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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序言：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七月六日 合订本新记 一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做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做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矇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八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唧唧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是“百家争鸣”，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决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作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只要手能动，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尽我的职责，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巴金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1、谈《望乡》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蝴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再谈《望乡》 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 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 2、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 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 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校旱。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 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账＃蝴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一九六八年就在一九六九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校旱《家》，大家就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本毒草校旱。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还对付不了我这本校旱，烧不荆狐，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呢？” 一月二日 3、结婚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 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相也没照！” 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然而对什么事情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看待。对这件事也并不例外。我也应当把谣言看做对我的警告和鞭策。一个作家不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而是通过其他的社会活动同读者见面，一个作家的名字不署在自己的作品上，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间，难怪读者们疑心他会干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一月七日 4、怀念萧珊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糊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做“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糊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做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祝糊，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着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校旱，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做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祝蝴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做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校旱，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校旱。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疾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做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校旱。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一月十六日写完 5、毒草病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校旱（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校旱）。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校旱。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做“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止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6、遵命文学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校旱，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校旱并不是校旱，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校旱《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校旱“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一月二十四日 7、长官意志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校旱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栏发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书面意见，两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校旱家”的头衔。老舍同志不用“校旱家”的称呼而自称“写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写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我只是写写罢了。对于写作之道和文学原理等等，我是说不清楚的。最近有几位法国汉学家到我家里做客，闲谈起来，一位年轻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写一部长篇校旱，他问我倘使写成它将是一部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回答说我写校旱连提纲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倾吐我真挚的感情。至于我的校旱属于什么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应当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讲话。作为“写家”，我讲不出什么。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有发言权，对自己的作品也好，对别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对写作的事情，对具体的作品，我还是有自己的意见。我并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正确，但有时候我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它们和评论家甚至“长官”的高见不同，我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两年有一两位过去在《上海文学》或《收获》做过编辑的朋友对我说，张春桥在上海“做官”的时候，对他们骂过我。我又想起在批斗我的会上有人“揭发”刊物编辑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张春桥的责备。当时张春桥是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好人”，他骂了我就说明我是“反动派”，是“坏人”。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们照办。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来潮，说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人”。出版社不出书，却出人，那么学校干什么呢？可是徐某某是“长官”，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新的提法”。本来是胡说，一下子就变成了“发展”。“三突出”、“三陪衬”等等的“三字经”不也是这一类的胡说吗？