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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Ⅰ·北京太势利》 序言 推荐序 北上广，你在抛弃谁 呙中校 我看到这套“逃离北上广丛书”的时候是11月，而8年前的这个时间，年少轻狂的我写了《深圳，你被谁抛弃》，一夜之间走到了风口浪尖。 8年间，深圳已经从“你被谁抛弃”的境遇，走到了“你在抛弃谁”的“境界”。同样，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在中国城市化的飞跃中，变得越来越挑剔与苛刻。 《深圳，你被谁抛弃》之后，对我自己而言，特别想写的下一个选题之一，就是眼前的“逃离北上广”。如果说当时的深圳问题还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当前的北上广问题，是与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年轻人都息息相关的，也是中国在经历超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必然的困惑和游离，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我想，绝不仅仅是北上广这三个地区的事情，也绝不仅仅是对近来出现逃离现象的一个回答。 3年前接受传媒采访时，我曾有过这样的观点：“外来工、刚来深圳工作三四年的大学生，是‘逃离深圳’的主体。房价问题、户籍政策、社会保险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深圳最大的三个问题。目前深圳房价高涨，对外来人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加上户籍制度，人是很容易离开的。” 眼下看来，这种趋势似乎愈加严重。 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城市的情况虽然各有特点，但是现实的坚硬和苦涩是共同的。 这套书作者说的“逃离”，不是逃跑，更不是对一线和二线城市之间生活成本的简单比较，我理解为更多的是在反映一种集体情绪和思维方式。这也恰恰是作者的敏锐之处，今天的“情绪”是明天的“行动”。所以依我看，此书不仅仅对正在“北上广”犹豫徘徊和想去“北上广”实现梦想的年轻朋友大有裨益，也很值得城市的领导者们认真研读。 说来也巧，“逃离北上广丛书”的作者几乎和我写《深圳，你被谁抛弃》时同龄，奋斗历程也差不多和我当年一样。当年的《深圳，你被谁抛弃》曾引出了一场关于深圳命运的大讨论，难保《逃离北上广》（《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不会引发全国上下对城市化进程的新一轮大讨论，可喜的是，现在的中国已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来思考类似的问题。 2010年11月 注：呙中校，1975年生于湖北，毕业于武汉大学。2002年11月，以“我为伊狂”的网名，在人民网和新华网的论坛上发表了万字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一举轰动全国，引发全社会对特区前途的大讨论。2003年1月，时任深圳市长随后约见呙中校并公开对话，这在国内为首次。此后呙中校进一步阐述他的想法，在原文的基础上写出一本20万字的专著，成为当年叫座又叫好的畅销书。现供职于香港《亚洲周刊》。 序言 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 颜石泉 我一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是迁徙经济学，迁徙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追求。一个人的迁徙是一个人的追求，而整个国家的迁徙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追求。在这个追求中，蕴含着所有价值观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形成了经济学。中华民族跨世纪的迁徙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开始，虽有惨痛的失败，但争取、寻找、背离家园和最终的传奇始终是主旋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事实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年轻人开始了新的与过去不同的迁徙。然后是“孔雀东南飞”：经济特区的建立，让学有所成和有志向的年轻人奔向深圳、奔向上海、奔向北京、奔向广州和海南…… 每年，有超过1亿的年轻人为寻找自己的传奇告别家乡；每年，有超过中国总人口接近15亿流量的人口在春运期间大范围往返。这种总量巨大的人口流动，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而在中国却在和平时期且年年如此。 从来也没有哪一刻，中国人是如此渴望成为传奇。 这种中国独有的迁徙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且持续不断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超高速地发展，而也由于迁徙的不断，因而发展将依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 本周公司将三本套的《逃离北上广》送到我案头上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关键词是迁徙和传奇。没有迁徙就没有传奇，这就是中国经济。那么《逃离北上广》是否会偏离了迁徙的主题，并从而失去传奇的结果呢？这是思考的重点。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这话是李宁说的。出自其口，尤其令人感叹与信服。 2010年的李宁，鬓角花白头发稀疏，身材微微发福。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那一幕：他从空中落下，没有站好，全场惊悚。李宁抬起头，脸露笑容。1992年，我随中国青年报刊代表团去广东采访，在三水市广东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办公室见到李宁，他显得内向而不擅言语。李经纬说，他助李宁以自己名字做体育服装。 而今，李经纬的健力宝已不复存在，老人为此付出所有，传奇终止。而李宁的服装品牌已发展到仅次于耐克，并向耐克发起挑战的程度。 或许更多的80后年轻人并不指望自己成为像李宁那样的传奇，认为李宁成为运动员的传奇已足够令人称赞，成为企业家的传奇已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无法效仿。但其实： 一个农民工，拼死努力，定居城市，是一种成功。如果定居一线城市，就是一种传奇； 一个偏远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在上海的全球500强外企中，找到一份类似杜拉拉们的工作，也应当被视作传奇； 一个有志于仕途的政治系毕业生能荣升到北京的国家级部门，当然会被视作仕途亨通，传奇降临了；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安营扎寨，工作顺当，对于您更年轻的过去来讲，都是一种传奇。 传奇缘于迁徙。与迁徙相对的是保守和等待，这种方式相较于迁徙来说，要消极得多。迁徙因其主动性而获取的机会就多，因而产生传奇的可能性就大为提高了。 然而，“逃离北上广”因其逆向思维而让人吃惊，因为持续30年的潮流是奔向“北上广”的，它是伪命题吗？对于继续寻找机会以实现传奇的年轻人来讲，由于“北上广”的人满为患，机会减少、门槛变高，“逃离”当然就不是个伪命题了。因为，有人捷足先登！在确信无更多机会后，其实“逃离”就成了一种新的迁徙。同理，机会与传奇都在迁徙之中。何况，价值观继续在变： 住在北京王府井边上，一定比住在苏州的独墅湖岸边上好？ 住在上海静安的南京西路，真的强过住在珠海的情人大道旁？ 住在广州天河，真的强得过住在昆明洱海湖畔？ 住在深圳的罗湖区，好得过杭州的西溪湿地？ 未必！未必！未必！未必！ 即使北京有后海，那后海已被泛滥的人群污染到不适宜居住；即使上海的南京西路依然拥有繁华的购物场所，但这样的场所并不适宜你把家安在街两旁的楼上；即使深圳罗湖的桥边一脚就可以去到香港，但现在去香港的路便捷又通畅，不必家居罗湖；广州二沙岛也已被炒到天价，而如同二沙岛景色的地段其余城市太多太多…… 城市其实已发展到无差别时代，天安门、外滩、罗湖关口离你有多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寻求何种传奇，这些标志性地点与你的传奇是否有关。 所以，逃离北上广，没什么不好！迁徙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也应该是你传奇的发动机。 2010年10月8日于上海 序言 前言 寻找被忽略的自己 苏言 “逃离北上广”，原本只是局部、个别的行为，现在成为广泛的话题，当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样，“北上广”被知情者称为：GDP和CPI同大，意思是城市发展的确很快，市民荣誉感也强，但市民消费价却太高，高到无法消受，并因此形成高门槛。 谁会“逃离北上广”？杜拉拉肯定不会，在500强工作的杜拉拉甚至不愿为爱情离开DB公司，可见工作比爱情更重要。人生遇到一份好的工作不容易，而爱情，不管你骨子里是怎么想的，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非特殊情况爱情不会把你丢下。 “北上广”是什么？是北京、上海、广州加深圳，这四个城市被当今社会誉为中国最好的城市，并各自拥有1800万上下的总人口，且精英群权重大。 北京，中国的首都，建设好有十足的理由，传统上被最为看好，因此户口也难进； 上海和广州，同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洋务运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这两座城市几乎可以说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史。上海户口值钱大多数国人都知道，可以说上海和广州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 深圳是中国体制的特殊产物，如果说上海和广州的洋务运动是在被动中进行的，深圳则是我党我国领导人亲自要干的，可说是主动性的洋务运动产物。修订政策，引进港资，不信就干不过绝种的资本主义！ 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有志的年轻人别无选择！ 可，三十年了。一波波优秀的民工向这4座城市蜂涌而至，一批批大学毕业生首选这4座城市，并不惜因未分配好而辞职重干。这些年轻人成就了这4座伟大的城市，也成就了自己，并因此形成潮流。 潮流是什么？是时尚。时尚是什么？是楷模。楷模怎么讲？学呗！ 可，三十年了。杜拉拉们挤得这4座城市水泄不通，不仅后来者无路可走，即便是先来者也会被杜拉拉挤掉。看看，王伟不是走了吗？杜拉拉好几个前辈也走了！ 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一生去过北京若干次，上海二三次，广州或许没去过，而深圳，没儿女基本不去。年轻人们走南闯北，在他们的求职信中，只填着这4个城市，只要是这4座城市，去了再说！很多人转着圈地往返，渴望在这4座城市中求得相对更好的职位。看看“杜拉拉”就知道了：可以不择手段，包括被称为人生最重要的——爱情。 人的精明是被炼出来的，做人精中的后辈，尤如前面有一堵墙，推开的可能性有，但很有限。况且，先辈们即使在专业上也不比我们差呀，怪不得他们。最终，只能怪：人满为患。 时间的沙漏一直朝着一个地方持续地漏。那里，不问人的出处，通常一桌人吃饭，来自各省市的人没有重复，这与传统上的本地生、本地长、本地工作一辈子完全不同。 未来30年，沙漏持续，可不会只朝着“北上广”了，通往“北上广”的铁轨并列而行的：还有一条出来的路。人如货币，总是流向那些需要投资并且一定会带来回报的地方。这使得新一代年轻人会去寻找被忽略的自己，和正在崛起的城市。即使身在“北上广”，一旦被忽略，就一定会激起反省，这是市场给年轻人带来的选择，也是优于中国历史的地方，更是中国有希望之所在。 这是我们写这部书的初衷。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北京太势利》。 势利的北京让你无法开始工作，每天被一种无名的精神打击着，而交际则需要太多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太高。由于无法迅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因而自己的一切都会显得滞后。可以说，北京的竞争主要是精神上的，因为不断地有人在告诉你：圈儿，北京就是个圈儿！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上海太昂贵》。 上海的昂贵则是纯物质的，没有钱你甚至都没法住下来，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会帮你的忙。不错，是很公平，前辈们也是走的这条路。一切都得看实力，假使你金钱不够，你就得把学历、资历、勤奋、身体，包括姿色和学养一起打包作价。价不够，你将痛苦并痛苦着。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广东太竞争》。 广东很务实，不像北京讲背景，上海讲气质潜力。广东，无论广州还是深圳，你得苦，你得相信苦尽甘来。背景和气质都没用，漂亮女孩如果不讲苦，充其量也就是做几年不光彩的“风光年华”，熬到花落色衰，依然不会被广东承认。相比北京和上海，广东的竞争来得低端，正因为此，广东的竞争称得上是“血汗时代”。 所以，下一站，寻找正在崛起的城市。好在，现代中国，伟大的城市不只“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Ⅰ：北京太势利 序言 引言 北京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俞正声曾感叹“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但北京连这样感慨一下的念头都不曾有——虽然马云曾两次进京，并试图在北京创业扎根，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 1998年底，马云从外经贸部旗下的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席位上，主动辞职，领着他的创业团队撤离北京，回到了杭州—— 六个月后，马云的阿里巴巴网站正式上线； 四年后，马云创立淘宝网，并使之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C2C购物平台； 六年后，阿里巴巴集团兼并了当时全球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在中国的所有资产，马云的阿里巴巴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八年后，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有约4900名员工持股，平均每名员工有9.05万股，若以11港元的招股中间价计算，每人通过IPO得到的财富刚好100万港元。阿里巴巴上市造就的千万富翁有千人之多。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面积最广泛、数量最巨大的造富运动。当年跟着马云艰苦拼杀的阿里巴巴创业者们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回报。 而这一切都始于1998年底的那个冬天，马云说，我要离开北京。 <h3>长安街的黑白时光</h3> 实际上，马云和他的13人创业团队（包括马云在内）在北京的一年零两个月，在旁人看来，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做成了许多事：做了外经贸部的内网，也做了它的外网；搞了合资公司，并做到了一年盈利。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很开心，只有马云闷闷不乐，他认为自己失败了…… 1997年12月，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EDI）诚邀马云加盟，出任该中心信息部总经理。于是，马云领着他的创业团队：张瑛、孙彤宇、吴泳铭、盛一飞、麻长炜、楼文胜、谢世煌、彭蕾、韩敏、蒋芳、戴珊和周悦红，踏上了进京的列车。这些人，日后都成了阿里巴巴集团的骨干。 1997年的那个冬天，马云和他带领的团队，就像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个布衣侠客，带着一群徒儿奔赴京城闯荡江湖…… 他们工作的地点就在北京东长安街2号，外经贸部1号楼里。 光是外经贸部坐落的这块地儿，就让人肃然起敬了。长安街街面展宽为50-100米，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也是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以天安门广场为界，往东为东长安街；往西为西长安街。 伫立在中国最重要街道上的外经贸部大楼，和北京多数国家部委的办公楼相似，不高，但是很大。三栋灰白外墙的联排楼宇，不杂糅任何多余的色彩，除了正门口旗杆上那面五星红旗，以及大门两侧一丝不苟站岗的绿军装外，就连灰砖墙上标识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牌匾，都是端端正正的白底黑字，给人肃穆之感。总之，到了跟前你都不敢大声说话，好像就怕惊动了什么。 在京的这些日子，马云并不快乐，有时甚至很郁闷。他说：“在北京那一年多吃的苦胜过在黄页时……”马云在北京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和痛苦，他与外经贸部的相关部门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歧，将永远成谜。因为马云对此讳莫如深。 这里，不得不提到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历史。 1996年2月，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正式成立，英文简称为CIECC。尽管早在1996年2月便成立，但CIECC的正式运营，却要等到近一年之后——1997年1月。当时，外经贸部要做的是一个大内网加上一个官方政府网站（MOFtEC网站）。 对于大内网的架构，领导们的设想是这样的：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光纤，在外经贸部下属的各个分支机构分别设立接口网点，所有的网点互联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大内网。在这个大内网上，外经贸及其下属机构可以为企业办理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审批手续；同时，也可以通过这大内网向外贸企业发布相关的外贸政策法规。整个大内网项目的开发则由外经贸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来负责。而且，这也是一个联合国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 有政府的支持，铺设光纤等基础网络架设工作并不复杂，而外经贸部高层最关心是：找到优秀的、最合适的人才来经营这个项目。 起步阶段的中国互联网，最缺乏的是懂得经营，懂得把互联网当做生意来做的人才。于是，在杭州因为经营中国黄页而名声大震的马云，成了外经贸部领导眼中理想的人选。 刚到北京时，团队成员全部住在外经贸部东郊潘家园的集体宿舍里。前后两批一共13个人，分成三小群，分住在三套简陋的房间里。开发网站的工作很苦很累，还得经常加班。 尽管是给政府部门做事，马云的团队也没能享受什么特殊待遇，甚至比同部门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要辛苦。日复一日，大家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场景：早上，闹钟一响，就得在一种极其痛苦、极不情愿的状态下，眯着眼睛穿衣起床，“每次听到闹钟响，死的念头都有！”然后，大家就聚集到潘家园等车，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车，也没有闲情逸致欣赏沿途的大街小巷，很快就进入梦乡，一路就这么一颠一颠地睡到外经贸部；工作到深夜，大家又一颠一颠地回到集体宿舍…… 团队主要负责开发外经贸部官方网站（大内网），这也是当初马云受邀的主要任务。对于大内网的设想，马云一开始就反对，并试图说服EDI把网站建在互联网上。尽管马云反对，但他这个EDI下属部门的小经理做不了主，方案还得部里官员定。 势单力孤的马云最终还是屈从于官方的意志，硬着头皮做起来了。马云的13人团队，人手虽不多，却是高手云集。做网站开发对他们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何况这帮人在中国黄页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网站是做好了，做得很快，也很成功。 但是，到了运营的环节，问题又出来了：政府的红头文件下去了，业务却非常冷清。这也容易理解，外经贸部的大内网实际上有些像今天的“电子政务”系统，它的功能也很简单：外经贸部及其下属机构可以为企业办理所有与外贸相关的审批手续；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大内网向外贸企业发布相关的外贸政策法规。企业家们肯定会这样想：这原本就是一个电子化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凭什么让我们企业来买单呢？ 所以，EDI的这个大内网工程的商业运营模式是行不通的。这一点，马云当然心知肚明，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也在他意料之中，只怪当初那些领导们没有接受他的方案（做互联网）。于是，在EDI大内网的运营出现问题之后，马云又开始不断游说高层扩大内网，改建互联网。 终于，1998年7月，经外经贸部高层批准，EDI成立了合资的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由马云出任。 国富通成立以后，马云就带领团队开发“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项目，这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项目，也是马云真心想做的。无论是从架构还是从实际的经营运作来看，“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都算是当时中国电子商务领域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尽管它也是收费的业务，但收费办法已不像大内网时那么老土（用政府的红头文件推广）了，而是采用更市场化的方法。所以中小企业上网很踊跃，网站很快就盈利了。而且，国富通和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站，都是在创建的当年就实现盈利的项目，纯利高达287万元。 在中国政府站点中，外经贸部的网站不仅是国内部委中最早的一个，也是最优秀的政府站点之一，在1999年就被评为中国“政府上网工程”的推荐优秀站点。1998年10月5日，纺织品配额招标系统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上投入运行，全国首次实现纺织品配额电子招标。当时中央和十多个部委的领导到场观看了电子招标开标演示。站在领导们面前，为其进行演示的，是一个长着顽童般模样、笑容可掬的年轻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正是时任国富通总经理的马云。而站在他左边的，则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站在他右边的，依次是国务委员吴仪、外经贸部长石广生。 <h3>两种思维模式的冲突</h3> 北京的这次创业似乎是成功的。新公司和新网站势头不错，工资理想，团队齐力，大家很开心。 但马云不开心。马云也没有成功的感觉。长期以来，马云发现很多事情在政府的编制里很难做，存在着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尽管那时，提起马云与外经贸部的合作，人们都说那是中国的“梦之队”，但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连马云自己也说不清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思维、两种模式的冲突日见明显，即商人和官员的冲突日见剧烈。尽管EDI给了马云很高的礼遇，很高的职务，但马云心里清楚：他不过就是一个做网站的高级打工仔。他和他的北京团队一直都是外经贸部的编外人员。如果部里有会做网络的人才，谁会找他们？ 在马云参加的外经贸部的大小会议上，那些中央和地方的经贸官员，谁会把马云看在眼里？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一切本来就是常态。更何况是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 张瑛（马云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我知道马云受冷落，但他是个很乐观的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从来不说今天很郁闷，很气愤，他总是用平常心对待这些，总是给我希望。” 马云的痛苦和烦恼从不表现出来。但是马云进京是来创业的，是来追寻他的互联网梦想的，他不是来简单地打工挣钱的。 到了1998年底，网络大潮席卷全球，中国也第一次出现了网络热。五花八门的网站如雨后春笋，新浪、搜狐、网易一路高歌猛进，曾是中国网络第一人的马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马云怎能不心急如焚？ 马云所面临的无非是两条路：留在北京，或者离开北京。若留在北京，机会倒是有，比如当时的新浪和雅虎都希望马云去加盟，但马云认为北京的网络太浮躁，很难成事；况且马云已经受够了在政府企业里做事时条条框框的束缚、磕绊与畏首畏尾。马云敏感的直觉告诉自己：中国的网络形式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全世界互联网高潮马上就要到来，留在政府里对不起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1998年年底，马云突然向大家宣布：我要回杭州了！ 决定之后，马云把他从杭州带过来的团队召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留在部里，这有外经贸部这棵大树，也有宿舍，在北京的收入也非常不错；你们在互联网混了这么多年，都算是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到雅虎，雅虎刚进中国，是家特别有钱的公司，工资会很高，每月几万块的工资都有；也可以去刚刚成立的新浪，这几条路都行，我可以推荐。反正我是要回杭州了。” 接着马云又说：“你们要是跟我回家二次创业，工资只有500元，不许打的，办公就在我家那150平方米里，做什么还不清楚，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商人网站。如何抉择，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当时，不管多么反对，多么不理解，但真到做抉择时，马云这支13人的团队没有任何人犹豫，也不用三天时间考虑。五分钟后抉择就出来了：全部跟马云回杭州！ <h3>湖畔花园的激情</h3> 回到杭州，马云说，“我要创办全世界最好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今后的阿里巴巴集团，而它诞生于杭州西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湖畔花园。确切的地址是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号——小区中一座4层居民楼中的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面积150平方米，这里本来是马云的新家，还未来得及住就被拿来当做了阿里巴巴的办公地点。 当时，阿里巴巴的模式对于的中国互联网来说，是非常独特的。起初，马云团队的大多数人认为做一个像雅虎、新浪那样的门户网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马云认为“大部分人看好的东西，你不要去搞了，已经轮不到你了”。于是，阿里巴巴没有拷贝任何已有的成熟模式，选择创新，而创新的风险十倍于拷贝的风险。如此“出格”的冒险之举，放在北京，放在外经贸部或者国富通的框架里运行，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1998年圣诞节前，张瑛和蒋芳（后任阿里巴巴B2B-ICBU总经理助理）先行返杭，开始布置湖畔花园的“办公室”。张瑛从家里找来地毯和窗帘，又找来一个烧油的取暖器和几件旧桌椅。一切因陋就简。后来，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用报纸把四周的水泥墙糊了起来，这是唯一的装修。所用中英文报纸全部是It技术类的，等闲人还看不懂。 湖畔时代是阿里巴巴激情燃烧的时代。 作息是早9点到晚9点，每天12个小时，这是正常作息时间。加班时，每天要干16个小时甚至更多，而加班又很经常。谢世煌（后任阿里巴巴战略投资董事总经理兼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说：“湖畔花园里有一个小会议室，可以打地铺，那时睡办公室的时间不比睡租房少。” 创业初期曾访问过阿里巴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这样写道：“没日没夜的工作，屋子的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 数月后《福布斯》杂志的资深记者贾斯汀·杜布勒在马云夫人的带领下参观了阿里巴巴创业时的房子：“20个客户服务人员挤在客厅里办公，马云和财务及市场人员在其中一间卧室，25个网站维护及其他人员在另一间卧室。……像所有好的创业家一样，马云知道怎样用有限的种子资金坚持更长的时间。”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插曲。 有一天，几个工程师工作到早上5点40，天亮了，大伙还没睡觉。有人提了个建议：出去逛逛。于是，几个人呼啸而出，打的来到西湖边。 这些人被关了几个月了，没时间进城，更没时间到西湖来，跑出来有点像羊群出圈。当时正值早春，细雨霏霏，柳丝轻扬。几个人跑到断桥上，大喊大叫，引吭高歌。在西湖边上潇洒了一小时后，他们又跑到知味斋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跑到新华书店，每人买了一个“背背佳”。尽兴而归，回到湖畔花园时已经快10点了。 发现所有其他员工都站在凉台向他们眺望，个个神情严肃。马云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没事了，你们回来就好！” 原来早上大家来上班，发现所有的工程师都不见了，服务器也死机了，没有打招呼，也没有留条。每天这会儿他们都应该在地上呼呼大睡的。一些人有点慌，甚至提出要报警，工程师失踪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到凉台翘首远望。 从这些年轻工程师的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阿里巴巴的创业精神。他们能彻夜苦战，也能苦中取乐。有时他们半夜看鬼片，看完就搞恶作剧。有一天，半夜12点，几个工程师在小区路边干聊，看见一个人走过来，就想吓他一下。在那个人快看见秋千时，他们把秋千高高荡起，然后赶快躲起来；那个人看见无人的秋千，吓得半死，赶快溜走了。而这样的轻松自在，在外经贸部的灰白大楼里加班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1999年11月5日，张璞（后任阿里巴巴人力资源总监）第一天到阿里巴巴面试，他回忆说：“到了湖畔花园后，感觉这个公司有点怪，像皮包公司。进出以后，感觉不好，黑灯瞎火（因为停电），门口摆着一堆鞋，房间的地毯上躺着20多人，有臭味……” 湖畔花园150平米内的这20多人，显然臭味相投。正如马云激情昂扬的演说那样：“就是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失败了还有这个团队，还有一拨人互相支撑着，你有什么可恐惧的？今天，要你一个人出去闯，你是有点慌。你这个年龄现在在杭州找份工作，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你拿得到，但你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干劲，这种闯劲，三五年后，你还会再找新工作。我觉得黑暗中大家一起摸索一起喊叫着往前冲，就什么都不慌了。十几个人手里拿着大刀，啊！啊！啊！向前冲，有什么好慌的，对不对？” 这就是小个子马云的故事。如果在浏览器中输入.haibofanyi.（马云以英语老师的身份下海后，创立的第一家公司：海博翻译社），你会看到马云手写的一句简单但又令人震撼的话：永不放弃！ <h3>结语：为自己造梦！</h3> 著名的学者、已故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莱安·费尔普斯常说：“想最幸福的事就是最幸福的人。”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想最成功的事就是最成功的人。 夫志当存高远。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道理。但是，现在你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当初，你喜滋滋地举着五毛钱的冰棍儿，心里想着将来要遨游太空；如今，你每天节衣缩食，步行好几里路去地铁站，只为了节省2块钱公交费，为了那套二居室的房贷……“北上广”有什么不好？“北上广”就这点不好：它欺负弱小。 所以，马云离开了——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窝孵化阿里巴巴，孵化他的理想，在他还没有真正壮大之前。 马云们离开了，但依然不断有人涌入“北上广”。2010年6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指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仍有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居住地。其中，97%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希望自己仍居住在这三个城市。调查还指出，农村受访者也表现出向城市和县城流动的较强意愿：55.5%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和县城居住，明显高于愿意居住在农村的38.9%的比例，并且，年龄越小的群体越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 而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于2010年6月在其招聘网站上进行的一项关于“逃离北上广”的调查，则揭示了大城市的另一面。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公司白领中，有近六成表示有离开这些城市的打算。这项调查的参与者中，66％为男性，大专以上学历占91％，21％的受访者来自外资企业，有两至五年工作经历的占41％。 新浪网也联合《新京报》，针对北京的生活压力，做了一项《北漂，你打算“回归”吗？》的专题调查。在调查中，38.7%的职场人对目前的发展状况不满意，其中，有82.5%的职场人考虑过回家乡或者非一线城市发展。“如果二三线城市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你会选择离开北京吗？”对于这个问题，69%的职场人选择了肯定答案。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钱锺书笔下的“围城”现象，近几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中国特大城市，已然愈演愈烈。 其实，无论“冲进去”，还是“逃出来”，都不过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关键在于你追求的是什么。 显然，马云追逐的是他的理想，他的“互联网之梦”——做中国最大的网站。所以马云们离开了北京，1999年3月10日在杭州才有了一个叫阿里巴巴的网站。 时隔八年之后，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但作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和创始人的马云只持有阿里巴巴B2B子公司5%的股份（1.89亿股），以招股价上限计算，上市后马云身价为22.7亿港元。在胡润百富发布的《2007胡润It富豪榜》中，百度李彦宏以180亿元身价成为It首富，史玉柱、马化腾分别以135亿元、120亿元的身价占据了二、三的位置。而已经在香港交易所IPO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则以50亿身价的估值位列第8。 原因很简单，马云在这些人中持股水平最低。马云只持股5%，而盛大的陈天桥持股75％，百度的李彦宏持股25％。 马云曾说：“我已经不可能成为世界首富了，也不想成为世界首富，从未想过。”所以阿里巴巴不造首富而造群富，不追求个人巨富而追求员工共富，这就是马云的境界。他追求高于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和他身边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物质回报。 如果他只想赚钱，当初就不必离开国富通，不必离开北京——作为外经贸部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当时雅虎和新浪都曾以高薪打算挖他过去。但如果他不离开，也就不会有阿里巴巴，更不会有今天的马云。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浅显。我们讨论离开，不是要你放弃，不是让你倒退，更不希望你掉进二三线城市安逸但平庸的生活里，而是不想看到你囿于一线城市的光线外表不能自拔，更希望你能怀揣梦想，看清现状，冷静分析，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起跑点。然后，狠狠出击！ 第一章 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1、“不必言大而自大”之城 北京是城。 北京是座很大很大的城。 虽然，北京并非中国唯一的大城市。除此之外，天津、重庆、长沙和广州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首先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随着浦东的开发，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远远不止于此。她拥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同时上海还是全国利税大户，2010年的世博会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上海完全有资本被冠以“大上海”之称。 但是，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在作家王安忆看来，上海刮的风就首先输给了北京：“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 无怪乎易中天要在中强调：“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唯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h3>路大欺人</h3> 北京城的大，你的脚会首先体验到。 有句俗话叫“看山跑死马”，那正是对北京立交桥的生动描述。一对外省父子，儿子高中北京著名学府，老父亲自送他入学。来的时候学校派校车接了，回家时老父图个新鲜要自己“溜达”，结果一出门就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老父亲感慨万千，回家就发了篇博客诉苦： “当时在入口刻意记忆的标志性建筑就在眼前，可是相隔的是：宽阔无比的、川流不息的、纵横交错的、不可逾越的、令人眼晕的西直门立交桥。如是‘家’里的桥，跨过、穿过、走过也就是了，这点毋庸置疑，可面前的庞然大物，如何是好？” 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篇名为《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对这“庞然大物”有更理性的描写：“西直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整个空腹转盘桥外径东西长140米，南北长95米，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凌空鸟瞰，有人说它犹如满月，有人说它好似盘龙。” 这样的“大”桥，想要走几步就跨过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一个立交桥绕下来，就算打的士，也肯定跳表。北京人自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否则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立交桥已经像“满月”，像“盘龙”了，那作为这座大城市大动脉的大马路就更不能含糊了。根据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案）》的内容，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3条主要干道的宽度调整为120至140米，并提出一般干道宽80至120米，次要干道宽60至80米。 这样的“大马路”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梁思成对于长安街的宽度倒是曾有一段幽默的评论，他说： “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场，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场，我看不太妥当……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道就更困难了。” 毕竟博尔特只有一个，100米只用9″72的速度通过的，也只有他一个。假使住在北京城里，天天要过这样的大马路，恐怕世界飞人也飞不动了。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北京是把眼睛放在额头上的，做大做强，但看不到下面人的“疾苦”。作为一名定居北京的有文化的香港人，陈冠中就直接称北京缺乏“生活质感”，是“一片充满绿洲的沙漠”。 陈冠中觉得，北京不是一座可以步行的城市，路很宽，却缺少有生活感的街道。北京的整个规划造成现在孤岛型的建筑，每个孤岛自己都有商场，都有写字楼，都有住宅。孤岛型建筑旁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弄点假绿地什么的，这些绿地不能用，更不能形成有意思的公共空间，所以老百姓都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城市结构不连贯，导致商业都受影响。“我们以前觉得香港太挤并不好，但现在看来说不定有好处，比如尖沙咀、铜锣湾，各种街道大家都可以穿过、可以走路。北京却很少有一条街是这样子的商业街道。”陈冠中如此感叹。 既然这样的“宽阔”并不便利，是早已被梁思成们预见的事实。为什么北京城仍执意“路大欺人”呢？ 说白了，原因只有一个：咱是首都！ 华夏神州，泱泱大国，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心脏——北京，小得起吗？不能小，也不敢小。建国初期，在对改建与扩建北京城的方案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国家计委就曾多次对北京的道路宽度等提出质疑，有人以“房必五层，路必百米”相讥，更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的态度异常坚决。 1956年10月10日，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 “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莫斯科有些窄街道，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主要的马路宽九十公尺并不是太宽了。直升飞机也要场地。在座的青年同志们，等你们活到八十岁九十岁时，再来看看是谁对谁错，那时由你们来作结论。” 北京的马路究竟该多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显然，离开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讨论北京城如今的“路大欺人”，那肯定是说不清的。咱们现在就来看看上世纪50年代末，抗美援朝刚结束那会儿，在征求对北京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队方面的一条建议：“从国防上看，例如道路很宽，电线都放在地下，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道路窄了，地下水管也被炸坏了，就会引起无法补救的火灾，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隔离地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所以说，因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心脏，所以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座城市那么简单。北京城何时简单过？ 正如易中天在他的中提到的那样：“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所以，尽管北京的中心城区没有上海那样的摩天大楼，但你仍不得不仰视这座城市。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 <h3>天安门上“主义”升</h3> 无疑，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占地面积54公顷，可供50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她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对于天安门的重要地位，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做过诠释。但对这道门做出最生动描述的，可能要算是那位上海人——周立波。他在自己的《诙词典》中解释上海话“轻头”（qintou）一词时，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小时候正处‘文革’中后期，有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天安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天安门，但是天安门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天安门应该是金光闪闪的，但是在我面前的天安门却看不到一丝金光，于是，我就在天安门前号啕大哭：‘妈妈呀，天安门没有闪金光呀——’妈妈一紧张，赶紧说：‘有金光的，有金光的。’我再看了看还是没有，于是继续大哭说：‘没有金光的，没有金光的，骗人的呀——’妈妈一看周围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情急之下扇了我一巴掌问道：‘看到了伐？’我晕头转向地说：‘看到了，看到了，不止看到金光还有很多金星。’这个就属于年少无知、说话呒轻头。在那年代，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天安门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新文化开幕式的五四运动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上演的。尽管现在的小朋友不会再深究天安门到底闪不闪金光的问题了，但是有更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披星戴月赶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了。据统计，从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实施新的升旗仪式开始，到2001年5月1日这十年间，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人数达到了1.1亿。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和在上海陆家嘴的某根旗杆上升国旗，有何不同？你肯定觉得这是个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北京啊！只有北京的天安门才有这个资格，被全国人民千里迢迢专门仰视的资格。 为了确保相当数量的“观众”到场，官方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首先对升旗仪式进行精心设计和策划，并通过大众媒体向全国人民广而告之，然后就是制定《国旗法》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成为一个法定的政治仪式。 在天安门前升旗仪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是官方对升旗仪式功能的明确界定与公开表达。其实，你大可以再想深一点——毛泽东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它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所以，官方在进行社会化教育时，总是把“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作为中国革命的圆满成果向大众反复推荐，而《义勇军进行曲》，又强化了五星红旗的革命意义。因此，强化人们的国旗意识也在于加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 别以为升国旗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到了北京天安门，就不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北京的与众不同。作为中国的心脏，北京这座城市，无小事。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因为在这条中轴线上，交织着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权力与信仰。 《渊鉴类涵》卷三三二引《公羊传》：“京师，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引《左传》：“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这几句话让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联想到了北京这条中轴线上的空宅子：“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 “中国人这种对于首都作为一座城市的传统定义实际上也是对于秩序、等级、仪式、体制、习惯、法律的确认，由此而产出的语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产品风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产出的东西。