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 尤迪特……和尾声 尾声 ……我来给你讲吧，老兄。我知道什么，就告诉你什么。你要当心那些在水泥厂工作的家伙们，离他们远远的。你盯着我干吗？……你不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你不看电视吗？……嘿，你是个新手，还非常嫩。在这个美丽的大村子里，在纽约，你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呢。看得出来，你刚来不久，手头不宽裕，逃难来的。如果你能拿到居留身份，那你该谢天谢地。你要少说话。因为在这里积聚了各种各样的流氓无赖。不过，咱们两个都是从佐拉来的，应该团结。我这儿有一瓶“血腥玛丽”。喝吧，兄弟。 我告诉你，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跟那些水泥工人凑得太近。我们这条街是第四十六大道，还算得上干净。但是再往下边，在第三十八大道，就能遇到黑帮成员……你知道，他们属于黑帮家族。半夜过后，永远不要到处闲逛。假如在路上遇到一个或两个，你得非常小心，跟他们要非常礼貌。因为家族首领们喜欢这个，喜欢礼貌。怎么能认出家族首领？……这个嘛，首先是非常绅士。他们全都是优雅的绅士，所有的人，留着大鬓角，全都这样，像模像样。衣服，鞋，什么都是最好的，款式合体。他们还戴礼帽。他们付小费出手大方，从裤兜里掏出一叠绿票子，用左手。他们连看都不看，也不管是华盛顿还是林肯，随手把钞票丢过去。星期天在教堂里做弥撒时，当辅祭神父拿着绿色的粗布袋子走过来时，他们也是这样掏钱。你或许在电影院很棒的片子里看到过类似的场景，真是那样。但是，如果哪个家族成员跟你搭话，叫你去干夜班，你必须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谢谢，这不是我的专业。 家族头领们？他们才不会在水泥厂里工作呢。那些都是体力劳动。他们是首领，用脑袋工作。体力劳动则由家族中还在学徒的小喽啰去完成。这是临时工的差事。一个家伙半夜回家，想都不会想到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就在他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职手”跟着他。汽车就等在那儿。“职手”在外套下面藏了根铁棍。棍子的末端有一个钩子，就像一个人勾起来的食指。在街角，他从身后挥起铁棍，将铁钩打进那家伙的脑袋里……动作干净利索，就这么一下。没有争论，没有对话。这时候，要拦腰抱住这个市民的腰，因为他当即就像麻袋一样倒下了。他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河边，那里有一只装满水泥浆的箱子在等着他。他们把尸首放到箱子里，动作轻柔。随后，他们把箱子钉死，滑进河里。据哈德逊当地的人说，哈德逊河底的泥沙中躺着许多这样的箱子。你知道，就像阿提拉大帝的棺材。那是一个技术工种，需要由“职手”来完成。你要非常小心。首领也许会告诉你他想要你做什么，但你只要说：“不，谢谢，这不是我的专业。”你继续在车库里做你的送货员。我们这些佐拉人要相互关照。 当然，过些年你也可能会进入上流社会，我并没说这个绝不可能。如果那样，完全是另一种游戏规则。不过，我们得学会如何在这里生活。在第三十八号大道，你要绕开那些酒吧，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工作总是有的，可是！……举个例子，当他们寻找游说者时，你知道，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说服一个人，要他每周为借款支付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这些人也要避开，但要态度礼貌。你只需跟他们讲，你不能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你的发音还不行，你还没有学会纽约人爱听的那种发音。发音会制造出许多的麻烦。由于我的发音不好，黑人们不允许我进入他们的乐队……要知道，铁托出访布达佩斯时，我曾给他敲过鼓。这是以前的事了，一九四八年之前，当时收音机里还没有大喊大叫地要铁托的走狗们滚蛋……黑人们跟我说，我敲鼓全都带着“口音”，我不是一个好鼓手……这就是发音问题……当然，他们只是嫉妒和种族歧视。为此我非常沮丧。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好到这里当酒馆跑堂。现在你知道了吧。你尽管坐着，别动，我再给你倒一点。 你尽管待着，我们有的是时间。晚饭之后，只要剧院还没有散场，客人就会很少。再说，在水泥厂工作的人是不会来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客人都是搞文学的人。他们不像水泥厂的那些工人们，但是他们赚钱很多。什么？……你也想试一试？……好吧，你来试试。也许你行，但不会那么容易。据我所知，在曼哈顿这边，文学是一个很棒的职业。 因为从这里的吧台后，可以看到许多事情。午夜之后，如果他们喝下了第三杯玛蒂尼，之后再喝，就从他们的税里面扣除，因为那算是燃料费……快到午夜的时候，作家们悠然自在地聊天。我听他们讲话，感到非常敬佩，简直是一项重要产业。跟罗马或佩斯那边截然不同……这是我的守护天使，我把她的照片也摆在了这里的柜台上……你看，我还在伍尔沃斯的店里给它配了一个银像框……她说，她在国内认识一位作家，那位作家已经不再写作了，因为他对文学感到厌恶。他一想到文学就会恶心，反胃。所以，只剩下愚蠢的词典他还可以阅读。这人大概是个稀有的怪物，就像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的中国麋鹿。 在纽约这里，我的客人们是另外一类作家。这些人也不写东西，但立即能卖掉他们还没有写的东西。他们用文学赚大钱。他们大多在十一点以后来，这时他们已经在隔壁完成了创作。他们喝酒很凶，总爱喝浓烈的波旁威士忌。有一个小胖子常来这里，很可能是一位大作家，因为他也有一位秘书，总是带着一大群追随者，那些人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他每说一句话，其他人都听得全神贯注，就像在教堂里看神父举起圣器的信徒们。我亲眼看到，他刚刚想出一个书名，他的秘书就拔腿朝电话冲去，当即把它卖掉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他们花二十万美金买下了一部小说的书名，这本书他的老板还没有写呢，只是刚刚在心里盘算，如果突然找到了灵感，以后哪天会动手写。为了这个好消息，所有人都再喝一小杯。他们走了之后，在盘子里给我留下了一张二十美金的小费。因为大作家们总是带着许多朋友一起来。在男人们中间，也有传统的女性。如果你想搞文学的话，那么找一个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文学巨头。 我不看书，我有另外的心性。但是，我很爱看犯罪故事和连环画，上面画有躺在长沙发上的裸体女人，销魂的幻想还没有展开，甜蜜的呢喃就已经结束，大祸临头。身穿铠甲的人朝她俯身，手里攥着匕首，从嘴里抽出一个布条，说：“她什么事也没有，只是脖子上有点血。”我喜欢这类书。犯罪故事是好文学，因为读者用不着费脑子，一看就能明白，没有遮遮掩掩。 我把“血腥玛丽”放到你跟前，你尽管倒吧。老板？……不用管他。他正全神贯注地坐在玻璃门后。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他正在点钱，不会朝这边看的。他是个好人，摩门教徒。他不喝烈酒，只喝热水，爱用高脚杯喝。他不抽烟，因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他从犹他州来，这些人都住在那里。他来纽约什么都没带，只带来一本《圣经》和娶两个老婆的摩门教习俗。其中的一个是他在这里，在曼哈顿娶的。他是一位连锁店老板，开了八家酒吧，其中两家在哈勒姆区。不过我们这家，开在百老汇街角的这家，是最高雅的。 你知道吗，在这附近有两家剧院。一家是唱歌的，一家是说话的。如果他们只是说话，有时候会引起台下的骚动，因为观众不能忍受那么多的废话。我一家剧院都没去过，但是有一天，我花了一张富兰克林，看了一出只说话的剧。我想，让我也当一次天使吧，赞助一把文学。怎么，你连谁是天使都不知道？……哦，就是扔钱看戏的人。只要百老汇上演一出戏，司机、饭店门房、大堂主管，全都会当一把守护天使。我运气不佳，白扔了一张百元大钞，舞台上说话太多了，这里的观众不喜欢这个。最好还是有音乐伴奏，台上又打又踢还唱歌。我不再赞助作家，也不赞助文学。说来说去，还是玩宾果游戏最保险。但你还是在你的车库里等你的好运吧。 兄弟，你在这里必须勒紧裤腰带。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之前，你必须格外小心。我在这家酒吧里已经工作了五年了，我也成了一位先生，有经验的长者。但我始终还在学习。这家坐落在百老汇隔壁的酒吧里坐的大多是“鸭蛋脑袋”。你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脑袋看上去像鸭蛋、头顶尖、长雀斑的家伙。有的人长满络腮胡子。都是些非常聪明的绅士。你都想象不出他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势。我在柜台后听他们讲话，一直听到早晨。他们大约午夜时分才来酒吧，这时候，那些很在乎氛围，喜欢在红玻璃罩内的烛光映照下喝酒的客人们已经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自由地攀谈。你可以想象，我非常注意听他们讲话。 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危险种群……鬼才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但他们比那些大老板还有权势。所有人都惧怕他们。假如谁不讨他们喜欢，就连总统他们也敢杀。有时，当我听到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接下来他们该把哪个家伙干掉，我会惊得目瞪口呆。佐拉的记者们也到这里来，他们给报纸写社会新闻……我听他们议论，谁什么时候跟谁上床了，用什么样的体位做爱。因为，你看啊，新闻自由……可以自由地攻击跟他们不是一拨的人。然后写进他们的书里，印出上百万册，他们就这样传播文化。在所有的犄角旮旯，地铁里的书报亭，各种各样的超市里，到处都堆满了文学。我们这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需要去上比学敲鼓更高级的学校。你看，我亲爱的朋友，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曾在马泰绍尔考服过役，我们偶尔会去“文化馆”，去找小姑娘们。我能够跟你讲的只是，跟我从这里的吧台后听到的文学相比，马泰绍尔考的吉卜赛人妓院称得上是“道德教育学校”。在那里，至少每一位绅士都知道用他的钱进行交易。他们一旦达成协议，老鸨顶多会补充一句：“骑士先生，如果您再添一张十块的票子，瓦莱斯卡连衬衣都会脱掉。”我说了，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对妓院了如指掌，我还是愣小子的时候就常去那种地方。如果把我经历过的一切写下来，我敢说，不会比当下被称作文学的那些东西更糟糕。这些作家也跟瓦莱斯卡一样，能够为了钞票脱得一丝不挂。连女作家都这样，不光只是男作家……他们为了金钱可以连裤衩都不穿，只要人们乐意看，看了正面，可以再看背面。我们在佐拉了解的文学，跟这里的完全不一样……父亲每年买一本挂历，那就是一切。现在我在这里听到这些，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为旧金山的一个恶棍写一本回忆录，可以挣五十万美金。或者写一本自白，讲男孩怎么变成女孩或姑娘怎么变成小伙子，凭这个就可以跻身文坛。这是一个荒谬的职业，兄弟，比敲鼓要命得多。 但是也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客人们在酒吧里讲述的这样。也许这一带也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作家。我曾经听到两个偶然来这里的陌生人热烈地讨论另外一种文学会是什么样的。谁也看不到，只能听说，因为作家已经绝望地将自己送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两个家伙是偶然闯到我们这儿的，他们没有喝“血腥玛丽”，只是喝啤酒。是的，他们很穷很可怜……身体瘦弱，是作家类的，但属于我的情人在罗马谈到的那类作家……用不着非常仔细地观察，连瞎子都会看到，他们置身于这场狂欢之外。也许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另类的作家？……也许他们是大多数，只是没有获得喘息的空间？因为，当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小声交谈时，我也听懂他们说的话，确实存在另一类作家。比方说，他们写诗，一气呵成，流在笔端，就像裴多菲那样……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够肯定的是，这类作家很少到我们酒吧里来。 是啊，打鼓。那是我最想干的事，也是让我最遗憾的事。我并不是说在酒吧里当酒保有什么不好。有固定的收入，有免费的食品，还有小费。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直到退休。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的命运也很不错。我结识了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寡妇，年纪有点大了，但对我非常好……你要知道，我有汽车、住房、电视，还有一台电动割草机，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我没有花园，但割草机是需要的，那是身份的需要。冬天时我跟未婚妻去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像过去住在蓝色海岸的公爵一样。从挣钱的角度看，离开家乡是值得的。但只要我一想到艺术，心里就非常难受。如果不能搞音乐，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我怀着惆怅和记忆在这里生活，就像科苏特在都灵。 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艺术家都不可能忘掉艺术。我偶尔会回想起来，布达佩斯围城战之后，坐在酒吧里敲鼓，音乐从我的内心里涌出，我听从自己真正天赋的指引。酒吧几乎沦为了废墟，人们稍作打扫，腾出一块地方。有壁炉，有氛围，有拿破仑威士忌，有人民民主所需的一切。我在音乐圈里颇有名声，新贵们需要一位鼓手。工作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有时我回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接管了那个地方。酒吧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新的统治者们常去那里，他们出手大方，挥金如土。有时也会来一两个旧时代的军官，都是狡猾的老狐狸，他们攒了几个钱，现在来我们这里借酒消愁……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在迷幻中逃回旧日时光。一九四八年，当新的老爷们来这里享乐，情况发生了改变。终于又有了听我们演奏的人。 你问我为什么在幸运的时候却丢下一切？说来话长，老弟。我不是你这样的经济难民。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位政治难民。 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就像亲兄弟之间那样交心。解放后……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嘴里苦涩……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我都没急着离开佐拉去布达佩斯。我留在那里，日子过得平安无事。我始终喜欢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你明白吗？……总之，我们解放了，伯爵逃到了边境那边。他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他是伯爵。后来，我父亲被强制加入了农业社，他们说他是富农，因为他有四亩地，还养了一些家畜……我父亲说，伯爵也不是好人，但这样将一切颠倒过来也不好。