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Ⅲ·广东太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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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Ⅲ·广东太竞争》

引言郭台铭出深圳记

郭台铭，这位台湾科技界的“成吉思汗”，在驰骋疆场37年之际，于闪光灯里低下了他的头，于对手注目下“北上西进”。1988年，郭台铭挥斥方遒、因时而动、渡江过海、入主深圳，因此，成就了他的“代工帝国”；而今，在深圳的竞争浪潮下，郭台铭再度选择离开，离开总会平添几分落寞与伤心，但是，远处的扩张似乎也宣誓着这位被《商业周刊》誉为“虎与狐”的枭雄更大的野心与计谋。

<h3>结缘深圳</h3>

1974年，郭台铭以母亲标会的20万新台币与十名员工成立“鸿海塑胶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塑料成品，以黑白电视机的旋钮为主。当有人问“鸿海”为何意时，他总会说：“‘鸿’在天，‘海’在地，鸿海就是一家要做天地间生意的公司。”1976，挣得第一桶金的郭台铭转型模具领域。成熟的模具技术加上敏锐的商业嗅觉，使得郭台铭在其他同行还留恋家电业之时，又迅速转型生产个人电脑连接器，他以连接器、机壳等产品为重心，力行“量大、低价”的竞争策略，迅速占领市场，1982年，公司更名为“鸿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为了使公司进入全球市场，1985年，郭台铭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并创出“FOX”品牌。

郭只身一人拎着皮箱去美国，在此期间，他雇佣了一个美国人做行销经理，同时兼任司机与英文口语教师，俩人就此组成了这家美国分公司。郭台铭一直称鸿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因此，为了争取一流客户的订单，郭台铭几乎跑遍了美国50个州中的32个，住是12美元一晚的汽车旅馆，食则丹尼斯（Denny’s）这类的连锁餐厅、就连菜单他也能倒背如流。一直以来，正是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才将对手一一比下阵来，原定2008年退休的他，同年在鸿海系遭遇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的挑战之后，再度出山，以每天工作15小时的精力、59岁的高龄站岗。

80年代中后期，台湾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传统产业在新台币的大幅升值、工资与土地等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难，被迫外移。

郭台铭与鸿海也在第一批外迁浪潮中。因为，郭台铭有一个著名的“全球成本竞争”概念，就是“社会成本+国家成本+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他认为，“只要是制造业，就无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

当时台湾人月基本工资已超过新台币1万元，大陆的人工则折合新台币仅2200元，两者相差近5倍。特别在台湾有钱也请不到人，而内地工厂门外却是排着长队进厂的打工仔、打工妹。

同时，经济起飞带动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而当时的大陆，土地资源要多少有多少，并且各地方政府为积极招商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也颇具吸引力，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就连主要的税收也优惠得诱人，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即前5年免税，后5年只需交一半，若厂商继续投资，还能继续享受优惠。

那时，他已看中深圳这处靠近香港的中国改革前沿。于是就在鸿海集团成立14年后的1988年，设立了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的鸿海精密有限公司，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随即又在宝安区龙华镇成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因此，郭台铭也成为当年少数突破两岸政治风险、正是进军大陆的台商之一。但与日后的大发展相比，80年代末期的“手笔”只能算是“试试水”而已。

1993年，第二波以资金密集型为主的台商投资大陆热潮又兴起，这时的鸿海已经在积累了一定的力量，拥有了扩张的条件。1993年，大量的企业在深圳龙华买下土地，郭台铭也看中了紧靠在深圳市区的龙华，当时的龙华还是一片荒野，野草比人长得还高，郭台铭站在一个高处，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这就是现在占地2.3平方公里龙华园区的雏形。从1996年开始，富士康深圳的厂区就朝龙华园区搬迁，自此，这成为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一个厂区、富士康工业地产的源头、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组装基地。

郭台铭诠释他选址的理由时说过：“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他认为，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那时，大个子总裁郭台铭站在150位新员工面前训话：“我们要做全球最大的企业!”下面有员工不禁偷笑：“这个人真能吹牛。”就凭这一栋厂房，百十号人？没人敢相信。

多年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多万人的工厂集群。

郭台铭有句名言：“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你周遭的人，就决定了自我的格局。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看得比较长远，空间就比较宽广，就不会对得失看得太重。”或许，正是得益于不计一城一池得失，郭台铭才在对的地方与对的时间，打造了全球代工企业。《中国时报》更是在解析郭台铭与鸿海的成长时称，“从1985年刚挤进台湾制造业‘一千大’的传统模具公司，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这和郭台铭1988年着手在深圳建生产基地、利用大陆低成本的生产优势有绝对关系。”

<h3>饥饿的巨人</h3>

郭台铭祖籍是山西，所以骨子里也流淌着晋商的血液。一直以来，他都追求建立“大中华制造工厂”，他曾自述：“我父母是从山西省到台湾的，我们不仅仅是台湾的思维方式，更是大中华的思维方式，台湾与中国内地的生意应该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也踌躇满志：“大陆未来将是我们制造技术的实验战场，在那里我们要挑战制造、销售的最高境界。”

1996年2月1日，富士康龙华基地破土动工。边建厂边生产边出货，从此，富士康走上每年最少成长50％，有的年份增长100％的高速发展之路。2009年第2期《中国外资》评价其为，“这个从1996年开始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的制造体，就像一辆刹不住的跑车。”同样，在富士康员工中也流传着一句话：“看千年，看西安，千年古都；看百年，看北京，百年古城；看十年，看深圳，十年变化；看一年，看龙华，富士康速度。”

郭台铭也善于利用深圳这块规模尚小但发展迅速的业务来招揽潜在客户。自进入个人电脑领域，鸿海的潜在客户就锁定了戴尔、康柏、英特尔等。1995年戴尔总裁迈克尔·戴尔到访华南时，郭台铭以安排戴尔与他熟识的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为交换，获得驾车送戴尔去机场的机会，然后，郭台铭又在途中安排了一次戴尔参观他工厂的小插曲。当时，戴尔公司尚未跻身全球五大个人电脑厂商之列，而鸿海也还未生产戴尔直接购买的零配件。但是，郭台铭却看准戴尔是颗明日之星，因此一心想与他结识。如今，鸿海已成为戴尔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助力了郭台铭的帝国扩张。从2001年到2008年，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年营业额从200亿元飞跃到4207亿元，8年增长了21倍；其中出口总额更是7年蝉联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内地企业出口冠军。

而这几年，郭台铭也登顶人生巅峰。2005年3月1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名中，55岁的郭台铭以32亿美元身价名列第183名，首次跃升为台湾首富。与此同时，富士康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也从2005年的371名上升到2009年109位。

从深圳出发，富士康的版图已经遍布全世界。在国内：2001年，北京科技园开幕；2003年，上海松江科技园、山西太原科技园、杭州钱塘科技园开幕；2004年，山东烟台科技园、深圳观澜科技园、上海富士康厂开幕；2005年，深圳松岗厂开幕；2006年，天津科技园开幕；2007年……至此，全国四个直辖市、十余个省市都遍布着郭台铭的生产基地。在全球布局，日本、美国、英国、芬兰、捷克、巴西、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研发基地。

2007年9月，郭台铭在第四次中国网商大会上演讲，这也是第一次在大陆企业界公开亮相演讲。讲到富士康的成功之道，他说，富士康赢在策略。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方向、时机、程度。南辕北辙就是方向不对，车再好马再壮车夫再强，但永远不能达到目标，成吉思汗会赢，是赢在方向，赢在策略。

投资大陆、成立鸿海全球基地的“黄埔军校”——深圳龙华工业园，无疑都成了他称霸世界的舞台。

郭台铭曾说：“富士康是一个饥饿的巨人，永远不会撑得打饱嗝。”然而，就在一路顺风顺水之时，新秀的崛起、经济环境的转变、福地生祸端却为这位巨人带上了“镣铐”，丛林不再是鸿海一家独大，掠食者虎视眈眈。

<h3>“大佬”恩仇</h3>

深圳，一直以来都被奉为竞争最惨烈的商业战场，有时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也会让老将失算。更何况，还是代工这片血腥之海，几乎是大逃杀一样的生存准则。然而，初生牛犊总有着一种不管天高地厚的豪气，不按常理出牌反使老将难以招架。

2002年，郭台铭邀请王传福（比亚迪创始人）和孙一藻等人参观富士康台湾总部，本意是对王传福示好，希望拿下比亚迪电池塑胶盒的代工业务，谁料，这一举动反成了“引狼入室”。

当时，比亚迪只是做手机电池的小企业，而且，处于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暴利时代的末期，生产手机电池的利润也深受威胁，据相关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充电电池的价格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同时，随着日本厂商对中国的技术开放，锂电池生产门槛大幅降低，很多厂商蜂拥进入这个行业，分享利润。

随着竞争的加剧以及产品盈利空间的一降再降，比亚迪在电池领域的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也受到了很大挑战。王传福也说：“电池这个行业，再过两三年，我们恐怕就要捅破天花板了。我们需要找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行业去做，但是我们又希望那是一个与电池相关的行业。”

这句话其实已经为后来的转型埋下了伏笔，只是，郭台铭并未料到这艘小舟竟敢打它这个手握几十亿美元订单的世界级代工航母的主意。

没人知道，当郭台铭领着王传福在车间参观时，王传福脑里在勾勒着怎样的蓝图。但是，从王传福踏出鸿海的门后，宣告王、郭交火不可避免的展开。

最先，凭借着之前比亚迪为手机巨头们长期生产电池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2002年，比亚迪正式进入手机代工领域，主要从事手机模块及组件制造，包括手机外壳、液晶面板、摄像头、柔性电路板、手机模具等业务。

而后，王传福用了短短几年“克隆”出了与富士康近乎相同的手机代工产业链，从2003年起，比亚迪从富士康挖走400多名员工。同时，也从富士康那里“抢”来很多订单。

郭台铭一直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聪明的乞丐在恩客给的50元和100元钞票之间应该选择50元的，只有不贪心，才能细水长流。所谓的“不贪心”在他的经营哲学里就是“为了客户，死扣成本，压低价格，别一口吃个胖子噎死。”因此，他的报价总能比对手低出20%，甚至更多，为的是让利给客户，以求细水长流，基业长青。因此，郭台铭在业界也留下了“Cost Doerry”的绰号。然而，一山更比一山高，据说，同一个手机方案，比亚迪的成本要比鸿海低20%。

短短几年，比亚迪在手机代工领域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4年，比亚迪手机业务实现营收9.93亿元，占比亚迪总体收入的14.7%。2005年年收入达到了19.06亿元，占比亚迪总体收入的29.3%，比2004年增长了103%。在比亚迪电子上市之前的2006年，比亚迪手机代工收入增长高达169.3%，达到了51.35亿元，占比亚迪总体收入的39.67%。同样是在2006年，比亚迪的手机代工部门已经得到诺基亚“手机机械部件解决方案”15%的业务，摩托罗拉3%的业务。金融危机开始后，比亚迪股份的财报却很乐观，2008年较2007年还增长了26%，实现了净利润10.21亿元，其中，手机业务收入为119.33亿元，同比增长30%。

与比亚迪的一路长红相比，富士康显得有些战战兢兢。《It时代周刊》中曾经采访过富士康的员工刘根（化名），他说，“富士康的光景大不如从前，比亚迪抢走了我们太多生意。特别是去年（2008年）下半年，公司又遭遇金融风暴，订单大幅萎缩。”从2008年富士康公布的财报看来，较2007年，营收减少了14.61亿美元，降幅13.61%；净利润1.21亿美元，较2007年的7.25亿美元狂跌83.22%。尽管，金融危机成为不太乐观的财报的托词，但是，投资者还是很清楚，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正是比亚迪正在将富士康拉下高速增长的神坛。

睥睨天下、脾气火爆的郭台铭还是被激怒了，商业纠葛升级为一波三折的战争。

其实，让郭台铭最不爽的就是比亚迪的“商业剽窃”，而他也一直讥讽比亚迪是“山寨”不如、靠盗窃技术起家的企业。因为，比亚迪在手机代工上走的路径与富士康有着惊人的相似处，而且从富士康跳槽的400多名员工都是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更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送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其中还包括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脾气火爆的郭台铭不仅连续两年在股东大会上炮轰对手，强烈谴责对方窃取富士康1万多份机密文件；最后，干脆将比亚迪告上了法庭。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网检系统检测到王伟等富士康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公司当即报警。富士康随后请求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亚迪的办公地点查扣复制了该公司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的计算机硬盘内容。证据显示，该硬盘中有富士康文件头字样的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人的签字。2006年6月，富士康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柳相军、司少青两人在跳槽比亚迪后，泄露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向两人索赔500万元，并要求法院判令比亚迪立即停止侵害富士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个月后，第一批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但比亚迪方面却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2007年6月，富士康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51.3亿元。一个月后，正值比亚迪原计划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的日子，由于诉讼，比亚迪上市的第一次申请过期了，之后比亚迪又继续提出上市申请，富士康也紧随其后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比亚迪最终被推迟半年上市。王传福也按捺不住，直在公开场合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

纠缠了近两年的案件在2008年时有了初步结果。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2008年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4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另外两名获刑员工，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

这样的判决显然让富士康不满，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亚迪方面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富士康似乎越来越被动。而业界也认为，这有可能是比亚迪转守为攻的重要标志。

对这场商战的分析，如《It时代周刊》所说，“王传福是深圳市人大常委，对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权，从这一点上来看，富士康就完全落于被动。另一方面，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当地法院倾向本地企业，在国内见怪不怪。”

郭台铭对此也十分委屈，“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在深圳打不赢官司，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

这场官司似乎让富士康有些心寒，一直以来对深圳有着重要经济贡献的它，显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法庭上的失利更添郭台铭的怒火，由此引出一系列的口水战。郭台铭常说，“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

不过与富士康不同的是，比亚迪从电池延伸出的产业除了手机代工还有汽车产业，这步棋比“求稳”的郭台铭下的超前一步，郭台铭称汽车是其6C战略（puter电脑、unication通讯、er Eleics消费性电子、t数位内容）之一，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大动作，而比亚迪乘着国家新的汽车产业政策与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之大势选择了节能和清洁的发展优势，已经成为深圳乃至中国著名的汽车自主品牌。

当巴菲特对比亚迪汽车深表赏识，当比亚迪汽车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会上大出风头，当王传福这个名字在美国金融界流传开来，郭台铭更是火冒三丈，直接抛给力挺王传福的巴菲特三大疑问：“巴菲特一直标榜只投资有诚信、长期经营的公司，为何要投资窃取商业机密的比亚迪？巴菲特敢不敢驾驶比亚迪汽车上下班？巴菲特是用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的？”也不无挖苦地表示：“世界没有什么股神，也请小股东们相信，不要听到巴菲特的名字，就吓呆了。”还放言“论竞争力，它（比亚迪）绝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也不把窃取商业机密的公司当对手。比亚迪在模具等众多产业领域中，连我们的1/10都不到，如果我输了，就从这里跳下去（指着背后的落地窗）。”

但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却说，“郭台铭质疑比亚迪汽车质量的说法没有道理，它在国内自主品牌里还算过硬，它们的纠葛是双方的积怨所造成的，与汽车无关。”

据说，现在，但凡驾驶着比亚迪汽车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被允许进入富士康工厂的，在门口时，保安就会将其拦下，并且会一本正经的告之：“比亚迪挖我们的人，两家公司有竞争，公司老板规定不让进，就像两国家打仗一样。”

在这场仗中，与王传福高超的商业手段与背后各方势力的支持相比，郭台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不再风光如初。这场竞争中，郭台铭焦头烂额，也乱了方寸。

<h3>“邻居”受宠</h3>

曾有学者说：“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山寨’文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工业文化和以华为为代表的研发文化，构成了深圳制造学缺一不可的三位一体内核，只要这一内核继续完好无损，并且内部相互影响，就足以使深圳在未来能继续保持充沛的活力。”可惜，这“三位一体”在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下，正在被有意识的改变。

不得不承认，当深圳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之时，深圳政府与富士康的12年“热恋”也有些冷却，两者也在重新审视彼此。2010年5月，在广东“珠三角规划纲要”会议上，一位高官更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产业链转移至内陆，深圳已不再视富士康为“生金蛋的鹅”。

与对待富士康截然相反的态度，深圳政府竭力“献媚”富士康的邻居“华为”。因为华为是制造业遍地的深圳为数不多的科技企业，当深圳提出要做创新性城市时，华为更是一张闪亮的名片，深圳明白华为对它而言、意义非同小可。

在龙岗流传这样一句话“华为一咳嗽，龙岗就开始打摆子”，因此，无论如何是要将华为服侍周到。自2005年起，龙岗就细微体贴地成立了“服务华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即市长，从上至下，区里、街道都设立同类机构；2006年，距离华为十几分钟车程办公的坂田街道办还干脆在华为对面租了栋厂房，将街道办的领导都集中在此办公，同时，也专门成立了“华为周边整治办公室”，其中包括一只特别为此成立的城管执法的机动中队。全街道唯一一辆专用机扫车每天唯一的工作也是从早上7点至晚上9点，不间断的围绕华为基地转。

2010年，就在富士康传出“出走”消息时，深圳政府更提出要为华为打造一个“华为新城”。事出新上任的深圳龙岗区区委书记蒋尊玉的华为之行，此行蒋见识了华为员工所说的“进门时欧洲，出门时非洲”的景象，华为基地美轮美奂，双向四车道宽阔干净，园内一片现代的欧式建筑；园外却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重重包围。

当时，负责接待的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只是开玩笑道，“华为总部周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消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建设点好吃好玩档次高一些的设施，华为人都比较喜欢吃，有几家上档次的餐馆就好了。”

认为“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的领导却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而且甚至做了更大的盘算：一方面,政府想改善华为周边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华为，借机发展。通过打造华为科技城为华为这个强力的“火车头”提供一个更能发挥能量的平台。

不管如何，深圳政府对华为可谓是呵护备至、宠爱有加，相比之下，富士康则被冷落一边。

<h3>争抢富士康</h3>

产业内外的竞争都向富士康施压，不管是“负气”还是“负重”，富士康这回真的是“走出深圳”了，原本低调的郭台铭在这次“北上西进”中，也频频出现在镁光灯下。相比在深圳的待遇，富士康的“内迁”成了郭台铭大出风头的舞台。

富士康转移深圳的消息一经传出，各地方政府就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为争夺这个巨型企业暗战不休。对于内地城市而言，富士康绝对是GDP的宠儿。

仅河南一省，郑州、开封、南阳、鹤壁四地就为富士康落户本地而积极奔走。2010年6月20日，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在35℃的高温下专程迎接降落在新郑机场的郭台铭。离开机场后，一行人便驱车前往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这里就是之后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而后，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此处是当地斥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晚间，宾主还共进了一场晚宴。在此过程中，颇值得玩味的是，郭台铭搂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边逗笑一边与河南高管洽谈的场面。

一直以来，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争夺战中的一员。对于富士康而言，邀请的话已有很多，而省级领导的亲自拜访也不再少数。郭台铭并不担心富士康没有“落脚地”，相反，他大可根据各地开出的条件，择优选择。因此，他在逗弄女儿时显得那么悠闲怡情。

此后，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队的几十人相关领导代表团更是前往深圳，与郭台铭进一步洽谈相关事宜。其中，参与谈判的郑州市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宝成说，“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由此可见，对于河南省而言，他们誓在拿下富士康。

在争取富士康的过程中，河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以“政治任务”安排郑州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去富士康实习；发动居委会协助富士康招工，为富士康在各个居民社区张贴告示，派发报名表等。这种大规模的招工行动一方面是在为富士康迁豫做准备，一方面也在向竞争对手释放烟雾弹。

其实，早在几年前，河南郑州市就已经成立了富士康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富士康的招商工作。而郑州也开出“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的“支票”。

河南省省长也对部下做出这样的要求：“现在的一些项目，也别是大项目、好项目，往往多家、多市、多省在争，越是大项目好项目，业主投资越谨慎，往往提出各种条件，这就有一个决断的问题，所以在做好大量前提工作的基础上，必要的时候主帅出征，果断决策。”

这一系列举动让人不禁联想3年前富士康科技园落户秦皇岛的签约仪式上，郭台铭的一席话。当时，他说“河北省从上层、中层到底层，大家理念一致、行动一致、服务一致。你们做事的细心、做事的认真、做事的精致，真是把我的心俘虏了。”

2010年，河南郑州“俘获”郭台铭的心，无疑也是找对了郭台铭的兴奋点。像郭台铭这样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人，像鸿海这样的“电子代工航母”怎么能够忍受别人的“白眼”，当然，更是不愿自讨没趣。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像2年前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所说的：“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有地方政府来富士康蹲点，开出优惠条件，排队邀请我们去投资，我们选择余地很大。”

在这轮“示好”中也不乏原先就有合作的武汉。2007年时富士康入驻武汉时，就享受了武汉政府为其量身定做的17个重点配套项目方案，包括土地征用、专用铁路线建设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富士康在武汉的生产线，武汉市政府也为其送上了“赞助60万平方米新厂房”和“代建职工廉租房”的聘礼。（《第一财经日报》）

再往前追溯，2009年2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亲自到台湾会见郭台铭，据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来招商的，我是来给你送订单的。”（《中国证券报》）当时，惠普在重庆建立了笔记本电脑基地，而黄奇帆则立马为富士康这样的龙头代工企业牵头，解决其“订单”压力。

不管怎样，在这场内迁的戏里，郭台铭充分演绎了他的“大佬”派头，做足了“你不优惠，还有好多地方等我投资”的姿态，这些都足以抵消离开深圳的落寞。

<h3>结语</h3>

从富士康的身上，很容易看出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拓荒者的影子。12年间，郭台铭这位来自海峡对岸的“拓荒者”就用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龙岗的荒草丛中打造了一个“代工紫禁城”。但是，与富士康同步发展的深圳，也在这12年间成长壮大了。现在的深圳，就是角斗场，就连富士康这样的行业龙头也倍感压力。

或许，经历了台湾转移的郭台铭早已料到深圳制造业迟早也有升级的一天。因此，尚且可以将其早年在内地的“南征北战”作为“攻城略地”的卒子，郭台铭常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有更好的办法”，在适当的时机“以退为进”大概就是其下的最绝的一招。

第一章中意“食头箸” 1、生猛鲜活话特区

易中天用“生猛鲜活”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发高烧”，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h3>深圳式第一</h3>

“特区”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区”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但是，吴晓波在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有了革命导师的金玉良言，骆锦星也敢大胆去想了，于是，他支了这一招，就是采用补充贸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从罗湖桥来到深圳。由于那时从香港到深圳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他找来一辆自行车让别人骑着，他则坐在后架上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双方在爽快的谈判之后，刘天就开发出了一个楼盘，那就是著名的“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h3>传奇缔造者</h3>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h3>“外贸之都”的尴尬</h3>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鸣的机器声推动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有产就有销，产销结合自然催动了贸易的繁荣。

广州自唐宋时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经营也占全国之冠。北宋《萍洲可谈》记载：“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的“十三行”更是广州早期商贸的雏形，当代，著名的“广交会”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广州处于珠三角的中心，这地缘优势与历史背景都使广州对“外贸之都”的地位当仁不让。

一时间，“粤货北伐”倍显意气风发。大江南北都流传这样一句广告词：“好空调、格力造”；《女友》专栏作家桃之夭夭也爱在其时尚杂文里“淘广州外贸”。商品捎带着“粤语文化”、“粤菜馆”一路北上，让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内陆都摇曳生姿起来。

但是，如今的这种盛况却渐行渐远，正如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中国经济版图上呈现出一片南雁北飞的景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启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便遭威胁，一方面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丧失，中国加入tO，全国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优势也丧失，当年香港工业北移首先登陆珠三角，现在长三角城市却成为国外工业转移的首要对象，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深圳、广州这两座珠三角“双子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闪闪发光，但实验性的产业结构却磨损了它的光芒：外资带来的“世界工厂”和内资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时代的资本市场角逐中，缺少了战略依托和核心竞争力。

第一章中意“食头箸” 2、速度“话事”

话事，读蛙（wa，阳去声）士（xi，阳去声）。本义是用说话去传述事情，引申为行使权力。广东人的饭桌上常常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大家推来让去，总不去吃那只唯一的鸡头、鱼头或乳鸽头一类。因为或鸡首或牛头，均有一个指挥全身各系统的大脑和一张代表大脑发号施令的嘴巴。广东人对这一首脑行为一言以概之：“话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话事”的一直是经济发展和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过快的速度和白热化的竞争，也让广州，尤其是深圳逐渐失去了“广东味儿”。易中天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而即便是粤语主阵地的广州，也在亚运年“掘金”之际，让广州人感到尴尬。

一位资深旅行社经营者说，广州也想趁2010年亚运会之际学上海世博会，搞旅游开发，但是“前几年还比较流行广深珠游，可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面貌，而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起来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吸引内地游客。对国外游客而言，广州本地的传统文化如西关文化等，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也已逐渐消失”。

<h3>30年内扩张30倍</h3>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

那么深圳呢？我想，造成深圳城市语境缺失的原因正是在于它的年轻，与北京、上海搁一块，立马就没有历史上下文的照应了，唯一找到的坐标便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标志，30年内从200公里拓宽到6000公里——整整30倍的记录，也是典型的“深圳速度”。深南大道位于深圳特区中部,东起罗湖区沿河路新秀立交，西至南山区南头特检站，全长28公里，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和景观大道。最初，深南大道只有7米之宽，设计部门提出要将其拓宽至50米。关于这个提议，很多人反对：“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修这么宽的马路要花费多少钱？简直是资源浪费嘛。”难怪当时的人们会这样想，有谁会料到它几乎记载了深圳的变迁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建设了。建设者们把道路中的一个个山头铲平，把路拓宽、拉直。与此同时，一幢幢高楼沿深南路拔地而起。1983年，最早的2.1公里长的一段深南路拓宽已完成，这时，人们发现，就连50米宽的路也开始堵车了。

深圳的发展总是在一眨眼间，50米后，深南大道又迎来了它的再次拓宽。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定位深南路：全路段设计标准宽度为140米，两边绿化带各30米，路面净宽80米，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做将来建设轻轨之用。140米的宽度同样招来非议，有人甚至提出，这个宽度快赶上长安街了，但是后来被拓宽的这个140米至少说明了一点：深圳发展实在太快了。

拓宽与堵车就像一个胶片被快进，从空白的画片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占据画面位置，这座城的快速现代化在这条道上被淋漓尽致的演示。对于它，有人这样赞颂：

深南大道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归属，

它展开了这个城市的开放胸怀：市民中心，中心公园，世界之窗，五洲宾馆；

它见证了这个城市一天天长高：国贸大厦，地王大厦，报业大厦；

它雕塑了这个城市的美好瞬间：小平画像，拓荒之牛，深圳的深红，舶来的深蓝；

它拨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旋律：深圳书城，深圳大学，深圳大剧院，深圳科学馆；

它激活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华侨城，科技园，高交会馆，赛格电子广场。

只是，这条大道总少了点人文韵味，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样带来了城市历史的“缺场”。

<h3>深圳速度</h3>

穿梭在深南大道上，你总会看到一座高160米、53层的国际贸易大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之前，这是国内最高的建筑。当时，这座建筑不仅创下了最高的记录，还创下了另外三最“最早”、“最先”、“最快”。它是我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是我国最先大面积应用滑膜施工的建筑；是创下“三天一层楼”最快建筑纪录的代表。

大厦建筑师向香港第一高楼和合大厦取经，不仅照搬一个旋转餐厅——“旋宫”，还在国贸大厦四方笔直的建筑主体顶端设计了一个停机坪。国贸大厦的落成不仅让“深圳速度”名扬四海，更成为当时向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那时，建筑工地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中建三局的上层和大楼建设者像攻关一样，以第5至10楼,7天一层；第11至20楼,5天一层；第21至30楼,4天一层；到了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3天一层,其中最快是两天半一层的速度完成了这座地标。

国贸大厦几乎只是深圳快速建城的一个开场白，随后，不仅在高度上，速度上、数量上，深圳后继建筑都频频刷新纪录。

国贸大厦落成四年后，深圳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纪录刷新了“深圳速度”，也以383.95米的楼高重塑了深圳的高度。2009年9月，新的“深圳第一高楼”奠基，那就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设计总高为588米。

深圳，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所感叹的“深圳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已经能够与世界其他著名城市中心区相媲美了”。他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市。当时，对很多外国人而言，大家对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并不熟悉。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深圳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令我印象深刻。”

库哈斯发表这段言论时，正值他为深圳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封顶之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耸立在30多米高的“漂浮平台”设计，是世界上最大的悬挑平台，也是“世界上最大空中花园”，这个设计取意“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对于这座深圳和中国金融业地标，中建三局董事长熊德荣说，中建三局曾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两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如今一举攻克世界最大空中平台难关，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彪炳建筑史册。

但是，这种狂飙突进的快速建城却让人不得不反思著名平面设计师韩家英所言，“深圳是白纸一张，它跟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不一样，给它放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规划上更要有审美和长远的眼光。”

就拿深圳CBD来说，深圳CBD与上海的陆家嘴几乎同时于90年代初开始开发建设，时至今日，陆家嘴已经蜚声国内外，与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香港中环比肩齐名，但在国内或国际上却很少有深圳CBD的声音。

如果你去过深圳，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官体验：在寸土寸金的城中心，一边是破烂的城中村，一边是豪华的商务建筑群，这种极端的不和谐显得十分扎眼。

最典型的就是福田CBD金田路两侧的建筑，西侧是高档写字楼与五星级酒店，东侧则是岗厦河源片区的农民房群落与工业厂房。2010年7月22日，《南方都市报》上的一则新闻又撩起了深圳的这块伤疤。报道说，在福田CBD中有一个大中华广场，此广场被称为福田的地标性建筑，这里坐落着超五星级的喜来登酒店。入住喜来登豪华套房的宾客推开窗户，看到的不是宜人景色而是突兀的堆积如山的废品。那是一个大型废品站，就在大中华广场的南侧，面积近千平方米。收购站的周围时常停靠一些人货车、三轮车，有些废品贩子则在四周设立流动收购站做起二手中转生意。前往贩卖废品的，先被废品站周围的流动收购站收走废品，然后再转卖给这个大型废品站。除了金田路，紧邻CBD的福田南路也几乎被流动废品站所“占领”。

农民房只是深圳CBD的败笔之一，一位作者在他的《深圳CBD的10大失败》中分析出了10个原因，而最主要的正是：深圳政府对于CBD的认识缺乏高度与深度、CBD的规划缺乏战略扩展空间、CBD的土地开发缺乏合理的节奏、没有高标准引进开发商以致中小开发商急功近利缺乏城市责任、分拆销售写字楼等。

深圳一贯追求的“速度”在城市建设初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但是，“欲速则不达”的古训也在深圳得到了诠释，过快的发展造成了困扰日后的“顽疾”。

