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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弱者的尊严》 正文 第一章 十二年等待，入土为安 当今社会上有一个怪现象：只要一出问题，就有人会扼腕叹息是“制度问题”。似乎所有的责任与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好坏毫无关系，一切都是“制度惹的祸”。 真的是这样吗？ 大同煤焦集团某矿职工家属刘金莲始终弄不明白，她那花儿一般的女儿被人告知突然自杀了，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但最令她无法明白的是，在女儿自杀后的十几年里，她以一位母亲的那份真挚感情去追问其女儿死因时，问题竟然变得如此复杂和困难—— 刘金莲的女儿名叫张喜荣。死亡时年仅24岁。生前与附近一煤矿男青年张某恋爱，并于1991年9月到民政部门领过结婚登记证。相处后感觉两人性格和感情很不谐和，张喜荣一直不愿过门到张某家生活，始终在自己母亲刘金莲家居住。 1992年6月27日中午前，张某来到刘金莲家，说有事找张喜荣，于是张喜荣向母亲告别后随张某到了张某姨妈家。不知何故，两个人下午又分开了，张喜荣独自留在张某的姨妈家，张某则外出走了……晚上6时半左右，邻居刘某回家后闻到屋里有股刺鼻的煤气味，经查找，发现是四层张某的姨妈家泄漏出来的，便急忙给张某打电话。张某赶回来，见门反锁着，一脚踢开门，直奔厨房，关掉煤气阀门。再转身寻找留在屋里的张喜荣，竟然看见张喜荣在煤气管上上吊了。“喜荣！喜荣——”张某惊恐万分地边喊边将张喜荣从煤气管上抱下……这时，张某的姨妈和其姐妹等人闻讯赶来，几个人慌忙将张喜荣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张喜荣早已死亡（以上情节是事后张某向公安人员描述的）。 张喜荣的母亲刘金莲是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女儿出事了。当她赶到医院时，任凭怎样的哭天喊地，女儿冰冷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再也不可能回应一声“妈妈”了…… 女儿死得突然，死得叫母亲刘金莲无法接受。“前一天离家的时候，还好端端的，今儿个咋就没有了……我的荣荣你死得好冤！死得好惨啊！”刘金莲抱着已经僵硬的女儿尸体，几度昏死。 刘金莲对“女婿”张某早就不满意，如今女儿不明不白地“自杀”，能这么简单地了事吗？“她不会自杀的！”这是母亲的第一个直接反应。 于是在对方提出火化时，刘金莲坚决反对：“是你们杀了我女儿！你们是凶手！” 刘金莲一边流着悲痛的泪水，一边强烈要求公安部门作调查，并且制止对方火化女儿张喜荣的尸体。 医院只得把张喜荣的尸体暂时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冰柜里……十几天后，一份由当地矿区公安分局出具的关于张喜荣之死的调查报告到了刘金莲一家手里： 经大同市公安局法医对张喜荣尸体进行第一次解剖认定： 1.死者尸体呈鲜红色，血液中含有CO，属40％的轻度中毒。 2.死者颈部索沟有表皮剥脱皮下出血反应。 3.死者张喜荣系生前缢死。 “不！我女儿不会自杀的！她凭啥要自杀？她刚刚拿下了大专函授考试……她好好活着，荣荣不会自杀的！绝对不会……”刘金莲拿到“调查报告”的一刹那，还没有说完话就又昏死过去。 当她醒来的第一个反应是：找懂行的人来看这份“调查报告”里的问题。“懂行的人”很快告诉她：这份“调查报告”里的结论有“技术问题”，“CO中毒的典型临床表现是面呈桃红色！他杀可能非常大”。 本来就认定是那个不怀好意的“女婿”杀了自己女儿的刘金莲更坚信女儿是被人害死的。她找到矿区公安分局追问，公安分局的人告诉她：我们的鉴定就是这个样，你女儿上吊自缢的事实不容置疑。 “这不是事实！你们在胡说！”朴实的农家妇女刘金莲一听公安部门的答复就跳起来。她是女儿的母亲，比谁都了解女儿的心：早在两年前，女儿曾与一直纠缠自己的“男友”张某出现矛盾，后来发展到闹翻要分手的地步。但张某死活缠着张喜荣不肯撒手，甚至到后来想用“结婚证”死死拴住张喜荣，以为这样可以使张喜荣“回心转意”。但之后的日子张喜荣不仅没有改变想与张某分手的主意，而且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娘家。在“上吊自缢”的几个月前还将张某送她的“彩礼”全部退还，准备同张某彻底断绝关系。 “荣荣对这桩婚事早就不满意，早就不想理那人了。可那姓张的厚着脸皮死活不放过荣荣……”刘金莲过去为了女儿的脸面，从不愿对外人说这样的事，可现在女儿没了，她再也不想隐瞒什么了。 刘金莲一家的状况令人同情。就在女儿“自缢”前一年，刘金莲的丈夫已在一次矿难事故中身亡，留下她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女儿荣荣是唯一可以与她一起支撑这个破碎的家的亲人，这也使得女儿经常会把埋在心头的所有委屈无一遗漏地诉说给母亲听。 “我了解孩子，她绝不会自杀的！她凭什么要自杀？她要是有三长两短的想法能不告诉我当妈的？”刘金莲认定如果不是张某迫害或动手杀害她的女儿，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悲剧。 在刘金莲的坚持下，放置在医院太平间冰柜内的张喜荣尸体被第二次拉出来作尸检。时间是1992年10月13日。 此次医检的结论依旧：张喜荣“系生前自缢”。根据刘金莲的要求，大同矿区公安分局刑警队作出了判断张喜荣上吊自杀的“四条理由”： 1.根据法医对尸体解剖，张喜荣尸体没有被钝器所伤，尸体完好无损； 2.张喜荣上吊现场是在四楼中门，现场没有发现其他可疑情况，凉台完好无损。家中正常； 3.张喜荣上吊现场的门是邻居12号的袁宝生用脚踢开的。门是从里面用锁子给挂住的，袁宝生能证明当时踢开门看见了现场； 4.有大同市公安局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得出死因，张喜荣系生前缢死。 两次尸检，结论无异。照理，刘金莲应该就此罢休。但刘金莲没有，她反而坚信自己的女儿之死是“他杀”所为。因为她从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看，以下几个关键疑点无法让她信服其女儿张喜荣不是他杀： 一是公安部门始终未给出死者的死亡时间。而这，刘金莲认为“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她女儿死在6月27日下午4点前，极有可能是被人残害后再伪装成煤气泄漏，并将其挂在煤气管上伪造成上吊自杀现场。 二是即使张喜荣与张某吵架，也不至于想不开竟然自杀在张某的姨妈家。 三是张喜荣死在张某姨妈家的厨房内，其空间十分狭窄，死者如上吊后踢开凳子，造成不了凳子“四脚朝天”状，而公安人员告知当时张喜荣自杀现场的凳子是“四脚朝天”的。 四是死者牙关紧咬，舌头未吐，脚尖未垂，这与上吊自杀的特征不符。 刘金莲作为母亲，除了对上面这些事实存在疑问之外，还有两件事更让她确信女儿是被人害死的。那是女儿死后不到一个月的7月25日这一天，刘金莲依然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的停尸间看望早已冷冰冰躺在冰柜里的女儿，太平间的一位师傅很神秘地告诉她：张家（与张喜荣订婚的张某家）说了，今晚要来取张喜荣的尸体，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刘金莲一听大惊：他们想干什么？分明是想灭尸掩罪？刘金莲快速看了一眼女儿的尸体后，立即返身找到办案的公安部门负责人报告了此事。人家一听，满不在乎地告诉她：他们偷走尸体有什么用？别管他！说着忙其他事去了。刘金莲着急啊，女儿不明不白这样死了，现在事情还没弄个明白，假如尸体被人偷走毁了，不更成无头案了嘛！刘金莲心急如焚，带着几个亲戚，当晚守候在太平间。上半夜，刘金莲等轮流看守，却未见“贼”来。又过数小时，将近清晨时，只听门外“突突突”地响起几辆机动车声。刘金莲等出去张望，一看果真是张家的人，共八条汉子，三辆机动车。“你们想干什么？”刘金莲怒喝一声，顺手操起一根铁棒，直冲过去。来者见势不妙，发动马达，掉头就跑。事后刘金莲对医院和负责办案的公安部门警告说：如果有人敢偷走她女儿的尸体，她刘金莲就跟谁拼命！ 母亲誓死保护已去天国的女儿遗体，让一些人再不敢贸然行事。新的尸检报告不能让刘金莲信服，停尸间又一件令她更不能容忍的“意外事件”发生了：那天她再上停尸间看望女儿，双脚刚踏进停尸间，只见眼前团团热雾笼罩……冷库里怎么会冒热气呀？刘金莲正迷惑不解地往里走时，她被近在咫尺的一个“怪物”吓得大叫一声：啊——这是谁呀？躺在地上的是个赤条条的、四肢蜷曲着的、没有气息的男人…… “是老刘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把他拉开……”这时停尸间的李老头过来一边给刘金莲赔不是，一边赶紧动手将躺在地上的一具男尸拉走。 刘金莲的心依然怦怦直跳。停尸间里见死人本不会让她惊吓，问题是她没有想到那男尸会横放在进门的地上，换谁都会在没有半点防备的情况下吓出一身冷汗。这事人家工作人员赔了不是也就算了，可当刘金莲走到安放女儿尸体的冷柜时，不由火冒三丈：热腾腾的气流下，女儿的尸柜竟然敞开在外…… “老李，这是咋弄的？这么热的气儿，我女儿的尸体不全完了吗？”刘金莲愤怒地责问看守的李老头。 “哎哟，真是怪了，你女儿的冷柜怎么会敞着嘛！我马上关上！”惊慌失措的李老头赶忙将张喜荣的尸体冷柜往里合上，又一副真诚的样儿直向刘金莲赔礼道歉。 “之后我女儿的尸体就开始腐烂，没有多少时间就根本不成样儿了……”刘金莲事后极度伤心地说。年纪轻轻的女儿突然死亡，并被告知是“上吊自缢”，刘金莲本已心存疑点多多，如今又连续出现尸体被人企图抢劫和“意外”腐烂之祸，这样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尸体腐烂了，死因咋个查清呀？”悲恸欲绝的刘金莲这回上了省城，她心想，省城的医检专家一定比大同的要“技术高、心眼好”。可省城太大，从没出过远门的刘金莲发现省城太原不仅城市比大同大出好几圈，想找一个说得明白又能听她申诉的人其实比大同要难得多。最后没有办法，刘金莲打听到省委的地址后，便在隔日的大清早，穿着一身孝服，见有武警站岗的省委大门后，便双腿“扑通”跪在地上，一声“我女儿死得惨”的悲号，立即引来满街围观者。 “大娘，快起来！这儿不能闹！”刘金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拉起来送上了一辆警车。 “我女儿死得冤枉，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喊冤？”刘金莲责问押送她的公安人员。人家板着脸告诉她：省委门前吵闹是违法的，有事可以找主管部门。 谁管我女儿的事啊？刘金莲抺着眼泪问，顺手将备好的“冤状”递给公安人员看。 你不是想请法医吗？应该上省公安厅嘛！ 于是刘金莲费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找到那个威严的省公安厅办公地。两眼一抺黑的贫民老妇能引起当局注意的只有哭跪和叫冤，否则即便是饿死街头怕也难有人出面过问一句。 山西省公安厅的领导对刘金莲申诉女儿冤死一事不能说不重视。他们立即派出专家赴大同市，会同当地法医一起对张喜荣的尸体作尸检。时间是1993年元旦刚过的日子。 “他们来后，又对我女儿开膛剖肚，剐走好几个脏器……”刘金莲说到此处，老泪纵横。凭心而论，眼睁睁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女儿尸体，刘金莲怎么能忍心任人扯动女儿哪怕是一根头发？可为了弄清其死因，刘金莲一忍再忍，这种悲怆欲绝的经历，普天下的母亲恐怕只有她刘金莲有过。 “荣儿啊，你死得不明不白，又要受这样的苦，妈对不住你啊……”当省城的法医提着女儿的脏器离开停尸间时，刘金莲伏在冰冷的尸柜上，几度哭死过去。 在期待中的那些日子里，刘金莲几乎每天都要上停尸间看望一次女儿，可每当她看一眼女儿那不成样的模样时，作为母亲的她，不是悲恸得昏死过去，就是难过得直恶心。“……到1995年后，女儿的尸体腐烂得实在不像样了，我看后常常做噩梦，所以打那以后就不再去停尸间探望了。”刘金莲对我说此话时，双手捂着心口，眉宇间堆起无限痛楚。 1993年1月11日，一份签有山西省公安厅副主任法医武某大名的《张喜荣死因复核鉴定》出台。这份鉴定共有4页纸，后附张喜荣自杀现场示意图1张，现场及尸体照片50张，无论从法医的专业水平和材料的要求上，都可以说是相当规范的。尤其如“鉴定”上所言：在尸检之前，大同市公安局的一名副处长会同省市和矿区公安分局的侦查、技术干部对张喜荣一案重新作了全面调查访问，并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和复核。首先征求了张喜荣亲属意见，查证了有关张喜荣死亡前后的基本情况，走访了原始现场的发现人，认真审查了现场有关证据并在现场反复试验，仔细审查了尸体原始资料等等，从“基本案情”、“尸体上具备吊死征象”、“现场为自杀现场”和“有自杀原因”等四个方面最后得出结论——张喜荣因对婚姻不满，吸入煤气后自缢死亡。 那天，4页纸的“鉴定”如千斤铁石，从刘金莲的手中滑下，落在地上…… 手捧女儿遗照的她，脑子一片空白。“之后的十几天里，我成了一个白痴，脑子空空的，啥事都不知道。”刘金莲说。 不行，荣儿不是这样死的！荣儿不能白白死去！刘金莲始终不信公安部门所作的她女儿“自缢死亡”结论。她认为公安部门有人“私通一气，包庇罪犯”，为了“洗清沉冤，查明真相”，体弱多病的刘金莲怀着悲愤与一丝希望，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之路…… 那些没有尊严、饥寒无常的漫长岁月是怎么过来的，刘金莲说可以写三大本书。“过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认得字，后来为了弄清女儿死因，我学会了写状子、给领导写信……”我无法相信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会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这也使我想起了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对我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拿出上访人员百分之一的精神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再有多少上访人员了，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和谐得多。 身为母亲的刘金莲，对女儿之死由公安部门给出的死因结论无法认可，所以她认定女儿死得冤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女一旦出现这样的不幸，相信天下的父母都会与刘金莲一样，必定追问个明白。因为儿女的生命在父母心头重如泰山。 连续三次尸检，看着女儿长久地躺在冰冷的太平间尸柜里一天天腐烂的凄惨情景，换了谁都会撕心裂肺……而盖着矿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大红印章的一份份法医鉴定书，犹如大山压在刘金莲的心头，令她窒息难忍。 “女儿死得不明不白，我做母亲的哪能咽下这口气？”刘金莲对天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找出“凶手”。 “去吧，只要你能找到弄得明白荣荣咋死的专家，我们就是闭了眼、蹬了腿，也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在刘金莲第一次准备离家上京城时，年已80多的公婆挽着两个刚过10岁的孙儿对儿媳说。 “妈，我会照顾好弟弟的，你去吧，早点回来……”大儿子抹着眼泪，给母亲的衣袋里放进两个煮熟的鸡蛋。 第一次进京，刘金莲走出火车站出口后就迷了路，本来到公安部的路没几站地，她却转悠了大半天，花了十几元公交车费、跑了足足几十里路才在天安门国旗下降时摸到了公安部大门……北京的“官”办事就是不一样，“大娘您放心，我们马上责成山西省有关部门一定帮您把事情弄明白！” 刘金莲听了这样的答复，心头涌起欣慰和感激。“哎，我听同志您的话！”在火车站给公婆和两个儿子买了几样“北京小吃”后，她便回到了大同老家，静静等待结果。 五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咋省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刘金莲担心起来，便再次跑到省城去问，人家一脸不高兴地告诉她：你女儿的死因结论清清楚楚，你还有啥冤嘛！ 咋没有冤？北京的领导都同情我，你们咋就不听中央的话？刘金莲气愤地责问省里的干部。 人家有修养没发火，倒是脸上堆着讥讽的笑容说：中央的话我们当然要听，可实际情况我们也要如实汇报。你女儿的事，我们已经做了三次尸检，结论都是一致的，你再跑也没有用。说完，人家转身给了刘金莲一个背影。 刘金莲火了，咋，我一个小百姓你们就可以这样欺负我？我不信这个邪，再上北京申冤！ 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找到那个说“一定帮您把事情弄明白”的“官”。这回这个“官”有些为难地耸耸肩，说：你们省里说已经做过几次尸检了，结论都是一个样。这事看来难度不小…… 同志啊，你一定帮大娘看看还有啥法子，大娘我给你磕头了……刘金莲说到这儿，双腿“扑通”就跪倒在地。 大娘您千万别这样！别这样……那“官”赶紧扶起刘金莲，然后好心地对她说：如果大娘还是怀疑你女儿死得冤，恐怕得找更好的尸检专家帮助重新做一次尸检。 “只要能为我女儿申冤，我就是一辈子去讨饭也心甘情愿。”刘金莲说。 请大专家可不是容易的事，你能请得动吗？那“官”紧锁眉头说。 刘金莲说，同志你给指条路就行。 恐怕得找你们省里主要领导。 啥是主要领导？ 就是省长、省委书记呗！ 噢。刘金莲点点头。当日，她回到太原，来到省委大门口。再次穿着一身白色孝服，双膝下跪在大门口，嘴里哭喊着“冤——！”警察和信访局的人过来一看，说：怎么又是你啊！ 刘金莲不理会，说：“我女儿的事一直没给解决，当然我还要来嘛！我要找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那么忙，你怎么不体谅领导的难处？”人家这样对她说。 “我不管，反正今天见不着他，我就天天在这儿等他！”刘金莲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行，这是省委办公的地方，你不能这样随便坐在大门口挡道！”几个公安人员便将刘金莲抬起来就走。 刘金莲被强行劝离省委大门口。她不服，你不让我找省委领导，我就偏要找他不可。你一次把我拉走，我就来第二、第三次，看你们拿我怎么样！ 省委、省政府大门口的执勤公安人员吃的就是维持省委、省政府大门口治安的饭，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任务便是劝说和制止那些上访人员和滋事闹事者。你刘金莲来一次，我就劝你走开一次，你来十次，我们就劝走你十次。你赖着不听话，我就依法对你采取措施。 刘金莲心想：你是人民的政府，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能不为百姓办事、不为百姓着想吗？你说我闹事，我就是闹事！我不闹，你们就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们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闹了！你们要不给百姓办事，我就天天上省委大门口来闹，看谁能熬过谁！ 从此，刘金莲和省委省政府大门口的公安人员及信访人员展开了“拉锯战”——刘金莲隔三差五地鸣冤递状子，公安人员及信访局工作人员就隔三差五地将其拉走送回大同去，惹急了就让刘金莲在“小号”里蹲几天；而每蹲一次，刘金莲上省委、省政府闹得便更凶，直到彼此都精疲力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再深谈一次…… 公安和信访人员：大娘你就别闹了，我们想法再把你的问题向领导反映一下好吗？ 刘金莲：你们要向领导反映上去了，他们出面来解决我的事，我就不会再闹了。 又一位某部门的领导出来询问刘金莲咋回事。于是刘金莲从头到尾又得将女儿的事倒出来重复陈述一遍……时至1995年初，省委办公厅领导出面了解刘金莲的事，并责成省检察院来处理这件事——因为刘金莲现在的申诉是公安部门（包括省公安厅在内）的专家们不能对她女儿死因作出“公正结论”。 这年3月14日至19日，省检察院派法医会同公安等部门原调查人员再次对张喜荣死因进行勘察与座谈，并于当月25日邀请省医学院、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教授、专家进行分析讨论。省检察院在重新审核原法医结论基础上，独立对张喜荣的尸体进行了勘察，结论是：尸体已高度腐烂，呈霉尸变，软组织结构不能辨认，已失去检验条件。“因此对刘金莲申诉中提出的疑点，也难以作出有针对性的答复。” “这回大娘你该信服了吧？”有人将省人民检察院（95）晋检技字第2号文件拿给刘金莲，希望她从此息诉罢访。刘金莲悲切而又意外地沉默了，并于当夜离开了省城…… “什么？她又跑北京闹去啦？”不几日，省信访局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刘金莲又在北京敏感的地方“闹事”，让山西火速派人领回。 这个刘金莲，她到底有完没完？山西方面有人大为光火。 就是没完！当初我女儿尸体好端端时，如果你们公安部门查个水落石出，我就不会闹到这个样！现在你们说我女儿的尸体腐烂了，无法尸检了，你们不负责谁负责？谁还我死去的女儿？刘金莲“哇”的一声凄惨的哭喊，让心肠再硬的人都感到毛骨发冷。 刘金莲还在闹，到省城、到北京，找所有她认为需要找到的领导…… 终于有一天，省委书记亲自出面将刘金莲等五个在北京挂上大名的“山西上访五大嫂”请到办公室，一一询问她们的申诉请求。 “老刘啊，还有你们几个……你们听我说一句：既然你们的事我们山西公安、检察方面的专家拿不出令你们信服的结论，那我就去请国内最好的专家来给你们把案子弄明白！老刘你们说这样可以吗？” “行！有您书记这话，我们这些年吃的苦和流的眼泪算没白费……”刘金莲握着省委书记温暖的手，热泪盈眶。 北京的专家很快来了，据说省里为了请这些顶级专家来给刘金莲女儿死因等案件做复检，花费了好几十万元钱。 仅凭这一点，再说党和政府不为老百姓办事实在没有道理了！ 可是，如盼星星、盼月亮般的刘金莲，在接到北京来的专家们给出的女儿死因最终结论意见书时，她的眼泪彻底地干涸了——从调查和尸体检查看，没有证据表明张喜荣不是上吊自缢。 那是一个异常黑暗的长夜，心里装着千言万语、眼眶里盈着江河般泪水的刘金莲又一次来到太平间，一整夜伏在装着女儿尸体的冰柜上，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没有流出一滴泪…… “老刘，你也算是个明白人，为了你的申诉，上上下下这么多年没有少操心，事到如此，你也该死了这份心吧？”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山西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将刘金莲从北京接到太原，非常诚恳地对面无表情的她这样说。 刘金莲摇摇头，不紧不慢、不高不低地说：只要不给我个明白，我上访的心不会死。 唉，我们拿你真的没有办法！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之后，似乎真的没有人再管刘金莲的事了。每一次她出现在省城或被从京城接回太原后，便不再有人前去过问和接手她的申诉了。 “我们没法管了！再做一百次也是原先的结论，再说她女儿的尸体已经根本不可能作尸检了。老刘她不服可以理解，但我们办案也得根据事实和科学依据嘛！”省里、市里接手刘金莲申诉的工作人员给不出新的意见，刘金莲的每一次“闹事”结果，只能得到这样的答复。 而与此相应，刘金莲在每一次“闹事”后由于得不到新的答复，又义无反顾地继续她的上访申诉之路，她内心的不服与不屈被超顽强的精神支撑着，又是一年、两年……当刘金莲再次从京城回到家时，已经有了儿子的儿子对她说：“妈，这么多年了，你为姐的事跑断了腿、吃尽了苦，姐姐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你就别再跑了好吗？我们是老百姓，即使上天入地，怕也换不得百分之百的心愿。你说是不是？” “是啊，妈，有时间留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过几天安稳日子吧。再说您老的身体也不好……”儿媳也对婆婆这样说。 刘金莲摇摇头，说：妈是老了，该走的地方，该找的人也都找遍了，可妈还是不信，天底下为啥没一个人能把堵在我心里的事给疏通了？为这，妈我还要跑…… 这一天，刘金莲准备再次上京城申诉，出门就见大路上站了许多警察，本是车水马龙的公路上也不再见车辆行驶，行人也极为稀少，除了路边少数空着手的行人外，所有身上带着物品的人全部被警察劝阻在原地不准上路。刘金莲一打听，说是有中央大官到这儿来了。 大官？会是谁？大官来了？太好了！刘金莲下意识地摸了摸她揣在怀里的一叠“状子”，心生一计：千万逮住这机会，直接向中央大领导递状子！ 可咋能碰得上中央领导呀？刘金莲左右前后瞅了几眼，到处是戒备森严的警察。“喂，你怎么在这儿？”突然，一位省公安厅干部见到了刘金莲，万分紧张地朝她挥挥手：“快走快走！” “咋啦？我走路还犯法？”刘金莲佯装生气。 “哎哟，老刘你就走吧，别自己找不自在啊！这儿不是你申诉的地方，快走快走吧！”那公安干部好说歹说地劝刘金莲离公路远一点。 刘金莲心头暗思：看来今天肯定有大领导来了大同。那我更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公安人员不是看得严嘛！好，看我小百姓有啥办法…… 公安人员可以封路封道，但却不能封沟封埂，更何况你大领导来，总不能让老百姓连正常出门走路也不让吧？刘金莲正是利用了这样的空档，佯装若无其事地空着手，行走在警察身后的马路茬子上，并边走边在寻思中央领导会从哪儿出现…… 大同……咱大同有什么地方值得领导去的呢？嗯，可能中央领导会到石窟去参观！刘金莲没有学过侦查，更不是间谍出身，但为了查清女儿的死因，今天她却神算得分毫不差。 刘金莲看准从石窟风景区下来的一段必经山路拐弯口，准备等候中央领导的车队途经。前后也就十几分钟时间，突然看见远处一个由七八辆车子组成的车队飞驰而来……快快，中央领导会在第几辆呢？刘金莲站在两位警察身后，看着转眼就要驶过跟前的车队，脑子飞快地想着……第一辆是警车，第二辆一般可能是本地领导坐着的，第三辆？第三辆应该是中央领导坐的…… “嗖——”第一辆警车过去。 “嗖——”第二辆车子又过去。 第三辆仅距十来米了！说时迟，那时快，刚才还显得木愣地站在马路茬子上的刘金莲，突然从背她而站着的两位警察中间穿过，随后又飞步走到公路中央，“扑通”向迎面驶来的车子跪下，只见她神速地从怀里掏出一叠“状纸”朝飞来的车子撒去…… 刘金莲这一连串动作，其实仅在一两秒钟内完成，那些训练有素的现场公安人员都不曾料到，一个看上去非常木讷的农妇会做出这等惊天之举！ 不偏不歪，不快不慢，刘金莲跪的地方和抛出的“状纸”正巧对着第三辆车子的正前方……现场所有的安全人员全都傻了眼！眼看一场谁也担当不起的意外就要出现，只见迎面飞驶而来的第三辆车在距刘金莲咫尺之间时突然一个急拐，随后箭似的从她身边飞过……那速度如风一般，比箭更快。 紧随之后的几辆车做了同样的急拐弯，以同样的如风如箭般的速度，“嗖”“嗖”地飞驰而过，等刘金莲回头看去，连个车队的影子都没见着…… “你刘金莲也太猖狂了！这下你可闯大祸了！”刘金莲还没有回过神，一群公安警察已经气愤至极地将她拉到了一辆密封的警车上。 “你们想咋着我？我向领导反映情况又没犯法！”刘金莲不知天高地厚，依然嘴硬道。 “你、你还没有犯法？你这回是犯王法了！”押她的一位公安人员气得脸都歪了，“你知道刚才你拦了谁的车吗？” 刘金莲白了对方一眼，嘀咕道：我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公安人员差一点把“某某某”三个字说出口。 这么大的事，这么严重的当路拦挡中央领导的行为，让山西人大跌面子，尤其是公安方面也确实不好交代。于是刘金莲被当作“神经有问题”的“特殊犯人”，当天被押送到山西省某女子监狱。 “我没有神经病！我只是想查清女儿的死因！我没有神经病！我冤啊——”刘金莲拼命喊冤。 “大娘，别着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们慢慢说清楚好吗？”在现实的我国司法办案中，确实有人会以种种理由将那些其实并不真正犯有罪行的人关押在监狱之中，但同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司法人员能够认真负责，不随便冤枉好人。刘金莲这回遇到的正是这样的好司法干部。于是她在向司法人员陈述自己的不幸之后，很快被释放出来了。 刘金莲长期上访和挡拦中央领导车子的事，震动了山西省，再次引起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认真复查，讲明情况，但结果仍不能令刘金莲满意。 刘金莲还要跑，跑得矿区和市里、省里的干部和领导们一听说刘金莲的事恨不得赶紧躲得远远的。不管吧，上面一个又一个“批示”、“责令”，让具体办事的干部们实在顶不住。唉，刘老太真把我们害苦了！没有什么高招，躲她远远的是最好的招数。 躲得了吗？这不，北京方面又来急电催山西派人去领回刘金莲。在地方领导干部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GDP低一点其实不影响升迁，可要是到北京闹事的人多一个弄不好就会丢乌纱帽。刘金莲一闹就是十几年，恨她恼她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可人家是普普通通的小百姓，你拿她怎么着？关起来？判刑？关三天两天还行，可若判她刑，弄不好她会闹出比上次拦中央领导的车更大的事来，咋办？ 头痛！头痛啊！ 刘金莲的事让山西上上下下的相关部门头痛了十几年。那个亲自批准花钱请顶级专家为刘金莲等案子重审的省委书记，也已离任多年了，后几任省委书记也多次过问此事，可刘金莲的上访依然不停…… 啥叫“老大难”？刘金莲的事算是最好的例证了！全山西几千万人口，只一个刘金莲，就足以使山西的稳定、和谐工作大打折扣。 谁能出来把这样的事解决了？这样的事不解决，山西就永远背黑锅！ 2004年4月，我们的主人公梁雨润由中共运城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奉命调任山西省政府信访局副局长。此前他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与航天英雄杨利伟、抗非典人物钟南山同台领奖。中共中央纪委还专门向全党作出向梁雨润同志学习的决定。“百姓书记”梁雨润的美名传遍神州大地。 梁雨润来省里当信访局副局长，这消息在山西的上访人员中传开了……于是，那些怀着大大小小冤情的百姓突然间全都跑到了省信访局。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梁雨润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信访局接待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 “我们要找梁局长！” “梁书记是当代包公！我们就找他！”百姓一边拥挤，一边高喊着。 梁雨润过去当纪委书记，虽然整天也是处理各种案件，接待信访也是日常事务，但一上班开启大门就见这么多人来找他解决问题还是头一回。梁雨润事后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真是想不到，想不到有那么多群众来上访反映问题……” “最见不得群众流眼泪”的梁雨润，当天在接待一处处长魏晓勤、副处长薛建军、接待员刘辉、王英、杨文晖、王喻卿的陪同下接待了84名来访者，第二天来的人更多了。在后来的几天内，他天天在接访一线，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被占用了。这一周他一共接待了538名上访者。他的“三天之内我给你答复”、“十天之内保证给你解决”、“不出二十天我负责给你回音”……一句句掷地有声的承诺，仿佛一场场春雨降落在那些久旱的荒原上。有些群众看着梁雨润现场办公的雷厉风行作风，甚至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本文后叙的许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在梁雨润刚上任的那几天里认识他的，并在他的帮助下解决了多年未解的冤情和积恨。 刘金莲是个例外，她与梁雨润认识比别人晚一些时间。梁雨润到省信访局任职时，刘金莲跑到了北京，后来又被省里的人接回山西，之后她才听说省里来了个肯为百姓解决难事的好干部梁雨润。刘金莲自己说过，起初别人传这话时她根本不信，心想我的事多少大领导出面都没有解决，你一个信访局的副局长能解决得了？但既然别人都在传梁雨润是“包公”，是专门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不妨找找他呗！ 2004年10月28日这一天，刘金莲来到省信访局。正好梁雨润在接访，她把状子递给他。正在梁雨润看刘金莲的上诉材料时，接待处的一名接待员走过来，说梁局长您到办公室接个电话，省委有事找你。 梁雨润对刘金莲客气地说了声“你稍等”，便随那个接待员上了楼。 “梁局长，您知道刘金莲的事吗？”接待员在楼梯上悄悄问梁雨润。 “不知道。材料还没看完……”梁雨润说。 “这个人的事您千万别去碰！” “为啥？” “很多领导都没有解决她的事，你想想看有多难！”接待员眼睛瞪得圆圆的，示意这位新任的“名人”上司千万不可砸在这事上。 梁雨润笑笑，止步道：“电话是假的吧？” 接待员不好意思地说：“是。可我看你不了解情况，所以提醒您一下，像刘金莲这样的人，您跟她说话一定要留有余地，否则就被动了……” 梁雨润沉思片刻，没有说话，然后重新下楼。 看完材料，梁雨润用那双充满同情的目光扫了一眼坐在自己面前的满头白发的刘金莲，神情异常凝重。他轻轻地长叹一声后，说：“老刘啊，你的事拖了十几年，我们该一起把它解决了！” “梁局长，我是想解决啊！可、可没人理我，哇呜……”不曾想到，一进门表情始终冷漠的刘金莲会突然如此凄怆地嚎哭起来，哭得几度背过气，令在场的人无不心生同情。 “今天是10月28日，我了解一下情况。老刘，我梁雨润在两个月内把你的事情办妥，也好让你12年没有落土的女儿有个归宿！好不好老刘啊？”梁雨润拍着胸脯对刘金莲说。 “嗯……”满脸老泪纵横的刘金莲哽咽着向梁雨润直点头。 日落之时，省信访局接待厅的大门“哐”的一声关上了，可工作人员们都没有走，他们在暗暗地为新任副局长梁雨润捏把汗。“梁局长，刘金莲的案子全省闻名，在北京也是挂上号的硬案，你两个月里真能解决得了？”有人过来问梁雨润。 “我也不知道。”梁雨润的话让在场的人感到意外。梁雨润看着大家的表情，语气有些沉重地说：“老实说，像刘金莲这样的硬案，两个月内能不能解决，我心里也没有底。可她的事拖得太久了，12年哪！她刘金莲不知跑了多少回省城、多少回北京！我们中间谁有她的毅力能跑那么久？再说，我们信访局、省政府、省委，还有大同市和矿区，这么多年里为她一个人的事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财力！我听刘金莲说，光为她女儿做尸检就有六七次，估计花的钱就有几十万……” “她女儿的尸体至今还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放着，听医院说，光停尸费就该有20多万了！”有人插话道。 “是啊，这么一桩事，国家花了大钱，我们这些信访人员年年因此挨批评，她当事人又吃尽苦头，我们再不想法早点给她解决了，还要等多少年呢？”梁雨润说这话时，有些激动。 “喂，是大同市委吗？我是省信访局梁雨润啊……”吃过晚饭，梁雨润拨通了大同市一名领导的电话，他与这位领导同志在电话里谈了近两个小时…… “好的梁局长，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市委常委会作个专题汇报。”对方最后这样说。 放下电话，梁雨润又翻开笔记本，拨通另一个手机：“是大同矿区信访局的老张吗？” “对对，噢，是梁局长……” “老张啊，我过几天上你们矿上去一次……对，就为刘金莲的事。”梁雨润说。 “哎呀，她的事……梁局长，我说句您可能不爱听的话：这人太难缠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不是不想给她解决，可她就是往死牛角里钻……每年市里、矿上光为了把她从省里、北京接回来花的人力财力就不计其数！梁局长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们这儿谁都不愿沾她这件事，谁要沾她这事，好像谁就跟她过不去似的。没办法……” “难度肯定有的。可老张你想想，她刘金莲觉得自己的女儿死因没搞清楚，是怀疑我们公安部门有人有意包庇案情，我们要是一直不把她心头的死结给解开，她就一辈子会跟政府拧着劲，造成对立是不是？” “对对，梁局长您分析得太对了！她就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十几年不停地上访……” “老张，你说我们的信访工作不就是为了化解群众对政府的一些误解和不满吗？” “这个我懂。” “对呀，既然这样，在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一些具体的矛盾和误会时，包括我们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就都有责任去耐心地协调……” “梁局长啊，您来信访部门时间不长，可能不太了解刘金莲这样的人，她们都是些老上访户啊！一心想着政府应该如何如何对待她们，就是不想自己应该如何为政府想一想！” 梁雨润听到这儿轻声一笑，说：“老张你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在政府和群众发生一些问题时，作为政府首先应该想一想哪些地方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做到家，然后再从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感情角度去考虑一下，再在解决问题时双方都能够真心实意地退一步……那样，恐怕群众就不会非要上省政府、上北京，去拦你车、挡你道、呼着难听的口号骂你，是不是？” “梁局长，您的观点确实独到。好，我一定配合您把这边的工作做好！”矿区的老张怀着敬佩之心，最后终于爽朗地答道。 两个月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梁雨润的承诺能不能实现？这不仅在“老上访户”刘金莲心里悬着一个念想，就连与梁雨润朝夕相处的省信访局工作人员，也时常暗暗在为新任副局长捏把冷汗。梁雨润是谁？他不仅仅是山西省新任的省信访局副局长，他更是全国人民熟知的大名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树立的典型，他的牛皮吹崩了，受影响的可不单单是山西省信访局啊！ 同事们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梁雨润在这些日子里干了些什么呢？