因为，至少伯爵对我们偷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新的老爷，这些穿皮大衣的家伙们，在一九四五年后的一天，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我们村里，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镇公所，软硬兼施地说服所有心怀疑虑的人加入农业社，将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社里，包括自己的和分得的财产，连家畜都要交给农业社……他们不准我们再偷，因为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在打人的时候大声喝道：闭嘴，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 有一天，一位部长来到村里，他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他是一位学者，来我们那里指挥收粮。他用文雅的词语解释他的任务。他在莫斯科过过冬，曾近距离地看到，苏联人如何在秋收的同时还消灭了几百万富农……但我父亲和其他人试图对他解释，收粮之后，他们没剩下足够的粮食可以过冬。部长坐在轿车里说，没有必要抱怨，他们应该理解，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之后，部长在国会大厦里发表讲话，要求对农村的手工匠也进行公有化，因为铁匠、木匠、修车匠全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者，因为他们用钱雇人民为他们工作，他们都是放高利贷的……我父亲是一位铁匠，一辈子钉马掌，磨犁耙。当他得知自己不是铁匠，而是向人民放高利贷的剥削者时，感到非常郁闷。他的手工业经营证被收走了。 我没办法一口气把这些讲完，兄弟。那是一段可怕的时间。我在村里有一位好友，当我们感到自由的时候，他去了布达佩斯。有一天他给我写信。以前他曾经吹过笛子，具体地说，他在伯爵的农庄里剥玉米时，吹笛子吸引女孩子们。他在信里写道，他在布达佩斯一家人民民主的酒吧里吹巴松管，叫我也去，因为需要鼓手。父亲咒骂，母亲哭泣。我心里很痛苦地离开了他们，但是艺术正在召唤我。就这样。我走了。 等一下，有客人来了。Yes, sir, t rock, sir. You are served, sir. 这两个家伙都是苏格兰人。那个留八字胡的用信仰给人治病，用科学的手法，以基督教的方式。另外那个，留着络腮胡的那个，是一位尸体美容师。如果没能用科学的信仰治愈的话，尸体美容师就上阵了。他按照死者亲属们的希望为尸体美容。他们谈论客人时，我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到半夜。他能弄出多种微笑。有天使的微笑，有智者的微笑，有和好的微笑……天使的微笑最昂贵，和好的微笑最便宜。每种微笑都用石蜡处理，按照价码收费。半夜，他们下班之后来到这里，十分专业地喝下三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他们都是有节制、有信仰的人。 在我们那里，在佐拉，为死者洗尸完全是另外一种工作，地位低贱。在这里则很讲究……你不用理会他们，咱们尽管聊咱们的。午夜时分，活人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刚刚下班。他们只有在需要石蜡的时候，才可能会抬眼看你。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说到，一九四七年后，我对隐姓埋名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我去了布达佩斯。我们乐队有四个成员，吹巴松管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和我，我是鼓手。的确，那是我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客人们全都非常民主。我不喜欢谈这些事，只要一提起来就心如刀绞。 因为有一天，我收到国家保卫局寄来的一张传票，要我在上午九点去安德拉什大街……但当时那条街叫别的名字。我要去那里的什么地方，并且写明了楼层和房间号码。我在读传票的内容时，手心紧张得冒汗。随后，我暗自揣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来信，而会在凌晨按响门铃。因为，通常那是按门铃的时间。 我将自己的所有证明材料搜集到一起。民间音乐家证书，证明我是人民的忠实儿子。还有一张政府部门的证明信，说明我参加过抵抗运动。另外，还有我战友出具的证词，他们也都是抵抗运动分子。我还有别的种类的证明材料，但那些都是非常早期的，上面有图章和照片……不过我想，这些材料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我把早年的材料当作废纸扔到马桶里冲掉了。我有一把很老的左轮手枪，同时能上六发子弹，那是四十年代一个弟兄动身去西方留学前留在我这儿的……我把这把手枪埋在院子的角落里已经许多年了。我想，聪明的话，还是让它老老实实歇在那里，因为，万一被秘密警察搜查并找到，我会被送去坐牢的。就这样，我把要带去的材料整理好。早晨，我动身朝歌剧院方向走去。 我从歌剧院门前路过时，在广告柱上看到，今晚正好上演《罗恩格林》。噢，兄弟，我想，如果今天你被秘密警察关起来的话，你就永远看不到《罗恩格林》了。我感到很沮丧，因为作为一名音乐家，我还从没去过歌剧院呢。佐拉根本就没有这类东西，在那里，没有人会照着乐谱唱歌。但我没有办法，只能朝着六十号门牌走去。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前走，没有人会想到我正应邀去六十号。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很早就听说过它，以前叫作“忠诚之家”。嘿，哥们儿，说不定你也会被写入历史……我就这样鼓励自己。什么命运在等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人给我设了陷阱，或是有人举报了我？我暗中盘算，如果关我六个月，应该算是幸运的。不过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注意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没有什么比在警察面前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更糟糕的了。 我猜测，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重大的转折点。在大门口，戴着大檐帽的警卫查看了我出示的传票，然后叫我到楼上去。在那里，另一位同志让我坐在过道的长椅上。我坐下来，动作谦卑。我十分得体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确实有什么值得一看。警卫一大清早就开始换岗，看得出来，同志们连夜都在工作。所有的人都穿着制服，看上去跟三年前差不多……腰系皮带，只是袖章和军衔不同。那些面孔都似曾相识，有几个看上去像流氓无赖……似乎过去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那种感觉，就像在噩梦中看到的扭曲面孔，晚上胡吃海塞、酩酊大醉的胖子……我目瞪口呆，因为现在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场著名的滑稽剧，被“鸭蛋脑袋”们称为的历史。 我坐在长椅上，向楼道里张望。现在，同志们神色匆匆地将轮到的人带进去审讯。有的人必须被人架着，因为已不能自己走路……估计，夜里谈话的时候，他的脚遇到了什么倒霉的事。总之，他被人用胳膊架了起来。也有的人是自己走的，但走得很吃力。楼道里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死寂。寂静中，偶尔透过紧闭的房门，从房间里传出声嘶力竭的吼叫，屋里有人在盘问谁。不管怎么说，寂静比吼叫，比传到楼道里的思想交流更糟糕……因为寂静也可以被理解为：争论结束，被审讯的人已经无话可答，完蛋了。 我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他们才叫我进屋。一个半小时后，我才从那里出来。没有人送我，也没有人架着我。我是自己走出来的，昂着脑袋。一个小时之前，我根本没猜到会发生什么。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成了跟进去时不同的人。我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 我慢慢地走着，就像一个人夜里喝多了烈酒，之后的白天漫无目标地踯躅前行，走一步，退一步半。我径直回到克劳扎尔广场我的住处，我在那里已住了半年，跟人合租的房子，因为像我这类人是很难租到房子的。我跟一位工人共享一张床铺，他上白班，拂晓就搭区间车去拉科什火车站。床是空的，我连衣服也不脱就躺到床上，就像胸口上挨了一拳。我就这么一直躺到天黑。 白天的记忆慢慢又展现在眼前，令人恐惧，仿佛将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你知道，他们把我叫进去时，我想象会有一个膀粗腰圆的大汉朝我扑来，给我一通臭揍，让我变得听话，但这样的情景并没有发生。一个腿脚畸形的老家伙接待我，他年龄不小，戴着角质架的眼镜，没有那么盛气凌人，穿着便衣，讲话声不高。他不是个笨蛋，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温文尔雅。他让我坐到椅子上，递给我一支烟，就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警探在交谈之前会这样做。我看到，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堆材料，他偶尔翻翻，但只用手指尖拨弄两下。看得出来，这些材料他事先已仔细地研究过。他像弹钢琴似的开始了审问。他想知道我在一九四四年做什么来着。 我心里暗想，我要保持镇静，要让他知道，他不是在跟一个弱智打交道。我从兜里掏出材料，所有的材料上都盖有公章。我只跟他说，请他看一下这些材料，看完他就会知道，我始终是人民忠诚的儿子。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感到高兴。他点了点头，仿佛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之后……他始终语调柔和，用纤细的嗓音……他问我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布达佩斯认不认识圈里的人？ 我张大了嘴巴。圈里的人？我认不认识？……我问他指的是什么圈？信贷圈？……还是艺术圈？…… 他看到我不是一个缺心眼的人，于是开始安慰我。他说，好的，好的，我不会再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我对圈子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还是想知道，我在美丽的首都是否认识那些曾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将许多别的信仰的人押送到多瑙河边的人。被押送的人中有妇女，孩子，还有老人…… 他盯着我的眼睛，目光锐利，就像攥在老妇人手里的毛衣针。 我浑身冒汗。随后，我咽了一口唾沫，一板一眼地回答说，当时我还在佐拉，说老实话，当时我连多瑙河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还是轻柔、谦卑地跟他说……的确，我听人讲过，那段时间在布达佩斯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件。 他听我说话的时候，张着嘴巴，就像瞎母鸡在寻找什么，半天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眨眼。随后，他像一个被人摸了胸脯的处女一样露出了笑容。 “您是一个聪明人，艾德。”他友好地说。他叹了口气，又说：“令人遗憾地闪烁其词，但这很好。您是一个说话有分寸的细心人，艾德。”他赞许地说。 我打断他，我说艾德只是我的艺名，我的真名是拉尤什。他挥了下手，表示这无所谓。“不管是艾德，还是拉尤什，您都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他说。他的音调十分诚恳，可以听得出来带有敬意。“令人遗憾地闪烁其词，但这很好。”他重复了一遍。他咔吧咔吧掰着手指，并搓了搓手掌，随后他把烟蒂扔掉，换了一种声音。他声音不高，但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现在，他的目光透过角质架眼镜，仿佛在指甲下扎了一根针尖。 他举起我的档案材料，抖了一抖，用友好的语调说，他也不是傻瓜，我相信不相信？我点了点头，当然相信。于是，他要我仔细考虑一下他说的话。我敲鼓的那家酒吧，他说，是一个高雅的地方。许多人都喜欢去那里，不仅有优秀的民主人士，也有其他种类的人。人民共和国需要那种能够忠实于人民的人，因为存在许多敌人。现在他点燃一支烟，但没再递烟给我。他只是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不像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并没有灯光照我的眼睛。窗户上有栏杆，防止有人突然激动，翻窗跳出去到春风里散步。门前，楼道里，响着刺耳的脚步声。皮靴铿锵有力地踏在地砖上。偶尔，当客人走得慢了一些，会传来一声催促的喊叫。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场景。 现在他又开口讲话，感觉像一个优秀的男生在愚蠢的学校里背诵课文。他说，音乐、夜晚和烈酒会让舌头变得松弛。因此，我在敲鼓的时候，要留心周围。他耐心向我解释说……似乎真在职业学校里学过似的……我必须注意什么。他了解酒吧里的风俗习惯。我要注意那些旧时代的遗老，上等阶层的绅士和那些有钱、有兴致寻欢的人。另外，我要注意那些新出现的人群，那些不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急于抛头露面、发表观点的家伙们。他极其耐心地循循教导，就像在托儿所里跟小孩子讲话。他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公众群体……在公共生活中无处不在。民粹分子、王室遗老、“鸭蛋脑袋”的大亨和戴角质架眼镜的进步人士，他们将胳膊肘搭在栅栏墙上，嘴里叼着烟斗，就这样鼓动那些过去的、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完成他们肮脏的工作，建立一个旧世界，然后，他们用友好的态度采取激烈的行动，接着一走了之，回到乌拉尔老家。这时候，他们……民粹分子和戴角质架眼镜、优雅干练的进步人士……从栅栏墙边离开，郑重、礼貌地将残留的赃物，将这个美味的小国家攥在手心，据为己有。他们首先要将那些侥幸从约瑟夫大叔的肃反中留下性命的老布尔什维克赶回苏联；约瑟夫大叔之所以搞起肃反运动，是因为他对那些同僚感到恼火，因为那些人跟大胡子想象中的战友不一样。他们或者以愚蠢的方式欺骗人民领袖，后来扮演了腐败分子的角色，或者是托派分子，或者是西班牙小说里的浪漫主义英雄……当这些老家伙为了能让自己的身体存活下去而闭上了嘴巴……他们，民粹分子和进步人士便会宣布，他们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好好地建设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说话的时候一只眼睛放光。他说，这些学者多管闲事，他们现在准备向民众讲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人民只相信那些至少跟他们一起在地下和矿井里前进了五年，之后在进入了上等阶层后又站到车床前手拿冷凿切割了五年钢铁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他们或许会注意听。但那些将胳膊肘搭在栅栏上，用浓重的鼻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因为现在轮到这些进步人士向劳动者讲授优雅的马克思主义了……人民从来都是用怀疑的眼神看他们。我要注意这类家伙，他说，因为最近这些人也喜欢去泡酒吧。从他们的声音里可以感觉到，他们急于抛头露面……但在此之前他们既没有下过矿井，也没有蹲过集中营……对于这些人，人民要比对那些老爷们更加厌恶。他讲的话直白易懂，就好像在哪所职业学校里学习过。 我的心脏怦怦狂跳，而且越跳越快，就像我的鼓槌。因为我可以从他的嗓音里听出，他认准的东西，就会凿进你的脑袋……即便不是出于别的原因，也是出于气恼。所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安全出口在哪儿。但除了墙壁和窗户上的栅栏，我什么也没看到。这时我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问：“请您直言，您想让我做什么？” 他喘了口气，随后说，以后我要绕开六十号，不要走近这里。每个星期一次，我要拨一个电话号码。我只需对接电话的人说：我是艾德，问老家伙好。对方就会热情地告诉我，什么时间去哪儿。最好在公园里，长椅上，或在广场，或拉吉玛纽什的导演村，那里有颇有情调的小酒馆。在那里，两个人可以长时间地聊天而不引人注意。