第一章中意“食头箸” 3、双子星再定位

<h3>深港大都会</h3>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深圳一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但是，早年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奇迹却在逐渐归于庸常，就像文化评论家朱大可所担忧的：“以‘深圳速度’命名的狂飙运动一去不返。这座被降温和降格的城市，面临着跟其他城市相似的发展迷津。在丧失了‘特区’的政治优势之后，深圳只能转向单一的经济”。

那么，而立之年的深圳路在何方？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在新一番经济格局中又是怎样定位？

曾经依托香港海外投资与产业进入的深圳于2006年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南边。2006年7月，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明确定位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深港同城）。2007年8月，香港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力的智经研究中心也发表了《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该报告在回顾总结过去30年港深两地经济整合的趋势和现状后，也提出香港应该和深圳携手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港深都会”。

这个近乎国家战略层面的决策已经在普通市民的身上得到了实现。2007年时，李安的《色戒》在港上映，香港票房的1/3由内地居民创造，其中尤以深圳影迷贡献最多。完成这趟色戒之旅只需这样简单的几步：20元签证费、30元交通费以及70元的电影票。同样，深圳也成了许多香港市民买房安家、双休日扫货的“后花园”：从冒牌手袋到假首饰，从书籍到蔬菜，从桑拿到补牙全干。就像tVB剧集里经常出现的那样，香港的老太太拉着购物小车，往返于深港两地。这样的方便在不久之前都是很难办到的，然而，现在却轻而易举。同样，以深圳作为中转进出香港也成为全国各省市除可自由行地区外，其他持L签证的个人的选择。个人与旅行团从最初的罗湖口岸，到现在福田口岸、皇岗口岸、深圳湾口岸等7个口岸，有了更多进出香港的选择。尤其每年的圣诞、盛夏打折季，从内地去香港的购物团蜂拥而至。据说，从前SASA化妆品店里的导购小姐只说粤语与英语，现在，普通话反而成了她们每日说的最多的。

除了口岸，备受争议的广深港高铁的港深跨境段与香港段也将在2014年贯通。届时，从深圳到香港西九龙只需16分钟，从广州至香港也从100分钟缩短为40分钟，香港与珠三角的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也不再是传说。

这些都只是港深两地关于共建“港深大都会”一揽子布局中的一部分，更大的蓝图是：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等。

实现这一蓝图的第一步已经跨出，深港正在合作将深圳前海打造为“东方曼哈顿”。前海位于深圳西部蛇口西北部的南山区，多为填海用地，片区占地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两个油尖旺区。该片区的功能定位为：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结构调整引领区。重点发展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这点源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封小云教授所分析的，“转型崛起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全球60%的平均数，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而深圳的比重也低于50%。”因此，此次深圳的转型似乎应了美国学者斯其维·沙森的一句话“全球城市的特征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前海湾保税港区作为前海地区的先期启动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服务业，主要吸引金融、保险、航运、贸易、信息等相关服务业入区。另外一个先期启动区前海商务中心区将重点发展创新金融、会计法律服务、金融信息、科技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从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看，前海未来将发展位于产业链最高端的一系列产业，其服务范围将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珠三角。”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许重光说道。

<h3>未来的“首善之区”？</h3>

广东双子星的另一城市广州，目前也面临着城市转型的困境。《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后，不禁发现，据蓝皮书预测，未来十年，最具潜力的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为最被专家们看好的城市。在国家的五大中心城市中，独缺广州。

曾经叱咤风云的广州为何落榜？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倪鹏飞博士给出的分析是：北京入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北京未来必将建成享誉全球的世界城市；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也将崛起成为世界级大都市；天津入选是由于滨海新区的开发以及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而重庆入选则因为其是西部最大的直辖市。“从我们的研究角度出发，相比而言，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座城市更具有代表性。现在广、深的综合势力已经非常强，基数已经很大了，增长幅度自然不能与中小城市比。”这个观点与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基数大的城市，比如广深，增长空间就相对有限”。

那么，广州究竟路在何方？与“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相比，广州的“中心”一直显得摇摆不定。这些年来，建设包括“首善之区”、“国际大都市”等各种战略目标的提法不下十余种。直到2010年，在几经改变的城市定位中，广州的发展目标终于尘埃落定，正式提出自身城市特质——“国际商贸中心和国际文化中心”与自身城市定位——“首善之区”。

虽说商贸与广州的关系历来紧密，但是，广州是否以此作为核心竞争力还有待推敲。据广州政府的意思是，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是出于五方面的思量：第一，有悠久的商贸业历史和文化积淀。广州是千年商都，从2000多年城市发展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广州这个城市因商而生、因商而发展壮大、因商而辉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历史上广州商贸业都深具影响力。广州曾经因为对外通商而繁荣，特别是明清长期锁国，唯广州一口通外。广州在清代有著名的十三行，到1850年左右，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靠的主要是商贸业。第二，商贸业是广州的重要产业。广州目前是全国第三大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很强，产业体系十分完整，但第三产业尤其突出，在国内排第二位，占GDP比重超过60%，商贸业功不可没。第三，有良好的商贸服务业发展环境。广州有独特的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也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区域中心，已高标准建设了空港、海港、铁路枢纽、信息港以及国际性会展中心。“广交会”号称中国第一展，在中国外经贸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加上地处开放前沿，毗邻港澳，广州的营商环境成熟度在全国位于前列。福布斯2009年发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广州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上海。第四，有发达的功能区域载体作为支撑。在新一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广州优化细化区域功能，及时对区域产业进行调整，中心城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新城区根据各自基础和条件，建立了一批商贸产业园区，相应发展各自的商贸优势产业，广州商贸业发展潜力巨大。第五，广州有强大的珠三角制造业和城市群作为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发达，这为广州打造国际商贸中心提供了重要依托。特别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广佛同城化，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经济圈，为广州利用珠三角城市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走高端发展的路子，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一定位无非是想在新时期重新擦亮“千年商埠”、“外贸中心”的金字招牌。

但是，“文化中心”就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了。在北京千百年文化中心的背景下，广州是否占据文化优势？虽说历史上，广州是百越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等在内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地，而且又有岭南文化的重要支撑。但是，这股力量好像并不如北京文化来得影响深远。北京有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一批艺术院校，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流文化学府；除了人才培养，北京还是全国文化人才的聚集地，他们从事媒体、文化创意产业等，著名的代表就是798；同时，北京也是国外文化在中国的大本营，像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之类的国外文化先锋。

与深圳相比，广州显然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广州的核心优势也还待发掘。广深两地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试验田，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冲破僵化体制的活力，但现在，两地都面临着城市发展的瓶颈，这些瓶颈来自自身的产业格局、发展模式，这些瓶颈也影响着两个城市的出路与生活在此或即将生活于此的人们的走向。

<h3>结语</h3>

广州和深圳这两座城市，可以说是广东的典型代表。一座蕴藏着广东悠远的岭南文化、一座则昭示着广东的现代化文明。尽管，两者存在时间上与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两者却置身相同的大背景中：改革开放与“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的大门最先在广州、深圳打开，那片土地获得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当一个个神话诞生，一种种模式形成，掘金者开始蜂拥而至。同时，广州和深圳也在“快进”的路上比肩同行，与“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速度赛跑。

所以，资源被越来越多的进入者分享，追求“效率”也把时间压缩，“快”成为一种常态，人就开始竞争、开始变得焦灼。

高压的竞争不仅影响着人们，也驱赶着两座城市拼命向前。广州和深圳虽然朝着国际都市的路上迈进，但也染上了“大都市病”，这些病深深的影响着城市里的人，就像病毒一样……

第二章广府难“搵食” 1、房价“吹涨”

吹涨，读炊（ceu，阴去声）账（zeng，阴去声）。意为真是气死人。例：“食碗面反碗底，问你吹涨未？”（忘恩负义小人一个，请问你是否被气死？）人总是会生气，外省人一张口就是“气死”了，而广东人的“吹涨”好过“气死”，但“吹涨”本身也非常不过瘾。例如，房价上涨的速度也和广东造楼的速度比拼，房价涨得离谱，人也就被“吹涨”了，但又无处发泄——买不起，连租都成了问题。

2006年，一深圳网民根据凤凰传奇的改编的这首《房价之歌》，入木三分地唱出了无数深圳买房者的心声：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有多少房价在自由地上涨。

昨天已忘，风干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没房的路上。

房价已被牵引，质落价涨，有房的日子，远在天堂。呕也，呕也，呕也。

谁在呼唤，行情多长，挣钱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

东边割肉，西边喂狼，一摞摞的钞票，就送到了银行。

在房价沧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让房价降降。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30年前，深圳的原住民只有一些农民，但是，截至2010年5月，深圳总人口已经达到1450万，其中，户籍人口246万。同时，美国《福布斯》杂志也公布了全球人口密度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位列全球第五，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拥挤”城市。比起上海的13400人/每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要高出一大截。

就在这个由移民创造的城市中，“居者有其屋”对外来人口都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除了需要面对房价火箭式的增长速度、搜房网统计出的新房均价深圳NO.1，还有深圳原住民坐享CBD“豪宅”、香港人投资深圳房产、海归享受政府住房优待等一系列住房隐性竞争。

同样，广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忧，北京有唐家岭蚁族，广州也有石碑村职场新鲜人。这些在深广的打工者就像美国新闻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

<h3>围田造房</h3>

2010年7月，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房产学者王锋的一份报告让人不禁为之一怔，报告中指出：目前占深圳常住人口26%的户籍人口住房条件很好，原住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88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达99%；但是，占全市常住人口74%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及未纳入统计的近400万非户籍流动人口居住水平却极差，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10平方米和6平方米。这与原住居民相比，分别相差了将近40倍和60倍！目前，深圳共有住房4.04亿平方米，仅城中村私房就占到了总量的42%左右，达1.7亿平方米。

这些拿着城市居民身份证的“都市农民”，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淘金者的蜂拥而至，纷纷“围田造房”。从此，一本万利。

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村片区约有15万平方米，其中409户人家就建了580栋楼房，几乎全部用来收租。当时，一位化名文福贵的农民随着潮流在自家三间瓦屋上加建起了二层小楼，二楼3个房间就专门用来出租。后来，村里的房子越盖越高，文福贵原来的二层小楼，又变成了7层楼房。这幢楼四周方正，就像一座碉堡。除了一条楼梯，所有空间都被分割成了一个个房间。整栋楼共有45个房间，每间每月租金在800到1200元不等，文福贵每月就坐地收租约5万元。

2008年，深圳福田区政府开始对岗厦村实行拆迁，这些曾经的“包租公”、“包租婆”此时又有了新的身份——亿万富翁。按照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标准——住宅公寓每平方米补偿1.28万元，商业物业每平方米补偿2.38万元，文福贵家的7层楼房，每层200平方米共计1400平方米，补偿金额已近2000万。实际上，这笔补偿金额在岗厦400多户原住民中只能位列中游。对于村内的“名门望族”，补偿甚至接近亿元。一片旧楼倒下去，一批富豪站起来了。

“非深圳户常住者与深圳原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相差近40倍，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种现象折射出住宅制度存在缺少公平和财富分配不平均及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暴露出中国户籍制度的弊端和地方保护主义。可想而知，在制度或规则不公平情况下，非户籍人口的住房条件很难得到改善。”著名房地产营销策划专家谢逸枫对此现象如是解读。

<h3>港人投资热</h3>

得益于“近水楼台”以及未来深港同城的发展路径，港人一直偏爱在深圳置业。据置业国际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5月份，港人在深圳购置物业约达5000套。

以港人的收入水平，在深圳购置物业并非难事。他们在深圳的置业目的无外乎：投资、出租、备用。据香港中通社2010年1月21日报道，“香港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港人于去年购买深圳物业作出租投资之用的比率达30%，创下历史新高”。在三十年前，香港人被深圳商人称为“水鱼”（别名甲鱼、王八），看到香港人就好像看到了钱。而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现在是香港人看到深圳人就像看到了“水鱼”，看到了钱。所以，香港人在深圳投资买房的热情逐年高涨，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李小平说：“从2000年以来，香港人每年都会10%以上的增加比例，到深圳来置业，现在已经占到深圳商品房供应比例的15%-20%，而且购房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

就像从事外贸行业的香港商人骆先生，他在深圳福田某小区一次性就购买了十余套小型公寓。他说，“一套4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我买的时候每套总价不到40万元，就算十套400万，价格也只够在香港港岛买一套房子的钱。”现在，这些单身公寓每个月都在给他带来数万元的租金收益，“如果出售的话，价格几乎全部翻倍了。”

除了深圳原住民与港人在深圳房产市场的先天优势，对于意在提高深圳竞争力的政府来说，他们也更乐于在住房上照顾海归人才。

<h3>海归优先住“豪宅”</h3>

就像里黎叔的一席话：“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但是，“过去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已发生变化，面对内地城市的竞争，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已相对弱化。”其中，由于高房价等问题带来生活成本剧增成为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曾在美国生活将近10年的曾凡(化名)博士2008年选择回国发展，凭着在美国的积蓄，2009年9月，她在深圳买了一套自己并不满意的商品房，售价16500元/平方米，还不带小区。曾凡说，这是她在美国没有想到的情况，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带游泳池、花园的小洋楼房价在三十万美元左右。然而在深圳200万元，只能买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而相对于国内的收入而言，月供负担很沉重。

为了消除像曾凡这样高级海归的担忧，深圳政府从均价超过3万元／平方米的“首地容御”豪宅区购置一批“保障房”，并将其中的348套房提供给“海归”高级人才。

显然，这隐含了一个大前提：“海龟”比“土鳖”更优秀。这种做法，相当于用政府有形之手，降低了“海归”的竞争成本，使得本土人才在还没有开始竞争时，就已经处于劣势，这相当于对他们的排斥。

<h3>白领叹：买不起，租太贵</h3>

如果你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港人和海归，那么，即便你勉强称得上“白领”或“中产阶级”，在深圳和广州买房、租房都是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2007年时，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吴芳准备和男友结婚。当时，他们四处看房，希望在结婚前把这个重大问题给解决了。刚好那会儿深圳有房交会，他们便兴冲冲地跑去了。在房交会拿到展会的地图，粗粗浏览一遍，吴芳发现：参展的楼盘，只有一个位于深圳的二线关内。其他的要么是在关外的，比如龙岗、布吉，要么就是在房产商宣传的“一小时生活圈”里，比如在东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

这些房子确实比深圳的便宜不少，比如惠州的一个大型楼盘，有山有水，据说开盘价仅6000元一平米。“在深圳1万多买公寓，还不如在惠州买套别墅！”吴芳的男友说。“好呀，周六跑过去，打扫卫生，然后周日回来！”吴芳反唇相讥。嘴上这么说，吴芳也在想：“我们真的会住到惠州去吗？”每天在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往返就是3个小时，回到家已经天黑，什么山山水水都看不到，万一再遇到堵车……吴芳想想都觉得头大。

在深圳租房住已经快6年的吴芳，一直把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车程控制在30分钟以内。她算了这样一笔账：住到惠州去，每天在路上多花2.5小时，按一个月20个工作日算，一个月多50小时，一年多600小时，相当于25天。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年少了一个月，12年就整整少了一年！

还是立足深圳吧！吴芳和男友直接冲向他们之前就商量好的片区，发现房价又涨了！科技园南区，1.6万-1.8万；就连离市中心比较远的西丽片区，一个不知名开发商的小楼盘，没有任何环境优势、区位优势，开盘价据说也将在1万以上。

再去关外看看，宝安中心区一个楼盘的二期正在发售。宽阔漂亮的小区花园，法式装修的样板房，每套房里赠送的十几平方的入户花园……处处都在“挑逗”着吴芳。

看完后，吴芳亦喜亦忧。喜的是，吴芳的男友2005年买的同一楼盘的一期，当时单价是7000元，现在中介的挂牌价已经是1.2万元。新发售的二期，单价最低的1.3万，最高的达到2万。二期开盘的当日，已经卖出了80％。忧的是，宝安尚且涨成这样，关内的楼还不知道会怎样？

万科“第五园”的三期前些天开盘，吴芳他们也去看了一下，现场人潮如织。在小区门口吴芳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买的一期，那时候是1.3万，而一年之后的三期，开盘2.6万，单套总价最低500多万的“庭院别墅”听说已经卖出了70％。吴芳和男友感慨：“深圳的有钱人真多啊！”

但是，吴芳他们的收入也不低啊！吴芳年薪将近10万，是个白领，她那做贸易的男友也已经有了上百万的积蓄。对他们来说，买房尚且是件困难的事，那些工薪阶层的夫妻，面对现在深圳动辄上百万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安居梦呢？

对于买房，吴芳的朋友意见不一：

有的人说，现在股市好，人家都在把房子抵押贷款来炒股呢，买什么房子呀，先租吧!

有的人说，现在不买，等下去，还会涨！

有的人说，现在房价的租售比（每月租金与房价之比）已经高达350甚至400，远远高于国际上200的平均水平，说明房价已经远远脱离了实际的住房需求，还是租房合算。

有的人说，2008年奥运会开完，房价肯定跌，等那时候再买吧！

吴芳和男友非常困惑。一个地产中介对他们说：“中国的房价以后究竟怎么走，连经济学家都说不清楚。”后来吴芳在网上说，“我经常想，我只是想买套房子，和亲爱的人一起，就一直住着，简简单单生活，也不管房价是涨还是跌。可这样的要求怎么也这么难以达到呢？”

买？还是不买？在2007年的5月，对许多像吴芳一样憧憬着未来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个问题。

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这3年来“安居乐业”的人又有了什么新故事呢？

小姚和老公是“博士+硕士”的家庭组合，年薪合计20万。两人结婚3年，工作也只有3年，存款不多就打算买个两房：70万元总价，月供3000元左右。

“我基本上是怀着憧憬看房，揣着失落回家。如果说4月份的房价还不算过分，那么现在的房价简直就是离谱。我们打算要小孩了，百分百的刚性需求，但现在我坚决不买房。”小姚说，用六个字形容看房全过程——惊喜直降失落。

小姚和老公工作地点在深圳的两头，一个龙岗，一个宝安。就买房地点两人就讨论了无数次，最终决定还是在宝安中心区买。“因为是过渡房，想着要换，宝安中心区升值空间要大一些。当时也觉得龙岗太破，没多大潜力，但现在也就能买得起龙岗的房了”小姚说。

确定买房区域后，两人开始零星看房“当时二手房成交不景气，但价格也不便宜，我们顶多算是凑个热闹。一套两房当时要80万左右，感觉还是贵了点，中介挺热情，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小姚说。

在小姚印象中，中介推荐的房子一套比一套便宜，是2008年6月份开始的事情。她关注的富通好旺角两房，在8月份时有一套放盘价才7800元/平方米。“当时我被憾到了，这样算的话，我买一套90平方米的小三房也就70万左右。但身边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买，那时候房价一个劲地跌，身边没一个人出手买房，尽管房价其实已到预期。”小姚说。那套房一周内就卖掉了。但后来中介也不断推荐一些价格还不错的房子，基本都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房价在那个时候最心动，中介、业主的态度都好得不得了，可惜我们错过了。”小姚说。

春节回老家之后，两边的长辈都开始念叨买房的事情，两人也计划今年要小孩，不得不再回头看房。但此时的楼市今非昔比。“春节后我们租的房子要出售，72平方米挂牌71万，后来有买家出到70万，业主没卖。一周后业主挂牌78万，再过一周挂牌80万。看得我们心惊肉跳，这市场到底怎么了？”小姚说。随后她亲自看房也验证了这一点，2008年8000元/平方米的两房一年里噌噌地涨到11000元/平方米，当初的预算已完全不够用。“我们只好被迫往西乡方向转移，甚至重新考虑已被排除的龙岗区。”小姚显得很无奈。

这不仅仅是吴芳和小淘的经历，对于多数的深广白领而言，他们都普遍感觉到“收入不见涨、房价不见跌、租金却暴增”。

2010年，转眼房贷新政已经出台两个多月了，人们期待中的房价下跌迟迟没有到来，反而近期租赁市场暗流汹涌，房租急速上涨。

住在岗厦的女白领小赛就遭遇一波涨租冲击。

某天，她收到老公的短信，说“房东今天来电话了，要涨房租，从2500涨到2800。”

看到短信后，小赛心里一沉。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她，和老公、自己的父母住在岗厦福华新村的一套小两房里，已经有一年半了。

虽然房子在一楼有些潮湿，客厅里的地板年久失修，斑驳的痕迹看上去比房子本身还显老，洗衣机总是半夜发出巨大的轰鸣……但小赛还是习惯了岗厦附近的配套。出行不必说，地铁就在家门口。除此之外，对于小赛这个贪吃佬说，周围的美食之地也不少，没事去附近的四川豆花吃个川菜，或者是去东北虎来盘酱排骨，都可以让她把工作中的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

考虑到现在住所的诸多方便，即便要涨300块钱，小赛还是决定在买房之前先住岗厦了。

小赛被涨的房租还算靠谱，更有甚者，一日之内，涨了600元。海王地产海文分部的高级经理尹延庆就举了他经手的一个例子：“在深圳大学周边某个小区有一套58平米的房子，房东委托给他们代理出租时最初的开价是2600元/月，当天便有租客看中该房并交了订金，谁知房东在了解近期租赁市场概况后，马上把价格提高到2800元，后来又再次临时变卦，涨至3200元。这套房子虽然一天内涨了600元，但最后还是成交了，那名租客由于之前的房子到期，不得已搬到宾馆住，现在遇到这套合适的房子，也只能接受3200元这样的价位。”

对于这些勉强承受上涨房价的人来说还能“死守”阵地，但是一大批孤军作战的白领已经开始被迫转移——从商业住宅小区到城中村。

沙头出租屋综管所所长陈定强告诉《深圳晚报》的记者，“上沙里面住的不全是一般的打工仔，一些白领也选择把住处搬到这里。粗略统计，整个上沙居住的白领有30%以上。”他说，“对工资收入在五六千元的白领来说，租商品房动辄两三千元，同样大小的房子，在上沙只需1500元左右，他们何乐而不为？”福田保税区和天安数码城内的不少白领都愿意到上沙租房。

但是，现在连上沙村这样的农民房也开始跟风涨租，迫使居住在该区域的一些白领也萌生去意。刘小姐便是其中一位。刘小姐在天安数码城内一家手机集成公司任部门经理，2008年时在上沙租了一套月租为700多元的房子，2009年底房价已经上涨到了900元左右。如今4月和6月房租又分别被涨了100元和50元。她说，自己已经委托朋友到龙华去租房，“听说那边单房也就500多元，已经有不少同事在龙华那里租了房。”

<h3>再见，石牌村</h3>

在深圳，白领被房价、房租“驱赶”，飘摇无着、居无定所；在广州，原来为年轻人提供梦想栖息地的138个城中村同样也开始被拆除。“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潮湿的气息和人体的味道，夜里会有妖艳的女子出没，人们操持各种方言，每一扇窗户下，都有一个年轻而不羁的灵魂。梦想在这里孕育滋长，也在这里破灭沉沦，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来，青春的印记却已经烙在心头；这里不是假象，却一样有深深的乡愁。”一个曾在杨箕村住了5年的外来者，在得知杨箕村即将被拆后，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

同样，刚把家安置于五羊新城的谢小姐在杨箕村被拆搬家后也一直不停地向朋友抱怨：“一个单间要1200元/月，而一房一厅更是要1600元/月。你说，我的租房成本提高了一倍，这怎么活啊？”

谢小姐2006年时毕业于汕头一所大学，毕业后的她进了天河的一家软件公司做文员，刚开始时谢小姐每月只拿到1000多元的底薪，天河那些高楼大厦动辄两千元以上的房租对她来说无异于“天价”。在师姐的介绍下，谢小姐与师姐的同事在离天河只有咫尺距离的杨箕村合租了一个单间，当时租金只要500元，分摊下来每人只要250元，加上水电费差不多300元左右。“当时真想不到能在离天河北这么近的地方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每天只搭一程车上班。”谢小姐强调：“不用倒车，这样交通费也就省了一笔。”哪知，才安稳了不到四年，杨箕村的拆迁导致了谢小姐的租房成本直线上升。

谢小姐坦言，与普通商品住宅小区相比，杨箕村的居住环境显然不能说好，对女孩子来说还有治安的担忧；但其最大的好处则是租金低廉，对刚来广州的外地人而言，却也是一个极好的栖身居所。而且其好处是外来的年轻人可以聚集在一起，成为互相帮忙的伴。自己现在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且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资，但是，住房成本也随之上涨，抵消了加薪部分。

目前，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步伐不断推进，以往以租价低廉的城中村房子为依存的外来打工族确实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目前尚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显示有多少外来打工族或者是大学生在城中村居住。但有一个可参考的数据是：按照越秀区房管局拆迁前的相关数据显示，杨箕村里蜗居着至少4万外来人口，即使是以三口之家为单位，那也有1.3万多户人是租房子的。那么，再加上以往已经拆迁的猎德村、林和村，以及同样步入了拆迁改造步伐的冼村等等，市民对低廉房屋的租赁需求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刚步入社会、没多少积蓄的年轻小白领到底该在哪里寻得一个栖身之地呢？

也难怪，从城中村的老房子里传出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会让人更加动容：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阳光洒在地板上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一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

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

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

一个房间住著朋友和他的爱人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我们晚上不睡觉

白天在床上思考

小狗在屋里奔跑

度过完美的一天

第二章广府难“搵食” 2.出门“爆棚”

有人说，作为一座新兴城市，深圳交通却“未老先衰”，经常拥挤到瘫痪。广东人用“爆棚”一词来形容人太多。

一位西方学者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笼子里养了几对老鼠，起初，它们和睦相处，生儿育女，一只只很健壮。笼子里的老鼠越来越多了，便开始互相撕咬，争夺空间。终于有一天，鼠辈们在拥挤不堪的笼子里全都死去——这就是“爆棚”。

<h3>满城尽是机动车</h3>

2010年4月16日一条标题赫然出现在《晶报》上：深圳汽车赢来“150万辆时代”。这个消息为深圳之最又添加了一笔，那就是“汽车密度全国之最”。

从土地面积来看，中国四个一线城市中，北京为16410平方公里，上海为6340.5平方公里，广州为7434.4平方公里，而深圳却只有1952平方公里。深圳的土地总面积，远远比不上其他三个一线城市：不到上海的32%，只有广州的27%，北京的12.3%。但是，北京截至2009年年底机动车辆只有400万辆，车辆密度为244辆/平方公里，而深圳的车辆密度却高达753辆/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深圳的车辆密度3倍于北京。

有人以很形象的比喻算出目前深圳本地150万辆汽车加20万外地牌照车共170万辆车的概念：按照平均每辆车4米算，170万辆车排成一行则是6800公里，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深圳市的道路总长5250公里。难怪，深圳还有一绰号“车轮上的城市”。

车辆的持续增加直接造成塞车现象的严重，不管深圳还是广州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h3>疯狂的塞车</h3>

还记得电影《天下无双》里有一段很有意思，当时小霸王与无双公主掉进陷阱，苦等人来救，终于一位老太路过并且愿意找人帮忙，可是，她用了几个时辰却只挪了半步。当然，这只是喜剧片里的搞笑桥段，如果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不急死人才怪！

但偏偏，这样戏剧性的事情几乎成了深圳与广州道路的家常便饭。《深圳晚报》曾报道过梅林关口的“黑色”星期一。

早晨8时，从梅龙路向梅林关口行驶的路上，车辆挤的水泄不通，排队车辆中几乎有一半是公交车。滚滚的车龙，像蜗牛般缓慢的往前爬，车速甚至不超过5公里/小时。习以为常的的士司机从副驾驶位上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起来，一位私家车里的小姐还化起了妆，先擦点胭脂、再涂个唇膏……这时，交通电台路况播报说，前方立交桥下发生一起擦碰事故，造成梅林进关全线拥堵。继续乾坤大挪移，好不容易过了事故点，车行速度也见增长，但没出几百米，到了皇岗路和彩田路分流路段，车速又慢了下来。见缝插针，选择一条车速相对较快的路走吧，没行多远，又是一个拥堵点。继续往前，终于看到了进关后的第一个红绿灯，短短6.2公里的行程，手表上的指针已是8时34分。

这是深圳的塞车“日记”，与深圳相比，广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广州，很多人从小就听着这样一句话长大，那就是“不塞车，非广州”，随着广州城建的扩张，城市交通更是每日都在堵塞大战。2008年时，《新快报》公布了一份“广州道路交通状况公众评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广州道路状况的满意度仅有18.2%，不满意度达35.9%，市民认为道路状况的最大问题就是塞车问题。对于广州交通，市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这道路网中，有7条线路又是著名的“死亡公路”。（《大洋网》）

天河北路：从时代广场到天河北路尾进五山那段，每50米一个红灯，每个大概停40秒，十字路口则要160秒，如果你的车不靠近十字路口，恭喜你，请再等160秒。每次经过这个路段，我都想跳车，基本将我毕生会的粗口都奉献给了这条路。

广州大道南—广州大桥一段：从中山一立交转到广州大道南，想跳车的感觉又出现了。一落桥，又要恭喜你了，虽然这里就两三个站，但分分钟你要预半个小时才过得了。真系“顶瘾”

公园前—中山八路：这段路虽不长，但起码有50个红绿灯！每隔50米一个！有人说他5点半上车，8点半才下车！

天河立交、区庄立交、环市路—环市东：两个立交虽然没有上述三个要命的公路那么“顶瘾”，但是也不差。它们都位于广州另一个CBD，鬼佬多，酒吧多，大使馆多。路比天河北窄，有那么多要命的红绿灯，塞车经常有。

三元里出解放北一段，途经大北立交：我小时候以为，全广州市最塞车就是这里了。因为次次去文化公园，公交车基本是蚂蚁爬行。现在这里修了天桥，结果差不多。公交车在广园路上机场立交出解放北，肯定没法下桥，因为堵死了。等死你不偿命，急死你就算了。

黄埔大道：由黄埔大道进去科韵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假如你想从黄埔大道去东风路，或者中山一路，就能塞到你跳车+粗口。十字路口多，红绿灯多，经常瘫痪。特别是下午3点到7点，你可以在车上睡一会儿，等你醒来，恭喜你，还未上中山一立交。

人民桥：这个桥是连接西关到河南的要道，在这里塞半个钟要偷笑，塞1个钟不算命衰。

对于一个城市“过客”，一位网友在西祠胡同上也发表了他在广州的塞车感受。

最让我不可忍受的，就是交通。广州的交通，只需要一个字来形容——塞。白天塞，晚上塞，凌晨还有可能塞。塞车的时间用来睡个觉绝对没问题，谈个恋爱离个婚也行。以中山大道为例，自环市西路至天河黄村，基本上两百米一个红绿灯或十字路口，道路狭窄，体形庞大的公车又多，行人也不少，走走停停，换档都能烦死。看着无数的摩托车像蝗虫一样的飞驰而过，那个痛苦——恨不得用老牛来拉车。东风西至黄埔大道也好不到哪里去，见着缝你就得钻，一不留神后面就是一大排。广园号称快速路，也就那个鸟样，白天速度还上不了70码。还三天两头的出车祸，一天一堵，一堵一天。广州横贯东西的动脉也就这三条，条条不通罗马。当然，更不用提增槎路这种王牌堵车路段了，我路过几次它就堵几次，好端端的车都得弄阳萎了。想起死回生，就只有北二环和机场高速了。你要是坐公车上班，那就听天由命了。20公里以内，一个钟头有保障。超过了，那就悬了。要是还要路过东圃、岗顶、天河北之类的地方，等着堵吧。某个站没有堵上20分钟，那就是好命了。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的肌体，那么，交通就是血管，血管经常性的不通淤塞，就会导致中风！现在，广州的交通就已经超国际警戒线了。

