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Ⅱ·上海太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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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Ⅱ·上海太昂贵》

引言上海，不能让你变得高级

上海现在是让人越来越活不下去

从衣食住行到吃喝嫖赌是全中国最贵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

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

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顶楼的马戏团《上海不欢迎你》

当上海的本土乐队“顶楼的马戏团”在2009年11月28日MAO Live house的《摇滚上海》首发仪式上，用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引爆全场的时候，肖正义（化名）正和他的第11个相亲对象，坐在淮海中路796号的私人会所KEE享用晚餐，但肖正义并不享受，他盯着那块磨菇橄榄油柠檬汁蒸比目鱼，苦笑。

在他正对面，坐着女孩和她的母亲，上海人，吃鱼的动作很优雅，显然好像接受过严格的西餐礼仪训练。

“肖先生，侬有几套房子，是别墅还是公寓楼？有上海户口吗？家里请了保姆吧？阿拉囡囡可不能去当老妈子……”

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半年多里，热心的同事和朋友相继为33岁的肖正义介绍了好多漂亮的上海女孩，但她们和她们的亲友，对肖正义赚钱能力的关注，多过于对他这个人的兴趣。哭笑不得。

<h3>“海归”被上海打败</h3>

肖正义，南京人，2001年于柏林工业大学软件技术与计算机理论系硕士毕业，之后在德国移动软件公司cellity工作了近四年。因为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创业梦，所以他辞掉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卖掉了房子和车子，带着8.5万欧元的积蓄，一身轻装回国，并选择上海创业。

2005年，肖正义倾尽所有，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创办了一家工业应用软件开发公司。创业之初，除了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肖正义还要应付上海员工频繁地跳槽和请假。更多时候，是应聘者一看公司这么小，掉头就走。人才难找，这是他做了半年老板后实实在在的心得。

起初，肖正义有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是个能干的上海小伙，但他的女友希望他能在500强的外资企业工作，每天进出高级写字楼。衣冠楚楚地拿高薪，因为这样感觉更体面，而肖正义的这家小公司，名字说出去亲戚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收入能好吗？未来能有前途吗？是没本事进大公司吧？于是隔三差五用电话和短信不停威逼利诱。肖正义费尽心思，用加薪和未来的升迁总算稳住了自己的优秀员工。没想到，两个月后，小伙的女友和他吹了，弄得肖正义十分尴尬，只能无奈劝说自己的员工赶快回家把爱情追回来。

但更让肖正义头痛的，还是资金问题。每年24万的办公租金，36万的员工薪资，还不包括水电、物业和办公耗材。而要开发一款市场接受度高的好软件，前期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可对于刚刚起步的小公司，肖正义知道自己等不起，他有点急了。更勤快地进出政府部门，寻求海归创业的政策性资金援助，但他只看到很多政策性资金向某一个国企大投，一掷千金，一次投入就达两三千万。肖正义心里清楚，两千万对像他这样的中小企业作用将非常大，可以帮小企业迈过生死之坎。但上海的资金似乎总是更愿意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在缺人少钱的重重困境下，肖正义的创业梦终于在苦苦支撑了两年后，彻底破碎了。

他消沉了一个多月，但很快就有猎头公司找到肖正义，为他推荐了一家世界500强It公司在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总监之职。几轮面试之后，肖正义顺利拿到了这份offer，年薪50万。于是，他从一个身心疲惫的创业者变成了一个高级打工仔，但还是身心疲惫。

在新公司，虽然肖正义不用每天义务加班，甚至上班迟到也没人管。但这种“小松小散”同时也意味着：他没有明确的工作、休息时间。如果碰上有新的开发项目，工作到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是家常便饭；颈椎病发，套着项圈躺在床上时，他还要遥控技术研发的明细；难得休年假，维也纳的凌晨2点，却被上海一个工作电话吵醒，但一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号码，肖正义又立刻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神经“调到”工作状态。

远在南京的父母年事已高，经常打电话让肖正义多注意休息，但他也颇为无奈：“逃那么远，还是被工作追压。很多国外客户度假时，能真的把工作统统扔掉，但我做不到。”肖正义将之归结为环境：“当这个城市所有人的脚步都匆匆忙忙，一路漫步看风景就成了不合时宜。”

工作太多让人抑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肖正义的左眼睛频繁出现大块白斑，像闪电一样，觉得就快瞎了。他懊恼自己的身体永远不能和意志一样坚强。

有一天加班到凌晨，回到家，肖正义的左眼彻底看不清东西了，这个中年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也不去开灯，把头埋在胳膊里。上海的这栋出租屋，没有一处能抚慰他。这时，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不久前的那次高中同学的聚会，来的都是在上海奋斗多年的南京人。

这是一场AA制的“纯友谊”聚会。非常符合上海人的习惯，肖正义也不反感。只是好几个人都是多年未见，让他感觉有些生疏。其中一人带着金边眼镜，西服笔挺，高谈阔论。当有人问他的具体工作时，他只是说，我是做投资的，并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也有人主动聊起自己的工作，说是做hR的，经常往返于南美和中东，平时很忙。

八个人吃了930元，930除以8除不尽，结果付账的时候就有人把硬币也掏了出来，有个硬币掉在地上滚了好远。服务员是个20出头的山东姑娘，很敬业，红着脸，蹲在地上帮着一起找那枚滚得很远的黄澄澄的五毛硬币……

几天后，肖正义从其中一位同学那里了解到，聚会上那个搞投资的同学是招商银行信用卡部的业务员，平时主要工作就是推销信用卡；那个经常去南美与中东做“人力资源管理”的，其实是个带路的无牌导游，到处打游击。

上海让曾经的青葱少年，变成了务实的中年大叔，竭力伪装自己人生中的“补丁”。

这一夜，肖正义思绪如潮。

第二天，他决定让自己的人生尽快安定下来，组建一个家庭，生个孩子。于是，早已迈过30岁大关、从未正儿八经恋爱过的肖正义接受了亲友和同事们的好意，穿梭于多场相亲派对，和形形色色的女孩见面。

<h3>爱情被物质打败</h3>

“对不起，我在上海没有房子，暂时。”肖正义放下刀叉，平静地看着面前的这对母女。

女孩叫李曼（化名），肖正义的第11个相亲对象，也是一名海归。两年前，上海女孩李曼在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攻读了一年会计学位后，归国返家。仅仅这一年，父母就在李曼身上花掉了30万。

1983年出生的李曼打扮入时，就连读英语培训班也拎着LV的speedy30，各大顶级名牌的时尚新款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回到上海的这两年，她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逛街、喝茶、美容保养。其实，刚回国找工作那阵，李曼收到过两份不错的offer，是两家知名外资银行，月薪也有6000多，可她并没有接受。“一个月不就6000块钱么，自己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能赚到，上班还要看人家脸色，而且我读书早，还年轻，应该趁年轻多玩玩。”李曼有一套自己的生活逻辑。

此刻，她坐在肖正义对面，微笑着问道：“那你会为我买一套吗？”

这是个直率的问题，在肖正义看来，无异于“那你会娶我吗”。在上海滩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像是在一座原始森林里，你却没有捕猎和免于被捕猎的能力，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是身边好友对肖正义的提醒。

既然在这座城市里没钱将如此“凶险”，那我未来的妻子要求我这个丈夫用钱为她构筑一座安全的堡垒，又有何不对？

看着这个面容姣好、一脸执着寻求答案的女孩，在相亲和工作间疲于奔命的肖正义终于决定认真尝试一次恋爱，以婚姻为前提。

于是，他答应李曼，房子会有的。

然而，在德国生活多年的肖正义，并不真的清楚汹涌澎湃的上海楼市。

2009年，柏林市区的房价均价为1500-2000欧元/平方米。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买一套80平方米的新房，价格在15万欧元至20万欧元之间，二手房大概10万到15万欧元之间。如果不在乎地理位置，在距离柏林市中心30分钟车程的郊区，有不少6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价格在5万到8万欧元之间。

而且，这个价格几乎十年未变。过去的十年间，德国房价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德国的名义房价每年仅上涨1%，而德国物价水平平均每年涨幅达2%，也就是说扣除物价因素，德国的房价实际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缩水。

这个价格，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日新月异的房价比，实在显得有点“寒酸”。尤其是在上海，2009年在长宁内环的新华路1号楼盘成交均价为7.9万/平方米，按汇率转换，是柏林市中心房价的近五倍。

再看看人均收入。柏林2009年的人均月收入为2400欧元左右，基本和市中心房价持平。算下来，在柏林买套像样的房子也就是普通人5到8年的工资。而按照李曼非黄金地段、非高档住宅区、非大户型不要的购房原则，即使在市区买一套150平米、均价5万/平方米的公寓，以肖正义50万的年薪收入，也要不吃不喝奋斗足足15年才能满足。

稍微一算这笔账，肖正义就觉得这座城市太荒诞。

由于之前创业，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砸了进去，所以肖正义此刻除了打工的薪水之外，身无长物。因为对房奴身份的恐惧，因为怕自己一旦花大半辈子供养豪宅，到头来房子有了，人却没了，想想便辛酸。于是，肖正义和李曼商量，房子的事情先缓一缓，看看房价有没有可能跌下来，毕竟国家调控一轮又一轮。

李曼说，可以。但是，相应的，结婚的事情也要缓一缓。

房子、结婚都缓了下来，但花钱这么要紧的事还是不能耽搁。李曼总是隔三差五向肖正义索要礼物，她从不明说，只是在约会中笑眯眯地提到最近自己看中了爱马仕的丝巾、香奈儿的山茶花胸针或者LV的包包，但是又漫不经心地说舍不得买，“豁翎子”（上海话，暗示的意思）给肖正义。下次肖再约她，李曼就会以各种托辞拒绝赴约，直到肖正义“接翎子”（领会暗示，就是北方人俗称的“有眼力见儿”）把礼物买了送上门。

李曼很同意母亲的观点：男人爱女人，不能只是上嘴皮碰下嘴皮，光说没用，要拿出实际行动。最实际的就是为女人花钱，一来这钱是男人用脑力、体力和精力赚来的，他肯为你花就证明他有心照顾你，二来钱赚多赚少很能证明男人的本事，他不仅要有心，还要有能力来照顾女人，否则就别提爱，因为他根本“爱不起”。

李曼从小在静安寺后面的石库门里长大，屋子阴暗潮湿，木楼梯又陡又窄，踩一脚就“咯吱”乱响，楼梯间还经常混着汗味、霉味和猫尿的骚味，一家三口挤在十几个平方里，厨卫还是三户人家共用的。而他们家所处的这一块是静安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上海最奢华的商业圈之一。金灿灿的静安寺旁边，紧挨着以高档消费著称的久光百货，里面一件样式极其普通的风衣，即便打3折，凑近一看标牌还是四位数的。

这种对比是震撼的。李曼从小就很明白，好东西都是要花钱去买的，没钱她就只能永远待在有猫尿味的老石库门里。

有一次，李曼的父亲经过久光百货，觉得口渴，就在底下的超市买了两个雪白的大梨。因为周围推着购物车买东西的都是老外或衣冠楚楚的中国人，李曼的父亲也不想丢人，所以价格都没细看，拿着两个梨，腰板挺得直直地走到收银台。结账一看，五十多元，就两个梨？父亲在小区里看门，守一天也就五十块。不过他还是咬咬牙买了下来，回到家很认真地把梨吃得干干净净，连核都嚼了。

不过，即便家境窘迫，李曼也从未被亏待。读初中时，母亲买了条金项链送给她当生日礼物，说：“别人家女儿生得还不如我家囡囡好看，她们穿金戴银，我家囡囡没有，就太作孽（可怜的意思）。”为此，他们家吃了三个多月的青菜。

李曼有个小姨，生得标致，结了两次婚，第二任老公是个毛发旺盛的意大利人，在上海经商。小姨经常开着她的保时捷、拎着Gucci包包上李曼家串门，一件件炫耀最近shopping的战利品。李曼看得两眼发直，而她母亲每次一见这个做了“阔太太”的妹妹，心里就堵得慌。她自己没能嫁个有钱人，就希望女儿能从草窝里飞出去，攀上高枝。

所以，李曼大学刚读了三四个学期，母亲就在一次亲友聚会上郑重宣布：阿拉要开始为囡囡找婆家了！请大家广开思路，付诸行动，思想可以解放一点，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心肠可以再热一点。

母亲很执着，她认为找女婿就像挑苹果，下手要趁早，出手要果断，好苹果就那么几只，稍微打个瞌睡，就被人家眼头活络的挑走了。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上海是个太“牛”的城市，一天一个样、三天大变样，大门一开，什么好东西都往门里涌，生态立马不平衡，人心顿时躁动。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无可厚非，但没钱怎么好得起来？于是，爱情就在这个城市里变味了。

后来，母亲厚着脸皮找“阔太太”妹妹帮忙，借了钱送李曼去英国留学，给女儿镀层金，有个好身价和好起点。

回国后找工作那阵，李曼对母亲的话有了更深的认可。如果靠她自己那点儿薪水，做多少年才能买上像样的房子？还是应该嫁个有钱的男人，这样她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她有钱了，爸妈也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所以，为了考验肖正义的经济实力，李曼把某次的约会地点定在恒隆广场，指着卡地亚专柜里一枚20多万的钻戒，说希望得到这份礼物。

老实的肖正义错误地将之理解为李曼同意结婚了。于是当即刷了金卡买下钻戒，向李曼求婚。李曼很高兴地戴上戒指，却拒绝了他的求婚。这让肖正义有点动气。

但第二天电话里又传来李曼温柔的声音，她说结婚可以，但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屋檐挡风遮雨，会让她对新生活失去信心和踏入的勇气。

又是房子。肖正义捏着电话苦笑。

此时，时间已经进入2010年9月，在上一轮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启动至此的20周里，上海房价再创新高，商品住宅周成交均价平均高达22261元/平方米，几乎创下上海房价的又一座“里程碑”。

9月8日，黄浦江沿岸E18地块以35480元/平方米的成交价，成为全国最贵宅地。根据方方地产咨询机构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2010年前8个月成交楼板价万元以内的住宅用地所占比重，已由2009年占总量的76.9%，下跌至今年的51.91%（《每日经济新闻》）。

楼板价万元以下地块的大幅度减少，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将有五成左右上海购房者“被豪宅”。如果楼板价达到1万元/平方米以上，房子建成后售价至少3万元/平方米以上。

金地集团就曾公开披露要建豪宅，目标是上海青浦赵巷镇14500元/平方米拿下的上海郊区地王，当时业内人士估计是项目的售价可能达到3万元/平方米，但来自市场的最新估计是上述项目的售价可能达到70000元/平方米。

越调控房价越高，地王频频被刷新，高价地块专盖豪宅，普通人在上海的立足点越来越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眼缘的女孩，却把价码越开越高，婚姻俨然成了一场财色交易——无论是房子，还是妻子，统统“买”不起，因为他们都在上海。肖正义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在这座城市的定位。上海，有我的未来吗？

其实，以肖正义目前的收入来说，要供养一个全职太太，住在产权属于自己的豪宅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要他愿意贷款，并就此为了填补这两个“黑洞”累死累活地工作。但是，他的理想怎么办？他的创业梦该如何收场？让上海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纯粹追逐物质的中年男人，不是肖正义想要的结局。

他和李曼提出分手。两个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同，谁也没法说服对方。他希望未来的妻子体贴、能干，而不仅仅是一部刷卡机器；她觉得男人就该用钱证明自己有能力构筑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尤其是在这样一座金钱至上的诡谲都市。

<h3>离开才能胜利</h3>

分手那天，俩人在徐家汇美罗大厦的停车场内大吵一架。肖正义的奥迪A6停在过道里，车内，俩人激烈争吵。肖正义用南京话不温不火地细数李曼的诸多缺点，李曼则用标准的上海话绵里藏针地讥讽肖正义的“无能”，各不相让。

后面一辆奇瑞QQ3被肖正义的车子堵着，出不去，愤怒地狂按喇叭。车里坐着欧振华和他怀孕六个多月的老婆汪晓玲，今天他是陪着她来辞职的，眼下工作的事情已了结，他们正急着赶去和中介碰头，俩人在昆山花桥挂牌出售的那套小复式房，据说已找到买主。

“前面揍莫斯撒（湖北方言，意思是干什么）？”汪晓玲皱着眉头，透着车窗玻璃看着前面那辆堵在半道的奥迪，“10块钱一小时的停车费，他们不知道吗？”

汪晓玲几乎每天都在心里算账。2010年上海的停车月费是278.73美元，全球排名第38位，比2009年上涨了近27%。这个美罗大厦停车场的收费属于中等偏上水准，原则上不对外开放，按时计费第一小时15元，一小时后10元/时，内部员工可办理停车月卡，费用为每月2500元。对于月薪8000多元的汪晓玲来说，仍然是笔不小的开支，如果不是因为一年多前，以上海市区无法想象的2800元/平米的便宜价格在花桥买了房子，上下班路途遥远，她才不舍得花掉月薪的35%，只为停一辆车。

于是，欧振华下车，快步上前敲响对方的车玻璃。

肖正义学计算机出身，第一次这么失控，他向来人道歉，很快将车驶离了停车场。一个星期后，肖正义收到了大学同学的创业邀请，对方正打算在南京建立一个工业机器人开发与产业化基地，与沈阳“新松”机器人形成地理上的“南北呼应”之势。他看中肖正义的专业技术和创业经验，所以希望昔日同窗能助其一臂之力，共同创业。

和上海相比，南京同样有丰厚的科教资源，人力成本又比上海低，而且针对海归创业，南京市政府在住房政策、福利保障和风险投资等方面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

为什么自己执意留在上海当“凤尾”，却没想到去更有利可图的城市发展？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忍受上海的昂贵，却没想到走出去在其他城市寻找希望？这么一问，肖正义立刻有猛醒的感觉。他当即收拾行装，辞职，把租来的房子退掉，开着车子一路向北。离开上海，奔赴南京。如果你看到工业机器人产业在南京蓬勃发展的新闻，那一定是肖正义们重新出发后努力的成果。

说到重新出发，这也是欧振华和汪晓玲的愿望。肖正义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也是这对80后夫妻回到武汉的日子。

200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共同闯入上海，欧振华和汪晓玲看中的是日语专业在这里的发展前景。从当初300元/月租住“半间房”，到1800元/月租住全装修单元房；从两个普通外企小职员，到后来年薪20万……2007年时，他们觉得应该买房了。

他们无法“啃老”，且存款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10万，全价30万上下的房子。当时外环九亭、江桥的房价也已近8000元/平方米。公司补车贴，所以俩人贷款买了花桥2800元/平方米的小复式房，房子总价35万，距离市中心正好35公里。

房子位于上海青浦、嘉定和江苏昆山的交界处，手机信号很乱，一下是“上海移动欢迎您”，一下又是“江苏移动欢迎您”，一所房子，能同时装0512和021两个区号的固定电话。

但真正糟糕的是，2010年初汪晓玲怀孕时才知道，花桥隶属昆山，宝宝出生后不能报上海户口。这把两口子急坏了，自己苦点没关系，“绝对不能黑了孩子！”于是，在2010上半年调控收紧，房市低潮的时候，俩人又咬咬牙，贷款买了嘉定安亭黄渡的小房。两份房贷，把夫妻俩压得喘不过气来，夜深人静时想一想，就觉得未来的生活和眼前的黑夜一样，莫测。

“很少人会因为一个理由而逃离上海，但最终总会有一件事一锤定音，让你坚定地离开。”

汪晓玲无法忘记自己曾经的奔波操劳，“和客户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和家人多，一个项目启动后就要日以继夜。每天和老公说话不到10句，其中又有9句半的口气是‘命令’或‘布置工作’——因为常会把工作的情绪带回家，甚至乱撒气。甚至连休个假，都是整天拿着手机接老板电话。”而工作一旦停滞，她又马上迷失自己。

最近，汪晓玲一直在家复习MBA，准备生完宝宝就去考试。欧振华凭借自己的学历和在上海的工作经验，被武汉一家大型国企聘用，薪水与在上海时相当。汪晓玲相信自己未来的工作同样不会比老公的差。

他们处理了上海的房子，正式把家安在武汉，而且买房都不用贷款。俩人的新家位于武汉“光谷”附近，一个产业发展类似张江、商业繁华类似虹桥的地方。房子是武汉最好的联体别墅，也不过1万多元/平方米，自己又有车，生活很惬意。关键是不会再开车被堵路上，不会再支付昂贵的停车费，即使乘地铁也不会被挤成肉饼，且生活成本大大下降。每年手头有点余钱，还可以旅游，或者创业单干。

事实上，汪晓玲不讨厌上海，甚至十分喜欢这座城市到处可见的24小时便利店。但是，她认为上海太昂贵，高昂的生活成本严重剥削着城里的人，他们夫妻每天算账并拼命赚钱，这成了生活的全部，人生再无其他追求。如果这就是所谓城市里的美好生活，那她宁愿舍弃一切，从头开始。这当然需要勇气，所以她为俩人“离开上海”的最终决定感到骄傲。

<h3>结语</h3>

在上海，肖正义的创业梦被资金困死，爱情被物质打败。其实，就创业上的困境而言，并非他一个人的苦恼。根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的报道：上海海归企业存在隐忧，“盈利的不足25%，有30%的企业处于初创的种子期阶段或者实验室阶段，65%处于创立阶段，只有5%的企业进入成熟期。因此，大部分海归企业处于前期投入期或者亏损期”。

究其原因，其中包括这样两点：一、融资困难。在海归人员中，有43.4%的人认为回国后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金”，国内申请风险投资基金的门槛高，手续繁琐，成功率低；二、现有政策透明度不高，优惠政策难以兑现。据透露，有的区政府有关部门在海归企业要落户时，十分热情，承诺种种优惠政策，当企业投入生产后，往往许多承诺不能兑现。

这样的情况产生的后果，同样让人不容乐观。2010年2月，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参与调研的“留学回国人员来沪工作和创业情况”调研课题总报告的结果显示，来沪创业的海归人员逐年下降。截至2010年2月，留学回国人员在沪创办的企业总量达4400多家，总投资超过5.5亿美元。但从发展趋势分析，留学人员创业资格认定的数量已从2004年的274家下降至2008年的61家，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也就是说，愿意在上海创业的海归越来越少了。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层次到高层级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他认为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你每天都要为了衣食住行奔波劳碌，你就不会把经常单侧鼻塞这样的小事放在心上，而这可能就是鼻癌的前兆；如果你每天都为了节省几块钱的车费而步行二十多分钟，就会为了选择年薪5万还是50万的男友而犹豫，这种选择却和爱情无关；如果你被三十年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还会每天花三个小时练习钢琴或写生，就和儿时一样只为了兴趣爱好吗？

日本文人把上海称为“魔都”，虽然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言论，但颇具现实意义。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富有魔力的都市，她可以将全世界最炫目的物质享受摆在你面前——想要拿吗？付钱给我。付出青春和理想，付出健康和乐趣。

所以，人们来来往往，在这座都市出出进进，只因他们的价值观天平在发生倾斜，正如肖正义们的选择，昂贵的上海阻碍了理想的实现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留下又有何意义？凭借你的能力在其他城市可以轻松获得的房子和车子，到了上海就需要你为之奋斗终生，使你失去精力和财力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或完成更重要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对你还有多少吸引力？你确定自己真的了解了上海，了解这座东方“魔都”到底有多“贵”吗？

第一章阿拉“魔都” 1、醉卧“十里洋场”

“魔都”一词的发明者是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风，他读了先辈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后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强烈兴趣。但是，他对上海的印象，却和芥川笔下的“野蛮的都市”大相径庭。芥川不喜欢半殖民地的上海，认为与他想象中的“诗文般的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在村松的心目里，芥川嫌恶的腐烂因素，正是他所迷恋的颓废情调。

村松沉醉在魔都上海，充分享受吃、喝、嫖、赌、戏的“五大娱乐”——“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这是为何？现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牵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地蠕动着”。

由此，他真正体尝到了上海作为“魔都”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无秩序无统一之事”；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这两大特点，用现在的话来归纳，一是混乱；二是刺激。前者是客观，后者是主观。

<h3>上海滩的“狐步舞”</h3>

让村松梢风们神魂颠倒、为之着迷的半殖民地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旧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前那段时期的上海。开埠之后大量外国商人入驻，加上国内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携家资迁入上海租界避难，狂涌而入的内外资本堆积出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其“华、洋杂居”的特质，成就了一个远东闻名的“魔都”。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位于外滩最北端的英国领事馆和最南端的法国领事馆之间，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丽如银行（东方银行）、旗昌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等商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以及汇丰银行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美国的工业实力也逐渐展示出来，30多幢包括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在内的美式建筑出现在外滩，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24层高的国际饭店。

而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则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大马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从外滩到赛马场之间，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公司”，它们大多是集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

大马路上的百货公司里，“西洋风”一阵一阵地刮起。而“西洋景”不仅落在有如万国博物馆的外滩建筑和林立的百货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当然，还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间”。

就在这样的“亭子间”里，穆时英完成了他的《上海的狐步舞》，从而使我们窥见了彼时彼刻的上海滩。《南风窗》的“上海故事”系列报道，通过穆时英的“狐步舞”，将旧上海的风情和糜烂做了生动的描摹：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个镜头的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接着打出一个画面：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在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划着弧线，沿着天边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镜头的视线随着汽车的奔驰，看到“上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直到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别墅的主人进屋后，可以做他媳妇的太太刘颜蓉珠找他要钱，儿子小德也找他要钱，儿子要和后妈去舞厅跳舞。

1932年的新式别克汽车载着亲昵着的儿子和后妈到了舞厅，顺便也将观众的视线带到了那儿，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

接下来，镜头扫过黄包车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车的潮，站在橱窗外的女秘书、扛着大包传单的主义者和党人以及蓝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里的建筑工地上：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死尸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场、饭店和旅馆，最后镜头重又回到那个醉生梦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在穆时英这样的知识分子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上海的“西洋景”。茅盾的小说开篇时，上海滩丝业界大亨吴荪甫那从乡下避难而来的父亲，上了码头进城时看见的上海正是那样的光怪陆离，所以吴老太爷受不了刺激猝死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杂糅了繁华、腐烂、自由主义的上海”，反而成为某些企图摆脱集权统治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在日本日益走上‘现代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集权国家”，于是“沉湎于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井上红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雄飞’的浪子们”。

旅日学者刘建辉则在其创作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概括性地用“魔都”来形容日本人的上海想象。陈思和认为，“我们过去称上海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等，意思大约是相近的，但都没有‘魔都’这个名词来的贴切”。

他解释说：“东方殖民地城市的繁华，是因为某些城市被作为西方掠夺殖民地资源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拥有西方发达社会同样享有的现代生活标准；而它所存在的腐烂文化现象，正是殖民者道德放纵的结果。上海的巨大魔性就是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形成的。‘魔都’一词含有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绝非现在许多学者单面赞扬的所谓‘现代性’那么纯洁可爱。”

<h3>享受摩登</h3>

显然，“魔都”上海包含的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也指向在冠冕堂皇的包装下暗藏的对城中之人的“勾引”。然而，上海的“魔性”，只看其表面的话，就是所谓的摩登了。

一说起摩登，最容易联想到的，自然就是上海女人。她们是摩登的诠释者，也是引领者。于是上海滩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性时尚杂志，著名的如《妇人画报》等。其实，1933年4月《妇人画报》创刊时，上海滩上早已有个《玲珑妇女杂志》。两者都属于介绍女性时装、美容，讨论女性恋爱、婚姻的时尚杂志。用张爱玲的话说，沪上“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虽然张爱玲对此不以为然，但《玲珑》确实赢得了众多女性读者的青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抢占了市场先机。

而老上海的摩登轶事更是数不胜数。李欧梵说自己的《摩登上海》就是一本“老上海摩登指南”，而且他鼓励你做一个“游手好闲者”，鼓励你流连大马路，去看电影，去跳舞，去百货公司，去咖啡馆。

而且，他会告诉你“先施饭店的114间客房，中式房是1-2.5美元一天，西式是2-6美元一天”；告诉你“小舞场很便宜，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费两角”；告诉你“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有特别好的柠檬汁和冷食料”；告诉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华人投资，里面有电梯，会把你送到各个楼面，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和娱乐场等”。凡是有关摩登享受的，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比如，他写到月份牌，就忍不住说“我来试图解读我自己拥有的一张月份牌上的一个女子”，而他解读的语言是地道掌故式的，也是深深沉迷的：

这张月份牌属于相对传统的那种类型，做的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其绘画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笔淡彩画”，这种技法由民初画家郑曼陀最早使用。画中女郎的身体没有像有些长画面那样被拉长。她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画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画著传统风格的草和枝桠……她穿著简单但颇有品味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襟上的花带著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激情……我发觉女郎的脸令人忆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声名鼎盛，是一个伟大的偶像和一个激情女子，但最终因爱自杀。

并且，他告诉你，这些摩登享受，这些颓废的带色欲的都会娱乐，有著美学上的迷人之处。但也容易使人沉醉，不知归处。

换个角度看看，所有这些精致的享受，不论是在彼时的上海滩，还是当其已成为古董被赏玩，所有这些，你要如何获得？很简单，一个字：钱。你可以享受，但前提是你要买得起。

上海的魅力就在其皮相，一眼看上去很华丽，但这座城市没有根基，殖民历史使这座城市的现代文明不是慢慢形成，而是外国资本的突然加入，所以王安忆认为上海很“粗鲁”。她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和流氓。”所以这种粗鲁也表现在上海对金钱超乎寻常的热情，你可以发现，所有和上海有关的“摩登”，都与金钱、与物质享受有关，但和精神、信仰，或者政治，相去甚远。

这就是上海滩与北京城最大的不同，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北京本身就笼罩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北京人爱政治、好谈政治。上海却不然，事实上正好相反，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经济色彩强而政治文化色彩弱。这一几乎与生俱来的边缘性特质，也使其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

<h3>重商的历史</h3>

所以，说上海排外，那还真是冤枉。至少，她绝对不排斥西方文明的入侵。并且，在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缭乱的物质享受后，这座城市拜金的个性越来越冠冕堂皇——入得城内，她可以提供一切你所需的物质享受，但是你必须用钱来换；而且，你给得越多，她笑得越欢。这也是曾经的海边小城能一跃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国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并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个别西方人所说的荒凉渔村，也不是特别显赫的名城大市。

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与北京、苏州、广州、福州等城市相比，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但不是全国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苏省，普遍被认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响很大。”

“在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上海。他们最早钟情于有通商传统的广州，也曾经寄希望于福州、宁波，但是，最后因缘际会，上海成了对外通商中心”。