想想看，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发明了种种的创作方法来限制自己，等于在自己的周围安置了种种障碍，除了使自己“行路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又如张春桥过去大吹“写十三年”的“高见”，北京有人刚刚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他在上海的时候，你要反对“大写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实谁也知道这种“高见”并不高明，也无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还记得还有一位主张“写十三年”的“长官”，有人请他看话剧，他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两三个月。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这并不是笑话。上面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见的。虽然请看戏的人和被请看戏的人都已离开人世，但那位只看“写十三年”的人因为是“长官”，人死了，余威犹在，还可以吓唬一些人。的确有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所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成为“大理论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权威”。当然这有许多原因，张、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两根大棒。难道这和“既保险、又省事”的人生哲学就没有一点关系吗？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校旱，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买账，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写家”再说几句：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艺活跃的局面，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许多作品相继问世，而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文艺园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或则搁笔改行，或则给摧残到死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月二十五日 8、文学的作用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龋葫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校旱，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校旱才开始写校旱的。我的校旱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校旱。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法利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校旱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校旱？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一月二十七日 9、把心交给读者 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做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校旱（中篇或长篇校旱《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校旱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校旱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校旱《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校旱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校旱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做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校旱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曾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校旱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做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校旱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校旱《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校旱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校旱，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梭）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183;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二月三日 10、一颗桃核的喜剧 《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做宝库。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 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捞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角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我四十八年前写了校旱《家》。我后来自我批评说，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但是那些认为“反封建”已经过时的人，难道就反得彻底吗？ 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 11、关于丽尼同志 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河面缓缓地流去，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校旱《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校旱《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做客，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二月九日 12、三次画像 不久前画家俞云阶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替他高兴。我知道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些应当早解决了，他的公民的权利，也早已恢复了。他讲的是，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案现在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是非终于弄清了。他摔掉了压在头顶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头来左顾右盼，他当然感到轻松。他愉快地谈他的计划，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觉得他还有雄心壮志，他是一个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这位画家以后，我还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了画家的一篇短文《三次为巴金画像》。他讲的是事实，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是跟画像分不开的。 我本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赖少其同志对我说，要介绍一位画家来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期俞云阶同志就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人似乎很老实，讲话不多，没有派头或架子，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就在我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个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油画完成了，他签了名送给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但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嘛。对画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没有再看见画家了，也不曾去找过他。反正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给卷了进去，谁还有时间去找不怎么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争过后，我才听说俞云阶同志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倒像一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呢？然而那个时候连我也不愿意做上钩的“鱼”，对俞云阶同志的事情只好不闻不问，甚至忘记了他。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造反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造反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九妹代烧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画家也变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艺术家了。