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在人间 - xp1024.com
《天使在人间》


序 心底的秘密

自从奥黛丽·凯瑟琳·赫本－鲁斯顿离开我们之后，我就一直在斟酌如何写这篇序言，到现在将近9年了。她是我的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1993年1月21日，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构思写这本书。然而，大约4年之后我才在纸上写下第一个字。万事开头难，当我开始动笔之后，真正的写作大约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书总是这样，时间大多都花费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上了。不管早晚，每个人总会有一天将失去他的父母，现在我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人在这样的心情下都会有很多感触和回忆，也都可以写出一本感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我这一生撰写的惟一一本书。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记载下那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往日的那些记忆重新涌进我的脑海。

序亲吻她的脸颊(1)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平凡女孩的传奇星路的故事。不懈的努力加上一点点幸运，她的天赋终于被发现，在一大群有才华的演员、编剧和导演帮助下，她最终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美人独门美丽的故事。她总觉得自己太瘦，总嫌自己鼻子不够挺直，脚也太大了，然而她的平底鞋、三分袖、紧束腰身、立领套头毛衫、夸张黑色太阳镜……使她总处于时代的焦点，成为时尚界的象征人物。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的女人的故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她始终无法治愈幼年留下的创伤，这种创伤给她一生的婚姻生活都蒙上了阴影。这是一个关于一个热爱家庭、热爱孩子的母亲的故事。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她的家庭保持完整，她热爱她的狗、她的花园、她的番茄汁意大利面、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这是一个平凡、简单、真实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太简单了。如果一本书中没有那些震惊社会的丑闻或者耸人听闻的秘密，怎么能够称之为“好莱坞式的自传”，又怎么会有销路？巴里·帕里斯是母亲生前最后一位传记作者，可能也是最负责的，他在前言中写道：“对传记作者来说，奥黛丽·赫本是一个梦想，同时又是一个噩梦。没有哪个电影演员像她这般令人尊敬，自身充满灵感，又能够激发身边的人。她在银幕上的表现和她在银幕下的善举都无与伦比。她与人为善，每个人都爱戴她，从没有人说过她一句坏话。她做过的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是在1964年的奥斯卡颁奖晚会上，她忘记提及帕德里夏·尼尔。她没有留下骇人的秘密，媒体从来也没有机会曝光她的丑闻。在她和蔼、热情的外表下，是一颗更加和蔼、热情的心。”母亲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出自传的打算，另一个原因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不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她是如此的低调、不愿意出风头，因此她会把那些辉煌的时刻都忽略掉，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如此的平淡无奇、如此的显而易见、如此的无足轻重。她会不由自主地跳过那些在别人眼中非常精彩的情节，然而就是在那些简单的细节中，蕴含着她生活的秘密。除了看巴里·帕里斯为母亲写的某些章节的时候我能为她的翔实记述感到高兴以外，我不得不说，目前市面上关于我母亲的多部传记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值得一读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巴里的作品中有两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情节应该加以修改，因为这些情节并不确切。虽然这并不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错误，但是证明了一些作者并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就杜撰出某些情节，而另一些作者则偏听偏信地以讹传讹。一些传记中写道，母亲在出生时的名字叫做艾达（Edda）·凯瑟琳·赫本－鲁斯顿，后来才改名为奥黛丽。对于写下这个故事的作者来说，也许面对母亲并没有太多跌宕起伏情节的生活，写一部畅销书实在是太困难了，因此不得不编造一些无伤大雅的谎言，而且这些谎言由于年代久远而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但是，我拥有母亲的出生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奥黛丽·凯瑟琳·鲁斯顿”。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的父亲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鲁斯顿在一些家族资料中发现，一些祖先的姓氏中含有“赫本”，从那时起他就将“赫本”加到了自己的名字中，这导致从法律角度上母亲也必须在自己的名字中加入“赫本”。那个关于“艾达”的故事与事实完全不同。战争期间，我的外祖母临时将母亲的名字从奥黛丽改成艾达，是因为担心奥黛丽这个名字拥有太过浓重的英国色彩。二战期间，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拥有英国色彩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很可能会引起驻扎在荷兰的德军的注意，结果可能是被限制自由，甚至是充军。我的外祖母名叫艾拉（Ella），她只是简单地将名字中的两个l换成了两个d，就成了母亲的新名字Edda。在那个年代，很多文件都是手写的，Ella实在是一个很容易被涂改的名字，每次母亲出门时都会带上外祖母的身份证件，在必要时，她会在两个l的下边加上两个半圆，就变成了两个d，然后再把出生年月从1900年改成1929年，这样母亲就成了Edda Van ra。我的外祖母真是一个机智的女人。事实上即便在英国，奥黛丽也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而在那个年代，任何不常见的东西往往都会被猜测与犹太人有关，当时德国当局有一种倾向，要“重新安置”所有的少数族裔，数百万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外祖母决定给母亲改名字，当然是为了保护母亲。另一个错误就更加无足轻重了，在一个早期的传记版本中，有这样的描述，“1960年1月17日，奥黛丽·赫本的第一个儿子肖恩出生，她高兴极了。”随后很多本有关母亲的传记中都“忠实地”重复了这个错误。拥有一位如此伟大的母亲我非常骄傲，我永远不会记错她赋予我生命的那一天，是1960年7月17日，而不是1月。母亲完全配得上“伟大”这个形容词，我为她本人感到骄傲，为她对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除了“伟大”之外，我想不出更合适的词语来概括她的一生。

序 亲吻她的脸颊(2)

母亲从来没有打算要写一本传记，她曾经考虑过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和弟弟卢卡写一些关于家的东西，记录下那些在我们懂事之前出现的特别的人物和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是由于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母亲一直无法抽出时间写这本书。1991年5月9日，著名的出版经纪人艾文·拉纳最后一次给母亲写信，希望她能够考虑写一本自传。在这里我不想只是引用其中的某些句子，而是要把整封信刊登出来。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也可以看出艾文·拉纳是多么想要固执的母亲改变主意，虽然最终他还是没有成功。亲爱的奥黛丽：自从亚布拉罕·林肯总统入主白宫以来，我不记得有任何人能够赢得如此广泛的喜爱和崇拜。之所以将你们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纽约每日新闻》的头条标题，“奥黛丽在林肯中心庆功”。这篇新闻描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伊莉莎·多莉特(《窈窕淑女》中的女主角)最终如何赢得了属于她的奖励。“在昨晚林肯中心的电影协会颁奖典礼上，来自《窈窕淑女》的银幕明星、活着的传奇奥黛丽·赫本赢得了本年度的大奖。”从那之后，你在公众中的声望扶摇直上。最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这一切的成就并不是依赖于媒体合作经纪人的运作，这些经纪人的工作是帮助他们的客户赢得更多的曝光机会和发展空间。我知道，你没有签任何的媒体合作经纪人，也没有任何协助你处理公共关系的团队。你只是展现出你的进取心、你的职业操守、你的个人魅力，在每一个电影节或者每一次慈善活动中，仅仅只是依靠完美的个人魅力，你就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如今，这些细节更加令我有一种冲动，因为那些围绕在你身旁、关注你一举一动的人们并不是受到某些时尚杂志的“蛊惑”，而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喜爱你，这一点太特别了。你绝对配得上这样的荣誉，这不仅仅是因为你辉煌的电影生涯，更因为你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表现出来的崇高人格。这确实很不同寻常，而作为你的朋友，对此我不仅仅是感动那么简单，甚至还会为你赢得的媒体关注而沾沾自喜。其实这些感受我以前都告诉过你，并没有新内容。我清楚地记得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的一次颁奖典礼，那一次，人们对你的喜爱和崇拜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尽管你只是作为嘉宾参加了这次典礼，并没有刻意的打扮或者举动来吸引他们的目光，但是却抢走了所有主角的光芒。对那些喜爱你、崇拜你的人来说，这是证明你美丽的最佳案例。我写下了这些我认为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我希望可以以此来说服你，让你有机会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该写一本书，而不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我的建议。首先，与往常你为杂志撰写的那些文章一样，Vanity Fair也非常出色。我询问过我的好朋友蒂纳·布朗那一期的杂志卖得如何，她告诉我说销量要好过以往任何一期。人们购买它是因为他们喜欢封面上那张美丽的脸，而我，对于杂志内其他你的照片同样非常喜欢。那篇文章本身也非常出色，甚至可以成为你新书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如果你能够从中选出一些你没有过多谈论的细节，适当地延长篇幅，那么实际上你的新书就已经显露雏形了。当然，毫无理由地要求你强迫自己将文章增加到不切当的长度是不公平的。事实上，那篇文章的思想和内容已经可以决定你新书的风格。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没有人希望你写出一本与那篇文章完全不同的书，刻意的改变是多余的。我们不需要你在书中去谈论、评价他人，只需要你和那篇文章一样，平实地描绘你自己，因为要求新书和那篇文章不同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惟一的不同是，这本书能够为你带来大约3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而那篇文章是免费的。事实上，你可以用这笔钱建立一个你自己的慈善基金，或者把它当作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礼物，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总之，这可以在好几个方面对你都有所帮助。我曾经阅读过几本关于你的书，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堆砌你的事业成就，毫无新意。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把你所有的讲话、所有的事迹都糅合在一起，做成一本普通的书。我们可以采访其他人，让他们来描述对你的感受，来观察你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母亲、一名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名其他演员心目中的偶像的一举一动。在很多领域中，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代表，通过别人的角度来描述你，可以使你避免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而这正是你最排斥的。让其他人说，然后把这些采访整合在一起，用这种方式出版一本新书应该不会让你感到局促不安。然而归根结底，这还是一本根源于你的书，只不过通过别人的角度来完成它，在书里面，别人对你的看法要比你对自己的看法更多更重要。就像Vanity Fair一样，我得承认那位作者非常有智慧，他成功地抓住了你最吸引人的地方。你可以在书中表达自己的声音，描述或者思考你所看到的生活。从风格上说，这本书也许比所有的传记都更注重思考，思考你所观察到的社会、观察到的民族风俗。从个人角度出发，也可以透露你所崇拜的演员或者导演。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自传，而是一本带有哲学内容的自传。我希望书中能够包含你对你生活中各个部分的思考和反省，至少应该包含那些你愿意涉及的内容。你不需要为这本书而与任何人见面，不需要承诺或者提前透露你将撰写哪些内容。和Vanity Fair一样，这本书在内容上不要求任何的增加，但是在深度上，希望在你认为恰当的程度上予以扩充。如果你愿意签下这份合约，我希望你能够在最长六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当然越快越好。同时我不要求你必须一口气写完，你可以在你任何有空闲的时间里进行写作。我们会选择一位你喜欢的作者来完成其他的部分，也许就是写下了Vanity Fair的那个人，这会让事情变得更简单，也避免产生任何新的麻烦。我相信这本书会和你一样充满吸引力。我就不再多说了。亲爱的，好好考虑一下吧。爱你和罗比。你忠诚的艾文·拉纳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正是我想要做到的。在过去几年里，我经常被问及这本书的内容会涉及哪些方面。我总是回答说：“这本书会包含我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在那段时间内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这些文字我可以重新感受母亲的思想和爱。”母亲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写一本她想写的书，一本关于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和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经历的书。如果她能够写完这本书，那么我敢肯定，她会将300万美元版税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捐给慈善事业。现在我依靠我作为她儿子的优势完成了这本书，我会将所有的收入都捐给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我想这也是母亲希望看到的。在坐下来写这本书之前，我经过了长久激烈的思想斗争。由于我此前罗列过的那些理由，她自己没有写这本书，那么也许我也不应该写。这毕竟是她的生活，是她的私人秘密。我不想写那些关于别人的事情，或者编造一些引人注目的故事。首先，并不存在这样的故事，其次，即便存在，母亲也不会把别人的故事告诉我。我希望写一本关于她，关于她的真实为人的书。母亲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她所塑造的那些形象非常相似:多情、勇敢、优雅、浪漫。拥有一位这样的母亲我能说什么呢？幸福。所以，这不是一本讲述母亲眼中的其他人的书，而是一本讲述其他人眼中的母亲的书。对于那些热衷在小报上寻找花边绯闻的人来说，这本书也许非常的无聊。但是如果你信奉简单生活，坚信只要努力工作便会拥有幸福，那么，这次文字旅行不会让你失望。这本书将带你进入母亲温柔的内心做一次旅行，她的儿子在她的爱护下生活了34年，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朋友，她都是无可挑剔的。当银幕上出现她所扮演的角色时，你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形象不仅仅是那些编剧、导演、摄像师和剪辑师想要展现给你的，同时也是这个质朴的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女人真实拥有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配得上直至今日世界范围内如此多观众的喜爱。著名导演比利·威尔德是母亲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的话最耐人寻味：“上帝亲吻了一个小女孩儿的脸颊，于是赫本诞生了。”

第一章 遗失的爱 第1节 出生(1)

