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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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集》

正文第一部分众生相与人物画

第一部分众生相与人物画第1节众生相与人物画

三年来，施本铭的油画肖像写生现在画到快有一百幅了吧，他说他自己也没数过。那些画密集堆放在他位于北京红星胡同的小画室里——那画室连同他的居舍今年已经被拆除干净了——移步进门，满屋子满墙是真人大小的脸。逐一观看，随即看见画布上好多双眼睛正在瞪着你。假如你曾在中央美院混过，会从这肖像阵营里认出几张似曾相识的脸：他（她）们大多是进修班、助教班的成年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看上去不太像艺术学生或职业画家，也不很像所谓士农工商。这些人物的阶层、身份，甚至性格，是模糊而次要的，可是每张脸显然画得十二分肖似，所以彼此完全不像，仅止活像他（她）们自己。

就画论画，这些作品的本身似乎也什么都不像:不是“肖像画”，不画出身体、手势、姿态，更未烘托人物的环境和道具，只是一张张占据画布的大脸；它们也不是人物画“创作”，没有主题、情境，每张脸除了证实那是一张脸，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倒是很像最常见的课堂头像写生，事实上那是在施本铭代课任教的研修班里完成的，由学生轮流坐着，几乎一天画成一幅。其中任何单幅，凡学过几天油画的朋友谁都画过这类“写生头像”，可是我们无法将这些并排挂开的油画看作“课堂作业”：还有比课堂作业更乏味的吗？

这是一批庄严的作品：庄严得就像人类的每一张脸。

然而施本铭画的真是人的“脸”么？我曾多次长久凝视他（她）们，发现这批肖像可以看作是“五官”的“文本”，迹近人类学意义上的“面相记录”，人物的神态、表情和“精神世界”，恐怕都不是认知这批作品的要旨。在被描绘的那几小时内，这些人物似乎中止了内心活动，介于发呆和出神之间，无意识，无保留地将面部交付给观察者与描绘者，或者说，是作者刻意抹去了面部表情的任何假象、幻象，务使人脸就是一张人脸，即便模特儿带着各自独一的，我们通常称之为“面相”的“特征”，在施本铭的画面上，也未归结或体现为我们期待于人物画的“生动性”及所谓“艺术性”：他（她）们只是一张张“脸”，就像布烈松要求他的非职业演员不要“表演”，别考虑“角色”，仅在摄制过程中谨守导演的告诫：“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想。”——不论施本铭是否自知，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摹写人的“颜面”，以颜面的彻底的表象作为深度刻画的凭据，这深度，使他的画看去并不“优美”，或如本雅明所说：“一切恰当地称之为优美的事物含有的悖论是，它呈现为表象。”

这是摄影的美学。施本铭画中的面相让人想起警方的人口档案或护照照片；这也是20世纪严肃绘画在摆脱浪漫主义后处理人物形象的美学，是现代人试图无情而真挚地认识自己的愿望。

因此，自然而然地，这批作品以难以觉察的方式，向我们疲惫的、方向不明的写实绘画，尤其是人物画，提出以下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画写实的人物画？人物画还具有哪些可能性？是它的描绘功能还是认识价值？如果是前者，那是关于“绘画技巧”还是“观看方式”？如果是后者，我们所能认识的是关于“人”，还是关于“绘画”？对以上问题的每一方面，施本铭以持续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并带着含蓄的挑衅——虽然他运用的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手法：当场写生。而它的过程，由起于练习引向对人物画的认识；它的效果，则不是为了绘画的“观赏”，而是为了面相的“阅读”，当这批写生画在经由并置与排列之后，全然不同的观看方式即超越了单幅头像的“习作性”：如本雅明形容普鲁斯特的文学手段时所说：他是在展示，而不是反思。

由施本铭大量的面相展示，作为观者，我获得反思的机会：在中国写实油画的人物画传统中（假如可以勉强称之为“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找不到多少货真价实的人物画。

是的，“人物”似乎始终是中国油画的主角，但在民国期间，除了诸如徐悲鸿、蒋兆和的几幅大型创作可以称之为卓越的“人物画”，“人”，通常是以模特儿身份出现在写生小品或美丽的肖像画中。建国后，在主题油画创作中大量登场的工农或领袖人物，是主题的角色分配，犹如演员，不是人的本真面目。出色的人物形象并非没有，然而受制于意识形态，下焉者，则沦为图解的符号。近二十年来，“人物画”意识在创作中逐渐唤醒，可是人物画的正路、正品，依然渺渺：或盲从形式的所谓“探索”，失尽人物画真味；或以矫枉过正之力，画成沙龙式的精美肖像或由少数人物组合的伪风情画，成为市场的专属，其中，出色的人物形象也并非没有，然而人物画最可宝贵的真境界，即所谓“人文气息”、“人文精神”者，则放眼看去，有重量的作品还是付之阙如——画人物，并不就等于“人物画”，在这样的“传统”中我们不能苛求出现像伦勃朗、大卫、列宾那样的人物画家，仅就“人物画”这一体裁论，实在说，我们根本还欠缺着哪怕是职业性的肖像画家，遑论作品等身的大匠师。

人物画曾是西方艺术的主干、主脉与顶峰。画人物画很难。而我们的当代艺术，总在历史的一再错位中进退失据：近二十年，中国的艺术不断解禁突破，文学作品中“人”的刻画的层面，渐进渐深，而油画人物画境界的发掘，竟与绘画自身一起，在新艺术新思潮的裹挟搅拌之下，失衡而迹近失落了。作为“教育产业”，画石膏像与人像素描依旧是报考学院的技术筹码，作为创作主题，“人物”也似乎仍然是保留项目，但人物画的写实水准其实是在大规模失落，人物画，经已缺乏成长的理由，内在的活力，由其自身贬损了这一体裁的价值与尊严。

是在这样的时候，施本铭坐下来，别无他顾，别无所想，与随时遇到的活人，面对面，一笔一笔，一幅接一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画“人”——他曾长期历经了创作的风格化与主题的徘徊，随波而不逐流，在时尚中徒然逆行，画了一批形象怪诞（包括他的自画像），观念含混而可疑的“现代主义”具象画，累积着，同时又浪费着写实技巧，终于无功无利。在这样的境遇中，艺术家或则迷途走失，或则猛醒而返顾，90年代末，他受聘代课，开始画这批纯属“示范”或“练手”的头像写生：此时，所有“创意”皆尽罢休，他的眼睛与画笔唯直接面对人的“颜面”。

起先，若干幅肖像的形色不免顺势带出前期作品的变形与夸张，但在“对象”由模特儿转变为“人”的写生过程中，在日渐增多的篇幅中，人的颜面遂引领他进入直观而质朴的工作，逐渐地，他在五官之间的寻索不知不觉迹近“无我”的状态，或如叔本华为艺术家天性所定义的纯粹的“外化”，如所见，如所是，朴实无华，令人暗暗震惊——这可能是我在国内所见过的人物画中，最揭示了“写生”本质的作品：不因为可供指认的“肖似”，而是对于“表象”的忠实；这也可能是以写生行为而远离写生旨趣的人物画：它们越过了“艺术性”，比一幅人物画“创作”或许更能够直指人性。这些画技巧可观，凡动手画过人物写生的画手都难以忽视它的难度；

但它们的魅力不属于技巧范畴，更不是“技法”的范本。我不记得数十年来我们的人物画出现过这样简单的作品，无论是题材或描绘均未经提炼，以至简单得带有视觉的攻击性，像是一连串脱口而出的粗话；我也不记得我所见过的人物画给过我这样复杂的感受，甚至带着轻微的难堪：不因为画中人物的神情，而是他（她）们没有神情。当我与每张脸彼此逼视，不像是在看画，而是人面对人。

我反复审视，发现一个可喜的悖论：这批显然避开任何现代主义嫌疑的作品，以最保守的课堂写生手段，采取未经预设的并置和排列方式，穿过了，又仿佛绕开了中国人物画尚未完整跨越的阶段，获致后现代艺术整合视觉经验的展示效果，这效果，为陈旧的，我们过于熟悉的传统视觉样本（包括人物画、人物摄影）打开了再度观看并重新认知的可能性：它们比肩排列，上下重叠，以日渐增多的篇幅构成这个时代的人群的共相，无名无姓，我们从中或许能找到自己，看见自己，而其中的每张脸，像是一部自传的封面。

我愿意说，这批人物画是可尊敬的作品。有一天它们面世之后，将是怎样的命运？它们语意暧昧，内容又太过质直了，正如画中的面相——杜尚说，每过三四十年，人们会自动为被忽略的作品“平反”。施本铭作品的际遇或许更其晦涩：它们根本尚未获得被观看的“待遇”，就像画中的人，默默无闻——我不确定这批作品是出现得太迟还是太早，但肯定不合于当今的时宜，好在它们已经完成，潜伏着，准备随时注解并追问中国人物画莫可名状的命运。

2001年4月4日

第一部分众生相与人物画第2节国画革命的隔代国画

我于国画，本不该有什么意见，因为是近年摆开倪瓒沈周董其昌的画册作几件油画写生，一笔笔描摹着，这才仿佛睁眼看见了“国画”，可是当青年国画家彭薇拿她的彩墨花卉给我看，并要我写几句话，却又无从说起了。

感触自然是有的，譬如，作者出生70年代，该算是所谓“新新人类”，至少是国画圈的新生代、新面孔吧，而她的画路，一眼看去，却是传统的，甚或显几分“老旧”：设色的明滟，有点陈道复赵之谦的意思，画局的节约，有点吴昌硕齐白石的余绪，但真要拿去对照，便即踪迹渺然。其中有几幅相当可看的，墨色腴润，花枝圆满，局面简单到正好，虽说笔力嫌弱，却是女心盎然。在目下种类芜杂的“实验”性国画中，这批作品以其毫无“新意”而换取我的注意，念作者初出画道，何以如此？这里面，仿佛有什么消息在。

才刚闭幕的百年中国画展，总算给我们有机会捋了一遍早该结算的流水账。大致的印象是：清末民国，不外“因循”与“革命”两路，到了建国以来，则相率革命，几乎清一色“新国画”：从古典题材的内容转换，到传统体裁的悉数废弃，近二十年，则“新国画”一路新到仿效欧美超现实主义的重重光影与细节堆砌，新到任意扭曲形象而近于设计，形同装饰，好似放大的卡通、宣纸的涂鸦……“新”，是新中国几代国画家的集体意识形态与总纲领，得失对错，姑不论，倒是十多年前半路杀出的所谓“新文人画”，弃“新”图“旧”，止步于国画革命漫无约束的边界，追溯归宗，从古人那里翻寻图式，拼凑出一批其“旧”亦“新”的作品，虽说也不免卡通、涂鸦的精致化与格式化之嫌，但在老一代国画“新党”逐渐退出历史，早期“新国画”终于显得其“新”亦“旧”的今天，“新文人画”至少局部唤醒了传统中国画的表象记忆，而不少作者是有才气，有主见的，那是革命后的冷静与省思，是革命革到途穷之时，传统从远距离返照的一缕回光，一笔偏锋，这可是当年的国画新党料不到，古人更料不到的——传统，你说它是累赘也罢，说它是遗产也好，它还是在，还是厉害，它可以是阴影，也可以是光照，端看不同时代的作者，怎样以不同的画眼看待它。

国画革命的世纪争论，有益而无益。到了动手作画，实践与词语，规律与主张，毕竟两回事。笔墨等于零？笔墨等于一切？有理无理，终躲不过“笔墨”二字，而笔墨落在宣纸上，总要化开来，这是谁都无奈何的事。能试的试过了，要看的看到了，百年国画，其景观不在画，而是这百年光阴好几代人的刚愎、幼稚、摸索、挣扎……至于黄宾虹齐白石辈，按四舍五入法结算，都该归入传统大账的余篇遗页，只因其才如斗，其时未远，仿佛于本世纪“新国画”平添荣耀似的，其实不过是几位老人的高寿所致，他们，毕竟活在“国画革命”的彼岸，后来的革命家并未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国画革命，终于是走到国画的此岸——唯见“此岸”，不见“国画”了。

“国画革命”虽或出于历史的不得不然，也确留存几幅传世之作，其后果，则如百年中国的种种革命，开裂文化艺术的累累断层，断层的此端，头一批国画新人，便是“新文人画”群落。他们多数出生在叫嚣革命的五六十年代，而竟自然而然成为“国画革命”的“反动派”。他们偏要画旧时的才子佳人而不画工农兵，偏要画超时代的山水画而不画新中国的新天地，国画革命所唾弃者，他们捡起，国画革命所主张者，他们唾弃。他们，其实仍该属于“革命”的一代：革“国画革命”的命……但是话也就不必说下去，说下去，又入了国画争论的话语泥沼，我们还是来看年轻人的画。

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国画家，革命意识终告厌倦、淡漠，以至隔阂了。所谓“代沟”，虽是令人困扰，但其实有代沟还比没有好。世纪之初的国画革命亦无非起于代沟，不然国画实在要因循到生趣全无，而今国画革命恣肆百年，也还要有新的代沟来淌开这摊浑水，此即所谓文化的周期，历史的规律吧。新文人画一代刻意地要来反其道而行之，是因他们于国画革命记忆犹新，犹如同堂的“父子”；今天的年轻国画家，则进退之间不再听命于前代的是非，好比隔代的“祖孙”。国画革命的理论话语对他们均难起到依附或左右之效，他们画国画，玩水墨，不见得非要怎样，也未见得非要不怎样，一如油画新生代摆脱了“油画民族化”符咒，油画便出离意识形态而复返绘画的工具之一。今之国画新人与其他画种的新生代同行在创作观上已经了无介蒂，他们放手描绘当今时代的风流人事，但不再刻意标榜时代感；他们营造种种匪夷所思的形象与图像，也不见得出于拓展国画表现力的雄心；他们更以纸墨工具去做种种逸出国画界外的观念作品，结果要比老一代国画革命家走得不知远多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国画”的名分……此外，或也出现极端“私人化”的个例，无意于当代国画的各种流行标签或实验风格，以“无立场”为立场而入于笔墨实践，即如眼前见到的彭薇的画：她只是画几朵花，配几片叶子，落款盖章，挂起来看看，全不为“革命”情结与作风“新旧”所扰，反倒与古人而不是“传统”——神会而交遇，仿佛平行：古人当初的画兴，也不过临花起意，欣然命笔，哪有后人那许多妄念……

革命远矣。今日年轻的国画家画国画，要之，恐怕只为好玩，即便谁要来存心地慕古仿古，这断根既久的一代也是欲师承而无师，要因循亦无因，可资照看者，恐怕是近年频频面世的古典国画精印画册，凭借这迟来的出版物，“传统”在印刷品上恢复了文化的记忆。

以我的猜测，彭薇的画路与画兴，其实是将古人的若干新版集册置于案头，随手作游戏的参照，参照的游戏，这游戏，今之西人倒是早有精确的说法在，即欧美后现代绘画对于印刷品——通称“现成品”——的所谓“戏仿”，其妙要，在“戏”，而不在“仿”，因后现代有一路画手也不过出于现代主义绘画革命的世纪硝烟，既经看破，便来与革命前的诸般传统图像资源妥协而对话，如美国的Doyle，挪威的Nerdrum，意大利的Arcevia和Mariani，俄国的Maslov、Kuzsov及tobreluts，他们每取文艺复兴到普桑的现成图像作种种“变体”的蓝本，其效，说是“因循”而毋宁定义为“抄袭”——彭薇的笔戏想必未曾与前述西洋画家有任何牵连，唯其同是绘画革命的隔代后生，则作画的动机便仿佛有暗通之处，其理，乃“因循”者被动，势必弱化为传统经典价值渐失的副本，“抄袭”者主动，而宛然转化为古典文本语意复杂的回应。我们若以“戏仿”一词移来审视中国文人画，则“抄袭”的美学自董其昌即早有端倪在，尔后诸家沿袭，公然在图式与题款中指涉来源，借着与经典文本的复合重叠而自传统渐次剥离，确认自身的主张与位置……但这都还是洋人的说法，相对于近世西方绘画汲汲于涂旧标新，兴风作浪，中国古典绘画的流变则从来波澜不兴，是一繁衍持续的超稳定状态，若说其间有风格画路的差异，也仅因人而略有小异，因时而发生微变，盖“因循”一词若非出于贬义，其实倒近于道家的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百年内兴国画革命，其实是为被动而剧烈的西化运动所裹挟，外因过于庞杂，而内因遂逐步丧失了机变的可能性，其中原委，此处理不清。实在说来，国画革命的“灾区”与“误区”多在人物与山水，传统花卉画体裁相对封闭而静态的空间，似乎天然地难有国画革命置喙的余地，虽则式微久矣，但并不存有难以衔接的断层。

这些大道理，彭薇自己或许全不想到，也不在乎，以我旁看并挑剔这批浅尝未止的作品，仍未脱尽新国画既有的套路，质薄而微甜，尚欠花卉画领域诸般传统“修辞”，然可贵者是在没骨与设色能够心手相应，颇具灵气。其中几幅描绘明清官窑，逸出题外，以瓷具作静物设置，局外局，画中画，无意间触及以“现成品”入画的观念。而近期的墨石与牡丹系列，尺幅大，难度增，却能局面渐开，品相端雅，与明清的画意章法初呈会合之势，显见作者已然主动解读并修习传统花卉画的“文体”与“句法”，这在同龄写意花卉画作者中似乎不多见，虽运笔的骨力逊于墨色的烘染，但居然气势酣畅，画意圆融而俊秀，至于书法题识等一整套纸面规矩，是还要狠下工夫，从长计议。以我的偏见，作者既是雅好前人的画路，自当依次上窥诸如何濂、蓝瑛、王谷详、孙艾、陆治、唐寅、姚绶、张逊、王渊，以至钱选的画境，倘若出以虽不能之、心向往之的诚意，由临写而罗致，借效仿而识髓，久之，或竟能自出意外的篇幅也未可知，且看作者能否从此自悬难度，计较品格，进而探访宋元花卉画传统的渊薮，如此，或许真该走成一条反方向的正路。

不过这都是后话，以彭薇的年纪，画下去，路正长——自宋及清，中国花卉画遗落的一大批珠玉之作，近已在新版图册中呈露其荣华富贵，其间多少妙旨亟待今人恭谨认知。国画革命的遗患，实于传统无伤，而在赏鉴的眼光逐代昧失，传统的泯灭，似亦非如国画革命论所说是为必然，今借彭薇的初作从旁议论，不为辩说什么道理，只为小小的讶异：传统画道的隔代传递，真是曲折难料，所谓老树青枝，旧苑新人，眼前，即便作者仅只初涉清人的传统，我以为亦足可喜，亦便可期。

2002年元月

第一部分众生相与人物画第3节世界的重叠

当马拉美宣称“世界归存于书本”之时，以大仲马和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法国文学已经处于小说“全知观点”叙述传统的尾声，像马拉美这样的现代文学先驱已不再职志以小说描述“世界”，但他朴素地指出了传统小说以文字建构“世界”的雄心。

绘画，则早在好几个世纪之前，便以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透视法与一整套描绘技巧，宣告一幅油画的视觉功能犹如一扇“窗户”，从这窗口向外张望，我们于是看见了“大千世界”。到了十七八世纪，欧洲画家继而发明“取景框”，为19世纪诞生的摄影，预先确立了精准无误的观察方法，那时的欧洲人确信，透过取景框，世界的景观无可逃遁。

