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 xp1024.com
《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


序幕 死亡与裂变

公元757年正月初的某个黄昏,一枚落日无力地悬浮在洛阳皇宫的上空。

天色殷红,红得像是要滴血。

燕朝的中书侍郎严庄迈着急促的步伐穿行在重重殿宇投下的阴影中。

他不时地回头张望。

没有人。

除了远处偶尔走过的三五个宫女和内侍,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周围甚至连声音也没有。

一片静阒中,严庄只能听见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看来到目前为止,今晚的行动计划仍然是隐秘和安全的。可不知为什么,严庄还是感到手心和脚底都有些潮湿和冰凉。

数日前被鞭杖的背部和臀部此刻还在隐隐生疼。严庄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对那个肥胖如猪的魔头皇帝不断发出强烈的诅咒。

好在这一切都将在今晚终结。严庄想,最后的时刻,希望安庆绪不要临阵退缩。

这一天终于来了。

燕朝皇帝的长子安庆绪望着眼前神色凝重的严庄,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严庄刚刚对他说的八个字——事不得已,时不可失!

这八个字就是最后的行动指令。

这一刻安庆绪已经等待了很久。

从他的异母弟安庆恩出生的那一天起,安庆绪的继承人地位便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随着安庆恩的日渐成长,更随着父皇对这个幼子和他生母段氏的日渐宠爱,安庆绪觉得自己成为储君的希望日益渺茫,甚至连身家性命都朝不保夕。

所以安庆绪惶惶不可终日。

所以他很自然地和严庄走到了一起。

此时此刻,安庆绪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也无须再等了。

许久,他听见自己的嘴里也蹦出了八个字——兄有所为,敢不敬从!

也许是过于用力,安庆绪感到自己的话音坚硬得有如铁器撞击时发出的鸣响。

这是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鸣响。

也是一种欲望的鸣响。

作为刺杀行动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最终执行人,内侍宦官李猪儿也许是最坦然的。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这么说还不够准确。

应该说——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

因为,用一个阉人的命赌一个皇帝的命,赔率根本不是一赔几——而是一赔N!

既然赔率无穷大,怎么会输呢?

杀得掉就赢得一塌糊涂,杀不掉顶多赔上贱命一条。李猪儿觉得这样的赌局根本无所谓输不输,更不会令他患得患失。所以,当几天前那个叫严庄的中书侍郎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神情对他说出那番话时,李猪儿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严庄说:“你这些年来所受的鞭挞杖打,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吧?不豁出去干他一件大事,你就死定了!”

“好。”李猪儿重重地点了一下脑袋。

严庄愣了一下。

多日来精心设计的那套说辞——那套准备对被压迫者李猪儿进行苦大仇深之情感教育的说辞——已经冒到了嗓子眼,硬是被李猪儿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给堵了回去。

寝宫的锦帐里,安禄山静静地躺在宽大的龙床上,很努力地、接连不断地翕着鼻翼。

他在捕捉一种气息。

这是好几天来一直萦绕在他周遭的一种不祥的气息。

今天晚上,这股气息异常浓烈。安禄山甚至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这是一股杀机!

可惜自己瞎了。安禄山在心里长叹一声。要是在从前,任何一个人心中暗藏的杀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起兵才一年多,原先的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平卢(治所在今山东青州)三镇节度使,如今的燕朝皇帝安禄山已失明,而且全身长满恶疮。这些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志得意满的安禄山遽然陷入无尽的痛苦、绝望和愤怒之中。

一直以来安禄山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老天爷既然同意让我当这个天子,为何又要让我恶疾缠身?

莫非自己没有当天子的命,强行上任的结果就是遭此报应?

我——不——相——信!

安禄山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对着苍天怒吼。

然而,愤怒并不能医治疾病。

两年多来无数郎中也没能治好他的疾病。

最终安禄山只能把愤怒不断地发泄到左右的人身上。比如内侍宦官李猪儿,他挨的鞭挞和杖打最多;又比如他最宠信的大臣严庄。

尽管这个精明强干的心腹谋臣鞍前马后地跟随他多年,而且历来把军务和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也还是没能逃脱他的鞭子和棍子。至于其他那些朝臣、宫女和侍从,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砍掉脑袋的更是不胜枚举。

即便如此,安禄山内心的绝望与愤怒之火还是不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此刻已经是夜阑人静。

安禄山感觉那股杀机更浓了,可他内心的警醒和恐惧终究还是被身体的困乏和疲倦所取代。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三条黑影提着三把刀,悄悄地摸进了寝殿。

殿内鼾声如雷。

十几个内侍和宫女七倒八歪地靠在黑暗的角落里打盹。

宽广的寝殿中只有皇帝的锦帐四周摇曳着微弱的烛光。三个人径直走到亮光与黑暗的交界处,微微站定,然后交换了一下目光。

严庄轻微而有力地点了下头;李猪儿面无表情地掀开锦帐走了进去。

安庆绪紧紧攥着手中的刀,一颗晶莹的汗珠从他的额角独自滑落,在地上无声地溅开。

伫立在宽大的龙床前,看着锦衾下那个缓缓起伏的滚圆肚皮,李猪儿全身滚过一阵莫名地战栗。

在李猪儿的想象中,这个肥硕的肚子已经被剖开无数次了。

所以此刻他挥刀的姿势显得极为娴熟,并且干脆利落。

殷红的鲜血与安禄山凄厉的号叫同时飞溅而出。

殿内所有宫人全被惊醒了。一瞬间他们就明白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可是,无人动弹。

与其说他们不敢动弹,还不如说他们不想动弹。

因为所有人都盼着床上的那个人早点死。

安禄山在挣扎——用尽他一生最后的力量在挣扎。以前他的力量足以掀翻整个大唐帝国,眼下他的力量却不足以保护自己。他一手捂着皮开肉绽的肚子,一手在枕边拼命地抓,他想去抓那把从不离身的宝刀。

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

最后他抓住帐竿疯狂地摇晃。

他摇了很久。

所以他的血流了很多。

咽气之前,安禄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呐喊——必家贼也!

他说对了。凶手的确是三个家贼——三个离他最近的人。严庄在政治上离他最近,安庆绪在血缘上离他最近,李猪儿在生活起居上离他最近。

然而,安禄山实在不应该感到遗憾。因为,在由他开启的这个巨大动荡的时代中,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大唐王朝的历史上,将会有许许多多人步他的后尘。

黄泉路上,将会有很多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赶过去与他结伴而行。

所以——安禄山绝不孤单。

三个凶手挪开龙床,掘地三尺,用毡子一裹,把尸体一扔,就地埋了。所有宫人全都一言不发地帮着清理凶杀现场,更换锦衾被褥。

片刻之后,龙床挪回原地,一切恢复原样。

可这张龙床的主人、这座洛阳皇宫的主人、这个大燕王朝的主人——已经没了。

一代枭雄就这样被人从世界上抹掉了。

那天夜里,严庄最后冲着在场的所有人做了两个动作。

先是一根食指竖着在上唇点了一下,然后那根指头又横着在喉咙抹了一下。

众人相视一眼,心照不宣。

公元757年,是唐肃宗至德二载,也是燕帝安禄山圣武二年。这一年正月初六清晨,严庄在朝会上向文武百官郑重宣布:燕帝安禄山病重,即日册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

旋即太子登基为帝;旋即尊奉安禄山为太上皇;旋即发布讣告、举办国丧……

这一连串重大的政治动作几乎完成在转瞬之间。满朝文武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已经跪倒在那个很容易兴奋并且一兴奋就语无伦次的新天子面前。除此之外,更让百官感到不安的是,就在不同阵营的人们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之前,那个精明得让人害怕的严庄已经把王朝的命运、百官的命运、甚至包括新皇帝安庆绪的命运不动声色地捏在了手里。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

百官们不约而同地对自己说。

唐肃宗李亨站在黑灰色的城楼上极目远眺。

他眼中的天地照例是一派肃杀和苍凉。

半年多了,他每天都在做同一个梦——一个金黄色的梦。

他梦见巍峨的长安城,梦见雄伟的大明宫,梦见自己置身于货真价实的大唐帝都接受满朝文武和万千子民的朝拜。

可一睁开双眼,他依旧看见自己龟缩在大西北的一隅——龟缩在这座灰头土脸的灵武城(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

李亨无比伤感,并且总在无人的时候潸然泪下。

山河破碎,社稷荒芜;生灵涂炭,遍地狼烟;他这个大唐天子远遁西北、仓促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亡命西南、惶惶若丧家之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尽落敌手;叛军攻城略地、日益猖獗,官兵各自为战、连连失利;帝国危如累卵,百姓困若倒悬……李亨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哪一天才是个头。

所幸今天一大早他就接到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安禄山死了。

这个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这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混世魔王终于死了。

自从登基以来,唐肃宗李亨第一次发现他那满目铅灰的帝王生涯终于闪现出一抹令人心动的金黄。

他迫不及待地登上灵武城头,再度眺望梦中的长安。

可不知为何,李亨的欣喜之情转瞬即逝,悲伤和忧郁很快便又笼罩了他。

也许一个人的死亡并不能代表什么,也许安禄山的暴毙并不意味着黑暗与混乱的终结。

李亨很不情愿这么想,可他又不得不这么想。

因为安禄山虽然死了,可安庆绪还在、伪燕朝还在、数十万凶悍的叛军还在、安禄山麾下那帮令人胆寒的猛将还在、史思明还在……

李亨仰望苍天,天色依旧铅灰。

李亨的预感是对的。

短短两年之后,另一个大燕皇帝史思明便再度崛起于范阳。

许多年后,当大唐王朝的历任天子在风雨飘摇中不断地回望历史,他们还是会和李亨一样无奈地发现,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的安禄山之死并不是一个混乱时代的终结,而是一个大裂变时代的起点……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一、帝国反击战

安庆绪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子富贵,他深深地感激严庄。在公开场合他们以君臣相称,可在人后他们仍旧称兄道弟。严庄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你既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政治经验,而且一紧张说话就颠三倒四,恐怕难以服众,还是不要见人的好。

安庆绪乐呵呵地同意了。他马上封严庄为御史大夫、冯翊王,然后一转身跳进深宫的酒池肉林中,把那些让人烦心的军国大事全部扔给了严庄。

这样挺好!安庆绪想,我喜欢享受生活,你喜欢操持政务;我要的是富贵,你要的是权威。咱哥俩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多好!

看着眼前这座千疮百孔却依然固若金汤的太原城,史思明心头掠过一阵强烈的沮丧。

集结了十万精锐,历时一个多月,千方百计日夜猛攻,太原城却岿然不动。

这实在大大出乎史思明的预料。

战前他就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李光弼手下的河东精锐已经尽数调往朔方,留守太原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加上地方民兵总共还不到一万人。本以为这座危城一战可拿下,没想到强攻四十余日的唯一结果是——燕军在太原城下扔下了两三万具尸体,而太原城依旧岿然不动。

史思明不得不承认,唐朝的河东节度使、太原尹李光弼是他迄今为止所遭遇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

连日来史思明眉头紧锁、沉默不语,让左右亲兵提心吊胆,大气也不敢出。

亲兵们都很清楚,付出这么大代价居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太原城,史思明绝对无法向洛阳那个残忍暴戾的皇帝交代。

可就在这天早晨,当风尘仆仆的使臣带着来自洛阳天子的旨意进入大帐之后,他们便注意到,随后走出大帐的史思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脸上泛出一层压抑不住的喜色。

后来亲兵们才知道,老皇帝安禄山死了,新皇帝安庆绪命令史思明率所部还镇范阳,留下蔡希德、高秀岩等将领继续围攻太原。

回范阳的路上,细心的亲兵还发现,史思明的脸上不光有喜色,仿佛还多出了一层心事,是什么心事亲兵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他们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李亨下定决心了。

他要大举反攻,收复长安。

不,是收复两京——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

尽管心腹谋臣李泌坚持要求天子集结重兵直捣河北道的叛军老巢——范阳,先拔其根、再断其枝叶,可李亨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先光复京师、迎回太上皇,借此安定社稷人心,而后再图河北。

李泌一声叹息。

这是忧心如焚的一声长叹。

也是历史的一声长叹。

不久之后,虽然两京得以光复,但终肃宗李亨一朝,一直未能克复河北诸镇,甚至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终有唐一代,河北诸镇始终强藩割据,长期脱离中央,几成化外之邦。迄于五代、直至两宋,随着契丹与女真的相继崛起,作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燕云十六州数百年间沦于异族之手,帝国的东北门户始终洞开……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皆肇始于“安史之乱”中河北诸镇的首开叛乱与长期割据。

当然,即便李亨当年采纳李泌之策先行收复河北,我们也不能保证河北诸藩从此就不会死灰复燃。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唐肃宗李亨实在是目光短浅,而李泌一定就拥有预言家似的穿透历史的目光。

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李泌当时的判断的确是睿智而富于远见的。

同时,我们也不难从公元757年李泌的那声叹息中感受到一种沉重。

一种世事如棋、难以预料的沉重。

一种充满历史感的沉重。

至德二年二月初十,唐肃宗李亨自灵武进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十日之间,陇右(治所在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西(治所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安西(治所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及西域(今新疆、中亚东部)各地兵马纷纷集结于凤翔。

帝国反击战正式拉开序幕。

二月十一日,兵部尚书、灵武长史郭子仪自洛交(今陕西富县)出兵攻取河东。河东位于长安与洛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突出。郭子仪收复此地,既扼住了燕军的咽喉,又与长安西面的唐军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侧对长安燕军形成腹背夹击之势。

二月十九日,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忠主动出击,向驻扎在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一线的唐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部发起进攻。王思礼战败,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县)。燕军的先头骑兵逼至大和关(今陕西岐山县北),距唐肃宗驻跸之地凤翔仅五十里。天子行在大为震恐,即日宣布戒严。

同日,困守太原的李光弼抓住史思明撤退的战机,率领敢死队出城攻击蔡希德。燕军大败,几近全军覆没,蔡希德仅以身免。

太原大捷的消息传来,天子行在群情振奋。虽然李光弼“斩首七万余级”的战报水分不小,但在唐军大举反攻前夕,且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这则掺水捷报仍然不失为一则振奋人心的美丽谎言。

二月二十二日,郭子仪派遣他的儿子郭旰、兵马使仆固怀恩、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率兵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守关燕军寡不敌众,扔下五百多具尸首仓皇退却,唐军打开关门。燕帝安庆绪急命安守忠火速援救潼关。

燕军的反扑非常有力。结果唐军战败,一万多人阵亡,李韶光和王祚战死,郭旰和仆固怀恩渡过渭水,退守河东。三月二十三日,安守忠趁胜进击河东。郭子仪亲自指挥战斗,击退了安守忠,斩获首级八千、俘虏五千。

第一回合,双方互有胜负。

四月,求胜心切的唐肃宗李亨改变战略部署,擢升郭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命其率部至凤翔,准备集中兵力一举克复长安。四月底,郭子仪部与王思礼部在咸阳西南的西渭桥会合,而后进驻潏水(渭水支流)西岸。燕将安守忠、李归仁立刻率兵屯驻长安西郊的清渠。两军对峙七天七夜,唐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五月初六,安守忠佯装后撤,郭子仪命令全军出击。燕军以九千精锐骑兵组成长蛇阵,待唐军攻其腹部,首尾迅即变成两翼,将唐军合围。此战唐军大败,伤亡惨重;判官韩液、监军宦官孙知古被俘。唐军抛弃所有军资器械退至武功。天子行在再度戒严。

第二回合,唐军惨败。

经此一役,李亨与郭子仪皆深感唐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及叛军,不得不遣使求援于回纥。九月,回纥的葛勒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将军帝德率四千余名回纥精兵抵达凤翔。肃宗李亨大喜过望,不但设宴犒劳,赏赐财宝,还向叶护许诺:“一旦京师克复,土地和百姓归唐朝所有,金银财帛与美女归回纥所有。”

很显然,这是帝国的悲哀。

堂堂大唐天子,为了夺回自己的都城,不惜向异族屈尊俯就,而且不惜以大唐帝都的财富和美女为代价,换取异族一施援手,这就算不是卑躬屈膝,起码也是尊严扫地。

然而,此时此地的李亨还有什么尊严呢?

一个山河破碎、社稷倾圮,被家贼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我们情愿相信李亨实在是无计可施、无路可走了;我们很情愿相信这个皇帝在拿自己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的时候,内心是极度悲凉、极度无奈的;我们更情愿相信这位时运不济的大唐天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只为了有朝一日重整河山、再现帝国往昔的赫赫荣光……

可是此时的李亨并不知道,此时的我们也还不能确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即将来临的未知历史面前,李亨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算不算一相情愿!

都城也许是可以夺回来的。

某些个人的面子也是可以勉强捞回来的。

可是——帝国的荣光呢?

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贞观与开元呢?

它们会不会像奔腾而下直泻千里的黄河水,一去不复返?

它们会不会像皎洁明亮晶莹无瑕的江中月——倒映的是长安的旧时月亮,可一掬江中水,捞起的——却是满掌破碎的盛唐?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唐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李亨长子)与副元帅郭子仪率领十五万大军,在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一带,与安守忠、李归仁的十万燕军展开大决战。

回纥的四千铁骑果然在这个决定性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当口,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回纥兵击溃了燕军的精锐骑兵。燕军士气大挫,被歼灭六万余人。安守忠、李归仁与燕朝的西京留守张通儒等人率残部弃城而逃,退守陕郡(今河南陕县)。郭子仪率部追至潼关,趁胜收复华阴(今陕西华县)、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二郡。

九月二十八日,长安光复。

翌日,捷报传回凤翔,百官入朝恭贺。唐肃宗李亨泪流满面,即日遣使至蜀地奉迎太上皇李隆基回銮。

安庆绪惊闻长安失守,征调了洛阳的所有兵力——步骑共计十五万人,命严庄率领,火速增援陕郡的张通儒,准备死守洛阳门户。

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唐回联军进至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曲沃镇),郭子仪部在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与燕军展开遭遇战。唐军不支,开始溃退,千钧一发之际,燕兵突然发现身后卷起漫天黄尘,滚滚尘埃中刚刚射出十几支箭,燕军士兵便已相顾骇然。

他们知道,最让人恐惧的对手来了。

回纥兵来了!

燕军开始退却。形势瞬间逆转,唐回联军前后夹击,燕军霎时崩溃,尸横遍野。严庄和张通儒抛弃陕郡,东逃洛阳。

十六日,看着从战场上侥幸捡回一命的严庄,安庆绪知道大势已去,遂与严庄一起率领一干亲信,在当天深夜从东都苑门出城,逃亡河北。

十月十八日,洛阳光复。

二十一日,郭子仪派部将攻取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与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二郡。

同日,安庆绪的逃亡队伍中有一个人掉队了。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掉队,只知道他随后便以一种弃暗投明、诚惶诚恐的表情进入唐营,向唐军投降。

这个人就是严庄。

短短一个月后,严庄便被唐帝国任命为司农卿。

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严庄就是。

该弑君的时候就弑君,该背叛的时候就背叛。所以他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

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唐朝历史上,从一而终的人当然不是没有,但类似严庄这样的“俊杰”却可以说遍地都是。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唐肃宗李亨终于回到阔别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长安。

这座饱受蹂躏的帝都终于回到大唐帝国的怀抱,回到大唐天子李亨的怀抱。

李亨看见长安的天空镀满金黄。

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金黄。

十一月初四,太上皇李隆基也千里迢迢地回到长安。做了四十多年的天子,李隆基第一次发现,他眼中的大明宫是如此美丽而又如此沧桑。

安庆绪一口气逃到邺郡(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的时候,身边的骑兵剩下不到三百人,步兵也不到一千人。可很快,蔡希德、田承嗣等将领便纷纷来归,安庆绪又招募了河北诸郡的人马,兵力又迅速恢复到六万人。

既然还有牌,老子就能接着玩。安庆绪遥望洛阳,咬牙切齿地想。他把邺郡改名为安成府,作为新的燕都,同时改元天成。安顿停当,安庆绪连日逃亡的仓皇和恐惧才逐渐被东山再起的决心所取代。

然而,面向洛阳的安庆绪难免还是有些脊背发凉。

因为他的背后是范阳,而范阳在史思明的手里。

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史思明会继续姓“燕”,还是像严庄那样翻然易帜、转而姓“唐”?

安庆绪感到怀疑。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二、李唐王朝的两难

安庆绪不必怀疑。

因为史思明已经决定了。

他要姓唐。

当安庆绪命他的宰相阿史那承庆和亲王安守忠前去范阳征调史思明的军队时,史思明的左右心腹便力劝他叛燕归唐。他们说:“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史思明的中央官职)奈何与之俱亡?”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或者说是表面上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归降唐朝,只不过换几杆旗帜的颜色和名称,地盘和实力一点也不会少;可要是继续留在燕朝,就势必会被满腹猜疑的安庆绪釜底抽薪,最后变成光杆司令,甚至随时可能脑袋搬家。

所以史思明很快做出了决定。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五千精锐骑兵刚刚走到幽州城下,史思明就带着他的数万兵马出城“迎接”来了。

两军相距一里左右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勒住了缰绳。

幽州城外的原野陷入一片宁静。

一种怪异的宁静。

史思明阵中突然飞出一骑,驰至阿史那承庆阵前。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听见来使高声喊道:“相公和王远道而来,敝处将士不胜欣喜。但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请暂时卸下武器,以安众心。”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对视一眼。

卸不卸?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不卸成吗?脚踩在人家的地头上,不卸成吗?数万人马剑拔弩张挡在前面,不卸成吗?

卸就卸吧。谅你姓史的也翻不了天。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就这么赤手空拳地走进了史思明为他们精心准备的洗尘宴。

美酒佳酿很快洗却了他们的风尘,也洗却了他们的戒心。

与此同时,另一种清洗活动也在悄悄地进行。

史思明的手下告诉邺城来的士兵们:“想回家的送你们盘缠,愿意留下的重重有赏。”

五千精锐骑兵顷刻间被洗掉了。

走的走了,留下的当天就被编进了史思明的军营。

酒足饭饱的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第二天就成了史思明的阶下囚。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思明的使者抵达长安,向唐肃宗李亨献上了降表。

表上写着史思明辖下的十三个郡、八万士兵,外加燕朝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部。

对于李亨来说,此举不啻是为帝国刚刚取得的胜利锦上添花,同时也是提前进献给他的一份新年贺礼。

李亨大喜过望,即日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把他的七个儿子全部任命为高官,而下达给他的唯一指令是——讨伐安庆绪。

史思明笑了。

一切如他所愿。

先保存地盘和实力,再打着李唐的旗号灭了安庆绪,往后河北诸镇就是老子的天下了。再往后,就可以玩一把大的。史思明想。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不过是权宜之计,要不了多久,他还会再反叛。所以李光弼向肃宗献策:将计就计,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谕慰问,借机做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了一个人叫乌承恩。

此人的父亲是史思明刚出道时的老上级,对他有提携之恩。史思明随安禄山起兵后,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率全郡投降史思明。安庆绪败落后,乌承恩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杀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光弼向肃宗建议,事成后就让乌承恩当范阳节度副使。李亨采纳了,命内侍宦官李思敬随同乌承恩前往。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的一天,乌承恩一行抵达幽州。宣完旨后,史思明特意安排乌承恩住进了自己的官邸。乌承恩的儿子其时正于史思明帐下任职。当天夜里,史思明很有人情味地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那天深夜,乌承恩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用激动而低沉的声音告诉儿子:“我受朝廷之命除掉这个反叛的胡贼,事成后我就是节度使!”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糊糊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专等着这句话。

当然,他们是史思明安排的。

随后史思明从乌承恩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史思明心腹党羽的名单。

史思明指着那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满头大汗的乌承恩不停地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

翌日,史思明集合了所有部众、官吏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

我们并不能认为此刻涕泗飞扬的史思明是在作秀。

其实他真的很心痛。

他心痛的是老天爷为什么要生出一个处处和他作对的李光弼呢?

既生明、何生弼呢!

他心痛的是李光弼这么一搞完全搞乱了他的步骤——使他借助唐朝消灭安庆绪而后再度叛唐的缓兵之计彻底落空。

这一天,史思明当众打死乌承恩父子,囚禁了宦官李思敬,并连坐处死了二百余人,然后向李亨上表鸣冤。李亨赶紧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说:“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史思明吞不下这口恶气,叫幕僚耿仁智再度上表,说:“陛下不为臣诛光弼,臣当自引兵,就太原诛之!”没想到表文装函之前,这句话却被一意归唐的耿仁智偷偷删了。等到史思明发觉,表文已送出。史思明一怒之下杀了这个跟随他近三十年的心腹,再次揭起反旗。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唐肃宗派遣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向邺城大举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安庆绪。

可令人费解的是,肃宗李亨并没有为这二十多万大军设置一个元帅,而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这个新鲜而别扭的头衔是肃宗的一项发明。

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成了天子特使,可以取代元帅的职能,拥有统辖调遣九路大军的最高指挥权。

这个人就是内侍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

作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荣膺此职的人,同时也作为今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宦官之乱”的始作俑者之一,鱼朝恩注定要被载入史册,也注定要被重重地记上一笔。

之所以要让一个宦官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李亨的解释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皆是国家的大功臣,谁统御谁、谁从属于谁都不好。所以,干脆就不要设置元帅,来个“观军容使”就解决问题了。

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

而通常我们都知道,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李亨害怕。

这年头,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随便一个乡下来的阿猫阿狗,吆喝数百号弟兄,扯一面带字的布,胸中就会油然而生当天子的欲望了。何况是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一个大将!更何况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将陆续集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倾天下之力集于一人之手啊!几年前的安禄山仅凭河北三镇就几乎倾覆整个李唐了,要说今天的某个节度使一夜之间握有天下兵权而不会生出当皇帝的野心——不会突然间掉转矛头反戈一击,唐肃宗李亨实在没有这个把握。

所以,李亨只能把这个可怕的力量交给宦官——交给一个无家无后更无天子野心的宦官。这种以伺候人为职业的奴才长年与天子朝夕相处,无论如何也比外面那些以杀人为职业的将军更让皇帝感到放心。

这样的想法,应该也不是李亨一个皇帝所独有。

换句话说,这叫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既然理由如此充分,我们便足以看出,唐肃宗李亨上述的那项职务发明显然不属于心血来潮;同时我们也足以看出,鱼朝恩之流能够浮出水面实在是历史的必然。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权宦能够前仆后继地跃居帝国的权力顶峰——实在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不知道唐肃宗李亨会不会意识到把兵权交给宦官的副作用。可就算他多少能意识到,他也绝不敢想象,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患竟会是如此严重而又如此深远——若干年后,李亨的儿孙皇帝们不仅大权旁落、被一群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连生杀废立都取决于阉宦之手!

然而,这一切能怪李亨吗?

恐怕不能。

能怪日后每一个把兵权交给宦官的皇帝吗?

恐怕也不能。

因为,李唐的皇帝们不就是为了避免类似“安史之乱”这样的兵变,不得以才把兵权交给宦官的吗?既然把兵权交给藩镇就有“藩镇之乱”,把兵权交给宦官又会产生“宦官之乱”,那李唐的皇帝们到底把兵权交给谁,才不会乱呢?

这是李唐王朝的两难。

这恐怕也是中国式权力分配制度中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两难。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三、谁主沉浮

让一个久居深宫的宦官去统率身经百战的九大节度使,肯定是难孚众望。即便鱼朝恩再有能力,他也缺乏相应的军事经验。所以,从肃宗任命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把讨伐安庆绪的数十万大军交到他手里的那一刻起,这场战争的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月到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一直没能获得预想中的辉煌战果。刚开始还势如破竹捷报频传的唐朝大军自从肃清外围州县之后就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数十万大军把安庆绪团团围困在小小的邺城,耗时将近半年,可就是吃不掉这块最后的弹丸之地。

郭子仪等人把能够想到的攻城手段都用尽了。除了日夜猛攻之外,唐军还筑起两重堤坝、挖了三条壕沟,硬是把漳水(流经邺城北)堵截改道,将汹涌的河水灌进邺城。

邺城顷刻之间就成了水乡泽国。可安庆绪和邺城军民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顽强。他们纷纷在水上搭建木屋,然后回头接着打;纵然打成东方的威尼斯,他们也绝不投降。城里的粮食吃光了,他们就吃老鼠;鼠肉行情立刻暴涨,一只鼠卖到四千钱。后来连老鼠都吃光了,他们就抠墙上的泥土,把原来筑墙时掺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再从马粪中淘取尚未嚼烂的纤维,混起来吃。

安庆绪别无选择。

他只能跟唐军穷耗——耗到史思明从天而降的那一天。

史思明很早就接到安庆绪的求援信了。

安庆绪在信中低声下气、忏悔自责,极尽谦卑之能事,甚至愿意向他让出君位、俯首称臣。

史思明一声冷笑。

就那把破交椅还用让?想当皇帝,老子就不会自己封一个?

不过冷笑归冷笑,史思明还是及时出兵了。

早在乾元元年十月,邺城刚刚被围的时候,史思明就亲率十三万大军挥师南下。不过没走多远他就勒住了缰绳,随后命前锋将领李归仁领步骑一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史思明出其不意打下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县)。

然后他稳稳地坐在魏州城内,按兵不动。

史军前锋所屯驻的滏阳距邺城仅仅六十里地。可李归仁得到的命令是:只准摇旗呐喊,不准轻举妄动。

不管邺城是被打成东方的威尼斯,还是被打成鼠害灭绝的全国卫生城市,不到最佳时机,史思明不想动。

他的态度很明确——坐山观虎斗。等唐军和安庆绪两败俱伤,他再坐收渔翁之利。

史思明从背后射来的那道窥伺的目光让李光弼很恼火,也很不安。

他很清楚姓史的在打什么算盘。

乾元二年正月初一,史思明又在魏州自封为“大圣燕王”。对李光弼而言,这是在对唐军和他本人进行的示威和挑衅。李光弼迫不及待地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进逼史思明,就算不能取胜,与之相持,也足以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危险。

可鱼朝恩断然拒绝。

他当然要拒绝。

一个堂堂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怎么能让麾下的一个节度使指手画脚呢?再说了,敌寡我众,胜负马上就见分晓,有什么好担心的?

然而,此时的鱼朝恩并不知道,这场仿佛已经胜券在握的战役很快就会因他的盲目自信而招致惨败。

此时,远在长安的唐肃宗李亨也并不知道,帝国军队很快就将因他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决策而付出血的代价。

乾元二年二月,史思明出手了。

几个月的冷眼旁观让他看得够清楚了。唐军的兵力虽然庞大,却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数十万人打了将近半年硬是打不下这座势单力孤人困马乏的邺城。唐军的无能是因为它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号令不一、进退无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弱点,皆因主帅是一个宦官——一个愚蠢而外行的军事盲。

史思明率军队进至邺城五十里处扎营,然后派出游击兵夜以继日地骚扰唐军,同时四处袭击唐军的运粮队。唐军粮草不继,军心大为涣散。史思明感到时机成熟,于这一年三月初六亲率五万精锐兵与唐军进行决战。

由于不断的集结和增援,此时的唐军兵力已经达到了六十万人。

可在史思明眼里,这无异于六十万只各自为战的无头苍蝇。

也是天公不作美,两军刚开始交战,突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藩号错杂、军令不一的唐军迅速陷入大混乱状态,很快,大混乱又演变成大溃逃……

这场讨伐安庆绪的“邺城会战”,就这样以必胜的姿态高调开局,而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逃黯然收场。

安庆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最后时刻,父亲的老部下还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灭了。

他真是由衷地感激这位史思明大哥。

可奇怪的是,史思明解了邺城之围后,天天待在军营中与将士把盏相庆,却不踏进邺城一步,基本无视他这位大燕天子的存在。

安庆绪的心里开始发毛。最后,他不得不向这位大圣燕王再次奉上称臣表。

史思明很快就回信了。他说:“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还差不多,至于称臣之事,绝不敢接受。”然后把称臣表一同送还安庆绪。

安庆绪悬在心里多日的石头终于落地,他又惊又喜地要求与史思明见面,并歃血为盟。史思明随即向他发出热情洋溢的邀请函。

安庆绪高高兴兴地进入史军大营,向史思明纳头便拜:“臣无能,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臣摩顶放踵,无以报德!”

精心准备的一番客气话说完,跪在地上的安庆绪始终没有等到史思明那双热情的手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只听到史思明震耳欲聋地怒喝:“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位,天地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能受尔巧言谄媚所惑?”

安庆绪绝望地抬起头来。

他看见史思明薄薄的一层怒容之下分明悬挂着一张得意而狰狞的笑脸。

这是他在人世间看见的最后一张脸。

也是最后一个表情。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中旬,史思明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其妻辛氏被立为皇后,儿子史朝义立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军;同时改范阳为燕京,改辖下的各州为郡。

安禄山父子的大燕朝触礁沉没了。

史思明父子的大燕朝又轰轰隆隆地浮出水面。

这些日子以来,唐肃宗李亨坐在长安的大明宫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阵困惑和恍惚。

作为一个人到中年才位登大宝的天子,他委实猜不透这诡谲莫测的历史风云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作为一个受命于危难之际、辗转于兵燹之中的乱世帝王,他甚至不敢确定眼下这个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唐天下究竟是谁主沉浮!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四、唐朝历史被遽然腰斩

邺城惨败令肃宗李亨心痛不已,也让朝野上下失望之极。

所以,肯定要有人来担这个责任。

观军容使鱼朝恩当然是不肯担这个责任。他想都没想就把黑锅扣在了郭子仪头上。因为他历来看郭子仪不顺眼,这回刚好抓他当替罪羊。鱼朝恩回京之后日夜不停地在李亨耳边唠叨,说他亲眼看见郭子仪率先逃跑了——快马加鞭头也不回地逃跑了。

郭子仪没有辩驳。

要说他无故逃跑那肯定是冤枉了他,可要说他没跑那也不符合事实。双方刚一接战,他的副手仆固怀恩就趁乱公报私仇,突然射杀了与其有宿怨的大将吴思礼。郭子仪担心仆固怀恩临阵倒戈,再加上那天的天气实在恶劣,只好率朔方军撤出战场。

此外,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那天所有人都在跑。不光是朔方军,其他八大节度使也带着部众没命地跑。郭子仪依稀记得,当时对面的敌人也在跑,没命地往后瞎跑。

总而言之,那一天无人不跑。

但是有一点郭子仪还是不得不承认——六十万人的瞎跑实在是比五万人的瞎跑难看得多,而后果也严重得多。

据说各路逃跑的官兵没了管束之后,一路上比盗贼还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害得沿途百姓家毁人亡、叫苦连天。

所以郭子仪没有话说。他愿意担这个责任。

乾元二年七月,肃宗把郭子仪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让李光弼取代他的朔方节度使之职,并表示要让李光弼担任元帅。李光弼很敏感也很谨慎地提议,还是派一个亲王来当元帅,自己当副职就可以了。肃宗听了很满意,随即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

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命其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兵分四路大举南征。一路由将军令狐彰从黎阳(今河南浚县)渡过黄河,攻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他本人亲率一路出濮阳(今河南濮阳市)、史朝义出白皋(今河南滑县北)、周挚出胡良(今河南浚县东),他们分别渡过黄河,相率围攻汴州(今河南开封)。

汴州守将许叔冀战败,举城而降。史思明乘胜西进,直取洛阳。李光弼感到洛阳无险可守,便撤走了城中所有军民和全部物资,渡过黄河北守河阳。

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洛阳。但是,此刻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史思明在黄河南岸建筑月城,与李光弼隔河对峙。

这两个老对手终于又见面了。

史思明来势汹汹、志在必得,希望速战速决。

李光弼气定神闲、坚壁清野,一心要跟他打持久战。

为了炫耀燕军铁骑的战斗力,史思明让士兵每天牵着一千多匹战马到黄河南岸的沙洲洗澡;为了体现战马的健硕,他特意吩咐:一律挑选公马。

看着对岸那些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河阳城上的唐军每天恨得牙痒。可他们不得不承认,燕军骑兵的优势的确远远胜过唐军。

可是,忽然有一天,史思明的手下士兵却哭丧着脸回来报告,说今天一大早,所有战马一跳进水里就争先恐后地游向对岸,然后撒着欢儿跑进了河阳城,一匹也没剩下。史思明勃然大怒,惊问原由。

士兵说,唐军把他们的马也牵出来洗澡了。

史思明百思不解。他们洗他们的,咱们洗咱们的,为什么咱们的马偏偏就要撒着欢儿跑进人家的城里?

士兵们接下来的回答却让史思明一下子恍然大悟。

士兵说:“因为人家牵出来的是母马。”

士兵还说:“人家的母马还一个劲地叫唤。”

史思明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此刻,李光弼正在河阳城里一边拍着北地良马的肥膘,一边笑得嘴歪。

李光弼要跟史思明耗,可史思明耗不起。于是他心生一计,出兵扼守河清渡(今河南济源黄河南岸),要断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亲自率兵进驻野水渡(今河南孟津黄河北岸),安营扎寨、高度戒备。

史思明笑了。

李光弼啊李光弼,你这只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他当即召来猛将李日越,说:“李光弼擅长守城,可短于野战,而今突然出现在野外,要活捉他有如探囊取物。你率五百名精锐骑兵,连夜渡过黄河,给我把他抓住,抓不到就不要回来。”

次日凌晨,当李日越的五百骑兵偷偷摸到唐军营寨前的时候,四周突然响起一片喊叫声和口哨声。

李日越知道,中埋伏了。唐军早就给他张好了一个口袋。他想起史思明的命令,无奈地向唐军喊话:“司空(李光弼在唐中央的官职)在不在?”

唐军守将雍希颢似乎早知他有此一问,笑着回话:“昨晚就走了。”

李日越问:“营里有多少人?”

雍希颢据实而答:“一千人。”

李日越又问:“将领是谁?”

雍希颢报上自己的名字。李日越沉吟良久,对部下说:“今天活捉不到李光弼,就算抓到雍希颢回去,我们也死定了,不如归顺。”

看着李日越和他的五百部众放下武器走进唐营的时候,雍希颢不得不佩服李光弼,也终于明白他昨晚为何说那番话了。

李光弼临走前对雍希颢说:“敌军的高庭晖和李日越都是力敌万人的勇将,史思明必定派他们其中一人前来劫我。我现在就走,你们在这等着。敌军一来,你们无须跟他们交战;敌人要是投降,就带他一道来见我。”

雍希颢当时闻言,不禁哑然失笑。看来这李司空官当大了,脑袋就不好使了,把敌人当成轻易投降的懦夫和傻瓜。这话像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说的吗?

可此时此刻,雍希颢却不得不感叹,一切都被李光弼料中了。

换句话说,史思明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似乎都被李光弼捏在掌心里了。

李日越投诚之后,李光弼立即将其引为心腹。很快,高庭晖也率部来降。事后有人问李光弼:“为何那么容易就收服了史思明的两员大将?”李光弼说:“人之常情。史思明一直深憾他没有机会跟我野战,听说我在野外,料想定能将我俘虏,所以对部将下了死令;而李日越抓不到我,势必不敢回去,只有投诚一路;至于高庭晖,他的勇气才干都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得到我的优待和信任,自然不愿落于其后,所以也跟着归降。”

由于李光弼的保荐,降唐后的高庭晖很快就被朝廷任命为右武卫大将军,官秩是正三品。而他在史思明帐下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五台府(今山西五台县)果毅(征兵将军),官秩是正六品。

史思明终于还是被李光弼给耗住了。

整整耗了一年零四个月。

他发动了无数次进攻,却被李光弼一一击退,从而被牢牢牵制在中原战场上,根本无暇西取长安。

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史思明把燕朝年号改为“应天”,希望以此去去晦气。

让史思明大喜过望的是,短短一个月后,新年号果然给他带来了好运。

而他的好运使者就是此时驻防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的唐朝观军容使鱼朝恩。

这位唐朝天子跟前的红人很不欣赏李光弼的打法。他觉得像这样一味死守是懦弱无能的表现;在新年到来之际,唐军应该主动出击,夺回东京洛阳;更何况燕军都是北方人,长期在外征战,必定思乡,此时趁其军心涣散大举反攻,绝对可以取胜。他把这意思反复跟肃宗强调,肃宗越听越有理,于是敕命李光弼进军攻取东京。李光弼不为所动,上奏说:“贼锋尚锐,未可轻进。”

肃宗李亨还是比较信任李光弼这个平叛功臣的,一看见他的奏书,就把此事按下不表。可关键时刻,另一位天子眼中的平叛功臣却站在了鱼朝恩一边,坚决主张进攻。

他就是此时已经升任朔方节度使的仆固怀恩。

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帝国平叛战场上的三根顶梁柱就是郭子仪、李光弼,还有仆固怀恩。郭子仪因邺城之败失势后,仆固怀恩的竞争对手就只剩下李光弼。所以他刻意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反攻之说,目的就是压制李光弼,在天子面前争功邀宠。

最后,李亨的耳根子终于软了,便不断派遣使者逼迫李光弼出兵。李光弼无奈,只好命郑陈节度使李抱玉把守河阳,然后与仆固怀恩、鱼朝恩及驻守陕州的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一同进兵洛阳。

史思明的幸运日就这么如期而至了。

就像他说的,李光弼擅长守城,短于野战。

这句话果然在上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得到了应验。

洛阳城外的北邙山下,临深履薄的李光弼选择了一个险要的地形列阵,而踌躇满志的仆固怀恩则率兵列阵于一马平川的平原之上。李光弼一再告诫他说:“依恃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列阵平原,一旦失利则全军覆没。史思明绝不可轻视!”可仆固怀恩置若罔闻。

看着各部阵形参差不齐的唐军,史思明笑了。

他多么希望唐军永远都以这副模样跟他打仗啊!

郁积在史思明胸中一年零四个月的怒火和求胜之心,此刻化作一声振聋发聩的号令,响彻在燕军士兵的耳边。

顷刻之间,燕军骑兵就像潮水一样漫过了平原。

起初是仆固怀恩的部众被击溃了,接着李光弼的阵形也被打垮了,然后各路唐军就全部丢盔弃甲掉头而逃……

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逃至闻喜(今山西闻喜县);鱼朝恩与卫伯玉逃回陕城;李抱玉弃城而走。河阳、怀州(今河南沁阳市)相继陷落。朝廷大为震恐,迅速向陕城增兵。

邙山大捷之后,史思明乘胜西进,命史朝义为前锋,从北路进攻陕城;他本人则率大军从南路向西挺进。史朝义进至礓子岭(今三门峡市南),被埋伏在此的卫伯玉打了个措手不及。史朝义屡次进攻,都被陕城的唐军击败。史思明只好退驻永宁(今河南洛宁县北)进行休整。他恨铁不成钢地对左右说:“小子怯懦,终不足成吾事!”打算按军法从事,诛杀史朝义及其手下大将。

史朝义大为惶恐。

可在惶恐的同时,却有一个细微的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

这是一个与当年的安庆绪如出一辙的念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史朝义一直以来的处境其实也与当年的安庆绪如出一辙。

史思明宠爱幼子史朝清,自从当上皇帝后,一直想杀了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这些想法都是史思明亲口对左右说的。而史思明历来残忍嗜杀,左右之人轻则掉脑袋,重则被族诛,所以自然有人把这些话透露给了史朝义,希望这位性情温良、爱恤士卒的少主能够取而代之,以免他们终日活在伴君如伴虎的噩梦之中。

可史朝义始终下不了这个手。

三月十三日,史思明又命令史朝义修筑“三隅城”(依山而建的三面墙的城堡),用来储存军粮,限一天完工。史朝义率部下拼命赶工,刚筑完墙体,还没来得及涂泥,史思明就来视察了。他指着史朝义的鼻子破口大骂,命侍从骑马站在那儿监视史朝义干活。城堡竣工后,史思明犹然咬牙切齿地说:“等攻下陕城,终究要斩了你这贼东西!”

那一刻,史朝义心中那个可怕的念头再度翻涌而起,令他不寒而栗。

是夜,史思明宿于鹿桥驿,命心腹曹将军担任警卫。

正当史朝义被那个念头搞得辗转反侧之际,他的部将骆悦和蔡文景敲开了他的房门。骆悦说:“我等与大王命在旦夕!自古以来废黜旧主、拥立新君乃为常事,请大王召见曹将军,共谋大事!”

史朝义低着头一言不发。骆悦与蔡文景对视一眼,接着说:“王若不许,我等今天就投奔李唐,只恐大王也不能保全。”

史朝义抬起头来,一脸的泪水。

骆悦和蔡文景都不知道,或许连史朝义本人也不知道,这究竟是矛盾与痛苦的泪水,还是快慰与兴奋的泪水。

可无论如何,史朝义还是下了决心。他一边抹着脸一边说:“诸君好好干吧,不要惊动了父皇。”

随后曹将军也不得不上了骆悦等人的贼船。他很清楚,史思明深犯众怒,如果他不答应,肯定要死在主子前面。

当天深夜,骆悦率领史朝义帐下亲兵三百人,全副武装直扑鹿桥驿。戍卫禁军一见曹将军领头,无人敢拦。骆悦冲进史思明寝室,不见人影,连砍数人,宦官惊呼:“皇上在茅房。”骆悦等人冲出来时,史思明已备好马鞍。他刚刚跃上马背,骆悦的手下一箭射中其手臂,史思明跌落马下,被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

他满脸沮丧地问:“乱者为谁?”

骆悦说:“奉怀王命。”

史思明一下全明白了。他长叹一声,说:“我白天说错了话,活该如此下场。可现在杀我未免太早,何不等我攻下长安?而今大业难成了。”

骆悦将史思明囚禁在柳泉驿(今河南宜阳县西柳泉镇),然后回报史朝义。其时燕朝宰相周挚正率后军驻守福昌(今河南宜阳县西福昌镇),闻讯大惊失色,跌坐于地。次日,史朝义拔营返回洛阳,周挚出营迎接。史朝义听从骆悦之言斩杀了周挚。大军到达柳泉驿时,骆悦等人深恐夜长梦多,对史朝义晓以利害,随后绞杀了史思明。

自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称帝,至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三月被杀,史思明的帝王生涯总计不过一年零十一个月。

而此前的安禄山比他还不如,只当了一年皇帝就命丧黄泉。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他们看上去就像两朵转瞬即逝的浪花。

然而,他们并不是浪花。

他们是深不可测的旋涡。

大唐王朝的巨舫一经驶过便开始剧烈的颠簸和摇晃,从此进入了一个半世纪的迷航。

换句话说,他们联手缔造的“安史之乱”更像是一把刀,把二百八十九年的唐朝历史遽然腰斩,劈成两半。

前半截叫盛唐——一百三十余年繁荣强大如日中天的盛唐。

后半截叫乱世——一百五十余年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的乱世。

虽然李唐并未在他们手上终结,虽然他们行凶不久便死于非命,可帝国却在此后整整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不停地流血和战栗、呻吟与板荡……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宋帝国也仍然背负着这个巨大的历史创伤,一路走得跌跌撞撞,举步维艰……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帝王梦都做得极其短暂。

可在他们的美梦终结之处,大唐帝国的噩梦才刚刚开场……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五、太阿倒持

唐肃宗李亨最近比较烦。

因为宦官李辅国的爪子伸得太长——实在是太长。

八月初一,他刚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被授予兵部尚书的实职,眼下还没过十五他就开口要当宰相,这简直太离谱了!

那天李辅国去兵部上任时李亨还替他轰轰烈烈地操办了一场就职典礼:让太常寺演奏雅乐,让御膳房烹制佳肴,让宰相和百官一直送他到兵部衙门的门口……搞这么多就是想满足他的虚荣心,让他安心在兵部办差,没承想反倒养大了他的胃口,这几天居然口口声声要当宰相!

这真是令人难以容忍!

不过肃宗李亨还是得忍。

因为李辅国有定策之功。

还因为李辅国手中握有禁军!

当年在灵武要不是他全力拥护,李亨恐怕也当不上这个天子。如此盖世功劳的确是应该索取回报。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李亨给他的东西也够多了。从灵武时期起就让他当了元帅府行军司马,给了他禁军兵权,并且让他管理诏命符契和四方章奏。回长安后,仍旧让他专掌禁兵,而且朝廷的制书敕旨,必经他签名盖章方能施行;宰相和百官在朝会时间外所上的章奏,以及李亨下达的各种批示和诏命,一律要经过李辅国的“关白、承旨”,也就是中转。这是多大的权力啊!这相当于让他代行天子之权了。

李亨何尝不知道他李辅国在此期间假公济私捞了多少好处,又何尝不知道百官异口同声地叫他“五郎”意味着什么!

李亨又不是傻瓜!之所以一再容忍,不就是为了酬谢他当年的定策之功吗?

虽说后来李亨发现他开始擅权乱政,而借宰相李岘之手收回了他的大部分权力,可还是一直没有亏待过他。

去年(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和太上皇那边的高力士、陈玄礼等人斗法,最后居然矫诏把太上皇从皇城外的兴庆宫强行迁进大内的太极宫,目的就是要把高力士、陈玄礼等人和太上皇分开,好逐个修理他们。这件事让太上皇伤心不已,也让李亨大为恼怒。可事后李辅国却装腔作势地率领北门六军的大将,一起穿着孝服来向李亨“请罪”。

这像是请罪吗?这简直是逼宫啊!

李亨万般无奈,只好说:“朕知道,诸卿是怕小人蛊惑太上皇,为了杜绝祸乱、安定社稷才这么做。”

李亨这话说得多违心啊!

可他无能为力。

禁军都是李辅国的人,不违还能怎么办?

违就违吧。随后李辅国强迫他修理太上皇身边的人,李亨也都依从了。高力士被放逐巫州(今湖南洪江市西北)、王承恩被放逐播州(今贵州遵义市)、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等等,帝国的这些元老级人物被李辅国清理得一干二净。

曾在平叛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刑部尚书颜真卿上表向太上皇问安,马上又被李辅国视为眼中钉,硬是强迫李亨把他贬到了蓬州(今四川仪陇县南)。

对李辅国,肃宗李亨一开始是倚重和报答,后来是迁就和纵容,如今则是厌恶和畏惧。

眼下李亨不求李辅国能收敛,只求尽量满足他,好让大家相安无事。可李辅国竟然得寸进尺,伸手就要戴宰相的乌纱帽,这不是逼人太甚吗?李亨只好对他说:“以爱卿的功劳,什么官不能当呢。朕只是担心你在朝臣中的威望不够啊。”

情急之下,天子李亨也只能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大臣们。李辅国闻言,就向左仆射裴冕等人放出风声,让他们推荐自己。李亨私底下赶紧向宰相萧华求援:“李辅国要当宰相,假如公卿们推荐他,朕就不得不让他做了。”萧华就去质问裴冕。好在裴冕是根硬骨头,一听就说:“根本就没这回事。要让我卸一条胳膊给他可以,要让他当宰相——门儿都没有!”

萧华回禀后,李亨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李亨知道李辅国绝不会善罢甘休,可也只能先这样了。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吧。要说让李亨下决心干掉李辅国,那是不可能的。一想起那次六军将领一身缟素前来逼宫,李亨就牙齿打战、全身发冷。

杀李辅国?

谈何容易!

虽说堂堂一个大唐天子被一个奴才如此要挟实在是有些窝囊,可这有什么办法?打从安禄山范阳起兵的那一刻起,打从玄宗亡命西南的那一刻起,打从他李亨在宦官的拥立下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这大唐天子的冠冕实际上就已经贬值了。

说真心话,肃宗李亨觉得从登基到现在,他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在维持一个表面光鲜而内里空虚的架子而已。帝国的实力、朝廷的尊严、天子的权威,早已被某种巨大而可怕的力量从内里掏空了——即便不说荡然无存,那也是所剩无几了。

李亨唯一能做的,就是死命撑住这个架子,不让它分崩离析而已。

除此之外,他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也许将来的儿孙皇帝们能够挽回一切,中兴李唐,也许将来的大唐天子们能够把他和父皇李隆基这几年来所受的窝囊气扫除尽净,还宗庙社稷以应有的尊严,还帝国一个朗朗乾坤。可这一切,李亨知道他是看不到了。

他只能梦想。

他只能仰望。

他只能做一天皇帝撑一天架子……

最近李亨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自己可能连撑架子的时日也不多了。

尽管李亨今年虚岁五十一,说起来还不老。可不知为什么,那种不祥之感总是在他心头盘桓,令他挥之不去……

李亨猜得没错,没当上宰相的李辅国当然不肯善罢甘休。每次看到宰相萧华,李辅国的眼神都像是要吃人。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元载是李辅国的人,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李辅国很清楚,元载这个户部侍郎衔是个分管财政赋税的肥缺,他当然不舍得拿它去换什么不大不小的京兆尹!李辅国眼珠子一转,忽然有了主意。当天他就向肃宗李亨提出,萧华专权跋扈,不适合当宰相,应该罢免,改任元载。李亨起初不同意,可李辅国的眼神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可以否决的请求,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决定。李亨迫不得已,只好点头。几天后,朝廷改任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罢免萧华的宰相之职,改任礼部尚书;同时擢升元载为同平章事(二级宰相),原职务照旧。

元载笑了。

笑容极其灿烂。

李辅国也笑了。

笑容更加灿烂。

你们不让老子当宰相,没关系,老子不要这个虚名,就让手下人去当好了。让你们大伙儿瞧瞧——不让老子当宰相,就得让老子管宰相!

