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警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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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警卫纪实》

第一章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情怀梦想成真

记得在孩提时代，我便听到过一些不明内情的老人讲：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办公。从那时起，便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到天安门前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梦想。后来，梦想似乎就与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电影中的天安门镜头曾使我热血沸腾，国画中那天安门的雄姿曾使我思绪万千，激动不已。当我伴随着这种梦想成为19岁的男子汉时，善解人意的历史老人大概早已看透了我心中的秘密，恩赐给我一次梦幻成真的机会。

1970年岁末的一天上午，邯郸火车站，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当地党政军负责人正在欢送二百多名入伍的新兵。操着浓重乡音的父老乡亲与自己的亲人挥泪话别。朝夕相处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妹之情马上要随着车轮的转动而被拉开拽远，骤然间人们的千丝万缕情感变成了千言万语的叮嘱，喜庆的气氛夹裹着点点悲壮，寒冷的空气又有些炽热。在带兵同志进站的口令下，我们这支没有佩戴红五星红领章的纯绿色队伍挥手与含泪的父母告别。真乃情依依，别依依。

汽笛一声长鸣，我与这些新结识的战友告别了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冀南热土。

闷罐车像一条黑色的巨龙，在华北大平原上吐雾腾飞，没过多久，大家便在咣挡、咣挡的车轮与铁轨撞击声中忘记了刚才的离别场景，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车厢内第一个热门话题便是诉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而被选入这支“御林军”的不平凡经历。据说这是北京卫戍区首次来邯郸征兵。征兵完全按照特种兵挑选，严格中带有苛刻，每个公社仅选2—3名，最多的被选上6—7名，真可谓是凤毛麟角。其条件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政治清白可靠，为毛主席、党中央站岗放哨，不仅本人如玉无瑕，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也不可有任何瑕疵，成份上几乎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其次是身材外貌关。不仅要求身体素质好，个子高挑、匀称，而且五官要清秀端正，有军人的气质。再次是文化程度要在初中以上。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这些农村热血青年经过千筛万选成为北京警卫部队中的一员，不仅本人感到自豪，就是对家庭乃至全村也是一种荣耀。车上所有年轻人的眼神中无不流溢着兴奋，充溢着信念，憧憬着未来。

当天晚上，我们到达丰台车站。一下车，便被早等候多时的北京卫戍区某部领导用大轿车接到了北京化工学院。当时的学生都上山下乡，部队便临时借用学院做为新兵集训基地。

在一个多月的新兵连集训中，我们主要是接受严格的队列和步伐训练，培养良好的军姿。操场上长时间的“三挺一瞪”常使我们双眼直冒金星，两手和鼻脸被刺骨的寒风冻得发紫发红。无休止的正步练习使一些新兵双腿疼痛，难以上床。记得最使我们这些新兵发怵的就是夜间紧急集合。当睡得正香时，突然，一声紧急集合号声刺破万籁俱寂的夜空。大家便飞身下床，手忙脚乱地摸黑打背包。当在操场上跑了几圈后，一看各人的背包，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背反了，有的捆错了，有的松得像面包，真让人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训练，军人的基本素质已初露端倪。坐如钟，站如松，疾如电，快如风。充分显示了卫戍区士兵新生力量的虎虎生气。

就在我们新兵训练生活快要结束的一天上午，所有新兵奉命到操场集合，接受仪仗营的挑选。仪仗营是警卫某师的一个直属营，也就是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主要任务是到首都机场等迎宾场合代表陆海空三军接受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检阅。仪仗营一般不到地方征兵，它的兵源主要是在我们师的新兵中挑选那些身材更魁梧、外貌更英俊的帅小伙。所以，当一名仪仗兵对于我们来说，无疑也是颇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我们都昂首挺胸，以连为单位排列成整齐的方块队形，静静地等待着挑选。气宇轩昂的仪仗官个个目光如炬，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都带着不凡的军人气志，显露着中国军魂的风姿，充溢着中国军人的阳刚之美。他们逐个审视打量着每个人，发现合格者便让其向前跨一步，视为被入选。两名仪仗官在我前后转了一圈，好像有意选我，但又听他们小声说了几句，不知是嫌我这1.75米的个子还达不到他们要求的高度，也不知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还是被划在不选之列。这次虽没有被选为仪仗兵，但我并不气馁，因为我的最大愿望还是想到天安门前当一名警卫战士。

新兵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连队，当时，这是个机动连队，并没有执勤。全连野营拉练刚刚回来，临时住在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毗邻的中央政法干校。听连里的老同志讲，我们这个连原来一直在天安门前执勤。身为副统帅和国防部长的林彪1969年提出部队要搞野营拉练，并点名首先要从北京卫戍区开始，所以连队1970年才将执勤点交给兄弟连队，开始了十分艰辛的长途野营拉练，暂时成为非执勤连队。没有执勤任务，当然每天就离不开摸爬滚打的军事训练。这样一来，我们这些分到这个连队的新兵看到分到别的连队的新兵不是在国家重要机关站岗，就是在中央首长办公处执勤，心里很不是滋味。针对这种情况，连队开始了光荣史教育，主旨在于教育新兵热爱连队。一幅幅精美的图片表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共中央警卫团，是毛主席在中所表彰的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全国解放后，部队改为首都警卫师，其后又在此基础上组建成北京卫戍区，并成为卫戍区中一支重要的警卫力量。作为该师的这个连队无论是在解放初期的反特斗争中，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在警卫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和保卫国家要地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的甚至在与敌特分子的搏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教育是有效的，它使我们爱上了这个具有光荣史的连队。当然，到天安门前站岗放哨仍是我的愿望。

1971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连到天安门广场接勤。当时，我们甭提多高兴了，纷纷奔走相告。特别是我们这些没有执过勤的新战士，心里更是乐开了花。当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一种天随人愿的兴奋感真是难以言表。第二天上午，我们迎着旭日东升的朝霞，迈着骄健的步伐，开进了祖国最神圣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也就在这一天，连里领导决定调我到连部当通讯员，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当时全营的执勤点都分布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我们的连部就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二楼，三楼是营部。从我们宿舍的窗户，便可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和国国旗和宽阔的广场尽收眼底。我们连的主要执勤点有：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场游动哨，马、恩伟人像哨，长安街上游动哨，正阳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哨、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公安局哨等，后来又增加了毛主席纪念堂外围哨。这些哨都分布在天安门广场及周围。从此，我便生活战斗在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我梦想成真了。

第一章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情怀难忘卫戍区那段战友情

有些事情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经久不衰地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

人到中年，一有空暇，便爱回味自己走过的路、经过的事，而自己最爱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回顾在北京卫戍区某部与战友朝夕相处、互帮互学、团结友爱的七年多军旅生涯。

那个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并在互帮互学中结下了永生难忘的战友情结。

学政治。当时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除有雷打不动的一人念大家听集体学习外，还有持之以恒的写心得体会个人学。读书笔记除在班排执勤点上观摩外，好的还要在连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建毛主席纪念堂时拆除）展出，并定期介绍读书经验。我的第一任班长是山东人，叫孙胜，文化不高，但十分憨厚。他不仅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为我做了一只涂着红漆闪闪发亮的精美毛泽东选集盒。这使我这个新战士深为感动，至今这个毛选盒我还保留着，成为连结战友情谊的永远珍藏品。为搞好学习，我还到王府井书店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书籍，使自己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对待某些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了初步理解，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也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等洋反面教员的本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老同志帮助下，随着理论水平逐步提高，我参加了连队的理论学习辅导班。我记得可能是解放军画报社的两位同志还请我和辅导组的另两位战友到革命博物馆一楼隔着玻璃以天安门为背景拍摄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演讲的照片，反复拍了多次才完成，最后也不知刊用了没有。当时，我们都是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的。在担负理论辅导的同时，我还应邀担任了北京市东英小学、法华寺小学、景山中学等六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并担任了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团家属院学生们假期辅导员，给同学们讲些革命传统课并共同参加一些校外活动。

学军事。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执勤站岗。所以学习军事都是为警卫工作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如何站好礼宾哨、固定哨、游动哨、高空瞭望哨、便衣哨和迎送外国元首哨及其他保卫中央首长的临时警卫哨。要站好这些不同类型的哨位，首先都要练好军姿。所以练队列，走正步，练站如松的执勤仪表就成了主要课目。练正步练得两条腿又疼又硬难以上床。烈日当头的盛夏，立正姿势一站两个小时纹丝不动，汗水浸透衣服，顺裤子流在鞋里。寒冬中“两挺一收”的木偶式站法把并拢的五指冻麻痛。经过官教兵、兵教兵的反复练习，我们这些新战士才基本适应各哨位。但有时还出些意外。1971年盛夏的一天，一位与我都是该年刚入伍的河南籍战士，在某礼宾哨值勤时，住在该宾馆的一位外国领导人正在人民大会堂与我国领导人会谈。由于该哨穿的都是比较高级的毛料军服和高腰黑皮鞋，身扎腰带，手握自动步枪以立正姿势在烈日下曝晒了两个小时，快到换岗时，他有些坚持不住了，正在这时，大会堂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会谈已完，外宾很快回宾馆。按惯例一般不在外国领导人进出宾馆时换哨，因换哨时上下哨共六人，怕影响车辆出入，故这班哨必须坚持到外宾车辆进宾馆后再换哨。当外宾车队回宾馆后，这位战士实在坚持不住了，笔直地晕倒在哨位上。战友们立即将其抬到电扇下吹风，并用凉毛巾擦拭，才清醒过来。第二种就是练射击和刺杀。卫戍区警卫部队比较特殊，一般都吃住在所警卫的机关内，没有自己的营房和训练场。我们连搞军事训练一般都集中在历史博物馆的院内或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便道上。射击是我的长项，每年的几次西郊靶场打靶，我的手、步枪射击都是优秀。在实弹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中，连队干部都亲临一线，具体指导，慎怕出事。有一次打靶，一位四川籍新战士手枪板机没扣到位，别人随着口令子弹射出，他的枪没响，慌乱中，他举着手枪面对在身后指挥射击的连长请示如何办。连长大惊，严令其调转枪口，待其定神后，又细心地教其射击要令，使这位新战士完成了射击任务。官兵关系可见一斑。刺杀训练也是件非常苦的事。有时练得两个虎口都出血。记得卫戍区刺杀标兵是参加全军比赛获第二名的我师一名1971年入伍的战士，名字忘记了，他能连续刺杀1100多枪，而且动作规范。第三种是练擒敌拳。这是警卫战士必学的一种武艺。从新兵入伍一直到退伍翻来覆去一直要学。由于各个动作要求猛、准、狠，所以每次训练，尽管老战士不怕摔打，先作示范动作，但新兵每学会一个动作还得受不少皮肉之苦。记得1973年初，我刚任班长不久，我们团便在北京政法学院集中轮训班练长擒敌拳（当时该学院学生大都上山下乡，仅有少部分留守师生）。在铺着炉渣的路上摔打，渣尖硌得全身钻心疼，跌得胳膊红肿，吃饭手都拿不住筷子。特务连一名干部当我们教员，训练时要求十分严格，训练结束便给我们打水，帮受轻伤的同志擦药，讲故事逗大家玩，忙前跑后，使生硬的训练充满乐趣。娴熟的擒敌技巧使不少战士在执勤中大显身手，制服了不少犯罪分子。

学新闻。记得刚下连队时，我连新战士中连我共有六名高中生，当时部队对新闻报道很重视，集中我们六人学习写稿件。同志们都不怕吃苦，熬到深夜都在苦思冥想地写稿子。但由于初学乍练，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写的稿子送到报社都如石沉大海。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篇篇稿子在被各报社编辑“枪毙”的同时，也得到了编辑们不厌其烦的热情指导。至今回忆起来，仍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编辑们的热情指导帮助记忆犹新。

经过磨炼，部队领导看我像块写稿的料，便让我参加营、团、师各级举办的新闻报道培训班。在听取部队专业新闻干事讲专业课的同时，培训班还邀请著名作家浩然和各大报社名编辑记者给授课，使我逐步掌握了一些写稿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自1973年后，我先后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稿。当时受表彰最多的单位除我团外还有师属仪仗营（即到机场接受外国元首检阅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除部队重视新闻工作外，新闻单位也对通讯员给以关心和支持，不断寄发一些内部资料和不同时期的报道重点提示，有的还让参加一些展览、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大概是1977年，《人民文学》给我寄来一份请柬，让我参加在天桥剧场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发表二十周年文艺晚会。晚会除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外，还请当时刚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李淑一同志在女主持人的搀扶下，用浓重的长沙话呤诵了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和她的《菩萨蛮》词。著名诗人臧克家也即兴赋诗一首，大概意思是以北极熊为借喻物讽刺当时的苏联，他用原汁山东话朗诵，博得大家热情的掌声。

学生活。我们在部队的日常生活中，经过老战士的传帮带，主要学会了五项内容。其一是会打背包，整内务，缝补衣服、被褥。人人都有一个针线包，在老兵手把手的指教下，一个个毛小伙都学会了做针线活。同志们谁有病了，大家就帮他洗衣服；谁拆洗被子，大家就帮他缝。处处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特别是1971年卫戍区在全军首先试穿的确良新面料军服后，大家更是勤洗勤补，不让衣服有任何污垢和破损，保持了首都军人的良好形象。其二是会做饭。主要是包饺子，我就是入伍三个月后便在老兵帮助下学会了擀皮、包饺子这道活的。后来班里的邯郸籍战友王泽和张春旺包饺子既快又好，一遇吃饺子我们快速包好后，便去找在炊事班任班长的邯郸老乡张家国提前安排煮锅，所以全班吃饺子总是吃在前边。其三是会插稻秧。当时团部的稻田在良乡，连部的稻田在北京市北郊，菜地在广渠门双井附近。我虽干这种活不多，但作为北方人学会这种南方活也蛮有意思的。其四是会谈心。谈心是当时部队十分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新战士爱想家，爱背思想包袱，老战士便找其谈心，推心置腹，春风化雨，一直使其解开思想疙瘩为止，使互相关心的战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入伍到第五个年头才第一次探家而未被想家所困扰，便得益于这种兄弟情的温暖方法。有一位山西籍战士，常爱闹情绪，动不动就“背铺板”。除给他做病号饭外，不少干部战士和他谈心，交心，终使其受到感化，愉快投入到正常工作之中。其五是有困难就上。我连地处天安门广场周围，日常生活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央领导和外国首脑在此活动频繁，临时任务多，执勤任务重。一到此时，大家便争先上哨，这种风尚一年一年往下传。1976年元月周总理逝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搞吊唁活动。我连抽调部分官兵执行警卫任务，当时一个哨位仅有两个人，我便安排班里其他同志上正常哨，我到文化宫上最累的临时哨。虽然一天上哨十多个小时，事后累得也大病了一场，但心里很高兴。二是参加欣赏性、娱乐性和大型政治性活动多。每遇到诸如看各种球赛、看文艺演出和非警卫性质参加的党和国家大型活动，同志们都主动将这些好事让给别人，自己在家里上岗。当新兵时，我到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到首都体育馆看打乒乓球，到北京饭店看节目，到景山附近的体育场看穆铁柱等打篮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礼堂看杂技等，有不少是老战士让给我去的。有一次到外交部去看电影，老战士都争着在家替新战士站岗，让新同志去。我记得那是一部还没有译成汉语的越南故事片，片中描述的是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在战火纷飞的抗美救国战争中边战斗边相互爱慕的故事。电影是边演边由一位小伙子翻译，他身兼男女的绵情对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小小的看电影事件使我对老战士那种好事让给别人的做法深为感动。这成为我后来多年部队生活仿效的一个基准点，从而加深了卫戍区那段战友情。

第一章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情怀理想时代的精神生活

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中后期，社会生活秩序有了一定的恢复，特别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方面工作都向正常轨道有了较大的转变和改进，其间虽有“四人帮”的不断干扰和捣乱，但人民总算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生活时代。

人是要有精神和理想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明标志。在那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着。虽然物资贫乏，但人们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不刻意去追求西方的所谓富有，最注重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党和国家的政治声誉及伟大前景。这些刻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精神生活放到今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但它却是真实的。

我看到一位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们那一代人是靠精神生活着，看着他们生活得很苦，但他们很充实。我们这代人是靠物质生活着，看起来很富有很潇洒，其实很空虚。美好的生活应是精神与物质都富有的社会。我觉得这话颇有哲理。

信仰是精神支柱的核心。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北京卫戍区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特种部队。为使干部战士都树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诚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崇高信仰，部队常年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做政治学习的第一要务常抓不懈。连队还经常开展读书心得交流和读书笔记评比检查，有效地促进了大家读马、恩、列、斯、毛原著的深入开展。那时的学习还真不能走形式，真的是在认真学，深刻领会，并在学习中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改进不足和缺点。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学习虽带有机械性和一定的命令色彩，但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统一部队意志和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都有巨大的凝聚作用。如在大的方面，全卫戍区担负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警卫，那么多党和国家机关的警卫，那么多重要外宾的迎来送往警卫，那么多使、领馆的警卫，多年来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这与全体警卫战士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搞好警卫工作密不可分。从小的方面说，我连的战友们积极争着上哨，困难工作抢着干，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班务会上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怕苦和累，搞好军事训练，听从部队安排，在部队一干就是八年义务兵，而每月的津贴仅有几元、十几元，最后仍是回乡务农而无悔无怨。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战士们工作学习的真实写照。这些都与那个理想年代所树立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紧紧相连的，是信仰、信念指导行动使然。可以不夸张地说，那个年代我们最富有的就是精神。

那个年代物资是短缺的，就连部队的服装也与那个不富裕的年代相吻合。我刚到部队时，发的军服都是棉的，这在都愿返璞归真的现时期人看来，棉军服是很不错的，但那时我国做军服没有别的衣料，唯有纯棉的。棉军服穿在身上的优点是舒适，不足之处是爱打褶皱，加之春、夏、秋穿尖口布鞋，冬穿虎头棉鞋，这样的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执勤是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与壮丽的广场、恢宏的建筑不太和谐。但那时没有一人感到棉军服土，都认为棉质军服佩戴上一颗红五星和两颗红领章，是革命军服的象征，是官兵平等的象征，有利于官兵团结，也有利于作战。我在大街上见过不少国家的军人或大使馆武官穿戴的军衔制军服，就连与我国一直友好的朝鲜人民军军官穿的军衔制军服我也在北京饭店见过。戴着大檐帽、扛着肩章的军服虽给人以英武之感，但在政治化、革命化的中国还是不适合，不如中国军服简明利落。这也是那个时代政治与精神高于一切的思想反映。1971年下半年，也是我入伍第一年下半年，全军逐步将单衣、罩衣和大衣用料改为涤棉混纺织物，也就是常说的“的确良”军服。“的确良”军服制出后首先在北京卫戍区部队试穿，效果很好，这种军服不但平展，不起褶皱，而且耐磨，大大提高了军服的质量。有一次，与我同年入伍的一位姓付的战友正在北京饭店执勤，当时正在北京饭店办公的军委常委、大将粟裕走到小付面前，撩起他的衣角，捻了又捻说：这就是“的确良”啊。从老将军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也可看出1971年的我军换装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但无论是穿棉军服还是穿的确良军服，我们都精神抖擞地站在哨位上。土军服也要站出军威，站出国威。

大力开展反腐防腐教育是北京卫戍区各部队常年开展的一项政治教育。警卫部队地处闹市，战士们又都处于青春期，警卫工作中又都与地方同志接触，特别是在一些公园和街道等公共场所执勤，常会看到周围一些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到夏季，有些视哨兵为保护神的恋人就在哨位旁边做着各种亲昵的动作。战士们经常耳濡目染这些恋爱情景，必然会在心中引起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波动。为防患于未然，部队经常开展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活动，教育干部战士树立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不在外面吃饭，不在外面买袜子穿，坚决贯彻执行战士不准在当地谈恋爱的规定，保持了警卫部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常年在中山公园某哨位执勤的我营某连某班也因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楷模而受到嘉奖。

大唱革命歌曲是最能提高部队士气的一种最有效最有共鸣和合力的政治工作。遇有全营活动的场合，连与连开展拉歌对唱；遇有全连活动的场合，排与排开展拉歌对唱。就连吃饭前、出操、行军都要大唱革命歌曲。一首首词意感人旋律雄壮高亢的革命歌曲充溢着战士们的耳鼓，虽然单调，但却使军人士气高昂，意气风发。唱响那个理想时代的革命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部队是理想加激情的工作与生活，各行各业也亦然。仅举一个小例便可诠释那时的普通百姓也是把政治、理想、精神放在第一位地进行工作与生活。1973年上级传达文件时听到一个至今难以忘却的涉外小故事。一天，一位穿着破旧且有油腻工作服的工人师傅下班回家，走到半路，遇到一位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尾追着要拍摄他这“穷困”工人的形象。他灵机一动，走进一家水产店，向卖鱼的售货员说：我今天没来得急换工作服，一个外国记者要拍我的照，给我国制造负面影响，你赶紧给我两条鱼，打消他的拍摄念头。售货员一听是有关国家形象的大事，立即挑了两条大鱼串在一起给了他。这位工人提着两条大鱼乐呵呵地从水产店走出来，外国记者一看这位工人虽穿得破旧但手中提着两条大鱼，如果拍张照也不能说明中国人穷呀，只好怏怏作罢。见这位记者走了，这位工人返回把鱼还给了售货员。这位工人与售货员珠联璧合的演绎，一时在北京被传为佳话。它深刻反映了那时的中国人处处维护祖国荣誉，不让任何人玷污伟大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

那个年代，为使人们的唯物史观纯之又纯，树立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牢之又牢，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坚之又坚，各种思想教育都是经官方审定的教育，所以单调且枯燥。尤其在文艺生活方面，“八大样板戏”一统天下，虽说这几部戏唱词精致唱腔优美，但如同让人吃饭只吃一种食物一样再好吃也会味同嚼蜡。为了改变我国单调乏味的文化生活，七十年代前期，经审查，我国先后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前苏联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翻译进口了一批外国电影，这些电影的内容大都是反映本国阶级斗争、打击外国侵略者、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等。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攻克柏林》，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和南斯拉夫的等外国电影都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外域印象，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各国人民打击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事迹。那几年看的最多的外国影片是朝鲜电影，在战火中熏制出来的朝鲜电影以浓郁的硝烟味、不加掩饰的真情刻画与写实主义风格独树一帜，它所营造的朴实真挚、毫不造作的情感世界以及突出强化的爱国主义理念暨励志主题不仅影响与熏陶了几代朝鲜人，也使中国观念深受教育与鼓舞。

“满园春色关不住”。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文艺工作者顶着极左思潮的干扰，精心拍摄了《创业》、《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长征组歌》、《战洪图》、《侦察兵》等一大批国产优秀故事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我记得在国防部礼堂看《闪闪的红星》时，诺大的礼堂，座无虚席，不少人还在通道上站着。看电影时人们那注目的眼神，如饥似渴的表情，仿佛要把电影中的每一幅蒙太奇刻印在脑海中，看到潘冬子妈妈被胡汉三放火烧死的惨烈镜头时，不少人被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深深感染，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这些优秀影片使观众对千千万万死难烈士无不产生强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先辈的艰苦创业精神也无不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潜移默化地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艰苦奋斗搞好本职工作。

1975年7月，毛泽东针对“四人帮”阻挠电影《创业》发行放映，在批语中写到：“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并调整了文艺政策。自此，一些禁演的影片恢复上演。记得我在历史博物馆礼堂观看了《天山上的红花》、《武训传》、《洪湖赤卫队》、《清宫秘史》、《山本五十六》、《中途岛》、《啊！海军》、《一双红舞鞋》、《冰山上的来客》等一大批被禁演的中外电影。这些长期被禁演的电影恢复上演，使人们视野大开，并从电影中吸取了不同精神营养。我记得就在1975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搞了一次伊朗油画展。在油画展入口处，赫然摆着一幅硕大的少女裸体侧卧画，这与几年前正常的山水鸟兽画都被视为“黑画”，并大搞所谓“黑画展”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如不是我国的文艺政策调整，虽是外国油画展，但有裸体女人的画展是断不能在中国举办的。

第二章在天安门广场执勤的岁月里惊心动魄的1971年

1971年伊始，我在连部当通信员，主要任务是接听电话，到各哨点送文件和口令，到团、营部取送文件，随连干部到各哨点查哨等。

因这一年是我连再次到天安门地区执勤的第一年，所以全连上下对各项工作都十分慎重和认真，特别是对每个警卫目标和每个哨位更是慎之又慎，唯恐在天安门广场这一政治中心发生警卫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影响。所以当时召开的有关警卫工作会议特别多，一级一级大讲我们所处的位置特殊、警卫目标重要、警卫任务艰巨。并提出每个哨位都是第一道警卫防线，第一道防线不能出问题，警卫工作不能做检查（意指在天安门地区出任何警卫纰漏都是惊天大事，做检查无用）。另外，天安门广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经常活动的地区，我们要经常抽调人员参加关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安危的临时性警卫任务，更是不能出任何问题。经过多次召开警卫工作会议，使大家深感在天安门地区执勤既光荣又责任重大，唯有百倍警惕，严防敌特破坏，确保警卫目标绝对安全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点多、线长、面广是对全连哨位的形象比喻，为防鞭长莫及出现警卫死角，连、排干部每天夜里都要几次到每个哨位上查哨，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第一年入伍未执过勤的新战士是上哨中的薄弱环节，为使他们能独立站岗，连队对他们开展了连史警卫工作图展教育、警卫业务技能培训、军事训练、老战士带领新战士站岗等活动，很快提高了新兵的上哨执勤能力。

经过几个月的磨励，干部战士的警卫业务都进入得心应手的娴熟期，各个哨位尤其是那些在烈日下曝晒的固定哨也从灼热难耐的盛夏进入了凉爽宜人的秋季。在我们警卫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小广场上，工人师傅正在扎各种各样的彩车，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庆典，天安门广场显得是那样的宁静和祥和。

9月13日，随着上级一道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的紧急命令下达，风云突变，火药味骤起。除各哨位加强警戒严防任何人进入外，其他人员一律身不离枪、枪不离身地原地待命，并将子弹发到每个战士手中。当时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都猜测肯定是中央突然出了什么大事。人人顿感形势严峻，绷紧了每根神经，严阵以待，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连队主要领导也和连部几大员（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理发员等）进行一跟一的分人排班，昼夜轮流值班，保持与上级和下属四个排的联系畅通。并分岗包哨，深入各个哨位和班、排按实战要求进行检查督导。各排、班都制定了击溃来犯之敌誓死保卫警卫目标安全的战斗方案。就这样在十分紧张的战斗氛围中过了几天，并没有发生战斗，而后我们又发现上级的检查似乎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渐渐地，各种内部消息通过多种渠道传来，如我师摩托营飞速占领西郊军用机场；我营某连在团参谋长带领下当夜进入景山公园占领制高点……这一幕幕如临大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是因为发生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党内二号人物林彪叛逃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当时指挥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毛泽东、周恩来就在我们对面的人民大会堂内。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10人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集团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事件过了三个月后，中央正式下发了有关林彪事件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记得传达材料之一时，我们全营干部战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礼堂内，由北京卫戍区一名副政委亲自给传达，足见其重视。

在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我国迎来了一件特大喜讯，那就是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这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11月9日下午，经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团一行10人从首都机场前往纽约，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体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我连参加了以周总理为首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代表团路线警卫。望着一辆辆向东驶去的首长坐车，参加警卫的战士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连到天安门广场接勤后便参加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吴奈温，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等外国领导人的来华访问警卫。

我当时因是连部通信员，没有直接参加上述外宾来访的警卫，但均参加了来访前的警卫动员，还在连部楼上观看了盛大的欢迎场景。

齐奥塞斯库是6月1日至9日访问我国的。来访前长安街挂满了两国国旗和彩旗，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楼上都飘扬着红旗，天安门城楼上飘舞着八面红旗并高挂着八个大红灯笼，到处洋溢着迎接贵宾的喜庆气氛。齐奥塞斯库抵京的这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挥动花环彩带的欢迎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朋友。晚上，绚烂的华灯映出了人民大会堂清晰的轮廓，白炽的射灯把人民大会堂巍峨的外墙和高耸的廊柱照耀得美轮美奂。这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时的夜外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国欢迎外宾时的大气而隆重的场面，心中油然觉得自己的身躯也伟岸起来，崇高、傲然、自豪的心情汇集自身。这种感觉和心情一直伴随在后来历次执行警卫国宾来访任务之中，这实际上是自己对祖国强大感到自豪的一种亢奋心理反映。

中国人民特别是中老年人，都对齐奥塞斯库和他领导的罗马尼亚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文革”期间，在为数不多的来华访问外宾中，就有不少是来自黑海之滨的罗马尼亚朋友。周总理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就是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齐奥塞斯库多次访华。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为数不多的进口影片中，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等多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和罗马尼亚香烟在中国风靡一时都是中罗友好关系的见证。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也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外国元首。原因有五：一是听介绍说这位皇帝是一位已有40余年皇龄并牢牢执掌国柄的实权皇帝。二是1885年柏林会议，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产生了大约50个殖民地和保护地，唯埃塞俄比亚保持了独立。三是地形特殊。不但地势在非洲最高，而且从东北到西南纵贯全境有一条大裂谷，宽一百多公里，深二公里多，号称东非大裂谷。四是从1960年至1971年，埃塞俄比亚在各届联大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五是我国为塞拉西的欢迎仪式搞得隆重热烈，并且他的名字对我们警卫人员来说非常好记、一听就忘不了。

在这一年还有两位特殊贵宾，一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二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西哈努克自从在北京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后，一直在北京居住。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后来搬到清末和民国时期为各大、公使馆街的东交民巷。周总理一直按国家元首对其进行接待。在这期间，周总理多次到两个住处与西哈努克会面。仅此便可看出周总理对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抗美救国斗争的良苦用心。我连也多次参加了周总理与西哈努克在京互相往来的路线警卫任务。

基辛格在这一年分别于7月和10月两次来访，其中第一次是秘密来访。他虽不是国宾，但中美在对峙二十多年后突然迎来一位美国总统特使，使世界都感到震动。当时，为其秘密访华参加警卫安保的同志们，只知是位重要人物，并不知是谁。如今，参与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人物都已作古，唯基辛格健在，并积极致力于中美友好活动。