因此，说到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其规制追本溯源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来自意识形态；这是一座意识形态之城。它可能适于观看，适于仪仗队走正步，适于皇家车马招摇过市，但却不像那些自然生长的城市适于居住。” 第一章 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2、在城里“被流浪”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黍离》 这是的名篇《黍离》，余冠英先生对它的解释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诗歌描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首都洛邑，但是城里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区的田野里。他一直想谋个好生计，但是，从“苗”到“穗”到“实”，一直没有得着好机会，心中的理想因为屡屡遭受挫折而几近破灭。其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所以他只好问老天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如果你也曾在北京“漂”过，就能体会这首诗的感情，也能明白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谈诗歌，只说城市，说说北京城的是是非非。 前面提到“北京无小事”，但是，有小人物。 截至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这是2010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北京市政协还进行了一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专题调研并发现：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726万人；且流动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导致常住人口上升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由于北京居住证的办理难度，以及暂住证概念的日益淡化，北京对于这座城市内的流动人口的“底细”是越来越摸不透了，所以相信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将远远大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北京无疑是一座移民度很高的城市。她吸引外来人才，吸收外来文化。但北京的吸收是有选择的，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 对此，易中天做了个简单归纳：“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官员，以及为皇帝和官员们服务的太监、宫女和仆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民主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云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级的）和分进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北京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 移民的结果是北京壮大了，丰富了。但是，聊起北京人，你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上海人，已经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印象，比如：精明的、市侩的、讲究的，等等。总之，移民融入了上海，并与之形成了一体化的海派文化，统统都是“阿拉上海人”。但是，北京不然。 “北京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入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 人人都道上海排外，却鲜有人指出北京的势利。其实，北京的势利，说明白点儿，就是等级观，说隐晦点儿，就是圈子意识。有了圈子，就有大小、有品类。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贱远近亲疏。 作为北京的符号之一，四合院完整体现了这种“尊卑有序”的等级观。 北京正规四合院，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植树栽花，有的备缸养着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在规整的四合院中进了大门还有垂花门、月亮门等等。垂花门是四合院内最华丽的装饰门，作用是分隔里外院，门外是客厅、门房等“外宅”，门内是主要起居的卧室“内宅”，体现着在居住环境中的“内外有别”。四合院中住正房（北房）的一定是一家之主，东厢房又因为左为贵，由长子居住。而倒坐房一般是佣人来住。“尊卑有序”在四合院中得以完整地体现。在这样小小的自我天地中，一家人自成一统。 小到民居民宅，大到整座城池的布局建设，皆是如此。 “作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清的北京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宫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根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是满人的禁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宫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内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北京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如莫言这样的大名人，在北京生活了近30年，这条山东汉子也依然把自己当做北京城里的异乡客。“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总结的生活经验。长安街是北京的舞台，用来展示首都的风采，自然欢迎所有人前往参观，那就是一个“客厅”。 胡同儿则不然，它是更私密的“卧室”，这个圈子属于“老北京人”——胡同是北京的市井生活，“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又代表着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胡同文化》）。 所以，对于这个圈子，如果你不是“正宗”的北京人，恐怕很难融入。在新作里，莫言就描写了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于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并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 与市井平民圈相对的，就是皇家官方圈。一个外来者有多少几率可以进入这个圈子？途径只有一种：入仕。说明白点儿，就是考公务员。还不能蒙着脑袋逮哪儿算哪儿，你得去北京。北京有啥好的？就这点儿好，人家是“中央的”，除此以外都是“地方上的”，性质不同。 但是，一个外地人进入北京官场难度有多大？这个没有专家给出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有两则新闻可以参考。 其一，2009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八项公务员报考要求，其中第五点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北京政府在公务员的招考中特别强调了对户籍的限制，没有北京户籍地考生被拒之门外。这是事实。 其二，2010年4月底，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意见》，对外公布将公选241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四类有资格报名的人员中，外地省市公务员以及企事业管理人员，未纳入选才范围。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此举并不代表北京‘自我封闭’，‘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同，国内高端人才集聚，人才优势突出，没必要把网撒向全国’”。好个“没必要”！但这也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那么，另一个文人学者圈，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并非每个文人都能如余秋雨大师般主持个青歌赛，在北京城里捞点外快的。大部分“文化人”可能多半只得窝在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里鼓捣艺术，但是能鼓捣出这样堪称传奇之作品的只有一个余华。火了，随后的《兄弟》更火，销量100万册。于是，红红火火的余华从北京撤离，定居杭州。 即便是死心塌地宅在北京的“陈冠中们”，也忍不住要牢骚几句。2002年，陈冠中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的文章： “更有些理由直让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尘暴，脏，空气不好，干到触电，干坏皮肤，缺水，塞车塞车塞车，开车的人没有小路让大路的路权概念，出租车司机不认路但会绕路，出租车特窄特脏（我干嘛老说出租车），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称中央商业区的朝阳区也暗，有闷棍匪，少通宵便利店，东西粗糙，到处都在拆，不该拆也拆，整北京像个大地盘，房价比上海还贵，契税高，买房政策为难外地人，建筑没意思，没有像样的老洋房，旧民房特破，上世纪90年代还戴古装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标建筑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积率怎搞下来——这点京不如沪，甚至不及近年的鹏城和穗。” 说了这么多北京的“坏话”，北京人会生气吗？以陈冠中先生的旁听经验来看，那个站在你身边的北京人，关于北京“反而说得比谁都凶”。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那人也不认自己是北京人，只是住在京，哪怕住了五年、五十年”。“在京的外地人来得久来得不久、活得好活得不好、有三证没三证，都不自认北京人，并且会强调自己是外地来的、原籍哪里”。 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北京欢迎你，但你“来了”，并不表示你就“进来了”，这是一座适合流浪的城市，或者用个时髦的说法，你在这座城里极有可能“被流浪”；更多的外来者都不得不在皇城根下一遍遍咏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第一章 翻不过的深宅大院 3、穿着不合身的“洋裤褂” 2010年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建设世界城市”被定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个目标的具体完成时间被定为2050年。一时间，北京目前到底离“世界城市”有多远？怎样全速前进？成为专家、媒体热议的焦点。而我们这本书更关心的是，当北京拖着1755万（专家预计到2020年将突破2500万）常住人口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的时候，作为这1755万分之一的你，会过得更好吗？ 你或许会好奇，“世界城市”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世界城市”代表的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北京立志成为“世界城市”，那她必须在这五个科目上完全达标，也就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由此可见，成为世界城市，对北京而言，无疑是一次内外兼修的考验。但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北京首先都应该是一座“宜居之城”，否则一堆没有人气的钢筋水泥，谈何吸引力？即便将来在某些官方数字上，她貌似完成了指标，那也不过是一座冷冰冰的世界城市标本。 在这一点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Jeffrey L．Soule），显然有更“痛楚”的感悟。他是一位长期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国学者，并自认深爱北京这座城市，但他于2005年重返北京并从市中心区沿着长安街步行至东五环路的城市边缘后，不由痛心地感叹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北京用天坛和紫禁城的形象来包装自己，但今天这个城市的现实并不令人满意：机械地规划出来的道路、地铁站的设置不考虑与社区、商业和旅游景点的联系，‘光荣地孤立’于人们的需要、价值和日常活动。一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城市，正在有系统地被重置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诚如19世纪末的美国，开发商是自封的新皇帝，公共领域只是事后的想法。也许有些人以为光秃秃的大广场和符号式的文化机构就足以代表公共事业的建设了。为什么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有果必有因，作为一个局外人，苏解放毫不客气地指出：“修建被无尽宽阔的高速路串起来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市长都想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但中国的官员大多缺乏城市规划的训练，尊重学术的传统使得这些领导人自然求助于教授和专家们的意见。而这些学者中的很多人，正在以商业承包者的身份开始活动，或与外国公司合作以获取设计项目，以这样的方式挣钱。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使这些人没有资格做领导们的咨询顾问。” 另外，“与设计相关的媒体也在逃避告知、批评和提供有判断力评论的责任，不去告诉大家：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我恳请城市官员们像市民那样感知城市，即把自己的双脚摆到街道上来，而不是坐在直升飞机上、飞驰的豪华汽车中，或是站在昂贵的模型前。” 很显然，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缺乏“北京特色”，以及人性化的公共区域和设施，这个事实让一个老外痛心疾首。其中，以胡同为代表的老北京历史文化建筑被大量破坏，更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苏解放不明白，“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欧洲人还在和猪分享着他们阴暗的陋室时，古代长安已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恢宏的城市了”。 但是，富有北京特色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飞快消失。建国初期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统计只剩下约3900条。根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仅占总量的43.7％；已呈现的是完全现代化风貌的区域占36.67％；已成为道路、现代广场的面积占19.63％。这些能反映老北京原汁原味的旧城传统建筑，近年来以年均减少一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亡。无怪乎，香港作家和摄影师廖伟棠不得不感慨：“在北京，你找不到北京。” 其实，对于北京城的扩建和改建，早在1950年，梁思成就提出了“旧城唯上”的理念。他坚决主张在北京西区另建新城，让长安街像一条扁担，把它们挑在大地的肩上，一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另一头是古老中国的城市博物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 但是，他与陈占祥等建筑学家提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中央否决了。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过去，应该到处是烟囱。”也就是说，北京不仅要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还要成为巨大的工业基地。“工人阶级在首都人口中要占有优势比重。”北京的重工业指标迅速上涨，终于成为仅次于沈阳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给北京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水、房越来越紧张，污染越来越重。晚年的周恩来曾感叹：“什么时候我再能看到北京的蓝天呢。”最重要的是，从穷乡僻壤走上天安门的政治家们，决心很大，他们要破除一个旧北京，建设一个新北京。梁思成的方案必然被否定。 那么，像胡同这样一大批代表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历史建筑被拆了之后，在北京城的中心区域又盖了些什么呢？你恐怕得去问问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开发商了。 截至2005年，北京拥有高尔夫球场约100个，通过卫星影像图显示，很多球场都建设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公共绿地、耕地等地方。“北京的别墅项目已超过300个，数量过多。大量的城市公共绿地被侵占，导致其为少数人和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说。 2005年北京房屋建筑面积达到5亿平方米，比2000年增加1.5亿平方米，且80％的房屋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及近郊区。这样的建设速度，势必让中心城区膨胀，与居民生活所需要达到的舒适度背道而驰。 之前已经提过，长久以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采用的是“摊大饼”的模式，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这种转变，被称为世界各大城市中规划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却还在沿着当初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在城市建设上，不管北京的“表面”功夫做得如何，是好是坏，总之她是做了，而且做足了。那么，其他的呢？其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她做得如何呢？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区遭遇暴雨，城区数百路段和小区发生积水，有的地区出现交通、电力中断的情况，门头沟区还引发了泥石流。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牛有成这样总结这场事故：“北京城的主要问题是缺水，由于多年干旱，各部门抗旱很有经验，但多年未遇洪水。”但温家宝总理随后批示，从长期看，要对城市建设进行一些反思，将首都建设得更好。 实际上，这次北京下暴雨造成交通阻塞与城市排水系统有很大关系。温总理的话很委婉，而媒体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中国青年报》于7月13日发表文章《我国城市规划怪现状：只建大广场不修排污道》。文章指出了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三个毛病：愿意建大广场，不愿修排污道；请专家去搞规划只是做做样子；互相攀比着要把城市做大做强。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邹时萌说：“现在，有大广场的城市比比皆是，但有真正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却很少。”这是因为，“广场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人人看得见，而污水处理系统与城市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活虽然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投入大、运营费用高、一般人看不见，所以地方政府领导并不重视”。 在北京，“许多规划仍然被财富和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欲望所驱动。尽管中国的经济政策自1979年以来已经改变，那种固守成规、机械地把规划当作工程施工和摆房子把戏的观念却在抗拒变革。从长计议，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就将是不可持续与不宜居住的后果”。 前后对比，梁思成的话言犹在耳：“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面对如今这个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洋裤褂”的北京，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或许正如苏解放感叹的那样：“这是一种功能紊乱的体制，置身其中，建筑师和评审者在玩着同一个游戏，而不得不生活在他们选择的后果中的人们却被排斥在外。受益的只是评审者和建筑师们在银行的个人账户，这谈不上任何的公平。” 北京，这座不平凡的城市，或许从来就不属于平凡的你我他。 <h3>结语</h3> 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深圳，也不是广州，她是中国最独一无二的那座城市，她是首都。过去，她听权的；现在，她既听权的，又听钱的。什么时候，她听过一个平头百姓、一个在世代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一个满怀憧憬、千辛万苦想要在城里居住的平头百姓的话呢？ “与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世界城市相比较，北京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主要并不在人均GDP、高楼大厦和环形道路方面，而在绿色、协调的生态系统和世界交流的关键节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说。 要弥补硬件设施的不足，并非难事，但北京需要真正从民生出发，不仅以首都的形象，而是以一座宜居的城市的姿态，来吸纳更多的外来力量，却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因为她当老大太多年了。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1、户籍是道坎儿 北京户口，是横亘在这座城市和绝大多数外来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也是划在每个外来者心上的一道疤。一个山寨版的北京户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万元，不为别的，就为这张薄薄的纸，隐藏着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区区15万。 所以，为了北京户口，人们想疯了，抢疯了，也急疯了。 尽管各路专家学者为户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这项改革在北京，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北京户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动。 <h3>“进京人口准入制度”</h3> 2005年，张惟英，这个北京人的名字，让全体中国人“冷”得发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张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两会”上，提出了一条立法建议——“进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北京。 但是，何谓“低素质人口”？谁有能力和权力定下划分人之优劣的标准？ 此新闻一出，随即有网友愤慨地表示：“从来，只听说过猪肉的准入、纺织品的准入、零售业（服务业）的准入，却第一次听说还有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将作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张女士的理由大致有两点：“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对这类“北京外来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肮脏、贪婪”。巧合的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某一类人群对另一类人群的相似评价，而他们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以“贪婪、肮脏”的理由，将犹太人（许多都拥有德国国籍）“准入”到了集中营的焚化炉。当然，这种类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张惟英这样看待并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北京人，他们的想法难道就不极端了吗？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前后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展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大致体现着这样的民意：对进京户籍严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产业由本市下岗人员承担；把北京西站、北京站迁到郊区，换乘人员不进市区……诸如此类，竟都步调一致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提高进京门槛，将低素质人员挡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关于进京人口准入，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政府当然也没有采纳。但是，这背后透露的“民意”却让不少人震惊和寒心。当北京人一浪高过一浪地试图将外来人口排挤在首都大门外时，他们肯定忘了，约半个世纪前，正是一个湖南人让北京成为首都，让他们成为“皇城子民”。 <h3>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h3> 虽然，北京市政府没有同意实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日渐温和，《北京晚报》也于2008年报道了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的声明，明确表示“北京不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是通过推进北京各区县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发展，同时加大郊区和新城的建设力度，改善那里的产业发展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居住条件，引导人口均匀、合理、有秩序地流动和分布”。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住在北京城里的近2000万人，因为有没有北京户口而被区别对待的事实，直至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铺天盖地。 最近的一次沸沸扬扬就发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于11月7日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北京市拟在保证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基础上，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种人群扩大到所有北京市居民。凡具有本市户籍、3岁以上的北京市民均可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免费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 第二天，各大媒体就对这则消息做出了反应。大江网于11月8日发表评论，丢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句：《甲流疫苗“北京人优先”？》。文章字字句句不无激愤之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人优先’便成了常态。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待遇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部委在京的岗位都要求报考者具有‘北京户口’，北京户籍子女更是享有上名牌大学、进国家机关工作等方面的特权。现在，甲流肆虐之下，疫苗的接种竟也要‘北京人优先’了！并且，这个所谓的‘北京人优先’是真正的‘北京人’优先——疫苗是‘凭北京户口供应’的，不仅北京之外的人民无福消受，即使那些长年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也与此项‘仁政’无缘！”甚至有人戏谑地反问：“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的吴女士，大学一毕业就从老家郑州跑来北京城里闯荡，不久就与同是河南老乡的丈夫相识并于2008年结婚，两人辛苦经营的爱巢在西区的一套高级公寓内，而这套新房的首付就动用了三代人的积蓄。但用吴女士的话说，“总算是在北京有了个家”。她也是个反应极快的人了，只可惜有点马虎，新闻看个一知半解，只知道可以免费接种甲流疫苗，第二天就拉着老公兴冲冲请了假去接种点打针。却被医护人员客气地告之，暂时不能为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接种疫苗。这个打击是空前的，吴女士气愤地说：“我们为北京添砖加瓦10多年，敢情还是个外人，活该要得病啊！” 尽管北京市卫生局于11月24日宣布，“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户籍3岁以上居民，均可凭身份证及工作单位证明或相关居住证明，如暂住证，前往就近社区接种点，申请接种甲流疫苗”。 但是，这先后顺序造成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媒体也忍不住大声抱怨：“接种疫苗也要‘北京人优先’，难免让人产生北京人金贵、外地人‘不值钱’的感觉，再次折射出当前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不过这种不公平从未停止过。2009年北京市公务员报考设置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考生请勿报考”；2010年北京市公开选拔241名局处级干部，明确将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启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虽然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把无法承担这一负担的外来打工子弟挡在校门之外，尽管这一收费名目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却已经有了个统一的称谓，曰“教育资源补偿金”，意思就是说，你外地人到北京这里来上学是占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补偿金。 我们相信，不管是北京市卫生局刻意安排的优先顺序、公务员报考限户籍，还是外地子女入学的择校费，背后一定有切实的苦衷。但我们仍旧要问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h3>“北京绿卡”价值连城</h3> 要追究这个“苦衷”，就必须回到北京户籍本身，这个被戏称为“北京绿卡”的户口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利益。这张薄薄的户口卡片与公民的权利分配全面挂钩，种种限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在作祟。 “户籍制度被利用了。”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国权威户籍制度研究专家王太元的鲜明观点。王教授认为，各种所谓与户籍相关的限制政策，其实是各部门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或者保障现有资源分配利益不被“摊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短短3年间，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伪造相关手续，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而著名导演王小帅妻子的户口也涉嫌其中。 舆论哗然。但是针对这则新闻，一个北漂女孩发了篇帖子，轻描淡写地说她不信，她不信那帮“坏人”办了90多份北京户口，却只赚了109万元，因为据她了解，一个北京户口的报价在黑市上已经被炒至10万元。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应届文科“双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硕士毕业生买北京户口的身份，接触卖户口的人群时，得到的最高报价是15万。 早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教育频道就于2008年联合实施了一项调查(有3518人参与，九成以上是青年)，当被问及应届大学生毕业“年薪是多少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影响”时，67.8%的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甚至，有14.6%的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超过20万元。如果实在无法落户，14%的调查参与者会买户口来解决这个问题，44.9%的人持观望态度。 这就是北京户口的真实行情，“一本值万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说了半天，你可千万别忘了，那十余万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造假的北京户口。货真价实的那本，恐怕对很多人来说，永远都在天上挂着呢。 《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调查还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平等问题。 2010年5月，北京市终于发布新规，非京籍学生与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但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视与偏见仍然根植于北京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更关键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与他们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新规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义务教育后，该怎么办？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这些“外来孩子”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但开放高考，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恶果。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给解决北京户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戏称为“既得利益者”，王博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没有户口的话，在北京始终是飘着的感觉。” 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争取北京户口的人都与王博的体会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户口绑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户难。 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国有企业的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后，给孩子落户竟然还这么难。姜先生的户籍属于工作单位集体户口，而工作单位又拒绝为职工子女落户，其妻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为了给孩子落户，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在北京买房，将集体户口迁到房产上成为个人户，然后再将孩子的户口落下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可问题是，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价抗争。最后，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产变更在他名下，这才得以让他将集体户转为个人户，孩子也才得以落户。 对此，姜先生颇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围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没什么参考性，这样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户之后，房屋所有权又恢复成朋友的，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啊。”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一些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买北京户口，是理性人经过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后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有了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远超过买户口的费用。” <h3>谁人敢拆这堵墙？</h3> “户口原本不该带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北京的一个户口可以卖到十几万元，根源在于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户籍来设置‘门槛’，导致户籍登记职能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审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说。 他还曾打过一个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问题永远也没办法解决”。 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2、社会是个圈儿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h3>驻京办的无奈</h3>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天子脚下”折腾啥。 实际上，“驻京办”人员类似的优越感，普遍来源于他们的“神通广大”。他们有自己“联络图”，终日穿梭于国家各部委机关及北京市有关单位之间的驻京机构之间，关系网纵横交错。这就是他们的威力——人脉关系。 “跑部”是各地驻京办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能给家乡多争取到一些资金、项目，很多驻京办派专人负责收集有关部委准备投放项目、资金的信息，然后迅速开展“公关”，有的甚至进行利益输送，收买人心。“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我们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他来京参加‘两会’，都要到驻京办住上一两天，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见上面哪位领导，准备送点啥，都得事先打点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过年，相反比平时更忙碌了。” 各“驻京办”之所以神通广大，与其平时苦心经营分不开。每逢年节，各“驻京办”都要把当地领导请到北京，广邀有职有位的“家乡人”，举办盛大的“迎春团拜会”、“同乡会”、“联谊会”，其目的只有一个:联络“老乡”之间的感情，编织和扩大在京关系网。 对此，山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分析，“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要构筑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就必须“迎来送往”、“沟通上下”，这中间产生的消费占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100多亿元“经费”的绝大部分。各种腐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在一些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件中，也多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原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 说了这么多，其中的利益纠葛，实际上早已大白于天下——“驻京办”，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摆在你眼前了，着力点就在那个“京”字。为了哪门子原因，各省市机关都要派遣小分队潜进北京城来，而且还在城里“横冲直撞”？不就是为了这个“京”字嘛！ <h3>北京，中央也！</h3> “驻京办对整顿的抵触情绪比较大，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资料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超过1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一些仅10万元左右的项目也需要到相关部委去审批。相关部委控制着项目资源，在分配时却缺少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依托，使得转移支付因缺少科学的法规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而加大了随意性和盲目性，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事实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笔钱分下去，对当地实际情况考虑不多，许多地方不管项目最终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争取到钱，而由此，转移支付演变成“要钱”和“分钱”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转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随之而来是中央部委审批权限的增大和各驻京办不遗余力的“跑部钱进”。“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会暗箱运作的，就能获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块，其背后自然是权与钱的干预与运作。”一位市级驻京办主任说。 中央有大把的钱要分给地方，但镇守中央负责分钱的“老子”太多，而且怎么个分法他们不懂不想懂，也没人管，于是“小子”们只能各显神通，票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难道一定要采取这种非常规运作模式吗？前门不能进，非要走后门吗？ 广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答曰:“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 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在北京办事，没有关系，“怎能有所作为”？人脉关系，是北京城里的巨大暗流，在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里汹涌澎湃、神出鬼没。 <h3>城里的“潜规则”</h3> 有人总结说，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例如郭靖是江湖义士郭啸天之子，而郭啸天又是梁山泊好汉郭盛之后，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之一张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子，陈家洛则出身于海宁巨宦陈家）；（2）联姻（例如郭靖娶妻黄蓉，五大顶尖高手之一东邪之女，张无忌娶妻赵敏，蒙古郡主）；（3）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杨过，他的监护人是武林盟主郭靖，干爹是西毒欧阳峰，有一段时间还跟金轮法王打得火热，这几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张无忌就不用说了，罩他的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张三丰）。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个人样，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条件”不佳，也要赶紧后天弥补，赶紧找些出身好的人与己为伴，打入其内部。否则，前途堪忧。这让人联想起网上的一则新闻，首先声明，这事和伟大的北京无关，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北京？新闻大致如下：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 但是红网有评论却指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其中罗列了三大点原因，不过前面两条，“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无调侃之意，略去不说也罢。倒是这第三点，颇有深意：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成了你我的共识。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随着大学统招生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找工作要靠“关系”护驾的说法，在校园里得到不少学生的赞同。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有人甚至直言：“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天下没有哪个爹娘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寒窗苦读十余年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将来有出息，有个好的未来。这就造成了“就业的竞争就是父母能力的竞争”——这种潜规则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业，无疑，对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这种潜规则的存在，许多人并不完全排斥。 毕业生张韵说：“我从小就向往在北京生活，但是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时，很多单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这个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连简历都不收。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托关系帮我找工作。