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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统文化探源》 第一章 序篇 第一节 从台湾的名称说起 早在我国远古时代，就有关于“海外仙山”的种种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如《列子·汤问篇》中记载，夏朝末年，有一个名叫夏革的人对成汤(商部落的首领)讲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秘闻”：说是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之上，在那十分遥远的地方，有五座美妙无比的仙山，它们分别叫“岱舆”、“员峤”、“方壶”、“瀛洲”和“蓬莱”。这些仙山上居住着“仙圣之种”。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我国最古老的一部重要地理文献《禹贡》，在讲到扬州时提到“岛夷卉服”，意思是说：大禹时代，东南方的海岛上居住着身穿麻质衣服(卉服)的“岛夷”。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与传说，说明早在航海技术十分原始落后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存在着许多岛屿，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认识。 这些动人的神话传说，吸引着古人一次次地不顾风险，试图探寻到这些神秘仙岛的踪迹。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记述，战国时代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就曾派人入海寻访神话传说中的“蓬莱”、“瀛洲”等，但都没有下落；至于秦始皇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一说五百)，入海寻“蓬莱神仙”、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据说徐福等人因求仙不得，“不敢还”，最后漂泊到“夷洲”定居下来(《后汉书》卷八五)。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壶”和“岛夷”等究竟是指哪些地方？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指台湾、澎湖诸岛，有人说是指浙江舟山、或海南岛、或琉球、或菲律宾群岛，也有说是指日本等，莫衷一是，因证据缺乏，迄无定论。 在我国史籍中，台湾的名称几经变迁。汉代称“夷洲”或“东鯷〔ti提〕”，三国时称“夷洲”，自隋迄元则称“流求”、“琉求”、“流虬〔qiu求〕”、“留仇〔qiu求〕”或“瑠球”。明初，现在冲绳岛上的中山国王察度遣使入贡，受封为藩属。明王朝以为他们是从福建东南方海上来的，应该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流求”，故称该岛为“琉球”。后来发现他们不是从东南沿海那个面积更大、更靠近大陆的“流求”来的，为加以区别，改称有通贡关系的琉球为“大琉球”，而把实际早有接触往来的台湾称作“小琉球”。在明代官书中，这种以大称小、以小称大名不副实的称呼，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上交通的发展，赴台谋生的闽人越来越多，民间对台湾的称呼十分复杂。他们以各自的见闻所及，触景生情，给台湾起过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商船上的水手，当他们从福建驶向日本，横渡台湾海峡时，必须以台湾北部的一座高山为瞭望定向的标志，因这座山的形状酷似一个罩鸡的笼子，故称之为“鸡笼山”。起初它只是个山名，后来逐渐变为台湾北部沿海的通称。又如福建渔民到台湾西部海面捕鱼时，常在一个可以避风的港口晒补鱼网、修理船具，他们就称这个港口为“魍 〔wang网〕港”，后来又转音为“笨港”、“北港”，并渐渐成了台湾中部沿海的通称。此外，还有大鸡笼、大员、大圆、大冤、台圆、大湾、台窝湾、台湾等等不同的称呼，而官方则称“东番”、“东番诸山”或“东番诸岛”以示和四川境内的“西番”相区别。郑成功驱荷据台后，称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继位后，又改称“东宁”。 那么，“台湾”的名称究竟是如何使用起来并最终确定下来的呢？据连横《台湾通史》说：“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明代闽南人入台垦殖，因“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死后连尸骨都难得运回故乡安葬，“故以‘埋冤’名之”，其后又因“埋冤”不吉利，而闽南话“埋冤”与“台湾”音同，故改称“台湾”云云。这种说法未免牵强附会，不足为信，但也说明了大陆人民为开发台湾的确是历尽了千辛万苦。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台湾”一名是从“台窝湾”演变而来的。台窝湾原是台湾原住民平埔族中的一个族群名，聚居于今台南安平一带，附近多海湾，大陆商船常来此地与他们交换货物，久而久之，人们就将其族名当作地名称呼起来，并简称为“台湾”，后来逐渐成为全岛的通称。明末，连官方文书也开始使用“台湾”这一名称，但正式确定使用“台湾”的称呼，则是清朝政府。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郑氏政权败亡，清政府统一了台湾，次年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自此，台湾正式定名，一直延用至今。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廷决定台湾升格为省，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于是，台湾成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 显然，台湾地名的演变和确定，是和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密切以及岛内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开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正式定名之前，外国人对我国台湾也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如16世纪中叶，日本倭寇曾一度窜入台湾南部骚扰活动，见岛上白沙青松，风光明媚，气候宜人，与日本播州湾海滨高砂的景色相似，于是称台湾为“高砂”，后又由高砂转音为“高山”，故古代日本称我国台湾为“高砂国”或“高山国”。此外还称“大惠国”、“多伽佐古”等。1544年(明嘉靖二十三年)，有一队葡萄牙商船从澳门出发去日本国做生意，途经台湾海峡时，见台湾岛上林木青翠、飞瀑若练，景色秀丽，惊呼赞叹为“Ilha Formosa！”，意思是“美丽之岛”。从此，“福摩萨”(Formosa，美丽岛)的称呼便不胫而走，随着西方航海家的足迹传遍世界。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学者和出版物仍习惯称我国台湾为“福摩萨”。但是，作为中国政府法定的名称，“台湾”则一直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第一章 序篇 第二节 大陆台湾根连根 台湾——祖国的美丽之岛，位于我国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碧波万顷的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全境由台湾本岛、澎湖列岛及80多个附属岛屿组成，总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台湾本岛南北长而东西狭，最长处为380公里，最宽处仅140公里，从高空俯瞰，犹如一片巨大的芭蕉叶飘落在我国东南的茫茫海域之中。 台湾海峡长约300公里，宽不足200公里，最狭处仅130公里。每当天气晴朗之日，人们登临福州鼓山大顶峰，极目东眺，台湾北部鸡笼山、大屯山上空的迷茫烟霞若隐若现。一阵急风袭来，台湾西海岸的竹筏、独木舟可一直刮到福建这边海岸；假若风顺浪平，昼夜之间，帆船可由福建厦门驶抵台湾安平港。 海峡两岸地理上这种相互依临的关系，早在我国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宋代大儒朱熹就曾登临鼓山，见福州“五虎山入海，首皆东向”，由此推断闽省群山“气脉渡海”，认为台湾山脉是从大陆东南“展根”出去的，叹曰：“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赤嵌笔谈》)闽、台两地民间自古也流传说：海峡两岸本相连，只因远古发生过一次强烈的地震海啸，才把台湾“拆裂”开来，漂离大陆而去。有趣的是，古人的这些推测和想象，如今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地理学家发现，台湾山脉与祖国大陆东部沿海山脉都呈东北—西南走向；海峡两岸的海岸线均较平直、简单；台湾海峡只是一片浅海，水深一般不超过200米，最浅处仅80米(一说50米)，假设海水降低100米，澎湖以北的台湾西部海岸便会和福建直接相连。而台湾东海岸却完全不同，10余公里外，太平洋突然下降为2000米的深海，且愈往东愈深，竟达4000米以上。这说明台湾不是太平洋中的孤岛，而是亚洲大陆边缘的高地，即所谓“岸前岛”或曰“大陆岛”。 地质学家也发现，台湾东部的大南澳片岩中含有很厚的石灰岩层，而大陆华中、华南各地古生代晚期的海相地层中，绝大部分也是石灰岩层；大南澳片岩所含的大理石内，有纺锤虫类的拟纺锤虫、希氏虫、新希氏虫和珊瑚类的瓦氏珊瑚等成份，这些虫类的化石和珊瑚曾普遍发现于华中、华南二叠纪的栖霞期至茅口期的地层中。这说明海峡两岸的古生物有极大的“亲缘性”。 植物学家则发现，台湾固有的树种与大陆南方及海南岛通有者，竟多达68属81种；而与日本、琉球通有者，却只有16属18种。这种植物的分布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更能引起人们深思的是考古学家的发现。在台湾西部地区，发掘出约在200万年前古代大陆生活过的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如普通象、剑齿象、犀牛、野牛、剑虎、大角鹿以及中国大陆特有的“四不象”等。众所周知，这些大型哺乳类动物都不会游泳，那么在远古时代，它们是如何从大陆到台湾的呢？ 经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学家们终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台湾原本就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台湾山脉本来就是大陆东南的“界缘山脉”，只是由于大约在18000年前，地球气候变暖，冰川大量溶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了福建与台湾之间的低平谷地，这才使台湾形成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大海岛。 事实说明，大陆台湾根连根！ 第一章 序篇 第三节 海峡两岸本同源 台湾与大陆不仅地脉相连，而且人文同种同源。 据台湾当局近年统计，目前台湾人口两千一百万，其中98%左右的人祖籍在大陆(大多在闽粤两省)，其余约2%是世代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少数民族，他们被称为“原住民”。祖籍在大陆的“台湾人”，不用说都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与大陆同胞骨肉相连。那么被称为“原住民”的少数民族，他们与中华民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h3>(1) 史前文化</h3> 近百年来，考古学家在台湾岛上发现的数以百计的古人类遗址、发掘出的大量古代文物，充分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它的原始社会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文化内涵上都与大陆原始文化息息相关，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 在台湾已发现并可以断定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有两处：一是台南左镇的“左镇人”遗址；另一处是台东长滨乡八仙洞遗址。 1970年夏，台湾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发掘到一片灰红色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轰动海内外。经鉴定，它是一个年约20岁的男性青年顶骨，属晚期智人，年代与山顶洞人相仿，距今约三万至二万年，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台湾居民。当时正处在更新世晚期(冰河时期末了)，台湾与大陆尚连在一起，“左镇人”和其他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很有可能都是经过长途的艰难跋涉，从大陆东南移居台湾的。 1968年底，考古学家还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出大量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其形制与大陆南方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特别是湖北大冶石龙头、广西百色上宋村等地出土的石器完全一致。经鉴定，它们大约是15000年前(一说5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被称为“长滨文化”。 “左镇人”和“长滨人”是不是目前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尚待考证，但有的台湾学者认为，他们是首批从中国大陆迁台的移民，则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在台湾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多，总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文化类型： 一是主要分布于北部淡水河下游和西海岸的“大坌〔ben笨〕坑文化”(因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人类遗址而得名)，出土的许多赤褐色和棕褐色粗砂陶片以及石器，与福建金门、江西万年、广东潮安、广西东兴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器物十分相似，年代则与大陆北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大致相当。 二是以台北盆地为中心并延伸到北部沿海地区的“圆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台北市圆山而得名)，发掘出大量的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和少量青铜器。它们属于新石器晚期和青铜器时代，开始于距今4000多年前，延续时间较长。发现的遗物以素面、粉刷和圆圈绳纹陶器以及有段石锛〔ben奔〕、肩石斧等为主要特征。有的学者认为圆山文化石器的类型与广东海岸的新石器时代有关。 三是分布于西海岸中南部地区的“凤鼻头文化”(因高雄林园乡凤鼻头山人类遗址而得名)，为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晚期遗存。早期以细绳纹红陶为特征，晚期以印绳纹、条纹和刻划纹的灰陶与红陶为特征，有鼎、豆等器形。石斧、石锄、石镰等生产工具发现较多。一般认为，它是由大坌坑文化发展而来，又与海峡西岸的昙石山等文化有相似之处。有的学者还主张，它是接受龙山文化形成期的强烈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 台湾学者认为，新石器时期的台湾居民是中国大陆南方古越人的一支，他们是第二批迁台的大陆移民，是目前大部分台湾原住民的祖先 <h3>(2)原住民大都来自大陆</h3> 除了上述考古学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外，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的专家也纷纷提出有力证据，进一步论证：尽管台湾“原住民”的民族来源十分复杂，他们显然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地方飘流或迁徙而来，但是，其主要来源却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古越族。 越人在秦汉以前的漫长历史年代里，曾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中游以南，由于部落众多，故史称“百越”或“百粤”。秦汉以后，他们一部分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则与今天的壮、布依、傣、黎、侗等少数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那么越人是何时迁居台湾的呢？民族学家认为是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另据《史记》、《汉书》等许多文献资料记载，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战败越人、战国时楚国灭越、秦统一中国后在古越人聚居的闽浙一带置“闽中郡”，以及后来汉武帝征讨闽越、东瓯等，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曾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再发生骚动，部分古越族人为躲避战乱，寻找安居乐业之所，遂陆续移居台湾、澎湖等地。这些迁入台湾的越人即是大部分现代台湾原住民的祖先。 民俗学家则从另一角度研究发现，台湾原住民的许多重要文化特征与大陆南方古越族完全相同： 断发纹身：据史料记载，古代越人有“断发文身”之俗。如《淮南子·齐俗训》说：“越人劗〔jian剪〕发”，“越王勾践，劗发文身”。台湾原住民同样“文身绣面”。如后垅、竹堑诸社，“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留圆顶，剪而下垂，状若头蛇。”(陈梦林：《诸罗县志》卷八，《番俗考》)清代郁永河曾亲眼目睹原住民“胸背文以雕青为鸟翼网罟〔gu古〕虎豹文” (郁永河：《神海纪游》)，直到现在仍可看到“文身绣面”的原住民。 图腾崇拜：古越族以蛇龙为图腾信仰，文身多以龙蛇为图像。《淮南子·原道训》说：“于越生葛絺……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pi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裤攘卷，以便刺舟。”他们认为剪了发利于下水，身上纹有蛇龙图形，可避免水中动物的伤害，便于渔猎生产。台湾原住民中的一些族群也以蛇为图腾。如排湾人、鲁凯人都喜欢在住屋、器物、服饰上雕刻或刺绣蛇纹图案，并严禁伤害蛇类。百步蛇还被视为排湾族贵族的祖先。 住“干栏”屋：古越人多住“干栏”屋。所谓“干栏”屋，是以木桩为基础，上架大小横梁以承托木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在基座上盖屋。这种建筑形式实际上是原始人巢居的遗风，适应我国南方阴雨潮湿、草莽丛生的气候地理环境。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古越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浙江杭州湾地区发掘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时，就曾清理出这种木构造建筑。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广西壮族、海南岛黎族等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也住这种“干栏”屋。台湾原住民亦然。他们“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沈莹：《临海水土志》)。“巢居穴处，血饮毛茹”(郁永河：《神海纪游》)。直到清末还有原住民生活在树上。迄今阿里山曹族的“公廨”、“仓房”仍多架屋于桩上似楼居。 凿齿：古越人有“凿齿”之俗，把两颗门牙敲掉，便于战争中辨认同族人，与婚姻亦有关。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族群，其“凿齿”习俗一直保持到日据时代，男女结婚前要各自敲下门牙交给对方，意思是“痛痒相关，终身不易”。 崖葬与犬祭：古越人认为狗肉是食物中的珍品。《吴越春秋》记载，妇女生育，生男赐以“壶酒一犬”，生女则赐“壶酒一豚”；父母死亡，杀犬以祭，尸体盛入木棺，高悬于岩崖之上。至今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区还遗存有古越人的“崖棺”。而据《临海水土志》记载，台湾原住民亦有“父母死亡，杀犬祭之”的习俗；现今台湾新竹上坪溪上游、马巴来山腹洞穴和红鼻屿等地，还残存着原住民“崖棺”的遗址。 此外如猎首、去毛、跣足、吹口琴、敲木鼓、着贯头衣等许多习俗，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族群也和大陆南方古越族人相同或相似。 当然，由于台湾地处东南海上，在漫长的岁月里，也有一些南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和东北琉球群岛等地的居民漂流到台湾，构成原住民的另一族源，但他们仅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有人曾将《台湾府志》所列原住民的特殊风俗习惯100条，与印尼和马来半岛马来人的特殊风俗习惯相比较，发现相同的仅占18%；而与我国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风俗习惯相比较，相同或相近的竟占80%以上，这是台湾原住民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古越人的最好印证。 海峡两岸本同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章 开发篇 第一节 台湾汉文化的萌芽期(宋、元、明时代) 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汉民族的直接接触究竟始于何时？大陆汉人经营台湾、汉文化的移入最早是什么时候？而台湾又是何时正式划归我国版图的呢？ <h3>(1) 由汉至隋，渐次密切</h3>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密切的历史发展过程。据前、后《汉书》记载，海外有个叫“东鯷”的地方，“分为二十余国”(应是“部落”)，常有人到会稽(现江浙一带)来做买卖。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其记叙的方位和情况看，所谓“东鯷”就是台湾。可见，起码远在汉代，大陆汉人就已经开始与台湾原住民有了正式的交往了。 不过，大陆汉人经营台湾最早还得从三国时算起。公元230年(吴国黄龙二年)，孙权为开拓疆土，谋求发展贸易，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渡海到“夷洲”(即台湾)，历时一年之久，曾带回当地居民数千人。这是有史以来大陆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地与台湾发生接触，对于丰富大陆人民对台湾的知识、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从公元3世纪中期，吴人沈莹作《临海水土志》，首次较为详细具体地记叙了夷洲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和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便可得到证明。 隋代对台湾的经营更为积极。据《隋书》记载，隋炀帝为“求访异俗”、“志求珍异”，曾先后三次派人招抚“流求”(即台湾)。