到了20世纪，西方人的观看传统借助一系列科技发明，由摄影而电影而电视，不但将“世界图像”搜罗无遗，而且以其全新的视觉文化占领了世界——今天，当世界各地拥有电视的亿万观众坐在家里，收看全球各国的时事新闻时，有谁会感念“取景框”，并想起那聪明而过时的比喻：“绘画是一扇窗户”？人们只是盯着电视屏幕，任由其间的任何影像持续通知我们的眼睛：看哪！越南的战火，索马里的饥荒，登月的宇航员，苏联的解体，“9·11”的浓烟……家人笑语，电话铃响，厨房的烹调声，时而打断我们在电视机前的观看仪式。照欧洲人的说法，电视机前的现代人个个都是白痴，电视机则被称为“白痴灯笼”。我们随手关闭“灯笼”，转瞬间，从电视的世界回到日常的世界，用餐，聊天，熄灯上床，或者，电视继续开着，一如我们继续生活。美国画家费雪即曾描绘这样的情景:一对正在翻身做爱的情人朝电视机伸出一条手臂，转换频道—这时，又有谁会在电视机开关之际沉思片刻，或对放置电视机的柜台与整个家居环境作一认真的环视？

电视机是家具之一，家具意味着生活。我们对电视屏幕中万里之外的灾难有所震惊，但电视机时刻提醒我们是在自家客厅，客厅是安全的。而制造灾难的恐怖分子——譬如“9·11事件”策划者——特意在世贸大厦双子楼的攻击方案中预留相应的时间，以便让媒体将灾难图像传播到全世界，经由电视屏幕——屏幕不也像是一扇窗户么——通知人类的亿万双眼睛，那是被媒体文化制伏了半个多世纪的亿万双眼睛。

现在，画家翁云鹏的《图像与风景》系列居然动手撩拨电视机前的眼睛，活像飞蛾近在眼帘的扑闪，我们的目光为之略一分神，于是看见了电视屏幕的周围。

在绘画史高度成熟的时期，中国与西方的绘画都出现过有趣的“画中画”。14世纪张雨《题倪瓒像图卷》即在倪瓒身后的屏风上画着精美的山水画，元刘贯道《销夏图卷》中那位高卧眠榻的名士，则身后屏风也画着一位高卧的前代名士，其意，自然是以画中人与画中画显示源远流长的名士传统，但无意间涉及了绘画与绘画自身的关系。欧洲17世纪曾经盛行一时的“画中画”，则旨在揭示绘画与观看的关系。那是一批描绘宫廷画廊宏伟内景的作品，在画面中，墙上，地上，天花板上，层层叠叠放置着当时的欧洲名画。这批作品的意义，不在于“画中画”精湛的描绘技巧，而在暗示并确认那些不在画面中的“人”：他们，是那些名画的观赏者与拥有者。

这些画中的“世界”，均被分割成若干更小的“世界”，每一幅画中“画”，都是“窗户”中的“窗户”。窗户的定义，是为“四边”，所谓世界的图景——不论是往昔的绘画，还是现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均被这“四边”所框定、界分、截取，而后呈现为“世界”的某一角落。而电视机前的看客，也无非是各自坐在世界的亿万个角落，自以为看见了世界，分享着世界的图像，唯当电视关闭之际，我们才与“世界”暂时告别，回到各自的角落。

绘画无法“关闭”，除非我们转移目光，绘画始终“看”着我们。在翁云鹏的所有画面中，每一架电视机也都开亮着，聚敛目光，而我们的目光，无不在这批作品中遭遇双重世界，并面对双重问题：我们是在看电视节目，还是在看电视机周围的景物？作者是邀请我们看电视，还是看一幅画？

——在京郊的荒路边，萨马兰奇即将宣布申奥成功的城市；在水乡的陋船里，纽约世贸大厦浓烟滚滚；或者，在胡同民居的砖墙角，国庆检阅的盛装女兵迈出齐整的大腿——我们早已从电视节目中“看过”，或者说，“获知”了这一切，那只是经已储存在公众记忆中的公共图像，根本不是新闻，因此，这些图像不是作品的主题与主角。主角是谁呢，是画面中看不见的“人物”，他们既是缺席者，又是在场者，他们，就是站在画前投去一瞥的我们。作者刻意安排我们与那些世界图像再度遭遇，从这些熟识的图像中认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边与脚下的世界。他一概抹去，也无须画出任何观众，当我们一眼看见这些画，我们就是观众，因此，作者不是在描绘电视，而是描绘“我们在看电视”，他甚至不在画一幅画，而是画“我们在看画”。

我们真的在看画么？出于观看的本能，我们一定会注目于电视屏幕，那是画面的“焦点”，但观看绘画作品的本能却立即提醒我们，那架电视机只是画面的“道具”之一，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停着一台电视机的“风景”。然而，若是去除电视机，这些粗陋而平凡的景物便失去被绘画眷顾的理由，它们确实不值一看，人们在其间搁一台电视机，只为收看关于世界的节目，换言之，只要电视机被开亮，我们对自己置身其间的真实世界，乃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或许，这才是作者分明暗示的主题。

但是聪明的意见会说，摄影、电影，甚至电视的摄制，均可有效处理此一主题，为什么作者偏要借助传统而过时的写实绘画？

这是难以反驳的意见，这也是《图像与风景》系列所蕴含的深刻悖论。

我们应该记得，当欧洲人描绘“画中画”时，摄影与电视尚未诞生，人们将绘画看成是“世界”的寄存之所，在20世纪前，绘画的部分功能即相当于今日的“媒体”。在今日媒体时代的观看经验中，绘画中那部分认知世界的传统功能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那是什么？翁云鹏的作品或许可以算做回答，或许，他给出了更形复杂而令人困惑的问题。

电视机的“四边”，即相当于昔日油画作品的四边。电视屏幕向来是传播世界图像的“窗户”，当这“窗户”的四边为更大的四边所框定，屏幕中的新闻图像也被置于“画中画”的同样处境。就我记忆所及，早在60年代，美国摄影家弗里德兰即拍摄了一大批黑白照片，每一照片的场景都是家居、旅馆、办公室或公共场所的某一角落，而每幅照片的中心总是一台开亮的电视机，恰如翁云鹏所描绘的画面。

异曲同工？且慢，此事应该是“异工”而“同曲”——弗里德兰手中的工具不是画笔，而是摄影机，这工具与他摄取的电视机均为“机器”，因此，他的作品乃是“影像中的影像”，二者的工具与手段是同质的，犹如描绘对象与描绘方法均为同质的手工绘画，产生了17世纪的“画中画”。

许多电影与电视作品均曾一再出现过电视机，以及人们正在“看电视”的情景，不论其观念与主题如何，那仍然是“影像中的影像”。现在，翁云鹏将“媒体影像”强行组入绘画，画出了这批可以称之为“绘画中的影像”作品，至此，手工绘画与媒体影像的概念，至少在视觉上被混淆，甚或被偷换了：在他的画中，“电视影像”全是假的，是用油画颜料画出来的，但又是真的，因为画面中确凿放着一架“电视机”，我们的眼睛不会将之认作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在肖像画中“认”出人脸，在静物画中“闻”到水果与花朵的清香。

这里，马格利特著名的公式——“这不是一支烟斗”——又一次获得证实，随即遭遇挑战：我们的眼睛仍然会“相信”，或者，准确地说，会“同意”这是一台“电视机”，我们依然会亲眼默认古老的绘画的骗局，并与之合作。

这是一幅幅亲切而怪异的图画。当翁云鹏将异质的媒体影像带进绘画，“媒体”似乎因此而“贬值”了：它在作者描绘的景物中被缩小后，变成画面的“符码”与自身的“副本”，与绘画“扯平”，仅只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绘画似乎并未因此“升值”，情形或如罗兰·巴特所说：媒体时代的绘画变成视觉的可疑之物。由于电视的介入，这批画反而确认了媒体影像的霸权：在风景中，它那么小，那么突兀可笑，但它依然是画面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发言”者，周围的景物无法分享它的优越感，我们在景物与电视间移动目光，终于会承认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场景——粗陋，熟悉，琐碎，亲昵，处处铭刻着我们生活其间的斑斑证据——都有赖于电视机的在场，不然，这些场景难以宣称自己是一幅“画”。

作者应该感谢“媒体”，是电视机使他“发现”了我们周围的“风景”：这是一批媒体时代的风景画，“世界”与“本土”的差异，“时间”与“时事”的重叠，在画面中处于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状况，这状况，成全了这批风景画，而这片风景的主人，便是我们。

我们应该感谢“绘画”，当电视机的四边被框定在绘画的四边之内，我们得以从绘画的立场解读“媒体”的传奇与虚幻。这批作品生动而有效地将媒体影像置于绘画图像的空间——那不过是杂物与空地上的一束光亮，要不是绘画使之收敛，我们的目光就总是被电视屏幕所支配，成为媒体影像的无条件的俘虏，现在，我们在这批风景画面前，重又成为观看的主人。

而绘画也该感谢媒体：当它接纳了媒体的影像之后，便不再有理由被认为是失效的视觉文本，它因此确证了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是绘画依然能够调节或校正我们的观看本能，使之不至于在媒体时代过度迷失；媒体，自然也该感谢绘画：提供“真实”原是媒体的承诺，唯在它被绘画“贬低”之后，这才凸显了不同世界之间的真实的距离，这距离本身，反而要比电视屏幕所能提供的“真实”来得更真实。

遥远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媒体的世界与绘画的世界，在翁云鹏的画面中交相重叠了，“世界”，经由二者的重叠同时向我们呈现各自的幻象与真相，提醒着我们与世界、世界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应该对“观看”抱以适度的怀疑，以便维持我们对自己的眼睛的信赖，因为绘画仍然值得信赖——这批作品可能还在提醒另一项连作者也可能忽略的事实：绘画的诞生始终取决于我们的双眼，而所有摄取影像的高科技镜头，即便再精确，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单眼”的器械。

2002年2月2日

第一部分众生相与人物画第4节地方与画家

读陈安建系列 

欧洲还是老样子。欧洲的老样子，我何以知道呢——从巴黎经比利时进入荷兰，行程半天，火车穿越国境，景色变，居然天色也变：法国壮美、比国沉郁、荷兰旖旎。到得阿姆斯特丹，看那雨光云翳，竟与17世纪当地风景画毫无二致。数日后造访哈尔斯终老的哈勒姆郡，唯见旧街俱在，屋舍俨然，卵石路间的青苔，酒馆瓷砖的幽光，还有北欧少男少女腴白面颊上的两团赤红，无不十足“荷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徜徉北欧才几天，我就想：这样的国度不出霍贝玛维米尔，实属天理难容，也才感悟两百年前丹纳写在《艺术哲学》里的论见，实在质朴而有洞见。

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与丹纳艺术论不是一个意思，但山水画的吴派皖派浙派，及扬州八怪金陵八家，也还以地方入论，大致名实相符的。前数年去看烟波浩渺富春江，想黄公望若放逐陕甘宁，谅必技穷。纽约博物馆藏宋人《胡笳十八拍》，那作者要是发配闽粤，则描绘北地大荒的笔意，也将损失净尽了。

不过以上意见在当代中国画坛谁人要听？虽则华夏九州至今方言喧哗而民风犹存，可是中国艺术家岂肯落后于“时代”。短短二十年，美术圈时风异变之速，犹甚于光阴：莫说“绘画”早经落伍，

便是“装置”之类，近年也为“行为”艺术家所耻笑。去年的成都双年展号称“架上架上”，分明呈露“绘画”的据守之状，而今秋广州三年展，绘画仅占小半，再过六年九载，绘画的比例谅必更其削减吧。

也好，变化速，证明活力盛，只是中国本土艺术家成千上万，能够与“世界接轨”而握手言笑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散在各地各省的“绝大多数”，想来仍在“架上”或桌面低头涂抹吧。落伍是太落伍了，而且画什么？怎么画？画成之后，又如何讨得当代评论家一句半句的敷衍或说法？虽然单是“绘画”一项，今亦多有似是而非的分支：表现，抽象，观念，卡通，玩世派，唯美派，工夫派，极简派……唯“反映生活”的“写实”一路，即前半个世纪中国油画的正源与大宗，颓然失势了。“坚持现实主义”之类叫嚣余音，偶或听闻，岂知事物而须“坚持”者，情形已经不妙。怎么办呢？官家的期刊展览固然仍是一方地盘，连这地盘也难攀附挤入而竟兀自“坚持”者，就大约是格外老实迂阔的傻汉，最近给我撞见的四川美院陈安建，正是这样一位憨人。

事情从头说起：今春，罗中立同志将我叫到川美捧场，所捧者，即昔年川美77、78届诸位英雄儿郎——重庆，是我旧游之地，川美好汉，更是多年故交，我于是慨乎其行。抵达当夜，纪念展开启。正厅作者名姓一律如雷贯耳，可是几幅当年的旧作仅以照片展示，近作则件件面目全非，同我们所熟识的四川油画风调，难以衔接对照了。惊艳之际，意下不免有所失落：我是来怀旧的，怀那川美80年代初叱咤风云之旧，但墙头的新作提醒我：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的新作不也面目全非，使当年谬赏的若干同好大失所望么？亦且川美老兄毕竟在本土一路变化，我在域外的涂抹，何足道哉。

到得二三楼展厅，作者名姓渐次陌生。游目四顾，就看见了陈安健色浓味咸的系列，不料这一看，好比酒席间尝一口当地土产的榨菜，我这才感觉自己分明到了四川。

论资格，陈安健是属“前辈”，与77、78级川美弄潮儿同届同窗；论现状，则除了一大堆画作，了无功名——这些，原不可怪，我所诧怪者，是在当年川美风云际会而风流云散后的今天，这位老兄居然将自己反锁在二十年前四川“乡土写实”的美学藩篱内，冷饭热炒，孜孜。那天，我仔细观看他的每一幅画，不禁有所感动，有所感慨了。

不消说，这批作品触目地过时、次要、边缘，画面平凡晦暗，休想给当代评论话语提供耸动新颖的说法，即便在二十年前，也必淹没在同代作品中——这些画既不见武斗现场的戏剧性，也没有青春主题的诗意：老茶馆、老茶具、老茶客，加上“照相写实”手法——如此而已。当年由罗中立率先取用的“照相写实主义”，在系列中熄灭了宣言般的英雄气息，作者仅以傻瓜机式的快照摄取茶客姿影，同时，以“照相写实”忠实而琐屑的技术，一五一十描摹着他们的面相与神态。

过时了，“照相写实”即便在中国也过时了，一如老茶馆正被无情而有计划地逐出都市的历史。陈安健的“照相写实”画面，就像在新城区映照之下更其寒碜的茶肆旧楼，又好比隔宿的茶水，余温寡淡，与茶主同其凉热——系列的斑斑细节，一望而知乃出自当地熟客的目光：人们饮茶、打牌、逗鸟，或者躺倒酣睡，没人注意他，偶尔，是一位女孩与作者隔座打量，半边脸融化在屋梁投射的天光中，状若发呆，稚气的面庞与老茶肆适成对比，这女孩的在座，暗示着古老茶馆的岁序延绵至今，而那少艾的目光也就迎对着画前的观众，使我们一时也成为座中的茶客。我们可能会同意：国中零星可见的“风情画”，大抵是矫饰的，低层次的自然主义，陈安健笔下的茶客百态则无不蒸发着真的市井气，因他自甘于做一位蜀乡的市井——茶客就茶，并非钟情于饮，而是与老茶馆世世代代朝夕旦暮的日常氤氲相厮守；重庆茶客陈安健，就是这样一位无可救药的地方画家。

丹纳笔下欧洲各国的古典宗师，当年岂不都是“地方画家”，孜孜，描绘着当地的风神与人文，从不想到域外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何其肥沃饱满，为盛极一时的世俗精神与文化土壤所滋养——中国眼下的情形，则世俗精神尽归之于宴乐，而文化土壤早已断失文化的根蒂，以致“风俗画”这一深植于“地方”的创作品类，尚未茁育即乏人问津，自行萎谢了。陈安健的作品不免背时而孱弱，因他的画道实在很孤单：他是对的，中国各地原该包孕多少本乡本土的风俗画；但他又是错的，在当今全国上下争相标榜的“新时代”，他的目光与思路，居然逡巡于山城茶馆的市井小民，见不到半点“与世界接轨”的踪迹。

西方现代艺术之盛，冠于世界，可是欧美诸国至今尚有千百位我们所不知道也看不起的地方画家，专注而快乐地画着自己那块小小的“地方”。我十二分厌惧怀斯的画，可是他近于病态的乡情毕竟是他作品的灵魂；实话实说，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画家的美学路数与生存处境，同欧洲前几个世纪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无不景仰的维米尔，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故乡。多年前，当我徘徊米勒个展，看他在自家村庄画到老死的逾百件作品，念及我两次造访高原不足一年的浮光掠影之作，万般羞惭，也才警醒中国油画百年，有哪几位油画家终其生而热情描绘着自己的故乡。

故乡不等于艺术。有时，故乡是艺术家的怨地，可是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原籍”与诞生的“地方”。中国油画原亦不过起于江南吴越的几位“地方画家”，然而时代变脸，时代太匆忙，由不得画家专情于生养之地，而今唯见众人引颈翘望子虚乌有的所谓“国际化”——我们早该开眼而博大，与人“接轨”，也使人与我“接轨”吧。可是去国久长，回归邦土，我看见中国许许多多好地方，而中国一地之大，犹胜欧洲一国，我们成千上万一时半宿跳不出地方的“地方画家”，果然在自己的地盘上无事可做么？难矣，如今遍中国星罗棋布的省、市、县、乡，岂不都在汲汲乎整容毁容，改头换面“国际化”。

我确凿记得那天在陈安健的画前这才自觉来到四川，怎么说呢，就好比去年站在维米尔画前，于是身在荷兰。这两位老兄的画境岂可相较？！但姑且将这对照降到最低层次：借取时髦辞令，我们不是要追究艺术家的“文化身份”么，很好，什么是我们大家抹之不去的文化身份呢？咱们别谈文化吧，单论身份，那么，这两位同志就都是不折不扣的“地方画家”。

要是如此对照仍嫌牵强，或者，我们且来听听蔡国强同志怎么说，这位满世界爆破开花的福建泉州人在上海国际双年展的告示板上坦然宣称：我是一位地方艺术家！

2002年9月

第一部分众生相与人物画第5节伟大的残骸

当大山子798工厂被艺术家们改造成“北京苏荷”之前，早在2001年，崔国泰即率先租用了昌平旷野间一座被废弃的大厂房——长二十五米，宽十五米，地面至屋梁高十米——他沟通烟囱，手砌壁炉，围起沙发，开响音乐，然后天天振臂作画，向数十幅大布面投掷浓厚的颜料。

恐怕有几十位流落京城的艺术家造访过他的厂房。每次，国泰在炫耀他霸占的空间时，必定点燃壁炉，得意观察着熊熊炉火怎样点燃同行们渴望大画室的雄心——虽然中央美院雕塑系部分老师较早租用了798厂房，但我愿意相信，是国泰的个案刺激了许多北京同行日后寻求厂房的想像力。

2002年，当第一批京城艺术家进驻798工厂时，崔国泰却被撵出了自己的画室：厂房所在的数百亩土地，早就卖给了开发商。

那里很快被夷为平地。一年后，在天通苑某间公寓里重起炉灶的崔国泰仍然不能忘怀他心爱的厂房，凭着记忆与照片，以他惯用的黑白二色，他在巨大的画布上重新画出他失去的宫殿——庞大、空旷、嚣张、凄凉，画架兀立着，吊灯被扯短了电源，阳光射进大窗户，一只秃鹫——也许是鹰——站立在折损的窗框上……在画了将近四年的抽象画之后，记忆与怀想将国泰带回具象，他知道，唯在具象的画面中才能重温旧梦，如鬼魂般回到厂房，继续游荡。