自这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就再也没登过天安门城楼。据统计，毛泽东自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1年5月1日，共登上天安门城楼45次。自这一年的国庆节开始，我国把每年“五一”和“十一”在天安门广场搞庆祝活动改为在各大公园搞游园活动。这一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除游人游览拍照外，最显著的一个欢度国庆节标志，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安放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双峰耸立。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摆放孙中山画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位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尊重。

第二章在天安门广场执勤的岁月里忙中有乐的1972—1975年

1972年，对于长期视西方为敌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我的警卫工作生涯中，也感到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春寒料峭的二月，中国人民以“不卑不亢”的风姿迎来了与新中国相互敌视二十多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外交战略在新形势下的重大调整，是我国打开国门迎来的第一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国宾，也是1972年寒春里盛开的第一朵外交之花。

尼克松的来访，使我们第一次感到什么叫警卫工作忙。当然，我国对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看得很高很重，在这一点上，坚持原则，决不让步。如美国总统在华访问期间，必须坐中国的防弹红旗车，车上警卫也由中方担任，到任何地方的警卫安全均由中方安排；在中国境内两国领导人主要乘坐中方飞机；美方来的近四百名新闻媒体人员到何处采访要与中方沟通。这些限制，如同周总理在机场与理查德·尼克松握手的一瞬先让尼克松伸过来手一样，在细微之处彰显中国人的尊严与志气。中国政府的承诺历来说到做到，要确保美国总统的安全，就必须加强警卫力量。我连位于天安门广场，是尼克松活动和行车的频繁区域之一。随时抽调兵力执行尼克松访华临时任务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抽调出的干部战士占全连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为确保原警卫目标不出问题，各个哨位都对上哨人员进行了调整，均由原来一个哨位四至五人，降至二至三人，一下打乱了原来按部就班的正常勤务。特别是俩人一个哨位的哨兵，搞起了你下哨我上哨我下哨你上哨的“车轮大战”。就是执行临时任务的也不轻松，一连站几个小时是常事，往往还是无人换哨的“独角戏”。尼克松访华期间，天降瑞雪，为使尼克松按原计划参观故宫，我连奉上级指示，每个哨位除留一名哨兵站岗外，都到故宫和沿途扫雪。那时，全连上下，不管叫站正常哨还是站临时哨，无论叫扫雪还是铲冰，都无怨无悔，对样样任务一丝不苟，圆满完成。

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震动了世界，更震惊了西方国家。当时部队传达上级文件，其中一点我记忆犹新，大意是说：西方国家对尼克松访华事前并不知情，日本也是在美国发表尼克松访华《公告》前三分钟才接到美方通知。美国悄悄把他们“涮”了一把，“反华头子”美国人都去中国访问了，其他国家也不能和中国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于是，便通过各种渠道来华访问。出现了中美关系大门一开，各国纷至沓来的良好外交局面。如3月来访的有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外事顾问里亚德；4月有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5月有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6月有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7月有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长艾尼，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8月有加拿大展览团团长罗杰；9月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0月有西德外交部长谢尔和夫人；11月有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和夫人，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夫人；12月有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

我们在这一年执行临时任务警卫工作中，明显地感到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三个特点：一是重量级国家元首来访。美、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华访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大门，而且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特别是顶着国内压力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更使中国外交平添了一份魅力。二是西方国家明显增多。如上述提到的法国、西德、加拿大、英国等。这些国家虽都是部长级的人物，但在西方国家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国家，非同小可。三是来访频繁，应接不暇。上面所列来访的十几个国家，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实际上1972年来访的代表团，几乎一两天就有一个，有时同日好几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无论代表团来自大国还是小国，周总理都不摆大国总理的架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会见、会谈，并且多数都要到机场迎送。他在大会堂与外宾的活动不分昼夜。因有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所以，有时代表团级别虽然较低，我们都得在大会堂外围和沿途按时布哨。有时刚完成一次临时哨回来，还没有顾上喝口水，又接到到另一地点上临时哨的通知，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新哨位上，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连队考虑到同志们紧张繁忙的站岗耗体劳神，便想方设法尽量改善伙食，冬天多吃热能高的猪肉烩饼，夏天常备些解暑的粥汤，保证了大家精力充沛地上岗执勤。

在这一年的外事警卫工作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并非美、日等大国领导人，而是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她来访之前的警卫动员会上上级领导说：斯里兰卡是刚在一个多月前由锡兰改的国家名字。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被称为“印度洋上的珍珠”，面积约6.5万多平方公里，与印度南端隔海相望，离我国并不太远。这次来访的是该国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她是在她的丈夫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担任总理遇刺身亡后出任总理兼国防和外交部长的。当时（1960年），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现在五十多岁，已是第二次出任总理了。听了连队领导介绍，我首先对这位女总理肃然起敬；其次，我当时弄不明白，为何她丈夫任总理遇刺身亡她又能当总理，而且是第二次任总理。这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另一点对我印象颇深的是这位女总理的风采。她来访当天，我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我当时在制高点哨上，只见这位脑后梳着漂亮发髻儿、身着南亚妇女斜对襟短袖衬衫、有着印巴女性风韵的女总理，与周总理同乘一辆红旗敞篷车，微笑着连连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那种略带佛界的儒雅端庄举止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2年是毛主席、周总理打开我国外交大门的第一年。这一年，虽然警卫工作很忙很累，但忙中有乐，苦中有甜，因为我国外交事业结出了丰硕之果。我国不但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马耳他、马耳加什、乍得、希腊、多哥、卢森堡、毛里求斯、尼日利亚、马尔代夫、圭牙那、牙买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还同扎伊尔等几个国家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1973年，我国的外交事业仍蒸蒸日上。这一年有众多代表团来访。在不胜枚举的众多代表团中，西方国家部长级代表团继续增多是一大亮色。如来访的部长级人物有：意大利外长梅迪奇；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智利外长阿尔梅；英国贸易工业大臣沃尔克和夫人；卢森堡大公国外交大臣加斯东·托思；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和夫人；瑞典外交大臣威克曼。上述代表团都是1973年上半年来华访问的。这些代表团到中国来大都是“暖春之旅”，虽仅为部长级代表团，但蕴意深远，所以，不但周总理多次到大会堂与其会谈，有的毛主席还要接见。这就使我们的临时哨增多加大，并呈现出一种小代表团不少布哨，低级代表团按高级代表团执勤的特殊警卫态势，警卫工作繁忙首先在这一年上半年的警卫西方部长级代表团凸显出来。

在这一年的来访国宾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记忆。那一年比兰德拉和王后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结婚还不到4年时间，而且国王刚刚登上王位一年多时间。大家在哨位上从不同视角看到了英姿飒爽的国王和靓丽高雅的王后，下哨后便在一起议论起这一对国君夫妇。国王戴的小帽、穿的长长的上衣和紧身的白裤，使大家感到这样的服装在另类中透着些许俏皮，穿在年轻的国王身上显得活泼、张扬，富有个性美。这是我们在警卫工作中见到的最年轻的也是在外貌和年龄上最相配的一对国宾。

1973年形成警卫工作忙碌的另一原因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改变迎宾方式。时间是自这一年4月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始。以往国宾来访，除周总理到首都机场或北京站迎送，还有由我师仪仗营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及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到机场欢迎。除此外，最隆重的欢迎仪式就是周总理与国宾同乘一辆红旗敞篷车接受长安街上十多万人的夹道欢迎，而欢迎的重点区域便是天安门广场。随着来访国宾的日益增多，每次十多万人的夹道欢迎，不仅影响了这么多人的工作和学习，也使国家的迎宾费用不断增加。所以我国政府决定凡以后国宾来访，机场欢迎仪式不变，但取消从机场到宾馆沿途的有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天安门广场不戒严、不清场，迎宾车队通过时，任何人都可在警戒线外的人行横道上观看。鱼龙混杂的无组织群众近距离地观看迎宾车队，而且大都知道国宾和我国领导人乘坐的车队何日何时通过（因为天安门前和长安街上提前挂上了来访国宾国家的国旗和我国国旗及欢迎彩旗），这无疑给警卫安全工作带来了困难和挑战。而迎宾方式改变后第一个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偏偏又提出要在天安门前下车与无组织群众见面，中方不但答应了墨方的这一要求，而且周总理也要陪同墨方总统一同下车，与群众见面。

为确保迎宾方式改变后的第一次迎宾警卫工作万无一失，从卫戍区到师、团的领导都深入担负执勤的连队进行督导检查，我连将抽调出的担负这次警卫任务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历史博物馆内，我也奉命参加了这次任务。上级除进行全面深入的警卫动员外，重点就是针对无组织群众中如有人搞破坏如何进行应对的假设敌模似训练。如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人要扔手榴弹、要点炸药包怎么办；有人拿枪、拿刀如何办；有人闹事怎么办；有了神经病怎么办；有人故意喊反动口号抛撒传单怎么办……大家分成正方和反方并互换角色反复进行训练，直至每人对每一种突发情况的处置方法达到娴熟为止。尤其是对周总理下车后，群众都想近距离见总理，极有可能一下子涌过来的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示，并制定了具体方案。增加了便衣人员，在关键部位形成一道不穿军衣的人墙是其中一条重要措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的刻苦模拟训练，都掌握了改变迎宾方式后处理各种意外情况的过硬技能。圆满完成了包括埃切维利亚在内的一次次变更后的迎宾警卫任务。

由于临时性警卫国宾任务多，加之迎宾方式改变后的模拟训练任务重，连队的战士除了执勤的就是补觉的，不但正常的军事训练无法搞，就连雷打不动的学习也无法坚持。有不少人眼睛都熬红了，但依然抢着上哨。大家都为这一年完成这么多的外宾警卫任务而欢欣鼓舞。

如果说1972年和1973年来访的外宾是以西方国家为主，那么到了1974年，则以非洲国家为主旋律，我们把这一年称为“非洲年”。在来访的15位国宾中，除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丹麦首相哈特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六位国宾来自其他几大洲外，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尼日利亚军政府首脑戈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加蓬总统邦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等九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全部来自非洲。一年内有九位来自非洲的国宾访华，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深刻反映了同为第三世界的非洲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一年来访的非洲领导人中，有四位总统使我一直难忘。一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二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这两位总统前者是当年2月访华，后者是当年3月访华，相距仅月余，所以影响颇深；另外当时警卫动员会上介绍说两国边界毗连，也在脑中留下深深印记；而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政府对两位总统接待规格都特别高。这朋友加兄弟般的友谊都与我国当时正在援建的坦赞铁路有紧密联系。另外，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在日后的学习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坦赞铁路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援建的最大项目。自1970年开始，中国派出7000人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了六年铁路。1976年7月14日，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全线通车，该铁路全长1860多公里。这条铁路修好后，一直运营良好，截至2008年，已经运送了4000万名乘客和3000万吨货物，成为东南非洲主要陆路运输线，也是中国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人民的友谊线。三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因他于1973年和1974年两度访华，大家对这位头戴豹皮帽，手持文明杖的黑人总统并不陌生。四是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在路线警卫中，我当时仅从车窗望见过这位总统，印象并不深刻。但我发现自此三十年后，他依然是总统，并于2003年在担任36年总统后再次获得连任，成为非洲大陆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之一。在我所见过的国宾中，大都退出政治舞台并作古，像埃亚德马担任这么长时间国家元首的真是凤毛麟角。使我对其后续印象与日俱增。

1974年我们的迎宾警卫任务依然是上升的态势，上哨执勤仍然是我连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这一年无论是日常哨位还是临时性哨位都在紧张繁忙中平安度过，这使全连上下十分欣慰。但有一件事却使我们这些警卫战士心中深感隐隐不安，那就是迎宾主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这一年的下半年因病住院了。在后半年里，周总理除了建军节和国庆节来到人民大会堂外，会见外宾都改在了医院。我们多么盼他尽早康复出院呀，我们多么想再听到他对警卫工作的具体指示呀，我们多么再想见到他在迎宾敞篷车上那风采无限的英姿呀，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再也未能重返他一生最辉煌的外交战线，仅能靠体内未耗干的生命余力坚持在医院会见外宾。自此，我们再也没见到过敬爱的周总理了，他的音容笑貌成为我们警卫战士永恒的幸福记忆。他那魅力四射的眉宇成为我们永远的定格回忆。

1975年，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东方巨人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由他们打开的外交事业依然充满活力，外宾来访势头更加猛烈，创下了年接待18位国宾的最高记录。他们是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刚果总理洛佩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突尼斯总理努伊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圭亚那总理伯纳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加蓬总统邦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返回祖国）；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国）；西德总理施密特；缅甸总统吴奈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达科斯塔；美国总统福特。

在那几年的来访外宾中，如能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感到是一种非常骄傲和自豪的事，特别是到了1975年以后，毛主席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常常抱病接见外宾。周总理在这一年除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贺龙的追悼会等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外，在医院只能有重点地会见一些外宾。所以，在这一年来访的国宾中，都为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为幸、为荣。由于周总理病重住院，这一年迎送外宾的重任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担负。

在1975年的迎送国宾中，我感到有两个凸显的特色：一是高规格欢迎金日成和欢送西哈努克，二是外交重点放在了东南亚。

中朝两国不仅山水相依，一江之隔，而且同为本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在朝鲜战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20世纪70年代金日成多次来华访问，1975年4月的这次来访，中国政府改变两年前确定的外国元首来华访问不搞夹道欢迎的规定，破例为其搞了十万余人的载歌载舞夹道欢迎，邓小平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到车站欢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邓小平与金日成同乘敞篷车绕广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我连派出不少干部战士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夹道欢迎警卫工作。

柬埔寨自1970年国内发生政变后，西哈努克亲王与其他王室成员一直居住在中国进行抗美救国斗争，中国是西哈努克名符其实的第二故乡。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前五年多时间里，会见最多的国家元首是西哈努克亲王；会见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也是西哈努克亲王，足见这位国宾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中的地位。1975年随着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西哈努克亲王于9月9日要返回自己的祖国。这一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中国政府特意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分别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乔森潘副首相（前来迎接两亲王回国）乘坐红旗敞篷车与广场上的欢送群众挥手告别。宾主之间的友谊和离别之情达到高潮。我与几十名战友参加了这次欢送仪式警卫工作，对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告别警卫任务并看到这位国王谦恭的惜别之举感慨万千。

东南亚是指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中所有国家和地区，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1972年中国打开外交大门后，这些东南亚国家开始缓慢地与我国沟通、接触，以增进彼此的联系和信任。率先突破东南亚与我国无外交关系史的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于1974年访华并在访华期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还有一位没有外交头衔的东南亚外交人物访华，那就是人称“铁蝴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期间，不仅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她，她还专程乘飞机到武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我国抓住东南亚诸国前来友好的有利契机，把1975年的外交重点放在了近邻东南亚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首先水到渠成地踏上了华夏大地；紧随其后的是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两位领导人访华期间均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除新加坡外（中新1990年建交），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基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这一年的11月，缅甸总统吴奈温访问我国，进一步加深了中缅友谊，也成为1975年第三位访华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当年，周总理在医院还会见了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虽因种种原因中国与新加坡未能在这一年建立外交关系，但也促成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第二年访华。使我国1975年的东南亚外交取得圆满成功。

1975年，除上述两大外交特色外，还有一件意外之事勾起了我对那一年我们所警卫的一位国宾的深深怀念。那就是正值我写这篇文章时，惊悉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于2009年6月9日病逝。国家主席胡锦涛对邦戈总统逝世发去唁电，并派特使参加了邦戈6月16日的葬礼。足见今日中国领导人对这位执政41年，一生主张与中国友好，共11次访华，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深厚情谊的邦戈总统的深深怀念。邦戈于1974年和1975年连续两次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两次访华都给以了热情的接待。一位总统连续两年访华深刻表明对中加关系的重视。因邦戈两次访华，间隔时间仅有8个多月，加之我们都参加了他的访华警卫，所以对这位非洲国家元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跨越30多个春秋依然难忘。

1972—1975年，短短四年时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以中美关系解冻为契机，新中国迎来了新的外交盛况和第三次建交高潮。不仅有近60位国宾来华访问，还同40多个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打破了封锁，实现了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势如破竹的胜利记载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伟人的不朽功勋。那几年，我们的外事警卫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每次看到由几十辆红旗轿车组成的迎宾车队从眼前安全驶过的时候，内心总会骤然升腾起一股自豪感、幸福感。

第二章在天安门广场执勤的岁月里送别伟人的1976年

1976年是新中国大不幸的一年，是亿万人民最悲痛的一年。这一年，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使祖国大厦如同折断三根擎天巨柱，岌岌可危！这一年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撤职、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等重大事件。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而且事事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这一年虽有粉碎“四人帮”之喜，但亿万干部群众都是在大悲、大痛、大恸和忧愁的阴影中度过的。

在我七年多的警卫工作岁月中，唯1976年警卫任务最悲壮，而这一年送别三位伟人的警卫任务更是悲痛伤感、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

1976年元月8日，在凛冽的寒风中传来噩耗，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当时，站在小红楼（连部）会议室的干部战士听完上级领导传达的这一惊人消息，顿时泣声一片，泪如雨下，大家望着窗外的天安门广场，无人说话，无人走动，任凭泪水横溢，哀声纵泄。此时，每位战士心中都明白，周总理再也不能与国宾同乘敞篷车在天安门广场与欢迎群众同欢乐了；再也不能不分昼夜前往人民大会堂处理内政外交事务而在天安门广场四周的路上来回奔波了；我们再也不能为这位共和国首位总理站岗上哨、执勤警卫了。

当日下午，我们便把平时衣袖上的臂佩红色执勤袖章换成了黑色袖章，以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马克思、恩格斯伟人像下执勤，望着天安门广场哭泣的人群，回顾前几年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迎宾时的超凡英姿，不禁潸然泪下。在周总理去世的三天，即元月8日至10日我们没有接到执行有关周总理去世的警卫任务，因那时周总理遗体还在北京医院，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都是在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

元月11日下午，我连按照上级安排，抽调部分兵力到天安门前执行周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警卫任务。这天，天气寒冷，但没有冽风。我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东侧的长安街北路沿上。我的战友也与我一样在天安门东观礼台至南池子大街口一线排开，负责周总理灵车通过时的安全，维护现场秩序。

我们布哨时，已有不少群众站在了天安门前和长安街的人行道上。当我们布好哨时，大家便知道这是警戒线，于是警卫人员与站立群众二者出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配合，我们一不用手势二不用喊话，前面的群众自觉走到我们身后，后面的人们默默来到哨兵后面，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直线。上哨前，上级领导就给我们讲，这次任务非常特殊，人们的心情都很沉痛，所以在执勤中，除发现带有破坏性的问题及时果敢地排除外，对一般群众在送别总理时无意中的拥挤、越线等情况要尽量用手势示意，或到跟前小声劝说，不要大声喊话。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非但不用喊话，就连手势都不用打，大家都自觉有序地默默排列好，好似有谁在长安街的冥冥穹苍中下了一道默令似的，难以尽数的人流虔诚地默守着这道默令，无人越雷池一步，好像那样就是对总理的大不敬，大家都想在沉默中站成一道笔直的人墙、人堤、人坝，为周总理的英灵守住最后的坚固防线。

望着眼前这自立的又仿佛凝固的人垣，我感慨颇多，仿佛又看到周总理在眼前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迎送外宾的一幕幕动人场景，他那极具亲和力的英俊面庞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周总理，您生前深受人们爱戴，您生后又有这么多人自发地来为您送别。这是您一生南征北战的卓著功勋所致；这是您一生为祖国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尽责所致；这是您一生廉洁自律清白为人的品德所致；这是您一生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工作风范所致；这是您一生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工作风格所致；这是您一生广交朋友使祖国与天下百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外交伟业所致；这是您一生扎根群众之中在人民心中矗立的丰碑所致……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行进，它与往日亦同亦不同。我们身后的群众越聚越多，一层、三层、五层、十层、二十层……人墙在不断加厚、加宽，放眼东西，一眼望不到边，如同一条静止的人河。天气依旧十分寒冷，人们虽穿有厚重的衣帽，但长时间站在寒天里，自然是寒冻难耐，但听不到一人跺脚或搓手声。随着长安街的禁行令下达，整个长安街空无一车，在我目及的范围内，除偶尔有一辆警卫或警察的督导车驶过外，仅有一名戴着白袖的交警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长安街中心指挥台上。此时的天安门前，宽阔的长安街上，恭候着周总理最后一次经过；而在长安街的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人群如同雕塑一般，除了听到人们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那种静谧和肃穆，给人一种极大的心灵冲击和震憾。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在辽阔空间下站立无数人却如同无人一样的脱俗氛围，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对周总理热爱至极的一种集中反映，这种亘古未有的万众屏息哀观场面唯高风亮节的共产党领导人能在人民中形成，也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才能在群众中享有这种凄楚的无声世界。

当人们在严寒中伫立一个多小时后，悲痛万分的群众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抽泣，哭声由小渐大，由近及远，很快变成哭的海洋，那哭声惊天地、泣鬼神，撕心裂肺，使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泪如雨下，泫然流涕。撼天动地的悲啼声在长安街上空徘徊、萦绕，揪人心魄，痛断哀肠。

当大家看到周总理的灵车自东向西缓缓驶来时，人们的哭声宛若开闸的泻水，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一个个痛不欲生。当放着哀乐、车头挂着花圈、车身披着黑纱的周总理灵车从大家眼前驶过时，悲痛欲绝的人们睁大自己的泪眼，向亲爱的总理投去深情的哀别目光，用泪水和哭声向他老人家送最后一程。人们在热爱总理的信念支撑下，直到最后，完整的队形始终没有变、没有乱。据有人概算，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这天，自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有近二百万人伫立在寒冷的十里长街两旁，用泪水送别总理。这么多人的默默站立，是多么深邃的哀悼意境啊！这么多人的放声痛哭，是多么悲壮的诀别场景呀！这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只能说：这是百万群众代表亿万人民对周总理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和哀思寄托；这是对周总理一生功过评说的最高褒奖。

当日傍晚，在八宝山火化的周总理骨灰由邓颖超双手捧着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内安放，以让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和各国使领馆于12日至14日进行三天悼念。在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前，我们便由连队干部带队，到达文化宫门前至文化宫内通往大殿的通道上执勤，主要任务是在外围保护周总理骨灰的安全，维持吊唁人员进出秩序，防止没有吊唁证情绪难以自抑的群众硬闯文化宫大门进入大殿。我的哨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大门门口，面东而站，这是参加吊唁人员唯一的必经大门。所以连队领导对我们几个在大门口执勤的哨兵说：门口哨的重点任务就是防止情绪失控的群众为吊唁总理闯门的过激行为，确保吊唁活动正常进行。12日上午吊唁秩序井然。下午，有些不能吊唁的群众悲痛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东侧，我们担心人越聚越多会影响吊唁活动，便以理解的心情，将他们劝说到天安门广场。这天晚上，不少人聚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遥望着已经关闭大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声大哭，哭声划破夜空，在寒风中飘荡，我站在文化宫门口的哨位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喟然长叹，泪涌双眼。13日，仍有不少群众因无吊唁证滞聚在文化宫大门不远处，其中有不少啼哭者，我们均通过耐心说服，劝其离开。但也有个别无吊唁证的人随持有吊唁证的人到达门口时，突然以失控的嚎啕大哭拼命往大门里冲，我们都迅速将这些人拦下，先进行安慰劝说，然后将其送到文化宫大门外东侧的平房里，由那里的地方同志做细致的劝解工作，使其离开。在拦劝冲闯大门的男同志尚好办，但拦劝那些女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却使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十分为难；不动手拦吧，绝对不行，制止不住；动手拦吧，还得又拽又拉，有时没办法还得拦腰抱住，因为此时的闯门者虽是女同志，但大都一时情绪失常，力量超常，所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拦挡在大门外，虽有些尴尬，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连没有女兵。这天在天安门广场哭泣的人更多，尤其是夜晚的哭声使路人无不动情。14日，无吊唁证冲闯文化宫大门的人有增无减，频频发生，而且情绪更糟，力量更大，冲力更猛，这可能是吊唁的最后一天所致，所幸都是个体，没有发生群体冲击。在被拦在大门外的人中，有的哭声嘶哑，声嘶力竭；有的精神恍惚，出现幻象之感；有的躺在地上，悲恸过度而抽搐。看到这些人因未能与自己心目中最敬爱的总理告别而做出上述激动难抑之举，使我们这些与他们深有同感的警卫人员在拉劝他们中也哀情难控，默默流下了热泪。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都酸楚悲痛，十分难过。在大门外的无证人员中，也有一些名人因无吊唁证显得十分的无奈和悲痛。就我在哨位上看到的如当时扮演阿庆嫂的洪雪飞，她来到大门外警戒线后，找到有关负责人自我介绍后，提出想进去吊唁总理，因无证被婉言谢绝。后在原地徘徊了很久带着泪眼离去。还有一位女知青，千里迢迢从边疆赶回，企望能参加周总理的吊唁活动，据她说她已故的祖父也是一位老革命，曾与周总理有深交，并拿出一张她爷爷及其他同志与周总理的合影让有关负责人看，但无证也未能如愿，使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三天的吊唁中，共有约四万名干部群众和两千多名外国使、领馆朋友参加了周总理的骨灰告别仪式。大家都胸戴白花，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向周总理告别，不少人边走边哭，有的参加完吊唁，走到大门口还捶胸顿足，悲声大放。在参加吊唁的外国朋友中，有两件事使我深受感动。一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派专人用专机从平壤运来一个全部用鲜花组成的特大花圈，表示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花圈由四位身着朝鲜民族素服的漂亮姑娘抬着，她们那庄重的面色，稳健的步履，显示着对中国总理的敬仰与哀思。花圈过大门时，侧斜了一下才进去，这是我见到的外国友人中送来的最大的一个花圈。二是一位日本朋友拿着吊唁证匆匆赶到文化宫时，时间已晚，停止入场。他告诉有关负责人说，再过两个小时他有要事就要飞往东京了，能否通融一下让他进去，但这是规定不能破例。这位日本友人在门口停留了很长时间，连说遗憾，无奈，只好在门口向里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我是元月12日下午停止入场时，在上级安排下，随最后一批吊唁人员参加周总理悼念活动的。大家缓缓来到大殿前，只见巍峨、恢弘的大殿第一层翘檐下悬挂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的巨幅黑底白字挽标。大殿门前的台阶上和台阶下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机关及外国领导人和外国使、领馆送的花圈。大家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分批进入大殿，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周总理骨灰三鞠躬。置身在这寒冷且哭声不绝于耳的大殿内，不仅使人倍感悲痛，而且有一种苍凉感。

三天吊唁活动结束后，14日晚上，周总理骨灰盒由终身相亲、相爱、相敬、相伴的夫人邓颖超双手捧送到人民大会堂。

元月15日下午，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约五千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我未能参加上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执勤。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内周总理追悼大会。便不由自主地从连部来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西大门台阶上。在这里聚了不少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我的战友，大家都凝眸远望着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深情地向周总理致最后的注目礼。当追悼大会结束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位老馆长参加完追悼会，从大会堂走到历史博物馆，依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大家问他追悼大会内的情况，他竟抽泣得说不出话来，使在场的人无不与之共悲同泪。仅此便可知追悼大会悲哀场景。我望着周总理即将永远离开的人民大会堂；我望着天安门广场似在哀思的半垂国旗；我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层层叠叠的花圈；我望着成千上万冒着严寒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泣哭群众，心中再起波澜，不禁泪水沾襟。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祝周总理一路走好。

在吊唁执勤中，由于人员紧张，每个哨位仅有二至三个人轮流站。加上天寒地冻、寒风剌骨和一直沉浸在悲哀的氛围中，站到最后一天腿都站肿了，脚都站麻了。但大家都以为周总理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荣，无人叫苦，圆满完成了任务。可能是累的原因，就在执行完周总理吊唁任务后的一个多星期，我在历史博物馆学习时，突感胸闷痰堵，咳出的都是血痰，速到师部医院就诊，经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经过部队医护人员近四个月的精心治疗，彻底治好了我的病，于五月上旬返回连队，开始执勤。使自己在这一年也经历了一次磨难和历练。

1976年的清明节，亿万中国人民在“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悲哀中，痛悼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在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则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四五”运动。这一震惊中外的群众运动当时被称之谓“天安门事件”。当时，我正在住院，因是传染病被隔离，所以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场运动并不知情。但我连的部分干部战士按照上级指示，参与了阻止火烧自己住地——小红楼的行动。虽然军民双方在同悼总理的相通思想支配下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在“天安门事件”中也是一个不小的波折。我根据战友们的回忆，写了一篇题为《“四·五运动”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在这里就不赘言重叙。

清明节前后爆发的“天安门事件”，实际上是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继续和延伸，是人民群众在以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渲泄对周总理真诚悼念之情时受到“四人帮”压抑阻难时的一次总爆发。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如同火山岩浆，不仅不能捂盖阻挡，而且越捂盖迸发得越猛烈。如果说周总理逝世时人民群众的心情是悲痛，那么“天安门事件”时亿万人民的心情则是悲愤。共产党人的楷模周恩来总理使人民更加怀念，“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一天即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其实，在两个多月前，即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便发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的通知》，并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1975年元月，邓小平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至1976年元月，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务实工作。但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迫走下政治舞台。

1976年7月6日，又是一个令中国人民悲痛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享年90岁。当时听战友们说，朱德委员长是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因在有空调房间等待时间太长患感冒发烧住院半个月而去世的。望着我营战友们降下的半旗，我们警卫战士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和悲哀之中。7月9日至10日，首都各界干部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举行吊唁仪式，深切缅怀这位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人民军队红司令。我营抽调精干的官兵为朱委员长吊唁仪式警卫，并为戎马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贡献的朱老总致以军人们的深深敬意。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太庙）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的黑底白字横幅挽标。吊唁大殿门前的台阶上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党政机关送来的花圈，场面庄严肃穆、悲哀凄楚。参加吊唁的人流排成四队，在悲壮的哀乐声中，缓缓进入大殿正门，有的低声抽泣，有的泪水涟涟，有的满脸哀愁。他们深情地凝视着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朱委员长骨灰盒，在指挥人员的口令下，深深地向这位曾叱咤风云、纵横驰骋、率领千军万马杀敌的元帅三鞠躬，然后分左右两队从东西两个厢门走出。共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了朱委员长在文化宫大殿内的骨灰告别仪式。7月11日，朱德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五千余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华国锋致悼词。我连部分官兵参加了追悼大会外围警卫任务。