梁雨润太忙了，自打他担任省信访局副局长开始接待来信来访的群众后，很多人都知道“梁局长能办事、办实事”，于是乎省内新出现的问题和那些积压了多少年的陈年旧事全都跑来让他解决……梁雨润因此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群众的智商都很高，有了事知道只有找领导、找大领导才能解决。可大领导都很忙，想找也不容易找到。后来那些想找大领导的群众知道有一条捷径：上他办公的大门口和广场上去闹，在这儿一闹就有人来管。闹大了，大领导就会出面。正是这个原因，几乎全国各省市区的政府与党委大门口，都会时不时地聚集一些需要解决各式各样问题的上访群众。信访部门和公安部门为了保障领导们的正常办公，因此就承担了维持党政办事机关门前的治安和接待来访群众的工作。 梁雨润上任省信访局副局长不久，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就送给他一个美称：省信访局一号接待员。 何谓“省信访局一号接待员”？笔者采访梁雨润时，特意为此专门询问他。 梁雨润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是信访局副局长，分工负责群众来访接待工作。到省里上访的群众一般都是先跑到省委省政府的大门口，所以我想自己接待群众的最重要岗位应该在那里。因此，从周一至周五的早晨，我一般都在那里。明天一早你跟我去看看？” “好。”我欣然答应。 我采访他的第二天早晨是2006年的8月21日，这天正好是周一。 山西省委大院门口，早上7点半左右。我来此地时，只见这儿已聚集了不少上访人员，其中有人举起十分醒目的白色横幅，还有几个“冤”字赫然跃入人们的视野……现场乱哄哄一片。 梁雨润出现了。他神情凝重地四周环视一遍后，径直走向上访人群，开口便问：你们是哪儿来的？有什么事？ 有认得他的人在悄悄说“是梁局长来了”，但多数人并不认识他，似乎并不把他当回事。 梁雨润不在乎，依然一边询问那些上访的人，一边吆喝着让那些举着标语的人把横幅和标语收起来。“你们有啥问题就反映问题。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梁雨润嘴里说着，双手卷着那幅长长的横幅…… 有人冲着梁雨润嚷嚷道：我们是来找省委张书记的！ 梁雨润：找张书记干什么呀？ 群众：反映我们的问题。 梁雨润：什么问题？ 群众：是…… 梁雨润：好，那你们就不用闹了，跟我走吧！ 群众：你是谁啊？ 梁雨润：我是省委信访局的梁雨润。 群众：不行，我们要找张书记！ 梁雨润：我是张书记派来接待和帮助你们的。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 群众：你？你解决得了吗？ 梁雨润：为什么我就不能解决？ 群众：因为你不是张书记。 梁雨润：我确实不是张书记，但是张书记专门安排我来接待你们。张书记忙得很，他把你们的事交给我们来办。我保证把你们的事办好，你们相信不相信？相信的，就跟我走！ 刚才还是嚷嚷不休的人群你看我、我看你的一下冷了场。但也有人冲梁雨润大声嚷嚷道：我们的事非要找省委领导才能解决！跟你走有什么用？ 闹事的和围观的，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现场所有人，都在看着梁雨润，看他如何回答。 梁雨润并不困窘，他对那个向他发难的人反问道：你是单单想见张书记，还是真想解决问题？ 那人脱口而出：当然是想解决问题喽！ 梁雨润：那好，你就可以跟我走！ 那人：你真能解决得了我们的事？ 梁雨润轻轻一笑：只要你们的事是合情的，在理的，我梁雨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可以向你拍胸脯！梁雨润真的伸开巴掌朝自己胸口拍了两下。 立即，现场有人高喊：好！好好！ 那人仍怀疑道：梁、梁局长，我不是不信你，可现在下面有的官太黑了，我怕你真解决不了！ 梁雨润脸一板：你这话我不爱听！下面是有些干部不像话，那也不过是个别人，总不会像你说的黑暗到连太阳都见不到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们的事是合情的，在理的，我梁雨润尽全力帮助解决。 好！有梁局长您这样的话，我信您！走！我们跟您走！ “走喽——”于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情景出现了：上百人组成的特殊队伍，像一群寻食的小鸡随老母鸡似的跟在了梁雨润的后面，向远在两站路之外的省信访局走去…… “哈哈哈，老梁真行！他只要一出现，这里多么乱哄哄的场面都能平静下来！”现场的一位公安干警乐呵呵地对我说，“他是老母鸡带小鸡，我们这儿离不了他……” 梁雨润作为我笔下宣传过的一名全党先进典型，他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在新岗位上有如此声望，令我欣慰。但我知道，过去他是一名纪委书记，处理一些与群众相关的案件时，官员们比较买他的账。现在他是一位无权无势的信访干部，还有人能像过去一样买他账吗？他梁雨润还能处理关乎百姓命运和利益的难事吗？ 这个巨大的问号一直悬在我心头…… 这样的问号同样悬在梁雨润的同事心头。 2004年12月12日。省委副秘书长、省信访局局长柴甫鼎接到梁雨润从大同打来的一个手机电话：刘金莲的事解决了，今天她存放在太平间12年的女儿尸体也入土了！ 真的啊？柴秘书长觉得很突然，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啊！ 关于梁雨润如何才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把一个拖了十几年的“死结”解开的，一直是梁雨润的同事们感到十分神秘、十分不可思议的事。采访时，我就此事直接问了梁雨润本人。 “其实并不复杂。我还是一句老话：人要将心比心，啥死结都容易解开！”梁雨润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道出了真相—— 自了解刘金莲的案情后，梁雨润其实一直在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和沟通，在取得大同市委、市政府及矿区党委的支持后，梁雨润便利用周末与周日，两次带上接待员王英、王瑜卿专程从太原来到大同市刘金莲的家里，探望和了解刘金莲一家的生活状况。特别是第二次，梁雨润把刘金莲一家几口人都叫在一起，让刘金莲讲自己这十几年来到处上访受的苦难和委屈，又让她儿子、儿媳讲母亲外出时家里人的担忧及给全家带来的经济负担…… “太苦了！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这么多年里，只要妈在外一天，我们就过不上一天安稳日子……” 话匣子刚刚打开，刘金莲和儿子、儿媳便已经泣不成声。 “是啊，哪家摊上这样的事都是不幸的。可老刘你们想一想：哪个人、哪一家能保一辈子不出点事？出了事谁最倒霉？肯定是自己和自己家里的人！有些事情摊到你身上时，想推也是推不开的。可假如我们换一种心态去对待它，可能结果就大不一样。老刘，就拿你女儿的事来说，如果我是你，摊上这样的不幸，心情肯定是一样的，不把女儿的死因弄明白，死不瞑目！”梁雨润把最后四个字说得重重的，并且有意停顿一下，看了看刘金莲及她的家人。 此刻的刘金莲，怀抱女儿遗像，恸哭得双肩在不停地颤抖着、抽动着：“是、是啊梁局长……” 之后的将近半个小时里，梁雨润由着刘金莲恸哭而没有言语一声。借着刘金莲儿子倒水之际，梁雨润顺手将一只茶杯递给刘金莲，对她说：“老刘，你今年也有60岁了吧？60岁是啥岁数？是该享清福的日子了呀！可老刘你呢？要说你不幸确实也不幸，丈夫工伤走了，女儿花季时也走了……可你两个儿子挺争气！看看，儿媳利利索索，漂漂亮亮，你孙儿也这么大了！老刘你其实也是很幸福的哟！来来，娃儿，给你奶奶剥个香蕉吃……”梁雨润说到这儿，一手将一旁玩耍的刘金莲的孙儿拉过来，让那小娃儿将一只剥好的香蕉塞到刘金莲的手里。 那一刻，梁雨润看到刘金莲的眼里流露出几多温情。 “老刘啊，十几年了，你不要再跑了……我这个人是实在人，说一句你老可能不太爱听的话，其实你仔细想想也一定是这样：再跑也没用！啥也解决不了！”梁雨润说到这儿，停了停，接着说：“就算老刘你的理一千个对，可你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你女儿是被别人害死的呀！我看过你的材料，你也仅仅是怀疑！你手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嘛！你不是要把你认为的凶手抓到手吗？可你拿得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吗？你女儿的尸体早已腐烂得不成样了，你老刘要是认定你能找得到证据来证明是哪个凶手杀害了你女儿的话，我梁雨润站在你这一边，愿意陪着你查他一辈子！但我有个前提：你老刘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我……”刘金莲似乎不曾想到，她上访了十几年，责问了别人十几年，却并没有想过自己也有被别人问住的地方。 说到此处，梁雨润话锋一转，道：“老刘，我再问你：你是真心想对这样基本没有希望的事再没完没了地跑下去呢？还是想好好跟政府谈谈，共同找出个妥善处理好这事的办法？” “要是有合适的办法，我当然不想再跑了，跑了也没有用……”从没在外人面前低过头的刘金莲第一次说话变得弱声弱气。 “好，老刘有你这话，我现在就去找大同市委和矿区领导。”梁雨润的作风着实令刘金莲感动，同时也使大同市领导和矿区有关部门的同志十分敬佩。之后是梁雨润在刘金莲和当地政府与单位之间的来回周旋，不断协商。 2004年12月10日这一天，梁雨润将大同市委、市政法委和矿区等相关方面的十一位负责人及刘金莲本人等一起请到矿区宾馆三楼会议室，几方开诚布公地谈了各自的想法和意见。由于梁雨润已经提前将各方的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因此这样一件拖了12年之久、令中央和山西省领导同志都深感头痛的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同市和矿区考虑到刘金莲12年因不断申诉而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同意给予刘金莲一家救济10万元。刘金莲也当场表示从此不再为女儿一事进行上访和申诉，好好在家安度晚年，帮助子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好，不管怎么说，老刘这十几年不容易，我们虽然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也不是没有失误的地方。在这里，我代表各有关部门，向老刘及你家人鞠三个躬，赔个不是……”协商会结束之前，梁雨润站起身，当众向刘金莲及家人深深地鞠躬三次。 “哎哟梁局长，千万别、别……”刘金莲见此情景，赶忙起身握住梁雨润的手，热泪如注。 刘金莲一事，起因和过程复杂而痛苦，时间又拖得漫长而艰难，但最后的结局则简单而和谐。 12月12日，存放在太平间近4500天的张喜荣尸体终于从冷柜里取出，在母亲刘金莲和几位亲人的护送下，按照当地风俗入土在矿区的一个山冈上。那一天，北风挟着飘落的茫茫雪花，一座新坟很快被掩盖在银色世界里…… 两年后的今年夏季，我来到刘金莲家看望了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妇，见她正在家里与上学回来的孙儿玩耍。谈起女儿和往事，老人家已经不再那么凄凄切切，生活似乎已经进入正常。临走时她留给我一句话：当官的能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比什么都重要。共产党的干部，要是都像梁雨润，百姓一定少吃很多苦，少了许多怨气。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百姓的话，它却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因为这句话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意味深长…… 如今，在老百姓中盛传着讽刺那些当官不为民、办事不负责的段子，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那些令人尴尬和愤慨的事大量存在。长治市民张淑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16年前——也就是1990年11月2日下午，张淑萍已经出嫁的女儿李雯突然服毒身亡。事后张淑萍被告知，是女儿与女婿冯振平因为吵架一时想不开服毒自杀。李雯与丈夫已有一个孩子，小夫妻结婚的时候感情基础差，后来因为性格不和等原因常常争吵。这回出大事了！张淑萍得知情况后，赶往医院时女儿已经一命归西……张淑萍对女儿的死始终怀疑是他杀，这个凶手“肯定是女婿冯振平”。可是公安部门在对张雯服毒现场勘察并在后来进行尸检得出的结论，都认定是自杀而非他杀。 张淑萍不服，于是状告公安局“错误结论”、“包庇罪犯”。这事与刘金莲的事非常相近，而张淑萍告状的时间比刘金莲还要早两年。张淑萍与刘金莲一样成为后来让省委书记亲自接待的有名的“山西告状五大嫂”之一。张淑萍觉得自己最“冤”的地方是，女儿死后公安局的现场勘察太粗糙，尸体停放在医院后没多少时间又被“凶手”送火葬场焚化了，这更激起作为母亲的张淑萍更多怀疑和愤慨。告状便因此而开始……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百姓，如果不是因为女儿的事，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让人心酸和愤怒的事，真是干部不管事，苦死老百姓啊！”张淑萍在向我陈述自己长达15年的“上访之路”时，悲切地说。 过去在社会上总有一种对上访人员的不公正看法，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甚至因为言行有些过激而常常被看作是“攻击政府、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其实当你真正进入这些特殊群体时，不难发现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生活在最艰难、最底层、最无助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对党和政府抱有深厚感情和期望的公民。可是，他们在上访过程中经历的苦难与艰辛，几乎难以想象。张淑萍也不例外。 案发最初，张淑萍与刘金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看见女儿突然死亡，悲痛之余就想到了好端端的女儿为啥要寻短见呢？再以普通的百姓眼光看看死者及现场的情况，发现了不少疑点。这与公安部门的勘察和验尸结论完全不一样，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原来是死者家属之间的，后来就转变成死者父母与公安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了。一边通过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认定死者是自杀的，一边是亲属凭自己的种种疑点坚持认为有“杀人凶手”，对峙就是这样引起和开始的。作为执法的公安部门，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做法。可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和主张方式，他认为你政府做错了，我有权让你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或者说不清楚，我就告你。这之间谁是谁非，其实有时很难说得清，但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对待百姓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则关系到一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与素质。人民的政府人民来找你，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我们的一些公务员和职能部门不能心系人民，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者根本就不办实事，故而这样的矛盾便尖锐和对立起来。 上访和长期上访现象，以及闹事和极端事件的出现，多数因此而产生。 张淑萍说，自己刚开始并没有会想到自己的事竟然一闹闹了整整15年，差点连老命都搭进去。“我是觉得公安部门对我女儿的死调查得不清楚，做的结论不能让我信服。失去了女儿，我做母亲的能不心痛吗？我就要求政府公安部门把我女儿的死因弄明白，可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不改变。等我后来再找他们就再没有人理会我了。我只好往上面跑，没想到一跑就是15年……这15年中上上下下的干部、大大小小的领导见过不少。大机关的大干部事多，不可能一竿插到底来帮我们小百姓办事，可气的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干部，他们就是不办真事、不办实事，心里没有百姓，反而对我们有事找他们挺烦、挺记恨的。他如果有点理，他就是敞着门的凶神恶煞；如果他没理，他就是闭门不见人的老佛爷……” 15年的“告状”岁月，张淑萍说可以把眼泪积成几大缸。“我死过几回，但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心中有冤无处申，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申诉的地方，最后却没人理你……”张淑萍闹了15年，最后她遇见了梁雨润。时间是2005年1月，山西省召开“两会”期间，张淑萍知道开“两会”时，领导会比平时更关心她们的事，所以她上省人大会议的现场去闹。 “一号接待员”梁雨润这时的工作岗位搬到了“两会”现场，他是那种哪里形势紧急哪里就用得上他的人。 第一次见到梁雨润，张淑萍就暗暗有些吃惊，因为她15年中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位领导干部敢用这样的口气回答她：“你什么时候找我都行！你的事我负责给你处理好！处理不好，处理不公，你可以往我脸上吐唾沫！”当时梁雨润这位省信访局负责人正在“两会”现场负责接待工作，没有多少空暇时间，便约张淑萍过了春节上信访局。 正月初八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张淑萍如约而至。梁雨润在认真听完这位“老上访”的诉说后，深情地问她：现在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老张有啥想法？张淑萍提出三点：一是想见见当时的办案人，“15年来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听听他们是怎么对我女儿的死因下结论的”；二是要回女儿的骨灰。女儿火化后，因为母亲怀疑女儿是女婿害死的，所以女婿冯振平赌气将妻子尸体火化后的骨灰藏了起来，不让张淑萍等亲人见到；三是要求政府赔偿40万元。对后一条，张淑萍的理由是：“我上访15年，九死一生，身体严重损坏，家庭经济陷入极端困难，这些都是一些官员不干事所造成的。” “不赔40万，我的事不了结！”谈到这事，张淑萍也没有在梁雨润面前客气。 梁雨润能够成为人们拥戴的“百姓书记”，也因为他是个见难题不回避的干部，所以在张淑萍说话时，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回答她：百姓与人民政府之间的事没有解决不了的，只要我们都有真心实意地解决事情的愿望。“你的事，两个月内解决！”梁雨润还是这个作风。 “当时梁局长说这话时，我心里还不太相信。但说实话，我已经很感动了……”张淑萍在我采访时说。 2005年2月27日下午，梁雨润带着助手王英，从太原出发直奔张淑萍所在的长治市。那天是星期日，他们下榻在长治市宾馆。晚上7点半到的，梁雨润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当地信访局负责人来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张淑萍这事。 “她的事解决不了！”当地信访局负责人给梁雨润泼了盆冷水。 “为什么？”梁雨润问。 “15年了，她闹够了，我们也烦透了……” “就这原因？” “但不全是。她提出要40万赔偿，天文数字！谁赔她？” “这就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心帮助她一起解决问题的诚意……” “嘿，你梁局长可能行。”对方有些嘲讽地给了梁雨润一句不敬的回答。 “你们就没一点解决她的问题的信心了？”梁雨润没有理会这些，反问道。 “基本没有。” “那好，这个事我亲自来办。一会儿我就去张淑萍家，你们当地的干部就不用去了……” “祝梁局长马到成功！” 有人对自己分内的事没有干好不以为意，却又不太相信别人会把事情干好。梁雨润心里清楚这层含义意味着什么。 送别当地官员，梁雨润立即带着司机，摸黑找到住在市郊的张淑萍家。省信访局副局长登门造访，让张淑萍一家甚为感动。一番寒暄后，梁雨润直奔主题，恳切地对张淑萍和她家人说：“我这次从太原来，就是一件事：解决老张你的事，不解决我就不回省城！” 时年七十有二的张淑萍眼里立即闪着泪花：梁局长，你大老远来，我一定配合你的工作……我先代表全家谢谢你！ 老张啊，你这话说反了，应该是我们要谢谢您老人家。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也不会吃那么多苦！15年哪，你光跑省城、跑北京就不下百次吧？这中间的苦，只有你和你家人才知道……老张啊，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您老今年已过七十了，跟我母亲年纪不相上下。儿女们对老人都有一个愿望：希望你们上了年岁后能享享清福。可你这十几年，不仅没有享到啥清福，反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不忍心，你儿子、老伴更不忍心！梁雨润说到这儿，转头问张淑萍的老伴和她儿子是不是这样，他们都真真切切地点点头。 老张啊，从你反映的材料来看，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对你的问题，应当说各级领导还是很重视的，省委书记亲自出面接见过你，也请北京专家来重新给你女儿做过尸检，但结论仍然是当时长治公安局的意见。再说你女儿的尸体也早已火化了，这个案基本上属于铁案了，再跑也不可能有啥结果。我梁雨润说的是不是实话，你老张和全家人掂量掂量是不是这个理？再说老张你上访这些年中，仅一次急病住院，自己和政府就都花费了不少钱。现在你年岁大了，家里老伴也得有人服侍照顾，你们二老再有个三长两短，你们的儿子、儿媳也担当不起呀！所以说，我们一起来把事情处理好了，就别再到处跑了……梁雨润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 张淑萍老太太终于被感化了，说：要是梁局长你能把我上次说的三个条件处理好了，我就再不给政府和领导添麻烦，老老实实在家安心过日子了。 好，有你这话，我就有信心把事情处理好，现在我马上回宾馆去跟你们市里协商。梁雨润起身道别，最后真诚地对张淑萍说：老张，解决问题需要几方面都实事求是些，你提出的40万赔偿数字，我希望你考虑考虑，长治是个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也很多，政府有政府的难处。 我会的。张淑萍表示理解。 回到宾馆，梁雨润辗转难眠。他刚才已同长治市委领导通了电话，市里对他来解决张淑萍的问题十分欢迎。 “那好，明天我们就开协商会。”梁雨润说。 “行。” 放下电话，梁雨润心里仍然没有多少底：一是张淑萍到底想要多少钱，政府能给多少，这是个大悬念，最难谈的可能就在这一点上；二是当年办案的公安人员能不能向张淑萍当面认个错，这直接影响到抱怨了15年的张淑萍和她家人对事情处理能否转变态度；第三点相对好处理些，是骨灰盒的寻找与安放问题…… 梁雨润一夜未眠。 第二天8点半准时开会。与会的有长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云亭，市政法委副书记田志明——这位副书记就是当时张淑萍女儿之死的主要办案人。他现在已是市政法委领导，位高职显，能不能对一个普通百姓的陈年旧事处以一种平和之心？梁雨润心头七上八下没把握。另一个当时的办案人现在也不是一般人物，他已经是长治城区公安局的巡警队长，铁杆人物。其他几位职务也不一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江华、市信访局局长晋旭平。张淑萍这边是她和儿子来了。 会议双方相视而坐。梁雨润主持并作了开场白，之后是张淑萍申诉。 那是一段令人声泪俱下的陈述。 接下来是当年办案人员说话。梁雨润的一颗心再度悬起…… 先站起说话的是现任长治市政法委副书记田志明。老田的脸色极其凝重，两眼直盯张淑萍，然后开口道：老张啊，这件事已经过去15年了，可我没有想到我们当年办案由于粗心，存在的一些疑点，让你老人家吃了那么多苦……我在这里向你和你的家人道歉！说着，这位市政法委副书记向张淑萍深深地躹躬…… “要道歉的还有我……”这时，另一位当年的办案人霍桂平也站起来向张淑萍鞠躬…… 这是梁雨润没有想到的！他顿时欣慰地对张淑萍说：“老张，你看看，田书记他们向你赔礼道歉了！鼓掌——” 张淑萍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妈，田书记他们向你认错了！”儿子在提醒母亲。 这回张淑萍终于醒悟过来，只见她鼻孔一掀，“哇”的大哭起来……那哭声震得满楼摇动，那哭声延续了近一个多小时…… 主持会议的梁雨润没有去制止，市委领导也没有去制止，他们只是静坐在那儿默默地与张淑萍一起流泪和叹息。官员们的流泪和叹息，既是一种同情，更是一种内疚。 官员们的几番真诚的致歉，使整个协调会的气氛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好转。“好，当年办案人对自己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检讨，当事人也宽宏大量地谅解了他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第二个问题：对张淑萍这些年来因申诉造成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困难给予一定的救济问题……”梁雨润因势利导地重开议题，“当事人张淑萍原先提出40万元，这个数目显然太高了。老张你再重新实事求是地说个数……” 张淑萍抺了抺眼泪，说：看在市里领导和刚才两位办案人的认错态度，我只要15万了！ 梁雨润转头问王云亭书记：怎么样？ 对方面显难色，说：长治市的财政情况并不太好，现在转制的国有企业还有几万人的安置问题尚没有解决。老张一户就提出15万元困难补偿，政府很难解决。 张淑萍立即抬高声音回应：我这个数是少说了！ 政府确实给不出嘛！ 那你们说我这15年上访造成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值多少钱？ 话不能这么说…… “好了好了。这事我们再协商……”梁雨润忙打断双方的对峙，一把将王书记拉出会议室，然后问他：市里到底能够给多少？ 6万，6万是我跟书记和市长打过招呼的。老王同志这样回答。 能不能再往上升点？这事你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张淑萍的问题扯了十几年了，你们市里过去为她没少花钱，光将她从北京和省城接来接去的路费和帮她看病钱就花了有几十万了吧？她的问题不解决，花的钱肯定还会没完没了，这笔账你们算过没有？再说，她的事老解决不了，对长治也有负面影响！梁雨润细说慢讲地耐心做工作…… 老王总算点头：那好，我先作下主，8万元！不能再多了！ 好，我跟她说去。梁雨润立即返回会议室，对张淑萍和她的儿子说：你们也要体谅政府的难处，往下再降降！ 张淑萍看看儿子，又回头看看梁雨润，抿抿嘴，说：10万，10万不能再少了。 还有两万差距。梁雨润长叹一声：好，我们再开会协商。 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为领头的长治市方面的同志重新回到座位后，梁雨润站在与会人员中间，左右看了看，情深意切地说：我梁雨润到长治来办案还是第一次，你们双方都很给我面子。其实作为省信访局负责人之一，每天要处理的信访案不计其数，弄到省里的每件案子办起来难度都很大，但我们还得去办。今天我想请你们长治方面的同志和老张再给我梁雨润一个面子…… “老王同志，你代表市委、市政府再咬咬牙多给老张1万元！怎么样？”梁雨润探下身子，恳请常委同志。 “哎哟梁局长，你这、这……”老王的脸一下红了，“好好，9万、9万！” 梁雨润大乐，转头又弯下腰杆，问张淑萍：“老张，你给不给我梁雨润一个面子呀？” 这回轮到72岁的张淑萍老人家脸红了：“给，你梁局长大老远的跑来为咱老百姓办实事，我听你的……” “哈哈哈，好，9万元搞定！张淑萍同志保证从此不再上访！长治市政府给予她全家9万元救助经济困难……来，我们一起鼓掌祝贺拖了15年的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鼓掌——”掌声响彻大楼。 “最后还有一件事：由公安局李江华副局长负责帮助张淑萍同志找回女儿的骨灰盒，你们要同死者生前的丈夫协商好，将骨灰盒放在两家亲属都可以吊唁的地方！” “没问题。3天之内办妥！” “好！老张，你还有什么问题？”梁雨润最后亲切地问张淑萍。 “没有了！谢谢梁局长、谢谢政府……”张淑萍早已泪流满面，这回她的泪水是温暖的。 正文 第二章 谁来恢复我的“村籍” 农民王成志等7户村民突然被宣布开除“村籍”，呼天喊地无人应答，直至走投无路。多年后他们感慨万千道：要让百姓不受难，最重要的是掌权的人千万不能踢皮球。 有人曾经戏言，这个社会里最不怕别人挤压的是农民，“大不了回家种地当农民”，这话是许多在官场上不得志者的一句豪言。是啊，农民与世无争，只要守着一亩三分地，不会像城里人和有工作岗位的人那样怕这怕那，大不了你住你的洋房别墅，你当你的高官享你的厚禄，我挥舞锄头镰刀，你总不能开除我的球籍吧？ 农民生活在最底层，没有比这更卑微的阶层了。但闻喜县乔庄村的王成志和赵立保、宋宝才、宋天才、许金生、温正奎等7户农民没有想到，这个世上竟然还有人将他们当农民的权利都要给剥夺了！ 事情发生在十多年前的1994年7月的一天，王成志和赵立保等7户村民突然接到几名本村的“群众代表”送来的一纸“文件”告知： <small>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及晋政发（1994）18号文件有关规定和县委、县政府文件精神，现有耕地承包期再延续三十年不变（精神）。因全体村民提出对外来户应缴纳土地股份金，所以经村委会研究决定，特定以下三条：</small> <small>一、对外来户宅基地，应立即交纳每分地500元；</small> <small>二、对外来户的所分得口粮地，一级地每亩交纳3000元，二级地每亩交纳1000元；</small> <small>三、期限1995年元月15日。超过期限，则收回一切口粮地，承包田无权承包。</small> “这、这没有了承包地，我们还吃什么呀？” “连宅基地都得交钱，我们不等于被开除村籍了吗？” “天下哪有这王法！” 王成志、赵立保等7户农民如被当头打了一闷棍。 “我们咋是‘外来户’嘛？”老实巴交的赵立保拿着这份村委会的《决定书》来到王成志家时，差点背过气去。 “我是‘外来户’？当年如果没有我这‘外来户’，乔庄村能有今天的富裕日子吗？”赵立保说着说着，不由老泪纵横起来，“……20多年前，是乔庄村看我会做砖窑活儿，才同意我一家7口人迁到这儿。那时他们就欺负我，做1000块砖才给我36个工分，是别人的几分之一。乔庄村现在发达了，他们还这样欺负我……我跟他们拼了！”愤愤难平的赵立保，操起王成志院子里的一根木棍，就要去找村干部拼个死活。 “你别乱来！”王成志一把抓住赵立保的胳膊，说，“你冤，我比你还不知冤多少倍呢！” 同样气得浑身发抖的王成志举着右手，指指天，又指指地：“我、我们王家欠天欠地啦？1960年我父亲好端端地带着我们在县城里工作，1962年城里工作的职工要压缩编制，我父亲响应号召，带头报名从县城带着我们全家到了这乔庄村落户。国家的一个号召，我们全家几代人一下子从吃皇粮的居民户口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农民，几十年把所有的汗水洒在这片地上……我们做梦都想回城里，可没有人理会咱。现在倒好，农民也不让当了，他们还想把我们开到哪儿去呀？” 一会儿，许金生一家哭哭啼啼也跑到王成志家来了。许的妻子张口就嚎啕大哭起来：“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我孩子他爸倒插门上我家时，我还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副连长呢！他们太欺负人了啊！呜……” “走，咱们去找乡政府评理去！”性情一向温和的王成志实在压不住心头的愤怒了，一挥手，7户“外来户”跟在他后面，朝当时管辖他们乔庄村的下阳乡所在地进发。 他们见到的第一位领导是乡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一听，十分惊诧：这么大的事情，我可解决不了！ 你是乡党委一把手，你解决不了我们还找谁呀？王成志他们没有料到“领导”竟然会这样对待他们的事。 那你先评评理，我们到底是不是乔庄村的正式村民，还是不该有土地、不该有宅基地的“外来户”？ “外来户”？谁说你们是“外来户”？ 村干部说的呗！他们就是凭这一条才要我们交钱买承包地、买宅基地的！ 这咋说的，要说你们是“外来户”，那我也算是“外来户”了！乡党委书记对这一点有些不平：照他们的理论，我们所有从外乡来到这儿当干部或者嫁到这儿的人，都得出钱买地买宅基地才能生活在这儿？不像话！ 乡党委书记虽然生气，却又摇摇头，无奈地说：“你们最好还是找县里去，找职能部门才可能解决这类事。”说完，借口“还要办其他的事”就甩手走了。 王成志等十几户农民面面相觑，望着乡党委书记远去的身影，只好调头上了县城。好在乔庄村离县城不远，于是他们就来到县政府，正好碰上一位副县长。副县长一听，说：这可不是小事，我原来在平陆县就处理过这样的事。但我是新来这儿上任的干部，你们要好好找一找其他了解情况的领导。说完，匆匆向王成志他们挥挥手，“我还有事。不过我支持你们！” 赵立保见此情景，不知所措地问王成志：这咋办嘛？ 王成志在这批“外来户”中算是个文化人，所以成为天然的拿主意的“临时头儿”。王成志皱起眉头，说：那就照他说的，我们再找了解这类情况的领导吧！ 谁了解情况呀？王成志他们打听到，分管农村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管他们的事。 副书记还算热情，说：我把县委农工部长叫来，他具体处理这样的事。 农工部长来了，听完王成志等农民的反映，脸上颇为生气。稍许定定神后，态度尚算热情地对王成志他们说：这事政策性很强，涉及好多单位，你们还是让县里主要领导出面解决。 县里主要领导是谁？王成志等有些不明白了，问：你们不都是县领导吗？你们不都是县里的这个“长”那个“书记”的？ 部长笑了：县里的主要领导是指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是主事人。 原来是这样！ 王成志等又跑了几个来回，总算打听到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室。见了面，县委书记、县长比较客气，说：我们都是新上任的，你们先回去，等我们把情况了解一下再作处理。 有书记、县长这句话，王成志率一群“外来户”欣然而归。 回村没几天，村干部通知召开村民大会。王成志等闻讯前去参加会议，他们几户“外来户”坐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窃窃私语着：是不是“上面”有话了？ 有可能。要不你看村主任脸色那么难看。 嘻嘻，活该，谁让他们缺德！天底下有这样欺负人的吗？ 赵立保等抿住嘴偷笑着…… “赵立保、王成志、宋保才、温正奎……你们别得意得太早了！大伙听着：就是他们这些外来户，占了我们村里的地、占了我们祖上传下来的宅基、抢了我们大伙儿的钱袋子，要不我们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加富裕！可他们不知好歹，背底里放暗箭，想告倒和搞臭搞乱我们乔庄村！我们绝不能饶了他们！”台上，村主任手中扬着几页纸在气急败坏地怒吼着，“这就是他们给上面写的告状信！看清楚了，这就是他们想搞乱乔庄的证据！” 方才心头存有一丝欣喜的王成志、赵立保等目瞪口呆地瞅着台上的村主任，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只去县里反映情况，没人写过告状信呀！王成志听着听着，耐不住心头之不平，站起身来责问村主任：“我王成志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你们想收我们的承包地、收我们宅基地是没有政策和理由的，我们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情况没有违法。可我王成志没有背地里写过这样的信，更不可能有我的签名！” “你王成志没签名也是闹事的领头人！我饶不了你！”村主任恼羞成怒，“上次的村委会作出的决定不改变，谁想闹就闹吧！散会！” 满心以为通过向上级反映情况能最终纠正村委会错误决定的王成志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竟然朝着与他们愿望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又一次村民大会召开了。王成志等十几家所谓的“外来户”，没人通知他们去开会。赵立保媳妇王良珍是从一个要好的邻居那儿知道的：“这回是分地的抓阄会，谁不去就没地分了！”王良珍一听，放下正在冲洗的衣服，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奔会场。哪知到了会场，一群村民哄起来：“外来户”不准来开会！ 王良珍急了：“谁是外来户？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分地？你们这是在违法！” “我就是违法！看你有啥能耐！”一位村干部直着脖子，揪住王良珍的胳膊就将她往门外拉，随即又跟上几个村民将王良珍连拖带搡地推出了门外，然后将大门“哐当”一声紧闭起来。 “开门！开门！我要分地——”寡不敌众的王良珍举着拳头猛烈地敲击着村委会大门，但根本无人搭理她。后来她又跑到大门旁村委会传达室的玻璃窗口，当她刚要砸玻璃窗时，一张凶恶的脸对着她厉声吓唬道：“你今天要敢砸玻璃，老子今天就敢撕烂你这张脸！” 无助的王良珍“哇”的一声，倒在了墙根…… 傍晚，受辱的王良珍回到家，向丈夫和全家人哭诉了白天发生的那一幕。丈夫赵立保满腔怒火，冲出院门，想找村主任评理去。哪知他刚跨出家门，一辆桑塔纳轿车“嘎”的一声正好不偏不倚地停在了他的跟前。车门打开，下来的正是村主任。 “你们……”愤怒的赵立保刚吐出两个字，却被眼珠瞪得溜溜圆的村主任伸过来的一只拳头顶在他鼻梁上：“怎么着？想打架？那就出去打！”说完，这村主任回到车上，一溜烟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赵立保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几十年前举家落户到乔庄村之后的今天，竟然成了无立足之地的“黑户”人家！ “看样子，村上真的要我们流离失所了！” “要不我们迁到外村算了！” “凭什么我们迁走？我爹我娘、我爷我奶、我家祖祖辈辈的人都是在乔庄村，我们哪儿也不去！”一位媳妇怒嗔着倒插门的老实丈夫，气不打一处来。 “迁不得！我们在乔庄几十年了，人家还把我们当外来户，要是到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不更成外来户了吗？” “唉，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人多势众，要不我们按他们说的，交钱换安宁算了。” “这……” 夜幕下，几户胆小怕事的“外来户”聚集在一起，唉声叹气地商议着。之后的几天里，有10户被村委会定为“外来户”的村民拗不过村干部的横蛮“决定”，如数交钱换回了“村籍”。 “我们绝不干！今天如果交了钱，过几天他们再提个啥理由，再加码让我们交这交那，最后有一天我们交不起钱时，还不是照样任人宰割？难道让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当黑户吗？”王成志等剩余没交钱的7户村民坚决不干，他们发誓要讨个公理。 “去吧！不交钱就别想在村里呆着！”有人放言冲这7户人家这样说。 更让王成志他们无法接受的是，自改革开放后，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政策的乔庄村，在八十年代初就留下了相当一部分的土地资源和集体财产没有分给村民，一直作为全体村民共同享受的福利分红待遇。村里因此常有收入进账后分些东西给全体村民，往常隔三差五每家每户都分到电影票，也不时分些苹果什么的，可现在王成志他们这7户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更令王成志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村里过去外租的23亩地，有80多万收入，每个村民都享受2000元的分红，但自王成志等7户被划为不交钱的“外来户”后，他们失去了一切原本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想挤走我们，然后他们分得更多！”王成志看透了村干部的意图，于是招来另6户所谓的“外来户”商议对策。 “王成志他想挑头闹事？那好，先收拾他全家！”村主任放出的话不是吓唬人的。之后的几天里，不分白天黑夜，王成志宅基前后总有人影在那儿晃动，吓得家人苦苦乞求王成志“赶紧躲吧！” 一身正气的王成志看在家人的面上，无奈挥泪独自离开了家乡，到远在百里之外的城里打工……一晃就是两年。 1996年，家人捎信说原村主任下台了，王成志这才悄悄回到久别的家乡。他一回来，就听赵立保说，他们另几家“黑户”在这两年中从来就没有断过上访。“开始是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出去，后来是婆姨们跟着跑……”赵立保对自己的妻子和许晋保、宋宝才的婆姨们颇为满意。王成志这才知道，赵立保和许家宋家的3位婆姨在他走的这两年中，几乎天天拿着村上的那份决定书，跑到县城找有关领导，要求讨个公正，可婆姨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最后绕来绕去还是只接回了一句话：这事要解决还得找你们村里。 3个婆姨如同跌进五里雾中，除了一头雾水之外，弄不明白到底天底下还有没有人来管她们家的事了。 打工两年中吃尽流浪苦头的王成志这回再也不想离家远行去闯江湖了，他对赵立保等几户村民说，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找县里来帮助解决！ 乔庄村离县城只有三里路。在王成志等农民看来，他们这样的种地农民，县官就是他们要找的最大的官了，县官们不解决他们的事，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认定这理的王成志等7户村民，从此开始了举家上访之路。 农民们没有别的本事，而且他们已经变得“聪明”了。几年想找各级领导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可结果绕了多少圈，几乎找遍了乡上、县上的所有主要领导之后，竟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现在他们只能“耍赖”了：7户人家，老老少少，20多口人，天天轮流到县委办公楼里，堵住走廊和办公室……见了领导，他们就递状纸反映他们已经不知说了多少遍的“村籍”问题。领导们烦了，他们不烦；领导们上班，他们在走廊里和办公室门口等着；领导不接见，他们就等，耐着心一天又一天地等着；领导偶尔过来说两句，他们就赶紧把肚里的话倒出来；领导不愿听了，他们就等着下一次再说；领导下班了，他们就把床单、席子往走廊的水泥地上一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席地而睡。饿了，啃几口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干馍馍；渴了，到领导干部们办公的楼道厕所内接一碗凉水……如此十天八天过去后，他们以为该有人出来管管他们的事了。后来真有人出来管他们了，一看是戴大盖帽的警察。警察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县领导办公的地方，你们不能影响领导们正常办公！王成志他们就问：他们这些领导办公干什么？警察说了：这还用问，是工作呗！王成志他们又问：领导们一天到晚为谁工作？警察们便说：当然是为人民工作、为人民服务嘛！王成志一听，问得更认真了：既然领导们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咋人民有了问题他们就不来解决呀？于是警察们反过来问：你们到底啥问题嘛？王成志他们就一五一十地告诉警察们，他们都是乔庄村的农民，现在村里要开除他们的“村籍”。警察们笑了起来：天底下谁不知道农民是最底层的人了，竟然有人会把你们的村籍都要开除！那你们这些人咋个活法？王成志他们就说：可不是，如果还有路能活，我们马上就回家！可现在村里干部要把我们承包的地收回去，还要把我们的宅基地都要收回去，我们哪有家呀？警察们一听生气了：太不像话！整个儿是欺负人嘛！你们找领导，找领导帮你们解决！王成志等7户庄稼人的男男女女就立即嚎啕大哭起来，说我们找了领导好几年了，可没有一个领导真正出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举家跑到县领导办公的地方来堵他们，希望他们早点给我们解决问题……这回警察软了下来，摆摆手，说：我们不抓你们了，你们也太不容易了。好心的警察留了句“睡在地上当心得病”的话后，便走了。 王成志等二十几号老老少少又重新睡在走廊内，开始了新一夜和新一天的等待…… 说来也好笑，就在王成志他们躺在走廊几个月的时间里，那些干部们也够有耐心的，他们走进大楼想上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迈过一个个躺在地上的王成志他们……有一回县委书记真火了，说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有什么事上办公室说！ 王成志等立马从地上跳起来，跟着县委书记进了他的办公室。 县委书记一脸不悦道：你们这事不要再找人了，包在我身上！并当着王成志等人的面，立即拨通了王成志所在乡的党委书记的电话，令他马上到县委来解决问题。 这是王成志他们盼望已久的事：与乡党委书记对簿公堂，问题就有可能立马解决。可是从早上8点多钟，一直等到中午12点，那乡党委书记始终没露面。 “书记呀，你都体会到了吧，你都叫不来下面的一位干部，我们老百姓遇到些事还能有人给办吗？”王成志实在耐不住性子对县委书记说道。 县委书记顿觉脸上无光，颇为恼怒地说：“老王，不管他这个书记今天有多么重要的事情，我非把他叫来不可！这样吧：下午两点，我要是还叫不来他，这个县委书记我不当了！” 王成志一听不由着急起来：“别、别，书记，你千万别动火。我们今天耐心等候就是了，什么时候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上来了，你就什么时候叫我们来开会就是。” 下午两点，乡党委书记终于露面了。 县委书记办公室，王成志和县、乡两位书记共三人，围绕王成志等7户农民反映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那个乡党委书记答应得非常明确：再不能拖了，他们的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 县委书记笑了，转头对王成志说：老王，这回满意了吧？你们可以放心回家了！ 王成志相信了，县、乡两位“一把手”当着他的面说得如此明白清楚，还有啥可怀疑的？于是闹了好几个月的7户农民大包小包地卷着铺盖离开了县府大楼…… 不能说乡党委这回不重视，连续开了两次党委会，并责成人大主任和党委两位副书记等人组成联合调查组到乔庄村了解情况。王成志他们喜上眉梢，心想这回总算有盼头了。哪知，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调查组的人也回到了乡里，可事情仍没个结果。 王成志他们一打听，调查组的领导说：不是我们工作没做通，而是你们村委会刚刚换届，新班子成员说村上的公章和手续还没交接好，等一段时间再说。 这算是个“正当理由”吧。王成志他们心想，那就等等再说吧。 这一等时间可就不短，一晃又是一年。 “他们是成心不想解决我们的问题！公章要刻一年吗？区区村委会，能有多少手续要移交？”王成志等终于明白了：换了一茬的村干部其实还是不想改正错误。 走，再找乡领导问话去！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王成志领着赵立保等再次来到乡党委所在地——他们走近一看就傻了：原来“下阳乡”的牌子也没了，那个当着县委书记的面答应他要解决问题的书记也不知去向了。一问才知：下阳乡已经撤销合并到桐城镇了！ 下阳乡没了，共产党政府总还在吧！王成志坚信这一点。于是他们来到新组合的桐城镇党委书记王海生办公室。 王书记很热情，听完王成志的诉说，思忖片刻，说：老王，你这个问题行政措施解决起来有些难度，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王成志一听似乎首次意识到：原来这事还得打官司才能了结啊！ 既然打官司，也得找到村委会没收咱土地、开除咱村籍的违规证据啊！王成志从乡党委王书记那儿出来后，就上县里找到农经局的局长。局长说这个案子需要你们桐城镇政府表个态。王成志有些不明白：既然我们准备跟政府打官司了，在上法庭之前，他表不表态我才不管呢！局长一听，立即板起脸：你现在是想跟政府打官司，我农经局也是政府部门，他镇政府实质上是我们在乡镇一级的下属分派部门之一，他的事我能不管吗？ 王成志听后，恍然大悟：原来所有政府的上下级都是“一家人”哪！我们打官司看起来是跟村里、镇里打，实际上也在跟自己一直希望得到支持的县政府干仗呀！ 完了、完了，非输不可！王成志转过神来，顿时心灰意冷。但事到今日，也只有往前走了。 听了县农经局长的话，王成志回到镇农经办找到干事王保泰，呈上他们几户农民的申诉材料。王干事一看，非常气愤，明确告诉王成志：你们村委会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在胡闹！ 王干事的态度让王成志喜出望外，而更让王成志兴奋不已的是在王干事这儿还看到了一份完全支持他和其他几户农民争回土地与“村籍”的政府文件——《闻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严禁让外迁入户补摊股份基金的通知》： <small>各乡（镇）人民政府、农委及农村经济管理局：</small> <small>近来，不少群众来县反映，一些村组让合作化后迁入的农户补摊股份基金，否则不予分地。对此，运城行署（1981）11号文件早已明确指出：“对于合作化以后从外地迁来的社员户，个别地方提出，应补摊股份基金后才能承包土地、耕畜和农具等，其做法是不对的。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是管理制度上的重大改革，而不是所有制的改变。因此，不管建立哪种责任制，生产队所有社员都有权承担耕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能让合作化后迁入的农户补摊股份金。”</small> <small>根据以上政策规定，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都要大力宣传，认真执行，凡合作化后迁入的农户，在承包集体耕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上，均与其他农户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借口，让其补摊股份基金。</small> 原来县政府10年前就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啊！而且运城行署在20年前就早已有政策了！咱村里的那帮干部让我们几户所谓的在合作化以后迁入的“外来户”交钱，原来早就是政府不允许的，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可让王成志更为气愤的是，明明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的事，他和几位农户在苦苦申诉了近十年之中，竟然那么多干部推来推去，不闻不问！ 打！这场官司打定了！王成志把文件复印一份后，揣在怀里，满怀信心地回到村里，给赵立保等人一说，大家全都欣喜若狂：这回有政策支持，我们的事好办了！ 这几位农民实在太天真了，他们哪里想到，在现实中，有时老百姓一点点并不难办的事办起来会比登天还难！什么原因？当官的不真心为你使劲呗！ 要打行政官司，进入司法程序，首先得让分管的副镇长签字。分管的那名副镇长，王成志骑自行车追了他五六次，好不容易追到他，他又推三托四地不愿搭理。最后一次王成志实在气愤极了，一把抓住又想溜走的那个副镇长的胳膊：“咱老百姓的事你不管，你算个什么干部？你今天要是不签字，我们永远不会再找你了！” 哈哈，老百姓舍得一身剐时，当官的也是害怕的。那副镇长见王成志这架势，尴尬地笑笑，最后不得不从口袋里掏笔签了字。 2001年8月12日，案子在县农经局立案，并于9月26日作出裁决，乔庄村应无条件重新分给王成志等农户承包田。 这算个球！当裁决书送达村里时，村主任竟如此不屑地将裁决书扔在了地上，还破口大骂王成志等：“想动老子头上的土？门儿都没有！” 王成志为此气得差点当场晕倒。 共产党的天下，咋就这个样呢？王成志不信邪，决意上诉。次年一月，他将村委会不执行农经局的裁决，上诉到农经局仲裁委。农经局仲裁委经过复议，再次下达裁决书。根据复议书，乔庄村委会应支付王成志等农户经济损失4万元，加上七年农业税等补偿共计10万余元。 仲裁书下达后，村委会主任不敢当面牛了，却又以补偿数额过大为由，拖着不执行。 赢了官司，仍然一份空头支票。王成志等人欲哭无泪，不得不重新踏上申诉的上访之路…… 他们再次（也不知是第几十次了）找到县里，先是找到新任县委书记，又找到县长，再找到主管副县长和副书记……王成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大楼里跑上跑下，几个领导你说是他主管的、他说是你主管的，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把球踢到了一位副书记那里。那副书记很生气，说他们都不管这事，凭什么我就该管你们的破事？ 又饿又气的王成志走到那副书记的面前，脸对脸地问：你大书记怎么说话的？你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不当这个官，回你家去，就没人来麻烦你了。 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理屈词穷，这副书记一脸不乐意地给王成志出了个主意：你们真想解决问题，有个办法，就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对啊！怎么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王成志的心里顿时对这位副书记泛起一丝感激之情：谢谢书记指点。 副书记不知是为自己找脱身之计，还是总算受了百姓的一回表扬，顺手操起电话，说：我知道你们这几年为打官司弄得很困难了，我让院长给你们少要点执行费吧！ 王成志这回是真感激副书记了：谢谢！谢谢书记！ 喂，院长啊，乔庄村有几位农民要到你们院里申请一项强制执行案，他们也不容易，你争取出面少收点他们的执行费。什么？要3000元哪！哎呀，他们已经非常困难了，照顾照顾吧！你可以减？减到1000元！这就好嘛！我代表几位农民谢谢你范院长了！ 书记啊，1000元我们也实在掏不出来，这几年我们光跑申诉花的路费也有好几千了！再说也不知这回申请强制执行能不能算解决问题了……王成志一脸苦相地对副书记说。 唉，你们哪……副书记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然后又操起电话：我给农经局打个电话，让他们先帮你们垫一垫再说吧！ 缴了执行费，法院的判决很快下来了。5月17日，法院一名副院长和一名副庭长前后跑了两次乔庄村，结果因为村委会干部不配合，法院副院长无奈地对王成志说：你们村里的事太难办，看来非得让县委领导出面解决！ 这绕了几大圈，司法程序等于白走了？王成志彻底弄糊涂了！ 没有办法，我们法院办事有时候不也得听领导的嘛！副院长倒是很实在。 王成志气得差点吐血，司法程序走了一年多，等于白跑！ 有人给王成志出主意：你们别再瞎绕圈了，找县里一把手，咬定他就行！ 王成志这回铁定盯住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确实也是忙啊，他把王成志他们的事交代给另一位副书记办。那副书记看了一遍王成志他们的材料，认真地说：你们先回去，改日我再处理吧！ 又来这一套了！王成志等人这回谁也不信了，赖着就是不走。 你们……你们到底想怎么着？那副书记被逼急了。 我们啥都不想，就是让你管管我们的事。王成志等人不相让。 最后，王成志他们的事又被推到县政法委书记那儿。过了几天，政法委书记托人告诉王成志等人说：已经把他们申诉的事登记了，过半个月答复。 半个月到了，王成志等来到政法委。这次明确的答复是：你们的事是有的行政部门失职，法院执行不了。没法。 没法？什么意思？是没有王法处理我们这些农民的事？还是你们没有办法为我们处理？ 王法是有的，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你们的事。 天哪！王成志等仿佛当头遭雷劈：区区几户农民的小事，国家又有明文政策规定，法院判决也是清清楚楚，可就是没有一个干部和领导能处理得了！“三个代表”到哪儿去了？这么多干部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口口声声“三农问题”最重要，可真遇到问题时，你们整天喊叫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到底重要到哪儿去了？ 那天，王成志等7户农民在县委大楼里喊出了如此震天动地的呼嚎，可大楼里似乎听不到半点回应，唯有那些见惯不怪的干部们行色匆匆地在他们身边走过…… 你们光在县里转悠，能有什么结果嘛？找上面去，找那些管他们的大官去！有人出点子给王成志。是啊，县官不管，不还有管县官的更大的官嘛！王成志等一合计后，决定去运城找市委领导。 这时已经到了2003年的夏天，王成志一行5人来到运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民们，打听到过去他们曾经找过的闻喜县委书记现在已在市里当常委了。于是，王成志等几经周折，跟那老领导通上了电话。那老领导还记得王成志他们的事，便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王成志他们几个农民，随后有些歉意地敦促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以他“老书记”的名义给现任闻喜县委一把手写一封信，要求“从快解决”。 有了“尚方宝剑”的王成志等重新回到县里，连续3天守在县委“一把手”的家属院门口，第四天好不容易见到其专车，于是王成志等“扑通”跪倒在“一把手”的车前…… “你们要干什么？有冤情你们也要走正当途径嘛！这样做是什么意思？”那“一把手”从车里走出来，很生气地冲跪在地上的王成志等人说。 “书记，这是运城市委领导给您的信……”王成志战战兢兢地从怀里掏出那封领导的亲笔信…… 这回县里有动作了：县里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王成志他们的问题。可会议结果令王成志更是预想不到：法院院长认为，当时农经局仲裁是超越范围裁决。 王成志等后来听说，法院事后还从桐城镇农经站和县农经局调走了所有原始案卷材料。10天后，闻喜县法院下达了一份令王成志等人看了背过气的“民事裁定书”，其主要内容为： ……申请执行人王成志等人与被执行人闻喜县桐城镇乔庄村委会因承包土地合同纠纷一案，2002年4月2日闻喜县农村集体经济仲裁委员会作出民裁定字（2002）第1号的复议裁决书，由于被执行人不履行，申请执行人于2002年5月1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审查认为：该仲裁不符合法律规定，已超出了仲裁机构管辖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申请执行人王成志等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闻喜县农村集体经济仲裁委员会的闻农（裁）字（2002）第1号的复议裁决书本院不予执行。 申请执行费6397元由申请人王成志等人缴纳。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荒唐至极！天理何在！按国家政策明文规定而进行仲裁胜诉的王成志他们，不仅没有争回自己承包土地的基本权利，到头来反而还要支付因荒唐判决引出的6397元输了的“官司钱”！ 那一天，法院把这份“民事裁定书”送达王成志等几户农民手里时，王成志等几条汉子和婆姨们抱头痛哭……日思夜盼的公理何在？农民的生存权利何在？难道我们这几户农民老老少少几十口人真的要被开除“村籍”、“球籍”吗？ 天哪——！ 天在下雨……雨水化作了王成志等农民们流不尽的苦泪和愤慨！ 绝望的农民从此不知所措了，他们准备搭帮到天涯海角去乞讨、去寻生路——讨不上饭，他们就准备死在政府的门口；找不到生路，就集体自杀在干部的家里…… “看，快来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一日傍晚，王成志正在与赵立保等人商议准备外出流浪时，在一旁看电视的老伴叫嚷起来。于是王成志等围到电视机前……“梁雨润！专为百姓办事的梁雨润就是我们运城人哪！”“我们找他去！看看到底是真典型还是假典型！”“对，找梁雨润去！”王成志等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好似迷失在大海中的小船看到了彼岸一般。 立即约定赵立保等人连夜去找梁雨润。 梁雨润会在什么地方呢？王成志又犯愁了：这梁雨润现在是全国闻名的人物，能找得到他吗？他能管我们的事吗？ 他要再不管，你们就死了心吧！王成志<strike>?９９lｉｂ?</strike>的一位朋友告诉他：正准备到各地作报告的梁雨润这些天在铁道大厦内准备材料……太好了，我们去堵他的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成志这天等到了梁雨润。见到梁雨润的第一眼，王成志等三位纯朴的农民齐刷刷地一起跪倒在梁雨润的面前：梁青天，救救我们哪！ “快起来！起来——”梁雨润见状，赶忙俯身扶起王成志等，然后又是端茶沏水让座。 没几分钟，看完申诉材料的梁雨润“啪”的一大巴掌砸在桌子上，怒吼道：“太不像话！这么一件简单而明了的事，皮球竟然踢了十来年！” “我们、我们在这十来年里，前前后后找过乡镇县市领导足足有80多人，共计1200多次，光跑的路能绕地球转三圈。可就是没有人能把我们的事解决了啊……”王成志提起往事，泣不成声。 “老王，你听着：从现在起，你不要再找一个干部了！我梁雨润是你要找的最后一名干部！如果我再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把皮球踢给别人的话，你们就指我鼻子骂！”强压着怒火的梁雨润对王成志等人，发出了落地铮铮的誓言。 王成志他们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样为百姓办事不留后路的干部！“你们先等着，我现在跟有关部门咨询一下相关问题……”梁雨润果真雷厉风行，当即操起电话，一连向几个地方询问，然后告诉王成志：明天8点，在市委大楼14层会议室召开协调会，专门研究解决你们的事。 这么快啊？ 还快什么？拖十几年了！一分钟也不能再耽误了！梁雨润愤愤不平道。 第二天8点整，王成志等随梁雨润来到会议室。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多少年来几番打交道的闻喜县委、县法院、县信访办、县农经局和桐城镇的相关领导，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干部，梁雨润介绍说那些是他请来的市委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律师等……好家伙，足有30多人！ 会议先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一庭庭长梁长让作了案情分析，然后梁雨润站起身来，神情严肃地说：“王成志等几位农民的案情十分清楚！国家政策也早有明文规定，可为什么苦苦告了十来年没有结果？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干部、我们那些拿国家俸禄的公务员不负责任！不办实事！你推我推，推个没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公务员不合格！对百姓没有基本的感情！假如这些事摊到你们自己身上，你们也是这个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吗？啊？你们谁给我回答——！” 会场异常寂静，几十名干部没有一个人吱声，尤其是闻喜县的那十几个干部。 这场面王成志从来没有见过，解气啊！王成志的双眼溢满泪水…… “你们听着，今天我梁雨润可以官不当，但这件事必须办好了！10天之内，你们跟我一起把这事解决了！而且要办好！”梁雨润后面这句话震得大楼在发颤。 真是大快人心事！王成志等几位农民这回可真正看到了啥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老王啊，你们可是中大运了！”会一散，一直支持王成志他们的县农经局董局长激动地走过来，对王成志说。 也许是梁雨润的话震撼了闻喜干部的心，也许是梁雨润的榜样力量影响着闻喜的干部，同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后的日子里，梁雨润克服种种阻力，耐心细致地做着各方的工作，并两次亲自到闻喜督办此案。次年元月8日，王成志等7户农民，终于同村委会干部、桐城镇政府领导坐到了一起，签订了一份迟迟到来的“协议书”。在这份“协议书”上，明确规定了乔庄村无条件地归还给王成志等7户农民承包地，同时补发他们过去的10万元经济损失。出于支持村建的良好心愿，王成志等农户当即表示只要按8万元执行就行。 事后，王成志等为了感谢梁雨润为他们重新获得承包土地和恢复“村籍”所做的帮助，联络了60多人的锣鼓队要给他们的恩人送匾。梁雨润得知此事后，立即托人转告王成志等人，说：欠情的是我们这些公务员，你们如果非要来的话，我梁雨润只能当场给你们下跪磕头了。 “他有这样的话，我们谁还敢去呢？”和我谈起给梁雨润送匾的事时，王成志对我这样说。 在临进王成志家前，梁雨润掏钱让自己的司机到附近的一个小店买了两大箱挂面，他说是“走亲戚就得带些东西”。后来我看到挂面是送给王成志等几户农民的，梁雨润说他也是第二次到乔庄村，可我看他与王成志他们感情诚笃，如同亲戚。 正文 第三章 难以执行的车祸赔偿 进城打工农民李永贺因车祸致残四肢，卧躺板车4年，到处流浪乞讨……后来他说：遇上好干部，我真心喊：“共产党万岁！” 老百姓的事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么复杂。安徽农民李永贺跟着几位在山西清徐县的老乡捡破烂几年啥事没出，2001年夏天的某天清早5点钟，带着老婆耿月英正骑着人力三轮车行驶在县城清东路上，俩人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等着他们——迎面急速驶来的一辆拖拉机挂斗车突然与其“亲密接触”，结果李永贺的三轮车翻倒在路边，李永贺当场躺在血泊之中……还好，由于老婆哭天喊地拦住一辆过路车子，将丈夫及时送到清徐县人民医院抢救，李永贺从死神那儿转一圈又回到了人间，但好端端的一个劳动力，却变成了只有颈部以上尚未受重伤的终身残疾人。 遇难后的李永贺从此不再平安了，只能整天躺在平板车上无法动弹，吃喝拉撒全得靠妻子，样子十分可怜。害他陷入如此境况的是当地一位跑运输的农民，名叫武拖发。这老兄起个这名字，开着那拖拉机拖斗车，原本是想发财致富的，没想到拖拉机不仅没发，反而将安徽农民李永贺撞了个永不平安的结果。武拖发见自己闯了大祸，拔腿就跑，从此再也不见他的人影…… 公安局的人现场勘察，事故责任与李永贺毫无关系，武拖发负全责。负责处理事故的公安交警多次通知武拖发前去处理事故责任，可是他人跑了，哪儿去找呀？李永贺不干了，住院花去的17325元暂且不说，这截瘫将一辈子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你得管我不是？你犯了事故人跑了就想一了百了？没门！李永贺身子瘫了，脑子却好像比事故前还好使似的，躺在平板车上——他夫妻二人在清徐打工的全部家当就这么一辆平板车。他对妻子说：你拉我上法院去！ 由公安局作出的事故裁决书和法医作出的一级伤残鉴定，李永贺在法院很快获得胜诉：清徐法院经审理，作出“2002清民初字第22号判决书”，判武拖发赔偿原告李永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鉴定费、残疾工具费及生活补助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06757元。并限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履行。 公安局作出事故裁决很简单，法院判决也不复杂，如果武拖发是个有钱人，或许他就不跑了，这也就没有了我们要讲的故事了。可现在武拖发偏偏是个穷光蛋，又惹了这么一桩大事故。吓坏了，他就跑，至今不知跑到了哪儿去了。因此，也就有了我们要讲的故事—— 瘫在车上的李永贺可着急啊：这、这咋整？我瘫了，他跑了，我这后半辈子可咋过日子啊？医疗费还没付，欠人家的债天天有人来催……李永贺现在能动的就是一张嘴巴、一个脑袋。“你快拉我到法院去！”他躺在平板车上，拿出以往做男人的劲儿吆喝着妻子。 法院看着躺在平板车上的瘫痪人可怜，便答应马上采取“强制执行”。笑话，人跑了，去哪儿“强制执行”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现行法律存在一大缺陷。法院回头如实告诉李永贺。 “那不行！我先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人民的法院？是吧！好，既然是人民法院，你们的判决也是正确的吧？是正确的？那就好。既然你们判决是正确的，判决的目的是不是应该执行啊？对，你们也说必须执行，要不法院就没用了是吧？好啊，现在我就找你们法院给我钱……啥？你们不管？你们不管谁管？判决是你们判的呀！你们的判决算数吧？既然算数你们就得给我把应该赔偿我的钱要回来！要不回来？要得回、要不回是你们法院的事，我得找你们要啊！”李永贺一个全身瘫痪的农民，讲起道理来，竟然滴水不漏！那些整天与律师和当事人打嘴皮仗的法官们竟然被他问得无话可说。 你们判了不给我执行，不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天天来找你们！李永贺让妻子天天把平板车拉到法院门口，这样无休止地嚷嚷着。 法院被弄得没有办法。一个四肢动弹不得的瘫痪人整天躺在法院门口大吵大闹，有损法院形象。于是，惹恼的法院在某一日派出几个法警，严厉警告李永贺：再无理取闹，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啥无理取闹？你们才无理！你们是法院，你们怎么可以不讲理？不讲法律尊严？不执行你们自己作出的判决？李永贺的四肢虽僵在那儿，可嘴巴儿竟然不饶人。法警不知拿他如何处置。 别再嘴硬了，再在法院门口闹事，我们就得对你采取行动了！有人再次发出警告。 李永贺就是嘴硬：你们不给钱，我就来闹！ 李永贺毕竟是农民一个，又是四肢瘫痪的进城打工的农民，他除了嘴硬再没有别的能耐，何况要不回判下来的十来万元钱，没法过日子的不光是他，妻儿老小都得跟他落难苦海。“我不找你们要钱还能找谁？”李永贺对法院说的话其实是实话。 法院也冤屈，本来一件交通事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因为他们依据事实又按法律程序作了判决，结果当事人跑了，原告却反过来向他们要钱。要不到钱就骂法院，整天在法院门口让公众看热闹，还以为法院欠了他李永贺的钱哩！ 李永贺和法院就这样各说各的理，于是顶牛顶了好几个月。李永贺最后骂法院“都是王八蛋吃喝拿要又不干正经活的一帮坏蛋”，法院的人气得嘴歪鼻斜。有一天，一位院长实在觉得李永贺在门口骂得难听，便令几位法官“给我揍他一顿！”这好，最后是李永贺和妻子、儿子全都倒在地上“嗷嗷”乱叫…… 你不屈，他不服，李永贺与法院就这样结成了死对头。 “要说老李也是可怜。本来他夫妻俩也是搭帮给人家‘破烂王’打工挣点小钱，现在他瘫了，几个老乡心眼不错，收留他老婆继续在垃圾场看场。李永贺人瘫了，可人还活着不是！所以每天吃喝拉撒的事还得有，他又不能动弹，他老婆就把两人仅有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既当床又作两人的家。那个垃圾场本来就又脏又臭，李永贺又整天瘫成那个样，夫妻两人在一个平板车上过日子，看着实在也太可怜了……”清徐县政法委侯天林副书记是唯一一位多次到垃圾场看望过李永贺的当地干部。他在向我描述车祸致残后李永贺的生活情景时，眼里溢着同情的泪花。 “我们法院招谁惹谁了？他一家子整天在我们的门口骂骂咧咧，什么脏话都往外倒，好像我们欠了他几辈子债似的，你说这咋弄？”法院的同志同样一肚子气。 与法院交涉数十天毫无结果后，李永贺改变了“战术”，你法院不管我，那我就上管你法院的县委去闹！于是李永贺又把在法院上演的那一套搬到了新地方，于是县委大院门口就热闹了：一个躺在平板车上像叫花子似的残疾人，举着一面写着“冤”字的大白旗，嘴里高喊着“贪官们出来为民说话……”之类的话。这样的场景总能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在县委、县政府里工作的人受不了啦，看门的保安和公安人员先是警告李永贺，后来是来人把他连车带人抬得远远的。李永贺不怕这，你这会儿抬走我，过会儿我又回来了。你抬走我一回，我再来三回。 给我关他几天，看他还敢不敢来了！有人怒不可遏。 说是关，其实是把李永贺看起来，有吃有喝的，李永贺才乐意呢！“最好你们关我一辈子才好呢！”瞧他这话，不是成心气人嘛！无奈，还得放他出来。好嘛，你放我出来，我就更要告你们！李永贺才不管这些，后来他干脆让妻子拉着平板车躺到县委大楼走道里，见哪个是路过的县领导就骂谁！你们不是都不管我的事吗？好啊，我就把你们一个个骂，直骂得你们非出面管我的事不可！李永贺采取的正是这个“战术”。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出面了，一瞧、一问，也觉得这么一个安徽来的外来农民工瘫痪在车上，人不人、鬼不鬼的，也够可怜的，从良心同情的角度也该帮他一把。咋解决嘛！他是交通事故，撞残他的人也是个穷光蛋，况且现在人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说咋办？法院的同志向县领导汇报时一脸苦相。县领导听后左思右想，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为好。 咋，又全都哑了？李永贺见自己折腾了快一两年仍不见县里有人来管他的事，这回他便想了个邪招：每逢周一至周五，他就让妻子拉着平板车，对着县委、县政府的大门，自己躺在车上，嘴里塞着一个自制的纸筒喇叭开始“哇啦哇啦”地叫骂起来。 某某书记，你整天喊着“执政为民”，可人民来了你不管，原来你是个标准的腐败干部！ 某某县长，你忙东忙西，就是不为老百姓忙，原来你是个大贪官！ 某某长，你的嘴脸更可恶，人民有苦你不念，专门装成假正经…… 这日久天长地骂，不知道内情的人，第一次见到一个瘫痪的人躺在车上叫骂，不免对李永贺产生同情，同时还会引起对清徐县干部们的不满和憎恨。见多的人，有的嘲笑李永贺是“疯子”，有的则讥讽县领导无能。但李永贺清楚，闹下去，损害的是你们清徐县领导们和清徐县的形象。我李永贺外来的小农民一个，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反正我也就是一个全瘫的活死人！ 真的没有人能想出办法，把这么一个将清徐县干部们骂得臭气冲天的人给治了。你关他？那你不光要准备给他腾地方，还得找人伺候他！关一天两天、十天八天可以按“扰乱治安”论处，可你总不能永远地把他关下去，那样最后被关起来的可能就是你了——因为你那样做肯定是在犯罪。怎么办？没法办！ 清徐县有关部门为李永贺的事头痛至极：一个瘫痪的外来农民工整天在县委县政府大门口这么吵吵嚷嚷，影响恶劣。如果他真是疯子还好解释，偏偏他不疯不癫，这不成为县上的一大笑柄了吗？ 别管他，他爱吵就让他吵个够吧！等什么时候他没有了精神头，我们再收拾他！有位领导生气地说道。 别小看了躺在板车上瘫着的安徽农民李永贺，他是拼着命在为自己争取权益，所以自始至终充满了精神。在县委大门前一骂就骂了3年多……直至后来有人告诉他，要想让哪一级干部解决问题，就得找哪级干部的顶头上司时，他翻了翻眼珠子，朝妻子一努嘴：行，那明天开始我们就上太原，找省委、省政府领导！ 从清徐到太原，五六十里路程！可人家一个50多岁的农妇，全凭一双腿，硬是把平板车上的男人拉到了省城。 一辆装束异常的平板车上面躺着一个瘫痪的汉子在“哇啦哇啦”地哭天喊冤……李永贺的这一招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效应。他第一天出现在省委、省政府大门口时，一下来了几百人围观。 可怜和同情他的居多。 “信访局吗？赶快让你们的梁局长过来！今天大门口来了个特殊的上访人，一下子围了好多群众，快让他过来处理……”省委办公厅有人打电话给信访局，指定梁雨润前来处理。 正在处理另一桩案子的梁雨润匆匆赶到省委大门口，扒开人群，走到平板车跟前，问李永贺：“你是哪里人？有什么事嘛？” 李永贺见梁雨润面善，便如实做了回答：“……我被人撞瘫了，法院判了，可撞我的人跑了，现在我欠了一屁股债，又瘫了身子，没法挣钱，你说咋办？” 梁雨润掀了掀盖在李永贺身上的被子，湿漉漉的，又脏又黑。再摸摸他的胳膊和手臂，毫无反应。“都瘫了，连碗都端不起来……”一个衣服上露着汗痕的女人看了梁雨润一眼弱声弱气地说。 “你是他的妻子？是你用车从清徐拉他到这儿来的？”梁雨润问那妇女。 “嗯。”那女人点点头。 梁雨润顿时心头涌起一股怜悯之情。“这样的老百姓，即便他们做出些过激一点的事，也是应该谅解的。