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再给你画一次，好不好？” 座谈会结束以后，画家有一天到我家来做客，谈起画像的事，他说：“上次给你画像，我还年轻，现在比较成熟了些，你也经受了这一次的考验，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我同意了。他又说：“在你这里干扰多，还是请你到我家里去，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行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家。的确是一位油画家的画室。满屋子都是他的画，还有一些陈设，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说：“就写五*二三吧。”过了一个星期画家夫妇把油画像给我送来了，我们把这幅新画挂在我那间封闭了十年、两个月前才开锁的工作室的墙壁上。画家看了看画，还加上一句解释：“你这是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我觉得他说得好。 这幅画像在我家里已经挂了将近两年，朋友们看见它，都说不像，说是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控诉，我愤怒。我就是这样。 但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过了几个月他又来向我建议，要给我再画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要画出一个焕发青春的老作家来。他的好意和热情使我感动，我不便推辞，就答应了。其实我对一般人所谓“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带着画稿到我家里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他相当紧张，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的画完成了，送到华东肖像画展览会去了。我向他道贺，可是我仍然说，我更喜欢那幅油画头像。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我不过是画家的题材，在画面上活动的是画家的雄心壮志，画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站在这幅画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奋。画家更成熟了，更勤奋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有信心了。 两年来我常常听见人谈起“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时指我，更多的时候是指别人。拿我来说，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不是“焕发了青春”，也不是“老当益壮”。我只能说，自己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横行的时期，我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别的方面消耗它。那个时期，“四人帮”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方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别的方面，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我当然要毫无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况我现在面对着一个严酷的事实：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那天云阶同志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散步，还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 这是讲云阶同志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来，他真坚强。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中间悲惨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错划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所身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 13、“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今天我回头看十一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愚蠢。但当时却不是这样看法。今天有人喜欢表示自己一贯正确，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贯正确。我不大相信。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林彪、“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带着无法治好的内伤迎接“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位来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顾背后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来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么来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呢？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 难道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手边还有不少年轻读者的来信，控诉包办婚姻的罪恶，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我说过，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在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由他们来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也将由他们努力来实现。我们要爱护他们。愿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愿他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愿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 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文章，这将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当时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学》。那一次是远千里同志来信约稿。当时我在黄山度夏，写了一个短篇《飞吧，英雄的小嘎嘶！》，给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认识了远千里同志。大会闭幕以后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几次见到远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岁的儿子晕车，不巧吐了他一身，我们非常抱歉，可是他没有露出半点厌烦的样子。离开北戴河，我还在北京一个旅馆的饭厅里遇见他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身体不大好，讲话不多。以后他寄给我一本他的诗集《三唱集》。十几年没有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近况。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联全会扩大会议，我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在《人民文学》九月号上读到孙犁同志的《远的怀念》，才知道他“终于轻掷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在石家庄举行，他的骨灰有了适当的安放地方。他“无负于国家民族，无负于人民大众”，可以毫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但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 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摧毁不了的，他要永远徘徊在人间。 三月十三日 14、小人、大人、长官 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太复杂”。其实不见得，“大人”简单化起来，也会只是在“好人”、“坏人”这两个称呼上面转来转去。因此林彪谈“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场。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没有考虑过真假和信与不信，总之长官说了就算数，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张春桥、姚文元说：“巴金是坏人”，他当然就是坏人。有一个时期，好几年吧，我就是坏人。大家都把我当做坏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国都把我当做坏人。只有我的爱人有时候还说我不是坏人，有一回我看见她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信说：“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当坏人看，但他们自己也给当做坏人关进“牛棚”了。我记得萧珊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朋友的儿子问他妈妈怎么坏人都是老头子，因为他妈妈带孩子到机关来，看到我们这些作家受批斗或者站在草地上“示众”，自报罪行，我们或则满头白发，或则头发花白，或则秃头，在孩子的眼里都是老朽。