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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一章

十余年前，苏北盐城的一个只读过高中的农村小伙子，在面对终日汗洒黄土不能抒发青春理想的痛苦时刻，无意间因看到一份包粮种的旧报纸上刊发的一篇介绍这位农村支书如何领导农民走向富裕的报道，于是这小伙子带着300元盘缠，只身来到本文主人公所在的那个村子，期待有份能吃饱饭的同时还能余几个钱的工作。后来这位小伙子被留了下来，若干年后小伙子又把自己的户口从苏北迁到这里。这还不算，小伙子“明眼势利”，又把自己的父母、对象以及对象的父母及其兄弟姐妹全都迁了过来，这滚雪球式的“家族大迁移”至今已达57人之多！

邓小平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戴并赢得全世界的尊敬，就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解释和寻找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蒙难的“三起三落”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如此巨额财富面前，它的诱惑力足可以让一个高贵的人丧失高贵，让低贱的人一夜间成为高贵，不是吗？已位居“国家领导人”之一的成克杰，就是在远低于这个数额的面前倒下了，使他高贵的身份，顷刻间变成了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大贪官。

“何谓‘八有八不’？”

我的主人公是位地道的农民。他既没学哲学也没上过大学，但他在几十年间领导农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掌握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精髓的核心和最基本的原理，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村子发展的道路；他只读过三年私塾，但他在几十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中掌握了几乎所有人类学知识，即你这革命那革命、这主义那主义，唯让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让全世界人都幸福，这就是共产主义！

这样的人还有一批：胡长清、王怀忠、刘方仁、田凤山、李嘉廷、程维高、丛福奎……他们服刑前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贵者，然而他们现在都已经沦为党和人民的败类，或被枪决，或为阶下囚。

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从马克思时代就争论不休，在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主义”争论更是激烈。一百多年来，旧式资本主义学者甚至包括腐朽的晚清政府也曾尝试把垂死的社会改建为“社会主义”。到了蒋家王朝，“社会主义”也曾风靡一时。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才得以实现。可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与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在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耗尽了多少政治家的睿智和精力，也使十亿人民走过了不少曲曲弯弯的路途。

“我们村的长廊可比颐和园的要长多了！不骗你，那年江泽民同志来我村视察时就这么说的！”主人充满自豪地说。

我们就说这年创20亿纯利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它是目前西部某些省区有史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年财政收益纪录！可他领导的一个小村庄，却创出了如此巨大的财富！

小伙子绘声绘色的描述，早已让我心旷神怡，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感受一下天堂般的人间仙境，当我走进七彩长廊时，仿佛步入北京皇家公园——颐和园那条著名的长廊……

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一个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没有深奥的理论，没有玄妙的逻辑，却包含了无数深刻理论与丰富实践经验的真理。其实大凡一切最管用、最经典的真理，都是清澈见底的“大白水”。不是吗？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不正是如此！

归结到底，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人民期待的好官。他们只能与粪土为伍，百姓憎恨这样的人。

这是个财富的世界！而财富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属于一切人类的共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第一天就明确地指出了：“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引自《共产党宣言》）革命导师说的“整个世界”当然包括人类的一切财富。

“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可以公开吗？”如此富有的村庄，于是便有了我心底早已想知道的问题。我问小伙子。

毛泽东是中国五千年间才诞生的一代天骄。他苦苦带领中国人民从贫穷中探索社会主义，可他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阴影而在晚年将中华民族带入一场灾难……

他应当是个名副其实的伟人。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裤腿上一辈子甩不掉泥巴的农民”，可他的精神境界却如此高贵并值得尊敬。今年78岁的他，从未离开过生他的那个村子，也从未离开过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带领百姓把这个村子建设成“天下第一村”。

“八有就是：小有教——孩子从幼托到中学全部免费上学，考上大学有奖励；老有靠——男55岁、女50岁后人人都有六七百元以上的退休保养金；房有包——所有村民的住房全部由集体负责分配；病有报——看大病小病全部报销；物有商——村民购物可以不出村，大商场小商场和适合农家生活的超市应有尽有；玩有场——闭路电视、影剧院、农民公园、世界公园你想得出的游乐全有；餐有供——各类档次的饭店餐厅遍及村子东南西北中，村委会为每位村民提供一年3000多元的补贴等于365天你可以不用掏钱便可满足口福；行有车——村子为每个家庭配一至两辆小轿车。八不即是：吃粮不用挑——村里有公务人员专门将各家所需食粮送到你家；吃水不用吊——村里的自来水清纯可口，通至家家户户；煮饭不用草——这已不是新鲜事，用煤气管道跟城里一样；便桶不用倒——农村用上抽水便具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洗澡不用烧——农户有热水管道比你们城里人不差吧？通讯不用跑——我们村是全国第一个电话村；冷热不用愁——夏有空调、冬有暖气；雨天不用淋——全村住宅之间有万米长廊将户与户联为一体，你可以雨天不湿脚、夏日不晒阳……”

村子，在今天的中国是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又是纯粹的由农民组成的农业单位。这个村子的新掌门人吴协恩先生非常低调地微笑着告诉我：今年全村可以实现20个亿的可用利润。而我知道，其实在这公开的利润之外，还有好几个亿的钱是明补给了已经非常富足的村民们……

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中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而组成这个先锋队的人，他们必须具有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富裕和繁荣人类文明的先进性。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个先进性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它必须坚持“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紧紧把握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引自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仅此一点，难道不能称他是伟人？

“什么？150多万哪？！”我无法不惊叹！一个农民的年收入竟然有这么多！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然而这是真的。小伙子说，他这150万元中，80％能进入村工业集团的股份，还可获得可观的钱生钱分红。

谁敢夸口“天下第一”？他敢！因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他的村子一直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近半个世纪里，多少与之同起并齐名的“红旗”或“典型”，或倒下的倒下或消失的消失，有的像吹气的泡泡，有的则如昙花一现，惟独他和他的村子，旗帜依旧高高飘扬，而且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他的旗帜越举越高，越来越鲜艳。

2003年时，他的村子实现经济生产总值100个亿；2004年为200个亿；今年的目标是300个亿。

50年不败，靠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以人民幸福为己任。25年创出300个“华西村”，走一条从实际出发、发展经济的特色之路……

5000多万元就放在面前，而且明确告诉你：这已经属于你了。你将如何？

吴仁宝——我的主人公的名字，这位农民虽然不能与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民族领袖人物相提并论，但他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胸怀和睿智，成功地实践了让农民们从几千年形成的物质贫穷与精神愚昧的世界，过渡到物质富足、精神丰富、身体健康、人人都基本能“自由发展”，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日新月异的高水平的幸福富裕和完美方向不断前进——几千人、万把人，每年以100亿以上的速度递增迅速创造物质财富和人均享用上万、甚至几万美元以上的纯收入，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财富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少有，而这仅仅是物质层面。吴仁宝的伟大之处，更体现在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靠实干、靠求新所铸造出的“华西精神”，以及他本人这杆历经风雨永不倒的红色旗帜，这正是我要告诉世人我们为什么可以称吴仁宝是伟人的原因——

小伙子名字叫孙海燕。你要查证的话，我有他的手机电话。从一个对人生命运失去信心的打工仔，到年收入达150万元的新村民，是我的主人公依靠他那颗为百姓造福的共产党人之心，为无数孙海燕这样的农民创造了一个个中国经典神话。

“B29号”，这是小伙子现在的新家，一座两层建筑的欧式别墅，面积达500多平米，室内全套的豪华家什和精美装饰。主人介绍，这是村里分给他的住宅，按当地的“村价”约为230余万元（折合中等城市的价格大约500万元左右）。“之前我有一栋是前年搬入的别墅，面积也有400多平米。”小伙子非常平静地告诉我，没有丝毫的炫耀。他说：在这个村子里，像他这样的一户农民家拥有两幢洋气十足的别墅并不在少数。

“没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在我们村里没有灰色收入，大伙的收入在村里都有账。”小伙子坦诚道。“拿去年说吧，除了日常的工资，去年村上一共给了我大约150多万元呢！”

“我们村的每户农民，最少存款也有百万元，当然存款千万元的也为数不少。家有别墅、汽车已是几年前就有的事了。你没听说我们村里的农民在十年前就有了‘八有八不’？”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二章

华西村的百姓也经常在一起议论：而今的老书记年近八旬，可思想为啥总比别人前一步？

省、地、市、乡的干部更会在平时如此议论：吴仁宝这个人了不得，几十年总是先进，别的典型一个个倒下了、消失了，惟独他长盛不衰、旗帜高扬！

那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华西问到这个问题。吴仁宝回答：我注意“两头”。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是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

嗯嗯，细细说来。党的总书记颇有兴趣地请他解释。

“我认为，做一名干部，只要跟‘两头’保持一致，既同上面保持一致，又跟下面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在下面做干部的，不要说做最好的干部，能做不太差的就不错了。如果专门想做最好的干部，就会容易只看自己好的一面，看不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一面，最后这样的干部就要变成坏干部。”听吴仁宝这话，一下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农村干部典型。

他就是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吴仁宝曾经与禹作敏交往和交情很深，但由于各自的精神境界不同，两位农民领袖最终成了不同道的人。吴仁宝出名远在禹作敏之前，可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始，随着陈永贵的大寨大队失去光彩后，天津的大邱庄异军崛起，一夜间成了“华夏第一村”。早有“南大寨”之称的吴仁宝听自己的助手赵毛妹、吴协德从南昌的“中国农村‘群雄会’会议”回来介绍大邱庄后，心潮极不平静。在此次会上，禹作敏的代表向外界亮出他们“华夏第一村”的实底：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002万元，人均过万元。其实当时吴仁宝他们的华西村人均产值比大邱庄高出2012元，为12012元。

“可我们与大邱庄比有差距，他们的村级经济总量比我们强！我们得迎头赶上！夺回‘天下第一村’！”已坐镇全国农村“经济老大”多年的吴仁宝不甘心，在秋收秋种尚未完时，他便带着20多名村干部急匆匆地直奔天津大邱庄。

吴仁宝见禹作敏后，一副江南农民的谦和与诚恳之情，远远伸出双手握住对方：“早就耳闻大邱庄的事迹，我这次和村上的干部专门来取你们的真经，你可不能保密啊！”

禹作敏则一副新霸主的气度，当着吴仁宝的面直拍胸脯：“北方我老大，南方数华西。我大邱庄哪里都可以不帮，你华西我要帮！”

握手那一瞬，吴仁宝已知这位新对手的三分深浅。可那一次吴仁宝不露声色地沉下心来学习对方在开发市场、体制管理和用人等方面的道道。回华西后，吴仁宝一连开了几次干部、骨干会，把大邱庄如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反反复复琢磨了个透底，随后又派几位精明之人再度北上到大邱庄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摸底。之后，吴仁宝与禹作敏也有数度交往。日子一长，吴仁宝对小他两岁的“禹庄主”有了入骨三分的了解，以自己用血和泪水换来的挫折教训，对日益惟我独尊的禹作敏语重心长道：“禹老弟啊，你这一辈子小事是出不了的，因为小事谁也不想动你，可你将来就可能会出大事。”吴仁宝久经政治风云，他又告诫禹作敏：“我们靠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的了，所以我们更要头脑清醒，更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以一位老练的农民政治家的涵养，特意加了一句：“我说这些话，也是和你共勉的。”

不出所料，弹指一挥仅仅十年，曾经耀眼无比、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囚，“天下第一村”的光荣头衔仍然稳稳当当地回到了吴仁宝的华西村。

禹作敏的下场，对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领袖在社会上引发不小的震荡。因为在这之前，新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政治末途和他“说没就没”（郭凤莲语）的去世，及其他几位农业标杆的纷纷落马，使得人们对“农民革命”的成功者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他们能不能代表真正的农民利益？能不能成为永不倒的共产党旗帜？

这时期，在农业战线依然站立着的似乎只有吴仁宝一杆旗帜了！吴仁宝此刻在做什么？想什么呢？

吴仁宝此刻做了三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不顾重重阻力，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三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大队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第二件事是他亲自为华西村编了一首“村歌”。歌词这样写：“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实践检验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是一首套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词的村歌，朴实无华，光“社会主义”一词就用了好几回。当这首由吴仁宝亲笔填词、华西村村民们齐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的村歌播出后，令无数老共产党人、新共产党员激动得流泪。他们说：“这样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歌已经好几年没听到了！”那时，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换朝易旗，中国国内外嘲讽和怀疑社会主义的阴风也吹得玄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高吟这样一首“社会主义”赞歌，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背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曾经缔造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神话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此时又面临彻底解体的末途，似乎谁言“集体经济”谁就是“改革倒退派”。吴仁宝才没管这一套，他对共产主义和建设有华西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信仰坚贞不渝。而正是他的这份不可动摇的信仰，才敢理直气壮高吟“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等豪迈诗篇。

吴仁宝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漂亮的一件事：他在报端见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做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走在中国农村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前头的决策——集中和动员华西村所有血本，以其雷鸣电闪之势，奋力抢占市场的举措。

这件事值得细述——

“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凌晨三点让他们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墙上的闹钟时针已指向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正一手拿着《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一手操起电话哇哇直喊。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三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急事急事！天大的急事！”吴仁宝连扫一眼会场的工夫都没顾上，便直奔主题：“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

“啥四个字？”会场上的几十双眼睛全聚集在65岁的华西村领航人身上。

“借——钱——吃——足！”一向说话绵软吴语的吴仁宝此刻运足底气，高声喊出这四个惊天动地的字。

“借钱吃足？”片刻寂静，会场上立即爆出此起彼伏的询问和议论。

“对，我们华西村过去当了几十年先进，一向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这回我们要打破老思路，来个借别人钱、生自己的财了！你们听我说……”吴仁宝站起身，示意与会者朝他靠拢，随后他以特有的笑眯眯姿态向村干部们如此这般一通言说……

“太好了！老书记，就照你说的，我们干！甩开胳膊干！”村干部们的脸上兴奋激动起来。

“好，那我们就拼出血本大干它一场！”吴仁宝拳头重重地落在桌上。转身间，他健步顶着晨曦向东方走去……

“老吴，你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无锡市市长走出办公室的第一眼就十分意外地看到了默默等候在一旁的吴仁宝。

“我来向市长你借钱的。2000万，我要2000万元！”吴仁宝向市长开虎口。

“嘿，怪了啊——你华西村吴书记借钱，可是头回听说！说，什么用？”市长意外又兴奋地询问。

“商业机密，不可泄露。”

“好你个老吴同志呀！连我都不透露一点？”

“不透露！”吴仁宝一双眯成细缝的笑眼里透着几分狡黠。市长先是一愣，继而会心一笑，他已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了，便说：“好，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借钱，我一万个放心！2000万就2000万！”

“谢谢市长！华西村百姓会永远记着你的恩。”

吴仁宝这回张大嘴乐了：他用借得的贷款和村上的自有资金及村民集资的几千万元，一下“吃”进后来翻了数倍价格的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又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随后上马的村办新企业生产中，而等别人还在细学慢嚼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时候，他吴仁宝和华西村早已甩开四蹄扬鞭在经济大发展的快速道上——10亿村、20亿村……50亿村、60亿村……华西村直奔天下第一，无人匹敌！

此后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不再仅仅是全国产粮标杆、农民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形象了，她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前进的巨轮——跃居全国百强企业行列；她已成为农工商全面现代化的旗舰——称雄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场；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和成功实践的经验产地——闪耀在中国共产党时代丰碑上一颗贴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标签的五彩金星！

说吴仁宝是个奇人的已经很多了。但仅仅靠积累的经验和天性的聪慧而制造出的一点奇迹，并不能保证他会成为一名永不倒地的英雄和奇才。吴仁宝的一生闪耀的光芒，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信仰的坚定性，这绝非所谓的奇人所能够拥有的。

足够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华西村现在的实力和发展速度仅凭想象是很难形容得出的。“三年。再过三年你来华西村看看就更不一样了！”吴仁宝见我后的第一句话说得很自信也很有底气。

“三年后的华西会是什么样呢？”我在眼花缭乱的“人间天堂”中参观时尽力去想象明年的华西与现在的华西之间的差异，但我自感想象力的匮乏。明天的华西村有更多的“金塔”（华西村现在有三座十五层的金塔）？明天的华西能实现千亿元的年产？明天的华西是一个田野上的现代化都市？

吴仁宝笑了，细言细语地告诉我：这些都不难。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华西村能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就是我们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法宝。

这是一句与炫耀丝毫无关的朴实之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实事求是”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它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同时也标立出了普通人与伟人之间的一道分水岭……吴仁宝的华西村并非生来就是天堂福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吴仁宝出任华西村前身的23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一些头脑发胀的人都在放卫星。先进分子吴仁宝自然逃不出上面的点名：“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的稻子长势比别人家的好，你能报报多少亩产？”

“那——人家报了多少？”吴仁宝问。

“最少的也有一万斤了。”

“一万？”吴仁宝两眼发直，心里打算了半天怎么也高不上去。最后他狠狠心，鼓足气报了3700斤。

“保守，太保守了！仁宝同志你应该认识到，产量报的高低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吴仁宝打小在田野里打滚，他清楚每一块田里到底能打多少粮出来。面对无数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回他不想再说违心话了：“这样吧，等收割时，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监收，如果地里能多收一斤稻谷，我们全大队宁愿挨饿也要倒贴十斤指标卖给国家；可如果亩产每少收一斤，你们也得给我们如数补上啊！”

这个吴仁宝！他的话一出，从此再没人朝他要亩产数字了。

“那时我不满人家报万斤粮的，其实我报3700斤也说了假……从那以后，我再不相信玩虚的了。玩虚的假的，沾光的可能是一些当官的，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我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一辈子脱不了双腿上的泥土，所以我于心不忍做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仁宝如此深情、执著地对我说。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三章

1961年，华西村正式组建，当时称大队，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个，可耕面积841亩，人均欠债1500元。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茅草房，泥垛墙，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七高八低的田地落差数米……“高的像斗笠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这是华西村当时的真实写照。

面对贫穷，吴仁宝最真切的感受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再面黄肌瘦，就是要把那些背井离乡的孩子和婆婆婶婶们找回来暖和他们的手和脚……

那时吴仁宝想要做到这两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带领乡亲们改天换地。

改天换地的战斗，是靠每一滴汗水冲刷和垒起的一种艰苦奋斗。吴仁宝一生最佩服陈永贵这位农民兄弟，就是因为当时的大寨精神给了他和华西大队一个改变村子旧貌的榜样力量。

学先进、赶先进，新中国五十多年岁月里有过无数次这样的运动和高潮。但吴仁宝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创造。在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吴仁宝带领华西走的是一条既求艰苦奋斗，又讲规划目标之路。为“十五年将华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吴仁宝身先士卒，与全村干部群众以实干拼命干的精神，提前八年实现。“做煞大队”换来的是土地平整、道路宽畅、白墙青瓦的新农村和闻名全国的“亩产超吨粮”先进典型。

现在我们到华西村参观，早已看不到昔日吴仁宝他们改天换地留下的那些旧景了，其实当时他们干得相当悲壮。有一首民谣曾在华西村四邻流传了很久：“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

吴仁宝和他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拼劲，是华西精神最初的核心内容。那会儿华西人的苦干确实吓退了不少本来已经准备嫁给华西村小伙子的外村姑娘。一时间，退婚的女子把华西村搅得人心惶惶。这是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所不曾料到的。在别出心裁的“寻开心”青年社员大会上，吴仁宝高扬起嗓门，说：“我不相信华西村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今天我们改天换地的战斗确实比别人苦出几倍，可明天我们华西村就会比别人好出几倍。那时候，我们华西村就会有成群送上门的好姑娘！你们说是不是啊？”“是——”小伙子们被吴仁宝说得眉飞色舞。“现在我想鼓舞一下我们华西村的姑娘们，你们干活个个冲锋陷阵，不甘落后。现在你们要拿出干活的劲头跟我们村上的好小伙子们去恋爱、去结婚！”吴仁宝的这句话把“寻开心”会引向了高潮……当下，“铁姑娘队”队长赵毛妹“噌”地站起身，响亮地表态：“我要嫁给别村姑娘不要的那个……”说完，她涨红着脸，瞥了一眼坐在旮旯的那位被外村姑娘退了婚的小伙子赵福元。赵毛妹后来真的与赵福元结为百年之好，证婚人自然是吴仁宝。赵毛妹非常了不起，她不仅以自己的行动在“做煞大队”的关键时刻为村里稳定了军心，后来也成长为吴仁宝的得力助手，人称“华西村的郭凤莲”。

华西村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威震神州大地。那年大将军许世友率领江苏省干部们到华西村开现场会，见身边站着一位衣冠楚楚的农村大队书记后，一把将其揪到吴仁宝面前，说：“你这个书记我看不要当了，瞧瞧人家吴仁宝，捋胳膊，光双脚，手上的老茧铜钱厚。这样的书记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嘛！”

华西出名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靠实干和抓生产争出的典型，在那会儿并不吃香。倒是一个由林彪老婆叶群抓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一夜间像神话般传遍了大江南北，因为这位种田的老阿婆能画各种符号来谈“学毛选”的体会。一时间，这位邻近华西村的老阿婆成了万众瞻仰的人物。可人们上她那儿学到的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种田出身的吴仁宝一看那些玩艺就愤愤地甩袖回到华西村，对自己村民们如此说：“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出不了一棵好苗好秧。我们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献忠心。”

就这样，东边的“学毛选积极分子”老阿婆那里书声朗朗，却生产连连下降；西边的华西村脚步咚咚，却生产大丰收。于是不多久，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毛选典型”的人纷纷转道上了华西村。这还了得！吃政治饭的人赶紧派队伍杜绝前往华西村的人群，哪知根本不起作用。

“吴仁宝，你这么搞是什么用意？想用生产压革命啊？”帽子满天飞的年代，有人举着这样的高帽来压吴仁宝。

“我……”吴仁宝想当场顶那“领导”，可灵机一动，他又恢复了平时一脸笑眯眯的神情说道：“毛主席不是说了‘抓革命，促生产’嘛！我们华西就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再说我们的生产上去了，也是学习‘毛选’后的结果呀！”

“老吴，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华西村的生产上去了，就是靠的学政治嘛！”那“领导”这回对吴仁宝颇为满意。

“我现在经常对人说，自己为什么七八十岁了还没有完全退休，就是因为以前犯过三个错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主义在我们新中国建设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犯，我也不例外。所以总想在自己身体允许和有能力改正错误的时间里多补点回来，多干点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已从华西村“一把手”退位至“总办”主任的吴仁宝在华西接受我采访时说到此处，又一转话锋：“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最大敌人，我为什么总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就是因为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要想从实际出发，为百姓干点实事时，不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我们华西村为了改善和增强集体经济，偷偷摸摸搞了个‘小五金’厂。那时华西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农村先进典型了，我们办‘小五金’厂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事，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但我们为了让百姓过得日子好一点，就把办‘小五金’厂当作头等重要的副业来抓，后来每年为村上创利几十万元，那时候一个生产大队有几十万元收入，绝对算富裕了！可这么好的事，领导来了我们只能赶紧关门，参观的人一走又机器隆隆响起。后来露了马脚，我只好跟领导这样汇报‘这是响应上级指示精神，搞两条腿走路’。上面的人信这呀！他一信我们就可以继续干，华西村就这样慢慢有了较强的集体经济。”

有人说吴仁宝之所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不倒翁”，就因为他有一套能对付上面的手段。吴仁宝听我口出此言时，爽朗地笑道：“我尽管很痛恨形式主义，但有时觉得形式主义还有点用。比如我们要干成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当时的政策和形势可能就不让你干，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玩点‘形式主义’了。这形式主义能对付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吴仁宝说到此处，笑眯眯地把嘴凑到我耳边说，“给你讲个故事，你不是就住在我们华西的金塔宾馆吗？华西的金塔现在有三座，我们还要造十几座金塔。你们大城市来的人看了金塔一定会说这塔怎么不土不洋呀！吴仁宝怎么就这农民水平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造这不土不洋的东西。华西村发展到现在这规模，按照一般思路就得有非常气派的行政大楼、业务大楼、综合大楼什么的。可我不搞那些。因为我们华西还是农民的华西，要有农村特色。农民对塔建筑容易接受，一句话，喜欢塔。所以我就主张建塔，以塔代替各种大楼。你看到的金塔全是我设计的。造好后，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不土不洋。我心里偷偷笑，华西和我吴仁宝要的就是这不土不洋。而且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那些官僚主义。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鼻子问我搞那么洋气干什么？他们还会说华西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那么洋气就是脱离农民呗！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领导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你说说，这难办吧！所以我干脆来个不土不洋——正好。哈哈……”吴仁宝说着自个先笑起来。一个典型的农民风格的智者。“话得说回来，一般情况下，领导们到下面来总是爱看点好的、听点好听的，于是下面就有人专门搞些迎合的东西和名堂了。所以说到底，除掉形式主义的根子还要靠下面，靠实事求是。”吴仁宝如此结论。

到六十年代末，华西村依靠一个“小五金”厂和一台小磨坊，便积累了100多万固定资产和100多万现金存款。而此时的华西村村民们也全部搬进了大队统一盖建的新瓦房，并且家家有存款。从这时候起，外村姑娘嫁华西村甚至小伙子“倒插门”来华西的风潮一直延至今日……

吴仁宝通过华西村第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切地体会到：将一名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落到为百姓谋幸福之上是多么的重要，而人民群众对这种重要性的呼应，又使吴仁宝更加坚定了走实事求是和创新创造的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怕农民群众弄不太懂，就自创了两句话，叫做‘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我们华西就是靠这个精神一步步求发展的，走得还比较顺。所以我总结了十八个字：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现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我的看法是：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瞧这位农民政治家出口成章的经典词语，既朴实又充满深刻的实践思想！

“让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让百姓幸福就必须大发展。”这是吴仁宝担任华西村支部书记几十年来总结和遵循的一个“真道理”。

为了把这个“真道理”转化为农民们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觉，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走过了“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征程。

“七十年代造田”完成的是农民们实现温饱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一场农民们人人都明白如何走完的革命途中，吴仁宝也创造过许多“特色”。“造田”初始，吴仁宝就放言说：“这些年，干部一动员大干快上就说要让大伙儿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看哪，叫群众脱皮掉肉的干部一定不是好干部。从今起，我们华西人在搞大干快上时，不仅不能脱皮掉肉，而且还要长肉增膘！”天底下能有这等事？当然有。这就是现今老一代华西人给后代们经常讲的“老书记办食堂”的一则百听不厌的故事——农忙来临，支书吴仁宝忙着张罗的不是农田里的播种与收割，而是那个“大食堂”。

“你们听着：主食供应要放开，小菜副食多花样，荤素搭配得合理，茶水点心送田头……”吴仁宝拉长嗓门在食堂内外不停吩咐着。

农忙战斗打响前，吴仁宝特地指定58位姑娘称了称体重。大忙一过，竟然出现奇迹：有38位姑娘增了体重。现今姑娘增体重是件愁事，可那年代绝对是喜笑颜开的美事，更何况是在出力流汗的农忙季节！这就是吴仁宝为百姓创造幸福的细节之一。“办食堂”曾经被当作一种“极左”行为进行过批判。可吴仁宝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农民们为了集体生产出大力流大汗，如果不能把身体搞好，哪来冲天干劲？于是他力排众议，办起“农忙大食堂”。农民们高兴呀！干活有人管饭，自然心情舒畅。这心情一舒畅，啥苦啥累都不在话下，身体也就跟着长膘了！华西村的“农忙大食堂”一直办到八十年代，后来“大食堂”就变成了大饭店、大宾馆和各种风味小餐厅。现今村民不管男女老少，每人每年有3000多元补贴，可任意在这些地方免费就餐，这是后话。

华西人有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口头语。早在七十年代进行“造田”战斗同时，吴仁宝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富裕新农村的经验，即：单一的农业很难使农民们真正富裕起来，只有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在跨越三十年的土地集体耕作之后，农民重新获得了种地的自由——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成为那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改革标志。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的回答掷地有声。

南京。雨花台。细雨蒙蒙中，一百多位神情肃穆、列队整齐的农民，紧握拳头，面对革命先烈纪念碑，个个庄严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们华西人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3年，目标1亿……”尽管雨水打湿了每一个宣誓人的脸，但人们还是认出了领头宣誓的那个年长者，他就是吴仁宝。

这个日子是1985年8月19日。这一年吴仁宝58岁，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共产党员。在雨花台的那次雨中宣誓，心细的人会发现：流淌在这位老共产党员脸上的，不仅有飞扬的雨水，更有两行滚烫的热泪……外界人一提起吴仁宝，只知道他是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吴仁宝还当过乡官、县官，只是他在当乡官、县官时从没有丢过华西村支部书记这个职务。吴仁宝一生中最大的官职，是他在1975年4月至1980年5月这段时间里出任江阴县县委书记一职。

“不行不行，我是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低，怎么能抓得了一个县的工作嘛？”在上级领导告诉吴仁宝已经决定让他出任县委书记时，吴仁宝再三真诚地推辞。

“我们认为行。你事业心强，魄力大，干劲足。再说你也兼任多年县委副书记，在负责一方面工作中抓得很好，组织上考察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你能挑起新的担子。再说，陈永贵不也是从一个农民、一个村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嘛！”领导举例说。

“我的水平哪能同陈永贵同志比？再说，我也离不开华西……”

“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当江阴县委书记，仍兼任华西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不也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嘛！”瞧，又拿陈永贵说事。

组织决定，没辙。于是吴仁宝就从村支书，一跃成为专职县委书记兼华西村支书。之后的五年零一个月里，吴仁宝以抓华西村的干劲和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抱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复出的邓小平向全党提出“全面整顿”的精神鼓舞下，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上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提出要把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并用他特有的形象语言把几项奋斗目标编成一首诗：“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会人人喜洋洋。”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1975年，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如久旱中迎来一阵春雨，但“文革”所形成的只讲“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和发展的政治空气，在当时的农业战线也还极其严重。吴仁宝想实现“誓改江阴面貌”的雄心十分困难。“建设新面貌，县委是关键；不怕群众不愿干，就怕县委不敢干；不怕农业上不去，就怕领导干部下不去；不怕基层干部不团结，就怕县委班子思想不统一。”面对重重压力，吴仁宝在县委常委会上用朴实而炽热的语言，感动和激励着县委一班人。“干社会主义，就要拿出真变化。”吴仁宝结合江阴实际，提出三项“大跨步”。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其中有一项最能体现吴仁宝作为基层领导干部的实干作风，他要求县机关干部改变以往坐办公室的作风，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人员到基层或农村，三分之一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留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如此一来，整个江阴县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干劲为之一新，全县各项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江阴的各项发展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阶段。从1975年至1980年吴仁宝任县委书记的五年里，江阴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整整翻了一番多。江阴本先进，昔尚不逮今，今日沸腾谋建大寨县，苟欲描摹语言良难寻。我闻此讯心跃然，不胜欣喜望南天，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这是身居京城、与吴仁宝同乡的中国语言大师叶圣陶老先生在报上见到江阴欣欣向荣变化时，“感极喜极”地给吴仁宝作了一首诗。老先生感慨万千道：“我乃苏州人，想苏州人当同此兴奋。即非苏州人，亦必欢呼称颂也。”

