外面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正在冲击着整个中国，您怎么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担忧呢？江青一伙虽然使您身陷囹圄，但他们何曾有一时能因禁住您那颗为国为民的心！您有在思索时踱步的习惯，我记得，那时您每天都用急促的步子在不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您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这样急促地走着，走着……虽然您从来没向我流露过一句内心的愤懑和焦灼，可我从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中却听到了您热血的沸腾。您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爸爸，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时，我立刻就想到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

我还记得，您多么珍惜那短短的放风。您经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四周池水里的荷花，对我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了一种崇高的品德。”直到今日，我眼前还时时清晰地浮现您当日目视荷花的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爸爸，从此我也爱上了荷花，因为我知道，您是在用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啊！

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您意味深长地给我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您说：“亮亮，您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里寄寓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爸爸，您在这里借李贺的诗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您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尽管在监禁中您也不悲戚伤感，仍然壮怀激烈地向往着“翠云”的心事。我看着，听着，我的整个身心都融汇在您的思想感情中。爸爸，您可知道，您的气质使软弱的女儿也因此坚强起来，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您当日的这些囚训，也就领悟得越来越深，到后来简直是刻骨铭心了。

妈妈经常为您担心。记得，有次她劝您：“人家已经批判你搞封资修，现在，你何苦还说这些？！”您听后，气愤地说：“嘿，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叩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也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十一年过去了，您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每当我在困苦挫折中稍存气馁和懈怠时，我的耳边就会立刻回响起您的这段话。我是陶铸的女儿，我也要有爸爸的骨气。

二

为了把您搞臭，江青和陈伯达等人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您是叛徒，然后又伪造民意，加害于您。那时，我单纯得像一泓清水，当我初次听到您是“叛徒”的流言时，我的心僵硬了。半年多来，出自江青、陈伯达之口对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诬陷，我都嗤之以鼻。我从小在您的教育下长大，您是怎样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拼命地工作，我十分清楚。他们诬陷您反毛主席，可我看到的却是您每当谈到毛主席时的那种肃然起敬的敬仰和深情。我从小就听您的教诲，我身上所有的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大都是从您那儿得来的，我怎么能怀疑您？我又怎么能怀疑自己？可说您是叛徒，我的心就乱了，虽然我脑海里装的都是过去那些叔叔、阿姨讲给我听的关于您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可这终归是听说呀，难道连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能编造吗？有一次，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心怀疑虑地质问您：“你出卖过同志吗？”听了我突如其来的质问，您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恼火，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自己的热血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这件事我记得太清楚了，您当时的表情，是只有受了最大伤害和委屈的人才会有的。今天，写到这里，您写的那首诗又字字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狱中

1935年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您这首诗其实我很小就读过，可那时不甚懂得它的价值，因此，日子一长也就慢慢忘记了。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您再次把这首1935年在狱中写的咏志诗抄录给我。您当时的神态是那样严肃，坦然，眉宇间的凛然正气使我仅有的一丝疑问烟消云散了，我为有您这样一个经过铁窗考验的爸爸自豪。但同时，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我奇怪为什么在我们党内会有这么大的冤案？当时，您也和我一样困惑不解，我们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解开这个谜！现在，谜底揭晓了，真正的叛徒、特务就是诬害您的江青、陈伯达之流，可是爸爸，您却长眠地下，抱恨千古了……

爸爸，您还记得江青他们策划的那次批判会吗？那是一个炎热的8月天，突然有一群彪形大汉闯进来，说是要开批斗会，二话没讲就把您押走了。妈妈正患病，可是这伙人仍然硬拖妈妈去陪斗。你们走了，屋里是死样的沉寂，空荡荡的，只有屋外看守的沉闷脚步声陪着我在屋里发愣。我实在放心不下；想去看您和妈妈，又怕惹出麻烦被赶出去。正当我踌躇不决时，有个看守偷偷地走进来同情地对我说：“你想去看就去看看吧，没关系。”爸，至今我还常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位同志，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沉默的人民和民心。

我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悲愤地看着。当时，他们故意制造一种气氛，在那里拍摄电影，准备在全国放映。您和妈妈站在台前，那些人吼着，叫着，让你们低头认罪、背诵语录，而你们是那样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对待不明真相的人的辱骂和围攻……对于这种人格的侮辱和摧残，我实在看不下去，不等结束就先回去了。我给您和妈妈准备热水，等你们回来好烫烫站肿了的脚……

批斗会结束后，十几个人押着您回来。您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我端着盆走过去，忽然看到您的额头上有个大包，我扑上去想帮您揉揉，可您一把将我推开，愤怒地说：“别管它，让它留着。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党和毛主席，老子今天就和他们拼了！”面对您的盛怒，那些人不知所措，而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写到这里，啊，爸爸！好像您又怒容满面地站在我的眼前……

爸，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您也有过两次极大的喜悦。一次是您被带出去看大字报回来，高兴地对妈妈和我说，刚才见到了陈毅同志，尽管周围监视的人很多，但陈伯伯还是意味深长地向您点头致意，从陈伯伯的亲切目光中，您看到了党和同志的信任。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得到同志的信任更使您感到幸福的？当时，有许多老同志都很同情您的遭遇，他们常常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对您的关切。有一次，我碰到了康（克清）妈妈，她悄悄地把我叫到身边，询问您和妈妈的情况，分手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劝爸爸、妈妈相信党、相信群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我偷偷把这些话告诉您时，您微笑了。此后，每当我看到您在沉思时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就知道，您又在重温同志的信任和爱，用它给自己的信仰淬火加钢……

我知道，您一直到死，心里都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它给予您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三

爸，那是一段多么痛苦、难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难中给您带来过一点欢欣。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轻轻地走近您，告诉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兴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地问：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把照片拿给您看时，您眯缝着眼认真地端详了好久，然后满意地说：“看样子人很聪明，有头脑，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人家。”我知道您当时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赶忙说：“他什么都考虑过了，无论将来如何，都不后悔。”您含笑地点了点头，我以为这下子已经解除了您的疑虑，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给我一封给他的信，里面详细地谈到了我的优点、缺点，您受审查的情况，劝他务必再做慎重考虑。爸，今天当我也有了子女时，我才越来越懂得，为什么当时您是那样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委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信写得很短，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改变主意，他要和我结婚。这一来您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高兴。您笑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的亮亮有爱人了！”“我的亮亮有爱人了！”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兴冲冲地对妈妈说：“咱们给亮亮的爱人送点礼物吧。”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哪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你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说着，您就哈哈大笑起来，您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没有一点压抑和阴暗。听着您的笑声，我的忧患和伤感也都消融了……

可是，他们哪里允许您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呢！很快，他们就强迫我们分开，再不允许我和您在一起。

那是1967年9月8日，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反动文痞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每一句都如钢刀扎心。他们在搞文字狱！他们在用笔杀人！我愤怒，我神志恍惚，我悲恼欲绝！可妈妈仍是镇静地面对着这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她预料之中。我和妈妈相对无言，彼此心里都明白，您这次是被彻底抛出来了……过了一会，您走过来，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您一夜没睡，在屋里徘徊着，直到天亮。等我惴惴不安地再见您时，您已恢复了平静，好像是一夜之间您已经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一两天后，有人找我谈话，让我立即离开北京去东北白城子。当时我正发高烧，妈妈也患重病，体重只剩六十来斤。我要求暂缓几天再走，被拒绝了。为了不使您再伤心，妈妈和我没有把赶我走的事告诉您。我要走了。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找各种借口呆在您的屋里，我想哭，又怕您发觉，只好强忍着。您看出我有些反常，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再三催我早睡，我只好走了，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而您则通宵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几次披上衣服要过去，都被妈妈拦住了。我躺在床上悲愤地想：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第二天破晓，我就起来了，见您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知道您没睡，我在您的房前转了很久、很久，不能决定是否该进去同您告别。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充分，幻想迟早总有一天还会见到您，眼下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怎么能再让您伤心？再说我也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咬着牙没和您告别就走了。我在青海、甘肃一呆就是五年，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能见到您——我最亲爱的父亲，甚至连一封信他们也不允许我给您写啊！爸，我的好爸爸，您可知道，这不告而别的憾事整整折磨我十一年，十一年啊！

十一年来，我日日追悔莫及，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如刀绞，泪不能忍……爸爸，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您，我内心负疚，我抱憾终生……从此，您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在生活上又妻病女离了，在这几重痛苦的折磨下，妈妈后来告诉我，您一直保持着乐观，不向权势折腰，几次申请要去农村落户。您认认真真地对妈妈说：“我们老两口好好劳动，只要每月有三十元钱，就能过得很好了。”您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沐浴东风浩荡，劳动学习昂扬。”以后，在整理您的遗物时，我们从散佚的文稿中发现了您在1967年10月1日，也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22天后，您在纸上写的自勉：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我想，任何一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看到它，都会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会看到在自己面前矗立的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既热情而又坚定，既有生的愿望而又不惧牺牲；他是一个有血肉身躯的平凡的人，他有着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更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

爸爸，您的女儿说得对么？

四

在大西北高原，我有了儿子，您知道后可高兴了。爸爸，见到小亮的人都惊叹地说，简直太像外公了。听到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啊！人们常说，当胎儿的心脏在母亲的身体里和着母亲的心脏一起跳动的时候，母亲热爱和思念着谁，孩子长得就会像谁。爸，小亮是带着我对您多么深沉的眷恋之情成长、出生的啊，在他身上融进了我对您的全部的热爱和思念，他怎么能不像您呢？

可是，这个与您酷似、您最疼爱的外孙却从来没让您见过。爱人来信讲：“我们多次请求把孩子抱进去让他外公看上一眼，都被拒绝了，我只有抱着不满周岁的小亮，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默默地等待在外公住处的门口，盼着外婆出来，看一眼小亮，然后回去把他呀呀学语的可爱乖相讲给外公听，引外公高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家信，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北京。我想您，想得心都要碎了。我曾多次申请回家探亲，都被粗暴拒绝。突然，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单位领导同志通知我马上回北京。这种意外的“开恩”，使我不知是喜是悲。在这之前，我，这个“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女儿是严禁离开西北的，可这次究竟是为什么呢？爸，在家时您常叫我傻亮亮，可是苦难使人变得头脑复杂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来得蹊跷。提心吊胆到北京，爱人来车站接我。他脸色阴沉忧郁，强做笑脸对我说：“亮亮，你只能见到妈妈了……”听到这话，我就像遭到雷击，赶忙问他：“爸爸呢？”他避开我的眼睛，低声告诉我，根据林彪一号通令，爸被疏散去外地了。接着他说：“亮亮，别慌，听说安排得还好……”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各种可怕的念头在脑际萦回，可我多愿他的话是真的啊……

