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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2》 上编 正面与敌后战场 第一章 忻口硝烟 11月2日深夜，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里，疲惫不堪的张焕刚刚在伤员的呻吟声中睡着，便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大约是11点，来一个紧急命令，撤退。打得那么好，为什么要撤退呢？因为娘子关失守。” 阎锡山于10月31日夜间决定：忻口地区的守军全线后撤。 在忻口阵地，郝梦龄对士兵们讲话：“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他高兴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并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士。 到第7天，日军占领镇东半部，与姜旅隔街相抗。此时，姜玉贞又接到命令：再守3天。他表示：“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土。” 张焕负责的病房里已经人满为患，每天都有许多伤员被送到野战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后再送往后方。 万幸，能够在这些老人的人生尽头，把他们的影子刻写在历史里，那些曾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们，我们甚至无法看到他们的轮廓。 王奇生认为，就官兵素质而言，国军远不如日军。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国军士兵虽然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但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由于缺乏药品，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科学常识的文盲较多。国军各部队后勤、补给工作不良，战斗技术教育也不足，士兵的射击等技能远不如日军，而且纪律废弛，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王用中回忆：“当时那个老乡非常踊跃，说：‘我们早就知道了。’我问：‘你是村长？’他说：‘不是村长我也负责任。’我说：‘你把你的人集合起来，愿意去的，给他们多说好话。’他答：‘不用说好话，都愿意去。’去了有100多人。” <h3>中国守军阵地上的熊熊大火</h3> 他们不是历史故事里流传下来的英雄，因为按照故事的标准，英雄们都是牺牲了的，并且在牺牲之前还要喊一两句口号。但他们是真实的英雄，因为他们并不畏惧死亡。在这些已经走过一辈子的老人的眼睛里，我依然能够看到他们年少时敏锐的目光，兴奋的眼神，和从年少时起就已经在他们眼中闪现的面对死亡时的那种淡然。 此时双方实力对比为：日军共7万余人，动用坦克150辆、大炮350门、飞机300架。中国参加会战的第二战区部队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十四、第十八、第二十二等6个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0万余众，飞机30架。 张焕提到燃烧弹的厉害：“把你整个人都要烧光，有的战友穿两套军衣，烧得一塌糊涂。那是山区，没有水，你要灭火就只能在地上打滚，火灭了，不过全身都是泡。” 杨永松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不放弃有利条件的运动战，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我们自己的军队。可是现在呢，要我们上忻口去作战。在忻口的是十几二十万中央军，还有阎锡山的部队。要我们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很明显就有抵触情绪了。” 10万人战死，21天死战，还有在中国抗战史上阵亡的第一位中将军长。在接触到这个片子之前，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 蒋介石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通过军统特务掌握到一些卫立煌与八路军私下来往的证据后，撤了他当时担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职务，让他在成都坐了两年冷板凳。一贯任人唯亲的蒋介石对卫立煌不亲近，但又离不了，因为国民党军中像他这样善于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实在太少了。 日军飞机没有发现目标，很快飞离战场。阵地上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h3>深夜下达的紧急撤退令</h3> 当天，蒋介石还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h3>亲历者</h3> <er">引言</h3> 八路军官兵却很有信心。杨永松说：“由于国民党军纷纷南撤，因此我军就要单独坚持华北的抗战。那根本没有问题，大家特别高兴，因为国民党军走了以后，我们就便于发展了。” 此次战斗，姜玉贞旅与敌血战10天，以劣势之军抗击强寇，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10月20日早上，战斗又将打响，王用中和战友们已经准备承受日军的又一次空袭。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敌人飞机的轰鸣声却迟迟没有响起。王用中并不知道，就在头天晚上，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对日军在阳明堡建的机场发动了突袭，击毁飞机20余架，极大削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 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在阵地上留下几百具尸体。枪声刚刚停歇，附近村里的老乡们便冲到了战壕里，他们抬着担架，扛着弹药，还给战士们送来了刚刚做好的干粮。 晋绥军在与日军激战几天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山西危在旦夕。 张焕说：“抗战前，中央军到山西是不受欢迎的。阎锡山是土皇帝嘛，他就希望你中央军不要来。抗战开始后，他是牺牲了很多实力。八路军也好，中央军也好，都希望你多来一些。” 忻口战役打击了日军锐气，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王用中回忆起此战后的一件事：“十四军军长召集战地工作人员说：‘抗战不是一天的事，本军长不勉强，你们来去自便。你们愿不愿意继续抗战，就直说吧。’我们几个人一起举手，说：‘拥护军长抗战到底，我们愿意牺牲奋斗。’” 1937年9月13日，大同失守，日寇分兵沿同蒲路南下直扑太原。 逝者已矣。 之后，姜玉贞率余部突围时，在镇外被敌炮弹击中，以身殉国。 从1937年10月13日到11月2日，坚守忻口的中国守军歼灭日军2万余人，却付出了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中国守军撤退之后，忻口日军从太原北方协同晋东进入太原附近的日军会攻太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率部组织城防保卫太原。11月9日，太原沦陷。 注释： 10月22日深夜，奉命增援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刚刚赶到南怀化，张焕便觉察到部队中不断蔓延的恐慌。有消息说，日军增援部队携带了大量毒气弹和燃烧弹。张焕所在的野战医院也接到了上级通知，准备接收受到毒气弹和燃烧弹攻击的伤员。 在南撤的路上，张焕时常能够看见一支支衣着破旧的八路军部队向北方走去。“那些八路军士兵真可怜呀，30个人，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有枪，其他人拿着红缨枪和大刀。这个零零碎碎的样子，怎么去打日本人呢？” 战争期间，周恩来多次与其会面谈话，对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后来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团结抗战甚力。 张焕记得，郝梦龄牺牲后，有个战场追悼会。“前方能够抽下来的人员，大概就那么几百个人，在后方，也就离前线三四里，卫立煌主持开了一个追悼会，他讲了话。” 10月13日拂晓，大白水村外的阵地上，战壕里的王用中端着枪，死死地盯着前方。10月8日、11日忻口以北的崞县、原平镇相继失陷后，忻口已完全处在日军直接攻击之下。 而在另一片战场上，黄绍竑指挥的中国守军，已在娘子关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专门致电阎锡山，希望他密切关注娘子关一线。 晋绥军第六十一军是一支狼狈的队伍。抗战一开始，张焕和战友们就一直在打仗，除了武器弹药和必需的药品，所有的行李辎重都被丢弃在行军的路上。 行前，他给儿女们留下一封信： 后来，王用中才听说了八路军夜袭阳明堡的消息。“消息传来大快人心。哎呀，怪不得敌机来得少了，敌人在近处没飞机场了，即使有飞机，也是远处来的。”王用中说，“一连四五天都没有敌机的空袭，日军的坦克也没了踪影。” “敌人停止攻击，我们也停止攻击。在那个战场上都是堵着一口气，活的死的一般大了，哪还顾得上吃饭呢？士兵们擦枪，整理弹药，清理伤兵，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又来了。”王用中说。 10月6日，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作为预备部队进驻忻口以南的金山铺。张焕所在的部队刚刚进村，他便从老乡手里接过了一床干净的被褥。 <h3>链接</h3> 原平镇守军为姜玉贞第一九六旅。为使主力能完成在忻口的集结，第二战区司令部命令他“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从10月1日起）”。 在原平镇外，姜玉贞命令所部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和公路。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飞机、重炮、战车的配合下，向原平发起猛攻。 10月10日，中央军第十四军八十三师，奉命在忻口西北的大白水村驻防。走进村里，八十三师战地工作队队员王用中看到，民房外墙贴的标语上写着：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 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八路军开始转战在敌占区。张焕后来随晋绥军转战吕梁山区。晋绥军在晋西南建立起吕梁山根据地，学着八路军打起了游击战。在晋东南，王用中所在的第十四军也创建了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不过王用中并没有留下来参加敌后抗日斗争，而是随部征战。 1937年10月的一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部里的作战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组织会议的领导要求大家发言，参加会议的指战员们却都低头不语。在政治处技术书记杨永松的记忆里，上级安排的作战任务指战员们不愿执行，这是唯一的一次。 卫立煌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赞三位牺牲的将领“当弥留时，仍大呼所属杀敌而逝。似此忠勇，足式群伦”。 忻口战线的后方，张焕所在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一直在等待着增援忻口的命令。 张焕回忆：“部队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问了，有没有毒气？他们说没有毒气，就是那个燃烧弹厉害，我们都没有准备。” 一连三天，王用中和战友们坚守在阵地上。企图南下的日军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1938年春，卫立煌还借到洛阳开会之际绕道访问了延安，受到高规格的隆重欢迎，毛泽东对其坚持抗战给予褒奖，朱德称其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 当天，卫立煌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了日军损失：“本日敌人运回伤兵络绎不绝，计数千人。敌战车被我击毁二十辆。” 我是山西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生活的地方就在距离忻口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对于1937年的那次会战，我几乎从未听说过。 据时为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医务兵的张焕回忆：“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开始是打得相当猛烈的。坚持了五六天，伤亡过重，因为我们的武器太落后了。晋绥军有一个自己的兵工厂，仿造日本10年前的武器。” 王用中印象中，日军飞机一般是同时来9架，投弹，扫射。“咱们也有高射机枪，因为它飞得低，高射机枪瞄得准。咱们的步枪、轻机枪也能瞄准。敌人飞机尾巴后面冒烟，呜呜往下栽，那就是打中了。” 此时，在山西，太原的民众在欢送各地军队开赴抗日前线。队伍中有山西本地的晋绥军，有装备整齐的中央军，有草鞋单衣的四川军，还有一支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队伍，由曾被国军“围剿”的红军改编而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率部东渡黄河，从陕北进入山西，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共同防御前来进犯的日军。 低头致敬。 张焕回忆：“那个时候，老百姓招待得相当好。我没带吃的，也没带铺盖，什么都没有，老百姓看见，就拿馒头这些吃的东西给我。老百姓对我们说，来来来，到家里来，他们有什么东西都给你吃。” 营长放心不下王用中这个学生兵。“他问我：‘小王，你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有日本人就没有咱们，有咱们就没有日本人。’营长说：‘小伙子行。你把你这个话和老乡们说一说。’” <h3>“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h3>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日军发起攻击。此时，王用中发现，十四军驻守的阵地上，却没什么动静。“呀，我说是咋回事？在战壕里边，我踮起脚看。我说，哎呀，坦克车这么多，一直射击，子弹嗖嗖飞，咱们的兵咋不敢动了？” 忻口位于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在这个峡谷川道中凸起一条不太高、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3公里的山岭。忻口镇紧邻在山岭北端右侧脚下。此岭使忻口地区的地势变得十分险要，形成易守难攻的关口。它是日军进入晋中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军队阻击日军最理想的防御阵地。 当天，卫立煌遵照阎锡山的电令，下达转进命令。忻口地区前线各兵团脱离阵地向后撤退。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郝梦龄原率部驻扎贵阳，国难当头，请缨北上。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途经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交战双方实力对比的残酷现实，让国人难以看好忻口会战的前景。 我很幸运，找到了当年的战士们，而且他们思路清晰，说话流畅。虽然数量不多，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场战役的全部细节，而且他们从来也不知道那场战役的意义和伟大，但我能看到他们记忆中的战火纷飞，能看到他们记忆中的精忠报国，能看到他们骨子里的那么一点点英雄气概，我觉得我很满足。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仍盼策励各军，继续杀敌，以争最后胜利。”当天，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奉命增援山西战场。卫立煌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指挥忻口会战。 张 焕——时为晋绥军第六十一军野战医院医务兵 <h3>50里长的河谷防线</h3> 日军飞机的不断轰炸，让驻守阵地的中国守军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只在人数上有优势：中国正规陆军200万人，是日本当时陆军（17个师团，约25万人）的8倍。中国海军舰船吨位为6895吨，是日本海军（1153000吨）的6%；中国空军只有战机314架，而对手拥有2700架。中国军队装备陈旧，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学者王奇生说，“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 10月8日崞县失守后，大量日军围攻原平，镇西北部也被攻占。此时姜旅的5000人，只剩二三百人，官兵们在姜玉贞率领下与敌展开巷战，一直坚持到10月10日子夜，完成了守城任务。 <h3>“有日本人就没有咱们，有咱们就没有日本人”</h3> 9月，进入山西战场的八路军已有3万人，在日军后方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战斗，可部队的补给不到位，让杨永松不满。“路过太原的时候，一个人领到一颗手榴弹，其他什么东西都没补充，连子弹都没有给。就在那里，给我们一人发了10个大饼子。这大饼子，还合我们的口味，它有点甜，稍薄，很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得到补充，然后才能继续作战，不然这把老骨头都打光了，拿什么本钱去做生意？” 10月6日，毛泽东电令八路军将士配合山西正面战场。为了显示诚意，阎锡山也特地将晋绥军10个团的兵力，交由八路军统一指挥。杨永松所在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奉命从五台县豆村南下，支援忻口战场。 此时，沿正太线西进的日军以极快的速度向太原推进，意图切断忻口一线中国守军的退路。 郝梦龄为抗战爆发后阵亡的第一位中央军军长。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扬。毛泽东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据王用中回忆：来的是9架日军飞机，3架成一列。“是侦察机。咱们这个阵地呀，鸦雀无声，放个屁也能听到，所以特别隐蔽。那些飞机盲目地投弹，咚咚咚投下几颗炸弹。咱们军队一点也没有抵抗，就当没看见一样。” <hr /> 王用中——时为中央军第十四军八十三师战地工作队队员 决战前夕，郝梦龄给妻子写信说： 9月21日到29日，平型关战役展开。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成功。平型关大捷，是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胜，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随后平型关中国守军后路被断，为免遭包围，中国军队放弃平型关。日军连续突破中国军队防线，直接威胁阎锡山的太原大本营。在太原以北，就只剩下了忻口这个最后的屏障。 <h3>“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土”</h3> 张焕回忆：“日本人在大同附近的阳明堡搞了一个简易机场。飞机来时至少是3架，有的时候10架8架，它们高空俯冲下来以后，机关枪扫射，丢炸弹。飞机飞在空中本来是嗡嗡响，俯冲的时候，吱吱响，我们就晓得它们下来了，赶快趴到地下，站着就危险啦。” 16日凌晨2时，反攻开始。在郝梦龄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连克几个山头，到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急于赶到独立第五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梦龄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便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过离敌仅200米的阵地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9岁。同时牺牲的还有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不久，独立第五旅旅长郑连珍也阵亡殉国。 战局胶着。消耗之下，兵力不足的日军难以推进。 反攻前，郝梦龄对军官作战前动员：“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h3>“我死国活，国活我死”</h3> 新的困难接踵而至。 王用中回忆：“说话间，有9辆坦克车从我们有一丈多深的战车防御壕，啪的一声栽下去了。后面就是日本步兵，跟的不少呀。好啦，请挨枪子儿吧。我们的重机枪集中火力扫射，子弹密集得就像雨点一般，甚至比雨点的密度还大。阵地前一层黄地毯，那全是日本人的尸体。” 每天，中国军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被派往前线，有近千人伤亡。中国军人以惨重代价阻击着日军。 1937年8月，已占领北平、天津的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企图控制华北，以进逼华中、长江。为了解除华北的侧背之忧，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和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着平绥铁路一路西进。阎锡山调集晋绥军主力迎敌。 日军来势汹汹，有武器优势，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人数虽多，难保不会“三个和尚没水吃”，忻口守得住吗？张焕有隐隐的担心。 “撤退讲得难听一点，好像逃命一样。”张焕说，“我现在回忆起来，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当时的老百姓相当好，我们晚上走，白天休息，经过随便哪个村庄，在公路上，就有老百姓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让我们到家里去吃饭。” 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王用中已经记不得了。日军的进攻从早到晚，阵地上布满了弹坑。 作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指挥了忻口战役，与担负后方袭扰任务的八路军紧密配合，打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大会战，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留下深刻印象。 10月24日，增援忻口的日军刚刚抵达便投入了战斗。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到处都是燃烧弹引发的熊熊大火。 10月17日，蒋介石给卫立煌连发两道密电：“仍望抗战到底，以竟全功。”“忻口会战关系至大，望督励所部一鼓歼敌为盼。” 王用中敲开了标语不远处一户村民的家门。此时已是深夜，王用中的任务是动员附近村落的老乡，协助部队连夜修筑防御工事。 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中国守军损失惨重。 <small>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small> 王用中回忆：“干到快天明，基本上完成了。营长不用请就来了，他一看，做的掩体不行，要求赶快重做。连长、排长见了营长呀，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营长训连长：‘你怎么搞的呢？’他指出设的机枪阵地、步兵坑怎么不对，说：‘快干，限10分钟给我干完。’” <small>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small> <small>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small> 姜玉贞亲临指挥，敌人多次进攻被打退，姜旅伤亡日益惨重，阵地逐渐缩小，日军形成对原平的包围态势，最后，姜旅不得不退入城内。 11月1日，阎锡山致电卫立煌：“我晋东军因受优势之敌压迫，正逐次向太原以东地区转移中，除已令傅总司令在太原布置城防，以固我资源重地外，希贵部在菜水坞、青龙镇、天门关之线占领阵地，俟敌接近，一举而歼灭之，并协助固守太原之傅（作义）军依城野战，以保卫太原。” 那是一场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大规模会战，在10万人战死后，幸存的人们又经历了8年的战火洗礼。8年之后，又是3年。然后，是几十年的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在我们终于想要追溯那段历史的时候，那些依然幸存的曾经经历过历史的人们，却有许多已无法开口，亦或是他们的记忆已经模糊。 忻口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向前线各部队下达了坚守令，要求各军长、师长必须上火线，违者军法治罪。“营长说，明天拂晓有一场最难的战斗，大家准备牺牲，连我营长也不能活着。他指定一个连长在他牺牲后当代营长，并要求各连长、排长、班长指定自己阵亡后的职务代理人，说是每一个人活着，就得在这个阵地上，死也死在这个阵地上。”王用中说。 有人把忻口战役中国军队的表现称为“不败之败”。在日军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守军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基本上采用了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和做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配合，坚守阵地，打击和消耗日军兵力”。 <h3>20万对7万</h3> 到西安后，卫立煌马上予以回报，让手下拨付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牛肉罐头180箱。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就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h3>编导手记</h3> 王用中说，当时八路军主力在忻口防御阵地外围，打的是运动战。 10月10日，为配合板垣师团进攻太原，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在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线迅速向山西推进。为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奉命调集中国守军在娘子关一线集结。与此同时，在板垣师团抵达忻口之前，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在忻口以北集结完毕，晋绥军主力也都按时抵达指定区域。20万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初次携手迎敌。在云中山和五台山之间的云中河河谷，中国军队组成了一条50里长的防线。大战一触即发。 学者杨奎松提到，彭德怀曾在“百团大战”后总结双方军事对抗能力的巨大差距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当时亲自率领七倍于敌的兵力将一部日军围在一个村子里，整整打了一天，付出了相当的伤亡，竟无法拿下这一部日军。“原因之一，就是双方的火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忻口战场激战之时，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向娘子关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势。10月26日，在敌人空军、炮兵、步兵的联合突击下，娘子关失守。 突然，北边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轰鸣声，划破黎明的寂静。 拿着耕地用的锄头和铁锹，100多个老乡跟随王用中赶到村外的阵地。北方已经传来隆隆炮火声，阵地上干活的人们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 王用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营长发脾气。高度压力之下，谁也憋不住火。 王用中说：“周营长笑着对我说，不要认为没事，事马上就来了。他要各连长准备战斗。飞机走了，坦克车呜呜呜地来了，坦克车后边跟的是鬼子，上着刺刀，哈着腰，也不开枪。坦克车上的机枪，啪啪啪扫射。” 11月2日，日军攻占寿阳。“寿阳离太原就不远了。娘子关的敌人进来，要把太原夺去。我们在忻口，那不是孤立受包围？没有办法，不退也得退。”王用中说。 上编 正面与敌后战场 第二章 铁甲昆仑 <h3>亲历者</h3> 廖伯群——时为第五军二零零师十九团二营三连t-26坦克驾驶员 许万寿——时为第五军军部直属战车二团一营迫击炮连副连长 王迪先——时为第三十六军九十六师少尉排长 刘 勋——时为第五军学生兵 <h3>编导手记</h3> 做这集片子之前，我又看了一遍《拯救大兵瑞恩》，还有《兄弟连》和《太平洋战争》，当所有我看过的战争影片都在自己的脑海中再次浮现的时候，坦率地说，这集片子能做成什么样，我心里没底。 我对所有的战争场面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电影和电视。血腥与恐怖，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也说不清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舍生忘死，我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任何直观的体会。 曾经有一部叫做《血战昆仑关》的电影，讲述的是昆仑关上的国军将士们驾驶着坦克奋勇杀敌的故事，据说场面宏大，打得很精彩。我们没有更多的投资让我们能够重现战场上的那种厮杀的场景，所以只能从那些亲历过那场战役的老人们所讲述的故事的字里行间，隐约地感受到当年的炮火纷飞。 我曾抱怨过这些老人们的表述能力，甚至抱怨这些老人们不肯把他们在昆仑关上的细节讲述得更多。 因为所有给我们讲述昆仑关那场血战的老人们，都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打那样的一场惨烈的战役。但都没有办法清晰地描述在那场战役中他们亲历的任何一场最直接的战斗。 也许是那场战役太过久远，以至于他们不记得了。老人们在反复强调的，是在战前训练时驾驶坦克的种种趣事，是初到昆仑关时见到的满山的怪石嶙峋，而对战场的描述，仅仅是战场上的各种声音。但我知道，在那样的战场上，他们都曾经直面过死亡。我想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心里会想些什么？ 在这个片子快要完成的时候，我猛然间发现，这些老人们自己经历的昆仑关，就是他们自己口中所讲述的样子。枪声、手榴弹声、刺刀声和日本人鬼哭狼嚎的声音。因为在那时、那地，他们没有时间思考战场以外的东西。也许那些毅然决然之后，慷慨赴死的英雄们，在那个年代里不是少数，但在我采访到的亲历那场战役的老人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并非他们不是英雄，只是在那时，那地，他们来不及思考。 “第五军有个炮团，集中火力打昆仑关关口。”廖伯群回忆说。他记得那是1939年12月18日凌晨1点，昆仑关战役打响，中日双方最精锐的部队交手。当时，他是第五军二零零师十九团二营三连t-26坦克驾驶员。 时为第三十六军九十六师少尉排长的王迪先很羡慕廖伯群所在的第二零零师。“第二零零师是第五军的王牌部队，也是杜聿明的嫡系部队。这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有战车，有战防炮、装甲车、大炮。所以人们只要一说起来第五军，就只晓得个第二零零师。” 第二零零师的对手是日军第五师团，也就是著名的板垣师团。“板垣第五师团是在侵华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他们自己称钢军。从华北的南口一直打到广州，打遍了中国，台儿庄战役、太原会战，他们都参加了。这个部队呢，官兵大部分都是日本山口县人，那一带的人比较彪悍。”时为第五军军部直属战车二团一营迫击炮连副连长的许万寿说。 许万寿回忆起昆仑关战役打响时的情景：“战车一开火，迫击炮也就开火了，迫击炮打的是敌人的左翼。那个时候就把脑袋押到裤腰带上，根本就是生死不顾了。” <h3>“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h3> 抗战之初，中国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公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 1939年4月，日本海军提出“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目标是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其后伺机侵入越南。 日军认定，切断中越交通线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很快结束侵华战争。大本营陆军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更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1939年11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三亚集结完毕，15日开始在广西钦州湾登陆，防城、钦县相继失守。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 时为第五军学生兵的刘勋回忆：“那时候逃难的人太多了，军队往桂林那边撤，老百姓也往那边撤，学生也流浪，火车顶上都是人。” 日军为巩固对南宁的占领，继续向北推进，追击中国军队。南宁以北有两条主要公路，一条向东北经昆仑关通往宾阳，一条向北经高峰隘通往武鸣。中国第十六集团军判断日军必将进占高峰隘和昆仑关，令各部迟滞日军北进，并令第一八八师在昆仑关占领阵地，掩护集团军主力向上林、宾阳、武鸣间地区转移。 12月1日，日军攻占高峰隘，12月4日，攻占昆仑关，交战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形成对峙。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公里处，周围是连绵的山岭，地形险要，构成南宁的屏障。它始建于秦朝，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名将狄青曾于公元1053年上元之夜，率军奇袭昆仑关，一举平定广南，是为史上有名的昆仑关大战。 许万寿印象中的昆仑关：“那山虽然不大，但是笋石林立，断岩绝壁。那地形，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 南宁至昆仑关的三塘、四塘、五塘、六塘、七塘、八塘、九塘各点，同为战略要地。 此时的昆仑关，已成为保住中国海外补给线的关键点。 “如果没有这条线，这个仗就不能打了，没有汽油，没有子弹，没有武器，你光有人，只能徒手拿菜刀。”许万寿说。 夺回昆仑关，蒋介石别无选择。12月8日，指挥桂南会战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将蒋介石的反攻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2月中旬，中国军队集结基本完成。 白崇禧手里的牌为：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包括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共约6个师；中央军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包括第五军、第六军、第九十九军、第三十六军，共约13个师；第二十六集团军4个步兵团、第六十四军2个师、第六十六军2个师、第四十三军1个师和教导总队、驻桂林的空军第二路（约100架飞机），连同辅助部队，共30万之众。其中，杜聿明统率的第五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辖3个师，此外还有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重炮团、辎重兵团等部队，装备精良，全军约5万余人。而广西军队素以作战勇猛、纪律严明著称，曾多次与白崇禧交手的林彪说过：“白崇禧的部队，善爬山、爬树，会游泳，跑起步来飞快，打起仗来像猴一样精。” 白崇禧的对手是日本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第二十一军下辖的第五师团，连同海军陆战队（军舰70余艘）、空军（飞机100架）共计约3万人。 白崇禧将所有部队分编为北、东、西三路：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及侧背的攻击，为主作战方向；东路军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西路军向高峰隘方面攻击，牵制日军，并以一部进至南宁东北的四塘附近，阻止南宁日军向昆仑关增援，以配合北路军主力作战。空军第二路于战斗开始后向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12月16日，作战命令下达，预定12月18日凌晨为攻击开始时间，以第五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攻击任务。 时任荣誉第一师师长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透露，第五军的攻击部署是：荣誉第一师、第二零零师为正面主攻部队，军重炮团、战车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作战；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迂回支队，越过昆仑关，选小路进占五塘、六塘，切断南宁至昆仑关之间交通要道，堵击敌增援部队北上；第二零零师副师长彭璧生率两个补充团编为左翼迂回支队，进占七塘、八塘，策应正面主攻部队对昆仑关的攻击。 在中国士兵印象中，鬼子的坦克是难啃的硬骨头。在当年日军一张名为《袖珍战车的拼死之战》的招贴画上，几乎一个排的中国士兵在围攻一辆已经坏掉的日军轻型坦克。 中国人的坦克能不能有神威表现？机械化第五军能不能在昆仑关打一场漂亮仗？人们充满期待。 <h3>协同作战：战车掩护步兵冲上山头</h3> 12月18日凌晨，许万寿任副连长的第五军直属战车二团迫击炮连负责配合主攻部队的进攻。“凌晨五六点钟吧，发起进攻来，我们跟着战车前进。” 此前从未上过战场的刘勋看到，“十多辆坦克一下子都冲上去了，要不步兵冲不上去，敌人的机枪突突响，很厉害。坦克前面走，步兵跟着。” 廖伯群回忆：“我们第二营的第五连先上去，上去之后，阵地都攻下来了，但是步兵跟不上去。” 看着第二零零师的年轻人驾驶着坦克向敌人阵地突进，王迪先心里有些失落。他遗憾于自己所在的第九十六师没能成为与第二零零师一样的机械师。“第九十六师是一个普通步兵师的装备，说具体点，它就只有步枪、轻机关枪、重机关枪、迫击炮，没有山炮，也没有大炮，是这样的一个部队。我们分配到第九十六师以后，正遇上部队到昆仑关参战。” 第九十六师作为预备队，被留在距离战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此刻，王迪先最期待的便是尽快击退敌人，重新通过国际补给线获得补给，让自己所在的部队也可以装备战车。 此刻，廖伯群发现，中国军队的攻势突然慢了下来。“我们中国军队自从有战车以后，打大仗，昆仑关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打的时候，步兵和坦克配合不起来，就不能协调，就跟不上去。日本人一看这种情况，马上把防御炮拖转过来，乒乒乓乓就把第五连消灭了，第五连连长阵亡。第六连一上，也遭到炮击。第七连接着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报销了一部分战车。因为在昆仑关那个地方相当陡，公路又窄，快到关前的时候有个急转弯，这一急转弯坦克必须要减速，一减速敌人的炮就打你。” 直到此时，廖伯群才明白，坚如堡垒的坦克也并非战无不胜。一些坦克初上战场，就被日军的炮火击毁。第二零零师被日军逼退到了昆仑关下。而就在一天前，廖伯群还坚信：只要我们驾驶着坦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下昆仑关。 天刚刚亮，首攻失利的第二零零师发动反攻。许万寿所在的第五军直属战车二团，也再次进攻。然而，就在战车开始配合步兵行动时，许万寿却发现，这些性能优越的战车，怎么也开不快了。“昆仑关的碎石很多，地上常冒出来一个大石头，所以战车走得并不快，损失不小。” 奇险的昆仑关，让中国军队的战车无法顺畅前进，却给日军提供了有利的保护。 结合先前失利的原因以及战车团所遇到的困境，前线指战员们开始调整作战方略。 许万寿回忆：“我们这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两门炮，就跟着战车交替前进，战车停我们就停。迫击炮就始终这样跟着战车，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地形、敌情。有时候步兵在后头，有时候步兵到前头，和战车互相掩护。” 12月18日清晨，中国第一支装甲师终于在昆仑关攻坚战开局不利之后学会了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这一次的进攻顺利了许多。在战车掩护下，许万寿和战友们冲到了山腰。“接近山顶的时候，手榴弹就用上了。日本人很彪悍，他们并没有退。” 真正的血战，也从这一刻开始。 “到山上以后就白刃战，刺刀见红。那时候，阵地上，刺刀撞击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还有日本人的鬼哭狼嚎，响成一片。”许万寿说，“白刃战呢，战车就起作用了，战车既可以撞又可以轧。战车接近敌炮阵地的时候，机关枪嗒嗒响，敌人的那些炮兵平时也没有经过白刃战的训练，一般就一哄而散，战车就把敌人所有的大炮碾坏。” 许万寿回忆：每个山头的阵地上，双方都在激烈厮杀。“一会儿敌人退了，一会儿又上了；一会儿敌人退了，一会儿又上了。白刃战，主要靠手榴弹了。手榴弹好带，带得多。一直打到黄昏。” 经过激战，昆仑关附近的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等高地，一一被中国军队攻克。郑洞国“从望远镜中看到，我军官兵个个赛过猛虎，一路猛打猛冲，奋勇异常。约14时许，我军又攻取了一两个小山头，日军防线发生动摇”。 几架日军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上空往复轰炸扫射。空袭刚过，日军增援部队在战车、装甲车配合下发起猛烈反攻。这是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今村均派出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他们由南宁出发，突破沿途中国军队的阻击，赶到昆仑关增援。扼守昆仑关的敌人也乘机反扑，将荣誉第一师第二团刚刚占领的小山头夺去，该团被迫收缩阵地，与敌对峙。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至晚，伤亡颇重，仅荣誉第一师就伤亡官兵百余名，损失战车3辆。 <h3>拉锯战：“钢军”遇到更强的军队</h3> 12月19日，荣誉第一师猛攻653高地。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说： 这个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点，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有二百余名日军据险死守。从拂晓起，本师左翼第三团组织多次冲锋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日军趁我军攻击顿挫发动逆袭，双方激战甚烈。在此关键时刻，我军连长杨朝宣、排长杨明率突击队，携带刺刀、手榴弹冒死突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将敌大部歼灭，终于控制了这个重要制高点。日军恼羞成怒，在飞机掩护下不断向653高地发动逆袭，并对我老毛岭及441高地守军猛烈反击，激战整日，但均被我军击退，损失惨重。日军为了挽回败局，于当日由南宁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我新二十二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股敌人的意外到来，加剧了我军的作战困难。 昆仑关已成一片焦土。而在昆仑关上空，中日双方的空军也开始混战。 12月19日，中国西路军第一三五师和第一七零师一部向高峰隘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日军阵地，反被日军增援部队绕到第一三五师侧后，形成对第一三五师的两面夹击，第一三五师遂向后撤退。第一三一师、第一八八师和第一七零师一部则切断了日军由南宁、龙州向北增援的道路。东路军第一七五师和新十九师破坏日军后方交通联络，策应昆仑关方面的作战。战局一片混沌。 12月20日清晨，第二零零师猛攻昆仑关。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七时许，我战车一度突入昆仑关，步兵也从东、西、北三面逼进守关之敌，但日军顽抗不退，在空军配合下拼命反扑，终使我军立足不稳，不得不退出昆仑关。此后我军一连强攻两日，均未能拿下关口，且有较大伤亡。 攻下的阵地又失守，让中国官兵扼腕叹息。许万寿回忆，在阵地上，石头帮了敌人攻击的忙。“敌人的炮弹打到石头上，石头炸开成石片子，也变成炸弹了。阵地大约占了两三个小时，到天黑的时候，敌人就把阵地又拿下来了。第五军战友们退下来，没有退到原来的攻击出发地，就退到山腰。” 第五军官兵在山腰稍作休整之后，再次向山顶发起攻击。“反正就是反复争夺，”许万寿说，“这个时候，第二零零师也好，新编第二十二师也好，荣誉第一师也好，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伤亡不小，也很疲劳了。” 12月22日深夜，由于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中国军队的进攻随时都有可能因敌人得到南宁方面的增援而前功尽弃，杜聿明决定调整作战方案，采用要塞攻击法，集中优势兵力夺取昆仑关周围的几个重要高地，最后再解决昆仑关之敌。 12月24日，荣誉第一师第二团突击营经过肉搏战，攻下日军的重要支撑点——昆仑关西北的罗塘高地，突击营仅剩下数十人。 蒋介石复电郑洞国：“昆仑关之得失，影响于南宁作战者极巨。该师激战七昼夜，卒克要点，具见该师长指导有方，将士用命，深用嘉奖。仍希本一贯精神，以歼顽敌，完成任务为盼。” 当天，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在增援昆仑关途中，旅团长中村正雄遭中国军队炮击，次日凌晨死去。 临死前，中村正雄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h3>奇袭与强攻：“昆仑关大捷”</h3> 12月25日至28日，中国军队稍事休整，制定最后夺取昆仑关的计划。 此时的昆仑关日本守军已是四面楚歌，郑洞国回忆说：日军这时已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仅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其弹药给养尤为困难，几陷于绝境。包围圈内的日本鬼子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后，便生吞附近田间的稻谷，最后不得不摘拾树叶、草根。一些鬼子兵因弹药用尽，只好用竹子削成梭标来与我军作战。不少横卧在山野上的被我军击毙的日军尸体，看上去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着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从中可见其处境之窘迫。日军曾出动飞机空投物资，救援被困部队，但不断遭到我军炮火拦截，有些降落伞也被我军缴获了，其中有做工十分精致的饼干、肉食、蔬菜、食盐以及罐头等。我们在前线曾享受过几次日本人“奉送”的大餐。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这支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钢军”的士气开始下降了。我军缴获的日军作战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数日以来，当面之敌对我猛烈攻击，其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根据当地老百姓提供的情报，中国军队找到了一条小路，通过这条小路，可以绕过昆仑关直插日军后方。廖伯群回忆：“当地百姓，为了运送物资而挖掘的翻越昆仑关的古道，是唯一一条可以绕过昆仑关主峰的山路。” 如能直插日军后方，无疑将使中国军队更为主动。 “杜聿明就下命令，让新编第二十二师派了10辆小战车走小路越过去，另外派了工兵团，带上了绞车。到了过不去的地方，就用绞车把战车绞上去，那种小战车只有三吨半重。下山的时候，同样又绞下去。”廖伯群说。 据廖伯群回忆：经过先后5次运输，新编第二十二师的战车绕到了昆仑关日军后方。 12月29日凌晨，中国军队在炮兵、装甲车的协同下再次发起强攻，第二零零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与第一五九师均投入进攻。同时，绕到敌后的战车也发动突袭。 困守多日的日军虽仍顽抗，但不足以抵挡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至30日，大部分阵地被中国军队攻占。 12月31日拂晓，第五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最后冲击，至上午11时肃清全部日军，占领昆仑关。 廖伯群所在的连奉命夹击昆仑关，他驾驶着坦克冲上了昆仑关主阵地。廖伯群回忆：“战车把昆仑关拿下来，步兵都跟上来了，占领了阵地。日本人都死完了，要想捉他一个活的不可能。那一仗打下来过后，到处都看到死人。” 廖伯群记得，当时十几名幸存下来的日本兵躲进了一个小山洞里，试图进行最后的抵抗。无论洞外的中国军人如何劝说，这些日本兵就是不肯投降。“他们就是不出来，放烟雾弹进去还是不出来。最后，边放烟雾弹边用辣椒面往里头吹，这时候他们就集体自杀了。等里面没得动静了，战友们进去一看，只有十几具尸体。” 最后的攻关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许万寿说：“我这个连一共损失了2辆战车，2门炮，14个士兵”。 1940年1月2日开始，中国军队对昆仑关南的九塘、八塘实施围攻，但因日军增援部队进抵，守备力量增强，中国军队连攻7日，未能攻下，双方形成对峙。1月11日，第三十六军接替第五军防务，将第五军撤往后方休整补充。激战多日的昆仑关战役暂时平静下来。此时，各地报纸已开始宣传“昆仑关大捷”。 据郑洞国说：此役，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基本被全歼，军官死亡达85%以上，4000余名士兵阵亡。 日军战史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昆仑关大捷”，其实中国军队的伤亡比日军更多：荣誉第一师1.3万人撤下战场的时候，战斗兵只剩700人。第五军负伤1.1万余人，阵亡5600余人，生死不明800余人，另伤亡及失踪的杂役兵6416名，共计伤亡约2.4万。杜聿明在昆仑关纪战碑碑文里说：“攻坚之苦、牺牲之烈殆兴军以来所罕有，而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 “昆仑关大捷”之后，便是惨败。 1940年1月10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议：乘敌新败，援军未到，倾各部之力发动攻势，一举收复南宁。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第二天，正当白崇禧发布部署命令准备开战时，返回柳州的蒋介石致白崇禧一封信，推翻了头一天的决定。白崇禧只好发出改变作战部署的新命令，中国军队全部进入固守状态。日本方面赢得时间，调来增援部队，部署反攻。 1月27日，日军开始反攻。2月2日，日军开进宾阳县城，中国军队后路被断。在九塘、昆仑关防御的第九十九军、第三十六军、第二军及第六军，失去集团军指挥，各自为战，军心溃散，全部败退。2月3日，日军夺回昆仑关。第五军将士浴血奋战多日才攻占的地盘，顷刻间拱手让人。 血战过的昆仑关上，日军题写了大幅标语：“我皇军击溃蒋军三十余师，已璧还宾阳、昆仑关各地。” 1940年9月，日军进驻越南河内、海防、谅山等战略要点，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这样，日军占领南宁的意义下降，便逐步从南宁撤兵。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跟进，再度收复昆仑关以及南宁、龙州、钦县等城。 此时，中国的海外补给线只剩下了中缅公路。为了保卫这唯一的生命线，1942年春，包括第五军在内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随军远征缅甸的，除了许万寿和廖伯群还有王迪先。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机械师的一员。 他们总是想起昆仑关，想起昆仑关上的血与火、笑与泪。 <h3>链接</h3> <h3>陆学藩《昆仑关战役亲历记》节选</h3> 1万3千多人的师，仅余700多人，我问当战役开始前，曾掩护过我的第一连情况，仅有4个人举手，郑洞国差不多流泪，我也不禁凄然。……苏联来了18架轰炸机，由柳州起飞，分别对九塘和441高地轰炸，陆空协同，收到了效果。九塘之敌不支，日军中村旅团长被击毙，残部向八塘撤退，仍占领九塘、八塘间之高地，继续顽抗。441高地之敌亦向九塘、八塘间撤退，和九塘之敌汇合。这个时候，昆仑关表面似是克复了，但日军仍占领九塘以南一带高地，其形势险要不下于对昆仑关之441高地。九塘、八塘乃至七塘之狭长隘路两侧高地仍是日军占领，我军在这样的地形和密集火力下强攻，加之指挥笨拙，何能免于重大死伤！…… 这时敌机活动频繁，掌握了制空权。九塘到迁江间之公路上受敌军空袭妨碍很大。白崇禧率我们到前线，曾在太守墟附近被敌机一架跟踪、低空袭击，幸而系敞篷汽车，下车快，得免于难。 <h3>柳州会议处分众将</h3> 1940年2月21日，蒋介石乘飞机到柳州。因汉奸密报，当晚敌机轰炸蒋住处。22日蒋介石主持检讨会，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桂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 25日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三十五军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1月28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三十六军、第六十六军、第九十九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肃，第四十九军、第一六零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历次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 <h3>当地民众的奉献和牺牲</h3> 宾阳有6万多人参加支前工作，捐赠军粮315万斤，代购军粮270多万斤，筹军款25000多元，捐献米粽11万条、甘蔗12000根、糕饼10余担、肉2100多斤、木料10000多条、耕牛数百头，全县妇女自备布料做军鞋21000多双，有300多人参军参战，200多人献出生命。有3000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日寇杀害，被烧毁房屋3780多间，被劫其他物品难以数计。 <hr /> 注释： 上编 正面与敌后战场 第三章 反“清乡” <h3>亲历者</h3> 徐念初——时为新四军随军服务团干事 顾理昌——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 孙新民——时为中共微湖大队政委 <h3>编导手记</h3> 记得在“我的抗战Ⅱ”的发布会上，有幸见到了老兵孙新民本人。老人拄着拐杖，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进屋子里。瞬间，我脑子里过的都是老人在《反“清乡”》这集里讲述的片段。 “那个时候我们在帮，不是真的在帮。”我主动上前与老人攀谈，老人又一次回述那段历史时，我又听到了这句话。先前采集素材的过程，已听过数遍，再次从老人口中听到，仿佛我也不动声色地打入青帮内部，穿越到了“清乡”那段历史中。 “你过路他要打枪，又喊又打枪各方面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口齿很清晰，再次重温这段历史，老人仍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在接暗号时，门口妇女头带小黄花就表示安全；还记得那时候只有自己人才会打的手势暗语；还记得嘴里吐着烟气、最后却下落不明的尹洪星。 有时候，80后的我并不能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反复复地做抗战题材。从小学到大学，关于抗战的故事不绝于耳，甚至有些故事可以倒背如流。直到我加入《我的抗战》团队，大量血腥的画面冲击着我的视线。炮火中，黑烟滚滚，一堆堆被炸死的难民，一个个失声咆哮的妇女，一群在废墟里哭泣的孤儿……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亡魂该由谁来埋单？我好像有点懂了，对，我们要做抗战，一定要！ “瘦瘦的，那是戴的礼帽，瘦又黄，吸大烟嘛，又黄又瘦，是不是，这样子这么……”老人微笑着描述完记忆中尹洪星最后的模样，“我的抗战Ⅱ”的发布会便开始入场了。在闪光灯和摄像机的陪同下，老兵孙新民登台，台下掌声不断，这掌声持续了许久…… 1942年，刚满20岁的姑娘徐念初已经是新四军随军服务团的一名干事了，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部队在各个地方宣传抗日，动员乡亲们支援抗战。 “我们这个随军服务团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上海来的，20多人吧。其中有学生，也有工人、店员、职员，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比较活跃。”徐念初回忆说。 1942年2月，徐念初跟随部队辗转到了江苏太仓乡下，正赶上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我们要为群众演出活报剧。那天早晨一起来，我们就动员老百姓，拿门板出来搭台子。” 徐念初和战友们用木板、藤条搭建起一个临时舞台。乡亲们把平时攒起来的瓜子和糖拿出来放在盘子里，有的女孩扎了红头绳，随军服务团的人在排练要表演的剧目。虽然没有鞭炮，没有对联，大家还是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 突然，有枪声传来。 “那天来的鬼子比较多，大概来了一个中队，汽艇也不止一艘。”徐念初说，“哨兵发现了，就打枪了，一打枪大家就知道了。” 村子后面有一座由两艘小船搭建起来的浮桥。徐念初所在的部队紧急撤退，准备跨过浮桥，撤到邻近的村子。随军服务团的同志们抬着担架跟随。 “但这个桥呢，给敌人封锁了。后来，我们的一个连就从侧面包抄过去了，占领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拿机关枪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 子弹不停在头顶飞过，士兵们躲在土垛子后面，炮火溅起的尘土盖了半个身子。 徐念初回忆：“就是那么一小会儿，我们赶快从那座浮桥上冲过去了。那也是相当危险。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从吃过早饭以后，一直打到黄昏。” 总算冲出敌人的炮火，徐念初和战友们逃到了一个较为隐蔽的村子。然而，短暂的火力交锋，伤员已过半。“我们就赶快动员群众搞担架，接伤员。”徐念初说。 新四军战士撤离的那个村子，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舞台垮塌了，有的乡亲被鬼子抓起来鞭打。地上一片狼藉。新年第一天的突然“扫荡”，让村子陷入死寂。 在村民们印象中，这样的“扫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从1941年便开始了，日伪军称之为“清乡”。 村民们很愤怒：“我们的家乡，鬼子凭什么来‘清剿’？！” <h3>竹篱笆封锁线</h3> 1941年1月25日拂晓，3000日军包围了长城以南的山村潘家峪。关于八路军在潘家峪建立根据地的传言，使这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几个去赶集的人，又闯入村里，挨家抓人，把村民们集中在村西的大坑里进行集体屠杀。整整一天的屠杀过后，这个有1700人的村庄，1230人遇害，23户人家被杀绝，1350间房屋被烧毁。 6天后，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来到潘家峪，在文章中写道：“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辞呢？” 从这一年起，日军开始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清剿山区根据地，不加区别、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团大战前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杀光、烧光、抢光。 江南地区的乡村，也迎来了一场残酷的风暴。 对徐念初来说，1941年7月1日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日子。“那天早晨眼睛一睁开，外面面目全非了。有些镇过去没有日本兵的，突然间都有了。鬼子、伪军加上便衣都下乡来。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三三两两、摇摇摆摆的，到处搜查。” 时为江苏海安县县党委书记的顾理昌记得，“鬼子今天到这儿‘扫荡’，明天到那儿‘扫荡’。鬼子来两三个小时，就强奸妇女，把鸡呀羊呀鸭呀都吃光了。有的人被敌人逮住，杀了，脑袋挂在大街上啊。小学的瓦房被汉奸部队‘二黄’伪军拆走修碉堡去了。” 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归来，同时还带回了一个名为“清乡”的计划。南京汪伪政府随即成立汪精卫担任委员长一职的“清乡委员会”，负责指导“清乡运动”。 “清乡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由汪伪政权负责，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清乡运动”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逐步扩展到太湖东南、上海郊区、苏北及浙江、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区。“清乡”地区各级军民政务，一律归“清乡”机关管辖。 1941年7月1日，“清乡运动”拉开序幕。 据徐念初回忆：“当时我们听说日伪要用竹篱笆封锁交通要道。我们感觉好笑，你这个竹篱笆能挡得住什么呀？” 徐念初眼里的竹篱笆，不过是一根根细竹子搭起来的，随时可以拆掉，用它封锁交通听起来太过儿戏。她的很多战友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在意，工作照样做。我们的部队正在不断壮大，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不能引起大家的恐慌。” 徐念初并不知道，这正是日伪军“清乡运动”的第一步：军事“清乡”。日伪军从江南部分地区运来500多万根竹子，打造了一条长达三四百里的篱笆墙，沿途构筑了哨位和碉堡。为了保护篱笆墙，日军除了派兵把守外，沿线还设置了100多个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这道竹篱笆封锁线使游击队的活动受到限制，彼此联系不时中断。 乡亲们也被这竹篱笆封锁线困住了。当时的一首民谣是：“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日伪军加大了“扫荡”力度，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顾理昌说：“那个时候乱呢，鬼子来了，国民党走了，还来不来不知道；老百姓很穷。” 恶劣的环境中，负责民运工作的顾理昌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对据点里的伪军“喊话”。 在顾理昌眼里，“喊话”绝对是门技术活。“必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几天晚上去喊话。有月亮你让他看见，那不找死嘛。你要有隔河，敌人不容易冲过来。路线要先找好，有时候不能走大路。你要先准备好讲什么内容，轻易不能打枪，枪一响他不就惊动了嘛，穿起衣服，上碉堡，对着你了。” 等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顾理昌的喊话才开始进入正题：“今天我们找你们谈心来了，你们也别害怕，也别打我们，我们都中国人。你们帮着日本人做事，鬼子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这么坏，你们不能跟他们跑啊。” 通过喊话，顾理昌有机会接触一些伪军人员，并逐步拉近关系。但喊话并没有太大成效，有时反而引来日伪军的机枪扫射。到1943年，汪精卫已在敌占区各地建立起伪军保安队、警卫队、治安军和各级伪政权，大力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立门牌、发放“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治和物资封运政策，抽田亩捐、代收地租、遍设关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大封锁。 一时间，竹篱笆似乎围住了所有的出路。 <h3>酒桌上策反伪军头目</h3> 时任中共微湖大队政委的孙新民也对微山夏镇周围的几个敌军据点喊过话。“你过路他要打枪。上头指示，让我们喊话。”孙新民说，“后来常喊话惊动了他们，他们也不听。” 据孙新民回忆：当时许多据点掌控着重要的关卡，敌后的情报、药品、军事物资等不能顺利送到抗日根据地。喊话不奏效，必须另想办法，打通封锁严密的据点。“后来领导说，索性做些分化瓦解工作。” 很快，孙新民便锁定了策反的头号目标——微山夏镇敌军据点伪警备团团长尹洪星。“他是从外边调来的，不是地头蛇。他的力量又特别大，据点都是他的。” 想要策反尹洪星并非易事，不过，经验老到的孙新民有办法。尹洪星曾经参加过青帮组织，而当地青帮的大当家张秀颜，就住在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张秀颜是尹洪星的师父，在青帮内辈分还蛮高，尹洪星很听他的。所以先做张秀颜的工作。” 孙新民带着一名小战士，到了张秀颜家。 “小战士叫开门以后，把张秀颜吓得不轻。一听说是孙政委，他害怕。他说，孙政委，我没有做坏事啊。” 孙新民解释了来意。张秀颜略微放松了些。 “这样子吧，我也拜你为师父，算你的徒弟了吧。这样，你跟尹洪星捎个信儿，叫他不要这样子对我们，要留点后路，是吧？”张新民对张秀颜说，“咱们一定会胜利，你们现在做些工作，也算做了贡献。” 孙新民成了青帮的人，张秀颜也不便推辞。几天后，在张秀颜的牵线下，尹洪星同意商谈。双方约好，在离据点不远处的一个诊所碰头。 孙新民回忆：“我们讲好了，都只带一个人，都不带枪。” 孙新民的回忆，还原了两人碰头时的情景： 约定的时间，孙新民赶到了诊所。他进屋后，见到桌上摆着大烟灯，一个男人坐在桌前，瘦瘦的骨架撑起一套长褂，顶着一顶礼帽，正是尹洪星。 看到有人进屋，尹洪星并没有理会，继续抽大烟。孙新民摘下帽子，坐到桌前，先开了口。 孙新民跟尹洪星套近乎，叫他“兄弟”，希望“以后咱们什么都可以谈”。 尹洪星慢慢抬起头，嘴里喷烟，摘下帽子，视线转移到孙新民身上，打量了一番，才慢吞吞地开口：“贵军呢，你们那边还把何二毛子吃掉一个团。” 孙新民说：“对啊，何二毛子他自不量力，一直给我们捣乱，所以我们部队就把他消灭了。” 就在几天前，孙新民所在部队刚刚打了一场胜仗，攻破郯城，尹洪星显然知道了这个消息。听孙新民这么说，尹洪星露出一丝异样的神色，被机敏的孙新民捕捉到了。 孙新民说：“咱们呢，现在的形势非常好，各个根据地呀，打了好多胜仗。日本人的时间长不了，是吧？留点后路吧。咱们弟兄俩，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 孙新民看火候差不多了，让人送上几道小菜，两个人喝着酒，聊了起来。 尹洪星说：“你看我有吸大烟这么个嗜好，贵军那里又不吸大烟。我这人，你们能要吗？” “清乡运动”进行时，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大肆散播淫秽小说、电影和音乐，开放赌场、妓院和烟馆，伪军中像尹洪星这样的瘾君子为数不少。 孙新民说：“你慢慢戒呗。” 尹洪星说：“我一天不吸像死了一样。” 孙新民说：“等你立了大功了，你带了这些人来，咱们弟兄也不骗你，会优待你。” 在孙新民的劝说下，尹洪星答应慎重考虑。 几天后，孙新民得到消息：尹洪星占据的几个重要据点向游击队敞开了大门。 孙新民回忆：“开了大门以后，他又教育其他的汉奸队伍，一般也不出来‘扫荡’，过去可是三天两头地出来转。我们便于活动了，有时白天也可以出来了。总而言之很有效。” 此后几次，孙新民执行任务前，只需提前知会尹洪星，便可顺利通过据点。在尹洪星的帮助下，交通就畅通了，战士们的安全更有保障。 <h3>酒桌下老大哥告密</h3> 日伪军的“清乡”招数层出不穷。“清乡”地区进行政治“清乡”，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积极鼓励自首和策动告密。 徐念初回忆：“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个保里出了事，整个保的人家都受连累。来个陌生人，老百姓就不敢留，怕被人揭发。” 告密，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沙叶新的《丑陋心态：中国的“告密”文化》一文写道：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顾理昌回忆了一次当年他被人告密、死里逃生的经历：“1943年，我和一个原来是我们干部的老大哥在一块儿，他买了酒，买了豆腐皮，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吃晚饭。” 老大哥的热情款待，让顾理昌心里暖意涌动。两人边喝酒边叙旧。老大哥不停地劝酒，但顾理昌不胜酒力，只喝了少许便有些昏昏沉沉。过了一会儿，老大哥起身要离开。“他说回家去干个什么事，叫我等他。不到12点，我等着他，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迷迷糊糊中，顾理昌听到一阵脚步声，他立刻惊醒。直觉告诉他，来者不善。他急忙吹熄油灯，躲进床下的角落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这些人明显是来找我的，在屋里找遍了，有人一只手掀了床上的苇席，一只手用刺刀往底下捅，刺刀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没捅到我。他若是提起床板，我就会丢命。” 这伙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夜已深，差点丧命的顾理昌顾不得和老大哥道别，连夜撤走了。一路上，顾理昌都在思索：已经很谨慎了，怎么还会暴露行踪？老大哥去了哪里？ 直到194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理昌从保长的口中得知一个让他有点无法接受的消息：当年老大哥喝酒喝到一半时借故离开，原来是别有用意。“他叫他父亲去报告敌人，来抓我。他带酒来，显然是有目的的。当时我不怀疑他啊，我们原来在一个乡里工作，都是脱产的，像亲弟兄一样。我想不到他作为内奸来杀害我呀，他不应该有这么个心啊。” 没人知道老大哥最后去了哪里。 <h3>被策反的日本人在“扫荡”中保护中国人</h3> 1943年，日伪军一套套“清乡”招数不断，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要四处转移。 严酷的环境中，徐念初恋爱了。“在随军服务团遇见了章立，这个人呢，比较聪明，能画画，也能刻章，唱歌、演剧，他都行。” 烽火中的爱情，同样美好。两个年轻人时常书信往来。 由于卫生条件跟不上，到了蚊虫多的季节，许多战士得了疟疾。徐念初的男友章立也病倒了。“发疟疾就是打摆子啊。打摆子有两种，一种是几天发一次，还有一种就是连续发作的。他是连续发作的，这种就比较厉害。”徐念初说。 由于经常要在夜里行军，章立的病情反复，身体吃不消，不得不留在后方医院养病。 恋人间只好暂时忍受离别之苦，以书信传情。 据徐念初回忆：后方医院有一个策反过来的日本人，叫高桥，他也病了。由于语言不通，高桥很少与人交流。恰好章立懂一点日语，两个人的接触多了起来。章立常在给徐念初的信里提到这个日本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章立的病情还没好转，日伪军的“扫荡”又来了。“那天晚上他们偷袭后方医院。那时候，那个后方医院里都是些病人，不可能天天转移。”