一生耿直天真的叶圣陶先生哪知他所万般欣赏的农民兄弟吴仁宝的“英雄业绩”，却在一些人眼里并非如此，加之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我们曾都记得，随着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农民典型和大寨旗帜的纷纷失色，或退出政治舞台，红了几十年的吴仁宝似乎也让个别喜欢在某个政治气候中捞稻草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写黑信说“华西是假典型”——华西假了吴仁宝还能真吗？这种逻辑的推断所造成的恶果极其可怕。而吴仁宝坦荡无私的工作作风，又使一些“讲实际”的干部党员也找到了“出出恶气”的机会……

1980年5月中旬的一天，江阴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共江阴县第五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生了一件曾在中共江阴县委和江苏省党史上十分罕见和震惊的事：身为江阴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业绩卓然的全国老典型吴仁宝，竟然落选了！

县委书记落选县党代会代表，更何况这个县委书记此时还是党的全国“十一”大代表呢！

这是吴仁宝一生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起大落——是在他入党整40年时、官职最大、为党的事业干得最火热、功绩最大的时候出现的政治命运，刚毅的吴仁宝此刻真是欲哭无泪……无奈中的上级组织考虑到这种局面，决定调吴仁宝任地区农工部负责人，但吴仁宝请求道：“我来自华西，还是回华西。我是党员，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想为百姓多干点实事，坐机关不太适合我。”面对一位不计名利的老共产党员的诚恳请求，组织上最后答应了他。

吴仁宝从“县官”的宝座上又回到华西村当起了农民。

南京雨花台前宣誓时那两行泪水，是不是这位老共产党人内心涌出的一丝委屈？还是其他什么？吴仁宝从没跟人说过此事，华西村人在这种不平中也获得了一份欣慰，他们再一次看到老书记又意气风发地回到了他们中间！

53岁的年龄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正常卸任，以后的日子颐养天年也属情理之中。然而非正常“下台”的吴仁宝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并与村民并肩用汗水改变了旧貌的华西村。

现在吴仁宝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他的实职是村支部书记（这一职务在任县委书记时一直保留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甘心自觉自愿去接受这样的命运选择，即便是伟大的人物。但吴仁宝做到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期待“为民造福”的宽阔胸怀和崇高追求，完成了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伟人的人格升华和心路历程的转变。

之后的二十年里，吴仁宝这位老先进、老劳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踩踏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了一位农民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而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真知灼见与成功探索，都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八十年代造厂”，是他这种不断追求完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亿元村”——这是吴仁宝领着一百多名华西村人在南京雨花台前发出的誓言。选择雨花台，就意味着吴仁宝下了“誓死不休”的决心。

今天的华西村每年产值以100个亿的速度在递增。可在八十年代时，“亿元村”对中国农民们来说，如梦里的天堂一般。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之所以牛气冲天，就因为那会儿他村里的产值已达3002万元（1983年），比在全国早出名的华西村高出一倍多的年产值。“亿元村”的目标，对一个仅有千把人的华西村而言，近似一座高不可攀的泰山。吴仁宝不愧是一头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发力都让人惊骇：三年实现“亿元村”，而且是“三化三园”的“亿元村”，即绿化、美化、净化和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这是吴仁宝当时给华西村描绘的蓝图，它浸渗着这位一辈子与农民滚打在一起的老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作风：不仅追求物质文明，更追求精神文明；既要好看，又要实惠。而这也正是农民们拥护又欢迎的理想家园。

“搞建设，就得拿出革命先烈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今起，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家性命来押保华西三年内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的目标。拿笔来——”南京雨花台宣誓回村后，吴仁宝第一个在干部责任保证书上重重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签名，村里的党员干部们知道：责任保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在“亿元村”的奋斗中如果目标没有实现，他们的家产将全部归公！如此悲壮的农民革命啊！

“从那年起，每年我们华西村党员干部都得在村民面前‘签字画押’一次。正是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使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获得了极大发挥与激励，华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线上进的局面。”吴仁宝说这话时，一腔慷慨和激情。

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便在这般悲壮的号角中吹响了战斗的进军曲。

田野上的工厂该是个什么样？显然吴仁宝想的绝不是那些“乒乓乱响”的作坊式小厂，这回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梦！

从田园到工厂，中国农民梦求了五千余年的路程，现在吴仁宝欲一步跨越。

“攀远亲”、“搞联营”、“借他力”、“寻远航”……那岁月，吴仁宝既像乐队的总指挥，又如亲自上阵演奏的大提琴手，忽而掀动百舸争流的奔腾旋律，忽而谱奏绿色田野的春天童话，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又沉迷——跳出“村门”进“城门”，闯出“国门”富“村门”，借脑袋生财，租梯子上楼，绑大船远航……这一招一术，无不显示着吴仁宝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胆识与气度。这期间，由华西村创出的诸如“星期天工程师”、“教授下乡走亲戚”等媒体新名词也不断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吴仁宝这位农民改革家一手谱写的“造厂”乐章中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精彩音符……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四章

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教授村民”程先敏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这些精彩乐章中那颗闪耀得格外夺目的“音符”。

那年程先敏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窘色”而独自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有一天怀着好奇心走进华西村……

“你是大学教授？”

“是。我家在陕西商洛地区，农民出身。因为家里穷，所以上学后特别用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是跳级的。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真当了大学教授后又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改变家族的穷困，所以只身来到苏南想寻求生路……”

“你学的什么专业？”

“机械制造专业。”

“听说你在我们华西村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有过三年的办厂经历？现在为什么又要走了？”

“是，那个厂我去后效益翻了好几倍。但最终因为我是个外地人，他们在许多关键决策时不听我的，眼下工厂每况愈下，我也不得不走了……”

“那——你愿意上我们华西村吗？”

“如果我来了，你们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并按照我的建议办企业，并且不把我当成外人吗？”

“完全可以——只要你是对的，只要你真心把自己当作华西村的人，华西村会真心诚意对待你的。”

“那我愿意留在华西。”

“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伸向年轻的教授。程先敏认出了站在他面前一直笑眯眯的老人就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

“说说，你这位教授留在华西村有什么条件？”吴仁宝喜欢直截了当。

“没什么条件。”程先敏回答的也很直截了当。

“真没？”

“真没。”程先敏肯定地摇摇头。见老书记的眼睛盯住自己不放，于是只好说：“工资可以低一点，三百来块就行……”

吴仁宝再一次伸出双手，握住年轻教授的手，十分欣慰地笑道：“你是个跟我合得来的人！好好干吧，华西村有你的用武之地！”

程先敏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教授。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令人敬佩的工作干劲，在华西村“造厂”创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本领。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老书记的一句话，让年轻教授十分感动，程先敏其实知道，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

……又到第二年回家探亲时，程先敏正在收拾行李时，村上的会计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进门对他说：“老书记让我把这些给你。”

程先敏打开麻袋一看，惊得嘴巴半天没合拢：妈呀，麻袋里装满一捆捆崭新的十元钞票！不多不少，50000元整！八十年代的50000元，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程先敏面对老书记吴仁宝和华西人的一片灼热心意，他哭了……从老家再回华西村时，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五年的全家户口簿，交给了吴仁宝：“老书记，如果你同意收留我们，从今起我们就是华西村的村民了……”

吴仁宝听完此话，转身朝正在“造厂”工地上热火朝天干活的村民们大声嚷道：“有教授来华西当村民，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时，环绕全村四周的高音喇叭齐声响起农民们熟悉而高亢的那首《华西村歌》……

三年，一千多天，转眼间的事，吴仁宝却像变戏法似的让华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绿化、又环保的大型工厂，并且成为气势雄伟的苏南农村土地上的第一个工业园区。时至1988年，华西村的经济呈现出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多元化格局，年产值超过预期，达10106万元。

“亿元村”的目标实现，华西再度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最光彩夺目的旗帜！

这年吴仁宝60岁。可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谁也无法将“老人”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吴仁宝笑言自己正当年，“因为我的党龄才34岁。34岁的人干什么活？当然是干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事嘛！”一个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操就是这样崇高！

吴仁宝有句口头禅：“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一个党员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念共产党好。”而且他这样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要为人民服务好，最根本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得发展经济。”

吴仁宝正是靠这种理念，并以其不甘平庸、抢立潮头和求新务实、一心扑在发展经济上的雄心与干劲，带领华西村农民以“十年跨越一个时代”的速度，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一个又一个神话。

“不土不洋，亦城亦乡，把华西建成富足的社会主义农民乐园。”这是吴仁宝在完成对华西村“造田”、“造厂”之后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引领农民们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水平”迈进的又一次历史性登高。

这期间，在吴仁宝“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指导思想中，又加进了“科学发展、超前规划”的内容。

吴仁宝构筑的“不土”，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西村那一幢幢、一排排在大都市里才能找到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中式、欧式农民别墅，或是象征华西形象的金塔建筑那种外观形态上的浅层感知。他的“不土”，其实是当代中国农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其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才智，在完成从拿锄头，到拿榔头；从与庄稼土地打交道，到与机器与市场拥抱；从种田汉，到厂长经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自我革命”，开始全面进入脱胎换骨的“基因革命”过程。这既是终结传统农业文明、挥手告别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辞旧意义，更是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城市化的新探索。“土”是农民的本质，吴仁宝在领导建设富足的华西村时，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和不失为中国农民的榜样，就是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土”的本质。九十年代以后，华西在取得农村工业化巨大物质积累后，开始了惊世骇俗的“造城”——即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传统意义上，“造城”总会破坏原有的农村自然格局。可华西村在吴仁宝的精心规划下，没有将城市的概念简单地搬到村子里，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外建筑和内装置上“一百年不落后”的超前设计与投入。在规划与选址上则坚持现代化的都市建筑与农村古朴的自然风景和谐地融为一体，因而这样的“华西城”让人百看不厌，百住不旧，且独具魅力。

“规划和质量上的一百年不落后，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农民日子一好过，就是翻盖房屋，再多的财富积累也因一次次的建房而所剩无几。华西村在发展初期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在再规划和盖房时，尽可能地超前，这样做从长远看，既达到了一百年‘不土’的目的，又因优美的硬件建设，为吸引投资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作用。”吴仁宝指着那些让美国、欧洲人都羡慕的造价在几百万元的农民别墅，如此为我解读其中的奥秘。

与那些豪华的欧式别墅相毗邻，我信步参观了代表华西村文化概念的“农民公园”，“不洋”在这里很有代表性。走进公园，绿荫和花丛间是小桥流水、扁舟穿梭与鸟语啼鸣，一派杨柳吹拂和阵阵欢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人熟识的“桃园结义亭”、“三顾茅庐”和“二十四孝”长亭等等景致。许多到华西参观的人，总会在此对吴仁宝这位“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老书记为什么要搞这些名堂提出疑问。

“这正是我们老书记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一向坚持倡导的一种管用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村“精神文明办”的小赵介绍说：老书记认为，教育富裕了的农民，既要向他们不断灌输现代文明思想，同时也不能放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老书记常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得讲求“仁义忠孝”，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要教育他们对老人和父母必须忠孝。为此，老书记还在村里倡导设立了一项特别奖：凡哪家有90岁高寿的老人，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得“忠孝奖”1000元。凡哪家有老人活到100岁高龄的，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10000元“忠孝奖”。陈珍妹老人百岁时，她全家五代同堂37人就每人获得10000元大奖，共计37万元！有人问老书记，是不是奖金太多了？老书记说：“一点不多。华西村的老人假如都能活到百岁，那就证明我们华西人民不仅生活富足、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而且后代孝敬老人做得出色，这样的奖励物有所值。”吴仁宝就是比人高一筹！这样的“不洋”里包含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农民特色。

走出“农民公园”，我被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峦所吸引。此山虽说不上高，但它因矗立于一片平坦的田野上，故而显出特殊的气势，形状极如一条活脱的巨龙，这使我心头顿生一缕联想：华西村好风水，原来此处真有“龙”也！

说话间，我的双脚跨进了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宏的牌坊，上面有四个金灿灿的大字——华西公园。嘿！在这峰回路转、依山傍水的公园里，我终于领略到了华西村的“洋”景：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古城堡”、巴黎的“凯旋门”、德国的“天文台”、捷克的“乡村别墅”……这里真的“洋”透了！“农民们出国，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可在华西，我们的村民可以天天‘出国’，而且免去任何手续，早饭可在‘印度’吃，晚上住宿在‘日本’，一天可以走十几个‘国家’，保证享受的是一流服务……”搞宣传的小赵绘声绘色地介绍，并不时领我身临“出国”之境。真的哎，在华西“万国园”内，可有多种外语服务，可有各种饮食的享用，更有各种文化的观赏。总之，这里是十足的“洋”。

“不土不洋”，又“土”又“洋”，在华西村你无时不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中感受着、激动着、陶醉着、回味着……

是的，所有这些，都渗透了吴仁宝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精心创意和独特理念。

读懂它，既要穿透辩证法的哲学境界，又要领悟实事求是的现实根基。我这样理解吴仁宝的“不土不洋”——在这里的“不土”中，“不”，其实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创新，一种与时俱进；而“土”则正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具有中国农村与农民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不”与“土”在这里是一对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充满活力的革命的辩证关系。同样，在这里的“不洋”中，“不”，其实是一种摒弃早被毛泽东同志批判的那些盲目崇洋思想和教条主义。而这里所追求的“洋”，却代表着吴仁宝和华西人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先进意识。

吴仁宝的另一个建设新华西的“亦城亦乡”理念，则是与“不土不洋”同样寓意。它让我们有梳理不完的哲学境界和可借鉴的实质内容。

这，再次让我惊叹吴仁宝为什么不能是个我们可以称道的带着浓重泥土味的伟人呢？

面对我内心的这种发问，吴仁宝谦和地说，我只是一个农民，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如果问华西这面旗帜为什么几十年不倒的话，我的体会是：因为我们始终做到了‘三不倒’，即‘难不倒’、‘吓不倒’和‘夸不倒’。”老书记这样解释：“难不倒”，通常是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决心和办法；“吓不倒”，通常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我们在基层干实际工作的同志有没有较强的政治识别力和政治谋略能力。吴仁宝进而举例说，华西村和他本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曾经遇到一次又一次的“黑典型”和“红典型”之争。比如在“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抬高他们树起的那些极左假典型，曾多次对华西村打压、污蔑，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企图毁掉华西村这面坚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在那些岁月里，华西人民始终不移地坚定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信仰，他们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和为国家多做贡献为两大己任而使华西村的旗帜永远迎风飘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且当时只有同一声调：“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似乎谁不“包”，谁就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时间，这样的帽子从四面八方打向一直坚持“不分不包”的华西村，当然主要打在了领头雁吴仁宝的头上。面对全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和重重压力，吴仁宝镇静自若，他对村里的干部群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教训后，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它的中心意思是允许一切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和责任制都应予以支持，中央并没有说要搞一刀切、搞一种模式，而搞一刀切、搞单一的模式，正是中央并不提倡的。针对外面有人说“我们那儿分田到户后农民如久旱逢甘霖，你们华西不分田不怕上压下反吗？”吴仁宝坦然处之，说：“三中全会精神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各自的情况不同，你们分，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虽然我们搞的与你们是不同的责任制，可我们奔的都是三中全会指引的富民路。”吴仁宝还将华西村“产业结构有生命力、集体经济有吸引力”等诸项优势介绍给那些真心爱护华西的领导和友人。尤其当吴仁宝介绍到华西村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把那些便于个人操作的农活包户、包人，以及企业实行厂长责任制的做法时，那些怀疑华西村、劝说吴仁宝的人都十分惊诧地说：搞了半天，你们华西村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又走在了前头！

谈起华西村和本人曾经亲历的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往事，吴仁宝坦言：共产党人的一大本事，就是在各种考验面前不被人吓倒。而要做到不被人吓倒，你心里就得有本执政为民、造福为民的账。有了这本账，你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更不用说被什么政治形势吓倒了。

在华西村，无论是当年与吴仁宝一起艰苦创业的老一代，还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或者是今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谈起老书记的政策水平和处变不惊的能力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甚至到了某种崇拜的地步：“老书记说对的就肯定没错，因为他对政策的理解能力都比我们高，都比我们准确。”这是实话。

党的“十五”大后，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作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一时间，上上下下、各条战线立马“呼悠”起一阵对那些丧失活力、效益乏力的小单位、小企业进行“转制风”，在苏南地区更是刮起了一阵欲将“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全盘转制”的狂澜。当时华西也有一些效益并不太好的企业，有人便进言吴仁宝：干脆借机把这些企业“放”了算啦！吴仁宝摇头，说：华西村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块砖瓦，都是全村村民的，我们没有这种权利“放”。我们能有的只是责任，是把这些效益差的企业扶植好的责任。在吴仁宝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华西村借“十五大”东风，在村企业集团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企业效益为目标的“抓大扶小”举措，很快使得全村工业效益呈现“大向强走、小向优走”的全面健康发展态势。至2000年，华西人在吴仁宝的领导下，在仅有0.96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创造了50亿的工业销售额和5亿元的利税效益。党的“十六”大后，吴仁宝又对华西提出“科学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的新目标。具体落实在全村工业生产指标上，他和干部们制定的目标是：2002年完成60亿，2003年完成80亿，2004年完成100亿。结果由于大抓了“科学、有效、创新和统筹”发展的四大措施，生产效益不仅全面完成，而且出现了连续两年100亿元的年递增速度！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五章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下，吴仁宝却出人意料地提前两年将华西村的领航大权交给了年轻一代——过去他多次表示要干到80岁。交权的那天，他深情地对村民们说：“没有吴仁宝，华西的明天定会更美好。”事实也是如此，新华西村党委班子以老书记为榜样，紧紧抓住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两大主题，他们提出了从今年起，要“努力一千天，创造一千亿”的新目标，即在今后三年内，每天全村要创造一个亿的产值，三年一千个亿！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数据。而他们仅是一群中国农民！一群有老共产党人吴仁宝一手培育起来的中国农民！

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这一刻得到充分体现和升华。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羡慕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大人们告诉我们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就是共产主义；等我们长大后，这些都有了，可是发现共产主义其实离我们还很远很远。即便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们还仅仅刚刚跨入。于是我们有了许多疑惑，但我们仍然那么渴望共产主义……因为渴望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一心想建设好社会主义。这是所有共产党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

但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我们同样有许多疑惑，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排除许多疑惑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社会主义必须让人民富裕起来，富裕了的人民才有幸福可言。人民真正富裕了幸福了，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

走进华西村，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这里的农民真的是天下最幸福最富裕的人！他们住最宽敞、豪华的房；家家停放着一至三辆轿车；吃，基本不用花钱；穿“仁宝”、“华西村”等自创的名牌服装；老人有丰厚的退休养老金；孩子上学全免费；每家每户少不了百万、千万的存款……这日子让美国、欧洲来的客人都异口同声：华西村的农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如果允许，我宁愿上这儿当一个村民”——这话，新加坡的客人说过，美国的国会议员说过，德国的政府部长说过。

2004年，我国政府曾经宣布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这一数据的诞生将昭示着中国从一个落后的贫困国家，全面进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当我来到华西村，才知道今天的华西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其实已经过了8000美元，如果再算上村里的各种福利补贴，他们的人均收入实际已超过10000美元。我们因此毫不见怪地在华西村随时可以听到建设“中康”奔“大康”的话语。

说这话最多的，还是老书记吴仁宝。

可以这样认为：而今的华西村已经基本全面“中康”。但明天的华西村的“大康”究竟是个什么样呢？或者说五十年后、一百年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我希望能在已经走在别人前面几十年的华西村得到某种感受和体验，并期望从吴仁宝的嘴里得到答案。可是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没有直面回答，却把我带到一排在绿荫花丛和小桥流水间巍然矗立的新建筑面前，兴致勃勃地介绍说：这18栋年底前竣工的“总统别墅”是以后让村里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轮流享用的。让村民享用“总统别墅”？我有些不解。

吴仁宝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眯眯地解释：建“总统”别墅，一则是为了迎接更多的外国贵宾，二呢也想让华西村民们享受享受“我们所能想得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文明”。

听其一言，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吴仁宝的一句名言：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华西村的农民福气太大，大到他们能享用到连我们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也难有可能享用的居室内有游泳池的“总统”待遇！真正的总统生活其实并非一定是幸福生活的享受者——因为他们没有自由；而具有总统物质待遇的农民才是真正的享受者——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支配自己。吴仁宝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要让自己的农民兄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和最自由的人。为了实现这一境界，他把一个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智慧全部贡献给了他的百姓……

“华西398号”是吴仁宝的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相信在农民们享受天堂般生活的光景中，这位缔造中国富甲神话的“村主”竟然自己与老伴俩人依然住在华西村七十年代的旧楼里——听华西村民说，这样的楼现今多数租给那些外地来的“打工者”。

吴仁宝在“作秀”？一个大大的问号跃入我的脑海，但很快被否定了。

“老书记在七十年代华西村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时就给自己立下‘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老书记的这‘三不’他全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越好，就越觉得对老书记过意不去……”村民黄永高——一个残疾的农民，他拐着双腿毫无顾忌地领着我来到他正在装修的新别墅，一边看一边跟我说着老书记的事。黄永高说他先前不是华西村的，是相邻的华明村人。他在两岁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因为家贫没有钱治，结果落了个终身残疾。1982年冬日的一天，靠修鞋维系生活的黄永高蹲在华西村一个厂子的门口给人修鞋，当时天下着雪，黄永高蜷曲着双腿，蹲在地上干活，那双缝鞋的手裂出一道道血口……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黄永高一看是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赶忙如实回话。

“那你愿意到华西村来工作吗？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宾馆……”

“我？能行吗？”

“我看行，你能吃苦。”

黄永高看着吴仁宝慈祥真诚的目光，不禁热泪滚滚而下……从此黄永高这位残疾青年落户华西村。几年后，黄永高不仅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还在38岁时与一位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一位同在宾馆工作的四川籍姑娘产生了爱情。要结婚了，黄永高将喜讯告诉吴仁宝时，老书记欣喜若狂，亲自为黄永高操办了五桌酒席。之后，又给黄永高分了一套三层楼房。

“老书记对村民太好了！去年我退休时，他考虑到我儿子也上中学了，又给我调了这套450多平米的别墅……”黄永高为了让我感受一下老书记给予他的关怀，楼上楼下地带我好好参观了一番：好气派！地面是锃亮的大理石和进口木地板，铝合金钢窗闪闪发亮，全套红木家具和应有尽有的电器家什……你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华西村一户收入相对属于中低水平的残疾农民的家庭。

“老黄，你可比老书记家的房子气派多了！”我一句随口而出的话，竟让黄永高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是啊，老书记家的条件有我这三分之一水平就不错了，我一想这，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黄永高说的是实话。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进过吴仁宝的家，在那栋二层旧楼里，我印象中最深的有三样东西：一是满屋子的照片，那是主人在各个时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及外国朋友在一起的合影；二是四周破落的墙皮；三是那张如今很少有人家再睡的南方旧式木床。不用刻意描述，就这三件东西，便概括了主人吴仁宝的基本生活状态：朴实无华，落后旧式，普普通通，与华西村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差三个时代。

在常人眼里，吴仁宝是华西这个“天下第一村”的“皇上”，有巨大的权力，有无限的财富，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可吴仁宝没有当“皇上”，他只选择做一名为民造福的公仆。

“人活着为了什么？活着的时候是得有点钱，享点福。可人不能仅仅只为了钱才活着，为了享福才掌权。为国家、为人民多做点贡献，这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我的最大幸福和满足，就是想看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在华西采访的一个星期里，吴仁宝与我有过三次直面接触，而其中有两次他说过这样的话，这使我印象特别深。

在华西人过着天堂般幸福富裕的生活时，我们随便问一位农民，他们一谈起老书记都可以给你讲一段关于老书记如何关心他们的感人故事，谈到动情处，总会热泪盈眶。村民们对吴仁宝如此深情，那么在吴仁宝心目中的老百姓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事。

“给你讲件事吧。”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在我提问后，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那年组织上让我当江阴县委书记，我思想上没准备，感情上也不愿离开华西村。可这是组织决定，我得上任去。那几天村上的人都想我这一走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天天跟大伙儿在一起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向我道别，其中一个叫吴荷英的姑娘给我送来一双她亲手纳的布鞋时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这孩子说：吴书记，是你的恩情给了我工作、给了我家，我们当百姓的什么都不盼，就盼你这样的干部不要离开我们，要不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当时我接过她送的鞋，又品着她的话，眼泪一下掉了出来。这孩子的情况我一清二楚，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只能靠拐杖，15岁了还只能在家吃闲饭。在农村，这么大的姑娘摊上个残疾身子，如果不能自立就一辈子只能过苦日子了。孩子的父母着急，我看了也难过，心想一定得让孩子有份事做做。后来我到镇上的一家皮带厂，请厂里的领导帮吴荷英找个皮匠师傅。人家答应了，我就摇船把小荷英送去了。一年后，我又把小荷英接回华西，让她进了村上的服务组，专为村民做鞋、修鞋、钉掌和补补缝缝。这孩子心灵手巧，不仅村上的人喜欢她，连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也看中了她，后来俩人产生了爱情。小荷英结婚时，村上分了她一套新房，我还特意批准她的新郎贡祥兴到我们华西落户。现在吴荷英一家过着幸福生活，一儿一女都非常健康，上完中专、大学后又在华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家美美满满。小荷英的变化，和她送我一双鞋时说的话，对我触动很深，所以有时我常常在想，老百姓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冷暖苦福，如果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再不去过问、再不去帮他们一把，那他们还会有啥好日子过嘛！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又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啥用？所以说，是党员的、是干部的，你的全部责任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怎么让自己的人民和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吴仁宝的话并不深奥，但却折射了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内容，即：共产党人的全部责任，就是为了人民谋幸福。

华西村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之所以始终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这里的老百姓能够过上今天最幸福富裕的生活，归根到底，就是领头人吴仁宝始终如一地把共产党人的这份责任扛在了肩上，并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情感倾注在这份责任之中。

至此，我相信读者和我一样终于明白了吴仁宝为什么在全村人都早已住上第四、第五代别墅后，他仍然不肯搬出上世纪七十年代盖建的旧房子，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明明白白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的5000多万奖金却一分不剩地全部留给了集体。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百姓们的幸福生活还要继续提高，即便是“中康”、“大康”后，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们去建设创造；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共产党人和当干部的这份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永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后还有一个留给后代什么样的精神遗产的问题；

这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为下一代全面富裕后的华西村的党员、干部们树立榜样，让他们明白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丢失的本色。

像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时就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进城后不要忘了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教导一样，吴仁宝在华西村刚刚成为全国农村“首富”时就以自己的行动，为全村党员、干部立下一条又一条“规矩”，这些“规矩”其实是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理解得了的通俗话语，在村民和世人面前作出的庄严承诺——

比如他早期所说的“三不”：不拿全村的最高工资、不住全村的最好房子、不拿全村的最高奖金。这“三不”是当年吴仁宝给自己立的“规矩”，几十年来他全做到了。而正是他的这份无形的榜样力量，如今在村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吴仁宝的几位子女也都做到了。2004年，他的二儿子按照承包责任书所规定的个人效益奖金达近亿元，但吴仁宝的二儿子最后只拿了一个零头，几千万元奖金全部归到了集体。有人作过不完全的统计，仅吴仁宝一家，在这近五年中，光他们应得的个人效益奖金归给了集体的数额至少有两三亿元之多！华西村民知道，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祖孙三代的整个家族迁移到“深圳上海”，或“漂洋过海”，但吴家26口人至今全部留在村里，就连吴仁宝的孙女婿也从日本留学回到了华西。

比如吴仁宝为了告诫党员干部们（包括富裕了的村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把自己一句常说的话，刻在村头最醒目的地方。这句话如今不仅成为村里党员干部们的座右铭，就连普通村民也能熟记熟背：“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

比如他要求党员得有“党心”、“公心”和“良心”。这“党心”就是党的先进性和原则性，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在“为官之道”上，吴仁宝以“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百姓信任”为原则，他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约法“三章”：一不沾酒、二不陪客、三不上群众家饭桌。

在华西村采访时，有一位地方领导曾经对我说了这样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吴仁宝能把华西带成今天这个样，有其两大原因，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西村，二是他的心全部留给了这里的百姓。

在这句朴实的话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个全国著名的村支部书记，用吴仁宝自己的话说，他是“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都当过，“小劳模、中劳模、全国大劳模”也都当过，可就是一样他始终如一，那便是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下他都没有离开过华西村。即便是在当县委书记的五年里，除了继续兼任村支部书记外，每年他给自己规定的不少于100天的劳动时间里，多半是在华西村。至于村里有事，起早摸黑赶回华西处理更是“家常饭”。这也正是那年他意外落选党代表、从县委书记的职务上能够很自然地重新回到华西村、心甘情愿做一个农民的原因。

吴仁宝如今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可华西村许多人跟我说：老书记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干劲却始终像小伙子一样。他每天依旧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开始“走村串厂”，一直到傍晚九、十点钟才回家。

如果遇事开会回家就更晚。老伴怕他年岁大了，起早摸黑会出意外，所以总想跟在他后面“盯”住他，可最后准是连个人影都找不见。村里后来派一位年轻人“盯”他，结果被甩掉的还是那位年轻人。

“老书记的脚步，谁也赶不上。后来我们只好随他去……”村办公室的秘书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吴仁宝管理的华西村如今早已是个庞大的工农文政一体的联合体，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当家人的工作一点不夸张，可这位秘书告诉我，吴仁宝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田埂、托儿所的小板凳和农民的家里，就是他的办公室。老书记处理事情都是在现场，几十年如一日，因此养成了他从不要固定办公室的习惯。”

“那保镖、秘书呢？”似乎现今的一些“老大”都缺不了这些。于是我悄悄问。

“嘘！那是更不可能的事。”华西人嘲笑这样的问话。

我仍不死心，希望找到些“真实”的吴仁宝。机会有了，主人邀请我和几位陪同的当地领导同志吃饭，老书记说好是要来的。宴席比较丰富，老书记吴仁宝真的到场了，可他笑眯眯地拿着装白水的杯子过来跟我们一个个碰杯，然后抱歉地说：我不能破规矩，你们自己丰衣足食吧！见老人淡出宴席，感动之余我仍悄声问一旁的服务小姐：老书记在隔壁吃什么？