妈妈在一个临时住的招待所里等我们。她愈发瘦得可怜了，可是，妈妈的自持使我心静下来。爸，您可知道，您不在，妈妈就成了我惟一的精神支柱了。妈妈让我单独跟她呆一会。当屋里只剩我俩的时候，妈的脸变得煞白，劈头就说：“亮亮，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她抽泣，再也说不下去。爸，我长那么大，从没见妈掉过泪，可现在，妈却泪飞如雨。那时，只有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心如刀绞，我多想抱住她说：“妈妈，您就痛痛快快地哭吧，您就把胸中积郁已久的愤怒和悲痛全都哭出来吧……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您哭吧……妈妈，我的坚强的好妈妈……”可是，妈妈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给我讲起您的病和不久前被迫生离死别的情景。

爸爸，原来您在1968年10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由于被监禁，就医有种种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允许去医院治疗。妈妈告诉我，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您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您的手术，并且让通知家属征求意见。当妈妈把总理的批示内容告诉您时，对总理的感激之情，使您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竟热泪满眶，您欣然同意开刀。听到这里，我哭了。爸爸，总理想救您，可是晚了，就医太晚了啊！探查结果证明您得的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可是到9月，病情再度恶化，此后您就再没有出过门。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妈妈在您的病情记录中写道：“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可妈妈却从没听过您哼一声。有时她看您太痛苦了，就劝您：“实在忍不住就哼几声吧，哼几声吧！”您说：“哼有什么用，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的，为什么还要给你增加痛苦？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一次，您夜里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您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极度衰竭的您，只好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一跌一撞地去取药……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您明知已患了不治之症，仍然倔强地对妈妈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爸爸，可以说，一直到心脏的最后一跳，您都还抱着强烈的生的愿望。您死的时候才61岁……61岁！……

10月中旬，您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了，可就在这时，上面却来了命令，让您到外地去。专案人员对妈妈说：“根据一号通令的精神，陶铸要马上离开北京去安徽合肥。我们给你考虑过了，最好去广东插队。如果你要同陶铸一起去，到合肥后要断绝和女儿的一切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你不去合肥，那么就要和陶铸断绝联系。”直截了当他说，他们就是让妈妈在您和我之间作一个选择，妈妈同您商量，您经过反复考虑后对妈妈说：“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妈妈还能说什么呢？爸，我的爸啊！

生离死别的三天，您和妈妈是在怎样一种难熬的悲哀依恋中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可听妈妈讲，你们彼此谁也没有说过一次伤心的话。妈妈强捺着悲痛，为您准备了该带的东西，什么都为您想到了，什么都为您拼命做到了。您能给妈妈的仅是一首诗：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今天，我读着它，依然像九年来每次读到它一样感到震动。爸，这哪是一首诗，这是一个痛苦而坚强的心灵的跳动。它熔铸了您做为一个革命同志加丈夫的全部情感和信念啊！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再有一个多小时您就要被押送合肥。您知道此去离泉台只有一步，您再也见不到妈妈和我，妈妈也知道这是你们的诀别，可你们这对为共产主义共同战斗了四十多年，同度忧患，感情笃深的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啊……

专案人员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您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爸爸，您就是这样威武不屈，一直到死，也没向江青和陈伯达他们低头。就要分手了，您无限深情地对妈妈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相信亮亮也会这样做的。”说完，您和妈妈握了握手，妈妈要送您也不让，就这样由人架着上路了。您和妈妈分别得那样从容，那样镇定，你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革命，是对党的忠诚，是共产党员的气节和对下一代的教育。爸，你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而惟一属于你们的女儿，却在临死前都没能见她一面，您死能瞑目吗？

爸爸，妈妈把您的遗言告诉了我，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九年了，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话。“四人帮”被粉碎前，一个“黑帮”的女儿，生活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她要不断地受到各种歧视和冷遇。有时，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后，我真想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可是一想到您，我就又觉得不应该那样做。我随时想到我不单纯是一个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称号，那是因为江青他们在您的名字上泼撒了污垢，可我则知道陶铸是一个坚强的老共产党员。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玷污了您的名字，给那些人留下攻击您的口实和笑柄。

五

您走后，妈妈很快就被强迫去广东了。爸爸，广东是您和妈妈战斗了多年的地方，你们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您知道吗，至今广东人民没有忘记您。这种人民的怀念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可珍贵的，女儿把这点告诉您，您在九泉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去广东农村帮妈妈安排了新家。那是一间破旧的小屋，阴暗潮湿，四面漏风，有很多虫子。这间房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体弱多病的妈妈在这间房子里孤苦伶仃地生活了三年，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和妈妈在这间小屋子里度过了您逝世后最初的一段时日……

1969年12月的一天，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广州军区突然有人来找妈妈，通知我们：您到合肥后43天就死去了，时间是11月30日24时15分。闻讯后，妈妈虽然脸色铁青，但在来人面前仍然是那样沉稳持重，一直到人走才簌然泪下……我们坚决要求去合肥料理您的后事，但是遭到了拒绝，一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您的遗骨沦落在何处……

一个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夺去了生命。那时，像您这样的老革命，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啊！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事实，就是林彪、“四人帮”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内容。爸，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这些淋漓的鲜血已经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奇耻大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了。

爸爸，您的女儿是个医生，曾给许多病人看过病，曾在许多病人弥留之际进行抢救，也曾守护过许多病人与生命告别。可是，在您病中，我却没能给您喂过一次药，打过一次针，甚至在您临终之际，我都不能让您看上一眼……爸爸，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实在对不起您……我知道，您一定会原谅女儿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宽恕自己呢？怎么能不含着刻骨的仇恨诅咒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呢？

爸，听人说，在夜深人静时，九泉之下的人会听到亲人的絮语和思念，这时，他们就会化作梦来与家人相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却常常希望它是真的，那样，我就可以和您在梦中见面了。爸爸，您现在在哪儿？您可曾听到女儿的呼唤？您是否知道女儿在您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大西北的高原的月夜给您荒祭的事呢？

1970年11月28日，离您去世一周年还差两天。当时，我仍身不由己，来自四面八方的监视使我不能对您的死表示任何哀悼。于是，我只好提前两天避开那些人的注意来暗中悼念您。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借口，一个人先回了宿舍，偷偷地在罩衣里面戴上早就准备好的黑纱。我来到单位外的一个事先选好的荒僻场地，对着您逝世的东南方向恭敬地默哀了三分钟，然后借着月光念了写给您的悼词。我对着苍天大地发誓：等到红旗盖上您的身体那一天，我一定要书寄黄泉告诉爸爸：林、陈、江之流垮台了，人民又得到解放了！好让您展开紧锁的眉头，再听您开怀的大笑……

冬去春来，第一年过去了，埋在我心底的愿望的种子没能冲破冰封的土层……

第二年又过去了，催苏唤生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

等啊，等啊，我们一直等了七年，才盼来了真正的春天：党中央揪出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现在，党中央终于为您平反昭雪了。爸爸，我真恨不得砸开死亡的铁门，找遍整个九泉，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您，您听到了一定会高兴得拉着我的手重返人间。

亲爱的爸爸，十一年了，我不知在默默中给您写了多少封信，我既不能让人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可我却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我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现在，我终于给您发出了十一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它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女儿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它怎么能装得下我积郁多年的感情，又怎么能表现您四十多年来的战斗生涯呢？它仅仅是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女儿向您志哀和报春的一朵小小的白花。关于您一生的功过，党、人民和与您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是会给予正确评价的。

您虽然去世了，但您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上泯灭……

安息吧，爸爸！

1978年12月

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

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

作者：史中兴

挫折是通向真理的桥梁。

——歌德

流淌的眼泪

从工宣队办公室出来，谢晋脸色灰暗，一阵晕眩。

天哪！短短时间，他竟要承受这么多的灾难和不幸！

两年前，一个深夜，造反派通知他的，也是这样一个电话。他赶到家，被扣留在机关的妻子也刚好赶到，两人都来晚了，父亲歪坐在椅子上，身子僵硬了，一只手还紧紧抓着桌沿，嘴半张着，好像还在发着轻轻的呼唤。儿子被从牛棚拎进了隔离室，这次“升级”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母亲从精神病院配来的一个月的安眠药，他全吞下了。

自杀，非正常死亡，在牛鬼蛇神家里，这意味着什么？盖满房门、楼梯、过道的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最后通牒，仿佛一下子都竖起了耳朵。谢晋没有声张，他报了个“心脏病突发死亡”，第二天就匆匆把父亲的遗体送去火化。

可今天他又来晚了。武宁路那幢新村大楼前，人头攒动。时令入秋，暑威不退，火辣辣的太阳把一堆拔在路边的小草，晒得枯萎变形。谢晋挤进人丛。母亲干瘪的躯体，直挺挺横躺在地。好心人给老人身上蒙上一块布。从这场“大革命”开场以来，那双昏花老眼溢出的、日日夜夜追踪着他的颤悠悠的目光，在他面前消失了，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儿子长期不回家，媳妇还对她隐瞒真情。老伴死后，她对媳妇说的话不再轻信。两个孙儿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终于猜测到了什么，不愿给处于难中的儿子、媳妇增加负担，拖着病弱之身跳下四楼，抱憾含冤地离去了。

谢晋含着悲愤，跪在地上，轻轻托起母亲。抬头看见挤在人丛里的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受了重创的心灵，又被扎了一刀。

这是他的两个小儿子。智力迟钝，残疾在身：一个羊癫风，一个哮喘。他们本应得到加倍的同情、关心、温暖、照应，却成了顽童们加倍欺凌、殴打、逗弄、取乐的对象。那天碰到的场面多么撕心裂肺！他从牛棚里放回家，楼旁的垃圾箱上，一群孩子唱着造反歌，跺着脚，叫着口号。垃圾箱里传出嘤嘤哭泣声，他急走上前，被塞在垃圾箱里的竟是他患羊癫风的儿子。他双手抱出儿子。

谢晋心碎了。在批斗会上挂牌、戴高帽，揪他、揍他、给他乘“喷气式”，在每天像逛动物园似地涌到电影厂来看“牛鬼蛇神”的成千上万观众前被拉出来示众，他都能抿紧嘴唇，咬牙挺住。谁叫他是“牛鬼蛇神”、“黑线宠儿”、“三名三高”的“精神贵族”？谁叫他拍出大毒草《舞台姐妹》？苦果是自己种下的，惩罚也要由自己承受。但丁用笔描绘地狱，他要用身体亲临地狱。他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可是此刻，他近视眼镜的玻璃片蒙了层雾，泪水沿着赤热的汗渍渍的脸颊，流淌了下来。