这个笑话萧珊当时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都变了坏人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是选出来的这个作家协会分会的主席呢＃旱穿了，理由也很简单：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统的五＆#183;七干校里参加过一个批判会。挨斗的是两个音乐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剧的曲调歌颂江青。据说江青反对越剧，认为越剧的曲调是“靡靡之音”，这个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理由实在古怪，滑稽，但事实确是这样。在这次批判会上并不见江青出席讲话，也没有人代念她的“书面发言”。讲话的还是在干校里常见的那些人，他们今天可能还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呢？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 现在总算醒过来了。这十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之后，我们大概比较成熟了吧，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 15、再访巴黎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梭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座石像。是同样的卢梭，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梭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校旱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长篇校旱；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校旱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五月二十二日 16、诺*利斯特先生 前天看完《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又写了一篇后记（《后记二》），现在摘录在下面： ……五月我在巴黎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183;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见面，并且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安＆#183;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待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中译本里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起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您的手。 我同诺*利斯特夫妇见面还有一次，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他们来得不早，见到我显得很亲热，我也是这样，好像他们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认识的旧友。的确，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买到《往事与随想》，开始接触赫尔岑的心灵。今天正是我和他们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谈起赫尔岑一家的事情，我们好像打开了自来水的龙头，让我们谈一天一晚也谈不完。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书里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家丑”吧。那么还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瞒住大家，另外编造一些假话，把丑当美，骗人骗己，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家丑不可外扬？法国人毕竟比我们坦白、直爽。诺*利斯特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就写着：“这本书对我的先人讲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但是书中有很多《回忆录》所没有的资料。”我收下了他的赠书，不过我说我已经读过它。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而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它们在他的著作里留下很深的痕迹，这是掩盖不了的。 我在尼斯待了两天。天气好，风景好。天蓝，海蓝。前两天在巴黎还飞过“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还记得赫尔岑自己的话：“我们把她葬在突出在海里的山坡上。……这周围也是一座花园。”十八年后他也给埋在这里。又过了两年，“他的家里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竖起一座铜像。这铜像对我并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它的照片。这个伟大的亡命者穿着大衣凝望着蓝蓝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么呢？…… 我埋下头抄录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亲路易莎＆#183;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十七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三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六月二日 17、在尼斯 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我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讲话的。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校旱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他们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校旱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拼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校旱，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跟我谈《寒夜》和《憩园》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说，她们了解她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说，我写的是旧中国，旧中国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们说：“我们理解，心是一样的。她们是好人啊。”这时又有一位女读者参加进来。我就带笑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紧张，因为我在校旱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后来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回答：在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受欺负，受剥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们。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同读者见面的会，我虽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实际却有点像中学生接受考试，幸而读者们十分友好，没有出难题，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地过去了。我列举这几件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们不是一块铁板，他们有各人的看法，他们是“各龋葫需”。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谈到它。 那个晚上的招待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法国人的晚宴常常继续到午夜甚至更迟，因为我年纪大了，女主人允许我早退。尼斯友协分会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会的成员和骨干。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华侨医生的法国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个还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讲汉语，书写汉文。这里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房内还有各种古玩陈设。我们一行四人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三位住在车夫人未来媳妇的家中。她们对我们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远方来的亲戚。招待会的菜点都是车夫人和女儿、媳妇准备的。我们出去参观访问都是车夫人自己开车。两天以后我们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友协分会负责人和车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车站。我们在车厢里看见车夫人频频揩眼睛，我的女儿也落了眼泪。 我在法国的访问还是一次在读者中间的旅行。我的作品引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常常说：“读者们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荣誉。”我也曾把“读者们的期待当做对我的鞭策”。到处我都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写吧。”“我要写，我要写。”没有把我想的和应当写的东西写出来，我对读者欠了一笔债。