但那是他私人的记忆，有一天，这私人记忆在国泰心中豁然唤醒了国家的记忆：在他故乡辽宁省，远自上世纪初即由日本人、苏联人相继构建，并在1949年后由国家发展成庞大重工业基地的“铁西区”无数厂房，在新世纪之初也被时代无情抛弃：千万名工人下岗失业，亿万吨计的设施与厂房群逐年拆卸、正在拆卸，成为亿万吨废钢烂铁——制作两年，长达九小时，于去年问世并获“里斯本”、“马赛”、“南特”、日本“山型”四影展年度“最佳纪录片奖”的大型影像作品《铁西区》，率先见证了此一沉重的历史——哪位中国画家敏感到东北将近一个世纪前，被工业革命所震慑的美国左翼大作家杰克·伦敦曾以题为《铁踵》的著名长篇小说，形容现代重工业摧毁旧世界的步伐犹如铁铸的巨足，无可阻挡。一百年过去了，就像工业时代超越并告别了农业与手工艺时代，今日世界，终于是以电子与信息时代的高科技而超越了工业时代。当年被作家视为超级“铁踵”的重型器械不再担负创建的使命，而是对重型工业硬件施行规模宏大的肢解、捣毁与埋葬。

昔年的工业交响乐沉寂了。远远望去，在一片接一片的断壁石砾间，残存的厂房人去楼空，机车停止运营，烟囱默默耸立，危然而巍然，等待着分崩离析的一天——去岁，崔国泰几度寻到故乡，踯踯躅躅，在无边的废弃厂房群，以镜头或速写向着通体瘫痪的工业恐龙致以最后的注目礼，然后回到北京，在画室里为东北大地的重工业遗骸制作“肖像”。

这批庞大的“肖像画”混合着作者对新旧时代的惊异与哀悼。国泰是一位画家，画室的失落感尤甚于被遗弃的厂房，然而东北家乡重工业厂房群的命运，却为他的创作开启了新的命运：当他逐一描绘这批现代中国工业的伟大残骸时，与废弃之美迎面遭遇，并以绘画证明：消亡的事物能在艺术中获得永生。

我们或许会由这批作品联想到安瑟·基佛的影响，但基佛憬然构建的是二战后一位德国人备受创伤的心灵图景：今日德意志，山川壮美，房舍俨然，六十年前的焦土与废墟早已荡然无存；而国泰描述的不是过去的战场：我们在画布上看见的这一切，确凿无疑，正在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描绘的废墟之上，重建即将开始，但这批伟大的残骸提醒我们：什么是重建的代价。

时代的记忆总会求告艺术，予以挽留。德国人基佛由记忆引领而重现了往昔的文化废墟，崔国泰则脚踏堆积如山的真废墟，为国家工业的明天，提前在画布上确认了关于今天的记忆。

2004年5月17日

正文第二部分影像-1

庞大的行政格局、严密的行业藩篱、匮乏的本土眼界，养成我们根深蒂固的单一绘画思维、单一摄影思维，乃至单一创作思维——我们都是目不斜视的“独眼龙”。我曾带着自己的“独眼”去到纽约瞻拜绘画的经典，久而久之，这才给那里的文化景观拨亮另一只眼，看见了绘画之外的大眼界——然而双眼亮不多久，回国来，又给周围密密麻麻的独眼视线弄得目力昏暗，只能兼说带写，强辩道理，于是便有以下几篇谈论。近时复看，我于影像文化毕竟不懂，所幸止步侧身，未予细说，因早有太多的专论写在前头。若读者真愿睁开双眼，无妨多找专书，如今市面上关于影像文化的译著，比以前多得多了。

《上海，1949年》，卡蒂埃-布勒松。其时上海刚刚解放，这位解放军步哨街头站岗，年轻英俊，征战初歇，尚不惯于上海大都市。

第

读罗塞特中国战争摄影有感

寒假回美省亲，自不免又去大都会美术馆走走。出馆经过麦迪逊大道，这里是纽约老字号上流商店与画廊区，时装铺即便一双皮鞋动辄上千美元，现如今，将女鞋的皮面弄成肉红、宝石蓝、荧光粉绿，也能这般淑雅好看。我且看且走，无意间留心归国两年来纽约时装又在作兴什么新花样，忽然，就在一所公馆向着街面的石壁方龛间，撞见照片中这位坐倒在战壕里的中国兵，血流满面，奄奄一息，黑白照片的陈旧黑白指明拍摄的年代是在二战期间。

立定细读：摄影者巴尼·罗塞特，公馆二楼正在展出他题为《战争中的中国，1944-1945》摄影展。展室小，钢窗，细木地板，这样老派的帝国时代的楼居，上海有得是，如今被不少商家辟作豪华餐厅，谁会用来作摄影画廊呢，而且挂的是陈旧的黑白照片。框是装得贵极了，考究到不觉其考究，一位自称匈牙利籍的画廊主人，中年，好相貌，从里间走来陪我观看四壁近三十幅摄影作品——我已写到过，纽约的画廊通常空无一人——他说，罗塞特还活着，这批照片从未展出，今次是他的首展，半数作品经已售出。

注罗塞特影集的珍贵，在他晚年的自述。其中有段故事，是讲他随军由昆明转移贵阳的途中，以战车携带一位“举止优雅”的中国女难民，不料那女子事后约他出来，由家长郑重陪送着，进房入帐，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他，算是敬谢救命之恩。推算年龄，这位美国兵当年二十一岁，面相亦标致。这篇文字，发表在上海《艺术世界》2002年第6期。

这就是纽约的不可思议：我又在曼哈顿遭遇中国，中国的中南 ——稻田、山丘、赤脚农夫、士兵的尸体……同在麦迪逊大道，过去十数年我在好几家摄影画廊见过安德烈·科特兹、卡蒂耶－布勒松、罗伯特·卡帕的原版照片，陈旧泛黄，拍的是一战二战的战况，都是摄影史名篇，有的原件极小，大约也就120胶卷原寸大小吧，标价两万美元——“BEAUtIFUL！BEAUtIFUL！”观众喃喃低语，照片上也是血污狼藉，欧洲人的尸体，巴特在《明室》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死尸之为死尸，乃是活生生的。”罗塞特这批照片悉数注明他所拍摄的是受伤的“国军”士兵，正面跌坐的这位垂死的抗日英雄，一副好相貌，他的性命后来究竟如何？若是活转，解放后想必镇压，因他不是“我军”……而那位贵阳妇女身后被炸毁的家园，六十年来一定几度面目全非，现在恐怕早在原址盖起贴满瓷片的新楼，说不定还是卡拉OK厅。

但我要写的不是这些。

科特兹没来过中国。布勒松、卡帕留下的中国影像，则我身边各有专辑，视为珍藏。卡帕来，时值抗战爆发，他抢拍的镜头是空袭间张皇聚拢仰看天空的武汉市井，轰炸后的小民徒然以盆水浇灭火焰，中原船夫奋力摇橹载送“国军”官兵渡黄河……有一幅难得一见的照片，极之传神，是宁汉分裂时期的周恩来，年纪轻轻，穿一身皱巴巴的中山装，紧靠门边，表情坚毅而峻急，显然与哪位国民党同僚正在谈判僵持的片刻——张国焘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未经整肃的共产党员自武汉政府仓促撤离，是周恩来独自安排粗细事宜——我料卡帕不懂中文，但镜头看破一切，尤当摄影机是在卡帕手里。端详久之，在这幅照片中，周恩来不是谈笑风生的宰相，只见他面容憔悴，那峻急的神情令我想起近年公布的官方“文革”纪录片镜头：总理给红卫兵团团围住，唇焦舌敝，劝说众人…… 布勒松。关心摄影的中国朋友想必注意过他在1948—1949年政权易手之际于京沪两地拍摄的那批经典。大时代！这位法国“鬼佬”眼中逼人的中国气息怎会如此准确？在国民党士兵队列前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北京老人（相貌憨厚神情悲酸，活脱于是之扮演的茶馆老板），还有那位刚刚占领上海而不得闯入民居，独坐在洋房夹隙埋头整理军衣的解放军战士（以他的资历，日后至少是哪家工厂的支部书记）……每一幅都是布勒松式的构图，每一幅都是中国历史，这中国的历史，竟在法国人摄影作品中直见性命。

马克·吕布也是法国人，马格南摄影学会老将，印象最深的两幅，其一是街头那位身披斗篷的中年民国女子，抹着口红，走在解放后的马路上，大约50年代吧，沧海遗珠，这样的角色，“文革” 前的上海街头偶或还能见到。另一幅是水库工地，人如麻，前景那位破衣烂衫的小伙子，戴副眼睛，很可能就是当年新出炉的“右派” 分子，二十多岁。

在中国摄影的大多数影像中，“中国”并不可信，并不可看，我们的电影、绘画亦复如此。为什么西方人看中国看得比我们真切无碍？都说镜头是顶顶客观的，但愿如此。我们都会拍照片：我们懂得“观看”吗？安忆同志几次感慨，说是文学的翻译怎样词不达意，还是你们画画的好，没有翻译的问题，她的论据，自然是“视觉艺术”乃“世界语言”，一看就“懂”——苦哉！我每欲分辩，终于默然。罗塞特作品所目击的惨烈（惨烈得竟有几分亲切，仿佛我认识这位小伙子，这幅照片的双重时态，又是巴特有言在先：“他已死去，他将死去”），我就不曾在中国同期的战争摄影中见过，他是随军记者，我们也有随军记者，都长着眼睛。老革命摄影家徐肖冰倒是拍过一幅暴尸战壕的阵亡八路军战士，近距离，只是头部，死之已久，满头满脸的浓血，凝固纠结，浑如泥浆。对了，我们不允许发表这样的照片，最近才得面世，收在徐氏的摄影专集中，真实是绝对真实，一看就“懂”，而且心惊——只是不“美”，犹如刑事档案记录，算不得摄影艺术、艺术摄影。罗塞特的作品于血污之外堪称“BEAUtIFUL！”是的，美，不必“翻译”，当年他在战壕里猛见得这位中弹士兵，无须谁给他翻译——所谓“美”，岂是专指“美丽”的事物。我以为这幅战士的照片，这位照片中的战士，非常之美，我称其为美，是因对历史有敬意，对摄影也有敬意。

但我要写的还不是这些。

我时或愿意给国中画画的新朋旧友看看以上说及的摄影，却殊少得到识赏与回应，他们随便翻过，继续聊天，那面对摄影的冷漠，怎么说呢，借从前的上海话，叫作“木肤肤”。据说卡帕、布勒松的摄影展80年代来过北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也似乎没给画家同行留下什么记忆或说法。又如北京民国青年方大曾抗战期间的摄影，也是由台北摄影人阮义忠的发掘引介，这才于90年代出版，迟至21世纪方始传回北京，前时我在三联书店看到，而也不见引起我们“艺术界”怎样特别的注意。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倒是出之不绝，其旨意是在恢复历史记忆，功德无量，可是到底未及摄影艺术的人文层面与艺术价值，将大有深意的摄影文本反而弄得浅了，附一堆深浅不辨的感慨文字，照片倒成了插图似的，亦且印得粗陋，又给零碎的排版方式切割得失去了摄影作品的庄严，我每看到，觉得可惜。

年来我在学院教书，不愿尽说些色彩素描之类，于是拟“西方观看传统”为题，将欧洲写实绘画、19世纪摄影、20世纪电影，连而贯之，分三节聊作讲述，意思是说“摄影”绝不是“照片”那么简单一回事。我凭什么资格谈论摄影呢，可是动问四座，我们高等艺术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对摄影史全然无知。谁是布勒松？什么是摄影的“决定性瞬间”？课中三百多位未来的“视觉艺术家”无人知晓。各校邀讲，我每一厢情愿呼吁艺术学院与美术馆尽快成立影像专业与摄影馆，作影像艺术与观看文化的启蒙，而响应者渺渺，南方一位艺术学生并且可爱地质问我：你喜欢摄影，就要我们也喜欢摄影吗？

我无言以对，唯中国画家如今的惯技，是十之有九依赖照片。是的，摄影在我们心目中，至今只是照片而已。

我真不知要在这篇稿子里说什么。或者说来话长吧，而长话不能短说。我且谢谢上海《艺术世界》每期介绍当今世界的摄影文化，并附有相当可读的文字。今在纽约邂逅罗塞特摄影集，虽然并不有名，但他的中国影像委实不在昔年卡帕、布勒松之下，回国后赶紧寄过去，承蒙发表。这批照片自会言说，作者的文字更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不必我来评论，谨遵嘱凑这篇不知所云的杂文。

2002年5月20日



第二部分影像第8节摄影的严肃，严肃的摄影(1)

《我将是你的镜子——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前言 

一

为了瞻拜名画的真迹，80年代初，我去到纽约，不知道会有千万件摄影作品在这座大城等着我，不知道西方重要美术馆才刚接纳摄影作品，增设摄影专馆，日后，我在曼哈顿目睹了这本谈话录中的许多摄影家茅庐初出，就此成名：辛迪·雪曼、荒木经惟、鲍德里亚、嘎斯克尔、克鲁格、戈尔丁……1986年仲夏，我过生日，适值戈尔丁《性依赖的叙事曲》初版，我的热爱摄影的弟弟特地买了这本影集送给我。

新世纪头一年，我归返国门，天津海关例行检查。几十箱书籍画册被命令拖出越洋货柜的大铁门外，逐一拆封，暴露在祖国的艳阳光下。我心跳出汗，巴望不至于被没收。还好，还好，当关员们窃语商量后，决定扣留的仅止一册，即戈尔丁同志的初版影集。他们不问影集中有位女子为什么被打得鼻青脸肿，更不知道那就是作者本人。他们反复审视其中几幅裸体男女的照片——不论在纽约还是北京，每天都有男男女女在无事之际或性事之后，这样地躺着，蜷缩着，抽烟，沉默，发呆——“人体嘛，没关系！你们是搞艺术的，”一位官员礼貌地解释，“但国家有规定。”

要不要将这一幕告诉戈尔丁？她与我同龄，蛇，那么，今岁她已知其“天命”。

二

摄影总使我想起纽约。初到几年，将届九十岁的安德烈·科特兹甚至好好地活着，他的寓所就在纽约下城华盛顿广场北端，多年后从电视里见他老苍苍在广场走动，捏着相机，真希望我也在那里。一位弄摄影的朋友曾答应带我见他，不久，《纽约时报》登载了他的讣告。

致函科特兹，称他为自己的老师的布勒松先生，今天仍然活着，快要一百岁了吧，四年前在纽约“雷佐里”书坊看见别人拍他的专集，破了他不愿被人拍摄的例，而主题是一种老品牌的摄影机。有位老店员眉飞色舞对我说：布勒松为此正在状告那位作者。

看来老头子火气尚旺，很年轻。

大都会美术馆、现代美术馆和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摄影专馆，长期陈列自19世纪至于当代的摄影经典，那是我了解摄影史的启蒙场所。我画室所在时代广场附近，第六大道与四十三街街口，是“世界摄影中心”设在中城的分馆，馆首飘扬着简称“IPC”竖条旗，每月举办专展，回顾大师，推介新人。在那里，我逐年认识了数倍于这本访谈录中的新老摄影家：布拉塞、马努艾尔、拉蒂克、维基、梅普拉索普……当然，还有罗伯特·卡帕的个展，卡帕根本没死，他的影像有如猛烈的耳光，向我扇来。

我竟与这些伟大人物的作品同在一座城市么？每在“IPC”馆内徘徊，我总会做梦似的想，哪天国内的哥们儿要能看见这些照片，该多好啊！

三

回国翌年，我受邀给上海《艺术世界》开设文字专栏，这才注意到这本被美术专家们十分看轻的杂志，每期不但刊印严肃的，包括裸体人物的摄影作品，还有世界重要摄影家的专题介绍与访谈。多么欣喜！我满怀感激。这是本该出现在美术刊物中的重头戏啊。

是的，“人体没关系！”很有关系的是，我不知道国中可有其他杂志系列介绍世界摄影？我看过的专业摄影杂志中，虽有零星当代摄影专题，其余大抵是美丽的“照片”，而不是“摄影文化”，前年给叫到南京郊外一所新建的，据称是全国唯一的私营摄影学院讲演，在走道里看见的仍是“人民画报”式的风景照片：群山，竹筏，逆光的花朵……不能说那不是“摄影”——我说“摄影”，当然不是指所谓“艺术摄影”和千百份杂志中精彩的照片。假如诸位同意的话，我能不能称此书中的这类照片为“严肃摄影”？——那天我对同学们说，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去做，应该去做。

画家群很少有人格外留心摄影。年来我慕名并有幸结识了几位卓有成就的摄影单干户，那是一群游荡在体制之外的动物：与“影协”彼此疏远，是艺术学院的落榜者或叛逆者。他们边缘，辛苦，然而有福了：假如他们果然准备将生命献给摄影，将摄影献给生命。

现在，《艺术世界》将要集结出版这本世界摄影家访谈录，并大量的作品图片，戈尔丁镜头前那些无聊躺卧的尘世男女也在其中么？我又像做梦似的。

四

不知是太早还是太迟，80年代初，台湾的阮义忠先生凭着匹夫之勇，连同他的眷属，以大量翻译和访谈——当然，全部繁体中文——开始了西方摄影文化在海峡彼岸的启蒙。1995年，我找到他在台北一座楼层的私人工作室、摄影书坊兼摄影杂志社，向他当面致敬。前年，我在北京向台湾清华大学陈传兴先生表达致敬，他与阮义忠的对话使我获益良深。他留学法国，专攻影像、戏剧、哲学与历史，听过巴特的讲课，是德里达的学生。

阮义忠的言说，侧重摄影的社会与道德立场，陈传兴的表述，则把握摄影的文化涵义。前者的文本数年前进入大陆，有谁注意过么？我相信，如阮义忠那般热情，陈传兴那般冷静的有志于启蒙的人物，经已出现并散布在我们周围，人数不少，也不会很多。我愿预先向他们表达，或者说，追致敬意。

例如，被历史遗忘干净、尸骨无存的北京人方大曾先生。他的某件作品——在中国的太阳光下，二战初期，一位农民正从身陷黄土的士兵尸身上剥除衣物——无愧于陈列在科特兹或卡帕左右。还是那位阮义忠，十年前从北京找到方大曾眷属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大量底片，在海峡南端出版面世，若干年后，再被传回北京。

今天的北京人可知道有位方大曾？

五

在西方，关于摄影的论说与文字，太多太多了——国中献身于当代严肃摄影的人，那些不属于主流的家伙，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与识见——这本书，我宁可相信对于国中的画家们，对所有愿意睁开眼睛，用心观看的人，大有裨益。

出于绘画的傲慢与偏见，几十年来，大部分视觉艺术家对视觉艺术的核心问题视而不见。国中的绘画、雕刻、设计、电影、戏剧、电视，甚至包括文学，虽曾试图探究各种尽可能深刻的命题，但因了不同媒材的“行业”意识与不同利益的“专业”藩篱，彼此隔阂，以至彼此无知，几乎未曾触及摄影自诞生迄今而高度关切的严肃命题。

什么命题？为什么那是“严肃”的？我不知道。但这命题一直在那里，高高悬在所有视觉艺术的“头顶”。

每当我面对严肃的摄影，如同遭遇警告，发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观看。我积蓄无数理由，为绘画，为绘画残余而可疑的价值辩护，自以为懂得绘画与摄影的分际，犹如律法，信守如初。但摄影总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动摇，并给予我另一双眼睛，审视绘画——摄影，以其高于绘画，甚至高于摄影的原则——或谓“无原则”——给予我更为宽阔的立场。

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立场。关于艺术？关于社会？还是关于“人”？

摄影的专论不曾有教于我。不像绘画、音乐、文学，延绵久长，繁衍了自身的理论，并被包裹其中——摄影没有理论。福柯、巴特、桑塔格，均曾恳切地谈论摄影，周详透辟，视摄影为亟待认知而难以评论的事物。权威摄影评论家亨利·荷曼·史密斯即著有专文，题为《批评的困难》。

我没有资格谈论摄影，只是对摄影持续惊讶的人，我甘愿一再迷失于摄影以及关于摄影的文字中。真的，摄影没有理论，如果有，很可能就散布在千差万别的摄影作品与摄影行为中，要么，我们就该倾听这本书中所有摄影家歧义纷呈的真知灼见。