熊月之说这其中原因复杂，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特殊的“区域人文特点”所致。“广州虽有重商传统，但作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也有中华至上、鄙夷西人的传统。所以，广州开埠以后，西人在那里遇到强烈排拒，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后，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视商业利益。在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里，欧美洋商与闽鲁土商差别不大，所以，他们可以与欧美商人和平相处。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则愿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北京拆掉古城墙，是因为政治。上海拆墙的决定，则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其重商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但当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毕竟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才真正落实。

当时，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

你可以发现，李平书很聪明地选择与“南北绅商及商团”讨论这件事。对商人来说，文化、地方隐患之类眼前抓不着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拆了城墙，大家往来更方便，自然有利于经商，所以“无一人有异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宣布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上海的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在上海看来，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历史，不会像北京那样，有个梁思成哭喊着拆城墙就是“挖我血肉”，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北京古城被严重拆毁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让贸易更流通，让赚钱更容易，就万事大吉。

即便说要追忆往昔，怀旧，也只停留在这座城市华丽的表层而已。王安忆说：“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

第一章阿拉“魔都” 2、海上“黄金屋”

上海的拜金，不仅在于她喜欢有钱人，喜欢赚钱，也在于她喜欢花钱，喜欢用钱把自己装扮成一座漂亮的“黄金屋”。远看，这座屋子金光闪闪，而近距离接触，你才能真切感受到“黄金屋”的本质——硬邦邦，冷冰冰。

<h3>不惜代价的世博</h3>

拿最近的世博盛会来说吧。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博会。官方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内的建设涉及资金投资180亿，运营费用106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顾问、前副局长黄耀诚透露，整个上海对世博配套投资达3000亿左右，项目涉及地铁、交通、环保等。是北京奥运会花费的两倍以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以“不惜代价的憧憬”为题，发表了对上海世博大兴土木的感慨：

上海的历任领导者其实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城市改造，但为了世博的最新一轮准备工作实在有些过头：在一年内，上海几乎重铺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时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铺设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将庞大的地铁线路延长了一倍。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缮了临街墙面——经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况下；高速路和桥梁上安装了明亮的新霓虹灯；居住在乱糟糟工地附近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在原本只有泥浆和大梁的地方，种上了枝繁叶茂的树木。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铁线路或高速铁路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全新的机场候机楼。世博园区——在混浊的黄浦江江畔一块方圆5.28平方公里的土地——竖起了200多座国家、企业和市政场馆。这些富丽堂皇的欢乐宫集中展示了未来的场景：洁净、绿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则成为宇宙的中心。

“我们中国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我们肯为了美化城市而劳民伤财；即使那条路没必要重铺，我们仍会去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表示，他正在进行一项世博会研究。他承认，没有人真正清楚上海为此花了多少钱：官方数字在3000亿元人民币（合440亿美元），但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估计，上海为世博会投入或提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总成本推到了950亿美元。

为了这场盛会，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吴志强说：“上海用15年时间完成了伦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上海地铁系统的建设始于1995年，但仅是2009年一年，总运营里程就延长了一倍，突破420公里。

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副主任沈晓苏表示，截止开园前，上海轨道交通已经投入11条运营线路，420公里通车里程，日均客流规模可达到550万人次，这个里程让上海跻入了世界前三。

然而，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是昂贵的建设成本。

据《观察与思考》杂志2009年7月的报道：“地铁是高造价、高成本运营的地下交通。20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新加坡3条城市轨道交通线，综合平均造价为每公里3.32亿元人民币；日本东京最现代化的11号地铁线造价为每公里7.54亿元人民币。上海和广州两地由于地铁设备进口化率比较高，地铁造价也相对较高。上海地铁造价每公里是8亿元，广州地铁每公里达到7亿元左右。北京地铁由于国产化率较高，每公里造价也超过5亿。”

显然，上海的地铁造价领军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而这样的“光荣”背后，是居高不下的地铁票价——继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安亭支线开通之后，地铁的最高票价终于冲破个位数大关，达到10元；和北京的“2元，统统2元”可坐全程的地铁票价相比，上海真是贵得“理直气壮”。

上海是牛了，老百姓却还苦着。一方面，是上海无法从实处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而投入更多的资金，结果却也未必尽如“民意”。

例如：为了在世博期间，规范市民乱晒衣，杜绝城内“万国旗”的现象，政府下足了本钱，斥资近40万，统一为居民安装了新型球门式晾衣架，并安装了塑料叶板，以起到一定遮蔽和美观作用。不想，风吹叶板声响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小区居民，只得再统一拆除。而且，由于新型衣架与大厦原本结构不协调，居民晾衣很不方便，很多居民弃而不用，纷纷将衣服晾晒在楼道内。

“整幢大楼像搭了脚手架。”网友在新民论坛上热议。上海瑞福北大厦西侧成排式的晒衣架甚为注目，更被网友戏称为“上海市区最牛的晒衣架群”。

而钦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约2米，每个“横跨”约2米，与行道树穿插而立，连成一排，直接被安装在附近小区围墙外面的马路边上。对此，居民张先生觉得：“类似‘万国旗’的乱晾晒早就被认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却鼓励人们在马路边随意晾晒，一排排的占道规模那么大，以后行人就要贴着湿衣服或是内衣裤走路了，真是煞风景！”居民吕女士则抱怨：“把原来的自行车停放点占掉了。”

政府好心办坏事，原因其实很简单，以为用几十万的高级晾衣架代替居民几毛、几块钱的晾衣绳，市容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还是一个“金钱万能”的观念作祟。这个观念也很容易导致“凡是贵的都是好的”的结论。

虽然上海为了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花大价钱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观地从城市化和金钱观念出发，站在远处，冷静看待这场不惜代价的盛会。

上海艺术家陈航峰就是少数几个批评世博会的人之一。他于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个铁笼子包围着一串不间断的泡沫，几乎所有的泡沫最终都会撞上笼壁的铁丝网，然后破裂。“世博会就像一个造梦机器，产生各种各样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未来主义想法，”他说。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画廊举办的世博会抗议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中还展出了一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当时正在法庭上挑战拆迁行为。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世博筹备期间，上海市内大片的传统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吴江路，这是上海一条著名的小吃街，人们在那里可以一边品尝鱿鱼串，一边吃两口倍受喜爱的上海小馄饨。但这条街也被拆除并重新开发。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 Kreme）已进驻该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说：“金钱逐渐主宰了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灵魂。”到处是无特色的购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无处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难找到有意思的东西。”

用“高贵的”取代“廉价的”，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块块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富丽堂皇，也越来越贵。渐渐地，你会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或许，只是让有钱人的生活更美好。

<h3>奢侈品“野蛮生长”</h3>

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整个亚洲大陆时尚与颓废艺术的大本营，这是帕提·沃德米尔（Ft中文网驻上海记者）的观点。不过他同时认为，因几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对奢华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仅仅希望成为亚洲的巴黎，而是要成为巴黎本身。

从昔日福开森路的洋楼、戈登路的“鸽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云集沪上的现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俨然已成为奢侈品的明日帝国。

86亿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总额的1/4。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总额。据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到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20亿美元。

与之相对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国与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则出现了负增长。但“经济不景气并未对中国内地构成太大影响，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亚洲地区奢华品市场调研公司信天翁咨询公司执行董事Cophe Cais说。

由此，中国这艘奢侈品消费的潜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这艘旗舰上扮演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根据《2009中国奢侈品报告》对全国21个一二线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达24.3万元的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内地消费者首选的奢侈品消费目的地。有33.3%的华东地区消费者把上海作为奢侈品消费地的首选，华南、华西和华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也会选择在上海购买奢侈品。

2010年某个周一的晚上，中雨。恒隆广场一楼LV店内包袋、鞋子、衣服柜台前均有顾客在选购商品，半个多小时内，营业员已经开出多张购物收银单。该店二楼一位女营业员称：“我们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周一又下雨所以顾客不算多。周末客流会明显增多，为了给顾客舒适的购物环境，还一度限制人流量。”

在这些消费者眼中，上海无疑是中国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楼大厦间随处可见巨幅奢侈品广告，众多气派的大品牌旗舰店总有充满距离感的橱窗，不停歇的时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对，眼前所能见到的一切都印证着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费的热土。

上个世纪80年代雷达表的广告曾在这个城市中时常可见。彼时，这个品牌的腕表在中国内地还没有销售，其宣传推广却已开始。时至今日，更奢华的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腕表也早已来到上海。

在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眼里，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陆中国市场的首选。蝶亿公关作为国内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广和活动的公关公司，其发展成长的过程几乎就是国际奢侈品大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王陵说：“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于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数家名表店：积家、伯爵、卡地亚、万宝龙、豪爵（Roger Dubius）、宝玑（Breguet）。2009年6月，古驰（Gucci）于上海钻石地段金鹰购物广场上高调开出2000平方米的中国旗舰店，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门店，也是在众多内地店铺中，第一家采用品牌创作总监Frida Giannini最新店铺设计概念的专门店。在古奇的销售系统中，能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位于纽约、罗马、慕尼黑、香港和伦敦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铺。与此同时，LV入驻力宝广场、阿玛尼进入香港广场的消息也相继传出……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抢占上海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间，是王八看绿豆，越看越顺眼。他们彼此，深深相爱。

<h3>也许你会问，何谓“奢侈品”？</h3>

可拥有但非必需，这是所有权威英文辞典对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义。此词引申两重含义：“创造愉悦和舒适的物品”与“价格不菲的昂贵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对商品有一条明确分界——“奢侈品”与“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国的商品也有一条明显界定——“高档货”与“大路货”。综上归纳，对于“奢侈品”顾名思义地体现着高品质、高价格和非必需的特点。

显然，上海滩如此热衷于把自己打造成时尚之都、奢侈品的安乐窝，肯定不是因为其“非必需”的特点，而是相中了它的“高端”品质，以及价格。似乎当这些全世界最昂贵的货物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橱窗里，这座城市就能与国际接轨了。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于2006年举办奢侈品展。来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参会，胡润富豪榜上的内地富豪们有过半出席。这场“世界顶级生活体验峰会”，从英文Millionaire Fair直译过来，展会的名字就是“百万富翁的盛会”。这里汇集了世界顶级品牌、艺术珍品、私人游艇和顶级世界珠宝，由于刘嘉玲、胡军、杨采妮等明星和众多富豪的云集，并不对外售票的开幕式的入场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价。为确保参会富豪和参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费用就花去500万元人民币，展出3天，观者达1万人，门票收入700万元。展出的商品更是价值连城——2.5亿元的豪宅，2亿的珠宝以及50万元的狗项链……连名模孟广美都惊呼：“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展览，所以没怎么准备就进去了，进去一看，那种感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自惭形秽。”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几人消受得起，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为奢侈品消费这根刺激百姓神经的“刺”而辩护：有媒体说，不能因为不少人看不起病、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就拒绝奢侈品。因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览只会失去与国际高端展出活动联系的机会。对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评，实在是用正确的枪打错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财富来源正当，谁也无法强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标准去消费”。

不知，拥有这般渴望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的热情，是上海的“进步”，还是这座城市里普罗大众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万人（2008年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有多少人消费得起上述昂贵的生活？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更直观地比较一下：

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为15641元人民币，约合2306美元。如果和纽约最富有的曼哈顿区相比，这种悬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曼哈顿区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周薪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万美元。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纽约有的高级货都搬到自家屋里，贴得满屋子黄金，但代价是住在屋里的人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因为摆在面前的好处是赤裸裸的：高力国际发布2009年春季全球商铺报告，指出上海首次晋身全球商铺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优质街铺租金虽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达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这一租金水平在亚洲区内最高，在全球则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铺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节节攀升。

事实一目了然。赚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这座“黄金屋”的最高目的。

所以，2009年7月，红火了7年的静安寺商圈的伊美时尚广场，闭馆装修。该购物广场于2002年建成后逐渐成为人气颇高的地下商场，一直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有关人士认为其经营风格和商品种类与周边高端大气的商业氛围不符。为此，在将近300家商铺中，一些面向中年人群和学生族的商铺将被逐渐淘汰，而变身为面向白领人群的中高档零售商场。对于此番改造，不少市民担心，“静安小亭不在了，如果伊美也脱离平价路线，静安寺商圈会不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呢？”

而这种担心也同样适用于上海本身，这座越来越高端、昂贵的城市，是不是离平民大众越来越远？也许某天一觉醒来，你悲哀地发现，这座昂贵的“黄金屋”再也无法让你诗意地栖居。

第一章阿拉“魔都” 3、金融大都会

在中国作家中，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海派文化阐述者”之称的陈丹燕，评价说：“上海在日益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化都市，并恢复它从前的经济城市的拜金传统。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事实上，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批复，上海于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的确认，这座城市将和资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资金有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更进一步说，在有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钱只能带来很大的祸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了钱就能满足一些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能够帮助建立城市内在的成功机制。因为这些原因，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弄明白，不是资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显然，如何赚钱并花钱，是上海需要不断学习的本领。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设成就背后，可能已经存在了诸多问题。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是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最密切的中国城市。1949年以后，前30年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然而正是这次浦东的大规模开发，被《建筑上海》一书的两位作者爱德华·丹尼森和Guang Yu Ren认为是“一个被错失的巨大机遇”。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杰夫·代尔则表示支持这一结论，“将上海描绘成新模范城市的宣传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这样一个年代，两位作者对上海当代规划的尖锐批评，可谓一剂苦口良药。”

杰夫·代尔说：“与外滩隔岸相对的浦东一隅被指定为金融区，但市场行为主导了浦东其它地区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价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些收益使上海的财政‘钱包’鼓了起来。”

“其结果是，一群风格前卫、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从远处望去颇具震撼力，但却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块上，彼此缺乏关联。现代中国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对于一些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细微之处，却有些粗心大意。在这片金融区周围逛上一圈后，你可能会发现八条车道的大街上，人行横道寥寥无几。在一个似乎事事有规划的国家里，浦东令人惊讶地缺乏整体规划。”

过分追求速度，缺乏经验，可能就是上海犯下的错误。

目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伦敦、纽约。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等。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金融”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一种奇迹，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金融”已经在主导整个世界。短短一条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不会弱于美国白宫，很多城市为了争取“金融中心”的位置，处心积虑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战争》）。

上海有着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并誓与纽约比高下。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在2009年6月的一个洽谈会上不经意地露了底，他专门分析上海与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而对于处于同一区域的主要竞争对手香港，则只字不提。随后，屠光绍又会见到访的伦敦金融城市长，交流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

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发展能力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上海发布。在入选的45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处于金融中心成长发展的繁荣区阶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八（纽约、伦敦和东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长发展”这一分项上，上海毫无争议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在后危机时代，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表现令人瞩目。但除了“成长发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等方面的落后亦提醒公众，从陆家嘴到华尔街的距离，远不是报告排名反映的那么接近。

屠光绍也毫不讳言上海与纽约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设不行。屠光绍解释说：我们现在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税收、信用这些法律体系有差距。二、国际化程度不行。屠光绍认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金融聚集稍微多一点的城市，离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方面还远远不够。三、市场化程度不够。屠光绍指出，上海在建设过程当中对怎样发挥主体的作用，主体怎样创新发展这方面的考虑还不够，特别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与伦敦、纽约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五、金融信用环境方面还有很大不足。

不过，在上海兴致勃勃展望未来的同时，也有人对这一城市发展目标提出了异议。北京港澳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就提出质疑：中国有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吗？（另一个指的是香港）他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即使在2020年都无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首先，从世界金融发展史和现实来看，至今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无两个旗鼓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存并立。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政府说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传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时，他列举了德国，其陷入八个国际金融中心并立竞争的混乱状态，至今仍未改变。

第二，从中国自身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建“合作双赢”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尚无必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这种带有半计划性或较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注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

第三，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建的战略考量而言，现时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完全必要。蒯辙元认为中央匆匆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考量。而他觉得香港经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业已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为此另起炉灶。

事实上，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建立一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重新审视。如果上海于2020年如愿以偿，成为与纽约和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之都，那么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这时，就不得不提及，已经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交通、贫困和污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种超级城市病。

以纽约、伦敦和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为例。“与它们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纽约首当其冲成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伦敦紧随其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扛旗者，香港应声起舞，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地。直至今日，尽管美国疯狂印刷钞票以求自保，纽约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国财长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绞尽脑汁，但伦敦还是游行四起；更惨的是香港，梦魇缠身”。

也就是说，一旦上海更加依赖“金融”发展，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将对这座城市和城内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远的伤害，且避无可避。

“不仅仅是这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还包括其他许多城市，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亚洲城市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欧美城市模式，城市化过程都没有摆脱金融资本极度膨胀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困扰（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90年代前期欧洲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后期新兴市场的危机等）。”

“解决‘金融’这一‘城市病’，简单依靠监管部门就能达到效果——事实上，每次危机后金融监管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样需要人们提升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水准，并小心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更需要发挥科技进步的威力，找到解决金融资本超速膨胀问题的途径。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这一‘城市病’不仅无法根治，而且每隔数年随着病情爆发，还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城市战争》）。

<h3>结语</h3>

上海，显然是一座崇尚物质享受的城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以，同样对自己的拜金毫不遮掩的“文学超男”郭敬明就能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他说自己的《小时代》是一部“献礼上海”之作，更有时代性，主要反映当今上海这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而韩寒却调侃这部小说：“尽是LV、爱马仕的，我觉得就是给那些县级市的读者做品牌普及的吧。他（指郭敬明）说要写一整个时代，我想就是‘恒隆时代’吧。”

我们不去讨论小说是否反映了时代，但郭敬明和他的文字，至少反映了上海的喜好。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上海生活，更容易被这座城市接纳，在“郭富豪”的身上表露无遗。

而上海“魔都”的特性，除了提供声色犬马之外，也在于她的索取。她越是金光灿灿、妩媚动人，你就越要为了靠近她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对上海来说，这很公平，这就是一笔交易。你付得起，留下；没钱或者嫌贵，走人。公平，但也冷酷。

第二章进城当“冲头” 1、房价无轻头

连上海市市长韩正都说，“现在上海房价确实是太高了”。2009年上海商品房的平均涨幅超过了40%。2010年中央对房价实施重拳调控以来，上海的房价却仍稳中有升。

据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8月2日至8月8日，这一周内，上海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23.1万平方米，与前周相比下跌4%，成交均价为19188元/平方米，环比前周上涨4%；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楼市新政前的水平。

这就是上海房价的现状，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h3>上海的“朱砂痣”</h3>

用“无轻头”来形容楼市，倒也贴切。上海话的“轻头”（qindou），意思就是“轻重、份量”，常与否定词“无”连用。“无轻头”即不知道轻重的意思。如：“伊疯疯癫癫，讲闲话一点都无轻头（他疯疯癫癫，说话一点都不知道轻重）。”（《诙词典》）

上海的房价确实不知轻重，因为它“已经背离了老百姓的收入，已经背离了社会的其他的一些数字增长的比例关系”。韩正认为，价过高、涨幅过快，不利于吸引大学生、研究生等年轻人留下来；不利于普通工薪阶层和困难群众改善居住条件；不利于通过旧区改造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利于除房地产等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韩市长是从上海的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待房价上涨的弊端，但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一想，以你现在的收入，要应付每平米2-3万的房价，可以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安居乐业吗？

河南小伙刘军（化名）显然想通了，所以收拾行李登上了K537（上海-洛阳）的列车，回家了。铁轨的另一头等着他的，是提早一个月返乡打点的老婆李梅（化名）。上海，曾经是这对80后小夫妻的“梦想之城”，而大上海的房子，则一直是两人上下求索将近五年却始终不得的那粒“朱砂痣”。

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刘军顺利被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录用，从事期货交易工作，刚毕业即月薪5000元的收入让他欣喜了一阵子，随即把在广州工作的女朋友李梅接到了身边。

刚大学毕业，买房显然不切实际，租房的成本也不菲。为了节省开销，二人在杨浦区扬州路租了一间“老公房”，四层楼房的顶层阁楼，厨卫是三户人家合用，楼梯是随时“吱吱呀呀”作响的木梯，8平方米的促狭空间，月租金800元。

“女朋友也很体谅，没有抱怨过这么差的住宿环境，我的想法是先苦一段时间，攒钱将来买房子。”刘军是这么规划未来生活的蓝图，先把工作稳定了，逐步升职加薪，然后在上海置房成家。名校金融系出身的他看中的是上海在国内金融领域的翘楚地位。上海获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后，刘军也希望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成就自己的事业梦想。

“没有房子，是我们一直没有结婚的最重要原因。”谈了7年的恋爱，二人迟迟没有结婚，刘军当初的承诺是“一有房子就结婚”。可是，女友的年纪越来越大，家人催得紧，2010年初两人还是在老家领了结婚证。

虽然老婆还比较善解人意，但是婚后无房的状况还是让小俩口起过不少争执，与人合租的不便更加剧了矛盾爆发的频率。

眼瞅着上海房价噌噌地往上涨，刘军算了算账，按照2万元的均价计算，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要180万元，首付两成的话，月供4000多元。“按照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月供也勉强可以承担，但是首付这30多万怎么办？老家的父母指望不上，我的存款又不够。”

“这样总不是办法，结婚后还过这样的日子太受罪了”，刘军决绝地说道，“我们决定回家乡发展。洛阳5000块的房子就非常好了，我这些年攒的钱够付首付，凭借在上海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在洛阳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回去，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上海，就留给我的儿子来打拼吧。”2010年6月的某天，刘军走了，离开了这座他耗费了五年青春的城市。就在他走后一个多月，上海的房价每平米均价冲破了2万元大关，一路走高。

与国际接轨，与百姓脱轨

也许有人会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房价贵一点也很正常。那么，与“国际接轨”的上海房价，果然正常吗？马上就来和纽约、东京比较一下。

《第一财经日报》于2009年底的专题报道认为：“如果仅仅单纯比较房价的绝对值，上海与纽约、东京普通住宅的新房价格差距已经非常微小。但如果将房价与当地收入水平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呈现出远高于纽约及东京的态势。”

2009年第三季度，纽约曼哈顿公寓的中数价格为101万美元，平均价格为158万美元，约为1080万元人民币。折算为单价，相当于每平方米8万多元人民币。

根据美国地理数据供应商ESRI的数据，纽约市2009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近7.5万美元，扣掉1/3的税费后，一年剩下大约5万美元。这样算起来，假设将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的话，以一户美国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约20年可以在曼哈顿买房。

如果不在曼哈顿买房，可以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士或者斯坦顿岛买房，同样的面积，价格会明显下降约一半以上。而这些区域都有方便的公交车系统和地铁，一般一个小时以内可以到达曼哈顿。纽约—韦恩—白平原大都会地区公寓的房价平均接近30万美元，相当于2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当地居民大约只需6年即可买房。

而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08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9502元。如果以一个家庭两人收入计算，年家庭收入大约将近8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要在上海市中心区域购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以市中心均价4万元/平方米计，即使全部家庭收入用于购房，则至少需要50年。

若以上海年平均收入在市中心以外的市区（即所谓的内环与中环之间）购房，以新房价格2万元/平方米、面积100平方米计算，则至少需花费25年。如以外环区域1万元/平方米、100平方米计算，以一户家庭8万元的平均年收入至少也需要12年。

同样是国际大都市，同样是在最贵的市中心买房，纽约人要奋斗20年，而上海人却要奋斗至少50年。难怪有人感叹“劳动致富”的年代已经远去，如果不是落地就含着金钥匙，或者有相当好的运气，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正常的努力，你就要为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耗费半个世纪——到那时，房子有了，人却没了。

上海的房价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东京号称是“地球上最贵的城市”，那儿的房价确实贵，但和上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还是东京宜居。

已经在东京打拼了十年的上海人王栋，对两地的房价有最深切的体会。

根据日本生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91.5%的年轻人都是租房结婚。不是他们不愿意买房子，而是凭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婚房，当然更不愿意当房奴。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王栋，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工作6年。工资从最初的20万日元/月（约1.5万元人民币），也已经涨到32万日元/月（约2.3万元人民币）。与在中国的同龄人相比，他已属“高级白领”。但在东京，拿这点钱只够养家糊口，并没有进入“小康”行列。所以，尽管已打拼10年，王栋也只存下400多万日元（约30万元人民币）。

王栋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日本姑娘绫子。王栋感到幸运的是，没有接到如上海丈母娘那样“连房子都没有，凭什么娶我女儿”之类的“结婚条件”。绫子的爸妈说：“好好工作，好好努力，争取在35岁时能够买下自己的房子。”35岁，是日本人第一次买房的平均年龄。

为了俩人的婚事，王栋于2009年3月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地理位置相当于上海的闸北区）购置了新房，在一幢单体12层高的公寓楼里的第5层，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东京迪斯尼乐园每晚燃放的焰火。

这套三室一厅的新居，花了王栋4500万日元（约350万元人民币），根据房产公司的介绍，房屋墙体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建材，叫“空气墙”。“空气墙”不仅能够保暖与隔热，而且还具有调节室内湿度的功能。当室内湿度不够标准时，它会把室外湿气吸纳进来，尽量保持一年四季室内的恒湿。

日本卖房都是按照实用面积计算。王栋的房子刚好是100平方米，如果按照中国以建筑面积来计算卖房的话，应该是130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售价约为35万日元（约2.6万元人民币）。

同时，日本出售的新房都是精装修房，并配置基本的设备，如橱柜、卫浴设备和壁橱，购房者“拎着包就可以入住”。王栋买的那套房子，如果按上海的装修标准计算的话，装修费至少花了30万元人民币（约400万日元）。也就是说，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买下了130平方米的房子，事实上已经省去30万元的装修费，实际的购房款只用了4100万日元（约315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实际售价只有2.3万元人民币。

此外，日本购房者享受的房屋绝对质量保证期是20年。在20年中，房子出现裂缝、倾斜、渗漏等建筑质量问题，房产开发商必须无偿修理，并作出相应的赔偿。

王栋不久前到上海出差，到闸北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里130平方米的二手房，总价已经高达400万元人民币，比他东京的新居还要贵。而他半年前在东京买下的新居，估计已经跌到4000万日元。因为日本的二手房相比新房价格都会略低。

目前，王栋已经接受了公司人事部的调派，准备明年带绫子到上海工作。但在多方比较之后，他同时决定，不放弃东京的房子，也不买上海的房子。理由很简单：上海的房价让人看不懂。因为东京的收入比上海平均要高出8倍，即使上海的房价目前与东京一样，但如果结合收入水平，事实上上海的房价已经比东京贵了整整8倍。

<h3>经济适用房不“经济”</h3>

在上海，越来越司空见惯的高房价，其实正一步步进入一个背离百姓生活的怪圈。而有人被这个怪圈所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9年11月底，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的消息曾轰动一时。

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四岁。多年来，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姐弟俩拉扯长大。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其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在弟弟考上大学后不久，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武大经管院领导体谅其家庭特殊情况，予以照顾，并让她缓缴学费。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元元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其弟弟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几份工作，慢慢还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她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并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公费研究生。

此时，杨元元的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请求学校能让母亲暂住，但始终未果。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但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杨元元5天5夜没有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于是发生了11月26日早上的惨剧。”

杨元元家属表示，他们不会把亲人的死全部归咎于校方，但校方也有责任。他们认为，杨元元自杀首先是自己想不开，但学校宿管人员对杨元元及其母亲的恶劣态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偌大的上海滩，居然无力在此为劳碌半生的老母亲找到挡风遮雨的栖身之所，这种绝望恐怕就是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生命已逝，我们无意再追究谁对谁错。一位网友针对此事件评论说：“如果上海市政府能早日落实保障性住房政策，那么杨元元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被寄予厚望的上海经济适用房，并非高房价的解药，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毒药。

2009年12月11日起，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试点工作在徐汇、闵行两区正式启动。但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尴尬。

首先，有人质疑经济适用房到底能覆盖多少家庭？根据《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经济适用房申购家庭需要满足上海户籍5年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2300元以下，人均财产在7万元以下等条件。为了保证申购人经济状况的审核质量，上海还专门成立了居民经济状况核查中心，并将户籍、住房条件核查作为各街道年度重点工作来抓。

几乎苛刻的审核结果出来之后，根据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徐汇、闵行两区符合条件的家庭数为2146户。在市场人士看来，作为上海13个中心城区中人口规模较大的两个区，这个数字无疑有点少。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4月的报道指出：这还不是最终结果，随着这两个环节工作的相继结束，仍然有申请家庭将被陆续“筛下”。据悉，未通过户籍年限核查的有13户；未通过住房面积核查的，合计有134户。而下一步，便是进入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一共上交了近200户人家的资料。不过截至现在，第一批正式通过核查下发的名单只有6户家庭。”徐汇区某一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口中所指的“通过核查”环节，即指由上海市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进行的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接下来，这6户家庭会由相关部门继续进行复查筛选。”而在供给端，上海此前公布了3年内开工30万套经济适用房的计划。

不过，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问题的源头在于，这些被政府认定为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的群体，多数没有买房的承受能力。

陈杰认为，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全市占比为40%的所谓中低收入家庭，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只有5.26万元。按一套经济适用房35万元计算，即使是拥有银行2成首付贷款资质的家庭，房价收入比仍然高达7倍，已经到了最高可承受能力范围。

以闵行区为例，按照定价方案，该区经适房价格将以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最近3个月销售价格的平均价为基础，并以6至6.5折的价格出售。目前周边公寓的房价都在1万左右，以一套面积为60平方米左右的经适房为例，如果按照6至6.5折计算的话，那么就是6500元/m2左右，总价40万左右，申购者只需支付10万元左右的首付款即可入住。

虽然10万元的门槛很低，但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月均可支配收入2300元以下”的家庭来说，40万总价仍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5倍左右。这不仅超过了国际上通常的3-6倍的“房价收入比”，也超过了此前重庆提出的“6.5年收入买1套房”的标准的一倍。

所以，目前的经济适用房申请方案无疑陷入“能买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能买”的两难僵局。有银行业者分析说，以总价40万贷款30万计算，即使按照3.88%的最低公积金贷款利率，则每月按揭还款也有1411元，仍然超过了申请人2300元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不符合贷款要求。此外，首付10万元也和此前规定的“可支配财产7万元以下”不符。

所以，拿到经济适用房后，老汤的心情很复杂。老汤两口子住在上海徐汇区某街道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经过近一年的审核、摇号，老两口如愿选到新凯家园一套4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不过，他们随后便为买经济适用房的钱发愁。

老汤家没什么积蓄，街道的工作人员建议老两口把老房子卖掉凑首付，但两人退了休，年纪也大，公积金停了，银行也不肯贷款。怎么筹钱，不仅仅是老汤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分析人士曾担忧的“有资格的人买不起”正在变成现实。