第一次在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羽骑尉朱宽奉命考察流求，以海师何蛮为向导，因语言不通而归；次年，朱宽再次受命前往又未果；610年，再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万余人泛海前往，陈稜军曾深入岛内，后因同原住民部落首领发生冲突，打了一仗，胜后返回。现在台湾彰化市有一条街叫做“陈稜街”，就是为纪念当年陈稜大军进驻台湾而命名的。隋朝三次派人入台，虽然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使大陆人民对台湾的了解又较前大大深入了一步。这可从《隋书·流求传》对台湾风物及原住民社会生活的翔实描述中得到印证。在福州福卢山(今福建省福清县龙田西北)，直到明代万历年间还居住着当年被陈棱大军从台湾带回大陆的原住民后裔5000户(何乔远：《闽书》)。 <h3>(2) 宋、元时代的开发</h3>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南方经济文化的不断开拓发展，北宋以后，大陆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南方人口逐渐超过北方，特别是福建南部得到开发，从而为台湾和澎湖地区的移垦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澎湖位于台湾海峡的中间地带，是大陆汉人移居台湾的第一站。最先移居澎湖的是闽南沿海一带的渔民。起初，他们只是经常到那里躲避风雨，补充淡水、柴薪，修理渔具，偶作停留。后来去得多了，有人就在岸上临时搭起一些简陋的草寮，作为暂居之所。再后，有些渔民干脆举家迁来，开荒种地，饲养牲畜，修筑房屋，定居下来，渐渐形成村落，成为澎湖诸岛上的第一批汉族移民。 宋王朝开始注意到民间开发澎湖的趋势。另外，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通过海路与外界的联系日趋频繁，澎湖在发展对外贸易上的地位日渐重要，北宋政权开始派兵戍守澎湖，但只是“春季遣戍”而“秋暮始归”，属于季节性的戍守。直至公元1171年，即南宋孝宗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造屋200间屯守澎湖，并把澎湖划入泉州府辖下“编户”管辖，(周必大：《文忠集·汪大猷神道碑》)，这是大陆封建政权首次在澎湖地区常年驻军，进行有效统治。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势力范围。 元代中西交通大开，航运日益频繁，作为海上交通要冲的澎、台，愈加受到大陆封建政权的重视。公元1290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前后，元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泉州路的同安县。这是大陆封建政权第一次在澎湖地区建立行政机构。至元中，定居澎湖的汉人已有200户，大德元年有1600余居民，“巨细相间，坡垅相望”(汪大渊：《岛夷志略》)，每年到泉州从事贸易的商船达数十艘。 澎湖与台湾西海岸仅隔一条宽约25海里的水道，“烟火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澎湖开发后，为大陆汉人横渡台湾海峡，进一步与岛内土著居民来往接触以至移垦台湾本岛、传播汉族文化，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大陆汉人移居台湾本岛仍以闽南渔民为先驱。他们先是在渔汛期间登上台湾西海岸逗留一段时间，稍事休息，随后便择地慢慢定居下来，渐成十几户或几十户的小渔村。台湾西海岸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密布，气候温暖，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之澎湖更为优越。久而久之，移居来台的渔民有不少改为半渔半农，甚或完全弃渔垦荒，建立起第一批汉人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居台湾的大陆汉人日渐增多，当时，台湾原住民尚处在“以石为刃”的原始社会阶段，汉人的大量移入，把大陆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间技艺等等带到了台湾。有一些汉人和土著居民通婚，向他们传授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由此，开始了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的融化过程，大陆汉文化开始在宝岛台湾萌发和传播。 <h3>(3) 明代台湾本岛的开发</h3> 到了明代，大陆与台、澎地区的关系益加密不可分，台湾本岛的开发加速。当明代中期葡萄牙商船途经台湾海峡，惊叹台湾为“福摩萨”(美丽岛)时，台湾西海岸的嘉南平原上已是田畴密布、炊烟袅袅，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了。 在大陆汉人初垦台湾的过程中，闽人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的功绩尤著。1621年(明天启元年)，颜思齐率众赴台，在笨港(今北港)登陆，筑寨屯垦，镇抚番社，闽南漳、泉一带百姓闻风归附。颜思齐后因入山打猎而病卒，部下郑芝龙继承他的事业。1630年(明崇祯三年)前后，闽南连年大旱，颗粒无收，芝龙“招饥民数万人”，用海舶载往台湾，令其开荒自给，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所需种子、农具等全部由他贷给，“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衣食之余，纳租郑氏”(黄宗羲：《赐姓始末》)。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台湾。大陆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在台湾的局部地区推行。 移居台湾的汉人愈来愈多，“赴之如归市”，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一起，胼手胝足，辛勤拓垦。与此同时，往来于海峡两岸的渔商之多，“为前所未见”，笨港、鸡笼(今基隆)成为闽台间彼此互市和通航的重要港口。 显然，大陆汉人移垦台湾到明代已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如果不是由于受到种种人为因素的干扰，这股潮流本来会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向前推进。 <h3>(4) 荷兰的殖民统治</h3> 明代防务，始终把重心放在防范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入侵(前期是蒙古族，后期是满族)，对于东南海防不很重视。明王朝一改宋、元时期积极经营台湾的政策，视台湾为“弃地”，不闻不问，甚至曾一度下令裁撤澎湖巡检司，强迫居民迁入内地，严禁沿海人民制造海船“交通外蕃，私易货物”。从明初开始，这种愚蠢的“海禁政策”实行了200年之久，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迫废除。这不仅给大陆人民移垦台湾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且给外敌入侵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从16世纪初叶开始，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海盗猖獗、倭寇横行，日本、西班牙、荷兰等国的侵略势力相继扩张到台、澎地区，并展开剧烈的角逐，使东南沿海人民遭受了空前的苦难和浩劫。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侵略者占据台湾。自此，台湾被荷兰殖民者统治了整整38年。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实行野蛮的奴役政策。他们把汉民辛辛苦苦开垦的田地统统收归“国有”，称为“王田”，强迫农民缴纳地租，服劳役。向各族人民征收繁重的捐税，从台湾掠夺走大量财富。每年仅运出的鹿皮就将近20万张，砂糖150万斤，至于其他物资和金钱更难以数计。 为巩固统治，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实行“奴化”教育，其重点放在“驯化”土著居民，企图利用他们来对付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汉族移民。他们在各地修筑教堂，派遣大批经过训练的传教士到各番社传教。此外，他们还开办“小学”，用荷语、荷文和《圣经》以及用“罗马字番语”译写的《耶教问答》、《摩西十诫》等作为教材教授“番童”，几年间，“前后学生计有六百人”(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 荷兰殖民者也试图引诱汉人入教，然而汉人对于“耶稣”、《圣经》并无多大兴趣。原因很简单：这些来自闽、粤各地的汉人民族意识和家乡观念十分强烈，当他们背井离乡、渡海来台时，各自都带有祖籍的“守护神”，并不需要什么西方的“上帝”来保佑他们。早期的汉族移民，虽然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机构，但中原文化之根早已深深地扎在他们的心底，殖民压迫的结果，只能引起激烈的反抗。 事实正是这样，在荷兰统治的38年间，台湾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斗争，较大规模的暴动不下二三十起。荷兰殖民者实行惨无人道的镇压政策。《台湾县志》记载，仅1652年(清顺治九年)9月间发生在赤嵌的郭怀一起义失败后，被屠杀的汉人就达1800余人，约占当时赤嵌地区人口的4/5。 荷兰殖民者的大肆掠夺和血腥统治，极大地破坏了台湾的生产力，使台湾经济文化的开发速度大大迟缓了下来。 第二章 开发篇 第二节 台湾汉文化的奠基期(明郑时代) <h3>(1) 郑成功驱荷复台</h3> 公元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4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25000名甲士，分乘200艘战船在台湾鹿耳门登陆，迅即打败荷军，占领普罗文遮城(今赤嵌楼)。消息传开，台民欢呼雀跃，争先恐后迎接来自祖国大陆的正义之师。荷兰殖民者闻风丧胆，龟缩在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内负隅顽抗。1662年3月20日(清康熙元年二月初一)，久困孤城、外援断绝的荷军，在郑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弃城出降，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撤离了台湾。台湾重归祖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称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继位后改称“东宁”)，以赤嵌城为“明京”，设承天府，南路置万年县，北路置天兴县，设官置守，另设安抚司以治澎湖，首次在台、澎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政权机构。 <h3>(2) 明郑时代的台湾经济</h3> 郑氏政权废除了荷兰殖民时代的“王田”，建立了“官田”、“私田”、“营盘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封建生产关系在全岛范围内普遍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颁布垦田条例，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政策，令部队开赴各地，“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一)。台湾荒原，巨蟒出没，瘴疠流行，草根深达数尺，郑军广大将士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流血流汗，同大自然顽强搏斗，开垦出片片良田。至今，在台湾省彰化县的秀水乡有个村庄叫“陕西村”，当地居民200多人都属陕西籍，据说是300多年前，郑成功率师东渡光复台湾时，他的部下有个陕西籍的武将名叫马信，奉命带领陕西战士到此地从事屯垦，形成村落，世代繁衍，为表达他们对大陆故乡的怀念，遂将村名唤做“陕西村”。 为加速宝岛的开发，郑氏政权积极招募大陆沿海人民移居台湾。闽、粤、浙等省数以万计的贫苦百姓纷纷“附舟师来归”，加入拓垦大军，大片荒埔丛莽“渐成聚落”。并派有经验的汉族老农深入原住民村社，向土著居民传授牛耕技术，每村发耕牛一头、铁犁、耙各一副，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耕作方法，发展多种经营，如种麻、植蔗、制糖、养鱼、晒盐、伐木、烧瓦等等。台湾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粮食连年丰收，自给有余，各业兴旺。 郑氏政权还着力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兴贩洋艘岛船，装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等处以富国”(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三)。由于郑氏政权的苦心经营，23年后当清王朝统一台湾时，台湾的开发已具相当规模。据资料显示：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开垦的土地面积已达18450甲，由点及面，遍及台南以北以南。30年间，汉族人口增加到15至20万，为原有汉族居民的二至三倍，已超过土著居民的人口(约10万)。那时，台湾西部平原乃至中部半山区，已是“烟火相接，开辟荒土，尽为膏腴。”(查继佐：《东山国语·台湾后语》) <h3>(3) 明郑时代的台湾文化</h3>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1665年(清康熙四年)，嗣王郑经采纳陈永华的建议，择地在宁南坊修建明伦堂。次年春正月，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孔庙在承天府(今台南市)落成。孔庙的落成，标志着台湾文化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郑经任命陈永华为“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长)，叶亨为“国学助教”，全面负责文化教育工作。他们在台南孔庙设“太学”，在全台各地设立学校，聘请许多大陆通儒来台执教，并参照大陆科举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规定：儿童八岁入小学，教以经史文章；每三年举行一次“州试”(郑经继位后改万年、天兴两县为州)；州试入选者再经府试、院试，考中者入太学；每三年一大试，择其成绩优异者入朝为官。这是大陆封建教育制度移植台湾的开始。 由此，台湾文风渐开，大批名儒、贤士纷纷自大陆来台。他们不仅致力于教化汉番平民，为普及台湾的文化教育辛勤“拓垦”，而且还结成诗社，吟诗唱和，著书立说，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使中原文化开始在台湾放出异彩。当时在台湾文坛上最负盛名的是明朝遗臣沈光文，他素有文名，入台后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名儒，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文艺团体——“福台新咏”诗社，就是由沈光文倡设的。因他开拓台湾文教有功，被后人尊为台湾“文献初祖”。 在郑氏政权的努力经营下，台湾的开发确已粗具规模，为清王朝统一台湾后，台湾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开发篇 第三节 台湾汉文化的发展期(清代) 郑氏政权传至第三代郑克塽〔shuang爽〕，由于内部争权夺利，宗派矛盾加剧，严重阻碍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之与大陆长期隔绝，海峡两岸人民饱受骨肉离散之苦，民心思归。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诏率大军渡海攻台，郑克塽众叛亲离，被迫降清，台湾重新纳入大陆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次年，清政府改承天府为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置于福建省台湾厦门道管辖。由此，台湾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h3>(1) 封建经济飞跃发展</h3>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继续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限制海峡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但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族人民为生活所迫，不顾清廷的种种禁令，成群结队涌入台湾，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台湾汉族人口猛增到200多万，光绪年间达到300多万，使台湾有史以来地旷人稀、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状况大为改观。 当时，大陆移民自发组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拓垦集团，“相率移垦”。到雍正年间，台湾广阔的北部平原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得到开垦，“大小村庄星罗棋布”(蓝鼎元：《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第二疏》)，城镇逐渐兴起，一派兴旺景象。乾隆年间，拓垦地区已扩展到交通不便的丘陵地带。嘉庆以后，台湾全岛只剩下南端的琅峤(今恒春)和东部的山后一带，由于清政府严禁汉人进入而尚未开发。 随着土地的大量开垦，兴修水利的热潮在全岛各地掀起，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亦在不断摸索中逐步改进，台湾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和甘蔗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黄叔璥：《赤嵌笔谈》)甘蔗产量的增加又直接刺激了台湾制糖手工业的发展。康熙末年，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年产糖已达10800多万斤。当时，台米、台糖大量运销大陆，成为商品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农产品。 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展，使岛内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他们靠募众垦殖或从事贸易起家，经济实力雄厚。这说明台湾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商品经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汉族移民的大量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大大加速了汉族人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融合过程。其中聚居在西海岸的平埔人与汉人接触最早，因而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最高。到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以前，平埔人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等方面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普遍学会了牛耕，使用铁制农具，懂得了灌溉、除草、施肥等耕作方法；在居住、饮食、服饰、器具、婚丧习俗等方面处处模仿汉人；许多人读汉文书籍、说汉话、姓汉姓，开始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其他原住民各族群也有程度不同的进步。他们和汉族移民和睦相处，共同为开发祖国宝岛贡献力量。 <h3>(2) 文教事业的兴盛和繁荣</h3> 随着经济的飞跃，台湾的文化、艺术、教育等等也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赶上了大陆的前进步伐。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依照大陆学制，台湾各府、县在成立的一二年后均设立府、县儒学。发展速度居全国各省之首。在此期间，台湾的学校大致分为以下六种形式：(一)“儒学”，大多设于各府、县的文庙，是地方政府的官办学校，入学资格限于曾由学政主考及格的秀才。平时并不开课讲学，学生自己进修，但须按规定时间应考以求晋级。因此儒学乃是主要负责晋级考试的教育机构。(二)“社学”，也属官办，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知府蒋毓英创建于府城东安坊(两所)和凤山县土墼埕〔jig基呈〕。后因故废置，演变为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三)“义学”，俗称“义塾”。初为官办，多设于各府、县的街村内，专收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学生多为6—14岁的少年，由生员担任教职。后民间也纷纷捐资兴办，其中最著名的是芝山文昌祠义塾(在今台北士林)，和枋〔fang方〕桥的大观义学(在今台北板桥)，这两处义学至今遗址犹存。(四)“民学”，纯属私立，俗称“私塾”、“书房”、“学堂”等，大多招收有钱人家子弟就读。入学年龄约在七八岁之间，修业期限依各人需要，并无固定时间。(五)“书院”，属于“公有的私人学校”，分府、县两种。台湾最早的书院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由施琅创建的“西定坊书院”，而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创建的“崇文书院”则是台湾第一所规模较为完善的书院。据统计，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先后共创建有44所规模不等的书院。可见，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的确十分惊人。(六)“土番义学”，是设立于各个番社(主要在“熟番”社)的一种“社学”，专收“番童”就读，延聘汉人执教。这种“土番社学”仅在雍正年间即设立有50多所，使通汉语、识诗书的“番童”日渐增多，这对于传播汉文化、促进原住民各族群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文艺的兴盛与繁荣。台湾统一后，随着汉族人民的大量移入，大陆的许多地方戏曲、音乐、民歌、雕塑、建筑艺术等相继传入台湾，并逐渐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民间艺人和社团日渐增多，空前活跃；文人墨客、饱学之士愈来愈多，在台湾统一以后的200年间，台湾艺苑群星闪烁，人才辈出，其中比较著名的如主持修纂方志的高拱乾、刘良璧、周钟瑄(由他主撰的《诸罗县志》被后世公认为全台各种志书中的最佳范例)等；以诗文著称的陈鹏南、陈维英、郑用锡、吴德功、吴子光等；另有宦游来台著述颇佳的季麒光、郁永河、蓝鼎元、姚莹、林鹤年等。 <h3>(3) 鸦片战争后的台湾经济文化</h3>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大陆一样，呈现出新的特点。 五口通商后，大量廉价“洋米”倾销到我国市场，使台米在大陆的销量锐减，价格猛跌，造成台湾农业生产的凋蔽，大批农民破产。另外，输入到台湾的鸦片大量增加，烟毒日盛，白银大量外流，使台民的生活日益贫困。特别是1860年(清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的主要港口安平、淡水、基隆、高雄也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商纷纷在台设立洋行。