现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资公司的职员，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中我们干着同样的活，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当初如果没有关系，我个人再有能力，也进不了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张韵这样，信奉“关系领进门，能力靠个人”的发展原则。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宋扬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学这位书记的话理解成：人际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事得到了“国际认证”，你有啥不服？ 那么，再问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吗？ <h3>北京分几层？</h3>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脚下”鱼跃龙门、发财致富，几率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润财富报告》公布了中国富人们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每1万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亿。 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与此同时，无论从千万富豪还是从亿万富豪的规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广东、上海和浙江则分列千万富豪总数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京这块地儿盛产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为这个消息说明北京遍地是黄金，来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说，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猫”的网友按照拥有财富量（这里对财富的理解，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富）的多少为北京的社会阶层搭了个框架，从上到下分为： （1）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核心； （2）权贵：中央及北京中高级公务员、大型企业高管、学术界精英、文艺界大腕、资本富豪； （3）白领：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大型企业中层、中小民营企业主、中小食利阶层、专业白领； （4）小市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市民员工； （5）北漂：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求发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识，但生活境遇不好； （6）农民工：从国内各地到北京谋生的农民，一般没有知识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层。 不管这种分层是否科学，至少它代表了一种民间智慧，是民间对北京社会的整体认识。而民众对现下社会的认识，还远不止于此。 2010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针对年轻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76.8%的人对“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深表认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就积攒下几十万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劳动难以致富”，那么，是谁只能主要靠劳动生活呢？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一般手工业者、教师、一般办事人员。对于这些社会中下层人员来说，在现行体制下，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好的结果只是“脱贫”，致富，事实说明，那只是一个传说。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劳动不值钱。在劳动力议价能力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一个产业工人想获得更多的报酬，只能超长时间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会阶层的奋斗理想，在社会分层愈加固化的现实下，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里整日奔波的“蚁族”。 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调查结果。 那么，又是谁占尽上风，先富了起来呢？《中国青年报》撰文说道：“商人、老板、大型国企管理者阶层、个别领导干部、一些专家学者。跨越政、商、学三界的先富者阶层，有一条清晰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相互交织、垄断社会资源、共同分配社会财富的脉络。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有清晰的产权和资本致富的快速财富积累途径；而一些手握行政权力者，可以凭借灰色收入、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财富积累；一些专家学者，在知识与资本的联盟中，实现了知识本身的财富收益。这几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不是本次调查中‘踏实劳动’的范畴。” 北京学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比如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现象使得一些网友心生感慨，觉得择业太难。其实，择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如此机会，贫二代只能望洋兴叹。”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有学者坦言：“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综合各项指标并考虑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这说的虽然是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正隐喻着社会阶层的固化。 劳动无用，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收入，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识”浓重的城市，它鲜明的等级观，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渐板结固化的社会阶层，雪上加霜。 对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离了北京，不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肮脏和车流拥堵，而是因为北京已不再‘爷们’，缺乏公平的城市，迟早会成为一块是非之地。”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3、蚁族是枚子儿 北京在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迈进的路上，城里的“优胜劣汰”将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弃卒保帅”。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蚁族”，就成了这枚被弃的子儿。 尽管北京从不承认这一点，但正如拆除、翻新蚁族们的据点“城中村”，对北京来说，是一项改革，是一种进步，至于对你是否意味着“灭顶之灾”，这座城市无意过多追究，因为北京不需要“弱者”。 弱小的强者 被遗忘在世界角落 不是我的错 虽被埋没绝不蹉跎 住在洞穴的我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蚂蚁虽小但胸怀广阔 坚持做自我 不怕风我不怕风 雨点打湿我的梦 往前冲我往前冲 脚印让我不懵懂 迎着风我迎着风 向前的路虽然沉重 我会用触角撑起 雨后那片天空 ——《蚁族之歌》 这首原创歌曲是迅速蹿红的“唐家岭兄弟”——31岁的李立国和22岁的白万龙的“成名作”。但是，令他们走红的，并非音乐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到访。 当时，李立国和白万龙正坐在床上唱着这首《蚁族之歌》，经媒体记者介绍前来调查“蚁族”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听着听着就哭了，让唱歌的李立国、白万龙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两人也跟着哭了。 李立国，这个31岁的汉子一直认为即使外面打仗，也与己无关，他一头扎进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这十年自己奋斗来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是全部家当。几块砖垒成的“桌子”上，三个硬邦邦的馒头胡乱放着，门口地上散落着裹着灰尘的烟盒、食品袋、废纸，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吉他。 不是没想过放弃，就跟身边的亲友反复劝说的那样，离开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但是，梦想，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白万龙还能记起，一次他和李立国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唱歌时，一个女孩拿出一块钱捐给他们，钱上面写满了字：“我刚刚买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这一块钱了，你们唱得真好，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而在唐家岭，这个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里，还有一大批和李立国、白万龙一样的“寻梦者”。这个因北大博士后廉思的一本书而被大众统称为“蚁族”的群体。 《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对“蚁族”的定义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同时指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是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这一群体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北京市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 正是基于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事实上，面对北京城里的高压生活，大多数“蚁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愿两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农村出身、读的是很一般的学校、缺乏社会关系、家中能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蚁族”中多数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家里人砸锅卖铁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养活自己，同时尽可能地回馈因辛勤劳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于是，他们蜗居在大城市的简易出租房内，朝出暮归地奔波于人才市场或薪酬微薄的单位。 <h3>失守唐家岭</h3> 唐家岭的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国和白万龙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栖身之所。也正是因为相对中心城区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动人口聚居，成为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条件恶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岭村的东北角，张贴出了“给客居唐家岭朋友的一封信”，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落款是“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内容如下： 客居唐家岭的朋友： 您好！ 唐家岭是北京市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乡接合部整体改造，加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唐家岭腾退搬迁工作按计划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两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我们坚信，您来京城打拼，就是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现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新唐家岭建成的时候，我们真诚欢迎您重回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因为这里拥挤的公交、横行的“黑车”、坑坑洼洼的路面、林林总总私自加盖的小房子，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形象构成严重落差，而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黄赌毒滋生等社会问题，也是“城中村”濒临灭绝的关键原因。有专家甚至将“城中村”定义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柳钦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做了如下归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对于这样一个“乡巴佬”，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0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岭，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整体改造完成后，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的“公寓”楼将被拆除。他们将按宅基地面积置换回迁房，集中上楼。腾挪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还耕还绿，一部分留作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为数更多、实质上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远的村落。与此同时，北京还表示，将进一步关注新城周边的村落，“防止城乡接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就在唐家岭风风火火地被拆除之时，曾名噪一时的位于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楼的“胶囊公寓”——蚁族的另一个栖身之所，也因低于国家规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积，于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8个窄高铁盒子，“1.0的普通版每间3个，月租250；2.0升级版每间2个，月租350元”，这就是“胶囊”。胶囊公寓于2010年2月初开工。它的设计者是78岁的老人黄日新，这个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是2009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 黄老先生的胶囊公寓3月开始对外出租那会儿，北京市统计局称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楼市的热度加速了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三间“胶囊公寓”立刻挠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改草案》对群租问题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但胶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积只有2.2平方米，没达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么问题都想好了，惟独漏了曾将这些地方作为“避风港”的数万“蚁族”大军，在“巢穴”被一锅端之后，下一站该去哪里？ 大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搬”，离开聚居地，再次去寻找物美价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进城市公寓。选择前者，只会让“蚁族”越搬越远，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动荡。而后一种选择，也因持续走高的房屋租赁价格而成为泡影（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15.8%。其中大兴、昌平、顺义的租赁市场价格增长幅度最大，环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种是“离”，在现实面前低头，收拾包裹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对怀揣梦想的“蚁族”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虽然，北京市准备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尤其是准备鼓励村集体、企业在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村民和企业可以入股、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公租房建设当中。这些“村办公租房”有望对非京籍人群开放。 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字眼儿：“准备”、“有望”。也就是说，蚁族们美好的窝，仍处于蓝图阶段，而他们被赶出唐家岭等“城中村”之后，明天晚上睡在哪儿？却是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检察日报》评论说：“不管是‘搬’还是‘离’，对于‘蚁族’来说都是残酷的。选择蜗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蚁穴’，就目前来讲，即便出发点再正确，未来再美好，推进城中村整治，对‘蚁族’而言，难说不是一场灾难。” 然而，你怎能期望伟大的北京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苦衷。在不远的将来，你有可能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住上干净的公租房。至于眼下的困难，请自行克服——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梦想，但是光有梦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须学会咬紧牙关，咬紧再咬紧！ <h3>谁在沦落底层？</h3> 《人民论坛》曾联合腾讯网做过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关于“谁在沦落底层”，有2万多人参与问卷。 其中，在对底层人群的突出特征的认知上，“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和生存发愁”（22.9%）、“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18.58%）、“有冤难诉，有事难办，有苦难言”（18.29%），在众多选项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且63.81%的人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没有”。 但是，民众对“蚁族”的认知，与专家学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主编陆学艺更是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这一结果自然引发了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数据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网友戏谑自己“被中产”了。 《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王孟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层。他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这个观点得到了署名“一条菜”的网友的认同，他说：“‘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说到中产，就不得不提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就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时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层”，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4、楼高有个限儿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h3>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h3>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减少旧城人口数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曾确定了一个将北京185万人口减少到120万的目标。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旧城的实际人口仍有不低于165万人。 人太多，在重点保护的旧城区里，充斥着各式旧楼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里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于旧城的维护，所以拆迁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北京将逐步疏解旧城部分职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时期将疏解人口20万左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所有搬迁的居民户都会得到一笔补偿。这里的标准按北京市的87号文件执行，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以李秀春家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个女儿，一共住有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补偿，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万元出头。同时，政府提供了供拆迁户们购买的低价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环以内，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选择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园，房价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说，宣祥家园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们三口人没法住，只能买两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来要40万元，她差了10万元，买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里去，李秀春说，本来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现在要乘车倒车，就成了巨大的难事；原来用煤气罐，一个月花40元，以后烧天然气，一个月至少要花到60元；还有物业费，每月又得100多元。这一笔一笔看来都是小钱，但对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数百元的退休金。” 面对这样的矛盾，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其总经理张东承认，他也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也是困惑我们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少数户。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说要我改造这个区域，就我来承担呀。” 北京要发展，必然得进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着推翻和重建。对于“发展”，学者吴祚来有这样的评价：“发展二个字，成为城市的神灵，但有多少人分享了发展带来的福祉与利益？发展是一位财神，只垂爱权贵，而不是太阳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迁的手段，将中心城区的原住民搬走，然后对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块地儿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关国香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在西城区，回迁房价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买两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币50万元左右，而居民拆迁补偿一般在30万元/户左右，所以，多数拆迁户是承担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们愿不愿迁、能迁到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他们终究无法抵挡城市滚滚向前的车轮。不过，又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究竟谁有权住在城市里、住在中心城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唯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城市中，有大户、高收入的人群，也应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机，为高收入者服务。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不可能只住着有钱人。 <h3>“京城居，大不易”</h3> 事实却并不能如专家所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高房价”在北京城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这么多年，它反而越来越“健壮”。 在王云飞撰写的《同核城市》一书中，让我们羡慕地见识了欧美城市的平行格局：“旧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万人。但是通过轨道交通，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同样，也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伯克利大学所在地——伯克利城。这样，在宣传册上所出现的人口660万的大城市旧金山即是由上述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组合而成。”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却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一个中心向四周越摊越大，行政机构、科研机构、教育设施、商业设施，无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远的区域。这使得人们义无反顾地涌向中心。 北京的“首位”效应，也让外来者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依然趋之若鹜。据卫生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国共有三级甲等医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数量方面来说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北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实力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列入国家“211”工程计划的学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数量居全国第一。 正是在这样的“中心”和“首位”效应的诱惑下，28岁的杨刚（化名）和27岁的丁莉（化名）成了传说中的“房奴”。 杨刚是河北邢台人，丁莉则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俩人属于“办公室恋情”。如今，小两口住在海淀区世纪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内，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理所当然的最贵的价格。290万总价，首付116万，爹妈抖空家底拿90万、奶奶出20万，姑姑出零头，等待杨刚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万元月供；他俩加一块儿每月13000元的工资，刨去房子的月供1万，仅余3000元生活费。 眼下，小俩口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买家具，平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对着各种家居论坛，畅想着把家填满，然后无比激动地入睡，醒来又是家徒四壁——杨刚说，家徒四壁还是有些夸张，窗帘是有的，厨卫设施是几个死党凑的份子钱，但也只敢买不入流的，电视机是从丁莉闺房搬过来的，咬牙新买的床，规格也从计划中的1.8米缩到了1.2米。杨刚颇为无奈地说：“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没请人到家玩，客人来了连个坐的沙发都没有。” 专家说月供占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现在月供占去大半江山，两人守着3000元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活就像走钢丝，不能跟领导发飙、不能辞职、不能生病，过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轨迹划定了，只能向前、向钱。” 让杨刚愤愤不平的是97万的银行利息，发誓节衣缩食提前还款，绝不替银行打工。而更让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凑的首付。其中20万是奶奶一分一角攒了一辈子的。“给银行还贷是体力活，虽然累但坦然。而对于家人，我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感情债。” 杨刚也有高兴的时候，做不经意状跟人家谈房子，顺带宣布自己住世纪城，顿时引来一阵赞叹：“哥们行呀！学区房，大hOUSE呀！”那一刻，杨刚觉得290万听见响儿了。 可惜这种高兴实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有妻子丁莉最了解丈夫的变化，她说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伙儿永远回不来了——“买房子那会儿，全家人替他问来问去，就他自己玩着PSP，还跟小孩儿似的。现在倒好，刚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势有时感觉像个中年人。” 关于“住房痛苦指数”（即单位平方米房价与月收入比）《世界财经报道》曾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将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与我们的北京做了个比较：“东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两倍，而北京的面积是东京面积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仅为东京人口密度的1/6。无论如何，北京的房价都不应该比东京的房价贵。” “目前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装修一流，大致相当于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6万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万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3万（每平方米平均房价）÷2.3万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1471元(月平均收入)＝4.41。”我们得出了一个似乎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2005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就远远大于东京。 时至今日，面对坐火箭般蹿升的房价和蜗速前进的工资，北京的“住房痛苦指数”恐怕又更胜一筹了。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10年3月15日对外发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环路以外均价为每平方米10409元。 我们不妨再来做个比较。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和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7月17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的数据指出，北京目前的房价与收入比为25：1。也就是说，一般家庭25年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套住房。 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其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10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2.2万余元。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681元，户均可支配收入2.7万余元。 2009年，北京商品房价全年涨幅高达73.5%。2008年北京住房市场出售商品住宅平均每套面积110.7平方米，按照2009年11月17810元/平方米的均价计算，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居高不下的房价对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问题。在腾讯的财经论坛里，一位北京的中产阶级写给坚持买房的妻子的一封信，引起激烈反响。在此，也邀请您围观： 爱妻： 你好！ 请恕我用信件的方式与你交流，因为我不善于吵架，而你又不善于面对面的沟通。 那天你坚持要买房，我解释了几句，你就不高兴了，并且这些天也没有机会交流。那我就用文字来阐述我的观点吧。 记得结婚前，我们就房子问题达成了一致，认为现阶段房价过高，先租房以观其变，再说咱们父母双方的家里也都有咱们的单间。然而，最近股市、房价陡涨，你有些动摇了，所以那天突然为了房子而发起了小脾气，我觉得大可不必，咱有话好好说好了。不是买不起房，咱们的存款、收入，买房是问题吗？问题只是在时间点、质量、选什么开发商等问题上了罢了。 亲爱的，下面咱们就谈到的几个问题来商量一下吧： 首先来看看，时机合适吗？ 现在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咱们国家不例外，甚至更严重。你看看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力事件就明白，失业率上升的危害在哪里了、经济危机到了什么程度。 经济本来是有自我调整的，去年以来，经济就一直在调整，世界各国忙着减税，咱国家也有一些自以为懂经济的家伙增税、并且推出了巨额信贷救经济的政策，导致信贷放出来了，但不敢进入实体经济，反而进入股市、房市牟利。看看那些轻松拿到巨额贷款的国企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就知道了：买北京地王的中化方兴买是国企，一上海国企又买了北京大兴地王……由此可见中国实体经济之恐怖：给了钱也不敢投入，只好拿来搞投机。 <h3>将来的房价？</h3> 看看需求：参加高考的人开始下降了，中小学十几年里不断减少，表明人口结构巨变在即。 看看家庭负债率：中国的负债远超美国了吧？这些买房的年轻人有多少准备好了自己的养老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了呢？这些显性、隐性的负债，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中国的低工资战略，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 房价的周期、涨落，你确实该看看日本、香港十几年来的房地产情况了。网上论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你见过一直向上飞的飞机吗？房价就是飞机，不可能一直向上飞的。耗尽了油，总会回到地面上的。 再者：房产税也该收了吧？物业费、停车费，该涨了吧？看看买车族的待遇就知道了，费用会不断上升的。我们买了房，就像老牛套上了车，老驴套上了磨，被迫一辈子给开发商当牛做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负担。 数据说话，算算账：你要买的房子260万，按5.94的现房贷利率计算，贷款30年，也要每个月还2万，咱们租个房每个月用不了2万吧。 保值：房子保值吗？在某些国家，房子也许是保值的，但在这个国家，似乎更像传销。一个没有地权、没有质量保证、没有制度保证财产权的房子，谈何保值？击鼓传花，老百姓大多是接最后一棒的那个，现在的你我，真要重复传销的故事？ 质量有保证吗？你说那个楼盘仅仅17000元一平米。是的，不贵，但我不愿买房最核心的理由是质量问题。上海那座“自杀”倒下的义楼只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缩影。其实看看汶川北川、看看西客站、亚运场馆出的那些问题你就明白，中国建设部官员说的是对的：“中国房产的平均寿命是30年。”你上新浪网看看时寒冰、牛刀的博客就明白了。我们花200万买一套只能用二三十年的没有地权的房子意义有多大？ 老婆，咱们还是不要为买房再争执了吧，为了一个房子，产生争执伤害夫妻感情值得吗？ 说了这么多，俺也觉得自己有些罗嗦、段落散乱了，难怪你叫我“唐僧”。今晚，为夫彻夜难眠，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唯望你回心转意，不要上开发商的当，逼迫俺买房。去年经济滑坡时，我听到有收破烂的自杀了，有卖钢铁的自杀了，有种棉花的农民自杀了……但我没有听到哪个开发商自杀了。至于俺说的“开发商不灭，何以家为”，只是一句玩笑话，不必当真。 不是俺残酷，是开发商的代言人说：“如果房价下跌，就把10根钢筋换成5根！”是开发商说：“社会发展，总要有人做出牺牲！”那么，等有开发商不断“牺牲”的时候再买房不好吗？ 亲爱的，把钱换成美元等等看吧，房子很快就会有的。大涨之后必有大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终有一天，国家会脱离开发商的绑架。当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价像上海那座大楼一样倒下时，房子就会有的。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房，而是，互敬互爱、团结、理解，另加，一点点耐心…… 此致 敬礼 夫 北京2009-7-11 <h3>“小姐离京，房屋上市”？</h3> 2010年5月14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评论《小姐离京房屋上市》，称小姐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若把小姐赶出京城，“估计全市房屋租赁市场将增加20万套以上房源”，出租房源大幅激增，必将使房租呈直线下降。房租越便宜，一部分持币观望者转买为租，对新售房、二手房的需求也将下降。那时“房价出现真正的拐点”。 很多媒体引用这篇报道时，都会在标题前加上两个字：笑谈。也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把房价上涨的屎盆子扣到小姐头上去，真是厚颜无耻、肆无忌惮、青天白日地欺负弱势群体。为何不敢叫嚣把包养小姐，为小姐、二奶、众姨娘们买房的大爷们都赶出京城呐？柿子拣软的捏，十足的孙子兵法！”更有人开门见山地表示：“降房价赶小姐不如杀贪官。” 这正验证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观点：住房价格高，可能减缓城市化进程，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楼价不断上涨，还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引爆点，尤其是在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外的年轻人中。 北京的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究竟是谁推高了房价？各路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民间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决定北京高房价的绝对不仅仅是个别消费者的高收入以及所谓的刚性需求，而是处于房地产行业上游产业链环节的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官商甚至银行间勾结下的共同炒作……” 然而，这中间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却不是我等小民可以揣度，更遑论撼动了。即使是国家总理温家宝，其遏制房价疯涨的决心和努力也一再被“藐视”。 2010年2月27日，温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同时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这边厢，总理话音刚落，北京就于3月15日（也就是“两会”闭幕之后的第一天）一天之内，拍出三块地王，而且均为央企——“共和国的长子”：经过84轮现场竞价，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以40.8亿元的总价拍得朝阳区大望京村地块，折合的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27500元，成为新的单价地王。随后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过64轮竞价，以52.4亿元，将大兴亦庄地块拿下，成为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6亿元的价格拿下这个地块，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 中央电视台随即于3月16日的《新闻1+1》栏目制作了一期“政策向下，房价向上”。白岩松一开场就毫不客气地挑明：“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在两会当中时候，大家都记着总理的工作报告当中说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一天就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接连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是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对“共和国长子”们在两会闭幕后第一天就“挑衅”温家宝执行力表示不满者还大有人在，比《如环球时报》、《青年时报》，环球网推荐的标题用词凶猛：“共和国长子”的叛逆恶行。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引用地产中介的情报，“15日下午新‘地王’刚诞生不久，北京望京区域就明显出现了房主提价现象”。《工人日报》作者于是感叹央企“谁的面子都不给”，《新京报》用社论指责央企抢“地王”伤害公平正义；《南方都市报》则以北京副市长破灭的地价预测为引，认定不遏制央企“地王”，房价难回归。《北京晚报》苏文洋干脆嬉笑怒骂，建议明年央视春晚小品“请潘石屹、任志强演吧”——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比高房价、比“地王”更加哭笑不得的呢？ 也有一些媒体的观点更加冷静和理性。《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头条认为，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背景下，批评央企毫无力量。《燕赵都市报》作者面对两会中的希望和两会后的失望，呼吁“政治不仅仅是表达自由的众人之事，还要有政策执行力的贯彻配合”。《南都》由秋风署名的评论解读地王背后的房地产狂欢，矛头直指“中央银行持续地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过去几年来一直存在、去年以来尤为显著的“再国有化”过程，皆拜通货膨胀政策之赐……房地产业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全社会的财富在这里进行着一场逆向大转移。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于2009年接受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时提到的“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或许能为北京地王和北京房价居高不下的现象，拨开一角迷雾。周瑞金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道理。周瑞金认为“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2008年全国九座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 周瑞金说：“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北京作为首都、中央，可算作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老根”，改革在这里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难怪温总理会在2010年人大会议召开期间，于周日的记者会上引用诗人屈原的句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借此抒怀。 “因为他的施政受到限制，受到他身为其中一员的体制的限制，所以他要公开表达他的愿望，”北京的独立研究人士陈永苗对总理的引经据典如是分析。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5、交通没个谱儿 北京交通拥堵，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建国初期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因为信任无产阶级兄弟苏联专家的话，北京遵循了单中心向外扩展的城市总体规划，且拼命建大马路和环线立交桥。伦敦等国际城市早就知道紧密的路网和单行道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但北京仍旧一意孤行。所以，不堵才怪。 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就喜欢追问“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样，北京作为首都，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无论天上地下。