“保障房首先要从保障最低收入、最困难群体做起，才是公义的、公平的。连最需要帮助的人都还没有帮助好，就夸夸其谈要帮助大多数人，可能么？合理吗？”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上海首先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廉租房、公租房、租金补贴的结合机制。

陈杰，在2009年12月17日接受香港电台的连线专访时，则更明确地表示：上海搞经济适用房是开历史倒车。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⑴.适用房盖的越多，上海房价越高。道理很简单，经济适用房用地挤占了商品住宅房的用地，使后者供应减少。但经济适用房供应的对象“原理上”是跟商品住宅房区别开的，不会减少后者的需求。房价自然上升。即使增加了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收益，也是以“夹心层”、中产阶级为之买单为代价，后者代价沉重。

⑵.适用房的核心是搞价格双轨制，古今中外，价格双轨制有成功的先例吗？经适房价格是周边商品房一半还不到，每平方米差价5000-7000元，每套住房就可套利30-40万，即使是有限产权（个人与政府7：3分享），买者也能套利大部分，这么一个大钱包，谁能拿到谁拿不到，还不是搞管制的人说了算。一边是货币经济，一边是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人为制造“寻租空间”。鉴别和控制成本很大，即使能控制住寻租，每年政府投入鉴别的成本也非常浪费社会资源，政府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而且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只要有“利差”，得益最多的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士优先，这些人开低收入证明太容易了，就算假证明被查出来了，能有任何惩罚吗？

⑶.经济适用房搞价格双轨制的基础是存在一个收入准入线，然后一分为二。这条线非常尴尬，不可能客观、科学，空间太模糊了。定低了，买得起没资格，有资格买不起，经适房销售不出去；定高了，供应不起。上海划线在人均年收入27600元，居然比上海平均收入还高，哪里可能一半的人都可以去住经济适用房。不够分，那就只能摇号，摇号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人均年收入27599元的人和收入为0元的人一样的机会，还不荒谬么。任何时候，只要比收入准入线低一元就有机会中大奖，多一元则毫无机会，要去忍受高市场房价。奖懒罚勤。

⑷.经济适用房与以住房应该“以居住为主”的方针完全背离。如果连保障性住房都要求有产权，都带有投资属性，何以要求商品住房能实现“以居住为主”？最低收入都有权利、有机会拥有自己住房，中间收入、夹心层何以安心租房？

⑸.经济适用房看似短期解决了一些问题，其实后患无穷，政府将不停盖房子但始终赶不上新增需求。市区土地越来越急缺，盖一片经适房少一片，商品住房价格更高，政府未来保障房源枯竭。土地出让金损失巨大，每年400万平方米经适房，土地出让金损失至少160亿，才不过解决5万户，而且这5万套住房都沉淀下去了，形成不了滚动循环利用。现在是穷人就一辈子都是穷人了吗？

⑹.适用房不能解决住房保障中最急迫问题。财力分配有限必须有个优先次序，最低收入家庭怎么都买不起，只能用租赁性质的廉租房以及租金补贴来解决，这应该是当前重点。新移民中“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事实上比老上海人中住房困难户更急迫，前者是上海未来发展希望的寄托，后者至少还有通过拆迁进行住房改善等希望。“夹心层”最需要的是周转性、过渡性住房支持，小户型经济适用房不能满足他们未来住房需要。

在经济适用房的此等乱相中，还包括“规划用地被侵占，经适房摇身变成商品房”的丑闻。一位开发商向《中国证券报》的记者透露，“原本是经济适用房用地，只需要补交200-300元/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将划拨用地转变为商品房用地，房屋使用权证就可以由经济适用房变身为拥有完全产权的商品房。”

位于上海闵行区顾戴路的1500亩地块，其中古龙基地600多亩，平吉基地880多亩，原本用于为上海低收入居民建造经济适用房，但最后盖起来的却是高档商品房。这1500亩地块从来就没有公开“招拍挂”出让过。

上海政府还表示，要在中心城区建经济使用房。但被业内人士指为作秀成分过大。

“中心城区普通商品房大约3万元/平方米，即使按周边房价40%为参照，也需要1.2万元/平方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质疑，这还叫经济适用房吗？市区土地早已紧张，不可能大量开建经济适用房。

徐汇区不久前公布的3块经济适用房基地，其中龙华地块接近内环线，靠近轨道交通3号线，堪称黄金地段，周边房价早已突破2万元/平方米。根据拿地成本，龙华地块最低楼板价为9千元/平方米。

“即使按楼板价9千元/平方米销售，也已经超出了经济适用房的范畴。”某地产商说，“这一块经济适用房的项目有可能转化为普通商品房对外销售。”这位地产商表示，不断攀高的地价，将让保障性住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的挑战。

另外，上海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2010年6月对外发布的《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关于申请资格中有一条就是“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或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和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规定年限”，意味着公租房打破了户籍限制。这似乎让广大外来青年看到了在大上海立足的一线曙光。

尽管在上海政府看来，此项建设一可以让买房市场推迟购房的意向，二则可以解决一定租房问题。但不少观点并不赞同，中房信分析师薛建雄表示，公租房未必能够有利于改善房租高涨的状况，公租房与工作单位挂钩，解决的是中高端人才的租房问题，但是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和刚进入上海等大城市的农民工都没法享受到，未来走向也难以看清。

<h3>只有更贵</h3>

既然保障性住房更像是空中楼阁，我们似乎也只能盼着商品房的价格能降一点。房价下跌，这在上海可能吗？答案其实很简单，只要有人买，房子就不愁卖，价格就不会跌下去。

国家统计局2010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待售面积为1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4%。据此，有房地产市场专家认为，这一库存量比2009年末的19947万平方米库存略有下降，属正常水平。但因受新一轮调控政策影响，部分城市商品房成交量已经大幅下滑，随着下半年供应量进一步增加，预计到年末开发商将面临较大库存压力，或将主动降价消化库存。

对于这位专家的预测，《世界财经报道》评论说：“比起目前活跃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大嘴’动辄宣布房价将下降一半之类的宏论来，这位专家的观点无疑留下了充分的转圜空间。未来房价下降只是建立在‘或’的基础上，这个带有文言色彩的词，翻译成现代人听得懂的话语就是‘可能’。这是一种永远不会错的预言，但是它对正在持币等待购房的民众来说，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同时分析说，“目前商品房销售量的下降，更多的是持币待购者对房价下降产生了热烈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有多少现实基础，却是不能抱以太乐观的态度的。须知市场有一个简单的道理，虽然消费者总是期望买到价格更低的商品，但是他们并非是铁板一块，只要房价下降到了各自的心理价位，就会有抄底者入市，很快就能把价格再次托上去”。

这些抄底者中，不仅有准备购买居住型住房的消费者，更有大量炒房的投资者，或者说投机者。事实上，即使这帮人按兵不动，上海的豪宅还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虽然上海近期开盘的项目全线打折促销手段翻新，送车、送面积，上周（2010年8月2日-8月8日）四个豪宅项目的大幅成交，拉高上海上周新房成交均价，甚至高于新政前的水平，创下3个月以来新高，达到23242元/平方米”（《中国证券报》）。

从2007年至今，9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公寓涨幅为81%，而90平方米以上商品公寓涨幅却达到105%，这也是为什么开发商更乐意建造大户型的原因——有钱人喜欢买大房子。也是他们让上海的房价持续坚挺。

上海信义房屋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30日，上海全年共成交总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二手顶级豪宅770套，成交面积达242278.3平方米，成交总金额118.81亿元，平均成交价4.9万元/平方米，创历史最高峰。

在上述购买千万豪宅的购房者中，拥有上海户籍的仅占10％。在外省市购房者中，72%是36～55岁的企业家，另有27%的购房者是30岁以下。非上海户籍的内地购房人群数量，达到318人，占39%，港澳台购房者占16%，另外的23%购房者是外籍人士，另有10％具体来源不详。

尽管蝉联“作家首富”的郭敬明否认自己曝光的豪宅是均价每平米11万元的汤臣一品，但他同时承认，自己在上海确有房产，而且不止一套。在上海购置豪宅的名人，自然也不止他一个。

据网友爆料，梁朝伟夫妇在上海拥有三处房产：2006年以近300万元购入位于上海镇宁路的“东方剑桥”单位，2007年以500-1000万元购入丹枫苑复式，2007年以5000万元购入的上海超级豪宅“华府天地”；任贤齐以每平米1100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上海静安的“东方剑桥”的一处豪宅，总值近2000万；林忆莲在浦东张江汤臣豪园置下产业，一幢七层楼的房型，她买下三到七楼的三个单元；五、六年前任达华就在上海购置了一栋四层别墅，花了100多万元；陈晓东也秘密在上海置业，以500万港元在上海世茂滨江花园购买了豪宅，他选择的是四房三厅的大户型，大厅为180度弧形落地大玻璃，面对黄浦江的优美景色；而李冰冰则于2010年初抛售了一套位于浦东陆家嘴的豪宅，售价1400多万元……

略有一些市场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所以，面对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上海豪宅”需求，再强硬的调控手段，恐怕也难以使上海滩的房价轻易降下来。正如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叶学平说，调控还远没有达到政策目标。对于近期央行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表态，上海重新放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叶学平表示，“感觉效果没达到，政策又有所松动了”。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分析，不同城市甚至不同楼盘在调控中的表现千差万别，有的可能跌20%，有的可能维持不动。很难说某个地方房价具体下跌多大幅度。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动价格，长期房价降价因素很少，虽然有专家认为价格已经有些离谱了，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依靠以前所累积的资金和获取的利润，并不会真正感觉到房价的压力，而只是从投资环境来判断整体楼市。“也就是说，房价的高低与否在掌握房价涨跌的关键人（投资者）来看，他们只关心形势，并不那么在意价格。”

“现在很多开发商开始惜售，大家手头上的现金流并不成问题，所以你能看到的只是打折、促销，房价长期是不会下跌的。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长期楼市依然看好。”

如果哪天上海的房子只有消费属性，也就是纯粹的居住功能，而无投资属性，那么，房价下跌或许还有一丝希望。但是这个假设，你也知道很虚无。所以，让房价涨去吧，我不住了还不行吗？

第二章进城当“冲头” 2、交通掼派头

2010年7月，“上海公交票价将全面进入3元时代”的帖子在开心网、宽带山等各大网络论坛被转载。帖子称：“在上海出租车起步价涨到12元，汽油即将涨到6.5元/升后，公交也将不甘落后地蠢蠢欲动起来，全面进入3元时代。”一时间，“上海公交又涨价”的传言被炒得沸沸扬扬。

市交通港口局相关人士立即否认，“这种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东方早报》记者发现，“相似的传言一年前曾疯狂流传过一阵子，这次属于长期偃旗息鼓后重新‘归来’”。

那么，上海公交何以又“被涨价”呢？涨价谣言蔓延之迅速，实在是上海市民有苦要诉、有气要出——上海的公共交通出行消费领跑全国，上海市民每月公交支出为175元，占平均工资的7%（《文汇报》），专家称出行成本占收入的5%以上就属不正常了；CPI指数居高不下，吃的、用的价钱样样翻倍，连生姜大蒜都能卖出肉价，中石油中石化还在天天喊穷，沪宁高铁票价却硬是涨了50%；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生活却让市民提心吊胆，施工的土方车、水泥搅拌车三天两头轧死人，俨然成了“马路杀手”，事态严重到不得不迫使市六大部门领导集合开会商量对策……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这“美好的生活”一出门，就被轧碎了。

<h3>磁悬浮，昂贵的玩具</h3>

上海话的“派头”（padou），意思是“气派，架势”。是上海人做事特别讲究和必须考虑到的一个方面。“派头”既有由内及外、内外交融之意，类似于气质，如：“一看就晓得伊是老板，派头摆煞勒嗨（一看就知道他是老板，气质摆在那儿）。”也有注重外在表现、略微浮夸和虚荣之意，类似于显摆，如“伊虽然穷，但欢喜掼派头（他虽然穷，但仍然喜欢显摆）。”（《诙词典》）

说上海交通“掼派头”、爱显摆，自然得从最“高级”的磁悬浮列车聊起。这条投资120亿元、30公里长的上海磁悬浮示范线，被日本JR东海公司社长山田佳臣嘲讽为“玩具”，他说：“如果把那比作小学生玩具的话，我们的磁悬浮就相当于iPad。”这番讲话的背景是2010年中日高铁公司竞项争夺美国高铁项目招标。

撇开民族情绪不谈，看看上海磁悬浮的现状：

上海磁悬浮于2002年底开通，连接浦东国际机场与上海市区，全程约3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430公里。上海磁悬浮列车由德国制造，带车头的车厢长27.196米，宽3.7米；中间的车厢长24.768米，14分钟内能在上海市区和浦东机场之间打个来回。但是，这条曾是上海市民引以为荣的全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磁悬浮铁路，前景堪忧。

每天的客流量不到5000人，节假日也只能勉强达到8000－10000人次。“运营没多久，就换了一次线圈，要9000万欧元，因为老化严重。另外接头也坏了，换接头也用了3000万港元。”中国科学院院士、磁悬浮专家王梦恕抱怨说，据他掌握的资料，投资120亿元建设的这30公里磁悬浮示范线，到现在光换设备就花了将近10亿元。巨额的运营成本、不到两成的客流，让上海磁悬浮交通公司每年都在以5亿至7亿元的数额亏本，目前资产负70多亿元（《时代周报》）。韩寒甚至戏称这个项目“500年才能收回成本”。

没人坐，这是关键。Ft中文网《上海磁悬浮为何少人坐？》一文总结的原因是：“由于上海整个轨道交通体系中‘人性化’设施还不够，所以磁悬浮似乎更像是一个被割裂开的‘观光项目’，它的实用性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缺少人性化的设施，也就意味着在建设过程中，鲜少考虑乘客的感受。那么，上海磁悬浮只能沦为一项砸了巨资的“面子工程”。

不管山田佳臣是否存有恶意，他认为上海的磁悬浮不过是一件“玩具”，其实就这个交通工具的利用率而言，也颇有道理。这么不实用，不是大上海用以显摆的玩具，难道还是普通市民出行的必备工具不成？

《中国青年报》对上海磁悬浮的尴尬处境评论说：“任何投资项目都不能仅凭一腔热情，更不能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马。当年建设这条磁悬浮铁路，是为了旅游观光还是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或为了城市形象，现在不得而知。但按最近披露的营运状况，不知当初建设时所承诺的利益如何向投资者兑现。而目前的亏损也并未给某些人带来反思，他们把亏损归因于‘市场太小’，正在考虑改建磁悬浮铁路或延伸线路，甚至考虑直通到浙江，似乎把项目做大才是真正出路。这种决策不能不令人担忧。”

主流媒体即使批评人，措辞也很含蓄。朝野之外的韩寒却更尖锐，他说：“中国的很多官员其实是很土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办公楼晚上用灯打着，造得跟罗马似的很新潮。同样，磁悬浮不用轮子，看着很牛。就和他们自己年年会被评选到的一样，两字，先进。还有一个巨大原因是别的国家没有磁悬浮，欧洲唯一一条短途路线运营了11年也终于停了。这下好，只有中国的火车是在天上飞的，说出去多神气。你欧洲日本的虽然有比磁悬浮更快更方便的高铁网络，那你们那个也便宜，不气派，归根到底还是铁路，而我们这个，虽然不是自己发明，人家德国人拿了重金死活还不肯出让技术，但我们这是悬浮，是幽浮，是UFO，不一样的。”

尽管学者、媒体和市民都对上海磁悬浮的扩建延伸线路提出种种质疑，但2009年1月29日，中德双方还是签署了“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向中方转让部分磁悬浮列车技术”的合作协议。2009年2月7日早晨7点，上海闵行区梅陇西路罗阳路口靠淀浦河边上，中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打下了一杆钻头，周围居民敏感地注意到，钻探节点为“磁悬浮联络线右线里程、桩号为右CK17+774”。

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13日电：铁道部总规划师郑健说，上海至杭州磁悬浮项目立项已获批复，目前正在做深化研究。

重启的磁悬浮方案在原有方案基础上作了一些变更，最大变化是磁悬浮一部分轨道将由地上转入地下，以避开稠密的居民区。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公里的磁悬浮造价更昂贵。

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工程师、长定子线圈负责人克里斯汀·罗辛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磁悬浮项目一公里的造价约为6000万欧元，折算成人民币是6-7亿。此前磁悬浮浦东示范线的造价也证实了这一点。磁悬浮浦东示范线自浦东机场始，至龙阳路地铁站终，全长31公里，造价为238亿元，每公里造价为7亿多元。“这只是磁悬浮地上段的工程造价。”上海科学院磁技术首席科学家魏乐汉说：“如果磁悬浮走地下，具体要多少钱不敢说，肯定是贵了不少。而且地下段的工程难度也比较大，磁悬浮列车车身远比地铁高，有3-4米，土方量也相当大。”

据2007年12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网站上公示，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规划线路总长达31.8公里。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地下段增加的成本与地上线的动迁成本，磁悬浮延长线的造价至少也要与磁悬浮浦东示范线持平，达200多亿元。这使得原先预估投入的60亿元显得“杯水车薪”。

“今年人代会，我会第一个带头上书继续反对这个项目。”王梦恕说，延长线需要200亿元，而且绝对属于性价比差、不实用的项目，虽然有些人称，这是为了国家战略储备作贡献，但“国家不能为了某些科技目的，乱花老百姓的钱”。

此外，沪杭高铁将于2010年10月1日正式通车。根据规划，沪杭高铁北起上海，经嘉兴至杭州东站，全长近15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魏乐汉分析：“从上海到杭州，乘磁悬浮列车25分钟到，票价预计在150元，乘高铁会多花10分钟，但票价只要50元。性价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等于判了磁悬浮列车的‘死刑’了，有多少人会愿意为节省10分钟而多花100元呢？”

用更大的投资，来挽救之前一笔亏损的大投资，这就是上海的逻辑。但这个钱花得值吗？

“磁悬浮技术在我们国度已经处于被抛弃状态。”2009年2月中旬，德国《明镜周刊》刊文评论道，由于需要投入巨资导致成本过高和牵涉到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从1994年就开始酝酿的磁悬浮轨道修建，随着慕尼黑磁悬浮项目被政府宣布下马，而宣告终结。

德国《世界报》也刊文说，尽管不打算投资磁悬浮项目，但德国政府并不愿意将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对方是用来进行“科技战略储备”，但拥有此项技术的德国工业巨子蒂森克虏伯公司向政府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认为，在经济危机的窘境下，中国是他们继续深化实验的唯一机会。

这种时候，也只有中国，只有中国的上海，会花一大笔钱，买一部分被其他人“抛弃”的技术，只因为“这是悬浮，是幽浮，是UFO，不一样的”（韩寒语）。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炫富法则？

<h3>有点事就涨价</h3>

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用钱解决。磁悬浮是这样，与上海市民出行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交通也是这样。那边，拼命花钱造一些老百姓都用不上的昂贵“玩具”，这边老百姓每天出行必备的公交、地铁、出租等等，却连连涨价。

从2005年9月15日开始，上海轨道交通客运票价整体上涨：基准票价起价由2元调整为3元，起乘里程6公里，之后按10公里进级，每段进级1元。2010年3月随着轨交11号线安亭支线开通运营，上海的地铁最高票价更是突破了10元。

对此，上海市民满腹委屈，尤其是和“2元满城跑”的北京地铁一比较，更是心酸。2005年上海提高票价，给出的理由是“为了解决地铁拥堵，消除安全隐患”，于是有了这套提价方案。地铁调价的申请人、上海申通集团公司提出，完善票价机制，运用价格杠杆调节优化客流分布，合理引导出行选择，减轻运营压力，保障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

据说，乘6公里以内的短途客流占全天客流量的38％，乘16公里以上的客流占11％。在高峰时段有一部分并非必须高峰时段出行的乘客，也选择高峰时段出行，并且在工作日高峰时段出行人群中有30％左右为短途客流。

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然而还是招来一片民怨。

有人质疑：票价上涨就能降低地铁高峰客流？“我们并不是因为地铁便宜而乘地铁的。现在没有一条公交车的时速可与地铁相比，因此上下班时只能乘地铁。”

还有人认为“用涨价的手段分流是不公平的”。公共交通有其公益性，不能有钱的人可以乘，钱少的人就被挡在门外。将人从地铁里赶出来，地面公交就能解决这部分人上下班高峰时的出行吗？

地铁涨价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城市公交（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与城市的空间规划、产业规划都有很大关系。

就拿房地产规划来说，一位研究房地产的博士介绍说，西方国家住在城市中心的都是“穷人”，富人都住环境相对较好的郊区了，而上海恰恰相反。由于拆迁或者卖房，大多上海原住市民被“赶到”内环线以外，上班、上学、就医、购物还得往市区跑，包括地铁在内的城市公交压力因此剧增。

对于那些单位与家分别在城市两端的白领而言，不得不每天两次横穿上海，承受上下班花费4小时的煎熬。有白领将自己每天的上班出行时间和成本晒到网上，立即引来热议。不少人表示，今后选择公司时都会考虑上班交通成本因素，即使薪酬相差20%也在所不惜。这些发帖和跟帖大叹苦经的白领，大多居住在闵行莘庄、颛桥、松江九亭、浦东金桥、川沙、宝山共康、罗店等外环线附近新建的住宅小区，而上班一般在市中心或者浦东等区域。

“每天都要花那么多时间赶路，‘享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到公司后人就像要虚脱了一样。”一名外地来沪的白领自嘲说。一旦为了追求高收入，跳槽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上班，直接后果就是只能每天披星戴月地上下班。可这样一来，算上打车等计划外支出，收入实际增长几乎看不到。

两年前在闵行区颛桥贷款买了房子的董先生，是一名在浦东张江上班的It人士，所在公司是全球知名的500强企业，这也是当初吸引他跳槽的主要原因。但他很快发现，为此每天在闵行和浦东之间来回奔波，路上要花近5个小时，不亚于一次短途旅行。

“公交车挤，轨交5号线也挤，1号线更挤，2号线人民广场站超级挤，通常都要挤两三趟车才能上车。”董先生抱怨说，公司9点上班，而他6点就要起床，才有可能赶上公司8点40分的班车，否则就得打车到公司。回家的路途同样辛苦。常常加班使得董先生经常错过轨交5号线的末班车，只能打车回家。这样一来，仅半个月的交通费就超过300元了。

“我每天都睡不醒，早上睡眼朦胧就要起床上班，感觉好累好累，真是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面对休息时间的难以保证和交通成本的居高不下，董先生苦不堪言。

2009年10月16日《新闻晨报》报道，“上海地铁初步拟定票价调整方案，降低长距离乘客费用。今天下午，轨交运营管理方再次申明，上海地铁票价不变。记者从上海地铁官网及上海轨道交通俱乐部等网络论坛了解到，‘希望起步价降至2元’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在上海地铁官网“交流平台”，一位网友发布了题为“强烈建议地铁降价！！”的帖子。这位网友表示：“我是一名地铁族，在市中心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家住在郊区，每天地铁费就要12元，出行成本实在太高！为什么北京地铁（2元）可以满城跑！为什么上海地铁目前最高票价就要7元！都是特大型城市，为什么不能一样惠及于民？”

在上海一门户网站推出的“百姓议案”栏目中，一位网友留言：“以我家三人每月22天乘地铁公交为例，共花去660元，占我家每月总收入的12.46%。”这样的必要支出对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并不那么轻松。

政协委员蔡金萍在2010年1月29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她今年的提案关注出行问题，望公交车票价降至1元，地铁票价降至2元，降低出行成本。蔡金萍以北京奥运为例，认为只要政府加大投入，民众的出行成本才将得以降低。但她同时透露，也有委员对其看法表不赞同，观点出现交锋。

地铁票价降不下去是正常的，如果你知道上海的地铁造价是每公里8亿元，就不会再对降价存过多幻想了。同样是属于7亿元/公里的高造价的广州地铁，也是只涨不跌，更于2010年7月底在原有的计价标准上制定新规，规定“至机场则加收5元，市民乘坐地铁到机场最高票价19元”。所以，上海对外宣布“近期轨交运营票价维持不变”，市民似乎应该阿弥陀佛才对。

另外，你也可以从2010年4月24日开始推行的“一日票”窥出，上海地铁对于“予民实惠”这件事上的态度了。

“一日票”属于新票种，每张18元，可在24小时内任意次数乘坐轨道交通。

在此前召开的世博交通保障专项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透露，“一日票”自推出以来，每日平均销售超过2000张。乍看“日销2000张”这个成绩，颇令人振奋。但是，将之放在上海日均500多万的客流背景下，这个数字却显得太不起眼。滞销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一日票”无法真正让乘客感受乘车优惠的吸引力。

新民网推出相关民调显示：76%的网友都认为“太贵了，普通人根本用不了”，认为“合算”的占5%，表示“想值回票价，必须‘暴走’上海”的为14%，另有5%的网友表示“省的不是钱，而是购票时间”。

其实，世界上很多拥有地铁的城市都发售“一日票”，主要服务对象是在短期内需多次乘坐地铁的游客。芝加哥当地地铁的“一日票”，每张5.75美元，而其单程票票价为2.25美元，游客只要在一天内乘坐3次地铁，就已经省下了1美元。

反观上海的“一日票”，定价为何是18元？地铁方面曾经做过解释，按照他们的测算，外地游客到上海坐地铁，大概一天坐4次，平均每次的票价在4元左右，这样算下来，一共是16元钱，另外再加2元的车票工本费。也就是说，照此计算，游客买“一日票”非但没有得到优惠，反而多花了2元钱。这一票价的制定中，地铁公司显然过多考虑自身的利益了。

一方面，大把的钱花出去“挣面子”；另一方面，对全市的出行相关消费，全方位提价，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以便继续建设更大的“面子工程”。

所以，地铁票价降不下来，其他出行工具和与交通相关的消费，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⑴.出租车涨了

2009年10月11日起，上海出租车运价开始上调，市区小型客车起租费（即“起步价”）由11元调整为12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也就是说，此次调价后乘客需要平均多支出10%左右的费用。

除了市区小型客车以外，上海各类型出租车都开始调价。其中市区中型客车起租费由16元调整为17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郊区区域性出租汽车起租费由9元调整为10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

此次提价，对于长距离乘客来说，涨价的幅度更为明显。原本20公里里程的车费在57元左右，而涨价后，上涨了将近10元。对于很多乘坐出租车上下班的白领来说，每天的成本上涨都在30-40元，而夜间11点以后打车的成本则提高得更多。据估算，夜间市区小型出租车的运价将上浮30%，超10公里运价上浮50%，这意味着夜间在起步里程中的费用将达16元。

⑵.停车费全球第38位

高力国际调查了全球147个中央商业区的停车收费，并发布《2010年全球泊车收费调查》报告。上海首次跻身全球最贵停车费前50名排行榜，位列第38位，每月停车费平均为278.73美元（约人民币1900元）。

在这份报告中，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平均停车费仅每月966.67元人民币，上海几乎是北京的两倍之多。两座城市的房价差距都没这么夸张。

事实上，就在这份调查报告公布前不久，上海外滩半岛酒店地下车库“停车一小时收费80元”的规定被曝光，在市民中引起极大反响，“这也太离谱了吧，简直不可思议”。

目前，上海仍然按照2005年3月1日批准实施生效的《上海试点区域道路停车场和路外公共停车场（库）收费标准和计算办法》，对经营公共停车场（库）实行收费标准的限价，最高收费不得超过每小时10元，以后以半小时计费；而路面停车场，第一个小时为15元，以后每半小时为10元。

“在市中心顶级地段上班，停车费真的吃不消。”这一全国最高的停车收费标准让上海的白领们感到无奈。普通办公楼停车费用都采取固定包月办法，但也有部分办公楼不接受月租停车，无论以何种方式计费，多数顶级地段写字楼的停车费都让白领们难以承受。

同时，上海市工商联停车行业协会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停车收费标准“虚高”，已成为内环线内1600家经营性停车场的顽症。在内环线停车场中，由内资经营的、价格高于收费标准的停车场达30%；外资经营的停车场，违规比例则高达72%。

而停车费居高不下的原因，又和供需关系紧张密切相关。据统计，截至2010年8月，上海设有公共停车场约1800个，共有停车位24万个，然而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50万辆。按照国际标准，市内未来的停车位缺口将高达67万个。

高力国际方面表示，停车费的上涨和城市发展、房价上涨以及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以上海为例，这里的停车费比全球大部分其他城市（有较高的人均GDP）要高出许多。“其实，以购买力等值基础来看，目前上海的停车费已经非常高了。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认为这个趋势还将延续，因为上海的城市发展速度非常快，购车族也越来越多，而市中心商务区楼宇或者建筑的新供应却是相当有限，致使停车位越来越紧。”

⑶.上海车牌猛于虎

购车族越来越多，也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车牌越来越贵。2010年5月22日平均42262元的上海私车额度拍卖的价格，创下了29个月来的新高。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沪牌价格仍将在高位小幅震荡。

不过，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每座大城市的车都供求紧张，但没有一个像沪牌那么贵。例如：北京的车牌只需要100元不到的牌照工本费即可，日本每个车牌价格则大约在300-400元人民币。

上海车牌从2000年的1000多元劲升至如今的45000元，在这流畅的上涨曲线后面是否真的全是市场的力量呢？中国汽车网评论《最贵铁皮：论上海车牌价格为何那么高呢》称“涨价还有些隐性力量，那就是各部门的暗箱操作”。

上海是全国唯一实行私人轿车牌照拍卖方式来控制交通流量的城市。从1994年开始，上海市为控制新增机动车总量、缓解交通拥堵，开始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据上海相关政策，车牌拍卖有三种方式：现场拍卖、电话拍卖、网上拍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方便竞拍，但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上海某大型销售集团负责集团车牌拍卖的一负责人说，“只要是政策，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有钱赚。”为谋取暴利，人为抬高和炒作沪牌，已经了然。上海车牌猛于虎，就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

<h3>要钱不要命</h3>

之所以说上海的交通特别昂贵，不仅是因为出门要钱，要很多钱，还在于偶尔可能要命。倒不是指其他城市没有交通事故，而是上海的交通事故特别多，尤其是“马路杀手”土方车们，往往一天之内连夺数命。

世博会筹备期间，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使大量土方车、水泥搅拌车等大型工程车辆在路上“大行其道”。

2009年12月9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指出“截至2009年11月30日，本市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已达13起。与此同时，由工程车辆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明显抬头，今年土方车、搅拌车事故已达30起，死亡人数达22人，这就意味着平均每月就有2人死于这些大车之下”。