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对于真诚、深厚的友谊，我一定要有所报答。 在尼斯车夫人家那间窗明几净、宽敞的房间（她的小儿子把自己的住房让了给我）里，或者在巴黎我接待过《新观察家》记者（他写了那篇《会晤巴金》）的“豪华的”旅馆里，我常常早晨七点前后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院子里盛开的野兰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湿了的街道，窗内外都是那么安静，我站了好一会。回国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感觉到我和他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什么法国读者的友谊这样吸引我？法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这样感动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我的养料，也是我写作的源泉。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朋友的手，我感觉到祖国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兴的是我要把这样的友谊带回给他们。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友谊。五十二年后重访法国，我满载而归。我不会白白地接受这珍贵的友谊，我要让它开花结果。…… 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我的笔。写了几十年，我并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离开艺术、摆脱艺术呢？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六月十七日 18、重来马赛 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校旱《马赛的夜》里写过：“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五十一年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海滨的旅馆，还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发现的。我站在旅馆门前，望着这个非现代化的建筑物，我渐渐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海员罢工，轮船无法开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滨闲步，在我是一种享受。此外我还做过两件事：读左拉的校旱，或者参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这是我在《马赛的夜》里也讲过的。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学会写校旱；在马赛我学会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学里的时候，我的房间在中学食堂的楼上，有时晚上学校为学生们在食堂放映电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同学约我下去观看，我总是借故推辞，让他一个人去。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在马赛我只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他也姓李，还在念书，是巴黎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是四川同乡，不到一天的工夫我们就相熟了。他约我去电影院，很快我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回到国内，也常看电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于是拿起笔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天明。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远近七只灰鸽在一起拍摄的。依旧有安闲的鸽子，依旧有蓝蓝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给私人的游艇占据了，过去穷音乐师在那里拉小提琴的广场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拥挤，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馆似乎还是五十一年前那个样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脑子活动起来了。我想起当时我怎样从这小门进出，怎样从五层楼的窗口望海滨广场，我有一个印象：旅馆两旁的楼房大概是后来修建的，仿佛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记忆不见得可靠，人老了，记忆也混乱了。只是当时我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这样说。这天下午我去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的时候，法国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马赛图》。书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当然看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赛。因此在海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要是当时照个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声音我还不曾忘记，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烟消云散了。 重来马赛，我并不感到寂寞，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还有同行的中国朋友、法国朋友和当地法中友协的主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闲步、谈笑。微风带来一阵一阵的鱼腥味：我们走过了鱼市，看见家庭主妇在摊上买各种各样的鲜鱼。我们买票搭船去伊夫堡，再从那里回到海滨时，鱼差不多销售一空，一个上午过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做实地调查。我去伊夫堡，不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间地狱，而且我还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好！ 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海风迎面吹来，蓝色海水开出了白花，船身在摇晃，我也在摇晃。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看到一间一间的囚室，看到一个一个人的名字。每个给带进来的人大概都会想到但丁的一句诗： lasciate ogni speranza，voi ch’entrate．（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我站在底层的囚室里，也想到但丁的那句诗，那是写在地狱入口的大门上的。我掉头四顾，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上小岛上！进来的人还会活着出去么？“铁假面”（居然真有“铁假面”，我还以为是大仲马写校旱时创造的人物！）的结果不知道怎样。米拉波伯爵居然回到人间了。我似梦非梦地在囚房里站了一会，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比起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这里又算得了什么呢？法国人不把它封闭，却对外国客人开放，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巴士底狱没有给保留下来，只是由于民愤太大，革命群众当场捣毁了它。我们的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却有人反复地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为什么不吸取过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健忘”的亏？…… 走出古堡，我重新见到阳光，一阵潮湿的海风使我感到呼吸自由。开船的时刻还没有到，我坐在一块大石上，法国友人给我拍了照。在这块大石的一侧有人写了“祖国万岁！”几个红色的法国字。望着蓝蓝的海水，我也想起了我的祖国。…… 马赛的法国朋友对我们亲切、热情。小儒先生从尼斯开汽车赶回来同他父亲一起到火车站迎接我们，还有当地法中友协的瑞罗先生和加士东夫人。他们为我们在一所现代化的旅馆里预订了房间。我们在马赛过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睡得特别好。的确是现代化的旅馆，我们住进以后，还得研究怎样开关房门。同行的朋友按照巴黎的规矩，晚上把皮鞋放在房门外，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没有人擦皮鞋，擦皮鞋的机器就在近旁。只有在饭厅里才看得见服务员。我们是在同机器（不是同人）打交道。因此在机场跟好客的法国主人告了别，走上了飞机，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不搞人的思想现代化只搞物质现代化，行不行？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苦恼。但是飞机到达里昂了。 七月六日 19、里昂 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 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一直谈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结束。还有少数人来得较晚，但也在这里待了两个多小时。还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馆，我因为这个欢乐的聚会一再向她致谢。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第二天我没有再见到她们。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飞巴黎的客机。我多么想再见她们一面，小姑娘似的杜伟凤和她的法国“母亲”在一起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的象征吗？ 