“一碗清汤面。他最喜欢吃的……”服务小姐脱口而出，然后示意我上那边的门缝里往里瞧一下。我凑过去迅速扫了一眼，可不，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清汤面”，桌上再没有其它任何碗盆……

吴仁宝的心全扑在了村子和村民身上！他风风火火的脚步，是华西村追赶时代的战鼓；他起伏不息的呼吸，是华西村民晨醒夜眠的乐章；他笑眯眯的神情，是华西村新的一天的幸福前奏……

华西村民在自编的一个文艺节目里唱出了他们对共产党和这位共产党的老书记的心声：“老书记，是你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天大恩情，是你让我们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

“仁宝仁宝，国之瑰宝。风风雨雨，红旗不倒。”“年近八十，日夜操劳。健康长寿，人民需要。”一位领导在参观华西村、听到村民们讲述“老书记”吴仁宝几十年来一心爱民为民的故事后，感慨万分地欣然挥毫写下这样的话。

而我在华西村的日子里，从百姓嘴里听到的有关“老书记”的一则则“有福民享”的故事，更是催人泪下——

那是30年前的事。村民孙良庆一家遇上了天灾，12岁的儿子不幸溺水而亡。孙良庆夫妇哭得死去活来，怎么劝也不行。眼看着好端端的孙家要垮下了，村上人着急，吴仁宝更是苦思冥想。俗话说：堆山的黄金换不了一个儿子。孙家的事怎么处理，也让吴仁宝一时感到为难。怎么办？那些天，吴仁宝辗转难眠了好几夜……有一天早晨，他将准备上学的自家儿子送出家门后突然喊了一声：“有了！”这天，吴仁宝来到孙良庆家，对孙家夫妇说：“水流走了不能收回，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们别再难过了，你们不是缺儿子嘛！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们看哪个合适就挑哪个！”孙良庆夫妇一听惊异万分，说这哪成！吴仁宝拉住孙家夫妇的手深情地说：“不要客气了。我家阿四跟你们的儿子年岁差不多，你们看成不成？”“你要把阿四给我们呀？”这是孙家夫妇更没有想到的事，华西村的人都知道，吴仁宝最疼爱的就是小儿子阿四。“就这么定了！从今天起，阿四就是你们孙家的儿子。我吴仁宝是诚心诚意的，阿四也会跟亲儿子一样地待你们，直到为你们养老送终……”

“阿四”名叫吴协恩，后来真做了孙家的儿子，并且十多年后又跟孙家的小女儿结成夫妻，成了孙家亲上加亲的儿婿。吴协恩现在是华西村的“一把手”，吴仁宝在两年前把华西村的党政大印全部交给了这位“倒插门”的孙家儿婿。华西村“新掌门人”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出力流汗在一线。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官就应该想着百姓’。几十年来，我真正在他身边只有十个年头，那年他把我送给孙家当儿子时，也是父亲一生中陪我时间最长的一天。至今我仍记得当时他再三叮嘱我，说你从现在起，就有两个阿爹姆妈，你首先要孝敬和照顾好的是孙家的阿爹姆妈……”“阿四”吴协恩后来做得非常好，所以当他被推荐接替吴仁宝出任华西村“新掌门人”时，得到的是村民的全票赞成。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六章

我们再来说吴仁宝，再来说他的“有难官当”。

吴仁宝是这样一个人：近五十年的“村官”生涯里，他把自己的人生追求锁定在“让百姓幸福，是我最大的满足”的目标上。而为了实现这一“满足”，他认为必须把“有难官当”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这里的“难”，我的理解，它可能是创业的艰辛，也可能是创业的风险，还可能是创业成功后所要面临和处理各种非积极因素的能力。在所有的中国农民“精英”中，吴仁宝或许可以成为这种“难”的最多承受者——因为他主政的时间最长，他也是化解这种“难”的最智慧者和最聪明者——几乎没有一个“典型”和“精英”能像他五十年不倒，红旗一直迎风飘扬；当然他也是在这种“难”面前取得最大成功的收获者——他创造了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村”。

今天的华西村，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前去参观的普通百姓，或者外国元首与贵宾，人们异口同声地赞美她。这赞美的归结点自然而然会聚焦在创造奇迹的掌舵人吴仁宝身上。然而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吴仁宝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久经历练的一桩桩“难”事……

——创业初期，他的“做煞大队”名声差点让华西的一代年轻人断了姻缘，正因为他用一双坚定的脚板和一副“誓死改变旧貌”的肩膀，换得了“金凤凰”飞回新华西；

——“亩产吨粮田”的雄心壮志，却被人画成漫画，“吹牛大队”和“吹牛书记”的大字报贴满了村里村外。也因为他和群众用汗水与泪水凝聚了金色的谷山麦堆才把阵阵“妖风”吹散；

——五年县委书记，他呕心沥血，把江阴带向全国百强县之“老二”时，却因那股“农民政治明星们纷纷落马风”的惯性，使他的政治生涯坠入低谷，重新做起一介农夫。对此他淡然一笑：正好他离不开华西，华西也离不开他；吴仁宝还有一件不平事：1999年，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就因为他在外省贫困地区支持建立了多个“华西村”而得罪了本省某些地区本位主义的干部们，他又一次落选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这一回吴仁宝更是淡然一笑：我已七十多岁，将有生之年全部奉献给华西百姓才是我吴仁宝的最大光荣。

古今中外，能成为一代伟人的人莫不是他们都具有超然的境界和坚定的信仰。作为农民政治家、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吴仁宝，他的超然境界，来自于他为人民创造幸福和富裕后所获得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坚定信仰，来自于他对中国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农民所期望的美好前景的理解中的认定：一切当政者的基石，是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上，而这才是最可贵与最可靠的。

吴仁宝无愧为国宝。他以自己的人生沧桑经历总结出的执政理念——“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折射的正是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胸怀。

华西今日富甲天下，但华西的成功绝非上帝的恩赐，更非一帆风顺。如果说华西之所以没有像大寨、大邱庄那样的农业典型出现大起大落，一个不可动摇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华西村的掌舵人吴仁宝，与上面两个典型的主要领导者相比，除了具有更高的政治智谋外，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比别人更深刻地懂得“官”与民的关系如何摆放的位置——在吴仁宝的眼里任何时候都是以民为本、以民为主、以民为上。

他因此立于不败。他因此成为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带着泥土味的伟人。

华西村的“难”真的很多。媒体和公众人物中人们常见的吴仁宝很潇洒，其实耐心走进吴仁宝的世界，你会发现他的“难”比谁都多——他脸上的道道纹路就是见证，只是他的这些纹路最终是以灿烂的笑容绽放给了人们……

六十岁前的吴仁宝每天工作时间在十六七个小时以上，如今年近八十的他仍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很难活到100岁，但却能为百姓干100年的工作时间。”

华西人对他们老书记的敬佩与敬爱，更多时候是在华西建设有难的关键时刻。老村民们都还记得：“造厂”岁月里，华西村与某市羊毛衫厂的联营企业多年亏损，一时成了华西人的“心头病”，似乎谁也无计可施。村民和干部们眼盯着年过花甲的老书记。“这事还是我来料理吧！”七十岁的老人，担起这份千斤重担后，天天起早摸黑。有时为化解一个难题，半夜起床的吴仁宝竟会一连抽烟几小时，急得老伴不知所措。

“闷声大发财。”江泽民同志十分欣赏吴仁宝和华西村的致富之道，曾这样形容。而吴仁宝坦言：这“闷声”中常有惊涛骇浪。

九十年代末期，华西村的发展如日中天，一个更大的宏伟设想在华西村的年轻一代管理者中间开始酝酿起来——

“老书记，我们华西村应该集中优势企业，争取上市！”向吴仁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当时主政华西工业生产的吴协东，他是老书记的大儿子。

吴仁宝瞪大了眼睛，目光带着少有的疑问，盯着大儿子，也盯着其他村干部：“你们论证了？”

“论证了。凭我们华西村目前的企业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上市是一条必经之路。”

“噢？必经之路？可我们是村办企业，许多方面与现代化大型企业还有距离……”

“而通过上市，正好能促进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得到完善……”

吴仁宝抬头扫了一眼自己的部下，他们都比自己年轻。“我——考虑考虑。”吴仁宝紧锁眉头，神情凝重地起身离开了众村干部。

“坏了，老书记反对我们搞上市呀！”有人着急起来。

“不用怕，我们把上市的认证和理由再准备充足一些，到我们正式讨论时可以向他再进一步说明嘛！”说这话的是吴协东。

几天后，关于上市决策的表决开始。当时在家的共12人，“一把手”吴仁宝如期到会。会场非常严肃，因为事先村干部们知道一向定乾坤的老书记态度依旧。

表决开始：11人举手赞成，1人反对，反对者正是吴仁宝。

少数服从多数。华西村历来如此。可老书记的这一张“反对票”分量很重，众干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考虑，他们还是特别想听取他的“反对意见”到底是什么。

“华西村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地位，我们上市必须做到三点：股民满意，村民满意，华西村的牌子不能砸。现在你们说，我听着……”吴仁宝点上烟，一脸严肃地盯着众干部。

会场一时沉默。半晌，有人终于带头发言：“好吧，我们就说说上市的好处和理由……”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一场“上市”的争辩在华西村的金塔会议室热火朝天地“烘”了起来，一直延至数小时……

“老书记，该听听你的意见了！”干部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吴仁宝。

此刻的吴仁宝，一改方才的严肃神情，又重新恢复了他平时笑眯眯的神态：“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几天我一直对上市持‘反对意见’，其实并非我原本心意。我的真实心思是，华西的企业是我们农民办的工业，到底能不能与那些上市的大型企业融入一条轨道，并且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在决策上市这样的大事时，我想听到大家的真实意见，所以我用了投反对票的方式来争取获得你们多方面的对上市的认证，现在我的目的已达到。我宣布：华西企业，要真正走出田野——上市啦！”

瞧这吴仁宝，他的“反对意见”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赞成理由啊！

1999年8月10日，这个日子对华西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当掌声和钟声响彻深圳交易所的那一刻，世界金融市场上迎来了一个令十亿中国农民感到自豪的新客人，它就是代码为“000936”的华西村股票上市成功：3500万股的挂牌价8.3元，当日收盘时涨至21元！

上市是喜事而非难事，但上市弄不好可能就是最大的难事。

吴仁宝日后坦言：面对一些风险大的难事，做领导的就得有勇气去担当，这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否为人民谋幸福谋富裕的起码素质。

2003年对华西村来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一”党的生日期间，华西村召开了第六届村党代会，经吴仁宝本人提议，他把当了48年华西村“一把手”的岗位，留给了39岁的年轻人，自己则退居华西村总办主任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二把手”位置。

一个中国行政级别最小的官儿——村支书的退位，却引发了国内外几百家媒体的报道。吴仁宝的“退位”一时激起千重浪！这当口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官员一般只往上升、不往下降，尤其是“一把手”极少主动退至“二把手”位置。吴仁宝自己说：“这是又一种‘有难官当’。我早先说过，干到80岁，可2003年华西村当时的形势非常好，我来了个急流勇退，一则是希望我不在糊涂的时候交权，二则是想破一破‘一把手’不能退为‘二把手’的先例。我在华西村干了48年，不用自己树碑，群众也会有眼睛的。通常情况下只要我本人不言退，也许可以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闭眼那一刻。但这实际上是给后人和整个华西村的事业留下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一个可能是功绩无量的人来说，他能不能自觉地、真心实意地把这样的难题由自己去解决好，其实也是考验共产党人彻底的无私精神。”

吴仁宝在他晚年的时候，又一次以自己的行动，让人们体味到他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崇高胸怀。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全退”时，吴仁宝再一次申明：“我身体好，经验也多一些，华西村现在正是一步几个台阶的高速发展期。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与华西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村民，我仍然想为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头黄牛拉犁，日耕百亩，我们可以称之伟大；而一只蚂蚁，以千日之功啃下大象骨头，同样是伟大之举。吴仁宝的人格力量，正是我称道的这种具有蚂蚁啃骨头精神的伟大！

这就是吴仁宝：78周岁的一个老人，依旧天天四、五点钟起床便开始“走村串厂”，一直到傍晚八、九点钟回家，村子里能揽的事他照样事无巨细地负责到底。

“二把手”的吴仁宝，在村党委新班子上任后做了两件事：

一是建议“一把手”带领全体新班子人员借上京城开会之际，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宣誓。“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头可断，血可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更美好的新华西，就要而今迈步从头越……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奋力冲刺今年100亿，夺取明年200亿！苦战三年，拿下可用资金50亿！”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上，吴仁宝又一次站在华西村众干部的最前面，高高地举起右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引领华西村的年轻一代领导者，擂响了新时代的战斗号角。

当年吴仁宝从县委书记位子下来后，曾带领百名村干部在南京雨花台雨中宣誓，如今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宣誓，与十八年前的那次宣誓已今非昔比。此时的华西用一位中央领导的话说，就是“好得不得了”，可吴仁宝并不这么认为，就在别人都在高唱“大华西”时，他提出了“现在华西要小”的理念。

这便是他当“二把手”后所做的第二件“难”事。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我们要想抓住机会再上台阶，眼下最要紧的是掌握‘三车原则’……”班子会上，年轻的新成员们围聚在老书记跟前，听他的神机妙算：“这‘三车’是，现有的企业要开稳车——开足马力，狠抓效益；已投的新项目要开快车，早投产；未上的项目赶快急刹车……”

“有这么严重？”

“听老书记的没错。哪回他的决策出现过岔子？”

吴仁宝摆摆手：“错了，哪回都不是我的英明，是中央政策的英明。你们看着吧，不出几个月，中央的宏观调整就会出台……”

果不其然，在华西按照吴仁宝的建议，迅速对集团企业进行“三车战术”大调整之后，这年11月，中央的宏观调整政策出台，不少盲目追求规模的企业和地区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出现了全面衰退的被动局面。可华西村的工业企业由于下手早，丝毫未因中央的宏观调整产生消极作用，相反他们借着此次宏观调整的有利时机，瞄准那些与市场对路的产品，加足企业马力，使集团当年的经济效益飞速上升，大大超过了年初确定的2003年全村工业总产值60亿的目标，首次达到100亿元。正因为吴仁宝能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见难勇当，智谋除难，使得华西村近两年的发展速度均以年增长100亿元递增。1985年，吴仁宝为“苦战三年，目标亿元”而带领百名村民骨干在南京雨花台前盟誓的18年后，华西村一年的经济效益就是当年的一二百倍！也就是说，如今的华西村，每年都在创造一百个以上的新华西！

正是这样的积聚，华西村才有今天令世人感到羡慕的幸福与富有。也正是华西村百姓的如此幸福与富有，吴仁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能坦然地直面关于华西村是否有他吴氏“家族制”问题并能这样回答：“确实，在华西村的32个正副书记中有我吴仁宝家5个子女。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能当书记不是我的指定，他们都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在取得群众公认的基础上，又经过党代会选举和上级组织考察批准后才当上书记的。不错，我吴仁宝家的子女确实在华西村都是官，但他们不是为我吴仁宝家做官，而是为华西村百姓在做官。有人曾经怀疑华西村那么大的家底，是不是都掌在我吴家的手里，恰恰相反，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华西村的历史上先后有6个人当过主办会计，但没有一个是我吴仁宝家的。华西村的账，从1961年到现在的45年账目，都可以公开给世人看。可以这么说，如果在华西村有我吴仁宝这个家族的概念，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吴仁宝家的人都在为华西村的百姓做事，他们以自己的党员身份，在不断实践共产党员先进性中为自己的乡亲们贡献着每一天、创造着每一份财富。华西村有今天，与我家的这些子女们的心血和汗水分不开。我想假如中国有更多的像我吴仁宝这样愿意而且能够给百姓带来幸福和富裕的家族的话，我们全中国的百姓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我也因此会感到无比欣慰……”

吴仁宝的这段话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中说的，他能面对十三亿中国人如此不加掩饰地袒露心声，没有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私坦荡的足够底气是绝对做不到的。

有一位参观华西村的外地农村干部，在惊叹这儿的百姓与干部那么融洽团结奔富裕的景象后，找到吴仁宝，问他“为什么你这儿这么好，我们那里就搞不好”时，吴仁宝反问：“你当了几年村支书？”对方回答：“三年。”吴仁宝笑，说：“如果你当满跟我一样48年的书记，你那儿也一定很不错的。”

是啊，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天下，假如一个领导者能在岗位上像吴仁宝一样执政近半个世纪，如果他无所作为，如果他不能为百姓谋幸福，相信他无法主政如此长久的时间。吴仁宝说得好：“我们华西村的党员、干部数年来坚持‘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其实体现的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党员干部能够做到战胜困难和艰苦奋斗于人民群众之前、享受和享福于人民群众之后，老百姓就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同心同德挑担子，那么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创造。”

看一看华西村的今天，我们感受到的这个人间奇迹发展的原动力也就在于此。

吴仁宝的“不老”秘诀：关于富裕和共同富裕的理念。

每一位到华西的中外人士，最惊叹的是：实在想不出当今世界上还有比这里的农民更富裕和幸福的人了！住的宽敞高档——每户400至600平米的别墅；吃的健康绿色——而且基本免费；穿的漂亮时尚——即便是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套“仁宝”毛料衣服价格也都是一两千元；用的现代超前——你城里人都敢说“轿车要买不带盖”的吗？“不带盖”的是什么跑车噢！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七章

1998年，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来华西视察，他走进农户，漫步绿色田野，登高眺望鳞次栉比、造型别致的别墅群，连声赞叹：华西人民幸福！幸福！真幸福！

那是七年前的华西，七年前的华西综合经济实力还不足今日华西的十分之一。我想，假如江泽民同志今天若能再到华西看一看，那他可能会这样赞叹：华西人民幸福！幸福！太幸福了！

华西人民确实太幸福了。这种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是洋溢在每一个华西村民脸上的，是光照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同时也让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人士敬佩与羡慕——

在华西采访时，巧遇一群美国游客，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华西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我们知道，近年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叫《重新发现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那书中写到华西村时有这样一句评语：“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并称吴仁宝是“中国的李光耀”。我们还知道，五年前就有一个日本访问团到华西村参观后这样说：“华西农民的住房面积、拥有的车辆、家用电器等都已超过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了。”

村党委分管宣传的孙海燕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前年中国民间组织了一个百对金婚老人“韩国观光团”，吴仁宝夫妇作为特约嘉宾被邀参加。这消息被韩国总理得知后，非要见一见吴仁宝。可按照日程安排，吴仁宝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韩国。“不行，我的国务会议可以停一下，但中国的吴仁宝先生我一定要见一见！”韩国总理知道自己预约的会见时间与吴仁宝他们回国的时间发生冲突时如此说。于是唯一可能的会见时间只能是在第二天一早吴仁宝他们离开韩国前的那一个小时。为此，韩国总理真的特意停下正在主持的国务会议，专门将吴仁宝接到总理府。韩国总理把能与“中国奇人”吴仁宝见一见视为“不可多得”的机会，最后他满意而开心地与吴仁宝进行了长达几十分钟的亲切会面。

正如一位德国政要所言：“华西村的富裕，让我们亲眼见到了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所畅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富裕。”

关于富裕，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所有到过华西村的人通过对这儿的观光和认识后所产生的富裕概念，通常能得出一个共识，那就是：华西人的富裕确实是真正的富裕，因为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方面。而这，也正是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人坚守的创富理念。

在华西，你可以在许多地方听到那些咿呀学语的孩子或者鹤发童颜的老人，不时地振振有词地背诵着《十富赞歌》：

吴仁宝绝对是个“田野学问家”，他的语言概括能力和表述能力堪称大师。

农民喜欢他编写的这些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顺口溜。与《十富赞歌》相配的还有他亲自编写的《十穷戒词》：

不难看出，今日华西村的富裕，是建立在吴仁宝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的富裕理念。“艰苦奋斗，团结归口，服从分配，实绩到位”这十六个字，是华西人用几十年创业的艰难历程，从一无所有到创下今天“天下第一”的辉煌岁月中凝聚出的“华西精神”的核心内容。这十六个字集中体现了华西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建立“富裕华西”的根基所在。

早在华西村脱贫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吴仁宝就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目光和唯物主义者的胸怀告诫那些日趋富裕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人早晚要死，生前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对死者来说毫无意义。因此人活着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有权利争取生活得更好些。但再好的生活也总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在一边创富和享福的同时要有“三不忘精神”，即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正是基于这种富裕理念，吴仁宝才把他心中期望的中国农民的幸福、富裕人生观——“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华西人的心目中。华西人也因此有了靠艰苦创业、靠勤劳俭用、靠知识才能、靠诚信守法获得富裕的基本行为准则。

每每参观者看到华西人拥有巨大财富、又过着无比幸福富裕且太平的好日子时，总有些解不开的谜要讨教吴仁宝：为什么也有个别地方、个别人的财富比华西人更多，可那儿的社会风气异常恶劣，有钱人也不能过安稳的日子？这时的吴仁宝总会笑眯眯地告诉友人一个“秘密”：因为华西村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

这个“秘密”听来简单，其实折射的内涵无比丰富。这也是吴仁宝一生追求“为民造福”的基点，即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必定是共同的富裕，共产党人要实现执政为民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让所有的人民都富裕起来。而人民要实现自身的富裕与幸福，则需要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领导人民的党员干部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和民众百姓自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华西村之所以了不起，他们恰恰是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实现了统一和一致。在我看来，吴仁宝用近五十年时间所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天下第一村”，其最有价值的并非是村民们人人都在享受的洋别墅、百万年薪、绿水青山、金塔观景，而是他精心培育和制造的华西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亦可称其为华西人的幸福富裕观。

这是吴仁宝最具魅力的地方。

这是吴仁宝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忠实履行党性的最具魅力的地方。

这是吴仁宝作为一个当代农民政治家可能实现一生辉煌的最完美的地方。

任何一位伟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能提出伟大的设想，更在于他们把这种正确的设想变成现实。吴仁宝是普通人，一位个头不足一米七的普通农民，但他又是一位伟人，一位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们倡导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想，得以在华西村实践并走向成功——而在新世纪的这几年里，他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运用于华西村的发展实践之中，甚至达到了近乎尽善尽美的境界！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我补一句：谁把中国的农民问题彻底解决了，谁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人。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把中国苦难的农民带到了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把当家做主的中国农民带到了如何走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八章

华西村的农民并不多，但他们走过的路就是所有中国农民都将要走的路。现在的华西村农民解决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九亿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因此有理由这样称道吴仁宝：他同样是位了不起的伟人！

你信与不信无关紧要，假如你有机会到华西走一走，再跟华西的农民们畅谈畅谈，或者有机会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那时你再重新检验一下我的话或许会觉得并非言过其实。

华西人形成的一整套幸福概念和富裕理念，是建立在吴仁宝几十年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农民们进行务实的不懈的思想教育之中。

比如他首创的“华西村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专司全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职责，将教育农民的“精神活动”与抓经济中心工作齐头并进，在村委工作中建立和形成了“两个拳头”都硬的长效机制；

比如他亲自担任艺术指导的“华西村艺术团”，几十名队员全是专业演员，每年在华西村演出场次达300场以上。党的方针政策和村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就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弹拉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表演，被灌输到了百姓脑海里和日常的生活中……

曾经有位研究中国农民历史的学者说过：中国的农民可以创造历史的辉煌，但中国的农民却很难创造长时间的辉煌历史；中国农民可以依靠智慧和勤奋获得财富，却难于让财富变成永远的幸福与富裕。吴仁宝也许没有读过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但吴仁宝却同样懂得中国农民的优点和弱点。因此他认为：要让富裕了的农民能够保持长久的幸福、富裕和安定的生活，最关键的是让他们不仅“口袋富”，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脑袋富”。

“口袋富”和“脑袋富”，是吴仁宝创造的中国农民“两富理论”，也是他在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后始终高举的执政航标。

“口袋不富”，就别谈“脑袋富。”“口袋富”才有“脑袋富”的基础。而“脑袋富”了，“口袋”才能永远的富。“口袋”和“脑袋”一齐富，中国农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不断朝着“小康”、“中康”和“大康”的目标步步登高。听吴仁宝的“两富论”，就像听一位大师的哲学课。

“脑袋富”，构建的其实就是精神世界。吴仁宝构建的华西农民的精神世界，是以“六爱”为准绳。这“六爱”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这“六爱”看则平常，但细细品味，内涵深刻而精粹，它包含了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人多少思想与智慧的冶炼过程！

“华西村的农民不是天生比别的农民崇高，他们也有农民头脑中传统的陈习旧陋。当经过艰苦创业后华西村富裕起来时，村里就有人曾经公开称我是‘华西的太阳’、‘华西的救星’。我发现后立即严肃地批评和告诫大家：我吴仁宝算什么？我吴仁宝仅仅是干了党教育我应该做的那一点贡献而已！华西的一切，包括我吴仁宝的一切，都是靠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反复告诉村民们，没有共产党，我吴仁宝这几十年只会改一个字，那就是当年我是放牛娃，现在我是放牛翁。我之所以这样告诉村民，就是让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华西村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积累的任何一点财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和成功的。新中国的农民要实现真正的永远的幸福和富裕，就必须把爱党放在首位，它也是我们所倡导的‘六爱’的灵魂与核心。”吴仁宝坚定而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我看到在他身后是一面闪闪发光的红色党旗……那党旗，在这位老共产党人心目中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信仰，在日久天长的一次次雨露滋润下成为每一个华西村民心目中的信仰！于是，爱国，也就变得自然了。任何一个民族的百姓如果不爱国，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富裕。因为华西人最明白：他们创造的所有财富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始终关联在一起的。没有“大家”的安宁与美好，何来“小家”的欢笑与歌声？

不用说，“爱华西”是华西人自己的本分，一个不爱华西的人怎能成为华西人？华西村从吴仁宝这一代起，爱华西成为每一个村民们凝聚团结战斗的力量源泉和同心同德奔富裕生活的精神支撑。吴仁宝告诉我，他如今快八十岁了，他现在越发最满意的一件事是：村上走出去上大学、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的全都回到了华西。“我们华西村赚得最大的‘买卖’——是我们培养了自己的一代大学生、留学生，结果他们现在学业完成后不仅自己回到了村里，而且大多数还带回了一个……”吴仁宝说的是这些华西村年轻人，他们在回到村子时，也将同样高学历的未婚妻、未婚夫或者已经是爱人的“另一半”也一起带了回来。

“你说是不是我们赚大了？”吴仁宝对此实在喜形于色。

正是这种充满感情和希望的“爱华西”教育的深入人心和广为传播，如今从全国各地飞往华西村的“金凤凰”（大学生）达2000余人，而且每天每月仍有数不清的“金凤凰”飞向这里……华西正是依靠这些本地长大的和外面飞来的“金凤凰”，在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快速道上朝着多元的、现代的、健康的、科学的发展方向越走越快，实力提升得越来越快……“外国人弄不懂我们华西村的农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水平、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本领的人才？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今天的华西村民早已不是那些只会挑担锄草、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他们有北大清华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留学日本、德国回来的硕士专家……拿我们的外贸公司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都是大学以上的水准，别看他们人在我们田野里的村庄，可他们每天的工作是通过网络和电讯与世界各地联在一起呢！”在去新建的一排“总统别墅”的路上，吴仁宝指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我说。

就在这时，我遇见了“华西村的郭凤莲”——赵毛妹。这位曾经与吴仁宝并肩战斗叱咤风云的铁姑娘队队长，现在已经到了华西村民退休的年龄（女50岁），可赵毛妹说她身体好，所以还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帮忙”。“老书记对我们这些参加创业的老一代村民特别照顾，退休发一份全工资，你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反聘到村集团公司某个单位做点事。我在任时抓过旅游公司，所以现在还在那儿干点事。你是北京来的，听听我的外语怎么样……”快言快语的赵毛妹叽里咕噜立即从口中吐出一串旅游英语。

“比起村上的人，我算差的呢！”赵毛妹说。

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吴仁宝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和素质提高，从六十年代他刚当村支书那会儿就已经十分重视。而当华西村富裕后，他把抓村民知识教育的提高纳入到了“爱华西”的重要内容。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实行的是全免费教育，村民和老人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和业余学校。所以现在的华西村民能说外语、冷不丁拿出个留学毕业证书给你看看，是太自然的事。

我还知道，吴仁宝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当第一位“外来工”进入华西村后，他就把“爱华西”的教育，扩展到凡是在华西村工作的所有人。“我们华西村没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说，我们有句话很流行：到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当年怀揣300元盘缠来华西打工的小青年，如今已经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年薪和奖金能拿150多万元的孙海燕谈起这方面的事，格外激动：“在我们华西的外地务工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因为老书记从来不把他们看做是外人，他也要求华西村所有的村民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这些外来务工者。每年在我们华西最热闹的一次活动是由老书记主持的‘千张桌、万人宴’。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摆上一千张桌、由一万人参加的大宴会。那场面确实气派，确实热闹，也确实感人。一千多张桌子啊，一两万在我们这儿的务工者参加的宴会！想想看，国家总理所主持的国宴才有多少人嘛！”孙海燕说你何作家要是有机会参加一下华西村的“万人宴”，一定会产生不同凡响的灵感。后来我看到了纪录“万人宴”的照片，其场面确实壮观。

有个数据告诉我，现在华西村工作的外地人达两万多，他们同样以“爱华西”的精神为华西创造更加富裕的新华西，同时也每年从华西村赚回三个多亿的工钱。

在吴仁宝口中，经常能听到他讲的一则非常有趣的“华西村买官”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杨永昌的人，此人原来不是华西村人，干个体户，脑子灵活，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都不错。到华西村前，已经自己能每年盈利100多万元了，在当地也算个有点名气的小老板。1997年杨永昌到华西投资办个体企业，三四年后他的年收益已达到四五百万元。可是钱越赚得多，杨永昌想当“华西人”的念头越强烈。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自己几百万元的资产全部奉献给了华西村，终于实现了当华西人的夙愿。杨永昌成为华西人后，由于他勤奋工作，又在经营上有一套，很快被吴仁宝和华西村党委看中，让他担起了目前占华西工业集团三分之一总资产的华钢厂总经理。杨永昌不负众望，使这个钢厂的效益直线上升，每月都能为华西村实现可用利润3000多万元。杨永昌从一名“外来个体户”，到如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西人，而且成为执掌“天下第一村”最大企业的华钢“一把手”，还身兼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等要职，吴仁宝因此笑言杨永昌的“官”是买来的，“他用自己几百万的个人企业资产和每年对华西创造几个亿利润的贡献‘买’来的村官！”采访杨永昌时，我才发现这位“买官”者确实非常有才气和悟性，更令我意外的是农民出身、干过十几年个体户的杨永昌还有很让人敬佩的思想境界，他说：“我当时花10万元买个华西户口，绝对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就是觉得当华西人自豪、提气。后来我把个人企业转制给了村里时，又有亲戚说我傻，说人家公的都转私了，你倒好，将私的转公了！但我觉得过去干个体户就像划着一只在风浪里漂流不停的小船，华西村则好比是只大船，它在吴仁宝老书记的掌舵下，行驶得稳当又快速。我个人的价值要想更好的体现，就必须跟着这只大船走。特别是到华西几年里，我亲眼耳闻目睹老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无私行为，所以我想自己是个年轻人，要向老书记学习，也应该像他那样多为社会担点责任。”