1938年5月8日，奥黛丽与洋娃娃在一起。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如果将来我要写自传，开头会是这样: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六周后，我告别人世。”奥黛丽出生后六周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她的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精神疗治者。她相信上帝比医生更仁慈更万能。因此她没有带奥黛丽去看医生，而是在家中虔诚地祈祷。不幸的是，上帝似乎没有听到她的祷告，奥黛丽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在几次剧烈的咳喘后，小奥黛丽柔弱的身子终于禁受不住折磨，没有了呼吸。“后来呢？”每次小奥黛丽听母亲讲到这儿都忍不住会问。虽然关于那个婴儿的命运，她已经听过无数遍。艾拉会有些厌烦，但是禁不住奥黛丽的百般恳求，又会把那个故事的结局重复一遍：奥黛丽的小身子逐渐发紫，艾拉拼命地拍打她的屁股，奇迹发生了，小奥黛丽醒了过来，没过多久，呼吸也顺畅了。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依靠任何药物，没有医生的救助，小奥黛丽活了下来。艾拉坚信是她的虔诚感动了上帝。除了这件事，母亲觉得自己生活平淡，不值得一写。母亲不善言辞，讲话也尽量简洁，她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说话方式：谨慎、严肃、简洁、直白，让人觉得枯燥无味。祖母艾拉就经常批评母亲：“你呀，可真是个无趣的人！”母亲并不是真正的无趣，只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她所热爱的事业—她是一个好演员、好母亲，还是一个伟大的亲善大使。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人找上门来，鼓动母亲写自传，开出诱人的条件，允诺可以写她想写的任何话题。大多时候是经纪人艾文·拉纳，但是他们每次都被母亲拒绝了。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母亲经常会受邀参加一些电视访谈节目，在节目中被问及有关她的电影或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话题。在这些节目里，她可以畅谈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感受。那些关于童年和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动机的问题总会让她回想起二战时期她的家庭和朋友所遭受的苦难生活。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和平、自由和民主，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她告诉我们她的哥哥是如何吃下狗粮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吃。其他人吃郁金香的鳞茎，因为没有蔬菜。当时的面包都是绿色的，因为没有可以磨成面粉的小麦，只能用豌豆粉来制作面包。有时候我的母亲需要一整天都躺在床上，通过看书来忘记阵阵袭来的饥饿。她一直清楚地记得德国军队占领荷兰小城阿纳姆的情景，那种恐惧成为了笼罩她整个童年时代的阴影，因为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在那里度过。直到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他们才搬到了位于郊区的外祖父家。她的外祖父曾经是阿纳姆市的市长，不过在那个年代，市长只是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获得更多的财富。当大轰炸开始后，他们发现这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周围的农民非常热情，愿意拿家里的农作物、家禽家畜和这些来自城市的难民一起分享。她还记得那时候一些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肆意抬高物价，家里的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毕竟珍珠项链没办法填饱肚子。 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认识罗伯特·沃尔德斯，这个荷兰人后来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二战后期，沃尔德斯也在阿纳姆郊区的某个村庄中生活。后来我母亲和他总是谈起那时候的奇闻轶事：那时候有个农民总是用自己农场里的食物去交换很多值钱的艺术品，为了避免被德国人抢走，他修建了一个地下室，把那些油画和雕塑都放了进去。战争结束后，他兴奋地跑进地下室去整理他的财富，这才发现那些油画和雕塑全都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对我母亲来说，欧洲解放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二战期间我一直在荷兰，在德国军队的统治下生活，根本没有吃的。”她回忆说，“最后那年的冬天是最糟糕的，城市里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还要优先供给德军。虽然我们还不至于饿死，但是由于总是吃不饱，我患上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幸好战争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和红十字会一起进驻了我们的城市，向居民提供食物、药品和服装。当时所有的学校都成为了援助中心，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我一生都将铭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的帮助。”荷兰是所有欧洲国家中被德军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它是最先被德军侵略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后被盟军解放的国家之一。盟军在阿纳姆附近打赢了解放全荷兰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后来被拍成了电影《遥远的桥》。若干年之后，我母亲在我父亲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盲女惊魂记》中担任主角，扮演一名被一个精神病强盗折磨的盲女，而该片的导演是指导了前几部007电影的泰伦斯·杨。这名英国导演在二战期间是一支英国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在拍摄影片时他惊奇地发现原来我母亲在二战期间都住在阿纳姆，而正是他指挥的部队在20年前肩负了炮轰德军工事的任务，当时阿纳姆城和周围很多村庄都被炮弹打成了一片废墟，其中包括我母亲当时的邻居家。我母亲和杨之间这种特殊的关联使得他们的友谊延续了一生，并且衍生出了很多趣事，杨总是说：“如果当时我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我现在就失去最好的工作搭档了。”事实上在我母亲的内心里，她非常支持那次炮击，即使自己也是被炸的目标之一，因为这的确给她带来了自由。在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都要提心吊胆地看着纳粹军队在街上走过，炮击过后，德国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那段战争岁月，母亲经常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帮助过反德的抵抗组织？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母亲总是用她一贯谦逊而又直接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的。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她尽了一个孩子能尽的最大努力来帮助那些抵抗组织。她曾经把秘密消息放在鞋子里传递给游击队员，因为孩子不容易被怀疑，纳粹士兵很少拦住他们仔细盘查。我记得她曾经告诉我们，她亲眼看到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被押上了火车送往集中营，她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小女孩被纳粹军队塞进一辆牛车中带走。很多年以后，当她看到《辛德勒名单》时，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想象让她重新回忆起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辛德勒名单》是一部黑白影片，但是全片有一个穿着一件红色大衣的小女孩，这也是整部电影惟一的彩色。）对第二个问题，她同样会回答：是的。不仅她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她的母亲也同样如此，不过那都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攀上权力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骗取了大量社会精英的信任。当时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强势政治主张，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加能激励民心。同时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人民渴望变革的呼声高涨，法西斯主义借此机会赢得了支持。不过战争刚刚打响，我的外祖父就前往英国，然后他被软禁在一栋房子里，获准自由行动之后他去了爱尔兰，而不是回到法西斯横行的德国。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推行的战争政策和种族大屠杀，我的外祖母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支持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因此加入了相关的政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不过这些政治上的差别足以成为我母亲对她的父母产生愤恨的理由，她放弃了那个家庭所拥有的全部尊贵头衔，搬到她的外祖父家居住。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曾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我母亲很少提起她以前的生活，不过她总是说，外祖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她，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对父亲的印象很淡。20年后当她与父亲重逢时，两人之间也没有流露出父女间那种深厚的感情。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还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他把我的母亲送上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我母亲记得那架飞机是橙色的，荷兰的民族颜色。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而在幼小的奥黛丽心中，父亲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奥黛丽抵达荷兰后的第三天，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接到电话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就下楼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过激动而忘记了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爱，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这种状态。这个我母亲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渴望见到、扑进他的怀抱、享受甜蜜爱抚的人，情感交流上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终于，我母亲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儿拥抱自己慈祥的父亲一样。这就是结果，我母亲选择了宽恕他，她并不需要亲生父亲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愿以偿。我母亲说，在这次与外祖父的团聚中所有人都没有流下喜悦的泪水，因为她担心那样会让他觉得内疚，因此我母亲一直努力忍住眼泪。在那天随后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整个下午都在“过于轻松”的气氛中度过。我父亲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别具风格的商店，这样可以给我母亲和外祖父单独聊天的机会。当我父亲回到酒店的时候，只有我母亲独自在大堂，我的外祖父已经离去。母亲对父亲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母亲一直沉默不语，关于这次见面她只字不提。在回家的飞机上，母亲突然对父亲说，她很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次爱尔兰之行解开了她的一个心结。最后母亲还说，她不再需要与自己的父亲会面了。这个在整个二战时期都被她母亲抱怨的男人，被最怨毒的词语攻击，抱怨他的不告而别，抱怨他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男人的责任。所以，母亲觉得她必须要亲自看看这个男人。当她真的见到自己的父亲时，她明白自己的心愿了结了，至于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意义了。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应该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痛哭过，她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了解的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当拍到那些需要流泪的镜头时，她是否会想到这段往事。尽管此后母亲不再与外祖父见面，但是我母亲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我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外祖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是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拒绝赡养她的父亲。母亲有她自己的原则，并且一生都在坚持：每个人都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不论她曾经被伤害到什么程度也不能例外。

第一章 遗失的爱 第2节 出生(2)

1956年与莫里斯一起在拍摄现场喝茶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当我母亲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传来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自从他们在都柏林的那次会面之后，我母亲只见过外祖父一次，那次他来到我们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我相信是我母亲邀请外祖父来度假的，她有一种愿望，希望外祖父能与我相见，希望他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不过我当时实在太小了，对外祖父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于是我母亲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一次罗伯特陪着她。从医生那里母亲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因此她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的外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不断谈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在我母亲的很多传记中，外祖父都被描写成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过，这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点。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且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驯马师，也通晓驾驶滑翔机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实用”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然而尽管外祖父能够说13种语言，他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诉罗伯特，母亲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为自己当年没有能够更好地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感到多么的后悔，而如今，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在外祖父去世前几天，母亲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外祖父的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外祖父还能够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来媒体的关注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母亲找到她的父亲之前，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母亲身世的传奇色彩，就已经以确凿的证据报道她的父亲早在她幼年时期去世。母亲也借机把这段历史深深地埋了起来。从很多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似乎源自于同一种动力，第一次和我的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和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延续。这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疤，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充满才华并且控制力极强，但是却都不善于和孩子交流，在那个年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情感上的饥饿”是食物无法缓解的，在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她总是这样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总体而言，费雷和多蒂是同一类人。也许是因为母亲有过相同的遭遇，出于一种本能的渴望，她希望与自己的丈夫分担这种遭遇，同时希望能够合力弥补这种断裂的血缘纽带。当她发现自己无力去帮助这些男人的时候，她一定非常失望。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事:就像生长在阴暗处的树木，尽管见不到阳光，它们的树枝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向阳光的方向生长。来自我母亲童年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被拥抱的声音总是环绕在她身旁，她总是无法理解别人对情感为何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浪漫的天性让她做不到主动去要求得到什么，虽然她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欢收到鲜花，但是从来不主动要求别人送给她。我相信，一个孩子与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将会决定他此后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们是否能够与父母做到坦诚相见，将很可能影响到今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如果这种最初的情感交流并不完整，那么我们此后都将生活在一种情感匮乏的状态中，这种匮乏是他人无法填补的，当我们和他人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封闭了对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抛弃了母亲和外祖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母亲尚年幼，尚还需要父母的爱时，却面临着这种感情问题，所以母亲一度变得内向而自闭，我的外祖母不得不送她去学芭蕾，期望在那种集体生活中，她能变得开朗活泼一些。这些幼年的经历对母亲后来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潜在的危害，正如母亲所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的情感，也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辨别那些潜在的可能会危害到相互之间亲密关系的危险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抱怨的转嫁，痛苦的转嫁。尽管如此，在母亲的两次婚姻中，她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虽然我当时还小，但是我依然记得父母在一起的一些事情。只要有时间，父亲和母亲就会亲自下厨，在家里共进晚餐，烛光、音乐、红酒，还有粉红色的餐布，那是一个个浪漫而迷人的夜晚。对母亲来说，父亲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一位善于雕刻的国王，最后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一位少女。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位完美主义者的矛盾与统一。一方面，他追求极致；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过高的追求，他变得暴躁不安，极端情绪化。不过他的品位毫无瑕疵，作为电影制片人，父亲为母亲量身定做了不少经典角色，就像皮格马利翁手下的完美作品。我了解他们之间对彼此的那种爱情，我也了解在爱和幸福的梦想逐渐破灭之后，他们所经受的那种痛苦和折磨。“爱是一种行动。”母亲后来这么对我说，“爱不仅仅是坐下来谈话，从来都不是。”这是一个真理。母亲还说，“我们生下来就具备了爱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必须去锻炼它，就像我们锻炼其他的肌肉一样。”两次婚姻的失败让母亲非常失望，不过她与罗伯特之间的感情让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正是这段感情激发她去面对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面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这份艰难的工作。也许母亲想，如果不能去治愈那些所谓的成人心灵创伤，也许她可以帮助孩子。我仍然记得我们在罗马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那时候母亲刚刚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安德烈·多蒂，不久我又多了一个弟弟卢卡。我们回到多蒂的家，每天都是一大桌子人一起吃午饭，餐桌上大家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气氛轻松活泼。我珍藏这段回忆并不仅仅因为安德烈是一位很好的继父，更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母亲和安德烈在离婚后仍然保持很好的朋友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的父亲会感到些许失望，因为在离婚之后母亲多年来只与他有过有限的几次联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梦想破碎的伤痕比以后的都要重一些。第二次，母亲轻松了许多，和安德烈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这样以便他们可以共同照顾卢卡。不管怎样，两次婚姻的结束，谈不上谁对谁错。当两个灵魂无法融合在一起时，大家只是感到悲伤。从某种角度来说，外祖父当年的离家出走给母亲的情感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而这种创伤带来的遗憾和怅惘应该为两次失败的婚姻承担一定责任。这就好像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科林斯王。如果你不懂得游戏的规则和其中的奥秘，那么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推，最后几英尺的距离总是无法克服。这种对感情的执著追求和纯真渴望应该被呵护被宠爱，很多时候我的母亲都是生活在自己营造出来的感情幻想中，那是一种无论男女都盼望拥有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这只是个一触即破的肥皂泡。母亲总是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的丈夫，她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维系这两段婚姻。她所犯的错误只是她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去倾诉自己的感情，同时聆听别人的心声。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母亲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分界点。在整个童年都被控制欲极强的外祖母弄得筋疲力尽之后，母亲希望能够过感情自然流露的生活。但是她选中的两个男人都并不适合这样的生活，他们都需要学习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感情，这就像后来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遇到的那些孩子一样，由于家庭不幸，他们都无法在出现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反应。母亲的感情世界很简单：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那么他或者她应该同样地对待你。然而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是，现实中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我的弟弟卢卡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带卢卡参加她的一个好朋友的葬礼，那时候卢卡只有14岁，而母亲让他担任护柩者。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去之后，母亲搂着卢卡，跟他讲述自己的感受，向他解释死亡的含义。年幼的卢卡只是看着母亲，抱着她，对她说自己可以理解她。母亲当时显得非常情绪化，她的朋友死于癌症，这个人是母亲一生的朋友，然而现在他和母亲以及这个世界永别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就开始变得害怕衰老，她并不是因为害怕出现皱纹，而是不愿意和那些真正的朋友告别。然而在生活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意志顽强，时刻都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像很多人形容的那样，母亲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人。在她生命中的最后12个年头中，母亲都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在一起。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气氛紧张的小争吵，但是在多年来一同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中，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足够的默契，使他们能够陪伴对方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因此，艾文·拉纳总是鼓励我母亲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不需要太多的文学修饰，只需要用她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我母亲曾经读过很多书，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非常崇拜，她总是担心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小玩意，因此迟迟不愿意动笔。每次我们在餐桌上谈起艾文·拉纳最后一次送来的那份合同，母亲总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她的生活非常的平凡普通，而编辑总是要求她再多写一点“某些人的某些事情”来增加自传的可读性，所以母亲总是拒绝接受。母亲很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生活的隐私不被打扰，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从好莱坞的镁光灯下飞回瑞士的家，在这里她可以享受自己最喜欢的简单生活，没有人会把她当做大明星，不会有人围着她索要签名和合影。瑞士同样是一个宁静的国家，由于保持中立，这个国家已经600多年没有受到战争的侵袭，这种宁静对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母亲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在得知瑞士政府在战争期间冻结了大量犹太人的财产，得知很多瑞士工厂在战争期间为德国法西斯制造特种钢铁制品，得知瑞士政府明明知道犹太人回到自己国家之后的命运还是冷酷地在边境线上遣返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之后，母亲对瑞士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母亲仍然喜爱这个国家，只是对这种宁静有了种罪恶感。如果把这种行为称作中立，那么这种中立建立在何等残忍的代价上啊！这似乎也在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中立。