因为我相信他们的事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绝对不会有意来找政府麻烦的。对这样的群众，作为党员、作为政府公务员，我们就得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急他们所急，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梁雨润在接受我采访时发自内心地这样说。 “你这样不便，为什么非要跑到省城来解决问题呢？”梁雨润询问李永贺。 “你说清徐啊？他们、他们要是给我解决了，我咋会跑到太原来嘛！”李永贺的嗓门一下哽咽起来：“3年了，我躺在平板车上堵了他们3年的大门，可他们就是不给我解决问题。当初还不如车子把我轧死了反倒省事……” “老李，你现在想咋个解决法？”梁雨润问。 “你要给我5万元钱，我就回老家了，我再也不闹了。我老娘已经80多岁高龄了，我得回去孝敬她，可现在我欠一屁股债咋个弄嘛？”李永贺说。 梁雨润：“给你5万元你就不闹了？回老家去？” 李永贺重重地点点头：“肯定。我再不想这样待在外面了！” 梁雨润一挥手：“行了。咱们就这样说定了：你的事我来办。现在你先回去……” 李永贺顿时激动地说：“这位领导，您尊姓大名？我的事您真就能解决了？” “他就是梁雨润局长。‘感动中国’的名人，人称‘百姓书记’……”现场有人这样告诉李永贺。 “您就是梁雨润局长啊！我曾经听说过您的事迹……我真是遇见贵人了！”李永贺不知说什么为好，一个劲儿地想从车子上直起身来与梁雨润握握手，可他的整个身子丝毫不能动弹。 梁雨润俯下身子，安慰道：“好了，老李，我是梁雨润。现在你听我的，我让我们信访局的同志带你们夫妻俩先去吃一顿饭，然后你们就回清徐等我消息好吗？” “好，好！我们就走，就走……” 就在李永贺与妻子去吃饭当天，梁雨润电话通知清徐方面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省信访局开解决李永贺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下午4点在省信访局召开。清徐方面来的人说，如果要让政府出面解决李永贺的困难经济补贴，得由县领导拍板。梁雨润听后说，那好，隔日我去一趟你们那儿。 过几天，梁雨润带着接待员王英等同志来到清徐，找到了县长。梁雨润向县长摆出了自己对李永贺问题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意见，县长听后表示同意。 就在梁雨润与县长谈话时，躺在平板车上的李永贺当时就在县政府的大楼门口等着。他见梁雨润从楼里出来，便让妻子把平板车推过去，见面就问：咋样了？ 梁雨润告诉他：跟县里已经谈定。政府补贴你5万元生活救济，你回老家好好养病，再不上访闹事了！是这样吧？ 是、是！解决了，我就回老家安心养病过日子。李永贺发誓道。 事到此时，梁雨润也便放心了，当天和王英同志等回到了省城…… 一天，梁雨润在省委大楼里参加一个会议，走出省委大院时，只见门口聚集了许多人。过去一看，见是躺在平板车上的李永贺又举着一面小白旗在那儿嚷嚷着…… “李永贺，你怎么又来了？”梁雨润感到奇怪，甚至有些生气地问。 “梁局长啊，他们都不把我们当人了……他们把、把我们扔到山沟沟里，差点要了我们全家的性命……走了五天五夜，我们才算回来了……”不想李永贺和他妻子开口就嚎啕大哭起来。 梁雨润真生气了：“怎么能这样嘛！这是人干的事吗？”他是生清徐县的气。当即，他让王英同志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则挽起双臂，一个弓腰，推起李永贺躺着的那辆“吱吱嘎嘎”直响的平板车，一直到了信访局。“拿去，你跟老李一起买点吃的。”梁雨润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元钱，交给李永贺的老婆。 下午，王英很快将清徐县的情况弄清楚：原来，在梁雨润与县长谈妥后回到省城这些日子里，因为县委书记上党校学习，李永贺的事一直没有得到县委常委会讨论。这一拖便是一二十天，李永贺等不及了，以为事情又黄了，于是再度让妻子拉着板车上县委县政府大院门口又吵又骂的。那几天正好县上有个重要会议，参加的人数也多。李永贺在门口骂骂咧咧的，让一位县领导非常生气。出面劝他走，他又不走，反而骂得更凶。这位领导火了，命令手下的人：给我把他们扔到山里去！扔得远远的，看他还能不能跑得回来！ 这回李永贺可真的惨了：他和妻子被连人带车地扔进了离县城几十里的荒山沟里，“那个地方前不着店，后不着村，他们把我们扔在山沟沟里就不管了……我扶起孩子他爸，背他走一阵，再拉一段车子，整整走了五天五夜，才走出了山沟……”李永贺的妻子在向梁雨润诉说时泣不成声。 “怎么能这么干呢？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梁雨润愤怒至极，“立即给他们县长发份公函，要求他们必须在10天之内解决李永贺的问题，否则让他们县长亲自到省信访局来说明情况……” “是。” 这回清徐县办得十分迅速，并于2005年7月20日与李永贺父子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协议：清徐县政府支付李永贺5万元作为他与武拖发所发生交通事故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最后了结的经济补偿；李永贺在收到上述经济补偿后，保证以后不再因此上访或因经济困难、病变再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执行等。 “侯书记，你们还要想法在李永贺一家回老家时帮助他们买好车票，并亲自派人一路护送到安徽……”梁雨润在得知清徐县与李永贺通过协商圆满解决问题之后，特意打电话给负责处理此事的清徐县政法委副书记侯天林，请他考虑好李永贺一家回程时的每一个细节。 “梁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做细的。”侯副书记也是心系百姓的好干部，他在李永贺生活十分艰难时多次亲自上门探访，并自掏腰包资助他。 李永贺一家返回安徽老家时，清徐县委县政府派出侯天林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带着一群人，上长途车站护送，当他们用担架把李永贺抬上长途卧车时，李永贺热泪盈眶，一再请侯副书记代他打电话给梁雨润：“谢谢他救了我们一家……” 李永贺回到安徽老家至今已有一年多，生活过得平安，现在他逢人便说：一个人遇到灾难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不到好人。我庆幸遇上了梁雨润这样的好干部，所以我经常喊“共产党万岁”！ 正文 第四章 被拆迁掉的巨额财产 宅居、住房是百姓的命根子，有人想拆就拆、想占就占，当受害者奋起反抗时则被诬陷为刁民。秦银花、李莉感叹：能体贴平民百姓的痛苦，是共产党干部们最可贵的品质。 秦银花，太原运输公司的下岗职工，原住该公司亲贤宿舍1号楼。2001年前公司进行房改时，秦银花家按规定交了钱，买断了所居住房屋的产权，可公司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发给房产证。2004年4月，已经下岗并离婚的秦银花突然被楼房的物业公司告知，她所在的楼房要拆迁，要求她和其他居住在此的居民搬迁。 不给房产证，还不同居住者商量，一份物业公司的通告就想让人搬走，既不符合政策，也不通人情。秦银花和其他几个居民找到运输公司责问。公司负责房屋搬迁的人支支吾吾地答不出个究竟来，只是一味横蛮地要求秦银花她们搬迁，否则就怎么怎么的。 凭什么？秦银花等觉得运输公司太欺负人，于是不再理会物业公司的所谓“通告”。秦银花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士，下岗后她自谋出路，大小生意都做过，也在北京闯荡过多年。可她没有想到，正当自己为了未来和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整天在外奔忙时，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0点多，她忙完生意赶回家一看：天哪，整个大楼没了！自己的家更不知在何处！她熟悉的地方此刻已成一片废墟…… “银花啊，他们、他们拆了我们的房子，还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作孽啊！”废墟旁，突然满脸是血的邻居张兰玉抱住秦银花，哭得死去活来。 怎么会这样？我的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呢？吓蒙了的秦银花此刻突然想起了独自在家复习功课的女儿……“宝贝！我的宝贝你在哪里呀——”秦银花当下昏死过去。当她醒来时，已近凌晨。 谁拆了我们的房子？是谁？秦银花无法想象世上竟然会有这么野蛮的事情发生！不事先通知，不作任何安置，不管你家里有人没人，财产如何处置，便雇一大帮人，开着推土机就来。秦银花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天大的祸害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几小时后，女儿有了音讯：她在一帮野蛮行径的拆楼人冲进家门时逃了出来，小姑娘摸黑逃到了姨妈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秦银花望着埋在废墟里的“家”，欲哭无泪。她想与那些野蛮行径的拆楼民工争执，得到的结果是：我们不管你的事，我们只管拆楼。 真的没人管了？秦银花气得七窍生烟。好，我倒要看看有没有人管了！东方晨曦初露时，秦银花就开始向省委大院的方向跑，带着无比愤怒，她一路想好了今天非要找省委领导论个究竟，她甚至想好了，必要时用死来证明小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不用说，这一天的省委大院门口异常热闹，秦银花发疯似的要求见省委领导，她拼死往里冲，公安人员组成人墙不让她往前一步，如此争执，立即引来过路来往的无数人围观。 “梁局长，你快过来！有个妇女非要冲省委大院……”正在上班途中的梁雨润接到省委值班室紧急电话。 “我马上就到！” 梁雨润与秦银花第一次见面是在省委大门口。“您就是梁局长？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啊……”秦银花一头跪倒在梁雨润面前。 “过去在电视里我见过梁雨润，很被他的事迹所感动。但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省委门口同他见面，而且求他来帮助解决我自己的事……”秦银花在我采访她时这样说，“当时我简直气疯了，一心想找省领导反映运输公司强行拆除我房子的事，可真的又不知如何是好。大门口一见是梁雨润局长来了，好像一下子有了希望。” “秦银花的房子被拆，明显是运输公司安置不当造成的。尤其是公司在没有做好拆迁户的思想工作的情况下强行采取动作，造成住户流离失所、财产损失巨大的做法更是无法无天。但真要协调处理这样的事既很复杂又比较具体，一次两次、一天两天还真做通不了。”梁雨润在我采访时介绍说，“当时运输公司雇用的拆迁民工强行把秦银花他们居住的那栋楼推倒时，只以为就是简单地完成受雇任务，哪知道楼房里除了人还有各家各户的财产。尤其是当民工们闯进秦银花家一看，当时就傻了：人家秦银花家抽屉里柜子里尽是金银首饰和一叠叠钞票……可事已至此，停手是不可能了，怎么办？继续拆吧！这下出大事了。秦银花自己说，当时她所有的个人财产都在里面，仅金项链就有十几条，现款十几万元，哗哗地撒落一地！当时又没个看管的人，民工和看热闹的人聚集了一大群，金银首饰和现钱就这样撒落在地上，谁不捡谁就是傻帽不是？所以后来到底从秦银花家拿走了多少财产，没人敢承认。受害者秦银花不干，那是她的性命钱，她的全部家当啊！她凭自己的记忆，就说出了大约有四五十万的各种值钱的东西。秦银花因此一方面坚决要求运输公司赔偿，另一方面强烈要求司法部门对运输公司在野蛮拆迁过程中不顾她们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作为公民来说，秦银花的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可运输公司也有他们的理论，认为自己与太原市房地产局统一进行旧房改造，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同时还能给公司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大前提并没有什么不对，你秦银花这几家‘钉子户’我不拔掉你们就啥事都干不成了。所以双方从开始就是矛盾和对立的。事情出大了，秦银花闹到省里，就个人财产损失这一块你运输公司是理亏的，我就要求你赔偿。可公司开始并不认账，后来总算认账了，但又在数额上互不相让。这过程我们作为协调方工作就非常难做，秦银花作为受害方，她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看到向我们反映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回复就迁怒于我们，所以火气就更大了。” “我找到梁雨润局长后，像是找到了救星。可后来没有见啥动静，我就火了。心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再想想明明是运输公司他们理亏，结果像梁雨润这样报纸上、电视里都在宣传的好干部也不能为民办实事，我更觉得这世界太黑暗了。于是隔三差五地跑到信访局找梁局长。人家可能也是忙，每天要处理几十桩各种案情。但我不管这些，我只管自己的事。因为见不着他，或者好不容易见他一次，他又光跟我打个招呼说你老秦先等一等。这一等就见不到他影子了。我就认定他这个典型也是假的，啥先进不先进，世界上就是没有好干部，不都是官官相护嘛！我就撒开架势跑到梁局长办公的楼下大骂，骂得满院子人都能听得到。我骂得很难听……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梁局长，冤枉他了。可当时我张口就来，想起啥难听的话就骂什么。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他梁局长是中央树的先进典型，肯定比其他的干部要好，我骂他，骂得凶了，就能把他骂出来，他出来了就能管我的事，他真要管了就能解决我的事。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有点自私，但也是逼出来的。”我看秦银花说到这儿自个儿笑了。 “秦银花骂得还真厉害，从我们上班一直骂到快中午了。我们全局上上下下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老实话，大家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信访局一位处长对我说，“老百姓其实对有些事是不怎么了解的。比如像我们省信访局，管全省的群众来信来访，一年有好几万人上我们局里来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光是坐在局里接待来访群众，每年光上北京接回到那儿去的上访群众就有几千人次，局里就那么几十号人，也没有多少经费。在梁局长来信访局工作之前，别说局长这一级领导，就是我们处长这一级都没有几个人亲自出面具体处理来访群众的事。一般都是你把材料和问题向我们反映了，我们就照章办事把你的问题或材料转交给你所在的地区或上级单位去处理，问题重要一点的就写个报告递给领导，就算我们完成了信访的工作了，只起个中转站的作用。梁局长来后，他是个实干家，是真正办实事的人。他除了亲自接访群众，还把接访后的疑难案件一一亲自出面解决。这出面解决与坐在办公室批批转转的工作量可就大不一样啊！你知道的，凡是闹到省里来的事一般都是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要不就是别人都不愿处理的事，要不就是多少年没处理下去的事。梁局长上任后，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想过当那种坐在办公室抽着烟、喝着茶，靠一支笔、一个电话来批批转转的清闲官，他对群众的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人在他面前喊冤叫屈，他就掏心窝给人家去排忧解难。那些老百姓有的并不知道，真要去解决一件事，往往非常之难。你既急不得又不能不急，过急了事情不那么简单；你不着急，一件芝麻大的事也会拖你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更何况我们接手的事又都是些挠头的事儿，绝对不是跑一两次、说几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而且经常一方讲妥了，另一方又不买账。现在人都很现实，我们是信访部门，没权没势，跟有关部门或地区头头们打交道，人家愿理你就理你，不理你也没多少招。就说秦银花的事，她确实有冤，几十万家产被人背着她连窝全给捣掉了，换谁都受不了。可梁局长和我们在具体处理这事时又不是那么简单。光让运输公司低头认错就不容易，再让他们如数赔偿你更是难事。梁局长为此不知跑了多少回，跟人家磨破了多少嘴皮，这过程她秦银花并不太清楚。人家群众只看结果，只盼早点解决，一天没解决她的事她就认为你没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所以她骂呀，把什么脏水都可以泼在你身上。当时我们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不是一般的抱不平，恨不得下楼去抽她的嘴巴。但梁局长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么做，他反过来笑呵呵地冲我们说，人家有冤气，让她出出气没关系，让她多骂骂我梁雨润，要不她去骂省委省政府、骂共产党不是更不好吗？” 这位处长说的这些，其实在写时，我对梁雨润这一点已经非常了解：他就是这样一种见不得老百姓吃苦受冤的人，也见不得世上那些不公的事。而他自己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宁可到那些官员们，甚至是好同事、顶头上司那里跟人家拍桌子、瞪眼睛。用他的话说：“你要让老百姓和弱者反败为胜，你不得罪那些有权有势、自以为是的单位和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哲人说过，凡是人群存在的地方（其实包括自然界也是这样），就有矛盾和不和谐，冲撞和矛盾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这也是人类进步和物质世界不断发展与运动的基本形态。要使这种客观存在的冲撞与矛盾变化为和谐状态，就只能用另一种冲撞与矛盾去解决和寻求。冲撞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也是不少官僚主义者和那些无所作为的人不去主动热情和真诚地为百姓办实事、做实事的一种自我逃脱责任的理由。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为人民负责的公务员，则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建立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就必须敢作敢为，敢于面对矛盾，面对冲撞，去积极协调差异，寻找平衡，创造和谐。 像秦银花那样将一时对政府和党组织不满的情绪转嫁到具体的官员身上，将你骂得狗血喷头的事，梁雨润经常会遇到。“在这个时候，你得以平和心态去对待，这既是体现一个公职人员的基本素质，也是创造和谐氛围、解决社会矛盾的必要态度。群众有难找你，群众有苦向你诉，这说明群众把政府和党当作一家人。如果你不理会，不及时帮助他们解难，群众指着你的鼻尖骂你，甚至做出些更过激的行为，说白了还是信任你，或者是对你抱的期望特别大后所产生的一种失望。责任还是在我们这些拿国家俸禄的人。” 谈起当时谩骂诚心诚意为自己解难的梁雨润的事，秦银花显得很不好意思。“那天等我骂得快没力气时，梁局长过来请我上他的办公室，和颜悦色地给解释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劝我要把事情往好处想。说你秦银花是个经商的能手，不能把时间耽误在莽撞的闹事上，与运输公司交涉的事交给他梁雨润尽管放心。梁局长替他人挨骂后还这样对待我，我还有啥埋怨的？后来我按照他的意思一方面耐心等待处理结果，一方面做自己该做的事。三个月后的一天，接待员刘辉通知我，说梁局长与运输公司谈妥了，人家已经答应赔偿我325000元，并且落实了一套比较理想的新房。当时我真的有些不敢相信，直到与运输公司的法人代表在省信访局三楼会议室正式签订处理协议书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年头，老百姓与单位打官司，能最后如愿以偿实在太不容易啊！” 雨润三晋为人民，排忧解难办实事； 这是秦银花在自己的事情获得圆满解决后，专门为梁雨润送去的一面锦旗上的对联。像这样的锦旗、镜框，在梁雨润上任省信访局领导后的两年时间里，就有五六十面（个）。而每一面锦旗、每一个镜框后都有一段让人感动的故事。 关心群众疾苦为民排忧解难，九年冤情未了今日盼到晴天； 写着这四句话的锦旗是太原市民吴守义、李莉夫妇送给梁雨润的。“九年冤情”为何缘故？梁雨润又如何处理这棘手的难题？ 这得从9年前说起。当时太原市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进行一处沿街房屋改造中，涉及市民吴守义、李莉夫妇的临街铺面房的安置。这一改造工程是太原市的政府行为，安置吴守义家的铺面房本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政策规定：假如是你原来做生意的铺面房，拆迁后理当重新安置为新的铺面房。吴守义身为残疾人，一直靠经营临街铺面房为生。开发公司确实也作了安置，让其在另一地方开铺做小买卖。哪知老实巴交的吴守义在新店面房营业后，却发现他们的房子不能办产权证。搬迁时吴守义与开发公司说得好好的，新的安置房必须有产权证。开发公司没有履行协议，最后跟吴守义家说要不给你们一套居住房吧！吴守义两口子不干，原因很简单：你给我这样的房子，我倒是有了栖身之地，可我靠啥吃饭？开发公司之后又提出给一处新的铺面房，吴守义夫妇去看后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在办证时却发现又是不能办房产证的。吴守义夫妇着急了。房子没有房产证，等于这房子所有权不是自己的，往后遇到什么事，靠铺面房做生意为生的一家人不就要去喝西北风吗？这事搁在一个本来就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家庭，主人不蹦起来才怪呢！ 丈夫吴守义腿脚不便，妻子李莉就开始跑这件事。到处找人终究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只得一纸告上法院。有当初拆迁协议在，相关的政策也支持吴守义一家的起诉理由。一审赢了。可人家开发公司牛啊，一审法院判了，上诉后竟然在二审时重新把官司反了过来。吴守义和李莉哪能信服这颠倒黑白的事？便连续两次上诉，结果都被驳回了。 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就该受欺负？吴守义妻子李莉不服这口气，一连到市里、省里有关部门和机关跑了4年多，竟然没能改变二审的结果。本来出门都不敢与陌生人多说几句话的李莉给逼急了，她听人说找北京的大领导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得不从2000年辞掉单位的工作，开始往北京跑……一直跑到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期间，李莉被有关部门叫到山西驻京办事处，后又遣返到太原处理。市中院的一名庭长出面重审她的案子，这位庭长看了李莉家的申诉，明确告诉她：你的理由完全成立。既然成立，那就重审吧！这一重审，又是半年。李莉一家视房子的“营业房”性质为全家的生命一样，你一天不判，我全家的活路就等于悬在半空。所以这听候重审的半年里，李莉隔三差五地往北京跑。你今天白天遣返我回来，我晚上又上火车回到北京。李莉说，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重视。这年12月，法院的判决书终于下来了，这回李莉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重新赢了回来。 “拉锯战”扯了五六年，当法院的人通知远在北京上访的李莉回太原听候判决时，李莉竟然不敢相信，甚至怀疑又是有人故意骗她呢！她先让丈夫去法院问，问完后还是不相信。她在北京给法院的人打电话，说你们把判决书寄到北京来，我看了是真的马上就回来……看看，本来很正常和简单的事竟然让老百姓不信任到这种程度！法院的人说不行，送达判决书必须有上诉人本人签名。李莉只好悄悄回太原。第二天她到法院却没敢直接找办案人，而是到法院纪委的一名领导办公室，求人家替她看看到底新的判决内容是真是假。人家真帮忙，去查判决书后明确告诉她：这回是你们赢了。李莉这才捂着胸口去见办案人…… 有了判决，并不一定就是解决了问题。法院在执行判决过程又遇到被告方种种阻力，一拖又是半年。当李莉满心欢喜拿着全家赖以生存的营业房屋的相关手续去办房产证时，房产部门告诉她：分给你的房子早已被开发公司抵押给另一个单位了！ 李莉一下愣了：啥意思？ 就是你这房子随时可能不是你的。 什么？李莉一听，顿时感觉天旋地转。苦苦争取五六年得来的房子竟然在拿到钥匙前早已变成别人的了……平民李莉一家想不出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荒唐的事！ 李莉这回真的连肺都气炸了。因此后来也有了她冒死上北京冲拦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的车队，到某中央领导住处吆喝等等惊天动地的事。“坏就坏到家吧！闹就闹他个天翻地覆！反正小百姓一个，你不让我活命，我就不让你安宁！”外表柔弱娇小的李莉心如铁铸，发誓要“闹出点名堂”。 “名堂”没闹出来，却一次次被拘留起来。 “9年里，我总共到北京124次！别人以为我犯神经病了，可只有我和家人清楚：我是为了一张至关重要的房产证，没有了它，等于要了我全家的性命，所以我才不停地跑的……”李莉回忆9年间那124次的进京历程，哭得直不起腰来，“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2004年7月的一天，李莉再次来到省委大门口。见到了省信访局的“老相识”王英。“李莉啊，我看你这回有希望了！”中国的上访人和接访者之间有许多成了老熟人。王英与李莉就是这样。 “为什么？”王英的话，让李莉有些吃惊。 王英告诉她：“你还不知道？我们局里来了位新的副局长，他叫梁雨润，过去人家都称他是‘百姓书记’，全国先进典型，中央都发文件要求全党向他学习呢！你的事要是他处理，准搞定！” 李莉有些喜出望外：“真的？” “那还有假吗！” 就在这一天，李莉见到了梁雨润。 “下星期一你再来找我。”梁雨润听完李莉的陈述后，只说了这9个字，却让李莉感觉仿佛吃了定心丸。 星期一李莉如约来到省信访局，走进会议室李莉就吃惊不小：怎么来了那么多人！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这些人都是梁雨润副局长这几天左联系右通知约来为她的事开协调会的，他们中有法院、银行、房产局、开发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 “天哪，过去我找这些人可难呢！”李莉的心里轻轻叹了一声。 第一次协调用了将近3个小时，结果各说各的理，没能成功。 “那好，星期四再开一次会。”梁雨润最后说。 星期四又是近3个小时，仍无结果。“梁局长，我谢谢你的好意。可这结局……我还是上北京吧！”李莉有些泄气地对梁雨润说。 “你要信我梁雨润，就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在家等消息！”不知是梁雨润的话语掷地有声，还是他的人格力量让人敬佩，李莉这回真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那儿都没有去。 一个月、两个月……直到第四个月的某一天，李莉突然接到房产局的一个电话，说你现在可以来办房产证了！ “我期盼了9年、又快跑断了双腿的一张房产证，可真正得到它的时候，竟然才用了不足一个来小时！原来这么简单啊！”李莉说，她拿到那张印有国徽的“房权证并字第00048976号”房产证时，久久不敢相信。 李莉后来才知道，四个月里，梁雨润因她这事，带着工作人员在银行、法院、开发公司和房产部门不知周旋了多少回。他甚至专门找到太原市的一位主管领导办公室，怒发冲冠了一次：“我们都是公务员，公务员是干什么的？不能因为老百姓来找我们就觉得他们是成心找茬的。将心比心，如果这样的事摊在我们身上，一个月、两个月可能能忍，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我们还能忍得住吗？”这位领导感动了，他用梁雨润这番话教育自己的下属，其他有关部门的办事人员也被感动了，最后大家都动起来，认认真真地寻找办法，才彻底落实了李莉家的那套营业房及其产权事宜。 2005年5月的一天，中纪委信访接待处窗口前又突然出现了李莉的身影。“李莉，你怎么又来了？”工作人员看见她就问。 从来都是一脸愠色的李莉今天满脸笑容，衣着也十分讲究。只见她笑呵呵递上一封信：“今天我不是来上访的，请你们把这封信转给山西省委，代我好好感谢梁雨润局长，他真是为百姓办事的好干部……” 中纪委的同志接过信，笑了：“好。一定转送到。” 正文 第五章 矿工家属的辛酸泪 工亡家属任香枝拖儿带女无人可怜，又在为讨要百元节日补助金发生争执时没给领导脸面反被关押。梁雨润感叹：如果当干部的对百姓连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你自己的廉耻是小事，影响社会安定，让党和政府失信于民是大事。 来到山西某著名矿区，看到那片光秃秃的山峦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那些极其简陋破旧的工房，心里就有一种酸痛。主人告诉我，他们这里还有几万人住着这种20世纪50年代盖的旧工棚土房。 走进位于小山顶的女主人任香枝家时，看到仅有的两间窑洞房，其中一间已经出现漏雨的坍塌状。“在矿山工作，最苦的还不是这些。矿工家属一年四季最担心的是男人能不能从矿上活着回家。”任香枝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山头告诉我，那是矿区专门安葬死亡矿工遗体的地方。 “矿上的职工伤亡多不多？”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任香枝盯着我反问：“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这还用讲？” “那我告诉你：至少在我们矿上，单位向上面报的职工伤亡数与我们所知道的绝对不一样。” “能差多少？” 任香枝略停顿后说道：“这么说吧，像我孩子他爸是矿上的正式职工，2001年他因工死亡后单位都没按工亡向上报，你说那些招来下井的临时民工死了他们会报吗？” “国家不是有规定必须上报吗？” “是啊，可上报的工亡数超出指标后，你这个单位就评不上先进了，领导就拿不到很多的实惠，升不了更大的官了。” “为这他们就可以不顾国家规定，隐瞒真相？” “这种事在矿上多的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最苦的还是工亡职工的家属……”看得出，任香枝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说到这儿，她立即哽咽起来，“我丈夫是1969年的兵，退伍后到了矿上，2001年因工死亡。出事那天是12月25日，天下着雪。我得知后，急得不知咋办！他老家离这儿有一二百里路，我坐着吉普车上他家想去跟公婆商量他的后事。结果因为雪地路滑，出了车祸，我差点被摔死，抢救了7天才脱离危险。就在我住院期间，矿上派人拿来一份关于我丈夫死亡的所谓善后处理意见书，让我签了字。出院后，在料理完孩子他爸丧事的第二天，我就去矿上要求领取死亡补助金和其他抚恤金。这是国家规定的，标准是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可是矿上管这一块的人告诉我，你已经没有这笔钱了。我好惊愕，我丈夫尸骨刚入土咋就会这样？他们就说，在你抢救和治疗时，矿上已经给你花了32000元了！我一听就急了：我也是矿上的职工，而且你们当初给医院结算时说得也是非常清楚的，那钱是为我抢救用的。怎么现在混为一谈了？等我再一次次追问时，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干脆不回答。” “后来呢？” “后来我才搞明白，矿上根本没有将我丈夫当作工亡上报，因为他们按病故处理，这不矿上就可以少一个生产工亡数字了吗？你既然不是名册上的工伤死亡者，也就不可能获得国家相关规定的补助金和抚恤金了嘛！可矿上又觉得不好向我们家属交待，所以就把给我看病的治疗费说成是给我丈夫的工亡补助金了。这我怎么能答应呢？后来我的事情都是因为这引起的……”任香枝的双手抚摸着那次车祸留在她身上的伤痛，而我知道她更大的伤痛是在心头…… 埋葬丈夫后，她领不到抚恤金和补助金，两个儿女尚未工作，而她又因车祸落下了一身伤病，全家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任香枝不得不一次次找矿领导，坚决要求单位将丈夫按工亡处理补发相关补助，否则就要向煤矿的上级部门反映。“你敢！如果你敢把这事捅出去，让局里知道了，那你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还要把看伤治病的钱赔出来！”有人威胁她。 如今一些单位欺上瞒下的事没少干，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官位除了惯使这种伎俩外，还会借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和弱者。 女儿到了可以工作的年龄，任香枝要求矿上按规定安置工作。矿上竟然对她说，你得从医院那里拿出一份伤残等级鉴定来。任香枝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丈夫早已埋葬在黄土里，怎么可能为他做伤残等级鉴定？ 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矿上的工亡名单上没有任香枝丈夫的名字，另一方面他们又没理由不给任香枝女儿安置工作，故而想出个招儿来：你去医院那儿给医生塞个红包，要回一张她爹的伤残证明书，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 任香枝像吞了一只苍蝇，没办法，为了女儿的工作，最后她只好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东挪西借凑了2600元，交给了矿上有关人员，才算把女儿的工作给安置了。 这是一个有过许多荣誉的矿山企业的卑劣行径！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又似乎并非个别。 由于没了丈夫，自己又下岗，并且落得一身伤残需要经常治病花钱，任香枝在多次要求单位落实丈夫的工亡补助金和抚恤金而得不到的情况下，从2003年开始不得不上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这回矿上着急了，接她回来后，把她的事上了党委会。可主要负责人认为任香枝丢了矿上的面子，坚决不同意研究她提出的要求。会议不欢而散。 任香枝继续上访，这回接她回矿的是矿党委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对任香枝的不幸很同情，这时也快春节了，他给矿劳保科打电话说给任香枝发100元生活补助。可等任香枝去取时人家说根本没这事。任香枝打电话问那位副书记，副书记回电话说得清清楚楚：“刚才劳保科长一口答应我的嘛！”后来任香枝才知道，科长在接到那位副书记电话后，忙向矿上的那位负责人汇报，那负责人批示劳保科长说不要给。副书记不知其内情，连续四次追问劳保科长为什么不给任香枝发钱！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外面冰天雪地，可就为这100块钱，我来回上劳保科跑了四趟。在最后领到那张薄薄的100元钞票时，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透心的冷，气得浑身直打颤，结果刚出劳保科的门，就摔倒在办公楼的门口，造成左手骨折，自己赔了5000元治伤……”任香枝提起这事，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年三十那天，左胳膊打着石膏的任香枝上街买了些纸钱准备祭奠亡夫。路过劳保科时忽然心头之怒骤生，便在门口骂了几句。哪知被劳保科长和他的家人听到了，于是双方又吵又闹撕扯在一起……势单力薄的任香枝肯定吃亏。悲愤交加的她被人劝开后，独自坐在雪地里痛不欲生，又不免思念亡夫，便在那儿一边哭一边烧着纸钱，路过的旁观者无不同情叹息。 任香枝万万没想到，她区区弱女子就因为跟劳保科长及家人“干仗”和在现场烧了纸钱，初四那天被保卫科的人找去“谈话”。结果一夜没让她回家，关在屋子里十几个小时连口水都不让喝。更欺人太甚的是过了几天，当地公安分局来了几个彪形大汉，拿着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任香枝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决定给予你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走吧！”警察将一副亮晃晃的手铐放在任香枝面前。 “你们不能这样欺负小老百姓呀！不能——”本来就有高血压的任香枝，蹲在冰冷的看守所一下恶火攻心，第二天就被人抬到了医院……这一住，便是4个月！儿女和亲戚们到处借得4万多元钱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实在没有钱住院了，儿女只得用大板车将她拉回了家。 2004年，无助的任香枝基本都是躺在病榻上。2005年元月，已经连上北京都没力气的任香枝到了省城太原。在省信访局的接待室，没等说上几句，任香枝当场倒在地上。不过这回她幸运，遇上了梁雨润。 “啥都不用考虑，先送她上医院治病！”梁雨润立即与局里的工作人员一起把任香枝安置治病。 几天后，任香枝出院再次来省信访局，结果那天来访的群众特别多，在排队过程中，后面的人一挤，体弱多病的任香枝再次晕倒在地…… “如果连这样的群众困难都不给解决，我们就不配当人民的公务员了！我看有些人是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梁雨润了解任香枝的情况后，痛恨地怒斥道。 梁雨润打电话给矿区的党委副书记，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要求他们尽快拿出处理任香枝申诉的方案。“事实和政策都明明白白地摆在这儿，你们还有什么推三阻四的？”梁雨润实在看不惯一些单位的做法，“如果你们认为一个弱女子任香枝跑上跑下好几年、生生死死不足以敲醒你们的良心的话，那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今天起跟她一起并肩申诉！” 