《东方早报》将2009年12月4日的报道称，土方车、搅拌车“12天连夺12条人命”，并将事故罗列如下：

●12月1日下午5时左右，浦锦路近芦恒路，土方车撞人，造成一名骑自行车的女子当场死亡。

●11月30日下午3时40分，浦东秀浦路周园路口，一辆水泥搅拌车和一辆“万通”出租车相撞，出租车内包括司机和两名乘客在内3人当场被压死。

●11月26日清晨7时45分，龙华路龙华西路路口，一辆水泥搅拌车将同向行驶的摩托车带倒，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骑车者被卷入车下拖行10余米，当场死亡。

●1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吴中路金汇路口，一辆水泥搅拌车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瓶车发生碰撞，电瓶车上一名男子被撞倒后卷入车底身体遭碾压不幸身亡。

●11月25日晚8时左右，丰庄路曹安路，一辆大型土方车沿丰庄路行驶至路口时，车速过快，与一辆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司机遭重创身亡。

●11月24日清晨7时左右，吴中东路古宜路路口，一辆大型车辆在撞上一辆正在倒车的厢式货车，刮倒路旁交通信号灯柱，导致一名过路人头部被砸，当场身亡。

●11月23日10时30分左右，华江路北翟路路口，一名骑摩托车的40多岁男子被大型土方车撞倒后卷入车底，男子当场被碾压致死。

●11月22日下午3时许，罗山路华夏东路口，一辆土方车因车速过快，将一辆电瓶车撞翻，40多岁的骑车男子被碾压当场身亡。

●11月21日下午3时许，天山路平塘路口，一辆土方车将正在过马路的阿婆刮倒在地，肇事司机居然自行开车逃跑。

●11月20日下午4时左右，龙华西路龙华路口，一辆疾驶的土方车与一辆助动车相撞，一名骑车男子头部遭碾压后不幸身亡。

●11月19日9时30分许，曹杨路枫桥路口，一名年逾80岁的老太被一辆土方车撞倒后卷入车底，当场死亡。

就在这篇报道出来20多天后，2009年12月25日到26日，两天之内上海各个区县又发生了4起大型车事故，造成3死1伤。2010年元旦之后，此类工程车碾压人的事故依旧频发，令申城人心惶惶，路人见到工程车都怕。

上海市政府网站资料显示，2009年上海建筑渣土每月产生量达293万吨，相当于每天有6500多辆次15吨的渣土车在外作业，这还不包括约1000辆未登记的“黑车”。接近1万个“马路杀手”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横冲直撞，怎能不让人揪心。随时赔付的生命成本又何止“昂贵”两字了得。

媒体和专家探讨事故背后原因后认为，极少数是因为受害者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大部分则是由于肇事的渣土（废土）运送车、水泥搅拌车等大型工程车辆超载、超速或司机操作失误所造成。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一篇“两会”报道称，有政协委员统计，见诸报端的土方车事故80%以上是由超载车引起。而土方车之所以屡出事故，驾驶员薪资待遇偏低以及运输费结算方式的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称：“分析土方车超载、超速、闯红灯，还有过期破车上路，这些无不与一个‘钱’字紧密相连。司机‘多拉快跑’可以多挣钱；施工单位违规在一辆车上超载装货可以节省运输费，工地承包人可以多拿钱；车辆该修的不修，该报废的继续营运，可以少支出降低成本，有关人员也可以多分些钱。正是在这种对‘钱’拼命追求的欲望驱使下，土方车怎会不肇事？”

更是有土方车司机周师傅“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向《新民晚报》爆料，道出了土方车“要钱不要命”的黑幕：

“我的土方车载重12吨，至少要装到25吨。一般都这样干，土方车超载1倍以上很平常。”周师傅说，老板运渣土是承包的，为赚取最大利润，便竭力唆使驾驶员超载。超载会使土方车要紧关头“刹不住车”。比如正常载重时，只要一米便能把车刹住，超载的话就可能需要两米。

土方车一般按车数结算，一趟车20元到30元；也有以公里数或装载数结算。比如周师傅“拉一车土赚一车钱，10公里以下一车15元，10公里至20公里一车20元，20公里以上一车30元。要多赚钱，就得‘多拉快跑’”。归根结底，多跑一车、多装一吨就多赚钱。在这种纯运输量计价计酬的经济压力下，循规蹈矩的驾驶员“活不下去”。

别人一天能拉七八车，你只能拉三四车，不开除你开除谁？周师傅最多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早上6时出门，中午吃饭1小时再干到晚上7时回来吃饭，8时又开始跑，忙到第二天凌晨才歇。疲劳驾驶，很容易引发事故。

如果真的撞死、撞伤人怎么办？周师傅说，老板早就想到了，每辆土方车都上了1万多元的保险，保额高达100万元。撞死人，只要赔偿不超过100万元，老板自己不用掏钱，全由保险公司“埋单”。“在上海撞死一个人，很难达到100万元赔偿，所以老板‘高枕无忧’”。

归根结底，果然还是钱在作祟。在一座利欲熏心的城市，人命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这当然很可怕。尽管市政府下令严肃查办“马路杀手”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多头”管理造成的困局，而是这座城市“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来上海就是要挣钱，没钱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

第二章进城当“冲头” 3、无病额角头

在上海，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凭200元投入擒获2.59亿彩票巨奖。但是，若身在上海的你无病无痛，其实也是个十足的幸运儿。用上海话说，就是你“额角头高”。

额角头（egodou），原指“额头、脑门，人头部最突出的部分”。往往与“碰”连用，表示碰运气。额角头高，表示运气特别好的意思。（《诙词典》）

无病无灾对任何人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但一旦染病需要治疗，就绝对是坏事，尤其是在上海这么贵的城市——治个小感冒，一不留神都会花掉上百元的城市。

<h3>医生是商人</h3>

陈晓兰，上海一家医院的普通医生，因为10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顽强斗争，而成为“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理疗科工作的医师陈晓兰，开始举报假冒伪劣产品——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9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2007年，她举报黑心医院上海协和医院，最终该医院被查封。

2006年，她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出示了一张医药费用清单，这是一个临终病人住院3天产生的费用。死者张印月，2005年底因“感染性”休克被送到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抢救，不到3天（总共64个小时）死亡，费用总计：8645.62元。其中医护人员专业技能收费（诊疗费及护理费）58元，包括医生诊疗费34元，护理人员护理费24元；医械收费2827.16元；药品收费5591.46元；其他费用169元。

陈晓兰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对这份清单进行了剖析，以此揭示上海“看病贵”、“普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

首先是用药贵。5591.46元药品费用中，抗生素收费2510.72元；大输液749.88元；抢救药物191.06元；其他与抢救相关的药569.8元；与抢救无关的药品1570元。

在抢救中，医院总共用了5种抗生素：庆大霉素（0.38元/支）、亚胺培南（218元/支，用量7支）、盐酸万古霉素（180.4元/支，用量3支）、罗氏芬（118元/支，用量2支）、头孢他啶（103元/支，用量2支）。

陈晓兰说，同为抗生素，价格却有天壤之别。有经验的医生知道，对于一般性感染，抗生素使用并非越贵越好，许多感染用传统便宜的抗生素像庆大霉素、青霉素等可以治好。病历显示，在使用了多支价格不菲的抗生素之后，张印月的白血球数量不降反升，从最初被诊断为“感染性”休克的白血球指数1万，到死亡前8小时的白血球指数达2.3万，说明感染没有控制住。

导致用药费贵的原因，除了追求单价贵的药物之外，也存在滥用充数、提高费用总额的问题。清单显示，张印月总共输液1.9万多毫升，合计19公斤，几乎占到这位瘦小老人体重的一半，而大部分用药都通过输液方式进入他的体内。

陈晓兰说：“我早年做医生的时候，临床上有个用药规矩：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静脉注射或静脉滴注。当时我们取笑业务水平不高的同事，往往用‘一瓶’来称呼，因为凡是病人过来，他总是给人吊一瓶输液。可是现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一瓶’！”

陈晓兰介绍，我国大输液产业近年来的用量以20%增长，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工业5大支柱产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率最高、发展最为稳定的一种”，而患者则是支撑这一产业的群体。陈晓兰说，病历显示张印月进医院时肾功能已经丧失，而治疗学要求，病人处在“少尿”状态时，应严格控制输液，但是病人居然被输了1.9万多毫升的液体！

另外，就是医疗器械费贵。在2827.16元的医疗器械费用中，化验费934元，检查费62元，摄片费80元，输氧费病室治疗费1095元，一次性医械及易耗医材费656.16元。

“在医疗器械费用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利润这一块。”陈晓兰特别强调，现在提到医院的运行机制，往往讲“以药养医”。事实上，在很多医院，以药养医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情况是，以“疗”养医，以“查”养医。无论是“疗”还是“查”，都依靠医院内的各种医疗器械。她分析说，对比医疗器械费用和药品费用可以看出，尽管药品费用占到病人就医费用的大头，共计5591.46元，但由于药品在医院内只允许15%的利润率，所以利润总量只有838.72元。相反，医疗器械产生的费用，尽管表面上看只有2827.16元，但是按利润率80%计算，医院可获利2261.73元。

“由于医疗器械的种类多，有的用来检查，有的用来治疗，其价格和成本都不一样，利润也不尽一致，80%是我取的一个约数，并不算高，许多医疗器械产生的利润率，甚至可高达90%以上，因为我国的医疗器械没有淘汰机制，只要进入医院，坏了也照样可以赚钱，为了降低成本，医疗器械在医院‘带病工作’的情况很普遍。”陈晓兰说。

显然，在陈晓兰的剖析下，不难发现，医院已不单纯是治病疗伤的场所，更大程度上成了牟取私利和暴力的营业机构。医生不仅仅是医生，他还多了另一个身份：商人。

<h3>医生回扣最高一天2万元</h3>

虽然我们不清楚像南京医院爆出的“倒卖病人”的丑闻在上海是否存在，甚至是否普遍。但医生拿红包、吃回扣，在广大患者身边并不稀罕。上海人又是如此精明的一群，时常还能看到有孝心的儿子或女儿，在论坛发帖询问“老爸做一个1万元的手术，给医生多少红包比较合适”等类似的问题。

显然，医生拿红包、吃回扣，成了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对此，先后在多家医疗器械销售公司做过销售的赵国雄，心里自有一本清楚的帐。与陈晓兰相似，他也是上海医疗腐败黑幕的揭发者。

“没关系，你就直接写我的名字吧，这个行业太黑了，我有必要来说一说它的黑幕。”赵国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一点也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曝光，他说，“医生回扣高的时候，一天能够拿到2万元。”

根据业内估计，上海每年80余家医疗单位开展人工关节置换手术7000余例。这个数量相当于阑尾炎手术的数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工关节手术实际上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水平。

赵国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其中显示，同样的一个人工全髋关节，国产价格最便宜的只要7150元，而进口产品价格最高达到36923元。

事实上，按照业内行规，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人工关节，给每个主刀医生的回扣都在20％-30％之间，一般进口人工关节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而国产的只有2000元到4500元之间。由于两者价格相差悬殊，因此医生只认定进口产品，所以，上海大医院的骨科几乎都被进口产品垄断。

医生为了拿更多的回扣就使用更贵的医疗用品，相应的，患者要付出的医疗费用也就越高，所以看病不贵，才怪！

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间，赵国雄前往上海市28家公立医院，收集了430份医疗费用清单，对各病种的费用水平、住院费用构成、自费费用比例等进行分析，完成了一份试图回答“看病贵究竟有多贵，又贵在哪里”的医疗费用“田野调查”报告。

大多数病例（76%）的单次住院费用低于1.5万元，全部430例住院清单的平均费用为每例13809.26元，赵国雄觉得，这些数据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对于非患者来讲，他在消费支出的心理中，总是将医疗费用的准备金放到高限的水平。

比如，此次住院费用清单调查中，最高一例的住院费用超过26万元，这可能发生到任何一个家庭上，也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在储蓄的主观计划中，医疗费用准备金有可能倾向于向26万元的水平靠拢，而不是向1.5万元的水平去低就。如果储蓄水平仅仅高于1.5万元，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人对于医疗费用的预期可能是比较焦虑的，或许，只有当现金储蓄超过10万元之后，人们才会在进行其他消费时稍稍忘却医疗费用的阴影。

赵国雄在对其中43例自费比例最高的手术类费用进行分析后得出，整体费用结构是外科植入物占64%，高价外科械材占13%，其他项目占23%。由于其他项目（23%）主要涉及国家定价的手术费标准及通用的基本手术械材，还包括输血、麻醉、监护等手术类费用当中的辅助性费用，因此基本不具备费用弹性调整的空间。所以，外科植入物及高价外科械材成为最核心的高费用组，是住院医疗费用的主要项目因素。

外科植入物包括：支架、导管、球囊、栓子、夹子、补片、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骨科及脑外科内固定材料、人工脑膜、人工晶状体、人工骨等。这类材料发端于心脏、脑外科、骨科，现在正在向全身各个部位各个系统的外科手术蔓延。高价外科械材包括，超声刀、吻合器、一次性内镜械材、血管缝合器等等。

赵国雄指出，由于以上这些外科材料有商业贿赂的刺激，使用得越多，主刀医生的灰色收入越多，外科手术正在以各种名义被搞得越来越复杂。一些传统上本来很基本的手术，比如，阑尾炎手术、胆囊切除手术、骨折固定等等，其费用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过去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有患者正在受到欺骗式诱导，接受原本并不需要的手术，或超范围手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对于赵国雄的调查报告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表示认可。她说，现实的情况是，医药行业在自费药品和自费的医疗械材上“大做文章”，而医生在商业贿赂的影响下，往往摒弃了无太多“油水”的医保内产品，而是向患者推荐价格昂贵的自费药品和器械。“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医保范围在逐步扩大，而自费的药品和器械产品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贵。”

<h3>还是钱的问题</h3>

为什么医生变商人、回扣成常规？《瞭望东方周刊》于2009年刊发的“解放医生”专题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正常途径的收入太少了。

72岁的协和名医罗爱伦说：“你想不到吧，我做了48年医生，退休工资才3140块，加上补贴不到4000。”而她在香港行医的一个朋友在美国、上海、香港都有房子，退休后每月还有18万港币退休金。“人家看见我们就像看见穷光蛋一样。”

“为什么一些医生不顾尊严地要去拿红包？因为他收入低。美国的麻醉护士年薪8万美元，麻醉大夫年薪25-30万美元，所以你给他红包是侮辱他。如果是少数人拿红包，那该批他，如果80%-90%的医生都靠拿灰色收入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生活，那就需要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给予关注了。”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说。

“医院是个知识密集型的单位，我们医院年轻的住院医生都是博士以上，护士都是本科。但我们几乎都是超负荷工作。我有次问飞行员，为什么你们工资那么高，他说是为了安全，就是要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其实医生也一样呀，为什么不能给他高薪，让他脑子里只考虑看病呢？”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许文兵说。

可惜，病人懂得要让医生填饱肚子才能专心看病，所以自觉地排队给红包，而政府却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所谓“医改”一波又一波，但改来改去都不见明显效果。红包、回扣照样满天飞，为了疗伤治病，老百姓不仅要支付常规费用，还得额外给医生们付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工资”。

上海一直在说让社区医院运作起来，缓解“大医院就医难”的问题。但是，医院是建起来了，老百姓却不愿意去自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病。

因为这些医院“水平不行”。“这边配配药么蛮好的，看病还得到大医院去。”65岁的张老伯说，他患高血压，知道自己吃什么药，吃光了就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新民晚报》的记者跑了几家社区卫生中心，采访了10多位前来就诊的市民，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记者说这样的话。

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厅里，医生全部“挂牌”上墙。其中，本科生通常只有2-3名，所占比例相当小。有家中心共有31名医生，只有2人拥有本科学历，其余全部是大学、大专或中专毕业。预诊台一名护士说，“本科”是全日制大学毕业，“大学”指的是夜大或其他成人高校。

“我老伴来抽血，那个护士扎了几次都没扎对，疼得我老伴直吸气。”这样的水准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小医院留不住人才，这是关键。“社区医院的工资真的留不住人啊。”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说，医院里有个苏州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小姑娘每个月工资加奖金才2000多元，算上过年过节的福利，一个月平均才3000元。“这点钱怎么够她结婚、买房？人家肯定要走的嘛。”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医生几乎都认为，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医生是依附于医院，而不是属于全社会的。

医生依附于医院的结果是，“同一个级别的医生、不同医院的医生水平差距很大，没准某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还不如我们这里的一个住院医师呢，光看职称怎么能衡量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如果医生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职称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美国的医生是没有职称的，我聘不聘你是根据你的本事。”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说。

他介绍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美国的医院就是个空架子，由医生行业协会评定医生资质，考过一个试取得一个资质。另外，在协会里，医生的每一次医疗事故都有记录，保险公司卡得特别紧，而这些记录都是联网的。

“美国规定，医院要聘大夫，大夫的医疗责任险一半是由医院付，有的医院是全付。如果你老出事故，我聘你的成本就高，这个医生就不好找工作。所以医生的水平不应该由医院来评估，而应该由第三方行业协会来评估。”这就真正将医生从医院里解放出来。

所以说，新医改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是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但是，“多点执业主要不是解决收入问题，而是解决人才的充分利用、健康发展和合理流动问题，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北京市第六医院副院长危天倪说。

实际上，针对一次又一次的医改，黄天宇说，医生们需要的不是给钱，而是给政策。

第二章进城当“冲头” 4、结婚别苗头

上海话里的“别”，有比的意思；苗头即端绪、预兆、因由。章太炎《新方言·释器》：“茅，明也……今语为苗。诸细物为全部端兆及标准者皆谓之苗，或云苗头。今俗言事之端绪每云苗头是也。”所以“别苗头”，即是在事情的发展刚出现端倪时就要一争高低的意思。评弹《女蜻蜓》：“有时和尚道士一起做法事，彼此别苗头，还要好白相。”

“别苗头”最初指农村庄稼汉比谁家的稻苗长得好，后来才渐渐变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词。在石库门里，婚姻是最需要别苗头的事情了。

因为在上海谈情说爱，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情。不久前，在上海世博园芬兰馆内举行的一场“富豪相亲派对”，门票就要30万。这就是爱情在上海的定位，想要进来就得跨过门槛，而这道门槛就是经济实力！请问，你有钱吗？

<h3>带着你的钱、开着你的宝马来见我</h3>

“你买房了吗？”

“你买房贷款了吗？”

“你的房贷还剩多少？”

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杜晓桦，对沪上白领的婚恋观调查发现，这是上海白领女性在各类相亲活动中最常问的前3个问题。

作为标准的美国人，杜晓桦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很惊讶。“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在美国，如果男女一见面就这么问，很‘土’的，就好像‘巴子’。”杜晓桦说：“有个被访者要求对方有BM（宝马轿车）。我就不明白，她到底是找男朋友，还是找BM？”

她随后发现，不止是上海本土白领女性相亲时会向男方提这样的问题，一些外地来沪发展的单身白领女性也同样爱问这样的问题。这自然就和上海整体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在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里待久了，你会不自觉地被各种活色生香的光景吸引，而且趋同。这也就是“魔都”的腐蚀性。

近几年，名目繁多的各类相亲派对在上海越来越热。但是，因为市场的火爆，出现了“骗婚”等现象，致使上海不得不于2008年出台新规，“要求征婚者必须提供真实可靠，同时一天内不得相亲两次。”由此可见相亲在上海的盛行程度。

杜晓桦在调查“白领父母相亲团”时，听到不少家长说，现在的孩子太忙了，没空谈恋爱。“很多白领也都这么说，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忙吗？忙得连寻找爱情的时间都没有？”杜晓桦分析，“没空谈恋爱”也许只是借口，但白领的社交圈越来越窄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很多人很想谈恋爱，但他们去哪里找呢？

平时，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出差，客户、宾馆两点一线。收入越来越高，交友圈子越来越窄。和同事，公司有规定不能谈恋爱，自己也不想忍受地下情的痛苦；和客户，也很难谈恋爱，因为客户终究是客户，公私应该分明。剩下的，还有谁呢？

于是，交友派对应运而生。呼啦啦把成千上万单身男女拉到一起，既然社交圈小，那就给大家一个平等、宽松的大环境，随便挑，就怕你挑花了眼。同时，“白领父母相亲团”也应运而生。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人民公园“相亲角”，一位退休教授将放有小女儿照片、自家情况介绍和择偶要求的牌子放在手提袋上，静候“金龟婿”。“女儿29岁了还没对象，做父母的干脆替她相亲，这是家里的大事。”他说他已来过12次了。

“子女在家，父母全包家务；子女买房，父母倾其所有；就连子女找爱，父母也都一齐出动。”这是杜晓桦对许多上海家庭的概括。近两年，“父母相亲团”有星火燎原之势。

2006年，由天津的南开大学心理研究中心、零点研究集团等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男性31.1岁，女性28.4岁，是中国婚龄最高的城市。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海女性对另一半的要求太高”。而这要求，主要来自物质方面。

在上海属于高级白领的张立（化名），就深刻体验到了“上海小姑娘的物质”。张立是北京人，在沪有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典型的70后“奋斗男”，自力更生在上海的黄金地段买了两套房子，不过都是贷款。

经朋友介绍，他决定和上海女孩文欣（化名）相亲，地点安排在浦东金茂大厦的88层咖啡厅，那里的咖啡一杯就要88元——出于绅士风度，地点是女方挑的，买单是张立要负责的。

相亲当晚，在迟到将近1个半小时之后，女主角文欣终于在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大姨妈、小姨妈、舅舅、舅妈组成的一支庞大“亲友团”的陪护下，出现了。女孩打扮入时，肤色白皙，谈吐得体，是典型的上海小家碧玉。张立对她几乎一见倾心。

然而，文欣妈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张立问住了，她开口便是：“张先生，你的两套房子不是贷款买的吧？”文欣爸爸的第一句话是：“侬是上海户口吗？”文欣舅妈的第一句话是：“张先生，你家里将来是要请保姆的吧，阿拉这个外甥女可是什么都不会做噢。”

在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为了缓解过于紧张的“谈判”似的气氛，张立随意地问文欣是否会做上海菜，却意外地让文欣妈妈大为恼火：“侬讲的这叫什么话，会做饭吗？侬可以去打听打听，现在几个独生女儿会去学烧饭，阿拉宝贝还来不及呢，舍得让女儿去烧饭？再说了，阿拉这宝贝女儿一路名校读下来，门门功课都是最优秀的，阿拉小学读的是××小学，上海最好的学校，中学读的××中学，上海最好的中学，大学也是上海最好的大学。而且，正因为这么优秀才被留校做助教，这么优秀的女儿，叫伊去烧饭？侬不要太拎不清喔！”

第一次相亲就在这样火药味十足的尴尬气氛下结束。

就在张立打算放弃的时候，作为介绍人的朋友又传话过来，说女孩那边提出只要他能够保证结婚前把房子一次性付清了，还是愿意交往一段时间的。

出于对文欣的好感，张立满口答应。但两人刚开始交往三个月之后，文欣妈妈又提出让张立给女儿买三克拉的钻戒。市场上，名牌的三克拉钻戒至少50万。张立很是苦恼：“我不过是正在努力的小老板罢了，为了把房子买下来，我已经在节衣缩食了，连高尔夫都很少打了，为了娶老婆让自己的生活品质下降得如此之快，我都快要崩溃了。”

然而，不买钻戒，文欣赴约就变得很不积极，不是推说“不舒服”，就是“今天忙”。这样的情况持续了约一个多月，张立终于决定妥协，毕竟他真的动了娶文欣的心思。于是答应为她买钻戒，文欣要求去香港买，张立正有一桩生意要去那边谈，也就同意了。

结果到了香港以后，文欣每天从早逛到晚，一口气买了五个名牌的手袋，而张立在酒店的房间里发烧到40度，她却全然不知。后来，酒店服务生帮忙为张立叫了救护车，送至医院。

文欣回到酒店以后，发现张立人不见了，服务台给她的留言也没看到，她却只当是对方公务繁忙，并未在意。第二天继续出去逛，直到信用卡刷爆了，才想起向张立求助，他当时正在医院输液。

张立对文欣的挥霍和自私表示了不满，女孩却更是满腹委屈：“我是不折不扣的‘月光族’。自从我工作以来，每个月2000多元的薪水，没几天就用光了，我还得向我妈要呢。可我要是有钱，我找你干吗呵，男人赚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我妈说了，看一个男人是不是对女人好，主要体现在他是否舍得给女人花钱，只有真正舍得给你花钱的男人才是可以考虑的对象，我挺认同我妈的话。”

这件事让张立彻底改变了想法，“这样物质的上海女孩，要不起！”

实际上，张立遇到的还不是最极品的物质女孩。在上海，有个流行的代称，叫“篱笆女”。

在上海著名的生活消费网站——篱笆网论坛中有很多单身女子发贴谈论婚嫁问题，有部分女子表达了对男方各个方面（例如身高，视力，经济状况等等）的高要求。这个“高”是相对她们的自身条件而言，以至于她们根本找不到心仪的对象，于是在某些论坛上出现了“篱笆女”或者“liba女”一词，主要是这座城市里的大龄光棍们用以表示对这类没有自知之明又极度物质的女子的不满。“篱笆女”就成了无视自身条件，对婚姻盲目高要求的未嫁女人的代称。

沪上“篱笆女”的择偶标准，概括起来16个字：“有房无贷，有车沪牌，月入过万，父母双亡。”

举例说明：某“篱笆女”，1977年出生，正宗上海人，身高1.63米，体重48公斤，本科毕业，工作收入稳定。

她要找的人是：“最好出生于1975年或1976年，‘弟弟’不要；希望生活能安康，月薪要税后过万（这个要求不算高，好多MM都要求年薪20万到40万元）；身体要健康，‘眼镜兄’不要（俗话说：啤酒瓶底，闷骚心底。小女子怕怕）；上海人，新上海人也勉强可以；房子一定要有，可以不大，80平方米，但不能有按揭；小车——最好有，实在不行，也勉强可以没有；长相可以不是很帅，不过也不能太难看；最后，要疼我。”

对此，有人给出了一个可行性分析报告：

截至2005年底，上海常住人口为1778万人，户籍人口1360万人，按照男女1:1的比例，其中上海本地男性680万，25岁到44岁的黄金年龄人群比例仅为30.6%，即208.0800万人，在30岁到34岁之间的，52.0200万人。去年本市25岁以上人口中，本科以上学历程度的比例为5.1%，继续缩小至26530人。30岁到34岁为黄金年龄中的黄金阶段，该人群平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按照金字塔比例，收入超过10万元的约为8843人；中国青少年近视趋于低龄化，大学生近视率已超70%，那么不戴眼镜的剩下2653。上海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1岁，就算其中还有一半人没结婚，那也只剩下1326人。上述人群由于年龄、收入关系，有女朋友的居多，算有三分之一没有女朋友，那么剩下442人，按双向选择规律，第一眼印象达标的概率为50%，还剩200人左右。

经过计算，该“篱笆女”寻到目标男朋友的概率为200除以680万，大概是0.0029%。

据上海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市未婚人口比例，女性未婚比例上升幅度大于男性。在2000年至2005年间，女性未婚比例上升2.1个百分点，上升幅度大于男性0.9个百分点。

此外，统计数据还显示，在沪上未婚人口中，中心区比例最高，达到24.3%；高学历未婚人口比例增幅明显。

大都市里的“剩男”、“剩女”越来越多。一个小城镇出身的女孩过了28岁还不结婚，远在家乡的亲友就会半是担忧、半是好奇地询问女孩的父母：你家千金怎么还不找对象？父母答曰：她在上海上班。亲友们就会“哦”一声，表示理解。似乎上海就该是这样，盛产繁华和孤独。

网上曾有一条颇为惹眼的新闻——网友建议“剩男”缴税补贴“剩女”。大致意思为“剩女”现象已然成为目前中国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建议能出台法律条文，赋予“剩女”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具体的操作方案多是针对“剩女”选择做单身母亲这一行为而设置的，广大“剩男”同胞要通过缴税的方法为单身母亲的孩子承担一部分抚养费用。这一假设引来了网友的众多评议，一部分网友对此表示赞同；也有网友觉得这是在瞎操心，不能把女人单身的自由也剥夺了；更有甚者建议“剩女”超过30岁不结婚，缴税补贴35岁无钱娶妻的“剩男”。

议论归议论，上海女孩对于婚姻的原则性从不会因为年龄而丧失。她们不会“病急乱投医”，该列的条件还是一一列清楚的：

(1)身高170cm以上，最好175—180cm；(2)学历必须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关于这一点，父母觉得要求学历相当的话选择面会窄很多，因此放宽要求）；(3)要聪明，有责任心；(4)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至少要门当户对……以上这些可以代表上海的父母对子女的婚嫁要求。

关于第四点，上海姆妈（妈妈）们会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有房的，要是没有房子，生活压力太大了。特别是在上海这样高房价的城市中，一套房动辄上百万，就算父母出钱帮你们付个首付，剩下的几十万也会让你还得蜕掉一层皮。接下来的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中，你会整天提心吊胆就怕丢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来收房子；就算工作稳定你也不敢乱花钱，怕一不小心生活费超支了。就算你勉强平安熬过了还房贷的这二十或者三十年，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你的孩子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你总不能让他将就着老房子吧。于是你又得买房，由于之前还贷没啥积蓄，于是又要问银行贷款，说不定还得卖掉老房子来付新房的首付，想想看，这一辈子就在买房还贷中憋憋屈屈地过去了，多不值啊！

有时，你可能会听说一个女孩准备跟认识了约三个月的男朋友结婚，而她之所以那么快决定结婚是因为男方家里是准拆迁户。只要在拆迁以前结婚，按户口计算就能明显地受益。“今年结婚，三年之内有宝宝就能多分100来个平方，就是200万。”石库门里的爱情，拥有房子才能有安全感。

上海就像一个舞台，当咖啡般的浪漫爱情遭遇到婚姻家庭的人生课题时，精明的上海人就会引领着来到大都会奋斗的“新上海人”一起，开始斤斤计较着现实的利益与得失。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来到大城市里拼搏的人群，“没有房子怎么结婚”几乎成了择偶与婚姻的共识；很多家庭让女孩们努力读书，读出一个高学历，也是为了一个“身价”，一个能够接触上流社会，寻得更优秀男人的机会。

<h3>娶个老婆140万</h3>

如果你有幸成了那个被上海选中的女婿，那么恭喜你，不幸开始了。

上海市婚庆行业协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新婚调查问卷显示，沪上每对结婚的市民花费达到18.713万元（不含购房、买车的费用）。如果连婚房的装潢费用也扣除，结一次婚要花多少钱？上海婚博会组委会给出的答案是：约13万元。