第二章 记忆 第3节 感觉和情绪

奥黛丽·赫本1948年在伦敦。

“我记得……”很多的传记都是这样开始的，然而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三个简单的字下面隐藏的情感。这些是在母亲逝世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的。只要我闭上眼睛，往事就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中……我记得母亲身上那种熟悉而柔和清新的味道，每当我打开那个装满了母亲衣服的旧箱子时，这种味道就会紧紧将我包围。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回想起她温柔的双手和深情的拥抱，这让我能够感受到她对我又多又深的爱。我记得她长长的头发，还有赤裸的双足，当我还是一个满地爬的婴孩时，每次当她坐在那儿为出席某个晚宴或者鸡尾酒会梳妆打扮时，我就会匍匐在她的脚边像小狗一样舔她的双脚。然后她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深情地看着我，对我呢喃道：“亲爱的，我真想留下来，给我一个理由，让我拒绝邀请，我宁愿和你待在厨房里吃那些残羹冷汁。”当然，她最终还是不得不扔下我去参加那些令人生厌的宴会，然而我知道她是多么地舍不得与我分离，多么地渴望与自己最爱的人待在自己的家里。我记得那些漂亮的晚礼服，从纪梵希到瓦伦蒂诺，冬天的大翻领厚呢短大衣，70年代流行的方头皮靴，夏天的纯棉长裤和休闲t恤，不过最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是芭蕾舞拖鞋和一袭长裙，早晨在家中母亲经常是这样一副打扮。我记得我上学以后，每次考试来临之前她比我更加紧张焦虑。考试前一天，她会在我睡觉前将所有问题都问一遍，第二天起床之后再来一次，即便这让她昏昏欲睡也乐此不疲。我记得当我拿着不错的成绩册回家时，她兴高采烈的表情。虽然心里对我赞许有加，但是她会说：“嗯，并不是非常好啊，还要继续努力。”我记得在周末的晚上，我们会躺在床上，关着灯聊天，直到谁先睡着为止。我们像朋友那样无所不谈，从现在到未来，从身边的人到远逝的事，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只是聊一些生活琐事，但是在黑暗中一切都显得有些特别，感觉像是两个灵魂在交流。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感觉和情绪，这是我母亲经常使用的两个词。然而，事实上，母亲的感觉和情绪从来没有长时间地平和过。有人曾说过：感觉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而情绪间接地作用于我们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更加重要，同时也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系统，并不像情绪那样容易出现波动。母亲给所有人的感觉都很好，但是她却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有些事情，她是切切实实地感到害怕。她的父亲不辞而别对她造成的伤害从来也没有真正愈合过，她从来没有真正相信永恒不变的爱。母亲热爱家庭生活，我经常看到她在厨房中，费尽心思地准备各种食物。对于每一件事情母亲都竭尽所能地去做，这能够让她感到满足，感到幸福。我经常被问起一些关于母亲身材的问题:她真的那么瘦吗？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的塑身秘诀是什么？事实上母亲的秘密很简单:战争期间她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导致营养不良，与此同时她还一直坚持芭蕾舞训练。她的饮食习惯很简单，没有刻意的节食，饭量也和普通人一样。母亲非常喜欢意大利面条，差不多每天都要吃，但是她从来不在吃意大利面的时候搭配肉类。在那个年代，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健康食谱和科学配餐，母亲只是因为自己的口味才这么做的。吃意大利面的时候，她喜欢配沙拉，不过不管食物多么诱人，母亲每次只吃一份。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吃得越来越少，不过她并不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是个素食主义者。出于个人口味的原因，母亲不吃猪肉，但是她会吃少量的牛肉、鸡肉和鱼。母亲有着一手好厨艺，她认为，食物颜色的搭配与口味同样重要。“如果整个盘子里都是白色的东西，那吃的时候的感觉一定很无趣。不仅如此，那样的食物对你的身体估计也不会是一件好事。”根据这样的理论，母亲自创了很多健康食谱，不仅颜色上的搭配很漂亮，口味也很棒，每次我们都会把盘子舔得一干二净。公平地说，番茄汁意大利面是我母亲最喜爱的菜式。她几乎每天都吃意大利面，各种各样的，几乎不会重复，但是番茄汁意大利面，她一星期最少吃一次。母亲最喜欢博洛尼亚番茄酱，这不能算是母亲的独门秘方，但是母亲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改良，也算是奥黛丽的私家菜了。一个洋葱，两瓣大蒜，两根胡萝卜，两棵芹菜，全部切成小碎块儿，放在一个罐子里。加入两罐意大利番茄酱，或者将两个罗马西红柿细细切碎，同时加入半把的新鲜罗勒叶，加入橄榄油，用小火慢慢炖45分钟，然后关火，自然冷却至少15分钟。将一盒意大利面条煮熟，注意不要煮得太烂，面条要有爽脆的口感。在面条上洒上雷吉纳地区产的干奶酪和剩下的半把罗勒叶，浇上炖好的番茄汁，就可以上桌了。也许看起来这道菜的酱汁太多了，不过这正是我母亲喜欢的，让意大利面在酱汁里游泳。如果第一次没能吃完，剩下的面条还可以在炒锅中小火加热继续食用，不过很少有这样的时候，因为在美味面前，胃永远是无限大的。母亲告诉我们，意大利菜的秘诀是材料的新鲜。每一种配料都是在短时间内准备好的，这一点不像法国菜，准备工作也要讲究过程、排场，最后只能用大量的酱料沙司来掩盖食物的不新鲜。母亲总说，贵族皇室创造了法国菜，农民创造了意大利菜。把意大利菜看作就是在食物上覆盖上厚厚的番茄酱和奶酪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这是世界上变化最多的菜系之一。在一些地方，同样一道菜绝不会出现在20英里以外的村庄中。母亲有她自己制作用来给意大利面调味的香蒜沙司的配方，我们称之为“奥黛丽香蒜沙司”，基料是芹菜、罗勒叶、大蒜、橄榄油和意大利干奶酪。与其他沙司相比，奥黛丽香蒜沙司含水量更大。奥黛丽香蒜沙司将一大把意大利芹菜和罗勒叶洗干净，放入搅拌机中打碎。然后依据个人口味加入大蒜、一杯脱脂牛奶、适量橄榄油和半块干奶酪，继续搅拌成浓稠状，奥黛丽香蒜沙司就制作好了。为了让这顿饭更加完美，母亲通常还会配上一些蔬菜沙拉。沙拉酱也是母亲自己制作的，她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康妮，康妮也很喜欢，母亲喜欢和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快乐，这也是母亲的性情之一。蔬菜沙拉酱90%的米和葡萄混合醋，10%的橄榄油，少许低钠酱油和一些新鲜胡椒。母亲从来不吃快餐食品，不过她并不拒绝甜品，而且要足够甜。她喜欢在香草口味的冰激凌上浇焦糖浆。由于经常在早上被电话吵醒，以及长时间的电影拍摄，母亲养成了午睡的习惯，每次午睡之后母亲都会吃一整块巧克力，整整一大块！母亲说，巧克力是让人快乐的食品，能够驱走忧郁。

第二章 记忆 第4节 关于好身材的建议

赫本，1953年《窈窕淑女》剧照

母亲每天都会散步。在罗马，停车位非常难找，而且交通状况也很可怕，所以不管去哪儿，母亲都是步行。回到瑞士之后，每天晚饭之后母亲都会带着她的狗在家后面的葡萄园里跑上一阵儿。我还要告诉大家另一个秘密：母亲并不像她看起来那么瘦，她经常说自己是冒牌的瘦。母亲的上半身，特别是胸部，和平均水平相比确实很瘦，她的腰也很纤细。婴儿时期患上的百日咳，加上战争时期由于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使母亲在青春期患上了哮喘，影响了她的正常发育。由于工作关系，母亲也吸烟，所以她的肺部并不健康，每次体检医生都会提醒母亲注意肺气肿。不过芭蕾舞训练对母亲的身体发育有很重要的影响，虽然母亲的上半身很瘦弱，但是她的手臂和腿却坚实有力，这样，母亲身材的整体效果就会显得很匀称。所以说，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美好的身材，方法很简单：在战争期间成长，在童年时代遭受饥荒，每天都进行身体锻炼，然后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合理食用科学比例的各种食物，并且心情愉快。当然，我透露这个秘密的真正意义是，如果我们不给我们的孩子摄入太多的脂肪和糖类，他们今后的生活就会变得轻松惬意许多。这也是母亲在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谈到母乳喂养问题时经常说的，奶粉和奶粉替代品中含有太多的脂肪和糖。

第二章 记忆 第5节 梦想芭蕾

影片《甜姐儿》剧照

母亲的梦想是成为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芭蕾舞，即便是在战争时期也一直没有中断。战争一结束，母亲就回到伦敦继续跟随玛丽·兰伯特学习，那个时候玛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老师之一。有一天，母亲找到玛丽，问她如果自己继续训练以增强自己的技艺，有没有机会成为一名首席女演员。玛丽非常恳切地回答说，母亲是她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母亲已经错过了练习芭蕾最重要的年龄，不管她在训练中多么努力，已经定型的动作基本上不会发生改变。此外，对当时所有的男芭蕾舞演员来说，母亲都太高了。那个时代的男芭蕾舞演员都比较矮小，在与母亲搭档时，他们都没有力量完成最基本的托举动作。因此，玛丽建议母亲选择作第二女演员可能会更好一些。同时她还邀请母亲在她的芭蕾舞学校里兼职当老师，多一份收入会生活得更好。“但是我的梦想怎么办？”受到如此的打击，年轻的奥黛丽忍不住尖叫起来。战争对这个充满希望的女孩太残酷了，长时间的饥饿影响到了她肌肉的发育。与那些在战争期间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同时继续保持正常芭蕾舞训练的女孩相比，母亲确实不具备竞争性，可以说，是战争击碎了母亲的梦想。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回到宿舍，对未来毫无动力，只是想躺在床上等死。“那些在战争和饥饿时支撑她活下去的梦想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母亲并没有去拜访其他的芭蕾舞老师，这是她的性格，当她认定了某个人是值得信赖的，那么她就会遵从那个人的建议。她听从玛丽·兰伯特的教诲，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母亲说她很喜欢玛丽，她们是一生的朋友，但是不管如何，梦想不再，而母亲的生活必须继续下去。如果不能够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如果不能够成为最出色的舞者，那么她会努力成为其他领域中最出色的人，这就是母亲的性格。母亲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安顿下来养活自己，所以她做了一些模特工作，也参加了一些演出，从那之后母亲走上了演艺道路。

第二章 记忆 第6节 演艺之路

20世纪40年代，摄于战后。

母亲一直说是法国著名作家克莱特发现了她，引导她走上了演艺道路。是的，所有的演员在成功之前都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发掘，需要有人把展现才华的机会放在你面前。在遇到克莱特之前，母亲只在一些英国小成本电影中扮演角色，诸如《天堂笑语》和《双姝艳》这样的音乐喜剧电影，母亲的表演不温不火、规规矩矩，也没有取得什么知名度。不过接下来的一部《蒙特卡罗宝贝》让母亲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当剧组来到法国南部拍摄时，恰巧与克莱特住在同一家酒店。克莱特当时正准备在好莱坞推出自己的舞台剧《姬姬》（GIGI），当她看到这个正在为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女孩时，禁不住兴奋得大叫：“我找到了我的GIGI了。”克莱特是一个天才，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写作中流露出来的才华和思想，还因为她对母亲此后不同寻常生活的准确预测。很多人问我，在母亲拍摄过的那么多电影中我最喜欢哪一部？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如你所知，这是个对媒体来说非常容易做文章的问题。但是，在没有镁光灯的地方，我的回答总是《甜姐儿》。这是母亲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主演的一部歌舞片，记得在我非常小的时候，一看到这部电影就乐得口水直流。在这部电影里，母亲扮演了一名在巴黎某家俱乐部中担任独舞者的女演员，她的表演非常成功。从那时起，母亲的演艺事业就像旋转的舞者一样，张开双臂扶摇直上。与母亲在《甜姐儿》中愉快合作的弗雷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当时对母亲的印象。我喜欢这部电影，我更喜欢奥黛丽。我敢打赌，她是你能够遇见的最可爱的人儿之一，能够与她一起工作简直太幸运了，所以工作中会发生很多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她告诉我说，以前她曾经是一名舞蹈演员，但是在我们合作的时候，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跳舞了。奥黛丽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拍摄这部电影，然而此前我从来没有拍摄过这类电影，你知道，原本这个角色，导演也不是给我安排的。于是奥黛丽和剧组的人谈起我，她说，“好吧，如果你们找到弗雷德，那么我就会出演。”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来没真正想过要在这部电影中担任角色，但是当我知道是奥黛丽点名要我，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角色。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伦敦拍这部戏，还是别的地方。制片人罗杰是伦敦的支持者，不过奥黛丽似乎并不喜欢，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派拉蒙的摄影基地完成了拍摄。当时我对她说，“你选择在哪儿拍摄，我们就在哪儿拍摄。”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影片的一部分是在巴黎拍摄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很愉快的回忆。“我们冲破困境了！”这是她的名言。影片中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舞蹈戏，所配的歌词是“她爱了，他爱了”，这段舞蹈需要在巴黎郊区一片美丽的草地上拍摄，因此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但是当我们抵达那儿的时候，天气糟糕透了，天天都在下雨，草地泥泞不堪，整整两个星期我们都无法拍摄。最后，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继续等待了，导演说，“明天我们必须拍摄。”结果第二天阳光明媚，下了半个多月的大雨突然停了。不过草地还是很泥泞，这让拍摄工作变得很困难。我记得当时奥黛丽说，“为了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起跳舞我已经等了20年，最后我得到了什么？一身的泥巴。”我当时想，这个女孩简直太可爱了。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些稍微干燥点的地方，剧务拿来很多照明用的灯烘烤地面，勉强让一切就绪了，赶紧开始了拍摄，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因为天知道什么时候大雨会继续下起来。有一幕情节是一场在露天舞台表演的时装秀，正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大雨又来了，导演斯坦利·多南还在不停地喊“拍下来拍下来”，我赶快找了一件雨衣披上，但是奥黛丽当时正扮演一名模特在t型台上表演，大雨立刻把她身上的衣服浇得湿透。最终斯坦利把这段意外拍摄的镜头剪辑在了电影里，效果还真不错。她真的很棒。我认为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相信那是一部出色的电影。做演员只是母亲的第二选择，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是对母亲来说，这和跳芭蕾一样，都有必须遵守的原则：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拥有职业精神。大约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彻底明白表演到底是什么。那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话剧排演，并在莫里哀的《心病者》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戏中角色其实并没有病，但是由于长年累月的研究臆想症产生了对疾病的恐惧，使他以为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这个角色在戏中有一大段独白，对观众而言他前后矛盾的语言和颠三倒四的逻辑十分可笑，但是对演员来说，这却是篇非常晦涩艰难的台词。我为这次表演特意请教了母亲，她给我的建议是：读懂剧本。但是首先你要明白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幸运的是，我弟弟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是个精神病学专家，我向他仔细询问了关于臆想病的所有问题，这让我可以比较轻松地演绎这个角色。但是当正式演出逐渐临近时，我却越来越紧张，总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背会台词，会在观众面前出丑。母亲显然看破了我的焦虑，“想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会在睡觉前大声朗读一遍我的台词，然后第二天当我睁开眼睛后，我会再来一次。”“就这样？”我问。“就这样。”母亲看着我，声音中充满了力量。于是演出前的四五天里，我每天都遵循母亲的指导进行练习。正式表演的那天，是在露天舞台，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在送我出门搭乘学校大巴时，母亲对我说：“你上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忘记了，千万别紧张，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放松下来跟着节奏表演就行，千万别着急。”当然，她是正确的。我站在舞台上愣了约一秒钟，随后所有的台词都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什么感觉都来了，这真的很有趣。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掌声如雷。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就站在远处的树阴下，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在偷偷地看我的演出，但是由于害怕影响我的情绪才没有坐在前排，只是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