徐念初说。突然“扫荡”让大家措手不及，来不及逃跑。日伪军在后方医院里到处搜查，章立只得和其他战士混在百姓中间。这时候，日伪军发现了高桥，就命令他来指认士兵。 “这个高桥还是不错的，他保护了好多人，说这个是老百姓，那个是老百姓，结果就8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穿了军装，是到后方医院去养伤的。章立也在其中。就他一人是干部，其他7个都是战士。敌人把这8个人一起抓了。” 徐念初后来听说，天蒙蒙亮，8个人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枪声中倒下了。 几天后，心情刚刚平复一些的徐念初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章立遇害前寄出的。“就说他的病基本上已经好了，不过大夫一定要他再休养10天，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需要再调理一下。” 徐念初痛彻心扉。“从感情上来说呢，实在过不去，感觉到这人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后来还怪自己，因为刚开始，他是坚决不愿意到后方医院去，后来是领导下了死命令，他没办法才去的。领导下这个死命令的时候呢，我也在旁边，因为当时他身体实在受不了了，我也赞成领导的意见，就催他去。所以我后来想，假设我不催他去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 那段时间，徐念初经常梦到章立。在远处，章立唱着歌，挥手和她告别……她也常想起那个从未谋面，却救了不少战友的日本人高桥。 1944年7月1日夜，“清乡运动”开展三周年的日子，在苏中四分区主力部队掩护下，沿途数万群众在三四百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乡亲们火烧竹篱笆。消息传到南京，汪伪政权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 这一年，汪精卫健康恶化，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第二年，抗战胜利，汪伪政权土崩瓦解。 孙新民和尹洪星接上头后，交涉一直很顺畅。交通线打开后，孙新民随大部队辗转各地，其间失去了与尹洪星的联系。“鬼子投降以后，他那个部队调到别处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计最终也是打掉了。” 70年过去，白发苍苍的孙新民还记得当年初见尹洪星时他的模样：又黄又瘦，长褂礼帽，坐在桌前，神情复杂。 逢年过节，锅里煮着饺子，窗外鞭炮声不断，徐念初总会想起那段四处游击的日子，那出没来得及上演的剧目，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那位才华横溢的章立，还有那道几百里长的篱笆墙。 她还记得那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h3>链接</h3> <h3>文化“清乡”</h3> 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通过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日寇一方面造谣说“新四军是俄国军队，遭到英、美、日和国民党的联合反对，一定不成功”，“新四军焦土政策，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国共摩擦，抗战一定失败”等，另一方面又大肆施展蒙蔽欺骗的伎俩，宣传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合作救国”、“复古读经”等，并且纵容黄、赌、毒，从精神和心灵上毒害中国人民。 <h3>“治安强化运动”</h3>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3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当年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 <h3>“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h3>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企图以极其残酷的破坏，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942年5月初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聚集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被抓走、杀害的有5万多人。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hr /> 注释： 上编 正面与敌后战场 第四章 空中牛仔 <h3>亲历者</h3> 爱 玛——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护士 拜斯登——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军械师 查尔斯·邦德——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 罗伯特·科顿——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 洛文斯基——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机械师 赫尔曼·斯坦利——时为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 黄 澄——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 龙启明——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 程敦荣——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战斗机飞行员 金逸群——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中队飞行员 毕超峰——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 王延洲——时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 <h3>编导手记</h3> 这是抗日时期为中国空军海选军歌时一首落选的歌曲，后经“金嗓子”周璇的演绎，才广为流传。歌词如此儿女情长，确实不像军歌，但若真的选上，想必会成就一番佳话。在战争中加入一些浪漫元素，是人们对战争仅存的一丝幻想。 飞虎队也许是二战期间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支队伍，一群20来岁的半大小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一个被军队变相开除的老头子的带领下，来到战火纷飞的陌生国度，肩负着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的使命，驾驶着老旧战机，以少胜多，打败了当时称霸太平洋的日本空军，赢得了异国人民的尊重，也有人也迎来了爱情。如此好莱坞式的故事，难怪很多人想把它搬上荧屏。 为了增强这种浪漫气氛，坊间更多了些故事与传闻。比如说美国军方不承认这批志愿者的服役经历，是因为嫉妒这批杂牌军取得的战绩。说到杂牌军，确实如此，他们当中很多人是陈纳德连哄带骗来的。有人想成就一番事业，有人想多赚点钱，保不齐还有人只是想体验下异国情调。这样一批人来到中国，说白了就有点打工的意思，军纪也就很难好起来。陈纳德为此还特意雇佣了一批监军督察，专门来管理这些美国人。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美国人做事很认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这是当时很多与美国人接触过的老人会提到的，他们固然对美国人的傲慢有很多不满，但是提到工作，那一定会夸上两句。 美国人把对待工作的态度也用到了造飞机上，P-40打不过日本飞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太沉。空中没有什么道路限制，谁更轻巧些就一定更占便宜。日本零式战机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被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轻的目的，把座舱护甲和油箱护甲都省了。也就是说日本飞机一旦被击中，驾驶员很容易被直接打死要不就是被油箱炸死，这种只求杀敌不求自保的设计思路，也许只有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想得出来。美国人是不干的，这不光是对工作的态度问题，人家掉几架飞机没什么，家大业大可以再造，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尤其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不是想有就有的。如片中所说，战争后期，由于零式战机太不经打，又缺少优秀的飞行员来发挥它们灵活的优势，最终沦为自杀式飞机。而它的沉浮更像日本从强盛到战败的一个缩影。 再说说爱玛。她和佩塔奇的故事无疑是浪漫的，也使得这个结局更加悲伤。有一点片中没提，其实他们本可以回国，由于陈纳德是他们的媒人，而刚刚组建的第十四航空队，还缺乏必要的训练，这对小夫妻为了帮陈纳德一把，留下来超期服役两个星期，最终却劳燕分飞。老人家回国后致力于妇女权益事业，20世纪60年代和现任老公汉克斯相识。汉克斯是一位驼峰航线飞行员，他在中国的故事也很传奇。当年一架型号为C-53的运输机坠落在驼峰，恰好身后还有一架友机，使得这架C- 53成为当年驼峰航线上唯一一架知道坠落地点的坠机，坠机驾驶员的母亲得知此事，拜托汉克斯和其他两位队友帮助寻找遗骸。在回国前夕，三人跋山涉水却因为体力不支，在距坠机地点一公里时折返了。回国后的汉克斯并没有放弃，而是五十年如一日地锻炼身体，最终在80岁高龄时，重返驼峰找到了坠机，告诉人们什么叫做承诺。 1932年2月22日，苏州胜利小学，12岁的金逸群抬头望见了日军的3架轰炸机。“它们在学校上空转，飞机翅膀下面有日本那个红太阳。3架飞机，6个红太阳在天上转。”金逸群回忆说。 此前不到一个月，“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出飞机对上海进行轰炸。 “日本飞机把人炸得太惨了。我看了以后，心里真的很气——自己国家的领空怎么被日本人给占了？” 金逸群记得，空中的3架日军轰炸机已经做出俯冲动作将要投弹时，“有一架飞机低空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冲上去了，打日本飞机。”这架横空而出的神秘战机，和日军的3架飞机缠斗在一起，顿时打乱了敌人的空袭计划。3架负责护航的日军战斗机，从高空向神秘战机俯冲而来。面对6架敌机，神秘战机非但没有逃走，反而咬住日军的轰炸机不放，近距离向一架轰炸机猛烈开火。 因为寡不敌众，神秘战机被击落了。 后来，当人们找到坠毁的神秘战机时却意外发现，牺牲在驾驶舱内的是一位洋小伙。 洋小伙来自美国，名叫罗伯特·肖特，时年27岁，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时任美国波音公司销售代表，来华推销战机，目睹日军轰炸上海的恶行，义愤填膺地在日记中写道：“希望像西部牛仔一样驾机与日军决斗，主持正义。”他以志愿者的身份驾驶样机加入中国空军。 罗伯特·肖特成为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国民政府为表彰他援华作战的义举，特追授其空军上尉衔。在上海各界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民众代表、学者吴经熊致悼词说：“肖特所流热血可作中、美两国民族之胶漆。” 看了肖特空战过程的金逸群立志长大后成为飞行员。1941年，金逸群考入中央航空学校，1943年和一批同学赴美学习飞行技术，归国后成为隶属于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中队飞行员。 1942年10月，一部名为《飞虎娇娃》的黑白电影出现在美国银幕上，影片里一批美国飞行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日本人进行空战。影片主演约翰·韦恩以西部片著称，影片里的飞行员也像西部片中拓荒淘金的牛仔，他们为了钱来打仗，穿着西服开战斗机，为了队中的漂亮护士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而现实中，真的有这样一支队伍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飞虎队”，他们是抗战时中国上空的美国牛仔。 <h3>老牛仔和淑女远渡重洋而来</h3> 1941年7月10日，一艘载着近260名美国年轻人的轮船从旧金山起航，前往中国。如果只看这些年轻人的表情，谁也猜不到他们要横跨太平洋去打仗。 船上有一个25岁的姑娘，名叫爱玛。多年后，她回忆起那次远洋旅途：“我们在船上跳舞，玩得很开心。我给他们照相，他们太年轻了。我想，他们怎么能去打仗？他们只是些孩子。” 这些花花公子式的美国青年，将要和他们的前辈肖特一样，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打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们的这支队伍叫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 这支队伍的创始人是1937年初以上尉衔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兵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飞行技术精湛、好胜心强的西部老牛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职员的黄澄说：“陈纳德，这个名字根本是错的，因为电报一来，中国人一看，C，就照英语的拼法翻译成陈纳德，其实不是，他是一个法裔，按法语的拼法不应该译为陈纳德。” 1937年春天，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领导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物色外国顾问，陈纳德受邀。当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上海，宋美龄接见了他。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是蒋介石先生的妻子，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二十岁。她讲英语时，像富有的美国南方人那样，慢慢地拉着长调。这次会面使我终身难忘。这一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女王。”从那时起，我们一同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岁月。 宋美龄请陈纳德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考察了当时中国空军的状况后，陈纳德发电报告诉宋美龄：名义上中国当时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真正合格的航空人员不过600人。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协助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抗日本空军。 1940年，陈纳德受蒋介石之托回到美国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提供100架P-40战斗机，同时准许退役或后备役的美军到中国作为志愿人员对日作战——因为此时日美尚未开战。 陈纳德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一些陆军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役、退役人员应募。应募军械师的拜斯登回忆：“1941年春天，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中国空军想要一些美国人过去。我不是飞行员，我当时作为一名军士一个月赚70美元，而中国人给我的工资是300美元一个月，比我已经习惯的多得多了，所以我决定试一试，于是和他们签了一年的合约。” 爱玛应募成为两名随队护士之一。和绝大多数同伴不一样，她到过中国，熟悉中国。 1935年，19岁的爱玛作为交换生来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那里的教授非常好，那里的男士是真正的绅士，他们把我当做淑女来对待。在美国，男人们可不像中国男人一样。我对中国男人待我的方式印象很深，而我也习惯了被他们当成一个淑女。”爱玛回忆说。 创办于1888年的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容许男女同室上课的高等学府，在这里留下美好回忆的爱玛，一年后回到美国，仍对中国的一切念念不忘。“我发现在中国的经历非常值得，并且我喜欢在那里的每一分钟。” 爱玛希望再到中国去。“我父亲是医生。虽然我从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知道再回到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医疗人员的身份去。不过成为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去耶鲁大学学护理。耶鲁有美国最好的护理教育。” 结束耶鲁3年学业后，爱玛在社区医疗中心工作。生活虽然安稳，她却时时在诊疗台前怀念当初在中国的淑女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她面前，问她愿不愿意去中国。 “他们招募医疗人员，去了耶鲁。那时候，美国、欧洲的航空队里都没有女的。耶鲁的老师对他们说，有个女生一直想回中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我，我当然就参加了。”爱玛说。 就这样，爱玛终于可以回到梦寐以求的中国，回到那些绅士们中间。不过，她没想到，就在漫长的远洋旅途中，她被船上的一位牛仔——年轻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俘获了芳心。 “船上有一个游泳池，我穿上泳衣去游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我……我们在那艘船上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跳舞，在甲板上聊天，他给了我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爱玛和佩塔奇随大伙儿踏上中国土地时，陈纳德看着这109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在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上校衔大队长。志愿大队拥有99架P-40A、P-40B型战斗机，共3个中队。当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这些美国人名义上为该厂雇员。 <h3>蒋介石讲话时有酒鬼说下流话</h3> 此时，出现在美国牛仔们面前的，是一个被战火蹂躏的国度，天空中几乎已经见不到中国人的飞机，日军对中国城市的轰炸频繁又嚣张。 黄澄回忆说：“日本人的飞机根本没有什么阻拦，在昆明，所有的炸弹都投下来，炸得简直是太可怜了。我翻译过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当时到昆明的印象，他说：‘我初到昆明，很震惊地看见街上的中国人把那些尸体一个一个堆起来，整整齐齐，一堆一堆的。’” 中国人盼望陈纳德和他的手下狠狠教训日本人。不过，这些美国牛仔看上去放浪不羁，不大靠谱。“招募的这些志愿者，差不多都是些非正规或者说被正规部队开除的人，所以他们的纪律很不好，酗酒、乱来，见着女人就追。”黄澄说。 说到纪律，其实老牛仔陈纳德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美国，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顶撞上司，才被迫提前退役。 为了安抚这些美国牛仔，1942年2月2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昆明的志愿队驻地专门为队员们举办晚会。 黄澄回忆：“陈纳德很小心，事先告诉队员们当天禁止喝酒，但是那些老美不管，他们裤袋里面藏着酒，酒气熏天地听蒋介石讲话。有个老流氓听腻了，就大叫起来了，叫出一些没有女人就不打仗之类下流的话，这就不好翻译了。陈纳德当时难为情得不得了，赶紧把他的宪兵叫来，把那个士兵拖出去，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宋美龄讲话时有的放矢地说：“没有纪律，我们将一事无成。我和你们尊贵的指挥官一样，也将对你们絮絮不休地谈论纪律，我指的是我们在内心的自觉的纪律。然而，我并不是要求你们装成泥塑木雕的小圣贤。我自认也有人情味，不喜欢刻板的人，但我的确希望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一件事，全国都在关心着你们，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由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些伟大的传统。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人民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美国人的真实形象的印象……” 宋美龄深知，和这些美国牛仔打交道，动之以情是一方面，不来点实际的不行。 黄澄记得，“宋美龄称他们为天使，她讲得很幽默，很有趣。她许诺，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金。那个时候500美金不得了，大伙儿高兴极了。后来他们士气高涨，不能不说是有奖金做后盾。”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解读飞虎队。”1944年成为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二十二轰炸机中队飞行员的龙启明说，“有人说陈纳德只是一个在美军中不得志的军人，他手底下的兵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的，每打下一架飞机有500美金的奖励。我记得我在报考的时候，也考虑过空军的工资比较高，这都是实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惧过。” 而在1943年进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程敦荣看来，当年并肩作战的美国战友当然不是乌合之众：“飞虎队的飞行员要求至少有两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个人技术是很好的，配合很好，很像美国的职业明星球队。陈纳德也像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练，他的战术是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当年的参加者的确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国青年的那种活泼朝气，有正义感和富于冒险精神。尽管也有少数人是为着较优厚待遇和资金而来，但大多数是同情中国抗日战争，并意识到美、日之间终不免一战而热情地参加的。” 志愿大队在缅甸东吁（又译同古）进行了战斗训练，陈纳德亲自讲授日本空军的战术。 “作战之前，他们一遍遍地练习驾驶战机，”爱玛说，“当时他（佩塔奇）正在练习飞行，发现了我，就故意飞得靠近我。其他的小伙子过来捣乱。女孩都是喜欢被别人注意的，他就在他的飞机上做个标志，让我能够辨认出哪架飞机是他的。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爱玛回忆：“我们结婚的前一天晚上，陈纳德邀请我俩去他公寓吃晚餐。他是个非常棒的婚礼筹办人。我和陈纳德玩游戏，他推了我一把，当时我转得太狠了，一只眼睛碰到了桌角，第二天我带着黑眼圈结的婚。” <h3>“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就得听我的”</h3>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一、第二中队到昆明（第三中队驻缅甸首都仰光）。当天，以零式战斗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群偷袭了珍珠港。 1940年9月13日，新研制出来的零式战斗机在中国的首战——重庆附近的璧山空战中，以仅被击伤1架的代价，击落、击伤中国战机24架，驾驶着苏联制造、已经落后的伊-15、伊-16型战斗机的中国飞行员战死10人，负伤8人。 零式战机航程远、速度快、异常灵活。后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指挥部参谋长毕超峰认为：“这种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一种。”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三大队战斗机飞行员王延洲说：“零式战斗机的转弯半径小，空战当中，你水平格斗兜圈兜不过它呀，你转弯，弄不好就被咬屁股了，战斗机被咬了屁股就很危险。” 陈纳德面临很大压力。相较于零式战斗机，志愿队的P-40被认为是“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战机。当然，它也有特点：结实、火力强。拜斯登说：“P-40配有同步机关枪，在螺旋桨旋转之间将子弹射出。这是当时空军最老的机型，好在用于新型飞机的枪配在了机翼上。” 陈纳德在对比分析了P-40和零式战斗机各自的优缺点之后，制定出四机编队的战术：“在遭遇到这种飞机时，我们不能还用三机成队的队形，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作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弯灵活的长处，伺机采取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 时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的查尔斯·邦德回忆：“他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尝试面对面战斗，不要尝试和敌人兜圈，因为他们的飞机比你的先进，不要跟他们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出击。” 陈纳德的战术基于P-40战机坚固的机身与良好的俯冲性能，当遇到灵活的日军飞机时，飞虎队队员驾驶P-40快速爬升到高空，向敌机俯冲攻击，之后立刻飞走，深受其害的日军称其为“一击脱离”，简单说就是打了就跑。王延洲说：“只打一个回合，打了就跑，不恋战，恋战就要吃亏。” 当然，“你的愤怒是你更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查尔斯·邦德说。 牛仔们后来在实战中还想出了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招数，比如在空中把飞机的油门关掉。“油门关了以后，转弯半径就小了，反而转到零式飞机屁股后头去，把它击落了。”王延洲说。 在战前训练中，陈纳德向队员们讲授自己制定的战术，他说：“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就得听我的。” 被队员们称为“老头子”的陈纳德是个狠角色。黄澄提到一件趣事：1943年开罗会议，陈纳德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列席。“他站在罗斯福的后面，丘吉尔看看他，问罗斯福：‘站在你身后的是谁啊？’罗斯福说：‘这是我们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丘吉尔说：‘谢天谢地，他在我们这一边。’可见他是一个威武得很的人。” 在陈纳德监督下进行的战前训练，虽然短暂，却很有成效。 时为志愿队飞行员的罗伯特·科顿回忆：“我们熟练地掌握了P-40的操作，它很结实，动力强大，装弹量也很多。” 时为志愿队地勤人员的洛文斯基回忆：“我们与飞行员在一起，每天都有飞行任务，也会发生事故，因为我们的飞行员有些以前是海军飞行员，曾经常驾驶P-40B战机飞越舰船，所以，当他们来到陆地时要有个适应过程。” 训练结束了，牛仔们就要升空迎战。他们的飞行服后面缝上了识别标志，上面有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还有一行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几个队员问陈纳德：“能不能把鲨鱼头画在飞机机头上？”他们在缅甸受训时曾在杂志上看到，一架在北非作战的P- 40机身上涂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他们觉得这图案新鲜又刺激，也想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上鲨鱼头。陈纳德答应了。几天之内，地勤人员为志愿大队的每架飞机都画上了鲨鱼头。图案设计者巧妙地利用P- 40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一个硕大的、张开的鲨鱼嘴，嘴巴以上是神气活现的鱼眼。队员们说，让鲨鱼吓唬日本人吧。 <h3>“飞老虎”扬名</h3> 1941年12月20日，日军轰炸机飞临昆明。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等待了四年之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地面报警网的协助下，用美国的战斗机，即将开始与横扫整个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进行较量。我感到P-40型飞机的座舱正载着中国的命运，飞行在云南的上空。我真希望我能年轻十岁，还能坐在飞机的座舱里，而不是待在这个掩体里。 陈纳德命令手下一个中队的战机起飞迎敌。战斗情况，当年的昆明防空司令部记载如下：“十二月二十日九时十八分，敌轻型轰炸机十架，由越境侵入；十时十分到达呈贡。当与我驱逐机队遭遇，我机队当即迎头痛击，敌机仓惶逃窜，我机跟踪追击，于十时三十五分，敌机逃至罗平县属之三江口，又被我机包围，发生激烈空战。敌机三架被我机击落，另有三架受重伤亦有坠落模样，于十一时二十五分经滇桂边境向越境逸去。我机安全返航。”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飞行员返航后他的见闻： 当这些P-40型飞机俯冲进攻时，大家都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把东吁训练的内容全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完全成了一场混战。所有飞行员都承认，P-40型飞机没有自己打着自己全是出于运气。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英里的来回战斗中，飞行员们尝试了惊险的九十度偏转射击和其他疯狂的战术。来自威斯康星沙瓦诺的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两架轰炸机后，便大骂那些军火制造商，因为他的机关枪卡壳了。可他着陆后检查机枪时，却发现原来是子弹打光了。在P-40型机退出战斗时，有三架日本轰炸机被击落，其余的也都冒着烟，受伤程度不同。埃德·雷克托是志愿队唯一的伤号。他因长距离追赶日机而使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在昆明东面的一块结冰的水稻田里，受了轻伤。 大部分飞行员在回到机场后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孩子们，”我对激动的飞行员们说，“你们打得不错，但这不是最好。下次把它们全打下来。” 昆明防空司令部说：“本省四年以来频遭敌机空袭，迭次遭我空军部队之截击，予以重大打击。唯所获战果，均未若此次美志愿队之巨。……此次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庆。” 志愿队飞机上画的鲨鱼头，多数中国人不认识，觉得稀奇。第二天，昆明的一家报纸上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飞虎队”自此叫响。 黄澄说：“昆明人感谢飞虎队，他们都讲，老美顶好，那些姑娘也冲出门外对队员们说，老美你好。” 陈纳德曾提及1942年时飞虎队受到的广泛关注： 我在1941年离开美国之前，曾托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几位朋友，帮我注意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并把剪报寄给我。现在我这儿已堆满了来自美国的剪报，我的部下惊喜地发现，他们已作为“飞虎队队员”而名扬世界了。 陈纳德恢复美军现役，并升为准将。这位曾经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飞虎将军”。 <h3>等了50多年的勋章</h3> 1942年7月3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解散，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十六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司令。 7月4日，重庆，飞虎队的告别晚宴上，主持人宣读了飞虎队的战绩：“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射中阵亡，3名被敌人炸弹炸死，3名被俘，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 飞虎队大部分飞行员选择回到美国。 爱玛记得，飞虎队队员赴华前，美国政府承诺“他们回国的时候级别还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拜斯登说：“海军不承认我曾是他们的成员。我们得到服役过的部队的官方认证花了很长时间。”另一件伤心事是，他原本在美国有一个女朋友——“我在中国的时候，她没有告诉我她结婚了。” 在中国出生入死的飞虎队队员，回国后得不到官方的承认，他们成了真正的志愿者。 飞虎队解散后，爱玛没有立即回国。“我们有一年的合约。约满的时候，他们说新兵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决定多待两周来帮助陈纳德。” 佩塔奇为了帮助陈纳德培训新兵，留下来超期服役。怀孕的爱玛陪在丈夫身边，期待两周后一同回国。 还有两天就可以回家时，佩塔奇接到了一次空袭任务。完成任务后，返航的佩塔奇被日军对空火力击中。 “我永远地失去了他。我再也没有用过‘我们’这个词。”爱玛说。 两天后，爱玛带着6个月身孕回到美国，生下了女儿。对于佩塔奇的牺牲，她总认为是爱情拖慢了“飞虎”的脚步。 “这些飞行员是英雄，他们很伟大。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部队里一个愚蠢的女人。我太愚蠢了，去参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使我一直不能释怀。” 直到9年后，在一次聚会中，爱玛遇到了汉克斯，一位退役的驼峰航线飞行员。 继“飞虎队”之后，“驼峰”成为战争期间美国人熟悉的又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词。 曾任驼峰航线飞行员向导的赫尔曼·斯坦利说：“当时飞越驼峰的线路是唯一能将补给运往中国的线路，这航线对和日军作战很重要。我们带军火、汽油、食品、药品，中国所需的任何物资。” 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赫尔曼·斯坦利说：“许多飞越驼峰的飞机都坠毁在山上，航线上到处是反射阳光的飞机残骸，所以他们将驼峰航线称为Aluminumtrail（铝铺成的路线）。” 爱玛总是和汉克斯开玩笑：“我们飞虎队负责打飞机，而你们却是摔飞机。” 当时执行驼峰航线飞行任务的是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租用中航公司一部分飞机的美国陆军空运队。 1943年3月11日，中航公司“第53号机”坠毁在了怒江附近的山脉上，24岁的机长吉米·福克斯下落不明。据爱玛回忆：福克斯的母亲不愿相信自己的独子再也不能回家，请求他的队友帮助找寻其下落。后来加入中航公司的汉克斯志愿报名寻找福克斯。1944年，汉克斯等三人踏上寻找福克斯之路。在无路可寻的原始森林里，汉克斯的两位队友体力不支，首次寻找不得不放弃。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遣队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被解职。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青天白日大蓝绶带。当年8月1日，陈纳德回国。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她目睹的景象：“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 1947年，陈纳德与爱玛的岭南大学校友陈香梅结为夫妻。陈纳德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病逝，终年65岁，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仅有的中文。 陈纳德手下那些不羁的牛仔也得到了美国人的喜爱，他们的事迹被搬上银幕，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金逸群说：“我觉得美国人很热情，他们工作非常认真、踏实，维护的飞机真好。” 而当年美国牛仔们的对手，到了战争末期，只能驾驶被改装的零式战机，以武士道精神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攻击。 爱玛后来和汉克斯喜结连理。汉克斯打动爱玛的除了他的风趣，更重要的是他的中国经历。“中国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爱玛说。 每天的10公里徒步越野、肌肉训练，汉克斯坚持了50多年。对他来说，保持健康的身体，是为有一天重返驼峰作准备。 汉克斯终于等到当年福克斯的“第53号机”被发现的消息。1997年6月25日，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经过7天的跋涉，重返驼峰的老人完成了等待50多年的寻找。 “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帮助中国，而且找到了飞机。”白发苍苍的爱玛感叹道。 1984年，爱玛和佩塔奇的女儿得到了美国政府颁发给佩塔奇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1996年，所有飞虎队队员都获得了这枚他们等了50多年的勋章。 <h3>链接</h3> <h3>抗战期间美国援华情况</h3> 抗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援助，前期以借款为主，后期以租借物资为主。1938年12月到1940年，美国共向中国提供各类贷款1.7亿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又签订了高达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1941年，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获得美国各类租借物资价值8.4亿美元。此外，至战争结束，协助中国作战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损失468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摧毁敌机2500多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0多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万多人。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参与空运90万架次，共运进各种物资65万余吨、人员3.3万人，完成了世界航空史上迄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空运，1000余名飞行员牺牲，飞机损失400余架。整个抗战期间，美国援华作战人员共牺牲2264名。 <h3>租借法案</h3> 租借法案（Lend-LeaseProgram）是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一项法案，目的是在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同时，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法案在1941年3月11日生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也改变了原来中立国的意义。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后，继续为盟国提供物资，接受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苏联、中国等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租借法案对盟军取得胜利有直接影响。 <h3>飞虎队队徽</h3> 《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中记载：“其实直到美国志愿队解散的前夕，我们才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队徽的东西。应华盛顿的中国军需处的请求，好莱坞的沃尔特·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为我们设计了一个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正飞越一个象征胜利的字母‘V’。” <h3>陈纳德路</h3> 为了铭记飞虎队与陈纳德的功劳，1945年，云南省政府宣布：把昆明市区到巫家坝机场的路命名为“陈纳德路”。在云南历史上，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公路有两条：一条为“史迪威公路”，另外一条就是“陈纳德路”。此路现名“民航路”。 <hr /> 注释： ，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3页。</a> 上编 正面与敌后战场 第五章 四十七天（上） <h3>亲历者</h3>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卢庆贻——时为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 彭忠荣——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 彭忠志——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少尉参谋 吴荣凯——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 钱庆杰——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一连连长 吴 淞——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 罗立三——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 肖 光——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 <h3>编导手记</h3> 晚年的时候，衡阳保卫战的中国守军主帅方先觉曾经说过：“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临终前，方先觉留下遗言：“我对得起国家！” 衡阳保卫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被誉为可以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媲美的城市争夺战。但是，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以前却不曾知道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 杨光荣，我的采访嘉宾，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1942年，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几个月后，10万远征军大部分死在异国他乡。杨光荣是为数不多穿越缅甸野人山，并顺利回国的人之一。 两年后，1944年，杨光荣与17000余名中国将士共同守卫衡阳。这一战之后，守城将士只有2000余人活着离开了衡阳。杨光荣又一次幸运地活了下来。 从衡阳活着出来之后，刚回到广西桂林的杨光荣又马上加入了广西会战的战斗中。广西会战之后，随部队到云南时，杨光荣又参加了中国军队的第二次远征。 1945年8月15日，杨光荣很幸运地看到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1949年11月，驻守在四川的杨光荣随部队起义。不久后，刚加入解放军的杨光荣又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数十万将士埋骨他乡，杨光荣却再一次活了下来。 当年征战沙场的杨光荣，如今已经91岁高龄。在河北邯郸，杨光荣是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之一，绝大多数人，见到他都会尊称一声“杨老”。不过，不为人知的是，由于他参加起义的时候是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月，所以杨老现在只能拿着1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幸好他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并不需要太多的医疗费用。 采访杨光荣时，由于时间限制，杨老的许多故事还没来得及具体讲述，我们便不得不匆忙结束。这时，老人非常不高兴，老人说：“你们是来找我问问题的，我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给你们解答，你们就要走了，这像什么话？我当年打仗都没有这么着急，你们着什么急？” 为国效力，出生入死十几年，多少兄弟在身边倒下，其中的酸甜苦辣，老人是第一次向外人诉说。老人要的不是炫耀，不是赞颂，只是想要一次倾诉！ 也许我们都知道八年抗战，知道抗战中的许多将领。但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是怎样抗战的，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抗战的人来说，那又意味着什么。方先觉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但是，英雄是否就必须要死呢？ 为什么要抗战？抗战，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是为了后人更好地活着！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而又幸运活到现在的人，是否更应该更好地在这个国家活着呢？ 个人认为，像杨光荣一样的老兵，虽然他们没有赢得英雄的称号，但我相信，他们绝对可以和方先觉一样，说出那一句：“我对得起国家！” 但是，我们的国家，是否对得起他们呢？！ 1944年6月，算起来，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已经在军中闲了一年多。 “现在提起战争，我都害怕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害怕，打就打吧，拼命就拼命吧，打死就打死吧，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这年轻人应当的嘛，那怕什么？”60多年后，耄耋老人杨光荣说。 1942年，杨光荣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二零零师穿越缅北野人山，幸运地活下来。这一年多，他渴望着再上战场跟日本人干。 此时，任务来了——保卫衡阳。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学者原刚解释： 所谓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在太平洋方面战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在1944年4月中旬到1945年2月上旬期间，日本军队为了消灭对日本本土存在空袭危险的在华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打通从华中地区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纵贯华中到华南的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等沿线各地，实施的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 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即50万人（总共20个师团）参加，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1.5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 5月下旬，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湖南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布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长、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 6月14日，日军占领浏阳；16日，日军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18日15时，长沙失陷。随后，东、西、中路日军从三面包围了衡阳。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零师及预备第十师，另外还配属有暂编第五十四师（欠2个团）及第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野炮营。防御部署是：第三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防守衡阳西郊，第一九零师防守衡阳南郊，暂编第五十四师防守衡阳北郊。 杨光荣本来是被调去守长沙的。“九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炮，长沙、衡阳不靠近湘江嘛，兵舰能过去，坦克能过去，他们就向大本营打电报申请，要这种炮，一查，驻在云南的部队有，就把我们调到长沙去。” 6月19日，赶了7天的路，终于到达长沙城郊的时候，杨光荣忍不住骂起人来——长沙已落入敌手。 杨光荣回忆：“我到九战区的指挥部去报到，他们说：‘你赶紧到第十军报到，第十军守衡阳。’我就赶紧去了衡阳。” <h3>决心死守“小上海”的“泰山军”</h3> 衡阳城内，两个多星期前，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已经开始把电台之类的设备往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运。 卢庆贻回忆：“地下室全部是钢板防护，不管炸弹还是炮弹，都没有妨碍。军司令部同我们电台隔得不远，军司令部都在地下室。” 休息的时候，卢庆贻登上中央银行的楼顶平台，他看到，30万居民正在紧张迁移。 为了备战，军方决定“衡阳空城”。时为预备第十师师长的葛先才在回忆录中说：“要求城厢内外人民一律撤退不可留下一人，以免伤及无辜百姓。”他写到百姓逃难时的景象： 东西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混乱凄惨景象。还有孩子多、所携之物较重者，挤不上车，坐在路轨旁，露宿餐风，等待下一空列车到来。车站轨道上，经常停有七八列载满人群列车，等待开出。 不但车厢内挤满了人，车顶上亦有人满之患。远处望之，有如一条条死蚯蚓爬满了蠕动着的蚂蚁，惨不忍睹。列车出站入站三昼夜不停，庆幸于敌人攻击之先三天疏散完毕，大家才松一口气。 夜晚，衡阳渣江镇逃难的人群中，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6岁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琼瑶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卢庆贻说：“坚持要老百姓离开，一个是怕伤害他们，再一个也怕汉奸混在百姓里头搞鬼。” 出城的人群中，有一个名为彭忠志的年轻人却急着进城。 彭忠志回忆：“那时我为什么要到衡阳去？学校停课了，我哥哥彭忠荣是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驻在衡阳，我去他那里看一看，不晓得要打仗了。” 从小崇拜哥哥的彭忠志没想到这一去就留在了部队。彭忠荣承认：“他去部队受我的影响。” 彭忠志说：“我到了部队就对哥哥说：‘我留下来做事可以吗？’他就跟团长讲：‘我弟弟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会画，会写。’团长就让我帮他们写标语，比如抗日必胜、还我河山。” 这个成天乐呵呵写标语的新兵，还无法想象这座城市将经历一场怎样的血战。 到了衡阳的杨光荣对这座城市印象深刻：“当年衡阳相当热闹，两个汽车站，还有个飞机场，能同时起飞6架飞机。” 战争爆发后，上海、汉口等地工厂搬迁到衡阳，加上原本就发达的工商业，1944年的衡阳，被称作“小上海”。时为预备第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的蒋鸿熙在回忆录中写到战前的衡阳：“多么繁荣的市面啊！真是车水马龙，百货俱全。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这热闹的场面，只可以套用两句话来包括：‘目不暇接，惊心荡魄’。” 早在“一号作战”之前，毛泽东就认为，从战略上看，衡阳远比长沙重要。不过，驻守这一重镇的第十军，却面临兵力不足的窘境。 1943年11月，被称为“虎贲军”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8000多人，被日军3万多人围在常德城，经过16个昼夜的血战仅剩300余人，师长余程万发出最后一电：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一连连长的钱庆杰回忆：“当时常德城实际上已经被破掉了，外围友军无法赶到。我们迫击炮营营长牺牲了，二连、三连的连长都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算了，大家集中起来突围吧，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常德完了。” 常德失守后，余程万率104人突围。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的吴荣凯回忆：“突围后，师长召集参谋部主任、指挥官和4个团长开会，商量如何应付当时的局面。” 此时，援军第十军经过百余里急行军，在常德以南的德山和日军激战，伤亡惨重。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的吴淞回忆：“死了1400多人。”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因此战获得蒋介石赠匾，题词“忠义表天地”。不过，面对惨重牺牲，方先觉高兴不起来。 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时，我父亲派人去找他的尸体。找到之后，就从常德运到衡山那座大庙。我看到我父亲大哭。” 方先觉在孙明瑾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 常德保卫战结束半年后的衡阳，方先觉可以兑现他的誓言了。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正值衡阳开战前夕，蒋介石夜不能寐，凌晨1点起床祷告。他知道，常德一役后，第十军的损失尚未补充完整，所辖3个师9个团中，第一九零师仅有一个团比较完整，其余两个团只有干部没有士兵，第三师有一个团尚在衡山附近，实际守城部队只有17000多人。而攻城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以及配属的炮兵联队，共55000人。第十军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下，令人担心。国民政府军令部报告上说：“衡阳已在日军严重威逼之下，第十军力量低劣，日军若一进攻，必与长沙结果一样，只能守3天。” 不过，方先觉没这么悲观——第十军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泰山军”荣誉称号。方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十军坚守阵地，稳如泰山嘛，成为‘泰山军’。” 方先觉抱定死守决心。衡阳城防原有工事是为4个军兵力设计，防御线因此收缩。衡阳城东、城北靠水，城西池塘较多，不利于日军战车推进，方先觉将重兵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丘陵地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战壕。每个丘陵据点都构建交叉火力网，可随时互相策应。 彭忠荣回忆：“衡阳的工事，前面坑，后面机枪阵地，再后面步枪阵地，这么一层层，工事相当好。”彭忠志也说，“那工事确实修得好，地道战一样的，交通壕这里通那里，上面是钢轨、沙包这些东西，下面都是大洞。” 杨光荣记得，丘陵底部都被削成了至少四五米高的断崖。“削得跟墙一样，直上直下，敌人爬不上来”。 断崖上隐藏着手榴弹投掷点。“在那种情况下，丢手榴弹比步枪好得多。”彭忠志说。 开阔地上铺满参天大树做成的鹿砦，有交叉火力网覆盖。杨光荣说：“在那里，你就没有地方可退了，只有跟敌人拼。那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啊。” 6月21日夜，蒋介石给方先觉打电话。蒋介石说：“此战，关系我抗战之大局，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发奋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觉答：“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堪以告慰委员长者，据近日来的观察，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人人喜笑颜开，努力构筑工事备战，斗志极为高昂，未将即将来临之恶战放在心中，现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电话中连说三个“很好”，还说：“你好自为之，祝你一战成功。” <h3>第6天：“方先觉壕”</h3> 6月28日，衡阳保卫战第6天。 6天前，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起火。当晚8时，日军第六十八师团进抵衡阳东郊泉溪，第一九零师驻耒水东岸的警戒部队与日军交火，衡阳保卫战打响。 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欲强渡耒水，被守军击退。 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 6月26日，日军攻占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的包围。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向外围阵地猛攻。 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炮轰。 杨光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等待轰炸结束，一颗炸弹落了下来。“没炸到防空洞，炸到墙边，把墙震倒了，倒在防空洞上边”。 倒塌的墙体封住了洞口，出路只剩一个变了形的小窗。“钻不出去，也得钻，浑身被刮出血了，我才钻出去。” 方先觉到一线阵地视察，差点被炮弹击中。 方略说：“日本人看到这么一群人，知道一定有高级将领，就把炮弹打过来了。第一发打过来，大家一看，哗的就向四面散开了，趴在地下，我父亲却待在那地方。据我猜测，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吓呆了，这人之常情啊，再一方面他想着，不能趴下去，不然主帅的风度就失掉了吧。他的副官王泽洪趴下去以后，一看军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到坡下面去了。那炮弹掉下来，就掉在离我父亲站那儿大概两三米的地方。” 日军根据经验，预计3天夺下衡阳，火力异常猛烈。 彭忠志回忆：“有一座庙，后来我到那里看到，残垣断壁，东西都打烂了，只有一个莲花台子还是好的。” 第十军先前构筑的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卢庆贻在中央银行的天台上看到：“日本人冲锋的那种情形很吓人的，不过，他们一接近阵地上那些碉堡、铁丝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打出去，一排排打，一死就是一两百。” 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日本人把这些防御工事称为“方先觉壕”。 在“方先觉壕”前，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袭击下，指挥作战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上校及各联队长均负重伤，裹伤后送。 在“方先觉壕”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上千具日军尸体。 这一天，城南作为正面战场，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反复争夺张家山高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中。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首次总攻失利的日军没有想到，对手的防御和斗志如此强。之前，一向是日军一个师团攻中国军队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还攻不下来。 <h3>第8天：毒气弹</h3> 6月30日，第8天。天还没有亮，杨光荣在防空洞中，已经能分辨出日军飞机的声音。一颗炸弹落下来。“这是硫黄弹，把我帽子和衬衣都炸飞了，身上也受了伤。飞机走了以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我这才感觉到身上着火，结果就在地上滚，滚完了以后，拿土跟洗头一样在头上搓，火才灭了。” 燃烧弹引起了衡阳城的大火。 杨光荣回忆：“南方房子是木结构多啊，燃烧弹掉到城里，整个全烧，连城墙也烧，好像烧了几天几夜，衡阳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 浓烟中，彭忠志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像辣椒的味道，闻到就打喷嚏，窒息似的，出不了气，很难受。”老兵示意他赶紧用毛巾捂嘴，说这是毒气弹，常德会战就用过。 杨光荣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怎么觉得那么难闻啊，后来就是打喷嚏，流眼泪，别人说，这是毒气，赶紧用手巾捂住嘴，蒙住脸。” 卢庆贻回忆：“他们放毒气，那个时候防毒的工具很少，就是用湿手巾捂住鼻子，我们中国兵遭毒气伤害的不少。” 这天傍晚，五桂岭南端阵地，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七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员4人外，其余80多人全部中毒身亡。 后来据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这些毒气弹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的混合物。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但显然，这些条例早已不适用于日本人。 毒气战确有成效，日军借机攻占了不少一线阵地，但很快，中国守军组织逆袭，夺回了一些阵地。 彭忠志慨叹：“第十军老兵多，都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一样的，有必胜的心理。第十军背着‘泰山军’的称号，真是有这种精神的。” 到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了1.6万，仅推进了1000米。当晚，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下令中止攻城。日本方面承认，这是宏大的“一号作战”计划首次受挫。 日军尸首堆积成山，焚烧尸体产生的焦臭笼罩在阵地上，久久不散。 <h3>第16天：空投</h3> 7月8日，第16天。攻城日军仍在休整补充，没有发动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开始面临给养问题——衡阳大火之后，囤积的物资付之一炬。 卢庆贻回忆：“炮弹一炸，一烧，把米都烧成了糊米子。没有粮食，只能吃烧焦的米，拿盐水泡了吃。如果不是衡阳人储备了很多粮食的话，我们就算不被打死，也要饿死。” 杨光荣回忆：“他们那么一炸呢，伤兵都没地方搁了，只能把破砖烂瓦垒一垒，搁伤兵。医药、粮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 没有吃的，士兵们就上街想办法。 杨光荣说：“那个酱油店，有好几十口大缸腌的咸菜疙瘩。日本人丢炸弹，那些缸还有没被炸的，我们就把这些咸菜捞出来，在酱油里一泡，泡个两三天，过一过水，煮来吃。” 这天中午，中美空军飞机给衡阳守军第一次空投了物品，只可惜大多是毛巾、香皂、牙膏以及万金油等生活用品，而部队最急需的粮食、药品和弹药并没有多少。 杨光荣说：“那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这么多守城官兵，哪能供应得上？没有医院，伤兵往哪儿送啊？所以只有困守，期望外边的部队来解围。” 空投物品中，杨光荣和战友们见到一些重庆的报纸，上面有对衡阳保卫战的报道，盛赞衡阳守军，但关于所有人最关心的援军没有任何消息。 <h3>第23天：兄弟</h3> 7月15日，第23天。彭忠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忠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忠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彭忠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忠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忠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士兵死伤很多。”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忠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忠荣很难过，因为他无能为力。“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彭忠荣大喊：“弟兄们，杀！杀！”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忠荣。 彭忠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忠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忠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忠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忠荣。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彭忠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忠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忠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忠荣脱离了危险。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彭忠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h3>链接</h3> <h3>衡阳人民的战前支援</h3> 战前，衡阳“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铁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各街道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 <h3>《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h3> 节选：湿毛巾防毒 我军防毒设备极劣，现有防毒面具尚不敷军官分配。在此种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乃立即通知各部队，敌人使用毒气，无防毒面具者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捆在面部，这样岂不成为瞎子？激战中，各种武器岂能稍停或盲目射击？乃将湿毛巾的眼睛部位剪二小孔，庶不致妨碍视线，并严令各战斗部队镇静处之。再报请军长，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收集，即送阵地应用，仅先发给炮手及轻机枪射手使用。第六七两昼夜之激战中，敌发射之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我即时做适当之处置，遭其害者甚微。足见敌人两个师团，皆已使出其全身解数，但均未能得逞，亦未丝毫动摇我斗志，打击我军心，其奈我何。 <hr /> 注释： 上编 正面与敌后战场 第六章 四十七天（下） <h3>亲历者</h3>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卢庆贻——时为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 彭忠荣——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 彭忠志——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少尉参谋 伍志鸿——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 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国内外舆论对此群加指责。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倍感压力。 1944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豫湘战事颇降低中国信誉，拟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在整军会议上“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做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此时，日本政坛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衡阳城下的失利，加剧了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东条英机于7月18日递交辞呈，小矶国昭新内阁上台。 日本人希望在衡阳城挽回颓势，蒋介石希望在衡阳城重振士气，这场血战，注定将更为惨烈。 <h3>第28天：烧掉劝降传单</h3> 7月20日，第28天。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的耳朵里，已经开始产生幻听。 卢庆贻说：“我现在耳朵不好，就是由于那个时候太用心听，那个声音只有蚊子声大。” 日军开始采用心理战术，用飞机向衡阳城内外撒“归来证”和劝降传单。传单上这么说：“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经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绝不以敌对行为对待！” 第十军官兵把“归来证”和劝降传单都烧了，誓与衡阳共存亡。 “衡阳保卫战啊，第一点就是士气。”