他们倚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我国海关的管理权，使台湾传统的大宗出口物资如樟脑、砂糖、茶叶、硫磺等，以及进口货物，都被外商所控制和垄断。他们进行不平等贸易，大肆掠夺台湾的财富。这样，使台湾的封建经济逐渐转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 外国侵略势力还加紧对台湾进行文化渗透，派遣大批传教士到台湾从事传教活动，到处修筑教堂，引诱台民信奉“洋教”。此外，还出版报刊、创办教会学校，先后创办了“长老会神学院”、“理学院大书院”、“淡水女学院”、“男子长老会中学堂”、“女子中学堂”等，一时间兴起一股创办“西学”之风，使台湾的文化教育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西方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较之荷兰殖民时代更为深广了。 <h3>(4) 刘铭传改革</h3>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虽然严重破坏了台湾封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刺激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由于台湾人民的辛勤劳动，经过刘铭传改革，台湾的经济文化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 鸦片战后，大陆汉人移居台湾的热潮仍方兴未艾，特别是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解除开山禁令，招募大陆人民赴台开垦，并给应招者以种种优待，首次以官方名义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台湾进行垦殖，大批汉人前往应招。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后，台湾升格为省，清廷采纳首任台抚刘铭传的建议，在台设“抚垦总局”，主持土地开垦和有关原住民的各种经济、行政事宜，更使台湾的垦殖事业向纵深发展。 在刘铭传抚台期间(1885—1890年)，台湾挟大陆提倡“洋务”之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台湾近代化的革新措施：(一)行政方面，为适应土地日辟、人口剧增的实际需要，全台增设为三府一直隶州十二县五厅，以中部彰化为省会，划疆分守，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二)国防方面，大力整顿军备，修筑新式炮台，购置西式大炮。设军械机器局制造枪弹、炮弹。设火药局、水雷营，并设团练局等；(三)经济方面，设煤务局、脑磺总局、煤油局，采用新法采煤、熬制樟脑、硫磺、开采石油等；(四)交通运输方面，设“全台铁路商务总局”，集资修筑基隆至新竹铁路，敷设海底电线、架设陆上电报线，还修通了一条横贯中央山脉的大路。同时又设立邮政局，实行新式通邮。设立轮船公司，开辟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航路；(五)财政方面，设立“清赋总局”，清理田赋，大力整顿税收；(六)文化教育方面，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创办西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英语、法语、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课程。中国教习讲授汉文课程。全部费用由政府供给，首批招收学员64名。设立电报学堂，学习电讯专门技术。又设立“番学堂”，招收“番童”入学，授以汉文、书算、官话、台湾话和起居礼节等。由此，台湾教育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一批通晓中西文化的新型知识分子。 刘铭传的改革范围相当广泛，大多数措施都卓有成效，到19世纪末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前，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已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区之一。 第二章 开发篇 第四节 台湾汉文化的苦斗期(日据时代) <h3>(1)残暴苛虐的日本殖民统治</h3> 正当台湾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蒸蒸日上之时，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在台湾实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 日本殖民者视广大台胞为“二等公民”，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和基本人权，一人“获罪”，株连邻里，稍有反抗，即遭血腥镇压和屠杀。他们肆意霸占农田、森林、猎场，垄断了所有重要农副产品的贸易，把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列为“政府专卖品”，巧立名目，向台胞征收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并利用政治力量，扶植日本垄断资本，排斥、压抑台湾民间资本。 日本殖民者不仅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更在文化上进行精神摧残，强制推行差别教育和强迫同化政策。 日本殖民者把台湾的初等学校分为三种：(一)小学校，专收日本儿童，学校师资、设备最好，经费也最充裕；(二)公学校，专收台湾儿童，师资和设备都很差，经费比小学校少得多；(三)“教育所”，专收“番童”，由警察担任教学，根本谈不上什么设备。教学内容也采取三种不同的课程设制，公学校六年毕业，其程度只及小学校的五年级以下。所有的初等学校一律用日语教学，禁读汉文，并通过所谓“修身”、“历史”等课程，对台湾儿童灌输日本国体观念。 至于中、高等教育，日本殖民者更采取歧视台胞的政策。限制台湾学生升入中、高等学校。凡程度较高的中学，一律只收日本学生。他们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招收台湾青年就读，以培养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供其驱使和奴役。 日本殖民当局十分惧怕台胞有高深学问，刻意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直到1928年才在台北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即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前身)，而且主要是招收日本学生，即便招收为数极少的台湾学生，也只允许他们就读医、农科。据统计，1944年，帝大学生357名，台生仅85名，其中80名学医。而且台湾学生往往“毕业即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台湾这一“南进”的重要战略基地，1937年9月后，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将“差别教育”进一步转变为“强迫同化政策”：首先下令禁止使用台语、汉文，强迫使用日语；各级学校一律停开汉语课程，取消报纸汉文版；封闭所有中国寺庙，拆毁各种神像，严禁汉人祭拜祖先，强迫台胞前往日本神社“参拜”，一律改祀日本的“天照皇大神”；又推行“改姓运动”，强迫台胞改用日本姓名，穿日本和服；严禁中国戏曲、音乐和武术继续流传；不许汉人庆祝中国传统的旧历新年等等。 日本殖民者的罪恶目的是企图从破坏台胞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入手，进而在台湾灭绝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以日本文化取而代之，使广大台胞成为俯首贴耳的殖民奴隶。 <h3>(2) 为维护民族文化而斗争</h3> 日本殖民者实行野蛮的文化摧残政策，激起了广大台胞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台湾爱国知识分子采取各种方法，为维护和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 早在日本霸占台湾之初，不甘臣服的台湾知识分子就曾掀起一股提倡汉学、写旧体诗和搜集地方文献编纂史书的热潮。 日本殖民者实行奴化教育，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台湾同胞则针锋相对，开办汉文“书房”或私塾，“你办一所公学校，我就再办一个私塾”。当时，汉人开办的“书房”、私塾遍及全台，盛极一时。 日本殖民者十分嫉恨，推行“皇民化运动”后，干脆严禁开办私学，下令关闭一切“书房”。但是，许多私塾先生仍不顾禁令，偷偷上课，用闽南语或客家语讲授汉文。 在和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激烈斗争中，爱国台胞林献堂功劳卓著。1914年，他发动台中爱国人士捐款，自建校舍，解决教学经费，创办了台中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各地爱国台胞纷纷效法，相继创办了一批私立学校，与日本殖民当局办的“官校”相抗衡。据统计，1938年，台湾各种私立学校多达20所(不包括私塾)。 日本据台后不久，台湾知识界人士自发地在全台各地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诗社”、“文社”等文艺团体。他们读汉文书籍、写汉字、作汉诗、创办文艺刊物，兴起一股声势不小的“汉学运动”。其中比较著名的诗文家有连横、洪弃生、胡南瞑等人。他们的名作如《台湾通史》(连横)、《寄鹤斋诗文集》、《瀛海偕亡记》(洪弃生)、“五曲”(胡南瞑)，至今仍影响很大。 “五四”运动以后，台湾文艺界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面貌为之一新。20年代，以张我军、赖和为代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其中影响较大的知名作家还有杨云萍、蔡秋桐、黄石辉、杨守愚等人。他们结成团体，用白话文创作了许多揭露日本殖民统治下黑暗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台湾文艺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的成熟期。“南音社”、“台湾文艺联盟”等进步文艺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十分活跃，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新文学知名作家，如杨逵、吴浊流、郭秋生、张深切、黄得时、杨华、巫永福、廖汉臣、王琅等人，他们创办了不少文艺刊物，创作了许多充满时代精神、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新文学作品。 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者为配合“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文艺界残酷围剿，所有进步文艺刊物被迫停刊，台湾新文学运动遭到空前摧残。但是爱国进步的文艺家仍不甘屈服，有的潜回大陆，有的转入“地下”，有的采用隐晦、曲折的笔法坚持写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钳制政策和所谓“皇民文学”巧妙周旋和斗争，仍有不少佳作问世。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爱国知识分子含辛茹苦、不畏艰险，为维护和保存祖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日本殖民者不但没有能够达到消灭中国文化的罪恶目的，相反，却使中国文化在祖国宝岛台湾更加深入人心。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归祖国怀抱，中华文化重放异彩！ 第三章 习俗篇 第一节 语言文字，一如中土 语言文字是人类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最便捷、最有效的工具，它具有无穷的魅力，是维系、传播和发展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和先决条件之一。在宝岛台湾，人们普遍使用的语言是“国语”，最流行的方言是“闽南语”，其次是“客家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台湾2100万总人口中，讲闽南语的约占1200多万人，讲客家语的约450万人，二者相加，约占台湾人口的83%左右。讲其它汉语方言的约15%，原住民占2%。 <h3>(1) 国语</h3> 所谓“国语”，就是大陆的“普通话”。把普通话称为“国语”，反映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国家认同感，强烈的“中国心”。 日据时期，强制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只许台胞使用日语，但广大台胞不顾禁令，仍偷偷学习“国语”。台湾光复后，台胞更以能讲“国语”为荣，如今就连许多原住民同胞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近些年，海峡两岸各项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在接触交往中，两岸同胞在语言方面毫无障碍。“国语”在台湾普及到这种程度，在我国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 <h3>(2) 闽南语</h3> “闽南语”俗称“福佬话”，“福佬”即“福建人”的意思。但“福佬话”的发源地并不在福建南部，而在黄河、洛水流域的中原地区，故又称“河洛话”。那么，福建人怎么会讲起“河洛话”来了呢？它又是怎么流传到台湾去的呢？ 相传西晋永嘉之乱时，中原一带有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大姓”人家从河南相率南迁，来到一条无名江边定居下来，他们就把这条江命名为“晋江”(今福建省境内)，以示不忘自己是晋朝人。唐末，中原战乱再起，烽火连天，有叫王潮、王审知的兄弟俩，率数万人从河南固始县南迁，在今福建境内创建“闽国”，割据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辟山造田，促进了闽地的开发，同时也把河洛方言传到福建，并逐渐形成了福建地区闽北、闽东和闽南三种不同系统的方言。由于早期台湾移民大都来自福建南部，因此这种带有古代中原一带河洛语音的“闽南话”，也就随着闽南籍移民人口的不断繁衍而成了台湾的主要方言，而黄河、洛水流域一带的方言，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反而逐渐被普通话所取代。 <h3>(3) 客家语</h3> 台湾流行的“客家话”主要来自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潮州(今潮州市)和惠州(今惠州市)。“客”相对于“土”而言，“客家人”即“外来人”的意思。“客家人”和福建人一样，祖籍在北方中原地区，也是为了躲避战乱，携家带口，相率南迁，历经几百年的人世沧桑，直到明初才在南方各省陆续定居下来<span class="" data-note="“客家人”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其中最集中的地区是广东梅州、惠州、潮州和福建汀州地区。目前，全世界约有4500万“客家人”(侨居海外的约700余万，约占海外侨胞总数的1/3)。"></span>。“客家人”的聚居地一般都在土地较为贫瘠狭小的山区或半山区，生活艰苦，谋生不易，可耕地本不多，人口一繁衍，不得不再次寻求向外发展，广东嘉应州、潮州、惠州一带的“客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背井离乡、东渡台湾的。由于粤籍“客家人”渡台较晚(清康乾以后)，那时台湾西部沿海平地大都已被先期赴台的闽南人所占据，因此他们渡台后一般都在接近山胞的内地半山区开辟草莱，落脚谋生。这些“客家人”聚居的拓垦区，自然也就流行一种从他们广东家乡带来的“客家话”。 闽南话和客家话既然都源于古老的黄河流域，因此都还保留着大量的“汉音”和“唐音”。据语言学家们研究发现，这两种方言对许多字、词的读法甚至比“汉唐之音”更为古老，是北方早已失传了的一种“中原古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方言和闽南、粤东方言一样，是中国古代语言的“活化石”，它至今仍散发着浓烈的“汉唐气息”，蕴含着古老中原文明的魅力和芳馨。 <h3>(4) 文字</h3> 文字是语言的代表，是语言的符号和记录。由于台湾文化源于大陆，是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因而台湾同胞使用的文字亦一如中土，通行汉文，自古流传着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等字体；文体方面亦随着时代的变迁，由古文到白话文不断发展。日据时代严禁台胞使用汉文，妄图在台湾灭绝中国文化，但日本殖民者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被人为隔绝了40多年的时间，使两岸同胞在少数日常用语方面出现一些差别；再有，大陆实行文字改革之后，推广了简化汉字，而在台湾则至今仍使用传统的繁体汉字。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各项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些差别和不便正在逐渐缩小，并必将最终完全消失。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成为海峡两岸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 第三章 习俗篇 第二节 生活习惯，近似闽粤 由于时代的变迁，台湾民间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较之过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品质不断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活品质如何改善，在台湾民间(尤其在乡村)，人们的基本生活形态却至今仍保存着闽、粤古风；当然，由于地域因素或历史因素，台湾人在生活习惯方面也有其浓厚的地方特色。 <h3>(1) 台湾衫</h3> 昔日，台湾民间喜穿“台湾衫”。“台湾衫”其实就是大陆闽、粤地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老式服装。分为两种：一种是纽扣排在长衫正中，称“对襟仔衫”；一种是纽扣排在衣衫旁边，称“大裪衫”。衫身都较长。一般人穿长裤，农民和工人为方便劳作多穿“短水裤”；女人多穿“大裪衫”，且喜穿长衫或短衫长裤，外出时要穿裙；婴儿一般穿“和尚衫”、“押胸衫”，四个月的小孩始穿“肚仔裤”(俗称“开脚裤”即“开裆裤”)，到六七岁时才改穿普通的“密底裤”。 至今在南部荖浓溪一带，还有不少粤裔客家籍老妇穿这种广式“台湾衫”：蓝色的“大裪衫”长到膝盖，黑裤子搭到脚面，裤脚口很宽，很像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喇叭裤”。当地美浓乡一带的客籍妇女另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传统习俗：她们在溪中洗涤衣物时，一定是面向溪岸。据说这是因为早期渡台谋生的移民常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女人在溪中洗涤衣物面向溪岸是为提高警觉，预防不测，遂成此俗。 在台湾，澎湖妇女的服装式样最为特殊。因澎湖地属海岛，“火烧风”十分厉害，皮肤经风吹刮极易燥裂，于是澎湖妇女为保护自己的皮肤，出家门都要用头巾把头包起来，脖子围上毛巾，小腿扎上绑腿(或穿长统靴把裤脚塞入靴筒)。若遇上刮风，还要用长围巾把脸也蒙上裹密，仅留双眼；手上要戴手套。即便天气晴好，澎湖妇女也同样用这种传统装束来打扮自己。 <h3>(2) 旧厝〔cuo措〕与四合院</h3> 台湾农舍的建筑风格，闽、粤遗风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今人们若漫步于台湾乡村或许多城镇的旧街区，不难发现“旧厝”犹存，石板铺砌的旧街小巷与福建泉州毫无二致，“石缝生青草，砖墙对斜阳”，古趣横生，诗意盎然。即便是新建的农家房屋，也仍大多沿袭闽南式的“旧厝体”砖石建筑，即通常建成(凹字上下翻转)字形的宅院，上中为厅，两侧为房，左右两边相向为“护龙”(即厢房)，中有宽阔庭院，住宅四周则用土墙、砖墙或石墙围起。而在南部荖浓溪一带，特别在美浓乡及其附近乡村，是粤籍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因此农家房舍则均为粤式四合院，属于砖木建筑。置身于台湾乡村，眼见一幢幢闽、粤式农舍，耳听一声声闽语、粤调，真会使你忘记了自己究竟在台湾还是在大陆！ <h3>(3) “食补”</h3> 闽、粤之人有“食补”之俗，而台湾人重视“食补”则较之闽、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传统中药称淮山、芡实、莲子、茯苓为“四臣”，民间误称“四臣”为“四神”，以四臣煎汤饮用，说有健脾养胃之功效。台湾民间常有以“四神汤”作滋补饮料，农家于忙月时，更以猪肚、小肠或鸡、鸭、乳鸽等配“四臣”，文火慢炖，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之补品，倘若病后滋补则还要加高丽参，成为普遍习俗。城镇中也有设摊专售“四神汤”的，是台湾的著名滋补小吃。 台湾另有一种叫“当归鸭”的著名滋补小吃，以其滋补营养而驰名。通常用整根的当归与鸭肉一起炖煮，鸭肉必须要炖烂，使当归的药味渗透其中，据说这样才能收到壮骨活血的食效。现在一般出售当归鸭的摊贩，多在碗中放少许线面(细面条或挂面)，以吸收油腻，增加食欲。 台湾民间格外重视“立冬”日进补，俗称“补冬”、“养冬”。此日，家家户户宰鸡煮肉以佐膳，或食羊肉炒芝麻又佐以“油饭”(以油炒糯米、肉、虾仁、香菇等混合而炊成)，或食锦蛇汤。“立冬”日进补，认为可以耐寒，以充实体力御冬。此俗传自闽南，但食谱有别。 台湾民间“食补”习俗中最独特的是所谓“半年补”。即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家家户户用米粉搓丸子，做成甜粢〔zi姿〕丸，有包糖馅的，亦有不包馅的，据说此日吃了这种食品可祛除炎夏百病，称为“半年补”。当日，台湾各乡镇街坊金鼓齐鸣，喧闹异常，犹如过年。此俗为闽、粤所无，乃台湾所独有，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早在清乾隆年间贡生郑大枢就曾作诗曰：“六月家家作半年，红团糖馅大于钱。娇儿痴女频欢乐.金鼓丁冬闹暑天。” <h3>(4) 茶俗</h3> 茶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两千多年前的《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据考，早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我国人民饮茶就已相当普遍。 台湾的土质和气候适宜种茶，是我国著名的产茶区之一。台湾产制的“乌龙茶”，不仅品种繁多，且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因而久负盛名，畅销全球。台湾茶自清代由福建引进，民间饮茶之俗亦与福建如出一辙。下面是一首流传于闽台两地的方言《饮茶歌》：“饮茶可健身，省钱又多利；葱茶治感冒，糖茶养肝脾；饭后茶消食，发酒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睡；空肚茶慌心，隔夜茶伤胃；过量茶人瘦，温淡茶爽意。”这首歌把饮茶的益处和应注意的事项都唱得一清二楚了。 台湾人饮茶和福建人一样，喜欢冲饮壶茶，并十分讲究茶具的精美和冲泡方法。在台湾历史上，还有过供春、秋圃、潘壶等几种质坚耐热、外观雅致的紫砂名壶。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茶壶中以红色陶制小壶为最佳，再有就是近几年来海峡两岸恢复经贸往来后，台湾茶商专门到大陆江苏宜兴定制的紫砂壶。冲茶方法与闽南一带沏“功夫茶”相仿：壶内装上七、八成茶叶，用滚水先把茶壶、茶杯浇得滚烫滚烫的；然后再用刚开的滚水倒在放好茶叶的茶壶里，用茶壶里的第一道茶水再把茶杯浇洗一遍。这时一股清香从空茶杯里扑鼻而来。茶壶里再注入第二道滚水，水滚叶嫩，一泡即开。再倒入杯里，只见茶水金黄艳丽、香气清雅，十分诱人，小啜一口含于舌底，顿觉浓醇芬香，似琼浆玉液，回味无穷！