在山西，梁雨润的大名凡是当干部的无人不晓，在任省信访局领导之前他办案的作风和为百姓办实事的事迹传遍全国。他今天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个矿区的领导大概心里也有些发颤了。 事情一下变得简单了。任香枝丈夫的工亡补助金和抚恤金等归位到了按政策办的层面了。但还有一件事任香枝咬定不放：她无辜被公安部门两次拘留，她提出要求让那些作伪证的干部每人赔偿10000元。 事情是这样：公安部门第一次拘留她的理由是她“打”了劳保科长，到办公大楼前烧纸，两件事合在一起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所以被处罚拘留10天。因为第一次拘留后第二天她就病倒在看守所，后来她病好后又“闹事”，故几个月后公安部门又重新开出了一份同样理由的“行政处罚书”。任香枝受冤受屈反被关押，名誉受损，自然不肯罢休。而公安部门能够做出拘留她的决定，是劳保科当时有4名干部出面“作证”她任香枝犯了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事。任香枝要求这4个干部每人支付她10000元的名誉损失费，赔偿她因被拘留引发的近一年生病住院所带来的精神与经济上的损失。 开始这几个干部不予理睬，反而骂任香枝是“穷疯了想发大财”。梁雨润经过调查，得出结论：任香枝虽然当时有与劳保科科长发生争吵和辱骂等过激行为，但也不足以施加被拘留的处罚，更何况她是因为领取100元生活补助受到劳保科科长的多次刁难后才这样做的，主要责任方应该在干部。 “你们回去好好摸摸心口，如果觉得对不起像任香枝这样的弱势群众，你们就向她认错，每人赔她2000元的精神损失，要不我将你们的问题交你们上级党委的纪委来处理。何去何从，你们选择！”梁雨润找到矿党委副书记，叫他转告这四个人。 接下来事情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个作假证的干部恭恭敬敬地在第二天带着承认错误的诚意和每人2000元钱上任香枝处赔礼道歉，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为啥都是干部，可对咱老百姓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任香枝在我采访她的时候，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了想，告诉她：区别在于现在有相当多的干部不能权为民所用，以为手中的权只是他自己的。再者，他们已经对老百姓缺乏基本感情。如果不是碰上像梁雨润这样的铁腕人物和一身正气者，这些干部或许连基本的人性都很难唤起，良心就更不用说了。 在写作本文时，正值2006年的中秋节。为了躲避在京城的各种干扰，我回到苏州老家闭门执笔。但脑海里却不时呈现另一个人在北京过中秋节的情景：时间是2004年，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几个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在火车站广场上向中国老百姓发放白面馒头，去拿白面馒头的人不少，他们中多数是赴京上访的人，因为中央机关的不少信访接待部门就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因此那些没吃没喝的上访人员大多聚集在这里。这中间，有一个人因为饥饿晕倒在广场上，可当有人举着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叫他快上外国人那里拿时，他愤怒地回答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那么贱！吃他们给的馒头，我不仅会肚子疼，还会心痛！” 这个人后来我在太原认识了，他叫刘德。刘德很有德，10年受冤申诉，来过北京近百次，每一次出门却都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尽管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那天省信访局的同志安排他来见我，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人，看上去却如风烛残年的老汉。我倒了一杯水请他喝，他双手端了几次却始终没端得起来，最后只能俯下身子，伸长脖子才能喝…… “都是这10年申冤岁月落下的毛病。”刘德开口就已眼泪哗哗，一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这样，足见他积聚在心头的冤屈有多深了！ 我让刘德说说他的事，刘德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坏了，这儿坏了，还是给您念材料吧！他掏出一沓发旧的材料，足有十几页纸，我静静地听着他念，一直等到他泣不成声念不下去了……老刘的命太苦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弱者：自己10年前被单位停发了工资，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妻子有病没有工作，连他4口人本来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可失去工作的他不仅要为自己的事到处申诉，还要养活其余3口。日子如此艰难，让这位16岁就在铁路建设兵团战斗的人彻底丧失了男子汉的尊严与力量。 他说他到北京上访因为没有钱买票而被无数次半途赶下车，饿着肚子，蜷曲着身子，躺在寒风刺骨的荒野之上；他说为了在大街上讨口水喝，被人当作流氓挨过耳光……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替有病的妻子卖雪糕，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寒冬腊月里呆在大街上十五六个小时竟然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赔了十几块钱。他还说，妻子患了糖尿病，因为没有钱医治，所以凡是在太原举办过的那类糖尿病报告会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而且都是带着妻子一起去的。因为这种报告会一般都是推销产品的厂家举办的，一是能听到些治疗糖尿病的知识，二是可以免费给妻子测血糖，三是还能获得一些赠药。 刘德说他这辈子最受感动的是：去年春节前后，省信访局梁雨润亲自到他家走访，并派王英同志到他家拜年。“10多年来，在我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之后，每年过年邻居们都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而我们全家人总是以泪洗面，连口肉都吃不上。这一年在梁局长的关照下，市信访局给我200元生活补助。我拿着这200元钱，给妻子买了药，又买了3斤肉，包了饺子吃。这200元钱，对我全家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它不仅是简单的200元钱，它是党和政府对我全家的一份深深的关爱，是雪里送炭……”刘德像背书似的念这一段话时，我听得两眼湿乎乎的。 200元钱能算个啥呢？可刘德却把它与党和政府对一个弱势平民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老实说，我既感欣慰，又感悲切。 “1971年，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铁建兵团，战斗在京原线上。我们所在的地方，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住在老百姓家里，连玻璃窗都没有。白天我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环境下修路，晚上睡在没有火的炕上，还要军训。可没有一个人说苦。记得一天，军代表看我写的字不错，就说你用毛笔写上14个大字，然后再刻在我们开凿的山洞口。于是我拿起大笔写下了：条条铁路通北京，红心永向毛主席。” 刘德是与我同年代的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不讲条件、不讲报酬的为国家奉献的年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中许多人今天成为干部，成为富人，也有的成为名流，但多数像刘德一样，他们还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他们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和睦安稳的家庭，他们就是平常百姓了。可刘德是其中的不幸者，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最后莫名其妙地连个饭碗都丢了，使家庭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 人的一生出现不幸在所难免，问题是像刘德这样的不幸并非天灾造成，而是人祸所致。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我们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明知其处在饥寒交迫的不幸中，仍然那么冷漠，甚至无情，那么脸露微笑地往他的心上扎刀子，这就是丧尽天良了！ 现今社会上，这种情况不少见。刘德是一例。 1995年，还是太原城北区人大代表的刘德被调到太原某街道办事处任企业办经理。这位多次被上级评为先进个人的人大代表，正以勤勤恳恳的态度工作，力图解决企业办遗留的问题时，由于新任办事处主任与原来的老主任之间有矛盾，老实巴交的刘德莫名其妙地被当作老主任的人而先是被搁置起来，最后干脆找个理由“你就别上班了”。不给工作还不算，后来工资也停发了。刘德找到那个主任，苦苦恳求说，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是当清洁工我也甘愿嘛，我全家靠那份工资，你总得给我一条生路吧？人家冷冰冰地回答他：没用，现在体制改革，你就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行！ 听听，理由充分，而且毫无回旋余地。这种干部在整人方面“水平”总是不一般。刘德可就惨了，他向办事处的上级单位申诉，人家摇头说，你们办事处领导不点头，我们也不好办哪！刘德再往上反映，但他发现最后落实起来，还是转到了原地——踢他走的那个办事处主任那里。“你还敢告我？那你去喝西北风吧！” 刘德开始不信这邪，便上省里反映，后来到北京申诉。“每一次出远门时，总是心里极不是滋味。走，又不放心家里年迈的老父亲和重病的妻子；不走吧，自己的问题等于石沉海底。妻儿的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心碎……”刘德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而正是这样的人在受到如此沉重打击下，容易出现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他又是个非常要脸面的人，用他的话说，“我即使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也不会用脏话回敬。”而这，又反而被人看作是“神经不正常”。 十余年上访之路，刘德没有在哪一级组织和部门面前有过过激行为，而这也似乎注定了解决他的问题始终遥遥无期。 “我难忘2004年4月2日这一天……”这一天正是梁雨润第一次出现在省信访局接待室的日子。来的人太多，二三百个有问题企盼尽快解决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省信访局，排着长队要找“当代包公梁雨润”。 “每人只能讲5分钟啊！”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他们既要维持秩序，又同时希望来访群众都能与梁雨润副局长见上一面。 “就这5分钟的谈话，我一下感觉十多年跑的漫漫申诉路有了希望。”刘德拭着眼泪，放下手中的材料，“因为当时梁局长听完我的申诉，当场表态：3个月内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这是我10年申诉中见到的第一位省局领导，也是第一位能用这样肯定的话回答我的干部。当时我内心特别激动。之后，我经常清早4点多起床，先把家务做完，再带上一个馒头，6点左右到省信访局门口等梁局长。知道他每天上班很早，而且也知道找他的人多，我这样做就可以保证能见到他。每次梁局长见我后，都会耐心倾听我的诉说，并告诉我我的事情协商处理的进展情况。由于我的事时间拖得长，又加上基层某些干部从中作梗，梁局长他们处理起来难度挺大。为这，梁局长还特意将我的事向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银焕同志作了汇报，金书记作了重要批示，敦促有关部门加快处理。2005年春节刚过，梁局长带着部下连续3天为我的事召开有多个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终于在农历正月十四这一天，将我沉冤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当我回家把喜讯告诉家人时，85岁的老父亲连声说，我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里好干部多！” 刘德的不幸和后来的庆幸，都与遇上不好的干部和好干部有关。结束刘德的采访，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想着一个问题：假如刘德这样的人后来没有遇见梁雨润，他的事是否还要再拖10年、20年呢？ 我没有找到结论。 那天我连续接待了5位昔日上访者。刘德之后的一位叫赵满宏，共产党员，原来在某矿当处级干部，也是因为新任领导与原任领导关系紧张，结果把他扯了进去，最后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3年徒刑。赵满宏同样四处申诉，8年得不到申冤。梁雨润接案后，多次叫上赵满宏所在单位的领导，亲自上赵满宏家问寒问暖。是梁雨润的不懈努力与竭力争取，才使赵满宏彻底申冤，重新获得工作和待遇。老赵告诉我，他现在不仅对工作岗位满意，去年还被矿务局评为先进党员。 另一位被采访者叫鹿冬云。这位女同志一谈起梁雨润，便激动起来，说何作家我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在我们山西的上访者心目中，他梁局长就像太阳一样，见到了他，等于就有了光明和希望。“我的事也是梁局长给办妥的。现在我还经常路过省信访局大门，每次经过时就在想：如果我没有遇见梁局长，是不是每天还在为上访的事没完没了地痛苦着？” 是不是？谁能回答？ “我能回答，肯定是这样。”说这话的是山西霍州煤矿的毛国爱。今年64岁的退休职工毛国爱，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用她的沧桑经历证明了我回答不出的结论。 毛国爱1958年参加工作，那时她年轻美貌，充满朝气，被组织选送到技校学习。可是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于1961年休学，1969年重新上班，她的单位是一个国防军工企业。由于她的丈夫是霍州煤矿的职工，结婚后的毛国爱在病休期间一直在丈夫工作的霍州某矿驻地居住。这期间正值“文革”时期，一件不经意的事，让毛国爱参加工作后的40多年里，有35年是在为自己的冤情申诉。“35年哪，我从一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如果不是遇见了梁雨润，我还不知是否带着冤屈进棺材呢！”毛国爱拉着我的手，说往事让她不堪回首。 中国的奇事真多。毛国爱的冤屈说出来让人无法相信：1966年，刚嫁给霍州矿务局某矿职工的毛国爱，有一天与邻居几个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时，不知谁不小心将桌子上的一尊毛泽东瓷像碰倒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没有人在意。可到了1970年，毛国爱的一位女邻居同毛国爱家发生了一点矛盾，结果她向造反派报告说毛国爱曾经摔碎过毛泽东瓷像。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毛国爱摔碎毛泽东的瓷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现行反革命”。毛国爱不是傻子，她气愤地责问造反后掌权的单位领导：“你们谁能说出我在何时何地摔碎了毛主席像？”向她放黑枪的人是劳资科长的家属，劳资科长在矿上算是重量级人物，“现行反革命”帽子戴上后一般就不那么容易摘掉。最让毛国爱吃暗亏的是，此时正是她原单位恢复她工龄和工作的关键时刻。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使她的工作和待遇问题全泡汤了！毛国爱不服，上太原和北京申诉。1973年，总算有人出面为她进行了“口头平反”。而正式平反是在1985年9月30日由矿务局正式下文的“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八个字，这使毛国爱重新获得了政治新生。可这时毛国爱年已43岁，而且失去工作近20年。两年后的1987年12月25日，省国防科工委下文恢复毛国爱的工作。此时年已45岁的毛国爱，已在霍州矿务局与丈夫生活20多年，3个孩子也大了，她原来的国防军工企业在太原，考虑到毛国爱的实际情况，经国防科工委出面，与霍州矿务局协商，将其安置在霍州煤电下属单位工作。本来这事也算有个结果了，可多少年来因“现行反革命”问题而失去无数次调资等待遇，毛国爱自然不甘心。她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她的遗留问题。可是她现在被安置的单位恰恰是当年将她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一家。虽然决定她命运的领导班子换了好几茬，可毛国爱要求补偿她在打成“现行反革命”期间而耽误的调资等应有的福利待遇时，单位不予理会。其理由是：那段时间你毛国爱不是咱霍州煤矿的人。毛国爱气极了，说我当时确实不是你们的人，可定我“现行反革命”的事却是你们矿上作出的决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这人不是我们单位的，凭什么还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历史就这么荒唐地将这段非人经历烙在了毛国爱身上，现在想改竟然又碰上了隶属问题！客观讲，双方都有道理。 从1988年开始，毛国爱重新踏上申诉之路。她到过矿务局，到过省主管部门，到过北京许多中央部门，但一直没有解决。1999年，毛国爱办了退休手续，没有解决冤情的她便有了更多时间往外跑了。毛国爱因此也是在省里和北京挂上了名的“上访专业户”。毛国爱之所以要不停地申诉，除了自己的工资待遇外，还涉及分房的问题，这些都是平民百姓最看重的事，也是最切身的利益。就个人而言，没有理由认为她的问题不重要。可毛国爱饱尝了遥遥无期的申诉之苦，头发就是这样一根根地提早发白的。 2004年，她从熟人那儿知道省里有个叫梁雨润的干部能为百姓解难事，所以赶到省城，在梁雨润上任信访局副局长的第三个工作日便找到了他。见面的第一次谈话，梁雨润给毛国爱的答复是：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一定为你解决问题。35年的陈年旧账，解决起来难度确实不小。梁雨润曾3次从省城南下到霍州，苦口婆心地与相关方面进行协调商量，特别是最后一次是从早晨9点开始一直谈到下午4点，反复协商，反复研究，最终把毛国爱的事给彻底解决了，而且几方面都很满意。 那天我上毛国爱家，看到她精神爽朗，气色很好，儿孙媳妇都在身边，其乐融融。老人抚摸着一把银丝，拍着双腿，感慨地对我说：要不是梁局长，我跑断这双老腿，还不知能不能有个结果！ 毛国爱回答了别人的问题，却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听后默默无语多时…… 正文 第六章 一根铁棍引发的血案 邻里间的一场不该有的争吵，引发一个百姓丢命、近20名干部一起“双规”……劳模毛鸿喜两度跪在梁雨润面前，失声痛哭：我恨害民干部，我谢爱民清官！ 自古为政者都有治理天下的一番经典宏论。梁雨润也有一段话，让人回味。他说：为百姓办事要有人情味，这是我们为政者的基本出发点。你或许缺少对他人的感情，但你得有基本的人性。人性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每个国家公务员都要有这个起码的水准。有了人情和人性，才可能有党性，才有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 下面的故事可谓是衡量一名共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是否有人情与人性的分水岭。 事情的起因很平常，结果却十分严重。 家住山西平陆县城辛下巷的毛鸿喜的一个邻居，姓丁名银凤，50来岁的妇人，依然风韵不减。2000年5月12日这一天与往常无异。清早，丁银凤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扫庭院。平陆地处黄河北岸风沙偏大，几日不打扫，屋前房头必定厚厚地积一层沙尘。前些日子摔倒造成右腿骨折的丁银凤见院内已被勤快的儿媳妇清扫干净，便让儿子搀扶出门，开始从东往西清扫巷道的沙尘。丁银凤的西邻就是毛鸿喜家。丁银凤扫到最后时，顺手将垃圾堆在邻居毛鸿喜家门前，小小一堆，看起来挺扎眼。丁银凤往自己的“杰作”颇为得意地瞅了一眼，转身进了自己家的院子。 邻里间爱占便宜的人干些这类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缺德人就是从这样的小毛病上体现出来。8点左右，邻居毛鸿喜本来兴致蛮好地领着小孙子从外面往家门走来，低头却见门口被一堆垃圾堵着，再往隔壁丁银凤家的房顶上一瞅，生气了：肯定又是她干的好事！毛鸿喜自己清楚，他不会冤枉人的，这样的事过去常有。也不知道今天怎么搞的，毛鸿喜有些窝火，一见垃圾又堆在自己家门口，便顺手从自己院子里拿起一把铁铲，一边铲着门前的垃圾，一边嘴里嘀咕着：“谁这么缺德，将垃圾堆在别人家门口！” 毛鸿喜这话不轻不重，却被正在房顶上扫沙尘的邻居丁银凤听到了。“你说谁呢？谁缺德？”丁银凤居高临下责问毛鸿喜。 毛鸿喜心头一惊，心想怎么没管住自己的嘴呢！因为他太了解这位厉害的邻居了，平常没事就想找事，你这不是火药撞枪口嘛！可做人也不能太窝囊，老毛觉得自己并没有犯啥浑，你能把垃圾堆在我家门口，就不兴我说一句话？于是便回敬道：“我说什么啦？我觉得这堆垃圾不该堵在我家门口嘛！” “谁堵你家门口了？”丁银凤不依道。 老毛有些生气了：“你看看这不是我的家门口？你不能不讲理嘛！” 丁银凤这回开始高声嚷嚷了：“谁不讲理了？就你全国劳模、县人大代表讲道理？哼，瞧你那德性，我看连畜生都不如！” 毛鸿喜乃一介知识分子。1967年从林业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平陆县张店国营林场工作，1988年就任林场场长，他带领职工以林为家，把张店林场建设成远近闻名的先进林场，多次被评为省、国家级先进单位，老毛本人也是全国林业战线的劳动模范，处级干部，在平陆大小也是个人物。有人竟然这样谩骂自己，老毛七尺男儿之心很不平衡，立即反击：“丁银凤，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我什么德性你什么德性，天底下人都知道！” 丁银凤在邻里之间是出了名的爱闹事爱占便宜的人物，毛鸿喜这么一说，她哪受得了！更何况，两人的吵骂已经惊动了周围的其他邻居，没一会儿看热闹的人就多了起来。从不吃亏的丁银凤觉得不把毛鸿喜的气焰压下去那才是真正丢脸，于是跳着一高一低的双腿开始更凶狠的谩骂了：“毛鸿喜，你个老王八才缺德！你睡了你闺女你不缺德？” 毛鸿喜一听这无中生有的真正缺德话，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你、你……” 这时，毛鸿喜的妻子闻声从屋里出来，见丁银凤如此骂自己的丈夫，便接过话，冲丁银凤：“你是好人！平陆人谁不知道你是大好人！” 毛鸿喜妻子的这话，刺痛了丁银凤，她丁银凤过去因为与邻居不和，弄得满城风雨，所以前几年才从县城南关搬到了现在的居住地辛下巷与毛家相邻。丁银凤见毛鸿喜的妻子跟她顶牛，便一下将矛头转向毛妻：“你说出来！我哪里不好？我是不好，可我不像你老汉睡自己的女儿！” 毛妻气得浑身哆嗦：“你、你这是人说的话吗？” 这时，丁银凤腰大臂粗的儿子栗鹏突然出现在其母身旁，瞪着眼珠冲毛妻嚷道：“你再说！再说一句，我戳死你！”后又转头对站在院子内的妻子喊道：“快给爸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就说我妈跟毛家干仗了！” 此时周围四邻八舍的居民闻声而来，一位邻居一边将毛家夫妇往里推，一边又朝房顶上的栗鹏挥挥手：你们也别嚷了！都回家、回家吧！ 毛鸿喜是个要脸面的人，顺着邻居的劝说，便朝妻子做了个手势，两人一前一后往自己院子走……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一瞬间，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向毛妻的头顶飞来……只听毛妻从鼻孔里发出一阵沉闷的哼声后，立即两眼发直，仰身倒地，随即血流如注，从脑壳中央冒出来…… “爱强！爱强——”毛鸿喜转身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妻子，拼命呼喊。他下意识地用手抓住插在妻子脑壳内的铁棍，试图把它拔出来，第一下没拔动，第二下才拔出一半，第三下才将铁棍拔出……“完了，完了，全完了！”毛鸿喜见铁棍拔出的那一瞬，妻子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没有一丝声响，吓得浑身哆嗦。 “老毛，赶快送医院！快！”有人大喊了一声，不知所措的毛鸿喜反应过来，赶紧抱起妻子。 “天哪！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快、快，快用我的车！救人要紧！”这时，一个特殊人物出现在现场，他就是毛鸿喜的邻居、丁银凤的丈夫、县公安局纪委副书记栗天刚。只见他从车子内跳出来，招呼毛鸿喜和其他人将血泊中的毛妻抬到他的车里…… 送进医院的毛妻，由于被铁棍击中要害，经全力抢救无效，于4天后的5月16日下午2时被医院宣布死亡。“爱强啊，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你啊……”连续几天守候在妻子身边的毛鸿喜抱着僵硬的尸体，哭得天昏地暗。 “老毛，人死了再哭也没有用了。你以后打不打官司？”有人悄悄问毛鸿喜。 毛鸿喜突然止住哭声，毫不犹豫地：“打！打到底！我要为屈死的爱强讨回公道！” “那你就得保护好案发现场，尸体也得请法医作鉴定呀！” 毛鸿喜一下清醒了，冲出医院，拨通两个电话：一是当地派出所，请求保护案发现场，进行实地侦查；二是请运城市公安局法医来做尸检。尸检并不复杂。法医的验尸报告有密密麻麻两页纸，最后这样写道： ……根据尸检及病历记载，死者屈爱强头顶有一1cm长的裂创，边缘有挫伤带，创伤深约5cm，达左顶叶内。该损伤引起颅内出血，颅压增高，脑组织广泛软化、坏死，并有大量凝血块，引起小脑扁桃体疝、大脑幕上疝形成，进而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结论：屈爱强系左头部损伤造成小脑扁桃体疝，大脑幕上疝引起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普普通通的日子，只因邻里间拌嘴吵架，居然横飞灾祸，毛鸿喜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尸检结束，毛鸿喜立即拿着法医的验尸报告，再次上派出所了解案件侦查情况，决定打官司。而这一场本来简单纯粹的命案官司，变得错综复杂，成了正义与邪恶之间、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激烈较量…… 案件其实并不复杂，也有物证人证，但由于毛鸿喜遇到的这位邻居不是一般人，而是懂行的公安局领导了，所以，这个案子成了后来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我们来看看栗家这一头：栗天刚那天回家一看现场，职业的敏感马上让他意识到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将制造命案的妻子狠狠地骂了一通。早已吓得魂飞胆裂的妻子，又见丈夫如此臭骂自己，伤心得直哭。“爸，你就少骂一句妈吧！事到如今，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总不能让妈这么大年纪去坐牢吃官司吧！”儿子栗鹏提醒父亲。“是啊，老栗，你快想想法子，你、你可不能让我坐牢去啊……” 此刻的丁银凤再不像平时那么神气了，两眼挂着泪珠直乞求丈夫。“我能不知道吗？行了行了，你们别再吵吵嚷嚷，让我想想……” 栗天刚一肚子气，坐在那儿猛抽着烟，脑子不停地飞转着……“有办法了吗，老栗？”老婆见丈夫憋着心气抽烟，不敢大声地问。栗天刚突然把烟蒂一掐：“我想跟他私了……”“他吃这一套吗？毛鸿喜可是劳动模范、人大代表！” “狗屁！劳模、人大代表就不是人了？”栗天刚瞪了儿子和老婆一眼，“先弄4万块试试看。” “只要不让我坐牢，老栗，就是8万咱们也给他！”丁银凤的眼泪又流出来了。栗天刚瞥了她一眼，气急道：“你开银行了？你这次给老子闯的祸比天还大，知道吗？” 丁银凤“哎哟”一声，瘫在地上又大哭起来。“行了！”栗天刚怒吼一声，吓得老婆再不敢吱一声。栗天刚手一甩，匆匆出了家门——他要去办重要的事情…… 毛鸿喜这边这几天的事也特别多，就在验尸报告出来后的第二天，一位陌生人找到老毛：“你老婆死了，是件不幸的事。可人毕竟死了，你再告状也没意思。你们跟栗家紧挨着住，以后还是好邻居嘛！”毛鸿喜有些警惕，反问来人：“你这话啥意思？”那人笑笑，说：“俗话说，和和美美，日久天长，你们两家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呢！老栗这人在平陆上上下下都很吃得开，你与他好生相处，他绝不会亏待你老毛的。”毛鸿喜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是不会亏待我，连我好端端的老婆都被他家戳死了，多好啊！”来人见与毛鸿喜话不投机，便干脆挑明了：“老栗那边的意思是，你老婆的医疗费和办丧事的钱全由他出了，另赔偿你家4万元，怎么样？” “4万元？你以为我老婆是啥？一条人命哪！你告诉他，就是40万、400万元我也不会与他私了的。杀人抵命，由法律来解决！”毛鸿喜一字一句地明白告诉来者。另一头的栗天刚得知毛鸿喜的态度，冷冷一笑，心想：咱们走着瞧吧！毛鸿喜当干部多年，大小也领导着一个国营林场，多少知道些如何把致妻子之死的罪犯绳之于法的程序。因此他先是找现场证人，证明当时丁银凤用铁棍击死屈爱强的事实。同时又找到公安部门要求将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可是几天过后，却不见动静。邻居栗家照样该过什么日子还过什么日子。 毛鸿喜便找到县人大领导，老泪纵横地陈述自己的要求。县人大王主任听后很气愤地说道：人命关天的事，怎么可以拖啊？说着，当即给在家主持工作的县公安局张政委打电话，追问为什么公安局不动手将嫌疑犯抓起来。平陆公安局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措施了。可到底是丁银凤还是栗鹏从房顶扔下了铁棍造成了毛妻之死，公安局一时没有现场证据。所以公安局方面要求毛鸿喜协助取证。毛鸿喜虽然也是事发当事人，可在妻子被铁棍击打那一瞬，他并没有看到。只有那些看热闹的邻居看到了。 于是他含泪走访众邻，终于有两人愿意出面作证，说他们清清楚楚看到是丁银凤扔的铁棍。毛鸿喜随即拿着这两个人的证言送到公安局。几日后，公安局张政委和公安局副局长陆大明（此为化名）在单位办公室内与栗天刚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老栗，事情你肯定都知道了。县委、县政府对此案非常重视，县人大领导也催办了几次。公安局不得不对你家银凤采取一些措施了。这个案子因为涉及你，所以我们局里压力也是很大，我们几个也有难处，请你理解和配合。否则事情可能更难办了！”张政委的话沉重里有几分无奈。陆副局长则气愤地直敲桌子，对栗天刚说：“毛鸿喜有理啊！他不光告你，连公安局都告上了！这个毛鸿喜，我们公安局怎么啦？公安局的人还不比他懂法？”栗天刚一言不发，静听着两位与自己每天工作在一起的同级领导和同事说话。“老栗你有什么想法？”张政委问。栗天刚不能不说了：“我没有啥，你们该采取啥措施就采取吧。”到底是公安局纪委副书记，基本觉悟还是高的。张政委朝他满意地点点头。“现在的问题是，毛鸿喜报案说是银凤作案致死人命，我们公安局获得的证词是你儿子小鹏说铁棍是扫下来的。这扫下来和扔下来，从法律上讲，性质区别还是蛮大的。老栗这一点你得弄清楚啊！”“我知道。”栗天刚欠欠身子，“铁棍确实是银凤一气之下从房顶上扫下来的。”见同事肯定地说了这句非常关键的话，张政委和陆副局长对视了一下，什么话也没往下说。 “老栗，看来银凤要吃点苦了。”张政委岔开话题，对栗天刚说。“你们该采取措施就采取吧。不过，不要吓着了银凤，她神智有毛病……”栗天刚说完，用恳切的目光看了看两位同事。“这一点你放心。有你老栗在，我们哪能不照顾点情面呢！”张政委和陆副局长朝他笑笑。隔日，警车开到栗家。民警在拘留丁银凤时没有给她戴上手铐，而是像医院接病人似的客客气气地把她接到车上。这一点毛家和邻居们都看在眼里。不过，大家可以理解，毕竟丁银凤男人是公安局的领导嘛！丁银凤当晚被送进公安局滞留室关押起来，由4名女警察看守。不到1小时，栗天刚出现了。他向4名女警察使使眼色，说：“陆副局长让我来做做她的工作，你们出去吧。”人家是领导，咋办？4名女警察面面相觑，只好退出。 这一夜，栗天刚没有出过滞留室，与妻子度过了特殊的一夜。据后来丁银凤交代，她与老头子谈了几句非常关键的话：“他们要审讯我，我该说啥呀？” “你说什么？你什么都不要说！”“可人家如果硬要我说怎么办？”“他们敢拿你怎么样？真是的！实在顶不住，你就照小鹏说的，铁棍是扫下来的……”“他们能信吗？”“他们不信，谁拿得出证据不是扫下来的？只要你不改口，没有人会捅破的！” 果真，第二天公安局的人——丁银凤基本都认识他们，开始审讯。丁银凤哭哭啼啼，就是金口不开。“算了，算了，下去再好好考虑考虑吧！”审讯人员挥挥手让女警察带丁银凤出了审讯室。而栗天刚父子其实此时就在另一间屋子里监视着整个审讯过程。平陆县公安局看守所没有女子监号，丁银凤只能异地关押到附近的芮城县去。张政委和陆副局长安排两名女警察负责押送，可她们在上警车时，发现她们的领导——栗天刚正安安稳稳地坐在押送的吉普车里，而且驾驶员座位上竟然是栗的儿子栗鹏！两名女警察不知如何是好，嫌疑犯一家3口，执法的她们反倒成了少数。“放心，你们问问陆副局长，是他安排的。”栗天刚努努嘴，两位女警察回头一看，可不是，陆副局长就在她们后面笑呵呵地站着。“你们放心去吧。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有领导的话在，她们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荒唐事从现在起就多起来了！局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先说毛鸿喜这边——先前不是有两个证人证明“铁棍是丁银凤扔下”的吗？可转眼丁银凤关押才两天，毛鸿喜掌握的两个关键证人突然改口，说自己当时只看到毛鸿喜的妻子突然倒下，却并没有亲眼看到铁棍是谁扔下的。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丁银凤？杀人凶手不就可以放出来了？妻子一条命白白丢了？毛鸿喜急得嘴上直起泡。他每天一次次跑有关领导和部门去诉说，回答他的都是“重在证据”。可现在没有了证人和证据咋办？毛鸿喜哭天喊地没人应他，只得回到停放在医院太平间的亡妻身边哭诉……“毛场长，老毛！” 突然，半夜里有个黑影像幽灵似的来到他身边。“你是谁？想干什么？”毛鸿喜惊出一身冷汗。“老毛你贵人好忘事。我是县农业发展银行的老赵呀！”黑影说。“你深更半夜的来这儿干啥？”毛鸿喜问。那个自称姓赵的给毛鸿喜递上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然后说：“我知道毛场长正在找证人，我今天是特意来为你提供证人线索的……”正急得不知所措的毛鸿喜听后，心头一动：“老赵，你是不是也看到谁扔下的铁棍扎死了我老伴？”赵压低声音道：“不是我，是圣人涧镇的两个农民，他们看见的！”毛鸿喜不解：“他们是圣人涧的，怎么会看见呢？”“那天他们正好进城路过你家，看见你们两家正在吵架，所以停下来看热闹。他们站了一会儿，看见房顶上有个小青年抄起一根黑棍子，朝房子底下扔去，接着你媳妇就倒在了地上……” “太好了！总算有人亲眼看到了！”毛鸿喜兴奋地站起身。过一会儿他又小心地问：“他们两个敢不敢出来作证？”姓赵的把烟蒂往脚底下一捻，说：“敢不敢就看你毛场长花什么本钱了！栗家的人厉害，大家都知道，你要想扳倒他不容易。人家证人肯定不愿白出力……”毛鸿喜明白了，问：“那——他们要啥条件？”“一人5000元，我老赵帮你搞定！”姓赵的拍着胸脯保证道。“那我——我怎么谢你老赵呀？”“你毛场长是个痛快人，我也不想跟那两人挣啥了，这两天你准备12000元，我保证你啥时候要证据，他们啥时候在家等着你！”一心想着为亡妻讨回公道的毛鸿喜有了绝路逢生的感觉，所以咬咬牙就答应了：“明天，我就办这事！”第二天，当毛鸿喜把12000元交给那姓赵的后，证人和证据他都很快得到了。随即，毛鸿喜带着两份证据到了公安局。“是他！原来是栗鹏扔的铁棍！”毛鸿喜向陆副局长和郭红军、张智鹰等办案人员递上新证据时，满腔愤怒地诉说道。“是吗？”陆副局长等人传递着毛鸿喜提供的新证据，脸上皆露出捉摸不透的笑意。毛鸿喜心里发毛：“你们这是怎么啦？”还是陆副局长挑明了：“老毛啊，上次你指控丁银凤扔下铁棍扎死了你老婆。这回你又指控栗鹏……你说是让我们抓谁、放谁呢？”“可不是，铁棍只有一根，你却指控了两个人，你让我们到底相信你呢还是相信两个嫌疑人的供词呢？”郭红军也不阴不阳地说道。“这、这……” 这回轮到毛鸿喜自己发愣了。“据我们侦讯和调查，你老婆应该是丁银凤从房顶把铁棍扫下来落在你老婆头上的……”陆副局长趁毛鸿喜发愣时，这样说道。“不！铁棍绝对不是扫下来的！他们在作伪证，不可能！我要告他们！告到市里！告到中央！”毛鸿喜尽管自己被证据弄得都有些糊涂，可一听“铁棍是从房顶扫下来的”这话，还是立即反击。毛鸿喜这几天从相关的公安人员和律师朋友那里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刑事法律知识，这“扫下来”的和“扔下来”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罪犯想逃脱杀人责任，没门！毛鸿喜坚守这一点。 