第三章 往事难忘 第7节 他人眼中的母亲

1960年7月，奥黛丽产后在医院。

“一首动听的歌，不仅仅需要有寓意隽永的歌词，还需要有动人心弦的旋律。”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这么教育我们。“重要的不仅仅是你说了什么，更在于你怎么去说。”最好的例子就是母亲在中抱着吉他弹唱《月亮河》。母亲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歌唱演员，她也没有一副可以唱歌剧的好嗓子，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她后来出演《窈窕淑女》时，所有的歌曲都不是母亲亲自演唱，而是由马尔妮·尼克松配唱的。然而她坐在大楼的防火通道里弹唱《月亮河》的一幕却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亨利·曼奇尼是母亲的好朋友，也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母亲很多部电影中的原声音乐都是由曼奇尼制作的，他在70年代后期的报纸上撰文，谈起了母亲的声音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震撼。对一名作曲家来说，很少会仅仅因为一个人，因为她的容貌或者人格而被激发出创作灵感，但是有一个人真的做到了。她不仅仅激发我写出了《月亮河》，还有《谜中谜》和《俪人行》。如果你听过这些歌曲，你一定能够猜出是谁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因为在这些歌曲中都明显带有着奥黛丽强烈的个人气质—一种淡淡的忧伤。通常来说，我需要完整地看一遍电影，才能够为电影谱写音乐，不过创作这几首曲子的时候，我只是看了剧本而已。当我第一次遇见奥黛丽的时候，我就知道《月亮河》会成为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我了解她的声音特质，我早就相信她能够把《月亮河》演绎得尽善尽美，没有人可以比她更能够体会这首歌的含义，也没有人可以比她更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感受，时至今日，仍是如此。对于与母亲合作的另一部电影《谜中谜》，多年以后曼奇尼如此形容道：在《谜中谜》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奥黛丽回到她的公寓里，发现那个老男人拿走了她所有的东西，她像被遗弃的猫儿一样坐在一个行李箱上，就在那一瞬间，主题曲的前几串音符就涌现在我脑海中，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真希望她能够回到我们这个圈子中来，拍摄更多的电影，因为她的银幕形象真的能够激发我很多的灵感，让我写出更多的音乐。我一点都不否认，《月亮河》就是为她写的，没有人能够比她更完整地理解这首歌，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超过1000个人翻唱过这首歌，但是奥黛丽的版本毫无疑问是最出色的。当我们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小样时，派拉蒙公司的一位总裁也在场，当听到这首歌时，他说，“有一点非常肯定，这首歌他妈的必须删掉。”当时奥黛丽像炮弹一样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梅尔·费雷不得不用力按着她的胳膊让她平静下来，我从未看到过奥黛丽如此愤怒，感觉她几乎就要失去对情绪的控制了。不过幸运的是，最终那个愚蠢的提议没有被付诸行动。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造就了她在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形象，所有的这一切都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她到底是如何对人们构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呢？是如何让那些影迷产生共鸣？塞希尔·比顿是当时才华横溢的摄影师，也是一名视觉形象师，曾经参与《窈窕淑女》中的人物造型设计。他曾经在1954年11月期的《VOGUE》杂志上撰写了一篇关于二战后欧洲的文章，其中衷心地赞赏了我母亲的伟大。凤凰浴火之后的涅 重生总是让人难忘，在欧洲有这样的传说，如果皇后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死去，那么她们就能够得到重生，拥有一个新的迷人外表，受到万众的敬仰。尽管悲观主义者们预言，战后的欧洲不太可能会出现一个符合理想主义者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但是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借助奥黛丽·赫本小姐复活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奥黛丽·赫本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现代精神。她身上带有来自法国的浪漫气息，又有着比利时人的坚忍不拔，她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拥有贵族气质，然后依靠个人魅力演绎了一个经典的美国式成功案例，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浪潮最完美的代言人。在二战之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当然，也许我们身边曾经有过类似的女子，但是我们都把她们当作是法国革命中大踏步走在浪漫主义革命最前端的那些野孩子，也许还会对她们嗤之以鼻。将奥黛丽·赫本当作偶像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一点从如今社会上所有人都在模仿奥黛丽可以得到证明。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些消瘦的女子，留着细碎的短发，脸色苍白，然而她们并没有模仿到偶像的精髓。奥黛丽·赫本有着大而深邃的眼睛，深色的仿佛东方人的眉毛。她的五官不仅漂亮，而且更能够显示出她的个性：她的鼻梁和长度相比显得有些窄，圆形的鼻头配上两个鸭嘴兽般的鼻孔，她的嘴巴有些宽，下嘴唇中间的凹隙显得有些明显，这使她不符合古典美的审美规范，她的下巴虽然精致美丽，但是和她略显夸张的宽大下颚骨并不相配。从整体效果来看，她的脸似乎有些太过棱角分明了，但是在她独特的气质下，所有的缺点都荡然无存了。她就像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笔下的人物画，各种各样夸张的扭曲不仅仅是使画面变得更有趣，也从整体上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在这张孩子般纯真的面庞之下，是她优雅细长的脖子，她的颈背总是挺得笔直，使她看上去要比实际更高挑，这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她长期接受芭蕾舞训练的结果，虽然战争使她错过了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的机会，但是她仍然保留着那种独特的高雅气质。奥黛丽能够完成很多杂技般的动作，这要感谢她那经过芭蕾舞训练后的柔软身体。奥黛丽·赫本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一个来自巴纳多孤儿院的小男孩。有时候她看上去非常疲惫，甚至出现了在她这个年纪不应该出现的黑眼圈，她的脸颊也显得非常苍白，皮肤干燥没有弹性。她是一个被战争伤害过的孩子，心里留下的阴影永远也抹不去。但是她从来不把这种痛苦带给爱她的人们，她总是向大家展示着她的美和快乐。很少能够找到一个像奥黛丽这样具有与生俱来明星气质的年轻姑娘。在她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喝彩、崇拜和爱戴。功利的好莱坞需要找到一位新的皇后，而越来越成功的奥黛丽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她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角色。她的声音非常特别，语言的节奏也很有个人特点，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自她出道以来，到最近的几个月，奥黛丽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已经成为全美国的偶像，她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聪明伶俐、充满梦想、热心和善、坦白直率、机智却不狂妄自大、温柔却不多愁善感，奥黛丽是二战之后出现的最有前途的戏剧天才。从她散发出来的这些迷人特性来看，将奥黛丽视作我们这个时代完美女性的代表，实在是实至名归。—摘自《塞希尔·比顿眼中的奥黛丽·赫本》 《VOGUE风尚》1954年11月1日这不是一些精明的包装手段或者是某一部电影上映前的宣传攻势，也不仅仅是那些影评人或者导演认为母亲具有惊人的天赋，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母亲。这篇文章写出了母亲内心的声音。

第三章 往事难忘 第8节 母亲的信仰

赫本，1960年。

母亲一直遵循自己的信仰，她相信简单的力量。不管是拍戏、出席派对还是处理人际关系，当她需要做出决定时总是说：“做那些最需要你做的事情，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的太多，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会把你的生活搞得复杂劳累。”不管去哪里母亲都喜欢步行，这似乎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她步速极快，我们总是不得不连跑带颠地跟着她走。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总是健步如飞走得那么快，母亲回答说：“我只是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后来母亲又告诉我这可能是因为她母亲走路总是慢悠悠的，让母亲难以忍受。所以她走路的时候就会刻意走得很快。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谈论起我喜欢的一个女孩，不幸的是，这个女孩更喜欢另外一个男生，或者也许她两个都喜欢，这种情形困扰着我，尽管我并不是第一次为这种事烦恼。母亲静静地听我说完了整个故事，思考了一会儿对我说：“你最好把精力放在你的学习上，因为如果你没有通过考试，那么你很可能要遭受两次打击。”母亲内心最信奉的原则就是简单，这种信仰能够将任何事情都还原到本质：真诚、善良、慈爱。这是母亲灵魂深处的准则，她将这种信仰带到了家中，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触及到了心灵深处被隐藏得很深的那种情感。在电影《黄昏之恋》中，母亲和加里·库珀扮演一对情侣，库珀的角色是一个富有的花花公子，他不愿意为了一个女人而停留，总是急于寻找下一个猎物。两个人虽然彼此还深爱着对方，但是却不得不在火车站分手。在分手前她显得非常的冷静，因为她想要让他相信自己与他一样的坚强和独立，并不会因为分手而感到痛苦。当列车缓缓开动后，她的眼睛中闪烁着泪光，可是她嘴里还在说着关于其他那些追求她的男人的轶事，说着那些人是如何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事实上那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这时候火车开得越来越快，她在站台上奔跑，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火车的汽笛声很大，她必须大声喊叫才能让他听见自己的话，她还在努力使他相信自己会过得很好，虽然大家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最后他将她抱上了火车，他们拥抱在一起，电影就此结束了。剧本是这么写的，可是真正让这一幕发光发亮的却是母亲在台词和人物上的挖掘。只要你愿意去深入地体会，你就可以感觉到更多。在电影中，她发自内心地希望他能够继续自己喜爱的浪子生活，做他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希望一切可以再来。当她说出再见的时候，一边要决绝，一边要努力地掩饰自己的绝望和伤心。母亲的表演非常成功，这个镜头成为很多影评家心中的经典。她找到了一种方式将剧本中不存在的痛苦和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获得前所未有的融合，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出色的剧本，出色的理解，出色的演技，也许还需要有出色的面部肌肉控制能力，可是对于母亲来说，这并不难。只要你经历过，感受过，你就可以表演出来。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喜怒哀乐的戏剧。虽然母亲不是任何一个教派的狂热追随者，但是她也有自己的信仰，并且终其一生都非常虔诚：她信仰爱，信仰自然力量的奇迹，信仰生命中的美好。息影之后她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这项工作让她能够将自己的信仰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生活日复一日，慢慢的会给我们带上脚镣，让我们变得蹑手蹑脚，可是“死过一次”的经历却可以帮助我们挣脱这样的桎梏，让我们明白，什么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什么却不值得。虽然母亲自己并没有留下童年曾濒临死亡的任何记忆，但是来自外祖母的诉说让她记住了这段经历，我想这是母亲一生都保持谦逊待人的根源。我从来没听她说过:“这个我已经做了！”“那个我也做过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一直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可以做一点……”我从来没有听母亲说最喜欢自己的某一个角色。当人们追问她这个问题时，她总是显得很害羞，每次都说是大家的努力带来了最终的成功。贝西·安德森·斯坦利曾经写道:“经常保持笑容，赢得智者的尊敬和孩子们的喜爱，获得最严厉的批评家们的欣赏，容忍那些所谓朋友的背叛，学会欣赏美丽的事物，发现身边人的优点，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个健康的孩子、一座小公园或者曾经对社会环境做出过贡献，了解到你的存在至少能够帮助一个人生活得更加轻松，这就是成功了。”用斯坦利女士的标准来衡量，我母亲的一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成功。她选择了当一名演员，获得了大众和批评家们的欣赏;然后她选择了成立一个家庭，为爱她的人留下了两个健康的孩子和美好的回忆;当她的孩子们都长大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她又选择了去帮助世界上那些不幸的孩子，选择了回报社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选择，通过这个选择她治愈了跟随自己一生的那个伤疤—世界上永远都会有悲伤和痛苦。

第三章 往事难忘 第9节 做赫本的儿子

1964年9月5日，父母和我抵达罗马机场。

经常会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母亲是什么感受。我总是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在我眼中，她首先是一位母亲，然后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后，我才想到她是一位演员。这一点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位多么不同寻常的演员，她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深多广。这么多年来，那些喜爱母亲的影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很多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看母亲主演的电影，时至今日每年仍然有很多人会在母亲的忌日自发地组织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想这是对母亲多年来努力工作的最好认同。虽然母亲是大明星，但我和卢卡都像普通孩子一样成长，我们并没有在“好莱坞”度过自己的童年，不只是说我们的住所，也是说我们的生活。母亲从来不在家里放自己的电影，对她来说电影的拍摄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成长于一个演艺家庭。我并没有在到处充斥着电影制作人的环境中长大，我也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或者玩耍。我出生后的头几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读书，我的朋友都是农民或者学校老师的孩子。在我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孤儿院，那儿的孩子也是我的朋友。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半夜里我被一个好朋友叫醒，他父亲饲养的奶牛要生小牛了，我们都很好奇想去观看。我们在冷风中狂奔，风打在我们的脸上，生痛生痛的，但是内心却是喜悦的，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那种感觉。我另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我们家边上，他家的花园和我家的花园紧挨在一起。我们把两家花园之间的栅栏挖出了一个缺口，那时候我经常在他的阁楼上玩耍，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有一套老式的火车玩具，是他父亲制作的，这让我眼红了好久。当我们搬到罗马居住之后，我开始在当地的法语学校读书，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母亲每天都会去学校接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摄影记者在学校门口，一开始他们叫我“明星的儿子”，不过当他们发现，个儿高高的我，足球踢得相当好时，对我的称谓和注意力又都改变了。我想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狗仔队总是会出现在我家附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漂亮，如果他们愿意给她拍照，那就拍好了。母亲在我心目中一直非常美丽，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自从我开始读书之后母亲就不再接拍电影，因为我需要按时上课，不可能在她拍戏的时候去看她。当我弟弟卢卡开始读书的时候母亲也作了相同的选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去寄宿学校读书了。“当时我必须做出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决定。”母亲在1988年3月接受采访时说，“放弃电影或者放弃我的孩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孩子。当我的大儿子读书的时候，我不能够再像往常拍戏时那样把他带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因此我决定暂时停止接拍电影，我愿意回到家中和孩子们在一起，这让我非常幸福。我可不是失落地坐在空空的房子里，一个人咬着指甲发呆，事实上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我为我的两个儿子骄傲。”当她带着我去买书或者买足球鞋时，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体会到自己对她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第三章 往事难忘 第10节 出任亲善大使