2010年3月，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以及内地的11位专家共同“问诊”广州式拥堵。

自2009年起，广州道路交通拥堵迅速扩散开来，主要道路的车速普降30%左右，拥堵高峰时段跨越2-3小时。高峰期主城区干道平均车速为18.7公里/小时，低于国际公认大城市交通拥堵警戒线20公里/小时，拥堵路段总长较上年增加14.3%。“高峰期的车速和自行车相当，这已经到了市民无法忍受的地步。”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徐建闽认为。（《新快报》）

再加上亚运会施工，广州交通更是受到不少的影响。深受道路拥挤之苦的广州人，也作曲一首《广州，欢迎你》以消遣那被堵的时光。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空气中充满着尘泥

既然，拥堵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广州和广州人民的大问题，那么，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

“11人专家团”带来了国外的治堵经验——征收“交通拥挤费”。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王全录认为，解决交通拥堵，已不光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按用水量分段收水价、错开用电高峰计电价，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设立交通拥堵收费，是一种解决交通拥堵的经济手段。如果堵车情况因此改善，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都将受益。”

但是，这项“让开车的留下买路钱”的提议似乎并不得民心，而且还备受争议。就像有人所说：“买车政府既然收了税，就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不能结合于消费者身上，政府怎么不控制买汽车呢？买一辆汽车是交完了税的，就应该享受行驶的权利。中途再设收费项目，那是不合理的。买车的时候，怎么不说要收这个费用呢，如果说有这个规定，那就不买车了。买车也是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再这样搞一下，买车的人不是又增加一门支出吗？”

即使这项提议通过了，也有细节有待商量，就类似于广州一名政协委员韩志鹏的“有差别收费”，他认为，“开奔驰、宝马的总不能和开夏利、QQ的缴纳一个标准的交通拥挤费吧！”但不论是哪种车型的私家车，只要进入收费区域，每天的交通拥堵费“最低消费也应该收25元！”而奔驰宝马一类的高档车车主，“一天交100元也不过分！”

亚运会施工还在继续、每天车辆还在持续增多、“交通拥挤费”可不可行也是个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广州的交通还是继续“梗塞”。

<h3>没有最挤，只有更挤</h3>

2010年初，英国咨询公司雷格斯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紧随这份报告，《2010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也公布了中国50大城市上班耗时，其中，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

不过，这个数据似乎有些保守，在广东论坛上，许多人纷纷表示，自己的上班时间在1个半小时以上。

这个上班时间不仅得是正常车速行驶时间还得加上路上堵的时间和等车的时间。而在深圳和广州，等车时的“十八般武艺”也够人瞠目结舌的。

在深圳，336路是出了名的公交擂台。往往车一到站，乘客就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上车，几十个人足以把车的前后门堵得严严实实。不消一会儿，车子里就已经挤满了人，还有没能挤上去的乘客在车门前做“瘦身”运动，试图把自己缩进那满满当当的空间。

2010年8月3日，《深圳特区报》报道了人大代表去关口视察公交出行，许多乘客现身说法。他们说，每天在上班路上花1到2个小时太正常，遇到堵车花3个小时也不稀奇。其中，一位姓魏的先生说：“我在站台上已经等了40分钟，还没坐上336路公交车”，说这话时，他已被强烈的阳光照得满头是汗。

在深圳，经常看到严重超载的公交车，像胃胀气一样，咕咚咕咚地往前挪着。

当然，广州的情况更严重。在广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就是用来形容无车族所经历的挤公交专项运动。《南方都市报》生动描绘这个场面：远远看到公车的那一刻，人群就跟着公车一阵小跑。前门欲开未开之时，大家开始往前挤，占据有利位置。门一打开，乘客抢闸而出，把准备就绪的羊城通一刷，零钱一投，同时眼睛一扫，瞄准想要的位子狂奔过去坐下，这时才稍稍舒了口气。

每日挤公交当然也挤出了乘客的苦水，一位叫做“宠爱得意的笑”的网友就戏谑：住在棠下，每天挤240和515到体育东上班。发现挤车还是真的要靠身体，凭经验以车门为圆心，以0.5米为半径画半圆，我肯定在这个半圆里面；一位名为“xototo”的人也说：每天坐283，令我有一种灵魂出窍、被制成罐头的感觉；还有一位叫“飞”的乘客举了一老外的例子：一辆车进站，一直等车的老外都着急了！两手抓住车门，司机老大也急了，他冲着老外一边摆手一边说着标准的英语“NO!NO!NO!”

这挤公交百态让人无奈，轻则像一位吴先生所坦言：“每天上下班的挤公交使人身心疲惫，慢慢的，我开始讨厌坐公交车，任何时间都是。周末的休息时间，我会选择呆在家里面，讨厌去任何地方，因为我呆在家，终于就有一天可以不坐公交车了。”重则甚至会因此离开这座除了又堵又挤的城市，潘茱（化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逃离广州的白领。

潘茱住在岑村，在执信路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实现自己的律师梦想一直是她大学四年的志向。但是，在广州工作两年，每日挤车上班让她很难适应。这次她递上辞呈实在是像她所说：“我实在是再也受不了了，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点起床，七点三十分等车，坐B10，八个站，塞一下车，又一次的迟到。”她认为，“我不是对现实投降，是对这个城市的交通投降。”

潘茱举了一个例子，她早上七点二十分开始等车，等了十五分钟，期间来了三辆车，人满为患，她都没有挤上去，第四辆来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四十分了，但是相对不太挤的车让她还是有一点小希望，八点半应该可以赶到。可是在体育中心站突然涌上一群人，潘茱被挤到公车一角紧紧抱着扶杆，一男子从后也伸手扶着扶杆，身体近得像在后熊抱着她，她一点都动不了，想稍微转身都不可以。忍受了很久终于等到锦城花园，不少乘客下车，潘茱想借此机会移动位置，摆脱后面男子的挤压，但下车的乘客挤得太厉害，好几个人的手提包划过她的脚，她还是动不了。忍到执信路下车，用她的话来说是，“那不叫下车，叫被推下车，更悲剧地发现丝袜已经被划破了两个口，看看手机，显示时间为八点三十四分。上到公司已经迟到，刚好上头心情不好，抓到我就骂。心情不好，我的情绪也爆发了，就递了辞呈。”

这样因为交通迟到被骂的情况对潘茱而言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几次还打的士上班，还是塞车迟到。本来就只有三千多的工资扣去迟到一次二十元，她已经不能再忍受因为交通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重要是心情也被搞坏。潘茱说，她已经很久没有过好心情了，在这样拥挤的城市里生活她开始笑不起来。于是，她接受了亲戚之前介绍的在佛山的律师助理工作，她说，“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每天上下班已经累得不行了，还要挤得不像人样，自己的心理都有点变态了。我的离开，是在挽救自己。”

有人也为在深圳和广州生活的人的算了一笔时间成本：如果按3小时的路程算，那么一天的1/8时间就花费在了路上，一年也就是比每天1小时上下班的人少了一个月的自由时间。并且这一个月还是在与陌生人你推我挤，你拽我拉的“贴身”接触中度过……

因为交通拥堵、车厢拥挤，许多人不得不在人行道上追回失去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人行道之怒”。这个词源于英国，说的是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为前方的行人动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烧，有人甚至因此发生冲突。就像伦敦的商业黄金地段——牛津街，大约有6万人在这一带工作。一项调查表明，在牛津街区域56%的人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人行道之怒”。为此牛津街一些商家于2000年12月4日发起“人行道之怒觉醒周”活动，向市议会送呈提案，希望政府把街道两旁的人行道分为两条——“观光人行道”和“快速人行道”，并增派巡警，安装步行速度监测摄像机，规定在“快速步行道”上的步行速度不得低于3英里/小时，对步行速度低于3英里/小时的行人处以10英镑罚款。

同样在深圳，你也会发现人们走路的速度总是比其他城市快半拍。扶手电梯上也几乎看不见站立不动的人，都是借力爬电梯的。这样快进的人生与巴西停滞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诗人迈克尔·富兰克斯在《沉睡的吉普赛人》里的描述：“在巴西的深处一天才行进一公里，时间也停止了步伐。”

第二章广府难“搵食” 3、户籍“埋堆”

如果说每日挤公交还是看得见的“折磨”，那么，暂住证就像一个梦魇如影随形，尽管，它现在有个新名字叫居住证。从暂住证到居住证的日子，外来人口在广深的权益和待遇是不是又有了提高呢？不能忘记的是那拿着“暂住证”如二等公民般的日子，而如今，广东3000万流动人口依旧奔波在争取居住证的途中。

因为只有从户籍上得到认同，你才算进入某个圈子，才能融入某一堆人。这就是广东人所谓的“埋堆”。“埋”，现代汉语的引申义是隐藏。不显山不露水地，让自我融入了某一堆人，或曰进入了某一圈子——“埋堆”说白了就那么一回事。而如果你不小心孤零零地暴露在外，那在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

<h3>暂住证之殇</h3>

2010年之前，大多数在广州漂泊的外来者，一提到暂住证，难免心有余悸。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已成为“暂住证年代”不能忘却的黑暗一笔。

那时，《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也就是孙志刚事件。

27岁的孙志刚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在应聘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后，就落地广州了。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孙志刚一如往常出门去上网，由于刚到广州20天，还没办理暂住证，碰巧那天出门也未带身份证。事情就演变成了他在《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所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那晚，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室友成先生（化名），让他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但是，当成先生去了派出所，却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他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之，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后来，成先生回忆说，之后他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而在跟孙志刚的对话中，他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

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20日10点25分，虽然医院在护理记录中认为，孙是猝死，死因是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但是，尸检结果却表明：孙志刚死前几天内曾遭毒打并最终导致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3个月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孙志刚案，而涉案罪犯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这样一个无辜生命的逝去却不得不让人发问，究竟谁该为这场惨剧负责，仅仅是一纸暂住证是不是就该接受不公平待遇？

孙志刚之死并没有停止有暂住证引发的惨案发生，那薄薄的小本似乎成了区别人身份等级的戳印。

<h3>“流民”困境</h3>

“我每天开着车子，在广州这个城市里穿梭，却只像一名过客，毫无融入感。到外面谈生意，我一直对别人说我是湖南人。”1997年，李先生来广州，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从最初的一名湖南过来的打工仔到现在拥有运输车队的公司老板，李先生的身家已经不同往日，但身份却依旧。

李先生在广州碧桂园拥有一套建筑面积14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在这个小区里居住着将近30%与他一样有楼有车有生意的“流动人口”，但是，却不能获得这个城市的认可，徘徊在城市居民的边缘。

他认为，虽然政府对入户广州的条件做出限定：有固定职业，35周岁以下的本科未婚青年可以入户，又或者是35周岁以上的要有什么职称等等。但这只能代表城市群体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虽然没有高学历，但为当地税收创造了高价值的人，却被拒之门外。他以自己做例，“我只有高中学历，但我勤劳，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我办了公司，今年新招进了外地的大学生，并顺利为他们办了入户广州的手续，而我这个老板却因为学历达不到要求，至今仍是流动人口。”

对于李先生而言，“其实，一年交一两百元钱办一张暂住证，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暂住证并没有为我的生活、工作提供任何便利。除了买车、考驾照等需要用一下之外，它对我毫无用处。”

暂住证有时不仅没有提供便利，还成了外来人口的行动枷锁。

在广州拥有3家公司的何先生从安徽来广州已经“暂住”了12年，如今，他事业有成，但是，因为“身份问题”，作为老板的他所享受的待遇甚至还不如手下的员工，就像他所说的：“我手下的员工九成是广州本地人，他们来去自由，想去香港就去香港，但我这个外地户籍的老板，却难得要命。”这一点对于经常需要赴港谈生意的他来说，非常不便。

何先生认为，暂住证给流动人员的待遇应有所体现，一个人在广州奋斗多年，创造了财富，政府能否给他享受一定的服务呢？“它不能仅仅是一张配合治安管理的卡，我既然交了钱办了暂住证，认可了我的暂住身份，但为何办港澳通行证还要回老家开资料证明呢？我觉得这部分工作应该由广州有关部门来完成。”

有专家分析，“暂住证”一词本身就隐含着“迟早要离开”的意思，是居住地对流动人口的不够接纳和认同。事实上，流动人口已经构成居住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部分流动人口很可能在“暂住地”居住一辈子。这部分人都是为居住地做出贡献的，但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力与待遇。

同时，“办证收费”已成了暂住证实行过程中的潜规则，收费项目巧立名目捆绑在办理暂住证上，比如，广州的“治安费”、“劳动调配费”、“卫生费”……办一个证到底需要交哪些钱？据《南方都市报》一篇报道说，一个广州不同的区办理价格还有差别，白云区办是180元，但交了180元，还得再交20元统一拍照的钱，自己的照片还不行；但到了开发区就是25元，有时候还还价还能便宜一些。

政府部门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有财政收入支撑，何以对“特定的人”再行收取“特定的费用”？这不免让人联想这个证的“蛋糕效应”，按一个人100块计算，整个广东3000万流动人口，以暂住证取得的财政收入就高达30亿！

暂住证基本上是管制思维下的产物,只有管理功能,基本没有服务功能,何况“暂住”二字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暂住证”的背后很可能就是对二元社会身份制度的复活：那种以地域为框架的“身份鸿沟”带来的是两种水平与质量的权利、福利和自由，它将一个城市划成两个阶层。市场配置资源，那么，人与人的主体关系只能由契约决定，人的“自治性”理应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必须由没有身份界限的具有平等主体性的公民自治参与——而“暂住证”已然窒息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创造性和对政治权利的合理诉求。并且，当“暂住证”成为某些部门“融资法宝”的时候、当无证者面临“查证忧虑”和“错罚凶险”的时候，那散发光芒的权利却将“免于恐惧的自由”放逐在千里之外。

据说，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就宣告“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而这是迁徙自由权最早的成文法渊源。

<h3>“居住证”让你幸福吗？</h3>

2010年元旦，“居住证”取代了使用10年的“暂住证”正式成为流动人口的新标签。“居住证”与“暂住证”仅一字之差，但对于流动人口的待遇是不是千差万别？

一位名叫“广州早茶”的网友在分享了他面对居住证的感受，他认为，自己依旧是居住证的“夹心层”，我们可以一起看看他的这份无奈。

再过几天，广州的“暂住证”就改叫“居住证”了，而且实行“五年入学，七年入户”。不过我认为，无论叫什么，都只是纸上画饼。

2004年，我从湖南来到广州，在正规单位工作了5年，有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但是，我没办暂住证，也不想办。除了交钱盖章，拿个本本揣在怀里，它能给你带来任何一丝优惠或是便利吗？乘交通优惠、进公园优惠、就医优惠、电话办理便利、港澳通行便利？统统没有！它能带给你哪怕0.01%的广州人的体味吗？不能！如果一个本本揣在怀里，就算是揣个五年七年，也带不来任何收益、便利或者入户的希望，那我为什么要傻乎乎地抢着排队交钱拥有它？

两年前，我结婚了，娶了个广州媳妇，我本以为，这会让我离成为广州人的希望更近一点。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我要结婚满七年才能入户。后来，我又打听专门代办户口的代理公司，他们说能办，代价是一二万元。我是广州居住证的“夹心层”，虽然已到广州5年，但在居住证制度面前，我的居住时间仍然是个零。

万幸的是，好在夫人是广州人，好在我们拥有了一套有省一级小学学位的二手房，不然孩子上学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广州早茶”的想法让我不禁想到这样一个关于居住证的评价——“居住证再好也只是居住证”：一个权益越是需要一个证件证明，那就说明这个权益越是难以被保障。

就像在广州工作超过10年的刘东明（化名）为了办理“居住证”却不得不经历12趟办证的折磨，在争取自己权利的路上却经历着权利的“缺场”。

刘东明听说广州出台办理“居住证”政策后就打算将自己的“暂住证”升级。

第一次是在元旦假期后不久，刘东明拿着照片和证件去冼村居委会办居住证。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指定地点拍数码照片才能办理，他只好花了25元去照相。

第二次，他上交了申请表格和照片等，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提供房东的居住证明且需要房东签名方可办理。

后来，他把居住证明和房东签名拿到手上，工作人员却告诉他，还需要工作证明和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可是，等他拿到了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和工作证明，工作人员又索要未婚证，刘先生回去翻查发现，未婚证去年年底刚刚过了期。

来来回回，刘东明跑了12趟，他不禁抱怨，“工作人员从不一次性地把办证手续交代清楚，非得折腾到你忍不住发通脾气方可罢休。加上好几次工作人员不在，白跑了，我为了这个证来回12趟了，还是没能办下来。”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刘东明也泄了气，只好放弃了这张居住证。

这只是办理的一道关，“居住证”的政策虽然出了，但是，能不能办成还是二话。同样，办理“居住证”时，仿佛又在某些方面看到了“暂住证”的影子。

最明显的就是表示办居住证时的搭车收费。一位大洋网友“达利莎丽鸥”说，在天河区龙洞街办理居住证时被收了17元，其中竟然还有2元没发票，说是“领取凭证”手续费。同样，家住番禺市桥的蓝先生也说，自己在办证时被收取了60元，具体是什么费用工作人员也没解释。

关于“居住证”的收费名目五花八门，较多的是“42元/半年”的收费，其中包括了2.5元/月的治安联防费、4.5元/月的“劳动人员调配费”。这样的收费让人总会恍惚感觉，这到底是在为民谋利还是以居住证之名行敛财之实。

就像一位叫“海之大鱼”的人在他凤凰博报里所写的：7月份我所在的广州东圃小区大门口、电梯间、每个楼层都张贴了告知书，告知书的开篇就是“为实现平安亚运，加强实有人口的管理，准确采集出租屋，流动人口信息，净化亚运场馆周边的治安环境。”真是亚运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流动人口总是被净化治安的对象，权且把这理解为政府的用心良苦吧，再往下看可就是威胁的条文了：不去办查住一回罚50元，房东一起连坐最高罚30000。好恐怖哦，让人联想起封建王朝的联保连坐。我只是一个来粤经商的，想想为支持广州亚运还是理解政府的苦心吧。接下来就是我如何亲历办居住证过程的。昨天下午我带上相关省份证件到街道办，本以为只要填了表提交了相关证件再交一些办证的拍照费、公本费就算例行完事了，可事情的发展远超出我的想象，我被告知：我还得交“流动人口管理费每月2.5元，治安管理费每月4.5元”。一次性按年交，办居住证除出示相关本人证件外还必须有房东的房屋租赁证、完税证明先到居委开证明。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点疑惑了。我打电话给房东向她说明情况，结果房东说她没有房屋租赁证，如果非要坚持，你可以搬家。事态到这里我真的困惑了。……问题是现在我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头是不办证查住一回罚50元，一头是房东没有租赁证也不愿补办这个证要么我可以搬家。现在房租价格飞涨我废弃原来价的合同再去找房子也不现实，天哪，房东有没有缴税和我办不办居住证有什么关系，这原本是你政府部门的事，为什么要逼迫我们和房东绑在一起。是你政府部门懒政还是贪婪。由此我决定放弃办居住证。以后的日子是可想的，我夹着尾巴做人防范晚上有人敲门骚扰的恐怖又回来了。

居住证的改革就像时事评论员张敬伟所言：“居住证制度不过是统一了城乡居民的户口证颜色，统一了乡里人和城里人的称呼，但实际上，城乡居民的权利内涵和身份待遇还是一如既往。因此，如果户籍制度仅仅至于一纸证件的统一，所谓的居住证只能是浅尝辄止的改革补丁，给公众发了一张中看不中用的权利画饼。”

<h3>户籍藩篱高筑</h3>

居住证相较暂住证虽然少了“临时性”的意味，但依旧是户籍改革的中转站。即便实行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还给流动人口自由的权利。

2010年5月，《广州日报》报道了一则新闻，关于广州数万人因集体户口而遭滞婚。而在天涯论坛上，一篇名为“集体户口无法结婚”的帖子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发帖人“PSYG”表示自己遭遇的“囧事”可谓是集体户口无法结婚的“升级版”，请求网友们献言支招。

他说自己是一名外地人，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上班，因为所在单位没有人事权，由单位统一办理落户在人才市场，成为集体户口的一员。市区令人仰止的房价，让他只能把眼睛投向郊区的便宜房。“前段时间买房子，阴差阳错下，买了广佛交界的房子，房产属于佛山。打算结婚，但发现集体户口无法结婚，如果要结婚，必须一个月内迁走。”

他只剩下这几条路可走：（1）再攒钱，在广州市区买套有户口的旧房子(然而，这估计还得好几年才有可能，还要在房价不要继续涨的前提下)。（2）把新买的房子卖掉，再在市区找房子(这个估计也没那么快，卖房再买房，劳心劳力，并且还得亏钱)。（3）等佛山的房子弄好(年底交楼)，把户口迁到佛山(这个估计也得一两年了，而且到时候再把户口迁回来，也没那么容易)。（4）把户口迁回老家(这个估计最快，但来回办理的成本太高，而且每使用户口一次都要劳师动众)。（5）从人才市场把户口卡拿出，去结婚，据说民政局会在卡上盖章。手续办完后把卡丢了，然后报失，不晓得能不能蒙过人才市场(这个有风险，而且即便结婚成功，将来生小孩仍然需要开证明，到时候谎言就不攻自破，只是缓兵之计)。

此帖一出，网上献言献计的人蜂拥而至，有人模仿帖主笔法诙谐回复：（1）起诉人才中心，他侵犯了你的婚姻权，违宪的。但这耗时耗力，又得罪人。（2）如果不嫌麻烦，不想要这个广州集体户口，那就把户口落回原籍，重新回到你爸妈的户口本上。等办妥了，再把户口迁回你佛山房子那里。（3）最后的最后，才是考虑重新买一套广州市内的房子，然后落户。帖主回复到：比较来比较去，还是暂时不结婚了好。

很多像“PSYG”这样因为集体户口而滞婚的人几乎都经历了这一伤心事。这些伤心事却阴差阳错的带动了广州“搭户”行业的兴起。所谓“搭户”，就是代办广州人才市场集体户口“搭户”转入亲戚或朋友户口手续(市内迁移)。“搭户”形式有集体户“搭户”入个人户、集体户“搭户”入集体户。搭个人户，需要自己提供亲戚、朋友，否则只能代搭在其他公司的集体户上，可以结婚。

天河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就专门负责这块业务。据说，现在“搭户”越秀的价格是5000元，而“搭户”天河的价格是3000元。一般5-10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所有业务，办成功后收钱。此后，每年需交500元的管理费。

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也让许多人不得不驻足在“集体户口”的大门前。

就像家乡在海南的王羽所担心的那样，毕业于广州一所大学的她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进入这个单位，她的户口还是要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上。她认为，“我还是希望能找一个可以帮我解决户口的单位，如果户口总是挂靠在人才市场，那对我在广州的生活会有比较大的不便。”而且，户口挂靠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上，除了每年要交纳一定的挂靠费之外，如果想要结婚，也会遇到上面几万人所面临的滞婚困境。

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提到，“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就是说，社会制度中的一点瑕疵或是缺陷都会给相当一部分人造成伤害，从小处言，是让个人生活不便，从大处言，则是践踏一个群体的权利与尊严，使他们以一种不堪乃至屈辱的方式去应对制度的僵硬与冷漠。现在，就连结婚如此神圣的权利也因为所谓的户籍而被绑架。

从很久以前开始，户籍就成为来广、深的人的一道墙，这道墙如舒婷所描写的：“夜晚，墙活动起来，伸出柔软的伪足，挤压我、勒索我，要我适应各式各样的形状。我惊恐的逃到大街，发现同样的噩梦，挂在每一个人的脚后跟，一道道萎缩的目光、一堵堵冰冷的墙！我终于明白了，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第二章广府难“搵食” 4、无人“拍拖”

“我们每天呆在厂里,每天过的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简单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归属感。”2010年，首次被选为人大代表的深圳宝安沙井镇三洋微马达厂车间主任姚琼英如是说。在深圳已生活了10多年的姚琼英的感受，也代表了大多数在广东“搵食”的外来者的心声。

<h3>深圳向左，幸福向右</h3>

闯深圳的人差不多都一样：不管你是怀着投机心理还是侥幸心理，是本着创业精神还是冒险精神，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你必须自己求生存，求发展。“特区”这片新大陆上的生活，很快就会让这些步履匆匆的外来求职者们懂得什么叫“不相信眼泪”。因为他们将迅速发现自己已进入一个竞技场。

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到这片新大陆，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谁都不是孬种。成者王侯败者寇。优胜者可以青云直上财源广进，失败者则只能卷起铺盖滚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这个市场铁面无情，翻脸不认人。谁要是不能成为强者，谁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淘汰出局。这就不能不使深圳人时时处于战备状态。

在这座充满了欲望并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故事的城市里，没有钱是吃不开的。这就逼得你不敢懈怠，非拼命挣钱不可。于是就有女孩抱怨在深圳做女人太难：又要独立自主，又要小鸟依人。因为做丈夫的要“供楼”，已不再有能力养老婆，但又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老婆或情人是个颐指气使的“女强人”。同样，男人也有苦恼。他们抱怨现在的女孩要求太高：她们既不愿意爱上一个“不挣钱的人”，也不愿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可每天都准时准点回家，又上哪儿挣钱去？

“拍拖”（粤方言，指男女之间交朋友、谈恋爱）就在这座高速运转的城市里，成了“可以有”，但又“不敢有”的奢侈品。深圳市总工会2010年7月15日发布的“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人员较多，占71.5%。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有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但是，在大城市追求幸福的未来的人当下却缺失了幸福感。2010年，由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中宏保险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公布了全国35个样板城市的幸福指数。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纷纷研究并计划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在这一报告中，综合测评结果：深圳的幸福指数排名全国倒数第一。一方面，深圳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许多人来到深圳就业、生活，另一方面，深圳生活的高压力又带给人们普遍的“幸福危机”。受访者认为影响他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于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漂泊在深圳的人不仅缺失了家庭温暖，就连爱情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

<h3>簕杜鹃的孤单</h3>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在深圳显得有点奢侈，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感情疏离的城市，由始至终，爱情都是一个最陌生同时也是最稀缺的名词。

2009年，深圳网站上的一篇《深圳的簕杜鹃美得孤单》的热帖引起了这个城市里“败犬女王们”的关注。现在，呈上这篇网文，也供大家感受深圳“白骨精”的无奈与孤单。

大多数城市都有代表或象征自己城市形象的市花，深圳的市花是簕杜鹃，在我看来，簕杜鹃有两个特点，一是花名多，二是花语对深圳女性来说是多么无声无语的贴切。我查了一下簕杜鹃花名有：三角梅、九重葛、三叶梅、毛宝巾、三角花、叶子花、叶子梅、纸花、南美紫茉莉等，花名多得呼应了深圳移民城市的特色，合着五湖四海的叫法、学名别号的称呼，像花一样美丽的女人也来自大江南北，从自学成材到海归博士，有打工小妹也有名企高管，各味的芬芳婉娆深圳。不知有没有科学研究或由源出处，簕杜鹃有两个花语，苍劲艳丽且伤情，像很多在深圳奉献的女性，花语是：坚忍不拔，顽强奋进，没有真爱是一种悲伤。

深圳情荒上的爱情很轻，大龄女单身的爱情更轻，或轻于鸿毛或轻于毫毛，既单薄又易散，而且还来之不易，唯有少而又少的友情才重于梧桐山。关于深圳大龄女单身的定义和关注，我不清楚官方的数据和说明，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超过28岁未婚未恋未来不乐观的女朋友，她们坚忍不拔，顽强奋进，却没有真爱。

小A和小D，是“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就出生的姑娘，分别在两个全球500强的名企工作，每天的关键词不是“加班”就是“自愿加班”；同样因为未恋而至今未婚；用我的话形容她们的生活轨迹就是：她俩相互不认识，却像面对镜子一样生活。

邻居小F是1978年的，和父母同住，常年出差国内外，无固定住宿，也无固定朋友，更无固定交男朋友的心情；

公司里的大L和t姐也许不知道她们的情况并不好，当她们对我们有好话，我们会赞美她们奉献精神的伟大，当她们和我们工作协作不愉快，我们会暗骂她们是奔四老处女的变态。

小Y上周又一次对我说了上上周说的同样话：我要找个质量不太差的男人生个孩子，我能接受做未婚妈妈，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我真的不能再等了，我34岁了，我现在却依然无法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据了解未婚妈妈给孩子上户口要花很多很多钱，我没有很多很多的钱；还有个问题就是，找一个质量不太差的男人真的真的很难，我找不到。

小已经非常厌烦厌恶公司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但是无计可施，有一天她问我：离了婚的女人是不是只能跟她们四十几岁的人去广场跳舞才和谐？虽然30好几了。

33岁小M未恋未婚，已经几年都不再见网友，QQ名字早改为“秋天”，签名写的是：春天我将爱情种在泥土里，到了秋天就腐烂了。

小P让同事先带她妹妹去相亲，她说：现在76年的已经很难找对象了，或许78年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小Q在深圳的起点是夜总会小姐，从2000年22岁开始的，前些天她又说她明年会真的做恋爱结婚的打算。

小R今年又读出了个什么士，还又报了个什么名，从7岁读小学开始到现在她已经读了28年书了，而且她自己都说基本不可能遇到愿意娶她的男人，因为死心，因为不可能会有也许，她只能将错就错，继续念书……

这是我认识的一些女子、女人、女孩、女士，她们在深圳奋斗着，忘我地拼搏，迷茫地生活，麻木的呼吸，她们的努力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爹妈、为了弟妹、为了真诚、为了虚荣、为了充实、为了逃避……就是没有为了自己的婚恋未来找条出路，不是无所谓，是无可奈何。

深圳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指引下，所有的一切都像在高速中运行、裂变、重组，快速得让人来不及静下来思考，在经济实力强大的肌体下掩藏着脆弱敏感的情感神经。深圳一直以来都被贴着物质丰富、感情淡薄的社会标签，在这片金钱几乎可以买到一切的土地上，爱情渐渐沦落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就像都市小说《深圳贱人》中所感叹的“这座城是片繁华沙漠，只适合盛开妖艳霓虹，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打听幸福的下落，爱情都只是传说”。