他还跟我解释了监视的次序，在酒吧里最主要该观察什么人。如果我看到有人去了厕所，之后不久，另一位客人随后跟去，那么我也要立即查看一下，在犄角旮旯，有没有留下字条或外汇。外汇要留在原地别动，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值班的人，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他们会毫不拖延地紧急处理。人民共和国对专业人士十分器重……他边说边搓了搓中指和大拇指。因为我在酒吧里敲鼓时，可以看到、听到很多东西。 随后，他咳嗽了一下，现在他要跟我讲最重要的话。您要注意所有的人，也包括同志……现在他压低了嗓音说。因为不是每位同志都是真正、天生的劳动者……有的人只是逢场作戏。如果我看到他们酒劲已经上来，开始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在凌晨时分，如果他们表现出亲密和彼此理解的样子……我应该弄清这些人的名字。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交代好任务。他说，我最好勤奋一些。那样的话，我的表现会被记录到档案里，我就可以安静地过自己美丽的人生，在人民民主专政中搭建我的幸福生活。他举起我的档案资料，抖了抖。之后，他向后靠到椅子里，从鼻梁上摘下眼镜，开始擦镜片。我们望着彼此，我的膝盖和大脚趾上感到一阵冰冷，他想让我，一位鼓手，成为专为国家保卫局唱歌的金丝雀。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平静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嘟囔了一句，让他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为什么不呢，当然可以，我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直到明天中午。他微笑着告别，嘴咧得很大，就像过去消毒剂广告中的漂亮男孩。我回到住处，已经不再幻想去听罗荷林的音乐会。直到下午我都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吃，什么都没喝。我嗓子干燥，很不舒服。 我从床上爬起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穿上燕尾服，我该出门上班去了。系领结时，我的体内感到了什么。在我的肚子里或脑袋里……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时的感觉。我知道的只是，我掉进了陷阱。这些家伙选中了我，一位鼓手。就像在旅馆里选择服务生，在大使馆选择女佣，在单位里选择可心的女秘书……用不着职业培训，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想让我做什么。我嚼着面条，嚼了好久。我用不着报名参加辅导班，我即使不接受系统培训，也知道是什么课程。再清楚不过，这些人一旦抓住了谁，就再也不会放开手。我没有喝多，但还是感到身上发冷。我动身上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夜。酒吧里，乐手们已经开始调琴。他们中有两位是老相识，我对他们非常信任。吹巴松管的那位是佐拉人，是他介绍我加入这支乐队的，很铁的哥们儿。弹钢琴的那位，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其实狗屁不是，他是为了谋生才搞音乐，我对他也不抱怀疑，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相信，当年是他举报的人。拉手风琴的，很早就已经活跃在爵士乐圈里，凌晨的时候，偶尔有人打电话给他……估计是心上人打来的，但也可能是秘密警察。对这个人有点吃不准……总之，我心里感到非常悲哀，仿佛已经猜到，我的艺术生涯结束了。对艺术家而言，没有什么比预感到要放弃自己的职业更令人心痛的了。你别以为我是个白痴，炫耀卖弄。众所周知，在职业圈里，我是匈牙利最好的鼓手……我跟你实话实说，用不着假装谦虚。我的守护天使也这么说。她肯定清楚，因为她在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工作，并在那里受到了熏陶。 那天晚上演出开始得很晚。临近午夜，第一批客人才到，都是国务秘书。来了三个人，穿着条纹裤子，还戴着领带。虽然当时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那样的人才，但国务秘书实在太多，没有谁能抱怨，这种人太少。他们成帮结队地来，就像雨后田里的老鼠。这三个人的形象都很不错，相当健壮。他们还带来了几位女士，估计那几位女士也是国家政要，因为她们也都很富态，看上去营养很好，有资本不用在意自己的形体线条。跑堂迅速把桌子推到舞台跟前，请他们在那里坐下。他们亲切地打着招呼，情绪很好，显然他们刚刚当上国务秘书，不久前还在干别的……其中一位我认识，去年还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在这家酒吧里兜售地毯。他从哪里搞来的商品？最好还是别问为妥……当时有很多人在变成废墟的房子里搜集地毯。 陪他们来的还有两位常客，诗人博尔绍伊·劳约什，战地记者莱普申尼·尤什卡。这些都是酒吧的常客，总是半夜在酒吧里现身。午夜过后，诗人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惆怅谋生。他试探着，看哪位新名人会邀请他坐到桌边，随后讨要一个职位……一旦酒精开始发生效力，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他母亲的照片，多愁善感地给大家看。他有过两个母亲……一位很高贵，辫子盘在额头上，就像在迪亚克·费伦茨的棺椁旁祈祷的伊丽莎白王后。还有一个是身材瘦小、走路蹒跚、满脸皱纹、头裹方巾的农家妇人。他揣测客人们的心思，给他们看他们可能愿意看的那张。现在，他坐到了埃切迪男爵的桌旁；巴鲁·埃切迪是跟未婚妻一起来的，随行的还有一位高大魁梧的退休中士警官，因为他有这样的习惯。男爵也是酒吧的常客。诗人满腹惆怅地说： “唉，这个时节在我家乡的那个小村庄里，田鹨已经变黄了……” 但是，男爵现在没有情绪听他讲。他反感地看着诗人。埃切迪男爵是个肥胖、大肚子、嫉妒心很强的男人。他心怀疑惑地朝未婚妻和退休中士警官眨了眨眼睛，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撇了撇嘴，就像在罗马美术馆里展出的一幅著名油画里的恋人——厄洛斯和普赛克。他烦躁地说： “拜托了，博尔绍伊先生，别再唱这类天主教色彩的田园牧歌了。您要知道，我是一个神经质、爱泛胃酸的老犹太人。田鹨变黄了也打动不了我。它爱黄就让它黄去吧。”他恼火地说。 诗人感觉受到伤害，坐到了国务秘书们的酒桌旁。他在那里尖叫道： “给新闻界一支雪茄吧！……” 跑堂立即叫来卖雪茄的小贩，诗人伸手抓起一只老布达烟厂生产的交响乐牌的铁皮烟盒。其中一位体格最健壮、佩戴了勋章的国务秘书，招手把跑堂领班叫到跟前，让他把这盒烟记到自己账上，因为国家财政赞助文学。战地记者莱普申尼·尤什卡态度冷淡，表示没有这个必要，他口袋里也塞满了钞票。他傲慢地说： “这个你们别管。反正我早上要去经济委员会。” 国务秘书毕恭毕敬地问： “是不是要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战地记者说： “我不知道，但在那里可能还会遇到美国人。” 他们嫉妒地望着他，因为有消息说，尤什卡将被正式任命为负责遗弃财产与食物的政府特派员。这是曾经的人民共和国里最抢手的职位之一。吹巴松管的朋友说，假如把一笔遗弃财产与莱普申尼·尤什卡单独放在一起，他肯定会馋得流哈喇子……你知道什么是遗弃财产……老爷们逃往西方时，在庄园里留下了稀世绘画和古旧家具，因为俄国人来了！……吹巴松管的怔怔地愣神，颇为伤感地叹了口气。所有人都对莱普申尼·尤什卡投去赞赏的目光，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但他依旧是战地记者。他总穿一双长筒靴、一件风衣，戴一顶插了一根羽毛的鹿皮帽，胸前别了一枚红旗徽章。后来，在革命之后，他去了西方。他说自己是布达佩斯的公爵。但他是在说谎，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公爵，事实上，他只是费伦茨区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当时，酒吧里的人还不知道这个。话说回来，当时还把所有人的出身登记在册。 午夜时分，酒吧里已经没有一张空桌子。特别委员会主席带着一位歌手和一名随员来了——关于这位随员，大家全都知道，他是监狱的典狱长——他们被安排在一张离乐队较近的“加桌”旁。大堂里变得热闹嘈杂，因为对酒吧里的客人来说，有这样著名的大人物光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必须承认，他是一位魁伟的男人。以前没有人知道他，一年前还是个无名小辈，突然间，他就像苏格兰湖里的水怪，成了这年夏天所有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我敲了一阵爵士鼓对客人致意。 紫色的舞台灯光亮了起来，因为歌手登台的地方，必须要营造出一些气氛。女老板是一个著名的胖女人，现在，也跟过去一样，她满怀敬意地向这些大人物输送平民女郎。她亲自到沙发前照应，敬酒。所有人都注视着他们。国务秘书们眨着眼睛朝这边张望，因为人民法院最高委员会主席要比部长们都更有权力。他是掌管生死大权的人，对政治判决的从宽申请全都递送到他的手中。如果这天他不高兴，他会拒绝那些申请，并且准备好六十厘米的绞索。没有人问他，他在做什么或为什么这么做……女老板跟钢琴师小声耳语，她已经控制这个市场三十年了，她熟悉城里所有秘密的电话号码，知道在什么地方将最精美的货物交给上层社会的男人们，但她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大人物同时聚在她的酒吧里。 埃切迪男爵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他就这样跟特别委员会主席打招呼；主席做了一个亲热的手势，算是回复男爵的致意。主席是共产党要员，胸前佩戴着亮闪闪的勋章……但他还是非常友好地跟男爵、他的未婚妻和留着八字胡的中士警官这些从旧时代留下的博物馆展品似的人物打招呼……态度要比对国务秘书们、莱普申尼·尤什卡这样的杰出党员更亲热……我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心里想起上午教导员跟我说的话……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些以闪电般的速度打扮成人民民主主义者的家伙。他们对这些人的痛恨，超过了对旧时代遗老、八字胡和伯爵们的痛恨。我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想来，在这间酒吧里，我也是一位公务在身的人。 主席看上去像是从时尚杂志里剪下的人物，就像准备去赌场的英国贵族，一位准备出门的绅士。衣服，鞋，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得体。他亲切地冲着所有人微笑，就像一位大老爷，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势，从而可以让自己显得热心、仁慈。跟他一起来的那位歌手，跟他不分昼夜地形影不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是一个壮硕、肥胖的装饰品，出名是因为，每当主席先生在特别法庭上宣布绞刑时，她总是坐在现场，因为这种事让她觉得很好玩……她是一位新星，用嘶哑的嗓音演唱，最拿手的是唱歌时能呼呼地喘粗气。女老板将灯光调得昏暗朦胧，紫色灯光笼罩，大堂里仿佛弥漫着广藿香的芬芳。我们都屏息静气地等待，想听听嘉宾点了什么歌曲。 看得出来，这位大首长肯定劳累了一天，因为他手捧酒杯，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后来，他跟女歌手小声说了句什么，歌手听话地站到麦克风前，用嘶哑的烟嗓唱起了一曲动人的小调：“你是黑夜中的光……” 我伴着钢琴的节奏轻轻敲鼓。吹巴松管的朋友聚精会神地听着，好像已为什么做好了准备。不管首长到哪儿，典狱长都步步紧随……时刻准备接受首长突然派给他的重要任务。在监狱里，他是唯一能够切实贯彻首长旨意的人。歌声刚落，几位国务秘书就把巴掌拍红了。埃切迪男爵张开了手臂，他用这个手势表示，自己完全沉醉了，他从来没听到过如此美妙动人的演唱。他很懂行，因为他是行家……主席站了起来，吻了女歌手的手，并将她领回酒桌旁。典狱长也站了起来，殷勤地弯腰用袖子帮女歌手擦了擦椅座。诗人捂着眼睛，仿佛不敢看这非人间的美丽，沉浸于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放下鼓槌。主席请所有乐手喝酒。在很有情调的灯光下，每个人都欣喜若狂，仿佛看到天使降临酒吧。 这不是童话，老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记得在这家酒吧里喝到的最后一滴酒的味道。我坐的位置离主席很近，我看到，典狱长在看表。随后，他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冲着酒桌弯腰说： “尊敬的主席同志，我得告辞了。凌晨我还有勤务在身。”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有什么样的任务。主席的脸色变得严肃。点了下头，大声说： “我知道。” “六点钟。”典狱长小声说，“是一对。” “你去吧，费伦茨，”主席说，“然后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典狱长咧开嘴微笑说： “是的，同志。”并像敬礼一样用力地碰撞了一下鞋踝。 他们握手之后，典狱长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远了；大堂里陷入一片寂静。这时，女歌手附到主席的耳边悄声私语，十分缠绵。坐在远处的人没听到典狱长说的话，但通过他脸上的表情，大概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吹巴松管的朋友抱着胳膊，仿佛在做精神训练。钢琴师的脸冲着琴键，一脸无辜地擦着眼镜，好像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拉手风琴的那位点上一支烟，表示要跟艺术告别一段时间，现在他是退休者。我们没有看彼此的目光，但我们四个人都明白——“六点钟”，“是一对”，“睡上一觉”——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不光我们这些听到他们对话的人明白，其他的人也明白。所有看到这番告别场景的人都明白。 这时，主席已经沉浸到女人的甜言蜜语里，他用手抚摸女歌手丰满的胸脯，并朝跑堂同志打了个手势，表示现在正式开始畅饮，可以再来一杯酒。跑堂向我们递了一个眼色，告诉我们可以继续演奏音乐了。就在这时，我闻到一股难闻的臭味。 开始，我以为是厕所的门没有关，或有哪位客人放了一个屁。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我不动声色地朝女歌手闻了闻，因为我离她非常近。她周围散发着浓烈的广藿香味，就像飘浮在沼泽上的泥腥味，但那股臭气还是强烈刺鼻。我惊讶地发现，其他人并没跟我一起在闻，好像根本就没有觉察到。 吹巴松管的朋友开始演奏。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但这股臭味非但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浓，仿佛某条管道破裂，下水道的恶臭在慢慢扩散，跟广藿香、烟味、饭香、高级啤酒的味道混合到了一起。这种臭味不同于硫磺、泔水或粪便的臭味，它从别的地方飘来，不是从过道或地板下。我偷偷闻了闻自己的手掌，看看有没有粘上什么东西。但我手上什么都没有。我只知道，这辈子从来没闻到过这样的臭气。 我在敲鼓，感觉就像士兵在站岗。我开始一阵阵地作呕。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谈笑风生、举杯畅饮的绅士和客人们。坐在这里的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他们连头都不抬一下，仿佛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他们被淹没在可怕的香水味里。那股味道让我感到恶心，但我仍旧盯着他们，因为酒吧里客人们的言行举止，看上去就像昔日贵族聚在一起闲谈，即使灾难临头，他们也表现得好像平安无事……我想起有一次我的心上人曾告诉我说，贵族老爷们总是做出一副面具般的亲热模样，装作没有意识到，他们周围有什么东西正在腐烂……你看，这些家伙也这样。他们有资本这样做，因为他们是新贵阶层。他们给人留下错觉，好像他们就是贵族老爷……只是他们周围散发着臭气。我的肠胃翻腾。一曲结束之后，我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地去了厕所。没有人注意到我。 但是臭味随我而至。