六

自摄影诞生迄今的老问题，历久常在：摄影是艺术么？

克拉克说，他拍照时“从未考虑过什么艺术”。

梅普拉索普以他自称的实用主义态度，也认为摄影“不是艺术”。

布拉沃说：“谈论摄影、绘画、雕塑是不是艺术是没有意义的。媒介本身并不是本质问题。”

比阿德自称他的摄影只是“日记”，他要使自己的作品“不是作为艺术存在”。他说：“日记是私人的东西，不是艺术。”戈尔丁与他的意思相仿佛，称自己的摄影是“视觉日记”。

细江公英干脆说他的作品“即使不是摄影也不在乎”。克鲁格则在乎她的作品能够从广告图像“变成艺术家的作品”。可见她认为广告——也即摄影的庞大的副产品——不是艺术。

鲍德里亚警告：“危险的是，摄影被艺术所侵蚀，它已经成为艺术。摄影虽然有着人类学的幻觉，但如果从美这一头进入，它的人类学特点就要失去了。”

看来布勒松仍将摄影认作“艺术”。他属于现代艺术祖父辈人物。他说：“我的兴趣一直在造型艺术上，摄影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法国蓬皮杜中心摄影部部长阿兰·沙亚格确认摄影是一种艺术。他被问及馆方以何种标准收藏摄影作品时，断然以“艺术”、“进步”及“现代性”为准绳。他说：

“不在于照片反映了什么真实性或者它是否忠实于摄影这媒介自身，而是它对现代艺术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摄影是一种由于工业文明的进步而出现的对旧文化予以扬弃的新装置，它自身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它在艺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引发了现代艺术的进步。”

他将摄影作品的收藏与绘画等同，坚持“唯一性”与“稀有性”。他说：“谁都知道照片是可以不断复制的，但唯一性与稀有性却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出于商业考虑而必须采取的立场。”

我们听谁？相信谁？持续“进步”的“现代艺术”不断颠覆已有的各种艺术定义，问题早已是“什么不是绘画？”，“什么不是艺术？”至少就媒介而论，许多当代艺术家早已放弃传统工具，各尽所能，但摄影不能没有摄影机——尽管沙亚格的收藏政策将摄影家本人制作的“原件”（VINtAGE）与今人再度翻印的“现代照片”（MODERNPRINt）严格区分——谁都难以预料科技的进步，不过迄今为止，按营造“虚拟现实”的摄影家杰夫·沃尔的说法，“数码技术改变的只是摄影机的后半部分”。

左图：战壕中的士兵尸体。摄于一次大战期间。右图：杰夫·沃尔1995年“虚拟现实”的灯箱装置摄影作品：脑裂肠流的阵亡士兵活转来，说笑作怪。原作是真人等大尺寸。

第二部分影像第9节摄影的严肃，严肃的摄影(2)

七

摄影机吞没了无数摄影家。我在故宫护城河对岸，在名花盛开的季节，看见成群摄影爱好者举着各种牌号的摄影机，捕捉夕阳，对准花蕊。我听说，国中一位期刊发行人关照编辑：“别听摄影家怎么说，他们负责按快门。”

这本书中的摄影家个个都是工具的主人——或如布勒松所说：“从事摄影的人只是摄影的工具。”这“工具”不听从雇主，而是摄影本身。

但老问题仍在那里：摄影家是什么人？人为什么摄影？

大卫·贝利说：“我不喜欢将摄影看成是摄影。”

未被收入此书的辛迪·雪曼说：“过去我对作为一个摄影家不感兴趣，现在也是。”

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心话。哲学出身的让·鲍德里亚说得比较“理论”，他说他追求摄影的理由是去除“事物的意义”。他自称“我不是摄影家”，摄影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丧失身份的行为”。

森山大道说得干脆：“我并不喜欢摄影机……我根本没有摄影机是武士刀这种感觉。”他缺钱时，摄影机便在当铺——能够想像画家与笔，音乐家与乐器是这样一种关系么？

好几位摄影家的动机异常单纯。克拉克认为“拍照这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拍摄年轻人”。戈尔丁被男友暴打后对镜自拍，是为了将发生过的生活留给自己，并“告诉别人”。韩国人林均说他不过是以“他人的面孔”拍“自拍像”，即如今国中艺术圈流行的“身份确认”。

摄影家常是身份暧昧的人。这本书中至少有四五人曾经专攻绘画（布勒松画了一辈子，我看他晚年的素描，非常好，也非常差），这是1948年国民政府签发给布勒松进入中国的签证影印。2004年布勒松逝世，法国纪念专刊发表了这份历史文物。

有的从小玩弄照相机，有的半路出家，有的半路改行——总之，他们高度专业，但对摄影似乎并不专情——莫法特、克莱因、贝利既拍照片，又拍电影。李希特研究摄影，一心为了画画，他在别的场合说道：“我以绘画说明摄影。”萨尔加多活脱“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国外信徒，毕生“深入生活，表现人民”。他居然还在追思四十年前遍及法国的文化造反，他说：“应该重新考虑60年代学生运动的根本问题。”

书中几位日本人对摄影的表述，南辕北辙东松照明执意要在战后日本被美国化的现实中，找回未被美国化的日本，他要用照片使“人们的感性苏醒”。细江公英在拍摄中放肆摆布日本作家山岛由纪夫乃是为了“砸烂偶像”；后者配合如仪。

江成常夫痛感日本人“轻易忘记了战后遗留的问题”，他用摄影机书写历史。以都市为主题的森山大道和莜山纪信对国家或历史不置一词，前者说，“我与任何城市一见如故”，后者认为摄影是“把已经存在的世界的最好的地方裁剪下来”。而荒木经惟说：“作为一种心情，我宁可相信照片而不是文字。”他说：“摄影是快乐本身，摄影是轻快甚至是轻浮的。”

八

在摄影家“罗生门”式的口供中，我们如何把握摄影的案情、动机、陈述与脉络？西方绘画虽则流派纷繁，皆可追溯史迹，归宗本源，譬如希腊，譬如文艺复兴，而摄影天生不知就范的野性，数典忘祖，并放肆穿越其他艺术止步之处。试将摄影分类或归纳，必遭遇无数反证，一如被称作“先锋”、“实验”的艺术意在追问什么是艺术，严肃摄影总能有效地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既问且答，亦答亦问：摄影是什么？什么是摄影？

“记录”、“见证”、“现实”、“瞬间”，是摄影话语中最常见的词。对此，摄影机天然地难辞其责，仿佛“原罪”。可是沙亚格说他们收藏广告与时装摄影，却排斥新闻与纪实摄影。“ICP”的立场迥然不同，我在那里看过多少新闻摄影，充满时事、是非、暴力与战争。

“9·11”惨祸当天上午，著名的“马格南”纪实摄影小组正在曼哈顿开会——真叫是摄影的天意:他们居然相约聚集在此时此地——各国成员闻讯休会，冲向现场，一位资深女摄影家事后在展览说明中写道：“人群奔逃而来，我穿过他们，迎向世贸中心。”纪实摄影仿佛并未证明“摄影机在场”的真理，倒更像是事件为了摄影而发生——天作孽。这岂非又一道“人生模仿艺术”的悖论。

但是，稍稍审察摄影史的全景观与进行时，我们会发现，伟大的纪实经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在这本谈话录中，纪实与摄影的关系、摄影与“现实”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充满珍贵的“悖论”，这些悖论超越了被社会称作“道德”的概念，俨然成为摄影自身的“道德”，这“道德”，也超越了摄影史:似乎每一位摄影家都有自己言之有理的方法论与摄影观——

江成常夫说，摄影若是作为“彻底的记录”，便成了“拷贝的同义词”。而要“彻底表现”，又会“远离现实”。所以他不得不在“表现与记录的窄缝中，边苦恼，边拍摄”。

布勒松的警句：“摄影就是凝神屏息”，因为现实“正在逃遁”。

荒木经惟发现：“眼睛看见的与照相机拍摄到的是不一样的”，因此“真正的东西不可貌相”。

什么是他所谓“真正的东西”？大卫·贝利说：“照片自己站了出来。”比阿德意见与他相似：“有什么东西自己在发生。”所以他“在做的过程中委身于偶然性”。

声称在摄影中“丧失身份”的让·鲍德里亚说得更彻底：“对象本身招呼你过来，谦虚地说，请拍照片。”他说，当他举起相机，“是‘对象’在那一边工作”。是的，假如“在那一边”的“对象”是“9·11”上午的世贸中心，摄影家果然“丧失身份”，只是镜头与快门，无须想像力。

事情真是这样么？“9·11”方案的想像力来自好莱坞，好莱坞是“制造幻想的工厂”——这“工厂”煽动了近二十年来新兴摄影的万丈雄心，摄影家们开始精心利用，进而妄想操纵摄影机。他们营构“现实”，虚设“对象”，而后动用照相机。

与比阿德“委身于偶然性”相反，佛孔的所谓“造相”式摄影尽可能控制，甚至“排除偶然性”，为此，他在拍摄之前先行“捏造一个封闭的空间”，如嘎斯克尔所言，“即使拍摄出来的不是现实事物，也要使看的人相信，这肯定在什么地方存在过”。

绘画的“基因”开始“委身”于摄影。在纽约，我被杰夫·沃尔的超型灯箱照片吓得魂飞魄散——活见鬼！一群死相惨烈的二战士兵，血污狼藉，脑裂肠流，在废弃战场的泥石间推搡笑闹——好啊！我想：这家伙抱有古典画家的野心。果然，沃尔说道：“摄影可以在摄影之前，也就是与绘画相似之处展开工作……摄影继承了绘画制作的思考方式，继续着摄影发明前绘画所做的事。”——佛孔亲自画过自己想要的某些场景，最后决定，唯摄影才能“表现得最好。”

在“数码技术重写摄影定义”的今天，针对摄影的可为或不可为，沃尔问道：“边界在哪里？”他说，“‘瞬间’是理解摄影的一种可能性，‘没有瞬间’是理解摄影的另一种可能性……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现在仍然需要探讨这个媒介的复杂性。”

新兴摄影的另一组动机，更直接，更暧昧，更“政治”，又更为反政治。这类作品不追求早期摄影的艺术性与经典性，摄影，被“委身”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私人性与公共性。

克拉克的摄影目的是“回过头将过去变成照片”。

荒木经惟称摄影是“记忆的装置”。

正文第二部分影像-2

第二部分影像第10节摄影的严肃，严肃的摄影(3)

东松照明却认为摄影“使记忆破灭”。是这“缺失感”诱使他从事摄影。

克鲁格说得中肯：“所有人的脑子里都一直盘旋着小小的假叙事。”

戈尔丁作为女人的意识胜过摄影家意识。她说：“如果我以摄影保留人生的记录，那么，对于我的人生就谁也无法修正了。”而森山大道说：“不，没有什么人可以把握世界。”

激进的左翼人士萨尔加多坚持“尊重对象，理解对象”，认为与他拍摄的人们“一起生活”乃是“最重要的”。不过他远比我们的伪左翼艺术家头脑清醒，明白艺术基于“个人”。他说：“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保持接触却仍然是独自一人……这种双重构造对摄影来说很重要，不可或缺。”

莜山纪信另有说法：“不管什么人，如果第一次见面时不能拍好的，那今后一生也拍不好。”善于捕捉人性的摄影魔鬼科特兹与布勒松，也从未发布“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教条。后者说：“除去诗意的表现，我对摄影的记录性一点也没有兴趣。”他的信条只是“对被摄体以及摄影自身付出最大的敬意”。

我愿斗胆以杉本博司的话作出补充，他说：“摄影的历史是人类幻想的历史，人类要看见幻影的能力就因为他们拥有视觉。”

九

在作家、画家或音乐家的言谈中，我很难获致摄影家所能给予的快感、攻击性与丰富性。采访佛孔的日本人安部说：“像艺术家这样的人不一定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因为言行不一是艺术家的特权。”

安部是将摄影家归入艺术家之列。可是作家、画家与音乐家身后站满了活着或死去的史家与谏吏，“艺术”永远被置于史论的法庭——摄影没有判官，只见证人，摄影作品则仿佛兼具揭发、证据、原告、起诉的多重性质，在摄影及其涉及的种种问题中，理论官司是无效的。

没有哪一类艺术家像摄影家那般投注性命，最著名的先驱是罗伯特·卡帕，而数以百计的新闻摄影家壮烈牺牲，以身殉职——摄影是一种职业么？即便最自私、最避世的严肃摄影家，也都是对着世界单独叫嚣的人。

本书访谈的对象几乎个个能说会道，锐不可当，摄影家若有天职，便是天天逼视我们无视的事物。他们因此在种种问题上抱有惊人的发见，脱口而出，俨然是世界的、摄影的，同时是自己的首席发言人。

关于宗教：当塞拉诺作品《尿中基督》被人质问时，他慨然答道：“上帝允许我制作它！”

关于死亡：他在停尸间拍摄的经验是：“所有尸体还住着灵魂。”

关于种族：他拍摄三K党而注意到“许多成员非常贫穷”，从白色帽罩中露出“善良的目光”。他发现，自己与三K党徒其实都是“少数族群”。

关于西方：来往于美国与非洲的比阿德这样看待举世称庆的南非民主：“全都错了，现在西方在非洲做的事与当初美国对印第安人所做的事是完全一样的。”他尖锐地指出，“人会无动于衷地听信自己的宣传，我们是作为自然的敌人而存在……一切已经太晚了，游戏的终结，一切都太晚了。”

关于生命：法国人佛孔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我的世界里没有‘代’的概念，出场人物都是孩子，是男孩，少年，没有‘生育性’，可说是‘原型’样的东西，是停止了的世界。”

关于摄影：哲学家鲍德里亚的言说自有他的看家本领：“事物都被意义和语境所覆盖，而摄影则是把这些意义和语境从客体的周围全部剥除干净。我几乎不拍人是因为人带有太多意义。”他对《明室》的理解一语中的：“巴特的分析是把摄影作为一种消失来理解的，非常精彩，《明室》真的是触及了摄影的核心问题。”

关于时间：当森山大道被问及克莱因的作品是否过时，他说：“过时的是照片中的世界。”

关于城市：他欣然说道：“小城市就是一部短篇小说，大城市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关于影响：贝利说：“任何人都是一种影响。”

关于艺术：比阿德说：“现在的艺术总体来说，太艺术化了。”

关于艺术教育：又是比阿德：“想要到艺术学院去成为艺术家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有问题。那帮家伙几乎都很自我中心，很多家伙很没意思。”

关于艺术家：还是比阿德：“我认为沃霍嫉恨杜尚，有杜尚才有沃霍……他本身就是一个被展示的存在。”

关于电影：克莱因说：“人们看电影要比看摄影集更集中思想。电影只能从头开始，服从它的展开。”不少摄影家招认他们的灵感来自电影。

关于电视：鲍德里亚说：“在以电视为首的图像文化中，摄影想做的是切断这图像之流，提出完全的沉默与静止。”克鲁格另有说法：“电视如此强大是因为最好的写作是在电视上，这就是共和党如此仇视好莱坞的原因。”当然，她说的是美国的电视。

关于裸体：坦尼逊称之为“人的不设防状态”。

……

停止摘引。书中的精彩表述百倍于此。我写前言，不看书中的图片——说句涉嫌炫耀的实话：我被纽约宠幸的经验之一，是观看摄影的“原件”（VINtAGE）——书出，图片在，便可与言说互为佐证。我虽为此书勾引读者，安部有言在先：“不管怎么解释，结果总是无法超出作品本身。”

十

而这书中不过是若干照片。谁不会拍照？谁没见过照片？若非十二分敏锐，再好的照片，仅供一瞥，如同我们睁着眼，轻率地度过一生——能够确凿证明我们曾在这世上活过，唯照片而已。一旦发生火灾地震，据我所知，西方社区再有钱的人家，出逃时仅只携带家庭相册。

此事大有深意。

在我们的媒体、美术馆及艺术教育的意识中，“摄影”早已具备，“摄影文化”则尚未真正发生。出版界的情形略微不同，山东画报出版社面向大众的《老照片》系列，若经巴特锐眼审视，便得以提出照片背后的大追问。前卫艺术的某一“部位”倒是尖锐地意识到摄影的尖锐，惜乎其中“运动”的成分多于摄影。前时媒体颇为报道了一阵设在平遥的国际摄影展，自然是大好事，不过总觉得像是文艺派对……

摄影的觉醒，应是人的觉醒，我看见，中国的无数表象与隐秘，尚在摄影机前沉睡。

在重要的世界摄影舞台，我常为东瀛小国的摄影深度所震撼。我不妒忌沃霍与杜尚，但难以遏制对日本人的妒忌——此事非关民族的虚荣与自尊——我们的体育、电影、前卫艺术（包括其中有限的摄影作品）早已“走向世界”，然而在“世界摄影”中，虽然常会出现西方摄影家镜头下的“旧中国”或“新中国”，但恕我直言：罕见，或根本看不见中国摄影家。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摄影比任何艺术更严肃、更无情。摄影难以为社会所驾驭。唯摄影胆敢自外于艺术，如书中大部分摄影家，宁可悬置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一小撮内心深处不顾一切的人。

巴特对这本书中格外个人化、风格化，或注重新闻纪实的摄影，均不看重，他有道理。但他洞察摄影的桀骜不驯，竟将摄影认作是“疯狂的姊妹”。他发现，“持续地注视”照片，总伴随着“潜在的疯狂”，因为“注视既受真理影响，也受疯狂左右”。当他在《明室》的书写中寻获摄影的“所思”乃是“此曾在”——较为周全的翻译是：“曾经存在，但现已不存在的事物”——结论是：“摄影、疯狂，与某种不知名的事物有所关联”，那“不知名”的，是什么呢？他称之为人心的“慈悲”：从一张张照片，我……疯狂地步入景中，进入像中，双臂拥抱已逝去或将逝去者，犹如尼采所为：1889年1月3日那天，他投向一匹遭受牺牲的马，抱颈痛哭：因慈悲而发狂。

在《明室》的末尾，他写道：

社会致力于安抚摄影，缓和疯狂。因这疯狂不断威胁着照片的观看者……为此，社会有两项预防的途径可采用：第一道途经是将摄影视为一门艺术，因没有任何艺术是疯狂的。摄影家因而一心一意与艺术竞争，甘心接纳绘画的修辞学与其高尚的展览方式。……另一安抚途经是让它大众化、群体化、通俗化……因为普及化的摄影影像，藉展示说明的名义，反而将这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人间给非真实化了。

摄影的选择是什么：

疯狂或明智？摄影可为二者之一……让摄影顺从美好梦想的文明化符征，或者，迎对从摄影中醒觉的固执的真实。

去除了上下文，这些话可能是费解的，我所以反复阅读（台湾译版）的《明室》。他说的是西方——久在西方，我对他的言说始有渐进渐深的认知。中国眼下的进步，已初具他对影像文化所概括的景观：影像正在我们周围泛滥：“艺术”的，或“大众”的。而“从摄影中醒觉的固执的真实”，却是稀有的经验，一旦遭遇，仿佛被目光逼视，不免惊怵，以至难堪。摄影犹如言论。在一个诚实的言论尚未获致充分的表达、尚未自觉到言论之所以是言论的国家，摄影的处境必是暧昧的。摄影家可能并不自知。

我被这本书触动的不是照片，而是言论的锋利。此外，我要说，

摄影不应该仅在书页中被观看。目击一幅原版照片，比镜头目击真实更具说服力。凝视原版的质感与尺寸——这质感、尺寸绝不仅指作品的物质层面——是不可取代的观看经验，并从深处影响一个人。

愿伟大的世界摄影直接迎对我们的目光。还要等多久？此刻，我谨感谢顾铮先生坚持多年的编述，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做成这本书。