传说的爱情被套着物质的项圈，沉重的房价也会成为扼杀爱情的凶手。

2010年，广州做了一份关于“高房价对广州单身青年婚姻影响”的调研，通过对广州15000名单身人士的婚恋情况调查发现，超过54％的单身人士在婚姻上存在着房屋需求，其中，90％以上的男性选择“不介意”对方是否拥有住房，而超过2/3的女性则要求作为婚姻对象的男性需拥有购房能力或已经拥有住房。这就是现代都市人的困扰。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上的改革与开放也带来了精神的颠覆，这个地方比内陆更加追求“自由之风”。微酸婚姻顾问机构首席婚恋顾问王子夜认为，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思潮涌动，而且高考刚恢复没几年，大家对知识分子普遍怀有崇敬之情。并且，当时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国家包分配，他们毕业后基本上就有了金饭碗。对于女性来说，精神追求和物质要求同时得到满足，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知识分子一度成为80年代深圳最抢手的择偶对象。到了90年代，深圳人的择偶观和婚姻观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如中国经济大潮的来势凶猛，理想主义彻底被功利主义打败。那个时候风行的“二奶村”成了深圳的一个独特标识。进入新千年，婚姻现实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多元价值取向占据上风。来深圳奋斗的人所列的清单中包括：房子、车子、票子，惟独对爱人这个选项可以忽略不计；爱情在深圳淹没，小三、闪婚、周末夫妻、同性恋、8分钟恋爱、丁克家庭等专业词语却不断涌现。

在“经济试验田”的出生胎记下，深圳一直被贴着物质丰富、感情淡薄的社会标签，在这片金钱几乎可以买到一切的土地上，深圳的爱情也免不了和金钱挂上钩，而且也越来越功利。就像林紫深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孟永健所说：“深圳就是一个名利场，也是寻梦人的歇脚点。在全社会金钱至上的观念引导下，男女之间的情感基本上只是一个易碎的附属品而已。”

就像一位深圳男子在网络上所公开的女友结婚条件，让人不得不唏嘘：

与现在这个女友交往也一年有余了。按说已经可以谈婚论嫁了。毕竟双方都不小了。我28、中专学历；女友24、大学学历。因为我中专未毕业就出来打工，经过多年打拼也算小有所成。毕竟，在深圳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虽说存款不多，但算是小康一族，生活过的有滋有味。我的年收入有十万多，另外公司内部股份、奖金、自己炒股等每年也不下于10万（光景好的话）。我这个条件在诸多低学历打工一族中也算个小精英了，可是，我那月收入不足4000的女友却不满意我的现状。在与其探讨婚姻大事时，也对我百般刁难，让我痛不欲生！下面是女友就是罗列的结婚条件：

（1）结婚所有婚车必须在36辆。且必须用劳斯莱斯或林肯（加长的）。婚车中必须有奔驰宝马等豪华车。

（2）结婚酒店必须在5星级。酒席不得少于36桌。每桌花费不得少于8000。

（3）在男方未买到别墅前，女方有权不为其生儿育女。买到别墅后女方只为男方生一个，无论男女。

（4）结婚后公婆不得与其同住。

（5）为女方父母在深圳买一套3房以上的房子。房产证归女方父母。

（6）结婚项链必须是钻石的。戒指必须要在2克拉以上的。（7）鉴于男方因多重事缠身，财政出现小危机时刻。女方降低要求，望男方为女方购买一辆40万以下的红色跑车。

（8）男方不得与其他女性出现暧昧的关系。

（9）工资要上交给女方，男方不得有怨言。

（10）为了保险起见，双方必须签订结婚协议！

这个条件让人联想到很多年前，有人对深圳的评价：“深圳的女人都姓钱，并且崇拜物质。”最近，网络上流传的深圳拜金女言论也反映了深圳爱情的“价码”：“如果你是暂未购车、暂未购房的朋友，请绕行，我要找的不是潜力股。”这就是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都市里的爱情观。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中认为“现代都市”具有以下特性：社会结构复杂，产生了高度专业化的机构；人口和文化异质性突出；首属交往被次属交往所替代，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功能降低，邻里关系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城市中的交往具有肤浅性、短暂性、匿名性和非人格性。城市性导致了日常世界的疏离感，使得人们涉身经验逐步贬值。在社会理性化、生活货币化、生产机械化的洪流中，维系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的经验结构解体了，个人陷入绝望、孤独和痛苦之中。

在深圳生活的人应该可以深切体会到这种感受，因为深圳的夜间有一档广播节目就叫“夜空不寂寞”，这个节目倾听着都市夜归人漂泊的心声、思乡的衷肠。站在城市立交上俯视桥下车水马龙与万家灯火，没有一处属于你我，就像半夜游荡的孤魂，影子才是惟一的伴侣。

<h3>结语</h3>

一线城市高耸的“门户壁垒”——住房、交通、户籍、教育、医疗就像雷峰塔一样，将新移民们压得喘不过气。因为它有独特的“经济语境”和“全球化语境”，不是人们最初生活的那个“乡土社会”。所以，有人说“在一线城市打拼，你就需要有狮子的雄心，狐狸的狡猾，骆驼的忍耐以及猪的好脾气”。但是，即便如此，也很难有姿态的生存在一线城市，更别说闲适地生活在此。

第二章广府难“搵食” 附录广东账本

这是一个人与钱的关系无比紧密的时代，然而，钱，这么近、又那么远。

生活被肢解，每一部分都明码标价，以至于我们需要为活着而“买单”。尤其在一线城市，“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二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二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女主角海萍如是说。

我们很好奇，一个人如果活在一线城市，这一辈子究竟要支出多少，这生活的账面到底是怎样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们打算预估一下，以免透支。因为，它会产生严重后果，那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所言：“更多金钱并不一定能买来更多快乐，但囊中羞涩却与痛苦感有关。”

<h3>广州</h3>

因为无法预知连经济学家都看不懂的房价以及未来的物价水平，因此，我们且以目前的开销平均水平进行估算。并且，根据一个人正常的人生轨迹：单身的职场新鲜人跨越到成家立业的白领阶层（5年），我们将账目明细设定为：衣、食、住、行、结婚、生子（教育）、医疗、娱乐等几大项。

首先，我们先为各位呈上的是广州的生活账本，在广州生活20年，大约总计花费：250万。

（1）租房（5年）：1500×12×5=9万

根据广州满堂红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广州由于城中村拆迁改造与二手房市场的相对降温，住宅租赁反而同比上升，设定此1500元中包括了房租、水电瓦斯费、网费。

（2）交通费（5年）：150×12×5=9000

自从2010年广州交通实行新优惠政策后，“月票族”甚至表示，交通成本反而有升无降。新的优惠方案规定“市民在一个自然月内持同一张羊城通乘坐公交或地铁次数累计15次后，从第16次开始享受票价六折优惠，每月累计次数不跨月计算”。如果按公交票价按2元，地铁票价按5元计算，如果每天坐公交上班，不用转车，则一个月的出行费用为64.8元；如果需要转一趟公交，则每月出行费用为117.6元；如果乘坐地铁出行，则每月出行费用为162元；如果采用月头空刷方式乘坐地铁出行，则每月出行费用为147元。

（3）“餐票”（5年）：32×30×12×5=57600

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里将食物列为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基本也是最底层的，每日的“伙食费”是如论如何不能省的。根据网上“记账”达人的普遍开销，若按三餐都在外面解决，并且每一餐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来算，那么花费如下：早餐：馒头+豆浆=2元；中餐：盒饭=10元；晚餐：快餐=10元；加上三餐以外的水果+零食：10元，每日开销32元。

（4）交际：2000×5=10000

中国向来是个“人情社会”，人在“江湖”混总是需要交际应酬的。此处交际包括了：同学（同事）聚会+恋爱+喜酒人情，因为各人的标准不一，因此，且按基本行情即每年2000元计算。

（5）买房+装修：125万

如果恋人双方不想一辈子做“熟女”、打“光棍”，那就得考虑结婚。此前，我们已经将单身期放宽至5年，5年后，若要结婚必先面对“丈母娘需求”——房子问题。在网易女人频道进行的《中国婚姻状况调查》中显示，47%的女人认为房子是结婚时必不可少的物件。与80年代的“大三件”相比，房子一件就足够沉重，且不谈“新三件”里的其他两件——车子与保险。根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7月发布的上月广州市十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情况看来，一手住宅交易登记均价为12560元/平方米。若按购置中小户型80平米算，仅房子就需耗资100.48万元。若按简易风格装修，装修费也需15万。再加上家电家具生活用品等，还需10万。

（6）婚礼：11万

婚姻可谓一生之大事，马马虎虎不得。在一篇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广州娶老婆成本》中，作者开出结婚清单，总计：109699元

结婚礼金：9999元（可能系广州的最低消费了）

各种衣服：女方2000元，男方1800元

钻戒：双方7000元（细细的一粒钻）

手表：男方手表2000元，女方未必买

婚纱照：3000元（可能没外景拍摄了）

父母：给女方父母买衣服及手袋共1800元

婚庆礼仪：1000元左右（装饰婚礼现场）

婚礼酒席：6万元（2000元／桌，共30桌）

宾客礼包：2500元（糖、烟、礼饼）

婚礼利市：1600元（开门利是、答谢姊妹、朋友）

酒水饮料：3000元（只能喝红酒了，洋酒别想了）

主持人：1000元

婚车：3000元（头车1000元）

旅游：1万元（云南、丽江、海南等国内的自助游，有钱就去韩国、日本、东南亚）

（7）买车养车：34万

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上，以及为养育下一代做准备，夫妻两人共同负担一辆车（如果同伴愿意接受AA制），那么，又将是一笔巨额开销。按经济型车市场价格看，基本集中在6万-10万，且以10万为准。每月的养车费也免不了，广州市社科院发布了《2008中国广州汽车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在广州用车成本越来越高。“在广州市平均每月的养车费用为2000多元。从全国来看，广州属于养车费用较高的城市，广州的养车费用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若设定车的使用年限为10年，那么，这10年里的费用将达到：10万+2000×12×10=34万

（8）“下一代”开销：60万

关于是否养育下一代的讨论已经不是一时的，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了“丁克族”，但是，如果选择养育孩子，那么，你也得做好准备。

凤凰网上刊登了一篇家住广州的胡太列出的女儿从出生到小学毕业的主要开支：

出生：(剖腹产手术费)5000元

奶粉：1岁-3岁2万元

保姆：1岁-6岁57600元

早教：1岁-6岁1万元

择校：35000元

课外托管班：1年级-6年级37800元

课外学习：英语1年级-6年级54000元

舞蹈：3岁-12岁36000元

钢琴：2年级-6年级50000元

乒乓球：2年级-6年级32000元

旅游：5岁-12岁56000元

以上费用共393400元，还不包括孩子平时吃的、穿的、用的花费，以及入托费、学杂费等等，这其中大部分是课外教育费，占了总费用的84%左右。

孩子在教育上的费用还有很大一块支出是在上大学以后。据网友统计，在国内的大学学习四年，一般的花费在4万-10万元之间，而如果去香港上大学，四年至少要40万元，去美国读大学则每年要15万-60万元，这是在国内读大学的四五倍。

2009年，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曾表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看着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实在是让人望而却步。

<h3>深圳</h3>

2010年3月，中宏保险在深圳首次发布《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该调查针对全国35个样本城市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深圳的幸福指数排名全国城市倒数第一。

这项调查中，深圳居民满意度最高的前五项依次为“深圳发展与个人幸福”、“幸福预期”、“家庭生活”、“深圳人认同”和“人际交往关系”；然而，满意度最低的五项分别为“精神紧张程度”、“社会阶层”、“医疗状况”、“社会保障”和“经济状况”。不难看出，真正影响居民幸福感受的是后面五项，而这五项基本都接近于不及格。

后面五项与深圳这个城市30年的快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城市的转变必将影响置身其中的人的生活。短暂的30年，让深圳跃居全国一线城市；短暂的30年，也让深圳的生活成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外派员工薪酬管理咨询服务提供商美世在2010年公布的一份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查报告中，深圳紧随北京（16）、上海（25）和广州（38）之后位列世界生活成本最高城市的第42位。

深圳人不但面临深圳产业更新换代、人力结构调整淘汰，还要面临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这双重压力几乎构成了深圳人最大的负担。

其中，如果按在深圳生活20年算，需要支付的生活成本将高达：330万

（1）租房（5年）：1600×12×5=96000元

根据CREIS中指数据显示，深圳2010年3月份房屋平均租赁价格为：一居室2000元/月、二居室2550元/月、三居室3150元/月。综合三者，每人每月的租房费用将达1600元。

（2）交通费（5年）：2.5×2×30×12×5=9000元

2010年，深圳出租车开始征收2元燃油附加费，这一费用征收几乎使得深圳摘取全国交通“首贵”的头衔。有位市民比较了深圳与香港的出租车起步价，两地几乎持平：香港出租车的起步价为16.5港币/3公里，折算成人民币大约为14.5元/3公里；而深圳现在是14.4元/3公里。除了出租车外，深圳的大众交通工具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深圳：分段收费与一票制并存，分段2元起收，一票制2.5元、3元不等，最高单程35元。

北京：原价1元，持卡乘车4折（4毛），学生卡2折（2毛）

上海：空调车单一票价2元，普通车1.5元；分级票价最便宜1元。

广州：空调车2元，非空调车1元，但若开往开发区等较远地区则费用升至5、6元不等

（3）“餐票”（5年）：32×30×12×5=57600

早餐：馒头+豆浆=2元；中餐：盒饭=10元；晚餐：快餐=10元；加上三餐以外的水果+零食：10元，每日开销32元。

（4）交际：2000×5=10000

中国向来是个“人情社会”，人在“江湖”混总是需要交际应酬的。此处交际包括了：同学（同事）聚会+恋爱+喜酒人情，因为各人的标准不一，因此，且按基本行情即每年2000元计算。

（5）买房+装修：205万

2010年，搜房网发布的全国房价tOP100中，深圳新房均价超越上海攀升第一，达到22304元/平米，若安置新房以80平米算，购房费用将达178万，再加上15万-20万的装潢，家电生活用品5万，费用约总计达205万。

（6）婚礼：10万

网名“坚韧的芳草”2010年刚刚完婚，而被她称作“普通结个婚”的费用却不普通，而且花销中还不包括蜜月旅行的费用。

倘若再算上蜜月旅行2人花费2万元，那么，一场婚礼的耗费将达到10万。

（7）买车养车：39万

名为“拿来主义”的网友核算出深圳每月的“养车费”大约在2000/月，倘若购买一辆中等经济型车15万，而一辆车的报废时间通常在10年，那么，买车加养车的费用将达39万。

（8）“下一代”开销：60万

深圳在2010年时，取消了实行已久的借读费，尽管如此，在深圳养育一个小孩所花的钱也是十分惊人的。深圳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则坦言，深圳孩子抚养成本不会低于上海。

一个一般的户籍住民，在16年间的生活费用为31.94万元。如按一家3口人和孩子占一般家子消费比例在40%至50%比例计算，深圳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为38.32成万元至54.19万元。而且，这还不是算了深圳非户籍人口的孩子抚养成本。

第三章城市梦，望天打卦 1、广州港驶出一个“李宁”

上个世纪80、90年代，广州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尽得先机，因此，人们在这里也很容易“揾食”。但是，近年来的广州，光景却不如从前，南下的人们又重新北上寻找广阔的天地。纵观广州的经济、文化历史，广州似乎都只是一个“港口”，是“下海”的人重新起航的“港口”，是小企业为拓展疆土暂时停靠的“港口”，是外国先进思想登陆的“港口”。最终，还是从这个港口出发寻找更广阔的天空去了。“体操王子”李宁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hege，行者有路</h3>

李宁在黯然退役后也是从广州重新转型踏上了经商之路，广州接纳了他，却不是成就他的地方。因此，广州更像是一个跳板，而非一个领奖台。

李宁的成名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全世界的媒体和观众看到了东方‘体操王子’的出世。在全部7个项目的比赛中，他横扫千军，接连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单杠和个人全能6块金牌收入囊中。这一次，李宁果然一举打破了苏联选手连续五届取得世界杯冠军的神话。李宁‘一人独得一次比赛中7个项目的6项冠军，创造了体操历史上空前的奇迹，至今仍无人能够打破这个纪录’。当年的世界体坛轰动了，谁也没有料到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一个19岁的体操奇才”。那年，他让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从此，李宁被人们誉为“体操王子”。世界体坛轰动，各国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位“中国王牌”、“体操大王”、“小飞人”。2010年，李宁在接受《经理人》杂志采访时说，“（得奖后）回到广西，那里几乎是倾城出动，我坐在一个敞篷车里，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我很享受，觉得人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但是，4年之后的汉城奥运会，他却从吊环、鞍马上摔了下来，那“让人有点缓不过来”的一摔与之后无味杂陈的一笑使得他从“英雄”成为了“罪人”。回国后，有人甚至给他邮寄去了“上吊的绳子”和“子弹”。李宁后来说，“我喜欢笑，这是一种性格和态度。”但那个年代的中国刚刚从封闭状态解脱，到处充满了急需扬眉吐气的渴望，“人们需要冠军，不需要体育”。

离开赛场，落寞的李宁坐在奥运村外面的草坪上说：“以后就退役了，我的运动生命就终止了，我就永远无法弥补这个损失了。”那么，未来的路在何方？

一般而言，地方体委都希望本地的著名运动员退役后回家乡担任体委副主任，广西体委已经对李宁发出了担纲副主任的邀请。这是一个稳妥且顺理成章的选择。还有另一条老路就是当教练，也有很多退役的冠军运动员会选择这条道路。国外也希望李宁去担任他们国家队的教练。但是，这两种选择对李宁而言都显得保守了。对于李宁而言，比其他著名运动员退役时多出来的一个选择是，加盟演艺界。他对演出挺有兴趣，也隐隐地希望自己能够往演艺事业上发展。不过，这个选择虽然快乐却缺乏足够的智力挑战，所以最后也未能进入李宁的视野。

他回忆，“当时，我原本最有可能去做总教练或者选择当官，但我一生气，一拍屁股就走了。”李宁最终选择的是经商，引路人正是他的忘年交，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李经纬。1984年，当李宁叱咤体坛风云的时候，也正值李经纬这个酒厂厂长凭着一纸饮料配方，开发出一款橙黄色的饮料——后来响彻中国的健力宝的时候。李经纬建议他：“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并让它也成为一种模式？”

后来，李宁说，“那时候，我特别崇拜他。”而且，在李宁的心里也隐藏一个梦想，那就是：“当运动员时，每次在国外比赛，自己常常因为穿着外国的运动服而被误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台湾人、香港人，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能穿着中国人自己的运动服出现在国际的赛场上。想法很简单，也不知道最终会如何。”于是，李宁便以此作为自己的梦想与自己的兴趣，通过在李经纬身边去实现“做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

当然，李经纬觉得“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他对李宁的态度，就是“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

<h3>“李宁牌”起航</h3>

1989年4月，春意渐浓的广州，在无数镁光灯和快门声中，李宁从李经纬手中接过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聘书。初到健力宝的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健力宝应该拍一条有冲击力、富于体育动感的广告，并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广告费，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掀起了巨大效应。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额增加了3000万。

后来，李宁便向李经纬提出想办一家体育服装厂，并希望由健力宝投资。但也许当时的李经纬已经隐隐意识到健力宝自身产权不清会留下后遗症（因为体制原因，健力宝虽然由李经纬一手创办，但在资产上依然属于三水市政府的国有企业），便委婉地建议道：“如果能够引入外来资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宝的钱。”随后，他陪着李宁一同寻找投资。1990年，一家新加坡公司同意出资，就这样，由三方共同投入的中新（加坡）合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挂牌成立，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八个月，一幢5000平方米的厂房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由三个字组成的巨大招牌异常醒目：李宁牌。自此，一个有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中国商业神话便开始了……

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身穿白色李宁牌运动服的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第11届北京亚运会圣火火种。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型综合性比赛赛事，而李宁则是中国第一家赞助国际体育比赛的本土体育品牌。为了拿下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的承办权，李宁拿出250万元，但他获得的回报是，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李宁牌。

此后，李宁牌发展得愈加顺利，每年的营业额都以100%的速度增长。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李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穿着印有鲜明logo的李宁牌运动服出现在开幕式上时，李宁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回忆道：“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此生最大的荣誉，那种成就感超过了我以前所获得的所有奖牌的总和。”

但是，他也清楚地明白：“1990年我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此后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影响力带动了品牌的竞争力。但是那只是一个阶段，毕竟我的影响力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的女排精神、我们那一批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确实激励了一代人，但是那些都是超越竞技体育本身的荣耀。面对未来的竞争，我肯定无法再依靠那种影响力去帮助李宁品牌赢得更多。”

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就有了赢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个是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

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见面了。刘纪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

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公司)，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李经纬？对于刘纪鹏的建议，李宁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

而在刘纪鹏看来，作为国有企业的健力宝并不属于李经纬而属于三水市政府，在日后的产权分割上必然存在无法想象的阻力，作为健力宝的子公司，李宁与其在一条前景不明的大船上航行，不如现在抽身自立门户。于是，刘纪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纪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1994年底，李宁和他的服装公司离开健力宝，当初集团投入的1600万元，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李经纬甚至没有提出补偿增值部分的要求。

著名商业作家吴晓波在一书中对这次分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李经纬‘扶上马、送一程’把心爱的后辈朋友带上了一条比他自己要顺畅得多的商业大道。”

8年后刘纪鹏的论断竟然一语成谶，2002年1月15日，与李经纬交恶已久的三水市政府在达成“不能卖给李经纬及其团队”的原则下将健力宝作价3.38亿元卖给了资本炒家张海。当时的李经纬犹如一只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签约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9天后，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直至今天仍孤单而屈辱地躺在病榻之上。

<h3>驶出广州</h3>

如果说李宁是由李经纬带进商界，由刘纪鹏帮助整理公司构架，那么，1996年初，李宁将公司总部从广州迁到了北京，并更名为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就是彻底告别健力宝，独立迈向辉煌的一步。李宁自己也曾感慨地说，“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

1996年，李宁集团的业绩达到了颠峰，实现了历史上最高销售收入6.7亿元。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席卷而来，制造业极度萎缩，李宁集团身陷囹圄。“通货紧缩”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大受影响。卖不动了怎么办？1997年，李宁公司两次大型市场促销活动——“97暴风雪系列”、“正在机会”，背后的含义都是以超低价位清理库存。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始终徘徊在7亿左右。体育用品市场容量已经放大，李宁公司的市场地位却在下降。为此，公司高层不得不开始思考从制造为先向品牌为先的整体布局。在一次会议上，李宁说道：“我们不是一家做鞋做服装的公司，我们要做一家推动运动文化发展的公司，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是因为一个品牌而喜欢一项运动的，都是因为喜欢某项运动而喜欢某个品牌的。”

于是，1997年，处于困境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这次，李宁是瞄准了香港。为上市绸缪，李宁又把集团总部搬到了上海。这时集团的大股东变成了4个，其中有李宁任总经理的柳州市李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还有李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北京广健东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998年12月，为了把李宁最好的资产打包上市，上海李宁体育用品控股有限公司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李宁集团内部亲切地称之为“母体公司”，主要职能是资本运作和资本经营。

2000年初，李宁遇见了王亚非（海问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光华管理学院EMBA培训班教师），第一次见面，王亚非就对李宁说“你应该上市！”这一下正中了李的下怀。

于是，一场大刀阔斧的调整也展开了。2001年6月，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整个李宁集团的经营核心部分，进行了更符合国际潮流的拆分。12家地方分公司、304家专卖店的分销零售部门被切下来，组建了“上海一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不只代理“LI-NING”一家品牌。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李宁牌”品牌部分（《环球企业家》）。

2004年6月28日，已经是中国最知名、规模最大的国产体育用品公司的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当日，开盘价即上涨了8%，在香港公开发售的认购数量为暂定发售股份总数的132.2倍，国际配售也出现了约11倍的超额认购。李宁家族控制着46%的公司股份，其身价高达16亿元。那天，他面对媒体淡淡地说道：“我不是一个明星偶像，我只是一个拥有十几年企业经营史的企业家，一个商人。”

在通往国际的道路上，李宁又跨出了一大步，上市后，他更加快了步伐。

2004年签约世锦赛冠军西班牙国家篮球队、2005年初签约NBA并成为NBA官方合作伙伴、2006年初成功签约NBA克里弗兰骑士队后卫达蒙·琼斯，随后又与大鲨鱼奥尼尔签约，李宁的品牌logo开始在NBA的赛场上频繁亮相。而李宁合作的版图依然在扩张，2007年与阿根廷篮协约定，今后的6年，雅典奥运会冠军阿根廷国家男篮与女篮都将身穿李宁战袍征战国际赛场；2008年，“李宁”又成为瑞典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为其设计、制作该代表团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装备……

“在国际市场的推广策略上，李宁愈发显的稳健而又成熟。”在《财富》杂志“最具竞争力的中国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业评论家这样形容。

2008年，当李宁在半空中手举火炬奋力奔跑、点燃奥运主火炬的那一刻，开幕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钟点火后的48个小时，汤姆斯路透数据就显示，李宁所持有的公司账面财富已经增加1.6542万港元（1.44亿人民币）。

尽管曾经李宁对于他个体的身份很强调，从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但事实上，“李宁”的个体与品牌身份，从一开始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他说，一次，王石在西安旅游，有小贩高叫：“我认识你。”王石很开心。小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个中国移动的老总。”王石更开心：“我就是喜欢万科离开我而独立存在。”“我呢？我最高兴能有那么一天——很多孩子买了李宁牌，但完全不认识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

现在，李宁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块占地100亩，花费高达1.5亿全新的总部。这座由澳大利亚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公司COX设计的办公园区看起来就像一座体育主题公园，4座三层高的办公楼用红色跑道贯穿着；透过一片巨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攀岩墙像景观一样随处可见。正如李宁CEO张志勇所说，“新的李宁总部意味着李宁公司新的起点”。李宁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随时都能处在自由放松的状态中。”因此，这里被一本商业杂志评为“中国本土最国际化的办公区”。在张志勇看来，它担负着“李宁公司作为中国第一运动品牌和未来世界五大品牌的企业形象”。而在我看来，这里将完成李宁公司走向国际的进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总部，最大的两个部门是市场和研发。

李宁与“李宁牌”从广州出发，最终在北京开始了它国际化之路，这一过程不由的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广州这块地方能够诞生企业与名人，却留不住它们。就像广州所提倡的“总部经济”，而今，这些巨头的总部也纷纷北上，与首都北京相比，广州总有“起了个早赶了个晚”的遗憾。

最早进入中国全球500强之一宝洁也选择了“离开广州”。作为在中国投资时间最早、投资金额庞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宝洁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注册资本达7000万美元，总投资额达8000万美元，拥有来自16个国家的500多名员工。“当年进入宝洁的时候，我就是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工作的。”回顾往事，北京研发中心总裁朱建文说，“其实，研发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报》）

虽然总部还在广州，但宝洁的核心已经到了北京。“选择北迁，我们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国文化、教育、技术中心，这里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强大，我们可以在这里招到人才以及跨国的合作伙伴；第二，这里是首都，我们可以更快地了解研发创新的法规，也可以和中国政府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第三，从我们的人才考虑，研发中心里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而北京是最多外来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历史都吸引着他们留在这里。”

这样的分析无疑表露，北京已经是宝洁的最优选择。

同样，2009年3月，诞生在广州的著名互联网企业网易，也有传言要北迁至北京。北迁计划以网易科技频道为例，就是在广州、上海各驻守一名记者，其他广州总部的编辑全部迁至北京。半年之后，业界再度传闻称网易旗下游戏事业部将搬往浙江杭州，因为负责暴雪旗下魔兽运营的网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传言并非没有理由。对此，网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游戏部不会搬离广州。但是，丁磊却对外表示，网易2009年给广州交的税比2008年还高。至于究竟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

第三章城市梦，望天打卦 2、深圳梦进退维谷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深圳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它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愿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场景的想象。”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轰轰烈烈的现场成了“全民梦工厂”，但是，30年光阴流转，这个梦却开始慢慢“褪色”。

<h3>80年代，小人物“闯深圳”</h3>

1982年，时任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的袁庚去清华大学招揽人才，那时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绘理想”，还不忘调侃：“现在来蛇口，正是时候，10年后的蛇口，你们要进来，就像今天户口进北京一样困难。”

那个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开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车，只要你愿意随他高速运行，都可以上车。于是，轰轰烈烈的南下大军，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们去到那方宣泄血性的角斗场闯荡。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员、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因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着要割断与过去的所有关系，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成为“盲流”，选择到深圳是得有点勇气的。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挡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带来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梦”是复杂的，但有一个主要价值指向，那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期待，更多还是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而深圳的诞生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家长，也没有所谓监视者的政策基础上，这意味着它也没有那么多束缚。深圳就像一个单细胞城市，这里欲望明确、规则明确，达成目标的方法简单，就是要靠“闯”。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没有历史，也没有包袱，所以具有对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张颐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时期在全国开创先河的市场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想象力，从无到有地实现从受制于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梦，但把梦变成现实，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创造了最好条件的地方。

因此，当年的深圳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成功”。全国各地各种族群都可以到这平等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人生。这些人既有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的禹国刚，也有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或者因为逃婚到深圳却开创了攸县的士司机的湖南妹谢吴艳。无论是香港富豪、内地打工妹、外国金融家，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这梦想照进现实的年代，一批批神话就此诞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险，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的命运中转站。

生于1955年末的马明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他首先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做工人，然后担任了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讯员。1983年的一次人事调动，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并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

马明哲显然志不在“马车夫”，30岁时的他对袁庚说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就是他保险业梦想的萌芽。对于改革者袁庚，这句话也点燃了他的另一个兴奋点，他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的必要性。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任命为总经理。

自此，马明哲带领一个13人的队伍在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从产险开始起步打造着他的金融航母。22年过去了，平安保险在马明哲的战略中从一家总资产5312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一家集保险、银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金融集团，并在《财富》杂志2010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再次入选并荣登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的宝座。马明哲用他的“过桥哲学”与开创精神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他说，“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事事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已经有桥，我们就不必去冒险涉水，付一些过桥费就可以过去了。风险小，也赢得了时间。”而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与奔赴深圳的创业者都成了特定的历史注解，就像1985年来深圳的诗人王小妮在《一个诗人的深圳史》里写道：“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唯独没有为赚钱。随着1990年的到来，奔赴深圳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

<h3>90年代，年轻人的淘金梦</h3>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演绎的“解放”、“挣脱束缚”让整个中国都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随着经济优势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显现，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环境的初步建立，随着基建、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的“淘金热”兴起。

城市工业大发展背景催生了无数用工机会和淘金梦想，也就在这一时期，“淘金地”成为深圳的代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来者不拒。”深圳“网络四剑客”之一、《深圳青年》杂志主编陈宏举例，深圳某游艇会老板，便于此时来到鹏城（深圳别名），而他最初不过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里帮厨打菜。