我站在厕所里发呆。我的脑袋混乱无绪，因为在所发生的一切之中，我能明白的只是：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不能再回去敲鼓了。这与其说是我用脑子想的，不如说是用肠胃想的。存衣处挂着一件我的夹克，那是我父亲穿过的，这几天早晨我觉得很凉。我把燕尾服挂在钉子上，套上夹克，将领结塞到口袋里，我跟存衣处的管理员说，我胃疼，得出去透透气。马上就到黎明了。我径直朝着火车东站走去，坐进候车室。我心里盘算，我跟秘密警察在十二点有个约会，在此之前他们不会找我的。有一班开往久尔的快车，我在等它。 即便把我臭揍一顿，我也说不出来，自己在等蒸汽列车时在想什么。我可以跟你讲述离开祖国的痛苦，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但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所谓爱国者的乡愁。因为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就像与人交谈时胸口上被击了一拳。我想起了父亲母亲，但只是像电影院里快速播放的银幕镜头。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了其他人，说他们动身的时候，五脏六腑都拧到了一起。有的人用手帕包了一捧家乡的泥土。还有人将照片缝在外套的内衬里。但我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个黑领结，那本该跟留在酒吧的演出服配在一起。我没有时间伤感。我心里只想，必须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我要去久尔，我听一个同行讲，那里离边境最近。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这个人已经走过这条路。我算了一下，身上带的钱够这一路花的。我带了三千福林，放在一个皮袋里。三千福林，都是一百的纸钞，另外还有一些零钱。我从不把钱存到银行，我觉得衬衫下的皮袋更保险。 现在，臭味好像散开了似的。我饿了。我在站台上的小卖铺里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葡萄渣酿的劣质酒。我遭遇的事情就像中了上帝之箭，我明白的只是，过去的一切不复存在。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去哪儿呢？……去黑暗、可怕、我听不懂一句人话的世界？因为当时我的外语知识还少得可怜。我能说的外语词只有davaj和zsena。我想，靠这两个去闯大世界肯定不够。但是，当我吃了火腿三明治后，我积蓄了几年的饥饿感突然爆发……饥饿，让我离开这里。饥饿，让我走得远远的。我宁可被雨淋透，被太阳晒焦，都要离开这里。 十点钟，我到了久尔。我在一家五金商店里买了一只冬天装猪油用的铁皮桶。过去有人教我说，这样可以让人以为，我去乡下是为了买猪油。在久尔，我联系上了要找的人。有另外两个人也在等着越境。午夜两点，我们坐着马车出发了。在离边境五公里的地方，探照灯从哨兵的瞭望塔投照下来，四下扫射。我们趴在地上。那天晚上正好有月食，下着小雨。狗在狂吠。领队的是一位施瓦本族老人，一动不动地趴在泥地里，嘴里小声嘟囔，叫我们不要害怕，风会把我们的味道吹走的。我们匍匐在一片牧场上，到处是泥洼和野草。我们这样趴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必须等待，等边防哨兵换岗。施瓦本人说，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行动。 他说话不多，即使说也是小声嘟囔。他小声咒骂着，说他是一个老革命，现在却要这样逃离美丽的祖国，在泥地里爬……因为我们趴在地上，就像漂在莫哈奇河面上的尸首。就在这时，我啃了一口草。 我至今都记得草的味道。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嚼过草。那一刻，我趴在家乡泥泞的大地上，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嘴里在嚼草。我在泥地里啃了一口，黏土进到我嘴里。估计我神经错乱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突然发现，自己就像荒原上的野兽一样在嚼草，或像一个酩酊大醉的酒鬼，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在草地上啃了一口，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不过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就像有的同志说的，像英雄一样杀到了对岸。或许是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一动不动地等待了吧？……我啃了一口祖国的泥土，才醒过神来。 我没嚼多久就意识到了。但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泥和草在我嘴里散发着苦涩的味道，就像特别委员会主席请我们喝的那杯酒。 在我们美丽祖国的边境上，在暗夜里，在泥泞中，在星空下。我就像一只野兽，但也可能换一种说法——像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思考的人。 你也知道，在那个时代，人们总是谈论大地。别的人也在国会大厦的人民议会上象征性地嚼过泥土。有一位同志经常来我们村里，向百姓解释说，现在大地是他们的了。我父亲有四亩地。公爵则有四千亩。在这国家有这么多的土地，各种各样的土地……小时候，我也经常听到这类话，后来也是，总能听到。那时人们习惯说，我已经穿上靴子了，这块地是我的。但是现在，我思维混乱。在我的生活中，土地到底意味着什么？祖国吗？我只记得，我总是要拼命地干活。当时伯爵已经被赶走了，社会分配也告一段落，我从土地中获得了什么呢？我父亲在村公所被打掉了牙齿，因为他被列进了富农名单，他不想拿笔签字加入农业合作社。土地，祖国……我脑子里在想，就像刚从噩梦中醒来。 我趴在祖国的土地上，就像一具刚洗过的尸体，我脑袋里的轮子转得飞快，就像游乐场上的转椅。我听到一首小时候曾在村里小学里唱过的民谣。歌词是：“假如土地是神的礼帽/那么我的祖国就是它上面的花环。”现在这个记忆重现脑海……可是不管我怎么使劲闻，也没有闻到任何花环的香气。也许因为我趴在泥洼里，浑身是泥……潮湿的沙子和泥泞让我重又回想起一切……我为鼓槌感到惋惜，我把它们留在了酒吧里。那是很棒的鼓槌，用榛木做的。在罗马买不到这样的鼓槌，在纽约则用不着，因为我已经放弃了艺术。在这片泥地里，我想起自己留在祖国的东西……祖国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言难尽，兄弟。我想了起来，曾几何时有人对我以阁下相称，后来成了臭无产者。再后来我听到，我是人民，现在一切全都属于我了……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这一点，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连祖国这类的词都没提过，从没有人让我真正地想过。但是现在，在边境上，在泥沼里，这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一锅粥。看来，有许多种祖国。他们跟我解释，有过老爷们的祖国。现在，有另一个人民的祖国。但是我，我个人又有什么呢？……假如真的有过，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脚下突然空空如也，我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在哪里呢？……但是曾在什么地方，我身上浸透了它的气味，在我趴的泥沼里。很久之后，一天晚上，我的心上人突然向我讲述起来……她告诉我，小时候她住在一个大深坑里，睡觉的时候，老鼠就在她身上跳来跳去。那个大坑里或许也有我在泥沼里闻到的那种气味……她每次返乡都能闻到的泥沙味。后来，当我离开那里时，我也闻到了那股气味。但是，这种气味跟我在酒吧里闻到的不同……并不那么令人窒息，而是似曾相识，就像我们自己身上的气味。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没有别的原因……这股气味，这股土地、泥沙的气味一直把我送到边境，好像那是祖国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只知道一点，一旦我穿过这草地，我就再也不会闻到那股一直从酒吧追到这里的臭味了。这股臭味留在我的体内，我的鼻子里，我的皮肤里，就像一个人跟妓女睡过觉后，皮肤里会留下她的味道，必须用刷子才能洗掉。我只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给那些人打鼓了，我不再是一只唱歌的金丝雀。最好还是趴在泥里，爬过边境。 黎明时分，探照灯熄灭了。那位施瓦本人……曾是一个打井工，后来当了守田人，是个忙忙碌碌的人……他带了一群乌合之众，还有金币和所有能带过边境的东西……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手脚并用地往前爬，就像一群狗，从故乡爬出去。我浑身是泥地爬离祖国……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但是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剩下的就是按照惯例，我先交了五百福林订金，余下的一千福林，等我们穿过这片草地后再交给他。奥地利的边防警早就对我们这类人感到厌烦，因为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不分昼夜地越过边境。最后，所有人都平安无事。他们先把我送到难民营。我在那里没待多久。八周之后，我拿到了去罗马的签证，是那位将左轮手枪留给我保管的兄弟寄给我的。我得到了工作许可，意大利人很敬重我这类的艺术家，非常需要鼓手。秋天，我已经在一家酒吧里敲鼓。 等一下，来了一位女士。ele, my fair lady. Just a martini dry, as usual. You are served, lady. 你仔细看看她，但是不要让她察觉到，这样的人你很少能有机会见到。据说，五年前她是百老汇最出名的女演员之一。她就在隔壁那家剧院里表演，在那家大剧院里，她不唱歌，只是说话。她是一位戏剧演员，一鸣惊人。她戴着黑色的假发套在舞台上乱跑，就像一个疯子，用诗歌鼓励自己的丈夫，教训一下午夜的客人，一位英国国王……她手里攥着一把匕首，而且在戏剧海报上用了一个很怪的艺名……我也记得不是很准……玛吉贝吉，或类似的名字。后来，她被邀请到好莱坞，得到一大笔钱，饰演科学女怪人……不过，在那里她被整了一顿。先是牙齿被敲掉，随后身体最隐私的部分被挖掉。这还不算什么……当他们把她的脸皮缝到耳后时，外科医生算错了半公分，结果给她的嘴留下永恒的微笑，就这样，你看啊……她的嘴不能闭上，就像是在咧着嘴微笑。由于这张咧着的嘴，她再也得不到角色，但他们给她买了一张返程票，把她送回纽约。在那里，聪明的家伙们表示，她不能用半张着的嘴念话剧台词，念出来完全是另外的效果。那之后，她只在酒吧里消磨时光。她卖掉了她的裘皮大衣。第三杯玛蒂尼下肚后，就会变得顾影自怜，泪水涟涟，但她那张没有缝好的嘴，即使在哭的时候也在笑。她哭着笑，就像古代的匈牙利先民。不要看她，因为她会马上坐到你的桌上，希望你能请她喝酒……我的账本上已经记了好几十杯玛蒂尼了，但我从来不会提醒她。我是个艺术家，赞助落魄的同行。我给你也倒一杯吧。你看什么呢？…… 照片？这是她护照里的标准照，是我把它放大的。她不用护照能够去哪儿？她可以到天使那里去。在那里，既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照片。那里连首饰都用不着……你仔细看看。她长得就是这样。但是她本人看起来并不是这样。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像盛开的、美丽的时令花。 我不喜欢谈论她。她已经走了十年了。不久后，我也从罗马横渡大洋。常言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为什么还要咀嚼它呢？……然而，上帝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过去的一切不可能都挥之即去……因为不光只有这张照片留在我心里。她还留下了别的什么……她的声音。还有她给我讲的故事。她是一个另类女人，跟我平时在生活中碰到的不同。一切都已经流逝，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但我一直记得她。 因为，你知道，我这类艺术家的生活中，姑娘们走马灯一般接踵而至。我交往过各种女人，用不着逐一介绍。她们中有的非常普通。也有一些是典型的美女，丰满的女人，还有更好的种类，乳房很大……还有富婆，她们担心青春转眼即逝，因此格外渴望，惊慌失措地想要抓住……但她们所有人都想要我宣布，我永远只爱她一个。 这个女人跟她们不同，不那么任性。我们刚认识，她就毫不造作地对我说，她只希望一件事，希望我能够让她爱我，她并不想换取我的爱情……她非常有钱，过着优雅的生活……她只想吻我，爱我。 起初，我以为她爱的是我的艺术天赋。我并不想自我炫耀，只是承认，我身上确实有某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当我做好了下排的牙齿。你笑什么？……我说得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她们追我，不是因为我浑身肌肉，而是因为我跟酒吧里那些招摇卖弄的公子哥不同……我是艺术家……现在也是，只是不演奏而已……这次终于轮到的爱尔兰寡妇也这么说……艺术家令女人着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知道了她真实的想法……因为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似有似无……是她丈夫吗？不是，她丈夫已经从她生活中消失很多年了，早就不再找她……另外有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她追着他从布达佩斯到了罗马。但是她去晚了，再没有机会见到他；就在小姑娘抵达罗马之前……他死了。他还没有等到她，就在罗马的公墓里化成了泥；后来，我心爱的女人也葬在了那里。现在，他们至少安息在一起……但在当时，当她得知她的白马王子没有等到她就撒手人寰，我的小天使悲痛欲绝。她是那么孤独地住在罗马，就像一个为未婚夫送葬的女孩，他没能及时娶她为妻…… 我们是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相遇的。我揣在口袋里的一份家乡的报纸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时候，我一旦乡愁泛滥，就会买一份匈牙利报纸看。就这样，我们达成了默契。我不想过分渲染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她略显局促，但很快就感到放松自如。晚上我们待在一起，她跟我一起去了酒吧。第二天，我搬到了她住的那家酒店。我们在那里同居了，我们俩甜蜜相爱。当时的罗马正处于美丽的秋季。那是一段短暂的甜蜜生活，但足以让我们真正地了解彼此。因为有一天夜里，当我们不再有任何的矜持时，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她讲的是真的吗？……我不能肯定。女人说的话，永远让人不知真假。但我希望，那天夜里她向我吐露了全部心事，毫无保留。她没有害羞地垂着眼皮，她不是一只小斑鸠。她这辈子至少想跟什么人说一次真话……或是她自以为的真相。也许，那只是值得怀疑的真相，就像女人们犯坏事常做的那样……她的故事从她的丈夫开始，那时他还活在某个地方，不过早已不是她的丈夫了。她的故事以一个秃顶男人结束，当时她就是跟着那个人到的罗马……她尾随其后，因为她对他充满了渴望。因为当时她已不想留在那个人民民主的地方。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一直听到黎明。因为，那天夜里她向我讲述的故事简直就像部犯罪小说……她向我娓娓讲述上流世界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听她讲述的时候，感到手心发痒，想要扇她耳光，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她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小女孩跟我是一丘之貉，她也是从社会底层来到美丽的匈牙利世界，甚至，她的起点比我的还低，她的家乡比佐拉还小。她来自地下，准确地形容，就像墓地里闪烁的鬼火……她来自泥坑，从小就跟家人住在那里，住在尼尔塞格。她父亲是瓜农。我的这位心上人，后来去了一个有钱人家当女佣，不过，他们把她当成最下贱的丫头使唤了很久，清洗老爷家人使用过的茅厕。最后，一位疯疯癫癫的有钱人看上了她……他是主人的儿子。她让他垂涎三尺但吃不到嘴里，直到正式娶她为妻。她摇身变成尊贵的太太，但是好景不长。 