生活的选择

山明水秀，文人学士之乡。谢晋作为长房长孙降生在浙江上虞的大户谢家，可谓福星高照，得天独厚。祖父谢佐清既有和巾帼英雄秋瑾共事之荣，又有和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深交之乐。老先生在长孙身上倾注了宠爱，寄托了希望，老先生过世，家人选择了风水好地，应在长孙身上，日后必定出人头地，大富大贵。几年之后，到上海上中学的谢晋果然“富贵”起来，那不是在公司、衙门，而是在方丈之地的戏台之上。威气凛凛，披挂着少帅盔甲，“吾岳云是也”，好不神气哉。消息传来，父亲拍案大怒，这个精于计算的会计师，算来算去，当戏子最不济。

谢晋不听禁令，他迷上了电影戏剧。白天在中学里上课，心猿意马；晚上来到戏剧夜校，全神贯注。黄佐临、吴仞之播撒的种子，在他心里找到适宜的土壤，他的课业逐渐被排演代替。亲友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没出息的……”指责嘲骂，飞短流长，有人去看了坟山，糟了，谢家的祖坟挨日本人挖了个洞，风水破了，怪不得出了一个戏子！

无稽之谈有时也包含几分真理：日本侵略者带来的亡国惨祸，确实在改变着许多人的生活轨迹。“九·一八”的战端未息，“一·二八”的炮火又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影片《桃李劫》的激昂歌声，震撼着少年谢晋的心。电影真“神”，一两个钟点，就让你把人间的不平、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青年的心声，感受得这么深、这么细；它使你激动，使你悲愤，使你浑身热血沸腾，使你满腔仇恨火山爆发。谢晋也梦想过科学救国。牛顿、瓦特、爱迪生、富兰克林的故事，启发过他发明创造的奇妙想象。他把家里的闹钟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炼乳的空罐头，经他一番敲打，成了精巧的电铃。谢晋中断了对自然科学的入迷而把自己交给了艺术，竟是出于意想不到的原因。

会计师的父亲在繁忙的业务和应酬交际里享受着人生乐趣，操持家政的母亲只能上影院摆脱自己的孤寂。她每次看电影都有儿女陪着。一周两三部电影，一年两年下来，谢晋的脑袋，除了形形色色的电影故事，就容不得异己插足了。读书本是他的癖好。10岁生日，祖父的礼物是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他像小羊走进一望无际的丰美草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说岳全传》、《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鲁滨逊飘流记》，在他眼前打开一个又一个神奇的世界。而这些虚幻的想象中的世界，经过导演和演员，竟可以变成舞台、银幕上有血有肉的形象。神！父亲光知道反对儿子学戏，殊不知儿子对戏的兴趣，正是得自这个家庭。日寇攻陷上海不久，慧眼识人的黄佐临看到谢晋身上的艺术细胞，他建议谢晋去进内地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执拗的父亲，指定儿子到内地只能投考两所大学：复旦大学，或者交通大学。17岁的谢晋，却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心驰神往，日夜兼程，像圣徒奔赴自己的麦加，来到了剧专所在的四川江安。偏远小城，简陋校舍，集中了中国戏剧界的一批名流。洪深、曹禺、焦菊隐那熟悉的声音，那扬起粉笔灰的手势，犹如束束火把，引导他摸索着进入艺术宫殿之路。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在校内手不释卷，到剧团什么都学：龙套、场记、剧务，哪儿空缺，他就在哪儿填上。他的踏实勤奋，不但给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还使一个默默观察着他的姑娘把心扉向他敞开。青年男女的相互选择，心目中都有一条线——一条由品格、情操、才华、相貌甚至还有金钱、物质等等条件构成的标准线。不同的人标准不同，各种条件的排列组合也大不一样。有个名叫徐大雯的姑娘，是江安小户人家的独养闺女，父亲早逝，人情世态的炎凉多变，使这个年轻姑娘在选择终身伴侣时，懂得把什么置于优先的地位。谢晋辅导她们中学生的业余演剧活动，她看出了他的才华和热情，但她更看重他的纯厚、正直和全身心奉献给艺术的虔诚。

抗战胜利。飞机、轮船川流不息，胜利的旋风把上自国民党劫（接）收大员下至穷学生在内的各色人等送回了十里洋场。谢晋回到家里，抖下了一身虱子。他没有坐飞机，也没有乘轮船，上了西蜀栈道，毛驴、汽车、火车，秦岭的巍峨，潼关、相国寺的壮观，他饱览了万里江山与悠久历史文化构成的辉煌画卷；长安父老，河南灾情，更使他体验了挣扎在饥寒中的小民的呼吸。他的这腔体验人生的热忱，感动不了思儿心切的父亲。老头子要他中辍剧专的学业，补习外文，赴美留学。第二年，他把徐大雯从江安接到上海成婚，剧专的学业中辍了，但并不是去留学，而是被提前吸收进一家影片公司工作。在被“毕业即失业”阴影笼罩着的同学们眼里，他是幸运儿。可在父亲的眼里，那又是大大不幸。儿子在电影公司当助理导演，父亲闹不清这是个什么职衔。一天他从儿子包里翻出一张图，上头画着舞台、道具、人物上场的顺序、路线，向左走几步、向右走几步，什么地方停步、转身、摸烟、点烟，甚至连什么时候打喷嚏，也注得清清楚楚。他平日难得看戏，看也漫不经心，不知道台上还有这些讲究。可儿子把力气花在这上头，能弄出个啥名堂。他不知道，儿子在这个平凡的工作上受到了最好的锻炼。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想爬上树就得从底下开始。在重庆工作时，洪深、马彦祥称赞他是最好的场记。是的，他为献身影坛做着最切实的准备。

晴天霹雳

一只叼着橄榄枝的和平鸽在蓝天飞翔。

鸽子成群，飞散开来，化成一幅幅《亚洲电影周》的彩色招贴画，贴满全国十大城市的电影海报橱窗。

亚洲十四国空前的银坛盛会，辉耀着灿烂光彩。代表中国参加这一盛会的荣誉，给了彩色影片《女蓝5号》，谢晋编剧、导演。

树靠根，儿靠娘。个人幸福的追求，离不开国家民族的繁荣兴旺。萦绕在影片主人公田振华脑际，折磨得他寝食不安的，是这个高于一切的目标：

“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跟体育代表团到外国去。我看见运动场上升起了苏联的、美国的、英国的、甚至于只有几十万人口国家的国旗。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中国人，看不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广大的运动场上升起来，那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痛苦的了。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在世界运动会上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我们的国歌……”

观众的心弦被拨动了，不但国内的，那些跟我们经历过同样的殖民主义灾难的亚洲朋友，也激动地紧紧握住谢晋的手。他们从这位崭露头角的年轻编导身上感受到的，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又是一阵掌声，热烈、欢跳，席卷全场，像浪拍悬崖。这是在首都政协礼堂，谢晋正从郭沫若手里领取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导演的奖状。他导演的《红色娘子军》又一次获得成功。

丰收了，他更不懈怠。《大李、小李和老李》进入拍摄，《舞台姐妹》又在“腹”中躁动。郭老在授给他的奖状上题写道：“导演才算是真正的创造者，他躲在幕后布署出万家纷拏。只是一个蓝图不能算是大厦，只是一个概念不能算是真正的花。”

真正的花儿，经受不起风暴的摧残。

在冲进家门的一群群“红袖章”的咆哮声中，奖状、连同周总理接见获奖人员的照片，全被撕成了碎片。“你配吗？”是的，他不配。他现在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敌人，他拍的《舞台姐妹》成了头号的修正主义毒草。赞词、掌声成了遥远的梦。终日萦绕耳际的，是批斗会上的愤怒口号和吼叫。他的交代写下高高一叠，一百个分镜头剧本也用不了。他在深挖修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没有得到改造，对工农兵冷酷无情，把30年代文艺黑线视若至宝。这是什么交代检讨？批斗会上的调子越升越高。在十里洋场出污泥而不染的竺春花，成了美女蛇、白骨精。“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成了“苟且偷生，卖艺投靠”。反对旧社会的反动暴政，争取演戏自由，成了蛊惑人心，煽动牛鬼蛇神起来翻天。还有什么好为自己申诉、辩说？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一个黑衣老头但丁：“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希望没有泯灭

不，希望是不能丢开的！

奖状、照片是撕碎了，可是总理跟他握手时留下的余温撕不去，百花奖成千上万张选票带来的暖意也撕不去，这些，还在温暖着他的心。

家是残破了，可他作为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没倒塌，他和妻子之间坚韧的感情纽带没断裂。“老谢，坐过来，给你理发。”徐大雯看到自己的丈夫又是鼻青脸肿，不禁鼻子一酸，谢晋在外头被武斗得再凶，回家从来不说一句，至多咽下一口闷酒。她熟悉丈夫的脾气，从不多问。其实这一对患难夫妻，只要相互望上一眼，会立刻明了彼此的心境，用不着借助语言，千言万语就在这对视中交流了。谢晋摘下眼镜，微闭着眼，推子在头上卡嚓卡嚓响着。一会儿，他的头又被按到一盆温热的水里冲洗，接着是热手巾，一股暖流从他的脸上一直流到了心窝。“老谢，照照镜子！”谢晋听话地走到镜子跟前，可他不是看自己，而是充满深情地注视着镜子里的妻子。

徐大雯的职业不是理发师，但是她晓得，一个牛鬼蛇神到理发店去理发，要是被人认出来，那就“热闹”了。再说，理个发三角五，对这个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开销。谢晋扣发工资，父母先后亡故，家里还有一老四小。大女儿在新疆军垦农场，大儿子刚去淮北插队，老三、老四又是残疾，加上老岳母体弱多病，每月医药费，负担够沉啦。艰难窘困对人真是一种磨砺。徐大雯不但学会了理发，还学会了打针。孩子发病送医院，要节省五分、一角钱的车费，她就背着孩子，汗流浃背地奔跑在街头。谢晋星期六能够回家了，这个能干的主妇还有办法让大人、孩子尝到“美味佳肴”。最上乘的一个菜是猪血汤，几角钱烧一大盆，既便宜，营养价值又高，它成了这个家庭星期日宴会的保留菜目。

谢晋没有因忧伤而陷于绝望。他笑中含泪，苦中有乐。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他和一班牛兄鬼弟被派搬运沙石木料，中午走进徐家汇一家小饭馆，每人叫了一客黄鱼咸菜汤，价格三角五分。饭菜没有上桌，一位“牛”兄朝他直使眼色，原来座席间光临了几个厂里的造反派。谢晋转过脸去，向他打招呼的“牛”兄已溜之大吉。啊，这顿饭犯了禁令！厂里对牛鬼蛇神的“特供”是五分钱一客菜。他们竟敢开荤！管它的，他端起咸菜黄鱼汤美美喝了一口，吃了再说。等他抹抹嘴回到厂里，牛棚前高音喇叭大喊大叫，一幅牛鬼饕餮大嚼的漫画张挂了出来。谢晋被带上去一顿痛批狠斗。散了会回到牛棚，他悄悄拉住那位“牛”兄的衣袖：“今天我比你实惠。”“牛”兄嘴角挂出一丝苦笑，尽管他咸菜黄鱼汤没沾一口，仍然没有逃脱掉和谢晋同样治罪。