像杨永昌这样的能人，后来成了华西的主人为数并不少，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因为被“华西”和老书记吴仁宝的魅力所吸引。

曾有人对吴仁宝说：有了爱党爱国爱华西就可以保证华西长富了，又何必再要添“爱亲爱友爱自己”呢？吴仁宝对此恰恰认为，如果光讲爱党爱国爱华西的“大道理”，不讲“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小道理”，那华西的农民就无法实现和保证“共同富、健康富、长久富”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我们华西村不培养那种不讲良心、没有亲情的人。对普通农民、平常百姓来说，树立他们的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意识有时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华西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我们华西村的农民能不能保证富了以后不去触犯法律、不被社会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和社会陋习沾染，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而农民一旦沾上那种毛病，再富又能富得了几天？所以‘爱亲爱友爱自己’，尤其是‘爱自己’这一条特别的重要，它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健康富裕、长久富裕的基础，像金塔的塔基，一定要夯实！”吴仁宝给我讲起了村上一笔一直没有发出去的“特别奖励金”的故事——

八十年代始，销声匿迹的赌风又开始到处横行。华西村民中也有人“小弄弄”（搓麻将搞小赌），还出现过一位创业功臣孙某某到外村赌博的事。吴仁宝最担心富裕起来的村民沾染黄毒赌，一旦沾染上了就等于患了瘟疫，再富的天堂也会被穷光。为此，吴仁宝挥泪斩马谡，重罚了与自己并肩创业的孙某人4个月退休金。同时多次登门做思想教育工作，帮助认识赌博的危害，直到孙某自己彻底省悟为止。

可没过些日子，在华西村邻乡又传出“华西村不赌是假的，吴仁宝也在赌”的话。“说我赌你们信吗？”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反问大家。后来调查证实，有人为了自己想赌，就放言“吴仁宝也在赌”的话，目的是想在公众中造成“吴仁宝能赌，我们也能赌”，从而以假乱真。

这天，吴仁宝悄悄找来副村长，对其如此这般一番耳语。“好嘞！”副村长欣然受命。于是第二天早晨，在华西村邻近的几个村子和市镇上贴着一张张醒目的《通告》，落款是“中共华西村委员会、华西村民委员会”。

《通告》内容这样写着：

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经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研究决定，请兄弟单位对华西人监督，凡发现华西人在本村或外村赌博者，均要举报。举报准确者，一人一次奖励一千元，当场兑现，并给举报者保密。凡发现华西人搞迷信活动者，也适用于上述规定，举报一人次，奖励500元。

此通告自公布之日生效。

“嘿，华西村就是不一样！悬赏捉拿自己村的丑事，这吴仁宝抓经济有套套，你瞧他抓精神文明更有新招数！”《通告》激起周围乡村对华西村和吴仁宝的一片赞赏和议论。

一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举报人出现。一年后，人们发现又一份出自华西村的《通告》贴在外面，上面这样写：

<small class="ter">关于检举华西人参赌得奖的补充通告</small>

<small>过去，华西为禁止赌博，曾在四周村镇贴过通告：凡发现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核实，奖励举报人1000元，至今未有人领过这份奖金。为防止今后可能有个别华西人参与赌博（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娱乐性活动除外），自即日起，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0000元，并为举报人保密。</small>

“这份《通告》后来还堂而皇之地登在了《江阴日报》的报眼上呢！”孙海燕告诉我。

“后来有人领过这10000元的奖励吗？”我问。

“没有。老书记提议专设的这个奖已经十余年了，一直没发出一分钱。”孙海燕似乎有些“遗憾”地笑着冲我说。“10000元奖金当时真吸引了不少外村人，据说有人专门整天在四处寻找看看到底有没有我们华西人参加赌博的，结果他们很失望……”

“我想肯定又是吴仁宝书记的一个招数：他让外人给华西人当义务监督员！”

“对对！”孙海燕和我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吴仁宝就是用“口袋富、脑袋更要富”的“两富论”，成功地教育华西人避免了农民们易犯的“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财大气粗、目无法纪”等陋习和毛病，家家户户都成为“口袋越鼓、脑袋越求进取”的新型农民家庭。这也正是吴仁宝能使华西村几十年红旗不倒的最大贡献点。

但吴仁宝心里明白，农民的素质和农民教育问题能否得到提高，关键是领导和影响这些农民的村干部。几乎可以这样定论：自中国有农民史以后，无不因为农民领导者的自身素质问题决定其成败得失。吴仁宝因此在狠抓村民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强化村干部的教育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颇为特殊。比如在华西村我看到两件事印象特别深：

一是现行的华西村党委组织结构。通常一个党委会，书记和副书记，下面就由几个委员组成。书记作为一个班子的“班长”负有全责，权力自然也很大。然而在华西村情况不是如此。村党委书记、副书记之上，还有一个“常委会”。

“我们在书记、副书记同级还设立了一个21人的常委会，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和监督正副书记工作。在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地方容易出现什么事都是书记、副书记说了算，有的更是书记一人说了算。在我们华西不行，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或党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这样可以避免那些在群众中威望越来越高的主要领导人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最后把好端端的旗帜给掀倒了……”吴仁宝对这一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做法颇为满意：“华西村几十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主要领导也没有出现‘禹作敏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这样的组织机制有关。”

第二件事是在“富得流油”的华西村，有一个旧窑洞。这个窑洞与华西村同龄，也许是今天唯一还能见得着的老华西村的一个旧物，华西人称它为“创业窑”，干部们还喜欢将它誉为“华西工业的发源地”和“华西精神的铸造地”。那天我特意走进这个每年能吸引百万外地游客的“华西革命圣地”，看到狭窄的窑洞内有十几张木凳，窑壁四周挂着《延安窑洞放光芒》、《吕蒙正破窑攻读》、《薛平贵破窑接宝钏》、《包龙图破窑迎国太》等六幅与窑洞典故相关的“农民图”。村干部告诉我，华西发展几十年来，许多重要的决策、规划几乎都是吴仁宝带领干部们在这里作出的。

“老书记十分敬佩延安窑洞精神，他把华西的这一创业窑洞当作教育干部时刻牢记艰苦奋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场所。从某种意义讲，华西村之所以能越来越富甲天下而干部和群众依然保持旺盛的向上精神，与这窑洞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每当村里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老书记就会带我们走进窑洞。而每当我们一走进这里，再静静坐下来想一想、议一议，心态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就很不一样了，就会有种饮水不忘掘井人和不断奋发进取、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精神与心态……”一位村干部这样说。

片刻的窑洞感受，使我也相信了这位干部说的话。

那一刻，我的耳边突然回响起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华西村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让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能够长久地、健康地、越来越好地富裕下去。这就是我吴仁宝一生的追求和愿望。”

有道是，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真正的好事；做一次先进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是真正的先进。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心里装着群众，胜不骄，败不馁，带领人民群众走上富裕，让已经富裕的人们不忘本，朝着更高的标准去实现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同时力所能及地为实现“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社会主义大目标贡献力量。吴仁宝表里如一，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很好地诠释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同时带领华西人民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无私地奉献并实现着自己的美好人生。

原始的华西村只有0.9平方公里面积，如今华西村的版图已经达到3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由过去的1600来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0多人。“建设大华西，发展富华西”，这是吴仁宝“创富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升和发展，也是他毕生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在实践中的可贵探索。

一位长期在华西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有过一段很精彩的概括：

共同富裕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美好理想。可沧桑变，乾坤转，一次次社会形态嬗变，一次次生产关系变革，都未能使这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新协和公社”和“皇后林新村”，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在无可奈何中坍塌了！于是恩格斯大声疾呼：“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历史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任降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吴仁宝高擎共同富裕的旗帜，从华西走向邻村，从东部走向西部。他用行动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须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要先富帮后富等鲜明的观点并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早在八十年代，当华西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时，吴仁宝就教育自己的干部和村民时刻不要忘记把幸福的阳光与温暖播撒到周边的左邻右舍，而这也是他在近十年间忠实履行“执政为民”和追求“共同富裕”的一种新境界、新视野的实践过程。

吴蕴芳，现今的大华西村民，以前她是紧挨华西的前进村村民。她说，“我们村上的人有句流行语，叫做‘儿好女好，不如华西好’。前进村在50年代时与华西村同属一个大队，那时吴仁宝也是我们的书记，后来行政分家，我们就成为独立的前进村。可前进村不‘前进’，1988年时华西已成‘亿元村’了，我们村却到年底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倒欠村民6万元。记得那天外面下着雨雪，刮着寒风，我们村上的干部愁得在村委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华西村的吴仁宝书记来了，他带着10万元现金对我们说：先把欠村民的债还了，再把年过了。当时我们前进村的干部们真的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是好。更让我们感到意想不到的是，老书记吴仁宝当场拍板，说要帮我们建厂。‘我们华西出500万元投资款，赔了是我们华西的，赚了是你们前进村的！怎么样？干不干？’老书记拍着我们村的支书这样说。这么好的事不等于天上掉馅饼嘛！再不干、再不好好干，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挨着华西村？就这样，我们前进村在吴仁宝老书记和华西村的无私支持下，化工厂于翌年元月正式投产，当年就净赚50多万元，三四年后利税已能达到四五百万元，也开始渐渐走向富裕……”

与前进村情况相近，华明、三余巷村也在那些年里，得到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全力支持，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老书记吴仁宝对我们周边村的帮助是无私的。那年他主动找我商量说要帮我们村办一个珐琅厂和一个化工厂。工厂建起后，我们村的农民收入一下得到改善，大家喜洋洋的。可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5月份，一场火灾把我们村的‘摇钱树’——化工厂全烧了。就在我们全村痛苦不堪的时候，吴仁宝老书记带来280多万元重建资金说要在原址上再帮我们建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化工厂。当时我们村的村民和干部全都掉下了眼泪，大伙儿说：啥叫社会主义好？啥叫共产党好？华西人的风格和吴仁宝书记的为人，让我们一下全明白了！”原三余巷村支部书记孙大龙感触万分地说。

然而，让前进、华明和三余巷、泾浜等周边村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2001年在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一分五统”的大华西概念之后。

何谓“一分五统”？“一分五统”是吴仁宝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的一大发明，它曾被中央领导和学界称为“吴仁宝新模式”。提出这一构建模式的初始，是吴仁宝在期望以“富华西带周边穷兄弟”时碰到的：

第一部 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 第九章

1988年，华西主动伸手出资为周边几个村办厂帮扶，虽然也使这些村的生活得以改善，但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周边几个村的好日子并没有节节上升，有的甚至在下滑。这让吴仁宝对帮扶问题有了重新思考：过去总讲“船小好调头”，其实在全球化经济越来越形成的市场条件下，只有“大船才好抗风浪”。华西村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效益越来越好，正是因为它的企业集团有着较强的竞争能力。于是一个打破中国五十余年农村行政格局的大胆设想在他脑海里形成，随即吴仁宝把自己的想法专门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好啊！吴仁宝同志的设想和思考符合邓小平的理论，也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嘛！我们认为这‘一分五统’行！有创新，也有可操作性！这也说明吴仁宝一生追求的共同富裕理想，已经开始从华西走向社会，我们全力支持！”上级部门的态度，给了吴仁宝极大鼓舞。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些年大家都看到了，华西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们吃的、用的、穿的，还有银行里存的，都比别的村好一大截！可我要说的是，华西村富了，我吴仁宝高兴。可如果你们——你们这些乡里乡亲的邻居们都好了，我吴仁宝就更高兴啦！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跟着华西一起上路、一起走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吴仁宝来到华明、泾浜、三余巷和前进村的村头田间，他一边挽着裤腿帮人家干活，一边这样问大伙儿。

“愿意！我们做梦都想做华西人呐！”邻村众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吴仁宝久久不愿离开。

“好，过些日子，你们都将是华西人了！让我们一起共同富裕奔小康、迎中康吧！”吴仁宝那天也很激动。当下他请来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四村的干部，然后又将自己的“一分五统”的设想广泛征求意见。

“一分，就是村与企业分开，我们与华西全拼后的原村委会还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五统，即联合起来的五个村统一由华西集团实行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干部使用上的统一、人员使用统一、村民的福利也统一、五个村的村建也统一规划是不是？”邻村干部问吴仁宝。

吴仁宝笑：“是这意思。你领会得蛮快。”

“华西效益与我们天壤之别，这一统你们不是亏大了？”

“华西村这几十年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你们加入大华西后，就是华西的人了。华西人不讲谁亏谁赚，只讲贡献和能力。再说，华西还要向前大发展，你们加入进来后，在人力和自然资源上也给华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前景，我们彼此谁都不吃亏嘛！”

“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心甘情愿当华西人！”

“我们也愿意！”

“愿意——”

啊，当华西人，这对周边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梦想！农民们最讲求实惠，现在吴仁宝把已经闻得到香味的“肥肉”送来了，谁还不愿意？不愿意的是傻子，种地人才不是傻子呢！

吴仁宝推出的“一分五统”，第一年就吸引了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四个村。第二年，西巷、北缪家、水池巷、陈塘、朱蒋巷等村又几乎以百姓百分之百的签字率（吴仁宝要求，凡想加入大华西的周边村子，村干部必须征求村民的自愿签字）请求“并入华西”。

华西在“一分五统”的引领下，短短几年时间里，一下“扩容”到了今天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下辖16个村级单位，人口也增至30000多人……当我们今天走进到处欣欣向荣、和和美美的大华西，你所能看到的那些有条有序的“工业区”、“生活区”、“休闲娱乐区”、“生态农业区”、“旅游风景区”等规模和气势都十分壮观与美丽的现代化景象时，仿佛有种置身于一个别样的都市之中，而这在“一分五统”之前的华西村是不易做到的。

在请吴仁宝描绘“一分五统”后大华西前景时，老人举目窗外，然后深情地告诉我：“到我八十岁时，所有大华西的村民都要搬进别墅、新房，让他们人人都能享受到中康的幸福生活……”

中康是什么概念？中康应是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吧！事实上我知道华西村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但在吴仁宝的心目中，中康何止是一个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概念，它还包括物质生活的质量、精神生活的质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等。

吴仁宝对我说，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华西村民们的生活越接近中康、大康，他越想为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穷困地区的农民兄弟实现脱贫和奔小康助把力……一个多么崇高的老共产党人的胸怀！

“吴仁宝，国之宝。”有位中央领导这样评价他。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倡导下，始终信守“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理念，尽其所能地为“边少穷”地区帮困扶贫，功绩卓著。而在这其中，吴仁宝更是老骥伏枥，一马当先。

早在1991年，吴仁宝与陕西省领导签订扶贫合作协议后，他就亲自带领本村的骨干专程到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陕西汉中的高潮村考察落实扶贫与建厂事宜，并且从那时开始，每在外省建一个“华西村”，吴仁宝都要亲自前往考察落实具体项目，有的地方还要一年去几次。那一年，华西村的帮扶技术考察队在前往山西途中，车子发生意外事故，年近六十七岁的吴仁宝不顾流血伤痛，坚持要到目的地，当他带伤下车到大寨看望帮扶项目时，大寨的郭凤莲握着老人的手感动得热泪纷飞：“华西有您这样的老书记是福气，我们大寨有您这样的好亲人感到光荣啊！”

1994年，国务院作出了力争用七年时间、解决中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经走向西部扶贫征程上的吴仁宝在返程途中，专门上北京向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表示：华西村愿意投巨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培训干部，采取一带十、百带千的方式，并且在2000年前帮助西部地区10万人脱贫、1万人奔小康！

“了不起！华西了不起！吴仁宝了不起！”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在敬佩吴仁宝的同时，又称他的培训和扶贫构思是“中国扶贫工程中的伟大创举”。

从那一年开始，华西村在吴仁宝的主持下，每年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培训任务，多则一次几百人，少则几十人，时间有的两三个月，也有一年、两年的。所有到这里培训的干部全部由华西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全套优质的免费服务。吴仁宝不仅担任培训的领导小组组长，而且每期必亲自要上几堂课。来自穷困地区的学员，在华西和吴仁宝那里，既学到了小康的致富经验，也深深地被吴仁宝这位基层老书记那份对百姓、对集体、对国家和对党的浓厚感情所感染。而吴仁宝则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穷苦地方的老百姓最关心两件事：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让孩子上学。可每当我到西部那些穷地方走一走时，心里就特别的沉重，就特别想帮他们一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华西今天能够富甲天下，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华西帮一把穷兄弟也是自己坚定走共同富裕的信仰的一种体现、一份感情。”

十多年来，在吴仁宝的倾心努力下，华西在外域建立的“华西村”已经不下十个，帮助西部10万人脱贫和1万人奔小康的目标也早已实现。然而吴仁宝和华西人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止，一个个具有“吴仁宝模式”的“华西村”在宁夏、黑龙江、江西等地遍地开花，而吴仁宝在帮助这些兄弟省区建设“华西村”时，掏的不仅是钱口袋，更多的是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意识。他甚至每一次关键时刻除了自己亲自蹲点扶植外，总要派出华西村最好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能手到那些地方扎根，而这些骨干和能手中必有他的亲生儿子在内。1995年，村党委决定为黑龙江肇东的一个山村建“东北华西村”，那儿条件十分艰苦，社情也复杂。吴仁宝挑了自己最心疼、也是最小的儿子“老四”，临别时他对“老四”说：你上那儿一定要像孝敬我和你母亲一样孝敬那儿的百姓，也一定要像建设华西一样建设好“东北华西村”。“老四”不负父望，带领当地村民，苦干一个秋冬春夏，既平地，又办厂，一年就使这个原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小村庄，一跃成为人均收入4000元的当地富裕村。

“我还是那句老话：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的共产党要干什么？就是要让没有过上好日子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让已经过上好日子的百姓，更加幸福富裕、健康长寿……”50余年党龄、78岁年龄的吴仁宝，今天依然声音响亮、步子匆匆、干劲不减，他把华西的大权交给继任后，说自己现在的任务是：争取活到100岁，再为党和人民做点事。

我们祝愿这位老人永葆革命青春，也祝愿他亲手举起的华西旗帜永远地高高飘扬……

第二部 永远的红树林 第一章

那是什么？远处的一条江河入海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这是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红的吧！它因此得名红树林。别的地方不会有的，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岸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呐！”

原来，汹涌的大海与郁葱的大陆之间能够保持如此的和谐与平衡，竟然是红树林的功劳啊！“边缘地带”的学科为什么总能推动我们这个星球往前？奥妙也许就在于此。青年学者梁言顺激动了，他为这观海中不经意的发现而激动。

1993年，一位青年学者走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教授的身边，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苏星教授在中国的理论界无人不晓，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一起主编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影响和教育过几代中国学者。苏教授这一年收录的博士生姓梁名言顺，山东泰安人，刚从辽宁大学毕业一年的世界经济专业硕士。

“苏老师，你说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呀？我查阅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经济理论，几乎所有的课题都有人研究了，经济学已没有空白地带。”学生有些疲惫和迷茫地问导师。

苏教授举起右手，摸了摸他那颗“列宁头”，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看着自己的学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研究经济学要从现实出发，关注现实，而不要从概念出发。”应该关注什么现实呢？梁言顺的思维在飞旋！

“好兄弟，求你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村庄吧！”这是梁言顺的一位挚友在临终前发出的最后呼救。挚友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青年实业家，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竭尽全力引资建起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父老乡亲很快因此而富裕起来。但很快问题也来了，村上的人接二连三不明不白地得上一种怪病，甚至连吃奶没几个月的孩子也没能逃脱噩运。后来发现，使人们富起来的化工厂导致了周围水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人们在点钞票的同时也在吮吸着毒汁。乡亲们开始把存款提出来改造湖泊与河江，但存款用光了，疾病仍然如魔地袭击着他们的生命。乡亲们愤怒了，终于有一天举起锄头，将家园边的那座化工厂一扫而平。当他们再拾起锄头回到地头种植活命的稻粮时，却发现那地、那河早已飘不出原有的稻谷香了。他们转身找到铁门高楼里的厂主，谁知厂主的家里正在为13岁的独生子举行葬礼，厂主自己也得了与儿子同样的不治之症，他在床头痛心疾首地喊着“你们杀了我吧！别让我受折磨了，快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乡亲们看着这一景，不由地都恸哭起来。

挚友的绝望呼救和乞求，如铁钩般扎在梁言顺的心头。他感到彻骨入髓的痛。

海陆之间，梁言顺的思绪如潮汛般起伏激荡。“啊喔，啊喔———”一群海鸥在头顶飞翔而过。

“代价代价———”一个名词在梁言顺的脑海里蹦出。挚友无可挽回的惨痛例证和眼前红树林的生长现象，让梁言顺迷乱的心空豁然晴朗代价，这不正是我要研究的课题吗？

“苏老师，我有题目了！”梁言顺飞步来到导师身边。苏星教授仍然笑眯眯：“噢？你想研究……”

“发展经济是中国的国策，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必然选择。不发展就是死路。但我们不能因为高速发展而忽视所付出的代价。”学生激动而急切地说。

“你的意思是……”

“中国必须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道路。我想就研究这个，您看行吗？”

“有什么不行？好题目！”苏教授的眼睛发亮。

这是十年前的事。

十年后的2004年。春节刚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来了一批高级干部，他们是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专题研究班的。近180位学员全是各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其中包括4位兼任省区市一把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此规格，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近几年才有。此次专题研究班的主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曾庆红和曾培炎等亲自来专题研究班作报告。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理论。中央下决心将几乎所有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集中起来学习研究，足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研究班上，有件事很意外中央党校的领导向这些高级官员介绍了一本学术著作，说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写的，名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此书很有价值。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几年前就有人写这样的书了）”“是谁写的？快找来看看。”

几乎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学员们流露出几分好奇。

“梁言顺。梁言顺是谁？”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否则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啊，这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家已经在十年前开始研究了，不简单，有机会真想跟他聊聊。”

“哪儿找去呀？”

担任要职的学员们万不曾想到这梁言顺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作为中央主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快报组”副组长，梁言顺也算是位“老资格”的笔杆子了。今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第二部 永远的红树林 第二章

“梁，你好！……，你能否用几句比较简单的语言定义‘低代价经济增长’？对我来说，这是个新概念……感谢你的帮助。”

这是麦克尔·思朋斯于2002年2月26日给梁言顺的电子邮件。

麦克尔·思朋斯是谁？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思朋斯的名字和简历可以从联合国的网站中找到。

2002年4月12日，这位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又一次来信：“我现在理解了你的观点。这是个好观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我很高兴地期待着有机会在中国和你当面讨论你的观点。”

一个月以后，思朋斯再次来信：“我现在在伦敦，将于5月27日飞赴北京。我的手机号是美国××××××。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行程安排是否合适，我们将住在五洲大酒店。”

两天以后，梁言顺又接到思朋斯的电子邮件：“我将于明天到达，但不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如果合适的话，我很高兴和你座谈。”

27日早上，思朋斯的电子邮件再次出现在梁言顺的电脑显示屏上：“虽然飞机晚点，还是终于到达了。最好能今天一起座谈，明天演讲。”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相见，思朋斯抱憾而归。

一个在学术界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无人介绍，却想与一位中国的年轻学者“见面”，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我在认识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之前感到迷惑的。有人约请我为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写一篇报告文学时，介绍说这比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初始我有怀疑，但很快便证实这并非耸人听闻。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如此重视科学理论的贡献，是因为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人类发展的圣火”。它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发展，都给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进带来革命性的作用。

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应属此列。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要经过从不被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梁言顺深知这一点，以勇敢者的无畏精神踏上了探索之路。他哼着郭小川的诗句，“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做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展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青春的本分”，开始了一场追求真理的长跑。而这样的长跑是与飞速奔驰的GDP快速列车比赛，比方向，也比时速。有人几度嘲笑这场比赛是新一出“龟兔比赛”，但梁言顺以勇气和毅力将“比赛”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在中央党校工作，喜欢交朋友的梁言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他的那些学员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社会栋梁之材，是GDP快速列车的“司机”。梁言顺完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司机”顺势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胜利凯歌”。但梁言顺没有，他在深入地思考着、探索着。

一位市长学员正在讲台上介绍他的城市如何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GDP速度向前发展，梁言顺正巧从一份国外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市长的所在城市已经被列入从卫星照片上确认的中国几大“雾都”之一。

“好啊，人家将我的城市与英国伦敦相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当梁言顺将这一消息相告时，那位市长居然这样说道。

“你以为这个‘雾都’称号给了你真的很光荣啊？错，大错特错！”性格斯文的梁言顺难得发火。他说：“你知道‘雾都伦敦’的景象吗？”

“我到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全世界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天呀 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 ”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市长拍拍梁言顺的肩膀：“好吧，理论问题就留给你们这些笔杆子吧！”

梁言顺的内心一阵痛楚：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不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难免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代价？要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干什么都要代价嘛？有人这样说，似乎还很有道理。

但这样的认识是浅层的。经济科学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使经济发展不走或少走弯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其实是错误的理论支配着、引领着。

梁言顺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后来的丹尼森、库兹涅茨等人主张的“多因素决定论”，到法国重农学派鼻祖弗朗斯瓦·魁奈及后来的凯恩斯、哈罗德、多马等人的“资本决定论”，到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卡多尔及帕森奈蒂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到索洛和阿布拉莫维茨的“技术进步决定论”，到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及后来的舒尔茨、卢卡斯、罗默等人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1）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2）生产除了消耗成本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说，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

这些理论影响着19世纪的大半时间并几乎占据了整个20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些理论同样影响着理论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工作。

“事实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寓意宽泛的知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量的不良品、人为事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等等。”梁言顺说。

任何理论的前提假定的片面，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片面。梁言顺研究的结果是：如果把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引进增长理论中，那么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推敲和修正”。

“只求增长不顾代价，只计眼前利益不为未来着想的经济政策，必定会造成经济增长与沉重代价并存的局面，这已为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梁言顺在证实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时，也在证实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

“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增长理论不应该涉及这些问题。”权威人士反驳梁言顺。

梁言顺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击：“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本义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仅就代价的经济意义看，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说国民财富的浪费与减少。人类追求的应该是扣除了代价以后的纯净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因此，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为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极其有害似乎只有不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才存在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于是这些代价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了。其实，造成全球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发达国家。”

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够可以的吧，但美国无法摆脱目前世界上“环境污染大户”这顶黑帽子。联合国环境计划署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仅占全球5%的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了全世界的24%很多人会记得一份名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这个文件上，别的国家都签了字，唯独美国不干。为什么？因为它做不到。

日本的教训不在其下。日本最大的化工厂“千素公司”，因为把甲汞释放到了水俣湾中，致使2248人被证明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004人已经死亡。这个厂排放的甲汞如果不加控制，厂方每年要向居民支付的损失费高达9700万美元，等于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近三成的钱来作赔偿，而这仍然不能扑灭周围居民想“砸烂工厂”的愤怒之火。

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大量确凿的数据和事实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都已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到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物质文明正在颠覆已有规则，但想拉住人类发展的列车往后退，那是不可能的。前进的时代列车在永不停歇地奔驰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其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最节约的能量。

“苏老师，我的理论分析部分出来了 ”一天早上，梁言顺兴冲冲地抱着一叠稿子来到苏星教授办公室。

在数万字的草稿里，有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流派及其片面性的分析，有对低代价增长模型建立过程的论述。运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是这个初稿的一大特点。请看下面的推导———

Y（t）=AK（t）αLβ（t）P（-1）-γ（t）eλt　（1）

式中，A仍为常数，λ为余值。将（1）式两边取对数，得：

（dY/dt）/Y=α（dK/dt）/K+β（dL/dt）/L-γ（dP（-1）/dt）/P（-1）+λ

上式中，（dY/dt）/Y即是经济增长率GY；（dK/dt）/K是资本投入增长率GK；（dL/dt）/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GL；（dP（-1）/dt）/P（-1）是代价增长率GP。

于是，得

GY=αGK+βGL-γGP+λ（2）

这就是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建立这个模型需要相当厚实的数学基础。这正是梁言顺的特长所在。

1979年，年仅16岁的他，以全省突出的考分进了山东理工大学。据说那年的数学考题特难，能考到四五十分的便能进入高校，而梁言顺考了85分，这个成绩在全省属凤毛麟角，为此山东理工大学负责招生的一位女教师骄傲了好一阵子。大学本科时的梁言顺轻松自如，精力过剩，为此他在当时的“哥德巴赫猜想”热下，也研攻过这道“世界级难题”。大学毕业后，作为全系应届毕业生中唯一的留校生，梁言顺干起了政治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1989年，他得到学校同意考上了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梁言顺曾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入迷，但很快他发现这种研究与自己的抱负有距离日本的经济已近成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刚刚起步，有那么多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何必舍近求远梁言顺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机会，只身来到北京，报考到著名经济学家苏星门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思朋斯，几经周折后，于2004年5月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与中国青年学者梁言顺相见了。

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贵宾楼里，思朋斯与梁言顺一见面就说梁，也许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界有多么大的影响是你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第一个指出了包括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创立或尊崇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共同存在的缺陷忽视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果的二重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代价。

未等梁言顺开口，这位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奠基人又提高语调说梁，你提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其意义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界也是个重大贡献。

梁言顺听后不能不激动，因为他的“代价理论”发现本身就充满了代价的真实含义……

第二部 永远的红树林 第三章

《现代汉语词典》中“代价”的条目这样说代价，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梁言顺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所耗费的又何止是物质与精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来形容毫不夸张。可是梁言顺现在要做的是“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难免有“不合时宜”之忧。

“压力自然很大。我一直遵循着苏老师的话，他说要想做好经济理论的文章，就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原理到原理。正如毛泽东说过的，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不怀胎，何来分娩而分娩的过程总是充满阵痛。苏教授是过来人，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他经常教导我，追求真理确实不容易。有些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也会动摇原因有二，一是信念不坚定，二是有私心，明知不对，或者明知是对的，却由于经受不起各种压力而改变航向。我选择低代价经济理论研究，目的非常清楚，是想让我们快速发展着的时代列车在奔驰向前时，要十分注意计算你是不是该用那么多油是不是该开得平稳些是不是注意到了列车行进时的安全性一句话，研究代价是为了减少和降低代价。所以顶再大的风险和压力我也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做下去。”梁言顺说，“让我特别感到振奋的是，就在那段时间，江泽民同志在谈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时，告诫人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段话确实解除了我的担忧！”。