后来，有一天夜里，她向我描述了她在老爷家当最底层女佣时的境遇……旧体制风雨飘摇……我喜欢听这个。我觉得，她讲的是真的。但她讲的也像是童话，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向谁诉说。我也很想窥视那个地方，窥视那个富人的天堂……但我最多只到过卧室。女士们从来没请我进过餐厅，也没去过客厅。 就这样，她的故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因为在当时和那之后，我听说的都是关于那个阶层已经被消灭的话，因为穷人胜利了。有钱人只是垂死挣扎，苟延残喘…… 酒吧里没人跟我聊天时，闲来无事，我会琢磨思考。我胜利了，无产者胜利了，这是真的吗？……这里的老板比过去佐拉的大管家人性化得多。我有汽车，有爱尔兰寡妇，有电视，有冰箱……我还有信用卡，可以说，我是个真正的老爷，绅士。他们给了这所有的一切，以贷款的方式。如果我对文化感兴趣，也可以买书。但我很谨慎，因为我的命运坎坷，我学会了受穷。即使没有书，我也明白街巷里已经不再进行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了。穷人现在也还是穷人，权贵照样是权贵。只是现在，他们互相斗争的方式跟过去不同。鬼才知道情况怎么变成了这样。过去的情况是，穷人忙得团团转，直到为老爷们准备好所有必需之物。现在的情况则是，有钱人绞尽脑汁，看怎么能说服我这个穷人购买资本家生产出的商品。他们塞给我们一切，仿佛我们是为圣马丁日饲养的填鸭。他们极力让我们变肥，只有这样，只有我这个穷鬼购买他们试图推销的一切，他们才能继续当剥削者。这是一个快乐世界，没有人能再看透它……因为我贷款买下所有没有的破烂。给你，这是一辆汽车……我把我的车停在街角，我的新车。当我钻进钻出的时候，突然想起在孩提时代，汽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曾是一个光着脚乱跑的小孩，一辆从我身边经过的双驾马车都会让我觉得眼花；马车夫坐在驾驶座上，身穿有着镀金纽扣的马甲，头戴饰有锦穗的帽子，将马鞭挥舞得噼啪作响，感觉就像宪兵在扇耳光。一位老爷就这样驾着两匹马远游……但是我的马车上，现在已经有一百五十匹马……当我坐在方向盘后，有时心想，也许，我就是这一百五十匹马中的一匹，因为我搭公车和地铁回家其实更方便。没有费用，不用停车，另外，我去哪儿都开不到一百五十马力。星期六，我有时跟寡妇坐进车里，开着它去海滨，在那里吃一份炸肉饼，但连车都不下，有什么必要下车呢？……之后回家。但需要一辆汽车，因为这象征着身份地位，就像需要录音机一样。我录下了我朗读的祈祷文，还有扬基歌，为了让后人听到我的声音……但从那之后，录音机躺在一个角落里蒙尘，我想不出来，这东西还有什么别的用途。我已经连账都不用算，让乘法和除法见鬼去吧。一位搞电脑的人来过酒吧，卖给我一个可以揣在口袋里的小东西，我只需按一下按键，总数就会跳出来。现在我也跟爱迪生一样聪明。还有一样机器，用不着写字，只需对着拍一下照，就能把情书样本变成分手信。另外，我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就连刷牙都用电动的牙刷……你看，这是新的，我刚买的，花了不少钱，贷款买的。还有……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一台新款照相机，只需按一下按钮，照片就洗印出来了。用它可以跟女士们一起厮混，很安全，用不着送出去找人冲印，所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家里就可以拍出来，就像在乡下炖一锅汤。而这一切都是我的，一位无产者的……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洗脸盆里洗内裤，如果她在这里，肯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有洗衣机，还有甩干机。因为现在，这一切都是我这个穷鬼的……这整个大世界都是我的，因为如今，就连一位乳臭未干的饭店大厅服务生也会坐飞机去非洲，去肯尼亚旅游两周，贷款旅游，分期还款。我也可以这样做……之后，如果我心血来潮想开心一把，我可以花钱参加群交。那种感觉，就像在佐拉的家畜集市，人们把公牛赶去配种……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常去那种地方。你听得发呆，是吧？……别急，你现在刚来，还不知道新型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你好好看看，睁大你的眼睛！当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神奇的美国时，我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而今天呢？……你从头到脚地看看我，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说的是真话，我现在背有八千美金的债务。你能想象吗？我的乖乖。你已经惊得合不上嘴，我看得出来，你并不相信。但不管你问周围哪个人，他们都会告诉你这个事实。因为我在职场上平步青云，是胜利者，名副其实的绅士……如果你再等上一小段时间，你也会有一台割草机，还有一个电烤箱，用科学的手段，通过红外线把炸肉饼烤软。我买下所有的一切，因为资本家流着哈喇子，迫不及待地想把你从穷人变成有钱的绅士。你会像我一样抓住消费主义不放，就像绵羊总长疥癣一样。 来，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就这样……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因此感到心绪不宁。曾经的无产者，面对如此的富有，就像一位曾经的伯爵，突然感到浓重的乡愁。更多的时候，正是这个令我心神不安……所有人都用广告袭击我，让我买这个买那个……最后说服我买一程去天堂的旅行，那时我才会踏实下来。我在罗马听说，很久以前，在还有皇帝的时候，有钱的罗马人用孔雀的羽毛撩拨喉咙，为了能呕吐，肚子里空出地方填塞新的美味佳肴。今天，广告就是这根孔雀的羽毛……不仅刺激我，还刺激狗啊猫啊，因为它们也在电视里看到能够填塞它们肠胃的美食。因为今天的阶级斗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胜利了，兄弟！……只是有的时候，我会摸一摸脑袋，看看它还在吗，里面还有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享乐…… 我的心上人，当她清洗完厕所时，她了解的还有另外一种富有。关于这个，她给我讲了漫长的一夜。 她跟我讲过的话，我不能全都记住。她的话就像告别会上的歌咏那样没完没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我不时地想起一些片段。感觉她在说话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姑娘……想来，她不像她伺候的上等人，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就像在跟一台录音机说话……你知道，就像有一条窄窄的磁带，将所有的噪音、嗓音和词语都记录下来……就像捕蝇纸捕捉苍蝇那样。你被她所讲的话吸引。也许，每个女人体内都有这样的录音带？仿佛在她们的生活中，有一次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演说者，于是她们把这个演说者从心里向她们诉说的一切都录了下来？……录音机现在很流行，女人很快就能学会时髦的东西。我的心上人很快就学会了这门知识，还有上等人之间谈话时所使用的那种只有那个圈子的人才能听懂的、令人惊叹的神秘语言，就像只有随大篷车迁徙的吉卜赛人才能真正听懂的吉卜赛语……确实存在这种上等人的密语。某种程度上，上等人不真正道出他们的心里话，只似是而非地说大致的意思，然后配以含蓄的微笑。当我们这类人已经忍不住咒骂时，他们只是缄口不语。另外他们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以跟我们穷人不同的方式摆脱那些无稽之谈。我的小鸽子仔细观察这一切，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她与我相遇的时候，都可以到大学当教授了，在那里教精神贫瘠的人们什么是文明……她从上等人身上学到了一切，学到了为有钱人家清洗厕所时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有一天，她不仅有了首饰、裘皮大衣，而且还有了指甲水……你看什么呢？你不相信是吗？我是实话实说，但她说话的时候垂着眼帘，好像在说不高尚的事。 她对一切都十分注意，如一只麻雀从黄色的马粪里啄食谷粒。直到有一天，她与一位秃顶的男人相遇，那是一位作家，是跟我的客人们，跟这个酒吧里的名流不同的另一类“鸭蛋脑袋”……那是一位不想再写作了的作家。他说的话，不知怎么会钻到女人的皮肤之下，令她兴奋。她说她没有跟他睡过觉，只是纯粹的精神交流。你想信就信。但是，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否则她不会追到罗马。那个白痴肯定跟她说了什么话，使我的小鸽子幻想联翩。她总是不停地念叨什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她，就连炸弹也不行……就像在床上，在做爱当中感到的某种极特别的寒战。穷人现在心存狐疑，无论用多少人世间存在、有可能得到的好处填塞自己，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除非他能从上等人身上窃取到这种悠闲自得感。 他跟她讲了一些这样的话，我的小天使并没有听懂，但看得出来，这令她兴奋。后来，我也感到非常好奇，想知道那些让人狂热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本该把这些从剥削者手里抢过来。但是很难抢过来，因为那些家伙把它们藏得很严，就连拆墙的人也找不到……我一想到这个就心神不宁。过去，只有上等人才能放任自己精神焦虑。但我近来看到，就连穿连体工作服的人也变得紧张，如果在地铁或电影院里有人坐到他们身边……他会变得紧张，缩起身子，用冷漠的眼神看坐在身边的人，看那些跟自己不是一类的人……他在心里嘀咕，最该骄傲的人始终不是自己，而是那些衣着笔挺、戴眼镜的另一类人……并不是言行举止令他紧张，因为如今我们也知道该怎样表现，我自己也已变得十分高雅，就像过去那些与生俱来、经过严峻考验的政府首脑顾问。这是别的什么东西，发明这种东西的，真该让老天爷用雷劈死。 我最心爱的人很快学会了所有她应该具有的良好做派，但是秃顶男人小声跟她说了些什么，由此让她感到不安。那天夜里，仿佛并不是她在讲话……有个人通过她在讲话，就像音乐家借助小提琴、钢琴演奏。由于那个脑筋有问题的蹩脚作家离开了布达佩斯，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她变得惶惶不安，并追他而来……最后我终于刨问出来，她的白马王子死在了那里，死在罗马一间旅馆客房的床上；她说这个的时候，我跟她正躺在这张床上，甜蜜二人。女人就是这样。你听我说，兄弟，你要向年纪较大的人学习……女人对她们爱上的男人紧追不放，直到跟他上床。她们饱受炽烈的折磨，痛苦使她们的心缩成一团。她们不想别的，只想有朝一日厮守在这个男人身边。她们走遍墓地，一旦看到那个不忠、快乐的男人墓碑前摆有陌生人送的花环，就会伤心欲绝……因为痴情的裴多菲对她说，在世界上存在着什么比食物和啤酒更美好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是修养。她还说，修养是条件反射。 你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吗？……我们并不清楚地知道，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后来，我鼓起勇气查了查字典……我还壮起胆子去了图书馆，寻找“条件反射”这个词，想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想知道它指的是吃的还是喝的……你知道，字典里写的都是些蠢话，用母语向英国白痴们解释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拼写得非常认真，但我感到苦涩，因为我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这个词大概的意思，就像一个人捏捏自己的鼻子，看看是否在那里……我读到，它既可以后天获得，也可以先天获得……你听没听说过这类事情？ 不过，现如今，这样的修养也必须拥有，对身份地位很重要。我不明白，百姓为什么在追求修养时会那么烦躁不安，想来修养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切都写在一本大部头的百科全书里，只需要从书架上把书取下来，修养就在眼前。那么修养到底是什么？……另外，条件反射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谦逊的人，想来这个你知道。我从不夸大其词，现在当我说自己已是一位真正有修养的人时，你只需看我一眼就清楚了。确实，我已经不敲鼓了，但我还有条件反射……在家里，当我一个人跟慈善、信教的寡妇一起时，有时会把鼓拿出来。我敲鼓，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黑人神父吓唬百姓。敲鼓的时候，寡妇会痴迷地把头伏在我肩上，她就这样休息，直到突然出现一个她的条件反射。没有人能说我没有条件反射……你说，我还是一个下等人吗？还是总有什么东西我必须从上等人那里获得吗？某些他们并不愿给我的东西……我近距离观察过那些人，你接触过，我也接触过。当他们对我们高唱一切属于人民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里，工会的人学会了如何跟洛克菲勒和福特轻松地过招，因为后者付给他们更多的工资，他们活得比在车间劳动的那些人要好……我们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信口雌黄和天大的骗术，但尽管如此，有可能阶级斗争真的一直还没有结束？……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一直被剥削者藏着掩着？……下等人就因为这个感到紧张？…… 等一下，那位女士在流泪。她眼睛在哭、嘴在笑的样子实在让我受不了。你再看看那个尸体美容师……他嫉妒地盯着这位女士，因为用不着石蜡，她脸上就浮现出永恒的微笑……她就是这样，起飞的时候，手里只有一张单程机票。你看看这张照片吧。有的时候，我也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但是有一天晚上，还有别的人也在看她。那是一年前的事情，午夜时分，酒吧里已经空空荡荡，进来了两位客人。那天晚上，隔壁剧院上演的那出戏剧非常失败，又是精神创伤类的故事。半夜的时候，他们坐进酒馆，就坐在你现在坐着的位置。他们正对着酒柜，上面不仅放着酒瓶，还有这张照片。 他们一声不响地喝着酒，显得颇有修养。看得出来，他们是气质不错的那类人，有条件反射。但是也看得出来，他们都是退休的人。这个一眼就看得出来，拿三百八十美元，外加疾病补助。其中一位满头白发，就像圣诞老人。另一个人留着络腮胡，似乎还想展示什么，但除了稀疏的鬓角，已经没有什么好展示的了。我没太注意他们在谈论什么，但我还是听出，他们说的英文跟我平时的客人说的不一样……听发音，好像英文并不是他们的母语，而是学会的。但不是在纽约这里学的，而是在英国的什么地方。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衣着破旧。十分醒目，圣诞老人的外套比较长，不大合体，不是量身订制的，而是买的廉价的成衣……我估计，他们不会花比两张林肯更多的钱。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生活品位的人……说白了，他们没钱。 但他们喝的是“血腥玛丽”，就像一个急着涅槃的人。他们低声聊天。我不经意听到他们在谈论在这个经济大国，在美利坚，感到满足的人非常少。我之所以听到，是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感觉。那些国外来的，从大洋彼岸来的人不能理解这个……但如果在这里生活久了，悉心体会，就像我现在这样……有时我也会这样想，并像一个忘了刮胡子的人摸自己的下巴。因为不能否认，在这里，人们拥有优裕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人们很快乐……你知道，但是那种名副其实、满脸微笑的快乐……好像还不存在。在隔壁的百货商店能够买到享受人间幸福所需要的一切，连永远可以打着火的打火机都能买到，而且装在套里。但是他们不卖快乐，即使在维他命柜台也不卖。 两位客人在谈论这些。实际上，说话的主要是长络腮胡的男人，圣诞老人频频点头。当他们神情专注地智慧地交谈，恍然间，我似乎又听到了我心上人的嗓音。最后那一夜，她同样谈到了修养和快乐……这是她从她那个握笔的白马王子那里听来的。当时我不理解这些话。现在我也不十分理解，但当我听这两个客人交谈时，我想了起来。我竖起耳朵偷偷听着。 这个话题他们只谈了一会儿。