1966年，在我们西班牙的家，在最后一次那里和父母过生日。

在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前，确切地说是在出访非洲几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之前，母亲一直都为幼年失去父爱和第三次怀孕失败的悲痛阴影所困扰，无法自拔。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悲痛，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作为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愿望是出自本能的，母亲实在无法摆脱这种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在她与我父亲、卢卡的父亲离婚之后，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因为她想尽力让我和卢卡在尽可能完整的家庭关系中健康成长。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喜欢孩子。母亲曾经说：“我从小就喜欢小孩子，喜欢亲近他们，也许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曾经在农贸市场里试图把别人家的孩子抱出婴儿车，弄得我母亲非常尴尬。我生命中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拥有两个出色的儿子，这让我很幸福。人们不仅有被爱的需要，同时也有付出爱的冲动，这也是一种需要。”在母亲的世界中，孕育新生命能够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也是治疗她童年创伤的一剂良药。当她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孕育新生命时，帮助其他的孩子也能够让她感觉快乐。有一段时间，“捐助疲劳症”成为很多人道主义者的口头禅，他们往往只是拿出一些钱，而不愿意为那些孤儿考虑更多，母亲为此曾经多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大声疾呼。“捐助疲劳实际上就是同情疲劳，对于今天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来说毫无帮助。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可奈何更悲惨的事情了。”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心中都是那些遭受苦难的孩子，每次见面她对我们的关注往往只是最初的几秒，然后话题就转移到如何帮助那些孩子们。据我所知,是罗伯特·沃尔德斯向母亲介绍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宗旨和工作，在母亲生命中最后的12年中，沃尔德斯一直和她在一起。1987年10月，母亲应她的表哥、前荷兰驻葡萄牙大使范乌弗尔德的邀请，和沃尔德斯一同前往澳门参加了一个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的音乐会。母亲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庆典上作了演讲，她对孩子们发自肺腑的爱深深打动了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高级总裁詹姆斯·格兰特，格兰特先生当即向母亲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够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母亲接受了这个邀请，从格兰特先生那里领取了象征性的一美元薪水。1988年4月，母亲开始了她作为亲善大使后的第一次访问，第一站就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 第11节 病痛

1967年在纽约

由于从小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母亲并不喜欢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卢卡对母亲的病都一无所知，不过罗伯特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他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曾经在瑞士请很多专家检查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1992年10月，母亲受邀将前往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母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当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看到母亲的时候，她显得非常疲惫，神情也相当紧张。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只乘坐经济舱，有一段时间，她和罗伯特会互相为对方购买商务舱机票作为礼物互赠，一起去旅游度假或者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头等舱，那还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和罗伯特的强烈要求。母亲认为，在一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乘坐头等舱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同样，母亲认为汽车也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们家并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样拥有诸如法拉利一类的豪华跑车，车库里只有沃尔沃和奥迪，母亲信赖它们。母亲几乎不自己开车，这一点让我很奇怪，虽然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罗马，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开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这个问题。在我记忆中，母亲刚刚拿到驾驶执照，我父亲就送给她一辆雷鸟跑车。但有一天母亲拍完戏后自己开车从摄影棚回家，一个女人开车从后面撞上了她，虽然很显然那个女人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她却相当的蛮不讲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母亲头上。母亲回家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相当愤怒。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那个女人在得知母亲的身份之后决定起诉母亲，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通过与名人打官司让自己也变成名人。这件事以后，母亲决定卖掉那辆跑车。对车祸的恐惧、人性的卑劣导致的失望和愤怒，让母亲从此不再自己开车。后来再谈到这件事时，母亲说:一个好司机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质，但是她不具备，并且也从来没打算具备，所以她不能成为一个好司机，也就放弃了开车的想法。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母亲也许有些偏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罗马或者巴黎，开车确实是这样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1992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来越紧凑。由于所有的机票都由基金会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直达航班，所以母亲和罗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转机。虽然罗伯特乐观地认为这种将长途飞行分割成若干个短途飞行的方式能够缓解疲劳，并且减少时差的困扰，但是这种方式却将整个飞行路程拉长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刚从发展中国家回来，马上又要到一些发达国家做宣传报道。在那里母亲会接受一些采访，向人们讲述她在那些战乱或者饥荒横行的地区看到的悲惨景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些募捐活动。他们两个人一年的生活几乎都由这两种活动组成，中间会有几个星期的间隔时间让他们习惯时差的变化，然后重新上路开始下一段旅程。这样的疲劳工作对母亲的身体危害很大，然而她仍然乐此不疲。每次回来她都会向我们讲述她所见到的那些孩子的不幸遭遇。在她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失望和悲悯，她对那些国家的政府对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解。有人曾经问她，很多不幸事实上都是由当地的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常年征战造成的，而这些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依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呢？母亲面对类似的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答案:“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街上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的心脏仿佛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的车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上马路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母亲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每次都要聊很长时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对我说，她刚从地狱回来。我想要她说得更详细些，但是母亲不愿意在电话里说太多，她说到了洛杉矶之后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在洛杉矶，母亲告诉了我她心中的忧郁。她在上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索马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幸的儿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们还有能力去梦想明天，因为在那里有医院、有学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缮就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公路，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母亲总是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每年圣诞节，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都会讲述她的那些故事，关于她的旅行，关于那些孩子，关于那些访谈，还有关于当她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时的紧张。“那些议员都是很好的人。”母亲说，“想要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并不仅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么简单，不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前往国会演讲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母亲从不会将这些事情的功劳自包自揽，通常都是罗伯特在母亲说完之后忍不住又补充，丰富整个的画面。“她只往国会议员面前一站，说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美国政府就追加了6000万美元的援助。”每次听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很骄傲。然而当餐后的谈话结束，大家开始总结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会发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份额外的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劳和憔悴，总会试探着问她：“你什么时候会和罗伯特去度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法说服她停下来，我们只是希望她能够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然而即便是这么微小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洛杉矶的医生对母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医生建议，这个时候需要使用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母亲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两个小时之后，医生来到候诊室告诉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据他们推测，癌细胞最先可能是在阑尾附近生成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里，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医生估计大约五年前母亲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在母亲的体内繁殖得很慢，在发现的时候肿瘤并不大，然而坏消息是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已经开始扩散。导致母亲经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使得这个起到吸收营养物质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够让食物通过从而导致痉挛。医生切除了母亲的一部分回肠，希望这能够减轻她的痛苦。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更危险。那一次母亲被怀疑染上了当地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医生对她使用了一种药效非常猛烈的抗生素才帮助她脱离危险，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受了很大的罪，回来之后她曾经对我说，让我保证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任何人的劝说下服用那种抗生素。在为成千上万个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奔走多年之后，母亲却发现她自己不能吃饭了。为了治愈她的癌症，医生要求她必须完全不经过消化道吸收营养，这就是说，母亲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黄色的营养液来维持每天所需的能量。母亲曾经向我们描述过那些在难民营中等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孩子们，在他们眼中，一碗玉米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曾经看过母亲从非洲带回来的照片，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孩子甚至因为严重脱水，不能够直接进食，只能暂时通过静脉点滴维持生命。现在母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必须等待母亲开刀后的伤口愈合，然后才可以安排她接受化学治疗。我们全家人安排了时间表，轮流去医院陪她。我经常是在早晨去看望她，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先把最急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就开始浏览各种关于癌症治疗的信息，给每一个癌症康复中心打电话，了解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最科学的治疗方法，一忙就是几小时。不幸的是，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现在在癌症治疗中最普遍使用的化疗法从60年代开始基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整整30年人类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60年代，听起来几乎和中世纪一样遥远。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 第12节 远离家的家

星期天与母亲及安德烈在罗马的市场

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色相当专制粗暴。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鸡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母亲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母亲总是很坦然，所以，当她仅仅在内心发生了丝微的变化，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作为一对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脐带将我们一直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父母和孩子在某一个时刻会发生角色的互相转换，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充当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这个时刻到了。我们都知道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母亲和我不愿服输的精神让我们勇敢向前看，充满希望，坚信奇迹的发生，就像一对纯真的孩子，心怀美好。我开着那辆1973年出厂的白色别克敞篷车送她前往医院，而狗仔队在家门口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从我记事开始，狗仔队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外出吃饭还是周末郊游，不管是母亲接我们放学还是带我们购物，狗仔队都会跟着我们，特别是在罗马。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坐继父的车去参加一个周末午餐会，继父从一出家门就把车开得像飞一样，我从车后窗看到后面紧追不舍的狗仔队和飞速倒退的景物，心扑通扑通乱跳，疾驰的车速和不速之客让我感觉来到了赛车场。我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托斯卡纳地区一个中古世纪的小镇，参加当地举行的一个芭蕾舞戏剧节。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了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这份工作几乎延续了整整一年，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只有18岁，我特意蓄起了胡须。狗仔队发现了我们，一晚上都在追拍我们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下面还配上了说明文字：奥黛丽·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爱人。当看到这份报纸时，我和母亲都笑了，好在这些狗仔队没看出来我是谁。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把‘最新’两个字去掉的话，他们这次的报道倒也不算错。”这次事件之后，母亲开始担心狗仔队频繁的出现会影响到她和整个家庭的私生活。母亲也知道对付这些记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觉得这些全都是因为自己最初的选择，责任在于自己。因此你从来看不到母亲粗暴地对待这些新闻记者，反而母亲在他们面前永远保持着礼貌和优雅。自从母亲患病以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总是毫无根据地胡说我母亲是多么地垂危，没有康复的可能等等。这些让我们，包括母亲都格外地愤怒，连我们这些她最亲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队是怎么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成功了。之所以选择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医院，是因为我们确定没有人相信奥黛丽·赫本会乘坐如此一辆老迈破旧的老爷车去医院。我们的冒险成功了，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队们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车里，他们目送着我们开上了前往医院的公路，并没有人跟踪我们。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他告诉我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手术不能进行，他只能将母亲的刀口缝合。他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母亲没有多少时间了。当这些话从医生的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时间都停止了。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个人啊。”我能够感觉到内心的抽搐，但是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母亲应该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她看起来很平静，母亲从来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安乐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看着我，微笑，告诉我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母亲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母亲告诉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后来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他们吵醒了母亲，一群年轻的未来医生还对母亲的刀口指指点点。医院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病的地方了，甚至连安静都没办法给她。听完母亲的诉说，我感觉我的血液都涌到了嗓子眼，不过我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平静下来之后，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天就是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一起平静地坐在那间特别病房里，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着同样一个问题。也许现代医学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就是：及早检查及早诊断。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而不是突然得知深爱的人逝去时的震惊和悲痛。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入最低点，接下来的两个月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我们不再等待什么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或者苦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间的爱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宝贵，我们全情地付出，也许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在瑞士的家庭医生经常说：“如果你活得快乐，那么你也会死得安详。”这两点母亲都做到了。我们回到了康妮的家，几星期后，母亲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纪梵希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我们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亲一生中都不喜欢炫耀，这种高调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其实母亲完全有能力也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但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如何，这次飞行让我们很兴奋，因为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母亲出院之后我们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过圣诞节，但是如何带着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际旅行让我们头疼。当我把休伯特的建议告诉母亲时，她的眼睛里满是喜悦和感激的泪花。她催促我给休伯特打电话，我拨通了电话，把话筒交给母亲，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法语不停地说着：“休伯特，我太感动了。”挂上电话之后母亲兴奋得就像个孩子，也许是休伯特的话令她难以置信。“他对我说，在他生命中，我意味着全部。”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第四章 他们中的一员 第13节 纪梵希与母亲

《龙凤配》试装照

休伯特·纪梵希不仅仅是母亲多年来各式礼服的提供商，也是现代好男人的经典形象。“想要做一个绅士，你必须首先做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母亲总是这么教育我们，这句话用来形容休伯特再恰当不过了。他们两人一起创造了母亲清新脱俗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奥黛丽·赫本的审美品位。她将他设计的服装视作美丽的花瓶，能够让田野上普通的花朵变得更加美丽；而他则把自己设计的服装看作普通的花瓶，在花朵的天然美丽衬托下才显得引人注目。作为他们两人合作的结果，母亲总是被视作世界上最高雅、最有品位的女人。事实上，高雅源自于他们二人内心的价值观，这并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而是由于谦逊品德的自然流露。休伯特经常开玩笑说，母亲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然而正是这个诙谐的家伙为母亲设计出了那条经典的黑色连衣裙。那简直就是一件灵魂放大镜，它看起来仿佛是保守风格的礼品包装材料，然而却能够完美展示母亲内心的品质—平凡中的高贵。当母亲穿着这条裙子出现在全世界面前时，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上了这个形象。不论是中年妇女，还是年轻的姑娘，都想拥有这样的裙子。母亲一直认为，每个女人都应该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在这个风格的基础上，根据时尚流行和季节变化去装点修饰，而不是做一个时尚的奴隶，不停地模仿某个明星的样子。她总是告诫我们应该穿朴素随意的衣服，而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穿衣哲学是:“穿着休闲夹克衫出席一些要求正装的场合，要比穿着正装出席一些非正式场合好得多。”母亲的时尚哲学与那些老派的绅士非常相似。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位绅士数十年如一日地钟爱某一种风格的服饰，但是很少看到有女人会这么做。根据这个原则，母亲选择出席各种场合最合适的衣服。拍电影的时候，母亲也是这么做的，在研究角色时，她总会考虑在这样的场景下，应该穿什么衣服最合适，而不是简单地穿上工作人员提供的服装。不过在与休伯特合作之后，母亲不再需要为自己的衣服担忧。对母亲来说，服装最重要的不是款式，而是质地。古巴人有一句谚语：“便宜的东西往往会花掉你更多的钱，而昂贵的东西往往会替你省钱。”便宜的东西虽然一开始帮你节省，但是往往使用寿命却比不上贵一些的东西，当然，贵的东西必须是因为它的品质好，现实中有太多虽然贵但品质一般的东西。鞋子对母亲来说同样很重要，与衣服相比，鞋子材质的品质更重要。母亲总是说，鞋子最好能够比脚大半号，再加上舒适的材质，才能算是一双好鞋，因为过小的鞋子长时间穿着会对脚造成伤害。萨尔维托尔·费拉加莫是当时最著名的鞋子设计师，也是母亲的好朋友。在他的自传中他曾经写道，当他看到一双脚为了迎合所谓的时尚而不得不挤进一双并不合适的鞋里受尽折磨时，内心深处是多么的痛苦。这也许就是他能够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鞋子设计师的原因。他设计鞋子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让穿鞋的人更舒服。某些来自东方的哲学思想认为，脚是储藏精神和灵魂的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设计鞋子该是一份多么有趣的工作。“越简单越好”，这是母亲穿衣哲学的精髓部分。休伯特一直记得他与母亲的第一次约会。他在工作室里接到一个电话，对他说赫本小姐正在巴黎，想与他见面，讨论一下能否在下一部电影中展开合作。约会很快就定下来了，休伯特后来说他当时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将要约会的、甚至有可能将要合作的是大名鼎鼎的凯瑟琳·赫本。当休伯特打开大门时，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穿着威尼斯船夫外套的小女孩，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原来不是凯瑟琳·赫本，休伯特带着一肚子的惊讶，忍不住笑了起来。后来休伯特告诉我们，他一直记得那一瞬间产生的化学反应，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用头脑而不是眼睛为母亲设计服装。风格这个词现在被大量地使用，对母亲来说，风格意味着一种内在美的延伸，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尊重，对人类的希望。如果说风格是高雅纯洁的，那么是因为她相信简单的力量。如果说这种风格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是因为她相信品质的力量。直至今日，母亲仍然是很多潮流追随的偶像，这是因为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形象，并且坚持了一生。她从来不是一个潮流的跟风者，也从来不每一季都更换掉所有的衣服。她也喜欢时尚的东西，但是只是把它们当作自己风格的点缀。“好好照顾你的衣服。”母亲总是说，“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所以她从不穿着夸张显眼的衣服出席活动。母亲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大明星，因此她总是保持低调，努力工作，并从中获得快乐。她的风格就是她为人原则的延伸。母亲令人尊敬，不是因为她的外表或者她的风格，而是当你了解她之后，你会深深地被她的机智、坦率和百分之百的真诚所倾倒。

