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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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

正文导语

本书是一本随笔集，包含了白岩松从1989年毕业至今十年的所见所感。这十年中，白岩松一直活跃在广播电视领域，尤其加入《东方时空》的工作后，特殊的身份，更是令他得以涉身各项社会重大事件的最前沿。透过随笔，白岩松像是在与自己的心灵之间进行一场对话，言辞犀利，读来是一种畅快的震撼。

读了他的随笔，你会发现“痛并快乐着”既是白岩松现时自身的状态，也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存在的普遍状态的理解，并且还是一种他希望读者在阅读他作品时所得到的感觉……

正文地平线断想(代序)

<er h3">一</h3>

有很多事情，在想像中发生的时候，神圣无比，而当真实的发生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想像中的神奇与壮观。

新千年的来临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到来设计了各种场面。于是，我们这些人也一直以倒计时的心态来等待着这一天的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动的，毕竟告别的是一个世纪和一个“1”字头的千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所谓的神奇时刻，更像是商家和传媒联手策划的卖点，在普通人心中，这一夜和平时也许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是新闻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觉，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注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当1999年12月31日24时，那意味着新的一个千年开始的钟声敲响，我来不及激动和感慨万千，身边的直播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要开始，于是，在这被很多人认为神圣一刻的时间里，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业地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然后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结束了，我出奇地困，于是倒头便睡，忘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er h3">二</h3>

但新的千年毕竟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像一个爬山的旅人，走过的路程陡峭无比，理想、鲜血、生命、眼泪铺就的登山之路异常艰苦。最初的情形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是后半程上的路，走过一段之后，这一个百年和千年的山顶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相互鼓励着，加油，还有10年，加油，还有9年，加油……5年、3年、1年，在倒计时的牵引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顶。

原本以为这山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来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前方还有一个又一个山顶，中间雾气迷蒙，路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而且我们也都悲观地知道，下一个山顶，我们这些地平线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顶是怎样的美丽或凄凉，都是后人眼中的风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下脚步，地平线从来只用作出发，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回头看看，然后掸掸灰尘，又该上路了。

<er h3">三</h3>

不停地有人在说：我们真是幸运，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没经历过的世纪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这样的幸运观。

千年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人怕是没有权利回顾也没有权利去感慨万千的，但面对一个百年，谈论一下的资格似乎勉强还有，于是，我觉得，人走在世纪的中间，浑浑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罢了，可赶上世纪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头看看，清点清点路程，计算计算得失，这一回头不要紧，竞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们那么多的创痛、伤口、眼泪，还有贫穷、遭受的屈辱、走错路的遗憾、同胞间因战争或“革命，，的互相争斗。

回望中的画面当然是触目惊心的。

然后才开始庆幸：这一个百年毕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画面也就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悄悄合上了。记忆可以掩盖，但回首时心中的那份疼痛却会在新世纪的路上隐隐地持续很久。

这难道就是正逢世纪之交的“幸运”?

<er h3">四</h3>

在一次不经意的聆听中，发现了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觉”。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中都学过林觉民的，作为推翻旧制度的英雄，林觉民何等的壮烈，在就义之前，仍能给妻子留下一封大义凛然并流传后世的遗书。

然后我们就都记住了死去的林觉民，忘记了那还活着的林觉民的妻，林觉民就义之后，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

“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了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变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的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它的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

<er h3">五</h3>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er h3">六</h3>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西部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er h3">七</h3>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30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10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er h3">八</h3>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呆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

1999年春节，我在妻子的家江苏镇江过节，那一个春节，我过得清静，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闲谈少许，日子在舒坦中一转眼就过去了，终于到了要从家中离开，回北京去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我却忽然像小学生不愿意上学一样，为这一长段家居生活的结束而闷闷不乐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我逃避的并不是北京也并不是工作，而是在这座城市和这种工作中必有的挣扎、竞争、苦闷和心灵的劳累。

从21岁想尽早离家，到31岁多少有些厌倦外面的世界，变化的时间只用了10年，这个时候，才真正听懂了10年前的那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er h3">九</h3>

一定有人问我，你的这本书为什么叫?

首先要声明，这5个字的组合并不是我的独创，它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

在1989年，我们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我们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地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在他的一系列专辑之中，并不特别出色，我听过这一张专辑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已不是哪首歌哪一段旋律，而恰恰是这张专辑的名字：。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过很多名字，但突然从某一天起，“痛并快乐着”这5个字就在我的脑海中固执地停留，挥之不去。同时非常奇怪的是，真是应了“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老话，自从我默认了这5个字为书名以后，手中的笔开始变得顺畅，我明白：这5个字正是我手下文字的首领，它们快乐地相遇了。

<er h3">十</h3>

回首过去10年，仔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你都会轻易地发现，痛苦与快乐紧密的纠缠在一起。

每一步走的都那么不容易，有时甚至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感觉，痛苦自然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然而坚持住了，痛苦过去，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事业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快乐就在我们回首的时候，在看到一条前进轨迹的时候出现了。

改革的车轮飞快地旋转着，经济数字转动的同时，还有我们的心情随之转动，“平静”二字已经变得有些奢侈，而在不平静的转动中，一会儿经历痛苦，一会儿感受快乐，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让自己的心灵坐上了上下颠簸的过山车。

不过，好在痛苦与快乐是紧密纠缠着，如果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与希望，那走了几步，人们就会在黑暗中陷入绝望，从此拒绝前行；而生活中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除了在傻子的头脑里恐怕就只能是在希望中的未来。

痛苦与快乐在心中此起彼伏，恐怕将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宿命，只要每次回首时，都能快乐地看到中国和我们每个人向前的脚步，那走每一步时的痛苦也就好忍受多了。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er h3">十一</h3>

在这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岁月里，作为一名新闻人，我走过10年路程。同大家一样，在新闻的舞台上走每一步都需要坚持，绝望的感觉不时出现，但也都过去了。赶路之后，猛一回头看，自己和身边很多人笑了，我们清晰地看到那条前进的脚印。于是我们时常乐观一下，虽然今日的局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圆满，但同过去相比进步这么大，已是让人快乐的结果。

就在这种时常出现的乐观中，在自以为是的成就感里，有一天，我们被人当头棒喝。

1998年冬，我们《东方之子》栏目要拍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也是我们早在字里行间熟悉了的，由于他身上强烈的自省精神和批判意识，使得他在众多唯唯诺诺的声音中显得卓而不凡，自然成了他身边学子们喜爱的人，当然也被我们尊敬，于是，将他请进我们的栏目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一切顺利，我们开始跟踪拍摄。有一天，拍他为大学生们进行的演讲。教室里人很多，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讲着讲着，这位学者对学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过去是学新闻出身的，但我耻于与新闻为伍……”

话音落了，人群中有些兴奋，然而这句话却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们。

我理解学者话中的含意，也许是过去特殊年代给他的黑暗意识太重，因此他没有看到今日的新闻界正在艰难但却执著地向前变革。因此，被学者犀利的言语子弹击中，我首先感受的是一种疼，不过疼痛过后，我也特别想告诉这位学者，假如讽刺、愤怒、偏激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一定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但是，激愤在中国于事无补，只有坚韧的改变才是理想中国诞生的良方，哪怕在这种坚韧之中，你会有委屈甚至会有屈辱。

我依然敬重这位学者，因为敢于说真话是思想者的必备美德，但请他也能在同行者的队伍中，慢慢把新闻人列入其中，只有队伍壮大了，改变才会快一些，中国也才会尽早全新。

<er h3">十二</h3>

采访中，总能听到一些至理名言，比如在采访一位部长的时候，他就讲起过一位老人给他的上岗赠言，三个字，“不要急!”

据这位部长说，以前，年轻气盛，很多事情落实不到位，理想不能很快变成现实，心里就急，就气愤，但慢慢终于明白，很多事情都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非得锲而不舍非得有耐心才成。于是，“不要急”就成为他心中的警句。

我想，这3个字也该送给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要急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思进取的时候耐得住一时的反复或原地踱步，不要急不是内心真的不着急，看看中国的曲折之路，看看我们落后于别人的那些数字，不急是假的，而不要急正是在这种现实前面，不再梦想着一夜之间什么都马上改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份着急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个易变的国家走向众人理想的反面，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因此，不要急，就是能耐下性子来，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着中国一步一步结实的向前走，只要一直向前，哪怕路上仍有很多艰难险阻，中国的明天依然是我们梦想中的中国。

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er h3">十三</h3>

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敲过也还只是短短的时间，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站在地平线上，多少还有些手足无措，内心会忐忑不安，没人会知道前路会是怎样。

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是用泪水稀释着欢笑走过来的，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理由在新的百年中获取更多，梦想更多。

一代又一代人，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打击和波折，面对未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希望和歌唱，虽然新的世纪中，依然还会有战争有欺骗有眼泪有失望，但对于刚刚把富强之梦开始转化为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最好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能欢笑多于眼泪快乐多于痛苦和平远远多于战争善良永远多于欺骗和伪善，我想，这不该是一种过份的要求。

一切都要从我们今日脚下的地平线开始，在此之前的20多年里，我们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的坚强为今天搭起了最好的起跑线，新世纪的黎明，雾气依然很重，前方还是一如既往的模糊，但是，让我们出发吧!

走，就有希望。

正文第一节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点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它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70多人，有50多人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近20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它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复兴门大街将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赶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了，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但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但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了。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荡荡的，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没有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我的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这个时候实习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恶梦一般的早5点赶班车的日子也结束了。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快了。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结束了像赌博一样为前途下的注，看起来我赢了，我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但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课程重新开始，但大家都有一点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未来？

但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但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但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家人。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看样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最后学期。

从四月末到六月初，我们的生活和京城的其它大学生不会有什么不同，谈论的问题关注的未来都和国家有关，而毕业分配虽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陆续解决，但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所占的份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选择安静又有什么意义？

但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安静下来，我们的同学大多数坐上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全班72名同学最后在校园里只剩下男男女女8个人，我们戏称最后8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园安静极了，我们当然只能在校园内活动。记忆中我们不是一起聚在这个宿舍就是聚在另一个宿舍，大家开诚布公地讲好了自己还有多少钱、多少饭票，都以为会打一个持久战。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使我们绝望，只记得说话都是小声的，但还隐隐地盼着什么。

日子开始奔六月底走，陆续开始有同学回来，但回来的都是毕业生，因此注定不会使安静的校园填补得热闹起来。最初的恐慌过后，也可以进城了，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大了起来。一个多月没有思考过的毕业问题又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这个时候我们四年相守的大学生涯只剩下十多天的时间。

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难舍难分！

开始学着强打起精神，要散了，总该热闹一下，然而为告别而举行的狂欢似乎难以启齿，于是我们打上班主任婚姻的主意。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长不了我们几岁，和女朋友也相识很久，大家就闹着非给他们办一个婚礼不可。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开始抓紧时间紧锣密鼓地操作，在班里又是选伴郎，又是选伴娘，我们一起张罗着，并在校园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订下了婚宴。

班主任的婚礼被我们催促着就这样提前举行了。但无论是班主任和他的未婚妻还是忙碌的我们其实都知道，应该是红色的婚礼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只是一个让我们欢乐的理由。婚礼和宴席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开始还是欢声笑语的，同学们的祝福声声入耳，然而酒过三巡，最初的哭声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接着便传染开去，形成了哭声大合唱，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下怎样的场面啊！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婚礼呢？多年以后，我们的师母得上了一种不太好治的病，不知怎么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竟忽然想起那个悲壮的婚礼，我开始拥有一种强烈的内疚。如果不是那样的一种心情，如果不是那样一种离别在即的气氛，也许婚礼该是喜气洋洋的，那么师母得到的祝福会更多，病，或许就无从扎根了。

写下这段文字，愿能是个祝福，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这些已经远去的同学愿用遥远的笑容和真诚的祝福补上婚礼的那一课，愿师母能从病痛中走出。

我相信众人的祝福是药。

这个婚礼宴席我是不知道怎样结束的。因为醒来时，我已经是在第二天早晨宿舍的床上。那些没有喝多的同学互相搀扶着回到教室，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样强劲的节奏中，跳了一夜柔情的告别舞蹈，我不知道那该是怎样的一种舞会。

剩下不多几天中，该照相的照相，该喝酒的抓紧喝，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彼此的毕业留言册上留下自己的话语。

十年后，我打开好久不敢翻开的毕业纪念册，十年前的心情和心态重回眼前，平和的告别日子里也许留下的更多是彼此的祝福，但我们这一届太特殊了，竟多是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和对前途的迷茫。

在我的本子上有这样的文字：

“老白，哭是另一种坚强。”

“五十年后，面对行刑队乌黑的枪口，我们想起那个相聚的午后，然后感叹当初为什么不很快乐地活着？”

“在广播学院哭过几次，每次总有你在场，以后哭的机会不多了。”

“原来以为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了用许多颜色来画了个痛快可爷爷领着叔叔来了说真庸俗真下流真可笑你这样画没道理你眼里看到的不是太阳不是星星不是人不是右侧通行的高速公路……”

“酒后黄昏，我摇摇晃晃地走到生命消失的地方，雨打风吹后的绿草丛上，白花依在，我才明白有些事想忘也忘不掉，于是带着忘不掉的过去赶海。”

……

打开这样的纪念册，就象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珍贵的东西总是不敢去随意地触碰。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就这样在伤感中翻过去了，那些青春的迷惘和狂妄，那些足球场上胜负后的笑声和眼泪，那些无拘无束的梦想，那些没有任何杂念的友谊，都如同毕业纪念册一样，在仔细翻阅过后就合上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后分手的时候终于到了。校园里没有往年那样低年级同学为高年级同学送行的场面，因为低年级的同学都在各自的家中关注着时局的变化，而我们却不得不彻底从校园中离开，只好自己为自己送行。

打行李、捆书箱，一切亲力亲为，忙完自己的还要去帮女生的忙。一切收拾停当，把所有的行李堆放到校园里等待托运。那是一种逃离的景况，一切都杂乱无章，行李旁的毕业生们，脸上看不到对未来的兴奋和乐观的冲动，迷茫和疲惫是共有的表情。

行李托走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大家平静地沉默着，似乎是在为最后的离别酝酿着感情。

到了执手泪眼相送的时候了，我走的晚，因此我竟有两天的时间是在火车站度过的。一拨一拨地送着，去湖南的、去甘肃的、去山西的、去福建的，每送走几位同学就是送走一段记忆，哭声也是从最初的共振走向最后的哽咽，那几天的站台，倾盆而下的是泪雨。

我也要踏上火车了，虽然不久以后还要回来，但这一次的火车开动毕竟与以往不同。和车窗外的同学在火车起动的提速中越来越远，真诚和快乐的日子也如此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长春，送下了好朋友又登车，早上到了哈尔滨，由于我的目的地是海拉尔，晚上还得倒另一辆车，为了度过这空白的等车一天，我上午到了松花江边。夏天的哈尔滨舒服极了，和煦的阳光打在脸上，竟打出了我的睡意，好久好久没有睡过整觉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疲倦至极。于是用提包作枕头，把自己放倒在江边的长椅上，很快就睡去了。

那一觉似乎没有梦。

我的大学四年生活，就在松花江<bdo>?９9ｌｉb.</bdo>边的一条长椅上，在睡梦中结束了。

正文第二节乡居一年：无所事事的历练

终于到了家中。

那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呼伦贝尔草原有世界三大草原之称。东北的夏季很短，从六月底到八月底匆匆地就过去了，那里的人们要经历近六个月的冬季，因此这匆匆而过的夏季是诱人的。平常的日子里，这样的夏季总是人们心中欢快而高歌的日子。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园即将走向社会的人来说，那一个夏季却似乎没有感受到晴朗的天空底下那浓郁的草香。

现在回头看，那一个暑假很象是在一个旅途中，离开了一个站台，而距离下一个站台还有一小段路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让人心里空空荡荡的。更何况这一个夏季中，北京被人们反反复复地谈论着，本来我已经熟悉的城市重新又变得陌生起来。

像匆匆的夏季一样，这最后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八月十号就要报到，因此，八月八号下午，我就要登车远行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最初还没有感觉到一种太强烈的离别情绪，送行的朋友早早地就来到我家，大家在屋里谈着，开着各种玩笑。而妈妈在厨房中准备送行的饭菜。

水没了，我去厨房拿暖水瓶，推开厨房的门，突然看见妈妈一边在切菜，一边无声地掉着眼泪，肩膀一耸一耸的。

那一幕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离别的情绪猛地一下来了。一瞬间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来，赶紧拿了水瓶离开。妈妈看见我，很快用笑容掩饰伤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伤感被凝固了。

妈妈老了。怎么好象是一转眼的事儿，从儿子哭哭啼啼，却一转眼找大了就要离开家乡，虽然远去北京，还算是一种安慰。但以后的日子对于母亲来说，恐怕就更要孤寂一些。也许天下的母亲总是这样，孩子留在身边，日子总是欢快的，但又怎能把孩子束在自己的身旁。把一手培养大的孩子放到更大的世界中去，欣慰与悲凉千缠百转地交织着，笑容与眼泪也就自然地交替着。

送行的饭大家欢欢笑笑地吃过了，心情却藏了起来。说了各种祝福的话，还是不得不奔赴火车站。

上了火车，送行的朋友与亲属不停地招手，但我在抬手的同时却一直盼着母亲的身影出现。因为母亲是坐另一辆车，也许是因为堵车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直到火车开动，母亲还没有赶到，我的心情随着火车的缓缓开动一步一步沉入谷底，眼泪忽然间掉了下来。

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故乡、亲人和朋友。

以前出门上学的时候，自己就象一只风筝，不管在远方的天空中怎样翻飞，总有一根线牢牢地抓在母亲的手中，而自己也就象只候鸟一样，每年的冬夏二季总会飞到母亲的身边。而这一次风筝的线断了，自己以后怕也感受不到季节的感召了。我终于成了游子，故乡也终于成了异乡。二十一年后，我再次扯断了和母亲和故乡相联的脐带，飞走了。而北京会成为我的家成为我的梦想之地吗？

一路无话，只有车轮单调的声响。

八月十号早晨，火车到达北京，仿佛第一次到达北京一样，心里竟有种没底的感觉。一到上班时间我就赶到了位于复兴门大街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去报到。四年一个轮回，四年前我刚刚到达北京我的第一站也是这座大楼，为哥哥的一位朋友捎个东西，而四年后，我自己将成为这座大楼的一员。天空中不知是怎样的一只手在摆布着这一切。

但奇怪的事发生了。

上班报到，进了大楼后，我到哪一个部门，都有人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惊讶地看我一眼：“你就是白岩松？”“我是啊！”“那你赶紧上广电部干部司去一趟。”

大家都好象知道了什么，但谁也不愿意告诉我。我蒙在鼓里。

进了干部司的办公室，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自我介绍之后又惊奇地问了我同样的话：“你就是白岩松？”“是啊！”“经过认真考虑和一些特殊的情况，你的档案被我们退回到北京广播学院，我们不打算接收你了，请你回学校吧。”

如五雷轰顶，我不知道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只知道，我前面的路仿佛被堵死了，我几乎立即成为这座庞大城市中的又一个游民。

下了楼，我赶紧去招我的老师那儿了解情况，原来几封匿名信，为我罗列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当时极其敏感的，于是我就被发送回广院了。

我知道了真相，也知道了这几封信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而且就来自我过去的身边。

一瞬间，我想去他那里，但很快制止住这个念头。那样一种相遇的后果没人可以收拾。

不知我当时怎么想的，走出广电部的大门，我跑到了我一直喜欢的圆明园，整整划了一下午船，手里的船桨是怎样划动的，我好象靠的是下意识，但脑子里却是浮想联翩，一会想到寒冷处，一会陷入绝望境地，但不管怎样，最后在头脑中明白一点，前路的大门还没最后关死，即使只有一线光亮，我也要全力去争取。

给予我的时间还有五天，因为报名的最后截止时间是十五号，如果这五天中我不能改变既定事实，那我就将再一次面临毕业分配。后果是怎样，当时还不敢想。

回到学校，住在朋友的宿舍中，开始整理各种证明材料，寻找各样的证人，以帮助自己拥有一部分主动，然后每天把有关的材料送到广电部。路途是来回五十多公里，我都是骑单车往返，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当时支撑我的就是：别人想要打倒你，但自己却要努力站住。

好人太多了，当我写到这里，脑海中是众多头像，从我的老师曹璐、闻闸，到我在校园内的朋友，都把援手伸了出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和我一样气愤，但都没有只仅仅给我一种气愤和同情的态度，而是把我最需要的帮助给了我。

事情终于戏剧性地有了转机，在学校老师和领导（并不认识我）的呼吁和沟通中，八月十五号下午，报名截止的最后一个下午，本已绝望的我忽然被告知：你明天可以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来的大学生一起去北京郊区学习一个月，工作证是否给你看你学习的情况。

天又睛了，我身边的朋友、老师和我一样高兴和激动。

这个时候我已疲惫极了，但挣扎总算有了结果。看来无论怎样的危局，人们只有不首先内心投降，局面总会有转机。

我不想去谴责写信的人，其实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中的恩怨，甚至彼此间的距离还很远，但特殊时期里强大的生存压力下，这样的举动也算是一种挣扎，而我不过成了他挣扎中的一个目标而已。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依然衷心地希望，那只是他一次青春的失误，因为生命的路太长了，而只有青春时的错误才有机会弥补。

八月十六号，我终于和众多分到广电部所属各电视台、电台等单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站在了一起，虽然工作证还没有给我，有一种“以观后效”的感觉，但在那个时候，这种局面的获得已经藏着太多善良人的帮助，因此在心中，天气是晴好的。

按惯例，我们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要在工作前先学习一段时间，地点是北京郊区著名的窦店乡。在那里，广电部有一个培训基地。只是由于时局特殊，我们的培训时间长了些，为一个月。

到达目的地，学习就开始了，上午一般是看有关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波的各种资料片，由单位的领导带着我们，下午点评、反思、发言，气氛自然是凝重的。

不过学习之余的生活是丰富的，晚上一般有好的电影可看，调剂了大家的心情。

毕竟是年轻人聚在一起，整个培训中心欢声笑语，加上伙食搞得不错，一个月的时间也就很快地过去了。这期间，当时的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各个台的台长都陆续来给我们讲课，随着日程的推进，培训的后期，对敬业精神、岗位意识和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这样的内容开始占的分量越来越重，气氛也就自然地扭转。

一顿让人印象深刻的告别宴之后，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培训也就结束了。如果不是这期间还都加强了体育锻炼，也许每个人都会发胖。

培训是结束了，但还远远没有到上岗的日子。

我们这一群毕业生又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将在农村锻炼一年，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之后才能最后上岗。

回到北京，我们经历了短短的休整，就又再度集结，集体踏上了走向农村之路。

我们锻炼的地点是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区，方式是化整为零，上百人被到房山区的各个乡，有的乡人分到的人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一份详细的分配名单，决定了我们各自未来一年的生活归属。

我和另外六名毕业生被分到了房山区的周口店乡。这是北京著名的考古胜地，北京猿人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也因此，当我听到被分到了周口店的时候，心里产生了幽默的念头：这才叫真正的“从头再来”，直接从“直立行走”开始。

我们当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一行七人带着各自的行李被周口店乡的一辆面包车拉到了乡里，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周口店乡的乡政府是座四层大楼，我们的住处就被安排在这座办公大楼里。当然两人一屋的房间白天还是办公室，而到了晚间，工作人员都下班了，我们才自由，这一间办公室成了我们各自的家。

乡里的领导们是客气的，感受得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有距离，这也难怪，时局毕竟有些特殊，直到半年之后，还有一些乡里的同志会恍然大悟地说：你们原来不是因为有问题才到我们这儿来的呀！

我们七个人三男四女，加上财政部也有一位毕业生在这里锻炼，因此整座楼到了晚上就是我们八个人。年轻人聚在一起毕竟有我们打发时光的方法。八个人中，还有我三位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日子更不难过。其实乡里没给我们分配工作，白天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看看书，和乡里的同志们谈谈天，加上乡里对我们客气，因此每个白天都是晃晃悠悠就过去了。

到了晚上，我们自然拉开牌局，天助我们，一起同来的人大毕业生女同胞小姜牌技不错，于是我们三位男士加上她每天晚上便展开激烈牌局，打法是现在也十分流行的双升级，也就是两副牌打的八十分。在我们打牌的时候，其他人有的打毛衣，有的聊天，气氛自然而温馨。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的我们是看不到电视的，因此每天打牌的时候，背景节目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雅坤和贾际的声音陪伴我们的每一个夜晚。

每场牌局的竞争是激烈的，但总的心情是平淡的，白天的无所事事更强化了这种平淡的心情。但偶尔也会有一件激烈的事情破坏一下这种平淡。

有一天半夜，我早已熟睡，但忽然被一种摇晃的感觉惊醒，醒来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床正碰撞着旁边的墙。“坏了，地震了”走廊里也传来同学们的惊呼。但让我自己到现在都感到奇怪的是，究竟是那天晚上自己太困了，还是平淡的日子给了自己一种无所谓的状态，晃着晃着，我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想起这件事，跑出去问同伴，他们都乐了：“你够不怕死的，我们昨天都跑到楼下去了，你也不下来，后来看不晃了，才没上去救你。”这一次经历极度偶然，但总算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一点色彩。

在大学的时候，体育锻炼就成了习惯，因此刚到周口店乡的时候，我们几个还经常下来打打篮球，跑跑步之类，但后来发现不行，营养有点跟不上。每天傍晚活动量太大，一会儿就饿了，但在乡里，半夜你上哪里儿补充食粮呢？因此后来，大型体育活动就在我们生活中除掉了。

但小型体育活动还是要搞的，办公楼的上面有一个乒乓球台，被我们发现之后，就成了我们除了牌局之外的又一个战场。很多日子的下午，我们都会在乒乓球台的旁边度过时光。但可惜的是我们几位的乒乓球水平都不算太高，因此拥有这样一段难得的集训时间，水平也没有多大起色，否则如果有高手指点，这样地全身心投入，至少将来回到台里也可以称霸一时啊！

在这样的日子中，吃又成了第一话题。由于离我们办公楼不远就是周口店猿人遗址，因此我们常开玩笑：老祖宗当时，吃肯定是第一话题，而咱们今天也如此，锻炼看样很有成效，直接与古人看齐。

当时的周口店乡政府有一个小小的食堂，中午的时候，吃饭的人还算多，到了晚上就是我们八个人了，几乎天天的炒疙瘩和炒饼，一般到了晚上十点之后就又开始饿，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在大学四年中经过了严格训练，因此克服起来不是太大的难题，但仍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当时只要有进城的机会，我都会一下车，先奔副食店，买上一根香肠或是其它食品，很快地边走边吃，然后体会到一种难得的满足感。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拥有这种满足感，那就是骑上自行车，大约一个来小时左右，到其它乡里的同学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们哪里有不招待的道理，就这样也幸福过几回。

同学之间的来来往往是多的，不仅有一起在北京房山锻炼的同学，还有大学同学到北京出差，也会自然地来到周口店乡，大家聚上一聚，看着他们已经在工作之中，没有经历锻炼中的无所事事，心里是羡慕，毕竟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可以忘掉很多东西，而独自无事的闲居，脑子总是停不下来，思考得多了，也自然是种痛苦，正因此当时盼望工作的念头是日益强烈，而在每一次和大学同学的相聚时刻，这种盼望都会更强烈些。

聚会中，领同学去参观我们周口店乡的知名景点北京猿人遗址是从来不会拉下的一项功课，从锻炼开始直到第二年7月底锻炼结束，我总共去了猿人遗址二十一次，也因此我敢大言不惭地说：那儿的一草一木都熟极了，至少当一个导游是十分称职的。

就这样，寂静与平淡的日子一步一步也就走向了尾声，收获是有的，厚厚的终于细细地读了一遍，还有好多书都留在了记忆中，和音乐的友情也在这一年中深化，太多的心情在旋律的起伏中被释放，今生离开音乐的生活是不太可能了。

但更大的收获是友情，我们八个人在空空的楼房中相互用友情温暖着，和那些一个人或两个人在一个乡锻炼的同学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当这种情意结下的时候，即使无聊的夜晚也似乎在回忆中温馨得多。走出周口店乡，大家又溶入城市的万家灯火中，也许交流的机会不多了，大家又都各自有着不同的心事，但彼此温暖的那一年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清除。