留络腮胡的男人用心不在焉的语气说，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有娱乐，但人与人之间缺少发自内心的快乐。回想起那段谈话，我联想到，快乐在欧洲也开始慢慢消失。在纽约这里，好像还没有点燃呢。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也不是非常理解，因为那个“鸭蛋脑袋”，大概是一位学者，总结说，最好还是政府提高退休金，那样可以让人立即快乐起来。他们都同意这个观点。之后，留络腮胡的男人付完账走了。圣诞老人留了下来，又要了一杯，点燃一支烟。当我向他递火的时候，那人用大拇指指着照片用匈牙利语问……好像继续刚才的对话那样不经意地问： “她死的时候，您也在场？” 我用两个手掌撑着柜台，保持住平衡。我仔细打量他。我认了出来。他是她的丈夫。 我跟你讲，我不感到羞惭……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仿佛有人从里面击打，但我咽了一口唾沫，只是跟他简单地说，我没在场。黎明，我从酒吧里回来，她的脸还是热的，但她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点了点头，态度温和，似乎想听到的正是这个。他低声地询问，不时地微笑。他问，她是否需要过什么东西？她是否能靠那些首饰活到最后？我安慰他说，没遇到过麻烦，因为我在她身边，我一直在关照她。他听了这些，点了点头，就像忏悔室里的神父那样听完了一切，只说了三声“我的天父”。他想知道……但他始终礼貌，友好……她的葬礼是否举办得隆重得体。我顺从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只是，我同时紧紧攥着拳头，但他并没有变换语调。 我始终不明白，他到底是从哪里知道的。他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是谁告诉了他这些细节，旅馆和首饰？……在此之前，我从没在酒吧里见过他。我曾经在匈牙利的街巷里，在多瑙河畔打听过他，但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人知道。可他却知道我的一切，就连我的艺名“艾德”都知道。因为他友好地问我：“那她自己感到满意吗，艾德？” 就像一位老相识。不，还不太一样……就像领导遇到了下属……好像他一直是老板，我是个伙计。我毕恭毕敬地回答他。但我跟你说了，我一直攥着拳头……因为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朗，有人在这里戏弄了我。你知道，这个人是那样平静地讲话，是那样的亲热、自然，仿佛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他冲着吼叫。也许他觉得我是个吃软饭的，鬼知道因为什么……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我根本成不了他的敌手。我就因为这个攥紧了拳头。因为，假如他冲我大声叫嚷：“我什么都知道，你实话实说……”那么，我们俩就平等了。如果他说：“你听我讲，艾德，虽然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我还是一位博士先生……”那么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回答他。如果他说：“我曾跟那个女人疯狂过，但是一切都过去了。你跟我讲讲，她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会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结果就是这样……如果他当胸给我一拳，我会立即以牙还牙。也许我们会滚到地板上，直到老板打电话报警，我们两个都被警察带走……这样才更合乎情理，更符合两位绅士的身份。但在酒吧里，在大得可怕的世界里，他们平静地交谈……这让我感到血往头上涌。因为在我们之间，你要知道，平静的话语才更伤人。我感到指尖发麻，开始恼火。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林肯的钞票。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我锁上了收银机。他没有说话，没有催促。他将胳膊肘支在吧台上，眨着眼睛，好像一位绅士喝多了酒，控制不住要眨眼睛。他开始微笑，似乎显得很愉快。 我从侧面仔细打量他。看得出来，这位先生过得很落魄。衣服破旧，衬衫已经许多天没换洗……呆滞的目光躲在眼镜片后。用不着过于仔细地观察，显而易见，这个人曾被称为“博士先生”……我记得她跟我说过……围城之后，多瑙河边，当他跟我心爱的女人告别时，好像她并不是那个他曾为之疯狂的女人，而是一个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的雇员……这个人已经受到最后的审判。他以为自己是上等人吗？……唾液从我的喉咙里溢出，我连咽了几口。我心里掀起巨大的波澜。如果这个家伙现在走了，没有承认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的处境要比他优越……所以，你懂吗？我害怕这会引起什么乱子。他把那张林肯递给我。 “我喝了三杯。”他说。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他是近视眼。账单是三元六十美分。我找给他一元四十美分。他摆了下手： “这是您的小费。留着吧，艾德。” 这是危险的一刻，但他并没注意我的表情，站了起来。他并不那么行动自如，他抓住了吧台。我看了看手心里的一元四十美分，想了一下，要不要扔到他的脸上，但我的嗓子里发不出声音。因为他困难、颤抖着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我对他说： “您的车停得很远吗，博士先生？” 他摇了摇头，咳嗽了一声，嘶哑地说： “我没有汽车。我搭地铁回去。” 我大声对他说： “我的车就停在隔壁，新车，我送您回家。” “不用，”他打了一个嗝，“我去坐地铁。它能送我回家的。” 我冲他吼道： “这样不行，我的老爷。我这个肮脏的下等人，要用我的新车送博士先生回家。” 我离开吧台，朝他跨近一步。我心想，如果他抗拒的话，我就给他一拳。因为，这件事总要有个了结……他的舌头卷了一下，脸色难看地看着我： “好吧。”他说。他点了下头，“那你就送我回去吧，肮脏的下等人。”我挽住他的胳膊。我们就这样朝店门走去。男人们，只有是跟同一个女人盖过一条被子的老朋友，才会这样走在一起。因为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在第一百号大道的街口……在那里，贫民区就从那里开始……他下了车，消失了，就像一只水泥箱沉到水里，再也不会被人找到。 作家们来了。现在你最好马上离开，从左边走。他们中间也许有来自咱们国家的老工人民兵……谨慎为好。周末你再过来坐坐。你要当心，离那些水泥工远一点。ele, gentlemen. You are served, sir. 圣地亚哥，1979年。 后记 流亡的骨头 后记 流亡的流骨 我不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er h3">10</h3>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他头发的香气留在梳子上。 马洛伊是一位倔强、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学会了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而且很早就在写作、阅读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表现出超群的天赋。1916年，他第一次以“萨拉蒙·阿古什”（Salamon ákos）的笔名在《佩斯周报》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卢克蕾西亚家的孩子》，尽管学校教师对这个短篇小说评价不高，但对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这年起，他开始使用家族的贵族称谓“马洛伊”。 不过，也正是由于坦诚，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当年的一位神父教师以毁誉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几位亲戚也对书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感到不满，因此，马洛伊被迫销毁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笔可观的赔款，并对该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主要删掉了对天主教寄宿学校中男孩们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关于几位亲戚的家庭秘闻，减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从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读者只能看到删节后的《一个市民的自白》，我翻译的这个版本也是1936年后的删节本。 1928年，马洛伊出版了长篇小说《宝贝，我的初恋》。1930年，随着青春小说《反叛者》的问世，开启了马洛伊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反叛者》的主人公们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们以乌托邦式的挑战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我们不想与你们为伍！”他们以纯洁的理想，喊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对世界、对成年人社会的怀疑。这部小说于1930年被译成法语，大作家纪德读后，兴奋地致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义思想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亲自撰写评论。这部小说与法国作家让·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们》，成为欧洲文坛的重要事件。同年出版的，则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kig égnek，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会流浪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这里。”在巴黎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屠杀》（1924）在维也纳问世，同时他还完成了一本游记《跟随上帝的足迹》。 1988年，随着东欧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作家协会先后与他取得联系，欢迎他叶落归根，但他还是没有动心。岁月和历史已经让他失去了一切，他不想失去最后一分对自由理想的坚持。 很希望译林出版社的这几本马洛伊作品只是我们认识马洛伊的开始，也希望这位已成为天使的老作家能通过文字坐到我们中间，他是凡间极少见到的高尚、独立、聪慧、坚韧、柔情、勤奋，而且品质上几乎没有瑕疵的人。即便因为他，我也愿相信：存在天使。 从1928年回国，到1948年出国，马洛伊小说的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毫无疑问，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奋、最多产、最严肃，也最真诚的作家之一，在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他的成就和声誉无人比肩。 马洛伊的母亲劳特科夫斯基·玛尔吉特是一位知识女性，年轻时毕业于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出嫁之前，当了几年教师。父亲格罗施密德·盖佐博士是著名律师，先后担任过王室的公证员、考绍市律师协会主席和考绍信贷银行法律顾问，还曾在布拉格议会的上议院当过两届全国基督民主党参议员。马洛伊的叔叔格罗施密德·贝尼是布达佩斯大学非常权威的法学教授，曾为牛津大学等外国高校撰写法学专著和教科书，其他的亲戚们也都是社会名流。马洛伊的父母总共生了五个孩子，马洛伊·山多尔排行老大，他有个弟弟盖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贵族称谓为姓，是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对于童年的家，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详尽的描述，工笔描绘了帝国末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市民生活的全景画卷。 他们先在瑞士逗留了几周，之后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一直住到1952年。1949年，马洛伊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在《我想要沉默》被发现之前，这本书一直被视为《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现在看来，它应该是第四部。马洛伊在《土地，土地……！》中写道：“我之所以必须离开，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写作，更有甚者的是，他们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 在马洛伊生活的时代，考绍是一个迅速资本主义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亲身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调，并决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马洛伊的小说里，“市民”是一个关键词，也是很难译准的一个词。马洛伊说的“市民”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纪初匈牙利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包括贵族、名流、资本家、银行家、中产者和破落贵族等，译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译法，有的地方根据具体内容译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 在匈语里，市民阶层内还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阶层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和豪绅显贵；后者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小资”或“小市民”，而是指中产者、个体经营者和破落贵族，而我们习惯理解的“小市民”，则是后来才引申出的一个含义，指思想局限、短视、世俗之人，但这在马洛伊的时代并不适用。因此，我在小说中根据内容将“小市民”译为“中产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带贬义。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奥匈帝国的贵族传统，也恪守市民阶层的社会道德，成员们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孩子们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马洛伊在十岁前，一直跟私教老师学习，十岁后才被送进学校。青少年时期，马洛伊先后四次转学，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有一次，他在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学校的老师们虐待手执手杖、头戴礼帽、叼着香烟在大街上散步的学生，结果遭到校长的训诫，马洛伊愤怒之中摔门而去，嘴里大喊：“你们将会在匈牙利文学课上讲到我!”还有一次转学，是因为他离家出走。 就在马洛伊离世那年的秋天，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匈牙利也发生了体制改革，苏联从匈牙利彻底撤军。他自由的梦实现了，但他提前去了天上。