这一年春夏之交,唐肃宗李亨心头的不祥之感终于应验。

起先是他自己在二月病倒了,紧接着,被强行迁居西内的太上皇李隆基也在抑郁和孤单中倒下了,并且于四月初五崩逝于神龙殿,时年七十八岁。李亨哀伤不已,在寝殿的病榻上辗转反侧,终日泪水涟涟,于是病情愈重。初七,李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遂下诏命太子李豫(原名李俶)监国。

大明宫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时刻。

有两个人蠢蠢欲动。

这两个人曾经是一对政治搭档,联手翦除过许多政敌,彼此交换过不少利益,可后来他们却反目了。

因为当他们站在各自权力之路的一个高峰上四目相对时,彼此间曾经有过的利益趋同便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了利益冲突。

而天子弥留、未来难料的这一刻,便注定要成为他们巅峰对决的时刻。

这两人一个是李辅国。

另一个是皇后张良娣。

张良娣决定率先动手。她假借皇帝之命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四方诏令,皆出其口,擅自矫诏,逼迁上皇,罪不可赦!他尚存顾忌的只有你和我,眼下皇上病入膏肓,李辅国和他手下掌管神箭营的宦官程元振已暗中计划叛乱,若不诛杀,祸在顷刻!”

张良娣没有想到,她话音刚落,眼前这个年已三十七岁的大男人,这个曾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堂堂帝国储君,竟然当着她的面哗哗地哭了起来。他说:“陛下生命垂危,此二人皆是陛下的功臣故旧,不奏而突然杀之,必使陛下震惊,恐病体不堪啊!此事当从长计议。”

张良娣在心里长叹一声。

在她看来,这个大男人脸上的泪水根本不代表孝顺,只能代表怯懦。

可惜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早夭,一个尚幼。张良娣哀戚地想,要不然何至于求到你李豫头上!

李豫不停地抹眼泪。要说自己脸上的泪水纯然是出于孝顺那肯定是假话,可要说它只代表怯懦那也不够全面。

严格来讲,应该是一分孝顺四分胆怯五分装蒜。李豫想,那个老奴才李辅国固然不是吃素的,可你张良娣又何尝是一盏省油的灯!多少回你处心积虑想让你那乳臭未干的小儿子取代我的太子之位,你以为我都不知道?眼下你怂恿我跟李辅国斗,无论是我杀了李辅国,还是李辅国杀了我,到头来不是都便宜了你张良娣么。你这借刀杀人之计好毒啊!要杀你自己去杀,我李豫绝不会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

想到这里,李豫顿时哭得更厉害了。

“好吧!”张良娣无奈地说,“太子暂且回去,容我再考虑考虑。”

张良娣是不可能再考虑了。

因为她知道,此刻早已剑拔弩张的李辅国不会给她时间。所以她随即又召来越王李系(李亨次子),告知李辅国图谋作乱,然后说:“太子懦弱,不足以平定祸乱,你敢不敢?”

让张良娣欣慰的是,李系的回答就一个字:“敢!”

李系随即命手下宦官段恒俊挑选了两百多名勇武的宦官,配给他们武器和铠甲,随时准备发动。

然而,张良娣和李系尽管胸有成竹,却还是慢了一步。

四月十六日,张良娣再次假借皇帝名义召见太子,也许是想在行动之前最后跟李豫打声招呼。

可是,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的李辅国和程元振马上嗅出了危险的味道,立即命手下禁军埋伏在陵霄门外。太子一到便被拦了下来,二人告诉他,张皇后要加害于太子。李豫说:“绝无此事!皇上病重,命我入宫,我岂能怕死不去?”

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随即不由分说地把太子带到了玄武门外的飞龙厩,并派重兵把守。此举名为“保护”,实则软禁。

当天夜里,李辅国和程元振率兵冲入麟德殿,逮捕了越王李系、宦官段恒俊、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一百多人;尔后闯进长生殿,宣称奉太子之命迁皇后于别殿,随即在天子病榻前逮捕了张良娣,强行拖下殿,连同皇后身边的宫女宦官数十人全部囚禁于后宫。

突然遭此变故,长生殿内的宦官宫女们惊恐万状,纷纷作鸟兽散,把病势垂危的天子李亨独自扔在空无一人的寝殿里。

唐肃宗李亨就这样在无边的孤独、恐惧和凄凉中迎来了死神。

宝应元年四月十八日,唐朝第十任天子肃宗李亨驾崩,时年五十二岁,与太上皇李隆基病殁,相隔仅十三日。

李亨刚刚咽气,李辅国便祭起屠刀,斩杀皇后张良娣、越王李系、兖王李僴(李亨第六子)。同日,李辅国才领着一身缟素的太子李豫在九仙门与宰相们会面,为此一系列变故作了一番解释。宰相们跪拜哭泣。

四月十九日,发布国丧。

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

历史貌似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

可代宗李豫却目光迷离,双手颤抖。

因为是宦官李辅国硬抓着他的手把这一页翻过去的。

所以李豫实在不知道这新的一页应该如何书写。

大功告成的李辅国用一种指点江山的口吻对他说:“大家(皇上)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

天子李豫僵硬地抬起头来,给了李辅国一个惶惑而无奈的笑容。

这样的笑容李辅国太熟悉了。

它和肃宗李亨的笑容如出一辙。

从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起,代宗李豫开始称呼李辅国为“尚父”,而不敢直呼其名;事无巨细,一律先征求尚父的意见;群臣出入,必先晋见尚父。

同日,程元振被擢升为左监门卫将军;而内侍省总管朱光辉等二十几名宦官,全都被放逐到了黔中。

五月初四,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宝应元年的夏天,唐代宗李豫郁闷地坐在长安城的大明宫里,深刻地咀嚼着“太阿倒持”这句成语的含义。

尚父李辅国在一旁悠然地看着天子,心里也在品味着另一个词的含义。

那个词叫“一手遮天”。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正在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窥视着李辅国。

他当然也没有闲着。

他正在玩味一句俗语。

那句俗语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个人就是程元振。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六、最后的挣扎

史朝义杀了史思明之后,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同时派遣使臣至范阳,密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以及他母亲张氏和一干党羽。

随后各派势力在幽州城内发生火并,史朝清和张通儒等人先后被杀,大乱两个多月,死亡数千人。局势平定后,史朝义任命部将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

史朝义尽管篡了燕朝皇位,但史思明手下的那帮节度使大多不买他的账。表面上虽然隶属于他,可史朝义很清楚,往后的日子恐怕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了。

而自己究竟能走多远,能把局面玩多大?史朝义实在有些茫然。

程元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味俗语的人。

他还是一个善于实践的行动者。

李辅国刚刚体验了一个多月的尚父生涯,程元振就和代宗李豫悄悄地走到了一起。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程元振很清楚,新天子李豫对这个跋扈多年的老奴才李辅国早已深恶痛绝,之所以不敢动他,无非是因为禁军在他手里。

可现在情形不同了。几年来程元振早已利用李辅国的信任,暗中与那帮禁军将领打成了一片。所以,眼下与其说是李辅国管着禁军,还不如说是李辅国管着程元振,而程元振管着禁军。

既然如此,你李辅国还凭什么玩下去?程元振冷冷地想,你上无天子的信任,下无禁军的拥戴,唯一剩下的,不就是我程元振对你的一点忠心么?

可这年头,忠心是什么玩意儿?它不就是过河的那架小木桥么?眼下我都是过了河的人了,还须苦苦厮守这小木桥吗?

不。程元振坚决对自己说:“不!”

于是他就拆了桥。

代宗李豫无比惊喜。有了新一代的宦官撑腰,他还怕那个丧心病狂的老奴作甚!

六月十一日,唐代宗有恃无恐地解除了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将他迁居宫外,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

当李辅国猛然从一手遮天的美梦中惊醒过来时,无奈地发现:自己在禁军中的地位无形中已被程元振架空,在朝廷中的兵权此刻也被天子解除,可见——自己完蛋了!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李辅国主动提出辞去中书令的职务。十三日,李豫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同时将他晋爵为博陆王,以示安慰。李辅国上朝谢恩,一边哽咽一边悻悻地说:“老奴没有资格侍奉郎君(皇上),就让老奴到地下去侍奉先帝好了。”

李豫免不了一番慰勉,随后命人把他送出了宫。

会让你下去的,迟早而已!

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宦官此刻苍老而落寞的背影,唐代宗李豫在心里默默地说。

这一年十月十七日夜里,一个黑影潜入了李辅国的宅第。

翌日清晨,李府的下人们被一幕惨状吓得魂飞魄散。

李辅国直挺挺地躺在乌黑的血泊中,颈上头颅和一只手臂却不翼而飞。

唐代宗立即下令追查凶手。

可终究没有找到凶手。

有人猜测这个无头公案的幕后主使是程元振;甚至有人猜测主谋就是皇帝本人;还有人说,是程元振主使还是皇帝主使根本没有差别,因为宦官程元振和天子李豫早已并肩站在了一起——就像当年的宦官李辅国和当年的天子李亨曾经并肩站在一起一样。

日月轮转,依次照耀着长安城,依次照耀着大明宫。

曾经在太阿倒持的处境中郁闷难当的天子李豫看见一切终于过去了。

可他并不知道所有让他郁闷难当的一切还会再来……

史朝义感到自己越玩越没底气了。

从去年三月登基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他四处出击,多方转战,可基本上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没把局面玩大,反倒把地盘越打越小。

而眼下,恐怕连洛阳都快保不住了——史朝义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唐朝任命雍王李适(代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联合回纥骑兵及各道节度使于陕州集结;同时命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潞州(今山西长治市)经河阳南下,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东南经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西进,三路大军将从三个不同的方向会攻洛阳。

宝应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唐军前锋仆固怀恩与回纥骑兵进驻同轨(今河南洛宁县东)。史朝义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各将领意见。阿史那承庆说:“唐军若只出动汉兵来攻,我们可与之决战;若与回纥俱来,则势不可挡,应退守河阳、避其锋芒。”

史朝义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下决心死守洛阳。

十月二十七日,唐回联军进抵洛阳北郊,分兵出击怀州,于次日将其攻陷。十月三十日,唐回联军向洛阳郊外的燕军发起进攻,迅速将其击溃;史朝义率领精锐军队十万人出城增援。一番鏖战之后,燕军不支,节节溃退,唐军一路追击,共斩首六万余级,俘虏两万人。史朝义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洛阳,带着家眷和几百名轻骑向东而逃。仆固怀恩旋即攻占洛阳与河阳,命他的儿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一万多人穷追猛打,一直追到郑州,再予痛击。史朝义继续向东逃窜,到了汴州,他属下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却紧闭城门,拒绝收容。史朝义万般无奈,只好亡奔濮州(今山东鄄城县)。

史朝义前脚刚走,仆固玚后脚就到了。

张献诚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城门。

如果史朝义此刻蓦然回首,那一扇为他紧闭而为唐军洞开的大门肯定会深深刺伤他的目光。

贼人终于跑了。东京洛阳终于再度光复了。当洛阳的士民们看见大唐官军和回纥友军一起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时,他们眼中立刻噙满激动的泪水。

可刹那之间,眼前的一切令他们目瞪口呆。

因为军队开始放火,接着就开始抢劫,再接着就开始杀人……起先是回纥的军队这么干,然后朝廷的军队也跟着干……抢完了洛阳,又抢郑州,然后是汴州、汝州……

沦陷区的官吏和百姓们日思夜盼,盼来的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等他们清醒过来时,房屋被烧光了,财产被抢光了,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

无论官商士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以纸遮羞。当然,这最后一片遮羞物大兵们是不会抢的,因为纸对他们毫无意义。

熊熊大火在沦陷区燃烧了数十天,烧杀掳掠整整持续了三个月。

当劫后余生的大唐子民们穿着薄薄的“纸衣”伫立在焦黑的废墟上,蜷缩在深冬的冷风中,他们肯定都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叛军来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而政府军来了这一切就都发生了?

同时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叫沦陷?什么叫光复?谁是官兵?谁是寇贼?

对此,大兵们的回答是:被贼人占了就是贼人的地盘。既然是贼人的地盘,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便不说天经地义,起码也叫无可厚非。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无可厚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在同样漫长的中国战乱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回,并且,它也绝不是最后一回。

进入十一月,史朝义还在没命地跑,而仆固怀恩父子也还在玩儿命地追。

史朝义从濮州渡过黄河逃往滑州,仆固怀恩就打下滑州;史朝义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仆固怀恩就打到卫州。燕朝的睢阳(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市)节度使田承嗣率四万多人前来阻击唐军,仆固玚又将他们击溃,并一路追至昌乐(今河南南乐县)。史朝义又搬来魏州兵马回头再战,仆固玚再度将他击败。

眼见唐军连战连捷、一路奏凯,而史朝义疲于奔命、节节败逃,燕朝的节度使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燕朝完了。

这是大燕朝最后的挣扎。

也是史朝义最后的挣扎。

接下来该怎么做,节度使们心照不宣。短短三天之间,燕朝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便率领辖下的相、卫、洺、邢四州向唐朝的潞泽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恒阳(治所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张忠志率赵、恒、深、定、易五州向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

十一月二十四日,仆固怀恩因功被朝廷擢升为左仆射兼中书令,同时在朔方节度使之职上加封河北兵马副元帅、单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都护、镇北(今内蒙古包头市)大都护。

这年年底,史朝义逃到贝州(今河北清河县),与薛忠义等节度使会合。仆固玚追至临清(今河北临西县)时,史朝义自衡水(今河北衡水县)率三万人回头反扑。仆固玚设下埋伏,击溃燕军,史朝义再逃。此时回纥兵团在洛阳的劫掠告一段落,又赶来参战,唐军声势更盛,追至下博(今河北深州下博镇)东南一带,再度大败燕军。史朝义亡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市莫州镇)。随后唐军五路兵马会师下博,进军莫州,将史朝义团团围困。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屡次出城迎战,皆被击败。田承嗣劝史朝义突围前往幽州征调军队,由他坚守莫州,以待援兵。史朝义遂挑选五千精骑从北门突围而去。

看着史朝义仓皇远去的背影,田承嗣的嘴角掠过一抹冷笑。

片刻之后,田承嗣就在城头上竖起了降旗。

唐军就这样拿下了莫州城。同时拿下的,还有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仆固玚受降后,率领三万人马继续向北追击,在归义(今河北容城县东北)又追上燕军。史朝义回师应战,再败,再逃。

不会永远这么逃下去的,因为幽州马上就快到了。史朝义对自己说。

尽管自登基以来所遭遇的一连串失败几乎已经摧垮了史朝义的信心,可一想起前面那座熟悉的幽州城很快就将映入他的眼帘,史朝义就咬着牙告诉自己:挺住,绝不能就这么垮掉!

只要幽州老巢还在,最后的希望就在!

前面就是范阳县了。史朝义心头顿时一热。

范阳县到了,幽州城还会远吗?

可是,此刻的史朝义并不知道,他永远也到不了幽州城了。因为他亲自任命的范阳尹、燕京留守李怀仙已经于数日前向唐廷递交了降表。此时率领三千人马驻守范阳的兵马使李抱忠就是奉了李怀仙之命专程从幽州赶来堵他的。

当饥肠辘辘满身疲惫的史朝义领着几百名残兵抵达范阳城下时,他照例看见了一个紧闭的城门。

一阵强烈的沮丧和恐惧瞬间攫住了他。

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看过太多扇紧闭的城门了,都是为他而紧闭的。

可这一次,为史朝义紧闭的却是最后的希望之门。

后面追兵掀起的漫天黄尘已经依稀可见。史朝义以君臣大义向李抱忠发出了愤怒而痛切地谴责。李抱忠的答复是:“天不佑燕,唐室复兴!如今我等既已归唐,岂能再为反覆?愿你从速决定去就,谋求自全之计。并且,田承嗣必定也已背叛了你,否则官军何以至此?”

李抱忠的答复让史朝义残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让他万念俱灰。

洛阳丢了,幽州降了,部众都叛了,眼下他的亲人骨肉十有八九也落入了唐军手里……此刻的史朝义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什么叫走投无路。

史朝义向李抱忠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给一顿饭吃。

李抱忠动了恻隐之心,把饭送到了东门口的城墙下。

这是燕朝皇帝史朝义最后的晚餐。

吃完饭,部卒中的范阳人纷纷拜辞而去。看着他们陆陆续续地走进范阳城、走进久别的家园和亲人的怀抱,史朝义忽然间泪流满面,而后他飞身上马,带着最后的百余胡骑东奔广阳(今北京市西南良乡镇)。广阳城门依旧紧闭,史朝义一拨马头,决定向北投奔契丹。走到温泉栅(今河北迁安县境)时,他走不动了。

因为一支军队堵住了他的去路。

史朝义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那是李怀仙的脸。

史朝义把目光从这张令人厌恶的脸上移开,最后落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

他发现这就是他的归宿。

别无选择的归宿。

正月三十日,一匹范阳来的快马风驰电掣地进入了长安。

马上拴着一个匣子。

匣子里的史朝义双目圆睁。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七、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唐代宗李豫看着眼前这颗头颅,感觉自己真是一位幸运的皇帝。

因为这颗头颅就是一个休止符,它宣告了一个大混乱时代的终结。

起于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历时七年多的这场“安史之乱”总算在自己的手上终结了。李豫为此庆幸不已。

李豫还为此深深地感激一个人。

他就是仆固怀恩。

李豫觉得仆固怀恩真不愧是中兴李唐的大功臣。当年郭子仪光复长安时,肃宗李亨曾经情不自禁地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此刻的代宗李豫也真想对仆固怀恩说同样的话。所以,当仆固怀恩奏请将燕朝的那些降将就地任命为唐朝的节度使时,李豫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于是燕朝的河北诸藩就这么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朝廷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治所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节度使,仍辖恒、赵、深、定、易五州,并赐名李宝臣;任命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薛嵩还多赚了两个州);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不久擢为节度使;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仍辖原有六州。

诸藩相视而笑。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地盘也还是那些地盘,刀枪也还是那些刀枪!

唯一的差别,就是把城头上的旗子从史燕换成了李唐。

而这样的差别实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诸藩都笑得十分惬意。与此同时,仆固怀恩也在一旁笑得意味深长。

此前河北诸藩就已经向他表了忠心,愿意投其麾下以效犬马,如今朝廷既然承认了他们,那就等于是把河北诸镇划入了他的势力范围。有了这些强藩做党援,仆固怀恩就无须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天子李豫哪一天突然翻脸,给他这个大功臣来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李豫还没有翻脸,另一个平叛功臣就先跟仆固怀恩翻了脸。

他就是河东节度使辛云京。

辛云京很早就看仆固怀恩不顺眼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番将实在是蹿得太快——几年前不过就是郭子仪手下一个小小的兵马使,如今倒好,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左仆射、中书令……全让他一个人兼了!连他那嘴上无毛的儿子仆固玚都成了朔方行营节度使兼朝中御史大夫。这算什么事儿?眼下隔壁的河北诸藩又和他眉来眼去、暗通款曲,这就更让辛云京坐立难安了——那帮心怀鬼胎的安史降将哪一天要是再反,他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就是头一个遭殃!更何况,这番将仆固怀恩是仆骨①人,与回纥人同属敕勒诸部,历来同穿一条裤子。这几年朝廷与回纥的往来交涉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前不久他还把女儿嫁给了回纥的登里可汗,更可谓亲上加亲。而今他仆固怀恩之所以眼高于顶,就是因为上有天子宠信、下有兵权在手,内有诸藩暗附、外有回纥援引,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简直是安禄山第二啊!哪一天他仆固怀恩要是勾结穷凶极恶的回纥人一齐造反,谁能治得了他?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想法,使辛云京多次对仆固怀恩公然采取不合作态度。当初仆固怀恩去回纥搬来救兵经过太原,辛云京就让他们吃了闭门羹,既不让他们进城,也不出城接待;平定史朝义后,仆固怀恩送回纥出塞再次经过,辛云京依旧城门紧闭、如临大敌,让仆固怀恩丢尽了面子。仆固怀恩一气之下,递上表文向朝廷告状,辛云京也毫不示弱,反咬一口说仆固怀恩意图谋反。

仆固怀恩大怒,要求天子杀了辛云京。

天子李豫貌似憨厚地一笑,下诏把两个人都褒扬了一番,然后劝他们和好。

这道和稀泥的诏书一下,仆固怀恩顿时一跳三丈高。

天子怎么能如此是非不分?仆固怀恩愤怒地想,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自己始终奋战在平叛的第一线,整个家族为国战死的有四十六人,女儿为了国事又远嫁异域;每逢战争的关键时刻,都是自己出面向回纥求援,才得以先后收复两京、平定河南河北。要说平叛的第一功臣,自己绝对是当之无愧!可一个小小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不但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还信口雌黄、肆意诬陷,而天子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和起了稀泥,这意味着什么?

这难道不意味着,天子是想借辛云京牵制自己吗?

这难道不意味着,兔死狗烹的大戏已经无声地开锣了吗?

仆固怀恩忍无可忍,立刻给天子上了一道满腹冤屈的奏书:“臣静而思之,自己有六大罪过:当初同罗部落叛乱,臣为先帝扫平河曲(今山西西北部),此罪一;臣之子仆固玢,为同罗所俘,伺机逃回,臣将其斩首,借以激励部众,此罪二;臣有女儿,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此罪三;臣与子仆固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此罪四;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竭力安抚,消除其之疑惧,此罪五;臣说服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此罪六。臣既有此六大罪过,合当万死!纵然含恨九泉、衔冤千古,又有什么可以抱怨?古人说‘高鸟尽,良弓藏’,信非虚言!”

代宗李豫看着这道怨气冲天的奏书,心里老大不痛快。

是,你仆固怀恩是有功!可该给你的,朕不是全给你了吗?你如今功盖天下、荣宠备至,遭人眼红实在是情理中事。他辛云京的肚量固然是小了些,可无非也就发发牢骚、造造谣而已,又没什么真凭实据,还能拿你怎样?你何须如此老虎屁股摸不得,非要朕杀了他不可?再怎么说他也是一个堂堂的节度使、一个跟你一样的有功之臣,岂能让你说杀就杀?朕要是依了你,岂不是让天下人心寒?朕岂不成了你的傀儡?那干脆把屁股下面这张龙椅也给你好了。再说了,你对“造反”一说反应如此强烈,要说心里没鬼,朕还就不大敢信!瞧瞧你这话怎么说的——“高鸟尽,良弓藏,信非虚言!”你这啥意思?朕怎么觉着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呢?

一道奏书看完,代宗李豫对仆固怀恩的信任和感激之情就全部转化成了怀疑和警惕。他随即做了一件事——命宰相裴遵庆前往仆固怀恩的大营,表面上宣旨慰问,事实上刺探虚实。

临行前李豫叮嘱裴遵庆,让他以个人名义向仆固怀恩暗示,要他入朝面圣,看他作何反应。

要是他敢来,就表明他心里头没鬼;就算有鬼,朕也能趁机把他收拾了。

要是他不敢来……李豫皱着眉头想,那问题就大了。

问题的确不小,因为仆固怀恩不肯入朝。

更有甚者,御史大夫王翊刚刚出使回纥回来,半道上忽然被仆固怀恩扣留了。

这唱的是哪一出戏?李豫火了,你仆固怀恩到底在害怕什么?你和回纥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李豫觉得仆固怀恩这么做已经不是此地无银了。

这么做叫图穷匕见!

可是,还没等代宗李豫动手收拾仆固怀恩,背后就有人差点把他给收拾了。

那就是吐蕃人。

唐代宗广德元年冬,吐蕃向唐王朝发起大规模进攻。边境守将频频告急,可其时正得宠擅权的宦官程元振却置若罔闻,只将其视为一般性的袭扰,既不上奏天子,也不发兵御敌。吐蕃军队长驱直入,迅速攻至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唐朝守将高晖不仅放弃抵抗、举城而降,而且替吐蕃当向导,引领敌军深入关中。一直到十月初二,吐蕃大军越过邠州(治所在新平,今陕西彬县),兵锋直指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时,李豫才惊闻吐蕃入寇的消息。一时京师震恐,李豫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同时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命其火速进驻咸阳组织防御。

社稷有难了,已经被晾了不少日子的郭子仪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可此时的郭子仪却只是一个光杆司令。

他招募了一整天,只来了二十个人。

郭子仪就这么带着他的“二十人兵团”开赴前线。临近咸阳,郭子仪登上山头一看,顿时有点绝望。

眼前不光有吐蕃人,还有谷浑人、党项人、氐人、羌人。

这是一支多国联军,足足有二十多万人,密密麻麻、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正向东方进发,目标直指长安。

绝望的郭子仪急命部将王延昌火速回朝请求增援。王延昌十万火急地赶回长安,而帝国大佬程元振正一心想看名将郭子仪的笑话,就把王延昌晾在一边,连皇帝的面都不让他见。

十月初四,吐蕃大军遭遇了此次入侵唯一一次有效的抵抗——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在周至(今陕西周至县)击退了吐蕃的先头部队。

然而,这注定只能是一次微弱的抵抗,因为吕月将所部也不过区区两千人。

十月初六,吐蕃主力进抵周至,吕月将竭力死战,最后全军覆没,兵败被俘。

十月初七,吐蕃大军渡过西渭桥,大唐帝京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

警报传来,代宗李豫如遭雷击,无奈之下只好放弃长安,仓皇逃奔陕州。一时京师大乱,满朝文武各自逃命,禁卫六军顷刻溃散。

等到郭子仪闻讯赶回京城的时候,天子和百官踪影全无。

长安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十月初八,代宗李豫逃到华州(今陕西华县),随驾和当地官员都跑光了,无人供应膳食,天子和护驾禁军又冷又饿,处境极为狼狈。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马不停蹄地赶来救驾了。

他就是此时正率领神策军驻守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

当簌簌颤抖的李豫蓦然看见鱼朝恩满怀焦急一脸关切地向他走来时,这位饥寒交迫的大唐天子刹那间百感交集——危难时刻,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也许就在这一刻,那个叫程元振的权宦就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与此同时,新一代权宦鱼朝恩的强势崛起似乎也已经不可避免了。

第一章 帝国的劫难 八、永无宁日

吐蕃人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大唐帝京,烧杀掳掠之余,还导演了一幕闹剧: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而后又改年号、又封宰相、又设百官,忙了个不亦乐乎。

十月末,郭子仪将长安到商州(今陕西商州市)一路上溃逃的散兵游勇重新集结,同时征调了武关(今陕西商县西北)的卫戍部队,合计四千人,回师反攻长安。

二十一日,吐蕃人风闻长安百姓传言,说郭子仪集结了一支不计其数的大军,正向长安杀来,顿时有些惊骇。加之长安的美女财宝也已被他们洗劫一空,此刻实在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价,于是吐蕃人匆匆带上他们的战利品,当天就全部撤离。

敌寇呼啸而来,转眼又呼啸而去,长安终于又回到唐王朝的手中。

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

为什么帝国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笔账不能不算。

太常博士柳伉就帮天子算了个一清二楚。他说:“犬戎进犯,兵不血刃而入京师,士卒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长期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群臣无人敢言,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方离京师,百姓公然抢夺府库,自相砍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尽四十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叛,那么请问陛下,今日之势,是安?是危?”

柳伉得出的结论是: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还说,要把宦官们手中的职权收回,交还各州;把神策军的兵权交给大臣;除此之外,皇帝还要下诏罪己,宣布从此改过自新。最后柳伉跟皇帝李豫打赌:“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请将臣全家老小碎尸万段,以谢陛下!”

柳伉的账一算下来,把代宗李豫的脸皮撕得可谓一干二净。李豫为此郁闷了好多天。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柳伉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不过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让天子把宦官们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让天子下诏罪己改过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杀程元振嘛……李豫在心里嘀咕了老半天,最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似乎也没必要。

广德元年十一月初二,天子下诏,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遣回原籍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

在李豫看来,程元振是杀不得的。表面上的原因固然是程元振当初有保驾及诛杀李辅国之功,天子念在旧情,为其网开一面。可事实上,李豫是不想让天下的宦官们为此心寒。换句话说,万一哪天敌寇又来了,百官又各自逃命,四方将帅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自己又落入饥寒交迫的窘境——李豫希望起码还会有一个宦官,带着满怀焦急、带着一脸关切、带着足以保卫他的神策军令人欣慰地出现在他面前。

这年头,还有什么靠得住?李豫想,百官要是靠得住,母猪恐怕也会上树;藩镇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会跳舞……至于说宦官,当然也不见得始终靠得住。可最起码,宦官总是一支制衡藩镇的力量;最起码,在天子孤立无援软弱无依的时候,还有宦官可以暂时靠一靠。

就比如说眼下,李豫之所以敢把程元振说废就废了,关键还是神策军主帅鱼朝恩撑起了他的腰杆,其次是程元振的手下禁军在吐蕃入寇时全都跑光了。若非如此,别说杀程元振,就算动他一根指头,李豫恐怕都办不到。

程元振灰溜溜地走了。

鱼朝恩容光焕发地陪着李豫回到了长安。这一年十二月末,天子任命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禁卫军。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再来。

这句话就像一句魔咒,似乎永远徘徊在李豫的头顶上,并且——它似乎也将永远缠绕在此后十二任大唐天子的头顶上。

仆固怀恩很清楚,吐蕃人一走,代宗李豫接下来要对付的人就是他。

所以他必须先发制人。

而他的首要目标,当然非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莫属。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中旬,仆固怀恩暗中买通辛云京的副手、河东都知兵马使李竭诚,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不料事情败露,辛云京斩杀了李竭诚,随即加紧修固防御工事。仆固怀恩遂命其子仆固玚攻打太原,辛云京出城迎战,大败仆固玚。仆固玚只好转攻榆次(今山西榆次市)。

外寇之兵戈方息,内战之烽火再燃。天下似乎永无宁日,李豫一声长叹,对郭子仪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

这样的时刻,除了郭子仪,天下还有谁能镇得住仆固怀恩父子?要论威望、功勋和军事才能,除了郭子仪外,恐怕就只有李光弼了。可此刻李豫对李光弼的怀疑和戒备,恐怕丝毫不亚于对仆固怀恩的防范和猜疑。理由很简单,在李豫看来,吐蕃入寇,朝廷命各地勤王,你李光弼为何自始至终按兵不动?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宦官程元振专权跋扈,使你对朝政感到失望而引起的吗?

不,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李豫想,这些年来你李光弼转战四方,自以为功劳在仆固怀恩之上,可最终平定安史的功劳却落入仆固怀恩一个人的手中,你李光弼心里面,难道就没有辛云京式的情结?恐怕是有的吧!再者,说到底你李光弼也是一个契丹人、一员番将,而且手握重兵,雄踞一方,如此,辛云京对仆固怀恩的怀疑和指控,在你李光弼身上也照样可以成立。所以,朕不但不能起用你平定仆固怀恩,朕甚至还要预防你成为仆固怀恩第二!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李豫在吐蕃退兵后马上把时驻徐州的李光弼调往洛阳担任东都留守,以便就近加强对他的监控。与此同时,李豫还频频派遣宦官去“慰问”其时住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市)的李光弼的老母亲。很显然,这是在对李光弼进行某种威胁,目的是促使他服从调遣。可让李豫没有想到的是,李光弼竟然拒绝赴任,理由是他必须留在东方负责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

这样的借口是何其苍白、又是何其牵强啊!李豫失望之余,内心不免生出更深的担忧和疑虑,于是断然把李光弼的母亲和弟弟从河中接到了长安,表面上礼遇甚周,并安排李光弼的弟弟在禁军中担任职务,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天子攥在掌心里的两块政治筹码,目的是以此要挟李光弼,防止他造反。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代宗李豫与名将李光弼之间的君臣关系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濒临破裂的边缘。假如不是半年之后(广德二年七月)年仅五十七岁的李光弼忽然间一病而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便李光弼不想造反,最终也会像仆固怀恩一样被李豫逼反!

广德二年二月初,郭子仪身兼朔方节度使、河中节度使、关内、河东副元帅等多重职务率兵进驻河中,准备进剿仆固怀恩父子。

仆固玚围攻榆次半月不下,愤而暴打军中的汉人士兵,旋即被汉人部将焦晖等人刺杀。仆固怀恩闻讯,仓皇带领三百亲兵从汾州(今山西汾阳县)西渡黄河,向北逃往朔方。这一年秋,仆固怀恩率朔方、回纥、吐蕃联军共计十万人卷土重来,郭子仪出兵抵御,将其击退。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纠集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数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吐蕃军团从北路进攻奉天,回纥军团继之,仆固怀恩率朔方军殿后;党项军团从东路进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吐谷浑及奴剌军团从西路进攻周至。

郭子仪向天子紧急奏报:“胡虏全是骑兵,进军速度如飞,绝不可掉以轻心,请皇上下令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滑濮节度使李光庭、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各部,火速出兵,扼守各个军事要地。”

李豫随即颁下诏令。然而,除了李忠臣部接到诏令的当天即刻开拔之外,其他各藩镇都反应迟钝,并未及时出兵。

如果不是随后发生的那个重大意外致使整个局势为之逆转,大唐王朝很可能又要继“安史之乱”和“吐蕃入侵”之后,再次经历一场严峻的战争考验,而唐代宗李豫则很有可能再度抛弃都城、狼狈出逃。

所幸这个意外发生得非常及时。

这个意外是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仆固怀恩。

就在多国联军一路向长安猛扑过来的中途,仆固怀恩忽得暴病,旋即被转移到后方,于这一年九月初八死于鸣沙(今宁夏中宁县)。

仆固怀恩一死,多国联军顿时失去联结的纽带,开始各自行动。而仆固怀恩所率的朔方部众则数易其主。先是大将张韶接过了指挥权,紧接着别将徐璜玉杀了张韶,然后部将范志诚又杀了徐璜玉……

九月十五日,吐蕃十万大军进抵奉天,戍守在此的朔方兵马使浑瑊率众力战,数日内与吐蕃激战二百多次,斩杀五千余人。与此同时,各路兵马也纷纷进入战略要地驻防。郭子仪进驻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忠臣进驻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李光庭进驻云阳(今陕西泾阳北云阳镇),马璘和郝庭玉进驻西渭桥(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李抱玉进驻凤翔,宦官骆奉仙与将军李日越进驻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进驻同州。最后,代宗李豫亲率禁卫六军屯驻禁苑。

眼看唐军已经在长安外围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加上连日天降大雨,吐蕃军队遂掉头攻击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党项军团则在白水(今陕西白水县)和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东黄河渡口)一带烧杀掳掠,数日后撤兵北还。

九月底,吐蕃军队劫掠了数万名唐朝男女之后向北撤退,行至邠州时遇到回纥军团,于是合兵一处,再次掉头围攻泾阳。由于仆固怀恩已死,吐蕃与回纥都想当老大,结果差点翻脸,遂分开扎营,相互戒备。郭子仪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将对手分化瓦解的机会,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机会。

他即刻遣使前往回纥军营,希望与回纥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攻击吐蕃。回纥人说:“郭公的确在此吗?你在骗我吧?若真在此,何不出来一见?”使者回禀,郭子仪决定亲往。众将一致要求挑选五百名精锐骑兵作护卫,郭子仪说:“这是害我。”他儿子郭晞拉住马缰阻拦他说:“回纥人是虎狼,大人是帝国元帅,岂能拿自己的命去赌?”郭子仪充耳不闻,一鞭抽在他手上,喝道:“走开!”

郭子仪只带数名亲兵出城,在回纥大营外喊话:“郭子仪拜访。”回纥人大为惊异。回纥大元帅药葛罗站在阵前,悄悄把手中的箭搭上了弦,随后他眼前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郭子仪单枪匹马驰入营中,一边走一边卸掉身上的头盔、铠甲和武器。来到药葛罗面前时,郭子仪已经手无寸铁。

回纥人服了,纷纷下马,列队向他行礼。郭子仪对药葛罗说:“你们回纥有大功于唐,唐朝待你们亦不薄,为何背弃盟约大举来侵?为何弃前功、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我挺身而来,任凭你们杀我,我的部下必与你们死战!”

药葛罗一脸尴尬地说:“怀恩欺骗我们,说天可汗(唐皇帝)已经驾崩,说您也已去世,中国无主,我们才敢前来。而今既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又在此统领大军,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能与令公开战?”

此刻的药葛罗很清楚,挑起战争的所有借口眼下都已荡然无存了,如果硬着头皮打,即便不说毫无意义,起码也是师出无名、得不偿失。

最后,唐回双方握手言和、把盏盟誓,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烟消云散。

吐蕃人得到唐回结盟的消息后,连夜撤兵回国。唐回联军合力追击吐蕃,于永泰元年十月十五日在灵台(今甘肃灵台县)的西郊大破吐蕃军队,斩杀万余人,并救回被掳掠的男女四千人。

至此,作为“安史之乱”之余波的“仆固怀恩之乱”正式宣告终结。

“郭子仪单骑盟回纥”的一幕亦从此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一幕。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最后的日子里,李豫伫立在历尽劫难的长安城头,伫立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的历史中途,看见此前一百四十七年的帝国往事在他的视野中渐行渐远——无论是旧日的繁华与荣光,还是曾经的无奈与苍凉,都已泛黄枯萎、随风而逝……

李豫微语喃喃,向天祈祷。他希望天下从此远离血火与刀兵的劫难,他希望李唐王朝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四海承平、帝祚永昌……

此刻,四方的浓云正呼啸漫卷。

大地之上的长安,和长安之上的李豫一样,在辽阔苍茫的天地之间显得无比的渺小和孤单。

李豫小心翼翼地眺望着远方天际——一如眺望那隐藏在时光深处的帝国未来。

当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没有看见远方的天穹已然无声地开裂,也没有看见从裂缝中喷涌而出的将是一百四十二年的流血、杀戮、黑暗、纷争……

以及漫长的死亡。

这一切,他当然都无法望见。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一、一团乱麻的天下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初。长安大明宫紫辰内殿,躺在病榻上的李豫感觉有一团东西堵在了他的胸口,让他几欲窒息。他涨红着脸拼命地咳嗽。

可他什么也没有咳出来。

那团东西仍然堵着他的胸口。

算起来,这东西堵在他胸口已经整整十七年了。

五十四岁的唐代宗李豫真不知道,自己在位这十七年来坐的叫什么天下!登基时正逢“安史之乱”;好不容易荡平了,又来了一回吐蕃入寇、长安沦陷;把吐蕃人赶跑了,紧接着又是一幕“仆固怀恩之乱”;永泰元年刚刚将其平定,剑南都知兵马使崔旰又擅杀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一时蜀中大乱,朝廷出兵讨逆,竟为崔旰所败,无奈之下只好任命他为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才得以息事宁人。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又发动叛乱。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居然借平叛之名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二百里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致使士民皆穿纸衣,让人搞不懂到底谁是叛军谁是官兵。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朝廷无力讨伐,只好默认,并于十一月被迫任命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从此河北诸镇弑上夺权、自立自代之风大开,士卒杀部将、部将杀主帅、主帅杀藩镇,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天子和朝廷面对这一切,除了装聋作哑、一概默认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久典禁兵、势倾朝野的宦官鱼朝恩日益骄纵,每回奏事,代宗皆不得不应允,朝廷政事偶有不提前知会他的,必疯狂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也?”一个奴才竟敢骑在天子头上屙屎屙尿!是可忍,孰不可忍!李豫终于愤怒了。一贯与鱼朝恩不睦的宰相元载趁机奏请诛除鱼朝恩,并以重金贿结其左右心腹。而后代宗以寒食赐宴为名,邀鱼朝恩至禁中,趁其不备将其诛杀,随即下诏罢免他的“观军容使”一职,并对外宣称鱼朝恩受诏当日自缢身亡。可谁承想到,刚刚摆平了这个弄权自专、不可一世的奴才,自诩除恶有功的宰相元载又复坐大,从此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其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代宗李豫无比懊恼,却又无能为力。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又被其部众所杀,经略副使朱泚被拥立为留后,朝廷也麻木了,照例追认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几年后朱泚入朝任职,又以其弟朱滔为幽州、卢龙留后。

大历八年,河北四镇中据地最广、拥兵最多的魏博(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县)节度使田承嗣竟公然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祠堂,尊为“四圣”,同时要挟朝廷任他为宰相。朝廷又惊又怒,赶紧以加封其同平章事作为交换条件,劝其捣毁那个大逆不道的所谓四圣祠堂。

大历九年,代宗李豫为了怀柔田承嗣,将皇女永业公主下嫁其子田华,希望以儿女姻亲固结其心。然而,没过多久,李豫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历十年,田承嗣悍然引兵攻陷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代宗遣使晓谕诸镇各守封疆,但田承嗣置若罔闻,继取洺(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卫二州。正当朝廷震恐、百官束手之际,历来与田承嗣有隙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主动上表讨之。代宗遂命成德李宝臣、淄青李正己、幽州朱滔等八道兵马会攻田承嗣。田承嗣见大兵四合,一边分道抵御,一边上表请罪;同时暗中结纳李正己,愿以境内户口、甲兵、谷帛归附。李正己遂按兵不进。田承嗣又以计离间李宝臣和朱滔,致使两方相攻。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就此瓦解。田承嗣遂假惺惺上表,请求归朝,李正己屡屡为之担保,朝廷只好不了了之。谁料田承嗣的问题尚未解决,紧接着又是一幕汴宋之乱。

大历十一年,汴宋都虞侯(武官)李灵曜发动兵变,自立为留后,并北结田承嗣为援。代宗为了安抚他,下诏任其为濮州刺史。李灵曜嫌官小,不受。代宗只好承认他为汴宋留后。李灵曜日益骄横,欲效仿河北诸镇,凡事自任自专。朝廷忍无可忍,发五道兵马讨之。田承嗣出兵援救李灵曜,皆被朝廷军所败。李灵曜亡走,后被擒,押送京师斩首。田承嗣惶悚,再度上表请罪,李正己又替他说话,代宗只好下诏复其官爵。

朝廷对河北诸藩一再优容的结果,就是令其越发骄纵、日益坐大。诸藩表面上隶属于中央,实则在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等方面一切自专,名为藩臣,实同敌国。当年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久已败亡,可眼下却有无数的“安史”正在帝国的四面八方勃勃成长。代宗李豫除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制衡、尽量遏止其公然反叛之外,实在别无良策。地方上是这样一个藩镇割据、频频叛乱的局面,而在朝中则是权宦与弄臣相继用事。诛除鱼朝恩后,宰相元载专擅弄权,致使朝廷贿赂公行,中枢政治一团糜烂。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李豫决意整肃,遂下诏赐死元载,同时籍没其家财。

除了藩镇之乱和佞臣弄权外,这十几年来,穷凶极恶的吐蕃人也几乎从未停止过对唐朝的侵扰。每次吐蕃大举入寇,全赖三朝元勋郭子仪和勇将浑瑊等人力战却敌,才勉强维系了岌岌可危的帝国边防。

面对这一切,唐代宗李豫这些年来体验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内忧外患。

而当心力交瘁的李豫陪伴着这个内忧外患的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走过十七度春秋、走进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春天时,一切显然都还没有好转的迹象。

虽说在这一年的二月,朝廷的心腹之患、为人狡诈多变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终于死了,但是代宗并不敢采取什么举措,只能听任其侄田悦自立为留后,不久封其为节度使。三月,淮西都虞侯李希烈又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李忠臣。李忠臣单骑亡走京师。代宗无可奈何,仍复以李希烈为留后,不久封其为节度使……

李豫实在是不知道,这令人难以容忍却又不得不忍的一幕究竟要循环上演到什么时候!

这一年的五月,五十四岁的唐代宗李豫终于在无尽的烦忧和抑郁中一病不起了。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盛夏的阳光正在天子的病榻前欢快地跳跃。

可李豫却发现他的世界正在陷入黑暗。

黑暗越来越浓。

李豫的胸口越来越堵。

他用尽全部力气最后重重地咳了一声。

随后一切便都归于沉寂。

生命的最后一个瞬间,君临天下十七载的李豫恍然大悟——堵在他胸口的那团东西不是痰。

是天下。

一团乱麻的天下。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二、从李惟岳身上开刀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看着在他面前一字儿摆开的十几颗血肉模糊的头颅,嘴角泛起一抹欣慰的笑容。

这样自己就走得安心了。李宝臣想。这十几个人都是跟随他鞍前马后多年的勇将,用“劳苦功高”四个字来形容他们是最合适不过了。

所以,他们必须得死!

李宝臣知道自己这次病得不轻,很可能挺不过这个春节,而儿子李惟岳太年轻了,生性又太软弱,日后绝对镇不住这些狠角儿,所以只好帮他提前清场,好让他稳稳当当地坐上这把节度使的交椅。

李宝臣的目光又在这些尸首上来回扫了几遍,忽然间眉头一皱。

很显然,少了一个。

易州(今河北易县)刺史张孝忠的脑袋没在里面。

这可不妙,李宝臣想,这张孝忠也是一名狠角儿。此人不除,儿子没戏。

数日后,李宝臣派遣的使者到易州,再次催促张孝忠前往恒州。

使者名叫张孝节。

看着弟弟那张拧成一团的苦瓜脸,张孝忠气就不打一处来。“回去问问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要一个一个地杀掉?你告诉他,我张孝忠怕死,所以不敢去。不过让他放心,我也不敢反叛,说白了,跟他不敢入朝的心态一样罢了!”

张孝节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定了。”

“我要是去,咱俩就都死定了!”张孝忠说,“有我在,他不敢杀你。”

张孝节空手而回,李宝臣在心里一声长叹。看来这张孝忠是杀不掉了,而且这个笨蛋张孝节也杀不得,现在杀他就等于逼张孝忠提前反叛。

看来只能是保持现状了。

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儿子李惟岳能不能守住这份家底,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初九,李宝臣卒。幕僚胡震等人劝李惟岳秘不发丧,以李宝臣名义上表朝廷,请求由李惟岳继任节度使。

李惟岳依计而行。

这一刻终于来了。

德宗李适手里拿着成德节度使的表文,发现自己的指尖正在不由自主地战栗。

因激动而战栗。

从当上太子的那一天起,李适就一直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李唐王朝为何会从盛世的巅峰突然跌入战乱与黑暗的深渊?

天下臣藩,尤其是河北诸镇,为何会如此嚣张跋扈、为所欲为,动不动就割地自专、兴兵反叛?中央为何会如此软弱无力,屡屡被臣藩玩弄于股掌?

倘若追根溯源,李适觉得远从太宗和玄宗时代起,祸根便已经悄然埋下了。早在太宗时代征战四夷时,大唐帝国便以其“华夷阀阅”的恢宏气度和开放胸襟大力起用胡人为将。这些胡人骁勇善战、强悍无匹,而且通晓各种塞外民族的语言、风俗、地理、民情,在对外战争中往往具有汉人将士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能够发挥诸多关键性作用,所以一旦归附便能迅速建立战功。到了玄宗时代,边疆节度使几乎是清一色的胡将——安禄山、史思明、李怀仙都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的胡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诸部中的仆固族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李怀玉、王思礼是高丽人;李宝臣是奚人;浑瑊是铁勒诸部中的浑部人;李怀光是渤海靺鞨人;白孝德是西域人……这些胡将固然可用之一时,但却难以长久驾驭;一旦时移势易,他们便会暴露出反复无常、心怀异志的真实面目,很容易因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而割据反叛。

除此之外,李适觉得玄宗皇帝在中晚年的许多政治举措更是造成祸乱的直接原因。

自太宗时代一直到玄宗初年,朝廷虽然广泛收罗胡将,但却有四条无形的绳索始终绑在他们身上:一、以文臣为边帅,节制武将势力;二、规定边将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三、不能遥领远地;四、不能兼统他镇。借此,朝廷就能防止边镇尾大不掉的后患,就能把四方兵权牢牢把握在中央手中。然而,玄宗晚年的权相李林甫为了巩固相位,促使玄宗一改以文臣为边帅的惯例,一律任用胡人为边疆节度使。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或节度使,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李林甫此举固然封死了其他朝臣“出将入相”的渠道,保住了自己的相位,却在客观上为边镇的胡将们卸下了一条绳索。

同时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皇帝自己也先后为诸镇松了绑。不但许多节度使在一个任所十几年不调职,而且很多人都遥领远地,皇子中如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如萧嵩、牛仙客、杨国忠等人;而节度使兼统他镇的也多得很,如盖嘉运、王忠嗣、安禄山等,皆一人节制数道……

节度使起初仅有兵权,也是到了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开始兼领安抚使、采访使、度支使等多职,于是以一身而摄军事、行政、财赋大权。如此放任授权,藩镇岂能不坐大?帝国岂能不出现“强枝弱干”之局?“安史之乱”又怎么可能不发生?

回首往事,德宗李适屡屡心潮难平。肃、代两朝中央的软弱无能和对河北诸镇的怀柔纵容让李适长久以来愤懑难当。所以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登基之后,李适便决意振衰起弊、整饬朝纲。

所以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遏制诸藩自专自代、逐步将权力收归中央的机会。

而今机会终于来了。

不从你李惟岳身上开刀,朕又从何处开刀?

数日后,一个叫班宏的天子使臣从长安出发前往恒州,他的任务是“探望”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病情。

钦差大臣一到,李惟岳慌了。他只好为班宏奉上一份厚礼,希望钦差回朝后能向天子“据实”禀告。班宏一口回绝,回京后向天子禀告了李宝臣已死的实情。李惟岳这才匆忙发丧,自立为留后,并授意手下将领联名上书,请求皇上赐给旌节。

德宗李适冷笑,就回了俩字——不准。

天子的强硬态度让诸藩大为惊愕,同时也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很早以前,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人就形成了一个秘密约定——诸镇齐心协力,确保各自地盘的世袭。

尽管这些强藩人人心怀鬼胎,处处明争暗斗,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却是空前团结、高度一致。所以当德宗在这件事情上明显流露出“削藩”的意图时,诸藩绝不会坐视。不久前刚刚被代宗认可为留后并就任节度使的田悦就屡屡上表替李惟岳请求承袭。

德宗没有给他面子,还是不准。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朝臣劝谏德宗说:“李惟岳承袭父位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不顺水推舟,势必会发生叛乱。”

德宗李适随即说了一番话——就是这番话让诸藩看到了皇帝向他们开刀的决心,同时也让诸藩下定了与朝廷全面对抗的决心。

李适说:“叛贼本无所凭借,之所以敢作乱,皆籍朕之土地、假朕之位号而聚集党羽罢了。此前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朝廷给予的任命已经太多了,但是叛乱却有增无减,可见爵命不足以消弭叛乱,却足以助长叛乱!如果李惟岳必定要叛,给不给他任命,结果还是一样。”

朝廷最终拒绝李惟岳的消息传出后,田悦和李正己的使者便迅速赶赴恒州面见李惟岳。

诸藩紧急磋商的议题只有一个——武力联合,对抗中央!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诸藩率先动手了。

魏博节度使田悦命兵马使孟佑率五千步骑北上增援李惟岳,同时命兵马使康愔率八千人进攻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命别将杨朝光率五千人在邯郸西北扎营,阻击昭义方向来的唐朝援军,而后他亲率数万大军围攻临洺(今河北永年县)。与此同时,淄青(又称平卢;治所在青州,今山东益都县)节度使李正己出兵扼守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州市)及涡口(今安徽怀远县淮河入口)一带,与山南东道(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节度使梁崇义遥相呼应,封锁了唐朝的江淮粮食运输线。

六月初六,德宗下诏晋封淮西(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加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命其统率诸道军队从南线进攻梁崇义;同时命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联手,从中路进攻田悦、援救临洺;又命与成德李宝臣素有嫌隙的幽州留后朱滔从北线进攻李惟岳。

于是平叛战役在三条战线上同时打响。

中路战场,马燧与李抱真合兵八万,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县)越过太行山直抵邯郸,对驻守在此的杨朝光部发起攻击。正在围攻临洺的田悦担心腹背受敌,亲率一万多人回师援救杨朝光。马燧命部将李自良在双冈(今河北邯郸市西北)阻截,并下死令:“如果让田悦过了双冈,就宰了你!”李自良奋力死战,击退了田悦援军。马燧以优势兵力一举击溃杨朝光,将其斩杀,并歼灭其部众五千余人。随后大军经过五日休整,于七月二十六日进抵临洺城下,田悦投入全部兵力迎击马燧。双方恶战一百多回合,田悦军终因围城日久、士气疲惫而不敌马燧的生力军,扔下一万多具尸体后连夜败逃。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邢、洺二州终于解围。

其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已经病死,其子李纳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失利后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援,李纳出兵一万,李惟岳出兵三千,与田悦残部合计二万余人屯驻于洹水(流经河南安阳市)。马燧等人率部进驻邺城,与其隔岸对峙。

八月,李纳为父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

对于诸藩的厚颜,德宗李适已经不想再用冷笑来回答了。

他现在用的是刀剑。

南线战场,兵力单薄的梁崇义唯一一次采取主动进攻遭到失败后,便一直集中兵力龟缩在襄阳。李希烈大军沿汉水而上直逼其老巢。梁崇义急命部将翟晖和杜少诚在蛮水(汉水支流,流经湖北南漳县南)阻击,被李希烈打败,二将皆降。李希烈命二人返回襄阳对守城军民进行策反。梁崇义下令闭城坚守,但守城将士却打开城门纷纷出逃。梁崇义根本无力阻止,绝望之下与妻儿一同投井而亡,李希烈命人割下其首级驰送京师。

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完胜,而在北线战场,战事未开朝廷就先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朱滔成功策反了李惟岳帐下屈指可数的大将张孝忠。

其时张孝忠正率领八千精锐军驻守易州,朱滔派人去对他说:“李惟岳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对抗朝廷!而今昭义、河东军已经攻破了田悦,李希烈的淮宁军又克复了襄阳;而且河南的各路军队都在日夜兼程地向北挺进,恒(成德)、魏(魏博)亡可立待,你若能率先以易州归顺,那么平灭李惟岳的首功便是你的,此乃转祸为福之上策!”