这一年，梁言顺到南国春城昆明开会，顺便对滇池进行了小范围的考察。伴着泰山长大的梁言顺很早就期待到昆明、滇池看一看，因为他在小时候就被一段赞美滇池的优美文字所吸引“……站在滇池旁的西山顶上，眺望滇池，波光浩渺，苍苍茫茫，俨如高原上镶嵌的一颗璀灿晶莹的明珠，以其卓绝的风姿著称于世。”到滇池一饱眼福，是梁言顺少时留存的梦。

说来也巧，梁言顺住的房间就在滇池湖畔。他一进房间就推开窗户，想赶紧领略滇池这颗“明珠”的风采。哪知扑面而来的不是湖风惬意，而是难闻至极的奇臭再下楼近看，水里杂草丛生，水面上漂满了各种污垢……这就是滇池这就是南国的“明珠” 梁言顺站在湖边，叩问苍天。

苍天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明珠当年确实风姿婀娜，可如今早已黯然无光。

梁言顺的心很痛，几天开会他都寡言少语。

后来会议组织者特意带他们到与滇池一箭之遥的翠湖一游，梁言顺听到一则动人的传奇，更是思绪万千。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每年冬天的早晨，车水马龙的翠湖边，总有一个老人在徘徊。原来，这个老人在十年时间里，节衣缩食，用他微薄的退休金，喂养在湖面上飞来飞去的海鸥。1995年，当这群西伯利亚的白色小精灵再次飞临翠湖时，守护它们的老人不幸病逝了。邻居说，在老人家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几个鸡蛋是老人生前的全部“财产”，而这也是老人准备蒸鸡蛋馍喂海鸥的。

老人的故事感动了春城。《山茶》杂志社和云南“人与自然”基金会为此在老人常去喂海鸥的翠湖边发了个讣告，告知人，也告知鸟“海鸥老人于1995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71岁，为昆明化工厂退休工人……老人虽逝，却望海鸥常飞，愿老人与海鸥同在。”讣告和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那张照片就放在湖边，许多行人见后都在照片上签字，他们中有母亲，也有与“海鸥老人”同样年龄的老者和背着书包的儿童。人们把签满名的老人遗照放在草坪上，准备撒食，以代表老人再一次喂海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飞至，围着老人的遗照一次次盘旋飞翔，连连鸣叫，那叫声和飞翔的姿势与平时完全不一样。

再细看这群鸟儿，它们时而急速地扇动着翅膀，轮流定格在老人遗像上空鸣叫，时而俯身掠过老人的遗照，轻轻用翅膀抚摸着照片，又在空中盘旋呜啼……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人们感慨万千鸟儿有灵性，好人得好报啊！

这个故事令梁言顺感动，他特意到老人常去喂海鸥的地方凭吊。

站在斯人已去的地方，梁言顺想到了污垢的滇池，也想到了断流的黄河和泛滥成灾的长江……他的心在阵痛。

“我要数据。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对，最好是实例，一丝不差的实例。”

“不行，简单的数据不能说明问题，你们最好给我提供年度统计表。”

“对，对，我要的就是经过精确计算后的资料。政府正式公布的当然好嘛！”

“……”

梁言顺开始了繁杂而庞大的收集与统计相关资料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同事们看到办公室里的梁言顺，只要一停手头的工作，就抓起电话，四方联系。有时为了一个数据，他要打几十遍电话才能得到。

打电话毕竟简单些，而上门索取资料、核实数据可就困难多了。梁言顺虽然有在中央党校工作这块“金牌子”，但毕竟向人索要资料，或者核对数据，是件繁琐的活儿。有几次梁言顺抽出中午时间赶到一个部委，说好的是几点几分上那儿等人，可一到那儿，根本找不着人。满头大汗的他只好呆在传达室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啊等。有一回他等了近三小时，刚要折身回走，有人突然拉住他的胳膊，大呼小惊地说：“哎呀梁博士，实在对不住，一喝酒把你这事给忘了！快快上楼吧，资料在我办公室呢！”求人的事，能怎么着？最后还得向人家好言道谢。

以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例，在其所列的19类546个指标中，负向指标不足10个，而反映经济损失和代价指标的仅有3个。

这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对经济学认识上的缺陷造成的。梁言顺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想为国家和民族弥补这种缺陷。

当他把吃尽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和论述时，那种艰辛与焦虑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一个新理论的诞生过程，就像一次火山爆发、一次冰川活动、一次岩层形成。裂变和挣扎，毁灭后再获新生，否定之后又否定，几经轮回，无数颠覆，最后才能定型立质，抛光亮颜。

真正的理论不是空洞无物之文，它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在铁铸的事实面前，新的理论才会被普遍地接受和认识。

梁言顺的低代价增长论，最先获得的资料和第一手“铁证”来自那个非常配合的环境保护部门。数据统计分析是个“系统工程”，仅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浪费所形成的代价，就需要从废水排污、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排放、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以及森林破坏、草地破坏、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物种丧失、土地沙化与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矿产资源的浪费和不良品损失等等方面来计量，一个项目都不能拉，一个指标都不能漏，尤其对那些介于是与非、非与是之间的中性指标更要精心剥离。

其中的艰难与困苦可想而知。走进他的书斋，我看到的各种电话记录、学习笔记和收集来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用“山”来形容———而且是连绵叠起的崇山！

就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个单支吧。仅这里面就包括了四大组成部分，分别是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水污染对畜牧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再看看数据，一个是24.1亿元；一个是192.8亿元；一个是137亿元；一个是13.8亿元这仅仅是1992年一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的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一个支项的损失数字：367.7亿元！

还有对经济增长不当带来的社会代价的分析，包括“黄、赌、毒”的代价分析，艾滋病的代价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代价分析，违法犯罪的代价分析等等。

如此统计、如此计算、如此结论。

一项项。一块块。一个个相关分支，然后是横面的统计，再进行立体的整合……

梁言顺的额上汗淋如雨。那汗珠既是累出来的，也是被数据震骇出来的。梁言顺的额上能不汗雨淋淋 怕出差错，又不能有错。

再算！将这些年来中国所有年份的经济增长代价全部算出来！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国家需要这样的数据，国人需要知道自己干了那么多事后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即使不可避免的代价也应该心里有数。一个只算收入，没有代价意识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如果没有一本可知的代价簿，怎么可能是完整的经济发展史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这样的账目。这既是对今人付出劳动的回应，更是对后人的交待。

梁言顺继续潜入数据和资料的海洋中……

他的GY=αGK+βGL-γGP+λ（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型计算公式）就像一台不知疲惫的兆兆次/秒转的巨型计算机，日夜不停地飞旋着……

星光在轮复，日月在交替；沉静与寂寞伴随，激情和焦虑厮守；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惊涛骇浪，骇浪惊涛；如雨扑洒，草木变青；如云散落，岩崖露廓；如虹纷飞，彩霞四射……

海潮，正以其汹涌拥抱红树林。

欣喜的，激动的，悲愤的，痛苦的……梁言顺思绪万千。每一个数据都在考验着他的理性，论证着他的观点，撞击着他的心弦。

他知道，要发展，必要的代价无法避免。但有人把化工厂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前，任意排放有毒的污水，致使人畜患病，草木不长，这难道是该有的代价吗？

他知道，要发展，必须建的楼需要水泥和钢筋。但有人把好端端的国有富矿乱采乱挖，一个百年富矿仅几年之内便丧失殆尽，矿老板因为不愿多花几百块钱购置安全设施，一声瓦斯爆炸，几十条生命顷刻间告别人世，这难道不该谴责吗？

还有新筑的马路一年几回“剖膛开肚”，还有闲置的楼堂馆所，还有重复建设占用大量土地的工矿企业。

还有黄赌毒的泛滥，制假贩假，湖南会泽县一次假酒事件致死36条人命“八五”期间，全国光破获毒品案件就达23万多件，涉案人数32万多，国家投入的公安和治安经费就是几十亿花去几十亿的还有为了捣毁非法光盘和“打非扫黄”的专项经费更有人为造成的泥石流、滑坡、耕地沙化、江湖污染……那可是几百亿、几千亿的代价啊！

根据梁言顺所掌握的资料和他的模型推得 由于代价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要减少四分之一。

代价，沉重的代价它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江泽民同志为什么一再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同样也告诉我们，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而深远！

梁言顺对我说，按照他的模型推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代价其实远远高于中国。可见，经济增长代价问题已经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越发达的国家其代价问题愈显现。

该到人类彻底警示自己的时候了：一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经济模式肯定是个不完善的经济模式。一个不懂得计算成本和代价的经济理论肯定是个存在缺陷的理论。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不明细自己在发展中曾经或正在付出的代价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

“兮兮兮，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兮！”远远的历史长河边，一个叫荀子的人在朗读他的《天论》。

梁言顺接过先哲的话，回应道：天苍苍，地茫茫，现代化文明古国的发展车轮势不可挡。强本自有节用之论。天不能贫也不会贫，重要的是要觅出不贫之道。

梁言顺在完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代价损失寻访后，目光转向了如何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研究课题上。

“照你的理论，我们在创造100元的财富时付出了几十元的巨大代价，这种发展还有多少意义呢？GDP还有什么价值呢？”有人这样对梁言顺说。

梁言顺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GDP快速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提出代价问题，并不等于GDP就不重要了，更不是要刻意制造人为因素去拖国民经济快速列车的前进步伐。其根本点是我们在追求GDP的指标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因素，实现一种以人为本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式。”

“这样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了吗？”

“低代价经济增长之于可持续发展，非常必要，但是还不够。这就是数学上讲的必要而不充分。”

梁言顺的后续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他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梁言顺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至今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更不够。因而他提出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地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基本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梁言顺概括为“三增长模式”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人口适度的零增长。

理论有时显得异常枯燥，但理论的价值常常能产生无可比拟的能量。

在不少人片于追求GDP时，梁言顺勇敢地提出了“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中的代价”，而当人们嘴里说着“可持续发展”其实又不很明白如何实现这种“可持续发展”时，他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使学术界和广大实践者眼前为之一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李文华每当谈起此事，都会喜形于色“‘两循环’思想，这种在复杂的事物和多种矛盾中，突出主要矛盾的做法，反映了发明者抓纲带目的哲学思想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具体应用。”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的马建章教授认为，梁言顺的“三增长”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997年，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作为博士论文获得专家一片好评，并在日后荣获中共中央党校1995-1999年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经济学类第一名）。1999年，他的这部学术著作被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作序并如此评价“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对推动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有重要的意义。”苏星教授从来不轻易对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作评价，但这回破例应邀为《光明日报》和《博览群书》杂志撰写书评，指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一书的优点，是从理论上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作者考察了18世纪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付出的沉重代价，认为理论误导是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的重要原因。为了从理论上弄清楚问题，作者研究了从斯密、李嘉图到凯恩斯，一直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他们的成就和片面性，也吸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如索洛模式），从而形成了作者独创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并且“具有开创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一个宏亮的声音在回荡：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那一天，我正在海南，正在海边，正在一片红树林旁。

汹涌激荡的大海波涛，挂满瓜果、飘扬稻香的海岸，在它们中间是一片我早已渴望观赏的红树林———它真的太美了！葱绿挺拔，尽管奔腾而来的海潮会将它淹没，但海水退去，它依然生机勃勃，绽放着独特的异彩，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生养它的土地之中，它以自己独有的质地和能力，使大海和陆地和谐共存，亘古永生。

我终于明白，梁言顺为什么总把自己的低代价增长理论与红树林连在一起，并如此倾情。

（注：本文原刊于2004年7月9日《光明日报》。）

第二部 永远的红树林 附录 关于《永远的红树林》创作谈

<h3>一</h3>

不知是不是巧合。两年前的“五一”我在写一个名叫梁雨顺的共产党纪委干部。他的事迹让我感到非写不可，因为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一直渴望在寻找的一名真正能够为百姓办事的共产党人形象。于是一部报告文学就诞生了，这部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厚爱，梁雨润因此也成了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去年他被央视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之一。中纪委不久向全党发出通知向他学习。今年“五一”，我又遇见了一位姓梁的写作对象。他叫梁言顺，一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青年学者。他又使我不得不放下“五一”与家人早先安排好的长假而埋头在采访和写作之中。

“五一”长假又一次成了我真正的“劳动节”——一天都没有能休息。对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这种“长假”概念。不是吗，去年的“五一”，北京正处在“非典”的紧急时刻，而我也在忙碌着前线的采访……。

但两个姓梁的写作对象让我感到一种文学创作的兴奋和激动。我又不能不动笔去为一个我并不熟悉或者说完全陌生的领域走一趟了。结果往往是满意的。

《永远的红树林》又是一个满意的结果。虽然我感到很疲惫——又要采访，又要创作，时间又那么短。但我已习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休息，没有悠闲，更不会有像小说家那样的自由与自闲。我们的感情随别人的喜怒而喜怒，随时代的跳跃而跳跃，随生活的沉浮而沉浮……我们属于这个现实，属于这个社会，属于这个需要我们去纪录的活脱脱的世界……。

<h3>二</h3>

梁言顺是个文静的学者，不张扬，他的工作是整天为别人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尽管他的理论研究早已在几年前就被国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所关注和重视，但国内的人几乎对他仍然是一无所知。这与他本人的个性有关，更与我们过去几年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我们多少年中都在努力地争取GDP的高速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错——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确定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靠什么发展，用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以怎样的代价发展则是许多人并不特别研究的事，或者种种原因人们并不想多去深想——都说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允许各式各样的发展模式，但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面临的发展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出发，尤其是今天的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代价发展经济，关联的不仅仅是你一个国家的事、更不是一个地区的事。今天的发展常常关联着全局，关联着整个国家，甚至世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如此证明了这个。因而梁言顺作为一名清醒的学者，他的理论当我了解之后，我觉得他的意义太重要了：发展要讲究代价，要计算代价，不讲究代价也就是不讲究成本，没有成本的发展是真正的发展吗？绝对不是。更何况，人类已经日益严重地共同面临着资源、人口和环境的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能不能长久地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上，这已非一国、一人的小事了！它是人类由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什么反恐怖、什么霸权主义，什么东西方对峙，说到底，争取自各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和可利用最低代价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富有目的，是今天整个人类都在求取的一个梦想。西方世界是这样，东方世界同样是这样。

梁言顺的研究成果和他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让我感到意义非凡，它比当年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更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全球几十亿人、中国十三亿人，我们在梦想吃得好一点，过得好点，明天还能够更好一点，这发展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最关心的事嘛！但现实让我们感到紧张、恐惧和不安：环境污染——河水不能吃、天空不明朗、森林不见了，鸟儿飞走了，绿地换成了水泥地，我们的家园还能生活吗？用电要关阀，水价在不断涨价，马路越来越堵……。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感到一边是手头的钱越来越多，一边是生活的质量越来越低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思考，又得不出结论。噢——原来问题出在不讲究代价，这代价不仅仅是经济运应中的成本代价，还是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标准的，等等，等等。梁言顺的理论提出与理论成果都让感到意义，感到意义的重大，感到与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吻合！

代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前途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方向和生存空间，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真正被世界接纳的全局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时下的生活质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我因此激动和认真起来。采访和写作也变得紧张和激烈起来，我要求自己尽快地完成。因为现实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快速道上，代价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特别是各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能早一天让大家理解它的深义，就越好。

梁言顺拿出了他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是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要弄得，我要请教，我要找他本人谈，也要找他的导师谈，更要我自己从头学习和弄懂什么是代价，高代价经济与低代价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有什么区别？呵，这种学习虽然是应急的，但必须弄懂，必须理解，必须充满着感情和形象。但理论是枯燥的，梁言顺的研究过程本身也是默默中进行的，但当我一头扎进去之后，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学者满头大汗的探索形象，一个无畏者的勇猛行动，一个智者的深刻思考和他艰难的求索精神。我于是似乎一下感到在那个理论世界里同样依然五彩缤纷、同样依然激情澎湃，同样依然令我时而激动，时而愤怒，时而深思。我在这个形似枯燥的世界里，寻觅到了文学创作者的喜悦，像其它报告文学题材创作一样，梁言顺的理论研究，让我感到一种责任，一种文学的责任：为什么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许多优秀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就没有出来，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没有人去挖掘，没有人去用形象生动的笔去描述，没有以文学的特殊魅力去展示！报告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非电视、非小说、非戏剧、非新闻报道可替代的功能，我期待我的又一次创作实践能够有所获，对人民、对这个快速发展着的国家和社会有一份文学者的贡献——写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就及其它的社会意义。这是《永远的红树林》创作令我去努力完全的动因和积极性。

太多的生活经历和太多的浮燥现实，使我已经越来越变得不愿去说教，我只有愿望能用自己的笔去做些对得起一个作家称号的事，做一些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事。

这几年写了几部作品，如、、、、《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北京保卫战》等，各种国家级大奖也拿了不少，但令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我的读者中，既有普通的百姓，也有高层的决策者，而且有几部作品发表后还影响过国家和政府在某一方面的政策出台，这让我感到了文学者的时代幸运，更感到报告文学作为最贴近现实、最贴近群众、最贴近生活的文学形式所具有的文体意义。

我要感谢光明日报，作为一个党报，能用大篇幅来刊登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其本身就说明一个特殊意义：我们这个时代都在关心、关注我们共同的生活质量和发展的代价。一个不讲代价的社会必然不会获得最终有价值的发展；一部好作品能在一个重要的报纸上发表，这本身也将使文学获得超越于本身的意义。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一章

千年天堂姑苏，出过多少文豪巨匠？那秀美之景，又哺育了多少绅男与美女？每每说起家乡，我的心头总是涌起一种抑止不住的骄傲。美景润佳人，秀水育才子。苏州的历史，有太多值得让人回味的资本。

但是，人们对今日之苏州仍然缺少足够的了解，这一点即便像我这样的苏州籍游子也同样十分的匮乏。

今日之苏州，最炫目于人的不仅仅是她的美景。苏州突飞猛进的经济，已经使姑苏的园林美景退至次位。我早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一直在20％以上，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7％。持续二十多年，如此高速递增，在中国和世界地区经济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我还知道，苏州现今的人均经济生产总值按现行方法计算，已超过5670美元，为全国人均之首。这一水平，标志着苏州地区的经济已经进入现代工业化的中级阶段。2004年底，全市的工业生产值达10000亿元，她的GDP总量已跃居上海、北京等全国五大城市之列。你想不到吧，今日之苏州的魅力何止是秀美的水、秀美的园林……苏州现在是中国第二大制造业城市，1000亿美元的关贸又使她成为全国第三大进出口城市！利用外资全国第一城市！

苏州了不起！苏州这几年还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短短几年里出了三位省长。1998年到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梁保华，现在是江苏省省长；2000年接梁保华班出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现在是陕西省省长；2002年到任苏州市市委书记的陈德铭的后任王珉，现已赴吉林省任省长。六年间三任市委书记，清一色升任省长，这在中国政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苏州真的魅力四射，光耀神州。

再看一看上面这几位苏州市委书记出身的省长们，其中两位博士身份，经济学家。即便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出身的现任江苏省省长的梁保华，在苏州人眼中也是个“博士水平的市委书记”。

呵，苏州腾飞的奥秘原来在于他们有一大批高端的专家型人才在支撑着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大厦！在推助着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车轮！

呵，今日之苏州，让人敬慕的除了美女秀水园林之外，还有辈出的济济人才与精英！

其实，苏州的人才自古就为举国之耀。有资料表明，自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之后至明清时代，历代考出的状元，按地区划分，苏州一直在全国之首。仅明清两朝的202位状元中，苏州一市就占35人。其中不乏像文震孟、翁同龢这样的良相诤臣，也有历史学家毕沅、外交家洪钧这样的知名贤士。兄弟状元、父子探花、祖孙状元，在苏州不为少数。唐代归氏一门还出过五个状元，号称“天下状元第一家”。难怪乎范仲淹曾如此赞叹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伟哉！”苏州乃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

在当代，苏州杰出人士更是名扬海内外，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朱棣文均为苏州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钱三强、王淦昌、王大珩等都是地道的苏州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中，苏州籍院士更是名不胜数，按地区人口占有院士的比例苏州高出全国35倍。

苏州出人才，苏州的人才托起苏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越来越被东西方学界所推崇。而三任市委书记频频升任为省长，也多少说明了我党最高决策者已经十分重视另一种意义的“苏州模式”了。

——这就是智者可以创造时代的富甲。

鉴于此，我格外隆重地把本文的这位“苏州博士商”介绍给国内外广大读者——

徐钊的名字很硬，可见其本人才惊叹眼前这位博士商是个地道和标致的苏州才子相。徐钊本来就是才子。他出身在书香门第，父亲就学于名校“苏中”，是袁伟民同班同学，后留苏。回国时恰逢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从此失去专业，落脚昆山，创办了当地闻名的“文武中学”。徐钊的母亲是当地一名18岁就成为中共党员的优秀女干部。奇特的历史政治条件下，徐钊的父亲一生信仰共产主义却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人一生写过无数入党申请书，退休后某一日见报端报道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入了党，于是徐父发誓说：只要不死，我还要写入党申请书！在除父亲不是中共党员的“党员之家”里，徐钊为自己父亲的那份忠贞不渝的信仰而感动，并从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支持。徐钊有过这样的话：“在我家，我母亲，我太太以及我的大姐二姐都是中共党员，党外人士的父亲其实最像一名共产党员。真的，他的那份党性，使我们这些身为党员的人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仰和做一名党员的责任。”

徐钊之所以能够今天成器成才，他完成得最好的人生第一课就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先忧而后乐的人。苏州历代英豪辈出，流芳百世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一颗“先忧后乐”之爱国爱民爱家爱人的心。徐钊也在其列。

大学时徐钊学的是政治学专业。对中学时拿过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名次的他为什么报考了政治专业，徐钊今天仍然这样回答：“小时候我在昆山念书，那时有个县委书记叫姜德仁，在当地威信很高，百姓有困难他就去帮助。于是我想如果长大后当一个大官，这样不就可以更好地造福一方？所以我报了政治学专业……”

可后来为什么又做起了经济？我问。

“时代催发的。是赶上了这个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徐钊说。

大学毕业后，徐钊可选择的机会很多，但因为他的优秀而首先被苏州市平江区委组织部选中了。这是1990年下半年的事。徐钊到社会上第一个人生经历是组织部让他挂职到区属的一个国营旅游帽厂当挂职副厂长。偏巧，正厂长查出身体患病需住院治疗，徐钊就直接担任正职。九十年代的苏州，那会儿改革开放的程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正处在最低潮时，小小旅游帽厂一百七八十个人，亏损却也在人均万元之间。25岁的大学毕业生徐钊挑起的第一副担子不算轻。

“工厂不赚钱，要我们干什么？搞企业的不能养活自己，还算啥企业？一句话：要想活路，要想活出个人样来，就得好好干！干出名堂来！”才子徐钊的“就职演说”实实在在，没有一点书生意气，让工人们感到“这个小年轻蛮有能力”。可不是，徐钊拿出在大学里当学生会主席的本事，一件件、一桩桩地理清旅游帽厂的生意业务。他发现，厂里亏损，主要是大家吃惯了公有制的大锅饭，接活不卖力。旅游帽厂是外贸系统的企业，没有活儿干，自然企业只有死路一条。徐钊上任后就把目光放在接单子上。人缘好、社交能力强是他的优势，因而他一发力，订单就哗哗地到了手中。

哇，一万顶帽子嗨！

我们小厂只是3000只制帽能力的小厂，这么多活儿怕会耽误事吧！

工人们边议论边看着年轻厂长。

“我们自己干不了，可以让周边的乡镇企业帮着干嘛！”徐钊似乎早有准备。

“那可不行！你给了人家做，早晚有一天人家厂家和客商一串连，会把我们给甩掉的。”有人提出异议。

徐钊笑：“这么大的订单，是笔赚钱的生意，我们自己又没有这能力，丢了可惜。所以只能选择‘分包’给人家帮着做。再说，如果以后真是你们所说的，那也算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嘛！”

厂子的人觉得年轻厂长想的“活络”，说的有情有理，于是都支持他的做法。

这一年下来，旅游帽厂减亏了60万元。真是个不小的收获！

“小徐厂长，这里有2万打真丝电力纺衬衫你们接不接？”上海家用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朋友来电话说。

“2万打？就是……24万件！”徐钊兴奋得有些要跳起来的架式。

“是啊，客户是意大利的佛朗哥，世界著名商家！”

“太好了！接！我们接！”

小厂数年间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欢呼。

“徐厂长，佛朗哥他们想到你们厂来看一看。”上海方面又来电说。

“他们……他们要来我们厂？”徐钊一边接电话，一边瞅着窗外破旧不堪的小厂区，底气一下泄了大半。

“徐厂长，你怎么啦？”电话对方还在催问。

“没，没什么，有点感冒……”徐钊赶忙掩饰。

“那明天佛朗哥他们就过来了啊！”

“啊——不能……”

“不能什么？”

徐钊打起精神：“不能晚些日子？或者最好不来？”

“那怎么成？人家就是想看看你的厂子！这么大的订单给了你们，外商就是想心里踏实一下嘛！明天就去，准备准备啊！”

上海方面的电话放了，苏州这边可就热闹起来了！

著名外商来参观这破厂，生意非砸不可！

怎么办？怎么办？全厂上下都在着急跺脚，已呈人心思进之势的几百双目光盯向白皙皙、胖乎乎的年轻厂长徐钊，大有一去不返之前的那种绝望。可不，旅游帽厂长期亏损，刚刚走出阴影才几日。2万打的生意接手，是可以创造小厂新天地的一笔大买卖，如今外商要来参观，一旦砸了，不等于让这个专做外贸生意的小厂从此断了生命之水吗？

“我有办法！”只见徐钊临阵不乱、胸有成竹地对工人们说：“大家该忙什么还去忙吧，这事我和几位厂领导会处理好的。”

工人们散去了，可几位厂干部满脸疑惑地凑到徐钊身边，急切地问道：小徐厂长，你有啥招？

徐钊独自走到厂门口的那个牌子前端视着，然后自个儿颌首一笑，回头对同事们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

“啥办法？”大伙不知其所以然。

“你们帮我把这块牌子先摘下来。”徐钊对一位厂干部说，然后神秘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操起电话就打，但因为他把办公室的门关得紧紧的，谁也不知他在给谁打电话，更不知说些什么。

当晚，只见徐钊叫上几位科室干部和几名工人，拉着那块“苏州旅游帽厂”的牌子，直奔市郊几十里外的一个搞定点加工的衬衫厂。

夜色之中，这个衬衫厂的厂长等人早已候在那里。他们一见徐钊等人过来，便笑呵呵地接过徐钊他们的那块厂牌，往自己的厂门口一挂，然后收起自己的厂牌往办公室一藏。徐钊和那个衬衫厂的陆厂长握手而笑。

“兄弟，我可把厂全部交给你了啊！”陆厂长说。

“这还不够，明天你得把你这个厂长借我一天用用。”徐钊进而言道。

“借一天我的乌纱帽？哈哈哈，行行！借一天！”陆厂长顿时爽朗地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在场的人终于明白了徐钊导演的一场好戏——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二章

第二天，意大利外商佛朗哥客人在上海外贸朋友的带领下，准时抵达徐钊的“苏州旅游帽厂”。

“不错不错，你们厂的生产规模、厂容厂貌和制造质量都让我们感到满意！OK，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够获得成功！”意大利商户边参观厂生产车间边高兴地向徐钊表示。

“谢谢阁下。我们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时间会完全满足你们的所需，愿我们的合作与友谊长久！”酒席间，徐钊频频向客人敬酒，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成功的一次“调包”，揽得一笔大生意，旅游帽厂因此摆脱亏损困境，工人们手捧多年不见的奖金，赞不绝口地夸“小徐厂长有能耐！”

做外贸生意没有能耐就得被人牵着鼻子走死胡同。而国际贸易间的许多事普通人弄不明白“老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说美国吧，它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口限定了许多看起来很荒唐的条件，比如对一种全棉的擦台布料进口，全白色的它就要配额，而染色的就不用配额。中国多少商户为此被美国人拒之门外。徐钊挂职旅游厂时就接到过一位美国商人的白色擦台布的订单，可配额又拿不到，怎么办？徐钊脑子一转：要是有一种色织或染色的布在进入美国后能褪成无色的白布就好，这样不就越过了美国佬设置的配额壁垒吗？

这容易办到！工人师傅们告诉徐钊他们能做得到，说只要在白布里夹两条特殊染色的红线，这样不就成“有色布料”了吗？这种特殊染色在入美国海关后，再经过技术处理就能恢复商家所需要的白布了。

美国佬咋真是穿着裤子放屁？工人们说完自己的招数打趣起来。

徐钊笑了：这叫“国际惯例”，人家可能有人家的考虑呗！不过你们想的这一招倒是不错。可当徐钊拿起美国外贸的相关规定一看，又有些犯难：美国进口“有色布料”的标准里明确写着“有色”与无色之间不得少于十公分距离，即如果你的布料长度上出现十公分仍见不到白色以外的颜色时，那得算你白布而必须有配额指标方可贸易。

看来美国人也不是大傻，似乎早有防备别人跟他们玩猫腻之心。

“那我们就在9.98公分处加红线，这不就符合要求了吗？”道高一尺，徐钊招高一丈。

行行，小徐厂长年轻，脑子就是灵哟！工人们对徐钊这位“挂职厂长”赞许有加。

如此一年下来，昔日亏损不堪的旅游帽厂不仅恢复元气，而且生意兴隆。更让人意外的是，原先对从政充满激情的徐钊一反往日志向，在组织部门准备调回他任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时，他竟然说：我现在最大的兴趣是想踏踏实实地在经济战线做一名实业家。

怎么，你不想回机关了？你可是组织上作为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啊！组织部长亲自出面找徐钊谈话。

我决心已定，请组织给我一个机会。徐钊露出恳切的目光。

真想好了？

想好了。

好，既然这样我们支持你！现在的苏州经济已呈腾飞之势，但外贸这一块仍是薄弱行业，预祝你干出一番事业来！

谢谢。我决不辜负党组织培养。那一刻，徐钊仿佛又回到了19岁时在大学入党时面对党旗宣誓的那一刻……那一刻他对敬爱的党说了些什么？说了很多，但有几句话徐钊一直记在心头，那就是：他立志要为国家的强盛尽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使命，也想为所在单位和身边的群众创财富、谋幸福！

一个光有远大理想却不能做好实际工作的人，成不了真正的社会栋梁。大学毕业后，徐钊一边工作一边专攻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做了硕士，又当博士，理论基础越坚实，他越感投身实际工作的意义。