再有，泡茶要高冲至满溢，意为让乾坤在壶中酝酿；斟茶要低，先环回斟，这叫“关公巡城”；壶里茶水将尽时，就逐杯点滴，美其名曰：“韩信点兵”。如此饮茶，闽台民间叫“饮安乐茶”。 饮茶与闽台民间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女儿已定亲，谓之“吃了男家茶礼”。盖因茶树移栽甚难存活，故茶树有“不迁”之别称，以茶定亲，便有“婚姻永固”之寓意。所以，新娘过门，头一件事便是端茶敬翁姑，然后请亲人饮茶。新娘第一次回娘家，女婿捎去半斤好茶叶，岳家父母必欢天喜地的请亲邻们一同品尝“亲姆茶”。有些好友不请自来，这叫讨一杯“新娘茶”；亲友外出谋生，在“送顺风”的礼品中少不了茶叶，因茶叶闽台人又称“茶心”，送上一包茶叶，有寄望外出谋生的亲友不要忘记祖宗和家乡之意；而海外亲友逢年过节汇款回乡，则谓之寄“茶资”；若向邻居朋友认错，最简易又诚恳的方式，是“敬茶道歉”；筵席前先要敬“礼貌茶”，谓之“先用茶清肠，后美酒佳肴”；豪商巨贾、达官显要多以茶待客，来时主人开口“请茶”，送时宣布“看茶”，仆人闻之，立即收拾茶具，这时客人即便还有许多话要说也一定要知趣告退。 近些年来，台湾茶俗又有新的发展，茶已不光用以冲饮，经茶农的潜心研究，各式各样口味地道的“茶餐”正在台湾茶叶之乡——坪村乡悄然兴起。如以茶叶研磨成粉末，加上大量面粉，并以传统“搓”馒头方式包成一个个墨绿色的包子、馒头，据说口味甚佳，趁热吃时，一入口便有茶香入喉，妙不可言！此外，还有用茶叶清蒸鳟鱼的、用茶叶粉加上芋头沙包制成茶叶芋头的、还有以少量茶菁与土鸡一起闷炖的，尤其是“茶叶鸡”，其汤色清纯，不油不腻，加之鸡肉吸收了茶叶的精华，吃起来回味无穷，犹胜于一般鸡汤 第三章 习俗篇 第三节 岁时节俗，传自“唐山” 岁时节俗，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台湾民间的传统节庆和大陆大同小异，特别是与闽粤地区如出一辙。最重要的节日依次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送灶、除夕等。过节的形式也和大陆相仿，如春节有“开春”拜年之礼；元宵节吃元宵、赛花灯、猜灯谜；端午吃粽子、赛龙舟；中秋夜赏月、吃月饼、瓜果；重阳节登高远足；除夕阖家团圆等等。 <h3>(1) 春节</h3> 闽、台两地分别流传着一首大同小异的《新年歌》： 闽南：“初一荣，初二停，初三无姿娘；初四神落天，初五天神下降，初六另空；初七七元，初八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蓝相生，十一请子婿；十二返去拜，十三食唵〔an俺〕糜配芥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 台湾：“初一早，初二巧，初三老鼠娶新娘；初四神落天，初五隔开，初六挹〔yi邑〕肥；初七七元，初八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有食食；十一请子婿；十二查某子请来拜，十三食湆〔qi泣〕糜配芥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 台湾的岁时节俗源于大陆，从这两首《新年歌》中可见一斑。 台湾人称大年初一为“新正”，意为新的一年将会有一个正正堂堂的开始。当天凌晨头一件大事是祭拜祖先，称为“开正”。“开正”之礼十分隆重，厅堂灯火通明，门口结红彩，供桌上摆列年柑、年糕、咸粿〔guo果〕、牲礼、茶酒、四果、香烛，家家户户燃放鞭炮，全家老少集合一起祭拜祖先、祭祀神明，随后再依序向长辈问安行礼。 过春节最有意思的是出门拜年。又叫“走春”，也叫“开春”、“贺正”。凡有来客，主人用朱红木盒盛着糖果并端上“甜茶”待客；设宴请客，彼此应酬，名叫“请春酒”；客人告辞时，互相向对方孩子赠红包。由于家家户户都出门拜年，难免有碰到人不在家的时候，于是衍生出两个有趣的习俗：出门拜年人们总是随身携带一叠红纸片，上书自己的名字，一旦遇到主人不在家就留下一张，这叫“留帖”；官大势大、交游广阔的人，不可能一家家亲自去拜年，便遣仆人带着他的红帖代他去拜，这叫“飞帖”。 台湾的“初三老鼠娶新娘”和闽南的“初三无姿娘”，意思都是说初三这一天是休息日，就连老鼠也选择这天娶新娘。依俗，当晚各家各户都须提早上床睡觉，以免打搅老鼠办喜事，并要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撒一些吃的东西作为给老鼠的“贺礼”，以便和老鼠搞好关系，减少来年的鼠害。“老鼠娶亲”的俗说显然源自于大陆，有一幅“老鼠娶新娘”的五彩石印年画，曾普遍流传于大陆民间。画面上从头盖红帕的“新娘”，到抬花轿、吹喇叭的执事等，统统都是鼠类，一个个活灵活现、喜气洋洋，很受民间的喜爱。 初四是“接神”日。闽、台两地皆称这一天为“神落天”。当日，各家各户都要在厅堂供奉牲礼、果品、甜食等，燃放爆竹、烧金纸、神马，恭恭敬敬地迎接诸神的下凡，继续履行司掌人间善恶的职责。 初五的“隔开”，意思是过年到此告一段落，也与大陆相同。次日开始，商店开市、农人下田，各行各业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劳作。俗传这一天也是“五路财神”的生日，闽南称“天神下降”，台语叫“路头神”。为求大发利市，商店这一天多在路街边燃香拜拜，求五路财神的护佑。 “初七七元”、“初八团圆”，闽、台两地皆同。中国民间称初七这天为“七元日”，又叫“人日”，相传天地造人，人是在这一天诞生的。因此，在台湾民间，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吃线面(即寿面)，并要吃芹菜、菠菜、芥菜、荠菜、葱、大蒜、蒿菜等七种新鲜蔬菜。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五辛盘”的旧俗遗风，杜甫曾有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正是咏此。“初八团圆”是说回娘家过春节的媳妇，初八要返回婆家“团圆”，开始干活，不然会被认为有意为难婆家，搞得不好，夫家甚至还会因此而大兴“问罪之师”。 “初九天公生”，“天公”即玉皇大帝，“天公生”也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玉帝是天上诸神的管辖者，祭祀格外隆重。前一天全家老少斋戒沐浴，正厅摆设祭坛。午夜一过，全家齐整衣冠，由长至幼，顺序上香，行三跪九叩大礼。随后是烧金纸、放鞭炮，直至凌晨四点。昔日祭祀天公，祭坛的摆设极有讲究，除了原有的供桌之外，还须摆小供桌(俗称“顶桌”)，顶桌上摆五果六斋、扎红绳的面线、清茶三杯，供奉玉皇大帝。下面供桌则摆三牲五礼和红龟粿等，供奉天公的从神。烧给天公的金箔是特制的，称为“天公金”。 在中国传统民俗里，女婿备受岳家的宠爱，俗称“娇客”，全国各地皆然，闽、台自不例外，因此都有“十一请子婿”之俗，称为“子婿日”，即岳家专门宴请女婿的日子。 台湾民间过春节和大陆一样，实际上自上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开始，直到正月十八“落灯”为止，都算是春节的范围。 “送灶”又称“辞灶”，即祭灶神(灶王爷)。传说灶神是上天派驻在每户人家的，每年底都要返回天上向玉皇大帝“述职”，汇报这家一年来的善恶，以便玉帝决定分别给予吉凶，这自然是非同小可！于是人们为了让灶神替自家在玉帝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就用丰盛的祭品来“贿赂”它。 大年三十夜俗称“除夕”，又叫“过年”，意思是旧岁至此夕而除，明日更换新岁。当日下午，供奉牲礼、祀神祭祖，谓“辞年”；当晚全家老少团聚。远游在外的、分家出去的，除非万不得已，统统都要回到老家来吃“年夜饭”，俗称“围炉”。倘若有人未归，餐桌上要留出席位，摆上碗筷，有的还在座椅上放上亲人的衣物，酒杯斟满，以示全家无缺，借以寄托思亲之情。 “围炉”过后，家中最年长者坐在正厅，小辈则依次拜年，长辈分赏“压岁钱”。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谈笑娱乐，通宵达旦，叫做“守岁”。 除此之外，贴春联、春花、舞龙、舞狮、踩高跷、摆旱船、到庙里进香(赶“庙会”)……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过年习俗，台湾都无一不与大陆相同。 <h3>(2) 节俗特色</h3> 不过，台湾的岁时节俗也有自己本岛浓厚的地方特色。 首先，除了和大陆相同的节庆外，台湾还有许多本省特有的节庆活动。如，正月初六祭“清水祖师”(“清水祖师”的主庙在台北万华清水岩，这一天台北有盛大隆重的庆典仪式，以往常要连续上演20天的大戏，格外热闹)；二月初二祭“土地公”；二月初三祭“文昌帝君”；二月十五祭“开漳圣王”；二月二十三祭“广泽尊王”；二月二十五祭“三山国王”；三月初三祭“玄天上帝”；三月十九“太阳公祭”；三月二十三日前后是规模盛大的“妈祖祭”；四月初八纪念释迦牟尼诞辰；四月二十六祭“五谷大帝”；五月十三是“关公祭”和“霞海城隍祭”；六月初一吃“半年补”；六月十五“半年祭”(祭祖宗)；七月整个月为“盂兰会期”，各乡轮流做“大普渡”；立冬日要“进补”；十月二十二为台北“艋舺青山王祭”；冬至日要祭祖、“食补”……可以说在台湾几乎每个月都有节，都要做“拜拜”。 台湾的节庆何以会如此之多？一是因许多节庆为祭祀大陆祖籍带来的“守护神”；二是因台湾的气候与大陆不同，水稻一年三熟，农业生产节奏很快，刻意安排许多节庆，借以调节紧张的劳动生活；另有些节庆则与台湾特殊的历史事件有关。如三月十九“太阳公祭”，据考这天为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公园)之日。明郑时代，定于此日面北遥祭崇祯亡灵。清统一台湾后，台民假托祭拜“太阳公”(“太阳”暗喻“大明”)，将此俗延续下来。 其次，台湾有许多节俗与大陆大异其趣。如：除夕夜台湾农村有“跳火盆”、“避债戏”和“讨债灯”之俗。“跳火盆”是在“围炉”之后，门前点燃一盆稻草，全家老少(限男性)依次从火盆上跳过，取“兴旺如火”吉意。边跳边口中念念有词，说些吉利话。火熄后，将灰烬送进厨房灶脚，祈求神明保佑发财。“避债戏”之俗更为有趣：除夕夜全台各寺庙都要祭神演戏，于是不少债户便钻进人群中躲起来，依俗债主就不能再向他讨债，否则会引起公愤，遭在场观众一顿痛打。这种戏往往通宵达旦上演，演到天明已是大年初一，新年这几天是不能讨债的，故称这种戏叫“避债戏”。不过债主也有办法对付，即在大年初一穿上旧衣，提着灯笼上门讨债，佯称自己是从年三十晚上追债追到现在尚未归家，灯笼都还提在手上，不能算是“新年讨债”，这种灯便叫“讨债灯”。但除非积怨很深，债主一般不会轻易使用“讨债灯”。据说此俗也传自闽南，但闽南早已废止，台湾反而还保留着。 元宵夜，台湾民间另有“偷俗”和“钻灯脚”的习俗。“偷俗”名堂很多：如未婚少女故意去偷人家菜园里的葱菜，据说如不被主人发现，就是吉兆，预示她将会遇到称心如意的郎君。谚语云：“偷着葱，嫁好尫〔wang汪〕(台语为男人、丈夫之意)；偷着菜，嫁好婿。”未婚男子，则以偷得人家墙头上的石头为吉兆。已婚妇女如偷得喂猪盆而被人骂或偷拔到人家竹篱笆上的竹子，则认为是生男之兆(因闽南语“竹篱”和“得儿”音同)。“钻灯脚”就是元宵夜妇女们必往观赏花灯，但“观灯”是虚，“钻灯”为实，她们故意在灯下钻来钻去，因“灯”与“丁”同音，取其“添丁”的吉意。故台湾又有“钻灯脚，生男胞”的谚语。 不过，台湾元宵民俗中最奇特的景观还得数台南盐水镇的“蜂炮”、平溪十分村的“放天灯”和澎湖的“乞龟”。 台南盐水镇人过元宵节既不点花灯，也不游行，而是拼命地燃放“蜂炮”。所谓“蜂炮”，是由数万只冲天炮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冲天炮的炮芯连结在一起，一炮点燃，万炮连响，连续射出，震耳欲聋，声光齐作，在夜幕的衬托下蔚为壮观，撼人心魄。万炮奔发的景观与速度如同蜂群倾巢而出，故称之为“蜂炮”。 据说清光绪年间，盐水镇一带遭遇到一场持续多年的大瘟疫，每天都有人死去，搞得人心慌慌，纷纷弃家外逃。残存的盐水人断定这是鬼怪作祟，就在一个元宵节，请了镇上武庙的关帝爷出巡绕境，并大量施放烟花爆竹，意在驱逐邪鬼妖魔。此后，盐水一带的瘟疫居然真的绝迹了。由此，每年的元宵节都要大量燃放鞭炮，而且规模逐年扩大，形成了今日极为盛大的蜂炮祭典。届时，全镇百姓无论贫富，家家户户燃放鞭炮，一夜下来，点燃蜂炮的花费多达台币数千万元以上。全台各地乃至远在海外的游客慕名而来，元宵之夜云集盐水镇，目睹这一壮观动人的奇景。更奇怪的是，燃放如此密集的爆竹，据说盐水镇却从未因此而失火。 至于台湾北部平溪十分村的“放天灯”虽不及盐水蜂炮名气大，但其历史却比盐水蜂炮更为久远，相传有200多年之久。 所谓“放天灯”，就是在纸糊的灯状球体下部点火，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将其送上夜空。天灯用白色宣纸糊制，造型很像一顶孔明帽，故而又称“孔明灯”。天灯的“帽沿”用竹片围成圆形，用两根铁丝在圆形竹片之间架成十字形，燃料固定在十字形的中间交叉点上。糊扎天灯首重平衡，否则升上天空即刻就会燃烧起来，化为乌有。“天灯”有大有小，冉冉升起后，犹如一个个大大小小闪烁的火球，随风飘向远方，与夜空中的繁星融为一体，妙不可言。人们更相信，天灯放得愈高，运气就愈好。此俗在闽南、粤东古已有之，但因“放天灯”常会引起山火，1949年后在大陆已被明令禁止，而在台湾却流传至今。 据说平溪早期的移民来自闽南惠安县，“放天灯”的习俗也随之被引进。相传平溪“放天灯”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早期来台拓垦的移民，常遭盗匪打劫、杀戮，便以“放天灯”作为互报平安的讯号。日本统治时期，“天灯”又成为一种躲避日军搜捕的信号。台湾光复后，“放天灯”才又恢复其娱乐、祈福的功能，并逐渐成为平溪人元宵夜的一种固定的民俗活动。平溪人传说：“天灯”怕鞭炮，所以“放天灯”时，一定要大放鞭炮，炮声愈响，则愈能把“天灯”吓得飞得愈高愈远。 元宵节澎湖的“乞龟”习俗则既有趣又神秘。每年元宵节一到，澎湖大小庙宇的中央供桌上，摆放各种各样的“龟”：有用糖和糯米粉捏塑的“祈求平安”的“芳片龟”，有用线面堆制而成的含有“长寿”寓意的“面线龟”，有以面粉、鸡蛋、糖、沙油为原料用龟模制作的“鸡蛋糕龟”，还有以熟糯米浆作皮、内包红豆馅的“麻薯龟”……甚至还有用黄金打制的“金龟”。蜂拥而来的乡民们，在融融的烛光照耀下，在一种神秘而热闹的气氛中，虔诚地举行着富有宗教色彩的“乞龟”仪式。 通常，求乞人在上香后须两手持神筶〔gao告〕，跪拜神前，默默祈祷然后掷筶，反复数次，在自认已获神灵的默许后，求乞人即向庙方执事报帐，插上香，索得所乞之“龟”。 “乞龟”活动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祭祀文化，这在殷墟甲骨文有关祭祀用的卜辞中有记载。俗语有云：“千年王八万年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龟以其长寿而自古被当作福、禄、寿、喜、财的吉祥象征，被视为神物而备受尊崇。而澎湖的元宵“乞龟”习俗，正是中国古代龟祀文化的遗风和几千年来这种社会文化心理脉息未绝的反映。其实，这种崇龟习俗至今普遍存在于闽、台两地，只不过在澎湖格外有其特色罢了。原因很简单：澎湖地属海岛，居民大多从事渔捞，为了出海平安并捕捞有更大的收获，人们自然寄望通过“乞龟”以求得神灵的护佑与恩赐。 澎湖“乞龟”还有一个习俗：凡“乞”得“龟”或其他供品者，回家的路上不可与人说话，即便遇到好朋友也只能点头微笑，据说否则会使乞得的心愿半路流失。乞得之物带回家后，通常供奉三天。如果乞到的是个“大龟”，必须敲锣打鼓运回家，供在家里，让人参观。期间须每天上香参拜。仪式过后，可将“大龟”拆散，分送亲友或乡民“吃平安”，唯独“龟”的头部不能施与，以保留自家的祈愿而自享。下一年的元宵节，还愿者须按庙宇张榜公布的数目订制供品，提前送往庙中。如奉还的是“大龟”，还须敲锣打鼓鸣鞭炮，在神前三跪九叩，以完成还愿的礼仪。因为更大的“龟”能吸引更多的“乞龟”者和观赏者，从而更能烘托元宵节“乞龟”的气氛，并以此显示本村的经济实力，于是还愿者往往互相攀比，使近些年来澎湖庙宇中元宵供桌上的“龟”越做越大。1988年元宵，天后宫(主祀妈祖)供乞的“米龟王”竟达12000台斤，由1200包白米堆放而成，乞得者将其分赠给孤儿院和低收入户以做善事，颇获好评。更有的还愿者，为求方便起见，干脆改作“金龟”；而供人求乞的“金龟”，也由最初只是一、二钱的“小龟”，发展到后来最大的竟重达36两。若如此攀比下去，喜耶？忧耶？已引起岛内社会舆论的关注 清明节扫墓，全国皆同，但唯有台湾漳州籍人不过清明节。相传当年郑成功起兵“反清复明”，厌恶清明节“清”在上而“明”在下，遂下令废除清明节，改三月初三“上巳日”为扫墓日。漳州籍人将此俗保留至今。 台南地区端午节不吃粽子而吃一种名叫“煎堆”(又叫“煎锤”)的食物。此俗也与郑成功有关。据说郑成功率军入台之初，军粮匮乏，端午节无米包粽。台民闻讯，争献薯粉、花生、豆类等予郑军。郑成功下令将它们掺和在一起，油煎成“堆”，以度端午。此后，台南人年年过端午都如法炮制，以“煎堆”代粽，流传至今。 总的来说，海峡两岸的传统节庆无不体现出“敬天畏神”和“祖先崇拜”的共同文化内涵，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这些节庆，既有精神寄托的作用，又有娱乐、休息的功能；每一个传统节庆，实际上都把耕耘与收获的节令巧妙地配合起来，使人们一年的劳动与生活的节奏显得有张有弛、快慢有序。正因如此，中国的传统节俗既蕴含有祈福、消灾的丰富想象力，同时也洋溢着“天人合一”、念祖怀故、团圆聚会的浓厚人情味，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魅力的文化传统之一。 台湾文化源于中国大陆，从岁时节俗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第三章 习俗篇 第四节 婚俗丧礼，古风犹存 婚丧习俗，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它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封建时代的婚俗丧礼，极其繁缛，充满迷信色彩。大陆自1949年后经过“移风易俗”，多已改革，然而在台湾，特别在农村，却“古风犹存”，变化不大。 <h3>(1) 婚俗</h3> 与闽粤地区旧俗相仿，昔时台湾民间亦盛行“包办婚姻”，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他习俗亦大致相同： 同姓不婚：中国传统婚俗，同姓不许结婚。《左传》云：“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在古代企求子孙繁衍、“多子多福”的旧观念下，同姓通婚自然成了“大忌”。台湾民间不仅严禁同姓结婚，就连“周、苏、连”、“陈、胡、姚”、“徐、佘、涂”等各三姓，以及“萧、叶”、“许、柯”等各二姓，也互不通婚，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生于同一祖先。 相亲：结亲的第一步是“相亲”，即在媒人的安排下，让男女双方相互偷看，如两情相悦，便可定亲。相亲当日，媒人陪同男方及父母亲友前往女家。坐定后女方出来端茶待客，顷刻间，男女双方“惊鸿一瞥”，女方即刻回房。不论是否中意，当女方再次出来收茶杯时，男方就将红包放入茶杯。女方如见给的是大红包，便知男方中意。如女方也中意，就再拿出芝麻、红枣、花生泡茶待客。相亲即告成功。 大娶、小娶和户内婚：这是三种不同的旧式婚礼。“大娶”即“明媒正娶”，仿照中国传统的婚庆“六礼”程式举行；“小娶”指“招婿”(男到女家)和“招夫”(寡妇再嫁，男住女家)两种；“户内婚”也分两类：一是以少许聘金抱人家的幼女回来养，成年后和自己的儿子成婚，称“媳妇仔”(大陆称“童养媳”)。二是以少许聘金抱人家的男孩回来养，长大后和自己的女儿成亲，或由外面娶媳妇进门，称“螟蛉子”或“养子”。小娶和户内婚的结婚仪式十分简单，如“媳妇仔”成婚，一般选在除夕夜举行，“围炉”后，长辈便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仔”双双进房，就算是完成婚礼，正式结成夫妻，此俗在台湾称为“推做堆”。 “大娶”则要隆重得多，按以下五个程序进行：先是“问名”，即“议婚”，男女互换庚帖，请算命先生看双方是否适宜结婚(台俗，夫妇年龄相差三岁或六岁是忌讳)；次为“送定”，即订“婚约”，男方由媒人陪同到女家，送金银首饰等礼品，女方以礼回赠；然后是“完聘”，又称“大聘”，男方由媒人陪同，送婚书、聘金等到女家，女家则将坤书交媒人，这才算正式订婚；四为“请期”，即决定结婚日期，由媒人请算命先生选定吉日，男家将《亲迎书》、《礼书》附礼品送到女家，女家以返书及衣物回礼；最后才是“亲迎”，即正式“成婚”。台湾民间举行婚礼，通常大都忌在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九月这几个月内举行。因为四月的“四”字与“死”同音；而五月的“五”字与“无”同音，这个月结婚有不生育之虞；六月是一年之半，如在这个月结婚，就有“半年新娘”之称，担心不能白头偕老；七月是民俗中的“鬼月”，如在这个月结婚，就如娶到“鬼新娘”；而九月的“九”字与“狗”同音，因而也尽量避之，以免有“狗新娘”之称。 成婚当日，大体如闽南旧俗，但也有不少独特习俗：如新娘上花轿时，女家要泼一碗水在轿上，以示女儿嫁出如“泼出去的水”，企求婚姻美满，不会发生休弃之事；轿旁系一棵带根叶的青竹(俗称“踏脚青”)，以为女儿嫁到婆家后全家福气康泰，并表示新娘是初嫁而非再嫁；花轿后面还须挂一米筛，据说可“避邪招福”；花轿抬出不远，新娘要丢把折扇或手帕、钥匙之类，表示从此不再归娘家；如路遇其他花轿，双方媒人以人造花互赠，据说这样就可避免“喜冲喜”的不吉之兆等等。 花轿到了男家还有许多讲究，如“过米筛”、“踩破瓦”、“过火盆”等，做完这许多“功课”之后，才是拜天地高堂、入洞房、宴宾客等等。洞房花烛之夜，新娘不能进厨房取水沐浴，须由女童代为取水；并选一生肖属龙或蛇的男童，在喜床上打滚，祝新婚夫妇早生贵子；上床时，新郎要把自己的鞋放在新娘踩不到的地方，衣衫也要放在新娘的衣服上边，否则据说万一不幸鞋被新娘踩到或衣服放得不对，新郎会一辈子怕老婆云云，名堂甚多。 归宁：新娘出嫁后数日内由新郎陪同第一次回娘家，俗称“归宁”。当日，新婚夫妇须由娘家弟妹前来迎接；须在日落前返回男家，据说这样才有望生男孩。临行娘家要送雏鸡一对，俗称“娶路鸡”，据说怕女儿忘了娘家，鸡好带路。另送带根叶的红甘蔗两支，带回男家种植，以求子孙繁茂等等。 昔时，台湾人的婚忌实在是太多，多到简直令人无所适从的地步，每一个程序和环节，举手投足，稍不小心，便有犯忌的可能。例如，除了上面提到的许多禁忌之外，还有：婚嫁时忌生肖属虎的人观看，因虎会伤人。也忌婴儿、寡妇或服丧的人在场，因婴儿易哭，婚嫁喜事忌哭。婚礼忌用鲜花，因鲜花容易凋谢(连招花和石榴花除外，因为连招花的红色花瓣开自叶心，象征新娘真诚对待新郎，石榴历来是“多子多孙”的象征)。新娘穿的衣服忌有口袋，据说是以免带走娘家的财产。也忌用两块布缝接，以防再婚。新娘入男家时忌踩踏门槛，以免触犯到“户碇神”，有碍家业的兴旺。有的在安床后到新婚前夜，要选一男童陪伴新郎同眠于喜床之上，说这样才能生男孩，不然“睏空铺，不死尫，亦死某”。还有结婚四个月内忌用新妇的镜子照别人，新婚四个月内忌看戏，不然夫妻会不和睦……这些禁忌当然都是迷信，却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 <h3>(2) 丧礼</h3> 台湾民间丧葬习俗同样极其繁琐，充满迷信，从临终、发丧、入殓、居丧到送葬、下葬，大体和闽粤旧俗相似，实难细述。主要禁忌有：病重临危之际，须将病人移到正厅临时搭起的板床上，俗称“徙铺”，若死在卧室，据说“冥魂”会吊在床上不能“超度”；人死后有所谓“哭路头”之俗，即父母亡故，女儿闻讯需立即返家，一边大哭一边诉说父母的养育之恩和自己的悲痛之情等等，一直要哭到有人拿茶给她喝或拿毛巾给她擦脸才能停止。但家属哭号，忌泪水滴在尸身上，否则据说此人会发疯；死者入殓前，丧主侍于铺侧，俗称“守铺”。守铺时忌猫跳上尸体，据说因猫属虎性，会使死者“惊吓”抱住活人；忌孕妇触摸棺木，否则胎儿生下即死；送葬日凡生肖与死者“相克”者须回避，以免冲犯…… 台湾民间至今盛行土葬(大城市除外)，选择墓地十分讲究“风水”，不惜重金聘请风水先生觅寻“吉地”。台湾多雨，墓的形状与闽粤地区相仿，多用砖石砌成“椅子形”，外包水泥或石灰。 台湾民间另有“捡骨”之俗。捡骨，俗称“捡风水”，又称“二次葬”，即人死后第一次葬时比较简单，埋得较浅，不包水泥或石灰，不立正式墓碑；待五至七年之后，尸体已经腐烂，于是择吉日挖开墓地，捡拾遗骨，经洗净、曝晒，再装入骨坛择吉地正式安葬。“捡骨”的全过程包括破土、捡骨、洗骨、晒骨、点红、点金、封坛等。骨坛又称“黄金瓮”，是高约二尺、直径一尺的圆形特制陶瓮。其款式依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的图案是“双龙拜塔”，女性的图案则是“双凤抢珠”，坛盖则都是“前寿后福”。在台湾西南沿海一带，“捡骨”属于专门行业。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捡骨人俗称“土公仔”，包工包料。 “捡骨”之俗原本传自闽、粤祖籍，至今在粤东客家人聚居地仍保留此俗。这与客家祖先早年流离不定的移民生活有关，因骸骨装入陶瓮便于随家搬迁，且若要送返故乡安葬也较容易，是客家人怀祖念宗、眷恋故土之情在葬俗上的一种反映。不过传入台湾后此俗又有了变化，变成了“改葬”习俗。即死者葬后，凡遇家运不济、怪事连连、无丁无财、生意失败等等，必归咎于墓地“风水不好”，立即择地另葬。民间有所谓“九葬九迁，十葬万年”的俗语，意思就是说改葬次数愈多愈好。 第三章 习俗篇 第五节 宗教信仰，源自大陆 <h3>(1) “多神之岛”</h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神思想”，在宝岛台湾表现格外突出，民间供奉的神祇之多之杂，实为罕见。据有人统计，台湾神明的数量远超过100种。它们“各司其职”，俨然人类社会，如按“地位”划分，可分为“主神”和“属神”(又称“从神”)两大类： 主神：依各自职掌不同，又可分为四种。 一种是法力无边的“万能神”。有统领幽明两界所有神明的最高神——“玉皇大帝”，另有“妈祖”和“观音菩萨”。这三位“主神”被认为是“万能神”，大凡治病、求子、消灾、降福、祈雨等样样“灵验”，在台湾信徒最多，最受尊崇。 