其实,侥幸躲过李宝臣之屠刀的张孝忠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朱滔之说正中其下怀,于是张孝忠立刻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李适大喜过望,当即于九月初六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

九月初七,李适又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

整个战略形势显然对中央非常有利,在李适看来,此次平叛战役的胜利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而逐步收回藩镇兵权、重振帝国昔日雄风的日子看来也不会太远了!

唐德宗李适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地展望着李唐王朝的未来,感觉一股从未有过的豪情在他的胸中升腾激荡。

然而,用不了多久,李适的满腔豪情就将全部转化为困惑和沮丧。

那是他绝对意料不到的困惑和沮丧。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三、风云再起

在李适的心目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无疑是一个可造之才,假以时日,他相信李希烈完全有可能成为像郭子仪一样的帝国功臣。可几乎就在李适将李希烈的中央官职擢升为二级宰相时,他便隐约意识到,自己对李希烈的期许很可能错了。

因为,他发现李希烈并不是光复了襄阳——而是吞并了襄阳。

也就是说,种种迹象表明李希烈大有将梁崇义的地盘据为己有之势。

李适不禁想起不久前黜陟使(负责擢升及罢黜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李承说过的一番话。那是在平叛战役打响之前,李希烈自告奋勇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李适大感欣慰,曾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称赞李希烈的忠贞。而其时恰从淮西视察回来的李承却忧心忡忡地对李适说:“李希烈此役必定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在此之后他很可能居功自傲、不服从中央,恐怕到时候朝廷还要对他发动第二次讨伐。”

李适当时闻言颇不以为然。

可眼下他却不得不承认,李承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

这一年的九月初九,也就是刚刚擢升李希烈的两天之后,德宗李适便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让他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的辖区。李适提议要让禁军护送他去,可李承却宁愿单骑赴任。到了襄阳,李希烈对其百般威胁利诱,可李承不为所动、毫不屈服。李希烈无奈,暂时又不敢跟朝廷翻脸,只好纵兵在襄阳全境大肆劫掠,然后悻悻然引兵而去。

自此,德宗朝廷与李希烈的关系便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第二阶段战役,唐朝政府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节节胜利。

先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初七,朔方将领唐朝臣等人在徐州大破淄青和魏博的军队,一举打通了被封锁达半年之久的江淮运输线。然后在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马燧、李抱真和李晟又在洹水大败田悦军,斩敌二万余级,俘虏三千多人,敌军尸体纵横堆积,绵延三十多里地;田悦逃回魏州,马燧军随后将其团团围困。紧接着是正月中旬,朱滔、张孝忠又在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击败孟佑和李惟岳,此后又攻克深州(今河北深州市)。正月下旬,成德将领康日知以赵州(今河北赵县)归降。到了闰正月下旬,德宗朝廷终于取得了自这场战役打响以来最辉煌的一个战果——李惟岳被麾下勇将王武俊刺杀,王武俊砍下他的人头向政府军投诚。

首级传至长安,天子和百官大为振奋。二月初五,成德将领杨政义又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归降。至此,黄河以北大致平定,只剩下田悦困守魏州孤城;而黄河以南的政府军则猛攻濮州的李纳。李纳势穷力蹙,基本上也是败局已定。面对如此大好局面,德宗朝廷顿时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无不认为天下将从此太平。

可是,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好多人眼巴巴地等着分地盘。

叛乱诸藩的地盘大部光复了,一时间分田分地地真忙。

朝廷把成德一劈为三:易、定、沧三州给了张孝忠,任他为节度使;恒、冀二州给了王武俊,任他为都团练使;深、赵二州给了康日知,亦为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镇的德州(今山东陵县)和棣州(今山东惠民县)给了朱滔。其余的地盘,朝廷自己收了。

李适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如此既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成德劈成了三瓣儿,达到了令降将们互相制衡的目的,此外朝廷又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和山南东道全部。他觉得这样的安排真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可李适错了。

这样的安排却让某些人很不欢喜。

比如王武俊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既然是他亲手宰了李惟岳,那他的功劳绝对在张孝忠之上,凭什么张孝忠能分三个州,还能当节度使,而他才两个州,又封了个狗屁“都团练使”,这不明摆着瞧不起人吗?非但如此,皇帝还下了一道居心叵测的诏书,让他给朱滔送去三千石粮食,给马燧送去五百匹马……王武俊越想越愤怒: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想削弱我王武俊的实力吗?你李适是不是想假我之力先把魏博的田悦给灭了,接下来再来灭我?

因此,王武俊拒不奉诏。

跟王武俊一样,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是极度不爽。他本以为拿下富庶的深州之后能顺势将其占为己有,没想到朝廷却把它划给了康日知。朱滔再三请求得到深州,朝廷硬是不答应,他索性就赖在深州,说什么也不给康日知挪地儿。

与此同时,困守在魏州城内原已濒临绝望的田悦忽然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手们分赃不均的一幕被他看得一清二楚。田悦立即派人抄小路前往深州游说朱滔,对他说:“讨平李惟岳事实上都是你的功劳,当初天子承诺说,一旦把李惟岳的城池打下来后就都归属于你,如今看来纯粹是一派谎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取代武将。在此情况下,魏博要是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高枕无忧;魏博要是亡了,你也就危在旦夕。如果你现在出手相救,那就等于是在挽救你自己子孙万世的福利!”

朱滔觉得田悦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扫平了,最后是不会单独留下他一个幽州镇的。于是朱滔马上联络王武俊,二人一拍即合,决定三镇(幽州、恒冀、魏博)联兵,再度与朝廷对抗。

刚刚被朝廷任命为深赵都团练使的康日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狼群之中,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李适匆忙下诏,给了朱滔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安抚。然而,此刻的朱滔要的是实地,不是虚衔。朱滔把诏书撕得粉碎,随即与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知,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

形势突然间发生重大逆转,李适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军及神策军共一万五千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燧。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两方援军在同一天抵达战场。

田悦守军置酒宰牛犒劳朱、王援军,欢呼声震天同地;马燧亦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

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决定河北诸镇的命运。李怀光求胜心切,打算趁叛军立足未稳发起进攻,马燧劝阻,李怀光不听,率部向惬山(河北大名县北十二公里处)西面的朱滔部展开攻击。朱滔猝不及防,被杀一千多人,向后溃退。自负的李怀光却没有下令追击,而是信马由缰、左顾右盼,一脸得意之色。手下士兵一下子冲进叛军营寨,疯狂争抢战利品。就在此刻,王武俊突率两千骑兵横冲而来,将李怀光军拦腰截断,朱滔紧随其后,率众反扑。政府军大败,互相践踏挤压,尸体堆积如山,落进永济渠溺毙者不计其数,渠水为之断流。马燧欲出兵援救也已来不及了,只好收兵坚守营寨。当晚,朱滔又出兵截断政府军粮道,马燧等人大恐,遂于七月初向西撤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

惬山会战惨败,魏州围解,朱滔又遣将援救濮州的李纳,一时四镇联合,叛军声势重振。

战报传至长安,德宗李适呆立良久,半晌无语。

他开始困惑了。

他开始有点理解当年的肃宗皇帝和代宗皇帝为何会那样百般无奈而又软弱无力了。

不过此刻的李适还没有感到沮丧。

因为他不知道将是一种怎样的命运正蛰伏在他帝王生涯的前方。

他当然也不会知道,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一月,叛乱诸藩全部称王。

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大唐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国时代。

诸藩设坛祭天,共推朱滔为盟主。朱滔自称“孤”,田悦、王武俊、李纳自称“寡人”;他们居处的厅堂改称“殿”,他们的政务公文改称“令”,所有的属下上书称为“笺”;他们的妻子称“妃”,他们的长子称“世子”;以他们所统治的各州为府,设立留守兼元帅;设立东西曹,视同中书、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视同侍中、中书令;其余各级官员的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略有差异。

消息传来,德宗皇帝来不及愤怒就先蒙了。

建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接踵而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诸藩的劝进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拉起反旗,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李希烈的公然反叛意味着战火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中原。

而这场原本胜券在握的平叛战役显然也已经恶化成一场前途叵测的全面战争。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唐德宗李适摇了摇头,带着一脸的困惑与茫然走进了风云再起吉凶未卜的建中四年。

此刻,没有人知道一场灾难正向长安呼啸而来。

天子李适注定在劫难逃。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四、一场令人诅咒的战争

建中四年正月十三日,德宗李适就收到了一份“新年贺礼”——李希烈派大将李克诚打下了汝州城,然后派出别动骑兵四处游击劫掠,先是攻下尉氏(今河南尉氏县),紧接着又包围了郑州,对东京洛阳形成了包抄之势。洛阳震恐,百姓纷纷逃亡,躲进城外的深山老林;东都留守郑叔则立刻率兵进驻西苑,高度戒备、严阵以待。

李适感到无比震惊——一旦洛阳沦陷,那长安就岌岌可危了。

更让天子和唐朝中央感到无奈和耻辱的是:由宰相关播力荐、被视为有将相之才因而特意派驻前线的汝州别驾李元平被俘之后,一见到李希烈就吓得屎尿失禁,弄得满地污秽。李希烈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宰相瞎了眼,居然把你当成我的对手,何至于把我轻视到这种地步?”

李希烈骂得没错。

每当天下不宁、时局动荡之时,朝堂必有无能之辈,而中枢亦必有弄权之臣。家国社稷的灾难往往与中枢政治的黑暗互为表里,历朝历代莫不皆然。玄宗之际外有安禄山,内有李林甫、杨国忠;肃、代之际外有安史余孽及吐蕃入寇,内有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元载……而眼下的德宗一朝既然落到了诸藩皆叛的境地,则朝中自然会有关播这样的无能宰相,也自然会有比关播更为可怕的弄权宰相,他就是卢杞——当朝第一宰相。关播是被卢杞引荐的,其实也就是他的应声虫。

卢杞此人据说长得奇丑。关于他的容貌问题长安坊间还流传着一则逸闻。说的是郭子仪晚年接待客人时,姬妾侍女总是成群相拥环绕在侧,极尽奢华也极尽声色。唯独每次接待卢杞之前,郭子仪都不得不把所有侍妾全部屏退。别人问郭子仪,会见别的客人都没这么夸张,为何单单见此人要如此煞有介事?郭子仪苦笑,这不叫夸张,也不叫煞有介事,这是怕那些妇道人家一见卢杞尊容,忍不住非议讪笑。日后此人若是得势,郭氏岂能逃过灭顶之灾?

这则流传甚广的逸闻起码证明了三件事:一、卢杞的容貌的确已经丑到震人心魄的地步;二、郭子仪的谨小慎微实在是无人能及;三、郭子仪不但很在意卢杞的容貌,而且他已经洞穿了此人的内心——他认定卢杞必是一个野心勃勃、胸襟狭小、睚眦必报之人。

事实证明郭子仪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卢杞巩固相权独揽朝政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踏着其他宰相和大臣的鲜血。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陷害、排挤、倾轧、报复。宰相杨炎和御史大夫严郢等人,都先后死在他的手上。卢杞除掉了其他宰相之后,知道依照惯例,天子不会不提拔其他朝臣为相,于是就向德宗主动推荐了时任吏部侍郎的关播。他给关播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木偶——纯粹坐在那里摆摆样子的木偶,不但不让关播插手政务,连话也不让他随便说。

有一次德宗召集宰相议事,卢杞侃侃而谈,关播忍不住也想畅所欲言,刚刚要站起来,就看到了卢杞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只好硬生生地把话吞进了肚子里。会后卢杞立刻向他提出严重警告,说:“正因为你这个人恭谨少言,我才引荐你当宰相,刚才你怎么可以想发言呢?”

从此关播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有这样的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之事可想而知。可偏偏当今天子却对卢杞宠信有加,事无巨细皆与其商议定夺。当李希烈威胁洛阳的消息传来,德宗皇帝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

卢杞用一种举重若轻的口吻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都不敢劝他。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中央可以不废一兵一卒而把他降服。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忠贞正直、刚毅果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实在是此行的不二人选。”

德宗频频点头,觉得卢杞讲得很有道理。

诏书颁下,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卢杞这么做无异于让年过古稀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去送死。

没错。

卢杞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从当上宰相的那一天起,卢杞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有魄力的人一个一个除掉,好让自己永远待在宰相之位上。

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有魄力的人,而且还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之一。

这样的人不除,卢杞寝食难安。

所以卢杞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

所以卢杞发自内心地感谢李希烈给了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颜真卿义无反顾地上路了。行前给儿子留了封遗书,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颜真卿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劝他拖延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到了许州(今河南许昌市),他果然被李希烈拘留,从此再没回到长安。在被囚禁了一年零七个月后,亦即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八月,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

建中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朝廷以哥舒翰之子、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兵万余人,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二月二十五日,哥舒曜克复汝州。李希烈率部退守蔡州。四月十四日,德宗诏命哥舒曜乘胜进兵。哥舒曜率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县东北),突遇倾盆大雨,不得已而退驻襄城(今河南襄城县)。李希烈命部将李光辉攻打襄城,被哥舒曜击退。

哥舒曜总算遏制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东都洛阳遭受的威胁,但随后的几个月里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政府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其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与河北诸镇相持,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乃至剑南、岭南的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些军队的日常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给朝廷造成了沉重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皇帝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一份“酒肉钱”,况且各军本道给予士兵的每月粮饷又照发不误,这样一来等于所有出征将士每人都能得到相当于平时三倍的军饷。这对于原本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漏洞大发其财,总是频频借故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三倍军饷。

天子李适无奈地发现,这场令人诅咒的战争不但使得整个帝国深陷泥沼,而且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也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吞噬一切的黑洞。

当然,朝廷总是有办法的。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面临战争灾难的时候总是善于把它转嫁给民间的百姓。

李唐王朝自然也不会例外。

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随后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怨声载道。

不过百姓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弱的。

天子一般听不见。

只有当这样的声音缓缓酝酿、日渐聚拢,最终汇成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时,统治者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而李唐王朝的这声巨响将在九十年后由一个叫王仙芝和一个叫黄巢的人喊了出来。

所以此刻的德宗李适根本听不到。

眼下光诸藩称王称霸的叫嚣就已经够让他头疼了。

就在李适暗自庆幸军费终于有了着落的时候,一场让他不仅头疼而且心胆俱丧的兵变悄然而至……

这一年八月初二,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军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急命淮西招讨使李勉遣兵增援。李勉认为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则襄城之围自解。”为抓住战机,李勉未及等到朝廷下诏便命二将出兵。九月十二日,刘、唐二军进抵许州城外仅几十里处时,德宗皇帝派遣的宦官追上了他们,责备他们违抗诏令、擅自行动。二将无所适从,只好沮丧而回。半路他们突遭叛军李克诚伏击,士卒死伤过半,唐汉臣逃奔大梁(即汴州,今河南开封),刘德信逃奔汝州。

政府军援兵既破,李希烈顿时更为猖獗,一边继续围攻襄城,一边派遣游击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面十里处的伊阙(今河南伊川县)。李勉急命部将李坚率四千人增援洛阳,李希烈派兵阻断他的后路,使其无法回防。宣武军的兵力顿时更加空虚,而襄城的形势也愈发危急。

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东都洛阳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泾原各道军队紧急增援襄城……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五、泾师之变:长安出了个大秦皇帝

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祁寒,长安城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治所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经过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这支军队显得疲惫不堪。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就跟着部队一块走,以免冻馁而死。

行经京师时,这支队伍中的所有人几乎都怀着一个相同的期待,那就是希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份优厚的赏赐。

可是没有。

负责犒劳的京兆尹王翃仅给他们准备了一顿简单的饭菜。士兵们开始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咒骂道:“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可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长安城。其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士兵。马上有人搭弓上箭朝他射击,姚令言抱着马鬃突入乱军中,大声喊道:“诸位犯了大错!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个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继续向长安冲去。德宗紧急下令赐给每人两匹绢帛,可传令的使臣当即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射杀。德宗再派宦官前往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外(长安东北第一门),宦官还没宣旨就被乱刀砍死了。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此时乱兵已经冲入城中,喧声震天,二十车财宝也阻挡不住他们。京师民众惊慌逃窜。士兵们大喊:“你们不必害怕,从今往后再没人向你们搜刮了,也没人要你们缴纳税间架和除陌钱了!”李适再派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出宫安抚,乱兵已经列阵于皇宫的丹凤门外,数以万计的长安居民聚集围观。

德宗李适慌忙下令禁军紧急集合,抵御乱军。

可是,德宗皇帝的命令下达了多次,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哭丧着脸慌慌张张地进来回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这并不奇怪。

李适所拥有的也仅仅是画在纸上每月照领薪饷的禁军名额,除了眼前这帮值勤站岗的之外,他并未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这问题就出在神策军招募使白志贞的身上。

由于亲眼见识过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祸乱和危害,德宗李适深刻汲取了前朝的教训自登基之日起,便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朝臣白志贞。他以为这样一来,他就能避免被人操纵和胁迫。可他并不知道,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数年来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接受那些处于征召之列的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纨绔子弟虽然名列军籍,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这种异常现象,上疏德宗说:“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如何对付?”可是德宗却依然信任白志贞,对此置若罔闻。

天子又怎么可能料到,好不容易痛定思痛,把禁军兵权交给了朝臣,最后竟然还会招致这样的恶果!

就在德宗李适茫然无措时,乱兵已经砸开皇宫大门蜂拥而入。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召集了一百多名宦官侍从,拥着德宗、太子、公主、诸妃、诸王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和当年的代宗皇帝一模一样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的手中。而随着新一代权宦的崛起,相同的历史将又一次循环上演。我们更会不无悲哀地发现——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轮回无异于帝国政治罹患的一种不治之症,或者说是唐朝中晚期根本无法逃避的宿命。

天子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持刀殿后,奔进禁苑时,正逢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打猎,郭曙见状匆忙护驾;而正在军营中教练射击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亦率领四百多名士兵前来支援。

天子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狼狈逃出了长安。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大唐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这是帝国历史上又一个难以忘却的耻辱,同时也是德宗李适自即位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天子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他的一生。

与此同时,长安城开始了一场大暴乱。

百官中的绝大多数官员和皇宫中的大部分亲王、公主都没来得及逃走。宰相卢杞和关播翻过中书府的院墙,与翰林学士陆贽、京兆尹王翃和禁军将领白志贞等七八名大臣相继逃出,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

乱兵们欢呼喧叫着冲上含元殿,大喊:“天子已经出奔了,我们该各人自求财富了!”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部分乱民也趁机冲进宫中抢夺财物,那些没能冲进宫中的乱兵就在大街上公开抢劫,各坊居民只好成立自卫队自保。

整个暴乱和抢劫活动足足持续了一夜,皇宫的所有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知道这回有一百条命也不够抵了,索性一条道走到黑,他和乱兵们商议:拥立此时正赋闲在家的太尉朱泚为他们的首领。朱泚就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也是幽州的前任节度使。自朱滔叛乱后,他便被朝廷剥夺了职权,遣归私宅,形同软禁。

半夜,朱泚在乱兵的拥护下进入了含元殿,当夜宿于殿中,自称“权知六军”。

十月初四,天子从咸阳逃到奉天;初五,部分文武官员陆续到达,左金吾将军浑瑊也率部赶到奉天,人心才逐渐平定。

而这几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富有声望的朝臣向朱泚劝进,怂恿他篡位称帝,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率兵前来投靠。朱泚自以为众望所归,开始对百官下达命令,同时设置六军宿卫,一切仿照天子之制,称帝之心昭然若揭。

十月初七,逃亡到奉天的大臣劝皇帝加强奉天守备,防止朱泚派兵来攻。卢杞闻言却咬牙切齿地说:“朱泚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朱泚绝不会造反!”而德宗也大致同意卢杞的看法。

可没人料到,就在第二天,野心勃勃的朱泚就用他那震惊天下的举动狠狠地甩了这对君臣一记响亮的耳光。

建中四年十月初八,朱泚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翌日,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其余附拥他的朝臣亦各有任命。此外,朱泚又册封朱滔为皇太弟,并遣使送信给朱滔,说:“三秦地区(陕西中部)不日即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剿灭残敌了,当择期在洛阳与你会面。”朱滔接信,欣喜若狂,立即将信在军府中传阅,同时通牒诸道,毫不掩饰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源休劝朱泚诛灭滞留在京师的皇族,让天下百姓对唐室绝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此时,被围困达数月之久的襄城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哥舒曜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至洛阳。李希烈旋即占领襄城。而驻扎在魏县与河北诸镇对峙的李怀光、马燧等人在接到天子流亡、朱泚篡位的消息后,皆痛哭流涕。随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分南北二路率本部西向长安勤王,河东节度使马燧率本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艽率本部退防河阳,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亦率本部退防临洺。

突然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不得不收缩战线,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政府。浑瑊等人率众力战,将领吕希倩、高重捷等人先后阵亡。朱泚军日夜猛攻,奉天城危在旦夕……

战乱的烽火仿佛突然间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天子的眼皮底下,大唐王朝陷入了自“安史之乱”平定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六、奉天还能撑几天?

奉天城的兵力、物资、粮草、装备都极为有限,被朱泚强攻了半个多月之后,消耗巨大,形势已万分危急。

建中四年十一月初,第一支援兵终于出现了。

这是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刺史戴休颜、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刺史时常春与渭北(治所在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建徽集合起来的一支一万多人的部队。虽然兵力不多,但却是一支生力军。这对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无异于灭顶之前的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此刻奉天城的外围全是朱泚的军队,援军入城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距离奉天北面十二里的漠谷,二是距奉天西北四里的乾陵(唐高宗李治陵寝)。援军到底该走哪条路?德宗的临时朝廷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浑瑊和关播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援军走漠谷,此地既险又窄,一旦遭到敌军伏击,后果不堪设想,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利用茂密的柏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面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

可此议却遭到卢杞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走漠谷行军速度更快,就算遭到伏击,奉天也可立刻出兵接应,而走乾陵无疑会惊动先帝陵寝。

生死存亡之际,大唐的第一宰相提出了一个愚蠢的理由。

然而,这却是一个神圣的理由。

如此神圣的理由实在是让天子李适很难漠视。

浑瑊不服,力争说:“自从朱泚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砍伐乾陵松柏,先帝陵寝早被惊动得够厉害了。眼下奉天万分危急,各道救兵皆未抵达,只有杜希全等人先行到来,这支援兵关系重大,如果据守要地,便可击破朱泚!”卢杞寸步不让:“陛下用兵,岂能与逆贼相提并论!倘若让杜希全走乾陵,那是我们自己惊动了陵寝!”

看到卢杞一脸忠贞之状,德宗皇帝内心的天平终于从现实的安危存亡倾向了神圣的忠孝节义,下令杜希全经由漠谷入援奉天。

天子内心的微妙倾斜在一瞬间就决定了接下来发生的这幕惨剧。

十一月初三,杜希全等部在穿越漠谷时果然遭遇伏击。朱泚军占据两侧山头,居高临下发射强弩、投掷巨石。漠谷顷刻间变成了死亡之谷。唐军死伤惨重、一举崩溃。奉天紧急出兵接应,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泚分兵击退。杜希全等人率领残部连夜退守邠州。

唐军的救援行动彻底失败。

朱泚将缴获的辎重及各种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进行检阅。

唐朝的官员们在城头上面面相觑。

除了懊丧和恐惧,他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心情吗?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

奉天被围已经一个多月,城中粮饷全部告罄,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最后的二石糙米。臣僚只好半夜趁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缒下城头,去野地里挖些野菜来充当天子御膳。此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足以说明奉天城已经落到了怎样的地步。为了侦察敌情,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想派他出城执行任务。此人衣服单薄,临行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命人找一套给他,可到头来竟然一无所获,德宗只好伤心地把他打发走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德宗李适内心的沮丧达到了顶点。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公卿将帅召集过来,说:“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此乃应得;诸公并无罪错,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闻言,全都跪地叩首、涕泪横流,表示愿为天子尽死效忠。

李适的这番痛切之辞即便不完全是肺腑之言,起码也算是真情流露。无论是让士兵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软弱,还是让群臣看见了一个天子的忏悔,反正这君臣对泣的一幕总算勉强维系住了摇摇欲坠的军心和行将瓦解的士气。

这张悲情牌是德宗皇帝的最后一招了。

奉天还能靠这张牌撑几天?

没有人知道。

十一月中旬,困顿的局势终于出现转机。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部已经渡过黄河,进抵蒲城(今陕西蒲城县);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本部四千人从蒲津关渡过黄河,并且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一万余人进抵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此外,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后,迅速从武关进驻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原驻华州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也率一万余人进抵昭应(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河东节度使马燧也派遣行军司马王权率五千人从太原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渭桥(今陕西咸阳市东)。

各路勤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未及驰援奉天,但显然已经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奉天城下的朱泚开始感到恐惧。他知道,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就只有一座孤城长安,如果不能在几天内迅速攻下奉天并且颠覆李唐社稷,那他刚刚建立的朱秦王朝转眼间就会灰飞烟灭。

最后一战,朱泚使出撒手锏,赶造了一种硕大而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裹犀牛皮,下装大车轮,可同时承载五百名士兵。一见这庞然大物,守城官兵皆目瞪口呆。德宗慌忙问计于群臣。浑瑊等人建议挖掘地道陷其车轮,然后辅以火攻。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朱泚利用大型云梯对奉天城发动了空前猛烈地进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至十五日晨,叛军已经陆续登上东北角的城楼。守城官兵死伤无数,德宗与浑瑊相对而泣,群臣只能仰天祈祷。

最后的时刻,浑瑊向德宗跪别,率领敢死队冲上城防缺口,与叛军展开肉搏。战斗异常惨烈,冲在最前面的浑瑊身中流矢,依旧奋力砍杀,然而敌人却越来越多……

不知是天子的泪水、还是群臣的祷告、抑或是浑瑊的忠义勇敢最终感动了上苍,总之在这一天的黄昏,当这场奉天保卫战即将以失败告终之时,老天爷终于站到了李唐王朝这边。

朱泚的攻城云梯陷进了唐军挖掘的地道,动弹不得,熊熊火焰从地道口冲了出来;与此同时,风向突然逆转,唐军利用风势扔下成捆成捆浇有松脂和膏油的芦苇草。片刻之间,整座云梯和上面的士兵全都焚毁在烈焰之中,焦臭之气弥漫在奉天城上空。

朱泚军开始向东面退却,唐军把握战机大举反攻,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敌军全线溃败。

是夜,不甘心就此撤兵的朱泚又组织了一次进攻。

战斗中,一支箭“嗖”的一声落在离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这是朱泚所能射进奉天的最后一支箭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挥师援救奉天,在东南方不远的醴泉击败朱泚的部队。朱泚大为震惊。他意识到,自己如果再不撤防长安,就完全有可能被唐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朱泚终于放弃了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长安。

奉天城内的所有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所有人都知道,李怀光要是再晚到三天,奉天就绝对守不住了。

奉天之围终于解了,德宗李适也终于逃离这场可怕的梦魇,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或者说,导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对此,朝野上下当然会有各种不尽相同的看法,可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李怀光个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这一路走来他始终怀抱着两个目的。一是靖难勤王,二是奏请皇帝诛杀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宰相卢杞、度支赵赞和神策军使白志贞。

李怀光认为他们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卢杞政策乖张、计议失当;赵赞赋敛烦苛;白志贞受贿渎职;总而言之,都是奸邪谗佞之辈。所以这一路上李怀光一直扬言到了奉天就要宰了他们。眼下奉天围解、大功新建,李怀光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一定会以特殊的礼遇来回报他,而他的谏言也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嘉纳和赞许。

可他错了。

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中眼巴巴地等了多日,不但没等到天子召见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

诏令让他立刻率部进驻西渭桥,与李晟等部会师,择日克复长安。

那一刻,李怀光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愤怒,同时又都浸透着无奈。那感觉就像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又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他没想到千里迢迢前来勤王,而今大功告成,与天子近在咫尺,到头来居然连一个面都见不着,连一句话都说不上!

其实李怀光没必要感到困惑和失落。

因为那三个人迄今为止仍然是天子的左右手,而他李怀光充其量只是天子手中的一把刀。更何况,天子或许会把这场不幸归结为天意,可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天子愿意把它归结到人事。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杀人的消息传进卢杞的耳中时,尽管卢杞内心颇为惶恐,可表面上却镇定自若。

卢杞当然有他卢杞的手段。

奉天之围一解,他马上向德宗提议,应该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不能拖延时日,尤其不能召他入朝晋见,因为一入朝就要赐宴颁赏等等,一拖又是好几天,倘若让叛军抓住时机重整旗鼓,想要消灭就难了。

德宗频频点头。

也怪不得德宗会信任卢杞。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德宗觉得卢杞说的话总是那么识大体、顾大局!而且立场总是与他那么一致!

李怀光走了。

临行前他说了一句话:“吾遭奸臣排挤,天下事可知矣!”

很显然,这是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

而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七、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绝望的人

李怀光虽然走了,可他并不是去杀敌。

他一走到咸阳就按兵不动了。

而且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雷打不动。

在此期间他只做了一件事: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卢、赵、白三人。

李怀光明摆着就是要跟天子做交易——要想灭朱泚,就先灭此三人,不杀此三人,我就不出兵。

德宗蒙了。

他没想到这把刀居然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脱离了掌控。

打从玄宗时代起,朔方军就一直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一直到今天,朔方军更是制衡河北诸藩以及平定叛乱的最主要力量。而今天下乱成了一锅粥,朔方军要是再作壁上观,或者干脆跟着造反,那这天下还有什么指望?倘若再拖延下去,让河南河北、关内关外的叛乱连成一片……德宗李适不寒而栗地想,那这一百六十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要倾覆在他的手上?

李适不敢再往下想了。

他决定跟李怀光做这笔交易。

这年十二月十九日,宰相卢杞被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神策军使白志贞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度支赵赞被贬为播州司马。

这一年最后的日子里,在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态势的德宗皇帝开始采取两手战略。对朱泚、朱滔、李希烈之流,就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纳,德宗则采用了另一个办法——拉。

德宗知道,自从朱泚称帝后,朱滔便日益骄矜、目中无人,所以眼下田、王、李三人跟朱氏兄弟绝对是貌合神离,而且他们也会担心,万一朱泚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就肯定是他们。

河北诸藩有了这样一条致命的裂缝,德宗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他遣使暗中向田、王、李三人许诺,一旦反正,所有罪行全部赦免,而且赠以高官厚爵。

德宗的离间之计虽然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田、王、李三人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表面上仍旧与朱滔称兄道弟,而且并未取消王号。

很显然,田、王、李三人是在骑墙。因为就目前局势而言,他们还是很难确定该把宝押在哪一方,所以骑墙对他们最为有利,也最为安全。

而这些日子里,中原战场的形势则让人心焦。

淮西招讨使李勉似乎不是李希烈的对手。在被围攻了数月之后,李勉被迫放弃汴州,率所部一万多人突围,退至宋州。

李希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出兵。

北路,叛军刚刚兵临滑州城下,刺史李澄便举城而降。

西路,叛军围攻郑州,武牢(今河南荥阳市西)以东地区基本上都被其控制。

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今河南睢县),守将高翼城破后投河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江、淮大震;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派参谋晋见李希烈,表示已命令辖下的濠(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寿(今安徽寿县)、舒(今安徽潜山县)、庐(今安徽合肥市)四州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听候李希烈指挥。

战火在四方燃烧,在这个冰冷刺骨的冬天里燃烧。

与此同时,唐德宗李适坐在奉天城简陋的天子行在里,看见另一场火焰正在他的灵魂深处灼灼燃烧。

这是一场旧我与新我激烈交战的火焰。

这是一场以肉体的磨难为柴薪,以灵魂的忏悔为火种而点燃的呼唤涅槃的火焰。

李适最后站了起来,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他决定听从翰林学士陆贽的劝谏——下诏罪己。

李适并不知道跨过这一步能否获得新生,可他别无选择。

他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离散的人心将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将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将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将难以重建;而他本人,也将永远无法走出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巨大梦魇。

几天之后,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都听到了一则消息: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皇帝颁布了一道真诚剀切的《罪己诏》。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面对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因而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李适的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千载之下阅之,犹在目前:

……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怨气凝结,力役不息……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在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诏书下达之后,“四方人心大悦”。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收买人心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是虚的,而是对实实在在利益的关注。“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这也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可能缔结的联盟,同时在此基础上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天子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戡乱形势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战略构想。

这道非同寻常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反应。

各方的不同反应颇富戏剧性。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锁定为唯一的打击目标,朱泚大为光火,决意回敬。可他业已称帝,还能有什么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呢?朱泚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地把国号“秦”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同时改元天皇。

这当然称不上是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但起码表明了朱泚与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

紧接着做出反应的是王武俊、田悦和李纳。他们本来已和李唐暗通款曲,如今又看见了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取消王号,上表请罪。

最后反应的是李希烈。

尽管他被天子和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可他李希烈不会领这份情。

此刻的叛乱诸藩中,他的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而且又刚刚打了一连串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他如何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

他当然不干。

接到诏书数日后,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同时改元武成,设置百官。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可大唐的土地上却赫然矗立着三个政权。

该忏悔的都忏悔了,该罪己的也罪己了,可顽抗的还是在顽抗,想称帝的还是照样称帝,德宗李适委实无法预料——这新的一年将给他和他的帝国带来什么?

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

这种人最有可能干什么?

李怀光的回答是——造反。

所以,尽管德宗李适一再催促他进攻长安,李怀光却始终置若罔闻。非但如此,李怀光还上奏天子,要求屯驻在东渭桥及长安外围的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等部移师咸阳,与他合兵一处。李怀光此举实际上是企图拥有节制之权,并伺机将唐军各部并为己有。

为了早日克复京师,李适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请求,命李晟等部与其会师。

李晟移师咸阳之后,李怀光的反叛之心日益显露。李晟唯恐被其吞并,遂数度上表,并在陆贽的斡旋和帮助下撤回了东渭桥。与此同时,陆贽也已察觉李怀光心怀异志,便奏请天子,让李建徽、杨惠元部亦移兵他去,防止李怀光突然倒戈将其吞并。可李适却说:“你的想法固然周密,可李晟一走,李怀光很可能已经怀恨在心,倘若再让李、杨二部离开,恐怕李怀光又有意见,反而难以调停,还是暂缓一段再说。”

二月下旬,李晟再度上疏指出:“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一天生变,都要早加防备,所以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他随即又提出,委任他的部将赵光铣等人担任洋州(今陕西洋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派兵驻防,以防患于未然。

然而,李适却仍对李怀光抱有幻想,于二月二十三日下诏晋升他为太尉,增加封邑,并赐免死铁券。当使臣进入李怀光军营宣诏时,李怀光当着使臣的面把免死铁券丢到地上,说:“圣上难道怀疑我吗?担心人臣造反才赐予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是想逼我造反吗?”

李适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遂下令加强奉天警戒,同时整装待发,准备一旦有变便移驾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二月二十五日深夜,早已和朱泚暗通款曲的李怀光终于撕破假面,悍然发兵袭击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兵营。李、杨二部猝不及防,李建徽单骑脱逃,杨惠元在逃往奉天的半路上被追兵所杀。二部皆被李怀光所并。

得逞之后,李怀光公然叫嚣:“我已与朱泚联合,李适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二十六日,天子车驾与文武百官仓皇逃离奉天,前往梁州。

看着前方漫漫的流亡路,李适的眼中写满苍凉。

因为他看不见道路的尽头。

第二章 是藩镇,还是敌国? 八、德宗皇帝丢了什么?

虽然扯起了反旗,可李怀光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他麾下的朔方将士普遍对李唐还抱有感情,所以当李怀光遣将去追杀天子的时候,三个将领故意在途中逗留延宕,放走了德宗;此后李怀光准备攻打李晟,三次下达动员令,将士们都不从命。他们说:“如果是打朱泚,我们一定效死;要是想谋反,我们宁死不从!”

除了部卒离心之外,李怀光和朱泚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

李怀光反叛之前,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泚致函尊其为兄长,并相约与他在关中称帝,愿为兄弟之国。可当朱泚后来发现李怀光的部众纷纷背叛,势力日渐削弱时,便又傲慢起来,竟然赐给李怀光“诏书”,以臣节相待,并打算征调他的部队。李怀光勃然大怒,可他处在李晟和朱泚的夹缝间,又不敢轻举妄动。

他担心进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遭到另一个的攻击。

万般无奈之下,李怀光只好烧毁营寨,纵兵大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掳掠得鸡犬不留之后,他才率部东走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可当他走到富平(今陕西富平县)时,大将孟涉和段威勇却带着数千人突然掉头投奔了李晟,随后一路上又不断有将士叛逃。袭取了蒲州后,李怀光命大将赵贵先在同州构筑城防,可赵贵先不久便举城归降了唐朝。

李怀光断然没有想到,他反叛之后不但没有像朱泚和李希烈那样割地称帝,反而前途更加暗淡。

可李怀光知道,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无论前面是什么,他都得硬着头皮走下去。

兴元元年五月二十日,已被德宗任命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四镇节度使的李晟拟定了克复长安的作战计划,并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等部约定日期会师于长安城下,准备大举反攻。

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以西击败了朱泚部将仇敬忠,将其斩杀。

二十五日,李晟大军推进到长安光泰门(大明宫东北门)外。

二十六日,李晟军正在修筑工事,朱泚命大将张庭芝、李希倩趁他立足未稳出城攻击,被李晟打得大败而回。

二十七日,朱泚军数度出战却频频失利;同日,骆元光又在浐水西岸击败了朱泚的部队。

二十八日,李晟大军发动总攻,从大明宫北面禁苑的苑墙突入城中。朱泚与姚令言率兵奋力抵抗,终究不敌,最后带领残部一万多人从西面逃出长安。李晟命兵马使田子奇率骑兵追击。同日,浑瑊等人也率部克复了咸阳。

沦陷了八个月的长安,终于回到李唐王朝的手中。

朱泚和姚令言向西一路狂奔,打算投奔吐蕃。可他的部众却沿途逃散,跑到泾州时,一万多人逃得只剩下百余骑兵。非但如此,朱泚任命的泾原节度使田希鉴还坚闭城门,拒绝接纳。朱泚大怒,在城下喊话道:“你的旌节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危难时竟忘恩负义?”遂下令士兵焚烧城门。

田希鉴在城头上冷笑。

要说我田希鉴的官是你朱泚封的自然是没错,可你朱泚当初的官又何尝不是李适封的?你朱泚可以叛,我田希鉴为什么就不能叛?

田希鉴冷笑着命人取来节度使的旌节,往城门下的火堆里一扔,大喊一声:“还你的旌节!”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朱泚的部众发出了绝望的哭泣。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索性杀了姚令言,砍下他的首级向田希鉴投降。朱泚只好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族人,继续向北面的驿马关(今甘肃庆阳县西南)逃窜。到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夏侯英又闭门拒绝,朱泚只好折往西北方向继续逃亡。

当朱泚一行人疲惫不堪地来到彭原西城屯(今甘肃镇原县东)的时候,有两个人不想再跑了。

他们是朱泚的大将梁庭芬和韩旻。

梁庭芬故意放慢速度,让他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地搭弓上箭,一箭就把朱泚射落马下。

朱泚负伤掉进一个土坑中,韩旻挥刀上前,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韩旻等人提着朱泚的首级返回泾州投降。数日后,首级被传送至梁州的天子行在。

至此,由泾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叛乱终于尘埃落定。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十三日,颠沛流离的德宗李适回到了阔别十个月的长安。

大明宫依旧矗立在那里,默默守候着他的归来。

亮丽的阳光下一切如初。

尽管玄武门上的每一块砖墙都曾亲历过流血和死亡,尽管含元殿前的每一寸丹墀都见证过阴谋和背叛,可它们全都缄默不语,反而向天子李适展现出一副令人生疑的矜持和美好。

归来的李适受到万千军民的夹道欢迎。

他一路上都保持着笑容——一副矜持和美好的笑容。

那笑容仿佛在说:“百姓别来无恙、长安别来无恙、帝国——别来无恙!所有的灾难和不幸终将过去,让我们找回昔日的勇气和力量,来重建一个幸福而美丽的家园吧!”

然而没有人知道,此刻李适的心头正响着另外一种声音。

那声音在说:“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丢了就是丢了,那是找不回来的。”

李适不知道到底丢了什么。

可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

这一年十月末,德宗李适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宦官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以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

帝国禁军从此再度回到宦官的手中。

随着帝京长安的光复,各个战场的形势也在逐步好转。

河中战场上,浑瑊和骆元光从西南反向进逼李怀光,在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县东)一带与其对峙;而河东节度使马燧则从东北方向夹攻李怀光,劝降了李怀光的妹夫要廷珍、部将毛朝扬和郑抗,先后收复了晋州(今山西临汾市)、隰州(今山西隰县)、慈州(今山西吉县)、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并分兵横扫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万泉(今山西万荣县)一带,对李怀光的后方形成了重大威胁。而在河北战场上,朱滔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极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请罪。中原战场上,政府军也开始转败为胜,先后逼降和俘虏了李希烈的手下大将李澄、翟崇辉、田怀珍、孙液等人,克复了滑州、汴州、郑州等战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迁都”蔡州。

兴元元年最后的几天,帝国的四面八方不约而同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稻田荒芜,连草木都被啃得精光。严重的饥荒导致帝国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挤满了面黄肌瘦的难民。

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

倒下的人再也没有站起来。

没有谁会看他们一眼。

除了成群兀立在枯树上的乌鸦以及天空中不时掠过的秃鹫之外。

新年的正月初一,唐王朝把年号改为“贞元”。

此前的“兴元”年号仅仅使用一年就被抛弃了。从新年号的字面上看,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一个改元的原因,那就是大唐天子和他的大臣们不仅仅希望帝国从此获得一个崭新的开端,而更是希望能够把一个良好的开局长久地保持下去。

“贞”是坚定之义,而“元”是开局之义。

历史后来果然证明,苍天没有辜负李适和臣民的期望,“贞元”年号果真陪伴着大唐帝国足足走过了二十一度春秋。

唐德宗的《罪己诏》颁布了一年之后,大唐帝国终于否极泰来、浴火重生……

先是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势穷力蹙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一病而死,其部下刘怦在将士的拥戴下接过了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河北之乱告平。

紧接着八月,李怀光在马燧、浑瑊等人的围攻下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旋即自缢而亡;其长子李璀亲手杀了两个弟弟,随后自杀。河中之乱告平。

最后是贞元二年四月,身染重病的李希烈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将李希烈暗杀并灭门之后,率众向朝廷投诚;是月底,朝廷任其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自任为留后,朝廷只好予以默认。至此,淮西之乱告平。

尽管诸藩之乱基本上敉平了,可我们却发现——这场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的叛乱与其说是以唐王朝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诸藩的猜疑内讧而顺势抚平,且以德宗朝廷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镇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镇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朱滔身死、刘怦自立之后,倘若陈仙奇杀了李希烈、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之后,德宗朝廷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皇帝本人却陷入了彻底的失败;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领是彻底失败了,可诸镇“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本身,却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中都付出了极大努力——比如德宗的真诚罪己,比如谋臣陆贽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韬略,再如李晟、浑瑊、马燧等将帅的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等等,我们也不会否认,在历经安史之乱和诸藩之乱的重创后,德宗皇帝的妥协退让为帝国换取了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无论诸藩如何跋扈依旧,朝廷的绥靖政策毕竟为帝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太平的贞元二十年。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宗初年的雄心壮志事实上换来的只是帝国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疮痍,李唐朝廷不顾一切与诸藩大动干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大唐帝国再次回到了代宗时代的原点——藩镇之乱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而诸镇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也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在整个贞元年间,大唐帝国依旧是层层太阿倒持,依旧是遍地骄兵悍将……

当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八世纪的余晖中,我们看见德宗李适落在史册上的身影显得落寞而细长。

九世纪挟着腥风血雨猛烈地朝他扑来。

无论李适走得急促还是走得迟缓,他的帝国终将与九世纪迎面撞上。

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一、黑夜中的一驾马车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大唐帝国在整个贞元二十年间就像是行走在八世纪的沉沉黑夜之中,一切都显得了无生气而且混沌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德宗初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有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就像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按照它自己的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多数情况下驭手德宗李适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他只能凭着驾车多年的直觉,偶尔拉拉缰绳、甩甩鞭子而已。当然,如果感觉有必要,李适也会动手更换几个车轱辘。

可直觉毕竟是直觉,它代替不了理性的判断。所以李适拉绳子和甩鞭子的动作看上去总是显得有些无奈和随意。此外,让人不敢恭维的是,有几个质地优良、结构坚固的车轱辘本来走得挺好,可没多久却被李适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些华而不实、咯吱作响的劣质轱辘。

可这也没办法。只要李适本人看着顺眼,用着舒服,那就谁也拿他没辙。

因为马车是他的。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一直以来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踢踏乱咬,疯跑一气,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颠覆。到了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闹出太大的动静。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中央政府和德宗皇帝疲于应付、大伤脑筋……

宣武镇(治所在汴州)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此后就一直不得安宁。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死,朝廷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诸将的意见,说:“调陕虢道观察使吴湊过去接任,可不可以?”宣武诸将说可以,朝廷松了一口气,就命吴湊走马上任。不料,吴湊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中央的将佐,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德宗不得已,只好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才过了一年多,亦即贞元九年十二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就再度发动兵变驱逐了刘士宁。德宗照例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旋即任李万荣为节度使。

贞元十二年六月,李万荣病重,他儿子李迺就纵容乱兵诛杀大将,准备自立。都虞侯邓惟恭和监军宦官俱文珍合谋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随后邓惟恭又有自立之意,朝廷急命时任东都留守的老臣董晋兼任宣武节度使。性情宽和的董晋到任之后,极力安抚邓惟恭,自己只管行政,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可野心勃勃的邓惟恭并不满足,于这一年十一月阴谋发动兵变,结果事情败露,被董晋逮捕,执送京师。

贞元十五年二月,年已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德宗命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陆长源为人骄狂刻薄,不得人心,未及继任又纵容手下判官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遂引发士卒暴乱。哗变士兵将陆长源和孟叔度斩杀,并且将其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急忙向宋州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率兵进驻汴州,暴乱得以平定。德宗遂以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同年九月,刘全谅卒,将士拥立其外甥韩弘为留后,朝廷只好默认,随后任其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发生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韩弘决定采取行动以确保辖区的稳定。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就是历次兵变的幕后策划者。韩弘遂埋伏重兵,将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起来,然后全部砍杀。

那一天,军营中的路面据说被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和他的三百多名手下确为历次兵变的主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戮立威。

韩弘的目的果然达到了。

在他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一年中,辖区内再也没有发生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除了宣武镇,第二匹烈马非彰义镇莫属。

彰义镇(治所在蔡州)原本是李希烈的淮西镇,于贞元十四年更名。这块地方在当年的诸藩之乱中就是一个重灾区,不但是最后平定的,而且平定得极为勉强,其节度使吴少诚就是在多次内讧中上台的,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从而顺势抚平而已。就在更名这一年的九月,吴少诚悍然出兵劫掠了隶属于淮南镇的寿州和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两地,斩杀守将谢洋,并将其方圆五十余里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作出反应,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诚又发兵袭取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今河南泌阳县),斩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守将张嘉瑜,掳掠百姓千余人而去。同年八月,又派兵袭击隶属于陈许镇的临颍(今河南临颍县)和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陈许留后上官涚命部将王令忠率三千人前往救援,被吴少诚所败,全部被俘。吴少诚随后又进围陈许总部许州,日夜猛攻。上官涚率众抵御,将其击退。吴少诚转攻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又被击退。

贞元十六年二月,德宗皇帝终于异常迟钝地挥动了他的鞭子,下诏削除了吴少诚的官爵,命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为招讨使,集结十七道兵马讨伐吴少诚。

然而,这韩全义却是草包一个,他能当上这个统帅全靠谄媚和贿赂宦官。韩全义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每次都是任由数十名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气氛看上去挺热烈,可决议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有如此统帅,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五月,韩全义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展开会战。政府军刚一接战便四散溃逃,韩全义率部退至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政府军,韩全义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率各军退至陈州。

韩全义数战皆败,军心大为动摇。宣武军和河阳军各自逃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将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等人当众斩首。

正当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无策之际,吴少诚却忽然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传达罢兵之意。宦官上奏德宗,宰相也劝德宗息事宁人,赦免吴少诚。于是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底,德宗李适下诏恢复了吴少诚及其部众的官职爵位。

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与其说它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它是再次以德宗朝廷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朝廷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N次之后,应该叫什么?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皇帝本人又是如何理解他这种行为的呢?

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二、天并没有塌下来!

其实,要是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一个幸运的皇帝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以来,国内的藩镇之乱就没有消停过,而穷凶极恶的吐蕃人也从未停止过对边境的袭扰,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时局不可谓不艰危,可事实上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李唐的一代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事实上就是人才——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文臣如李泌、陆贽。

尤其是像李泌、陆贽这样的栋梁之材,把他们随便放在历史上哪一个明君身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贤相。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因为德宗皇帝的修行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明君的标准,甚至十不及一。德宗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会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地偃旗息鼓,除了历史积习和制度缺失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观因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德宗李适在一次与李泌的谈话中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当年的杨炎简直把朕当成了小孩子,每次议论大事,朕准了他的奏议,他就高兴;与他辩论,他就怒气冲天,以辞职相要挟。看他的意思,就是朕不配与他谈论!朕无法忍受,才把他除了,此事与卢杞无关。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这也是天命,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而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李泌担任宰相的一年十个月里,李适始终没有从他身上学到半点识人用人的原则与方法,更谈不上什么治国兴邦的智慧和韬略。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他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贞元五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他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成功消除了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之间的互相猜忌,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

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

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

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没有办法让自己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是否也有这种惊人的想象力。

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

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

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位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

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

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却被李泌的一番斡旋而侥幸地避开了。

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

尤其是在皇帝当不起的时候。

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皇帝的损失,也是帝国的莫大损失。

然而,之所以说德宗是幸运的,是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还给他准备了一位贤相。

他就是陆贽。

早在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天子流亡奉天的那段时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戡乱时期帝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军事战略事实上大多出自陆贽的筹划。那些日子德宗皇帝对他言听计从,《罪己诏》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所以当年的陆贽被时人誉为“内相”,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但是,叛乱平定后德宗皇帝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甚至是遗忘了陆贽。

因为陆贽常常条陈前宰相卢杞的罪状,这就让德宗很不爽;而且陆贽言事每每率直激切,这又让德宗感到他那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加上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时常在德宗耳边嘤嘤嗡嗡,所以,即便兼有宰相之能、宰相之德与宰相之望,可陆贽自始至终没有宰相之位。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泌之后的几个继任宰相在乐此不疲的相互倾轧中被德宗皇帝一怒之下全部贬出了朝廷。看着那张突然空出来须臾不可无人的宰相位子,德宗李适终于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

这一年四月,被排挤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收到了天子给他的这份迟来的礼物。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次月,陆贽就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举属员。陆贽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任人唯亲和专擅朝政,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自荐属员,才有可能在相对意义上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

陆贽这么做显然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伤害了他本人的利益,因为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德宗皇帝当然不会不意识到陆贽的这份坦荡和无私,所以很快便下诏推行。然而仅仅数日之后,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说各司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听就罢废了这项新政。陆贽据理力争,频频上奏,可德宗却执意追回前诏而拒绝施行。

在陆贽此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最终只能化为一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他透亮的智慧,感受他超迈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

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李适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对李适而言,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甚至于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其时正任户部尚书、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巧合的是,这个裴延龄当年正是被卢杞引荐的。

也许这并不是巧合。但不管怎么说,反正德宗皇帝到了贞元十年的年底终于下决心又换了一次车轱辘。

陆贽被卸掉了,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觉得威胁尚在,就在德宗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陆贽再度被贬为忠州别驾,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荒凉的蜀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裴延龄心满意足,觉得宰相之位已经非他莫属。

可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裴延龄就死了。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这个让天子看着顺眼、用着舒心的裴延龄如果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心目中的好宰相。

卸掉了李晟、马燧、陆贽这几个车轱辘之后,德宗李适发现——天并没有塌下来!