从1990年开始，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陆续出版，政府还追授他“科舒特奖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奖章颁发给亡者。从某个角度讲，马洛伊这根流亡的骨头以他的坚韧不屈，战胜了残酷的时间与喑哑的体制。匈牙利还设立了慧眼识珠的马洛伊文学奖，推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后继者，其中包括继承了他精神衣钵的凯尔泰斯。正如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所言：“假如，有过一位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的作家，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 1918年1月，成年的马洛伊应征入伍，但由于身体羸弱没被录取，后来证明没有服役是一种幸运：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学在战场上阵亡。同年，马洛伊搬到了布达佩斯，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帕兹马尼大学法律系读书，但一年之后他就厌倦了枯燥的法学，转到了人文学系，接连在首都和家乡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记忆书》，深获著名诗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Kosztolányi Dezs?）的赏识。科斯托拉尼在文学杂志《佩斯日记》中撰写评论，赞赏年轻诗人“对形式有着惊人的感觉”。但是，此时的马洛伊更热衷于直面现实的记者职业，诗集出版后，他对诗友米哈伊·厄顿（Mihályi ?d?n）说，他之所以出版《记忆书》，是想就此了结自己与诗歌的关系，“也许我永远不会再写诗了”。 <er h3">4</h3> 《尤迪特……和尾声》是的续篇，以一对情人独白的形式，将四十年前写的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延伸到了美国，为逝去的时代和被战争和革命消灭了的“市民文化”唱了挽歌。毫无疑问，作者在书里留下了自己的影子——站在被炸毁的公寓废墟中央，站在几万卷被炸成纸浆的书籍中央，直面文化的毁灭。这是马洛伊一生唯一续写的小说，可见他对这部书情有独钟。作者去世后，和《尤迪特……和尾声》被合订在一起出版，就是读者将要读到的中文版。 1923年，马洛伊与罗拉在布达佩斯结婚，随后两人移居巴黎。“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里详细讲述他戏剧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学读书，去图书馆翻杂志，做一些勉强糊口的工作，给德国和匈牙利报纸撰写新闻，并陪罗拉经历了一场险些丧命的重病……尽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贫寒，但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作为记者，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他亲耳聆听过阿波尼·阿尔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讲，见到张伯伦向这位曾五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这期间，他还去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伦敦，最重要的是读了普鲁斯特；毫无疑问，对马洛伊后来写《一个市民的自白》影响至深，难怪评论家经常将他俩相提并论。 与亡者以你相称的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er h3">7</h3> 马洛伊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布达佩斯陷入革命风暴和反革命屠杀，一是为了远离血腥，二是为了彻底逃离家庭的管束，马洛伊决定去西方求学。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国莱比锡的新闻学院读书，随后去了法兰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国，他实现了自己的记者梦，为多家德国报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仅二十岁的他和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狄奥多·阿多诺等知名作家一起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专栏作家；同时，他还向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家乡考绍的报纸投稿。“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 我不叫喊。活着并沉默。 这是怎样的民众啊！——能够忍受匆忙的脚步。 我坐在长椅上，仰望着天空。 “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1928年春天，马洛伊回到了布达佩斯，但罗拉继续留在巴黎，因为她不相信马洛伊心血来潮的决定：“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 一方面，马洛伊自己也心里打鼓：“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另一方面，马洛伊了解自己是“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匈牙利作家的命运”。他离开家乡，是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乡，则是为了成为自己。 这时的匈牙利，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祖国。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使原来的“大匈牙利”四分五裂，丧失了72%的领土和64%的人口；考绍也被划归给捷克斯洛伐克。马洛伊没有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布达佩斯。这时的他，已经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记者了，他的文学素养、独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阶层，成为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佩斯新闻报》的记者。 在德国期间，自由、动荡、多彩的生活使马洛伊重又燃起写诗的热情，他在给好友米哈伊·厄顿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务之中只有一项真的值得人去完成：当一名诗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类的声音》在考绍出版，著名诗人萨布·吕林茨（Szábó L?rincz）亲自撰文，赞赏有加。同年，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译并在家乡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的小说和，成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语译者和评论者。马洛伊承认，卡夫卡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写作风格上，而是在文学精神上。 旅行，这也是宿命—— 在第二部中，马洛伊回忆了并不久远的流浪岁月。从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写到东欧的布达佩斯，不仅讲述了个人的流浪、写作和情感经历，还勾勒出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复杂、激进的岁月影像，各地人文历史宛然在目，无数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谓一部大时代的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如果让我作比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萨义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舌耳眼三部曲”。 在意大利期间，他开始在《自由》日报和“自由欧洲电台”工作。 匈牙利终于出版了全本的《一个市民的自白》，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译文已经交稿，只能寄希望于以后中文版再版时，我再花时间弥补这个小小的缺憾。对“马洛伊迷”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作为马洛伊的遗稿在箱底压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发现并编辑出版，这部书便是马洛伊曾在日记中提到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至此，马洛伊的这本自传终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后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我想中文版面世只是早晚的事情。 到底谁在照看可怜祖母的坟冢？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 Gy?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er h3">5</h3> <er h3">3</h3> 在马洛伊的长篇小说中，1942年圣诞节问世的《烛烬》是语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动人、情感最深沉、风格最强烈的一部。两位老友在离别多年后重逢，在昏暗、空寂的庄园客厅里秉烛对坐，彻夜长谈，追忆久远的过去，一个成了审判者，另一个成了被审判者。年轻的时候，他俩曾是形影不离的金兰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后来，其中一个人背叛了另一个，甚至有一刻动了杀机，结果导致一系列悲剧。马洛伊讲故事，但不仅讲故事，还用莎士比亚式的语言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他通过两位老人的对话告诉读者，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1998年，《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随后英文版、德文版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世界，台湾地区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至今，《烛烬》是马洛伊作品中翻译语种最多、读者最熟悉、市场最畅销的一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不久前，书评家康慨先生告诉我，他正在读我刚出炉的《烛烬》译稿，激动得禁不住大声朗读，并摘出他最喜爱的关于音乐、友情、孤独、衰老的段落发给我，说书写得好，也译得好，我心里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一种“古代君子”的情愫在胸中涌流，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们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怎样的房屋和怎样的街道！ 是马洛伊流传最广的散文集，谈人生，谈品德，谈理想，谈哲学，谈情感，为那些处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弃的人指点迷津。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读了，频频点头，就像一位读者对它表示肯定。这本书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我从这本书里学到了许多。是的，是的，必须要活着，体验，为生命与死亡做准备。” 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并不总是浪漫的，更准确地说，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会比常人更多一层忧患。在新一场战争临近的阴霾下，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沉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以及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乱世之中从不动摇意志，从不依附任何势力，从不被任何思想冲昏头脑，他与左翼的激进、暴力保持距离，他对右翼的危险时刻充满警惕，因此使得当时各类右翼对他的厌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对他的记恨一样深，无论哪派都视他为“难斗的天敌”。 1989年1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行：“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但也不耽搁。时间到了。” 马洛伊·山多尔（1900—1989）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魏玛是歌德的城市，那里对马洛伊的影响最深最大。“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在魏玛，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围：“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一只维尼熊，他的死亡证明。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1952年，马洛伊和罗拉移居美国纽约，并在伦敦出版了流亡中写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萨卡岛》。1954年在《文化人》杂志发表长诗《亡人的话》，被誉为20世纪匈牙利诗歌的杰作。身在异邦，心在家乡，马洛伊曾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写过一首小诗《我这是在哪儿？》，流露出他背井离乡的无奈和惆怅： 世界的万能与全知啊， 这里的面包有股多么怪的味道。 达十几卷的更具有历史、文学和思想价值。作家去世后，他的全部作品在匈牙利出版，留下的遗稿也陆续面世，新出版了至少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45至1989年的全本、《一个市民的自白》全本和《我想要沉默》、，还有与友人的书信集和早年创作的小说集。 现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话—— 但这里，在地下，一切都无聊和愚蠢， 2月20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好友、遗稿托管人沃罗什瓦利·伊什特万夫妇，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伊什特万和亲爱的伊莲：我心灰意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始终疲乏无力，再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不得不进医院接受看护。这个我想尽量避免。谢谢你们的友谊。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我怀着最好的祝愿想念你们。