1976年还是一个天灾频发的大灾之年，使国人痛上加痛，哀上加哀，雪上加霜。3月8日下午，在吉林市郊区上空发生陨星爆炸，形成世界罕见的陨石雨。三千多块陨石以辐射状散落在5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最大的一块母体陨石重1770公斤，创世界记录。真乃是“天崩”。5月29日，在云南省西部龙陵、潞西一带连续发生7.5级和7.6级两次大地震，真可谓是“地裂”。尤其是7月28日发生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的7.8级强地震，使24万多人瞬间殒命，16万人身受重伤。成为震惊中外的国难，全国举哀。

唐山大地震还波及到北京，首都有强烈震感，在北京市邮局大楼楼顶执勤的我连某班战士们在强震中迅速抱成一团都难以站稳，他们望着东南方向那一束束射向天空的蓝色地光，绚烂中给人一种恐惧之感。我们警卫的历史博物馆墙体连接处在震时发生开合之危，使在天井内的人无不惊骇，尖叫着抱作一团。天安门墙体也有破裂之处，事后进行了修缮，完好如初。我当时在小红楼上，有大震之感时，大家在第一时间，迅速撤到楼下。震后，我们搬到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边的帐篷里。

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发生千年罕见的“天崩地裂”，使接连失去两位执掌国柄的伟人——周恩来、朱德后的芸芸众生更加悲哀苍凉；使“天人合一”思想未泯的中国老百姓更加担心已在病中的毛泽东主席身体能否早日健康，因为有毛主席健在，中国人就会感到天不怕地不怕，就会无所畏惧。

这一年的9月9日中午1时，我们正在地震帐篷内休息，突然，一位副指导员急匆匆赶来，眼含热泪沉痛地向大家宣布：毛主席逝世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在场的战友们惊悸万分、瞠目结舌、一片茫然，继而啼声一片。这位连干部对啼泣中的战士们说：我们在警卫工作中，提了几十年“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今天，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搞好毛主席治丧期间的警卫工作，为毛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无论是抽调去执行毛主席办理丧事期间的警卫工作，还是站原警卫哨，都要提高警惕，不能出任何问题，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自当日起，我们便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了7天吊唁和追悼大会的全部警卫任务，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为毛主席守灵》和《毛主席追悼大会见闻》两篇文章，所言内容不再重叙。在这里，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增补一些未写到的见闻和感怀。

毛主席去逝后，守卫天安门前五星红旗的战友们，含着热泪把高高飘扬的国旗降为半旗，低垂的半旗象征着全国举哀，使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一片肃穆和悲恸之中。这是我营天安门国旗警卫班的战友们在这一年第三次将国旗降为半旗，这三次降半旗不是为一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我们最敬仰的共和国主要开创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共同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伙计”在短短大半年里相继去世，真使人难以接受。站在半旗下的警卫战士，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每每看到聚在半旗周围成千上万仰旗啼哭群众，护旗战士的心如同被撕碎了一样疼痛。但他们不能失态，泪水更多的只能在心中流淌，失控时最大的表露就是默默流泪，但身姿依然笔直。

9月11日至17日，连续7天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我参加了7天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大会堂外围警卫。7天里共有30万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瞻仰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遗容，其中13日各国驻华使节、国际友人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民主柬埔寨政府副总理英·萨利含着眼泪在毛主席身边默哀，他悲痛地向为毛主席守灵的纪登奎和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柬埔寨人民的最可靠朋友。我有幸四次在当日瞻仰遗容结束时在上级安排下随瞻仰队伍进入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当胸戴小白花、左臂佩带黑臂章的人流走上大会堂北门台阶时，人们都控制不住自己对领袖的真诚感情，悲声四起，泪水纷飞。进入瞻仰大厅，当人们真的看到安详地睡在灵台上的毛泽东，当人们真的看到仰卧在鲜花丛中的毛泽东，当人们真的看到胸部以下覆盖着鲜红党旗的毛泽东，当人们真的看到毛主席慈祥的脸庞和宽阔的眉宇，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无不放声大哭。是他老人家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亿万中国人心中享有与日月同辉的崇高威望。望着眼前再也不能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伟业的毛主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弯腰鞠躬，有的攥紧拳头……人们对毛主席那深厚的朴实感情此时真难以用语言表述。我和我的战友每看到一次毛主席遗容，心灵就受到一次强烈震悼，泪水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搭建的追悼会主席台上，站着哀容凝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人的身后摆满了鲜花、翠柏和花圈。悲伤的哀乐在天安门广场徘徊、萦回，弥漫向广袤的天际，使臂戴黑袖章胸佩白花的百万群众悲痛不已，为毛主席的离去而默默地抽泣。

此时，我带着一位战士在制高点上为毛主席追悼大会站哨，俯瞰天安门广场百万默默伫立的干部群众，望着天安门城楼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巨幅挽标和毛主席巨幅遗像，看着天安门追悼大会主席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禁哀思潮涌，百感交集，如此悲伤恢弘的百万人俯首低泣场面，如同千山万岳低头哀泣，仿佛千江万河静静淌泪。下午3时整，当王洪文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当华国锋致完悼词，百万群众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当500人军乐团奏起《东方红》乐曲，这一幕幕无比悲壮的场景，无不一次次催人泪下。

1976年，中国人民在经过近9个月的大悲大恸之后，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日子。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江青在住处被“隔离审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战役中，卫戍区按照叶剑英的命令，对所警卫的中央新闻单位及党和国家要害部门快速进行荷枪实弹昼夜守护。我连没有参加有关行动，但按照上级指示，紧急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子弹发到战士手中以备作战急用。

10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0月24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高举毛主席、华国锋画像和各种庆祝胜利的标语，手舞红旗，高呼口号，纵情狂欢。时隔近十个月，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结束了那令人心碎的灰暗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庆“十月”的胜利。我连不少干部战士参加了这次庆祝大会的警卫，就是在家的同志们也能看到那热烈欢庆的盛大场面。

在这一年的来访国宾中，其他人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参加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贝宁总统克雷库、博茨瓦纳总统卡马、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总理凯山·丰威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来访警卫任务。这后两位总理都是当年5月来华访问的，他们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其中阿里·布托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国宾。自此，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毛泽东降下了自己迎宾的帷幕。毛泽东、周恩来在他们的晚年，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976年我们警卫战士是在戴着白花、佩着黑纱、听着哀乐、看着半旗、流着眼泪送别三位伟人中度过的，悲痛、悲愤、悲壮是我们警卫战士在这一年的真实心灵写照。这一年的警卫工作实在不轻松。风云激荡、不堪回首的1976年使人久久难忘。

第二章在天安门广场执勤的岁月里记忆中的1977与1978

1977年的警卫工作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它既没有1971年“林彪事件”的急风骤雨，也没有1972年迎接尼克松等西方国宾的大气磅礴；既没有1973年发生坏人闯炸大使馆和公安部长一时不明遇难使警卫工作那样紧张戒备，也没有1974年频频迎送外宾而使警卫工作显得那样繁忙；既没有1975年迎来东南亚外交曙光而使警卫战士欢欣鼓舞，也没有1976年重大事件频发使警卫战士那样哀痛、悲凉、茫然。一切都按部就班、照章行事。

这一年，中国人民刚刚从失去伟人的痛苦中缓过神来，在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迎来送往下，外宾来访逐渐增多。来访的国宾有：缅甸总统吴奈温，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圭亚那总统雷蒙德·阿瑟·钟，苏丹总统尼迈里，刚果总统戈马，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总理凯山·丰威汉，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孔切，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喀麦隆总统阿希乔，越南共产党（1976年由劳动党改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马耳他总理明托夫等。

在这一年的欢迎国宾警卫动员会上，营、连领导依然依据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概况》（分上下两册）向参加执勤人员介绍来访国宾的个人情况和所在国情况。这两册书共有1174页，不仅介绍了各洲概况，而且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国名、面积、人口、首都、行政区划、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主要报刊和通讯社、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特别是绘制的各国国旗和各国外交部分介绍的与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关系都使人耳目一新。该书还对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进行了简要介绍，可以说是我们在警卫来访国宾中，了解和掌握该国情况的一本小百科全书。对我们搞好外事警卫工作十分必要。使每位执勤战士对来访国宾及来访国国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也是我多年来在外事警卫工作中看懂世界的一扇窗口，我对其情有独钟。

在这一年迎来的上述国宾中，最凸显的迎宾标志，就是每位国宾来华之前，在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两侧路灯杆上插上两国国旗，并利用两侧灯杆悬挂彩旗，国旗与彩旗的插挂，顿时为天安门前和长安街上增添了浓烈的迎宾氛围。我们主要是在天安门前为来访国宾站路线哨和外国首脑在大会堂参加活动时上外围哨。因这一年的迎宾警卫任务不算太多，所以正常哨和临时哨人员都没有以前那么捉襟见肘，一切都比较从容。

在这一年的来访国宾中，有的至今印象清晰，历历在目，如苏丹总统尼迈里和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的一身戎装，尤其是那威严的大檐帽使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显得卓尔不群，仪表非凡。面庞黝黑一袭长袍头戴倒船型礼帽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是典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形象。缅甸总统吴奈温、老挝总理丰威汉、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马耳他总理明托夫等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历史悠久。吴奈温于1962年上台执政后，积极推动中缅关系。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缅两国领导人均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发展双边关系。就我在部队服役期间，吴奈温便于1971年、1975年和1977年（当年两次访华，有一次是出国访问顺道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四次访华。足见这位总统对发展中缅关系的重视。我参加了他的三次来访警卫任务，特别是1975年来访时，他还参观了我们警卫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别具风采的缅甸民族服饰，高挑清癯的身材，和善亲切的微笑是我对这位长者总统的鲜明记忆。

老挝人民革命党（1972年前为人民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于1976年和1977年两次访华，我参加了他的一次访华警卫，但因观察路线警戒情况，也未曾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但据其他执勤的战友说：丰威汉看起来像一位沉稳老练的政治家。丰威汉不仅外貌沉稳，而且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比较稳健。他1946年便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1955年当选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并任老挝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开展抗美救国斗争并于1975年8月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975年12月5日，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电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丰威汉不仅自己积极推动中老友好关系。就是他领导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在三十多年来的执政党时间里，也积极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在他去世后，后继的共产党人仍然走对华友好之路。不仅如此，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老挝人民革命党也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和冲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稳定，共产党人的执政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提高。这不能不说丰威汉不仅有稳妥高超的治国方略而且有稳妥非凡的治党治国能力。

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中央总书记铁托于1977年8月底至9月初访华，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访华。我国对铁托的这次访华十分重视，仅从我们部队在长安街两侧派出的警卫部队（含便衣警卫）数量之多就能深切感到这次警卫任务的重要。因此，参加执勤人员都对自己分管警卫地段严加观察审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直到铁托的车队安全通过。另外，华国锋多次与铁托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我们在参加其多次会谈警卫中也深知铁托访华非同一般。还有一件事，我不知是巧合，还是中南两国在铁托访华的时间上进行巧妙安排，那就是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一年的8月30日刚刚全部建成，铁托便于当日访华。这位不结盟运动领袖如愿以偿地于8月31日见到了毛主席遗容。因我连在刚刚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外南大门和南、东松墙外围执勤不久，加之铁托又是第一位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外国总统，所以在这一天，我连按照上级要求，抽调了以班长和执勤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为主体的临时分队，负责铁托瞻仰毛主席遗容时的警卫安全工作。这种高规格的安排警卫人员果然派上了用场，因随同铁托来访的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他们一到纪念堂前，为了占据有利拍摄位置，有的跑入禁区，有的攀上华灯杆上，使我警卫人员在这些不守规矩的记者面前一时乱了方寸。但大家凭着多年来的外事活动执勤经验，一边与有关人员交涉，一边进行劝阻，一边又为其指出可利用的有利地点，使这些记者很快从我方不允许的地方撤出，重新选择了自己满意的位置，都拍到了铁托缓步拾阶进入毛主席纪念堂时的庄重神情。

中国与南斯拉夫于1955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58年后，中南双方发生论战，两党之间关系中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中南关系逐步改善。1975年南总理访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次铁托访华，使中南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增强，进入了向前看的新的历史时期。

铁托在南斯拉夫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铁腕”领导人，在二战期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德、意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当我在1975年看过南斯拉夫电影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影片后，便对铁托及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铁托去世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980年5月6日至9日在南斯拉夫参加了铁托的葬礼活动，这是中国党和政府为外国元首葬礼派出的最高规格代表团，足见我国对铁托和中南关系的重视。

1977年9月28日至10月4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率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我记得他在这次访问中间，出访了朝鲜，访问朝鲜结束后，又于10月8日至22日在中国继续访问。据说，波尔布特在他执政期间，仅仅出访过中国和朝鲜。在访华期间，波尔布特还瞻仰了毛主席遗容，我们为其在华期间所经天安门广场沿途和瞻仰毛主席遗容都做了严密的安全保卫工作。

波尔布特是个十分神秘的人物，这除了他极少出国外，还有他不向外界透露自己行踪的原因。我在部队时，对西哈努克亲王及其领导下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宾努首相、乔森潘副首相和国内特使英萨利都有较多了解，但对西哈努克支持的柬国内以波尔布特书记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知之甚少。后来得知，波尔布特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农民家庭，1951年在巴黎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成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曾追随胡志明，崇拜斯大林，敬仰毛泽东。在抗击美国的战争中，他率领柬共和民族解放军于1975年4月17日占领金边，两天后占领柬全境，战胜了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在印度支那越、老、柬三国中首先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成立，波尔布特任政府总理。在冷战时期，可以说波尔布特是一位政治立场坚定、生活朴素的布尔什维克。但他在1975年执政后，立即按照自己十分左倾的设想改造柬埔寨，把城市居民赶往乡村，废除货币，没收私人财产，不允许有宗教信仰，并建起了集体农场，试图将柬埔寨变成一个打着农民烙印的“乌托邦”。波尔布特的这种激进做法使大量柬埔寨人因遭处决、疾病和饥饿而丧生。1979年1月7日，反政府军在越南支持下，攻占金边，推翻了波尔布特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红色高棉政权仅存在3年8个多月时间便垮台了。波尔布特和他的全部人马再次进入柬埔寨边境的丛林打游击。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因心脏病而亡，终年72岁。

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分别于1972年4月2日至8日、1975年1月7日至10日、1977年11月3日至7日三次访华，我参加了他的两次来华访问警卫，这位酷似中国人的欧洲国家领导人给我留下了很别致的印象。马耳他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地中海的岛国，是地中海的一颗明珠，距意大利较近。它的面积仅有316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仅及中国的一个小县。记得连里领导第一次向抽调为明托夫访华搞警卫的官兵介绍该国国情时，不少战士听到这个国家这么小，人口这么少时，都忍俊不禁。虽如此，大家还是以百倍警惕，一丝不苟地为明托夫三次来访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就是这么一个小国总理，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其一视同仁，坚决贯彻毛主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方针，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明托夫，设宴款待明托夫，多次与明托夫会谈，还陪同明托夫到南京、广洲等地参观访问，直至欢送其回国。就是在病重期间，还在医院会见了第二次访华的明托夫。短短5年多时间，明托夫3次访华，也深切反映了这位岛国总理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977年8月12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连在大会召开期间，重点加强了紧临大会堂的三个制高点哨警卫力量，并对有关地面哨进行了充实调整，为十一大的顺利召开做了周密细致的警卫工作。

在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和落成。自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后，在党中央领导下，以谷牧和李瑞环为总指挥，上万名工人、干部、农民、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满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深厚革命感情，夜以继日地大干、苦干、巧干，仅用4个月时间便于1977年3月27日将毛主席纪念堂主体建筑结构工程建成，这样高速、优质的施工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毛主席纪念堂的施工工地是在我连的警卫区内，所以，从一开始我连便派出战士负责毛主席纪念堂施工工地的安全警卫。当时，四周全用2米多高的木板围成板墙，仅留几个大门便于通行，里面有序地堆放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优质建材，夜晚灯火通明，施工不停。首都各界代表轮流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义务劳动，其中包括著名英模人物和著名文艺工作者。在挖毛主席纪念堂地基时，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误传。那就是当挖地基挖成一个深深的大坑时，挖出些埋于地下大概是明清时期的陈梁旧栋。而此时正好有一批金锭不知从何地运往当时我连警卫的中国人民银行金库，当时运送金锭是严格保密的，被抽调的人员虽都是我团的，但都不是一个连队的，而且事前都不知去干什么。负责押运金锭车辆的是一个连队的，每个车上三名战士武装押运；负责往地下金库卸金锭的是我营另一连队的战士；负责警卫金库大门的依然是我连一排某班的战士们（这是他们的正常哨）。当沉沉的金锭被搬卸完并堆放好后，战士们都累得腰酸背痛，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感谢信得过的警卫战士，特意让他们吃了一顿好饭。大概是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离毛主席纪念堂施工地点太近，所以被运送的金锭被误传为是修毛主席纪念堂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实际这是我国正常的国库金锭运储。

8月30日，辉煌壮丽的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座落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毛主席纪念堂大气非凡，庄严肃穆。纪念堂由北大厅、瞻仰厅、南大厅组成。北大厅是举行纪念毛主席的场所，大厅内安放着3米多高的用汉白玉雕塑的毛主席坐像；瞻仰大厅正中安放着晶莹透明的水晶棺，毛主席的伟岸身躯安详地躺在棺内，人们在这里瞻仰毛主席遗容；南大厅北面的汉白玉墙上镌刻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在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外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典礼大会。华国锋作了讲话。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瞻仰了毛主席遗容。我连从各排抽调得力干部战士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的警卫工作，并圆满完成任务。

1978年4月下旬，我复员回家。在这一年的前4个月，我连参加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重要警卫工作。并参加了法国总理雷蒙·巴尔、泰国总理江萨、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等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的警卫任务。我站的最后一班岗是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哨，至今仍对这班哨记忆犹新。

第三章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岗为毛主席守灵

1976年9月9日中午，我们正在历史博物馆南侧的防震棚里休息（因唐山地震波及到北京）。突然，一名副指导员急匆匆地赶到，立即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泣不成声地宣布了一件震颤人心的噩耗，毛主席于今天逝世了。我们这些日夜守卫在天安门广场的警卫战士，惊闻毛主席逝世，一个个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懵了。纷纷脱帽肃立，抑制不住的滚滚热泪夺眶而出。

下午四时，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我营组织部分干部战士来到金水桥前。大家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那慈父般的画像，举起拳头，吞咽着泪水，庄严宣誓，我们日夜守卫在您老人家身边的警卫战士，誓死保卫您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让她永远飘扬在我们警卫的天安门广场。曾三十多年没有离开毛主席身边的老警卫战士、副团长张宽，还满怀深情向战士们讲述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参加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匪军的战斗历程。并向大家回忆了毛主席在陕西米脂县一个打谷场上和他们谈心；在从陕北向平山转移的途中，毛主席坚持步行，与战士们一样同吃同住；进北京后关心警卫战士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幕幕往事。这些都引起在场每个警卫战士对领袖的无尽思念。

为让各界代表见到毛主席的遗容。中央决定，从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活动。所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及工农兵各界代表参加了吊唁和瞻仰遗容活动。

为保证吊唁活动安全，按上级要求，我连的部分官兵担负了人民大会堂外围和附近制高点哨的警卫任务。由于布置哨位较多，加之还要确保原正常哨位的安全，使毛主席吊唁活动和原正常哨的每个哨位都不足三人。但大家都争抢上哨，毫无怨言。有时，一个哨位仅有两人，形成车轮大战，下去休息两小时，紧接着再战，昼夜循环。有的腿都站麻了，关节站得发痛，但都咬紧牙关，如同雕塑出的军魂挺立在哨位上。大家都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他老人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人民大会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吊唁大厅入口处的横幅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大厅四周装饰着黑纱，陈列着花圈。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遗像，下面层层排放着松柏、万年青。毛主席遗体安放在长青的灌木和鲜花之中。遗体上覆盖着党旗。毛主席坚毅、安祥，就好像正在睡觉一样。解放军持枪守卫两旁。大厅正面横幅是：“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在整个吊唁活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轮流为毛主席守灵。我营的两名战士代表也于十日下午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为毛主席守灵。每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各界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排着长队，缓缓向瞻仰大厅走去。低沉的哀乐在瞻仰厅内萦绕，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徘徊，紧锁着人们的心头。大家怀着共同的悲哀愁绪，迈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行进在这既短且又漫长的瞻仰通道上，回想着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无声的泪水在人们眼中滚动，在脸上流淌。当大家来到毛主席遗体旁时，都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悲痛之情，屏住呼吸，轻轻走动，凝视着毛主席那安祥的遗容，深怕惊醒了为中国革命操劳了一生的毛主席。也有不少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那哭声揪心撕肺，集中体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的真情实感。这种感情是神圣的，是任何人永远不能亵渎的。七天来，共有三十万各界代表参加了吊唁瞻仰活动。

吊唁期间，有关领导十分理解我们这些警卫工作人员的心情。当每天的吊唁活动即将结束时，便组织负责警卫的同志们轮流进入吊唁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大家都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多看几次毛主席。我有幸四次从大会堂北门踏着悲痛的哀乐走进吊唁大厅，来到仰卧在松柏中的毛主席身旁。每次望见毛主席那古铜色的“大中华”脸庞，每次看到毛主席那能囊括四海驾驭苍穹的宽阔前额，便思绪万千。

第三章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岗毛主席追悼大会见闻

1976年9月18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肃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这里为毛泽东主席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醒目黑底白色大字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城楼前搭建好的约七米高的追悼大会会台上站满了臂戴黑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台的前方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党和国家主要机关、主要领导人及外国友人送的花圈，天安门东西观礼台上放着29个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的花圈，其中也有我们北京卫戍区送的花圈。会台的四周挂满了黑色锻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着“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黑色挽幛，一百多万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垂手默立。在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大街上，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人们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为了确保追悼会安全，我们除在广场上增加了执勤哨外，还特意增加了制高点哨。

约下午两点，一名记者模样的人，拿着照相机来到楼梯口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想在这个楼上拍摄毛主席追悼会的会场全景。我认真审核了他的工作证和追悼大会发的特殊通行证，发现两证在姓名栏都填写着我熟悉的名字伍振超，便热情招呼他到楼上来，并与他攀谈起来。

对伍记者名字的熟悉，还是1974年夏季的事。当时，我在部队搞新闻报道。一天，应《北京日报》之邀，在民族文化宫观看了伍振超同志拍摄的《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当时中国与越南南方的西贡集团刚发生西沙之战不久），并以天安门前警卫战士的名义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观后感，题目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站岗放哨》，主要意思是从一幅反映西沙军民守卫飘扬的五星红旗照片联想到我们在天安门前守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我将这篇稿子送给《北京日报》文艺部，不久便在《北京日报》上刊登。

在交谈中，提起了他的西沙群岛摄影展，赞誉他的照片拍得真实、细腻、有立体感。他说：为拍那些照片，他在西沙待了很长时间，用的是新华社刚从西德购买的高级相机和进口胶卷，所以效果比较好。这不，今天用的还是这架相机，说话间，便把相机递到我面前。接着，我向他问起了一件事，就是毛主席逝世前，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照片，在各大报刊发出后，我们看了感到心中都很不是滋味。毛主席靠在沙发上，后面的头发都翘起了一层，完全失去了往日神采奕奕的领袖风采。他说：布托与毛主席已是老朋友了，多次访问过中国，每次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次他本来是出访朝鲜，途经北京，非要看望一下毛主席。当时，主席已经病重，但还是支撑着身体会见了这位为促进中巴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邻邦朋友。会见中，我们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同志抓住毛主席颤动的手紧握布托手的瞬间，拍下了那弥足珍贵的镜头，后来想等毛主席身体前倾时，拍一张毛主席直身坐着与布托交谈的照片，但为中国革命操劳一生的毛主席已经没有能力支撑直自己的高大身躯了。整个身子始终后仰在沙发上，头也一直靠在沙发上。所以在拍摄的多张照片中，选了那张不尽人意的照片。当时，有关领导人看后，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发照片，因为发这样的照片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只发报道毛主席会见布托的文字消息；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字和照片都要发。毛主席年迈体衰，这是事实，不应回避，应该实事求是地让全国人民知道。再说，以前毛主席会见外宾都发照片，这次如不发，会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最后，经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确定，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将照片在各报刊上刊发。听了伍记者的介绍，我才深知新闻宣传工作者的用心良苦。布托曾多次访问中国，每次来访，除了与毛主席谈论国事外，都要领教这位伟人的治国方略。而现在，毛主席会见布托的这张照片已经成了永久的定格。布托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自此，年迈体衰的毛泽东主席谢绝会见外宾，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俯视眼前的追悼会场景，悲痛之情油然而生。

随着下午三点时钟的敲响，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始，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响了哀乐，之后又响起了高亢而悲壮的国歌和国际歌，哀乐使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悲痛不已的泪水；歌声使人们充满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决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前进、前进的激情。接着华国锋致悼词。悼词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瑞金、井冈山、长征路、延安、西柏坡和中南海——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战斗历程。致完悼词，一百多万现场群众向敬爱的毛主席遗像默哀三分钟。最后，响起了人们最熟悉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追悼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全世界进行现场报道。伍振超记者从不同角度拍摄下追悼大会场景，使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领袖的动人场面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第三章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岗在建立和守卫毛主席纪念堂的日子里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定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与天安门城楼、国旗、纪念碑和正阳门同在一条中轴线上。纪念堂在此建立不仅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瞻仰毛主席遗容提供了最佳场所，而且也为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增添了一处极具纪念意义的景观。

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的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由于东有北京市邮电大楼，西有北京市特艺公司等建筑物，在天安门广场处于凸字型的上半部，东西较为狭窄，使毛主席纪念堂的占地面积宽度不足，同时也影响天安门广场的整体效果。为此，中央决定，要把天安门广场南端东西两侧的北京市邮电大楼和北京市特艺公司等所有建筑物拆除，其中包括我们连、营部直属人员所住的小红楼。把广场由原来的凸字型变成口字型。从而使天安门广场更加气势恢弘，巍然壮观。

经过精心筹备，1976年11月24日下午三时，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举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奠基仪式。为保证奠基安全，师、团领导都亲临现场布置警卫工作。因这里的四周都是我连的警卫范围，我们除在兄弟连队配合下布置了地面哨位外，还紧挨奠基地加强了制高点哨。广场上提前进行了戒严和清场。当时天气较冷，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等待着奠基时刻的到来。奠基仪式由吴德主持，华国锋发表了讲话。在往奠基石上培土时，我们看到年迈的叶剑英元帅拿着铁锹好像还站不稳，铲起半锹土都显得非常吃力，与当年叱咤风云的战争岁月相比真有些力不从心了。而农家出身在田间劳作了大半生的陈永贵就挥锹自如，铲土有力，显得轻松多了。

奠基仪式结束后，各项施工工作便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整个施工现场都以木板为墙遮挡起来。我们连也按上级指示抽调一部分同志搞安全保卫工作。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重要任务。所有参加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工作的同志，都为能参加这项重要工作而感到自豪。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施工工人；不管是技术研制人员还是搞后勤管理的勤杂人员，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所负责的每一项工作。当时，对每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记得有位工人师傅在往墙上贴放一块花岗石时，不慎有些错位，当场面对众人停职检查。整个工地在保质量抢进度的政治口号鼓舞下，夜以继日，奋力拼搏，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

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日子里，北京市各界干部群众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要求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我们连的干部战士也轮流到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记得纪念堂快竣工时，一批文艺工作者被批准到工地义务劳动。参加完劳动，他（她）们便在临时搭的一个台子上为工地干部群众进行慰问演出。记得歌唱家郭兰英在唱《绣金匾》这首歌时，当唱到“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您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您”时，郭兰英难以抑制自己对领袖的深厚情谊，热泪涌落，哽咽难唱，引起台下一片共鸣，大家泪眼模糊，不少人失声痛哭。胡松华、李双江、蒋大卫等都声情并茂，演唱了很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那时的艺术家们也都很朴实。蒋大卫唱完歌后走到台下，便把一身灰色毛料演出服装脱下，整齐地放在箱子里，穿上了很普通的便装。中午，他们与警卫最高人民法院的我连战士一块吃饭后，又应邀在饭堂里唱起了歌。胡松华在电影《东方红》中演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再次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大草原韵味。在京剧《平原作战》中扮演赵勇刚的演员虽在开始因起调太高不能唱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但重新唱后赢得了满堂掌声。

在修建纪念堂主体工程的同时，毛主席水晶棺研制和拆除纪念堂两侧建筑物等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研制毛主席水晶棺的后期工作在我连警卫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北展厅二楼进行。据说水晶棺最大难题，是要解决好灯光不能对主席遗体有任何侵蚀和从任何角度不能看到灯光影儿。在借鉴了列宁水晶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毛主席水晶棺的研制工作终于获得了圆满成功。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亲自到历史博物馆听取汇报并观看了水晶棺，提出了改进意见。拆除北京市邮电大楼和北京市特艺公司楼是由某部队承担的。两楼分别处于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入口处，又分别紧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且为西式建筑。为确保重要建筑物的安全，该部队采用多打小孔，每孔放少量炸药，所有孔同时起爆的定向爆破法，使爆破方位和楼体坍塌在一声巨响中都达到了预定目标。我们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小红楼，搬到了紧领天安门广场的最高人民法院档案楼。在吊车大铁锤的震砸下，这座紧挨历史博物馆的小红楼永远从天安门广场消失了。

经过建筑工人的半年紧张施工，毛主席纪念堂主体建筑工程于1977年5月底胜利完工；又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奋战，各项绿化美化工程也相继完成。1977年8月29日，毛主席纪念堂全部建成。当日，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