再一种是“分掌神”与“地方神”。分掌神担负各种“专职”，分别被各行各业奉为自己的守护神，如：读书人祭孔子、“文昌帝君”；医生祭“保生大帝”、“华佗仙师”；药材商祭“神农大帝”；农民祭“五谷仙帝”；理发师祭“吕仙祖”(吕洞宾)；线香业者祭“九天玄女”；木匠及纸伞业者祭“巧圣先师”(鲁班)；一般商人祭“关圣帝君”(关羽)；裁缝师祭“黄帝”……举不胜举。这些“神仙”都是中国历史上或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某种职业的创始人、有功者或身怀绝技者。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灵验”的神，如：想长寿拜“南极星君”，想生子拜“注生娘娘”或“送子观音”，孕妇欲平安生产拜“临水夫人”，天旱求雨拜“龙爷”……至于地方神，是指不同祖籍的台民，各自由大陆故乡带到台湾来的“守护神”(见前文)。 第三种即“城隍爷”，据说城隍爷管辖的范围是属于“阳间”与“地狱”的结合部，以弥补“阳间”的地方官和“阴间”的“幽冥王”之不足。第四种神的情况极为复杂，它们会因时因地不同而发挥不同的“灵验”，实难一一列举。 属神：即附属于“主神”的神明。它们或与主神有某种“上下级关系”，如：妈祖配有助手“千里眼”、“顺风耳”；城隍爷的助手更多，计有“文判官”、“武判官”、“马将军”、“牛将军”、“延寿司”、“纠察司”、“奖善司”、“罚恶司”……；或与主神有“亲属关系”：由于信徒们对主神的虔诚，生怕神明孤单寂寞，精神苦闷，于是为讨神的欢心，往往给它们配有夫人(出家佛除外)。如土地公的夫人“土地妈”、广泽尊王的夫人“圣王妈”、太阳公的夫人“太阳娘”，此外还有三爷夫人、灵安尊王妈、有应妈、大众爷妈、开漳圣王夫人等，都是成双成对。泉州籍人的城隍爷不仅有妻，甚至有妾，分别称“城隍大夫人”和“城隍二夫人”。有的主神还配有子女，如西秦王夫妇即配有公子，关帝庙必同时奉祀关平太子等。 在台湾，可谓“无处不神，无神不拜”。除上述各种正式神明之外，乡间还到处供奉着大大小小难以数计的“木石神明”、“动物神明”或“器物神明”。如：凡树高百尺以上都一律在树下建有小庙，当作“树王公”祭拜。榕树称“榕树公”，松树称“松树公”，另有荆桐树公、茄冬树公……有些石头形状奇特，人们便依据某种想象，冠之于“石头公”，常年有人前往祭拜，香火不断。此外，猪圈称“猪稠公”、牛栏称“牛稠公”，还有祭拜蛇和龟的，称“蛇圣公”、“龟圣公”，按季节准时摆上酒菜，燃上香火，虔诚“拜拜”。 由于神祇甚多甚杂，寺庙也就多不胜数。日据时期的一次统计，不算乡间小庙，仅合法登记的寺庙全台就有3800多座。当时台湾人口不足800万，平均约2000人就拥有一座庙宇，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修建庙宇更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台湾人口2100多万，各种庙宇已突破万座，平均不到2000人即有一座庙。难怪有人说：台湾是“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庙比学校多”，令人有“望庙兴叹”之感了！ 宗教信仰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歪曲、虚幻的反映，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台湾民间信奉的神祇之多之杂，修建的寺庙之多之滥，这种重要的民俗特征之形成，自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 台湾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几百年前，当大陆移民背井离乡渡台谋生时，台湾还是个瘴疠流行、蟒蛇出没、台风肆虐、荆棘丛生的“蛮荒之地”，无论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险恶，每前进一步均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拓台先民很需要某种精神的慰藉和寄托，更企盼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给自己予保护，于是乎各种各样的神祇崇拜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现存的加以利用(如大陆祖籍的“守护神”)，没有的便创造出来(如许多台湾特有的神明)，神祇愈来愈多，修建的庙宇也就愈来愈多。可以说，台湾的每一座古老庙宇，都是拓台先民当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记录着他们欢乐与辛酸的历史！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台湾神祇虽多，但大都可归类于儒、佛、道三教派。这些教派无不传自大陆，它们传入台湾后相互影响，彼此融合，如今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加以严格区分了。如台湾的道教多把佛家的观音、地藏、清水祖师、定公佛等为其祭神；同是关羽，儒教称为“文衡圣帝”，道教称为“翊汉天尊”，佛教又称为“盖天古佛”……因此，人们在台湾常可看到儒、佛、道三家的神祇，被同时供奉于一座寺庙内，原因就在于此。 <h3>(2) 充满“人情味”的神明</h3> 台湾宗教信仰的另一显著特色是极富“人情味”。神明们不仅“地位”不同、“技术专长”五花八门、遍及三教九流、有亲属关系和家庭生活，而且各有不同的性格和喜怒哀乐，“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简直毫无二致。据说土地公的夫人“土地妈”就因为“人缘不好”，经常惹土地公生气，所以台湾的土地庙一般都不配祀土地妈。而保仪尊王却特别爱他的夫人(尫妈)，据说祭祀巡行时如果把他夫人的神舆排在后面他会生气发火，于是只好打破“男尊女卑”的界限，把保仪夫人的神舆抬在前面。 嘉义县水虞厝地界有一座“牛将军庙”，庙中供奉有一尊神牛塑像。民间传说，当年郑成功令其部众在此地垦荒，赐给他们八头水牛，这些水牛鞠躬尽瘁，相继劳碌而死，为了纪念这些劳苦功高的水牛，人们便立庙祭祀。至今当地人每天还按时在神像前供奉一捆青草、一桶清水，生怕它们饿着、渴着。当地居民说，他们常可看到有“神牛”在田间出没，帮助农人踩烂播种前的水田，吃掉田间的杂草云云。你看，就连人与牛之间，也同样充满了温馨之情！ 台湾还有崇狗祭狗的习俗，即将狗当作神明建庙立像加以祭祀。南投营北里有座“七将军庙”。传说清初乾隆年间，南投草屯一带，为解决耕田用水问题，从福建漳州请来六位技工，帮助挖掘一条隧道。六位技工饲养有一条狗，平时总是跟在他们身边。一天，这条狗突然从隧洞里跑到外面狂吠不止，随后又钻入隧洞内。不久只听到洞里“轰”的一声巨响，六位工人和狗一同葬身于隧道。原来狗本想跑出来叫人救助它的主人，不料没人响应，于是它甘愿回洞与主人一同殉职。后来人们从隧道中挖出了六位技工和狗的尸体合葬，建庙祭祀，称为“七将军庙”。每逢农历七月初七或七月十五日，举行祭典。 据调查，台湾的狗神庙除七将军庙外，另有嘉义市“十九公庙”、嘉义县鹿草乡的“圆山宫”、台中县大里乡的“七将军庙”和云林县北港镇的“义民庙”五处，其传说都充满了人与狗之间的情义。 不过在台湾，最富人情味的宗教仪式，还得数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大甲妈祖回娘家”的盛典。 据说“妈祖”确有其人，名叫林默娘，福建莆田湄州岛人，生于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因出生弥月不哭，故名默娘。她自幼善泳，心地善良，经常不顾自身安危，解救海上遇险的渔民，做了许多好事，大家都很感激她。不幸默娘在28岁那年染病而殁，人们为纪念她，就在湄州岛上立庙祭祀，被视为渔民们出海的守护神，顶礼膜拜，香火甚盛。澎、台开发后，闽南渔民又在澎、台立庙祭祀，尊称为“天妃”、“圣妃”或“妈祖”，在台湾又称“天上圣母”。如今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是台湾最早修建的妈祖庙，全台众多的妈祖庙都是她的“分灵”。 相传妈祖来台后常思念大陆的父母兄弟，就把他们接到北港来住，所以大甲妈祖每年的暮春三月必往北港探亲，与父母兄弟团聚，如同出嫁的闺女回娘家一样，故有“大甲妈祖回娘家”之俗。届时，全台数十万计的妈祖信徒，风尘仆仆地赶到大甲镇汇合，陪伴着妈祖神像步行到北港探亲。完礼后还要护驾返回大甲。大甲到北港，往返300公里，步行需八天七夜，信徒们不顾疲劳，浩浩荡荡，抬着各式华丽的仪仗，他们沿途要经过大小30多个村镇，参拜数不清的庙宇，迤逦数十华里的队伍纹丝不乱，互相扶助，气氛极为隆重和虔诚，这种盛况，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说起来，“大甲妈祖回娘家”只是近60年才兴起的习俗，此前，台湾妈祖信徒每年最隆重的祭典是回妈祖祖籍——福建湄州岛“割香”。到时，全台妈祖信徒云集北港，推选出上千人的“进香团”，奉妈祖“金身”，乘船横渡台湾海峡到湄州岛“进香”，盛况亦属罕见。1920年后，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断绝海峡两岸交通，妈祖信徒才不得不改在北港遥祭。近40年来，两岸同胞骨肉离散，音讯断绝，自然亦殃及神明。如今两岸关系缓和，台湾妈祖终于也能和台胞“享受”同等待遇，回福建湄州故乡探亲了。 “妈祖回娘家”这一隆重祭典蕴含着多么深厚的亲情与乡情啊！ 第四章 文娱篇 第一节 绚丽多彩的地方戏剧 台湾是戏剧之乡，远在荷兰殖民时期，戏剧就已从中国大陆传入，此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陆艺人也纷纷渡台演出，使各种形式的戏剧得以在台湾流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台湾戏”。 台湾戏剧种类繁多，争奇斗艳，主要剧种有福建传入的梨园戏、高甲戏、福州戏和广东传入的大戏等；另有纯粹从民歌基础上吸收大陆各剧种的唱工、音乐、行头、道具等而产生的地方戏剧，如歌仔戏、采茶戏、车鼓戏、大人戏、童子戏、子弟戏、查某戏。此外还有布袋戏、傀儡戏、皮影戏等。台湾光复特别是1949年后，京剧(台湾称“平剧”或“国剧”)、沪剧、越剧、昆曲、苏州弹词、粤剧、川剧、汉剧、江淮戏、扬州戏、湖南花鼓戏、吕剧、黄梅戏以及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陕西梆子等，也随着各省移民的迁台而纷纷传到台湾，使台湾的戏剧舞台愈加绚丽多彩，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台湾流行的戏剧种类虽多，但最受民间欢迎和喜爱的，还得数歌仔戏和布袋戏。 <h3>(1) 歌仔戏</h3> 歌仔戏是台湾地方戏的后起之秀，但它又是乡土气息最浓、流行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地方戏剧。相传明清之际闽南移民渡台时，把漳州芗〔xiang乡〕江一带的“锦歌”、“采茶”和“车鼓”等各种民歌带到台湾，很受台民欢迎，渐渐流传开来，群众自发组织了演唱“锦歌”的“乐社”和“歌仔阵”。以后又糅合了台湾民间的“七字四言”小曲，并吸收中国传统戏剧的演出形式而逐渐形成一种以闽南语演唱的古装歌唱剧即“歌仔戏”。 初期的歌仔戏是以男女对答清唱为主的小戏，质朴无华。后来演变为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吟唱。以后才又变为演唱民间故事和地方传统戏为主。再吸收从大陆传入台湾的京剧、南北管、潮州白字戏等舞台艺术，终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歌剧。 台湾歌仔戏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受大陆京剧的影响至深。据说民国初年以后，大陆以豪派武戏为号召的福州戏班和上海的京剧班常应邀赴台演出，颇受欢迎。歌仔戏乃从京剧中吸收行头、道具、场面、音乐、剧本等特色，慢慢发展成另一种戏剧模式。如今从歌仔戏的文武场、脸谱、服装及身段上，仍可清楚地看出大陆京剧对它的影响。 台湾歌仔戏依其表演形式的不同可分为“落地扫”歌仔戏、“野台”歌仔戏、“内台”歌仔戏。由于不同类型的歌仔戏各自具有不同的演出风貌，因而深受民众的喜爱。20年代末，台湾歌仔戏传回闽南，并很快在闽南地区风行，由于它流行于芗江流域，所以在闽南一带又称之为“芗剧”。 歌仔戏的剧目大都源自中国历史或民间故事，如《陈三五娘》、、《刘秀复国》、《八仙过海》、《济公传》等。内容多强调忠孝节义，多无固定剧本，由老演员传授或演员自己揣摩出来。主要乐器有穀〔gu谷〕仔弦、大筒弦、京胡、唢呐、单皮鼓、铙钹、锣等。 20年代至30年代中是台湾歌仔戏的“黄金时期”，当时歌仔戏风靡全台，全省各地都有专供其演出的戏院，职业戏班数以百计，盛况空前。“七七”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千方百计控制歌仔戏班，毒化戏剧内容，并强迫演员穿日本和服演出，否则就被强行禁演。但许多演员或转入地下、遁入乡间偷偷演出，或将歌仔戏改头换面，继续演出。如演出时改穿时装，皇帝改称“董事长”，宰相称“经理”，文武百官称“职员”，以留声机代替文武场，而动作、台词、唱腔则一律照旧，“换汤不换药”，大受台民欢迎，日本殖民者也无可奈何，这样歌仔戏才幸未失传。台湾光复后，歌仔戏和其它许多被禁演的地方戏剧一样迅速复苏，蓬勃发展。50年代是歌仔戏最辉煌鼎盛的时期，当时剧院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一票难求，可见台胞对歌仔戏喜爱的程度了。 <h3>(2) 布袋戏</h3> 布袋戏又叫“掌中戏”，起源于福建泉州。相传明末泉州城里有位潦倒书生叫梁炳麟，才学过人但屡试不中。一次在上京赶考途中，梦见一白发老翁执其手掌，写下“功名归掌上”五字，梁书生醒后大喜，心想：“此番进京赶考，金榜题名有望。”岂料放榜之日，仍是名落孙山。回到家中，他无心读书，郁郁寡欢，无聊之余，做些木偶玩于掌中，借以解闷。尔后又编些戏文，在乡里间“义务演出”，一来炫耀自己的满腹经纶，二来借以讽刺人情世故，抒发胸中之块垒。由于构思奇特，演技别出一格，很快便名闻遐迩。这时梁书生才领悟到“功名归掌上”这句话的真义。后来许多失意书生竞相效尤，并吸收福州雕刻(戏台、木偶头)、泉州刺绣(戏服)以及民间音乐(南管)，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地方戏剧，在闽南地区广为流传。因为演出使用的木偶，除头、手掌和脚的下半段以外，手肢和腿部都是用布缝制而成，形状酷似布袋，故民间称之为“布袋戏”。又因这种戏的表演，是把手掌插进当作木偶“身子”的布袋之中，以手指的活动来操纵，故又有“掌中戏”之称。 布袋戏于明末清初传入台湾，它在民间流传也十分广泛。以乐调、词调、戏路来划分，台湾布袋戏可分为南管、北管、潮调三种不同的流派。这三派各具特色，相互影响，互相促进，不断创新发展，演技日臻完善成熟，逐渐成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十分精美的民间艺术，备受台湾人民的喜爱。 布袋戏演出时，戏台下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手艺”高超的演师(称“头手”)躲在幕后，一面用手熟练地操纵戏偶，表演各种细腻的动作，一面还要模仿各种人物的声调，绘声绘色地叙述剧情。其中既有引人入胜的道白，也有典雅婉转的清唱，时而还插入一些幽默风趣的俚语。一个个雕刻精美的戏偶，活灵活现，逼真传神。戏台虽小，却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真善美丑。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时而欣慰，时而叹息，时而愤懑，时而悲切，台上台下，浑然融为一体。许多历史故事、民间传奇，就这样通过布袋戏的表演，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歌仔戏、布袋戏等许多传统的台湾地方戏剧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有过它们各自的辉煌历史，然而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冲击，60年代以后，这些古朴的民间艺术已日趋式微，面临薪火传承的危机。近些年来，台湾文艺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正在采取措施对它们进行革新改造，并加强与大陆的文化艺术交流，以期使这些曾深受台胞喜爱的民间艺术，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重新放出异彩。 第四章 文娱篇 第二节 风格迥异的南管北管 台湾不仅是戏剧之乡，同时也是音乐之岛。在台湾民间，流行着两种风格迥然不同的音乐流派：南管和北管。 <h3>(1) 南管</h3> 南管是“南曲管弦乐”的简称。它原本是流传于闽南泉州一带的古代音乐，清代随闽南移民传入台湾，台民为把这种音乐与北方系统的音乐加以区别，特称之为“南管”。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琵琶、二弦、三弦、洞箫、笛和拍板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板”(由五块黑色檀板连组而成)，歌唱者演唱时，按着拍板一个字一个字地拉长音调往下唱，歌词字数不多，节奏舒缓，如涓涓流水，娓娓道来，正式演奏时分“指”(有词的曲)、“曲”(有曲有词)、“谱”(有谱无词)三部分。乐音幽雅清丽，悠扬婉转，令人陶醉痴迷。 南管乐起源于元末长江以南，是伴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开拓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民间音乐。相传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适逢皇帝60华诞，清宫举行万寿盛典，四海乐师云集京城，献技献艺。当时有位福建安溪籍的大学士叫李光地，想到家乡的南乐幽雅动听，别具情趣，必能博得皇上的欢心，于是他选拔了吴志、陈宁、傅延、洪松、李义等五位名师，进京献艺。康熙听后，果然“龙心大悦”，特赐号南管乐为“御前清曲”，并要赏赐五位乐师官职，可他们思乡心切，无意为官，康熙只好赐他们为“御前清客”，赏彩伞、宫灯等荣宠之物，恋恋不舍地放他们回乡。至今，台湾各地的南管社团在演出时，台上仍悬挂宫灯、插彩伞，以此为荣傲。 本来，演奏南管的惯例，琵琶师为首席。而如今南管乐演出，领衔的乐器却往往是洞箫，洞箫师坐首席。据说这一变化也与康熙有关：康熙听过南管乐后，异常酷爱，情不自禁地拿起洞箫助兴，参加合奏。 自此，洞箫在南管乐中便身价倍增，被“提升”为领衔乐器了。 南管乐传入台湾后，很快在城乡广为流传，融入台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广大群众闲暇之余弹唱自娱、抒发情感、怡神养性的民间艺术，并在民俗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每逢婚丧节庆或庙会祭典，由南管爱好者组成的业余“子弟团”，必应邀到场演奏，不可或缺。台湾光复之初，全台有近百个民间南管团体，其中鹿港的“聚英社”，据说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晚在龙山寺排练，一日不辍。而1900年前后成立于台南的“南声社”，则是目前在台湾曲艺最为精湛、组织最为完备的南管业余演奏团体。他们曾远赴东南亚、西欧各国演出，传扬中华文化，受到热烈欢迎。 在南管音乐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种“南管戏”，即在南管乐器的伴奏下，以粉墨登场的演唱为主，代替南管乐的单纯演奏和清唱。戏曲清新典雅，做工细腻，讲究舞台扮演技艺；为渲染戏情的需要，使用的乐器增加了大吹、戏子鼓、叫锣和响鼓等。南管戏只唱文戏，演出戏目主要有《陈三五娘》、《孟姜女》、《王昭君》等数十种，多为情爱劝世之类的题材，已在台湾民间流传达200多年。 目前在台湾，西方的各种“流行音乐”、爵士乐等充斥着城市的酒吧和舞厅，民间音乐日趋衰败，但在广大农村，“欧风美雨”并未减少普通民众对“南管”的偏爱。每当农闲时节，饭后茶余，人们便自发地聚集在花前月下或庙宇“闲房”，拨弄琴弦，敲起拍板，津津有味地演唱起来，陶醉于悠扬委婉的音乐王国之中，怡然自得，直到夜阑人静，方才尽兴而归。 <h3>(2) 北管</h3> “北管”专指大陆北方语系的戏曲音乐。由于它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亢、激越，是婚丧节庆、迎神祭典中最能渲染气氛、振奋人心的一种民俗音乐。 北管起源于长江以北，据说清乾、嘉年间由安徽传入台湾；使用的乐器主要有七音锣、大小鼓、响盏、古琴、唢呐、大管弦、二弦、三弦、京胡(“吊规仔”)、椰胡(穀仔弦)、箫、筝、笛等；主要演奏汉、唐、宋历代名家所作的曲子。单从这些乐器，便可想象北管乐演奏起来必定震天动地，比南管乐要热闹得多。南管和北管，风格完全不同，前者体现了南方人的细腻与沉静，后者则表达了北方大汉豪放、爽朗的性格。 由北管乐器伴奏演唱的戏剧叫“北管戏”，因多数北管戏团是由农村富家子弟组成的业余戏团，故又称“子弟戏”。此外，还称它为“乱弹戏”。这一名称的由来，出自乾隆时代的花部唱腔。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说：“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腔，统谓之乱弹。” 北管的唱腔和道白，除了丑角为更好地达到幽默、逗笑的艺术效果，不能不使用台湾方言之外，其余角色多用带闽南腔的“官话”(即“湖广话”)，唯独职业北管戏团在对白上使用正统的闽南语。 北管戏分为“福禄”和“西皮”两种。前者属于旧派，以秦腔为主，椰胡是它的主奏乐器，音调低沉浑厚，供奉“西秦王爷”。关于“西秦王爷”的传说，众说纷纭，有说是唐玄宗，也有说是后唐庄宗，不过这两位刚好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戏曲的皇帝。后者属于新派，戏曲以皮黄系统为主，京胡是它的主奏乐器，音调较高亢激昂，供奉“田都元帅”。相传“田都元帅”是唐代乐工雷海青，其母不孕而育，疑为凶兆，故生下来就把他抛弃在水田里，多亏田里的青蟹用泡沫喂养他，才活了下来。所以后来田都元帅的神像，脸部都必定绘有一只小青蟹，西皮派的艺人，也忌食青蟹，以报答它们当初救助田都元帅的大恩大德。 “西皮”与“福禄”这两个名称的由来也颇有趣。据说它们传入台湾之初，台民十分陌生，人们见京胡的竹筒上裹了一层蛇皮，就称这种戏曲为“蛇皮”，后来讹音为“西皮”；“福禄”则是因为椰胡的形状像葫芦，故称之为“葫芦”，后来又讹音为“福禄”或“福路”。 清初以来，北管戏在台湾民间长期盛行，经久不衰，台湾谚语云：“猪肉吃三层(即“五花肉”)，看戏看乱弹”，可见台胞对北管戏的喜爱。台湾光复之初，北管子弟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总数达千团之多。他们活跃在各种民俗活动的喜庆场合，或登台演唱，或摆场清唱，或游行演奏戏曲，满足了人们心灵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寄托，自娱而又娱人，发挥了民间戏曲音乐的重要功能。 第四章 文娱篇 第三节 优美动人的民歌野调 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却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小娘约在后壁沟，假意夯(搬)椅去梳头；搭心(心上人)若来着喀嗽(咳一声做暗号)，哥仔招手娘点头。 闽台两地的福佬系民歌早已相互融合，难分彼此。《望春风》是台湾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属于台湾习俗风情民谣，在闽台两地流行了五六十年，但实际上这首歌是根据漳洲一带锦歌说唱同名曲牌填词改编的。而另一首人们十分熟悉的劳动歌谣《天黑黑》，据说最早还是从厦门流传到台湾的。不过，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目前闽台两地的福佬系民歌也产生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有人认为，闽南的民歌比较注重艺术性，而台湾的福佬系民歌则较为通俗、好唱。然而不管海峡两岸的福佬系民歌在风格上有何不同，它们都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共同谱写着民族文化的新篇章。 女：问尽几多过路人，两人相爱怕何人；阿哥有事妹担待，妹受欺凌郎出身。 福佬系民歌的风格，以抒情哀怨的旋律为主，也有节奏活泼、具有强烈讽刺性的滑稽歌，曲调则多以五声音阶构成，恒春地区的民歌至今仍保存着福佬系民歌纯朴的风格；而兰阳平原的民歌，大多已被吸收为歌仔戏的曲牌，成为流行全岛，深受民众喜爱的一种台湾地方戏剧了。 客家山歌以歌唱爱情为主，也有反映集体生产劳动的，其曲调亦是五声音阶，演唱起来，节奏舒缓婉转，悠扬缠绵，韵味十足，非常优美动听，和目前粤东梅州地区流行的山歌调大致相同。客家山歌亦是每首四句，每句多为七个字。最为人称道的是，客家山歌多采用双关语、隐喻、借代等手法，借以抒发内心的情感，表达某种深刻的寓意，听来十分含蓄而耐人寻味，有极强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文学享受。所以每一首好的客家山歌，都是一首好的“七言绝句”。