所以北京地铁就是一项政治产物。它诸多方面的非人性化，就不难理解了。 说北京的交通没谱，指的就是它若没找到“民生”这张谱，路拓得再宽，桥建得再多，也只是乱弹。 <h3>京城交通陷怪圈</h3> 美国IBM公司对全球20个城市的8192名驾驶员进行访问，研究发现北京和墨西哥城的塞车苦况居全球之首，全球平均塞车时数为1小时；IBM设定的交通痛苦指数总分为100分，北京和墨西哥城都得了99分。 IBM开展此项研究是基于对10个问题的调查，包括上下班时间、交通行进时间、车辆的流量给人造成的压力、乘客的愤怒程度和对工作的影响等。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交通过去3年来不断恶化。65%的受访者指出，他们每天驾车上班都遇到塞车，令他们感到紧张和愤怒，睡眠时间减少，陪伴家人的时间亦相应减少。有29%的人认为，堵车影响工作或课堂表现。 根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的调查显示：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居全国第一。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大都是发达城市，上班花费时间都超过40分钟。相对于一线城市，欠发达城市上班时间花费较少，平均时间在24分钟左右，低于5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一线城市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而，首都的这个“冠军”夺得并不光彩。 中国的心脏天天这么“堵”，肯定谁都吃不消。那就找原因，想办法。 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刘小明就于2009年5月27日的科博会上表示：在过去几年里，北京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增幅是公共交通的两倍，去年年底，公交出行比例达到30.2％，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例达到29.8％，逼近公交出行比例。这表明，北京交通出行结构已由“公大私小”变为“公”“私”基本持平。 刘小明说：“机动车拥有量在近几年每年都保持着10％以上的增速，本月26日京城机动车保有量就达到了300万辆，而且还在以每天增加1060辆的速度发展。北京市民的交通出行方式呈现三大特点。首先，小汽车的出行数量仍高于公交。其次，中心城区高度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二环以内出行的强度，是四、五环之间出行强度的5倍。第三，私家车的使用效果在下降，5年里，一个车次运送的人数从1.52下降到了1.26。” “一个车次运送的人数从1.52下降到了1.26”，这个数据需要稍微消化一下，之后你就能想明白，原来是有钱人家里又添置新车了，私家车数量直线上升，之前可能先生要载太太出门，现在太太自己也买车了，这个家里就有两辆，甚至三、四、五辆名车，一辆车里能坐的人当然也就从2减到1。平均一下就得出了上述数据。 北京市政府似乎也接受了这种数据上的暗示，认为交通拥堵不堪的“罪魁祸首”就是路上跑的私车太多。 于是，借着奥运会的东风，北京市对车辆实施单双号限行。同年国庆长假后，又换而实施“尾号限行”。2010年4月4日，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又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工作日尾号限行”将再持续两年，直到2012年4月10日。 其实，2008年北京市最初动了单双号限行的念头之时，乖觉的韩寒就在他的博客发文，题为《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全文都是一个巨大的幻想，将限行之后可能发生的种种一直“意淫”到2018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此处不再赘述。不过，文中提到一个观点：“大家发现北京实施单双号以后，车辆总数已经超过实施前的一倍，交通完全陷入拥堵。大家渐渐想明白，原来限行对于公家公司和有钱人是没有影响的，最后惨的还是工薪阶层。”这个非属无稽之谈。 网友“顽强的猫”和韩寒有类似的观点，他抛出一个大大的疑问：“北京机动车每周限行一天，谁在偷笑？” 首先他肯定了北京市政府实施这项措施的美好初衷。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实施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将各自受到不同的影响：“首先，城市基本的运输系统，如公交系统、出租车系统、地铁、城铁系统，这些道路运行车辆不受限行措施的任何限制”；“其次是那些带红字头或带着警灯的特权车辆，如军车、武警车辆、消防用车、急救用车、道路施工用车、使馆车等”，其中“大部分车辆早已如同马路坦克，什么地方别人不敢违章，什么地方有交警，什么地方有逆行道，什么地方电子眼和摄像头多，这些地方就是这些车辆非常爱去的地方，马路上时常看到他们违章闯灯、超速、轧线、逆行的英姿，甚至公然在警察的眼皮下违章。所以这些车辆，他们特权惯了，他们也不可能受到限行的约束”；然后，“政府和机关老爷的车辆，他们能受到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是，那就太天真了，现在在北京市，哪个单位没有几辆像样的好车，每周就一天的限行，换一辆车不就完全解决了”；“最后才是普通百姓，苦于上班地方远，又有接送孩子放学上学的任务，咬咬牙买了一辆小汽车，本指望可以作为交通工具，也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近来苦于汽油钱蹭蹭地上涨，停车费哗哗地翻番，养路费和保险等一个劲的上涨，口袋里的工资却迟迟没有多大的改善，早已经心急火燎了，为了奥运会我们只能隔日开车一次，这是为国增光，我们认为值得，现在又来了限行措施，并且还准备长久运行下去，这不是要命吗？每周一天的限行，如果运气好的有直达公交车还好，要是倒好几趟车，跑很远的路，还有接送孩子的任务，那可就麻烦大了！时间上不好控制是一方面，经济上也不划算，安全也成了问题。再买一辆车？没钱啊！” 其实，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不需要有关部门的“权威数据”，你就能想明白的道理。限行，到底限了谁？ 有网民直呼：“我无意做刁民，但我有权不满。” 范女士就是不幸被这项限行政策“欺负”了的京城工薪阶层。她说：“周一到周四，哪天不开车，问题都不大。唯独周五，闺女学琴，我得开车把琴拉到老师家里去。偏偏我车尾号是0，周五不能动，我们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车。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呀？” 《检察日报》也以“尚未问民意限行何太急？”为题，发表评论：“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结束单双号限行仅一周后就以通告的形式匆匆出台，令人颇感意外—— “人们感到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既然在北京，一纸通告可以每天让数十万辆车停驶，其他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一纸命令可以让你一周停驶一天，想让你一周停驶三天五天，想来也不会是多难的事儿。 “是不是还会有人这样问:‘哪部法律规定这种事必须听证？’我的确找不到。但政府制定任何一项政策、做任何决策，除了合法，还要合理。有没有一部法律明文规定，这种事一定要开听证会，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征求民意也不止听证会这一条。有关部门越过所有民主程序发布通告，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在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决策中，莫非政府并不认为有倾听民意的必要？” 说了这么多，我们仍然不得不回到北京交通的拥堵问题上来，尽管“限行”之后交通状况得到稍许改善，但直到这一刻，仍然没人敢说，“限行”彻底解决了京城的交通拥堵问题。这只能说明，顽疾依然未被治愈。 北京的交通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是车太多，也不是路太少，正如《南方周末》的那篇评论的标题所暗示的：趴在宽阔马路上的北京。 有人将把北京的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看成为“北京的四道城墙”，把立交桥看成是“座座城门”。“如果说道路是城市的血管，那么主干道就是大动脉，胡同小路就是毛细血管。现在的四道城墙，不仅把城市的‘毛细血管’全部斩断了，就连那些次干道、次要道路都变成‘断头路’了”！ 北京的环路成了人们的必经之路，不管你到哪里去，恐怕不走一下环路是出不了城的。 马跃成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北京的交通确实有邪的，当你要想到东三环的某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不得不要绕道一下东四环，甚至还可能选择绕道北四环、南四环过来。如果你的目的地在正西方向，可能不得不先要向北或者正南方向运动。北京的交通就是在这种绕行中变的越来越堵了。” 为了解决交通的拥堵问题，北京市政府也下了不少工夫，环路一条条地铺，公路成倍地拓宽。但是，有用吗？没用！ “事实可能正好事与愿违，以前马路窄的时候，路口的红绿灯基本上是30秒左右一变，现在马路宽了，就变成59秒了，要不然行人过不去呀。另外由于增加了左转弯红绿灯，又增加了半分钟等待时间。以前30秒的事，现在要一分半钟。知道一分半钟会积压多少车吗？”这真正是“路大欺人”！ <h3>这是政治问题！</h3> 北京交通的种种怪现状，与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历史地位难以分割。 在路网规划方面，北京市长期以来实行道路“宽而稀”的双向交通模式，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道路红线规划一直执行至今，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条。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则走了一条道路“窄而密”的发展模式，如华盛顿，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100至150米一条。由于路网密，这些西方城市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注重路网与道路系统的建设。 对这个问题，新华社记者王军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调查。他写道： “从交通技术上看，提高路口的通过能力是解决拥堵的关键，因为车辆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双向交通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口通过能力低，因为既有直行、又有左拐，相互干扰严重，而单行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据测算，单行线比双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城市就是看准了单行线这个‘法宝’，使堵车的问题得到改善。纽约交通管理局在1949年开始推行单行线，创造了‘奇迹’；伦敦借助其密度较高的路网，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把2/3的道路辟为单行线，事半而功倍。” 然而，北京需要“大马路”，除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形象工程”，以及50年代的“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的备战思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兴起的机关“大院”热，与苏联人密不可分。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要求。而苏联的规划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 小区占地大，路网就无法加密，便捷而经济的单向交通就很难实行了。 这时，“道路红线规划”就被付诸行动了，这也是北京市至今执行得最不走样的一项规划。“所谓红线，即在规划图中标示道路两侧建筑间距的‘红色’警戒线，任何新的房屋建设都不可越雷池一步。红线图上，道路宽而直，被划进去的有一处处文物建筑，还有更多的胡同、四合院、历史街区，这些都是计划要被拆除的；什刹海也被红线穿过，一条计划中的道路要东西横贯。道路红线与其涉及的文物成为了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1989年，北京著名元代道观——东岳庙的山门，因被划在红线之内，在道路建设中被拆除；也是同样的原因，1998年，粤东新馆被拆除”。 梁思成为此大叹：挖我血肉！然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梁思成：“扒个牌楼也哭鼻子，打个城门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奉命做了红线规划。1995年，已逾古稀之年的郑祖武，向王军检讨北京城市建设的得失，认为发展单行线，加密路网，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老人说：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困难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二是交通自动化控制。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造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维持？” 实际上，和政治相关的，又何止北京的路面交通，这个居住着全中国最关键人群的地方，无论地上，还是地下，都很敏感。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周恩来总理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41期记者周丽娜的报道： “北京地铁的苹果园站并非1号线地铁的终点，往西还有不对外开放的52号和53号两站。这两个灯火通明、空空荡荡的站台，有点像保存完好的废弃遗迹，暗示着北京地铁初期作为战备工程的神秘身世。 ‘本站为非营业区，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在地铁站口出现这样的牌子早已表明它的非同寻常。”在1970年之前，地铁一直是不对外公开的战略机密。 “1970年底，周恩来批示可内部售票，接待参观群众。从1971年1月15日开始，民众凭单位介绍信，花一毛钱体验地铁。当时拍电影不管有没有必要，地铁车站、车厢一定会成为镜头的一部分。 有人曾说，北京城修地铁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1965年，从石景山到复兴门一线，树都移走了，又是挖大坑，又是打水泥桩，人们知道这是要修地铁了。此后30多年间，北京只修了53公里地铁，不及城市总体规划的1/7。为什么？因为缺钱。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北京市政府是迟迟不肯引入“活水”。因为地铁作为城市的地下动脉，如果交由外人出钱打理，对首都而言，恐怕又是个政治问题。 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这句话在理论上绝对没错，但是人生不过百年，作为地铁的使用者，又如何经得起漫长的等待——在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一共还有总长355公里的地下铁路待建，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地铁地下部分的造价是每公里5到6亿元，地面高架部分的造价也要3亿元一公里，平均每公里4亿元，那么需要的总投资是1200亿到1500亿元。就算政府每年拿出10个亿来建地铁，北京人恐怕也要再等上100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地铁网。 所以早在1997年就有人指出，北京地铁表面上面临的是资金短缺的问题，实际上是遭遇了资本的瓶颈。在建设地铁的资金来源上，应该开源放水，变单一渠道为多渠道。在当时，这只是一种民间的论调。 北京，却一直端着架子，不肯放下。 直到1999年10月，在中港经济洽谈会上，北京市政府才将地铁13号线、5号线、1号线东段一起放在了招商桌上。市政府表示，可以在“筹资和建设方面采取灵活政策”。 截至2008年底，北京地铁全长200公里，有9条线路，共147座运营车站，日客运量400多万人次。然而，北京的轨道交通占公交出行比例仅为15%，远远低于国外几大城市60%以上的比重。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数据显示，城市轨道交通在国外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世界主要大城市大多有比较成熟与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城市公共交通在日常出行中的比重达到60%以上，高的达到90%多，城市拥堵得到了缓解。巴黎1000万人口，轨道交通承担70%的公交运量，这一比例在东京是86%，在莫斯科和香港是55%。 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什么地铁越修越长，利用率却还是那么低？ 没有哪个专家或权威机构专门为此做过调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事实，来拼贴其中的缘由—— 2008年6月初，北京市地铁各条线路的AFC系统全面启动，这意味着纸质车票从地铁里撤退了，而市民为此等待了30年。2009年2月初，北京地铁才着手“取消人工售票”，引进自助售票机，结束漫长的市民排队购买地铁车票的岁月。 2010年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给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下发了《关于轨道交通站内信报发放和停止销售其他报刊意见的函》，地铁内全面禁售报刊，只允许一份《北京娱乐信报》的存在，理由是该报为“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铁报”。针对此事，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说法是：该条文为市委宣传部下达，考虑到地铁站内售卖报纸，会造成人员拥挤发生危险，所以禁止除信报外的其他报刊在地铁站内发售。为此，市民们纷纷抱怨称，“北京地铁几乎就是个‘真空’，什么都买不到”。最终，这项“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意”且“出台程序可疑”的“地铁禁报令”被叫停，但那也是折腾了数月之后的事情。 2010年3月15日，一位名为“长安的笨笨”的网友，同时也是“行动不便”的人士，在体验了一把北京地铁里的“残疾人专用设施”后，于自己的博客里发文写道：“地铁就不是百姓的，不是以人为本的，是活动的，是政治的，比如是奥运的，是有时效性的，你没赶上，或者运动结束了，你活该。” 2010年7月2日，《新京报》发文称：“今年年内，在地铁1、2号线上打手机有望实现。”而上海早在2001年9月就实现了移动通信信号在1、2号线全线覆盖。 …… 另外，北京地铁的换乘不便、站内光线太暗、电梯常年失修，等等，这些抱怨不绝于耳。然而有关部门就是可以“充耳不闻”。北京地铁以政治的名义、为备战的需要而诞生，但时过境迁，这条城市的地下动脉早就应该成为民众的工具。 只不过，北京的着眼点迟迟不肯放低，落到实处。这座城市，高高在上得太久了。那么，地铁在一座城市里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让我们把视线转到美国纽约。 2004年，纽约地铁建成100年。地铁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大众交通工具，并号称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铁系统”，包括26条线路500个站点，每天运载450万人穿梭于纽约五大区。 《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兰迪·肯尼迪在中写道：“纽约的地铁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远远不只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那么简单。100年来，它曾经轮流扮演过餐厅、图书馆、宿舍、礼拜堂、集市、旅行车、产科病房甚至临终卧床的角色。”兰迪说，“我曾经计算过，每个纽约人的一生中，平均竟有超过一年的时间用在地铁上。地铁和纽约人之间存在一种婚姻关系———他们彼此爱着，恨着，却无法分离。”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6、身边缺个伴儿 学者吴祚来说，如果在北京你没有熟人，就是一只城市漂流瓶。这是一种多么无助的感觉：在这座城市，你上下求索，左右碰壁，到头来还是孑然一身。 这种焦虑在“蚁族”身上尤其明显，“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且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而在都市生活中，情感的残缺，又何止于爱情、亲情、友情，当你只能跻身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时，能收获哪样？ “人们闪过我，对我问路一点表情都不给，就匆匆而过。人与人之间，总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有掏手机，打电话给熟人，指点迷津。如果没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这是学者吴祚来对北京的印象，他说，“北京这座城已令我焦虑莫名”。 英国哲学家西梅尔在他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对“都市性格”做了归纳，其中提到一点，就是城市人的“矜持”。 西美尔说矜持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所以并不是积极的心理反应。在小城镇生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大家彼此认识，甚至会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去。可是大城市的人际交往是转瞬即逝的，今天你遇到一个售货员，明天又碰到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大城市的人际互动非常多、非常广泛，但是都非常短暂。在这样一种生活条件下，都市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就变得“矜持”，比较喜欢退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没有一起长大的朋友、没有世交之亲，也没有老街坊邻居……关系链条的断裂让在大城市的每个外来移民都无所适从。就像盆景一样，扭曲着枝干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顾自美丽罢了。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指出：受困于经济和居住条件，“蚁族”普遍遭遇“婚恋困境”。一方面，“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另一方面，“蚁族”的性需求也处于压抑状态。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而全国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频率是每周一次左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 “能够自慰就值得安慰了”，回忆起两年多前北京城里的落魄小子，范俊（化名）这样自嘲，“那会儿我真该改名叫‘犯贱’！”而他的“落魄”，始于女友朱珠（化名）决绝的离开——2008年的冬天，他失恋了。 2006年两人相识那会儿，范俊和朱珠都是“时尚圈”里的人，各自供职于京城里的娱乐媒体。朱珠是上海小姑娘，只因大学在北京念的，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钓个高干子弟或者富二代是她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度成为范俊嘲笑的对象。因为他说自己“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留着长发，背着吉他和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裤腰上还系着一条擦汗的大毛巾，怀揣着摇滚梦想的范俊就以这副形象，从老家成都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北京城。 认识他们的人，都对这两个价值取向如此迥异的“冤家”凑到一块儿的事实，犯嘀咕。范俊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呗。”按他的话说，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诺大的北京因为交通或者说经济原因，使得朋友们的聚会几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个狐朋狗友要聚会，不用半小时准能凑齐。而在北京，若三个好朋友聚会，那就要提早规划，定时间，定地点，这就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了。超级的时空观念使得同一个城市里的朋友相聚成为难事。 而在一次采访中相识的朱珠和范俊，很惊讶地发现两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个小区。于是，经常约着下馆子，因为“一个人吃涮羊肉实在太闷了”。之后的事就变得很自然。 “说句实在的，像我们这样的外来种族，能在北京城里找到一个伴儿，真的算不简单啦。”范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缘分。然而，当他提出想让这份关系“稳定下来”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范俊想给朱珠一个承诺，但朱珠不要承诺，她只要一个家，一栋属于自己的遮风挡雨的房子。 那晚，朱珠哭了，范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的士，到五环以外的一个新楼盘看房子。那时，每平米7000的报价让他觉得很沮丧，当时他自己在三环内租的那间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几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里还能存下钱？想要的小户型早已售罄，新小区的配套设施又很不完善，终于让范俊“无功而返”。但是，刚过完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涨，让范俊的买房计划彻底无望。 如果说北京的高房价对范俊而言，是当头一棒。那么，女友的背叛就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惊心动魄的跟踪之后，发现女友和她采访过的一个小导演关系非同一般。随后两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范俊说，他曾“很没脸地求她别走”，但房子的问题就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 朱珠走了，范俊认定女人是他命里的克星，他说：“打那儿之后，谁都别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跟谁急。” 虽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里还有一份挺体面的工作，娱记。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范俊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少得可怜。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代名词。尤其在单位的同事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竞争等功利性的人际关系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显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基础之一的安全需求却意外缺失了：“没有安全感，这么大的城市，我一个人，觉得没着没落的……”而在这之前，范俊从不以为男子汉也会缺乏安全感。 后来，北京楼盘每平米的价格涨破了3万。范俊越发觉得“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辈们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都是无法预料的”。范俊开始经常失眠。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停留在户籍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压力源。要在此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不容易，这也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开心网上也有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就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范俊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新周刊》曾刊登评论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于2007年年初，公布了一项在我国京沪穗宁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进行的失眠现状调查结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过去的12个月内有失眠症状，绝大多数失眠者认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压力太大。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实际上，对范俊这样的“蚁族”而言，成功其实很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安居乐业。可惜，北京给不了他们。 正是在这种挫败感下，在京城某报社任部门主编的小肖自嘲是“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岁，单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到二十个版，最晚的时候半夜才能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所以他经常抱怨自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时间去旅行。对他来说，旅行非常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和观念，如果待在家里半年以上他会疯掉的。 他觉得自己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自己不甘心做执行层面的事情，迟早要出来创业，但目前还处在储备阶段；事业尚未安排妥当，结婚的事只能继续往后挪，身边因为两个人节奏不合拍而离婚的例子他看得太多了。二是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点结婚，所谓成家立业，体弱的老父甚至用“你不结婚我就不看医生”来回应小肖的“单身主义”，顿时令其倍感压力。 小肖有一个说法用来形容他这类从农村出来的娃：进城——做文化事业——从事最新行业，本来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进程，在他自己这一代就要完成，压力自然不在话下。 在北京城里，像小肖这样的“北漂”不在少数。于是，“剩男剩女”在这座城市里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儿了。“剩女”更是2007年就被教育部确定为新词汇。根据《北京晨报》2010年3月19日的报道：“北京市的剩女数量已经达到50万。3月15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特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剩女，并对Leftover-Ladies（剩女）进行了详细解释：剩女，也称‘3S女人’，即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这些大龄女青年普遍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却不能在婚姻上找到理想归宿。” 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人形单影只？有多少怀着“北京梦”的外来者正陷入在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他们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 《南方日报》记者张波曾撰文详细解读了这一代人的困惑： “计划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 “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而在买房子的当口，也赶上了中国楼市上涨最快的几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房奴’。而这些的综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时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闯世界的梦想’在现实中‘玉体横陈’，竟然‘一丝不挂’。” 这都是范俊曾经的体验，他说，那时家乡被想象成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如此脆弱，甚至开始羡慕自己的老父亲，羡慕他走在成都街头的惬意和随意，父亲总喜欢和他说：“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那段日子，乡愁第一次出现在范俊“北漂”多年的岁月中，并生根发芽。 曾经，乡愁只是一张火车票，年根底下，你我站在售票口；到现在，乡愁成了一纸工作合同书、成了一张房产证、成了孩子的读书学校……那些年轻人的理想，就埋没在这里头。 房子、户口、交通、就业、婚恋，等等，均成了北京城里年轻人追逐梦想所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有人劝、自己也想：不如归去。 2010年除夕前夜，范俊在一家没有暖气的小酒吧里举行了“个人告别演唱会”，他一个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吼着“我真的一无所有”，台下坐着他在这座城市里结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哥们。第二天，他就一个人背着吉他，回家了。父亲托关系在成都当地的一家小报社，给范俊谋了个职。 当被问及他在北京城里是否还留下点什么的时候，范俊苦笑了两声，答道：“可能那儿还有我一点梦想的碎片吧……还有，别人不能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和谁急。”有时候，一座城市能给人留下的阴影，比这座城市本身还要庞大。 <h3>结语</h3>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例如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以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加快完善财税体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品质和水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各项由于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包括劳动和资本双方权利的重新分配，每一决策都必定牵动社会上千丝万缕的神经，所遇到的理论和现实矛盾也必然是巨大的。 让这座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显然，“尊严”二字涉及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这种美好的愿望让人不禁联想起，数千年前，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声。而转念一想，城市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才需要被格外郑重地提醒，“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第二章 皇城根下的代价 附录 算算北京这笔账 美国调查公司美世发布了2010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非洲国家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击败去年的冠军东京，成为了今年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东京退居第二。而北京的排名超过伦敦和纽约，名列第16位。（《新京报》2010年6月30日） 在北京生活，同等条件下，实际付出的物质成本可能不会像上海那么昂贵。但是，有没有北京户口，在京城享受到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而这其中包含的无形成本，可能更让人难以承受。 <h3>结婚：婚礼五万，婚房百万</h3> 2007年北京城镇居民有结婚消费的家庭户均结婚直接消费53645元，比2003年增长95％，年均增幅18.2％。（《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25日）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2003年至2007年7月有结婚消费的764户城镇居民家庭进行了结婚消费调查。从学历构成情况看，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有结婚消费的家庭大学学历消费最高，人均46891元，高中及以下学历消费最低，人均30342元。另外，2003年至2007年，在结婚花费上有91.1%的新人得到了父母不同程度的支持。 （《竞报》2008年1月18日） 以上数据属于在北京结婚的直接消费，并不包括买房和买车。而在北京买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心头的结，郁结。 <h3>住房：25年收入只够一套房子</h3> 北京房价有多高？根据《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08年北京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按照2009年11月平均价格17810元/平米计算，购买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新京报》2010年7月23日） 来自亚豪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8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1008元/平方米，环比7月上涨10.6%，创下了调控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也是调控以来，北京商品房成交价连续两月保持上涨。（《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9月9日） “国十条”对北京房价的调控显然不起作用，房价仍然像被打了鸡血、坐了火箭一样，“噌噌”地涨。关于北京的房价，各种版本的轶闻流传于坊间，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煎饼50万”的故事： 一位赵姓购房者在2010年3月初在北京市通州区某楼盘看中了一套两居室，已经准备下定金了，结果小赵感觉18000元的价格还是太高，于是借口有点饿了，想出门买了煎饼回来再谈。再回来时，售楼小姐说已经被人定了，价格涨到了23800元。同样一套房子在买煎饼的工夫就涨了50万元。 北京还有便宜的房子吗？有，首批“限价房”于2009年3月开始摇号配售，均价5900元/平方米。对于动辄两三万一平米的普通商品房价来说，限价房无疑是巨大的“福利”。但是，申购资格第一条就是“申请人须有本市户籍”，这显然是北京人留给自己的福利，与外来者无关。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对申购人分了等级贵贱，择“优”录取。经记者调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限价房的项目中，有超过一半的房源，被政府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人员购买，而西三旗限价房的总规划套数，为4000多套。（《中国经营报》2010年5月2日） <h3>养儿：有无北京户口差额数十万元</h3> 养育孩子的费用高昂。那么，究竟小两口月均收入多少才敢生孩子呢？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武汉晚报》2010年6月16日） （1）生：0.2万—1万元不等 “目前，顺产产妇所花的医疗费用大约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相比之下，剖宫产就高多了。”北京海淀妇幼保健医院产科主任徐艳说，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的剖宫产费用大约在6000元左右，但如果手术中出现大出血等意外情况，费用会更高。 在北京市卫生局日前公布的2008年四季度医院单病种费用中显示：全市三级医院剖宫产平均住院费用为6137元，共有11家三级医院住院费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占公布三级医院的44%。其中，费用最高的是协和医院，为9372元；其次是佑安医院，为7391元；北京妇产医院也要6625元（《北京日报》2009年3月25日）。 （2）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投入9.3万—66万 有心人算过一笔账，在北京，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家长需投入9.3万到66万。这之间的差距就在于你想不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希不希望孩子进入重点学校，另外，就是你有没有北京户口。（《青年周末》2008年4月17日） <h3>幼儿园：“院外”须额外支付“赞助费”5.4万</h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段时间许多家长纷纷反映，自己孩子所在的公立幼儿园“赞助费”提高，其中北京一家一级示范幼儿园张贴的涨价通知是这样的： “因物价上涨，赞助费从原来‘院内4000元/人/年，院外8000元/人/年’，调整为‘院内9000元/人/年，院外18000元/人/年’。”这个涨幅让家长不堪重负。（中国广播网2010年9月13日） 孩子就读于这所幼儿园的陆先生算了一笔账，按照新标准，院外的孩子仅赞助费一项，幼儿园的三年时间里就要花54000元。每月还要收取540元的保育费，三年共计19440元。除此之外，幼儿园还开办了英语、美术、舞蹈等各式兴趣班，每个班每学期又收费500到600元不等。其中，英语兴趣班要求每个孩子必须参加。这样算下来，一个孩子在幼儿园三年学习下来，父母需要支付八万元左右。 所谓“赞助费”正规的叫法是“捐资助学款”。海淀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幼儿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在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允许幼儿园通过收取“捐资助学款”的方式进行弥补。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幼儿园3年半投入约2.94万—17万 幼儿园收费：每月700-3000元，共2.94万-12.6万元 兴趣班：0.5万元-2万元 其他花费：每月300-600元，3年半时间约1.3万元—2.5万元（在清华大学南门外的华清嘉园小区幼儿园，从对10名家长的调查得知，除了每月2400元的入托费和兴趣班学费之外，孩子的吃穿用等其他花费一般在300-600元不等） 中小学：非京籍支付“择校费”6万元左右 2010年9月1日开始，北京城六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全部免费，在公办学校借读的打工子弟也将享受免教科书费的“同城待遇”。（《北京晚报》） 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并非事实的全部。书本费每学期也就90元至125元，这部分免掉了。但家长们还要支付更大的“择校费”，尤其是非北京户籍的学生家长。 虽然2010年5月6日起施行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本市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在实践中，公办学校在是否接受学生方面仍有很大的独立决定权。以“捐助”为名的择校费，就是非京籍学生入学最大的拦路虎。（《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5月26日） 2008年的相关数据表明，北京市平均择校费用，高中阶段最高，其次为小学阶段，初中阶段最低，分别为27518.34元、19637.83元、13694.85元。（《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18日）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小学6年投入约0.97万—10万元 学校杂费、书本费：每学期200元，6年共2400元 午餐费：每月130元，共7000多元。 校服：一般学生小学6年换3次校服，共300多元。 外语辅导班：8000元 作文辅导班：8000元 其他花费：每月600-800元，6年5万多元 择校费：约1万-3万元 初中3年投入约0.56万—9.7万元 杂费、书本费：每学期300元，3年1800元 午餐费：每天6元，3年花费约3600元 校服：200-400元 兴趣班：每月320元，3年1.15万元 综合辅导班：7200元 电脑：0.6万-1万元（大多学生在初中时配置电脑） 其他日常花费：每月600元，3年约2万多 择校费：4.2万元 高中三年投入约0.76万—10万元 学杂费：3年普通高中共3780元，重点高中6780元 午餐费：每天6元，3年花费约3600元 校服：200-400元 课外辅导班：4000元 寒暑假补习班：4000元 高考冲刺班：1800元 家教：2000元 其他花费：每月600-800元，3年约2.5万元 择校费：3万-6万元 大学：拒绝绿卡子女在京高考，此一项代价即难以估算 然而，寒窗苦读12年，到了高考的关键时刻，非京籍学生（父母大多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俗称“绿卡”）不能在京参加高考，这些学生都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决定人生的考试。不说对孩子心理方面的影响，单是此前所学和复习内容就不一定适应所在省份的考卷要求。有些家长为此不惜铤而走险：买北京户籍被骗、原籍造假学籍被查、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国。但北京始终没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成本又该如何清算呢？ 在北京，一本和二本学费偏低，在3500—6000元，而三本收费相对较高，有的在1万元以上。同时，不同的系别收费也不一样，一些艺术生的学费要远远高于中文、历史等系别。（《京九晚报》2009年5月15日）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大学四年花费约4.08万—19万元 学费：2万-4万元 住宿费：3600-6000元 伙食费：1.7万-3.8万 电脑：0.6万-1万元 手机：800-3000元（北科大有学生使用6000元的手机，此特殊情况忽略不计） 其他生活支出约1万元—9.5万元不等 出行：巨额时间成本，无价 2005年3月之前，在北京买车有户籍限制，也就是说外地人不能在北京买车，有钱都没用。当然，眼下这个问题不存在了。由于今年北京又得到了128亿元的专项财政补贴，用于维持地面交通、轨道交通的低票价运营（《新京报》2010年7月22日）。所以，在北京若使用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确实远低于上海等一线城市。 但事实上，北京的出行成本非常高，钱虽然花得相对较少，你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的体力成本。 美国《外交政策》2010年8月24日盘点了世界上交通最差的城市，其中，中国北京列居首位，成了当之无愧的“堵城”。北京市民每天上下班，平均单次要花上52分钟，全国排名第一。84%的北京人称交通情况已经影响了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的表现。（《北京晨报》2010年6月7日） 第三章 北京是谁的首都？ 1、高端人才看过来 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北京确实“求贤若渴”，并抛出了重量级的诱饵——人才进京即落户，连带着“鸡犬升天”，人才公寓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还有100万的奖金鼓励。看上去无比美妙，是政府为人才编织的“北京梦”，而且货真价实。 只不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端”二字。这个货真价实的“北京梦”只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个精英的标准，在北京看来，是可以进行微妙地调整的，留与不留，仅凭北京的需要，这一点在“奥运人才”的后续安排上可见一斑。 <h3>“皇帝选秀”</h3> 2010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布了“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835个高端岗位面向国内集中招聘。