让美国《时代周刊》惊呼“有史以来最大人口流动”的百万民工南下潮也发轫于1989年，百万民工南下。数据显示，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这段经历像极了1848年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家布朗兹在《黄金时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和新美国梦》中这样记录那段历史：淘金热对于美国历史而言是比南北战争更为关键的时刻，淘金热改变了国家的精神，使美国脱离了富兰克林式的“稳当和勤劳”的清教伦理，转而朝向一个新的美国梦——“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网络小说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热销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见证了深圳的“淘金梦”：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作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那个年代的深圳仿佛“钞票满天飞”，随手抓来都是机会。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专家所分析的“当时，国内工业化程度都不高，产品供给程度也不丰富，属于物质稀缺的时代。只有深圳率先启动了加工贸易还是工业化，这就奠定了深圳作为全国产品的供应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人来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的‘供应商’，其中蕴含的创业机会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备的。”

现任深圳互通科技的总经理霍强回忆那时说，“1992年来深圳，自己都被吓一跳，香皂、电子表都是成堆卖，运回内地，买一堆电子表的钱，卖掉一块表就能挣回来，而且这些都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新潮货，赚钱太容易了。”

“淘金梦”成了青春飞扬的年轻人奔赴深圳的最鲜明的诉求，深圳网络三剑客之一的老亨认为，90年代，人们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钱，有更多自由，寻找实现个人梦想的更多机会。而事实也证明，当时的深圳确实能够为这些具备淘金意识、寻求个性发展的人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厚的回报。霍强觉得，现在深圳的中产阶级大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进行资本积累的，因为单从当时在老赛格市场小柜台采购各种电子零配件卖到全国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窥豹。那会，这些小柜台一个月几万元的生意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淘金还在继续，但是，深圳的转变也开始初露端倪。关内相继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并持续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这似乎宣告了“此时深圳已经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纯粹依靠两只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机的创业模式已开始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随着创业的难度加大，创业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线上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开始远去，淘金梦的主体也慢慢地变成了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大学教师等数以万计的南下精英，这些人最终促成了一个以电子信息、互联网为主的创业黄金时代。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太多人在前两个阶段的搏杀中积攒了第一桶金，生发出强烈的转型需求，深圳的优秀企业家大多成长于这个时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城市门槛逐步提升，低端机会骤降，蓝领开始泛白，高端白领、海归扎堆。”陈宏把1992年视作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水岭，1992年之前，大规模城市基建、工业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机会，1992年后，深圳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低端工作岗位饱和，农民式、草莽式的创业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城市环境，城市淘金价值弱化，阶层分界逐渐清晰。“城市门槛的提高也带来心态失衡和治安恶化，1992年后，有的人成了大企业家，有的人还一无所有，涌入深圳的低端群体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机会，拍头党、砍腿党也有了，送去樟木头的人越来越多。”

马化腾就是在那个时代技术型创业的典型。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的马化腾进入深圳润迅公司，成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寻呼软件的开发工作。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注册了腾讯公司，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而QQ只是公司一个无暇顾及的副产品。

1999年，QQ变得大受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而此时腾讯却遇到了资金方面难题，在寻找融资无门的情况下，马化腾萌生了把QQ卖掉的念头。幸运的是，同年，深圳举行了首届高交会，马化腾在那里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QQ获得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此后5年，腾讯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值钱的互联网公司。

<h3>00沉没年代，梦归何处</h3>

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未知。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转变，这时的深圳街头有些迷茫。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资深媒体人金心异已为人父、做了“奶爸”,当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发现有越来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来越多的孕妇和婴儿的手推车,人们走路都慢下来,他写下“一个城市终于从他的发情期和交配期进入了繁殖季节”。

著名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呙中校当时对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洒洒1.8万字的长文，针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当时发展所面临的困局。他从深圳的五大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上海传闻说起，进而广泛而深入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去剖析，他认为“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而是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寻租’社会。特区所特有的权力和资源，为寻租提供了条件；而特区发展中出现的巨大经济利益，则提供了强大的寻租动机，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寻租成本特别低，结果导致寻租无所不在。——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

这篇网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阐释了深圳跨入“特区后时代”的危机与迷惘。这种城市的改变也使得追梦者发生了改变，张闳说，“深圳梦从一开始就是强者为王，赢者通吃。得以实现梦想者寥寥，但由于它较早开放，多得先机，相对于封闭的内地，其梦想实现的机会还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国梦相类似的幻象，但这种东西难以为继。一小块样板，不可能真正成为梦想的乐园，单是《边防通行证》，就阻断了大多数内地公民的梦想之路”。

淘金梦远去，城市门槛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后，创业梦淡去，这个城市的白领群体也开始躁动起来。机会越来越少，物价、房价却日日攀升。曾经在深圳身后亦步亦趋的内地城市持续发力，政策优势不再“一枝独秀”的先锋地位沦丧，人口结构固化，城市高端群体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变得与一部分发展较快的内地城市并无明显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逊一筹。“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一同陷入迷茫与困顿之中，看不清自己的梦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里。”陈宏也感觉到，突然之间，“逃离深圳”的冲动气氛在城市里暗潮涌动。这个曾经谱写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渐渐失去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前，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现在，梦想在何处，已经慢慢模糊。

<h3>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梦”</h3>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个人梦想，但都比较零碎和单一，不像深圳梦那样影响了整整一代移民，并且有鲜明的自由人本主义特征。深圳梦犹如初生的太阳，照亮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以来，深圳不断背弃着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原始梦想。它的嘴脸，跟中国其他城市越长越像。”

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那个3万人的小渔村，也不是“遍地黄金”的梦工厂，深圳与创业是同义词这个命题也需打问号了，深圳资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进入门槛也抬高了，总而言之，深圳特区已经不特了，深圳现在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都有一个新称谓中国的一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

一位叫“低烧”的网友在纪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万象”系列中，这样表述他对深圳与深圳梦变迁的感想：

“这个城市已不再被梦想所激励,而且这种倦怠已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心。”这个是很难两全的。即所谓城市要发展，又要人人有饭吃。这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是却一定会继续满足一个百分比的人数。从来都是如此，没有例外过。照我几十年的深圳经历来看：80、90两个年代所谓的黄金发展期，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比现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的深南大道还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干，干什么都能发财。

在从无到有的这20多年，不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铤而走险的，都更有机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赛格买下铺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么值钱。但是今天想再找这样的铺位就很难了。社会在发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变。你不改变，则必然被淘汰。而此时的深圳，初具规模，竞争更加激烈，淘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记得90年代初期，是所谓的创业高潮。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国营企业都不愿去，要自己创业，学比尔盖茨，考公务员根本不是受欢迎的。而现在，恐怕竞争之激烈超过高考。

每年来到深圳的淘金者与每年去到曼哈顿的淘金者一样。都没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会不欠谁的，它有它发展的轨道，不可能一直出于高峰，却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来，远没有那些没有来过的人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么美好，也绝不是已经失望的人心里所厌恶的那么差。

深圳依旧在前进着。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已经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在我身边，也从来不缺乏新的少年人来到深圳打拼，他们有的失望而归，但更多的是坚持了下来。不论是在小区里卖早点的乡亲，还是在科技园里设计产品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十几年前，年少的我们工资只有2000多，那时的房价也只有2000多。

十几年后，年少的他们工资还是2000多，但是房价也许要20000多（再降也不会降到2000多了，除非经济崩溃，它总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陈宏认为，深圳经历了两个创业时代，前三十年，创业者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更新、政策优势，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商机迸发，“60后”、“70后”创业者凭借诚诚恳恳、吃苦耐劳就可能获得成功。如今，随着国内各地经济增长，深圳已经进入了一个“拼时代”，创业者不仅要考虑资本、行业、技术、产品等问题，还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与整个深圳发展的大势结合。

同样，对于“80后”而言，进入深圳的目的与“60后”、“70后”已经截然不同了，“80后”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生活梦”而不是掘金、创业。雷泓霈在《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里说道“我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渴望挤进大都市的念头和行动，大城市里丰富快速的资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还有它推动你不得不前进的气场，这些资源是二三线城市无法企及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大城市无论怎么发展，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容纳所有憧憬它的年轻人，它终归是有一个‘饱和度’的。当它处于‘相对饱和’的临界点时，它无疑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这些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渴望融入它怀抱的年轻人，挤进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80后”已经无法像当年到深圳闯荡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桥墩下，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而“80后”与“60后”、“70后”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也不一样了。现在，挤进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上世纪80、90年代。

同时，深圳的产业转型也在持续，对人才的要求与筛选也加剧了人才间的竞争。就像宋丁所说：“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要再造一个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现在很多蓝领工人在内地就业,这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断往高处走,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年轻城市,就应该选择那些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大、蓬勃的年轻产业。目前深圳面临的是人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变动,我们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梦”，有人说“这个梦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现在的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快速成长需要大量补给的深圳了，现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质”，包括对人才也是一样。比起几十年前，深圳的竞争压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个人说的“选择了深圳就等于选择了压力”。说白了，就是深圳经过历史积累，现在已经很牛了，它有足够的资格挑选他们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第三章城市梦，望天打卦 3、代工帝国背影

在深圳，有这么两家企业很典型，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华为。内迁之前的富士康在深圳拥有40万员工，85%都是“80后”、“90后”的技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富士康一墙之隔的华为，企业员工几乎都来自中国一流大学，是“后世界工厂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员工生存现状几乎可以代表深圳同类型企业里的员工生存现状，从这两家争议性、话题性的企业身上，也折射出深圳企业与劳动者发展的轨迹以及未来深圳的发展方向。

<h3>挤上流水线</h3>

2010年初至5月份，短短几月间，富士康就发生了“十二连跳”。坊间纷纷议论这个“血汗工厂”对工人的盘剥、压榨，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既然这个“魔鬼工厂”如此“恐怖”为什么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挤破了脑袋要进来？

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席卷了珠三角，据媒体报道，广东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200万的用工缺口，单深圳就缺80万。但是，深圳加工厂却呈现“冰火两重天”，一边中小加工企业门庭冷落，另一边富士康集团龙华基地普工招募处却异常火热。富士康将其招聘现场分成了三个区域，数千求职者以每列近百人的数量在空地上等候，大约相隔十分钟的时间，工作人员便随机抽取其中的200人到另一空地进行筛选。据说，有些求职者为了能尽快面试，甚至半夜就来招聘点蹲守排队。

对于代加工业的求职者而言，企业的知名度和完善的福利制度是重点考虑因素，就像一位富士康的应聘者所言：“福利制度方面富士康是做得比较到位，可以说进了厂，衣食住行基本不花钱，比如免费提供工衣，工衣免费清洗，富士康内设大学，为员工免费提供从中专读到博士的课程。”

新生代民工与老一批的外来务工者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选择工作，我们更看中能力的提高，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普工工作感觉人生很难看到希望。因此，中小企业已经不再是首选。

所以，即便是富士康发生自杀事件后，都不影响应聘者的选择。2010年5月17日，富士康又开始招聘，在它南门的招聘点大约就有2000余人排队等候。

但是，目前深圳依然是以中小加工企业为主，大型代工厂还是相对较少的，相应的，对于应聘者就形成了“粥少僧多”的局面，更少的选择、更强的竞争。所以，一部分无法进入深圳大型加工企业的工人宁愿节后呆在家中，也不愿千里迢迢来到南方，却赚着和家里差不多的钱。

<h3>金钱的致命诱惑</h3>

其实，应聘者说富士康的薪酬待遇与福利待遇好，这个好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富士康的基本工资依旧很低，据《第一财经日报》所报道的：“2004年到2010年六年间，富士康员工的底薪经历了380元、400元、600元、700元、900元、1200元六次变化。”但是，“在深圳，900元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月买200块的日用品以及每天3碗方便面的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表示。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富士康的员工不得不加班，就像富士康的一个员工所言：“多加班的工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2009年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曾对富士康工资与加班时间进行过调查，刘开明通过调查展示了富士康员工高强度的加班生活：“结果显示，2009年富士康每月加班达117小时，有的甚至高达140小时，而薪资在1500-2000元之间。”员工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不得不加班。

但是，每个员工加班的时间不一样，可能同一流水线上的同事，拿的钱也有很大区别。《南方日报》当时报道富士康事件时就讲到这样一个例子：

每个月的10号，与其说是发工资的日子，不如说是“比赛”。拿高加班工资的人，很容易将笑意挂在脸上。并不太高的人，私下打听同事的高工资，啧啧呼叹之余，将“目标”再次提高。很多人因此陷入一种怪圈，即使是累得不能动了，一旦听说加班，仍然两眼冒光。至于原因，已不是简单地需要钱，而是心理满足大于物质需求。一名台籍生产主管朱复铨说过：“在这里，工人要加班，想加班，写信给他们请求加班。”而对于厂方而言，员工加班他们求之不得。因为，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所以，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曾经潜伏在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也提到这个症结，他说：“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在加班获得更高工资的利诱下、在与收入更高的工友的攀比下、与别人都加班我也不能落后的从众心理下，代工者不得不将自己投入流水线上高速、单调、枯燥的运转。就像刘志毅所说：“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h3>不流动的科层</h3>

与其他企业不一样的是，富士康这样低技术含量的代工企业，人员的升迁渠道也很漫长，几乎是论资排辈，《It时代周刊》的一篇《富士康：是谁造成了两岸员工的对立？》的文章里就提及富士康的职位设立，“正式员工分两类，员工级与技术师级：从员1、员2、员3、师1、师2直到师14级，大专学历的员工进入富士康一般是师1级，本科进去是师2。如果干得好，3年能够升到课级干部。这是指技术线上师级员工，如果是生产线上的员工（即员级），要干到课长之类的管理级别，幸运的话也要6年。不过对99.9％的生产线员工来说，那就是一个梦想。”

而层级制在这家企业里也随处可见，走在富士康厂区内，一看就能看穿对方的身份与工作：员工的衣服，以及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出卖”自己的阶层。譬如，穿黑色t恤式工作服的男孩，是基层流水线的普通工人，他们被称为“员”；而穿白色同样款式工作服的男生，则一定是毕业于大专或本科院校，他们是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只需要看他通过哪个通道上楼，就能分辨出他是一名台籍管理者，还是大陆的管理者：前者被称为“台干”，享有专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无需验明身份、无需刷卡，也无人检查；而被称为“陆干”的大陆干部只能沿着其余3条通道上下班，哪怕他的职位已经进入了高阶管理层，他仍只能从普通通道进出。这是一个从未被写入过正式文件，却被每个人小心翼翼遵从并维护的规则。

因此，对于许多富士康的员工而言，他们也很难去关注升迁的事，就他们认为，“这里的各种等级划分制度实际上太复杂了，我们很多时候也分不清。”太多的等级让员工感觉自己“爬不上去”，并且，升迁的偶然性很大：首先，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若要升职，则需由自己的直接主管提议并申请，并经过该主管往上的多个主管逐级审批，而事实上很少有主管去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最重要的，作为大陆的员工，“即使你工作再努力、成绩再出色，一般也只能跻身于低阶或中阶的管理者中，而无法晋升为高阶主管。”多名受访者表示，“陆干”（大陆干部）不被重用，尤其是不会被安排到一些核心岗位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一位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做了八年的老员工陈伟良（化名）这样回忆了他逝去的时光：

2002年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就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就正式上岗。在富士康，几乎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几个单调的动作。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因为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都会调一次薪。因此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不铨叙和铨叙两种，所谓不铨叙就是指临时工或普工，铨叙就是正式入籍。铨叙就是上文所说的两级：员级、师级）。这个漫长的升迁过程让他比较失落，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相较有些升迁快的人，通常一年内就可以从不铨叙专为铨叙了。此后，陈伟良决定暂且将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几乎是按照富士康厂房里随处可见的标语、格言来作为行事准则。“台化”之后的陈伟良慢慢有了发展。他开始带新人了，2008年、2009年，陈伟良一连升了两级。他从“员1”、“员2”、“员3”发展到了“师1”，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别。”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于他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010年，富士康发生了“12连跳”，而陈伟良的工友也在劝他“跳槽”，但是，从这儿跳出去就像面对一座山，谁人知道山后又是什么呢？况且，富士康的“加薪”承诺、一个月繁琐的辞职手续、厂区搬迁的“传闻”都使得他难以量度。

看着每天不管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都在排队、满怀梦想想要进富士康的员工，他想起工友对他说的一句话“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机器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会记住你的价值”。最终，他下定决心，哪怕山的后面依旧是一座山，他还是要离开。

富士康，只是深圳代工企业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工人使得这台机器得以高速运转，但是工人们的梦想、工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却在“富士康们”里、在“深圳”中被撕的支离破碎。如果说，这个工厂、这座城市充满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金钱攀比、员工与员工间职位晋升的竞争，那本质的还是来源于工人与自己命运的竞争。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城大军已经不再出于“生存理由”，他们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这与他们的父辈显然不同了。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但是，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这是来自深圳底层普通员工的呐喊，那所谓的“白领”是否就活的有尊严、活的自在呢？

这边富士康在员工在自杀，那一边富士康的“邻居”华为也有员工在猝死，尽管，华为的产业结构上已经是富士康的上一层，但是，依旧有摆脱不了的“死亡诅咒”。

第三章城市梦，望天打卦 4、华为的狼性角逐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去华为办事千万不要轻易提起你的学历，因为门口让你登记的门卫很可能就是硕士，公司里打扫卫生的可能就是一名本科生。这句话道出了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代表的华为，其员工的整体高学历。

<h3>知识大军</h3>

随着这些年华为的急速膨胀，作为电子产业巨擘的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无数大学生的梦想竞技场。但是，进入华为的路途却不容易，有史以来，华为都偏爱名牌大学的高学历学生。

1997年以前，华为员工里面有40%都是华中理工的毕业生。1998年，华为与中兴又在清华园上演了一场“人才争夺战”。此后，一直到2002年，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进入华为。1999年，华为一次性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到2000年，总共招聘了4000名毕业生。2001年，华为挨个到全国著名高校招聘最优秀学生。据说，在一次使得华为声名鹊起的“万人招聘”中，华为更口出狂言：“工科硕士研究生全要，本科的前十名也全要。”按照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平均每年招聘大约3000人。现在，华为员工中85%以上都是本科学历，其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有70%以上都是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华为的高学历要求只是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缩影。2008年时，深圳举办了“第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人才与智力交流会”，参与会议的有200多家企业，主要分布在主要集中在电子、计算机、通讯、医药、能源、生物化学、机械制造、自动化等行业，这些高新技术行业对人才的学历、专业背景、工作经验等均有较高要求，虽然资源丰富但是门槛高、入口也小。

<h3>狼身下的床垫</h3>

在任正非的眼里华为就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的三高企业，他认为，“高工资”是最具诱惑性的，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这点也正是吸引无数高校高学历学生的地方，许多学生在经过四面与几十人竞争才争取到最终的岗位，这一岗位在获得之处就充满的“硝烟”，但是，华为的“战斗”在你踏入门槛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当一位毕业生刚刚成为华为的一名新员工，就会在《致员工书》上读到这样的句子：“实践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你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工人做起，这在公司里已经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在内地取得的地位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敢定位，这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饶地前进，不惜碰的头破血流。不经磨难，何以成才？”

当新员工变成老员工，他会对《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抗多久》一文中所提到的这句话烂熟于心：“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

“奋斗”在华为几乎无处不见，最具象征性的就是床垫文化。在华为创立初期，研发部仅有五六个开发人员，他们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开发、验证、测试产品设备……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不回家，与床垫相伴；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相当于半个家。

这个床垫文化与华为的行业性质是息息相关的，《不眠的硅谷》里曾讲述美国高科技企业集中地硅谷的艰苦奋斗情形：无数硅谷人与时间赛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成就了硅谷的繁荣，也引领了整个电子产业的节奏。华为一直以来也奉行“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这样的信条，整个企业充满了紧迫感。

因为有床垫文化以及快速的产品更新，华为人不得不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进行周期短、工作量大的艰苦开拓。

就像一位华为的员工所说的：“华为加班确实比较多，尤其是项目进度很紧的时候（进度不紧的项目在华为几乎不存在），一般说来周末会要求统一加班一天，另外，华为规定每月必须最后一个周六照常上班，这样算来一月可能只有3或4天的休息时间。春节加班的概率很大，一般大年28放假初六、七就开始加班。平时工作是否累是否晚上必须加班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的能力很强，两三周可以把一个月的活干完，那么没有人会强制你晚上加班的（除非最关键的一个月里产品可能会统一要求）。当然，这样的人是少数，大概几十个里面有一个，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晚上或周末加班才能完成任务。”

2006年5月，华为25岁的员工胡新宇就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但病发前的他曾连续加班30多天。据《南方周末》对其女友张宝可的采访可知，那时，胡正着手准备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项目开始后，胡新宇“30多天只回了4次家，除此之外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睡在实验室的床垫上，早上9点又开始工作。”虽说，华为的发言人傅军称胡新宇的加班是出于自愿，而且华为的“加班政策”规定晚上10点之后加班须经公司批准，不准在办公室过夜。但是，张宝可却认为“这是因为项目紧、逼得没办法，属于变相的用超负荷工作进度和工作量，来迫使员工加班。”

胡新宇事件只是华为加班事件的一个升级，加班在华为司空见惯。一位曾经短暂驻扎在华为的人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加班文化，这位叫“君”的人在其博客中这样写道：

公司接了个华为的项目，虽然说不大，但是保密级别甚高，代码和资料都是绝密，那边的接口人跟我们说，如果要外发代码，需要他的老大签字，还要老大的老大签字，还要老大的老大的老大签字。

于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项目组一行人移师华为，直接在华为的办公室做项目，为期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在那边呆了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有所见所闻的：

华为确实像传说中的那样，加班氛围甚浓厚，每天下了班以后几乎感觉不出办公室内的人员数量有什么变化，倒是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才看到加班大军浩浩荡荡地出门等班车，剩下的一小部分项目紧的也许就准备通宵了……华为的班车很多，从1号线排到8号线，不过9点班车几乎每辆都坐得满满的，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小袋加班发的食物……

经常在工作闲余的时候听到华为人聊天，而开头几乎都是这种方式：

A：你今天加班么？

B：当然要加啊！

A：哎，我也是，已经加了n天了，快不行了……

其实，除了华为，深圳It业的加班现象都很普遍。“干我们这行，根本不存在公司鼓不鼓励你加班，活就那么多，你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心里的弦也不得不每天都绷得紧紧的。所以人们都说我们是‘40岁前拿命换钱，40岁后拿钱换命’，很荒唐，但很真实，你别无选择。”这是一位姓黄的深圳It人的心声。

2009年，深圳知名数字视觉科技运用公司——丝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层干部朱波也因连续加班过劳猝死。与朱波共事3年的同事刘强认为“丝路数码刚起步的时候，都是加班加出来的，（我们）经常不回家都在公司睡，不加班走得早反而显得比较突兀。公司基本上每个人都加班，我最长时间连续5天没回家，公司还专门买了折叠床放在办公室。而且，这份工作脑力劳动强度特别大，看图纸注意力要相当集中，保证不会出错。”像朱波这样的It精英都成了“炮灰团”。

<h3>向前的鞭子</h3>

除了电子行业本身的竞争外，华为本身还采用了“绩效考核”与“末位淘汰”等严格的员工激励体制。所谓“末位淘汰”就是对员工的综合成绩进行考核并按照5%的比例裁员。2007年前，当员工的考评累计达到两个D，部门主管等就会与员工谈心，劝说员工辞职，若拒不辞职，华为也不会立即赶人，而是等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但从2008年起，It风向标华为正式启用“5%淘汰制”，被淘汰的员工即被辞退。末位淘汰就像一个隐形的鞭子，让华为的员工时刻不敢懈怠。2008年传出裁员消息后，华为员工还自觉加班以防被裁。

并且，这样的绩效考核还和绩效奖金挂钩。华为员工李强（化名）在网上透露了华为的待遇情况，他说“一般员工进入华为，大学本科基本工资是5000元左右，研究生是6000元左右，如果到了年底，会有一笔数额不菲的绩效奖金，一般都至少上万。不过，并非每名员工都能拿到这笔绩效奖金，因为员工每个月要进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分为ABC三个档次，按照李强估算，每年每个档次的总绩效奖金差别在五千元以上。绩效考核按照员工比例来固定分配，A档次一般占员工总数的5%左右，B档次占45%，C档次占45%，还有5%的员工将被视作最后一档：待查。如果连续几个月获得C或者待查的员工，不仅拿不到奖金，也意味着被内部调岗或者降薪，对于员工来说，被调动到工资低的岗位或者降低工资，收入损失都不小。考核员工的绩效，往往是领导根据员工是否按质按量的完成工作。而能够按质按量的完成工作，就意味着员工必须加班，才能跟上华为的快节奏，不至于自己成为整个工程环节的拖后腿者。”

在华为工作的员工虽然有着让人羡慕的学历、工资、福利待遇，但是也有着说不尽的压力与辛酸。就像一份调查中的统计结果所表明的，It从业人士以约3900元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但是，这样一个高薪族群，跳槽率也达到30%！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希望有更大发展而跳槽的53%之外，竟有高达43%的人士因为加班的缘故而经常跳槽，这其中包括劳动量大，身体吃不消等原因。

2010年深圳人才大市场发布了招聘信息：从招聘单位数来看，排名前十的行业依次为：电子业、制造业、计算机行业、金融业、通讯业、商贸业、建筑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察业、物流业、中介服务业，该十个行业的招聘单位数占整体招聘单位数50%。电子It行业几乎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家独大”，因此，虽说在深圳的电子、It企业中可以获得丰厚的薪水，但是，所面临的竞争与压力也是十分之重。

第三章城市梦，望天打卦 5、抑郁之都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与华为员工的猝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在经济急速发展下人的竞争与焦虑。

白天，深圳的街头，到处都是急匆匆行走的人群，忙碌的深圳人经常把“好累”、“好烦”挂在嘴边。曾女士是一高新企业的部门副经理，她认为，“整天跟上战场拼命一样，稍慢一步我们的市场就会被竞争对手抢了过去，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不敢有一刻放松，否则自己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小张是刚毕业的研究生，在某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工作，快节奏的工作让他感到有点疲于奔命。白天要跟外商谈判，晚上还要加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周末也经常要加班。“整个人现在是连轴转。忙起来的有时候晚上都会失眠，而且一想到没完成的任务，半夜就会突然醒来。”

夜晚，深圳的酒吧，人山人海。深圳国贸附近一个酒吧的老板就曾说过，他曾在国内5个城市开过酒吧，但是，经他观察，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大部分深圳人来酒吧不是为了休闲，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和不满，为了买醉。

2006年11月，深圳市卫生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市民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并不是特指重症精神疾患，各种因精神问题引起的反应，如抑郁、焦虑、狂躁、失眠等，都叫精神疾患)总患病率超过20％，也就是说，深圳每5个人里就有1个有精神疾病，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倍。康宁医院的副院长杨洪曾经透露，“康宁医院的心理救援热线每天接收到40多个心理咨询电话，其中年轻人、有学历、收入高的人群占了绝大多数。”

2007年，深圳市政协常委、市康宁医院院长胡纪泽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在深圳，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000人左右，已经超过了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许多自杀者选择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抑郁。

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工作节奏非常之快，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新移民刚深圳，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许多市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却很难找到亲人和真心朋友来倾诉，从而日积月累了许多抑郁情绪。就像深圳大学的教授徐景安所言，现在“深圳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人。

而一位在广西阳朔西街开酒吧的深圳人也在其博客中写道，“深圳是全国背包客最为集中的地方，在丽江、拉萨、黔东南、凤凰、甘南这些背包客最喜欢的旅游线路上，到处都是深圳来的年轻人。只有做驴子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人，不是一部机器。”

第三章城市梦，望天打卦 6、转型后，要谁？

30年来，深圳产业的发展几乎从侧面折射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从以“三来一补”作为产业结构的起点，经历了“跨越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新能源、互联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孔雀东南飞”飞进深圳的外资企业、国内外500强企业，2000年后，人才进入深圳热门行业、企业的艰难，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又出现了“拐点”，这次，深圳“抛弃”了那些劳动力、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h3>内迁，迁走“低端劳动力”</h3>

1998年，郭台铭选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并设立了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当时他说，“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并且，他肯定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他的预言实现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是，2010年的夏天，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却要从这片风水宝地迁离。搬迁并不是“一时冲动”，“12连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态发展的催化剂。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据《第一财经周刊》所述，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2010年8月，当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的横幅时，深圳富士康的神话渐渐落幕。

富士康的迁走，往小里说，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纪商业评论》中所言“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而从大环境谈，就是深圳在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这个改造就是将低端产业迁移，把土地和资源配置给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21世纪经济报道》中的一位深圳本地城市规划专家指出，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反而会制约深圳产业转型及城市发展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深圳市政府在面对富士康工厂的搬迁问题上，没有表现出强力挽留的态度。”但是，深圳政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随着富士康的内迁，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又往前跨了一步，这一切相应地也将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早在富士康之前深圳福田区就开始了“工改工”之路。以前福田分布着大大小小30多个工业区，多是以制衣、五金机械、建材、电器、汽车修配等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制造业，以农民劳务工为主。但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产业升级转型展开，数以千计的企业大量外迁，经过产业置换，通信、网络、软件、芯片设计等高科技研发企业成为这里的主角。入驻的65家企业几乎清一色为科技企业，企业员工高达2000多人，其中博士38人、硕士165人、本科1553人。

除了“工改工”外，类似的还有“工改商”和“工改文”的转变。“工改商”样本就是将著名的“华强北”电子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工商混合区，改造为“中国电子第一街”；而“工改文”就是将以前充斥路边排档、杂货铺、汽修五金的一片简陋的旧工业厂房打造成田面创意产业园区，其中包括10位排名世界前50位的设计大师的工作室。

这一系列改变，被誉为“成就了福田的产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转移，人口从数量型向素质型转移的变化”。深圳目前的人口已经开始超负荷，通过深圳的产业改革可以看出，未来的深圳将通过收缩底端劳动力来调整人口结构。就像宋丁所分析的：“深圳产业调整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变化,对深圳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低端的人才在深圳待不下去,而高端的人才留了下来。比如It行业,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公司的总部都选择设在深圳,人才的竞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应该说,深圳的人才结构更加专业化和定向化了。”

<h3>人才逐鹿新三大支柱产业</h3>

过去30年，深圳本土诞生了一批明星企业，包括招商、平安、中信、中兴、华为、国信证券、比亚迪、腾讯、华润、博时、万科、中海、金地、凤凰传媒集团、华侨城、中集集团、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中航集团）、金蝶、富士康、鸿富锦、茂业、天虹、三九、创维、康佳、tCL、迅雷、朗科、飞亚达、迈瑞、方正、万基、海王星辰、爱普生和长城等等，这些企业有不少已经跨入全球500强企业，也有正准备跨入500强的企业，有更多企业也是中国500强。

这些企业甚至成为过去20多年，无数中国大学生投奔深圳这片热土的动力。当然，这些企业为年轻的、追求梦想的大学生也提供了一方大展拳脚的舞台。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他们的用人特点也很明显：