陆副局长突然发怒道：“你告去吧！告到哪儿最后还不是由我们平陆公安局来办案吗？再说，你说别人作假证，你呢？你的证据又是什么呢？”“是啊，你那两个证人明天让他们来见见我们！我们很想听听他们当面陈述，你明天叫他们来一趟公安局，就明天！”郭红军和张智鹰也在一边咧着嘴，嚷嚷道。满心以为柳暗花明的毛鸿喜被陆副局长等搞得直发蒙。回到家后，左思右想不对劲。案情怎么会这样呢？再仔细一想，显然是在公安局有背景和势力的栗家，现在极力想避重就轻，将白说成黑，企图混淆是非，蒙混过关，逃避法律严惩。 怎么办？一想起白天陆副局长等嘲讽自己花了12000元好不容易获得的证据，毛鸿喜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他赶往圣人涧去找两个农民，结果都说不在家。回头再找农业发展银行姓赵的，那家伙也不知溜到哪儿去了。毛鸿喜双手拍着大腿，直叫冤：上这三个王八蛋的当了！出此招的人确实不一般，他们是想借毛鸿喜自己的手混淆事实，从而减弱毛鸿喜原本铁证如山的法律强势，并通过这一手段来软化毛鸿喜的心理，从而让他接受“铁棍是从房顶上扫下来的”这一“事实”，进而再为犯罪嫌疑人最后逃脱法律制裁铺路…… 就在这时，另一件奇事又出现了：那根可以证明杀人的唯一物证——铁棍，在公安侦查人员第一次现场侦查后不过几天突然又神秘地消失了。毛鸿喜一听差点当场晕倒，这铁棍没了，后面的案件还不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他当即向县委、县政府和县人大领导反映，并强烈要求追查铁棍的下落。在各种强大的压力下，几天后栗家公子终于在公安人员监视下，从自己家附近的一个草丛里找到了消失几天的铁棍。可这时的铁棍再也没有多少刑事证据意义了：上面的指纹全部被消除了。显然，想毁灭罪证者都是些懂行的高手。找不出证人，唯一物证——铁棍又失去犯罪嫌疑人的指纹，毛鸿喜此时期望通过现场技术鉴定来证明犯罪过程中铁棍不是被扫下来的。公安局的技术鉴定很快展开。执行任务的乃是公安局陆副局长带领下的几名派出所干警。他们来到栗家，忽儿上房，忽儿在院子内转悠，尤其是那位陆副局长，一边与紧随其后的栗氏父子说说笑笑，一边对正在做实验的干警嚷着：“这不很清楚嘛！我看铁棍肯定是扫下来的！”侦查干警听顶头上司这种口气，草草收起实验工具，笑呵呵地向栗氏父子道别。这样的鉴定结果，毛鸿喜根本不服，他请求第二次鉴定。 第二次现场鉴定是由平陆公安局技术中队勘查，结论仍然可想而知。毛鸿喜于是不再相信平陆公安局的任何鉴定了，他要找运城市公安局的技术专家来鉴定。运城市公安处法医安铁喜来了，这位在当地颇有名声的法医来到现场后，为母亲作证铁棍是从房顶上“扫下来”的栗鹏显得特别活跃。他看公安人员忙里忙外在勘查，便干脆急不可待地上房顶表演起来：只见他将铁棍摆成45度斜角靠在墙根下，然后双手攥着笤帚把，做出一副如打高尔夫球的架势，他手中的笤帚对准留有空档的铁棍用劲一扫，铁棍碰着墙壁，叮叮当当地落在了巷道里。栗鹏极其得意地朝安铁喜等现场警察比划着，说：“我妈那天就是这样扫落铁棍，然后正好扎着了屈爱强的。”安铁喜不以为然地过来问他：“你敢肯定？” “当然敢喽！”栗鹏直着脖子说，“我已经向办案人作此证了！”安铁喜拍拍栗鹏的肩膀，一语双关道：“好。不过你的实验和我们现在的勘查鉴定都不能采信，最终结论还要有待进一步勘查和调查。”3次勘查，都无结论，毛鸿喜觉得快要绝望了。那天他正独自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人在后面叫住他：“老毛！”毛鸿喜回头一看，惊诧万分：“哎哟，是安科长呀！”公安处法医安铁喜立即将毛鸿喜拉到一旁，悄悄告诉他：“老毛，今天我是来向你说声对不起的……” “看你说的，安科长，你能来帮助做鉴定，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毛鸿喜大小也是个官，场面上的一些事他不是不知道。但他认定安铁喜是个正直的公安法医，人家肯定也有难处。果然，安铁喜对他说：“老毛，我虽然没能做出有利证据证明铁棍是被人扔下来致死你妻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你妻子绝对不可能是被扫帚扫下来的铁棍扎死的。我能力有限，你应该找省厅的专家，他们完全有这能力弄清楚！”毛鸿喜眼睛顿时发亮：“谁行？我去请他！” “你找公安厅技术处的人就行。”“好，我立即就去省城。”毛鸿喜当日下午就动了身。在省公安厅技术处接待他的是副处长阎兴同志。“阎处长，这个鉴定不弄清楚，我毛鸿喜夫妇俩死不瞑目啊！” “老毛同志，你的情况安科长电话里专门说了。我现在就跟你去平陆，事不宜迟！”毛鸿喜见阎处长如此仗义，激动得眼泪直流。省城的专家又来做现场实验，这无疑在平陆又一次掀起波澜……在栗家发案现场，栗鹏仍然重蹈上一次“成功”老路，给阎处长表演一番，并且自我感觉良好。“有意思！有点意思啊！”阎处长看完栗公子的表演，拍拍他的肩膀，不知是夸他还是其他什么意思，反正连县里的公安人员和毛鸿喜这一边的都弄不清其真意。在现场折腾几个小时后，省、市、县三级法医原班人马聚集到阎兴身边，想听听省里的专家作权威性的结论。可不料阎处长的话让大家又如掉在云雾之中：“同志们，省里有事，我要向大家告辞了！”在场的所有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阎处长，你来一次不容易，如果结论一下出不来，你总得给我们提出点高见吧！”“是啊，这个案件平陆现在闹得沸沸扬扬。我们有些骑虎难下、走投无路了！”平陆县政法委的同志更是一脸愁容地乞求道。阎处长直直腰，然后笑了笑，说：“那我就说两句：第一，栗鹏是个捣蛋鬼，他的表演和证词你们千万不可采信；第二……” 正在这时，毛鸿喜来了。阎处长把刚才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改口道：“实话告诉大家，我这次来平陆，主要任务是想掌握些案情的基本情况，真正的技术勘察鉴定结论要由吴振华同志来做，他才是真正的权威专家！”原来如此！“吴振华是谁？”毛鸿喜悄悄问坐在身边的安铁喜科长。“山西法医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安铁喜轻声说。 噢——毛鸿喜把“吴振华”的名字记在心里。第二天，毛鸿喜不管阎兴处长返回省城与否，便自己直奔太原。不过，到了省城，最后还是由阎兴处长介绍才见到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吴振华老先生。“你是毛鸿喜同志？全国林业战线的劳模！张店林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来来，坐坐！”毛鸿喜见到的吴振华，果然是位面目慈善、满头银发的老专家。当听完毛鸿喜一番恳切的请求之后，吴振华老先生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了同情，说：“毛鸿喜同志，你先不要着急。我和省厅技术处同志会在明天下午准时到达运城的，再同安铁喜等同志去平陆。你呢，可以先走一步，在家等我们拿结论。至于结论到底如何，我们只有通过鉴定出了结果才能定。我想告诉毛鸿喜同志你的是：不管鉴定什么结果，我会坚持实事求是的。”“谢谢吴老，我听你的。我只是不服栗鹏说的，他完全在胡说！”毛鸿喜临别时感激地拉着吴振华久久不肯放手，“吴老，你一定得去平陆啊！”“放心，明后天就会到的！”吴振华郑重地点点头。6月2日，平陆县城辛下巷可谓人山人海，省、市、县三级专家共同进行现场勘查实验，这将决定早已在平陆县闹得人人皆知的毛鸿喜妻子被害案的事实真相，所以除了毛、栗两家的亲戚好友与邻居外，所有那些对本案感兴趣的人都闻讯纷纷赶来观看…… 公安人员对现场进行了严格的警备，因而使现场气氛显得十分凝重。在此现场的人群中，有一位胖墩墩的中年男子很特殊，他既不是办案人员，也不是毛、栗两家的亲朋好友，他是《山西日报》记者王永海。老王负责运城一片的新闻报道，是省报有名的“无冕之王”。本来案件与他无任何关系，但因为有人曾经出钱想收买他，希望借他的笔将公安人员的查案视线转移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不料，这个王永海生就一身正气，最后反倒成了那帮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老王后来在《山西日报》连续发表了数篇揭露本案真相的报道，让平陆公安方面那些企图为所欲为的人处处被动，当然另一方面他也为正义一方开展案情调查和判断作出了特殊贡献。现在王永海就在人群之中，他的优势是可以借一双敏锐的眼睛，记录下人们容易忘却可又不该忘却的历史画面。王永海的一位老乡张大奎，曾为他在本案中所作的贡献而写了一篇文章《天职——无冕之王》，记述了有关吴振华勘查现场并作出惊心动魄、铁证如山的实验结论的过程——现场勘查的致伤方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低于屈爱强身高160cm的砖垛上，吴振华小心地把一堆沙土拢成半圆周球状，然后把一顶预先准备好的干燥的人颅盖骨轻轻地扣在沙土上，人颅盖骨上再覆盖一层同样是预先准备好的新鲜猪皮。 这一切安排停当，吴振华亲自登上栗天刚家的厨房顶，用现场提取的铁棍，从不同角度做自由落体运动，垂直戳击猪皮……经过反复试验，铁棍戳不穿猪皮，直到加力到102m/s时，铁棍虽然戳穿猪皮，而头盖骨却丝毫未损。吴振华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对身边的安铁喜说：“可以撤了！” ……说话间，吴振华等回到了平陆县公安局。按照原定计划，原班人马涌进刑警大队办公室，接着要开一个案件分析会。当然参与案情分析的除了参加办案的郭红军、孙治平、张智鹰几位民警外，还有平陆公安局张政委、陆副局长等几位局领导。案情分析会围绕铁棍究竟是扫下来的还是扔下来的这个老话题开展。张政委作为会议主持人，他先让郭红军通报了一下案子的审理情况。郭红军便把几次审讯栗鹏的询问记录复述了一遍，接着说：“丁银凤那方面的审理仍然无法进行，她的情况时好时坏，哭哭啼啼，一会儿说不知道铁棍怎么下去扎着屈爱强了，一会儿又说铁棍是她一气之下扫下去的，究竟铁棍是怎么弄下去的反反复复的，到现在也没个准儿。我们实在拿她没有办法。”接下来是平陆公安局法医李跃芳代表前几次现场勘查表示意见：“通过我们认真、仔细的查询和分析，认为铁棍扫落可能性不大。栗鹏有极大的伪证嫌疑……” 不知何故，张政委很不高兴地打断李跃芳的话：“好了，分析和认为代替不了科学技术。还是请省厅领导谈谈这次现场鉴定的情况吧！”终于轮到关键性人物吴振华出场了！只见吴振华轻轻咳了咳，目光凛然地朝会场环视了一遍，然后说：“我们应运城市公安处技术科邀请，就屈爱强头部被铁棍致伤方式进行了鉴定。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市、县两级法医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就不可能有今天现场鉴定的顺利进行。从前些日子县、市两级监定加上我们今天做的屈爱强受伤现场实验及所掌握的其他情况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综合论证：一、屈爱强头顶部距矢状线2cm，前额发际7cm处有一1×02cm纵行头皮裂创，创角较钝；右创缘不整齐，呈现皮瓣状，创壁不光滑。结合平陆县人民医院（病案号69711）记载，屈爱强左顶骨处有伤道约1cm，沿伤道探及深度5cm。据此说明，铁棍自死者头部前上方击中死者时，具有较大速度和冲击力。二、根据现场勘查，铁棍距地面高338m，屈爱强身高16m，站在地上，那么铁棍距屈爱强头部垂直距为178m，水平距高243m，倘若用笤帚扫铁棍达到屈爱强头部时，其速度为715m/s；采用干燥人颅盖骨，下垫沙土，上面覆盖与人头组织结构相近的猪皮，运用现场提取的铁棍从不同高度做自由落体运动，垂直戳击猪皮，测出高度达538m时刚好戳穿猪皮，而戳穿处相应的颅骨无明显破损，戳穿猪皮时的速度为102m/s。通过上述两个方面工作所得的数据，用笤帚平扫铁棍，铁棍跌落至屈爱强头部时不会导致其穿入脑颅腔！”吴振华说到此处，办案全场一片寂静。各种人的表情各不一样，形态各异。吴振华说到这里站起身：“现在我们不妨做一次与现场相同的模拟试验。”吴振华话音刚落，张勇、安铁喜等刑侦人员随即起身，把一包沙土和从现场带回的人颅盖骨、猪皮、铁棍，在会议室门口的一片空地上摆放停当，几个民警把两张桌子、椅子搬到门外。 张勇一跃上了桌子，那利索劲儿就像正走路时随便跃过哪个沟坎似的。张勇先是站在一张桌子上，按照178m的高度用铁棍戳击猪皮，猪皮完好无损。随着铁棍戳击猪皮的垂直距离加大，张勇登上已升高至三张桌子摞起的最高度处，那忽悠忽悠的架势就像马戏班的演员耍高空杂技。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屏住呼吸，眼不眨地看着站立一丈多高的张勇，心儿仿佛被提到了铁棍上……只有吴振华表情是平静的。张勇每升一层，便做着一次铁棍击落猪皮的实验，而每一次都没有将猪皮戳穿。这样一次次地做着，直到张勇登上5m多高的时候，并加大力度戳击猪皮时，铁棍才戳穿了猪皮，而戳穿处的颅盖骨无破损。这时，吴振华让张勇下来，说不用再做了。然后吴振华分别举起猪皮和颅盖骨，让在场的所有人过目，那认真劲像生怕别人怀疑他们做了手脚。做完模拟试验，人们重新回到屋里，等吴振华、张勇、安铁喜坐停当，会议又重新开始。“同志们都看到刚才的实验了吧！所以，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通过我们的勘查、检验和反复实验，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屈爱强颅脑损伤不是铁棍被笤帚平扫落下所致！”会场比刚才吴振华第一次宣布结论时更加寂静，人们的表情也更加复杂了…… “我能说几句吗？吴处？”陆副局长打破了这种寂静，他询问吴振华。在省厅处长面前，他这个科级公安局副局长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小官一个。“可以。当然可以，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吴振华炯炯目光中透着热情和真诚，同时也充满了严肃，“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都应该襟怀坦荡，有什么说什么！”“那我就说了。”陆副局长似乎已经憋了很长时间的话终于有了倒出来的机会。他问：“猪皮和人的头皮相比，猪皮的质地是不是要比人的头皮坚硬些呀？” “问得好！”吴振华像早有思想准备似的说：“我想这不仅是陆副局长要问的，恐怕在座的不少同志，包括当事人栗鹏如果在这里，也会问到这个问题的。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前面我已提到，猪皮的结构组织和人的头皮相近，但这不是我吴振华研究出来的，这是解剖学家、动物学家通过实践观察、仪器化验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不仅被应用于国内刑侦技术勘查鉴定，而且国际不少国家的刑侦人员，也广泛应用这一结论作类似案件的勘查鉴定。至于说哪种皮的质地坚硬性大，通过化验，人的带发头皮要比新鲜猪皮稍微坚硬些。”陆副局长听完吴振华的这番话，顿时像没了气的皮球。与他一样表情的还有不少人，他们基本都是平陆公安局的办案人…… 省公安厅的专家结论在平陆县城如炸弹爆炸一般，栗家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铁证如山！百姓们都在为毛鸿喜一家欢呼，因为老毛他终于有了让亡妻闭眼的铁证了！毛鸿喜听到这消息后，伏在亡妻的尸体柜盖上痛哭了一夜，他嘴里不停地向亡妻喃喃诉说着人间的这一切……可是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鸿喜不仅没有发现凶手真正被惩治，反而案情越变越复杂了，简直到了他无法理解的地步——先是栗鹏又冒出来，说那天铁棍不是他妈——丁银凤击落下去的，而是他怒击屈爱强的。 不管哪种情况，平陆公安局在社会强大压力下，将栗鹏作为作伪证的嫌疑人收容起来。但到底最后谁是凶手，怎样法办，案件的变化令平陆百姓莫名其妙。栗鹏坚持说是自己干的狠毒之举之后，丁银凤也坚持承认了是她“从房顶扔下铁棍戳死屈爱强的”！娘儿俩揽罪，显然这一家人是为了尽量不让对方承担严厉的法律惩治。这一份亲情可以理解，但明白人清楚：栗家这么做还有更深的“伏笔”，拖延定罪时间，寻找机会再度反击。这不，在老百姓议论纷纷中，县委和县人大领导不断催问公安局：既然是故意致死对方，为什么凶手还不正式逮捕？是啊，你们公安局还想包庇罪犯？ 还想做手脚？老百姓整天都在打听、询问。公安局压力太大了！因此有了公安局第一份向检察院提请逮捕丁银凤的报告。哪知检察院批捕科长李亚平将卷宗看了一遍，又扔回公安局：夹生饭咱不吃，退回去重新侦查！陆副局长听说申请逮捕报告被检察院退回来了，火气冲天：检察院几个小玩意儿还想跟我玩招儿啊？便立即命令再报。再报还是再次被退回。这是怎么回事？公安局的人糊涂了，老百姓更糊涂了，都以为检察院执法从严呢！哪知，这都是有人在使招儿使劲儿：把丁银凤杀人案想法弄成呆案滞案，最后干脆成为谁也没法弄的死案……原来如此！公安局的人全然明白了！陆副局长等人暗暗地伸出拇指直夸检察院那帮家伙“老到”。其实真正老到的还是他栗家的主子——栗天刚。我们好久没有见栗天刚的影子了，似乎他离本案远远的，大似避嫌之明举！其实不然，栗天刚做的事不能不说是高：公安局一方顶不住要逮捕丁银凤，他就立即到检察院那边“做工作”，致使逮捕令总也批不下来。这个时候，《山西日报》捅出一篇报导，记者还是那个王永海，他把这一内幕给揭开了，引起省、市、县三级有关领导高度重视。检察院没有了退路，丁银凤的逮捕令这才下达。这回毛鸿喜觉得丁银凤是只“死老虎”了，只等法院判刑了！但事情变化，更令毛鸿喜目瞪口呆：有一天，他从单位回家，发现丁银凤正嘻嘻哈哈地在自己的院子里晒衣晾被，跟孙儿与媳妇又说又笑…… 老毛揉揉眼睛：没错，就是用铁棍戳死爱强的丁银凤！她怎么像没事似的回家了？这是怎么回事？毛鸿喜跑到公安局和检察院询问，人家告诉他，丁银凤确实回家了，是经检察院和公安局批准的。她是杀人犯！还没有判刑她怎么就回家了？ 人家有医院证明，患有精神病，所以保释回家了！她？她丁银凤什么时候患的精神病？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精神病呀？毛鸿喜彻底糊涂了。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办案只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那天毛鸿喜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家的，反正他觉得这个世界一片漆黑，看不见阳光……共产党的天下咋会出现这样的事？明明白白的一个犯罪嫌疑人，怎么转眼就成为精神病患者？老毛再向懂法律的人一打听，如果真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可以免予刑律。这么说她丁银凤杀了人还可以不坐牢？差不多吧！毛鸿喜气得七窍生烟。我上北京告他们去！栗天刚和公安局的人串通一气，蹂躏法律，包庇罪犯！金秋十月，三晋大地正是果香枣脆的丰收季节，可满腔悲愤的毛鸿喜却无心留意这丰收的景象，他带着干粮，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也踏上了漫长的申冤之路……在列车上，毛鸿喜不禁暗自流泪，因为他想起了上一次到北京的情景，那是几年前他作为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到的北京。也是在那次会议上，他毛鸿喜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崇高的荣誉，使他在内心发誓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争取用更加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党和组织的培养。 毛鸿喜一路擦眼泪，既为痛失妻子伤心，更为妻死案中竟然会有那么多营私舞弊者而悲愤，也为自己愧对组织培养——此次上京竟然是去上访！毛鸿喜为此有些抬不起头，几十年来，他像头老黄牛似的埋头工作，从不愿张扬。劳模是组织上推荐的，如果不是妻子命案，他毛鸿喜还是没几个人认识，也不会上北京来的。可现在他要去北京了，而且是作为一个上访者进京城的……毛鸿喜进京城后先到国务院信访局，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十几天后，北京方面的层层批示下达，最后到了平陆县。出于强大压力，平陆县有关方面不得不对丁银凤逮捕问题重新研究审核，并再次批捕归案。据说，栗天刚找到公安局政委和陆副局长那里流泪求情：“银凤她患那么重的精神病，你们不看僧面该看看佛面吧？”张政委和陆副局长感到非常无奈，说：“老栗，先这么着。你家银凤的事我们心里有数，你该忙什么继续忙什么去啊！” 丁银凤重新收监，使毛鸿喜舒心了几天，可就在他等候检察院对其提起诉讼时，不料又传出消息：运城市检察分院将丁银凤的案卷退回补侦，要求平陆公安局对她的精神病情况进行重新鉴定。平陆可以处理的案子，怎么一下就弄到了运城市去了？毛鸿喜还以为是上级机关重视这案子呢！他哪里知道这都是有人在为栗家出高招：你平陆公安、检察部门不是扛不住了吗？那我把案子推到运城去。运城再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借个理由把案卷往下一批，让你平陆方面“重侦”、“补侦”。至于你补到什么程度、得补多长时间，可就不是你平陆和毛鸿喜想告一状就能算得了的。真是高！这种高招只有那些对法律和刑事案件办案程序极其熟悉的人才能玩得转，而且必须是公安、检察几个部门都有特殊关系的人才能玩得转。而此案发展到这一阶段，案情的复杂情况已经开始涉及运城方面了！毛鸿喜你还有什么能耐？毛鸿喜真的没有能耐了！那天他眼睁睁地看着丁银凤再次又嘻嘻哈哈地回到了家，并且见到他后丁银凤还故意对他做了一个蔑视的动作。一打听，原来这回丁银凤“有精神病”的司法鉴定还是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拿出的证明材料。难怪啊！难怪栗家兴高采烈，难怪丁银凤如此嚣张！从另一渠道得知，即便丁银凤在关押期间，她生活照样过得舒适滋润，经常能与老公在狱中团聚……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她丁银凤丈夫够牛呗！平陆公安局似乎就是为他栗家开的私人店铺，想怎么打理就怎么打理！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他栗天刚身为共产党的一名纪委副书记，如此无视法律，良心和党性何在？如果说栗天刚包庇妻子、儿子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公安局、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中还有那么多共产党员、那么多公务员是怎么回事了？还有运城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又怎么与平陆方面的一些人一个样了？还有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的人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一串串问题，一个个疑点，使深陷绝望中的毛鸿喜苦苦思索又无从解释……提出这样质疑的人除了毛鸿喜外，平陆的百姓和多数干部也在摇头——他们不解一个故意伤人致死案件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时间拖了近一年，犯罪嫌疑人竟然最后借个荒唐的理由给放了出来！法律难道就只对着小百姓吗？难道只对着那些无权无势的公民吗？发出如此不平之声的人还有一位《山西日报》的记者，他就是王永海。老王以自己的正义之感，再度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法律天平岂容倾斜》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栗家又搞了个精神病鉴定：认定丁银凤为无责任能力。 丁银凤确系无责任能力吗？案发前，丁银凤反应十分正常，案发以后却一直沉默不语，使侦破工作无法开展。而当儿子被刑拘、承认屈爱强是他打的后，丁银凤立即承认是自己打的；而她儿子则得知其母承认罪行后又马上改口不是他打的。由此可见，丁银凤不疯不傻，完全有责任能力！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思维清晰、虑事周全的人最近却以患精神病为由，再度取保候审，使这起恶性凶杀案至今迟迟得不到实质性进展。 又过一些日子，王永海再次在《山西日报》重要位置发表《“法律天平岂容倾斜”仍无下文，有关部门你推过来我推过去》为题的另一篇文章，更加不平地指出：现在栗、丁一案已到了市检察院退回、公安局不要、县检察院无法办理、政法委协调无果的地步！在此案“漫游”于县市两级三个部门一年多时间里，各办案机关或多或少的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致使案件目前进退维谷……看来，此案没有铁腕人物出面是难办了啊！有人在毛鸿喜面前叹息道。铁腕人物哪里会有呀？毛鸿喜的心头一震，同时又想起了人们说过的“梁雨润”这个名字。对，在前两年毛鸿喜组织支部党员学习时就学过梁雨润的先进事迹，那真是个办案高手、为百姓申冤的好干部呀！毛鸿喜想到这儿，仿佛在漫漫黑夜里看到了一缕光明：对，找他去！毛鸿喜比梁雨润大十多岁，当他好不容易找到梁雨润时，扑通双腿跪在面前：“梁书记……”随即嚎啕大哭。“起来起来！老毛同志，平陆的事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你快起来！我先看看你的材料！”梁雨润扶起毛鸿喜，然后迅速将对方提供的所有材料看了一遍。之后，梁雨润抖抖材料，一针见血指出：凭我过去办案经验，这个案子背后有人营私舞弊，而且涉及多人。梁雨润思索片刻，对毛鸿喜说：老毛你先回去，我马上会向运城市市委和纪委报告，然后根据情况，我们会有统一的行动。请你相信，组织一定会非常重视，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实事求是地按照程序开展必要的工作采取措施的。记住我一句话：正义终归要战胜邪恶的，那些搬起石头者迟早会砸自己脚的！毛鸿喜紧握梁雨润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我也是一名党员干部，本不想这么兴师动众，可他们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老毛当了几十年干部，多少也懂得点事、认识一些人。如果这事搁在普通百姓身上，不知他们还要怎么个颠倒是非呢！梁雨润表情严峻地说：我们是共产党政府的干部，不管给谁办事，都要一碗水端平，否则就对不起组织和老百姓。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毛鸿喜离开后，梁雨润立即向运城市委和市纪委的领导报告了毛鸿喜妻案的情况。市委黄书记和安永全副书记说，市委已经开始关注这事，正准备采取行动，只是涉及的大多数是司法领域的人，所以需要极其缜密。老梁，你是我最相信的纪检干部，这事非你带队莫属！安永全副书记干脆点了梁雨润的将。只要市委放心，我梁雨润一定会尽全力把这个捂了一年多的盖子彻底掀开！梁雨润保证道。好，市委常委会研究后，你老梁就放手大胆地干！就在梁雨润接受这一特别任务之后，正在认真研究案子情况时，《山西日报》记者王永海不知哪儿来的情报，有一天突然来找梁雨润：雨润，平陆的事越闹越大了，你挑头干最合适！我这里有你所需要的诸多材料和情况。梁雨润与王永海是老熟人了。王永海掌握的毛鸿喜妻案的情况，使梁雨润坚信本案是个有许多无视党纪国法的干部陷进去的大案！好，老王，你继续…… 梁雨润向王永海如此这般面授机宜之后，自己又迅速找到市委安永全副书记，两人又反锁办公室房门，开始一起谋划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打击腐败的战役——不数日，平陆县政法委书记石杜杰先后接到安永全副书记和梁雨润的电话，之后，石杜杰立即召开了由公安局、检察院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议题是根据毛鸿喜的要求，研究对丁银凤“精神病鉴定”问题进行重新鉴定事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作出的司法规定，被害人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鉴于丁银凤现在所作的精神病鉴定是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为此会议研究作出以下决定：一、由政法委副书记李根贯出面，请山西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答复对丁银凤所作的鉴定是否是最终鉴定？他们是否接受重新鉴定？二、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答复或不能进行对丁银凤“精神病”重新鉴定，那么政法委将派李根贯副书记赴京请国内最高权威精神疾病司法机构专家进行重新鉴定。李副书记必须在3天之内与鉴定单位联系好；与之相关的，公安局、检察院要各确定一名优秀干部随时待命出发。同样与之相关的，此次新鉴定所需全部费用根据规定应由毛鸿喜出。石杜杰书记最后扫了一眼与会的各位同志，语气凝重地强调：毛鸿喜妻子被害一案，已经拖了一年多，上上下下议论纷纷，这其中多数是冲着我县政法系统相关部门的！为此，我要求大家以党性原则办事，否则损害的不仅是我们政法委和办案机关的形象，恐怕也会害了办案人自己。对下一步新开展的工作，各部门既要配合，又要注意对办案的保密！ 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因为公安局领导、检察院领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从过去一年多来的案件变化来看，公安、检察部门的问题毫无疑问名堂多多。这次会议表明组织已经开始正面回应这些非正常的行动了！不少人开始紧张了，因为紧张也就会有更疯狂的反扑。严酷的斗争是在无声中进行的……梁雨润受运城市委的委派，担任此次平陆查案的调查组组长之职，在市委安永全副书记的挂帅下全权指挥反击战的行动。他对平陆政法委方面的石杜杰书记有交待：对丁银凤的“精神病”重新鉴定必须派政治上可靠的同志秘密执行此项任务。8月4日晚，李根贯副书记率公安局黄群发和检察院的冯爱平两同志从平陆出发，外人只知道他们上北京去了。一小时后，3人到达豫西的三门峡市，走进一家餐馆就餐。李根贯见旁边无人，便开始布置任务：同志们，这次我们不是到北京，而是到上海，到那儿去请顶级专家来平陆给丁银凤重新做鉴定。为了确保任务完成，我现在宣布4条纪律：一、随身携带的所有通讯工具，全部交我保存；二、不返回平陆县城，任何人不得使用公用电话；三、路上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此行目的，不允许提“上海”二字；四、无条件服从命令。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得中途返回平陆，直到完成任务。“李书记你放心，我虽然在公安局受栗天刚领导，但我是党员，我知道在是非面前应该怎么做。”黄群发说着，把手机交给李根贯。冯爱平显得轻松一些：“李书记你放心，我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了检察院的人，但我可以保证自己除外！”“好，我们进火车站后悄悄改道到目的地！”李根贯手一挥，3人出了餐馆，消失在夜幕之中……话说栗天刚这一头：这栗天刚确实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县公安局领导成员之一，又是公安局的纪委副书记，仅凭这两点，他在侦查与反侦查方面的经验就不是一般人能及的。任凭政法委领导的精心密谋，栗天刚很快知道，李根贯一行是到了上海请专家。弄明白政法委领导的意图后，栗天刚内心极其恐惧和愤怒，可无名火又不宜发作，只得静等机会反击。十几天后，李根贯一行从上海回来，却并没有见上海的专家来。一天、两天，八天、十天……专家仍没有来。再一打听，原来李根贯一行根本没找到想请的专家。而且其他新的动静也没有。这让一直神经绷得紧紧的栗天刚不由得意了一番：可能自己在县、市两级检察院有关人士那儿使的劲没白费啊！“放心，老栗，只要他们不出山西省，我们的鉴定结论还是改不了！”省城那边的省精神病院鉴定大夫更是给他吃了定心丸。又是数日过去。这一天，栗天刚突然接到通知：上海专家来了，让他务必配合。并立即要求把上次进行鉴定取证的证人一起带到县信用社金融中心接受专家询问。妈的，给我来突然袭击！而且把办案地址放在信用社金融中心，显然要给我老栗灌迷魂汤嘛！栗天刚心头顿生怒火。可也没有办法，赶紧将上一次出面说丁银凤有“精神病”的证人一一通话吩咐如何如何回答专家的询问，说完便自己来到了金融中心……与栗天刚同时进金融中心的还有毛鸿喜和他这方面的人证。栗天刚面对专家询问，表现出一副坦荡，并一一列举妻子平时如何不正常的病史。似乎专家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那些他找的人证也一个个是铁杆，认定丁银凤是有病的，而且是“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你们听清楚了吗？我妻子就是病得不轻！”栗天刚好生得意。但，以为机关算尽的他仍然失了最重要的一关：妻子丁银凤那头没把好！上海专家本来想让丁银凤也来金融中心接受询问鉴定，可侦查员报告，丁银凤死活不出门。“那好，我们就上门去！”而且上门询问她与询问栗天刚同时进行！关于上海专家上门与“装疯”的丁银凤现场对话十分精彩，我在此摘下张大奎先生给记者王永海写《天职》一文中所述的相关情节——…… 丁银凤终于被人“请”出卧室。只见她留着长发，衣着整齐，纹过的眉毛黑黑细细，像一弯月牙儿。她右侧腋下撑着单拐慢慢从卧房步入厅内，自己寻了座位坐下来，眼泪就像早准备好了似的，一见来人就泪水长流，呜呜哭泣。专家钱玉林朝屋里环视一圈，只见里面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桌椅箱柜一尘不染。他心想：丁银凤有洁癖，果然名不虚传。然后，他转向丁银凤，凝视一阵，问道：“你叫什么？”丁银凤知道开始对她检查了，边哭泣边回应道：“我要回屋……我要娃，你是坏人。”钱玉林问：“你娃怎么啦？”丁银凤用手指朝外一指：“走了……媳妇跑了。”钱玉林：“你今年多大岁数？”丁银凤佯装不懂，只用手胡乱比划，不说话。钱玉林：“我问你几岁了？”丁银凤伸出一只手说：“5岁。”接着呜呜地哭，嘴里不停地叫着：“我要娃！我要娃！老汉不要我，老汉有三个媳妇。”她手指旁边的鉴定人员记录时在桌子上写字发出的沙沙声：“你听，嘟嘟，老汉有三个媳妇……老汉杀……我要娃……你们是我娃，你给我娃！”钱玉林：“你丈夫叫什么名字？”丁银凤摇摇头：“他打我……老汉……他是日本人。” 钱玉林：“公安为什么要抓你？”丁银凤明显一怔，又断断续续地说：“……没有……地扫一扫，白胡子爷爷说不扫就杀了你……”她手一指旁边的检察员：“你骂我，人家都骂我，要杀我。”她又一指钱玉林：“你不骂我。”她又对另一位检察员说：“他也骂，他是好娃……你听，他骂我，一直在骂我。”钱玉林：“骂你什么？”丁银凤回答：“不是东西……我去看看。”佯装要往外走，但挪动一下接着胡言乱语：“白胡子老头说不扫就杀，不扫就杀。”她一副狠声狠气的样子。钱玉林也作出急的样子问：“那你如何办？”丁银凤回答：“我赶紧扫，不扫就杀！”钱玉林：“你为何要到屋顶上扫？”丁银凤胡乱答道：“鸟飞上去了……老汉杀媳妇，你不骂我。”钱玉林切入主题问：“毛鸿喜骂你没有？” 丁银凤昂昂头，挺干脆回答：“都骂我，都骂我！”钱玉林追问：“屈爱强为何倒在地上？”丁银凤用右手两指压在嘴唇上，做出吸烟的样子，朝钱玉林说：“你抽烟，你抽烟。”钱玉林：“你的腿怎么受伤的？”丁银凤拍拍腿：“老汉不要我了，老汉打我腿。”钱玉林：“屈爱强是谁？”丁银凤怔怔地望着钱玉林，又望望另两位检察员，迟迟不作回答。钱玉林：“你为何与屈爱强吵架？”丁银凤似乎没听懂地问道：“什么？”钱玉林：“公安局为何抓你？”丁银凤像触到了痛处，猫儿念经地呜呜哭开了，边哭边诉：“寻我娃娃，我要娃娃，娃娃好可怜……”钱玉林：“你娃多大年龄？”丁银凤止住哭：“8岁。”钱玉林指指桌上的健力宝饮料问：“这是什么？”丁银凤迟疑着：“……你喝。”钱玉林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问：“这是什么？”丁银凤：“买烟。”钱玉林问：“你的耳朵在哪儿？”丁银凤反问：“你也有耳朵？”钱玉林：“你数数屋内有多少人？男的几个，女的几个？”丁银凤的头慢慢转运，呆滞的目光从这个转到另一个，只是不作任何回答。钱玉林伸出两只手指，问她是多少？她不答。钱玉林又拿出纸让她写出丈夫和儿子的名字，她在纸上画了十几个圈……写完她的眼睛向外寻找着什么。她哪里知道，她做出来的任何细微动作，不仅没有逃出检察员的眼睛，而且也始终没有逃出一直在旁边紧盯着她的一部放在检察员胳膊下挟着的黑皮包内的那部微型摄像机的镜头追踪…… 上海精神病分析专家是我国这方面最权威的鉴定专家，他们的鉴定结果将决定丁银凤的命运。然而，当经过一天的紧张询问和调查后，他们卷起皮包，没留任何结论就走了，回到了上海。栗天刚和毛鸿喜两位当事人都只知道一件事：凡是栗天刚提供的人证，百分之百的说丁银凤有“精神病”；而毛鸿喜这边则百分之百的与之相反。栗、毛两人全都悬在半空。我们似乎已经忘了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栗家公子。这位因作伪证被关押在监狱的年轻人，身在监狱却仍在耍着公子哥的威风，结果在监狱里把另一位囚犯打成残疾，他的罪恶行径从另一方面让人看透了栗家人之恶，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本案的进展。正当平陆方面的人不知该如何进展时，指挥战役的梁雨润其实已经掌握了几个关键性的证据：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名义发出的关于丁银凤的最终权威鉴定已经收悉。鉴定结论为：丁银凤未患癔症，丁银凤对本案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几乎是在同一步，他已经获得通过省纪委掌握了栗天刚行贿山西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任某，由其出具丁银凤“患有精神病”的假鉴定书的铁证。以上两个关键性证据，决定了毛鸿喜妻子一案的最终定性。 一年多来在栗天刚的操纵下，案子进程始终曲曲折折，如今终于真相大白。而根据群众举报和侦查，围绕该案一年多来出现的种种非正常情况，省、市、县三级公安、检察部门有多名干部陷入其中，干出了违背党纪国法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径……？现在该彻底清算了！人民在期待，法律须正视。新的鉴定书，首先决定了丁银凤的命运。这位几经关押又几经被放出的在房顶上扔下铁棍导致毛鸿喜妻子屈爱强死亡的罪犯，于10月20日下午4时再次被逮捕。执行此次任务的是县检察院冯爱平等人。据说那天中午栗天刚得知新的鉴定结果后，立即回家催丁银凤“赶紧收拾东西”——他想让装疯的妻子装到底，再借自己的能力让其逃之夭夭。可惜晚矣，警方堵住了他们的去路。见警察包围了栗家的院子，栗天刚最后一次拿出公安局领导的口吻训斥部下道：“你们想干什么？”检察院冯爱平亮出盖有国徽红印的逮捕通知书告诉他：“执行逮捕杀人嫌疑犯丁银凤！”