而且帝国的马车也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不快,但绝无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的他忽然又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于是在贞元的第二个十年里,德宗李适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十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

除此之外,没有了宰相掣肘的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李适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总是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天下州县和诸道进奉的所谓“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络绎不绝地涌进长安,让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么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一切貌似都很平静。

直到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才让德宗李适猛然从他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和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过来。

太子李诵中风了。

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已经六十三岁了。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朝野上下的人们忧心忡忡——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帝国将会发生什么?

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三、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浊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之际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实在是不得已,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他们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

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龙椅——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他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

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百官们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的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他们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天子就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

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他们二人皆非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走进长安,并且走到太子李诵的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帝国乱相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他对李诵的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同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绝不会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李诵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的布局: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任命原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月二十二日,任命原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做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做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并且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脆败!

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脆败!

这唯一的一次脆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说世事如棋。

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

可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其实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长安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此次改革针对的恰恰是特权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装满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欠政府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末年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德宗末期实施这项弊政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一片欢腾。

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也许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和韦执谊一样,只是被他推到前台充当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定为储君。顺宗无奈,于三月二十四日命翰林学士草诏,立李淳为太子;同日,太子改名李纯。

对于顺宗皇帝和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好兆头。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唯独一个人自始至终闷闷不乐。

他就是王叔文。

那天他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嘴里不断吟诵着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王叔文是否在这一刻就已经预感到了这场改革和他本人的下场?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不难看出,作为改革领袖,作为天子之师,王叔文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喜怒形于颜色,居然会在诸多对手面前如此轻易地暴露他内心的忧虑和恐慌,那就足以说明王叔文这个人的气度、韬略和修行明显不足,也说明这场改革的格局注定有限,而它的未来命运也注定不会乐观。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们不得不说,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之所以来得迅猛,败得惨烈,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王叔文本人。

王叔文固然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抱负有魄力有见识有良心的人。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最终都会遭遇失败。这是为什么?除了旧制度的强大惰性,除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除了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和极力打压之外,改革者本人,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数一数自己身上致命的缺陷都有哪些?

而说“不是我们不够聪明,而是敌人太过狡猾”这样的话是没用的。我们应该看到,王叔文和历史上的改革者们通常都有操切、忌刻、自负、激进等等毛病。无论是二百多年后的王安石,还是一千一百年后的康有为,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并且极为相似。

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改革者的优点都很显著,也都很一致。可同时,他们的弱点几乎也是如出一辙。

历史一直在重演,却没有人引以为鉴。

这,又是为什么?

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四、顺宗完了,王叔文也死定了

王叔文也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原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是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皇帝,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说起来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并不重要,可问题是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以此职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也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这让王叔文等人实在难以接受。王伾立即上疏顺宗,请求为王叔文保留该职务。但一再上疏的最终结果只是允许他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而复职的请求却被彻底驳回。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顺宗皇帝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完全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里,更让王叔文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事情接踵而至。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他的仇敌。

表面上的原因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速度太快、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由于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所以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公开场合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下诏将其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关系就此破裂。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可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又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韦皋这个人说起来也是有功于朝的,他曾在边境多次击败吐蕃的入侵。正因如此,他才一贯居功自傲,千方百计想扩张地盘。这次让刘辟来向王叔文传话,口气很是盛气凌人。刘辟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区区诚意,如果把西川、东川(治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市)这三川之地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那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首先,一个他本来就不齿的军阀居然找上门来跟他赤裸裸地交换利益,这不仅让他觉得荒谬,更觉得是对他的侮辱;再者,韦皋这狗贼也太狂了,说什么假如不把三川给他,就以“别的方式相报”!这像是在商量事情吗?这根本就是在威胁恐吓!王叔文一愤怒,就照旧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也照旧还给他了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任务,就留在京师瞎晃,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随后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吓得一溜烟地逃回了成都。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其实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王叔文和他的性格差异固然是有,而且很大,但这并不是造成他们反目的真正原因。

或者说不是深层原因。

深层的原因是——韦执谊觉得他既然已经当上了宰相,那就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说白了,这就叫过河拆桥。

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还不仅仅在于他对友情的背叛,还在于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顺宗皇帝的。韦皋说:“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他说:“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皇帝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么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些势力绞在一起,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呢?

也绝对是死定了!

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五、一年换了三个皇帝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也许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

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

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成了一张废纸。

早在他们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等人发了辞别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就是希望宦官能表明态度。宦官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的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局势已开始陡转急下。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他们根本不用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他在朝堂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席间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或许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尤其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谅解。可在俱文珍看来,王叔文这一招叫做缓兵之计。俱文珍觉得王叔文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

可此刻的酒除了苦涩和酸楚,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所以众人干了几杯之后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酒菜,心里面空空荡荡。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无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相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了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愚蠢、又可怜。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皇帝呈上了三道奏疏,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我中风了!

到底王伾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

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宣布自行退位,称“太上皇”。

八月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下令改元“永贞”。

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王伾不久即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王叔文被李纯下诏赐死。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而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历史从此就把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政治集团命名为——“二王八司马”。

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

大唐帝国的马车在这里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短短十天之内,历史就已经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谁都知道,在强大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风华正茂的太子李纯面前,那个中风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

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和顺宗登基的时间相差还不到八个月。

一年之间,大唐帝国换了三个皇帝。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会何去何从?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一、打,还是不打?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是一脸的忠孝赤诚,而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看上去也显得喜庆而祥和。

可没人料到,短短十几天后,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李诵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

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下诏大赦天下,同时改元“元和”。

当然,“二王集团”不在天子的赦免之列。

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他的帝国——这个历经了一百八十余年岁月沧桑的帝国。

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

李纯的脑海中浮现出二十多年前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那也是一个春天,年方六岁的李纯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皇帝逗着小李纯说:“你是谁的孩子啊,怎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的回答是:“我是第三个天子。”

德宗皇帝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

至今李纯仍然记得当年的德宗皇帝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眼神……

是的。

朕注定是第三个天子。

而且注定是负有使命的第三个天子。

宪宗李纯站在大明宫的城楼上,面对苍天喃喃自语。

朕的使命就是要把第一个天子没收拾干净的事情彻底收拾干净。

宪宗要收拾的第一个藩镇是西川。

西川节度使韦皋去年八月就死了,他的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当时宪宗李纯刚刚即位,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于去年十二月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刘辟立刻抖了起来,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宪宗给刘辟的答复是——不。

刘辟冷笑。他觉得李纯这么做无异于在重蹈德宗年轻时的覆辙,所以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于这一年正月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宪宗李纯愤怒了。

难道绵延玄、肃、代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整个德宗一朝的诸藩之乱,又将从刘辟这里开始重演吗?难道李唐的天子永远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

年轻的宪宗皇帝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和当年的德宗皇帝一模一样的怒吼——不!

可是,宪宗李纯太清楚德宗说不的后果了。

那是至为惨痛的后果。

今天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招致相同的恶果?

李纯心里实在没底。

而满朝文武更没底。他们列举了一大堆理由,说什么蜀地山川险阻、关塞坚固,还说什么易守难攻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仗不能打。

李纯陷入了矛盾之中。

打,还是不打?

这是一个问题。

关键时刻,宰相杜黄裳站了出来,说:“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

杜黄裳的理由是:“德宗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姑息迁就、委曲求全,节度使都变成了终身制,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从不敢派人接替。有人死了,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许多宦官便因此而接受大将贿赂,回朝后就极力替其说话,朝廷就授予其人节度使的旌节。所有的任命几乎从来不是出于天子之意。陛下如欲重整朝纲,就该用国法制裁藩镇,否则天下就无法治理。”

杜黄裳最后说:“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服他就像弯腰拾草那么容易。只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将才,必能活捉刘辟。”

为此杜黄裳推荐了一个叫高崇文的神策军将领。

后来的事实证明,杜黄裳推举的这个高崇文果然能征善战、不负众望。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此次讨伐刘辟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除了所用的人之外,杜黄裳最后给宪宗皇帝提的一个建议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不要设置监军。

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统率军队指挥作战所导致的血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了,可往往还是会被皇帝们一再地忽视。

所幸这次宪宗皇帝没有忽视,他全盘采纳了杜黄裳的建议。

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宪宗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伐刘辟。

收拾藩镇的战斗打响了。

“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正式拉开。

政府军刚刚向蜀地进发,刘辟就攻陷梓州,活捉了李康。

可这是刘辟在这场叛乱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刘辟被政府军打得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先是在二月初,严砺打下了剑州,紧接着在三月初,高崇文又收复了梓州。此后政府军一路向纵深推进。六月初,刘辟的军队在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市北黄许镇)、万胜堆(今四川德阳市东北)先后修筑城堡和栅栏,屯驻重兵防守,却在高崇文的猛烈进攻下八战皆败,万胜堆被攻占,鹿头关陷入政府军的团团包围中。最后阶段,从六月到九月,刘辟军在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市)、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玄武(今四川中江县)、神泉(今四川安县南塔水镇)均遭败绩,鹿头关守军眼见势单力孤,而西面的补给线又被切断,只好打开城堡向高崇文投降。

刘辟的老巢成都就此暴露在政府军的眼皮底下。高崇文长驱直入,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成都。刘辟向西而逃,准备投奔吐蕃,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市西北九陇镇)被追兵追上,自杀未遂后被捕。

十月七日,高崇文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十月九日,严砺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

十月二十九日,刘辟被押解到长安,与整个家族和所有党羽一起被斩首。

西川叛乱彻底平定。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胜利。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在李唐中央与叛乱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中,似乎还是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即位以来的第一仗,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

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朝廷在夏绥(治所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也取得了一次胜利。那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觐见天子,以其外甥杨惠琳为知(代理)留后。结果韩全义一入朝就被宰相杜黄裳免去了节度使职。此举看上去很突然,实际上理由很充分。因为韩全义当年纯粹是靠贿赂宦官才获得晋升的,并且在六年前讨伐吴少诚的战役中又出师无功、屡遭败绩。这样的人不整肃,朝廷就没有纲纪可言;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李唐中央就永远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所以杜黄裳断然勒令韩全义致仕,并委派右骁卫将军李演继任节度使。杨惠琳闻讯,立即下令军队备战,拒绝李演赴任,并上疏朝廷,声称夏绥将士强行拥立他当节度使。

这是继刘辟之后摆在宪宗朝廷面前的又一个考验。

如果要打,朝廷就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很可能把帝国再次拖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如果不打,好不容易在对付西川时培养起来的自信和威信转眼又会土崩瓦解。

怎么办?

李纯经过短暂的权衡,最后一咬牙:“打!”

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琳的前锋军队刚刚开拔,夏绥兵马使张承金就刺杀了杨惠琳,于三月十七日将其首级传送京师。

一场叛乱被这样被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两次胜利,以宪宗李纯为代表的新一届李唐政府无疑在天下的藩镇面前摆出了一副强者的姿态,并且迅速恢复了中央应有的权威。诸藩震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实际上就是当人质),以表明自己绝无反叛之意。元和二年九月,镇海(治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李琦也不得不跟着做做姿态,命手下判官王澹为留后,然后上表请求入朝。宪宗立即批准,同时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三军,实际上是督促他进京。

可李琦本来就不想入朝,所以马上就反悔了,迟迟不肯动身。王澹和宦官再三劝告,李琦老大不爽,干脆上疏说自己患病,请求年底再入朝。宪宗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的武元衡说:“陛下刚即位,李琦说入朝就让他入朝,说不入朝就不用入朝,决定权都在他手上,陛下将如何号令天下?”

宪宗觉得武元衡的想法正与他不谋而合,遂下诏征召李琦入朝。

李琦慌了。此刻入朝无异于是去送死,可不入朝又怎么办?

李琦横下一条心——还能怎么办?反了!

九月末的一天,李琦的帐下亲兵突然哗变,大声叫嚣说:“王澹是什么东西,胆敢擅自主管军务!”随即把已经接管军府事务的留后王澹杀了,并剁成肉块吃掉。大将赵琦出面阻拦,也被乱兵杀掉吃了。乱兵随后把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一边作势要杀。就在这节骨眼上,李琦带着一副惊诧的表情及时出现,制止了乱兵,救了宦官一命。

宦官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李琦导演的,而且就是演给他看的。

十月初五,宪宗李纯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第二天就作出了反应,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还有谁能镇得住?

宪宗不吃他这一套,于十月十一日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命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鄂岳(治所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江西(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浙东(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等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无独有偶,跟上次征讨杨惠琳一样,战斗还没有打响,李琦的后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三位心腹大将共同背叛了李琦。

十月十九日,李琦被生擒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一月一日,李琦父子被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以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忠于李唐的臣民们感到扬眉吐气,也着实让习惯于一切自专的天下诸藩感到惶惶不安。

然而,首战告捷的李纯并没有过分乐观。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还没有上场。

把当年的德宗皇帝搞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的那帮强硬角色——还没有上场。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二、宪宗皇帝想骂娘

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成德、卢龙、魏博。

自从安史之乱后,它们与南边的淮西、东边的淄青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中央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可这样的藩镇要收拾,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宪宗李纯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李纯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机兴兵讨伐。

三年前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病死的时候,他的异母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当时李纯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可朝廷其时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李纯只好违心地任命他为留后,但是把征收两税和任命各级官吏的权力都收了上来。当时李纯就打定主意了,一旦平定刘辟,此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纵容。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跟几个心腹重臣商议讨伐之事。可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却都表示反对。李绛说:“河北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是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这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再者,卢龙、魏博、淄青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虽然心里老大不爽,可还是忍了下来。到了这一年七月,宪宗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对李绛等人说:“朕想了个法子。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朕想把他辖下的德州、棣州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命,就像淄青的李师道那样,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会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似乎是为了考验宪宗皇帝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秋天,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眼看这强藩世袭的一幕又要在自己面前轮番上演,宪宗觉得这简直是对他的挑衅和侮辱,于是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不服从,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就此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什么呢?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之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单独叛乱,部众其实都不服从,只是被他们的财货利益所诱,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又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好言相劝,他们不听;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到头来只会弄得自己丢脸。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因为他们要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宪宗李纯也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李唐王朝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元和中兴”,而不至于多绕一个大弯。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而成功通常需要绕弯。

不过,即将出现在李纯面前的这道弯实在是太大,大到让他一度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跟当年的德宗皇帝一模一样的失败,从而在一段时期内充满了挫折感。

事情起于元和四年八月,一直未获朝廷任命的王承宗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八月初九,宪宗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以及某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说:“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明诚意。”九月,朝廷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

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爽。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无异于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偷偷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你以为他是成德的属官就等于是你的人吗?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把薛昌朝囚禁了。

宪宗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命令他立刻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破碎了。

宪宗李纯忍无可忍。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了。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削去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力主讨伐的左神策中尉、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四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力谏:“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从古到今,从未见过把天下的军队集结起来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我恐怕天下豪杰听到,必定轻视中央;四方蛮夷风闻,必将讥笑大唐!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我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治所在定州)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于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这简直就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与此同时,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可宪宗李纯一概置之不理。

几天后在延英殿上,李纯的这项决定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无奈之下,李纯只好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可实际上还是以他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翰林学士李绛再度向李纯指陈重用宦官之弊,说这帮人没有原则、唯利是图,只会进谗言陷害忠良。可李纯却不以为然:“这些人怎敢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又说:“宦官们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怎么能不防范呢?”

李纯不听。

他当然不会听。

其实天子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问题在于:历代大将的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史文臣的党争之患、擅权揽政之患,难道就不烈吗?

所以,天子不得不重用宦官。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大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可宪宗李纯坚信他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然而,当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

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不过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所以在这一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就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

从元和五年正月开始,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宪宗朝廷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与成德有宿怨的卢龙节度使刘济亲率七万大军在正月打下了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之外,其他各路政府军基本上都是碌碌无功: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推进到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淄青的李师道和魏博的田季安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装模作样地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后就按兵不动;而主帅吐突承璀亲自率领的神策军则打得最为窝囊,不但屡战屡败,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猛将郦定进——此人是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他的阵亡导致原本就颇为消沉的士气更是涣散得无法收拾。

一切都被翰林学士白居易料中了,宦官吐突承璀不但协调不力,而且指挥无方,这场仗再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徒劳无功。于是白居易再度上疏劝皇帝罢兵。

现在的形势对宪宗皇帝来讲真是糟透了。

去年十一月,也就是朝廷刚刚发兵征讨成德的时候,淮西的吴少诚就病死了,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自立为留后。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考虑到河朔正在用兵,朝廷不可能同时跟淮西开战,宪宗只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打算等讨平成德再回头对付吴少阳。没想到几十万大军打了好几个月,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宪宗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眼看河朔战事已经进入胶着状态,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整个局势的演变跟李绛当初的那一套战略构想彻底地南辕北辙了。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已经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一切都乱套了。

而眼下,前线又传来了一些消息,让宪宗李纯越发感到心烦意乱。

那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消息。他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还暗示朝廷把他的中央荣誉官职擢升为宰相。

宪宗觉得卢从史的种种表现似乎都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第一个跳出来高举双手表示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拖延战机、逗留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要不要相信他?

正当宪宗皇帝忧心忡忡、一筹莫展之际,宰相裴垍特意召见了入朝奏事的昭义部将王翊元,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隐隐施压,迫使他说出真相。王翊元为求自保,只好把卢从史玩的那些猫儿腻全部抖了出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而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又故意抬高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一意制造混乱,目的就是想坐收渔翁之利。

当裴垍把这一切告诉宪宗,并且建议由前线的吐突承璀就地收拾卢从史时,年轻的皇帝惊愕不已,犹豫了半晌才点头同意。

元和五年四月十五日,吐突承璀在朝廷的授意下,与卢从史的部将乌重胤等人合谋,用计将卢从史诱捕,同日执送京师。

四月二十三日,宪宗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六月,战事仍无进展,白居易再度奏请罢兵。七月,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且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准许他改过自新。

宪宗皇帝终于等到了一张下台的梯子,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对于有罪之人的宽恕称为“赦免”,而对于蒙冤之人的平反才称为“昭雪”,一词之差,足以见出此时李唐政府对待藩镇的态度已经变得何其温和、甚至是何其软弱了;同时朝廷又恢复了王承宗的节度使一职,并且把德、棣二州归还给了他。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李唐政府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之外,别无所获。

年轻的宪宗皇帝觉得自己窝囊透了,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和威望在这一刻土崩瓦解了。

收拾藩镇——真他妈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李纯不知道当年的德宗皇帝被藩镇搞得灰头土脸时有没有骂过娘,反正他现在只想骂娘。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三、李绛这一招够狠

就在成德战事平息、朝廷刚刚班师的当月,卢龙又爆发了一场内乱。

刘济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幽州留后,自己率部驻扎在瀛州(今河北河间市),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战争结束后,刘济因病暂留瀛州。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长安来的使者,向刘济宣布了一道诏命:“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特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

刘济一听就傻眼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特使已过太原。不久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刘济更是怒不可遏,认定这是长子刘绲搞的鬼,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由于急怒攻心,这天上午刘济水米未进,到了中午顿觉饥渴难当。此时从饶阳特地赶来伺候他的次子刘总亲自给他端上了一碗水。

七月十七日,刘济暴亡。

看着刘济那具僵硬的尸体,有个人在一旁发出了冷笑。

这个人随即以刘济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

同日,正心急如焚赶往瀛州的刘绲在涿州(今河北涿州市)被他父亲派来的人拦住,旋即被乱棍打死。

做完这一切,这个人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他就是刘济的次子刘总。

没错,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还有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该恨谁。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只能装聋作哑。

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

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政府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

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仍被宪宗皇帝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是可忍,孰不可忍!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以旧恩不加杀戮,岂能全不贬黜以谢天下?”

李绛亦奏:“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到了,可宪宗李纯一点好心情都没有。

因为已经当上淮西留后的吴少阳还在一门心思地等着朝廷授予他节度使之职,要是始终不给他,天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乱子!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初九,朝廷正式任命吴少阳为淮西节度使。

这一年,因中风而离开相位的裴垍病逝。年初,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入相;年终,翰林学士李绛入相。二李都颇具才干,却总是意见相左,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几乎都要打嘴仗。

可这正是宪宗李纯希望看到的。他认为宰相之间具有适度矛盾是正常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就不能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正因为宰相各执一端,作为天子的李纯才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并从中选择更为中肯的意见,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是天子李纯的帝王术。

日子就在这种表面的平静和两位宰相的磕磕碰碰中又过了一年。到了元和七年,二李的矛盾和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势。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正月十一李绛就把他外调为鄜坊观察使,原因是元义方曾依附过宦官吐突承璀,让李绛颇为厌恶。元义方愤愤不平,趁入宫向皇帝辞行的时候狠狠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结党营私,偏袒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所以任他为京兆少尹,把臣驱逐到了鄜坊。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恐陛下被他蒙蔽。”

次日,宪宗若无其事地问李绛:“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李绛一听就明白了,回答说:“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有何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命臣为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评估人才、授予官职,如果真有才干,即令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是明哲保身,非为公益。”

宪宗说:“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通过这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宪宗李纯越来越倾向于李绛,因为他认为李绛忠直敢谏,而李吉甫似乎只会讨好和随顺他。

有一次宪宗问宰相,德宗贞元年间的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而作威作福,政治败坏,原因在此。”宪宗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坚持立场、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把我触怒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说:“臣属不可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马上把他顶了回去,说:“臣属不应该害怕触犯君上,应该苦口婆心指出错误。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怎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李吉甫大为懊丧,回到中书省后长吁短叹,暗暗担忧自己的前程。

宪宗越发信任李绛,如果他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无事可谏?”

就此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宪宗李纯在中晚唐的历史上,甚至在李唐王朝的二十任皇帝中,都可以算是一位数得着的明君。惟其如此,宪宗李纯才可能在经历了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成功平定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惟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李纯的手上绽放出了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没有把宪宗变成第二个德宗,也并未让他从此一蹶不振。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宪宗李纯一直在等待机会、积蓄力量。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担任步射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死。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在滑州)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随后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可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用兵,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

他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加之刑罚严苛,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法虽善,但必须有一严明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今田怀谏只是一乳臭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须按兵养威,届时抓住时机,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以换取朝廷赏赐,必皆恐惧,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很显然,这是一个离间计。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因年幼无知,军政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诸将,终于触犯了众怒。诸将遂拥立田兴为留后,杀了蒋士则,将田怀谏迁出帅府。

十月,在李绛的一再坚持和催促下,宪宗发布了一项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命——任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消息传来,原本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受宠若惊。历来自立为留后的藩将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追认而已。田兴万万没有料到,宪宗皇帝此番出手竟然如此阔绰,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

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士兵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其所望的重赏,则无以收拾其军心、离间其四邻。请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之!”

李绛这一招实在够狠。

狠得让已经好一段时间丧失了发言权的宦官们忍不住跳了起来,纷纷对皇帝说:“给得太多了!其他藩镇要是都学他们,还拿什么给?”

宪宗也心疼了。

中央辛辛苦苦攒了这么一点钱,难道就这样撒给河朔的那些骄兵悍将?

天子思前想后,实在是有些舍不得。

可是李绛又发话了:“陛下为何爱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点钱买的是一镇的人心啊!钱用完了还会来,机会一失就追不回了。假如国家派十五万人去打魏博六州,一年收复,所花的钱又何止一百五十万缗?”

天子一咬牙、一跺脚:“朕省吃俭用攒这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也没用!”

天子豁出去了。

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天子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朝廷使臣前来宣慰的这一天,成了魏博军民的一个盛大节日。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站在欢腾喧闹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硬是不从朝廷,看来也没啥好处。”

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咱还不如从了!

他们是相邻藩镇派来的使节。

魏博正式归顺了。

田兴主动上表,奏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员,并从此在全境奉行朝廷法令、缴纳各项赋税。

成德、淄清等镇的节度使们都傻眼了,也慌了神,频频派人前来,使尽浑身解数离间田兴。可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田兴当然不会动。

他恨不得剖开胸膛给诸藩瞧瞧,眼下他胸腔里头怦怦跳动的东西不是别的——那是一颗活脱脱红彤彤热滚滚的李唐心啊!

淄清节度使李师道眼下也恨不得把田兴开膛破肚,把他的心肝炒来吃了。他义愤填膺地派人去跟宣武节度使韩弘说:“我们和田氏约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现在这小子居然把咱俩河藩镇都给卖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联合成德去讨伐他。”

韩弘回信说:“我不知道那么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军队要是一过黄河,我立马派兵把你的曹州(今山东定陶县)给占了。”

李师道沉默了。

此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四、震惊朝野的恐怖行动

元和八年二月七日,朝廷赐田兴名“弘正”。

浩荡皇恩一次次沐浴成德,把田兴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把两河诸藩搞得一次次怒火中烧。

可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五月,宪宗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除此之外,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到了岁末的某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跟宰相李绛说了一句话,让人感到有点不大对头。

宪宗问:“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天子李纯这句貌似漫不经心的话里头,我们起码可以读出这么几层潜在的信息:一、你李绛在收服成德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太过聪明了,抢了朕的风头;二、你们这帮文臣宰相要是一直表现得这么强势,朕恐怕就有大权旁落的危险;三、鉴于上述原因,朕就不得不考虑起用其他力量来制约你们。

我们不知道李绛听到这句话以后,是否能清楚地意识到天子内心的隐秘想法,但从他当时的回答以及不久之后便主动辞职的做法来看,他应该是能猜出几分的。包括天子心目中准备再度起用的制约文臣的那种力量,李绛其实也很清楚——除了宦官,没有别的。

但是,不管天子在想些什么或企图做些什么,李绛那天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而遭到禁锢,政治权利被剥夺,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

李绛在随后的日子里屡屡以足疾为由上表请辞,宪宗李纯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正月罢免了他的宰相之职,任其为礼部尚书。

第二天,几年前被李绛贬出朝廷担任淮南监军的吐突承璀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长安,被宪宗任命为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禁军兵权。

朝中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也许只是宪宗李纯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并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出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天子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基本上是用前半段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又用后半段实践了后者,以至于最终命丧宦官之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如果再结合宪宗之后历任大唐天子被宦官玩弄于股掌的事实和遭遇来看,宪宗后半期的贬抑文臣重用宦官,不但是令人扼腕,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愤怒。

元和九年闰八月十二日,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宰相李吉甫向宪宗进言:“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国家的人、财、物力都无法再维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十月,朝廷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指挥诸道军队会攻淮西。吴元济放任军队四处掳掠,兵锋逼近洛阳郊外。

元和十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命令宣武等十六道兵马共同讨伐。吴元济一边出兵抵御,一边遣使向成德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断然拒绝。李师道遂命部将率兵两千,名义上是协助朝廷攻打淮西,事实上是去增援吴元济。

李师道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不愿坐视朝廷平灭淮西,可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他平日重金豢养了一帮死士,见主公踌躇,就向他献计:“打仗最急需的莫过于粮食和物资储备。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储存在河阴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峪),请让我们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招募一批人潜入东都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财物、焚烧宫殿。这样一来,朝廷未及平灭淮西,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支援吴元济的一个策略。”

这一年四月十日深夜,河阴转运院遭到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积存的钱三十余万贯、帛三十多万匹、谷子三万多斛全部被焚毁。与此同时,各地还纷纷发生抢劫事件,搞得人心惶惶。多数大臣上奏皇帝请求罢兵,宪宗坚决不同意。

战争仍在进行。朝廷方面由于参战部队来自四方,番号错杂、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五月,宪宗命御史中丞裴度前去慰劳军队,并观察前线战况。裴度回朝后向皇帝表示,局势仍然对朝廷有利,平定吴元济只是时间问题。宪宗大为振奋。

宰相李吉甫在去年十月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病逝了,此后宪宗便把用兵事宜全部交由武元衡负责。武元衡是坚定的主战派,自然遭到两河藩镇的痛恨。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

这一年六月三日,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夏日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武元衡就已经行色匆忙地走在了上朝的路上。

前线战事正酣,事务异常繁忙,所以武元衡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昨日未处理完的一批紧急公文。

武元衡万万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杀身之祸会在这个寂静的早晨悄然降临。

一行人刚刚走到靖安坊的东门,前方的薄雾中就闪出了几个诡异的身影。

那是刺客。

刺客的身手异常矫健,一瞬间就冲到了武元衡的坐骑前,宰相的侍从们一惊而散。还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刺客已经出手。

武元衡的首级瞬间飞离了自己的肩膀。

片刻之后,同一伙刺客又在通化坊刺杀了另一位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裴度。

裴度掉进路边的阴沟里,所幸头戴的毡帽极厚,并没有死。侍从王义一边死死抱住刺客,一边大声呼救。刺客索性砍断王义的手臂扬长而去。

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震惊了整座长安城。

居然有人敢在京畿重地、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了当朝宰相的首级,还砍伤了另一位大臣,这简直让长安的士民们做梦都想不到!

天子暴怒,下令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保护,而且要求卫兵箭上弦、刀出鞘,同时命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

首善之区陷入一片莫名的恐怖中。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以至于宪宗李纯好多天上早朝时,在金銮殿上坐等了很久,文武百官还是不能到齐。

几天后,让长安士民们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刺客居然致信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说:“谁先急着抓我,我就先杀谁!”

而真正让人大感意外的还不止是这伙刺客的胆识之壮和态度之狂,而是官府的胆识和态度。

自从接到恐吓信后,各级负责抓捕的衙门就开始了一场缉拿凶手的比赛——比比看谁的动作更慢。

因为大家都怕掉脑袋。

官员们也是人啊,而且是人上人!所以比一般人更害怕掉脑袋。

百姓们无语了。

纳税人一年到头缴那么多钱,养活的就是这么一帮人,还能让大伙说什么?

文武百官中有一个人忍无可忍地跳了起来。他叫许孟容,时任兵部侍郎。他跑到皇上面前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是朝廷的耻辱!”

说完,他泪如雨下。

许孟容回到中书省,擦干眼泪,又上了道奏书:“请起用裴中丞为宰相,大规模搜捕凶犯,务必挖出他们的主谋。”

满朝文武、衮衮诸公,总算有一个人说了人话、办了人事。

六月初八,宪宗下诏,命令京师内外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一万贯、官五品;胆敢窝藏的,满门抄斩。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这才动了起来,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连公卿家里的夹墙、阁楼都没有放过。

然而,几天前还致信问候各级官府的那伙刺客却仿佛人间蒸发了。

长安被翻了个底朝天,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六月初十,有人状告成德军进奏院(成德镇驻京办)的几名士兵形迹可疑。当天,八名成德士兵被捕,朝廷命京兆尹和监察御史会审。六月二十三日,天子亲自提供王承宗的罪证,把他诋毁武元衡的那些奏书全都公之于众,于是此案遂定。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长安士民们无不拍手称快。

可是,真相真的大白了吗?

此时此刻,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正在他的帅府里一边举办庆功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有几个人坐在他身边。

他们刚刚从长安秘密潜回淄青。

而且他们还给李师道带回了一样东西——一颗血肉模糊、业已腐烂的人头。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五、李愬雪夜袭蔡州

在裴度养伤的二十多天里,宪宗派驻重兵在他的府第日夜守卫,并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有人劝皇帝把裴度罢官,借此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宪宗勃然大怒:“如果免了裴度的官,等于使奸人的计策成功,朝廷将再也没有法律!我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

六月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继续挑起平定淮西的重担。

裴度对宪宗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已出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所以中央绝不能半途而废!”

七月初五,宪宗下诏历数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敦促他翻然悔过、自缚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

然而,一个月后,东都留守吕元膺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洛阳暴动案,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幕后真凶。吕元膺立即将此事上奏朝廷,并强调说,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实属罪大恶极,不能不杀。

至此宪宗李纯才知道武元衡被刺案的真相。但是朝廷此时正对淮西用兵,并且又跟王承宗翻脸,实在是无力讨伐李师道了。

而淮西战况也实在令人不满。

从去年十月到这一年九月,讨伐吴元济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没有取得进展。被宪宗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这个严绶,就是当年上表弹劾王叔文的人。此人在这一年里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才能,唯独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借以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自己的人脉。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率领八个州一万多人的部队在州境线上整整坐了一年,连仗都很少打,更不用说向朝廷报捷了。

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九月底,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各军总指挥。

然而,此人与严绶半斤八两。虽然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可他打的是另外一个算盘。他想的是如何利用这场战争和手中的职权来壮大自身的实力,所以并不希望淮西太早平定。也就是说,对手越是活得长久、活得顽强,他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就会越大,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越多。

淮西有陷入泥潭之势,而河北的成德也一点不让人省心。这一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处劫掠,把周边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在幽州)、横海(治所在沧州)、义武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一看时机成熟,遂于元和十一年正月下诏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卢龙、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兵马共同讨伐王承宗。

李唐中央政府终于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此举让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张弘靖为首的多位大臣相继劝宪宗罢兵,待讨平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可宪宗不听。

他不相信——是不是德宗李适做不到的事情他李纯也一定做不到?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

宪宗李纯能否完成前人未尽的中兴大业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在这一年六月从淮西前线传回的一个消息却让人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宪宗皇帝的信心还能坚持多久?

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

此前,淮西诸将偶有小胜皆会向朝廷谎报杀死和俘虏敌人的数量,而凡是打败仗就一律隐瞒。可这一次却无论如何都隐瞒不了。

因为败得实在太惨——唐邓(治所在唐州,今河南泌阳县)节度使高霞寓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罢兵的呼声空前高涨。宰相们入朝力谏,宪宗李纯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各参战部队调配粮饷,怎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所有宰执大臣中只有裴度一人坚持站在皇帝一边。

在主战的人看来,宪宗李纯这么做叫义无反顾。

可在反战的人看来,这么做就叫一意孤行。

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现在没有人知道。大家只知道反战派大臣一个接一个掉了乌纱帽。继去年年底宰相张弘靖因反战落职之后,本年七月,宰相韦贯之亦被免职,九月,右拾遗独孤朗又遭贬谪……

宪宗皇帝用他的行动一次次向朝野表明——他收拾诸藩的决心不会动摇!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已打了将近三年,出兵九万余人,耗去军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也打了一年多,出兵十多万,战线环绕成德边境数千里,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而且补给线过长,每次运输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卢龙节度使刘总打下一座武强(今河北武强县)之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中央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国家已无力支撑。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李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中,经过多日犹豫,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下令撤销了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李纯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宪宗又惊又喜:“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

裴度说:“臣誓与贼人不共戴天!臣观吴元济上表,其已势穷力蹙,只因诸将心志不一,不能合力围歼,所以未降。臣亲赴前线后,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相出战。”

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登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要是消灭敌人,就还有机会见陛下;可要是敌人在,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忍不住潸然泪下。

元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宰相裴度抵达淮西前线。很快他就找到了政府军频频失利的重大原因——那就是监军宦官在战场上所起的反作用。

自开战以来,宪宗皇帝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这些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对将领破口大骂、百般凌辱。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裴度立即上疏,终于迫使皇帝把这帮监军宦官召回了长安。

裴度的第二项决策,就是极力支持大将李愬的擒贼先擒王之计——奇袭蔡州。

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有勇有谋,而且善待部众,尤其优待俘虏,所以开赴前线不到半年便士卒用命、四方归心,先后收降了吴元济手下的多名大将,如吴秀琳、李佑等人,为袭取蔡州做了充分的准备。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计划和周密部署,李愬终于在这一年十月秘密向裴度请命:率领一支奇兵穿越敌军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

计划立即得到裴度的赞同。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愬亲自率领九千精锐兵,分成前、中、后三军,悄悄向蔡州进发,但此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几个参与绝密计划的心腹将领之外,没人知道队伍要往哪里开拔。

李愬只对将士们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都不用问,一直往东走。

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六十里外的张柴村,稍事休整之后再度出发。将领们满腹狐疑地追问此行的目的地,李愬才对众人说:“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将领们大惊失色。

此时暴风雪越发猛烈,旌旗冻裂,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地冻毙倒地。天色如浓墨一般,咫尺不辨方向。自张柴村以东就是淮西腹地,通往蔡州的道路是中央军从来没有走过的,人人都觉得此去必死无疑。

然而,就是这条雪夜中的艰难道路最终通向了成功,并且最终迎来了九世纪的唯一一抹阳光——元和中兴。

又经过七十余里的急行军,十月十六日凌晨时分,部队抵达蔡州城下。

李唐的政府军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站在这块土地上了。

李佑等前锋将领亲自在城墙上凿孔,偷偷爬上城楼,暗杀了熟睡中的守门士兵,只留下更夫继续打更,随后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到了里城,故伎重施,再次顺利入城。

等到鸡鸣雪停的时候,李愬已经率兵突入了吴元济官邸所在的内城。

卫兵慌慌张张地冲进内室对吴元济说:“官兵来了!”

吴元济还在睡觉,笑骂道:“那是俘虏和囚犯闹事,等天亮把他们通通杀了。”

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城池已经陷落了!”

吴元济这才骂骂咧咧地披衣起床,说:“这一定是前线的士兵回来找我讨要冬装。”

吴元济来到院子,只见外面人马杂沓,并且听见军队的传号声:“常侍有令……”随即响应的声音足有万人之众。吴元济大为惊愕,说:“什么常侍(李愬的中央官职‘散骑常侍’),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才仓皇组织士兵上牙城(内城)抵抗。

李愬军迅速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十七日凌晨又进攻南门,纵火焚烧,到了傍晚,城门倒塌。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李愬雪夜袭蔡州,成为中国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

十月十八日,李愬命人将吴元济押送京师。当天,淮西各州的叛军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脱离了李唐中央整整三十多年的淮西,终于克复。

十一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斩杀了吴元济,向宗庙社稷献祭。

时隔十余年之后,宪宗李纯终于再次品尝到了即位初年平定三藩时的那种胜利和喜悦之情。

德宗李适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说宪宗李纯就做不到?!

第四章 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六、一个被成功埋葬的中年男

吴元济被朝廷灭了,淄青的李师道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和忧虑中。几个倾向于朝廷的幕僚劝他送上人质、献上土地,以此向朝廷赎罪。六神无主的李师道只好听从了。元和十三年正月,李师道遣使奉表,请求派长子入朝,并献出沂、密、海三州之地。宪宗同意,即命左散骑常侍李逊前往郓州(淄青治所,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宣慰。

四月初,成德的王承宗也把两个儿子送往朝廷为质,同时献出德、棣两州,并自愿将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中央。

同月,卢龙的刘总在部将的劝说下也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

至此,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似乎重新回到了李唐中央的怀抱。

然而,淄青宣慰使李逊刚刚走到半路,李师道就变卦了。

因为他老婆不干。

听说李师道要把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他老婆魏氏肺都气炸了,于是怂恿另外几个姬妾一起向李师道猛吹枕头风,说:“自先司徒(李纳)以来,我们就拥有十二州的土地,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割给朝廷?我们现在境内的兵力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顶多跟朝廷干一仗,就算干不过,到时候再献也不晚。”

李师道越想越觉得老婆们的话有道理。李逊到了郓州后,看出李师道心里有鬼,就要求他给个准信,好让自己回朝复命。李师道跟他打哈哈:“前些时候因为父子之情,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下,未及动身。现在有劳钦差亲自前来,我怎敢再三心二意?”

李逊没再说什么,回朝后立刻向天子奏报:“李师道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了。”

宪宗大怒,遂决意讨伐。

平定诸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

七月初三,宪宗下诏历数李师道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治所在今徐州)、横海五道兵马共同讨伐李师道。九月,当初企图利用淮西牵制朝廷的宣武节度使韩弘这回不敢再磨蹭了,急忙亲自率兵进围曹州。十一月,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大军从杨刘(今山东东阿县东北杨柳乡)渡过黄河,挺进到距郓州四十里处扎营。郓州城里军心大振,人人都在紧张地思考退路。

李师道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每次听到前线打了败仗,几乎都要生一场病,左右见状,只好尽力隐瞒军队失利的消息。十二月,时任武宁节度使的李愬与淄青军连战十一场,每战皆捷,并于三十日攻克淄青的战略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县)。

左右担心李师道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再次隐瞒不报。

李师道直到死,也不知道这座重镇已经失守。

元和十四年正月初二,韩弘攻陷考城(今河南民权县),斩杀两千余人。十三日,李愬攻下鱼台(今山东鱼台县)。十七日,田弘正在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大败淄青军,斩杀一万余人。二月初,李晟的另一个儿子、楚州刺史李听连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怀仁(今江苏赣榆县)等城。稍后,李愬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再败淄青军,占据丞县(今山东枣庄市东南)。

开战不到半年,政府军便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淄青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此刻的李师道已成瓮中之鳖。

眼看大军四合,李师道紧急动员郓州百姓修筑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可是,还没等政府军杀到郓州,李师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了下来。

动手的人是淄青的都知兵马使刘悟。

早在田弘正挥师渡过黄河的时候,刘悟就已经在准备退路了,所以他基本上不做防御,而且屡屡败退。幕僚提醒李师道,说刘悟别有用心。李师道把刘悟召回,准备杀他。又有人劝李师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动摇军心。李师道耳根子一向很软,想想也有道理,就采取安抚策略,送了很多金帛,把刘悟放了回去。

尔后又有人警告李师道,说他这是在纵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李师道这才下定决心,暗中派了两个使者到刘悟军营,命行营兵马副使张暹干掉刘悟。不料张暹是刘悟的好友,就偷偷跟他报信。刘悟愤然而起,杀了那两个使者,于二月初八连夜率领大军杀回郓州城。守城士兵只做了轻微的抵抗便纷纷投降。李师道在绝望和恐惧中带着两个儿子躲进厕所,最后还是被刘悟搜了出来。

刘悟说:“我奉天子密诏把你押送京城,可瞧瞧你现在的这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

李师道明知此次必死无疑,可还是不停地磕头求饶。

他儿子李弘方抬头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早死也好!”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师道的首级被快马送至长安。

淄青宣告平定。

自代宗广德年间迄今将近六十年,横跨黄河南北、占据三十几州、赋税自享、官吏自任、一切自专的跋扈藩镇至此全部回归李唐中央,分裂板荡了半个多世纪的帝国终于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

尽管这种表面的辉煌之下仍旧掩盖着诸多致命的隐患,尽管这个来之不易的“元和中兴”很快就将再度失去,但是宪宗李纯已经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骄傲。

十三年了。

十三年前那一抹春天的阳光此刻依然在他的额头闪烁。

但它们已经不能在上面欢快地跳跃了。

因为这个曾经宽阔而饱满的青春额头此际已然刻满了岁月的风霜和履痕。

宪宗李纯觉得这十三年的岁月尽管充满了艰难困苦,但是一切都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报偿——因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使命!

作为第三个天子,他已经把第一个天子没有收拾干净的事情彻底收拾掉了。

接下来,似乎应该好好享受人生了。

实际上从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天子的许多好恶就已经开始发生微妙而重大的转变了。

首先是越来越喜欢敛财——跟德宗的晚年如出一辙。这个倾向在元和十三年八月的那次宰相任命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时宪宗执意要提拔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为相。表面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善于为帝国理财,内在的原因是他们更善于进贡“羡余”以供皇帝开销。时任宰相的裴度和崔群感到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于是极力劝阻,可宪宗不听。裴度最后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可宪宗不批准。

裴度反对的理由是:皇甫镈曾用重金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以求进,说明他是个奸诈小人,而且在淮西战事中又屡屡克扣军队粮饷,只为了专门取悦天子,如此轻重不分、巧言令色之人一旦入相,只会遭天下人耻笑。而程异虽然品行无可指摘,但才质平庸,承担具体工作尚可,要让他掌管全局,其才实在不堪大用。裴度最后痛心疾首地对皇帝说:“在此情况下,臣如果不退下来,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如果不说话,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既不许我退,又不听我说的话,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

可是,在天子李纯看来,不管手握大权的裴度提出了多少反对的理由,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交结朋党、打压异己!

皇甫镈和程异最后还是入相了。

而裴度则在淄青平定之后的元和十四年三月,被皇甫镈排挤出了朝廷,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天子李纯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皇甫镈入相之后的元和十三年十月,突然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下诏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不失时机地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柳泌来到长安不久就向天子提出:“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臣虽然知道,可无法得到,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就有希望找到了。”李纯立刻任命柳泌为代理台州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

谏官们纷纷上疏表示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从来没有派他们管理地方政府的。”天子不以为然地说:“竭尽一个州的力量,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属的又何必吝惜一个州!”

从此群臣再也不敢开口。

柳泌在台州当了一年多的父母官,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什么也没搞到。柳泌担心掉脑袋,举家逃进山中,最后被浙东观察使抓住押回了京师。皇甫镈等人极力替他求情,于是天子再次任命他为翰林待诏,继续炼丹。

天子在随后的日子里不停地服用丹药。

朝臣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而脾气则一天比一天暴躁。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再次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凡是跻身于权贵之门、说大话、炫奇技、哗众取宠的人,都是心术不正贪图利益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臣请下令让献药者自己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此疏一上,宪宗暴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元和十四年年底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足以让人看出,如今的天子已经变得虚荣心十足,除了阿谀谄媚之辞,其他的声音他一概听不进去。诸藩平定后,天下无事,群臣们就投天子所好,商议着要给他上尊号。皇甫镈认为应该增加“孝德”二字,宰相崔群说:“有‘圣’字,孝就包含在里面了。”皇甫镈马上一状告到了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惜‘孝德’两个字!”天子大怒,于这一年十二月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十几年来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克己务实的宪宗李纯已经死了。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当年的奋发有为,而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在转瞬之间就把他彻底埋葬。

眼下的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日子转眼就来到了元和十五年的春天。

这是宪宗李纯生命中的第四十三个春天。

也是最后一个春天。

曾经多次眷顾李纯的那一抹春日阳光最后一次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额头,随后便敛起了光芒。

在此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似乎再也没有照临长安,再也没有抚摸过哪一个大唐天子的脸庞。

站在许多年后回望这九世纪的一抹初阳,人们也许都会扼腕长叹:为什么它最终没有喷薄而出,成为普照万物的太阳?

为什么光明总是那么来之不易,却又乍现即逝?

而黑暗总是那么牢不可破并且无比漫长?

第五章 青春皇帝:将娱乐进行到死 一、帝国的上空正乌云四合

太子李恒最近很郁闷。

因为父皇李纯好好的一个人却天天吃药,终于把自己吃成了一个病人。

李恒担心的倒不是父皇成了病人,而是父皇一旦成了古人,这皇帝的位子要由谁来坐?

按道理这位子是非李恒莫属的。

可问题就在这里。

那个手握禁军的阉宦吐突承璀不想“按道理”,他想按自己的心意——把澧王李恽搞上去,把太子李恒搞下来。几年前这老阉宦就已经挖空心思地搞过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了,所幸没有得逞。最近父皇一倒,他便活动得异常频繁。李恒为此惶惶不安,只好暗中派人去跟他的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

郭钊捋了半天胡子,然后意味深长地咳了一声。

太子的使者赶紧拉长了耳朵。

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太子老舅用一种智者的口吻说。

就这么告诉殿下?

就这么告诉殿下。

其他没什么了?

其他没什么了。

这不废话吗?使者在那愣了半天,硬忍着才没让这句话溜出口。

使者回禀太子的时候,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和自己预料的一模一样,随后就听见一声怒吼——这不废话吗?

天子简直就是疯子。

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天子身边大多数宦官的一致看法。天子李纯自从正月初患病之后,脾气就变得比以往更为暴躁,左右的内侍宦官动辄获罪,甚至好些人无缘无故掉了脑袋。宦官们人人自危,不知道噩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这一天,五六个主事宦官开了个秘密的碰头会。他们是神策右军中尉梁守谦,内常侍陈弘志、王守澄、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此次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这种噩梦般的日子哪一天才是个头?

天子已经处于半疯癫状态,如果坐待他自然死亡,无疑还有很多人会死。

包括在座的这些人,都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所以,要结束这场噩梦的最快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杀!

他们别无选择。

杀完后第一时间拥立太子李恒即位,这样既杜绝了后患,又能抢一个定策的首功。

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弊。

结论既然有了,他们决定当天就采取行动。

陈弘志被选为具体的执行人。

无家无后的人就是有这个好处:一旦打定主意,绝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

这天夜里,他们一起守在中和殿外面,看着陈弘志走进去,片刻之后又看着他走出来。

陈弘志一边朝他们走来一边剧烈地颤抖,抖到他们面前时终于抖落了两个字——成了。

是日深夜,宫中的内侍宦官正式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

同时他们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

发布消息的同时,早有准备的梁守谦就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的府第,不由分说地将其砍杀;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

闰正月初三,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

李恒觉得这一切就像是在做梦。

一夜之间,父皇死了、吐突承璀死了、澧王李恽死了,一切阻碍他登上龙椅的因素全部自动消失了!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吗?

此时此刻,新天子李恒觉得自己的老舅真是一位料事如神的智者。

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

果不其然啊!

闰正月初四,李恒把宰相皇甫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初八,任命御史中丞萧俛和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初九,将柳泌乱棍打死,其他所有方士全部流放岭南。

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

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他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

至于新天子李恒本人,则更不愿去想这些让人烦心的事。闰正月底刚刚脱掉丧服,二月初他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充耳不闻。

除了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外,新天子还有一个习惯让谏官们看了扎眼。

那就是他的出手太阔绰了。尤其是对那些倡优戏子,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等五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偏殿)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天子李恒看了他们很久,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说:“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天子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所有的娱乐活动照常进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变。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以都知兵马使身份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藩镇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的儿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

应该说,穆宗的宰相们制定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然而,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问题了,否则当年的德宗和宪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寝食难安。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出来;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简言之,穆宗朝廷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许是无可厚非的,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显然不合时宜、甚至大错特错。

可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他当然也不可能看到——“元和中兴”的阳光已经消隐,帝国的上空正乌云四合。

新年很快又来了。

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同时命令河北诸道重新修订中央“两税”的缴纳办法。

这一年春天,河北诸藩表面上都还平静,可来自幽州的一个消息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就这么一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可能吗?

朝野上下都感到不可思议。

可据说消息很可靠。

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自从杀死父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来找他索命,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就在府中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刘总每天从军府回来后,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他才觉得安心。要是晚上一个人独处,就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天天如此,到后来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症。最后刘总终于想通了:要保命,就得出家;否则就算不被父兄的鬼魂杀死,迟早也会被吓死。

穆宗朝廷对此事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他们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表,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穆宗并未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在三月中旬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侍中,兼天平(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同时将宣武节度使张弘靖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刘总这回是铁了心了,一再向穆宗上疏,言辞真诚、态度恳切,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派遣宦官赠他一套紫色的僧衣。不过与此同时,天子李恒还给他送上了天平镇的旌节斧钺,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皇帝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了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那就是刘总。

至于说他是被父兄的鬼魂索命还是被人谋杀,或者是自尽而亡,那就没人知道了。

刘总人生的最后一步路虽然走得有点任性和荒唐,可他在临走之前却给穆宗朝廷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厚礼。

他主动上奏朝廷,要求把卢龙一劈为三,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的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权知京兆尹,虽说此人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其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总之,刘总的上述安排基本上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除此之外,刘总把手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悉数挑选出来,全部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对他们说是赐给他们朝廷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很显然,此举也纯粹是替朝廷考虑。同时,刘总还给朝廷献上了一万五千匹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

刘总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所做的种种安排,应该说是给穆宗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使其能够把卢龙彻底改造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区。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善于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政府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剩下的卢龙大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朝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想到:张弘靖毕竟是文官出身,对卢龙各方面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张弘靖一个人,能镇得住卢龙的那些骄兵悍将吗?