一是，偏爱“名牌”。据统计，1999年深圳接收市外毕业生1万多人，其中博士生有218人，硕士生2200人，本科生7783人，其中，市外毕业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清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牌学校和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名不经转的院校毕业生很难得到深圳用人单位的认同。此后，深圳引进人才的层次逐年提高。就像《2002记录深圳：当学习成为一种“深圳病”》所调侃的“10年前的深圳，站在国贸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有9个是经理，一个是副经理。2002年的深圳，你可以想象到的是，站在地王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中，有2个博士、3个硕士、4个学士，还有一个正在参加自考”。

二是，人才专业主要分布在理工类毕业生，尤其是计算机、电子、通信和竞技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占极大比例。相较而言，文史类毕业生中，除外语、法律等少数专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外，其他人很难进入深圳。1999年深圳接受的毕业生中，文史类仅占5.9%。

很明显，这些企业正是深圳曾经的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代表。现在，这些为全国大学生提供职业机会的企业也将面临深圳产业转型提出的更高要求。

2010年5月31日，深圳提交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高新技术和金融产业提出核心创新中心的新概念，并特别指出，更进一步提高金融对经济服务的能力和贡献率，而会展和文化，也要“做大做强”。对于深圳产业布局的调整，报告里用了5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核心竞争力、高端化、总部型、低碳化、集群化。

而未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极”就放在了互联网、新能源和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专家查振祥解读了四大产业和三大产业的关系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支柱产业是现在，是基础，而三大产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深圳新的支柱产业。据《南都周刊》的报道，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三大新兴产业的产值规模最初设定为8500亿元，按照2015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5亿元的目标来计算，仅这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而即便是报告最终采用的6500亿的设定目标，五年后，这三大产业在深圳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超过4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为了推动这三大产业的发展，深圳政府也将提供“钱、地、人”的全方位服务。其中，在人才引进上，措施规定将优先支持新能源企业、科研机构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或创新基地，对正常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工作站或流动站予以一次性50万元资助、创新基地予以一次性20万元资助，博士后级别的个人还将给予10万元资助。而分别落实到三个产业的吸纳人才政策上分别是：“鼓励互联网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团队来深圳创业，参加深圳市举办的全国性创业大赛。在本市经认定的互联网企业连续从事研发工作1年以上的创新人才，根据其贡献程度，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新能源产业人才申报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学术研修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深圳大学城等在深院校开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

一直以来，深圳对四大产业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旺盛势头，而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差不多占深圳毕业生需求总量的一半。现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的政策出台，未来的人才需求也有可能会重新“洗牌”。

<h3>结语</h3>

广东（广州、深圳）在企业形态上与北京、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广东企业多以民企为主，北京是以国企居多，上海则是外企搭台。民企不如国企的“后台”硬，同样，也不敌外企的资金雄厚。企业的性质直接关系着人的工作状态，在民企居多的广州与深圳，人所面临的竞争相应就会高于待在国企与外企。

如今，广州与深圳的机会已经远不如从前，再加上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要求更高，竞争就更加激烈。

第四章骑楼里的过客 1、陌生他乡皆“过民”

广州对于外地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一座城市。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感觉会非常“强烈”。你可能会觉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和格格不入。这座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

就算深圳的街道十分现代化，但身在其中仍难免有种不安全感，吊诡的是，造成这种不安全感的居然是街道两旁的树。特别是晚上，娑娑的树影让人提心吊胆，生怕那茂盛的树背面突然蹿出一个蒙面大盗。常理说来，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城市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宽容”植物的生长，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就是很难打起精神将这些无辜的树“浪漫化”。

究其原因，确实是没有历史故事可供追溯。尤其在走过上海的衡山路、杭州的南山路后，差异是很明显的。

被称为“上海古树名木第一街”的衡山路，两旁种植着460余株浓密的法式梧桐，幽幽静静地散发着一股历史沉香。走在树下，很不自觉就会想起上世纪30年代周旋的一曲“夜上海”，而那些历史名人如过场般轻盈的踩着舞步般划过这月下梧桐街，留下长篇人文轶事。

但是，在深圳，这些“旁白”却很难加注。深圳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所赐予人们的梦想——“淘金梦”。一旦这些具有灵性的生物与金钱、功利联系在一起，总会感觉变了味儿。就像一位在深圳生活了7年的媒体人所说的：“这个城市没有细节，在这儿，你就不太想说‘出去散散步吧’。时间久了，你觉得还是与它很有距离，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忆。”

相比意大利花了5个世纪才建成米兰大教堂，深圳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只用了30年，所以，所谓雕梁画栋、所谓耐人寻味、所谓历史积淀、所谓人与城市的完整关系都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没有容器用来发酵城市精神。所以，现在，来到深圳、离开深圳的人都会感叹：“这里没有归属感、人际关系太疏离。我们就像候鸟般，短暂停留，还是飞走了。”

<h3>总归还会走</h3>

在深圳，初次见面的人往往都是用这样一句寒暄对白开场：“你是哪里人啊？”紧接着就是“你是哪一年到深圳的”。在这座城市，别人这么问你，并不需要感觉“地域歧视”，因为，现在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1400万人口中，95%以上是特区设立后进入的新移民。如今的“深圳人”包括了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新移民，成为北京之后第二个聚齐了全国56个民族的城市。用《新周刊》里的话说就是深圳的陌生人指数，它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在深圳，外来者也分为两批：“新移民”和“过民”。新移民从归属意义上讲，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又不可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人数是如此之多，队伍是如此之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当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高新技术人才，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经过与深圳的融合，他们往往会“直把他乡做故乡”。然而，被称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的人则不一样。对于他们而言，深圳只是一个大舞台，他们只是在这个舞台上匆忙亮相、混个脸熟、走个过场。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

每年一到春节，就可以看到罗湖火车站、深圳宝安机场浩浩荡荡的回乡大军。当“异乡人”回乡后，深圳就成了冷冷清清的一座“空城”。

郭海鸿在他“剥皮集”的博客中写过2009年深圳春节的景象：

今天，寒潮袭击无冬的深圳，北风呼啸，室外温度少有地降到6度。

这是节前“最后一班岗”，不敢怠慢，按往常一样早起出门赶车上班。昨天尚为拥挤的公交地铁，忽然变得冷清异常，像被放干了水的池塘，车厢空荡荡的。

半城深圳人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拥挤堵塞的街道，如今畅通无阻，站台空落，行人渐稀。

过年过年，年年皆相似，今年不寻常。

早在若干时日前，深圳的返乡潮就开始涌动了，那些工厂歇业，提前放假的外来工们，早早就打道回府，避开了春运高峰。

按官方数字，深圳现有1300万人口，其中70%属于“暂住”，也就是流动人口。而户籍人口中，属于深圳本土居民，恐不过百万，也就是说，深圳不是绝大部分人的“老家”，他们的根不在这里。

作为一座移民新城，逢年过节，它的热闹总是来之不易。

如果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深圳呆过的人，一定对过年的景象记忆深刻。那时候，一到过年，要在深圳的街头找家饭馆吃饭，几乎比登天还难——饭馆老板也回老家了。

后来，为了增加年味，有好几年，政府竭力提倡“深圳留你过大年”，通过各级政府，社区组织，工会妇联，层层落实，组织联欢游园，免费吃年夜饭，给企业补贴留深人员过年开销，市区街道各级领导与打工人员拜年等等，各种方法应有尽有，目的无他，就是让“外乡人”留下来，给深圳的春节增添点人气。

就近两年，口号不再是“深圳留你过大年”了，大概变成“深圳送你回家过年”，深情欢送，目的在于，让大家感受深圳的人情味，明年希望你们还来，早点来——在去年的“民工荒”期间，“明年你还来吗”，成为深圳的一个痛。春运期间，市政府组织免费回乡大巴，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车站送回乡劳务工上车，深情寄语：欢迎你们再回深圳。

今年不同了，似乎“留你过年”跟“还来不”，都很难表达城市的心情——这不仅是深圳，全国各大城市大抵如此。

一个热闹惯了的城市，突然走了半城人，那情形多少有些令人伤怀。

对于出门人来说，今年春节也许都别有一番滋味，“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滋味。

我身边不少五年八年没回家过年的人，今年都早早准备，倾巢归乡。

我父母兄弟，早一周前就回了梅州老家，我妻子的兄弟姐妹，也全回去了，两大家子把家里钥匙交给我们，委托浇花喂鱼。而我同一楼层的其他三户邻居，也破天荒地“集体离深”，回家过年去了，交代我们“看看门”。

都回去了，我就留下来给深圳守岁吧。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这个概念在深圳才特别明显。很多在深圳生活几年的人，都认为深圳只是一个“中转站”，匆匆的来了，最终也会默默地离开。

西祠胡同里一位叫做“双火”的人举了他身边人的例子：我熟悉的一些同事，到深圳打工就是想捞上第一桶金。这不有一位在深圳打拼了4-5年的同事，和我说了声“该回老家结婚了”，就毫无眷恋的踏上北去的列车；一位在深圳做了6年广告业务的40来岁的南京人，对他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该回南京的家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以上种种例案印证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深圳人口结构现象。而昂贵的住房(租房)，较高的生活消费也同样制约着打工者的“安家落户”的信念，一批批像候鸟似的飞来又飞回。

<h3>我的生活不关你事</h3>

在深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就像一本关于深圳的小说所提的，深圳人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也就是说在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淡漠、没有交集。

深圳没有这样的传统，原因就像易中天在一书里所分析的“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这点与北京、上海不同。北京有“事儿妈”、有“小脚侦察队”，上海有嘴上说着“关侬啥事体”却又爱窥私的市井小民。这是农业社会聚族而居者常有的一种“好奇心”，邻里街坊间会像氏族或乡亲一样互相守望。但是，在深圳，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非亲非故，因此，对于别人的生活并不会产生兴趣，也造就了一种距离感。

而且，深圳又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告别了。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就是炒了老板的鱿鱼？人情淡淡，经营感情对深圳人来说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有太多交集呢？

<h3>深圳不相信眼泪</h3>

深圳从一开始发展，便充满了竞争。深圳有很多机会，但都是靠人不屈不挠的攫取而得的。刚来深圳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来深圳，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将他送来深圳，因为这里是地狱。”

每个闯荡深圳的人都要在出行前做好“北京人在纽约”的那种受苦准备，因为，差不多每个“深圳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在内地是血气方刚、满怀青春梦想和改革激情的天之骄子，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于是，他们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那里面装着薄薄的几件衣裳和厚厚的一叠证书），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块方便面；累了，在街头歇歇脚，看着日新月异的深圳市，意气风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自己却饥肠辘辘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不比“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因而，内地人认为在深圳打拼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狼性”，一股“狠劲”。在深圳“英雄不问出处”，所以，人们的出身可能千差万别，但是目标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机会。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下，高手博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深圳也只会以“成败论英雄”。人与人之间自然多了些提防与猜忌，而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顾怜。

易中天说：“在深圳呆久了的人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一种不知‘此身何属’的茫然。难怪一到节假日和下班后，深圳的饮食娱乐场所会生意火爆人满为患，这里面并不完全是商业上的应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确，深圳人是很看重娱乐的，以至于有‘乐在深圳’一说（前三句则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广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人总是比老头子爱玩；第二，深圳的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很需要放松；第三，‘拼命工作，尽情享受’是一种现代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还没有对深圳产生家园感。深圳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谋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应离它而去，而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有车一族会在双休日开车到东莞去钓鱼，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则会离开深圳外出旅游。再不济，也得到歌舞厅茶艺馆坐坐。那里和竞技场（公司或单位）相比，毕竟‘别有洞天’。反正这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会呆在‘家里’的，有的人甚至会通宵在外。因为在这个心理上感情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原本就无家可归”。

在深圳，人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与这个城市总是有距离，而在广州，人与城市也有一层隔阂，这个隔阂就是“粤语”，语言这个本用来日常交流的工具，却成了一种身份标签，是“本地人”与“北佬”的识别标志。

第四章骑楼里的过客 2、粤语同你“拗撬”

拗撬，粤语里的念法是坳（ao，阴去声）叫（giu，阴去声）。意思是闹矛盾、过不去。例：“个仔生性中意同人拗撬（这孩子生来喜欢与人过不去）。”很多外地人到了广东，别的先不论，单是语言关，就很不好过，常常让人感觉是粤语故意与你“拗撬”。

不过，广东人有时也觉得是普通话在挤兑粤语。2010年7月25日下午，广州地铁江南西出口附近的广场聚集了1万多名市民，这些市民通过“粤语散步”的行为抗议广州政协委员的提议——“把广州电视台的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语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目频道，或在这两个频道的主要时段中用普通话播出，以适应11月前来广州参加亚运会和旅游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

虽然提议本身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不懂粤语的游客来说，增加更多普通话播出的节目以便于他们更多的了解广州、获得资讯。但是，却似乎触动了广州人捍卫“本土文化”的神经。这种反应不免让人困惑，因为现在每个卫视几乎都是用普通话播音，方言类的节目反而招致非议。但是广州却相反，电视播音几乎一律为粤语，增加普通话的内容反而引起抵触情绪。

也许广州人会为自己辩解，他们与粤语的感情有多深。就像李公明所言：“我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从小生长在广州的老城区，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伙伴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对粤语的感情很浓。首先它是一个生活交往的基本载体，它不仅仅是相对于汉字的发音系统，而更多的包含了广州人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很多粤语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的，当要勉强翻译的时候，就会失去粤语本身的很多神韵与味道。这在各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全球化大一统的时代下，粤语的确是广州人能够交流的独特载体。说起小时候的粤语表达方式，总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实际上，在广州人强烈捍卫粤语的同时，他们忽视了粤语施加在客家话、潮州话和闽南语之上的“暴力”。“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多方言共存的社会，人口超过1%的方言组别有九个”，而如今“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面对粤语在广东、香港等地的强势，以及客家话等方言的式微，作家图腾子在《南方周末》撰文称，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不是天生比广府话劣质的，“至少，不要充满优越感地夸夸其谈，不要自大到以贬损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话）为乐，不要对大鱼食细鱼、细鱼食虾毛无动于衷吧。如果你觉得大鱼吃小鱼天经地义，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在更大的鱼面前束手无策。”

无疑，在这场所谓的“粤语保卫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语言之间的竞争关系。“作为强势文化，粤语在广东省境内对其他方言的作用，与从全国视角看，普通话对粤语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个背景实力更强的语言对另一个语言的排挤”（《“粤语保卫战”背后的荒诞与可悲》）。

而面对这样的竞争，面对粤语“吃掉”其他相对弱势方言的结果，其母语为客家话的香港作家陈云却在2010年7月20日的信报专栏文章里，这样表明立场：“霸权不要紧，粤语也霸道，在广东排挤了客家话、潮州话和苗、瑶、壮、侗、黎等少数民族语……此中既无政府权力威逼，也无文教机构倡导，一切自然生成，岂无合理之处？”但是，语言学家刘镇发撰写的论文《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改变》等，都揭发了此中的“人为”因素。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粤语的是是非非，只不过当事人对竞争后出现的“吞并”现象，持乐见其成的态度，值得玩味。在广东人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你当时持有何种“武器”或“暗器”，能击败对手，最终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那你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广东人认可并施行这样的处事原则。

于是，面对激战之后获胜的粤语，即便这并非他们或自己父辈的母语，也照样力挺之。这是他们对待胜利者的态度。而外来者要融入广东人的生活，就必须接受语言上的“挑战”。适者生存。

于是，对于所有身处广州的外来人口而言，粤语向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发起的“挑战”，就成为他们融入这个城市的一道桎梏。一位网友说：“在广州生活2年，唯一对广州不满的就是到处讲广东话，包括电视台（除了广东卫视外，其他台基本上都讲广东话）、电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地方。这给外地人带来很多不便，比如看电视基本都看不懂，90%都是讲广东话，连大陆拍的电视剧也翻译成粤语！还有就是本地人与人交流基本上都讲广东话，而我每次都要多说一句‘对不起，你能跟我讲普通话吗。’其实对于一个有着大量外来人口的大城市，在全省推广广东话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不仅不方便外省人、也不方便本地人（广东其实还有很多方言的如：客家话，潮汕那的闽南话）。保护地方方言是好的，但广州做的太过火了，要是每个城市都像广州一样，那中国的方言就遍地开花了。而我感觉广东捍卫粤语的原因却是：（1）广东经济实力强，外出工作的人比较少；（2）受香港影响，感觉说粤语很有优越感。广州不是只属于广州人，广州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外地人，难道你就不能大度点、包容点吗？既然普通话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听的懂，你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难道你们广州人眼里只有你们广州人吗？或许有人会说去一个地方要入乡随俗，我们何尝不想融入这个社会呢，但学一门语言容易吗？我不想因为语言不通而造成生活和工作的不顺。”

同样，《联合早报》特派广州的记者杨永欣，作为一个“外来者”也有他的感悟：“我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两年半里发现，一般广州人虽然可以包容外地人在广州讨生活，但外地人若要真正被接受，就得先掌握粤语。例如，一些本地的出租车司机会坚持讲粤语，尽管乘客很可能对粤语一知半解；两个广州人交谈时用的是粤语，即使是当着听不懂粤语的外地人的面；最近乘搭广（州）九（龙）直通车到香港，也发现车上的列车员只讲粤语，不讲普通话，给人一种只有讲粤语的人有条件去香港似的。对于粤语，广州人还是存在着一种优越感，也希望身边的人都能使用它。不过，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钟南山院士日前指出，普通话有4个音，粤语有9个音，因此外地人要学会粤语相当困难，他们听可能没问题，但要他们会讲就有点过分要求了。”

方言在现代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方语言，由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方言的地位也逐渐提高，相应的，人们的优越感也逐渐在方言上体现出来。

粤语在内地的吃香从现在已成永久性的词语身上就可以看出来，像“t恤、打的、埋单”等，而广东曾几何时的经济地位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流行语中也可见一斑。经济发达加上流行文化使得广州的粤语情结更加傲慢。许多在广州流浪多年的人都觉得对广州人对普通话确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隔膜感。

当然，对于一个外地人而言，如果不能融进当地的语言，也很难融进当地的社交圈子，也就永远只能游离在外省人的边缘状态。即便聪明机灵的外省人试图通过模仿粤语“入乡随俗”，但还是会在广州本地人面前被识破——“此兄不是说粤语的”，因为本地人的粤语尾音很难学会。

广州使用“粤语”将外来打工者与本地人自然分隔与边缘化，外来人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生存，难以产生亲切感与共鸣，反而，倍增“异乡人”的孤零与漂泊感。

第四章骑楼里的过客 3、“市态”之城

易中天曾言，广州“市态”种种，此“市态”就表现为商业性。在广州话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就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费劲）、抵肚饿（挨饿）等，但更多地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乃至“抵死”。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可见一斑。

<h3>市场化歌手</h3>

广州人对于“商业”的诠释到了如火纯情的地步。乐评家金兆均回忆：“流行化的商业演出，广东相对在这方面就是比较早。1979年，广州就出现了所谓的‘音乐茶座’。1977年，毕晓世就组织流行乐队。1984年和1985年，北方还在对流行音乐争议的时候，那边流行已经比较社会化了。1984年，歌舞厅已经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广州，它的电影院已经变成商业化的了，那时候的电影院里面已经有了台球厅，就是连唱带玩儿的都有了。”

“音乐茶座，最开始是想针对香港的客商。”广州著名的词曲作家陈小奇说，“因为当时广东一直在搞广交会，音乐茶座就是为广交会服务的。最早的时候一般市民进不了，因为它的门票不是人民币，当时是兑换券。后来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茶座越来越多。老百姓就谁都可以进去了。接下来从音乐茶座发展到歌舞厅，从歌舞厅发展到夜总会。”当时，最早创立音乐茶座的是广州东方宾馆的花园餐厅，他们在1978年冬季办起了一个由本地歌手以演唱港台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广州其他的宾馆酒店纷纷效仿。一年后，广州的音乐茶座达到75间，座位数超过当时广州所有戏院的座位总和。

音乐茶座在酒店和宾馆的流行，也使得轻音乐随之兴起。这些轻音乐队的名字往往以“红”字开头，比如“红玫瑰”、“红棉”、“红牡丹”等等，乐队与挂靠单位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走穴”、“炒更”（粤语，指从事第二职业）的提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乐队演唱的曲目不但包括港台流行音乐，也有国内如苏小明、王洁实、谢丽斯等人的曲目。演一场的报酬在3元到5元不等，一个歌手一天可以走几个场，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算高的了。

为了配合歌手的演出，广东乐坛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业唱片公司，专业唱片公司的进入就等于初步建立了唱片工业体系。

这个体系中的第一环就是“扒带子”：给引进的港台地区和日本电视剧重新配乐，通过这一过程，让一批音乐人从中学习到了例行音乐的编曲方式。“当时北方音乐人也开始涉及流行音乐创作，但是北京受传统的北方民歌影响比较多，相对来说豪放大气一点。比如雷蕾1984年写，郭峰1985年写《我多想》。但南方那边更洋气一些，抒情类的比较多。”金兆均说。

一台戏有了主创人员，怎少得了主角。1990年《舞台与银幕》著名记者钟路明在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广州流行歌坛点将录》的文章，提到当时歌坛最受欢迎的11位歌手，分别是廖百威、王建业、陈汝佳、李达成、汤莉、陈丹虹、唐彪、安李、陈少雄、吴丹力、李华勇。文章指出彼时的广东流行乐坛已经进入“造星”时代；为配合这个“造星”工作，广东还率先在全国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最早兴起“包装”，出现了以上第一批“包装”歌手。而此时“中唱”、“太平洋”、“新时代”和“白天鹅”日渐成为广东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各自旗下都拥有一批重量级歌手。而且那时制作唱片的成本低、利润高，一首歌写出来，可卖出100多万盒磁带，可赚三四百万元，CD可赚七八百万元，所有与之相关的行业都盛极一时，磁带、CD、VCD、歌舞厅、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形成一个巨大的音乐产业链。正是由于有这个音乐产业链支持，才使得“造星”工程不断深入。

1992年新时代影音公司通过像“轻轻地告诉你”、“蓝蓝的天”之类的歌将杨钰莹包装为“甜妹子”与仅一首“涛声依旧”便横扫歌坛的毛宁组成了“金童玉女”，这无疑吸引了无数眼球、也拉开了新生代歌手潮流的序幕。1993年，南方又一“另类”流行歌曲——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传唱开来。推出这首歌的中唱广州公司成立了企划部，词曲作者陈小奇开始带着旗下的歌手甘平、李春波、张萌萌、臣民北上上海、北京精心大规模的宣传。

在这过程中，媒体成了活跃的角色。1987年10月，祖国内地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流行音乐的大型刊物《音像世界》创刊之后，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了“只此一家”的地位。但是在1994年前后，其他同行业杂志《歌迷大世界》、《当代歌坛》、《中国百老汇》、《演艺圈》、《歌迷》等都相继问世了；各省、市的各家电台都纷纷创办了原创歌曲榜，一时间打榜、领奖成为歌坛最热闹的风景之一。这一年中，“包装”、“签约”、“度身订做”这三个词成为娱乐媒体中用得最为频繁的词语。而这些年中每一个歌手都在忙于四处为自己寻找一个唱片公司作为自己的后盾，新生代每一个歌手的背后都有一个公司在支撑，因此1994年前后也被称之为“签约时代”。

当时任职“新时代”老总的吴建邦日后接受《海口晚报》的采访时就回忆了他们是如何包装“甜姐儿”杨钰莹。

造星第1式·更名转运

当年，杨钰莹从江西南昌来到广州，签约“新时代”时刚满18岁，那是1990年，那时她的名字叫“杨岗丽”。

“当时全国正刮起甜歌风潮，像邓丽君、韩宝仪的歌在大陆很风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打造一个属于大陆的甜歌歌手。虽然这女孩有点土，但胜在够清纯，声音也非常甜美。”

杨岗丽成了“新时代”第一位签约歌手后，吴建邦首先想到要做的就是给她改名，“杨岗丽这名字太男性化了。当时有个出版社编辑，他对名字这方面挺有研究，他拿着一本叫《姓名与命运》的书，对着书一个个字拆解，最终把杨岗丽改成杨钰莹。”

造星第2式·央视平台

“在那个年代，还从来没有一个流行歌手能登上央视的舞台，所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当时被认为很大胆的创举，就是投入10万元，在央视黄金时段做了10天广告，每天10分钟，放杨钰莹的歌曲和影像。”

20年前的10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吴建邦说，当时一盘盒带的批发价是4.1元，你想想要卖多少盘盒带才能赚回10万？所以当时在唱片行业里，几乎没人敢这样投入。”而这次创举的最终结果，则是让杨钰莹一夜爆红，她首张个人专辑《为爱幸福》成功卖出上百万张。

造星第3式·影音互利

杨钰莹红了，但吴建邦还不满足于此。“当时还做了另一个同样很大投入的决定，就是想办法为杨钰莹争取唱影视剧主题歌的机会”。当时，吴建邦跟一些影视公司谈成合作，利用“新时代”在音乐方面的资源，免费为该公司的影视剧制作配乐、创作主题歌，但条件是必须要让杨钰莹演唱主题歌，因此杨钰莹就有了那首唱得街知巷闻的《外来妹》。

杨钰莹被炒红了，新时代也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这场“造星”工程就在可观的市场前景下不断深入。同时，随着歌手不断的南下，竞争也日趋白热化。

<h3>争歌大战</h3>

当时，与广州相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开放程度都望其项背。

著名音乐人金兆均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那时候东北已经落后得不行了。东北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完全适应不了现代化的情况，1982年的时候，东北工人发工资是发轴承，穷啊。而且没什么机会，相对来说当时东北的娱乐业很不发达，高级点的娱乐业都不发达，永远是二人转。”他描述，“那会儿东北的歌手一般都是先到北京来。比如说张咪，她家基本就是在最北了，黑龙江的农村。一路走着走着，先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奔沈阳，再从沈阳进北京。然后可能人家说广州更好，挣得钱更多，张咪就去广州了。”

“沈阳—北京—广州。”金兆均给上世纪90年代的一批东北歌手画出了这样一条路线图。

“东北歌手去南方没别的，就是打工挣钱嘛。”金兆均说，“而且当时北京对这种场所里面的限制很多，巡视啊、公安啊、消防啊，管得都很严，包括对歌手的资格啊，相对都管得严，南方就好得多。”

大批东北籍的歌手，在广州、深圳遍地开花的歌舞厅里驻唱，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当年南下广州的歌手里，毛宁是东北的，那英是东北的，还有李春波、金学峰、火风……”著名音乐人朱德荣说，“那时候火风、那英、我、程前，我们4个人都住在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招待所。招待所是两套打通的。总共只有4间房。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厅。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那英就住我隔壁，这边隔壁是火风，再隔壁是程前。”

那英是火风的“小妹”，是火风介绍过来的。后来，那英又带来了金学峰。他们当时都在广州东山宾馆的“卜通100”歌舞厅做驻唱歌手。

“卜通100”的名字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起的，老板叫做陈凯，现在成都经营夜总会。至于“卜通100”到底什么意思，广州的音乐人众说不一。李广平的解释是，“卜通”是心跳声，形容心跳得非常快。朱德荣的解释是，“卜通”是入水声，是把钱扔在水里，上百上百地扔。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100块钱算得上是大数额，金兆均回忆说，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块：“那时广州、深圳的赶场歌手，每人配辆摩托车，在一场匆匆忙忙唱俩歌，然后赶下一场，再下一场，反正要唱到半夜去。好一点儿的歌手一晚上能挣1000块钱。”而在当时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小奇告诉《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在“卜通100”伴奏的乐队成员，每天晚上都能拿到80-100块钱，远远高于当时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后来，吴建邦回忆，当时毛宁也是1990年在一个歌厅里发掘到的，比杨钰莹稍迟一些签约。如果说杨钰莹的出道，是靠“新时代”大把大把的钱砸出来的，毛宁就没那么幸运，刚出道时一直发展得不理想。他的走红甚至和一次争歌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次事件也改变了另一个“红星”张咪的前途。

张咪与毛宁在“争歌”之前，其实已经相识。俩人也是由张咪当时的男友郭大炜介绍认识的，郭大炜和毛宁是同乡，也算是很要好的哥们。张咪与毛宁认识的时候已经很出名了，而毛宁还未真正踏入歌坛。在其后由张咪搭桥，毛宁才从酒吧驻唱开始步入歌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时代公司的签约歌手。

当时，俩人已经成为圈内好友，但是，却在争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时发生争执并反目成仇。

1991年张咪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音乐人张全复和毕小世为她量身定做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但是，那一次节目却因为服装问题被砍了。之后，张咪去湖南演出与毛宁同台，毛宁听了张咪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也非常喜欢。新时代音乐公司就让毛宁也唱了这首歌，并且收录在他的磁带中。陈小奇回忆说，“这首歌当时是放在A面的第五首，很不显眼的位置。虽然说那歌在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唱了，但在全国还没有很大的影响。”他说，“按照毕小世和张全复的说法是，他们先给张咪唱，但是，并没有跟她签任何的约定，就是给她唱了而已。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版权概念，我们写了歌，谁合适就给谁唱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时给张咪唱的时候，还没有实行签约歌手制度，所以更随便，只要能把歌唱出来就行。只不过那时签了毛宁，这个歌给毛宁也不错，就把这个歌收到了毛宁的专辑里。这样，张咪那边就有点意见了，而且两个人就产生了一点矛盾。其实按道理，他们之间本应该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因为这首歌而产生的矛盾却在之后被升级了。

1992年，张咪和毛宁都被邀请参加广州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俩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当张咪在舞台上与舞蹈演员排练结束后看见毛宁从外面进来，就像重逢久别的老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但见毛宁非常冲动、非常生气地说：“别跟我说话！你就是个大傻冒！”当时张咪还来不及反应，更有些摸不着头脑，就用麦克风打了毛宁一下。此事过后，毛宁私下向张咪道歉，两人并未因此发生矛盾。两人一起演出、一起谢幕，第二天上午又一起去中山公园演出，一切都很好，一切均如故。

张咪回到北京后，在和郭大炜聊天的时候，也提及与毛宁之间发生的那次误会。在陈小奇眼中郭大炜是“火气挺爆的一个人，有点匪气”。郭大炜也是东北人，他演唱过最知名的一首歌，是“太阳神”广告里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陈小奇戏称：“他是整首歌都不行就这一句唱得特别好，有力度在里边。因为他整个歌完整性把握不好，就没再混下去了。”

后来有一天郭大炜在梅地亚宾馆的咖啡厅巧遇毛宁，俩人寒暄了几句之后郭大炜开始问毛宁在广州体育馆那会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并问毛宁:“你是不是骂张咪了？”毛宁说:“是。”郭大炜听后有些生气，毛宁也不示弱，俩人就撕扯起来。郭大炜还狠狠打了毛宁一顿，在这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人来了，毛宁所属公司的人也来了。当时毛宁正准备上春节晚会，推荐的曲目就是《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此后几天，各大报纸上纷纷以“梅地亚事件”为头版头条，大幅标题《张咪在中央台与毛宁大打出手》、《张咪指使男友为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一曲大打出手》、《张咪与毛宁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张咪原型毕露”、“张咪与黑社会有染”等等，那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争相转载刊登着张咪与毛宁的所谓“争歌事件”。但是，在那些大量批判张咪的文章里，有大半的篇章是介绍新时代公司即将推出的两位金童玉女——毛宁与杨钰莹。