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调到衡阳支援的杨光荣说，“第二点，我在第十军里头，始终没气馁，我始终认为有希望解围，我们一定要坚守，等着周围兄弟部队来解围。那么多的部队呢，是吧？” 快一个月了，衡阳守军早就完成守城任务，援军还没有来。 衡阳城外围，枪声时隐时现，第十军辎重团二营营长陆敬业仔细辨听。 陆敬业之子陆启东说：“我父亲讲，敌人的枪声和援军的枪声很容易分辨，因为日本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他是一枪两响。中国军队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或者‘汉阳造’，枪声从远而近的时候，听得出来。” 杨光荣回忆：“听着听着，机关枪响了，以为是友军来了，快解围了。”当时有人说，见到一连援军进城了，他们头戴钢盔，肩扛机枪，斗志旺盛。不过，大家没高兴多久，就听到了一个经查实的消息：是炮兵连没有炮弹了，补充进前线。大家顿时心凉了半截。军部有人随口唱起了京剧《杨家将》唱词：“不提那援军则还罢了，提起那援军令人失望。” 当然，也有好消息：此时，经过报纸宣传，第十军官兵已成为国人心中的英雄。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桂林的商店橱窗里面都放着我父亲的相片啊，大家都说方先觉是民族英雄。” 其时，少年方略很难理解，身为民族英雄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去救他。 其时，第十军伤亡已超过八成，弹药几乎耗尽，阵地后方池塘里的鱼虾和浮萍早已被饥饿的士兵们吃光了，有人冒死进入敌人射程内去摘南瓜，很快中弹。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参谋的彭忠志回忆：“那时根本没法讲卫生，有什么吃什么，吃生的，没得办法，不知道怎么过，但精神上还坚持着，不想死，就是这个心理，好像第十军没打过败仗一样的，自己打赢了。”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集中湘江以西部队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攻击，可惜被日军情报人员破译，日军作出相应部署。国军第六十二军一度突进至衡阳火车西站，但在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反击下，伤亡甚大，且弹药告罄，被迫撤退。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四军主力及第一零零军的第三一九师也被阻止于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堵截线之外。 据《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记载，7月27日，蒋介石给方先觉写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此信复制数百份用飞机在衡阳上空投下。城内守军的弹药、粮食和医药用品也都靠空投接济，即便在暴雨天，蒋介石也让空军派了飞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驾机冒险空投。 7月28日，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为第十军官兵祷告：“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7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8月1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说，“一定死守”，“一死为国”。 <h3>第41天：援军撤退了</h3> 8月2日，第41天。卢庆贻接到两封给军长方先觉的电报：一封是蒋介石发来的，上面说“援军不日可达城郊”；另一封来自方先觉的弟弟方先守，内容是“黄涛两军（即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确已奉令解围衡阳，现在正破敌阻滞向衡阳靠近，兄可做好里应外合之准备”。 这天，空军飞机再次向衡阳守军空投蒋介石手令，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 第十军官兵望眼欲穿的援军终于来了。 陆启东说，第十军此时仅剩的一个整建制的营——特务营营长曹华亭，被紧急召进军部。“这是一员猛将，他奉命率领一支150人的突击队冲出城，到城外的五里亭，就是离城五里的地方接应援军。” 突击队杀出重围，到了五里亭，却没有等到援军。“援军第六十二军已经撤退了。”陆启东说。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的彭忠荣回忆：“第六十二军不能反攻，自己撤了。” 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记载：8月2日，第六十二军及第一零零军确已到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七十四军到达佘田桥、新桥，第七十九军到达望城坳附近，与日军第四十师团激战。第六十二军在进攻二塘、两母山时与日军第二三四联队进行了白刃战，予该联队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第六十二军等在战斗中伤亡亦众，始终未能歼灭依托工事坚守阵地的日军残部，被阻于日军堵截线之外，未能与衡阳守军会合。在此期间的外围各兵团，除第二十四集团军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积极向湘江以西进攻衡阳的日军进攻外，湘江以东的第九战区各军没有进行积极有力的进攻。” 已突出重围的曹华亭本可以趁机离开危城衡阳，但他调转马头，率众人又杀了回去。 陆启东说：“他们冲回来，死伤惨重。既然这150人可以冲出城然后再回来，外边这么多友军冲不进来，是什么原因呢？” 突击队杀回城里已是三天之后，150人仅剩15个。第十军官兵心里都在犯嘀咕：150人尚且可以来回一趟，上万援军就是不能靠近？ 杨光荣感叹：“外边解不了围，你在里边越打越少，死一个少一个，弹药都没有，你怎么能打赢啊？！” 悲观气氛开始蔓延。卢庆贻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方先觉看过电报，摆摆手，长叹。 8月3日，日军对衡阳城大肆轰炸。蒋介石下令：“着第六十二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有赏。” 第六十二军官兵到底还是没拿到奖赏。 <h3>第43天：血拼西禅寺</h3> 8月4日，第43天。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 《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重炮五门，野山炮五十门，统计约五个师团之兵力，于八月一日，集结于衡阳外围，八月四日晨，在横山司令官之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总攻击，预期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近10万日军以飞机、大炮向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从南北西三面猛攻，留守营部的杨光荣担心着前沿阵地上的弟兄们。 杨光荣回忆：“一个副排长，带着十几个伤兵，到后头了，碰见我。我一看，唉，这不是一连的人嘛，我在一连当过排长呢，那个副排长那时当班长，他叫杨赞。我说，杨赞，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连长，阵地失守了。第五军的规定，阵地失守者必杀啊。杀谁？杀连长。我问，你连长呢？他说，连长失踪了。我又问，副连长呢？他说，阵亡了。” 这个副排长镇守的是位置极为重要的西禅寺阵地。这个阵地一失守，城区也就洞开。杨光荣二话没说，跑去向营长请战。“我说，营长你别着急，我去。那时我年轻气傲，体格也好，认为别人不行，我还行呢，有点豪情壮志。他说，好，你去，把营部这些卫生兵、炊事兵、军械兵都带去，有十七八个吧，把一连撤回来的也带去。” 杨光荣把30多个弟兄分成了3组。天色已晚，月光下，他们悄悄地摸到了西禅寺外。 杨光荣回忆：“我带两个组在前，一个组作为预备队在后。我对大家说，帽子都翻过来，夜晚嘛，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大家都把帽子翻过来戴着。” 因为刚占领阵地，日军正在修补工事，西禅寺外只有两人站岗。 “我派两个兵先把日本的哨兵干掉。两个兵爬墙进去，日本哨兵看到了，就是一枪，这一枪不要紧啊，四处的枪全响了。”杨光荣说，中国军队的突然反攻，杀得对方猝不及防，混战中，他一把抱住了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双手死死抱着，如果让他腾出胳膊，你治不了他。” 正在搏斗中，杨光荣一扭头，看到一个日本兵端起枪向他刺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营部的一个军械兵，把枪倒过来用枪托砸，他砸得太厉害了，把日本兵的枪砸坏了，我的枪也砸坏了。” 军械兵和日本兵展开肉搏。“日本兵上来一口就把这个军械兵的左胳膊咬住了，那个疼啊。军械兵把右手腾出来，掏出手榴弹，木头柄那种，举起来一砸，把日本兵脑袋砸开花了。日本兵脑袋被砸开花都不松口啊。砸死了日本兵，他过来帮助我，把小队长解决了。”杨光荣说。 拼得难解难分之际，杨光荣留在寺外的那一组人，也翻过墙杀了进来。 杨光荣说：“我让那个副排长带这个组，一听见枪响，都翻进墙里，大声喊‘杀’。夜晚正清静的时候，这‘杀’声瘆人啊！” 月光下，曾经香火兴旺的西禅寺，变成血腥杀戮的战场。 杨光荣回忆：“我们后面留着的那一个组翻进墙里，把日本人弄糊涂了：究竟来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人啊，怎么一直上啊？他们的决心就动摇了。我们一看他们动摇，拼得更带劲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用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有的跟日本人在墙角摔打。我先后跟两三个日本人抱在一起，到最后我们把日本人全解决了，我已经没力气了。这样子，把阵地又收复了。” 阵地收复了，精疲力竭的杨光荣独坐在西禅寺外的一棵大树下。此时，雾气渐渐散去，天上一轮皎洁的满月。杨光荣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六。 “那时候月光比较明亮，我就想，哎呀，我都二十三四了，爹娘养我这么大，一分钱都没给寄，我就牺牲在这衡阳了，唉。”杨光荣叹道，“想起来也伤心，刚一出来，雄心壮志，青年为国，结果现在弄的，兵溃衡阳，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怎么能出去啊？没得盼望了，非死在衡阳不可，完了，完了。想着想着，自己就流泪了。” 一个多月前，杨光荣是作为援军来到衡阳的，可现在，却没有一支援军来救他们。两年前地狱般的缅北野人山，他忍受住了暴雨、饥饿、疟疾和大面积死亡，却无法忍受在晴朗的衡阳无止境的等待。 <h3>第44天：“决不突围，一定死守”</h3> 8月5日，第44天。 从长沙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由衡阳西北投入战斗，猛攻第一九零师阵地。 坐在电台前的卢庆贻已经有些麻木了，一天也没有一封电报。 卢庆贻对于援军迟迟不来有些想不通：“你七十四军在常德被日本人围了，我们第十军来救你，我们牺牲一个师长，帮你解围，现在我们在衡阳城里40多天了，你为什么打不进呢？” 衡阳已是一座愁城，攻城日军已达10万，城中守军能拿起枪的只剩1000多人。 第十军军部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在场者之一、时任第十军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的蔡汝霖在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记下了这样的片段： 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 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 周庆祥之子周立起说：“常德会战时，大概还有将近300个官兵在那里，余程万就突围了。” 蔡汝霖写道： 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 8月6日夜，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一部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在日军眼中，对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如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盘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 <h3>第46天：“最后一电，来生再见”</h3> 8月7日，第46天。 清晨6时起，日军集中炮火对守军进行了约2小时的攻击后，发起冲锋。守军阵地大都被毁，伤亡惨重，但第三师及预备第十师的官兵仍顽强抵抗。 中午，报务员卢庆贻发出了方先觉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电报： 卢庆贻说：“这真是‘最后一电’，等我发了电报以后，就与外头没有联络了，友军电台的信号没有了，重庆台也没有信号了，第十军也没得什么电报发出了。” 很少有人知道，在援军不至、弹药耗尽、兵力枯竭之时，还有更可怕的危机潜伏在衡阳城内。 周立起说：“当时第十军内部有霍乱爆发，曾向蒋介石汇报。如果突围了，那么，第十军遗留下来的一些事务，日本人肯定是要抓周围的老百姓去处理，那么霍乱就一定会扩散。” 这天，一个上千人的中国伤兵营陷落。“伤兵营在衡阳城外一个教堂里，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些伤兵全用机枪打死了。”卢庆贻说。 电台已经停止了工作，摘掉耳机的卢庆贻，耳中是一片杂乱的声音。一个军部的副官气色凝重地走来，告诉他，军长想要自杀。“这是随从副官，经常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们电台人员，他说方军长准备死。”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道：“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据方先觉的副官王洪泽回忆，方先觉拔出手枪准备自杀的时候，他和一个叫李绶光的团长夺下了方先觉的手枪。在场的人都劝慰方先觉，要以全城的伤兵为重。 “后来我在家里亲耳听他讲过这件事。”方先觉之子方庆中说，“当时受伤的官兵有将近7000人。像这样子惨烈的打法，日本人的报复心理会很强烈。” 方先觉之子方略认为父亲很爱兵：“我们住在长沙的时候，父亲经过军营，有时候正好碰到士兵们蹲着、坐着吃饭。他们一看军长来了，赶紧把饭碗都放下，起立。后来我父亲对手下说，士兵吃饭的时候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吃。” 这天，中国空军飞机又投下通信袋，内有蒋介石手令：“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中正。” <h3>方先觉面临抉择：要不要战至最后一人？</h3>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的伍志鸿感叹：“当忠臣很难，武将当忠臣更难。” 薄暮时，日军炮兵观测所报告发现“白旗出现于敌阵地”，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报告：午后5时之后，“师团正面森林高地重庆军阵地白旗翻飞”。 当晚，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玉与日军联系停战事宜。据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回忆：“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 “（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 “（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 “（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 “（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 “（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 “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 卢庆贻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这是协议停战，在部队没得联系、没得弹药、没得人员的情况下，不打了，但是我有条件，协议停战就是有条件的，你不能够伤害无辜——这些医务人员、伤兵。” <h3>第47天：“日本人对中国人害怕起来了”</h3> 8月8日，第47天。 凌晨4点，睡下没多久的蒋介石默默起床，为衡阳守军祈祷。 凌晨，“方先觉率其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零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在城南天主堂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会见，正式缴械投降”。 伍志鸿也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现在你就是杀死我，我也不承认方先觉投降了。” 时任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在《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 “（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 “（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 “（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卢庆贻被军部参谋叫出了中央银行。“我到中央银行的门口，就看见日本兵进城了，从城门进的城，举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卢庆贻否认挂白旗之说：“我们第十军剩下的部队，没有挂白旗的，没有这个事。” 卢庆贻回忆：“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教堂里面，门口有机枪守着。” 此时，城外几个阵地仍在战斗，城内巷战继续。一些官兵选择了突围，比如杨光荣，战至只剩4个兵后，他从湘江突围出城。一些伤兵自杀殉国。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有如下段落：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当时突围出来的伍志鸿说：“就是破釜沉舟，大家用生命救国，死之前都要杀死一个日本人才甘心。我为什么又活着出来了呢？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实在是害怕起来了。” 当天，由第四战区抽调来援的第四十六军等已进抵距衡阳8公里的二塘。日军第十一军参谋岛贯武治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攻克衡阳，力攻40天……是一场竭尽了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因帕尔的结局’。”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距十五分钟之后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接获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衡阳保卫战，中国军队伤亡17000余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中声称，日军伤亡19380人，其中军官伤亡910人（军官战死390人）。不过，1945年8月，曾担任过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将军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时，曾询问日方将领，衡阳之战日军究竟伤亡多少，日军将领答道：“48000余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日军死伤超过70000人，其中48000人被击毙；中国伤亡15000人，其中7400人阵亡。”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日本方面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重庆《大公报》社论说：“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 当年8月中旬，被俘的彭忠荣和彭忠志兄弟，趁着日军看守不严，偷偷逃出了衡阳。 被俘的卢庆贻和战友被逼给日本人收谷子。一天，他跟20多个战友打死看管他们的日本人，也成功逃脱。 第十军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军后勤补给紧张、关押松懈之机从俘虏营中脱逃，周庆祥、孙鸣玉、饶少伟等将领也在其中。 11月18日，在重庆方面的帮助下，被看管3月有余的方先觉也逃走了，并于12月11日回到重庆。 12月13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 1945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2月，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阳，与滞留的60多个前第十军官兵一起，历时4个多月，在原来的阵地上收集忠骸3000余具，并建烈士公墓于张家山之巅。 葛先才在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回想那一段搜寻忠骸的日子，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古人”都是生龙活虎般的战斗伙伴。如今嘛，这“古战场”已经荒草没头，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炸弹破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零乱的、随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顾地弃置在那里；而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敌人的枪弹、炮弹、炸弹没有“碰”上我们，否则，今天又不知道是谁来捡我们的骸骨了！ …… 忠骸搜集完成之日，我们请了一位摄影师摄影存照。我面对这座高约丈余忠骸堆成的山丘，直觉其巍峨神圣，壮丽无比！我在心中默默祝祷：“弟兄们，安息吧！你们没有白死。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已经因你们之死而得救，你们是求仁得仁了。”然后我们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安葬。不知怎的，我忽然鼻头一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啊，弟兄们！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这“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 <h3>链接</h3> <h3>方先觉是否投降？</h3> 《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发表邓野的文章《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其中说：“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邓野认为方先觉投敌是事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蒋“断然否决方之投敌”，是政治需要。“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文章称，“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 丁民的文章《我们如何正确评价“抗日衡阳保卫战”》则认为，方先觉应该属于被俘，而非投降，他是为保住第十军的7000名伤员的性命，而主动放弃突围逃生的机会，选择了与大家同生死。 彭厚文的文章《人物追析：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说：“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谢儒弟的《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中记载：“难怪他（方先觉）后来会不无伤感地对人说起：‘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那次在举枪自决时没有把自己打死。’连蒋介石也为他的不幸感到委屈和遗憾，所以在某次国民参政会上，有参政员故意询问：‘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算不算投降？’蒋介石闻言大怒，却又不愿对此作出任何解释。方先觉的悲剧不为国人所理解，倒是当年作为敌国的日本人民，竟在方去世后到他的墓地去敬献花圈，为的不是他‘投降’了日本，反倒是他敢以几千人的疲惫之师与20万围城日军拼死恶战到底的精神。” <hr /> 注释： 中编 滇缅抗战 第一章 远征 穆旦后来在《阻滞的路》一诗中写出了这种特殊的感受： 在老人的记忆中，69年前的那次远征，是从一系列意外开始的：爆炸的“金子”，车祸中丧生的孩子……种种一切仿佛都在预示着什么。但战士们还是去了，唱着歌，迈着有力的步子。哪怕前方的战场是如此的陌生，哪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将客死异乡。 其实，早在1940年，因为日军侵入越南，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伐，中英就开始酝酿结盟，但其间经历不少波折。 至此，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日本人占领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则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12天里，第二零零师9000余名官兵与20000日军血战同古，据台湾官方战史《抗日战史》记载，第二零零师伤亡共计约2500人，歼灭日军5000余人。 1942年5月8日，缅甸卡萨通往北面的公路上，撤退中的远征军车辆塞满道路。同两个多月前发生在滇缅公路上的那次拥堵不同，此时此刻，空气中弥漫的是混乱与惊慌。 战士们毫不犹豫地纷纷踏上桥面，向对岸跑去。闫廷春和几个炊事班的战士跑在了队伍后面，刚上桥就听到了枪声。“他（班长）交代每个人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要出什么声响，把吃饭的碗放在背包里。但是炊事班做饭的罗锅太大，不可能放在背包里，碰到路边的树枝发出了响声，敌人就发觉了，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赶快卧倒，看到子弹在地上打出梅花点。” 5月中旬，近3万中国远征军官兵陆续抵达缅北山区，计划经胡康河谷退回中国。写诗的随军翻译穆旦也在其中。他听说，在当地人的传说里，这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有一个可怕的名字——野人山。 <small>给我们希望和失望，给我们死，</small> 戴安澜遗骨随部队回到祖国。 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五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第五军于当日开始用汽车运送，先到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以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经营多年，培养了一支由缅甸奸细组成的“第五纵队”，他们到处放火、投毒、挖铁轨、袭军车，用各种手段妨碍远征军行动，暗杀远征军官兵。不少中国军人死于缅奸之手。 3月28日深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第二零零师司令部。戴安澜手提一挺轻机枪，率部与日军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人员不分官衔全部上阵，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危在旦夕之际，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 战略中枢腊戍、曼德勒相继落入敌手之后，远征军的补给线被截断，回国之路也被截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期待异国扬威的10万青年，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 史迪威拒绝了用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的建议，率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且无一人死亡。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 同年（1942年）4月5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6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8日蒋约我和戴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嘱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唯一没按杜聿明方案行动的是孙立人。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他率新三十八师于6月8日撤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三十八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印度快报》：“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元帅说：‘我原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能够做点什么。’” 据闫廷春回忆：夜色深沉，战士们在行进中靠敲打随身物品发出声响，作为联络信号。 擦拭完刀口的血迹，闫廷春忽然看到前方立着一个东西，像人，却又不动。他有点害怕，不敢上前。 敌人援军的到来，使得第二零零师腹背受敌，形势更趋严峻。 史迪威：“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闫廷春是贵州贵定人，1936年应征入伍，1942年3月随第六十六军编入中国远征军。这一年，他23岁，满身活力，单纯得像个孩子。 <h3>同古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祭文</h3>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在回忆录中提到远征军损失惨重的原因：“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今日第五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以新成立的第六十六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英美两国，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当做了牺牲品。” 1939年11月，第二零零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鏖战一个月，反复争夺阵地，击毙日方指挥官中村正雄少将，取得昆仑关大捷。这一战役充分显示了第二零零师的战斗力和装备优势，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当时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h3>腊戍：日本人的冷枪，缅甸人的冷眼</h3>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惊呼：“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h3>同古：戴师长手提轻机枪激战通宵</h3> 第二零零师是当时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两个战车团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和大口径火炮，步炮比例为3∶1。 《戴安澜列传》：“……敌酋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承认，同古之役为旅顺攻城以来从未有过之苦仗。” <h3>撤退：把血肉脱尽</h3> 1951年，缅甸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地建立了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曾经多年守护纪念碑的远征军老兵杨伯方（2009年1月2日于同古去世，终年89岁）写过一篇祭文： 同古一战之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继续北进。他们这样描述：“在远征缅甸的途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中国人的尸首。” 滇缅公路沿线——第五军军部部分、第二零零师和第六十六军的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残部 <small>孩子，在你们的脸上舐到甜蜜，</small> 那些无家可归的，没有着落的亡灵们依旧在幽暗潮湿、人迹罕至的丛林中到处漂泊游荡。 这一天，与第六十六军大部队失去联系的闫廷春，正和战友们在缅北的丛林中挣扎前进。“我们从东边进入缅甸，又从西边出来，大家都说，我们要回国。就这样一直走，走了5天。大路上的车我们没有坐过，我们都是往大路背后走。” 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九十六师残部 最后一眼，一眼深深。 戴安澜牺牲的消息传回国，蒋介石电令：务必将戴师长遗体抬回祖国。据郑庭笈回忆录记载：“5月29日，因为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不能再继续行走，又不能留在缅甸，乃决定火化。我们将戴师长的棺材遗体在原木上火化后，拣出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跟五九八团团部行进。” 阎廷春的故事是从一次莫名其妙的爆炸开始的。虽然已经记不清自己连队的番号，但对于那块金光闪闪的“金子”，老人至今仍难以忘怀。在询问了军事专家之后，有关那块“金子”的故事最终成为了这集片子的序幕。 此时的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大半国土已经沦陷，全部出海口都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外来物资输送渠道。缅甸，历史上中国的附属国、英国的殖民地，此时成了抗战大局中的战略要地。 戴安澜长子戴复东说起当时的情况：“我父亲腹部中弹，不能动了，没办法背，身边的人就砍了几截树枝，做成一个简易担架，把他搁在上头，抬着往前跑。当时没有急救包，干净棉花、盐水也都没有，哪怕有一小瓶酒也好啊……” 老兵杨鸿恩印象中的戴安澜矮墩墩的，一身普通棉服，一双胶鞋，系着皮带，打着裹腿。 闫廷春回忆说，翻译官叫大家后退，独自上前侦察，发现那个东西是一只汽油桶，装满汽油。“参谋长把燃着的火柴扔进了汽油桶里，火苗迅速蹿起两三层楼那么高，随后就听见四周噼噼啪啪的枪声一下子响了起来。”事先埋伏在日军据点周围的战士们，开始向措手不及的敌人开火，据点里的日本兵全部被干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内，日军横扫东南亚各国。 第五军九十六师二八八团一营营长陈启銮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入侵缅甸之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帮助缅甸打倒英帝为幌子，进行欺骗宣传，笼络人心。缅甸人上当受骗，把中国远征军当做殖民主义的帮凶，抱有敌意。“我们却没有做什么宣传工作，没有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帮助，这就不能不遇到很大困难，造成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1942年1月31日，日军击退英、印军第十六步兵旅，占领了毛淡棉。英方于2月3日向中国求援，请求中国军队入缅。 <small>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small> 一条不知名的大河横亘在大家面前。对岸河滩轮廓模糊，摸不清虚实。 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三十八师 5月18日，此前孤军深入敌后、向北转移的第二零零师遭遇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阻击，混战之中，戴安澜中弹受伤。 3月22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同古敌约千余，山野炮六七门。连日以来，增加至二千余，并野、迫炮数门，飞机多架协助，继续向我第二零零师前进阵地鄂克春（OKtSIN）东西之线猛烈攻击。自拂晓至午，炮火之烈为数日以来所未有。敌我冲锋肉搏数次，双方伤亡均重。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从美国运抵此处的几十万吨援华物资落入敌手。就在同一天，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的先头部队第二零零师到达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第一次入缅作战正式拉开帷幕。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非常庞杂和混乱。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整理出5条主要撤退路线： 杜聿明下令让第二零零师在29日晚上突围，但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两人在电话里激烈争吵。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杜聿明直接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联系。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二零零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断然下达撤退命令。 讲到远征军，戴安澜无疑是必须提起的人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38岁的年轻师长似乎成了中国远征军战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将领之一。照片上的戴安澜总是微笑着，清秀的脸庞透着一丝儒将风采。戴师长的战功毋庸置疑，同古城中的12个昼夜足以证明一切。在家人的回忆里，出征前，将军离家的那一天是如此的平常：出门、上车、挥手、离去。惟一不平常的，是汽车启动后，将军对孩子们那深情而无言的一瞥——那是他与自己珍爱的家人最后一次分别。如今，曾经年幼的孩子已入暮年，将军的骨灰在青冢之下默然无语。墓前的戴安澜雕像仍在微笑，仿佛刚刚从远方凯旋，唱着歌，迈着有力的步子。 深山处处埋忠骨！ 我们要回家！ 远征军在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气候不适、情报不灵的恶劣条件下作战。此时官兵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作为一支外籍军队，回家的路，那么遥远。 1942年3月18日上午，同古。第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在昏暗的前线指挥所里，仔细查看刚刚缴获的日军文件。就在几个小时前，负责警戒的前哨部队伏击了一支日军侦察队，击毙日军30余人。戴安澜从日军文件中分析，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正在向同古开进。 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除了华侨，大部分当地人望风而逃。 3月19日，兵力是第二零零师两倍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猛攻同古。老兵李镇春回忆说，敌人不仅兵力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越，“但是师长戴安澜，他死守同古”。 <small>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small> 蒋拦住我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我们要回家！ <h3>《杜聿明回忆录》节选</h3> 在野人山撤退中幸存的穆旦，3年后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戴安澜给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写了一封遗书：“亲爱的荷馨：余在此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small>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small>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最后一个胜仗是著名的仁安羌大捷：4月19日，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数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歼灭日方一个精锐大队，解救出被围困多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一师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记者约500人，轰动一时。 3月28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围攻同古之敌，自本晨来激增无已。10时后，敌飞机多架更番轰炸，掩护战车，纵横进出，炮兵则使用毒气弹，依其炽盛火力向戴师阵地之正面及左翼不断强行攻击。战况之烈，战斗前所未有。我全体将士，仰遵钧座意旨，视死如归，虽伤亡惨重，仍坚守不退，迄现在犹在原阵地与敌激战中。 突出日军重围后，第二零零师不足3000人的残部抬着受伤的师长，在暮色中进入了缅北大山，向着祖国的方向走去。 “闯祸之后，连长很生气，他要把我调到团部当勤务兵。”闫廷春回忆说。他不愿去团部。在他看来，在团部伺候长官远没有上前线有意思。他跟连长表决心：“我要打仗。”连长也就依了他。 <small>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small> 同古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仰光失守后，同古成为日军的主攻目标。原在此驻守的是英缅军第一师，掩护他们撤退并防守同古的重任，由刚刚抵达同古的第二零零师承担。 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在这支滚滚向前的队伍中，像闫廷春这样急于求战的军人还有很多。就在远方，一个陌生的战场正等待着他们。他们没有想到，这将成为一场终其一生的远征。 3月29日，英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敌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借机迅速渡过西当河，开始包抄第二零零师后方。 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令撤到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弥留之际，戴安澜叫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他最后看了一眼。 1942年1月，席卷中南半岛的日军将矛头指向缅甸，出兵4个师团，企图彻底切断中国的输血管，同时以缅甸为跳板进军印度，实现和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英国不想失去印度这块最大的殖民地，中国要竭力保护最后的国际运输线，双方最终达成了中国出兵缅甸的共识。 这一战被戴安澜写进日记里：“二十八日一战，是我经历过的恶仗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我还是用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闫廷春记得，部队在保山歇了一夜，由保山开到龙陵，又从龙陵到了芒市。在路上，第五军拉伤兵的车，把一个小孩轧死了。第二天到畹町的时候已经入夜，一辆军车撞到了一个土堆上，一人受伤，一匹马被撞死。 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二零零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 这些英国兵驻扎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熟悉周围地形。由他们带路，夜袭小组到了日军据点哨兵所在的一棵大树附近，听见两个打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决定以火光为号。翻译官点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起，我们就从两边一起下手，把他们按住，让他们动不了，然后拔出刀来，往他们脖子上一拉，就完了，他们就没有声音了。”闫廷春如此描述自己第一次在缅甸杀敌的过程。 这一天，杜聿明接到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英帕尔）东150公里之温藻撤退”；而就在前一天，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赴缅甸腊戍，布置第五军入缅后的部署和作战指导要领。他对戴安澜格外看重，3月3日一天之内三次召见戴安澜，面授机宜：第二零零师要保存实力，在同古坚守，而不是主动出击——蒋介石不愿意让自己的王牌部队替英国人当炮灰。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中方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及陆军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参加。中方向韦维尔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遣8万人入缅作战。”但韦维尔以运输不便为借口予以拒绝。中国军事委员会遂下达了暂时不入缅的命令，正准备进入缅境的远征军停留在滇缅路附近。 中国官兵凭借简陋的工事，抵抗源源不断涌来的日军。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况惨烈。 局部胜利难挽大局颓势。日军在东线取得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于4月29日占领滇缅公路缅方起点腊戍，切断了缅甸与云南之间的重要交通线，然后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5月1日，曼德勒陷落。 “从哪儿走到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没日没夜地走。”闫廷春回忆说，后来到了一个寨子，“第五军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很多第五军战友的坟堆，有些战友的遗体半边身子都露在外面，已经发臭，没有人再去掩埋。 <h3>出发：老百姓送来口粮</h3>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叫来第二零零师步兵指挥官兼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 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载： 这一天，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戴安澜向杜聿明发去了一封电报：“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er">引言</h3> 1942年3月23日深夜，缅甸腊戍，第六十六军行军途中，闫廷春和战友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来到缅甸已经好几天了，虽然还没有碰见敌人，但大家都绷紧了弦。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闫廷春成为夜袭小组成员之一。几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英军士兵，成了这次行动的向导。 1942年3月29日，同古保卫战进入第11天。日军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敌人施放的毒瓦斯随风飘散，但是同古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第二零零师残存的官兵们已经记不清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 5月26日，距离云南仅100公里的缅甸北部芳邦村，戴安澜38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据杨鸿恩回忆，此时，第二零零师损失惨重，有的连只剩下五六个人，实在难以再支撑下去。 在第五军军部，一位名叫穆旦的年轻随军翻译，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发》的诗。出发之后，投笔从戎的他从远方飘来的硝烟中，也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戴安澜带头立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替代，各级照此办理。” 战争是不可能没有遗憾的，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当那场战争如火光雷电急促进行的时候，无论是挣扎在失败中，也无论是欢呼在胜利中，远征军的将领们从未忘记的就是，每打完一仗，都要吩咐把阵亡官兵的遗体仔细收拢，并精心选择一处干燥的地方安葬，而每一次安葬后，都要留下伤兵看守陵墓。战争在继续，战火在蔓延，这样的坟茔在战火中不断增加，增加…… 战斗的血腥还未散去，天一亮，闫廷春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首战告捷的兴奋逐渐在闫廷春心中消退——在这个陌生的战场上，随时都面临死亡威胁。 枪声一直持续。 1942年3月，滇缅公路畹町桥路段上，中国远征军的车辆排成长队。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和战友们在路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它很沉，而且发亮。大家讨论起来，有人说这可能是金子。从来没有见过金子的闫廷春有点激动，把这东西拿过来，想要好好研究一下。他把这东西放在石阶上，用枪托砸它，要看看它是否有金子的硬度。 李镇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战士 <h3>编导手记</h3> “金子”在闫廷春的枪托下猛然发出一声巨响，炸开了，震落好些屋顶的瓦片。原来，这是一颗地雷。幸好它没伤到人。 <small>即使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small> 此时的缅甸战场，多了一个特殊人物——美国人史迪威，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3月3日，腊戍，蒋介石与史迪威见面。 经过一夜苦战，到30日拂晓，第二零零师官兵终于成功突围。戴安澜最后一个撤离。在他的周密部署下，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 景栋路线——第六军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残部 <small>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small> 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 闫廷春说，经过侦察，发现对岸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的临时据点，冷枪就是从那里打出来的。上级决定，立刻对日军据点发起夜袭。 多年后，很多远征军老兵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给我们指了一条回来的活路”。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新三十八师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部署。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已被日军攻占的密支那正面突破，选择从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 3月24日，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同古正面之敌，于本辰展开大战，以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以一部约五六百人，附小炮数门，于本日午前九时由铁道以西向同古以北地区，拟包围我戴师，企图作战在飞机场。迄午后五时止，正面仍在鄂克春东西之红线，侧后方仍在飞机场附近激战中。 闫廷春认为，第五军吃亏在很多缅甸人做了奸细。 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军事委员会于11日向第五军、第六军先下达了动员令。16日，第五军将防务交给第七十一军后开赴祥云、大理、保山地区集结；第六军向保山、芒市（潞西）集结，编组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任副长官（由于卫立煌并未到职，由杜聿明代理），准备入缅援英。 4月30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中国远征军各部陷入一片混乱。在闫廷春的印象里，最后的逃亡来得那么突然。“夜里，我们见到日本人在那儿，和日本人打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折回来找师部，师部已经撤了，找不到。营长就说，他来负责指挥（往回）打，弟兄们整理一下背包，留一套换洗衣服，多余的东西就扔掉。” 队伍走到桥边停下。一位班长用一根炭棒顶着个帽子作为伪装先过桥，又敲了敲随身物品，看周围没什么动静，才传令队伍前进。 <hr /> 野人山路线——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残部 这注定是一场前路坎坷的远征。在闫廷春的记忆中，从那颗差点让他送命的地雷开始，死亡的阴影似乎就一直如影相随。 风声是他们的叹息！ 而在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心目中，父亲爱兵如子，做事用心，他可以叫出师里每个排长的名字。“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h3>牺牲：38岁将军的最后一眼</h3> 雨电是他们的怒吼！ <h3>亲历者</h3> 国家英雄，魂兮归来。 杨鸿恩所在的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上边为保存实力命令其连夜撤走。杨鸿恩记得，撤退途中，有些汽车开不动了，沿路停下，泼上点汽油烧毁了，不留给敌人。 这是我接手“滇缅系列”后最早入手的一集片子，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这也是我在“抗战”之后，又一次“远征”的开始。几乎没有多想，我就确定了它的内容——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要记住，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在高山上、在峡谷中，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 同古之役使得盟军乃至敌方对中国军人有了重新认识。 …… 为了不影响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部下问他：“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云南瑞丽，示意部队从此路线回国。 理想跟现实往往是有差别的，这一点我从未怀疑。但当我真正开始走近那场发生在69年前的异国之战时，遇到的困境与尴尬，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69年的时间，磨灭了太多的资料与故事，留下来的，只有几张模糊的照片和老兵们残缺的近乎混乱的记忆。 <h3>链接</h3> 注释： 1942年1月中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政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缅甸首都、海港）待运。” 中编 滇缅抗战 第二章 野人山 <h3>亲历者</h3> 朱锡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 闫廷春——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士兵 李万芳——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零零师士兵 邹德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 杨岑峰——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士兵 <h3>编导手记</h3> 这是6集“滇缅系列”中，惟一没有讲述战斗故事的一集。战争在这一集中俨然成了配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永远也无法战胜的敌人——野人山。 严格意义上的野人山，其实仅限于缅北胡康河谷一带的原始森林，方圆近300公里。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942年中国远征军缅北大溃退时，真正穿越野人山的部队，只有杜聿明亲自率领的远征军主力。其余很多部队如二零零师，实际上是通过另一条路线回国的。 开始制作这一集时，最大的难题，就是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野人山幸存者。战火与时间，带走了太多的亲历者。我甚至一度怀疑，从做片子的角度上讲，如此严格限定野人山的范围是否必要。但这一疑问，最终随着朱锡纯老人的出现而烟消云散。 第一次见到朱锡纯老人，是在一个雨后的中午。数小时的颠簸，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貌似世外桃源的小村庄。如我所料，老人见到我们后非常激动。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激动的原因，竟然是由于自己先前出版的自传，有着太多的印刷错误。在昏暗的农舍里，朱老先生照着自己的手稿，一个一个地为我指对印刷文本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其实与我们无关，但我能理解老人面对这些错误时的心情——人生中最难以忘却的一段记忆，当然容不得半点误读。 关于朱锡纯老人在野人山中的经历，我不想再过多复述，因为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那段蛮荒之地的死亡之旅。通过老人的讲述，我第一次知道了在死尸脑袋上睡觉的感觉，第一次知道了蚂蟥是能钻进睾丸里的。 在动身前往朱锡纯住处之前，我特意看了一段老人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影像。画面中，老人提到了战友李国良。讲到动情处时，年近九旬的朱锡纯在摄像机前痛哭流涕，反复念叨着“不能怪我，不能怪我……”。对于一名编导而言，这样的素材无异是极其精彩的。但我一直觉得，让采访对象在大众面前一次次将伤口撕开，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残酷。至少，我无法做到。 采访临近结束时，老人终究还是提起了李国良。也许是由于我故作不经意的态度，这一次，朱老先生没有哭泣，只是平静讲述了那段让他内疚终身的往事。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也许，在了解完所有的历史情节之后，只有沉默，才是对那段惨烈历史的最好祭奠——长眠野人山的4万名中国军人为证。 1942年5月初，缅甸北部胡康河谷以南一座村落里，撤退途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朱锡纯正和战友们做进山前的最后准备。 “炸光了，粮食啊，武器啊，什么都被炸光了，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跟着师部走，后来到村庄上弄了一罐子盐，捡了一把刀，就把这当武器。”朱锡纯回忆起当时的狼狈处境。 朱锡纯是湖南平江人，1939年应征入伍。此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在日军追赶下连日奔波数百公里，虽还保持着建制上的完整，但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他回忆说：“士兵当时还弄了不少粮食，所谓弄，就是抢。到寺庙里，二话不说，粮食、金菩萨，抢了就走，根本就没什么规矩。杀缅甸人的牛，拿根竹棍削尖当杀牛刀，往牛身上一捅，就那样杀。总而言之，打胜仗不乱来，打败仗就乱来。” 朱锡纯和战友们将要进入的胡康河谷，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缅语意为“魔鬼之居”，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又被当地人称为野人山。穿越这片原始森林前往中缅边境，直线距离为138公里。 据抗战史专家戈叔亚考证：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3万多人，在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下，途经野人山撤退（途中第九十六师改走其他路线，剩下1.5万人全程穿越野人山）。 戈叔亚撰文说到部队进山前的情况：“5月中旬，部队到达曼德勒以北500多公里的小镇曼西一个叫做莫的的小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了。军长下令把大炮、汽车、装甲车等一切重型装备全部集中销毁，原来乘坐车辆的1500名重伤病员就地安置（最后这些伤病员全部死亡）。” 据时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卫生员的刘桂英回忆：“这个时候把伤兵集中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我们走到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伤兵讲，你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他们把汽油点了火，自焚。一千多伤病员带不出来，我们都趴在地上哭。” 对于1500名伤病员集体自焚这令人震惊的故事，戈叔亚通过调查，发现仍存疑点，真相成谜。尽管如此，这么多伤病员的死去，已预示出野人山撤退的空前凄惨。用戈叔亚的话来说，“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也是中国军事史上黑暗的一页”。 <h3>驮辎重的大象摔死了</h3> 远征军官兵每人肩背轻装和5天的粮食走进原始森林。 “进山那一天大概是5月7号。一进山，路都没有，工兵营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走。那么高那么密的树挡着，根本就看不到阳光，白天就像夜晚。没有人戴手表，更没有人穿皮鞋，都穿草鞋，连师长也一样。”朱锡纯回忆说。 5月的野人山，闷热难熬。从未受过野外生存与丛林作战训练的远征军官兵，只能靠着几张并不准确的地图和少数指北针，摸索前进。 对于时年18岁的朱锡纯来说，这段行程的开始阶段，还是有些乐趣的。“大概是进山四五天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一个山窝子里有一块平地，一串猴子，大的拽小的，慢慢下来，距离我们不远。最小的猴子来摘我们的钢盔，然后抓了野果就朝我们打，打在钢盔上嘣嘣响。我那时候没有戴钢盔，野果就直接打在我头上，很疼。” 告别了调皮的猴群，一头大象突然出现在朱锡纯面前。“我们的部队里有大象，用来驮枪炮、粮食等辎重。大象力气大，什么东西都放它背上。当时我们中国人不知道饲养大象的方法，大象看到芭蕉想吃，它的鼻子像手一样去够芭蕉，够着够着把拴它的铁链子都挣脱了。”朱锡纯听说部队里有两头大象，“我只看见一头，他们讲摔死了一头，后来那一头也摔死了。不光是大象，电台也摔掉了。” 5月13日，就在杜聿明向担任断后任务的第九十六师发出“自行突围”的命令后不久，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军部发报员不慎坠崖身亡，唯一的电台损毁。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官兵，从此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眼看进山时所带粮食越来越少，一股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官兵中蔓延。 这时，朱锡纯的战友李国良想到了一个鼓舞士气的方法。“李国良就跟我讲，我们今天晚上唱唱歌，打打气吧。我说，唱歌有什么用？李国良说，你不知道，唱一些抗战歌曲，比如《中国不会亡》等，可以提高大家的士气。”朱锡纯说，当天晚上，战友们唱起了歌，第一首歌是《游击队之歌》。 <h3>抢枪的野人，求死的战士</h3> 5月中旬，缅甸腊戍以西的丛林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沿着一条林间小道艰难前进。他们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已经半个多月了。由于通往缅北野人山的所有道路已被日军切断，大批掉队的远征军官兵只好化整为零，利用日军立足未稳的机会，向中缅边境东段国境线悄悄渗透，曾经手刃日军哨兵的第六十六军战士闫廷春也在其中。 “当时有很多散兵游勇跟着我们走，难民也跟着我们走。”闫廷春说，后来士兵们发现了一间当地人搭建的小木棚，这小木棚是专门用来放水，供行人饮用的。他喝了水，惬意地在木棚棚顶躺下休息。此时，一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开始扫射。“我赶紧从棚顶往下跳，刚跳下来，棚顶就被打掉了。当时我就在心里叫我的妈，心想：‘我还能不能活着回去，回到我的妈身边呢？’” 敌机飞走后，士兵们继续前行，遇到一条小河。闫廷春回忆，河上搭着一座两丈长的木桥，“有一匹马眼看要过桥了，结果一个趔趄，掉到河里了。当时有四五个人拉着马的缰绳，有个人说，下去帮一把，结果他正要下去的时候，缰绳一断，他就被砸在那儿，砸死了。” 5月下旬，从腊戍方向突围的第二零零师剩余数千名官兵，正带着师长戴安澜的骨灰，与大批掉队的远征军残兵一起，向中缅边境行进。他们大多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时为第二零零师士兵的李万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太困难了，路上弄不到吃的，很饿。过一条河，有些人坐竹筏子，我是抱了一根大竹子浮在水上，他们把我拖过河。” 官兵们除了要忍受当地土著居民的敌视态度，还要面对一大麻烦——野人。李万芳说：“野人皮肤是红色的，要抢我们的枪。打了一天，把一个贵州战友的腿给打断了，我们也扔了手榴弹炸那些野人。一路上炸，炸死了不少。” 闫廷春和战友们也遇到了强盗。“营长传令：如果有强盗的话，就包围起来打。我们在一个寨子的山头和强盗打了一仗，时间不长，抓到了抢枪的。我们的人没有损失，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营长说，我们打是要打，但是枪口要抬高一点，不要打死人。”闫廷春说。 终于临近边境，祖国就在眼前，闫廷春却病倒了。 “那天晚上我拉肚子，上吐下泻，还要挑罗锅。”闫廷春回忆道，一个伙夫在山脚处死了，罗锅总得有人挑，“黄排长对我说，走嘛，平时你走得很快，谁都走不过你，今天怎么走不动了？我说我拉肚子。他说，拉肚子，恐怕你是想死了。我就对他说，你给我一颗子弹就行了，我走不动了。” 排长的子弹，最终没有射向自己的战士。闫廷春留在当地一户农家养病，幸运地康复后归队。 6月17日，第二零零师残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的带领下，抵达中缅边境；6月25日，在云南保山与接应部队会合。这支出征时近万人的机械化王牌师，连同沿途收容的大批友邻部队散兵在内，回到国内的总共不到4000人。 此时此刻，缅甸已进入雨季，在野人山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远征军部队，依旧杳无音讯。杜聿明和他率领的数万名将士，仿佛人间蒸发般，消逝在野人山重重的雨雾之中。 <h3>暴雨、饥饿、沼泽、毒虫</h3> 朱锡纯和战友们唱《游击队之歌》的第二天，雨季就来了。 “雨大到什么程度呢？最大的时候，雨点就像箭一样射到身上，穿着雨衣，里面的衣服也湿透。天上乌云一片，地上什么都看不见。”朱锡纯说，“雨一来，山洪就爆发了。本来四五十米宽的洼地，平时说过就过了，雨季一来就成了河。大家你抱着我，我牵着你，一块儿过，人多了以后浮力大。人人身上都湿透了，也没有时间烤火，就湿淋淋地赶路。” 缅甸的雨季从每年5月中旬开始，至10月结束，这期间，野人山终日笼罩在倾盆大雨之中。骇人的闪电在空中闪过，“魔鬼之居”的魔鬼开始苏醒。 据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干事的李明华回忆：“人们整天全身浸泡在雨水里，人人饥饿疲惫不堪，连当天是几月几日都无力记忆。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 朱锡纯记得，断粮大概在进山18天后，进山前抢的粮食都已吃完，没有一点吃的了。“就到处找野芭蕉吃。野芭蕉吃到肚子里咕噜咕噜的，拉也拉不出，吐也吐不出，有些人最后活活胀死。” 据朱锡纯回忆：随着粮食耗尽，部队的建制也逐渐瓦解。“一日无粮千兵散，就是这样的。都没有饭吃了，我还听谁指挥啊，谁还听你那一套？有些有病的走不动，慢慢地就被甩掉了，掉了队就完了。” 雨季中的野人山，给人一种末世感。据时任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八团营长的陈启銮回忆：“我们深入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阴霾潮湿，一种腐烂的气息，使人感到恶心窒息。漫山遍野青皮猴的叫声，好像在为我们唱哀歌。” 沼泽是野人山的诸多危险之一。朱锡纯看到一个人想走近道，却不慎陷进沼泽地里。“他大喊‘弟兄们救命啊’，人已经陷下去了，有个人把枪伸出去给他，结果连自己也陷下去，也喊救命。后面的弟兄们就把绑腿搓成一根绳子扔过去，一拉，拉断了。最后有人砍了一根树藤，扔过去，上面七八个人拉，才把这两个人拉上来。” 要命的还有漫山遍野的毒虫。“蜈蚣、蚂蟥、蛇，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虫。蚂蟥是最厉害的，它叮人的时候人没有感觉，一旦钻进去就拔不出来。蚂蟥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人死了以后睾丸里都有小蚂蟥。我今年88岁了，身上有7个眼，有个眼是炮弹炸的，另外6个眼都是蚂蟥咬的，那个被炮弹炸的眼也被蚂蟥咬了，最后变得很大，现在还在，还是没有知觉。”朱锡纯说。 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人死了一下子就给吃得光光的，只剩下骷髅。”朱锡纯叹道。 暴雨、饥饿、沼泽、毒虫，深陷野人山的官兵们很快便失去了方向感，经常在同一个地点来回打转。野人山，成了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恐怖迷宫。 <h3>痢疾、疟疾、回归热、霍乱</h3> 杜聿明曾在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写到野人山撤退：“……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 杜聿明在野人山差点病死。据时任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的邹德安回忆：“为了抬着军长走，死的人不下20个，包括特务连常连长。” 丛林中无处不在的病菌，无情吞噬着远征军官兵的生命。 “痢疾、疟疾、回归热、霍乱等等。当地的生水根本就不能喝，喝了之后，脚就没有知觉了，越走越慢，最后就死了。”朱锡纯说，“很多人死后，牙龅在外面，眼睛鼓鼓的。天气热，尸体生了白蛆，白蛆后来变成苍蝇。那种苍蝇比我们平时见的大很多，肚子特别大，这里一团，那里一团。一路走过来，两边都是死尸，苍蝇把路都挡住了。” 曾经组织大家唱歌的李国良患了痢疾，在即将走出丛林的最后时刻，永远留在了野人山。 朱锡纯回忆说： 有一天我看到他，我让他把背包给我，说我帮他背，他就给我背了。白天他没有说话，动不动就说要拉肚子。我就一个人弄饭。到了晚上他跟我说：“我不行了。”他说：“我不是孬，今天拉肚子时我才知道，肠子都穿孔了。” 他写了个地址给我，是他的恋人，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他要我把他的工资，我们那时候叫薪饷，还有几个月的出国补贴寄给她。我就把地址往衣兜里一塞。结果（后来在印度）住院的时候，我的衣服都给烧光了。 现在提到这件事，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他。我当时只要看一眼，我就记得地址了，但我看都没看，我就往衣兜里一塞，因为我还要急着照顾他。李国良是个很不错的人，对我特别好，没事儿的时候教我英文，教我数学，教我扑克，把我当小弟弟看待。最后他让我办的事儿我没有办到，现在一谈起他，我心里就很难过。 许多个李国良，最终成为路边的累累白骨。据时任第五军参谋长的罗又伦回忆：“在路的两边，有些士兵身上爬满了蚂蟥，数以万计地在那里啃食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个士兵的眼睛嘴巴还能动，他说，军长，参谋长，救救我吧。但我们也无计可施。” <h3>死是一个伟大的过程</h3> 人们说，“生”是一个伟大的过程，那么“死”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过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死亡”和“尸体”那都是具有极大神秘力量的有生命的东西。 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 尸体发酵膨胀，军装撕开一个个大口子，在尸体上蠕动的蛆、苍蝇、蚂蚁不计其数，也大得出奇。在跨过一具具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他们的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他的未婚妻是军政工队队员郭萍，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大伙都羡慕他。还有军绘图员，名字记不清了，广西人，军校毕业。他家很有钱，从小穿的夹袄都是那种带暗花的黑缎子绸料。一路上，他把从小吃过的好东西一五一十讲了不知道多少遍。结果现在，他就躺在那里，手上抓着一把草，脚上的皮鞋也被人脱了。 再往后，队伍里就出现自杀的人，开始是把枪口放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这是部队崩溃的前兆。后来是上吊死的，因为枪都扔了。尸体挂在树上随风飘动，很可怕的。 以上是邹德安对野人山的回忆。 在野人山，命如草芥，命亦高贵，正如邹德安所说，“死”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过程。 在连绵不绝的死亡中，女兵们的生命之灯，也枯竭了。 朱锡纯说，这些女兵都是野战医院的护士。“她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死的时候非常惨。她们死了以后身上那个味道不是味，身上的皮肤都起了蓝颜色的点点，就好像没洗澡似的，衣服都稀烂稀烂的。” 一具倒在路边的女兵遗体引起了朱锡纯的注意：遗体前，一位面容憔悴的远征军战士长跪不起。 “那个女兵真不简单。作战的时候，这个战士左肩膀负了伤，当时伤兵多，绷带不够用，女兵没办法，就扯掉自己军服的袖子当绷带用，再不够，就把裤子撕掉一边。这个战士伤口被裹好后，又上了前线，女兵却牺牲了。她的额头被炮弹炸了一个印子，很好认，这个战士找到她，就用芭蕉叶把她的尸体盖好，单膝跪在旁边，说：‘小妹妹，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让你受这样的折磨。’最后这个战士也病死了。” 一些人进山前从当地庙宇里抢来的金菩萨，却成了求生的累赘。朱锡纯记得，有些人死后，背包里面有布，有金菩萨。再没人在意它们了。 朱锡纯每天都睡蹲觉。“找一块石头，蹲着睡觉。没有石头怎么办呢？就坐在死人的脑袋上睡觉，不是一天两天，是将近两个月，就这么睡蹲觉。” 这个时候，活着，是对死亡最大的敬意。 <h3>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h3> 6月底，缅北山区气候有所好转，被暴雨笼罩了将近两个月的野人山终于有了阳光。盟军侦察机开始在这一地区上空盘旋，寻找神秘消失的中国远征军。一天清晨，一架盟军侦察机在野人山北部山区，发现了森林中升起的一道烟柱。 据朱锡纯回忆，这烟柱源自战友们为了驱蚊生的火堆。发现目标的盟军飞机向困境中的中国官兵投下了大量食品。幽暗死寂的野人山，第一次响起了欢呼声。 “一连投两天，投的粮食很多，第一天是米，第二天是大饼、牛肉、罐头。有人去抢，空投的麻袋一落地，刚好砸在他身上，嘴巴流血，就死了。”朱锡纯感叹，“要不是飞机投粮，一个都走不出来。” 除了食物，盟军飞机还给与世隔绝多日的中国军人投下了电台。此时人们才发现，杜聿明和他的官兵们曾经至少两次走到野人山的边缘，却又都鬼使神差般转了回去。“之所以那么着急走，就是想摆脱困境，光凭着指北针走，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现在看起来其实很盲目。”朱锡纯扼腕叹息。 由于部队已极度疲劳，且编制解体，蒋介石放弃了让部队回国的计划，转而命令全军向印度雷多转移。靠着盟军飞机的连日空投，官兵们的食物供给终于有了保证。 8月初，最后一批野人山幸存者抵达印度英军防区。据戈叔亚考证：野人山撤退大致历时114天，1.5万人最后生存下来的仅剩下2000多人，死亡率高达86%。 时任第五军军部翻译的诗人穆旦，幸运地走出野人山。他曾经断粮达8天之久，他的马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传令兵也死了。闯过鬼门关后，穆旦不愿再提起野人山，曾经激情的他变得沉默，甚至很少写诗，友人们只能通过他酒后的只言片语，来想象他当时的遭遇。 据穆旦的朋友、翻译家王佐良回忆：“那是1942年的滇缅撤退，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 三年之后，当整个中国终于可以从八年的阴郁中跳脱出来的时候，沉默已久的穆旦终于提笔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就在当年穆旦逃离白骨堆不久，1942年8月中旬，云南高黎贡山，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战士杨岑峰正和战友们顶着风跋涉在山谷中。“化整为零。师没办法，团也没办法，分开吧，不能大队行军呀，因为那是横断山脉。”杨岑峰回忆说。 高黎贡山位于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坐落于怒江西岸，是横断山脉中最西部的山脉，北连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是中缅边境上的一道天然屏障。 1942年5月18日，断后的第九十六师开始徒步进入胡康河谷。由于一直与后方保持着无线电联络，8月中旬，第九十六师官兵在盟军空投支援下，陆续抵达高黎贡山，成为唯一一支途经野人山回到国内的远征军部队。 杨岑峰说到撤退时官兵中普遍的恐惧心理：“怕自己死在异国他乡怎么办，恐惧。那时候感觉离公路好远啊，恨不得马上有天兵天将把我们接走。” 据戈叔亚考证：第九十六师入缅时9863人，伤亡4081人，失踪2182人，归国时3600人。“就那么回来了，回来了，我记得我们那个团五分之二的人没回来。”杨岑峰说。 1942年8月底，第九十六师最后一批残兵翻越高黎贡山，抵达云南剑川。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至此结束。“根据杜聿明将军的粗略计算，中国远征军10万人，生还者仅有4万，战斗牺牲有1万多人。也就是说，有4万多将士是在撤退途中非战斗牺牲的。” 高黎贡山，这座被誉为横断山脉明珠的山峰，从此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界碑。 当时的一份美军战报说：“在怒江峡谷的西岸，是高昂着头的高黎贡山脉。这里的险峻是无法形容的，当顽强的日本人把守住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山口时，任何人想通过这座山，都非常值得怀疑。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办到……” <h3>链接</h3> <h3>《缅甸外科医生的归来》节选</h3> 我要去看一看那一段路，那里有许多中国第二十二师的士兵阵亡……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向MuBum山艰难地攀登。路况还是很好，逐渐上升。开始我们看到了不会超过50或者60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30具骨架堆积在一起。（1码=3英尺=0.9144米） <h3>时任第五军后勤参谋王鉴的回忆</h3>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这是在缅甸撤退时，雨点打在芭蕉树叶上的声音，这个声音几十年来像耳鸣一样没完没了在我的脑海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半夜常常因为触摸到战友的尸体而惊叫起来，结果醒来看到的却是睡在旁边的老伴…… <h3>美军记录中对第九十六师的评价</h3> 当他们长途跋涉去寻找自己的师部时，他们表现了中国军队最优良的品质，那就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正如先前他们表现了中国军人恶劣的品质（指抢劫老百姓）一样。 <hr /> 注释： 中编 滇缅抗战 第三章 云端之战 <h3>亲历者</h3> 尹龙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 番发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战士 张体留——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卢彩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 李华生——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杜开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寸时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李会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谢大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 陈宝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熊世超——时为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 吉野孝公——时为日本陆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 <h3>编导手记</h3> 如果没有这段编导手记，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一集差点被舍弃的故事。舍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具体的人物故事。几位老兵的回忆，都破碎得近乎混乱，没有一人能完整讲述自己在高黎贡山上的经历。此外，这场被称为“二战期间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所遗留下来的资料与信息，也如同高黎贡山上的云雾一般，飘渺无形。 最终，这一集还是没有被舍弃。因为当我真正穿越云雾走近这场云端之战后，所发现的细节与故事，使我坚信这段历史，不应被任何人舍弃。 所有的一切，是从一个看似绝妙的军事计划开始的。传说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时走的小路，成了中国远征军1944年滇西反攻的起点。卧龙先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时走的捷径，成为千年之后远征军开启胜利之门的锁钥——多么美妙的计划，美妙得简直近乎传奇。遗憾的是，这个传奇最终并没有实现。传说中的胜利之路，成了日军机枪火力下的屠杀场。 在编辑这集片子时，有两个问题我始终百思不解： 为什么面对海拔近4000米的高黎贡山，远征军领导层竟然没有为自己的部队配备冬衣？甚至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准备。难道身处平原的他们，真的没想到高黎贡山上在下雪吗？ 为什么一架载有远征军重要参谋与绝密文件的飞机在战前失踪，而上至重庆国民政府，下至远征军前线指挥部，竟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此事，甚至连半点相关记载都没有？ 直至片子完成，我仍然没能找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这些问题原本就没有答案，即使有，也早已无关大局了。我们所能知道并且确定的是：正是因为缺乏御寒衣物，成百上千的远征军战士在寒冷的高黎贡山被活活冻死；正是因为那架在战前失事的飞机，原本精妙的奇袭战斗，变成了血腥残忍的消耗战，近万名中国将士血洒高黎贡山。还有什么结局，能比这样的后果更为惨烈的吗？ 在片子的结尾处，尹龙举老人的回忆向我们披露了一个恐怖的事件：困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在吃光了所有干粮后，开始以阵地前的尸体为食。其实，真正让我心情复杂的，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在掌握日军食人的确切证据后，美军顾问马上提议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此显示日军的残忍与野蛮。但出于某种考虑，国民政府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下令对整起事件严加保密。按照美军顾问的猜测，国民政府可能是担心一旦公布此事，自己的士兵也会效仿行之。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军粮的供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士兵饿着肚子打仗几乎是一个常态！ 反复思量之后，我还是没有将此事编进片子。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实在不愿意相信美军顾问的猜测。但我也确实无法找出比这更为合理的解释，只能将此事转述于此，孰对孰错，还是留给每一位国人自己思考吧。 1944年5月11日傍晚，云南泸水县栗柴坝渡口，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的官兵们，正紧张等待着渡江命令。几尺之外，正值汛期的怒江在迷茫的水雾中发出震耳的咆哮声。 “过江有木船，有橡皮舟。那些船平时藏起来，渡江的时候才拿出来。”尹龙举回忆道。 尹龙举是云南大理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学生，1944年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参加滇西缅北反攻战役。那一年，他28岁。 “当时蒋介石直接给我们师打电话，没有通过集团军，电话是我接的。他说，开始过江以后，如果一官一兵退过江来，就军法从事。”尹龙举说，当时他把宪兵队全部安排在江岸，如果有谁撤回来就要被枪毙。“部队当时下了一个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正如胡适1938年就任中国驻美大使时所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 官兵们要渡过的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全长3240公里，其中云南境内河段约650公里，流入缅甸后被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 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这条因水流湍急咆哮而得名的河流，从此成为中日两军东西对峙的界河。 1943年12月，在中国驻印军已经展开缅北攻势时，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1944年3月，盟军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策应驻印军的缅北攻势，展开滇西反攻作战。中国当局决定配合驻印军，开始既定的滇西缅北战役。 4月17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实施渡河攻击计划。该计划确定远征军的作战方针是： （1）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渡江攻击腾冲；该集团军以第一线兵团、第二线兵团，先后跟进攻击。 （2）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担负怒江左（东）岸的防守；另以该集团军派出4个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 同日，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为卫立煌，辖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及直属部队共16个师，由于各部队编制定员均严重不足，开始反攻时实际总兵力只有7.2万人左右。 4月20日，军令部下达作战指导方案，确定作战方针“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 4月25日，蒋介石以四份“手令”，分别致电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副总司令方天（中将）、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一致强调此次渡江攻击的意义“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要求其初战必胜。 5月9日，远征军下令，命攻击军及防守军各加强团于5月11日渡河攻击，开始时间或拂晓，或白昼，或夜晚，由各单位依当面情况自行决定。 怒江东岸，厉兵秣马，中国军人们立誓：过河去，杀鬼子。 <h3>预想中的血腥抢滩战并未发生</h3> 防守滇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经营该地区的防御设施又达两年之久，在高黎贡山和腾冲、龙陵等地的据点内都筑有抗力强、隐蔽好、射界广的坑道式火力点。 5月中旬，正值雨季到来之前。 一进雨季，怒江随即展宽，喜马拉雅山的洪水汇成怒涛，浊水注满大峡谷，卷动着旋涡直泻而下。因而此时开始大战役，的确困难重重，怒江即是一大障碍。怒江流经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穿开一条深谷，江面虽不甚宽（旱季约80米，雨季约300～400米），但水流深急，水温极低。 两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撤退过怒江时，主动破坏了江上原有的两座桥（惠通桥和惠人桥），两年来怒江上再无桥梁。 “那里是一个大峡谷，我们先下去到了怒江边。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过江了。”尹龙举说。 5月11日晚6时整，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接到渡江命令，官兵们登上橡皮舟，向暮色笼罩下的怒江西岸进发。几乎就在同时，原属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军、现配属第五十四军的预备第二师也开始渡江。 当时在预备第二师的张体留回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船，只用竹筏，每次只渡10个人，多了不敢渡。后来干脆每只竹筏渡一个班。” 与那些划着橡皮舟过江的一线部队相比，预备第二师这支部队的来历有点特殊。 老兵卢彩文回忆：“1942年5月10日，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打进了腾冲城。我是当年6月份参军，进入预备第二师，感觉这支部队有规模，有条理。” 1938年初，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在贵阳组建，所属官兵大多来自贵州各地的保安团等非正规武装。腾冲沦陷后，预备第二师奉命进入怒江西岸开展游击战，成为唯一一支深入滇西敌占区的成建制部队。在此期间，该师在坚持游击作战的同时，就地吸收了大量滇西本地人员。1943年春，预备第二师被调回后方休整。由于该师对滇西敌占区地形的熟悉，这支杂牌军成为滇西反攻战役的先锋部队。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华生回忆起渡江的情况：“乘竹筏悄悄地渡过去，渡过去了两三个连以后，就不怎么怕了。” 有点出乎远征军官兵意料的是，渡江顺利得出奇。尹龙举说：“我们当时以为日本人还有部队守在江边，但是没有。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就过了江。” 5月11日深夜，距离部队开始渡江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抵达怒江西岸的中国军队越来越多，预想中血腥惨烈的抢滩战斗并未发生。作为先锋的各加强团“均未遭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迅速击破其警戒分队”。 据卢彩文回忆：“我们那天晚上没有遇到日本人，后来听说日本人也不是经常在那儿驻守，他们是流动性的。要是碰到他们就糟糕了。”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设防，是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日军把拦击阵地设在高黎贡山顶的各隘口，这对远征军来说无疑是幸事。“当他们抬起头来时，黑黢黢高不见顶的高黎贡山，猛然压迫在眼前。他们尚不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精锐部队正以邀击态势，扼守着各个山头和隘口。” 5月12日拂晓，成功渡过怒江的远征军已超过两万人。根据情报，驻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兵力不会超过两千人。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提到远征军研究过的一条渡江后直达腾冲的捷径：“传说中诸葛亮走的那条路，地图上没有。听说走这条路，从保山到腾冲，一天可以到，但是查来查去，三代土著都没有走过。据说之前曾经请美军侦察飞机拍照。”他说，远征军第一三零师于5月底踏上这条路，成为一支奇兵。 翻越高黎贡山到腾冲的马帮古道有三条，由北向南分别是北斋公房、南斋公房和红木树道。其中北斋公房山口海拔3230米，通向它的路是三条古道中海拔最高、最难走的一条。 5月12日上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开始沿着三条古道抢攻高黎贡山。一场日后被称为“二战期间海拔最高的陆上战役”正式打响。 <h3>奇袭变强攻，尸积如山</h3> 5月12日，向北斋公房山口进发的第一九八师攀爬至冷水沟阵地时，隐藏在半山腰的日军暗堡突然开火。 第一九八师老兵番发安回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想弄清楚子弹从哪个方向来，怎么可能呢？敌人机枪一直响着，有的战友死了，眼睛还睁着，有的战友吃饭的碗掉到了地上，身体也倒在地上。” 尹龙举说：“牺牲很大。山沟里面的水都成红色了，尸体上蛆虫、蚂蚁在爬。冷水沟顶上的敌人死守不退。敌人当时还有一些营妓，也抬着枪和我们打。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营妓尸体上都有枪眼，不知道是自杀还是被他们打死了。” 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再攻，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200余人。” 5月15日深夜，第二十集团总司令霍揆彰收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受阻北斋公房冷水沟阵地。四天之内，三个营长一个阵亡一个负伤，九名连长七人伤亡，团长陶达纲也不幸负伤。 时为远征军军医的何绍从回忆：“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团，重伤的没有抬走，轻伤的抬下去几十人。上千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了。那么多死人，哪个去埋？” 与此同时，其余两条古道上的远征军部队，也遭遇了日军的猛烈攻击。对于中国军队的进攻路线，日军似乎早有准备。 日军暗堡中，卫生兵吉野孝公也端起枪投入战斗。 吉野孝公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隶属日军腾冲守备队附属部队。5月11日，就在中国远征军渡江的同一天，吉野孝公随同从腾冲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抵达高黎贡山。 吉野孝公在其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写道：“忽然，有两名敌兵蹒跚着朝我们走过来。我不假思索地扣了扳机。前面的那个立刻直挺挺地画着弧线向前倒了下去。后面的那个见状，猛然一惊，迅速转身而逃。这是我亲手打死的第一个敌人，敌人终于退了下去。” 与远征军所预想的不同，此时驻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兵力，随着吉野孝公等援兵的到来，已从最初的不足两千人增加至近四千人。在中国军队所有的进攻方向上，日军仿佛未卜先知般布下了层层火力网。远征军计划中出其不意的奇袭，被迫变成向敌人暗堡工事发起的正面强攻。 尹龙举说，一步一步仰攻上去很困难，日本人建筑了两年的地下工事，很不容易打。“他们不断反击，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从高处压下来。” 吉野孝公回忆：“敌人已经逼近到距离我们四五十米的地方。他们似乎连抬下同伴尸体的时间都没有。从凹洼的地方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地在我方阵地前堆积。”番发安说：“死了的人就像堆起来的柴一样。” 尽管如此，远征军官兵斗志不减，奋勇杀敌。 当时在远征军参谋处的陈宝文讲到一件事：“有一个搜索连连长，跑到我们参谋处说他们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攻击任务，但问题是，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们就告诉他：‘你最好是找当地的老百姓多问一些情况，了解情况以后再去。’他对我们说：‘请你们帮我告诉总司令，我进军校学习就是为了这一天，明天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把他送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想：‘这个人肯定是回不来了。’” <h3>作战部署被谁泄密？</h3> 5月21日，远征军第三十九师在经过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红木树隘口，却又很快遭到日军的凶猛反扑。当天，一份惊人的情报送到了卫立煌手中。 据陈宝文回忆：“三十九师占领红木树之后，他们拿到了日本人的一个作战命令，上面写的是我们统帅部全部的兵力部署、怎样反攻、反攻的步骤怎样。这肯定是统帅部有汉奸出卖我们，因为之前统帅部下达命令的时候，全都是口头传达，不让我们做笔记。宋希濓急了，对卫立煌说，请卫总调查清楚。” 卫立煌大发雷霆。据远征军作战部情报处处长林逸时回忆：“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战火纷飞之际，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泄露了远征军作战部署。 直至抗战结束，造成远征军滇西反攻计划提前泄露的原因，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多年之后，历史学者们在日军当年的《公刊战史》上发现了一段文字：“在中国军队反攻前夕，一架盟军飞机因大雾在腾冲附近迫降，机上的一名远征军高级参谋，连同他所带的所有文件一同被日军俘获，其中就包括整个滇西反攻战役的作战部署与部队无线电密码本。”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据此完成了有针对性的防御反击部署，志得意满地感叹道：“真乃天助！” 战役开始后，那起在中方战史中毫无记载的空难事故，在余戈看来，“终于让中国远征军感到了痛苦”。 由于整个滇西反攻的计划已经全盘暴露，必须当机立断作出调整，避免更大损失。 陈宝文认为原来的反攻计划不妥当。“如果把所有的士兵都派去攻高黎贡山，即便攻下腾冲，日军不走，还有部队沿着滇缅公路赶来增援怎么办？假如敌人攻破了惠通桥渡口，就可以到保山，到昆明，这样一来就危险了。假如昆明被拿下了，重庆也就难保。” 情急之中，卫立煌决定临时更改作战部署。 卫道然认为，卫立煌此时想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在想什么，换位思考。“想了半天归纳几条：（日军指挥官）他现在动作不大，他不会去请援军，利用这个空当，我一个集团军过去了，我还有个集团军没动呢。” 5月底，中国远征军各部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开始调整战略：正在高黎贡山与日军激战的第二十集团军继续进攻，迷惑敌人；与此同时，原本担任辅助作战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主力，改由松山方向强渡怒江担任主攻。 6月4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日军松山阵地前，松山战役打响。 <h3>冰天雪地的血拼，吃尸体的日本兵</h3> 松山战役的打响，无形中切断了高黎贡山日本守军的后勤运输线，已经困守近一个月的日军日渐孤立。战斗仍在继续。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美军参谋长的弗兰克·窦恩回忆：“数以十计的骡马和劳工滑下了冰冻的隘道，坠下几千英尺的深沟死去。战斗是在云层覆盖海拔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冰天雪地之中进行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成为云端上的战斗。” 6月初，高黎贡山脉东侧，预备第二师战士杜开跃正和战友们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前进。 杜开跃回忆说：“那个时候翻大雪山不容易。如果走不动了，死了，那还不是把你丢弃了。又没有医药，一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一死就是很多人。” 6月9日，日军突然在北斋公房隘口发起反攻，已经在日军阵地前浴血苦战了近一个月的第一九八师损失惨重，远征军司令部紧急调派预备第二师前往支援。此时，滇西已进入夏季，但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上，迎接预备第二师官兵们的，却是一片冰天雪地。 “冰天雪地，很多人光着脚，我穿着布鞋。”预备第二师老兵寸时忠回忆说。 寒冷，甚至比敌人的机枪火力更为致命。杜开跃说：“翻那个雪山，真正是用命换的，上面的命令是你非要走。不管你走不走得动，别人都把你拖着走，如果不拖着走的话，你一躺下就完了。” 李华生回忆：“送米的那些民夫，他们跟着士兵走，衣服穿得单薄的民夫就被冷死了，有的民夫走着走着支持不住，坐下去就死了。太冷了。” 据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回忆：“6月1日这一天，天气阴雨，高黎贡山上很冷。担架兵抬了两个兵来团部，是冷倒的，不能动了。摸他们的双手和头额两颊，都是冰冷的，他们双眼睁得大大的，还在不断转动。等卫生兵端了热汤去喂他们，已经喝不下去了。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时为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的杨鸿恩提到：“攻高黎贡山确实难，没有氧气，饭都不能煮。” 险恶的气候，成为交战双方共同的可怕敌人。吉野孝公回忆：“寒冷、饥饿、激战、败走和疲劳正把战士们引入死亡的陷阱。尤其是寒冷，像魔鬼一样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 由于北斋公房隘口久攻不下，后勤补给日益困难，远征军决定放弃对日军阵地的正面强攻，采用运动穿插的战术，孤立日军各阵地间的联系。 处于重围之中的日军仍在拼死抵抗。吉野孝公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段落：成合队长的眼里闪着锐利的光芒。“目前，我们已山穷水尽，大家做好准备，各位的性命就请交给我成合吧。” 大尉战刀出鞘，随之，一个不知名的军曹大声嘶叫起来，凄惨的声音真可惊动鬼神：“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令人不解的是，与在冰天雪地中依靠人力运输维持生命的远征军官兵相比，这些早已断绝一切外界给养来源的日本军人，难道有消耗不完的补给与能量？ 在武器装备上，远征军大大弥补了原来的劣势。尹龙举回忆：“那个时候，美军装备我们新式武器，有冲锋枪，还有火焰喷射器。这两种东西对日本人来说是最厉害的，他们最害怕了。没等他们的刺刀接见我们，我们就用冲锋枪把他们扫射死了。他们的碉堡，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喷火进去，就把他们给烧死。” 战况惨烈。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连长站在轻机枪阵地，他喊，同志们前进啊。扑上去，一喊，日本人的重机枪射手就射来一枪，打到脖子，血咽下肚，也从嘴里面出来，话说不出来。连长牺牲了。” 预备第二师老兵谢大蕃说：“那个时候不杀人不行，你不杀人，别人就要杀你。多善的人也要杀。到双方靠近了，打枪已经不生效了。还有人刺刀都不用，枪上着刺刀摆着，一个箍着一个打。有个日本人满身都是红彤彤的毛，没有时间多想，我用刺刀就把他捅死了。” 6月14日，远征军终于攻占北斋公房隘口，开始逐个清除日军残余据点。这场云端之战，终现胜利曙光。 在尹龙举的记忆中，战斗扫尾阶段，北斋公房日军阵地上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守在山顶上的敌人死守不退。后来山上没有吃的了，他们就吃尸体，因为我们看见一些尸体上有被咬过的痕迹。他们的大便都是黑颜色。” 全程参与高黎贡山战役的美军参谋长弗兰克·窦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炸毁日本人的最后工事时，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原以为还有至少300名日军，但现在只剩下75人。当他们冲到了日军的一个指挥部食堂时，美国的联络军官碰见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准备好的不同部位的尸体像堆柴一样在地上堆着，有一些尸体被剥了皮，有几人仅剩下了骨架。” 远征军老兵陆朝茂回忆：“有三间房子里埋了好多日本人的尸体，尸体码起来差不多有三尺高，尸体生蛆了，那些蛆顺着瓦片、房顶、木板、地上爬，白花花的，很臭。” 日军的补给之谜真相大白。关于此事，吉野孝公在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一字不提。为这本书写后记的日本老兵丸山丰，也是高黎贡山战役为数不多的日军幸存者之一，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战场上的事，有的可以写，有的则不能写；有的想写，有的则再也不愿追忆。” <h3>伤亡近万人，翻越高黎贡山</h3> 1944年6月21日，高黎贡山最后一处日军据点被攻破。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远征军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最终翻越高黎贡山，赢得了这场云端之战的胜利。 陈宝文说：“作战非常不简单。吹来一阵风，那风是黄色的，我们每个人都屏住气，而且没有一个人站住，大家蹲下去就吐出来了。风中是壕沟里没有人去收的死尸腐烂的味道。那些人有一部分是冻死的，还有一部分是饿死的。” 时为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的熊世超回忆：“士兵全都倒了，有的哼气，有的哼不出来，枪丢到一边，身上还背着子弹。我和传令兵一起拖尸体，但拖不动。传令兵背着一把枪，他把枪解下来，交给师长。师长对我说，该死，你怎么不拖连上的伤兵？我说连上的兵全都被打死了。” 尹龙举说：“那时候是雨雪纷纷，士兵穿得很单薄，我们发电报，美军飞机来了，丢下来很多雨衣，不然还有很多士兵会冻死。” 在西方人看来，仅仅以少量大米果腹，就能翻越海拔3000米的高黎贡山天险，与最凶恶的敌人在“云层上的战场”战斗，也许只有中国士兵才能办得到。 尹龙举回忆：“翻过高黎贡山，就去打腾冲城。腾冲是一个非常厚的石头城。” 腾冲，古称腾越，公元1448年，明朝的南征将士用火山石筑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石头城。从内陆蜿蜒而来的南方丝绸古道，经由这里分道通向东南亚各国，货物在此集散。从清朝到民国，是腾冲最为繁华的时期，素有“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美誉。 6月底，从高黎贡山败退下来的日军残部，与原日军腾冲守备队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指挥，准备死守腾冲及周边关隘。 刚刚在高黎贡山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的吉野孝公，也被编入了这支混成联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腾冲自我军占领以来已有两年多时间，治安已趋于稳定，是一座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城池。城内住户的屋檐下，梅花、桃花争奇斗妍；城外的村子里，白色的梨花和红色的木瓜花也互相美丽地衬映着。居民们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和平、宁静的小城不久就要陷入可怕的战火之中。尽管无情的战火大幕已经笼罩了城池周围。 <h3>链接</h3> <h3>章东磐《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节选</h3> 1944年5月，反攻发动之时，怒江峡谷的雨季也如期来临。想想吧，那半尺多厚的浮土全部变成胶泥，穿着草鞋的中国军人们要怎么仰攻这个要命的灰坡？在半尺深的稀乎乎的胶泥里走过路吗？踩下去像油一样滑，拔脚起来却比胶还粘。陡坡上，顶着泼水一样的弹雨，还要顾着脚下，一不留神，只要跌倒，几百米一路跌撞着滑下去，必死无疑。所有的参战者，只要听过、看过他们的回忆，无一例外都在诅咒那个该死的灰坡。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夏伯尔，就与几百位中国军人一起献身灰坡。仅仅21岁，那个年纪的帅小伙，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就战死异国。 60年之后，在美国陆军的档案里，他登记的两位联络人只有他的父母，他的双亲辞世之后，再没有一位美国人能给我们讲述他短暂而光荣的生命了。 ……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 <h3>师长的生死状</h3> 灰坡，是到达高黎贡山顶的必经之路，为了夺取这块阵地，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官兵在这里与日军展开厮杀。第二次攻击灰坡失利后，第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亲临前沿阵地，立下军令状：“第三次攻不下灰坡，这里便是本人的成仁之地。”时为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中尉通讯员的张庆斌回忆：叶佩高平常都穿普通衣服，那天穿上了他的毛呢军服，很威风。进攻时，一个营的人也攻不上去，往后退，一退下去，看到师长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命令他们打回去。那些士兵又转身往上冲，死了很多人。打了三天三夜，炸了敌人的碉堡，最后才把灰坡拿下来。 <hr /> 注释： 中编 滇缅抗战 第四章 国殇（上） <h3>亲历者</h3> 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机枪连战士 寸希廉——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寸可富——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张孝仲——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钏相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张金政——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战士 李华生——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彭 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战士 董澄庆——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7月27日，残敌退守来凤寺，被包围。来凤山上持续20天的枪声逐渐平息。远征军开始清剿战场。一直冒着枪林弹雨为官兵们送饭的中学生寸可富，踏上了昔日的日军阵地。 黄友强——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战士 周德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师战士 张元称——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炮兵连连长 周有富——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吉野孝公——时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 但是，陆朝茂还活着。 必须承认，陆朝茂老人的故事最初并不是这集的主线。老人的讲述掩埋在一大堆方言和并不准确的“翻译”之后。采访笔录上的“来凤山”打成了“丰风山”，腾冲城则一概被老人称作“城里”。所幸，有一个词，老人的发音很清晰——墓园。 老人提到的墓园，就是国殇墓园。 这座中国现存最大的远征军陵园，是1945年7月7日为纪念腾冲战役阵亡将士而修建的。曾经，陆朝茂的墓碑也在这里。只是，他还活着。 故事由此开始，这可能也是所有6集“滇缅系列”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故事。那块墓碑真正的主人，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早已逝去。 我用尽全力去寻找一切有关他的信息，但我最终得到的，只是陆朝茂夹杂着浓重乡音的一句话：“他平时就睡在我旁边，是个保山人，名字叫李唐。” 他在参军之前有过怎样的经历？他的家人知道他的结局吗？他有多高？长什么样？对于战争结束后的生活，他有过怎样的计划？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又会成为怎样的人呢？ <h3>中国远征军更换美式装备</h3> 67年过去了，无论我们对那位名叫李唐的战士有着怎样的想象，这个年轻的生命留给我们的，只剩下那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描述：“他平时就睡在我旁边，是个保山人，名字叫李唐。” 做完片子，陆朝茂的这句话仍久久回旋在我的脑中。我忍不住遐想，这位名叫李唐的战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从战前不愿和战友们一起向菩萨磕头这一举动来看，他应该是个挺有个性的小伙子。 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城。该城为滇西最坚固之城池，兼有来凤山之屏障，并构筑坚固之工事及堡垒群，准备充分之粮弹，奉命困守至十月底，以待援军来到。我军既于微日迫近城郊后，除以五三军之一个师尾击溃敌，挺进至南甸、龙头街之线，并阻敌增援外，随即策定攻击腾冲及来凤山之计划。” 1944年7月2日，预备第二师进驻和顺乡，从这一天起，这座因拥有全国最早的乡镇图书馆而被誉为“书香名里”的村庄，成为远征军进攻腾冲的前线基地。 国殇墓园，位于云南西部腾冲县城西南1公里处的叠水河畔、来凤山北麓，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陵园，为纪念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战役中的阵亡将士而建，1945年7月7日建成。 “文革”期间，国殇墓园作为“反动四旧”，遭到了严重破坏，大量墓碑、墓穴被捣毁。 1984年底，国殇墓园开始重修。重修后的墓园现存墓碑3346块，这个数字，还不到整个腾冲战役中国军队阵亡人数的一半。 <h3>7月28日：升旗仪式上飞来日军炮弹</h3> 傍晚，下起小雨。雨雾中的来凤山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模糊。寸希廉与观战的村民们默默散去。这一天的来凤山为他们展现的，毫无疑问是一出悲剧。 <h3>总攻前夜：士兵们在寺院磕头</h3> 1944年6月底的一天，高黎贡山西侧，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机枪连战士陆朝茂，正和战友们在日军战壕中摸索前进。四周，日军败退时扔下的装备随处可见。 陆朝茂回忆：“里面没有人了，我们就进他们的碉堡、交通壕里面去检查。一个小水壶，上面打了好几枪；血顺着交通壕淌，从这边一直淌到那边；敌人的饼干、罐头，全都在交通壕里面，我们拿起来看了看，沾了血迹的，我们就留给别人，没有沾血迹的，我们就尝尝，看看是不是下了毒要毒死我们，尝了以后觉得也没毒。” 陆朝茂是腾冲人，1942年6月入伍，1944年6月，年仅18岁的他跟随预备第二师突破日军高黎贡山防线，抵达腾冲近郊。这是陆朝茂从军两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 陆朝茂说：“预备二师中腾冲人有三分之一，对地形比较熟悉，上面就把我们调回来了，也就是用腾冲的兵来攻打占领腾冲的日本人，可以保证打胜仗。后来我们就到了和顺旁边的一座山上，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看清对面山上的日本人。” 雨季的腾冲坝子上，绿油油的稻田朦朦胧胧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远处蠢动的敌兵身影视若蚂蚁，其人数在不断地增加。剩下的腾冲守备兵力有2800人，其中还包括在野战医院里的800名伤员。这样，剩下的2000兵力，将要迎击敌人的60000大军。 “我们来到了一户人家，问那家人日本人还有没有，那家人说（日本人）走了，天亮的时候就已经撤走了。”陆朝茂说。 确认完敌情，陆朝茂和战友们在老乡家里躺下休息。安静的住所，干净的床铺，再加上村民们的盛情款待，使得这些腾冲籍的远征军战士真正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前来劳军的村民中，有一个叫寸希廉的年仅12岁的男孩。在和顺乡，寸家是相当有名望的大户人家。远征军进驻时，寸希廉是寸家年纪最小的男孩。 在寸希廉的记忆里，远征军到来后家乡最大的变化就是自己很难再吃上肉了。 来凤山，位于腾冲县城以南，海拔高度约1914米。从山顶可俯览腾冲全城，是腾冲外围一处重要制高点。日军在山上修筑永久性工事若干，遍布鹿砦和地雷群，并挖有三重反坦克壕。 和顺乡，位于腾冲县城以西3公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南商贸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因从这里走出过很多海外华侨，而又被称为和顺侨乡。 寸希廉回忆：“中国军队第一天攻打来凤山的时候，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不断地向日本人的几个据点攻击，工兵用破坏钳，破坏日军的铁丝网。当中国军人拿着破坏钳刚爬到铁丝网那儿的时候，就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连续打死了七八个。”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 1944年6月22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调整部署，令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主力，击溃龙陵当面敌之攻势；第二十集团军主力保持于左翼，迅速南下，攻击腾冲而占领之。 据守腾冲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于6月27日派出第三大队增援龙陵后，城内守军尚有2025名，连同非战斗人员等不足3000人。 虽然发生了这个意外，但战局至此，中国军队拿下来凤山已经不会有意外。 7月6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下令于次日拂晓，即“七七”事变7周年之际，展开对腾冲日军的最后屏障——来凤山的总攻，计划以四个师的兵力，分别自南、西、东三面向来凤山发起攻击，其中预备第二师担任正面主攻。 总攻前夜，寸希廉正在上中学的同族兄弟寸可富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多年后，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到大战前的形势： 总攻前夜，陆朝茂和战友们在和顺乡的一座寺院里集结完毕。庙堂里的菩萨引起了这些农家子弟的注意。 <h3>7月7日：首攻来凤山，全村老小观战</h3> 陆朝茂记得，他的名字叫李唐。 总攻前夜，腾冲县城东北角日军碉堡，不久前从高黎贡山撤回腾冲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吉野孝公做好了战斗准备。他已知晓，根据日军密探获得的情报，中国军队将在第二天一早发动总攻。 7月16日，来凤山战斗进入第10天。山顶日军阵地前，中国士兵的尸体越堆越高。远征军一次次冲锋，又一次次败退。 老兵董澄庆回忆：“那一天攻来凤山，是恶打恶冲。步兵们端着冲锋枪，‘杀’！几百人一起喊，一个山都喊得震动了。” 1941年12月22日，日本陆军第一四八联队编组成军，1942年3月随第五十六师团入侵缅甸，同年5月10日攻占腾冲。此后，该联队一直驻守腾冲地区。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平日里并无重大战事的日本军人，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修筑工事上。大战在即，据守腾冲县城及来凤山阵地的他们，感到了紧张。 寸希廉回忆：“把和顺乡所有的鸡、猪等牲畜登记在案，每天轮流宰杀，供应部队，每个连队每天到乡公所领取肉、蛋、蔬菜、粮食。到后期的时候，和顺乡的鸡、猪都杀光了，每天早上，老百姓在菜市场里根本买不到肉食。” 守备队本部命令：“我腾冲守备队在此次作战中，将要迎击二十倍于我的敌人，也就是要面临二十比一的挑战，所有队员必须做好勇猛杀敌的思想准备，死守阵地！” 就在此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第二天拂晓，敌人果然开始了总攻。敌人从稻田对面步步逼近地攻过来。敌人的炮兵阵地也一齐向我猛烈开火。飞凤山的敌炮兵阵地顷刻间不惜血本地向我阵内各阵地倾泻了约一千枚炮弹。 1944年7月7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对日军来凤山阵地发起总攻。 这一天，12岁的寸希廉在自家窗口目睹了整天的战斗。 霍揆彰把他的指挥部搬到了和顺乡图书馆。按照一般情况，集团军指挥部绝不应该设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但是霍揆彰很有自信，他相信腾冲很快就要拿下来了。 由于来凤山位于和顺乡与腾冲县城之间，正在山下对峙的敌我两军都能看到山上的情况。硝烟笼罩下的来凤山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舞台，山这边，中国村民们翘首观望；山那边，腾冲城里的日军则在焦虑中目睹着山上的每一个变化。 <h3>编导手记</h3> 老兵钏相元回忆：“日本人的阵地面前是铁丝网，我们拿着钳子去把铁丝网剪开，好让战友们冲上去。铁丝网还没有剪完，日本人就看见我们，甩出来一颗手榴弹，把我的脚炸伤了。” 为了不让进攻的中国士兵找到合适的隐蔽物，日军事先将来凤山上的树木几乎清除一空。光秃秃的山坡上，无处可藏的远征军官兵们，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中伤亡惨重。 陆朝茂回忆：“日本人能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开始打枪后我们才发现他们，我们就把重机枪瞄准他们的碉堡打，打了5袋子弹。当时我动作很快，刚弯下腰去的时候，有一枪打过来，把我的帽子打掉了，那帽子上被子弹擦过，都糊了。班长说要不是有这帽子，你今天肯定就被打死了。结果那以后三四个月时间，我都没有剪过头发，就一直戴着那顶帽子。” 不是每个人都像陆朝茂这样有死里逃生的运气。老兵张金政说：“死的那些都是机枪子弹打到脑袋上，身子打不着，日本人他们都是在高处，我们是在底下，条件没有他们那么好。” 老兵彭良回忆：“日本人在来凤山上设置了机枪，我们有一个连冲上去，一个不剩全部被打死了。” 老兵李华生回忆：“攻来凤山的时候，已经攻上去了两三次，都是将要攻到坡顶的时候又被打了下来，人死的死伤的伤，能打的人越来越少。那个时候当兵的待遇也不好，看到人死多了，各个连队都开始动摇，有的想打，有的不想打。” 寸希廉回忆：“炮兵将近百门大炮集中轰炸来凤山顶，把来凤山炸成一片焦土。” 寸可富回忆：“我提着煮好的鸭子上去，还没到阵地上，只听见有人喊‘来了来了’，滚下来一具尸体。我看了一下，不是日本人，是被打死的中央军，那个人被日本人的子弹从肚子外面打进去，从后背穿出来，肠子都被打断了。” 来凤山阵地和腾冲城内的日军受到了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吉野孝公回忆： 在敌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猛烈攻势下，城内的我军阵地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炮击后的来凤山笼罩在一片硝烟中，无法看清山体。据联队的西田少尉说，敌人为攻打来凤山，发射的炮弹不下两万发。 老兵黄友强说：“我们硬拿喷火器去打，烧死了，才晓得是四个人。这四个人不知道打死我们多少人，机枪是装在碉堡里面，打打打，你也不晓得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最后是硬拿老命往上拼。” 吉野孝公回忆：迎击敌人六万大军，紧张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 老兵钏相元说：“日本人不能抬头了，因为我们有美国人的飞机来协助，冲锋上去，就和日本人拼刺刀。” “七七”事变7周年纪念日，中国远征军对来凤山的第一次总攻失败。陆朝茂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幸免于难，但他那位战前不愿向菩萨磕头的战友，却没能熬过这一天。 “早上打第一线的时候，他没有被打死。前进到了第二线的时候，就是朝前100多米左右吧，到了我们架机枪的地方，他在我的后面，扛着个子弹箱，敌人从碉堡里一枪就把他打中了，打中以后就躺倒了，也不叫也没有说话，就这样打死了。”陆朝茂重复道，“他平时就睡在我的旁边，是个保山人，名字叫李唐。” “班长说，这个寺院，我们进来以后要磕头，我们也真的就磕了头。”陆朝茂说，“和我睡在一起的是个保山人，他说：‘当兵的要杀人的，磕什么头啊？我是不磕。’他没有磕头。” 攻打来凤山的战斗演变为山坡上不分昼夜的拉锯战。 来凤山日军的抵抗意志开始瓦解。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中国远征军倾斜。 老兵何绍从回忆：“那一天人死多了。日本人在山头，（我们的人）都死光了，眼看几十个人滚了下来。” 老兵钏相元回忆：“牺牲的战友脑浆淌一地。虽然我们看不见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看得见我们。” 就在这一天，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召开军事会议。据情报显示，来凤山上的日军人数不会超过600人，这位刚刚率领大军翻越高黎贡山的将军搞不懂，为什么眼前这座高度不及高黎贡山三分之一的山头，居然会成为数万远征军将士无法逾越的屏障。 “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钟，还是无功而返，看着从上面抬下来的伤员，老百姓非常痛心。”寸希廉说。 老兵周德黎则分析了远征军士兵的弱点：“我们的人太紧张了，日本人的枪法很准，我们的新兵还锻炼不够，打仗时胆子也小。当时补充来的新兵多，一排人中只有六七个老兵，老兵少。” 老兵黄友强直言：“这不就是拿命去拼嘛。中国有的是人。死了100人，又去100人。” 就在7月16日的这次军事会议上，霍揆彰请求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加强空中轰炸，配合远征军地面进攻。 1944年7月24日清晨，一阵沉闷的飞机轰鸣声从天空传来。 驻守腾冲城内的吉野孝公，注意到了天空中的变化： 7月24日，敌人重新调整了阵容，发动了第二次总攻。敌人的巡逻机一早便嘈杂地在上空盘旋侦察。五十多架战斗轰炸机的庞大编队，和敌人的地面部队互相配合，俯冲着对周围阵地和城内外我军阵地展开了攻击。 国殇墓园的这些墓碑上，有的空无一字，有的刻着烈士的名字和军衔。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名字：陆朝茂。 寸可富说：“那一天，我们和顺乡的老人、妇女、小孩，全部出来看飞机。炸弹来的时候，他们就说飞机拉屎。” 寸希廉回忆：“那一天首先是空军的轰炸，盟军轰炸机把那些炮弹一束一束扔下来，扔到了来凤山的山顶上。我们和顺乡人看到那个轰炸场面，把B-29轰炸机叫做‘倒洋芋’的飞机，因为投弹的数量之多，就像我们从箩筐里面倒洋芋。” 除了轰炸，远征军炮兵还用美国援助的新式大口径火炮对来凤山山头进行了地毯式的轰击。光秃秃的来凤山，无法为日军碉堡前的中国步兵提供藏身之所，却也将日军碉堡与工事完全暴露在远征军的火力打击之下。在强大的立体攻势面前，日军为扫清视线而把山上树木砍伐殆尽的行为，成了自作聪明的愚蠢之举。 <small>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老兵张元称回忆：“我们的炮打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来凤山。记得来凤山攻下以后，没剩下多少炮弹了。” 轰炸还没有停歇，被日军火力压制多日的中国官兵们开始向已成焦土的来凤山发起冲锋。山下观战的和顺乡村民们发出了欢呼声。 <h3>7月24日：美国飞机来“倒洋芋”</h3> 战场上，中国官兵们气势如虹。 老兵张金政说：“这时日本人已经全退到城墙里了，我们就顺着他们的交通壕，拿着喷火器，追他们，一直追到城里头。追到城里头，他们就把城门完全堵死了，完全守在城关里，我们就停下来待命。” 吉野孝公看到：作为我主要阵地的来凤山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中几次易手。骁将太田大尉和成合大尉，不断鼓励剩下的二十几名勇士，英勇地反击逼近的五百余名敌军。他们捡起敌人投扔过来尚未爆炸的手榴弹迅速扔了回去。敌人来到近旁，就采用突击的方式，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殊死守卫阵地。 寸希廉看到：“日本人从战壕里面四个四个冲出来，拼刺刀，嘴里面还说着话，他们的脸看得非常清楚。” 老兵周有富回忆：“我们和日本人拼刺刀，后来枪全部丢了，当时我们有一个姓李的班长，和日本人抱着打。那是一个斜坡山，一会儿这个在底下，一会儿那个在底下。后来有一个叫高峰祥的人，抱起一块大石头，趁日本人在底下的时候把他的头砸烂了。” 经过血腥的肉搏战，中国官兵终于突破设在半山腰的日军阵地。半个多月来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的陆朝茂，与战友们冲在了第一线。“我们把一个碉堡攻下来以后，日本人从碉堡里跳出来，跑的跑，滚的滚，当时也打死了几个，有个日本人一直跑，我们就在他的后面拿着枪扫射。我们一开枪，全都打在他的头上，那是一个小军官，他的脑浆都被打出来了。” 7月25日，天气晴好，美军轰炸机18架轮番轰炸来凤山。炮兵集中百余门大炮，发射炮弹数千发。中午，步兵三个师从五个方向猛攻山头，工兵的火焰喷射器将敌人的鹿砦和暗堡烧成一片火海。入夜，山上火光熊熊，枪声彻夜不息。敌人从城内派出增援力量，激战通宵。 战至中午，远征军仍然被死死压制在半山腰，寸步难进。一直观战的和顺乡村民们，开始组织人员上山为远征军官兵们送饭，前一天刚刚接到煮鸭子任务的中学生寸可富也在其中。只是，他再也没能找到那位向他下达任务的连长。阵地上，除了死尸，再无他物。 老兵周有富回忆：“不知是不是有人把命令听错了，我们自己的飞机炸弹投了下来，把我们的人炸死了100多。” 寸希廉记得：“当时，一队队士兵从山下爬到了山顶，前面铺着一条条白色的布标，这种布标是陆、空、步、炮联络的一种信号，向空中指示敌人的据点和敌我之间的分界线。”老兵李华生说：“部队攻到一处，要把那个符号摆起来，到了另一处，也要把那个符号摆起来，符号摆慢了的话，后面的炮就跟着打过来了。” 由于对远程火力协同战术的不熟练，冲在第一线的中国官兵，在即将到达山顶的最后一刻，遭到了来自友军的误炸，陆朝茂也在其中。“我们以为（美军）飞机飞走了，就冲了上去，后来又来了30架，我们正和日本人打着，结果那飞机就来丢炸弹，扫机枪，机枪倒是没有打到我们，那个炸弹就丢在我们旁边。炸弹炸了以后，掀起来的土把我埋了，还好埋得不太深，只是我的一只眼睛伤了。” 至此，来凤山战斗结束，中国远征军扫除了腾冲日军最大的屏障。驻守来凤山的600名日军几乎全部战死，远征军则付出了近3000人的伤亡代价。 当天，吉野孝公见到几名从来凤山阵地下来的日军重伤员，满脸是血，奄奄一息，其中一人开口说道：“我们已经没救了。” 时为军医的董澄庆回忆说：“那天抬下来，只是由我包扎的伤员就有380个。伤兵一来，有些起不来，要去扶他起来，靠在我身上，给他上药包扎。有打到头的，有打到身子的，血淋淋的，我身上从头到脚，到晚上全都被血染红了。那一天也挺难的，380个人就是靠我一双手包扎。” “我们到了的时候，日本人的防线已经被打下来了。”寸可富说，“战壕里面一个打机枪的日本人被烧糊了，两只手还握着机枪。那是因为机枪阵地打不下来的时候，第一九八师就用火焰喷射器打进战壕。” 7月26日，美军B-29轰炸机57架次分4批轰炸来凤山，同时投掷凝固汽油弹。山头烈焰冲天，黑烟蔽日，大火燃烧一天一夜，敌人烧死烧伤无数。 对此，老兵黄友强认为：“日本人是不多，但日本人不怕死，这一点真的厉害。他们甘愿死也不愿投降，觉得一个人起码要换十来二十个才够本。” 据说，抗战结束后，陆朝茂每年都会到国殇墓园里来为自己的墓碑扫墓。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这座墓碑下面那个年轻魂魄的真实身份。 寸希廉回忆：“之前连续几天下雨，但那天放晴。刚刚天明的时候，和顺乡人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大家兴高采烈，倾村而出，有的站在屋顶上，有的站在后方的高地上，找好位置，看飞机轰炸，看炮兵轰击的那种壮观场面。没有一个人留在家里面，连一些最老的人、年轻的娃娃都出来看，那种场面就像是赶庙会看节目一样。” 1944年7月28日清晨，来凤山山顶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和顺乡的村民们纷纷爬上山来，与远征军官兵们一起分享这一胜利的时刻，寸希廉也在其中。 “当时在文笔塔升旗。预备第二师第六团团长方诚，是我妈妈的同乡，我和他坐在一起。他在那里登记从战壕里面抬出来的伤亡的中国士兵，一边登记他们的番号，一边和一个记者交谈。”寸希廉说。 据寸希廉回忆，就在国旗刚刚升上旗杆之际，几发日军炮弹突然从腾冲城方向飞来。“第一炮打到了山里边，在一片树林里爆炸，那时候中国军队的师长、军长，一些重要人物正骑着马上来，还没有到达山顶，炮弹就在离他们1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方诚团长抱着我滚到战壕里边，结果第二炮第三炮第四炮就在我们头顶不远处爆炸。” 当天，中国炮兵猛轰来凤寺，千年古刹一片狼藉。中午，中国步兵攻占来凤寺，残敌被歼，仅剩10余人逃回城内。 “那时候，和顺乡的学生都去支援前线，当向导，去抬担架，送饭。我们那天是到东山脚，那边驻扎着一个连。那天早上天还没亮，点了一个火把，连长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说：‘小兄弟，你把这张纸条递给我们的司务长，买来的鸭子让他帮我煮好。待会儿你们送饭的时候，帮我送到阵地上去。’连长和司务长是老乡，他说：‘如果明天打仗，侥幸活下来，那就是我们为抗日付出了努力，如果不幸牺牲，那么就请你帮我带个信给家里。’”寸可富回忆说。 老兵张金政说，“一个团三个营，牺牲了差不多两个营。连长阵亡。我那一个排，排长阵亡，剩下六七个人，后来三个排编成一个排。” 陆朝茂虽被友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炸伤了一只眼睛，但至少还活着。他没想到，他的名字进入了阵亡者名单。 “在和顺的一块草坝里面开追悼会，请了一些道士在那里超度死去的团长、营长、连长、士兵，烧了两大堆纸钱。他们念阵亡者名单时，念了我的名字。”陆朝茂说，“别人说我死了。我的名字是死了，但是人还没死。” 陆朝茂解释了这个意外的缘由：“因为是打仗嘛，顾不了太多，那天晚上我脱了军服当枕头睡觉。第二天早晨，听到那个和我睡在一起的保山人李唐说，快起来，快起来，打日本人去了。结果那天他慌慌张张地把我的军服穿去了，我只好穿他的。因为我的军服上有我的号码和名字，他被打死以后，负责掩埋遗体的是另一个连的人，他们以为是我被打死了。” 战火纷飞之际，没有人会去认真考证一个普通阵亡士兵的名字。就这样，陆朝茂在国殇墓园里，拥有了一块刻着自己名字的墓碑。 抗战结束后的每一个清明，陆朝茂都会来到墓园，为自己的墓碑扫墓。遗憾的是，“文革”中，这块墓碑连同众多墓碑一起被损毁。那位没能在墓园留下姓名的烈士李唐，有关他的一切，只能留存于陆朝茂的个人记忆之中了。 随着来凤山的失守，日军在腾冲城外的大小据点均被清除。困守城内的日军一四八联队残部陷入重围。 老兵黄友强如此形容远征军炮火之猛：“后来我们上了来凤山顶，五寸好的地方都没有，左一炮，右一炮，打烂了。” 7月2日拂晓，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外围据点发动全面进攻。 腾冲城内的日军决心负隅顽抗。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 敌人渐渐地逼近了城墙。联队本部决定在城内与敌人展开决战，为此所有人员立即开始作战前准备。……我被安排在高木中队的附属部队里，从东北角阵地被调到东门前的饮马水阵地，由竹迫小队长指挥。此时的守备队共有一千三百人，要迎击已层层包围我们的四万敌军，敌我兵力悬殊三十余倍。 <h3>链接</h3> 自1943年春起，国民政府开始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补充美国装备。据台湾学者王正华研究：美军向中国军队供应的武器包括半自动枪2300支，战车防御炮576门，“六零”迫击炮900门，重机枪558挺，七五榴弹炮40门，火箭筒430支，各种弹药总计6900吨。这些装备大多供应了驻印军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运到国内的不过1000余吨，其中大部分补充了远征军。 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回忆资料，记述了远征军各部队补充美国装备的具体情况：“每军成立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公分的榴弹炮12门；每师成立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公分的山炮12门；每个步兵团成立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战车防御炮4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迫击炮排，配备‘八一’迫击炮2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火箭排，配备‘伯楚克’式火箭筒2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18支，‘六零’迫击炮6门（每排2门）及火焰放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每个师部都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1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等。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等。” 中国远征军大致在1943年春完成了美械装备。这些装备由美方直接送交各军、师接收。这些装备虽然稍逊于当时的中国驻印军装备，但比原有的装备和同时期的其他国军，则要完备得多，尤其是火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hr /> 注释： 下午，敌人出动飞机进行攻击。二十五架飞机编成两组俯冲着攻过来。其中一组对城内和城墙进行狂轰滥扫。其他飞机则对来凤山及周边阵地实施猛烈攻击。约十分钟后飞机离去。与此同时，重炮和机枪又开始了猛烈攻击。 钏相元说：“那时我们攻不上去，停止了战斗，部队叫美国人开飞机来援助。” 和顺乡村民张孝仲回忆：“大家都忘记了打仗要死人的，都在那里助威，当拉拉队，老太婆和妇女也搬个小凳子到坡上去看打仗，这种事情，在全国战史上恐怕没有过记录。” 寸希廉记得：“中国军队进驻和顺乡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一队美军从缅箐这个地方到和顺乡来，就在和顺乡对面的大庄村和下庄村的一片草地上，一些人坐着，一些人卧着等待安排住处。被来凤山上的日军发现了，就向他们开炮，那个方向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来凤山上一片烟雾。” 中编 滇缅抗战 第五章 国殇（下） <h3>亲历者</h3> 贾铸贤——时为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学生 寸爱竹——时为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学生 寸希廉——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李坤拔——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 卢彩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参谋处第二科少尉参谋 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机枪连战士 张大增——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钏相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张体留——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 李会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彭 良——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战士 杨大雄——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谢大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董澄庆——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董灯玉——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杜开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周有富——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杨名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六师战士 尹龙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 许本祯——时为中国远征军新三十九师一一六团团部上尉干事 路增楼——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野战医院军医 黄友强——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战士 蒋自芳——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徐有林——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李 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邵曰校——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吉野孝公——时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 <h3>编导手记</h3> 这一集，也是所有6集“滇缅系列”中，我最费心血的一集。 