他和妻子被双双下放到了奉贤海滨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人是为希望而活着，现在他有了希望。三九寒天，他踩在没膝的泥水里挖河“不止”；“双抢”酷暑，他顶着炎炎烈日挑担不停。他成了“牛棚”里的强劳力。“担子能挑一百二十斤，思想还是反革命。”突然传来“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张春桥的这个讲话，像兜头一棍，击得他眼冒金星，茫然若失。苦海无边，回头哪儿是岸！

“四人帮”的政治，原来就是魔术。阶下囚和座上客之间没有隔着屏障。1970年7月底的一个早上，徐大雯在食堂用饭的人群里没有看到自己的丈夫，心里不禁扑腾直跳，一位和谢晋同住一个牛棚的好友，过来悄悄告诉她：“老谢昨夜12点钟被接上去了。”“什么？”徐大雯以为丈夫又要“升级”，脸都白了。“别急，别急，老谢这趟上去是好事。”

“好事”啊，“好事”！？谢晋一早就被送到电影《海港》摄制组成立大会的会场，“四人帮”的一个余党用动人的语调，在会上宣布：“谢晋的修正主义是十分严重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的燃烧，革命群众的七斗八斗，谢晋同志终于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他这次参加《海港》导演工作；这个名单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谢晋激动得说不出话，热泪盈眶。做作吗？不，是真情实感。该不是在做梦？重返影坛他早已不抱幻想，“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此宽宏大量！？“只要给我工作，我就一片虔诚去做。”拍了《海港》，又被指令导演《春苗》。恶狼手里拿着圣经，羔羊也会在狼面前忏悔。他掉进陷阱，却以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挽救和再教育。一场悲剧，他痛心疾首，内疚不已。

天真的灵魂的影子

受了伤的人最知道自己的伤处在哪里。

时代的悲剧，人们不是应该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吗！

“四害”既除，我们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谢晋怀着这样的心情，拍了《青春》、《啊！摇篮》，还未等分镜头剧本完稿，就跑到了《天云山传奇》的外景地。

“老谢，你苦头还没吃够，怎么接了这么一部片子？”“反右题材谁敢碰呀，你还不接受教训？”

浩劫留下的阴影不容易一下子从人们心头消除，同事、好友的劝告完全出于好意。谢晋心领了这番好意，但是不能照办。这颗心不能冷漠、淡泊，更不能麻木，它有浪花、有波涛，有光、有热，有憎、有爱，它对生活是忠诚的，它得到新时期阳光雨露的哺育，能对真、善、美与假、恶、丑加以判断。

零下二十儿度的严寒，冰封雪飘的东北大地，穿着棉袄戴着皮帽的谢晋和化了装的演员，已经跟在摄影机后头在雪地里奔跑了几个小时，“大家休息一下”，每个刚刚拿到两个冰块一般硬梆梆的面包，大雪像瀑布似地从天空倾泻而下，谢晋一声令下，人们放下了面包，抢拍冯晴岚雪地拉车，“山路弯弯，风雪漫漫，莫道路途多艰难，知己相逢心相连。”大雪飞舞，歌声激越，雪地上留下的两串长长的车轮印子，宛如两行闪闪发光的诗句。谢晋是在满腔激情地呼唤、呐喊：让冯晴岚式的人，在我们国家多一点，再多一点；让吴遥和朱科长这样的人，少一点，再少一点；让宋薇这样的同志觉醒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宋薇这个人物他多熟悉啊。宋薇要和罗群划清界限，这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的一个内容就是划清界限：一会要跟父母划清界限，一会要跟领导划清界限，一会要跟朋友划清界限，一会要跟自己的作品划清界限。在这个由于特殊历史条件而致残的天真灵魂身上，不是清晰地留有他的影子吗？

这部影片引起了争议。有不同意见本来正常，但多年动荡多变的政治气候造成的条件反射，使一些人迅速产生了奇妙的联想、推测。“领导同志批评了！”“片子不能再演了！”气压降低，风声鹤唳。

谢晋心里很踏实。已经过了半百之年，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甚至连自己也怀疑起自己来，那还摘什么艺术！？他乐呵呵地领着建庆、佳庆走进曹家渡的一家刻字店。这两个智能低下的孩子，被安排进里弄专门为“低能儿”开设的工疗组，懂得干活了。建庆把一个月挣来的工资交到爸爸手里，谢晋数了数，三元八角。心里虽然酸楚，可他还是笑了。他给孩子一人刻上一方图章，让孩子也能像普通的人一样，在领工资的单子上堂堂正正在盖上自己的大名。为了他们拿图章方便，谢晋特为挑了两种颜色，黑的给建庆，白的给佳庆。

两个残疾孩子挂在脸蛋上的憨笑，也使谢晋感受到生活前进的脚步声。感受没有欺骗他。他收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来信：“谢晋同志：我们大概没有见过面。现在忽然写这封信给你，没有别的事由，只是因为刚才看了你导演的新片《天云山传奇》，有点小意见想告诉你。这部片子的导演，依我这个外行看来是成功的……地委书记的家庭陈设和生活衣着都太豪华了，这不真实……我觉得这是这部片子以及目前许多影片以至戏剧的一个共同问题……我想把这个意见告诉你，而且希望如果你认为可以同意，能够请你在便中告诉电影界的其他同志共同考虑。若有不同看法，欢迎来信，信寄中南海即可……”

还有什么比这样一封亲切的、中肯的、平易近人的来信，更能鼓舞谢晋在艺途上大胆迈步！

春雨、春雨，染出春花无数

有人警告谢晋不要高兴得太早。

艺术家也许比别人更早地感受到春天的来到，但是春天展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只有丽日蓝天、莺飞草长、鲜花遍地、百鸟和鸣；枯草败叶、碎冰残雪，加上风雨寒潮，也能使那种缺乏思想准备的人，搞错了时令，误把严寒当正常。但是饱经沧桑的谢晋，却能以他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感受，迎着风雨而上。

影片《牧马人》一上马，一些人就悄声议论开了：“谢晋又选了一个‘右派’的题材！”“大云山的风波还没平息呢，他老兄怎么对‘右派’特别有感情！？”熟悉他的几位老同志也托人捎信说：“对谢晋这样的创作干部要爱护啊！”

谢晋没有被这些议论分心，他已经和应约赶来改编小说的李准及摄制组同志来到了祁连山下。这又成了新的议论口实：“剧本还没出来，摄制组就成立了，换了别人这能行吗？”

上影厂厂长徐桑楚看了谢晋选送来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就批准成立摄制组，这确实是破格的。工厂可以出信得过的产品，在电影厂的厂长和谢晋这样的导演之间，难道就不能配合默契，建立一种信得过的关系吗？

瓢泼的大雨，许灵均与郭(口扁)子挥舞着马鞭在收拢惊恐奔跑的马群……谢晋棉大衣外套着雨衣，在现场来回奔跑，雨水打在他脸上、身上，钻进了领口、袖口，一场戏拍下来，脊背上像贴着冰凉的铁片，衬衣湿透了。山丹军马场，海拔三千多米，从沿海来的人不适应高原气候，水土不服，有的拉肚子，有的流鼻血，有的跑路快一点就喘息不已。谢晋也闹肚子，他瘦了，颧骨突出，那双隐在镜片后头的眼睛，布满红丝。制片主任向他反映：“有人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什么！？”谢晋眼里的红丝，变成了火星。他知道，不是艰苦的环境和山丹气候的变化把人吓着了，是千里之外传来的风言风语，在摄制组的同志们中间散播着一种失败情绪：照明组的师傅回上海取灯，得到的消息是：灯不要拿去了，戏要下。商定在刊物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遇到了故障，刊物编辑部打电话来问：“本子还能不能发？”从四面八方直寄山丹的信件带来消息就更多了，不要对片子抱什么幻想吧，它成不了“金鸡”，准是一只无骨鸡！这阵风真能叫人晕头转向。他问制片主任有什么想法，制片主任拿出了拍摄日程表：两人心照不宣地笑了。

金风送爽，红叶漫山，这是收获的季节，摄制组来到了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正在这儿举行。如何把电影创作搞上去？厂长们一个个在出谋划策，讨论得舌敝唇焦，可是家里打来的告急电话：这部片子下马，那部片子摄制计划告吹，却弄得好几位厂长心烦意乱，唉声叹气。看到谢晋带来了大队人马，有人那股捏着一把汗的惊异劲儿，不下于酒家对着喝醉了要过景阳岗的武二郎：“好家伙，你们还在拍！？”

也许是这种气氛、情绪影响了谢晋，他在拍戏时变得分外严格和挑剔了。这天他请李准来谈人物设想，陈肖依（饰宋焦英）进进出出接了几次电话，会一开完，她向谢晋请假，第二天去看亲友。谢晋早就面有愠色，生硬地回一句：“明天继续排戏。”小陈气得哭了：星期天也不让休息，这个谢导演太不近人情啦。小陈挨批评要怪她自己。朱时茂却无端地碰了一个钉子。看服装的时候，朱时茂相中了一套西装，是呀，从草原到北京，也应该穿上一套西装，是爸爸送的嘛。谢晋一听，尅开了：“你不要光想到帅，服装要符合人物，就算是爸爸送你一套西装，你会打领带吗？”

艺术家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在人们为《牧马人》的命运如此担忧的时候，他对影片的艺术质量更加吹毛求疵。他感到自己的双手仿佛捧着满满一碗水，如果这个镜头不理想，凑合一下，漏掉一点，哪个演员有自己的喜好，将就一些，又漏掉一点，到头来，这质量还有保证吗？人们之所以为《牧马人》担忧，不也还因为回顾历史苦难、倾诉命运不幸、描写人物伤痕这类作品，近年来不是出现得够多了吗？水管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出来的是血。借用一句李秀芝的话，他也是把心都扒出来了。诚于中，形于外，心是赤诚的，在影片中反映出来的，会与此相反吗？

《牧马人》公映了。它在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中激起热烈共鸣。支持这部影片摄制的同志们说得好：《牧马人》引起的风波，是“一场虚惊”嘛。

新的期待

一张墨香扑鼻的报纸从妻子传到儿子手里，又从儿子手里回到妻子手里。

一个人的名字上报，有时并不能带来快乐。被批判、被鞭笞固不用说，过分的赞扬，也不会使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好受。这一次，妻、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占了报纸两个版面的光荣榜，神气地排列着1981年度上海市1013位劳动模范的大名，亲人的名字谢晋，赫然映入眼帘。