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速度之快，令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也常感不可思议。今日的苏州外贸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在徐钊大学毕业后涉足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儿的外贸尚处于起步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外贸只有五大门户：上海、天津、青岛、厦门和广州五市，像苏州这样的内港城市只有代理收购的资格，根本没有实质意义的独立外贸。1987年苏州才有了独立报关资格，只有一些香港、台湾客商。外贸没外商，外贸人不会说外语，这是当时的中国内地外贸行业的基本景况。

徐钊就是在这个时刻进入外贸的。一个从小热衷当“政治家”的青年学者，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的人生坐标风向？

“在跟意大利佛朗哥做生意时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件真丝电力纺衬衫，上海外贸单位接活时人家外商给他们的价是七、八美金，相当于六十多元人民币。而上海外贸转手到我们这儿只给二十来块钱，我们还得千感谢万感谢上海人！苏州与上海仅一个小时路程，可只因为一个懂行一个不懂行而有了天壤之别的收益。都说苏州出状元，哪有在从事经济工作中差到这个水平的状元？不行，我得给苏州秀才们争回这份面子！再说，苏州当时的经济已蒸蒸日上，外贸水平却如此低档，我有颗不甘落后的雄心。”今日已成大业的徐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

“当时我初入外贸，特别羡慕上海外贸的业务经理刘明明，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跟外商谈生意无任何障碍。为此我狠下决心攻外语，来了个‘恶补’……”徐钊用“恶补”这词来形容他为弥补外语口语上的劣势而下决心迎头赶上的疯劲——只要是英语的好磁带、好录音，他就买来听；碰上一个外国游客，他就上前搭讪……“恶补”的结果是出现奇效，徐钊往日羡慕的“英语通”，现在回过头看着徐钊与外商如同从小在一起打滚的伙计那样交流甚至都要流露几分嫉妒。

徐钊现在要做的是找一家能够可以施展自己抱负的外贸单位。

一个具有讽刺意义年代下留下的具有讽刺意义的现实：搞外贸的见不着外商、做外贸的不会说外语，而外贸单位却是没有路子进不得的香饽饽部门。当作了一番雄心勃勃准备的徐钊第一次走进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大门时，被告知“专业不对口”而被拒之门外。

自小不曾被任何门槛拒绝过的徐钊第一次尝到了啥叫“苦头”和“不识相”。

“你就一定能干好外贸？说来我听听——”

“我是党员，大学一年级时入的；我有搞过外贸的经历，市旅游帽厂一年之内扭亏为盈的事实能证明；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外贸之所以做得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外贸人素质本身还存在……”

苏州市五矿进出口公司的老总沙金星人称外贸战线的“金星眼”，看着眼前这位一脸书生相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又能切准要害的一番宏论，喜上眉梢地一拍大腿：“行，小伙子，明天就到我这儿上班怎么样？”

“明天？”这回轮到徐钊发愣了。

“对，明天！”

徐钊就这么简单顺利地正式跨进了外贸大门——那时的外贸单位清一色的“国有”体制，不少单位虽挂着公司名号，干的活儿却跟机关没什么区别。上班一张报纸、一壶茶，有没有订单根本用不着操心瞪眼珠儿，反正活儿来了悠着干，没活儿聊天侃大山谁也不管谁。

徐钊到五矿进出口公司上班，被分在公司五部。

“就这样？”徐钊一连几天发现部门办公室里的那只水壶空了除了他外再没一人主动去隔壁灌一灌。“来来，泡上泡上……”徐钊提着水壶，日复一日地给那些看报、聊天的同事们倒茶泡水，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

“谢谢老徐！”“老徐辛苦！”本来年龄最小的徐钊只因他主动为大家泡水而被得宠的同事们尊称为“老徐”了。

哈哈。哈哈哈……徐钊笑。同室的同事们也笑。终于水壶不再永远是徐钊一个人提了。

但徐钊无法忍受这般碌碌无为的工作。他渴求的是订单——外贸人的“金饭碗”。

半年下来，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徐钊发现自己不想整天“一张报纸、一壶茶”也不行，要命的订单不从天上掉下来呀！这是真正的要命了。

“老徐你怎么啦？口腔都起泡了嗨！别太上火，是不是累着了……”一日，几位同事瞅着满嘴起泡生疮的徐钊关切地说。

“没事没事。”徐钊嘴上说没事，可扭过头的那一瞬，他的眼眶里转悠出几粒晶莹：哪是累嘛！整天坐冷板凳，急火攻心。这叫外贸？分明要养出一身懒病嘛！

徐钊越急，越摸不着头绪。

“哈哈，兄弟，看来我们还得改叫你‘小徐’为好嗨！”有人拍拍徐钊的肩膀。

徐钊尴尬地笑笑：只要大家喜欢，爱叫什么都行。

办公室内仍然叽叽喳喳的聊天声和热气腾腾、污浊呛人的烟味……整个五部的工作似乎只有隔壁房间内那台老掉牙的传真机偶尔还在工作——可惜接收来的一份份货单征询函件被当作废纸甩落在墙角的那只废弃篓里，成了一封封“无头信”。

徐钊发现这一现象，从此开始有事无事走进放着那台传真机的房间……

突然有一天，徐钊所在的五矿外贸公司五部的办公室“炸”了起来：“不得了！不得了！5.1万美金的订单呀！”

“谁的？谁做的业务啊？”

当同事们将一份寄自香港的信用征订单传来传去时，徐钊进门了，他抢过一看，心直往外蹦：“是我的！是我联系的！哈哈……还真成啦！”

“大块头，你是啥关系弄来这么大的一份订单呀？”同事们又惊又妒地凑过来追问。徐钊长得有些胖乎，大伙儿有时叫他“大块头”。

徐钊这才把底儿端给了大家：“喏，我就是前些日子从传真室的纸篓里捡起一份信函，然后给客户回了封信，没想到人家真把业务给了我们……”

原来如此！同事们从此开始一改旧习，将看报、喝茶的心思转到了注意传真件上那些可能的商务信息。这是另外的话题。这当儿徐钊开始忙了起来。他拿着订单左看右看，兴奋了一夜。这一份5.1万美金的订单是他踏进外贸公司的“第一桶金”，当时整个五矿外贸公司一年的出口业务量也才几百万美金。徐钊“捡”来的这笔生意当然算是“大宗”了，从此五矿公司上下，尤其是长年搞外贸的人都知道，客房开出信用征订单，基本上是宗牢靠的业务。但真要把客户留住，仍有跑断腿的路程。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三章

订单是香港“海发”公司的肖女士发来的，她希望徐钊他们在国内给她提供自行车配件。业务虽好，可徐钊一数信用证上附加的条件傻了眼：妈也，四十几条呀！哪一条都够他上吊的。搞外贸的人都知道，信用条款是货方和客户之间的一种交易互信条件，双方必须共同执行，一方违反条款，另一方就有权索赔或退货等。信用条款中有些是贸易中正常的“硬条件”，如交货期限、货物包装、提供产地证、通过国家海关商检等。而隐在条款中的一些“软条件”则最容易使本来赚钱的生意成为赔钱买卖。圆满了九十九个细节，忽略了一个细节，就足够让其中的一方吃不了兜着走的。徐钊像用显微镜似的对港商列出的四十多条信用附加条件逐一清理，发现其中的“凭客户的检验单去银行取款”这一条让他心头一惊：这不行，如果我们费心费力忙碌到最后，客户仅凭他（她）一个很随意的“不满意”或“不够满意”就把供货方备齐的物品全部给否了，这可是赔死的买卖！最关键的问题是：客户满不满意，没有硬性的指标，随意性很大。既可能是商品的问题，又会因客户一时一地的情绪和个人的好恶习惯等原因而起作用。通常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是借助如国家商检部门开出的商检合格证书来解决供需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

徐钊为此向港商肖女士提出删除“凭客户的检验单去银行取钱”的条款。对方表示同意，但提出要亲自来看一看徐钊提供的货物是否符合其所需。

这是对等合理的意见。徐钊很快同意表示可以。

港商来之前，徐钊专程火速赶到生产地的上海崇明岛一趟，先作一次验货，以做到万无一失。

上海虹桥机场。徐钊与港商肖女士第一次友好握手。

“喔，不仅是个帅哥，而且办事十分认真，对货、对人我都非常满意！”肖女士颇有些夸奖地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说。

这是徐钊第一个独立接触的“外商”，所以他格外细心，哪怕在对方有想喝水的半点儿想法出现前，他徐钊都会恰逢其时地给对方递上一杯可口茶水。就是这细微的“额外付出”，使徐钊在客户眼里获得了货源之外的“良好信誉”之印象。

“徐，你好好做，我手里每年都有200多万美金的订单呢！”在送别客人时，肖女士忍不住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了徐钊。

200万美金呀？！徐钊心头“怦怦”直跳。“只要你信得过，我一定努力！”徐钊发誓道。

1993年是徐钊正式从事外贸工作的第一年，他做了70万美金的贸易额，成为五矿外贸进出口公司的业务量最多的业务员。

1994年，徐钊铆足干劲，做了700万美金的业务量，为前一年的十倍，成为全苏州市的个人出口创汇标兵。

从此，徐钊在苏州市外贸战线乃至全国外贸系统成为一名光彩夺目的“黑马”，一路领先……

“来，来来，别客气，多吃一点！”这一年广交会，徐钊第一次以“中国外贸人”的身份来到五彩缤纷的广州，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商们有了零距离的交往与接触。而这期间让他难忘的一件事是：初试成功的港商“海发”的肖女士在广州著名的一家名叫“南海渔港”请他吃的那顿饭，一次消费5000多元港币！

“这派头，当时我简直被吓晕了！”徐钊说。

“实在不好意思，让您破费了。谢谢。”

“谢啥嘛？要谢也是我谢你，是你让我赚足了口袋！”珠光满身的肖女士为徐钊频频举杯，真诚而又兴奋地说。

有道是：真正的好生意，赢的是双方。港商要感谢徐钊，徐钊同样需要感谢对方。因为正是肖女士使徐钊踏上了外贸之路。

广交会是中国外贸的一个最大舞台，它一直担负着中国开放之前和开放之后进出口贸易的衔接。而徐钊说，他是把广交会当作自己从事外贸业务的主战场来上阵的，徐钊的许多成功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和最终获得的。

徐钊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外贸人来说，广交会除了是锻炼外贸业务能力的战场，同样还是历练人生的好地方。

曾何几时，参加广交会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和待遇。徐钊初入广交会时，还是这种情况。那时苏州外贸系统的人能到广交会的人也很少，全市外贸系统仅有两个摊位，而有幸轮到去参加广交会的人不是忙着守摊位，就是想着千方百计往深圳、珠海几个特区走一走，采购点自己想要的东西，开开眼界。这无可非议。

徐钊开始对这一现象很不适应，可后来他是喜笑颜开，高兴还来不及。为啥？简单，别人都走了，来了生意全归他嘛！

现今外贸“中国第一”的苏州，当时去广交会的算上徐钊才五个人。后来另四位都跑到珠海等地方旅游去了。徐钊独守摊位。可摊位不好，设在最没人去的五楼。徐钊守了几天，发现“老外”的一些大买家一般都在一楼二楼转悠，累了他们在那儿喝喝咖啡，绝少上五楼摊位。

徐钊初来乍到广交会，但他善于观察和琢磨。他随即调整自己的战术，经常从五楼下到一楼二楼……

广交会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喧喧嚷嚷。一位阿拉伯商人从门口走出，徐钊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做自行车贸易的……”徐钊一口流利的英语。

“老外”仔细看了手中的名片，又打量起站在面前的中国青年，十分惊诧：“你怎么知道我是做自行车生意的？”

“是先生的脸上写的呀！”徐钊友善且幽默地说。

“是吗？”“老外”被这位中国青年逗乐了。“那——你能告诉我中国自行车及配件的货源情况……”

“好的。”徐钊随即一口气把各种自行车的报价、货源、生产厂家及其产品之间的特点，一古脑儿地端了出来，足足说了二三十分钟。特别是上百种货源的价格，他没用计算器就脱口而出。

“徐，你真了不起！哎，我能上你的摊位去吗？”“老外”说。

“可以呀！”徐钊把已经准备离开交易会现场的“老外”拉回到自己的五楼摊位时，那外商看看四周几乎没有留人的环境，有些好奇地问：“徐，你是家庭公司吗？”

这回轮到徐钊有些不解了：“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参加交易会的只有那些很少的私人公司职员才可能像你这样勤业。”

徐钊内心有些酸楚，他说：“不。我的公司是国家公司。我们国家公司的人也有很多人是非常勤业的，我只是其中之一。”

“老外”高兴地：“好，愿意跟你合作。”

1995，徐钊完成的个人业务量达1200万美金，为国家贡献700多万利润，并被提拔为部门经理。因为贡献大，公司怕他跳槽，比惯例多给了10万元奖金。年终表彰会上，徐钊对公司领导说：“你们放心好了，我是共产党员，为国家多创汇是我的一份责任。再说，是单位给我提供了参加广交会的机会，才使我开阔了业务路子和视野。”

徐钊说的是心里话，而他与那些参加广交会的一般人不同之处便是他的认真劲和钻研劲。当然，还有他充满智慧的商情。

“我先后参加过28次广交会，有过许许多多的机遇。”徐钊给我们说的那些故事让我们这些“生意盲”听了入迷——

之一：名片传奇

徐钊说，名片是他走进财富之门的“入场券”。茫茫商海，生意的缘分在于人和信息的交往。徐钊把一个初级而简单的名片交换看成成功生意的第一要领。通常一般人获得名片后往口袋里一塞就完事。徐钊不。打开徐钊的“私人领地”，你会发现，一本本厚如砖块的“名片簿”积如山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每一张名片上写着他亲笔留下的客人所需的货种、价格、款式要求、供货时间等等各种事项，甚至在许多名片后面还夹着数量不一的便签——那上面有客户更多的个人资料，比如长相、年龄、性别、爱好甚至家庭成员、喜欢吃什么样的中国菜……

有电脑后，徐钊把这些名片资料存入电脑中，但更多的还是存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对名片的阅读兴趣如同对名著的阅读兴趣一样，时常忘情和忘时。徐钊可以将中外世界名著中的许多片段背诵，而他更能将数以万计的商务名片中任意调出一张将主人的商情与个人情况说个头头是道。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规模宏大的世界自行车博览会在此举办。参加完博览会当日，徐钊在街道的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突然眼前一亮：一个打过交道的“老外”就在他的面前。徐钊迅速调集头脑里的“名片库”，然后上前亲切地与之打招呼。

这是位上了年纪的厄瓜多尔商人。他见徐钊不停地与自己打招呼，很有些生气地：“你为什么总跟我打招呼？”

徐钊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啊！”

厄瓜多尔商人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东方人，紧张地往后连退几步：“我们，我们是老朋友吗？”

徐钊不再往前迈步，站在原地彬彬有礼地：“是。我们是老朋友。我是中国人，我们在1997年巴拿马展览会上见过面，而且我知道你非常喜欢中国的自行车配件，比如你需要……”

“噢——你是中国的戴维徐？！”

“我就是。”

厄瓜多尔老商人惊喜万分地伸开双臂，快步上前拥抱住徐钊：“徐，我找你很困难啊！知道吗？自从那次见面后，我一直想跟你联系，可我丢失了你的资料，后来又搬家了，再也没法与你联系上了……”老人一个劲地诉说着。

徐钊告诉他：“是。我也一样。每个月都给你发传真、发电子邮件，可就是不见你回音。现在好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太好了！走，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厄瓜多尔老人挽起徐钊的胳膊，就往下榻的饭店走。这一夜两人畅谈了很长时间，最主要的收获自然是生意。

徐钊从这个“老外”那儿接的贸易一直延至今日，而且始终是厄瓜多尔地区最大的客户。

“有一回我参加交易会回来，没注意把衣袋里的名片洗湿了，徐总将我好一顿批评，说我对工作、对朋友缺乏真诚和用心。”徐钊现在是公司“老总”，他的一位部下对我们说。

“我是这样要求员工的。因为名片对搞贸易的人来说，就跟生活中的朋友一样，你得真诚对待，珍惜‘一面之交’。而在外贸工作中，全世界做生意的人那么多，又分散在五湖四海，这‘一面之交’可能就成为终生朋友，也可能永远是陌生人。你把别人记在心头，你的事业可能就因为这一张名片、一个‘一面之交’而彻底改变。”徐钊对人的真诚和友善在外贸行业是出了名的（其实生活里的他也是如此）。

之二：矿泉水与咖啡传奇

广交会现场什么最多？什么最缺？善于观察、细心研究的徐钊在第一、第二次参加广交会后对此立即有了自己的结论：广交会上生意人最多，现场喝水的地方最缺。所有参加交易会的人都是为了生意而来。但颇有苏州人性格的徐钊有自己独到的“生意理念”：生意要做好，先得给跟你做生意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而好印象可能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的。

徐钊第一次上广交会看到人山人海的展会大楼里，那些外商停留时间最长、人去的最多的地方，不一定是著名企业或气派很大的摊位，倒是那些生意之外的喝水处、免费供应茶水的地方。

“记住：什么都可以少带忘带，免费矿泉水必须多带，不得落下！”从第二年开始，徐钊与同事一起参加广交会时，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同事在布置自己的摊位时，这一条放在“必须”之列。

“先生，不好意思，我想到你这儿要点水喝。”一位气喘吁吁的港商过来，冲徐钊笑眯眯地乞求道。

“可以可以。我们这水本来就是免费给朋友们喝的。”徐钊以同样的笑脸回敬对方，并亲自给对方倒上一杯矿泉水。

“谢谢。谢谢。”港商非常满意地在徐钊他们的摊位处坐下，然后舒心地喝起水来。

徐钊友善地上前聊上几句：“先生做什么生意？”

“噢，我做自行车配件。”

徐钊心喜，又问：“有主了？”

“有主了。”

徐钊仍然耐心地：“欢迎先生以后有机会上我们苏州旅游。”

“苏州好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现在苏州不仅是旅游名胜，而且经济发展也非常快，特别是我们的外贸这几年发展迅速……”

“是吗？可我的自行车生意过去一直是跟上海那边做的……”

“上海是中国的自行车之都，品牌好。不过我们苏州有许多是上海自行车厂的配件企业，质量好，价格便宜。”

“噢？你能给我们说说吗？”

“可以。”徐钊没有直接回答，倒是先为对方满上一杯矿泉水。

看着对方用清爽的水滋润过后，徐钊以其吴语特有的柔软亲切的语调，将所知道的中国内地自行车制造与配件生产情况娴熟地介绍了一遍……

“哇，你徐先生怎么知道这么多啊！我跟你好好谈谈。我也想到你们苏州走一趟……”

徐钊谦逊而欣喜地：“好啊，我们真诚欢迎！来来，再喝一杯水，润润嗓子，先生这几天一定很累了，声音都有些哑了。”

“可不是！我刚才楼上楼下没找到个供饮水的地方，这不看到你这儿有矿泉水，所以就……哈哈哈，没想到我还见到了中国内地最棒的自行车配件的行家！”

“谢谢夸奖。如果能为先生和你的公司做点事，我们将十分荣幸。”徐钊依然彬彬有礼。

“别客气。要谢的是我。来，我们通力合作，做成几件事！”香港朋友兴奋地向徐钊伸出手。

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徐钊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新客户。

苏州展台前开始人头攒动。一桶又一桶的矿泉水被“喝”空，徐钊笑脸相迎，不厌其烦地与同事们一边照顾着展览摊位，一边招呼来来往往喝水的客商。

“徐经理，你看那个欧洲‘老外’又来白喝我们的咖啡了！”一日，同事悄悄捅捅徐钊的胳膊，眼色指向一位悠闲自得地坐在他们摊位旁喝着咖啡的欧洲商人。“去年你说我们摊上除了免费供应矿泉水外，针对欧洲人再提供免费咖啡的动议后，你瞧这个老外，我已经注意很久了，每年他准上我们这儿白喝一通。你想上前跟他聊几句生意上的事，嘿这家伙，一句话都不给你说！好像我们给他喝咖啡是前世欠他什么似的！”

徐钊听着心里笑，可脸上一本正经地制止同事：“不许这么想！既然我们是免费让人家喝的，那就得诚心，不能有功利心！”徐钊说完，见那“老外”杯子又空，便亲自上前给人家倒上一杯温度适宜的咖啡。

“谢谢。”那“老外”除了友善地向徐钊道一声谢后，又把头扭向一边，丝毫没有想再多说一个字的意思。徐钊也只好无奈地忙摊位上的事……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这位“老外”依旧毫不客气地上徐钊的摊位来喝免费咖啡，而徐钊他们同样热情不减地为其递杯让座，脸上充满真诚的笑意。

“徐，今晚你有空吗？”这位喝了五年免费咖啡的欧洲“老外”在放下杯子的那瞬间，突然轻轻拉住徐钊的衣袖。

“有空！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努力效劳。”徐钊忙回答。

广州某豪华宾馆。这位“老外”终于亮出“底牌”：“徐，我参加中国广交会十余次，有五年是来观察你的，知道吗？”

徐钊有些吃惊地：“是吗？”

“老外”神秘地点点头，笑道：“我还想告诉你和你的公司：这五年里你们的咖啡没有白给我喝……”

徐钊有些疑惑地：“先生这是何意？”

“老外”取出自己的名片，“这是我的名片，我的公司是……”

徐钊接过名片一看，差点叫起来：“哇，先生您就是欧洲著名的自行车商户……”

“对。我就是。”“老外”一改宾客身份：“徐，今天我要请你喝世界上最著名的巴西咖啡！来来，品尝品尝。”

“太好了！真正的咖啡之王！”浓香的巴西咖啡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一老一少两位商界俊杰在悠悠的咖啡浓香中彻夜倾谈，从此成为东西方跨国贸易的一对亲密知己，成功的生意合作越做越大……

之三：拜客传奇

美丽的广州夜晚，异常迷人。参加广交会的人劳累了一天，多数国内与会者或找个风味饭店“加油”充饥去了，或在珠江边欣赏羊城美景。可此刻的徐钊精心洗浴打理后，异常精神地出没在外商下榻的宾馆饭店……

“××先生，您现在休息了吗？”

“你是……”

“噢，我是中国苏州五矿进出口公司的徐……”

“徐？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白天在展会我们的交流刚刚开始，我想现在再利用些时间对先生所关心的一些细节作进一步的介绍，以便你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你看可以吗？如果先生方便，我在楼下的咖啡厅恭候阁下……”

“很好。徐，我马上下来。”

咖啡厅里，徐钊与××先生在飘香的咖啡和轻松的音乐中，握手畅谈，气氛自然而和谐。

半个小时后，徐钊回到自己下榻的饭店，同事们将他围住：“怎么样，又成了？”

徐钊满脸喜色：“成了。又是一个大户！”

“徐经理，你太神了！”同事跟着鼓掌，并嚷着一定要徐钊传经。

于是徐钊娓娓道来：这交易会那么多摊位、那么多商家，就像我们买东西进大商场一样，出家门时你也许早就打算好要什么东西，可一进商场，当你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再加上各个柜台的服务员、推销员都向你灌输一大通他的商品如何如何好后，你常常会改变原先打算好的计划，或者是被五彩缤纷的货物扰花了眼。外商参加中国的交易会，跟我们逛商场的情形差不了多少。何况，在“老外”眼里，我们这些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他白天在展台跟张三谈定的事，你李四一出现在他面前，他还以为又跟张三见面了……

“哈哈哈……徐经理，你刚才是不是装成那个‘张三’去把‘老外’蒙晕了？”同事明白过后，拿徐钊逗乐。

“刚才那客商还真不是因为把‘李四’当成了‘张三’。”徐钊也不由自主地乐起来，说：“他呀，是个西欧国家的客商。前些天他在展览大厅里跟某市的一家外贸公司谈成一桩很好的业务。说得好好的，定在今天下午双方还要再洽谈一次。可这位老外等了半天就是不见人来，后来他等不及了，就上那家公司的摊位上去找人。哪知这摊位上的人除了一个守摊的，其余都没在。老外就问前天跟他谈事的那个经理上哪儿去了，守摊的人只好说出真相：原来他的老板上珠海没赶回来。这老外一听就扭头回了宾馆。我去的时候，他正准备买返程票回国呢！这不，我的出现，再加上我又跟他详细介绍了我们公司的情况和我所知道的中国商情。老外听后，脸上由阴转晴，我们很快结上了合作生意的缘分……”

“看来，拜客真能事半功倍。”同事们听完后不无感慨。

“可不。都说客户是上帝。交易会上的每位客户，对我们供应商来说都是上帝，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交易会上签下合同当然最好，但很多客商到交易现场就是为了货比三家的目的而去，再加上我刚才讲的交易现场那种气氛，成事签约的机率远远低于拜客所产生的成功率。道理非常简单，在交易展览现场，他一个客商面对的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供应商和选择对象。你去拜客，你就与他是一对一。这一对一，跟一对几十、一对几百，不用说，前者肯定成功的机率高嘛！”徐钊不愧是哲学博士，他的商道里包含了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论和基本方法论。

原来拜客的奥妙是如此这般呵！同事们恍然大悟。

拜客，是徐钊赢得商道顺畅通达的一门“精尖武器”，它虽无特殊技巧，却能准确而有力，如果加上十分真诚、百分耐心，通常可以达到十发九中的效果。

不同的客商，以不同的方式拜访，是徐钊“拜客”艺术中又十分讲究的一环。

“徐兄，你给我把把脉。”有同行请教徐钊：“以前我在生意场上也算得上是个好手，可是才几年，我的业务量从几千万，降到几百万、几十万、几万……你说那些王八蛋，过去都是来求我的，等我将他们喂饱、喂肥后竟然一个个离我而去？”

徐钊笑笑，说：兄弟，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出在哪里？

出在你对待新老客商没有一以贯之。徐钊说，不错，我注意到你在培养新客户方面确实有一手，而且在这方面下的力气也大。可你应该知道，老与新是相对的，所有新客户在今天、在今年他是新客户，可到明天、到明年，他就都是老客户了。新客户一般喜欢对我们出口商和供应商比较来比较去，他们也容易在这种不停的比较中随时放弃或离去。老客户通常会与你出现一些摩擦。而摩擦时你则觉得他们不如新客户好打交道，于是你容易消极地对待老客户。可这个时候你犯了致命错误，因为别看这个世界很大，商家万千，其实所有天底下的新老商家，仅仅像一根链，他们终究是串连在一起的。你连了这一节，却断了那一节，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落得所有的链扣都丢失。你以为来自五湖四海进交易会的那些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籍不同的客户真有那么多各不相同吗？错了，其实他们都是相同且相通的。一个阿拉伯人也许他本人不会说英语，但会有他的伙伴能用英语与欧洲人交流，他们之间一打招呼，说，哎，别跟这个供货商做生意，他不行。当另一个非洲客商从欧洲人那儿知道情况后，他会对自己的非洲商友说，听人家说这个中国供货商不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做他的生意，如此一传、一串，你不就完啦？

可不是。朋友沉重地低下头颅，思索和回味着徐钊的这番话……

所以，有人说商情跟爱情一样，只有真心诚意才能赢得最宝贵的和最永久的。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徐钊对自己、对属下始终这样要求：不管客户新与老，对待他们必须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尤其是对待老客户，对待那些曾经有过业务上摩擦的老客户更应当真诚地听取或征求他们的意见。生意场上最忌讳将与客户的摩擦看成是麻烦，你如果真把摩擦当成了麻烦，那才是真的麻烦了。老客户对你有意见，有看法，或者做一次、做几次后不想再跟你做了。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办法是认认真真、诚心诚意地去拜客，让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定想法让他把所要说的全部说出来，他说得越彻底，越难听，你以后跟他的生意就可能越做得大、越长久。徐钊进而说，知道这其中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吗？是你我这些供货商是不是真正把这些客户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去研究和改进了！

与其说是徐钊在教育朋友、同事，还不如说徐钊通过一次次深刻的经验教训在教育自己。

通过头几年参加广交会，徐钊积累了不少老客户，但令徐钊不解的是相当比例的老客户后来或者离他而去，或者订单数量在下降。徐钊在拜客过程中发现了症结：中国内地出口商在与外商贸易中的服务方面远不如台湾商人细致，因此不少外商宁愿从台湾人那儿绕弯也不愿直接到中国内地出口商手中要货。

“做生意想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做生意不能光想着赚钱，还得了解你贸易方的感受。”一位“老外贸”的话让徐钊触动很深。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呢？徐钊带着不解，以真诚之心一次又一次对老客户们进行“拜客”。这既是一种虚心吸取意见的礼仪，又是真诚合作的生意环节。徐钊在“拜客”中终于明白了自己与台湾商家的差异最主要在于人家不仅在初次打交道时提供给客户的资料齐全，更在于贸易过程中对每一个环节都能服务周到细致，比如一旦发货后，马上会通知客户，货是哪天什么时间上的船、上了哪条船、应该在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在接货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事等等，给贸易对方想得十分周全。“这样做，会让对方感觉你是一直在为他服务、为他着想，减去了他的许多不必要的繁琐与麻烦。西方人特别是非洲人最愿意你这样给他做，他对你这样的客户最放心，结果是他也会把最好的生意留给你，即使一件商品多出几毛钱、几元钱他也愿意交给你做。”徐钊收获的不仅是贸易对方所需，也为国家和单位装进了更多的财富。

“我第一次与新加坡南华公司做生意，客户告诉我，南华公司的单据做得怎么怎么详细，开始我有些不信，结果一看真是如此，新加坡商人跟台湾商人一样，十分讲究生意过程中的那种细致周到。从这以后我十分注意向他们学习，也要求公司的同事们向台商和新加坡商人学习，收效十分明显。后来在与印尼商人做贸易时就得到了甜头……”徐钊告诉我们：“中国出口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童车很多，但有几次我们发现跟某一个印尼客商做几次生意后他们就换人不跟我们做了。经过拜客才知道，印尼客商对我们提供的童车颜色不是太满意。中国的童车质量不成问题，但单一大红、天蓝色不能满足外国小朋友的需要，孩子们喜欢像粉红、嫩绿、鲜橙这样一些很爽亮的颜色。这是其一。其二是跟我们做生意的印尼客户，多数是老华侨，他们一般有了问题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说，把订单给了其他供货商就算完事了。这事对我教育很深。于是我及时调整了战略战术，从找客户转到既抓客户更抓对客户的信息反馈和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质量上来。做到每个季节，就拜客一次——这样的拜客活动就不仅是在交易会上了，而可能是走出去、请进来。我们会在拜客中会及时了解到我们出口的产品到底好在哪儿？市场预期会是什么样？顾客满意程度如何？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改进等等，就是一次完整的市场调查。有了这种细致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再接下去干的事就有了针对性，贸易效益也会成倍体现。”