栗天刚气急败坏地冲着冯爱平：“凭什么？” “就凭这个！”冯爱平手持逮捕令，严正回答。“不行，我还要请示领导！”栗天刚拿起电话，给公安局一把手打电话。电话通了，但对方没有声音。 “你们这是怎么啦？我是老栗呀！”栗天刚声嘶力竭地喊着，企图捞最后一根救他老婆的稻草，但他听到领导给他的3个字是：“配合吧！”许多人看到了栗家女主人在男主人疯狂阻拦下被捕的全过程。用毛鸿喜的话说是“大快人心的一幕！”但由于本案涉及的更大内幕，更加叫平陆百姓大快人心的战幕，已在坐镇运城的安永全副书记和梁雨润、黄有泉书记的布局下全面拉开——10月23日上午9时许，运城市委大院内，10辆警车一字排开，从公安处、检察院、法院和市纪委等部门紧急抽调的60多名执法办案人员整齐地站在那儿，接受市委书记黄有泉的动员：“同志们，你们今天要去执行一项任务，彻底清查运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规模的众多执法人员渎职违法的重大案件！任务极其艰巨，望大家经得起各种考验，对得起我们的党和运城人民！”黄有泉书记过来与安永全副书记、梁雨润等对视了一下后，宣布道：“立即出发！”于是，浩浩荡荡的执法铁军在安永全副书记和梁雨润的带领下，威风凛凛地开向几十里外的平陆……此次行动是秘密的，但那是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的公开较量，平陆方面很快就知道了消息。而平陆出了那么大的事情，连普通老百姓对决策机关的每一点新的行动都仿佛了如指掌。在梁雨润他们的行动队伍到达平陆刚刚在县宾馆住下吃中午饭时，突然听得宾馆大门外有人哭天喊地。梁雨润与安永全副书记及县领导出去一看，原来是毛鸿喜等人身着吊丧的白衣跪在地上高喊着“为民除害”、“共产党万岁！”、“安青天万岁！”、“梁青天万岁”等等口号。梁雨润和安永全副书记等十分激动，可此时又不能对毛鸿喜他们多说什么，最后还是安永全副书记出面劝阻道：“乡亲们，同志们，大家请起，听我给大家说一句：请你们相信，只要共产党在，好人最终不会受委屈，法律不容受践踏，恶人一定会被惩治！”“共产党万岁！”“安青天万岁！” “梁青天万岁！”又是一阵震天动地的口号。那口号发自百姓的心灵，因此人们并没有觉得它出格。劝说群众离开专案组后，梁雨润与安永全副书记等立即布置“双规”行动。名单现在就在他们的口袋里，梁雨润向办案人员念着第一批10余个被“双规”人员的名字：栗天刚、陆大明、高杰、张春暖、郭红军…… 他们清一色都是公安局的执法者。“当时我们进驻平陆，一下抓了那么多人，连办案的地方都不够。随着对被‘双规’人员的调查审讯，查出来的涉案人员更多了。我们虽然从运城来了60多人，可仍然不够，市委当即又从其他几个县的相关部门里抽调了不少人于当晚和第二天、第三天陆续进驻平陆。这场战役确实很大，涉及的人有那么多，连我都感到吃惊……”梁雨润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栗天刚在处理妻子犯罪过程中，企图隐瞒、包庇和指使部属违法办案，他为了阻挠正常司法程序，又向有关人员行贿而将一个个执法人员拖下水。因此，查清该案的整个黑洞，关键人物是栗天刚。这人既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又是纪委副书记出身，对他的调查审讯难度相当大。有不少事他拒不交代，盖子就掀不开。办案关键时刻，安永全副书记对我讲：老梁，拿下栗天刚是关键，你是办案高手，只有你上了！我想我梁雨润虽然名声在外，但干实事一向是我的作风。栗天刚之案非常有挑战性，把他拿下自然义不容辞。”梁雨润向我描述了当晚他审讯栗天刚的过程：这是一场高手与高手之间的面对面较量。两人都有纪委书记的资历背景，一位还是长期从事公安侦查破案的实战者，一位则有名声在外的“百姓书记”尊称。二人在当地的名气不相上下，只是区别在梁雨润是好名声，他栗天刚是恶名声。好与坏到了对峙时，凭的都是本事，谁胜谁负，不能简单地用正压邪来论别。恶人之所以能够恶到今天，必有他厉害的一面。爱民为民的“百姓书记”梁雨润面临一次严峻的挑战——调查审讯从晚上十一点开始。小屋子里摆设很简单，主审方有一只供记录员写字用的桌子，被调查审讯方有一只凳子坐。较量正式开始了。梁雨润：老栗，据我所知，你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今天成为县公安局一名领导，纪委副书记，也很不容易啊！听说你干过的岗位不少，能跟我聊聊吗？从“双规”以来一直不吭一声的栗天刚在与梁雨润交锋时就憋足了劲儿，他对梁雨润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梁雨润对他的熟悉。这是因为从工作关系角度，梁雨润在当运城纪委常务副书记，经常主持召开纪委工作会议，他栗天刚在台下，梁雨润在台上，梁雨润不可能一双眼看得清台下那么多人，可台下的栗天刚则能看清台上梁雨润的面目。 再加上梁雨润办案办出名，以前也因办案到过平陆，他栗天刚过去还是暗暗尊敬和佩服梁雨润的，只是没有想到今天他自己成为这位闻名全国的“百姓书记”的审查对象。想不到啊！想不到的事太多了……栗天刚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说，也什么都不想说了……他清楚，对付这样的办案高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再沉默……梁雨润那不怒自威的目光始终不离栗天刚的那张脸，他知道对方在防备他，并且以沉默来抵消他的威严与办案气氛。“栗天刚，你也是办案多年的老同志了。你不应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你也不是不知道任何回避问题的方式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你说是这样吗？”梁雨润开始正面的第一问。对方沉默。“你自己可以想想，我们审查你的问题，如果不掌握确凿的证据能找你吗？所以，你可以想想你能沉默多长时间呢？”对方依然沉默。 “栗天刚，据我所知，你1971年参加工作，这30多年来，走过的路也不容易是不是？你从一个农民，后来当上了乡团委书记。后来又到了公安系统，先当驻南村乡的特派员，之后到了茅津渡派出所，在这里你干得蛮风光，从普通民警，干到副所长、指导员、所长。1993年你调到局里当纪委副书记，还兼任过驻烟草公司打假办副主任。应该说，你在基层干得还是比较实惠的，是不是？”梁雨润这话里有话，因为他掌握栗天刚在茅津渡派出所任职期间，特别是在驻烟草公司打假办期间，这小子没少捞油水。敲敲边鼓震震栗天刚的耳朵，看其反应。栗天刚依然双眼紧闭，一言不发。“你真是什么都不想说？”“你真能修炼到像张春桥那样的水平？”梁雨润的口气显然变了。“你是不是对我梁雨润认识还不够？”“睁开你的眼睛！”梁雨润突然大怒，桌子拍得震起来……栗天刚浑身一惊，两只带着血丝的眼睛十分惊恐地看着眼珠瞪得溜圆的梁雨润……那一瞬，栗天刚打了个冷颤，开始说话了：“梁、梁书记……我、我……” “你什么？你自己说：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还想不想有条出路？”栗天刚没有与梁雨润交过手，更想不到这个“百姓书记”一旦发起进攻，是那种排山倒海之势，你想躲闪都不可能的…… “你把头抬起来！抬起头！”栗天刚慢慢地抬起了头。“看着我！”栗天刚被梁雨润如雷之势的吼声震得两眼发蒙……“听着栗天刚：你今天不说，明天就把你送进监狱！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就凭你向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行贿这一条我就可以送你进监狱去！你要不说，我一句话都不想多问了！撤——”梁雨润大手一挥，转身欲走。“梁书记，你别走……我、我说……”栗天刚像狗熊似的终于败下阵了。之后的情节就简单了。他把为了妻子避罪操纵公安内部、买通县市检察部门有关人员的过程一一作了交代。而在这同时，梁雨润获得了办案人员从栗天刚家搜出的一本栗天刚的日记。谁也想不到这个平时干事精明的公安局纪委副书记，竟然有个记日记的习惯，而有趣的是，他把发案以来每天所做的事一一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比如什么时候去见了谁，在什么地方给了谁多少钱，人家如何告诉他什么事，等等，甚至在饭桌上为人家点了几个菜，全部记录在那本本上…… 写本文时，梁雨润给我从当年案宗中找到了栗天刚的那本“日记”。我翻了一下，觉得有些好笑。栗天刚想瞒天过海的事在里面记得清清楚楚，不用多少工夫，尽可对案件的疑点查个水落石出。专案组根据栗天刚自己的交代和“日记”里记载的事实线索，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双规”，而“双规”又引出另一批违纪犯罪人员来。最后，本案涉及平陆公安局共有12人。除栗天刚涉嫌徇私枉法被捕外，其余11人也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处理。运城市检察院一名处长和两名检察员因受贿被查处，其中一名调离司法队伍。山西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一名大夫做假鉴定，交由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平陆县供销社主任王某为丁银凤做假证被撤职。城关派出所3名民警在现场侦查过程中对杀人凶器的无故丢失负有重大责任，被清除出公安系统。还有平陆农业发展银行赵某与另两位骗取毛鸿喜钱财、作伪证的农民被捕…… 11月26日，平陆县人民检察院将毛鸿喜妻子屈爱强被杀一案交由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审判大会那天，运城市委特意让平陆县电视台记者到现场进行电视直播。当天平陆县万人空巷，全都挤在电视机前观看审判过程……用铁棍致死屈爱强的丁银凤被判15年；其子栗鹏作伪证加在监狱犯故意伤害罪合判7年；栗天刚犯行贿罪被判2年6个月，缓刑3年；…………至此，这件震动三晋大地的案件宣告结束。 当看到一个个犯罪分子被公安人员押上囚车、违纪干部被宣布处分、革职时，为冤案奔走近两年的毛鸿喜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从心底无数遍地呼喊着：“共产党万岁！”毛鸿喜专程给梁雨润送了一面金字闪耀的大锦旗：当代包公干部楷模在向我谈起本案时，梁雨润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个案件最后使那么多人牵连进去，他们或判刑，或被处分，或降职，或开除公职，老实说如果不是栗天刚一家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会出现这种命运的。但这些人也有自身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够执法为民，保持公正，不在一点好处和人情面前丧失原则的话，就不会在办案过程中徇私枉法。就是栗天刚一家本来也完全可以避免现在这种悲剧的。栗家与毛家如果平时能和睦相处，如果有了矛盾后仍能心平气和，也不会出现人命案。所以说，建立社会的和谐，有时就得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它是我们所有公民的事。梁雨润的话，很值得我们沉思和回味。 正文 第七章 不结籽的玉米棒子 2006年10月26日晚，我带着样稿飞抵太原，准备让有关方面和梁雨润本人审稿。当夜与主人见面时已近深夜十一时，司机安排好我的住处后，梁雨润与我打个照面便匆匆赶回办公室，他说这几天省里正在召开党代会，为确保大会顺利进行，担任会务信访接待工作的他每天有很多事需要直接处理，约好明天即27日抽个时间再与我细谈一次。太原的第一夜就这样过去，入睡时已是子夜，窗外正吹着呼呼的秋风…… “何老师，起床了吗？”第二天清晨，梦中的我突然被梁雨润的司机小朱叫醒，他的急促叫喊声让我意识到日理万机的梁雨润可能又遇上突发事件了。果不其然，小朱告诉我，省党代会会场大门口从凌晨一点左右就被160多个农民团团围住，现在梁雨润正在现场处理…… 小朱说：“梁局长他不能来陪你吃早点了，把我叫过来了！”“他这么忙，干吗还打扰他嘛！”同梁雨润认识多年，我已经非常了解他，许多时候他与朋友们约好的事，总被一件件急需他处理的急事挤掉了。“先不要管吃不吃早点，我们去现场看看如何？”我对小朱说。小朱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大会会场——湖滨会堂所在地，这里到处挂满了彩旗和高高悬浮的气球，一幅幅欢庆党代会的标语渲染出庄严与欢庆的气氛。 但与之并不相称的是大门口严守着众多的公安与保安人员，特别是马路对面的那个广场沿街处，更聚集了一大堆喧嚷的人群……“闹事的农民就在那儿。”小朱指指对面的人群，对我说。“过去看看。”我说。绕着警察和围观的层层群众，我看到一片席地而坐的农民，他们个个穿着破旧的棉衣与羊皮祆，有的手中举着用白布做成的横幅，那横幅上面写着“强盛种子公司卖假种子，坑害农民天理不容！”“我们要吃饭、要活命！”“强烈请求省委为农民主持正义！”等内容，有的干脆在膝前摆着一堆玉米棒子……农民们憔悴而疲倦的脸上布满了愤怒。怎么回事？小朱悄悄告诉我：这些都是从平遥县赶过来的农民。他们是这个县洪善镇南长寿村的村民，今年种了省农科院所属的强盛种业公司的玉米种子，结果玉米只长棒子不见籽，农民们得知自己受害了，便找到种业公司要求赔偿。但因为种业公司坚持自己的理由，结果关于如何赔偿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已经第二次来省城闹了！”小朱说。“农民们也真会挑时间啊，省里开党代会，他们就来堵大门口……”我不由感叹。“是。现在的农民水平高着呢！他们知道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小朱说。“老梁呢？”我在现场寻找梁雨润，却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小朱看了看，随后掏出手机：“您在哪儿呢？噢噢……知道了。” 小朱回头告诉我：梁雨润正在省委领导那儿汇报情况，一会儿就过来。现场似乎处在相峙的状态：公安人员团团围住，席地而坐的农民怒颜沉默……“昨晚到现在他们就这样在外面冻着？”看着蜷缩成一团团的农民们和他们一张张又饥又倦的面容，我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怜悯。“唉，没办法，说干了嘴也劝不走他们……” 现场的一位公安干警朝我叹息道。“耗呗，他们当官的不出来解决问题，我们就冻死饿死在这儿……”一位农民举着一把没有粒籽的玉米棒，异常愤怒地冲我说。“种业公司也太可恨了！农民们都多么不容易，该赔人家就赔呗！”围观的几位太原市民愤愤不平道。“走走！有什么好看的？别堵塞交通了！”一位干部模样的公安在驱赶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然后，他的嘴里在嘀咕着：“什么事嘛！闹闹闹！”“他来了！”这时，小朱捅捅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见梁雨润正一脸凝重地跨过马路朝这边走来。考验他真本事的时候到了，我心里暗暗想：你梁雨润到底有啥办法？梁雨润的出现，令现场气氛活跃起来。我感觉无论是公安还是农民都与我怀有同样的期待心理。走近农民跟前，只见梁雨润朝现场扫了一眼，然后提高嗓门大声道：“平遥县南长寿村的村民们，大家听着：上次你们为自己的事来省委上访，经省信访局协调，跟种业公司达成了协议，当时他们答应每亩赔偿你们540元钱，但后来反悔了，提出每亩只赔你们300元，与达成的协议差240元。所以今天你们又来上访。刚才我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了你们的事，领导们非常重视，现在责成我梁雨润来继续把这件事处理好。那么现在你们全体人员都到信访局去等候处理。大家不要在这儿坐了，希望同志们给我一点面子！啊——你们得给我老梁一点面子，我负责帮助你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走！咱们全体都走！”梁雨润说完，朝坐在地上的农民们挥挥手，一边吆喝着“走走”。“今天解决不了我们就是不走！”有人喊道。“对，我们要求种业公司说话算数，兑现赔款！”有更多农民开始说话。梁雨润一边扶起一位面对面跟他顶牛的农民，说：“我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嘛！你们来是不是想解决问题的呀？”“是，我们受饿挨冻就是为了让种业公司如数赔偿。”有农民说。“这就对了嘛！你们想解决问题的，就跟我走！”梁雨润再一次使劲挥手，“走！想解决问题的都跟我走！”“走吧！梁局长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走啊！”公安人员开始协助动员那些坐在地上的农民。“走走！上我们信访局去！”梁雨润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一个让人惊喜的情景又出现在人们眼前：僵持了六七个小时的160多个农民，收起摆放在地上的一堆堆玉茭穗，一个随一个地陆陆续续跟在梁雨润身后开始离开广场，直至全部撤出……“好了好了，大家回去吧！”一名公安干部招呼着警友们上了警车，现场很快恢复了秩序，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是27日上午九点左右的事。一个多小时后，我因另有要事乘飞机离开了太原。 为了不打扰梁雨润的工作，我只让司机小朱悄悄送行。我原以为平遥南长寿村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不会再给梁雨润增添任何麻烦了，可后来才知道，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先从这事的由头说起。2005年，山西省农科院所属的强盛种业公司与平遥县洪善镇南长寿村种粮大户任某签订了200亩的玉米制种协议，即任某在这家种子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为种业公司种植玉米种子，其收获的玉米种子全部由种业公司按高于市场价大约一倍多的价钱回收。第一次试种获得丰收，任某喜气洋洋。 第二年续种时，南长寿村的农民与强盛种业公司签订了750亩玉米种子种植协议。于是种业公司按机械种植的用种量给南长寿村农民发放了相应的玉米种子，南长寿村的农民精打细算，没有采取机械种植，而是改用人工种植播种，结果省下玉米种又多种了100亩。多种就多种呗，每亩35元的种子费对农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种业公司也认可了南长寿村的做法，村民们更是高兴，纷纷从自己承包土地中挑选出最好的地块和浇灌好的田垅作育种耕地。南长寿村地处晋中，历来是种玉米的好地方。如今又有种业公司的技术人员指导，加上新种子收成后的价格那么诱人，于是村上农民辛勤劳作，使得所有育种玉米长势茂盛，一天一个样……数月过去，育种田的玉米确实与众不同，不仅秆壮叶绿，而且玉米穗长得格外粗大，个头比普通的玉米穗大出近一倍——穗大才收粒多嘛！农民们看着又大又粗的玉米穗乐开了嘴。收获季节将至，农民们小心翼翼地掰开那些又粗又大的玉米穗，却全都傻眼了：原来那些又粗又大的玉米穗根本就没长几粒玉米，有的干脆颗粒不长……这是咋回事？村民们急忙找任某，任某也傻了眼。技术员呢？我们可都是按他的要求种植的，咋种成这个样了？他人到哪儿去了？技术员早回太原了！他也弄不明白是咋回事。有人垂头丧气地告诉农民们。 这、这这……种业公司怎么可以用假种子坑害咱嘛！他们想让我们喝西北风呀？那一天，南长寿村的250多户参与种植玉米种子的村民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不行！他们这样坑害农民，我们坚决要求他们赔偿！”村民们把问题反映到村委会，村干部同样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一起研究决定向强盛种业公司提出赔偿要求。地里的玉米长得如此怪异，强盛种业公司认为既有气候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技术上的缺陷。他们答应农民们的要求，愿意给予赔偿。2006年10月29日，梁雨润在劝说南长寿村村民。一个要求赔偿，另一个同意赔偿，这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在如何赔偿的实质性问题上，南长寿村农民与强盛种业公司出现了严重分歧。南长寿村的农民提出的赔偿条件是：850亩所种玉米育种地基本是绝收，种业公司应按照种植普通玉米的正常收成赔偿。种业公司说：不管怎么说，玉米棒子上总还长了不少玉米粒吧，要赔我们也不能按绝收来赔。农民们说：十根玉米棒子上的籽儿加起来还没有一百粒，不算绝收算什么？种业公司依然坚持：要按绝收赔偿我们不接受，我们只能在收购价格上作适当调整。农民们火了：你就是20元一斤，我也没有啥可卖给你的，你这也算是赔偿？不行，必须得按绝收赔偿！绝不绝收也不能是你们说了算嘛！我们找人现场测定，估出产量后再讨论赔不赔的问题。行啊，玉米秆还都在地里插着，你们派人去估产好了！ 农民们和种业公司各持己见，等现场估产后再论赔偿问题。数日后，种业公司派人来到南长寿村，在育种玉米地里左看右摸，最后告诉村民，他们的估产为每亩可收240斤。考虑到农民的损失情况，公司愿意每亩按这个产量为依据，将原先拟定的收购价每斤1元4角提高到2元，如果同意这个方案，所有种植育种玉米的村民们可以上公司来领取赔款。姥姥的，我们哪儿去收每亩240斤嘛！种业公司坑了一把我们，现在又想树牌坊不是？没门！村民们一听就来火了，走，告他们去！南长寿村的村民们先是到了平遥县工商局。县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强盛种业公司在太原，就是要告状，也得到太原工商部门去。太原就太原，他们坑害农民，到哪儿我们也不怕！于是农民们派出代表找到了太原市的工商局。看着农民们拿来的一捆捆只有茭穗、没有玉米粒的棒子秆，工商局领导义愤填膺：这样坑害农民的事件，我们一定为你们主持正义！南长寿村民代表们听了这话后热泪盈眶，如同盼到了救星。可就在当天，他们接到工商局负责人的电话，说你们南长寿村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受理，你们真要让种业公司赔偿，恐怕得到法院去解决。为啥？白天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咋转眼就变卦了？农民不理解。工商局那位领导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这事……我们实在不好受理。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打就打！村民们不信这邪。但有人马上不支持这样做：现在打一个官司，没有几个月下不来，我们几百亩的玉米地总不能让玉米秆一直竖在地里，冬季麦子还种不种了？就是。他们种业公司在技术上出了问题，就是对我们农民的一种严重坑害。粮食种子是一种生产资料，谁坑害了农民，工商部门没有理由不受理！有人告诉农民们：这是一起典型的坑害农民事件，工商部门应当管。走，我们上省工商局去告！如果他们还不管，我们就让新闻媒体曝光！农民们天天看电视，天下的道理多少也知道一些，于是他们来到省工商局。“五天后回答你们。”省工商局的人告诉南长寿村的农民说。第四天，农民们得到的回答是：不予受理。这是咋啦？谁都不想受理？好吧，让大伙儿来评评到底是咱农民不讲理还是他们种业公司缺德！9月28日，《山西晚报》将南长寿村民种植育种“玉米光见棒子不见籽”的事件在报上刊出。“这回看他们种业公司的脸面往哪儿搁！”农民们手捧报纸，笑嘻嘻地等候有个公平说法。哪知日子一天天过去，人家种业公司方面依然石板一块，要想获赔，条件依旧。农民们没辙，一商量，看来得把事情闹大了才解决呀！走，咱们上省城找省委领导去！有人一挑头，村上那些种植育种玉米的农户立即响应。这下了不得，你要去，他也要去！哗啦一下，一点人头，有160多个！“走！要想不喝西北风的，就上省城去喽——！”农民们决意要拼老命夺回损失了！他们发动自家的农用三轮车，管它能不能进城，上路了再说！于是浩浩荡荡的要求赔偿的队伍，驶向省城…… “了不得呀！南长寿村农民要上省城闹事去啦！”洪善镇干部和平遥县领导得知此事，一路出面阻拦，甚至派出公安队伍，但都被南长寿村的农民问得哑口无言：我们已经收成无望，官司又打不起，你们要是能为咱解决问题，谁愿意往省城去呀！县上和镇里的干部被问得无话可说。于是十几辆农用三轮车载着160多名讨债农民，颇有声势地在黑暗中直奔二百里之外的太原城——这是10月15日深夜的事。10月16日清晨上班时分，平遥南长寿村的村民们已经齐刷刷地坐在省委大门口五六个小时了，他们以静坐的方式将省委大门围得人车难行。消息很快报告省委总值班室，“老梁，你在哪儿？快过来吧，省委领导很着急，省委大门口来了一大群农民，赶紧想法子把他们领走，不要影响了机关正常上班。”刚刚从北京接受另一项接访群众任务的梁雨润没来得及放下早餐的筷子，又被叫到了“火线”。 “王英吗？你是在现场？好好，你让农民们选出几名代表一会儿到信访局来，我现在就通知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和强盛种业公司的领导……九点半，对九点半，在局里召开协调会。还要让工商局的人一起来！”梁雨润一边小跑步地走出家门，一边不停地打着电话。群众围聚省委大门口是大事。每逢这样的事，梁雨润就像接到火线的战斗命令一样，总是冲锋般地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并及时予以处置。现在是九点半，省信访局的三楼会议室坐满了平遥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强盛种业公司代表，以及县区市省四级工商局和省县信访局等单位的负责人，气氛显出几分凝重。在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强盛种业公司双方陈述各自的赔偿数目及理由后，省农业部门的领导态度坚定地表示“要维护农民利益”，并责成强盛种业公司尽快做出相应的赔偿。但责任方强盛种业公司对南长寿村村民提出的赔偿条件不肯答应，坚持认为他们的“职工利益同样需要维护”。如此僵持不下，一直到下午协商仍在继续…… “因为另有一件急事需要我去处理，所以下午的协调会开始我没有参加。下班后我回到局里，见会议室里仍然吵吵嚷嚷的。进去一看，南长寿村村民代表和种业公司负责人火气都很大，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于是就宣布当日的协调会暂告结束，第二天继续开会。当时南长寿村的一百多名上访农民都在我们信访局的大院里等着，我对村民代表说，希望他们劝农民们先回平遥，留下代表与种业公司协商。就在这个时候，省值班室又通知我去处理另一件事，正当我要离开局机关时，聚集在院子内的农民们竟然有几个抱住我的双腿，苦苦恳求说，你梁局长一定要为咱受害的农民做主，否则我们就呆在省城不走。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暂且劝说一下就匆匆办其他事去了……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夜他们这些村民们因为见种业公司的领导不肯应答他们提出的赔偿条件，将患高血压的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围堵在会议室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因为省委大门口又有突发事件，我一直在现场处理。中午，我拖着非常疲乏的双脚回到自己单位时，见南长寿村的村民还都在那儿，就有些上火了。” 一问，原来他们的村民代表与种业公司就因为每亩还有10元钱的差距没有谈妥协议，而且双方都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我上楼把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叫出来好声劝他，说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像绝收的农民那么可怜吧！现在就差10元钱一亩的赔偿了，你就答应这些农民兄弟算了。可那经理沙哑着嗓门冲我说：农民们是可怜，我们种业公司的职工也不是开银行的。别说10元钱，就是再多一分钱我们也不答应！我一听就火了，对那经理说：你这是想解决问题哪？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吧？可你看看他们绝收的农民，为了上省城来讨还公道，拼凑了钱上省城来讨债，三个人合吃一盒方便面。你拍拍胸口，如果你敢说种业公司现在确实穷得再不能拿出每亩10块钱的赔偿金，那我梁雨润用自己的工资帮你解决这10块钱中的一半，你种业公司再另外拿5块钱如何？不就是4000多块钱嘛！我拿出两个月的工资，你看怎么样？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听我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说梁局长你真是好人，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让你拿自己的工资来为我们解难。那好吧，我做这个主了！第一个协议就这样敲定了下来，真不容易，磨了两天又一夜…… 梁雨润事后回忆说。我在省信访局的卷宗里看到了调解下的第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为：平遥县南长寿村部分村民与山西强盛种业公司因制种发生纠纷，经省信访局协调，达成四点协议：一、种植亩数按850亩计算，每亩保底价为575元，共计488750元，由种业公司赔偿。二、当年所产的合格种子玉米由种业公司按当地种子市场价回收。三、每亩的原种子款35元由种业公司从回收村民的种子款中扣除。四、种业公司的赔偿款分三次支付给南长寿村村民。没拿到赔偿现金的南长寿村村民仍不满意，梁雨润继续调解。但这个苦苦磨下的“协议”对南长寿村的农民来说，如同水中捞月一场空。原因是，当晚由梁雨润在场监督的“协议”，当时涉及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盖章问题。“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总不能把管章的人再从家里叫回办公室吧？”在南长寿村村民委员会在协议上盖了章后，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强调了这样一个理由。村民们信了他的话。“明天你们到我们公司去盖！”种业公司的人这样承诺。第二天一上班，南长寿村的代表梁中禄等人来到强盛种业公司，说要找昨天跟他们签约的那位副总经理盖章。管章的人告诉他们，副总经理不在，她不能随便盖章。“副总经理去哪儿了？”村民们有些紧张。“还说呢！他被你们气病住院了！”种业公司的人没有给农民们好脸看。“他住院了，可这协议上有他的签名，你们也该盖章吧！” 农民们拿出合同书。种业公司的人瞄了一眼，毫不在乎地说：“那也不行。你们找他去说吧！”农民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上医院找他！”他们赶到医院，找到病房，但病房内是空的，病床上挂着的牌子上有那位副总经理的名字，却不见其人影。“我们上他们当了！他们在糊弄我们！”农民们愤怒了。“这怎么可能？”梁雨润听南长寿村的农民代表回来向他反应情况后，极为意外。叫接待员打电话到种业公司，可没料想，这边电话还没打过去，就接到了那边的“一把手”——董事长的电话，说你们做得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把我们的副总经理折腾一夜不让回家？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想过后果没有？说着，对方的手机挂断了。梁雨润知道后，憋了一肚子气，这也是搞信访的“职业特点”——你得随时准备夹在中间受气。那天，梁雨润刚刚上班，强盛种业公司的人就给他递上一份盖着印章的公函。梁雨润接过一看，不由生气起来：“这算什么事嘛！”种业公司的公函内容不能不让梁雨润生气，因为他们在公函上的白纸黑字明确说与南长寿村农民的那份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并希望省信访局梁雨润他们按照300元的保底价作为赔偿条件与南长寿村村民商谈处理此事。 “卖种子时他们把农民们坑了一回，人家大老远的跑到省城上访又把农民们蒙了一回，还想让我们出面给他们擦屁股，亏他们想得出！”王英等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也生气了，说种业公司这么个态度，我们没法再插手协调了，等着农民再闹吧！梁雨润从椅子上站起来，摆摆手说：“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办得稳妥。种业公司这回的出尔反尔，必然会引起南长寿村农民更大的情绪，眼下我们要及时掌握那边事态的发展。”这是10月25日的事。就在梁雨润他们省信访局接到这份公函的差不多时间，南长寿村村民们也从广播喇叭里知道了种业公司的“毁约”行为以及他们提出的新赔偿意见。 “岂有此理！他们欺人太甚！走，到省城再告他们去！”村头的打谷场上，情绪激奋的村民经人一招呼，立即重新发动起三轮车和摩托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披上棉袄，拉起白布标语，再次向省城太原进发——这回的人数比第一次上访多出了几十人。前头是三辆摩托车开道，紧随其后的是十一辆农用三轮车，车上载满了受害的农民兄弟姐妹，他们带着满腔愤怒和誓死讨回公道的决心，要去求见省委领导…… 这也就有了我到太原第一天在省委大门口现场看到的那一幕。160多人集体围堵省委大门并在省党代会会场门口闹事，可不是一件小事。种粮农民们因种子出现问题造成绝收的事件同样不是小事。最苦最累的要算梁雨润他们这些信访部门干部了。领导和党代会的安全他们要负责，群众有难事上访求助他们也不能推辞责任。27日早晨，梁雨润耐心劝说南长寿村村民离开党代会现场，带着160多人回到信访局大院之后的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是“上了一次当”的南长寿村村民变得不再那么顺从了，二是种业公司无丝毫退让的意思。这可怎么办？难题又一次摆在梁雨润面前。“梁局长，也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如果种业公司不答应我们上次已经达成的协议条件，如果这回赔偿拿不到手，我们是坚决不会撤的！”农民们对梁雨润如此说。“梁局长，也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是的，农民的利益要维护，可我们的职工利益就不该维护了吗？”种业公司的人则对梁雨润如此说。看梁雨润还有什么招儿！梁雨润没有招儿，因为梁雨润不是神。但梁雨润有办法化险为夷、排危解难，他靠的是诚心耐心真心感化人，直到当事双方和解。听信访局的同志们讲，从南长寿村的农民再度上访省城起，他梁雨润就心急如焚，立即一方面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事情的来胧去脉，一方面苦口婆心劝说种业公司和其上级单位——省农科院领导，请求他们要客观真诚地对待农民受损问题。那些天正值省里召开党代会，各级领导都在会上，为了让领导出面协调和做说服工作，身为厅级干部的梁雨润像个办事员，楼上楼下、东院西院不断地跑，回头还要组织信访局的同事去安排、稳定好南长寿村的160多名来访村民。深秋的寒风里，梁雨润额头则从未断过汗珠子…… 在梁雨润的努力下，协调会终于再一次在信访局召开，农民代表和种业公司及各自的上级单位领导都派主要负责人参加了。然而在利益面前分歧严重，依然各不相让，梁雨润急在心里，又不能埋怨哪一方，只能耐心细致地协调。“农民的利益要维护，职工的利益同样不能刻意损害。既然要处理好事情，就得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合同上订的是750亩，种业公司应当对合同内的这个亩数的种植种子所给农民们造成的损失，按照你们上一次已经达成的协议履行赔偿责任……”种业公司的上级主管领导单位——省农科院的院长到底水平高、胸襟宽，一语能定音！种业公司不再言语了，南长寿村民拿着早先与种业公司签订的种植合同书同样无话可说。但还有多种的100亩地的损失谁负责呢？农民们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把目光盯向种业公司，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不再理会。农民们只能自己看自己…… 唉，谁让我们见了好事就有贪心，以为多种就一定能多收！进省城前，村民们自发按种植种子面积每亩交10元钱作为上访经费开销，可其余吃喝拉撒还得花钱呢！地都荒了，一年花在地里的钱每亩也有好几百，有人本来就是靠借钱贷款种的玉米，这下颗粒无收，还得上省城来讨公道，而且眼看着讨赔也不那么容易，一百多农民在省城几天里没有一人住旅馆，全部整夜待在露天，靠来时一身棉衣保暖。省城的饭吃不起，开始是三个人合吃一碗方便面，后来有人连方便面都不舍得买。一位妇女出门时带了32元钱，本来是预备饿了买碗面买个饼啥的，那天这妇女闲时看到街上的小摊前有卖便宜儿童服装，便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两个娃儿，于是横说竖说，用32块钱从小贩那儿买了两件孩子穿的衣服。因为与种业公司谈判一直没有着落，所以只能跟着大伙儿继续在城里待着。口袋里没了买饼买方便面的钱了，这妇女饿了也不吭声，一连两天肚子不进粒米，结果躺在信访局的石梯上晕厥后滚了下来，吓得同来的村民和梁雨润赶紧将其送到医院，看病花掉医药费足有几百元。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个妇女第一次进省城，夜间上厕所找不到地方，结果掉进了污水坑里，差点连命都丢了…… 一百多人，一天天地在省城待着不走，而且全都聚集在信访局大院里，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扛得住？几宿没有合眼的梁雨润，此刻忧心忡忡。可当他抬起充血的双眼企求农民们能够放他一马时，看到的却是一百多双正望着他充满期待的眼睛……“梁局长，你要不帮我们解决，我们这回就一直在你这儿待下去了！”农民代表们对他说。梁雨润只好把目光移向种业公司和农科院的领导，那些人把目光移得远远的，那目光告诉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商量余地。“依法办事，按合同办事”，人家的理由充分又合理，不能硬把所有责任揽到一边嘛！但农民毕竟是受害者，是社会的弱者，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梁雨润深知辛苦劳作投入了一年心血的农民眼见颗粒无收景象时的心境，那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呀！从南长寿村农民第一次进城上访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几百个农民继续闹下去，假如再出些人身意外，事情就更复杂了！梁雨润急得嘴唇直起泡，但在问题全部处理完之前，似乎谁也不同情他和他的同事们。 有了！