2003年7月25日写在北京

第二部分影像第11节艺术作为摄影

一

苏格拉底有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被译成“审视”二字的古希腊原文，不知可有“观看”的意思在。将这个哲学词语挪来言说视觉文化，尤其是谈论摄影，不免牵强，而苏格拉底时代何曾梦见人类将会出现摄影。

古希腊另有一句箴言，铭刻庙堂，适可与苏格拉底的意思相映照，叫作“认识你自己”。美少年那喀索斯临水自鉴的希腊神话，更道破人类极度自恋——其实是渴望自知——的天性。

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凭借什么而能“审视”生活？

二

今年夏季，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摄影部举办德国摄影家桑德大型回顾展，他在上世纪初为同胞拍摄的七组肖像系列，以珍贵的原版集中展示：工、农、商、学、兵，神父、匠人、职员、警察、妓女、金融家、政治家、艺术家、囚徒、残疾人……其中包括他死去的儿子当年因纳粹迫害而在服刑的照片及死亡面膜。这套作品因其客观而正直，约有数万件被第三帝国所销禁。

展事评语如此写道：“去除偏见、直接观察的摄影作品，有甚于哲学与社会学文本向我们揭示的存在的真实。”桑德本人的告白印在入口处墙面：“我愿以忠实的观察向历史奉献我们时代的肖像。”而本雅明当年的评价是:“人的面相在这批照片中透露了全新的，无可度量的意义。”

十多年前我就收藏了桑德作品精印集。今次得见原版——每件照片右下角是他亲笔书写的日期——仍然深深感动。被他拍摄的每个人定睛凝视着我，同时被我凝视。他们是二战之前的德国人，无名无姓，以年龄推算，多已不在人世，我不可能认识他们，但这目光的交遇，如对父兄，俨然相知，并由照片中逝者如生的面容与凝视，看见我们自己。

三

“肖像画”贯穿美术史数千年，由早先的崇拜功能逐步转向艺术欣赏。而相机摄入的“人”，超越艺术，以巴特为摄影的定义—“此曾在”——而成为生命与时间无可辩驳的“证据”。一幅绘画的美学价值与一枚照片的人类学价值，其本质区别乃毋庸置疑，而摄影的确证功能，何止肖像。

马克思预见技术进步必将深刻影响上层建筑，颠覆既有的文化。本雅明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则认定新艺术将引发新的感受模式，而感受模式的变异与社会同步更迭，他指出，摄影发明的年代，正值社会学问世：此事大有深意。一百多年来，摄影的确证、讯息与传播功能，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任何时期。举其要者，阿特热为巴黎空城留存的照片、布拉塞镜头下的夜游人、卡帕及无数战地记者为之丧生的战争摄影、维基以闪光灯照亮的都市罪案现场、科特兹与布勒松捕捉的时光印迹与人间百态……及至地理、风俗、时尚、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医学、教育、商业广告、刑侦档案，无不凭借摄影在20世纪获得空前的发展。而1879年当穆布里奇以12架乃至24架摄影机连续拍摄马匹奔跑的姿态时，竟无意间催生了电影。20世纪初列宁宣告：电影是“我们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墨索里尼则称之为“强大的武器”。

四

“摄影”不即是拍照。照片亦不等于摄影作品。而“摄影作品”是否艺术，被争论了上百年，其核心问题与现代实验艺术的追问相呼应：“什么是艺术？”

本雅明早在《摄影小史》一文中就提出：与其争辩“摄影作为艺术”，无如思考“艺术作为摄影”更切题。在他的时代，他感叹道：后一种更具有社会意涵的思路“却甚少受到关注”。然而一句“艺术作为摄影”，不但摄影，一部艺术史的灼照反顾，亦被赋予全新的眼光。

近三十年，先进国家的重要美术馆与艺术学院，均增设摄影部门与相关课程，换言之，没有摄影研究，今日美术馆运作及艺术教育形同缺少一项器官。世界性重要展览的前瞻主题，率半是包括摄影在内的影像作品，近十余年尤为主潮，方兴未艾。前述桑德摄影回顾展，只是如大都会美术馆那样的权威机构所举办的无数专题展之一。

二战迄今，国际摄影可谓创意纷繁，经已超越“目击”、“确证”的传统摄影观，采用虚拟、挪用、并置、投影、录像、电影等多媒体科技，在宏观与微观的每一面向，塑造着当今时代的视觉文化。今日摄影不再试图与“艺术”分庭抗礼，而如虚拟现实主义摄影家杰夫·沃尔所言：数码摄影与电脑技术，能使我们接续戈雅时代绘画艺术的未竟之业——“艺术作为摄影”，在本雅明身后半世纪，在我们的世代，已然蔚为大观。

五

20世纪是影像的世纪。声名霸道如种种现代与后现代绘画，亦被复制图像多所搅扰，终而制伏——美术/摄影的内在关系，始终是欧美视觉文化持续关注的命题。

中国是绘画的大国、古国，自从百年来“普及”西画及其教育，乃相率构成空前庞大的所谓“美术界”，至今仍以似是而非的绘画观涵盖并等同“视觉文化”；而摄影与电影传来中国，却曾与西方几近同步趋移，实属名副其实的“先进文化”，可是在我们影像文化的社会层面与艺术家群体中，竟如本雅明七十多年前所叹：“甚少受到关注。”近十余年，虽则中国本土暧昧的“实验艺术”已然“走向世界”，然而真正在国际间获致认同的，其实是中国电影。

摄影，在中国当代绘画与电影之间，处境不堪:仅以市场论，欧美平装影集标价均高于精版画册，文物类照片的购藏更是当代收藏界“显学”。在北京，则数以万计的珍贵摄影原件，包括摄影元老的获奖作品及手迹文本，却被国家单位公然遗弃，堆叠地摊，论斤贱卖。

讽刺的是，中国也已步入影像时代，影像文化的集体意识却贸然而懵然，严重缺乏应有的尊重兼以质疑：今日铺天盖地的广告、杂志，及迅速扩增的影像产业遍布于孤岛般的“艺术界”之外，既虚掷影像的文化功能，又滥施影像的消费性，远未涉及“艺术作为摄影”的命题。而大众浸淫其间，怎样观看？何为影像？影像产品的自尊自律，又如何提升——或抵御——影像的社会效应与政治权力？出于行业的偏私，芸芸艺术家及其教育者安然分据绘画/影像的鸿沟两端，艺术门类的行政划分：美协、影协，及艺术教育中无从交叉对话的陈腐体系，是这种状态的坚固根基。

绘画、摄影不是“学科”，不是“行业”，不同的工具技能并不意谓创作的自觉。不论绘画的手工艺年代还是机器复制时代，若绘画或摄影作品果然被赋予生命与意义，端视作者是否了解自己的时代，并根植于观看。

六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未经“领悟”的影像岂不意谓观看的枉然？一则有涉“观看”的公案倒可使我们“审视”百年前新技术与新的感受模式兴起之时，一位敏感的中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故事早已著名，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间谍被日军砍杀，围观同胞神色漠然。鲁迅先生目击影像，从兹弃医从文——故事至此本已了结，而新近旅美中国学者周蕾据以当代观看理论，专文追述，就其中多重“看”与“被看”，深有阐发：影像中的行刑与围观，是一重“看”与“被看”的关系；影像播放、学生观看，又是一重“看”与“被看”的关系；当行刑完毕而日本学生高呼“万岁”，鲁迅看在眼里，再是一重；及至他忿而退场，亦同时为日本同学所看……观看之道，大不简单。当年鲁迅既由观看而竟省悟“大义”，更觉察到影像的力量。多年后，在另一短文中鲁迅写道：某日他向教育界同仁提出“未来教学或以幻灯辅助”的设想，话一出口，即被“淹没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此时此事，使他诧异的不是对同胞就刑的漠然，而是对影像的漠然。

中国人说：“眼见为实”，而不存“审视”之心的目光，则另有中国的说法在，叫作“视而不见”——未经摄影确认的事物，一如“未经审视的生活”，本雅明在《论历史哲学》中写道：“过去的画面一闪而过。过去只有在它作为瞬间闪现的意象才能被抓住，在这一瞬它能被认出，并不再重现。”因此，如果不是过甚其词，上世纪被他引用的另一句话便如同箴言： “将来的文盲不是不会书写的人，而是不懂得摄影的人。”

当桑德以摄影机凝视同胞，布勒松在“决定性瞬间”摁下快门，卡帕穿行于战火血泊，戈尔丁辗转于暗室情侣，萨尔加多目击淘金者浩浩荡荡的苦役……芸芸人世，摄影犹如天启，犀利而直白，倏然照见逝隐韶光的历史真相、莫可名状的存在片刻——此时，问题非仅关乎摄影，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借大师的法眼，我们在经典摄影中迎面遭遇者，岂不正是这“世界的原样”？

七

今年初春，欣见广东美术馆举办盛大摄影展“中国人本”，我们终于得以照面部分“中国的原样”。虽展题大而失当，但参展作品呈示了我们社会相对真实的一面，而国家美术馆瞩目于纪实摄影的姿态，毕竟是可称许的。

稍后，有芝加哥大学华裔教授巫鸿策划，与“国际摄影中心” 在纽约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摄影展，是为国际间首次颇具规格的中国摄影展。其中以中国被笼统称为“前卫艺术”的影像作品为主，与世界当代摄影理念相呼应，并向外界证明：中国新的摄影群体已然懂得摄影作为言说的权力。

此前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中国的影展由早期事奉宣传的意识形态到晚近所谓“艺术摄影”：风俗景物、浅层的世态，“形式美”、“人体美”之类——真正趋前而有望成熟的，反倒是十多年来的商业摄影与实验摄影，唯前者过于喧嚣、后者过于边缘——其间，直探真实、敏于认知的严肃摄影既稀有，也难面世，即或面世，仿佛灰尘，不免被公众及“专家”们对影像的漠然所忽略。我们的观看本能仿佛故意沉睡着，不肯醒来：影像的雄辩远胜文字，一个未被影像文化充分启蒙、持续教育的民族，在影像面前——犹如在活生生的事相面前——唯漠然而已，或如巴特所说：驯服摄影的方式，是使之成为“艺术”。

然而本雅明早已借萨夏·斯当的话发出警告：“摄影作为艺术是危险的领域。”他指出：世界的“美丽”足以蒙蔽摄影，抹杀其认知的功能——眼下，国内文化研究学者有关世界影像理论的译介，相当可观，有胜于以往任何时期，惜乎未见发生广泛的回应。可喜者，以上提及的两项展览均已确立鲜明的立场，试图扶正摄影在中国迟来的位置，并向公众揭示“何为摄影”。

我们总是迟到的。所幸有“从不太迟”的西谚在。生活的运行，无所谓迟与不迟：只要愿意止步“观看”，尤其是，只要摄影机在场，生活便有可能呈示价值，犹如照片的显影——何谓价值？人之所以是人，乃因懂得自我审视。摄影之在中国，不在中国没有好的摄影，而在摄影机随时看见我们，我们是否看见摄影？

今次“紫禁城国际摄影展”出面邀请三十位杰出国际摄影家及当代中国摄影家一时之选，联袂展示，是本年度再一次具有雄心的策划，官方、民间及媒体的参与呈可观之势。摄影展览设若善用文化策略，其潜能与社会影响，有胜于画展。当此世界范围影像文化再度凸显其知识与人文价值之际，中国的展览策划者经已有所感知。我们应该记得：故宫曾是第一批西方摄影家造访之地，并为末代王孙留存影像。从那时起，我们对西方的认识除了船坚炮利，始知尚有摄影——当年朝廷隆重召见了西来的摄影，今天，摄影光荣地回到它昔时瞻仰的紫禁城。

2004年10月18日

第二部分影像第12节摄影在中国

“影展”与“摄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摄影”与“摄影在中国”，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国早就有影展、摄影家与摄影作品，但在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中——而不是在摄影界——摄影处于怎样的位置？它发生了（或不曾发生）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或缺乏影响）意味着什么？其中有没有问题？如果有，是什么问题？总之，我们如今有了举办“影展”的资金与热情，但是否由此带动社会对于“摄影”的认知？我们谈论“中国摄影”，但我们是否意识到“摄影在中国”的真实处境？

厘清不同概念，检讨以上问题，今年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本年度是中国摄影可纪念的一年，短短一年间，摄影在大陆本土及国际范围获得的展示空间与话语影响，可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除了年初广东美术馆大型摄影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与本次“文明对话——紫禁城国际摄影展”，欧美国家同时举办六项大型当代中国影像展（纽约、巴黎、柏林、荷兰、伦敦、东京，至于北京上海等地画廊与小型美术馆关于中国影像的展览尚不计算在内），其中以夏季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举办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新影像”规模最大，并同期配合大量相关学术活动：权威刊物《美国艺术》6月号以超常规的二十八页篇幅、五篇专文，集中介绍并评论中国当代摄影，这些专文分别是《观察中国的六十种方法》、《影像中的中国梦》、《学院派回击》、《年轻的北京》与《上海春天》。这样集中而全方位引介一个国家的摄影，是我在外间近二十年从未遇见的盛况。今秋，我在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图书馆赫然看见至少九本中国当代摄影集（包括三册个人影集），编选精当，与世界摄影史大师及当代杰出摄影家集册相并列。

在中国，我们看不见这些影展与影集。即便有图册进入中国，文化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大学生群体，几乎不知道，也未必有兴趣知道。仅只作为讯息，国家美术馆、美术学院或学术机构（包括专业摄影机构）既不提供、也不收藏这类资料，公众与之更是无缘。而在同时，中国当代摄影群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走向成熟。他们人数极有限，绝大部分是在体制或主流艺术视线之外，他们提呈的不单是摄影作品，更是大量的影像文化问题——他们在国中被严重忽视，在外间却获得关注与研究，这正是“摄影在中国”的诸多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了解摄影作品及影像文化在西方社会中持续、广泛而深层的影响，如果我们目睹西方国家的现代美术馆、艺术机构、艺术教育、出版业、传播业与社会公众的密切关系，我们将不会惊讶中国摄影为什么在外间被如此重视，同时会非常惊讶摄影与影像文化在中国为什么被长久忽视，仿佛出于故意——在时时事事强调“先进文化”的今天，在视觉艺术与传播媒介等人文学术领域，我们果真知道什么是“先进文化”、果然具备了主动予以“代表”的姿态么？

摄影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我们活在影像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摄影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致使人类的观看、思考、解读与言说发生无比深刻的变化，这变化在今日的重要性，有甚于传统绘画、文学、戏剧曾经有过的重要性。摄影无所不在。摄影影响我们的方式是我们并不意识到摄影，它从深处改变我们，以至我们觉察不到这种改变。连摄影亦难自我确认：它始终无法定位的性质、持续更新的科技，及其不断扩增的应用范围，使摄影的触及点与涵盖面远远越出传统艺术门类曾经能够涉及或无法涉及的领域，并越出摄影自身，而成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图像学、现象学、科技研究、军事研究、商业应用及种种教育学科中不可或缺的课题。

最后，没有一种传播媒介能够像摄影这样为政治所见重，以至反过来潜在地支配政治——如果进入问题的核心，我们会发现，摄影就是政治，或者说，二者同其命运，永在寻求，并不断遭遇新的定义与可能性。

摄影及其研究不是美学与艺术研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可喜者，近十余年国中文化研究领域已然出版相当数量的译著与专论，颇具功德。就我手边能够得到的中文译本及本土学者论集，大致有以下著述，其中译著的原作者没有一位是摄影家，而是上世纪欧美地区的哲学家、思想家、美术史家、传播学者与批评家：

瓦尔特·本雅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摄影小史》、《巴黎书简——绘画与摄影》。

罗兰·巴特：《明室》。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

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图像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

约翰·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法兰克·霍瓦：《摄影大师对话录》。

阮义忠：《世界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阮义忠、陈传兴、黄春明：《摄影美学七问》。

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其中收入布尔迪厄《摄影的社会定义》、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康克林尼《重造护照——多元文化论争中的视觉思想》、罗丝《视觉中的性欲》。

周宪主编：《问题》，其中收入“视觉文化”专辑，有周宪《视线的文化意义》、斯特肯与卡特莱特合写的《看的实践：形象、权力与政治》。

孙周兴、高士明主编：《视觉的思想——“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顾铮主编及著述：《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自我的迷宫》、《真实的背后没有真实——20世纪现代摄影实践》、《都市表情——20世纪都市影像》。

以上著述，迄未囊括近年出版界有关影像文化研究的所有书目，更不及西方同类著作之万一，然而以上译著在西方久已构成人文艺术研究的主脉与标高，既是影像文化的探询与阐发，又是其反省与批判，但凡谈论影像文化所涉及的种种面向，我们的命题、立场、概念、词语，均难绕开译著原作者所提供的知识背景与思考架构，换言之，百年来影像文化的演变与潜能，契机与危机，及随之变动的社会形态，均在以上译著的审视范围内，并为此外与此后的同类研究，开辟了丰富而多义的言说空间。

随即，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在中国，除了译介者与极少数学者，绝大多数摄影家、美术家、艺术教育者、文化官员、展览策划者是否愿意知道并阅读这些著述？是否对其中的知识讯息略具了解？视觉艺术学生是否初步接触这类常识教育？即便作为世界影像文化的初级启蒙——或作为影像时代的“免疫”教育——这接受启蒙或免疫的对象在中国大约是哪些人群？

答案是茫然的。截至目前，以我在南北艺术院校的观察，影像文化教育甚至雏形未具，绝大部分院校的影像图文资料付之阕如，几乎等于零，研究生博士生十之有九对影像研究的知识背景全然无知。在艺术学生几乎人人手持数码相机的今天，大家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所能有的，只是书本，只是书面知识：在京城最好的书店里，除了极少数廉价印制的粗陋盗版，几乎没有一册像样的、国际水准的世界摄影经典或当代摄影集出售（去国外选购图书的“专业”人员是否想到摄影？），更没有摄影史系列图册，尤其是摄影史原版照片专题展览则长期缺席。而杰出的本土当代摄影在本土看不到，观众几乎全是西方人——在中国本土美术馆设置摄影专项收藏与研究机构（绝不是行政机构）的议事日程，乐观的期待是可能还要等一代人，因为事实上，除了上海博物馆与广东美术馆，我们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京城“中国美术馆”严格说来只是一座张挂图画的陈列馆）——与没有“影像文化”相对应，我们也没有“美术馆文化”——我们看到，种种优势不在视觉艺术与人文领域，而在奥运会：今日中国，起建几座世界超级水准的奥运会馆绝对比一座同样水准的美术馆重要一千倍。

“体育”与“艺术”无法并列排比，然而国情促使我下意识作出这荒谬的排比，并期待免于荒谬的回答——中国摄影的雄心与荣耀是什么？如果出现像跨栏健将“刘翔”那样杰出的摄影家，我们无比亢奋的民族意识将作何反应？会不会有所反应？

除了我们目睹的现实，没有答案。以下的对照不是答案，但或许不失为一种对照：跨栏比赛有比赛规则，裁判判分有计速秒针；摄影机快门也端赖秒针，但摄影不是比赛，没有规则，没有冠军、亚军与季军，千钧一发间，摁下快门的是摄影家本人，而摄影的光芒与魅力——或如鲍德里亚所言，事物转换为照片的过程有如“完美的犯罪”——乃是每一幅不可替代的照片本身。

这不是一篇论文，而是现状的陈述。我不是摄影家，不是文化研究者。我之敢于谈论摄影，是因摄影深深有教于我——“摄影在中国”的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人文水准的问题。人的觉醒，教育的品质，人文水准的提升，是真实迎对摄影的前提，而在影像时代，难以想像这觉醒的过程没有摄影的介入，这也是为什么摄影及其问题总是如此固执地迎对着我们。