第五章 寂静的灵魂 第14节 索马里之行(1)

第五章 寂静的灵魂第14节 索马里之行

1992年在索马里

索马里是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拜访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最混乱的状态。母亲和罗伯特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以及筹措资金。但是当她询问如何办理进入这个国家的签证时，有人微笑着给了她这样的答案：“到那里不需要签证，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政府。你只需要乘飞机飞过去，同时祈祷自己乘坐的飞机不会被击落就可以了。”本来，全世界的人们还没有机会直接看到种族屠杀和成千上万名濒临死亡的饥民挤在难民营中的景象。可是，在母亲的访问旅程之后，所有的事情和关注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到了这里。最后，国际社会采取了一些迟来的和被误导的措施，试图制止屠杀等行为。这些场面就是我在电影《超越边界》中看到的那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母亲在索马里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她的心中，经过索马里之旅以后，她对于社会不公正的愤恨以及对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孩子们的感情却达到了顶点。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心中充满了对于人类自己的仇恨。”她经历过战争，也听到了世界上忏悔的声音,“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可是她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事实上这种惨剧还是在不停地重复上演，这是非常不幸的。同时，她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在她的任期内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媒体对她依然有兴趣，所以也会对索马里关注。我们曾经发誓不让大屠杀重演。她想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非洲，这样的屠杀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难民们并不是被强行纳入收容营，而是他们因为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而感到非常的绝望和极度的疲乏，心理上感到非常的耻辱，只能把这里当成最后的归宿。我在想，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不会用鄙视的心理偷偷地想，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还过着这样差的生活？可是他们无法摆脱这种境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情况是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的战争在升级；另一方面他们又几乎一无所有。离开首都，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道路、学校和医院这些基础设施，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母亲逝世之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建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的原因。她相信要改变这一情况只有通过教育，而我们的“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正是致力于此的。我们的基金会在母亲认为最需要基础设施的四个非洲国家开展教育计划，这四个国家是：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基金会成立四年后，我们又加上了卢旺达。今天，我们承担的任务正在增加，我们正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我们的基金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年计划。“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的目的是让全球一亿两千万孩子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发展缓慢是因为殖民统治的退出。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母亲说:“首先获得自由，然后再发展自己。”非洲国家获得了自由，但不幸的是，所有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设施都是临时性质的，更为悲惨的是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得到教育。“像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受教育人口的比率甚至超过美国，也有基础设施。他们自己可以拯救自己。”而非洲不可以，这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后遗症。母亲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说时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一句:“还有什么比孩子更重要？”她并不是设问或仅作一个姿态，她相信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有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更重要的？在人的一生中，有什么比童年时的爱、温暖、关怀、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某种程度上，“全球”这个词只在与“经济”相联系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巴西和日本的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当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们投资在股市上的珍贵财产出现缩水的时候，我们烦恼，我们焦急，我们忧虑，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的儿童们正在死于贫穷、饥饿、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母亲常常提醒大家，获得这种生活资料的花费仅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时，我们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观察”。她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居住的56亿人口中，30亿人每天花销不到2美元，2亿人花销不到1美元，15亿人连水也喝不上。这意味着，9亿人生活在一个世界，47亿人则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两者之比约是5:1。她常常深思，我们能做些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孩子死于饥饿，我们的孩子忙着减肥，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吗？”母亲在1988年3月说:“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它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接触也不得不越来越频繁。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富有的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她经常提醒人们，只要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百分之一点五就可以消灭这个噩梦。当我们的孩子们发现我们曾错过了这个如此重要的机会，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第五章 寂静的灵魂 第14节 索马里之行(2)

第五章 寂静的灵魂第14节 索马里之行

1992年在索马里

索马里是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拜访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最混乱的状态。母亲和罗伯特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以及筹措资金。但是当她询问如何办理进入这个国家的签证时，有人微笑着给了她这样的答案：“到那里不需要签证，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政府。你只需要乘飞机飞过去，同时祈祷自己乘坐的飞机不会被击落就可以了。”本来，全世界的人们还没有机会直接看到种族屠杀和成千上万名濒临死亡的饥民挤在难民营中的景象。可是，在母亲的访问旅程之后，所有的事情和关注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到了这里。最后，国际社会采取了一些迟来的和被误导的措施，试图制止屠杀等行为。这些场面就是我在电影《超越边界》中看到的那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母亲在索马里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她的心中，经过索马里之旅以后，她对于社会不公正的愤恨以及对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孩子们的感情却达到了顶点。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心中充满了对于人类自己的仇恨。”她经历过战争，也听到了世界上忏悔的声音,“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可是她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事实上这种惨剧还是在不停地重复上演，这是非常不幸的。同时，她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在她的任期内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媒体对她依然有兴趣，所以也会对索马里关注。我们曾经发誓不让大屠杀重演。她想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非洲，这样的屠杀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难民们并不是被强行纳入收容营，而是他们因为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而感到非常的绝望和极度的疲乏，心理上感到非常的耻辱，只能把这里当成最后的归宿。我在想，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不会用鄙视的心理偷偷地想，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还过着这样差的生活？可是他们无法摆脱这种境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情况是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的战争在升级；另一方面他们又几乎一无所有。离开首都，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道路、学校和医院这些基础设施，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母亲逝世之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建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的原因。她相信要改变这一情况只有通过教育，而我们的“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正是致力于此的。我们的基金会在母亲认为最需要基础设施的四个非洲国家开展教育计划，这四个国家是：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基金会成立四年后，我们又加上了卢旺达。今天，我们承担的任务正在增加，我们正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我们的基金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年计划。“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的目的是让全球一亿两千万孩子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发展缓慢是因为殖民统治的退出。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母亲说:“首先获得自由，然后再发展自己。”非洲国家获得了自由，但不幸的是，所有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设施都是临时性质的，更为悲惨的是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得到教育。“像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受教育人口的比率甚至超过美国，也有基础设施。他们自己可以拯救自己。”而非洲不可以，这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后遗症。母亲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说时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一句:“还有什么比孩子更重要？”她并不是设问或仅作一个姿态，她相信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有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更重要的？在人的一生中，有什么比童年时的爱、温暖、关怀、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某种程度上，“全球”这个词只在与“经济”相联系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巴西和日本的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当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们投资在股市上的珍贵财产出现缩水的时候，我们烦恼，我们焦急，我们忧虑，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的儿童们正在死于贫穷、饥饿、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母亲常常提醒大家，获得这种生活资料的花费仅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时，我们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观察”。她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居住的56亿人口中，30亿人每天花销不到2美元，2亿人花销不到1美元，15亿人连水也喝不上。这意味着，9亿人生活在一个世界，47亿人则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两者之比约是5:1。她常常深思，我们能做些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孩子死于饥饿，我们的孩子忙着减肥，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吗？”母亲在1988年3月说:“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它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接触也不得不越来越频繁。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富有的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她经常提醒人们，只要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百分之一点五就可以消灭这个噩梦。当我们的孩子们发现我们曾错过了这个如此重要的机会，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第五章 寂静的灵魂 第15节 世界是一个村落

星期天，在罗马的市场与母亲及安德烈。

在我阅读大量的资料、文章和几百份报道时，我发现了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的一篇演说，母亲把下面的部分特地划了出来。47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给了400万美国人工作机会。第三世界的需求和经济增长正在以我们两倍的速度发展。目前，这47亿人占有着世界生产总值的18%。25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30%。但是在他们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在污染着我们的空气、水和环境。谁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环境的恶化必将在人类准备采取措施对付它之前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美国要承受环境问题的冲击呢？因为美国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55%，就像日本占有远东经济总量的75%一样。如果你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就能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约90%。她问过：“你痛过吗？如果有，你一定记得如何用止痛药去消除疼痛。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7亿人，正在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失去亲人、饥饿、病痛、干旱、战争、卖淫、享受不到人权、酷刑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尽力地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我看到那么多人类的灾难时，禁不住开始咒骂起平时的自己。但是我确信，无论是沃尔芬森先生还是我母亲，在提出这些重大问题时，都没有任何的讽刺挖苦。相反的，他们是以从那些穷人身上发现的单纯和高贵的心态来讲话的。意大利有一句谚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母亲非常喜欢这句话。无论你到任何地方，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沃尔芬森先生在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之后，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内走遍了世界上的85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中部非洲贫穷的村落，还是巴西的贫民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情是，那里的人们都不希望得到施舍。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机会。我觉得，居住在贫民区和贫穷村落里的人们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和贫民区以及农村的人们打交道上。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怜悯的群体。你也许会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而怜悯他们，但是他们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这是以前我所不了解的。我以前也常常旅行，但是只是出没在宾馆饭店或者游乐场或者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农村。我从信件中从来无法得知，一个位列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竟然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的帝国统治的地域竟然远达埃及。我从来不知道，中美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果我们给这些人民机会的话，他们会交出令人惊异的答卷。我感到悲观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中，蕴含着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我对人民有着超出以往的乐观。我相信人民，但是却对世界各国的国会中的争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失望。我们的国会，将事关未来的话题抛开，只关心眼前的选举话题。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都缺乏能够放眼中长期的领导力。大部分人也不关心，因为他们看不到。我这些话也许就像旷野中微弱而无力的嘶喊，我的银行中的10000名同事也是，但是，根据我超过60年人生的经历，我还是要说，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事业，将使得我们子子孙孙的生活变得不同。我绝对不怀疑这一点。有趣的是，尽管母亲深深被这些话打动，但她从来不会把话讲到那种程度。她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非常尊敬，她相信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和舵手。母亲对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有着正确的评估。她知道有些事自己办不到，但是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人道主义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一门和做演员完全不同的学科。她努力地阅读相关书籍，勤于思考和请教，直到弄清楚每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她在做演员过程中养成的职业习惯的延续。我可以大胆地说，相对于那些只是把“人道主义”当作工作的人来说，她已经把人道主义当成了毕生的追求和理想。然而即使如此，母亲在索马里看到的一切还是令她异常震惊，她从情感上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有谁能接受呢？即便是一名接受过职业训练的护士，也不可能在面对如此多的人间惨剧时保持无动于衷。尽管已经出奇愤怒，但是母亲内心深处的优雅气质还是令她保持克制：“我相信这并不是由于整个社会的集体犯罪，但是我相信整个社会都应该为这里的一切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母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都应该为非洲那些濒临死亡的儿童负责呢？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在她的一本书中引用过一句非洲的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母亲也经常使用这句谚语，她是如此理解的:仅仅依靠父母是不够的，老师也是不够的，医生、朋友等等任何人的个体力量都是不足够的，只有所有人结合在一起，才能给孩子们一个成长的健康空间。母亲的意思是说，照顾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孩子们成长，并不是某个个体的责任。她认为，当孩子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消除国家之间政治或者经济的壁垒，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当今世界，合作趋势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欧洲成为了一个同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有预言家浪漫地估计，未来我们的星球会成为一个大联邦。我们梦想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不会再受到疾病的困扰，不会再有战争的威胁。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自由联络到电话线另一头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别忘了，世界上还有50%的人还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坚持下去，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成就而感到满足，直到我们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才可以停下来休息，也许终我们一生也看不到这一天，但是我们的儿子、孙子会继承我们的事业。否则，我们都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受到沉重的惩罚，整整一代的孩子可能都会迷失他们的方向。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0.5%就足以帮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此以后他们就可以自我发展走向富裕的生活。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么10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动荡生活会让人类付出什么代价？当一个孩子在到处都是毁灭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他会信任我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未来？母亲说过:“如果让我把所有想说的话用一句话来概括，在我还有呼吸之前我都会说，那些埃塞俄比亚的人民，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是他们惟一的渴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仿佛给了他们一把铁锹，让他们有可能挖出一眼井水，灌溉他们的未来，而不是为他们的孩子挖掘坟墓。”母亲说，她在非洲从来没有看见过乞求施舍的双手，她只看见这些不幸的人的高贵举止，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里，无法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人竞争，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憎恨生活。罗比和约翰·埃萨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摄影师，他们都向我描述了一件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时在索马里的难民营里没有人知道母亲是谁，他们只是知道，每一次标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飞机降落之后，都会从机舱中走出一名女子，她几乎和他们一样消瘦，她文雅而平和，眼里饱含着纯真和善良。在一次访问的最后，这位女子在离开前走进了一座简陋的建筑物里，那儿有许多饥饿的孩子，他们排成长长的一队，领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当时索马里的情况极端恶劣，只能用麦片粥充饥。她走上前去与那位正在散发食物的联合国官员交谈。在长长的队伍中，有一位小女孩显得很特别。饥饿使她看起来有些虚弱无力，她焦急地不断向前探望，当她的目光触及到那个女子时，她似乎呆住了，也许这个女子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温柔和母性令她在一瞬间产生了一种冲动。她扔下手中的盘子，向那名女子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她。这个女子非常安静，也紧紧地拥住了小女孩。那一刻，感情的需要超过了生存的需要。女孩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个神秘女子怀中得到的温暖和希望。当罗比和约翰向我们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眼中都含着泪。约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在他的相机下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画面，可当时他放下了相机，只为了令这一刻只完全属于母亲和这个小女孩，他放弃了拍下一张经典照片的机会。我们经常谈论，生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母亲为自己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骄傲。很多时候，虽然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和疾病使得他们无法挽救这些孩子，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告别世界时保持心情的平和，不必遭受更多的痛苦。母亲认为，让一个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的孩子在充满感情的母亲般的怀抱中死去，总比让他们带着被虐待、童工、雏妓或者战争的记忆死去强，即使这个人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母亲曾经满怀同情地向我描述过在吉斯迈乌发生的事情，那里是她到达索马里之后访问的第一个救助营。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女孩沿着救助营边缘的篱笆摸索着寻找前进的道路，身上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蓝色衣服，一大群苍蝇和不知名的昆虫围着她飞来飞去。母亲当时震惊了，对她来说，这个小女孩是索马里儿童悲惨生活的具体形象，她被这个世界遗弃了。母亲试图去安慰她，去帮助她找到她要走的路。然而一瞬间，小女孩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也许长时间的苦难和孤独已经让她不再习惯别人的帮助和爱护。母亲经常说，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立场上考虑问题是一种优良品德。母亲一生都在锻炼自己的这种能力，就像锻炼肌肉一样。这也许是她与生俱来的品质，经过她一生的磨炼益发熠熠生辉了。这种非常有价值的换位思考好像一架显微镜，使她能够看到或者感受到其他人比较隐私的感受和灵魂，这对她的演艺生涯也很有帮助。而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期间，这种能力又成为一个放大器，将那些孩子所遭受的痛苦扩大数倍，令母亲感同身受，比如这个失明的女孩就让母亲情绪低落了好久。母亲形容这种状况为“情绪饥渴”，“一种用食物无法满足的饥渴”，母亲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最为敏感。母亲曾经写道：“来自成人世界的忽视和羞辱可以杀死孩子们的信任，孩子们的希望，和孩子们的想像力。”母亲试图与这个失明的女孩交流，安慰她的孤独和寂寞，然而并没有成功，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只有空虚和痛苦。也许正是母亲内心隐藏的悲伤征服了世界，让人们喜欢上她。虽然最后她找到了和平和爱，悲伤却占据了她一生。她是如何成为我们浪漫世界中最受欢迎的偶像，成为感情世界里的圣女贞德的呢？她眼睛中的忧伤讲述了所有的答案：“我明白，我明白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请让我梦想，让我成为你的安提歌尼（底比斯王俄狄普斯之女, 因违抗禁令而自杀身亡）。”母亲从来没有对现实妥协，她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梦想：梦想有一天她的父亲会突然出现把她搂在怀中；梦想有一天士兵们停止战斗，孩子们都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梦想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幸福、快乐。在发达国家，我们保护人权，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命却根本谈不上价值两个字，孩子虽然是明天的希望，但是由于他们无法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他们的处境往往更糟糕。如今，电视画面将这些孩子们所遭受的痛苦传递到了千家万户，这让母亲多少感觉一点安慰。在她从索马里回国之后，被问及政治在这幕人间惨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时，母亲回答说：政治对我而言是一种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政治的手段非常复杂。我猜测政治的定义是，为人民、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人道主义的意思是为人类谋求福利。对人类遭受的磨难做出反应，也许这才是理想中政治的角色。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引用下面这个例子的原因。在索马里，人道主义帮助这个国家不至于彻底陷入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必会取代如今那些带有人道主义作用的政治行为，我希望这一天尽早到来。这也是我希望前往索马里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做很多，而是因为人们对那儿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我能够让更多的人关心，能够为哪怕仅仅一名儿童大声疾呼，那么就已经足够了。