当然和周口店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友谊加深，忘不了在他们家中吃的包子，忘不了他们宽容地看着我们无所事事的笑脸。但唯一遗憾的是，本想锻炼中多和群众打成一片，但一直在办公楼里的乡居生活，使我们的朋友多是乡里的各级领导，而和普通百姓的真正友情怕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来弥补了。

90年7月份，乡居一年的日子结束了，我们终于要回城。临走的时候，周口店乡政府给我们八个人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回城之后的最初日子，我们都是骑着从周口店带回的自行车走进各自新鲜的工作与生活的。我们终于融入北京城的车海人流中。平静的日子结束了。

很多年以后，我一个人偷偷地回过周口店乡。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大街上行人很少，周口店乡政府的办公大楼静静的，园子里的绿化比以前好多了。乡居一年的欢声笑语又开始依稀地跑出来，心里开始有些难言的感触。

不管是怎样的日子，不管是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日子，只要在你生命中留下痕迹，回忆时便总是夹杂着一种温情。因为那一年的日子毕竟是在我们的青春中，是我们八个人一起走过的，是我们一大群人一起走过的。

正文第三节病中人生：不请自来的领悟

在人的一生中，内心深处常常会有几次惨烈的战争。或因为情感的重创或因为亲人的离去，还有理想的破灭甚至是因为一场疾病。

在外人看来，“战争”中的你也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和平日一样的上班下班，只可能沉默多了些，偶尔拥有的笑容会有些异样，但人群中大家都各有心事，这些蛛丝马迹很少有人读懂，因此注定了这场“战争”只有你一个人来品味。

无论怎样的内心战争，总是敌不过时间这个对手，当硝烟慢慢退去，一个人默默打扫战场的时候，那种惨烈的情景常常让自己触目惊心。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战争，而且不只是一场，但其中最惨烈的还是因疾病而起的交锋，而这种疾病的表现偏偏不是卧床不起，而是卧床难眠。因此白日中的自己还在人群中，但每到夜晚，就不得不在无眠的床上，让内心的交战越来越激烈。这场战争已经结束多年，本来不打算回首，希望一切都象没有发生过的一样最好，但谁想到，一次节目中的偶然吐露天机，这场“战争”的炮火硝烟又陆续回到我的眼前交火。

1999年初，一位17岁的张穆然小姑娘牵动了京城众多人的心。小小年纪由于疾病，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记者在采访她的时候得知，她想参与主持一期《实话实说》，和喜欢的主持人见见面谈谈天。这样的愿望我们当然愿意满足她，于是有了《实话实说-感受坚强》这期节目。

在这期节目中，有一个中学生问我：你有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事情？你是怎么对付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如实回答。我对这位中学生说：我曾有过严重的失眠，由于几个月持续睡不着觉到后来我对生命都失去了信心，几次都想离开，因此我没有张穆然坚强，但后来时间这个无言的医生慢慢治好了我的病，因此我盼着时间这个医生也能拉穆然一把。

我之所以坦诚相告，是想告诉病床上的穆然，即使今天能够欢声笑语的人们，在他的过去和欢声笑语的背后，也都经历过这样和那样的折磨，但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的这番话没有帮助穆然什么，几天之后，她还是离去了。但当太多的人们关注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记住了我和小崔的失眠。于是，一段时间内，与此有关的信件接连不断地向我们涌来。信的内容整齐地分为两种：一种告诉我们怎样治失眠，一种是问我们怎样才能治好失眠。

写信的人分布在天南海北，性别、年龄、职业也都各不相同。求治者的信中把失眠者经历的内心战争描写得惨烈异常。有一位大学生从中学起就严重失眠，但家里人并不认为这病有多大，在一种望女成凤的感情中，全家人终于让她上了大学。但到了学校，失眠并不见好转，居住环境却比在家中还要恶劣得多，可以想象：一个宿舍七个人，其他六个人活力四射，沾上枕头就是一觉到天明，而这位失眠者却是辗转反侧，内心的苦痛该有多么剧烈。由于长期失眠，身体恶性循环，吃不下饭、忧郁、干事无精打采、学习成绩也不尽人意，很自然地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产生了厌世轻生的想法。

……

还有很多很多，读着这样的信就仿佛重读我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段道路。同病人总是相怜，这些信也在告诉我，在每一个看似美好的夜晚，有太多的人畏惧着长夜，畏惧着自己的无眠。那种恨自己的怒，怜自己的怨都只能停留在自己的内心。长夜无眠除了和孤灯相伴，还能和谁去倾诉？

人们常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也是一样，平日里，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太多，可如果失眠一旦成了习惯，那种折磨犹如软刀子杀人，内心的挣扎和绝望感受比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病还严重。在人群中，这种病多发，尤其在用脑之人的群落更为普遍，难怪在我采访过的很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中，讨论哪种安眠药效果更好并不是一个少见的话题。

接到这些关于失眠的信，我一直没有详细地一一回信，希望我在此写下的文字能算作一种答复和祝福。我们共同经历过就都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苦楚，愿它能在人们的身边消失，这样的话，夜才是浪漫的，生命之树才是绿色的。

对于我来说，几年之前，这场面对自己的战争来得似乎没有预告。

人群中总有一种说法，本命年该如何如何，我一直对此说法将信将疑。但1992年是我的本命年，而内心的战争偏偏在这一年爆发，难怪我的一些朋友会将这一切挂上钩，抱怨我过年时不系上一条红裤带是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属于睡眠非常好的那种人。从小开始的体育锻炼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之后，身体不敢说健壮，但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太把身体健康放在心上，身体找我麻烦恐怕得是中年以后的事吧。

但极度不规律的单身生活却在为身体制造隐患。进入1992年，打击先从肠胃开始。有一天傍晚出去看话剧，时间紧就在路边小吃摊解决了晚饭，但谁知从第二天早上起，不争气的肚子就开始激烈地疼痛。闹了一整天，肠胃自然虚弱下来，但毕竟年轻，没把它当回事，第二天正赶上单位发牛肉，单身宿舍没有冰箱，只能将牛肉一煮了之，肚子还没好，就是接连两天的牛肉餐，这之后，肠胃就亮了红灯，基本上不太工作了。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似乎没怎么饿过，肠胃总是饱饱的。现在当然知道，这是牛肉和虚弱肠胃严重冲突的结果。其实当时也知道了自己的错处，一付一付的中药熬着吃，但伤得太重，解脱起来也就自然缓慢。

可以想象，一个大小伙子，连续几个月没有认真吃饭，身体该是怎样一种状况，而正是这一点开始为后来的失眠打下了伏笔。

从这一年的四月份起，我为一家出版社赶一个书稿，书名是《动荡节拍-中国流行音乐现状》，出版社催得很紧，我也丝毫不敢松懈，十来万字二十多天就写了出来，自然是将休息时间都搭了进去，严重的用脑过度又为失眠打下了更重的伏笔。

灾难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我睡的最后一个好觉现在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当时欧洲杯足球赛丹麦对德国那一夜。由于这场球凌晨的时候现场直播，作为球迷我自然不想错过，于是合衣而眠，但谁知一不注意却睡着了，醒来时比赛已经结束，我自然十分沮丧。到了单位，听同事们介绍了精彩的片断，又写了一篇关于本次欧洲杯的评论文章，在报纸上发了，然后下班回到宿舍。直到睡觉前，日子都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看看书，听听音乐，和同屋聊聊天。

但关上灯躺下之后，就再和往日不一样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直到下半夜才打了一个盹。但这一怪异的现象我没觉得怎样，还以为是头一夜无心插柳睡得太香了造成的呢！

但第二天第三天的夜晚依然是这样，再到后来，是迷迷糊糊了一小会儿，但凌晨时分就醒来，然后怎么也睡不着，这比刚开始时睡不着还可怕。

想不当回事也不行了，当时我们宿舍两个人，每天都听他大半夜的甜美鼾声，然后迷迷糊糊一小会儿，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白天头晕，眼睛见不得光，饭量更小了，情绪开始极度地不稳定，书和电视都没法看了，整日坐立不安的。

事态进一步恶化，北京开始进入酷暑，宿舍里只靠头上大大的吊扇，每夜轰鸣转动，好带来少许凉风。加上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到了整夜整夜睡不着的阶段。

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一夜又一夜我是怎样过来的，而且一过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但我知道从一开始努力想睡着到后来生自己的气再到后来拥有一种绝望的平静，自己的心理状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我的内蒙老家，平日里人们常用“傻吃傻喝”来形容一个人不求上进，但直到我每一个夜晚都是躺在床上睁眼等天明才知道，我宁愿不求上进也渴望“傻吃傻睡”的状态，更何况吃不下睡不着想求上进也没了可能，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里恋人就在身边，她也着急，但我整日和她无话。因为在一种最直接的和生命中红灯面对的时刻，爱情、事业、金钱、友谊……等很多平日里珍贵异常的东西，都失去了意义。在单位，只有少数人看出我的异常，但我不愿面对别人的同情，干完一天的工作然后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几个月的时间一本书没看过，身边没什么事能让自己激动。想回远方的家，但又怎么能忍心让母亲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年少的倔强又拒绝了内心的这个提议。于是每天便生活在对夜晚的恐惧中。

当然会四处求医问药，但我一般选择的都是药性极慢的的中药，而且自己当时坚决拒绝了安眠药，可能惟恐吃了安眠药会产生依赖，那就成了一生离不开的药品，因此痛苦着也不选择用药的安眠，直到今天我一切正常了也不知当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也有很多医生科学地告诉我：吃安眠药没事。可我依然固执地坚持，也因此拖延了病期。当时在自己的内心，的确是把失眠当做一场战争来打的，我不想在药品的介入下打输这场战争。回想起来，该是一种年少的无知吧！

但这种年少的无知却把自己在失眠的泥潭中越拖越深，再到后来，一直深信自己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念终于崩溃了。一点起色没有的夜晚让我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别人不再相信医学甚至连生命都不再相信了。在生命的面前我一直不是一个数量的爱好者但却绝对是一个质量的追求者，在疾病的袭击下，这种生命的质量越发令人堪忧，而且迟迟看不到有好转的迹象，于是生命在我面前，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在这样状况下，离开也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每天的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就是用什么方式离开，我不想把当时的种种设想叙述得太具体，因为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有点残酷，但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不过，绝望到了尽头往往就是希望。

暑热在北京慢慢褪去，宿舍里开始好过的多。吃了很多的药，也不知哪一付慢慢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每晚躺下再也不象以往那样要求自己必须睡着，反而觉得睡不着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因此心中也没了负担，几个多月过去了，不知哪一天终于有了第一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是两小时，虽然还是习惯性的凌晨醒来，但心中的喜悦是巨大的。我真正体验到，绝望之时来临的一点点希望，才是让人最感幸福的。

随着夜晚开始有眠，身体状况也一步步好转起来，1米79的身高，失眠最严重的时候，体重只有110斤，每天起床，都会发现枕巾上一把一把掉落的头发。而现在这一切正在开始发生变化，一种生命的喜悦从身体的好转中慢慢地回来，绝望的念头开始收敛。

但不能说我打赢了这场战争。因为我是在绝望的状态下看到自己好转的，而且好转的过程很慢，直到一年以后仍未能回到完全的健康之中。夜里，睡眠是从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到四个五个小时慢慢增多，这样的缓慢的改变过程让我觉得古人的伟大，因为他们早就总结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失眠还是会经常袭击我一下。不过我再也不会恐惧，睡不着的夜晚我会重新点上灯，拿出一本书，让真正的睡意来找我。心理一步一步在失眠面前放松，失眠竟也一步一步地后退。看来对于我们许多同病相怜之人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失眠更多的不是生理疾患，而是心理疾患。因此想要走出泥潭，心理上主动或被动的放松是重要的。

这样的经历在回忆的过程中是简单的，可能还会有人觉得，就这么点事，至于当场战争来看待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但深陷其中的感受却绝不像回忆时这么简单，交火的时刻骨铭心。

失眠似乎在我面前退后很远了，但我知道由它而来的一道巨大的阴影仍在我的内心之中，只是藏的很深，仿佛不见了一样。

也许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此常常有人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会发出感谢苦难的声音，认为苦难虽然折磨了自己，但其中的收获还是巨大的。失眠在正常人的眼里也许不算什么苦难，但深临其境的人知道它的可怕，我从中走出，不想回头说什么感谢苦难，不管这一场生命的波折给了我怎样难得的感悟，我却宁愿永远感悟不到这些而去换取永远没有失眠的日子。

但发生过的毕竟已经无法改变，这场离生命很近的战争最后还是不管我愿不愿意把很多的感悟给予了我。

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静心更难的事儿，失眠该属于现代病，尤其在城市那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多发，诱惑、梦想、欲望……每天在人们的眼前变来换去，想让心静下来是困难的，心静不下来，夜晚来临的时候，躺下又怎能安眠呢？一幕又一幕白日的电影放着，明天的情节在构思之中，睡眠的时间就被一点一点挤占着，一切还算正常时，人们不觉得怎样，但内心的战争来了，就突然发现……要是能静下来，那才会离幸福近些。因此失眠过后，我首先学会的是，把平日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些欲望、诱惑在自己有头脑中删除，给自己的心灵更多静下来的空间，如果听任内心如自由市场般喧嚣和嘈杂，想安眠是梦想。

心一旦静下来，接着就该明白：没有什么比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质量更重要。人们平日健康的时候为名忙为利忙，太多的人们拿着青春赌明天，于是有顺口溜说：年轻的时候拿身体换钱，年老的时候拿钱换身体。当健康成为生命中头等目标的时候，各与利，这些往日看来最最重要的东西会忽然在你心中贬值。也正因此，多年以后，我采访冰心老人，病床上的世纪同龄人告慰后来人：“生命是最重要的，有了生命才有一切。”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却一语道破天机，让我当时感慨万千。

自己有过一段功名退其次健康放第一的日子，至少学会：面对怎样的诱惑都可以不能以博身体为代价。身体健康的时候，清风明月，粗茶淡饭一样会给你带来快乐，而一旦健康不在，怎样的高位、多富的产业都和快乐无关。这种感触怕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在心里储备一下的。

当然，自己经历过一场和疾病的战争，也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中有很多事情，转折往往就在最后那一下坚持之中。有时候想起来会后怕：如果我提前在生命的战场上退下，结局还用设想吗？无论怎样的磨难，只要自己不彻底绝望就总有希望。在这方面我只能算是个反面典型，因此我还想感谢一下最好的医生，那就是时间。平日里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伤痛，都会在一瞬间，以为世界的未日到了，在这样的心情下，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立即医治你的创伤和疾病。但当周围的人们和你自己都手足无措帮不上什么忙的时候，时间还可以。它用从容的流逝慢慢地帮你抚平创伤，直到很久之后你再回首，突然发现，在时间的帮助下，你已经走出了那个曾经把你困在其中的泥潭。因此大多数时候，面对各种各样创伤，我不相信自己，但相信时间。

经历过一次生命的挣扎，看重的当然不只是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从恶梦走出，你会把平日拥有的亲情和友情看得更重。生活中有些有些看似很大的东西变小了，而有些属于生活常态的东西却变得珍贵起来。在我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我现在的爱人当时刚刚和我相识相恋，她一直呆在我的身边，那时的我绝望、消沉，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未来，但她相信。虽然因为我的沉默她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也话语不多，但在我身边执著着不走就是一种扶持。我当然知道，之所以自己能在绝望中走出，她近乎固执地相信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当时并不相信爱情，但共同走过那一段日子，我不得不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和情感在平日里隐藏于角落，却在危机时刻显现身手。于是这种落魄时的感情让我不得不相信爱情直到今天已经变成坚信。

我本就不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经历过这一次的“战争”就更不是，但悲观并不意味着我每日都是消沉和绝望。过于乐观就会把世界和人生看得很美，而结果往往十有八九不如人意，于是受的打击就大，挫折感就多；可先把人生看得悲一些了，就知道这条漫长的路上，总是会有或大或小的苦难在等着你，遭遇了也会以平常心去面对，躲过去了更会窃喜。以这样的心态走长路，苦，才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打击，我们才会有更多赢的机会，生命之路其实才真正走的乐观。

因此先把人生看透了，活着才有希望。

正文第四节报纸生涯：生命中的加油站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怎样的口才才是最好，口才的训练应该经过怎样的训练呢？

在各种和口才有关的词汇里，我一直认为出口成章是最高的评价，其它如“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等等都让我听出一种贬意来，只有“出口成章”似乎一直是种高要求，我之所以认可这四个字，恐怕是因为最后的那个“章”字，文章的“章”。

其实，古人用出口成章这个词来形容某人口才之好，并不是偶然的，我一直不认为口才在于技巧，而是来自于结构和内容，因此口才的训练并不是天天练绕口令和猛背字词发音就能够大功告成的，口才的功夫应该在诗外，一个文章的章字透出个中的奥妙来，也许每一个以嘴为生的人，都应该在训练舌头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灵、大脑和手的训练，多用心灵感悟，多用大脑思考，多用手写文章，时间久了，如有一定语言发声的基础，那才可以把口才当成一个目标。

六年多的时光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以嘴为生。对于我这个非播音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字正腔圆本就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补这一弱点的同时，对自己的长处就更加注重：一是语言的内容二是语言中思考的含量，除此之外，我想自己一无所有。

而之所以在语言表达方面还有一点点长处，回头看，是当初几年的报纸编辑生涯给自己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能有几年报纸生涯并非当初自己所愿，一系列的偶然，制造了这个结果。但恰恰是这一结果最后给予自己的训练，帮助自己在走上新路以后有了一些底气，尤其值得感谢的是，正是当初不情愿的报纸生涯最终给了自己改变的机会。所以感谢是要在回头的时候首先脱口说出的，同时也感慨命运的神奇和“塞翁失马，安知祸福”这句话的深意。

从周口店回来，经过极短的调整，工作就要开始了。

对于前途的设计，此时虽不是很乐观，但似乎也不悲观。对于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来说，到中央电台能分到新闻部自然是门当户对，更何况下乡锻炼之前，到新闻部帮忙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彼此感觉不错，因此早就约好下乡后再见。

于是，我是以一个新闻部工作人员的心理感觉回到台里的，退一步说，去不成新闻中心，去其它专题部门都算不错，至少并不是专业不对口，因此怎样变化也不太会令自己失望。

但万万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人事部门的同志找我谈话，在我猜完台里的15个部门以后，他们才出乎意料地告诉我：你的位置，是《中国广播报》。

晴天霹雳，我一时有些懵了，其实《中国广播报》我并不熟悉，但印象中，似乎那是一张以刊登节目表为主的报纸，自己学了四年新闻，难道刚一上路，就要和播出时间等数字打交道吗？怎么也想不通，莫非，自己获得这种结局正好和一年前那莫名其妙的匿名信有关？

回到宿舍自然是闷闷不乐，其它的同事由于结束了乡下无所事事加上又分到了意料之中的部门，因此大都是一种精神抖擞的样子，只有我，低头不语，似乎又一次遭受打击，同伴也在兴高采烈之余为我鸣不平，但都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干着，再说。

工作之路，就将注定从《中国广播报》开始了，前途是什么？郁闷中的自己并没有太多设计，那一阵的北京天气，虽是盛夏的阳光灿烂，但在我心中，却一直阴云密布。

初闻报香

用上这个小标题似乎多少有些不妥，因为报香并不是这个时候才闻到的。

上大学四年的时间里，报纸是自己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报纸的竞争虽没有现在这样激烈，但一些极有价值的文章时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又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和忧国忧民的记者名字被我们熟知。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成了我那时精神引导之一，并从他们的文章和忧国忧民之中，读到了舆论监督最初的味道和媒介要成为社会良知的最初感召。这其中，《中国青年报》居功至伟，很多记者的名字我张口就能说出来，甚至多年以后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见面时，我都还有着诚惶诚恐的尊敬感。这种尊敬主要来自于他们手下的一些文章，比如大兴安岭火灾后的《三色警告》，《西部大移民》等等，这些文章中的批判现实色彩和深藏其中的新闻人良知，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许正是这些文章，奠定了我今日做新闻人的严肃，虽然年龄和他们相差一些，但心灵该是相通的。

还有《人民日报》上的一些好的思考性文章和经济类文章，后来的《中华工商时报》新颖的版式风格都对自己这个新闻准专业人士产生过很大的冲击，这些报纸上一些优秀的文章也都被我在几年间细心地留下来，贴成几大本，成了珍贵的资料。

制作这些资料只是为了借鉴，但没有想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排，竟使我也成了广播电台的报纸人，当初的报纸情结竟奇迹般地在自己生命中上演。

缘份是有的，但要成为专业人士，重新补课还是必须的，当初在广播学院，虽是新闻专业，但偏重于广播电视，报纸还是陌生领域。这次走进了陌生领域，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先修炼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走进报社后的第一天，在看完了近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广播报》，对报纸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就上街买了一本人大出版社的《报纸编辑》，回来后临阵磨枪，了解了相关ABC之后，开始了报纸生涯。

进了报社才知道，一切并不象我想像的那样糟糕。八个版面中，只有两个是节目表，余下的版面还是大有作为的。报社内其它人员，总的结构是年轻人少一些，因此作为年轻人，也该更多做些工作。反过来说，也能比其它部门的同龄人拥有更多机会。

报社内人手并不富裕，于是实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就成了负责一个版面的责任编辑，这也就意味着，我像一个年富力强的农民，终于拥有了一块自留地，种什么，怎么种，自己都将拥有很大的权力。这种局面，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要是分到类似新闻部这样的重要部门，这样的机会要在几年以后才会获得的，于是不情愿的位置开始给自己出乎意料的机会，只是在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不懂感谢的。

自己能有这种权力，还和我们的“一、二把手”有关，一把手很年轻，非常有开拓精神，敢于让年轻人挑大梁，同时也能处好和老同志的关系。这让我干起活来，有种“士为知已死”的愉快。而二把手年岁虽大但却宽容为怀，年轻人只要出色肯干都会被他鼓励。加上报社里年轻人数量不多，其它老同志都比较惯着我们，连我在办公室里每天放流行音乐都慢慢被他们接受。于是，我又奇迹般拥有了一个对干活最有利的小环境。很多过来人知道，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能在大环境一般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宽松的小环境，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这样，我就只剩下快乐干活，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是那种心情不好就不好好干活的人，虽然这个位置最初来时并不情愿，但既来之，则安之则好好干之是我的毛病，而正是这一点，让我在把一件又一件小事做得还算不错之后，拥有了改变的机会，如果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活就不好好干，或因为事小而不为，那也许直到今日，我还会在最初的岗位上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从这一点来说，命运的改变与机遇的获得，是从一件又一件小事开始做起的。

负责一个版面，其实最先拥有的就是一张白纸，而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让这张白纸被几篇文章和图片填满，自己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易。用什么样的文章把它填满，这个版面会不会拥有自己的风格，人们爱不爱看，版式漂不漂亮，这一系列问题，对于责任编辑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

首先，我这一版是社会性和故事性相结合的版面，因此，由哪些作者来完成这些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编辑，我就必须先了解电台的各个栏目，看哪些栏目适合给我们供稿，哪些人适合给我供稿。

一段时间以后，我慢慢在电台里有了自己的一个作者群，他们的文章符合我的口味，同时，我对这些文章的修改、标题的制作、版式的设计，也大都让他们满意，于是，双方的合作就默契起来，慢慢的，我这一版的风格也就鲜明起来。

努力开始有了回报，一段时间的低头走路之后，周围的人们看出这一版的变化，于是，从社内领导到周围朋友，偶尔也就会有表扬声飘过来，这给了自己很大信心，更重要的是，面对表扬声，人比较有成就感，一些不快与不如意也就淡化下去，并开始有了进一步干好的动力，总要对得起别人的表扬吧！

做为一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在我们这个不大的报社里，不仅要负责组稿和版面内容与风格，还要自己承担画版、校对、付印等一系列事情，在大的报社，这些活分给不同工种的人做，而报社小，我也就有了体验全方位报人的机会。

由于我们的报纸是周报，一年生活开始以七天为一个周期，每到星期二的上午，看着刚刚印刷出来还带着墨香的报纸，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十天之前这些活生生的铅字还只是一个又一个创意，几天之前，这张报纸还是错字很多有许多修改之处的半成品，而星期二，它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品，这种触膜得到的成就感，是干电视和干广播都比拟不了的。

可能因为自己并不是学报纸的，因此禁忌也少，于是做起来，创意的胆子也大也更无所顾忌些。奇怪的是，这种大胆反而赢得更多人的掌声。自己毕竟年轻，对新东西的理解感悟的快，实施起来也快，于是，时间一长，我们这张报纸的脸孔由于我们几位年轻人的介入和其它同事的共同努力开始向人们接受的方向转变，而干活的人意识到别人对自己成果给予肯定后，干起活来自然心气更高，因此，那一段时间，大家的精气神都好，我也一样。

我自己已不满足于总是为人做嫁衣裳，进了报社，自己的笔就没停下过，反而因为有了自己的阵地，领导也宽容，于是从评论到散文，从专访到年终回顾，一篇接一篇，成了我文字创作的高峰期。

这其中，我以新风格写成的年终回顾文章《回眸九一》，被《新闻出版报》头版全文转载；连续八篇在中国流行音乐界较早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中国流行音乐现状》，被外地出版社看中，最后扩充成书。而一些散文和评论在同伴之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回头看，正是这些可保留下来的文章，让其它的人认识了我，认可了我，也把一些重要的机会给了我，于是改变产生。假设自己当初去新闻部值了夜班，永远没有白纸黑字留得下来的文章给别人看到，我是否也会拥有机会呢？

四年报纸生涯，在回忆中飞快地度过，记忆中的画面总是先苦思冥想，版面的内容和创意有了之后就开始和作者磨合，再然后是画版校对付印，最后是手捧崭新的报纸的得意。当然在这样的画面中，还夹杂着自己伏案写作（需要声明的是，在报纸四年中，除了极少数文章是领导指令的外，大多是自己冲动之下的奋笔疾书，写作在那时，是种不得不为的过程）的画面，欢乐而忙碌。于是回忆也变得温馨起来，时常有种不愿意转过头来的留恋。

在一种不情愿的状态中开始，但短短时间过后，不情愿的位置就给了自己一种情愿的生涯，尤其要在内心铭记的是：这四年多的报纸生涯竟为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一个极好的基础，不说感谢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首先，四年报纸生涯给了自己四年编辑的生活，对于新闻人来说，编辑位置又是最重要也是必须经过的。

年轻时认为干新闻，记者是最风光的，编辑的寂寞与为人作嫁衣，不是最好的选择，并且还固执地以为：那该是白发苍苍当不了记者的人才该做的位置。

但当过编辑，就知道这是大错特错。在新闻的流程中，编辑该是最重要的一环，他能培养一位又一位记者，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能通过巧妙的组合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他总能从就事论事的思维中跳出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因此，我庆幸四年的报纸编辑生涯。虽然自己做得并孬，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编辑，但它让我知道了新闻人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所以我想，每一个年轻的新闻人，是该经历一段编辑生涯的。从某种角度说，当今中国电视的不够水准，是因为在大编辑思路方面认识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所以一个又一个节目才散兵游勇般被人轻视。

四年报纸生涯结束后，对我本人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开始会写些文章并比过去更能看出什么是好文章。

这种改变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想必不会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吧！但报纸生涯过后，自己动笔与看人动笔，都好象去了一层雾气之后般神清气爽。我想这一来自自己不停地动笔，二来自和不同作者的磨合，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慢慢也就入了道，这是对一生都有益的收获。

在报社生涯中，第三个大收获就是友谊。

大学四年生涯在眼泪与迷茫中结束，那种无拘无束的友谊结束之后，曾经悲观地以为：从此人在江湖，尔虞我诈多了，真正的友谊怕是要在回忆中才出现。然而在报社这几年，可能由于工作不在主流关注之中，因此日子过得相对清静，人心也就略少浮躁，同时闲暇也多，于是友谊就又有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有忘年交，比如和报社的同仁们，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激烈的牌局竞争或清静的闲谈都是一种值得留恋的时光，还有工作中的扶持以及他们对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宽容，都该算做忘年交的重要内容。

当然更重要的是同龄人的相互温暖与扶持。报纸生涯时，我和周围的好友，都过着单身生活，那么多的八小时以外，那么多的周末，好在有同龄人在，于是，酒、麻将、录像、闲侃、足球、音乐就成了我们工作之余生活的全部。在那样的四年里，的确“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于是单身生活成了另一种快乐！

收获当然还有很多，比如，由于工作量不算太大，正赶上北京经济广播电台招客座主持人，我就前去应聘，还真的考上了，于是，又有了一年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生涯，1026千赫也成了我非常熟悉的数字，或许，追寻自己主持之路，是该从1026千赫算起吧！