18.7万和13万，分别是什么概念？前者比广州多5万，是哈尔滨的两倍；后者与港台齐头并进。2007年北京城镇居民户均结婚直接消费则是53645元，上海是其三倍。调查显示，上海的新婚消费为全国平均新婚消费的148.77％，超前消费年数达7年，列居全国第一。而上海人结婚消费年均超160亿元。

上海《生活周刊》2009年联合开心网所做的调查显示，445个受调查者中有416人觉得在沪结婚费用“高”，其中更有72人表示“没有能力结婚”。

从上海市结婚消费结构分析来看，上海市城镇居民结婚除购房、车外的主要消费项目依次为：新居装修（78781.19元，占42.16%）、新居用品（含家电、家具等居家用品17048.77元，占18.00%以上）和婚庆宴请（36812.80元，占19.70%），占总消费额的80%以上；其它新兴的结婚消费（如婚庆布置、拍婚纱照、度蜜月等）占15.54%。

如今中国人结婚成本畸高，已经赶超美国。据（2006年2月）报道，美国一家出版结婚书籍的出版社对1619名新婚妇女进行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次结婚要花费27852美元，其项目大体上和中国人结婚相同。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人结婚的花费甚至已远远超过美国人，即使按汇率计算，二者也大体相当。2005年度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645元，十几万元的结婚花费也就意味着耗掉一对新人整整五年的收入。

根据零点指标数据网的一项调查显示，从结婚的平均费用支出来看，2000年后的花费是上世纪70年代前的46倍。

此外，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50多年间，结婚作为中国人的人生大事，其“请客”的形式也在不断“升级换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婚假很短。那时的婚宴特别简朴，一般老百姓结婚就是发一点水果糖和花生给亲友。领导也不过是在食堂加两个菜、包顿饺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豪华婚车”是三轮，婚宴虽“俗”但亲朋好友的祝福真挚。那时的婚礼主要内容是新娘点烟、当众“啃”苹果、亲戚朋友一起哄闹新房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以亲朋好友中普通话说得好的、能活跃气氛的人担当司仪，进而请专职婚庆司仪，进行像演出一样的典礼。

如今，个性化婚礼已成为拉动婚姻消费的主力。除了大摆婚宴外，古色古香的的轿子婚礼、碧波荡漾间的游艇婚礼、欧式庭院里的草地婚礼屡见不鲜，还有白鲸婚礼、植树婚礼、空中婚礼等等也日渐流行。而要实现这些“个性化”，必须投入更多的钱。

是什么原因导致结婚费用大幅攀升？实际上，除了装修，买电器用品、金银首饰等无法减免的费用外，很多情况下，新人以及双方家长讲究“排场”、讲攀比、爱面子、图炫耀的心态，成了影响结婚费用的关键原因。

据悉，80％以上的上海父母愿意为儿女的婚事大办或借钱操办，他们认为儿女的婚事不能比朋友、同事、邻居的孩子差，而新人们也很少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

“对我们家长来说，谁不希望把孩子的婚礼办得风光些呢？”一位儿子将要举办婚礼的家长这样表示。而另一位母亲则说，她的女儿今年将嫁作人妇，婚礼体面与否，关系到女儿将来在夫家的地位，“亲戚朋友都看着哪，要是随随便便就办了，那我女儿以后在男方家里肯定要受气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风风光光把女儿嫁出去。”

正是上海人这种格外好面子、讲排场的性格，使“两情相悦”的爱情在上海滩越来越稀罕，新人反而会因为一场婚礼而心存芥蒂。

任先生和龚小姐新婚不久，婚宴当晚，龚小姐整理亲友送来的礼金，表示将存起来给未来的小孩留着。可公婆表示，婚宴酒水都是男方出的钱，收的礼金当然也应该分成两部分。双方家长为此发生口角，令夫妇俩为难不已。

而王小姐和朱先生由结婚引出的矛盾更令人瞠目。结婚不足一年的王小姐正准备离婚，她的理由是：“婚礼那么寒酸，让我很没面子。”据悉，王小姐在婚前已经怀孕，为尽快结婚，仪式办得很仓促。她对当天婚车的档次、家具没有更新等问题耿耿于怀，认为公婆不重视她，也影响了她和丈夫的感情。

沪上某人气论坛曾有个帖子火爆一时，一个女孩发帖说，她男友结婚不肯装修，也不肯请客，问网友她男友到底爱不爱她。结果网民几乎一边倒地回帖叫女孩离开那个男孩，那种男人根本不能嫁。

此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人认为，结婚在人的一生中就这么一次，现在经济生活条件好了，无论如何也要把婚礼办得体面些，宁肯借钱也不能让人说自己寒酸。“我这一辈子就拍这一回婚纱照，多花就多花点。”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打算花5000元的刘小姐一共被影楼“斩”掉了9000元。“就这一回”的想法使大部分新人在面对新婚消费时，失去了理智的头脑。

随着80年后出生的独生子女逐渐踏入结婚礼堂，很多家有适龄儿女的家长开始为越来越高昂的结婚费用而忧心重重。

在上海某大学从事教研工作的徐老师，对如今年轻人所讲究的婚礼排场很无奈：“想当年我们结婚都是以简单朴素为荣，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追求个性、时尚，结果就是让婚礼成了吃钱的‘老虎’。”

徐老师表示，他的女儿已经有了结婚对象，相信不出两年也会面对结婚消费的烦恼，“今年公布的数据是平均消费18万，那以后呢？会不会比今年更高？”徐老师不禁感叹：高昂的结婚消费还有没有底？

徐老师的担忧也暗示了另一项调查结果。上海婚庆行业协会2006年对新婚人群收入调查显示，月收入小于5000元的占60.99％。其中，结婚新人中有50％以上的费用来源于父母。

据了解，1978年前后结婚的新人，结婚消费总支出平均为1016元，1999年结婚的新人总花费平均为51038元。大多数父母也都成为子女结婚消费的支出者。20年前，结婚新人的父母平均出资为588元，1999年达到23773元，现在则超过10万元。其中，独生子女结婚特别依赖父母，向父母借款的数额比非独生子女高出了一倍。

节节攀升的婚庆消费，令越来越多的新人及双方家庭背上沉重的包袱。新人们在大手笔掏钱的背后，大多依靠双方家庭的财力作为后盾。

最新调查显示，2010年上海婚庆市场的消费能力将超过150亿元，而据估计，全年会产生15万对新人。算一算，恰好每对10万元——需要说明的是，这主要针对婚庆市场，而且仅仅是“保守估计”。

上海市婚庆协会的相关人士表示，根据目前的行情，特别是“世博年”的助推，整个婚庆市场都在上涨，“光婚宴就涨了一成，好一点的酒店，2800元一桌是起步价。”换言之，新人们解决了装潢、家电、家具等费用之后，还要应对“涨声一片”的婚庆。

那些好不容易闯过前几关的新人，还得继续“咬牙”坚持，甚至为了筹钱绞尽脑汁、花样百出。周倩琳去年10月办的酒席，其实结婚证早领了，“但房子、装修、家电……轮到婚宴，真的弹尽粮绝啦。”无奈之下，她和丈夫只能暗示亲友、同事，靠“预收红包”才筹够了款项。

无独有偶，在百度“婚庆吧”有个帖主称，自己竟然是先凑了办酒席的订金，随后靠现场收到的礼金支付酒水钱。此外，诸如向亲戚“调头寸”（上海话“借钱”的意思）等行为，已屡见不鲜，申城银行甚至推出了“结婚贷款”这项服务。

当然，新人结婚最重要的“资助者”还是背后的家长。据统计，五成以上的上海新人都要父母资助，从购房到婚宴无一不包。《生活周刊》联合开心网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婚房一项，就有49%的受调查者或由家长首付，或干脆由家长提供房子。如果加上其他费用，比例还会上升。而如果直接把购房纳入“结婚成本”。这样的话，在上海“娶个老婆”的总成本就得增加上百万元。

某婚介网站的“老法师”（上海话，意指某行业达人）说，自己接触过许多恋人，“谈恋爱的时候很顺利，筹备结婚了，最终却倒在了房子上。”据他观察，男方买不起房子只能和父母同住、房子太小，是阻碍甜蜜恋人走入婚姻的最大阻碍。他指出，由于近些年房价居高不下，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人们最难承受的“结婚成本”。

《生活周刊》和开心网进行了《你最大的“结婚支出”是哪一项》的调查，有73%的人选择了“自己购房”，而婚前就有房子的仅为12%。在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高达6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已经购房。其中，55%的人认为购房原因是“有房才有保障”，而13%的人觉得自己虽能接受租房，无奈对方不同意，只能勉为其难。

以上分析显示，婚房占据了婚姻支出的大半个江山，对结婚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参与调查的读者葛菁菁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中国人还是比较传统的，房子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安定，没有房子，总是会觉得流离失所，或者漂泊不定。”

结婚需要房子，但你也知道上海的房价已经涨飞了。结婚消费比GDP和CPI跑得都快。怎么办？在“吃饭”和“娶老婆”之间，你选哪个？

第二章进城当“冲头” 5、养儿触霉头

截至2009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1921.32万人。常住出生人口16.46万人，其中户籍出生人口为9.23万人；常住人口出生率为8.64‰，户籍人口出生率为6.62‰；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其中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2‰。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自1993年以来连续17年呈负增长态势。

上海针对生育问题做了一个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上海市户籍人口中表示不愿生育的比重占7.93%，与2003年相比上升3.37个百分点。来沪流动人口中不愿生育的比重占2.49%，与2004年相比上升1.1个百分点。

在上海，沉重的养育费用是年轻夫妇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生孩子成了名副其实的生“贵”子。有人因此戏称自己“被丁克”。所以不得不说，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家庭而言，在上海生养孩子就是触霉头。

触霉头，亦作“触楣头”。上海方言，意指“遇事不利，遭遇不好”，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倒霉。

为什么说在上海生养孩子就是“触霉头”呢？原因还是那一个：太贵。俗话说“养儿防老”，但在上海，生养一个孩子，你可能老得更快。

在上海一家网络游戏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孙彻于浦东东方医院剖腹产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婴。5天的住院生产费用约6000元，加上产检的5000元钱，她共用了1万多元。孙女士的花费虽然不菲，但是在生育消费节节高的上海，还算不上高消费。

2004年，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上的和睦家医院开始运转，这是一幢蓝白相间的四层小楼，外表并不出众，价格却令绝大多数人咋舌。医院代理总经理盘仲莹说：“我们医院顺产生个孩子套价是6000多美元，剖腹产为11000美元。”

实际上，在10万元“天价”生育费用出现以前，上海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院堪称“奢侈”的生育收费早已屡见不鲜：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VIP产科一天的住院费为5000元人民币，产前检查的挂号费为300元；位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的美华妇产科报出的顺产价格为2.5万元，剖腹产为4.5万元，后者限住4天，超出一天的费用为3000元……

孙彻的婆婆说，在过去“大力生产”的年代，生个孩子就像买棵白菜，便宜得很：“20多年前，我生孩子不过花了50多元，也就一个月工资。现在工资涨了30倍，生孩子的费用却涨了100多倍！”

如今，生育一个孩子动辄就需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孙彻的婆婆掰着指头算了起来：住院前在医院花了2000多元；住院后，无痛分娩、药费、床位费、治疗费、婴儿游泳等加在一起，打出的单子是7213元，再加上各种补品花销有近万元。

从50元到1万元，这中间的费用落差可以发电了。

“孩奴”现象困扰“80后”群体，超过八成以上的年轻家长感到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太大，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持续上升，“丁克族”越来越多。“吃进去的奶粉进口的一百多块钱，拉出来要用尿不湿，名牌的又一百多块钱，进出都要钱，整个儿一双向收费！”中的这句台词幽默地概括了“孩奴”们的生存境况。

在上海市针对生育问题的专项调查中，养育费用太高是人们不愿生育的首要因素，占52.99%；长期享受二人世界和怕影响事业发展也是导致人们不愿生育的重要因素，分别占48.28%和35.10%。可见，养育成本的增加和竞争压力的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要孩子或推迟生育。

另外，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呈明显的正比关系。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月收入在2000元及以下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00个，月收入在2001-6000元的为1.12个，月收入在6001-10000元的为1.16个，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为1.32个。

身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上海市政协委员、知名舞蹈家黄豆豆，对“孩奴”问题深有感受。他表示，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到底是要小孩还是要事业，有孩子之后如何更好地兼顾照料老人，已经成了一道“三难命题”。

“我们这代独生子女已步入‘4+2+1’模式。要赡养4位老人，如果夫妻俩再养一个孩子，有时不得不‘被丁克’。”黄豆豆用数字打了个比方，一旦4位老人中有一位生病，光照料、陪护都会让夫妻俩忙不过来，更何况多添一个孩子？而且孩子的事情不比老人少，他的每一步成长，都需要父母花费精力。这样一来，“简直就是老人和孩子难以两全。”

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白领张艳，就认为一旦怀孕，自己就会从富裕白领变成超级“负翁”。

张艳说：“我是80后，刚刚结婚，小有积蓄。除去每月的房贷，跟老公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出国旅游、血拼也还是一样不少。可是，如果生孩子的话，不说现在这点钱肯定会捉襟见肘，而且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也没有了。”

张艳自己和老公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8000多元，除去每月的房贷2500元以及每月的水电煤生活费等固定开销3000元之外，还剩下的2500元基本就是两人一个月的“娱乐费用”，“虽然不算多，但是至少很滋润吧。”

“可是2500元‘零花钱’，要生个孩子的话就真是不够了。”张艳说，自己今年已经快30岁了，确实是到了要生儿育女的年龄，她自己也曾在各大论坛与其他准妈妈交流经验。“但是跟准妈妈们一聊，我想要生孩子的念头就完全动摇了。”刘小姐说：“论坛里的妈妈们有的专门从美国购买了昂贵的胎教仪和胎心仪，有的则是花几千元报名参加孕妇瑜伽班、音乐胎教班。且不说怀孕阶段要吃的补品等价格，就说全套的胎教、胎心仪这些目前的‘孕妇基本配置’就要2000多元。”

“如果我生孩子的话，我跟老公的零花钱将全部归零，平时的生活水准也必须下降，这样才能负担起一个孩子的费用，真的成了‘孩奴’了。”张艳说，正是因为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所以即便老人催促他们赶快生孩子，小夫妻还是坚持着“二人世界”。“一想到有了孩子之后的生活，我只想做‘丁克’。”

除了怀孕阶段的“早教”费用，更让张艳头疼的还是网上的妈妈们晒出的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每月花费。“怀孕的成本接近我跟老公承受范围的极限了，如果再算上生完孩子之后的费用，我简直不敢想象，每个月除了还房贷、养孩子，我自己还剩下什么。”

在沪上许多论坛，不少“80后”网友晒宝宝这一年消费的帖子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请月嫂，一个月4500元”，“宝宝一个月要喝掉1500元的奶粉”，“女儿上好的幼儿园两个月5000元”等等。各类帖子各有看头，但共同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生孩子难，养孩子更难。”

网友“宝妈”说，自己和老公的月薪都是过万的，然而，除去每个月房贷5000多元之外，儿子的每月开销就要7000元，“除去家里的吃用开销，剩下不多的钱必须得全部存起来做儿子的教育基金，我跟老公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只赚不花了。”

帖子中写道：“两家老人年纪都大了，为了带孩子家里只能请育婴嫂，每个月保姆的工资是2000元。儿子现在上的是音乐幼儿园，每个月幼儿园的学费和伙食费就是3000元，再加上小孩子的服装费、奶粉钱、保险费，周末的英语兴趣班和钢琴补习班，7000元还是保守估算的。”

到了孩子上学的年龄，教育的费用才是重头戏。家长孙先生称，儿子小升初，大人就像扒了一层皮，从一个月5000多元的冲刺考级班、口语集训班，到托关系走人情的“交际费”，到最后的择校费，为了上重点中学花了将近10万元，这还仅仅是义务教育阶段。这也难怪更多的人选择不要孩子，实在太贵。

2009年6月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某育儿网站联合公布了《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0-6岁）》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上海市民把小孩养育到6岁需花费11.8万余元。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个孩子只要几元钱，80年代四五十元，而现在已上涨到四五千元。所以我和太太打算攒够了钱再说孩子的事情。”已经结了婚但一直处于二人世界的郭先生感慨道，“我不存够100万元是不会要孩子的，因为周边朋友家的孩子都在国际学校念书，孩子的性格发展很好，所以我也打算让孩子在国际学校这种环境下长大。为了这个环境，我就必须先赚出足够的钱，否则今年这个危机，明年那个危机，会让家人很不安心。”

黄女士的小孩刚上小学，为让孩子读上好学校，黄女士在静安区买了一套二手房。黄女士说：“确实是咬着牙买的房子，把全家积蓄都花了，原来住的新房也租给别人了。”而为了孩子读书方便购买“学区房”的现象，在上海市区很普遍。

2006年1月，有专家计算出在一座大城市养大一个孩子的花销在50万元左右，然而根据家长们所说的各项育儿花费计算，目前应该已经远超这个数字。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有些家长自嘲道：“生孩子就像股票被套牢，但股票可以解套，而这只股却永远也解不了。”

“养儿防老，但现在养个孩子，只能让人越来越老，生活压力太大。”黄女士坦陈。

<h3>结语</h3>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于2010年7月出台了最新的全球生活费用指数排名，日本东京跃居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上海排名第46位，也是全球240座城市中，生活成本最高的中国城市。

上海的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已经和正在逼走相当数量的人才。有人早就清晰地看到了这一事实。因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称，“人和”是上海最欠缺的。

“上海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屠启宇举例说，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整洁、美丽，还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们到了那里之后就会莫名兴奋，有干事的冲动，“这种感觉在海南有，甚至在广西北海也有，今天却在上海荡然无存。”

那么，你对这座城市，还能指望什么？

第二章进城当“冲头” 附录算算上海这笔账

上海市副市长胡延照在2010年1月27日参加市政协会议时，自爆年收入为15万元，按照当前的人均年收入来看，要20个人才能养活他。同时，他表示上海的生活成本已经很高（新民网）。而每年有200万版税入账的青年作家韩寒，也说以自己的财力和上海的消费成本，只能买价值100万元的偏远地区的房子（《青年报》）。

没人会把这两人归入普通市民的行列，但他们同样在感叹上海的昂贵。究竟，上海有多贵？让我们多多比较，用数字说话。

一、总况：你的一生大概要花多少钱？（单位：万元）

<h3>（一）结婚：娶个老婆140万</h3>

上海市婚庆行业协会2005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上海新人结婚平均花费达16万元。结婚花费包括拍婚纱照、买珠宝首饰、摆酒席、请婚庆公司等，婚房和婚车尚不包括在内。（《扬子晚报》2005年7月17日）

如果将结婚必须的婚房计算在内，那么各大城市娶一个老婆的代价都不低，而上海最贵：上海140万元，北京106万元，苏州85万元，杭州115万元，武汉45万元，南京70万元。（中青在线2008年1月25日）

有网友以讨一个条件在中上（学历大专以上、身材相貌较好、有稳定的工作）的上海老婆为例，粗略计算一下各项成本，如下：

(1)房屋一套，以均价10000元计，10000×100=100万。

(2)装修，以中等装修，100平方米算，计15万。

(3)家电及家具，计10万。

(4)轿车，以普通代步车为标准，计10万。也有部分通情达理的杭州女孩同意以电动车作为替代品，计1500元。

(6)度蜜月，以港澳、新马泰、云南、海南为主要出行地，平均每人费用以6000为标准，计6000×2=1.2万。

（7）从泡妞到决定结婚这段时间，包括出去吃饭、买礼物、娱乐、旅游、送女友父母节日礼品等，平均每月以1800元的标准，谈2年，计1800×12×2=4.32万。

综上，各项成本合计100+15+10+10-0.5+1.2+4.32=140.02万。

<h3>（二）住房：100万是首付</h3>

周立波说，“房价涨跌跟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汤臣一品几年前卖10万一平方，没人买，今年涨到16万一平方还卖出去好几套。你们去想——16万打个对折8万一平方，你会去买吗？照样买不起，再在8万上面打个骨折价，4万一平米，还是买不起。这样的房子送给我我也不要，因为付不起物业管理费。”（《诙新闻》）

事实同样证明国家调控没能按住上海房价的牛头。最新数据显示，本轮调控启动至今的近20周，上海商品住宅周成交均价平均高达22261元/平方米，这几乎创下上海房价新的高峰。（《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9月2日）而且从2010年3月下旬开始，上海部分楼盘一年内的房价涨幅超过150%。以万科开发的纯独栋别墅翡冷翠园为例，2009年3月，该楼盘成交均价31529元/平方米，到2010年3月，其成交价格达到81576元/平方米。（《上海证券报》2010年4月7日）

所以，上述网友开出的“结婚清单”中，婚房那100万的成本，按照眼下的上海房价，恐怕也只够一个首付而已。“在上海滩买一套300万的房子，都买不到什么好地方，外省的移动问候都可能来光顾你。首付150万，自己出100万，剩下50万问父母要就是啃老族，向朋友借就连朋友也做不了了。还有150万问银行借款，就算利率打7折，每个月也要还给银行7,298.53元，30年一共要还给银行利息2,627,470.80元。262万多！银行是你爸？”（《诙新闻》）

<h3>（三）养儿：一个孩子49万</h3>

说到生孩子的大事，一般情况下，如果不需要特殊的待遇，上海和国内其他一线城市，如北京等的费用标准差别不是很大，顺产2-4千元，剖腹产6千元左右。但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特需门诊做产前检查一直到最后生育，生一个孩子的平均花费在1万元左右，这就是所谓的“豪华特需待遇”。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的美华妇产科报出的顺产价格为2.5万元，剖宫产为4.5万元，后者限住4天，超出一天的费用为3000元……虽然费用高昂，但由于针对的是高收入人群，院方并不担心缺少顾客。（《解放日报》2004年12月20日）

冰心有一篇小说题为《分》，说的是在医院的婴儿房里，两个新生儿由于父母的经济状况不同，从赤条条一出生起就已经有了阶层的差异。而这样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上演。

2003年11月，在制定新的《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同时，上海市人口计生委进行了一项针对上海18-30岁青年人生育意愿的调查（有效样本20649人），调查显示：被调查者打算生育子女数平均为1.1个，不生育者占4.48%，生一胎占81.47%，生二胎占13.70%，生多胎占0.35%。而选择生一胎者，有55.5%的人最担心的是孩子高昂的养育成本，事业发展、经济负担和孩子就业等依次排列其后。

上海年轻人的担心暗合学者徐安琪的研究结果。徐安琪在《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一文中分析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为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这还未包括社会赠送、学校免费、春节压岁钱等5万至6万元的收入。这是徐安琪根据上海市徐汇区调查结果作出的分析，被调查者中59.3%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2-6万元之间。尽管因为经济差异和收入水平差异，49万这一引起巨大轰动的数字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仍旧能够感受到孩子的抚育成本对于家庭经济的影响力。一个上海徐汇区的居民家庭如果再生一胎，意味着要付出另一个49万。（《新周刊》2009年7月23日）

<h3>（四）出行：耗费工资的14%</h3>

上海出行成本实在太高。

市政协委员屠海鸣算了一笔账：上海地铁3元起步，最高票价可达10元，公交票价2元；即便有换乘优惠，部分市民上班单程车费就需十几元，一月车费支出高达500多元。2009年，上海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566元，出行成本占到了收入的14%。上海市委秘书长凤懋伦表示，公交费耗费收入5％以上就不合理。（《东方早报》）

相比之下，北京地铁全程统一票价2元，公交线路更是全国最低票价，刷公交卡的话，不论远近，大都是0.4元。这是上海市民难以想象的“优惠”。

申城的出租车也已两度提价。2009年10月11日起，上海出租车运价全面上调，市区小型客车起租费（即“起步价”）由11元调整为12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据测算，此次调价后上海出租汽车平均每车次提价幅度为10%左右。（新华网）

<h3>（五）餐饮：开销全国最大</h3>

2010年二季度上海市民“下馆子”开销最大，人均消费为72元，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深圳以人均餐饮消费66元的额度紧随其后；北京市民下馆子人均消费64元，位居第三。杭州和广州的市民下馆子的开销则相对便宜，人均餐饮消费分别为58元和52元，南京是二季度餐饮消费最低的城市，人均48元。（《文汇报》2010年7月18日）

倒不是说上海特别能吃，而是在上海吃顿饭确实很贵。上海中医药大学对上海主要商圈CBD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调研显示，上海西区某商圈白领午餐花费人均26.8元。这样的价格也只能买到一份简单的套餐或盒饭。（东方网2009年9月23日）

<h3>（六）退休：还要116万养老</h3>

上海有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1.5比1的赡养比。就是说每3个在职的上海人要养2个退休的，而全国这一平均是3.2个人养1个人。这个看似微小差别的数据，给上海增加的压力却是空前的。（南方网2009年4月1日）

有人曾统计如果以3%的通胀计算，如果60岁退休后每月支出1000元，而你的寿命是80岁，那么，你将需要花58万元；如果按每月支出2000元计算，则为116万元。也就是说没有一百万，养老免谈！

2010年2月7日，上海市正式公布了增加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方案，退休人员人均多拿170元左右，增加后的月基本养老金最高可能达到2030元。但是和上海的高消费相比，也仅仅是刚够温饱，还要祈祷不生大病，否则医保卡里的钱可能连住院费都交不起。

上海市政协委员孙安民说，他的老师，一位为当地作过巨大贡献的高级专家，因养老金微薄，出门看病都要选坐1元无空调的公交车。“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退休待遇在上海同样存在。（《南方周末》2008年2月2日）

第三章上海白相侬？ 1、榨取外来者

虽然许多媒体把上海这次户籍改革的动向评价为“打破了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坚冰”，但事实上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2月23日公布实施的“户籍新政”（试行三年），并非免费午餐。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说，上海的这种做法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逻辑是相悖的。它看学历、讲贡献，把上海户口当成了一种有偿奖励，最终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利益的权宜之计。

<h3>七年之“养”</h3>

2009年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按照规定，符合以下条件者可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1）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七年；（2）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3）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所得税；（4）在本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5）无违反国家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

注意，以上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而非“任选其一”。条件之苛刻，一看便知。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于新政颁布第二天在央视的《新闻1+1》中表示：上海的一些做法尽管是立足于当前的一些形势和具体问题的需要而做的尝试，可以理解，但是它和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的逻辑是相悖的。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的户口一体化和统一化，而上海的这项新政，主要仍然是一个户口管理，更具体的说是关于户口准入管理的一些改革。

上海户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背后有医疗、福利、教育、就业机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等这样一些福利。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淡化户口的含金量，而上海市的这次户籍改革非但没有降低含金量，反而将使得居住证的份量变得更加沉重。

起初，一听说持满《上海居住证》七年就能“转正”，让上海600多万外来人口中持有居住证的450多万人，欢呼雀跃。满怀憧憬地期待细则的进一步公示。然而，真到了“东风吹梦到沪上”之时，包袱抖开，见到的却是一道令人沮丧的“脑筋急转弯”。

原来传说中的“七年为期”是有附加条件的：其一是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这是经济条件；其二是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这是身份条件。

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看来，上海现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高端人才竞争，而现在户籍问题实际上成为人才引进的一个瓶颈。户籍改革符合城市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能够完全符合标准的人才非常有限。丁金宏坦言，作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本次户籍改革必定是要为上海市自身利益服务的。

丁金宏说：“首先政府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兑现了一个承诺。我觉得上海出台人才居住证，是一种人才优先或者是发展优先的战略思路，也就是上海要建立四个中心。特别是经济金融中心，那么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必要的前提。”

不过，丁金宏同时指出：“从某种程度上，上海的户籍新政仍然是一种嫌贫爱富的选择，这样一种改革某种意义上还在利用户口的含金量，就因为它有含金量，所以政府要拿它作为引进人才的工具。”他说，“也就是城市的价值观至上，这不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价值观，城市利益要得到充分保障，城市的价值要得到优先体现，当然城市当中人的话语权也最强势，所以这些也都决定了城市自身的利益会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考虑。”

户籍准入门槛的调整就上海的目的来讲，是为了吸引人才。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先后在1994年、2002年、2004年三次调整户口迁移政策，这次“居住证转户籍”改革被称为上海第四次户籍制度改革。

“盼了好多年盼来新政策，没料到与期待差这么多。”田晓清今年34岁，已经在上海打拼10年，说起户籍新政，他有些失望。

田晓清2004年底申请获得了上海市居住证，被卡在了7年这个门槛上。“现在看来，条件虽然诱人，但是真正能够拿到户口的人，恐怕只是少数。”居住证持有要满7年，这一条件几乎难住他们公司的所有“沪漂”一族。上海自2002年开始实行居住证制度，在他们这家外资公司，同事获得居住证多在2004年到2005年。

不过，对更多的外地人看来，他们面对的不止时间这一道门槛。

陈崇彬、赵雪林夫妇来自福建，2008年刚刚拿到了人才居住证，多年来一直在上海从事钢材生意。陈崇彬说：“我们从1994年7月1号到上海，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我们也期盼成为一个新的上海人，但是我们出来早，文化学习这块比较薄弱，肯定也没有这个中级或者高级职称，这点就达不到。”

妻子赵雪林说：“外地人来上海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按道理说，我们要比一般的中级职称的人，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更大，因为我们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包括税收等等方面。”

为此，他们拨打了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咨询电话。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中级职称不能办理户口，而且三年后的政策还会变化”。这样的答案，让夫妻俩很失望。

事实上，首批符合“累计7年”条件的人只有3000名，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人数将会更少。而如今，上海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有600多万人，办理居住证的是450多万人，在这之中拥有上海市人才居住证的，有机会获得上海市户口的人数，不过30多万人，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事实上这次户籍改革与其他的420万人无关。

有人以所谓国际经验来解释上海的“转证”条件，但立刻在网络上遭到一片声讨，有网友指出：“这些经验都是国与国之间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拿来对付国内的流动人口或‘非户籍人口’，这合适吗？”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国际经验可用，上海的规定也更为苛刻。譬如，瑞典规定，在瑞典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我知道一个个案，移民到瑞典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满了6年，照样可以入籍。在国际惯例中，除了‘坐移民监’，还有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那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符合条件，立即就办手续。而现在的‘新政’是必须同时符合所有的条件才行，这比国际移民还要严格得多。”