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做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提拔,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达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这帮被穆宗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卢龙。

没人知道这样的愤怒一旦爆发出来会是一种怎样的后果。

也没人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很快就将把张弘靖取代。

这个人原任卢龙都知兵马使,名叫朱克融。

他是朱滔的孙子。

第五章 青春皇帝:将娱乐进行到死 二、一切都打回了原形

张弘靖到任之后,几乎所有的表现都引起了卢龙士兵的反感和怨恨。

以前的节度使总是跟士兵们称兄道弟、同甘共苦,可张弘靖来了之后呢?却表现得仪态雍容、举止庄重、寡言少语、官威十足,每次出行必得八抬大轿抬着,在万众之中招摇而过;十天半月才到衙门露一次脸处理公务,宾客和将领们还很少听见他开口说话,总是看他板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总而言之,在卢龙的将士们看来,这姓张的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摆谱。

除此之外,张弘靖宠信的一个手下判官(执行官)韦雍就更是让人恨得牙痒,不但克扣粮饷、执法严苛,而且总是对士卒们吆五喝六,有一次甚至当面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

也许就是从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那一刻起,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所有卢龙将士的怨气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一直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七月初十,终于因一件小事而全面爆发。

那天韦雍出行,一个骑马的低级军官不小心冲撞了韦雍的卫队前导,他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河朔的将官们早已经自由惯了,当然是宁死不从。韦雍奏报张弘靖,这名军官当即被逮捕下狱。

一场酝酿已久的兵变就在这一天晚上爆发了。乱兵们疯狂叫嚣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囚禁了张弘靖,随后又杀了韦雍,以及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幕僚和军官。次日,乱兵略有悔意,准备跟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始终闭口不言。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拥立朱克融为卢龙留后。

而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几天之后,亦即七月十八日,李唐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

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天子这才匆忙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是,刘悟不干。

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承认现实。

数日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

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砍杀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消息传来,天子和朝廷大为震恐。

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藩镇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怎么能说倒就倒了呢?

其实说起来田弘正也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

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可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

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却是一种“非常局面”。

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

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

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

而且一病不起。

朝廷只好任命田弘正的儿子、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讨伐王庭凑。

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平叛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穆宗皇帝感到既意外又沮丧。

沮丧得他连看戏和打猎都没了心情。

正在李恒大感郁闷之际,一大堆坏消息又接踵而至。

八月十日,王庭凑派人刺杀了冀州(今河北冀州市)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

八月十三日,瀛州发生兵变,乱兵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遂重新被卢龙吞并。

同日,王庭凑又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

天子李恒终于生气了。

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幸福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

八月十三日,天子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讨伐。同时天子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八月三十日,王庭凑亲自带兵继续猛攻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纵兵在易州、涞水(今河北涞水县)、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镇)、满城(今河北满城县)烧杀掳掠。

这无异于是在向朝廷示威。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

战事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立刻告罄。一贯出手阔绰的天子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急忙问计于宰相。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天子赶紧下诏,在这一年年底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做出的妥协。

此一妥协意味着励精图治的宪宗皇帝通过十五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穆宗李恒即位刚刚一年,一切便都打回了原形。

这是李恒的悲哀,更是一个帝国的悲哀。

不过此时的李恒并不知道,更多的悲哀还在后面。

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出征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因为士兵们不想打仗。

倒不是他们怕死。

而是他们不肯为朝廷去送死。

众所周知,魏博、卢龙、成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同穿一条裤子,对他们来说,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对抗朝廷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光荣;可要叫他们为了朝廷的利益互相攻伐,那不但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甚至让他们觉得是一种耻辱。

田布领着这样的一群士兵打仗,结果可想而知。而他手下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又趁机对士兵们进行挑拨煽动,一心想架空甚至取代田布。正月初八,田布的部队终于哗然四散,大部分人投奔了史宪诚。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

三天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公然对他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想出战,我们绝不奉命。”

田布就在那一刻彻底绝望了。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然后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

史宪诚听到消息,大喜过望地对众人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到长安。

正月十七日,朝廷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就妥协了。

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很可能连史宪诚都会感到大出意料之外。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整整半年多了,政府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就连其时的名将李光颜也只能闭营自保。士卒每天的供给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的财政基本上也无法再支撑,穆宗和他的宰相们只能采取最后一个办法,也是最管用的办法——妥协。

二月初二,朝廷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

至此,河北三镇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半独立状态。并且从这一年起直至唐亡,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此时此刻,忠于李唐的臣民们除了仰天一哭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第五章 青春皇帝:将娱乐进行到死 三、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河北三镇通过造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地盘、官爵和富贵,这不禁让其他藩镇的将领们怦然心动。

比如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就特别心动。

而且他很快就把心动转变成了行动。

长庆二年三月十四日,蓄谋已久的王智兴悍然发动兵变,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和一干将吏,接管了军政大权。紧接着,王智兴又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金银绸缎;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被他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猖獗的行为,穆宗朝廷还是半点脾气都没有,于三月二十八日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穆宗李恒和他的宰相们一次又一次放弃了朝廷的纲纪和原则。

与其说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李唐政府已经没有底线可言。

这一年七月四日,宣武将领李臣则发动兵变,带领乱兵冲进帅府。节度使李愿(李晟之子)带着一个儿子仓皇逃奔郑州,他的妻子和担任亲兵统领的小舅子被杀。乱兵随后拥立将领李介为留后。

眼看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势将分崩离析。穆宗李恒不敢再让步了,连忙下诏命宰相们会同三省长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只有宰相李逢吉坚决反对,他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是国家的土地了。”

宰相杜元颖和度支张平叔说:“为什么要爱惜几尺长的旌节,而不爱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呢?”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

爱惜百姓的生命!维护百姓的利益!这样的理由任何时候都让人很难反驳。

可是,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难道仅仅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吗?而杜元颖等人屡屡放弃朝廷的纲纪和原则,对叛乱藩镇一再妥协纵容,就是在“爱惜百姓的生命”吗?

这显然是在偷换概念。

说白了就叫扯淡。

李逢吉当然不会跟他们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久,宣武下辖的宋州、亳州(今安徽亳州市)、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李恒大喜,认为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遂提出建议:“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拒,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治所许州)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李介果然拒不从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奉命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务全权交付都知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趁此机会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假造文书将李臣则等一干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押送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

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就这么侥幸平息了,穆宗李恒大感欣慰,一转身又回到他的快乐生活中去了。

这一年冬天,李恒在宫内和宦官们打马球,一个宦官突然从马背上摔下,李恒大吃一惊。

结果宦官毫发无损,可天子却就此中风,卧床不起。

天子的身体如此脆弱,显然得自顺宗李诵的隔代遗传。

至于说他的精神为何也会如此脆弱,一个奴才失足坠马居然把他吓得中风瘫痪?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这样的一个皇帝来坐天下,实在是李唐王朝的不幸,更是天下苍生的不幸。

天子卧病在床,不能上朝,宰相们多日没有皇帝的消息,不禁忧心忡忡。时任右仆射的裴度和宰相李逢吉等朝廷重臣多次奏请册立太子,以防不测。

十二月七日,穆宗李恒下诏立景王李湛为太子。

没有人知道,短短一年多后,这个年方十几岁的李湛就将成为新一任的大唐天子。

在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可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这方面总算是让穆宗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有点不尽如人意。在朝堂上,宰相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排挤出了朝廷;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皇帝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天子的代言人,权势倾动朝野,钻营之辈纷纷趋附。

穆宗的病势在这一年有所好转,这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这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李纯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仍然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尽管此时的李恒刚刚二十九岁,正值盛年,可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穆宗走上他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绝对不会比宪宗更为美妙。

长庆四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上早朝的习惯。

然而,希求长生的李恒绝对没有想到,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了。

正月二十日,穆宗李恒旧病复发。

短短两天之后,李恒病情迅速恶化,紧急下令太子监国。

当天傍晚,刚刚年届而立的穆宗李恒驾崩。

二十三日,宰相李逢吉被任命为“摄冢宰”,亦即最高摄政大臣。

正月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历史就这么被迅速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这个尚未成年的大唐天子,帝国的官员和百姓们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

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年轻的天子。

说白了,李湛纯粹还是一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天子……不,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第五章 青春皇帝:将娱乐进行到死 四、一蟹不如一蟹

小皇帝一上台,人们就再次见识了不可思议的遗传力量。

小皇帝李湛基本上就是穆宗李恒的翻版。

李湛首先是继承了李恒的慷慨。刚一登基,他就连续三天对宦官们大加赏赐。所赏赐的东西不仅有金银、绸缎和珠宝,而且还有官服。赏赐的标准依天子的心情而定。比如今天刚刚赐给某个宦官绿色官服(六品、七品),明天就会赏他红色官服(四品、五品)。

其次是继承了穆宗的娱乐精神。从当上天子的次月开始,小皇帝就天天打马球、游乐、宴饮、看戏,而且不停地赏赐宦官和戏子们,其次数和数量多得连史官都懒得记载。

最后一点,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是——小皇帝和穆宗一样,一点也不喜欢政治。所以每日例行的早朝对他来讲就是一件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事。登基不过才一个多月,小皇帝上朝的时间就一天比一天晚。谏官们屡屡上疏,李湛却置若罔闻。

三月十九日这天,日上三竿,大殿上依旧没有天子的身影。百官都列队在紫宸门外等候,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者都已渐渐不支,几欲晕厥。谏议大夫李渤对宰相说:“昨天我刚刚上疏提醒皇上上朝的时间太晚,没想到今天更晚,我身为谏官,难辞其咎,请准许我到金吾卫的军法处待罪。”

最后小皇帝总算来了。匆匆开完朝会,小皇帝就急不可耐地要起驾回宫,不料左拾遗刘栖楚却站着不走,显然要进谏。小皇帝李湛假装没看见,准备开溜,可刘栖楚的声音还是从背后追了上来:“宪宗和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天下尚且叛乱不断,陛下年纪正轻,而且刚刚即位,更应早起治理朝政。可陛下却偏偏喜欢睡觉、贪恋声色,日晏方起,何况先帝的灵柩还未及下葬,宫中的歌舞伎乐却已日日喧腾;美誉尚未昭彰,恶名先已远播!臣恐陛下的福禄不会长久,请让臣在台阶上撞死,为荒废谏官之责谢罪!”

话音刚落,刘栖楚就已经跪倒在地,一次次地用头去撞台阶,一瞬间便已血流满面。天子吓呆了,顿时不知所措。宰相李逢吉和牛僧孺闻讯,匆忙赶来解围,叫刘栖楚不要再磕头,先退下去听候处分。刘栖楚捧着鲜血淋漓的脑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开口又骂起了宦官。天子李湛皱着眉头冲他一直挥手,示意他退下。可刘栖楚却坚持说:“陛下不听臣言,就让臣死!”

牛僧孺赶紧再次替皇帝解围:“你所奏之事皇上都已经知道了,赶紧先下去等候处分。”刘栖楚这才不情不愿地退了出去,和李渤一起在金吾卫听候裁决。

小皇帝询问宰相们该如何处理此事,宰相们一致认为,谏官的意见是正确的。李湛无奈,只好命宦官前去宣慰,劝他们回去。不久后,朝廷将刘栖楚(原官秩为从八品上)越级提拔为起居舍人(从六品上),小皇帝还赐给他四品的红色官服。可刘栖楚却以生病为由拒不接受。

这场“死谏风波”总算没闹出人命,可不到一个月后,一场突发事件却差点要了小皇帝的命。

这是一次暴动。

暴动的策划者是两个平民,一个叫苏玄明,一个叫张韶。苏玄明是一个算命先生,张韶是宫中染坊的一个杂役,两人是好友。有一天闲来无事,苏玄明就替张韶占了一卦,说:“卦象显示,你将会坐在天子的位子上,与我一同进餐。”

张韶闻言,不禁吓了一跳,可紧接着他又听见苏玄明说:“现在皇上每天都在打猎和玩球,经常不在宫中,如果我们趁机干一件大事,未尝不能成功。”

张韶歪着脑袋回味了半天,一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情壮志在他胸中油然而生,于是狠狠地说了一声:“好!”

于是一场暴动就从这两颗朴素的脑袋和这几句简单的对话中诞生了。

二人说干就干,迅速纠集了一百多个染工,于四月十七日这天把兵器藏在运紫草(一种染料)的车中,准备从大明宫东面的银台门运入宫中,在这一天夜里起事。不料刚走到银台门,禁卫人员就察觉到车载太重,将他们拦下盘问。张韶眼见事情即将败露,不得不杀了盘查人员,和徒众们挥起武器,大声嘶喊着冲入皇宫。

此时小皇帝正在清思殿和宦官们玩马球,忽然听见外面杀声震天,顿时大惊失色。宦官们慌忙关上宫门,可变民很快便砸烂宫门、一拥而入,魂不附体的小皇帝在宦官的簇拥下仓惶逃往神策军的军营。左神策中尉马存亮一听皇上驾到,赶紧跪地迎驾,并亲自把小皇帝背进了军营,随即命大将康艺全率骑兵入宫讨贼。

变民们径直冲上了清思殿,张韶一屁股坐在天子的御榻上,一边招呼苏玄明一起吃东西,一边兴高采烈地对他说:“你卜的卦可真准哪!”

苏玄明气急败坏地对张韶说:“我们起事难道就为了这个?”

苏玄明话音未落,殿外便已传来禁军的喊杀声。张韶终于回过神来,急忙跳起来夺路而逃。

可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数百名禁军士兵此刻已将清思殿团团包围。

苏玄明、张韶和大部分党羽先后被禁军砍杀,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宫里的秩序直到这天夜里才渐渐恢复。次日,躲藏在宫中的漏网暴徒悉数被禁军捕获。

事后追究责任,被变民攻破的各道宫门的三十五名看守宦官按律当斩,可小皇帝却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只处以杖刑,同时保留他们的所有职务。

天子如此偏袒宦官,着实让某些正直的朝臣感到义愤。

不过人们更多的只是无奈。

因为“幼主临朝”的一个直接结果往往就是“阉宦得宠”,这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这场平民暴动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荒唐的闹剧,在本朝二百年历史上似乎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不过还好只是一场虚惊。除了宫门被砸烂几扇、御座上沾了几点染料和污渍之外,李湛发现他好像也没什么损失,所以没过几天就把一切不愉快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随后的日子,小皇帝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一样也没耽误。

五月,小皇帝又动了大兴土木的念头,想建造一座规模庞大的豪华宫殿,连所需的木材和石料都准备好了。眼看就要破土动工,又有一位大臣站出来劝谏。

这个大臣是新任宰相李程。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天子这桩美事给搅黄了。

他说的是——请陛下用建宫殿的这些材料转修先帝陵寝。

这真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建议。

同样是劝谏,李程显然比那个刘栖楚聪明多了。小皇帝虽然不乐意,可他不敢不答应。

因为不答应就有不孝之嫌。

小皇帝没辙,只好强装笑容,当即批准了李程的请求。

阉宦在朝中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识时务者纷纷依附。这年年底,前任盐铁转运使王播花了十万钱贿赂枢密使王守澄,希望官复原职,重新得到这个肥缺。谏官们风闻王播即将复任,联名发起弹劾,要求天子召开廷议,讨论王播作奸犯科的种种劣迹。天子不以为然,否决了谏官的提议,并且在第二年春,即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执意任命王播为盐铁转运使。谏官们屡屡劝谏,可天子李湛全当耳旁风。

宦官们仗着有皇帝撑腰,越发横行无忌,于是在春节前后又闹出了一场风波。

事情发生在去年年底的一个傍晚,地属京兆府的鄠县(今陕西户县)县令崔发在县衙里办公,忽然听见外面吵吵闹闹,崔发命人出去询问,回报说是宫廷五坊的人在殴打百姓。崔发大怒,立刻下令将那些人逮捕。当时天色昏暗,没人注意到这些人身上穿的什么衣服,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身份。等到关押之后,崔发准备亲自提审,才发现自己抓的居然是一群宦官。

崔发大惊失色,知道这回闯了大祸。可还没等他采取补救措施,早有宦官告了御状,皇帝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崔发扔进了御史台的监狱。

崔发刚被关进去,一伙宦官就手舞棍棒冲进了大牢,抓住崔发一顿暴打,直打得他满脸是血、牙齿脱落,眼看他即将断气才扬长而去。崔发昏死不久后逐渐醒来,可第二拨宦官又已经冲了进来,御史台官员赶紧把崔发藏在草席底下,才算救了他一命。

数日后就是新年正月,天子宣布大赦天下,和崔发同监的人都被释放了,唯独他不在赦免之列。给事中李渤上奏说:“宦官蛮横凶暴,若不以国法制裁,恐四方藩镇会轻视朝廷。”谏议大夫张仲方说:“皇恩浩荡,泽及天下,难道竟不能泽及眼前?天子德泽尚且普施虫蚁,何以竟独漏崔发?”其他谏官也纷纷上疏,可天子一概置之不理。

最后还是宰相李逢吉想了个办法,他知道天子听不得别人骂宦官,要救崔发就要找个让天子舒服的台阶下,于是说:“崔发擅自羁押宦官,的确是大不敬之罪。可他老母年近八旬,自从崔发下狱后便已忧惧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还是应该怜悯他们的。”

这一说终于对了皇帝的胃口。李湛说:“每个谏官都说崔发冤枉,没人说他犯了不敬之罪,也不说他家有老母,要早像你这么说,朕不早就赦免他了吗?”

崔发被释放回家,他的老母亲当着宦官的面又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件事才算有了个了断。

李湛登基的第一年,虽然讨厌上朝,可还是不敢不上,顶多就是迟到而已。可到了这一年,他开始连朝也不上了,整天跟宦官佞幸们厮混在一起,寻欢作乐毫无节制,一个月上朝最多不过两三次,满朝文武连他的面都很少见到。

朝臣们心寒不已。当今皇帝非但全盘继承了先帝李恒的所有缺点,而且种种荒唐行径都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大唐天子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宰相牛僧孺眼见皇帝荒淫无道、阉宦佞幸当权,朝政日非、国势日蹙,自己身为宰辅,既怕谏诤获罪,又不甘尸位素餐,思前想后,只有离开朝廷才能获得内心的解脱,于是屡屡向敬宗上表请求外调。正月,天子命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仍然保留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

这一年冬天,敬宗李湛决定去骊山温泉游玩,时任左仆射的李绛和谏官们极力劝阻,李湛不听。拾遗张权舆伏在紫宸殿下叩首,说:“周幽王游骊山,被犬戎所杀;秦始皇葬在骊山,国家灭亡;玄宗在骊山广修宫室,安禄山作乱;先帝亦曾前往骊山,享寿不能久长……”

李湛听见这一连串惊悚故事,忍不住乐了,说:“骊山有这么凶险吗?朕倒要亲自去证实一下,看这些话对不对。”

天子去玩了一趟回来,得意洋洋地对左右宦官说:“那个磕头的说那些话根本就不可信!”

年轻的天子显然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迷信之说。当然,谏官张权舆本人也不见得会相信这些话,他不过是想借此吓吓小皇帝而已。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一年后,张权舆随口说的这番话就在天子李湛的身上应验了。

第五章 青春皇帝:将娱乐进行到死 五、李唐江山成了一粒马球

宝历元年八月,昭义节度使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秘不发丧,并伪造刘悟遗表,要求朝廷立其为留后。直到这一年十一月底,遗表才送到长安。多数朝臣认为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不同,此事绝不能答应。左仆射李绛上疏说:“兵贵神速,刘悟已死数月,朝廷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已先失一机。但现在的情况也并非断不可为。刘从谏此人很少带兵,恩威并未建立,而且昭义镇历来贫穷,非常之时更不会有优厚的赏赐,所以昭义军队不可能全部依附刘从谏,就算有一半的士兵追随他,肯定还有一半士兵会效忠朝廷。眼下的问题在于,中央诏命未下,昭义士兵不知道朝廷的意思,想效忠中央,却担心朝廷忽然把职务授予刘从谏;想依附他,又担心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而今之计,必须尽快任命昭义附近的将领代理节度使一职,命他日夜兼程赶往潞州,让刘从谏来不及布置,这就叫先声夺人!新节度使一到,军心自然有所维系,刘从谏没有官职,拿什么名义做主张?希望陛下从速决定,发给新节度使五十万匹绸缎,让他赏赐给士兵们,再授给刘从谏一个刺史,谅他也不敢违抗。就算他抗命,依臣看来也无须讨伐,因为据臣得到的消息,刘从谏已下令山东(太行山以东)三个州的士兵不准自藏兵器,足以表明其军心不一,必定有人企图诛杀刘从谏。综合以上各方面的消息来判断,臣以为,眼下朝廷绝对没有把职位授予刘从谏的道理。”

众所周知,三朝元老李绛一直是藩镇事务的专家,十几年前,宪宗李纯就曾在他的策划下成功离间了河北三镇,使魏博的田兴死心塌地地归顺中央。而李绛此时提出的这个建议也仍然是审时度势的上上之策。也就是说,此刻的敬宗朝廷完全有条件对刘从谏采取强硬立场,趁此时机把昭义收归中央。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此时的李唐政府已经今非昔比了。年仅十七岁的敬宗李湛是一个对朝政毫无兴趣、对藩镇事务一窍不通的人,与当年一意削藩、励精图治的宪宗李纯相去不啻霄壤;除此之外,如今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宰相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的手中,没有他们点头,不管李绛的计划有多周密、谋略有多高明,到头来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果不其然,李逢吉和王守澄并未采用李绛的计划,而是劝敬宗承认刘从谏。

他们之所以反对李绛,并不是因为李绛不够高明,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过高明!试想,如果让这么高明的人在藩镇事务上立了功,那李逢吉和王守澄还如何把持朝政?

十二月初三,敬宗李湛下诏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

半个多月后,朝廷又发布了另一项人事任命,把左仆射李绛调任太子少师,派驻东都洛阳任职。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李逢吉的意思。

就像当初在藩镇事务上功勋卓著的裴度不可能见容于李逢吉一样,如今这个显得颇为高明的李绛当然也会被李逢吉列为首要的打击目标。

朝中的能臣相继被李逢吉排挤出京,这不禁让一些正直的朝臣,尤其是让谏官们感到忧心忡忡。从政之人都知道,政治的要义就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眼下李逢吉一党和阉宦沆瀣一气、独霸朝纲,这种一边倒的局面迟早会给帝国带来灾难。只知道寻欢作乐的天子李湛可以对此懵然不知,可谏官们却不能对此视若无睹。于是,就在李绛离朝不久,谏官们就开始想方设法向天子施加影响,经常有意无意地提到前宰相裴度的贤能。

这一年年末,敬宗李湛终于被说动了,数次派遣宦官前去裴度任职的兴元(山南西道治所,今陕西汉中市)宣慰,并暗示要调他回朝。裴度遂正式向中央提出入朝的请求。

听说裴度要回来了,李逢吉一党大为恐慌。

宝历二年正月底,裴度回朝觐见天子。差不多在此前后,一则奇怪的民谣忽然间不胫而走,没几天便传遍了长安坊间。

民谣唱道:“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

裴度知道,这是冲着他来的。

“绯衣”等同“非衣”,合起来是一个“裴”字;“坦其腹”的“腹”字也可以指代“肚”(度)。所以,这前半句指的就是裴度;而后半句的“天上有口”是一个“吴”字,暗指当年裴度平灭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之事。

如果单纯看这句民谣,很可能会以为是在赞颂裴度的讨平藩镇之功。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与民谣配套出笼的,还有一则流言。说的是长安城里东西横亘着六条高坡,很像中“乾卦”的“六爻”卦象,而裴度之宅正位居第五道高坡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裴宅恰好是在“九五贵位”上。

九五贵位?

这是一个多么敏感、又多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词啊!

再结合前面那则民谣,某些人企图向天下人表露的信息就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裴度既有“九五之命”,又有平藩之奇功,这样的人想当天子,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与李逢吉一党的张权舆特地上疏向天子进行了一番解释,他说:“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听完张权舆这番处心积虑的“解释”,平时经常犯糊涂的敬宗李湛这回却出人意料地不犯糊涂了,而是犯起了嘀咕:“谁说裴度是‘不召而来’的?他明明是朕给了他密诏才回来的嘛!你张权舆如此热心地为民谣和流言作注解,又是安的什么心?”

翰林学士韦处厚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天子说:“指不定这个张权舆就是民谣和流言的作者。”敬宗也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最后,李逢吉一党企图陷害裴度的计划彻底落空,天子在这一年二月命裴度入相,位居司空。

裴度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当年李师道派出的刺客没把他杀死,反而把他推上了宰相之位;如今李逢吉一党对他的诽谤不仅无效,反而再次促成了他的复相。裴度复相之后,在藩镇事务上迅速显示出过人的才能,很快就取得敬宗李湛的赏识和信任。李逢吉看在眼里,暗暗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在裴度不动声色的运作下,这一年十一月,把持朝政三年之久的李逢吉终于被调离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虽然他的中央官职仍然挂着“同平章事”,可李逢吉明白,一旦离开政治中枢,这个虚衔与其说是陪伴他走过余生的一种荣誉,还不如说是供他回首往事的一种凭吊。

在这场政治较量中,李逢吉最后落败了。

可裴度并没有赢。

因为天子仍然被宦官们捏着。

大唐帝国的命脉仍然掌握在王守澄等人的手中。

面对日益强大的宦官势力,裴度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对阉宦集团进行制衡。

朝中政局日非,四方藩镇跋扈依旧,当初与宪宗皇帝一起奋力打拼出的那个“元和中兴”业已成为明日黄花……

难道二百余年的大唐江山势将从此败落?

难道一切再也无从收拾?

裴度感到惘然。

垂暮之年的裴度内心一片惘然。

天子已经十八岁了。

可他却玩得比以前还疯——声色犬马样样喜好、无不精通。

其中尤以“打马球”和“掰手腕”最为擅长。

据说天子在这两个项目上的竞技水平已跻身当时超一流选手的行列。为此,禁军和天下诸道纷纷向天子进献“大力士”。

当然,最终他们都不是天子的对手。

于是天子感到了寂寞。一种“强者”的寂寞。

所以他特意悬赏一万缗,命内苑招募能与他交锋的高手。很快就有更多的体育健儿从四方涌来,夜以继日形影不离地陪伴在天子左右,随时与他切磋技艺。

身为君临天下的王者,更身兼运动界的强者,天子李湛自然是很有些傲视群伦。

而傲视群伦的人通常脾气也是很大的。某些大力士一时疏忽,忘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险些赢了天子,或是让天子感到有任何地方的不恭敬,那他们的厄运就降临了,动不动就会被流放边地、籍没家产。

每当傲视群伦的人发脾气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内侍宦官也会跟着遭殃,时不时就会挨上一顿鞭子。宦官们人人自危、又恨又怕。

这样的情形看上去让人觉得特别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对了。

宪宗……

当年那个喜怒无常、滥施刑罚的宪宗皇帝就是被宦官杀死的。这件事外界不清楚,可在大明宫老老少少的宦官中间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既然当初的王守澄之流可以弑君,而今我等凭什么就不能弑君?

敬宗身边的内侍宦官们不约而同地想。

宝历二年十二月初八,天子李湛在外面打了一天的猎,深夜才回到宫中。可他意犹未尽,又召集内侍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和禁军马球将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饮酒。

天子一通豪饮,很快就醉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去内室解手。

刘克明和苏佐明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一切心照不宣。

苏佐明跟在天子后面悄悄地走进内室……忽然间,刘克明掷下一只酒杯,殿内烛光齐灭,黑暗中传出一个人重重倒地发出的闷响。

一个时代就在这声闷响中悄然终结。

这是一声耐人寻味的闷响。

不过无论如何,这声闷响总算结束了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时代。

刘克明随即伪造了一道圣旨,传翰林学士路隋草拟遗诏,命绛王李悟(宪宗第六子)主持军国大事。

十二月初九,宫中发布天子遗诏;李悟登紫宸殿外廊,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满朝文武面面相觑,百思不解。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个浑身上下活力四射的青春天子居然会在一夜之间说崩就崩了?

谁也不知道昨天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皇帝的寝殿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满朝文武只有一个人对此心知肚明。

他就是枢密使王守澄。

马球。

一粒马球。

眼下的李唐江山已经变成了两队宦官手中拼抢的一粒马球。

当王守澄意识到天子暴毙的真正原因之时,他脑海中迅速闪过了这样的画面。

谁能击球入洞?

那就要看谁下手更快了!

就在内侍宦官刘克明准备下手夺取禁军兵权时,王守澄已经用比他更快的速度出手了。

他第一时间召集了右枢密杨承和、左右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贵”紧急磋商之后,禁军立刻倾巢出动。十二月初九这天,大明宫鲜血飞溅。刘克明一党转瞬之间均被屠灭,绛王李悟同时被杀。王守澄等人随即迎请江王李涵入宫……

满朝文武还没从天子暴亡的突发事变中回过神来,眼前的一切再次令他们目瞪口呆。

江王李涵是穆宗李恒第二子、敬宗李湛的异母弟,时年十八岁,仅比李湛小几个月。当一群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在宦官的率领下不由分说地把他拥入宫中的时候,一脸苍白的江王李涵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群人到底要让他干什么。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

他们是要让他当天子。

直到江王李涵站在金銮殿上,看见那张空空荡荡的帝座向自己蓦然敞开怀抱的时候,他仍然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它的确是真的。

因为第二天一早,宦官们就拥着他站到了紫宸殿的外廊,像昨天的绛王李悟一样接见宰相和文武百官。

同日,宰相裴度被任命为“摄冢宰”,亦即最高摄政大臣。

宝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江王李涵登基为帝,更名李昂,是为唐文宗。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王守澄似笑非笑的目光一直在天子李昂的脸上来回逡巡。

这样的目光意味深长——今天我把整座江山送给了你,明天你将回报给我什么?

天子李昂在典礼进行的过程中始终显得专心致志,看上去似乎目不斜视。

可他只用眼角的余光就读懂了王守澄。

我知道,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

你开启了我的帝王之路,你有定策之功,所以我会给你梦寐以求的一切富贵。

可你要搞清楚,这李唐江山是我父兄留下的遗产,不是你一个奴才可以随手送人的礼物。所以总有一天,我也会给你一样你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惩罚。

一个僭越犯上、擅行废立的奴才应得的惩罚!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一、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

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与敬宗年龄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是很不被大唐臣民看好的。

穆、敬二宗将娱乐进行到死的那副德性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并且鉴于遗传力量的强大作用,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叫李昂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是个顽主。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这回群众却看走了眼。

因为新天子刚一上任就狠狠地烧了三把火。

烧得大唐臣民应接不暇、惊喜万分。

他先是一道诏命遣散了三千多名没有职事的宫女,紧接着放掉了“五坊”中饲养的绝大部分鹰犬,实际上就是把一贯滋事扰民的“五坊”变相取消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苑总监中的一千二百多名冗员,最后把御马坊和球场的占地,以及穆、敬二宗私藏的钱、粮、田地等物全部划归有司。此外,新帝还一改敬宗李湛不上朝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询问政务,以至于经常忘记了退朝的时间……

种种迹象表明,李唐天子一蟹不如一蟹的历史宿命正在被李昂改写。

人们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天子,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励精图治的宪宗皇帝。

原本弥漫在朝野上下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

长安士民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帝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第二年二月,天子李昂把年号改为“太和”。

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人们殷切的目光中隆重开场了。

可在这个世界上,现实与理想往往相隔遥远,而失望与希望却总是比邻而居。

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眼前这位天子虽不乏宪宗皇帝年轻时那种去奢从俭的品质与虚怀纳谏的雅量,可他却没有宪宗皇帝那种坚定的意志和果断的执行力。往往是君臣在朝会上煞费苦心反复研究才做出的重大决策,一转身就被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推翻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尔反尔,使得宰相们的积极性屡屡遭受严重打击,最后终于把刚刚入相不久的中书侍郎韦处厚给惹火了。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四月,韦处厚在延英殿上发了一通牢骚之后,愤然要求辞职。

天子赶紧赔笑脸,而且赔了很长时间的笑脸,同时不住地好言劝慰。

韦处厚最后当然是收回了辞职请求。一来是不好太折皇帝的面子,二来是韦处厚也隐隐地察觉出了皇帝的苦衷——他身后站着一个黑影。

一个可怕的黑影。

那就是宦官王守澄。

皇帝是王守澄一手扶立的,在他面前自然是处处矮了半截。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王守澄说“不”,皇帝就决不敢说“是”。换句话说,从文宗即位的那一刻起,王守澄就已经毋庸置疑地对帝国的一切事务拥有了最终裁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这是天子的无奈。

更是帝国的悲哀。

即便身为朝廷的宰辅重臣,韦处厚又奈宦官何?满朝文武又奈宦官何?

帝国宰辅和满朝文武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士人就会对这种反奴为主、太阿倒持的帝国乱相始终保持沉默。

太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策试中,一个叫刘贲的考生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终于替金銮殿上的天子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说出了他们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陛下如欲杜绝篡位弑君之源,则应居正位而近正人,远离受过刀锯之刑的贱人,亲近忠正耿直的诤臣,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起于萧墙之内,奸生于帷幄之中;忠良不为陛下之心腹,阉宦必操废立之权柄;害先帝不得善终,致陛下不能善始;君权式微、藩臣跋扈;首乱者以安君为名,兴兵者以逐恶为义,则刑政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

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唯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皇)五(帝)之远踪可追矣!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

法宜划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朝臣于南宫举行朝会,故称‘外官’,亦称‘南司’;宦官衙门集中于玄武门,故称‘内官’,亦称‘北司’),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而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

如今兵部官员不掌军籍,仅止于出席朝会、敷衍天子;禁军将领不管兵事,仅止于培养资历、追求勋阶。军政大权归于中官,兵戎之机决于内臣。首一戴武弁,视文臣如寇仇;足一蹈军门,视兵民如草芥。谋略不足以翦除凶逆,而奸诈适足以专擅威福;勇悍不足以镇卫社稷,而凶暴却足以横行乡里。控制役使地方官吏,冒犯欺凌宰辅大臣,败坏法度,紊乱朝纲。逞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怀诈、待机而发之祸心,无赴汤蹈火、为国死难之正义。此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

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刘贲的策论无疑是切中时弊。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都觉得这个刘贲实在是太有才了,骂得也实在是痛快!

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人敢录取刘贲。

因为没人敢得罪宦官。

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十五天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贲名落孙山。考生们义愤填膺,说:“刘贲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甚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贲。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人们纷纷为刘贲鸣冤叫屈。

可天子只能用沉默来回答他们。

刘贲默默收拾行囊,在这一天黯然离开了长安。

据说刘贲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都没能正式进入仕途。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宗皇帝这么做也算是在保护他。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一个小小的刘贲就算入仕,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和“宦官乱政”互为表里的是,这几年帝国的藩镇事务也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卒,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就等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可刚刚即位的文宗却下不了与藩镇开战的决心。

要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被藩镇拖着鼻子走,应该怎么办?

文宗最后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调动,即把天平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当节度使。

天子这一招叫调虎离山。

李同捷接到调令时发出了一声冷笑。

老虎一旦离开深山,被人扒皮的日子就不远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中央要么一切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对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眼不见为净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对太宗皇帝充满无限景仰的文宗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穆、敬时期的种种乱相和弊端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文宗李昂的匡复社稷之心和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宪宗李纯之下。

正是凭着这一点,使文宗最后选择了战争。

太和元年八月,文宗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一同发兵讨伐李同捷。

这场战争头尾打了将近三年,其过程不可谓不艰难。

首先,在战争初期,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刚打了几个胜仗就因病去世了,这对文宗朝廷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其次,河北割据时间最久的三镇中,除了卢龙的李载义效命中央之外,魏博的史宪诚始终首鼠两端、拥兵观望,而成德的王庭凑则公然与横海结盟、对抗朝廷,所以文宗不得不在太和二年九月同时讨伐王庭凑,在横海与成德之间两线作战。

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使得中央政府的军费开支急剧增长,文宗李昂看着迅速被耗干的国库,终于明白了一条真理: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四月十九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被朝廷任命为横海节度使的李佑攻克德州;同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沧州外城。李同捷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是月底,李同捷的首级被传送京师,横海宣告平定。

文宗李昂无力地笑了。

与其说这是充满喜悦的胜利笑容,还不如说这是近乎虚脱的庆幸笑容。

假如李同捷再坚持半年,先垮的肯定不是他,而是朝廷。

所以李昂很感慨。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虽然赢得很惊险,但毕竟是赢了。

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毕竟挽回了朝廷的尊严。

然而,李昂断然没有想到,就在李同捷败亡之后,魏博旋即又爆发了一场兵变。

横海平定后,文宗命魏博史宪诚转任河中节度使,而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把魏博辖下的相州、卫州、澶州(今河南内黄县东南)三地划出去另设一道,并另行委派节度使。

魏博的骄兵悍将眼看自己的藩镇即将被朝廷肢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诚,希望他能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和地方将士的利益。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史宪诚不但心甘情愿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还把魏博府库中的金银绸缎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魏博将士忍无可忍,于六月二十六日突然发动兵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同日,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城下,何进滔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仓猝应战,结果招致惨败,士卒死伤过半,余皆逃散,辎重和粮草全部丢弃。李听仅以身免,只身逃回滑台(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

消息传来,天子李昂目瞪口呆。

国库早已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粮饷?

此时此刻,志大“财”疏的天子李昂终于明白了另一条残酷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的人是不配享有尊严的。

无论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是一个位居九五的天子。

这一年八月初五,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和他的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这是在宣告失败——宣告李唐中央经过三年苦战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已经在转瞬之间付诸东流。

平藩之战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天子既无奈又悲凉。

他觉得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那股中兴李唐的豪情壮志似乎一下子就冷却了。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天子在藩镇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锐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

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只是刚刚开始……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二、牛李党争:一场席卷帝国的政治风暴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藩镇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宪宗李纯之所以能历经艰难曲折最终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他身边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力挽狂澜、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

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垂意于此。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他身边几乎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那个忠直敢言的韦处厚早在太和元年冬天就因病去世了,此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看上去似乎是个碌碌无为之徒,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但是到了这一年(太和三年),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了,即便说他内心仍然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几年来裴度的身体是每况愈下。裴度和天子不约而同地发现:此时的朝廷急需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他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之子、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

文宗随即征召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踏上回朝之路的那一天,虽然时节已近暮秋,但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早在穆宗时期,李德裕便已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可没多久便被当时的宰相李逢吉排挤出了朝廷,在浙西观察使的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致使他的心境极为消沉。这些年来李德裕无时无刻不在引颈西望,等待着那一纸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总算盼到了这一天。李德裕相信,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自己入相可以说是板上钉钉、指日可待的事了。

然而,就在李德裕千里迢迢回到长安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

有一个人赶在他前面当上了宰相。

这个人叫李宗闵。

听到李宗闵入相的消息时,李德裕刚刚转暖的一颗心瞬间又跌入了冰窖。

李宗闵?为什么偏偏会是他?

天下士人、满朝文武,任何一个人入相也不会让李德裕有如此五雷轰顶的感觉。

这可真叫冤家路窄啊!

说起这个李宗闵,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李德裕父子两代人在政坛上的夙敌。

李宗闵与李氏父子的宿怨起于二十一年前。

那是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夏天,朝廷举行“贤良方正”科考,其时已经考取进士、正任华州参军的李宗闵,与时任伊阙县尉的牛僧孺等一批低级官吏入京赴试。这一群年轻士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在策试中不畏权势,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也甚为嘉许。

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虽说是出于公心,可还是把一个人往死里得罪了。

他就是李德裕的父亲、时任宰相的李吉甫。

李吉甫觉得这些人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往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在宪宗面前声泪俱下地发出指控。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皇帝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当朝宰辅,所以不可能为了维护几个普通朝臣和考生的利益而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这些因言获罪的年轻仕子虽然满腔悲愤,可他们无计可施,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屈尊俯就地当了好些年的低级幕僚……

到了穆宗即位后的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宗闵好不容易入朝当了中书舍人,可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仍然不忘旧怨,处心积虑地利用朝臣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新帝穆宗施加影响,再度把李宗闵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剑州刺史。

可是,如此变本加厉的打击报复并没有把李宗闵打垮,反而激起了他对李氏父子更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几年后,形势再度发生转变:一方面是李德裕被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其时在朝中担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又因官声清廉而被穆宗擢为宰相。当年的同志既已入相,李宗闵自然也就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被征召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即位后,李宗闵又升任吏部侍郎。此后的日子,他开始一门心思求取宰相之位。

到了太和三年的秋天,当李宗闵风闻裴度举荐李德裕入相,并且文宗已经下诏征召他回朝担任兵部侍郎时,李宗闵顿感大事不妙。

这个不共戴天的对手又回来了,而且是冲着他垂涎已久的宰相位子来了。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内被贬出朝廷。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李宗闵必须和时间赛跑。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堂堂大唐帝国的宰相之职,岂是说抢就能抢到手的?

李宗闵的回答是:“这的确很难,但并非不可能。”

如果采用非常手段,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那什么是非常手段?

李宗闵的回答是:“依附宦官。”

是的,依附宦官。虽然这是天下绝大多数士人切齿痛恨的事情,虽然这是李宗闵本人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眼下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扳倒李德裕,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为了报仇雪恨,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李宗闵果断采取了行动……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九月十五日,刚刚就任兵部侍郎的李德裕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太和四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弱势群体现在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一大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且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于这一年九月十一日被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与此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这个强势崛起的阵营中。历史后来把他们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至此,起于宪宗时代的这场“牛李党争”终于从幕后的暗流汹涌发展到台前的公开对决。

没有人料到,这场对决最终竟然会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政治风暴,而且持续了四十余年之久。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几乎全部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哪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擢升本党成员占据朝廷的重要职位,而另一党随即遭到无情的报复和清洗。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被他们弃置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这种性质极为恶劣的官场斗争对于原本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藩镇之乱,宦官之祸,朋党之争。

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任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李昂踉跄行走在九世纪三十年代。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

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能走多远。

没有人……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三、细节决定成败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这个天子当得实在是有些窝囊。

因为在帝国的种种乱相面前,他始终充满了无力之感。

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无休无止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李昂看来,“藩乱”和“党争”固然可恶,可它们毕竟还不能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威胁他的生命,因此充其量只能算是肘腋之患。

让他感到最为可怕也最为可恨的,其实是“阉祸”。因为当年谋杀宪宗和敬宗的凶手或党徒,至今仍然在他的身边晃荡和逍遥。而他们的首领、大宦官王守澄现在也俨然成了大唐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为了报答他当初的拥立之功,李昂被迫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王守澄从此一手把持宫禁大权、肆意决断朝政、公然收受贿赂,朝野上下纷纷趋附,无不惟其马首是瞻。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

就像当年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宗和敬宗一样,以王守澄为首的阉宦集团也随时随刻可以取他李昂的性命,另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此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面对这个一手遮天、独断专行的宦官头子,面对这个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阉宦集团,大权旁落的天子李昂一直在愤怒和无奈的双重撕咬中度日如年。

李昂不知道,他这么做究竟是叫忍辱负重,还是叫逆来顺受?

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是的,必须做点什么。否则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而想要做事就要有人。

何况是对付宦官这种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更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且具有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可李昂现在最大的痛苦是——他无人可用。

禁军很早就不能指望了,他们全都是宦官的人。而宰相们呢?他们除了热衷于党争和倾轧、除了争先恐后地去抱宦官的大腿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李昂焦急的目光一直在满朝文武中来回逡巡,最终锁定在一个叫宋申锡的翰林学士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天子终于鼓足勇气向宋申锡发出了试探。

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其情形类似于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向她的如意郎君抛出的那种欲说还休的媚眼。

虽然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

天子李昂龙颜大悦。他看着宋申锡那张敦厚忠直的脸庞,觉得自己总算找到了那个梦里寻他千百度的人,那个值得信赖值得委以重任的人。李昂随即擢升宋申锡为尚书右丞。

太和四年七月十一日,宋申锡入相,与李宗闵、牛僧孺、路隋等三位宰相共执朝柄。

可此时此刻的宰相们,包括大宦官王守澄在内,都没有猜到这个政坛新贵突然跻身权力中枢的真正原因,当然也就不可能料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项特殊使命。

文宗李昂与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策划,到了太和五年春,李昂与宋申锡制定了一个翦除宦官集团的绝密计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计划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

宋申锡选择了时任吏部侍郎的王璠,准备推荐他担任京兆尹,也就是把京畿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让他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

在宋宅的一间密室里,宋申锡用一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口吻对王璠面授机宜。

由于光线昏暗,宋申锡只看见王璠在领受这番天子密旨的时候一个劲地点头,可他没有看见,自始至终王璠的眼神一直在黑暗中游离和闪烁。

当王璠离开密室进入到阳光下的时候,他的眼神已经不再游离,他的目光也已不再闪烁。

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识时务者为俊杰。王璠就决定当一个这样的俊杰。

当前的时务是什么?

是宦官专权、天子无能!所以,该把身家性命压在哪一边,对王璠来讲并不是一道很难的选择题。

在宋王密室会谈的当天,王守澄就获悉了这个绝密计划的全部内容。

他发出一声冷笑,随即召见他最倚重的智囊郑注。

郑注略一沉吟,一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就出笼了。他说:“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之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

王守澄脱口而出:“谋反。”

郑注一笑:“那么再依您看,如今的宗室亲王中,谁的人望最高、最有贤能之名、最得时人赞誉?”

王守澄再次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个名字:“漳王李凑。”

这是文宗李昂的异母弟。王守澄很清楚,如果有人指控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再有人出面举证,那么宋申锡立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指控?谁来举证?

当然,这些活就是郑注要干的,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王守澄知道,郑注不会让他失望。

郑注随后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豆卢著,时任神策军都虞侯,他的职责本来就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连天子也不会怀疑。另一个叫晏敬则,是专门负责为十六宅(宗室亲王的府邸群)采办物品的宦官,由他以自首的方式出面举证,证明宋申锡的亲信幕僚王师文曾经奉宋申锡之命与他暗中结交,目的就是通过他向漳王李凑传达拥立之意。

王守澄和郑注就这么给宋申锡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

宋申锡在劫难逃。

可他仍然信心十足地以为:翦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当中。

太和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突然状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当天王守澄就向文宗李昂做了禀报。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天子惊呆了。

他意识到——自己半年多来苦心孤诣制定的除阉计划,已经在这一刻宣告流产了。

因为,无论宋申锡谋反是真是假,这个人都已经不能再留。原因很简单:如果宋申锡真的想谋反,他固然该死;如果宋申锡是被诬陷的,那也足以证明计划已经泄露,所以王守澄才会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倘若真的是后者,那宋申锡就更不能留了。

因为此刻的王守澄正等着看他李昂的反应。

天子李昂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没得选择了。就算明知道宋申锡是被陷害的,他也必须壮士断腕、丢卒保车,否则很可能陪着宋申锡一块完蛋。换句话说,他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宋申锡,以此向王守澄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宽宥和谅解。

天子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昂觉得自己真的是窝囊透了。可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所以当王守澄提出要亲自带领二百飞骑去把宋申锡满门抄斩的时候,天子李昂只能强抑着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点头表示同意。

关键时刻,时任飞龙使的宦官马存亮极力表示反对,他说:“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将引起京师大乱!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

马存亮也是一个元老级宦官,资历并不比王守澄浅,而且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所以王守澄尽管极为不悦,也不便发作,只好悻悻作罢。

李昂闻言庆幸不已:自己身边总算还有一个保持中立、没有被王守澄收买的宦官。他随即传诏,命宰相们到延英殿廷议。

而直到此刻,宋申锡依然蒙在鼓里。当他跟其他三位宰相一起进入宫门时,忽然被传诏宦官拦住了去路:“圣上所召的人中,并无宋公的名字。”

宋申锡懵了。

但是凭着最起码的政治嗅觉,宋申锡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知道——王璠把自己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

所托非人,所托非人啊!除了怪自己瞎了眼,宋申锡还能怎么办?

仅仅由于一个具体环节的疏忽,就导致了整个计划的流产。不但辜负了天子的重托,而且还祸及天子。这一刻的宋申锡真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

什么叫细节决定成败?

这就叫细节决定成败!

宋申锡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他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

延英殿上,脸色苍白的天子命人把王守澄指控宋申锡谋反的奏疏拿给宰相们看。三位宰相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人是皇上您钦点的,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更何况,他得罪的不是别人,是大宦官王守澄啊!这里面的水太深了,叫我们怎么蹚啊!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

李昂早就料到了。

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

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天子随后授命王守澄,逮捕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和宋申锡的幕僚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后,被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可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和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

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的供词也还是和在宫中的时候一模一样,一口咬定宋申锡和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当事人既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族诛。

同日,天子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天子内心仍然存有一线希望。

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的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他们一致要求重新审理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表示:“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天子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然后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再次召集宰相廷议的时候,牛僧孺已经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于是顺水推舟说:“人臣的禄位,最高不过是宰相,而宋申锡本来已经是宰相,假如他真有谋反的企图,到头来仍旧不过是宰相而已,他还能得到什么?所以依臣之见,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晏敬则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了。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王守澄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天子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晏敬则等案犯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余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天子递交了辞呈。

他便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受到王守澄的压力,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继续留在宫中当差,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是他现在最好的选择。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天子李昂比谁都清楚。虽然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幸运。

马存亮走了之后,天子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

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

唯有朕一个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

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

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四、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在去年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的任上充分展现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详细向他们询问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原先的不利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排挤出长安就意味着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这实在是出乎牛党的预料。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地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奏疏交到尚书省,天子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皇皇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酷。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彻底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李昂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看见皇帝对此事件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由此对牛僧孺也产生了强烈不满,李党成员趁机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天子开始疏远牛僧孺。

牛僧孺内心极度不安,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久居相位了。数日后,天子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诸贤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暗含责备的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就更是如此,他感到这很可能是天子在暗示他,目的是希望他引咎辞职。早有心理准备的牛僧孺并不回避,坦言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用一种既无奈又伤感的语调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的日子里,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十二月初七,牛僧孺挂着“同平章事”的虚衔,被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此刻天子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也只是一场徒劳。

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李德裕正式入相。天子李昂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以外的。

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同样挂着“同平章事”的虚衔,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仅仅半年。

至于说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六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都已经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朝廷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在一夜之间把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他也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在防止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走一步看一步地艰难前行……

除此之外,天子李昂还能做什么呢?

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没人料到两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会在太和八年陡然间强势崛起,并在帝国政坛上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飓风,而且最终导致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其中一个就是王守澄的心腹、宋申锡案的策划者郑注。

另一个叫李仲言(后改名李训),原朝中小吏,在敬宗宝历年间因陷害他人而被流放象州(今广西象州县)。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暴发——天子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医术精湛的郑注为天子治疗。

李昂的这场病就这么成了郑注平步青云的起点。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精心配置了药方。天子服用后,病情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

而李训的发迹,也同样得益于王守澄的举荐。李训流放象州数年后,幸遇一次大赦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一个偶然的机会,东都留守、前宰相李逢吉向李训透露了回朝复相的想法,李训因与郑注是旧交,就自告奋勇愿替李逢吉奔走,通过郑注结交王守澄。李逢吉大喜过望,当即拿出重金,请他入朝打点。

此刻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这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训铺就了一条入相的金光大道。

李训回到长安后,老友郑注立刻把他引荐给了王守澄。而李逢吉交给李训的那笔重金果然发挥了重大作用,王守澄笑纳了这笔巨款后,马上把李训引荐给了当今天子。由于李训此人深研、工于术数,能言善辩、富有文采,而且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所以文宗李昂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李训用李逢吉的钱完成了这鲤鱼跳龙门的神奇一跃,却把李逢吉的重托抛到了九霄云外。

太和八年八月,天子准备任命李训为谏官,让他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宰相李德裕断然表示反对:“李训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李昂不以为然地说:“难道不能容许他改过吗?”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像李训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李昂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李德裕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天子无奈道:“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李德裕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

天子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新任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制止他,王涯已经脱口而出:“可以。”天子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就在片刻之前,王涯还在义愤填膺地和李德裕一起草拟劝谏天子的奏疏,此刻一见皇帝心意已决,而且考虑到李训背后还站着大宦官王守澄,遂中途变卦。

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天子李昂就有底气了,随后便让李训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虽然有所让步,可明眼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让步,用不了多久,李训必定会青云直上。道理很简单,李训背后的靠山不仅仅是当今天子,更重要的是王守澄和他的宦官集团。在如今的大唐帝国,这样的人不发迹,什么人才能发迹?