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占地5.7公顷，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纪念堂呈正方形，屋顶为双层琉璃瓦屋檐，主体由44根福建产的黄色花岗石明柱高高擎起。墙体是山东青岛的花岗石贴面。基座有两层高低错落的平台，台帮全部用四川的枣红色花岗石砌成。四周环以北京房山的汉白玉栏杆。南北两门都镶嵌着华国锋书写的“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鎏金字。在南门和北门的两侧各有一组15米长的群雕。纪念堂的四周簇拥着苍松和翠柏，象征着毛泽东主席万古长青。纪念堂内由北厅、正厅和南厅组成。从北门进去，是宏伟的北大厅，正中是3米高的毛主席汉白玉坐像，坐像背依一幅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巨幅绒绣，大红地毯铺地。正厅即瞻仰厅。正中央安放着水晶棺，水晶棺底座是山东黑色花岗石制成的，周围放着鲜花。毛主席身着灰色服装，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祥地躺在水晶棺内。正厅的墙上镶刻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7个汉白玉镀金大字。南厅书写着毛主席的豪放诗篇“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手迹。

197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纪念堂北大门前隆重举行了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和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我们抽调得力人员加强了警卫工作。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华国锋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中央领导一同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后，我便带领全班同志从别的哨位撤下，到毛主席纪念堂执勤。因在纪念堂执勤，着装有了一定改善，如腰带换成了人造革，鞋一年四季穿从上海定做的黑色皮鞋。当然也有站岗标准要求高的一面，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腰挎手枪，足穿黑色高腰皮鞋，如松钉在哨位上，在灼阳的烤晒下，一会儿衣服就被汗水浸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大家都以同一种姿态矗立在自己的哨位上，受到游人的交口称赞。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我们与有关部门一起，采取各种措施做好安全警卫工作。在潮水般的人流中，注视着每个人的举动，确保了纪念堂的安全。在纪念堂开放初期，外国高层领导人来访几乎都要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在单调和庄严中，我们也发现了一种乐趣，那就是每当夕阳西下时，一大群与麻雀般大小的漂亮小鸟便飞进纪念堂栏杆内的小松树上，栖息在上面，借着灯光，总是啼鸣个不停，陪伴在刚毅的哨兵身边。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执勤已经30多年了，每当回忆起在近8年的警卫工作中所站的最后这一哨位，便涌起了对毛主席纪念堂无尽的回忆，也留下了对毛主席无限的思念。

第三章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岗我眼中的周总理

斗转星移，冬去春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映现，令我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难以忘怀。

我在北京卫戍区服役的7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周总理人生最后5个春秋；目睹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首都的心脏地区参加各种国事活动的情景。

不摆官架平易近人是周总理的一贯工作作风。记得我刚到部队时，连里老兵都喊一名1968年入伍的河南兵“小八路”。后来才得知这是周总理送给这位小战士的雅号。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国庆节前一天的晚上，周总理亲自到天安门前检查警卫工作，当来到金水桥上时，看到了正在这里站岗的小个子战士高尽忠一脸稚气，就走上前去拍了拍小高的肩膀，亲切地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适不适应部队生活，想不想家。小高第一次与总理直接交谈，开始很拘束，后来看到总理就像一位和蔼的老人与晚辈拉家长，顿时打消了顾虑，自然地与总理交谈起来。总理看到小高个子虽小，但很机灵，便对陪同他的卫戍区领导同志说，这小鬼就像我们当年的“小八路”。就这样，在我们连队里便出现了一位“小八路”。在连队众多的执勤点上，其中有一处宾馆执勤点是专供外国党和国家要人居住的地方。像原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从当外长到当总理每次来中国都在这儿住。有时候，总理出于礼节，便前来宾馆拜访这些外国首脑。总理每次来都和执勤人员热情打招呼，从不摆总理架子。1973年夏的一天，越南的黎德寿（当时任在巴黎与美方谈判的越方春水团长的顾问，后任越南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参加巴黎谈判后途经北京，住在我们警卫的宾馆，总理考虑到中越关系非同寻常，便破格亲自前来宾馆看望这位在当时并不显赫的越南同志。当总理的车来到宾馆门口时，我们的三位礼宾哨兵同时向总理敬礼，总理便让司机把车开得很慢，拉开车窗，向哨兵们微笑着打招呼，使我们的哨兵顿感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用“日理万机”对周总理每天繁忙的工作评价是再恰当不过了，无论酷暑寒冬，不管是中午还是深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总理的车从天安门前匆匆驶过。他不是到机场迎送外宾，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处理各种国家大事或参加外事活动……有时到了凌晨，总理的车才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每当见此情景，我们担任路线警卫的同志都向从眼前驶过的总理车致以深情的注目礼。有一次深夜两点，忙完工作的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乘车回中南海，当总理的车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驶过时，前来检查警卫工作的团参谋长发现此处没有布置路线哨，当一位因疏忽忘记了按通知布哨的排干部被这位参谋长叫醒后，惊出一身冷汗，悔泪顿涌，痛责自己对不起夜以继日工作的总理，要求给以处分。每遇重大外事活动，总理都要到我营另一个连队警卫的北京饭店一楼理发。每次理发他都是边理发边让秘书在一旁念文件给他听，就连理发这点时间他都要利用起来工作。由于工作过于忙累，有时理着发他就睡着了。理发师傅不忍心打挠他，只好让他在理发椅上睡一会儿，而总理每次醒后，总是自责自己因睡着觉而耽误了工作。

不知内情的人总认为当总理经常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有时也是非常艰苦的。记得1973年寒冬的一天，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正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会谈，由于布托这次来访比较成功，加之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打破对外国元首只搞欢迎不搞欢送仪式的惯例，决定周总理与布托总统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然后由总理陪同送到首都机场回国。当时天气特别的冷，北风吹得我们这些穿着棉大衣的哨兵直想打哆嗦。等候在广场上的数万名群众也被寒风吹得略显队伍不整。正在这时，信号车开过。全广场的花环彩带顿时舞动起来。只见周总理身穿呢子大衣头戴呢子帽，与布托总统同乘一辆敞蓬车向欢送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是我第一次见总理戴帽子。望着在寒风中前行的总理，我们真替这位75岁高龄老人的身体担心。

还有一件事，就是70年代在北京饭店即将竣工那年冬天，我们刚刚执行完警卫周总理到首都机场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送行的任务，突然接到到北京饭店施工工地执行任务的命令。吉普车急速地将我们从天安门西侧拉到北京饭店。刚布完哨，从机场回来的周总理便驱车来到了新北京饭店工地，在几名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站在施工用的高大电梯上直接上到了饭店的顶层进行视察。望着随电梯徐徐上升的总理日显憔悴的身影，我心中升腾起一团难以言表的敬爱之情。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两句发自人民肺腑的话语，深刻揭示了总理与人民之间的血肉深情。1975年，周总理因病住进了医院，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车影和身影。1976年元月8日噩耗传来，周总理与我们长辞了，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花圈遍地，我们警卫战士人人都戴上了黑臂章，以寄托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哀思。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向八宝山火化场护送经过天安门时，我们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黑压压的无组织的群众自动排成多行，无人走动，无人说话，就连每个人的呼吸好像都能听到，人们都在默默地流泪。仿佛空气凝固了，人群凝固了，万物凝固了。周总理的骨灰被护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各界群众前来吊唁，我们最后又担负起吊唁周总理的警卫任务。由于时间有限，吊唁人数是严格控制的。多数群众不能参加吊唁，人们便聚集在文化宫门口外侧哭泣。有些情绪难以自抑的就拼命往里闯，都被我们拉到一边进行劝解。一批批外国友人送来了花圈，前来吊唁，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金日成用专机送来的用鲜花做成的花圈时，我们在场的警卫人员心里无不一阵酸楚。一位日本朋友再过两小时就要飞往东京，拿着吊唁票匆匆赶到文化宫，但由于时间已晚，停止入场，这位朋友在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连说遗憾，无奈，只好在门口向里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对总理深切的怀念。

周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第三章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岗朱总司令率领将帅们参观长征展览

1975年10月19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纪念日。十月对于北京来说是四季中最宜人的时节。刚刚欢度完国庆佳节的首都依然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金秋十月的北京愈加显得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尤其是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举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纪念展览，更是装点得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一派“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喜庆氛围。

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长期被世人所称颂。这不仅是红军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千千万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冲破几十万敌军在山川激流中的道道封锁和围追堵截，撼天地泣鬼神通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用生命和鲜血凝重地书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历史的车轮转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林彪集团出于夺权的需要，一再诋毁朱德等老帅们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并将妇孺皆知的井冈山朱毛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主席会师。1974年国庆节前刚获解放的上将肖华去看望他一生敬重的朱德委员长时，以愤慨的心情诉说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朱总司令严肃地说：“井冈山会师，他林彪不过是一个营长，怎么能说是他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公正的。”到了1975年上半年，虽然一些被歪曲的史实得以恢复和纠正，但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作为最具权威展示党史军史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半部为革命博物馆，南半部为历史博物馆）几经修改仍迟迟未能公展我党我军成长壮大史。在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经过长征的将帅们有的已经离世作古，健在的也大都进入耄耋之年。因此，如何客观公正地宣传红军长征，怎样以史实为依据评价将帅们在毛主席指挥下创建的丰功伟绩，是以朱总司令为首的将帅们关注的热点。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促成中央要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并决定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厅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型展览。

博物馆接到这一任务后，从上到下十分重视，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大家决心办好展览，向经过长征的将士们献上一份厚礼，同时改变革命博物馆长期未能搞革命史展览的被动局面。我听说博物馆搞史料的同志们主动采访经过长征的将士们，以确保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及陕北红军在长征途中与长征前后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上所有资料的翔实；搞美术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刻字、写字。那时已小有名气的范曾夫妇撂下饭碗便写字画图。此时他已顾不上教警卫连我的几个战友写毛笔字了。由于人手不足，还从中国美术馆等处抽调了一些名家里手。当时，我虽然不懂书法，但对他们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写出的如雕似凿仿佛印刷体一般的字感到惊叹。展览基本搞成后，博物馆领导从征求意见的角度首先邀请我连全体官兵参观了展览。

经过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指导和博物馆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型展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厅如期举行。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杨成武、陈锡联、耿飚、肖克、肖华、何长工等一百多位将帅们汇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除朱德委员长因年迈体衰进博物馆东门，乘电梯入博物馆正厅外，其他将帅们都兴致勃勃地从博物馆西门拾阶步入展厅。因整个活动大都在我们平时警卫的室内，安全系数较大，但为万无一失，我连还是全力以赴在各处加强了警卫工作。经过长征并立下奇功的将帅们边看边议论。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攻占腊子口、会宁三军会师等一幅幅精美的插图把将帅们的思绪拉回了40年前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一幕幕恢宏的战斗场景。长征前，朱德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大幅插图，使参展的将帅们驻足凝视。以乐天派著称的朱总司令和王震将军看到“朱毛会师”图，乐得哈哈大笑起来，笑声表达了对尊重史实的满意。图文并茂的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使大家对确立毛主席正确领导和毛主席运兵真如神的高超指挥艺术感到由衷的高兴。亲自指挥夺取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的杨成武将军触图生情，仿佛又回到了枪林弹雨的激战之中。在夺取泸定桥吹响军号并刚刚重新写成长征组歌的上将肖华对雪山草地中死去的战友露出了无限的怀念之情。听着讲解员深沉而动情的雪山草地篇解说，肖华在脑海中萦绕着“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歌声，这歌词的含义只有此时此地，也只有这位作者才对红军的艰难困苦体会得更深，联想得更远。将帅们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朱德在左路军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被毛主席赞为“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朱老总革命斗争气节更加敬佩。毛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把将帅们的参观兴致带入了高潮。

参观结束了，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无不对年近九旬的朱德委员长关心党史、军史的精神所折服，执完勤回到连里，大家还余兴未消，同赞这位开国元勋革命到底奋斗不息的伟大胸怀。

将帅们参观长征展览后，首都各界干部群众陆续参观了展览，引起了很大反响。与此同时，为纪念长征胜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社论；刘伯承元帅写了《回顾长征》的纪念文章；肖华写的长征组歌和十幕话剧《万水千山》同时在首都公演。忆长征、颂长征，继续长征的热潮在全国掀起。

第四章警卫中央首长中的见闻复出后的邓小平轶事

我于1971年至1978年在北京卫戍区某部服役。经历了邓小平同志两次复出和中间一次被撤职的大起大落，并耳闻目睹了他以中国繁荣为己任，废寝忘食参加各种重大国事活动的情景。今采撷一些所见所闻，以缅怀伟人的风采，并纪念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跟随他出生入死却遭林彪集团迫害的一些将帅们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加快了对这些老同志的询问、解放和使用。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就是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革命家的一种抚慰和肯定。

1973年2月的北京，虽春寒料峭，但毕竟已透出春天的丝丝气息。2月20日由周恩来总理建议，经毛主席批准，自1966年“文革”刚开始便失去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从江西回到了北京。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的20天后，中共中央便于3月10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我记得部队在学习这一决定前，还学习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一个重要批示，其主要意思是：邓小平在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正式评价。1973年4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从柬埔寨解放区回到北京的盛大宴会上，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满面春风地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这是6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表明了小平同志的正式复出。听我连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执行这次临时任务的战士们回来讲：邓小平下车后上人民大会堂台阶时，步履轻盈，好像年轻人一样登登就上去了，劲头十足，神采奕奕。这是我第一次听战友们谈论小平同志。因在执行警卫中央首长活动中除干部外，战士们都是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所以感到比较新奇。

1973年8月24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开这样的大会是严格保密的。部队在警卫动员中，要求参加执行这一任务的同志要守口如瓶。为迷惑外国记者的视线，特别是防止打着外国记者招牌实为外国间谍的特务人员搜集大会情报，中央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员从较隐蔽的通道出入，并特意在开“十大”的同时，在大会堂安排了一些社会团体会议。我记得当时天气特别的热，我与战友们执行控制制高点任务时，没有遮荫处的楼顶上烤得浑身出汗，一会儿便湿透了军衣。从空中俯瞰，只见大会堂东门外每天停着一排排大轿子车，接送参加社会团体会议的人。外国记者们在警戒线外来回窥视，想发现点蛛丝马迹，但总觉得参加会议的这些人不像是参加特别重要会议的人。一直到我国公开报道了这一大会盛况，外国人才方知内情，感到十分惊愕。大会上，邓小平虽仅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表明了他复出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又一次擢升。

在1974年这一年里，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先后会见了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许多外国政要，他那灵活风趣的外交风格和刚毅的个性博得不少外国首脑的好评。特别是这年的4月6日，以他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非凡的影响。离开北京时，周总理和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送行。身为小平同志随身警卫的我团一名警卫参谋同机前往纽约，负责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的安全工作。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邓小平全面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就在这一年的10月4日，毛主席再次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年11月，周总理写信支持毛主席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的提议。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慎重选择。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在京召开。这两次会议使邓小平同志的政治生涯走上了巅峰。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集党、政、军于一身。在毛主席支持下，受党中央委托，周总理住院后，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为了实现20世纪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目标，邓小平同志以他卓越的胆识，开始了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邓小平同志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到车站迎接金日成。首都十万群众载歌载舞，隆重夹道欢迎朝鲜贵宾。天安门广场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我部在加强天安门前各个警点的警戒力度基础上，抽调了一定人员参加这次朝鲜代表团的临时警卫任务。在执行这次着便衣的警卫任务中，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邓小平同志。

1975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中国居住了近六年后要返回自己的祖国。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也从柬埔寨专程来迎接两位亲王回国。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分别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乔森潘副首相乘敞篷红旗车绕广场一周同欢送群众见面。尔后，中柬领导人从停靠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北门的敞篷红旗车上下来，换乘前往机场的红旗车。由于人多，我见宾努夫人差点坐错车，也见激动万分的西哈努克在换车前，向我们这些警卫工作人员连连点头撮揖，充分表达了这位国家无首对中国人民的真诚谢意。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外事活动中的干练风貌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忘。

在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见他不分昼夜忙碌的身影，有时凌晨三四点钟才从人民大会堂出来。

进入1976年的春天，首都北京仍有些寒意袭人。3月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反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4月7日，天安门事件后的第二天，邓小平被撤销了党、政、军一切职务。

历史仿佛会再次为邓小平讨回公道。

时过一年零三个月后，1977年7月16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众望所归，又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原任的党、政、军职务。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依然以他宽阔的胸襟和远见卓识描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

1977年8月30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共联盟中央主席铁托访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身着便装在欢迎队伍中执行警戒任务。华国锋陪同铁托同乘敞篷红旗车绕广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欢迎队伍中，一位姑娘先见到了紧随着敞篷车后的红旗车内坐着的邓小平，高兴地大呼：邓小平！邓小平！其他人见后也跟着喊起来。可能是小平同志听见了喊他的名字，我见他满脸微笑，频频向我们招手示意。这是他再次复出后，我又一次见到他的灿烂笑容。

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后，我调到了纪念堂外围哨执勤。1977年9月9日，在纪念堂北门举行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坐。在这次警卫任务中，我远距离地见到了他那稳健的身躯。

幕幕往事弹指已过三十多年，今天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第四章警卫中央首长中的见闻维护藏汉民族团结的奠基人——阿沛·阿旺晋美

<span class="ter">——在警卫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岁月中</span>

摇摇阿沛·阿旺晋美1910年出生于西藏拉萨，藏族。他自1951年任西藏地方政府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先后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秘书长、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大常委会主任、人民政府主席，并连任三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在虽已九十多岁高龄，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为国操劳。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忠心耿耿地履行着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领导人的双重职责，为维护藏汉和谐和西藏稳定繁荣而不懈不怠，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少数民族干部中在国家领导人岗位任职时间最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五十多年如一日为国为民，堪称共产党的挚友；是藏胞中久经历练和考验的革命家、政治活动家。

1971年“林彪事件”后，国家正式为身为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配备了警卫班。首届警卫班便是我连一排某班，而随身警卫也是由我连的原一排长担任。自此，我连这个班和随身警卫一直警卫阿沛·阿旺晋美近十年时间。

十年来，基本都是汉族的警卫班战士们与这位出生在拉萨的少数民族国家领导人和睦相处，亲如家人。西藏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来京开会或有事汇报来到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家，警卫班的同志们都热情接待，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力给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领导人提供方便，使前来访问的藏胞们都对警卫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阿沛·阿旺晋美一家虽身居北京，但仍保留着一些藏族风俗习惯。如他的家人在院内的石灰盆中常年插着几十把精美的藏刀。但警卫班的同志们无论夜间谁在院内巡逻，都没有一人去触动它。首长多次动情地夸赞警卫班的纪律好。

七十年代，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外事活动十分频繁，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到机场迎送外宾，他大都参与其中。每次迎送外宾或到西藏等地方视察工作，担任随卫的都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考虑在先，并有自己处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案，次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深受他的赏识。随卫与首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在警卫少数民族领导人中可能称得上典范。

阿沛·阿旺晋美十分关心警卫班同志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每年过春节、元旦、国庆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他都要抽出空来举行家庭宴会，招待警卫班的同志们。每次都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使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首长之亲，藏汉之情。每当国家有关部门邀请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观看体育表演或文艺节目时，他都要叫上警卫班的同志们轮流一同前往观看，以解除战士们常年坚守在这小天地里精神生活中的单调。

不仅首长对警卫班的同志们关怀备至，就连阿沛·阿旺晋美夫人阿沛·才旦卓葛也对警卫班的这些汉族小伙子充满了慈母般的厚爱。每当其故乡西藏给她家送来哈密瓜等土特产时，她都要给警卫班的同志们送去一部分，让大家品尝。她还亲手做酥油茶，让战士们喝。开始都喝不惯，后来喝得多了，都觉得挺香，喜爱上了这具有独特风味的藏族饮食。

阿沛·阿旺晋美有着一个和睦美满的大家庭。他有5子4女，子女们都对他们这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癯、精神矍铄、双耳垂福的慈父尊重而孝敬。在语言方面，其家庭成员内都用藏语交流，而与警卫班的同志们沟通时，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均用流利的汉语。使警卫班的同志们办任何事情都与他们全家没有语言障碍，十分融洽。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对有震损的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住房进行修缮。他搬到了民族文化宫三楼的东则临时居住。同时搬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他住在三楼的西则。因两位首长都是少数民族，又都同属我团警卫，哨兵们又相互熟识，所以两个警卫班的同志们十分融洽，配合默契。他们分工把守两个楼梯口。遇有情况，相互支援，相互帮助，使大家在首长住地特殊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在警卫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岁月中，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位藏族首长对复员的战士们依然感情极深，谁有困难，仍伸出藏族老人的温暖巨手给予帮助。1979年，已复员一年多的河北武安籍战士赵章河，因一位与自己关系甚密的病人住院犯了愁。当他找到警卫多年的首长后，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立即指示秘书，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安排了住院。老人还陪赵章河在家吃了饭，并送给他两条前门烟，使小赵十分感动。1982年，赵章河因事再次来到北京找到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老首长指示有关人员帮助办理后，又在家请小赵吃饭喝酒。当时，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刚结束，阿沛·阿旺晋美便借机询问了小赵下面对会议情况有何反映，赵章河如实进行了回答。

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阿沛·阿旺晋美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和平稳定与民族团结，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维护了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团结与和谐。每遇分裂势力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制造暴力事件时，阿沛·阿旺晋美都会以西藏百年历史变迁的目睹者和西藏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亲身经历见证人的深刻感悟，阐释西藏独立是违背西藏人民意愿逆历史潮流的分裂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只有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西藏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才会进步发展。就是到了2008年3月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还就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约见记者，仗义执言，谴责少数暴徒破坏北京奥运会分裂祖国的野蛮行径。号召西藏各族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建设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做出应有的贡献。时过一年，2009的3月24日，这位世纪老人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认清历史，把握未来》的文章，阐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文明和谐新西藏的正确观念。真乃无愧于是新中国藏汉民族团结的奠基人和长期维护者。

往事如烟，转眼过去都三十多年了。愿阿沛·阿旺晋美这位和善可亲的藏族老人，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工作顺利，健康长寿。

第四章警卫中央首长中的见闻大将粟裕

很早就想写一篇悼念粟裕同志的文章。这不仅因为他是1955年被授予的大将中的第一位大将，他有传奇的人生，他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常胜将军，还因为他是我部警卫班警卫的首长，我与他在一起看过话剧……总之，心灵中对他有一种深深的敬重情愫。

参军前，就不断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史书中看到了粟裕同志的戎马一生；参军后，因粟裕同志的驻地警卫和随身警卫均由我部队的某连担负，不断听到战友们对粟裕同志一些神奇故事的敬佩传说，更加熟知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他谋划导演的一部部彪炳卓著，气势恢宏的战争杰作。他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在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在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长和闽浙军区司令员时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在担任新四军重要职务和苏浙军区司令员时发展了苏浙抗日根据地，年仅三十岁的粟裕，指挥了使韩德勤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的黄桥战役、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的车桥战役、全歼负有“皖南事变”血债的敌二十五师的天目山战役，使日寇和国民党顽伪闻风丧胆。解放战争中，在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等要职期间，单独或与陈毅等同志一起指挥了无数次震惊中外的重大战役：如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的苏中战役；歼敌两万余人的宿北战役；歼敌两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的鲁南战役；激战6小时全歼李仙洲部的莱芜战役；用“猛虎掏心”决策，歼敌王牌军74师的血战孟良崮战役；以古都开封为主战场歼敌3万余人的豫东战役；全歼敌整编57师的沙土集战役；由粟裕最早构想并定名歼敌55万余人的淮海战役；占领蒋介石总统府的渡江战役；以电影《战上海》而闻名遐而的淞沪战役。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千余名将军中，粟裕排名第一，堪称人民军队第一将。在中国革命22年的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哺育了他，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锻造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一次次战斗、战役中淋漓尽致发挥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朱德同志曾说：“粟裕同志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的兵力还多。”井冈山时期，是他在任基层干部时学习战争指挥的重要阶段。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思想对他影响颇深，毛泽东是他敬佩的军事指挥启蒙老师。后来，粟裕创建的浙西南根据地、苏北根据地、天目山根据地，都是他学习和发挥毛泽东根据地思想的结晶。在中央苏区的前三次反“围剿”战中，已任师长并在红军中颇有名气的粟裕正确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指挥才能日臻娴熟。在浙西南山区的三年游击战中，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理论在粟裕手中得到创造性的发挥。敌人在山下构筑起比井冈山碉堡还牢固的封锁线，妄图将游击队消灭在根据地内。粟裕率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浙闽边境突进。部队时合时分，专钻敌人薄弱环节寻找机会先打弱敌，使游击队磨练得几乎可以人自为战，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妄想。苏中战役的七战战术虽各不相同，但其基本战略都是运用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曾动情地对粟裕说：“你一仗比一仗打的好。”在解放战争中，粟裕指挥的不少战役都对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如击毙敌74师师长张灵甫的孟良崮战役，准确预测到杜聿明逃窜方向的淮海战役等。有人说，粟裕将军在淮海前线的地图上，国民党军队中哪一部被他圈上，哪一部就有灭顶之灾；哪一部被他划上杠，哪一部就寸步难移。正如陈毅曾评说的那样：“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建国后，粟裕同志历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功勋卓著的粟裕大将被作为军事教条主义者受到近两个月的错误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在毛主席的关注下，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

在军事科学院任职期间，粟裕将军有了一个研究未来战争的绝好环境。这项研究工作一直伴随将军的后半生而从未中断过。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听战友们讲，为了搞好调研，粟裕同志常常坐着吉普车奔赴在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陲，跋涉在曾经战斗过的大江南北、海岛渔村……纵贯南北、横跨东西大面积进行实地考察。有时住在简陋的招待所很长时间不回京。他还对参观过的诺曼底登陆地、等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的战场进行科学分析，探讨现代战争的规律和特点。1972年，粟裕把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写成文章向毛主席汇报。这是他积累多年的熟虑思考和调研成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身为将军之首的粟裕，对士兵感情极深。一有空暇，他便到警卫班与战士们拉家常，问寒问暖，讲战争年代的战斗故事，一点将军架子也没有。谦和可亲，绝无骄横之气，是警卫班战士们对这位打过无数恶仗的出色战将的共同赞誉。每到春节、中秋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重大节假日，粟裕将军便拿出自己的钱给警卫班的战士们改善伙食。后因卫戍区有纪律，首长驻地警卫不准收首长的钱，粟裕同志便派人用自己的钱买成猪肉等食品送给警卫班的同志们改善节日生活。在多年的首长警卫工作中，我部警卫班的战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都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73年，全军响应叶剑英元帅的号召，掀起了军事训练新高潮。这年仲夏，我被抽调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团部集训队集训（因该校学生大都上山下乡，部队临时借用学校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训练非常严格。别的不说，就那套警卫部队常训练的擒敌拳按标准动作打练到娴熟和规范，一个个都被摔打得腿疼胳膊肿。有的在无数次前倒中手掌被细小的炉渣硌得满手小血泡，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牢。一天晚饭后，上面通知集训队所有人都到总政小礼堂看话剧。我们刚落座时间不长，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和粟裕将军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依次而入。已在门口恭候的我团一名副团长分别向属我团警卫的三位首长打了敬礼。这名副团长陪三位首长走到前台时，走在前面的李德生看到前排没一人坐，笑哈哈地说：给我们空了这么多位子呀。三位戎装笔挺的军界领导面向清一色的我团集训队官兵打招呼后，分别就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素来景仰的军事战略家和战役指挥家粟裕大将。中上等身材的粟裕依然身躯笔直，保持着职业军人的那种风范；清瘦的长方脸庞刻布了少许皱纹，印证着战争年代的风霜；已有的一些银发倾诉着他指挥千军万马夺取无数次战役胜利所付出的睿智和心血；炯炯有神的双眼依然透视着当年洞察瞬息万变战场当即捕捉战机的那种犀利；沉稳少语的表情是他战争年代慎重思考战役决策养成的习惯和和平时期感情不外露而形成的自然情感。总政话剧团当晚上演了三个小话剧，内容有反映战争年代农民支前的，有反映部队农场搞科研的，有反映军嫂支持丈夫扎根边疆站岗放哨的。其中两个小话剧男女主人公在工作中互相关怀建立爱情的动人情节吸引了大家的眼帘。谈情说爱在剧中虽不是主线，仅属于“调料”，但这在当时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政治气候下，给台下的官兵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轻松之感，使人们看到了文艺界别开生面的缕缕春风，演员的精堪演出赢得了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李德生、粟裕等首长走上主席台与演员握手并合影留念，祝贺演出成功。

大将粟裕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但他那赫赫战功和高尚品格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第四章警卫中央首长中的见闻布衣副总理——陈永贵

1975年9月的某一天，在北京交道口南的一个小院里，搬来了一位满脸绉纹，精神气十足，开口晋中方言颇浓，一副农民装束的老汉。他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搬到此院之前，先后在位于复兴路上的京西宾馆和位于三里河路上的钓鱼台国宾馆住过。那是因为他在1973年9月党的“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应有的待遇。但是，这位与土坷垃打了多半辈子交道的大寨领头人，虽在省、县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但多数时间依然扎根在他那奋斗不止具有那个时代象征的虎头山。突然间，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住进戒备森严的国家最高级住所，又有秘书、警卫、服务员、司机、大师傅等一大帮子人伺候，在这一尘不染的世界让其与土地拉开了距离，他确实感到别扭和憋闷，无所适从。很长时间难以适应走到哪后边跟着警卫，啥事都有服务员代劳的清闲生活。特别是那些整天看不完又不会看，批不完又不会批的文件更使他烦心。但这是国家的最高层，也是这个级别工作需要的规定，他看不惯也无可奈何，但他那双大手劳动惯了，一闲就浑身不自在。于是，一起床，自己叠被子，自己扫地，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关走廊的灯，就连服务员到他的房间看电视（因当时只有首长的房间配有彩电），他还满脸含笑地给他们泡茶。这些都使工作人员都对这位慈祥的“陈大叔”有了一种纯朴的深情厚谊。

他还让秘书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自己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到处跑，三分之一回大寨的“三三制”。并提出要搬家。毛泽东不仅赞同陈永贵的“三三制”，还在他的报告上批上了“钓鱼台无鱼可钓”。于是他与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吴桂贤搬出了钓鱼台，吴桂贤就住在与他相邻的西边院。