按照上海市的相关规定，像陈崇彬夫妇这样没有高学历的人，就连拿到一张人才引进居住证都难度不小，更何况是上海的本地户口。而在上海数百万外来人口中，真正能满足五项条件的实属凤毛麟角。最终，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户改新政给人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

有人说：“从短期看受益的是这次拿到上海市户籍的人，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受益的是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

对于这一观点，王锡锌教授表示：“有条件的同意，因为从短期来看，我想这个短期还需要加上一个长期条件，就是户口背后的一些特殊福利必须要维持。维持了，我拿到户口才有用。如果我拿到一个户口仅仅是为上海人这样一个符号，而后面这样一些特别的福利没有了，那短期内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得到，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这些福利要保证。从长期来看，是否对上海的经济是一个推动，当然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我可以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考虑国家关于户籍制度改革一个总体的战略，比如说2020年左右，学者估计，那时候我们要启动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恐怕是要破除的，而现在这样一个改革可能与那个目标是有距离的。”

言下之意，一旦全国正式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大势所趋，那么，任劳任怨在上海熬了七年，为了职称，为了保住工作按时缴纳各种税收，勤勤恳恳的外来者将上海居住证变成上海户口之后，得到的只是一个上海人的符号，户口本背后附带的珍贵的各项福利，将因为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而被打破——你有的，乡下老家的人也有了。专家预测，这种情况或许就会发生在未来十年间。那么，当初在大都市的隐忍和坚持，又是为了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将“亦喜亦忧”吧。

丁金宏也认为，因为不符合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所以上海的这次“户籍新政”注定也会像上海市前三次改革一样成为权宜之策。

政策随时会变，而你为了上海耗费的七年青春，永远一去不返。如果你只是为了一张上海户口，而忍气吞声地留在这座城市里，那么你就该再次认真掂量，这样的交换到底值不值？

<h3>为“上海人”买单</h3>

事实上，除了吸引人才来沪工作，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之外，从外来者身上获取经济利益，直接榨钱，也是上海在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上更“开明”的原因——“社保（全称社会保险，对居民而言，社保即通常说的“五险一金”，“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即是住房公积金）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入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2009年1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与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

2008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2382.3亿元，同比增长13.3%。与之相对的是，上海市2008年地方财政支出2617.7亿元，比2007年增长18.9%。在外界看来，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背后，折射出上海正面临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

显然，上海市政府在资金调度上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人说为什么上海不像北京一样把公交包下来，上海没条件。北京不贴社保养老金，所以每年贴100多亿给公交，而上海每年财政要贴160亿给养老保险。”上海市市长韩正在2009年会见政协委员的时候表示。

韩正说：“目前上海已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230多公里，每天客流300多万，2008年收入35个亿，但是仅需要返还的利息就高达28亿，收入仅够支付利息，银行贷款的本金如何归还，还是个未知数。”

韩正还特意再次给政协委员算了两笔帐。韩正说：“按照规划，上海的轨道交通1-13号线，总里程350公里，预计总投资2380亿，政府至少要拿出35%近833亿的资本金。在已经将1、2号线的回收资金平铺用于新开工的线路项目资本金的情况下，现在只到位近700亿元，还有200亿元，我也不知道哪里来。”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上海市200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09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121.4亿元。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加深，及社保体系“隔代支付”的特点，上海未来社保的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

俞正声说：“我来上海之前，曾向中央领导包括曾经在上海工作的老领导请教，上海发展中应该注意什么。有些同志和我讲，上海现在的钱多得用不完，我来上海之后感觉钱是很多，但我随后发现上海财政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好，上海各类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

在一系列财政问题中，最让人苦恼的是上海社保基金的“入不敷出”：“这一情况已经到了出现严重穿底的境地，而未来二十年这一用财政收入填补社保基金窟窿的局面会越来越严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

就在上海市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社保基金的窟窿越来越大，连俞正声都不得不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上海做了什么？让外来人口一起参与进来，与上海市户籍人口一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但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2009年7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俗称“城保”）对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人员打开一扇门——允许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在上海缴纳城保。

根据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最新规定，从2009年7月1日起，外省市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上海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应当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并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或者为单位需要的其他专门技术人员等，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以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2009年2月公布的户籍新政，也意在吸引符合条件者申办上海市居住证，这样的人群，在上海市有近200万，而7月份改革之后，上海纳入城保范围的是几乎所有外省市户籍在上海就业人员，数据显示，这一人群的数量达到600万之巨。

以一个持居住证者月平均工资5000元计，其企业缴纳的“三金”额一个月即达到1080元，全年即12960元，目前上海市持居住证人口约21万，仅此一项，社保基金每年增加收入约2.7亿（社保资金中企业缴纳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比例分医保和社保，略有区别，难以精细计算，但企业缴纳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入统筹账户的）。

而从远期来看，上海有约200万外来人口都是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如果这200万人全部办理居住证，那社保统筹账户每年可增收27亿，可以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保“穿底”的压力。

但是，上海在对外来人口打开这扇进门的同时，另一扇出口的门却还紧紧地关着——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了城保，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金。

“这是一条只看得见进口，看不见出口的路。”在上海市某台资企业工作的王蕾说。在上海，和王蕾处于一样状况的人有近600万。眼下的问题是，只能缴费却无法领取保险金严重影响了这600万人的缴费热情。

“按照目前的政策，参加‘城保’之后，拿到的钱可能更少。”这是王蕾研究完新政之后的结论。

根据新政，没有上海本市户籍的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城保”，在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之后，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现行的政策，缴费人可以自己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机构申请，将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和年限转过去，但是，能转移走的只是个人账户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不能转。”社保局的相关人士表示。

这就意味着，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户籍人员，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医保账户的情况也和此类似，离开上海时只能转移走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则不能提取。

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供的信息，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人员，每缴满12个月，可获得一张老年补贴凭证，在男性年满60，女性年满50周岁之后，可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目前大约是1000多元。

“我算了一下，基本上等于几十年后拿回本金，但好歹还能拿到单位为个人缴纳的部分，而一旦参加缴纳‘城保’，将来转回原籍，等于单位缴纳的部分一分钱都拿不到。”王蕾说。

尽管拥有居住证的公民一样可以在上海享受子女就学、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保政策，但是细究起来，其待遇却大不相同。

首先，拥有上海市户籍者，必须参加上海市城镇保险，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四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办理居住证的劳动者只强制缴纳“三金”，企业无须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

其次，居住证和户口最大的区别在于：持居住证者尽管在上海缴纳养老保险，但并不纳入上海的养老体系，不能在上海支取养老金。换句话说：企业为持有居住证的劳动者缴纳的养老金，劳动者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

医疗保险的情况也是一样，持有居住证者，退休前可在上海享受上海本地医疗保险。而退休后上海不承担居住证的医疗保险，退休后需要转回原籍，只能转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不能提取。

正是这些支取条件的限制，加上从2002年至2009年1月，居住证转户籍的大门一直紧闭，使得上海市居住证的办理比例一直不够理想。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外来人口近600万，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员超过433万人，但这其中占多数的是临时居住证，达到392万人，临时居住证的办理者多数办理的是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而非城镇保险，而可以办理城保的人才类居住证的不过20万人。

上海600万外来人口中，有200万属于吸引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对象，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表示，但这部分人群中，办理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提供的一组数据更能反映问题：2002年推出居住证制度的当年，上海办理人才类居住证7500人，当年户籍引进4.67万；2005年，办理居住证人数才首次超越办理户籍人数，至2007年，上海办理居住证5.43万人，当年办理户籍2.42万人。而这背后的背景是：从2004年起，上海大幅度提高了进户籍的门槛，60%以上的本科生申请不到户口，只能申请居住证。

在这种情况下，为居住证转户籍撕开一道口子，好让更多外来人才积极主动申请上海市居住证，以便增加缴费人员的数量，成为上海最现实的选择。《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中，也鼓励参保人多缴社保。在第六条（激励条件）中提出：最近连续3年在本市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技术管理和关键岗位人员可不受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等级的限制，可以优先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仔细一瞧，上海市实施的一系列对于外来人口、人才引进、户籍改革的措施，全都可以落实到一个字：钱。而上海的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在这座城市看来，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她的魅力掏钱，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了“成为上海人”买单。

第三章上海白相侬？ 2、白领被“白领”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白领”？按美国的标准，白领是指年薪在8万美元、从事纯粹脑力劳动的人。

但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词又变了味儿。所谓“白领”，就是今天发了薪水，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买了油、米、方便面，摸摸口袋剩下的钱，感叹一声：唉！这月薪水又白领了！——有位网友这样解释自己的白领身份。事实如此，近些年，白领们头顶的光环已渐渐退去。

尤其是在昂贵的上海。对“白领”们来说，上海就像吸血鬼，将他们的人生瓶盖打开之后，插根吸管，把瓶子里的“青春、热情和希望”一饮而尽——三分之一拿来养活现在的自己、三分之一存起来养活未来的自己，另外三分之一拿去养活“别人”，所谓“别人”包括餐厅老板、KtV业者、服饰店小姐，还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h3>幸福感最低</h3>

上海最早的一批Office先生和小姐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1984年8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成立，它是当时惟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向外商驻沪机构派员的市属国有企业。从此，外企在上海的派驻机构雇用本地员工有了通畅的正式渠道。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这幢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墙建筑，让当时还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上海人“弹眼落睛”（上海方言，泛指好看，也有眼前一亮的意思）。进出男女个个西装革履、体面至极，以致一些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然而，根据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于2005年对京、沪、穗、深四地平均月收入在1.5万至2万元、年龄在23岁至38岁、所属不同行业的白领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的高档写字楼里当白领，物质满足度相对其他城市可能较高，但幸福感最低。

53%的上海白领购买过奢侈品，以23-30岁这一年龄段为主；而北京的比例为45%，以28-35岁白领为主；广州为37%，以25-32岁年龄段为主；深圳为28%，年龄段以27-35岁为主。

上海白领奢侈品消费主要集中在购买高档服饰、家具用品以及古董收藏等方面。可锐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分析说，23-30岁的年龄段是四地中最低的，说明上海成熟白领对奢侈品消费渐趋于理智，但年轻的高收入白领们却大多抱着盲从的心态在消费奢侈品。

为什么上海的年轻白领会出现这种心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行为又逐渐减少呢？可锐同期对京、沪、穗三地跳槽白领生存状态的调查，可以给出答案。

该项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工作现状，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北京为53%，广州为47%。

分析认为：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压所”，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压力；其次，上海是一个工商社会，其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压能力；再次，虽然上海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市场，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识比较强，爱比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谈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样目光，生存压力可见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费、就业环境等带给人们的物质压力更是明显。

虽然收入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都遥遥领先，但在四地白领幸福度的比较中，上海白领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却是最低的。可锐职业顾问通过幸福指数的比较，比如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为重点进行综合调查，上海白领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领的幸福度最高，随后是广州、深圳。

说白了，上海白领的压力来自于对物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主动，但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贵，而置身于这个繁华大都市，贫富差距格外鲜明且刺眼，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

<h3>不如蜗牛</h3>

《解放日报》曾于2009年刊登了一篇对该市白领生活状况调查的文章。该文透露，上海白领生活中的住房开支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高，给大部分白领带来压力。

在被调查者里，每个月挣3000元以下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几乎全部在10%以下，这些人都是有住处的上海本地人，因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还房贷的费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这三档收入水平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分别在10%、10%-30%、30%-50%这三个档次。

“在上海，买不起房，工作压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归去！”这是白领小于在离开上海前发的最后一个帖子。小于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和丈夫两人的月收入税后都有7000多元。然而，这样一对业绩可观的白领最近却考虑“出海”——“跟着老公回重庆”。小于说，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错，不仅待遇优厚，公司还经常会有去日本培训的计划。“如果我们有套房子的话，在上海的日子其实是很滋润的。”

然而，今年已经年过30的小于怀孕了，这让她和丈夫必须要考虑房子的问题：“我们两个的存款过日子绰绰有余，但是要买房却是望尘莫及。”小于说，自己和丈夫几年前就考虑过要买房，但是当时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无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庆的解放碑附近买了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商铺。

“当时我们想先投资买个商铺，租金可以存起来在上海买套房。”不过，几年下来，小于靠着重庆商铺出租赚来的租金远远抵不上上海楼市涨价的脚步。即将到来的小宝宝又需要住房，于是，小于和丈夫就考虑着要回老家了。

由于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于的老公在重庆得到了一份外资公司客户经理的职务，月薪9000元。小于说，来到重庆，“钱赚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质量却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房子位于重庆的市中心。考虑到小宝宝马上要出世，我们刚买了一辆车，日子过得非常舒适。”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楼市的频频跳价中，不断攀升。年轻白领想要在上海落脚的梦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渐脆弱，房租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让不少白领望楼兴叹。“我希望能够在上海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梦即可！”27岁的童睿（化名）感叹说。

童睿说，虽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凭借刻苦和努力，毕业时他以一人独得6个offer的成绩“笑傲”全班，在众多企业抛来的橄榄枝中，广告专业的童睿最终把一家大型公关公司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当时这家公司给出的月薪是5000元。

“50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当时我们班不少同学都为找不到工作烦恼，而大部分同学得到的工资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这样拿到5000元工资的毕业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带着即将踏入社会的喜悦以及得到较高月薪的骄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住。“当时的房租是1500元，我觉得相对于我5000元的工资来说绝对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式工作后，他才发现，5000元的工资扣除税、养老金、公积金等费用后，真正拿到手的钱是3700元左右。“我一个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电煤等费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我可支配的金额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说，由于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饭，一天至少也要花费30元，一个月的饮食成本少说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为了上班穿正装而必须花费的置装费用，我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过日子了。”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曾公布一份关于上海市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市民的总体幸福指数为69.16，指数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访者感到幸福，感觉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别为6.7%、41.7%、43.2%、6.8%和1.6%。

张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结果属实，但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户籍。

“要是让我选，我肯定选‘不太幸福’那项的。干了四年多了，连个自己的窝还没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饭，我能幸福吗？”张玲是上海张江地区某台资企业的高级主管，福建人，大学毕业后留沪，目前住在单位给他们那些管理人员集中租借的白领公寓里。

张玲觉得，上海滩最火的周立波说对了一个事实：人不能和蜗牛比。蜗牛生来就背着父母给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张玲这样的“无房”白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个过客。”

<h3>挣扎在温饱线</h3>

除了房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是仍然生意兴隆，因为价格低廉。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这就是上海白领的“伙食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在美味营养与便宜快捷之间，迅速地选择了后者。

2009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汇、虹桥、南京西路、人民广场、中山公园、陆家嘴、火车站、八佰伴、五角场、虹口、金桥/外高桥等）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海白领平均午餐花费18.92元；虹桥白领午餐花费最高，人均26.8元；陆家嘴白领可用餐时间最短，人均28分钟。

问起对午餐状况的看法时，任职荷兰国际集团的蒋小姐开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们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对以金融为主的陆家嘴白领影响颇深，高薪的客户经理不但收入严重下跌，并且时刻面临裁员危机。原先悠闲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外出就餐时间，也被自觉自愿地缩减至半小时以内，调查显示陆家嘴白领午餐时间人均小于28分钟。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西式快餐由于方便快捷即食，成为了陆家嘴白领的首选（33.8%），外出就餐人数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员工一周有3-4次在会议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饼干、面包等零食“果腹”。

而对于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领来说，在外面吃饭真的很浪费，一个最简单的盒饭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尽管如此，超过半数（57.7%）的淮海路白领仍不得不选择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于老外老板觉得饭菜味容易跑得满办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员工带饭或叫外卖，大家被逼“集体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广场某外资单位工作的李小姐郁闷的是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吃饭免不了等电梯、排队，往往一等就超过半小时，于是水果、零食充饥成了无奈之选。

任职智利驻外商务处的包小姐在外国人聚集的虹桥一带写字楼里上班，虽然月入7000元有余，但是仍坚持自带“隔夜饭”。因为以虹桥地段最多见的日韩系餐厅为例，午餐一顿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还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厅，一道“蜜汁叉烧饭”或者“蜜汁鸡腿饭”平均20-30元。虽然公司有饭贴，但是远不够外出AA餐。

包小姐说，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间，身边的同事大多自带饭盒，需要时只要把便当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圈，或者索性绕道东华大学，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饭”。相对价格昂贵的快餐，自家盒饭和高校食堂饭菜更经济实惠。

在上海，白领开销还有一块叫做社交成本，这基本上占到他们月收入的25%-30%。聚会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刚入圈的青年白领大感“身不由己”。

王晓亮（化名）一年多前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那个大学生同学群体中，不少人每个月的社交费用已接近工资收入的40%。其中，仅聚餐费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现在世界500强的一外资通信公司工作。

“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但我总觉得钱不够花。”原来，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费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个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几次饭，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在1200元-1500元，总要超过预算。”

据了解，不少新白领十分习惯过去大学校园中的低物价消费，突然出现的属于白领特有的高消费让他们措手不及。“我刚进公司，资历比较低，同事提议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总不可能一个人开溜吧？”王晓亮有些无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头，但是碰到自己做东“开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盘，最厉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其实也是白领们疯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网友这样形容大上海的“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

<h3>生育槛</h3>

即便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上海的女白领们来说，却还要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生育。

《新闻晨报》2009年3月报道了上海东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级女研究生王萧云（化名）艰难的求职经历。

王萧云简历中的社会实践一栏满满当当，各种证书十分齐全，沟通能力也很不错，在一般人看来，她找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王萧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东家”。“有时候在招聘会上和用人单位面对面，明明看我的简历挺满意，可最后还是没有下文。”

有一次王萧云参加了一场综合招聘会，用人单位看了她的学历后，直接把简历退给了她，于是她当面要讨个“说法”，“企业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虑，但女研究生年龄到了，进了单位不久就会生孩子，单位还得找人顶替，到时候我复职了还要考虑多出来那个人的安排，觉得很麻烦。”尽管王萧云再三表示自己近两年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对方最终还是没有给她面试的机会。

在此后的求职过程中，王萧云经常会暗示招聘者，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没什么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挂钩了，后来遇到有的企业说他们工作劳动强度大，经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员工，但我听得出来，还是觉得我今年26岁了，面临结婚生子，承担不了很重要的工作。”为此，王萧云很是苦恼，她甚至准备如果单位接受，她可以写一张“三年内不生孩子”的保证书。

王萧云的烦恼也是目前求职中的女硕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复旦某文科专业女研究生小沈告诉记者，自己也发了上百份简历，只收到寥寥几个回复，而且至今仍未定下来，“我觉得女研究生求职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个是生育问题，我们专业的所有女生几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干脆毕业了先结婚生孩子，等这些事情解决后再出来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业招人肯定要从多方面考虑，不仅是员工当前的能力和状态，还有入职后的可持久性。“毕竟新员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恳恳干活的时候，大四女生年龄尚轻，入职后可以全心工作几年，但女研究生毕业时已二十六七岁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到时又不能限制人家，还要找人来顶替，而且复职后的几年内又要被养儿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专注性会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业的负责人坦言，招收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女员工，单位会更慎重考虑。

华东师大就业咨询中心副主任沈维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业上遭遇“生育”槛确实比较普遍，“很多单位不会明说，但在录用时却无形地提高其他的门槛”。

为此，一位女大学生在一家公司针对每位应聘者必须填写的调查表中，这样回答问题之一：“谈恋爱了吗？”

她说：“我的EQ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五年内保证不恋爱；五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五年内不结婚；五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五年内不生孩子；五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四十五岁以后的事了吧，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为了工作，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领们纷纷表示“三年内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内不谈恋爱”，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并非心甘情愿。

根据上海人民政府官网2008年公布的《在沪白领生育意愿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沪上白领生育愿望强烈，平均生育意愿为1.7个。这一结果，无疑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思维。所谓“丁克”，实际并非是沪上白领们的自愿选择。

30岁的张小姐在沪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与同为外企员工的裘先生结婚。婚后，双方家长都期盼着能早一天抱上小宝宝，可左等右盼了好几年，却迟迟不见动静。

小夫妻俩直截了当地告诉家人：三年之内暂无计划。追问其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生孩子对双方的事业发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后，受家庭拖累，从事销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经常出差，这些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就有可能被别人夺走。况且，房贷要还、生孩子后开销增加，势必会影响生活质量；而张小姐眼看再过几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这个时候生孩子，不仅影响经济收入，而且以后的职场前途也将面临重新定位。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抚养费用和就业压力，生儿育女已不再是沪上白领家庭的天然选择。亲爱的，我们生个孩子吧？哦，这可不是你我就能决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这座城市是否允许我们这样挣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权利。

第三章上海白相侬？ 3、金融才俊的“高税”梦魇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后，计划要变成与纽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目标，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而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20万，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尽快填上这个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设立金融人才奖，给金融高管们塞钱。但这个钱一开始就是用税收的形式，从金融人才们的口袋里堂而皇之地掏出来的，如今却要以奖励的名义塞回去一些，并希望人才们因为上海的“借花献佛”而深受感动，以致心甘情愿地跑来给你卖命。这就是上海揣着2020年的小九九，打着的如意小算盘。

<h3>减税，加人</h3>

“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税收偏高。”在被问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时，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分为九级，最低一级税率5%，每级递增5%，最高一级为45%。收入动辄百万的金融高管，几乎都适用于最高一级税率标准。

“按照现在的税法，我们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缴税。”注册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高管说。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的任仕达，于2010年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尖锐地指出，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上可能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任仕达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环境指数显示，香港位于第一，纽约其次，上海位居第三，伦敦排后。

根据其调查，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香港税率有4级，最高一级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仅为15％；美国税率有5级，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中国内地有9级，最高一级45％，对于年薪过百万的人而言，其平均税负约40％。

据KCS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宝玲介绍，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国工作超过183天，就得按照中国的标准缴税。“虽然目前内地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税收抵扣优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内地税负确实要重很多。”张宝玲说。

凤凰卫视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码陈文茜》栏目中，以“双城争艳，金融海啸后上海香港竞争金融中心”为题，讨论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各自未来十年的战略发展格局，并认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个程度威胁最大、竞争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汇丰（land）和汤森路透（ters）的高管已经迁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 Man）也于2010年3月宣布该公司从纽约派遣了其高层私人银行家，以利用亚洲的发展机遇。

他们表示，与其他西方地区相比，香港的财富不断增加、居民的投资倾向更强，并且能够从全球经济低迷中快速反弹。但是，在所有这些正儿八经的理由后面，还发生着另一件诱人的事：据管理咨询企业hay（合益）集团称，香港也是亚洲劳动者实得薪水最高的地区。

没错，收入！同样是快速发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劳动相等，得到的回报，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选择可爱的东方之珠？

分析师利用标准方法衡量56个国家的工作范围、薪酬和福利，进而收集资料。

Pay Report）显示，就员工购买力最高的亚洲地区而言，紧随香港之后的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位居第八。

在亚洲，香港名列榜首。尽管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价而保守争议，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里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员的消费能力通常比美国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团香港办事处主管illiam 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须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资相当高。由于税收也低，因此消费能力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落后于香港的原因。税收无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区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战”依旧激烈的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薪酬选择非常重要。“这些地方的发展趋势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这里高级管理人才紧缺，必须透过高薪来吸引人才，”hia Chelvam说。

显然，税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动的重要砝码。因此，为了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人才队伍的要求，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给予金融人才奖励。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官员说，目前香港个人所得税15％，上海最高一级达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25％左右。不过由于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税收政策，因此，他们通过设立金融人才奖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我们觉得这些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说，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愿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要真正落实，想要在金融税收方面有大动作，除体制因素外，还面临不少细节上的难题。“如果最终方案是：上海决定对这些金融高管超出国际水平的税收部分进行财政补贴；那么针对补贴的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会不会再次征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

过去上海一些区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个别金融企业实施了财政奖励，以弥补高税收的影响。

任仕达市场总监朱宁透露，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曾经向政府申请，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以财政奖励的方式返回给高管，这种优惠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实际上，申请优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议，政策不透明也不公开。”朱宁表示。

将区级政府的“土”政策上升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虽然金融人才奖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奖针对哪些机构、哪些级别的高管，目前仍没有对外公布具体实施细则。

“我们还没有收到类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对我们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实施。”一家上海银行高管表示，预计该政策实施仍有一定的难度。

显然，能否真正将已经进驻或打算为上海效劳的金融才俊们的“高税”梦魇击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沪，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之都的关键任务，但也任重道远，至少目前“减负”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h3>小白领的大烦恼</h3>

高税收对金融高管们的影响最大，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全上海的20万金融人才中，小白领才是主力军。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鸡毛蒜皮”，同样关系到上海伟大的2020年目标的实现，难道不是吗？除了高税负之外，这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却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上海的“金融城”，小陆家嘴地区，集聚着逾500家金融机构，10万多金融从业者。在这座“金融城”里生活的金融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报》曾对金融城内的150位从业人员进行调查问卷。结果发现，陆家嘴金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水平从3000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不等，上限与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占比约为41.2%。按照《2009上海统计年鉴》，2008年上海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92元，第三产业职工平均月工资3849元。有超过70%的金融从业者，收入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不过，薪酬虽高，金融行业人员的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访者中，有68.2%的人工龄超过5年，而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超过5年的人数，刚刚达到50%。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转行”自其他行业，也从侧面说明了金融行业准入起点相对较高，需要有相当的工作经历。

调查中，7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到95.9%，70后、80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80后一代在金融行业已经成为中流砥柱。在目前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员中，学历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水平，分别占到54.3%和39.2%，博士这一学历层次在金融业所占比例并不高，仅0.7%。从分析来看，大多数金融从业者的学历越高，所处的职位也就越高。硕士在中层领导岗位上占比较高，70后则是目前银行中层岗位的主力军。

陆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领，他们大多供职于名气响当当的金融大企业，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于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楼之间，是大多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群。但对于他们而言，上海的“昂贵”依然是个问题。

的确，在《解放日报》的调查中，仅有6.8%的受访者对陆家嘴的满意度投了赞成票。而更多人认为有缺憾，需要改变。金融白领们最不满意什么？首选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将不满意的目光投向了陆家嘴的交通问题。

每天，陆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来。

清晨7时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领，开始向这里汇聚，开始了一天的陆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则就是准时准点。于是，金融白领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得“赶早”。

供职于陆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张兴华，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来坚持在家吃早饭，而且“自给自足”，为了赶在8时30分前到达办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来；二来选择以“公交+摆渡”方式出行，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确定的拥堵，保证“准时准点”。上述，也是为了更省钱。

陆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难逃压力的困扰。在《解放日报》调查统计的8项产生压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费时费力这个因素被选了82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2.2%，有56.6%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由于这个因素而感到有压力；生活成本高被选择了81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考虑了这个因素。

在众多压力和烦恼的来源中，住房的压力不容忽视。

调查发现，住房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给大部分陆家嘴金融白领带来压力。在被调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低于10%；35.8%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例在10%-30%之间，23.6%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在30%-50%之间，有5.4%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的50%以上。

伴随着收入的提高，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尽管陆家嘴地区的收入水平总体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同样感受到住房带来的压力。

第三章上海白相侬？ 4、冒险家的乐园？

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应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上海没有。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没有做大事的冲动；另一个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许文强时代有，在浦东大开发时代有，后来就泯灭了，上海要成功转型，还是需要冒险家精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分析说。

“上海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屠启宇举例说，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整洁、美丽，还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们到了那里之后就会莫名兴奋，有干事的冲动，“这种感觉在海南有，甚至在广西北海也有，今天却在上海荡然无存。”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给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这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属于历史客观原因。而第二点提到的“坐商”模式，则反映出上海自身的问题。如果将上海看作一个商人，那么这个人习惯于坐在自家舒适的铺子里，等着顾客上门，却不会想到可能有客人觉得店子太远不方便而不光顾，更不会花钱去离顾客住家近些的地方开个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钱，然后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海这个商人是不肯干的。俨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把手里的钱看得太重。

2002年，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试图回答这个疑问。他总结了四条原因：一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二是缺乏善待企业家的社会环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看上去，这是四条十分严厉的结论。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上海曾经是一个马云迭出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许德音教授说：“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在这里建立了地区总部。”

“这些早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大企业让我们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过分渲染的方面——职员文化、敬业主义，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们未能带来过去曾经带来过，而且被老上海人视为英雄楷模的冒险家，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了冒险家，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断层局限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讥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城市。”

上海市政协常委郑韶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无论是“职员文化”，还是“奉令惟谨”，说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务实。不会为了看不见的未来，放弃摸得着的现在。

其实，说好听点，是务实，难听点儿的话，就是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精神，冒险精神。既然外来资本和大企业已经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又干嘛傻乎乎地不去关照这些送上门的大资本，而分心关注一个瘦巴巴的穷小子呢？你说你来创业，你说你有本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有钱吗？现在你有钱大把大把地缴税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吗？

<h3>结语</h3>

如果把上海和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间，看作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的苛刻房东，恨不能天天涨租金不算，还老是怀疑住进来的房客觊觎他的财产。有房客打算免费帮忙粉刷房子，这位房东就会脸色苍白，连连摇头，认为这会吓跑他的其余住客，甚至可能导致他破产。天晓得！他否决的原因仅仅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挤破头要进来，纵容他把房租一涨再涨，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么他肯定举双手赞成。

这就是上海。当你踏进这座城市，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时候，这种“守财奴”和“势利房东”的城市形象，就会更具体、更鲜明。

第四章石库门里的“花头” 1、铜钿眼里翻跟头

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和小气。其实，说穿了就是上海人趋利、重利，以及对金钱和物质的极大推崇。听过一则笑话，是说北京老太和上海老太的。清晨的公园，两个老太太在聊天——说“您琢磨着本·拉登这小子究竟跑哪儿去了”的，一定是北京老太；说“我前天买的那只股票又涨了”的，一定是上海老太。

<h3>财富焦虑</h3>

自从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股票就成了这座城市的宠物，就像伦敦人见面聊天气一样，几个上海人凑在一块儿就必定聊股票。2006年“沪深股市是牛市”的定局，让2007年的上海沸腾了，大街小巷，几乎全民炒股。可以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增设半小时休息时间，以“方便让员工炒股”的公司规定，恐怕也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

2008年，台湾《Smart智富》与上海《理财周刊》合作，针对上海市与台北县市居民，进行理财行为大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民众比台北民众在理财方面更多焦虑，最近1年台北民众50%没有投资理财，而上海有理财的民众高达97.8%，多数台北人不理财，焦虑感自然较低。此现象背后多层意涵值得注意。

从人生经验与财富累积阶段的关联来看。台北民众已经历过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房子、家电、汽车等资本财产多半都已拥有，也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这是朱浩民认为没有太大理财焦虑的原因。反观上海，正在重演台湾1980年代的高速成长与兴盛，民众赚钱改善生活的欲望凌驾一切，脱离贫困、买房子、累积财富等都是目标。