梁雨润突然想到了平遥县所辖南长寿村的上级单位洪善镇镇政府……“来来，你们都是南长寿村民的‘父母官’，在乡亲们的危难时刻，我们一起用为农民所急的真诚之心想想办法！”梁雨润找来平遥县领导和洪善镇干部，如此这般地商量起来。“行，听你梁局长的。你已经为我们南长寿村的农民讨回了那么大的损失！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两级政府也不能不管。就这样吧：剩下事我们两级政府负责帮助南长寿村的农民解决！”“谢谢你们！”梁雨润激动得握住平遥县和洪善镇负责人的手连声致谢。“是我们要谢谢你梁局长嘛！”平遥人有些不好意思道。这回农民们该放心如意地走了吧？但梁雨润想错了，有过一回“上当”教训的南长寿村村民在梁雨润和平遥县、洪善镇干部的一再劝说问题已解决，希望他们离开省城回到自己村里去时，谁也不答应，说一定要见了种业公司赔款兑现后才肯走。与种业公司第二回正式签订协议的这一天是10月27日，恰巧是周五下班时间了。 28、29日是周六、周日，种业公司的会计外出不在家。梁雨润把村民希望见到汇款再走一事通报了种业公司，人家一听就又火了：我们由省农科院院长在担保，你们怎么还不相信我们呢？周一我们保证给！别再烦了，周一我们把原先分三次支付的赔款，现在一次性全部汇出！种业公司的领导更是咬着牙说话了。不行！我们就是要见汇款单！不见他们的汇款单就是不回村！有农民们继续嚷嚷，坚持不走。28日劝说一天，无果。29日继续劝说，仍然无果。30日是周一，当平遥县信访局赵桂花局长欢欢喜喜拿着种业公司从银行汇款的现金汇单给南长寿村村民时，有人竟然瞅了一眼立即吵嚷起来，说怎么少了一百亩的赔款。赵桂花局长解释另外一百亩的54000元赔偿款由我们平遥县政府另行支付给大家，哪知有农民反诬说，是不是你赵桂花局长吃了人家种业公司的回扣了？“你、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辛辛苦苦……呜呜……”女局长赵桂花当场被人气哭了。“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冤枉一位跑前跑后为你们办事的好干部呢？”梁雨润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了。这时，身边的王英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说：“我去想想办法。”说着就疾步离开现场。 “平遥的农民同志们，问题已经解决到这一地步了，你们提出的赔偿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省农科院和强盛种业公司现在的处理态度和行动也是积极和实事求是的，他们也作出了很大牺牲，一次性支付了你们的750亩绝收种子地损失，剩下的一百亩，平遥县也作了明确安排，这应该说是圆满了结的好事。可你们不能一味坚持所有的意图都按你们的来办。农民利益要维护，人家职工利益也要维护的嘛！再说我们处理也总得有个灵活方法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们再不离开省城，一定要坚持聚集闹事，那我只能马上通知平遥方面派一百个公安干警，并且请求太原市公安局再增援200名干警来强行遣返你们……”梁雨润这回真是发怒了，只见他说完这些话后，大步跨上车，“嘶——”地离开了现场。得到满意结果的南长寿村村民与梁雨润合影。这时，信访局处长王英气喘嘘嘘奔跑过来，只见他将手中的一个纸包交给平遥信访局赵桂花局长，说：“54000元整，你让大伙看清了，一分不少。”赵桂花局长问王英：“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钱？” 王英笑笑说：“我媳妇是今年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她有一笔转业安置费，我给偷偷提了54000元借你急用……”赵桂花一听，眼泪夺眶而出。然后转身举起那54000元现金和那张汇款单，高声对南长寿村的农民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吧？钱都在这儿！你们还不回哪？啊——？” “好嘞，我们回家了——！”160多位农民，这才欢欢喜喜地离开现场，登上回家的路途……从而结束了在省城的15天讨赔之战。11月3日，平遥县委书记带领的一行人专程来到省信访局，他们向梁雨润送上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良雨润田百姓福。平遥人感谢梁雨润和他的同事们，不辞劳苦为他们解决了一桩难事。事后我问梁雨润：“那天你向农民大发雷霆，是不是真的要派警察来驱赶他们？”梁雨润笑笑，说：“我根本就没有真心想请警察来，我是想吓唬吓唬那些不懂法、不明理的个别人。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啥时候，人都得讲究得理让三分。我们是个法治社会，做什么事情，都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对农民也有一个教育问题，如果需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时，我们应当坚决维护，但他们对政府、对组织、对他人也得尊重，尤其要遵纪守法。其他人也是这个理，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它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事，它是全社会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是的，没有全社会的所有成员的这份责任，和谐社会的建立只能是一句空话。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良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集中体现的正是这种和谐理念。人与人需要和，家与家需要和，族与族需要和，国与国更需要和。和，让我们心境愉快，能让我们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地去工作和生活。心平气和，能让我们在困难和艰辛时，找到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能让我们在胜利和成功时保持清醒和谦逊，从而获得更大的进步。人与人和谐了，我们面对的是笑脸；家与家和谐了，我们获得的是真诚与亲情；族与族和谐了，我们感受的是处处阳光；国与国和谐了，世界就是美好的大同。 和谐是一种心态，和谐是一种行为，和谐还是一种修养。和谐本身就是辩证法和自然法则。社会要创造和谐，那么就应人人行动起来，从我做起，点滴开始。而和谐本身，就是在克服不和谐的矛盾之中逐步实现的。和谐让我们的一切都美好起来。 正文 结语 假如没有梁雨润 没有梁雨润，这个世界照样还存在。没有梁雨润，这个地球肯定还在运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局部地方对一些弱者来说，没有梁雨润，则意味着一生的不幸，或许他们在人生的半途上倒下后不再能起来，或许一辈子永远处在含耻与痛苦之中…… 梁雨润在他所在的地方，他是那些民众的福星。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由衷地高喊“梁雨润万岁”这样的口号——我绝对相信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声。因为所有通过他的努力改变现状的百姓们真切地告诉我，如果没有梁雨润，他们或许还会一天天地挣扎下去，一年又一年地屈辱下去，直至对整个社会产生厌恶与憎恨…… 这种心结其实很可怕，问题之严重在于这种国民心态在今天的社会里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中存在着。它与我们如此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和日益繁荣的物质世界格格不入，与我们梦想建立的和谐社会更是背道而驰。在一个庞大的国度，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一个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强者与弱者严重分化的社会里，梁雨润这样的共产党人和国家公务员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我认识梁雨润是2001年的事。之前我们彼此毫不相干，后来因为一部，改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和熟人。 之前，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相识，并由于当时梁雨润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使我下决心为这位被百姓称为“梁青天”的人民好干部写一部书。这就是我用了仅半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当时写得很淋漓洒脱，但由于作品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比较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共有三人作了批示。为调查核实梁雨润的事迹真假，中央专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考察组，对其进行近半年的事迹核实工作。所幸的是我书中所谈及的梁雨润的事迹全部无误，于是在作品发表的半年多之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作出决定，号召全党向梁雨润同志学习。加之中央电视台把梁雨润评选为2003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梁雨润的名字和我的从此成为大家熟识的人物和作品。 但这期间，外人并不了解一个情况：因为梁雨润当时所在单位的个别人出于忌妒心理，扬言说是梁雨润“为了自我宣传”，向首先报导他事迹的记者与写一书的我“送了几十万元的好处费”。这一诋毁梁雨润和我及那位记者的人格的无耻谣言，后来被考察组否定，梁雨润的形象和我的从此不再受质疑，更加广为传播。梁雨润后来成为党的先进性教育中的一个全党学习榜样，根据改编的电影《信天游》，在这场空前的党员教育中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的主要发现者和传播者，老实说我心头想想此事就有些心酸：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并被人民誉为“百姓书记”的梁雨润，却被某些同级干部同事无中生有地诬陷造谣呢？ 细细想来，也很简单：有些人自己不为人民办事、办好事，看到别人做出一些成绩并出了名后，心里就醋劲涌动…… 中国的许多事坏就坏在这里！这样的人不仅仅在梁雨润身边有，我们的身边也常有。他们的所有本领是：我做不成的事你也别想做成；我没有捞到的好处，你也别想捞。这倒也没什么，可憎之处是：你明明出于一个共产党员和人民公务员的一片公心去为他人、为单位做些有益的事，并做出成绩之后，他自己不去做也就罢了，却反过来说你的风凉话，甚至造谣诬蔑泼脏水，实在是心胸狭隘小肚鸡肠。作为多年的纪检、信访干部，处理大量群众来信是梁雨润的日常工作之一。中的梁雨润，作为一名纪委书记，他看不惯有人不为百姓做实事，因而自觉自愿操心劳命去解决难题，为政府和党的形象增了光添了彩。 四年过去了，梁雨润怎么样了，这是人们有兴致关注的事。我当然也一直在关注着他，因为出来后，梁雨润对我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就是他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他必须是一名值得人们信赖的好干部。梁雨润无愧这一称号，尽管他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现实生活中其实有许多梁雨润式的活着的优秀共产党人和优秀公民，他们是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但在现实中又有一个非常无奈的现象：谁要是当一名活着的焦裕禄、活着的孔繁森的话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死去的那些先进人物更优秀，甚至十全十美。而十全十美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像梁雨润这样不是先由“组织”确定的先进人物一旦宣传出名后，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看法。好在梁雨润过得硬，好在他做的那些事让众多百姓受益和解难了，好在我们都是按着党性和良心在做事…… 有人会说现在的良心还值几个钱？这倒是真的，现今良心几乎不太值钱了！可就是因为良心贬值了，所以我们才呼唤人要讲良心。建立和谐社会，有人可以把党性扔在一边，但你总得还有点起码的良心吧！应该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温暖——这是梁雨润的一贯信念。发生在我们这本书里的故事，有些并不复杂，一般负责任一点的干部或公务员，完全可以像梁雨润一样处理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但就是有人不干正事，不那么负责，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放在心上，所以才把一件件简单的事，越弄越复杂，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有个共同的弱点，即容易爱富嫌贫，敬强欺弱。物质、权势和利益关系显得尤为突出的今天，我们身边一些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平民百姓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何改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何让弱者和强者享有平等条件下的共同的生存权、财富权与话语权，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项重大历史责任。据报界载文，目前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2300万，有3000万左右的残疾人，有2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人次上地市、进省城、赴京城的上访人员，更有亿万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和司法上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一庞大的数字组成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考量，也是中国能否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目标的难题所在。因此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强者有更大发展与发挥空间；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富有者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得收益与财富；尊重弱者，其实就是让不是弱者的人永远不会沦落成弱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千头万绪的烦恼就不再有了，勉强与无奈的情结也能挥之而去，一切变得清爽与流畅，快乐与轻松。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弱者，你就会受气、受欺，当你伸出干枯的双手去乞求他人帮助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背景没有送礼，你的事就可能永远无人理会，直至你怒发冲冠、出言不逊，或者做些过激的事，你因此就被扣上刁民的帽子。如果走运，你可能只吃了些筋骨皮肉之苦，不走运你就可能会背上黑锅而苦度终身…… 这绝非危言耸听，监狱的门内门外，你有心稍稍打听一下，会有人主动向你诉说这样的“典型事例”的。为弱者呼唤尊严，我们怕谁？怕过谁？但我们确实最怕的是那些连起码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讲的公务人员与官员！党一再提倡“执政为民”的理念，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应该为民执政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们能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哪怕是出于人的基本同情心去关怀或关心一下那些脆弱无助的人们。但正如我在采访梁雨润时所看到一幕不该看到的场景时，我失望之余更坚定地要为梁雨润再写一部书，写一部的姐妹篇——仍然并非梁雨润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仍然并非有哪个上级领导或者主管部门指令我去发现和挖掘某一先进典型。 是我觉得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事要有人去处理、去处理好，是因为我们这有七千多万中共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几千万人组成的公务员队伍的大国。为什么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却没有去管、没有管好，最后成了没法管的烂摊子！每年国家和各省市区开“两会”或党代会一类的重要会议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结伴上访或者单个找领导的事已非新鲜，国家和政府为了保障这些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为确保不让“刁民”们闹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万、上千万哪！据说中央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进行“稳定”工作的公安、信访方面的人员多达上万人，他们吃住在各自的“驻京办事处”或宾馆，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所费不赀。其实，进京上访的人大多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北京来的，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决，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顶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面的官员，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后还是没人理会。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到北京来，找京城的清官。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为什么有这样的风气？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下面的官员不办事。不办事还不要紧，有的地方的官员不仅不办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烦一怒，你就倒大霉。里所写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实本来在基层、在事发初期是完全可以解决或解决得好的，但该办事的时候有人不给百姓认真办，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时，在北京和上级一道又一道“批示”、“责令”下才硬着头皮去办，而且即使去办，在感情上对老百姓仍旧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强的办事态度与煮夹生饭的办事方式，其结果不难想象，老百姓怨声载道便是必然结果。怪谁？当然责任不在百姓！这样社会能和谐吗？不能。有一次在现场看梁雨润处理一起群众围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触。那天有上百群众，举起白布写的标语，他们希望同省领导对话，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与上访人员人数相近的公安人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站在现场似乎束手无策，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怎么办？折腾下去，一是没个头，二是影响不好。负责现场的公安局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们很着急。后来，匆匆赶来的梁雨润出现了，大家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笑容，窃窃私语道：“老梁来了就好了！” 梁雨润确实有办法，只见他三下两下地就把现场原本态度强硬的闹事群众领走了。我当时就想：假如没有梁雨润怎么办？“假如没有梁局长，那肯定闹事的人还会多蹲上几个小时，甚至可能是几天，或者来了一次又一次……” 信访局的一位处长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大量的现场与实地采访证明了这位处长的话。假如梁雨润这一天因事没能到现场，事情会闹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心头多次设想的事。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离开了谁，地球还照常会转动。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大量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那些原本对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深怀信任的群众，因为一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恳求组织和政府帮助解决，但就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磕青了头，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一拖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这些需要帮助的群众，本来对政府、对某个部门或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少意见，结果因为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够了冷落和歧视，甚至是无情的报复与残酷的打击，最后走向了仇视社会的极端。这样的事并不少。而从这个意义讲，没有梁雨润这样的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很不和谐，各种矛盾越聚越多，最后结果是，一些原本简单的事情成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平平常常的矛盾激化成“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严重对立…… 因此在我看来，对百姓有真情、处理起事情来又有方式方法、能干实事、能办好事的梁雨润，我们太需要他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期望梁雨润式的干部越来越多…… 正文 后后记 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到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主抓群众接访工作，经他之手处理的民事案件和化解的难题数以千计，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央、省里挂名的“老大难”问题。由于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不能一一记述。但在采访日子里，所到之处，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梁雨润同志在百姓中的威望之高，令我常常敬佩与感动不已。 北京。10月10日，就在笔者正与梁雨润交谈时，突然有人急慌慌地前来向他报告：几个山西籍的人在中央机关办公所在地的门口闹事，谁也劝不动。“那我去一下。”梁雨润连与我打个招呼都顾不及，起身便走。 一个多小时后，他汗水淋淋地回来了。“对不起啊……”梁雨润一边擦着汗珠，一边向我抱歉道，“刚才把几个上访群众送上回太原的火车了，耽误你时间了。”一直为突然冒出来的事绷紧神经的我顿时轻松地笑了：“你到底有什么招儿呀？公安警察和别人都治不了的事，你一去就这么顺当地解决了？”梁雨润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我跟群众谈得拢。”“怎么才能谈得拢？”“当然首先你得跟他们有共同语言，讲话还得有技巧，他们能听得进去，觉得你没有架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而且要公正、公平地看待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意见，并敢于作出判断，承担责任，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建议，绝对不能用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又什么责任都不敢负的态度对待群众……”梁雨润说得很随便，但我听后细细品味却极感深刻。于是也有了下面笔者和他的几段对话——“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干部恰恰就是做不到你说的这几点。”我说。“主要是感情问题。看他对老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百姓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没有了对百姓的基本感情，你就不会感觉别人的事有那么重要、那么紧迫，所以你也就不会去认真负责地处理。”梁雨润说，当他每次看到有老百姓来找他，尤其是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跪下双腿来求自己时，就会揪心。 “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家庭几十年，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三长两短？就算今天你有权有势，你也保证不了一生都顺畅，何况你有后代、你有亲朋好友，他们也不出一点问题？想想这些，我们就会对那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心态好一点，工作勤奋一点，或者态度好一点，把事做得细一点，本来可能很激烈的矛盾就化解了，再难的事也不用拖那么长时间了……” “当公务员的不办真事，当干部的不为群众着想，怕麻烦，怕惹事，这是我们现行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导致一些地方的社会不和谐、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梁雨润深有体会地说，有些事，你早发现、早处理了，就什么矛盾和冲突也没有了。你拖着不办、不处理，麻木不仁，甚至说些难听的话，做过伤人感情的事，群众情绪不对立才怪！小问题就一下变成了大问题，局部问题一下变成了全局问题；个人的事、单位的事，一下可能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大事了！“所以和谐问题，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广大干部和公务员的执政理念、勤政能力以及他们的素质与水平。当然不是说老百姓本身就没有一点问题，但群众与执政者产生矛盾和分歧时，执政者是主要因素，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 我经常对一些官员说，你们少请客一次、少外出旅游一次、少到国外跑一次，省下的钱就能解决一个甚至好几个群众的困难了。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遇到需要为群众解决一些经济困难时，就说没钱、没钱。应该承认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有些地方财政不算宽裕。可是我们真的就一点能力也没有吗？不是的。我举个例：山西有个地区，有个上访群众就是为了15000元的事，与政府闹了好几年，当地干部为这个人光到北京一次次接他回去花的钱就有15万之多！如果那里的干部和领导会算一笔账的话，这个群众的问题不早解决了嘛！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地方的干部和领导并不算这样的账，他们只算给群众解决困难时要花多少钱是如何如何的“没办法”，可从来不说为应付和处理这些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全国各地一年光为应付和处理群众上访事件所花费的人力财力不计其数，数额惊人！ “都是国家的钱，人民的钱，纳税人的钱！我们应当学会心疼我们靠汗水和辛劳换来的财富，不然国家再强大，早晚也会吃穷吃空的！而且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原本几千元、万把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十几万元、几十万元还没法解决！”建立社会和谐，司法公正、公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在一些群众有意见，闹事，就是因为司法不那么公正、公开，人情案居多。一些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要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首先要解决司法本身的问题，这是关键。“最后我想对普通百姓说一句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时期，进入转型的历史关头，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随之也不断突现。追求社会和谐，过上富足、祥和、快乐的幸福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些不如人意之处，我们每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应当以健康的心态，正确面对可能出现在你身上的问题和矛盾，学会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尤其要体谅政府和国家的难处。考虑问题和处事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人与人相处时，更应发扬谦和、谦让的中国传统美德，即便理都在你这一边，也要做到得理让三分。这样，我们13亿人才能真正做到和谐共处。”身体力行的梁雨润，思考比笔者写时更加成熟和深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曾经感动中国的人物，今天更能感动你我他…… 在一书收笔时，正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有幸聆听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他倡导“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号召作家“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去创作，以及“进步文艺，刻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等话语，长久地回响在耳边。当代的进步文艺为了什么？我们作家的创作应该走什么方向？这些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给我们作了深刻的阐明。备受鼓舞之际我有一种欣慰：回顾近十年来所走过的文学创作历程，我自我检查，感觉基本在朝这一目标实践，并且没有停止过。十年来，我创作了十几部作品，近三百万字，虽然觉得很累，而且经常有朋友劝我别那么累了。确实很累——作为非专业作家，作为负责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再腾出时间写作本身就已经是件很累的事，问题是还必须使作品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注定是更难的事。但我一直没有听进朋友们的劝告，原因很简单，单位的工作责任是不可推托的，写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更加不能放弃。尤其是在已经相对越来越熟练的创作实践之后，感觉要写和可以写的或者别人压来的任务太多了……绝不是贪婪，绝不是随意，更绝不是想进入“工业化”的写作状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写，别人追在你后面等着你去写。有人认为，一个人写作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吃老本了，小说家和诗人可能是这样，但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除非你的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没有了。 一个充满文学激情和新闻感觉的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能在你生命允许的每一分钟内停止关注社会、停止写作生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给予了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一种财富和生命的不懈推动力。你可以耗尽精力，你可以缩短寿命，但你不能不满怀激情地一次次投入火热的生活，采撷鲜活的素材，进行紧张的创作——像战士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一样。我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减弱这种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激昂情怀，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的许多宝贵东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写梁雨润即是一例。我历来主张，报告文学必然具有“报告”的对象与“报告”的效果。 一部报告文学，我们检验它优秀与否，如果不考量读者和社会及市场对它的反馈，就将失去这一文体本身的意义。没有读者和没有影响面的作品，首先就已失去了报告文学应有的文本功效，获再多的奖也没有任何用。同样道理，不能一版又一版地发行、被一批批读者长久阅读的作品，也不可能称得上是优秀的报告文学，更无须去谈论它的“文学性”了。在各种媒介大膨胀、大发展的今天，报告文学越来越被近似的文本样式（如电视中新闻和“纪实”类的东西）所挤压，报告文学的创作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形势与发展态势。报告文学又因它独特的新闻材料所构成的基本内容，常常容易被电视与报纸的新闻所赶超和克隆，很自然地被公众淡化与漠视。 如果加上创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报告文学毫无疑问将面临“死亡”的境地。为了这一文类的不“死亡”并能重新散发独特魅力，我们只有靠比从事任何文学类别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们付出更多的劳动与高超的智慧去实现。我们不可能有那些具备越来越完备的现代化手段的新闻记者们的强势条件，也不可能有小说家和诗人们那样悠闲潇洒的生活方式，报告文学作家是冲锋的战士，是驰骋的骑士，是生命驿站上的赶路人！ 我们永远疲劳，我们永远激情，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才可能永远保持其文体的存在价值与创作这一文体的意义！ 这是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要求和文体自身所决定的。今天的人民依然非常愿意看优秀的报告文学，非常喜欢看那些与他们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报告文学作品，我因此而继续狂热地热爱报告文学，并愿意写更多梁雨润式的人物，写伟大时代出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重要事件。我热爱报告文学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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