陈永贵在交道口住的四合院，座北朝南，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60余米，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一排南屋分别住着警卫班、警卫参谋、秘书、大师傅等工作人员。前院的东屋是车库，当时为他配了两辆车，一辆是大红旗，一辆是丰田。后院的北屋是陈永贵的办公室和卧室，东西厢房分别是会客厅和放着一台彩电的电视室。

因此地属我团的警卫区域，所以，团里根据上级指示，让某连为陈永贵副总理派了一个12人的警卫班，昼夜守护，夜间每班有两位哨兵在院内巡逻，这是上级为他这个级别规定的哨位。但他依然不要国管局给他配的厨师、服务员、管理员等工作人员，能减则减，能省则省，仍让从昔阳来的张银昌当警卫参谋（随身警卫）并兼管理员、服务员；让年轻时的老伙计、仍在老家挣工分的大计科来给自己做饭，后因年纪大换上了在大寨接待站做饭也是挣工分的郭石头。仅有一名司机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是河北吴桥县的汤师傅。

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这里后，感到没有了多层岗哨的束卫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搬到新家的当天吃过午饭后，便只身一人出门哼着家乡戏走了。警卫班的同志赶紧找到他的警卫参谋，大家慌忙跑出去跟上了他。他左瞧右看，最后溜进了地安门的一家理发店，坐在椅子上让理发师傅给剃个光头。剃头师傅看他像不断在电视上露面的副总理陈永贵，心理有些蹊跷。他的警卫赶紧上前说你就给他剃吧。师傅明白了，这就是陈永贵。外面的人也知道了副总理在这儿剃头，都围着好奇地看他这个平民式的大官来老百姓剃头铺剃头。警卫们十分焦急，他却跟没事人似的，剃完头让警卫李银昌给了师傅5角钱，与大家笑了笑走了。

类似这样如普通百姓在街上走走逛逛的事还很多，不过警卫们加强了防范措施，尽量不让街上行人认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进了政治局，陈永贵也不转户口，仍在大寨挣工分；当了副总理，国务院和山西省每月给他的补贴加一块儿也仅有130多元钱。他成了经济收入最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能是艰苦朴素的本性难移和经济拮据的原因，他不管出国访问还是到外地视察，无论参加何种会议还是在住地办公，都穿着冬黑夏白的锁扣门的对襟老式衣裳，脚上常年穿着尖口布鞋。

种了一辈子粮食的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依然爱用大碗吃他昔阳风味的拉面、压面大饼、小米稀粥等普通百姓吃的饭。抽烟买的都是二三毛钱一包的普通烟。

住处的院子较大，他又不让老婆孩子来这儿住，自己只身一人在这么大院子感到是对土地的浪费，空着怪可惜的，他便垒了个池子种菜，种的苦瓜、西红柿、豆角，经他这个种地行家的待弄，个个果实累累，除自己吃，还送给警卫班的同志们吃。

他十分体贴警卫班的战士们，每次回大寨，回来带些土特产都不忘给警卫班送点；逢年过节如果自己不在北京，他也会打电话让看门的工作人员替他给警卫班买点苹果，代表他看望战士们。当然，常年生活在一块，警卫班也有让他不满意的时候。有一次，一位新战士拿着小橙子去他的电视室看电视，无意中坐在他的前面看，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位战士不懂事的不礼貌举动，惹得他很是不高兴，一句话没说拂袖而去。当团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将四连的警卫班撤出，换上了高机连的一个警卫班，班长叫盖前贵，邯郸永年籍。陈永贵听到警卫班换防的内情后，一方面钦佩警卫部队从严治军，另一方面觉得因自己一时的不高兴引起此事而感到内疚。该班接任不足两年，又因该连队换防到农场而离开。因离开时陈永贵正好在外地，恰巧昔阳县的当家人李喜慎与郭凤莲在此，就代表陈永贵与警卫班的同志们合影留念，欢送他们。在天安门前的几次迎送外宾活动中，我见过陈永贵憨厚拙朴而慈祥的笑脸。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陈永贵。在为花岗岩基石执锹培土的领导人中，陈永贵蹬锹、扔土最有力、最娴熟，一看就是个干活出身的人。

2002年6月，我来到大寨参观，看着虎头山半腰陈永贵的巨大石雕塑像和登上层层台阶直通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墓地，望着郁郁葱葱的虎头山和绿油油的层层梯田，听着大寨目前发展有饮料、酒类、服装、运输、农牧开发等八大企业年收入超过一亿元的介绍，遥观络绎不绝的自费观光旅游者，深感陈永贵这位用苦干和悲壮创建的大寨圣地、大寨精神在风雨中走到今天，依然有他的魅力，有他的光环。

第五章难以忘却的重大事件 “九·一三”事件给1971年国庆投下的阴影

1971年刚刚进入九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便呈现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的节日气氛。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门前工人师傅们正在精心赶制着各种大型彩车，以供游行队伍在十月一日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检阅时使用；大吊车上下左右摆动着自己的灵活长臂，供电工师傅们擦拭着天安门广场华灯上的灯罩和灯泡；园林师傅们也开始整修和摆放纪念碑南面花池中的各种花卉；广场中央每年一度的孙中山巨幅画像也进行着紧张的搭架施工……所有国庆准备工作都按中央部署，进行得和谐、紧张、有条不紊。

9月13日夜，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各执勤点上的官兵接到通知后，除正在上岗的外，全部跑步到小红楼上的连部紧急集合。连长简要地传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近百名官兵在隔窗便是天安门广场的会议室屏息静听着字如千斤的动员令。命令像晴天一声惊雷，来的是那样的突然，那样的深不可测，那样的震耳欲聋，给天安门广场往日的祥和气氛罩上了一层阴影。基层部队的所有指战员谁也不知命令的内情，更增加了一级战备的神秘感。老战士的心里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新战士的心中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们来不及思索，也不便相互询问、探听。有的战士侧目望了一下天安门广场，想从这敏感的心脏地区印证一下这一级战备的神秘内涵。但华灯依然是那样明亮，空阔的广场依然是那样清新、静阑。除了部队悄无声息地秘密行动有些反常外，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显露出异常现象。尽管如此，大家的心里都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连队按照上级的要求，快速进行了部署。主要安排有三点：一是立即打开军械库，子弹马上下发到各班和执勤人员手中。过去战士除了在靶场接触子弹外，其他场合一律不准拿放子弹，就是在执勤中也是绝对执行枪弹分离规定的，即执勤中只带枪不带弹。子弹的特殊下放，表明了事情的极端严重性。二是正在执勤的哨兵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防止坏人袭击警卫目标。三是非执勤人员要把武器拿到自己身边，原地待命，准备随时执行任务。

第二天我们才得知，与我连警卫的某宾馆仅一墙之隔的空军招待所当天夜里被警卫部队控制。同时，卫戍区兄弟部队也对其他要害目标进行了突击占领和控制。我团粤连在团参谋长的带领下，向位于紫禁城北面的景山公园奔跑，目标是抢占能鸟瞰北京市的景山公园制高点。他们由于军情紧急，边跑边发子弹，个别新战士在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下子弹都有些接不住。一名战士在慌乱中将子弹掉在了地上，被后面的一名班长飞快捡起。当他们气喘嘘嘘地赶到景山公园门口时，紧闭的朱红大门正护卫着这个曾缢死崇祯帝的昔日煤山，显得一片静谧。当咚咚的敲门声将熟睡中的公园门卫惊醒时，老翁很不耐烦地怒吼道：“干么呀？深更半夜敲什么门！”当他听到是警卫部队在门外以命令的口吻叫他立即打开门时，老者深感事关重大，马上披着衣服一边哆哆嗦嗦地说：“好、好，就开门，就开门”。一边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门栓。这时，急不可待的部队便像决堤的洪水破门而入。顾不得给老者解释，抄捷径向徒立的山顶发起冲刺，瞬间便占领了这个可俯视中南海的制高点：架起了机枪等重型武器，严密注视着四周的一切。驻守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月连也在一名副团长的带领下，以实战演习为名，携带轻重武器和子弹，仅用8分钟便冲上了北海公园的白塔上，占领了与中南海毗连的这一制高点。制高点哨也成了固定哨。由于快速飞跑，加之急速攀高，有的战士爬上白塔，便心慌气短累趴在地上。这两个公园制高点被抢占后，按照中央领导意图，为了中南海的安全，俩公园自此停止开放，任何人不得入园游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公园才重新开放，这是后话。在抢占西郊军用机场时，卫戍区一名副司令员边调动仪仗营和摩托营去抢占机场，边驱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西郊机场。途中，为了抢时间，他一再命令司机加速、加速、再加速。司机看到车都快飞起来了，说：“再加速车就要翻了”。这位副司令一瞪眼说：“翻了也得快开”。当部队荷枪实弹将机场严密包围后，马上三人一组将所有飞机监护起来，并命令所有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任何人不得靠近飞机。驻守在新华社的我团某连，按照上级命令，迅速用机枪封堵了新华社南大门，并将主要兵力，枪械和子弹都部署在十分要害的四楼。支援新华社的另一个连队官兵，在一名副参谋长的率领下，仅用12分钟，便从国家民委跑到新华社四楼，随时准备战斗。卫戍区这些突击占领，保证了毛泽东、周恩来决策的实施。在惊心动魄度过了十几天后，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天安门广场照样搞学生彩排准备庆国庆，广播照样播放“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这是按照周总理指导，处理好林彪事件的负面影响。但当时我们并不知其真实用意。

又过了几天，天安门广场学生彩排没有了，天安门前迎国庆的各种彩车也停止了制做。一连串的反常现象很快在部队中秘密地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身为副统帅、九大党章又确定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与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其他死党从山海关乘三叉戟向苏联叛逃，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时，我们按照中央指示，突击占领中南海外围制高点，就是林彪事件突发后，为确保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绝对安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占领空军要地，则是毛泽东、周恩来采取的断然决策。

“九·一三”事件出现后，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止了正在筹备的各种国庆观礼活动。自此，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天安门广场每年“十一”和“五一”举行的大型节日观礼活动，改在首都各大公园进行游园活动。也是自这年的国庆节起，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再也没有登过天安门与民同乐，使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活动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第五章难以忘却的重大事件 “四·五运动”的前前后后

1976年的2、3、4三个月我因肺结核在师部医院接受治疗，对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不详，后经战友们的叙述，使悲愤的“四·五运动”前前后后有了脉络。本人将这些难以忘却的片片断断回忆连缀在一起，权且作为对那次群众运动挂一漏万的记忆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描写清明时人们为悼念死去的亲人而悲痛欲绝的情景。千百年来，她脍炙人口，每当吟诵此诗便使人们对离世亲人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增添了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清明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流传到公元1976年时，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人对清明节的祭祖活动发生了质的升华。人们不是在痛苦中忆念自家死去的亲人，而是共同自发地怀念亿万人民的亲人——刚刚离世不到三个月的敬爱的周总理。

一进四月，按农历说应是阳春三月之时。但整个北京依然沉浸在一片肃穆和寒冷之中。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不约而同地抬着各种各样的花圈来到纪念碑前，默默地向自己的总理献上最圣洁的花圈，以寄托自己的哀思。络绎不绝的人流中有学生、有工人、有解放军，也有文化、卫生、体育、教育等各界人士。人们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缓缓来到纪念碑周围进行各种凭吊活动。特别是当人们仰望到周总理书写的“三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那潇洒、飘逸的纪念碑碑文，想起他那鞠躬尽瘁的一生，难以抑制的泪水夺眶而出，人们失声痛哭。哭泣憾动鬼神，悲恸撕裂长空，人人心中为敬爱的周总理矗立起一座永不泯灭的丰碑。

4月2日，“四人帮”以中央名义下发紧急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广场有坏人捣乱，严禁到天安门广场搞掉念活动。但北京不少单位和个人冲破这条禁令，依然抬着花圈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4月4日，清明节，又是星期天，纪念周总理活动达到了高潮。人们抬着花圈如潮水般向天安门广场涌动。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难以计数。纪念碑四周几乎被花圈所覆盖，汉白玉栏杆内垒放了几层，甚至十几层。所有浮雕都被花圈淹没，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变成了花圈的世界，纪念碑南侧的两道松墙也系满了小白花，就连所有华灯杆上和纪念碑北面的十六根小旗杆上也挂满了花圈。数以万计的人开始转向高声朗颂或抄写花圈上悼念周总理讽刺“四人帮”的诗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搞悼念活动的人就达200万人次以上。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次清明节的悼念活动中是没有过的。这是一种政治动向的前兆。据悉，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四人帮”操纵下决定，为防止所谓坏人挑起更大事端，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责成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负责当夜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花圈全部拉走；二是纪念碑由工人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布置三道防线，严禁到纪念碑前送花圈。当天夜里，“四人帮”便以清明节已过，广场花圈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为由向各级工作人员做了动员和要求，并动用一百多辆卡车将所有花圈拉走。并以中央名义向各单位再次下发了悼念总理活动可以各单位搞，不准到天安门广场搞的紧急通知。

4月5日清晨，不少群众来到广场看到自己的花圈没了，便质问我们在纪念碑和国旗下的哨兵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当他们从哨兵口中得知中央决定已于昨天夜里将全部花圈拉走后，犹如火上浇油，一股反对“四人帮”的火焰在人们心中升腾，大家奔走相告，很快广场上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有人气愤地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这里面一定有鬼！哨兵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能按照上级要求默不作声。

为防不测，“四人帮”于5日凌晨，以中央名义开始紧急调动警察、首都工人民兵和卫戍部队。据说总共调动了一万名工人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这些人分别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基本形成了环包天安门广场的态势。可能是怕军警多了会激起群众的逆反心理，除上述部队原地待命外，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明显处并没有增加多少军警人员。仅在两个地方增加了兵力：一是人民大会堂的东侧增加了我们营的部分兵力，后又调来我们师的仪仗营将他们接替，主要任务是防止人们冲击大会堂。二是纪念碑前增添了上面提到的被仪仗营接替下来的我营那部分官兵，主要任务是确保纪念碑前的秩序。与此同时，“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楼上成立了中央观察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在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事态的发展。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也在我们营部所在地的小红楼上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小红楼位于广场东南角，座南面北，整个天安门广场可尽收眼底。

八点左右，人们又开始冲破防线向纪念碑送花圈。第一个来到纪念碑上送花圈的是宣武区牛街小学的师生。当他们受到纪念碑前手挽手的战士的阻拦时，非常气愤。战士们悄声说：悼念总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人流的不断冲击下，战士们默默地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通道。接连不断的花圈又送上了纪念碑。其中还有铝制花圈，据说是防止再被烧掉。在天安门前国旗下，一群人抬着花圈要求哨兵给周总理降半旗，并要把花圈挂在国旗杆上。这可吓坏了我们的哨兵，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后十多名战士跑步赶到，一边劝阻，一边给大家解释说：悼念周总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情是一样的，但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不能随便降半旗，这上面挂花圈会在国际上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人听战士们说的话在理，感到自己的做法不妥，便抬着花圈向纪念碑走去。

将近九点，广场上约有十多万人在蠕动。大多数人都在听着年轻人悼念周总理影射反对“四人帮”的激情演说。这时，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华沙牌宣传车开到大会堂东门前，进行宣传，主要意思是清明已过，大家不要在广场搞悼念活动。愤怒的群众很快包围了这辆华沙车，一年轻人上去把车上的喇叭踩扁，接着，不少群众齐动手，将其掀翻。几个留着短发的十八九岁年轻人用话筒向人们喊到：我们要到大会堂里找花圈。人群随着喊声开始向大会堂涌动。大会堂东门外第一道防线是仪仗营。这些代表陆海空三军军魂的英俊男子汉，虽然手挽手如同在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那样排列成一道威武整齐的人墙，但却经不住如同潮水的人流冲击，被涌在一边。接着，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均被冲破，在冲击第二、三道防线时，愤怒的人群与警察和民兵发生了冲突，个别人受了轻伤。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层层台阶上和东门外小广场上。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极为神秘的，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可进入。人们便滞留在大会堂台阶上听着一些人的激情演说。

下午二时许，不知是谁发现了“新大陆”，掌握了小红楼是联合指挥部的秘密。一个小伙子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用手拿小喇叭向众人喊到：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是公安部、卫戍区、市公安局的联合指挥部，我们找他们要花圈好不好！在一片“好”的呼喊声中，如同涛浪的人流从大会堂向东卷来，指挥部里卫戍区的一名副司令员得知群众要来包抄小红楼，急忙调兵保护小红楼，我连近50名官兵马上手挽手在小红楼正门前排成了一道人墙。人潮涌来后，领头的几个年轻人说：解放军与群众心连心，军民一家，让我们进去拿我们的花圈吧（指被拉走的花圈）。战士们说：里面是营房，没有花圈。和谈无效后，愤怒的群众向守门的战士们开始推挤，并撕扯衣帽。但战士们理解大家的心情，都默默忍受着。就这样相持了近半个小时后，他们感到兵是受官指挥的，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再说在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上心灵是相通的，便不再为难战士们。此时，我师另一个团的一个连奉命赶来增援，他们主要任务是把守小红楼的西门（这个门是一个偏门，平时不开，主要用于三轮车出入。这支增援部队到来前，可能是广场上的人没有发现这个门可进入小红楼）。广场上的人见正门还没有攻下，又来了增援部队保护侧门，情绪失控的群众一怒之下向增援部队投掷砖瓦，赤手空拳的战士们多数受了轻伤，但依然坚守着阵地。正在这关键时刻，一百多名警察排着整齐的队伍，拐过邮局大楼从西向东走来，以解小红楼之围。但他们刚走到离小红楼一百多米时，不可阻挡的人流把警察队伍分割成一段一段的，首尾不能相连。一些人把警察的帽子抛向空中，也有的人把不知哪个单位用三轮车送来的馒头朝警察头上砸。这些警察在群众的冲击下原路返了回去。

下午三点钟左右时，广场上激愤的人群首先将停在小红楼前人行道上的一辆上海车掀翻，接着打开车尾后盖，找了些擦车用的棉纱和易燃物，蘸着油箱里的汽油将车点燃，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将纪念碑东侧的两辆小车点燃。火势凶凶，黑烟滚滚。这时，消防队一辆红色指挥小车在广场东侧急速转了一个圈飞速离去，大概是查看被烧汽车的情形。一会儿，两辆消防车先后赶来灭火。当第一辆车上的消防队员刚操起喷水龙头灭第一辆被烧小车上的大火时，一些人便蜂拥而上，从消防队员手中夺过了水龙头。还有的站在消防车上，将消防队员推在地上，随即也将这辆车点燃。另一辆车赶到马、恩伟人像前时，见此情景，调头跑了回去。就在天安门广场一片混乱时，一名秃头顶的日本记者，拿着照相机乱拍照，想抢拍独家新闻，被群众发现，愤怒的人们严厉斥责日本人的幸灾乐祸行为，接着将他的相机夺下，卸下了里面的胶卷。继而，这个日本人拼命跑进了历史博物馆，正在博物馆西门执勤的我连班长王泽让他从东门赶紧跑了。广场上的人听说将日本人救进了博物馆，便蜂拥而至，冲进了博物馆内，后见日本人已走，便都又回到了广场。

大约下午三点半时，人们便开始用火攻小红楼。主要是用蘸着汽油的燃烧物向二楼的窗子里投。小楼共有三层，一楼住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家属，二楼和三楼分别是我们的连部和营部。三楼太高不易投，所以主要投向了二楼。因小楼的地板和门窗是木质结构，投入窗里的团团燃烧物一会儿便在楼上燃烧起来，个个窗口都吐着火舌冒着黑烟。这时，部队已无法再在门口坚守，营、连长接指挥部命令，让战士们撤到了楼后。但此时的三楼上还有卫戍区的一名副司令员和我团团长等有关人员没下来，顺楼梯下已经不可能，因一二楼上的大火已封锁了整个楼道。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他们找了几条背包绳，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顺窗子放了下来。由于背包绳太短，仅能到二楼，年轻的战士抓着绳子到二楼便跳在了地上。副司令员和团长则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就在战士们后撤的时候，一些人冲到了楼上，将能打开的房门都打开了，抽屉和柜子的锁都被撬开了，所有的被子、褥子和书籍都被扔到了楼下工人民兵存放的自行车上，下面的人又将这些东西和几百辆自行车点燃，熊熊大火将自行车带烤得太热，有的爆炸，有的被车胎里的气摧抛到空中。一片火海夹杂着一股难闻的焦糊味在广场东南角弥漫。楼上的人将东西扔完后，又在楼上点燃了一些易燃物，然后离开了小楼。其中一名先从楼上下来的女青年拿着一支手枪走到小楼西边厕所附近时，被我部队便衣截住，将手枪要了过来。

为了抢救楼上的武器弹药，避免更大的损失，我营营长带着抽调的便衣战士，从小楼东边翻墙而过进入院内。开始，他们试图从楼梯上去，但凶猛的烟火将他们熏呛得无法进去。现场又无任何登高之物，唯一发现的就是墙外安着一根自来水管。真是急不择物，我营7连班长付积玉首先站出来说：让我扒着水管上吧。仅比大拇指粗的水管能承受住一个人吗？万一爬到半楼水管断了那可就坏了。就在大家捏着一把汗时，付积玉已经爬了上去。接着一名排长也往上爬，当他爬到二楼时，水管果然断折，幸亏他有思想准备，就在往下掉的瞬间，一只胳膊飞快揽住了刚找来的一根沙杆。胳膊虽被划破了，但没被摔伤。付积玉等人上楼后，冒着烟火，飞快打开了军械库，把所有子弹和武器及其他物品卸了下来，避免了更大事故发生。

下午6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通过天安门广场喇叭动员广场所有人要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9点半要戒严。听到广播后，大多数人便迅速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晚上9点半戒严开始。外面的不让往里进，里面的不让往外出。天安门广场所有华灯全部打开，探照灯也同时射向了纪念碑周围。晚上11时，在大会堂、博物馆、中山公园和劳动文化宫里待命的警察、民兵手持棍棒分8路纵队向纪念碑开进，把仍在广场上的200多人押到了随即开来的汽车上，拉走了。接着，清洁工们马上对广场上的杂物进行了清理。最后，洒水车对整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冲洗，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当时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的“四·五运动”是广大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政治运动，虽然在事件过程中发生了烧车、烧房、殴打等过激行为，客观上为“四人帮”进行镇压制造了口实，但“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肖华与他的《长征组歌》

天安门广场南侧向西有一条路叫西交民巷，沿西交民巷向西走约800米向南不远便是东松树胡同，这条胡同的23号，是一座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院南北长约10米，东西宽约5米。该院的邻围，都是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文革”期间，不知内情的人，见该院大门除出入些神情严肃的军人外经常关闭，不准外界人员越雷池一步，增加了这个小院的神秘色彩，以为这院里住着什么重要人物呢！其实这是中央设在这里的一个监护点。南屋住着执行监护任务的我连一个班。东西屋分别是厨房和洗手间，北屋便是监护室。监护室陈设很简陋，不到20平方米的监护室一分为二，内室住的便是监护对象——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肖华的内室仅有一桌一椅一床，外加一支整天整夜亮着的100瓦大灯泡。对于这支刺眼的大灯泡，肖华开始睡不好觉，后来逐渐习惯了，也就能按时入睡了。有一天夜里，我和一位连干部去查哨，看到肖华正在明亮的灯光下酣睡，这位曾为肖华担任过警卫工作的连干部深感不是滋味，叮嘱战士要按政策办事，不要为难他。外室是战士执行任务的地方，仅有一只小方凳，由执行监护任务的同志坐。外室可观察到内室的一切。我们的任务是2小时换一次哨，轮流坐在那只小方凳上对肖华昼夜进行“监护”。就连上厕所也得按有关规定紧随其后，每班哨对其饮食起居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当时这个监护点是严格保密的，除执行任务的和几个批准的有关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到此。因我刚到部队便担任连部通信员，经常到此办些公务或随连干部来此查看监护情况，耳闻目睹了肖华被监护期间的一些情况。据在这里的战友讲，1967年12月正值“文化大革命”顶峰时，肖华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赶下了政治舞台。开始看押在别的地方，不久，看押地址泄露，为保密，中央专案组在某天夜里秘密将肖华拉到此地，由我连执行监护任务。期间，除因野营拉练移交给兄弟连队一段时间外，一直到1974年国庆节前肖华解放，我连执行了近7年对肖华的监护任务。

当时的监护任务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主要有四条要求：一是不准发生自杀；二是不准体罚或污辱人格；三是不准随便让其离开监护室；四是不准与监护对象谈话。这四条纪律即使士兵与将军颠倒了关系，又使士兵与将军有了相互理解，以致达成某种默契，使管理与被管理之间出现了特殊的和谐。

肖华在被监护期间，我们概括出他主要有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读报听广播。只允许给他一份《人民日报》，后来又允许他有一台小收音机。肖华是一员儒将，读起报来非常认真仔细，由于时间充沛，每次都是读了又读，边读边想，一字一句都不放过。读完报后就听广播，他总是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低，听的也是那样认真。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注部队建设，尤其是部队的政工建设。每当听到林彪的假、大、空新闻，便露出忧虑之情；每当听到叶帅结合部队正规化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报道，脸上便露出愉悦和欣慰。第二个任务就是写所谓的交待材料。肖华经常对着桌上的纸深思，每次他都是经过反复思考，在心中打好腹稿后才开始动笔。他写的内容都是直接交给专案组，我们有纪律不准看。但从专案组来审问的情况，肖华写的大都是回忆审视自己的戎马生涯，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是否把全部的生命和力量都献给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他决不写专案组要他写的所谓子乌虚有的罪行，更不昧着良心写别人的黑材料。他常对我们的看守员说：我12岁在老家江西兴国参加革命。17岁还未脱离稚气，便担任了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22岁便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开辟了辽东根据地，参加了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1955年刚刚39岁时，便成为最年轻的上将。几十年跟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早晚会给我平反昭雪的。他虽身陷囹圄，但经常表露出对毛主席的忠诚与敬重，也流露出对林彪集团的愤慨与不满。第三任务就是锻炼身体，调节情绪，以熬过这漫长的监护岁月。按照规定，肖华每天上午和下午有两次放风时间，放风就是在院里散步。1971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正巧在院里散步，肖华个子适中，腹部稍凸，步履稳健，方正脸上一幅泰然自若的神情，加上55岁就发亮的脱发顶，给人一种叱咤风云的儒将风度印象。肖华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战士一样，连里一名炊事员为这个班的战士和肖华同做一锅饭。人非草木，时间长了，战士们与肖华都有了一定的感情，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从不在生活上虐待肖华。他愿吃的饭，尽量多做，有时他想改善一下胃口，战士们就拿着他给的钱到商店去给他买些水果食品什么的，改善他的生活。肖华每月还有一次与家人会面的天伦之乐。每次都是一辆吉普车将其拉到位于万寿路的师部大院，在监护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与妻儿交谈，交谈的时间和内容都是有限制的。严禁谈政治和监护点。

肖华长时间在逆境中生活，心情沉重是肯定的，但决没有任何颓丧，还生活的那样充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对政治中所出现的扭曲能有这么强的承受力，是和他几十年奋斗，无数次生死考验锻炼分不开的。在多年的监护生活中，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修改他的《长征组歌》。他对1971年入伍的战士杨天亮说：“文化大革命”前，总政歌舞团排演过我写的《长征组歌》。但我对自己写得还不满意，我要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把它修改好。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当时我还不到20岁，我爱人才十几岁，很多险路是我背着她走过来的。毛主席夸我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用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好长征，宣传好长征，以慰藉长征路上死去的千万英烈，是我的最大心愿。

肖华从小参加革命，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天资聪慧，智商过人。最典型的一例是：抗战中，22岁的肖华为推动统一战线，率军前往山东惠民与老奸巨猾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谈判。“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沈鸿烈根本不把肖华放在眼里。可唇枪舌剑之后与激情漾溢一番，老沈不得不对小肖敬佩不已，“娃娃司令”由此传开。一位河南籍的战友还多次对我说：我们这个班的内部情况，任何人都没有给肖华说过，但班里谁是党员，谁是团员，每个人的职务、职责、文化程度、籍贯乃至性格肖华都清清楚楚。就连你们这些不在这儿住的，只要来过几次，就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他常对我们的战士讲，他学的文化都是利用战争和工作空隙自学的。没上过学的人写出如此超凡的诗歌，能有这样的文学造诣，充分显示了肖华的横溢才华。每篇词稿写好后，他总是先自我低吟，然后分别悄悄地读给他信得过的两个战士听。因他的江西口音较浓，自感吟颂歌词不标准，便自我解嘲说：以前我还兼任推广普通话主任委员，看来我的普通话都没学好。他还将每篇词所描写的真实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征求他们对词意与史实是否恰当的意见。为修改好《长征组歌》，他常常熬到深夜，有时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为用一个字而冥思苦想，反复斟酌。从他的眉宇间可看得出他为构思出一句更贴切的词而联想到他亲身经历的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黄河、爬雪山、过草地、攻战腊子口、会宁三军会师等一幅幅恢宏战斗场景。与其说他是在写诗歌，不如说他是在用文字浓缩他与战友们艰难困苦的长征历程。聪慧垣勤奋垣亲身经历为肖华写成气势磅礴的史诗《长征组歌》奠定了基础。

经过千锤百炼，肖华的《长征组歌》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1974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的吉庆日，也是肖华终身难忘的大喜日子。国庆节前三天，上级来通知叫放宽对肖华的监护。政治头脑敏感的肖华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出头之日可能来到，整日分外兴奋。9月30日的一大早，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来到监护点，面对肖华宣读了毛主席关于释放肖华的命令。听到这一盼了多年的喜讯，被关押了近7年的肖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着与他相处了多年的看守战士，热泪横流，情不自禁地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与肖华结下深厚友谊的战士们也纷纷握着他的手，祝贺他走向新生活。一会儿，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给肖华量了身材，要当日为肖华赶做好衣服，参加当晚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又过了一会儿，肖华爱人王新兰与三女一子及儿媳妇都来接肖华回家，亲人见面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尤其是最小的三女儿，更是欢声笑语不绝。第一次与肖华见面的儿媳妇叫了声肖华爸爸后，乐得肖华合不上嘴，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以为我这个大学毕业的书呆子儿子找不到媳妇啦，这不找的还蛮好的吗。这些都使这个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监护室第一次充满了欢声笑语。随后，肖华带着全家把买来的各种水果送给了“监护班”的全体同志，感谢大家多年来在政策范围内给予的关照。并把家庭地址告诉了每个同志，欢迎同志们到他家做客，然后依依不舍地与战士们挥手告别。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人们在报道中看到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还有肖华。自此，毛主席、党中央向世人昭示，肖华解放。