后来，湖南的一位记者透露，新时代唱片公司是以买广告版面的形式来刊登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借炒作捧红毛宁和杨钰莹。最有意思的是，当年拍摄《孤星》电视连续剧的导演李路在广州当律师的老同学说，张咪和毛宁的事件，他是法律策划与文字策划者。

在那个娱乐炒作还不盛行的年代，这样的新闻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一轮媒体轰炸与之后“金童玉女”的组合推出，毛宁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事业蒸蒸日上。但是，张咪却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她从一个曾经备受欢迎的歌星沦落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走在街上、商场里经常被人指指点点地谩骂。伴随着事业跌落谷底，他的男友郭大炜也背弃了她。在日后接受《生活报》采访的时候，张咪回忆“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被封杀的女歌手，当时一切演出活动都被迫停止，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出国，要么自杀。好在我意志比较坚强，所以选择了出国。不过，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

出国后的张咪一切从零开始，六年里她去了很多国家，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德国，她一路“流浪”，靠做些贸易养活自己。出去的时候，她真的厌倦了唱歌。她说，她在国外交的朋友全是老年人，年纪最轻的也有60多岁。她和那些与世无争的老人相处得很愉快，从他们身上领悟到了人生的很多真谛。“他们真实，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值得学习，和他们在一起，真的很放松。”

1999年张咪回国后重新登上了歌坛和舞台。她说，“人好像是种轮回，当一切开始如意的时候，又会回过头来做自己骨子里最喜欢的事，所以现在我又回来了。现在我唱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兴趣。”只是，现在的她做音乐已经不像当年在广州时那样急功近利，她说，她现在更加注重投入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回国后，她还跨界去了模特行业发展，t台甚至为她带来了不曾预料的好成绩。2000年后还连续获得了世界车王公主、《时尚》杂志最具魅力女人金奖、央视春节晚会最佳造型奖、美国环球亚裔模特大赛特别奖。从前留在歌迷印象中那个甜美清纯的女孩宛如麻雀变凤凰，变得性感、前卫、光彩照人。

当时，因为炒作成名的毛宁现在反而渐渐淡出了娱乐圈，而这一淡出原因与当年张咪的出走竟如此相似。

因为《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涛声依旧》等歌出名后，毛宁就北伐进京发展。进京后毛宁的事业也是一路扶摇直上，直到2000年的“遇刺事件”。

日后毛宁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说，“记得当时是2001年11月22日，当时我是从金鸡百花奖颁奖礼做完演唱嘉宾回来的第二天，那天因为要赶去一个朋友的聚会，所以打算在路上买点小吃给朋友的孩子，于是开车经过北京三环一家便利店的时候，我就下了车，正准备往店的方向走过去，结果被一个陌生人喊停了，当时他问我有没有火，我想这借火的事也很平常，所以就没太在意，但当我说没有之后他还不让我走，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意识到，我遇到劫匪了。”接下来的经过，也就像电影里面的片段一样，毛宁并没有打算与匪徒纠缠，所以也就任其摆布，结果身上的手机与钱物都被掠去了，但对方还是没有罢休之意，于是毛宁就开始担心起自己的那辆车，“大家都知道我是爱车之人，如果那匪徒要把我车抢走的话，我心有不甘，当时我的车钥匙就放在外衣胸口位的内袋里面，所以我就下意识地把手伸入口袋里，打算先把钥匙抓在手里，结果对方见我这动作，也做贼心虚地紧张起来，以为我会掏出什么东西来反抗，最后他就情急之下往我胸口猛插了一刀。”就这样，毛宁倒在了血泊中，匪徒见状也慌忙而逃了，被严重刺伤的毛宁开始感觉到胸口一阵阵发热，他想跑，但已经跑不动了，最后，幸好有路人经过发现了他，并给他打电话求救，最后及时送往医院，毛宁才幸免一死。

事情本身并没有玄机，但是2001年时候的娱乐媒体已经今非昔比，较9年前的炒作更加肆无忌惮。

结果由媒体传出了毛宁保镖打人事件，毛宁事后辩解“其实我根本没保镖，与媒体发生争执的是我公司里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她平时也根本不会跟人吵架，当时因为我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她才会情绪激动，但完全没有大打出手的过程。”

再之后，是“小玉事件”、同性恋关系，黑道复仇等等的话题，一连串与毛宁相关的负面报道接踵而来，让他毫无喘息的机会。在众口难辩之下，毛宁只好退出公众视野，尽管低调，但他还是一直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几年是沉浸在痛苦之中，为自己疗伤，无所事事。但实际上，痛苦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我一直都在工作。例如每年我都会到美国做一场演唱会。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一直鼓励我要走出国门。刚开始时，我去给甄妮、蔡琴的专场做嘉宾，后来我就做专场，别的歌手来做嘉宾。除了美国之外，我还经常在东京、大阪做宣传，上NhK的节目，参加谷村新司的演唱会。”

广东有句老话“人有三衰六旺”，张咪和毛宁的际遇似乎都应正了这一点。但是，争歌事件无疑是改变俩人命运的分水岭，而争歌事件背后则是广州乐坛的竞争与不规范的市场化操作带来的争端。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h3>解约北伐</h3>

群星璀璨的广东乐坛并没能延续它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刮起了一股“解约风”。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陆续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进军北京，当时就有人借用一句俏皮的民间俗语来形容那形势——“10个歌手9个跳（跳槽），还有一个在动摇。”

当时，先是毛宁与“新时代”解约，接着是甘苹与陈小奇分手，随后就是高林生与李汉颖、杨湘粤不辞而别。一时间，由广东乐坛捧红的一众一线当红歌手杨钰莹、毛宁、李春波、林依轮、陈明、甘苹、光头李进、金学峰、火风等人先后告别广东乐坛，北上另谋高就，从长发展。当时的歌手们就像染上了传染病一样，一个说走，一下就走了一片，颇有一种逃离的意味。（《试听前线》）

在他们走后的几年间，广州乐坛每况愈下。北上以后，尽管很多人的事业发展并不如意，人气和地位甚至不如在广东时，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再离开北京、回归广东乐坛。随着北京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当中的人也没有再局限于歌手行业，反而不断转型，涉足演艺舞台，尝试话剧、音乐剧；或者改变歌路，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但是，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这片中国流行音乐人的热土“北拓”呢？

作为最迟一个离开广东的林依轮回忆起当时说：“我和大批歌手当年离开广州，不是对广州没有感情，而是说当时的局势客观上如此，你要想在歌坛走得更远，北京是个不得不到的地方。加之那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完成的，所以为了工作只能北上，图个方便。”（《武汉晚报》）

乐评人金兆均也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他认为，当时北京乐坛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广东，首先是文化投资环境，另外北京流行乐坛虽有起伏，却总有亮点，既有民歌，也有摇滚，既有柔情的，也有豪放的，歌手、听众总能找到共鸣点，而广东乐坛在创作上拓展不够，即使在乐坛最为活跃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只固定在都市抒情歌曲的圈子里。也有人分析，造就歌手“北飞”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之后设置了流行音乐板块，并且经常播出各种晚会，这种机会对各地歌手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与此同时，原本在广东甚具影响力的《万紫千红》、《共度好时光》节目在1995年前后停播，以滚动播放原创MtV作品为特色的《MtV星座》也因种种原因停播了。一边是中央电视台的亿万收视；另一边是逐渐萎缩的宣传渠道，作为歌手自然都会选择前者。

对于这一点，林依轮的感触当然会很多。当年，广州乐坛流行“都市抒情歌”，而他的成名曲《爱情鸟》显然不合时宜。他说，“刚推出这张专辑时，销量并不好，仅仅只有三万多张，我有点失望，当时有点名气的歌手随便出张专辑，销量都会在几十万往100多万张走，唱片公司都决定放弃我了。而且《爱情鸟》这首歌还受到很多批评，有专业人士就直接写文章，说怎么会有爱情这种鸟，这到底是种什么鸟值得在歌里唱。”

但是，1994年1月的一天，他突然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中播放《爱情鸟》，这个从来只播正统歌曲的节目，第一次播放流行歌曲，并教听众学习该曲目，他说，“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爱情鸟》一下就红了，从大时代背景来说，也象征着中国音乐的真正开放。对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忙起来，频繁参加中央台的各种音乐歌手比赛，还有频繁的演出。”（《武汉晚报》）“因为当时北京方面的工作远多过广东，我不可能长期飞来飞去。当时我还跟恩师张全复商量了好久，才决定去北京。”（《南方都市报》）

同时，广东本地资深传媒人士钟路明则认为，广东乐坛的衰落是因为一直未能有专业经理人的产生：“放眼香港乐坛，大家说起张学友就自然会想起陈淑芬，说起王菲就会想起陈家瑛，但是广东乐坛这么多年来，除了培训出陈梓秋之外，都找不到合格的经理人，许多所谓的经理人都不过是高级保姆而已。乐坛光靠音乐人创作是不够的，也要靠经理人专业运作的支持。”

音乐人李广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

除了乐坛本身的机制不健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东本地特殊的语境。

林依轮说：“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有自己的语言，歌曲也用地方方言。后起之秀如张敬轩出来后，我更发现，南方乐坛可能更适合会粤语的本土人士。而且，现在演艺界的南北概念已经模糊了，之所以还有‘南北对立’一说，是因为人历来好斗，当北方涌现出那英、田震这些优秀歌手时，所谓的‘阵营’也就出来了，有了‘阵营’，‘抗衡’的说法也就出来了。”

广东乐坛从一开始受港台音乐的影响也很严重，不管是曲风、创作、商业机制上都有明显的“复制香港”的嫌疑。

最先，出现了一批“广州XXX”的模仿歌手。有“广州罗文”之称的李华勇就是第一批模仿歌手的代表，原本是粤剧团演员的他以罗文唱腔演唱的《青春永常在》在广东家喻户晓；广东省民间乐团的歌唱演员陈浩光则被称为“广州郑少秋”，他的代表作就是广州第一手粤语原创歌曲《星湖荡舟》。此后几年间，这种模仿歌手越来越多，知名的有“广州刘文正”吕念祖，以及“广州邓丽君”刘欣如。

音乐人李海鹰也认为，广东音乐的大起大落与商业因素密不可分。“广东学香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北京的很多音乐人都一直在埋头创作，首都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吸引了更多的音乐人。”

陈小奇说，“广东的流行乐坛是在市场大潮之下催生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健康的成长机制。这就造成了音乐人行为的短期性，只顾应对眼前的变化，而忽略了长期效益，这为广东流行乐坛日后的跌落埋下了伏笔。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卡拉OK兴起，而广东的作品很适合卡拉OK演唱，所以那时的卡拉OK就成了广东流行乐坛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卡拉OK渐渐淡出市场，广东乐坛一时间找不到新的拓展机制，于是各逃生路：有一部分创作者心浮气躁，坚持不下去改行做别的了；歌手们也走得仓促，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港台乐曲的冲击；唱片公司更是急功近利，不再积极推出原创歌曲，因为搞制作、做歌手、作宣传要花钱，可钱投进去了，由于盗版等原因也未必能收回来，所以他们干脆来实惠的：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的做法，是导致广东流行乐坛迅速衰落的直接原因。”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严明说，“港台涌过来的东西确实不少流于表面，我们歌手留下来的话，实力跟他们完全有一拼，只因为歌手们走得仓促，南方也未能创造更好的条件留住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1997年到2002年，整个广东乐坛没有任何方向，在全国的影响也日渐式微。虽然在2002年间，本地歌手张敬轩一度崛起，但仍不能扭转乐坛的这种局面，最终张敬轩也赴香港发展。2009年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之一的“新时代”也宣告破产，《每日经济新闻》认为，“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

第五章 “冇鞋挽屐走” 1、广深产业大挪移

关于“逃离北上广深”的话题，2010年4月《南方都市报》的500份调查问卷中，有超过52%的白领明确表示会逃离，但暂时找不到机会，仅有6%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半年内就会行动。尽管只有6%，但同样说明，舆论给予高度关注的“逃离”不完全是停留在口头，而是已经有人这么做或准备这么做了。这一趋势也受到社会学者的认可，“在二线城市可以过更舒适的生活，逃离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一种找回生活尊严的选择。”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如是说。

而在这股“逃离北上广深”的大潮中，企业显然比个人更清醒，也更积极。

<h3>东莞，广深的“新泽西州”</h3>

2010年5月18日，富士康重庆工厂制造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2010年8月富士康郑州工厂招聘现场异常火爆；2010年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总数开始缩减，5年内将从目前的45万人降低到30-35万人，并且，深圳富士康也将由代工基地逐步转型为研发、试产、内销、物流中心。

2010年，富士康的“多事之夏”几乎成了深圳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加速剂。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已经不是当年对招商引资激动万分的初级模式，深圳现在税收最为依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而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富士康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员工收入少，对城市消费的拉动能力有限，但员工管理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为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显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适合深圳，只适合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众所周知，深圳从南海边的小渔村发展成今日的国际都市与它不断的改革和产业转型有关：从最初的建筑之城到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到上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再到四大支柱性产业，以及在深圳“两会”上一再被提起的“加快发展三大战略新兴产业”。

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直接的变化是企业的外迁，甚至是全行业的洗牌。

早在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就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而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仅罗湖、南山、宝安和龙岗四区，已经和计划外迁的企业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的499家。

2010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惠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深圳又签署了《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经贸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中的相关内容，三市将进一步加快东莞（惠州）产业转移园建设，探索建立深惠产业转移合作基地，扶持协会、商会和企业建设各类产业转移园。以产业转移园（基地）为依托，引导三市有转移需要的企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和整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这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第二轮深圳产业转移东莞风潮开始。

2010年年初，深圳的3G手机生产商宇龙酷派松山湖生产基地首期工程正式投入生产。该基地占地500亩，投资超过5亿元，主要承载3G手机的生产和制造，首期工程的产能为1500万台。未来3年，该基地产能将达到4000万部，成为中国最大的3G手机生产基地。

同样，在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华为也一口气“啃”下了50万平方米的用地，分一、二期建设，每期投资20亿元，建城之后将把散落在深圳南山、坂田等地的一些生产线搬迁过去，主要用来生产交换机等。华为在松山湖项目的总投资达到了40亿元，包括4栋厂房、1栋办公楼、1栋食堂、1栋机房，明年七八月份一期建成将投入使用，一期人员包括生产和管理人员在内，可达到4000多人。

深圳的大企业已经纷纷在东莞版图强势扩张，小企业更加趋之若鹜。像深圳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从2010年7月开始深圳工厂的整体搬迁，目前主要迁出生产环节，而今后漫步者的考虑是将研发力量也搬至东莞，在深圳保留销售。

深圳企业迁出不仅因为深圳未来产业规划与政策引导，同样，与企业、产业的生存环境也有直接关联。

2006年10月出台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工业总产值上亿元的32家外迁企业中，外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在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厂房租金太贵”。

这些客观因素造成深圳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迁出实则“迫于无奈”。就像帝马数字机器（深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萍所坦言“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位在深圳打拼12年的总经理用了两年时间挥别了深圳，和企业一起迁往惠东新厂。致使她最终决定“出走”的是“厂房问题”：“西丽有家厂房面积为3万平米的公司，由于业务量的迅速扩大，公司有心将企业规模扩大到10万平方米。现在连从国外订购的进口机器都已买回来了，公司却一直未能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厂房。弄得现在进口进来的机器连搁的地方都没有，公司不得不租地方来放这些新机器。”像帝马这样遭遇厂房扩容危机的企业不是个别，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机床工具专业委员会主任范红说，“行业内95%的企业都遭遇这样的困难。”

1997年由十几个人发展起来的帝马公司在2007年时以达到近200人的规模。而随着业务量的攀升，设备升级，公司厂房不得不扩容。其时，帝马公司所在的马岩白芒工业区，找不到一处合适做厂房的建筑。无奈之下，公司不得不在离白芒厂房1公里左右的地方另租了一栋单独的楼宇勉强用于生产厂房。原来的厂房留作仓库。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链被认为割成两部分，给帝马公司带来了许多麻烦。帝马公司总经理刘萍称按公司设备的要求，厂房层高需6米，但久经选择后租下的厂房层高只有5.5米，这样日常一些需要用到吊车的设备，却因层高制约，只能采取半人工半机械化操作”和“公司想开个大会都开不成，行政、销售部门与车间、仓库分隔两地。天气不好时，车间急着要东西也送不过去”等等。

随着深圳城市规模的增容，市内可利用的工业土地将越来越少。对于规模扩大的企业而言，厂房供求矛盾也日趋严重。“笼子太小”这个问题不仅在深圳显得较为棘手，甚至是整个广东之痛。

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迁移和变革，才造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东莞。而产业的调整势必也意味着人才的转移，有专家预言东莞将成为中国新的“白领洼地”。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系主任、东莞政府特约研究员林江就对这个“白领洼地”的提法，感到很兴奋，“事实上两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类似想法。”他称，东莞夹在广深之间，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纲要实施，珠三角城轨开通，事实上东莞必将会形成这样一个趋势。

如果把广州和深圳比作纽约，林江说，那么东莞就是广深的“新泽西州”，控制城市的发展规模，保持自己的产业特色，她就既能成为创业的乐园，也能成为生活的乐园。

夹心广深，离广深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房价仅为广州一半、深圳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东莞企业前往广深招揽人才时，纷纷打出了“低房价”诱惑。

“朋友最近给我介绍了东莞厚街一家网络公司，工资也是六七千一个月，找个时间去看看。”一直被生活所累的李睿，目前是某网络公司的合伙人，在广州打拼了五年，却感觉一无所有。他说，广州不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觉得广州生活环境够差，城中村的住宿条件尤其恶劣，我换了几个地方都一样，有的地方黑乎乎的，晒衣服和被子都要和邻居争阳光，出门就要和别人争车道、挤地铁，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电梯都要和别人竞争一番才能赶上不至于迟到。”在广州待了五年，就和别人争了五年。这样没有尽头的人生，让他感到无望。然后，他发现，“东莞房价低，可以在东莞买房，实现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多奢侈的一个梦想。”

自己能多晒到一点阳光，李睿觉得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他“逃离”广州、奔赴东莞了。

<h3>广东“请走”制造业</h3>

2008年5月26日，广东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及八个配套文件——即“腾笼换鸟”政策，对当前最紧急的珠三角产业转移问题作出回应。

文件对九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及资源依赖型行业的73类产品制造商下达“逐客令”，“鼓励”其生产环节从珠三角转移至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同时，要求将600万农村劳动力经过免费培训后，输入至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

被要求转移的制造业包括：

服装、五金、玩具、制鞋、包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陶瓷、水泥等建材工业，家具产业，再生金属冶炼产品等高耗能的资源型产业；

It产品制造、家电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

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带动功能较弱或带动后劲不足的产业；

塑料制品、涂料、油漆等石化产业下游产品行业,以及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等产业转移园已有较成熟产业集群或者生产基地的行业，如工艺玩具、音像制品生产、食品生产等产业。

政策的另一端，拟定了一份禁止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承接的产业清单，主要涉及高污染、高能耗及带动功能极弱的产业。

尽管《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主文件对上述产业用了“鼓励转出”的字样，但在八份配套文件中，广东省却将各地政府执行产业转移及承接转移的情况列入硬性政绩考核范围内。

九大文件为五年后的广东描绘了一幅美妙图景：即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方针，着力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力争到2012年，珠三角地区功能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则形成一批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转移集群；“推动我省产业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财经》杂志上采访过的一位广东省政府官员曾这样说：广东省要完成经济转型，进一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迎接挑战，“必须把这部分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请走，先把笼子腾出来，才有空间引来凤凰”。

第五章 “冇鞋挽屐走” 2、流动，发现新风景

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尤其是高房价带来的居住压力成了横亘在人与城市间一条难以跨越的汹涌之流。待在城市可能意味着继续的“蚁居”和“蜗居”，继续哀叹“城市居，大不易”，继续演绎“城市贫民”的悲歌。与其说是“逆势”而动，不如说是“被挤出去”。

尽管，我们都知道现阶段的逆城市化太具中国特色，但是，这个趋势的兴起，也将带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是一种对“被经济挟持的人生”的一次“反攻倒算”，这种生活方式与在城市里做个“罐头人”相比，显得更田园、更释然。

<h3>被“逆城市化”</h3>

当年，广深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与开放大潮下一批批民营企业的创办而成为内地人的梦工厂。“工业化”促进了广深的高速“城市化”，据《浙江日报》的数据显示，1980年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然而，201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达到45.68%，但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广东省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63.37%。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即“同步城市化期”。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至“逆城市化”还有一段距离，以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看（包括一线城市）尚不充分。

“逆城市化”的概念是1976年由美国科学家波恩首次提出的，是用以描述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原因，出现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

然而，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的“伪逆化”却是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所致：

易艳刚在《长江商报》上这样总结：“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

《“逆城市化”现象的多重启示》一文中也认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文中提到：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叶檀举了一例，她说，“我有朋友在深圳教书，为得到深圳户籍自愿从大学转到中学，即使在中学，他见识了体制内外完全不同的待遇。体制内外的教师工作没有丝毫差别，收入差距相差一倍，为此他不得不以极大的代价获取体制内的身份。这样的事发生在改革桥头堡深圳，说明这座城市有未老先衰的可能。”

除了户籍，最核心的就是“生存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所言，“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

<h3>生存与生活</h3>

2010年7月初，郑文锋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他想“逃离都市，回去当农民”。

帖子里讲到从春节到现在，他已回了五次江西的老家赣江。他写道，“我在老家承包了380亩山地，准备养鸡养鱼，做一个农民。”当戴着眼镜，满脸书生气的郑文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郑文锋不可理喻。今年30岁的郑文锋2002年来到深圳，很快就开了一家小型的机电设备维修公司，然后又成立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并投资一朋友开的小广告公司。这三项业务，每个月能给郑文锋带来4-5万的收入。依靠这些收入，郑文锋买了两套房，几辆车，在同龄人当中，不失为一个成功者。“可是我不快乐！”学医的郑文锋觉得自己干的事自己并不喜欢。“刚来深圳的时候，还很有干劲，可后来，这种干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的那个机电维修公司，现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我自己已经三年时间没有去开拓客户了。海尔星级服务中心也转包给别人了。”

今年以来，郑文锋让自己闲了下来，基本上是一周双工作日，常常掰着指头考虑怎么打发时间，很多时候将自己关在住房里，看碟、打游戏，或者出去K歌、喝酒、洗脚按摩……灯红酒绿之后，郑文锋会觉得很空虚，觉得没有意思，觉得自己在堕落。“总之情绪很不好，越来越抑郁。”

让郑文锋情绪低落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感情生活没有着落。每当相貌英俊，有房有车的郑文锋说自己没有女朋友，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周边的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是圈子小吧，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父母亲经常逼着我结婚，我也想结婚，可是没有合适的。”为了找女朋友，郑文锋在加入了一个交友网站，先后与6-7个女孩有过接触，但都无功而返。“深圳的女孩，太现实了。”

郑文锋说，他厌倦了深圳这个城市的虚伪、浮躁。“这哪里是生活啊？有种莫名的压力感与厌恶感。任由现在这种状态发展下去，肯定会毁了自己。一定要改变。”郑文锋的理想，是带着女朋友，回农村买一大块地，修一幢小别墅，修个游泳池，周边种满鲜花，养很多可爱的小狗，再建一个农场，种蔬菜，果树，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活在桃花源。“再也不用看客户的脸色了，也不再有城市的噪音塞车的烦恼，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日出日落，两个人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我真想问一下大家，有女孩会愿意陪我去乡下当个现代农民吗？”

在郑文峰已经动了“回乡”过“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的念头时，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总监的刘勇已经“出逃”，去了海边花园厦门。

到了厦门，刘勇深深感觉到，“没有深圳的喧闹，大都市中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息被阳光下的惬意和闲适代替。一个海滨城市，不仅近在咫尺就能感受大海拥抱，而且拥有浪漫的海滨长廊，海上明珠“鼓浪屿”，闲暇时或漫步或静坐或思考……”

刘勇在深圳工作了两年，而2008年的工作上调动，让刘勇从深圳来到厦门，现在的他已经爱上这个城市，而且也在厦门置业，享受独有的时尚生活。

对于他来说，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环境对于工作具有不同的影响，他说“身处在一线城市的设计师一般是感受都市的流行和时尚的未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只是‘流行’的动向客观规律，对于我的设计和创作影响不大；相反地，在宁静、舒适的环境下工作，有时候会更利于我整理和思考。”

哪怕和一线城市相比，厦门的人力资源发展不是那么健全、商业环境不够那么浓、各类指导信息比较少……但正是这些差距，恰恰就是厦门的发展空间。游历过许多发达的一线城市，考察过国际顶尖的服装之城，刘勇期待厦门城市综合硬件的飞速发展，能成就第二个香港维多利亚，留下了愿意将就生活环境的高层人才，这样，也吸引了周边需要提升的企业来厦门。虽然如今的厦门并不时尚，特别是服装业的发展，若把“深圳女装”和“厦门女装”进行对比，恐怕大多数的业内人士还是会选择“深圳女装”。可是这在刘勇看来并不是大问题，“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近几年来，厦门逐渐形成了海峡交流的中心点，成为时尚之城的日子指日可待。”刘勇对此很有信心。

与深圳一样，身处广州的人也开始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竞争压力小、生活成本低、生活节奏慢”的宜居之城，就像王彦君的例子。

王彦君201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3年前，考上研究生的他一门心思想留在广州工作生活，但是，从上学第一天，王彦君的导师就给他泼冷水：“你们这批同学毕业后肯定很难留在学校的几家附属医院，留在广州其他好一点的医院都比较难。”在随后的三年里，每每谈起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情，导师总是善意地提醒他：“去二、三线城市挺好的。以学校的名声，研究生毕业之后至少能进当地最好的医院。即使留在广州，房子这么贵，工作竞争那么激烈，生活质量肯定好不起来。”

真到了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正如导师之前的判断，此时广州的物价和房价比三年前涨了近一倍。而他的工作去向也不是在广州，想要他的是江门市的一家三甲医院，王彦君决定去看看。去了以后，他发现那家医院还真不错，算是粤中南部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了，关键是院方对他有非常大的兴趣，积极邀请他来院里工作。

与广州相比，侨乡江门城市小而干净整齐，交通也挺便利，开车去广州大约1个小时，最让他动心的还是这里的房价，市中心最贵的商品房均价也只有每平米五六千元，而广州房价则是动辄上万甚至几万。

最终，王君彦与这家医院签订了协议，在心头纠结了小半年的情绪也平静了下来，就等着毕业后去报到。

第五章 “冇鞋挽屐走” 3、珠三角的机遇

“我不知道将来的工资能否足够支撑起日常开支，更不知道将来的日子能否有足够好的心态去面对成为房奴蚁族或者蜂族乱七八糟的境况。假若生存的意念将升职、加薪、遇上伯乐等等愿望和诱惑通通扼杀掉，我想我会逃到二线城市去。”广东商学院广告专业大四学生叶素筠说。

新华网记者凌广志说，2009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是珠三角的“尚方宝剑”。而嗅觉灵敏的内资和港资银行，也已在珠三角的二线城市拉开战线，贴身火拼。

外面已然风生水起，而你还在广深“城中村”的小黑屋里，裹足不前吗？

<h3>筑梦二线城市</h3>

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尚未达到真正的“逆城市化”，但是，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已经让生活其中的人纷纷有“出走”的意愿，也有一些人实行了“撤离”。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线城市“蚁族”开始逃离》的文章中所说，网上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打算，另有11%已展开离开行动。对一些人而言，逃离北上广是解脱或创造机会。

2010年5月Job88招聘网站上发布的2010年深圳人才吸引力调查报告中，接近83%的受访者不满意自己在深圳的发展现状，60%的受访者未知是否会呆在深圳继续发展。

《南方都市报》关于《二线城市抢走深圳人才》的文章中提到：化工公司hR经理冷望东表示，“以往的倾斜只是人才来了会流走，现在的状态是人们直接选择二线城市作为就业生活的地方。”而白领芳子的谐趣说法也正是现在大城市白领的心理写照，“大城市里职场人定义白领二字不同以往，以前随便混混都是个白领，现在如果不是牛气轰轰的，学历高，收入高，有房有车，谁敢说自己是白领，只敢说工资‘白领’！”曾有网站调查显示，目前仅有不到20%的职场人认为办公室员工是白领，他们都认为白领应该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而不是供不起房、买不起车的“穷光蛋”。职场人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在职业发展上有更长远的考虑成为他们“出走”深圳的主要原因。

当初前赴后继来到深圳的大学生们正是看到了深圳的年轻、开放和较高的福利待遇，而随着深圳的房价居高不下，各类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大城市浮躁气氛让人形成的攀比心理，“白忙族”收入支出比低，不得不一有机会就另谋高就。

房价过高、交通拥堵、生活压力巨大渐渐掩盖了深圳原本的光芒。调查报告中，月支出3000-5000元的受访者高达40%，所以60%受访者对未来3-5年继续留在深圳发展持不确定态度，甚至有13%的人选择不会继续留在深圳。只有25%的受访者愿意推荐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深发展。

hR冷望东说，“为了谋取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赤裸裸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优胜劣汰，公司肯定是用强调物质激励配合严苛管理的。相比之下，二线城市的企业氛围更温柔，更有人情味，归属感也更强。而一些人刚来深打拼，不仅得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而且经常要面临职业瓶颈和被随时淘汰的危险，这种状况，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未知，怎么会推荐朋友过来一起打拼。那么，人才的吸引力又会进一步降低了。”

2009年10月，万宝盛华对全球将近71000家企业，包括中国大陆地区4317家企业开展了雇佣前景调查，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北京、广州和上海，预示着二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在珠三角，除了广州、深圳不乏具备实力、发展后劲的二线城市。可以说，这些城市的居住条件更好、生活成本也低、工作竞争压力相比较轻，而且城市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更加宜居宜业。

<h3>珠海新机遇</h3>

2010年8月26日，和深圳共同度过30岁生日的，还有珠海经济特区。面对珠海30年来的发展，珠海市委书记甘霖说，“可以用两个‘翻天覆地’和三个‘历史性贡献’来概括。两个‘翻天覆地’，指的是珠海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了210倍，年均增长20.3%；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居民生活质量居珠三角城市前列，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同时，珠海选择在而立之年转变发展方式，通过错位发展填补经济结构的缺陷，推动“上天入海”的项目，从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上天”即建立珠海航空产业园区。自2006年，珠海举办第一节国际航空航天展览后，已逐渐建成亚洲最大规模的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和国内最大的飞行员培训基地，与航空产业相关的航空电池、电子等产业发展迅速，在珠海与香港机场合作管理珠海机场之后，珠海发展“临空经济”具有了良好的基础，使珠海具有发展航空产业必备了得天独厚的资源。