广交会开始对徐钊来说，仿佛是个不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高等学府，他在那里如海绵吸水、似蛟龙腾潭，本领越学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苏州外贸系统摆的摊位由两个增至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一直到二三十个。而徐钊只要一坐那儿，就会商客盈门，等着跟他签订合同的外商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这是一种智慧的认可，也是一种诚信的肯定，其实更体现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亲和力。

“中国改革开放才二十多年，而开放型的外贸时间更短，可像徐钊这样的官商能获得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他的个人魅力令我们敬佩不已。”一位欧洲商人由衷感叹。

徐钊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跻身国际外贸商界并称雄天下，其力量源泉更多的在于他是个不懈学习、努力进取的专家型人物。而这种学习进取的方式与独特性也充分体现了苏州人与众不同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可以用一个名词来确定，那就是“苏州商”的特有商情。他的特点是：虚心好学，勤奋刻苦，追求细腻，力求周全，讲究面子，看重实效。

无疑，徐钊是众多成功的“苏州商”中的一位佼佼者。可不，人家是“博士商”呗！然而“博士商”并非是个概念，他的成功与品牌，来自于徐钊作为一个博士学者对商道、商情和对这个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规律摸索的结果。

天下没有不经比别人成倍的努力而获得的成功，更没有不经锤炼就可以创造的品牌。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四章

徐钊作为一位学者，他在大学和大学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从来不曾停止过对知识和知识面的追求，尤其是在政治、经济、贸易和国情方面的理论追求，更是达到了痴情的地步。从学士，到硕士、博士，他不断上进求索，又不断更改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学经济的不懂政治，就等于瞎子手里没有拐杖；搞贸易的，不懂本国国情和贸易国的历史与人文知识，乃至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民族习性，就等于风筝断了线……”

一个智者与愚者的差异就在于知识上的不等距。智者加思想、加追求、加勤奋，便是构架“博士商”的三个阶梯。而再融入与生俱来的苏州人特有的性格亲和力，便营造了苏州博士商的特殊品牌质地。

博士的学识台阶很高。然而徐钊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外贸商士，博士商首先必须具有商人最基本的精明与勤业。

有道是无奸不商。徐钊认为，对一个想长期在商界做出一番成就的生意人而言，“奸”可以暂时获得一些微利，但终成不了大器。只有诚实的精明，才能获得长久的大利，而且这个利永远应该是贸易双方共同获得的。

精明的商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于日积月累的勤奋学习与刻苦实践。

徐钊那会儿在苏州五矿进出口公司任部门经理时，有两件事让他在公司出了名：一件事是弄打字机，一件是翻电话号码簿。前者为把所在进出口商品的明细表记录在案，为此他总是亲自打字录入自己的资料库里。别人下班了，徐钊就开始在公司大楼里跟打字机“亲密接触”，那“嗒嗒嗒”的老式打字机声音虽然不怎么悦耳，可公司总经理沙金星对此有过高度评价：“徐钊不是音乐家，但他用打字机奏出了我们五矿公司最好的生意乐章！”

翻电话簿有什么奥秘？那可是商界最省事、最简单的“技术活儿”之一，谁都会，因为那上面有各种企业的名录，只用一个电话，就可以掌握该企业与你的生意是否有可联系的相关信息。但这种最简单的“活儿”，不同的人可以做出完全不同境界的质量。徐钊的能耐是他不忽视一般人翻号码、打电话的低级本领，还在于他获得相关企业的商情后，能一个不漏地跑遍所有厂家，对其厂况和产品摸个底朝天。而这样，徐钊仍认为远远不够。他认为：一个优秀和想有所作为的外贸人，了解熟悉货源的厂商只是最基本的一环，想要使自己的供货永远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把供应货源的厂家当作“亲生儿女”一样培育和爱护。

“徐钊，你在想什么呢？还打算不打算结婚了？”这一天，徐钊正在江苏高邮的一个钻钆厂，马上要成为徐钊太太的“新娘”打电话气呼呼地责问他。这也难怪，婚礼明天举行，新郎却在远离苏州的一个小县城的一家自行车配件厂跟那儿的工人师傅在捣鼓自行车的一个零件。

徐钊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木头人，他是个对家人、对友人十分忠贞和多情的汉子。他唯一跟常人的不同之处是，他把这分多情同样付给了那些与他有生意来往的客户和供货厂家，这也使他在商界获得了至高的声誉。

“三毛钱面子。”这是同事们称道徐钊的一句口头禅。什么意思？“就是只要徐钊出面，那些供货商就能在商品价格上给他三毛钱左右的优惠。你们可别看这三毛钱的面子！自行车配件大到上百元、小到几分几厘钱，徐钊能把供货商的‘三毛钱面子’要回来，这可能就是我们出口商的全部利润呵！”

原来如此！

但徐钊之所以能在供货厂商那儿获得“三毛钱面子”，是因为他能以“婚事”都可忘却的精神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的外贸基本是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尤其是中小外贸企业的历史更短，他们通常没有多少经验，虽为外贸生产和制造产品，却对国际市场不甚了解。徐钊正是鉴于自己供货厂商的这种情况，他把培育供货厂商的思维意识、产品开发和市场观念当作与公司创造财富同等重要的任务去倾心倾力。

“我们公司的许多供货厂商之所以能与我们长期合作，就是因为他们多数是在徐钊经理的扶植下不断壮大起来的。”徐钊过去和现在的同事都曾带着这样的自豪向我们介绍道。

苏州市郊某香包厂，做了十几年出口香包，但国外的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样？外商如何看待自己的产品？厂长老蔡其实两眼一抹黑。厂长如此，这企业还有多少前途？徐钊与这个香包厂开始仅是一次生意往来，但老蔡厂长那副渴望自己产品走向世界的急切目光，使徐钊在参加一次次国际展览会时有心留意着那些在世界市场上流行的香包、香球、香棒等。当他把这些信息一次次带给蔡厂长他们后，这个厂迅速上了路，产品款式和质量也都跟了上来。正当老蔡厂长他们的企业蒸蒸日上时，徐钊利用多年在广交会上积累的经验，特意为老蔡的香包厂在广交会摆设摊位，并亲自充当翻译和推销商。

老蔡厂的市场开发越做越大，而这个时候企业的资金周转通常会出现一些困难。“徐总啊，我现在可真是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又跟外商订好一批供货合同，可家里告诉我资金周转出了大问题。你说这不是急死人的事嘛！”八月的一个深夜，徐钊接到老蔡从国外打来的越洋电话。

“先别着急老蔡，容我想一想……”徐钊接到电话，像是自己的公司出了问题一样，他一边安慰老蔡，一边脑子盘算着。随即他拨通电话：“财务小张吗？我有急事找你……”

“徐总，你、你兄弟真是给我们厂雪里送炭哪！”又是老蔡从异国打来的越洋电话。这回老蔡激动得有些哽咽。怎么回事？原来，老蔡刚刚获得厂里的消息：徐钊以公司的名义给老蔡他们厂及时汇去一笔救急款……

“我们厂在短短的几年里，从过去一个只会做礼品香包的小厂，变成今天拥有几十种流行产品、能到国际芳香制品市场上争得一席的外贸定点企业。这中间，徐钊博士的无私帮助功不可没。”前年，老蔡厂长带着全厂职工对徐钊的感激之情，要将企业10％的股份送给徐钊。

徐钊自然没有接受。他对老蔡厂长说：“你这就错了，我帮你们一把，其实你们也给了我公司更多实惠。”是的，老蔡的箱包厂现在每年会有几百万美元的出口订单是给徐钊他们做的。

获得双赢，正是徐钊作为外贸人在供货商与求货客户之间谋求的一种佳境。

“贸易，有时就像壁垒，你攻而不力就不能破；有时它是一条战线，顾此失彼，你就不能获得最终胜利；贸易，有时像英语的单词，你得一个一个地背记；有时它又像阵地，你得一块块地去占领；贸易，有时又像爱情，你不用心去思恋，就培育不出婚姻的幸福果……”徐钊这位哲学博士，在中学时得过江苏省中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所以他的诗才一旦涌动起来，充满哲理的诗句频频蹦出。

但，徐钊的诗，绝非来自书斋，而是在腥风血雨的商战中的磨砺之作。

我们常听说“贸易壁垒”这四个字，而只有像徐钊这样的长年厮杀在贸易战线的高手，方会领略其真正的血腥与残酷。

商界如战场，这儿没有常胜将军，有的倒是层出不穷的“翻船”者和“跳楼”者。

处在战场中心，徐钊不可能总是那么好运。

许多人以为做外贸生意的人很风光，穿的最时尚，坐的车最洋派，常年游逛世界各地，吃了玩了还拿美金。但他们却不知一旦遇险后的“翻船”和“跳楼”是什么滋味。

“翻船”和“跳楼”不是你想避免就能避免的。谈判和签约的红地毯上，只有香槟与音乐，不会见到惊涛骇浪，更没有地动山摇，但一转眼，你可能从红地毯上坠入万丈深渊……这不是恶意的夸张，也不是虚假的形容。

“OK，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我方保证尊重阁下的优先选择：离岸价和到岸价均可阁下定……”抖着小胡子的外商U先生，品着红葡萄酒，一派宽容大方。

“那——如果是离岸价，先生能付多少？要是到岸价，贵方又能出什么价？”中方外贸人J先生试探着。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我们友谊第一。好说好说。离岸价自然要比到岸价低出不少……”

“那——我选择到岸价。”

“J先生的选择真是充满智慧！好，我给阁下到岸价。”U先生抖着小胡子，在贸易合同上“唰唰”签上自己的名字。“请吧。”他把笔递给J先生的同时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看在我们的交情上，我只在答应给阁下的到岸价上附了一点点小条件：货物的运输途中发生损耗和不能按时抵达我国口岸的保险阁下可得给我买噢——”

“那是自然。”此刻的J先生眼里都是对方给出的那优惠的到岸价。签字落笔的那一瞬间，老奸巨滑的U先生在一旁正抖着胡子阴笑。

“OK，成交！”U先生和J先生走在猩红的地毯上，四周是迷人的音乐声……

“叮呤呤——！”若干天后，正在等待老外将大笔美金汇至账号的J先生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什么？真翻船啦？”J先生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从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上滚下后连连被撞在尖利的木柱上，那个疼呀！

船没有翻，但这与翻船没多少区别。J先生的部下告诉他：公司给异国U先生运去的货物，因为海航运船在印度洋遇风暴，不得转运，由于中途耽搁时间和换运货船，整批货物受损严重，且按照合同签约的条款，J方必须向U先生支付因不能按时抵岸的延时费和货物受损费，两项相加，差不多是整批货物的贸易价。

“J先生，是阁下先付给我两笔赔偿费呢，还是我方将货物退给阁下？”U先生从异国发来越洋传真。

J先生看着传真，欲哭无泪，最后只能是：货物就别退了，能不能抵那两笔赔偿费？

U先生爽快地告诉J先生：为了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同意。

又一次新的合作开始。这回J先生牢记“到岸价”的教训，毅然提出“这回按离岸价结账”。

U先生再抖胡子：“OK，我总把最优先的选择权留给阁下。”提笔签约的那一瞬间，他又是那样潇洒。只是笑眯眯中他轻声对J先生说：有个小小的建议，小小的。

说，只要符合惯例。J先生心中只有尽早将往日的损失夺回之念。

痛快！好，我的小小建议是：如果阁下不能在按约定的时间内将货物离岸出运，我是否可以向阁下索赔滞留金？

这是自然。J先生觉得对方提的“建议”属于情理之中。

香槟和音乐声中，合同又一次签订。之后的日子里，J先生与公司上上下下的同事们到处奔忙着组织货源，而且在与U先生预约的时间里将货物交给了海洋外运公司。海洋外运公司也在与J先生的合同里明确写定了如果延误离岸时间将向J先生的公司赔偿。

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海洋外运公司不能在预定的时间里离岸，一拖就是十天半月……

赔！U先生在接到货物后，笑嘻嘻地将一份索赔账单传真给J先生。

J先生看了那数字吓了一大跳——尽管他早在签订合同时对这笔数额扫过一眼。痛苦中，J先生突然想起手中有份同样可以提出赔偿的与海洋外运公司的合同书。

我们履行合同，赔！海洋外运公司没有食言。可J先生接到这笔赔偿后却大哭了一场：这还不足我赔老U的十分之一啊！

J先生后来真去跳楼了，外贸界再没有了他的身影和声音……

其实，徐钊遇到的远比J先生遇见的此类贸易陷阱要多得多。他始终没有跳楼，是因为他在一次次签订合同之前有了更多如何避免陷阱的知识积累。他也没有翻船，是因为他执掌的那把舵杆上铸烙了坦诚与智慧的合成物——

那年徐钊他们接了一个客商的10000把自行车锁，人家非说锁的质量有问题。业务员们找到供货厂，结果检查来检查去就是没有检查出问题在哪，于是就觉得客户故意挑剔。但客商坚持认为锁质量有问题，并声明如果徐钊他们不作出赔偿和不改进供货质量，他们之间的生意就到此为止。

“不做就不做，少了一个和尚，天底下就没庙啦？见鬼嘛！”有的业务员嘀咕起来。

徐钊坚决果断地：“不行，既然客户坚持认为我们供应的锁有问题，那肯定是他们发现了问题。我们不仅要如数赔偿，而且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

徐钊找到供货厂后，与技术厂长潜心分析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锁本身并不存在质量问题，而是个别锁的弹子少了，这个比例虽然仅为四百分之一，也就是说400把左右的锁里有一把锁里少了一粒弹子而造成锁要重开的问题。按照合同规定，徐钊他们供应的锁的重开率是六百分之一，也就是600把锁中允许一把锁可以重开，如果是599把锁中有一把锁出现需要重开时，这就算是不符合要求。外贸生意严的时候就这么铁面无情，你达不到人家的标准，哪怕只差一点点儿，理亏在你，对方就有权要求你赔偿。这是国际贸易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国际贸易法则，越线就是失败者。

“赔！问题属于我们的，就必须如数赔偿。”徐钊在查明事实后，二话没说便责令部下如数对客商作了1200把锁的赔偿。他的这一举动让客户感到满意，因此这位客户一直视徐钊为最可靠和最信赖的合作伙伴，而徐钊以自己的诚信每年也从这位客户那儿为公司赢得400万的利润。

许多人以为搞外贸的赚钱很容易，哪知当你一脚踩进这个“堡垒”时却会发现这个领域才最不容易赚到钱。

“听起来是悖论，其实是真事。做外贸生意，看起来遍地是黄金，但哪个细节上你处理不好，不仅黄金跑了，而且连自己口袋里的钱都会飞走的。”徐钊这样说，是因为他有切肤的体会。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五章

徐钊和他的伙伴没有做过赔本生意，关键在于他特别的重视贸易中的细节，而使细节演化成金钱正是细腻的苏州人的本领。

“就说说集装箱吧。”徐钊向我们娓娓道来：

外贸离不开集装箱，外行人也不可能像我们那么注重它。但集装箱对我们外贸人来说，就像一只“金钱魔术箱”，能不能赚到钱，这集装箱往往主宰着我们的钱袋子。通常一个集装箱，全部装满是25吨货物，它的体积为30立方。徐钊说他做的是自行车配件生意，如果这次发运的是自行车链条，那么装满一个集装箱25吨的链条时，它占有的体积只有9立方，还有21立方等于浪费了。如果这回发货的是车圈，满塞满装一集装箱的车圈只有5吨分量，等于又浪费20吨的装量。怎么办？这些细节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和对那些不负责的商贸者来说，他们几乎很少考虑。但徐钊不是，他通常在这些问题上要花费很大精力。为使集装箱能最大化地合理利用起来，每一次外运前，徐钊都要反复精确地计算，直到“魔术箱”变尽变绝为止。正是他将这份心思用到了家，他和他公司在外运货物上所花费的成本总是低于别人的二三成，甚至有时低于一半，降下成本的钱其实就是利润。有一回一个外销员自以为在一只集装内装了21吨货物很满足，哪知徐钊狠狠地将他批了一通，说你浪费了近五分之一空间，算什么功劳？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竞争异常激烈，你想赢得成功、赢得市场，不在细节上下苦功夫，你就会被人遣出贸易舞台。”徐钊说。

不做生意的人不知赚钱的苦衷。就说一个到南美西非的集装箱，如果你少装了十分之一的货物，等于五六千元美金就没了。不算这笔账的人肯定成不了贸易商杰。

仅运装上的奥妙就足够学一阵子的了。

先说说集装箱的运装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把你的货物运到有海关的码头装入集装箱。还有一种叫“门到门”，它是由集装箱专运公司用车将集装箱开到你货物的地方，然后装满后拉走，似乎看起来方便了你。但这“方便”中他们会狠狠地“咬”去你一大块肉——运输成本高得吓人。可不动脑筋的人还容易为人家的这种“方便”产生感恩，哪知人家使的“温柔一刀”。

再比如，有的国家是按箱子数量来计算你的码头装卸费用的，巴拿马加纳等国就是这么个算法。这就需要供应商根据发货的情况，自行想法设计箱子。但不是箱子越大，装得越多就越好。箱子超大，往往会压坏内箱中的纸垫板，结果反而造成货物挤压破损更严重。还是一句话：合理、科学的设计才会有钱赚。

世界各国的贸易“壁垒”各不相同。再拿集装箱说事，一些欠发达国家不按装运货物箱子的大小收你费，而是根据你箱内的货物价值收费。比如有的国家凡集装箱内的货物超过3万美金时，它征你10％的关税，而低于3万美金时只征收5％的关税。徐钊的招数是：我只给你装29000多美元的货物。这让进口商很满意，一下为他省去一半的关税。另外，有些国家对成品和半成品的关税差距很大，徐钊就合理地安排工厂生产A、B包装，并隔一周出运，这样既使客户降低关税，也不影响客户对成品的需求。但作为供应商的徐钊他们则通常会多花不少时间来完成高低价货物的合理搭配。那些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小配件，一次合理平衡的装运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机智的勤业精神和供需商户双方为对方着想的真情默契。

其最终结果，自然是双方又一次多赚了钱，又一次延续了合作……

在国际贸易中，香港人和新加坡人过去一直被世界同行所尊重，这与他们东方文化的背景有关，其共同特点是“活儿做得细”。而作为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的中国大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反倒在国际贸易中失去了应有的被人尊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外贸迅速发展，走出去的机会也多了，但一些变了味的“官商”们又不注意在同世界贸易接轨中自己的形象，他们一有出国参加展览会等机会，整天忙碌的不是如何洽谈生意，而是大把大把地花着公家的钱去旅游玩乐，给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徐，你不像他们，你甚至比香港、新加坡的人都做得更好。”所有跟徐钊有过合作的外商们都这样称道来自苏州的这位博士商。

“这常常让我感到尴尬。”徐钊说：“其实要讲东方文化，还有比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大陆人更能理解、更能体现的吗？没有。这就使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我们中国的生意要做好做大，国家的强大当然是最关键的，但商场如同战场，光有坚强的国家经济做后盾还不够，中国人必须以东方文化铸造出的特殊魅力去征服和影响世界。我们苏州又可以说是东方文化之精髓、典型的代表，塑造中国苏州商人的形象，无疑对传播中国文化和在世界各地打开外贸大门会有不一样的作用。”徐钊说：“我们不仅拉动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已成为向海外宣传中国和苏州的先锋战士。”

徐钊因此给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位是：真诚、勤奋、智慧、亲和、周全、双赢。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们的劳动力价格廉价，产品工艺精美，但贸易中的成功因素绝非仅是这些，它往往最终体现在一个商人的文化底蕴上。而文化不是个空概念，它更多时候是一种细节，一种能让对方心境舒畅的细节，一种让人不得不产生感情的细节。”

1996年，徐钊带队参加在科隆举行的国际展览会。布展那天，有个德国人在徐钊他们的摊位前转悠，通常这个时候是不接待人的。但徐钊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儿，很礼貌和客气地与那个德国人聊起来。

“OK，斯蒂文！德国最大的自行车配件采购商喔！”徐钊拿着对方的名片后一核查，这才知道“送上门”的这位名叫斯蒂文的商人，竟是自己想见却一直没机会见的大客户。

“徐，中国的徐！你在贸易商界的名气也很大啊！”斯蒂文同样相见恨晚地紧握住徐钊的手。

朋友归朋友，生意上的事决不能有半点含糊。而德国人办事又最讲究有板有眼，“可我愿意与徐合作，他让我完全放心。”斯蒂文说。

徐钊之所以能获得像斯蒂文这样的大商家的信任，个中无不因为徐钊的苏州博士商的特殊魅力在起作用。

你德国人不是讲究有板有眼吗？于是徐钊拿出苏州绣花姑娘的细工本领，为德国客户备货发运。你进口商想的我按你要求想到了，你没有想到的我想了的也给你做好，你我事先都没有想到的，我再经过一次次反复检查给补上让你更满意。

一来一回，斯蒂文对徐钊这批苏州供货商的满意程度与日俱增。徐钊他们呢，也在同斯蒂文这样的国际采购大家的交往中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并以东方人的友善和机智求得双赢。

“徐，我的这批货必须在15号装船。无论如何你要保证这一天把货装到海运船上。”一日，斯蒂文急电要求徐钊。

“15号装货？”徐钊感到为难了，他知道他的这批货因受条件限制，只能在18号装货，可斯蒂文说得又没有回旋余地。

“对，15号，必须是这一天装货，到时我要你的发货时间签单！”斯蒂文说完就挂了国际长途。

徐钊知道斯蒂文的脾气，更知道德国商人的办事习性。他们与你说准的时间，如果你改动了，他会认为你失去信誉，后果将是很不好的。可这边，徐钊知道15号发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18号装货这已是他想尽办法争取来的。“倒签！倒签到15号！”一个意外的情况，让徐钊松了一口气，于是他果断做出这一决定：给斯蒂文传去的装货签单时间仍然是对方所需的15号。

15号，码头上没有动静。到18号那天货船才“呜——”的一声长笛起航……

“徐，我收到你的货了！”斯蒂文在预期的时间内收到了徐钊这边发过去的货物，在赚足一笔美金后，他兴奋地给徐钊发来一份感恩的传真。

“这里有个情况要说明：我们虽然向斯蒂文发去的装货时间比实际装货时间早了三天，可我们的货赶上的是快船，到达对岸的时间与15号装货的只差了一天，所以斯蒂文很高兴。外商办事讲究合同条款，讲定的事必须做到，否则就是合作信誉有问题。像上面这件事，如果我们一看15号装不了货，就按实际的18号装货时间那么大大咧咧向客商一发传真，人家就会很不高兴，觉得我方没有履约。处理这样的事，需要我们拿出东方人特有的聪明和智慧来。”徐钊说。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六章

1996年，徐钊以其卓著的工作业绩被提升为苏州市五矿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不多日，他被苏州市政府指派到新加坡贸易学院深造。期间，他的论文获得同届学员中唯一的最佳论文奖。

历经数年在国际贸易界的摸爬滚打，徐钊已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迅速跟上世界贸易那不断变化着的发展形势，以及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外贸之路，有了自己很多独到的理念。

“中国的外贸，从国民化的层面上讲，应该说自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所以我们跟别的国家相比相差了很大一段距离，但有距离并不说明就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国家的外贸与国际外贸的关系，有些像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的关系一样。可口可乐是百年驰骋市场的老品牌，可20年前谁知道世界上还有个百事可乐嘛！但百事可乐的经营者不简单，他们面对可口可乐一统天下、称王称霸的局面并不气馁，一步一个脚印地培养自己的消费群体。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在麦当劳、肯德基的商店里免费送给青年人喝百事可乐。20年后，当年免费喝上瘾的一代年轻人又有了自己的孩子，百事可乐这时又推出‘百事可乐新一代’的宣传广告，迅速成为这些孩子的珍爱饮料，抢走了可口可乐的一大批消费者。加之当年可口可乐把主要消费市场定位在城市，百事可乐就把基础市场重点放在农村，如此两个战略齐头并进，使一个默默无闻的百事可乐，在不漫长的20年时间里，成为可以同可口可乐这样的‘巨无霸’抗衡天下的世界第二大饮料。百事可乐的成功道路给我们很多启迪，中国的外贸要真正跻身世界强林之列，就得有百事可乐的精神。”徐钊的外贸理念无疑在他心中已经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也是中国的一整套瞄准世界贸易列强为竞争目标的方式方法，这就是他的“从长计议，一个一个客户、一个一个产品地稳步发展推进，从而实现全面出击”的战略战术。

此刻的徐钊，无论在经验还是理念上，都是中国外贸界的一位学识与激情都堪为先锋的勇敢实践者和不懈探索者。正是他具有了既是学者又是行为者的双重身份，所以他在中国外贸界实践了许多传统外贸人过去根本不做也不曾想做的创新。比如过去搞出口的外贸企业是从来不参加国内展览会的。徐钊就把自己研究的新思维，告诉给他的供货厂，你想在国际贸易上有所作为，你就必须在国内的同行中获得竞争的优势；他对部下和搞外贸的同行更灌输一个理念：你如果没有对国内商品的全面完整的了解，你就无法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和获胜。搞外贸，并非只需外语好了、社交能力强了就行，你必须“袋子里的东西要多”。徐钊说的这“袋子里的东西”，就指的是你得对国内整个行业的商情了解透、掌握透。徐钊本人为了让“袋子里有东西”，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去（同时也带着单位同事一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听给徐钊开车的司机介绍，平时徐钊在大街上突然看到哪人骑了一辆漂亮的自行车，他会立即让司机停车，然后自己追过去问那骑车的人这车是哪儿买的。得到信息后，徐钊会千方百计或上商场、或直接上自行车厂去把那漂亮车子的情况摸个透。

徐钊很爱用“一网打尽”这个词。

比如要求自己和部下积极认真地参加各种展览会等这类以最简捷的方法，获取最多行业信息的方法，便称其为“一网打尽”。

参加过展览会并非就完事了，回来需要作认真精细的分析、总结、罗列。如参加一个文具展览会，你对各种型号的铅笔、本子、橡皮、书包、文具盒、贺卡、信封等等，都得有一个专业商情的认识和掌握。而每个小品种里面还有分支分类的认识与掌握。如纸张一类，它有28克、30克、38克、40克、48克、60克、80克、120克、250克等等，有大八开、小八开。而“开”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张纸头切成几张便叫“开”，切八张的叫八开，切十六张的就叫十六开。而“开”又有大小，所以才有大十六开与小十六开之说。但了解这一层还不够全面。纸张的厚度是克数，纸张还有“一令”、“二令”之说……总之，一个外贸人，你要把生意做得“服服帖帖”，你就必须先把需要了解的商品知识先了解得“服服帖帖”。以为到此就可以蒙头大睡？差矣！你还得考虑这些产品的生产地是否适合你，它包含了运输距离、成本价格，甚至自然气象等等与商品不直接相关的其它因素，因为这些东西都与生意能否做成有密切的联系。当然，货源地的政策性问题、区域性问题更需要认真去研究和制定对策方案。这些都是“一网打尽”之前必须做到的事。

而徐钊认为，要想实现信息资源上的“一网打尽”，光考虑外贸人员自身的一方还远不够，还要努力让供货方成为你的“一体化”成员。为做好这一点，徐钊经常将供货商一起拉进国内各种展览会，为他们摆摊设位，宣传产品，展示形象。徐钊始终认为，要把中国的外贸做好做强，既要突出外贸专业公司的优势，更要注重发挥产品厂家的优势。对外贸公司而言，货源厂家比客户还重要。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货源是否稳定，这是决定外贸公司能否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与一个具有创新意识、信誉保障、产品质量过硬的货源厂联手，瞄准目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地攻克市场，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徐钊之所以那么看重供货厂家的根本理念。

生意人的终极目的是赚钱。代表国有贸易公司的外贸人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赚钱，而中国今天的许多企业是民营、私人企业，他们赚钱的表面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他们个人自己，其实他们与代表国有贸易单位的外贸人也有同样的另一层赚钱目的，这就是共同促进中国的发展。徐钊对此要比别人更具超前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气度。这也使得他在帮助供货厂家发展时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

“其实，外贸与国家的外交有着相似的功能。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做好了，世界上的国家都同我们友好了，得益最多的仍是我们国家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做外贸的，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光掏空别人的口袋，这样的结果，其最后必然导致自己的口袋也空了。明智的理念是：首先要让对方感到实惠和赚足钱，他实惠和赚足了钱，你才会心满意足地赚自己想赚的钱。”徐钊的贸易理念，折射着一种哲学思想，也包含着东方文化的一种“求大同、求和谐”的本质特色。

在徐钊出任五矿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时，这一年他为公司全面打开国际市场立下了汗马之功。而许多人并不清楚，他徐钊在为公司建立这一功勋之前，更多心思是花在帮助那些著名的外国企业了解和获取中国企业与市场上。仅在这一年他参加的德国科隆展览会上，徐钊为了让德、英、法、土等有影响的欧洲国家的企业家们能够进一步“吃准”中国产品和市场，他使尽了浑身能量，让欧洲商人们第一次感叹“原来中国大陆有比台湾、香港、新加坡更优秀的贸易人”。

“你是中国自行车王！我愿意跟你合作。”阿根廷最大的自行车进出口商被徐钊的真诚友情和个人魅力所折服，当下就给徐钊下了30万美元的单子，据说这是阿根廷商人第一次涉足中国之举。而此次展览会期间，徐钊为欧洲国家的几十位商户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这些商户如今成为将中国自行车带向欧洲和世界的骨干力量。

徐钊也因此在众星争雄的国际商界有了“中国自行车王”的美名。

1998年，“中国自行车王”带了助手小王来到埃及开罗参加博览会。著名的开罗横跨尼罗河，气魄雄伟，风貌壮观，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商业中心。开罗也是阿拉伯联盟总部所在地。市内既有苏丹·哈桑清真寺、艾资哈尔清真寺、萨拉丁城堡、阿布丁宫等古代伊斯兰建筑艺术瑰宝，又有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大厦。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则是中埃人民友谊的象征。漫步街头，可见各种肤色的人。本地人，宽袍大袖、俨然古风。在某些街区，偶尔还可见到骑着毛驴放牧的村姑。郊外的荒漠、骆驼以及屹立在眼前的金字塔，又仿佛把人带回到三、四千年以前的法老时代。但这一切徐钊都没心情欣赏，他埋首于样品、样本、客户资料，掂量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徐钊已积累了1995年洛杉矶、1996年科隆、1997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丰富经验，而徐钊仍然还像第一次出国参展一样细心周到地研究了每一个细节问题。比如以前出国参展样品只带一个，这次热销商品的样品就带了2到3个，有的客户要当场取样，这样便可当场交给客户。否则如果等到回国后再寄，费用大不说还耽误时间。此次开罗博览会上中国有十个公司的展位，徐钊的展位被安排在最前面。整个展览会10天时间，其间大会安排去金字塔、尼罗河、埃及国家博物馆等名胜古迹参观，徐钊无暇去观摩欣赏。虽然身为一个学者，他特别向往去一睹世界第一奇迹埃及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也渴望能在游艇上欣赏尼罗河两岸的美丽风光，还有埃及姑娘热辣辣的“肚皮舞”……但为此要损失半天或一天时间，徐钊实在不舍得。对一个外贸工作者来说，展位就是战斗的岗位，展览期间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与徐钊一起去的业务员小王心里不免有些埋怨“工作狂”的经理，可当她看到外国商客对“中国自行车王”的那股涌自内心的亲切感，小王渐渐明白自己的经理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展位。“开罗作为阿拉伯市场的中心，代表中国水平的苏州外贸商品原先在此却是一片空白，我们的任务就是来开辟战场的。”小王不止一次听徐钊说过这样的话。而通过此次参加博览会，徐钊他们手上一下有了十几个客户，而且都是大的客户。这真是一分辛勤一分收获，老天不负有心人。直到现在，埃及的市场每年有300万美金以上的订单。那次徐钊组织的中国展览展位，也被开罗国际展博会组委会评为最优秀展位，徐钊本人荣幸地受到开罗市长的接见。