历史是公正的。谁能为社会增添珍贵的东西，谁终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劳动模范这个光荣的称号，他看重的是前头两个字：劳动！

人民看重他的，同样是这两个字：劳动！

从田振华、吴琼花、竺春花、冯晴岚、许灵均、李秀芝这些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身上获得了生活的启示的广大观众，记住了他的劳动。

祝希娟、李秀明、陈冲、施建岚、丛珊，这些由于他的发现、选拔而崭露头角的影坛新人，记住了他的劳动。

他五十有九。长期睡眠不足和神经性耳炎，使他变得重听。机体障碍给他带来不便，却也减少了外界对他的纷扰。跟他说话要大着嗓门。他本来就不爱听嘁嘁嚓嚓。有了自动反干扰“装置”，他更加专心致志。

推开绍兴饭店房间的窗门，谢晋眺望着埋葬秋瑾的松青柏翠的龙山，《秋瑾》的分镜头工作使他魂思梦萦，神游九天；鲁迅笔下出了祥林嫂的地方，何以能出侠骨英豪？封建官僚家庭长大的女子，何以能洗尽铅华，抛却珠翠，离别幼儿弱女，去追求革命，以至壮烈献身？一月时间，研读一百万字材料。“你想把一个字安排妥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这看来不是诗人的一味夸张。

生活的长河没有终点。避免创作的枯竭，只有不断采掘生活的矿藏。他感应生活的触角伸向广泛的领域。天津市六百五十对夫妇集体婚札，52岁的市长胡启立提议郭振清替换市团委书记充当司仪，使他对这种新的领导风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民日报》一篇论述思想解放与思想混乱同时存在的文章，他读了又读，到处向人介绍。《现代启示录》拍出的战争场面，他看得特细，人家是用七台机器同时拍摄，我们能不能在拍摄技巧上也来一点儿变化？

这些新的课题，年轻人更加敏感。三年前的电影创作会议，一批年轻的同行出言不逊，夸夸其谈，对他这一辈的老导演说长道短，评头论足。他想起了50年代，自己不也是处于这些年轻朋友们的同样地位？他充满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些年轻同志终究要代替自己成为电影战线上的中坚力量。艺术无情，后浪推前浪、新人促旧人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沙鸥》、《邻居》，这些出自青年之手的新作，令人瞩目。每到北京开会，他都要找上这批青年同行，切磋琢磨。回到厂里，他还要在青年同事面前不断谈起：“看到了吗，他们又发表了一个新颖看法！”来自青年同行那里的信息，他比青年自己还研究得仔细。了解年轻人的呼吸，他自己也变得年轻。

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谢晋已经是花甲之年，自然法则在他身上同样发生作用。在拍摄现场，他的动作已经不如前几年那样敏捷了，但是他仍旧激情澎湃，因为他有一颗“童心”。多么热呼呼的心哪！它一定能够满足人们的新的更高的期待！

枫

枫

作者：郑义

一

一九六七年十月，地区的两派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状态。代表们正在中央办的学习班谈判，讨价还价。而在下面，双方正紧张地调兵遣将，准备抢占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要地，造成既成事实，以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不久，造总兵团这一派的外围三县先后失守，井冈山这一派则已集结八县兵力，兵临城下。在这严重的情势下，北京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首长表示对我们两派的情况十分关切，并分别向双方旗帜鲜明地表了态：“造反有理！你们是左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并重申了江青“九·五讲话”文攻武卫的原则：“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谁要对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根据北京来电，两派都编印了江青自七月底以来几次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摘录，广为散发，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左派，是革命造反派，是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大家决定，丢掉幻想，实行文攻武卫。

我们造总兵团作战部决定趁对方攻城部署尚未完成之机，立即拿下六中“文攻武卫”广播站。因为它象楔子一样，插进了由我们造总占领的城区。在战斗打响后，如果井冈山那一派往外一突，我们的防线就会腹背受敌，形成两面作战的困境。要是没顶住，撕开了口子，我们只有撤出整个中部平原，被人家挤到边远的西北一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任务交给了青年近卫师。

师部开了半天会，吵得天翻地覆。最后师部李红钢来告诉我，说是决定叫我先去侦察一下。因为我这个美术教员从未参加过武斗，每天背着画夹到处画水彩，人们都以为我是一个逍遥派画家，其实我已经执行过几次侦察任务了。

我绕到学校侧面，小心地翻过围墙。墙内，几排高大的垂柳把柔软的枝叶一直拖到地上，和茂密的蒿草交织在一起，简直是人迹不到的原始森林了。我悄悄地摸过这密不透风的柳帐，一片奇异的景色突现眼前：

大操场上长满野草，纵横着几道交通沟、战壕。几个新构筑的机枪火力点，互成犄角之势。主楼上弹痕累累，一面破碎的战旗在秋风中轻轻摆动，不时翻露出“文攻武卫”字样。两排红色的枫树球拥着主楼，在中午的秋阳下象火焰似地烨烨发光。而树下，密布着装满火药的大铁炉……

……钢笔稿很快打完了，我打开调色盒赶紧着色。转身就跑的念头紧紧缠绕着我，使人顾不得用心调色，各种单色毫无变化地抹上去。先用草绿盖上草地（我没敢画出战壕和机枪火力点，只是在草丛中做了记号，标出了位置），再用土黄把主楼平涂一遍，湖蓝的天，大红的旗，橄榄绿的柳树；最后涂上桔黄，稍稍调了点红，定了定心，细致地点画出那一树树火焰般的枫叶，我喜欢这火红的枫，每个秋天都要画的。而且，这树丛中，我标出了那些具有极大威慑力的大火炉。这对于战斗是至关……

“不许动！举起手来！”背后一声低沉的喝斥。

坏了！——我的心一下停止了跳动。等我还未反应过，手中的画夹已被夺走了。

“往前走！”——我只好撩开柳条，走出了茂密的柳帐。几个端着半自动步枪的年轻人将我围起来。

“做甚来了？”一个男孩子揪住我的衣领。看样子他最多是老初二的。要是过去，我声音高点，说不定还能把他训哭呢！他恶狠狠地骂道，“狗造总！我们还没死绝哩！”然后把刺刀往我脖子底下一晃。

“没画什么……风景画……是张钢、钢笔淡彩……”我紧张得答非所问地结巴起来。

“还不吐实话？娘的！你想死想活？”骂着，他掉过枪来给了我一枪托子。

“我没说半句假话哇！”我忍住疼，急忙辩解。一看他又瞪起了眼，我忙不迭地叫道，“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嗯，语录背得好熟！放开他，小兔子。”一个姑娘从背后慢慢走到我面前，“你再背一条：语录本第十一页，快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

“怎哩不响气了？不是什么？快点！”

“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好了！”她喝住我，从别人手中接过画夹子，冲我扬了扬，说：“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懂吗？”

然后，她拿起画来，几个人围过去。

“看那枫树，好看啊！”

“哈，画得挺美哩！还有咱们的战旗，看那红！”

“连咱们楼上的标语都画上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年轻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连用刺刀对着我胸口的孩子也忍不住歪头想看看。我心里一阵轻松：幸好没急着走——色彩果然打了掩护！

那为首的姑娘抬眼审视着我，突然问：

“画写生，为甚不如实画？为甚不画战壕、炸雷？”

我想尽量顶住她的突然袭击，镇静地说：

“破坏风景，不堪入画。”

她眼睛里隐约闪过一丝温和的笑意，扭头对同学们说：

“我押他上主楼去，你们还是去干你们的事吧！”

我一听，愣了，苦苦哀求道：“小同志们，放我走吧！下次再不敢来了！这完全是误会呀！”

姑娘一拉枪栓，把子弹顶上膛：

“误会？误会也得说清楚！少废话，背上画夹，头里走！……东张西望做甚？别打算跑啊——嫌疑犯嘛，我还不敢把你打死，可是一梭子打断你一条腿总还是敢的哩！”

完了！没指望了！我心里一凉：进了主楼，就不容易出来，即使盘问不出什么，今晚仗一打开，那还不是陪进去了！跑吧？不行，看来她真敢开枪。我只好战战兢兢地朝主楼走去。

沿着荒草没踝的林荫道，拐了两个弯，我们走到了楼前的枫林里。突然，这姑娘两步赶上来，把枪口一抬，轻声叫道：

“王老师，您不认得我啦？”

——我的学生？霎时，我又惊又喜，停住了脚步：

“你是——”

短发，男孩子似的短发，方脸盘，薄薄的嘴唇，神气的翘鼻子，散乱的额发下，一双稚气未脱的大眼，在树荫下闪动着骄矜的光芒：

“六二年，您毕业刚分到咱们学校教美术，头一个班就是我们哩！”

她见我仍然记不起来，就把头发向后抹了抹，说：

“辫子剪了……卢丹枫。”

丹枫！——想起来了：现在“文攻武卫”广播站的播音员，原高三丙班团支书，初三时我教过她几天。

“您真的是一直在逍遥，不是来侦察的？……什么地方不能画画儿，偏偏往这儿跑？这是什么时候！”她愤愤地责怪道。

我只好满脸堆笑，言不由衷地骗她：

“快一年没回学校了，挺想的……秋天色彩丰富，是画风景的最好的季节：柳树还绿呢，杨树已经黄了。还有这枫树，看霜一打，都红透了……”

“您不骗我？……那，我放您走吧！——您先顺墙根往北跑，听到我的枪声后，往东一拐就是柳树林……”

看着她明亮真诚的大眼睛，我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今天晚上，就要玉石俱焚了！我想告诉她点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我们两派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争夺象泥封一样锁住了我的嘴。我只好说：

“丹枫，听说人家最近要来围攻你们呢！”

“嗳，早知道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怕死就不革命了！再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反包围起来了，打起来，没他们便宜占！”接着，她朝我扬扬手中的那张画儿，又说，“王老师，这张画您可不能带走了。如果您还要，我替您保存吧！”最后，她微笑着，满怀信心地说：

“毛主席说：‘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坦途就到来了。’——等我们红色政权巩固了，文化大革命最后胜利了，那阵啊，您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吧！”

我只好默默地转过身去，泪水都快冒出来了。

“站住！……王老师，您认得李黔刚吧？——听说他前些日子改名了：因为‘黔’字拆开是‘黑’‘今’，太反动，改成红钢了。——现在据说也算他们造总的一个头头。原来学生会的。”

我点了点头。

而丹枫此刻却陷入沉思之中。她的目光缓缓转向头顶的枫叶，良久不语。忽然，她轻盈地纵身一跳，从头顶上摘下两片红透了的枫叶。她把枫叶举到眼前细细端详了一会儿，嘴角掠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淡淡羞涩。