四年报纸生涯，在其中，自己写了很多文章，为别人编辑了很多好文章，得了一场大病，收获陪伴自己到现在的爱情，经历了自己和社会的最初磨合，和一群陌生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切，不都该让我好好对报纸生涯说声谢谢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想到，这四年报纸生涯只是我生命之路中的一段，很多梦想和遗憾，很多欢乐和心情灰暗的日子，都留在那一段路上，成为一种记忆，成为生命之路的一块路标。

日子在报社一周一周地过去了，1993年，年初，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找我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从此，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正文第五节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逢

曾经听电视台的一位中年记者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当时，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哥哥，宣传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能分到电台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很小，社会上电视机的数量少得可怜，所以干电视有些冷门，也因此分到电视台工作，心里总有点别扭，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位记者毕业时不慎得罪了权威人士，最后被分进电视台工作，当时她自然好久不乐意。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干电视成了年轻人追求的热门职业，多年后回忆当初分配时的不尽如人意，她颇有些沧海桑田之感。

我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但在我心里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一来当时毕业时的主要目标是留在北京，如果选择电视台作为主攻方向，那风险太大，似乎是一场很难赢的赌局；二来在广播学院进了新闻系，学的是采编专业，出去之后，干广播甚至做报纸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去做电视，那是电视系学生们的选择，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头之中了，我毕竟照过镜子，从长相到声音都提醒自己：别开玩笑了，还是为广播奉献终身吧！

1993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报社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当时在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转折，因此我一口就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日益开始成为时尚，再加上当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东西总是好的。没人会知道接了电话爽快的答应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决定会让我走上一条与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来和《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联系上了。当时的栏目还不叫《东方之子》，只知道是一个人物栏目，我的任务是去这个栏目当策划，也就是帮助主持人设计一些问题，一起和其它工作人员进行人物分析。我不认为这很难，因为在几年的报纸生涯中，我也采访过好多人，再加上自己只觉得这是一个副业，更不可能把宝押在这个栏目上，因此心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时间很慎重，一个上午，他来找我，我给他拿了几篇我过去采访人物的文章，时间仔细看过之后，拍板，你来吧！

二月底，我去时间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一些人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办公楼里租了一大套房子，为节目的开播作准备。大大的客厅被改造成演播室，两张凳子固定了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里，很有点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这就是《东方之子》刚刚成立时的情景。

刚一进屋，时间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的年龄在那儿摆着，和“策划”这个职称似乎有点距离，我看得出屋内人士脸上那种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场，更是惊讶而直爽地喊道：转了好几圈，我以为找的是个老头呢，原来把你找来了！

我并没有感到尴尬，因为毕竟年轻还有些不知深浅，加上制片人时间和我谈话的时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职责，也没有把太大的工作压力给我。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报》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陆建华以及另外一位女学者，在他们的面前，我更是感觉到，我将把自己的服务工作干好。

但我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记得我第一次看的采访，对象是以写毛泽东著称的作家权延赤，采访结束，时间让我谈感受，表扬过后，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当然可能会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里都是工作第一，争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这样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报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与未来的东方之子们打交道，日子倒也过得充实。

当时节目的名字还没定下来，议论取多的是《新太阳六十分》，我们这个人物栏目的名称就叫“太阳之子”，直到有一天时间接了个电话，告诉我们名字定了，叫《东方时空》，咱们这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顺，大家的工作开始为五月一号的正式开播做准备。

当时还缺主持人，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我认真地在脑海中盘算了半天，给时间推荐了一位我在电台的同事，两人也见了面，后来不知怎的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下准备吧！”

我一时有点懵，什么，我去采访：没有搞错吧？

没有，时间的态度很坚决，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就定了。听了这个安排，当时组里的摄像赵布虹倒是来了个预言：刚开始人们可能会不习惯你，但你会慢热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伯乐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但心里还是有点打鼓，不是为采访或工作难度，而是怕电视一出图象，我在电台的同事一看到，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有些不妥，这时候，别人劝我：没事，咱这节目早上播出，人们早上不一定看电视。这样的安慰加上自己觉得采访完这一位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上图象了，于是横了横心，去！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的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想休闲一点的梦想没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几番挣扎几番被领导训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步一步走上西装革履之路，虽然别扭，但一句“要对观众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设想。

由于《东方时空》节目将在五月一日正式开播，因此我这次到山东采访的对象是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个“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最初和电视的磨合于我不是问题，既然不懂电视我也就没了镜头感、摄像机在哪儿的顾虑，摄像师跟我说：你只管像平时一样采访，别的事由我管。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完成了。

很久以后再重新看第一次采访，大家都笑了。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东方时空》正式开播，在一段其他几位主持人的开场白之后，就是我采访的东方之子，而我自己并没有看到，由于心里没底，家里也没通知，至今母亲还在埋怨我当初没打个招呼。上电视的路就这样偷偷的起步。

在栏目开播前，要为自己的栏目设计一句广告词，当时没有多少精雕细刻的时间，编导在机房外我在录制间里，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第一句“浓缩人生精华”在我脑海中跳出的很快，大家也一致认可，而第二句就多少有些周折，一句一句地抛出一句一句地否决，直到“尽显英雄本色”，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从第一天节目播出起，“浓缩人生精华，尽显英雄本色”这句《东方时空》栏目的第一个栏目广告就开始每天和大家在早上见面。直到后来，随着《东方时空》节目“平视”概念的增强，加上栏目广告词一句才最好，终于有一天，“尽显英雄本色”这句和观众告别，《东方之子》栏目和“浓缩人生精华”紧密为伴，这句话也成了栏目的一个标志。

直到今天，这句依然会提醒我们，也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短短的八分钟人物采访节目对人生的浓缩还不够，但至少是我们一个不停追求的目标。“画虎画龙难画骨”，无论怎样的文章，是文字的还是电视的，对人物的经典刻画都是难的，也正因其难，探求人物的性格走进不同的人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我至今仍感幸运的是，当初接触电视走进的是人物栏目。如果说做其它栏目我更多的是一种付出，那么做人物节目我每次都是在获得，“东方之子”群体于我是一个大课堂，从第一天走进开始，前辈学者，时代精英便一一走进我的生活，注定了我在今后的电视生涯中，对人性和人生的关注成为每日的功课。

有了第一次采访，接下来就欲罢不能了。当时时间和我们采访记者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在采访中达到“平等智商的对话”,作为一个采访者必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者,而是要在和被采访者的问答之中，把每一位“东方之子”最该被浓缩的东西展现出来，也正因此，我们这些外表上感觉“歪瓜裂枣”者才有走上电视的机会。不过在当时，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我的压力还是有的，在几位主持人当中，无论学历还是资历，我都是最低的，“平等智商的对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也因此在最初的一些节目当中我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品，不象胡健大姐采访张贤亮的片子，直到今天都被我们视为经典。难怪在多年之后，当大家又再次看到我在“东方之子”中的第一个采访时，都乐了，这种乐我相信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外表和现在反差太大，还有很多的内容。

最初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想过《东方时空》会有日后的红火，大家颇有点只顾低头赶路的意思。节目开播不久，我们推销起自己的节目来都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太多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们到海南省采访，很多人的联系都颇费周折，不象后来“东方之子”这个栏目广为人知后，相对联系起来容易些。而在当时，每当有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心里都有一份喜悦。其实不光我们做节目的遇到很多困难，在经营方面好同样如此，现在《东方时空》的广告费很高也一般很早订完，可在最初，广告费很便宜但依然没有人愿意掏这个钱，谁也不想让钞票在早间节目中打水漂。回头再看那最初走过的艰难之路，更懂了“万事开头难”这句话的含义。

那时的我自然也没有太长的设计。93年5月底，我接到制片人时间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进中央电视台，我没太考虑就拒绝了。“‘做电视’是副业”这种概念在我当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当时在广播报，我正筹办着一张新报纸《流行音乐世界》，报社内部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重点，甚至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台长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在会上“高举起流行音乐这面旗”很给人一种振奋。能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对我来说自然是件快乐的事，欣喜之中，觉得电视到底能做多久，心中没底，于是就拒绝了时间的好意。

但走进电视看来还是我的宿命，过后没多久，已经呼之欲出的《流行音乐世界》在当时一种对流行音乐依然不屑的氛围中，被某位领导给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热情和理想的梦碎了，我立即有了万念俱灰的感觉，好吧，走。这个念头一出来，最后走进电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也曾有人问过我，假如那张报纸办下来，，你和电视说再见不会后悔吗？我想不会的，一来人生没有假如，二来每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走上办报之路自然会依照另一种规则欣赏着路边的景致，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快乐，也许今天的自己会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寻找到另一种成就感。

但最终，我还是成了彻头彻尾的电视人。

但真正让我在心中归属电视，还是依赖于一次同行对我的认同。《东方时空》播出一百期时制作了特别节目，我承担的任务是去青海与西藏的结合处，采访一位电影放映员赵克清。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正在宁夏银川采访另外的几位“东方之子”。也许是好事多磨，采访放映员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顺。就在我接到任务的第二天，在银川机场一架客机失事，死伤者众，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远在内蒙的母亲自然知道了这件事，但由于不知我在银川的具体行程，内心的担忧可想而知。而我因为在银川的拍摄工作很紧，加上当时也没有手机，忽略了给母亲报平安，结果母亲不知怎么千方百计寻找到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来向北京我的同事询问，那份焦虑自然深重。因此当后来我的同事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心中马上有了愧意，“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结束了银川的拍摄，开始继续西行，踏上了去青藏高原寻找赵克清的路程。先到兰州，但从兰州去西宁的火车票却特别难买，好不容易上了火车但没有座位，多方交涉，我们一行三人被安排到火车的行李车厢中，一路上我们是躺在各种邮包袋子上行进到西宁的，那种滋味至今难忘，而车窗外新鲜的风景到今日却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到了西宁，与先期到达的策划人崔永元接上了头，了解到有关赵克清的情况。原来，赵克清是从河南来青海工作多年的老放映员。青藏高原上人迹稀少，一个游牧点和另一个游牧点可能相距上百里，赵克清就赶着马队，上面装着帐篷和放映电影的设备，到达一个游牧点后,给当地的牧民放上一夜电影，第二天收拾行装，再奔下一个放映点走，其间的艰辛与磨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的故事，大家都能在这样的故事中体会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感动是自然的，也因此我们的特别节目采纳了小崔的建议，于是有了这趟青海之行。

接过头后，知道了去高原上寻找赵克清的办法，又在西宁租了一辆桑塔那，就准备出发了。当时小崔的身体不是太好，在西宁的两千多海拨的高度中高原反应已经比较严重，考虑再三，小崔不易向更高的海拨挺进，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和他分手了。

出发时又一件不顺的事发生了。送行的时候，我进了车里，手却搭在了车门外，被旁边的人一关车门，我的手被夹了个正着，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就没断过，也没睡过一个好觉，这份疼痛等于是此行中的又一个下马威。

一路疼痛，桑塔那在寂静而又风景秀丽的青藏公路上奔跑，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摄像是曾经获过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沙与海》的主摄像江兵，功夫自然了得。一路上由于隔七八十公里就能看到一起车祸，我和江兵不敢怠慢，不停地给司机点烟并和他说话，免得开着开着他睡过去了。因为在青藏公路上，车前总是一样的无人景致，身边总是沙沙的车轮声，困意上来，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的行程之后，我们到达了海拨三千七百多米的青海和西藏结合部，拿着事先了解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要拍摄的主人公赵克清，正好第二天他又要出发，去一个游牧点。一夜休整之后，我们又上路了。

老赵是个纯朴的人，在我听来都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情节，在他那儿却是平静地叙述着。多少个春节没在家过；怎样爬过冰坡；怎样在山谷中用冰块就着硬馒头充饥；怎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生命中的惊险篇章……听着听着，我们都感觉这个片子有戏。

到了游牧点，老赵的马和骆驼又被人骑走了，没了马和骆驼我们不好拍摄，老赵就和其它的牧民去找他的马和骆驼。我们就在蒙古包里和住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聊天，有一段对话我至今难忘。一位牧民问我：“是从北京来的吗？”我答“是”。他接着便问：“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我答：“毛主席早已去世。”那位牧民惊愕了一下又问我：“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呀？”我答：“是江泽民。”牧民沉默了，隔了一会儿说：“不认识。”

这样的一番对话在当时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闭塞，也因此感受到，赵克清隔上半年一年来给他们放映电影该是他们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儿。中国太大了，当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北京出发，当我们对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更迭都了如指掌的时候，在远方，有的人们却对这个国家的大事也无从知晓。这就是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老赵找回骆驼，太阳已快落山，我们的摄像江兵急了，他马上和老赵开始拍画面，否则太阳一落山，明天老赵去昆仑山中，我们的节目就很难在播出前弄出来了。四十来岁的江兵开始在三千七百米海拨的高原上奔跑起来，还算天道酬勤，一组后来让江兵夺得最佳摄像奖的的画面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赶了出来。在太阳还剩下大半个脸的时候，我也拍完了我在节目中的叙述。

很快，天就黑了，远处游牧点中的牧民也知道了这儿要放电影的消息，骑着马从几十公里外赶到这儿来，我们和老赵一起搭好了账蓬，账蓬里很快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电影开始了，老赵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也一直在拍着。放映的当然不是什么新电影，但在屏幕上无论放什么，对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的牧民来说都是新的。到后来，很多牧民都在昨天的酒意中沉沉地睡去，可老赵的放映机一直在转，他整整放了一夜。

草原上的深夜静极了，因此电影的对话可发送的很远，屏幕前是孩子们聚精会神的眼睛和大人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对于老赵来说，这是他无数个相似夜晚中的一个，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无数个相似夜晚中最不同的一个，至今我耳边仿佛都能听见放映机那沙沙的转动声，不知我行笔至此，远方的老赵一切都好吗？

太阳重新照在草原上，牧民们的生活又恢复往昔，女人们劳作，在无事的白天，男人们喝酒，孩子天马行空地游戏着。

老赵又要上路了，去更远的一个游牧点。要翻过大山，我们多少都替老赵有些担心，但老赵却一片坦然，我和老赵一边折着帐蓬一边聊着，摄像江兵在一旁记录下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采访。在当时我并没有故意如此设计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采访是如此特别，没想到回来以后，这种纯自然和生活化的采访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

和老赵要分手了，他将继续远去，而我们则要快速赶回北京，把这远方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临走时，赵克清把一条祝福的哈达给了我，在节目中，结尾处是这个画面，但解说词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哈达其实是应该送给老赵的。”回到北京制片人时间亲自编了这个片子，我也很快写完了解说词，在一种内心情感的触动下，合作顺利结束。在《东方时空》播出百天的时候，特别节目播出了。很多天后，在新的工作中忙碌的我已经快忘了这件事，忽然却接到我们的编导乔艳玲的电话，告诉我：小白，你因为赵克清那个片子获得了《东方时空》第一次内部评奖中的最佳主持奖。在电话中我半天没有反映过来，不是因为获奖的激动，而是在电话里反问这条消息的内容：“什么，我是主持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提问，因为我从来只认为我是个记者，主持人这个称谓离我这种人太远了，但当这个奖项来临，我才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另外的路，前途是凶还是吉都得继续往下走了。

我忘不了青藏之行，忘不了赵克清，忘不了草原上的那一夜，因为这次拍摄后来所获得的肯定，帮助我下了最终走上电视路的决心。

几年之后，回头看当初走上电视路的情景，最该跳出和词语应该是“感谢”和“无心”两个，感谢是自然的，小崔、时间、我的诸位同事，怎么就能在当初，在那个本来没有我们这些人位置的舞台上，把我们推了上去，还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呢？这是一种眼光，是一种更前卫的意识，还是一种赌博？但跳出我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感谢最初《东方时空》的与众不同，从主任孙玉胜到制片人时间，从当时还在外围的崔永元到我们身边的摄像，他们放弃了传统的选择标准，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概念来把另外一群人聚集在身边，于是，电视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画面上一种新的语言诞生了。当创业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我庆幸自己当初赶上了这辆头班车，更让人兴奋的是，在这头班车上做了一件和改变有关的事儿。

而说到“无心”这两个字，倒似乎更象是一种感悟。当初走进电视是无心的，也许干什么事情都需要一点无心。正因为无心，希望抱的不大，失望也就不大；正因为无心，没有刻意的钻营与设计，我只能本本分分地做自己，少了表演，多了自然，少了模仿，多了本色。最后倒因为这种无心，使自己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一步一步上了电视路。

但愿以后好多事，自己也能平静地“无心”去做，最后能否成功其实并不重要但上路时的轻装才最珍贵。

正文第六节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一朵朵鲜花／一朵朵盛开／一朵朵飘散得很快……

这是1995年春节之前，我为《东方之子》组创作的歌曲《其实每个生命都需要表白》，很多听过这首歌的人问我，歌曲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一开始的歌词是什么意思。

对于我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应该用一种善良的心去关怀人，用我们的镜头和屏幕给更多普通人表白的机会，但其实，镜头后面的我们也是需要关怀与表白的一群人，因此有了这个歌名。

歌词的开始部分，对于我身边的人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种生活状态。头三句：一点点青春／一点点走开／一点点流浪起来，写的是男同胞，而后三句自然写的是女同胞。

其实很多人都已知道，《东方时空》、《焦点访谈》这群人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尤其在93年、94年、95年那三年，我们这个栏目像一座充满朝气的兵营，似乎每天都有着人员的进进出出。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出一次长差，回到办公室，总有些新来的人不认识，而过去熟悉的人不见了踪影，一打听，另谋生路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但生机勃勃的流动，制造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起步后的辉煌。

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很有点电视界延安的味道，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参加一场电视界的革命，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东方时空》节目本身已经做得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打开了一扇通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

于是流浪北京就成了自然。

在《生活空间》自己的栏目介绍中，很多工作人员用文字披露了自己来新闻评论部的原因，这成了难得的一份心灵记录。

陈虻：93年6月的一一,当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到《东方时空》来吧。我回去看了二十几天的《东方时空》，想了二十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是一个天天的节目，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作者注：陈虻后创造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经典广告语，并由害怕闲着变成渴望闲一两天，但没有机会。）

孙华拉：有人说《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圳”，就为了这句话，为了成为中央电视台的深圳人，我来了。（作者注：但如果特区慢慢内地化了，你是改变这种状况还是选择离开？）

林宏：在河北当了十几年的记者，93年早晨，被电视屏幕上《生活空间》节目所惊醒，骤然感到：微斯人，吾谁与归？于是乎，怀揣着首届中国新闻奖的证书，昼夜兼程投奔于《生活空间》帐下。（作者注：更多的人是什么奖状都没带就来了，因为当时的评论部只关注现在和未来。）

倪俊：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作者注：人多了，《东方时空》也被作大了。）

李冰琦：因为希望。（作者注：一个乍一听像空话但仔细一听就让人想掉眼泪的理由，评论部心中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有，只是有人说了，有人没说。）

刘挺：找罪受。（作者注：同意，但清闲对于年轻来说，本就是最大的惩罚。）

李晓明：不过是想活得透气点，遇上这儿需要人手，还能提供温饱。（作者注：来评论部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温饱，理想是空的。但请注意：是温饱，不是小康。）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过是个节选，更重要的是，样本选取的是《生活空间》工作人员的，但表达的却是当时来新闻评论部人们的共同心声。在那一段时间里，理想与希望并不是个空洞的话语，几乎所有新来《东方时空》的人眼中，我都能看到一种纯真的东西，这种相遇，让彼此双方都会拥有一种世外桃园里的激动。

梦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陆续而来，住处自然就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拿《东方之子》组来说，我们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我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帐，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不能少交的。

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生活了一年，这套房子中，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多个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散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然后踩着夜色回到地下室这个热闹的家。

在这套房子之中，只有我一个结婚的人，因此电视、冰箱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我用迪斯科舞曲叫大家起床，而那个地下室里过的除夕，我们两口子做了一桌子饭菜，等待除夕下半夜加班的同伴回来，那样一种感受，让我们多少找到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对于流浪北京的人们来说，物质上的回报是暂时看不到目标的，甚至当时从各自的家乡离开，打碎那种含金量还可以的铁饭碗，本就是为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一种可以自由呼吸的生命状态而来，因此“群居”似的集体生活，没有人会觉得很苦。

在那流动的搬家过程中，在那一大套地下室之中的生活里，每个人似乎都亢奋着、跳动着、燃烧着，中间夹杂着和人有关的各种故事。喝多了以后的迷狂、谈恋爱时的你死我活、闲下来时牌局的你输我赢……更重要的是那段日子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向上攀升的阶段，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流浪北京的人们用一种流浪中的激情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当我们在地下室里住的津津有味的时候，夏天的一场大水把我们的家园冲了个七零八落，集体生活被迫结束了。

那场水来得非常突然，外面一直下暴雨，不知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还是因为房管部门维修不力，我们的窗户突然成了进水的闸门。由于是半地下室，屋里的地面本来就低于外面的地面，因此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的家园就成了汪洋世界，屋里的人们虽在齐膝的水中紧急抢救，但家园的凋零已是不可避免。

当时我们的一位摄像拍下了这有点悲壮的场面，而另一位组里的同事用这些画面做成了一个小片子，配上惠特尼．休斯顿深情款款的歌声，播放的时候，大家表面是笑的，但心中是否流泪，怕只有各自知道了。

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是苦难，甚至回忆起来还多少有点留恋的味道。这之中，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时常困扰着流浪的人们。比如说，心中永远的漂泊感、变换了生活环境以后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因此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对于分房子的渴望，没有借资料的资格，还有某些正式职工的白眼，出去采访时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切都曾经在局部的时间里刺痛过流浪的心，但很快就过去了。

大水冲走了我们《东方之子》组的集体生活，相信其它组也都有着各自精彩而让人感慨的故事，最初那种夹杂着热情的流动感也慢慢稳定下来，大家开始在京城之中租下房子各居一方，见面时大多是在办公室或是出差之中。梦想不用在众人之中分享，各自组内的人员也稳定下来，不再是出一次差回来，就能轻易看见陌生的面孔。

我为同事们高兴，从20多岁走过30，人们不能总是停留在一种流浪的状态之中，上面有老，有的人下面也开始有小，生活的重负在理想的面前也是必须承担的，稳定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在的祝福的同时，依然怀念那种流浪时的激情。生活环境不再像最初那般恶劣，但内心深处那种流浪的激情之火却不应该熄灭，否则我们的节目就注定要在越来越精致的技巧之中消灭了激情消灭了一种粗糙而原始的冲击力，那是可怕的。

在评论部内部曾有一个栏目向工作人员问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没走？回答是多种多样：

“还没累死呢！”

“还没过瘾，走什么走！”

“我喜欢这个职业和我的同事们。”

“自己骗自己个儿。”

“在这里，似乎总也达不到理想的目标，于是我留下了。”

“累傻了。”

“因为理想还不曾破灭。”

“希望大于失望。”

“因为还不是走的时候。”

……这最后一句回答最让我提心吊胆，和评论部的感情经过六年多的日子，有爱恋，有惯性始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难以说出个“走”字，但还是盼着在这个由流动人员组成的大集体中，道路的前方一定要永远有着理想之花的影子，这样路上不管有怎样的坎坷和艰难，行走的人才会不停地向前。但如果哪一天，这条路的前方已没了理想的百合花，那就到了大家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但愿永远没有这一天，永远都不是走的时候。

只是，不知大家现在的小日子过得怎样，也许都会经常怀念那有酒有烟有彻夜长谈有面红耳赤的日子吧？青春不会再来，流浪的脚步慢慢停歇，但精神的流浪却永不该停止，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会成为后面追赶者走向成功的祭品。

我很庆幸，能和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和崔永元成为搭档，我想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不是一开始就干上了电视；都不是北京人；都结婚了，还都没离；都有一个孩子，都酷爱着孩子；一般都喜欢回家……

我们习惯称敬一丹为敬大姐，这不仅是因为她在我们五个人中年岁最大，还因为她的确是大姐的样子。

我从没有见过敬大姐穿过不得体的衣服，平日里很少听敬大姐谈论时尚等话题，但她在生活之中和出镜的时候，穿着搭配却总是觉得没有比这样穿更合适敬大姐的了。

敬大姐的心很软，即使是批评性的报道她也是商量性的口吻，而在采访针锋相对要提一些尖锐性的问题时，敬大姐总是狠不下心来，这使得敬大姐在我们这个经常流露出“尖酸刻薄”的团队中多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但对于观众来说，敬大姐就比我们几个人值得信赖得多，于是收到的各种信件是最多的，也因此看到敬大姐求人办事，但从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别人。求敬大姐办事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你把事儿跟她说了，几天之中，她都没有跟你谈起这件事，你以为敬大姐忘了，但几天以后，她把办好了事的结果告诉你，然后和你聊直敢其它话题，让你说感谢的机会都没有。

平和宽容的敬大姐也有发火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们五个人出去签名售书，读者很拥挤，秩序也很乱，维持秩序的一位小姐冲一位观众很不客气的发了火。这个时候敬大姐发话了：你客气一点好不好？目标当然是冲着那位维持秩序的小姐。我知道敬大姐绝不会发那种拍桌子瞪眼睛的火，但语气突然严厉起来就是她发火的象征，我甚至感到：这比那种真正的发火还要有震摄力。

敬大姐还是一个容易被普通人和普通人中间的感情所打动的人。她关注民工关注孩子关注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似乎比我们都多。我虽然几年之中没有见过敬大姐掉眼泪，但却经常感受到她在讲述某件事情心头一软的时候。

我时常能感觉到外在很柔和的敬大姐骨子里却很坚定。当初从黑龙江向外考研究生的时候，几次挫折又几次坚持，终于见到成功的那一天。从广播学院任教到电视台当主持人，从经济部到评论部，敬大姐的每一步都走得准确并坚定，这不能不让我佩服她的判断。想当初敬大姐在经济部已经闯开了一片天地，也开办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但敬大姐依然敢把这一切都抛掉，来评论部重闯一片天地，，这是一种有勇气的赌博，但敬大姐赢了，也因此，敬大姐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来就不是柔弱的，“大姐”这两个字叫起来更带上了一种佩服的含义。

很少见到敬大姐挣扎与痛苦的样子，也很少听敬大姐沉重讲过去的事，做节目也好做社会上的很多事也好，敬大姐好象总是很轻松很自然的样子。敬大姐的内心冲突在哪里，对于我是个谜，或许将来只有敬大姐自己才能破解。

不过有时也看得出来，敬大姐在我们这些年龄小她好多的小弟身上，感受到自己做为大姐的一种压力感。但是没有关系，春天过了从来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主持人这个行当应当是越老越吃香，与其我们或下一代主持人熬到年岁大一点时才真正做到成熟，不如敬大姐就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更何况，总和年轻人呆在一起的敬大姐，永远都是大姐。

称方宏进为老师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来他的确是老师，深圳大学的老师，很多年里，你看着他在电视台的屏幕上晃来晃去，但个人关系却一直还在深圳大学，直到最近，这种关系才有了改变，我也曾经遇到过他在深圳大学时教过的学生，对他的教课水平还多有夸奖，只不过这些夸奖者都是他的女学生，不知男生的评价会是如何。

叫他老师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五个人之中，做新闻评论类节目，方宏进是出道最早的，想当初《东方时空》还了无踪影的时候，老方就在北京电视台弄了个广泛引起轰动的和希望工程有关的《圆梦》，之后又在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节目中任主持人，如按日本、韩国的规矩，我们不管比老方大还是小，都得称呼他为前辈才对。也因此，有一年春节我们内部的联欢会上，有一个小品里有这样的台词，是几十年后方宏进的孩子说给崔永元的孩子听的：“哼，当初我爸出名的时候，你爸还嗑瓜子练嘴皮子呢！”我想，不仅小崔的孩子，我和水均益的孩子面对这句话时也都只有听着的份。

叫方宏进为老师的第三个因素只和我个人有关，1997年7月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对于我这个对金融里的奥妙知之不太多的人来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些深奥，不过方宏进是此中高手，正好有一次聚会，我向老方开始请教，老方一二三四，把亚洲金融危机给我讲得生动有趣，其实不仅是我，我身边好多人都听得入了迷，也正因为那次谈话，我对经济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从此开始关注精彩纷呈的经济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方是个启蒙老师。