在里昂我们待了不到一天。我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参观了古罗马剧场的废墟；我们看了丝织博物馆，看了过去丝织工人居住的地区，了解了过去丝织工人的斗争；我们游览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参观了现代化的图书馆。短短的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古罗马跑到本世纪后半叶五光十色的喷泉。每时每刻我们都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现代化的建筑和设备，壮丽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动使我眼花缭乱。但是牵系住我的心的还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两份报刊的记者来采访，那是两位年轻姑娘，我没有机会读到她们的报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同两个谦虚的学生亲切交谈。我的确应当感谢许多见过面和不相识的朋友的友好的语言和善意的鼓励。就是对偶尔在报刊上出现的挖苦和不实之词，我也把它们当做对我的“鞭策”。譬如有人讽刺我写了那些关于“战斗友谊”的报告文学，有人责怪我解放后没有发表长篇校旱。我也曾反复思考，心平气和地做过解释。没有写长篇校旱，只是因为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十分艰巨。我自己应当负全部责任。 至于友谊，我不会为过去那些散文感到遗憾。固然我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有时候把白脸看成红脸，把梦想写成现实。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我开始写作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追求友谊。我第一次到法国，有一个愿望也是追求友谊。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停止对友谊的追求。我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讲过类似的话：五十二年前我在这里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写完了我的第一部校旱，今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寻找我的足迹，只是为了向法国朋友们表示谢意。 这一次我的确“满载而归”。在万福楼我举杯祝酒，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友谊节。”吃中饭的时候，法国朋友和我们又在一所法国大饭店相聚，人数不到前一个晚上的三分之一，我们吃着当地的名菜，谈着美丽的前景，谈笑更自然、更亲切。友谊一直是我们谈话的主题。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递给我一件礼物，可能是一本书，一本画册，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纸包好了的。她说这礼物表示了法国朋友的心意。她那认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动。我郑重地接受了它。在来饭店之前我还接受了另一件礼物，那是一幅画的复制品。是“图书的力量”书店主人送给我的。我把两件礼物放在一起。后来到商业中心参观，我女儿把它们从我手上接了过去。朋友们陪我们逛了一个下午，七点二十分我们才上飞机。瘦长的、胡子不多的法中友协里昂分会的负责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记下他的名字，以后又忘记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会忘记。在万福楼他曾小声教大家唱《丝织工人之歌》。在我们回国的前一个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协干部会议的会场上又看见他。分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话到了嘴边又给咽下去了。我想对他讲什么呢？ 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两件礼物给传来传去，上了飞机放在行李架上，忘记拿下来。我请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的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先生找人到机场查问，飞机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回到巴黎我们又住了五天，可是没有再听见人谈起那两件礼物。…… 两个月又过去了。回忆仍旧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个没有写上字的花纸包，和那幅复制的画和它的没有署名的封套，我仿佛受到谁的严厉的谴责。我始终记住那一句话：法国朋友的心意。我没有把它们带回国内，我辜负了法国朋友的友情。我谈论友谊，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是认真地追求它，严肃地对待它。为了这失去的礼物，我不会原谅自己。我必须把心里的话写出来，才能够得到安宁。 我相信亲爱的里昂友人会了解我这歉疚的心情。 七月九日 20、沙多—吉里 在法国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里，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里，一年零一两个月。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宁静的日子。我的第一部校旱是在这里写成的，是从这里的邮局寄出去的。我头上的第一根白发也是在这里发现的，是由这里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 我还记得那位理发师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我在校旱里说他是老年的理发师，其实他不过是中年人，当时我年轻，因此把年长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学里，中学的看门人古然夫人②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对我非常好，他们是一对老人。在学校里我收到外面的来信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亲手交给我的。我和两个同学在沙多—吉里度过第二个暑假，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我们做饭，并且照料我们。这三四个星期，学校里就只有我们和他们夫妇，别的人都休假去了。总学监还在城里，但也只是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走走看看。在我的脑子里许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只有古然夫妇的慈祥的面颜长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觉得我有一张他们老夫妇的合影，可是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愿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里最后那些日子里，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传达室内）吃过晚饭，我们三个中国人便走出校门，到河边田畔，边走边谈，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闪光的时候。我们走回校门，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里，听到她那一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一九六一年我回忆沙城生活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沙多—吉里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为它写过一个短篇《墓园》。对于长时间挨斗的人，墓园就是天堂。我不是说死，我指的是静。在精神折磨最厉害的时候，我也有过短暂的悲观绝望的时刻，仿佛茫茫天地间就只有一张老太太的脸对我微笑。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只是设备更新了。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厨房里焕然一新，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经过厨房我上了楼，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①。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他听说我到了法国，却想不到我“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我手边还有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我又走下楼，走到后院，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过去我起得早，喜欢在这里散步，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伸出头来微笑。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 这一天和下一天都是假日，看不见一个学生。这样倒好，免得惊动别人。说实话，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沙多—吉里之行。我没有主动地提出这个要求，虽然我满心希望能够在这个宁静的古城哪怕待上二三十分钟，可是我没有理由让同行的人跟随我寻找过去的脚迹。殷勤好客的主人中有人熟悉我的过去，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怀念玛伦河上的小城，便在日程上作了安排，这样我就到沙多—吉里来了。连远在武汉的“哲学家”也感到“事出意外”，我的高兴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我离开巴黎去马赛上船的前夕，最后一次到沙多—吉里去，只是为了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签字，以便在中国公使馆办回国的签证。这是早已忘记、临时发现、非办不可的事。我买了来回的火车票，来去匆匆，非常狼狈，心情十分不好。这一次坐小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沙多—吉里，在学校的院子里停下来。