如下面一首自古在客家地区广泛流传，至今仍被海峡两岸客家人百唱不厌的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与属于“小调系统”的福佬系民歌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小调系统”的民歌多为平原地区城镇中的“里巷之歌”，而客家民歌则纯属“山野之歌”，在丘陵地区传唱，抒情色彩更浓，“野味”(乡土气息)更足。 丘逢甲认为，客家山歌比起文人墨客许多粗制滥造的“油腔笔”来，要有价值得多(“字字珠”)。丘逢甲的不少诗作，语言流畅质朴，通俗易懂，明显地受客家山歌和童谣、谚语的影响。请看下面一首题为《游姜畲〔she奢〕题山人壁》的诗： <span>粤调歌成字字珠，曼声长引不模糊； 诗坛多少油腔笔，有此淫思古意无 目前，客家山歌已引起许多民俗学家和俗文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不辞劳苦，深入到客家人居住的山区，做客家山歌的采集研究工作。在台湾新竹县竹东镇、苗栗县苗栗镇，每年元宵前后，都要选定一天举办客家山歌比赛，报纸和广播都有报道和录音，届时海内外游客纷纷慕名赶来，共襄盛举。广东梅州是客家山歌的发祥地，近些年来，许多酷爱山歌的台湾客籍同胞纷纷组团回广东梅州探亲，参加客家山歌比赛，盛况空前。海峡两岸的客家乡亲欢聚一堂，互相观摩切磋，共同为保存和发掘这一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促进它向更新更高的阶段健康发展而携手努力。 的确，台湾不单是戏剧之乡、音乐之岛，同时还是中国民歌的宝库。 买梨莫买蜂叨梨，心中有病没人知； 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宝岛台湾，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川田野总是一片葱笼，四时鸟语花香，生趣盎然。世世代代休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台湾同胞，热爱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开垦的家园，憧憬幸福美好的生活，喜欢用民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歌唱劳动，歌唱爱情，歌唱生活。无论是烈日当空的白昼，还是月色空濛的夜晚，也不论是山区、平原，还是渔村、茶园，人们经常会听到阵阵悠扬动听的民歌随风飘来，但闻其声，不见其人，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客家系民歌分“客家山歌”和“采茶歌”两种，用客家语演唱，它由粤东和闽西客家移民传入台湾，普遍流行于北部桃园、新竹、苗栗和南部高雄以及屏东的丘陵地区。 这首诗便是从客家谚语：“畜羊、种姜，利息难当”和童谣：“月光光，好种姜”脱胎而来，妇孺上口，易于传诵，颇富生活情趣。在黄遵宪和丘逢甲的诗集中，这一类的诗作比比皆是。 这首山歌以野藤缠树的自然现象来比喻男女相爱的难分难离、至死不移，极其形象生动，其纯真炽热的爱情，真是扣人心弦！这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又如： 客家山歌虽属“俗歌”、“俚曲”，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华，是我国民俗歌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对许多卓有成就的诗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近代著名的客籍新派诗人黄遵宪、台湾客籍爱国诗人丘逢甲，都自幼受到客家山歌的熏陶和感染，他们在诗歌创作活动中都十分重视从客家山歌中吸收有益的营养。丘逢甲曾写有《论山歌》诗一首，给客家山歌予高度评价，诗曰： <h3>其一</h3>河边石子生溜苔，思想阿妹唔得来； 七寸枕头枕三寸，留开四寸等妹来。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 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 女：千里路远也来寻，就像恋郎挂倒心；八月十五中秋夜，两人有情热在心。 台湾民歌种类很多，除原住民同胞聚居地流行的各种山地民歌之外，在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主要流行着福佬系民歌和客家系民歌。1949年后，大陆各地不同风格的民歌也随着各省移民的迁台，纷纷传入台湾，台湾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全国民歌的汇集之地了。这些民歌曲调各异，风味不同，但都散发着浓郁芬香的乡土气息。如果说，“南管”是属于台湾的“雅乐”，那么民歌则是台湾的“俗歌”和“俚曲”了。 男：郎真心来妹真心，唔怕山高又水深；山岖自有人开路，水深定有人来寻。 <h3>其二</h3>新做眠床四方方，一片眠来一片荒； 睡到三更思想起，少个阿妹来商量。 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唱山歌时常常是隔着一座山或一条河唱给对方听，唱时没有预告，怕别人会听不清楚，因而为引起对方的注意，客家山歌大都是第一、二句采用中“兴”的手法，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山歌的开头，起到某种“过门”、“前奏”的作用，而关键的内容是在后面两句。如下面二首： 客家山歌可以独唱也可对唱，除有固定歌词的传统山歌之外，演唱客家山歌需要随机应变、即景抒情、现编现唱的高超本领。所以，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阅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反应敏捷的思路，那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客家山歌手的。特别是在山歌比赛之时，双方一唱一答，一首接着一首，一句接着一句，中间不能停顿“卡壳”，反应稍慢，便告认输，更遑论歌词编得如何，对答是否精采过人了。下面是一组男女对唱的情歌： 男：两人有情热在心，朝朝等妹伯公亭；等尽几多冷板凳，问尽几多过路人。 福佬系民歌是指用闽南语演唱的民歌，起源于福建漳州、泉州一带，最初由早期移民带到台湾，主要在西部平原、兰阳平原和恒春地区流行。福佬系民歌多数属于小调系统，演唱方式属于单音的曲调唱法，每段四句，每句多为七个字(少数为五字句)，内容以歌唱爱情为主，次为劳动、滑稽、叙事或童谣等。除了自古流传下来的传统民歌有固定歌词之外，大都由演唱者即景生情，形式活泼，自然轻松，一般来说，情歌和叙事歌大多采用七字句。如一首传统情歌这样唱道： <h3>(2) 客家系民歌</h3> 第四章 文娱篇 第四节 别具特色的民间体育 台湾民间体育活动丰富多采，虽大多源于大陆，但风格独特，充满生活情趣。 <h3>(1) 扒龙舟</h3> 我国南方各省，普遍有“端午”(农历五月初五)赛龙舟之俗，相传这项活动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的爱国诗人屈原，至今仍为我国各族人民所喜爱。台湾同样盛行，每年一到端午(台民称端午节为“五月节”)，由北到南，凡临河近海之地，都要举行盛大的龙舟竞渡活动，俗称“扒龙舟”。 同是赛龙舟，台湾却有许多独特之处：早在赛前一个多月，台湾各地就开始制造大赛气氛，农历四月初一、十五和五月初一，要分别打三次“预备龙舟鼓”，告诉人们：一年一度“扒龙舟”的季节又到了，大家要提早做好准备，故台湾有“五月节，龙船鼓”的谚语；此外，五月初二，各村要召开“龙船会”，商筹有关扒龙舟的具体事宜。台湾的龙舟一般长五丈余，用樟木制成，中央部宽四尺半，高一尺半，舷描龙鳞，色彩华丽，构造精妙。船头妆饰着红三角形的龙舌旗，船尾有长七尺的红三角旗，上书“水仙尊王”和竞赛单位名称。有的龙舟上还搭有各式各样的牌楼，十分壮观。台湾龙舟的形状也特别：江南龙舟“龙首”高昂，“龙颈”既长且高，船身成“乙”字形，而台湾龙舟“龙首”前冲，并无立起的长颈，颈尾稍翘起而已；再有，台湾龙舟下水前要举行“点睛”仪式。据说此俗源于南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一次张僧繇于金陵(今南京)安乐寺墙上画了四条龙，栩栩如生，但一直不肯给龙点上眼睛。他说若点上眼睛，龙便会飞走。众人听后都哑然失笑，认为是无稽之谈，谁知他提笔点上其中两条龙的眼睛后，那两条龙果真摇头摆尾，腾空而去。故台湾龙舟制好后，绝不马上点睛，唯恐它真的飞走，那龙舟赛岂不要告吹！鹿港的龙舟赛更特别，赛前要举行“龙王祭”，把参赛的龙舟运到龙山寺广场，请出龙王神像，用块红彩蒙住龙的眼睛，龙角上挂“神灯”、花圈和饼圈。然后点上香火祭拜。还要把龙舟上的鼓、锣、桨、舵等所有比赛用具，一一贴上“神符”；最后燃放鞭炮，抬着龙王神像和龙舟，唱起古老的《龙王歌》，在市街上浩浩荡荡地游行一番，沿街商民纷纷烧香礼拜，观看热闹，仪式结束后，比赛才正式开始。 台湾扒龙舟最有地方特色的是宜兰县礁溪乡二龙村，参加比赛的是两个邻村分别以赖姓和林姓宗亲组成的乡民。比赛次数虽多，但从未决出过胜负，原因是他们不设裁判，起划号令由船头的两位锣手自己商量，双方同意就敲锣下令开赛。可是只要有一方觉得本方起划的冲势尚未把握好，就不肯敲锣，所以常常比上个把钟头，还没比出一回合来；再有，终点处抢旗，也没有裁判，除非实力过于悬殊，不然谁先抢到旗也没个定论。因此，这两村的乡民，每年都认为自己是“冠军”。上、下二龙村虽然只有160多户人家，可是据说这种比赛已有190多年的历史了。二龙村村民坚信，龙船有龙神，如果划输了，会带来恶运。为求平安，上、下村比赛时都十分卖力，志在必得。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不办比赛，那一年村子一定会出问题，二龙河也一定会淹死人。故而比赛格外激烈，据说以往要连续比赛六天，现在已缩短到只有一天了。届时，要放水灯、请戏班演平安戏，热闹非凡。 台湾扒龙舟之俗，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由当时的台湾知府蒋元枢在台南法华寺的半月池主持比赛。难得的是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旧俗下，参加比赛的竟然大部分是妇女，故而盛况空前，影响很大。但是宜兰二龙村的龙舟赛却从不让妇女参加，因为他们相信有“龙神”在，所以妇女们甚至连靠近龙舟都不准。如此看来，不能不说200多年前的那位“蒋知府”算是相当开明的了。 <h3>(2) 荡秋千</h3> “荡秋千”是台湾民间最具特色的体育活动，每逢闰年农历三月初六武当山“玄天上帝”诞辰之日，嘉义市都要举办一次大型赛事。所用秋千由巨大的刺竹搭制而成。每逢闰年正月初一前三天就要派壮汉到竹崎、梅山一带去砍伐巨大刺竹，所需竹长12米以上，40多厘米粗，竹龄起码10年，手工搭制，桩埋约2米，架高约13米，相当于四层楼高；主架外绑有横干支架，成“八卦无极”形；秋千用竹竿做悬索，板架离地足有1米高，如果没有相当的体育基础，恐怕连踏板都上不去。比赛于三月初六日下午举行，分个人、团体两组，每组又按不同年龄分少年、中年、老年三个级别进行。不计时间，以荡得高者为胜。平日，谁都可以上架去荡荡玩玩。到比赛当日，赛场四周人山人海，人们屏息凝神，成千上万双眼睛紧张地盯着高悬在秋千架上的人，一上一下，越荡越高，时而全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时而掌声四起，欢声雷动，热闹非凡。 台湾荡秋千比赛，相传始于2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当时嘉义地区瘟疫流行，台民纷纷祭拜玄天上帝，祈求消灾赐福，果然瘟疫很快止息。为感激神明的保佑，民众遂决定祭神后表演节目以娱神，但一时想不出好的主意。这时有位举人偶见其女在荡秋千，于是灵机勃发，以为秋千荡入高空可使人与神接近，就倡议举行荡秋千比赛。从此成俗，沿袭至今。这种比赛每逢农历闰年举行一次。 如果说以上两种比赛是起源于节庆活动，那么下面三种比赛则是起源于劳动。 <h3>(3) 拔河</h3> “拔河”比赛与渔民、船夫的“拉网”有关。台湾民间大部分地方的拔河比赛和大陆没什么不同，唯独彰化鹿港特别，可说是真正的“拔河”——在河的两岸对拔。赛前，比赛组织者在河中设置空浮油桶数十只，上置粗长绳一条，通向河两岸，绳的两端又分出五根支绳。比赛双方各出20人，四人一组，分别执那五根支绳，成扇面形散开，裁判一声令下，两岸同时发力猛拉，输的一方往往被河对岸的赢方拉得“全线崩溃”，收不住脚步，“扑通”、“扑通”地掉进水里，成了“落汤鸡”。出现这种场面，河两岸不论谁输谁赢，都被逗得捧腹大笑，泪流不止，其乐融融。 <h3>(4) 赛风帆车</h3> 这种竞赛的起源与昔日渔民搬运养殖的牡蛎有关。那时沿海渔民在收获牡蛎的季节，一般都用一种二轮手推车来装运，满满的一车牡蛎十分沉重，于是渔民们便在车上竖起竹竿，撑起布帆，借助风力来推动沉重的手推车。以后这种落后的运输方式被汽车运输所取代了，但人们却把祖先的这种劳动方法保留了下来，作为一种有趣的体育竞赛形式。这种比赛在鹿港最为盛行，比赛时两人一车，一人在前拖，另一人在后推，车上装着同等重量的物品，插上布帆，比哪一辆车跑得快。顺风时，车跑得飞快；倘若逆风，那可就费劲了！在每年举行的鹿港“民俗节”上都有这种比赛，赛场设在镇西的公路上，参赛者甚众，观者如潮，场面十分壮观。 <h3>(5) 劈甘蔗</h3> 台湾盛产甘蔗，于是甘蔗也成了台民体育比赛的器械。这种比赛多在农闲，或地头休息、或节日时举行：赛前先挑选九尺左右长、粗壮笔直的甘蔗，削去根梢备用。参赛者站在板凳上，一手持蔗刀，一手持甘蔗，裁判一声令下，赶紧把甘蔗扶正竖直，将刀刃横搁在甘蔗的断面上，一起一落，快速寻找下刀的部位和时机，待到认为有把握时，“哗啦”一声一刀劈将下去。如果能把甘蔗自上而下凌空劈成两半，或把甘蔗皮劈下一层，就算得胜；如若没能劈中，或甘蔗虽被劈开，但蔗皮还连在蔗杆上，即算告负，改由别人来劈。若非高手，得胜怕是很难。这种比赛虽然不如扒龙舟、荡秋千那么富于刺激性，但也十分扣人心弦。 劈甘蔗竞赛也有来历，据说“发明专利权”还属郑成功！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蔗农纷纷参战，郑成功对他们说：你们平时砍蔗多是横砍斜劈，已经够娴熟了，何不改变一下刀术，来它个自上而下竖劈“天灵盖”呢？于是蔗农们便开始照郑成功说的办法，天天练习竖劈甘蔗，既可娱乐又可锻炼眼力、手力和智力，一举数得。为缅怀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丰功伟绩，此后，台湾蔗农常常举行劈甘蔗比赛，一直流传至今。如此看来，“劈甘蔗”比赛不单源于劳动，还和台胞反侵略斗争的光荣历史有着直接关系！ <h3>(6) 打干乐</h3> 这种比赛是从儿童游戏中发展起来的。台湾话“打干乐〔lao烙〕”就是“抽陀螺”。这种有趣的游戏十分古老，宋代宫廷中曾盛行一种类似于玩陀螺的游戏，叫“玩千千”。明代正式出现“陀螺”的名称，它由木制而成，实心无柄，用绳子抽打它的底部，以陀螺旋转时间的长短来定输赢。这种儿童游戏，几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 台湾民间“打干乐”之俗传自闽南。在大陆，玩陀螺是孩子们的“专利”，大人们是不屑于参与的，但在台湾则不然。桃园县的大溪镇，不论男女老少齐上阵，就连六七十岁的老阿公老阿婆，也常常兴致勃勃地领着小孙子一起打干乐，祖孙同乐。 台湾陀螺不仅有木制的，还有铁制的、塑料制的，五颜六色，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最小的只有手指头般大，可在手掌上转着玩；大的要论斤计，五斤、十斤，甚至有重达50斤、上百斤的特大陀螺，有水缸那么粗。大溪镇还成立有“陀螺俱乐部”，会员中有好几位“陀螺王”竟能玩120斤重的巨型陀螺，简直令人咋舌！抽这样大的陀螺，所用的麻绳比拇指还粗，足有四、五斤重。陀螺起动时，麻绳的一端缠在陀螺底部，另一端缠在人的腰间，然后快速奔跑，陀螺便急速旋转起来，再用绳抽打。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过人的臂力和敏捷的身手，这么大的陀螺不用说“抽”，就连“搬”恐怕都成问题！ “打干乐”比赛有严密的规则和规定的场地。每逢农闲时节或节假日，在台湾乡镇庙宇或屋前的广场上，常可看到一群群的人在兴高彩烈地玩陀螺。这种活动既可娱乐，又可健身，实在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 <h3>(7) 宋江阵</h3> “宋江阵”是一种气势磅礴、阵势壮阔、威武壮观的民间武术体育表演项目。它是从中梁山泊好汉头领宋江操练军队、排兵布阵的模式发展演化而来的，故称“宋江阵”。福建的宋江阵历史悠久，广泛流传于闽南地区，后来许多闽南子弟追随郑成功收复台湾，便把家乡的宋江阵带入台湾，在台湾传播开来。当时，郑成功的藤牌兵就是用这种阵式操练的。以后，台湾民间广泛流传，作为保卫乡里村社安全和练武强身的手段，深受台民的喜爱。 台湾“宋江阵”最多为72人，或56人、或42人，最普遍的是36人(不包括打锣鼓的人员)。它是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组成一种阵式，以排阵头为主、个人比武为辅的民间艺阵。所操兵器五花八门，包括藤竹盾牌、青龙刀、单双刀、金钩、长叉、齐眉棍、双斧、戈等等。 在表演宋江阵时，变化着各种名目繁多的阵头形式，如所谓“二人连环阵”、“交五花阵”、“四梅花阵”、“百足蜈蚣阵”、“黄蜂出巢阵”、“八卦阵”、“八城内外连环阵”以及绕圈的“大花阵”、呈S型前进的“马刀阵”和由两个“马刀阵”合组成的“排八城阵”等。在这许多阵法中，以“八卦阵”最为神秘莫测、变化复杂，故而也最难排练，但一旦排练成功，威力亦最强大。除了集体排阵之外，还有个人或双人的各种单打、双打或三人混合打的表演。可谓集拳术、器械、阵法于一炉的综合性武术套路表演。而且在台湾，不仅有男宋江阵，还有儿童宋江阵和女宋江阵，可见宋江阵被台民喜爱和在民间普及的程度了。 目前，宋江阵大都用于民间传统节日特别是春节、元宵节或庙会等庆典活动，以增添节日庆典的热闹气氛。宋江阵表演时，喊杀声、呐喊声以及兵器的格斗声交织在一起，非常雄壮威武。进攻、后退、打圈、布阵井然有序。在头旗的指挥引导下，将士们手执各式各样的兵器，威风凛凛地操练，不时变化着阵式，令人眼花缭乱、热血沸腾。 <h3>(8) 背篓球赛</h3> “背篓球赛”起源于阿美族人男女求爱的一种活动形式。阿美族的少女上山劳动时，追求她的青年男子往往采桔子或槟榔抛进她的背篓里以示爱慕。后来汉族居民感到有趣，也跟着学并流传开来，演变为喜庆节日的一种体育活动。参加者都是未婚青年，比赛时分男、女二队，女队每人背一背篓，男队每人各持一定数量的小“球”(用槟榔、桔子、沙包、乒乓球等等均可)，在女队后方约5米处列队。比赛号令发出后，女队各人边唱歌边向前跑，而男队则紧随其后边追边往女方背篓里投掷小“球”，以投中多者为胜。后来玩法又有变化：参加者仍分为两队，但不一定分为男、女队，也可男女混编，由一人背篓(可男可女)向前跑，两队均在后面追，投球入篓多的一队获胜(两队所执的“球”不同)。这项活动在台东、花莲一带十分流行，玩起来情趣盎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很受青年男女的喜爱。 台湾民间健康活泼的体育活动还很多，如踢毽子、放风筝等，全都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 第五章 技艺篇 第一节 惟妙惟肖的神像雕塑 台湾的雕塑，从中国古代辉煌璀璨的雕塑艺术中汲取养分，在造形和制作技法上，继承发扬了我国传统雕塑艺术风格，塑造出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雕塑精品。其中，神像雕塑集中反映了台湾雕塑艺术的成就。 台湾民间信奉的神明很多，雕塑的神像也就五花八门。它们多用木雕或泥塑，也有用陶烧制而成。大多为全身像，或立姿、或坐态，通常连衣冠服饰甚至座椅等都雕塑在一起，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反映了台湾民间对各种神明的普遍认同标准，是探讨台湾宗教信仰和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 <h3>(1) 端庄雍容的妈祖神像</h3> 妈祖是台湾民间最受尊崇的神明之一。依民间传说，她是位聪敏伶俐、28岁成仙的未婚少女。照理，妈祖神像应当塑造成体态苗条的窈窕淑女形象，但台湾庙宇中的妈祖像，却是一副静态坐姿、体形丰满的中年妇女模样：圆实的面庞透着微笑，修长而成弧形的眉毛，小小的嘴，眼睛与鼻梁成15°角微微上斜，双目略启向下俯视。由于神像供奉在较高的位置上，信徒们仰视恰好与神像对个正着，给人以温柔、慈祥、端庄、优雅的强烈印象。艺匠们将妈祖塑造成这种形象，显然是着意刻画她救苦救难、仁厚贤淑的美德。敦煌壁画中盛唐时期的人物画像，大都丰姿绰约、高贵端庄，处处显露出佛道仁爱宽厚的精神气质和内涵。台湾艺匠大多来自“唐山”，从妈祖神像的造型，可窥见敦煌壁画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台湾的妈祖庙里，妈祖像两旁必有两尊立姿神像：左为“顺风耳”，右为“千里眼”，它们是妈祖的得力“助手”。相传，有一年默娘(妈祖俗名)路遇一位啼哭少女，正被用轿抬去给两个作恶多端的妖怪作祭品。默娘勇敢地代替那位少女，坐轿而去。二怪见默娘容貌娇好，欣喜若狂。默娘不慌不忙，请二妖道出名字来。长着牛一般大眼的说：“我是大名鼎鼎的千里眼！”长着驴一般长耳朵的说：“我是天下闻名的顺风耳！”默娘义正辞严地劝它们弃恶从善。二妖哪里肯听，竟要对默娘非礼。默娘用手指一点，略施法术，一块几千斤重的大石自天而降，带着一股旋风盘旋于二妖头上，吓得二妖魂不附体，赶紧跪地求饶，发誓甘愿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默娘乃收他俩为徒，一同替天行道。据说，顺风耳能耳闻千里外的风吹，千里眼可目见千里外的草动，对妈祖解救人们的危难助益不小！ 千里眼和顺风耳均雕塑得十分健壮魁梧，浑身肌肉突出，青筋暴起，双目圆睁，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千里眼右手举起作远眺状。这种造型加上他们身上飘逸的衣带，使人们同样很自然地联想到敦煌壁画中的力士形象。妈祖神像表现的女性端庄与千里眼、顺风耳神像表现的男性粗犷，在同一座庙宇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愈加突出了妈祖主神仁厚、慈祥的性格特征，同时也绝妙地体现了“以柔克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雕工之精致、造型之均衡、形体和衣饰线条之流畅，出自二三百年前的艺匠之手，不能不令人击掌叹服！ <h3>(2) 充满母爱的妇女群像</h3> 台南有座“临水夫人庙”，庙中供奉着数十个神明，几乎全都是“妇女”：正殿祭奉的是大妈、二妈、三妈，左右护神是花公花婆和注生娘娘，两旁护廊是36位乌母。在神明世界中，它是专营“妇产科”、“小儿科”兼“托儿所”的寺庙。 大妈叫“临水夫人”，原名陈靖姑，福建古同县人，生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相传她是观世音菩萨的一滴血转胎出世，自幼聪慧过人，曾拜许真人为师，会剑术及道家驱邪除妖之法，功力深厚。她婚后怀孕不久，乡里有一白蛇精化成美女作弄男人，乡民惶惶，求其相救。靖姑遂以法术将腹中胎儿置于家中，出门除害。不料白蛇精与另一妖魔串通，由白蛇精引开靖姑，妖魔趁机潜入靖姑房中，将胎儿吃掉。靖姑痛恨至极，将妖魔统统铲除，并发誓要保护天下所有孕妇。24岁殁而成神，受乡民祭祀。因她是在临水除去白蛇精，故尊称为“临水夫人”。二妈叫林纱娘，三妈叫李三娘，相传她们是靖姑的同师姐妹，曾结拜立誓为民除害，故被同祭一庙。 “注生娘娘”则是专掌生男生女的神明。传说男人是一棵树，女人是一株花。这株花注定要开几朵花，开红花生女，开白花生男。男女成婚后，由注生娘娘负责安排他们生男或育女。信徒们要男要女，可请注生娘娘“通融”一下，换朵白花或红花，这叫“移花换斗”；若婚后不育，也可请注生娘娘通过“栽花换斗”的办法，给你儿女。可见注生娘娘的“权力”非同小可！ 照料胎儿是花公花婆的事。孕妇如同含苞待放的花蕾，花公花婆负责浇水、施肥、除虫。他们事情太多，忙不过来，于是请来36位乌母(又称“床母”)协助，负责照顾婴儿不致患病、受惊吓或玩水溺死、玩火灼伤等等，如同看护孩子的“保姆”。 这套掌管人间生男育女诸事的“卫生保健机构”不可谓不严密！这在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的古代，对于一向注重“传宗接代”、重视亲情的中国人来说，当然十分重要。因此，不仅渴望生育的人家经常要到注生娘娘庙去虔诚拜拜，就连有了婴儿的家庭，也在孩子的床前摆上供品，烧香祭拜乌母，请她们妥为照料自己的婴儿。 艺匠们依据民间的这些动人传说，精心雕塑出一群充满母爱、逼真传神的女神像：临水夫人就像中国画中的仕女，清瘦秀丽，青春焕发，似乎浑身蕴藏着降妖伏怪的无边法力；花公花婆则看似一对吃苦耐劳、劳碌一生的老夫老妻；注生娘娘的造型介乎于妈祖与临水夫人之间，体态适中，平易近人，似乎很容易“通融”的样子；比较特殊的是乌母们的造型，她们一改中国画仕女轻盈、纤弱的神态，个个体态丰满、健壮结实，脸庞圆厚，眼、鼻、嘴的线条全然是敦煌壁画中菩萨的韵味。她们有的怀抱婴儿，有的手牵幼童，有的甚至坦胸露乳、正在给婴儿喂奶，虽然表情不一，或忧或喜，但都流露出深沉的、人间最可宝贵的慈母之爱！ <h3>(3) 温厚慈祥的“土地公”</h3> “土地公”即中国民间信仰的地方守护神“土地神”，而在闽台两地则多称“土地公”或“伯公”，“福德正神”则是它的尊称。 据古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土地的仪式。《礼记》中说：“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小牢。”所谓“社”即“土神”，“稷”即“谷神”。天子祭社稷(即祭地神)十分隆重，以牛、羊、猪“三牲”(即“大牢”)祭之；而天子以下的诸侯也要以羊、猪“二牲”(即“小牢”)祭之，至于一般官吏和平头百姓是没有资格祭祀地神的。