而如果有人胆敢阻挡这种人发迹,他就是自不量力、自讨苦吃。

此时此刻,在王守澄、李训和郑注的眼中,宰相李德裕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李相较,李宗闵才是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盟友,而李德裕这种孤傲清高、不识时务的人最好趁早从他们眼前消失。

很不幸,经过这次面折廷争,李德裕在天子李昂心目中的形象也已经大打折扣。

这一切最终决定了李德裕及其党人的再次出局,同时也决定了李宗闵及其党人的东山再起。

这一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四天后,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训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二十日,李德裕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京师。史书没有记载此次“陈情”的详细经过和具体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李德裕一定是表达了悔意,并且向天子低头认错了。因为天子当时便答应了他,让他继续留在朝中担任兵部尚书。

如果不是李德裕做出了极大妥协,那是不可能让天子收回成命的。

可是,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可轻易更改、出尔反尔?天子无奈,只好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李德裕一走,朝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党争,天子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一次又一次仰天浩叹——

“去河北之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太和八年。

党争进行时。

帝国政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停留在太和八年,决不会有答案。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三十年、五十年,直至拉到七十年后的公元907年,当最后一任大唐天子、年仅十六岁的唐哀帝李柷把支离破碎的李唐江山拱手交给那个名叫朱全忠的人时,我们方能从历史佬儿为我们准确记录下的这个长镜头中,看见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那就是——

党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灾难,一场自掘坟墓的王朝悲剧。

在这样的灾难和悲剧中——

绝对没有赢家。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五、狂飙突进的两匹政坛黑马

太和九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因为天子李昂忍无可忍,决定突围。

从令人窒息的党争泥潭中,从宦官擅权的黑暗现实中,从上天给定的悲剧命运中,做一次历史性的突围。

是两张无意间闯入了他视野的新鲜面孔,让天子在暮气沉沉的大唐官场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看见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在向他遥遥招手,从而下定了突围的决心。

这两个新人就是李训和郑注。

尽管有着宋申锡的前车之鉴,可李昂并没有丧失信心。他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也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用错人。

李训和郑注果然没有辜负天子的殷切期望。他们心潮澎湃地接过天子给予他们的权力、荣宠和信任,然后斗志昂扬、英姿飒爽、义无反顾地向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是党人。

太和九年四月,已被外放为镇海节度使的李德裕又遭打击,被调任太子宾客,命其东都洛阳就职。理由是有人指控李德裕早年曾与漳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同月二十一日,宰相路隋被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并下令他不得向皇上面辞。理由是路隋在李德裕勾结漳王一案中替他回护,有结党嫌疑。

同月二十五日,李德裕再度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长史。理由有二:一、前年冬天天子患病,王涯邀约李德裕一同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有前往;二、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曾强行征收赋税三十万缗,致使百姓愁苦。

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杨虞卿忽然被逮捕,关进御史狱。原因据说是杨虞卿的家人散布谣言,说郑注为皇帝配制的金丹用的是小孩的心肝,致使京城人心惶惶。

同月二十八日,宰相李宗闵一下子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刺史。原因是李宗闵千方百计地营救杨虞卿,其结党之迹昭然若揭。

七月初一,杨虞卿被贬为虔州司马;不久后贬为司户。

七月初九,李宗闵再度被贬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长史,不久后又贬为潮州司户。

同月,被视为李宗闵一党的吏部侍郎李汉被贬为汾州刺史,不久后贬为司马;刑部侍郎萧浣被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不久后也贬为司马。

与此同时,李训和郑注的职位开始扶摇直上。李训先是任国子博士,后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仍兼翰林侍讲;郑注先是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迁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其时朝中人人争说郑注即将入相,侍御史李甘看不惯郑注小人得志的嘴脸,发了一句牢骚:“只要他入相的诏书一颁布,我一定当庭把它撕毁!”几天后,李甘便被贬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司马。

天子李昂有一次随口对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谈起郑注,问李珏是否与他有过交往。李珏不屑地说:“臣深知他的为人。此人异常奸邪,若皇上宠幸他,恐怕对皇上的德业毫无帮助。臣忝列皇上近侍,怎敢和这种人交往?”几天后,李珏即被贬为江州刺史。

对党人发起进攻不久之后,李训和郑注旋即把目标转向帝国政坛的另一个强大势力——宦官。

是的,宦官。

虽然这两匹政坛黑马是得益于宦官的援引,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得势之后毅然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宦官。

因为天子需要他们这么做。

因为他们既不是牛党、李党,也不是阉党,而是“皇党”。

他们现在是皇帝的代言人,是大唐天子进行历史性突围的旗手和先锋,是睥睨一切旧势力的新时代的弄潮儿。

由于宦官势力太过强大,所以李训和郑注采取了“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

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作为翦除宦官势力的突破口。

他就是时任右领军将军的仇士良。

此人在当年拥立文宗的行动中曾立过功,由此长期遭到王守澄的压制。李训和郑注向天子献计:进用仇士良,分散王守澄的权力。

这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仇士良突然被擢升为左神策中尉。王守澄虽然极为不悦,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因为直到此刻他也没有意识到,李训和郑注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悄悄地伸了过来。

一个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的人,通常都会被一种凌驾万物的快感所陶醉,从而无视从塔顶跌落后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

王守澄正是这样的人。

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澄,同时为了更快地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注计划的第二步,是反过来与王守澄联手,铲除另外三个一直与王守澄明争暗斗的元老级宦官。他们就是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承和、右枢密使王践言。这一年六月,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全被逐出朝廷,分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

八月二十三日,天子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曾分别与李宗闵和李德裕中外勾结、收受贿赂,将韦元素流放象州、杨承和流放驩州(今越南荣市)、王践言流放恩州;同时责令有关部门必须将三人戴上枷锁,装入囚车押送。数日后,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使臣便从背后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三人赐死。

……

这是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从太和九年四月到九月,为时不过半年,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联手掀起的这场政治飓风就已经把整个长安官场扫得面目全非。

朝堂几乎被清洗一空,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只要跟李训和郑注有过一丝一毫的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会被划归牛李二党或阉党成员,遭到无情打击。整个长安城人心惶惶,不知道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与此同时,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通过贿赂李训和郑注,或者因旧谊而被迅速拔擢,纷纷进入朝廷,占据那些突然空出来的职位。

看着原本铜墙铁壁般的旧势力被摧枯拉朽般地轰然推倒,年轻的天子感受到了一种突出重围、豁然开朗的喜悦;看着原本声势浩大的牛党、李党和阉党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年轻的天子顿时焕发出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快意和豪情。

李训和郑注胸有成竹地为天子勾画了一幅全新的政治蓝图,甚至信誓旦旦地为天子描绘了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他们说,第一步是清洗党人,第二步是铲除宦官,第三步是收复河、湟(甘肃中西部及青海东部)失地,第四步是肃清河北的跋扈藩镇。

做完这些事情,天下必致太平!大唐必致中兴!

而今,党人集团已被彻底清除,阉宦集团也遭到重创。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最后那几个恶贯满盈的宦官开刀了。

这一年九月,在李训的策划下,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时任山南东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二十一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今陕西蓝田县南),便被李训派出的人乱棍打死了。

随后,李训和郑注又向天子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大宦官王守澄的权力。九月二十六日,原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澄被调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

至此,这个曾经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大宦官、十五年来帝国政坛的幕后推手终于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与王守澄的调动相隔仅一天,天子李昂便发布了另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同时入相的还有李训和郑注的一个得力助手、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

十月初九,李训和郑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建议天子对王守澄下手。当天,天子李昂命人带着一瓶毒鸩进入了王守澄的宅第。随后朝廷便发布了王守澄暴病而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宣布准备为他举办一场盛大而隆重的葬礼。

在李训和郑注的计划中,王守澄的葬礼是非同寻常的。

因为他们将利用这次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

准确地说——是一场大屠杀行动。

既然是王守澄的葬礼,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党羽必定会全部到场,所以,李训和郑注不想放过这个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的机会。

郑注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他现在的职务已经是凤翔节度使,他决定亲率数百名亲兵,以护卫为由回京参加葬礼,再趁宦官们不备将他们全部砍杀,一个活口也不留。

这样的一场葬礼,当然是“盛大隆重”、“非同寻常”。

因为他不是王守澄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

计划基本上是完美的。因为那几个元老级的宦官都已被诛除,眼下的阉党可以说是群龙无首了,要把他们一锅端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如果顺利走完这一步,天子李昂和他的皇党就算彻底粉碎了旧世界,从朋党和宦官的包围圈中成功突围了。无论下一步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地收拾掉河北的跋扈藩镇,光是消灭“朋党之争”和“宦官擅权”就已经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了。

王守澄的葬礼定在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把这一页历史翻过去,前面就是天子李昂梦寐以求的那一片朗朗乾坤。

年轻的天子和他的皇党成员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然而,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因为另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它的前面。

这个日子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场政治灾难在这一天从天而降。

这场灾难的名字叫——甘露之变。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六、甘露之变:大明宫成了屠宰场

其实这一切本来不会发生。

其实天子李昂和他的皇党本来已经胜利在望了。

可皇党内部的某个重要人物却在这个冬天的某个午后,忽然生出了某个念头,从而导致了计划的流产和灾难的发生。

这个人就是李训。

就在郑注紧锣密鼓地筹划这个诛杀阉党的行动时,一个念头不由分说地跳进了李训的脑海——假如这次行动获得成功,那么郑注就会当之无愧地成为帝国的功臣,成为天子最感激的人。

甚至可能成为最得宠的人。

李训能眼睁睁地看着郑注抢这份首功吗?

当然不能。

一栖不两雄。权力的塔尖上容不下两个同样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朋党和阉党全部被清除干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必然是这两个人的巅峰对决。

所以李训不得不居安思危,不得不未雨绸缪,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就在这样的念头急剧飞转的电光石火之间,另一个计划已经在李训的脑海中悄然浮现——必须赶在王守澄的葬礼举行之前,寻找机会把阉党全部做掉,继而把郑注也一块做掉!

只有如此,李训在未来的岁月里才能在宰相的位子上岿然不动、高枕无忧。

心意已决,李训立刻召集他的心腹:宰相舒元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等人商讨具体的行动计划。

计划很快就出笼了。

行动时间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比郑注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六天。

对此,天子李昂和郑注等人全都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长安的天气究竟怎样。

是艳阳高照、碧空如洗,还是阴霾漫卷、北风凛冽?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天的大明宫将会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并因此被载入史册。

天刚蒙蒙亮,唐文宗李昂就已经来到了大明宫的紫宸殿。

朝会像往常一样按时开始。百官站定了班次,只等着金吾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

可是,这天早朝,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报的却不是平安。

而是祥瑞。

满朝文武清晰地听见韩约用一种激动的声音向天子奏称:“左金吾听事(办公厅)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夜间宫门紧闭,凡有紧急奏章皆从门缝投入,故称‘门奏’)!”韩约说完,三拜九叩向天子道贺。李训和舒元舆当即出列,率领百官一起向文宗祝贺。

天降甘露,象征着天下太平。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喜事啊!李训和舒元舆随即邀请皇上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

文宗李昂也感到异常惊喜。连老天爷都忍不住降下了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指日可待了。

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后,天子李昂乘坐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了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仗”(位于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查看。许久之后,李训和舒元舆等人才回来向天子奏报:“臣已经和众人查验了,恐怕不是真的甘露,应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

“怎么会这样?”李昂闻言,不禁大为懊丧,回头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带着宦官们去重新查看。仇士良等人随即走出了含元殿。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李训和舒元舆对视一眼,立刻传召河东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上殿听旨。

按原定计划,王璠和郭行余各带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大明宫正门)外,一等李训宣旨,他们要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与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宦官。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王璠带着他的河东兵进来了,郭行余却是单枪匹马,邠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

计划开始走样了。

李训感到了一丝不安。

更让李训不安的是:没带兵的郭行余前来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王璠却脸色苍白、双脚打战地远远站着,一步也不敢靠近含元殿。

看来王璠和郭行余是靠不住了。李训忧心忡忡地想。

一切只能看韩约的了。

此刻,含元殿左侧的金吾卫衙门内,宦官仇士良没有看见传说中那晶莹剔透的甘露,只看见了韩约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一颗颗滚圆的汗珠。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冬天的早晨,这个左金吾大将军竟然会大汗淋漓呢?

仇士良满腹狐疑地盯着韩约问:“将军这是怎么了?”

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仇士良无意中瞥见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是兵器。

随着帐幕的晃动,仇士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

那是兵器相互撞击发出的铿锵之声。

什么也不用问了,仇士良和宦官们猛然掉头就往外跑。跑到门口时,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仇士良高声怒斥,守卫一紧张,门闩怎么也插不上。仇士良等人冲出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发生事变。

全乱了。

计划全乱套了。李训知道,此时此刻,谁能把天子攥在手里,谁就能掌控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人赏钱百缗!”

仇士良当然不会让天子落入李训之手,马上对文宗说:“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旋即把文宗扶上銮轿,和手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向北飞奔。李训抓住轿杆,情急大喊:“臣还有大事要奏,陛下不可回宫!”

此时,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三百多名京畿卫戍部队从东面杀了进来,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两百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都是来增援李训的。他们冲进含元殿,对着那些未及逃离的宦官挥刀便砍,顷刻间便有十余人倒在血泊中,哀叫声此起彼伏。

天子的銮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摇摇晃晃地跑到了宣政门。李训仍旧一路死死地抓着轿杆,不停地叫天子落轿。早已吓得失魂落魄的文宗李昂又惊又怒地喝令他住口。仇士良的手下宦官郗志荣一见皇帝发话,冲上去对着李训当胸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李训爬起来,銮轿已经进了宣政门,宫门立刻紧闭。宦官们知道自己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

此刻,宫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李训知道这次行动彻底失败了,急忙换上随从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秩官服,骑马奔驰出宫,一路大声抱怨:“我犯了什么罪,要被贬谪出京!”借此掩人耳目。果然,各宫门守卫一路放行,没人怀疑他。

经此变故,仇士良已经意识到李训等人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宦官,而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天子本人。仇士良死死地盯着文宗李昂,忍不住破口大骂。

天子浑身战栗,无言以对。

这一刻,堂堂大唐帝国的天子在宦官面前几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一样把头深深地耷拉了下去。

而此刻的宦官仇士良却居然有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抓获小偷的快感。

天子惭悚不已、愧悔难当。

而宦官正义凛然、理直气壮。

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倒错。反正从这一刻起,直到生命终结,唐文宗李昂就再也没有在宦官面前抬起过头来。

仇士良开始反击了。

他即刻下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分别率领五百名禁军大举搜捕“叛党”。此时,宰相舒元舆、王涯等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政事堂用午膳。一名小官惊恐万状地跑进来喊:“军队从内廷出来了,逢人便杀!”

几位宰相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政事堂瞬间炸开了锅,门下、中书两省官员及金吾卫吏卒共计一千多人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把大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片刻后,宦官带着禁军杀到,立刻关闭大门。转眼间,政事堂内未及逃离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杀。

杀人是很容易获得快感的。

尤其是杀那些手无寸铁、毫无反抗意志的人。

此刻的仇士良就充分体验了这样的快感。

于是反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仇士良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部出动,在大明宫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只要不是宦官和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

这一天,大明宫变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

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刚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不明不白地成为宦官的刀下之鬼。先后有一千多人被杀,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帐幕、器具尽皆被毁,到处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

恐怖与血腥的气息肆意弥漫在大明宫的每一个角落……

大屠杀之后,仇士良又派遣千余名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同时出城追捕逃亡者。宰相舒元舆独自骑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抓获。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茶肆,也被禁军搜出,旋即被戴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严刑拷打。年已七十多岁的王涯禁不起酷刑,最后屈打成招,胡乱承认他与李训合谋篡逆,企图拥立郑注当皇帝。

这份供词虽然荒谬可笑,可对仇士良来说,有了它就足够了。

只要宰相承认谋反,他今天的大屠杀行动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璠第一时间就逃回了长兴里的私宅,并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鱼弘志命禁军向他传话,声称宰相王涯等人已供认谋反,所以天子起用他为宰相,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王璠信以为真,出门相见,旋即被捕,也被押进左军军营。王璠见到王涯,一开口就埋怨说:“你自己谋反,为何把我也牵连进来?”

满腹冤屈的王涯没想到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忘倒打一耙,气急败坏地说:“还记得你当京兆尹的时候吗,当初是谁把机密泄露给王守澄的?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王璠顿时语塞。

看着这帮毫无承担、毫无骨气,只会狗咬狗、一嘴毛的文臣,此刻的宦官们一定在一旁不住地冷笑。

凡事明哲保身,临事苟且畏难,任事首鼠两端,见危险就躲、见利益就上,这就是大唐的文臣和宰相。

难怪他们会输得这么惨!

随后被捕的还有: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眷属和奴婢;李训的族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其实李元皋与李训很少往来,但禁军逮捕他之后还是不由分说地把他杀了。

紧接着,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前岭南节度使胡证、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黎埴等大臣的府邸全部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烧杀抢劫,并且互相攻击。一时间鸡飞狗跳、尘埃蔽日,形势一片混乱。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唐帝都基本上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度过的……

这一天的流血政变,被历史命名为“甘露之变”。

翌日清晨,心有余悸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地前来上朝,一直到太阳爬得老高,建福门才徐徐地打开。百官们鱼贯而入,没有人知道经过这场大屠杀之后天子和宫中的具体情形,只看见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全部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杀气腾腾。百官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大门却尚未开启。许久宫门才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

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乱了套。

可现在已经没人顾及这些了。

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之后,看着表情各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宰相怎么没来?”

仇士良的鼻子哼了一声,说:“王涯等人谋反,已被关进监狱。”随后召左仆射令狐楚和右仆射郑覃把王涯的亲笔供词呈给皇帝看。

文宗李昂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接过那纸供状,忽然做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对令狐楚等人说:“这是王涯的亲笔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天子越发表现得怒不可遏,狠狠地说:“果真如此,死有余辜!”

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越惊愕越好。

因为惊愕就表明他无辜,表明他没有参与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

这样他才能摆脱干系,以免仇士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

文宗李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其他的一切他都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面被抓获;同日,李训也在逃亡凤翔的中途周至镇(今陕西周至县)被捕,首级被砍下送入京师。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甘露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要求去旁观“叛党”的示众和行刑过程。

神策军将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前方,后面的囚车押着王涯、王璠、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最后将他们推到闹市的一株独柳下,一一腰斩,最后把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

所有“叛党”的宗亲族裔,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其中有的妻女侥幸未死的,全都充为官妓。

二十五日,仇士良下了一道密敕,命凤翔监军张仲清将郑注诱杀,随后全家诛灭。

二十七日,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韩约,次日将其斩杀。

尘埃落定之后,天子下诏封赏。宦官仇士良及所有讨贼有功者全部获得程度不同的升迁和赏赐。

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就这样以一场大屠杀而告终。

李训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像两颗光芒万丈的流星,在沉沉的帝国夜空中一闪而逝。

而在他们身后,黑暗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而浓重。

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后果,史书做了这样的记载:“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太和九年深冬的那些日子,唐文宗李昂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被噩梦惊醒。

醒来后的李昂总是怔怔地凝望床前那一地惨白的月光,恍惚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直到看清这熟悉的寝殿和龙床,李昂急促的呼吸声才慢慢地平息下去。

夜未央,可李昂睡意全无。

他只能圆睁双眼,在无涯的黑暗中焦灼地等待——

等待那仿佛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明。

第六章 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七、天子在一岁之间苍老

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文宗李昂把帝国的年号改为“开成”。

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的李昂事实上还很年轻。

他虚岁才二十七。

这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人生的黄昏时期。

可不幸的是,这一年的天子李昂的确显得有些意志消沉和未老先衰。

更不幸的是,五年后的李昂就将依依不舍地告别他的帝王生涯、告别他的万千臣民,去列祖列宗那里做并不令人愉快的述职报告了。

所以这五年无疑就是李昂生命的晚年。

尽管他的实际年龄还非常年轻。

有证据表明开成元年的李昂确实与从前那个天子判若两人了。以前经常举行的左右神策军的球赛现在减少了十之六七,纵使偶尔举办一两场宴会,天子的脸上也从未有过一丝笑容。闲居的时候,左右侍从看见皇帝时而徘徊眺望、时而独语叹息,很少和人说话。

他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心理的老年。

只有当天子李昂的目光偶尔从书架上的某个地方掠过时,他的眼中才会闪现出一丝旧日的神采。

然而那神采极其微弱,而且稍纵即逝。

细心的侍从发现,天子注目的那个地方摆着一本书。

那是一册久已蒙尘的。

开成三年,文宗李昂的悲剧人生又发生了不幸的一幕。

那就是太子李永的暴亡。

李永的生母是王德妃,因与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后来又被杨贤妃谗害而死。缺乏管束的太子从此放浪形骸,终日沉湎于声色宴饮。杨贤妃死死地抓住太子私行不检的把柄,日夜不停地向文宗皇帝吹枕头风,历数太子的种种劣迹。到了这一年九月,文宗李昂终于忍无可忍,在延英殿召集宰相、两省官员和御史廷议,准备废掉太子。

群臣纷纷表示反对。他们说:“太子年少,应该容许他改过。储君乃国之根本,不能轻易更动!”曾任太子侍读的给事中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没有好好教育他,致使他沉沦到这种地步,难道只能把过错归于他一个人?”

天子见大臣们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只好作罢。

可没人料到,短短一个月后的十月初七,太子李永就暴毙了。

太子死时七窍流血、皮肤青黑,其状惨不忍睹、异常蹊跷。

很显然,这是中毒的迹象。可问题是:这是太子自己误食而死,还是有人故意投毒将他谋杀呢?

人们等待着天子下诏对此案进行彻底的调查。

然而,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天子竟然对此毫无反应。

就算是一个普通百姓死得如此蹊跷,也有权得到追查真相的机会,可李永身为一个堂堂的帝国储君,死得如此不明不白却无人问津,这不得不让满朝文武感到无奈和心寒。

尽管如此,可还是没人愿意替太子出头。

道理很简单——连他的亲生父亲、当今天子都对此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了,别人还能说什么?更何况,天子的沉默最起码向朝野透露了这样的一种信息,那就是:太子暴毙案的背后——水很深。

换句话说,对于太子之死,天子李昂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

因为此案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那个争权夺利心狠手辣的女人杨贤妃,很有可能站着另外一群人。

那就是宦官。

历朝历代,所有权势熏天的宦官为了长期把持权柄,通常都会千方百计地废黜或者除掉既立的储君,再由他们一手扶立未来的天子。这就是所谓的“定策之功”。

本朝宦官在这种事情上自然也不会例外。

当然,这个结论其实也只是人们的怀疑和猜测。太子之死的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人说得清楚。

太子被匆匆殓葬了。

东宫在整整一年之内没有新的主人入住。在焦灼的企盼中煎熬了一年的杨贤妃终于迫不及待地向天子要求:立皇上的异母弟安王李溶为储君。

杨贤妃本人没有生育,为了保住一生富贵,她一直和安王李溶走得很近。长期以来,杨贤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构害太子,目的就是拥立与她关系亲密的安王。

可天子并没有同意杨贤妃的要求。

因为他已经有了另外的人选。开成四年十月十八日,李昂下诏,立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李昂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当年他的天子宝座就是从他的兄长敬宗那里接过来的,如今他想让皇位传回敬宗这一系。

太子李永死了一年之后,帝国终于确立了新的储君,满朝文武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而时隔整整一年,太子之死的疑云也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可就在新太子册立的第二天,一件小事却引发了天子的激烈反应,使人们忽然间意识到:原来文宗皇帝的丧子之痛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他深深地掩藏而已。

这一天,文宗李昂来到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其中一个节目是一个童子表演高竿攀爬。让天子感到诧异的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男子在高竿下面不停地来回走动,而且满头大汗,一脸焦急不安的神色。李昂问左右:“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这是童子的父亲。”

就在这一刻,天子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哽咽着说:“朕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啊!”

当天,文宗李昂命人将宫廷教坊的刘楚材等四人、宫女张氏等十人全部逮捕。这些人都是以前太子身边负责筹办声色宴游的人。天子指着他们怒斥:“陷害太子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如今新太子已经册立,你们是不是还想这么干?”

两天后,暴怒的天子将这批人全部斩首。

毋庸讳言,天子如此大开杀戒显然有迁怒于人和伤及无辜的嫌疑。即便当初这些人的确是引诱太子纵情声色的罪魁祸首,但也绝不至于死罪。

说白了,这些小人物无非是天子发泄愤怒的工具而已。

然而,对于大权旁落的天子李昂来说,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于非命,却不敢也无力去调查真相,这样的一种愤怒和哀伤除了发泄在这些人身上,他还能往哪里发泄?

数日后,李昂在难以排遣的抑郁和哀伤中旧病复发。

年轻的天子逐渐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的大限不会太远了。

这一年深冬,李昂的病情突然有所好转。朝臣们甚至看见天子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久违的红晕。

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天子的回光返照。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天,正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周墀忽然接到传唤,说天子请他到思政殿问对。周墀匆匆步入殿中的时候,天子已命人备好了酒。周墀看见天子微笑着示意他入座,不禁有些诚惶诚恐。

今天的天子看上去精神不错、兴致也不错,既赐座、又赐酒,他到底想谈什么呢?

片刻之后,周墀听见天子发话了。

“贤卿,你看朕可以和前朝哪位君主相比?”

周墀听见这没头没脑的问题,慌忙地起身回答:“皇上是尧、舜一样的君主。”

天子笑了。“朕哪敢和尧舜比!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朕想知道,朕比之周赧王、汉献帝如何?”

蓦然听见这句话,周墀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啊!皇上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周墀忙不迭地跪地叩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们都是亡国之君,绝不可以和皇上相提并论!”

李昂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人看见他的笑容中满是泪光。

趴在地上的周墀听见天子的声音忽然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沧桑。天子说:“赧王与献帝只不过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奴!照此说来,朕甚至比他们还不如……”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天子李昂已经泣不成声。

不知是由于紧张过度,还是被天子的悲伤所感染,周墀的眼泪也随即夺眶而出。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只能不住地叩首,同时陪着皇帝一起啜泣。

这是一个大雪初霁的冬日。

一抹阳光正无力地透过窗棂,悄悄地洒在这一对相向而泣的君臣泪光闪动的脸上。

阳光在他们脸上驻留了很久,可始终没有让他们察觉到丝毫的暖意。

这样的日子,或许连太阳也是冷的。

开成五年正月。这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

也是最后一个年头。

病榻上的李昂黯然回首他十四年的帝王生涯,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藩镇之乱。

朋党之争。

阉宦之祸。

这是唐文宗李昂的悲剧三重奏。

这三大悲剧情节交相辉映、联袂出演,共同演绎了李昂有志中兴无力回天的悲情人生。

这一幕经典的政治乱象,也是大唐帝国自玄宗末年以来各种深重危机的一次集中爆发。

明天的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眼下的李昂已经无力思考。

事实上,未来的一切已经与他无关。

这个春天的李昂倦极累极,连呼吸都必须用尽全力……

在这样一个重大而微妙的时刻,宦官集团当然不会闲着。

早在去年冬天文宗旧病复发的时候,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就已经在设计未来了。

设计他们两人的未来。

当然也包括帝国的未来。

自从“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就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帝国实际上的掌舵人。所以他必须替帝国设计未来。

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设计的主要内容当然就是为李唐王朝物色一个新的天子。

文宗所立的陈王李成美不在仇士良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他不是仇士良拥立的。如果让他当上天子,仇士良在新朝的权力就会被削弱,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仇士良很早就把目光锁定在文宗李昂的异母弟、也就是穆宗的第五子、颖王李炎身上。

正月初二,文宗自知不预,紧急传召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入宫,准备命他们辅佐太子,同时下令由太子监国。仇士良和鱼弘志得到密报,当天就向宰相提出:太子李成美年纪尚幼,又体弱多病,不宜继位,应改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弟,命李成美仍为陈王。李珏不同意,说:“太子的名位已定,岂能中途变更?”

可是,在仇士良和鱼弘志看来,如今的大唐帝国除了他们的意志是不可变更的之外,任何人的决定都是可以变更的。这里头当然也包括天子李昂的决定。

他们随即以文宗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册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弟,同时命其监理国政。当天,仇士良和鱼弘志亲自带兵到十六宅(亲王府邸群)迎接李炎入宫,登思贤殿接受百官的朝见。

转眼之间,帝国的命运再次被宦官拨弄于股掌之中。宰相李珏和杨嗣复等人除了愤怒和无奈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而唐文宗李昂也在这最后的悲愤中无可奈何地闭上了双眼。

时在开成五年正月初四,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三十二岁。

正月初六,仇士良强迫李炎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溶和陈王李成美全部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工,全部遭到仇士良的清洗,或诛杀或贬谪,几天内便清除殆尽。

正月十四日,二十八岁的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

大唐帝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尽管李炎与他的兄长李昂一样都是被宦官所拥立,但毕竟是年长即位,其阅历、胆识、能力、城府均非少主可比,史书称他“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期待——文宗李昂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或许能够在新天子的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一、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

武宗李炎一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宰相杨嗣复和李珏赶下台。

这些人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李炎入继大统,当然没有资格留任新朝宰辅。况且以李炎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资历、能力和威望都实在有限,要当这个新朝的宰相他们还不够斤两。新天子李炎现在属意的是一个曾经在帝国政坛上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元老级人物,一个曾经出将入相、几经沉浮的资深政治家。李炎觉得只有他来担任宰辅,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相对强有力的政治核心。

开成五年九月初四,这个时任淮南节度使的人被新天子征召回朝,就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他,就是李德裕。

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禁喜忧参半。

喜的是李德裕的执政能力无疑远远强过文宗末期的那些宰相,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执朝柄,是否预示着曾经一度消歇的激烈党争又将重新拉开帷幕?

仿佛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同时也为了向新天子表明自己的清白,李德裕回朝伊始就郑重其事地对天子李炎宣讲了一番辨别正邪的大道理。他说:“执政的秘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但是,正直之人与奸邪小人往往相互指责,所以人主很难分别。臣以为,正直之人就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他物;奸邪小人就像藤萝,不相互攀缘就无法生存。所以,正直之人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皆因意志不坚,所以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若能拔擢贤能以为宰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施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定不移,何须担忧天下不能大治?”

李德裕这番大道理听上去振振有词、冠冕堂皇,只可惜言之无物、大而无当。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强调他李德裕并非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与朋党作斗争的人,目的无非就是暗示皇帝,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李德裕,李唐天下就会河晏海清、太平立致!

其实李德裕心里比谁都清楚,要说在官场上混的人不需要“依附他物”、不需要“相互攀缘”,那根本就是扯淡。远的不必说,单说他此次的回朝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附”和“攀缘”宦官的结果。

他结交的宦官名叫刘钦义,现任枢密使,几个月前还是淮南监军。

当时刘钦义和李德裕同在淮南任职,二人之间历来并无好感,因为自命清高的李德裕从来不向宦官示好。年初武宗即位,敕命刘钦义回朝,众人纷纷传言他即将入主枢密,刘钦义心想这一回李德裕肯定要巴结他。不料李德裕竟然无动于衷、毫无表示,刘钦义大为恼怒。直到他即将返朝的几天前,李德裕才忽然表现出罕见的殷勤,单独邀请他赴宴,席间礼遇甚周,并且在宴会结束后送给他好几床的金银珠宝,刘钦义大喜过望,觉得以前错怪了李德裕。

数日后刘钦义启程回朝,刚刚走到汴州,天子又下了一道敕命让他暂返淮南。刘钦义失望已极,觉得自己既然不能入主中枢,那就没理由收受李德裕的财物。回到淮南后,刘钦义当即将原物奉还。可李德裕却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值不了什么钱!”

刘钦义大为感动。数月后刘钦义果然如愿以偿地回朝担任了枢密使,遂不遗余力地向天子举荐李德裕,从而为李德裕的回朝复相铺平了道路。

其实李德裕这种巴结宦官的行为在其时的大唐官场是司空见惯的,许多年前他的对手李宗闵就这么干过,整个帝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也随时都在干这种事,所以这并不特别值得指摘。

然而,最让人不敢恭维的是他复相之后对天子说的那番话。

他把话说得太满,把自己打扮得太过道貌岸然,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所言和所行不但相互抵牾,而且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一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并不可耻,而且值得我们同情;可一个吃了葡萄还说葡萄酸的人不但不值得我们同情,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可耻。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怪不得李德裕。

因为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言行一致并不代表高尚,而只能代表幼稚。

玩了一辈子政治的李德裕,当然不会犯这种幼稚病。

李德裕虽然是通过交结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但他毕竟是在政坛上打滚了多年的人,所以他在如何与整个宦官集团打交道的问题上仍然是十分讲究原则和策略的。他深知,对付宦官必须采用两手,也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比如对枢密使刘钦义这一类宦官中的新贵,他就尽量与他们保持深厚的私谊;而对付仇士良这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权宦,他不但不会妥协,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对他们进行制衡。理由很简单,与刘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是对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利互惠的交换原则;而与仇士良这种不可一世的权宦打交道,则绝不能示好、更不能示弱,否则立马就会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

作为帝国的一位元勋旧臣,李德裕比谁都清楚“阉党擅权”对天子、社稷和朝廷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李德裕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能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况且身为宰相,他所能拥有的权力和各种利益的大小,直接取决于他和权宦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如果不能成功地制约并打击宦官势力,那他当这个宰相就毫无意义,并且对整个帝国政局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助益。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李德裕知道自己都必须站在仇士良这帮人的对立面。

于是从回到长安的那天起,李德裕就开始密切关注仇士良的一举一动……

第二年正月,武宗李炎改元“会昌”,同时大赦天下。到了三月,赦令的有效期一过,仇士良便再次对政敌祭起了屠刀。

他的目标仍然是去年被贬出朝廷的前任宰相杨嗣复和李珏。其时杨嗣复已经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已经被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市)观察使,可仇士良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因此决意斩草除根。他屡屡对天子施加压力,要求除掉这两个人。三月二十四日,李炎派出了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桂州诛杀杨嗣复和李珏。

李德裕在第一时间获知了这个消息。

他意识到,这是对付仇士良的一个机会。虽然杨李二人并非他李德裕一党的成员,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他们的一条命,不能让仇士良得逞。

因为这不是救不救杨嗣复和李珏的问题,而是能否借此机会制约仇士良、打击阉党嚣张气焰的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李德裕立即联络陈夷行等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间三度递交奏疏,同时敦请枢密使刘钦义到中书省紧急磋商,并请他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他们在奏疏中说:“当年德宗皇帝怀疑大臣刘晏怂恿太子谋反,仓促将他诛杀,朝野皆替其喊冤,两河藩镇甚至以此为借口而不服中央;事后德宗追悔,以录用刘晏子孙为官作为补偿。先帝文宗也曾猜疑宋申锡与亲王串通谋反,将他流放贬谪而死;事后文宗同样追悔,为宋申锡而流涕。而今,假如杨嗣复与李珏真的有罪,也只能加重贬谪;就算一定容不下,也当先行审讯,待罪证确凿,杀他们也不晚。如今不与百官商议便遣使诛杀,朝中无不震惊。恳请陛下登延英殿,允许我们当面陈述!”

天子李炎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便宣他们上殿。

李德裕等人上殿的时候,神情异常激动,脸上都闪着泪光。他们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后悔!”

李炎断然没有想到,杀两个前朝旧臣居然会把他眼下宠信的一帮人全都惊动了,不免生出一丝不悦。他回答得很干脆:“朕不后悔!”随后命令他们坐下,意思是让他们不必如此激动。

可天子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却依然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声喊冤。陛下若不下旨,臣等不敢入座。”

你们还真是跟朕耗上了?

为了这两个过气的人,就执意跟朕耗上了?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天子李炎大惑不解地盯着李德裕的脸。看了许久,天子终于让步了。为了这两个无足轻重的人而跟一帮宰执闹僵,实在不值得,何况自己也不是非杀他们不可,本来这就是仇士良出的主意。最后天子挥挥手说:“罢了罢了,就算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命吧。”

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三跪九叩地谢恩。

随后,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复再度被贬为潮州刺史,李珏再贬为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但总算保住了性命。

仇士良恨得牙痒。

但他无计可施。

因为这次反对他的势力似乎不可小觑:既有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近崛起、明摆着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另一派宦官头子刘钦义;而且他们还都是新天子眼前的红人。这种强强联手的阵营是不可能被轻易击败的。仇士良预感到,在未来的帝国政坛上,他可能难以像在文宗朝那样为所欲为了。

这一年八月,天子李炎忽然又加派仇士良为观军容使。

虽然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保留,但这个新加上的头衔并没有让仇士良感到喜悦,而是让他感到了不安。

因为这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反对派和天子很可能就会把他的禁军兵权卸掉,只给他保留“观军容使”之类的虚衔。

尽管意识到了这一切,可仇士良依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并不是不敢动,而是没有合适的理由让他动。

一旦找到合适的借口,何妨再来一场“甘露之变”?

仇士良冷冷地想。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二、不抛弃、不放弃

借口终于有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百官提议要给皇帝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宣布大赦令。

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

届时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

假如在这样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禁军士兵因故哗变什么的,那是不是又有一场好戏看了?

仇士良这么想着,无声地笑了。

他仿佛又闻到了七年前飘荡在大明宫中的那一股冰凉而腥膻的气息。

当然,要让士兵哗变肯定是需要借口的。

此时的仇士良当然已经有了借口。因为有人告诉他:宰相们已经和度支商议好了,要起草制书削减禁军的衣粮供应以及马匹所需的草料。这个诏命将在天子宣布大赦令时一同发布。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仇士良都决定将它广而告之。

还能有什么借口比这个消息更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怒呢?仇士良随即在大庭广众中不断扬言:“如果宣布赦令的那天真的下了这样的诏命,那士兵们势将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

与其说这是仇士良在向人们提出警告,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向禁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

李德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刻做出反应。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举行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开延英殿,由他当庭申述、辟清谣言。

天子勃然大怒。

无论他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让天子李炎无法容忍的。他当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军宣谕:“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未讨论要削减禁军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布谣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亲自辟谣,而且姿态如此强硬,顿时让仇士良犯了踌躇。

他觉得自己完全陷入了被动。

看来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无奈地想,眼下的李炎不是当年的李昂,眼下的李德裕也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了。

他们稳扎稳打、滴水不漏,时时谨慎、处处小心,并且该强硬的时候一点也不示弱,该行动的时候也绝不拖泥带水、犹疑观望。

和这样的一群对手过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他不得不妥协了,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见天子,连声说自己有罪。

仿佛已经很久了,宦官没有这样在大唐天子面前低过头了。

武宗李炎看着仇士良那张因尴尬和恼怒而扭成一团的脸,心里大呼痛快。

由于有李德裕这样的强势宰相撑腰,武宗李炎在宦官面前重新拾回了天子应有的自信,故而对李德裕越发倚重。

李德裕对此当然是心中有数,但他还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再确认一下。会昌三年四月,李德裕屡屡向天子提出退隐,或调任闲散职务。天子一听就慌了,非常诚恳地告诉他:“你每次辞职,都让朕十几天坐立不安。如今大事尚未完成,爱卿岂能求去?”

李德裕笑了。

当然,他并没有笑在脸上,而是笑在了心里。

自从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大唐帝国历穆、敬、文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对河北三镇以及其他藩镇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予以默认,甚至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也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各地藩镇的骄兵悍将不公然背叛与对抗中央,李唐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拱手交给那些父死子继或者通过兵变上台的将领。从前被视为难以容忍或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经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国法”、“纲纪”和“中央权威”等等,早已被李唐天子们默默抛弃、悄悄放弃了。

这么多年来,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妥。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政治现状注定要被天子李炎和宰相李德裕联手改写。

因为他们不是那种默默抛弃、悄悄放弃的人。

会昌三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摆在了李炎和李德裕的面前。

这两个不抛弃、不放弃的人不由分说地握住了它。

这个契机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死……

昭义镇虽然不像河北三镇那样历来是李唐中央最头疼的地方,但是近几年来,刘从谏与朝廷之间的猜忌却越来越深。

其根源就在于八年前的那场“甘露之变”。

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之后,李训、郑注、宰相王涯等一帮朝臣全部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族诛,刘从谏出于义愤,在开成元年二月上疏天子,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荷国厚恩,岂肯轻易谋反?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擅权乱政的两个中尉宦官,说起来这也是救亡图存之举,却被诬陷为谋反,他们其实没有罪!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交付司法审判,岂能让宦官擅自带领士兵,肆意屠杀文武百官和无辜士民?臣本想亲赴朝廷,面陈是非善恶,又恐一起被陷害诛杀、祸及子孙,大事反而不能成功。但是臣一定会克尽封疆之责,建设操练军队,在内为陛下之腹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只为了一个目的——清君侧!”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暴跳如雷,叫嚣说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心。当时的文宗皇帝已经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征性地加给刘从谏“检校司徒”的中央荣誉官职,以示勉励。但是刘从谏却断然拒绝,并且对文宗皇帝的懦弱表现颇有微词,从此与朝廷便产生了隔阂。到武宗皇帝即位之后,刘从谏又给新天子献上了一匹举世无双的宝马,却没有被李炎接受。刘从谏知道仇士良从中挑拨,致使天子和朝廷对他很不信任,一怒之下杀了那匹宝马,随后便开始打造兵器、扩张军队,明里暗里与中央较劲。相邻诸道都大为恐慌,连忙跟他搞起了军备竞赛。

到了会昌三年春,刘从谏患了重病,自知将不久人事,于是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是朝廷却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邻诸道又与我们极不和睦。我死之后,别人来主持军政,我们家恐怕就没有人烟炊火了。”于是刘从谏便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同时把所有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兵权牢牢把握在自己的家族手中,保证在他死后能让家族子弟承袭节度使职。

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立刘稹为昭义留后。刘稹和幕僚王协等人都坚信,只要严密控制监军宦官、重金贿赂朝廷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一百天,朝廷肯定会乖乖送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这回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不抛弃、不放弃的人。

首先天子李炎就不会上当。他料定刘从谏已死,于是命使臣前往宣旨说:“若是从谏疾病尚未痊愈,应该暂时送到东都洛阳静养,等到病体稍愈,另有任用;现在希望刘稹能来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

随后天子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其他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他说:“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三镇截然不同。河朔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是以历朝以来都把他们置之度外。而昭义却近在中央腹心,军队又一向效忠朝廷,曾击败朱滔、生擒卢从史。当年的敬宗皇帝不过问朝政,宰相又缺乏远见和谋略,在刘悟死后,因循姑息才把官位授予刘从谏。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纵容,试问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昭义?中央权威与天子号令又有谁愿意服从?”

天子随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说:“刘稹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镇,只要能让他们不与昭义结盟,刘稹必将无所作为。应派遣大臣前去宣谕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诉他们,历任天子都已经承认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如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不打算让中央军队进入山东(太行山以东),所以山东境内隶属于昭义的邢州、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和磁州(今河北磁县)就交给他们攻打,并通令所有将士,叛贼平定之后,一定会加官晋爵、厚加赏赐。如果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稹必定可以手到擒来!”

天子大喜。

满朝文武谁反对他都没关系,只要李德裕跟他一条心,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昭义收拾掉。

会昌三年五月初,讨伐刘稹的战役迅速拉开序幕。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炎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下达了一个命令——打!

诏命一下,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河中节度使陈夷行立刻率领军队从各个方向出兵,对昭义形成了一个合围包抄之势。

就在这场看得见的战争全面打响之际,另一场一直在进行的隐蔽战争也终于在这一年的盛夏时节宣告结束。

这就是天子(宰相)与宦官的战争。

战争是以仇士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

五月初,仇士良屡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天子李炎正中下怀,遂卸掉他的禁军兵权,改任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日,仇士良便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的职位致仕。

这个不可一世的权宦居然会如此自觉主动地匆匆谢幕,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包括天子李炎和宰相李德裕,都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人们转念一想——其实这正是仇士良的高明之处。

一个善于急流勇退的人其实比那些到死也不愿放弃权力的人要高明得多。从“安史之乱”以来,李辅国、鱼朝恩、陈弘志、王守澄等跋扈宦官屡屡死于非命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仇士良来说,这一生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诛除了大大小小的政敌无数,做到这一切就足够了,他最后期望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终正寝。

在他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告诉自己:只要曾经拥有,无须天长地久!

只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赢他个钵满盆满;该放手时就放手,求一个全身而退!这人就算做圆满了。

所以仇士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相当的优雅和从容,并且无怨无悔。

他致仕的这一天,徒子徒孙们送他回到私邸。感慨万千的仇士良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说。这番话是他宦海一生、邀宠固权的精髓,他现在要把它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党徒们。

仇士良说:“你们要记住,千万不可以让天子闲暇!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里,以声色之娱灌满他的耳目。而且声色之娱还要时时花样翻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读书,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了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切记,切记……”

徒子徒孙们闻此金玉良言,顿生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止不住千恩万谢、频频叩首。

仇士良苍白无须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虽然走了,可是我并没有输。

我的精神将在一代又一代宦官的身上延续,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金銮殿上的天子和文臣们,你们可要小心了。

我们与你们注定是势不两立的。换句话说——

战争,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三、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漂泊

这场收复昭义的战争从会昌三年五月打响之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于是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到了这一年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料定刘稹大势已去、败亡就在眼前。刘稹最宠信的两个心腹——大将郭谊和幕僚王协为求自保,遂计划将他刺杀,投降朝廷。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轻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他们担心的是刘稹的堂兄、中军兵马使刘匡周,所以决定先借刘稹之手驱逐刘匡周。郭谊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一直坐镇帅府,而且刚愎自用,所以诸位将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十三郎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的丧失就是这个原因。如今若能把他逐出帅府,众将开诚布公,一定能拿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强迫刘匡周自动离开帅府。

刘匡周悲愤莫名地说:“我身在帅府,诸位军将才不敢心怀不轨;我一旦离开,家族必被屠灭!”

可刘稹不听。刘匡周只好万般无奈地离开。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设计谋杀了刘稹,同时将他的整个家族全部捕杀,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一家一家地屠灭。

昭义就此平定。八月十六日,宰相入朝称贺。天子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发动兵变对抗中央,都是郭谊等人的阴谋。等到刘稹势穷力孤,又将他出卖换取荣华富贵,这种人要是不杀,还谈什么惩罚罪恶!”天子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八月十八日,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短短的半个多月后,郭谊、王协等人被绑送朝廷,全部被诛杀。

毋庸置疑,李德裕是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

战事刚一拉开,李德裕就向天子指出了数十年来朝廷用兵屡屡失利的三大症结:其一,天子往往直接指挥前线作战,诏令一天颁发了三四次,宰相却毫不知情;其二,除了天子充当最高指挥官之外,前方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而真正的军队将领反而无法指挥战斗;其三,每支军队都有监军宦官,而宦官们往外挑选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作为自己的卫队,真正投入战斗的很多都是老弱残兵;另外,监军宦官还有自己的令旗,每次会战,宦官就会在卫队的严密保护下,骑马登上高岗观战,一看战场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全军遂随之崩溃。

揭示了症结之后,李德裕立即着手进行整顿。他与枢密使杨钦义一起磋商,制定了一套办法,然后由天子颁布敕令,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而且所在军队一旦在战场上获胜,监军亦随之立功受奖。

其次,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下诏,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从此来自中央的命令简单明了,前方将领有了施展谋略的空间。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这几项改革主张,从而能够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除了整顿内部的举措产生了显著成效之外,李德裕此次对河朔三镇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办法也是务实稳健、可圈可点的。

众所周知,河朔三镇是藩镇割据的老巢、长年叛乱的重灾区。同他们打交道,稍有不慎便会引发诸藩联合,导致大规模叛乱。所以李德裕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对三镇极力安抚,以中央的名义承认他们的一切既得利益,成功消除了河北诸藩的敌意和猜忌,并把他们的军事力量调动起来,投入到平定昭义的战斗中。

这样的做法使李唐中央既能够全力以赴对付昭义,又能避免陷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可谓高明之举。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和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这是李唐中央自“元和中兴”之后的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藩镇事务上表现得这么坚定、果断和有力。这不禁让帝国的万千臣民感到扬眉吐气,并且对当今的天子和宰相生出了由衷的敬佩。

天子李炎和宰相李德裕相视而笑,倍感自豪。

是的,他们的确应该感到自豪。

这是不抛弃、不放弃的人理应获得的奖赏。

为了把这种精神上的奖赏落到实处,八月二十八日,天子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再三推辞,天子说:“朕只恨没有适宜的官爵赏赐给你,这是你应得的!假如不是你应得的,朕一定不会给你。”

不久之后,李德裕赶紧投桃报李,联合百官提出要再向天子进献尊号。天子李炎当然也客气地推辞了一番,但是李德裕一连五次上表,天子才同意。

武宗一朝,“藩镇之乱”和“宦官之祸”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帝国的三大政治顽症被控制了两个。但令人遗憾的是,顽症之三——“朋党之争”却不但没有消隐,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当今的强势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党争的始作俑者。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

他找了一个现成的罪名栽在牛李二人的头上。

这个罪名就是——串通刘从谏谋反。

在如今的大唐帝国,还有什么罪名比这个更容易把人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这一年九月,也就是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之后,李德裕就开始实施第一步打击。他对天子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其时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太和七年正月),终于酿成今日之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

既然找不出证据,那就捏造证据。

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书信,阅后便当即焚毁。”

随后,他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

最后,李德裕把吕述的信呈给了天子。

毫无疑问,天子勃然大怒,立即把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的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把时任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刺史的李宗闵贬为漳州(今福建漳州市)刺史。

十月初,天子李炎觉得这样的贬谪太轻了,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

十一月,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将李宗闵流放封州。

会昌四年的冬天,当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席不暇暖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的美丽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

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从今往后,他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

至于这两个老对手,就让他们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边瘴与蛮荒之地了却残生吧。

生,他们回不了长安。

死,他们也别指望葬在长安。

就让他们的肉体在痛苦和绝望中腐烂,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无尽地漂泊吧!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四、永远归不去的长安

李德裕笑得太早。

其实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他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炎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

他以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然而,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年轻的天子从会昌五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汲取教训。

在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历史轮回中,我们最终只能解读出一条无奈的真理:人们都希望通过阅读历史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人们越是了解历史,就越发现人们从来不曾从历史中汲取到经验教训。

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炎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总共十六个字。

看上去有点长。

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稍短点,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

对天子李炎来说,这个“道”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是道教的“道”。

是的,道教,本朝的国教。天子李炎一直崇信的正是本朝的国教。所以他当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

而天子所服食的长生丹药,正是他宠幸的道士赵归真所炼制。

正月初三,天子下令在长安南郊修筑一座望仙台。顾名思义,就是祈求得道成仙之处。

天子既然极度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有好感,加之道士赵归真等人夜以继日地在他耳旁造谣中伤,再加上其时的佛教寺院占据了大量的地产和田产,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可享受免税免役的待遇,这一切因素共同促成唐武宗李炎下定决心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会昌五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佛教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建材用于修葺政府公署、驿站,铜像、钟磬用于铸造铜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这一年秋天,天子李炎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一切症状都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

可天子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

他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

进入冬天,天子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

可道士赵归真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

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

天子李炎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人。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

天子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和服食丹药的事。李德裕和群臣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是什么原因他们一无所知。

会昌六年正月三日,天子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遭到了拒绝。

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

因为此时的天子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

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

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现任左军中尉的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

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

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

三天后,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年仅三十三岁的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李德裕被任命为摄冢宰(最高摄政大臣)。

三月二十六日,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一个新时代就这样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轰然来临。

李忱登基的这一年已经三十七岁。自代宗李豫之后,帝国似乎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

尽管这个局面来得极其突然。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件幸事。因为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

可对于李德裕来讲,这似乎不是一件好事。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在偶然间相互碰撞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子事后对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都让我汗毛直竖。”

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也不比他好多少。

李德裕的感觉是——如遭电击。

因为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

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只是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这么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

随着李德裕在一夜之间垮台,朝野上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很快就会到来。

这一年八月,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循州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流放封州的李宗闵调任郴州司马,潮州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恩州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

终于熬到头了。

五位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

可是,李宗闵未及北上便含恨死在了贬所。

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李宗闵的灵魂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

不过李宗闵不必遗憾,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短短三年之后,他的老对手李德裕就会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比他更远的地方,而且同样死在了贬所。

从这一年九月开始,李德裕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一望无际的放逐之路。

先是在荆南节度使的任上被贬为东都留守;紧接着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被贬为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九月,再贬为崖州司户。

这最后一贬,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

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一次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和李宗闵最终都没能回到繁华的帝京,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故土。

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都已随着他们的肉体在荒凉的帝国边陲悄悄地腐烂。

关山万重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夜夜守望——

守望那永远归不去的长安。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五、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唐宣宗李忱曾经被视为一个智障人士。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傻很天真。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在整整三十七年间,他一直被当成傻子。

李忱是宪宗李纯的十三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文、武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李忱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却是庶出。他母亲郑氏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前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说白了,她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时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之后,她成了郭贵妃(敬宗生母)的一个侍女,因年轻貌美,被宪宗临幸,遂生下光王李怡——也就是现在的宣宗李忱。

由于母亲地位的卑微,光王出生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地成长。所以他从小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们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之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突然惊吓有关。当时光王入宫谒见穆宗生母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宫人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显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彻底被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专门被取笑和作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自始至终就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嘴角都纹丝不动。文宗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随之哄堂大笑。

然而,有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间止住了笑容。

他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炎。

虽然性格活跃的李炎刚才还是戏弄光王最起劲的一个,可现在他死死地盯着这个面无表情的光王,心里掠过一个念头——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他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深不可测!