“给我捎个信儿，好吗？……”

说着，她把枪往肩上一背，抓过我的画夹，嘴里抿着叶柄，在一张水彩纸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然后精巧地叠起，递给我：

“别叫别人看见，亲手交给他……好吗？”她把枫叶从嘴上拿下来，又说，“把这也给他吧。”接着爽朗而略带羞涩地莞尔一笑。

这是两片火焰般的并蒂的枫叶。我接过来，和信一起放进我内衣口袋，我想起来了：先前李红钢申请加入青年近卫师那阵，就有人反对，说他和卢丹枫极好，而卢丹枫却是井冈山那一派的骨干。后来因他一直矢口否认，又加上作战勇敢，才正式让他进了近卫师。现在看来，还真有其事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同情而忧郁地看着丹枫。

丹枫把枪下肩，轻轻打开保险。她微笑着默默地看着我，好象是说，好了，走吧！

我扭身便猛跑起来。

“站住！站住！”丹枫大声喊叫着。我跑得更快了。“哒哒哒……”枪声响了，一串子弹从我头顶飞过，打得枫叶乱飞。我记起丹枫告诉我的活，马上往东一拐，几步就窜进了柳林。浓密的柳条打着脸，讨厌的蒿草缠着腿，我不顾一切地尽力快跑。……突然脚下一空，我一头栽进了一个坑，几乎摔得昏死过去。我试图爬起来，脚却不听使唤了。背后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万分危急之际，我发现：这竟是一个打开了盖的暖气沟！什么也来不及考虑了，我一头钻进去。刚爬进去，外面已传来人语：

“是不是钻沟了？没见人翻墙呀！”

“我们在这儿守着，你回去拿手电。”

我忍着剧痛，拼死往里爬去……

我精疲力竭地从暖气沟里钻出来，早已不是人样了：衣服全被管道卡住扯成条条。全身划满了口子，还光着脚，鞋也没了。谁要想画“逃亡者”，我就是最好不过的模特儿了。更为不幸的是，我发现，这竟是主楼！——没让人家抓回来，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但我又不敢再钻下去，如果有人正在顺着爬过来找我呢？无奈，我只好盖上沟盖，溜进一间教室躲起来。

刚刚喘过气来，就听到几声低沉的爆炸声和激烈的枪声——他们等不上我，战斗开始了。我赶忙站起来，从窗户向外望去：学校前面的墙已被炸塌了好长几段。我们的人已经冲进来，但被大操场上那几个掩体里的机枪顶住了。人们被压在地面上，头都抬不起。掩护进攻的几挺机枪刮风似地叫着，没把人家火力压制住，只是打落了厚厚一层树叶。

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头顶上有挺机枪，因此我这一楼也沾了光：不用说玻璃一块不剩，连窗户扇也打碎了。我只好爬到北面的教室里。北面不会有战斗，这是我们给他们留下的一条退路。忽然，窗外有人说话：

“丹枫，你们看，从北面出去，可能问题不大，翻过土墙就是居民区了。他们三面包围，留下北面，看来是想拔钉子，把咱们打出城去。你们找到方面军指挥部，问明白了：咱们这里，还守呀不守？把咱们的意见说清楚：咱们是插在他们心口上的一把尖刀，坚决不能撤！”

“保证完成任务！走，小兔子！”

我紧张地屏息倾听，两个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在北面，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也埋伏了一挺机枪。但愿他们能严守命令，不打突围，只打外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没有枪声，我悬念着的心才放下来。

我躺在窗户根下，一些有关丹枫的事总索绕在脑际……

过去，丹枫是团干部，又是全校学毛选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发表《再版前言》，丹枫不但把它背熟，还在一次全校学毛选经验交流会上，从那个红本子上，把一条条语录背出来，讲她怎样“反复学习，反复运用”。为了解释“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她蹬地站起来，走到讲桌前，强烈的聚光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讲台上……台下传来会意的笑声。丹枫看了看自己直挺挺地站在台前，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可我并不是根竿子啊！”在满堂大笑中，“立竿见影”的原则和丹枫那笑盈盈的形象一起生动地植入大家的脑海。

后来，在一次批判会上，同学们揭发批判校领导抵制学毛选的伟大群众运动时，有人念了页码，叫他们背几段语录。可笑得很，书记、校长、教导主任，竟没有一个象点样，当场出丑。张校长还有点不服气，嘟囔了一声：要这么个检查法，谁也不行！丹枫从人群中站起来走到台上，把语录本往张校长手里一塞，说：来吧，随便哪一段！张校长愣住了。大家你一条我一条地点了十来个页码，不管是常用的还是生僻的，丹枫一律背得滚瓜烂熟。这把大会主席也惊呆了，他翻了半天，点道：二百七十一页二段。大家刷刷地翻着，接着一片沉寂。丹枫想了想，答道：语录本只有二百七十页，没有二百七十一页，更没有等二段……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了她的话尾。那一排当权派们，个个都低下了头……

主楼南面的战斗似乎已远去了，我无所事事地躺在水泥地上，莫名其妙地想起这些事。突然，北面传来一个长长的机枪连射。我心里一惊，猛地跳起来——我一耳朵就听出来了，这是埋伏在废水塔上的那挺机枪！

……一个背枪的年轻人，就是那个打了我一枪托的“小兔子”，抱着一箱子弹，从低矮的土墙上慢慢跌下来，一动不动了。墙上，刚刚出现了两只手，机枪又扫过去。那扒在墙上的两只手消失了，一切复归于沉寂。丹枫！她，也这样无声无息地完了吗？我颓然地躺倒了。

楼上响起一阵紧张的脚步声，人声，砸窗户声。看来是把南面的一挺机枪搬过来了——显然，有什么新情况。我又站起来：对面土墙根儿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不知是用刺刀还是用枪托弄开的。丹枫伸出手，抓住“小兔子”一只脚，把他拖进去。片刻，洞又扩大了。不一会，一团东西从洞里爬出来。我定睛分辨着，原来，丹枫左手挟着“小兔子”的脖子，右手在地上爬，低姿匍匐前进。显然，她是企图以怀中的尸体为掩护，越过这片被严密封锁的开阔地，传达指挥部的重要命令。霎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水塔上的机枪泼水般地扫射起来，我头顶上的机枪、步枪也都分不出点地打开了。他们想压住对方的火力、掩护丹枫。但水塔上的人根本不予理睬，死盯住丹枫不放，打得她周围一片烟尘。她，在艰难地爬行着，身后，两副接起的绑腿渐渐从洞里拖出两箱子弹和两支枪……

好！啊——终于爬到机枪打不到的死角了！等候在那儿的人们一拥而上，把她从地上扶起来。但她却跪倒在“小兔子”的尸体前，仔细地翻看着，猛然扑倒在尸体上放声大哭起来。

一股异样的感情猛烈地袭上心头，我看不下去，扭过头来……

南面，战斗在反复地顽强争夺中艰难进展。“文攻武卫”放弃了大操场上的前沿阵地，又把两座配楼上的人都撤回了主楼。他们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但并不突围。——看样子，丹枫冒着枪林弹雨带回来的是坚守待援的命令。

既然放开一面他们不走，于是只好不客气，团团围定，攻击更加猛烈了。在几次小股轮番佯攻中，杀伤力极大的“炸雷”——大铁炉子被消耗掉了。近卫师的战友们浴血奋战，终于冲进了主楼。激烈的争夺战在楼里展开了。

……一楼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已经停息，战斗向二楼发展。我听着楼道里杂乱的脚步声，不敢贸然开门出去，怕一开门就挨一梭子。这时，我听见了李红钢低沉的嗓音，于是放开喉咙狂喊了一声：“李红钢！”脚步停下了。我打开门，一下冲出去。

李红钢一愣，扑上来使劲搂住我。大伙儿呼啦围上来：“哈哈，中午听见那阵枪声，还当你早就报销了呢，真是命大哩！”战场相见，生死重逢，这暖人心肺的战友之情使我热泪盈眶了。我还没来得及说句什么，不知哪儿打来两枪，一个同志倒下了，人们哗地散开。我拣起枪，和同志们一起向楼上冲

“井冈山”为了节约弹药，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泥板，拆下来的暖气包和桌椅仪器，不分点地往下砸，问或还夹杂着手榴弹。我们的伤亡不小。复仇的愿望把每一个人的感情都激发得在燃烧！在爆炸！我们舍生忘死地冲击着，一层一层地冲上去。

五楼终于被占领了。还存下的井冈山那一派的人逃上了楼顶，连几个伤员都没来得及拖上去。从五楼通往楼顶的小天窗被他们拼死封锁着。手榴弹扔不上去，枪不顶用，我们又有了新的伤亡。

李红钢想了想，叫人找来个小炸药包，桌子叠桌子地把炸药包顶到楼板下，然后命令小天窗那儿的人继续猛攻，炸药包一下就掀开了两块楼板，露出个半间房的大洞。硝烟未落，李红钢身先士卒，大喊一声，一个翻身就跃上了楼顶。他一面猛烈地扫射着，一面高呼着：

“近卫师的战友们，为了胜利，冲啊！”

人们踏着烂桌子堆冲上楼顶。不到一分钟，战斗结束了，枪声已经停息。楼顶上井冈山那一派人有不少伤亡。他们再也不会从刺叭里用语录同我们唱对台戏；他们再也不会爬起来用机枪和手榴弹屠杀我们造总战士了。

不知觉间，竟已是黄昏了。每个人全身骨头都象散了架一样。大家都坐下来想喘口气。李红钢摸了摸我的枪管，咧开干裂的嘴唇笑道：

“有点热乎了啊？咋说，王老师——开头不习惯吧？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我含混地点了点头，困惑地想到：有谁知道我开第一枪时那新奇而又害怕的心情呢？我这握惯画笔的手，居然端起了枪，杀人！斗争就是在这样改变着人？

忽然，从楼角里慢悠悠地站起一个人，右手高举着两颗手榴弹，东摇西晃地向我们走来。——啊，拼命的来了！这个意外的情况把人吓慌了，大家不约而同，刷地卧倒一片。李红钢最先清醒过来，他跳起来把枪一举，厉声叫道：

“放下武器！快——我开枪了！”

那人站住了，高擎着手榴弹的右手也慢慢垂下来。她把头上的钢盔摘下来，随手一扔。——啊，那齐耳根的短发，那男孩子般的短发在晚风中微微拂动……

“丹枫！……”李红钢耳语般地惊呼一声，木雕泥塑似地呆住了。

丹枫没有回答，她把弹环从小指上褪下来，手一松，手榴弹掉在脚边。她缓缓走到李红钢面前，恨恨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双手沾满井冈山人的鲜血——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她猛然双手抱头，踉跄着向后倒去。李红钢一步抢上前，拦腰抱住了她。