最初看采访时，老兵们零乱残破的回忆让我毫无头绪。曾经烂熟于胸的讲述模式在这里似乎毫无用武之地。没有完整的个人故事，没有连贯的细节讲述，没有多少戏剧化的个人经历。对于这场将腾冲化为焦土的惨烈战役，所有老兵们的记忆都大同小异。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惨”。 我不禁想知道，在1944年秋的腾冲，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的记忆，几乎同时发生了混乱？又是什么给所有参加过这场焦土之战的老人们，留下了如此惨烈的印象？慢慢的，我的视线最终集中到了这场战斗的战场本身——腾冲。 很少有人知道，在1944年那个秋天之前，地处西南边陲的腾冲，有着一个今天听起来仍旧响亮的名号——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告诉我，那时的腾冲，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城市。繁华的街市，儒雅的魁阁，富足的居民。所有的这一切，随着1944年的那场战火，这座曾经富甲一方的古城，伴着她所有曾经的雕梁画栋，一起逝去了。 从一开始，远征军计划中的腾冲之战，原本是一场有原则的战斗——不毁坏城墙，不破坏房屋，不损害老百姓财物。没有人愿意以解放的名义摧毁这座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因为腾冲，毕竟是中国的。 然而，困守腾冲的日军并不想打一场有原则的战斗。面对近乎1∶20的兵力劣势，这些无路可退的日本军人，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与腾冲同归于尽的信念，即便这座城市并不属于他们。 于是，便有了“尸填街巷，血满城垣”的腾冲战役。在寸土必争的疯狂巷战中，没有哪位普通士兵能搞清楚自己在这场战斗中的具体位置。日复一日的激战，从一座废墟冲向另一座废墟的血腥战斗，混乱了老兵们的记忆。鲜血洗涤之后，残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惨”字。 吉野孝公是我这几集片子中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作为日军一四八联队的一名普通卫生兵，他几乎参加了从高黎贡山战斗起，直至腾冲县城攻防战的所有重大战斗。更加难得的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场血战之后，这位始终站在远征军对面战壕里的日本军人，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且把自己的回忆写成了书稿。 在这本书里，吉野孝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在残酷的战场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幸免于难。无论如何，每一个日本人都应世世代代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挑起战争。” 据说，战后很多年，吉野孝公经常回到腾冲，以游客的身份重游这座令他永生难忘的城市。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可以理解这位日本老兵“重游故地”的渴望，毕竟那里也有属于他的一段刻骨记忆。但是，当他重返中国时，我希望他的身份永远仅仅是一名游客。 我不会忘记，从南门进城以后，街上好像空无一物，但却是全云南最清洁的街道。当落日西沉到蔚蓝色的山峰下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骑马走过城门，她穿着蓝色软缎的裤子，红绸子的夹背心。当她走近我风尘仆仆的坐骑时，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然后又将头俯至鞍前鞠了一躬。我高举帽子，挥舞致意，她以年轻女皇的风姿骑马而过，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腾冲…… 1931年，26岁的埃德加·斯诺，这个后来因为写作《西行漫记》而闻名的美国记者，沿着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足迹，踏上了腾冲的土地。在《马帮旅行》一书中，他写下了上述段落。 腾冲，一座四方形的小城。几百年来，从中国腹地蜿蜒而来的南方丝绸古道，在这里催生出繁华的街市和商号。从清代到民国，是腾冲最为繁盛的时期。在这座西南小城中加工集散的翡翠，曾经占据世界翡翠贸易总量的90%。红火的商业贸易带动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其时，腾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 1941年时拍摄的一张腾冲老照片上，小城一派生机勃勃。看着照片，时为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学生的贾铸贤叹息：“那时，腾冲还没有沦陷。” 贾铸贤的益群中学同学寸爱竹回忆：“从我们当时来说，我们正处在和顺最火红的年代，我们上学时心情是高兴的。” 时为第十一集团军参谋处第二科少尉参谋的卢彩文是腾冲人，他说：“我们腾冲，学校多，有省立中学，有文辉女中，有益群中学，有师范，还有不少小学。” 1942年5月10日，292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腾冲城。日本方面资料记载，当时，“居民悉数逃避。当战局尘埃落定后，腾越（即腾冲）城一部分居民陆续回来”。城中升起了令腾冲人感到耻辱的太阳旗。 1944年7月31日深夜，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的官兵们，正在战壕里休息。不远之外，黑暗笼罩下的腾冲城一片死寂。 美丽的滇西边城，即将迎来一场异常惨烈的血与火的洗礼。 <h3>坚固的古城墙炸不得</h3> 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4万多人将腾冲县城团团围住。困守城内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残部已不足2000人。 对于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中的大批腾冲籍官兵而言，家乡之城，非拿下不可。 老兵张大增回忆说：“上面有命令：打开了腾冲，让你们腾冲人自由地回家；如果打不开就逃跑，抓到了就枪毙。这一句话把我们吓住了。” 大战在即，摆在远征军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环绕腾冲全城的高大城墙。 老兵钏相元说：“你们没有见过，城的每一方都有二里长的城墙，非常坚固。” 腾冲古城墙始建于公元15世纪，厚一丈八尺（5.4米），高二丈五尺（7.5米），全部采用花岗石料，内填卵石泥沙筑成。四门有阁楼守门，门扇坚实厚重，皆包以铁。有人说：“如果将战争推前两百年，上溯土枪长矛的时代，这样雄阔坚实的城墙对于任何来犯者都将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经过概要》也称：“该城之墙概为坚石砌成，高而且厚，兼有大盈江及饮马水河环绕东西北面，形势天然，有险可凭，况城墙上端堡垒环列，其距离不过十公尺，而城之四角更有坚固堡垒侧防，欲求接近，良非易事。” 面对这道堪称历史文物的屏障，中国军队的策略是：首先集中所有火力，对设在城墙四角的日军工事进行火力压制，然后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发起强攻，一举拿下腾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远征军最初的攻城计划中，并没有利用火力炸开城墙的方案。尽管日军已在战前疏散了城内所有居民，腾冲已经成了一座没有平民的城市，但掌握绝对火力优势的远征军，却并没有将腾冲城彻底摧毁的打算。 据《陆军第五十四军滇西攻势作战机密日记》载，1944年7月28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向全体攻城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总司令部参自3211代电，为焦土手段，应审慎，并由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行之。” 老兵张体留认为，攻城不能用焦土手段，“因为当时国家是为了保护腾冲城”。 老兵何绍从回忆：“我们总司令说，我们烧不得，这个城里头，老百姓的房屋太多了，几千几万家一个城，不能烧，烧了，一样东西都没有了，多打几天都可以的。就没有烧。” 1944年，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七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七年时间里，日军在中国攻城略地无数，而中国军队却还未收复过任何一座日军设防城市。此时，面对已被数万大军团团包围的腾冲城，远征军司令部相信，凭借超过二十比一的兵力优势，可以收复这座“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没有人愿意以收复的名义摧毁这座城市，因为腾冲，毕竟是中国的。 老兵李会映回忆说：“我们腾冲城，十多个人抬的石条搭成了城墙，很高，爬也爬不上去，想什么办法攻城？我们去砍了几棵大竹子，做成一把梯子，两三丈长，准备用这竹梯子翻上城墙。” <h3>云梯攻城，血流成河</h3> 1944年8月2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对腾冲县城发起总攻，腾冲战役的决战开始了。 由于城墙主体并不在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远征军官兵只能使用与城墙同样古老的云梯攻城法。 老兵彭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把竹子做的梯子接起来，一把一把地搭在城墙上，爬城墙打日本鬼子，那算是一个原始的方法了。人爬上去的时候，日本人根本不打枪，直接用刺刀就戳了下来。” 老兵杨大雄回忆：“城墙上有枪口，敌人打枪，一枪一个，我们打几百枪都打不到一个，即使你往洞洞里面打进去也打不到他。” 老兵谢大蕃回忆：“南城门第一九八师攻，一天攻上去四五次又垮下来四五次。垮下来一次，伤的是百十来个，担架都抬不完，死了不少的人。” 8月2日傍晚，经过白天的激战，腾冲城墙仍牢牢掌握在日军手中。此时，攻城部队的伤亡总数已超过1000人，但司令部慎用焦土手段的命令不可违抗，远征军官兵们只能继续采用架云梯的原始方法，向居高临下的日军发起一次次冲锋。 由大批腾冲人组成的预备第二师负责攻打城墙西南部。这些自腾冲沦陷后阔别家乡多年的战士们，一批又一批地爬上城墙，还来不及看一眼家乡之城的全貌，就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中。古老的腾冲城墙，成为无数中国士兵生命的终点。 老兵董澄庆说：“他们不想上去都不行，首长在下面用手枪指着，要不上去就打死，只能上去，反正上去也是死，不上去也是死。” “当官的拿着名单，安排某几个人上。一回上四个，上梯子，嗒嗒，掉下来，另几个又上梯子，又掉下来，人都堆了一堆。”老兵董灯玉说，“人家说，血水成河，我看见的是血水成沟，血水从城墙下成一股沟地淌下去。” 在腾冲，一个故事流传至今：总攻发起后的一天早晨，远征军的一个连队接到攻打腾冲西门的命令。出发前，大锅里的早饭怎么煮也煮不熟。连长对士兵们说：“也许今天就是我们分别的日子。”正午时分，整个连队回来的，只有3个人。 预备第二师官兵们，见证了这个连队攻城的最后一幕。 老兵杜开跃说：“他们攻西城门的时候，在那个城门的壕沟里面死了300多个，全在那儿躺着。” 老兵周有富回忆：“（剩下的）那12个人爬到梯子下面，打死了10个，还有1个班长被日本人的子弹打到手。后来呢，他就一只手按着伤口，爬上梯子，那个人最后究竟是生是死就不知道了。”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位负伤的班长，在向城墙顶端独自攀登的过程中想了些什么。在倒在城下的几百个弟兄们面前，那一刻，也许他想了很多，也许什么都没想。而后人所能知道的是，那一天，所有能够爬上城墙的远征军官兵，没有一人能活着走下城墙。 老兵董灯玉叹道：“在西门拐角，从梯子上跌下来一个又上，跌下来一个又上，跌下来一堆，血在地上淌，那是最惨。看到这么惨的事，现在想起来我都还淌眼泪。” 老兵杨名显声音悲凉：“当时腾冲的那条河，已经成为一条血水河，有被打断腿的尸体浮在水上，有好多，那是我们亲眼见的。有一个还扛着一支冲锋枪，脚断了一只，在水上漂着，顺着河漂下去。” 就在中国军人浴血苦战之时，从高黎贡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日军卫生兵吉野孝公也杀红了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怒吼声、大骂声、呼叫声中，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激战十多分钟，敌人弃下很多尸体败下阵去。敌人奇袭南侧城墙失败后，放弃了这种打法，转而计划炸毁我西南角的碉堡。夜半时分，敌人开始挖掘碉堡底部。第二天拂晓，敌人在挖好的洞穴里放置炸药，炸毁了我西南角的碉堡。 面对惨重的牺牲，远征军被迫开始尝试坑道爆破的方法，力图在不破坏城墙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局部突破。霍揆彰下令：“先入城占领据点，待于立稳脚跟而继攻克城墙者，总部赏洋十万元。” 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的尹龙举回忆：“我们那时候也算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把日本人打败就好了。那时候我带了一个工兵营，晚上的时候到南门城墙脚下去挖墙洞，把几百包美国的tNt炸药塞到里边去炸城墙。到天快亮的时候，拉引线，炸开缺口，步兵就由那个缺口进去。” 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的寸希廉回忆：“炸垮一个地方，日军马上就封锁那个地方，中国士兵没有办法登上去。” 吉野孝公回忆： 敌人的突击队从爆破的城墙缺口处杀了进来，南侧城墙再次成为彼此攻防的修罗场（修罗场为佛教用语，意为战乱或战斗的悲惨场所——译者注）。 城墙上的太阳旗在风中摇曳，追逐敌人的士兵、四处乱窜的敌人、受伤倒下的士兵、骂声、怒吼声、惊叫声混杂一处的白刃战紧张激烈。彼此一进一退地僵持着，最后顽敌溃败而逃。激烈的南侧城墙攻防战，在敌我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暂告一段落。 <h3>古城墙被炸开了19个大缺口</h3> 8月4日深夜，已经在腾冲城下苦战整整三昼夜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向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发去了一封电报：“连日来经过多次肉搏式的进攻，但我军只是白白付出无谓的牺牲，希望得到空军的有力协助，炸毁城墙，形成突破口，以便于我军进攻。” 8月5日，远征军高层终于意识到：不彻底消灭据城死守的日军，就永远无法收复腾冲。此时，远征军在松山、龙陵方向的进攻也先后陷入僵局。第二十集团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腾冲，才能打破整个滇西大反攻的困境。而迅速收复腾冲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将腾冲城与城内的日军一起摧毁。这座“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不得不牺牲它。 老兵彭良说：“后来没有办法了，是美军飞机来轰炸。腾冲城当时非常的坚固，轰炸出一个缺口以后，日本人马上用机枪封锁，我们一个班冲上去，一个不剩又全部牺牲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决定用美军飞机把腾冲城全部炸平。” 老兵董灯玉说：“用梯子攻城，没办法打。所以上面才派飞机，用那种大型炸弹轰炸。” 时为中国远征军新三十九师一一六团团部上尉干事的许本祯说，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军飞机用来炸城墙的重磅炸弹。“太重了，有100多公斤，车子运了来，用升降机，升到重型轰炸机的翅膀上。” 8月5日中午，数十架美军轰炸机飞临腾冲上空。这一次，美军飞行员没有再像前几天那样仅仅轰炸城墙四角，而是将所有的炸弹都投向了巨大的城墙体。从这一天起，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轰炸机，每天都使用重磅炸弹对腾冲古城墙与市区建筑进行地毯式轰炸。 自参军后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的预备第二师腾冲籍士兵董灯玉，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家乡之城，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来一个飞机就俯冲下来，炸弹掉下来，飞机上去了，炸弹就响了。咚，炸弹一响，泥巴石头乱飞。第二天，飞机又来一颗炸弹，也就在上一天扔炸弹的那个位置，炸弹又响了，炸到底了。” 老兵路增楼回忆：“腾冲的城墙好得很，到最后都炸坏了。腾冲南门外有个龙云的铜像，也炸坏了。” 硝烟弥漫的腾冲城里，吉野孝公眼前一片惨景： 道路两旁到处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的头被炸飞。血淋淋的手、脚和肉片被大风吹着在地上到处滚动。还没有死的二三名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了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8月13日，吉野孝公得到腾冲日军最高长官——一四八联队队长藏重康美大佐阵亡的消息： 8月13日中午刚过，敌人的飞机袭击了城里，炸毁了几处城墙。其中有颗炸弹命中了位于我们阵地后面的城墙东门。“啊！”我们反应过来的一刹那，随着一声巨响，东城门燃烧着倒了下来，周围一片浓烟。 守备队作战本部位于东城门下的战壕里。悲壮！藏重联队长及部下三十余名官兵刹那间从这世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守备官兵的命运立刻又被蒙上了一层乌云。城内作战本部迅速传来命令：“今天藏重联队长不幸战死。今后的战斗由不肖太田大尉负责指挥。所有战斗人员必须团结一致，死守阵地。” 此时，中国方面并不知道敌方指挥官战死的消息。 经过连续10多天的猛烈轰炸，腾冲古城墙被炸开了19个大缺口。 8月20日，中国远征军以四个师的兵力，从三个方向突破腾冲城墙。 一直执行空中轰炸任务的美军中校布鲁威尔·赖文思，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跨越了千年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摧毁着这座古老城池，它是几百年前马可·波罗进入东方所途经的重要驿站。一天又一天，战斗机和轰炸机有系统地在城防工事上撕出一道道裂口。中国军队像潮水般地涌进东南门。青蓝色的火焰吞噬着一切并从四周向城中心蔓延。腾冲正接近垂死的边缘。 <h3>巷战：“腾冲死了”</h3> 腾冲子弟为班底的预备第二师，率先从城南突入城区。残酷的巷战开始了。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攻进城去，现在的农贸市场那里，有一条直巷道一直通到西门，前面有一堵墙，日本人就在墙角那儿有一个枪眼。有一个四川新兵叫郑奇民，他当时在我的右边，被日本人打了一枪，打到脖子。我马上就叫来我们的担架兵，把他抬出去，没有救好，死了。” 腾冲沦陷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在城内修筑了无数地堡与火力点。腾冲的大多数房屋都由火山岩垒砌而成，只要稍加改造，便成为一座座坚固的堡垒。 预备第二师老兵黄友强回忆起巷战的艰难：“打开一层墙，又翻一层墙，硬拿人去拼，一天打一点，日本人一天退一截。” 预备第二师老兵蒋自芳回忆：“攻开城以后，正连长带了伤，副连长被打死，一个连只剩下七八个人，一个团只剩百十个人了。那些日本人的手很准，他们打七八枪就能打倒七八个人。” 8月23日，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接到前线战报：3天时间里，远征军官兵在腾冲城西仅仅推进了15米，城东只推进了10米。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日军狙击手，中国军队不得不躲进房屋，与日军隔墙对峙，并用美式火箭筒与手榴弹，将日军据守的建筑逐个摧毁。双方在废墟里打进打出，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每一堵石墙，都成为血肉相搏的决斗场。 老兵徐有林提到一个细节：“日本人扔了一颗手榴弹过来，也许是它的引信慢了，手榴弹扔过来以后，我们班的一个战士叫吴德一，他把那颗手榴弹又投了过去，投过去以后，他们又把它扔了过来，扔过来以后，我们又扔过去，扔了四五次以后，那颗手榴弹在他们那边爆炸了。” 蒋自芳也提及一个细节：“一个日本人，我们打到了他的脚一枪，他招了招手，意思是把他打死，我们这边就不打，看他怎么办。他就掏出手榴弹来，把引信一拉，炸了以后就滚下去了。” 已经无路可退的日本军人，依然死守阵地。 黄友强记得，在城内一个角落，“那时日本人不多了，只有一两百人了，还是厉害的，只有一只脚或者一只手的伤兵都还拿着枪和你打。” 尹龙举感叹：“打到最后，日本人还是死不投降，他们的精神就是要为天皇效命。后来他们把电话、电报机全部砸碎，在那儿唱国歌，然后再冲出来。” 9月7日，远征军官兵终于肃清腾冲城西的日军，开始合围城东日军残部。日本人感到大势已去。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谁嘴里嘟哝了一句：‘我们的生命就要在此了结了。’” 9月10日，远征军官兵发起最后的总攻。吉野孝公回忆：剩下的守备队兵力有三百五十余名。敌人根本不把兵力很少的我们放在眼里，抱定最后一击的准备，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后，依然是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激烈肉搏中化成了一片血腥的荒野。 …… 壮烈得连鬼神都会落泪的腾冲守备战就要结束了。 9月12日，日军指挥官太田正人大尉给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发了一封电报： 我们已弹尽粮绝。守备队官兵准备在藏重联队长的忌日13日，进行最后一次突击，以发泄自怒江作战以来积压在胸中的愤懑，作为武人的最后一点点缀。我们在敌人强有力的炮火下根本抬不起头，但我们一时一刻也无法忍受敌人的嚣张。请求体谅全体官兵的心情。 吉野孝公在回忆录中写道： 电报发出后，我们随即焚烧了一四八联队军旗。大尉召集了所有剩下的官兵，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 “腾冲守备队全体官兵浴血奋战死守到现在，已圆满完成了任务。剩下的各位，马上向城外突围，冲进敌阵，杀出一条血路，潜往芒市师团司令部，报告腾冲部队的最后情况。以后的一切责任由太田大尉担当。” 发布完命令，大尉和剩下的十几名近卫军勇士冲入了敌阵。 布鲁威尔·赖文思的日记里记下了这场惨烈战役的尾声： 每天我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腐物在腾冲城这个巨大的“尸体”上蠕动蔓延。一间房屋一间房屋、一个坑道一个坑道，中国兵在搜寻、毁灭、杀戮。每一幢建筑，每一个生物都遭到了空前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波涛冲刷洗礼着这座古城，腾冲死了。 <h3>死城：“我讨厌战争！”</h3> 1944年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日军据守的最后一处房屋被炸毁，自8月2日打响的腾冲县城攻防战，在一片硝烟火海中落下帷幕。 中国远征军以9000多名官兵英勇捐躯（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从强渡怒江至攻克腾冲城，伤亡军官1234员、士兵17275名）的代价，收复了已成一片废墟的腾冲。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日军设防城市。 日军腾冲守备队3000余人最终被全歼，连同随军慰安妇在内，仅有53人被俘。“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 受伤的吉野孝公在突围过程中被俘。后来，他见到了一位远征军的高级军官，这位自称毕业于日本军校的中国将军用流畅的日语对他说：“腾冲守备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们来说，也真是可怜。……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将军眼里闪着光说：“我讨厌战争！” 吉野孝公的战友们没有他这么幸运。老兵张体留记得，打扫战场时，“从拐角楼跑出五个日本人投降，过来的那日本人还写字，写什么‘大日本’，后来打了他两个耳光，就不敢再写‘大日本’，又写他当兵三年，他家里面还有什么人，还拿出相片来，上面有他老爹、老妈、媳妇，还有个年纪很小的女儿。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寸希廉回忆：“有两个日军俘虏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副营长让我妈妈做点东西给他们吃，我妈妈说：‘我们家在缅甸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这里的家又一次次地被他们抢劫光，我还能给他们做什么吃？’” 在困守腾冲的日军当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家乡沦陷13年、被日军胁迫来的中国东北人。 老兵邵曰校说：“敌人有些兵说：‘我们是东北的，我们是中国人，是被逼着来的，我们当初被抓来，是10家保1个，如果打仗的时候我们跑掉了，那么这10家人就死光了。’讲得很可怜。” 老兵董澄庆回忆：“东北人全是高鼻子，人也高，他们和日本人在一起不能讲中国话，只能讲日本话，他们说，中国人之间讲中国话都不行，一讲就要枪毙。” 在中日两方的战史里，均未提到过这些在腾冲与同胞作战的中国东北籍军人。也许，从他们穿上日本军装的那一刻起，有关他们的故事，就注定将被所有人遗忘。 时为腾冲和顺乡村民的李坤拔忘不了战后腾冲城的惨状。“攻完城三天以后就让老百姓参观。真的是战场，非常惨，腿挂在树上，手挂在墙上，底下全部是血，真让人害怕。我记得有一个四川人，他在棺材里头骂，我就跑去问我父亲，他为什么要骂。我父亲告诉我，他还没死，就把他放进棺材里，美国人检查过了，他全身都烂了，没有办法医了，只是心脏还在动，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人很惨很惨。” 寸希廉眼中战后的腾冲城，一片瓦砾，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子，满目凄凉。“一个坑里边有七八个被杀死的日军军妓，还有一个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嘴里还在叽叽咕咕说着话。”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忠用“瓦全是碎瓦、树全都只有树枝没有叶子”来描述这座死城。 战役结束后，根据师部命令，预备第二师所有腾冲籍官兵获准请假回家看看。对于这些家乡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官兵们来说，这一看似体贴的命令，却令人感到一丝残酷。更残酷的是，他们的很多同乡战友，连近在咫尺的家，都没能看上最后一眼。 预备第二师老兵谢大蕃说：“我们团长在电话上跟第六军军长说，原来我的兵，伙夫送饭有100多挑，现在如果送饭，没人提，他说哭了。一个团只剩十二三个人，还连团长都凑数了。” “所有在城里边死了的日本人，挖了一个坑，全都埋在里边。解放以后，农民还去挖那些骨头土来做肥料。”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在和顺开追悼会的时候，师长说，我们预备二师上火线时是一万多人，现在只有七八百人，那么多的人去哪里了？才说完就哭了。全场的那些机关单位人员、学校的老师学生全都哭了。” 李会映讲了一个带点奇幻色彩的故事：“打完仗，晚上的时候，只听见这些兵——日本兵，中国兵——在街上走，数一二三，闹得不得了，吓得老百姓不敢出来，所以腾冲人说要超度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吵下去了，所以就建了国殇墓园。” 1946年，吉野孝公和众多被遣返战俘一起回到日本。多年后，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写道： 年轻人在看中越纷争的新闻画面时，只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说：“我们真想在这种壮观的战场上，亲身体验一下战斗的滋味，哪怕一次也行啊！”当然这只是一群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的话语，但在残酷的战场上，并非每个人都能幸免于死。我想告诉他们，在子弹纷飞的战场上，每一颗子弹时刻都会夺去人的性命，而生命却只有一次。 <h3>“人都死光了，还叫打龙陵”</h3> 1944年9月中旬的一天，第五军第二零零师接到了一项紧急调令。 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的杨光荣回忆：“那时第二零零师在昆明附近驻扎，上面让第五军赶紧派一师去攻打龙陵，就派了第二零零师，我连奉命配属第二零零师参加战斗。” 龙陵位于云南西部，北连腾冲，东抵松山，滇缅公路在此穿境而过。1944年9月7日，中国军队攻克松山。9月14日腾冲光复后，龙陵这座中缅边境上的小城，成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下一个目标。 杨光荣说：“松山过去就是龙陵，龙陵过去就是芒市，芒市有日本兵的司令部。日军失守松山以后，龙陵必须守得坚固。腾冲打下来，再打，没劲了，所以那时候卫立煌一看，部队已经疲了，打不下去，赶紧调援兵吧。” 9月下旬，从各地抽调而来的支援部队陆续向龙陵集中，刚刚经历腾冲战役洗礼的预备第二师也在其中。 董灯玉回忆：“上面又来个命令，说龙陵那边没有收复，又要调预备第二师去那里打日本人。我们的师长和上级吵，说我们预备二师人都没有了，死光了，还叫去打龙陵。不行，非走不可。师长虽然顶着闹，最后还是接受了，回来就说哪几个部队准备到龙陵打仗。” 9月底，10万中国军队在龙陵城外集结完毕。与他们对抗的，是在日本陆军中有着“龙兵团”之称的第五十六师团主力。第五十六师团是日军精锐，士兵来自日本九州的久米留山区，山民或矿工出身居多，也善于挖掘矿井式的地洞坑道、防御工事，作战特别强悍。 滇西大反攻即将迎来最后的血战。 <h3>链接</h3> <h3>腾冲战役后留在当地的一个日本兵</h3> 据记载：驻守腾冲的日军共有17人活着回到日本。其中5人系受伤被俘，1人投降，其余突围。一个叫清太郎的上等兵乘夜逃脱出城，黑暗中不辨方向，一头钻进高黎贡山区的原始森林。迷路三天，幸逢一位善良的傈僳族老猎人收留了他，从此清太郎就在恩人山寨里定居下来。天长日久，日本人同当地人打成一片，生男育女，成为这个原始部落里一位外籍成员。1970年，傈僳山寨成立人民公社，喧天的锣鼓突然惊醒了这个年逾半百的日本人，经过一番曲折，清太郎离开山寨归国。 <h3>八年抗战中日军仅有的两次烧军旗</h3> 自1874年起，凡日军新编成的步兵、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由于军旗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中地位重要，要挑选联队中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正因如此，二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一一三联队和第一四八联队。 <hr /> 注释： 中编 滇缅抗战 第六章 龙战于野 <h3>亲历者</h3> 胡正昌——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 王德五——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一营一连连长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陈宝文——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熊世超——时为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 唐玉林——时为中国远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重机枪手 付心德——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医务主任 朱锡纯——时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 <h3>编导手记</h3>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不知是否有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周易》里的一条凶爻：“喻人事，则为上下交战，至于死伤流血的情形。”实际上，这集片子里出现的所有四句与龙有关的爻，都是凶爻。 这是6集“滇缅系列”的最后一集。 龙陵，字面意思似乎可以理解为“龙之陵墓”——当然，龙陵县名字的实际来历未必如此——远征军三进二出，血战近半年，最终将有着“龙兵团”之称的日军五十六师团一部消灭于此。滇西反攻由此胜局已定。 三战龙陵，能够从前两次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如今已寥寥无几。但在我看来，龙陵之战最富有戏剧性的，恰恰是这前两次战斗。短短几个月时间，小小的龙陵四度易手。远征军连续两次，在胜利前的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战场的无常与日军的狡诈尽显于此。毫无疑问，胡正昌老人是本集能够成片的关键人物。 见到胡老，是在成都近郊一家僻静的养老院里。在我们到达前，老人早早起床，腰杆笔直地坐在房门前等候。与我们同行的胡老家人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有媒体想电视采访胡正昌老人。采访刚开始时，摄像机前的胡老先生非常紧张，整个身体几乎都僵直着一动不动。面对这种情形，我不得不刻意打乱事先拟订的采访提纲。完全忽视时间顺序，用东拉西扯的方式让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兵放松下来。 终于，老人僵硬的背脊逐渐靠在了椅背上，语音也渐渐高亢了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才是老人回忆的真正开始。 回忆中，胡正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神经麻木了。”的确，面对死人堆中的爬行与密如雨点的子弹，“恐惧”似乎也成了一件无暇顾及的事情。胡老先生是我所采访过的老兵中，惟一一个详细描述督战队的人。身为排长的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督战队的枪口下，带领战士炸毁日军地堡的详尽过程。但当我数次问起：“您指派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炸碉堡时牺牲的多吗？”老人却几次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当采访结束，摄像机关机后，这位当年只有22岁的年轻排长，突然轻轻对我说了一句：“我和那些战士感情很好的……”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龙陵战斗结束后，胡正昌再也没有回过龙陵。1944年夏季那座地狱般的龙陵城，在老人的记忆中永远定格。抗战结束后，带着左臂上那个终身的伤疤，由排长提升为连长的胡正昌跟着部队去了东北。他们出关后的第一个驻扎地很有名——四平。 临别之时，老兵胡正昌站在房门口目送我们离去，腰杆笔直，一如我们刚来时的样子。车子开动后很长一段时间，车上所有人都默然无语。这是年近九旬的胡正昌老人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第一次…… 1944年6月10日深夜，滇西龙陵县城外13公里的黄草坝，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胡正昌在师部指挥所门口执勤。指挥所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那个时候，就是打龙陵。黄草坝是在松山与龙陵之间的一个地方，（日本人）去晚了，（我们）把龙陵到松山的那条公路切断了。”胡正昌回忆说。他是四川成都人，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时年22岁。 一个从前线打来的电话，引起了师部所有人的注意。 胡正昌回忆：“一个团长给师长打电话说，他们已经进入城区了。师长马上报告军长。军长接到这个电话好高兴，说：‘好，已经攻下龙陵了，好！’” 龙陵四面环山，中为盆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侵占龙陵的两年间，以县城为核心，以环山为依托，构筑了由据点群组成的防御体系，并储有数月的生活、作战物资。 在中国远征军分路进击松山、腾冲的同时，负责右翼攻击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二军和第七十一军精锐部队，绕过松山侧翼直插龙陵。 龙陵本由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联队的第三大队防守，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开始渡江进攻时，该大队被调到腾冲，龙陵仅有少数留守人员。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渡江后，第五十六师团急调刚转隶其序列的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的第二大队增援龙陵。至6月5日，远征军开始进攻龙陵外围阵地时，龙陵日军仅有1000人左右。 6月6日，中国远征军兵分三路向驻守龙陵县城一线的日军发起进攻，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截断了龙陵与芒市之间的公路联系，并肃清了龙陵城外大部分据点中的日军。 6月8日，远征军向日军重兵防御的龙陵东南郊阵地发起进攻。到6月10日，龙陵城郊的所有高地都被远征军攻克，残余日军只得退回城内坚固工事中负隅顽抗。 此时，松山战役已经打响。日本人深知，如果松山、腾冲的战略支撑点龙陵失守，整个滇西战局将难以收拾。 龙陵战场，有人想起所言：“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h3>一战龙陵：得而复失</h3> 6月10日深夜，中国远征军收复龙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市民为此燃放了鞭炮。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胜利却不知情。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回忆：“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昨天晚上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来电话，说他打下来龙陵了，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说：‘我不知道呀，他没向我报告。’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我父亲觉得奇怪，马上给宋希濂打电话，打不通。这也奇怪，怎么会电话不通呢？” 几乎就在同时，远征军第八十七师师部又接到一个来自前线的电话。 “电话说日本人反攻龙陵以后，部队站不住脚，要退出。”胡正昌说，“从腾冲来了日军一个联队，他们增援以后，攻进龙陵城的两个团再不出去就完了，就退回来了。很快，攻城的两个师都站不住脚了。” 6月15日，从腾冲、芒市两地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在城内守军的接应下，向已经攻入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发动猛烈反攻。 时任中国远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一营一连连长的王德五回忆：“总冲锋开始后，我们营打掉了日本人的仓库，里面尽是军大衣和军靴，料子质量比我们的好几倍。一些弟兄以为龙陵就此拿下，于是扛起这些战利品就想占为己有。不料一会儿，漫山遍野的日本人反攻过来，我们抵挡不过，不仅退出城来，而且死伤大半，军大衣、军靴扔得到处都是。” 时任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的杨鸿恩认为日军先前是假装失败。他说：“等他们反扑过来，国军就吃亏了，伤亡惨重。” “宋希濂给我父亲来电话：‘报告长官，现在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这仗我吃不消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卫道然说。 6月16日，日军反攻部队突破远征军外围防线，一头冲进了龙陵城，将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主力部队拦腰截断。腹背受敌的第八十七师伤亡惨重。迫于形势，远征军退到城郊一线。 身处师部的胡正昌虽然不太清楚前线的具体战况，但退下来的军官们脸上的惊惧之色，让他感受到了战局的险恶。“来了两个团长，灰溜溜的。师长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搞的？他们说，站不住脚啊。师长说，你们谎报军情了，不应该预先报告你们攻占龙陵了。” 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的陈宝文回忆：“那时候老蒋打电话来说，你们已经得到了龙陵，为什么不守住？必须反攻龙陵，完全攻克。如果你们继续放弃，要军法从事。”蒋介石电令：“饬长官部追查放弃龙陵系何人下令。” 胡正昌记得：“师长张绍勋急了，开枪自杀。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他拿着枪打胸部，一枪打偏了，没死。” 陈宝文说：“宋希濓去看张绍勋，把他送到后方去医治，让第八十八师副师长黄炎接管第八十七师，同时又调特务连到勐冒村的大桥上架起机关枪，防止部队向后退。” 宋希濂把首战失利的部分原因归结于“第二十集团军方面进展迟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腾敌抽出兵力二千余，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要求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先行进出龙陵以北地区。 6月22日，蒋介石急电卫立煌、宋希濂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严厉指出：龙陵得而复失，“实有损国军荣誉”，远征军应积极进攻，排除万难，“如有作战不力，着由卫长官依法严惩”。当天，卫立煌调整作战部署，令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主力，击溃当面敌之攻势；第二十集团军主力保持于左翼，迅速南下，攻击腾冲而占领之。 6月28日，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到达龙陵增援，配属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荣一师各一个团向龙陵外围日军发动进攻。 战至7月6日，日军逐次退至龙陵城区及近郊，远征军乘势将战线推进至龙陵附近。由于极需整补，远征军暂停攻击，在对峙中准备再度攻城。 <h3>二战龙陵：功亏一篑</h3> 7月13日拂晓，倾盆大雨，胡正昌和手下的战士们匆匆吃着早饭。“我们吃的是稀饭，饭桶里落了雨水，半桶米，半桶水，舀起来就吃了，没有办法。后来我们见到日本人的仓库里面都是罐头，他们吃得很好。” 胡正昌看到，不远之外，雨雾中的龙陵城透现出海市蜃楼般诡异的轮廓。 当天，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集结了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师、新编第三十九师的3万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向龙陵县城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第二次围攻。 一战龙陵时由于过早发布胜利消息而在英美盟军前丢了面子的蒋介石，严令部队必须尽快拿下龙陵。 胡正昌回忆：“陈明仁来了，对师部的人说：‘让师里全部人给我打龙陵，要是攻不下来，你们别来见我。’师里所有直属部队，都打到第一线了，警卫排也要上，警卫排是美式装备。非要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全部枪毙，这是军令。那个时候命令很严的。” 从没真正上过火线的胡正昌，带着警卫排全部32个弟兄踏上战场。在他眼前，“遍地死尸，日本兵、中国兵，都泡在雨水里”。他记得，那段时间龙陵天天下雨。“我们爬在尸体上进城，神经都麻木了。后退就枪毙，军长带着督战的上来了，你不上，后边打你，你只有前进啊！” 前面是日本人密集的机枪火力，后面是督战队冷酷的枪口，胡正昌带着弟兄们在死人堆里匍匐前进。“臭！死尸那个味道最臭！子弹那个密集啊，在头上飞来飞去，跟放爆竹差不多。一颗两颗子弹飞过来，还怕，子弹都成片了，已经无所谓了。” 经过连日激战，远征军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逐渐夺回了龙陵城外的各个重要据点，重新将日军逼回龙陵城区。据远征军情报部门估计，此时据守龙陵县城的日军残余兵力，已减少至2500人左右。日军依靠城内的一座座地堡，与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日本人的拼命让胡正昌感慨：“日军伤兵头上包裹着绷带，还端着刺刀跟你拼。” 无处不在的日军火力点前，胡正昌那些朝夕相处的弟兄们一个个倒下了。“一想起那个场面，确实寒心啊！” 胡正昌说：“敌人的工事是连环堡，一个接一个。大炮不行。大炮简直铺天盖地，总起不到好作用，就爆破筒打碉堡是最起作用的。我是排长，就对手下一个弟兄说，你拿爆破筒去炸碉堡，我掩护你。我拿冲锋枪打，打得日本人不敢抬头，他马上冲上去，爆破筒到那个碉堡里头就爆炸了。” 胡正昌记得，一些碉堡内有慰安妇。“把那个碉堡打开以后，男的女的都有，包括包扎起来的伤员，死不投降啊。” 到8月中旬，经过一个月的血战，远征军将龙陵城内的日军逼退至城南一角。 8月23日傍晚，日军龙陵守备队队长小室钟太郎向第五十六师团发去电报：“龙陵连日来日夜遭受优势之敌空、地协同猛攻，即使奋战，也只能再坚持两天。” 8月24日，远征军再次发起攻击，困守城南的日军残部被逼向绝境。但此时，卫立煌却疑虑起来——几天前，一直在缅甸北部活动的日军第二师团主力1万余人，突然从远征军情报部门的追踪中神秘消失。有了一战龙陵得而复失的教训，卫立煌警惕性很高。 卫道然说：“这个第二师团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这不得了。我父亲就问美军，美军的飞机侦察很厉害的，他们说也没有发现。这很奇怪。” 卫立煌命令情报部门仔细分析近期内滇缅公路南段的所有航空照片。分析之后，一个可怕的结果浮现了出来。“头天的照片上明明能看见一个小树丛，但是第二天的照片上，这个树丛没有了，还有的树丛前移了，那肯定不对头，那就是援军。日军车辆都带着防空网，天上飞机一响，就罩上防空网，变成小树丛。看照片，他们已经到芒市附近了。”卫道然说。 8月26日深夜，从缅北秘密转移至芒市的日军第二师团加上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共15000余人，突然向龙陵外围远征军阵地发起猛攻。原本似乎大局已定的龙陵战役再现变数。远征军官兵身后出现了敌人，再入险境。 胡正昌回忆：“一个团、一个连都编不起来了，死伤了那么多人。活着的人神经已经麻木了，木头人似的，只是冲啊，杀啊。有个兵对我喊一声：‘哎呀，排长，你负伤了。’我一看，身上在流血，这才倒下去了。” 在日军的疯狂反扑下，驻守龙陵城外的远征军新三十九师所剩官兵不到百人，新三十七师也遭受重创，其死守阵地的一一七团三营官兵全部殉国，不少阵地重新陷落敌手。9月10日，中国军队被迫再次放弃龙陵县城与城外据点，退回龙陵城北10公里处的阻击阵地。远征军对龙陵的第二次进攻功亏一篑。 <h3>三战龙陵：瓦解顽敌</h3> 就在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受挫于龙陵城之时，9月7日，第八军攻克松山；9月14日，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为避免遭到中国军队的合围，9月15日，龙陵附近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与第二师团主力，开始向龙陵以南的芒市撤退。 此时，滇缅公路北段，军车拥满道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和战友们在漫天尘土中急行军。 为了早日拿下龙陵，蒋介石下令机械化部队第五军第二零零师从昆明火速开赴龙陵前线。第五军直属战防炮营随第二零零师一起前往，协同作战。 对于杨光荣和第二零零师的很多老兵来说，脚下的这条滇缅公路其实并不陌生。“1942年第五军到缅甸作战就是走的这条路，那是真正的远征军。”杨光荣说。 9月底，第二零零师抵达龙陵近郊。此前的9月23日，远征军第二军收复松山以南的日军掩护芒市、龙陵外围的重要据点平戛。至此，日军在滇西高黎贡山区的四大据点，仅剩龙陵一地。日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感叹：“活到现在也没有尝过如此悲痛的滋味！” 远征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准备再攻龙陵。 10月13日，蒋介石密电卫立煌：“希即就该战区现有兵力，迅速调整部署，积极发动攻势。” 卫立煌令远征军各部向龙陵方向集中。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的熊世超说：“攻龙陵，不只我们这个师，还有第二军、第八军的好几个师在那边。当时我们三十九师有命令：就是死也要打下龙陵。” 这一次，已经被日本人杀过两次回马枪的卫立煌，不敢再有任何闪失。“蒋介石手令：再拿不下来就撤职。”卫道然说，“我父亲跟美国空军讲，让陈纳德的航空队最好的飞机都来，尽量摧毁日本人的工事。” 10月29日拂晓，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准备，远征军集中近10万人的强大兵力，在300余门大炮与美军飞机的配合下，对龙陵县城发起第三次总攻。 对于杨光荣以及第二零零师所有在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幸存下来的老兵而言，这是一次等待了两年的复仇之战。 杨光荣回忆：“二零零师刚上去，意气风发啊，炮火也激烈，打了三次齐射，炮管都打红了。日本人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力了。说实在的，经过那么久，他们已经打得很疲。” 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直属山炮营二连通讯员王树勋在回忆录中描写了摧毁龙陵城外最后据点东卡的经过： 所有重武器都从四面八方朝着东卡这个目标射击。真是万炮齐发，山摇地动。一刹那，只见东卡上空硝烟弥漫、尘土蔽天，整个龙陵城都被火光和浓烟笼罩着。这时我们的山炮阵地早从广林坡推进到龙陵城东约1公里处的碗厂设阵，对龙陵城敌人的护卫阵地东卡作直接射击。如雨点一般的各种炮弹的轰炸，把我们阵地周围都震得似地震那样波动。炮弹爆炸发出的热力所形成的热流，也不断向我们身边冲来，虽然天气还是和往常一样不停地下着雨，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汗流浃背。 大约一个钟头，枪声全部停止了，大地一片寂静，简直连虫鸟都无一丝声息。不多时，步兵们便从东卡四周跳出掩体，层层向东卡敌阵压缩而进。先是工兵全面扫雷，清除障碍。查出堡垒所在地，并作出标志，以便认清目标进行搜索。因几万发炮弹的威力所掀起的泥土、瓦砾、树枝、房屋断料几乎把四个堡垒全部掩盖了。因此，一时清找就非常吃力，只有把上面的掩盖层渐次清除，才能发现堡址。近千名工兵、步兵协力清理，直到下午五点多钟，堡身才逐渐显现出来。 这时，坚守在堡垒内的绝大部分残敌，由于堡垒被我军炮击掀起的泥土、瓦砾等物掩盖，里面的空气几乎不能流通，再也不能顽抗，被迫冲出来和我军拼以一死，这正中我军下怀，真是打蛇已把蛇引出洞来了。敌一出堡，我军便从前后左右一步紧接一步地压缩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轻武器手榴弹都不能使用，一场天昏地暗、神惊鬼愁的肉搏恶战便开展起来。双方士兵丢下枪支，赤手搏击，四手紧抱，滚来滚去，直到把对方弄死为止。这样拼搏约两个多钟点，顽敌全部被歼，这场恶战方告终止。 11月1日，远征军各攻击部队从四面八方突入龙陵城区，一举攻占日军在城中的核心据点观音寺。 日军作最后的抵抗。杨光荣回忆：“在巷子里躲起来的日本人用机关枪打，二零零师刚进去还没打呢，就叫人家撂倒好多，赶紧散开。第二天拂晓再攻，才把他们打下去了。” 远征军事先已截断了从龙陵通往芒市的所有交通要道。远征军老兵唐玉林回忆：“当时日军的司令部不是在芒市吗？我们把芒市通到龙陵的公路一截一截地切断，日本人的汽车开来的时候会翻车。我们守一个坡，日本人来攻那个坡，我们守不住了，用无线电联系上面，然后飞机来了，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 已经在废墟中与中国军队反复厮杀近五个月的日军龙陵守备队，此时已山穷水尽。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有援兵了。 11月2日，远征军攻占龙陵城西制高点，日军的抵抗意志开始瓦解。当天晚上，残余的日军开始向龙陵城外溃散。 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医务主任的付心德回忆：“上面命令我们不要放跑逃出来的日本人，我们晚上不睡觉，趴在弹坑里等着消灭他们。” 1944年11月3日，枪炮声在硝烟笼罩下的龙陵城逐渐平息下来。经过5天激战，远征军对龙陵的第三次总攻终告成功。 “整个城都打破烂了，房屋都没了，部队只能在大街上睡啊。”杨光荣说，“原先藏着的日本人端步枪过来，没有子弹了，上了刺刀，在我们后边刺开了。我们赶紧又散开，抓日本人。3个团全城搜索，把残留的日本人抓起来枪毙。” 当天，卫立煌致电蒋介石：“查据守龙陵之敌军为五十六师团一四六联队余部及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第二二九联队之各一部，被我歼灭大半，我俘获甚多。残敌仅余四五百由小路突围向芒市逃窜，我正追击中。” 龙陵战役是滇西反攻作战中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也是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役。根据国民政府1945年12月《滇西战役统计表》及《抗日战争期间滇西损失统计》报告：滇西抗日反攻战役中，我军共投入兵力16个师16.2万人，其中，龙陵为12个师11.5万人，占71%。全役历经236天，其中，龙陵156天。全役我军伤亡官兵50474人，其中，龙陵伤亡29803人，占59%。全役毙敌25393人，其中，龙陵13200人，占52%。 克复龙陵后，日军赖以盘踞滇西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被驱赶到了芒市一线的一马平川之地，再也无险可守。当年11月20日，远征军收复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指挥部所在地芒市。自5月11日开始的滇西反攻作战，至此胜局已定。 <h3>结束，开始</h3> 1944年9月，云南大理陆军医院，中国远征军第八十七师警卫排排长胡正昌在病床上煎熬。“手臂被打穿了，上纱条，痛。医生不准叫唤，说，你叫唤我就不医了。最后准备截肢，因为全部指甲都黑了。我说不行，我才20多岁就截肢？” 一个老中医救了胡正昌。“老头跟我说：‘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你这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每天热敷手臂，热敷100天，如果不好，你来找我。’我就照他说的，一直热敷，看着指甲慢慢变颜色，恢复过来了。” 胡正昌保住了受伤的手臂。不过，同在这家医院疗伤的很多普通战士没有他那么幸运。“我是当官的，还能拿点工资，而很多士兵是拉壮丁拉去的，待遇最低，受伤也没有什么补贴，医院对他们处理得很简单，死了就死了。”胡正昌叹道，“当兵的如果受了重伤，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办法；当官的吃得好，受了伤也尽力治好，尤其是黄埔学生，国家优待。人和人待遇就是不同。所以，我就逃过了这一劫啊。” 1945年1月底，伤愈后的胡正昌重返部队。此时，中国远征军已收复畹町，滇西日军残部撤入缅甸。在国境线上，刚由警卫排排长提升为连长的胡正昌，第一次见到了中国驻印军的弟兄们。“驻印军和远征军差别太大了，我们远征军穿得破破烂烂的，驻印军全部换成美式装备了。”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在缅北小镇芒友会师，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结束。 战斗结束了，但有些东西，远未结束。 胡正昌说：“我们只逮到了四个活的，其余的日本人都打死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的心理，我从小学时就开始接受抗日教育，印象很深刻。” 据时为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少尉录事的朱锡纯回忆：驻印军反攻缅甸，“打在前面的部队见了庙里的缅甸和尚就杀，因为第一次入缅作战，二十二师打败仗的时候，掉队的、负伤的全被缅甸和尚杀了，那些和尚当时是日本人的眼线。所以虽然上面下命令不许杀人，下面根本就不管这一套，庙里的和尚就算不是奸细也杀。战争时，杀人是很平常的事儿。”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聚集在滇西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各部，奉命开始转进东三省，去接受日军投降。 对于年轻的胡正昌来说，这是又一段故事的开始。 <h3>链接</h3> <h3>龙陵前线五条军规</h3> 1944年6月28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司令部所在地保山马王屯到龙陵前线视察。当晚，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将卫立煌阵地布战的结果形成文件，分别送达各部队，主要内容为： 一、多方勘察，不惜一切代价地将敌在龙陵城筑有的各个重炮暗堡摧毁，以造就攻克龙陵的优势，加速对龙陵的攻克和固守。 二、不论何时何地遇有老百姓耕牛不准宰杀。 三、不论官兵，其伤在头部或腹部者，应及时送黄草坝，再用军用飞机转送保山抢救，除此均在战地野战医院治疗。 四、再不许互拉兵员补充本部兵额，对逃兵处决须经集团军审核，再经长官部批准。 五、捕获的汉奸、间谍，查明属实就地枪决。 <h3>当地老百姓踊跃支前</h3> 前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第二野战医院军医付心德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他目睹的当地老百姓支前景象：“从怒江边到绕廊村，要爬越海拔三千余米的龙陵大雪山。路是一条以往很少有人通行的箐道。在从山脚到山顶二十几里的坡道上，数以千计的支前马帮、牛帮、民工冒着滂沱大雨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民工中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有十多岁的少年，还有部分中、老年妇女，他们挑抬着沉重的米包和弹药箱，汗流浃背，苦不堪言。” 保山市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铭文记载：“（滇西反攻时）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 <h3>“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h3>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演讲：“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很快成为当时一大潮流。据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从军人数达在校生的1/3。各地征集人数突破了原定的10万人。 1945年1月1日，应征知识青年开始在各地接受训练，训练期限为3个月。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到1945年4月底，实际入营8.5万余人，后因一部分人补充远征军及出国接受驾驶、跳伞等特种训练，到抗战结束，在国内实有76507人。 <hr /> 注释： 下编 抗战散记 第一章 殇城 空袭越来越频繁，被炸毁的房屋和死伤的人数不断增多。 注释：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活着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听天由命。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这一年，张秀红刚满12岁。她没有想过上学的事，因为除了帮大人下地干活，她还要做一家人每天的三顿饭。“我小时候什么野菜都吃过。搁一点儿米，加上野菜，做一大锅糊糊，就这样吃。” 一个日本兵让张秀红下河去抓鸭子。“我不敢下去。他马上一脚把我踢到河里去，呯，掉下去了。我再上来，他用枪对着我：‘你逮，你逮，你不逮我马上用机关枪打你。’” <h3>节选</h3> 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佘子清看到，背着枪、歪戴着帽子的国军士兵乱哄哄地跑，担架上的伤兵痛苦不堪。他听大人们讲，南京要完了，日本人要进城了。 南京城里幸存的人们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张秀红继续无奈地做一个男孩，佘子清的小生意仅仅够他吃上饭。听天由命的日子虽然难熬，但在人们眼中，南京终究还是南京，生于斯，长于斯，也将老于斯。活下去，就是希望。 日本兵随意杀人，连小孩都不放过。少年吴殿飞有一个8岁的弟弟。日本兵来了，大家都跑，弟弟跑得慢，被一个日本兵砍了一刀，死掉了。吴殿飞一边跑，一边哇哇大哭。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女难民，负责人是来自美国的明妮·魏特琳。12月17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做男娃，跟男娃在一块儿，倒霉了，日本兵叫你挑东西，他把抢农民的藕、鸭子、猪非叫你挑。你不挑，他就用刺刀在你后背捣。我这个后背已经给他捣烂掉了。捣得你挑着走不动啊，他就用刺刀抵着你。我没得办法，把担子一摔，说我不挑了，你拿刀把我杀了吧。”张秀红觉得自己活不成了，与其这样被一下一下地戳死，还不如直接死掉。“他哈哈笑起来了，他不用刺刀戳你了，用枪拐子打你。” 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在南京。3年后，解放军占领南京。佘子清结束了沿街叫卖的生活，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娶妻生子，过上了安稳日子。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26个难民营，其中25个在安全区内。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有25万人，难民营直接管理的难民最多时有7万人。 7岁小姑娘夏淑琴全家9口人，7人遇害。她的小妹妹才1岁，本来是被妈妈抱在怀里的，生生被日本兵抢走，用刺刀刺死。夏淑琴和另一个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姐妹俩成了孤儿。 据佘子清回忆：一天，他在拆手套的时候被日本监工发现，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出工厂，生活一下子又没了着落。他借本钱做起了小生意，卖糖果、香烟。 曾有好些日本人到张秀红家里，向她赔罪，向她所说的“我们这些人”赔罪。“他们有罪，他们是错误，我说错误。”老人强调“错误”这个词。善良的老人，为当年的加害者留了反省、改正的余地。“现在主要是什么啊，日本这些小青年，要跟中国和好，老一辈算了。” 日军进城的3天内，12000名平民惨遭屠杀，30000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在长江边被集体杀害。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 汉奸拥有执行新政策的权力，他们肆无忌惮。他们到百姓家里敲诈勒索，声称不拿钱出来马上向日本人报告。“我们嘴里头骂，但是不敢跟他打，害怕吃他的亏。”佘子清说。 “人们无须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华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官办无线电广播的儿童节目里，也经常有一些关于‘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类的说教故事……一个外国朋友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示‘同情中国’……” 已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商人虽然没有被关押，却也不敢回到日本——很多人担心日本再次遭到美军的轰炸。吴殿飞看到，有些走投无路的日本人拿自己的手表甚至鞋子换烧饼、油条吃。 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等人在日本的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一家家日本工厂迅速进驻南京。两年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 1938年元旦，由日军统治的南京“自治”政府成立。随着交通、水电、邮政等设施纷纷恢复，这座几乎被焚毁殆尽的城市终于又慢慢运转了起来。死里逃生的张秀红终于能够一瘸一拐地行走了，她甚至没有想过要继续躺着直到把伤养好。春天到了，只有站起来，才能活下去。 李秀英被戳了37刀，除了肚子上的1刀，脸上18刀，腿上18刀。奄奄一息的她被父亲送进医院，经紧急救治，命保住了，胎儿却没了。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年，张秀红已经23岁了，按照当年的习惯，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秀红的家人着急了，四处托人帮她介绍对象。 和佘子清一家相比，中华门附近以种田为生的张秀红一家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总是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种的菜把它弄到城里头去卖，卖出去才能买点儿米。油一年到头都没得吃，没得钱买。”回顾当年，张秀红叹道。 如果是在1937年的南京，我和左邻和右舍又会在做什么？ 左邻的女人会不会觉得男人有外遇就是值得摔东西的？ 南京，到处都在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明妮·魏特琳的记述是： 1937年5月，在上一年的西安事变中率先进行报道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来到东京，对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印象深刻。 <hr /> 这孩子不知道，地狱之门已经向这座城市敞开了。 吴殿飞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佘子清当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张秀红依旧一个人生活。2000年，夏淑琴将质疑自己南京大屠杀证人身份的日本右翼作家告上了法庭，2004年胜诉。也是在2004年，李秀英去世，享年86岁。头一年冬天，她在“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6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上敲响“和平大钟”，钟声悠远，久久不绝。 <h3>人间地狱，他们无处可逃</h3> <h3>亲历者</h3> 在那样的夜里，我很不按照常理地感谢着他们。 当晚，唐生智乘小火轮渡江北去。大批来不及撤走的士兵脱下军服，扔掉了手中的枪。 在一段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进入南京的日军士兵满面笑容，对待老百姓彬彬有礼。这些画面传回日本后，立刻家喻户晓，士兵们成为家乡父老心目中的英雄。观众们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就在日军搭设的拍摄场地之外，另一部藏匿着的摄影机偷拍下来的真实画面，把日军描画的天堂彻底颠覆。 寒冬时分，天黑得早，地下室里没有电灯，黑咕隆咚的。19岁的李秀英已有7个月的身孕，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害怕。“鬼子穿翻毛皮鞋，走在水泥地上，哗啦哗啦的，就晓得他们来了。他们进来就到处看，把老太太推回屋里，年轻女人就朝外头拽。” 据佘子清回忆：香烟摊子摆在家门口，正对着夫子庙小学。看到小伙伴们纷纷走进学校，他羡慕不已。他去跟老师哀求，也要上学。老师看他可怜，同意他去听课，不办正式入学手续。佘子清便成了一名旁听生。他每天自带一只小板凳，坐在教室角落听课，把作业本放在腿上写字。 根据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载，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内，被杀害的平民和战俘总数大约有20万人，这个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被烧毁的、被投入长江的以及日军自己处置的尸体。《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一书确认，“在占领南京城的前6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20余万人，总数达30万人以上”。今天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石墙上，镌刻着一行大字：遇难者300000。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星期，在这栋充满生活气息的大楼里，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甚至不用猜测就能知道，左邻的男人似乎有了外遇，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在他尽管小心还是会发出很大声音的开门回家后，女人的喊声让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她已经受够了。男人没有声音，不知道是无语还是心虚得发不出声音。右舍是对新婚的小夫妻，又或者是同居的小情侣，每一天都激情四射，旁若无人。 <h3>链接</h3>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当年5月关闭。 这是张秀红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听不懂的语言，对准自己的枪口，将这个小姑娘完全吓傻了。 <er">引言</h3> 刚胜利没几天，佘子清家附近响起了迎亲的鞭炮声——他的邻居娶了一位日本老婆。佘子清说，在大家印象中，日本女人贤惠、温顺、能生育，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南京男子娶了日本女人，特别是蹬三轮车、拉黄包车的车夫。 佘子清站在家门口，有大人边跑边对他喊：“孩子，日本人来了，快跑啊。” 佘子清记得，南京被轰炸的时候，大家都躲到家附近的防空洞里去。那些防空洞很简易——底下挖个洞，上面堆麻包，麻包上面再填土。 写稿子那段时间里，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左邻便开始吵架，东西摔得叮当山响。两个小时后，按照惯例，右舍断断续续的女人呻吟声将会持续20分钟，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日本兵要把张秀红拖走。张秀红的爷爷把她死死抱在怀里。“爷爷说，她太小了，太小了。我那个时候还很矮。日本人说不行，用刺刀戳爷爷。”张秀红被拖了去，“把我衣服一扒，扒得精光的……我这个腿，肛门跟下部整个撕的，一直撕到尾骨了，撕开了。后来我就昏死掉了……我现在坐凳子就不能坐，尾骨这个地方疼。” 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的人们，将全部的存活希望寄托在守城的国军将士身上。 南京大屠杀刚结束，金陵大学美国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目的对南京及周边县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战后，国民政府为了调查战争损失进行了专题调查。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大屠杀中，97%以上的遇难者是平民，男性遇难者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农村女性遇害比例高于城区女性。