“中国自行车王”的名声从此也在中东世界响起。

一般来说，展览结束后，是参展人员可以放松的时光，一是任务完成了，二是订单手上握着，玩起来也轻松愉快。加上展览会的组织者也为与会者作了精心安排。但各路商户没有见中国的徐钊和小王登上出游的轿车，而是忙着“打的”上当地的几个大进口商那儿拜访去了。其中为了到亚历山大市的一个进口商那儿去，徐钊他们花了五个小时的路程。

那一天，徐钊和小王与这位亚历山大的客商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洽谈到傍晚，奠定了苏州外贸与这个埃及名城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从那次的经历，我才理解了徐总为什么能够抓住那么多大户，他靠的是像我们苏州姑娘绣花一样的精细本领。”与徐钊同行的小王事后深有感触地说。

徐钊在跟我们谈起此事时，讲了一个细节：

在亚历山大结束拜访后，徐钊他们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到埃及的另一个城市汤塔。汤塔在埃及相当于苏州或无锡这样的城市。当日因为时间紧走得太晚，路上共花了5个小时，从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路上，出租车司机突然停下，问徐钊说我能不能耽误你们半个小时？徐钊不知其意，说为什么？司机说，他刚才看到后面有辆出租车抛锚了，我得帮他将车拉到维修站，否则这位出租车司机就惨了，他得在露天呆一夜……“那就去吧！赶紧去帮他一下。”徐钊立即反应过来。

“这事让我印象深刻：人家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文明程度没有我们现在高，可你瞧人家的道德水准！这让我联想起生意场上的事。都说生意场上大家为了赚钱你死我活地斗，其实这是错误的。生意人之间最需要相互之间的帮助支持，而且常常需要关怀一些与生意无关的可又是公共义务层面的事。这样的生意人才能受人尊敬，生意也会越做越大。”徐钊对生意行当越深入，理念也越深刻。而他说，“中国商界许多人恰恰忽视了这方面的素质。”

在埃及，还有一件事也让徐钊受感动。参展期间，有一辆展车的车铃不见了。这本来是件小事，谁也不会在意。徐钊和小王更没有将其当回事。可第二天他们刚站到展位，只见一对埃及夫妻带着一位小孩，来到他们的摊位，说他们的小孩昨天拿了你们的车铃，现在他们是带孩子来让他向你们道歉的。孩子的母亲又说，她的孩子特别喜欢你们中国的这个车铃，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

“OK。但不用卖，我们愿意将车铃正式送给这位小朋友。”徐钊惊异之余，充满感情地对埃及朋友说。

“谢谢，谢谢中国朋友，你们真好。”这一家人喜出望外。

“可真正受感动的是我们。”徐钊说，通过这件小事，他和同事们深深感受到了埃及民风的淳朴，这也更加坚定了徐钊他们与埃及人做生意的决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埃及人非常讲诚信。由于中埃两国关系比较好，加上徐钊他们这样一批同样让埃及朋友感到真诚与友谊的外贸人的辛勤工作，使得埃及老百姓对中国货十分认可。友谊和生意一起发展，这是徐钊这位具有思想和战略眼光的中国博士商在从事外贸工作中一向追求的“双管齐下”的“双手硬”操守。

“把生意做好的同时，又要维持中国人的良好形象，还要发扬光大。这在国际外贸中绝对不是一句大话，它在我们点点滴滴的培养和感受之中，而且这种培养与感受，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徐钊说。

故事仍在继续。这是开罗展览会后的第三天……

徐钊带小王去离苏伊士运河不远处的一个贸易自由港——赛德港。在这里他们要拜访两个客户。一个是交易会上认识的自行车进口商，还有一个则是徐钊在国内时从“埃及商务”簿上查到的。徐钊知道此人是自行车进口商，可就是不知道对方的地址。由于生意领域的特殊性，在参展时徐钊他们不好通过另一个自行车进口商打听此人，所以徐钊只能另想办法，最后他们不得不找到当地邮局，让邮局的埃及朋友帮助找这个自行车商人。邮局工作人员明白徐钊他们的意思时，极其友好，马上查到那家公司的地址。当徐钊他们不辞辛苦地找到那家自行车进口商的老板时，对方惊喜不已，说：仅凭中国朋友不远万里，这么真诚地来找我们做生意，这个生意我们就做定了！

订单就这么简单地到了徐钊手里。

第一次生意，按惯例供货商要求进口商付一点预付款。埃及朋友问徐钊应付多少，徐钊说进货款额的30％足够了。

“我先你们50％！”埃及朋友如此痛快地挥笔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国际贸易生意，再没有比零风险的生意更让人放心的了。徐钊用自己的真诚与细腻的为人，在一个个陌生的异国商界中为自己的国家和单位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零风险生意”。

“噢！我的中国朋友是‘十大杰出青年’！你们放心跟他做生意好了！”埃及朋友在徐钊公司的网上得知徐钊被评为苏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后，逢同行就为徐钊宣传。这使徐钊这位“中国自行车王”的名声在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广为传播。

“戴维徐，你的名字怎么跟苏州的名字一样呵？”徐钊的中文名字，在埃及人的英文发音中，恰巧与“苏州”二字的英文同音，使很多外国朋友感到很惊诧和好奇。

每每此时，徐钊笑得很开心，他会以其独特悦耳的苏州吴语讲述自己家乡及祖国的美丽与友好。“做一个国贸好商人不易，赚钱多少是一回事，而珍视对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的那份感情与尊严常常更重要。任何时候待人要真情、真意、亲和、谦逊，同时也要不卑不懦地做人……”徐钊建立了以商贸活动作为锤炼人生和国格的一种崇高职业境界。

意大利米兰是一个古老与现代交融的欧洲城市，她一直是意大利经济、金融、时装业的代名词，是意大利的“经济首都”。米兰全市集中了意大利全国化学工业的20％，冶金工业的15％，机械工业的8％。还有其它重要的工业如橡胶、制药、家电、服装、纺织、食品等等。米兰更是著名的博览会城市，它与巴黎、莱比锡统称为“世界三大国际著名博览会之都”。有一个专门组织机构“米兰博览会”（FIERA MILANO）就在此，她始创于1920年。从1923年起，“米兰博览会”一直将会址固定在城西的多莫多索拉广场（PIAZZA DOMODOSOLA）1号。

这一年米兰国际博览会期间，徐钊带着助手小张和小施去参加。意大利市场一直是徐钊想致力开发的。但传统的印象中，都认为意大利人没有德国人那么豪爽和讲信誉，也不像埃及民风淳朴，意大利人总有一种让你感觉很难与其走近的感觉，似乎对你永远设防和保持着距离。如何打开这样一个国度的市场，徐钊颇费一番神思。

可徐钊赴“米兰国际博览会”，志在必得意大利市场。

那天，三人乘坐汉莎公司的飞机。飞机晚点，深夜3点才到米兰。徐钊他们第一次到意大利，事先也没有跟博览会的任何人联系。但令徐钊等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一下飞机，就见一位意大利客户在机场一直等着他们。

徐钊感到心头一热：意大利人并非拒人千里嘛！第一感受让徐钊充满了对意大利人的好感。接下去的事更叫徐钊终身难忘：因为当时时间太晚，一下找不到宾馆。意大利朋友就支起随身备好的两顶帐篷。大的请徐钊和小张、小施他们住，意大利朋友自己则睡在另一个小帐篷里——帐篷就搭在公园里，这是意大利人的家常便饭。“谁说意大利人不好接近嘛？这是个多么讲情意的民族啊！”那一夜徐钊他们虽然睡在公园里，心头却一直是热乎乎的。

第二天布展。因为随身的工具被机场暂扣，所以在布展时遇到很大麻烦，要什么没什么，哪想在他们一筹莫展时，隔壁的一家意大利商户见情景后，主动给徐钊提供了全部布展工具，其态度热情又友好。徐钊他们完全被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及意大利朋友感动了，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们开拓这个处女市场的信心。“也许那次我们真的受了意大利朋友真诚和友好情谊的感染，我们的工作干劲与待人处事特别努力和周全，结果为我们苏州主推的‘小羚羊’自行车赢得了突破性的市场份额。从那年起，意大利商户每年要给我们的‘小羚羊’下3000辆左右的订单！如今中国苏州的‘小羚羊’不仅在米兰，而且在罗马等地尽展风采……”徐钊对意大利市场的感受始终那么好。

徐钊的真诚为人和商业才华得到商务部和外国专家局的重视，在全国选拔的为期一年全国首期tO学习班60名候选人中，他脱颖而出，成为最后入选的全国20名精英，正当徐钊打点行装装备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逊大学公费留学时，他被组织点将到了曾经在几年前将他拒之门外的苏州市轻工外贸进出口公司任总经理。而此时的徐钊，在苏州和江苏省外贸系统都是明星级的人物了，不少单位早已开始盯上他。如省工艺外贸公司、招商局、科委等纷纷向徐钊抛来“绣球”。而在1999年苏州市首次公开招聘副处级以上干部中，徐钊又以优异成绩名列全市第二名。依徐钊的学历和一线工作的业绩，可以说他当时在这一批选拔的干部中最具仕途发展实力。不少老领导和好朋友劝徐钊借此机会在“省长摇篮”的苏州市府谋一要职，这会让他将来政治前景无限。徐钊一笑，说我已经恋上外贸了，最终，他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到了市轻工外贸公司报到。

过去徐钊听说过轻工外贸的一些情况，但报到后他才知道这个已经连续四年亏损的公司，当时账上仅有42000元钱。这钱够什么用？出一趟外差都不够嘛！更严重的问题是：公司在外面还欠了供货厂及运输公司好几笔账呢！一个外贸公司混到这个份上，也确实到了前途无望的境地。由于资金匮乏，业务量就更少，一个月没几张订单。没事干，没钱发，这样的单位自然留不住人。徐钊去之前公司的老总已经撤换了三任。至于业务骨干也都各奔东西。他第一天上班时，时针已到九点钟，公司还看不到一个人。下午三点，徐钊从办公室出来想找个人商量点事，结果整个公司找不到一个人……人心如此涣散，怎么可能干出业绩？

如此局面怎么创造出新气象来？徐钊向市外贸局领导提出了一个“条件”：请允许把他在五矿公司带的自行车工作部人员和业务带到轻工外贸公司来。

“为了便于工作，可以。”外贸局领导与五矿公司老总给徐钊开了绿灯。

徐钊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从五矿公司调来后，放在轻工公司办公楼所有人出入都要经过的门口。“我要的是你们拿出以往工作的良好作风给大家看看！我先把话说在前头：你们现在是这个单位的新员工，谁要是学坏不学好，我照样一律请辞！”一向温性治政的徐钊此时一改风格，拿出铁腕作风要求老部下。

这一招还真让松松垮垮的轻工外贸员工震动很大，上班不见人的现象没几天就改了过来。

但作为第四任新来的“老总”，徐钊知道：要收拾眼前的这副烂摊子，时下最需要的是企业要有周转资金和业务量。但此刻的轻工外贸公司正处于大滑坡时期，想力挽狂澜谈何容易？

到底怎么办？无米之炊的徐钊为此苦苦思索……

“好朋友，兄弟现在有点难处，想请你帮一把……”徐钊想到了一位与他有过十余年业务往来的老客户，不得不厚着脸皮打去这样一个电话。

“没问题！徐总，你是什么人？你能向我开口，是瞧得起我！说，要多少？”朋友一腔豪气。

“50万美金，算预付款，在以后的发货中扣除。”

“说什么呢徐总？我对你还不放心？能交你这个朋友，我十分高兴，只管拿去用，什么时候你重振威风时再说。”朋友到底是朋友，而像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徐钊有好大一批，他们多数是前几年在徐钊帮助下而走上成功之路的企业家和外商。

朋友这笔钱是徐钊用来付还供货厂和船运公司的欠款。但还完欠款，徐钊又两手空空。他不得不重辟新径。

“哇，是徐总啊！有事需要帮忙？”苏州农业银行，徐钊过去业务的结算单位。他们与徐钊有多年的业务交情，建立了良好关系。当听说徐钊到新单位上任一时遇上困难，二话没说：“你徐总就是信誉和保障，3000万元贷款我们负责！”

“谢谢。谢谢！”徐钊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一个人建立信誉的含金量。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农行的3000万元贷款很快批下来了。

第三部 苏州博士商 第七第章

仅仅三个月，徐钊已经让公司开始进入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业务量随之也成倍增长，原来忐忑不安的员工们开始平静下来，他们为新来老总的那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所感染，更为徐钊杰出的业务才能和熟练的谈判技巧所折服。在员工眼里任何问题徐钊都能迎刃而解，有困难找徐钊，总经理室成为“急诊室”。各类外贸出口的突发事件，徐钊一个电话一口流利的外语都能“OK”。

对此，公司“十一部”经理颜铭德颇有感慨：“别看徐钊总经理年轻，可他身上有一股让人惧畏的韧劲。我们部门为了谈一笔176万美元的文教用品代理业务，不知到客商那儿登门拜访多少次，电话也打了无数，可对方就是一直不松口。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就会放弃了。可徐钊知道后，仍然一次次‘逼’我同那客商打电话联系，甚至亲自约见客户，在谈判桌上徐钊以其真诚感人的肺腑之言终于说动了客户，为我们部门拿下了这笔176万美元的代理业务。可以这么说，没有徐钊的这股韧劲，这笔业务肯定打水漂了！”

公司五部的张雷经理体会更深。前年阿富汗有个客户慕名前来公司订五六万美元的自行车配件，可当时我们苏州轻工外贸公司在阿富汗还没有一个业务。阿富汗的局势大家知道，战乱不断，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客户信用根本无从调查。信用保险下不来，做业务就必定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徐钊听完汇报后，认为阿富汗虽然前几年战乱，可它是我们的邻国，现在国家正在恢复秩序，是个非常有潜在外贸前景的地区，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进入。于是果断建议张经理从确认付款方式着手与客户商谈，最后确定客户先付30％货款作为定金备货、出货前一周付清70％余款的方式把业务谈成了。这一着棋为日后整个公司打开阿富汗市场起了战略性的作用。目前徐钊他们的公司在阿富汗每年已有300万美元的自行车出口业务，为国内同行之首。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徐钊初到公司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在创业过程中，徐钊以其娴熟的外贸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带领公司员工攻下了一个个堡垒，公司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合作，出口商品达150余种。2001年当年就完成了2500万美元的出口额，摘掉了长期以来压在公司头上连续多年亏损的帽子。2002年公司再创佳绩实现销售收入3.6亿元，出口创汇5000万美元。

徐钊以卓著的业绩和才能，再次证明他作为“博士商”的实力。

2003年6月28日，对徐钊和徐钊所带领的团队都是个历史性的时刻。通过改制后的轻工外贸以“苏州恒丰进出口公司”的新名称，横空出世于中国外贸界。徐钊出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法人代表。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和企业的集团化任务，徐钊开始让自己的团队向“中国一流、世界前列”的目标奋进。而这其中，他始终认为人才和团队的素质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才符合“中国一流，世界前列”呢？“我认为对外贸人而言，必须具备五个基本素质：勤奋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外语基础，丰富的商品知识，较好的应变能力，以及他的亲和力。”

为此，徐钊在近几年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上。

“培养人才不是说培养就能培养的，它跟种花栽树一个道理，你得细工慢活，你得倾注心血。”徐钊从自己的成长历程，清楚一个优秀外贸人所需要的一步步台阶。因此他从招聘大学生的第一步就十分认真。这几年公司进了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每年在招聘会上徐钊都亲自去。他最不喜欢三类学生：一类是孤芳自赏，一类是好高骛远，一类是眼高手低。又最欢迎“基本素质好，专业素质好，肯踏实工作”的年青人。那些刚进“恒丰”的大学生都有一堂令他们感到新奇的课——“角色转换课”。台上的“老师”就是他们的总经理徐钊博士。“虽然只有两天时间，但徐总像老师一样，生动形象地给我们介绍公司概况，讲述外贸形势，以及如何把握风险，谈判技巧，如何为人处事等等知识，让我们很快实现从大学学生到外贸员工的角色转换。”大学生新员工如此说。

课还在继续——平时员工们除了忙于业务外，他们随时可以听到徐钊总经理一次次具体而生动的讲演，其内容对味，又时感惊心动魄——

“……比如汇款单，一部分信誉较差的客户，一般在星期五‘安排’汇款，他们利用了星期五下午这一特殊时间段，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不上班，星期五下午四点半以后就查不到了，所以他催你，逼你，说这批货已经到了，如果你不放单，就会要你出许多滞港费。如果你再不放单，就会如何如何。许多经验丰富的业务员在这个时段‘心软’一把，结果形成大错，到下周一、二永远查不到这笔货款。还有DP的这种付款方式，银行交单，虽然货物是交给银行收单的，但上面写了银行的抬头，而地址是他们公司的，所以你的提单等于是寄给了他们公司，故而一定要查清楚银行的地址，比如美国花旗银行在纽约分行是不是这个地址，这很重要。这虽然是些细枝末节，可一不小心就会出大问题。还有装运时，对方货代（货物代理商）总要仔细严格审查，如果对方的货代资格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他没有合法的代理权，那么你的货物交给他，就等于交给了一匹狼，因为他的货单是没有货权凭证的，等于你的货扔给了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其结果可想而知，那可是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货物啊……”

徐钊娓娓道来，新员工听得聚精会神。

“国际贸易战线比较长，收款时间较慢，风险也在时时处处。那么怎么防范呢？首先得把好信用证这一关。而我们要知道，客户开的信用证，仅仅是客户保证付款的承诺，它并不代表其它，恰恰相反有时它是让你掉进去的陷阱。因为客户通常在他所需的项目里提出各种条件。不研究对方的信用条件，哪怕漏一条，你都可能完全陷入困境。别看人家信用证开给你多少多少购货订单和多少多少汇款。假如只要你做错或漏掉了一项，你辛苦干了一大通可能白流一场汗，甚至还要赔本舍命……”徐钊还在讲：“谈判的技巧，也不能急于求成，拿到一个好的项目，你不能立即喜形于色，因为下面还要与客商谈及价格等等事宜。一个细节谈不拢，就可能完全丧失整个项目。但谈判通常起伏不定，出现了困难，你也不能轻易地放弃，放弃就等于前功尽弃。谈判是一种意志的考验、一种能力的展示；它又是一门艺术，让你理解别人、认识自我；它更是我们贸易人成功与失败、业绩与效益的接力赛，也是我们汗水和智慧的体现过程……”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管理者，徐钊比谁都明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今天的“恒丰”能成为外贸系统的一面创汇旗帜，从某种意义讲，就是徐钊抓人才培养的结果。现在他的公司里有一批年轻人每年业务量在1000万美元以上，正是他们使全公司的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不太同意一说人才好像就是那些年青人，就是大学生、硕士博士。其实人才人才，应该理解为人尽其才。中国的社会是从长期的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我们今天讲发展、讲经济，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不从单位的具体实际出发。如我们外贸系统，过去一直是热门单位，进外贸要靠‘关系’，而这些‘关系’进来的人在专业方面不一定很强，但还是有不少优秀的同志在外贸岗位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如果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使所有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是一个企业管理者的全面人才观。”徐钊来到轻工外贸和“恒丰”后之所以能用短短几年时间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其中原因之一，就如他讲的一样，他做到了让每一个单位职工才尽其用。

老同志郁序新自觉在公司是“老人”了，所以干业务时显得非常保守。徐钊觉得老郁工作稳健踏实，有外贸人必须具备的不少优势，因此为了发挥这位老同志的长处，他坚持让老郁参加广交会。在激烈和快节奏的交易会舞台上，老郁学到了徐钊所期待的敢闯的作风，加之老郁办事稳健老练，不少客户很愿意与他谈生意，这使得老郁收获颇大，感受很深。从此老郁越干越活跃，当年个人出口量超过400万美金，成为全公司“老当益壮”的典型。年末公司职工聚会时，徐钊带领干部给老郁敬酒，老郁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徐总，如果没你，我这一辈子也就等下岗了。可现在我一点没觉得自己老，我至少还要为单位、为国家干上几年。”

“老同志有很多优势，他们外语好，业务熟悉，为人又谦和。如果恰当地给他一个舞台，他们的作用一定很大。过去公司老职工作用得不到发挥，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机制上没有什么措施。年轻人眼灵脚快，信息掌握得及时，他们的业务来得也快。相反老职工在这方面就处在劣势。这个时候管理者就更应该为老职工提供平台和资金保证，让他们树立干好业务的信心。同时还要注意和他们及时沟通交流，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去干。现在我们公司里在业务问题上分不出谁是老职工谁是新职工，他们都干得很欢、很有朝气。”徐钊谈起老职工在公司里的作用时，感到异常欣慰。

现在的公司专职副书记老姚，在徐钊刚上任时是总经理助理，人实在，原则性又强，看不惯那些歪风邪气，但这样的同志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久而久之，老姚因而觉得委屈，有不想干的念头。徐钊与在老姚接触中，认定他是个一心为公、坚持原则的好同志。“老姚，既然我们是想让单位往好上走，你也希望有人改掉你向他指出的毛病。但你要让他改，先得让他接受你的意见，而要让对方心服口服地接受意见建议，这里面就有个方法和方式问题……”徐钊与老姚几番促膝倾谈，使这位老同志明白了好的愿望还必须再加上好的途径才能实现。从此老姚很快成为既能独挡一面、又善于团结大家的领导好助手。徐钊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很多时间在外忙于业务，他觉得平时有老姚这样的同志在家会让公司上下运营十分正常，于是极力向上级推荐老姚担任了“恒丰”的专职党委副书记。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恒丰”发展突飞猛进，老姚的党务工作功不可没。

女职工徐小兰，是原来的“老轻工外贸”，由于她顶撞过领导，被安排到与公司合营的一家企业。徐钊一次上这家企业，发现徐小兰很正派，给领导提的意见也非常有见解。徐钊心想：公司要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当领导的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是有徐小兰这样出于公心，能及时向决策者提出一些告诫的人有什么不好？于是徐钊找来徐小兰，与她长谈一次，并希望她回到公司来。

徐小兰有些意外和吃惊：“徐总，你真的要我回来？”

“当然。而且我还想让你当储运科的科长。我知道你原则性强，组织能力又好……”徐钊的话让这位女同志顿时热泪盈眶。

“我……我一定干出个样子来！”后来担任储运科科长的徐小兰确实也有一套，很快让这个原来比较落后的部门一跃变为先进单位。被公司重用的徐小兰事事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她管的货物、报关、退税、供货集装箱等事务，徐钊和公司一点不用操心。过去储运科是个谁都不愿去的部门，原因是它工作苦、收入低。徐小兰通过与同事们不断改进工作，部门的效益迅速提高，现在职工每年的收入都能达到5、6万元。储运科的同志们说，他们的女科长虽然年龄过了50岁，可干工作还像当年的“铁姑娘”。

“常听有些成功企业家在谈论企业辉煌时，总把自己看成是企业的救世主。其实一个企业的成功，管理者和决策者固然非常重要，但要使企业长期稳健地发展，关键是企业的主人们是否能够长久地保持向上的干劲和团结的力量。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就像一个钢琴手，如果他能用十个手指非常到位地弹好每一个琴弦，那这台钢琴发出的就是动听悦耳的乐章。我们公司有个叫施宏的同志，每年都给公司创造200万的利润，是公司的功臣。我作为老总，内心非常感激他。小施个人素质好，能抵御各种协作单位的‘进攻’，平时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但对待这样的同志，做领导的就该为他们多想想。因此，我和公司的几位干部平时从各方面努力去关心他。我本人为了给小施找女朋友，就跑过数次。后来小施要结婚买房子，我又动用自己的关系，给他找好的地段，好的楼面。业务上出现问题时，我也会及时帮他处理。去年5月14日小施结婚，邀请我作为证婚人。小施在结婚典礼上说了一段在公司成长的感受，让在场的人都很感动。而我听了也感到无比欣慰。”徐钊讲的这个小施，现在自己也带了三个徒弟，他常说当年是徐总带了我，如今我也应该无私地把学到的东西传授给新同志。公司的同志夸小施，都说他身上有徐钊的风格。

“现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一个企业说，能否构建和谐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是确保企业生存的重要条件，这也应该是每个单位的党政负责同志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对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可能就是在一些细微的具体事情上、一些与职工的关系问题上。”徐钊常说，对自己的部属，不能只知道强调他们为企业做了多少贡献，而不知道平时如何为他们精神和生活中注入营养。所谓注入营养，就是注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亲情有时比说教更具力量。”这是徐钊的理论，也是他的主政理念。

老高是恒丰公司的老看门伙计。他的第一个女儿丧身于一场车祸，现在的小女儿才十岁，可老高现在却五十多岁了。日理万机的徐钊，并没有忘记对这样一位普通职工的关心，每年徐钊坚持要看望老高一次。老高全家现在养成习惯：董事长来家，是他们家最隆重的事。而徐钊除了一年一次的探访老高家人外，还经常利用出国出差机会，给老高的女儿买些小礼品和学习用具。老高逢人常说：“在恒丰工作，我感觉比在家里还舒心。”

员工李强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但由于平时业务量大，整天在外跑，慢慢地对家里的事关心少了，老婆下岗后李强心里不是滋味，一度情绪低落。“李强，我帮你夫人找了一份工作愿不愿意去？”一天，徐钊问李强。李强一听发愣：徐总，你这么忙，连我家里的事你都全知道啊？徐钊笑笑，先别说我们俩的事，你先说愿不愿让你爱人上货运公司做货代业务的内配员，只是工作稍辛苦些。李强忙说：啥辛苦不辛苦，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有你徐总这么关心帮助，我们没说的，保证干好工作。去年年底，李强夫妻一起上徐钊家拜年，李强爱人对徐钊说自己现在已经在合资的货运公司当调度了，一个月1800港币，年底老板还发了5000港币奖金。“徐总，我爱人能有今天全靠你。我向你保证：我李强一定在恒丰死心塌地的干好工作！”李强哽咽地说。那年李强带领的业务九部以1400万美元的业务量，跃居第三名。

我们采访徐钊时，正值今年春节期间。那天徐钊的手机不断有“嘀嘀嘀”的短信响声。徐钊偶尔看一看，又会心一笑。这引起了我们好奇，问他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员工打来的。”徐钊亮出手机，读着短信：“这是财务总监姚祺福发来的，我给你们念念：恒丰崛起，是总经理有统军将才；领导支持，让老同志焕发创业激情……”

“蛮有诗意嘛！”我们都笑了。

徐钊笑：“你们都是作家。作家的创作来自灵感。一个单位的职工，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地想用歌声和诗句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时，我想可能就是一种和谐的体现。不久前我们公司上合肥开年终总结大会时，业务六部今年出口创汇达2300万美金，成为部门创汇的全国第二。两位副经理精心准备了节目，七个人齐唱‘恒丰公司好’，唱得全场掌声雷动。我也很感动，因为职工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我也是鼓舞和激励。当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一件小事：有个女大学招聘到我公司后，工作非常好，她是镇江人，结婚的日子定下后，我曾答应过一定去当她的证婚人。可那天特别的忙，需要我处理几件大事。单位的同志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是不会离开岗位的，但大家又十分希望我能同他们一起先往镇江去参加这个女孩子的婚礼，因此他们在楼下一直等着没有走。但那天我确实被繁忙的事弄得有些晕头转向，也十分疲倦。我办完事后以为他们早已到镇江去了，下楼那一刻，看到好几十个职工都在雨中等着我上车。我当时心头一震，二话没说，立即钻进车内……到镇江后，我用沙哑的声音为这位女孩子主持完了整个婚礼，下来时身子都有些摇晃。这女孩和她的父母、亲友不知跟我说了多少感激的话，我则对他们说，其实我很开心，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自己和单位的职工是心贴心、情连情的，你们说还有比这更让人舒心的吗？”

这就是徐钊，一个充满激情与智慧、充满朝气与亲和力的苏州博士商。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我受恒丰77位员工的委托，在这里向大家汇报工作。在苏州市府、外贸集团总公司的领导下，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我们‘恒丰’历史性地突破了1.23亿美元的出口创汇，成为苏州市一支不可忽视的创汇大军。在这段过程中，演绎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走过了一段艰苦而光荣的心路历程。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获得了苏州市工商局授予的AA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公司完成了IS9001论证，出口五部以4500万美金的骄人战绩傲视群雄，被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五一劳动奖’，我本人也依托恒丰公司的强劲增势，荣膺苏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并被团市委授予了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当然最重要的是去年9月，购置了公司新的办公大厦，占地面积6700平米的恒丰大厦，屹立在凤凰街的265号，它将成为我们恒丰人创业过程中一块坚实的里程碑，将和我们恒丰人一起去实现我们的光荣梦想。虽然取得了这些成绩，但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无论是业务上，还是管理上都还有需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最后让我用刘欢的歌词结束我今天的报告：所有的成绩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让我和我们恒丰人一起从头再来！”这是徐钊在2004年底向苏州市领导汇报时的一段让人心潮澎湃的话。

2004年，徐钊领导的“恒丰”公司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进出口总额1.37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算大，但如果知道这是徐钊带领的一个只有几十人组成的外贸团队所创造的，你就会感觉到它非比寻常，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这位苏州博士商给我们提供的许多可借鉴的深刻思想和超前理念。

我们的事业需要高智商的人才，更需要那些对自己的职工和人民充满感情与亲和力的、能对国家和民族进步与发展事业倾心倾力的如徐钊一样的高智商人才！

徐钊已经为这样的人才树立了一个榜样。

（注：本文何建明与唐晓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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