获得自由的肖华，仍把《长征组歌》看成自己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他先后找了许多经过长征的老战友、老将军，反复征求他们对《长征组歌》的意见，又多次进行了修改，终于获得了成功。1975年10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型展览。朱德委员长不顾年迈体衰，与一大批经过长征的将帅们参观了展览。应邀前来参观展览的肖华携夫人走到历史博物馆西门时，一眼看到了原肖华监护点的战士杨天亮正在执勤，便热情地与杨天亮打招呼，并向夫人介绍到，这是我们班的杨天亮。他还高兴地说：小杨，总政歌舞团、海政歌舞团正配合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排练我写的《长征组歌》。时隔不久，大型歌舞《长征组歌》在荧屏上与广大观众见面。肖华用血与火铸成的非凡诗篇经过马玉涛、马国光、贾士俊等歌唱家的精湛演唱，热情讴歌了毛泽东主席挽救党和红军的英明战略，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在长征中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史迹。描绘了一部不朽的长征画卷。没有参加过长征的人是写不出《长征组歌》的，没有激情的人也是写不出《长征组歌》的。1975年在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时，《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上演40多场，场场爆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以形象鲜明、感情真挚、格律严谨、节奏铿锵激昂而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响彻在华夏大地。不仅使人们达到了艺术上的享受，而且使大家达到了精神上的升华，在全国涌起了一股长征热。

肖华虽在二十多年前离开了我们，但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将与作者肖华一起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难睹真容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中博），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其气势非凡，凸显了天安门广场的和谐与阳刚。中博建于1959年，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2003年2月28日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我连以一个排的兵力警卫了中博十年之久。我基本没在中博执勤，只是如同电影演员客串一样临时站了几班岗。但因是我连警卫目标，又常在中博内看电影、学习、开大会，所以对其非常熟悉，而且感情深厚。

中博分为两部分，北半部是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博），南半部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博）。正门（西门）由南北两排共24根直插宇顶的硕大方型廊柱组成，彰显着凝重的历史从这里走来。从其门拾阶而上，是一阔大的开井。穿过天井，再拾阶而上，便进入地板锃亮的前厅。前厅左通革博，右连历博，后面是富丽堂皇、高贵典雅的中央大厅（正厅），正厅左右各有一个口字型天井，为正厅提供了明亮的光线。正厅主要用于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临时性展览。

革博内有一大批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加之有丰厚的影像资料和翔实的文字记载，是我国最有权威性的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历博中一件件出土的古人生活和劳动用品展示着人类由猿到人的六七十万年进化史；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记载着自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文人始祖到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徜徉其间，如同亲临其境，仿佛胜读十年史书。

为了保护好馆内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在西、北、东三个大门都设立了岗哨。尤其是在堪称中国第一宽门的西门，门两边都站有哨兵。除这些昼夜固定哨外，还有带班哨长不间断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出入馆的内部工作人员，新战士都是在老战士带领下，先以认人与认证相结合查验人员出入，待与工作人员熟悉后，便与老战士一样，以认人为主，验证为附，既方便了工作人员出入，也不会出现放错人入馆的问题。冬去春来，四季轮回，无论烈日辣晒，还是寒风吹雪，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战士们在伟大使命的驱使下，艰苦履职，确保了中博文物完好无损。

在那个政治敏感的特殊年代，中博作为记载中华民族悠悠历史和中国革命艰难历程的最高展馆，一些展览的最终完成也常常是一波三折。包括范曾在内的书法家、绘画家刚刚按照已经审定的文稿完成展板制做，又一次一次或因孔子的历史定位，或因历史上谁是儒家、法家，或因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年代分界抑或是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还是毛泽东、林彪井冈山会师等问题（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在“林彪事件”前，变成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反来复去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这些都使得中博的两大史（中国史、革命史）展迟迟不能公开展出。有时按上级要求费了力布好了展板，又唯恐出政治问题，都先搞一阵子内部参观。我们连往往是受博物馆之邀，先睹为快。每次参观后，博物馆有关同志都要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这些舞枪的军人，虽身在博物馆，近朱者赤，但也只能提些皮毛建议，说不到点子上。谨慎地对外开展也是断断续续，时开时停，能入内参观的人数有限。特别是革博的展览更是遥遥无期。中博门前门庭若市时间少，门可罗雀时间多，使中博有了一种神秘感。但这怪不得中博的上上下下，是那个时代使然。

在那个年代，对外宾参展却破例，特别是那些来访的外国政要，只要外事部门安排参展，博物馆都认真接待，配备高素质解说人员给以讲解。当然，参展内容一般都是历博内的中国史展。这些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浏览中国发展史时，对张衡地动仪等珍稀文物颇感兴趣。我方则把讲解重点放在中国“四大发明”、古丝绸之路、开挖大运河、修建万里长城这些蜚声中外的重大史迹上，让他们了解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古文明发展史和久远的对外交往史。

1975至1978年，中博逐渐冲破左的束缚，使中国史和革命史两大展览终于对外公展。与此同时，中央大厅和革博也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景泰蓝工艺品展”、“伊朗油画展”、“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展”等展览。这些高品位展览都曾轰动京城，一票难求。中博西门外整日车水马龙，人头蹿动，展厅内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呈现着中博的勃勃生机。特别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和“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展”两次大型展览，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朱德委员长率领将帅们参观长征展览，既是对长征途中数万死难烈士的怀念，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心灵抚慰。当人们近距离看到周总理最后穿的那套配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章的灰色中山装和带补丁的睡衣、衬衣时，一个个忍不住潸然泪下。鞠躬尽瘁的好总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虔诚地护卫人像

20世纪7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西北角分别矗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四幅巨像与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侧对，并且高度与幅度一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这醒目的五伟人画像，精神无不为之一振，无不从心田深处升腾起浓浓的敬仰之情。

中国党和政府将外国的四伟人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像同立在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前，向世人赫赫宣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于1974年和1976年两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前站岗执勤，时间共约一年左右。第一次以当固定哨哨兵为主，第二次以带班（骑自行车负责马、恩像哨和此哨向东至公安部门口的长安街两侧的两个游动哨巡查督导）为主。

在此哨执勤，主要任务就是确保马、恩巨像完好无损。这是此哨哨兵的神圣职责。在该哨执勤的全体哨兵，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深化对伟人像哨位重要意义的认识，以至将像与人同融，把守护马、恩画像视为就是守护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护卫马、恩像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大家都以能在该哨执勤为荣，严格要求自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警惕性站好每班岗，保证不出任何纰漏。在伟人画像前执勤，能出现上述高站位思想认识和自我加压的实际行动，完全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有效使然，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以信仰为精神支柱支配自己言行的真实风貌。

为确保哨兵风姿，我们每个哨兵无论白天哨还是夜间哨，上哨前都自觉整理好自己的军容风纪，从军装鞋帽、腰带到枪支，都弄得整整齐齐，并由带班人详细检查。执勤中，站姿端正，精神飒爽，展现了伟人像前中国哨兵的良好风姿。

在马、恩像前执勤，冬夏是最大的考验，是哨兵最艰苦的时段。数九寒天，北风呼啸，有时雪花漫舞，按要求只能面北而站的哨兵逆风而立，朔雪而挺。往往一班哨下来，冷风塞胸，手脚冰凉，特别是脸颊被迎面吹来的刺骨寒风打得生疼生疼。遇到大雪天，远眺哨兵如同雪雕一般，始终保持着挺拔的站姿。盛夏，赤日直烤大地，无遮无拦的伟人像哨位，地表温度如同炼铁炉吹出的热气，佩带手枪的紧束腰带，使笔挺的哨兵后背前胸，仿佛在蒸笼中，不一会儿，便汗渍浸身，甚至头晕目眩。但大家无怨无悔，在习以为常中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伟人像哨位有苦亦有乐。夏日，毗邻柳树上的吱吱蝉鸣和叽叽鸟叫，都为枯燥的哨位增添了无穷乐趣。特别是春、秋，北京气候宜人，历史博物馆门前北松树墙内的花卉散发出的花香，为哨位飘来阵阵芬芳。每逢“五一”、“十一”两大盛节，天安门广场摆放的千万盆鲜花，姹紫嫣红，弥漫在空气中的缕缕香气，随着舒缓的微风为伟人像前的哨兵送来沁人心脾的芳香。哨前摩肩接踵的人流，不同肤色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饰，千差万别的语言，一方面增加了哨兵的判断、识别和防控量；另一方面，不经意间，使哨兵在紧张的视觉变换中增加了愉悦感。

为了确保伟人像的绝对安全，我们一方面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认真观察来往行人的一举一动，防止任何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加强对警卫目标前后左右的巡视，严禁他人越过警界线。此哨另一重要职责，就是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从此经过的安全。特别是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乘车回中南海，或从中南海乘车到首都机场接送外宾，我们每次都加强对路上行人与车辆的观察，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目送他老人家安全离去。因该哨位于从东侧进出天安门广场的便道上，所以经常遇到打听路的外地人，我们都给予圆满解答，但也偶有失误。有一次，一名苏联使馆人员将一辆伏尔加车停在离哨位不远的路边，急匆匆跑到哨兵面前，用汉语自我介绍后，询问去某地如何走。这位哨兵在未回答此人所提问题前，首先脱口而出一句：“哦，是苏修呀。”使这位苏联使馆人员面色羞红十分尴尬。对这种不介意的失礼行为，大家及时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掌握了在执勤中的礼仪用语、文明用语。此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失礼现象。

我连在对马、恩巨幅画像十余年的护卫中，哨兵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人人都在革命信念的激励下，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流动哨上的苦乐年华

位于天安门东侧的东长安街上，有我连两个游动消：一个是从马、恩伟人像向东，经革命历史博物馆北门至公安部门口；另一个是从天安门东观礼台东头向东，经南池子大街口至南河沿大街口。这两个哨的横向警卫范围原则上以长安街中心线为分界，延伸至各方的人行道外的林带边缘。我不仅在这两个哨上站过岗，还带过班。

两个哨的警卫职责基本相同：就是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在大街上的行车安全，搞好警卫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纠正军人的军容风纪。

这两个游动哨的最大特点和诱人之处就在于它与固定哨相比比较自由，可站、可走、可查、可看。只要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均可按哨兵职责处置应处置的各种问题。当然，站必须有站相，走必须有走姿，处置问题必须在职权范围内。酷暑难忍的夏日，哨兵在不影响勤务的前提下，也可移至树荫下或凉风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都是固定哨不能“享”有的。盛夏上夜哨，哨兵还有一件趣事，那就是下哨时，顺手捉一只刚从土里钻出正缓慢爬树的知了猴。回到宿舍后，让它抓在蚊帐上，观其渐渐嬗变为能飞翔的蝉，颇有童趣。

每到冬季，北风肆虐，游动哨便进入艰苦期。长安街北侧的哨兵，还好一些，因其行走时脸朝东或朝西，而站立时按要求是面朝路面（南），可以背对风向，避其锋芒，与风周旋。加之后面有一道高而厚的长红墙，阻挡了风势，降低了哨兵漫长冬季的风吹之苦。而南侧的哨兵便没有北侧哨兵其利。其站立时，按要求也是面朝路面（北），面部直接与大北风“拼刺刀”、“肉搏战”。有一次我在南侧上零时夜哨，凛冽的北风裹挟着沙尘，势如潮涌，漫天横舞，长安街上的路灯都昏暗得看不清了，东倒西歪的大树发出呜呜哀鸣声。我被风吹得直打趔趄。飞扬的尘埃眯得眼睛难睁，呼啸的寒风抽打得面部如针扎一般。“敌人往往利用恶劣天气搞破坏”。想到上级领导经常讲的这句话，我骤然精神一震，选择了一个视线好的位置，拼尽全身力气，像钉子一样牢牢地站在了那里，面北观察着几乎看不到行人的宽广街道，心里还默吟着自己仿似高尔基赞颂海燕的诗：“暴风啊，来的更猛烈些吧。”与风试比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搏弈，虽然自己的脸部被冻得紫红，舌尖发硬四肢发僵，但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这种无人监督的自找苦吃，在今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傻”事，但那时我们这些出身寒门的农家后代，都是凭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在伟大和崇高氛围陶冶下，在使命和激情燃烧下，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怕苦，不怕累，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警卫工作。上路线游动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首长车辆畅通和安全。虽然我们是在人行道上行走或站立，但主要精力还是投放在路面上，特别是车队到达时，思想必须高度集中，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要以最快的速度排除。有一天晚上，在南池子大街口的长安街上，一个由国家领导人送外宾到机场的车队正由西向东驰过。这时一名已被拦在路边的骑自行车人看到往南池子大街方向去的红灯变成绿灯（因红绿灯是无人操作，过车队时由交警手势指挥），突然骑车向车队闯去，一名交警飞身跃起，连人带车将其推倒在地，我飞跑过去将其送到公安部门口。因是冬季，此人穿衣不薄，虽被摔一跤，并无大碍。后经几名警察查问，确定此人并无恶意，只是急想回家闯了示警线，便给以教育，将其放回。

搞好长安大道上的社会治安，就必须搞好军警联防，军民联防。为此，每逢“五一”、“十一”重大节日和遇有重要外宾来访，我们都主动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派出所和南池子居委会等地方单位了解社情，交流各自掌握的社会治安情况，掌握社会治安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心中有数。那时候，部队与地方的阶级斗争弦都是绷得紧紧的，就连出了问题的谈情说爱也怕影响了社会治安。有一年国庆节前，我依照连队安排，带着一位新战士到南池子居委会了解社情。居委会主任在介绍了辖区内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情况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前几天，我们这儿一女青年与一男的谈了好几年恋爱，该男子却移情别恋，女青年十分气愤。但她假装不知，将男友约到中山公园接吻，乘其不备，将其鼻子咬掉，跑回家去。疼痛难忍的男子到处找不到被女友吐到草丛中的鼻子，后托人问女青年后才找到。但因错过了最佳时间，医院无法缝接而成了残鼻者。女青年也精神恍惚，成了精神病人。真乃悲剧也。我们也很严肃地将此事向连队领导进行了汇报。大家在表示同情的同时，也一致认为，必须做好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化工作，如果矛盾激化，也可能影响社会治安。当时，由于在社会治安上保持高压态势，一般没有人敢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闹事，但偶尔也有持械打群架的，这些都在刚有端倪时，便被便衣警察和我们哨兵共同制止，并扭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派出所处理。有一次，我正在马、恩伟人像东边约100米处执勤，从10路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位青年女子，大声呵斥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在车上偷她的钱。我先将那位男士带到历史博物馆内，经连领导查问，定其有重大嫌疑，遂由我将其带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派出所，交警方处理。游动哨兵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查缴武器。当时规定除警卫部队外，任何人不得携枪进入天安门地区。所以，一旦发现某人带枪，便将其带到连部处理。外地公安人员均让其将枪与持枪证一并交到连部保管，待其办完公差带着返程飞机票或火车票到连部领取枪支。

纠正军容风纪是游动哨兵最常见的任务。上级要求，进入天安门地区的军人必须军容整齐，仪表堂堂，以维护良好的军人形象。我们一旦发现抽烟、不戴帽子、不系风纪扣、捋袖敞怀者，都示其改正。被纠者，都能态度谦和，迅速按要求改正。这种纠正军容风纪之事，每班哨都会遇到一二十起，但哨兵处理得都比较妥贴，未发生过纠者与被纠者之间的矛盾争执。在这里我要特意提一下我所敬佩的卫戍区曾副司令员。当时，他家住西单，每天上班时，他让司机将车开到天安门西侧，自己从天安门一直走到位于正义路的卫戍区司令部；下班则从司令部走到天安门西，然后坐车回家。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地查看哨兵纠正军容风纪的情况，并了解我们在纠正军容风纪中有没有不服从管理的军人。有一次，一名军官与新婚妻子坐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东边的树林内乘凉，两只鞋脱掉扔在一边，很是不雅。我从东边走过来，远远地看到了他，正欲上前令其穿鞋，已经走到其跟前的曾副司令上前一脚把他一只鞋踢了两米多远。这名军人一看是位两鬓如霜的老首长踢了自己的鞋，立即知道自己违反了军容风纪，迅速把鞋穿好，向曾副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承认了自己不注意军人仪表的错误。

总之，游动哨上有苦也有乐，但更多的是责任。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中国银行哨撷零

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西交民巷（当时叫反帝西路）入口处，坐北朝南依次排列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这是我国最高级别的一大保险机构和两大金融机构。我连派出三个班负责我国金融界与保险界三巨头的警卫。

当时，这三家办公楼房均是西式建筑，且较陈旧，但内质依然坚固结实。我们依据警卫目标安保任务的轻重，全部食宿在中国人民银行大院内，而训练和出操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院（副办公区）。

20世纪70年代，保险业务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人们很少涉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要承担一些对外业务，所以门前冷落，来者寥寥，去者疏疏。但与其比邻的中国银行门前则车水马龙，里出外进一片繁忙。这不仅是因中国银行是管理兑换外币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因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外币兑换部是北京唯一承兑外币的单位。另外，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一位接一位的国宾来到中国访问，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友人向潮水一般涌入打开国门的东方大国——中国。加上常住北京的外国使馆工作人员，京城骤然聚集起一个庞大的“外国军团”。这么多外国人的日常吃、喝、住、用、行都需要花钱，而花钱就必须用其本国钱币兑换成中国的人民币才能在我国流通和使用。兑换钱就得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外币兑换大厅来兑换，这是形成中国银行外币兑换大厅业务繁忙的主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是一座面街的灰白色小楼，外币兑换大厅设在一楼。外宾来此，将车停靠路边，上五六个台阶，便可进入大厅。大厅内，洁净的大理石地面映人照物，雪白的墙面一尘不染，洁白的汉白玉柜台光亮新潮，各种饰灯交相辉映，处处彰显着这一涉外场所的高雅与精美。

我们的哨位设在大厅门外，根据任务需要也可站在厅内，主要负责外宾兑换钱币特别是大额钱币下车至入厅、出厅至上车时的安全，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大厅，确保大厅内中外钱币的安全。

到大厅兑换钱币的大都是驾着使馆车辆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这些车辆的车牌都有醒目的红色使字打头，一看便知是大使馆车。为了辨别是哪国大使馆的车辆，做到心中有数，以利警卫任务圆满完成，我们都对各国驻京大使馆车辆的号码进行了背记。当时驻华大使馆有车辆的达70多个国家，记起来非常麻烦。那时的敌、友观念特别强，一看车号是友好国家便态度和善；反之，则神情严肃，不卑不亢。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使馆人员，见到哨兵，都会莞尔一笑，打声招呼。

在外币兑换大厅前上一段哨的哨兵，都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因国家贫富情况不同，在兑换钱币时间上，分成经常来、过段时间来和过很长一段时间来三种情况。经常来的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非洲的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亚洲的老挝、不丹、印度、尼泊尔、印尼、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过段时间来的是第二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如罗马尼亚、伊拉克、伊朗、墨西哥、新加坡、南斯拉夫、瑞典、瑞士……过很长时间来的是第一世界的富国和最富国，如英国、苏联、意大利、西班牙、西德、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参考消息》曾刊登香港《明报》一篇题为“全球国家贫富分五级”的文章。文章指出：1977年，世界银行按人口平均每年收入的多少，把他们划分为最贫穷的、贫穷的、中等的、富的、最富的五等。凡每年平均不到200美元的列为最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在200美元至499美元之间的，列为贫穷国家；在500美元至1990美元之间，列为中等国家；在2000美元至4990美元之间列为富国；在5000美元以上的列为最富国家。从世界银行按上述标准列举的最贫穷的和贫穷的国家中与我们在哨上看到的经常来兑换外币的国家使馆基本吻合；列举的中等国家与我们所看到的过段时间来兑换外币的国家使馆基本一致；而所列举的富国和最富国家则与我们看到的过很长一段时间来兑换外币的国家使馆基本相同。这说明，一个国家使馆的经济实力是与本国的穷富有直接联系的。富国使馆有钱，他们不在乎国际外汇市场随时确定的各国货币法定含金量给中外币兑换带来的不停汇率变化而影响到本国钱在兑换人民币后而带来的增减值。所以他们来时，经常是带着几大箱本国币，走时再搬走几大箱人民币，走道也是趾高气扬，显摆着自己的财大气粗。这就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来兑换钱的原因。中等收入国家的使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往往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地选择对其兑换人民币有利的一天前来兑换，每次也不多换，够一段时间用或够安排一次重大活动用即可，他们并不在手中存放过多的人民币，以免本国币在兑换人民币时升值而受到损失。这是其过段时间换币之因。

从我保留的上面两张（前一张是在部队，后一张是回地方剪贴的）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价表来看，1976年4月1日与相隔五年的1981年4月17日，人民币与外币的买价、卖价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拿美元来说，1976年4月1日，100美元，人民币的买价是195.93元，卖价是196.91元。而到了1981年4月17日，同样是100美元，人民币的买价却降至为167.14元，卖价也降至为167.98元。同样是100英镑，1976年4月1日，人民币买价是367.72元，卖价是378.60元，而到了1981年4月17日，人民币买价为361.78元，卖价为363.60元。而同样是上述两个时间，十万日元在前者时间，人民币买价为651.51元，卖价为654.83元；而到了后者时间，人民币买价却涨到了769.73元，卖价也涨到773.59元。这说明，不同国家货币因币值升降与人民币的汇价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所以中等收入的国家大使馆，还是关注不同时期人民币买卖价，择机兑换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对于大多数贫穷国家驻华大使馆来说，他们关注的是本国币与人民币兑换中的每天变化，唯恐自己兑换的人民币没花完，本国币兑换人民币突然升值增量，所以宁肯多跑路，也要从那不断的微妙变化中捕捉有利信息和时机，获取点小小的赢，而避其微微的亏。他们每次来都仅兑换很少一点钱，有时隔日来一次，有时上午来了，下午又来，见了我们哨兵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用熟练的或生硬的汉语与哨兵打招呼。我们每个哨兵不论谁在执勤，都会对这些脸熟的穷国使馆朋友以礼相待，绝无瞧不起之意，使他们来去都十分高兴。

在外币兑换工作中，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还十分重视收集各地外汇市场行情，以使兑币工作臻美完善，不留纰漏。我在中国银行外币兑换大厅执勤时，保留了一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到内部的伦敦外汇行情表和一张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下发的外汇市场行情表。

从上面的两张行情表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伦敦市场外汇行情表”反映的是1英镑在一月内逐日对主要外币的外汇价，各外币与英镑的外汇价几乎每天都不相同，所以必须掌握每天的外汇行情。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资本主义外汇市场行情表”反映的却是1973年12月14日一天的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外汇市场行情。这张表反映世界各地外汇市场行情更详细、更全面，这是当年中国银行全面了解掌握世界各地外汇行情瞬息变化的一个缩影。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情深难忘的最高人民法院警卫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位于东交民巷（尼克松访华前为反帝东路）中段路北，其后墙与公安部相连。办公主楼为一座北朝南的西式小楼，楼前植有高大茂盛的国槐。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法）大院不算太大，但草木葱茏，环境幽雅，使人感到十分的恬适与闲逸。1975年元月之前高法院长为杨秀峰，之后院长为江华。20世纪70年代，我连在警卫高法时经历了两任院长。

负责警卫高法的是我连某排的一个班。该班住在一进高法大门向左拐的起脊式平房里，屋内绿窗阔硕，光照朗朗，室外廊檐盈盈，廊柱丰丰，仅住宿便尽显高法对警卫战士的关爱之情。

高法仅设有一大门哨，平时为一名哨兵和一名带班哨。哨兵的警卫职责是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高法大院，防止上访人员拦截院长出入大门时所乘坐车辆，审核高法内部工作人员出入证件。带班哨除督查哨兵履职和协助哨兵处理问题外，夜间还要到院内巡逻，确保高法的安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个班在高法的哨位上整整站了一个年代，虽班长和战士换了几茬，但尽职尽责在高法哨位上站好每一班岗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变，与高法同志们的友好关系一直没有变。这成为安全警卫、和谐警卫的典范。

在高法上哨还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为全国各地来上访的人员指引上访地点。当时，为方便全国各地上访人员上访，高法在大门外往西不远处辟有一单独信访小院，门外挂有“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的牌子。内有专门接待人员，处理全国各种上访案件。但很多人来上访都是先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并要求到高法大院内上访，不少人还要求见院长。每遇此情况，哨兵都是按照上级要求，一方面阻止上访人员进入高法大院，另一方面给其指出到信访接待室去上访。多数人经指引便到接待室去了，少数人经哨兵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劝说，最终也接受了哨兵的指引。多年来，没有发生上访人员围堵冲击高法大门的恶性事件。那个年代，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上访的主要渠道，所以高法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多数都结合地方给予了及时处理。但也有一些棘手的老大难案件难以短期内了结，所以这些上访者便在东交民巷通向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条较隐蔽的短小街道上搭起简易篷舍，安营扎寨，顶着酷暑寒冬，打起了持久战。虽然人数不多，但真实反映了那个小小群体的艰辛。

七十年代，虽然砸烂公检法的极左时期已经过去几年，但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理念和做法依然盛行。所以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重要位置。当时，全高法上班工作人员不足40人。警卫班的战士们与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警卫班的战士们不仅住在高法，而且吃在高法。每名战士按部队伙食标准（每日0.55元）交到高法食堂，食堂有两位厨师，负责给高法工作人员和警卫班的同志们做饭。每天中午高法工作人员大都在食堂就餐，而早、晚基本上仅有警卫班的同志们吃饭。一遇吃水饺，两名厨师包不过来，就叫警卫班的同志们去帮忙。好多新战士都是在两位大厨师的言传身教下，熟练地掌握了包饺子的技能。包饺子、吃饺子成了警卫班与高法工作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一大平台。高法不仅普通工作人员与警卫班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就是院领导也把警卫班的战士们当做自家人看。有一次，一位1971年入伍的河南籍战士肚子突然疼痛不止，正当几名战友将他挽扶出宿舍准备往医院送时，恰遇院长杨秀峰坐着吉姆车上班来到大门口，见此情景，杨院长赶紧下车，叫坐他的车赶紧送到医院。当时部队有规定，不准向警卫机关索取或借用任何东西。同志们急忙婉言说不用。杨院长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关切地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人都病成这样了，还讲这讲那，啥也别说了，救人要紧，赶紧坐车往医院走。就这样，大家坐着杨院长的办公用车及时将战友送到医院进行了治疗，使大家十分感动。每遇“五一”、“十一”、春节等重大节日，高法的院长们都要到警卫班看望大家，祝同志们节日愉快。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最高人民法院还有一处大门朝东外墙为浅黄色的四合院档案楼。这个档案楼离我们的连部很近。每遇“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来部队探亲的家属扎堆儿地涌来，使连队在安排家属住处上压力很大。无奈之中，连领导来到高法求援，高法的领导十分理解部队的难处，当即决定在档案楼腾出些房间供部队急用，解决了我连在安排家属住房上的燃眉之急。1977年初，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我们连部所在的小红楼被拆除后，也是在高法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的连部搬到了高法的档案楼上，充分体现了高法与警卫部队的深厚情谊。

第六章不同哨位上的不同经历与感触一次轻松愉快的临时哨

1975年4月30日，包括西贡在内的越南南方全部解放，美国一手扶持的阮文绍、杨文明南越傀儡政府土崩瓦解，即日垮台。这是越南人民十余年流血牺牲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当日，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总理联名电贺西贡解放。

1975年5月2日，首都各界群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热烈庆祝越南人民解放西贡和越南南方全部解放。按照上级安排，我连派出三名同志参加了这次集会，并抽调近20名官兵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执行这次临时警卫任务，我是其中之一。

人民大会堂楼顶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大会堂东门外一派节日气氛。大会时间未到，人们便乘坐各种专车早早来到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由于车辆较多，不少车辆都被交警安排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西的天安门广场。我们主要负责维持现场秩序，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内，确保参加集会人员和车辆的安全。

参加集会的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等各界代表。因大家都知道是参加友好邻邦越南全境解放的庆祝大会，所以都穿着整洁的衣装，倩男靓女们“五一”的节日盛装未脱，便来赴会，尤其是女孩们那俏丽的裙装，成为集会外场地一道飘动的风景线。款款而至的越南宾朋更是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楚楚动人。略施粉黛的女宾们尽显东南亚美女风韵。主、宾们无不笑容满面，喜气洋洋，虽语言不同，但话题一样，都畅叙着越南全境解放的喜悦心情。

参加集会的全体人员进入大会堂后，参加执勤的战友们也感到轻松了许多。放松之余，我也为越南全境获得解放感到由衷的高兴，心底油然感慨万千。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始终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给以巨大的无私援助。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为了帮助越南抗击美国侵略者，先后出动了32万军队进入越南北方，几乎承担了越南战争所有运输、供给和保障工作。八年内，中国军人伤4200余人，死1100余人。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不仅一如既往地给予越南军用物资的大力支持，还在政治上给予大力帮助。每逢黎笋、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党、政、军率团来访，毛主席、周总理都隆重接待。我在几年间警卫工作的所见所闻，深感那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把援越摆在援外工作首位，援越经济、军事总金额占中国援外的近一半，外汇粮食都占我援外的首位。经过十年的战火洗礼，具有抗法、抗日不屈精神的英雄越南人民，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将东西最窄处仅有50公里而南北长却有1600多公里的国土全部解放，第一个将被美国分裂的祖国实现统一。战争期间，虽有几十万越南人英勇牺牲，但美国侵略军也有近6万人丧生。越南战争的胜利，还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两句话的正确性和哲理性。望着眼前的一切，我即景生情，要不是在站哨，那时年轻单纯的我，真会为越南人民的胜利欢呼跳跃。