李炎忽然有点不寒而栗。

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到了李炎登基之后,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这个光叔真的是一根木头吗?他真的很傻很天真吗?

武宗李炎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倘若真的如此,那他这个天子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后来,种种“意外事故”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突然间摔得鼻青脸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光王和诸亲王随同天子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光王再次“意外”摔下马背,昏倒在冰天雪地中,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很快就把他层层覆盖……

武宗李炎和许多人都料定:这个掉队的家伙这次肯定是回不来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人们却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

一个活的光王。

尽管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可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还是摆在了武宗李炎的面前——光王没有死。

他仿佛死不了。无论如何也死不了。

武宗李炎终于横下一条心。

他不想再煞费苦心地制造什么“意外”了,他现在想动真格的。

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劝武宗干脆把他杀了,武宗点头同意。仇公武随即将光王从宫厕中捞出,然后用粪土覆盖在他身上,偷偷把他运出了宫。

光王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流落民间……

最后这个“仇公武宫厕救光王”的故事出自南唐史官尉迟偓奉旨修撰的笔记史《中朝故事》的记载。

到这里,宣宗李忱的厄运总算是终结了,但是他的传奇人生却远远没有结束。后来的许多野史和民间传说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直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的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也是佛教的著名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关于宣宗登基前曾经遁入空门的经历不见于唐朝正史,可在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唐末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和令狐澄的《贞陵遗事》等笔记史中却都有相关的记载。

据说沙弥琼俊后来成了一名四处参学的云水僧,曾与佛教禅宗史上的著名高僧黄檗禅师一起云游至江西的百丈山。黄檗禅师凝望着悬崖峭壁上奔腾激溅的一道飞瀑,朗声出对:“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沙弥琼俊微笑地注视着黄檗。他知道,这个智慧过人的老和尚早已洞察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世,也窥破了他深藏不露的内心。现在,老和尚想知道他的下一步打算:究竟是继续走在这条舍妄归真的求法路上,勘破四大五蕴、出离三界六道,最终证得不生不灭的慧命法身,还是回到那熙熙攘攘的俗世,做一个中兴李唐、弘传圣教的人间王者和护法天子?

沙弥琼俊最后收起了笑容。

黄檗禅师看见一道锐利的光芒从沙弥琼俊的眸中激射而出。然后老和尚黄檗就听到了答案——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会昌六年春天,武宗李炎病危,朝野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光王回到了长安。

这个命运多蹇九死一生的光王,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终于在宦官仇公武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忽然就成了皇太叔李忱。

所有人都知道,武宗一旦晏驾,这个皇太叔李忱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大唐天子。

当年的智力残障人士、很傻很天真的光王,居然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

历史的如椽巨笔在帝国的命运转折点上居然勾画出如此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这即便是大唐臣民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人也觉得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可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他们终于想起——这个未来的天子是宦官拥立的。

而宦官们需要的正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

这就是答案。

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

道理很简单: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有谁能比这个很傻很天真的光王更适合充当傀儡呢?

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内侍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笑容。

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

是啊,他有理由这么笑。

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所以甘冒杀头的危险也要精心保护这个具有高度利用价值的天子胚胎!这种提着脑袋赌明天的胆识和魄力的确是没有几个人能有的。

所以仇公武有理由笑得那么露骨、那么灿烂、那么自得和张狂。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开始正式接手军国大事、一件一件地裁决政务时,宦官仇公武的笑容就逐渐凝结在他的脸上了。

因为这个由他一手扶立的储君李忱突然间就变得无比陌生。他的神色威严而自信,他的目光睿智而深邃,他的言谈沉着而有力,举止投足之间仪态雍容、气势非凡,决断政务之时反应敏捷、有条不紊,看上去不但和从前的光王判若两人,而且根本不像是一个尚未即位的储君,更像是一位御极已久的成熟帝王!

仇公武始而诧异,继而困惑,终而震惊。

难道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

难道这三十七年来他一直隐藏自己、一直倚傻卖傻、一直忍辱负重,就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直到此时,宦官仇公武才终于明白,武宗李炎为何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把当年的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了。

可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

因为木已成舟。

因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仇公武悲哀而无奈地想。

与此同时,满朝文武的讶异程度也丝毫不亚于仇公武。

不过他们并没有感到悲哀和无奈,而是感到庆幸。

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尝遍人间疾苦而又不坠青云之志的人,必然也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帝王!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六、山河长在掌中看

新帝李忱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代表人物李德裕及其党人。李忱正式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第四天就把李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贬为忠州刺史,同日,薛元赏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也被贬为崖州司户。

四月底,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均被杖死或流放岭南。五月初五,新帝李忱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开始全面恢复佛教的地位。同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入相。此后白敏中便在新帝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打击李德裕及其党人。

第二年正月,新帝李忱改元“大中”。

这个年号将伴随宣宗李忱和大唐帝国走过十三年的岁月。

此时的宣宗皇帝与帝国的万千臣民当然都不会知道,这十三年将在大唐王朝的历史上闪耀出一抹辉煌。

也是最后一抹辉煌。

这个时代被誉为“大中之治”,也有人称它为——小贞观。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八月初三,武宗朝的另一位宰相李回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大中二年正月初五,右补阙丁柔立上疏为李德裕喊冤,旋即被贬为南阳县尉。正月二十四日,西川节度使李回再贬为湖南观察使;同日,桂州观察使郑亚也被视为李党成员,坐贬循州刺史。正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崔碬受到指控,称其在撰写李德裕的贬谪诏书时有意搪塞,没有写出李德裕的全部罪行,被贬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刺史。

同年五月,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与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同入相。

九月,湖南观察使李回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州)刺史。

至此,宣宗李忱基本上完成了对李党的清洗,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他自己的宰执班子。

接下来,宣宗李忱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缔造属于他的时代了……

大中时代之所以会被后人誉为“小贞观”,关键就在于宣宗李忱的自律和勤政。作为明君必不可少的特质,李忱身上的这些特点从大中二年起便已露出了端倪。

登基不久,宣宗李忱便命人把书写在屏风上,时常神情肃然地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绹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会让令狐绹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这一年二月的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绹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

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绹顿时大为踌躇,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

宣宗随后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他们杀了。”

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同时又大惑不解。宣宗说:“你知道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处佛祠,看见醴泉县的一些父老聚集在堂中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奭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奭。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竟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奭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在狩猎出巡,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略作试探,果不其然,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于《处分语》。

韦澳也不禁在内心发出感叹:古往今来,能够如此勤于政务而且明察秋毫的天子即便不说绝无仅有,那也是相当罕见的。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度支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修改了一下。他以为这只是个微小的细节,皇帝肯定不会发现。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说:“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陵就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他的政绩并不理想。没多久于延陵就被贬为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司马。

果然如宣宗所说,他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根本没能逃脱天子的法眼。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在宣宗李忱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种事情可谓不胜枚举。

他几乎要用尽全力把整个天下置于掌中,不论事情巨细。

一个普通人要做到凡事亲力亲为并且毫无差池都近乎不可能,更何况一个日理万机的天子!

宣宗李忱是怎样做到的?

许多年前,当宣宗还是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就曾在江西的百丈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

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

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山河长在掌中看!

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豪迈的胸襟、何等高远的志向!

除了表明他不同凡响的境界之外,李忱自己的这句诗,仿佛也为他日后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勤政表现作了最形象的注解。

他似乎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山河长在掌中看”不仅仅是一种凌空蹈虚的理想境界,也可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施政手段。

第七章 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 七、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朋党之争终于渐次消歇、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宣宗李忱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朝的历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五月入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的四月初二,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腰带惹的祸。

准确地说,是一条宝玉腰带。

这条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那么一天,在朝会上,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它给天子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亡的激烈党争背后,都曾经站着宦官的身影。

所以,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这一幕在他面前重演。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的天子。

基于上述理由,宣宗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诸多宰相之中,令狐绹是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从大中四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放弃了相权。

也就是说,他人在其位却不谋其政,而是把宰相的权力让渡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还能怎么做?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这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皇帝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李忱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所以他总是会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天子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令狐绹有一次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了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涌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

宣宗李忱就是以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

当然,李忱也并不总是表现得精明强悍,有时候他也会显得宽厚而随和。

他仿佛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把握着节奏,时而严苛猛厉,时而又笑语温存。

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天子笑语温存的时候似乎比严苛猛厉的时候更可怕。

就以某一次朝会为例。

那一次的朝会上,天子带着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升殿,待百官如同贵宾。可当宰相和百官开始奏事后,天子马上就变得一脸正色、神情威严。等到奏事完毕,他又冲百官一笑,说:“大家可以扯扯闲话了。”然后他就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或者主动谈一些宫中游猎宴饮的事。这一刻,百官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在朝堂上有说有笑地扯闲篇。可就在他们谈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之时,天子突然板起面孔,说:“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日后不复在此相见!”言毕立刻起驾回宫。

百官闻言,无不悚然一惊。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直到天子銮驾远去,一种无言的恐惧仍然凝固在他们的脸上。

为相十年的令狐绹对此感触最深。他曾经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宣宗李忱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那他当然不想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

为此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并屏退左右,单独与他商讨对付宦官的策略。天子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谨慎地说:“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

天子一听,顿时有些失望。他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

韦澳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

天子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他们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官服)、红衣(四、五品官服),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官服),他们马上会和当权宦官抱成一团!”

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天子李忱也只好把目光转向首席宰相令狐绹了。他希望令狐绹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天子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绹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他呈上密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

天子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

这不是废话吗?

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历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

不过天子也知道,“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得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

翦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

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但是另一方面,宦官们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所以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他们也总算是有所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不暇,遑论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吐蕃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皇帝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山呼万岁。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甚至是欣喜若狂了。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他却有着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开始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后,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战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

大中五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等河湟十州。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命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所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李忱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一点也不手软,凡有兵变或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强硬。

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大中十二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

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宣歙平定;徐商斩杀石载顺,湖南平定;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江西平定。

大中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繁荣的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安定的小康之局。

从公元847年到公元859年,“大中之治”的十三年恰好处在一百年的中间。

此时此刻,人们仿佛看见九世纪的太阳正高悬在大唐帝国的中天。

然而,如果站在几十年后回头来看,人们实在不敢把这十三年的“小贞观”说成是如日中天。

充其量,它也只能算是回光返照——

是老大帝国的最后一抹辉煌。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一、一个王朝的华丽转身

大中十年春天。

唐宣宗李忱四十七岁。

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可宣宗李忱治国御宇的热度和激情丝毫不减当年。

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一点当然是值得满朝文武为之庆幸的。

谁不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永远以他高超的帝王之术驾驭这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呢?

可问题是——这不现实。

因为人总是会老的。

而且总是会死的。

唐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不可能超越常人。

更何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前面的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的。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不敢对宣宗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所以,帝国必须及早建立储君,才能有备无患。

可让人遗憾的是,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

他似乎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烦。

宰相和百官们对此忧心忡忡。

正月的一天,宣宗召见宰相裴休,让他对帝国在新一年里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裴休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天子提出:当今首务,无如早立太子。

宣宗闻言立刻拉长了脸。

片刻之后,裴休听见天子冷冷地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是成了闲人?”

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子对权力的过度执著和眷恋所致。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其实只是部分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子故意要和大臣们抬杠。

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立储,而是在太子的人选上和大臣们产生了严重分歧。宣宗李忱一共有十一个皇子,长子郓王李温年已二十四,本来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问题是宣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皇长子,所以早早地命他搬出皇宫,住到了十六宅的亲王府里。留在宫中的十个皇子中,宣宗最宠爱的就是三皇子夔王李滋,最想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认为这不合礼制,应该立长子李温。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搁置了。

日子很快就走到了大中十三年。

帝国的储君依旧迟迟没有确立。

如果说在此之前大臣们的担心还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恐慌了。

因为天纵英才的宣宗皇帝这几年又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的毒性发作,背上生了恶疮。到了八月初,恶疮大面积溃烂,天子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宰相和百官都没有机会见到天子。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

帝国再度落入一个危险的时刻。

宣宗李忱自知不预,立即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宫廷南院总监)王居方,把夔王李滋托付给他们,命其拥立李滋为太子,继承皇位。

天子托孤、废长立幼。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必须要有禁军作后盾。三个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一贯与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他的支持。随后他们又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命,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淮南监军,以此保证夺嫡行动的顺利进行。

王宗实没有怀疑,即刻准备出发。可他的副手、左军副使亓元实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皇上卧病已一月有余,您只是隔着房门问候起居,今日突然被外放,这件事到底是何人所为,中尉大人难道就不想见了天子再走?”

王宗实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人摆了一道,立刻怒气冲冲地与亓元实一起奔向皇帝寝殿。

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宣宗已经驾崩,侍从和宫女们正围着遗体哭泣。王宗实与亓元实立即采取行动,召来王归长等三人当面怒斥,指责他们假传圣旨。王归长等人知道斗不过这个禁军的头号人物,只好趴在他脚下乞求饶命。王宗实随即命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前往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

八月九日,王宗实以天子名义发布遗诏,立郓王李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同时改名李漼。同日,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被捕,旋即被杀。

帝国的明天再一次在两派宦官你死我亡的争斗和屠杀中来临。

八月十三日,二十七岁的李漼登基,是为唐懿宗。

“大中之治”就这么落下了帷幕。

宣宗李忱就这么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

盖棺论定的时刻,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一百多年后,仍然能够在九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脉传承自盛唐的雍容、明媚和华丽。

然而,当李忱转过身去之后,黑暗便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目光。

当宣宗李忱完成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华丽转身,无尽的混乱、腐朽、衰败、死亡便纷至沓来……

谁也无法抗拒。

谁也无法阻挡。

只剩下最后几张年轻而惶惑的脸,在大明宫摇摇欲坠的殿廷中浮沉和飘荡。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二、无知者无畏

无论从哪一点来看,懿宗李漼和他的父亲宣宗李忱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二者毫无相似之处。

李忱自幼饱经磨难,备尝人间疾苦;中年登基之后,自律寡欲、勤政爱民;为人刚毅机敏、沉稳果决,可以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有为之君。可他的继任者李漼却自幼长在深宫,不恤民间疾苦、不思物力维艰;即位之后唯知声色宴饮、寻欢作乐;此外又重用阉宦、宠幸奸佞,可谓地地道道的昏庸帝王。

所谓“自助者,天助之”,宣宗李忱登基未久,便有三州七关的归降与河湟全境的收复。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懿宗李漼刚刚即位,浙东平民裘甫便揭竿而起,燃起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把烽火;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王国也突然变脸,出动军队大举入寇……

浙东的这场农民起义发生在大中十三年的年底。当时一个叫裘甫的人纠集了一百来个暴民攻陷了象山(今浙江象山县),当地官兵屡次围剿都被他打败,以至明州城的城门在大白天也四面紧闭。随后,裘甫又带着他的一百号弟兄乘胜进攻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一时浙东骚然。

第二年正月初,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出的官兵又在桐柏观(今浙江天台县西北)遭遇惨败,指挥官刘勍仅以身免。随后裘甫占据剡县,开放府库、招兵买马,短短几天队伍就扩大到了数千人。郑祗德大恐,仓促招募了五百名新兵前往征剿,结果在剡县西面再度被裘甫打败,三个将领全都战死,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裘甫连战皆捷,四方盗匪顿时纷涌来附,变军人数迅速激增至三万人。裘甫立刻抖擞起来,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年号为“罗平”,还铸造了一颗“天平国”的大印。这一年三月下旬,变军异常猖獗,先后劫掠了衢州(今浙江衢州市)、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市)、上虞(今浙江上虞市东南)等地,攻陷了唐兴(今浙江天台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所到之处,青壮年全部被抓为壮丁,而老弱妇孺则遭到了无情的屠杀。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由于藩镇之乱,帝国的北方长年兵连祸结,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再加上河北诸藩一直割据自专、赋税自享,所以帝国的赋税收入主要依赖于江淮地区。幸运的是,帝国南方在这一百多年来始终比较安定,因而得以支撑朝廷的用度。而眼下,浙东裘甫的首开叛乱一举打破了江南地区的承平之局,意味着帝国的后院已经起火,这样的威胁足以让李唐中央为之震恐。

眼看星星之火即将燎原,朝廷紧急调任郑祗德为太子宾客,派遣前安南都护王式接任浙东观察使,并诏命忠武、义成、淮南各道的兵力归他调度,全力镇压裘甫叛乱。

王式虽是一介文官,但是有勇有谋,其任安南都护时便以过人的胆识而威慑华夷、远近闻名。听闻朝廷派他前来平叛,裘甫及其党羽立即产生了莫大的恐慌。这一年四月,王式抵达浙东治所越州,一面整顿军纪,一面下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济贫民。随后战场上的形势便陡然逆转。政府军屡战屡胜,先后迫降了变军大将洪师简、许会能、王皋等人,大破毛应天、刘天平、孙马骑等部,失陷的城池也接连收复。到了六月下旬,节节败退的变军已被团团围困,只据有剡县一座孤城。裘甫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出城投降。

八月,裘甫被押送京师,斩首于东市。

这一年十一月,懿宗李漼大赦天下,改元“咸通”。

猖獗一时的东南民变虽然被迅速镇压了,但是帝国西南边陲的战火却从懿宗即位起就一直在熊熊燃烧,而且整整持续了十多年,几与懿宗一朝相始终。

那就是大唐与南诏的战争。

宣宗驾崩后,李唐中央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希望四夷能派出吊祭使赴长安吊唁。不料派往南诏的这一路宦官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

原因说起来很凑巧。

因为南诏的第七任国王丰祐也死了,他们也在办丧事。可李唐中央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南诏的新任国王、丰祐的儿子世隆怒气冲冲地对大唐的使者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而且诏书上面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算什么?”

使者一脸尴尬、无言以对,随后便被安排到了城外的简陋宾馆,接待规格低得不行。这几个宦官满腹委屈地回到长安,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地向懿宗做了禀报。

年轻气盛的懿宗李漼一听也火了。他当即做出决定,坚决不对世隆进行册封,也就是不承认他南诏国王的身份。懿宗还给出了两条不册封的理由: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二、世隆的名字犯讳:“世”字触犯太宗之讳,“隆”字触犯玄宗之讳。

这两条都是大不敬罪。所以懿宗李漼信心满满地认为:世隆为了求得朝廷册封一定会乖乖地低头认错。

可懿宗错了。

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远比他想象的执拗得多,也强悍得多。

接到朝廷诏书的那天,世隆发出了一声冷笑。

你以为老子稀罕你的册封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老子就自己当皇帝!

很快懿宗李漼就接到了一则令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隆称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同时入侵大唐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市)。

就在懿宗李漼浑然不觉的时候,一场贯穿他整个帝王生涯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十一月,安南都护李鄠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收复播州。但南诏却趁他后方空虚,发兵三万,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安南府的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市),并一举攻占。李鄠后路被抄,只好仓皇逃奔武安(今越南海防市)。

咸通二年正月,懿宗下诏命邕州(岭南西道治所,今广西南宁市)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援救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六月,朝廷以失职的罪名把安南都护李鄠贬为儋州(今海南儋州市)司马,同时任命盐州(今陕西定边县)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七月,南诏军队攻陷邕州。

咸通三年二月,南诏再犯安南,王宽无能,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不得不再易主帅,命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紧急动员忠武、义成、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岳等八道士兵共三万人,归蔡袭指挥。

南诏见唐军声势浩大,遂暂时撤退。

同年十一月,南诏集结了五万人马卷土重来,于咸通四年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率众力战,左右皆战死,他身中十箭,最后蹈海而亡;大将元惟德等人奋力砍杀两千多敌兵后也壮烈殉国。

南诏两度攻陷交趾,共杀死和俘虏唐朝军队十五万人。

安南各蛮族见南诏势盛,纷纷投降。

李唐朝廷不得不放弃安南,命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

这是帝国的失败。

这是帝国前所未有的失败。

可此时此刻的大唐天子李漼却好像满不在乎。

江南民变、南诏入侵、安南丢失……帝国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可李漼却并未表现出丝毫的忧虑和恐慌。

他依旧日日欢宴、夜夜笙歌。

左拾遗刘蜕愤而上疏:“如今南蛮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都没有忧虑的神色,又如何责成人臣尽死效忠呢?恳请陛下节制嬉乐宴饮,等到远近承平、人心安定,再图享乐也为时不晚!”

可懿宗李漼却置若罔闻。

在帝国的内忧外患面前,李漼似乎始终表现得很无畏。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无畏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勇敢者无畏,如他的父亲宣宗李忱。

还有一种叫无知者无畏,如此刻的懿宗李漼。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三、大唐的人心散了

从咸通四年一直到咸通七年(公元866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康承训和张茵均未克复安南。南诏王国(大礼帝国)在世隆的手中进入了全盛时代,其版图北逾金沙江,东抵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

咸通七年六月,新任安南都护的高骈终于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于十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战,最终将其攻陷,砍下三万多首级。随后,高骈又率军击败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它的酋长;十月底,蛮族士众一万七千人归降大唐。

至此,安南收复。十一月,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与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遣使向南诏表示修好之意。同月,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

边境刚刚恢复暂时的安宁,懿宗李漼便又变本加厉地继续营造他的温柔乡。李漼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有将近五百人,每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十余次;席间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应有尽有;各种曼妙的歌舞演出和精彩的戏剧表演一场接着一场,天子李漼乐在其中,从不疲倦。而且天子出手相当阔绰,对优伶和乐工的赏赐动辄千缗。

天子的温柔乡还不止一处。像曲江(长安东南)、昆明(大明宫内)、灞浐(渭水支流)、北苑(大明宫北)、南宫(皇城外的兴庆宫)、昭应(陕西临潼的华清宫)、咸阳宫等处,天子兴致一来便立刻前往,使得侍从们经常来不及筹备和布置。为此,有关部门只好在上述各处常备音乐、酒食、锦帐、帘幕等物,以防天子突然驾到。此外,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就会前呼后拥地陪同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等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往往多达十余万,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咸通九年七月,当懿宗李漼仍然沉醉在他的温柔乡中乐而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甫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爆发了。

这伙哗变的士兵是咸通三年安南沦陷时从徐州(徐泗镇治所)调往桂州的戍卒。当时徐泗镇招募他们的时候便与其约定,役期以三年为限,期限一到立刻派兵接防。但他们在桂州整整驻防了六年,却始终没有接到回防的调令。戍卒们屡屡向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提出抗议,要求回镇。徐泗将领尹戡、杜璋、徐行俭一起劝说崔彦曾不要同意戍卒的要求,理由是徐泗镇目前军费困难,而派兵接防的开支又太大。所以他们向崔彦曾建议:命令这批戍卒再驻守一年。

收到徐泗镇的这个答复后,戍卒们立刻炸开了锅。而这批戍卒的首领——都虞侯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本来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由于州县无力征讨才将他们招安的,这伙人混进军队原本就是想捞取官爵富贵,结果却在这穷乡僻壤吃了六年的苦头,所以他们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服从崔彦曾的命令了。

许佶等人旋即发动兵变,杀了大将王仲甫,推立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杀回徐州。所过之处大肆劫掠,州县莫之能御。

这一年十月十七日,庞勋变军进抵彭城(徐州州府所在县)。由于一路上不断纠集和招募,此刻变军数量已达六七千人,鼓噪之声喧天动地。变军兵临城下后,对居住在城外的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加慰抚,因此百姓纷纷依附。变军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就攻破了外城。随后百姓又帮助变军进攻内城,推来草车焚烧城门,内城旋即陷落。变军俘虏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并把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开膛剖腹、碎尸万段,然后又屠杀了他们全族。

当日,城中自愿归附变军的士民又有一万多人。

随后的日子里,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络绎不绝,都愿意为他效力,并主动献计献策;甚至连光州(今河南潢川县)、蔡州、兖州(今山东兖州市)、郓州、沂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市)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变民都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地赶来归附……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帝国的四面八方在一夜之间会冒出这么多“变民”?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乱,竟然会有那么多百姓帮他攻城,而且还争先恐后地投靠他?

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无个人魅力、四无远大的政治抱负、五无煽动人心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如此典型的“五无人员”凭什么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唯一的解释是——大唐的人心散了。

这是一个王朝崩溃的可怕前兆。

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中的火越来越烈、而水也越来越深的时候,身边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触发他们敏感的神经、激起他们强烈的反应。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改变现状、出离水火的机会。

所以他们会死死抓住。

无论从他们身边冒出来的是哪棵葱,只要它冒出来了,就会被他们视为弥足珍贵的救命稻草。

说白了这就叫饥不择食。

在漫长的中国式王朝兴衰史上,这种饥不择食的事情其实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的。

太早的不说,太晚的不说,光是几年后接二连三冒出来的王仙芝、黄巢、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就没有一个不曾被拥戴他们的人们视为改天换地的救世主。

至于说他们到底是一棵又一棵欺世盗名的葱,还是货真价实的救命稻草,说实话,绝大多数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可能并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分辨和思考。

而此时此刻,当人们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前去投奔那个名叫庞勋的“五无人员”时,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的思考。

庞勋注定是成不了气候的。

因为他图的不过是一己的富贵和快活,从来就没想要拯民于水火。

就在他占领徐州的次月,李唐朝廷就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兼徐州招讨使,任命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任命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并大举动员诸道的兵力归三帅统领;同时又采纳康承训的建议,征调沙陀三部落的酋长朱邪赤心,会同吐谷浑、达靼、契苾等部落酋长率部征讨庞勋。

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打得并不顺利。先是康承训所率领的中路军因诸道兵力尚未完全集结而遭遇叛军阻击,退守宋州;继而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今江苏盱眙县南)城外被叛军王弘立部袭击,戴可师战死,所部三万人几近全军覆没,仅剩几百人脱逃,所有武器、粮草、辎重、车马全部落入叛军之手。

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庞勋的暴发户本性暴露无遗。他自称天册大将军,并天天宴饮游猎。军师周重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傲志满和奢侈安逸,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更何况还没得到、尚未成功之前就骄傲奢侈的人呢?”

可庞勋却充耳不闻,仍旧我行我素。

也许在这一刻,庞勋的败亡就已经注定了。

从咸通十年正月开始,政府军开始转败为胜,各路叛军无不望风披靡,尤其是朱邪赤心率领的沙陀骑兵更是骁勇无匹,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同时,被叛军占领的失地也都相继收复。到了这一年九月,走投无路的庞勋带着残部两万人逃至蕲县(今安徽蕲县)西面时被政府军四面合围,几乎被全部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

同年十月,变军的余党基本上肃清,“庞勋之乱”宣告平定。朝廷论功行赏,任命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邪赤心为大同军镇(治所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并赐名李国昌,各种犒赏十分优厚。

这个李国昌有一个儿子,后来成了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叫李克用。

咸通元年的“裘甫之乱”与咸通九年的“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便被先后平定,但是帝国的南方却已饱受涂炭,并且再也没能恢复以前的和平与安宁。

种种酝酿已久的政治、社会与民生问题已经找到了一个火山喷发口。

岩浆在地底疯狂地奔突。

帝国的天空正阴霾漫卷、乱云飞渡……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四、毁灭之花的瞬间绽放

作为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兆,民不聊生、叛乱纷起与天子昏庸、朝政腐败往往是互为表里的。

懿宗一朝的内政就乏善可陈。

懿宗李漼先后任命的多位宰相要么是平庸无能之辈,要么就是贪赃枉法之徒。咸通中后期的两个宰相路岩和韦保衡就是以贪财和弄权而闻名于朝野的。

路岩在咸通五年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衔入相,其时年仅三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路岩执掌朝柄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侈糜烂,并且专权用事、党同伐异,可天子李漼偏偏就对他宠幸无比,把朝政全权委托于他。咸通十年,一个叫陈蟠叟的地方官忍不住就此事上疏朝廷,天子李漼召他到长安问对,陈蟠叟直言不讳地说:“只要陛下没收边咸一家的财产,就足以供应军队两年的薪饷和粮食。”天子听得没头没脑,问他:“边咸是谁?”陈蟠叟说:“是路岩的亲信。”

天子恍然大悟,原来是拐着弯在弹劾路岩啊!这不是拐着弯在骂朕有眼无珠、所用非人吗?

懿宗李漼一怒之下,把陈蟠叟流放到了爱州(今越南清化市)。

从此没人敢再说一句。

而另一个弄权宰相韦保衡入相前的身份则至为特殊——是当朝的驸马爷。

咸通十年正月,懿宗李漼把他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嫁给了右拾遗韦保衡。婚礼极尽奢华之能事,天子用尽宫里的奇珍异宝给她当嫁妆,还赏赐了广化里的一座豪宅,门窗之上都镶嵌珍宝,就连井栏、药臼和槽柜也都用金银打造,畚箕和箩筐也都用金丝编成,另外又赏赐现钱五百万缗,其余各种赐物的价值也相当于五百万缗。

成婚未及一年,驸马爷韦保衡就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宰辅。满朝文武瞠目结舌,都说这种事情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韦保衡入相后,和路岩沆瀣一气,极力培植党羽、打压异己。康承训在平定“庞勋之乱”中立功,受到朝廷重用,韦保衡和路岩十分嫉妒,便在天子面前说:“康承训讨伐庞勋时逗留不进,平定后又没有把余党全部肃清,而且贪图抢夺战利品,没有在第一时间奏报朝廷。”

众所周知,韦保衡和路岩是当今天子跟前的两大红人,他们要联手整谁,肯定谁也逃不掉。康承训随即被免去河东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之职,贬为蜀王傅(蜀王李佶的老师),分司东都,不久后再贬为恩州司马。

一一翦除掉他们心目中的异己势力之后,两大红人为争夺第一红人之位,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内讧。

由于韦保衡兼有驸马爷的身份,最终在最后的较量中胜出。咸通十二年四月,路岩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

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得罪的人太多,路岩不免担心会在赴任的路上遭人报复,于是对代理京兆尹薛能说:“我上路后,就怕有人会用瓦砾向我饯行啊!”

这个薛能是路岩一手提拔的,所以他相信薛能会在关键时刻还他一个人情。没想到薛能听完后两眼一翻,举着朝笏拿腔拿调地对他说:“近来宰相出城时,京兆府司没有派人护卫的先例啊!”

路岩又羞又恼。可他除了感叹世态炎凉、人心难测之外,实在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离京赴任那天,果然在路上被人用石头瓦砾乱砸一气。

所幸他早有防备,才没被人砸死。

路岩被排挤出京后,韦保衡在朝中就一人独大了。可是,还没等他尽情享受权力的美味,他的富贵荣华就悄然地终结了。

因为庇荫他的大树倒了。

咸通十四年三月,一向崇佛的唐懿宗李漼派人去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大臣们纷纷劝谏,甚至提到了宪宗迎佛骨不久便崩逝的事情。不料天子却说:“朕能活着见到佛指舍利,死也无憾了!”

当时没有人想到,天子李漼无意中说的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只过了一个夏天,懿宗李漼就患病了。

这一年七月十六日,懿宗病情突然加重。和宣宗临终前一样,帝国此时还没有确立储君。这样一个时刻无疑再度为宦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这一次上场的宦官是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懿宗的第五子普王李儇身上。

因为李儇这一年刚刚十二岁,很适合做他们的傀儡。

十八日,刘行深和韩文约以天子名义下诏:“立李儇为皇太子,监理国政。”

十九日,懿宗李漼在咸宁殿驾崩。同日,李儇登基,是为唐僖宗。

八月十五日,刘行深和韩文约被封为国公。

九月,被韦保衡打压已久的政敌开始报复,纷纷对他发出指控。韦保衡旋即被贬为贺州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崖州澄迈(今海南澄迈县东北)县令;几天后又勒令他自尽。

与此同时,路岩的下场也和他如出一辙。先是在这一年年底被贬为新州刺史;次年正月,路岩刚走到江陵,新帝就追诏削除了他的官爵,改为流放儋州;几天后被赐死,家产全部抄没,妻儿充为官奴。

新天子即位次年的十一月,改元“乾符”。

而就在他改元的次月,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各地的加急战报就雪片般地飞进了长安。

天德军(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奏报:党项、回鹘军队入侵边境。

感化军(治所在徐州)奏报:庞勋余党四处劫掠,州县无法禁止。

西川边境奏报:南诏(大礼)军队三次抢渡大渡河,唐朝防河兵马使、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刺史黄景复力战不敌,全线溃败;敌寇进占黎州,并已越过邛崃关,前锋进抵雅州(今四川雅安市)。

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年仅十三岁的天子李儇手足无措。

在新任宰相郑畋、卢携等人的谋划下,天子下诏,命兖州、郓州等道兵马共同围剿庞勋余党,又调派当年收复安南的功臣、时任天平节度使的高骈赴西川指挥前线作战。

就在新天子改元、南诏再度入侵的这一年岁末,帝国内部积重难返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全面爆发。

懿宗一朝,穷奢极侈、连年征战、国库空虚,朝廷只好把一切亏空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各种赋税聚敛日甚一日,老百姓苦不堪言。而天灾又往往与人祸形影相随。咸通末年,关东(潼关以东)地区连年遭遇水灾旱灾,各州县又隐瞒不报。各级政府互相推诿、上下蒙蔽;而民间则是一片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的惨状;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告无门,最后不得不揭竿而起……

既然连贫民、难民和饥民都当不成,那就只好当刁民、变民和暴民。

既然地里不长粮食、天上不掉粮食,而各级官府又挥舞着鞭子催钱催粮,那这些人该怎么办?既然上已无片瓦遮身、下已无立锥之地,那这些人该怎么办?

他们当然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拿起锄头、拿起大刀、拿起长矛——去抢钱、抢粮、抢地盘。

人的生存底线一旦被突破,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往往是惊人的。

而且是毁灭性的。

因为这种能量一开始所指向的仅仅是自我的生存,而最后所指向的往往是他者的毁灭。

包括整个旧世界的毁灭。

所以后来的黄巢才会由衷地发出那一声仰天长啸——我花开后百花杀!

乾符元年的冬天,这种毁灭性的能量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帝国的四面八方遍地开花。

而第一枝毁灭之花的名字不叫黄巢。

他叫王仙芝。

在他身后,是数千朵含苞欲放的蓓蕾。

后来杀进长安的黄巢当时还只是一朵蓓蕾。

再后来颠覆李唐的朱温当时也只是一朵蓓蕾……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五、黄巢感到了被人遗忘的痛楚

唐僖宗李儇其实是一个不幸的天子。

因为他一坐上龙椅便荣膺了两项本朝之最。

其一,他是大唐开国二百五十余年来最年轻的天子。

其二,他接手的这一刻,是帝国形势最严峻、忧患最深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

疲惫不堪的帝国马车正在朝前方的万丈深渊奔驰,可少年天子李儇却对此一无所知。

他一边兴高采烈地握着手中的缰绳,一边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

虽然帝国是老的,可天子手中的江山却是新的。

在少年天子的眼中,这个世界是无比光洁、无比新鲜、无比多姿多彩的。

而且还是无比好玩的。

僖宗李儇在当普王的时候就是一个贪玩好动的孩子。

他有一个朝夕相随的玩伴——宫中小马房的宦官田令孜。

直到李儇登基之后,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弼马温”的存在,所以他们拥立李儇的行动等于是在替田令孜做嫁衣。

李儇一即位,田令孜就被擢为枢密使,不久又升为右军中尉。僖宗李儇尊称他为“阿父”,把一切政务全都交给了他,然后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各种好玩的游戏中。

新天子的“阿父”田令孜曾经读过一些书,人又聪明,所以游刃有余地当起了帝国的幕后推手。他大权独揽之后便大肆卖官鬻爵、广收贿赂,封给任何人官爵都不需要通过天子,更不用说宰相和百官。田令孜每次去见天子,必亲自准备两盘酒食,一边和天子开怀畅饮,一边神侃海聊,许久才告退,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忘年交。

天子喜欢跟宫里的乐工、优伶厮混在一起,所赏赐的金钱动辄以万计,宫中的库藏很快告罄。田令孜帮天子想了一条生财之道,让他派宦官们去长安东西两市中搜刮商人的货物和财宝。天子依计而行,果然财源滚滚。有人不服上告,天子和田令孜就命京兆府把告状者抓起来乱棍打死。朝堂上的宰相和百官都噤若寒蝉,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高骈开赴西川前线后果然不辱使命,亲率五千步骑攻击南诏军队,一直将其赶过了大渡河,砍杀俘虏了大量敌军,并生擒了十几个蛮族酋长,押回成都斩首。高骈随后修复了邛崃关以及大渡河沿岸的各座要塞,又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市)马湖镇构筑城堡,派重兵驻守,号“平夷军”。此外还在南诏入蜀的必经之路和所有战略要地上修建城池,各派数千士兵驻防。

高骈在南诏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南诏军队再也不敢轻易入侵。

几年后,大礼皇帝世隆卒。

从此,盛极一时的南诏王国(大礼帝国)便和李唐王朝一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乾符二年,外患虽然得以平息,但是从这一年起,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却把大唐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濮州人王仙芝于乾符元年十二月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起兵后,次年六月便杀回老家,攻占了濮州和曹州,士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进剿,却屡屡被王仙芝击败。

紧跟着王仙芝浮出历史水面的人就是黄巢。

黄巢是冤句(今山东东明县南马头集)人,早年曾与王仙芝搭伙贩卖私盐,精于骑射,为人任侠仗义。但是他和王仙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识文断字,粗粗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可以算半个文人。所以他也曾经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想,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然而,现实一次次地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打击。黄巢屡屡参加进士科考,但每一次都名落孙山。

黄巢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

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变幻无常的命运却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一个比走仕途和贩私盐危险百倍、但获利更丰的机会。

黄巢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从此走进了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晚唐历史。

他在冤句聚集了数千人,拉起反旗响应王仙芝。

这两个昔日的私盐贩子如今成了并肩战斗的义军领袖。他们迅速合兵一处,劫掠州县、横行山东(崤山以东)。那些缴不起重税和失去土地的贫困百姓争先恐后地投奔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抢钱、抢粮、抢地盘的行列中。

乾符二年七月,京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万顷良田瞬间变成一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连忙上奏。

可他上奏的却不是灾情,而是喜讯:“蝗虫飞到京畿地区,都不吃稻谷,纷纷身抱荆棘而死!”

在僖宗德政的感化之下,连冥顽不灵、穷凶极恶的蝗虫都愿意舍生取义、活活饿死,这种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感人事迹怎能不令人叹服和欣慰呢?

于是宰相们纷纷入朝向天子李儇表示祝贺。

听说自己的德政居然能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功效,僖宗李儇当然乐得合不拢嘴。

尤其是那些蝗虫,僖宗皇帝觉得它们简直是太可爱了。

乾符三年秋天,王仙芝和黄巢转战中原,先后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郏城(今河南郏县)、汝州(今河南汝州市)。东都洛阳大为震恐,士民携家带眷,纷纷出城逃难。十一月,义军南下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市)和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十二月,王仙芝和黄巢又横扫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庐州、寿州、舒州、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等地,所过之处,官兵望风披靡。

眼见变军声势越来越大,僖宗朝廷不得不听取宰相王铎的再三建议,对王仙芝采用招安之策,给了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

接到诰命的那一天,王仙芝激动不已。

从一个整天被官府追杀的私盐贩子成长为帝国的一名禁军将领和中央官员,王仙芝觉得这是自家祖坟冒青烟了。

他知足了。

可此时此刻,他的兄弟黄巢却在用一种鄙视的目光看着他。

黄巢的目光里有两层意思。

一、王大哥你居然就这点出息?朝廷随便给你一官半职就把你买了?

二、朝廷凭什么就给你一个人封官,把老子和弟兄们都给晾在一边?

那天黄巢再次感到了一种被人遗忘的痛楚。

所以他一直试图用目光向王仙芝传达自己的困惑和愤怒。可王仙芝却始终沉浸在无比的自豪和喜悦中,看都不看他一眼。最后黄巢走了上去,对王仙芝说:“我们曾经在神明面前立下滔天誓言,要除暴安良、横行天下,如今你一个人去朝廷当官,让这五千多号弟兄往哪里投奔?”

还没等王仙芝反应过来,黄巢已经狠狠一拳砸在了他的头上。

鲜血顺着王仙芝的脸庞流了下来。

透过迷蒙的血眼,王仙芝看见黄巢身后无数的弟兄们正在向他挥舞着拳头。

看来自己永远洗不白了。王仙芝在内心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叹——

贼永远是贼!

后来王仙芝撕毁了朝廷给他的那一纸任命状,在蕲州城内烧杀掳掠了一天,随后带着他的另一名副手尚君长和三千多人呼啸而去。

而黄巢则与他分道扬镳,带着剩下的两千多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六、满城尽带黄金甲

从乾符四年正月开始,王仙芝与黄巢时而各自为战,时而合兵一处,虽然四处攻城略地,可在朝廷诸道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所占领的城池都是旋得旋失,始终未能建立长期立足的根据地。

农民军和政府军一度陷入混战和相持的胶着状态。

这一年十一月,朝廷的招讨副使、总监军宦官杨复光再度向王仙芝传达了招安的信息,而对此仍然抱有希望的王仙芝正中下怀,当即派遣尚君长前去与杨复光接洽。不料尚君长刚走到半路就被招讨使宋威擒获。宋威因与农民军多次交战失利,且因半年前曾被其围困在宋州,故而怀恨在心,一意要置尚君长于死地。他随即向朝廷谎报,声称在战斗中生擒了尚君长。杨复光连忙上奏,声明尚君长实际上是投诚,并非在战场上被擒。朝廷派御史进行调查,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宋威随后便将尚君长斩首。

两次希望被朝廷招安未果,又丧失了一个得力助手,此后的王仙芝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乾符五年正月初六,朝廷的招讨副使曾元裕又在申州东面大破王仙芝,砍杀一万多人,招降并遣散了一万多人。曾元裕因功擢为招讨使,宋威被免职。

王仙芝自此一蹶不振。

短短一个月后,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县)与曾元裕进行决战,结果招致惨败。王仙芝战死,首级被传送长安。五万多士众被斩杀,余众四散逃离。

王仙芝一死,僖宗朝廷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但是与此同时,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时任沙陀副兵马使的李克用在几个副将的拥戴下,趁中原战乱发动兵变,诛杀了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占领了云州。

已被中原民变搞得焦头烂额的僖宗朝廷再也无力讨伐李克用,只好想了一个办法:把李克用的父亲、时任振武节度使的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再另行派人接任振武节度使,目的是把李国昌父子置于一镇,以免他们分别据守振武和大同。

然而,朝廷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李国昌接到调令后立刻把它撕得粉碎。

与此同时,李国昌也彻底撕破了尊奉朝廷的假面——他们父子不但要同时据有二镇,而且要趁天下大乱抢占更多的地盘,甚至到最后还要逐鹿天下!

李国昌随后砍杀了振武的监军宦官,并与李克用联合出兵,攻破了大同周边的遮虏军、宁武军、岢岚军等多处朝廷军营。

王仙芝败亡后,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领残部投奔黄巢,推举黄巢为主帅,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委任百官。

随后的日子,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的高骈全力以赴对付黄巢,不断调兵遣将,加强了对他的围剿。黄巢在中原战场屡屡失利,手下数十位将领被招降,不得不在乾符五年三月底渡过长江,转战南方。七月,黄巢军进入浙东,凿开七百里山路,转入福建战场。十二月,黄巢攻陷福州,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而逃。乾符六年春,黄巢挥师直趋岭南。

帝国的财赋重镇——广州,就此暴露在黄巢的面前。

进入岭南之后,黄巢致信浙东道观察使崔璆和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透露了归顺朝廷的意思,条件是授予他天平节度使之职。僖宗朝廷断然拒绝。黄巢退了一步,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僖宗李儇召集大臣商议,左仆射于琮说:“广州是国际商舶和各种珍宝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怎么能交给贼人?”宰相建议给黄巢一个“率府率”(东宫侍卫队长、正四品上)的职务,僖宗同意。

此刻的僖宗朝廷绝对不会想到,短短一年后,黄巢就将杀进长安,坐在大唐帝国的金銮殿上。

这一年九月,黄巢接到那一纸“率府率”的任命状,不禁破口大骂,当即对广州发起猛攻。十月,广州陷落。黄巢逮捕了节度使李迢,命他起草奏疏说已经投降了黄巢。李迢说:“我世代荷国厚恩,亲戚故旧遍布朝廷,手可断,疏不可草!”黄巢随即将其诛杀。

由于黄巢的士兵均是北方人,进入岭南后水土不服,才一个多月便纷纷染上瘟疫,死亡了十之三四,部下劝他回师中原图谋大计。十月末,黄巢率领军队沿湘江而下,攻占潭州。十一月,由江陵北上,直扑襄阳。

新年很快又来了。

这是僖宗李儇即位后的第七个年头,天子改元“广明”。这一年天子李儇已经十九岁了,可他的玩性不但丝毫未改,而且突飞猛进。骑马、射箭、舞剑、蹴鞠、斗鸡、无不喜好,尤其精通数学、音乐和赌博,时常和诸王赌鹅,一只鹅的赌价高达五十缗。所有游戏活动中,他最擅长的还是打球。他曾经对宫中戏子石野猪说:“朕如果参加‘打球进士科’考试,一定能当状元!”石野猪说:“也不见得。如果碰上尧、舜当主考官,恐怕陛下免不了要落榜。”天子闻言忍不住大笑。

帝国已经千疮百孔、气息奄奄,可在天子李儇的眼中,它依旧像从前那么好玩。

直到这一年冬天,当僖宗李儇没命地奔跑在逃亡路上、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他才突然间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如此残酷的一面。

原来当这个大唐天子也并不那么好玩。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无疑是黄巢的幸运之年,也是他人生中的巅峰时刻。

这一年上半年他在江西战场遭遇了一些短暂的挫折,困守信州(今江西上饶市)的时候士卒再度因染上瘟疫而损失过半。不过到了五月,当他用诈降的手段击败高骈的麾下猛将张璘,将其斩杀,并且一举突破高骈的封锁线之后,黄巢军威大振,形势一下子逆转过来。

此后黄巢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六月二十八日,攻陷宣州(今安徽宣州市);七月,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横渡长江,大举北上;九月,攻陷泗州(今江苏盱眙县淮河北岸);十月,攻陷申州,横扫颍(今安徽阜阳市)、宋、徐、兖各境,兵锋所及之处,士民纷纷逃亡。

十一月十七日,号称有“六十万人”的黄巢大军攻克东都洛阳。唐朝的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接拜谒。

十二月初一,黄巢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潼关,并于初三将其攻克,大军随即直指长安,当天进抵华州。

十二月初四,僖宗李儇慌忙下诏,封黄巢为天平节度使。而此刻的黄巢对此的唯一反应就是一阵仰天狂笑。

十二月初五,大唐王朝的文武百官退朝后听说乱兵已攻克潼关,开始各自逃命。宦官田令孜带着五百名神策兵,拥着僖宗从金光门仓皇出逃,随行人员只有福、穆、泽、寿四王以及数名嫔妃。

树倒猢狲散。城中的士兵和百姓趁乱冲进宫中,大肆抢夺府库中的财物金帛。

当天黄昏,唐朝的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带着几十名文武官员,毕恭毕敬地来到灞上迎接黄巢。

那一刻,一轮冬日的残阳正挂在西天,把长安城外的原野渲染得一派金黄。

远远地,张直方等人看见一顶用黄金装饰的轿子慢慢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一群头发披散、用红巾扎束、身穿锦绣衣服的武士护卫在黄金轿两侧。而在他们身后,则是漫山遍野全副武装的铁甲骑兵;再后面,是络绎不绝、仿佛绵延千里的各种辎重车辆。

此时,坐在黄金轿中的这个人正双目微闭,口中喃喃自语。

他在吟咏一首诗。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吟咏过这首诗了。

因为写诗的那一年,他正在经受屡屡落第的痛苦,正在咀嚼被这个社会遗忘的痛楚。

而现在他情不自禁地再次吟诵它。

没有别的理由,只因当年所有尖锐的痛楚此刻已经全部转化为冲天的快意和豪情。

当黄巢透过轿帘的缝隙,清晰地看见长安城上的那一排雉堞时,他忍不住把这首《咏菊》大声地念了出来——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第八章 大崩溃开始了 七、狼虎谷的一串头颅

黄巢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长安。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夹道围观,如迎王师。黄巢的副手尚让一路上不断地晓谕百姓:“黄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你们,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

刚开始的几天,一切果然如同尚让所说——士兵们对百姓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人安居乐业,秩序井然。

黄巢的士兵们这几年来从北打到南,又从东打到西,走到哪抢到哪,很多人早已腰缠万贯,所以他们进了长安城后不但不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还时常慷慨解囊,把财物施与那些贫穷的人。

百姓们又惊又喜——都说黄巢的军队是强盗,可这种“强盗”远比朝廷官兵要好上百倍!看来官方的宣传根本就不可信!