被录用的外埠人才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都可迁入北京。这意味着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面向全国的招贤纳士，而且以“肥美”的北京户籍做钓饵。 这么心急火燎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立志于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促使其急于拉拢各类金融人才、管理人才、会展人才、文化创意人才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二是作为首都的长期优越感，让北京并未真正意识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紧缺，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甚至还于2007年1月25日搬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尊大金佛，声称正在“请示相关部门，建议适当减缓引进人才落户北京的速度”。 成为“世界城市”，可以说这是北京作为首都和中国大城市的未来发展大计，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于是，北京迫不及待地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甚至故意忽略“常住人口总量1972万，提前10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常住人口规模”这一严峻的事实，大大咧咧地表示“为把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这次北京提出，对于最终录取的人选，户籍地不属于本市的，除本人之外，其配偶、子女的户口也都可以迁入北京”，俨然是一副刘备顾茅庐的姿态。 其实，数月之前，早在2010年5月16日，北京的“海聚工程”就已启动。该工程共推出529个海外人才需求岗位，其中工作类占到479个，创业类50个。国有企事业单位提供岗位215个，占了整个需求总量的40.6%，非公经济组织的岗位占到59.4%。 据《侨报》的报道：“这些岗位主要分布于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大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等，如北医大，同仁、天坛等三甲医院，北京现代、百度公司等企业。”且“对入选‘海聚工程’高层次人才的人员，北京市将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同时，为其解决好在京出入境手续办理、子女入学、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还将采取扶持措施支持人才干事业。”也就是说，只要这批人才愿意到北京，政府将在诸多方面给予本人和其家庭以“特别服务”。 中科院也于2010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人才会议”上透露，“已在全院设置了近500个‘千人计划’岗位，拟在全球选聘国际一流人才”。“千人计划”是政府批准的一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计划用5至10年时间吸引千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并建立40至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目前中科院共有7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对这样的人才，中科院在经费、住房、工作条件、实验室、研究生助手配备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 另外，2010年2月初公布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示范区引进的高端领军人才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口。范围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通州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及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准划定的其他区域。 但是，你可能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北京把这些“橄榄枝”殷勤地抛给了谁？ 《2010北京市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的835高端岗位是力图“引进一大批熟悉国际化市场运作，能够带动首都新兴学科、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同时吸引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创新人才”：其中要求引进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达76%，本科生及以上仅占23.2%；而在职称方面，高级职称占57.0%；中级及以上职称占14.1%。从年龄结构看，分布呈现“中间力量”的特点，即35至45岁年龄段需求最大，计划引进635人，占总需求人数的76.1%；其次是45岁以上，占13.4%；而35岁以下只占10.5%。 “海聚工程”的529个岗位需要的则是一流的海外人才；中科院的“千人计划”指向更明确，所有“好吃好喝”的都只留给面向全球招聘的“国际一流科研人才”。 所以，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动调配处处长王岚说，“我们一直在解决人才进京的同时，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包括他们的子女、配偶都可以落户北京。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三万多人，这些人都解决了配偶子女进京问题”。这时，你完全没必要诧异——北京那么多城中村里大规模的“蚁族”又是如何“滋生”的呢？登记在册的763.8万流动人口，又是如何为了一纸北京户籍挠破头皮的呢？ 你真的没必要诧异，因为从1999年就开始实施的“引人人才落户北京”的政策，针对的从来都是真正的“高端人才”。 <h3>何谓高端？</h3> 百度百科对“高端”一词的释义是“事物的最高层次。高水平的，与低端相对”。如果你更习惯于依靠数据得出结论，那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张文，对这个“高端人才聚集区域”的描述，或许能让该词条更具体化：“为开发区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4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23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得者43人，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项目或课题组负责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272人。” 这就是高端人才。如果你不在此列，那么只能看着他们在北京如鱼得水，而你继续苦苦挣扎。这就是首都的“优胜劣汰”制，也是你在选择踏入这座城市之前，就应该清楚的事实。 北京，为高端人才打造了一个“北京梦”。 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杰夫·代尔看来，这个梦的外部结构是这样的： 北京是中国真正的金融之都，这座城市“不仅是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多数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在中国经济中，政府仍以多种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使得北京处于商业活动的中心位置”。 “北京拥有国内最有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利用这种资源吸引了大量研发投资。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上的贡献全部来自北京，微软(Microsoft)和IBM等跨国公司选择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 北京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艺术园地”——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艺术家们已无法再开出天价；不可否认的是，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也“部分源自于其首都地位”。“中国最有意思的音乐创作地也在北京，当下最火爆的当属垃圾摇滚，有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风格”。 这就是北京，占尽天时和地利。你如何能不被她吸引？ “北京梦”的内部核心，就是政府抛给高端人才的种种“诱饵”——北京户口（有些人为了成为“北京人”，甚至愿意在黑市出15万高价买一个假户籍，这张纸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且配偶和子女均能入户，何其兴哉？高薪，一旦被选中，如果答应“过门”，立刻就能一次性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这是“蚁族”可以梦到的吗？住房，北京市发改委2008年就提出了外来高端人才“在京可享受青年公寓”的政策…… 这个由政府所描画的“北京梦”，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场“皇帝选秀”，前面有荣华富贵等着你，但你必须经过层层选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攀龙附凤的。 而为了认清这个事实，30岁的惠惠花了十年。 “北京，十年的光阴，我一直奋斗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惠惠说，“眼下正在办辞职，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可能先回老家看看吧。”30岁的惠惠透着无奈与失落。 1999年，惠惠从浙江的一个小城市考到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虽然念的是三流本科，但我还是开心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年轻时相片中的灿烂笑容，“说不出啥感觉，就酸酸的。” 2001年，惠惠在学校的联谊会上认识了浩子，相处几年后两人结婚了。“结了婚，面临的生活问题越来越多，最关键的就是房子。”惠惠说，2006年结婚那会儿本该买房，但当时认为北京的房价就是泡沫，而且刚毕业出来工作没多久，两人的月薪加一块儿就8000多元，底气不足，所以没有考虑，反倒认为租房是另一种美好的人生经历。 2008年1月，小宝宝降生了，租的房子不够住了，面临再次搬家的窘境。房子、孩子、工作让两个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有的矛盾逐渐凸显，在2009年大规模爆发了。“他开始酗酒，夜不归宿，我也整日烦躁，不停地埋怨这埋怨那，大家所有情绪化的东西，其实就集中在户口，收入，被歧视，房子。”无数次的争吵后，两人在2009年末选择了离婚。 “2010年2月，无意中得知浩子他离开了北京，去深圳闯荡了，我想自己也是时候递交辞职报告了，下定决心带着宝宝离开北京。”惠惠说，“从刚到北京那会儿的白t恤红裙子、长发飘飘，到现在所谓干练的短发、职业化的笑容和着装，北京真的改变了我很多很多，也让我认清了很多很多。北京永远是有能力人的天堂！只是它不适合我而已，而我认清这一点用了10年，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h3>奥运人才的尴尬</h3> 2009年8月22日16时30分，位于北京北四环学院桥西北角的奥运大厦大院里，北京奥组委机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宣布北京奥组委依法解散。而4000多名曾经为奥运会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的工作人员，“在经历了混乱繁琐的赛后收尾工作和难尽人意的赛后安置双选招聘会之后，正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这4000多人，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共1000余人；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共3000余人；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这800多名在校大学生均是北京奥组委从10余所高校选拔录取进入组委会实习的，期间享受奥组委正式员工的待遇。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 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奥组委一发布招聘信息，我就想亲身参与进来。”周华说，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但是，奥组委正式宣布解散，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离开。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也许是正面宣传的力量过于强大，外界普遍以为奥运人才早已被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尽数收入囊中，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宝贵遗产妥善使用了。事实却不竟然。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奥组委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和北京市国资委，就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问题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九家公司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 一时间，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大力宣传。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实是2008年10月17日为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举行的专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虽然招聘会共提供岗位1753个，前来应聘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达到了1：1.17，这在北京举办的招聘会中还是头一次出现。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岗匹配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岗位竞争白热化——有1/3的应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简历，有的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而且几乎所有的招聘单位都要求应聘者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对于年龄有40、38、35岁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时下盛行的“潜规则”，此次招聘会结果必然是“不可说，不可说”。 毋庸置疑的是，为做好赛后人员再就业工作，官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奥运人才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还以公务员招考形式吸纳了上百名奥运人才。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 但是，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因为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对于这批奥运人才的“失业”问题，Ft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撰写的《奥运会后“变脸”？》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中不乏海归、硕博等高学历，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历，很多人当初辞去原单位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圆自己心中的奥林匹克梦。 “为了让这批人安心服务两个奥运，北京奥组委很早就启动了赛后安置工作，提前与几十家央企和国企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消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也给不少奥运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个小时的强度，心无旁骛地投入赛事筹办工作中。但之后的赛后安置和双向选择工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国字头企业是当初媒体宣传的最大卖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忽悠’了奥组委应聘者。据悉，某大型国有能源型垄断企业分公司向十一位奥运人抛出了橄榄枝，不料人员审批手续上报后，总公司领导却改变了主意，一句话就把要约变成了废纸。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国内著名体育用品经营公司。一位应聘公关职位的奥运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结束半个月后，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领导出差归来才能进行最后一轮面试。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后，该公司的最终答复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强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虑到没有在相关公司工作的经历，进来之后需要有很长一段适应期，我们就不如招聘应届毕业生合算了，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先不招聘了。 “总之，也许是金融危机的缘故，也许是强扭的瓜不甜，很多与奥组委签署就业协议的企业纷纷上演‘变脸’，或是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或是提供条件较差的低级岗位或偏远岗位，个别企业甚至在大张旗鼓面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简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诚意。” 此外，尽管大部分调用人员都顺利返回原单位报到，支奥经历成为他们履历表上光辉的一笔，但部分人员面临原有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现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场择业大军。 想要留在北京，谈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奥运会”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门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据《京华时报》2006年9月15日报道：日前，北京市2008环境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初步处理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北京市将对四种不同情况的流动人口实施控制。对于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可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一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反响。反对的、愤怒的、申辩的、澄清的，不胜枚举。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卢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北京市政府“奥运期间劝返民工回乡”的传闻，“我没有听说专门清理限制外来农民工的事情”，并向外界解释说“这些劳动者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但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题为“奥运ABC之B：农民工何去何从”的文章，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不可否认，没有450万的农民工，北京不可能这么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体育新场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的月收入为996元，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只是暂时被容忍待在城市里，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去面对。如果你说连奥组委的高级人才都并非个个皆能因为奥运会在北京找到立锥之地，凭什么在北京盖了几天房子就可以留下来？那你的感觉不可谓不敏锐。 因为这就是北京在用人问题上一贯的姿态：愿者上钩，优胜劣汰。 第三章 北京是谁的首都？ 2、“三高”企业请回去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1）我国人才资源主要分布在教育、文化、卫生、经济、会计、传统工业等；农业、信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人才较少；新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环保等工程技术类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高新技术和复合型的创新人才更是缺乏。（2）国有部门人才多，非国有部门人才少。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2007年年末我国共有专业技术人员3313.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2387.8万人，占72%。高级专家队伍52%以上分布于高等院校，41%以上分布于独立的科研院所，只有7%分布在企业。而发达国家的人才资源分布正好相反，多数在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一半以上在企业部门，美国8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企业部门。（3）人才地域分布不够合理，我国高级人才86%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广阔的西部地区人才极度匮乏。（4）产学研严重脱节，理论不能应用于实际。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状况是：大型企业拥有少量的研究与开发人才，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人才。根据人事部2004年统计，我国企业每万人中拥有的研究与开发人才不足3人，而日本是49人、美国是48人、德国35人、加拿大和英国都是25人”。 当我们把目光从全国聚焦至北京，就会发现出现上述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与大城市的“优胜劣汰”密不可分。而且，糟糕的是，北京对人才的高低判断，往往十分自私自利，甚至是带着严重的“歧视”。 <h3>“喝不饱”的北京</h3> “月底应该就彻底歇了，没办法，政府让关停就只好关停了。”说这话时，北京三力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广合的神情有些黯淡。 2009年8月20日，距离6月25日的停炉已近两个月，三力水泥厂散落煤灰的仓库里还堆积着一些袋装水泥，也还有一些小车陆续进厂拉货。不过，“炉子早就停了，最近就是把剩下的熟料磨成水泥卖完就完了。”徐广合说。 这一切表明，徐广合别无选择。2009年7月6日，北京市工业促进局联合多个部门下发了《北京市“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小水泥企业有序退出的实施意见》；按照计划，2009-2010两年内，北京将关停13家水泥企业，年减少水泥生产能力252万吨。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2008年，由于举办奥运会，北京已没有批准新的水泥生产线上马。而此番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水泥企业，北京市相关部门则明确提出，到2010年底，北京水泥企业将由2008年底的25家减少到10-12家。” 北京市经信委也于2009年12月16日不无欣慰地对外宣布：已有79家“三高”企业退出北京市，合计节约能源19.91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北京30万常住人口2007年全年的生活能耗。此外，这79家企业的退出，也使北京节约新鲜水535万立方米，相当于2—3个昆明湖的储水量。 水，一直是北京颇为纠结的大问题。 《潇湘晨报》2010年6月24日这样报道：“进入6月，北京颐和园团城湖敞开肚皮，在预计半年的时间内，它将‘吞’下来自河北黄壁庄、岗南、王快三座水库的2亿立方米的应急供水。来自数百公里外的调水，将经过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石家庄至北京）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来，中线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据专家介绍，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地表水可用量越来越“金贵”，除异地调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来自地下水，接近供水总量的2/3。 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北京超采地下水已维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积地面沉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现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亿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的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被视为“子孙水”、“救命水”，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但事实上，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觉到缺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还是哗哗地流”，以维持这座有着1755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日常运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宝贵的“子孙水”。 正是在这样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让“三高”企业从北京撤离成了势在必行的事儿。水乃生命之源，谁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显然，北京水资源的“焦虑症”由来已久。 尽管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于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长期关注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者王建担心的是，调水虽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忧，但同处华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调水总非长久之计。曾任职于北京环保局的王建长期研究北京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是北京颇有点名气的水专家。在他看来，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是“正在累积的生态灾难”的表现，出现这种困局的原因，则是自然降水条件减少和人为的不合理开发。 王建用一组数字佐证了他的观点：以地表水来水量为例，北京地区的主要水库之一官厅水库，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来水量是20．3亿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锐减到0．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资源仅210立方米，是中国年人均水资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资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约400万人口，而现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没有增加4倍”，王建说，北京业已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万万断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尽管自己也没多少“余粮”了，还是忍痛为首都输血。 然而，专家提醒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颗严重缺水的“心脏”，还在一天天越变越大——1949年建成区面积只有109km2的北京，在202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650km2，城市规模日益庞大，承载它的水资源势必将越来越难堪重负。 这座城市似乎变得越来越贪婪，为了成为“世界城市”，经年累月地扩张，缺水了就从周边城市吸取，没有高端人才了，就抛出户籍诱饵，直到她越变越胖、越来越喘。 <h3>“填不满”的北京</h3> 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市关于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的意见》就已经出台了。小水泥、小造纸、小化工、小铸造、小印染、电镀及平板玻璃七个行业被列为重点退出的劣势行业。北京还分别为这七个行业制定了退出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将逐步被引导退出。 这些企业走了，相应的，在这些“劣势行业”工作的职工，也随即面临下岗、重新找工作的重大问题。而他们的去留，有关部门显然没有精力关注。 不过，在请走“三高”企业的同时，北京也大叹苦水，从2010年初开始，各大媒体频频爆出北京“人才紧缺”的新闻—— 《北京日报》讯：“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1公里，按通行每公里需要60名管理养护运营人员计算，届时本市需要3.4万名专业人才，目前人才缺口达两万余人”；《北京考试报》讯：“在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中，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一些新兴产业涌现。像汽车现在已进入千家万户，但汽车销售、售后服务的从业人员缺口很大”；人民网讯：“北京市在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中，医疗卫生面临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应吸引高层次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能够主动到基层去服务”；2010年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提前启动外来农民工就业监测及服务，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火车站等地点，主动问询进京务工人员的就业去向、意向等。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最为“稀缺”…… 请注意以上紧缺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共性，比如：养护员、销售员、售后服务员、基层服务、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他们属于不同的工种，但都不属于所谓的“高端”、“精英”人才。北京大量缺少基层人才，而这样的“苦果”是她自己种下的。同时，北京正在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欢迎你，但是不欢迎他。这中间其实存在一个标准，就是由这座城市对人才给出的“高低”判断。 事实上，所谓“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往往也是相对短缺，因为劳动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业者、外地户籍大学生不愿意“屈就”。而这些工种也是城市运转、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北京这座大城市对这类被视为城市“不稳定因素”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的排斥和歧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惟英教授认为，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并开出的两个通行药方，一是政府利用价格手段，让水、电等基础产品涨价，逼走实则为北京市最紧缺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二是抬高外来人员落户、居住、就业的门槛，毫无疑问，干保安、服务员、清洁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这个门槛之外。 这是北京最擅长的“绝招”。她一直抱怨说自己城里的外来人口素质太低，不如上海的好，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势利眼”。上海2008年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了642.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3。虽然上海人的“排外”一直被全国人民诟病，但从未见上海市政府出台类似限制低素质人口进沪的政策。北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行政手段解决城里的人口和人才问题。 《新京报》2010年8月2日消息称：“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因为调研组发现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简单翻译上述这段话，大致就是说，顺义区将小门店、小企业扫地出门，使大批“低素质”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同时房价居高不下、房租乱涨，于是一批批外来者陆陆续续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进城一展所长的外来者走到门口一看城里的人这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也只能掉头离开。 于是，调研组立刻拍案叫绝。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李小娟说：“顺义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们形成了共识：经济发展并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控制人口。” 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给下的这剂药，是良药，还是毒药？ “不能拿弱势群体开刀”，《城记》作者王军认为，北京采取这种方式缓解人口增长很难有大的效果。同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也认为，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唐钧和王军都认为，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驱逐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态——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说北京是个美女，那她肯定是个傲慢的千金小姐，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该黏着她、围着她转，而想要讨好她的“低素质”人群，最好都远远地躲着她，哪个不识相的，硬是凑上前，也迟早被她一脚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不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吗？ 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后，昌平区也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个村启动了工作。（7月29日《新京报》） 北京在多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实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时间引起舆论的一片沸沸扬扬。但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人可以语调轻松地开玩笑，外地人却做不到。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针对此事，《江南时报》于2010年7月30日发表评论：“虽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纠结，和‘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的补充解释，可以平息‘对外来人口做坏的预设，有罪推定’的诟病。可是，在文明开放已成大势的今天，‘封村’有违常识，也难抹几点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为设障，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二，规范化管理不等于围墙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会阻碍区域的对外交流，阉割百姓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轻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也抹杀了外来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其四，封村是对本地、外地人权利的双重捆绑。当尊严和权利被剥夺，政策合理性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其五，封村难逃权力偷懒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际隔阂、外来人被边缘化、待遇不均衡等问题，都有待正视”。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这类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里呢？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进京农民工。海归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舍得让他们窝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里的，更不可能对他们实施“画地为牢”的管理。两者一比较，很容易看到北京对待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新京报》时评） 美国巴克尼尔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Karl Kresl认为，北京想打造一个世界城市，打造创新城市，就必须借鉴其他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区、城市群。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我们不仅仅把城市周边60公里通行范围，我们可以放到几百公里。这样不仅仅是北京城区，应该把北京周边的区域都容纳进来，作为城市带来考虑，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断地为自己制定新的目标，以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北京在朝着自己的宏伟目标迈进的途中，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做着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为此北京要拉拢的高端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创意人才”。然而，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身穿一套中式服装，手撑一把阴阳伞，站在一个写着“A·拆那”的八卦内，自2009年12月29日启动的“暖冬”计划，黄锐都会以798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之中，声援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们。 虽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厂被列入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至此798艺术区摆脱了多年来盛传被拆迁的传闻。但是在商业、名利各种纷争的卷席之下，艺术还是与798渐行渐远。 798成为国际和本土资本最宠爱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画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额利润，纷纷涌入其中。2005年是画廊进驻798的高峰期。房价从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涨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这种几倍几倍大跨度的增长，让艺术家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有艺术家选择了直接的对抗。 2007年11月以来，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多次开挖，引起郝光等艺术家不满。2008年10月，在公开信《吁请北京市领导关注798的种种问题》中，艺术家郝光列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人士发文响应。然而，郝光还是失败了。他最终只能离开798，“不跟他们去维权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区做慈善事业，画巨幅的画作。” 而2009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画廊“逼”走。即便危机过去了，地价、房租上涨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困扰798的痼疾，也许将永远困扰着798园区内的艺术家和画廊。出走，成了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一批批的艺术家都走了，与早前相比，艺术家只剩下了1/5，”李象群，这位798的早期租户无奈地说。 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基层人才缺口大，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紧缺，一批批文化创意人才在流失，而北京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出“封村”、提高外来人员进京的门槛等昏招。不从根源着手，只一味在城郊盖房子赚钱，却不能真正利用卫星城来分担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职能，更别说实现北京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而让市场来调控人口的流动。北京的“中央”心态实在太严重，无论出点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下道命令，出套政策，颁道旨意，其他城市其他人就得乖乖听命。“世界城市”难道是靠一个公章、一纸空文建起来的吗？ 更可怕的，不是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是真的起了很大作用。试想一下，一座城市里只剩下一群制造火箭导弹的高端人才，因为他们在城里有房有车有票子，而清洁工、服务员和保安之类的活都没人干，因为城市想尽办法撵走了这拨人。那么，这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地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对中国国内最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纷纷向中心、向高处靠拢。尽管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也一直在试图向外界显示她的“有容乃大”。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无论是798艺术区的凋零，还是简单劳动力的稀缺，或者是包括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在内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严重短缺，都让北京这座城市包容性的遮羞布所剩无几。即便你是符合这座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也不一定能够安稳地留下来。因为在北京敞开的大门前，摆着一排又一排的障碍物，比如房价，比如户籍，你必须奋力跨过去，而且一不小心就跌得鼻青脸肿。 第三章 北京是谁的首都？ 3、京华烟云梦 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380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说，“北漂”除了事实上的人身漂流，还包括一种心理漂流状态——“每天下班后，我总在路上徘徊很久，看着匆匆的行人和一辆辆驶过的车，总感觉自己原来是个孤单的人”，一名“北漂”这样写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这种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买房需办理暂住证，不能购买各公园的老人优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额外的“择校费”…… 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但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北漂”通常特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相比农民工只求养家糊口，“北漂”是带着梦想和目标来到北京的。 然而，正如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所述：“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做不了公务员，来大城市捡点人家嘴角掉下来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这个句式：谁都想要挤进大城市，劝是劝不回去的，这不是理想，而是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单枪匹马闯进北京城。据香港《明报》的报道：“演艺圈‘北漂’族在1992年约2万人，目前已达30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It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 尽管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尽管每天经历恼人的塞车和空气污染，“北漂”仍对北京不离不弃。