第六章 和你在一起 第16节 一篇演讲稿

回顾我母亲的一生和她所取得的成就，在她为社会所做的许多贡献中，最令我骄傲的是她为儿童所做的工作。在她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了18个月后，她写下了本章中的这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你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的责任感，她的灵魂和她深刻的直率性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奥黛丽·赫本女士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演讲应“百分之一”发展基金的邀请1989年6月13日 日内瓦就在18个月前，当我有幸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之前，每当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母亲和儿童遭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时，我常常会感到无限的绝望和无助。现在当我再看到这样的故事时，已经不那么觉得无助了。因为现在我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另外一些组织、机构、教会、政府都在努力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还应该为那些处于危险状态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们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处于仅仅能够活命的状况。尤其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需的财力上的帮助相对于全世界的花销来说，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我们也明白，拿出不到世界经济0.5%的力量，就足以根除地球上最贫穷的情况，使这些人们在今后十年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换句话说，人类的资源不存在不充足的问题，不充足的是人们的意愿。人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真正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了什么？很明显，我的职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社会了解和意识到儿童的需要。如果我是一位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宗教学家或者文化专家的话，我将能更深刻地了解当今世界上的儿童问题。尽管我不是上述任何一种专家，但是，我是一位母亲。非常遗憾的是，现在儿童事业仍需要很大的支持，许多儿童处在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威胁之中。你不用知道确切的数字，只要看看那些瘦小的脸庞和生病中的透明的眼睛，你就会明白他们生活在怎样的处境中。这些都是严重营养不良病症的表现。导致这种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维生素A，这会导致眼角膜受损甚至于部分或完全失明，几周之后可能就会死去。在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每年会发生有50万之多的此类病例。今天，实际上有上百万的儿童正在受到失明的威胁。毫无疑问，我和基金会的其他志愿者在全世界旅行，不只是尽最大力量寻求社会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在向那些地区的人们普及最基本的医疗知识，告诉他们如何抚养他们的孩子。其实每年只需要8美分就能使一个孩子不至于失明，8美分只是两片维生素A的价格。我很久之前就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约45年前，在刚刚被战火蹂躏完的欧洲，我是几万名饥饿的儿童中的一员，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战争结束，我们从饥饿、压迫和持久的暴力中解脱了出来。但是我们当时几乎赤贫，就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贫穷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贫穷导致缺乏帮助自己的手段。这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做的—使人们拥有能够帮助自己的能力，给予他们发展的援助。在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穷人更加贫困，而最贫困的人负担则最重。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与干旱、洪水或者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贫困并不会常常被媒体关注，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也得不到社会的注意。贫穷问题不只在特定的地方发生，它在两个大陆的贫民窟、棚户区和被忽视的农村地区广泛地存在。贫穷问题也不只在特定的时间发生，很多年以来，贫困人口一直持续增长。尽管贫困问题并没有上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但是却威胁着上百万人的生存。贫困问题的发生，也不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生产和这些发展中国家手工劳作的产品差异。举个例子说，在非洲，尽管国家进行了改革，气候条件有了改善，农业产量也显著增加，但是他们辛苦劳作的所得却被国际经济趋势和农产品价格的猛烈下降所破坏。他们目前被迫要以4倍的钱数来还贷款。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最贫穷的部分还源于经常发生的挪用盗用资金以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严重分配不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是为了儿童，而不是为了国际经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全球超过100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在这些工作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遇到了一些国际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金融巨子的走廊中看到，不会在债券汇率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也不会在债务谈判桌上发现，这些问题出现在儿童的面庞上。这些问题包括：儿童们正在发育的身心正在受到哪怕是暂时性的贫困的伤害。人类大脑和身体的发育情况，是在5岁之前就奠定了基础的，而且不会有第二次发育的机会。儿童们今天的个人发展以及明天对于社会的贡献，都在隐性地被当前的经济情况所塑造。儿童们也正在付出最昂贵的代价。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成百万的最贫穷的家庭正在把20世纪80年代变成一个饥荒的年代。今天，承受无节制的借款带来的沉重负担的不是军方，不是那些外国银行家，也不是那些预支过奢侈生活的人，而是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缺乏的穷人，是缺乏必要的食品维持健康的妇女，是因为缺乏医疗和营养不良而影响生长发育的婴儿，是连上学的机会都被剥夺的儿童。当这种影响反映到儿童死亡率的上升时，这简直就是违反人性的暴行了。这绝对是不正当的。目前，一个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应该减少，使得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够从沉重无比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同时走上复苏和真正发展之路。世界人口增长正在逐渐受到控制。变化正在各地出现。但是如果在目前的时刻，我们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这个机会，去发现一个新世界并且有勇气去把这个新世界变为现实，那么在未来十年里，我们就很有可能去解决威胁人类的三大主要问题:战争、环境恶化和贫穷。废除奴隶制度、终结殖民地制度、取消种族隔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妇女权利的承认都是当代重大的社会变化。这些社会变化都是从文字上的承诺开始最终变成实际行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应该关注儿童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的梦想—召开一次国际儿童首脑会议并且签署一份《儿童权利协定》—一定会变成现实。现在，每天都有40000名儿童失去生命（到2003年这个数字会是35000），每周死亡儿童的人数是280000（到2003年是245000）。无论洪水还是地震，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灾害能够夺走这么多儿童的生命。导致儿童死亡的杀手是一些悄悄蔓延的疾病，例如骨髓灰质炎、破伤风、结核病、麻疹等。最恐怖的是痢疾引起的脱水症，这是由于饮用不卫生的水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这些疾病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给一个儿童进行预防接种只需要5美元，防治脱水症只需要6美分，每年花费84美分就可以防止儿童失明。为什么政府宁愿花巨资购置军备，而不愿意把钱花在儿童身上？儿童应该是最伟大的财产，是和平的希望。我必须承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有时让我觉得很受打击。当我停下来想到，有许多事情—例如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无法做到时，或者当我与一些偏执的愤世者—他们认为贫困和痛苦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导致的—交谈时，我常常感到悲哀和失落。要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不是依靠让儿童们死去，而应该依靠计划生育和生育间隔。通过给予世界上的穷人更好的生活，给予他们健康、教育、房屋、营养和人权等，可以使人口增长速度降低。这些措施不是免费的，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我们可以给予这些国家帮助。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已经证明，通过在公共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努力，可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世界银行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人口增长趋势从此以后将从增长变为减少。一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降低之前能够实现出生率的降低。换句话说，家长应该生育两个孩子，同时保证这两个孩子都能生存下来，而不是生育六个子女，只希望其中两个能够存活。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要致力于对母亲们进行有关如何照料子女的教育。因为，母亲是儿童们最好的“保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一切与妇女的健康、营养、卫生、教育、扫盲等有关的教育计划。因此，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现在的战争不再仅限于战场，恐怖和屠杀正在各地蔓延。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了难民，因此也在暴力恐怖的阴影下长大。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前的任务，无论是把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儿童遣返，还是要教会这些只见过死亡的孩子们游戏，都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查理斯·狄更斯说过:“在他们自我存在的小世界里，没有什么比不公正更容易被儿童们感知和察觉。”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投入来避免不公平的现象，但是面对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悲剧时，我们常常望而却步。为什么，选择采用低成本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儿童？领导人、父母和年轻人—年轻人拥有尚未被岁月模糊掉的纯净的心灵—应该记住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应该去解救那些生下来就面临沉重负担的儿童。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不止应该保证儿童能够维持生命的存活，还应该使他们远离感情的、社会的和身体上的虐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不安和暴力的世界。要使这个设想变为现实，必须靠我们自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和苏丹等国。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东西的手，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对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职责是保护儿童，使他们远离饥饿、干渴、疾病、虐待和死亡。但是今天，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更危险的威胁—“人类对自己的不人道”，即对环境的破坏。人性最黑暗一面体现在污染了我们的天空和海洋，毁坏了我们的森林，消灭了上千的美丽的动物。难道儿童会是下一个吗？这是我们要起来反对的。因为仅仅给儿童注射疫苗，或者给他们食物和水已经不足以保护他们了。人类正在破坏我们拥有的最亲密的一切和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生存的土壤和我们最宝贵的儿童。只有消灭人类这种破坏的欲望，才能保护儿童。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严重的贫困，萨尔瓦多的内战，还是苏丹的种族屠杀，我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些地方都没有自然灾害，有的只是人类制造的悲剧。而人类解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苏丹生命线”计划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也面临着困难：苏丹是个辽阔的国家，缺乏基础设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网络、通讯系统。但是，即使这个行动只能达到它一半的目标，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因为它不只拯救了几千条生命，而且给了苏丹希望。联合国将证明，只有和平安宁的环境，才能拯救儿童；只有和平才能使人类生存；只有发展才能让人们生存得有尊严、有未来。在我们的未来，当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已经履行了人类的职责时，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未来。你们“百分之一”基金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例子。但是联合起来就是关于爱和人道主义的榜样。只要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谢谢！

第七章 “永远”的价格 第17节 回家(1)