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了民间的普遍信仰，无论谁都可以祭祀土地神了。 土地神既然是“守护地方之神”，认为它能生养万物，这在农业社会中自然是极其重要的神明。大陆民间对土地神的信仰可谓深入人心，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必建有“土地庙”。早期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先民，胼手胝足开发台湾，自然要祈求土地神恩赐他们五谷丰登、合家平安、人畜两旺，对土地神的信仰自然也从大陆带进了台湾，于是出现了“田头田尾土地公”之说。现在台湾的土地公，多得简直无法统计，不仅田头田尾而且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土地公。 台湾土地庙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人们相信，土地公除了能使五谷丰登之外，还能镇压鬼神，保佑人发财赚钱，故而不仅农民崇敬土地公，祭祀土地公，就连矿业界、建筑界、渔业界、商业界以及金融界人士也仿效农民，都纷纷祭祀土地公。尤其是建筑业的工程人员，天天都在大兴土木，对于掌管土地的神明土地公当然格外敬畏。为盼工程能顺利进行，不会发生意外事故，在开工破土之时，必要祭拜土地公一番。也正因为如此，除了土地庙外，台湾的其他庙宇里也必祀奉土地公为副神。 祭拜土地公通常在农历二月初二日，相传这天是土地公的生日，称为“春祭”。另外，八月十五日还要祭拜一次，是为“秋祭”。春祭是祈求土地公保佑丰收、发财，而秋祭则是答谢土地公的保佑。 土地公原本是自然界之神，但后来却被人格化了。由于全国各地普遍祀奉土地神，所以土地公究竟何时被人格化的民间传说也就多种多样，其说不一；有说是汉高祖时的丞相萧何；有说是曹参；有说是唐朝的韩愈；另有的说是周朝时的一位官吏名叫张福德，说此人为官公正清廉，能体恤百姓的疾苦，做了许多好事，直到老死。死后接替他的是个贪官，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使人民愈加怀念张福德，于是给他建庙祭祀，并取其名而尊称为“福德正神”，因此土地公又叫“福德正神”。又传说土地公乃是古代的一个老翁，在路上拾到一个鹜卵，把这个鹜卵拿给母鸡孵，结果孵出一条小蛇来。老翁在家中细心饲养这条小蛇。一天老翁外出，不料蛇闯出家门捕食邻居的鸡鹜。老翁为此很生气，将蛇放逐于山中。后来这条蛇不断伤害人畜，皇帝下诏除蛇害，但没有人敢冒险入山。老翁自告奋勇，入山冒死杀死了这条毒蛇。于是皇帝就赐这位老翁为“公”，专门司管土地，而称“土地公”。还有一个传说：从前有一老翁，精通农艺，温厚慈祥，热心助人，经常教人们灌溉、耕作，使大家都能获得丰收。老翁死后，人们感念他的恩德而建庙祭祀他，并尊称他为“土地公” 总之，不管土地公究竟是什么人，大体上都脱不了是一位忠厚长者、造福人类的形象就是了。因此，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土地公的造型可说是大同小异：头戴平顶圆帽，身材矮短肥胖，坐姿，面庞圆而丰满，双眼微眯，大而长的耳朵，鼻短孔大，白须下垂，一副慈祥温和的老者风采。 在台湾，最盛行土地公信仰的地方要数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客家人尊称土地公为“伯公”，称土地庙为“伯公庙”，有些地方还建有“伯公亭”，专门供路人歇脚乘凉。除了一村一乡供奉的伯公庙以外，不少客籍人家还私人自行建小庙供奉，所以，漫步于客家人聚居的乡间田野，到处都可看到“伯公庙”，这也可说是一种奇观了。 <h3>(4) 逗人喜爱的“虎爷”</h3> 台湾庙宇中，虎爷的神像数量最多。民间传说，虎乃山中之王，时常祸害生灵，被害者祈求土地公惩治凶猛害人的老虎，老虎被土地公降服，遂成为土地公的“助手”，不再无法无天、为非作歹了。又传说，保生大帝是宋朝名医吴真人。一天，一只老虎吃了一个妇人，咽喉被那妇人的骨头卡住，痛苦万分，遂化身为人，向吴真人求治。吴真人手到病除。所以民间有“保生大帝点龙眼，医虎咽喉”的传说。后世尊崇其医德，奉为神明，立庙祭祀。老虎感念大帝救命之恩，遂改邪归正，死后灵魂前来庙中守护，被称为“虎爷”。故此，在台湾凡祭祀土地公和保生大帝的庙宇，必同时奉祀虎爷。这就是在台湾庙宇中虎爷神像何以数量最多的原因。 虎爷神像大都逗人喜爱：圆圆的大眼，高而肥宽的鼻孔，虎嘴为波浪似的线条，嘴角两端露出尖利的牙齿，两腿前伸，体态敦实圆厚，虽作“虎视眈眈”状，但给予人的却是纯真、善良的神威感，凶猛可怕只是向着厉鬼邪魔而去的。这种脱离写实、被“人格化”了的雕刻独具匠心，耐人寻味。据说虎爷专门保护小孩，一般都放置在神案下面，大人带小孩子进庙，必定不忘向神案下的虎爷拜上几拜。 <h3>(5) 阴森恐怖的七爷、八爷</h3> 台湾庙宇中的神像当然并非全都慈祥可爱，也有些神像是十分可怕骇人的。 台南有座“东岳庙”，庙中供奉掌管阴间“司法大权”的主神“东岳大帝”(即东岳泰山的山神)和他的一批助手。其中分掌“警卫”的七爷、八爷以及牛头马面的“刑警”，个个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令人看后毛骨悚然。七爷、八爷竖立在主神左右两侧，称为“东护卫”和“西护卫”。它们不仅是主神的“贴身保镖”，且随时执行主神的命令，负责捕拿恶鬼。其中八爷身材短小精悍，立姿，右手拿块牌子，上书“善恶分明”四字，左手拿脚链，头戴方形长帽，脸部上额有折纹，眼眶深陷，双眼圆瞪，眼球突出，凶光逼人，两眼间有向上的明显纹沟，鼻短孔大，嘴巴咧开，嘴角向后直伸，似在高声吼叫，脸部肌肉筋脉突出，满面怒色，作缉捕恶鬼状。借着庙中微弱摇晃的烛光，愈加烘托出恐怖、阴森的气氛。 台湾的宗教信仰，既为活人创造出种种消灾去难、解除痛苦，可赖于寄托精神的神秘力量，同时又为死后的人分别善恶，作出不同的结论：有功的成神成仙，为人们尊崇祭拜；作恶多端的，死后则安排在“阴曹地府”的恐怖世界加以惩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劝诫活人多行善事，毋做恶事，免得死后灵魂不得“超度”，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刑受苦。这种劝人向善的宗教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第五章 技艺篇 第二节 精彩纷呈的庙宇装饰 台湾的每一座古老庙宇，堪称一座艺术宫殿，除供奉有各种栩栩如生的神像之外，庙宇建筑中的各种艺术装饰，如石雕、木雕、剪粘、交趾陶等，均有许多极富艺术价值的杰作，显示出台湾民间艺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才华。 <h3>(1) 石雕</h3> 明郑以来，海峡两岸贸易频繁，但海峡行舟，风大浪险，大陆来台的帆船常以巨石压舱镇舟，这就为台湾石雕提供了许多本岛没有的良好石材。其中最上等的石雕材料是青岛石，色泽微绿，年代愈久，愈有光泽；次为陇石，色泽带黄。这两种石材质地坚硬，雕刻的棱角锋利清晰，线条粗壮有力，在台湾古老庙宇中，由青岛石或陇石雕刻的作品，虽饱经风雨，但至今仍完好如初。 台湾庙宇石雕中，石狮和石柱是最重要的部分。 台湾庙宇门口的两侧，必定立有一对石狮。右为母狮，足下伴以小石狮；左为公狮，足前垫以石球或石钱。石狮有坐姿，也有立姿，体格健壮，嘴大眼突，厚鼻短脸，毛发卷曲，抬头挺胸，一副威风凛凛、气象恢宏的架势，其造型已失去自然界狮子的真实感，变成一种饶有趣味、威猛无比、地道中国形式的辟邪石兽了。据说，双狮负有守护庙宇、驱邪止煞之责，所以台湾一般寺庙中的石狮雕刻，着重表现其雄健骠悍的特性，雕刻得颇具力感。 在台湾众多庙宇的守门狮中，以台南孔庙前的四只小石狮雕刻年代最早，据说在乾隆以前。这四只小狮以花岗石为材，正襟危坐，眼睛平视，嘴唇紧闭，显得庄严肃穆。鹿港龙山寺前的一对青石狮，也有近200年的历史，方头竖耳，昂首怒目，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相传由两位大陆商人所赠。这两个商人，叫许克京和刘华堂。他们来台经商、搭船回大陆时，途中忽遇暴风雨。刘华堂想起鹿港龙山寺的观音菩萨十分灵验，便向她遥祷，不到一个时辰，果然风平浪静。他俩平安到达福州，赶紧寻求名匠，镂雕石狮一对，献给龙山寺。此外，台南延平郡王祠、台中万春宫、彰化定光寺、台北三峡祖师庙，以及宜兰北围永镇宫等处的石狮均各具特色，是台湾石狮中的上乘之作。 石柱又称“龙柱”，造型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单纯有力者，双柱各有一条长龙盘抱，除上下两端略有云彩水波装饰外，别无它物，但生动有力，古朴浑拙。这一类以鹿港龙山寺的龙柱为代表。该寺共有三对龙柱，其中三川门前的一对艺术价值极高，一边龙头在上，作飞天状，一边龙头在下，作入地状。两龙神采奕奕，眼波交流，呼之欲出，号为“观天覆地”。另一类为繁复多姿者，除柱身、长龙之外，还饰以花叶、人兽，并绘以黑白色线，十分热闹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台湾的妈祖庙一般都雕这类龙柱。其中台北万华龙山寺的石柱最为典型，不但有龙柱、龙凤柱，还有百鸟朝凤柱、郊游纪趣图柱，花样甚多，气派非凡。最富情趣的是郊游纪趣图柱。此柱雕刻十分细腻，用刀如笔，风光秀丽，郊游者神态各异，生动轻松，艺术造诣很高，令人看后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 除石狮、石柱外，台湾庙宇中的石鼓、石珠，以及石龛、石门、石窗、乃至墙壁上往往都雕刻着各式精美的图案，或花鸟、或飞禽、或走兽、或亭台楼阁、各类书法、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中的故事等等，整座庙宇俨然石雕艺术的展览厅，令人有目不暇接之叹！ <h3>(2) 木雕</h3> 台湾庙宇的木雕用料大多亦运自福建，主要有樟木、茄冬木或柿木，最好的是檀木。艺匠亦大多请自福建，木雕风格与闽粤大抵相仿，但更加精致，不惜工本。其独特之处突出表现在斗拱与雀替的运用与装饰方面。 台湾庙宇中的斗拱和雀替，几乎件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有的雕成八仙造型，有的雕成老人或力士，或飞龙或走兽，或花鸟或鱼虫……多彩多姿。这些题材大都具有民俗意义，如八仙造型，因八仙都有神功，一则可镇邪，再则八仙献挑又带有吉祥之意，而花鸟、飞禽、走兽之类，也各有福、禄、寿的寓意。 每雕刻一件斗拱或雀替，都是一次艰苦的艺术创作。艺匠们先根据它们使用的部位，选好木料，然后再决定雕刻题材；这些雕刻并非单纯的浮雕，而是将整块木料一层层地做空心立体的雕刻，既要使作品精细优美，又须顾忌到不要因木头雕空而降低了它承重的功能，其雕刻难度之大、技艺之高超，可想而知。 台湾庙宇对于门墙、隔扇的雕刻也极为重视，有的甚至将整扇门墙作大幅的立体雕刻。如马公天后宫门扇有两幅大型木雕，其一为“凤凰呈祥图”：一只展翅的凤凰栖息在盛开的牡丹花旁、梅花之下，透出一股欣欣向荣的吉祥气息；其二为“独鹰图”：一只振翅欲飞的老鹰，独立山头，锐利的目光正俯视山下，给人以健美、敏捷、充满活力的艺术感染。这两件木雕虽已年代久远，历经风雨，至今仍能清晰地看出当年艺匠雕工之精湛，构图之优美。 此外，台湾庙宇中的神桌、烛台以及供信徒们抽签用的签筒……凡属木制品，无不任由艺匠们尽情发挥他们的艺术才华。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以刻刀当画笔，给后世留下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h3>(3) 剪粘</h3> 台湾庙宇还利用一种叫做“剪粘”的造型艺术来精心装饰。所谓“剪粘”，就是利用碗片上原有的彩色绘画以及碗的弧度，选取适用造型的部分，粘接到事先塑造好的形体部分上去。例如剪粘人物，先塑好人物的基本形体，然后将碗片加工成可利用的各种形状，把人物的衣服、帽子等各个部分用碗片粘接起来，使人物的形态更富色彩感和立体感，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粘着剂一般用石灰、石棉加上糖水(有的甚至用蜂蜜)调和捣烂配制而成，粘性极强，经久不脱。剪粘似乎是“雕虫小技”，其实是一种十分高超的技艺，艺匠们必须胸有成竹，在造型的感受以及碗片的挑选使用上，都要有很高的艺术素养，才能把握住物体的正确形象，使型体粘接得天衣无缝，逼真传神。 台湾庙宇的屋顶上、屋檐下、墙壁上，到处都装饰着各种五彩缤纷的剪粘造型，有蛟龙腾飞、猛虎下山，有牡丹争艳、龙凤呈祥，还有八仙过海、三官大帝、福禄寿三神等等。这些花花绿绿的剪粘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远远望去，整座庙宇显得愈加光彩夺目、富丽堂皇。 <h3>(4) 交趾陶</h3> 在台湾古老庙宇中，还可发现一种叫做“交趾陶”(又称“交趾烧”)的装饰品。所谓“交趾陶”，就是利用粘土塑造成各种形象并加以绘釉，然后放进窑炉里用低温烧制的一种陶器。这种艺术品集塑造、绘画、烧陶于一体，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其渊源可一直上溯到中国鼎鼎大名的唐三彩，然而它直接承继的则是广东的交趾陶(又称“石湾窑”)技艺。 相传清道光年间，台湾嘉义有位名叫叶王的人，从小在乡间放牛，喜欢一边牧牛一边用泥巴捏泥偶来玩。一天，他被一位来自广东的烧陶师傅发现，收他为徒，传授石湾陶技法。从此他技艺日进，所制陶偶精巧妍丽，于是叶王名声大噪。据说台湾南部庙宇中的陶塑人物、山水等，大多出自他手。现今台南学甲慈济宫、佳里震兴宫、金唐殿等处，仍保存有叶王晚期的作品，弥足珍贵。除叶王外，台湾交趾陶名师还有台南的洪华、洪昆福等人。 日本统治时期，叶王的遗作曾送往日本参加世界博览会，得到极高的评价。 台湾交趾陶虽艺承石湾窑，但并非单纯模仿，由于受地理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技法与着色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地方风格。如石湾窑讲究灵巧、轻盈、可爱，而台湾交趾陶则注重写意而不重写实，较为拙朴沉厚，富有量感等。 交趾陶大都安置在庙宇的墙上或庙顶上，题材与各种雕刻和剪粘大致相同。交趾陶的装饰，使庙宇平添了更强烈的艺术气氛，是台湾庙宇建筑的又一大特色。 目前，台湾交趾陶的制作技艺更趋细腻和多样化，并已由庙宇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化与生活化，如室内陈设，壁饰，以及文玩等各种工艺品，品种繁多，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的一种著名的传统陶塑艺术品，深受人们喜爱。 <h3>(5) 绘画</h3> 台湾庙宇中的绘画也很多，一般都绘在门、窗、柱、梁间以及墙壁的上面，不仅用以装饰，更主要的是利用绘画题材进行宣导教化工作。其内容大都源自中国文化、礼义孝悌敦亲睦族之类的民间传说故事；既有人物故事画、花鸟画、走兽画，也有山水画等等，几乎中国传统艺术所表现的领域，在台湾庙宇的绘画中都可以找到。因此，台湾庙宇绘画实际上并不是宗教绘画(城隍庙和狱帝庙墙上所绘的“地狱受审图”除外)。 台湾庙宇中的绘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色彩绚丽，常用的色彩有大红、绿、黄、藏青、白等，较少使用黑色。这种色调给人以幸福的快乐感，并含有正义和吉祥的意义，这与人们想象中的神作为“替天行道”、能“驱邪治病”的正义形象是完全吻合的。不过，由于台湾的庙宇一般四五十年就要翻修一次，而每一次翻修都会毁掉不少精美的绘画，因此，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台湾庙宇中的绘画，属于民国初年的作品就已算是比较古老的了，其余大都是近五六十年来的作品。这些绘画通常在要画的地方先打上白色的粉底(用石灰与石棉糖水混合捣细而成)，待将干未干之际，以墨或矿物质色料混水作画。台湾气候干湿变化很大，用石灰打粉底，自然很容易风化而剥落。因此后来艺匠们改用水泥漆或塑胶漆先打白色底，然后再用水性塑胶漆或油性油漆作画，这样虽然易于长久保存，但绘画的风格却因此而走样，不如原来那么耐看了。 台湾庙宇绘画最醒目的是大门上的门神彩绘。台南府城隍庙大门上原有一对门神——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两将军，是台南名画工潘春源民国初年时的作品，勾笔精湛，笔锋刚中有柔，人物眉目俊秀，衣褶战甲井然有序，色彩拙朴，古意盎然，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可惜后来在重修该庙时被损毁，如今只能从照片上看到它的风采了。 中国民间何以将秦、尉迟两位将军视为“门神”？据唐三教《搜神大全》所记：“门神，唐秦叔宝、尉迟敬德二将军也。”说是唐太宗晚年身体欠安，寝门外鬼魅呼号，夜不安枕，太宗遂将此事告知群臣，秦叔宝说：“末将愿与尉迟敬德立门外伺候。”太宗准其奏，是夜果然平静无事。以后太宗乃命画匠绘二人像于门上，从此鬼魅不再骚扰。后世因袭，秦、尉迟两位将军便成为中国人的“镇门之神”了。 台湾庙宇绘画中，墙壁上的绘画也有不少精美之作。如台南大天后宫由玉峰所绘制的巨幅《八仙图》、《春夜吟诗图》，人物动作表现准确而传神，特别是后一幅，不仅有中国画的笔趣，而且在表现技法上更有远近前后的立体感，颇为难得。 从总体来说，台湾庙宇的规模和格局不如大陆的庙宇宏大，但从建筑装饰艺术上看却比大陆庙宇精美华丽，给人以“小巧玲珑”之感，处处显露着台湾地方独特的风俗民情和民间艺术的卓越成就，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理应受到珍视和保护。 第五章 技艺篇 第三节 古朴实用的民间工艺(上) 台湾民间工艺五花八门，古朴典雅、美观实用，艺承闽粤而又有独特的地方风格。 <h3>(1) 竹器</h3> 台湾气候高温潮湿，最适宜竹类的生长，从南到北，到处是一片片青翠茂密的竹林，清风徐来，婆娑摇曳，婀娜多姿，使宝岛风光显得格外秀美。 竹子与早期台湾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凡衣、食、住、行均离不开竹子，因此昔时民间的竹器制作行业十分兴旺发达，技艺精湛。至今，传统竹器仍为人们所普遍喜爱和使用。 台湾一年四季“拜拜”很多，经常要用一种“竹蒸笼”来制作敬神祭品。这种传统的蒸食器具，由桂竹片、桧木片和藤编织而成，蒸出来的食物格外香，可保持原有风味。竹蒸笼有大有小，用途各殊。蒸笼愈小，技艺愈精巧，剖藤、刨竹片，都必须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做好。台湾乡间，家家户户必备一种“榭篮”(大的竹篮)，造型四平八稳，接缝精密，四周还编有各种漂亮的花纹，既透气通风，又美观大方。大拜拜时，专用它装鸡鸭鱼肉；女儿出嫁，则用它盛各色礼饼。其他各种竹制食具还很多，大至茶橱、菜橱、米筛、各种竹篮等，小至每餐必用的筷子、饭勺、饭匙…… 早期居民的住屋更离不开竹子：竹墙、竹柱、竹窗、竹帘、竹席、竹床、竹梯、竹篱、竹摇篮、竹扇以及各式各样的竹桌、竹椅、竹凳……，真可谓“无竹不成家”！台湾夏天炎热，竹席最受青睐，午间小息或夜间睡眠，躺在上面，透骨清凉，暑气全消，被台民视为“夏日之宝”，竹席的制作技术要求很高，从削竹、打眼、穿洞引线、编织到缝制，全凭一双巧手完成，稍不细心，编出来的竹席便凹凸不平，躺在上面免不了会让人受“皮肉之苦”。 台湾农村普遍利用竹子编制储存粮食的容器，大的叫“鼓亭笨”，构造复杂，有门可供出入，可存入上万台斤的稻谷，坚固耐用，鼠类只能“望粮兴叹”。小的叫“竹容器”，构造比较简单，也可存放几千斤的粮食。其他竹制劳动工具如竹扫帚、竹耙子、竹簸箕、竹箩筐、竹笠等等，不胜枚举。 除各种实用竹器外，台湾民间还利用竹材编织、雕刻各种供赏玩的手工艺品。台湾的竹雕艺术品构思巧妙、古拙精致，独具艺术魅力。 台湾的竹制家具以鹿港、嘉义、斗六和南投的竹山最为出色；而编织、竹雕工艺则以台南的关庙最为出色。关庙一带素有“篾器之村”的美名，有一首民谣唱道：“凤梨香、竹笋甜、藤椅凉、竹器俏，关庙的特产呱呱叫！” <h3>(2) 油纸伞</h3> 台湾有“制伞王国”之美称，其中油纸伞更是古色古香，经济实用。 台湾油纸伞的技艺传自广东潮州。每一把伞的制作，可分为伞骨、糊纸、上油与装髹〔xiu休，以漆漆物之意〕四道工序。纸伞的全部制作过程都靠精细的传统手工技艺：先是把竹子按一定尺寸锯成段。为防日后虫蛀，裁好的竹段要在水中浸泡个把月，除去糖份。泡好后削制成一个个伞骨、伞头和伞柄。每一根细长的伞骨上还要钻出一个个间距相等的小孔。然后再把伞骨、伞头和伞柄穿线定型，制成伞架。第二步是粘贴伞面。伞面由棉纸裁剪而成，一片片地粘贴在两根伞骨架之间。粘剂用青柿子捣烂泡制而成，粘性极佳且不易变质脱落。伞面粘好后，经曝晒，第三步是涂上桐油。桐油既可防水又可增加棉纸的韧性。阴干后再涂上一层亮光漆，一把轻巧美观的油纸伞便大功告成了。 早期的油纸伞色彩单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五颜六色的纸伞纷纷问世，有的还印上山水、花卉、竹鸟等国画图案，使古朴典雅的油纸伞世界变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格外受到姑娘们的喜爱。 据民间传说，油纸伞为春秋时期的鲁班所发明。所以台湾凡制作纸伞的人家，都供奉 “巧圣先师”的牌位，作为自己的守护神，并贴对联曰：“片片弥逢遮雨露，一竿树立拓乾坤”，十分形象而夸张。 台湾制作油纸伞的多是粤籍客家人。台湾客家人有一种习俗：出嫁女儿必备两把伞作为嫁妆，因繁体“傘”字由多个“人”字组成，以伞送女出嫁，取其“多子多孙”的吉意。儿子16岁成年，父母也会送他一对纸伞，因“纸”与“子”同音，且伞张开呈圆形，又有“圆满”的寓意，以伞送子，表示他已成年，要开始自己的事业了，祝福他日后事事如意圆满。宗教仪式和庆典游行，信徒们也喜欢打上一把伞，因“伞”与“闪”同音，据说妖魔鬼怪见伞即闪，可“逢凶化吉”，永保平安。 <h3>(3) 灯笼</h3> 灯笼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品，既可用以照明，又有吉祥、光明的寓意，这种古老典雅的民俗工艺，至今在台湾仍十分兴盛发达。 台湾最常见的灯笼是竹灯和伞灯。竹灯是用质地强韧、富于弹性的桂竹或麻篱竹劈成竹蔑编织而成，造型主要有圆形、圆柱形或橄榄形，外面先裱上一层棉纱布为底，再糊上一层涂绘用的棉纸。伞灯的用料与制作较为复杂，它是以整个竹筒经劈、修、削、去肉骨、钻孔、串编后，嵌在台座的凹槽内，再将其撑开，按一定的造型固定后，经裱纱、补纱、上洋菜胶和最后绘饰而成。 灯笼的制作是竹编与彩绘这两种民间技艺的有机结合。台湾灯笼的特色并不在于它的竹编造型，而在它绘饰的图样、字体及花色之繁多，洋溢着或华丽、或庄严、或喜庆、或神秘的民俗技艺的浓烈气息。 绘饰颜料昔日为水性矿物制成，现多已改用广告原料和油漆，计有鲜红、粉红、深绿、浅绿、蓝、白、黄、紫、靛青等各种颜色。图案则依顾客的需要和使用的场合不同而绘饰不同的题材，人物图样多绘八仙或福、禄、寿三星，另有龙、马、麒麟、象、仙鹤、飞鸟以及梅、竹、兰、菊等，神态各异，风格迥然不同。 台湾灯笼上的字体有一定的成规，依各地民俗不同，使用的颜色也有限制。一般人家用的灯笼常写上姓氏，称“字姓灯”。若祖先曾任官职，则灯的一面写姓氏，另一面写官名。庙宇用的灯笼或写庙名，或写庙中所祀的主神名，如“玉皇大帝”、“三山国王”等，这种灯笼称“佛光灯”或“祖神灯”。这些灯笼的字一般用朱红色。但竹东地区的林、叶等姓氏却用绿色；台南、嘉义地区的庙宇用灯则用青色，神名再用朱红。各地办丧事用的“吉灯”和“孝灯”所用颜色和字体也各不相同。总之，名堂讲究甚多，使台湾的灯笼显得光怪陆离，五颜六色，充满了浓烈的民俗情趣。然而，如今大量的灯笼已改用塑料来制作，虽可成批生产，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已不能与手工扎制的竹、纸灯笼相提并论了！ <h3>(4) 风筝</h3> 风筝又称“纸鸢”或“鹞子”，是中国古老的民俗技艺。民间相传，楚汉争霸时，韩信、张良将项羽的军队困于垓下。一天夜里，利用一只牛皮风筝载着两个士兵，飞到楚营周围上空吹奏楚歌。其悲切、哀怨的箫声勾起了楚兵的乡愁，致使楚营军心瓦解而溃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一开始便是描绘汴京城中少年放风筝的景色。“清明放鹞”，自古为我国民间的习俗。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人们把风筝升到遥远的晴空，遐想着把病痛和厄运统统都寄放于风筝上，然后割断线绳，任其随风而去，象征灾难与厄运随之永远消失…… 早期台湾做风筝的材料和做灯笼的材料相仿，大多是用竹和纸来糊扎，而现在也大量采用塑料做支杆、用尼龙布代替纸、用尼龙绳作风筝绳了。台湾风筝造型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有仿古的“卅六飞燕”；有一条线连放五只黑蝙蝠，号称“五福临门”；有名叫“飞弹打飞机”的更加有趣：先放一只大型的飞机风筝到高空，等它保持稳定后，再系上一只蝴蝶式样的“风弹器”，凭借风力的推动，艳红色的花蝶忽地脱手，沿着线绳扶摇直上，等到“飞弹”触及“飞机”时，突然“啪”的一声响，閤翅则又降回手中。不过，最有名气的还得数“蜈蚣风筝”和由“蜈蚣风筝”演变而来的“八角龙风筝”，其长度竟达100节以上，被称为“风筝之王”。放飞这种大型风筝，若没有相当高的技巧和经验，恐怕也只能是“束手无策”、“望筝兴叹”了。 台湾风筝以其古朴和多变的造型在国际上颇负名气，成为外国游客极感兴趣的民俗物品。销售量很大，而且每年都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大批订单，争购台湾制作的风筝。 宝岛台湾风光明媚、四季如春，不论什么季节都可以看到多姿多彩的风筝迎风飞舞，给人以无穷的乐趣和美的享受！ <h3>(5) 大甲席与大甲帽</h3> 台湾新竹至台南的滨海地区，盛产一种“三角蔺草”，又称“灯芯草”。这种草茎细长呈三角形，收割后经晒干、压平等方法处理后，变得韧而柔软，是编织各种手工织物的上等原料。清初，台民已开始用它编织草席。台中大甲一带出产的蔺草品质最好，是草席、草帽最大最著名的产区，人称“大甲席”和“大甲帽”。