产业园计划通过5到10年的努力，使航空产业成为珠海经济的重要支柱，形成一个体系完整的产业集群。（《中国证券网》）

“入海”即打造珠江口西岸未来的新引擎：高栏港区。高栏港经济区包括中海油、中船在内的港区在建、筹建的重大产业项目现已有15个。其中，在建的中海油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LNG接收站、宝塔石化、成城沥青、宏昌电子项目等，总投资为245亿元，预计建成后年产值可达683亿元。另外，10个正在筹建的项目，包括中船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中海油南海天然气陆上终端、中海油天然气发电、珠海电厂5号6号机组等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1050亿元，预计建成后年产值可达1324亿元。这意味着，一个在广东乃至在全国都排得上号的新兴装备制造基地正在加速崛起。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主任卢晓凤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珠海要加快建设“三区一基地”，这一区一基地就是高栏港工业区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这就意味着高栏港在2020年前的10年，将面临高发展要求。围绕高栏港区的建设，珠海临港产业带也会相应延伸到斗门等地，这将有助珠海形成重要的现金制造业基地。

珠海的错位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产业选择上，还体现在产业区域布局等诸多方面。除了“上天入海”，珠海还有一句口号就是“东软西硬”，其具体内容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服务业和高品质生活服务产业；经济基础较弱但发展空间大的西部地区，则侧重发展加工和制造业，“上天入海”等大项目，大都集中在这一地区。这样布局，既有利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又可以使不同区域集中培育几个特色产业，增强竞争优势。（《经济日报》）

在深圳的发展进入稳定期，并且面临着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困境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时，珠海正在迎头赶上。

作为珠海第一大岛、与澳门三岛隔河相望的横琴岛在2009年6月正式被纳入珠海经济特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横琴岛将逐步建设成“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区，促进珠江口西岸产业升级的新平台。

据《南方日报》2010年5月报道，珠海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牛敬介绍，横琴开发建设总投资达700多亿元，现5大重点项目已陆续启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总投资超过60亿元，于200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10周年之际正式奠基；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新亮点和新地标，十字门商务区在未来5到10年里总投资将达380多亿元；投资达100亿元的长隆海洋公园已经启动；横琴岛基础设施配套的Bt项目由中冶集团承建，项目涉及金额超过100亿元；中电投的多联共燃气发电项目，投资120亿元。

在5大重点项目中，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项目颇为引人注目。该项目一旦建成将成为亚洲最大的集会展、游乐、酒店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海洋乐园，年接待游客能力将达1000万至1500万人次。

随着横琴新区的开发，港珠澳大桥的动工建设，珠海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珠海试图在未来的30年里实现“弯道超车”。

自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珠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坚守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条底线。珠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钟世坚在接受《中国城市面面观·书记市长系列访谈》之邀做客人民网介绍说：“从建特区的初期，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珠海这个城市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个时候，对粗放型的项目，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高耗能的、效益低的一些项目，我们不让它进入珠海，因为到了珠海，确实带来社会的管理问题，带来我们的环境破坏问题等等一些问题，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是严格把关。”因此，珠海才能在这些年里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称号。这让珠海在如今的新一轮发展中拥有了重要“底牌”，吸引着众多高端产业项目来此落户。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将促进就业。珠海对于人才引进也有它的见解。2010年7月7日，珠海市市长钟世坚在接受中国经济网“百城调研”栏目的访谈时表示，“人才是珠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关键因素，如何吸引人才来珠海、留在珠海，珠海有自己的做法，在过去的发展当中，珠海市采取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措施。珠海通过采取灵活的措施，引进一些尖端性的人才，并为其创业创造良好条件。同时根据珠海的发展需要，引进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对来珠海就业的大学生提供百分之百就业机会。这些都为珠海未来的发展来提供人才的支撑。光引进人才是不够的，珠海市通过创造良好的就业、居住环境来留住人才。把珠海打造成为生态水平更高、更富有特色、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就成了‘留人良方’，要让人才觉得在这个城市确实是能给他实实在在得到，比别的地方更多的优惠。”

而一位名为“绿色思想者”的网民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拼10多年，最终还是选择了珠海作为“落脚点”。他说，自己沿着中国东部的海岸线一路南下“考察”，从大连、青岛，到三亚、海口、湛江，并最终选择珠海，因为“珠海是中国最适合我的城市”。他认为珠海好在“出世入世，进退从容”。

珠海自经济特区建设城里以来，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坚守“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条底线。《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社会环境竞争力因此，如“绿色思想者”所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摸爬滚打过的中产阶层人士，在渐渐对大城市的喧嚣产生厌恶后，会开始钟情于像珠海这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乐活’之地。”

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实力并不是十分均衡。但是，目前珠三角除了广州与深圳还有很多正在“崛起”的二线城市，这些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增大对人才的需求，并且，对于人才而言，这些城市的竞争自然也小于广州与深圳。

就像一位业内人士所分析的，随着一线城市的职场竞争愈发激烈，以及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二线城市的引才魅力正在日趋增强，“不可否认，对于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一线城市薪资水平仍具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会随着职位层级降低而逐渐减弱”，像技工和文员类岗位，二线城市的薪资水平已与一线城市差距在逐步缩小。随着部分二级城市的产业结构由制造导向转型为科研与研发导向，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必然增加，这有可能会引发人才在一、二级城市间的流动。

数据也证明了这个趋势，据广州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希宏所言，2010年初，原本南下广州求职的内地大学生群体，正在日益向东莞、佛山、中山等周边中小城市分流。东莞智通人才大市场副总经理李纲领认为，“东莞之所以势头直逼广州、深圳，迅速成为最受全国各地大学生青睐的珠三角城市，主要是由于广州、深圳的就业竞争已经十分激烈，用人单位招聘大学生的门槛月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并且东莞中心人才市场副总经理钟核心表示，东莞在2010年“至少将接纳3万-5万名大学生就业”。这个数字，已经远远地超过广州、深圳这两座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对应届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东莞当地有1．6万家外资企业、16万家民营企业。因此，在大学毕业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二线城市，已逐渐成为一座就业容量巨大的“大学生就业基地”。

<h3>城门开，居有所</h3>

除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未来发展前景外，住房也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其中，住房也涉及到房价与户口。

珠三角城市中，曾有一些城市实行过购房入户政策，比如：广州曾实行购房入户，但于2004年1月1日将一这政策取消；深圳市曾在宝安、龙岗两个特区外的行政区执行过购房入户政策，于2004年4月30日取消；中山、东莞市分别于2004年7月1日、2008年1月1日取消购房入户政；佛山市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取消。以上城市均根据本地实际，对取消购房入户新政策的执行预留了一定时间的缓冲期。珠三角的江门、惠州市仍在执行购房入户政策。同时，也包括泛珠三角的南宁。

已满而立之年的陈同称2010年是他的焦虑之年，去年他刚从美国读完硕士回到深圳，虽然顺利地应聘进一家美资企业担任项目经理，月薪也已轻松过万，然而他迟迟不敢向女友求婚。“房子还没有落定，没给人家一个安心之处，怎么提？”陈同2003年出国时，深圳住宅的价格均价是5785元/平方米，而现在简直就是“翻天覆地”了，陈同戏谑“早知道出国前先把房子买了”。2009年陈同踌躇了一年，房价并没有跟着他踟蹰不前，而是继续飞涨。“而现在深圳也已经没有购房入户的政策了，我觉得很不划算。”

巨大的压力让陈同萌生了跟着女友到南宁发展的念头，并且日渐强烈。“南宁只要买房就可以入户了，而且城市环境非常好，房价也很合理”，目前，陈同已经在南宁首付20万并贷款买了一套120平米的三居室，他打算今年找到工作后，就和女友撤离深圳。

在南宁市购买商品住房，购房人可另外指定“2人”申请办理南宁市城镇常住户口。对这“2人”不要求其与购房人之间为“直系亲属”或“亲属”等关系，由购房人指定。比如说其他的亲戚，或者是朋友等人员都可以（符合条件迁入的“2人”，如再按夫妻投靠、子女与父母相互投靠等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申请迁入其直系亲属的，申请人自己必须在南宁市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

附录令人向往的珠三角

<h3>(1)珠海</h3>

如果选择乘船去珠海，过了伶仃洋，就会看到香炉湾上一尊8米多高手持明珠的“珠海渔女”雕像。这座雕像蕴藏着“珠海”的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仙女，被美丽的香炉湾风光迷住了，并与当地一位朴实憨厚的打渔青年相爱了。于是她扮成渔女下凡到人间，以100多颗明珠作为定情物送给渔郎。这时，突然风雨大作，从海底钻出一群妖魔鬼怪，杀死了渔郎。仙女奋勇迎敌，力战群魔，终寡不敌众，以身殉情，手中的明珠散落在海中，便成为今天伶仃洋至珠江口外海上100多个岛屿。

美丽的故事伴随迷人的风光，塑造了浪漫的海滨之城——珠海。

作为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重要城市，珠海自然成为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虽然，在五个经济特区中，珠海总会被拿来与深圳做比较：在过去30年里，珠海的GDP增加了210倍，但在珠三角市中却处于垫底的位置。目前，珠海全市的GDP也不到深圳的1/8。但是，珠海的城市化发展却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和生态环境的兼容”。

2010年8月25日，在“珠海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理论探讨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在痛斥城市化弊端时就肯定了珠海的城市化路径，他说，“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都是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什么CBD什么总部经济区，不少城市都要搞什么现代国际一流的大都市，城市化同质现象严重，甚至一些有特色的历史名城，都被以现代化名义破坏掉了。珠海不是做了理论的论证、模拟的论证，而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样板，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个样板表明，不一定非得对生态环境进行逆治，是可以进行顺治的。”

尽管，前30年经济发展遭遇尴尬、压力、波折，珠海还是将它的“特”予以继承和发展，即“决定以工业为主，兼营农业、旅游业、房地产等，综合发展。而且要求，工业发展要吸收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而且无污染的项目，严格把关。”

当年，因为这条路径“曲高和寡”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才使得珠海一直“默默无闻”。但是，这条路也为珠海保留了宜居的青山绿水，在这样的环境里，珠海正在酝酿30而立的新起步，重新“上天入海”。

“上天”，即推进中航通飞项目，全面加快航空产业园的建设。“入海”就是在珠海西南部的高栏港，投资443亿元建设产能千万吨级的中船海洋工程即修造船基地、中海油南海天然气陆上终端项目以及总投资25亿元的玉柴发动机。这态势正是为了达到珠海的新目标，“珠海将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重要的新兴装备制造业基地。”

同时，有数据显示，珠海2009年和2010年正在或将投资3169亿元搞好基础性“十大重点工程”建设，这一数字超过了改革开放30年珠海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广珠铁路、沿海高速公路、港珠澳大桥、广珠轻轨等曾经困扰珠海的地理与交通问题都被重新提上议程寻求突破。而由于有重大项目“上天入海”等引领，5年后珠海的GDP可达2500亿元，比现在增长一倍。（《易阔财经》）以此“达到2020年基本建成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实现在珠三角地区人均首位、生态一流、文化繁荣、法治优良、社会公平的发展目标,成为广东发展新的增长极、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到2040年,把珠海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城市、旅游城市、创新城市和港口城市,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之城,成为活力实力魅力兼备的理想之城,以生态文明新特区的面貌引领特区发展潮流。”珠海市委书记甘霖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所言。

在战略目标之下，2010年10月1日起，珠海经济特区也第四次扩容正式扩大至全市。在这样的城市架构空间里，珠海将升级为“一条主轴（情侣路-珠海大道）、两大板块（东部、西部）、三区一城（香洲核心城区+横琴新区+西部中心城区=新的主城区）、若干组团（与产业园区向配套的城镇组团）”的城市新格局。

珠海，生机勃勃，在三十而立之年打算迈开腾飞之脚步。

而且，最可贵的是这个城市的发展与城里的人们是密切相关的。正如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韩庆祥所言：“最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的，就是珠海所走过的路，是适度超前发展之路，是低代价的科学发展之路，是珠海人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之路。这种发展之路，体现了珠海经济特区的‘特’与‘新’。”还有，著名城市经营策划人王志纲所说，“当一个地方乌烟瘴气之后，有钱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卧室和客厅搬到珠海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

所以，当珠海经济再次腾飞，前三十年所保留的优美自然环境将成为它重要的王牌，也会是追求“工作与生活并重”的人的首选。

<h3>（2）东莞</h3>

东莞，是广东的历史文化名城。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建郡，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当年，著名的“虎门销烟”就发生在东莞。

东莞地理位置优越，北距广州59公里，东南距深圳99公里，距香港140公里。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过去三十年，东莞也制造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东莞模式”：港台资本、设备（附着一些工业技术）+东莞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农民工+香港（后来还包括深圳）进出口通道+欧美日市场（现在是全球市场）。核心就是承接香港、台湾的产业转移，为欧美企业做贴牌。这种模式在顺境下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电子、机械、服装、玩具、家具、制鞋等八大支柱产业。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莞得益于这条经济模式而成为了广东“四小虎”。然而，这条模式在过去30年里也遭受了巨大的挑战。作为制造业名城，东莞不得不在30年的时间里逐步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双转型。

从东莞的产业布局看来，“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其突破口。赛迪顾问总裁李峻博士说，“电子信息产业对工业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其转型成败对于东莞产业走向至关重要。”李峻也分析出，“东莞信息产业的升级将主要遵循两个方向：一是由产业中下游向产业上游延伸。例如，由重点发展电子加工类产业，转向力推IC设计等上游产业；二是，积极发展新型产业。”

在这样的“纲领”下，松山湖工业区也就成了东莞产业升级的“试验田”。

松山湖工业区自开发建设以来已取得卓著成效。2002年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4年被国家信息产业部授予“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称号，2007年被国家科技部列入“部省市共建国家火炬创新创业园试点计划”，2007被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跨国公司最佳投资的开发区”。而松山湖创业园2005年被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留学人员创业基地”称号，2007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截至2010年9月，松山湖已经引进了以华为、宇龙通讯、生益科技、易事特、新能源、漫步者等为代表的高科技先进制造业项目，以及以东莞中子科学中心、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法国全国皮革与鞋类质量检测中心、中鼎检测、志鸿科技等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项目。不仅如此，松山湖产业园还积极培育战略型的新兴产业，例如，引导世界第二大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商——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电动汽车，扶持全球第四大UPS电源制造商——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传统电源的基础上进军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

通过松山湖高新产业园区的拉动，东莞试图将“东莞制造”的品牌叫的更响。同时，为了信息化产业升级提供人才资源储备，松山湖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例如，“凡是享受东莞市政府优惠补贴的高科技人才，松山湖开发区还将给予一倍的奖励和优惠。”

在经济上找到“起飞点”时，东莞也在谋求“莞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东莞一直深谙“路通才能财通”之道，所以，城市交通建设也一直是东莞的重头戏。2008年，东莞的公路密度就已经达到162.3公里/百平方公里，是全省的1.6倍，而目前已经基本实现10分钟上高(快)速路、市内半小时生活圈。

在打工仔、“新莞人”居多的东莞，子女教育问题也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2009年《东莞市新莞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公办学校学位，按照新莞人父母的积分情况，从高到低安排其人子女入读，并提供与户籍生同等待遇的完全免费义务教育。2009年共有46.9万新莞人子女在莞接受义务教育，占全市中小学学生的总数67.6%，其中有12.3万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全年市镇两级财政共为新莞人子女就读投入10亿元，并取消义务教育公办学校非本市户籍借读生书杂费，免收2.3亿元。

在社会保障机制下，推动农居民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发展，从2010年起市镇村三级逐步投入43.4亿元，使59万名原农居民参保人员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享受职保养老待遇。

东莞在危机下的转型得到了相应的“回报”，《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东莞升至第15位，在人才本体、主要产业本体、创新环境、社会环境方面的竞争力，东莞均居前十，特别是主要产业本体高居第二。在生活环境的一些子项目上，东莞表现也非常抢眼，其中居住条件居全国第一，出行设施居第五、保健娱乐居第三。

一位专家更是评价东莞“相比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东莞的房价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东莞的出租屋很多，容易租到价廉物美的房子，另外，政府今年来也建设了大量保障性住房，居住条件是不是第一不敢说，但处在全国前列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

东莞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下乘势而上，在转型中发展会无可限量。

<h3>（3）佛山</h3>

提到佛山，自然让人联想到武术之乡，这里确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曾经出过黄飞鸿、叶问这样历史名人。

然而，如今的佛山却不再是那个简称“禅”的小地方，2002年时，在囊括了面积为1150平方公里的南海以及顺德、三水、高明三市后，挟一市五区的大佛山实现了“城市合并”，一跃成为广东第三大城市。

选择佛山作为区划调整的对象可谓是一次历史的机遇。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珠江口东西两边各有4座城市，但东岸的发展远远快过西岸。在珠江口东岸，经过10多年的发展，人口密度已经非常高，产业结构已从当初的初级加工为主变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开始进入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阶段。而西岸人口密度还不高，无论是产业布局还是资源整合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快速进入做大经济发展总量的阶段，这就需要有一个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来带动西部的发展。而在西部的4座城市里，佛山的经济实力最强大，基础最好。”

在这段论述里，佛山的优势呼之欲出，首先，区位优势——佛山与广州地缘相连、历史相承，同处最具经济实力与发展活力的珠三角经济区中部，所以，两者正共同构建“广佛经济圈”；另外，佛山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发展的机制，它是最先进行国企改革的城市，民营经济占了80%以上。

2007年时，佛山的经济增速达到19.3%，超过海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在全国城市经济排名中位列第11名，稳居广东第三。2008年底，佛山甚至跃居广东GDP3000亿城市俱乐部的四名成员之一（其他三名包括：广州、深圳、东莞）。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3月25日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佛山在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九，一举超过高雄、澳门、新竹、基隆。截至2010年，佛山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1万美元,意味着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佛山产业结构进入从低端向高端转变的阶段。

在“广东现代产业500强”项目中，佛山入围的企业就占据了60个，其中近9成都是民企，像美的、格兰仕、科达机电、昭信、国星光电、陈村花卉世界……这些佛山曾经的制造业大户，正踩着新兴产业经济的节拍，在国内外产业格局变革中,从完成原始积累，到感知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并且从高端环节切入产业高点,从而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赢得主动权。

转型，成了佛山本土企业的共识。企业的转型折射的是佛山本土企业商业思维的变迁,从制造为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蔓延,或进入新兴的领域,完成企业华丽转身而继续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完成自身财富的积聚,也促使“佛山制造”向“佛山创造”乃至“佛山服务”的提升。（《南方日报》）

“区划调整前，佛山辖区内有各类园区近90个，经过整合，现在佛山的7大重点工业园区、26个专业镇及若干个专业市场形成了新的发展合力，家电、陶瓷、纺织、光机电一体化、汽配、金属材料加工等产业有力地支撑着佛山经济的快速发展。”佛山市外经贸局局长罗悦棠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一方面，佛山经济在冲刺，另一面，广佛经济圈的融合也在不断加速。

2010年11月3日，广州西朗至佛山魁奇路的首条佛山地铁即将试运营，这也将成为我国首条全地下的城际地铁。广佛地铁西起佛山魁奇路，东至广州，全长32.2公里，共设21座车站。11月起开通的是首通段西朗至魁奇路，共14个站点。从西朗至佛山魁奇路全程只需40分钟，其中，西朗至佛山祖庙只要半小时。这意味着广佛已经基本形成了半小时时空圈。票价方面，继续沿用广州地铁的按里程收费模式，从西朗至魁奇路全程6元，从西朗至祖庙票价4元。（《新快报》）

对于佛山而言，如果在利用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产业之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会是一个“朝阳之地”。同样，转型也意味着有更多的选择，对于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求职者而言，佛山无疑是最好的“后方根据地”。

<h3>（4）江门</h3>

江门是广东省中南部的一个地级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约形成于元末明初，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江门市现辖蓬江、江海、新会三区及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个县级市，辖区范围俗称“五邑”。江门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侨乡文化独具魅力，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2002年江门荣膺“国家园林城市”。

在江门新会区生长着一片榕树林，上万株树须根盘结，枝繁叶茂，是当地的著名景观。这片面积有15亩的榕树林，是由一棵榕树在几百年间通过主干生发的气根落地扎根繁衍形成。

目前，江门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和老榕树的生长就颇为相似，即一方面依托老树不断生发新的枝条，培育新兴产业，另一方面稳固主干的根基，做大主导产业，形成了“榕树效应”。（《经济日报》）

截止2009年，江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金属制品、化纤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超400亿元，拥有15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4个中国名牌和13个中国驰名商标，10多个产品的产销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在这些产业集群中，不少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相当影响力，以摩托车产业为例，江门市拥有16家整车生产企业和300多家零部件生产企业，2009年摩托车整车产量达到414.16万辆，约占全省产量的一半，全国产量的1/6，摩托车整车出口量占全国的比重达11%，已成为全国瞩目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基地和成长最快、最具影响力的摩托车板块。同时，江门生产的中高档五金卫浴产品，六成以上出口，内销部分的市场占有率则高达50％。不断壮大的产业集群，构成了江门市“经济榕树”的主干，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就会不断的要求企业创新，要求产业结构的创新与调整。

2010年10月9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其中，江门被明确要求打造成为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区，发展轨道交通设备、汽配、船舶配套等先进制造业和以旅游、物流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绿色光源产业。

绿色（半导体）光源（LED）产业将是江门近年着重培育的一棵“新树”，而此LED产业基地也会使得江门成为“中国光谷”。

目前江门市现有LED生产应用企业100多家，相关联企业1000多家，近三年产值年均增速超过30%，2009年全市绿色(半导体)光源产值100多亿元，约占广东全省的1/6。并且，江门市计划用5-6年的时间，投入人民币20亿元，把LED产业建设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力争到2015年实现500亿产业规模，成为国内重要的LED产业研发、检测、生产基地。（《中国新闻网》）

除了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外，江门还试图以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区——银洲湖纸业基地为基础，升级培育新的产业集群；通过广东省清洁能源（核电）装备产业园、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项目等一批大型装备制造项目打造以交通运输设备和清洁能源装备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加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金融服务业、物流业、旅游业“三箭齐发”的新局面。

江门，虽然在珠三角中显得很不起眼，却也找到了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算是中小型城市中较为有潜力的一个。对于珠三角的就业者而言，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h3>（5）惠州</h3>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陆地面积1.12万平方千米，占珠三角经济区面积的1/4。海域面积4520平方千米，海岸线长223.6千米，是广东省的海洋大市之一。惠州市南临南海大亚湾，与深圳、香港毗邻，是中国大陆除深圳外距离香港最近的城市，也是著名侨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惠州由一个农业边陲小城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化的新兴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惠州市宏观经济数据GDP达到1280亿元,比上年增长11.5%，跨入全国一类重点城市行列。目前，惠州日益成为华南地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

在广州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掀起“逃离”情绪之时，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就在与网友交流时高调表态：惠州敞开心怀，欢迎一线白领来惠州发展。

惠州到底有怎样的优势，才敢大声发出这样的邀请？

首先，基于珠三角城市本身的转型——“化九为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顺德、珠海、惠州、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整合成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以点带面推动珠三角一体化。惠州加快了深莞惠交通一体化、年票制、惠州机场复航等交通建设，力图实现珠江东岸一小时生活圈的目标。从2010年底开始初步建成“五横四纵三支”的高速公路网，到2020年，惠州将初步建立适度超前和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东江时报》）2009年，东莞与惠州已经开通了2条跨市公交线路，而惠州计划是开通3条莞惠，5条深惠共8条跨市线路。也就是说，惠州与深圳、东莞三城之间的空间距离将会不断缩小，并且日趋同城化。

其次，由于深莞惠三市的产业结构差异大，所以，产业合作的互补性强。“深莞两市经济比较发达，面临着产业升级压力大、产业转移任务重等问题。惠州有交通、产业、资源、环境、成本等优势，是承接深莞产业转移，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首选地”，惠州市常务副市长黄仕芳说，惠州将重点承接包括电子信息业、珠宝业、新型材料行业、服装业等产业的转移。（《经济观察报》）

深圳著名的汽车品牌比亚迪自2006年开始，就已经逐渐投资惠州。当年，比亚迪向惠州大亚湾产业园投入60亿经营手机零部件、充电电池、汽车零部件三大领域，而惠州的这个研发基地是比亚迪深圳、西安、上海、北京等9大生产研发基地之一。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认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邻近深圳总部的生产基地，产品也需要大量出口。大亚湾拥有深水良港，交通便捷。综合多种因素，我们认为惠州大亚湾是比亚迪新生产基地的最佳选择。”（《深圳商报》）事实上，除了吸引比亚迪之外，其他汽车零部件业也在不断扎堆大亚湾，包括东风本田、东风易进等多家企业进驻。惠州再不断承接深莞的产业转移时，将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惠州的经济压力也不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大，毕业于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的邹顺平在毕业后首选惠州作为他的就业城市，他给出的理由就是：“目前深圳、广州等这些地方的工资并不比惠州高多少，很多时候一些企业开出的工资水平跟惠州差不多，但深圳、广州的消费水平相对高，而且还需要解决住房等问题，对于刚出来工作的我来说，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惠州却满足了职场新人“宜居宜业”的要求。2009年4月，当广州房价低迷时还保持均价2万元/平方米左右时，那时的惠州市场不乏4000元/平方米的一手房；2010年，当广州房价居高不下时，惠州市区的房价也不过是5500元/平方米。想要在广州、深圳买到万元以下的房子，基本上都要到很远的郊区，比如广州的萝岗、从化，或深圳的关外龙岗一带。居住在这些区域，前往市区上班，最少车程也在1个小时左右。反观惠州，虽然城市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区仍然处在一小时车程之内。无论是从江北去到南部新城抑或从陈江去到水口。在这个范围内，居住的选择多样，高中低档产品都有。就算是选择郊区的低价楼盘，比如水口或者陈江，房价只有3000多元，居住于此，前往市区上班公交车半小时左右都可以到达。随着大开发商的进驻，惠州的房产开发越来越密集，购房者的置业选择也越来越多。相比广深房价远远超过收入水平，在惠州还可以选到一些符合自己经济水平的中低端产品。就像毕业于名牌理工大学的阿诚，在广州时怀才不遇，到惠州后将其掌握的一门节能技术“推销”给一民企，却获得了高广州两倍的薪酬，而他还在广州市郊买了一套房子，因为东郊与惠州的交通十分方便，一条高速公路即到，所以，阿诚还用多余的钱购置了一台十万左右的车，他算过账，就算把发改委的油价上涨令都算上，他的交通费还是远远追不上大城市的房价暴涨率。（《羊城晚报》）

惠州，对于深圳、广州工作疲惫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处有潜力的生活城市。

<h3>结语</h3>

关于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去留，《新周刊》已于2010年4月《给我生活，地方随便》的主题报道中阐述了放弃北上广的N个理由，文章发问：“你属于哪座城？你的青春要在哪里度过？大都市闪闪发光，机会多，压力大，不一定为你而备。你在大都市奋斗，突围。你怀抱梦想而来，陷于庸常之中。你成为蚁族，成为房奴而不得。你在职场劳心劳力，有工作，却没有生活。你与疾病、坏感情、高房价狭路相逢。你时常迷失自我。你与自己期许的生活，很远。要生活，还是要大都市？”，文里也阐述了个中缘由：“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30年来，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已经面临瓶颈，城中“不合时宜”的产业与企业也纷纷撤离。对于个体而言，不妨重新审视到底这座城适不适合自己。尽管在“被逆城市化”的路上有怨言与不甘，但是，换一个城市，或许，人生会有另一种风景。

后记梦想照照进现实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究竟是怎样一幅未来蓝图让人们背井离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州和深圳？”

于是，我将时间往回拨，2000年、上世纪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越往前人的眼神越执着越坚毅，好似诉说着《岁月神偷》里的那句话“做人，总要信”。信什么，我想，是信那个年代的广州与深圳能够“圆梦”。

梦想太重要了，《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说过，“当我真心在追寻著我的梦想时，每一天都是缤纷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小时，都是在实现梦想的一部分。一路上我都会发现从未想像过的东西，如果当初我没有勇气去尝试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就还只是个牧羊人而已。”

被压抑太久的人，遇上实现梦想的“热土”，就会像飞蛾一般扑过去。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革中，传奇诞生了，那些故事滋养着人们贫瘠的心理，为人们带来希望与憧憬；那些人们成为时代的象征，为后继者书写史诗般的碑文。那个年代激情燃烧，但是，那个年代很快又被另一股浪潮盖过，现在的广州与深圳从黄金时代迈进了迷惘时代。

梦想呢？——梦想变得模糊、“城市幻想”替代了梦想……

30年急行军似的高速发展，磨去了广州与深圳的锐气，同质化代替了创新性。两座城市已不再是当初的“淘金场”，反而成了资源紧缺的“竞技场”。有“世界工地”之称的广深榨取着人口红利，使得前赴后继的人为了生存立足而相互搏斗，渐行渐远的是内心深处的理想生活。

《新周刊》总主笔肖锋说“当年马化腾50万创业，而今，50万在深圳只能购买一个卫生间”。一个人说：“我在深圳生活了9年，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感情，我在这儿打拼奋斗，我在这儿结婚生子，我在这儿买房买车，我在这儿朋友满地，在深圳我有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但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实现自己的梦想，做同一件事情，在深圳的成本实在高的离谱，高昂的房价不但绑架了我的资金，还绑架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更绑架了我的梦想！香浓的咖啡，精致的点心，喜欢的书籍，慵懒的音乐，舒适的沙发，透亮的窗户，温暖的阳光，小憩的好友，微笑的店员……这是我一个做了七年的白日梦，是我无数次对身边的朋友说起，却总被所谓事业和琐事挤到记忆角落的念头！我总在给自己找不能实现梦想的各种借口——‘钱，时间，经验和机会’让自己放弃这个梦想。”

城市本该是实现梦想的天堂，而不应该是束缚理想的地狱。在选择城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先问问自己想要的人生是怎样的？而不是被“过期”的传奇所蛊惑、被耀眼的城市光环所欺骗。

后来，我们在试图探析广东（深圳、广州）的时候，意外发现很多难以解释但却有着客观驱动因素的事件。比如说，广州，这片地方总会产生新潮，但是形成大势却不在此。就像李宁牌、外资企业、流行歌手都是在广州出现，但是，最终都没有停留在广州而是北上了。又比如说，深圳这个地方，就十分的“不近人情”，当初请进港台制造业的时候是百般殷勤，但是，竞争激烈了，城市发展了，这些制造业反而成了“罪人”、反而遭受嫌弃。

而且，广州与深圳的变化太快，它们的变化几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符号，太具有即时性，却缺少长远性。看着广州与深圳一边染上“大城市病”——房价高、交通堵、户籍严、离家远；另一边，又存在发展瓶颈与转折。真的感觉，置身其中的人实在不易。

大的局势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是通过历史回顾，才能发现这个过程是怎样发展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却是可以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如果你觉得喘不过气那就逃离广深吧，为了在他方向你招手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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