有说有笑的人流顺着大会堂东门台阶缓缓而下，我知道散会了，急忙收回自己的思绪，注视着参会人员上了自己的车平稳驶去，我们轻松愉快地完成了这次临时任务。

第七章警卫外宾时的所见所闻尼克松访华见闻

1971年7月，我们刚到天安门广场执勤时间不长，部队领导便布置了一项特殊警卫任务，传达了一件不许外传的秘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当时这件事是要求绝对保密的。据说基辛格访华是经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多次传信牵线，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共同努力下，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冲破各种障碍促成的。基辛格是7月9日在中方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下，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到北京的。在京期间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共与周总理举行六次会谈，其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二次会谈。唯一的一次外出是参观故宫博物院。整个访问期间不许向外界透露一点消息。在此之前，我们虽然看到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展乒乓外交，用小球转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但在中美两国长期相互敌对的时期里，秘密接待一位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这在许多人的眼里是感到惊愕和难以理解的。记得基辛格秘访结束后，周总理便立即亲自飞往河内和平壤，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和朝鲜金日成首相分别介绍了基辛格访华的情况，并在北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向他们通报了同基辛格会谈的内容和对形势的估计。取得了国际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我国的外交显得异常活跃。记得几乎是在我国加入联合国的同一时间，基辛格再次秘密访华，依然住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周总理同基辛格先后举行了10次会谈，双方除讨论了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外，着重就台湾、印支、朝鲜等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

刚刚跨入1972年岁初，中国政府和人民便为迎接尼克松的到来默默做着准备工作，我们在执勤中发现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广场上一些有反美观点的标语进行了更换；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反帝东路和反帝西路又恢复了过去的路名——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前门大街所有的门面都装饰粉刷一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大街上的所有华灯全部进行了检修。

随着尼克松访华的临近，警卫工作也紧锣密鼓进行安排部署。我连执勤位于天安门广场，尼克松按议程安排，除住在钓鱼台宾馆外，主要活动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加上参观故宫和来去迎送，都要途经天安门广场，所以执行尼克松及其访华团任务较多。上级对参加执行任务的同志多次进行警情动员，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不卑不亢的接待方针。并详细介绍了尼克松其人。现在仅记得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13年生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1952年和1956年两度担任副总统，1969年任美国第37任总统。为确保安全，我们还多次到尼克松途经路线进行模拟演练，并对便衣警卫人员的服装进行了检查和更换，以防被辨认出是便衣警卫。

2月21日尼克松到京。我连和我营其他几个兄弟连队抽调的警卫人员都按事前预演分工提前在天安门东西的长安街上布好了哨，师、团、营的领导来回巡视，检查每位哨兵有无纰漏。这次的迎宾路线哨最大特色就是便衣警卫人员多，穿着灰色中山装的战士们虽有的背着挎包，有的故意装出漫不经心散步的样子，使局外人难认是便衣警卫。但笔直的身姿、一色的服装、正值青春的年龄和别在胸前的工作证（防止坏人冒充），还是能被内部人员看出是我便衣警卫人员。这一天，天气特别冷，一些没穿大衣的便衣警卫冻得直打哆嗦，但大家顶着严寒，坚持近两个小时，保证了周总理迎接尼克松的车队从这里顺利通过，圆满完成了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警卫任务。在京的5天时间里，尼克松多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各种活动。当时，天气格外的寒冷，但不管早晚，只要接到通知，我们便立即上哨，没有一个人叫苦叫冷。特别是25日这一天，尼克松和夫人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陪同下参观故宫。因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整个故宫银装素裹，一片洁白。但参观的时间不能变。为了不影响尼克松一行参观的效果，使这位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如期看到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已有近600年历史的古代皇宫建筑群的庐山真面，北京市派出了数辆扫雪机从一大早就开始清扫故宫各主要通道和各庭院的积雪。从钓鱼台至故宫的大街上，清雪车还喷洒了盐水，以融化路上的冰雪。我们连除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和保和殿后面的巨型龙雕、珍宝馆等处与兄弟连队一起布哨外，再加上原各正常哨位留一人执勤不能动外，其他所有人员扛着扫帚和铁锹一律到故宫同兄弟连队一起扫雪。我们清扫的都是扫雪机不能到的地方，如台阶、大殿上的小院子、龙雕等。当时空中有时还零星飘着雪花，但大家干劲十足，扫的扫、铲的铲，一会儿头上便冒起了热气，终于赶在尼克松到来之前将参观景点上的积雪全部清扫完。一位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对我说：你们在外扫雪时，就我一个人在太和殿上哨，要不是有纪律，我真想上去坐一下金銮殿上的金漆雕龙宝座。尼克松携夫人在叶剑英陪同下饶有兴致地游览故宫三大殿、巨型龙雕、出土文物和珍宝馆等，对层层汉白玉栏杆围绕处处充满流金溢彩的三大殿赞不绝口。尼克松夫人在东六宫珍宝馆中看到色彩斑斓的珍奇珊瑚时，兴奋地连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珊瑚。神奇的紫禁城为美国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尼克松还多次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并参加宴会和观看文艺节目，我们都在大会堂外围为其搞了警卫工作。

尼克松以他独有的远见卓识，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开了封冻22年之久的中美大门，使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这是美国第一位届期未满而被迫辞职的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朝野对尼克松的攻击不遗余力。中国政府对尼克松的处境深表同情和惋惜。毛泽东主席多次致信邀请为中美关系做出贡献的尼克松再次访华，并于1975年12月接见了来访的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1976年2月21日，在尼克松首次访华四周年之际，尼克松冲破重重障碍，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机场上虽没有仪仗队和大型欢迎队伍，但也铺着红地毯，受到300名手拿鲜花群众的欢迎。并被安排到他第一次访华时住的钓鱼台宾馆18号楼，而且很快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总之，尼克松是中国政府破例高规格接待的一位卸任国家元首。此次来访，尼克松的参观议程仍被安排得很紧。有一次，我正在广场东侧的伟人像下带班执勤，发现纪念碑东侧有不少人在围观，便走过去查看，原来是尼克松在乔冠华外长陪同下，刚从我连警卫的历史博物馆参观出来，尼克松有意走到广场，与围上来的一百多名过往群众进行思想交流和自由交谈。尼克松笑着问一位抱着孩子的男子：你有几个孩子？男子答：一个。尼克松说：你想不想再要孩子了。男子答：我响应政府计划生育号召，只要这一个孩子。尼克松问：孩子长大了你让他干什么？男子答：听从党安排。活跃而友好的对话，充分证实了尼克松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而下台，但在中国还是受欢迎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打开中美关系这一段历史时，除了特别怀念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外，自然也会想到已经辞世的尼克松先生和健在的基辛格博士。正如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所说的那样：尼克松所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第七章警卫外宾时的所见所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

屈指算来，自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次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仍按国家元首隆重将从莫斯科而来的西哈努克亲王接到北京以来，已有39年多了。39年，对于德高望重的86岁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来说，不仅意味着他是在我国居住时间最长的外国元首，而且也是与中国历代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结下深情厚谊的老朋友。

39年来，西哈努克虽不断因来我国访问、疗养、治病在北京居住，但时间最集中的就是1970年春季来京一直到1975年4月与柬埔寨共产党一道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集团，才于当年9月回到柬埔寨的这段时间，在中国一住就是5年多。在西哈努克最困难也是得到中国全力支持的“患难之中识敌友”时期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和宾努亲王夫妇及王室成员先在钓鱼台宾馆住了不到一年，1971年元月，西哈努克夫妇及王室成员搬到了东交民巷（当时叫反帝东路）伊伊号宾馆（以前是法国大使馆），宾努亲王夫妇搬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伊伊号宾馆。当时，因我连某排某班警卫的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与西哈努克和宾努二位亲王住在同一条路上的伊伊号宾馆，所以对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在京的情况，有较多的耳闻目睹。

在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他们人生的垂暮之年，都代表党和政府给予了西哈努克亲王在政治和物质方面的坚定支持。特别是周总理，常常在百忙之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西哈努克亲王在京领导的抗美救国斗争。不仅每次亲自到机场迎送西哈努克到外国或到我国外地参观访问，而且亲身参加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各种宴会和招待会，就连我国的“五一”和“十一”这两个重大节日，周总理也大都陪同西哈努克观看节目。

1973年的国庆节，周总理在中山公园陪同西哈努克等柬埔寨贵宾参加国庆游园联欢，被热情的游园群众一下围了起来。拥挤的人潮把松树墙都踩坏了，负责游园警卫工作的我营、连领导速调在附近执勤哨兵前来解围，才使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从热情欢呼的人流中安全通过。

周总理不仅多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给予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大力支持，而且亲自前往西哈努克的住所进行会谈。因周总理从自己的住所中南海到西哈努克的住地，要经过我连的警卫区域，所以周总理每次前往西哈努克住地，我连都需派出路线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1年至1973年的三年时间里，周总理便有近20次前往西哈努克住地与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会谈。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西哈努克是受到我国开国总理高规格礼遇最多的外国元首。西哈努克还是周总理重病时在医院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元首。

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人民最崇拜的爱国者。在抗美救国斗争中，他不仅从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出访了许多友好国家，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发表了庄严的“五点声明”；还不断与中国政府沟通情况，并与红色高棉达成统一阵线。据警卫英·萨利的战友告诉我，除英·萨利不断与西哈努克和宾努首相会谈外，西哈努克亲王有时也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国内派出的特使英·萨利会面，足以说明当时参加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统一阵线的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反对美国侵略和讨伐朗诺卖国集团上的团结一致。但英·萨利除负特使重任外，还是红色高棉在京的外交代言人，所以，西哈努克亲王等王室成员前来，他都嘱咐哨兵和宾馆工作人员提前告知他，以更加有利于柬团结政府的工作。但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到1979年1月7日又被越南军队支持的傀儡政府进占金边，红色高棉在执政3年8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左倾极端政策造成大批柬埔寨人流离失所或死亡，成为令人嗟叹和难以置信的历史悲剧。在1996年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大赦的两位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中就有曾担任红色高棉政府副总理兼外长的英·萨利。这是后话。

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居住期间，遍访了中国大地。从北国边疆到海南椰林，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喧嚣的城市到偏僻的农村，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以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和英俊的亚细亚人脸庞打动了中国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成为中国人民最熟知的外国元首和最亲密的老朋友。日久见人心，老友情谊重。每当我国遇到天灾时，西哈努克亲王都会毫不吝啬，给予中国人民力所能及的援助。就连2005年夏季，我国南方遭受水灾，病重中的西哈努克亲王都拿出自己的钱，支援中国人民重建家园。

西哈努克亲王不仅是出色的国际活动家，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1975年9月9日，首都北京，秋阳高照，数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欢送取得抗美救国斗争胜利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返回祖国，宏大的场面和热情的人潮使西哈努克亲王深受感动。当时，我正在天安门东侧为这次送宾任务执勤。我记得是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分别陪同西哈努克、宾努和乔森潘乘敞篷红旗车绕广场同欢送群众见面的。绕场一周，中柬领导人从停靠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门的敞篷红旗车下来，换乘前往机场的红旗车时，我见激动不已的西哈努克亲王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以佛教徒的双手合掌方式，向我们这些警卫工作人员连连点头撮揖，充分表达了这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柬埔寨国王离别时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真诚谢意。

第七章警卫外宾时的所见所闻金日成将军访华的故事

发源于长白山的鸭绿江，逶迤浩荡地向西南方向流泻近800公里，在辽宁丹东市附近注入黄海。鸭绿江是中朝界河，也是中朝共有的友谊江。

如果说一衣带水的鸭绿江是联系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那么坐落于中国丹东与朝鲜新义州之间鸭绿江上的鸭绿江断桥及与其相邻的鸭绿江中朝友谊大桥则是联结中朝两国人民情谊的桥梁。

屹立于鸭绿江中的鸭绿江断桥，是中朝两国人民用血肉之躯铸炼成的一座钢筋铁骨大桥。她虽断不断，常使人触桥生情，凭吊中朝军民顶着敌机狂轰滥炸保桥护桥的战争岁月；追忆起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这座大桥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有14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抗美援朝中壮烈捐躯，永远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其中包括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浴血奋战中，经过五大战役又在三八线以中朝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使中朝两国人民在同仇敌忾抗击美国侵略的战斗中用鲜血凝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战争硝烟散去后，矗立在鸭绿江断桥旁边的中朝友谊桥把中朝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大桥虽是单车道，但中国的沈丹铁路在此与朝鲜的铁路接轨，所以大桥成为中朝两国交通贸易要道。中朝两国的贸易货物70豫是通过丹东的中朝友谊桥运送的。进入21世纪后，中朝边贸如火如荼，日趋火红。每天上午，卡车在友谊桥两边排起长队，中朝两国出入境口岸管理人员互相联系，放行一会儿这边的车，再放行一会儿那边的车，循环往复，繁忙异常。每天仅中国就有满载货物的200多辆卡车越过中朝友谊桥开往朝鲜。

与中国伟人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缔造中朝友谊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不仅曾在长白山上、鸭绿江畔与中国人民共同生活战斗过，还多次跨过中朝友谊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1971年至1975年，金日成分别于1971年、1972年和1975年四次访华，其中1972年两次访华。

1971年11月1日金日成访华是秘密访华。当时，我连对参加这次金日成访华任务的同志们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教育，规定任何人不准对外人讲金日成访华之事。如有泄密给予纪律处分。我们警卫部队在那时都警惕性极高，保密观念极强，自然都是按上级要求守口如瓶，无一人外传消息，就连没有参加执勤的本连战友们也是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11月1日下午，周总理到机场迎接金日成，我们在天安门东侧的长安街上布置了以便衣为主的路线哨。由于是秘密访华，东西长安街上和天安门广场上和平常一样，既没有悬挂中朝两国国旗，也没有欢迎的群众，一切都是一仍其旧。下午5时左右，周总理欢迎金日成的车队从天安门前鱼贯而过，直接驶入钓鱼台宾馆。在金日成来访期间，周总理都是在钓鱼台宾馆内与金日成会谈，没有在大会堂等公开场合露面，我们也没有执行金日成在京有关活动的临时警卫任务。我记得，金日成的这次来访，所有新闻媒体就是在事后都没有进行过报道和宣传，真乃秘而不宣。

1975年4月18日金日成访华。这次是公开访华，而且不坐飞机，是从平壤乘火车经丹东的中朝友谊桥直达北京火车站。中国政府对金日成这次来访十分重视，专门搞了十万人夹道欢迎。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夹道欢迎仪式警卫。这一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欢迎的人群个个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等待着迎宾车队的到来。一声笛鸣，信号车驶来，这是迎宾车队到来的信号，大家立即按照各自的分工，开始了热情奔放的欢迎表演。不一会儿，邓小平与金日成同乘的敞篷红旗车徐徐驶来，紧随其后的是长长的红旗车队。邓小平和金日成都微笑着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气宇轩昂、身材魁伟、额宽脸阔、浓眉大眼的金日成虽笑容可掬但也透着一种君临天下的威严形象。邓小平在笑逐颜开中也给人留下了一种刚毅、沉稳老练的政治家印象。在这次访问中，叶剑英还陪同金日成参观了中朝人民友谊公社。我和几位战友被派到宣武门东大街与宣武门南大街十字路口执行路线警卫任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我连警卫区外执行警卫任务。当时，这里正在修建地铁，几位铁道兵战士在开挖的地铁坑道内弄得满身泥泞，正在轰鸣的挖掘机旁忙碌着。我们查看了施工现场，确定没有异常，没有打扰他们的施工。在选择好有利位置后，密切观察，防止敌特分子利用复杂地形搞突然袭击。在大家的高度警惕下，金日成的参观车队从这里顺利通过。

金日成的一次次来访，极大地增进了中朝两国的敦睦邦交，使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更加牢不可破。

除了国事外，就个人私交而言，金日成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密友、挚友。1973年金日成给毛主席送苹果；1976年周总理去世，金日成专程派人送来悼念的特制花圈都被传为佳话。

在那个文化生活枯燥的年代，金日成的来访也促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润泽了我国人民的文娱饥渴，增添了我国群众的精神食粮。如1973年朝鲜平壤万寿台艺术团在北京上演大型革命歌剧《卖花姑娘》，周总理亲自观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据说这是金日成亲自编著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公演后，顿时形成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局面。人们被电影中女主人公如泣如诉的悲惨遭遇和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深深感染和打动，使电影院内人人落泪，一片抽泣。在那个年代译制过来的朝鲜电影还有《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一个护士的故事》等多部电影，这些电影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增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中朝两国的友好交往中，金日成派往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玄峻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记得我在部队的7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驻中国大使，并且不断受到周总理的接见。那时，有些需外交使节参加的活动，特别是到外地参观，我国外交部经常让玄峻极担任各国驻华大使参观团团长，足见玄峻极大使秉承金日成的指示，十分务实地为中朝友好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七章警卫外宾时的所见所闻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在我国的繁忙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期，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国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印支人民的正义斗争。此间，在我们执行的许多外事警卫任务中，印支三国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显示了中国人民与印支人民唇齿相依的友好关系。

1970年春，柬埔寨朗诺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欢迎，从苏联飞到中国定居。开始住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到5号楼同西哈努克会谈，为柬埔寨提供道义上与物质上的帮助。1970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与宾努亲王搬到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

1971年8月盛夏，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统一阵线从国内派出的特使英·萨利来京。西哈努克和周总理分别举行宴会欢迎英·萨利特使。英·萨利特使到京后住在我们连警卫的东交民巷一个宾馆，与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在相距不远的同一条街上。宾馆风景秀丽，古朴典雅。内院宽敞洁净，树木花卉点缀其间，给人以恬静与怡悦之感。大院的东面有一座东西走向楼门面西的西式二层楼，每到春夏，楼外百花盛开，一派姹紫嫣红；楼上红墙碧瓦掩隐在杨柳之间，充满诗情画意；楼内大红地毯铺地，并散发着缕缕清香气息，显示着七十年代国家级宾馆的豪华与庄重。

当时，英·萨利约40岁左右，身材适中，脸微黑，是印支人的肤色。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办事十分干练，是柬埔寨难得的人才。据说：英·萨利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重要人物。让其到中国当特使，是柬共从国内派往北京的代言人。他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与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加强接触，增进西哈努克与柬共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巩固民族团结政府，加强双方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另一方面，根据国内柬共领导人发来的指示和信息，直接与我国领导人沟通，以谋求一致的立场和看法，并取得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英·萨利不愧为一位共产党人，他虽然远离国内炮火硝烟的战场，但却在和平的环境中，担负着比战争前线还要繁重的任务。他时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我们的哨兵上后半夜岗了，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不是向国内反馈情况，就是根据国内发来的信息找西哈努克和宾努进行汇报或商谈。他还时常向国内编发一些重要消息。一些大事他总是亲自过问亲自处理，能当日处理的决不拖到明日，唯恐贻误了国内的工作。他与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经常保持着联系，他主要听命于国内的红色高棉。他对他的下属要求很严，除在宾馆内工作外，从不允许他们随便外出走动。他还经常提醒我们的警卫战士，如果西哈努克亲王或宾努首相来宾馆，要提前通知他知道，以做好迎接准备工作。他对工作是十分慎重的。英·萨利的生活十分简朴，他长期工作生活在我国，并不带妻儿。他除了在楼内办公外，从不到别的地方消遣娱乐。偶遇闲暇，也到院内散散步，或同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聊聊天。他最大的兴致，就是在春夏气候宜人的夜晚，独自到天安门广场散步，欣赏那绚丽的华灯和宽广的广场，以消除疲劳增强精力。他认为生活在我们的国家很安全，但每次我们都派出便衣随后警卫，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当时，印支三国是中国政府关注的热点，柬埔寨更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毛泽东、周恩来都倾注很大心血支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英·萨利虽然仅为柬埔寨国内特使，但受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73年岁末，因国内工作需要，英·萨利准备回国，周总理为其举行了欢送回国宴会。与英·萨利相处了多年的我连警卫战士，也共叙结下的深情厚谊，依依不舍地与其告别。1974年，1975年，英·萨利作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特别顾问率领政府经济代表团多次访华，每次来访，都在医院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英·萨利，作为柬埔寨国内特使为增进中柬友谊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八章警卫工作秘闻纪念碑前的抢花风波

1973年的10月中旬，刚刚欢度完国庆佳节的首都北京，依然存留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更是花团锦簇，一片芬芳。虽说中秋的北京气温一天比一天低，一些不耐寒的花卉开始凋零，但千万盆形态各异的秋菊仍不惧霜寒，争奇斗艳，把纪念碑前、伟人像前、金水桥畔和广场的各个角落的节日景象都装点得余味犹长，欢乐难消。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南侧，一条宽敞的小方格水泥路伸向正阳门。路的两侧种植着各种花卉，当时，这是天安门广场唯一的花圃，它长约200米，宽约5米。每年春季开始种栽各种花草，一直到深秋，视不同品种花卉的耐寒性和凋零程度逐一进行清理。在这些花草的后面挺立着高大的青松。远远望去仿佛对衬的两条花带和松带，烘托着耸入云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每当人们自南向北从这条长满花和松的路缓步走向纪念碑时，一种对烈士的敬仰之情便油然而生。

但是就在这条祥和的英烈之路上发生了一起不祥和的抢花风波。一天下午，花圃管理人员与往年一样，开始清理路两旁花圃中的不耐寒花草，像串红、美人蕉、鸡冠花、一品红……这些花大都需要连根刨掉，然后平整好花圃，待来年再栽种。这时，有的人看到这些花虽已因寒而败，但有的如放在室内仍有观赏价值，便与刨花师傅商量拿回家种植。花圃管理人员感到这些花既已没什么用，便默许了。此时，正值下班高峰，一些路过的群众闻听这里有刨掉不要的花草，便蜂拥而至，随着人流的骤增，开始经管理人员同意的拿花变成了无秩序的抢花。于是，花圃内外一时沸沸扬扬，乱乱糟糟，没用的花被拿走了，有些仍有用的花也被拿走了。当时，管花的同志未加严厉制止，在纪念碑上执勤的哨兵和在附近执勤的警察看到这种情景，也以为是正常现象，既没上前制止，也没及时汇报，终于酿成了一件看似正常实属不正常的抢花风波。随后，这件事按正常警情向上逐级汇报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当时，吴忠每天都要向周总理简要汇报警卫工作情况。当这位卫戍最高长官听到在纪念碑前发生的抢花风波后，意识到在这一敏感地区发生这样的非正常情况非同小可，便立即用电话告知了周总理。周总理听了吴忠的汇报，当即指示说：无秩序的抢花发生在纪念碑前无人管，是警卫工作的一大失误。这不是群众拿几枝花的问题，而是不安定因素在天安门广场的新动向、新反映。第二天，周总理便召集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某部队等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周总理就纪念碑前抢花一事，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月晕而风，日晕而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天安门前的各种动向，决不能麻痹大意。接着他又说：目前我们的国家非常安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毛主席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望。如果在天安门前发生这样的不安定因素我们都视而不见，那国家怎么长治久安。在座的各位警卫工作要员，看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样关心天安门地区的安全，十分感动，也十分内疚，一致表示接受抢花事件教训，制定各种防范措施，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密切配合，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会后，北京卫戍区立即在纪念碑前召开现场会，参加现场会的有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某师的各级长官和驻天安门广场部队的警卫战士代表。在传达了总理的重要指示和大会堂会议的主要精神后，卫戍区和师、团领导分别讲了贯彻总理指示和加强警卫工作的意见，号召各部门要以抢花事件为教训，查找警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当场宣布给予抢花时在纪念碑前执勤而没有及时进行汇报的一名哨兵的处分决定。现场会后，卫戍区所属部队普遍对总理指示和会议精神进行了迅速传达贯彻。这引起了全体警卫官兵的震动和反响，大家普遍结合岗哨实际查找警卫工作漏洞。部队领导还针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没有通讯设备致使哨兵不便及时反馈警情的问题，在纪念碑西侧安装了一部电话，杜绝了各种隐患。

今天回忆起来，抢花风波虽没什么政治背景，也没形成大的隐患，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不能不引起周总理忧虑。此事的处理基调定在不对抢花人员进行追查，而是把重点放在加强对所有警卫工作者的职责教育上，以确保天安门地区和整个北京市的安全。从这件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周总理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原则性和策略性。

第八章警卫工作秘闻苏联间谍事件新闻

1974年元月，在天寒地冻的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苏联间谍事件，使处于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

我公安机关事前获悉，1974年元月15日，一名叫李洪枢的中国籍苏联派遣特务要在北京市北郊区一座桥下与苏联大使馆人员秘密接头，传送我国重要机密情报。这在当时反对苏修和打倒帝、修、反的大背景下，获知苏联大使馆搞间谍活动，不亚于今日提前得知恐怖组织要搞重大破坏活动。我方及时组织起了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和北京卫戍区等有关人员组成的抓间谍队伍。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一定要抓住这些披着合法外交“羊皮”的“狼”，用铁证回击苏联的敌对行为。经过事前对桥下地形的严密侦察，我参战人员提前在桥下潜伏下来。元月15日，不知已是瓮中之鳖的李洪枢在夜色掩隐下，戴着大口罩，神情慌张地提前来到与苏使馆约定的大桥下。时间不长，两辆牌照为红色使字的伏而加轿车从桥上时停时走地缓慢驶过。当车上的人确认桥周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后，车子又折回头，一同停在了桥上，并关闭了前后车灯，隐藏在夜幕中。不一会儿，从车上下来几个同样戴着大口罩的外国人，当他们神色慌张地来到大桥下，与同样慌乱的李洪枢接头并欲取李手中的情报时，被埋伏多时的公安干警和民兵一齐打开的照明灯照个透亮，逮个正着，不仅人赃俱获，而且被拍了照，使间谍分子一点儿抵赖和反驳的余地都没有，只得束手被擒。这次被我公安部门拘捕的间谍除李洪枢外，还有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等六人。苏联大使馆精心策划的情报间谍活动被我公安机关和民兵圆满侦破，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成功反间谍特大新闻。时隔四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联使馆人员在我国进行间谍活动，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马尔琴柯等五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众所周知，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后两国总理虽在北京机场会面，双方达成从代办级关系升至大使级关系的协议。但虽寒乍暖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的中苏关系并没有多少改善。这次苏联间谍事件，又使针锋相对的中苏关系回到了冰冻岁月。因事实确凿，加之当时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正处于沸点，政治空气异常紧张，所以，理屈并吃了哑巴亏的苏方并不善罢甘休，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果不出所料，就在我国外交部元月19日就苏使馆人员间谍活动照会苏使馆的当日，苏联特工人员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在乘火车回国途中突然绑架，也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开莫期科。我驻苏大使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同志的政治迫害，并在机场将大红花戴在关恒广的胸前，欢送他回国。

今日回忆这些往事，颇感其有点戏剧性。

第八章警卫工作秘闻参观故宫的特殊外宾们

北京的棋盘街和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古建筑闻名遐迩，享誉世界，堪称亘古未有的奇观。而坐落在中轴线核心位置的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紫禁城是明成祖朱棣在元大都遗址上新建的一座新都，分“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主要由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组成，其中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核心部分，高36米多，共有72根木柱撑擎，其中远根贴有金龙，围在金銮殿四周，顶有蟋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后廷”主要由后三宫（交泰殿、乾清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东西五所组成。乾清门是“前朝”和“后廷”的分界线。周围宫墙长3000米，高10余米，城墙四角都建有一个精巧华丽的没有一颗钉的角楼。从辽东山区走到沈阳的清王朝在沈阳建立了沈阳故宫，打入北京后，清王朝又按照自己的建筑风格对紫禁城进行了扩建和修缮，使紫禁城日臻完美，成为跨越千古的宏伟建筑。据1973年专家调查，故宫共8704间房宇。过去一直传9999.5间，比玉皇天宫1万间少半间，这是九·五之尊之讹传。1925年10月10日李煜瀛书写“故宫博物院”并镶于故宫南大门—午门的外墙上，自此，故宫正式开放。解放后，故宫博物院为了让中外游人更好地参观游览，使游客在欣赏故宫美轮美奂建筑艺术的同时，细细品味珍藏的奇珍异宝，逐步把慈禧住过的宁寿宫改为珍宝馆，把清朝皇室在故宫中祭祖的奉先殿改为陈列清王朝的西洋和自制钟表馆。并将一些宫、所辟为玉器展馆、绘画展馆、瓷器展馆、金银器展馆等。到20世纪70年代，故宫的各种展览趋于完善，收藏的无数奇珍异宝尽收游人眼目，使人对这些稀世之宝看得目不交睫。再现了紫禁城近六百年的沧桑与辉煌。

20世纪70年代，我营某连一直警卫守护着故宫博物院，所以我到故宫游览的机会就比较多。有一次，我看大家都围着玻璃罩内的一张长图争相观赏，我走近一看，原来是《清明上河图》。清王朝的国宝都存在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和中南海。但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大肆抢掠、焚烧，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都荡然无存。唯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被末代皇帝溥仪在逃难中带走。它逃过了1860年和1900年的两次掠夺，这真是国之大幸，民之大福。怪不得人们在这张图前驻足不前、流连忘返。它诠释了人们对《清明上河图》的深厚民族情感。

1973年的一天，当我在钟表馆内观看完数量不菲且工艺精湛的机械表、自鸣钟后，使我陷入深深的沉思。清王朝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朝代，但它在购置和研发钟表上却是开放的，引领时代朝流的。在那种残酷竞争的年代，清王朝不去引进关乎民生的科技，不去购置西方的坚船利炮护卫自己的国防，却鼓捣这些丛脞的钟表小玩艺儿，让皇亲贵胄享受挥霍无度的宫廷生活，岂有不败乎，岂有不亡乎。

蜚声中外的故宫博物院，每天游人如织，川流不息。中国的老百姓来京旅游大抵都要看看神圣的金銮殿到底是何模样，外国人包括中国政府邀请来的贵宾来华旅游或访问，也把参观故宫作为游览项目的首选，一睹中国建筑集大成的紫禁城风貌。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在京唯一的一次外出活动，就是7月10日参观故宫。为了保密，这一天清理了故宫内的所有游客。在空阔无人的三大殿前广场，在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的太和殿内，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秘密访华的特殊外宾，显得更加神秘莫测，玄妙无穷，就连常在故宫搞警卫的战友们也第一次感到故宫的神圣、威严、庄重、大气和静谧。