还有是薪资水平与理财目标的差距为生活中最现实的焦虑。从两个城市民众的薪资所得来看，上海居民的收入约为台北的1/3-1/2（依据官方统计资料，台北民众年薪约为32-42万新台币；上海民众为4-5万人民币，以人民币兑新台币汇率4.2比1估算，约合新台币16.8-21万元），但物价水平却因是外资汇聚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大幅提高，以星巴克咖啡为例，小杯拿铁的价格与台北相当，但中杯与大杯的价格却比台北贵。

最后可由两地民众对退休金额的设定来观察。相较于32.8%的上海民众认为退休前需要存到200万-500万人民币（约840万-2100万新台币）才安心；台北民众却有32.4%认为只要存到新台币500-1000万元就足够，显示上海民众面对平均薪资低、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环境，又怀抱财富每年尽可能增值的期望，理财焦虑当然就高。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目前状态下，上海人面对这座城市里丰富的物质诱惑所表现出的巨大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追求。

<h3>实用主义</h3>

这种趋利、重利的心态，落实到生活中，就是作家池莉惊叹的“上海的硬道理”，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口号，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在池莉这个湖北仙桃人看来，这些标语都是“特别露骨头露鲜血的危险与警告”。

即便是上海某些装修得十分诗情画意的餐厅，也在餐椅背靠上标明了这样赤裸裸的警告：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

池莉说，“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含蓄与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趋利、重利的心态，实践到生活中，就变成了典型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使上海人在思考一个问题时，首先想到其中的经济纠葛、利害关系，而非道德伦理或政治理想。

《新民晚报》“咸淡人生”专栏，就曾刊登一篇《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文章，针对一位出国女性希望为留在国内的丈夫找一个临时替代她的女友的善良愿望进行规劝，无道德教训，只细陈利害：1、现在女孩太厉害，要她们不为结婚，光跟你玩玩，没名没利的人，她们可不会瞧一眼；2、找一个纯情女孩，对你丈夫一往情深，你两人的夫妻关系如何维护？3、若遇到一个刁难女子，与你纠缠不休，对簿公堂，情况就更糟糕了。所以还是早打退堂鼓。

这样“明察秋毫”的陈述，也只可能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

另有《青年一代》（1991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君子好色而不淫》的文章，则自诩满足于在公共场合，“用眼睛捕捉女士们的眼睛，直至她们时不时露出一丝小鹿般的惊慌，我便会感到一种略含恶意的快乐。”然后引证审美的“距离说”，认为将上床视为最高境界划不来，不仅费力破财，“花上那么多精力，求得片刻之欢，还要躲躲闪闪，遮人耳目，……赤裸裸如同喝白开水，还要研究如何撒谎”，如果“最后还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或受到谴责”，便是“大大的得不偿失了”。这种教人如何省钱省力地“意淫”的文字，大概只能见之于上海，堪称奇文。

而最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中，更是时时在在可见类似的实用主义。就拿上坟扫墓来说吧。这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交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2010年的轨道11号线也为了分担扫墓客流，而赶在清明前试运营。

上海人的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池莉在《熬自滴水成珠》一书写道：

“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

“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嘛，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

“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余秋雨也在他的一书中说，“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所以，“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诸如此类。

余秋雨认为，“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例如：“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上海人不仅喜欢内部“算计”，也乐于把这当做一种良好习惯，与他人分享。若干年前，一位北京教师在上海出差，问路。被问询的上海老大爷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还是A站下车为好。

不过，这种实用主义演变至人际关系中，尤其是上海人的亲友关系中时，就显出了“金钱的冷漠”。黄阿姨是安徽来沪打工的钟点工，她在很多上海家庭工作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认钱不认人”。她曾经照顾过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两年多，平时儿女亲友很少上门，“老爷子一死，要分财产了，该来的不该来的全都来了”。

上海市妇联曾于2002年选取1006户上海家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反映了上海亲戚关系的弱化趋势。当询问受访者“您家在上海有几家走动的亲戚”时，有二成多的家庭连1户经常走动的亲戚也没有。调查还揭示，大多数上海家庭平时主要靠电话和亲戚保持联络，而和亲戚经常面对面直接交往的家庭不到一半。

在此同时，上海人的邻里关系也呈现淡化趋向，“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被众多上海人抛在脑后。七成多受访者表示并非完全不认识邻居，但多数只是“点头打招呼”、“偶尔谈话”的关系，或仅限于“知道邻居姓名或职业”。能够与邻居保持经常往来的家庭只占24%，而且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引人注目的是，人均月收入1500元以上（2002年上海市人均收入是13250元）的高收入家庭中，只有一成能保持和邻居经常往来。

<h3>保守规矩</h3>

上海人日常生活遵循的实用主义，由这一群体趋利、重利的处事态度所演化，而对于实际利益的过度关注，也导致上海人性格中的“保守”和“乖巧”——他们太看重孜孜不倦争取来的既得利益，不肯轻易撒手，更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利益意外损失。而这一性格特征，由来已久。不妨看看19世纪50年代中外人物对上海人的评语：

上海英租界首任总督到沪后发现，“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

一则流行的比喻说出了上海人和广东人不同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海人是遇到绿灯慢慢走，遇到红灯不敢走，还要指责别人绕着走，呼吁建立更多的红灯。广东经验中注明的“用足政策”，指的是文件上没有说不许做的都可以做。上海人执行政策的理解是：只做文件上规定可以做的，而且执行政策许可范围内最严苛的下限。

苏松太道吴熙说“本地民习刁而不蛮，绅紟亦少巨擘。即二三办公董事，不过传令签答，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郑韶认为，“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他举了个例子：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欷嘘”。

即便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只要是“上海人”，也总免不了这份过度专注于得失的“乖巧”。杨东平就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指出“上海作家太‘乖’”：“他们非常理智非常规范非常自觉，少有失误少有出格少有锋芒。乖巧和庸俗的结合，形成一个‘甜腻腻、黏稠稠的泥潭，使大家乐于沉湎其中而不思超越，不敢超越’。他们总是期待社会的喝彩而什么也不损失，或者投入最小而产出最大，这需要精确地探测气候，‘轧苗头’的本事和打‘擦边球’的高超技艺——这是惟一值得冒的风险。”

杨东平说，“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沙叶新是具有强烈正义感和侠骨的上海知识分子之一”，虽然“他的人格和艺术多少体现了‘海派’所包含的那些正面价值”，但沙叶新“戏谑地为自己设定的原则仍不乏上海人的‘聪明’：标新不立异，崇洋不媚外，离经不叛道，犯上不作乱”。

所以，动什么也别动上海人的钱，越什么也不能越过上海人守财的规矩。否则，你就是典型的“拎勿清”（linveqin），就是“不明事理，搞不明白，糊涂”。用周立波的话说：“什么叫拎勿清？就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在饭店门口摆粥摊，在银行门口数一块钱，在阿扁面前谈‘洗钱’，在周立波面前说‘海派清口’。”

第四章石库门里的“花头” 2、凡事上档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质论”者，而且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这是事实。所以，如果当你在上海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听到某女紧张地呼叫：“不要挤我的LV包包！”请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么紧张，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咸菜馒头。

这就是上海人的“档次”，他们用消费来彰显身份。消费最初的意思是“耗尽”、“用光”和“摧毁”，这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表演性质，身份的表演。一场场消费的假面舞会，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恒隆广场隆重上演。

<h3>消费表演</h3>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费额只占全国总额的9.8％，在城市中仅排名第五。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购买力而言，确实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们在北京做推广时，曾有煤老板一来就买下价值700万元的宝格丽珠宝，还有人一次买了500万元的礼物给太太。”但如此一掷万金的事在上海很难发生。“上海人通常很务实，这也使得上海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更加精明，不冲动。”王陵说，但上海是最佳展示窗口，各大奢侈品牌争相涌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最佳窗口却并没有最佳销售业绩，这就是上海人的“消费演绎身份”。所以，网友们会对那些在星巴克里端坐一下午只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领嗤之以鼻，他们也可被认为是在消费中寻找虚假的身份感，仿佛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纽约人，或者和那些一样喜欢星巴克的华尔街名流成了同僚。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造就了中国最早的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发展了以大众趣味和市场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然而，这一传统却并无传人的原因。“上海的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市民阶层，却不屑于对身边‘小市民’生活和心态的提炼、把握。诚如邓云乡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丰富的生活场景，如乘电车、小菜场、居委会、荡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们似乎更喜欢抒写上海西区的幽静、雅致，以及他们不太熟悉的新旧上海的‘上层生活’，从而标定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风》）

张柠于2001发表于《南方周末》的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安妮宝贝在一书中采用了“一种‘市民细读法’，或者说一种‘症候阅读法’，就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解剖你、确认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这种细读法”。

“比如，尽管是名牌服装，但搭配不得体；比如，还用电动剃须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须膏和剃须刨子；比如，香水味儿太浓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视。在这种种细读之下，他们用不着深谈，就能知道你是属于什么阶层、什么等级、什么品味；是住在杨树浦的还是西区的，收入属于什么等级，甚至你的家族背景。进而选择是否嘲弄或蔑视你。不在上海摸爬滚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体、行为方式中每一个细节与身份的关系，想打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说，等级、身份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气息和动作。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法，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简单的‘精英/大众’分类模式，对于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在讲述林的生活时，有一个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隐去了林的办公室生活：他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环境，他在劳动中被剥夺或剥夺别人的具体境况。这是上海人最忌讳的东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h3>“上只角”和“下只角”</h3>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上海滩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档消费品，以致被韩寒讥讽为“小时代”写的不是上海的时代，而是“恒隆时代”。但这套书确实满足了上海人以消费获取身份感的表演欲望，因而成为畅销书，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据说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东面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写照。

实际上在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和程乃珊笔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天空中爬满的黑色电线杆，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电影里王佳芝一路走过来的都是上海当年最时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开森路，平安大戏院，对面的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考究精致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东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于上海极少的地盘之上。

实际上，上海人在自己内部进行地域的划分，创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费表演”，他们试图将自己归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显示自己与之般配的身份。

一对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门槛，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会让它袖手旁观、默默无为，无疑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会地位，让“上只角”的丑新郎利用“身份优势”找到美娇娘。

陈乐（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从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陈乐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越来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气息，很多东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欢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妈妈走亲戚带回一张表，是上海远亲们的联络方式，大概有那么六七个人。陈乐看了那张表一眼就断言，混得都不怎么样啊。妈妈问，你怎么知道？

陈乐指着表说：“你看，杨浦的、闸北的、普陀的，没有静安、徐汇、黄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没有高层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说明一梯四户，一梯四户的房子都很差啊。”（杨浦、闸北、普陀三区在上海传统中穷人为多，而静安、徐汇、黄浦则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陈乐的母亲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

第四章石库门里的“花头”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h3>不重主义，重利益</h3>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往，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

不拘泥于过去，这是对上海人最精准的描述。只要这个过去，妨碍了他们获取现实的利益，上海人就会明智地将其迅速抛弃，所以他们毫不介意、甚至相当自豪地将外滩作为城市的标志。只因为1930年代，当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几亿农民都蹲在炕上啃窝窝头的时候，上海人正在享受可口可乐。

<h3>上海话只是工具</h3>

出于功利的目的，抛弃过去，上海人对待自己被殖民的历史是如此，对待作为自身标志之一的“上海话”时，也是如此。基于沟通的便利性，上海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上海话。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上海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说：“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

同样的道理，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从1990年，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开始，“国际化”逐渐蚕食了“地方性”。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其实，无论是上海话的语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古音逐渐消失，还是上海话中引入了许多英语的音译词汇，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上海人只把上海话当做一种交流的工具，而非不可替代的母语。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嫌贫爱富，广东的经济上去了，上海人中也兴起过一股学习广东话的风潮。”而这一特点被上海人贯彻得炉火纯青。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民众对粤语的强烈捍卫。201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但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却被解读为取消粤语节目，“推普废粤”。于是，自尊感极强的部分广州人发起了“保卫粤语”的运动，甚至采用时下流行的快闪聚会进行声援。

相对于广州民众对“粤语消失”的巨大焦虑，上海人是少数专家、学者心急火燎地试图保卫上海话，而广大民众却继续让普通话和英语成为这座城市通用的交际语言，响应者寥寥。

“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这句话可以被补充得更完整：是上海人的功利心使上海话走向衰落。上海话只是工具，用旧了可以翻新，甚至丢掉。对上海人来说，舍弃并不困难，只要你给出适当的价码。

<h3>结语</h3>

上海不像北京，用一个个圈子把你套住、困死。上海是滩，滩是开放的，但也具有消融性，最终个体都会融入这片滩涂，成为她的一部分。易中天用“消融”二字，形容一个外地人成为“上海人”的过程，而并非“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势必发生消解，这座城市要接纳你，就需要你舍弃与其不相容的部分，丢掉！丢掉单纯，丢掉理想，丢掉信仰，凡此种种，皆有可能。这就是上海这片滩涂、这座魔都的“魅力”。

你一定需要付出代价，正如她发展壮大至现在，也是一个不断抛弃、蜕变的过程，这中间被她丢掉的可能是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可能是被谓之“母语”的工具，更可能是不肯舍弃某些东西、与之不相匹配的你。要进入这座城市，必抱定牺牲的准备。代价当然会很昂贵，只是看你认为值不值得。

第五章冲出上海滩 1、联合利华和3M的出走

上海市外经贸委发布的《2006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显示，2005年上海甲级办公楼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0.84美元，其中浦东小陆家嘴地区价格已经超过每平方米每天1美元，而浦西南京西路平均租金更达每平方米每天1.04美元。上海商务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外资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总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润高的地方。人又何尝不是呢？

<h3>制造业的尴尬</h3>

2004年8月3日，3M公司把它在中国的第五家工厂开到了苏州。这是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同时也是除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内企业以外，中国大陆最早的外商独资公司。从1984年以来，上海一直是该公司在中国内地的营运中心和制造中心，之前在中国总投资超过3亿美元，它的四座工厂就位于上海的漕河泾新兴开发区、松江新桥工业区以及浦东和外高桥。

但是，3M开始挪窝了，或者说，由于涉及上海和苏州两地之间的敏感关系，3M公司小心翼翼将自己的行为称作“走出上海进入苏州”。

苏州市委副书记王金平亲自前往苏州工业园区迎接3M的到来。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争夺战中，苏州已经从上海的后花园角色中走向直接对垒的前台。这不是苏州最辉煌的胜利，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曾经一举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夺下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其第一期以10亿美元加盟园区。

无独有偶，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方面也表示，公司家庭及个人护理用品生产基地将于2004年底全部由上海等地搬入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联合利华对外关系董事曾锡文宣称，搬迁会给公司节省48%的生产成本。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上海高企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已经让外资望而却步。

对于上海来说，3M和联合利华出走背后更让人担心的是：2004年上半年，上海吸引外资的合同金额为61.49亿美元，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26%，增幅比去年同期水平有明显下降，与长三角城市两位数的增幅更是相去甚远。同年，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坦承，上海在吸引外资方面“可以说是处于一个低谷”。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长三角的其他地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如果继续发展和投资于可在长三角其他地区加工制造的行业，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压制和放慢了上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制造业有一定的赢利增长，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放慢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速度，因为这样做等于丧失了可以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其他领域的机会。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降低或压制劳动力成本，保持上海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位，吸引外资进入，就意味着降低上海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准，因为物价、地价、房价一直在疯涨，工资却不涨？这个后果谁都可以预见，要牛干活，又不给牛吃草，再温顺的牛也是会发脾气的。

所以，张军说：“上海经济正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2004年，张军接受访问时表示，上海实施的是通过架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起吊机经济”和“脚手架经济”。“起吊机经济”，是说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在投资拉动的，而不是像浙江、江苏那样内部生成的经济力量。“脚手架经济”，是说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修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显著的例子是上海为世博会投入2000多亿资金用于展会场馆以及交通建设。

张军对上海强势政府主导下的“起吊机经济”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土地批租加上中心城市外移、世博效应等，再增长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问题是十年、二十年后怎么办？”

3M公司和联合利华的出走，已经充分说明了制造业在上海的定位面临尴尬地位。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对上海两个中心政策的《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中，唯一提及制造业的部分是：“发挥先进制造业优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服务业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

“有同志说，上海现在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要完蛋。这话对。”2009年5月11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推进“两个中心”工作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制造业是上海不可缺的一部分，上海并非不搞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国务院）单独就制造业对一个地区下一个文件，可能性不大。更多的需要我们操作”。

上海市“操作”的结果是，确立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

2009年5月30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明确发展以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高科技产业的制造业战略，取代2005年确立的汽车、钢铁、石化等六大支柱产业定位。

制造业的升级，相对的，也意味着人才的升级。《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培养和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在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把上海建设成为集聚能力强、辐射领域广的国际人才高地，建设成为世界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发挥先导作用。

纲要提出了上海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任务。包括：建立浦东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进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积极引进金融、航运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高层次人才。建设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大力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重点引进2000名能够促进本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发展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提高本土人才国际化程度。

“上海的外来人口素质普遍比北京高”的事实，曾让首都非常羡慕。但上海显然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外来人才，而冲着更高端的海外和科技创新类人才伸出橄榄枝。

如果将这种变化集中于某个人，不妨举例说明，假设你现在是沪上某家500强的职员，大学本科，在这家公司也干了四五年，眼瞅着顶头上司离职走人，以为自己是最热门的候补人选，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总部高薪聘请了一位海归，填补了你觊觎的那个位置。情况基本如此。

上海愿意为这类高端人才“买单”，提供高薪和各项福利政策，但此消彼长，如果你不属于这类被照顾的对象，势必意味着在上海的处境将越来越艰难。

<h3>金融之都的艰难转型</h3>

对你来说，煮熟的鸭子飞了，到嘴的肥肉被人抢了。怎么办？除了怨自己时运不济之外，你还可以做两件事弥补损失：一、充电，将自己的业务水准提升到超过那位“空降”海归，不过，先不说这个结果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努力，假设你果真实现了，你的本事如今完全可以让你赚到2万月薪，又何苦眷恋那个被人抢走的1万月薪的位子呢？二、离职，转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上海，那可以去干什么呢？自然是去最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行业。

中国国家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理事、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在2010年8月cciee举行的第14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世界经济的结构是向服务型转变，是从纽约看到美国，从美国看到全球，整个的发展表明一个进展的过程。

制造业虽然仍被认为是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但与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就是，上海的城市功能仍以制造业为主，而伦敦、巴黎、纽约早已不以制造业为主了。

张祥说，美国是典型的服务经济，纽约是一个服务业的海洋，纽约是不以产品为服务对象的地方，是完全一个服务业。可以从就业结构来看纽约的经济结构，纽约第三产业是93.4%，再看看北京和上海，北京是首都，第三产业已经占到75.8%，上海则只有59.4%。

传统的服务业，包括住宿、商品零售、文化旅游等等。但今天的服务业有很多定语，像医疗保险、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医疗保健、专业秘书、会展业务，这些都是服务业。

经济学里面数字是很重要的，数字往往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数字可以确切有力的论证很多东西。20世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数字，1952年美国白领的人数占就业总数的50%，换句话说，首次超过蓝领。这相当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是上升的，就业增长很快，表示就业比重演变的过程和产值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说明大部分的社会发展近几年已经到服务经济社会，已经不再是工业社会。下面可以看一下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占72%，中等收入国家是55%，低收入国家是51%，世界平均是69%。而中国的GDP中第三产业占的份额只有40%。

上海要成为纽约、伦敦那样的国际金融之都，就必须向这两座城市看齐。

为助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建设，政府于2009年发布了《2009-2012年上海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了上海发展服务业的14个重点领域及五大重点区域，同时计划到2012年，推动上海形成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主要集聚地，上海服务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上海服务贸易占全国比重则从2008年的18.6%达到25%。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肖林表示，上海的战略定位就是建设“四个中心”，这个定位要求上海的结构调整方向是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金融、航运、信息、创意、文化、旅游等服务业。

今天，即使上海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撼动，但张军仍对上海未来感到担忧。他说：“尽管上海经济发展这么好，但上海的未来，坦率讲，并不清楚。”张军难以判断上海的未来，原因并非个别领导人的因素，而在于上海这样的城市，它在中国未来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明确。虽然上海在不同阶段提出四个中心、四个率先，但总体上，张军觉得上海经济在定位上仍需要寻找，并大胆提出，中国需要更多的香港，上海可以作为选择之一，让上海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模式，走在前面将是明智的选择。

张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需要经过工业化的阶段，需要靠投资推动，靠工业化来拉动经济的成长，在现有的发展体系中，上海不可能离开这样的发展模式而走得太远。以这个思路，上海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香港，从经济上完全脱离，再回过来提供服务。所以，在二十年时间，尤其是浦东开放开发以后，经济增长非常好，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步子是一齐繁荣、一齐增长，只是增长集中在上海的这个地方，变得更为有效应，但在增长模式上，没有摆脱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工业化的阶段。”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成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影响力，成为贸易、航运、信息等中心，对中国有更好的服务和辐射功能。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远？”

作为行政特区，香港在向国际金融之都迈进的路上，自有他的优势。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说：“我们相信，如果是任何企业，包括hSBC，其他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币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们需要外资的话，不论是hSBC，还有内地的企业，都跑什么地方去呢？选择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主要集聚地。这一过程中，面临一个巨大挑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局限性。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又回到了一直以来对“上海模式”的利弊之争。

所谓“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动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来承担政府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

张军关于上海效仿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大胆建议，言下之意也是在说上海要尽快摆脱“上海模式”。否则，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之都的道路将十分坎坷。

政府主导经济、投资驱动的模式，其优点显而易见。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资本，强势发展某一产业，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由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其主体往往以国有企业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为主，效率不高，道德风险也较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一旦以国有资本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很大：“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现代市场演进与发展的情况来看，任何市场的建立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如果一个市场的形成更多是政府为主导，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么这个市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体现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甚至于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

如果上海继续维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顺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这个结果，谁都不敢预测，就像谁都不会当着新生儿父母的面，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废物一样，大家都习惯说吉利话，说我们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锐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会直接说这孩子没有希望。

同样的，当你被上海的豪言壮志感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她向金融中心转型的建设大潮中，结果却因为种种限制和“不公平”而导致事业受阻，前途未卜。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许，上海直到2020年才会承认强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过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只是或许。而且，诸如“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样的重大局限，也不是上海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座城市，可以更换不同的领导班子或者战略政策；上海，可以犹豫，可以犯错，因为她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就给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么重要的棋子，中央自然不会轻易松手，让别人攥在手里。这样当然有利有弊。只是，不得不提醒你，上海可以犯错，但你不能。如果你想顺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大潮，在这座城市里搏击一番，就必须认识到中途可能遇到的变数，以及你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远的不说了，在这座城市里，你最可能遭遇的“牺牲”，就是拼命赚钱，到头来却都给了房产商。

<h3>都给了房地产</h3>

张军将上海近些年来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的主要原因归于外资和房地产业的贡献，这一看法虽被上海市一些官员视为“偏激”，但是从2000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已将房地产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房地产业对于上海经济的重要贡献始自1990年代。统计数据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资在房地产领域的投入曾一度占去上海全年引资比例的四成以上。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导致上海房地产业全面步入1996到1998年的衰退期，市场上的大量空置商品房难以消化。此后，从1999年开始，上海房地产业迎来恢复性增长，并于2000年被纳入上海‘十五’规划中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自此，房地产业对上海GDP的贡献逐年提高，已从1995年的3.71%猛增到2003年末的7.4%。”

在上海市政府原定的“十五”计划中，预计到2005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将达到7%以上，但房价的飞速上涨，已经让这个产业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十五”计划中定下的目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杨建文于2004年表示，当前上海经济的支撑点主要有两块：汽车和房地产，但这两个产业都已进入了风险期。

人们对于上海房地产业的质疑从未停止。从2003年1月开始，上海房地产价格开始疯狂上涨，年涨幅超过20%。而在此前的三年，房价年上涨率分别为3%、8%和13%。“如果房价高到任何人都无法接盘；空置房的供给达到最大，根本无法消化；人们对房产的投入也达到最高，无法继续投入，到了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产业崩溃的时候了。”上海社科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张泓铭教授“预测”了这样一天，这一天会到来吗？

上海市政府确实没有坐视现状的发展。

2004年4月，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局长蔡育天宣布，房地局等相关部门将出台三项政策平抑上海房价，其中包括降低商品房预售标准。5月份，房地局副局长庞元表示，降低普通商品房预售标准政策的相关调查摸底已完成，如果政策出台，这部分提前上市的普通住宅商品房供应量将达到500万平方米，加上今年竣工供应的300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市场将大大放量。

但是随后的一些迹象表明，上海市政府部门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颇费踌躇。庞元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报告》中表示，“由于上半年上海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过程之中，再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程度还需后评估，希望信贷调控政策平稳落地，实现软着陆……下半年，上海将以深化、细化、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政策为主，保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表态表明，在前期调控政策产生效果并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之后，上海市政府部门将会“低调、慎重”地处理将对房价产生影响的调控政策。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新政发布近一个月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实施细则已经亮相，但市场一直在等待上海细则的“靴子”落地。虽然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于2010年5月13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上海将坚决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一系列措施，在调控中“从严掌握”。

但这“从严掌握”的结果，就是国务院的“新政”出台百日后，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房产新政前的水平（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

中国新闻网于2010年8月30日转载《上海青年报》的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摇号、排队、扎堆，这些久违的现象在上海楼市再次出现。在前期调控新政陆续出台后，楼市成交量一度陷于低迷。但还没等房价出现明显回调，近期部分楼盘再度出现热销。”

开发商一定乐坏了，在中央的连环重拳下，上海房价不跌，购买热情不减。不管是刚性需求也好，投资客重新活跃也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光明前景，让有钱没钱的都乐意为这块风水宝地挥洒金钱和热血。

早在2003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官员就表示，上海投资型购房逼近20%国际警戒线。“投机使得房产市场看似很活跃，需求很强烈，但投机者手中的房子并不代表需求，而仍然是供给。”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伟说，“和其他资源不同，土地不具有持续生产性，一栋房子的价格不论被炒到多高，它本身的价值并没有提升。”

一些研究表明，上海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因为繁荣的楼市而捉襟见肘。面对畸高的房价，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兴叹，有的跳槽离开，有的无奈挥别上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朱志远在2010年3月接受采访时透露，因为住房压力，这两年至少“吓”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

“现在，三四十岁已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如果按照现在的房价作为参照系，几乎都属于贫困人口，没有人买得起商品房。”朱志远代表叹息道，哪怕从海外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单位能给予的补贴仅30万，“这拿到市场上，根本是不够的。”

第五章冲出上海滩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于1954年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经济模型，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农业部门和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它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可能和必须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发展的关键之一。

“中国前30年的发展却似乎不足以印证这一理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未能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社会被分割为泾渭分明、难以流动的两大板块——城市和农村。城市人的后代天然享有城里人的各种待遇，而农民及其后代则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显见的效用是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转换为城市中公开的失业人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极为深远。”（《城市季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说哪个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压之下，“逃离”无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选择。

《新民晚报》曾与新民网合作，于2010年3月推出一项民调：申城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居高不下，新上海人能否承受？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降低？留，还是不留，这是一个问题。共有2481人次网友参与这项调查。

“有没有在未来1-3年内，放弃上海去其他城市或回家乡发展的打算？”414人次新上海人参与调查，其中316人次承认，曾经动过离开上海的念头，占总人数的76.3%。这意味着，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人考虑过离开上海。

参与调查的新上海人当中，不乏白领、金领。406人次网友透露了自己的文化程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有304人次，高达74.9%。关于“月收入”的问题，688人次网友作答，371人次选择最高档“8000元以上”，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吸引全球精英纷至沓来的同时，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机。

人才流失，原因多样。调查中给出了4个主因：“买不起房或在上海做房奴太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自己的发展空间有限”“独在异乡，照顾不到家人”。

结果，499人次网友参与调查，224票投给了“买不起房，不愿做房奴”，占总投票数的44.9%。

湖南小伙洪宇的经历，是这224票的一个缩影。名牌大学一毕业就到上海的他，从找工作到找女朋友，还算顺风顺水，只是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被上海的房价卡死了。

“在上海工作，每月收入稳定，徘徊在四五千元；房价却总是那么不稳定——节节攀升，越拉越高。”洪宇感慨道，“上海房子太贵了，我家的条件在老家还算不错，也实在买不起。如果回去发展，今年就能买房。”

洪宇回忆说，2003年刚来上海时，像浦东金桥一带的房子，一平方米不过3000元，现在已经2万多元。2007年洪宇开始看房准备结婚，看的都是浦东的二手房。他印象最深就是2007年4月之后，上海楼市一路高歌猛进。“当时股市太好了，房子狂涨。房龄近十年的房子，2008年年中时分的单价是1.5万多元，现在涨到2.4万元。现在上海传统9个区市中心的新楼盘，内环中环的一手楼开价都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

洪宇坦言，自己在上一轮股市利好，是赚到了钱，但还是买不起。“存款是逐渐增长，相比于涨得更为迅速的房价，我存的钱似乎永远不够那笔首付。”没有房子，洪宇与女友的婚事就被耽搁了下来。僵持之下，两人终于在2009年秋正式分手。过年回老家郴州，洪宇铁了心只买下单程票。

2010年春节刚过，他就在当地的卷烟厂顺利再就业，薪资和福利待遇不比上海的时候差。紧接着洪宇就开始找房源。“郴州市重点发展的区域，每平方米房价约5000元。即使最好的地段，每平方米在8000—9000元。父母帮忙解决首付，50万元的新房，能承受。”

洪宇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老家的亲友一大堆，都帮忙给他介绍女朋友。对于洪宇来说，家乡安定的生活比重压之下让人喘不过气的上海更有幸福感。

上海的昂贵，对个人而言，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对上海自身来说，就是巨大的“社保窟窿”、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的交通等城市建设，以及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财政情况。所以，上海急需有钱人，和能够迅速为这座城市创造财富的企业。

所以，马云离开了上海。

在2008年1月27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求反思“上海为何留不住马云”，并表示“为上海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其实，早在2006年8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06上海论坛”上，受邀参加的马云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疑问：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马云说：“我是杭州人，杭州人跟上海人永远是对在一起的，在上海人眼里我们都是乡下人。五六年以前我先把总部放在上海，当时在淮海路租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年以内特别累心，招人招不到。他们说阿里巴巴是哪儿的公司，几乎没有人理我们。”当初，“我们决定从北京撤到上海，先选定北京，最后觉得还是回杭州去。当时我自己安慰了一下，我说在北京和上海我们是500个孩子中的一个，在杭州我们是杭州的唯一的孩子，所以至少我们在杭州能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那时候还小。”