年纪不太大的女校长冒着细雨在门口迎接我们，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副市长和一位老同学，他已经是诗人和作家了。 学校有大的变化，而我不用介绍和解释，便了解一切。我觉得对这里我仍然熟悉。一棵苦栗树，两扇百叶窗，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在我身边谈笑的那些新朋友不是显得更友好、更亲切吗？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将回忆和现实糅在一起，而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我甚至忘记了时间的短暂。副市长从学校把我接到市政厅，打着桑和我进去。那是我过去没有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市长安＆#183;罗西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用热情、友好的语言欢迎我们。我和他碰了杯，和在座的法国朋友碰了杯，从市长和副市长的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沙城出生的伟大诗人拉封丹的像章，对我来说，再没有更珍贵的礼物了。过去我想念沙城的时候，我就翻看我回国写的那几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狮子》、《老年》和《墓园》）。今后我看见这两样礼物，就好像重到沙城。何况我手边还有老同学阿＆#183;巴尔博赠送的他的三卷作品。 这一次我又是满载而归，我得到了广泛的友谊。在市长的招待会上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讲起了古然夫人慈母般的声音带给我的温暖。但是从市政厅出来，我们就离开了沙多—吉里。就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我没有打听到古然夫妇安葬在哪里，也没有能在他们的墓前献一束鲜花。回到北京我才想起我多年的心愿没有实现。不过我并不感到遗憾。这次重访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古然夫人的墓在我的心里，墓上的鲜花何曾间断过。重来沙多—吉里也只是为了扩大友谊。我没有登古堡，过桥头，可是在心上我重复了五十一二年前多次的周末旅行。回到上海，回到离开四十天的家，整理带回来的图书、画册和照片，我感觉到心里充实。我几次走到窗前，望着皓月当空的蓝天，我怀念所有的法国的友人。…… 回到上海我又想起住在武汉的“哲学家”，他来信问我：“不知玛伦河桥头卖花小铺是否仍在？你还去买了一束鲜花？”他比我先到沙多—吉里，对那个宁静、美丽的古城有同样深的感情。他还记得桥头的花店，我们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就到那里买花束送去。花店里有一个名叫曼丽的金发小姑娘，遇见我们她总要含笑地招呼一声。倘使她还健在，也是七十光景的老太太了。那天下着小雨，我在车上看桥头，花店还在，却不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没有下车停留。后来我才想：要是能够留一两天问清楚每个熟人的情况，那有多好。其实，凭我这一点印象，真能够打听清楚我想知道的一切吗？五十年并不短……而且中间发生了世界大战。连拉封丹中学的外国学生登记名册也不全了，我只找到一个熟悉的人：“巴恩波”，我找不到“哲学家”的大名，也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liyaotang（李尧棠）。 七月十二日 21、友谊的海洋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里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做“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一次电视对话的时候，我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说的是真话。他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我还听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我知道他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我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我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评。要是我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那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我怎么向他解释？因为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我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我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谈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七月十六日 22、中国人 我出国之前完全没有想到，在法国十八天中间，我会看见那么多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过着各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想，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们穿不同的服装，发不同的口音，有不同的职业。我们参加过巴黎三个大学（第三、第七、第八）中文系的座谈会和招待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在弗纳克书籍超级市场里举行的和读者见面会，会上见到他们；我们出席过法中友协的座谈会，在那里也见到他们。有些人好像真是无处不在，不过我也没有想过避开他们。我过去常说我写校旱如同在生活，我的校旱里的人物从来不是一好全好，一坏到底。事物永远在变，人也不会不变，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思想也并不是一潭死水。所以我想，即使跟思想不同的人接触，只要经过敞开胸怀的辩论，总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就用不着害怕，索性摆出自己的观点，看谁能说服别人。 离开了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感觉并不是这一次才有的。五十二年前我就有过。我们常常把祖国比做母亲。祖国的确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老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好像丹东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人不能带着祖国到处跑。我不是这么看法。这次出国访问使我懂得更多的事情。不管你跑到天涯地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的身边。这样一想，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的中国人，我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他们面前我热情地伸出手来，我感觉到祖国近在我的身旁。祖国关心漂流在世界各地的游子。他们也离不开祖国母亲。即使你入了外国籍，即使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使你在某国某地有产业，有事业，有工作，有办法，吃得开，甚至为子孙后代做了妥善的安排，倘使没有祖国母亲的支持，一旦起了风暴，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切都会给龙卷风卷走，留给你的只是家破人亡。这不是危言耸听，一百年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惨剧和暴行。几十万、上百万的华侨和华裔越南“难民”今天的遭遇不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吗？过去华侨被称为海外孤儿。我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搭船去马赛，在西贡、在新加坡上岸闲步，遇见中国人，他们像看到至亲好友那样地亲热。这种自然发生的感情是长期遭受歧视的结果。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校旱《狗》，校旱中的我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会“觉得自己是一条狗”，难道作者发了神经病？我写过一篇散文《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章里有人说：“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难道我缺乏常识，无病呻吟？不！在那些日子里一般的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今天重读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写的短篇《人》，我又记起那年四月里的一场噩梦，那天凌晨，好几个东京的便衣警察把我从中华青年会宿舍带进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当天傍晚。我当时一直在想：要是他们一辈子不放我出来，恐怕也没有人追问我的下落，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孤儿”。 今年四月三十日傍晚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新安江饭店和当地侨胞会见，我们感谢华侨俱乐部的盛情招待。出席聚餐会的人有好几十位，但据说也只是要求参加的人中间的一部分。席上我看见不少年轻人的脸，我也见到那位从日内瓦赶来的女编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外甥女，她想了解一些祖国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法国主人已经无法为我们安排会谈的时间了。还有不少的年轻人怀着求知心到这里来，他们需要知道这样或者那样的关于祖国的事情，总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聚餐会上，反正我们一行五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解答一些问题。这个聚会继续了三个多小时，我或者听，或者讲，我感到心情舒畅，毫无拘束。年轻人说：“看见你们，好像看见我们朝思暮想的祖国。”