遇难者中80%～90%年龄为20～60岁，而在农村，超过20%的遇难者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丈夫没有走开。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甚至死亡，都没能把他们分开。 1937年8月15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对南京开始空袭的命令。 李秀英——时为南京居民 此时，佘子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进入一家日本工厂做工。“那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日本工厂做纱手套，我就想进行破坏，做好了手套再拆掉，拆掉再做，主要是进去混饭吃。菜是没有，但每顿有一大碗饭。” 此时，南京城外人声嘈杂——国民政府斥资49万银元修筑的南京城防工事正在紧张施工，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城防工事中造价最高的。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这一年，刚满5岁的佘子清已经能够帮家里赚钱了——他守着一个香烟摊子。而他妈妈每天早上给几十户倒马桶，补贴家用。 和佘子清一样，张秀红也逐渐学会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护自己了。她遇到一个日本人，“他对我说，你不是男娃，你是姑娘，要塞咕塞咕（亲热）。我说我打你的嘴，你看我是不是男娃。他哈哈笑起来了。你越害怕，就越倒霉。” 已经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了，南京城里的百姓们已经从空气中嗅出了战争的味道。 在张秀红生产的四五天里，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可怜啊，他也在那儿哭啊。我推他，叫他走，我说你不要看我。” 然后，太阳升起，然后，我爬上床睡觉。 暑假还没到，佘子清就发现，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少了。学校被迫停课，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通往渡口和火车站的路总是堵得满满的。这孩子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唯一苦恼的是没人停下来买他的香烟了。 1945年8月10日傍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两位技术员偷听到了重庆方面传来的日本军方正式向盟军提交投降书的消息。趁日本主管不在，他们将日伪广播突然中断，几秒钟后，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响彻南京上空。 “我家老头就讲，你好好地给我活，我走了，你要更加好好地给我活。老头死了十六七年了，我就一个人过。我家儿子叫我去，我没去。”老人静静地坐在床边做着手里的活计。丈夫在照片中微笑注视，一如从前。 他们时时面临日本人的勒索。吴殿飞记得，日本兵常到老百姓家里来要东西，一般不要粮食，要鸡鸭，要火柴、蜡烛。还有要“金表”的。吴殿飞愣了：“老百姓哪有金表啊？老百姓都是穷鬼，寻常的表都没有。他（日本兵）说日本话里钱叫‘金表’。”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随着日本军队逐渐撤离市区，日本商人及逃难的百姓纷纷进入南京。此时，烟土贩卖已经合法化，挂有“官土”招牌的鸦片烟馆开张，一些人在此醉生梦死，有人花掉所有的积蓄后，服毒自杀。 在傀儡政府统治下，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没收私人财产被合法化。与之相比，这些打劫咸菜、蜡烛的行为就有些微不足道了。看着家里总是有日本人突然闯入，张秀红决定把头发剃光，扮一个男孩。 日本兵到了张秀红家。 <h3>只有站起来，才能活下去</h3> 佘子清记得，“马路上都是日本人了，夫子庙还有个宪兵队，看到中国人，不高兴他就打你两个嘴巴。” 是他们一直提醒着我现在不是1937年的南京，是他们让我一直能够尽量平静地整理我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无法客观的叙述，我也想做一件事，推开一扇门，告诉他们1937年冬天的南京。 张秀红又下地干活了。她说：“田里全是死尸，我们把死尸拖走，埋起来，再栽秧。” 佘子清曾经碰到过汉奸在大街上把姑娘拽走的情况。“我们就在背后骂：‘强奸妇女同胞，你不是人，你是跟日本鬼子学的。’” 随着饭店、商铺重新开张，南京的街道上有了些生气。不过，人们走在街上，依旧提心吊胆，他们除了要防日本人，还要防汉奸。 等待审判的其他日本战俘被分配到城市各处劳动。有一批战俘被安排挖秦淮河道，岸边常有人看，骂他们，有小孩扔石块砸他们，他们不敢还口，也不敢还手。“你敢凶啊？你凶就有人打你。大家都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佘子清说。 以下为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的记述： 手持另一部摄影机的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日军入城后，马吉牧师四处奔走，偷偷拍摄了8卷16毫米胶片。当这些画面最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举世震惊——那分明是一个人间地狱！ 甚至还有要老百姓家的咸菜的。“后来我们也不腌咸菜了，腌了他们就来拿走了。”张秀红说。 “漂亮的就拖走，不漂亮的就打机关枪，五六十个女娃，嗒嗒嗒，一下打死了。”张秀红说起她的亲眼所见。 此时，对于南京城里的普通百姓来说，抗日救国的梦想已十分遥远，他们首先要活下去。 日本兵要拽李秀英走。她不甘受辱，和鬼子搏斗。鬼子一刺刀戳到她肚子上。 “不是一天两天，天天这样子。”张秀红说。对所有南京人乃至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日子。 夏淑琴——时为南京居民 <h3>编导手记</h3> 熊秀芳——时为南京居民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说：“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吴殿飞——时为南京居民 现场的一个日本军官估计有2万人被杀害。 12月17日：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到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张秀红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她说，同样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更能互相体谅，更懂珍惜对方。“因为我下体的老伤，我们同房少，所以我就只生了一个孩子。生这一个，生了四五天才生下来。” 日军进城的一个月里，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事件。 此时，南京城的街上贴满了安民告示，活下来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已沦为亡国奴。 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片。日本士兵开始哭泣，酗酒，而大多数百姓却因为担心是假消息而躲在家中。直到5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百姓才相信，胜利，真的已经到来。 而我，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接管战俘的中国军队进驻南京。谷寿夫被判处死刑。佘子清回忆：“枪毙他时，他坐的大卡车开得很慢，我们在后面追着骂。” “有钱人都跑掉了。”张秀红回忆说，“我们跑哪儿去？讲个家。” 在左邻右舍的“陪伴”下，那时的我才可以暂时从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甚至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多少人百感交集，多少人喜极而泣，多少人欲哭无泪。 <h3>南京大屠杀遇难人口构成</h3> <h3>南京安全区</h3> 战局不利。南京外围阵地不断被日军突破。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述：“12月9日，松井石根发出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唐生智置之不理，下令死守。10日，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惨烈。”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打响。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下令毁掉所有可渡江撤退的船只，誓率10余万将士与日军决一死战。 1937年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的一些西方人决定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 张秀红——时为南京居民 12月12日，自拂晓起，日军集中火力对城垣守军发动猛攻。雨花台阵地被敌人攻占，中华门遭到炮击，城里秩序大乱。唐生智下达撤退令，守军开始了混乱的撤退。“撤走的时候，他们都烧房子，茅草屋也好，小瓦房也好，大楼房也好，都点火烧，他们说不留给日本人住。”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吴殿飞回忆说。 右舍的年轻人会不会这么朝气蓬勃？ 佘子清——时为南京居民 1937年12月13日，轰炸停止，以师团长谷寿夫为首的日军第六师团自中华门进入南京。 “七七”事变后，贝特兰决定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他在文章中描述说：“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都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他感慨：“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 左邻的男人会不会深夜回家又深夜离家出走？ <h3>劫后余生，永不分离</h3> 走街串巷叫卖的时候，佘子清时不时会碰上日本人。“面对面，眼睛不敢翻，害怕被他发现了要挨打，但错过身了，掉过头来要对他翻翻眼。” 一句“算了”，老一辈就这么打发了那段苦难岁月。 婚前，张秀红一度非常担心对象介意自己曾被日本人侵犯的经历。她听家长讲，对象的一家人都被日本人杀掉了，他也是死里逃生。“他同情我，我也同情他。我们结婚后，两个人从来没吵过嘴，什么事情老头都原谅我。” 不过，善良的中国人，做到了以德报怨。当年还是少女的熊秀芳记得，一些战俘被罚扫地，时间长了，看着可怜，有些老太太就倒一大碗开水给他们喝，甚至有老太太把战俘拉到一边，给他饭吃。日本人被感动了，有的甚至跪下来表示感谢。 下编 抗战散记 第二章 锄奸 <h3>亲历者</h3> 叶于良——时为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 郑需凡——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组长 张 晋——时为八路军太行第五军分区参谋 <h3>编导手记</h3> 本集节目中的口述人有三位，因为时长关系，只能取其断面管窥，无法展现更大范围的图景。我个人认为，关于锄奸这个话题，最值得再次说说的是叶老提到的抗日杀奸团。这期编导手记，个人的感想、触动，都不如那些生动的，却不为人知的抗团故事来得鲜活。如果有可能，特别想把当年天津和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故事，写成完整的一期台本，甚至发展成一个电影剧本。 下面就来说一说抗团吧。 抗团起于天津，资料显示，抗团成员的年龄跨度，从14、15岁到21、22岁，最小的甚至还没有上中学。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 抗团成员身份特殊，多是达官显贵、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郑昆万，孙女郑昆仑；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因节目时长关系，没有更多交代叶老的活动。实际上，行动前两天，李振英组织的会议定下的行动计划，是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新民报》主编吴菊痴；另一组由叶于良、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时狙击《新民报》副主编陈辋子。而另一些抗团成员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召开后，抗团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李振英发现现场日伪警戒严密，便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而此时，纪采凤、朱慧珍等女学生开始悄悄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人们看到这些小姑娘衣着时髦、举止不俗，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将宣传品悄悄揣在身上，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刺杀吴菊痴后，冯运修没有停车，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于良和刘永康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本来，抗团成员的行踪仍然有可能像之前的行动一样，凭借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灵通的内部消息，消失于无形。但这次刺杀吴菊痴的行动影响力巨大，1940年8月上中旬，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决定，采取搜捕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展开了在北平天津两地同时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八月大逮捕”。这次行动中，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组织也遭到重创。北平抗团负责人李振英，叶于良行动搭档刘永康，递发传单的孟庆时、纪采凤（一说纪凤彩），介绍叶于良加入抗团的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 关于冯运修牺牲的过程，作家萨苏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有变，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携带抗团重要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日军破门而入，捕获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与特务们僵持良久。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袁规，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冯运修枪法极好，一枪打出，子弹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之后日伪特务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最终，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进行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据说，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 1940年8月的大搜捕后，抗团遭到严重破坏。大家被送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特课，经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判决后押往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因为集体关押，叶老认识了很多抗团战友，他们中除少数人被家庭营救，大部分人在监狱中一直关押到1945年抗战胜利。 出生于1922年的叶于良，1939年加入抗团时，只有17岁。1940年，他已经考上了辅仁大学，但被捕后他被关押在监狱，直至1945年出狱，再无机会读大学。可以说，他错过了生命中最为华彩的岁月。而其他被捕抗团成员的命运，与此相仿。 出狱后叶老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一年后辞职到财政部福建区货物税局，不久又转至武汉金融管理局直到解放。解放后归口金融管理处，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及中南区代表。“肃反运动”开始，老人没能幸免，抗团的经历成为劳动改造的理由，至1975年经特赦后回到北京，并在服装公司退休。 从17岁加入抗团，到18岁刺杀汉奸的一年时间，换来的，是18岁到23岁的5年牢狱经历；更换来了，29岁被“肃反”，53岁回家的24年劳改生涯。如今已是89岁的叶老，如何计算人生的实际长度，如何定义“青春”这个字眼呢？ 我们无法探知叶老那24年是如何度过的。我在想，比起他，19岁身死的冯运修，显得那么幸福。 （文中资料参考了作家萨苏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1940年年初的一天，北平新新大戏院灯火通明，一派热闹。戏快要开演了。这一场是名角言菊朋父女同台演戏，票友们期待已久。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包下的二楼前排还是空的。两个坐在一楼前排的小伙子，不时偷偷回头望向二楼包厢。 “那时候我们听见人声一片嘈杂，回头一看，川岛芳子来了，戴着傻瓜帽和墨镜，穿着长袍马褂，还是男装，后面跟着十几个人，簇拥她上楼。进二楼前排后，她坐在前排当中。”两个小伙子之一的叶于良，70余年后仍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叶于良和同伴密切注意着川岛芳子的动向，手枪藏在腋下。 “我们准备等散了戏，看她往哪儿去。”叶于良说。 没想到，戏开演不久，川岛芳子却起身离开了。“也就半个钟头，稀里哗啦又是一片杂乱的声音，我回头一看，不好，他们一群人走了。我们就追下去，看到她坐着汽车，呼呼跑了，就没干成。” 这一年，叶于良18岁，他的同伴李振英21岁，他们都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 这次刺杀川岛芳子，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此后，这样的遗憾乃至失手也经常发生，但他们不气馁，他们相信，一旦成功，就能名垂青史。 <h3>伪满总理孙子孙女入了杀奸团</h3> 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对平民百姓来说，除了走过街头的成队日本士兵，日子与以前没有太大不同。当然，心情不一样——现在，是亡国奴了。 不时传来的汉奸被刺消息，让人们得到慰藉。 叶于良回忆：“好几次暗杀活动都让汉奸震惊，比如王克敏曾经被刺杀过。鲁迅的弟弟——汉奸周作人也在1939年元旦遇刺，那时候北平抗日杀奸团还没有成立。结果子弹打在衣服铜扣子上，没有打穿，他没死，受了一惊。” 有研究者指出：“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得不是很准。” 这个“抗团”，也就是叶于良口中的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是“七七”事变后不久，一些爱国青年在天津自发组成的民间抗日团体，后来发展到北平。抗日杀奸团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最初成员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年-1940年间为高潮。 加入抗日杀奸团的不乏社会名流子弟，如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君，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后来郭沫若住的什刹海那个大房子，原来是乐家的，那时候乐倩文就住那儿。”叶于良说，“还有魏文昭、魏文彦，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两个女儿。”很多抗团成员来自教会学校，“那会儿能够上得起教会学校的一般家境都不错”。 作家萨苏分析说：“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和孙女郑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郑孝胥的孙子和孙女都在北平念书，一个在育英中学，一个在贝满中学。那时我常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们沾点亲戚关系，我的姨是郑孝胥的儿媳妇。”叶于良说。 串门时，在和郑统万的闲聊当中，叶于良听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抗日组织。“谈起抗日，他说，有抗日的组织，你敢不敢参加？一说敢不敢抗日，还能说不敢吗？当然是敢啊。他就说，那我给你介绍去。就把我介绍给李振英，那会儿他是北平抗日杀奸团团长。” 神秘的地下抗日团体，通过可靠成员的介绍，接纳新成员的加入。1939年的一天，在中山公园，叶于良见到了李振英。“他给我讲杀奸团的任务，包括杀汉奸、搜情报、爆破日本人的设施。” 此时，叶于良上高中一年级，李振英上大学一年级。在李振英的带领下，叶于良参加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 叶于良回忆：“一张小纸上写着誓词。誓词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还有一个‘团训’，好像是‘遵守团的纪律，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原则，受严厉制裁’，大意是这样。宣誓完了签字，签字完了就烧了，这东西不能存，存下来，将来万一被破获了怎么办？” 看着一纸誓词在火中燃尽，叶于良感觉兴奋多一些，“觉得这也是光荣的，不能到内地去参加抗日，在这里能够抗日，也是了了一个心愿吧。没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不想上敌伪的大学。”他说，“当然这是一件难免会牺牲性命的事，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如果被抓住了，只有牺牲。也不太害怕，反正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逮着，就算被逮着了，是为国捐躯，是光荣的。” <h3>马路上刺杀汉奸吴菊痴</h3> 开始接受刺杀训练的叶于良感觉到，成为一个冷峻杀手的同时，单纯的少年时代已经远去。 叶于良回忆：“后来李振英看我抗日热情比较高，问我敢不敢行动，我说，‘敢呢。’‘行动就要杀人的呢。’‘行，敢。’他把手枪拿来，告诉我怎么拆，怎么擦，怎么使。小时候玩的只是玩具，现在是真家伙了，所以觉得挺新鲜的，就拆了擦，擦完再安上，学会瞄准、射击。那时候我们没有爆破材料，要自己做，我们曾试过拿汽油或者酒、酒精，泼在日本商店里头，然后点火，试验了几回，点不着。结果就想办法弄材料，从天津弄来。” 在磨练中等待，直到1940年7月7日。这一天是国家蒙耻三年的日子，也是杀奸儆敌的日子。这次的目标，名叫吴菊痴，是北平《新民报》社长兼总编。 叶于良说：“当时北平有两份主要报纸，一份是管翼贤主编的《小实报》，另外一份就是《新民报》。”《新民报》1938年1月创刊，是华北伪政权机关报，鼓吹中日亲善，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该报总编吴菊痴是一个甘愿为日本人充当舆论吹鼓手的汉奸文人。 叶于良回忆：“7月7号那天，日本人庆祝所谓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在中山公园的社稷坛搞庆祝活动，组织了好多人去，包括吴菊痴在内的几个汉奸在那儿大肆吹捧日本皇军，痛骂爱国军民。当时李振英就跟我说，我们带着枪去，到那儿刺杀吴菊痴。我们到了社稷坛，就在台下四处转，观察动静。” 在人群中，叶于良看到李振英身边多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分别是刘永康、冯运修。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一书中如此描写冯运修：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据叶于良回忆：“那时候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就是互相不认识。在社稷坛，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但知道他是抗日杀奸团的，因为他跟李振英在一块儿。他看见我跟李振英在一块儿，也知道我们都是同志。” 台上，吴菊痴正声嘶力竭地演讲，台下的冯运修忽然将手伸向腋下的手枪。 “冯运修跟我说：‘咱们上去就把他打死算了。’但他也犹豫，又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干掉他？’李振英说：‘不行，不行。这里边有多少特务，你现在一动手，咱们谁都跑不了，让人家把咱们消灭了。还得找偏僻地方下手，保险。’我们就等到他们散会。散会了以后，吴菊痴他们就坐着黄包车往南走，我们就跟着去了。”叶于良说。 据叶于良回忆：李振英和冯运修骑上自行车，耐心地跟在吴菊痴的黄包车后，一直跟到石头胡同同和轩饭庄。在那里，评剧演员白玉霜，正在等待吴菊痴赴宴。“吴菊痴到那里不久，不到一个钟头吧，出来了，还是坐黄包车，从李铁拐斜街穿出去了。李振英跟冯运修两人也跟下去。” 此时，李振英、冯运修等人从到社稷坛算起，已经苦等了几个小时，眼看着黄包车一路接近《新民报》总部，再不动手，机会将一去不返。 叶于良回忆：“到新华门外，那时候师范大学在那儿，距离师范大学很近的时候，正赶上有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挺响。” 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终于出现。冯运修看看周围没人注意，猛蹬两步，接近吴菊痴的黄包车。 叶于良回忆：“冯运修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当时就死了。当时现场的声音非常嘈杂，所以没人听到枪声，好像连车夫都没什么察觉似的。” 冯运修射击后没有停车，和李振英迅速离开现场。吴菊痴的车夫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李振英派人通知刘永康和我，说：‘你们撤吧，现在他们马上要戒严了，不然就跑不掉了。’我们就撤了。”叶于良说。 <h3>成人礼：战胜初次杀人下不了手的迟疑</h3> 同样的年代，另一些年轻人，走着一条相似的道路。1938年的一天，山东少年郑需凡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第三年，他已经是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的组长。这年，他跟叶于良一样，只有18岁。 1941年，日军在鲁中地区大“扫荡”。郑需凡回忆说，这是最残酷的一次。“日本人突然包围了马牧池的村子，把我们的伤兵打死了，还放了毒气。村村有日本人，杀老百姓。他们杀了人，不是埋了，把尸体吊起来，叫大家看，叫嚣‘谁敢反对皇军？’” 为了完成锄奸任务，郑需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帮分子，学黑话、喝酒、赌钱，常常与汉奸和青帮头子混在一起。当日军“扫荡”形势严峻时，纵队机关离开了根据地中心区，锄奸部在马牧池地区留下郑需凡等5人坚持斗争。 扮成黑道人物的郑需凡代号为“彪”：“郑彪，彪子，虎字三撇就是彪。其他人的代号是龙、虎、豹等。当时如果杀了坏人，贴上代号，就知道是谁杀的。我们不能待在同一个地方，互相都找不着，就靠这个传递信息。” 据郑需凡回忆：他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听到一个伪村长的劣迹，人们谈起他，无不咬牙切齿。“他们说这个村子死的人太多，伪村长贼坏，给日本人干这个干那个。经过好几天的反复调查，证实了。我就去把他引出来。我们可以晚上混进村里头去。我找到他，说是有事，就把他引出来了。” 村外，郑需凡押着伪村长，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处理他。此时，不远处出现了一队人马。“正好遇到我们的武工队。凑一块儿，他们说也想来抓这个人，说这人太坏了。巧就巧在这儿。” 郑需凡回忆：武工队决定处决伪村长。“枪毙他，会暴露目标，一打枪，日本人都上来了。最后决定拿刀砍。他们中的一个人就对我讲：‘你是锄奸部的，会杀人，你来杀。’就给我把刀。” 武工队的人不知道，刚刚成年的郑需凡，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人。 “杀人我倒是看过，但自己真没杀过人。”郑需凡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却下不了手。“一面往山上走，一面在心里数落他的罪状，他干的坏事，鼓励自己啊。怕倒不怕，但总觉得他也是个人啊，拿刀杀还真不行。也非常恨他，觉得他该杀，欸，但是怎么就是不行！” 郑需凡手里握着刀，迟迟无法动手。 武工队的人急了。“他们告诉我，踢倒他，看他挺脖子，就拿刀砍。我练过武术，刀法还不错，这时候怎么那么不中用！一刀砍到他背上，他哇哇叫，呵呵。所以说，我是干好事的时候，老干成坏事。只好抬脚踢他，他跪下了……武工队几个人看着我说：‘我以为你们锄奸部的会杀人，你怎么这样杀法？’” 伪村长到底还是被郑需凡砍死了，尸体上被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个“彪”字。郑需凡体会到手刃汉奸的快感，也体会到一个杀手肩上担子的沉重。 1942年，与叶于良、郑需凡同龄的张晋，从河北邢台“抗大”毕业。在一次日军扫荡突围战中，他的右手臂关节被打断，左胸和左肺受伤，亲眼目睹两名战友被日本兵用石头砸死，自己也被鬼子砸伤了头部，奄奄一息。死里逃生的张晋，康复后任工兵连长，活动于河北省武安县。 张晋记得，当地有个山口叫南大社，过了南大社以后，路上有敌人的一个坐探。“名字叫宋白妮，二十来岁的姑娘。她和我们一个侦察班长，姓朱，有乱七八糟的关系，和东边苏村的伪军也乱七八糟，是这么个破货。我们的人，根据地向敌占区去的、敌占区向根据地去的过往人员，她一发现就报告给敌人。她有她的一套联络信号，用手电筒，晚上联络。我们要想回到‘敌战区’，这个人必须除掉。” 对于站在敌人阵营的这个年轻女人，张晋说，自己也有过迟疑，但他说服自己要果断。“死在她手里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因为她不是直接杀人，她一报告敌人，就把我们的人逮捕起来了，有的杀了，有的关了，所以这人比公开的敌人更可恶，更可恨，危害更大。” 张晋下了决心。杀奸的过程，比郑需凡更麻利。“一到那村，先进到她家把她抓出来，带到村边。村南有个干涸的河沟，在那地方用刺刀刺死的，因为四面都是敌人，我不敢开枪。” 战火纷飞之时，手刃汉奸，是这些少年特别的成人礼。他们战胜了自己曾经的片刻迟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战士。 <h3>“兄弟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h3> 抗日杀奸团的杀奸行动一个接一个。 1938年12月27日，祝宗梁、孙湘德、孙若愚刺杀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成功。次年1月11日，天津汉奸为王竹林举行葬礼，当棺材行至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引爆，一人死亡，三人重伤。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片《为国干城》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40年7月18日，北平前门劈柴胡同，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俞大纯被刘永康、叶于良枪杀，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成员乱枪打死。 头顶悬了一柄正义之剑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每有汉奸被杀，报上大肆宣扬，汉奸当然害怕。大点的汉奸都配备保镖了，出门都有警车跟着。那个时候时兴三轮摩托车，我们叫‘跨子’，三个警察，弄了一个大瓦圈搁车上，枪架在上面。”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展开“八月大逮捕”。平津两地的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冯运修在敌人抓捕时英勇抵抗，中弹牺牲。叶于良也被捕了。经受酷刑后，他被押往监狱服刑。此时的他，已经考上辅仁大学。5年的牢狱经历，让他与大学生活失之交臂。 “八月大逮捕”后，抗日杀奸团残存人员继续坚持十分困难，组织部分骨<bdo>?9９ｌｉｂ?</bdo>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胜利。 萨苏提到：“‘八月大逮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地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煞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逮捕’的劫难）。”他说，“包括冯运修在内的很多抗团成员，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抗战胜利后，一腔爱国热血的叶于良出狱，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他一年后辞职，后来任职于武汉金融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叶于良曾因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 镇反运动开始，叶于良被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经特赦后，他回到北京，后来在服装公司退休。 追忆往昔，89岁的叶于良老人讲起当年自己被捕后的一个细节：“那会儿也许是太年轻吧，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就这一条命，牺牲就牺牲了，无所谓。日本宪兵问我：‘你兄弟几个？’我说：‘九个。’他开玩笑似的说：‘九个，死一个没关系，还有八个。’我也笑，说：‘死就死吧。兄弟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 <h3>链接</h3> <h3>传说中的《色戒》女主角原型郑苹如</h3> 郑苹如（1918-1940），民国名媛，中日混血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国民党元老郑钺（又名郑英伯），母亲是郑钺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名门闺秀木村花子（随丈夫回到中国后，改名为郑华君）。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与军统同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秘密处决，时年23岁。 <h3>“民国第一杀手”和他的铁血锄奸团</h3> 1929年，王亚樵（斧头帮帮主，民国史上“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自任会长，颇得人们拥护，从此当上了“安徽帮”的领袖。王亚樵把他的秘密社团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专门暗杀汉奸。这个组织包括政工组、联络组、情报组、后勤组及锄杀组等，团员有郑抱真、余亚农、余立奎及华克之等30余人，声势较大。王亚樵1936年身故后，该组织继续活动。 铁血锄奸团的主要锄奸活动有：1931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热水瓶炸弹炸毙，由王亚樵参与策划，韩国志士执行；1935年11月，汪精卫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孙凤鸣击中三枪，留下致命伤；1935年12月，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被刺杀。 <hr /> 注释： 下编 抗战散记 第三章 鬼子！ <h3>亲历者</h3> 铃木良雄——时为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一一零大队伍长 金子安次——时为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二等兵 河村太美雄——时为日军华中派遣军步兵第三十四连队少尉 <h3>编导手记</h3> 我们的总策划崔永元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我非常担心，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最后我们选择告诉。因为不说不行。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想，让他感到“困惑”的几集节目中，《鬼子！》差不多首当其冲。因为这种“困惑”我也曾有过——真实到底该如何呈现？ 当然，我们的节目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但让我们“困惑”的“真实”却另有所指，那“真实”充满血腥、残忍、丧失人性和道德…… 在节目中我强调了一个事实：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只是400多万侵华日军中两个最普通的日本兵！ 被遗忘、掩盖、丢失掉的真实又有多少！ 日军的随军记者曾经记录下的日本士兵勇武、干练，又不失阳光、善良，他们是日本人民心中的天使。天皇的部队，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大多数日本人民仍旧坚持这一看法，即便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完毕后。 但日军的随军记者也曾经拍下另一部分照片，这些照片全部加盖了“不许可”的印记，而这部分照片中的日军形象完全不同于流传在当年的杂志、书籍上的，他们狰狞、残忍，毫无人性。 当这些真实被刻意掩盖、又在时过境迁后被遗忘的时候，我们所要呈现的“真实”就被赋予了使命感。 而另一方面，“困惑”的另一层含义是，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 崔永元先生不止一次强调：我们不是在激化民族矛盾，只是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历史。 如果讲述事实只会带来这样的结果，那同样失去了“真实”的价值。 在翻看节目素材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让我既难以忍受又十分困惑：两个日本老兵在讲述时，尤其是铃木良雄，即便在讲述最血腥最没有人性的行为时，他也会不停地笑，笑得干硬。我专门请教了我们的日语翻译王凡先生，他告诉我，这其实是这个日本人在表示他的礼貌。 这个解答加重了我的困惑。 在姜文导演的中，当花屋小三郎大声吼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时候，鱼儿的困惑是，日本人怎么说好话还没好脸？董汉臣的解释是，日本人就这样，要不为什么叫鬼子。 但不管是我的困惑还是电影里鱼儿的困惑，只有一点点地了解了，才会慢慢接近真实。我们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1940年12月3日，20岁的日本渔家子弟金子安次脸上带着笑容，和同为应征新兵的上千名同龄人一起，在东京上野公园集合。 金子安次忘不了离家时的情景。母亲站在灶前，背对着他。他说：“娘，我会当个上等兵回来。”母亲说：“我不要金平糖，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母亲这么说，让金子安次很不高兴，甚至有点看不起她——对于出征的新兵，大家都不说“活着回来”，都说“为国捐躯”。“自己的母亲竟说这种话……我已被冲昏了头脑，飘飘然想，看我英勇凯旋！”觉得不当兵不是好汉的金子安次，决然地走了。 在上野公园集合的新兵中，有一个名叫铃木良雄的青年。当时，金子安次不认识他，更不会想到，60年后，他会和这个人一起坐上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的证人席。 新兵们穿上军服、军靴，列队走向芝浦港。路边，人们欢呼着，挥舞着国旗为他们送行。 人山人海的港口，新兵们登船。金子安次在船上凝目四望，见到人群中的父亲，他举着一幅写有“金子安次君，庆祝出征”的大字锦旗，旁边站着母亲。 “他们想告诉我，妈妈在这里哟。太多人了，没拿锦旗的话，人海中找不到。”金子安次说，当时部队规定新兵不许挥手，不许讲话，只能敬礼。“说不定已是永别，有些小子不顾一切地挥手。” 军乐队开始演奏《友谊万岁》。向父母敬着礼的金子安次，变得伤感万分。 船起锚了，送行的人影越来越小，金子安次心想：“一定要活着回来。” 船驶往中国。新兵们已经听说，习惯用“鬼”来形容凶残恐怖之物的中国老百姓，憎恨地称日本兵为“鬼子”。他们没多想这个词的含义，一心想着，一定要做个英雄，活着回来。 <h3>“为了天皇陛下”学会杀人</h3> 船在青岛靠岸。新兵们乘火车到了济南，分别转往各自的部队。金子安次前往位于兖州的华北派遣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后整编入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四大队报到。 在第四十四大队兵营，金子安次和其他人一起，开始接受新兵教育——用金子安次的话说，不折不扣全是杀人训练。 每天清晨6点，天还没亮，军号声响起，新兵们在慌乱中起床，急匆匆冲向操场。“如果迟到，此时首先被打。”金子安次说，大家赤裸上身一起做运动，“冷得要命，真是寒风刺骨呀。” 金子安次回忆，室内上课的教科书是《步兵操典》、《作战要务令》。国际法方面，比如《海牙陆战规则》讲义里只字未提，士兵们都不知道有这些条约的存在。 每晚就寝前的列队集合，新兵会被教官点名要求背诵《军人勅谕》，背不出来的就被打。《军人勅谕》用古文写成，字里行间，尽是对天皇的尊奉。 在新兵们心目中，天皇的地位是神圣的。金子安次记得，从读小学起，学校就实行“天皇是活着的神，日本是神的国家”这种教育，校园里有一座“奉安殿”，供奉着天皇照片及《教育勅语》，学生们经过，必须行“最敬礼”——全身成一直角鞠躬。“粗心大意忘记敬礼，被视为不敬，会给老师打。”从小到大，天皇是神这想法，他深信不疑。 即使有人例外，也无法超脱。 1943年入伍的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就读师范学校时的情况： 对于军国化的学校生活，有些人老老实实并不热心追求；也有些人持有怀疑：“这样做对吗？”也有的人认为应该用其他的方法。这些人都成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谁都被迫承担着军国主义，而争先带头：“我要成为皇军士兵的先锋。”从内心里封闭了对困难的真实的追求，而被那些看起来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个人利益所迷惑。专横跋扈的军部以权力为背景，把国体论及侵略政策作为神圣的东西抢先渗透到师范学校。在“磨炼皇国国民”、“归一天皇”这样的锦旗下，教师、学生的人格、才能、人权都被否定了。那时的教育界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教育的军国化，当然是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全部推行的，自由主义的教授多数被捕入狱。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纯情无瑕的、没有怀疑批判能力的青少年，不可抵挡地转化成军国青少年。 新兵们总是听到教官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日复一日，新兵们逐渐相信，为天皇去征服一个劣等民族是自己生来的神圣使命。金子安次说，新兵们上战场前写遗书，都会写上“为了天皇陛下”这样的话。 新兵教育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作战教育，包括露营、抢掠、屠宰抢来的家畜等，还有一项，就是杀人。 新兵全都拿着步枪在一处乡镇广场集合。几个中国人被绑在树上。金子安次记得，其中一个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新兵们来到树前约10米处，排成一列。教官命令他们把步枪装上刺刀，刺绑在树上的人的胸。 “不听命令的话一定被打，骂你：‘你这小子还算是天皇的军人吗？’可是，用刀刺人呀，多可怕的事呀，大家都不愿意做，都在那里被打得鼻青脸肿。”金子安次说。结果，在长官的威逼下，他们一个个一边大声喝叫一边把刺刀刺进中国人的胸。 金子安次的刺刀刺进一人的身体后，刀尖猛然卡在肋骨之间，他手里完全使不出劲，枪脱手掉落。教官马上打了他几拳，喝令他排队再来一遍。“他叫我们看着对方的脸，但我不敢看。对方没有用布蒙眼，一看他的脸，就见到他狠瞪着的目光。” 金子安次看看四周，只有一个新兵蹲了下来，就是曾在日本当和尚的权田。“他说自己是出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人。”教官扯着权田的衣领，强逼他站起来，喝道：“刺他！”权田哭着说：“我干不了，我干不了。”“最后权田还是没有杀，但自己被打得命也快没了。”金子安次说，“真的下不了手，用刺刀杀人，普通人怎么干得了这些事呢？对手还是毫无反抗之力呢。” 老兵们向新兵演示：为免刺刀被肋骨卡着，刀一刺进胸膛，马上把刀锋横转。 刺杀俘虏训练经常进行。“亲自杀人才能训练勇气，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大量产生成熟士兵”的理论，在日军中流传甚广。 金子安次说：“最初对杀人这些事很抗拒，但真的上了战场，渐渐不觉得杀人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觉得打仗不可能不杀人。出去作战时，每天都杀人，后来慢慢觉得杀人也挺有趣，所以想出很多杀人方法。拷问至死、辱杀妇女……最后连权田也杀人了。” <h3>跳进井里的孩子，扔进井里的手榴弹</h3> “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被灌输了这一观念的金子安次，在结束新兵教育后踏上战场。 当时，日军把中国国土分成了三种类型的地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非治安区”。“治安地区”是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下的地区；“准治安地区”是一半处于日军控制下，一半由中国军队控制的地区；“非治安区”是日本军队没能控制的地区。 “我们进入‘非治安区’后，当时军队指挥官公开地指示我们，在‘非治安区’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干你们想干的一切。”与金子安次同时入伍、同在第五十九师团的铃木良雄回忆说。 1941年秋天，金子安次所在部队进入山东莱芜和新泰之间一座村子，与八路军作战。攻入村子后，日军逐户搜查。 金子安次和一个老兵闯入一户人家，他们发现角落有人，是一个30来岁的妇女和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 老兵兴奋地对金子安次说：“你把孩子带出去，在外面站岗，等我干完了以后你再来。” 金子安次回忆道，他从妇女怀里夺下孩子，带到门外。孩子又哭又闹。屋里传来女人的怒吼。 老兵扯着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屋里拉出来。女人不断尖叫、反抗。老兵气急败坏地说：“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老兵把女人拖到了约20米外的一口水井旁。他让金子安次过去帮忙，一起把女人扔到井里去。老兵抓着女人的头，金子安次抓着她的腿，把她头朝下投进井里。女人的尖叫声之后，是井底传来的破水之声。 据金子安次回忆：老兵点了一根烟。孩子哇哇大哭，喊着“妈妈，妈妈”，围着井台乱转，扑通一声，跳进井里去了。 老兵沉默了一会儿，对金子安次说：“安次，要有武士精神，扔个手榴弹下去。” 金子安次掏出手榴弹，拉掉引信，扔进水井。井下传来轰然巨响。 “这个时候，心理有很大冲击。对方只是个孩子，冲击很大。”金子安次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 心理的冲击过后，金子安次在老兵恣意的笑声中渐渐安心。 他知道，同情中国人是会被当做胆小鬼的。他也跟着笑起来，虽然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战火中，新兵变成老兵，人变成鬼。 金子安次自述：在中国待了5年，只有第一年和第二年当新兵的时候没有强奸妇女。“只要出去打仗就要强奸妇女，士兵之间也互相攀比，你强奸了两人，我强奸了三人。”金子安次如是回顾当时自己的心理：“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要战死，反正要死掉，不如堂堂正正地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再加上当时我们日本人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甚至骂中国人为‘中国佬’，强奸中国妇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金子安次说，当时，他随部队辗转济南、泰安同八路军作战，老兵们一进街区，就到处搜查是否有女人。如果找到了女人，两三个人合伙，有人去站岗，有人去强奸。 经历了和金子安次同样的心理转变后，铃木良雄在战场上渐渐无所顾忌。 铃木良雄说，他所在的部队占领一个村子后就建立一个据点，然后派出小分队到周围的村庄“扫荡”。当了士官的铃木良雄对手下15个士兵说，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意强奸妇女。 铃木良雄称，在一次“扫荡”中，他和手下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处很大的宅院，七八个老太婆，脸上都抹着乌黑的锅灰，身上很脏，畏缩在房间角落里，浑身发抖。 铃木良雄在她们中间发现了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就用手枪和军刀威胁老太婆们，想把她们赶开。 七八个老太婆哆嗦得更加厉害，但身体还是挡在年轻妇女的前面，怎么也不肯离开。铃木良雄和他手下的士兵，好半天才用刺刀赶走了这些老太婆。 “等回来想强奸那个年轻妇女的时候，发现她不见了。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她。”铃木良雄说，士兵们都已经疯狂了，吼叫着四处打砸，最后在一个猪圈里找到了那个妇女。这可怜的女人浑身上下沾满粪便，脸上也抹上粪便，只求躲避强奸。 “要是普通的人看到她这么想保全自己，弄得全身都这么脏，也许会放过她。可是当时的我却正相反，硬是把她从猪圈里拉出来，强拖进房间。” 铃木良雄提到，当时，只要是女性，不管多大年纪，日本兵都不放过。回忆往事，白发苍苍的铃木良雄语音颤抖：“我敢肯定地说，当时所有的士兵，都有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 金子安次承认，按当年日本陆军军纪规定，强奸无辜平民妇女者要受惩罚，但实际上，“日本军队在中国占领区大肆强奸中国的无辜妇女，却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 不受惩罚的兽行，让日本兵深陷其中。就在青天白日下，他们成为一个个凶残的鬼。 <h3>家乡的孩子，异国的鬼子</h3> 战时中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炮声成为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当然，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当年在河南信阳西北的游河城所见： 从游河城东门到南门的河滩上，靠近城墙一溜儿摆着几百个摊床。有的用席子围着，有的没有，有的搭着棚，有的就摞在地上。虽然有些杂乱无章，却是一个定型的市场，各种物资买卖交换的场所。 随着战事向其他地区转移，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也越来越热闹。市场上人来人往，像是在赶庙会。走在人群里，看着人们讨价还价，会使人忘记这是在两国交兵的前线。 年轻的日本兵们也会思乡。河村太美雄记得家乡的模样，记得家里的温暖。“尽管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是每天的晚饭时间大家都特别高兴。虽然贫寒，但是母亲总是想法儿做些合乎季节的饮食：年糕山豆汤、豆馅儿年糕、咖喱饭、鸡素烧、猪肉汤等等应有尽有。她还常常围着饭桌跑来跑去帮着布菜。此外，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擦得油光光的灶房木架上看到六七个装好了的饭盒，并在开有天窗但没有铺地板的房间看到整齐地摆着一排草鞋、木屐等。” 可这景象，已经不再。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怀孕的姐姐们，还有那些没长大的侄子侄女，日子变得冷清。 金子安次记得，战时，日本政府鼓励妇女多生孩子，生10个以上的可以得到政府奖励——生了男孩，长大成人可以当兵，也可以成为壮劳力，而女孩长大以后又可以生儿育女。政府宣传说，现在是充满危机的时刻，日本人不能过多去考虑其他的，而应该和反对日本的国家，英勇地作战到底。 “但是，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日本的政策一下子都变了。他们命令我们屠杀妇女和儿童，因为，妇女可以生孩子，而儿童长大了以后会起来反抗日本人。上年纪的人由于失去抵抗能力，可以放过他们，但是，要把妇女和儿童统统杀掉。”金子安次说。 同样是女人，同样是孩子，在那边是亲人，在这里却要被自己亲手杀死。家乡的孩子，成了异国的鬼子。 家乡在万里之外，母亲和姐姐们的样子渐渐模糊。鬼子们知道，除了胸佩勋章回去，别无退路。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如此解读日本士兵的心理特点： 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他认为：“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 当然，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病态和可怜，他们一只手将刺刀刺入孩子的身体，另一只手则伸向女人。 金子安次说，他曾和老兵把一个漂亮女人抓回兵营，并与七八个日本兵一起轮奸了她，有人还极其下流地问她感觉如何。此时，女人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奄奄一息。 金子安次还讲到自己参与的另一件残酷罪行：一个老兵强奸一名妇女，女人拼命反抗，老兵命令他和其他几个士兵把女人按住，老兵把浇了汽油的棉花塞进女人的阴部，点火，火苗一下子蹿得很高，活活把女人烧死。 同样犯下累累罪行的铃木良雄，如此剖析当年自己的心态：“我本来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但是临近战败的那一年，我已经意识到日本已经不行了，日本军队已经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是战败，早晚会战死，作为一个男人，在死之前豁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因为疯狂的强奸和轮奸，不少日本士兵都染上了性病。铃木良雄说，当时日军内部有个规定，一旦被军医发现患有性病的话，下级军官要连降两级，士兵则绝对不能晋级。得了性病的士兵不敢找军医治病，就到城里的医院高价买来针药，偷偷地自己注射。针药太贵，单靠军饷是不够的。“当时中国人总是随身携带一些现金，日本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抢劫行人的钱财，再去买药治病，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当年，不光是铃木良雄，几乎所有的鬼子都一样，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林语堂在《为什么日本必败》中说：“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他认为，“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他们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 <h3>“谁把我们变成鬼？谁也不喜欢变鬼。”</h3> 1945年，日本战败。 金子安次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劳改5年。“为天皇而战才成为俘虏，以为天皇一定会来救我。但是，过了3年、过了4年，他还没来。我可受不了营养不良和强逼劳动，几乎命都丢了呀。” 1950年7月，作为被遣返中国监禁的969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战犯们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据金子安次回忆，中国政府基于“把犯人当人看待，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方针，严禁管理所职员对战犯的一切体罚及侮辱性言行。很多职员的亲人都被日军杀死，面对仇人，却没有打骂对方。战犯们的膳食比职员更高级：职员吃高粱饭，战犯吃大米饭。 对于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立场，“那时我心中最感激这一点，我们没人会否认。从没想过他们会这么对待我们。我们真的感到，中国人温暖的人情一丝丝渗进来。”金子安次说，不过，在这里，他一次也没有真正正视、从心底反省自己的过去，没有坦白说出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 1956年7月，作为被释放回国的328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回到暌违16年的日本。同时回国的，还有曾经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铃木良雄。 回到自己的国家，战犯们心底凉了半截——金子安次说，周围的人都用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红色国家”回来的人，认为他们被洗脑了。“大约两年，一直都有警察监视。大家都是。”他的工作因此丢了。警察监视与社会偏见中，很难重建自己的生活。 金子安次做小生意，成了家，终于安定下来。 小女儿5岁的时候发烧住院，夜深人静时，金子安次想起当年那个跳进井里的孩子，这回忆挥之不去。“我当兵时，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呀？那时才如梦初醒。” 金子安次开始受到良心谴责。“在中国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的。我对自己的孩子和太太没法提起在中国所干的这些事情。”他说，“当后来自己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又想起那个井边的孩子。反正每当看到孩子，就想起这件事，非常的痛心。” 过去的种种深埋于他的内心，一切仿佛无人知晓。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妻子，并未过问。 其实，妻子明白一切。记者到金子安次家采访时，妻子避到小房间，跪在佛像前诵经。 而铃木良雄的妻子直到丈夫初次接受采访，才知道丈夫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后来，每当丈夫接受采访，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铃木良雄缓缓说：“长时间以来，这种因良心发现而产生的负罪感一直深深地折磨着我。我干了坏事，虽然当时不认为自己干了坏事，但过后，我觉得我真是干了丧尽天良的事。” “我和铃木的心情一样，如果他们（战争受害者）在面前的话，一定要向他们谢罪。”金子安次低下了头。 2000年12月，东京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上，前陆军曹长（上士）铃木良雄和前陆军伍长（下士）金子安次坐上了证人席，就当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性暴力罪行、强召慰安妇等情况作证。金子安次最后说：“同样的错误不可再犯，要防止重蹈覆辙，只有靠仍然活着的我们说给所有人听。” 一位曾被迫当慰安妇的老人听完后说：“现在，我可以原谅日本士兵了，终于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而活了。” 2001年11月，东京，曾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刘面换老人的证言大会上，金子安次发言：“我是战犯，那时早已准备被判死刑。无论怎样，我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民、强奸、放火，当然应该判死刑。但中国只字没提死刑。我们为了赎罪，一定要把日本当时的侵略战争实况公之于世，所以在各位面前剖白自己的罪行。” 金子安次说：“我们的的确确是极恶坏人。受害者见到我们就像见鬼。但是，谁把我们变成鬼？谁也不喜欢变鬼。” 一些当年的鬼子死不悔改，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一些当年的鬼子沉默不语，把耻辱带入坟墓。 一些当年的鬼子后半生用行动赎罪，重新成为一个人。 1937年8月应征进入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东史郎，以出版战争日记作为赎罪方式。 东史郎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手记》，同年12月，以其日记为蓝本的《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出版，其后又在中国出版，也就是。在书中，东史郎揭露了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向中国人民谢罪。他写道，“日本军队加害于中国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理应反省。”“东史郎或许永远都会被中国人所憎恨，但我相信澄清事实真相，并深刻反省，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这就是我公开日记的原因。” 自1987年12月东史郎从日本赶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起，东史郎先后七次赴华谢罪。在日本，他受到右翼势力围攻，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 鬼子，阴魂不散。 还在世的侵华日军老兵们，都已老态龙钟。 70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张入伍明信片，有人还保留着。河村太美雄的那张明信片上写着：“入伍通知：限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四月一日上午八时到中部第三部队报到。”一个个字眼穿越时空，仿佛夹杂着硝烟、血腥和叹息。 “从这一天起，我和我的一切就交给了这张一分五厘钱的明信片了。”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道，“入伍那天，天气非常晴朗。当来到营门前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使我停下了脚步。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营门前站着威严的哨兵？或是从营房里传出来的呐喊声，或是因为眼前这座桥是通往死亡的大门？” <h3>链接</h3> <h3>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报告里日军训练的口号</h3> 不能有情欲 要忘记你的家人 从不流露感情 以最艰苦的方式做每一件事 不要让你自己轻松舒适 惩罚你自己对舒适、食物和水的欲望 默默经受疼痛和艰苦的考验 这样你就会成为上天之子 <h3>1941年日本陆军省《战阵训示》之一</h3> 生时不受俘虏之辱 死时不留罪恶污名 <h3>侵华日军奸污中国妇女概况</h3> 据《晋冀鲁豫边区八年抗战中人民遭受损失调查表》记载，晋冀鲁豫边区被奸淫妇女达36.3万人，其中12.2万妇女患上性病。 日军在南京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强奸罪行，在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有2万多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当时日军第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供称：“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女人强奸完了就杀掉。” <h3>中国归还者联络会</h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成立了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战犯。1956年，这些战犯中的大部分人被释放，回到日本。1957年，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日本各地通过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撰写回忆录、证言集等，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破坏等战争罪行现身说法，表达反省之意。日中友好协会曾制作收录他们证言的录像片《证言——侵略战争（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 <hr /> 注释： 下编 抗战散记 第四章 逃出731 <h3>亲历者</h3> 左宪良——时为731细菌部队劳工 朱玉芬——时为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村民 筱冢良雄——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班学员 松本博——时为侵华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卫生兵 越定男——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运输班司机 汤浅谦——时为侵华日军山西潞安医院军医 三尾丰——时为日本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 <h3>编导手记</h3> “电影不是直接简单地反映给大家看，例如表现战争的惨烈，表现人们的反战情绪，并不是简单的暴力、尸体的展示，而是如何缩短与现实的距离，希望观众反省反思，而不是刺激的场景。” 这是亚洲导演李沧东，在“新锐导演计划”课堂上的一段讲话。触类旁通，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同样适用于纪录片。 小的时候看电影《黑太阳731》，只记住了阴森恐怖的氛围，真正对这事开始了解，并有新的认知，是在《我的抗战》创作阶段，在《泣血控诉》的画册里，100位中国老人写满沧桑的面孔让我深受触动。 60多年前，他们经历了那场战争，是战争的幸存者，这些幸运活下来的人，却不幸被细菌感染。战争留给他们的伤口，每一天都在溃烂。战争已经结束，但肉体带给心灵的折磨却从未停止。 每次看到那些面孔、那些伤口，我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忍不住地想要探寻，在一张张写满了伤痛的面孔背后，隐藏的是怎样一段历史。很幸运，在筱冢良雄的故事里，我找到了答案。 1939年，筱冢良雄是一名15岁的日本少年，他当时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在进行军事训练，为了逃脱教官们的殴打，筱冢良雄参军报了名，他和很多同学一起来到了中国。因为征兵者承诺：“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还可能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 1942年，筱冢良雄接到了新任务：帮助军医准备已感染上细菌，即将被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在解剖室内，筱冢良雄用板刷把即将接受活体解剖的中国人清洗干净，军医用听诊器确认受害者还活着，在进行解剖后，筱冢良雄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在知道了细菌战的真相后，正式编入军队的筱冢良雄，面对的是严酷的军事法。一是非常严酷的《武器保护法》，对于所从事的工作要做到不听不看不说，另一个就是《陆军刑法》，如果任何人逃出部队的话，就将作为一个逃兵被处死。 战争，只有杀戮，只有满地的弹壳。 1945年，石井四郎在逃离中国前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并向他的部下宣布了严厉的军令：“绝对不能把在部队里做的一切事情说出去！” 60多年过去了，回到国内的日本老兵中有的人良心发现，他们开始不断地经受着精神和心灵上的折磨。因为他们曾参与细菌战的过程始终不能表露，有些人终日惶恐被送进精神病院，有些人因做过这样罪恶的事情心神不宁、经常搬家。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至今没有悔悟，他们甚至裹挟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陷入愚昧的狂欢。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这一天的《大公报》社评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 这一年6月的一天，黑龙江延寿县，正在干农活的青年左宪良突然接到伪区公所征集劳工的命令。这一天，全县有500多人接到了同一命令。 劳工们被告知，将要上国境线去，没有期限。他们并不知道国境线在哪里，但他们都听说过，凡是被抓到国境线去做劳工的，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有人警告我们，谁也不许往回跑，跑回来还是死罪，而且爹妈都得死罪。”左宪良回忆说。 身处沦陷区，他们不敢反抗。一辆载着500多名劳工的火车，在家人们的哭泣声中慢慢远去。 “乘警告诉我们，谁往外瞅就把脑袋砍下来。”左宪良和工友们惊惧不安。轰隆隆的列车，像是通往地狱。 <h3>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h3> 几天后，左宪良和工友们被押送到劳动地点——位于哈尔滨平房镇的一个场区。左宪良记得：“大墙一丈多高，四周都是铁丝网圈着，南边有门，两个站岗的。” 场区只有一个门进出，劳工们每次必须经过门岗卫兵搜身检查后，才能进入场区劳动。左宪良当时的工种是木工。 在左宪良的记忆里，劳动时总是提心吊胆。“在那里头干活，不许你打听，不兴你乱瞅，你走吧，就这么直接往前走，东张西望都不行。旁边有日本鬼子，端着枪，带刺刀，看你往周围一瞅，一枪就打死你。” 据左宪良回忆，日军对劳工们规定了十二条禁令：不准经过场区乱看，不准谈论场区事情，不准给亲友写信，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等等。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处死。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也学会了应对的办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仓库，我们白天干活，卫兵走过去了，我们就偷着瞅。” 场区里有一幢灰色建筑，戒备森严。左宪良和工友们就在灰色建筑外的空地上干活，建筑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他们无从知道。 据左宪良回忆：一天，工地上出现了两只老鼠，“我在另一边，我听到有人说，踩死了，踩死了。我看他扒拉扒拉，用棍子掘出来，一看，黄老鼠，大眼贼。” 工地上这个小小的变故引来了日本人。让劳工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工头竟然因为两只老鼠被踩死大发雷霆。“日本人关岗来了，拎个棒子，半截扁担长，上去打他，那小个子就立正站着，老给他敬礼，嘴上说，哈伊。”左宪良说，整个场区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事情似乎比大家想象得还要严重，劳工们被命令放下手中的工具排队站好。 个子最高的左宪良站在了整个队列的前头。“（日本人）到我跟前，把那棒子撇了，扔到一边，啪啪啪打我耳光，又抬腿踹我一脚，一踹就倒了，脑袋一下子嗡嗡响。我寻思，好好的，打我干啥啊？” 左宪良被打掉了两颗牙齿，耳膜也出了血，疼得就地翻滚、惨叫。其他工友在日本兵的胁迫下被迫互打耳光。 