2004年10月18日

正文第三部分教育-1

“大学之谓，非大楼也，而乃大师之谓也”，故清华梅校长这句话，今拟反读才是——忝为教师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样的事情。任课之初，写过不少教学计划之类，又为“榜”线边缘起落挣扎的考生写过多份毫无效果的申诉，现在看来，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废话，直如梦呓，认真得迹近滑稽，而现时的院校与媒体居然听任我自言自语，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今删削收录，聊供读者一笑。

第三部分教育第14节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像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注2001年，贸然答应上海《艺术世界》开办专栏一年，照例不知写什么，于是请读者月月来信，相与闲聊。这里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后给别家报刊转载，编者存心耸动，取文中一句话为题，沿用如上。今年见《南方周末》一篇质疑“外语教育”的长篇专文，作者的议论比我专业多了，极有说服力，大约三点：一、外语教育的定位与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语教育推行即久，并未奏效；三、外语考试于“教育法”无据。社会上则另有二说，一是个别大学已自行制定相对灵活的外语考试措施，一是国家拟针对不同学科局部改革外语考试制，改以“语言考试”，重视中文检验，外语仅占少数考分，聊供参考云。但以上均属“听说”，无处求证。目下，我所接触的各地艺术学生，一如既往，为外语教育戏耍作弄，苦不堪言。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帆，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与我交谈过的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齐白石、安徽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吗？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像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90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经已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而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汔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二十六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分、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

外语考试制的另一理由倒是出于纯粹“中国国情”。据说国内教育界“关系学”猖獗，有鉴于此，乃特设外语难关遏止之，以正“学术尊严”云。惜乎此举貌似上策，实属下策：如所周知，“国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语考试制的严厉实施，无非继续催生更恶劣更精致的应景对付与弄虚作假，亦必先为教条之辈、功利之徒所舞弄。最近北大教授揭一丑闻：该校外语试题制定者的苛酷，达于病态，以至测试美国学生，也竟难倒，译成中文，同样无法解答……而因外语分数是艺术学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门砖，全程通行证，多少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索性与外语巧修“关系学”，独以外语高分昂然入学翩然毕业者，在艺术学院司空见惯：“学术”既因“关系学”贬值，又遭投机者公然戏耍，何“尊严”之有？

要之：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流弊，非在外语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据与制定。回看外语教育的历史，清末民国实属正常而优异，唯尔后独尊俄语，继之一概废除，再是80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广，此一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乃发为我们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从的文化心理并发症。我们且旁看奉英语为“国文”的美国，尚且因各族裔团体持续反对“英语霸权”，至今未敢在国会悍然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却可能拜普及外语教育之赐而朗朗上口说外语，其“学贯中西”之状，或犹胜于殖民时期吧，然而殖民者何曾稍作语言同化之梦，以外语教育作教育大纲之一，强加中国人文艺术学院的炎黄子孙？外语教育的定位，终取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中国人文教育百年劫难，已有公论，而今外语教育的政策思路，依然是人文教育迭遭污损的后遗症综合症之一端，其病根，即行政掌管学术，罔顾教育规律，其恶果，是人文状况将继续承受压抑，难以振拔。五十年来，我们有导弹飞弹原子弹，我们的文化巨擘在哪里？

外语教育不等于人文水准，已如上述，而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酷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其一，十多年前，教育界人士即直指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项“汰优制度”，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尤使此一“劣胜优败”的过程行之有效——前三名前五名优秀考生因外语落榜者，届届有之，无校无之，“择优录取”既难落实，“精英培育”自亦空谈，在校生专业品质连年下降，“博”不如“硕”，“硕”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认的事态。其二，可造之才别无出路，唯搁置专业苦攻外语，及至通过，艺技荒疏。我认识几位投靠五次至八九次而因外语分数落榜的“老生”，其境遇较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尤为可哀，因范进毕竟考的是中文。其三，为外语考试制所逼，硕士博士名额索性听任外语学院次等生滥竽充数、顶替冒充者，无校无之，此亦中国式“政策”与“对策”闹剧的绝佳双簧。然以上症状虽也难堪，尚可维持各校门面，其遗患艺术教育至深且巨者，犹在以下方面：其一，为外语过关，学生从成年到而立之岁，光阴耗费，精力涣散，智能受挫，内心惧憎，学院的办学宗旨，学生的求学意志，为之不伦不类——艺术，已削弱为艺术学院次要而暧昧的点缀。其二，外语教育贻误殃及的学业之一，正是外语，当初制定政策的那点刚愎之心与良好目标，为之淹没，因外语的工具性蜕变为升学的工具，外语，不折不扣成为交还校方以备上报的一纸学分。至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究竟是否因此提升，无人过问，因所有教条的实质，无非向上负责。其三，尤有甚者，不少院校对外语落榜者网开一面的筹码，是交付数倍的高额学费，近年已蹿升到五六万元之谱：既是收钱，何谈考试权威？收钱，又何必非考外语？教育产业与学术招牌造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使“外语”早就沦为“应试”和“过关”的同义词。其四，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吴晓帆说：“你知道吗？有人说今天的艺术学院是白痴收容所！”不，校园青苗绝不是白痴，今日艺术教育倒仿佛存心要将活蹦乱跳的生命一个个养成“白痴”：说来也是常识，外语水准的高下，必取决于中文的良好根基，我在各校讲演中收到的数百张字条，十之八九文理不通，随处出现常用词语的错别字，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说，中文，正在大专院校全面沦丧，中文教育，才是迫在眉睫而追之已晚的头等大事！外语考试制还想继续盘剥、离间、侵蚀新青年起码的中文思维与表达水准么？有一天，这外语考试制阳谋若是果然逼出艺术学生普遍的外语水准——天晓得那是怎样的怪物：一群在中国本土满口英文或日语的中国艺术家？——那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福音，而是一场荒诞剧。但我不相信那是可能实现的胜景：教条的果实，只能是教条，今之国家的专业中文与外语文本尚且错误百出，艺术学生的外语水准可想而知，至于怎样对付四方八面包围而来的“世界”，希望或在于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外语教育，艺术学院，则招生规模倒是越来越大，收取学费越来越高，更兼以上教条的捆绑勒紧之效，艺术学院的学位，艺术学院的艺术，艺术学院的声誉，经已大幅度贬值，并将继续贬值。

呜呼！三十年前的“文革”，“中央五七艺校”明令三代工农出身者始得入学；三十年后，炎黄子孙必须拿出六级外语分数才能上榜……吴晓帆在长达四页的信中最后问道：“我爱一切的美，我该如何自学？”说实话，我不知道，空话倒有一句，但也是大实话：“美”，不收你银钱，不考你外语，你“爱一切的美”，这“爱”，就会激励并引导你如何自学。我们古代的大画家王冕同志少年时穷得只能放牛，有一天，他在牛背上看见雨后美丽的晚霞，大为感动，从此画起画来——在我们五千年艺术史灿烂辉煌的记忆中，根本没有今天这样的所谓“艺术学院”。

以上所说，只是当今教育机体的局部“溃疡”：何必认真！我们的国家正在富强，国运，真是挡不住地好。人文教育艺术教育怎么办呢，不必惊怪：那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今日的所谓人文艺术学科，只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摆设与点缀，竞起高楼的艺术学院，说破了，只是众人的饭碗。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

版面用完了。来年，《艺术世界》还想哄我办一道专栏：每月聊一幅所谓“世界名画”。我不敢答应。我得歇歇，多画画，多看书，好好学中文。难为大家陪着我结结巴巴聊了十二个月，我谨向逾百位捧场来信，尤其是我未予回应的读者，鞠躬致歉，鞠躬致谢。

2001年11月11日

第三部分教育第15节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1)

2002年在“美术同盟”与艺术青年网上交谈

陈丹青：大家好。

大海：我想听听您对中国教育体制的看法。

陈丹青：能问得更具体一点吗？

虫二：学好外语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陈丹青：我针对的是外语考试制度，不是外语。

guest：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不完全的，中国学艺术的学生多数比较没文化。您怎么看这些？

陈丹青：是我们的历史断层和教育制度使艺术学生“没文化”。

注这是我头一次与“虫二”、“豆子”、“无脚鸟”……之类网上青年对话，以下抄录这次交谈的广告词：“今年初，‘美术同盟’转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陈丹青痛陈英语考试弊端的长文《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反响强烈。应网友要求，本网站请陈丹青与大家作网上交谈。”交谈过后，网站站主赏我一枝烟，另送一枚黑皮包，回家装上电脑，用到现在。外语考试制的制定者将“外语”等同“文化”，就说明他根本没文化，可他们还说学生没文化。

hippies：艺术界就是名利场？您怎么看？我涉世未深，能给点意见吗？谢谢。

陈丹青：何止艺术，人生就是名利场。

guest：你觉得懂两种语言是不是更好？我觉得懂一种外语就可以了。

陈丹青：您懂中文么？我连中文都不敢说懂。

鲍栋：你觉得美术教育的种种问题和大的体制有关系吗？

陈丹青：当然，所有事情背后都站着体制。

鲍栋：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你正在做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一切？

陈丹青：我什么都做不了，更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能做的就是空口说话，只剩下这点说话的权利。制度会埋没人，也会使人坚强，靠自己奋斗，别指望其他。

阿波：陈老师，你和丁方在80年代都是风云人物，可我现在更喜欢丁方，他没有你这样的张扬，我感觉你是在作秀。

陈丹青：谢谢。我此刻是在“作秀”。

玄玄色：陈老师，你怎样看待现在的行为艺术？

陈丹青：让它发生，谁愿意做就让他去做，只要不犯法。

一杯凉水：你觉得行为艺术可以听之任之吗？

陈丹青：我没有权力说“听之任之”这样的话，我不是政府官员。

豆子：你认同行为艺术吗？

陈丹青：我认同所有艺术。我很早就认识台湾的行为艺术家谢德庆，很佩服他，二十多年前他就做，做得很诚恳，现在的大陆行为艺术家受到他影响。

豆子：行为艺术形式的新颖让我感动，他太棒了！我们需要“个性”的艺术！！！

陈丹青：对！

小张：在西方艺术院校里有像中国美术院校里的帮派之争吗?

陈丹青：有人的地方都会有帮派之争。

林莹：有些行为艺术很血腥，你是怎么看的？

陈丹青：“文革”时期的血腥，如今社会上的种种罪恶，比行为艺术不知要血腥多少。你到公安局去看看档案照片！还有录像呢。

一杯凉水:但是行为艺术的血腥跟犯罪的血腥是不一样的，一种是犯罪一种是艺术，你觉不觉得有些行为艺术是对人们的一种误导？

陈丹青：对，是不一样，但在行为艺术之外，太多事物正在误导我们，行为艺术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

suntao：行为艺术很好，因为能提供很多的可能性不是很好吗？我们太贫饥了！不是吗！

陈丹青：完全同意。

玄玄色：有时觉得行为艺术很残忍。你是怎么看待的？

陈丹青：远不及外语考试制度残忍。行为艺术摧残一个死婴，教育制度摧残多少活人？！

烹云煮石：有人说行为艺术是西方对本土的文化侵略，你怎么看？

陈丹青：至少有一万件西方的事情正在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都是我们请人家进来“侵略”的，或者说，我们“自我殖民”，其中一项就是人文学科的外语考试。

suntao：“文化大革命”在一些领域还在继续！我是这样认为的!

陈丹青：没错！“文革”是我们的集体人格，集体遗传。

豆子：有界内人说，中国的艺术教育太古板，你认为呢？

陈丹青：对。光是古板也没关系，中国艺术教育太自作聪明。

挡车之螳：作为一个艺术家，您觉得是什么成就了您？

陈丹青：干活，保持做。但不要想什么“成就”。

小张：您怎样看中国美术教育与当下大艺术环境的脱节问题?请回答。

陈丹青：是很脱节，但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会冒出来，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

林莹：你刚刚说过“文化大革命”也是血腥的，但是那已经发生了，无法避免，现在的行为艺术还是一个小范围，何不制止呢？你是怎么看的？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制止任何艺术。艺术如果冒出来，制止没用。除了样板戏，“文革”制止一切艺术，现在呢，一切又冒了出来，还多了一个“行为艺术”。

无脚鸟：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状况下，真诚是判断艺术品的关键标准，你呢？

陈丹青：能对自己真诚就好。

豆子：你喜欢毕加索吗？你觉得现在是你玩艺术还是艺术玩你?

陈丹青：彼此玩。没有一样东西只是你玩他，玩久了，它肯定掉头来玩你。

q：用综合大学的模式管理艺术学院是悲哀的吗？

陈丹青：我不懂管理模式。良好的管理是必需的，但不要成为模式。我们的体制只是在“管”，没“理”顺。

无脚鸟：现在对自己真诚的人很难混进艺术圈吧？

陈丹青：艺术圈里有真诚的人，只是越来越少了。

iqeqverylow：但是我觉得目前这种教育体制能出好的教师吗?我就是一个美术师范生，我和我的同学都很迷茫，一方面要学很多与美术无关的东西，专业却又只是学到表面的，并没有太多思想上的内容，我们该怎么做？

陈丹青：制度是一个方面，如果你想当一个好教师，你会当一个好教师，看你想不想当。前面已经说了：靠自己。自己努力。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第三部分教育第16节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2)

豆子：谢谢你回国，但更希望你能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改革做出贡献！能否让我们更自由！

陈丹青：我做不出任何贡献。不要讨自由，没有人能给你自由，只有靠自己。

cah：您得罪很多人了似乎，那么回国是不是为了得罪他们来了？

陈丹青：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会被得罪的。谢谢您提醒。

哲：我想问一下，陈老师，你觉得现今的中国艺术状态是否正常，如今形形色色的艺术门类在中国是否有生命力，他们真的适合我们的国情吗？谢谢。

陈丹青：艺术状态？我只能问我自己的艺术状态。你很难定义哪种艺术在哪个阶段适应国情。我们的国情没这么窄吧？

tomfeitomfei：我自己感觉中国的艺术家像是啤酒杯里的泡沫，只能浮现一时。您是否认为？

陈丹青：绝大多数艺术都是泡沫。有点泡沫很好呀，没有泡沫的啤酒没人喝。

大愚：中国艺术家在国外的遭遇如何？

陈丹青：各人有各人的遭遇，性格不同遭遇不同。

iqeqverylow：那陈老师，你觉得现在的行为艺术和前几年红火的摇滚有没有相同之处啊？

陈丹青：有关系，有相同之处。行为艺术也好，摇滚也好，都是本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发生了。

挡车之螳：陈老师，您是我的长者，我斗胆问一句，艺术中的想像，与生活中的现实，曾给您带来过反差吗？或者说是其他一些思想上的变化吗？

陈丹青：斗胆回答：虽然我不太懂这个问题，但我自己经常有反差，有变化。

andy：艺术是时尚的吗？

陈丹青：是，可以这么说。现代艺术是一种时尚。

林莹：你会尝试新的风格吗？

陈丹青：也许会吧，风格不是尝试出来的。风格要看你是怎样一个人。

ddd：好像你提了很多体制的问题。

陈丹青：对，体制挡道嘛。

刘德麻：技术重要吗？

陈丹青：重要，问题是你拿技术去做什么？

刘德麻：技术重要还是思想重要？

陈丹青：好的技术里已经有思想，好的思想也需要好技术。

11：我想问您画画的有必要了解哲学方面的知识吗？

陈丹青：应该读哲学，问题是哪种哲学，绝大多数哲学著作我看不懂。生活里充满哲学。

豆子：你觉得现在的你受束缚吗？

陈丹青：有点受束缚，也替学生受束缚。

dazhi：你对女性画家的看法如何？

陈丹青：您是指哪位？现在的女孩子比男孩子画得好，用心，有慧心。

艺术疯子：你认为在中国人学油画的意义何在？

陈丹青：人生“意义何在”？

豆子：你觉得做艺术苦吗？

陈丹青：也苦也乐。别的事更苦，比如整天坐在电梯里给人开电梯。

joanna：我觉得有些方面国内不可能提供很好的环境。

陈丹青：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提供很好的环境。我最好的画都是在很糟糕的环境下画出来的。

guest：你怎么看那些不懂艺术的人，你觉得他们活得悲哀吗?

陈丹青：不悲哀。不懂艺术的人也许替我们悲哀呢，他们想：瞧这帮傻×。

kkkkkk：要做你的博士生有何要求？你认为画画的需要博士的头衔吗？

陈丹青：我没有什么要求，现在博士生的要求，都是教育部定的，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这个人要真率。

tomfeitomfei：陈老师，您有没有想过把幽默放到艺术里面？

陈丹青：幽默是一种品德。

guest：不疯掉的能算是艺术家吗？

陈丹青：能啊，当然能，艺术不是疯狂。不然疯人院就是艺术学院。

豆子：作为你来讲，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抛开社会因素）？

陈丹青：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

11：我觉得现在的人把凡·高神化了，您觉得呢？

陈丹青：人需要神话。

克雷：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陈丹青：发呆。

tomfeitomfei：你对学生的要求看起来不是很高？你不看重画技和想像力啊？

陈丹青：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是品德。

iqeqverylow：我们现在有的同学不看重艺术史，您觉得有什么不妥？

陈丹青：有些人不看重，那就不看重吧，我没办法。不看重他会吃亏。不过很多看重艺术史的人也吃亏，吃艺术史的亏。

天使的忧郁：可是谢红军如果不是遇到你，在国家的要求下混得很惨的，可是您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您是否应该联合大多数真正搞艺术的人为艺术界多做点事情？

陈丹青：不要联合人。每个人自己好好做，一点一点做，不要去改变什么，能改变自己就很好。

太一：无神论阉掉了国人的灵魂！您怎么看？

陈丹青：但是生出了十三亿人口。

正文第三部分教育-2

第三部分教育第17节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3)

dazhi：现在在中国许多学院气氛很压抑，你怎么看？

陈丹青：美国的问题是学院气氛太自由，怎么办？很多美国青少年自杀。

tomfeitomfei:改变自己来适应社会？你认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叛逆还是适应？

陈丹青：有些事情要叛逆，有些事情要适应。比如，叛逆自己，适应自己。大家都能这样，社会就有品质。

克雷：您能解释一下傻×的含义吗？

陈丹青：我坐在这儿说话就是傻×。

刘德麻：您怎样看学院派？

陈丹青：总得有个学院，不管怎样，学院还是出了不少人。别把学院太当真就是。

天使的忧郁：我是个师范生，却他妈一心要搞艺术，但是发现目前不考研简直没法有出路了，但我的英语很差，如果我考不上，您认为我该如何继续呢？英语的关卡有可能撤销吗？有些人靠英语而不是靠画挤进艺术圈，却不去做翻译，你是否认为他们很无耻呢！搞艺术很痛苦，有人在痛苦中穷尽一生，你又作何感想？你觉得你是否也有痛苦，抑或是觉得幸运！

陈丹青：你一心想搞他妈艺术，就他妈一心去搞艺术，你要准备好在“痛苦中穷尽一生”，这是你的选择，不然赶紧选择别的事情，但做别的事情也会在“痛苦中穷尽一生”——以我的经验，艺术会偿报痛苦。

游子：你认为美国是艺术天堂吗？

陈丹青：是，因为在那个天堂里，艺术家可以说那是个地狱。

lf：有文章说你是一个“矛盾的杂多体”，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嫌自己不够矛盾，不够杂多。

guest7477547：陈老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很荒谬。

陈丹青：生命就是荒谬的。知道这一点，可能少一点荒谬。

游子：你认为艺术真实吗？

陈丹青：艺术是假的，它在骗你，但它比生活真实。

糊涂先生：我想在中国办一所著名的现代化的艺术学院，但不知从何下手，很想借此机会请陈先生指点指点。谢谢！

陈丹青：就叫“糊涂美术学院”好吗？

游子：你说你天天在搞假的东西吗？

陈丹青：对呀，我用油画画一本书，其实那不过是油画颜料。

豆子：你喜欢女人吗？艺术家都喜欢。

陈丹青：喜欢，当然喜欢。

555：中国当代女国画家，您最欣赏的是徐乐乐吗？

陈丹青：我欣赏她，她很率真。她到一个展览会，立刻弯下腰在价目标签上数“个、十、百、千、万”。数得很认真。她看见好画会放声大叫，好像有人打她。

tomfeitomfei：您对同性恋怎么看？为什么不喜欢男人？

陈丹青：当然喜欢，我有一大群男哥们儿。我在美国还有不少同性恋朋友，我帮他们设计同性恋酒吧，参加他们的大游行。

liu：你为什么不做一个职业艺术家？

陈丹青：二十年前我就做职业艺术家，比圆明园的哥们儿资历深。

哲：你喜欢贾柯梅第的画吗？

陈丹青：他的雕塑好。他的素描看多了不喜欢。很容易学，那种素描，道理也很容易讲。他是从塞尚那里来的，塞尚多耐看，非常“生”。

555：记得90年代初，南艺曾有学生因画毛泽东题材被开除，您怎么不怕？

陈丹青：现在已经21世纪了。

su：您觉得钟飚怎么样

陈丹青：喜欢，一开始就很喜欢。

cat：您觉得申玲怎么样？

陈丹青：申玲好玩。我见过她和她男人拌嘴，急哭了，又笑起来。

liu：丹青，你应该搬到宋庄去，和那帮小爷们儿喝酒、泡妞，我想你还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陈丹青：我酒量不行，喝点葡萄酒还行。纽约就是巨大的宋庄。

su：您从前，比如说从小就觉得自己很有美术天赋吗？

陈丹青：对，我想我要做个画家，很小就这样想。我爸爸一直夸我画得好。这很要紧，我们要夸一个孩子，不要老指责他。很多孩子从小就给骂傻了。

guest7477547：您喜欢20世纪的哪个哲学家？

陈丹青：本雅明，罗兰·巴特，但他俩都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

11：您对现在美院的扩招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会有报应的。

omfeitomfei：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幅？

陈丹青：说不上来，现在最满意的画都是我十几岁时画的。不过我要是后来不画那么多画，小时候的画就毫无价值。

su：我们这边一听说学纯艺术就跟要自杀似的。

陈丹青：搞纯艺术就是找死。死里求生。

豆子：搞艺术的文凭重要吗?为什么用人单位会选择文凭优先?