“丹枫！丹枫！你醒醒，你醒醒！”李红钢在她耳边焦急地呼喊着。

“黔刚，你还记得我？”丹枫渐渐苏醒过来，她疲倦地拢了拢凌乱的散发，微微苦笑道：“咱们这么见最后一面，也是当初所想不到的吧！”

泪水浮上了她的眸子：“要是我能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那该多好啊！”她一把揪住李红钢的胸襟，热切地说：“黔刚，你快清醒吧，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吧！你快点调转枪口吧，黔刚！”

李红钢忍住泪水，背过了脸：

“不！……你，你……投降吧！”

丹枫愤然一挣，一把推开李红钢。她后退了几步，整了整血迹斑斑的褪了色的旧军衣，轻蔑地冷笑道：

“至死不做叛徒！——胆小鬼，开枪吧！”

李红钢——我们青年近卫师前卫团长，这个在枪林弹雨中腰都不猫的人，此时竟全身哆嗦开了。

“没有一滴热血！”丹枫感叹一声，扭身向楼边走去……

“丹枫！丹枫！！丹枫！！！”李红钢短促而惊恐地高叫着，手里的枪在剧烈地抖动。然而丹枫没有听见，李红钢的呼唤淹没了她那广播员的高昂的口号声中：“井冈山人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

在这最后的高呼中，丹枫跃出了最后的一步……

一片死寂。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象是一麻袋粮食摔到地上。

“啊——”李红钢歇斯底里的嚎叫着，把整整一梭子子弹射入晚霞绚丽的暮空。

大家一起扑上去，七手八脚下了他的枪，把他按倒在地……

……不知是哪个好心的人已经把她的身体顺直了，衣襟也拉好了。她躺着，静静地躺在一层战火摧落的枫叶上。晚风徐来，刮落几片如丹秋枫，飘洒在她青春饱满的胸上，飘洒在她没有血色的脸旁。我这时才记起她托我捎给李红钢的信和枫叶，连忙从怀里掏出来。信还基本完整，枫叶却早已揉得不成形了。我抬起头，想摘两片代替，但摘下许多，竟都不是并蒂的。我惊异了，仔细看了好久，才发现只有每根枝梢上的两片枫叶才是并蒂的。

我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李红钢。和他一起伫立许久，我才把信及并蒂枫叶递给他，说：

“她叫我给你的……”

“什么时候？”

“刚才，中午。她放我走时。”

李红钢小心翼翼地把信展开。昏暗中，我掏出火柴，划着……只见字迹朦胧：

黔刚：一切都好吗？想念你，又恨你！还记得咱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吗？我知道你的心。我只是热切地盼望着胜利的那一天，在欢庆胜利之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

火柴燃尽了。李红钢颤抖地把枫叶拿到眼前，呆呆地凝视着。见他看得那么专心，费劲，我又划着了一根火柴：这枫叶柄向上，颜色退晕地由橙变红，到了五个俊秀的叶尖，已红得象红玛瑙似的单纯、明朗、热烈。枫的细细的叶脉，在橙色的叶片上伸展着，宛若鲜红的血管。那般红艳，简直里面还奔流着生命的血液。啊，这经霜的红叶，竟如此动人，如此美！

李红钢掏出语录本，打开，拿出两片枫叶，也是并蒂的，只是早已干枯，色彩也暗淡了，失去了柔嫩的活力。

“一年多了，去年十月，运动开始不久，那阵造总和井冈山还没分成两派呢……”李红钢嘴唇嚅动着，自言自语地回忆道，“那天晚上，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谈心……后来，她摘了两片枫叶，递给我说：‘喂，给你’……分手时，她说：‘让咱们勇敢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吧，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起为共产主义伟大真理而奋斗！’……连手儿都没拉过，我们在一起总是谈生活，理想，斗争……”

秋风习习，枫叶瑟瑟。仿佛是听见了他俩在校园里的阵阵絮语，我也沉入那痛苦迷离的图画之中。

“喂……火，”李红钢又低声嘟噜了一句。我又划着了一根火柴，水彩纸上又显露出丹枫那娟秀的笔迹：

但是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

丹枫

李红纲撒开手，信和枫叶打看旋转落在地上。他猛然半跪在丹枫身畔，泪水大颗大颗地跌在地上。我一下划着了几根火柴，在这明亮的一瞬，她依然如我中午所见那样英气勃勃。男孩子似的短发，方脸盘，薄薄的嘴唇，神气的翘鼻子，只是那一双稚气未脱的大眼已永远失去了骄矜的光芒。

李红钢轻轻地理着她额上的乱发，口中喃喃说道：

“我没死在你的枪口下，你，你……你却死在……啊！”

实在抑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起来：

“丹枫……丹枫……丹枫啊，啊！……”

一片枫叶飘落在丹枫唇边，好象这是她在最后一次留恋地亲吻着晚风、爱情，亲吻着青春、生活，亲吻着她那永别了的一切！

一切都模糊了！一切！泪水充盈着我的眼眶。火柴燃尽，一切又都溶进了迷茫的夜色……

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井冈山”开始攻城了。校园里响起集合的哨音。刚刚易手的广播站播送着鼓舞人心的语录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极为严酷的保卫战开始了。

李红钢勉强站起来，用衣袖揩了一揩脸上的泪水。最后回望了丹枫一眼，踉跄地向集合的大火堆走去。

四

两年过去，经过几度反复拉锯，对立派终于掌权了。为了巩固夺得的政权，判处了一批“武斗元凶”。其中有两人是以把卢丹枫“扔下五楼摔死”的罪名判决一死一缓。又过了一些日子，学习班里揭发出李红钢，说丹枫是他用枪逼得跳楼的。这不属于战场上的人命，因为丹枫当时已经放下武器了。这样，人们就花了几个日夜的时间，终于把李红钢从外边找来，加以拘捕。原来当时他早已脱离造反组织了，在外边“逍遥”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那天，刑车从人群中驶过。我没有去看，我只是在一条静僻的路上漫步沉思。路的两边，枫树又红了，象一丛丛烧得旺旺的火。那火红的树冠，红得简直象刚刚从伤口喷射出来的血，浓艳欲滴……

（原载《文汇报》1979年2月11日）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作者：张元勋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惟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五七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意搅动……”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来说，师生之间有一千五百人因“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说，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若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这些人便会与全国五十五万不幸者同作冤魂、同归于尽！四十一年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陶尔夫、刘绍棠都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却不料“大戕良人”，使他们太早地离开了复苏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们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约化作终古的悲哀！

但是，我们的话题所及仅此而已！对于“善终”者衷于言表，而对于在五七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却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我想：谈到被杀者总会牵动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书籍并没有记述那群人后来的行踪，甚至连死难者的名字也一个未存！也就是说：死难者的遗作当时还未被北大的执权者们所留意，以致遗漏在那本作为“大批判”时的反面教材《右派言论汇集》之外，他们悄然凶死，连遗音也悄然迷失！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未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底。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七至十一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发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的“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今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当时有个新疆的男同学名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他来北大之前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社长，当时他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住在15斋，林昭被系里指定做他的辅导员，帮助他讲解一些课程难点，所以，她常来15斋，我们因之也就与她很熟。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苹男”，爷娘唤女皆呼之，或单唤做“苹”。（譬如1966年，她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用“暗语”般的语言告诉我林昭的初判刑期云：“苹年二十”，即是。）年稍长，“苹男”之外，爷娘又唤做“令昭”，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亦以“令昭”为笔名，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的名字的说明是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在“红学”专家们的文章中褒奖得几成完人，而在人们的现实思考中却是一个缺点与弱点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这样熟通《红楼梦》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我们称她为“林姑娘”时，她或可领受，而若真的说她是“林黛玉”时，她会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种羞辱！一年之后，大家相处已熟，有人或偶戏称之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里的微辞，而非源自她自己的声张。而这主要是由于她确实瘦弱，而且又确实表现了勤学善思、语多卓见的特点！——这些值得注目的优点，如果集之于一个年轻姑娘身上，则更会引人惊叹。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透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越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江南女儿独具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次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气氛热烈。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真可谓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三十二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往在车间里一呆就是半天，连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也佩服不已。记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她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的校对，而后签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责任编辑，我们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我和她走到大饭厅里时同学们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装舞会即将在这儿开始，我们只从窗口要了两份菜，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边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师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约在印刷厂见面，取走了工人师傅昨晚加班赶印的《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专号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堪称朴素而美观——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诗刊》编辑部却只是兼职，她的“本职”则是在校刊编辑部，与我们的另一位女才子张玲同编副刊《未名湖》。我有时向校刊文艺副刊投稿，便会受到林昭的“编辑大人”般的品头评足，幸亏张玲往往在场，为我声援。“张玲、林昭”，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名字，在当时北大校园诗坛上引人注目，她们的诗情与奇想，往往令我等“须眉”之辈瞠目惊叹。她们的诗已不仅仅在北大校内刊物上发表，还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问世，张玲的一首题为《照相》的诗，其中有句云：“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可谓“黄绢、幼妇”、“绝妙好辞”！我迄今未能忘怀。张玲祖籍山东烟台，她的父亲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哈代研究权威张谷若先生，家学渊源，张玲有着与林昭异曲同工的才思与文学根基，她有山东人的耿直，不似林昭的尖刻，所以常保我的拙稿勉强过关。例如：我曾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可是林昭却大笔一挥：“不用！”而且说这说那了一番，后来毕竟还是发表了《其二》，共八行，其末两行为：

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

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

张玲说：“我很欣赏你的格律，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她其时已是学者味十足。

三首取其一，张玲之见也；舍其二，林昭之见也。取舍之间，所见略同。

今年北大百年华诞期间，张玲夫妇邀我宴集，我们的老同窗、著名诗人邓荫柯夫妇光临弄觞，言及林昭及往事，我等伤之于怀！张玲而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审、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英国文学学者，她当年与林昭同住一室，是林昭最亲密的“闺中诗友”，林昭长她四岁，常以“大人”自居，呼张玲为“小鬼”。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追悼会，张玲参加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将一腔久郁的友爱亲挚之情通过哀婉的祭奠寄往那冥冥无凭的静界幽境，去慰藉那不朽的天才诗魂的英灵！

1956年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可以看出：这回林昭是以“本职”从校刊编辑部调到《红楼》的，于是便有了一句口头禅，称她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甚至党委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打搅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五七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二十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疴。

1956年12月31日夜，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展现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栽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挂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汇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而《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那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

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红楼》的第2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在《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场“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3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光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激昂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南侧，她是为诗朗诵作“顾问”的，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在这诗与火、声与色、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看着，沉思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2期“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下的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轻