可短短几天之后,一切就全都变样了。

因为大兵们实在憋不住了。

几年来烧杀掳掠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今叫他们每天不烧不抢、无所事事,简直比叫他们去死还难受!于是一夜之间,黄巢的大兵们就撕掉了温文尔雅的假面,纷纷抄起武器和火把,急不可耐地冲上了街头。

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转眼就沦为一座恐怖之城。

到处都在抢劫,到处都在杀人;每一座店铺都烈火熊熊,每一条大街都浓烟滚滚……

长安的士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眼中充满了惊恐和无助。

黄巢与尚让也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他们频频下令,可是却屡禁不止……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一日,黄巢下令屠杀了所有留在长安的李唐宗室成员,连婴儿也没留下。十三日,黄巢在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

与此同时,僖宗李儇和他的流亡朝廷一路逃至兴元,下诏命诸道出动全部兵力收复京师。数日后,由于兴元物资和粮食匮乏,而附近诸道的勤王之师又相继来集,僖宗李儇只好在田令孜等人的劝说下逃往蜀地,于第二年元月二十八日抵达成都。

同年七月,僖宗改元“中和”。

这一年,僖宗一再诏令高骈出兵征讨黄巢。此时的高骈以一人身兼淮南及多道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东面都统等多个重要职务,被僖宗寄予厚望,可他却以各种借口推托,始终不肯出兵。十二月,宰相王铎料定高骈已经心存异志,于是再三向僖宗请求亲自出征。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僖宗任命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以忠武节度使周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任左右司马,以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宣武节度使康实兼任左右先锋使;同时罢免了高骈的都统和其他节度使职,只给他保留了淮南节度使及盐铁转运使的职务。

王铎亲赴前线之后,朝廷军开始从各个方向陆续往京畿一带集结。黄巢的势力逐渐萎缩,只保有长安和同(今陕西大荔县)、华二州。

五月,朝廷再次罢免了高骈的盐铁转运使之职,高骈大怒,立刻上疏表示抗议,而且言辞傲慢。朝廷毫不示弱,下诏严厉斥责。高骈从此不再上缴赋税,公然与中央决裂。差不多在此前后,浙东(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魏博等镇开始了兼并行动,悍然发兵进攻邻道;荆南、邕州、平卢、怀州、西川等地相继发生内讧、兵变和叛乱;此外,占据忻州(今山西忻州市)和代州的李克用几年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四境的袭扰……

王朝的大崩溃开始了。

流亡西川的李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

而半年多来,王铎虽然率领朝廷军队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但也只能与黄巢进行拉锯战,始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一直到这一年九月,黄巢麾下一员猛将投诚,才让僖宗朝廷看见了一丝平定黄巢的希望。

他就是朱温。

朱温是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县)人,生于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少时不事生产,整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极为乡人鄙视;乾符初年追随黄巢起事,由于作战英勇,得以迅速升迁;时任同州防御使,是黄巢政权在长安东面的最主要屏障。他的投降无疑使黄巢断了一支臂膀,同时也把势穷力蹙的黄巢政权进一步推入了绝境。

朱温的倒戈易帜让僖宗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同华节度使,不久又改任其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

此刻的僖宗李儇当然不会想到,这个“朱全忠”日后将成为大唐帝国的终结者,一手颠覆将近三百年的李唐江山。

同年十二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与行营都监杨复光又以雁门节度使的交换条件,成功招降了骁勇善战的李克用,并让其兼任东北面行营都统,全力征讨黄巢。中和三年二月,李克用率兵进围华州,于三月将其攻克。

至此,长安门户洞开。困守在孤城的黄巢已经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四月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攻进长安。黄巢力战不敌,只好焚烧宫室,从蓝田方向突围而去。

陷落了两年四个月的长安终于光复。但是官兵入城后,其烧杀掳掠的行径与黄巢军队毫无二致,京城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残存者寥寥无几,饱经劫难的大唐帝都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死城。

长安光复后,李克用因功升任河东节度使;朱全忠升任宣武节度使、兼东北面都招讨使,会同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节度使时溥一起堵截并肃清黄巢余部。

五月,黄巢率余部窜至蔡州,发兵攻城,唐朝奉国(治所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率众抵御,兵败城破,随后投降黄巢。此后的一年里,黄巢与秦宗权合兵一处,兵威复振,又在中原大肆劫掠。朱全忠、周岌与时溥勉力围剿,却始终不能取胜,只好向李克用求援。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军渡黄河南下。五月,李克用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县)北面的汴河渡口大破黄巢军队,砍杀一万余人。黄巢军队一举溃散,尚让率部众投降时溥,其他的将领投降朱全忠,黄巢带着最后的残兵不足一千人东走兖州。李克用一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冤句。由于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奔走了两百多里,人马都已极度疲惫,骑兵中能跟上的只有几百人,加之粮草已绝,李克用只好率兵撤回汴州,在城外扎营,准备稍事休整后再行追击。

中和四年五月十四日这天,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站在汴州城头,冷冷地注视着城下这支骁勇善战的沙陀军队,心里忽然涌出了几个念头。

念头一:这沙陀人李克用果然名不虚传,打起仗来果真是一把好手!

念头二:收复长安他抢了首功,眼下大破黄巢他又出尽了风头,如果再让他亲手灭了黄巢,那他李克用就成了帝国的头号功臣,再加上他手下这支所向无敌的沙陀军,到时候天底下还有谁能和他李克用抗衡?

念头三:如果真让李克用走到那一步,那我朱全忠还凭什么和他一较短长?凭什么逐鹿天下?

念头四:所以,这天底下有朱全忠,就不能有李克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念头五:啥也别想了——先下手为强。

当天,朱全忠便再三向李克用发出热情邀请,硬是把他请进了汴州城,住进了上源驿的高级宾馆。随后又特意为李克用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宴席。席间,朱全忠不但对李克用礼遇甚周,而且态度十分谦恭。李克用三杯酒下肚,倨傲的神色就浮了上来,言语之间盛气凌人,根本不把朱全忠放在眼里。朱全忠一边赔着笑脸不停劝酒,一边冲身边的大将杨彦洪使了个眼色。

李克用和他的随从们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人注意到杨彦洪很早就悄悄地离席了。

酒宴到黄昏才告结束,李克用已经烂醉如泥,左右刚把他搀起来,四周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朱全忠的军队突然间从天而降,并且像潮水一样漫了进来。那一刻,亲兵们的酒一下子全醒了,可李克用依旧不省人事。亲兵们一边奋力抵挡,一边用冷水浇醒了李克用。

大梦初醒的李克用这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在心里把朱全忠的十八代祖宗全都问候了一遍,然后抓过弓箭开始自保。虽然仍旧有些头重脚轻,但是他接连射出的几箭还是不偏不倚地射入了几个宣武士兵的心脏。

此时宣武士兵开始在四面纵火,烈火浓烟顷刻就把他们包围。左右亲兵拥着李克用翻过院墙,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在枪林箭雨中突围而出。他们最后逃到汴州南门,亲兵用绳索把他缒下城墙,李克用这才逃过这场劫难。但是那天跟随他进城的三百多名亲兵,包括监军宦官陈景思在内却全部战死……

李克用和朱全忠就这么结下了血海深仇。

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将伴随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走完最后的二十年,并且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代身上,最终演变成五代初年国与国之间的连年征战和惨烈杀伐。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弥留之际交给了儿子李存勖三把箭,把自己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三个仇人的名字告诉了李存勖,叫他一定要报仇雪恨。

这三个仇人的名字中,第一个就是朱全忠。

李克用死的那一年,唐朝已经成为历史,而五代则刚刚开场。

中和四年夏天,黄巢一直在奔跑。

没命地奔跑。

而武宁将领李师悦和黄巢降将尚让也一直在后面拼命地追赶。六月十五日,李师悦和尚让终于在瑕丘(今山东兖州境内)追上了黄巢,对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致命的打击。

在这最后一战中,黄巢的残部死的死、伤的伤,几乎被消灭殆尽。六月十七日,黄巢逃进了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市西南)。

于是这一天就成了黄巢的终结之日。

而狼虎谷就是黄巢的终结之地。

就是在这里,黄巢的外甥林言砍下了他的头颅,同时还砍下了他的兄弟、妻子和儿女的头颅,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林言一一砍完之后拎着这一大串头颅走上了弃暗投明的道路。

可他刚刚走出狼虎谷,迎面就撞上了沙陀军队。

沙陀士兵不由分说又砍下了林言的头颅,把他加进那一串头颅中,策马回营邀功请赏。

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黄巢的头颅和林言的头颅在剧烈颤动的马背上时不时狠狠地撞在一起,时不时又冷冷地四目相对……

从公元875年六月起兵,到公元884年六月败亡,黄巢起义历时整整十年。

在这十年里,他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攻陷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创建了大齐政权,企及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所能企及的巅峰,同时也把李唐王朝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花开后百花杀”——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做到了。他用自己人生的最后十年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成就了他个人的生命价值。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在他这朵“毁灭之花”盛开和凋谢之后,百朵千朵的“毁灭之花”才在大唐帝国的土地上争先恐后地灼灼绽放;恰恰是在黄巢起事和败亡之后,一幕比一幕更为惨烈、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群雄混战和军阀割据才在九世纪最后的日子里频频上演。

一个黄巢踉跄跌倒在血泊与尘埃中,更多的黄巢却骄傲地挺立并驰骋在唐朝末年血雨腥风的天空下……

第九章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一、僖宗李儇的冰火两重天

平定黄巢的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僖宗李儇终于从成都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长安。

此时的大唐帝京早已是一片残破荒凉,到处长满了荆棘,狐狸和野兔随处可见。李儇神情凄楚,终日郁郁寡欢。

十四日,僖宗改元“光启”。

他希望帝国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希望所有的黑暗、屈辱和不幸从此随风远去,而光明从此开启。

然而,这终究只是僖宗的一相情愿和美妙幻想。

因为此时的大唐帝国早已是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了——朱全忠据宣武(汴、宋诸州),李克用据河东(太原、忻、代诸州),秦宗权据蔡州称帝,王重荣据河中(蒲、晋诸州),李可举据卢龙(幽、蓟诸州),王镕据成德(镇州)、时溥据武宁(徐、泗诸州),高骈据淮南八州,刘汉宏据浙东(越州);此外,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等州也都由军阀据守。李唐中央政令所及,只剩下河西(黄河以西,今陕西北部)、山南(秦岭以南,今陕西南部及四川东北部)、剑南(剑阁以南,今四川中南部)、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几十个州而已。

遍及天下的各方军阀不但割地自雄、相互混战,而且自行截留财赋,从不向中央上缴,致使两河及江淮的漕运断绝,各地赋税根本不能到达朝廷。自僖宗李儇回到长安之后,李唐中央的财政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就已名存实亡,其财政收入仅能依靠京畿、凤翔、同、华几个州,府库完全枯竭,连朝廷开支和百官俸禄都已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士兵薪饷和各种赏赐了。

如此惨淡局面不但令李唐的天子焦心,更令李唐朝廷幕后的那个掌控者焦心。

这个人就是大宦官田令孜。

自从僖宗李儇登基之后,田令孜便大权独揽,以小马坊使一跃而成枢密使,旋即擢右军中尉,不久又迁左军中尉,彻底掌控了禁军,把原左右中尉刘行深和韩文约排挤得无影无踪。盘踞中枢后,极具政治野心的田令孜并未就此止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没有藩镇势力作为后盾和根基,他在朝中的权力就无法保持稳固,况且关东叛乱日益猖獗,形势越来越严峻,更需未雨绸缪。所以早在黄巢攻进长安之前,田令孜就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把他的三个心腹任命为三川节度使:陈敬瑄赴西川、杨师立赴东川、牛勖赴山南西道。而为首的这个陈敬瑄正是田令孜的亲哥哥(田令孜本名陈仲则,入宫后投靠田姓宦官)。

僖宗流亡西川后,田令孜更是把天子和整个流亡朝廷紧紧攥在了手里。由于长安沦陷时禁军已经溃散,所以田令孜便在蜀地招募了五万四千人,重新组建了左、右神策军。这支新禁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天子和流亡朝廷,事实上却是他田令孜的近卫军。有了这支武装力量,田令孜就能有恃无恐。

但是,五万多人所需的薪饷、粮草、兵器、铠甲、服装及各种物资无疑构成了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当田令孜带着这支军队和天子一起回到长安后,残酷的现实一下子就摆在了他的面前——早已山穷水尽的中央财政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

士兵们开始不断地发出抱怨。

田令孜心急如焚。

如果再不想办法搞到钱,兵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最后,田令孜终于想到了一个财源,那就是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安邑镇)、解县(今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两地的盐池收入。

一直以来,安邑和解县都是归朝廷的盐铁使管辖,其盐业专卖的利润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但是自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之后,这两大盐池就落到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手中。王重荣只是每年象征性地向中央输送三千车食盐,而绝大多数利润全都落入了他的个人腰包。

田令孜决定夺回这两座金山。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田令孜授意天子让他兼任了两池盐榷使。王重荣马上跳了起来,不断上疏抗议。五月,田令孜命僖宗下诏,将王重荣调任泰宁(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王重荣不但拒不奉诏,而且上疏抨击田令孜,并列举了他的十大罪状。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田令孜急忙联络静难(治所在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准备与他们联手,一致对付王重荣。王重荣马上向李克用求援。由于朱玫和李昌符暗中依附朱全忠,自然被李克用视为敌人,所以李克用便与王重荣结成了联盟。十一月,李克用上表,请僖宗斩杀田令孜、朱玫和李昌符。僖宗没有同意,而是下诏要求他们和解。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天子的和稀泥已经毫无用处了。十二月,双方在同州一带开战,李昌符和朱玫被李克用打得大败,仓皇逃回本镇。李克用率兵直扑京城。

田令孜情急之下,只好挟持僖宗,从开远门逃出长安,再度出奔凤翔。

回到长安还不到一年,僖宗李儇就被迫开始了二次流亡的生涯。

光启二年正月,田令孜想再次强迫僖宗到兴元,僖宗不肯。当天晚上,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凤翔行宫,挟持僖宗前往宝鸡(今陕西宝鸡市)。

经过同州一战,朱玫和李昌符才发现李克用和王重荣的势力远比他们想象的强大,而田令孜手里除了天子这个筹码外一无所有,于是转而投靠了王重荣,并与他一起上表请杀田令孜。

田令孜担心朱玫等人会兴兵前来,不敢在宝鸡多作停留,遂于二月下旬劫持僖宗前往兴元,而最终目的地就是他的老巢西川。从宝鸡到兴元的这一路,天子一行走得极为艰难。不但有朱玫和李昌符的军队围追堵截,而且道路崎岖难行。经历九死一生之后,天子一行终于在三月中旬抵达兴元。

朱玫没有劫回僖宗,大为恼怒,于是心生一计。

他的想法非常大胆,操作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找一个傀儡,另立朝廷。

这一年四月初三,朱玫胁迫百官,拥立肃宗的玄孙、襄王李煴监理国政,同时自命为左、右神策十军使。

至此,田令孜意识到僖宗这个筹码的分量已经越来越轻了,加之天子又死活不肯再跟他入蜀,田令孜思前想后,决意放弃僖宗、以求自保。于是他主动向僖宗推荐了杨复恭代替他的左军中尉之职,并自命为西川监军,不久之后就逃到了西川。

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同时号令百官、专擅大权,俨然成了宰相。李昌符心里老大不平衡,坚决不肯接受朱玫给他的新官职,并上表给驻留兴元的僖宗,准备接过田令孜丢弃的这张牌,借此同朱玫抗衡。

与此同时,李克用和王重荣也是火冒三丈。田令孜本来是他们驱逐的,可如今朱玫不但窃取了朝政大权,而且俨然成了田令孜第二,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于是向僖宗上表,绝意讨伐朱玫。

十月,朱玫和他所任命的百官们拥立李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僖宗为太上皇。远在兴元的僖宗李儇闻讯后悲愤莫名,可他一筹莫展,只好问计于杨复恭。杨复恭遂以僖宗的名义发布檄文到关中,宣称有能斩朱玫首级者,便以静难节度使之职赏他。

此举果然奏效。

李克用和王重荣尚未出兵,朱玫的部将王行瑜便砍下了朱玫的脑袋。依附朱玫的文武百官共二百多人只好拥着新立的皇帝李煴逃奔河中。

可这群无头苍蝇根本逃错了地方。

因为这是王重荣的地盘,他们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王重荣假装盛情地把他们接进城中,随即手起刀落,砍下了李煴的脑袋,同时杀了一百多个大臣,并将余下的人囚禁。

光启三年三月中旬,僖宗李儇从兴元返回凤翔。

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本来就想效法田令孜和朱玫“挟天子以令诸侯”,现在僖宗皇帝自己送上门来,他就绝不会让他从自己的手上溜掉。

李昌符遂以长安宫室荒废失修为由,强行把僖宗扣在了凤翔。

这一年,僖宗李儇年仅二十六岁。可当他回顾自己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历程,却感觉仿佛已经过了好几辈子。

留在凤翔的那些日子,每当僖宗李儇回忆起自己荒唐而奢侈的少年时代,以及几年来这种四处颠沛、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涯,就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他实在是不明白,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命运究竟是上天的捉弄和安排,还是他李儇年少无知任意妄为的果报,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想起这些的时候,天子李儇的神情总是显得落寞而苍老。

这是李儇一生最初的落寞。

可却是他一生最后的苍老。

尽管他才二十六岁,可上天已经没有给他多少时间了……

滞留凤翔的第二年春天,历经磨难而且抑郁不振的僖宗李儇终于病倒了。

李昌符意识到再扣留这个病恹恹的天子不仅失去了意义,反而会给人以兴兵讨伐的借口,于是将僖宗放归。

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僖宗李儇拖着沉重的病体再度回到了长安。

二十二日,僖宗下诏,改元“文德”。

三月初二,僖宗疾病发作;初五,他病情加重,陷入弥留状态。左军中尉杨复恭立即以天子名义下诏,拥立寿王李杰(懿宗第七子)为皇太弟,监理国政。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李儇在灵符殿驾崩。

同日,皇太弟李杰即位,改名李敏(次年又改名李晔),是为唐昭宗。

第九章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二、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李晔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这么一个英年即位、才德兼备、求贤若渴、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毫无相似之处,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昭宗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简言之——李唐王朝气数已尽。

即便昭宗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也没有。所以说,事实上他拥有的只有他自己,以及他全部的梦想。

仅此而已。

他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终将力竭身亡的单兵。

公元888年,唐昭宗李晔登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江山。

他从昏庸无能、奢侈淫逸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纯粹是一个烂摊子。

李晔知道,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谓难如登天。

但他坚信——这并非不可能。

虽然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但是昭宗李晔并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并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要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虽然田令孜现在对朝廷已经不构成什么直接的威胁,但是昭宗要收拾他的理由依然很充分。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长安之所以饱受践踏,圣驾之所以两度播迁,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可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竟然违抗诏命,拒不启程。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架空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和西川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重建朝廷威权,又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各方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昭宗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

让昭宗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那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杀进了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之外,其他的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了,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收拾田令孜的理由如此充分,昭宗还需要犹豫吗?

巧合的是,正在昭宗准备采取行动时,与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请求朝廷把陈敬瑄调离西川。于是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陈敬瑄和田令孜拒不奉诏。他们积极整饬武备,决心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在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兼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命他们共同讨伐陈敬瑄,同时削除了陈敬瑄的所有官爵。

讨伐西川的战役就此打响。

第二年,昭宗改元“龙纪”。新年伊始,他就收到了一份贺礼。

在蔡州称帝、为患中原多年的秦宗权被其部将发动兵变擒获,一起投降了朱全忠。二月,朱全忠将秦宗权押解入京,在西市的独柳下斩首。

被押赴刑场那天,秦宗权从囚车中探出头,对监斩的京兆尹孙揆说:“孙大人明察,我秦宗权怎么会是造反的人呢?我对国家一片忠心,只可惜报效无门啊!”围观的百姓顿时发出哄堂大笑。

秦宗权是唐朝末年的大乱世中出了名的“混世魔王”,性格极其残忍。史书称他带兵出征的时候从不带军粮,而是拉着一车一车的尸体跟着队伍走。

在尸体身上撒些盐,就成了士兵们的军粮了。

而只要每打一场战,他就会多出许多军粮。

所以——他从不缺军粮。

昭宗第一个收拾的人是僖宗朝的权宦田令孜。

而他第二个要收拾的人就是眼前的权宦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视自己为“定策元老”,视昭宗为“天子门生”。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和刺史;此外还有宦官义子六百多人,全部派驻各地担任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政治网络。他的义子们心目中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其中如龙剑(治所在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在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

这样一个比田令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宦要是不铲除,昭宗李晔的中兴大计就会沦为笑谈。所以,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昭宗的所有大政方针基本上都是与宰相孔纬、张濬等人商议定夺的,而竭力避免让杨复恭从中干预。宰相们也经常以宣宗为例鼓励昭宗整治宦官。

杨复恭专权跋扈,自然不把昭宗放在眼里。百官们上朝都是步行,唯独他上太极殿的时候是坐着轿子来的。有一天在朝会上,昭宗和宰相孔纬刚刚谈及四方造反的人,杨复恭又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殿前。孔纬故意提高嗓门说:“在陛下您的左右,就有将要造反的人,何况是四方呢?”昭宗明白孔纬的用意,就假装惊愕地问他所指为何。孔纬指着杨复恭说:“他不过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上殿,而且养了那么多壮士为义子,或典禁兵,或为藩镇,不是要造反是什么?”

杨复恭面不改色地说:“以壮士为义子,目的是让他们效忠皇上、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是造反呢?”

昭宗冷然一笑,把话接了过去:“你想要保卫国家,为何不让他们姓李,却让他们姓杨?”

杨复恭顿时哑口无言。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有一天昭宗忽然对杨复恭说:“你的义子中是不是有一个叫杨守立的,朕想让他来当侍卫。”为了证明自己养这些义子就是要“保卫国家”的,杨复恭二话不说就把杨守立领进了宫。

反正他有的是义子,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此时的杨复恭并不知道,昭宗皇帝绝不仅仅是要一个“侍卫”那么简单。

因此他当然也不会料到,短短几年后这个昔日的“义子”就会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杨守立入宫后,昭宗立刻赐名李顺节,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他从一名普通的禁军侍卫迅速擢升为天武(禁军一部)都头(指挥官),同时又兼镇海节度使,不久后又加封同平章事。平步青云的李顺节当然对天子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之余,他渐渐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所在。

那就是——对付杨复恭。

李顺节当然乐意充当这个角色。

道理很简单:杨复恭的义子多如牛毛,他只是其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可天子的心腹宦官却只有他一个,如果跟天子联手并最终铲除杨复恭,到时候就轮到他李顺节来收养义子了。

为了这个美好的前景,李顺节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天子。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施展浑身解数与杨复恭展开了明争暗斗,并且为天子提供了诸多有关杨复恭的秘密情报。

昭宗李晔看着这一切,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一丝难以为人觉察的笑容。

网已经撒开了。

昭宗李晔对自己说,一旦时机成熟,朕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杨复恭集团一网打尽!

第九章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三、守望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场雪

除了对付宦官,昭宗李晔另外要对付的,无疑就是藩镇了。

而为了对付藩镇,天子手中就必须要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所以昭宗即位之初便开始招兵买马,不久便组建了一支可以由朝廷直接指挥的十万人的军队。

有了这张底牌,昭宗李晔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几年来,天下诸藩中势力最强大的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正月,李克用出兵吞并了东昭义(治所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二月又进攻云州,准备进一步吞并河朔。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卢龙,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顿时陷入腹背受敌之境。不久河东骁将安金俊战死,另一个部将申信又临阵倒戈投降了赫连铎。李克用只好撤兵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三分之二的大臣表示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昭宗李晔事实上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因为一旦把这个最大的强藩铲除,就能为日后平定诸藩铺平道路。但是天子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如此一来,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天子顶多就是丢卒保车、壮士断腕,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这也是天子召开此次廷议的目的之一——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无非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到了主战和反战的两派把观点都亮出来之后,昭宗李晔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议论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了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如今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昭宗最后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啊!”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姓时编入了李唐皇室户籍);以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以京兆尹孙揆为副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为副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说:“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李晔每天都是在焦急和紧张的状态中度过。

因为即位不久的他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他无比强烈地希望,那个自视甚高的张濬真的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希望始终是美好的,现实却始终是残酷的。

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而是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损兵折将,一再败北,并最终全线崩溃。

先是在八月,大战还没开始,招讨副使孙揆就在长子(今山西长子县)以西的山谷中被河东伏兵生擒,随后被杀。继而在九月,南面招讨使朱全忠的军队在马牢山(今山西晋城市东南)被河东军击败,大将邓季筠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然后是九月下旬,北面招讨正副使李匡威和赫连铎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取得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随即遭到李克用主力的迎头痛击,李匡威的儿子、赫连铎的女婿皆兵败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数以万计。最后到了十月,张濬率领的中军才姗姗来迟地推进到晋州;不料,先头部队与河东军在汾州交战,刚一受挫,后方大军便瞬间崩溃;河东军乘胜追击,直抵晋州城下;张濬出城御敌,再败;随后军队中的诸道士兵又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张濬在晋州困守了一个月后,料定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从含口(山西绛县西南)仓皇逃遁,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然后拆卸民房的木板拼凑成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

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近全军覆没。

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就这样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场,而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昭宗李晔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还好自己早已留了后路。

天子想: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大顺二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

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当即上奏对天子进行恫吓:“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

昭宗李晔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啊!你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进一步跨过黄河,朕不就是你砧板上的鱼肉了吗!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

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赶紧又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今广西桂平县南)司户。

河东之役开打不到半年就遭遇惨败,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能不能到最后给悲哀中的天子带来胜利的消息和喜悦呢?

答案是否定的。西川之役甚至比河东之役还惨。河东虽然败了,但败得干脆利落。虽然给天子造成了痛苦,但毕竟是短痛。

可西川呢?前后整整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失败。

这种失败叫做长痛。

大顺二年三月下旬,朝廷的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禀报天子:国库已经空了,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

那一天,朝廷的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

最后天子颁下了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所有官爵,命王建等人各回本镇。

接到诏书的那天,陈敬瑄和田令孜忍不住相视而笑。

可他们笑得太早。

因为王建接到诏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功即将告成,为什么要放弃?”

王建没有放弃,而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相继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瑄屡屡出城作战,却屡屡败北。到了这一年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瑄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田令孜亲自带着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旌节到军营中交给了王建。

随后,王建把陈敬瑄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

昔日的西川土皇帝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军阀。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王建被封为蜀王。公元907年,亦即唐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王建为前蜀高祖。

登基不过三年,昭宗李晔就先后遭遇两次惨重的失败,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然而,让昭宗李晔在绝望中感到一丝欣慰和喜悦的是——几年来一直在朝中悄悄进行的另一场较量已经开始显露出取胜的希望。

那就是李顺节与杨复恭的较量。

到了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向天子要求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担任玉山军使的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

十月初八,昭宗下令天威都将李顺节与神策军使李守节发兵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率卫士抵抗,杨守信也立刻率部前来增援。双方展开混战。激战中,宰相刘崇望又率领一队禁兵前来,杨守信不支,部众溃散,最后与杨复恭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了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一手遮天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天子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但是紧接着,另一种不安再度向他袭来。

因为新的权宦已经浮出水面。

他就是李顺节。

于是天子不得不再次痛下杀手,在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命左右中尉刘景宣和西门君将李顺节诱杀。

大顺二年的冬天,一场又一场的大雪从苍旻深处无尽地飘落,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大明宫的垂宇重檐上,并且摇曳着落在天子李晔的鼻梁、发梢、眉间。

以及他的心上。

是的,心上。天子感到整整一个冬天的大雪很可能全部落在了他的心上。

否则他的心头何以变得如此僵硬、沉重而冰凉?

天仿佛已经裂开了。

因为大雪永远下不完。

要下就下得更大一些吧。天子李晔有些悲壮地想——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然后把这个世界全部覆盖。

把所有的罪恶、阴谋、欲望、杀戮、流血、死亡通通覆盖。直到最后一场雪过去之后,万物复苏、海晏河清、日月常照、天空澄明……

大顺二年的冬天。

大唐帝国历史上第二百七十三个冬天。昭宗李晔站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执著地守望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场雪。

守望天空的澄明。

不过在许多长安百姓的印象中,大顺二年冬天的雪其实下得并不大。

而且很早就下完了。

唯一让他们感到奇怪的一点是——春天迟迟没有来。

第九章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四、一个男人灵魂中的七道伤

春天终究还是来了。

但这个世界沧桑依旧。

罪恶与阴谋依旧,流血和死亡依旧。

这一年正月,昭宗改元“景福”。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为了让人满意而存在的。但昭宗李晔还是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日子总是要朝前走,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丝希望。

景福元年(公元892)一开春,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共五个节度使联名向天子上疏,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昭宗很清楚,这些人打着讨伐贼臣的幌子,事实上无非是想吞并他镇、扩张地盘。而朝臣们也表示反对,因为李茂贞一旦得到山南就更难控制。于是昭宗下诏进行调停,命他们和解。但五节度使根本就不听他的。二月,李茂贞与王行瑜擅自出兵攻打兴元,并于八月攻克,李茂贞遂将兴元据为己有。杨守亮、杨复恭等人逃奔阆州。

景福二年正月,昭宗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宰相徐彦若取代他的凤翔节度使之职。李茂贞大怒。他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据有两镇,如今天子想用山南交换他的凤翔,他当然不会答应,于是拒不奉诏,并上表羞辱天子,说:“您既然贵为天子,为何却连自己的舅父都保护不了(昭宗舅父王环被杨复恭谋杀)?您既为九州共主,为何连杨复恭家的一个小子都不能诛杀?”

受到这等羞辱,昭宗勃然大怒,决意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再三劝阻,表示此时朝廷已经无力同强藩抗衡,只能暂时忍耐。可天子李晔却睁着血红的眼睛对他说:“我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事事地过一天算一天,坐视社稷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自有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天子都把话说到这分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

他只有从命。

这一年九月初十,昭宗命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进驻兴平。李茂贞立刻与王行瑜联合,发兵六万在周至布防。李嗣周所带的这支禁军都是新近招募的京师少年,而凤翔和静难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边防军。这一战的结果可想而知。

九月十七日,李茂贞挥师进攻兴平。两军还未交战,朝廷禁军就自动溃散、望风而逃。

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杜让能派人送了一封密信给李茂贞,说:“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杜让能出的主意。”十九日,李茂贞陈兵临皋驿(长安西),请诛杜让能。

杜让能入宫向天子辞别:“臣早知必有今日,请用臣的生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

天子李晔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

这一天,昭宗下诏贬杜让能为梧州(今广西梧州市)刺史,次日再贬为雷州司户(今广东雷州市)。

然而李茂贞并不退兵,他扬言:不杀杜让能他誓不罢休。至此,天子李晔再也无力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随后下诏,任命李茂贞为凤翔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并兼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兼任太师,赐号“尚父”,并赐免死铁券。

李、王二人心满意足之后,方才引兵西去。

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正月,护国(原河中)节度使王重盈病卒,部将推举其兄王重荣的儿子、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重盈的儿子、保义(治所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节度使王珙不服,出兵进攻河中,同时上疏昭宗,宣称王珂非王氏子,请求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

王珂本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过继给他做养子,自认为绝对有资格继任节度使,而且他还是李克用的女婿,遂向李克用求救。而王珙则用重金贿赂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颇为戏剧化:李克用上表为王珂请命,李茂贞等三节度使则上表为王珙请命。昭宗答复李茂贞等人,说已经答应李克用在先,于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遂再度激化。五月,三镇各率数千精兵开进长安,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保。其后听说李克用已自河东出兵,遂杀了一些与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迫使昭宗同意了他们任用王珙的请命,随后留下一部分军队控制京师和朝廷,方才各回本镇。

六月,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上表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并将檄文传给了三镇。其时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右军指挥使,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李茂贞所在的凤翔;而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左军指挥使,也想劫持昭宗前往王行瑜的邠州。于是两军就在长安城中开战,京师大乱。最后昭宗在禁军部将李筠的保护下逃往秦岭,七月初,到达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

昭宗李晔登基之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品德与才干远胜僖宗李儇百倍,可就是没人会料到,昭宗的命运居然会与僖宗如出一辙。

不,事实上昭宗日后的命运要比僖宗更为不幸。

甚至不幸百倍。

八月,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震恐,杀掉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于是赦免李茂贞,命李克用讨伐王行瑜。八月底,昭宗返回长安。九月,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瑜;十月,在梨园(今陕西淳化县)大破王行瑜的军队;十一月初,李克用兵临邠州城下。王行瑜登上城头,痛哭流涕:“我王行瑜没有罪啊,胁迫天子的事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请您到凤翔去问罪吧,我王行瑜愿意自己绑起来去朝廷请罪。”

李克用在城下仰着头说:“王尚父,你谦恭得岂不是有点过分?我奉朝廷之命讨伐三个叛贼,阁下是其中之一。你想自己回朝廷,我可不敢擅自做主。”

数日后,王行瑜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跑到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地界时被其部将砍杀,首级传送京师。

十二月,朝廷进封李克用为晋王,其部将、佐吏及子孙也全都加官晋爵。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密向昭宗请求讨伐李茂贞。昭宗与近臣商议,众人一致认为,如果讨灭李茂贞,李克用将更加强大,势必无人可以制衡。昭宗认为与自己想的不谋而合,遂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问题是,如果不铲除李茂贞,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而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之后,意识到必须重新组建一支直接效忠于他的军队,于是在神策两军之外又招募了数万人组建了殿后四军,并全部交付亲王统领。李茂贞遂以天子企图讨伐他为借口,于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再次勒兵进逼京畿。昭宗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李克用所在的太原。路过华州时,天子一行却被镇国节度使韩建极力挽留。昭宗本就对远走太原有所犹豫,于是决定留在华州。李茂贞带兵进入长安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

驻留华州的昭宗断然没有想到——他这是才脱虎口,又入狼窝。

由于其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所以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令归私宅;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将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等十一王全部杀死;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并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最后又致信与李克用修好。

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

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十五年,总共七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二十九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的代名词,并且从此作为繁荣富强的象征符号而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津津乐道。

反观唐昭宗李晔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大黑暗与大崩溃的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九世纪末的这七个年号并不是年号。

它们是七簇血迹,七道泪痕,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是一个末世帝王绝境中的七次挣扎。

它们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

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

七道伤口。

第九章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五、帝国终结者

自从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回到长安后,唐昭宗李晔就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

从前的天子温文尔雅、乐观开朗、自信从容,如今的昭宗酗酒贪杯、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每天除了阴沉着一张脸不停地喝酒、耍酒疯之外,就是与宰相崔胤日夜密谈。而与此同时,宦官们发现天子注视他们的时候,仿佛有一把刀子刮过他们的脸庞。

天子似乎在谋划什么?

这种日子一直挨到了光化三年的冬天,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与左右枢密王彦范、薛齐偓四人在一次密谈之后,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结论——当今天子轻狂、浮躁、善变、多诈,很难事奉;而且凡事只信赖朝臣、冷落宦官,长此以往,宦官必遭大难;不如拥立太子即皇帝位,尊其为太上皇,再争取凤翔、镇国两镇的支持,那才是真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时候,看谁敢动宦官一根毫毛!

一场废立的阴谋就此酝酿成形。

这一年十一月初四,昭宗到北苑打猎、饮酒,深夜回宫时已经酩酊大醉,忽然狂性大发,亲手砍杀了几个侍从宦官和宫女。次日清晨,宫门迟迟未开。刘季述意识到时机已到,便以宫中恐生变故为由,到中书省叫上崔胤,带着千名禁军打破宫门,长驱直入,一起问明了昨夜发生的事。随后刘季述对崔胤说:“看皇上如今的所作所为,如何能再治理天下?废除昏君、拥立明主,自古皆然!为国事计,这恐怕算不上不忠吧?”崔胤唯唯诺诺,不敢反对。

初六,刘季述召集百官入宫,陈兵殿前,拿出一份请求太子监国的联名奏章,命崔胤和百官传阅后签署。随后刘季述一边拿着奏章上思政殿面见天子,一边授意禁军发动兵变。禁军随即大声呼喊着冲进宫中,逢人便杀,一直杀到思政殿。此时昭宗吓得从座椅上一头栽下,爬起来想跑,刘季述一把按住他,说:“陛下厌倦了当皇帝,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太子监国,请陛下移居东宫(少阳院),好好保养吧。”

昭宗不甘心地说:“昨日与贤卿们一块饮酒,多喝了几杯,哪里会糟到这种地步呢?”

刘季述晃着手上的奏章,一脸冷笑:“这件事不是我们干的,都是南司(朝臣)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阻止。请陛下暂居东宫,等局势稳定了再接您回宫。”

当天,昭宗被迫交出传国玉玺,与皇后一起被押送少阳院,随从的只有嫔妃、公主和宫女十几个人。看着天子一副窝囊样,刘季述忽然又生出一种施虐的念头,于是拿起一根银棒在地上指指画画,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二条罪;某年某月某日……”如此这般,一直数落了数十桩罪,把束手而立的天子面前的那块地方都画满了线。

离开的时候,刘季述亲手锁上院门,又把铁水灌进锁孔,准备让这个院门永远不能打开。随后命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把守,昭宗等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向他报告。最后在围墙上凿了一个洞,用来递送饭菜,其他如兵器、剪刀、针之类的东西一律不准递进去。

刘季述的意思明摆着——不让天子自杀。

要把他困在里头活受罪,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昭宗要求得到一些银钱布帛。刘季述一眼就识破了天子的用意,你这是想拿这些东西贿赂看守、改善处境吧?告诉你——没门!

最后昭宗提出只要纸和笔。刘季述冷笑:想得倒美!给你纸和笔,然后你再写一封求救信递出去,最后让人来把我杀了,是不是?你真把我刘季述当傻瓜了!

刘季述一口回绝。

当时天气极其寒冷,嫔妃和公主们缺衣少被,哀泣声夜夜不绝。

初十,太子李裕改名李缜,即皇帝位,把少阳院改名“问安宫”。

所谓问安宫,事实上就是皇宫中的一座监狱。

天子被废,并且遭到囚禁和虐待,天下诸藩人人心知肚明,可人人按兵不动。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

所有人都在权衡、等待和观望,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当一只出头鸟,都在想着如何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

结果只有一个——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昭宗被废整整一个月过去之后,天下依旧一片沉默。

宰相崔胤不得不独自采取行动。他暗中与神策军使孙德昭等人取得了共识,遂制定计划,于第二年正月初二将刘季述、王仲先等四人全部刺杀,救出了昭宗。

昭宗复位后,刘季述等四人的家族全被诛灭,同时杀了二十多个党羽。昭宗任命孙德昭为静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赐名李继昭。

又一代权宦倒下去了。

但是新一代权宦会不会旋即诞生?

这是昭宗复位后,宰相崔胤每时每刻都在焦虑的问题。他向昭宗提出,所有祸乱的根源皆因宦官掌握兵权,所以请求天子让他和另一位宰相分别掌管左右军。

这何尝不是天子的想法!然而,当禁军将领们听到消息后,立即发出强烈抗议。李继昭等人对天子说:“我们世代从军,从没有听说把军队交给书生的!”

昭宗无奈,只好再次以宦官韩全诲、张彦弘分任左右中尉。这两个宦官以前都当过凤翔监军,和李茂贞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知道崔胤和他们势同水火,于是暗中引李茂贞为援。而崔胤则与朱全忠私交甚笃,他担心自己遭到宦官的谋害报复,所以也以朱全忠为外援。

两派势力从此展开明争暗斗。

而大权旁落、命若飘蓬的天子李晔必将在这样的恶斗中再度成为牺牲品。

这一年四月,昭宗再次改元“天复”。

天子固然是复位了,但是“天”还能“复”吗?早已支离碎裂的李唐天空还能恢复如初吗?

在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原的朱全忠俨然已经取代河东的李克用,成为天下势力最强大的军阀。

从文德元年消灭与他相邻的劲敌秦宗权之后,朱全忠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行动。首先他把兵锋指向了东方,那里盘踞着三个势力都不可小觑的军阀:时溥,占据徐州;朱瑄,占据郓州;朱瑾(朱瑄之弟),占据兖州。景福二年,朱全忠消灭了时溥;乾宁四年,朱全忠又先后攻陷了郓州和兖州,朱瑄被杀,朱瑾亡奔淮南。随后朱全忠又把目光转向了北方,那里有河朔三镇,还有他最强大的对手——河东李克用。

光化元年五月,朱全忠渡河北上,攻取了李克用的邢、洺、磁三州。同年十二月,李克用的部将李罕之以潞州投降朱全忠。光化二年至光化三年间,刘仁恭自幽州发兵南侵魏博,朱全忠援助魏博的罗绍威击退刘仁恭,从而将魏博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兵临镇州城下,逼降成德的王镕。光化三年十月,朱全忠又进攻定州,逼降义武的王处直。刘仁恭出动大军援救,被朱全忠击败,士兵被杀六万多人,刘仁恭遂臣服于朱全忠。

至此,河北各镇全部归附朱全忠。

一个毋庸置疑的帝国终结者已经屹立在天下人的面前。

天复元年(公元901),一轮鲜红如血的新世纪的初阳正冉冉升起在大唐帝国的上空。

血色朝阳下,将进行一场巅峰对决。

朱全忠与李克用的对决。

降服河朔,朱全忠已经砍掉了李克用的左手。

现在他要进取河中,斩断李克用的右臂……

第九章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李唐? 六、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

天复元年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拿下河东的绛州和晋州,扼住河东援军的必经之地,随后大军直扑河中。王珂立刻向李克用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他的妻子在信中对李克用说:“女儿随时可能被敌人俘虏,父亲大人怎么忍心不救?”李克用回信:“敌军扼守晋、绛,我军寡不敌众,如果我执意出兵,势必和你们一同灭亡。倘若实在不能坚守,不如与王郎全族归顺朝廷。”

二月,被团团围困的王珂不得不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将王珂全族迁到大梁,不久后将其暗杀。三月,朱全忠派遣大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天井关出太行山,兵锋直指太原;同时调动魏博、成德、天平、义武等诸道大军,分别从新口(今河北武安市西)、土门(今河北鹿泉市西南)、马岭(今河北邢台市西北)、飞狐(今河北涞源县)、阴地(今山西灵石县西南)等方向出发,兵分六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李克用发动总攻。

氏叔琮一路攻城略地,以所向披靡之势逼降了河东的多员大将,于三月底兵临太原城下。李克用亲自登城组织防御。其时天降大雨,数十天内连绵不绝,城墙多处崩塌,李克用指挥士兵随塌随筑,多日衣不解带,连吃饭喝水都没有时间。

眼看太原已经危在旦夕,形势万分危急。但是关键时刻,氏叔琮的许多士兵却因连日大雨而感染疟疾,加之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攻城。朱全忠只好命他们撤兵。

李克用就此躲过一劫。但是随后的几年里,他只能收缩战线、休养生息,再也不敢轻易与朱全忠争锋了。

据有河中之后,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空前壮大,天下似乎已无人可以匹敌。

走到这一步,朱全忠自然就把目光瞄向了关中,瞄向了长安,并且瞄向了大明宫中那个目光忧郁、神情凄惶的天子李晔。

与此同时,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已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你死我亡的形势一触即发。韩全诲等人与李茂贞联手,准备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则致信朱全忠,宣称奉天子密诏,命他发兵入京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昭宗劫持到洛阳置于他的掌控之下,见信后正中下怀,遂于这一年十月从大梁出兵,直驱长安。

十月十九日,韩全诲等宦官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立即率兵入宫,胁迫昭宗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悲怆莫名,密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说:“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

十一月初四,韩全诲陈兵殿前,对天子说:“朱全忠大军迫近京师,打算劫持皇上到洛阳,企图篡位,我们请皇上驾临凤翔,集结勤王之师共同抵御。”昭宗不愿意走,韩全诲便命人纵火焚烧宫室。昭宗李晔万般无奈,只得和皇后、嫔妃、诸王共计一百多人登上离京的马车。

那一天,天子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也全都放声恸哭。

走出宫门很远之后,天子李晔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熊熊烈火正在疯狂燃烧,把大明宫的上空映照得一片通红。

那一刻,天子李晔觉得另一场烈火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燃烧。

许多东西已经在火焰中灰飞烟灭。

诸如勇气、豪情、梦想;诸如信心、希望、使命……所有这一切,全部都化成缕缕青烟,在冬日的寒风中飘散。

朱全忠大军自河中入关,进逼华州,韩建投降;随后又攻打邠州,时任静难节度使的李继徽投降。李茂贞与韩全诲震恐,假传天子诏书,急召李克用入关。李克用遂发兵袭击朱全忠的后方,朱全忠匆忙回镇河中。

天复二年四月,崔胤前往河中,泣请朱全忠讨伐李茂贞,救出天子。五月,朱全忠发精兵五万,再次入关,进击凤翔。六月初十,李茂贞出兵与朱全忠在虢县北面展开激战,结果李茂贞大败,被杀一万余人。十三日,朱全忠进围凤翔。

从这一年六月到十一月,朱全忠把李茂贞下辖的其他州县全部占领。凤翔就此变成了一座孤城。汴州士兵每天在城下击鼓,叫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贼”,而城上的凤翔士兵则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贼”。凤翔受困日久,粮食耗尽,加上这一年冬天天气奇寒,城中饿死冻死的人不计其数。往往是一个人刚刚倒地,还没咽气,身上的肉就被人剐去了。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每斤价值一百钱,狗肉的价值五百钱。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部耗尽,而天子李晔则拿着他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以换取所需。公主和嫔妃们则是一天喝稀饭,一天吃汤饼,有上顿没下顿,而且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即将告罄……

天复三年正月,李茂贞再也无力支撑,只好斩杀韩全诲、张彦弘等宦官,向朱全忠投降,同时放归天子。朱全忠又把凤翔城内余下的宦官全部斩杀,前后共杀七十二人,此外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所有已经辞官归隐的宦官,又杀了九十个。

正月二十七日,昭宗回到长安。

这是天子李晔第三次流亡后的王者归来。

天子在心中暗暗祈祷,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一年之后,他还将第四次被迫离开长安,踏上流亡之路。

并且这一次,天子李晔再也没有回来……

昭宗回京后,崔胤当即奏请天子将宦官斩尽杀绝,昭宗同意了。正月二十八日这天,朱全忠在大明宫中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一日之间共杀了数百名宦官,喊冤哀号之声响彻宫廷内外。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被诸道就地捕杀。最后只留下三十个地位卑贱、年纪幼小的小黄门以供洒扫。

随后,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全部交由宰相崔胤统领。

宦官时代就此终结。

自安史之乱后,为患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结束了。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的人了。

然而,大唐帝国到此也行将寿终正寝了。

一个延续近三百年的巅峰王朝终于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它的终点。

这一年二月,天子赐号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朱全忠命心腹将领朱友伦、朱友谅等人率步骑一万留守京师,然后回军大梁。随后的日子里,朱全忠对东方的残余势力淄青镇展开了最后的兼并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攻克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临淄、临朐等地,而后进围青州。九月,淄青节度使王师范投降。

至此,大河南北全部归属朱全忠。

崔胤自从彻底铲除宦官集团,并一手掌握军政大权之后,就开始肆无忌惮、专权跋扈。不但百官进退全部要以他的好恶为转移,而且连天子的一举一动也要向他报告。随后,崔胤又以六军兵员严重不足为由,奏请天子招募士兵、扩充军队。崔胤这么做,客观上当然是为了保护孱弱的朝廷和天子、制约朱全忠,但主观上仍然是为了培植和巩固他的个人势力。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过远在汴州的朱全忠的眼睛。

朱全忠意识到,这个在朝中日渐坐大的人已经不再是他的盟友了。

换句话说,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道理很简单:既然长安城内业已驻留了自己的军队,天子已经随时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崔胤还能有什么用?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正月,朱全忠密奏天子,指控崔胤擅权乱政、离间君臣,随后命心腹将领朱友谅杀了崔胤以及他手下的几名军官和亲信。

至此,朱全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是到了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了。正月十三日,朱全忠驻兵河中,强迫昭宗迁都洛阳。二十二日,迁都行动开始,汴州军队强行驱赶长安城中的士民和百官上路,一刻也不准停留。成千上万的百姓们扶老携幼,一路不停地号叫、哭喊和咒骂。二十六日,朱全忠命军队将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及所有建筑全部拆毁,拆除下来的木料一律扔进渭水。

大唐帝都长安,从此沦为一座废墟。

二十八日,昭宗李晔到了华州,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昭宗不禁泣下,说:“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

当天晚上,昭宗下榻在华州行宫,黯然神伤地对左右说:“民间有句俗语说,‘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如今漂泊流亡,不知道最终要落向何方?”言毕已经涕泪沾襟,左右皆陪着天子同声落泪。

此时此刻,昭宗李晔模糊的泪光中忽然闪现出一张脸庞——一张年轻人的脸庞。

那张脸上写满了一个拯救者所应具有的全部勇气和梦想。

李晔知道,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

可是如今,李晔宁可认为他只是一个幻相。

连自己都无法拯救,你还想拯救什么?李晔对着恍惚中的那张脸苦笑。

拯救大唐吗?李晔笑得更厉害了。

可究竟要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唐?

最后,昭宗李晔听见自己的笑声忽然止住。

因为那张脸消失了。

那张年轻的脸就这样从李晔的生命中消失了。

永远地消失了……

尾声 公元907年不是0尾声

在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命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知道其中有诈,遂一再催促。昭宗先是推托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随后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但是朱全忠的回答是立即命人杀了医官和司天监。

昭宗无可奈何,只能继续上路。

自从崔胤被杀后,六军就基本上溃散了,只剩下两百多个少年跟随天子东行,但也仅是陪伴天子打球,以供差遣而已。然而朱全忠仍然没有放过他们。他在营帐中摆设宴席,召集他们赴宴,然后在席间命人将他们全部勒死。而事先他已让人找了两百多个年龄、身材都与他们相仿的少年。事后让他们穿上那些死者的衣服,一如往常地侍奉天子。昭宗刚开始毫无察觉,过了好几天才发现。自此,天子左右全部换成了朱全忠的人。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四月初十,昭宗李晔抵达洛阳。

随后的几个月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说李克用、李茂贞、王建、杨行密等人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文中都是一些振兴社稷、匡复李唐的话。朱全忠遂有夜长梦多之感,而且昭宗年长,在位日久,要将其取而代之相对于幼主要困难得多。思虑及此,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

这一年八月十一日深夜,朱全忠派遣心腹将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进入洛阳,突然敲开天子寝宫,刺死了开门的嫔妃,随后大声问:“皇上在哪儿?”昭仪李渐荣连忙走到天子寝室的窗前,高声呼叫:“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天子!”话音刚落便被砍杀在血泊之中。

此时昭宗已经喝得烂醉,但是李昭仪有意发出的警报还是震醒了他。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躲到柱后。然而蒋玄晖等人已经冲了进来,把刀挥向了天子……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唐昭宗李晔的眼前,是否闪过他十五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抑或是他三十七年的悲情人生?再或者……是那张年轻人的脸庞?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李晔在这一刻终于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帝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八月十二日,蒋玄晖假传诏书,拥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改名李柷,并宣布由太子监国。

同日,年仅十三岁的李柷在昭宗的灵柩前即皇帝位;史称昭宣帝,又称哀帝。

他就是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一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任皇帝。

而上面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都不在洛阳。

虽然这些事情都是他暗中策划的结果,但是他却不在现场。

准确地说,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一直到了十月,朱全忠才“听说”朱友恭等人刺杀了昭宗。他做出的第一个表情是痛不欲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惨切的哭泣,做出的第一个动作是“投身触地”。做完这些表演后,朱全忠狠狠地说:“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世骂名!”

十月三日,朱全忠来到洛阳,扑在昭宗的灵柩上痛哭流涕,然后晋见昭宣帝,赌咒发誓说这不是他的意思。十月四日,朱全忠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氏叔琮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市)司户,随即又命他们自杀。朱友恭临死前大喊:“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然而,此刻的朱全忠绝不会畏惧鬼神,也绝不会担心无后。

因为他要做的事还很多。

要杀的人也还很多。

天祐二年二月九日,朱全忠在洛阳宫中的九曲池摆设宴席,邀请昭宗的九个儿子、德王李裕等亲王赴宴。九王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突然命人把他们全部勒死,投尸九曲池。

六月,朱全忠又将裴枢等稍负时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部杀死。左右有人对他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现在就应该投入黄河,让他们变成‘浊流’!”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将他们抛尸黄河。

十一月,朱全忠晋位相国,加九锡。

完成了历朝历代每一个篡位者都必须完成的程序之后,朱全忠就图穷匕见了。

天祐四年三月,朱全忠迫使昭宣帝禅位;四月,朱全忠更名为“朱晃”,将汴州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不久后将其诛杀。

这位朱晃(朱全忠、朱温)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

历时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帝国至此覆亡。

唐朝虽然已经覆灭,但是死亡和裂变却远远没有终结。

换句话说,公元907年不是尾声。

“朱温篡唐”只不过是完成一次形式上的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他建立后梁时,十世纪初的中国全境仍然是一个分崩离析、群藩割据的乱世残局。除了河南开封的朱全忠之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西川的王建,浙江的钱鏐,福建的王潮,湖南的马殷,广州的刘隐……

在十世纪的上半叶,几大盘踞中原的割据势力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除此之外,散处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等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

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历时二百余年的纷争与裂变才宣告终结。

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死亡与裂变的道路,直到公元907年抵达它宿命的终点,前后共计一百五十二年。在八世纪的后半叶,包括九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间,历任大唐天子都试图力挽狂澜、阻止这个大裂变的过程,让帝国重新绽放出盛唐的光芒,重新返回大一统的轨道……

然而,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他们所有“补天”的努力,最终只能化为几行无奈而悲壮的历史陈迹,供无数后人追思、缅怀、凭吊……

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巅峰王朝。因为它所缔造的空前强大、自信而璀璨的文明,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而且在整个东西方世界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韦尔斯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也许韦尔斯的评价看上去像是溢美之词,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就是盛唐时代留在后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心目中的美丽印象。

惟其如此,大唐的崩溃与衰亡才尤其令人扼腕浩叹,尤其值得后人感怀和思考。

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在世界上仍然被称为“唐人”,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仍然被称为“唐人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的。

因为“博大、宽容、开放、自信、自由”曾经是大唐精神的象征,而在未来,它们也必将是中国精神的象征!

九世纪的天虽然早已碎裂在历史的沉沉黑夜中,但是公元907年不是尾声。

因为大唐光芒永在。

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曾破碎、完整如初、永不磨灭的——

盛唐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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