左宪良记得，后来日本工头找来翻译告诉大家：“今后再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准踩死！” 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 <h3>为什么防疫给水部队要从事跳蚤繁殖？</h3> 劳工们对老鼠充满了困惑。场区内21岁的日本兵筱冢良雄，也有着同样的困惑。 筱冢良雄回忆说，1939年的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一所中学里，一名征兵员向学生们许下效忠天皇的美妙诺言：“你们如果参军，会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还将得到大笔的奖学金。”听到这个消息，少年筱冢良雄十分开心。 “当时日本的学校不是学习的地方，而是军事训练的地方，一直在进行训练，经常被教官殴打。由于这样的情况，更想加入军队，也许能逃脱。所以连家长也没有说就报了名。” 那一年，筱冢良雄只有15岁，他在录取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两个月后，筱冢良雄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了中国，加入驻扎在哈尔滨平房镇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于这支部队的渊源，在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秦正氏、荻原英夫合写的《“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有如下描述（有删节）：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队号是“满洲第731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 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他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非常狡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当做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731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1933年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哈尔滨）平房车站迤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 以活人做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以该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半径的范围以内，划为特别地区。以《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为护符，从该处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即在双城街道、拉林街道、平房街道、阿城街道等各街道上，经常有伪警和宪兵严密监视。在这片土地内的23个村，1.2万农民都变成了731部队的奴隶。 731部队的人员，也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骤然增加。到1942年，部队人员已达2000余名。 另一方面，在1938年以后，更把731部队的基干人员，置于中国关内各地的沦陷区内。于是在中国各地，组成了一张细菌战的网，到1940年7月，遂对中国大陆开始了细菌战。 1907年的《海牙国际公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决议书》都明确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以及包括细菌武器在内的生化武器。日本是这两个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却秘密建立细菌部队。 日本人森村诚一曾经采访了一些原731部队成员，在其著作《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中写道：“我在采访期间，只是从前队员的谈话里才略微窥见该部队的一副可怕的凶相。这个731部队本是从日本陆军中派生出来的一股恶魔式的部队，它的任务是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于武器上，肆无忌惮地想要发动已被国际法禁止的细菌战争。” 1940年春天，筱冢良雄被派到了跳蚤繁殖部门。“在暗室里，湿度很大，温度很高，我们当时每次只能进去30到40分钟，都是赤身裸体在外面罩上一层白衣，穿上木制的拖鞋，进行跳蚤的繁殖。” 筱冢良雄最初以为，防疫给水部队的任务是负责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防疫给水部队要从事跳蚤的繁殖。 筱冢良雄负责每天将老鼠放入培养了大量跳蚤的暗室里。“放入的老鼠都是被注射过鼠疫菌的，这样就产生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据筱冢良雄回忆：病原菌的大量生产是根据第10号关东军作战命令进行的。至于细菌用到什么地方，怎样使用，他一无所知。直到1941年，他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才知道这支防疫给水部队的真正工作。“生产的细菌要确认它的杀伤力，实际上就是杀人的实验。”筱冢良雄说，杀人实验要进行活体解剖，“为什么活体解剖很必要呢？因为培养细菌时会有杂菌进入，腐烂尸体中的细菌就含有很多杂菌，因此必须趁人活着时解剖，从脏器里将细菌提取出来。” <h3>被运进来的，绝对不能活着出去</h3> 朱玉芬没有见过父亲朱云桐的样子，因为父亲在被日本兵抓走时，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来得及为她留下。那一年是1941年，在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父亲被抓走两个月后朱玉芬才出生。 后来，朱玉芬听大人们讲，父亲和二叔朱云岫都是抗联战士，二叔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捕。 据朱玉芬回忆：“我姑姑上了火车，就在那车厢连接的地方，看到我二叔了，二叔披个棉袄，手倒背着，因为被绑着嘛。我姑姑说，二哥你干啥去？他就拱拱嘴，意思是日本宪兵队在那儿，不让说话，只是说，你告诉家里吧，我没事。” 朱云岫被抓走几天后，因为汉奸告密，日本宪兵来到山河村，踹开了朱云桐家的大门，朱云桐来不及和已有身孕的妻子道别，甚至还没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被带上了开往宪兵队的汽车。 整整60年后，朱玉芬才第一次见到了二叔的照片——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保存着一份长达15万字的《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档案中，朱云桐和朱云岫的名字紧挨在一起。档案中的《昭和16年度扑捉谍者处理一览表》，清楚显示了当年朱云桐和朱云岫被带走后，被押送的目的地，正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 “被运进来的，绝对不能活着出去，这一点很清楚。”曾负责将被捕后的中国人押送到731部队的原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三尾丰说。 原731部队队员越定男提到押送中国人的情况：“为了掩盖同一辆车的频繁出入，而不断更换车牌。押送时，驾驶室坐3人，后面车厢里都是‘马路大’，被苫布遮挡。5年内，共运了3000人。” 朱玉芬的父亲和二叔被押送到731部队后，她的奶奶每天都守候在院子外的小路上，老人相信两个儿子总有一天会平安归来。“我奶奶领着我妈，去了宪兵队，带着给我爹的棉袄棉裤，宪兵队的人说，东西你搁这儿吧，（你儿子）几天就回去了。” 但是，年过七旬的母亲没有能够盼回朝思暮想的儿子，直到老人去世，两个儿子还是杳无音信。 朱家兄弟和其他被押送到731部队的中国人一样，在这里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原731部队队员松本博说：“这些俘虏来的时候还都穿着衣服，根据各人的体质适用于霍乱还是适用于鼠疫等，分配到各班，然后把这些人的衣服扒光，每人都放入一个50厘米长宽的装动物的小笼子里，不能直立也不能躺着。笼子里有一个大小便的器具，除此之外，什么生活用具都没有，连大小便的纸都不给。吃饭的时候，不给饭碗，只是用纸卷起来，这些人把手从铁栏杆空隙伸出去拿，当然也没有筷子，没有勺，都是用手抓饭吃。他们根本没有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这些俘虏在笼子里关了有半年时间，上面认为他们已经有了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他们就被送到处理室。” 左宪良也差点被送进了处理室。1945年7月，他被抓来劳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天午后，分队长命令他和一名军官去仓库取东西。 据左宪良回忆：所谓的仓库，正是平日里严禁劳工靠近的那幢神秘的灰色建筑物。空旷的车间里有几个油罐形状的大机器，6个日本人穿着黄色工作服，戴着白色手套、口罩，正在查看机器。将他带进仓库的军官走过去，跟其中一人小声议论。“那人看着我。说啥啊？日本话，不知道。” 虽然听不懂日语，左宪良从那人打量自己的眼神中，感觉到对方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留下。“那人摆摆手，军官领着我又走。” 军官将左宪良带到了其他几个穿着工作服的日本人面前。在打量过左宪良后，他们都向军官摆了摆手。 当左宪良走出闷热的车间时，汗水已经湿透了全身。回到工棚后，他立即被工友们团团围住。“他们问，你拿啥啊？我说没拿什么啊。他们都说，你命大啊。我说咋命大呢？他们说，日本人领去那里的劳工，没有一个回来的。” <h3>你这样的算人吗？</h3> “哈尔滨以北250公里处，有个安达野外实验场，在这里曾多次用活人做细菌弹实验：把四十多名‘马路大’绑在十字架上，排成圆圈形状，向中心投放陶制细菌弹。我们观察的人站在大约4公里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就看到突然涌出一片烟尘。为了不使‘马路大’在实验中死亡，在他们胸前挂上铁板，戴上帽子，因为如果他们死亡了，就观察不到实验效果。”越定男回忆说，“在实验时，有一个‘马路大’解开了绳子，从十字架上掉了下来，随后‘马路大’一个一个都被解开绑在身上的绳子，向四外逃散，但实验场地很开阔，是无法逃脱的。731部队队员驾驶汽车，将他们逐一轧死。” 筱冢良雄负责对那些在实验中染上细菌的中国人做活体解剖。“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去，被解剖的人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蔑视，似乎在说，你这样的算人吗？我只能闭上眼睛。” 解剖过程非常残忍。 以下是几个原731部队队员的讲述： 胡桃泽正邦：“先麻醉被解剖人，让他睡眠，然后解剖，血像打开龙头的自来水一样涌了出来。因为麻醉不够，（被解剖人）在中途醒来的情况也有。解剖中国女性的时候，她们叫喊着，要救自己的孩子。” 汤浅谦：“准备一个大瓶子，有管子接入。准备完之后，就从（被解剖人）大腿部位把血管切开，血就喷出来，从管子流入大瓶子里。等血渐渐止住了，让现场的军医在（被解剖人）胸部按压，把心脏里最后的血挤出来。（被解剖人）抽搐，这个生命被夺走了。这时候出来的血变成血泡，和空气一起从管子里流出来。我们就进行这种残忍的事情。” 汤浅谦：“有两个中国人被蒙着眼、绑着手，看守掏出枪来向两人的肚子开了两枪，两人还在痛苦地挣扎，我们40多个人，就把他们扛进手术室去了，接着就开始了手术练习。军医部长用军人特有的高傲声音说，在切掉睾丸以前让他们活着。” 松本博：“我的一个同伴是泌尿科的，他把中国人的睾丸举得高高的，很高兴地喊叫。” 筱冢良雄：“把他们的脏器取出来，用来繁殖下一代的细菌。” 筱冢良雄：“曾经看过冻伤实验：把中国人的手按入冰冷的水中，使其冻伤，有人因为冻伤而被砍掉手脚。” 《“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提及“731部队滔天罪行中的一鳞半爪”： 1944年秋，因生产鼠疫细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桥班（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内，有四名做“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术员，感染了鼠疫。（“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给老鼠，再把这只鼠喂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内潜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于鼠疫，会影响全体队员的“士气”，下令必须全力医救。高桥少佐在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的指导下，大量制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进中国人的身体使之感染，然后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丧命。用这样的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来医治受传染的队员。为救一个杀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须有四个爱国志士丢掉宝贵的生命。 《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一书中如是写道： 他们朝“马路大”的身上注入了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他们曾往“马路大”的静脉里注射空气，然后观察身体各器官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把人憋死。731队员们对于朝人体内注射空气，并且观察一个人被活活憋死的详细过程，是大有兴头的。 他们还把“马路大”倒吊起来做实验，观察需要经过几点钟几分钟才能死亡以及身体各个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时也把“马路大”放进一个巨大的离心分离器内反复进行高速旋转实验，一直转到“马路大”死掉为止。这些都是出于解剖的需要。 在这人间地狱，罪恶仿佛没有尽头。 <h3>尾号731</h3> 1945年8月初的一天，左宪良所在的劳工场区上空响起了凄厉的集合警报声，这一次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烧仓库。“日本人说，快快的，快快的，拿着鞭子抽我们。”左宪良说，日本人用枪逼着劳工们往仓库里扛木料，然后再浇上汽油和酒精，放火烧。 仓库里到底隐藏着什么，劳工们终于看见了。仓库里头还有很多牛和马，在熊熊大火中叫唤着乱窜，“没人管，日本鬼子也顾不了了”。 这把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所有仓库，全化为灰烬。 对于日本人这一反常举动，左宪良和工友们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3个月前，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法西斯于6天后投降。随后苏军对日宣战。石井四郎很快接到了日军大本营发来的电报：“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 石井四郎在日记中写下了撤离步骤要点：1. 工兵爆破；2. 焚毁；3. 挑选并携带；4. 第一批家属出发。 炸毁营区，焚烧仓库，一切都按石井四郎的计划在进行。 从7月17日开始，左宪良所在的劳工场区，除去做饭的30多人，500多人都去挖大坑。“日本人在树顶上坐着，他喊，快快的，老这么喊。还有人拿了半截扁担举着，看你慢了一点，他噼里啪啦就往你腰这儿打，可劲打啊，有的人腰被打肿了。就这样，越往后（他们）越着急，越往后越加紧了。” 据左宪良回忆：8月9日，紧急集合的警报再一次响起，劳工们被逼去把很多沉重的长方形木箱搬上火车。装车现场一片混乱，很多日军家属争先恐后上了火车。 此时，石井四郎下令开始消灭罪证。“首先令第一特别班长石井猛男将关在秘密监狱中的数十名爱国志士全部枪决。一个苏联妇女在狱中刚刚生出的婴儿也不例外。除把一切秘密文件、跳蚤、老鼠、细菌等烧毁之外，更命令工兵队将总部房舍——以监狱为中心，包括三层方形楼房的研究室、生产工厂在内——一齐炸毁。” 此后，“石井四郎尽早探知‘8月11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属确实’的外国情报，发出‘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将近80辆列车，开进队内的支线，装好2000余名队员和家属，于13日向南逃窜。石井和其家属则搭乘其女婿增田少佐所驾驶的飞机逃回日本。临逃窜时，他们把一部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731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的所谓‘特别地区’内立时发生了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146名善良的农民死于非命。” 从8月9日到10日夜间，左宪良和工友们连续干了一天两夜没合眼，有的工友因为极度疲惫，晕倒吐血，活活累死。左宪良和30个同伴不愿坐以待毙，风雨交加的黑夜里，他们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围墙逃了出去。 “走了五天五夜啊，从哈尔滨到家是450里地呢。回到家，我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妈，你怎么不认得我了？我是你儿子呀。妈哭着说，你怎么回来的啊？这儿看那儿看，说你累得都脱相了。” 1995年，当左宪良重返平房实验区时，他才知道了关于731部队细菌实验的全部真相。他和工友们一起挖的大坑里，白骨累累。50年前，除了逃走的左宪良与30个同伴，其余500多人全被活埋在这里。 左宪良如今年逾九旬，当年和他一起逃出来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他将家里3部电话的尾号，全都选择为了731。 而在日本，731部队的罪恶，很多人不知道。“战争结束以后，731部队队员们彼此都在顽固地隐瞒着这一段经历，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就好似在屏息中混着时光。” 2010年冬天，哈尔滨的大雪中，当年那座人间地狱的原址，被掩没在厚厚的积雪下。 <h3>链接</h3> <h3>731部队实验中遇害人数</h3> 在731部队的实验中死亡的人数，目前存在争议。百度百科“731部队”词条里的记述：“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森村诚一的说法是：“（731部队）曾以3000名俘虏为对象进行了非人道的活人实验。” <h3>石井四郎躲过审判</h3> 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隐居在千叶老家，由于害怕成为战犯，他连假葬礼都准备好了。 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石井四郎接受了美国细菌战专家汤姆森的审讯。他诡称：“创建731部队是为了保卫日本，研究细菌战是为了自卫。”他的助手内藤良一中佐与美军谈判，以提供人体实验和细菌研究资料为条件，换取了美国对731部队有关人员免除战争责任，逃脱了审判。此后，石井四郎在东京经营旅店。他信了基督教，经常免费给周围的孩子治病，并说：“作为医生救助生命真的很快乐。”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癌病死。 <h3>细菌战大“扫荡”</h3> 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如长春的一零零部队）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日机在湖南常德投掷了鼠疫菌蚤，以及带有鼠疫细菌的谷子、麦和棉花、碎布等杂物。投下鼠疫的数周内，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疫情持续了数年之久。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这场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细菌战中丧生。 1943年夏秋时节，日军驻济南细菌战部队于鲁西北地区扒开卫河大堤，同时播撒霍乱病菌，致使鲁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霍乱流行。时至今日，受害者的人数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据估计应不少于20万～30万。 <h3>细菌战遗留问题</h3> 数十吨生化武器在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多处，至今对平民还时有伤害，如2003年9月，在黑龙江，29名建筑工人无意间挖掘到了埋藏地下近60年的化学武器弹壳，造成多人受伤，一人死亡。 <hr /> 注释： 下编 抗战散记 第五章 黄埔军魂 <h3>亲历者</h3> 张访朋——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 易庆明——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王用中——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张修齐——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生 宋锡善——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生 饶平如——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李颂卓——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成为预备军官后，军装就不一样了。”王用中说。 张修齐回忆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师长就讲了：‘你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边搞军事演习的时候，那个敌人是假的，他不打你的，现在到这个地方来，你们在敌人面前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学校里不知道，你们自己到战场上去看。’”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如若过于强调背景，缺乏个人的鲜活的故事、细节与情感的叙述，注定会让人觉得百般空洞与枯燥。整篇编导手记写下来，像是在作论文，但我始终难以从这空洞与枯燥中跳出来，暂且这样，我想，黄埔军校的将领们，他们的命运也注定要与这跌宕起伏的历史息息相关！ 郭一予在《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中写到蒋介石对学生的严格：“我记得有个学员因为违反了校规受处分，被关在禁闭室里大哭，恰逢校长蒋介石经过禁闭室，听到哭声，马上说：‘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人格，错上加错，再加禁闭三天。’” “黄埔”一词淡出人们视线多年，大多数人们知道“黄埔”时，它被定义为蒋介石培养嫡系的一己之私，完全背离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初衷。在“黄埔”被提及的时候，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是强调最多的。 历史，当然需要多一些层面的了解。北伐不必说了，抗战却需“斟酌”。 这一集亲历者的讲述中，以十四期至十七期黄埔军校学生居多，印象深刻的是李承勋和张访朋两位老人，他们报考黄埔军校的初衷源于1925年，那个春天，他们被孙中山和一群年轻的学生军所打动。 英雄般的偶像，总是让人羡慕，然而，探寻历史，发觉荣耀背后的代价却异常沉重。淞沪会战，自1937年7月至11月4个月间，有一万多名黄埔军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黄埔一期生胡宗南战后回忆道：“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撑持……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 淞沪会战，一批批黄埔将士在战场上倒下去时，更多的青年学子迈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1939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于缘木求鱼”…… 创作中，看到过这样的文字：“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杀人很凶，蒋介石说它赶不上黄埔精神。” 我的疑问是，黄埔精神到底是什么？ 王用中是黄埔军校十四期学生，上学之前就已经打过忻口会战。1940年毕业，后来担任连长，战至抗战胜利幸存下来。70年后，他仍能大段地背诵当年上课时教官的讲话。 王用中复述了一段蒋介石的讲话：“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去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至今已近70年，黄埔军校的名称也几经变革，1924年6月16日创办时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同年9月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46年1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国有化。国民党迁台时，军校一并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前夕，黄埔军校撤离南京，经九江、武汉、铜梁，历时十六个月的辗转，最终到达成都，在原成都分校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埔军校成都本部。 李承勋——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生 1937年的一天，南京城秦淮河边桃叶渡旁的一座小院内，李承勋一家充满了离愁别绪。从这一年8月15日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李承勋的父亲决定带着全家逃离南京。不过，李承勋有自己的想法。 李承勋回忆说：“我决定进黄埔军校，跟日本人好好打一打，出出气，报仇。” 他对父母表示，已经下了决心，非去黄埔不可。 <h3>链接</h3> 看着执意要去上黄埔军校然后上战场的儿子，李承勋父母放心不下。他们不知道，儿子的黄埔梦已经在心里藏了很久……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西山碧云寺移送到南京，在紫金山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南京城几十万市民守候路边，为孙中山送行，少年李承勋也在其中。当时的情景，在他心中掀起波澜。 “我一生看过好多名人出殡，这一次是最壮观的，最感动人心的。”李承勋说，“送行队伍很长，有海军，有陆军，有炮兵，有学生，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有各国代表。那时我还小，不懂，只是想着，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去世了。” 李承勋听说，孙中山曾在广州办了黄埔军校。他对这所学校充满好奇。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新创办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清晨，近500名师生列队肃立军校门前，恭迎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孙中山，后来成为陆军中将、时年21岁的湖南人郑洞国也在其中。 多年后，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忆及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演讲： 中山先生在训示中开宗明义，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的事实……这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用中记得，紧急集合后，“连长把我们带到野外去，教投手榴弹，还有各种工具的使用，就这样天天训练不停”。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宣布校训为“亲爱精诚”。这是由校长蒋介石拟选的。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本校誓词”是：“尽忠革命职务，服从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死生。遵守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 听到这里，礼堂里的500名学生哄堂大笑，掌声一片。 1925年，少年张访朋被黄埔军校走出的一群学生军打动了。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征讨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部，取得胜利。其中，黄埔学生军勇敢作战，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那时的张访朋还是广东揭西一个普通的小学生。他记得，东征军“往梅县那边走，经过我们那个大道”。他从大人口里听到了关于黄埔学生军的故事。他见到，学生军在东征中高喊着“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一路向前。“大家都来看学生军，烧茶，做了很多糕点。端到路边，献给他们吃，大家向他们鼓掌。” 张访朋说，从那时起，他就对黄埔军校有了深刻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20岁的张访朋投考了由广西南宁迁到桂林的黄埔第六分校，成为第十六期的一名学生。李承勋告别父母后，来到武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组织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成为一名学员。后来，这一期战干团学员，被划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 虽然训练、学习艰苦而紧张，不过，黄埔军校学生在当时总是让人艳羡的。 从1937年起，黄埔军校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置招生点。报名者络绎不绝。当南京考生易庆明赶赴黄埔军校设在武汉的招生点时，考试时间已过。 1937年抗战开始后，部队里最需要的其实是连、排一级的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除了从有经验的士兵中提拔，几乎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易庆明顺利通过了考试。他没想到，在检查身体时，自己却被考官从队伍中拉了出来。“他检查以后说，‘别的正常，血压过高。’我问：‘血压过高，有什么问题没得？’他说：‘带兵管理，血压过高恐怕脾气躁，将来对士兵不好，会虐待士兵。’” 这让易庆明很着急。“我说，那我不虐待士兵，对当兵的像兄弟一样对待啦，我保证不会虐待他们。” 听了易庆明的话，考官没有多说什么。几天后，易庆明的名字出现在录取榜上。 王用中记得，黄埔的严格纪律体现在细节处，比如课堂上有《修学规则》：军帽一定要放在课桌的左前方，不抄笔记时双手放置于膝盖上，坐姿挺直，不准有半点歪斜，双目注视教官，抄写笔记时身体不准扭动。关于讲堂和自习的规定多达20条。 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在全国开设了九所分校，学员毕业后，多充实到军队，成为下级军官。 郑洞国在回忆录中用“火热”二字来形容他的黄埔岁月。火热，是当年黄埔学生们对军校生活的一致感受。 身为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坚持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的荣誉信条，也不纵容他人违反，立志成为允文允武、术德兼备的军事领导人才，具备领导管理、解决问题、语文沟通及持续学习四大能力，信守国家、责任、荣誉、牺牲、团结、勇气、自信的核心价值，发挥亲爱精诚校训，确定我是最好的认知，贯彻尊师重道、存诚务实的要求。 王用中回忆：“按规定只有5分钟时间着装、洗漱，然后带上枪，准备出操。刚洗完脸，就见有个同学没穿好衣服在走动，远处有一个军官向他招手说，过来过来。” 着装不整的学生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 “过去了一看，哎哟，是校长。在那儿站好，这个同学吓坏了。” 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严格要求，王用中和同学们早有耳闻。他们听说，黄埔军校建校之初，一次全校集合时，教官顾祝同迟到了，一边扣衣服扣子一边插入队列之中。这一幕被正准备训话的蒋介石看到了，他马上喝令顾祝同出列，当众罚跪。蒋介石讲完话后径直走了，一眼也没看顾祝同。顾祝同就这样一直跪到第二天早上。 杨岑峰回忆：“敌人猛攻了半小时，阵地上死了不少人。有个班长说，排长，你流血了。我一看，身上流血了，我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战斗。” 在王用中记忆中，那个同学走过去站在蒋介石面前，“校长笑说：‘同学，你干什么去？’他说：‘报告校长，我洗脸去。’校长说：‘你怎么不把衣服领口扣好？着装要整齐，明白了吗？’他说：‘校长，明白了。’校长就让他回去了。” 原以为会受到重责的学生，从此再也不敢在着装这样的细节上疏忽大意。 现实亏欠历史良多！ 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生张修齐说：“强迫你要习惯军营的生活，所以刚去时有一个转变过程，哎呀，大家都是懊悔死了，跑这个地方来受这个罪。” 张修齐进入黄埔军校一个星期的时候，觉得盼望已久的军校生活无比枯燥。“天天出操，还没开始文化教育，主要就是锻炼身体。早上跑步，还有机械操、单杠、双杠、木马这些，都是强制性的，一定时间内要达到标准，完不成，就等晚上人家都睡觉了，到操场去加练。那时我们抓那个单杠，手上磨损后都起血泡，不能动了，但你抓在上面不许下来，下来就拿皮带揍你，没有客气的。” 据《广州日报》2010年2月25日的报道，建于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已被改造成了夜总会。 师长没有阻拦，张修齐和同学直接转到了前线部队。 “儿子要走了，我母亲哭得不得了，缝补我的破衣服。”李承勋说，“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我爸爸就在旁边叹气。” 宋锡善说：“紧急集合的时候就考察你的着装，不光是白天的着装，还有晚上的着装，那么你晚上着装要快的话，睡觉时衣服怎么摆放，背包怎么打，这些都是在训练范围之内。” 黄埔毕业生李颂卓说：“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兵，都要统一接受专门的训练，这是黄埔的特色。这个训练期满后，就开始接受军事教程了。” <h3>编导手记</h3> 清晨，睡梦中的黄埔第十四期学生王用中和同学们被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惊醒。 王用中说，那一刻，聚集了几百人的大礼堂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神情严肃。 <h3>人生课、沙盘演习、夜间训练</h3> <h3>两个少年的黄埔梦</h3> 王用中回忆起蒋介石的讲话：“他说：‘本首长是全国的统帅，带着这个责任，不能天天来看你们训练。抗战打了一年了，可不得了，紧张到极点了，本校长晚上只睡4个小时觉。你们说训练苦，你们是本校长的学生，应该刻苦，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辛苦，还要牺牲，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 据张访朋回忆，张汉良给大家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商人到了海边，看到许多渔民在海滩上补渔网。商人问一个渔民：“老兄，我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渔民说：“我爷爷打鱼。”商人问：“他是怎么去世的呢？”渔民说：“出海打鱼，天气本来好好的，忽然间大风大浪，船翻了，死在海上了。”商人听了之后，挺同情，“哦，这样啊。你的父亲做什么的，又怎么去世的呢？”渔民告诉商人，他的父亲也是渔民，同样死于海上。商人听完渔民的讲述后，便开始劝说渔民转行。渔民说：“先生，我要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商人讲：“我的爷爷做生意，在外跑来跑去，年纪大了，生病了，死在床上。”渔民又问：“那你的父亲呢？”“我的父亲也是做生意，年老多病，死在床上。”渔民就站起来了：“哎呀呀，你又做生意，你将来会和你爷爷、父亲一样，又死在床上啊，你赶快改行，赶快改行。” “我出枪很快的，刺杀主要就是反应要快。我们在学校学的：首先，你不要看敌人的刀，也不要看敌人的枪，你要看敌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就是他的意图表现，这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点，反应要灵敏，让人家的刀来不及。就这两点很要紧。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我体力不一定比你强，但动作比你快。’确实，他跟我比试过后说，‘哟，小排长还有两下子嘛。’我说：‘怎么样，你大刀刚提起来，我刺刀就到你胸口了，就这么快。’” “张汉良说：‘你们反响这么热烈，可见你们懂得了这个故事的真谛。你们来黄埔军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尽忠，就是最有意义的。’” 为了锻炼预备军官们的指挥能力，军校里不时进行沙盘作战演习。张访朋回忆：“在一个大厅里边，我们100多人围着一个沙盘，那沙盘比乒乓球台稍微大一点，上面有山、道路、河流、森林、士兵，两军对垒。一边是红的，一边是蓝的。教官讲怎么指挥作战，讲得很生动。” 杨岑峰说：“我这个排是先遣排，相当于团里一个前哨，距离团主力有三五里路，孤零零的在一个高地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前哨，敌人来袭击的话就不知道，那不全军覆没了嘛。当时我看了一下，排里也就剩下不到一半人，副排长倒下了，二班的机枪手已是奄奄一息，一班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黄埔军校迁址成都后，迫于形势，学制大大缩短，教官们选定最重要的基础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些军官必备课程全部讲授完。 张访朋印象最深的是，“夜间教育特别多。我们都在山地训练，刮风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遇到大坑，叫跳下去就跳下去，锻炼勇往直前的精神。夜间教育回来时往往到了半夜，脚上都是泥巴，很累了嘛，顾不上洗脚就睡了，被子上沾了脚上的泥巴。天亮时被子上的泥巴就干了，脚上的泥巴也掉了，等以后再洗被子，所以叫‘洗脚不如洗被子’。” <h3>上战场：和老兵比武的新排长有两下子</h3> 1938年的一天，黄埔军校成都本校训练场，王用中和同学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值星官宣布：全体同学到校礼堂集合。 到礼堂不到两分钟，王用中就听到了立正、整理着装的口令。接着报告人数。此时，王用中意识到，一定是蒋介石来了。 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故事里，在许许多多决心以身许国的年轻人中，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初衷。王鼎钧在《从八年抗战念黄埔先进》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他的偶像，在那个各种思潮奔涌、到处都在乱折腾的时代，青年人最羡慕4种人，这就是黄埔军校学生、新闻记者、土木工程师、外科医生。那时候，外科非靠西医不可，西医外科简直是神医；那时候，新闻记者穿长袍大褂，衣襟上插一支自来水钢笔，为民喉舌，见官大一级；那时候，皇权被废除，民国建立，国家建设刚刚开始，到处修桥铺路，盖大楼，修工厂，土木工程师吃香，下巴翘得很高；那时候，黄埔军校学生穿着呢子军服，披武装带，挂宝剑，天子门生，成功成仁，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学生们沉默不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沦陷区。 “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经过为期半年的训练、学习后，王用中和同学们被送上战场。 易庆明回忆：“我到那里去时，录取学生的体格检查都过了。我就要求补考，考官说：‘你不是冒充的吧？’他怕我冒充。他让我用英语背《总理遗嘱》，我就背给他。考官说：‘好好好，就背到这里，你是个高中生，不错。’” 杨岑峰的排原有60人，幸存者不过10人。 张修齐被带到了一个叫做柴家畈的村子。几小时前，这里刚刚进行过一场战斗。阵地上，到处是尸体、丢弃的武器和被炸毁的车辆。 张访朋说，黄埔第十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张汉良讲话，“他就讲，做一个黄埔军人，一定要以身许国，你们进了黄埔军校，就把性命交给国家了。” 初春的寒意还没有退去，冷冷的春风中，隐约飘来一股硝烟的味道…… “回来以后，师长说，你们现在考虑怎么分配。因为当时我才20岁，还有一个同学也20岁，师长说，你们两个年龄太小了，你们去当排长，士兵岁数都比你们大，你们管不了。我说我们希望到前线去。” 黄埔军校大门彩楼两旁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为“革命者来”。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为其政治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们去的时候，那些士兵已经很苦了，由于棉衣没运上来，冬天他们还穿着单衣，身上都生脓包疮，手指上、胯裆里面都有疮，枪都抓不起来。所以分到连队里，我一看，不得了，这不能打仗。” 疲弱不堪的士兵，陈旧的武器装备，让初上战场就指挥一个排的张修齐心急如焚。 “我心想，一有情况，这个仗怎么打？而且我所在连队的连长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对士兵也很刻薄，我心里很难过，我都哭了。那时士兵看到我们也不亲切，因为从未谋面嘛。他们喊我小排长，连问我姓什么都不问。” 张修齐说：“我们有许多班长都是老兵了，都是负过若干次伤的。他们就跟我讲，小排长，打仗你有什么本事？” 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老兵根本瞧不上这个小排长。 “我记得一天晚上有情况，我就带我这个排到外面去搜查，那时候部队没给排长配手枪，我拿了一支步枪，上了刺刀。后来，有个班长对我说：‘排长，你到后头来。’我去了，问什么事。他背着大刀，说：‘我这个大刀砍了不少日本鬼子了。’又说：‘士兵们都认为你不行，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就是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回来以后，他说：‘排长，你说你行，我们来比试比试。当然我不用大刀了，用竹片子当大刀。’我说：‘那我就用竹竿子当枪，我们试试看。’” 听说这位新来的小排长要和老班长比试，士兵们纷纷围观。 在《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中，有人如此描述：“星期天放假，我们穿着新发的学生制服，佩学生领章，胸前佩上军校学生符号，三五成群地朝着纳西墟镇游览市容。四川人总爱叫我们老总，同学们说我们不是老总，是学生。在茶座中有一位文化较高的人笑着说：‘你们同学今天是学生，将来就是老总，还要成为抗日英雄呢。’同学们感到自豪，大家都希望当抗日英雄呢。” <h3>“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h3> <h3>军校生活：从少爷到老总</h3> 杨岑峰回忆：同古阻击战即将打响之际，戴安澜带头写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各级军官纷纷效仿。“部队里比较友好的，互相抄抄通讯录，说：‘如果我战死了，你幸存了，通知一下我家人。’” 历时12天的同古大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日军占领了一座空城结束，日军伤亡5000余人。后来，蒋介石听了戴安澜的汇报，夸奖道：“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同古一战后，1942年4月28日拂晓，缅甸平满纳的中国军队阵地遭到日军猛烈炮击，日军轰炸机低空扫射，步兵向杨岑峰所在阵地步步逼近。 杨岑峰咬牙将嵌进肉里的弹片拔出来，简单包扎伤口后，再次投入战斗。 多年之后，王用中还对他和同学们走出校门上前线的情景记忆犹新。 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们脱掉便装，剃掉长发，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足穿青布鞋袜，打着绑腿，这是抗日军人的戎姿。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8个小时，阵地最终保住了。 <h3>抗战时期的黄埔分校</h3> “那个场面太惨了。炮火非常猛烈，有的士兵衣裳都烧光了，有的负伤了，趴在地上不能动。那个时候心情非常悲痛，打仗啊。战场上，枪炮没长眼睛，打起仗来之后只能前进，不能退却，如果没有命令你就退却下来，马上就有上级一枪把你处决。如果有士兵临阵脱逃，我作为军官有权力把他打死。所以当时两种心情交错。” 1942年5月18日，戴安澜率领第二零零师向北转移时中弹，5月26日，戴安澜以身殉国，年仅38岁。 从1942年3月入缅作战到1945年1月缅北、滇西反攻战胜利结束，5700多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长眠在了异国土地上。 “有野狗去拖尸体，拖得那个乱七八糟的，哎呀，味道臭得不得了，到那儿都恶心。哎呀，大家心里震荡很大，原来战争是这么回事。” 王用中记得，那是1940年2月23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的操场上，他和同期毕业生们列队唱响校歌。 “宋庆龄先生来了，在台上和校长并排站着，她表情非常和蔼，看着我们，就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的慈祥，我们心里都很激动。校长走下台，开始骑马检阅队伍，前边有一个卫士牵着马。马走得挺慢，校长看着每一个学生，脸上的表情也和宋庆龄先生一样和蔼，但又透出一种特别的威严，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怒而威。我们都注视着他。” 熟悉的口号声渐渐远去，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响起，久久回荡。王用中和同学们心里明白，这将是他们在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次集合，同学少年也即将踏上赴死之旅。 1940年春节过后，张修齐在黄埔军校完成了6个月的加强训练后，被分配到驻第三战区的第109师担任排长职务。 1942年3月，黄埔第十七期学生杨岑峰，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六团排长，随黄埔三期生——第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的部队，进入缅甸同古城。 此刻，日军已杀到面前。杨岑峰手下的一个士兵，“四川人，也就20来岁，他喊了一声排长，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机枪打死了”。 黄埔毕业生宋锡善回忆：“一个老百姓变成一个军人还是不容易的。吃饭8分钟，紧急集合8分钟，走路挺胸抬头，步子速度、长度都有要求。那个时候新兵训练整死人，不习惯，你说紧急集合怎么能够那么快？” 1938年的一天，张访朋和同学们被通知到大礼堂集合。他到达时，礼堂里已坐满了人，却鸦雀无声。这一天，前线又有失利的消息传来。 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一共设立了9所分校：原来的洛阳分校改为第一分校，并迁往陕西汉中；武汉分校早已停办，1937年冬在武昌南湖成立第二分校，后迁往湖南武冈；第三分校成立于江西瑞金；第四分校由原来的广州分校改名，抗战爆发后多次迁移，最终以贵州独山为校址；第五分校成立于昆明；第六分校由原南宁分校改名，后迁往桂林；第七分校最初成立于甘肃天水，后迁西安；第八分校成立于湖北均县；第九分校成立于新疆迪化。 这次比试后，老兵们对张修齐的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慢慢的，他们开始接近这个黄埔军校出来的小排长。张修齐带着这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在战场上一次次出生入死。 杨岑峰——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生 <hr /> 注释： 这是张访朋第一次从军官的角度去思考应该如何作战。“教官通过沙盘教我们，假设你现在是连长，你怎么安排排长、班长，你这个部队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占领阵地，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进攻，面对敌人的飞机、迫击炮轰炸，你怎么指挥。” <h3>黄埔军校学生生活公约</h3> 这是张修齐第一次目睹真实的战争场面，眼见的一切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黄埔毕业生饶平如慨叹：“说句老实话，我原来在家里是当少爷的，家里有烧饭的大师傅，有黄包车，有车夫。我18岁之前，什么事都不做的，连打洗脸水什么的都是人家帮我做好。” 下编 抗战散记 第六章 姐妹 <h3>亲历者</h3> 侯巧莲——时为山西盂县西烟镇夹掌村村民 刘面换——时为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村民 黄有良——时为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村民 <h3>编导手记</h3> 文字表达的深刻性优于影像，但并不都是如此。 不管是侯巧莲的字字泣血还是刘面换平静的回忆，甚至是黄有良那些令人难懂的黎族方言，这些平凡影像背后的真实如利刃一般犀利，戳得人疼到骨子里。 我没有直接跟这些受害的女性交流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就像是欠了她们一笔债。 在创作的始终，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脸。我不敢过多地去注视这些面孔，尤其是她们的眼神。我始终难以解读出这些眼神中透露出的含义，即便是在完成了本集节目之后。 另一面我也在想：如果我真的跟她们面对面地接触过，我是否还有勇气面对这些女性背后的曾经发生的事实。她们是最普通的中国妇女，也是最普通的中国人，战争没有给她们带来背井离乡的灾难，却在她们心灵和肉体上刻上了一道伤疤。 在中国人的心里，对于战争遗留的问题，有几件事是永远不能释怀的，比如南京大屠杀，比如细菌实验，比如“慰安妇”。 但不能释怀跟不能遗忘是两回事。在影视剧里，“慰安”一词已经可以以调侃的方式博取笑料，这又算得什么？ 如果“不能遗忘”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那彻底的遗忘反而是最好的关怀吧？ 什么才是悲剧呢？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学者给“慰安妇”一词作的定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这些遭遇屈辱的中国女性根本不是《广辞苑》中定义的“慰安妇”，她们完全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这不仅仅是对概念上的解读，同样是对这些受害者本身的理解和同情。只是可惜，这个解读时隔多年才被重新定义。 刘面换曾经说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在一般的处理中，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可她的内心却无人能够体会。她能接受采访，能够再次回忆起那些惨痛的经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同样的道理，在涉及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伦理道德上，她们能够站出来又需要面对怎样的心理纠葛？ 我难以体会刘面换的心理，但我相信她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只是她坚强一面的表达，而不是全部。她一生都在面对一种眼神，这眼神是可以杀人的。所以她才有“其实我不如人”的感叹，所以她才要一直对日诉讼讨要说法。 中国女性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坚韧，这坚韧延续了千年，她们在危难困苦之际表现出来的生命力顽强而又充满希望。假如真的有日本政府对性暴力问题低头认罪、道歉赔偿的那一天，像刘面换一样的众多受害女性是不是仍然能够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受害者侯巧莲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像她一样，这些受害者生前没有历史，死后没有墓碑。 我眼前总会出现一张张脸，后来那些面孔不见了。 1999年5月，山西盂县西烟镇夹掌村71岁的侯巧莲去世了，每一个了解她经历的人都深深叹气，默默流泪。人们记得她生前不止一次说过的话：“我的一生，只有14年。” 侯巧莲生前说：“想起以前的那些事儿吧，我实在是痛苦，我当时还是一个14岁的娃娃，我不能受那罪啊。”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侯巧莲、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诉讼是两人于1996年2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她们诉讼请求的判决。2002年3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当天，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中日正义人士打出写有“不当判决”和“恢复尊严”等字样的声援横幅。侯巧莲的老乡郭喜翠坐在轮椅上，手里捧着侯巧莲的遗像，一脸悲戚。 遗像上，侯巧莲皱纹密布的脸上写满沧桑。 这个女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她们，抗战时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经历了怎样的屈辱，造成长达一生的磨难？ <h3>村里3个姑娘被抓进炮楼</h3> 1942年4月的一个清晨，山西盂县进圭村日军据点的鬼子外出“扫荡”。这个据点，当地村民们习惯叫它炮楼。炮楼里的日军不多，只有日军独立混成旅第四旅十四大队一中队不多的几个人驻守，其他的多是伪军“清乡队”队员，村民们叫他们“黑腿”。 距离进圭村不远的羊泉村一座普通民宅里，15岁的刘面换一家正准备吃早饭。花季少女刘面换，此时已出落成方圆十里数一数二的俊俏姑娘。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鬼子来了。 刘面换回忆：“记得那天是阴历三月二十几号，我们都已经脱了棉衣。鬼子包围了羊泉村。”她说，鬼子进村“扫荡”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家里人并不是特别意外。过了一阵，外面稍微安静了一些。突然，两个“黑腿”踹开了她家大门。 “他们进了家，叫我出去开会。谁敢跟他们出去开会嘛！我就不出去，他们就打我，一边打一边往外拖。” “黑腿”不理会刘面换家人的苦苦哀求，把她拖出大门。刘面换看到，门外，几个日本士兵押着同村的两个姐妹，一边高声叫骂，一边踢打她们。刘面换突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吓坏了，反抗起来。 “那我就不走嘛，他们就拿那皮带打我脸，又打又拉。拉了一段，我又不走，他们又打，我也不走。他们就拿绳子把我捆着了，要我走，我还是不走，你打就打吧。”刘面换回忆，“我躺地下，他们又把我抓起来，拿铁锹打我，把我的肩骨都打断了，直到现在也疼得不行，天气一变尤其疼。” 刘面换是家里的独女，她原本有几个哥哥姐姐，但都夭折了，父母按照当地的风俗，给她做了个面人替身，埋在地下，意思是告诉鬼神，孩子已经不在世了，并给她取名为“面换”。年幼的刘面换躲过了传说中的索命鬼，活了下来，长大后却没能躲过现实中的鬼子。 在羊泉村这个不足300人的小村子里，包括刘面换在内的3个姑娘被抓进了炮楼。 这一年，离羊泉村不远的夹掌村里，一个叫侯巧莲的女孩也被抓进了炮楼。已经无人知道侯巧莲被抓走的确切日期了，只是有一点可以确认，侯巧莲生于1928年，被抓走时还不满14岁。 <h3>15岁的慰安妇，40万个悲剧人生</h3> 1942年4月，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黎族少女黄有良和村里的其他4个姐妹被抓进了鬼子的慰安所，成了慰安妇。被抓走时，黄有良徒劳地抗拒着，她只有15岁。此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慰安妇”这个词，后来她才体会到，这个词有多么沉重。 按照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所下的定义，“‘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记录。” 慰安妇制度始于1932年初的淞沪事变。当时在沪日军达4万人，发生了多起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强奸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并由此影响日军的军纪及战斗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来自日本长崎的一批妓女被送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将她们送到前线阵地，在吴淞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战后，冈村宁次承认：“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最早设立的慰安所是上海“杨家宅娱乐所”。1938年1月2日，第一批慰安妇共104人乘船到达上海吴淞码头，其中包括多为妓女的24名日本妇女、80名被诱骗而来的朝鲜妇女，开了日军强征、掳掠良家妇女为性工具的先河。 此后，慰安所在中国各处大量出现。 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所属的几十万部队发出了设置慰安所的指示。 1941年7月，关东军制订了征集2万名朝鲜慰安妇并运至满洲的计划。至于强征战地中国妇女的行为更为普遍。从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妇的身影。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又把慰安所推广到东南亚。 苏智良研究发现，就慰安妇的国籍而言，除了日本以外，主要是朝鲜、中国，也有一些东南亚各地的女性，如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太平洋一些岛屿的土著居民和华人及欧亚混血儿等，还有少量俄罗斯妇女。“我推断，有40万以上的各国妇女成为这个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他说，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其中，“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 苏智良认为：“扼要而言，战时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慰安妇的来源，除少量妓女外，主要是掠夺各国的良家妇女；第二，多数慰安所实行避孕措施，并在有条件的地方每周或两周为慰安妇体检一次，当然其目的并非是保护慰安妇，而是防止性病在日军中蔓延；第三，慰安妇被强制充当日军的性工具，以满足日军官兵的性欲，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处于饥寒交迫、超负荷劳作而得不到任何报酬的状态，尤其是朝鲜和中国妇女，受尽暴力虐待，不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随时可能被杀害。” 日本学者浅野丰美认为：“慰安所成为日军组织的一部分，最高目标是调整士兵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为战争服务。日军关于中国战场前线的慰安所要保证每个下士官都能率领部队定期前往慰安所的规定，就能说明这一点。即使在面临前线即将被敌军袭击的情况下，起初在和平条件下设立的‘慰安妇’也不能寻求避难，而是被强迫与即将进行‘玉碎’的士兵们一起继续待在战斗前线。在前线形势越来越危险的时候，似乎默认将‘慰安妇’作为他们死亡和战场失败的离别礼物。” 1944年9月3日，松山战役期间，美军顾问团中的随军记者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左侧是一位持枪的远征军士兵，他身边是4名被俘的日军慰安妇，衣衫褴褛，憔悴不堪，其中一名慰安妇已怀孕。这张国际上最具震撼力的慰安妇照片，让很多人知道了慰安妇的存在。 在当年的松山，末日来临前，日军对慰安妇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那些朝鲜籍慰安妇，有的被逼迫吞下升汞片自杀，有的则被集中在一个战壕里投入手榴弹炸死。一个慰安妇因为拒绝服用毒药，被日军残忍地用拐棍从口腔捅入腹部杀害。 根据一个从松山逃出来的日军士兵的回忆，在他逃跑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总部一个下士官让我“杀掉所有慰安妇”，并给了我十包汞粉。他说：“杀掉所有女人，给她们吃下了毒的饭团。”我回答说：“那太愚蠢了。无论如何她们都是会活下来的，如果她们被联军俘虏了，谁又会在意呢？”他说：“那就让你死。”我没有毒死这些女人，将汞粉袋扔进了一口装了水的锅里。一个朝鲜“慰安妇”说“变成俘虏会好些”。当时有许多我无法理解的命令，比如“杀掉所有女人”。 被抓进慰安所的黄有良成为日军掳掠的20万中国慰安妇之一。其实，一年前，黄有良的悲惨命运就开始了。 一年前，14岁的黄有良已开始帮家里干农活。春天的一个早上，黄有良挑着稻谷走在乡间路上，听到身后有人要她站住。 黄有良回忆：“我回头一看，是日本兵，准备要跑，结果四面八方都有日本兵过来包围我，跑不了了。” 小姑娘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担子从肩上掉落，稻谷撒了一地。一个满脸胡渣的日本兵大声吼叫着，其余几名日本士兵肆意地大笑，步步逼近。“一个日本兵过来就抱着我，在我脸上乱亲。后来又一个人在我背后搂住我，把我衣服脱光了，前面的还在我的胸上乱摸。我就抓住那个日本兵的手狠狠咬了一口，他松手了。”黄有良回忆说，手上被咬了一口的日本兵恼羞成怒，脸变得扭曲，操起军刀，要朝自己头部砍来。“有一个军官叫他住手，他就住了手，站到一边。那么多日本兵大声笑，我就大哭了。” 黄有良回忆，那些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在她的哭声中扬长而去。她穿好衣服，挑上空担子，往家里赶。回到家，父亲上山砍柴还没回来，只有双目失明的母亲在家。她没有想到，一个悄悄尾随而来的日本兵突然从自己身后蹿出来，死死抱住她，不顾她反抗，把她压在床上强暴了。“母亲看不见，只听到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母亲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日本兵把我强暴了。” 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愤怒而又惊恐。夜里，父亲把黄有良送到邻居家暂住。“一整晚，我都在被子里蜷成一团抽泣，父亲在屋外发出沉沉的叹息声。”黄有良说。 一家人没想到，噩梦远未结束。 黄有良回忆：“第二天，有个日本军官带了几个兵来家里找我，找不到，就把父母打了。我在邻居家听到，父母好像倒在地上快死的牛一样痛苦呻吟，很惨。我就回家了。” 回家看到瘫倒地上的父母，黄有良哭喊着扑到父母身上。日本兵上前一把拉起她，得意地笑了。 “父亲就说：‘叫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干吗？’像那样子，我不回去，怎么受得了？”黄有良说，“那个日本军官把我强暴了。” 鬼子走后，村民们来了，他们只能沉默。 此后整整一年时间里，鬼子经常来黄有良家蹂躏她，直到她被抓进慰安所。 <h3>“希望自己早一点死去”</h3> 黄有良被抓进慰安所后，日复一日受到性虐待。 黄有良回忆：“衣服被扒光，被强暴，如果不顺从就要挨打，冲我头上打。” 黄有良说，她和几个姐妹白天要洗衣、煮饭、种菜、砍柴，进行粗重的劳动，到了晚上，就要忍受折磨。“有时一晚上每人有两三个日本兵来强暴。姐妹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你看到我，我看到你。” 有的姐妹受不了，含恨自杀。黄有良不想死在这里，她想逃走，但日本人对慰安所把守很严。“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门是不锁的，日本兵在外面站岗。” 黄有良回忆：为了防止她们逃走，鬼子残忍地在她们身上刺了文身，成为一个抹不掉的屈辱标志。一个名为陈有红的姐妹逃跑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在了姐妹们的怀里。 此时，在山西盂县西潘乡进圭村的鬼子炮楼，14岁的侯巧莲痛不欲生。 “我受了那罪，痛苦得不行。”侯巧莲生前回忆说。一被抓进炮楼，她就被强暴了，全身疼痛，不能坐也不能躺，蜷缩成一团，像个死人般，在角落里挨过了一晚。 被抓进炮楼那天，刘面换死死攥着自己的衣领口，蹲在地上，头也不敢抬一下。 刘面换回忆：“一个当地人叫他‘毛驴’的日军小队长进来了，看着我笑了一下，说：‘花姑娘，好的。’说完就走了，他手下把我们关在窑洞里。窑洞里连铺的席子也没有。到了晚上，我被一个日本兵带到了另一个房子，他把我糟蹋了。之后，他把我送到‘毛驴’小队长住的地方。我又被小队长糟蹋。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才被送回到窑洞里。当天晚上，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我就喊救命，他们拿手巾把我嘴塞着……5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两个，一共是7个。他们走后，我已经爬不起来了。” 窑洞里黑黝黝的，只有一点冷冷的月光。 “每天就哭呀。”耄耋老人刘面换声音颤抖。 后来，一个汉奸也来糟蹋刘面换。“他在枕头底下抽出把刀子，说：‘你不脱衣服我就杀了你。’我就怕了，他把我的衣服脱了。” 在那里，刘面换吃得很差。“每天早晨送来一天的两顿饭，都是没去皮的土豆，还有小米粥。” 天天遭蹂躏的刘面换，不顺从就要挨打，一条胳膊被打成重伤。她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出门上个厕所，看看天气，就得回去。后来就不能走了，就爬出来。” 40多天后，同被抓去的姐妹中已经有人死去，刘面换不能坐也不能走动，不成人形，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她“希望自己早一点死去”。 <h3>“我不丑，丑陋的是他们”</h3> 刘面换生不如死的经历持续了40多天。“就在这一个多月中，我父亲到了鬼子据点8次，也见不到我。有看见过我的村里人对他说：‘你闺女再关里头就活不成了，不能走了，脸也肿了。’父亲更着急了，他找亲戚走关系，央求日本人放我回家治病。为救我，父亲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卖掉，又把一群绵羊送给日军，日军才允许放我回家治病。” 刘面换父亲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我回到家里，半年不能动，母亲伺候我，那时我吃饭端不了碗。家里穷得不能过，吃的喝的什么也没有，就摘一些野菜和树叶回来吃。”刘面换说。 侯巧莲也被放回来了。她回家一看，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抢掠一空，只剩下一个土炕。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打掉孩子后，侯巧莲疯了。 1944年，经历了漫长地狱生活的黄有良在同村人帮助下逃离慰安所，一家人背井离乡。 战争结束后，黄有良回家了，只是此时，她又要面对另外一种侵扰。 “回来后发现，全村人都已知道我曾经被日本人抓到慰安所，经常有人在我背后说这事。”黄有良说。 刘面换身体复原后，不再出门。“屈辱的经历让她变得十分内向，因为她觉得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鄙夷。”曾和刘面换交谈过的苏智良说，“但相比来说，她还不算最惨的。有人没被赎出来，死在里面；有人被赎出来，社会的贞操观却容不了她们，她们就自杀了；还有人被日军蹂躏后，丧失生育能力，晚年无子无女。这都是有个案的。” 刘面换说：“过了几年，我也大了，父母说，女儿不能老关家里和咱们受罪，父亲对人说：‘帮我女儿问个人家。’人家说：‘你的女儿不好找对象，因为被日本人糟蹋了，那和寡妇、二婚的一样。’” 刘面换后来有了个对象，对方比他大10岁，丧偶，带着小孩。他知道刘面换的遭遇，从来没有提起过。 刘面换的丈夫去世得早，她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孩子们曾经在下地干活时被村里人笑话，说他们的母亲是进过鬼子炮楼的女人。“过去的事情了，不用说了。别人真要笑话，我也不怕。”刘面换说。 多年前那段耻辱的经历，在刘面换心底挥之不去。“经常想这些事情。有天晚上，小孙女说，奶奶你睡觉时叫唤什么？我说我做了个噩梦，害怕得叫唤。我不愿意告诉孩子，其实是梦见鬼子又拉我走呢。就在那窑洞里头，对面住的是老百姓，他们晚上经常听见有人哭，那就是我们。” 疯女人侯巧莲结过两次婚，生下6个孩子。二女儿不理解的是，每次母亲发起疯来都要往茅厕里跑，藏起来，有时一藏就是几天，怎么拽也不出来。 侯巧莲二女儿回忆说：“她动不动就说，把我的头割下来，抬到水渠子里洗干净。她主要是脑袋难受。疯起来，什么也不知道，半夜起来跑了，我们只能时时地看着她。她受罪，我们也受罪。我们受罪是小事，主要是她受的罪太大了。” 1996年，侯巧莲和当年同被抓进炮楼的老乡郭喜翠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只活了14年”的侯巧莲去世，她没有等到判决。4年后，她的墓地已经难以辨认。8年后，她的案子有了最终结果：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 2001年11月28日，黄有良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代表8名中国海南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到的终身伤害出庭，提出：要求日本政府正视过去的侵略事实，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公开谢罪，向每位原告提供经济赔偿。 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黄有良等8名原告的诉求。 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依然驳回原告方的诉求。 201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刘面换走过了一条和侯巧莲、黄有良相似的跨国诉讼路。从1995年起，她先后5次到日本出庭作证，为自己的尊严讨还公道。“我不觉得丑，要丑也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丑，要揭露他们的丑。”刘面换说。 2004年冬案子二审时，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虽然最终败诉的结果，让老人难以接受，不过，她已经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尊严。 2001年11月，东京一所大学，刘面换参加一个慰安妇问题的证言大会。日本老兵金子安次到会为侵华日军的性犯罪作证。会后，金子安次和刘面换有过交谈。 金子安次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告诉刘婆婆，想帮忙筹款，虽然不是大数目，但也带了来，请她接受。可是刘婆婆说，我不要，绝对不拿。我说，我在战争时干了很多坏事，对很多人做了不可挽回的错事，想把钱塞给她。律师也帮忙拿了，但她始终不肯收。刘婆婆说，你光明磊落地重新站起来，所以不需要你的钱。