陈丹青：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绝对不会要凡·高。

dazhi：你认为基础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陈丹青：你得常识健全，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

tomfeitomfei：您说您最满意的画都是小时候画的，您不觉得那个时候画的内涵不够？

陈丹青：它有另一种内涵。

555：请问您对前途充满信心吗？

陈丹青：能活下去就很好。

呵呵：如果让你当官，愿意吗？

陈丹青：不要！太累了。“呵呵！”

dazhi：“常识”指的是……？您能讲明确点吗？

陈丹青：比方说，做一件事要有决心、耐心、恒心……

su：您认为素描不重要么？

陈丹青：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guest：你在成名前有没有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陈丹青：我总是在尝试失败的滋味。我批评教育体制，开口就注定失败。没关系，失败很好，你扛得住就好。

第三部分教育第18节关于绘画专业的“前瞻性”意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2年教学会议发言

这次议题，我关心的不是所谓“前瞻性”，也不是“学术前沿”，而是先来回顾，先来反省：现在与过去，我们在教什么？考什么？我们的“阵地”与“装备”是什么？（所谓教学“队伍”，是军事用词，很不专业，大家说惯了，只好沿用。）我的观点是：没有回顾，反省，“前瞻性”就没有历史维度，“学术前沿”的建立，更是空话。

中国艺术教育有三条死规定，三个死症。一、素描教学。二、外语考试。三、政治考试。我们今天要同世界接轨，要赶第一流，要前瞻，要找学术前沿，头一条，头等大事，就是重新评价这三条死杠杠。这三条死规定不破解，其余免谈。

素描考试——先讲我所从事的所谓“油画专业”。我说“所谓”，因为此话也很不专业，为什么呢？因为油画只是画种，不是专业。现在要分专业科系，只能勉强称之为“油画专业”。中国的“油画专业”在概念与实践上问题很多，问题很大，几乎涵盖了学院绘画教学中所有方面，积弊重重，积重难返——在中国美术教育中，“油画”即意味着“写实”，“写实”意味着“造型”，“造型”意味着“基础”，而“基础”则落实为“素描”——素描的引进与油画同步，素描教学体系是写实油画家一手建立的。历史地看，欧洲与苏联素描的引进，奠定了中国艺术教育的西化与现代化过程，培养了几代新型艺术家。但是，此一过程的技术层面与文化层面始终是脱节的，在大概念上是混淆的，久而久之，素描的技术层面替代了文化层面，造成无可估量的负面后果。

1949年以来，所谓“素描基础”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以及所有绘画品种——国画、版画、壁画、雕刻，甚至工艺美术、实用美术及种种设计专业——的单一律法，并体现为行政机制。所有美术学院考生必须通过划一的素描考试，而素描的划一性，又通过变本加厉的考试制度，成为不可动摇的教条。

“素描基础”，是中国艺术教育最大的神话，最强的霸权，最有效的行政力量，也是最具惰性，又是最庞大的学术包袱。“素描基础”的提法使美术教育本身失去基础，因为它预先阻碍并限定了美术教育的每一个方面，每一项机能。此一神话与霸权不予破解，中国美术教育只能原地踏步。

但是没有人能够削弱这一霸权，因为它不再是“素描”，不再是学术，而是工具，这一工具有效维持着教学的惰性，使学院这一教育机器得以转动。因此，要扭转“素描基础”的误区，难度太大了，在现实层面完全无法操作。今天来开会前，考试又开始了，如果不用素描考试，这么多孩子怎么筛选？用老办法当然最保险，但不要谈“前瞻性”，连“后顾”也做不到，因为素描教学已经远不如过去曾经达到的水准。

如果我们学院有大勇气，大胆做一试点，在部分科系废除素描考试，好好研讨出一套可行的新办法，将会对中国艺术教育做出历史贡献。我们学校适合做此大胆尝试，因为本院学科相对多元，相对地少一些困扰。

我早就想写一部《中国素描教学批判》，学院是否支持？如果支持，我就有一件所谓“前瞻性”的工作。

“基础”要不要？绝对要。问题是什么才是“基础”？现在的“基础”教学根本不是“基础”，而是千篇一律的石膏素描与水粉静物，是不折不扣的“考试招法”，素描原有的功能丧失殆尽，更与新时代视觉文化严重对立。

所谓“基础”一词，应该改成“常识”。我在教学中最沮丧的就是学生严重缺乏常识，思路混乱。在“基础”教学中，我个人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传授常识与判断力。我给学生讲的是“如何观看”，讲中国与西方在“观看”理念与传统上的差异和对比（但不是讲美术史）。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观看”，如何“认识”，如何判断，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知识。

外语考试——外语考试在应试文化中早已形成残酷的“汰优”制度，其最严重的恶果，即导致大学生中文水准大幅度退化。我归国后收到数百封信件，及与大量学生交谈，发现今日大学生的中文表达、中文思维，惊人地混乱低下，更谈不上中文修养，史论专业学生，甚至中文专业的中文水准尤其令人忧虑——“文革”的深刻断层，在近二十年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中，得到全面的、无一例外的报应。

因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度非但不能提升人文水准，相反，是在有效地削弱中文教育，腐蚀人文传统。责怪今日艺术学生“重技艺轻文化”，原因何在？外语考试制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外语”绝不等于“文化”。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本身就体现为没有文化，是大规模的“外行”思维，但此一思维落实到强大的行政力量，其粗暴性与灾难性比“文革”时期的政治教条还要严重，还要难以扭转，“文革”遗患是“政治运动”，间接伤害人文，而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则披着知识与学术外衣，并体现为“教育制度”，直接摧残人文教育。此一制度不废除，人文艺术教育不可能“正名”，不可能“定位”。

外语要不要学？要。问题是控制外语考试。掌握外语工具是为了什么？靠外语和“世界”接轨？与“世界”先进文化“交流”？对人文艺术学科来说，纯属神话。对此我有专文陈述，不多讲。

政治考试——马克思先生将率先反对。先进国家有哪一所大学必须考我们这样的“政治”？哈佛大学某任校长就职演说，公开警告政府不要来做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保姆”。大学是思想库，是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的养护之所。“政治考试制”不废除，人文艺术教育没有希望，只是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政治”要不要学？要。但什么是“政治”？“政治”与“教育”是什么关系？与“道德品质”又是什么关系？中国是教育大国，中国两千多年教育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教育，就是教你怎样“做人”。清华园出了拿化学药水攻击狗熊的高才生，虽是例外、个案，但无疑是当今教育的羞耻，是警告：那已不是“道德”问题。清华园历来想必多有道德不良的学生，但这样的例外、个案，清华建校九十年从未发生。该学生一定通过“政治考试”，可是他连做人都不会。教育而一至于此，还有什么话说？！

据说清华园实际上教的是政治经济学，很好，但仍属“功利教育”，不是“人文教育”。真正的“政治教育”应该是文史哲，是道德与伦理教育。先秦思想，宋明哲学，不应是文史哲科系的“专业课程”，而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教师也要学，因当今全体教育者在文化上都是“失根”的几代人，教育者先要完善“自我教育”。

如果我们果然尊敬马克思主义，真的认为那才是“政治”，那

么，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都应该教，应该知道，这些学派的源头都是马克思主义，欧美思想体系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都是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海德格尔、本雅明、伯林、施特劳斯、巴特、福柯，德里达、詹姆斯、苏珊·桑塔格……所有这些人物都在批判资本主义，坚守知识良知。他们的著作译本，80年代就有，现在也堆满北京书店，可是我们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只知考外语，考“政治”，这是多么荒谬，多么危险的事情啊！不是要“振兴人文传统”，“开拓知识结构”，“与世界接轨”吗？振兴什么？拿什么开拓？接什么轨？

包括中国百年来的思想成果。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王国维、牟宗三、黄仁宇等等，都有全集出版，这些珍贵的学说思想，都在思考百年来中国的人文状况，可是我们的人文艺术学生不看，学院也不教。讽刺的是，我们的“人文教育”，说破了，是在反人文，反教育。

北大、清华，有许多学者研究以上翻译以上著作。可以请来讲课，政治考试，可以考以上学说的常识与概略，这样，我们的大学生才可能具备当代新的知识结构，才可能有头脑，有文化。

但不可再来强扭硬掰，不要制造新的“应试”怪圈。

关于教学品质——现在的艺术教育，充斥课表、硬指标、分数线、选修课，可是上不见人文精神，下不见常识，学生无所适从，没有方向，没有主见，只能弄些小花样，做做表面文章，对当今复杂多样的创作资源创作现象，既不知怎样借鉴，利用，又不知怎样保持批判性与选择性。装潢系研究生给我看文字变体设计，还是“画画”的概念，变形的概念，我无从说起（注：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就是“画画”思路，不是设计思路），学生弄不清设

计与绘画、符号与图像的区别与联系，更不知道“符号学”，不知道什么是“所指”、“能指”，这就是没有常识，这就是不专业。可是将来毕业了，他们就是“专家”。

都说“讯息”太少（或讯息太多），可是我们没有常识的底子去消化讯息，我们的接受系统与消化系统有大问题。

为什么？就因为学生缺乏常识，眼光，没有历史知识与当代意识，没有个人意志，一句话，没有人文品质，只知得一学位，谋一饭碗，学生唯一的“强项”就是怎样应付教条，而此一强项的精神后果是被动、惰性、机会主义、利己主义。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就是以上三条死扛扛：素描、外语、政治。这三道关，必然造成学生严重缺乏精神性、想像力，缺乏灵活多样驾轻就熟的技能和表现手法，创作思路单一而僵化，知识水准肤浅而功利，思维方式混乱而贫乏。

所谓“资源重组”、“教学力量重组”，在校内，我们早就有张仃等老前辈，他们当年就是前沿的，前卫的。大家都承认，90年代的文化气氛、教学气氛，不如80年代。今天的前沿思想在哪里？要推动教学与创作，文化资源、精神资源哪里？

十五年来的前卫艺术，当代艺术，是挡不住的趋势，虽然其间有太多问题，但他们的命题，他们做的事情，是前沿的，是与当代世界最新的文化问题直接对话的，其活力，绝对胜过艺术学院，人家已经走得很远了。要是将校外资源，包括本院部分毕业在外的艺术家组入教学，情况会不一样，看我们有没有魄力，能不能撒开。形势不等人，今日学院教育已经落后于社会大势，不是落后一点点——文化艺术是有规律的，你不按规律走，规律会报复你，你就处处被动。

我们的理工教学处处讲“科学”讲“规律”，为什么无视人文艺术教育的规律？所有艺术学院的表格都叫作“科研项目”，这像什么话？“科学”有什么权力对“人文”这样说话？这是赤裸裸的国家功利主义。在我们国家，“科学”有尊严，艺术没有尊严，只是附庸，陪衬，摆设，是纸做的干花。

设立新学科的设想——现有所谓“学科”中，纯艺术最尴尬。它与时代脱节，与纯艺术教学本身也脱节。2005年前，本院要组成新学科，要学科交叉，当务之急是“多媒体教学”提上议事日程，形成可行性报告，确定年限，尽早上马，或建系，或建专业。相关的教授，讲学者，对外聘用，不必调动。台湾清华大学就有极专业的教授，留学法国十七年，亲自听过德里达与巴特的课，可以请他来，他也愿意来。纽约有更多这样的专家，都可以请。

中国美术学院已建立多媒体专业。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与我校有合作关系，该校影视教学闻名欧美。世界范围，多媒体艺术与教学早已是必不可少的专业，学院或美术馆如果没有影像专业与影像馆，便缺少一个器官，等于残废。

当代艺术越来越不需要那么多“画家”，当代“美术”，是指所有平面作品，而不是架上绘画。摄影早已不是“拍照”的概念，抽象摄影、极简摄影、装置摄影、卡通摄影、虚拟现实摄影等等，所谓纯艺术的、商业的、设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功能越来越交叉，当代摄影的现状与前景完全超出我们已有的认知。

中国的影像文化及其教育，太落后了，几乎是空白。可是在校外空间，独具活力、反应最快的，正是影像人才，但他们与学院教育完全绝缘，在传统摄影界也遭到排挤，因碍于势力范围，也因为影协“权威”看不懂。

影像文化，不是指我们所说的传统摄影、电影、广告设计，而是有一整套观看文化，一整套的新手段与新器材。上述哲学家思想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高度重视影像艺术背后的文化问题，今天欧美前沿艺术家多数玩影像。世界今日影像及相关动态，中国不介绍，只有前卫艺术家在做，或索性是商业艺术意识到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绘画，尤其是具象绘画，又早已受到影像与图像的侵扰，没有一个画家不用照片画画，照片已经篡夺了绘画的本质，画家不自知。要改变这种负面影响，最佳途径就是教授影像文化。在欧美，影像文化反过来给传统架上绘画不断带来灵感和机遇，中国艺术学院设立影像专业，只会对绘画有好处，否则绘画无法走下去。

建议我们的绘画教学要有意识地限制，仅做个案培养，出作品，但不可继续大规模招生，更不能作为学院整体培养方向，为社会增添“废品人才”。多媒体专业则大量招生，天然避免素描考试。观念上教授“观看美学”，技术上教新的制作方法，逐步添置相关器材与资料，引进展览，史论系要专辟人员人才，讲影像文化，要给艺术学生的实践做先导。如此，一部分高素质的学生——不过考试制度会拒绝他们——成为“艺术家”，大部分则成为服务于新世纪的设计家或实用美术家。

但我看不出改变的迹象与可能。大家努力维持现状吧。

第三部分教育第19节无用的禀赋

小女孩爱美，照镜打扮之外，还喜欢画美人。我们若是留心察看小女孩的私房“画”，十之有九画的便是美人的脸。有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闺女幼儿时终日涂抹古装仙女，她母亲呢，幼儿时的勾当也无非画美人。

小女孩长成大姑娘，若是有志画画而还在孜孜不倦画美人，可就稀罕了。当我得识本院工艺系的吴雯同学，她已经四年级毕业，画的全是大美人，捧来给我看，而且郑重宣布：那美人不是凭空痴想，而是以班中的同学做原型，百画不厌画了好几年。

我于是郑重地看，看到波蒂切里、拉斐尔、毕加索、马蒂斯怎样地在一位青岛姑娘的铅笔炭笔下变成她所崇拜的那位忧郁美丽的女同学：线条十二分敏感，造型八九分简约，模样五六分相像，作者的心地，则百分之百忠诚：忠诚于她的美人，她的美人画。

我喜欢看美人画，但是不会画。不料吴雯同学郑重地要来考我工作室的研究生。

学生的画路，我是没要求的。你画美人或丑八怪，画写实或抽象，画油画或随便什么画，或者随便什么都不画，只想做装置，玩观念，弄行为，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你得像譬如吴雯同学那样，百分之百忠实于你的喜欢。你喜欢不喜欢，我一眼看出来，哪位孩子这也不学，那也不干，偏要学画画，为什么呢，就是他喜欢。

我于是对吴雯同学说，你来试试吧。

磨难开始了。2002年，吴雯同学以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的考试成绩落榜。这是每年全中国千万名艺术考生司空见惯的老把戏，她自然是哭了，虽然没有当着我的面。此后一年，她租房在京，花钱上课，三百六十五天专攻外语和政治，这也是全中国千万艺术考生司空见惯的老把戏。三百六十五天后，她再次赴考，再次落榜：政治分过了，外语考得太紧张，仍未及格。哭了没有呢，不知道，只记得她事后照旧拿了一叠美人画，走来给我看。

我给吴雯同学绘画作业的分数都很高，两次均是九十分。她画不来学院素描的明暗块面，画不来考场上千篇一律的冷暖色彩，但是她敏感于优美的鼻梁、眉宇、颈项与嘴唇，在乎波蒂切里或马蒂斯的形线怎样地弯曲而盘旋——她当然还要学，刻苦练，长见识，开思路，她的路还长，所有想要走进艺术学院的青年，不就是想要好好学，好好练么？不行，在学会优美地将线条在纸上弯曲而盘旋之前，且慢，外语和政治还差一分。

我不能以我当知青的自学经历劝解她，因为当年的艺术学院全部关门。我也不能说波蒂切里和拉斐尔从未上过艺术学院，因为他们活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国。我不想怂恿吴雯同学再试第三次，以我的脾气，决不愿接受当今考试制的荒谬与侮辱——是的，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我更不能以我在西方的所见告诉她，在西方，人们尊敬或无视一位艺术家，只看作品的优劣，从不在乎学位与学历。我甚至不同情吴雯同学，这一半是因为麻木：落榜者太多太多了，同情不过来；一半，则因为巨大的现实：就算她考取了，就学、升学、求职、升职，她还是躲不开考试，更要学会钻营种种人际关系，以吴雯同学的木讷朴实，她会不会钻营？怎样钻营？她该知道，在中国，人际关系比考试还要关键，还要难。

巨大的现实使我麻木，我期待所有的落第者们尽快麻木，麻木，是中国做人的良药。还有别的漂亮话么，譬如，奋斗不止，自强不息，就都是对落第者的漂亮话。落第者的一再赴考，已经在奋斗，已经很自强，而艺术不是奋斗，不是自强，艺术只是喜欢。

喜欢艺术，多么无用的禀赋！吴雯同学获得高分的图画在考场上形同废纸，但她喜欢画画，喜欢画美人。对这份无可救药的喜欢，不知当今在朝在野的艺术家还有什么管用的忠告。

2003年6月4日

正文第四部分部调皮与聪明

第四部分调皮与聪明第20节调皮与聪明

杨旭、王一凡、崔英杰三位同学，是清华与工艺美院合并后第一届绘画系本科生，世纪末入学，今年毕业。不巧今春非典肆虐，他们被遣散回家，没有在本校得到毕业汇报的展览机会。现在中央美院展览厅慷慨举办他们与另几位青年的画展，他们一定很感激、很开心。