当然叫老方为老师，还因为他有很多值得我学的东西。

做三峡大江截流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在船上住一个屋，刚到房间，他收拾东西，最先拿出的是一瓶二锅头，放到窗台上，这才开始收拾其它东西。每顿饭多少都得喝一点，但从来也没见他喝多过，恰当的节制与从容体现出老方生活的一种态度。与此同时，老方还带到三峡一盘鲁宾斯坦弹奏的《肖邦夜曲》，在用手提电脑打稿子的时候，肖邦的夜曲伴着他，很显然，老方是一个很讲究生活细节与生活质量的人。

不过和他住一个屋也有让我愤怒的地方，一来他入睡速度太快，二来他打呼噜。

他入睡速度之快，我还没发现一个对手，常常是我俩躺下，你一句我一句聊天，但如果我有哪一句回答的晚了些，再传来的就是他的呼噜声了。这让我这个曾经饱受失眠之苦的人大为羡慕，但更为羡慕的是他能够快速入睡的平和心境，这对于从事主持人这个行当的人来说，尤其珍贵。而对于老方的打呼噜，我恐怕也和他的太太一样，刚开始适应不了，到后来，没了他的呼噜，倒要重新适应几天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方极少出差离开北京，守着娇妻幼女，每天过的日子滋滋润润。由于出镜只穿一套西装，省下的钱就把自己和老婆孩子的脸色补贴得白里透红，整个一主持人中的贵族。

我恨他的脸色和一睡就着。

其实水均益比我大，但大家似乎从来不考虑年岁，一致称其为小水。大家对他的名字最精妙的解释来自于1998年的抗洪抢险，由于那一段时间小水很少出镜，因此我部有好事者发表消息：接上面指示，抗洪期间，小水不能出来主持节目，因为他一出来，就意味着“水均溢”，那不是坏了大事了吗？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和国际问题有关的小水，但我们的生活中间，熟悉的却是一个很中国的小水。

小水的家乡是甘肃兰州，那是一个以牛肉拉面名扬四海的城市，小水就好这一口。平日工作很忙，中午一般盒饭伺候，但他是绝不吃米饭的，经常拿一包方便面泡上，就着盒饭里的菜一吃，中午饭就解决了。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有一天将水均益抓了起来让他招供可他却迟迟不招，那就先用美人计，如果他将计就计还是不招，那就用上杀手锏：在给他连续送上几天米饭之后告诉他，如果招供，就给你换成面，想必小水大义凛然的革命品质将瞬间瓦解。

小水的姑娘比他还漂亮，有一天下午来办公室玩，我就问他：中午你爸领你吃的是麦当劳还是肯德鸡？他女儿回答：是牛肉拉面。当时我就发现小姑娘的回答有些无奈，于是便在小水不在时偷偷问她：是你爱吃牛肉拉面还是你爸爸爱吃？小姑娘如实回答：是我爸爸爱吃。

除去爱吃面，小水还爱玩，比如打双升级，他的投入程度就极高，但牌好时容易得意记形，牌不好时容易意志消沉。记得有一次牌局给我俩留下深刻印象。我和小水是合作伙伴，而另外两个制片人一伙，我俩上来就一番风顺，如同杀猪宰羊般一路打到K，眼看胜利在望，这时我俩都开始得意忘形，哪想到那两个制片人开始后发制人，竟在我和小水得意之时翻了盘，最终将我俩拿下，事后我和小水总结经验，“还是当官的厉害”。不过从那以后，我有个感触：我和小水认识晚了，如果认识得早，并且在不干电视时就认识，那我俩可以浪费掉很多啤酒并合伙能干很多坏事，但现在干着电视，大家都忙，这样的机会就不多，算做是一个遗憾。

好在小水的节目很少让人遗憾，由于小水绝顶聪明加上是个性情中人，他就和同伴慢慢把原本不好看的国际题材给盘活了，他总是能想出办法“给咖啡加点糖，”让国际题材的节目慢慢有了性情，这是他的贡献。

但我多少替小水有些不平，我们其余几位，一被观众看见，想到的是中国地图，而看到小水，大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幅世界地图，小水可能被利用的价值还有很多，今日的小水还远远没能达到满负荷运转的程度，节目量小，禁忌不少，小水是有些苦闷，我们也陪着他共有。其实小水是该有个为他度身定做的栏目，一来我们看着过瘾，二来不让小水闲着，何乐而不为呢？

只是别忙到偶尔喝顿啤酒打次牌的时间都没有才是最好。

一定有人看到这个小标题就会有些异样的反应：“白岩松这小子哗众取宠，怎么把严肃和崔永元划上了等号？”

但我还是想以此提醒诸位，千万别被表象所迷惑。

我们《生活空间》一位编导在我们内部刊物《空谈》上创造了一句名言――“看见白岩松，就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再看崔永元，就知道又没事了。”这句话很快传遍四方，我和小崔也被定了位，仿佛一个人被认为是黑的就没有了白色，但我想说，笑声背后的崔永元和屏幕上的白岩松有共通之处，而严肃背后的白岩松可能也有屏幕上小崔的幽默风趣，没有不复杂的人。

记得有一次出差，晚饭后的空闲，我和小崔在屋里等人从别的屋拿牌来玩，电视上正放着老片子，小崔细心地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观众并不熟悉的严肃表情发表了感慨：“现在不知道谁还能静下心来搞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接话，但这时小崔的严肃是我熟悉的。

小崔和我都是广院新闻系的，他高我四届，走过的路有一些相似，分到中央电台，都在《中国广播报》当过编辑，不过我到《中国广播报》以后，他已经在《午间半小时》干了很久。

虽然闲暇时也是嘻嘻哈哈段子不断，但还是听到小崔很多严肃的故事，比如两次出去采访，都是艰苦地带，最后小崔都是被担架抬了回来，从采访地到医院，这样的路小崔并不陌生。

小崔还是个煽情的高手，他曾经给我们细致地讲过他去青藏高原采访那些驻守军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辆军车在冰坡上下滑，没想到迎面来了另一辆军车，这个司机想都没想，一打方向盘开进了万丈深渊；还有一个故事是，小崔去看高山上的哨兵，但道路已不通，于是哨兵用望远镜看小崔他们，小崔他们用望远镜看哨兵，一个在这边哭，一个在那边哭。

而我之所以记住这两个故事，我想正是因为小崔带感情的讲述。

小崔爱哭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做张穆然那期《感受坚强》，他劝了半天大家要笑别哭，可一开场他说了没几句话自己就先忍不住了，我现在都能回忆起，为克制自己不哭，小崔用力抓话筒的那只手。象这样让小崔掉泪并不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人前欢声笑语的小崔是一个最容易被感动的人。

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小崔都会继续以幽默的风格面对观众，但细心地观众一定会从他的“斜眼歪嘴的坏笑”后面看出他的严肃来，因为幽默只是小崔的手段，而严肃才是他笑容后面的目的。

请认清崔永元的嘴脸。

正文第七节舆论监督：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已经很多年过去，但看到电视屏幕上接二连三地出现批评报道的时候，我内心那种解渴加担心的情绪至今难忘。

这种接二连三的批语报道就出台于我们《东方时空》中的《焦点时刻》栏目。

到今天为止，《焦点时刻》这个名字已分别被《焦点访谈》和《时空报道》替代，但我想很多人应该不会忘记，当初这个栏目出台时吸引来的关注目光。

山东潍坊的一家医院，有两个病人同一天要做手术，他们两人，一个需要做心脏手术，另一个需要做扁桃体手术。

在手术的面前，病魔的折磨将要走到尽头，而带着阳光的日子又将他们的生活中，想必病人该是掐着手指算计着手术这一天的吧！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原本应该空气中弥漫着快乐气息的手术却被一个医生的错误给毁灭了。在做手术的时候，该做心脏手术的病人被割掉了扁桃体，而扁桃体有问题的病人却被修理了心脏。

就这样，一个凭想像力都想像不出来的局面被大意酿造成功。

这是早期《焦点时刻》一期节目的内容。

人在健康的时候，不会需要别人的血液来自己，只有万般无奈，生命遇险时才会向医生求助，用输血来挽救生命。

但如果在你输进身体的血液里竟带有害人的肝炎病毒时，生命的险情当然立即加剧。

而这样的事情竟真的在江苏州发生了。在这里的一家医院中，向病人提供的血浆中含带着肝炎病毒，大量输血者本想出狼穴哪想到却是进了虎窝，只好又在丙肝的阴影下开始继续求医，产的生命中还会有多少欢笑吗？

这是早期《焦点时刻》另一期节目的内容。

可以想像这样内容的节目出台以后社会上巨大的反响。

恶的事情被揭露，当事人因此得到相关的处理，观众拍手称快，领导也坚决支持。

这样的同心协力是中国在1993年新闻界上演的一出好戏。

而在这之疥的十几年里，被老百姓称为“曝光”的批语性报道其实屡屡想浮出水面，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真正露出水面的很是稀少，更何况露出水也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阻力甚至刁难。这就使得批语报道躲在大多数公众的视线之外，扮演着偶尔露峥嵘的角色。

但到了1993年，《焦点时刻》带着大量批评性报道走上屏幕的时候，遇到的绿灯远远多过红灯，这不能不让人惊奇。也许就是历史选择了《焦点时刻》，在1993年这个合适的时候，完成了之前多少新闻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焦点时刻》在《东方时空》中一下子火了，早上7：20打开电视机的中国人多了起来，现在回忆之中：那屏幕上舆论监督的星星之火最初燃烧得竟如此灿烂。

有了星星之火就开始慢慢地燎原。一年后，更大规模但性质接近的《焦点访谈》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收视率也随之变成第二。，并第一次的严格意义上实现了电视让“二老”满意的目标，。一方面吸引住象江泽民、李鹏、朱容基这样的高层观众，另一方面每天有了亿万中国老百姓准时坐到电视机前收看这个节目。

一件又一件让痛心疾首的恶事被我们知道，一起又一起对这样事情的处理结果被我们知道，激动的人们在这样的节目中慢慢建立起一种对社会的信心，因为正义终于开始成为一种力量。

再以后，除去中央电视台两个“焦点”扮演正义化身的同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也纷纷推出极类似的节目，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地方搞批评报道要比在中央电视台困难的多，阻力也大得多，但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电视台的这个“焦点”那个“时空”，很快蔚然成风，并大多数占据了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中国电视界的舆论监督力量开始变得兵强马壮起来，敢干批评开始成为中国电视人的一种习惯和追求。

当然，广播与报纸加之相当多的杂志也都在舆论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力量的步伐中扮演着各自重要的角色。这一切都仿佛是不约而同一夜间的变化，但我们必须学会感谢，无论身在电视还是报纸还是广播杂志，都该为这么多的同仁手挽手的形成这支坚定的队伍而发自内心的笑对彼此：谢谢！我们用共同的信念和朴素的支持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正义，再不是势单力薄的偶尔露峥嵘，而是同心协力地把旧的一页翻过去。

到了今天，已经还会有多少人悲观地预测舆论监督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了，几乎可以乐观的说，就像中国的经济列车很难开上回头路一样，舆论监督的星星之火既然已经开始燎原，那我们这个社会便很难再忍受众口一辞的阳光灿烂中。更何况，舆论监督的后果是让好人欢喜坏人忧，让好的政策得到保护坏的规定销声匿迹。从哪一方面说，都对中国的前进有利，已经找不到害怕舆论监督的理由。

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对舆论监督提心吊胆是因为自身的信心还很缺乏的话，那今天，我们随着改革二十年的翻开覆地，自信心已不再是原来那般脆弱，我们终于自信地知道：只有敢于揭自己短的人才会日益强大。

问：在你们的节目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生活中丑恶的事，有人称之社会阴暗面，你们不认为这有可能让百姓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吗？

答：不会，因为只有一个社会，让它的阴暗面都不许百姓知道才会人丧失信心。社会象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各种各样不美好的事情，但在各种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这不公平，十几亿人被愚弄着总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更何况丑事就发生在民众身边，纸当然包不住火，可是由于没有媒体的公开报道，因此这样的事大多采取小道消息的传播方式，可这就带来了弊端，因为一传十十传百的过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丑恶的事在这样的传播中往往被夸大，因此在百姓心目中的阴影就更大，破坏力也更大。而一旦公开报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避免了对社会中丑恶之事的夸大。

但人们在媒体中看不到各种社会中存在的丑恶之事报道时，一种怀疑与不安定的情绪就会在愤怒的人群中酝酿升腾，直至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出现火山爆发式的释放，破坏力自然极大；而如果在平时的生活中，在各种媒体中，公众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对丑恶之事的曝光和处理，那种怀疑与愤怒的能量便经常得到释放，于是能量便难累积到火山爆发和程度，社会的安定便实现一起。

更重要的是，由于舆论监督的力量日益增长，大量社会上丑恶之事被处理，民众在拍手称快之时，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天理良心和正义公理是可以得到维护的，这个时候，即使眼前仍存在很多问题，生活也比较困难，但还是会建立起对这个社会的信心。而反之则不然，后果自然令人担忧，不过好在回头路难走了！

问：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一经舆论监督，事情就很快解决了，因此很多人习惯遇到问题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吗？

答：既是又不是。说是，那是因为正如你提问中说的，好多具体的事一经媒体介入便顺利解决，甚至很多问题是拖了很久的，但几乎可以说，哪一个问题，只要事实符合，的确是该解决的，那不管阻力多大，一旦媒体加大对这件事的监督力度，不管怎样，总是会得到还可以令人满意的处理。从这个角度说，舆论监督的确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一个好武器，这就难怪很多百姓会手拿状纸靠近各个在舆论监督方面有好口碑的新闻单位，希望冤屈一经曝光立即得以昭雪。

但这个时候我又要说，舆论监督的目的并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算一笔帐，《焦点访谈》按常规一年应该播出365期，但由于“两会”等特殊情况，一年大约播出340多期，在这340多期之中，批评性报道满打满算也就200期，而在我们新闻评论部，每个接到的各种反映问题的来信和电话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您看，我们一年播出的节目数量都赶不上一天之内人们反映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您能说《焦点访谈》是解决具体问题吗？

也因此，在制作批评性报道时，选题便力争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能带动与此相似事情的处理。归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舆论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处理具体问题，因为媒体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力。

问：很多百姓把你们当成“青天”，有什么冤屈就找你们，不知你们是怎么面对他们的？

答：最初是“铁肩担道义”的喜悦，人家这么信任咱们，咱们得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啊！于是这个也想帮，那个也想帮，一段时间过后，忙了个精疲力竭，总是也没解决几个，喜悦感开始丧失。

第二阶段是痛苦的自卑阶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全力也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面对来信面对上访群众盼望的目光，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无能为力，但又怎能说的出口，于是“所有痛苦都自己扛”，向你倾诉说的群众以为事情这下可解决了，但把重担接过来的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能被具体解决的事情只是少数。

第三阶段是超越了喜悦与自卑的低头前行。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明白，新闻记者并不是救火队员，今天东边明天西边，恰恰相反，新闻人正是要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典型事例的报道去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机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社会拥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才会解决有门，那一张又一张悉苦的脸才会尽量笑容。

也因此，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是在初起时把建立社会良性运转机制当做自己真正的目标，而当机制建立之后，要监督的则是这个机制的运转。

而在今天，当想到机制正在建设之中，而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又大多无法帮助解决的时候，面对信任新闻人的百姓，我就有种负疚感，但负疚和愤怒一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咬紧牙关看着很美丽的将来争取快点脚步努力向前走。

问：看一些报道，我们得知，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有两条长龙，一是来告状的，二是不好的事被拍摄之后来求情争取别播出的，你怎么看待后面这支队伍，他们会消失吗？

答：我认为这后一支队伍出现的很正常，连犯了罪的都可以请律师来为自己争取权益，那当官的把事演砸了，事情曝光以后挣扎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相信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但要申明一点，这后一支队伍可是隐形的，在电视台的门口，你绝对看不到这支衣冠楚的队伍，他们大多星级宾馆住着，拨打着各种有权力人士的电话，当然也有直接撞进电视台的，但这样的求情效果大多不好。

说求情的一个都没奏效那是不可能的，但奏效的不多那是事实，因此当人们问我：这么一支求情队伍什么时候能消失？我的回答一般是：只有当求情大多落了空的时候，这支队伍才会慢慢萎缩，但完全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声明，进京来求情的大多是公款消费，各地的监察单位也应该把这一点放到监察内容之中，求情大多是为保官，这该算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腐败，我想将来不久，哪个地方处理它这么三四起，进京的队伍也能消停点！

电视台这边严格把关，让求情的不好使；某些领导自重一些，不把求情电话打到电视台；当地监察部门处理一些公款保官的行为；电视台在适当时机也曝光几起进京求情的事儿……相信齐抓共管多头进，电视台门口求情的队伍会短一咪少一点。

问：你们的很多节目一播出，当地的领导便拍案而起，一番批示和督促，问题便得到解决，你怎么看待这种领导出面问题才得以解决的方式？

答：首先是感谢，其次是希望将来问题的解决不必再麻烦领导出面。

1998年3月份，由于要制作《焦点访谈》开播四周年特别节目《再聚焦》，因此追踪了好多以前播出节目的结果，还真像您说的，很多节目播出以后，省委书记、省长立即做作出批示，很快的时间里，问题解决了，为了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有的省区还决定：把《焦点访谈》的这一期节目在该省电视台连续播出几天。另外，还有的省领导在看过《焦点访谈》对该省某一事件的曝光之后，第二天就赶往事发现场，总是也自然得到解决。

当然要首先感谢这些领导，一来解决了具体问题，二来他们的批示和赶往现场本身就是对舆论监督的尊重和支持，三来要感谢他们眼里装不下沙子般看见问题就要解决的工作态度。

但如果慢慢地各种媒介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上那就大错特错。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舆论监督的一个目标正是人治理念的淡化，政府的官员也不该如救火队员一般盯着媒介，而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一个又一个事情的解决都该由法律来完成。任何一件事情之所以被曝光，不外乎是违反了法律或相应法规，那么事情既已败露，法律就应该显现尊严，违法者必然得到相应处罚，而不必非得等到领导发话之后才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否则，依法治国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吗？

当然，这还是个长远目标，也许目前的很多事情，还应该按照中国特色的方式来办，但希望过渡期越短越好。

问：由于舆论监督的力量日益增长，是不是更应验了那个说法：记者是无冕之王？

答：绝对不是。在中国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和认为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一样可笑。

所有的商店都高喊着“顾客是上帝”，但在我们这个不信上帝的国家里，上帝和普通人几乎是一个概念，因此上帝购物依然要战战兢兢是再正常不过的。

同样道理，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安慰剂的意思，但它不如安慰剂的地方是：安慰剂一般没什么副作用，可这句话有。如果你要不信它还罢了，一旦诚惶诚恐地信了，然后在工作中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那你的麻烦就大了，相信没多久，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你就会气愤地回头找那位教你这句话的老师了！

因此奉劝所有刚刚走上新闻道路的同仁，还是把自己当个记者为好，而对于那些因为听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而想走进记者队伍的朋友来说，最好先考虑一下如果不是什么什么王，你还打算不打算当记者？

也许很久以后，新闻的力量在社会中越来越大，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一根良心的支柱，相信那时正直而优秀的记者，自身的发言权自然会不可小视。但这还都只是目标而非今日的现实，其实即使明天真的如期而至，记者心中也未必会有无冕之王的可笑想法。因为容易让自身膨胀，而什么东西一旦不正常地膨胀，就离破碎不太远了。

不过我相信另外一种对记者的形容，那是上大学时一位老师偶然给我们转述的，他对我们说：记者就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领航员，一旦你们失职，这艘大船的命运就令人担忧。

我很喜欢这个形容，如果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说法让人感受到的是膨胀是力量，那么这个形容则更多让记者感受到的是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感。

泰坦尼克号是本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船，它最后撞上冰山沉入大海，真正的原因一直是个谜，其中一个是：到今天人们搞不懂，为什么泰坦尼克这艘大船上的领航员竟然忘了带上望远镜。结果当他们用肉眼看见冰山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而如果他们能够带上望远镜，那场海上悲剧是不是就可避免呢？

而我们每一个社会都是艘泰坦尼克大得多的船，新闻人还是这艘上的领航员，他不仅肉眼敏锐，还必须配带望远镜，，然后把航线上的蛛丝马迹都能及时地通知船长大副和乘客行驶在正确的航向上。说白了，我们不过是乘客和船长的耳目，但如果我们失职，这艘大船就有可能重演泰坦尼克的悲剧！

这么一想，便常常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们都带好望远镜了吗？

问：如果千辛万苦做了一个心爱的节目，但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认为暂时不合时宜，然后被领导枪毙掉，滋味如何？怎样面对？

答：滋味非常不好，但不管怎么不好，这种情况都属于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能遇到一次，因而，面对这种隔三岔五的打击，必须想好办法去面对，否则新闻人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先说一种“官方”颁布的处理方法，这一系列方法刊登于我们新闻评论部的工作手册第12页上，白纸黑字，非常正式。

1、洗一个热水澡，然后决定活下去。

2、想一想只有活着，理想才有实现的一天。

3、忘记把素材卖给市场的想法。

4、先假设自己是错的，然后试着证明之。

5、总结经验，确定下次的应对策略。

6、给你的制片人打电话，问有什么选题可以马上做。

以上方法，虽然很“官方”，但应用起来的效果还算不错，除去这些，每人也都有着各自的绝招，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对我来说，心爱节目被毙，还有以下两招常用。

1、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猛骂一通粗话，但一定要事先提醒自己，只能对事不能对人，因为从某种角度说，领导可能比我们还痛苦，比我们还无可奈何，所以要互相提醒。

2、不仅仅女编导，实际上男编导也同样可以进商场购物，这属于破财免灾法，，但小心，气愤痛苦委屈之下，买回一堆没用的东西，这种火候要很好掌握。

其实无论官方的还是个人的，方法都有些“阿Q”色彩，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因此当我们听说哪一个同事要去审片时，都会齐声祝福：祝你好运！

八问：面对“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八个，你们想说些什么？

答：什么也不想，只想开始慢慢地做。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认为，舆论是党的喉舌，因此如果要提“群众喉舌”这四个字，那就是和前一种说法对立。

但1998年10月份，中央一位首长说，党的喉舌与群众喉舌应该是高度统一的，这句话是在朱总理题词之后说的。

统一了好，因为对立着让人觉得心不平会导致不和。

这也证明，“群众喉舌”这个说法开始被接受，这就是前进。

1998年10月7日下午，朱镕基总理要来电视台和我们座谈，那之前。对于朱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字，我们没抱太大希望，因为知道，朱总理哪儿都不题字。

我们几个主持人和编导记者在演播室门口恭候，朱总理一过来，见到我们就露出笑容：“天天和你们在电视上见。”

总理在演播台上坐下，我们把题字本拿出来，提出题字的“非分要求”，朱总理出人意料的爽快答应了。

于是有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十六个大字。

座谈时，总理开着玩笑对我们说：不是即兴之作，想了一宿，血压都高了。

座谈中总理的很多精彩话语也许我们以后可以说得更多，但这两句不妨先听为快：

“我不仅喜欢《焦点访谈》，更喜欢焦点访谈现象。”

“正面报道多少合适，99％？98％？我看51％控股就可以了！”

……

送走总理，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于是知道应当少说多做，因为前面的路还长。

九问：这条前路究竟有多长？

答：要咬牙才能走到我们都希望走上的光明大道。因为舆论监督发挥更大的作用，已不仅仅是新闻改革的内容，从某种角度说，已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份，因此，中国的改革有多难，舆论监督之路就有多少坎坷需要征服。

要有耐心，要有韧性，要有绝大多数新闻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要能在一时的原地踱步中不失去信心，要加强自身的素质，学会真正用事实说话，要……

就这样，向前走，不管是大步还是小步，只要向前就好。

正文第八节申办奥运：我们只收获了失败吗?

1998年，在制作改革二十年的回顾节目时发现，在众多的资料中，有两件重大事件巧合地相逢在同一天，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惊奇。

1982年12月4日，在印度的新德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61块金牌战胜日本，成为第九届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国家，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亚洲的赛场上扬眉吐气。消息传来，举国欢腾，长久渴望胜利的中国人，在体育健儿夺得的一个又一个冠军中，体验到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种激动时至今日似乎都能回忆得起来。

而就在同一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义勇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时候的中国虽然已经不再面对敌人的炮火，但是多年的大门紧闭，我们和别人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不追赶就是死亡。于是《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达了最危险的时刻，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词让每一个中国人体验到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和奋起直追的愿望。

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当然是个巧合。但在历史的巧合中，却有一种情感是共同的，那就是：长久以来，我们落后了，但我们要追，要有一个又一个的赢。

体育是我们最初的武器。

国门关了那么久，大门一开，太多的方面我们都有距离要追赶，每个人心中都有或轻或重的自卑。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一种胜利的鼓励，证明我们自己能行，于是体育就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成为全民族关注的焦点。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体育健儿也真是争气，女排拿下世界冠军，男排0：2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击退韩国队，中国足球队3：0击败科威特，4：2击败沙特，栾菊杰扬眉剑出鞘，拿下世界冠军，邹振先在沙坑旁挑战世界高手……一个又一个赛场上的胜利把一种民族需要的自信慢慢地注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这时候的体育迷大都不是看门道的内行，但都满怀着一种赤子之心急切地盼望着国旗在世界赛场上升起，国歌在它国的体育场内奏响。

于是，体育便在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扮演了精神引导和塑造信心的重要角色，这种对胜利的渴望在奥运赛场上更是达到了巅峰。

1984年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天赐良机，苏联等国家抵制未能参赛。急切盼望金牌的中国人顾不上金牌的质量，而是把目光盯在了金牌的数量上。第一块金牌来得似乎有点象征意味，许海峰用手中的枪把面对奥运赛场憋闷了许久的中国人震荡得心花怒放，很自然地，许海峰成了民族英雄。有了第一块，金牌便接踵而来，一共15块金牌，让中国体育健儿圆满地班师回朝，迎接国人的鲜花与掌声。

那种激动的情绪持续不退，太多中国人在欢呼的同时眼含泪花，体育赛场上的大捷帮助中国人不再自卑地面对这急剧前行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太多的方面无法和别人一争高下，但体育可以，于是体育健儿便成了中国整体冲击世界的先行者。也因此奥运情结在中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根。这就难怪，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只拿回五块金牌的时候，媒介会用“兵败汉城”这样的字眼来显示不满，国人也用沉默来表示自尊受到了伤害。

在整个八十年代，这种奥运情结在国人的心中难以解开。一起一落的两届奥运会又让中国体育界感受到自己承担着体育之外的诸种职责。在这段时间里，不会有人去发问：我们应当让体育去承载这么多的热望和职责吗？

进入九十年代，奥运这个字眼在中国人的心中又有了新的含义，我们不光要在赛场上扬我国威，还盼着自己能当一回主办国，分享一下奥运的荣光。申办奥运不只是想夺得举办权，还成了国家进步的助推器和世界是否接受我们的试金石。

正是在九十年代，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到第二次申奥的平静，奥运情结慢慢被中国人解开，体育终于开始回归赛场，中国人的自信随着国力的增强已从更多的方面获得，中国人开始以更轻松的方式面对体育，这是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收获。

但依然没人能忘得掉1993年那个举国不眠的申奥之夜。

直到今天，在很多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当中，通过一些经典照片和电视上的画面仍然能感受到那申奥一夜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重重痕迹。

1993年9月23日，《东方时空》刚开播不到五个月，申奥这件大事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远在蒙特卡罗的投标票表决现场直播，但国人的反映却应当以最快的速度来展现。《东方时空》作为CCtV全天第一个新闻栏目，，承担这个责任是必须的。但可怕的是，从凌晨两点宣布到早上7：00播出，我们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一个新栏目来说是个挑战。

我们采用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出动了十八套摄像机分散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大学、长城、首都机场、天安门、国家体委、军营等二十几个地点开始拍摄，而灯火通明的电视台内也拉开了阵势，节目领导全部出动，等着前方记者拿回素材进行编辑，一切都跟打仗一样。

我的任务是在台内和另外三位主持人一起，凌晨四点走进演播室，把或悲或喜的串联和评论讲给观众。

领导把写串联词的任务交给我，我自然不敢临时抱佛脚，也当然不会只准备申奥胜利这一个方案。我绞尽脑汁，写了风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案。一个成功时用，另一个失败时用。这两个方案内容不同，但有一种情感是共同的，那就是：“胜不骄，败不馁。”