我只想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赔偿。” 表情坚毅的刘婆婆和向受害者暴露自己罪行的安次，被众多工作人员团团围着。 “身体还可以吗？” 律师把安次的话翻译过来。 “还可以，我们今后都要继续努力。” 刘婆婆边看翻译员，边看安次，温和地笑着回答。 “我会尽力而为。” 安次回答，两人一起握手。 <h3>链接</h3> <h3>侵华日军掳掠慰安妇罪行</h3> 1937年底，日军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无锡则有3000名妇女被日军裹胁，在杭州一地被抢的妇女达到2万人。 1938年，徐州一战中，23名中国女战俘被强迫进入日军军中妓院。 1939年11月，广州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2000多名妇女强制编成“姑娘慰劳团”。 1940年初，海南感恩县新街市日军慰安所成立，40多名当地年轻妇女被强行抽派。 1943年春，日军“扫荡”江苏益林，抓走当地妇女，送到军中妓院。 1944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制150名中国妓女前往河南开封一带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慰安所数量很多。苏智良说：“从目前调查的状况看，南京的慰安所至少在60个以上，武汉的慰安所也有这个数量。海南岛的日军慰安所有60多个，而根据笔者的调查，上海的各类慰安所至少有83个。” <h3>其他国家慰安妇心声</h3> 朴永心（朝鲜）：“我就是死了，也要证明我就是那个遭受日本鬼子蹂躏的慰安妇，也要指认我被关押过的慰安所，我要让那帮家伙承认我没有说谎，我更要他们给我老老实实地赔罪！” 金学顺（韩国）：“我是一个女人，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天是像个女人样生活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50年来埋在我心中的仇恨。仅仅是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如此地度过了一生。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除这仇恨。” 玛丽莎（菲律宾）：“日本军人对我所做的一切让人无法想象，他们的所作所为残忍无比，他们像野兽一样，他们还不如野兽。” <h3>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几种方式</h3> 第一是抢夺。日军在战场或者在占领城乡时，公开用暴力掠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有在占领一地后秘密抢夺当地女子的。日军侵入上海掠捕中国妇女后，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日军占领芜湖后，甚至到尼姑庵中抢夺年轻的尼姑。 第二，以俘虏充当慰安妇。当这些女俘虏已不能再做性奴隶时，通常被日军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杀练习胆量的活人靶子。 第三是欺诈与诱骗。日军及日侨等经常在占领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饭、洗衣等名义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四是依靠汉奸组织，强迫良家妇女或强征妓女充当慰安妇。南京陷落时，日军曾指使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扣押数千名妇女，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妓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日军侵入芜湖后，经常派人到妓院，强行索要名妓轮流去日军慰安所当值。 <h3>苏智良评日本法庭对中国慰安妇诉讼案的判决</h3>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苏智良认为，日本法庭宣布的两条败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日联合声明》，条约签订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而没有包含中国公民放弃赔偿，所以不能成立。关于时效问题，时效只对国内法有效，这是战争犯罪，是对人权的践踏，没有时效的问题。” <hr /> 注释： 下编 抗战散记 第七章 野人 <h3>亲历者</h3> 刘连仁——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中国劳工 夸田清治——时为日本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猎人 木屋路喜一郎——时为北海道别町议会议员 席占明——时为日本北海道华侨总会负责人 刘焕新——刘连仁之子 <h3>编导手记</h3> 当这一集首日上映点击率突破100万的时候，我并不兴奋。至于原因，说不清楚。 2011年5月，在山东省高密县火车站，我见到了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与几年前在电视中的采访相比，他苍老了很多。我总觉得这几年的时间，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故事。 那个下午，采访开始没多久，刘焕新就哭了。我有些于心不忍。 刘焕新是刘连仁的长子，父亲被强掳到日本时，他尚在母亲腹中。40天后，刘焕新出生了，在童年的记忆中，他只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整整14年的时光，充满了屈辱与委屈。 我试图努力地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倾听者，尽量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他内心的伤痛，但坐在摄像机面前，我很矛盾。 这是另一种意味的战争，没有子弹，没有军令，没有屠杀，却足以让一个本应过着平静生活的平民百姓，变成一个野人。穴居山野，茹毛饮血，整整13年。 1958年，刘连仁被一名日本猎人发现，在历经了整整14年的苦难后，刘连仁回到了祖国。他虽然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当年在日本做劳工和逃亡的经历，依然让他备受折磨。那些恐惧，总是在睡梦中出现，使他一夜夜的无法入睡。 当战争中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小人物的故事，如此真实的呈现在我面前时，他刺痛的不仅仅只是我的神经。 2000年，刘连仁走完了一生，那一年，他89岁，直到去世前，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答复和公正的宣判。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是什么支撑他走完了艰难的一生？在生不如死的煤矿里，在气候恶劣野兽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在与不可挑战的权威的对抗中。 在刘焕新身上，我试图去寻找刘连仁的影子。除了采访，我们接触并不多，但有两件小事让我记忆深刻。 2011年6月，刘焕新来到北京，一起进餐时，他点了一瓶啤酒和三个菜：小葱拌豆腐、拌苦菊，宫保鸡丁。他说不用什么大鱼大肉，这样的菜吃着舒服可口。 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两张照片，是摄制组在山东采访时，他为我们拍摄的工作照。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对于摄制组的赠言。这份久违的朴实，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叹了很久。 刘连仁去世后，刘焕新遵照父亲身前的遗愿，开始了漫漫的诉讼之路，但是在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便不再受理。 那天晚上，看着刘焕新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想起了刘连仁临终前的遗言：“我打这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劳工，也不是为了这4万多劳工，是为了中国争口气啊，你要记住，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能正身。” 1958年2月8日，日本北海道石狩郡的深山里寒风刺骨，猎人夸田清治在追踪一只野兔时，发现雪地上有一串零零碎碎的人的脚印通向山林深处。 顺着脚印，夸田清治找到了一个隐藏在雪地里的洞穴。 夸田清治回忆：“最初我以为是个狐狸洞。在洞边用脚踢了一下，雪都掉进去了。几十厘米大的一个洞吧。我仔细一看，这个洞很奇怪，不像是狐狸洞。我想，难道这儿有人吗？” 这座山离居民区七八公里，山上树木稀少。 夸田清治不由得握紧猎枪，对着洞口，高声呼喝。 “洞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来，真让人吓了一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啊。一个野人在洞里探出身，抬起头来就那么看着我，我对他喊，你出来，但是，不管怎么喊，他也不出来。” 杳无人烟的深山中传来了野兽的吼叫声。天色渐黑，在没有回应的沉默中，惴惴不安的夸田清治对着洞口扣响了手中猎枪。 <h3>“那可真是活地狱呀”</h3> 1944年12月，北海道冰天雪地，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里，一个名为刘连仁的中国劳工在黑暗的矿洞里劳动。 “当时一天干12个小时，一天吃一个窝窝头，工作挺累啊，干不动，日本人就用棍子打。”刘连仁生前如此回忆。 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1944年9月2日中午，31岁的刘连仁刚刚走出家门，遇到一伙伪军，他们端着刺刀，不由分说就将刘连仁用绳子绑了起来。撕扯中，刘连仁甚至没来得及跟一墙之隔的妻子打个招呼，就被匆匆带走。此时，他的妻子已有7个月的身孕。 刘连仁被押送到高密城。和他同时被抓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不幸地成为了将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日本自侵占东北后，就采取诱骗、抓捕等手段，将数百万中国人送往伪满洲国，在煤矿港湾及军事工程等处从事苦役。 据当时伪满劳工协会调查统计，从1935年到1941年，被日本“大东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有计划统制骗招的入满华工共486.35万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日本男性投入战场，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状况严重。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的事项》的决议。这个决议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掳掠中国劳工的用意及目的：“鉴于内地劳务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动力显著不足之现状，兹根据下记要领将华人劳工移入内地，以便使其协力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 1943年3月至11月，侵华日军将1411名中国人“试验性地移入”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经过一年的试行后，1944年2月28日，日本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执行细则，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员计划》中的为3万名。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43年3月到1945年5月，日本共强行移进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 根据日本田中宏等人编著的《强捕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劫运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人。他们当中多数为青壮年，15岁以下的儿童为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248人。” 刘连仁知道，一旦被送到日本，加入被称为“死亡大军”的劳工行列，凶多吉少。“那时，我的地还没种完，要我给小日本干劳工，不行！一定得跑！从高密火车站被押往青岛码头的途中，乡亲们瞅着机会就跑。鬼子用马队堵，拿刺刀挑，死了不少人，可也有许多人逃跑了。我脑袋顶上挨了一枪，没跑掉。可怜我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眼看就要生了，我却被日本侵略者抓走了。” 这次差点送命的逃跑，让刘连仁头部留下了一条手指长的伤疤。“那颗子弹要是再朝下一点，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据刘连仁生前回忆：他和难友们被送到青岛，在伪“劳工协会”关了六七天，又病死了一些人。后来，日本人逼迫他们换上军装，照了相，在文件上按了手印。加上其他地方被抓来的人，一行800多同胞，被当成俘虏兵，在大港码头上了货船，劫往日本。“去的时候想，没有回来的那一天了。” 船行6天，在日本西南端的门司港靠岸。这批劳工被分为两部，包括刘连仁在内的200人，经辗转到了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进入雨龙郡沼田村的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对中国劳工的生活条件，日本方面的内部指令是：“不必有仁慈爱护之心；用不着洗澡设备；宿舍方面，坐下后，头上有一两寸的空隙即可。” 刘连仁生前回忆说，北海道的冰天雪地里，中国劳工们穿着在青岛时发的一身单军装，腿脚冻僵了。下矿干活，矿洞里没有照明，没有安全设备，空气脏臭。数不尽的棍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矿顶。日本人口头上说“每天工作8小时”，实际上规定了过重的生产定量，要完成定量，16小时能干完就不错了。完不成，轻则挨打挨饿，重则生命难保。日本监工扬手是皮鞭，抬腿是马靴，中国劳工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矿洞里的煤块不时坠落下来，砸伤中国劳工。煤屑腐蚀伤口，溃烂流脓，无人治疗，也不准假休养，很多人因伤致残。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里，很多人遇难。刘连仁回忆，有时，他被叫去挖死尸，挖出来的人脸涨得发紫，龇着牙，眼球突出，看了使人寒心。 饥饿、劳累、毒打、病痛、塌方像魔鬼一样夺走一个个同胞的生命。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下70多人。“那可真是座活地狱呀！窝窝头只有鸭蛋那么大，还掺上木粉、橡子面。不过，我们可不是软蛋，吃不饱我们一起抗议，谁病了大家都来照顾，一有机会就逃。”刘连仁说。 <h3>5个中国人逃入北海道无人深山</h3> 1945年6、7月，北海道深山中的积雪融化后，昭和矿业所的中国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日本人准备在煤矿周围拉上电网，木桩已经全部钉好。 此时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早有逃心的刘连仁的逃跑。 7月31日中午，刘连仁遭到日本监工的殴打。“他打俺，下家伙了，后来冲突起来了，打就打吧！”刘连仁说，他奋起反抗，“打这个杂种的，他不中用啊，咱也是一命啊，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三个五个更好，反正就豁上脑袋不要了。” 此时，其他监工正在午休，刘连仁打倒了这个监工，和同乡难友陈宗福、邓撰友、陈国启和杜贵阳一起逃出了这座吃人的活地狱。 随即，尖厉的警报声响起，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宪兵立刻集结，开始搜捕。 刘连仁和难友们向西北方向奔逃。他们曾听说，穿过那边的森林，就可以踏上一条通往中国东北的小路。不过，他们一深入到连绵起伏的大山中，就迷失了方向。 刘连仁回忆说：“东西南北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吃什么？吃树叶。人又不是牲口，树叶不好吃，吃尝着不苦的。找些草，找些野菜，吃得脸都肿了。” 镇定下来后，他们凭着大树上绿苔的多少以及太阳的出没，辨明了西北方向。他们攀山越岭，穿过森林，却又止步于茫茫大海。在传说中的西北方向，没有回家的路。 此时，在大海另一边的祖国，刘连仁家里，他还没见过的儿子已经9个月大了。孩子是刘连仁被抓走40天后出生的，日日盼夫的妻子给孩子起名为刘盼（后改名为刘焕新）。 刘焕新说：“在我记事以后，我没听人说过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只看见我妈妈坐在炕上，默默地流泪，别的她不吭声。我奶奶搂着我，也是以泪洗面，我看到眼泪滴到我身上。” 一出生就没看到过父亲的刘焕新，与母亲相依为伴。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一个会给他带来羞辱的称谓。“有时孩子间打起架来，你这个孩子没有爹，他侮辱你。我八九岁以后，就问我母亲，父亲上哪儿去了？她说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刘连仁和难友们苦苦挣扎。 1945年9月，北海道早早入了冬，气温常在零下40摄氏度，刘连仁和难友们身上的单衣早已经破烂不堪。为了能够活下来，他们在雪地里相互依偎取暖。他们跪拜苍天，结为兄弟，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患难与共的兄弟，不久就被迫分离了。 刘连仁回忆：“过了20来天吧，叫人冲散了，抓了两个去，剩下三个。过了一冬，又抓了两个去，剩下我自己。” 实际上，刘连仁的四个兄弟并没有都被日本人抓去。据陈宗福回忆，他在几个人跑着躲避日本人时，和其他人失散了，其后在北海道深山的山洞里栖身，当了将近3年野人。1948年初他被日本猎人发现，带到警察局，警察把他当做间谍，关押了4个多月，在当地华侨的干涉下出狱。1948年春节前夕，他回到山东高密家乡。 兄弟失散之后，刘连仁独身一人在漫天雪花的深山里东躲西藏。令他绝望的是，无论从哪个方向走出去，都只能看到大海，没有船，他永远都不可能回到祖国。 刘连仁陷入了绝境中。“没人做伴，没人说话，山里野兽要吃俺，日本鬼子要杀俺。” 刘连仁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茫茫黑夜，他解下束腰的一根草绳，打成圈系在树上，面朝祖国跪拜后，大声呼喊：“弟兄们，等等我，我来找你们了！”他闭上眼睛，将头伸进了绳圈里。 <h3>活下去：穴居山野13年</h3> 1945年12月，杳无人烟的北海道深山里，来了几个面容憔悴的中国人，他们高声呼喊着刘连仁的名字，这些人是刘连仁的难友们。 刘连仁等五人逃走半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当年12月，所有中国劳工被通知可以返回中国。在动身之前，昭和矿业所的难友们想起了刘连仁。 难友们找过许多地方，一无所获。茫茫森林，仿佛一个巨大而沉默的暗洞，将刘连仁吞噬得无影无踪。带着遗憾，这些中国劳工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大海另一端，天津塘沽码头，人群中，母亲怀抱里年幼的刘盼，望着靠岸的轮船。父亲没有回来。 刘焕新说：“我父亲兄弟张同升，他回来了，他过来和我奶奶、母亲说：‘我大哥够戗了，他们跑到山上去，有回来的，但就没见他回来，但愿别叫野兽吃了，但愿别冻死了，饿死了。’” 寄托着母亲和奶奶对父亲盼望之情的刘盼，渐渐长大了。班主任老师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后，觉得“盼”字表示一种被动的想法，建议他将名字改成了“焕新”。 刘焕新回忆：“我奶奶领着我找瞎子算卦，算一算我的命怎么样，瞎子说这个小孩有福气，他的爸爸在外边没有死。” 刘焕新的爸爸确实没有死。彻骨的寒冷中，刘连仁醒来了，发现自己还躺在雪地里，用来上吊的草绳因为日久腐烂，承受不住他的体重，绷断了。 “死了怨谁呀？死就死在个明处，这样死了，家里不知道，日本鬼子也不知道我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刘连仁对自己说，“我还不能死。抓着顶多杀我，要是抓不着，回了家，我要公布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残忍。坚决要活下去。” 北海道的冬天漫长而寒冷，6月刚刚化雪，9月又飘起了雪花，天地一片白茫茫，森林里常有野兽出没。决定要活下去的刘连仁，没有御寒之物。“那个冷啊，说起来难受。”刘连仁说，“我住的地方不是山洞，山洞不敢进去，我自己挖的一个洞。” 在这个躺不下也站不起来的土洞里，刘连仁不分白天黑夜地蹲坐在里面，睡觉也是蹲坐式。除了出去寻找食物，他哪里也不敢去。 据刘连仁生前回忆：当他偶尔看到地里劳作的农妇时，便以为男人们还在前线打仗；当他听见进山打猎的猎人放出的枪声时，便以为那些追赶他的宪兵又来了。在恐惧中，他被迫躲进了更深的山林里，从此变成了蓬头垢面、茹毛饮血的穴居野人。 刘连仁后来回忆说：“晚上，狼群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爬上大树，在树杈上栖身。天亮了，我饿得不行，正要从树上下来找东西吃，看到对面的树杈上盘踞着一条大蛇，昂头立身冲我直吐芯子。我慢慢抽出刀子，猛砍过去……我溜下树，顾不了太多，捡起这条蛇，剥了皮，把血淋淋的蛇肉放进嘴里，觉得肠子一起往上翻。吃完蛇，看着太阳，认准方向，我迈开了双腿，猛然看到不远处有一大汉，我大吃一惊，拔腿就跑。跑了一阵，不见有人追来，我壮起胆子挪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护庄稼的草人。我迅速扒下了草人的衣服，套到自己身上，觉得暖和多了。” 刘连仁白天躲在山上，夜里到山腰坡里刨几个土豆吃。他曾在一个田间小窝棚里发现一盒火柴，欣喜若狂，点火烤了一些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了。“那是我13年中唯一的一顿饱饭，也是逃出矿业所后第一次吃熟食。”刘连仁说。 逃亡的第二年，刘连仁弄到了一只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有了炊具，他至少能喝上一口热汤了。 逃亡的第三年，刘连仁找到了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五年，他找到了两根针，身上已经破成布条的衣服可以缝补缝补了；第六年，一件美式军大衣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它既是衣服，也是被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在气候恶劣、野兽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刘连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虽然很想回家，但刘连仁始终不敢走出深山。“日本鬼子比狼都厉害，不是打就是杀，不敢出来。那就在深山里头，过他一辈子，死了就算了吧！” 刘连仁就这样一直在深山穴居了13年，成为一个远离祖国远离人类的野人。 <h3>放声痛哭之后回归人间</h3> 1958年2月8日，猎人夸田清治无意间闯入了刘连仁持续13年的穴居生活。 阴森的深山，诡异的洞穴，沉默的人影，这一切都让夸田清治无比恐惧，他扣响了手中的猎枪后，惶惶而去。 洞里的刘连仁同样惶惶不安。他回忆说，当天晚上，冒着严寒，他披着那件破烂的军大衣，爬出了栖身之洞。在洞里生活过久，他的腿已经变得僵硬，膝盖几乎不能弯曲。在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冷中，一整夜时间，他也仅仅爬了不到100米。 第二天，夸田清治带来了警察。顺着洞外爬行的痕迹，他们很快找到了刘连仁。 时为北海道别町议会议员的木屋路喜一郎回忆说：“我们看到刘连仁时，他在30来米之外。发现他以后，两个警察追过去，那时刘连仁还没意识到。警察到了相距他10米的地方，刘连仁才发现（我们），想跑。” 此时，刘连仁已经虚弱不堪，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追了过来，他惊恐到极点。 木屋路喜一郎回忆：“那儿有个山沟，他向着山沟逃，警察追上了，三个人都滚倒了，然后他又逃，被我们抓住了。” 在刘连仁被警察找到时拍的一张照片上，他充血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头上顶着两根一尺半长的扭曲的辫子，一件又脏又破的军大衣沾满了污泥和裸露的棉絮，大衣里面是用各种材料缝缀在一起的杂衣破布和纸片，脚穿一双形状扭曲、残破不堪的高帮胶鞋，双腿被冻得又红又肿，有多处因为严重冻伤而形成的溃烂。 “我们想和他交流，但语言不通。”木屋路喜一郎说。 日本警察根据他的口音判断，这是一名中国人，他们随后把刘连仁关进了警察署。 此后不久的一个早晨，日本北海道华侨总会负责人席占明，像往常一样翻开了报纸。一则在山中发现身份不明的中国人的消息，让他惊讶不已。 席占明回忆说：“那报纸最初怀疑他是个间谍。美军占领日本以后，那个地方有个雷达基地，他是在雷达基地附近被发现的，所以被日本人怀疑这个中国人是间谍。我们一看呢，不可能。” 席占明马上打电话与警察署联系，希望会见这名身份不明的中国人。“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穿的是西服，我们和他说，我们也是中国人，他怀疑。”席占明说。 尽管席占明说的是中国话，并一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已经在惊恐逃亡中度过了13年的刘连仁，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第一次沟通失败了。 为了让刘连仁放下戒备，席占明决定，先将刘连仁从警察署接出来，找个宾馆先安置下来。“洗澡那就困难了，他穿的衣服脱不下来，只好拿剪子剪。” 在席占明为刘连仁安排的宾馆里，一些当地华人帮他剪掉了长长的辫子，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直到此时，人们才真正看清楚他的样子。 不过，人们的善意依然无法让刘连仁放松戒备。席占明说：“他总是睡不着觉，睡十几分钟眼睛就睁开了，警惕成习惯了。” 刘连仁的这个样子让席占明意识到，他也许是当年被抓来的劳工。为了让他放下心理的戒备，席占明找来了一名也曾当过劳工的山东人。 这个与刘连仁有着相似经历、口音相近的山东老乡，终于让刘连仁逐渐消除了戒备。刘连仁费了很大的劲，才断断续续地说出“我是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随后放声痛哭。 在深山穴居13年的野人，终于回归人间。 刘连仁和其他人的交流逐渐顺畅。席占明回忆：“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就到宾馆，慢慢地告诉他国内的情形。他问什么叫解放，什么是新中国，他完全不懂。只有当我说到八路，他才说知道。” 北海道中国野人的身份揭开了，当地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但消息一出，刘连仁却被日本政府判定为非法入境者。 证实刘连仁的身份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摆在席占明面前的难题是，刘连仁已经记不得自己当年所在煤矿的地点和名称，而日本政府以“管理局已经解散，文件下落不明”为理由，拒不提供任何有关被抓劳工的档案资料。 为了帮助刘连仁，席占明发动所有关系，尽力寻找有用的线索。“北海道有一个北海道资社，那时候还存在，我们找到那家公司，公司把当年的劳工名簿拿出来了。” 经过几天的查找，在当年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工就业情况调查报告书》第65件的残留名薄上，席占明他们终于找到了刘连仁的名字，附注了“下落不明”四个字。按照名簿上的归属单位，席占明找到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要求他们立刻派人前来确认刘连仁的身份。 席占明说，13年过去了，刘连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在昭和矿业所，日本监工点名时不叫名字，叫工号，他的工号是76号。 刘连仁对日本方面的抗议，很快得到了日本华侨以及很多善良的日本人的支持，一些日本媒体也强烈要求政府给予刘连仁公正对待。 1958年4月15日，历尽14年的苦难之后，刘连仁终于登上了回家的轮船。 <h3>直到去世，他没有等到公正判决</h3> 刘焕新对父亲从回国的轮船上岸那一刻记忆犹新。“汽笛声过后，从舷梯上慢慢走下来一个人，戴着礼帽，个子很高。这是谁？不认识，他是父亲。我听到他用沙哑的嗓音，说了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连起来就是：‘祖国，我回来了。’他大概喊不出来。好像从舷梯下来走完20多个台阶，也没说完这句话。” 未能守在妻子身边亲眼看着儿子出生的刘连仁，在等待了整整14年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父亲。 “我母亲光顾着哭，光对我说‘这是你爹’，别的，不吱声了。我这么多年的委屈，想着叫声爹多么高兴，痛快一下，没人欺负我了吧。我和我父亲、母亲，想跑出去，但人山人海跑不动，挤出去以后，三个人抱在一起。我叫爹，使劲不小，叫声爹，但是谁也听不到，三个人抱在一起。我叔也来了，抱成一堆。大家就哭起来了，用泪水表达过去的怨恨和现在的高兴。”刘焕新说。 对刘焕新来说，这是一个仍然活在过去阴影中的父亲。“他回来以后，不乐意见人，晚上睡觉蜷缩在炕上，有时候坐起来，好像从一个噩梦里惊醒了一样，又好像有日本人发现了他一样。回家头三年里，他几乎天天晚上睡觉都会惊醒。” 33年后，1991年5月，在儿子的陪同下，刘连仁回到了日本北海道的那座矿山上。 刘焕新回忆：“我们在那里，他一直在矿洞口呆呆站了有10分钟，不吭声。” 1996年3月，83岁的刘连仁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 起诉后，刘连仁说：“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80多岁了，来趟日本不容易，来一趟就遭一回罪啊。解决了，我没有这个心事了，把眼一闭，也就这么着了。我觉得这个事必须解决了，脑子里没有斗争，我死了有我儿子，有我孙子，子子孙孙要把这件事解决。” 从1996年开始，刘连仁三次走进日本法庭，讲述遭遇，表达控诉。 2000年9月2日，刘连仁因病去世，享年87岁。直到去世，他始终没有等到公正的判决。 “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成天拽着我的手，他说：‘我不行了，我打这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4万多劳工，也是为中国争口气啊。’”刘焕新说。 2001年7月12日，刘焕新捧着父亲的遗像走进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将父亲遗像恭恭敬敬地放在原告席上。 当天，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日本政府承认刘连仁在北海道的非人遭遇是历史事实，并承担责任，赔偿刘连仁一家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 日本政府对判决结果不服，随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6月23日，刘连仁案二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宣判，法院以“该赔偿责任不适用日本国家赔偿法”以及“诉讼超过期限”为由改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法庭一片哗然。一位前去旁听审判的日本友人当即大声质问审判长：“你还有没有人性？作出如此判决可耻到了极点！” 刘焕新走出法院后愤懑地表示，东京高等法院的改判理由完全是军国主义的逻辑，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判决。随后，他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刘连仁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007年5月15日，13名山东劳工和劳工遗属、山东法律援助团的律师、专家学者和日本友人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对日本最高法院的强烈抗议。 2009年12月20日，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首批38名受害中国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南接受二战时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此次和解赔偿历时16年、历经3次诉讼，根据协议，西松建设公司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 2004年清明节，刘连仁的墓碑在他的家乡落成。这个为了自由和尊严历尽苦难的中国农民，临终时给儿子刘焕新留下一句话：“你要记住，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能正身。” <h3>链接</h3> <h3>1994年日本首次承认二战时强掳中国人当劳工</h3> 19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裕在国会参议院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询时首次承认，根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编写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受其政府的指示强掳38935名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时任日本外相的柿泽弘治在回答质询时也表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深表遗憾”。此前，日本的一些政党和团体已发现外务省的这份报告书，但日本政府一直未承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 <h3>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群体构成</h3>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小者只有11岁，名叫王殿美（奎？），出身于山东省淮县南胡庄，被掠至北海道川口组室兰出张所，于1945年6月22日死亡；年龄最大者78岁，名叫张照论，出生地为山东阳谷县，被掠至北海道歌志内铁道工业株式会社神威出张所。中国劳工的出生地以河北省为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此外，还有湖北、陕西、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地区等。就劳工的身份而言，农民最多，此外有商人、被俘的中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与八路军），还有伪军、保安队、警察和原劳工、工员、教师和学生。 <h3>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遇害情况</h3> 按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记载，北海道川口组室兰出张所的969名中国劳工，310人死亡，其死亡原因全部为疾病。但是在1954年秋于当地海滨发掘出在川口组死亡的125具华工遗骨中，“在场医生认定‘有人还在呼吸中，便被放入坑内’，这种遗体是缘于活埋。有的是头盖骨上有弹孔，有的头盖骨有锐器的击伤和裂痕”。1955年夏在下关市发掘出73具华工遗骨，掩埋时的目击者也证实：“还有相当体温的身躯，由于病情恶化，虽然未死却被认为死亡，尽管还活着，却被抛入墓穴之中……在墓穴的底下，还有夹在腐烂的尸体中拼命挣扎的重病人。” <h3>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回国情况</h3>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美国占领军与日本政府共计送还华工31917人（其中包括战时送还的1180人），为掳掠时乘船人数的82%。加上死亡的6830人，同乘船时相比还差188人。这188人有下落者为100人，其中住院及陪护35人，在刑务所内42人，希望留居日本的23人；下落不明者为88人，其中战争结束前便下落不明者21人，战后逃亡67人。 <hr /> 注释： 下编 抗战散记 受第八章 受降 <h3>亲历者</h3> 高文彬——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翻译 罗伯特·唐纳汉——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 饶平如——时为第一零零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 陈海梧——时为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第五大队机械师 赵振英——时为新六军第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 杨永彬——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上尉连长 吴 淞——时为第九战区总监部经理处上尉科员 李祥麟——时为炮兵第三团一营二连连长 <h3>编导手记</h3> 我很纠结。在我看完日本天皇在1945年宣读的那份投降声明的中文译文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讲述抗战胜利那一天的事了。 日本人真的宣布投降了么？这是我纠结的第一个问题。 在那份终战诏书中，日本天皇对投降只字未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影像资料中，日本平民在镜头前的叩首垂泪，都只是在叹息日本天皇被迫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这种被迫，让日本人觉得屈辱，而这种屈辱，一直伴随了日本人很多年。据说在后来的每年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台都要播放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日本国民也都会在那一刻停下手中的工作，面对着天皇所在的方向，低头垂泪。 他们在纪念从那一刻开始的和平？但愿如此。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芷江进行的受降仪式作为一个标志，好像从那一天起日军正式投降了，但从史料中看，那一天的日军投降代表并不是冈村宁次，而只是他的副官今井武夫一行人。他们也没有携带任何降书顺表之类的东西。有资料说，那一天，日本人说，我要投降了，但是，我需要派一个副官跟你们的总司令坐下来好好谈谈该怎么投降。 10天之后，日本人在美军的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军投降了。据说在那一天，“密苏里”号上的所有参加受降仪式的美军都摘掉了他们的军阶标识，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以军人的规格接待日本投降代表，他们不够资格。 然后是7天之后的南京。关于那场受降仪式的记忆，赵振英老人的讲述比我在片子里面描述得更加翔实，但赵振英老人表现出的最兴奋的地方，却是他们穿着定做的马靴、马裤和崭新的美式军服，全部都是当时最好的装备。 总是听人说，人只会关注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1945年的全民欢庆和日本人的垂泪叩首，但真正的历史是这样的么？ 我不是想清算也不是想翻旧账，只是我不想让一段片面的历史留给后人，尽管我无法将历史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但是至少在多年之后，会有人想要弄清楚1945年的那个夏天的那场胜利。所以我把梅汝璈在日记中的那句话反复吟哦。也许很多人会忘却，也许很多人会嘲笑，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些人记住。 历史，不能被忘记。 1946年5月3日，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由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组共同组成的这一国际法庭，即将开始世人瞩目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翻译高文彬坐在旁听席上，心情复杂。 高文彬回忆：“那个地方是原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战争时那地方还是日军参谋本部所在地。原来在那里发号施令，侵略别的国家，现在作为法庭审判你，有一种清算的意义在里边。”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中方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当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被免予起诉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的罗伯特·唐纳汉说：“法庭主要针对二战之前到二战期间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对日本政府高官进行审判。” 刚刚开庭，高文彬就愤怒了——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不时大声叫嚷，干扰法庭的正常秩序。 高文彬说：“这个人是理论家，专门写文章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他不是部队里边的人，是民间人士。被告席一共两排，他坐在最高一排，东条英机坐在他下面，他去打东条英机的头。美国宪兵就上来把他拎走了。” 被带走的大川周明再没有回到法庭之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团最终决定放弃对他的起诉，因为经法庭指定的医学专家鉴定，大川周明患有精神疾病。不过，高文彬心里清楚，大川周明的反常行为是装出来的，精神病是假的。“他被放出来以后，说他是装疯，美国人也晓得他装疯。” 尽管大川周明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在表演一场闹剧，但在需要用证据说话的法庭上，中国检察官们束手无策。而在被告席上，其余战犯也都心怀鬼胎。曾经一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土肥原贤二把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全部推诿给部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则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扬言要和检察官们大战三百回合。 高文彬说：“他们晓得不辩的话他们会死的，辩一辩可能还有活的希望，所以他们把罪名推给底下，另外就说被指控的罪行是没根据的，就是两个字：狡赖。” 据高文彬回忆，每个战犯都有至少一名美国辩护律师，同时还聘请了2至6名日本律师，整个辩护队伍高达310人。“这些被告原来都是日本高级官员，很有钱，他们都听美国的，都请美国律师帮他们辩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被告席上的战犯们没有一丝悔意。高文彬知道，日本虽然投降了，但并不意味着战犯们一定会认罪，而围绕着受降和审判，暗潮汹涌的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 <h3>国共受降之争</h3>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日本裕仁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向全国广播：“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停战诏书》里，没有一处提到投降。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刻，战争结束了。 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致电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其投降应遵守的原则：“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同一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也致电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国共两党的受降之争，其实早就暗中展开了。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8月1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其中提到“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向何应钦送交一份受降对策：“为预防奸军（指中共军队）擅先进占城镇起见，应由统帅部先发布命令。在日本投降期间，全国各部队应绝对听候最高统帅部调遣，凡擅自行动者一律视为叛军。”在美国积极支持下，蒋介石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电令，要求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文却是另一番内容：“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区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勿擅自行动。” 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他依据美国及蒋介石的意图，下令所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军队投降、缴械。 美军进入天津、北平、秦皇岛、唐山等地，并以大量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到华北地区受降。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东北归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应投降的日军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367人），京沪地区第六军、第十三军（330397人），广东方面第二十三军（137386人），台湾方面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总计投降兵力1283240人。投降的伪军，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共计683569人。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说，“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 <h3>邵阳日军不愿缴械</h3> 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对国人发表广播演讲，宣告抗战胜利。他说：“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一天，湖南邵阳西郊的军营里，庆祝胜利的游行还没结束，营门外，第一零零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饶平如被一位姓王的副团长紧紧抓住了双手。 “他说，我这次去，吉凶未卜，不知道怎么样，假如我一去不回，请你帮我记上一笔我怎么牺牲的。”饶平如回忆说，王副团长要去的地方，是四五里外的邵阳城。驻守在邵阳城内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已经与第一零零军对峙了整整两个月了。 饶平如回忆：“军长李天霞下令让一八八团派一个信使，去告诉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指挥官，让他们马上向我们投降。” 王副团长和一个班长奉命前往邵阳城，要求日本人缴械投降。 饶平如说：“他们找了一根竹竿，把一块白色被单扯开了，做成一面白旗。白旗在军队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投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军队的使者。为了比较像样一点，他们找来一匹马，王副团长骑马，那个班长举着白旗。” 饶平如记得，从军营出发，过一座山就是邵阳城。“他们到城边了，突然之间，两旁树林里埋伏的十几个日本兵一拥而出，把王副团长拉下马来，用布把他俩的眼睛蒙住，带他俩进了城。” 整整一夜，饶平如没有合眼，他一直在等邵阳城内传来的消息。 “第二天，他们回来了。王副团长说，他看到有的日本军官发脾气，拿军刀在桌子上东敲西敲，嘴里叽里呱啦的，不晓得讲什么，有一个日本军官切腹自杀了。有人通过翻译跟他讲：‘你到我们司令部来过了，你看见我们的情况了，照理我要把你的眼睛挖掉，现在顾念你是一个使者，算了，你回去。我们不是投降的，不必投降的。’” 饶平如不明白，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为什么邵阳城内的日军还是不愿缴械？ “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这番话，是当时日军中的普遍心态。 <h3>芷江洽降：今井武夫没说一句道歉的话</h3> 1945年8月21日上午，冈村宁次的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从武汉飞往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事宜。8年前的“七七”事变，时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的今井武夫是亲历者。 芷江是湘西雪峰山区一座古老小城。当年4月，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抗战中的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打响，经过55个昼夜激战，日军战败，伤亡2万余人。 这一天，是芷江人扬眉吐气的日子。时为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第五大队机械师的陈海梧回忆：“住在芷江城外十多里路的人都来看，芷江机场站满了人。我们站在跑道旁边。” 上午11时15分，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坐的飞机出现在芷江机场上空，机尾上绑扎了两条长达3米的红布，以示接洽投降。在日本飞机的上方，还有3架中国飞行员驾驶的战机。 陈海梧说：“我们的飞机在上面押着日本人的飞机。到了芷江，它先在机场低空转了两圈，以示敬意，我们的指挥台叫它落地，它才落地。” 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乘坐的飞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 陈海梧记得，今井武夫获得批准下飞机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不敢抬头，上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上插了一面白旗。” 此时，围观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参与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二、三课上校课长万金裕后来在文章中回顾：“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日本战犯’的口号，声浪高昂，响彻云霄。今井等听到如此愤怒的口号，表面佯作镇静，实际上骇得面如土色，不敢仰视，端坐车中，让大家猎取镜头。” 今井武夫一行离开机场后，围观人群意犹未尽，索性把日本飞机机尾的两条红布扯下来，分成许多小块，每人留一块作为纪念。 陈海梧说，从机场到洽降会场的路上，有很多宪兵维持现场秩序。“只隔大概两三丈就有一个宪兵。” 下午3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今井武夫及其随行参谋二人。陪同接见的有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国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 陈海梧回忆：“在那个礼堂里，日本人坐下面，我们的长官坐上面，要他们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们老老实实，没有多少话讲。” 今井武夫呈交出日本在华兵力配备图后，静听中方以高声朗读近千字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备忘录》里一个接一个的‘投降’字眼猛烈冲击着日本代表的神经，很快，今井武夫头上冒出了汗珠，身旁的副官也双唇紧闭，如坐针毡。今井武夫后来这样描述作为投降使者的心境：‘战败的我们，犹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尽的。’” 在陈海梧印象中，洽降仪式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整个过程中，今井武夫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芷江洽降6天后，冷欣飞往南京，开始准备即将在南京举行的正式受降仪式。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飞机到达南京上空，俯瞰南京全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飞机场上三五破旧飞机，停于凄凄蔓草之中，倍觉荒凉。总理陵墓，别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h3>南京受降：冈村宁次深深鞠了一躬</h3>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继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之后，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在此举行。 这天一大早，新六军第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赵振英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一营奉命承担受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任务。会场内外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并经过再三演练的。 “我的新军装是在南京临时做的。打仗的时候，哪会带着马靴呢？你要到这个大场合，就不能穿着草鞋或者布鞋去。”赵振英回忆说，“士兵们都戴着钢盔，背着背包，带着枪，只是子弹没上膛。这么一个仪式，好的装备都用上了。” 上午8点50分，大礼堂里的四盏水晶灯亮起来，赵振英马上紧张起来。他看到日军的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分别从3辆汽车下来，跟在中方人员后面，“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走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不可能再趾高气扬，不可能了”。 包括中国高级将领、盟军军官、中外记者在内的1000余人参加了受降签字仪式。 万金裕的《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一文描写了仪式的具体进程： 当日8时56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军官4人入场，中外军官、来宾均肃立致敬。何应钦就座于受降席之中央，其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其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其正中置一个时钟与一套中国文具。 8时58分，我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会场至规定之位置，以立正姿势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应钦上将，行45度之鞠躬。何氏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规定（发有“备忘录”规定），分别就座于投降席内，冈村宁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应钦，举首可以望见会场上面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和巨型的金色“V”字标示（即胜利之意）。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座于冈村宁次之左侧；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译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则依次就座于右侧。日军投降代表共7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之人员规定出席；均着戎装，未佩军刀。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乃取出证件，交付其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与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当即将该证明文件留下，将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由肖毅肃参谋长递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当即起立，以双手接受，日军小林总参谋长在旁为之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毫无犹豫之状，并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签名之下端。此时中外记者争相摄取这一难得而瞬息即逝之镜头，一时投降代表席顿成电影机及照相机之焦点。案头所置降书和笔砚及冈村置于案上的军帽，均成为记者大感兴趣之镜头。冈村签字、盖章后，一面令其小林总参谋长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上将，一面点头，表示日军业已完成了投降仪式。小林乃将两份降书谨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递呈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即在日军的降书上签名盖章。旋以其中一份令肖毅肃参谋长交付于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肖毅肃参谋长转冈村。冈村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上将。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座，并向何应钦上将一鞠躬，然后退出礼堂，整个仪式仅经过20分钟结束。 亲历受降仪式，赵振英百感交集。对于一个经历过八年抗战的老兵来说，20分钟实在是太短了。尽管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一行人向中国受降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但在赵振英看来，这样的歉意表达显然无法抚平八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伤害和苦难。 日本人不得不承受战败的屈辱。 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 <h3>日军战俘营墙上的“忍”字</h3> 南京城外，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上尉连长杨永彬奉命率部接受南京城周边驻扎的日军投降。 “日本人见到我们就敬礼，甚至又跪又拜，打了胜仗，我们真是王啊。” 杨永彬感叹，“他们那个司令官，我们管他，他害怕我们，送我们剑，送我们照相机，什么东西都送，巴结我们，怕万一我们虐待他们。” 原来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现在变得小心翼翼，杨永彬体会到了一个胜利者的快感。 和杨永彬相比，第九战区总监部经理处上尉科员吴淞作为胜利者的感受更复杂一些。1945年9月，他随部队到了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已经看不到日本人的身影，原驻此地的日军已经被送到了战俘营里，等待被遣返回国。 在日军战俘营检查时，吴淞发现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忍”字。“刚开始我想把它扯掉，后来想，扯掉不好，像是我们怕他们似的，就没有扯。后来我看到一个日军的少佐，我要他过来，他来了，我就指着这个‘忍’字，笑一笑，说：‘你们说三个月灭亡中国，灭亡了没有？你们就是要忍，想报复，不可能。’” 日军少佐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中国军队保护日本战俘的生命安全。 吴淞回忆：“日本人的战俘营，有老百姓跑去打他们。不过，让我们派部队保护他们，等于保护敌人，我们不愿意。后来想出个办法，发一支步枪给他们，不给子弹和枪栓，让一个日本兵带着枪站在门口，老百姓不懂，不敢再进去。” 同样是投降日军，时为炮兵第三团一营二连连长的李祥麟所见到的要顽固得多。 “我们去接收日军的炮，一个日军大尉来了，他把炮交给我们以后，给炮敬礼。我说：‘你给炮敬什么礼？’他讲：‘这火炮大大有功。’我说：‘这火炮有什么功啊？’他讲：‘这火炮从南京一直打到武汉，出了力。’我说：‘胡扯，你们的火炮杀害我们中国多少老百姓，还有功吗？！’” 李祥麟对日军大尉说，你们打败了，投降了。“他讲：‘我们没有打败，没有投降。’我说：‘怎么没有？’他说，‘我们是听天皇的命令的。’我说：‘你们天皇就那么傻，没有失败就投降了吗？你们好好反省一下，你们发动侵略战争，屠杀我们多少中国老百姓，这么大的罪行，你还不承认吗？！’末了，他讲了一句话：‘30年以后我们还要见面。’” 30年以后，又过了多年，李祥麟没有再见到这个日本人。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返日俘、日侨的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启航。此后的7个月里，分散在中国各地的310万日俘、日侨陆续被遣返回国。 <h3>“杀人比赛”恶魔终被枪决</h3> 1946年2月15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开庭。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法庭对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进行了为期3天的公开庭审，当年3月10日，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开庭，经审判，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其余战犯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让战犯得到应得的惩罚，告慰战争中逝去的同胞，为苦难的祖国讨还公道和尊严。 1946年6月的一天，夜已经很深了，东京国际检察处三楼档案室里的灯光还亮着，高文彬坐在两摞厚厚的日军档案后面，仔细翻检。查阅浩瀚的日军资料，已经成了翻译高文彬自愿承担的每日工作内容。 高文彬如是回忆当时的法庭审判：“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开庭，全部被告，不管审理的这个案子跟他是否有关，都得来听。有的被告站在那里像木头一样，拿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让高文彬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英美法系跟我国法律所属的大陆法系是不同的。在英美法系里，抓到人，先假定他无罪，然后检察官找证据证明他有罪，所以证据非常重要。” 日本投降前，日军有计划地销毁了诸多证据，这使得检察官们调查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为了能够搜集更多证据，中国检察组向盟军总部申请开放日军内部档案。“一些秘密文件，我们是通过特许获得的。”高文彬说。 在国际检察处三楼档案室里，高文彬有了意外的发现。“偶然翻到了一张报纸，报道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杀人，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人，因为他的刀砍中国人的头砍得刀口钝了，就输掉了。” 这张报纸是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中的两名日本军官一直被日本军界誉为“勇士”。“他们是犯杀人罪的恶魔，之前我们没有具体证据，到底还是查到了。”高文彬说。 1947年初，高文彬从日军内部档案中翻出的这张报纸，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物证提交给国际检查组。同时，高文彬也将这张报纸的复印品寄回国内。 1947年10月25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将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战犯向井敏明引渡到中国。12月18日，两人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h3>东京审判：7名战犯上绞刑架</h3> 1946年8月1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来自美国的传教士约翰·马吉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这位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平民的美国牧师，将自己拍摄的总长105分钟的纪录片带到了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当庭放映。 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画面，震惊世人。 当年9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设立独立单元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高文彬发现，来法庭旁听的日本人突然多了起来。许多日本人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领取旁听票，法庭附近的黑市上甚至有人倒卖旁听票。 高文彬说，在法庭上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后，“一些日本人恍然大悟，没想到他们的兵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兵是最勇敢、最有能力的，结果连强盗都不如。他们完全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男的女的头都低着，感到很羞愧，觉得他们被天皇骗了。” 在铁证面前，战犯们预感到末日将至。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东条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松冈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最可怜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 据梅汝璈回忆：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0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8页，宣读了整整8天。 判决的25名战犯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这7个被中方要求判决的战犯全部被判处绞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战犯20年徒刑，1名战犯7年徒刑。 尽管中方对判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但在高文彬看来，这场审判仍然留有诸多遗憾，特别是日本天皇裕仁没有被送上审判席。“那时候苏联已经成为一大势力，美国政府要控制日本，就把天皇留下。” 罗伯特·唐纳汉说：“如果让我就天皇是否有罪做决定的话，我会建议判他有罪。不过，关于是否对裕仁天皇进行审判的决定，不是我的事，是政治问题。” 除了裕仁天皇，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还有冈村宁次。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释放回国。 高文彬说：“国际法庭本来要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来，因为冈村宁次在华北时对八路军的情况特别了解，国民党政府就把他留下来做参谋。”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持续5年之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731部队等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这一事实，但驳回了180名中国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要求。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之事，是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审判的诸多遗留问题中的一个。 高文彬认同梅汝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年事已高的高文彬想写一部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录，终因一次中风而作罢，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一闭上眼睛，脑中全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h3>链接</h3> <h3>侵华日军缴械统计</h3> 到1946年2月，绝大多数侵华日军缴械完毕。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收缴的日军主要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战车383辆、装甲车151辆、军用汽车（包括特种车辆）15785辆、军马74159匹、飞机1068架（可堪用者291架，待修者626架，不堪用者151架）、军舰26艘（每艘90吨至1000吨），另有快艇、炮艇、潜艇计29艘。以上不包括伪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数伪军转为国民党军，仅少数缴械）。 <h3>汉奸受审</h3> 南京受降仪式结束后不久，汪伪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梅思平等成了国民政府逮捕的第一批汉奸，抓捕和审判汉奸的大幕由此拉开。梅思平最终成为南京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从1945年9月到当年底，全国共有4692名汉奸受到审判，得到应有下场。 8年抗战 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1亿多人民妻离子散 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超过6000多亿美元 如果你被这些可爱的老人感动，别忘了，这只是冰山一角。 <hr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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