正宗的大甲席既通气又吸汗，热天人躺在上面既凉爽，且有一股清香。其中最出名的叫“加纹席”，即在编织时加上龙凤、花鸟、福寿双喜等各种花纹图案，不仅美观实用，还透着“吉意”。据说清代驻台官员赴京时，总不忘带上加纹席去馈赠亲友，颇受京城人士喜爱，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贵礼品，雅称为“龙须席”。 以往编织大甲席与大甲帽的多为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她们不用绘图或打样，全凭心灵手巧和长辈传授的技艺，利用农闲时节，起早贪黑地编织，出售后补贴家用。大甲席和大甲帽在本世纪初开始打入国际市场，30年代成为台湾“五大特产”中占第三位的产品，每年有数百万张草席、1600万顶草帽运销世界各国。 台湾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大甲帽”的故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当时日本霸占台湾不久，总督署苑里办务署长浅野元龄下乡出巡，见一群妇女正围坐在一起编席，便把自己头上戴的粗糙小礼帽取下来，问妇女们能不能编，意在刁难她们。一个名叫洪鸳鸯的年轻妇女，见那礼帽的形状，心有所思，动手即编，不久便编出了全台第一顶“大甲帽”。以后她热心向当地妇女们传授技法，还应邀到台北当手工艺教师多年，教会不少徒弟。由于洪鸳鸯的大力推广，大甲帽和大甲席一样，成了驰名全球的台湾特产。 <h3>(6) 藤器</h3> 台湾深山老林里盛产一种“黄藤”，这种藤长达30余米，直径在二厘米以下，加工处理后，柔韧而不易腐烂，是编制各种家具、藤篮、藤筐、藤盘等的优质材料。 藤器的制作过程相当繁杂，首先要把整条藤子加热烤弯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制成定型的外廓(有的是用竹子)；另一批藤条则由人工或机器切成薄片或长条型(即藤条)；再用藤条把已经定型的外廓完全用手工编织成一件件器具，编织时还要按所需图案、花纹进行巧妙精心的装饰；最后涂上桐油、光亮漆，晾干后便成了可用的藤器。而动植物、花草等小型装饰品，则完全要用藤条来编织。 台湾出产的藤器品种花样很多，样式古朴，结实耐用，是雅俗共赏、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欢迎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台湾生产藤器最著名的是台南的关庙乡。现在，当人们来到关庙乡地界，老远便可以见到黄澄澄而带韧性的藤制产品堆放在工厂和许多人家的庭院里。关庙的藤器手工精致、造型美观而带浓厚的古典风味，而且所使用的藤料，大部分是从印尼进口的甲等藤。这种藤比台湾藤质地更好，色泽光亮、韧度也高，不会受气候或温度的影响而断裂、变形。据说关庙乡的乡民80%从事藤器加工制造，每年都大量外销赚取外汇。 说到台湾的藤器，它在反侵略斗争史上还立过赫赫战功哩！不过这种“藤器”实际上是一种“兵器”，即古代打仗时步兵用的“藤牌”。当年郑成功的军队中有一个重要兵种叫“藤牌军”。这种藤牌便是用山藤编制而成，编好后的藤牌经桐油浸透，表面光滑坚韧，不但刀砍不入、箭射不穿，就连火枪子弹打中也会大大减缓其杀伤力，而且轻便灵活，作战时运用自如。因此郑成功的“藤牌军”好生了得！当年在收复台湾的战斗中，打得荷兰殖民者屁滚尿流，闻风丧胆。 清统一台湾后，台湾藤牌军奉调远征黑龙江，抗击沙俄侵略者，在历史上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立下大功：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在这次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中，台湾藤牌军奉命渡河攻击俄军据点。他们入水而伏，顺流而进，俄军弹如飞蝗，但不能中。俄国侵略者从未见过这种“新式武器”，一时军心大乱，台湾藤牌兵趁势跃上河岸，一阵猛杀乱砍，攻陷敌阵，连俄军头目额里克舍也被活捉。一时间，中国“大帽军”(俄国人对藤牌军的称呼)威震中外，传为神奇之谈。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台湾藤牌军还跟随康熙皇帝出征，讨伐沙俄侵略者的走狗噶尔丹的叛乱，在克鲁伦河追击战和昭莫多包围战中大败叛军。战后，台湾藤牌兵就留在黑龙江从事拓垦活动，为黑龙江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h3>(7) 珊瑚工艺</h3> 珊瑚历来被人们视为吉祥之物，认为身带珊瑚，可驱风寒、避难消灾，我国古代即将珊瑚列为“七宝”之一，这在《无量寿经》和《金刚般若经》等佛经上都有记载。 珊瑚是由一种栖生于浅海岩礁的腔肠动物“珊瑚虫”所分泌的石灰质骨骼形成的，外形呈树枝状，俗称“石树”，颜色多种多样，色彩绚丽，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若经过加工，则可成为各种珍贵的工艺品。台湾于1923年首次在基隆、瑞芳一带海域发现珊瑚，经专家鉴定，其色泽品质远超过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出产的珊瑚。后来引进先进加工技术，进行大量开采，最盛时期的1979年，台湾珊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因此被誉为“珊瑚王国”；而其中澎湖一地的产量就占台湾总产量的70%，且品质极佳，故而澎湖又有“珊瑚之乡”的美称。1979年10月，台湾渔民在宜兰龟山岛外采获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株珊瑚，这株珊瑚竟重达70.5公斤、高125厘米，据说它已经在海底生活了21000年，被称为“珊瑚王”。此外，兰屿、绿岛、苏澳、彭佳屿海区，亦盛产珊瑚。 台湾珊瑚不仅品质好，且种类繁多，目前已知的至少在300种以上，有白、粉红、红、绿、紫蓝、黑等各种颜色。其中深红色珊瑚色彩艳丽，品质坚硬，组织均匀，但也最难采捞，因此价格最为昂贵。次为桃红色、白色。粉红类中有一种称之为“天使肤色”的珊瑚，色泽淡柔莹洁且极匀称，可搭配任何色彩的服装，在自然光下，显得十分高雅迷人，其上品甚至比深红色珊瑚价格还昂贵，极受欧美人士的喜爱。 台湾的珊瑚加工业十分发达，大小加工厂多达四五百家，大部分集中在澎湖，苏澳和台北一带。采回的珊瑚，依其大小，形状和色彩的不同，进行艺术加工。大枝如完整无缺、形状美观，多保留原状作为摆设，极富天然美，有的也雕刻成珍贵的艺术品，如人像、花鸟等；中枝一般可做素面戒指、圆珠项链和耳环，如局部枯朽，则依势雕刻成各种首饰和摆设饰物；小枝则搭配玉类，做成花虫鸟兽，用以镶嵌屏风等，或切成短枝，串成拙朴可爱的珊瑚项链。 此外，珊瑚还可加工成手镯、发簪、袖扣、别针等各种妇女喜爱的装饰物。台湾珊瑚的雕刻艺术品自然也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其作品大多制成八仙、十二生肖、观音、弥勒佛、仕女、花鸟等，个个栩栩如生、趣味盎然，畅销日本、欧美等国，成为台湾特产中经济价值最高的外销品，赚取了大量外汇。 第五章 技艺篇 第四节 古朴古实用的民间工艺(下) <h3>(1) 民俗版画</h3> 民俗版画俗称“年画”，清初台湾才开始流行，那时大都由漳州、泉州等地运来，属于闽南风格的雕印版。随着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宗教活动日益频繁，单靠大陆运进版画已供不应求，于是转而就地刻版印制。 早期台湾的民俗版画大都是“照葫芦画瓢”，临摹闽南版画。临摹多了，难免走样，加上印刷技艺不精，用纸用色粗陋，显得十分简略和朴拙，但这也恰恰反衬了早期台湾移民拓荒时代的生活风貌。近代以后，台湾版画无论在构思、刻版以及印刷技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台湾光复前后，石印版画逐渐取代了木雕版画。尽管石印版画的线条、色彩较为呆板，缺乏变化，趣味性和艺术性都较差，但这种版画色彩艳丽、线条清晰，并可大量印刷，自有其优点和长处，因此得以盛行。 台湾版画可分为年画版画、神像版画、符咒版画和糊纸版画四种。 台湾民间和大陆民俗相同，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除贴春联外，还要张贴年画，以求新的一年合家平安、吉庆美满，并借以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年画种类繁多，大凡忠孝节义的事迹、戏剧小说中的喜庆欢乐场景、吉祥如意的语图，均可做年画的题材。如“八仙庆寿”、“金鱼池塘”(意为“金玉满堂”)、“麒麟送子”(意为“多子多孙”)、“桃园结义”、“老鼠娶亲”等等。 神像版画俗称“神马”或“纸马”，题材主要是民间信仰的各种神明图案，宗教色彩甚浓。台湾神明很多，神像版画的种类自然也很多。又因台民一年到头“拜拜”很多，因此这种供信徒们进香用的神像版画用量很大。台湾的神像版画线条朴拙，套色单纯，不像年画那样华丽。 符咒版画是台湾民俗版画中最粗陋、简单的一种，大多用黄土纸印刷，不加套色，乡土气息最浓，主要有“镇宅平安符”、“家门玄庆符”以及签诗、金银纸、更衣、库钱等，不仅在家中张贴，做拜拜时更大批焚化，因此用量比神像版画还大。 糊纸图案版画在台湾民俗版画中是艺术性最高的一种。它是在雕版印刷基础上再加上图案空花，因而不但具有木刻版画的内容，同时还兼有剪纸艺术的形态。如“吉祥如意”、“年年有余”、“喜从天降”等，多用红纸印制，贴在门楣、窗户或妆奁、礼品上，即刻增添许多喜庆气氛。 <h3>(2) 制香</h3> 香的使用最早是由佛教徒发明的。相传很久以前，佛祖释迦牟尼传道，恰逢天气闷热，信徒们听得久了，十分困乏，睡意难挡。若真的睡着岂不失礼？于是有人想出个妙着：找来一种有香味的木材，切成条状，放在钵里燃烧，借它散发出的阵阵清香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这着果然灵验，此后佛门子弟纷纷仿效，成为他们抵御世俗诱惑、坚定信念的方法了。为点燃方便，后来又有人设法将香料粘在竹枝上，插在香炉中焚烧，而烧香的意义也逐渐被民间神秘化了。 据说燃香蕴含有烟、火、香味三层意义：火是光明的象征，可驱鬼避邪、洁室除秽，使妖魔鬼怪不敢作祟；香烟袅袅上升，可将信徒们的心愿传达给神明，成为人神间沟通的桥梁；而香味，最为神明所喜爱，只有香飘四溢的地方，神明才会“闻香”而至，降福人间。因此，在中国民间的祭神典礼中，可无酒无肉，无香则万万不可。 台湾民间，“香火”被视为“家族兴旺”、“薪火相传”的象征。许多人家的神案上，一炉香火日夜燃点，经年不灭。兄弟分家，要将香火或香灰转移到分居的地方，另立祖宗牌位祭拜先人，此俗叫做“分香”。同样，庙宇中的神明移供它处，或主庙的神明要引到分庙去拜，也要由香火传递，俗称“割香”。由于大甲妈祖是由北港“割香”出去的，而北港妈祖又是由福建湄州“割香”出去的，故台湾有“大甲妈祖回娘家”和北港妈祖回大陆“进香”探亲之俗，以示追本溯源，不忘故土。 早期台湾用香悉由大陆运进，清初移民剧增，敬神祭祖之风大炽，岛内制香业也应运而生，不断发展。如今，台湾民间的宗教信仰愈盛，香的用量日甚一日，因而这种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生意愈来愈兴旺。 台湾香的种类按形状可分为线香、香环、香塔和香珠四种。其中线香是最普通也是用量最大的一种。依其用途的不同，线香又有“硬脚香”和“软脚香”两类。前者一般用于祭拜神明，后者用于祭祀祖先。线香的原料主要有竹枝(又称“香脚”)和香粉。主香剂是檀香，副香剂种类很多，上等香用沉香、晏息香，亦有加少量草根、香三奈、丁香、八角、白芷、当归、牡丹皮、桂心、大茴香、小茴香等粉末的，其中大多数是中药，所以制香者尽管经常弄得“灰头土脸”的，可是不但不会得职业病，相反对身体还有补益哩！ 软脚香和硬脚香有不同的制法，软脚香的制法有“手搓法”和“机压法”两种。手搓法全凭人工双手搓动，把事先配妥的香料搓成线状；机压法则是用一种木制的容器以人力挤压，使线香从容器的导孔中导出，属于半自动的生产方式。制好的湿线香经阴干后包装，便可上市出售了。硬脚香的制作较为复杂，要经过用水浸香脚、沾粘粉“打底”，然后再三度浸水、三度上香料、三度“抡纸扇”和户外曝晒等一气呵成的数道工序。每道工序的技巧要求都很高，手艺稍差，制出来的线香就有可能部分脱落而无法点燃。配制香粉最为考究，各家有各家的“祖传秘方”。线香依香料的贵贱而有上、中、下三品，其中以水沉香、乌沉香最为名贵，售价很高。 香环又叫“盘香”，顾名思义，这种香是顺着回旋形燃烧，可以延长燃烧时间，有“生生不灭、循环不息”之寓意。小的香环可点燃12个小时，大的能连续点燃一个星期乃至个把月。“香塔”为宝塔形，同样有大有小，能烧很长时间，含有“驱邪治病”的寓意。而“香珠”是制成颗粒状，用线串在一起，像是念珠，每串108颗，代表道教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香珠并非用来点燃，它是供信徒们佩在手上，借以闻香驱邪的，有的信男善女甚至拿它当“圣药”来吃，等于吃补药。 在台湾，农历新年和中元节香火最为畅销，尤其是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会”)销量最多，可达全年半数。届时，全台各地，数不清的男女老幼，纷纷涌向庙宇，各擎馨香一炷，满怀虔诚之心，面对神明，求福祈愿，希望那袅袅升腾的缕缕青烟，快快上达神明，代为转达他们的心意。 <h3>(3) 糖艺</h3> 台湾盛产蔗糖，而糖一旦遇热很快会溶成液体，在常温下又会立即凝成固体。于是台湾民间艺人便根据蔗糖的这一特性，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画糖、吹糖和糖塔等各种糖食来，成为颇具台湾地方特色的手工“糖艺”。 “画糖”是由福建传入的民间玩意儿。过去在台湾，不论乡间城镇、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群群的人围作一堆，津津有味地观看卖糖人的现场表演。这些卖糖人以白糖作原料，凭着一双巧手，可以做出张牙舞爪的龙、昂首跨步的鹤、活蹦乱跳的小狗、貌似学究的小羊、耍小聪明的猴子、卖弄歌喉的公鸡，还有且歌且舞的仙女、威风凛凛的武将……个个活灵活现，生动传神。它们既可玩赏，又可当作零食，不仅小孩子爱不释手，就连老人家看了也乐得合不拢嘴。 画糖的制作方法大致如下：砂糖倒进锅中加水溶化，放在炉火上熬煮到一定火候，这时就握起锅把，把滚热的糖浆按所需的图形慢慢倒在涂有沙拉油的铜板上，并随时修饰其轮廓。最后再用铲子和绘制工具绘制出图形，粘上竹签，不久便可硬化成精美夺目、栩栩如生的成品。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即事先制好各种图形的木模具，把糖浆涂在这些模具上，糖浆一冷却，一批成品就制出来了；或把糖浆倒在铜板上，再用木模具往上一印，即可印成所需要的图样。话说起来简单，但如果火候掌握不好，或绘制图形的技术不到家，制出来的画糖便成了“四不像”，没人喜欢。 “糖塔”则主要用在祭拜神明和祝寿、婚嫁活动中，有吉祥、甜蜜的寓意。糖塔样式很多，如龙糖塔、凤糖塔、鸳鸯糖塔、寿桃糖塔等等，大都用一种木材雕刻的精致模具以糖浆浇制而成，制出的糖塔为立体造型，大小不一，玲珑剔透、玉洁冰清，愈纯白愈属上乘。 可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民间糖艺已近失传，如今，只有在鹿港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周”或不定期举办的“民俗上街大展”中，人们才有机会一睹糖艺师傅们的高超手艺了。 <h3>(4) 彩绣</h3> 中国妇女心灵手巧，民间历来崇尚“女红”，台湾亦然。早期台湾妇女的衣饰大多由妇女们手工缝制和彩绣，女孩自幼便耳濡目染，跟着大人们学艺，长大后个个都成了针线活的行家里手。许多妇女的彩绣技艺十分高超，闻名乡里，她们虽大都目不识丁，但所绣作品用色合理，线条流畅、自然，构图细腻，人物花鸟等栩栩如生，令人叫绝。 彩绣一般都有纸型花样可供模仿，有的还木刻印制成册，俗称“花簿”，其中有各种图样可供妇女们挑选。彩绣用的丝线五彩缤纷，十分艳丽，除了金、银色之外，红、蓝、紫、绿、粉红、白等都是常用的颜色。彩绣的主要技法有立体绣和平面绣两种，有时这两种绣法同时采用，立体彩绣是先将图案画在布上，然后用普通丝线及较粗的棉绳把一块块的棉花依图样所需固定在布上，再用彩线密密地缝绣在棉花上。绣好的成品起伏不平，颇有立体感。平面彩绣较为简单，直接用彩线刺绣在布上。 台湾彩绣用途很广，除妇女们的衣饰外，婚庆、新屋落成，特别是民间宗教活动都需要大量彩绣。图案、色彩的运用，依其使用的场合不同而有特定的规范。如结婚或新居落成的吉祥贺品，一般用横幅绣制的“八仙彩”，通常张挂在入口门顶上梁。台湾庙宇中众多神明们所穿的神衣，往往是极珍贵的彩绣。由于神明们的性格特征和在神的世界中地位不同，神衣的图案、颜色也不同。如关公多穿绿色为主的彩衣；而妈祖的彩衣则以橙色为主；玉皇大帝的龙袍自然是金黄色；而土地公的官服则是红色为主色。其他各种王爷分别穿红、黄、蓝、白、绿等五种主色的神衣。神衣上通常都绣有“双龙拜塔”、“双龙抢珠”等有龙的图案。神桌上覆盖的“桌裙”，多绣有麒麟、龙头的图样，道士们穿的衣服则一般绣有八卦图形。此外，神明出巡时，轿前打的“凉伞”也是上等的彩绣，伞上常绣“八仙过海”、“水淹金山寺”、“西游记”等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故事，绣工均十分精致、考究。 <h3>(5) 剪纸</h3> 剪纸俗称“窗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之一，每逢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国南北各地均普遍流行贴“窗花”的习俗。不少民间妇女剪“窗花”的手艺十分高超，她们一剪在手，可以随意剪出各种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等艺术价值极高的作品，用以美化居室，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 和大陆相同，台湾的剪纸题材十分广泛，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的取材于中国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如“白蛇传奇”、“七夕乞巧”等；有的歌颂历史人物形象，如“屈原造像”等；有的宣扬民间优秀品德，如“慈母爱子”、“并蒂同心”、“四德垂范”等；更多的是表达人们向往幸福美满生活的心愿，如“喜上眉梢”、“福寿康宁”、“梅开五福”、“富贵花开”等等。 剪纸的方法也和大陆没什么两样，不外有以下三种：一是将纸先对折两次，然而再依中心角对折若干次，以剪刀随心中想好的方案，剪成各种对称的图案；二是将纸对折后先在纸上用笔打好图案草稿剪之，这种对称双图，大都是喜、寿之类的字样；三是先在纸背打好草稿，再按稿挖剪，这种方法主要是剪人物、花卉、鸟兽、山水一类比较复杂的作品。 台湾剪纸艺术家中，早期最享盛名的是龚云章老太太。她剪的“龙”、“马”活灵活现，鸟兽也极有特色，神态生动、栩栩如生。后起之秀则有孙步霏女士等。她们的作品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曾多次在国外举办展览，作品均被抢购一空，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h3>(6) 面塑</h3> “面塑”是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中的又一奇葩，在台湾也同样十分流行。所谓“面塑”，是用面粉调以色彩，凭借双手捏成各种形状的虫、鱼、鸟、兽，但更多的是捏成人，所以“面塑”又称“捏面人”。由于原料大多用糯米粉，而糯米在我国北方叫“江米”，故而北方人又称“面人”为“江米人”。 昔日台湾每逢有节庆活动，在街头巷尾或寺庙前的广场，到处都可以看到“面塑”艺人。他们架起临时的台子，摆上装有五颜六色面团的小盒，仅凭一把竹签或剪刀、梳子，手拿散发出香甜气味的面团，时而拉拉，时而搓搓，东捏西挑，像变戏法似的，不出三五分种的功夫，一个神态逼真的“面人”便出来了。围观的孩子乐不可支，看上个把钟头也不肯走。台湾面塑作品和大陆各地大同小异：中的关公、张飞、赵子龙、孔明、吕布等；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水浒》中的武松、鲁智深……；也有捏少数民族形象或西方摩登女郎的；更有捏龙腾、虎跃、狮舞、鹰飞的；还有各种静态的蔬菜瓜果等等，一个个色彩鲜艳，十分传神。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台湾面塑艺人有的已改用塑料代替面粉，颜料也有改进，塑造的题材也更为广泛，作品保存的时间也更长久。不过，这种塑料制作的“面塑”已不如传统方法制作的面塑那样古朴了。 台湾最负盛名的“面塑”艺人叫李金玉，原籍山东曹州，据说他15岁就拜师学艺，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后来定居台湾，如今已年逾古稀，教了不少徒弟。他最擅长捏中国民间故事里的人物，其作品人物性格突出、生动传神，几可乱真。 <h3>(7) 蝴蝶画</h3> 蝴蝶属于昆虫中的蝶类，台湾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宜蝶类的繁衍，在全世界两万多种蝶类中，我国有1300多种，而台湾则是我国蝶类品种最多的省份，据统计有400多种，素有“蝴蝶王国”之称。其中木生蝶、清金小灰蝶、皇娥阴阳蝶、五翅姬淡青斑蝶、阔尾凤蝶等，都是世间罕见的品种。在这些蝴蝶中，最珍贵的是凤蝶，这种蝴蝶有一身华丽的“衣裳”，当它们展现出瑰丽的大花纹，悠闲地在空中飞翔时，颇有“王者”的风度。有一种青斑凤蝶，在许多国家已濒临绝种，被定为“天然纪念物”而严禁捕捉。但在我国台湾，这种凤蝶毫不稀罕，一年四季都可见它在晴日下悠然起舞，特别是在夏季，更是随处可见它的芳姿。兰屿岛上另有一种金凤蝶，粉翅像镀了黄金一般，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灿烂夺目，与身上五彩斑斓的花纹相辉映。这种蝴蝶更是世上罕有之物。 台湾的蝴蝶不但种类多，而且数量大，并有群居的习性。在中南部海拔1000米以下的一些山谷里，因无大风、有水源和生长着各种开花的植物，气温变化又不大，因而特别有利于蝶类的生长。在这些地方，一年到头都有大量的蝴蝶在翩翩起舞，与繁花茂草相衬，构成美丽的天然图画。人们称这样的山谷叫“蝴蝶谷”。在台湾已被发现的“蝴蝶谷”有十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有“蝴蝶镇”美称的埔里。 埔里镇位于南投县。这里山明水秀，四季如春，又少台风，是全省蝴蝶繁殖的最佳场所。每年四月到八月是捕蝶季节，几乎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投入捕蝶工作，年捕蝶量达百万计，最高年产曾达1600万只。最多时当地设有几十家蝴蝶加工厂，专门制作蝴蝶标本和各种蝴蝶艺术品。 埔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了蝴蝶标本制作工场，所制珍贵蝴蝶标本销售国外，价值很高。后来，蝴蝶标本的制作技术日益普及和提高，标本厂愈开愈多，七八十年代时每年制作数百万盒蝴蝶标本外销，成为世界蝴蝶标本的主要供应地。 在各种蝴蝶艺术品中，最珍贵的是“蝴蝶画”。三四十年前，埔里人发明了利用蝴蝶的翅膀作画的工艺，即把蝴蝶的彩色粉翅剪下，整翅或剪割成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翅片”，小心地以胶水粘贴在纸板上，缀成美丽的图案，这就是最初的“蝴蝶画”。后来，有人尝试着把粉翅依颜色不同而剪割成片，甚至细小成“线”，再以胶粘的方式来“画”出山水图，效果颇佳。以后“画”的内容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于是，“蝴蝶国画”、“蝴蝶水彩画”、“蝴蝶油画”等等纷纷问世。当埔里的“蝴蝶画”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时，观众简直看得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相信那线条细腻而流畅，画面复杂而美丽的“水彩”、“油画”和“中国画”，竟然是以蝴蝶的翅膀做“颜料”的！ 由于蝴蝶的翅膀极轻，剪成片、线、丝后更是轻到呼口气都会飞起来，因此制作一幅那怕很小的“蝴蝶画”都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劳动。作“画”时，艺术家必须全神贯注、屏息凝神，动作极其小心，不然，一条线还没有“画”出来，“颜料”就已“飞”光了。故此，“蝴蝶画”的价格十分昂贵，通常一幅一尺乘二尺的“画”要卖数千甚至上万元新台币(数百美元)。有一幅著名的蝴蝶画《拿破仑骑马图》，标价达数十万元；另一幅由三名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仿古名画《百骏图》，价值高达16000美元。据说，80年代台湾全岛有两万多人从事蝴蝶业。除埔里镇，台北市也开设有一些蝴蝶加工厂。每年台湾出口的蝴蝶标本和蝴蝶艺术品，创汇高达一二千万美元。 在“蝴蝶画”的基础上，台湾工艺家又发明出了“塑胶蝴蝶画”，即在塑料布上“作画”，“画”好后再“过胶”。这种方法被用来制作大量的“蝴蝶塑胶布”，通常是把整只蝴蝶粘贴在塑胶布上，覆上透明的塑胶薄膜，加以“热压”处理而成。这种塑胶布可以批量生产，用来作桌布，杯垫、灯罩、书签……，既美观，又实用，很受海内外市场的欢迎。难怪有人说：台湾的蝴蝶，生为台湾带来外汇(吸引国外大批游客前往观光)，死亦为台湾带来外汇，这真是台湾独特的富饶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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