凌晨两点，我们留守台内的人们聚集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远方的最后决定。普遍的英语不好加上心中的高度紧张，使我们在萨马兰奇感谢北京的时候出了和国人一样的错误。瞬间，啤酒、饮料满天飞。我一会儿要进演播室的西装也被洒满了啤酒，欢快的同事还鼓励我，一会儿穿着带啤酒的西装去演播室，那多有喜庆气氛啊！

好梦不久就醒来，最终的结局是悉尼获胜。我相信在这一瞬间。整个中国都安静得怕人。所有的人都用沉默表示了自己的震惊，喜与悲的转换太过戏剧性，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在心情快沉落到冰点之时，我们的一位领导发话：各回各位主持人赶紧进演播室，大家开始工作。

紧张的工作就在眼前，大家来不及品味心中的酸甜苦辣，就开始各就各位。由于我的西装已经被“胜利”的啤酒喷得惨不忍睹，那一个节目，我是穿着衬衣进的演播室，录下了那为申奥失利写下的串联词。

当我们从演播室出来的时候，各个机房都在进行紧张的编辑工作。我们这四十分钟的节目分为表决瞬间、名人谈话、国际热线、申奥反应、烛光仪式（几个青年人在长城举办的特殊仪式）等内容，这些几乎都是在申奥这一夜拍到的。各路记者在拍完之后马上返回电视台，等候的人们再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原始素材编成节目。

时间的急迫再加上申奥未果的压抑，整个机房的气氛是凝固的，除了简单的工作指令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

离7：20《东方时空》开播还差8分钟的时候，我们这个申奥特别节目终于制作完成。一位同事跑步将完成带送到播出间，人群沉默着涌回办公室。

7：20分特别节目准时播出，主持人开场白之后便是动人心扉的表决瞬间。

也许是忙碌造成的短暂遗忘重新被镜头唤起，也许是申奥失利之后继续工作而将心中的委屈累积的太多，人群中的哭声先是个体而分散，不一会儿便齐声合奏。我自己是在骂了一句粗话之后便从办公室冲到了外面，伤感的屏幕已是不忍再睹了。

在节目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里自己是个新闻人，无论申奥的结果怎样在心中制造着冲击，工作的忙碌都将其强行压制下去，但7；20之后，我们看着自己节目的时候，我们是中国人，几小时工作中压抑的遗憾和失落、伤心和不平都被释放出来，哭也许是最好的载体了。

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想：如果要是北京获胜，那我们将在怎样的激动中制作完这个节目，记录的又将是人们怎样的一种狂喜，太阳升起时，中国又将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我相信那一夜，所有中国人的内心都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刺痛，甚至是重新感受到一种屈辱。我们还不习惯于这种大庭广众下的分出胜负。再加上申奥之前的乐观急剧膨胀，因此不幸的结果传来导致举国沉默。但正是这次深深的刺痛，教会了中国人很多很多。输过便会在今后的竞争中拥有更大的平常心，输过便真的知道，面对竞争，我们不能天真的只抱赢的念头，也要在心里作好输的准备。

节目播完了，大家哭过了，于是都意识到，这一夜对于中国是难忘的，然后大家都走出电视台的大楼，去照一张悲痛和忙碌后的合影。

那一个早晨，北京晴空万里，哭过的眼睛面对亮丽的阳光有些不适，但还是聚拢在一起，照了一张没有集体说“茄子”的合影。

然后就散了，我独自打车回家，长安街上车流穿梭，日子如往日一般开始，只是我知道，已经有一种刺痛被所有的人收藏在内心。让中国更强大！这句话也许在这一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都暗暗地思量过。

之后不久，我采访了去蒙特卡罗参加申办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在电视直播中我们看到，在最后申办权花落悉尼的时候，北京代表团的成员眼含热泪仍然为获胜者鼓掌，因此我问张百发：那一刻，为别人鼓掌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张百发回答：第一心情上自然不好，第二别人争取到了主办权，应该向人家表示祝贺。我们中国是大国，这也是一种大国风度。第三，总有一天奥运会会在中国举行。接着张百发向我们透露：开始也想不通，感觉我们费这么大的心血，而且接触了70多个国际奥委会的委员。绝大部分都向我们许过愿。可能我们中国人太实在，认为许愿都算数，所以结果出来了和自己卢的不太一样就会感到遗憾。不过从这件事上倒是体验到世界上的事真复杂。

张百发告诉我，后来有奥委会委员向北京市写信，信的内容很好：一向北京市道歉，他们没投我们的票。第二没估计到中国能得到这么多票，第三希望我们主办2004年奥运会，保证投票。其中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写的那封信让很多人读过之后掉眼泪。还有一位加拿大委员在信中讲：这不是北京的遗憾，而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遗憾，这不是中国的遗憾，而是世界的遗憾。

但不管这些信中表示了怎样的安慰和遗憾，主办权毕竟落到了悉尼的手中。在最初的失落和遗憾过去之后，申奥的前前后后让我们开始必须反思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把申奥的成功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得太紧密。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一旦申奥成功，中国的改革将大步前进。从今天来看，这是个美丽的错误，申奥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个好的润滑油，而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应当有着自己内在的动力和节奏。

其次，申奥的全民族热情掩盖了我们的很多不足。和悉尼等城市相比，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太多要追赶的东西。“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这句申办口号其实从那一个角度透露出一个信息：也许现在还有很多不足，但只有你让我办，我们全民总动员，就一定能成功。于是也有了北京一旦拥有主办权城市建设将提前四十年这样的说法。但申奥未成，人们也发现中国和北京城市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也许随着我们自身的强大，这种申办成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第三，申奥归根到底只是申办一次奥运会的主办权，但我们偏偏给它加上了太多体育以外的事情，看得出来，在世界的面前我们急于证明自己。其实，申奥成功不意味着我们一夜之间就进步了多少，而申奥的失利也不说明我们的进步会停止。

当然那次申办奥运，我们在当时也不知道后面有那么些黑幕。回头翻看资料，当时张百发接受采访时还对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希望国际奥委会１９９４年一月份开会时请我们去，征求我们对国际奥委会有什么意见，他们也正逐步走向民主化，我们希望能公开投票，如果公开投票我们有绝对的把握。”

这段话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听出太多的弦外之音，但几年之后，在申办奥运的贿选丑闻公开之后，我们才感觉到其中的言外之义。

就在中国人已慢慢淡忘了那次申奥的1９９９年初，当年申奥的丑闻突然爆出，悉尼组委会用金钱收买了两个奥委会委员，结果悉尼胜出，而北京差的就是两张票啊。

这个丑闻传出以后，我很自然地想到９３年那一年我们全民族围绕申奥的热情、悲伤和眼泪，当然还有极度的失望。几年后这丑闻的传出，却不得不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热情和眼泪竟是被强奸过一样。

中国人是宽容的，相对于其它索赔的城市来说，更接近胜利而损失最大的中国，针对丑闻的言辞却不够激烈。也许我们有自己的考虑，也许我们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也许我们还要申办奥运会因此不想得罪太多的人，于是放弃了愤怒的机会。

但谁对当初一个民族的热情负责？谁对我们当初的泪水负责？在心中我真的想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

不过，一切都过去了，包括热情及眼泪。９３年的申办奥运就象一个分水岭，之前中国的奥运情结一路攀升，在申奥那一夜达到巅峰，而那一夜过去，中国人面对奥运日益冷静下来。虽然和其它一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面对奥运的热度还是高的，但和我们自己前些年的狂热比起来，已经冷静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事隔十二年之后，奥运赛事依然在美国举行，但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和乐趣，再不是全体国民眼中的唯一。金牌依然得的很多，但获金牌的选手不再会享受民族英雄的待遇。他们只是体育赛场上的英雄，国旗升起和国歌奏响时，我们依然会激动，但我们知道，如果有更多写着made in a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冠军，那中国才会更强大。

我们做电视的人也不再只盯着金牌。在９６年奥运结束之后，我们《东方时空》推出奥运人物专访，十多位中，只有四个金牌选手，还是都有感人故事的。比如最小的冠军伏明霞；常胜将军邓亚萍；屡战屡挫最终成功的熊倪；还有甘当绿叶扶红花的乔红。其他的几位都是亚军、季军甚至是第四名，还有根本没参加奥运的人物。他们中有挑战年龄极限的游泳老将林莉，悲壮的女足和女垒教练，离领奖台很近的蒋丞稷，为奥运冠军作陪练的柔道选手张颖，，一枪打走金牌的老将王义夫等等。我们给这组节目定位于“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希望能够把视点回到体育，回到体育赛场上的人。并不是金牌才能给我们震撼和信心，恰恰是在向胜利冲击的过程中，一些感人的故事出现了，体育的魅力显现了。

观众的反应和我们一致，短短十二年的时光，中国的观众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态度来面对奥运赛场，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一直很好，结果在这种热情的鼓励下，我们这组奥运人物的精彩语言和故事又被集成一集《焦点访谈》在黄金时间播出，我给这期节目起名为《精神的圣火》。

从对金牌的关注到把目光投放到赛场，去寻找感动自己的故事和人，奥运慢慢地在我们心中回到了正常的位置。

１９９８年初，一条消息让很多人忽略了，北京市市长刘淇和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到瑞士洛桑，向奥委会递交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很快，我们又将有一个申奥之夜，但93年那一幕不会再来，不管是成还是败，中国人都能以绝对的平常心去面对。

但我还是惊讶于这条消息被很多人忽略，而和上一次申办时的轰轰烈烈相比，我们仅仅走过了十年的时间；可是想一想又觉得必然：，现在的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下岗职工能不能少一点，经济能不能往上升升，国企改革能不能快一点，出口状况能不能好转一点……

而北京的市民更关注的则是：大气污染指标降的速度怎么样？路这么堵，有关部门得想想办法，别让二环三环成了流动停车场，房价那么高，想个什么办法才能让它降下来，出行能不能看见更多的绿？……

在这种务实的心态里，申办奥运只是申办奥运，再不会像往日那样负载太多，我猜想，这一次北京市的申奥代表团该比上一次的轻松一些压力少一些吧！

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成果，没有什么比拥有一种成熟的心态来得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对当初的那个申奥之夜说声谢谢。

从最初胸前写着“中国”字样的运动员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到黑头发黄皮肤的学子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再到更多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中国人的自信已经慢慢增强。改革二十年，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还多；从建设成果上看，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长高了，让人认不出来了；而从我们民族的心理来看，还是今天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给人的感触最深。

2008年的奥运申办，也许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人为此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也许还会有泪水有欢呼有叹息有失望，但是一切都只因为：我们有一个几年前破碎过的梦想圆。

正文第九节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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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十节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自从香港回归CCtV七十二小时现场直播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不停的有人问我：你认为你们的直播怎么样？

我知道提问者的潜台词是：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在回答这样的提问时都会说：面对这次直播，你如果表扬我们，我会羞愧难当，甚至无地自容，但是，如果你激烈的批评我们，我也会有深深的委屈感。

香港回归直播报道，我们如同没有参加过亚运会，就直接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但积累了参加世界大赛的经验，并且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下一次就不再是参与第一，而是要站在领奖台上。

对于我们很多做现场直播的人来说，这一次报道仿佛参加了一场百米竞赛，但在过去的比赛生涯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跑百米的体验和训练，直播报道该怎样做，怎样计算直播时间，怎样设计报道内容，怎样在现场和前后方沟通，怎样处理应急事情，这一切几乎都是空白。虽然直播前很久，我们就到了前方，但直播最大的魅力和压力恰恰就在于，无论你怎样精心准备，但一切要以直播时你真正的所见所闻和那一刻具体问题的处理为最后结果。这样一个大型事件，你作为新闻人，也无法完全预知事情进展的细节和内容。所以形象地说，在跑这次百米之前，我们的训练是和百米有关的，比如长跑练耐力，铅球练力量，跳高练弹跳，跳远练对助跑的算计等等，但真正的百米我们并没跑过，因此直播的发令枪一响，我们才真正地离开起跑线，努力跑向终点。在这个全新的体验中，便暴露出我们种种的不足来。

这次报道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之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大型的现场直播报道。回头再看香港直播报道，太多的遗憾便显现得更加清楚。什么事情都无法再有一次，但还有种固执的念头，如果昔日重来，我们会报道得更精彩。

但如果总是停留在遗憾之中，那就真正低估了香港回归报道对之后一系列大型直播和新闻改革的意义。香港回归报道不同于之后的大江截流和珠海航展直播或黄河小浪底截流这样的直播报道，它充满了太强的政治性和外交神圣感。幸运的是，在这七十二小时直播过程中，除去报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们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性或大的技术性的差错，这为后来一系列大型直播报道的出台做了最好的信心准备。其次，香港回归报道的直播动用了中央电视台大量从业人员，我们难得有机会在“奥运赛场”上通过实践清醒地在一系列不足中看到自己还需要补充什么，这又为之后的一系列直播报道真正锻炼了队伍。

当香港回归报道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很多做报道的同事并不象人们想像的那样有种压力减弱之后的兴奋，反而大多心事重重。没有谁能比我们自己更知道那些遗憾被我们深深地地在心里埋下了。相信在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念头：下一次，我们将不辱使命。

回到北京，大家惊讶地面对着太多的表扬声，但我想这都属于一种对未来的鼓励和善良的宽容。在这样的赞扬背景下，刚到北京我们就开了内部总结会，激烈的批评声在我们内部占了上风，甚至强到让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自毁长城了。但这种来自自身的强大批评是重要的，否则在别人因宽容而产生的赞扬之下，我们慢慢听信了这些赞扬，认为自己的报道还真的不错，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实还有很多，但过去的毕竟都已过去，一种起步的兴奋和无法挽回的遗憾经常会在那一段日子过后，重重地袭击一下内心，我知道，一段时间以后仍将面临这种兴奋与遗憾，但无论怎样的情感，都无法把那段日子淡忘。

香港回归的日子是九七年七月一日，但我们进入状况那就早得多了。每一个做新闻的人其实都在早早盼着1997年的到来，“我的1997年”满大街地唱着，但每个人面对1997都有着各自的心事，干新闻的自然会想，那一年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哪儿？

我当然也这么想。最初的选择只有一个：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进他们遥相呼应。但计划没有变化快，97年元旦刚过不久，策划组的何绍伟一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小白，部队入港需要一个现场报道的主持人，我们都觉得你行，怎么样，试一试？

这个选择来的有点突然，我一时难以定夺，但电话中，何绍伟的诱惑邀请便接着而来：我们这次部队入港，采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机，下面有转播车跟着部队的车行进，你做报道，多有挑战性啊！更何况部队7月1日早晨就进港了，还不影响你参与其它报道。

何绍伟抓住了我喜欢新鲜的心理，成功地完成了诱惑，我在电话中就答应了他，这个电话决定了我后来在报道中的位置。

没人能做诸葛亮，当初的我们在兴奋与挑战中谁也无法预知，这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之后，却由于驻港部队入港当天大雨倾盆而烟消云散。所以从接到电话后，我的很多准备便和部队入港紧紧联系在一起。

9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指令，和军事部的冀惠彦、体育部的哈国英一起作为先遣团到香港察看部队入港路线。部队入港的报道相当大的工作是由军事部负责，但有些位置来自其它部门，技术不用说了。我作不负责直播报道的记者，来自评论部，而哈国英，她是意大利甲级联赛的直播导演，台里直播马拉松比赛时，只有她出任过转播的切换导演，而台里并没有专门的移动转播车的切换导演，部队的行进和马拉松的转播有相似之处，因此哈国英责无旁贷。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事情做第一次时有多么不易。

我们三人在香港只呆了两天时间，这两天基本上是在车上度过的。部队从深圳入港，有多条线路，我们不可能知道，七月一日早上部队将在哪条线路入港，因此我们只有在两天跑完全部线路。还要细心的观察，哪个转弯太急，地面上的信号传不出去；哪块山太高，影响信号……因为不查清这些障碍，真正直播的时候，信号中断可不是小事。

对于我来说，这两天的车上生涯是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香港，但绝没有观光客的潇洒自在，倒是满脑子装满了各种路边的地名和零星跳出来的报道内容。

两天一闪就过去了，香港对我总算不再是地图上的城市，心里开始有一层压力袭来，几个月后，我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呢？

想把一次直播做好，仅靠一次走马观花的车上二日游当然是远远不够。

CCtV对整个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培训。

在离香港回归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参与报道的人都集中起来，在京城的一个培训中心接受了两天的课程指导。

来讲课的都是对香港各方面很熟的专家，从当地法律到民风民俗再到经济、传媒。两天的时间里，这些内容一起灌到我们的脑海中，和其它普通的学习不同，大家的认真程度惊人。显然，谁都知道，无准备之战打不出好结果。

这之后，我又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培训机会。

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有关香港问题的方方面面，CCtV要制作三个大的专题，一是香港问题的由来，二是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三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我很幸运地成为这三个专题的采访记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开始面对从1840年到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香港沧桑。从周南到历史学家，从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到香港的范徐丽泰，采访大范围地进行，从广州的三元里到江苏镇江．南京的历史遗迹，从香港的街头巷尾到北京的紫禁城，一幅历史的画卷缓缓的在我眼前铺开，心情中有叹息有欣喜有屈辱有无奈，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已对香港的有关历史彻底接近。虽然最后在三个节目中，展现的还是采访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忆．细节都成为一种储备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还只是宏观上的一种准备，具体到我要负责的“部队入港”，6月5号就开始着手准备。我和大部队从北京出发，到达深圳之后，同行的同事绝大多数进入香港，而我和一小部分负责部队入港报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驻港部队大本营，和他们沟通采访。从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到许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触，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慢慢有所了解，心里也越来越踏实点了。

但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多少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此加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了？”天哪，这纯属于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但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它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但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呆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就大，哪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但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于是精心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呆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了赶紧往回跑。但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

在深圳我是和其它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但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的张恒、负责空军的刘爱民都是我们部内人士，时常大家见面，趁闲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我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登场。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上灯亮的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座管理线，虽然桥两边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管理线这儿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理线报道的种种好处，并用图像把这儿的情况演示给他看。

效果很好，孙玉胜主任在信号中看到这个位置的独特性，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后来高收视率的“驻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现场报道和与此相关的经典镜头。

后来在报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岩松你在哪儿？”以至于后来回京后，谁见着我都问这事。我想问题可能正出在这最后的转变上。当时我们正在管理线上，而信号却停留在前面的内地管理线上（也就是原定的报道地点），而与大系统的沟通由于事无巨细的繁杂可能将这一情况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暂的混乱和空白换回的却是一个高价值的报道地点，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

不过回到北京后，一次买菜，卖菜的农民跟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香港丢了呢？”听过之后我想，也许下一次，混乱就会消失。

虽然这之前作了很多心理调适，但在这次直播报道中，真正让我从紧张的心情中舒缓下来的是6月30号上午我参加的第一场直播：驻港部队离营誓师大会。这一次天公真的作美。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上空突降大雨，所有人都担心，一会儿大雨继续倾盆，气氛以及报道会不会受影响？但谁也没想到，离大会开始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天空奇迹般的放晴。我相信，现场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松了一口气，谢天的心意是强烈的。

于是也有了我的直播开场白：“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屈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

直播正式开始，我的八分钟现场报道顺利极了。当信号切走，我憋闷了很久的内心也如天空一般放晴，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至今都回忆得起。虽然这之后，我还有五段直播报道，但万事开头难，第一关一过，仿佛任务减轻了一半还多。

但乐极必然生悲，直播结束后，香港总部打来电话，一通赞扬声更让我欣喜异常。我想应当放松一下，准备一下晚上的直播。于是我一个人登上军营外的出租车，跑到城里一个音像书店去选购，以此来犒劳自己，但当我拿着战利品回到宾馆，才悲哀地发现，我的手机丢了。在这个时候，一个手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值，当时直播中和前方的联络由于手段还不健全，因此全靠手机，而手机一丢，麻烦事多了。我知道手机肯定是拉在出租车上了，但拿着发票去找出租公司，得到的结果是司机怎么呼也不回，可能是去外地了。我不知详情，但手机拿不回来是肯定的了。紧急时分，军事部的领导把一个手机支援给我，毕竟报道第一。

因此一下午的心情很不好，但这种心情不好也许帮了我，没有这一盆冷水迎面泼下，放任上午欣喜的心情蔓延，直播报道出现问题也是说不定的事，而丢了东西却成了清醒剂，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当然这样想也多少有点阿Q的意思。谁想到这种丢三拉四却成了我以后直播的一个习惯：三峡直播前就又丢了一块好表。因此有人对我开玩笑：为了以后的直播成功，你干脆每次主动丢点什么吧！

毕竟还有五场直播报道，到了晚饭时间，这一切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晚上的报道无疑是重头戏，一是先头部队过管理线的直播报道，二是迅速赶到香港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

我们早早就来到了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位于连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一座桥上，人们用铁皮作了一道标志线，它的底下便是深圳河，河水一如往昔平静地流着，怎知上面一场大戏已经到了启幕时分。

由于离直播还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桥边内地管理站的休息室，在里面看到一张巨幅照片，是伟人邓小平南巡时落脚于此放眼香港的珍贵图片，一瞬间感慨万千，伟人一句：97年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竟成为遗愿，这种遗愿也已变成国人心中的一种挥不去的伤感。于是我想，一会儿直播中，我应该把我的感触说给国人，让大家知道，就在离管理线200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双伟人的眼睛和我们一起为部队送行，为屈辱的历史送行。

历史时刻终于到了，我只知道开始的时间，语言便脱口而出，十多分钟便一闪就过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画面没切到的遗憾。我只知道，我要尽心完成我的职责，当驻港部队的车轮驶过管理线，我和所有关注这一刻的中国人同样激动，但没忘记在结束报道时说完我准备了很久的结束语：驻港部队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这一句话起源于当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一句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但我一直觉得，在经过百年风雨，部队入港一瞬间，中华民族如释重负，这句话是合适的。

结束了管理线的报道，我们赶紧登上等我们的汽车，赶到香港一边的海关出口，去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场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我们在报道中的投入。谭湘江在拍我们过管理线的直播之后，顺手将摄像机交给我方管理站的人员手中，因为下一个报道地点不用他来拍而有另外的摄像在等候。但一直到香港报道结束又返回深圳，他才在别人的提醒下发现手中的摄像机不见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摄像机丢在哪儿了，于是他万分焦急甚至报了案。直到海关人员找到他归还摄像机，他才想起当初过境时托付给海关人员的事。这让我们再次感触到直播中的紧张与投入。

车到大桥另一端的香港海关出口，CCtV的报道准备都已做完，我下了车便接过话筒，开始了这一头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报道，本来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但由于部队入港时间要符合事先谈好的时间，我的报道被延长到20多分钟，事先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应急报道。时间好象很长，直到摄像告诉我：“好，不用说了。”我才从直播状态中释放出来。也因此这一段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后方提前告诉我要处长多少时间，如果以前能有更多直播的经验，我一定会在时间突然延长的情况下把报道做的更充实，更没有水分。

驻港先头部队的车队向着香港城中的万家灯火驶去，我们也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又驶回深圳。因为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和大部队一起进入香港，还有报道要直播。回到深圳的宾馆，自然是一夜无眠。先是和所有的观众一起，坐在电视前感受政权交接仪式的心灵触动，接着为凌晨的下一场直播做内容上的准备。这时紧张与压力已经随着几场直播的结束而消失，终于开始拥有了报道的平常心。记得在当时我就和同伴嘲笑自己：如果这种平常心能在第一个直播报道时就开始拥有，最后的效果一定比现在强的多。这是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嘲讽，但也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场直播考验的决不仅是一个人的业务能力，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

七月一号清晨，深圳市民早已在驻港部队必经的深南大道两侧排成了厚厚的欢送人墙，我的第一段直播报道就是反映深圳市民欢送的盛况。当我报道结束后，立刻跳上车赶往几公里外的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出关的场面，短短几公里的路比想像的还难走，热情的市民把道路挤得不再畅通，但直播时间要到，在还剩不到两公里的时候，两旁的人群更加拥挤，汽车已陷入欢乐的人河，我只好下了车，一路狂奔赶到海关关口的报道地点，一到那儿，直播就立即开始，气喘吁吁自然难免。

稍有遗憾的是天气的变化，刚才还一切正常，突然之间却大雨倾盆，我只好打上雨伞完成了这段报道。之后便上了车，随着驻港部队的车流正式进入香港。

大雨一路下着，车上的战士们依然挺直腰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军人的形象。过去的百年，中国的上空经常会有大雨倾盆，如果这个民族没有绝大多数腰杆挺直的民众，又怎会有柳暗花明的今天。

车流在香港的路上匀速地驶过，除了进入香港不久，路边有众多市民集中的欢迎而显得热闹外，大多时间，马路两边是静的，刚刚了历史一夜的市民大多还在梦乡。这之前的许多年，猜测、怀疑、抵触、合作、盼望等诸多心情都已成为过去，从七月一日这一个凌晨开始，多年漂泊在外的香港巨轮回航了。这一夜，他们睡得怎样？

一路大雨一路车轮与雨水碰撞的声音，终于到了目的地，等候在终点的记者翟树杰也和我会合，最后一段直播在我们俩的合作中结束了。我至今没有看到我们两个“雨人”报道时的形象是怎样的。但我记住了自己说的话：“刚才驻港部队的车流像一条线，把祖国和香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路上虽然有风有雨，但中国人一定会战胜风雨到达目的地。”

对我来说，所有的报道都结束了，我已经没有心情来兴奋或为自己的报道打分，好几夜没睡了，报道的担子一掉，困意就袭来。到达驻地之后，和同伴谈了没几句，我就奇迹般地以一个极不舒服的姿势睡去，一觉无梦，连姿势都没有变，傍晚时才醒来，恍惚中，醒时已忘了身在香港，这种感觉多少有些奇妙。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把深深的遗憾写出来，这份遗憾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CCtV整个直播报道。

其实我们一直准备在驻港部队入港时，来用全程直播的方式来报道，我们乘坐一辆红旗敞篷车，车上有各种仪器，我在车上把路途的情况，驻港部队进入的情况报道出来，信号传到天空中的直升机中，再反送到总部，然后大家在屏幕上直接看到。但是由于天降大雨，直升机无法升空，电视信号少了一个中转，全部报道计划付之东流。遗憾就留在那儿，让每一个人想起来心中都有点疼。

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红旗敞篷车很早就从北京开来，就是国家领导人视察军队时用的那种，而司机是从香港请来的，因为他熟悉香港的情况。我们在之前的演练时，每一次进入香港，都有香港传媒的采访车追随我们，因为红旗敞篷车对他们来说太新鲜了。每次过关，香港方面的工作人员都要和红旗车留影。一时间，这辆红旗车在香港成了绝对的明星车。

但关键时刻的大雨，却让这辆车也落了难，敞篷车变成汪洋里的一条船，我们在车上浑身湿透不必说了，关键是隔一会儿就要舀一次水，一路就是这样过来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部队入港的主体报道终于由于雨水而没能和观众见面。这是我终身一憾。

但是我知道，即使这个报道完成了，我们也不能拍着胸脯说能给整个报道加上多少分。一转眼这次报道已过去了好几年，香港那一幕又一幕时常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翻滚。

回头看当年，报道中很多遗憾已经无法更改，只能任人笑骂。过程中一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禁忌也没有必要说给大家听，因为电视报道效果就是要在屏幕上见，不管你屏幕背后有多少难言之隐。但如果你在屏幕上露出诸多的破绽，解释得再多也不过是推卸责任。对报道的遗憾归根到底在我们自己的缺乏经验，怨天怨地怨环境不如抱怨自己，而抱怨自己也不如咬紧牙关，在心中对自己说：“是的，下一次我会对得起你，观众朋友！”

因此，香港回归报道是我们大型直播报道的里程碑，很长的岁月中，我都将带着略有遗憾的感激，深情地回望那一段日子，没有那些跌打滚爬的时光，就没有更好的未来。

正文第十一节澳门回归：世纪末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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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十二节直播刺激：在恐惧中快乐

现场直播，在我心中一直是当一个理想在耐心地等待。

1996年1月份，我在一篇论文上写到：呼唤新闻直播时代的来临，并偏执地认为，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大量涌现，就谈不上什么新闻改革，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不过，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对现场直播新闻类事件何时大量涌现，并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文艺和体育类的直播都不会让很多人太过担心，假设出了一些问题，也很难和政治靠上边，可如果是新闻类事件，采取现场直播的报道方式，那承担的风险就太大了。因此，采用这样的报道方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以为，大量新闻性直播节目该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但新闻领域内的竞争毕竟已经日益白热化，谁都知道，飞机不飞是安全的，但为了这种凝固的安全，飞机就真的不飞了吗？显然不能！