至于原因，有人说京城机会多，有人说自己有“北京情结”，也有人说仅仅因为所爱的人在这里。如果非要按照职业理想归纳，那么，“北漂”一族大多做着两种梦：明星梦和当官梦。 <h3>明星梦</h3> 1990年，有个叫吴文光的云南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讲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艺术者（分别是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奋斗并流浪着的故事。 这些人是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群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追求和生活方式。吴文光也是京漂一族，与五个“盲流”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过类似的生活，希望过也失望过，痛苦过也快乐过，幼稚过也疯狂过。我当时想，我们这群自80年代初满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和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北京’的历史，我应该动手拍点东西来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拍这部片子的原始动机。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80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类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进入的90年代会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 因此，《流浪北京》还有一个副标题——《最后的梦想者》。北京对青年来说是一个理想中的舞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来到北京，就能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能。张慈因为忍受不了云南个旧编辑部的阴冷与平淡，而最终选择来到北京。张夏平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两个字吸引人，其实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对北京的理想。张大力来到北京是因为他离开了画画，他就无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说盲流就是freelance，每个人身上都应该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则梦想在北京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团，演一些自己的戏。 但是，他们的梦想却与现实有着激烈的冲突。张大力认为他开始讨厌北京的艺术气氛了，在一大群为生活而奔忙钻营的人中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高波对盲流的理解有着矛盾的两重性，认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为有北京身份证而不必像别的人那样担心户口问题。牟森和高波、张大力一样，有时缺乏经济来源，就得到处蹭饭吃，还总结出了一套蹭饭的诀窍。张慈讲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张夏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俗话说得好，艺术家就是疯子，她因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面临生活没有着落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他们还得应付生活的重压，于是在他们的心里，物质与精神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 “北漂”齐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权威，而且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如此优良的环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营造的氛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为追逐梦想的“北漂”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走高端线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办法，跟权威们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提携、包装、推广，以图一夜成名，无疑是很多“北漂”艺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在北京城里追逐“艺术梦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质。 “北漂”并非自今日始，北京历来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现象”在清末民初就方兴未艾了。北京前门大栅栏和天桥一带商业繁华，也是茶楼酒肆三教九流荟萃之处，自然成为打擂、卖艺、说书、唱曲的理想场所，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大批民间艺人从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儿”表演，建国后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白全福、常贵田、张少杰和“评剧皇后”白玉霜、新凤霞等人，都属“北漂”成功的典范。 说起因“北漂”成功的艺术家，就不能不提国画大师齐白石了。 齐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贫寒农家，少时当过放牛娃，26岁之前是个小木匠，业余时跟人学习诗词书画，逐渐在绘画上有所长进。1920年，57岁的齐白石背井离乡独闯北京，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北漂族”。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绘画技术不难在北京谋生，但其画作却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齐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画法。他身居破庙日夜苦练，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终使“衰年变法”成功，画技日臻完美，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一绝，名气大振，价格也与日俱增不断攀升。1926年，齐白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1931年，67岁的齐白石在北京买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户。 “北漂”们正是跟随着成功者的脚印，前仆后继。远的不说了，这两年成为“北漂”佼佼者的幸运儿比比皆是。于2008年推出了首部个人自传《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的“傻根”王宝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出生在河北的农村娃，由一间睡六个人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百二十块，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块钱，500块，是自己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80块，是爸爸、妈妈给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么贵吗？那我这点钱，够花几天呢？”然而，对拍电影的执著梦想，让傻根在北京坚守了下来。他当然吃了很多苦，这是“北京梦”需要他付出的代价。 王宝强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励志故事。但人们习惯在看到成功之后，忽略背后的付出和积累——8岁进少林寺学武，一待就是6年；16岁只身到北京追逐电影梦，兜里只有580块钱，天天蹲在电影厂门口等着被选中，充当一个可能连影儿都找不着的群众演员；直到冯小刚给了他机会，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漂”一族，确有人成功了，但这些人的成功并非因为他们选择了北京，而是北京选择了他们。“北京梦”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绝不会因为你做着关于她的梦，而对你放低进入她的门槛，因为城里梦想泛滥；你必须为了留在这座城市，为了更靠近梦想而付出代价，每时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够，你说了不算。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赞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轻人，将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这个‘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着，有突出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质，不一定拥有光鲜的文凭，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高人一筹，能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内涵，仅仅具有专业水平是不够的，更要有较好的社会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在心理发展上，达到真正的成人状态，面对未来各种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击，能够顺利化解，坦然自若。” 缺少上述任何一种特质，仅仅怀揣一个“北京梦”就闯进北京城，那都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 2006年，北京“怀柔小院”的黑幕在记者的追查下被揭开。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一群20岁上下、以高中学历为主的外地孩子，因从小热爱影视、做着明星梦的。故而来到北京，但几经波折后，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视公司“输送”到怀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农家小院内，开始遭到院头们各种方式的榨取。 所谓的怀柔小院，是一种“业内”称呼，即聚居着大量北漂演员的农家院舍。这些院舍都是当地居民的，以每个月几百元钱的租金租给一些不法分子（被称为院头）；然后就被用来“圈养”北漂演员。“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放了8张床；床是上下铺，共住16人，过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床上的被子，则脏得看不清颜色，乱七八糟地堆着”。 孩子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进来时，院头就想方设法搜光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告诉他们“等戏”，但基本上等不到什么大戏。 来自石家庄的小李，由于营养不良，嘴上起了不少恶疮。两个月前她来到小院，每个月得向院头交100元住宿费、100元管理费、80元导演说戏费；交完钱，她就身无分文了。但是两个月以来，她只上过一场戏，没有台词，也没拿到一分工资。“我们平时就是睡觉、想法弄点吃的，没什么事可做。” 孩子们住在院子里，逐渐被院头“分化”。首先，院头花言巧语，以“兄弟”相称，将一部分男孩养成打手，对内“维护秩序”，对外巩固小院实力。女孩子的遭遇更惨，她们经常被强迫出去“陪酒”。很多陪酒的女孩子，都得经过“最后一关”。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因此已经怀孕两次了。 2006年6月，经过全国媒体的共同关注，北漂演员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半数以上的怀柔小院关闭了。但大部分“北漂演员”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骗人的影视公司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无家可归。 <h3>当官梦</h3> 你知道吗？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北漂”一族。1920年，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介绍，从长沙来到北京，他借宿于杨宅院里的一个房间，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八块银洋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 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今为吉安左巷八号），与另外六位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三间平房，共挤一张大炕，继续他的“北漂”生活。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是这位日后的开国元勋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人怀揣着大大小小的政治抱负，进入北京城，企图一展拳脚、平步青云。毕竟毛泽东只有一个。但当官、当领导的梦，却人人可做得。北京就成了这些梦想的孵化器。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靠近中央的地方，仕途升迁更容易。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南方周末》于2010年5月刊登特稿，就此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委党校的两位长期与京官接触的教授鄯爱红和张勤。 “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两位教授说得很婉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在北京当官不容易，但一般步入正轨，升迁的几率自然大大优于“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的官员。 事实也证明，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 所以，凡是以为自己有几把刷子、又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年轻人，自然都心急火燎地奔向首都北京。只是，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北京官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前有户籍制度卡着，后有基层工作经历挡着——鱼跃龙门，岂是易事？ 2010年起，北京市和区县党政机关招录的公务员，将有八成岗位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2011年，除特殊职位外，市和区县党政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大学应届生中选录，全部招录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就引来诸多关注。有人猜想：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减少应届生比例，大学生还会不会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于2010年3月通过题客调查网，对2385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职高专生），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仍有34.2％的大学生看好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就业机会，而“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的大学生仅7.0％。 可见，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眼中的香饽饽。中国政法大学大四学生金静华，考过国家公务员和浙江省公务员，虽然知道考上的机会很渺茫，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公务员的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数单位都好，只要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会碰碰运气。”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高佩，首选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门。而她更是道出了“公务员”这碗饭对年轻人的普遍吸引力：工资虽然不一定高，但是福利好，就相当于拿了一个铁饭碗，不用担心自己30岁过后被更年轻的人挤掉。“再说权力也大，虽然收入不如外企、国企，但是办事情会方便得多。”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同时显示，对于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66.5％的大学生首选“福利好”；66.3％的人认为是“稳定性好”；59.5％的人表示“保障好”。接下来大学生们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情不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问题，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就是个岗位，而中国的公务员目前还存在权力甚至权力寻租的问题。 而绝大多数对公务员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向往北京，向往中央。事实就是，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约为三万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报考人数就增加了10倍。 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但是，北京从不缺“梦想”，所以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人就说大多数“北漂”一族都有一种通病，叫做“大城市妄想症”，这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之间互相感染。 该词最初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题为《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大城市入门证’，可能是一种虚妄，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难免失落、自卑和焦虑。奋斗后，得到的却是一种心理折磨和现实窘困，甚至是铤而走险走向不归路，这又何必呢？” <h3>北京，高高在上</h3> 《长江日报》评论员廖保平说：“北漂大多有浓厚的‘北京情结’，有那么一种‘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拧劲。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观念问题，这当然是观念问题，观念引发行动嘛。可是这观念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铁了心的宁在北京做牛尾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做鸡头呢？ 如果说这是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的年轻人很自然而然的逐梦行为或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不禁又要反问：如果仅仅是为了追逐梦想，在哪里不可以追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北京？为什么偏偏是北京？ 用廖保平的话说，这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唱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是一个令国人十分向往的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全国有特殊的地位，甚至特殊的权利，这是毋庸讳言的”。而且“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仅因为她是多个朝代的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历朝的制度特色下，在‘举国体制’下，在各个时期，全国人民都曾积极地支持、支援过北京，可谓‘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但是，北京一直都不能真正为全国人民共同享用，严格的户籍制度、越来越离谱的高房价等障碍，都将外地人远远地阻挡在“集全国人民之力建设起来的北京的文明成果”之外。因此，在他看来，“北漂也算是代表着外地人民去分享一下举国体制下的文明成果了”。 2004年麦子的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许能说明这种在大城市寻梦的情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是，3年之后，有人在北京提出了另一个事实：麦子言之过早，“18年又如何？再丰盛的年华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因为“那年我25，无数个夙兴夜寐，换来一个硕士学位，额上的抬头纹分外明显，脚下却半步也不敢停歇。如果不想让户口打回原籍，子子孙孙无穷匮，得赶紧地找份留京工作。你呢？你不着急，魔兽世界和红色警报？早玩腻了！你野心勃勃地筹划着‘创业创业’……可惜，我不能。创业于你，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眷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每年夏天，为了节省三五百块钱的机器钱，爹娘要扛着腰肌劳损在大日头下收割5亩农田…… “白手起家的过程艰辛而漫长，整整3年，我没休过一次长假没吃过一回鸭脖子；听到‘华为25岁员工胡新宇过劳死’的新闻，也半点儿不觉得惊讶，以血汗、青春换银子的现象在这个行业太普遍了。下次，当你在上地看见一群人穿着西装革履拎着IBM笔记本奋力挤上4毛钱的公交车，千万别奇怪，我们就是一群It民工…… “突如其来地，你的喜讯从天而降：邀请大家周末去新居暖暖房。怎么可能？你竟比我快？可豁亮的100多平方米、红苹果家具、37寸液晶大彩电无可质疑地摆在眼前。你轻描淡写地说，老头子给了10万，她家里也给了10万，老催着我们结婚……回家的路上，女朋友郁郁不说话，她和我一样，来自无名的山城。我揽过她的肩膀，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们拿时间换空间…… “我们都想给深爱的女孩以天堂，天堂的含义却迥然不同。你的老婆当上了全职太太，每天用电驴下载《老友记》和《越狱》；我也想这么来着，老婆不同意，你养我，谁养我爸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养7个人。当你的女孩敷着倩碧面膜舒服地翘起脚，我的女孩却在人海中顽强地搏杀…… 这是北京城里一代新移民的写照，也是典型的“城乡差距”。所以，人人都想挤进大城市，都想在这个国家的高处获取更丰盛的“阳光”，以期人生和子孙的生活完成飞跃。 但是，为什么要北漂？你真的问过自己吗？在你选择来北京之前，你有为自己安排过退路吗？当你在北京漂了五六年以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最黄金的年龄就要过去？而你的未来却总琢磨不定？不要用心中还有梦这样的话来骗自己，这个社会讲的实力，而实力=家庭背景+个人能力，这其中，家庭背景又占80%的成分。或许有的北漂在若干年以后终于在北京的五环外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那又有什么用呢？这只是小营生，如果你在老家，应该要比现在要活得滋润的多吧。 为什么要北漂，你问过自己吗？ 奶茶（化名）给出的答案是“贪恋北京的所谓繁华和所谓的机遇”。2009年夏天她拿到了硕士毕业文凭。“虽然拿到了文凭，可是我不争气，在去年本来就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上，没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现在想想，当时的我好像中了蛊惑一样，一心就要留在北京。” 于是，为了一个北京户口，奶茶忍气吞声到了郊区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工作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进错了房间”。一切的一切都与自己格格不入，流氓痞气的学生，得过且过的同事，让她感到窒息和绝望。“免费的早读课，5块钱一节的晚自习，周六照常上课，2800块的薪水，除了户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的理由。” 一个人生活的奶茶希望能尽快在北京买房安家，“我是一直在看着房子的，我想，就算没有男人，自己先买套房，自住或是投资都好。”但是北京的房价，让人越来越揪心，越来越绝望。“现在我充分认识到，就我现在的情况，在北京买房根本就是摘月亮。” 奶茶的老家在一个中小城市，父母都在机关工作，衣食无忧。“以前妈妈说，实在不行就回来，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家里永远有你的位置。当时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心想，我在北京七年了，读书也读到了这个地步，一定能在北京有个好归宿的。现在看来，原来自己真的太要面子，总觉得在北京读了那么多年书最后再回家乡，是没本事的表现；原来自己真的太虚荣，北京是好，但那些好是需要钱需要权的，一无所有的你，看着别人靠关系进了中石油、中石化，看着别人买了房子、车子，看着满大街的LV，Gucci，Benz，Minicooper干过眼瘾，真的有意义吗？……”“看到周围同学好友幸福地晒旅行照、活动照、吃喝照、婚纱照，我都情不自禁问自己，你自己拥有了什么呢？”文科小硕，普通女生，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男朋友，在北京，就算怀揣着梦想，又有多大的可能实现呢？ 第三章 北京是谁的首都？ 4、北京欢迎你，路过 中华英才网于2008年11月推出的“北上广深四地就业环境”专项调查显示，四地都有接近或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了“压力太大”，这基本上成了四大城市就业环境的共性。在关于“哪些词最能反映所在城市特点”的调查中，广州和深圳的受访者选择“压抑”的比重分别高达47.56%和46.7%；与这两地相比，北京受访者选择“排外”的比例最大。此处的排外，可以直接理解为北京对外来者设置的高门槛。 北京是最适合你职业发展的“天堂”吗？在你铁了心要挤进这座城市，或在城里感到前途迷茫时，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擦亮眼睛，看看你选择栖居的北京，有哪些缺点将直接考验你的“容忍力”。 <h3>隐性就业</h3> 除了前面提到的户籍障碍和人脉的重要影响力之外，隐性就业也是困扰青年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重大问题之一。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03年3月的调查，在北京高校毕业生中，74.8%的人首选在北京工作，排除掉北京生源后，非北京生源的毕业生首选北京的仍占69%。正是这种选择预期的高度集中，使北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才“黑洞”。 面对毕业生的大量积聚，对所需人才的筛选除了强调学历、专业外，北京市还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户口，不断加高外地生源毕业生的“准入门槛”。一个在京就读的外地生源毕业生要想在北京找到工作并顺利完成就业派遣的全过程，必须具有学校根据一定标准落实的“留京指标”和用人单位经由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核准的“进京指标”。否则，因不能解决落户和档案问题，就不能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继而无法取得就业报到证，不能进行就业派遣。这一制度的设置，确实使得一些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对“进京”望而却步，但也有毕业生对在大城市“淘金”情有独衷，即使不能解决户口、档案问题，还是“留”了下来，只不过他们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落实就业”，仅是以“打工”的形式“漂”在大城市，成为了所谓的“隐性就业者”。 隐性就业特指毕业后找到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参加工作但不能派遣，户口和档案存放在学校或打回生源地的就业情形。近年来，大学生隐性就业者的出现并增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9%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隐性就业族”。 《北京晚报》2009年的报道称：“大量‘85后’大学毕业生已从去年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大都思维活跃、向往自由，很多人在就业时选择开网店、做翻译、撰稿，甚至同时兼职打几份零工。不过，大多数人就业的初衷仍是找一家常规、稳定的单位，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果，才最终走上隐性就业之路。一位在网上开店的网友发帖表示：‘毕业时由于没有什么具体的职业规划，于是就去凭兴趣赚钱。现在经营的还算不错，所以就业到底是显性还是隐性并不重要。’” “但并不是所有的隐性就业者都是一帆风顺的，许多隐性就业者都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体育学院毕业的小王现在做兼职健身教练维持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又恰逢淡季，目前兼职的工作骤减，这样下去连房租和水电费都快交不起了。’” 生活的动荡不安，是隐性就业族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所谓“安居才能乐业”，在福利分房与己无缘、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租房。然而，租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月支付几百元、上千元的房租姑且不论，经常搬家、居无定所又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定感。与人合租固然可以减轻经济上的压力，但又必然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能够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应该是绝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最现实的梦想。但是，贷款买房所需要的稳定的还贷能力与隐性就业者职业上的不稳定性恰恰是一对矛盾。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专项调查文章指出，除4.6%的人“自己购房”和10%的人“借住在同学宿舍或亲友家中”外，85.4%的人都是租房居住。其中，“与别人合租”、“自己独租”和“单位集体租”三种情况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49.6%、28.3%和7.5%。“有被访者无奈地表示：租房就是浪费，把租房的钱攒下来买房才算正道。可是以现在的工资水平，买一套几十万元的商品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什么时候才能像北京人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购买经济适用房？” 当然，隐性就业要面对的还远远不止于此，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缺乏、“漂”在北京城的孤独感，等等，都是你一旦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这种就业状态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立雄说：“‘隐性就业’确实能解决金融危机下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是目前来看，“隐性就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后延了，没有治本。杨教授说：“我国老龄化时代步步逼近，人的寿命在增长，一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但他们终将老去，也终将需要医疗和养老保障。” <h3>北京宜居？</h3> 中国人喜欢说“成家立业”，如果你打算在北京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就相应要考虑到定居在这座城市的问题。这里的生活是否适合你，也应该是你要不要选择在这座城里工作的参考条件之一。 在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时，“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是成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 北京的沙尘污染严重，向来是这座城市的一块心病。借着奥运之机，北京实现了“蓝天目标”。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北京尚未将2.5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纳入日常监测体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石广玉博士及其同事2006-2008年夏季的观测表明，2008年北京大气中细粒子气溶胶数浓度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减少，且0.3-0.5微米粒径范围反而有所增加，它主要来自汽车尾气的污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8年11月13日公布的一份关于“棕色云团”（Asian Brown Clouds，ABC）的报告，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担心。棕色云团的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其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燃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确定的全球13座棕色云团热点城市，就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座城市。这种棕色云团对于人类健康也有巨大影响。空气中PM2.5浓度每立方米上升20毫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约34万人死亡。而粗略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分别占中国和印度GDP的3.6%和2.2%。 虽说，2008年北京花了265.7亿元在环保投资上，以此唤回久违的蓝天白云。但是城内“热岛效应”猖獗，以致有人丧命，却并非耸人听闻。 2010年7月，北京经历了12个桑拿天，成为十年来最热的七月。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北京城市中心区域的平均温度要比郊区高出5-7摄氏度。地图上显示极端高温的深橘黄色区域全集中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地带。很明显，随着我们日益迈向城市化、现代化，恐怕就没有考虑到商务中心区，也就是所谓CBD会造成了城市热岛的效应。按照一家北京的报纸的说法，北京的六城区已经变成了“超级热岛区”。 增加城市的绿地，是减轻热岛效应的方法之一。尽管北京雄心壮志地计划要增加自然植被的区域，但其他蓝图却优先考虑建设成群的高层建筑。 举例来说，尽管朝阳区已经成为最大的城市热岛，但现在还在计划在三、四环之间再建设一个新的商务区。北京南部的丰台区也计划要建设一个新的金融区，要建一座北京最高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朝阳的CBD和丰台的新金融区里只有大片的高层建筑，却没有相应增加大绿地。 2010年，由《南方企业家》等多家媒体根据入选城市的综合实力、民生满意度、婚姻美誉度、生活水准等指标综合后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按照名次前后排列，这十座幸福之城分别是：杭州、珠海、长春、青岛、成都、桂林、大连、昆明、长沙和天津。 北京榜上无名。 2006年6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首发的《宜居城市蓝皮书（北京）》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舒适度，还是人文环境舒适度，北京与宜居城市的距离均相差甚远。其中，房价是影响北京宜居水平的一大因素，逾九成居民认为目前北京市房价水平太高。 这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选取了生活方便性、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度以及健康性六大类32个分项指标，通过上万份问卷调查，综合统计分析得出居民对宜居北京的总体满意度为63.8分（满分100分）。 住房、交通、人口，还有空气，是北京实现宜居城市的四大瓶颈。 你可以一个刚毕业的外地大学生的身份，简单设想一下“漂”在北京的生活。你可能蜗居，住在蚁族聚居的城中村，或者3.0版的胶囊公寓，睡梦中经常磕到墙壁。找工作时，那些好职位都被“潜规则”了，你只能找到一份月薪在2500元左右的工作（蚁族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总比那些“零工资”的伙伴强吧。但上班地点离住处实在太远，你每天天刚亮就骑自行车到地铁站，然后换乘公交，基本上要耗费近5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你又始终不敢懈怠，拼命加班，没钱也没时间娱乐、交朋友，更不敢乱花钱。而这样，在北京城里买一套房子，还得是拼死拼活工作攒钱25-30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北京生活了5年时间的小任非常明白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现在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在北京，生活环境是让他不满意的。若非因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呆在北京，并且一呆就是5年。 在面对“你觉得北京是否宜居”这个问题的时候，小任非常肯定地以一个字加以明确——不！他否定这座城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空气不好、交通不好、消费过高。对这些问题，他像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显得一筹莫展。 26岁的小任在北京曾经参与过一起团购，试图通过团购买到一套小面积商品房，但是这起团购由于组成人员的繁杂及开发商的讨价还价不得不宣告解散，眼下他仍没有买到房子。小任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不过他并不认可城市发展一定需要牺牲人们的空间。而留给他这样一个外来者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为此，他深感无奈。 <h3>结语</h3> “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一定要找到我22岁时候的那段带子，我一定要重新播一遍。那时候，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爹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电视剧里的台词或许已经令不少北漂族开始重新盘算去留问题。 对大部分“北漂”们来说，这座城市为高端人才编织的“北京梦”并不属于他们。北京能给予他们的幸福大致相同，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当初的梦想，因为现实造成的严重差距导致你不得不前往大城市追逐更好的生活。为此，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北京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坚持下去了，就一定能成功吗？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首次提出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可自由落户等政策。杨开忠，《纲要》编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届时，无论是涉及高端人才的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这项政策再次表明，向来都是“独大”的北京，再次放低了身段，将户籍这道门槛又降了一格。但是，仍然要提醒你注其中的关键词汇：高层次人才。 显然，北京在筑高流动人口进京门槛、清理城内“低素质”人群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 第四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1、胡同里的“贵族精神” 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来，这座城市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过，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于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 有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总体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发现北京和广州期发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报，上海是生活服务类周报，深圳是文摘类杂志。在北京销售量最大的报刊类别是新闻类报纸，这一类别的报纸包括以《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参考消息》为代表的国际时政消息报，也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综合类周报，这一类报纸在北京，无论是进入期发量前30名的报刊种类数量，还是占前30名期发总量市场份额都明显地高于其他城市，以11种和54.35%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爱参政议政是北京人的特点，而社会生活的广泛政治化，也使这座城市形成了其独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统感”、“耻于言利”引发的服务业落后，以及强烈的门第意识，等等。天朝心态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是因为他们崇洋，以“虽是土鸡生的蛋，却是洋鸡孵的蛋”为豪；燕人排外，则是因为他们媚上，以“天子脚下，舍我其谁”为荣。 自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话剧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一位外地来的“打工妹”感慨北京的钱实在太好赚了，她说：“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是钱，钱都没脚没脖子了，北京人就是不愿弯腰去捡一下。”比较而言，上海人对自食其力的小手艺人也持一种无所谓的平常心，没有特别的歧视，普通人如果有一技之长（例如会烧菜、会打家具）还会受到朋友、长辈的尊重。在北京，这可能被视为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 所以，你就不能怪近几年北京人频频跳起来呼吁“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进京”，在他们眼中，那些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商小贩，俨然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下等人”。而这类戏码演多了，也就不好怪全国人民误会，误会北京真会干出“奥运期间驱逐农民工”的事情来了。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人的商品意识大幅度提高，在全民经商的热浪中，经商开始成为最时髦和荣耀的选择。 但是，北京的商业并不纯粹。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由于自身浓重的“政治情结”，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而且，他们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于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因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业等，经数年的发展，仍处于质次价高，狠心“宰”人的水平，远远差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甚至也不如沈阳、哈尔滨等北方城市。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h3>服务落后</h3> 北京人“耻于言利”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 对于这一点，有网友不无调侃地说：“在北京，你如果想要享受什么说得过去的服务的话，那还是趁早回家，洗洗睡吧，除非你是他大爷。” 北京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有句话叫，“北京人眼里，离了北京都是地方。上海人眼里，离了上海都是阿乡”。所以，在北京，有头有脸的先不论，就算再不济，也是皇城根脚下的人，也是爷。夏天光膀子在街上晃悠的，还叫“膀爷”呢。外地人去王府井大街走走，不买东西还好，要买，多一半会被气出一肚子气来。尽管王府井百货基本上年年都出劳动模范、服务明星，等级从市到国家，一个不落，但金街、银街的眼神还是那样白多黑少、语气还是那样的高低失调，态度还是那样冷热颠倒。 而最能集中体现北京服务行业质量的，恐怕就属这城里的公交车了，俨然一个微型的北京社会。 许多到北京出差的上海人，包括许多北京人都有过这种难堪的经历：下车时在售票员的逼视下和众目睽睽之中，狼狈地上下搜寻，找不到上车时购买的车票。 北京与上海的公交车控制售票的方法，前者是控制出口（下车时验票），后者是控制入口（上车时购票）。在上海乘车，服务规范的售票员会主动提醒每一位刚上车者立即购票。他们的本事在与，绝不会混淆刚上车未买票的乘客与已经买过（或出示过）票的乘客。这两种办法在提高购票率上的作用估计差不多，没有明显优劣；但是，在上海乘车显然感到比较轻松、友善和自尊，不必像在北京将票攥出了汗，唯恐下车时摸不出来。此外，控制出口对售票员来说比较简单易行，不像控制进口那么费心。 这正是两地管理行为的区别所在：北京是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的，而上海则是从乘客出发的。 直到1980年代初，北京老式的公共汽车上，售票员往往不能坐着工作，而是最后一个上车，在人群中穿插拥挤售票，劳动强度较大。近年来，北京的售票员才和上海一样，在固定的座位上售票——但是他们占据的空间未免太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售票，拆除了两个乘客座位，从而使他们可以从后门座位处走到靠近中门的位置无需别人传递而直接售票。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和乘客如此拥挤的情况下，拆除两个座位以方便售票员购票，这在上海是绝不可想象的。 至于北京公交车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女作家徐坤在她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有过一段生动描写： 吃过饭，他们又乘上公共汽车慕名赶往琉璃厂。一路上，听售票员的报站，牛皮烘烘，嘴里像含块糖球似的，呜噜呜噜，含混不清，又说得飞快，舌头一打卷，一嘟噜，“下一站，XXXX……”就报过去了，啥也没听清，像成心为难外地人。