我与这几位同学算不上师生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差不多同年“入学”：在现今教条充斥的艺术教育体制内，他们学会画画，我学会怎样混——说来惭愧，在他们四年本科学业期间，按照量化排课法，我只给这几位同学上过四周课。他们的绘画课程少得可怜，时间都被外语、政治、电脑、论文之类所谓“文化必修课”排满了，换成是我，必定逃学。可是这几位调皮聪明的家伙居然在混乱不堪的课业中，画出了毕业创作，而且数量不少，我很吃惊，也很开心。

他们的年龄大约与我女儿相当，成长在图像时代，对我出国前的创作，不太介意，反倒对我近期利用图像的拙劣涂抹，有所感应。我不记得给他们讲过什么道理，却不知怎么一来，他们各自起了奇怪的念头，找到一堆图像或照片，在画布上画起来——杨旭支使著名的中外女星每人端一枚图片傻笑，使流行文化在绘画创作中以滑稽的方式严肃起来；王一凡画了十来个正在痛哭的苦脸，而只有图像才能捕捉并表达人性这真实的一瞬。崔英杰索性一时放弃架上绘画，以类似多媒体艺术的姿态组合过于纷杂的当代图像讯息，这些讯息既是梦象，也是告白，既是公众的，也是私人的。他们都迷恋油画，但他们凭直觉在非绘画的图像中找到绘画的素材，创作的快感。不论这些作品能导引他们走得多远，可喜的是，他们不再沿袭并重复上几代油画家单一的绘画思维。

可是他们仨仅只本科学历。在艺术成为行业，行业只看学历的今天，一位艺术青年的才能、敏感、活力、天性，不值分文。待这批画卸下墙头，他们回家面临的问题不是艺术，而是饭碗，饭碗的问题，又取决于学历。如果“考研”、“考博”，一路考下去，很可能到而立之岁，甚至不惑之年，都将虚掷在投考、落榜、再投考，以及无穷无尽的学历游戏中。

这三位同学是不是天才?我不知道，但他们绝不是蠢才。毫无疑义的是，他们青春大好，诸位看见，他们刚找到自己的思路，正画得好高兴，怎么办呢，你把凡·高毕加索叫过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根本就没有上过什么艺术学院。我仅将微茫可怜的一点点希望暂且寄托于他们的调皮与聪明。以我所知，有那么一类调皮聪明的青年，走上正道后，脸上的神情会庄重起来，并逐渐培育自己的信念和勇气。

2003年12月8日

第四部分调皮与聪明第21节事相、事实与理论

杨一江同志是我任教后首次招收到的两位博士生之一。今年夏季，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重重审批与答辩，终获通过，准予毕业了。

杨一江来自云南，论文的题旨自亦关于云南。论文的七位审读教授分别给予可观的评分，称其材料丰富，立论亦属新颖，比较保留的意见，是“理论性”似嫌不够。我是这篇论文无可抵赖的“导师”，在评审过程中理应回避，不拟辩说。现在，这篇论文的出版不再是为了审阅或上报，而是直接面对读者，开始了论文自己的命运。我谨愿就此涉及的其他问题，稍作议论。

我所谓的“问题”，十分简单：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美术学博士生的令人信服的标准？美术学博士生与史论专业博士生的异同如何界分？谁来界分？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

我以为自己没有这份资格。四年前，当我被任命为博士生导师时，对以上问题一无所知，我甚至不明白“美术学”是什么意思。至于博士生的学历资格、外语能力，以及必须完成一篇据说不能少于八万字的论文，则是教育部规定——数年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

怎样“指导”美术学博士生，我也无法请教、咨询任何相关的权威或资料——假设真有这样的权威或资料的话——至今，我对以上问题仍然一无所知。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久在江湖，以为情形正好相反：“人在体制，身不由己”——杨一江仅小我几岁，原本同是1978年来北京上学的后“文革”艺术学生。这三年相处，我发现，我与他不过是同辈与同行在同一间教室聊天说话的关系，我们的有知与无知，几乎相等。固然，我得勉强装成“导师”模样，走进走出，而一旦真要给予他“博导”式的教益，我所能有的，只是一点可怜的私见，与所谓“博士论文”的“学术性”、“理论性”等等至高无上的要求是否契合，我既不知道，也无从知道。

因此，倘若杨一江这篇论文果然缺乏“理论性”，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那是我在他书写论文之初就给予他的认真“劝告”——或曰“误导”——以下，如实引述我在毕业生表格“导师评语”一栏填写的词语，俾便申明我对这篇论文的责任：

本人对美术学博士论文仅要求做到三点：

1.研究个案。

2.资料充分。

3.文字清通。

此外，尽可能与自己的成长背景与创作实践相契合。尽可能以艺术实践者而非职业理论家的身份与思路书写论文。

鉴于国中理论文本长期而普遍的风习：繁琐、教条、空泛，言不及义，滞闷肿大，并极度缺乏个案以及个案的深入探究，是故本人对论文的要求与标准“宁低勿高”、“宁实勿虚”、宁取“个案”之“偏”而“小”，勿求“理论”之“大”而“全”，重事实，轻观点，重问题，轻结论，宁可审慎准确地“呈现事相”，避免大而无当的“理论阐述”。若个案设立允当，“理论价值”便在其中，若用心调理材料，“理论观点”自在其中。

美术专业博士生论文不存在“最高标准”。由本人所谓“最低标准”观之，杨一江同志的论文平实可观，达到、并超过本人的期待。

以上书面词语的填写自亦“身不由己”之一例，其实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很简单：同志！别给理论吓着——口齿清楚说实话，就是一篇好文章。至于是不是“博士论文”，那是国家大事国家管，我管不了，杨一江更管不了。

三年来，我几乎不曾过问他手下这篇论文。其间他几次给我其中的篇章，要我把关，现在我可以对他说实话，兼以道歉：我根本没有读——我向来主张对于学生的毕业作品，别去打搅他。画是自己的画，文章是自己在写，冷暖得失，还有比自己更清楚的吗？至于查核错别字，斟酌若干词语，议论相干或不相干的书籍与文论，自是难免，但我不以为这是在指导，无非同行间平日在画室、饭桌或马路上的闲聊。

待到全篇完成，将要上报之际，无可推脱，我必须过目了，于是花三整天时间，我逐字读完了这篇论文——承杨一江同学老实听话，他竟不幸信从了我的私人而业余的劝告：个案研究、材料充实、文字清通，并且“重事实，轻观点，重问题，轻结论，宁可审慎准确地呈现事相，避免大而无当的理论阐述”。

是的，这篇论文果然看不出多少“理论”，但我却跟着论文走了一趟遥远的云南，穿越当地美术数十年历史，了解到许多此前毫不知情的事物，且由云南这一当年相对于“中央文艺政策”的“化外之地”，重新认知了我们国家数十年来的“文艺版图”——例如云南曾被获准免于推行内地的土改政策，例如苏联油画影响在云南的付之阙如，例如历次文艺运动的震荡在边远地区的次第减弱，而云南艺术家其实总想追寻“中央”脉迹而追寻不及……于是有当年“申社”相对肆意的间隙空间，于是有云南绘画如影相随的所谓“灵幻意识”或“地方色彩”，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所谓的“事相”与“事实”：我发现，有关云南绘画的问题——而不是理论——杨一江是我的导师。

这篇论文有没有缺点呢？有的:我以为还是太像一篇学院论文，既不敢越轨，更不敢纵意而谈。然而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大家知道，是国家要求画家成为“博士”，条件，是博士论文必须符合国家制定的“规格”——而不是探究真的“理论”——我终于恍然：“美术学博士论文”其实与“理论”无涉，而是学院官场中一项不折不扣的事相与事实。面对此一无可商量、不容置疑的行政教条，杨一江如同当今所有博士生一样，除了看清事相、面对事实，此外，他们岂敢自作主张——这一文本在详细交代云南绘画“何以如此”的同时，仿佛镜面，也忠实照见了当今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

所谓“理论性”怎么办呢？如上所说，这是没办法找人理论、也无处去理论的。

我衷心感谢诸位具名与不具名的审阅教授，感谢清华校方的最高评审机构：在他们高抬贵手之际，既通过了杨一江的学位论文，也通过了这篇论文的伪导师——我看见，在“理论”的崇高名义下，在“美术学博士论文”这一师出有名的无头公案中，各位教授与学生均认真作出了对于当今艺术教育种种事相与事实的确认。

2004年7月23日

第四部分调皮与聪明第22节辞职报告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这份报告是否收入在此，颇费踌躇，尤对本院及清华，深感不宜，更抱愧于当年出面邀请我任教的袁运甫、刘巨德、杜大恺三位老师——然人之去留，外界喜作揣测议论，以致讹传，于公于私，均非妥善，不如既有其事，明白为好——报告书于10月递交后，院方校方即予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份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协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及春秋两季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仅此向院方校方的谅解与诚意，脱帽致谢。

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第四部分调皮与聪明第23节附一

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 

（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到任不久，学院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此举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是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3月间成立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本人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惭愧衔命，郑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01年至2004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第四部分调皮与聪明第24节附二：教条与功利(1)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南北各校，兼以教学四期，初识国中当代艺术教育套路，其间有所为，有所难为，希望大，问题亦大，是故，每在会议桌上直陈所想，意见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礼听之。今遵嘱书面议论教学端绪，试以“考试政策”为面，“本院教学”为点，陈述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与“教条主义”——我自知以下意见无非空谈，故仅谓之为“感触”而已。

春夏之交，永善老师与我被叫到校部开会，是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

“政治考试”置人格品德于不顾，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

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据此而知，连小学生也要学“政治”），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

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

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兹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

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三年来，我同全体学生一样，唯屈从而已，不是所谓“责任教授”，因无教育之责可负——我对所有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与“外语”，余皆次要。至于“振兴人文传统”、“开拓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云云，实属梦呓，我不相信。

另一考试怪圈缘自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史，实亦无以复加的教条主义，即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试”。因“前瞻性”会议发言已详谈，不赘。幸本院领导似有考虑之意，唯静待试行新的考试方法。

本院教学

工艺美院有自己光荣的历史。合并而转型，院方殚精竭虑，实有诸多大为难在，因领导同样受制于教育部条条框框，又须迎对社会巨变带来的重重问题，今仅就本院上下关心的教学现状，撮要议论三点：教学品质、学院气氛、绘画系前途。

教学品质——“文革”前及80年代，工美人才辈出，有目共睹。90年代迄今，全国艺术学院教学品质持续下降，此也有目共睹，实非工美一家为然，其中或有以下原委可资探讨：

一、艺术学生向以才具高低为取舍，招生失利，余皆被动。十年来社会价值观丕变，生源品质日见芜杂，晚近教条盛行，招生过程已成“汰优”之势，而招生政策犹如雪上加霜，催之恶化也。

二、工美为历史所囿，教学务求其“实用”，以合并后办学新要求看，遂有教学品质褊狭滞后之虞。

三、艺术与设计教学为90年代全社会商品经济意识所裹挟，学生普遍心态是图实利，谋职业，学风学业转趋庸俗化，实用化。

四、对外开放愈广愈速，西方讯息大量涌入，技艺、观念、媒材、功能，均非昔时，而艺术教育的历史包袱一时难卸，新旧交作，自不免应对失据，教学中的整体知识结构亦必失衡。

五、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至上”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六、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权力游戏潜规则与庞大行政势力网。

七、教育产业化，必致学院公司化。此为大势，无可厚非。然在教育宗旨与学院经营、人文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必起深刻冲突，就现状看，问题丛生，后果堪虞。

八、或因以上诸因，遂有管理考核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种种政令教条出笼，繁复严厉，不假情面，看似“对症下药”，无奈我“国情”者实乃“药”、“症”同体，循环助长，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此一悖论与怪圈，亦见于艺术教育，因其规律在“药、症”之间横遭偷换，兼以强扭硬掰，前述“外语考试”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粗暴侵害人文艺术教育者，即其一端。

以上，仅第二点受限于本院历史，合并后理应乐观，徐图改善，而一、三、四、五、六、七点，悉因社会大势使然，第八点自上而下，莫可奈何也。

要之，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乃属必然，所谓“教学品质”，说句实话：要保持工美原有水准于不坠，诚属不易，想要更好，短期内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如聘用制、学分制、废除画种专业、增添选修课目等等，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相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国中前五十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前述“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以致原本针对现实的政策，严重脱离现实，甚至恶化现实，连国中艺术教育本来那点可怜的经验亦告涸竭见底，就我所知，自然科学教育现状同样弊端百出，其内情，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照国家大势，以上状况或许是转型期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是故，当代艺术学院承受着学院本身难以承受的难局，要维系教育宗旨及文化艺术的双重纯度，本院自身的操守与挣扎，其效甚微，

实有待于全社会的转型过程，逐步改良，逐渐完善——平心而论，本院未见公然的腐败混乱，可谓气象澄清。而合并后本应占尽优势，然教学局面何以迄今滞闷难开？

第四部分调皮与聪明第25节附二：教条与功利(2)

就本院现状看，校内与社会的整体文化资源，两皆窘迫——我们究竟侧重“专业技艺”的传授？还是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使学生更其博识？观今之教学，以上二者，无论是有所兼顾还是有所偏重，均不得要领——此题甚大，故长话不能短说。要之：教条与教改所期望者，悬之过高，既迫于文化大势，又昧于文化大势。此亦非工美一家为然。新世纪艺术教学的大是非大方向，各校主事者均难出以鲜明的阐发，宏观的把握，唯竞相改善硬件，扩招创收，取其表面繁华与经济实效而已——故清华校长梅先生名言“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态。

鉴于此，唯一可资点缀门面的权宜之计，即抓紧“尖子”的培养。然进入21世纪的中国艺术学院，艺术的地位却易主为宾，不伦不类：本院规矩，是“两课”成绩差之一分也必拒绝，表格则公然以“两课”分数居首，业务为最次要。本末倒置一至于此，岂非咄咄怪事？教学则以填表与量化为指归，罔顾学术，形同儿戏，而询之周围，见怪不怪——反观人文艺术教育百年历史，感慨多端：文化得势，即乱世也人才辈出（如军阀时期之北大清华，抗战时期之西南联大，甚至院校关闭的“文革”期间），若教条横行，则盛世也学风荡然（如90年代迄今）。昔“国学研究院”梁王陈赵诸先贤，昔创建中美浙美徐悲鸿、林风眠诸大师，若其亲临视看，谅必啼笑皆非。

无奈今日是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推行量化不问品质的时代。学分便于划一，管理是为实用，教学核算利润，学府等同公司。凡此种种虽与文化艺术皆反其道，但确乎适应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等教育国情。故每须提醒自己：认清现实，体念当局苦衷——职称、换届、住房、薪资、解聘、查岗等等才是切实的校务，成绩便于上报、关系必须平衡、学生不能出事、教育不能出格，方为办学的底线。至于培养人才之谓，纯属叶公好龙，殊不可当真是也。

此所以当今艺术学院不再激扬文化，带动风潮——后“文革”之初，诚工美黄金时段，人才遍于全国，影响延十数年之久。90年代以来，中国有活力的艺术均在体制之外，偶出人才，其模式也必墙内开花，墙外结果：校园教条捆绑，岂可与校外生机社会大势相较量。文化规律者，柔弱而刚强，教条可使艺术憔悴，而形势可使教条黯然——奈何形者势者，今不在学院矣。

学院气氛——教学品质与学院气氛互为因果，以上诸因，必致艺术气氛欲振乏力。仍以本院为例，尚可从理工与艺术，行政与教学，学院与学生三组关系扼要议论之：

一、“艺术教学”与“理工模式”的深刻冲突，全国同业恐怕以本院为最尖锐，其状甚多，兹不一一。昔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之叹，今则文科“秀才”面对理科“秀才”，学术地位久居其下，“理屈”而“辞卑”，彼一“内行”支配此一“内行”，其状，犹较“外行领导内行”更其乖谬荒诞，诚“教育国情”一大奇观也。然前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卓然独立，足可缅怀，今有清华园体育教学的另类政策，足资借鉴——今日体育健儿的体能与政治价值，远远高于艺术家的心灵与精神价值——然据我所知，清华园领导始终理解并呼唤艺术教学的特殊性规律性，关键看本院决策。本院与清华固然是上下级行政关系，然理工与艺术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还是平行的文化关系？此二者不清不明，何“气氛”之有？

二、为贯彻前述教条，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然有序，“教学气氛”自亦低抑徘徊——我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三、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循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本院因实用美术的长期历史，艺术氛围原已匮乏，今受制于前述劣势，所谓“气氛”者，更是何从谈起。

平心而论，本院上下对此均有认识，决意起衰振弊，开会不断，然莫不止于书面与桌面。时代不同了。五六十年代深植人心的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80年代全国上下的思考热潮与知识渴求，均使艺术院校教学气氛兴盛于一时。以文化形态学论，相对“疯狂”的“革命”时代，有惠于艺术，相对“理性”的“秩序”时代，有损于艺术。此中得失，或在国家转型与人文艺术之间难以兼顾，难以平衡。我对此现象，远程内抱以有限乐观，其近程与现状，则十二分悲观。

绘画系前途——工美易名，乃“纯艺术教学”在本院开新纪元之始。此亦远程内可持有限乐观之举。然观以近程，合并后的纯艺术教学远不及预期。具体说来，也有三点可资议论：

其一，易名易，易性难。本院绘画系师生占全院极少数，而工美办学思维惯性，一时难易，兼以本院教程单方面模拟“清华模式”，绘画系尚属草创，即为种种教条抑制阻难，进退失据，莫知所从。去年制定人体课程唯准许一周两天，为全国绘画教学史所无，各校诧怪而传为笑谈，虽即改动，然前述思维惯性宛然俱在。是故，绘画系之开辟仅属添一科目，对外有“清华”大牌，看似强项，对内则名不副实，十足弱项，与其他科系、其他学院相较，差异显著。

其二，上述情形犹在情理之中，有待渐变，而被强行纳入“清华模式”的纯绘画教学自必先天不良后天失调，更兼中美、国美等名校优势，高品质生源原已稀缺难求，即便来者有意，十九为“清华模式”俨然拒绝，令人望而却步。而院校双方唯以核对“两课”分数为能事，诚不知所期者何？盖清华向以不拘一格拔取“专才”为能事，何以新纳美院，本意乃扶持纯艺术教学，而竟出此下策？如此，追赶“世界一流”纯属说梦，即敬陪京都艺术院校之末座，也难上加难。

其三，归根结底，所谓“纯艺术”者，从概念到形态，日新月异，变化剧烈，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局中正处于空前融会交叉的暧昧状态。“艺术教育”更无现成固定的指归与标高，兹事体大，不及详说，可说者，是应赶紧全方位解放思想，放手教学，以“无为而治”治之，始为上上策。而本院虚拟之“清华模式”，皆反其道，所订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挂学术之名，行行政之实，徒以名目繁多为快事，诚“伪学术”伎俩是也。

要之，绘画系教学是本院最为脆弱而扭曲的一环，假以年月，或许有所改观，然而大势不等人，教条不饶人，吾等教学，目前唯和尚敲钟而已。

结语

说破其事：工美之于清华，摆设也；绘画系之于工美，犹摆设之摆设也。清华美意，本院苦心，众人固然领会，本人理应沉默，上焉者超然，下焉者混事。唯无功受禄，中心惭愧，兼受理想年代教育，耿介成性，实在不会敷衍。今决意不做应景之谈，专从问题处着笔。三年来违心听从教条摆布，无异做戏。目前心情，适可以两句话作结，谨供上下左右一笑：

敬功利远之，恪尽己能。

与教条共舞，维持现状。

2002年9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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