1997年一系列大的事件，为现场直播新闻类事件搭了一个最好的舞台，中央电视台别无选择。虽然对香港回归七十二小时的报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毕竟一切都安全地直播了，这让许多人宽下了心，现场直播报道自此以后终于蔚然成风。在之后的几年中，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成了我们多少已经有些习以为常的报道方式。

这样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也再次证明我当初对现场直播报道涌现时机的判断有些太过悲观了。

势头让我高兴，但必须声明的是，目标还很遥远，在新闻领域内，先走一步的是大型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而下一步应当是中型，甚至是小型的新闻事件都采用现场直播报道的方式，让观众真正与事件的发生保持同步，让新闻报道的透明度更高一些。与此同时，一些新闻评论或访谈类栏目也能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播出，那是更大的进步。我不知这样的目标，实现起来需要我们付出多少年的时光，但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我再次希望我此时的判断是保守的。理想实现的速度远远快过我的预期，那最好，因为，每当看到国外电视台尤其是他们的新闻报道上不停出现的LIVE字样都让我深受刺激并热切地想往，我喜欢那种在LIVE状态下的新闻生涯。

梦做得远了些，还得把思绪收回，虽然自己对现场直播报道出现的时机判断有些保守，但当新闻性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接连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之后，我却非常幸运的与之开始了紧密的相连，从最初的香港回归到最近一次的飞越新世纪，绝大部份的现场直播报道，我都幸运地参与其中，这种幸运甚至改变了我的目标。如果说过去仅仅是希望在屏幕上争取做一个智商还不算太低并有独立思想能力的主持人，那么，参与了多次现场直播报道之后，我希望，将来，自己的一切能力都是在直播状态下展现出来，我想，这不仅是我的目标，从某种角度说，也该是中国电视的目标。

几年之中，一次又一次现场直播报道，在我此时此刻的眼前，像电影片断一样快速地飞过，每一次直播都可以台前幕后地写上长长的文章，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必须浓缩，于是有了以下的片断，虽不完整，却是我个人成长的碎片，是LIVE在中国成长的碎片。

<b>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现场直播。</b>

参加这次直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回过头来想原因也很简单，一来香港回归的直播报道虽然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观众的宽容，但我们自己的心里，多少有一种渴望再战的冲动，不想挽回一些什么，却想做得让自己满意些，另外经过香港回归，大家的心理素质和直播业务都得到很大提高，因此，面对三峡大江截流的直播，大家的心里似乎有底得多。

直播的形式也很独特，我们到达宜昌，全部住进一艘五星级的大船―东方皇后号，和这艘船紧挨着的就是这次大江截流指挥部的船，信息的沟通由于这种很近的距离变得简单起来，再不像香港回归直播时很多事情靠的是猜测。

当然大家都住在船上，对于大型事件的现场直播报道来说，这是一个有利的因素，那就是哪个位置的人都随叫随到，各工种的人都可以快速解决自己份内的事儿，工作效率高，内耗减少。

十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着演练，二十几个机位，天上有直升飞机，客轮甲板上搭起了露天演播室，身后一百多米处就是大江截流的龙口，还有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一切因素都显示出，这一次直播报道，是在一种极好的兆头中向前走。

对于我来说，好兆头依然是丢东西。

从北京出发时，戴上了一块新表，但短短的空中飞行之后，到达宜昌不久就发现，表不见了，这是我第一次戴比较正规的机械表，但却以丢失告终，我只好和众人自嘲：香港直播时丢了手机，直播没出什么错，这次直播又丢了手表，肯定一番风顺。

结果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整个直播过程中一帆风顺，我和方宏进出任总主持人，在那江风不时吹过的露天演播室中，在没有任何提示器的情况下，大段大段的主持语脱口而出，甚至导播会在耳机冲我喊：“少说点！”

十几个小时的直播很快过去，那些内容相信都已留在很多观众的脑海里，事隔很久，我倒是应当把另外两件观众不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

在直播进行的前一天晚上，李鹏、丁关根、罗干等同志来到我们的露天演播室，出乎意料的是对我们的嘱咐：“明天直播时，一定要雅俗共赏，不能只让专家懂，老百姓听不懂，反而是要观众一定要听得懂。”

当时我和老方以及嘉宾主持陶景良都在，后来我们和嘉宾主持陶景良开玩笑说：“我们想专业都专业不起来，你这专业人士可得雅俗共赏一些。”

果然第二天陶景良发挥得极好，真的做到了雅俗共赏。其实不光这一次直播，做任何电视节目，自我欣赏、曲高和寡都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在直播即将开始的早上，吃饭的时候，方宏进看到杨伟光台长，就上去问他：“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直播了，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嘱托吗？”杨台长很轻松地说：“放开了说。”

至今我都在回忆“放开了说”这四个字背后的一种大度，我相信这四个字对我们当天直播的良好状态起到很大推进作用，因此是要感谢杨台长，感谢一种自信的放手，这是现场直播报道能向前推进的重要保证。

所以我真的希望，在每次直播开始前，都能有领导拍着我的肩膀来上一句：“放开了说。”

我们都会不辱使命的。

第三件要说的事，是当天晚上直播结束以后发生的。

经过短短两个小时的调整，我们做直播的那艘船就驶离了宜昌，开往武汉，第二天在武汉让我们回京。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船上的歌舞厅里狂欢，平时矜持的人们也都拥有了极度放松的神情，高分贝的喊叫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都在酒精的帮助下有些激动，但我知道，这种超常的狂欢，是因为在此之前的二十来天时间里，现场直播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表面上轻松是每个人对其余人的安慰。

而直播顺利结束，大家如释重负，于是狂欢，“大家重新还阳了！”

<b>1998年3月19日，现场直播朱镕基总理和其它副总理的记者招待会</b>

这场现场直播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相信已经以一种经典的方式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但说句马后炮的话，当时我们直播前就已经对这种经典性有所预感。

这场直播是我们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九届政协一次会议十场直播中的第十场。

这届两会前所未有的进行了十场直播，依然要感谢香港回归和三峡大江截流的顺利直播，没有97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就不会有后来的直播探索。

这次两会直播报道的最大特点还不是十场这样一个超常的数量，而在于报道的方式也是全新的。

在此之前的重要会议直播中，出于各种考虑，我们大多数采用信号直接切进会场的方式，前面没有主持人的介绍，后面也没有适当的点评，好处是安全，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相关背景的介绍，不符合电视的特点，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当会议推迟进行或是突然有一些意外情况出现时，都只能尴尬地等待或是粗暴地把信号切走，然后让观众在猜测中议论纷纷。但九届人大和政协的十场直播则完全不是这样，每次直播的开始有主持人的相关介绍，利用图板和专题片的穿插，对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引导，然后在直播有关议程之后，加适当的点评和要点分析。会议的直播由于这种报道方式的变化显得专业化了一些。

我出任了这十场直播的主持人，在跨度多天的会议中，高密度地一场接一场进行直播，但状态一直是兴奋的，我喜欢这种全新的尝试和两会中一些全新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最后一场朱镕基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个重头戏，朱镕基是个能出“彩”的人，直播将使这种“彩”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在记者招待会之前，两会闭幕,我们在演播室里详细介绍了朱镕基总理的背景资料。并简单分析了他走上总理位置之后将面临的挑战。非常幸运，我的结束语刚结束，朱总理走进会场，招待会开始了。

由于在此之前，我们内部看到了朱总理在香港世界银行年会上的演讲风采，因此知道，朱镕基的语言能力，幽默特点、自信本质是很难掩饰的，因此高潮的到来一定很早。果真，朱总理自信地面临问题与挑战，于是也有了“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样的经典语言流芳将来。

在整个记者招待会过程中，我们一边听着精彩的问答，一边紧张地进行要点摘要的工作，因为招待会结束后，我还要把招待会的要点总结给观众，因此，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于朱镕基精彩的回答，紧张于一会儿要进行的要点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也受过刺激，那便是朱镕基对凤凰卫视的格外青睐，但受刺激的同时，我为卫视的朋友高兴，同时也相信，对卫视的表扬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欢迎这种鞭策。精彩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我坐回演播台开始结尾的评点，很自然的，我发自内心的由这几句话开始了点评：“一场精彩的记者招待会结束，股市该涨了吧！”当时这句话脱口而出是出于一种兴奋中的直觉。事后我幸运的得知：这句多少带有调侃味道的话应验了，香港股市当天上涨了三百多个点。但我想，这不是我的幸运，而是朱镕基精彩表现后的必然。

这之后，我又用了“自信”“幽默”等字眼评价了新任总理，并对当天记者招待会的要点进行了总结。没想到，当天美联社针对我的这番话发了通稿：

“在这场面向全国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赞扬了新任总理的幽默感，这在国家电视台善于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报道中是极为罕见的。”美联社接着引用了我的大段评论，以此作为中国政治开放度增加的一个标志。

我很高兴这次直播能在进一步树立中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但更让我高兴的是，一届成功的两会以及成功的总理记者招待会让急需信心的中国人得到了一些信心。但我并不敢太过乐观，因为中国改革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并不是谁一出现就可以扭转乾坤，有信心是好事，但更需要耐心，对于我们和朱总理来说恐怕都是如此。

<b>1998年6月27日－6月28日，现场直播江泽民、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及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b>

接到让我主持这两场直播的通知，我感到非常意外，这种意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克林顿来访，我以为自己没有介入的机会，但水均益要去上海等待在那里采访克林顿，因此我也“国际”了一回，而更重要的意外的是：我们都知道，江泽民与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注定是不同价值观的一场对话。最初我很难相信：这样的对话会现场直播，向全国和全世界直播，做这种决定是需要勇气的。

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在路上，领导的口气是认真的，于是我马上赶回台里，这时，离正式直播还只有三天的时间，后来，很多海外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离克林顿在北大演讲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上面才下令允许直播，这完全是杜撰的细节，特此更正。

其实，从操作角度说，这次直播难度并不大，难的只是怎样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进行事后的评论。

６月２７日上午，直播准时开始，在不长的背景分析和开场白之后。江泽民和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开始，针尖对麦芒，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在双方领导人和善的外表下激烈地进行着，我一边看一边感慨：如此精彩的对话，此时正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在全体国人的面前，没有遮挡没有更改，一切都原汗原味，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中美两国领导人公开谈论过去被列为敏感的“人权”、“宗教”等问题，这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事后，国内外各界人士也纷纷对此发表评论。

“中国政府已有信心，不会因为这种毫无遮拦的直播而造成社会性问题，也不会因此而造成共产党员思想混乱的问题。”

“这是一种进步，过去，中国不愿意，心里也不敢这么做，现在胆子大了，中国觉得目前已有本钱，可以公开和世界对话了。”

“直播真是令人惊喜，先是吃惊，后是开心，也说明中国新闻方面已相对宽松。”

……

记者招待会在双方领导人针锋相对中快速地进行着，虽然时间已比原定的向后顺延，但听着还是觉得好象很短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朱总理正在钓鱼台等着宴请克林顿，显然，延长了的记者招待会让他久等，但当时我想：朱总理知道了这精彩的记者招待会，一定在等待中会理解和开心的。

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我快速地在演播室里写好结束语，导播台指令是：由于时间因素要短，我在一番简短评论之后，用这样一句话收尾：“不管怎样，面对面总是好过背对背。”

第二天上午，克林顿去北大演讲，精彩程度比我最初预期的要弱，可能是这样几个因素造成的，一，当我开场白过后，信号按原定时间切到北大，却发现，克林顿迟到了，于是画面只能无奈地在等待，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被无用的画面浪费掉，二、演讲及回答问题过程中，美方提供的同声传译水平让人不敢恭维，于是，造成观众收视疲劳，三是气氛不够活跃和开放，本以为会更加惊险和犀利，但常规化了一些。

这胃口显然是因为前一天透明度极高的记者招待会挑起来的，公平的说，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能现场直播已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事。因为这和头一天的交锋有所不同，在北大，是克林顿的一言堂，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价值观充分展示的时间，而中国人依然可以透过屏幕去分析、聆听……我佩服决策者作出直播决定的勇气，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免疫能力早已不是过去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两段另类言语不可能就让民众轻易交心。这就是进步，这也应该为后来相类似事件的直播提供信心保障。

但在直播的结束语里，还是没有客气，正如国外媒体所说的那样：“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美方主导，向中国和全世界作现场直播，但是美方的中文翻译却结结巴巴，断断续续，造成听众困惑。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名主持人白岩松说：：由于美方技术原因，有一些提问听不清楚，请观众原谅，中文翻译是由美方提供的，也许语言习惯不一样，有些听不太懂。

他一脸严肃的说：看来，美国还需要更多了解中国，有时，还需要从语言开始。“

看样，犀利的语言是容易引起重视的，这段语言被多家海外媒体加以转载和评论，也让我小小地出了一些风头，但真正大出风头的还是中国。

克林顿在上海回答水均益提问时就谈到，在中国访问，两次活动被直播是他最惊讶的事。

事后，美国驻华大使也给中央电视台领导来函，其中说到：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大学进行的现场直播将会作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被人们铭记。大使尚慕杰先生说：正是这种勤勤恳恳、勇于开拓的工作作风使成功的外交活动成为可能。

从我自己本人来说，这次直播并不困难，前后说话的言语也并不多，但我发现，在写直播这篇文章时，它却占据了最多的篇幅，我想，这实在是因为，现场直播所拥有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魅力，在这两场直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中国，它又是开先河之作，但愿在以后，这样的直播会让我们司空见惯。

<b>1998年11月8日，现场直播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式</b>

这似乎是一次相对轻松的直播，因为它的趣味性大于政治性，观赏性大于思想性，但没有想到的是，在观众大饱眼福之后，一些另外的因素让我轻松不起来。

这个开幕式之所以好看，是因为简短的领导讲话之后，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飞机特技表演，来自中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飞行表演队将各自展示拿手绝活，在天空中把飞机当笔来画精彩图画。

对于我来说，这次直播从风格上是一次挑战，必须象足球评论员一样，看着电视屏幕上精彩的特技飞行来现场解说，稍有遗憾的是，我们的演播室搭在现场的高台上，表演就在我们身后的天空真实的进行，而我则在演播室不能回头，只能盯着屏幕来饱自己的眼福，但这就是工作。

准备是充分的，不仅各种资料详尽，而且请到了重量级嘉宾：原空军副司令员，中国空军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林虎将军。

在准备过程中，忧虑出现了，人们目光的焦点当然是我们的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和俄罗斯来的特技表演队，但私下里，我们得知，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中的长机驾驶员，一位非常优秀的特技飞行能手，却在这次航展之前的一次训练中不幸坠机，看得出，他的同伴们神情中多少带着悲伤，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开始替他们捏了一把汗，这次飞行会一帆风顺吗？

还好，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直播当天，他们的飞行非常完美，赢得现场和电视机前很多人的掌声。

但风头被俄罗斯的特技表演队也抢去不少，并不是他们的飞行无懈可击，而是他们驾驶的苏27和苏30实在太吸引人的目光了。

我们八一队驾驶的是自己研制的歼八，但和苏27和苏30比起来，差距是明显的，无论是起飞距离，还是作战能力，苏27和苏30都占尽先机，这种差距开始让我们的心情复杂起来。

在我们自己的天空上直播一次精彩的特技飞行表演，但苏27和苏30却抢走很多的惊呼和掌声，这让我们在现场，很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大家在直播前和直播后，闲谈中谈的最多的是苏27和苏30，但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些期盼：什么时候，我们能用自己的飞机在与别人的同场竞技中抢尽风头呢？我真的希望到那时，再直播一次特技飞行表演，那次直播一定会有更多的激情。

直播过去很久，在那次直播过程中得到的我们自己的“飞豹”飞机模型一直放在我的家中，在这次直播之前，我并不是一个航空知识的发烧友，但直播过后，由于苏27和苏30骄傲的轰鸣声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对此，我变得有点发烧。在这风云变幻的世界里，落后就要挨打，虽是老话却依然可当真理。

一上午让人眼花缭乱的现场直播在人们快乐的惊呼中很快过去，但一种期待却在很多人心中埋下种子。或许这也是现场直播的另一种收获和魅力。

<b>1999年3月26日－4月3日，现场直播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庭审全过程</b>

1999年1月4日，元旦刚过，从重庆市綦江县古南镇却传来一个噩耗：当晚6点50分，綦江县城内横跨綦河的交通要道－虹桥整体垮塌，结果死亡40人，其中18名为武警战士，另有14人受伤。

这条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这座桥从建成到垮塌，时间不到3年，显然，这起垮塌事件属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1月8日。重庆市纪委常委决定，对在綦江虹桥事件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原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副书记林世元等17人立案调查，这之后，仅18天时间便完成了由立案到向检察院提请逮捕的全部程序，于是也就有了从3月26日开始的近二十小时的大型庭审直播。

一年，是个怎样的时段？放在历史长河中，可能连“弹指一挥间”的比喻都不恰当，但对于有些事的变迁来说，却给人沧海桑田之感。

1998年夏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庭审，这在当时是改革新举措，给人以巨大的新鲜感，我立即以“今夏很透明”为题在节目中鼓掌欢呼，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1999年三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就已规定。去年还是新鲜事的公开庭审已经变成必须。这种变化让人惊叹。

也因此，1999年3月26日上午，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坐在“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庭审直播”的演播室里，公开庭审与现场直播已不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我更加关注，公开庭审和相应的直播还能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带来什么？

直播热线电话接连不断，以至于开始只设立一部电话而到最后一天改成了两部，观众在电话中的表现也体现出一种成熟，他们更关注怎样制止腐败，怎样在机制上确保更多的建筑没有质量问题。怎样让今天的工作不为明天留下隐患。在其中，我拿一位观众的电话内容当三月二十六日上午的直播结束语：桥，没有监理会跨塌，而领导没有监理会怎样？

宣判结束后，观众在电话中表现的平静更加显得成熟，他们没有发出太多的疑问：是不是舆论的广泛介入导致宣判或轻或重？

公开庭审和现场直播最大的好处也许正在于：司法系统与公众都能增强更多的心理承受能力。慢慢地，新闻记者采访庭审的越来越多，直播庭审也会越来多，司法系统习惯之后，加上自身的完善，当然越来越公正的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地行使法律手段来判决，舆论关注的大小不会让他们在定夺时左右为难。而当司法越来越独立和公正的同时，公众对法庭的审判也自然会越来越尊重，而不会产生判轻了还是判重了的人声鼎沸。

这正是我们希望和正在看到的变化。

一直有件事我记忆犹新，当初一青年对里根行刺，后来法庭宣判，该青年有精神病史因而无罪。宣判之后，记者的话筒伸到当时的总统里根的嘴边，里根平静地回答：也许他们说的有道理！

针对我们的庭审直播，也有些人表示担心，传媒的介入会不会让司法不够公正，但我特别想反问的是：在传媒和公众没有介入之前，我们的司法是完全公正的吗？如果现阶段传媒和公众的介入有助于司法在将来达到真正的公正，那是该掌声鼓励的。

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庭审直播的另一个收获中得到验证。綦江县委书记张开科并不在被审判的名单中，但在庭审直播的过程中。无论律师还是犯罪嫌疑人都使张开科的问题暴露在全国观众的面前，显然，张开科是无法在家中独享清闲了，于是庭审直播之后，他也被立案侦查，终于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处理。

您看，增加透明度，如此有助于司法的公正。

<b>1999年10月1日，现场直播国庆五十周年庆祝大会</b>

从没有哪一天的天气被我如此强烈的关注过，在9月30号下午，北京的雨不停地下着，天空迟迟没有放晴的意思，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第二天上午，十多亿人的眼光都将投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在9月30号晚上的餐桌上，第二天天气预报被我们兴奋地互相传递着，这是北京多名气象专家聚在一起最后拿出的预报，十月一日，共和国五十周年这一天，北京天晴。

但窗外的雨依然在下，我们只能在天气预报面前谨慎地乐观，相信很多人心中会偷偷许愿：让天空放晴吧！

自打接到让我主持国庆庆典节目的指令后，我的心情一直有些兴奋又有些紧张，可能这一次直播太过重大，那么多人的目光云集于此，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成功。

但北京的雨不停地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那天晚上，我们第二天要做直播的都没有回家，一起住在长安街上的一家饭店里，为放松心情，打了一会儿牌，牌局落幕，大家准备睡了，我发现很多人不约而同到窗口向外张望了一下，可是，雨还在下。

一夜睡得不实，窗外滴滴嗒嗒的雨声敲在我的心里，清晨迷迷糊糊的起床，马上走向窗口：奇迹，北京的雨停了。

看到这种局面，我的心情随之放晴，我知道，今天的直播定会成功，因为天气的放晴就如一针强心剂，让我的状态好极了。

果真如此，直播顺利开始，在我的开场白中，我立即加上了一句话：北京雨过天晴，是一个适合庆典的好天气。

几个小时匆匆而过，那一幕又一幕精彩的画面现在已成为经典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在天安门广场的直播画面切回演播室后，我的结束语随之而出，在当时，我是有些激动的，这五十年的路程，中国走得很难，眼泪欢笑此起彼伏，没人不会感慨万千，也因此，我在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中用了四个字：祝福中国！

我这儿的直播结束，上了楼上的导播间，那里由于精彩回放还在播着，因此无论台领导还是工作人员，神情依然紧张，因为这场直播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毕竟是一场大考，不到播出结束，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随着最后工作人员字幕单的飞过，直播顺利结束了，一瞬间，现场的所有人员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屋子里出奇的安静，这一瞬间过后，压抑了很久的掌声终于爆发出来，大家一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那一个中午的北京，景致与空气格外迷人，在台里简单吃过几口饭，我就匆匆回家了。我知道，一段日子以来，我的内心一直紧张，但家中的母亲和妻子一定比我还要紧张，这下走出考场，我该回家和他们去分享紧张后的轻松与快乐了。

那一个下午，我和家人在京城四处闲逛，和周围人一样两面小红旗在手中拿着，看着人群中一张张喜庆的笑脸，我的快乐也在空中飞。从没有哪一天象今天这样，对中国的明天信心十足，就为今天这人群中的笑脸，中国也该创造美好的未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不容易了！

不停地有电话打进我的手机，好几位极有本事的外地记者开始了对我直播后的国庆采访，对最初的两位记者，有一句话我说的是一样的：五十年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还是明天，我们都该想一想，十年后，我们将在怎样的中国和怎样的心情中去庆祝共和国六十岁的生日呢？

这之后，我便把手机关了，在国庆的那一个下午和焰火点缀的晚上，我只想放松地在人群中游荡。

正文第十三节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

1998年夏季，对于我们干新闻的来说本来应该是个淡季，在我们的设想中，1997年大事不断，从小平去世到香港回归再到三峡大江截流，新闻人过了忙忙碌碌的一年，而1998年则应该是个缓冲，因为1999年是国庆五十周年，再加上澳门回归和年末的跨世纪，又会是一个不亚于1997年的忙碌之年。1998年，除了年初的两会报道和年底的改革二十年报道最为吸引人外，年中则稍显平静，大家都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喘口气。但谁也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算不如天算，一场从南到北的大洪水不仅使原本想轻松一下的新闻人过了一个更忙的夏季，还把全国民众的目光都卷入其中。

那一场大水使得那一个夏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在国人的心中留下鲜明的记忆。在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呈现出可以共患难的一种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反思在洪水退后开始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升腾起来：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能共渡患难，而不善于在灾难过后汲取教训，那还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水已经退去很久，但由此引发的反思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却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退去。

写下这个小标题，并不是想记录大水在中国南北的初起，因为对于很多和洪水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场大水的袭来，早在98年的年初就有了预兆，只是由于新闻关注的不多，最后大水的到来才显得有点突然。

而对于我们这些干新闻的人来说，对大水的到来也并没有比民众感知的早多少。只是到了七月底，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些异样。但由于这次洪水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没有得到全面报道的授权，因此零星关于洪水的消息，使得民众和很多记者一样，认为南北的洪水和往年一样，是偌大中国每年都少不了的小灾小难。

但进入八月初，陆续有前方回来的记者把那里的灾情告诉我们，加上有些报道已经日显凝重，灾情的面貌开始显现，我们有些忧虑，但是大规模报道由于授权有限，还没有到全面铺开的时候。

8月8日是个周末，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些人在郊外开会，探讨《东方时空》节目改版方案，会议很成功，一个接近清晰的改版方案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回到城里，准备在8月10号那个星期一向领导汇报。

而从8月9号开始，正好赶上我值《东方时空》的主持班。一进城，我就买了好几份报纸，结果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有很多人愿意到抗洪前线当志愿者。由于这时候，我们已经对洪水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也多了些不同以往的沉重感，因此我觉得这条消息透露出来一种精神，因此我就在8月10号的《东方时空》栏目中谈到了这个消息和前方的水情，并在节目中呼吁：人们想帮助前线的心情迫切，有关接受捐赠的部门能不能公开电话．地址，让人们的爱心有释放的地方。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关于洪水报道的计划全面铺开，一个忙碌的夏季开始了。

八月十号中午，我们被呼到台里，领导向我们传达报道精神：从今天开始，全国新闻界要全面介入到抗洪抢险的报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火速制定了各个节目的报道计划，当天便有很多记者开赴前线。但由于路途耽搁和情况不熟，和洪水有关的节目大量做出来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首先要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做应急反映。我提议，由于《东方时空》是CCtV每天第一档节目，因此我们应该每天半夜采访我们已派到前方的记者，填补夜间到凌晨这段报道空白，领导同意了我的提议。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变成每天晚上9点上班，先归纳其它新闻的报道，然后确定我们采访前线的哪一个点和让他报道什么。大约每天午夜过后，拨通前方记者的电话，让他进行详细报道。就这样每天清晨的《东方时空》节目中，我们都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几个小时前的抗洪情况呈现在关注水情的观众们面前。

这样的报道方式让前方的记者吃了很多苦，他们白天要拍摄，晚上要报道，休息的时间自然减少，加上每次报道都在大堤上，气候条件恶劣，受的苦我们在后方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却从没有人抱怨。只是有一位记者曾在报道之后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刚才由于现场报道无法分神，蚊子都快把我给吃了。”他象说笑话一样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让我感叹不已，我在后方而他们在前方，自己忽然有一种当逃兵的感觉。

紧张的一周一闪就过去了，这一个星期的各种媒介上，水情、水势、抗洪的场面占据了绝对的份量。此次洪水之猛，终于在国人心中留下深深印记。由于媒介的全面介入，中国南北大抗洪终于成为1998年夏季的中国景观。

由于CCtV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都已经奔赴前线，我们《东方时空》节目改版计划自然在洪水中泡汤，但已经没有人顾得上这些了。

8月16日抗洪中最关键的一天。

8月16日是一个星期天，但在洪水面前，很多人在这一天却比平常的日子还要忙碌。

至少在水利部的防汛指挥部里，气氛就异常地紧张。

这一天下午，我们去水利部采访当时的水利部长钮茂生。

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当时的林业部长徐有芳，他对我说：“在中国，林业部长和水利部长是风险最大的位置。水火往往无情，每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两个部长的日子难过极了，就是在平时都能感觉到头上一支利剑高悬在头上。”

因此在采访的路上，我就在想：大水在中国南北漫延，钮茂生部长该过着怎样没白天没黑夜的日子？可以想象：几天没在电视新闻上看见钮茂生，老百姓都会有着诸多的议论，那作为当事人，钮部长更是压力巨大吧？

洪水到来以后，钮茂生部长早已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了，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和部下分析水情。由于会议室里挂着一个巨大的投影地图，因此屋里的窗帘都紧闭着，空气都为此有些凝固。

采访中我们得知：钮部长在这一天正处在最关键的等待时分。当时中国最高层的领导正在讨论是否于八月十六号深夜或八月十七号凌晨实施分洪方案，这是决定中国98抗洪前途最关键的几个小时。

水位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警戒水位和原定的分洪水位。但定夺是否分洪可是非同小可。几乎可以说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一个艰难的课题。不分洪，继续严防死守，如果天公不作美加上人力的极限被突破，那会不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最后落下一个不尊重科学的评价？可如果分洪，分洪区里的人员如何尽快疏散完毕？损失该有多大？后果又会怎样？分洪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钮茂生和他的部下当然知道定夺的艰难，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国面对洪水最艰难的几个小时。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如同军人，就等着高层的一声军令：是分洪还是不分洪，都会马上布置相应的下一步方案。

钮茂生的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也因此在我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解放军的严防死守，部长的眼泪就下来了。在他的眼泪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情感冲突：“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