马洛伊·山多尔。” 就在马洛伊丧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洛伊感到十分悲愤，他在《佩斯新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告别》的文章，写道：“现在，当黑暗的阴云笼罩了这片高贵的土地，我的第二故乡，它的地理名称叫欧洲：我闭上了眼睛，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瞬间，我不相信，就此告别……” 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 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马洛伊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耻辱地活着！耻辱地在百日行走！耻辱地活着！……我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3月19日破碎了。我听不到我的声音；就像被乐器震聋了耳朵。” 三天之后，作家夫妇逃到了布达佩斯郊外的女儿村（Leányfalu）避难，当时，罗拉的父亲被关入了考绍的“犹太人集中区”，罗拉的妹妹和两个孩子跟他们在一起。马洛伊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曾有一个女人找到他们，说只要他们付一笔钱，就可以让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秘密帮助下搭乘一架红十字会飞机飞往开罗，但被马洛伊回绝了……后来证明，马洛伊的决定使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搭乘那架飞机的人全部被送进了德军在奥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营。这一年，他没有出新书。 1945年2月，马洛伊在布达佩斯的公寓在空袭中被炸成了废墟，六万册藏书的毁灭，象征了文化的毁灭。战火平息后，马洛伊创作的新戏《冒险》公演大获成功，他用这笔收入买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里住到1948年流亡，之后他母亲住在那里直到1964年去世。 1934年至1935年，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分为两部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时间跨越世纪，空间纵横欧陆。小说的第一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长史，生动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画卷。他用工笔的手法翔实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市民阶层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家族传统、人际关系、审美趣味、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刻画之详之细，如同摄像机拍摄后的慢放镜头，精细到各个房间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来历、父母书柜中藏书的作者和书名、妓院房间墙上贴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类人群的时尚装扮。书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个，从皇帝到女佣，从亲友到邻里，从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个人都拥有个性的面孔和命运的痕迹。从文学水准看，该书毫不逊色于托马斯·曼的和普鲁斯特的。 回顾历史，无论右派左派，都是对马洛伊先攻击，后拉拢，拉拢不成，打压噤声；最后，连他的肉身存在都会令当权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不过有趣的是，马洛伊在文学上卓越的造诣、优雅的风格和高超的水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魅力，令人欲罢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观点的人都忍不住会去读他的书。因为不管他写什么都会独树一帜，都会触动人心，都拥有不容否认的文学价值和人文思想。 也在这里结束。 空气醉人。阳光明媚。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自从1948年8月31日马洛伊和罗拉离开匈牙利后，至死都没有再回那片土地。他们走的时候十分孤独，没有人到火车站送行。在瑞士，匈牙利使馆的人找到他问：“您是左派的自由主义作家，现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离开？”马洛伊回答：“为了那5%。” 与马洛伊同时代的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 Attila）这样评价他，称他为“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伟大一代的合法后代”。 生活多么美好——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2月21日，马洛伊在圣地亚哥家中用一枚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自由地选择死亡这个高傲的姿态成为不朽。“所有的一切慢慢变成了回忆。风景、开放的空间、我行走的大地，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启示。所有的一切都讲述着这条遭到损毁、已然流逝、痛苦而甜美的生命，所有的土地都粘挂着无可挽回的、残酷的美丽。也许，我还有很少的时间。但是我要作为死者经历我的人生：我的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在这里维生，就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生命之耻）不允许做另外的判决。”马洛伊生前曾这样说。1942年，他还写过一首《在考绍》的诗，在中年时就平心静气地讲述了生与死的轮回： 骄傲和独一无二的 战后，有关当局请马洛伊出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协会主席，被他拒绝了，因为他无法在自己的家乡被割让、自己的同胞被驱逐的情况下扮演这个玩偶，他说：“恐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一切：最终，没有人从中吸取经验。”他不但拒绝当主席，还退出协会表示抗议，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记恨，被社会主义者视为危险的右派、“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残渣”。 我从这里开始，或许 1939年2月28日，罗拉为马洛伊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克利斯托夫”，但孩子只活了几个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从那之后，马洛伊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文件夹里带在身边，字条上写着：“克利斯托夫，亲爱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葬礼之后，他长达几个月沉默不语，写了一首《一个婴儿之死》： 莫非现在叫卡洛伊环路？ 在德国期间，他还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国，与其说留学，不如说流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不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个体人在地球上走，看，听，写和思考。 1973年，马洛伊和罗拉去维也纳旅游以纪念他俩结婚五十周年，但没有回咫尺之遥的祖国。自从马洛伊流亡后，匈牙利查禁了他的作品。1970年代，匈牙利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不仅解禁了马洛伊的作品，而且邀请作家回国。然而，马洛伊的骨头很硬，他表示只要自己的家乡还不自由，他就决不返乡，甚至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1974年底他们返回美国，1980年移居圣地亚哥，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 是一部婚姻小说，通过两段长长的自白，先出场的是妻子，随后出场的是丈夫，从不同的阶层、视角、修养和感受讲述了同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们两个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对方，都以自己的真实看待这段婚姻。按照马洛伊的观念，这个婚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与生俱来的修养差别和阶层烙印。其实这个观点，作者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过：“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 <er h3">9</h3> 1930年代初，德国纳粹主义日益嚣张，托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厅发表著名的《德意志致词》，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僻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是“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颂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马洛伊与托马斯·曼的观点一致，他也率先在匈牙利报纸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结果遭到本国的民粹主义者憎恨，视他为激进的左派分子。1935年，他与动身流亡的托马斯·曼在布达城堡会面，更坚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场。 是中央公园，不是玛格丽特岛。 流亡期间，他先后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部戏剧，以及1945至1985年的。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除了《土地，土地……！》外，就该算《尤迪特……和尾声》了。 1934年10月12日，对马洛伊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虽然父亲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养上给予他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中学毕业时，马洛伊曾写信向好友倾诉，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样：“一个许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欢的人，一个从来不向外部世界妥协、永远没有家的人。也许在这个坍塌的家里正是这个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无家感。”父亲的死，使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独，很少写诗了的他，在悲痛中写了一首。 他留下了什么？他的名字。 <er h3">8</h3> 遗憾的是，马洛伊未等到祖国自由，他太老了，太孤独了。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了反抗苏联统治的人民自由革命，马洛伊在“自由欧洲电台”进行时事评论。次年，马洛伊夫妇加入了美国国籍。1967年马洛伊夫妇移居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市。 在流亡的岁月，马洛伊除了与爱妻罗拉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还领养了一个儿子亚诺士，亚诺士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作家夫妇的感情安慰。然而岁月无情，从1985年开始死神一次次逼近他，他的弟弟伽博尔和妹妹卡托于这一年去世。1986年1月4日，与他厮守了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罗拉也离开了他；秋天，他那位是电影导演的弟弟盖佐去世。1987年春天，养子亚诺士也不幸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马洛伊再次陷入深深的悲痛。就在这年秋天，他留下了遗嘱。 <er top">1</h3> 严肃的，令人回忆的 马洛伊一生都没有放下笔，总共写了五十多部作品，长 与先人相互慰藉的 1947年，马洛伊虽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拥有名衔和勋章，但由于他的文学风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与主流文学保持清醒的距离，最终仍难逃脱当局的打压。1948年，马洛伊永远地离开了故乡。 上帝啊！——我这是在哪儿？ 一块带血的破布和一条绷带。 <er h3">6</h3> 1922年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书》在家乡出版，其中有一篇，描写自己的亲戚们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为后来创作《一个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我不能原谅任何人，永远不能。 20世纪，欧洲有许多文人过着流亡生活，但很少有谁流亡得像马洛伊这样决绝和孤独，他的骨头本来就很硬，流亡更是把它磨砺成了钢铁。托马斯·曼战后也没有回德国，但他可以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德国人都在读他的书，以这位坚决的反法西斯作家为荣。可马洛伊呢？他的匈牙利文化在哪儿？他代表的高尚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冷战的文化充满了谎言，即便他的祖国不禁他的书，他也自己坚持沉默，捍卫自己坚守的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与政治和流行为伍，但他一生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不为西方的市场写作。流亡期间，他不停地写作，没有出版社给他出书，他就自己出钱印，至少罗拉是他的读者。 “死亡的诗人仍在勤奋工作”，这是马洛伊曾经形容他的文学启蒙恩师科斯托拉尼·德热而写下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也写给了他自己。 1921年，对马洛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还在柏林与玛茨奈尔·伊伦娜（昵称“罗拉”，这位考绍的名门闺秀也是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见钟情。从那之后，马洛伊与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从那之后，罗拉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旅伴、难友和最高贵意义上的“精神伴侣”，几乎他以后写下的所有文字，罗拉都是第一位读者。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