1975年1月，泰国举行4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组成了以克立·巴莫为总理的联合内阁。不到半年，克立·巴莫于1975年6月30日访华。访华期间，克立·巴莫同别的国宾一样，也参观了名扬天下的故宫。我参加了克立·巴莫游览故宫的警卫。我见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陪同克立·巴莫参观。在这次参观中，克立·巴莫停留时间最长的是保和殿后边的丹陛石。工作人员向克立·巴莫介绍，这块丹陛石是用了两万工匠雕刻而成的，并用一千匹骡子用了28天时间才将其运到故宫的。而且运时还得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沿途打井，泼水成冰路，再垫上巨大的圆木，慢慢地循环倒替圆木而行，才得以成功。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望着这块一通到顶雕有栩栩如生巨龙腾飞图案的丹陛石，白发多于黑发的克立·巴莫对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十分佩服，细细观看了这块举世罕见无与伦比的巨石。

参观故宫的外国政要不胜枚举，仅列上述便可窥之概貌。除外国上层领导人参观故宫外，被邀而来的其他外国人也把游览故宫作为北京之行的重要内容而珍惜。当时，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外交方针，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并取得巨大成功。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对日民间外交。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在汉字应用，佛教信仰，建筑工艺、民间习俗、生活习惯都有相同、相通、相似、相近之处。但在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次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中日关系长期处于对峙之中，但日本人民和日本有识之士还是赞成中日和睦、中日友好的。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十年来，周总理在发展对日关系上，另辟蹊径，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到20世纪70年代，一批批日本友好人士成了周总理的座上宾。如我们经常听到周总理会见西园寺公一、稻山嘉宽、池田大作、竹入义胜、中岛健藏、中曾根、栗原俊夫等日本社会名流和友好人士，并把西园寺公一称为“民间大使”。可以说，那时周总理会见最多的就是日本友人。仅举一例：1971年，日本访华主要团体就有60多个，其中周总理会见的团超过了10个。在这些访华团体中日本的社会党和公明党占据主流。周总理真是为恢复中日邦交竭尽了全力。在周总理民间外交的巨大推动下，促成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及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于1972年9月25日访问中国，并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日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政府和人民来往更加频繁，特别是日本的民间代表团如雨后春笋似的云集中国。他们中有政界代表团，有文化界代表团，有政党界代表团，有贸易界代表团，有经济界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中有不少都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他们都为中日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被周总理称为两条腿走路的政府间贸易和民间贸易，有效地推动了两国贸易发展，其贸易额从1971年的9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66亿美元。这些代表团到京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后，大都要去故宫参观游览。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多，所以在参观故宫时，大都安排了随游警卫。

日本各界代表团的频频访华，还带动了日本一些县和一些学校访华团或旅游团的成行。这些团相对于日本各界代表团，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有的学生代表团一来就是几百人，甚至近千人。堪称来华游人之最。这些代表团大都受中国对日友好团体或部门的邀请。他们来访旅游成份居多，而政务活动则少，所以参观故宫是每个团的必选项目。我参加了几次日本学生代表团参观故宫时的警卫活动。他们都是乘坐中方提供的大轿车，一下车排成长长的队，戴着一样的小帽。中方导游前面举着小旗，拿着小喇叭喊着，介绍着故宫每一处不凡的建筑和在这里发生的决定中国过去几百年历史命运的故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日本学生都认真聆听着介绍，有时还在本上记着，不时还流露出惊呀的神情。介绍间隙，他们也会叽哩呱啦地互相发表自己的感慨，或争相评说着故宫里的每一处胜景。

上面所叙仅是日本一国人员参观故宫的情况，可想那时世界各国该有多少人到故宫游览。有时置身故宫，望着一队队一群群的外国参观团，看着不同肤色不同长相的人流，听着发音不同的语言，真有一种如同身在异国的感觉。

紫禁城距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在经历了漫长历史的风风雨雨和朝代更迭变迁后，紫禁城依然完好无损。这除了设计者将其设计为中间高四周低并有南北排水干线可防水和有内金水河可防火两大功能使其可避火排涝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不同时代特别是新中国不断对故宫的修缮和维护。高38米的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明永乐时建筑，清顺治时重修。这样的大规模整修在明清肯定有不少次。解放后，我国政府不断投资对残破的城墙和毁坏的房屋进行维修。1956年春，我国对故宫西北角的角楼进行了大修。我记得1972年就和战友们参加过故宫西城墙一段塌毁墙面的修缮义务劳动。当时，我看到工人师傅在清理那些裸露在上面但仍粘着的大块坏砖时十分吃力，一问才知，那时修皇宫城墙都是用鸡蛋、米汤和石灰混和砌砖，所以十分结实。大概是1973年，国家还对故宫西南角的角楼进行了拆建。9梁18柱72脊是角楼最复杂的工艺，并且整个角楼全用木榫连结，不用一颗钉子。所以拆时工作人员和专家都十分谨慎，不仅拍照画图，还将所有拆木排序编号。但在重建时还是不能原样连之，可见古时木工技艺之高超。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对长期遭受风雨剥蚀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进行整修和上漆，使外皮脱落的圆柱和已无绯色的门窗又恢复了嫣红的靓丽，再次续写了三大殿昔日的辉煌。自2004年开始，我国又投资20亿元，用19年时间把故宫全部修葺一次。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期待的一件幸事。愿故宫这一中华民族久负盛名的皇宫永远成为世界人民游览观赏的绚丽瑰宝。

第九章警卫工作中的情思国旗情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的重大节日到来之际，勾起了我陪伴天安门国旗近8个春秋深深情愫的回忆。今采撷一些国旗往事，以飨读者。

60年前的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面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成长的国旗在天安门前的长空博风击雨高高飘扬了60个春秋。60年来这面神圣的国旗在每天的升挂、降摘和护卫中，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动。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由北京市供电局的一名职工到天安门管理处领国旗负责国旗的升挂和降摘；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由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我营天安门前警卫连“国旗班”负责升降和护卫；1983年初我营将国旗护卫任务交给了已改为武警的北京卫戍区国旗班，之后便一直由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护卫队负责升降和护卫。三次变动中由开始的一名职工到卫戍区的两名警卫战士再到今天北京武警总队的国旗护卫队36名护卫队员和60名军乐团员（重大节日）的逐次规格提升，不仅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祖国第一旗”越来越重视，而且折射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臻提高。

1971至1978年，我在天安门广场执勤。当时天安门国旗每天的升挂、降摘和护卫都由我部的国旗警卫班负责。8年来我不仅天天在哨位上看着国旗，就是回到住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小红楼（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拆除），只要举目便望到国旗。天天在眼前飘动的国旗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脑际中不时闪现她那鲜红的身影。

国旗长5米宽3.3米，足有一间房子的面积那么大，可谓天下第一大旗。当时对天安门广场挂的国旗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用红绸做面的旗两面都有一大四小五颗黄五星，旗面必须保持鲜艳、整洁，不能有丝毫的破损和污点。所以，负责升挂国旗的战士每天都要在挂旗出发前和降旗回到中山公园住地后，一日两次对国旗进行细细查看。如没问题便叠好，抚平，整整齐齐地摆放好。如发现问题便及时到天安门管理处更换。当时更换国旗是比较频繁的，遇到大风大雨天每天都要更换一面。每逢重大节日，必须更换新国旗。换下的退役国旗都交回天安门管理处保管。但对于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如每年十月一日国庆节挂的国旗）和参加过重大活动的国旗，都被特别保管，以作历史文物留给后人欣赏和瞻仰。

当时的升旗仪式比较简单，每天都由两名战士扛着国旗，出中山公园，齐步走过长安街。由于过长安街时没有交通管制，有时还得避让过往行人和车辆。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车辆和行人还是自觉停下给扛旗的战士们让开一条通道。当时的国旗旗杆高22米，依然是毛主席在开国大典升旗时用的那根旗杆，旗杆的基座四周有高不足一米的汉白玉栏杆。当国旗扛到旗杆下时，一名战士托着国旗，一名战士挂国旗，当挂国旗的战士按动电钮国旗开始徐徐上升时，托国旗的战士看国旗升到即定位置后，便以娴熟的动作迅速将国旗抛向空中，随即两名战士分别站在旗杆两边各自的位置上，庄重地致以标准军礼，目视国旗上升，直至国旗升到杆的顶端而礼毕。降旗时同样需要两名战士的默契配合，当国旗降至旗杆底座时，一名战士迅速将国旗托住，绝对保证不能让国旗挨地，另一名战士用长期练成的熟练动作将旗面均匀地打成折叠状，直至收好后安全送回住地。

为使象征祖国与日月同辉的国旗每日与太阳同升同落，“国旗班”的战士们将一年四季北京日升日落的不同时间都记录下来，以确保太阳上缘在露出地平线时开始升旗，而当太阳下缘刚跃出地平线时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降旗也是当太阳与地平线吻合时开始降旗，而当太阳刚刚沉没地平线国旗正好降至旗杆基座。但当时由于扛旗战士过长安街时没实行交通管制，有时遇到避让车辆或行人，就会延迟一点时间，很难做到分秒不差。

国旗哨要求是很严格的，每班哨是两个小时。哨兵要始终保持笔直、稳重的“站如松”军姿，目不能斜视，如同一尊雕塑。为站出威武和挺拔向上的尊严感，“国旗班”的哨兵们在下边训练哨姿时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国旗卫士们用超常付出的青春汗水和忠诚的热血捍卫着“祖国第一旗”的神圣与威严。盛夏，烈日当空，无遮无拦的旗杆下地表温度可达三四十度。战士们挎手枪，腰还得扎紧腰带，脚穿由上海特制的高腰黑色皮鞋。头上一点防晒设施都没有，就靠硬晒硬站。如烤似蒸的热浪一会儿便将军服烤出了一层层汗碱。如没有长期的训练和站哨经历，站不到半班哨就会晕倒在哨位上。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北京的气温都在零下十五度左右，几乎每天都刮的风，吹得护卫哨的哨兵们脸如针扎，疼痛难耐。遇到大雪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吹得眼睛不能随便眨闭的双目生疼生疼。崇高的理想和人民对国旗的敬仰，使他们与祖国和国旗融为一体，成为共和国第一旗下不计名和利的忘我群体。

站在第一旗下最悲伤的就是降半旗。遇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或别的重大国内、国际灾难，国家就会通知降半旗。此时的哨兵便随着降下的半旗使本就严肃的面部表情更加凝重，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流下伤心的泪水。20世纪70年代，开国元老们大都进入耄耋之年。1972年上半年，先后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德全等谢世，天安门前都降了半旗，增加了我们对革命元勋们健康状况的担忧。9月1日，我在哨位上发现又降了半旗，心中一震。下哨后急忙到国旗前问我的战友，才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香凝逝世。1976年是我国大灾重难的一年，先后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逝世。站在半旗下的哨兵们不由自主地默默流下了悲痛的泪水。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怀着对毛主席深厚情感默默流泪的国旗哨兵成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拍摄报道的独特花絮。毛主席逝世的当天，我们部队除正在值勤的战士外，全部来到金水桥上。大家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那慈父般的画像，在跟随毛主席身边30多年老警卫战士、副团长张宽带领下，吞咽着泪水，庄严宣誓：我们日夜守卫在您老人家身边的警卫战士，誓死保卫您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让她永远飘扬在我们警卫的天安门广场。

这些国旗故事距今有的已经30多年了，有的也近40年了，但每当忆及便历历在目，清晰如昨。特别是国庆前回首这些往事，更是让人心潮澎湃，激情飞扬。鲜红的国旗将永远飘扬在天安门广场。

第九章警卫工作中的情思威武之师——中国仪仗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2周年之际，特撰写一篇回顾仪仗兵的文章，以飨读者。

20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北京卫戍区有一支闻名天下的特殊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仪仗兵的伙食为二类灶，略高于常规部队，也有用于补贴伙食的猪场菜地。除到机场迎送外宾等重大礼仪场合着毛料装、昵子大衣等礼服外，其余时间着装均与常规部队相同。为保持礼服整洁，礼服均由营部保管，执行任务时按派出人数由各连领取，执行完任务再交回营部。当时的营长是周建恒，虽名不见经传，但时为他下属的9班长程志强，在后任大队长（营长）职务后，因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中国仪仗兵》而使仪仗大队的大队长名扬天下。而一向以威武之师著称的中国仪仗兵们更是以威严的军姿、整齐的队列、英俊的仪表、精湛一体的劈枪、娴熟的抽入刀向世人淋漓至尽地展示了仪仗兵训练中的艰辛和迎送外宾时的庄重风彩。

当时的仪仗营（队）和今天的仪仗大队在担负的任务、隶属关系、训练方法、迎宾方式等方面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人数有所增加，受阅地点从首都机场换到了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内外。

七十年代的仪仗营（队）招收新兵，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从全师每年所招募的新兵中在新兵连训练结束前挑选。挑选的标准主要是身高要1.75米以上，五官端正，身材健美。政审不必考虑，因警卫某师新兵全是按特种兵挑选，征兵前已严格政审。记得我在北京工业学院新兵连被三名仪仗营教官从队列中叫出，上下观察好一会儿，但未被选上，分到了天安门前所在部队执勤。1971年、1973年和1975年，仪仗营（队）分别从新兵连挑去河北武安、邯郸、肥乡、永年籍仪仗兵若干名，成为仪仗营（队）的一支新生力量。二是仪仗营直接到青岛、大连、秦皇岛等北方沿海地区招收新兵，因为这里的人身材魁梧，面庞英俊，又属北方语系，是仪仗营比较理想的兵源之地。

据仪仗营（队）的同籍战友讲，被挑选到仪仗营的新战士，经过一段训练后，如某一方面仍不符合到大型场合做仪仗兵的要求，便被调配到炊事班或猪场、菜地、农场等做后勤工作。仪仗兵要求之严，可窥一斑。

仪仗兵的训练科目主要有站姿、队列、分列式、持枪和劈枪等。这些看似简单的训练内容，要做到整齐划一，不差分毫，每个动作没有成千上万次的单兵和合成训练，是练不出来的。

挺拔伟岸的站姿是对仪仗兵的基本要求。为了练好站姿，仪仗兵们昂首、挺胸、收腹如松似竹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最长达六个小时。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盛夏，烈日如火，炽风似炉，站在指挥台上的队长（营长）一声令下，训练场上900多名仪仗官兵横成线纵成墙地矗立在腾烟蒸浪的水泥地上，除了远处烦躁的蝉鸣外，只能听到战友间的呼吸声，一片寂籁，如入无人之境。时间在静静地流逝，汗水在慢慢地流淌。一个小时后，战士们的军帽和背上全部湿透；两个小时后，汗水顺着裤子在战士们的脚下滴湿了两个圆圈；三个小时后，武装带一周出现了白白的汗渍，黑色皮鞋中可倒出汗水……昆虫误以为战士是绿色雕塑，爬落到身上后，嗅出其为肉体，便拼命叮咬和吸吮，但战士们并拢在裤缝间的五指，仿佛铁铸一般，没有一人去驱赶叮咬的蚊虫。有的新战士实在支持不住了，晕倒后，仍保持着笔直的站姿。北京的“三九”，天寒地冻，朔风刺骨。站在空旷的训练场，外露的面庞被冻得红肿，针扎似的疼痛，五指被冻得如同粘连到一起，以致于训练结束后，麻木得都难以弯曲。为了练成笔直的站姿，各分队都为每名战士制做了标准木棍，牢牢地插在后背腰带上。一连三个小时的器械站姿训练后，一个个都宛如僵硬的木偶，骨络都好像变了型。为了养成驱体的自然直线型，战士们睡觉都不枕枕头，平躺在木板床上，保持体型。这对于在家枕惯枕头睡觉的新战士来说确是一件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惯。但这不只是命令，而且是仪仗兵的基本功。很快大家都以坚韧的毅力，全身躺在了一条水平线上。不少战士怕自己睡着后不能保持良好的睡姿，睡前主动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床上。

如果说站姿训练是以单兵为主的个体训练，那么队列训练便是以营、连为主的集体训练。左、右转，前、后转，必须同向同速，毫厘不可差；起步走步速一致，步距相同，无论多少人，臂摆和手摆前后都必须在同一高度，落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些听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些机械性动作，但要几十人、几百人达到成线似尺的高度一致，没有戮力同心的千万遍的刻苦训练是难以达标的。仪仗兵最具特色的便是走正步，可以说正步是仪仗兵之魂。无论迎送外宾，还是重大国事活动，只要仪仗队踢出齐刷刷的正步，人们便会眼前一亮，那种威仪中彰显出的国威、军威使人陡增民族自豪感。但走正步是仪仗兵训练中最苦最难的科目。自新兵始到退伍，正步都伴随每个仪仗兵的全部服役生涯，从不间断。踢腿带风、落脚砸坑是正步对腿脚的基本要求。就拿踢腿来说，为了达到稳、中、狠，战士们在小腿上绑上沙袋，踢出的腿和脚绷直停留在25厘米的高度，这种“金鸡独立”从开始的一分钟到三分钟、五分钟，直至十分钟、二十分钟。汗水浇铸的是毅力，毅力释放的是汗水。一条条步距白线赫然醒目，脚高拉有直线，步速每分载步。这就是正步不可移的铁定标规。正常训练不达标者，便以老带新地单兵训练或自己夜战午练。腿练肿了，臂摆疼了，一天训练下来，两条腿床都上不去，但没有一人叫苦，都为当一名合格的仪仗兵为荣。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一队一队的标准正步踢出来了，站在指挥台上闭着双目的队长（营长），听着从检阅台下传入耳鼓的喀喀声，凭着多年的经验，判定全部达标。融为一体的新老战士将刚劲有力的正步从营房训练场走向了首都机场，走向了天安门前，走向了全国运动会……

前劈枪是仪仗营中一项带风险的训练内容。它要求仪仗兵们在走正步时，突然一声令下，一排排打开刺刀的特制玻璃钢半自动步枪（以前用的是玻璃钢自动步枪，因弹匣不方便，改用半自动步枪），喀地一声闪出一道银光指向前方，后排枪刺的刺尖距前排士兵的右耳根仅有2公分。任何人的任何动作稍有偏差就会头破血流，甚至有生命危险。训练时，后排战士的刺刀将前排战士的军帽挑起是常有的事。为防止劈枪瞬间有的战士头向右斜的习惯性毛病，在领子上别上大头针，稍斜就会刺扎脖子，有效地纠正了不规范性动作。超常的大力度训练使每名仪仗兵都对正步中的劈枪动作非常娴熟到位，在无数次的大型表演活动中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成为仪仗军人展示风彩的一大亮点。

仪仗兵还有几项特殊训练。一是向国宾行注目礼的训练。要求每名战士的目光要随着模拟国宾移动但不能眨眼睛。不眨眼睛必须保持在规定时间以上。虽然眼睛有的练红了，瞪疼了，但都练出了一双不闭眼，在迎送国宾时，没有一人眨眼。二是代表陆海空三军的一名军旗擎旗手和两名护旗手的执旗、扛旗和护旗训练。每次执行任务，擎旗手和护旗手都站在仪仗队的最前面，尔后，是仪仗队长（指挥），再后是代表陆海空三军的仪仗队战士们。作为仪仗队排头兵的擎旗手，无论从仪表和动作要求都要更高更严，自然，他们的训练更难更苦。一名仪仗营擎旗手调我营某机连任连长。从他那浓眉大眼的国字脸和气宇轩昂的仪态，足见擎旗手是仪仗营美男子中的美男子，也是军事训练中的标兵。三是仪仗队指挥（队长）的口令训练。在迎宾仪仗队中，唯一的一名指挥（队长）格外引人注目。指挥不仅要求仪容英俊威严，思路敏捷，指挥若定，而且口令要洪亮大度，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震慑力。当时的指挥没有配备指挥刀，靠的就是口令指挥。所以经过千锤百练的正规化口令历练，历任指挥的口令都喊得纯正宏厚，具有排山倒海、气贯长虹之势，只闻其声便知是仪仗营指挥之口令。

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纵横捭阖外交政策指导下，我国迎来了外事活动的又一巅峰期。外交部礼宾司经卫戍区和警卫某师打到仪仗营的迎宾电话越来越频繁。经过艰苦砥砺有着丰厚迎宾经验的仪仗队、不辱使命，一次次乘坐外交部派来的捷克绿色大轿子车（专用仪仗车）来到首都机场，以望之俨然的威武之师，迎来了一个一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的外国正副总统，正副国家主席，正副总理均派仪仗队）。因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所以，来访国与我国的关系不同，国度大小不同而到机场的仪仗队和欢迎群众人数也不同。小国家为150人仪仗队，1000欢迎群众；友好国家为240人仪仗队，4000欢迎群众；美、英等西方国家仅有360人仪仗队，没有欢迎群众。从首都机场到北京站，从北京站到钓鱼台，凡在国宾走下飞机，走下火车，走下轿车的第一地点，都留下了仪仗队非凡的身影。特别是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大批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涌向中国访问，仪仗队的任务非常繁重。但不管任务多么艰巨，他们都认真对待从准备到结束的受阅一小时。那种遒劲威严的仪表和飒爽英姿，每次都给中外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除迎宾任务外，仪仗营（队）还在不同时期担负了诸如全国第三届运动会红旗方队入场式等国家大型活动，并派出教官为兄弟部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队列标兵。所到之处，这些代表中国军人的仪仗兵们的磅磅气势和独特魅力都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重感。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己届五旬的张士军等仪仗营战友时，虽白发已生，眼角的鱼尾纹也爬了不少，但坐、站、行依然保持着挺、直、刚、威的仪仗兵风姿，足见仪仗营生活习惯已在他们一生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真是撼山易撼仪仗兵难。

愿中国仪仗兵这朵军旅中的奇葩永远绽放。

第九章警卫工作中的情思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哀思

我的连部是离人民英雄纪念碑最近的一座楼房。将近8年戍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对人民英雄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有一种日积厚淀的崇敬感和缅怀情。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建成，5月1日揭幕。其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巨石。碑身正面（北面）镶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南面）是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碑身两侧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革命精神万古长存。纪念碑的底座分台座和须弥座两部分，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东西宽50多米，南北长60余米。底座共高20余米，加上碑身，纪念碑总高37.94米，共由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筑而成。在纪念碑须弥座的束腰部四面镶嵌着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渡江战役等8幅高2米总长40余米的汉白玉大型浮雕，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深刻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史实。

纪念碑台座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当时允许游人拾阶而上，到达台座上，零距离瞻仰碑文和大型浮雕。每日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游人在纪念碑台座上默默地观看，不论酷暑寒冬，大家都秩序井然，认真瞻仰每一块浮雕，回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历程，凝重的表情寄托着对英烈们的缕缕哀思。担任警卫任务的我营纪念碑警卫班哨兵们，在保证纪念碑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为游人创造在肃静中表达哀思的瞻仰氛围。冬去春来，战士们在四季轮回中，顶酷暑战严寒，以对先烈们的无比敬仰之情，默默守卫着代表千万先烈英灵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十余年来，不仅保证了纪念碑的完好无损，也保证了每天络绎不绝瞻仰群众的有秩参观。

一有空暇，我便会到纪念碑上瞻仰一圈，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触。在无数次的观看中，我发现人们特别是老人在“抗日游击战争”这块浮雕前停留时间最长，看得最仔细，表情最凝重。有的眼圈湿润，还有的自言自语，仿佛在倾诉着什么。凡此触雕生情者，大都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残酷的战争，或亲人被小鬼子杀害者。也有的是被这块表现抗日军民手拿大刀、长矛和步枪、手榴弹在青纱帐开展抗日游击战的传神之作跃然雕上而叹服。记得1973年的一天，我团一位杨副团长在公安部礼堂为我营干部战士上革命传统教育课，讲他自己在129师当战士时，曾和战友从太行山直奔邯郸，夜袭日寇的故事。当时自己年轻又富于激情，听了团领导在自己故乡打鬼子的动人故事后，便跑到纪念碑“抗日游击战争”浮雕前，伫立良久，立志要做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

每到清明节，不少人自发来到纪念碑前，将自己心中最圣洁的鲜花送到浮雕前，而在“抗日游击战争”和“渡江战役”这两块浮雕前摆放的鲜花最多。这是人民对无数可歌可泣抗战英烈和解放战争英烈的无限哀思。1976年的清明节，广大群众怀着对周总理无限沉痛的缅怀之情，把无数花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一层层的花圈都堆叠到了须弥座上。这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对先烈们的深情缅怀。

20世纪70年代，不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到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因为是外国政要，每次都要增派警卫人员，我也多次参加了这些临时任务的执勤。来到纪念碑北面的外国领导人，都以一种庄重的仪态，将本已摆好的花圈上的锻带挽联再亲手进行抚平整理，毕恭毕敬地向纪念碑三鞠躬，以表达对抗击外敌创建新中国的先烈们的崇高敬意和深深哀思。在前来纪念碑瞻仰的外国友人中，日本朋友最多。随后，毛主席和周总理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前提下与日本各界发展友好往来，特别是积极开展了对日本的民间外交。因此，一大批主张以史为鉴发展中日友好的日本中上层友好人士纷纷率团来华访问，特别是那些学生访问团，一来就几百人，甚至近千人。他（她）们乘坐几十辆大轿子车到国旗附近下车后，先兴高采烈地在天安门前照像，而后列队到纪念碑台上参观瞻仰。那时，我国基本没有旅游业，对一队队打着小旗的日本人和导游拿着小喇叭叽哩瓜啦用日语讲解感到既陌生又好奇。在“抗日游击战争”这块浮雕前，不少日本学生在此表情严肃，逗留时间长，并向浮雕深鞠躬，表达忏悔之意。

第九章警卫工作中的情思国庆游园回回溯

1971年国庆节前的17天，我国突然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事件发生后，我国改变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五一”、“十一”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庆贺方式，变为在北京几大公园游园联欢的方式庆祝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的到来。

1971年国庆节是首次实施游园联欢的第一年。国庆节前，“林彪事件”还没有对外公开，直到9月24日，我连警卫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前大型彩车仍在做最后装饰调试，天安门广场照样学生彩排，广播照样播放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迹像仍给人一种我国和往年一样要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庆祝国庆的感觉。但我们知道这是按照周总理指示，尽量赢得时间，处理好林彪事件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等警卫部队都按周总理的指示，紧锣密鼓不动声色地筹备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等各大公园的国庆游园活动。

我部因在天安门前执勤，所以便奉上级命令抽调一部分官兵参加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的“五一”和“十一”游园警卫工作。自1971年国庆至1974年国庆，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两次游园警卫工作。为搞好较陌生的游园警卫，确保安全，部队紧急制定了游园警卫方案，并组织参战官兵进行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演。

国庆节当天，秋阳高照，碧空如洗。天安门城楼崭新的大红宫灯高挂，猎猎红旗迎风飘扬。天安门广场摆放的几组大型花坛和纪念碑前的孙中山画像，都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氛。上午八时，洋溢着幸福笑容的首都干部群众按游园票（当时因阶级斗争观念过强，游园票都是下发到各单位，审查后发给个人）簇拥到各公园门口。我们有的帮助验票，有的疏散游人，有的在首长经过的路线巡视。园内都布置一新，大红灯笼挂满了园内的各个角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周年的鲜红标语挂在了多处醒目位置，树与树之间挂满了红黄蓝三角小旗，组成不同图案的各种鲜花尽相绽放，就连大小通道两旁也摆满了盆花。大家争相与花合影。身穿新衣洁装的靓男倩女仿佛找到了释放心情的乐土，你嘻我闹，相拥相笑，成为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山公园和文化宫等公园都在较宽敞的位置搭建了多处舞台，供文艺工作者演出。演出的内容有“八大样板戏”、革命歌曲、杂技、魔术、舞蹈、舞狮子、相声、少儿节目等。在当时的年代，这些节目虽有些左的色彩，但都健康向上，给人一种激情飞扬之感。在今天被人们称为“大碗”的著名歌唱家、著名电影演员、“样板戏”中的主角都不要任何报酬参加了演出。观众要坐在提前放好的马扎上看戏听歌，没坐位可站在后面看。这边看够了，可换个舞台看。在中山公园花房前的一个舞台上，战友歌舞团著名歌唱家马玉涛正在演唱“小河的水……”我见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等人走到这里，吴赞叹地说“唱的声音真高、真好”。一台台精彩纷呈的节目使观众大饱眼福，为游人如织的公园带来了无限欢乐，让人们在祥和、娱乐和轻松中渡过了第一个游园式国庆节。

游园中还有另一族特殊游客，这就是被邀游园的外宾。这些人大都是使馆工作人员、来访的代表团或经贸人员。而其中以使馆工作人员居多。使馆人员大都携儿带女，有小车推着孩子的，有让孩子骑在头上的，一拨一拨游来转去，为游园增添了色彩和看点，也传递了一些域外的气息。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语言的“老外”们兴致盎然，不知看懂看不懂节目，瞧一会儿便说笑着走了，图了个热闹和喜庆。

保护中央首长安全是我们在游园警卫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周总理除1971年国庆节和叶剑英、李先念陪同西哈努克夫妇、宾努夫妇在颐和园游览外，从1972年到1974年，周总理在三个“五一”节和两个“国庆节”，都是在中山公园陪同西哈努克等柬埔寨贵宾游园或到音乐堂观看节目。首长到音乐堂看节目警卫工作容易控制，因观众必须持有音乐堂门票，人数较少。但游园就不同了，中央领导特别是深受人们拥戴的周总理，走到那里就会引起人群轰动，都争挤着想一睹周总理的风采。因为没有什么隔离措施，给警卫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有时我们采取边走边拉人墙的应急措施，但也很难挡住人群的拥力。1973年10月1日下午，周总理在中山公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参加国庆游园联欢，并与他们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看军队文艺演出。在游园时被游园群众一下围了起来，大家争着与总理握手，部队迅速调公园里附近执勤人员前来解围。但由于人群拥挤，公园里的松树墙都被踩坏了，这下可吓坏了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但周总理谈笑风生，祝贺大家节日愉快。在我们的大力疏导和游园群众配合下，周总理等总算从热情欢呼的人流中通过。我们紧张的神经才得以松弛，满脸是汗的战友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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