也可能由于公司小的缘故，马云说，感觉当时上海“怕我们这样的创新公司”，“因为上海比较喜欢跨国公司，上海喜欢世界500强，只要是世界500强就有发展，但是如果是民营企业刚刚开始创业，最好别来上海”。

让马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在上海人看来“我们都是乡下人”。“作为一个大都市，不应该比哪里的楼高、哪里的路宽，而应该看一个城市的胸怀有多大，应该考虑怎么包容外地人来创业。”

1999年，离开上海之后，马云和另外17人的团队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为小型制造商提供了一个销售产品的贸易平台。其后，阿里巴巴茁壮成长，成为了主要的网上交易市场，让全球的小企业透过互联网寻求潜在贸易伙伴，并且彼此沟通和达成交易。阿里巴巴于2007年11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集资额达17亿美元，在当时仅次于2004年在美国纳斯特克上市的互联网股份谷歌所创下的首次公开发售纪录。

所以，马云总结经验，说：“创办一个企业，搞出一个企业，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商机，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源都能做出来，但是做大做好一定需要一个规范的城市，一定需要一个各种各样资源、环境都配置的非常好的城市，上海是可以把你搞大，其它地方是可以把你搞出来。”

言下之意，上海更愿意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根据一份调查显示，曾经被很多民营企业看好的上海，商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截至2007年6月，有7000多家的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和香港等地。

流动，说的就是人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自由流动，不限地域地流动。这种流动将让你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钢筋水泥真正活起来。解放初期，上海资本家携带资金和技术逃难到香港，但是香港并没有因此而空前发展，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量移民涌入，才带动了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才使得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光有资本无法兴盛，真正让城市生机盎然的是人，永远都是自由穿梭、来来往往的人。

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352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这些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对美国的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量劳动力的进入，补充了劳动力的短缺，繁荣了城市的经济。

“1994年，美国本土出生者的年龄中位数是32岁，2004年是35岁，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造成将来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有体力要求的行业更是形势严峻。人口老化的同时，美国本土人的生育率走低，现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0-2.1个孩子，据预计，在2015-2020年，将下降为1.9个。因此，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在这个背景下，移民的到来就补充了这个不足。目前，美国的外来劳动力约有210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14.5%，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是1990年以后入境的。1994-2004年，美国的外来劳动力增加了66%，而本土的劳动力只增加了7%”（《美国当代移民潮对城市的影响》）。

由于外来人口比本土人更喜欢选择在大都市生活，43%的外来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劳动力只有25%，因此，外来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目前，迈阿密60%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而洛杉矶的外来劳动力有320万人，占了全国外来劳动力总数的约16%。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本土人不愿承担的工作。

移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化上，英国的曼彻斯特，从工业革命开始，大批劳动者从农村走进城市，才造就了曼彻斯特这个纺织城。美国的底特律，也是因为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成为汽车城。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说户籍改革，改的就是这个。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如是表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动。

不管遭遇多大阻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始终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在这一大趋势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当然不是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而是利润高、幸福感强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得到正确的回报，为何还要强留下来继续被盘剥？

第五章冲出上海滩 3、长三角的机遇

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长三角地区定位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显然，长三角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未来长三角城市格局的变化，不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是一批很有特色的中小城市的崛起。走出上海这片滩涂，富饶的长三角地区有众多的二三线城市，等着你“回心转意”、安居乐业。

<h3>最强的“金三角”</h3>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北宋词人柳永年少时，从家乡福建崇安到开封应试。在杭州勾留些许时日，曾挥笔写下这阙《望海潮》。宋代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主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此说，尚难有史实佐证，只可聊备一说。但江南之繁华和肥沃，由此可见一斑。

从战国时期起算，此后大约经过1000年，到公元400年宁波筑城，加上之前的苏州、扬州、越城（南京），长三角城市群的最初格局大体形成。

一些专家认为，长三角从一个纯地域概念跃升为区域经济体，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决定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组成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地域范围为长江三角洲，成为以地理空间为特征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的最早雏形。

2010年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下称区域规划）已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发展规划，也是继《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第二份事关长三角发展蓝图的里程碑式文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区域规划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到2015年，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的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20%左右，是国内其他任何区域都无法比拟的。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0%时，就会进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阶段。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50%，世界经济发展已跨过这个“转折点”，城市群在全世界兴起。

随着高速公路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一些相邻的城市群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产业分工合作逐步密切，城市之间形成“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城市群的界限很难分清，逐步形成了由若干个城市群组成的大型或巨型城市群，其经济发展已超过了国界，对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大型或巨型城市群，被称之为世界级城市群。

目前，被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城市群有5个：一是美国波士华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分布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平原；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跨美国与加拿大，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分布于北美五大湖沿岸；三是日本东海道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横贯日本最大的本州岛；四是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覆盖南大不列颠岛；五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横跨西北欧大陆。

自2000年以来，许多人认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应该在中国，而且就是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沿江沿海“t”字带，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以上海市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等六个城市，江苏的南京、扬州、常州、泰州、镇江、无锡、南通、苏州等八个城市。其辐射区涵盖了浙江金华和衢州两市。

长三角仍不失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金三角”。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09年长三角25个城市实现GDP达到71794.1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1.4%。上海市GDP比上年增长8.2%。江苏13市中，增速最快的宿迁市增长14.2%，最慢的南京、苏州两市，均增长11.5%。

整个长三角，有6个城市财政收入超过300亿元。2009年财政收入前五位城市分别是：上海（2540.3亿元）、苏州（745.18亿元）、杭州（520.79亿元）、南京（434.51亿元）、宁波（432.77亿元）。

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5.68%，已逼近50%的“转折点”，而早在2000年，沿海局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全国已形成10多个地区性的城市群。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城市群发展最快的国家。

而自199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政府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自觉地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1%，人口只占全国的11%，但却创造出占全国21%的经济总量、25%的地方财政收入、24%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和3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具有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条件和可能。

<h3>同城化时代</h3>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鲜明地提出，由于时空距离的缩短，长三角城市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城化时代。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凸显“城市区域”这一概念。同城化效应放大，势必会对长三角这么一个密集的城市群内部的联系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干春晖借用书名来描述同城化：“长三角更平”。由高铁、动车、高速铁路网，以及虹桥交通枢纽这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一些交通设施的改善，使长三角变得更加平了，它给长三角的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时空观，同城化的时代，我们开始考虑可以在不同城市间生活、学习。同城化给长三角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

干春晖说：“我们知道资本被货币化、电子化以后，在世界上可以很快地流动，但是有一些服务是不能完全依赖于电子化的，同城化和交通设施的改善，为发展这些服务业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事实上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壁垒仍然很高，同城化也给政府之间的协调带来了新的挑战，你能够顺应这种潮流，就能够给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金海设想了未来长三角城市格局的变化，我们现在重视的主要是大城市，同城化了以后，可能崛起一批很有特色的中小城市，像现在的嘉兴、吴江。

浙江大学教授陈建军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同城化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中国特定背景下的城市化，大城市也走不通，小城市也走不通，要走城市集群的道路，就是那种网络化的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形成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这是我们今后应考虑的新城市化的内涵。”

无论专家如何表态，普通人却早已开始享受长三角“同城化”带来的福利了。

自由游走在城市与山水间的王梅（化名），是工作在上海的媒体人。她说：“抛弃经济发展层面，我很乐意从生活角度去憧憬未来的长三角。”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财经媒体最好的舞台，王梅的工作为此越来越忙，所以偶尔也得给自己好好放个假。所以，她习惯找个周末，在上海的家里吃完早餐，出门坐地铁，直接在站内转乘去杭州的高铁或磁浮。“当然，不用复杂的买票程序了，车票费用直接在我的账户中扣除。坐在宽敞舒适的车厢里，只要我愿意，我的手机一路都可以畅通地收到长三角任何一个电台或电视台的节目。一小时后，我已身在杭州。”

看过了西湖十景，王梅的几个在杭州工作的上海朋友们也该下班了，相约一起在西湖边品尝正宗的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心满意足后，她就该回“第二个家”了——“临安有我的长辈们，上了年纪的人不喜欢太忙碌的上海，搬到了山里的颐养山庄天天享受负离子。”从杭州到临安就像去隔壁邻居家串个门儿。“我不用担心他们的身体，那儿有不少上海医生每周来门诊，告别了以往在医院排长龙就诊的辛苦，通用的医保卡更免去了事后报销的麻烦。”

因而，王梅热切地期望未来的生活半径扩大到长三角的范围，在城市与自然之间更自由地游走。

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深，必然对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内在功能的提升提出了要求。上海哲学社科规划办主任荣跃明说，区域一体化和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互为前提。上海的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个阶段，已经不能仅仅从上海自身出发去讨论了，必须结合区域一体化这个大方向来思考，而且必须要很好地把握长三角内部、外部的各种竞争和博弈的关系。实际上，上海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键是看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能否实现。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赵晓雷则指出，同城化对上海更多的是挑战。

上海的商务成本肯定比周边高，虹桥枢纽建成了以后，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昆山了，周边都成为“上海”，人流、物流、资金流都会流出去。但上海不应该这样看问题，如果上海的产业和周边城市同一个级别、结构相同，当然竞争不过昆山、吴江，但不应该从降低商务成本的角度去应对挑战，反而应该做加法。

商务成本要做相对比较，如果收益很高，商务成本相应也高，上海要想办法提高收益，不怕商务成本比周边高，形成一个高地，让高成本成为一个门槛，进入上海的各种资源流要超过这个门槛，低了进不来。上海的核心应该是做金融，把金融做强了，门槛就高了，收益就高了，同时周边的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就错开了，这种竞争就不是恶性竞争，而是互补竞争了。

所以，即便是在长三角同城化的趋势下，指望上海能因此降低各种成本，那是不可能的。作为这个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只会越来越贵，以便保证一定的门槛和高度，用金钱的能量筛选入沪者。

未达到“上海标准”的，可以在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历练并积累，但若达到了上海“昂贵”的标准，你也能轻易“消费”上海了，那去留与否，就又不是她上海说了算的。杭州只有一个马云，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宝贝；而在上海，有500多个马云，阿里巴巴再厉害，也不过是这五百分之一。

生活本就如此，退一步海阔天空，真不是一句废话。

附录令人向往的长三角

<h3>1.江苏省</h3>

江苏东濒黄海，东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西连安徽，北接山东，是中国古代吴越文化的发源地。城市化水平为53.2%，排在全国第八名。就综合竞争力而言，江苏省的13个城市中，有5个排在全国前50名，大部分城市的排名都集中在全国前100名。其中，综合竞争力最强的三个城市分别是苏州、无锡和南京。

（1）苏州

苏州位于太湖之滨，长江南岸的入海口处，京沪铁路、京沪高铁和多条高速公路贯穿全境。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公元前514年建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苏州是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大城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江苏省所有城市中，生活质量竞争力排在第一位（《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7》）。

经济：全国第九

在“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苏州位居全国第九，是唯一进入前10名的地级市。

苏州是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是江苏省的经济中心、工商业和物流中心城市，也是重要的文化、艺术、教育和交通中心，下辖的常熟市、昆山市、吴江市、太仓市和张家港市等经济实力均列全国百强县（市）前十位，其中昆山、张家港、常熟分别位居第一，第三位。

2009年苏州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40.2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0%，中国大陆排名第5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则达到了11.72万元，已经成为全国人均产出最高的城市之一。全市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45.18亿元，比上年增长11.4%。

经国务院最新的长三角区域规划，苏州的定位是强化与上海对接，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创新型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苏州正在打造长三角次级商务中心，即苏州的环金鸡湖中央商务区，该区域目前已经吸引了多家国内外的企业、金融机构入驻。

交通：首个获批轨道交通的地级市

苏州自古有京杭运河贯穿而过。现有京沪铁路以及312，204等多条国道经过苏州。苏州有光福机场，周边有无锡苏南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等。其高速公路密度达到德国水平，是交通部授予的公路交通枢纽城市。

苏州为中国第一个获批轨道交通的地级市城市，目前获得国家批准正在建设的有地铁1号线和2号线，地铁1号线于2007年12月26日举行开工典礼，预计2012年6月通车。苏州地铁2号线于2009年12月25日开工建设，预计2014年6月通车。

旅游：园林甲天下

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将苏州赞誉为东方威尼斯。苏州古城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赞为“鬼斧神工”。

苏州以园林与水乡古镇名闻天下，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世纪）顾辟疆所建的辟疆园。历代造园兴盛，名园日多。

全市现有园林60多个，苏州现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3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现有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60余处，其中拙政园和留园列入中国四大名园，并同网师园、环秀山庄与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等9个古典园林，分别于1997年12月和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南京

南京市，战国时楚威王始置金陵邑、以为“王之地也”，简称“宁”，是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之称。南京位于长江下游沿岸，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产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中国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经济：综合竞争力第三

南京的经济规模竞争力排在江苏省首位，综合竞争力位居第三，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苏州和无锡（《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7》）。南京的工业中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机械、生物制药、食品饮料、仪器仪表等产业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472.23亿元。

南京本地的知名企业有熊猫电子、扬子石化、金陵石化、跃进汽车、江南光电、苏宁环球、雨润、太平洋建设、苏宁电器、五星电器、宏图三胞。

交通：天然良港

南京地处辽阔的长江下游平原，濒江近海，“黄金水道”穿城而过，南京港作为天然良港已成为远东内河第一大港，城市发展也定位于江滨港口城市，目前已成为中国东部地区以电子、汽车、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通讯中心。

目前，京沪铁路、宁芜铁路（南京-芜湖）、宁启铁路、宁西铁路（南京-西安）以及宁合铁路（南京-合肥）交汇于南京，使南京成为连接华北、华东和华中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建设中的南京南站将成为京沪高速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南京第一条地铁于2005年9月3日正式运营，目前通车地铁里程为85公里。到2014年底，南京将拥有240公里的地铁线路，到2030年南京市的轨道交通线网将由17条地铁、轻轨线构成共计655公里的网络。

文化：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南京也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游历南京后，写下的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评价：“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揣摩，你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

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南京：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京被视为汉族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故朱偰先生在比较了长安、洛阳、金陵、燕京四大古都后，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3）无锡

无锡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东与苏州接壤，西与常州交界，京杭运河从中穿过。无锡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号称“小上海”。

经济：江南经济重镇

无锡是江南经济重镇，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和10个重点旅游城市。2009年，无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992亿元，增长11.6%，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81151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达11885美元。至2009年底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有75家在无锡市投资兴办了144家外资企业。全年新批外资项目503个，协议注册外资41.02亿美元，到位注册外资连续两年超过30亿美元，达到32.03亿美元。

无锡经济开发区成立于2002年8月，被无锡市批准为市重点开放园区，规划面积为2.84平方公里。2006年5月被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开发区位于无锡市东南部，南临万顷太湖，北靠无锡市区，东依京杭大运河，西邻无锡大学城和旅游风景区，位居太湖新城建设核心区。

交通：立体交通网络

无锡重要的地理位置促使其成为了华东地区主要的交通枢纽，现已形成由铁路、公路、水路、航空配套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

无锡现有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无锡机场）和江阴璜塘机场（璜塘机场）。无锡机场位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距无锡市区14公里，距苏州市区23公里，沪宁高速公路和312国道近在旁侧，密集的高速路网使机场与苏南城市体，交通优势十分突出。

无锡依托长江、京杭大运河和太湖水系，具有7条主要航道，航道总里程1656公里，已开通营业航运线221条。无锡铁路站现为华东地区仅有的2个客货特等站之一（另一个为上海站），无锡南站为货运特等站，经沪宁线和新长线可与全国铁路连网直通。

无锡是沪宁线上的公路中枢，沪宁、沪宜高速公路通达上海市和南京市，京沪高速公路直达北京，宁杭高速公路直通杭州，沿江高速连接南京溧水和苏州太仓。312、104国道穿过无锡。

文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又是一座享誉国内外的旅游城市。无锡地处太湖北端，是江南蒙蒙烟雨，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太湖明珠，以丰富而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跻身于全国十大旅游观光城市之列。

无锡传统四大特产为：酱排骨、油面筋、惠山泥人、阳山水蜜桃。无锡最著名的神话无疑就是“阿福阿喜”。在惠山泥人中，人们最熟悉，也最受欢迎的便是惠山大阿福。

2008年12月25日，无锡获选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4）连云港

连云港古称郁洲、海州，民国时称连云市，建国后称新海连市，别称“港城”，是我国于1984年首批提出沿海开放的14座城市之一。

连云港位于鲁中南丘陵与淮北平原的结合部，陇海铁路终点（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东濒黄海，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连云港市是新能源之都，正积极推进核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及新能源相关产业打造。同时也是中国的“水晶之都”和“药港”。

经济：优势港口经济

连云港下辖新浦、海州、连云三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东海、灌云、赣榆、灌南4县。港口作为一种资源是连云港市最具有特色的一大优势。

连云港开发区的新医药产业以其“强、大、新”的独特优势领跑同行业。以西药、中成药为主体，医药包装材料和器械为辅翼的现代医药产业集聚而成的“中国药港”。目前，连云港开发区已形成了从风力发电机风轮叶片、风塔塔架到风力发电机组研发制造完整的风电装备产业链。2006年7月，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投资了10亿元，在连云港开发区内建设中复连众风力发电机叶片工业园。

田湾核电站是我国“九五”计划开工的重点核电建设工程之一。厂址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田湾，厂区按4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规划，并留有再建4台的余地，年发电量达140亿千瓦时。

2009年，连云港市地区生产总值全年实现GDP941.13亿元，按可比价格较上年增长13.6%，增长幅度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较全省平均增长高出1.2个百分点；增幅在全省13个市中位居第7位，较上年前移1个位次。其中市区人均GDP达到37229元，即首次突破5000美元达到5452美元。

交通：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

新亚欧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全长10900公里（其中中国境内4131公里），以中国、中亚、欧洲铁路为陆上桥梁，横贯亚洲、欧洲大陆，辐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1992年12月1日正式开通以来，连云港港承担了整个陆桥90%以上的国际过境箱量。

“2008年全国港口排名”中，连云港位居第八位，仅次于大连港。目前，连云港已建设完成25万吨级矿石码头，2008年吞吐量已经过亿吨，30万吨级航道建设获国家批准，已经建成。根据规划，连云港港未来将形成由海湾内的连云主体港区、南翼的徐圩和灌河港区、北翼的赣榆和前三岛港区共同组成的“一体两翼”总体格局。

连云港是中国五大交通枢纽之一，公路对外交通已全部实现高速化，国家重点建设的同三、连霍两条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

文化：东海第一胜境

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中，连云港市古迹较为丰富，历史久远。全市有风景区14个，风景点116处，素有“东海第一胜境”之称，是全国49个重点旅游城市和江苏3大旅游区之一。

连云港集名山（花果山）、名海（黄海）、名水（东海温泉）、名竹（金镶玉竹）、名石（水晶）、名书（、等）、名“气”（连云港空气质量全国最好）、名井（亚洲第一井）于一地，构成独特的城市风貌和旅游景观，造就了山、海、岛、港相得益彰，水秀山明浑然一体的宜人风光。

<h3>2.浙江省</h3>

浙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水陆交通便利，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浙江省的经济规模排在全国第四位，城市化水平为57.2%，排在全国第六名。

（1）杭州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城市，也是长三角第二大经济城市，南翼经济、金融、物流、文化中心，中国东南重要交通枢纽，有“东南第一州”的美誉。2008年，杭州在《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比中名列第一。这是杭州自2004起，连续五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经济：滨江天堂硅谷

近年来，杭州致力于打造“滨江天堂硅谷”，以信息和新型医药、环保、新材料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杭州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已有12家企业进入全国“百强软件企业”行列，15家企业进入国家重点软件企业行列，14家It企业在境内外上市。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安家落户，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打造“动漫之都”。

2009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5098.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0％，连续1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63471元，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74924元，分别增长8.4％和9.1％。

2009年，杭州是浙江省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也是经济规模、经济效率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城市。

交通：东南交通枢纽

2009年全市货物运输总量1.87亿吨，比上年下降2.5％；旅客运输量1.9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6％。至年末，萧山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120条，其中国际航线20条，港、澳、台航线8条；全年民航旅客进出港达到1004.4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7.9％。道路建设快速发展。全年新增公路里程412.91千米，至年末，全市境内公路总里程达到15112.44千米，其中高速公路503.28千米。

杭州有着江、河、湖、山交融的自然环境。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和以大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市内的水上公交系统，按站（码头）停靠，用于缓解陆上交通压力和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目前有三条公交线路，连接大运河、西溪、钱塘江等水系。

文化：世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有着2200年的悠久历史的杭州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杭州有多项旅游景点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是中国最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表达了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这座美丽城市的由衷赞美。元朝时曾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2010年5月18日,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杭州市申报的“苏东坡传说”入选，列入民间文学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宁波

宁波，简称甬，是浙江省的副省级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浙江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宁波港是中国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则列全国第四。在中央及浙江省的文件中，宁波市分别被定义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和浙江省经济中心。

经济：华东工业城市

宁波是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重化工业基地，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工业城市，也是浙江省经济中心。自从宁波开埠以来，工商业一直是宁波的一大名片。作为全国四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享誉全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提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口号。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成为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200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396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1%。人均GDP为6999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0079美元）。

港口生产持续发展。全年宁波舟山港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2亿吨，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二位，全球第三位。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达1092万标箱，增长16.0%，继续保持中国大陆沿海港口第四位，全球排名进入前十位。

更可贵的是，在浙江省所有城市中，宁波是生活质量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城市，超过了杭州。

交通：东方大港

宁波是浙东交通枢纽，陆、海、空、水立体交通发展迅速，尤以“东方大港”之称的北仑港称誉国内外。栎社机场与全国各地主要城市之间和海外许多城市架设有空中桥梁。铁路、公路、水运以及市内交通四通八达。

作为国家大型港口的宁波港设备先进，运力充足，不但担负起宁波水路运输的重任，更成为浙江省乃至华东区域海运的重要集散地。高速公路建设是宁波交通运输中的另一亮点。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落成，宁波到上海的时间从原先的4个小时缩短为2个小时。同时，随着甬台温高速公路(沈海高速，G15)、甬金高速公路(G1512)、甬舟高速公路(舟山跨海大桥，G9211)、宁波绕城高速公路(G1501)等多条高速公路的相继落成，宁波已成为浙东的公路交通枢纽。

2008年12月，宁波轨道交通方案通过国家发改委评审。宁波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以主城区为核心，以跨三江（姚江、甬江、奉化江）、连三片（三江片、镇海片、北仑片）、沿三轴（商业轴、水轴、公建轴）为指导思想构成骨架，由6条线组成放射式线网，辐射范围覆盖全宁波市区和余慈地区，规划线网全长247.5km（主城区内全长177.4km）。

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口号。宁波历史悠久，是具有7000多年文明史的“河姆渡文化”发祥地。唐代，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

宁波的藏书文化深厚，涌现过一大批藏书数万卷的藏书名楼。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

宁波还是著名的侨乡，有430多万宁波籍人士旅居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宁波帮”已成为联结宁波与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3）绍兴

绍兴地处浙江省中北部杭甬之间，下辖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是世界文豪鲁迅先生的故里。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并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和2008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经济效率竞争力和生活质量竞争力，均位居全省第三位。

经济：“新温州模式”

绍兴是全国十强市，十强县双十强城市，也是全国著名的全球纺织城与世界纺织品贸易中心。

在20世纪80年代后，绍兴既温苏锡常地区之后成为长三角第三经济模式的发祥地。与温州采取个人家庭作坊单打独斗发展的方式和苏锡常地区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相左，绍兴以内资民营股份制和国企转型股份制与外资私有制为主的新私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低调发展，在2005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内迅速上升，经济总量逼近浙江省私营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因与浙江东南及浙西义乌地区发展的温州模式有较大区别，在美国专业经济评论杂志福布斯中“绍兴的奇迹”一文中，被称为新温州模式和绍兴模式。

2008年绍兴市生产总值达到了2222.9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9.0%，经济总量位居长江三角洲地区第8位，继续保持全省第4位；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超5万元，达到50909元（按户籍人口计算），按2008年平均汇率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超7000美元，达到7330美元。

交通：著名水城

绍兴是一座地方色彩很浓的著名水城。其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

杭甬高速贯穿绍兴县，越城区，上虞市与宁波方向，杭州、上海、南京方向连接。截至2005年底，全市公路总里程为4397.5公里。铁路有杭甬铁路、浙赣铁路，拥有绍兴，上虞、诸暨3个客运站，柯桥，绍兴东，上虞等大中型货运站场。目前在修建的沪杭甬客运专线也将有绍兴客运站。

文化：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绍兴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群星璀璨的“名士之乡”。绍兴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绍兴出名人，是陆游、蔡元培、秋瑾、鲁迅、周恩来、竺可桢、马寅初、范文澜等名人的故乡，毛泽东主席称绍兴为“鉴湖越台名士乡”。

2010年5月18日，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绍兴市申报的“王羲之传说”入选，列入民间文学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温州

温州位于瓯江下游南岸，是浙江省下属的地级市，为沿海港口城市，简称瓯，别称鹿城。

温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沿海城市。温州古城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四季温和湿润，故名温州。也是一座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城市，温州人以“智行天下”、“善行天下”、“商行天下”而遐迩闻名。

经济：商行天下

浙江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浙江东南部，东濒东海，南接福建宁德福鼎市，西与丽水市相连，北与台州市毗邻，是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浙江省地级市，浙南经济、文化中心。以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发展民营经济而闻名，据测算，2008年温州民营经济比重达80.9%。

“温州模式”指的就是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曾经在全国红极一时，家喻户晓。

2009年温州市GDP突破2527亿元，浙江省内排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2009年温州GDP比上年增长8.5%，增幅与上年持平，2009年全年实现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360.72亿元。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21元，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100元，增长7.1%。

交通：枢纽城市

温州是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也是全国25个主枢纽港之一。温州港是全国最大的沿海集装箱码头之一。

温州高速公路有通往丽水、金华的金丽温高速公路，通往宁波、台州方向的甬台温高速公路（另有复线在建中），2010年2月3日完工的诸永高速公路，13日完工的温州绕城高速公路（北线）也让出行更加方便。瓯海大道是横贯城区东西走向最主要的快速交通之路，是串联鹿城、龙湾、瓯海三大城市中心区域及机场、铁路的门户之路，并成为温州最重要的迎宾大道之一。

温州有永强机场可以通往全国许多城市，并开通了至香港的定期航班。金温铁路是全国第一条全民捐款，自主修建自主管理的铁路。温福铁路、甬台温铁路也已于2009年9月底开通动车组，温州成为铁路枢纽城市。

文化：东南邹鲁

温州文化灿烂，史称“东南邹鲁”，是中国数学家的摇篮、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中国南戏的故乡。

温州历史上以手工业发达著称，是青瓷发源地之一，造纸、造船、丝绸、绣品、漆器、鞋革等在我国历史上均有一定地位。南宋时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有“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之称。温州是南戏故乡，14世纪中叶温州著名剧作家高明的《琵琶记》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温州是使用多种语言的地区，各种语言之间差别甚大。以市区口音的吴语瓯江片温州话为主，其次有150万居民使用闽南语，主要来自三、四百年前大量的闽南移民，以苍南县为中心分布，被称为浙南闽语。另有甚少人使用吴语太湖片、赣语、闽北语、蛮话、金乡话、畲族话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温州话充满复杂性，一直被认为是全中国最难学习的方言。

<h3>结语</h3>

当一个个政策接连出台时，因为它与现实还有很长的距离，人们对政策的兴奋点被降低了。但是，当长三角区域规划政策出台后，很多人却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很多相通相融的事情在这个区域很早就在做了，就像恋爱已经谈了很久，又给了一个订婚的说法。

到昆山买房，到杭州度周末，到苏州上班，在上海这个城市的人群里，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有了一个规划的出台，让人们的行动更加有了方向，有了政策的保障。早已行动的人不再忧虑；同时也需提醒没有行动的人，当“长三角”的机遇来时，不要错过它。

后记不能被钱困钱死！

上海，和北京、广州、深圳都不一样。她太特殊，特殊在只要你有钱，这座城市就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反之，绝对是地狱，而且永不超生——除非你的彩票也能中个2.59亿。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引子部分，其余两本书都采选了名人的奋斗故事，而上海，你找不到类似的“传奇”——名人大都非富即贵，至少不缺钱花，那么待在上海肯定能得到尊敬，觉得舒服，哪个还会鲜格格（上海话，意指用哗众取宠来博得赞赏的行为）来一出“逃离上海滩”吗？答案是，no！

而如果名人不跑，想要任劳任怨留在这座城市，白手起家，那他肯定成不了名人。这就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发问“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原因，因为在上海创业真的太难，创业通常是一个由低到高、由小钱变大钱的过程。可惜，上海就是瞧不起小钱，不经花，三两下就被她榨干了。

这就是我们的尴尬，也是这座城市的尴尬。所以，我们只能寻找身边的例子——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普通人，至少会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所作为，但上海不太适合现阶段的他们，昂贵的消费严重剥削着“羽翼未丰”的他们，如果生活只剩下斤斤计较和埋头赚钱，紧张兮兮地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确实有一条路走到黑的感觉。

不能被钱困死！这是我们搜集和整理这些普通人的例子时，听到最多的感触。

我们的同事在为这本书整理插图的时候，发现很多关于上海的照片，其实都不太能够真正展现这座城市的“昂贵”和“豪华”，功夫不在面儿上。一个来上海看世博的朋友，去外滩转了一圈，他说除了某几栋建筑欧式一点之外，好像跟长沙也差不了多少。我说，你光在外面看没用，要进去。去了你就知道，里面的东西，光看一眼，你就会觉得自己被那堆东西“鄙视”了。

上海不是暴发户，她的昂贵是骨子里的，平时一点一滴地积累，慢慢你才会发觉，没钱的话，自己真的很难被这座城市接纳。

因为身处上海，所以在编撰这本《上海太昂贵》时，感觉与其他两座城市很不同。但我们并不害怕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看到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后，会厌恶、失望，直到失去继续下去的勇气而“逃离”上海。因为这本书并非“危言耸听”，我们也无意怂恿你们远离大上海，而是觉得有必要，让已经进来的人面对现实，为自己的未来找到出口；让在进城路上的人，得到一张地图，你真的需要知道这座“魔都”隐藏了多少陷阱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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