其实，在洪水来的这段日子里，钮茂生的身体并不给劲，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是时候地犯了，他是用一个厚厚的护腰在坚持工作，连江总书记都关注着他的腰，替他找医生，因为在这个时候，对钮茂生来说，腰折了，也得站在第一线。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钮茂生和他的部下们继续分析和等待。我们有一个摄像留下跟踪拍摄，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一间办公室里的人们都是一夜无眠。

刚刚离开水利部，我就接到节目组的呼叫，由于今晚有可能分洪，让我回台里准备火速制作明早的《东方时空》节目。

当我回到台里，已是傍晚时分，台里的气氛也并不比水利部轻松多少大家嘴里谈的都是水，而巧合的是，就在当晚CCtV要直播大型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由于可能要分洪的消息传来，参加演出的人们心情与往日都有所不同，台领导和导演组也商定好，如果晚会播出的时候传来分洪的消息，大家就一起高唱临时排练的《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是在办公室里一边讨论第二天早上的节目一边收看直播的晚会，一笔又一笔的捐赠在屏幕上报出来，国人在大水面前空前的慷慨和团结。

而在抗洪前线，这一天也有着生死存亡的味道，分洪区的人几天前就已经强行撤出分洪区，但里面是否空无一人，人们的心中没底，为分洪作准备的炸药都已经在堤上埋好。如果分洪命令一下，几里长堤就将片刻被炸开，洪水将在分洪区内泛滥，没人敢想那将是怎样的场面。而在这一天，记者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都在第一线，我的同事张恒就在离炸药不远的地方，准备报道分洪的情况，其他的记者也都在很危险的地段，等待决定长江大堤命运的那一刻。

就在我准备第二天早上《东方时空》如何报道分洪的时候，突然台里通知我：火速准备，一会儿如果分洪，中顺电视台准备进行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你来出任主持人。

接到这个突然的命令时，离可能直播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不过近一段时间来，我每天采访的都是和大水有关的内容，加上刚刚采访完钮茂生部长，因此心里比较有底，特殊情况下，我反倒没有任何直播前的紧张。

为了把直播搞得更好，我们准备请一位专家进演播室，大家意见一致，还是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时演播室的专家陶景良，电话打过去，老陶一口答应，我火速去把他接回到台里，老陶在家里已备好大量资料都带了过来，没想到，三峡截流后我们分别，这次又因分洪而聚合。

方案很快拿出，直播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直播，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国际电视史上怕也不多。

只等待着是否分洪的最后决定了。

等待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分洪区的代表正好出席了台里的赈灾晚会，晚会结束后，敬一丹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请进了我们的节目，他们的手中捧着装满泥土的罐子，激动地对我们说：“这里是我们最后的泥土。”一句话说得我们百感交集，悲壮的气氛被进一步强化了。

还是在不安中等待，走廊里遇见李东生台长，他问我：“怎么样？”“没问题。”我们擦肩而过，猜得出来，作出直播决定之后，李台心中的压力。

机房里，电脑上“前方记者孙玉胜”的字幕已经打出，通过电话我们也得知，前方的记者都已到位，到达危险的位置，只等直播的开始。等国外媒体得知我们要直播的消息，也纷纷打进电话，要求提供信号。大水，不再只是中国的灾难。

赈灾晚会结束了，仍没有分洪与否的消息。是啊，这个决定太难下了。我们还是等待，为了准备直播，中央电视台这一夜的节目没有中断，破天荒的连续播出着。到了凌晨三点多，我们接到消息，暂不分洪，回家待命，有可能早晨的时候分洪，呼机手机都别关，接到指令立即来台。

我把老陶送回家后，自己也回了家，呼机和手机都放到枕边，等待使得自己根本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太阳升起，呼机和手机都很平静，这才昏昏地睡去。

而在这一夜，在长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这密不透风的人墙面前，太阳从宽阔的江面上升起，也许是畏于中国人不怕死的气势，洪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减弱了锋芒，胜利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

直播终于没有进行，我无法想像，一旦分洪令下达，那将是中国人记忆里怎样的五个小时直播，而那五个小时，我们又将在怎样的牵挂和不忍中度过。

一场可以留在电视史册中的直播终于在现实中消失，然而远方灾民的家园却保住了。那分洪代表手中拿着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乡最后的泥土。我们幸福和快乐地失去这次直播，并欣慰。然而八月十六日到十七日那十几个小时，在我们的抗洪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

立在松花江的江堤上

八月二十日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其实在平时，我很少过生日，印象中就是在85年过了一次比较正式的生日，因为那一年的8月19日我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与其说是第二天过了个生日，不如说是家人想庆贺一下我考上了大学。而在大学期间，虽然宿舍里平时谁过生日，我都会格外地张罗，但是我的生日正好是在暑假里，难得同学相聚，一次次也就随意地过去。

可能是三十岁生日有些特别，因此哥哥嫂子和侄儿也都到北京来过暑假，加上早已在北京的妈妈，大家都希望能过一个全家团聚的生日。

但大水面前，一切都得改变，似乎有预感，8月19号我抽空陪哥哥嫂子侄儿玩了整整一天，晚上把他们送进电影院，自己留在家里。果然接到了主任的电话，告诉我，前线需要主持人，希望尽早打点行装，明天就出发到黑龙江。

当时评论部的主持人方宏进已经在长江大堤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赶到第一线，黑龙江又是我出生时的故乡，自然责无旁贷。

8月20号晚上，我和同事赶赴机场，向哈尔滨进发。

机场里的情景很有趣，在办手续时，去哈尔滨的人很少，同事和我打趣：现在人们都从灾区往外跑，可能只有记者往里去。大家都笑了。

飞机上人很少，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落在哈尔滨机场。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到处是水漫公路的情景，这是在后方体会不到的。

在路上已和早到哈尔滨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到达驻地后，黑龙江省防汛办的专家已在场，我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了解情况。晚上十一点多，和摄像赶到松花江大堤上，去为第二天早上的《东方时空》制作节目。

到达熟悉的松花江畔，场面早已不同以往，松花江抗洪纪念碑周围灯火通明，到处是人，到处是麻包垒起的堤，江面高得有些怕人，而堤的这一边，就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熟悉的景致面前是自己一种不熟悉的场面和心情。大水终于不再是想像中的画面，而变成了真实的场景。

差十五分零点，我开始报道，心情很复杂。这忙碌的一天竟是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想起来挺有纪念意义。人说“三十而立”，自己事业上虽说没有什么可立之贺，但身体却确确实实地立在了松花江大堤上，这个三十岁真的有些特别。

不过这种感触只是一闪念，我对谁也没有说，报道过后，迅速把画面用卫星传回北京，几个小时以后，大家就在《东方时空》中看到了我立在松花江边的报道。

几天中一直是在缺少睡眠的状态下忙碌，心情随着水位的变化而起起伏伏，很多情节都是在后方感受不到的。哈尔滨人是热情的，在大堤上，一边是忙碌的抗洪军民，一边是自发运送给养的市民，大米粥喝完，绿豆粥又来了。难怪心存感激的抗洪军民会开玩笑说：早知道有绿豆粥我就不喝大米粥了。

哈尔滨市民的生活一如往昔，商业区繁荣依旧，大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只有偶尔驶过的军车和几处戒严的街道才告诉人们，哈尔滨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一幕颇令人感动。八月二十二号清晨，由于我们要坐直升机航拍水情，因此很早就从住地出发，车过一个广场，我看到广场上有几百位市民正在悠闲地打着太极拳。想必这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那种平的和生活气息不得不让人感慨平静生活的美好。然而一转头，在离他们打太极拳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就是堆满了麻包的松花江大堤，上面依然有人在忙碌着，还有人就睡在麻包旁。

一边是安静的市民生活，一边是写着危险的抗洪大堤，这两个反差极大的场景竟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我忽然在这幅画面中感受到一种人的尊严，不管危险怎样在眼前，但生活仍在继续，如果在灾难面前，失去生活的尊严，那么灾难将会把我们击败，而只要保有尊严，没有哪种灾难会持续太久的。

这一幕让我从几天来的担忧心境中平和下来，我开始知道：一切都不会有问题！

然而在飞机上看到的水情还是出乎我的想像。江已经不能再叫江了。由于水的泛滥，大江早已不在江道里流淌，江而宽阔得象一个又一个大湖，到处是水。由于黑龙江省的抗洪标准大多是对付十五年、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因此在百年一遇的洪水面前，原先的堤坝都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只能任江水泛滥，好在东北地广人稀，灾难才不象长江那样直接危害太多人的生命。

我们的直升机几次降落，都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灾民，他们就住在公路边上，天灾让他们又过起了大锅饭的日子，面对他们，我们的担忧又多起来。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保卫几个重要城市加上洪水太大才失去家园的。但在东北，他们面临的困难可能比长江边的灾民更大，一是因为天气很快就会凉下来，在严寒到来之前，他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重建家园，二来，东北的粮食是一年一季，但一场大水已经使他们一年的劳作付之东流，那种惨痛更甚。

水会退下去的，而对人的担忧又开始上涨。大水过后，我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归根结底，抗洪不是为了退水，而是为了保人。

那次空中飞行结束，让我对黑龙江的水情有了充分的了解，更让我对中国98抗洪有了直观的感受。距离这次飞行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经常会想：没有了水的威胁，现在那些灾民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吗？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尤其是几个江边城市的人们更应该时常想起，为了保卫城市，我们多少农民兄弟失去了家园，难道在危机解除之后，我们不应该为此伸出援手吗？

秋天就要到来的时候，大水从南到北慢慢退去，大家开始有了一种胜利的感觉，不过在欢庆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我们开始有更多痛定思痛的东西。

对于这次南北大抗洪，钮茂生部长在八月十六号接受我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是个很好的评价：“我们是硬件太软，软件很硬，结果是硬件不够软件补。”

这次抗洪的胜利，是人的意志发挥到极限后．的胜利。除去沿江民众，十八九岁的军人用他们刚从少年走进青年的肩膀担起了这个国家的危难，在感谢他们的同时，我们不该自责吗？

对水利的投入一直不够，虽然表面上每年的数字在增长，但和国力增长的速度比起来，对水利的增长速度是慢的。我们怎能依靠人员的来填补我们金钱投入的不足呢？

在很多人心里，一直对洪水有侥幸心理，象赌徒一样，总认为洪水也许明年才来，今年就先这样吧！而洪水今年真的来了，就只有在慌乱中驻一道人堤。

更何况还有腐败。九江的堤防在没出事之前还被当做固若金汤的样板工程而被媒介宣扬，表扬的话音未落，九江大堤却率先决口，原来“固若金汤”的大堤是一个“王八蛋”工程。这豆腐渣一样的大堤里埋藏着怎样的腐败和渎职呢？而这还仅是九江一地，长江堤防中，还有多少这样的蚁穴呢？因此当我们都同意98洪水是天灾的同时，是不是也能在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这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祸因素。

面对98抗洪，还有一种经验值得总结，由于各种媒体得到授权全面介入抗洪报道中，全中国人的心才凝聚到一起，成为战胜洪水的决定因素，无论怎样的灾情，人们应当有知情权，这样救助才会及时，胜利才会来得早一些。在1999年，其实长江的洪水也不小，但由于媒体忙于法轮功的宣传，水情的报道多少有些被忽略，这似乎有些危险，因为水火从来无情，让人们更早的知道水情，也许会有更多一些人的生命被保全。但愿以后新闻媒体在灾情报道方面能有更多的自主权，以便好心的中国人能及早的伸出援手。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在这场洪水的面前暴露无疑。上游的滥砍乱伐，中游的围湖造田，行洪区成了人们的家园，这一切都使得98洪水加重了太多，而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一日之功，是在人们只顾眼前利益的前提下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最后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洪水结束之后，我一直向很多的被采访者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们难道还要相信人定胜天吗？”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11月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来到水利部，在充分肯定了钮茂生部长的工作成绩之后，宣布，为河北省的领导班子，钮茂生调任河北省省长，而原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汪恕诚调任水利部部长。

汪恕诚是个老水利，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这个履历让我们知道，他和胡锦涛是同学。毫无疑问，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又多了一个水利出身的干部，尤其是在洪水过后，一个老水利出任水利部长的位置，更让人感觉到，水利工作已经纳入到更科学的轨道。

在汪恕诚部长上任不久，我采访了他。汪部长是在特殊情况下上任的，却表现得非常轻松和直率，这一点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问了他关于“人定胜天”的问题，汪部长的回答让我踏实一些。

他说：“和大自然的斗争，应该这样来认识，努力地去掌握客观规律，掌握以后运用这种规律为人类服务，但一定要顺应历史的发展，顺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违背了这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98一场洪水，虽然最后是人的胜利，但它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人定胜天”口号可以在中国自然消亡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以人的主观意志去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之后，我又问了汪部长一个问题：“在你和钮茂生部长交接的时候，有没有沟通一点什么？”

汪部长说：“有，我对钮部长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想起你在党校的一次讲话，当时我是学员。你在讲话中讲水利工作是如履薄冰，胆颤心惊。我现在到了你这个位置，我也要过这样的日子啦！‘”

在我们采访汪部长的时候，大江南北的水利工程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而汪部长刚刚从那儿视察回来，我就问他：“看到的情况比你想像的好还是……”

汪部长坦率地回答：“从群众发动的人数，从出工的人数，从机械的台数，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还是发现一些问题……作为我的位置，可能问题发现更好。”

洪水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想必几年部长生涯当中，汪恕诚不仅要面对年年的洪水警报，还要把很多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一解决，否则还会有用人去胜天的场面。

中国人常讲：“好了伤疤忘了痛”，但98洪水这道伤疤实在太大，疼痛应该让人难忘。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暴露出荆江大堤修补款项被截留三分之一的消息，我们总是无法乐观，因为总是有些人伤疤未好也可以迅速忘记疼痛。

在98大抗洪之中，有一句经典呼吁：“我们能不能多买些药少买点棺材。”这是一句形象的比喻。如果在灾难未到之前，我们把很多工作做好，犹如平时多买些药，让孱弱的身体慢慢地强壮起来，这总比灾难面前，我们多买棺材强得多。

是多买药还是多买棺材，这是一笔谁都算得过来的账，也是一九九八的南北大抗洪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警告！

正文第十四节面对贫困：新世纪我们会司空见惯吗

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富裕，而今贫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惊讶而新奇地面对。

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过去普遍贫穷，由于都穷便没有了参照物，大家都穷得心安理得，面不面对贫困都无足轻重，反正每日的生活就是和贫困作斗争。

但是今天不同了，改革二十年象一个巨大的搅拌机，轰隆隆地一转，等大家从搅拌机里走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昨天相依为命的邻里，而今一个仿佛在天堂而另一个仿佛在地狱，过去一样贫穷时还可以相对哀声叹气，今天由于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竟连相对说上句话都困难……

一方面是城市中高楼大厦林立，高级轿车穿梭往来，《精品》、《时尚》等报刊引领着高尚人士的生活格调，几万元一桌的晚宴天天有人光顾，超过万元一平米的别墅与公寓卖得很好……改革开放二十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富了起来。

但另一方面呢？

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下面，被生活抛离出来的人们衣着寒酸地伸手向富人们渴望施舍。午夜时分，地铁门口，大马路的地下过道里面，睡在报纸上的人们夜夜可以见到；一家三口，父母双双下岗，老人要抚养，孩子要上学，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家庭越来越多。

贫富差距在改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飞速拉大，而正是在这种差距中，贫困成了全新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说，相比较之下的贫困是改革的后果，是改革的代价，但更是继续改革道路上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贫困。

<b>贫困就在我们身边，但面对时，竟又觉得有些陌生</b>

1996年春天，为了创办《新闻调查》这个栏目，我们在北京开始了《宏志班》这个片子的拍摄，没想到这次采访使我深深地介入到城市贫困人群的生活之中。

北京的广渠门中学，为了让那些贫困家庭中的孩子有高中可上，特地设立了一个叫“宏志班”的班级，考上这个班的孩子，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将减免一切费用，还有适当的补助。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而这个班面对全市招生，专招那些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而学习又很优秀的孩子。

宏志班的老师向我们介绍：招生那天，报名地点人山人海，然而这一个班毕竟才五十几个名额，因此有相当多的家长是失望而归的。不过这种火爆的场面其实是在悄悄提醒我们：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富裕而繁荣的城市中，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却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要想把《宏志班》这期节目做好，我们当然得走进这批孩子的家中，于是以下一幕幕场景开始出现。

在北京城的东南角，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小区，当我们在一个宏志班学生的带领下走进这个小区时，我们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怎么住的楼比我们想象的高级？

然而进了他家，我们就知道了这家人的生活真相。几乎没有一点装修的痕迹，水泥地就那么直率地面对着我们，家具很简单而且少得可怜，式样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由于没有钱交暖气费和煤气费，因此房子正中是一个烧煤的炉子，烟囱极不协调地从窗户中伸出去。

这家的主人是当年的知青，由于受伤致残加上回城晚了几年，现在只好以拣破烂收废品为生。他们住的这套房子还是由于祖上留下的老房拆迁后分到的。

接着我们又去了一家，这家的贫困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居住条件上。

孩子的父母都是知青，回城后一无所有，只好在亲属住的房子边上接了一个不到6平米的小房子。

在这个小房子里是不能集体行动的，因为房子摆完一个双人床后，剩下的地方已经不多，而在这不多的地方里，又必须给孩子摆一个箱子，装东西的同时又能当桌子做作业，可以想像，人在里面行动该是多么不便。

由于居住条件，家中四口人是很难见面的，父亲和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在外值夜班一个在外找地住，家里就母子俩相依为命，更何况这样的房子还是在违章建筑之列，因此寄人篱下的感觉更加强烈。

随着采访的进行，北京这座城市已经让我越来越陌生，喧闹和繁荣开始在我眼前消失，城市的另一面开始真实地显现出来。

有一个孩子的家里，母亲跑了，孩子和老人是这家的主人，白天也得点上灯才有光亮，屋里那股潮湿的气味让人很难忘记。

还有一家，住在郊区一个垃圾场里，不大的屋子里简单而整洁，两个儿子接连要向大学冲刺，看得出来，父母在儿子优秀的学习成绩面前那种兴奋而又焦虑的心情。是的，两个儿子如果都上了大学，那负担恐怕要比现在还要重得多。不过看着他们一家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团结和乐观，我知道，这家人的困难一定会过去的。

然而不管怎样，城市中的贫穷还是不加掩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贫穷本身并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当我讲述着这此刚刚看到的贫困现状时，很多听者将信将疑：“不会搞错吧？这可是北京！”

是的，这是北京，因此我看到的贫困现象恐怕在全国比较起来还算是相对好一点少一点。

在东北，有一次和吉林省领导一起去拍摄，不知怎么讲起冬天取暖问题，从省长到其他领导一致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在长春分管取暖工作的那位领导。

原来，在东北的城市中，相当的职工根本交不起每年一千多块的取暖费，但如果因此就不给暖气，谁心里也过不去，但给吧，这年年的亏空越背越沉。于是每年到了冬天，主管领导和贫困的百姓一样苦恼，原因一样：都是为了取暖。

而且我们别忘了，“温饱”一词中，“温”可是排在“饱”前面的呀。

在东北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下岗职工怀揣着珍贵的一百元钱去采购年货，行至半路遇到劫匪，一百元钱被抢了去，正欲哭无泪之时，劫匪发话：“你是哪一个单位的？”回答：“我是XX厂的。”劫匪惊呼并作同情状“你们那儿也开不出工资来了，得了你拿走五十吧，其实咱们一样都为一袋子面。”这位被劫的下岗职工连声谢谢，起身离去，没走多远，就听着刚才那个劫匪在后面喊：“别走这条路，前面还一拨呢！”

我猜想这可能不全是虚构，回一趟东北，都能听到相类似的故事，然后是讲述者和听者忧心忡忡的表情。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的生活比故事中的还不如。

这还只是在城市中，中国农村里的贫穷那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

离南方一个极其发达的城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我们摄像机就拍到了好多贫穷的家庭，其中一家全家就一床破被子，，更别说其它物品了。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带着感情和我们讲，他看过的一些家庭，全部家当加一块都不到50块钱。

江泽民主席去贵州视察贫困山区后，回来吃不下中午饭。

好了，这一切和贫困有关的所见所闻，都足以让我们在一种富裕的幻觉里清醒过来。的确，城市的楼高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正在温饱问题上挣扎着。

难怪曾经采访过多个贫困县的作家黄传会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从那些贫困县回来，再听到人们唱《黄土高坡》就觉得别扭。怎么能唱得那么潇洒呢？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没有去过黄土高坡，否则那儿生活的沉重不会让他唱得这么潇洒的。”

面对贫困：我们该抱怨谁呢？

在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时，相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穷是因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也许这个法则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过来的路上，竞争环境公平吗？

1998年5月1日，是《东方时空》开播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了这个日子，我们栏目准备在刚刚遭受地震灾难的张北地区盖一所希望小学，为此拍摄的纪录片需要一首歌，作词的任务给了我。

我是在春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写这首歌词的，地点是在中国富裕的省份江苏。

歌词的第一段出来的很快，“在一个石头比土多的山岗，我和羊群走进天亮，……我却听到心中的声响，山的那一边究竟有没有阳光？”

后来，做这期节目的编导张朝夕去了张北回来后告诉我：没错，那儿就是石头比土多。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中的生活环境，很难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中，拚死拚活又能改变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生下来就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中，而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生命半径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民来说，改变谈何容易。

这就难怪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陈锡文会在每次从贫困山区回来，内心总有一种负疚感出现：我们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这是在农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当多贫困人中的命运也不全是自己的过错。

在我采访宏志班这期节目时发现，好多日子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果民族前进的脚步风调雨顺的话，原本凭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是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的，然而……

这批人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正是该长身体的光景，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的极度缺乏，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岁，该上大学，该到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从天而降，生命的脚步突然走上叉路，这之后，几千万人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常的梦想戛然而止。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一些人。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

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只是一至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

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的晚了！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象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b>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b>

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的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180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位，夜幕降临没一会儿，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厢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像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都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但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就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似乎存在。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

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像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呢？

还有一个中学，老师在课堂上统计自行车的拥有量，“谁有自行车？”全班同学几乎都举了手，“谁没有自行车？”只有一个同学举手，没有想到面对这名举手的同学，全班竟然哄堂大笑。

这位因没有自行车而举手的孩子该是怎样的窘迫呢？

当我写下这两个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时，我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如果在同样一个国度里，我们都是用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贫困的话，那将是一种灾难。

人们的遗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强，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一样，都生活在贫困的生活中，但是一转眼，相当多的人富起来，却忘记了自己从哪儿来，马上对自己身边的穷人采取了一种连同情都没有的态度。

我去希望工程采访时得知，在几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穷帮穷”的事业。平凡人的同情是最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富裕人士和更多的企业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贫困的孩子就会有更多走进课堂的机会。

因此，在我们身边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之后，也许我们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如果这种心态是正确的，那社会将多出一些稳定，贫困人口也将多出一种感动和改变自己生活的自信，因为他们会觉得：在人群中，他们并不孤独并没有受到歧视。

在即将结束我这段文字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有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一家眼镜店配眼镜。在那家眼镜店的门口，我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叠《北京晨报》在卖，从她的穿着上看得出来她的家境不会很好。一张报纸5毛钱，我顺手掏出一块钱说：“买两张报纸。”然后悄悄地只拿了一张就进了眼镜店，可是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进了眼镜店找到我，小脸胀得通红，对我说：“叔叔，这是找您的5毛钱，我妈说了，我不能多要别人的钱。”

接过这沉甸甸的5毛钱，面对离去的小女孩，我的脸开始胀红，不是因为窘迫，而是因为心里一种真实的感动。我知道，她们的家庭还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走，但是有那样一位值得尊重的母亲和开始学会坚强的孩子，她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因为靠天靠地靠别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何面对贫困，不是一个将要结束的话题，而是刚刚开始。不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人士，还有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同胞，在新世纪的地平线，我们将用一种什么样心态和方法来面对贫困，都和中国的未来有关，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

但愿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

正文第十五节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

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一段时间，以为我已经将故乡淡忘了。

我来自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一处在地理上不及在人们心理上遥远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十几年，故乡的珍贵只是生活的场景因此还未能真切地感受到，然而当我成了异乡的游子，回忆之中，那故乡的一切才慢慢清晰而生动起来。

天是高的，让人在地面上行走总会有一种通透而自由的感觉；天是蓝的，云是立体而纯白的，加上地平线上的那种嫩绿，更是时常提醒我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一部份。不像在北京，在钢筋森林中行走，常常觉得自己象是一部只会呼吸的机器。

在故乡的时候，每日清晨似乎都是在鸟叫声中醒来，即使是在冬日，听不见鸟叫，也时常在睡梦中听到家人“又下雪了”的惊呼，然后看到窗外白茫茫的世界，沉醉一会儿才慢慢起床。

这样的清晨在北京是不多的，总是闹钟刺耳的鸣叫才把自己从昏睡中叫醒，然后在脑海中盘点好今天要干的一二三件事，最后沉重而无奈的起床。

故乡的景观是天然的，而都市中的所谓景致都是人造的，不过声光电而已，属于玩给现代城市人的一种视觉魔术。故乡的远处和近处都是绿的草和清的水，而都市中的视线总被奔忙的人群阴挡，缝隙中看见的颜色是灰。

在故乡考大学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学习的背景也美的惊人。由于我的母校被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环抱，因此背书和上自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在樟子松下坐在细细的白沙上你问我答。后来考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四年校园生活之后，成为了北京工作人流中的一员，那一切和绿色和草香和鸟叫有关的生活都成了回忆，直到有一天我都以为将它们忘了。

搞不清这种遗忘是因为忙碌还是因为麻木。

这种遗忘似乎停留了好久，直到有一次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沉睡的故乡。

那次是采访我的内蒙同乡电影演员斯琴高娃，不知怎么搞的，这次采访后来成了一次内蒙人的聚会，腾格尔来了，舞蹈家敖登格日勒来了，我的同行斯琴塔娜也来了。

有内蒙人的地方自然有歌有舞，腾格尔坐在钢琴旁，敖登格日勒站到了房间的中央。

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什么，一直欢笑着，然而音乐一响，一切都不同了。

钢琴上传出的是耳熟能详的《蒙古人》那首曲子，敖登的精彩舞蹈也随之开始，一瞬间，我仿佛被电击了一样，故乡的一切都回来了，那草香，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绿色、那高高在天上白的云还有亲人与朋友的笑脸……

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直到转成嚎陶大哭，没有人惊讶，有的只是理解的劝慰与声援的抽泣声。

我终于知道，故乡一直在我心中，现代人在城市中的奔忙会淡化和掩饰一些什么，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保持着童年时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份绿色。

然而推开窗去，北京象很多城市一样，依然被灰色包围着，时常被三级四级的低劣空气环境围绕的人们，因此拥有的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今天的人们如此强烈的怀旧，不仅是因为童年的珍贵还因为从前我们都离自然更近一点。

我们在城市中得到的越多，对这个城市越会产生一种反叛。也许今天我们在城市中忘情地拚搏，正是为了明天愉快地离开城市。

我们毕竟是自然的动物。

然而二十多年的改革，让我们拥有富裕生活的同时，环境保护这个词汇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之所以熟悉这个词，实在是因为环境已经到了不保护就无法生存的边缘。

我们前进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是富裕的生活。可什么是富裕的生活？难道是未来我们都要戴着口罩点钱，然后一起奔向少的可怜的青山绿水吗？

环保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拚出来的明天会？难道我们非要用今日勤奋的劳作制造一个恐怖的未来吗？

1996年5月底，我随《新闻调查》摄制组去拍摄《淮河水》这期节目。

之所以拍摄这期节目，是因为国家规定，这一年的7月1日凌晨之前，关闭淮河沿岸的所有小造厂。

出发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年来，淮河早已变了颜色，污染的程度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水质分为五类，一、二、三类，人类可以直接右或是经过净化之后饮用，而四类水为农田灌溉，五类水为工业用水，但可怕的是，在淮河的有些段落，经常性的水质是在五类以外，也就是说，连工业用水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调查结果，我目瞪口呆，对于生活在淮河两岸的百姓来说，这可是一条母亲河啊！然而母亲有毒的乳汁，做子女的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尤其想到，在全国，象淮河这样情况的河流还有不少，那里的百姓呢？