1988年，母亲和她的奶奶。

1992年12月19日，母亲最后一次手术后，我们准备回到瑞士。医生告诉我们，我母亲也许做不到这一点。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机舱内的气压变化会使得她的肠内某个多重闭合破裂，从而导致腹膜炎。医生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在一个小时以内便会死于血毒症，然而，我们在拜访了她的亲密好友比利·威尔德和吉米·司徒华特之后，我们还是去了机场。当我们就要上车时，应该是母亲和康妮说再见的时候了。她们俩也都知道是时候了，但是她们也都知道应该怎样来告别。她们吻别，就像不久就又能见面一样。她们在草坪前站了一小会儿。尽管只有一小会儿，我还是十分欣赏她们两个那种从容的优雅表现。飞机爬升很慢，降落时也是十分平缓，以保证机舱内的气压尽可能地逐渐改变。我们必须在格陵兰岛加油，这使得危险无形中增加了两倍。当飞机的轮子接触到日内瓦的跑道时，母亲轻声说：“我们到家了”。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架私人飞机也许是我们体验过的最有用的奢侈品。我们在12月20日抵达瑞士。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集中精力准备马上就要到来的圣诞节。我们得知，在瑞士，想在假期的时候找一位家庭医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找了贝蒂，她是一位很好的护士，她在色达斯－西奈医疗中心（Cedars-Sinai,美国一家著名的医学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曾经照顾过母亲。我们请她回来并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假期。这对于贝蒂和她的家庭来说，却是个艰难的选择。我记得，贝蒂的丈夫曾经来医院看望我们。从他的眼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决定让贝蒂来这里和我们一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圣诞礼物:贝蒂一家把他们圣诞节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我们。每天，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陪同母亲在“和平之邸”（La Paisible）的花园里散步。“和平之邸”是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30年居住的地方。在拍完《龙凤配》之后，我父母搬到了布尔根施托克。布尔根施托克是一个山顶小村，面对着瑞士的卢塞恩镇。我就出生在卢塞恩镇。但是那里寒冷的冬季使得他们很快就打算在日内瓦湖畔另寻一个温度适宜的居所。母亲说，他们当时带了三明治，把暖瓶里倒满茶，乘坐火车从卢塞恩到洛桑去寻找房子，像郊游一样。她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和平之邸”的那一天。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她，那所房子也许要被出售。所以她让车停在房子的不远处，站在车篷下观看。那时正是春天。这所房子是一栋18世纪的农舍，周围有两英亩半的果树。她看到的是满眼的樱桃花，房子就掩映在红花绿树之后。她记得，看到这座房子，使她有一种蝴蝶在身体内飞舞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回到了家乡。我非常感谢那些在她身体内飞舞的蝴蝶，它们使她对未来有了美好的期望。我们家人通常在圣诞节团聚。今年更是这样，因为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母亲不喜欢别人为她花费，她也不喜欢送别人华而不实的礼物。她通常会挑一些像铅笔、橡皮、信笺这样的小东西。有一次我送给她一个带香味的蜡烛和一种有特殊香味的洗发水，她非常喜欢。因为母亲不能进食，她只能呆在楼上休息。我们决定取消圣诞大餐，可是弟弟卢卡坚持要维持节日的传统。而母亲也坚持说，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感觉自己成为了我们的累赘和负担。在我们开始上学时，母亲就停止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她拍片期间，只有进行很远的旅行才能看到她。她认为，拍一部电影要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种分离时间太长了。因此她决定暂时停止工作来陪伴我们。她说，如果她当时选择继续工作，将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她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今后我们不会有经济上的问题。她常常说很高兴没有过度挥霍自己的形象，因为当她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后，公众仍然对她感兴趣。因此，媒体对她正在干什么以及她在第三世界国家看到的和学到的都很感兴趣。最令我们着迷的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特别的或者就应该被关注的人，尽管她已经并且正在受到关注。我妻子曾经陪伴她去参加过一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宴会。我妻子形象地说，母亲面对几百名商人和女士在台上演讲时看上去就像一片单薄的叶子。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她还是像第一次上台那样有点颤抖。她总是很小心，总想做到最好。她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这种渴望得到保护的感觉能够使得每个人爱上她。这难道就是美丽的真谛？就像一只小鹿在小溪边喝水，突然小鹿抬起头来，睁着无助惊恐的大眼睛四处张望，那就是美。她不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么苗条纤细，不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优雅。她只是一只小鹿，就像其他小鹿一样。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举行了圣诞晚餐，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来了，母亲没有下楼。晚餐后，母亲走下了楼。我们都聚在一起，彼此交换礼物。她没办法出去买礼物，于是就挑了一些旧礼物送我们：一条围巾、一件毛线衫、一支蜡烛。这个场景很令人感动，也是最珍贵的。然后，她读了一篇曾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演讲时用过的短文。这是幽默作家兼广播电视名人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写给她的。大意是，由于他的年龄，无法看到孙女长成一位年轻女士的那天了，因此需要传递一些智慧给孙女。母亲把这篇短文编辑成了一首诗，并且加了个标题为“永葆美丽的秘诀”。尽管我们身在瑞士，但是母亲患病的消息还是传扬了出去，狗仔队又开始出现在我们身旁。这就是虽然医生并没有告诫不能到外面去，母亲也从不踏出家门一步的原因。狗仔队们试图通过篱笆，偷拍到母亲在花园散步的镜头。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飞机，不时从我们房子上空掠过，试图拍摄到母亲。第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房子里面。这件事情激怒了母亲。她每天在花园里20分钟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乡村的味道、牛铃声、树木在微风中摇晃、阳光透过树枝穿破下午的薄雾，都是她所喜爱的。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树木对我说哪几棵明年应该修剪。“这棵树未来几年应该长得不错，不过那些比较高大的杉树需要修剪一下，否则那些较长的树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这些树木都有上百年历史了，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遵从她的建议，很努力地维护这些树木，这使我感到离她是那么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这个家中一样，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许多。晚饭后，我扶她上楼，谈起了康复的问题。我在最后两个月读了许多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书籍。因此我也意识到，对于母亲来说，选择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命运能够击垮她吗？我怀疑这一点。也许不能。但是本来内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许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而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经目睹年轻人们，她的朋友因为反抗德国占领军而被拉到阿纳姆的街头执行死刑。50年后，她同样在目睹着这样的不公平和痛苦，这种不公平和痛苦就发生在这个曾经发誓不会让它们重演的世界上。因此，我曾经要求她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说:“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顶端和下层重新连接起来而已。”她的评论多么的有意义。顶端和下层的隔阂有多长？是不是她胃里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内心与现实挣扎在身体上的反映？1月20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由于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后两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几分钟。在这天之前，麻醉师对她用了吗啡。我问为什么，医生回答说，以她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药是否有用，因此必须保证她不痛苦。我几乎是机械地问道:“有任何副作用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这可能再次缩短她的生命24小时左右。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周围一切都是安静的。一束温和的金黄色的阳光照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平静安详，以致我忘记了她是个病人。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时分，她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远处。我问她想要什么和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这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话。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觉到了什么。突然间有了这种感觉。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应该做什么。我坐在她床旁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我有多么爱她。就在这张床上，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曾经在母亲的怀里度过夜晚。这张床曾经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感到这张床是那么的小，没有了母亲，它是那么的没有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多么爱我们，我也知道现在她不想延长这种爱了。我们也不想了。我轻声说，如果她准备好了，就应该离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让她感觉到我的泪水的温度。我觉得，她在某个地方还能听到我。我吻她，告诉她，那个小男孩将永远陪伴着她。

第七章 “永远”的价格 第18节 回家(2)

她曾经谈到过“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那些人就在那儿等着她。她形容说，“那些人”是些阿门教派的教徒，他们在田野中静静地等待。当我们让她解释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说：“你们不会懂的，也许以后你们会懂。”她对另一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感觉，她并不害怕。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亡，谈起过我们的恐惧、愤怒和希望。她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我站起来，爱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将很快回来。恍惚中，我下了楼叫牧师。第一声振铃后他就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又很难过，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位牧师80多岁了，33年前就给我施过洗礼。生与死都由同一个人来演绎，我感觉我漂浮在现实和天空之间。他说将在4点钟到达。我说了声谢谢。我穿过村庄来到墓地。冬天的寒风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现在我的生命是多么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弟弟的缘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们没有一个地点去看望她。她曾经提到过朱拉山的静谧景象。朱拉山是我们房子后面的一座不高的山，里面掩藏着的一条山谷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离的避世主义者。他们只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捍卫这种独立，这是一个不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种族。我在推门的时候，冰冷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靠着公墓的墙。尽管现在还是冬天，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春天枝头开满鲜花的景象。这里是这片缓坡的最高点。我看着这里的景色，感觉很好。我穿过小村走回市政厅。一楼是邮政局，二楼是市政厅的办公室，在它们上方是高高的钟楼。钟楼每个整点都会响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钟声中度过的。市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他抬起头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他从他的图书馆拿出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开始看公墓的平面图。我指了指第63号空地。他说这块地的价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们购买的话，这块土地将会属于我们500年。我问道:“如果要永远拥有，价格是多少?”他回答说:“350瑞士法郎。”我突然有种宁静的感觉，能在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么好啊。“永远”的价格仅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她还没有被移动。我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樱桃花。我感到，她应该是同意了。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托·艾丁戈尔已经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时，话却卡在嗓子说不出来。我们两个沉默地走上楼。他站在床的一侧，我们则跪在床腿边。他口中颂读的语言非常美，他的声音充满感情，有一种历经80年的岁月的纯净灵魂的成熟。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我们举着手，跟着牧师一起到楼上。太阳破云而出，照进窗内。祈祷结束以后，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吻她，然后回到楼下。牧师坐在椅子上，打开了圣经。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他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我问他需要回家吗？等需要时我会再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该走的时候。于是我逐个坐到每个人的旁边，向他们每个人说了那片墓地、那里的景色、樱桃花，还有永远拥有这块土地的价格。他们都在静静地听。我说完后，问他们心里是不是平静。他们都说是的。我最后坐在罗比的身旁，我问他心里平静吗？他说是的。他的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母亲35年来的女仆兼朋友吉奥瓦娜只说了一句“快来！”我们跑上楼梯。她走了。她在微笑，嘴轻轻张开着。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角。泪滴在闪光，像是一颗钻石。吉奥瓦娜脸色苍白。她不停地重复，她正在清洗水池，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理克丽斯塔走进房来并且发现她已经过世了。我们紧紧抱着吉奥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经结束了。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无论是病中还是健康时，无论是情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母亲曾经对她说，丈夫有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她们俩会一直厮守。我听说，人会在自己爱的人暂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选择死亡。母亲是孤独的。三天前，她在花园进行了最后一次散步。在回到房内上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很累。就在圣诞节之前，我们还谈到因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体好转之后回美国一趟，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狗从洛杉矶带来。她说给她一个月时间考虑考虑。她担心我的两只狗—一只黑色长耳猎犬，一只Bobie混种狗—会吞掉她的小约克郡狗，她形容说“就像吞汉堡一样”。她对狗怀着很敏感的感情，有点像她对时尚的敏感。在50年代，这种爱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前，她曾经有过许多只约克郡狗，有人甚至说当她在80年代买了一对约克郡狗后引领了风潮。这是一种新品种的狗，约克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格兰驯养过它们的乡村牧师的名字。它们看起来像是RCA狗的缩小版。他们也很快变得流行起来。一个月。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来临时都很清楚？难道是我们常人隐藏了这样的智慧，只在那些已经接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才拥有这样的智慧？我想在一个月内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她甚至没有坚持完这一个月。有人为母亲擦掉了那颗泪水。我抬起我的手，那个“不”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现在，房间里站满了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们。每个人都在哭，或者在拧他们的手。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还在动。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额外的涂油礼后，医生们来了，确认了母亲的去世。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他已经来到瑞士，离我们不远。他连夜开车赶来，抱住我并且向母亲说再见。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大约10年已经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进房间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时脸上的表情。他握着她的手，然后亲吻了她的额头。对他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一章结束了。她的遗体在房间内停放了3天。然后，在1月24日清晨，我们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过小村，去往小教堂。我得知在我们这个只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但是他们都沉默着。我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活动—访问索马里的营地时的情景。那里的沉默简直使人觉得失去了听觉。那里有15000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没有一个人说话。当我们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想象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做。我曾经努力地想让她笑，这是所有因为单亲而感到悲哀的孩子会做的事情。我会像个小孩儿一样故意做一些滑稽动作，或者用某种可笑的口音跟她说话，然后她就会开怀大笑，有时候甚至会笑得弯腰。她总是拥有敏感而又迟钝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她还在住院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把拜访她的7位医师比作“7个小矮人”。“7个小矮人来过以后，我们将读到某人的来信，或者给某人打电话。”她轻松地说。她收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信，但是其中一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当她第一次与派拉蒙签订合同以后，她参加了一个电影演员同业协会的午宴。他们把她的座位安排在重要的位置，挨着马龙·白兰度。大家都坐定后，她感到非常害羞，并向马龙·白龙度问了声好。从此以后，整个宴会上两人再没有说过话。由于母亲和马龙·白龙度的经纪人都是科特·弗林斯，她于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科特当时的妻子玛丽。科特几年以前去世了。这对母亲的打击不亚于她的商业经理阿贝·比恩斯托克离开了她。他们彼此都永远存在于对方的生命中，就像家人一样。玛丽肯定将母亲的话告诉了马龙，包括宴会上的故事以及她的感觉。因为母亲收到了马龙·白龙度的一封信。在信中，马龙·白龙度诉说了他对母亲是多么的敬畏，他又是多么的不善言辞。40年来，母亲一直认为马龙·白龙度是在躲避她，事实上不是那样。他当时只是对母亲肃然起敬，就像母亲对他一样。她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些索马里家庭，他们排着队，平静地等待时不再来的机会。当看到儿童死在他们母亲怀里的情景时，母亲深受伤害。她知道目前人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能够做的也受到各种限制，同时无力阻止不公正和战争的发生，她怎么能够在夜里安然入睡？她怎么能够看着我们在餐桌上，在厨房里嬉闹，享受着天伦之乐从容度过一生？难道这注定了生命开始的分离过程吗？为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官在母亲去世之后几个月也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不是人类由于同情和怜悯产生的死去的意志，就像人们想要生存的意志一样强烈？这两者的区别能被人们知道吗？是不是就像随波逐流一样，就像山羊跳下悬崖？我们走得很缓慢，每一步都使得棺木的尖锐边缘刺痛我们的肩部。我抬起头看了看太阳，太阳光使我目眩，但是我微笑着。在狗仔队用直升机偷拍的事件发生后，我找来我们家的一个老朋友，他是瑞士军队的退役上校。我告诉他直升机事件对母亲感情的伤害有多大。他听着我诉说。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直升飞机在葬礼那天的上空盘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知道。我要求这个一生中从来没有向规则屈服的人再努力一次。这里不是意大利或法国，在那里，这样的奇迹只要有一点政治的干涉就会发生。但是这是瑞士，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他虽然也来参加葬礼了，但是没有给我答复他是否成功了。那天的天空是干净的。我后来得知，上层——我也不知道是多么高的上层——有命令下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把整个葬礼区域设为禁飞区。我微笑着。这次我们终于阻止了狗仔队。在几周寒冷阴沉的天气以后，太阳终于露面了。仪式简短而又温馨。我最后发言，以下是我说的:教师、作家和著名的幽默演员萨姆·莱文森在他的孙女出生时曾经为她写过一首诗。妈妈很喜欢这首诗。今年圣诞节她最后一次读了这首诗。她还给这首诗命了名。

第七章 “永远”的价格 第19节 永葆秘美丽的秘诀

魅力的双唇，在于亲切友善的语言。可爱的双眼，要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苗条的身材，要肯将食物与饥饿的人分享。美丽的秀发，因为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优雅的姿态，来源与知识同行。人之所以为人，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长；而并非向他人抱怨。请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助，请从现在起善用你的双手。随着岁月增长，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你的“美好的流金岁月”还在你的前方，希望你能拥有！母亲最信奉的就是爱。她相信爱可以治愈、可以修理、可以改进世间一切不美好，可以使所有的事情变得完美。确实是这样。她把和平和平静留给了我们，她的离去没有任何痛苦。在最后的几周，她谈起很多事情，很简单，很美好。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件事……很小的一件事，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花园里散步，我们的园丁吉奥瓦尼向我们走来并且说：“西格诺拉，等你身体好了，可要来帮我整理花园啊，修剪树枝还有再种点新的花草。”母亲微笑着说:“吉奥瓦尼，我会帮助你的……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从教堂去墓地的时候，棺木显得愈加的沉重。但是我的心却不那么沉重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家庭，她离开了，我们仍然在一起。她快乐而满足地走了，我能看见她的微笑，我永远都记得，那天我伏在她的身边，问她:你害怕吗？她摇摇头，说:我真的很开心。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次她确信，她确信我们是爱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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