五四过去了，《红楼》编辑部里逐渐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去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的）。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门口乘332路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一元五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五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五一九”《红楼》编委会顾和园之游的惟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惟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在红色标语纸上用毛笔大字写成的诗——《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宿舍变成小组讨论的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糊满所有的墙壁，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5月、黑色的6月、灰色的7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重要日子，当《红楼》才子们畅述友情、抒发诗意、激扬一腔离散之情的时候，竟把它确定为“不思分离，却竟分离”的难忘祭日，于是在温柔的梦乡般的北大生活记忆里，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红楼》终于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则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象。四十一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三十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五一九”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从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意志执着的晚年！但他却带走了千万北大人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翻倒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指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此前男声震耳欲聋、声嘶力竭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匆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日凌厉，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目的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而俄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写诗《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16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7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继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18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8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9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与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五七年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测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驳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果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被证实了，那天我被秘密逮捕。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走了大约百米左右，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人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个“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还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给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先生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词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惟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之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啁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了，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惟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惟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分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家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并合影留念，谁知乃是永诀！在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牛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时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惟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示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莫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对方说：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因为我深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他们的惯计，诺言与谎言在他们那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长椅及一张条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长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长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长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条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少时，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少时，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不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接见室内人已满，惟有我对面的长椅依然空着，是虚席以待。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的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技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儿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位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发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她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咽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咽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那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橘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她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的是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从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对是否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地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吟诵”之学今几失传，我辈初知之于先师浦江清先生所授，而林昭未之忘也。她祖籍苏州，通晓苏绣与评弹，著有《苏绣及其他》《苏州评弹的研究》。苏州评弹最讲音律，林昭习传统诗词之吟诵亦得通晓评弹之功也。）她慢慢地、逐字逐句地边念边讲，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伴随着那浑厚的音色，听来是那样的雅致与壮美、迷人与亲切。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寻，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我的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飘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忽然看见笔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那位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某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某处长，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三十年后，我与一友人偶然谈起这段往事，谈到这位处长，十分凑巧，我的友人对他略知一二：他当时就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正监狱长兼书记，现在当然已经离休了，闲住在上海的家中，日日与犬猫相伴、花草为友，消磨着悠闲的岁月。那位段副监狱长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下属！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日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他请教：“报告某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某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其时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的“文革”国难已如不周山倾，预示着洪水时代的到来！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不是眼泪，似是清水，汹涌地、如注地奔流！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禁闭室是借用的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密封极好，其铁制门窗坚厚而小，严密无隙，尤以“室中室”的结构为最：进入外门，几步便是一墙一门，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再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如此层层相套，大约要五套之后，再一墙一门，便是关押我之处。此处十分狭小，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里面即使呐喊捶墙，外面也一丝不闻，真是“人间密室”！这里，强酸的烈味令人窒息，墙上结满淡黄色的冰屑般的晶体，地上盖满黄色的粉末。这里没有阳光和公众，密封严紧，犹如一个“鳄鱼的胃”！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在如此绝境里肆意为之，而且永远也不会泄之于世！可称之为“魔鬼的餐桌与婚床”！我从1968年7月7日起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其时盛夏，在这空气凝结、缺氧、高温、永远漆黑无光的魔窟里，墙的上端原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似乎本是排气孔，如今自我来此即被堵死，光亮尽绝，而蚊虫却有千万，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可谓“密度”极大，我的脸上被碰撞不已，只需两手于空中随意一拍，掌心里便噍类群亡，但却于“蚊势”无减。在这永远漆黑、不辨昼夜的漫漫永日里，蚊虫永无休止地聚声成雷，在我的耳畔宣言与歌唱，举行着它们的盛宴！我的血也从它们的利喙饕餮之中离我而去，化作它们的血，于是，我的血便在这黑暗狭小的人间里欢歌与飞翔！

在这里，那个提着一大串钥匙频频来“观察”我的人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每次开开最后一把锁的时候，首先用手电从锁着我的那扇铁门上面的栅栏间照进来，但当他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便一声不吭地回头而去，而后便听见锁门声一阵阵地渐远渐弱以至静寂。终于在一百三十八天之后，我走出了这“鳄鱼之胃”，当我迈出那最后一道铁门又置身于蓝天之下的刹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刺眼的阳光与清凉的空气！我竟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这地狱，竟没有瘐毙！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像对林昭又当如何。所以她的无声无迹地消失、先斩两天而后“奏”、不交代尸体的下落、不向家属退还遗物，这一切，都表明她的“消失”所包含着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与骇人听闻的过程！

一个屠夫先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的那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与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没齿不可忘怀！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不闻，扬长得意而去。

这是在1968年4月30日下午二时左右，发生在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生前家中的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但是，这噩耗对许宪民先生及年未而立、其时已是内科医生的彭令范来说，似乎并不是多么突如其来！因为早在此之前两三年间的每一次犯人接见，她们都会听到林昭的“他们要枪毙我”的述说，甚至还听到过林昭的“他们要强奸我”的惊人的当众指斥与揭发，致令那些衣冠狱吏、狱卒们汗颜否认，故作惊讶状！可见其蓄谋已久！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样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中两弹，脑浆涂地，仆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样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这是一声晴空霹雳！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蒙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这世界坍塌了，化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的“无物”，化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化为“恍惚”！（《老子·十四章》）化为“无物之阵”（鲁迅《野草》）化为无尽的废墟，落压在她的瘦弱的肩上、蓬乱的头顶！这个幽静无光的故居，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癯枯，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其实她在寻找！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流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枚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于是，彭令范终于沦为孤独，她虽以高才生的资格从上医毕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她当然是“敌对阶级”与“异己分子”，所以，她也只能几乎是“有幸”之极地被分配到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代号“3”。张家宅是一座三层小楼，一望便知这曾是一个富豪的私邸，作为一个家庭来说，确有豪富气概，但若作为医院，则实实在在是太小了！在二楼“内科”的那间狭室内，“3”号医生的诊桌前排着长长的就诊者，她有很高的医术，耐心与亲切的情感，病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彭医生”！她的白衣胸前佩戴着一个“3”字圆章，而“1”、“2”、“4”桌前候诊者却是寥寥无几。她的脸几乎全掩盖在那大口罩中，只有一双眼睛她的亡姐一样，冷冷地望着这喧闹的世界！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1980年12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南新专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彭令范发表了哀恸悲怆的讲话！林昭的遗像周围是菊花与翠柏编织的花圈，但本该陈放骨灰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白色的方盒，里面放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填《烛影摇红·忆故人》三首，分别凭吊她的舅父、母亲和亡姐，她的舅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在雨花台就义，被装入麻袋抛入长江。第三首为怀念其亡姐林昭的，如下：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透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吊！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林凡书于虚谷

这里，她用了“林凡”之名，寄托着对亡姐林昭的哀思！

现在出现了几篇造假的文章，居心叵测！例如：某文讲述林昭被害后“她的尸体无人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这纯属编造！做成如此故事，可以把人们的疑团消解，可以把那灭尸的罪行掩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她死于何处，何以会有一个“慈善机构”出来“慈善”？须知，那个时候有一项规定：火葬场是决不火化枪毙了的犯人的，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么“慈善机构”又怎能破例？再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慈善机构”。

又如：又有一个人自称是“林昭母亲的生前好友”，他又假造了一个“丁芸女士”，说她是“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于是又假造了一篇“丁芸”写的《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这篇假货，首先骗了报纸的编者，进而骗了天下读者，陷编者于不义，也损害了人家刊物的信誉，真是恶劣至极！彭令范来信说：她母亲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好友”，林昭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名叫“丁芸”的“中学同学”，更不用说“同室囚禁”过。“日记”所言尽是凭空捏造，知情者一看，句句是假话，“日记”的造假者根本就不了解狱内生活，只是根据银幕上的江姐一类的故事去想入非非地瞎编，其中一部分情节则是从已经刊登在别的报刊上的关于林昭的文章中剽窃来的。“日记”中信口雌黄地编造出林昭在狱中与同室犯人“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举行了一次聚餐会”，甚至是与丁芸睡在一个被窝里共枕而眠！尤其是她临刑之前，竟“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的呢制新外套，尔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把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这些情节，只是可以细心拍摄的电影故事，而在监狱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决不允许的！彭令范说：她根本就没有给林昭送过“红色呢制新外套”，这“红外套”实际上就是江姐穿的那件红线外套的联想！

这些假文的副作用是委婉地交待了林昭的狱中生活的“丰富多彩”，甚至使人感到监狱里充满着友情与温暖，甚至颇有诗意，掩盖了那恐怖非人道的摧残与虐待暴行，与林昭对我面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尤其是假文中每每言林昭之死，都似乎实实在在，只字不提密杀与灭尸的滔天罪行！——这其实乃是那些凶手们最怕追究的关键所在。

编者曾到苏州专访过那位造假者，见其面始知已是八十余高龄的长者，询问他丁芸下落，他支吾言之：“她在美国！”询问他：“她那本日记何在？”他言：“在丁芸那里。”如此了事！似此一位高龄长者，竟突发奇想，颇似冯梦龙做起“小说家言”，他编造得实在称得上十分拙劣！但我们终无法猜度出他的居心何在？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现在，在苏州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骨抛落在何处，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愿上帝保佑你或你们！阿门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1999年1月18日于曲阜师范大学

（选自《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北京大学才女林昭被野蛮惨杀的北一幕

北京大学才女林昭被野蛮惨杀的一幕(节选)

作者：张元勋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著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著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著医生白大褂、内著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著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个佩枪的警士。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著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面斥禽兽，痛陈狱中非人折磨│已视死如归│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是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著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有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曲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狱中“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著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

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著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

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位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笑称见面是篮桥会，以诗送别

我沉默著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著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为《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母亲许宪民尽量保持著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著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到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

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现在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

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林昭又一笑，接著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意指和许宪民的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管教干部见状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著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在场纺人都怀著极大的兴致注视著！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色也开始松弛，那“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

慨叹几十万人受骗，一只纸帆船寄心意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汾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著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她在捧著的那个旧布袋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过一九六０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著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著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著“直挂云帆济沧海”。

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著“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那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著，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著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著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

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湮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著旧布包、卫生纸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著我与母亲许宪民。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著，安慰著、诱惑著，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著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著望著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著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

“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被枪决后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x处长请教：“报告x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ｘ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妈妈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妈妈拄著手杖，无动于衷地站著。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著“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第二年的五月一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妈妈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五月一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二楼上的林昭家门前。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林昭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那家伙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闻讯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扬长而去。

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母亲许宪民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纺第三跑道，接著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再未起身！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妈妈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她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长街上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她开始挎著一只竹篮、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流中沉浮、漂流！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妈妈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妹妹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惧枯。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份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决，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终于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列”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

一九八０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四百三十五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

（原载北京《今日名流》杂志二千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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