我们的第一站是安徽的蚌埠，这是淮河中下游的一座中等城市，一进城，便看到传说中的一景，好多人的自行车后面都有一根粗粗的木棒，上面挂着两个塑料水桶。原来由于淮河水质的糟糕，自来水也自然不被当地人信赖，因此靠着大河买水吃成了蚌埠人无奈的选择。

这就是淮河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沿着淮河进行的这次采访，触目惊心的事太多，我们看到由于上面排污，导致河里的鱼成千上万地快速死亡，看着渔民悲愤的表情，我不知道，这些以养鱼为生的人们，他们的明天会怎样？

在一个村子里，由于小造纸厂和小皮革厂众多，因此污染严重，使得地下水遭到侵害，肝病开始盛行，肝炎此起彼伏。还有一个村子在几年的征兵活动中，竟没有一个合格的。污染已经如此近距离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在淮河的一条支流沿岸，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问孩子，河水是什么颜色的？孩子回答：黑色。这个答案令人心碎，然而面对孩子们生活中的那条河流，我知道，孩子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老师要接着问：河水是什么味道的，那答案就很难统一了，因为那样一种近乎到了极致的臭味，孩子们很难寻找到准确的形容词来描绘它。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我想够了。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计后果地自毁家园呢？

其实小造纸厂也好小皮革厂也好，并不能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质的提高。少数人可以温饱而已，但代价却是如此惨烈。说到底污染的原因还是因为贫穷。

淮河两岸的经济并不发达，当地人确实还没有想出其它致富的好招，加上穷怕了，于是利用身边的资源优势，就干起了小造纸厂小皮革厂的行当，短期的利益让他们忘了长远的隐忧，贫穷是这种遗忘症的原因。

可怕的是，当上面三令五申要求关停并转淮河两岸小造纸厂的时候，这些小厂接到甘肃、黑龙江、宁夏等地的电话，问他们的设备可不可以低价卖给他们。显然在贫穷面前，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害的生产方式在其它地区还准备卷土重来。

其实就在本地，人们也还是打算卷土重来的。贫穷的阴影太大了，眼前的机器一转，有看得到的金钱来到眼前，而机器停止转动，即使眼前的河水变清，被贫穷折磨久了的淮河人又怎么能快乐呢？

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穷着似乎离青山绿水近一些，想富起来，自己的家园就要遭秧，这个难题该怎样破解呢？有人会轻易交出一份答案：上那些既无污染又有效益的产业，但这显然是书斋里的构想。如果你到了淮河边，看到那儿的基础，看到那儿的观念，人们就知道，支招总是容易的，但就象风中的诺言一样，总是轻易被吹散，路是长的，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

在河南项城市，有一座巨大的味精厂，生产的莲花牌味精闻名全国。采访中我们得知，对于项城市来说，周口味精厂的存在非同小可，全市相当份额的税收要靠这个厂，再加上解决的就业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帮助，产品知名度等一系列因素，周口味精厂是当地的英雄企业。

但味精厂偏偏是个重污染行业，当它是本市的英雄时，却同时也是下游的罪人。采访中我们在挨着周口味精厂的邻县看到，这一段河水乌黑恶臭，政府办公大楼上的国徽早已因为河水污染物的蒸发而锈迹斑斑，整个县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巨大的污染环境中。

周口味精厂不是不想治理，也拿出了相当多的钱。在1996年采访时，厂长也曾拍着胸口在我们摄像机前承诺：一定要加紧治理，否则就……

但没想到这豪迈的语言只是个骗局，那一次采访过后的第二年，我们节目再访淮河，1999年三访淮河，都发现味精厂有明显的暗道向外偷送不合格的污水，污染仍在大规模地继续。。

从某种角度来说，国家的有关法规在这里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但奇怪的是，周口味精厂的靠山偏偏是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味精厂的确是一块肥肉，如果割掉了，那是会让有些人伤心的。

一次停掉所有的小造纸厂，虽然他们后来还会屡屡死灰复燃，但即使他们全开着可能也抵不上一两个大型企业的污染程度。但杀小的容易下手，面对贡献大的污染企业，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里有地方利益，有保护民族产业等各种理由，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贫穷，还是下不了决心杀死那只唯一下蛋的鸡。

因此我忧虑：当污染源到了贫穷这个层次的时候，环保中国就不是个短期的行为。反反复复，在污染中前进，在前进中治污，想一夜间山青水秀那是痴心妄想，但如果放纵人们为改变贫穷而宁可牺牲环境的欲望，那整个中国，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环保更远，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按理说，经过治理，淮河应该清多了，但我的同事每次采访回来，都会告诉我，小的污染企业经常死灰污染，大的污染企业生产照常，淮河沿岸的人们依然忧心忡忡，按规定，2000年是淮河水变清的年份，但是现状，让我依然为淮河哭泣。

<b>其实，环保应当是我们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b>

在城市中，环保正日益成为一种时尚，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时尚只是一种潮流，它未必就是一种踏踏实实的行动。

有一年初秋，我们《东方之子》全体成员痛感市内空气污浊，长期工作远离自然身心疲惫，因此集体相约去郊外登山。

所有人一致同意，真是一个很环保的主意。

到了郊外，看到平日难得一见的青山，大家兴致颇高，马上开始争相向山顶爬去，虽是初秋，但北京的天气依然炎热，毕竟久不锻炼，大部队到了半山腰便一个个气喘吁吁，矿泉水的消耗量急剧增大，喝过之后，塑料瓶便是随手一丢。

多次补充水分之后，我们终于登到了山顶，放眼望去，那座混浊的城市在很远的地方，而眼前，是绿树满山和城里白的多的云，山风吹过，身处山顶的我们都体会到一种亲近了自然的快乐。

可是快乐了一会儿，大家就发现，我们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来自云南的摄像师奚志农。大家有些着急，这位平日里以环保为事业的朋友本是爬山的高手，怎么今天落后了？惊异之后，我们惭愧地发现了原因。

奚志农背着一个大大的口袋终于登上了山顶，而在他背的口袋中，装的是他一路拾起的被我们随手扔下的矿泉水瓶子。

小奚没有责备我们什么。虽然很多人马上和他开上了玩笑，但相信内心深处多少有些自责和不安。

我们这群人，大多也是号称环保的，喜清山爱绿水，对污染深恶痛绝，但这种对环保的追求却多少有些时尚的因素。

而对于奚志农来说，环保是事业是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是宗教但却没有时尚的成份。

有奚志农在车上，空调是不让开的，在他自己的家中，七月流火，屋里依然是电风扇而不会让空调进门，出门吃饭，他会从包中拿出自己的那副筷子，而不用一次性木筷，因为他觉得，那可以少砍很多树木。

他和环保工作者一起去青海的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而努力，在家乡云南，他看到美丽的滇金丝猴受侵害，便上到中央领导下到新闻媒体四处呼吁，希望滇金丝猴的家园不被侵犯，写到这里，很多人知道，我们面对环保这个词汇的时候，当然是做不到奚志农这样，他简直是入了迷，甚至有种把环保当宗教的迷狂。可能是小奚的种种环保举动在我们这些刚刚以环保作为时尚的人当中还过于前卫，因此有相当多的人会觉得小奚的环保热情是不是有点“戏过了”。但我相信，以小奚为另类，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口口声声抱怨环境如此糟糕的同时，还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真正地纳入到环保之中，环保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嘴上的呼吁而不是生活的内容。

也因此，真正的山青水秀还离我们很远。

在美国有一位我们的女同胞，周末的业余生活中有一个特殊的功课，那就是开车上路，每当遇到她认为有可能尾气超标的汽车便记下车号，然后向有关部门投诉，这种举动没人觉得不妥，对她自己，也自然成为一种习惯。

在瑞士，每个周末，当我们采访之余来到日内瓦湖边的时候，都能看到有人远路驾车而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面包，细心地喂完湖鸟之后悄悄离去，这样的场面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叹不已，于是明白：为什么在瑞士可以二十天不用擦皮鞋，为什么有人笑称：你随手照张相片，回去之后就可以当明信片使。

写下这些，不是想指责谁，因为我本人也一样，生活习惯中环保行动远远不如环保意识，也许环保于我也还只是一种时尚而不是行动，但我知道，只有当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开始一种环保生活的时候，民众的环保意识才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力量，它会变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让政府和有污染行为的企业在这种力量面前去做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有利的事情，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嘴上的环保，那就无法形成一种监督的力量，那环境的改善要迟缓得多。

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富人在海边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正在晒太阳，富人便问：你这么穷怎么还这么懒？穷人反问：努力工作为什么？富人答：挣钱啊！穷人又问：挣钱干什么？富人答：过悠闲的生活。穷人问：那什么是悠闲的生活呢？富人答道：比如，每个周末可以到海边晒晒太阳。听了这话，穷人乐了：你看，我现在不正在海边晒太阳吗？

这个故事有很多问题，我对其中反讽勤劳致富以便显示很现代的思路不以为然，但面对环保这个话题，我却有了另一种担忧：如果所有的人都勤快起来，但却都不注意环境的保护，那明天，当我们致富之后，还有没有哪个海滨可以度假？还有没有暖洋洋的太阳可晒？

答案不一定乐观。

<b>人心的污染也许比环境的污染更可怕</b>

在中国，人心的污染相信比环境的污染开始的更早程度更可怕。

我们都在课本中知道，五十年代路不拾遗、家不闭户的传说，但谁能告诉我，这一切从哪一天开始变了样？

师道尊严是我们的传统，尊师重教一直是让中国人自豪的美德，但在浩劫来临的时候，为什么人性的善在一瞬间被恶征服？是谁首先拿起皮带，抽向自己的老师，是谁重演了历史中的酷刑来对付自己的长辈？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年轻人，我一直不知，狂热为什么能如此调动人性中恶的一面，如果说环境的污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人心的污染为什么却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然后给自己和民族留下惨痛的记忆？

还好，那个时代历经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结束的只是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在人性中留下的大片污浊却不是一两个十年能够治理好的。

更何况又来了新的污染源，比如钱和各种诱惑与利益。

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十年浩劫结束，我们这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华民族是从学习“你好”、“对不起”、“再见”等简单文明用语开始走上清洁人心之路的。

倾斜的礼仪大厦开始重建，进程比毁坏这座大厦要慢得多，更何况又加上新的污染源。

在一个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偷正在偷别人的钱包，结果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发现了，然后惊呼：有人偷东西！。小偷一惊抽回了手，由于车上没有人出面管，车一停，小偷下了车。公共汽车又开始行驶，小朋友的母亲开始埋怨儿子：你多管什么闲事？就你能，以后看见这种事不许说话，听见没有？儿子困惑地点点头，母亲才满意地收嘴。

北京市有一个三口之家，有一天，两个歹徒冲进家中，开始公然抢劫，这三口之家不肯束手就擒，和歹徒展开了搏斗，撕打声响遍楼道。但是当男主人向邻居大声求助的时候，邻居们却一直袖手旁观，直至主人公一家在一位冲进来的朋友帮助下征服了歹徒，事情才告结束。

当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主人公对这一细节的回忆时，我一直在想：中国人是信奉“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的，但是，从今以后，这一家还可以信任他们的邻居吗？

在北京的街道上，隔一段路程就有一个盖住地下公共设施的井盖，但是在有一段时间里，有井盖的地方成了陷人坑，有一些人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井盖偷走卖掉，挣点昧心钱，然后把灾难留给别人。

不用问也知道，靠卖井盖是拿不到多少钱的，但是为不多的钱牺牲别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人怎么啦？

还有很多的官员，在这个信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国度里，高唱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走上了为官之路，而一旦开始上路，“公仆”来了，人民就得让路，贪污、腐化，挥霍民众钱财，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天下百姓，“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竟一时间蔚然成了风，这股风污染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心灵，而是一种形象和一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当然，还有很多污染的例子出现到了国外，比如说几位领导出国为一个引进项目考察，本来应当公平竞争，但是当其中的一家企业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诱惑之后，领导便当场拍板。不多的一些美元最后却让国家损失成千上万，我猜想行贿的外国人一定会在暗中嘲笑：瞧这几个愚蠢的中国人！

采访《公交优先》节目的时候，我听公交公司的人讲，国内的无人售票车效益不好，原因是上车的人经常向里面投半截纸币或是游戏机币，结果又得派专人管理，无人售票车名存实亡。

没想到在美国的时候，我又听到了类似的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有一些美国停车场，有自动的停车计时仪器，向里面投一枚硬币，就可以把车停在里面。本来一切便利，可是有一天，美国人惊异地发现：好多计时器里面都有一种他们不认识的硬币，后来一调查才知道，这是中国的五分硬币。原来有一些聪明的中国人发现，咱们的五分硬币能和美元的硬币通用，而计时器分辨不出来。咱们的五分硬币与美国的那枚硬币比起来，赚得便宜可不少，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甚至有人回国后，回美国时带上几盒子的五分硬币，然后还自以为是地夸口：中国人就是聪明。

在美国听着别人和讲着这样的故事，心情自然可想而知，即使在动笔的时候，我也是沉重地写下上面的文字。想要别人尊重你，非得从自重开始，先还要考虑别人看我们的眼光，就先看看自己的内心，种种污染的痕迹已经够让人触目惊心了。除了以上我简单写到的，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可以轻易地看到无数心灵污染的画面。这二十多年来，或者说这三四十年来，由于运动，由于金钱的介入，由于法律一时还不够完善，约束都成了给别人的东西，而对自己的则是放任。可能大家都穷怕了，加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把我们每个个体真的当人看，于是一时间，大家都不再为别人着想，一心只惦记自己又何惧为别人为社会带来危害，于是中国人的心灵大河，日益污浊，让人看过便心生伤感。

当我们终于明白环境保护对于我们未来的重要性的同时，内心的环保也该格外注重。如果说，环境被污染破坏的是我们的生存环境，那人心的被污染，破坏的则是我们生存的理由。后者的污染危害远大于前者。因此，面对未来，我们不仅梦想青山绿水，更祈祷人心的清洁纯净，那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否则，前方没有天堂。

正文第十六节理面智情感：每日面对的内心冲突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经常面临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强烈冲突。

面对很多事情，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接触一件事情，也许短时间内会有一个是与非的判断，但随着对这件事情了解的深入，是与非的轮廓会慢慢模糊起来，再想下一个判断，内心的冲突就多了起来。

这种冲突也许和我的血型有关。常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是AB型血，天生的左右为难，一边有A型的理智，一边有B型的情感，不在你心中制造战争才怪。”也许是有些事情的确让人左右为难，因此我也会在别人的玩笑中感受到：或许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种A或B的强烈碰撞？当然更有甚者，还会和开更大的玩笑：你们AB型人得精神分裂的概率要比其它血型的人高。这个时候，我往往一笑了之：“没那么严重吧？”

这个时候，我就更愿意相信理智与情感的经常交战和我的职业有关。记者首先是人，面对一件事情，当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情感，喜怒哀乐也会马上写在脸上，但紧接着，会让新闻人的角色占据上风，冷静客观是新闻有的重要素质，如果任凭情感泛滥，而不让理智赶紧把关，那感情之火往往会把客观这种素质烧掉，电视上的表达就会走向偏激走向具有破坏性的一面。

当然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期，旧的规范及评价标准似去未去，而新的机制及是非界限又将来未来，在这样的夹缝之中，清晰地说出是与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也许情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态度，而理智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现在的态度，把眼光放远，从一时的得失和喜怒中出来，寻找一个更远的目标。

议论是枯燥的，也许讲几个过去中发生在我采访中的故事，我们能更清晰地触碰到理智与情感在我们身边纠缠过的隐隐伤痛。

从肖想莉到杨晓霞，我们该如何面对需要捐助的孩子？

1993年，《东方时空》刚刚开播半年之后，冬季，我们来到清冷的武汉。在我们的报道计划中，原本没有肖想莉这个名字，然而一名当地记者却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子，被父母遗弃后，被一对盲人夫妇收养，这对盲人夫妇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其艰难。从6岁起，这个被收养的孩子肖想莉就担起家中的家务重担，做饭、洗衣服，幼小的肩膀不堪重负却执着地一干就是五六年。在学校，她还是一个好学生，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胳膊上挂着三道杠，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故事讲得就是这样简单，但我们几个人听过之后都感受到一种深深地感动，也许是干了的缘故，在我们的脑海中，一幅幅画面出现了。我们想帮她一把，也想把她的事情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很多同龄的孩子知道：在他们这个欢天喜地的年龄中，有一个叫肖想莉的女孩已经勇敢地担起了一种责任。

出发点很善良，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一致通过了对这个片子的拍摄。

真实的肖想莉生活环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恶劣。低矮的房屋中，如果不开灯，就会显得有些看不见对方。收养她的盲人默默地坐在家中，用极其微薄的抚助金来面对生活。小小的肖想莉每日调度着这个家的生活：清晨早早起来，讨价还价着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处理完家事，上学，中午一放学便急急往家赶，做饭，给盲人夫妇夹菜盛饭然后洗碗收拾，下午继续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家，一日最后一餐又要从头忙到尾，都忙完了，爬上自己的小阁楼，开始做功课。在这样生活节奏中的肖想莉，从外表上看，要比她的同龄人要瘦上一圈，脸色也几乎找不到红润的痕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小小的肖想莉就这样度日。

我们在感动中用纪录片的方式拍完了这个片子，然后在《东方之子》节目中第一次把一个小女孩当成了主人公，在1994年初播出了。

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剧烈，瘦弱的肖想莉让屏幕前的太多观众怜爱同情和尊敬，资助与慰问自然雪片一样飞向肖想莉。

事情开始有些不妥起来。

1994年5月1日，我们《东方时空》节目开播一周年，由于要拍特别节目，我们在过去拍过的几名“东方之子”中选出几名重新寻访，肖想莉是其中之一。

再进肖想莉的学校，大门口的标语牌让我们有些吃惊，上面写着：“学习雷锋，学习肖想莉。”看得出，我们的节目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报道已经把肖想莉捧上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经常有单位来学校请肖想莉去演讲，肖想莉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并感动别人。

变化在肖想莉身上发生了。社会各界捐款众多，收养她的盲人夫妇也开始和学校产生矛盾，总觉得学校隐瞒了些什么，而肖想莉由于习惯了拆开夹着金钱的来信，因此，如果哪一封来信拆开之后里面没有钱，肖想莉就会露出不太高兴的神态；好的自行车和有机也搬进了肖想莉低矮的家中，生活明显地改善了。

当肖想莉的老师把这一切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开始不安起来，事情的发展并不象我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我们开始怀疑：当初我们情感的自然流露是爱这个孩子还是害了这个孩子。

事态的发展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又过了两年，我们听武汉来的朋友讲起，肖想莉已经不见了，临走给家中留下话：学是不上了，自己要去南方当三陪女，苦日子该结束了。

我们听到这个结果，都有一种当了凶手的感觉。是不是正因为我们的报道，肖想莉平静的苦日子才开始被打破，诱惑出现了，而最终，诱惑一步一步把肖想莉送上了不归路。

理智开始迟到地出现，莫非善良有时也是一种错误？

见到贫弱的孩子，立即想伸出援手去拉一把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火候没有掌握好，这只伸出的援手却使出了反方向的力，将被扶助者推进另外的苦难中。

理智和情感开始打仗，难分难解得让我自己都不知该站到哪一方。

肖想莉的事件走向有些特殊，姑且可以算作特例，内心的审判只在我们几个人心中进行就可以了，但由此引开去，我们都该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该如何扶危济困？

最近一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孩子或某些成年人遭遇不幸的报道，而往往这样的报道出台之后，社会各界的同情心便蜂涌而至，中国人的善良有目共睹，社会各界伸出的援手往往救不幸者于危难之中，结果总是好的。

我深受感动也时常成为伸出援手中的一位，然而理智告诉我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没被新闻关注的不幸者呢？

小姑娘杨晓霞的不幸很多人都是通过报纸知道的，她患了一种罕见的疑难绝症，从外地来到北京求医，没有钱，找不到名医，生命之光就要离她远去。社会上的人们在看到记者的感人报道之后，出钱出力出方子，在众人的帮助之下，杨晓霞终于渡过难关，生命重新开始象鲜花般美丽。

但社会的捐助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杨晓霞全部康复之后，富余的金钱有几十万之多。

我知道，杨晓是幸福的，但在中国，和杨晓霞处在同样病痛境地的孩子还有很多，而由于未被媒介知晓，他们也许就在钱的压力下默默地死去。

同在蓝天下，命运如此不同，这公平吗？

情感告诉我们，遇到弱者部会伸出援手，理智告诉我们，通过媒体象幸运抽奖一样地扶危济困不是个办法。

杨晓最后把几十万元巨款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很多善良的人松了一口气，否则多余的钱放在健康的杨晓霞家中，人们总会被自己爱心引出的结果弄得有些心中不安。

必须拥有一种机制，让扶危济困的甘露能均匀地流向更多的土地之中，也许媒体中的不幸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变命运，但更多不不知名的不幸者也该得到救助。如果更多的基金会能具体而又令人放心地承担起这种任务，社会的爱心将会释放得有效和公平得多。

也许我们将来习惯于把捐款投向一个箱子之中，它可能是少年白血病救助基金，可能是无家可归儿童救助基金，可能是生活贫困的大学生救助基金等等。我们知道这些基金会得到很好的监督，他们会具体地把爱心投放到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身上，于是我们放心地离开，我们会被告知，在某一个角落，那个不幸重新走进了快乐的生活，我们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快乐。而理智与情感的交战也会在这个领域偃旗息鼓。

这一天还会远吗？

谁能告诉我，肖想莉现在在哪里？

张金柱活着的时候，人们希望这样的败类应该尽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张金柱死了，却又有人开始发问：张金柱该死吗？

张金柱是谁，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位曾经公安局长的人，在即将又要走上领导岗位的前夕出事了。

在喝过一顿很可能和自己未来很有关的酒之后，他开车上了路。当然是长期做公安工作所滋长出的特权意识在延续，他逆行着开车，然后在酒精的作用下撞倒了一对骑单车的父子，儿子在车轮的碾压下死亡，而父亲却被他的汽车裹带着向前拖了1500米，才被愤怒的人群拦截住。

张金柱自然也就升不了官，只好走进了班房。

最初他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但绝没有想到祸的后果会那么大。

人群中的愤怒很快传到敏感的新闻人耳中。最早披露此事的是当地的《大河报》，再然后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这一下子，张金柱的名声走出郑州，走出河南，走向全国了，张金柱撞死人案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我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人们包括我自己知道这起案件之后的愤怒。

一个活人在自己的轮下，车身上有被拖者求救的血手印，而张金柱依然能开出1500米，人性已经在这段距离中丧失了，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公安干警，并且曾经是局长，这更印证了老百姓对相当一部分公安干警的不信任。一个生命的丧失，灭绝人性的做法，让人愤怒的执法者的腐败……这一切纠缠在一起，让张金柱在很多人心里被判了死刑。

介但不管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心中对张金柱宣判了死刑，最后对张金柱的审判还是依据法律由法院来公正进行的。

各种媒体对张金柱一案的关注日益增强，在一段时间里，打开每一份报纸都会很容易找到关于与此案有关的报道。

最后的宣判出来了，“张金柱被判处死刑！”这样的判决立即让受害者家属感到了正义的伸张，几乎所有关注此案的善良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张金柱该死！”

在这样的气氛下，有一些另外的细节被忽略了。在宣判结果出来以后，张金柱的两位律师发表了公开信，认为张金柱虽有罪，但罪不该死，他们之前曾经到北京向八位法律专家请教，得出的结论一样：张金柱罪不该死。

另外也有人注意到，判决书中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词句，这更让很多人担心在对张金柱的审判当中，司法是不是在一种新闻和民众包括另外一些无形之手的庞大压力之下作出死刑的判决的呢？

对张金柱这个人的憎恨是强烈的，从情感上讲，张金柱最后命丧黄泉是自作自受，一点都不会让人可怜。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又必须去倾听超出个人情感好恶的理智之声。

“我是被你们记者杀死的。”这是张金柱的一句名言。

初一听到，很容易产生一种喜悦感，会在这句中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力量，然而这种倨功的感觉稍纵即逝。记者不过是一群记录事件的人，一旦有所越位，拥有了生杀大权，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或多或少地有些可悲。即使铁肩担道义，愿望是善良的，也依然希望结果的出现是依据社会固有的一套程序来取得的。一旦社会的固有程序受到民众或新闻媒体的随意左右，从表面上看，也许这一件事情顺应了民意，但最后真正得不到保护的还是民众与新闻媒体自己。

也因此，我至今不知，张金柱是否罪该死刑？我想念，面对张金柱事件从出现到最后一声枪响，其中的复杂滋味一定会让人左右为难，这个时候理智与情感再次冲突。

面对法律，其实我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如果一任情感泛滥，图一时之快，那我们迟早会受罚。也因此，张金柱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必须时时让理智占据上风，这样才能避免将来出现更多的张金柱。

以我的观察，张金柱事件也常常让新闻从业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总是，至少我相信，这件事虽然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但大家还是清醒地在事后提醒了自己：记者不是法官，生活中的超载职权也和足球场上的越位一样，只会破坏一次原本可能有效的进攻。

再往后，新闻媒体仿佛一夜间成熟了许多，再涉及一些类似事件时，更多的记者并不是直接把自己的愤怒或其它的感情写在前沿，而是努力克制着自己，让事实去说话。

比如说，1999年，北京人民医院又发生了一起和张金柱事件正好相反的事，眼科医生高伟峰第二天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但头一天晚上，他却发现，原来冰箱里备好的眼角膜已经不能用了，而第二天的手术如果没有眼角膜，病人将有失明危险，怎么办？一瞬间，高伟峰平静地作出了选择，到太平间，在一位死者身上私自取下了眼角膜。第二天的手术非常成功，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但是死者家属却在八宝山发现死者的眼球不见了，一纸诉状将高伟峰告到了法庭。

事情似乎很简单：高伟峰为病人着想，自己在其中也没有利益所得，目的是善良的，因此如果高伟峰被定了罪，那岂不是对善良的一种打击，以后谁还会做好事啊？

我采访了高伟峰，当我问到：如果今后你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你还会这样做吗？高伟峰回答：是的，我还会。听得出来，高伟峰也和很多人一样，因自己的善良目的而面对法律时颇有些悲壮的自豪感。

为他声援的人很多，而死者家属那一连的声音却显得弱了许多。

最后的结果是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不知道，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死者家属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我自己的心情我知道：多少有些失望。

从情感上讲，高伟峰的所作所为非常让人钦佩，但理智下来，我却认为，高伟峰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必要惩处，因为目的只要善良就不顾及手段是否恶劣是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的思维定势，多少翡苦的后果不都是因为最初的善良愿望吗？因此当我们面对结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迟迟松不下这口气。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能让我接受一点，但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象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的那样：即使理遇到这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因为无论是好的还坏的情感，一旦被纵容，最后都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这首的北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的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直到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介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荫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也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它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一在本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间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映这一事件。

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汇到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是有价值的。

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眠的。

凌晨三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号，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号，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象善良的人们相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要相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变为现实！“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在结尾所写的：仅有骒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听到一个段子，是骂克林顿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块表，上帝看每一个人在人间的好坏表现，来决定你的表走得快还是慢。如果你在人间总做好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慢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在人间长寿，而如果你总在人间做坏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快一些，这样你就在人间短命。结果5月9号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寻找克林顿那块表，结果被告知，由于天堂炎热，克林顿那块表被上帝拿去当电扇了。”

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致心理。发泄愤怒是容易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窗户都被砸了，车好被烧了，美国驻成都领带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有趣的是，在东北的长春，一个愤怒的中国小男孩将校园内一名美国外教的儿子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中国当然要说“不”，主权受到侵犯，3个生命的失去，没有愤怒那才奇怪。

但显然，一味地愤怒下去并让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办法。

我相信如果听任愤怒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几个小时办就消失，很多在华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中国人没有，几天之中，中国人寻找到了愤怒和理智的最好结合点。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报复。

几年前，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一时。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说“不”显然不单单是一个发泄民族情绪的问题。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听到不少人对我说：“老毛头那时候多厉害，美国佬怎么啦，照打不误。”听到这话，我理解说这话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强硬有其冷战时代的时代背景，如果让我们真的回到老毛头的时代，人们就真的舒服吗？，毛主席的强硬是对立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的，而闭关锁国的结果却是自身日渐落后、内乱不断。如果我们能在强硬的那个年代，合理地解决说“不”和强大自身的关系，早一点打开国门，也许今日我们说“不”的底气就会强的多。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说“不”，但有策略地说不正是为了明天说不更有影响力更加掷地有声。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的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人读出伟大，但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咽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的就无法大声说“不”。

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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