早上这会儿车里人多，看不见外面每一站的到站站牌，陈米松怕坐过站，就问售票员：“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那男售票员一听他是东北口音，连脸都没扭转过来一下，仍盯着窗外看天，半搭不理、有气无力地说：“没呐。” 陈米松只能自己继续费力地透过人缝看到站的站牌。下一站，售票员报的站名又没听清，陈米松忙又问：“同志，琉璃厂到了吗？” 售票员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没呢。自己听着点报站。” 陈米松说：“同志，你能不能把站名报清楚点？” “怎么着怎么着，有嘛不清楚的？”售票员挑衅似的，声音一下子高八度，仿佛刚才他还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现在却一下子兴奋度被提升起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陈米松血气方刚，一股火也窜上来了。 “我就这态度能怎么着吧？” “你……找你们领导来。我不跟你说话。”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着？领导？我就是领导，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旁边的乘客忙劝陈米松：“算了，小伙子，算了，算了。” 毛榛也在一旁胆怯地扯了扯陈米松衣角，叫他不要再说。她真不知道，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怎么会是这个样。 她还不知道，凡是初来乍到北京的外地人，都会先被北京的司售人员来这么一个下马威。几乎概莫能外，谁都被他们给打击、折磨过。 北京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最先用他们呜噜不清的北京儿化音，用他们舌头卷曲得特别过分的当地土话，显示他们京腔京韵、生活在皇城根底下的老大自得和优越感，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一个挤压式的印象，让他们立刻自惭形秽，从此就封住喉舌。 不就是仗着说了一口北京话吗？有什么可高傲的？ 毛榛忽然觉得，又失语，又失落。 谁要是先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红色，然后再遭到北京人用儿化音的一顿奚落，谁在这块地界上就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了。 真的是又失语，又失落。 徐坤说：“这简直是一种创伤性体验。外省人进北京时的创伤性体验。这种创伤性体验，在他们进北京之初、在每一个人进北京之初就在心里打下了，活活被那些臭服务员的一嘴京油子给凿打上的。从此以后每一个外省人就要为成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北京味儿的北京人而抗争。” 再自信的外省人到了北京，都要经历他在北京的第一课，北京公汽上的售票员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傲慢、自大，并且不容于人。这就是与北京相遇的“初夜”，再也无法忘记。 外省人这个时候最理直气壮的回击就是，北京再好，还不是全国支援的？可是这种回击又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女售票员会立即跟上说：那怎么不支援你？ 没有一个外省人是得胜的，他们几乎都是落荒而逃。北京城上的无形光环就把他们吓住了，那是一种北京情结，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北京情结打败的。 若非要论到售票员与乘客的关系，上海显然比北京好得多。在上海乘车，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帮忙的关系。售票员经常号召“老乘客帮帮忙，往里面走走”，或让乘客帮助他“摆渡”（转递售票员够不到的钱、票）。在上海拥挤的车中，靠乘客“摆渡”是主要的售票方式，乘客之间互相“摆渡”（接力）也已成习惯，售票员和购票者都要向摆渡者致谢。而这在北京远未成为习惯，这正是北京售票员占据更多的空间，自己走到中门处售票的客观原因——文化的原因。 <h3>门第意识</h3> 门当户对，听起来就很老土。但这正是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北京人重门第、重学历、重背景的传统，恰恰与政治化相关。 尤其在北京的上层，门当户对的婚姻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你看到一位堪称英俊的男士，他的妻子却显得似乎不太般配，那么你可能会被告知，她是某某人的女儿，那位男士的内心显然很平衡。 易中天用“圈子意识”来概括北京人强烈的等级观，以及各个阶层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与难以融合。“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高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北京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北京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国内知名的调查机构零点集团公布于2006年4月开始中国城市宜居指数的调查，历时近一年时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深圳、大连、济南等20个城市的2553名18-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并根据这项调查公布了《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 其中，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这一消息立刻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沦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和北京人的优越感和强烈的等级观密切相关。 所谓包容性，是指外来人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满足感。包容性的调查包括：沟通、就业、就学、做邻居、子女结婚等七个问题。结果表明，在我国的主要城市里，尤其是北京，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 一个外来者想要融入这座城市的主流社会，是非常有难度的，尤其是当这个外乡人在这座城市里毫无背景。 刘典（化名）就真正陷入了北京人的门第意识，无法前行，甚至产生了窒息的感觉。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北京女孩，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对方父母却以“门不当，户不对”这个在刘典看来，只可能出现在十点档古装肥皂剧中的台词，来阻止他们继续往来。 28岁的刘典是个开朗的江西小伙，2007年在北京一家国企的内刊当编辑至今，善交际，人缘好，经常能赚到外快，因而收入还算不错，但靠他这点工资在北京买房是肯定没戏的。不过，刘典从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因为女友艾丽（化名）不仅与他是同事，还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本内刊的主编，收入自然不会比他少，两个人即便在市中心租房，生活也可以很优质。而且比他年长五岁的艾丽，也是看中了刘典的热情和真诚，别无他图。 但是，艾丽的父母态度却越来越明确——反对，坚决反对。起初，看到女儿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外地小子领回家，母亲没有多说话，刘典便以为未来的岳父岳母是默许了。不曾想，当刘典再次登门，表示要和艾丽订婚时，被明确拒绝了。 “因为小丽说她父母很传统，所以我想订婚的事情也弄得正式一点，就特意把我妈从乡下老家接过来，一起上门拜访。”刘典回忆起半年前的事，仍余怒未消，“谁料到，居然让我亲妈被别人夹枪带棍地奚落了一通，一个农村老太太，这辈子头一回上北京，愣是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很惭愧！” 虽说，艾丽的父亲不过是个小科长，但因为手握实权，所以平时上门巴结的人倒也不少。母亲是某区的妇联主任，做惯了大小报告，更是官威十足。两人将近四十岁时才生了艾丽这一根独苗，所以从小就呵护备至。对于宝贝女儿的终生大事，两位老人步调一致，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官家子弟”，否则“不成体统”。周围的亲友也轮番上阵，一起游说艾丽，让她不要被情冲昏头脑。 刘典说，自从那次“登门提亲”闹得不欢而散之后，艾丽请了几天病假没来上班，回来之后对他的态度就冷淡不少，两人此后虽然也一起逛街、吃饭，但再也没提起结婚的事情了。 至于今后的路要怎么走，刘典很困惑。他说，艾丽前不久表示她正在准备出国，想去国外进修服装设计。刘典说：“也许这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总好过‘门不当，户不对’被踢掉，听起来逊毙了。”对于艾丽要出国的事，刘典只字不提“挽留”，女友也没要求他等她，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想留也留不住，那就随它去吧！” 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让自由的人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善之区。但如今的事实却是，一个外省青年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单位的肯定，成为在京城里居住的一份子，却很难让这个城市接纳其为新市民，仍然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排挤，这不仅仅是北京的“户籍之痛”，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之痛”。 全国人民已经一次次见证了北京户籍面具下的“傲慢与偏见”，但这样的戏码还在变着法儿地于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横亘在衣食住行，甚至爱情面前。 一个城市给外来人口设置的藩篱越多，越是能够看出其背后的狭隘和偏执。它的宜居指数和开放精神就值得怀疑。“北京包容性居全国倒数第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按照陈独秀在一文中的说法，“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 易中天认为，“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况且，“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但是，这种贵族精神一钻进胡同，似乎就串了味。天朝心态日益膨胀了城中居民的政治优越感，从而开始嚷嚷着要区别人之素质高低，以达到京城内99%以上都是“高素质”人口的“宏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也有人说北京服务业的态度比早两年改善不少，但正如广州政府大声叫屈说已经大力整顿治安，但还有人抱怨广州火车站是贼窝、匪巢一样，这实在因为之前过于“劣迹斑斑”了。而且现在依然没人能保证，你一个外省人兴致勃勃跑到北京，就不会被某个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冷不丁“上一课”，以致像徐坤一样终生难忘，非要把这种情绪宣泄在小说中，广为传看不可。 更不幸地是，让纯洁的爱情在北京人莫名其妙的门第观念和圈子意识里，触礁。北京，确是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而生活在城里的北京人更是“高深莫测”，与他们交往，似乎需要时时防备有暗礁。尽管他们乍看热情，“有事儿您说话”，但你仍需牢记，这种热情也只限于某个圈子内部。如果你不幸站在圈外，请绕道，以免贴上冷屁股。 第四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2、官味冲天 几乎所有论及“京派”的文字都抓住了“官”的特点。京城是和官场相连的，它的语言成为中国的“官话”，它最重要的产出是京官。 有作家称京城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正像好莱坞之对于满怀明星梦的美国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十分相似的情境在中国的京都还存在着。那里，数以千计的官迷，年轻的，年老的，聚集在饭馆和省、乡的会馆里等待着长久渴望的与某位要人的会面或信使的到来”，“一旦机会来临，就意味着名利会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 老舍曾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中亦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 但罗大佑的那句“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的感慨，却说的是这座城市的官味。“官”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透进每天最寻常的生活点滴中，即所谓无处不在。 <h3>“弼马温”耍威风</h3> 易中天认为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什么又是“官气”呢？“官气就是骄虚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放到京城里某些“弼马温”的身上，就演变成了“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恶声恶气。这一点，台湾人龙应台深有体会，她还为此专门撰写《吵架》一文，该文最早发表于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原文摘选如下：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将全文转载，立刻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他还提到了“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 对于这种想当街坊、朋友的观点，易中天爽快地否决了：“没门儿！” 为什么？ “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即便不算什么大官，甚至连芝麻绿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权。“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她肯定要凶，不凶的话，一个小小“弼马温”如何现出自己是个人物呢？这真正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却是《吵架》。 <h3>从官气到痞气</h3> 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级。”即所谓的“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网上有观点认为：新北京“爷文化”保留了胡同文化的特点，但是却掺杂了浓重的官气，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用网友老肖的话来说：“其实爷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么有官老爷的说法呢。北京人的官气不仅表现在当官的身上也表现在老百姓身上，你随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会感觉他们从动作到语气透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关切：拍拍人肩膀然后说：哥们儿，有什么事言语一声啊！爷们说话喜欢总结归纳，好为人指点迷津，着调不着调架势要有，办事总是慢悠悠的绝不小跑……没办法，全国的部委官员都在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这样了。” 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虽说不是官，但就是这么巧，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和服务员，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还是“京官”的“官”。 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痞气“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正如龙应台在日坛市场遇到的小贩（《吵架》）：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气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然而，不管痞气也好，爷脾气也罢，北京人的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见。也因为其身处首都这样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愤懑。鉴于此，早有专家、媒体大声呼吁，北京人必须改掉这种“爷脾气”，否则将“不利于北京的发展建设”。这个帽子扣大了，但仔细想想，难道没道理吗？ 于是，北京市商务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布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禁止商业零售业服务人员乱发“爷”脾气，如不得有不耐烦情绪，严禁用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扫视顾客等——这套礼仪规范倒是列得细致，但其中关于“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您想想这得在服务业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儿八经地“规范更正”呢？ 全国人民眼瞅着北京人当了这么多年“爷”，终于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网的记者针对这一“好消息”仍然止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来北京创业的，先要把舌头拐个弯儿，把北京话说溜了，才好在北京街头混，如果不是北京创业者而是游客，那也得装得像个北京人儿，下了火车飞机，立即把舌头尖卷起来，装出半个北京腔来拿捏着自己，生怕自己被当成孙子。” <h3>官气熏庙堂</h3> 让我们从江湖回到庙堂。之前就说过，官味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味无处不在。在这城里当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显了。 平头小百姓每天睁眼闭眼地过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触到多少头顶“官”字的人。不过，来北京投资的外省商人们，可就真有发言权了。 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就专门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施祖麟，在线谈“优化北京发展环境”问题。施祖麟说，北京有三资企业18000多家，港澳台侨占了67%和32%，但是数量上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南方地区相比仍差得很远，这方面的投资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几点：一是这些港澳台侨的企业认为北京市整个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是觉得审批部门太多，手续太繁锁，整个服务效率低下；最后一点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气比较大。 对此，施祖麟也“检讨”了其中的原因：过去大家都感觉北京是在皇帝脚下，重官轻商的意识比较严重。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有人来。这种观念下，对外商、港澳台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第四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3、大院深深深几许？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h3>跑马占地</h3>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陈丹青后来在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院落。轿车进出的气势不凡的大门，显示着院落的身份。相当多的大门没有机关或部门的标志，只有一个神秘的门牌号。这就是关于北京“东富西贵”典故中的西边大院。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如是说。 而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古老的北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需要重新规划城市建设之时，却发生了单位与单位之间竞赛似的“圈地运动”，且大有各自为政的架势。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为此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是历史形成的，刚解放时，部队都在西边。”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说。军队宿舍的住房相当宽绰，将军多半住小楼，至少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也“不同凡响”，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 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当时二环路就是城外了，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三里河地区是机关聚集区，房子好，住房也好，过去是最好的区。”任志强回忆说。 对于各个机关、单位“跑马占地”并一发不可收拾的现象，王军的《城记》中这样写道：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新北京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思潮不再从胡同中升起。新北京人和他们的社区——大院已经成为北京城市社会的主体。 <h3>大院文化</h3> 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以三种文化为主要代表：以帝王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官僚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文化；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市民文化。那么建国之后，最能代表北京城地域文化特征的，就是“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了。 胡同文化其实就是北京市民文化的延续，而与之相对应的“精英文化”，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消失之后，应该说由“大院文化”承载并发扬。 北京城的大院长久以来都是神秘的所在。直到1984年柯云路轰动一时的小说和作为“京都三部曲”的前两部《昼与夜》、《衰与荣》，才真正将高墙后面的北京揭开了一角：大院里的北京。人们看到了进出于大院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客厅里的政治角逐，密室中的运筹帷幄，干部子弟的家庭沙龙，作家、记者、艺术家、研究生等的日常生活和上层北京的众生相。 大院可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艺术团体，如高等学校、科学院各研究所、剧团、医院等等。部门大院是本部门职工的集中居住区；典型的大院，是集工作场所与生活区域于一体的独立空间。 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独立性很强，力图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就相对较弱。对于这种状况，国内将之称为“本位主义”或“部门所有制”，但国外也有人称之为“部落主义”，应该说颇为传神。 围墙封闭的广大院落内，居住人数上千人至数万人不等。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设有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等等，有的则还设有幼儿园、小学、医院、粮店，以及邮电局、书店、储蓄所、附属中学、派出所等等。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由单位包下，几乎都可在大院内得到解决，大院居民可以长年累月不出院落而维持正常的生活。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19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关于大院的“闭塞”和相对这座城市其他建筑而言的“难以包融”，《城市季风》一书中写道：“围墙所体现的戒备、排拒和防范心理，不能不说是闭塞、孤立、自足的乡村社会的文化遗迹，与社会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不相容。作为比较，上海的围墙比北京要少得多，而且较为低矮、单薄。在1970年代之前，竹篱笆是墙的主要形式，即使康平路的华东局和市委机关大院、淮海路的宋庆龄宅邸也均为竹篱。与密不透风的水泥墙比，它显然多了些‘透明度’和交流感。” 大院不仅是新北京人主要的居住环境，也成为承载孕育新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特定文化空间。如果不拘泥于大院的地理分布和各种具体差异——它至少包括胡同中的“深宅大院”、旧城区的国家机关宿舍区、城外具有综合功能的典型大院——不妨说，大院同时是新北京人的“文化社区”，从中生长出的，是与胡同中老北京的京味文化迥异的“大院文化”。 等级和资历的重要性在大院居民的身上和大院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杨东平这样介绍：“和四合院各种身份职业的居民杂处不同，大院居民主要是单位职工。他们在大院内的聚居方式并非在社会流动和迁徙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按资历和等级分布。这在部队的院落最为显著。有将军楼、校官楼等等，以及与干部居住的楼房相区别的普通工作人员居住的平房。” “工作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重叠，既添加了较多的人际感情因素，又在私人生活空间添加了较多的工作和等级关系。同事关系转化为邻里关系，但这主要是‘同质邻里’，即资历、地位、年龄和住房条件相当的一批人。参谋和干事的妻子互相引为知己，正像大学住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互为邻里。邻居谈天的重要内容，是一轮大院（单位）内部的人事；邻居的造访，很可能是次日的会议通知。除非特殊需要，下级很少到上级领导家去串门；在极端的情况下，如纪律严明的部队大院，邻里之间仍以职务相称；即便是晨昏散步，路遇首长也要敬礼致意。” 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何谓“等级森严”： 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如今在北京城里“比爹”之风盛行，或许就是从这儿缘起的吧。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化的特点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干部，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们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种移民的某种特色，同时他们又尽力的学习原先的民族文化当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大院文化。” 信息经济学家姜奇平从另一个角度说起了大院文化：“大院文化从本义上来说，在北京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北京土著不一样，它是进京机关部队大院干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造反的心态，他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还要砸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小孩不知从哪来的痞劲，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别跟我装孙子，稍微高我一点都不行，你要有什么价值高于我的，我就要啐你。” “有趣的是机关里的人对家长的升迁比较敏感，经常容易提到某个人，谁的爸爸又升了什么官的，有什么职务变动了……” 这就是大院向外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关于地位，关于身份，关于优越感，关于强烈的等级关系和严密的圈子意识。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别是沿街的建筑一律取消围墙，一种开放自由的信号从大院释放出来。 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了“拆墙透绿”的建议。大院逐渐透明起来，“自然绿”映衬着“部队绿”。 但是，当1990年代大院拆了墙，各大公共媒体都争相欢呼，认为大院的权威性在消解，“大院里沉淀的一些命题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之时，有人却发生了不同的声音。 作家北村认为：“你把墙推倒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观念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是外力强加给它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你必须走出大院到环线上去，这样你才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因为这个法则是适用的棋盘是这么大的，不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有形的墙可以被拆掉，但是骨子里的隔膜并非轻易可突破，这就是所谓的等级，在层次与层次之间，通道很窄。 <h3>子弟凶猛</h3> 建国后进入北京的第一代移民的主体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为新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新北京人”，主要是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过，他们的人格特征被笼罩在统一的政治塑造之中，城市和地域的特点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新北京人的人格形象是随着“第二代移民”的成长而彰显的，他们是政治上的“第三代人”。 作家罗永浩就是个“大院子弟”，住在通常所谓的“县委大院”，他在一书中说：“我到了二十多岁，才从书上看到‘大院子弟’这样的名词。我不记得我们那些孩子在小时候，有什么所谓‘大院子弟的习气’和‘大院子弟的优越感’(好像书里讽刺的都是北京的部队大院子弟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才时不时地在家乡的校园里听到类似这样的对白：‘我操！老三昨天打的那小子是王市长的儿子，这下惨了！’那十来年间，中国官僚阶层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劣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大院孩子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的代表，觉得胡同孩子土，把胡同孩子叫做胡同串子。胡同孩子由于父母大都是普通市民，居住条件也没有大院好，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觉得低大院一等，也就自认倒霉，就跟现在的乡下人明知道城里人挤兑自己，但也无可奈何一样。 文革之前，大院孩子跟胡同孩子，甚至连上的学校也不一样。这是典型的阶级隔离。文革开始以后，教育革命废除了特权学校，小孩子们一律就近上学，于是大院的孩子跟胡同的孩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但是基本上是大家个玩个的，阵线划分的十分清楚。 大院里的孩子父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也沿续下来。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包融性气质。但随着社会身份与级别的确定，在这些英雄们的后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则是另一种出身高贵的红色家庭特质。 首先，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龙画柱。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7点一直看到凌晨3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 他说上世纪80年代后放的电影，包括《人证》，还有一些现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过，只不过“遭遇”某些关键情节，放映员会伸手去搅局。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姜文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云诚认为有一处不精准：“可能是他那个院儿级别比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陆军的穿三接头皮鞋、一身绿军装、运动蓝短裤。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内衣和袜子也穿军队的，再套双军胶鞋，那是土鳖，将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视。” 我可以穿三接头皮鞋、将校呢，你只能穿大胶鞋、懒汉鞋；我家有票，可以骑永久13型自行车、锰钢转铃，你不能。优越感和对奢侈品的欲望就是这么一点一滴滋生的。 1970年初，姜云诚去一个女生家玩儿，震撼之感直到现在都忘不了。“她家有电视机、电话、《列宁在十月》里的那种大皮沙发。当时北京电视台才刚刚成立，能看到电视的凤毛麟角。这女孩从来不去澡堂，她家里有独立的卫浴，浴缸、坐便器。这是真正的高干，真正够级别。” 但对军队大院的子弟而言，他们现实最大的感受却是被替代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系统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说。 朱大可认为从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进行了军队的大裁减和军官大换班，老干部纷纷离休，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知识神话和学历崇拜卷土重来。大学校门重新对全体平民开放。“军人子弟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身份的优势崩溃了，军人子弟在社会变迁中遭到重创。他们的敌手是学院、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个新型的群体从大院青年的手中夺走了最好的职业、薪金、生活方式和社会升迁的机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代表计划经济产物的大院日渐衰落下来。 但是，“大院子弟”不再走俏，并不意味着北京城里就此没有了一群身份特殊、具有优越感的子弟。 2010年《GQ》七月刊上市第二天就被紧急召回，重新印刷面市的杂志中，一篇名为《开超级跑车的孩子》的专题文章被撤换了。该文描述了“富二代”的生活以及北京独一无二的“超级跑车俱乐部”（简称SCC）。 “男人可以游戏人间，享受女人爱慕，但终有一天，却可以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隐身在世界的一角；也可以，开着鲜绿色的兰博基尼，在加速的一瞬间，带着酥麻与振动，和性快感接近，成为开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他们，便是胸怀大志，但目前却无力可施的财富第二代。” 上述就是该专题中的一段文字。写了这篇关于“超跑俱乐部”文章的记者说，俱乐部的发起人张宽找了他，并称很可能起诉《GQ》。据张宽称《GQ》记者在被采访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了音，而且公布了不应该录下的内容。 一个自称是俱乐部会员，名为“梦牵”的网友在网上发帖指责《GQ》，说文章以清教徒似的高姿态来抨击富二代奢侈风流的生活方式。帖子说：“一个宣传奢侈品的杂志怎么能谴责奢侈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正是这种过分耀眼以致“刺眼”的奢侈方式，才会引起公众如此的兴趣。尽管杂志上市第二天就被召回，但仍有人买到了，并将全文转帖至网上，针对“富二代”和“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的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北京6月30日新闻报道称，“超跑俱乐部”的130个成员拥有总计超过160辆奢侈跑车。其实SCC俱乐部并非完全是个传说，早前于2010国际车展开展时，媒体即爆出其会员集体驾车在车展集结的新闻。 一篇名为《权利与青春：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的文章称：“这是一群生活在消费中而不是生产中的人，消费能让他们享受到巨大的权力感，成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生活引人深思，从那一辆辆白色的阿斯顿马盯银色的保时捷、红色的法拉利，中国的未来在跑车和父母的用金钱邀请的‘保姆’中，被一种安逸、逍遥的浓雾所笼罩。” “当面对国外媒体问及为何要购买顶级跑车时时，他们的回答也格外耐人寻味：Because my father is very rich.” 文中的“国有金融企业”、“年轻富人圈”、“北京CBD的高档别墅”等等词汇相当扎眼，其中的人和物，对于京城的“北漂”或“蚁族”们来说，可能即使再奋斗18年，也很难与之一起“喝咖啡”。这中间不存在对与错，只有幸与不幸，或者是平等与不平等。 <h3>结语</h3> 显然，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城市。满世界都是爷们味，或者说，满大街都装作是你爷。这里天天都上演“傲慢与偏见”，让人防不慎防。就算是龙应台那样事前就对自己强调“不要生气”，到头来还是被逼着和人吵架。 没办法，人家久居权利中心的优越感，是你一个外来者无法体会的，除非你也成为其中一员。但是请注意，北京城里到处是圈子，大圈套着小圈。作为“大院子弟”的陈凯歌其实深谙此理，所以也就难怪一片中的皇宫会被戏称为“一盘蚊香”，实在是导演潜意识里的文化和审美，被北京这座城市浸染太深——权利就是如此，跑马占地，画圈为政。这中间的层层递进，以及等级秩序，是不会允许一个外来者随意进出的。 大院的墙虽然被拆了，“大院子弟”虽然不再是“紧俏商品”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没有人永远16岁，但永远有人16岁”，年轻的富人在这座“心脏”城市绝不会销声匿迹，他们喜欢待在中央，因为中央代表身份，也是各种优势资源的集中地。还是那句话，对于这群人，即使你再奋斗18年，也未必能与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其中真的不存在是非对错，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么你还有另一种选择：抛弃这座让你深感不平等的城市，扭头就走！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1、唐山“钢铁侠”&承德“小田官” 首钢离京，搬迁至唐山曹妃甸，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提升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这种离开显得稍许无奈，但即便没有奥运会这档子事，首钢这样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北京力争建设成为“低碳”世界城市的路上，仍是巨大的绊脚石，所以走是迟早的事儿。艾本斯坦认为，“势利眼的重点是以他人为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在首钢事件上，北京无疑将这种势利实践得很完美。 三元集团等农业企业从北京撤离，这种“势利”意味则更微妙。北京不喜欢奶牛养殖场的恶臭，所以把几十万头奶牛轰出了城，但又不能离得太远，因为北京人还想要天天喝到新鲜的营养奶。河北承德就成了北京养殖奶牛的最佳“后院”。北京的势利就在于她的自我中心，更在于她有首都的身份和权势推出相应的政策。 但是，撇开北京的“势利”前提不谈，首钢和三元的离京，最终确实都获得了“多赢”的局面。也就是说，与其在城里遭受北京的冷眼，不如早早地主动“逃离”，退出来，海阔天空。 <h3>首钢离京</h3> 在首钢是否要迁出北京的问题上，曾一度引发“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争论。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生死矛盾”，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首钢的搬迁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在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这是北京城市转型并健康发展的需要，也让首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赖着不走”，对谁都没有好处。 据环保部门分析，首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环保部门的另一个数字：据统计，目前北京空气的首要污染物96%是可吸入颗粒物，2002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达到8万吨。首钢的这1.8万吨，占了北京市区的23%。 首钢搬迁，虽然使北京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第三产业收回来；河北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产能”中的49%，关键是有了首钢这个龙头企业，曹妃甸工业区将引来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所以，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同时，也是北京建设“低碳”世界城市的需要。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和国家试点城市，北京已确立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行动目标，提出了构建生产、消费、环境三大体系，实现九大绿色工程，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生产现代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现代化绿色城市之路。 “北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现在提出来要创建世界城市这样一个远景目标，这个艰巨性和挑战性是可想而知的。”北京节能环保促进会会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维城对于建设“绿色北京”，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就包括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水泥、石灰和钢铁。 所以，这类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势必将在北京城内逐渐消失。而走出北京，这些企业也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首钢在曹妃甸的新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曹妃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南部沿海，是渤海湾当中的一座带状小沙岛。 大型企业每天在运转，25万吨位的铁矿石码头上货船不断，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向一片片新造出的土地延伸，道路两旁，一座座住宅楼已拔地而起，楼下正在成长的梧桐树……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参观完曹妃甸，显得很亢奋，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未来50年北中国的崛起。 看似平静人烟稀少的曹妃甸，实际已有10万建设大军安扎在此，围海造田，修路筑楼。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彦洪告诉说：“一天就是3个亿，一年将近1500亿投入到这里。”对曹妃甸的未来，她们充满希望。 而这一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首钢明智地离京。 <h3>奶牛出城</h3> 2005年8月《北京晚报》讯：“受北京市新城市规划影响，三元公司位于北京的20余家奶牛场将陆续迁往周边地区，宝坻将成为三元首批迁出的1万头奶牛们的新家。” 奶牛们被“轰”出了城，这实际上又是一桩双赢的买卖，因为顺应潮流，合乎发展需要。 2005年8月28日，北京三元集团与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农业经济技术全面合作协议》。新浪网报道说：“随着首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新的城市规划修编及城市功能定位，特别是2008年绿色奥运，对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要求，使北京农牧业的发展受到环境与资源的极大制约。作为三元集团主导产业的农牧业，必须适应北京城市发展要求，调整战略布局，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承德市毗邻北京，地域广阔，牧草丰富，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三元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范学珊表示，随着北京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三元的许多奶牛场周围都盖起了高楼大厦，不但使防疫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土著”们还时常被“外来人”投诉为“牛屎味太大，影响居住环境”，因此，奶牛场的迁址变得越来越紧迫。 2007年，三元集团在北京六环内尚存的10个奶牛场、近万头奶牛基本完成了外迁，搬到远郊区县或河北承德的牧区。此举也将大大降低企业成本。 三元集团董事长包宗业说，目前三元集团在北京地区饲养有3.3万头奶牛，分布在32个奶牛场，其中10个在六环内，分别位于东郊农场、西郊农场、卢沟桥农场等地。在外迁工程启动前，离市区最近的奶牛场位于朝阳区双桥。这10个奶牛场今年将基本迁出六环，少数留下的也将实现无污染排放。而外迁的目的地，除了京郊，就是河北承德、张家口等坝上地区。 新建的奶牛场将引进世界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规模和环境等都是目前北京的奶牛场所不能比拟的。包宗业说，新奶牛场的布局“都将在安全的半径之内”，“例如现在的一场将搬到天津宝坻，车行时间在一小时之内。”无论奶牛场迁到何处，三元的牛奶从刚挤出直至运送到加工厂，都不会超过两个小时。而且“坝上自然新鲜的青饲料更适合奶牛的生长，牛奶的味道说不定更好呢。” 范学珊说，2004年，在北京市政府组织北京农业企业对承德市的考察中，三元与承德市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畜牧业是三元的主导产业，但近年来受到来自农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承德一直十分重视畜牧业的发展，正致力于将承德建设成河北省的畜牧业和林业强市，“这是一个具有双赢意义和广阔前景的合作”。有着“紫塞明珠”美誉的河北承德如今已成为北京人的重要奶源。 时至2007年，同为农牧国企的华都、大发等企业也开始与河北省寻求合作。越来越多的北京著名农业龙头企业将“绣球”抛向了承德：除三元集团将畜牧业生产基地向承德转移外，大发正大集团扩大了在承德肉鸡产业投资规模，方圆平安公司在承德的蔬菜基地也不断扩大。 无论是首钢的离京迁址，还是三元集团等大型农业企业纷纷向承德抛出橄榄枝，都在表明一种流动性，不固守一方，向更宽松的空间流动，这显然是利于发展的积极态度。而且首钢在曹妃甸的蓬勃态势和三元等企业各大项目在承德的投产，都说明了这种流动带来的是益处。 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就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对旧城进行积极的疏解。他就此提出了一个“大北京地区”的概念。 “大北京地区”是指中国的首都圈，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另有河北省的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面积16.87万平方公里。其规划借鉴了大巴黎地区、大伦敦地区和纽约大都市地区的“区域整体性理论”，旨在统筹建设京津和冀北三地，试图通过合理布局，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疏散北京部分功能，协作发展沿海港口和工业，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京津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 如吴教授所说，世界城市的要求使北京必须想办法持续有序地发展，大北京是必然：“世界城市的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看着北京16800平方公里很大了，实际仅在这里做文章是不够的。大北京的前景是必然趋势，符合世界城市大发展的前景，是城市多功能的必然的趋势。”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2007年，有一个最牛的MSN签名:我是一只趴在窗户上面的蚊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却无法找到出路。蜗居于北京这座魔幻城市一隅的我们，遭际正像那只蚊子，横亘在我们与城市之间的玻璃，除了人情冷暖，还有那些冰冷的制度屏障玻璃。逃出去，成了追求品质生活的必然选择。如果这座城市待你不仁，为何还要留下来忍受白眼？ 实际上，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这是北京摆脱“臃肿”困局的大势，也是全中国二三线城市纷纷崛起的大势。顺势而动，才是明智之举。 <h3>打破“环京津贫困带”困局</h3> 美国《资本论》专家华赞说：“文明的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国际大都市的建立，而是小型农村的发展，国家的模式应该巩固中小城镇，以此分散资源和发展，让人们共享文明的成果；不是将资源和发展集中在大都市。” 这和吴良镛教授的“大北京地区”的概念本质相同，主张鼓励周边区域的发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达到区域的整体腾飞。 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美好景象却没能在北京周边地区发生。中国社科院于2006年对外公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让人忧心忡忡： 在河北与北京、天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有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环京津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专家分析，这反映出与上海相比，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 何谓“空吸”呢？《辞海》的解释是：流体在一个中间狭窄的管道里急速流过时，狭窄的地方的压强就低于大气压，如果在这个地方用细管接上另外的流体，接上的流体就会被吸入。而北京的“空吸现象”，则主要指北京与周边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周边地区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这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对面村落的鸡会经常到这里来串门，对面谁家吵架了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近得就像一个村，但是心里感觉可是天上地下，远着呢！”保定涞水县遽家蘑村的人经常看着北京郊县的郑家蘑这样说。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并不是迈过边界上的那座小桥、跨过那道田埂、越过那块界石、钻过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北京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河北，长期以来“索取大于给予”的政策所致。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教授孙久文说：“对北京与河北的关系，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河北地区应以满足中央政府和北京城市发展的各种需求为目标，而中央和北京市应当对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回报，这显然是停留在80年代的思维。”但事实远比孙教授形容的更糟糕。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根据《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的内容，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相继投入了4188亿元用于生态建设，以此成为京津两大都市的生态屏障。而且“因为2008年奥运会要举行了，河北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构建生态环境，对首都的环境改善也意义重大”。 京津冀，唇齿相依，难解难分。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也在几年前就提出，但一直都流于口头表态，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合作几乎没有。《燕赵都市报》记者王荣娟于2006年对此问题撰写文章《环京津贫困带困局：差距逐步扩大》： “河北与京津的‘对接’恐怕更多意义上，是为保障京津的生态、保京津用水。”与北京毗邻的村民们对一体化的感觉具体而且现实。现实也正是如此，北京人喝的每五杯水中，就有三杯来自河北的潮河，天津的很大一部分用水也都来自河北。 “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北京为用水而给我们所做出的补偿。”虽然几年前，就有经济界人士提出“生态补偿”的概念，但河北方面相关部门尝试与北京寻求的“用水补偿”却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不要再提补偿了，我们都麻木了。”涞水县水利局许多人士对这个问题谈得都有点不耐烦了。自从拒马河截流工程开始后，就不断地通过上级部门与北京协商，报告写得都不愿再写，专家组团也到当地考察过多次，双方的协调会也召开过，“都说对‘受灾’的群众应该补偿，可就是没有下文。”姬山说，地下水位越来越深，现在打一口井的费用得10多万，老百姓根本打不起，县乡财政本来就吃紧，工资有时都发不出来，无法给予补贴，吃水都成了困难事，更别提发展了。 “没有投入如何保住成果？”张家口市林业局造林科科长刘洪涛也很无奈，为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张家口地区退耕还林、荒山造林都需要大笔的投入资金。据了解，目前退耕还林国家在八年内每亩补贴140元，或者200斤粮食，荒山造林每亩只补贴50元。“如果没有发展后续产业的资金，补贴时间一过，没了土地的农民靠什么生活，如何更好的生活？”据刘洪涛介绍，当地即使发展经济果木，但因为经济条件限制，也只能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收入有限，更不用说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生态林了。“没有后续产业，就没未来。而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 环京津贫困带的产生，虽然有历史原因，但这种难言平等的“对接”也难辞其咎。 牺牲他人，成全自己，这是自私，亦是贪婪。美国作家艾本斯坦将这种行为归结为“势利眼”的重要表现之一，恐怕也是对北京这座城市最恰当的点评。 若将“环京津贫困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相比较，则更突显了上海开阔的“老大”风范，和北京势利的“老板”态度。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经过20年的合作，“长三角”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2004年“长三角”地区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1.8倍，创造的旅游收入则是京津冀地区的3倍。 学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若要破题北京“空吸现象”，北京的经济发展应以创新经济、现代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咨询为主，而把制造业让给天津和河北，这样才能凸显京津冀地区经济互补的优势；京津冀之间要发展为相互的竞合关系，推动地区合作发展。而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现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加强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缓解城内外来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水资源的严重紧缺，北京过去那种蛮横地蚕食周边土地，机械地向外扩张的方法，显然无异于饮鸩止渴，只是在近郊多几座“睡城”而已。因此，即便北京再势利、再自私，使京津冀地区实现平等对接，让周边城镇真正分担她的一部分职能，已势在必行。 首钢搬迁至曹妃甸，三元集团等向承德抛出的合作绣球，都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改革举动。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六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密集区的战略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也就是说，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个人而言，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周围，将出现更多的发展机会，二三线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活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 2010年3月21日津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将打造滨海新区通往西北部的重要客货通道，还将连接京石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津秦客运专线等三条线路，加快推进环渤海京津冀区域高速铁路网建设，缩短京津冀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加快推进环渤海区域合作进程。未来，还将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为主轴，以石家庄、秦皇岛为两翼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按照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 2010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透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年内出台。目前，从北京开车到曹妃甸，不到3个小时。高速铁路修通后，仅需50分钟，属于典型的“一小时经济圈”。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按照“8+2”的模式，以北京、天津为双核，一小时能到达的城市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北京的定位正在经历“去经济化”。北京市发改委前副主任王海平说，北京将从实际出发，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大格局，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去年北京和河北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的备忘录，确定双方将在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九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该协议被认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破题之作。这意味着北京在与兄弟省市的合谋发展方面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h3>大城市的困惑</h3>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2009年11月24日刊发时事评论员马玲的文章《滚雪球的大北京大上海》，作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感到大城市病日益明显： “从六环路的东头跑到六环路的西头去办事，车开出去就是七八十公里。目前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380万辆左右，道路几乎条条拥堵，办事的时间大都消耗在路上，中国的首都已被称为中国的‘首堵’。” 作者参观了江苏小城张家港，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个昔日的农村水乡，怎么能这么美，似乎比现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干净、宜居。街上看不到一丝废弃物，随着张家港市多年对吐痰、扔烟蒂的重罚，保护环境已成为市民的习惯，不仅地面整洁，天空也很干净。当地人言，任何污染都是这个城市的公敌。” 于是，在“对比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品质”之后，马玲产生了这样的困惑：“更美好的生活到底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最后，在分析了“大北京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的发展趋势之后，马玲认为从中心地带的大城市走出去，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就像向日葵追逐阳光一样，人们总是会在发展机会与生活质量这个“鱼与熊掌”的抉择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多，但对一般的打工者而言，要想在大城市安居颇为不易，不仅房价高，物价也高。随着城际交通的越来越便捷，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将会越来越被人青睐，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张家港、常州、昆山这样的中小城，其比上海宜居。北京周边虽然还未出现张家港这样高水平的小城，但临近北京的河北诸多小城小镇像燕郊、廊房、涿州、香河等地，已经成为北京许多打工族的落居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开北京？首先肯定是因为在城里过得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根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2009年7月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九的“昂贵城市”。 美世公司又于2010年5月25日公布了“2010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对全球221个城市，依据10个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政治和社会环境、医疗福利体系等作了调查。维也纳名列第一。亚洲城市中，新加坡排名最高，居第28位，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和名古屋分别列居第40、第41、第51和第57名。中国香港排在第71位，上海和北京则分列第98和第114名。 对此，我们可以对北京城内的生活有个更直观的了解了：生活成本位居全球第九位，但在你付出了如此昂贵的生活代价之后，得到的却是全球第114名的生活质量。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余世存就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而在“逃离北京”的问题上，余世存显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凤凰网评论员彭远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从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为例写道：“我在北京当了房奴，过几年想来也可以还清贷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北京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机会比较多，但这里之所以机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不平等。” 彭远文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宜居，但年轻人还是一拨又一拨地往城里跑，原因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教育、医疗等条件只有在大都市才好；农民外出打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发达城市才可挣到钱。2008年的雪灾，聚集在广州火车站的几十万民工，即能说明这一问题。大学生毕业，多愿留在大都市从业，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乡镇或偏远地区去。离中关村不远的唐家岭村聚居了5万名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蚁族”。 在英国，其社会保障体系异常健全。伦敦大医院里高水平的外科大夫，在乡村诊所里也可以找见；村村有邮局，寄信不必到镇上去。他们已没有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一样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且因乡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城里人甚至向往乡村生活。所以说，“真正的文明不剥削环境，也不剥削土地”。 美国规划师丹卓·奥斯曾在中美土地规划国际会议上感叹：“我们（美国）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对城市来说弥足珍贵的郊区，所以占用郊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国，你们在用郊区的土地扩展城市，城市扩张和占用土地的规模与速度令人感到震惊！” 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3.33比1是什么概念呢？用国家来形容，就是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和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330美元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差距。 “我们总认为，经济向城市、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的大城市集聚的发展，是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原因，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造成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扩大的现象同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阻碍了要素的流动，尤其重要的是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当中最重要的是阻碍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动。”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在《中国大城市需要松绑》一文中如是说。 很显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一直是国家大力调控的主要方向之一。“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有条件可以分散发展了。中国现在到了注重平衡发展的时候了。中西部也要平衡发展，不能追求超大城市。要将资源和发展包括知识和技术，扩展、转移到农村、乡镇和中小城市中去。”留学归国人士张宗奇说。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指出，把物力财力等统统都投向农村，最终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如果一直滞留在农村也不是个事，必须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统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目前人口的城镇化，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了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了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实际上倡导的正是“鼓励人口流动”的观点。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而这里城市绝不仅仅指“北上广”。因为这种流动也应该包括从拥挤的圆心走向周边。 城市与繁荣并不能划等号。美国曾经的大城市底特律，由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而迅速繁荣起来，曾经达到二百多万人口。但随着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来，目前被美国人形容成了一座“死城”。所以讲，片面讲发展城镇化也是挺危险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问题会更大。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 <h3>二线城市的机遇</h3>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套用这个句式：只有小城市没有小机遇。人才从“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流动，实际上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从均衡地布局人口与产业的区域发展战略角度上来看，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是一个新发展趋向，有利于促进各城市间的人力资源分布的均衡，进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从个人选择来看，大城市拥有大量经济发展机遇和国际化、世界性的文化氛围，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年轻人对就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但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带来的竞争压力、经济压力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当一线城市无法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成就感和生活的满足感时，年轻人就会打破对大城市的盲目依赖，回归理性，选择在二线、三线城市寻找对口的就业岗位。”作为一名全球职业规划师，李春雨这样认为，“二线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对比较悠闲，但那并不意味着生活平淡，也不等同于缺乏发展机遇，而且现在网络发达，信息不会闭塞。” 北京虽然是机会多多的大都市，但这座城市的“势利”决定了她无法包容所有人才，即便这个人才可能非凡如马云。北京也照样可能将其错过。因为当北京势利地对各路进京人才左挑右捡的时候，人才也同样有权选择北京。这种选择权适用于每个人，你和北京是双向选择的关系，不卑不亢。 所以，马云决定彻底放弃北京，回到杭州从零开始创业，并最终打造出了阿里巴巴集团。杭州，相对于强大的北京而言，只能算是中国的二线城市。 但是，当你在大都市寻找突围的时候，二线城市一点也没闲着，正昂首阔步比照着大都市的规格迈进。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超农村人口。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9》显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中国大城市共有81个，中等城市有113个，两者合计为194个，占据中国294个城市的65.99%。可以看出，两者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力量。”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兹洛特尼克说：中国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1/4在中国。中国二线城市的活力，正藏于这194个中国城市中。 因为互联网，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讯同步；因为城际快线和城铁公交化，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人流物流同步；因为商业连锁，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步；因为都市圈，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的资源互动互补同步。 每个省都有全国上星电视；28个城市建设地铁规划获批；国际品牌和全国性企业在诸多二线城市找到落点、开枝散叶。二线的兰州、武汉和西安都有全国性媒体；二线的苏州、东莞、宁波、温州的经济实力个个富可敌省；杭州在“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上五年连冠…… 不同步的是，二线城市在因一线城市的辐射性和产业关联性而受惠时，自身的独特优势并不会被夺走：名胜古迹，优质水土和空气，港口，城市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传统产业，相对便宜的投资和安居成本，地方创新等。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二线城市近似不设限的城市，户籍相对松动，“钱多，人才少”，对于投资创业者、创意产业族和产业工人有着“很饥饿”的需求。有能力者较容易获得机会和平台，成为“新市民”中的精英，过上好生活。而工作中的上佳表现，仍然有机会进入全国视野，与大都市的精英同享荣耀。 今天的二线城市已非偏僻角落势单力薄的城市孤儿，而统统归属于大都市圈棋盘，在其中扮演着努力成长的角色，机会一线化，压力二线化。 2007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实施了一项题为“哪个城市更适合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946名填答者中，52.8％的人认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有着更大的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34.5％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生活质量更高，相比认为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生活质量更高的只有17.8％。 调查中，20.3％的人同意“北京、上海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其他地方发展机会更大”，28.3％的人更认为“其他城市和北京等超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本次调查中，“房价过高（53.5％）”、“生活成本太高（50.6％）”、“交通太拥挤（46.4％）”、“没有归属感（32.8％）”已成为当下人们对大城市诟病的主要原因。 《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年度报告》2006年度调查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排名都相对靠后。研究人员说，大城市虽然发展机会比较多，但是个人居住条件、社区条件、生态环境、公共交通等宜居必备因素相对都比较差。 除非在北京成家，否则，洪刚觉得自己一定会离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时刻准备着”。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洪刚留在了北京市公路管理处，“说起来好像是北京待遇好，”其实小洪一肚子牢骚，“公务员工资年收入也就在8万至10万元，比老家那个小城高了不少，但是一比较最基本的吃住，北京完全没有优势，四环以内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3.49万元，老家呢，2500元一平方米。”关键的问题是，“你的学历在中小城市更有竞争力”！而抱持着类似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职业规划师李春雨说：“我支持年轻人更多地考虑去二线城市发展，这不是盲动，也不是逃避，而是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选择返乡、移居小城市，是人们多元化生活标准和价值观念的体现。” 李达今年29岁，已经在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了三年多，最近刚辞职。他说，“在别人看来软件工程师待遇应该会很好，但我研究生毕业，在公司任劳任怨干了三年多，月薪还不到5000元，到现在连房子首付都没攒出来。”所以，“在北京我们呆不下去了，房价跟疯了似的。” 李达和女朋友老家都在河南农村，“不像很多同龄人，可以用父母的钱付首付甚至买房。我们也不忍心用他们的养老钱买房。”过年期间，看到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庞，李达越发自责。 年后，李达接到了一个在合肥创业的朋友的邀请，希望他能去担任技术主管。他和女友商量再三，决定接受邀请。“那里的房价相对低，我的薪水也不比现在少，而且是我擅长的工作。在北京太累了。” 李达说，他们的决定也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想尽快在合肥安定下来，再把父母接来养老。“那座城市也很适合老年人居住。这些天北京的沙尘暴，让我对这里更不留恋了。”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将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一生，但是李达说时间会帮他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010年7月29日，多家媒体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年轻人正逃离北上广，称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我觉得很多人在大城市里宁可蜗居也不挪窝，其实主要是为了面子。其实在二三线城市，可以过得很滋润，房子、车子比大城市来得轻松，何必为了虚名折磨自己呢。”北京大学毕业的小徐如今已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找到了人生的落脚点。 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的红叶则回到了老家江西景德镇，在她看来北京的生活只是一种经历而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亲近这座城市了，也就满足了。但在就业时更多的是要看现实而不是理想，我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感觉心里很踏实。在工作中，他们可以给我指导和帮助，以后他们退休了，我也可以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们。在老家，我也没有感到房奴、孩奴之类的压力，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不是每个人都不适合一线城市，正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二线城市。重拾你的生活，需要的不是逃离北上广的悲情，而是深思熟虑的放弃——一线城市不会因失败者的离开而受损，你终须明白，放弃北上广只是你的个人选择，不仅在选择让生活出现一个拐点，还在选择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机会、选择一个最适合下一代的城市出身。” 第五章 燕京突围战 3、弄潮“环渤海” 梦想，是今日中国城市最不缺的东西，你不能拿你的梦想和城市讨价还价。我们需要直面生活，奔赴需要勇气，离开更需要勇气。离开北京，转个身，进入环渤海地区——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称廊坊不做北京的“后花园”，不甘于低端发展，而要充分发挥廊坊的区位优势，实现与京津的全面对接。 赵世洪说：“过去廊坊也积极与京津对接，但只是一相情愿，主要是时机不对。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俱备。省委书记和省长前些日子亲自带队去北京、天津，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廊坊受益最大，北京到廊坊轻轨铁路项目就是这次签定的。轻轨一通，那就真正是‘同城’了。” 赵世洪提到的备忘录指的就是2010年5月18日签订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的具体意见，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北京市交委共同报请交通部将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组成路段的密涿高速列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味着北京900公里大外环已完全清晰，并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除基础设施的对接外，新线路的设置，便民的同时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说，交通运输部对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已编制了《环渤海暨京津冀地区公路水路发展规划》，以适应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网络化、一体化的强烈要求。 而廊坊对未来发展的勃勃信心，也是《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石家庄、秦皇岛、唐山等8个地市的共同态度。 大约十年前，吴良镛教授就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当时89岁的吴教授称自己是：极为乐观的杞人忧天者。他认为城市不断向中心聚焦，保护与发展又形成矛盾，负担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摊大饼”式的扩张不是办法，吴教授说： “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是将单中心变成多中心，更合理的功能布局。现在的单中心很不得了，国庆节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广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车子呀。” “城市要保护、又要发展，是矛盾，发展还是要发展，也不能不保护，但要北京保护与发展放在一个空间里头是不可能的，很简单，放在不同的空间来解决是最有效的办法。” 2010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宣布，将在东南四环一直到京津二通道附近兴建“环渤海总部商务区”，规划用地面积15.6平方公里。据称，该商务区建成后有望成为北京中心城的东南门户形象区。 北京空间格局的这一变化，再加上“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卫星城的总体规划，给紧邻北京东南的河北廊坊市三河燕郊、大厂、香河和固安等地带来了“融京”的机会。 世界城市的建设，要求北京的产业逐步向周边县市转移。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卫星城模式出现，而非北京之前的摊大饼模式。发展卫星城是北京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北京辐射力的体现之一。 卫星城作为一个概念，是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勒首先提出。其特点是建筑密度低，环境质量高，一般有绿地与中心城区分隔，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卫星城其实也是所谓的逆城市化，也就是郊区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第二轮城市化高潮的特点。固安、大厂、涿州等北京周边的县市将是这一轮城市化热潮的受益者。 正如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陈之然所说：“中小城市和城镇化的扩容也加速让二三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与集散地，带动高新技术人才和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长势；同时使作为区域中心的二三线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获得高速增长的机会，拉动就业潮。” “随着一线城市运营成本提高、竞争加剧，一些大中型企业出现向二线城市迁移或扩张的趋势，这从客观上带动了二线城市的人才需求。” “二三线城市具有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较好的生活环境，工作压力小，生活舒适度高，对就业吸引也很大。大城市的生活与商务成本过高，暴涨的房价就是例证。大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也陷入瓶颈，过于拥挤的交通就是例子；大城市职场上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 在这种情况下，待在北京死撑的，并非英雄，即便“牺牲”了，也不会有人颁勋章给你。因为这种牺牲不值得，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开拓另一片天空，就在北京隔壁——环渤海地区。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山东两个省份，共30个城市。其中，河北省包括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等11个城市，山东省包括青岛、济南、威海等17个城市。 如今，环渤海地区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9》显示：环渤海区域综合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综合增长竞争力指数为0.784，GDP综合增长率为15.748%。2007年人均GDP为40670元/人，环渤海区域创造价值能力也是最属全国前茅。此外，环渤海区域有12个城市进入增长力城市50强，18个城市进入增长力城市100强。其中，该地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前10强分别是北京、青岛、天津、东营、济南、烟台、威海、淄博、石家庄和唐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李景国说：“中国城市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是都市圈，也叫都市群，比如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群。随着交通的发展，都市群中的大中小城市联系非常紧密，其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比单个城市的带动作用更大。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轮廓，京津唐正在形成。” 目前北京市产业外延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向东，向通州、顺义、燕郊、大厂等地扩展。第二个向东南方向，沿着京津塘发展，从亦庄到廊坊到塘沽。第三个方向是沿着京开、京石高速公路向大兴方向，向南延伸。 《经济观察报》记者文武撰文说：“不难发现，建设世界城市，北京空间再次拓宽，也让北京的东扩步伐加大。先是CBD东扩计划，接着是通州国际新城规划的通过，再就是环渤海总部商务区规划的招标。这些东扩规划，让河北的燕郊、大厂、香河等地与北京的距离越发地拉近。” “这种东扩对产业调整，包括房地产开发、消费服务市场、区域合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把未来北京产业发展的态势总结概括为14个字：高端化、链式发展、中心转移、郊区化。” 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卞洪登一直是首都东扩的主张者，“对于北京来说，东扩后将逐步进入环渤海经济圈，最终形成大北京的格局。” 无疑，环渤海区域是块宝地，就算离开北京城，你仍然可以在这片广阔天空更下找到更多发展机会。那么具体的就业形势究竟如何？对此，职酷网COO周宇鹏说：“从网络招聘数据来看，目前对专业人才需求缺口较大的城市，首先是西安、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其次是天津、深圳、重庆等经济发达的地级市，再次是青岛、苏州、宁波等国家重点扶持的普通地级市。二三线城市人才需求缺口最大的行业首推房地产建筑行业，以天津为例，3月房地产新职位发布量占全行业招聘总量的72%左右。其他需求量较大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互联网、工业机械、广告公关、消费品/制造业等。” <h3>结语</h3> 走出去，是当下的趋势。 首先，北京要建设成世界城市，需要向外扩展，但不是简单的“吞地”。 尽管北京的卫星城规划早已有之，但却一向发展缓慢。比较成功的卫星城也就北京东边的通州、河北三河的燕郊以及北边的天通苑和回龙观。不过，这几个卫星城的成功是建立在房地产的开发和炒作之上，并非一种健康意义的卫星城，因而成为“睡城”。 所以，所谓的“大北京地区”，都是需要北京将自己的一直藏着、掖着的产业和职能分出去，所以首钢迁到了唐山，三元集团等农业企业的数十万头奶牛业出城了。这样的“分离”，也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出现，意味着你不必每天耗费5个小时上下班时间在北京的各条环路上，不必为了每月省100块钱蜗居在城中村，你可以在北京城之外的二三线城市找到更好的生活。就业机会都在纷纷往外流，而你又有什么理由窝在城里呢？留恋环路上的汽车尾气吗？ “伴随着交通的发达，特别是高速列车、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城市网、城市群，加上网络的发达、汽车时代的到来，可以让小城市分摊很多的机会。”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在英国很多有作为的人，住在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一两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的地方”。住在市区的要么是所谓的超级暴发户，就像俄罗斯、中国的那些富豪，要么就是超级穷人，比如乞丐。“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在诸多理由之中，唯一错误的表述是你将“逃离”视为悲剧——有人离开，是人性和城市的双赢。有的人不该止步于大城市，退一步生活就海阔天空；而有的城不该成为大城市，因为全世界最快乐、最幸福的城市，往往不是大城市。 走出去，也许明天你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后记 为你找面镜找子 书稿完成的那一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在撰写过程中，透过大量资料，对北京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忧心。 人民网记者崔鹏于2010年9月16日发文《“中产”的未来在哪里》，提到“逃离北上广”的概念。该文所持的观点是“‘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目前并未演化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潮流，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白领从大城市逃离，也无法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彼时，我们的《北京太势利》已经完稿。于是，回过头去再看各大媒体和个人对“逃离北上广”的反应，我们的想法更坚定了。 逃离北上广，绝对不是退而求其次。从百舸争流的“北上广”缩回老家或二三线小城，偏安一隅，聊此一生，也绝对不是我们认可的“逃离”。 之所以要离开，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个好的标准，实际上，因人而异。就像这本书的引子里提到的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中国网络的传奇人物。他的身价不如李彦宏（百度创始人）高，长得也没对方帅，但就是这样一个马云，对年轻人，尤其是立志于创业理想的年轻人，更具有榜样意义。因为他普通。 他样貌普通，学历普通（杭州师范学院毕业，高考三次落榜），背景普通（无海外留学经历，非富二代，上头也没人），所以当他还不是阿里巴巴集团总裁的时候，北京不会待见他。 市面上有很多关于马云，关于阿里巴巴的书，林林总总。快速浏览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讲来讲去，无非在说一件事：这个叫马云的人，很了不起，因为他很执着。跌倒了再爬起来，是容易成为口号但不容易付诸行动的事，而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再跌再爬——就绝对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事情了。 他的故事跌宕起伏，有笑有泪。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马云在北京跌倒了，他却没有在北京爬起来，而是离开首都，转战杭州，方才海阔天空。 那么执着的马云，为什么就没能在北京爬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和几千年的文化习惯抵抗，无法让当惯了“首都”的北京为他网开一面——马云对北京说，相信我，把那个圈子捅破，给我留道口儿，让我伸展拳脚，重新制定一套游戏规则——你觉得北京会理他吗？就算他曾站在李岚清、吴仪等国家领导人的身边，也没用！因为他只是站一站，除此之外，他不和这圈子，或是邻近圈子里的人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正是这个有趣的现象，让我们决定由马云来引出北京的故事。他太合适了。 前不久，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的女儿被特招录为公务员，算是一条大新闻。有评论分析说，因为韩国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实际上还是个人情社会，所以才会发生这类“特招”事件。那么，反观中国呢？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北京处于这个社会的核心，门第观念、官僚主义、等级贵贱，区分得就更厉害了。 易中天说，北京城就是个大圈子，里面又裹着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圈子，圈子里的人“相濡以沫”，圈外人只能眼巴巴看着，除非有人领你进去，否则你就只能成为这座城市的漂流瓶。这就是北京“特色”。 马云后来的成功，也是我们打算向你传递的希望，希望你也能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你是什么作物，就该被种植到什么样的土壤里。不管是沙漠，还是沼泽，都有属于那里的植被。当然，要真正认清自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逃离北上广”并非伪命题。它值得我们去探讨，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什么城乡发展如此不平衡？为什么农村娃还在拼命读了18年书，还是不能与城里孩子“平起平坐”、共享福利？问题出在哪儿，明白了，找到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必须谋求对策，在你无法改变一座城市的前提下，你可以改变自己。这一点，对刚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更有借鉴意义。 你和北京，并非两情相悦，她没有一眼认定你。你又为何死死纠缠她呢？北京，就是你此生的终极目标，你确定吗？ 保持激情、坚守理想，真的很难。难就难在，我们会变，我们会被现实打磨，被各种利益诱惑，被各种困境阻挡，从而认不清自己，在北京城里苦苦挣扎，殊不知我们早已面目全非，镶不进原本期望的那个位置了。 如果非要找个理由，那么这就是我们出这本书，出这个“逃离北上广”系列的原因——为你找块镜子，看看镜子里的人和事，看看自己；然后，再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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