他们说得对，我们的衣服上还有北京的尘土，我们的声音里颤动着祖国人民的感情。我对他们说：“看见你们我仿佛看见一颗一颗向着祖国的心。”游子的心是永远向着母亲的。我要把它们全带回去。 聚餐以后大家畅谈起来。可是时间有限，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显得古怪可笑，但问话人却是一本正经，眼光是那么诚恳。我好像看透了那些年轻的心。有些人一生没有见过母亲；有些人多年远游，不知道家中情况，为老母亲的健康担心；有些人在外面听到不少的流言，无法解除心中的疑惑。他们想知道真相，也需要知道真相。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解答了他们的疑问。不过我让他们看见了从祖国来的一颗热烈的心。我紧紧地握了他们的手，我恳切地表示了我的希望：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吧。祝我们亲爱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寿无疆。我们为亲爱的祖国举杯祝酒的时候，整个席上响起一片欢腾的笑语，我们互相了解了。 当然不是一次的交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这里所谓“互相了解”也只是一个开始。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访问了尼斯、马赛、里昂以后回到巴黎，一个下午我们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里待了一个小时。气氛和在新安江饭店里差不多，好些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找我们签字。我望着他们，他们孩子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他们的眼光是那么友好，那么单纯，他们好像是来向我们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着我就明白了：我们刚从祖国来，马上就要回到她身边去，他们向我要求的是祖国母亲的祝福。 我还见到一位从国内出来的年轻人，他有一个法国妻子，说是几年后学业结束仍要回国。他对我女儿说：华侨同胞和法国朋友在一些会上向我提问题十分客气，有些尖锐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这个我知道，不过我并不害怕，既然参加考试，就不怕遇到难题。我不擅长辞令，又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我惟一的武器是“讲老实话”，知道什么讲什么。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它建设成为人间乐园。对那位从中国出来的大学生，我很想做这样的回答：“你袖手旁观？难道你就没有责任？”还有人无中生有在文章里编造我的谈话，给自己乔装打扮，这只能说明他的处境困难，他也在变。他大概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无论如何甩不掉自己的祖国。 最后，我应当感谢《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四月二十五日早晨我在戴高乐机场第一次看见他，五月十三日上午他在同一个机场跟我握手告别，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多星期中，除了在马赛和里昂的两天外，他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自愿地担任繁难的口译工作。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他为我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没有讲一句感谢的话。我知道这只是出于他对祖国母亲爱慕的感情。他远离祖国三十多年，已经在海外成家立业，他在大学教书，刚刚完成了《红楼梦》的法文全译本，这部校旱明年出版，将在法国读书界产生影响。但是同他在一起活动的十几天中间，我始终感觉到有一位老母亲的形象牵系着他的心，每一个游子念念不忘的就是慈母的健康，他也不是例外…… 我的工作室里相当热，夜间十一点我坐在写字桌前还在流汗。这里比巴黎的旅馆里静，我仿佛听见夜在窗外不停地跑过去。我的生命中两个月又过去了。我没有给那些人中间任何一个写过一封信，可是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每想到祖国人民在困难中怎样挺胸前进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一滴一滴的水流入海洋才不会干涸。母亲的召唤永远牵引游子的心。还需要我讲什么呢？还需要我写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母亲的慈祥的呼唤声音？我已经把你们的心带到了她的身边。 七月二十二日 23、人民友谊的事业 我们在赵无极先生家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点钟，似乎应当告辞了，主人说照法国的习惯，照他们家的习惯还可以继续到午夜。然而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搭班机返国了。这天我们是参加了法中友协的干部会议从郊外赶到赵家的，“友协”的干部拉斯吉叶先生开车送我们到赵家。本来他和他的夫人准备两小时以后开车来接我们回旅馆，我们想让他们休息，就说自己回去方便，坚决地请他们不要来。最后他们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们。等到要离开赵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叫出租汽车有困难，便打电话到拉斯吉叶家，说是他早已开车出去。我们走出赵家大门，一辆面包车在门外等候，从车上走下来拉斯吉叶夫人，驾驶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凉夜突然暖和起来了。他们夫妇在巴黎地拉尔旅馆楼下同我们告别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祝我们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楼上的房间，为了整理行李，忙了将近两个小时。凌晨一点前，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摆满沙发的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翻看书报，也没有人同我谈话，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的在我的脑子里一本一本地映了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去戴高乐机场。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同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协”是民间团体，经费有限。为了便于我们活动，朋友们借来一辆面包车，由“友协”的干部轮流来为我们开车。他们并不是“友协”的专职干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为我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们接待我们就像接待久别重见的亲友。对于他们这一切全是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鼓舞他们的力量是友谊，是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每次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总是带笑地回答：“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盼你们盼了好久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其实我们有许多话可以说，也应该说。同法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想尽多地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多地了解他们。他们对我们怀着无限的好意，但是对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也有一点疑惑，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我们最后一次参加他们的干部会议，以为会上总有人提出要求帮忙澄清几个问题，他们的会议就是为着解决思想问题召开的。可是他们不愿意打扰我们，害怕使我们感到为难，什么都没有讲出来。我们感到轻松地走出了会场。只有坐在巴黎地拉尔旅馆七楼会客室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我才想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讲。我们增进了友谊，可是很难说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我记起来，我们进行访问的时候，好几次“友协”的秘书长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送我到目的地。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她让我们了解一些法国的事情，却从不问：“你们那里怎样，怎样？”有一次她谈起刚刚读了《家》的法译本，说对书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轻时候本来打算学医，因为父亲反对，才改学经济。另一次她的女儿也在车上，她们母女坦率地讲了些法国青年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友协”的主席贝热隆先生陪同我们飞尼斯，去马赛，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仿佛相识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译本《赫尔岑文选》送给我。我们从尼斯到马赛，因为通知当地“友协”的到站时间有错，迎接的人来迟了，急得贝热隆先生跑来跑去，不住地摇头，接连打电话找人。看见他急得那个样子，我反倒几次同情地安慰他，这当然没有用。但是后来车站上一下子出现了不少的人，他畅快地笑了。根据我的印象，这是一位脾气很好的人。为了安排我们访问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马赛海滨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脚迹，在里昂我们过着友谊的节日。他和我们一起衷心愉快地欢笑。在维尔高尔先生“岛上磨坊”的家里我们谈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温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旧梦。这也和贝热隆先生与马纪樵夫人的安排分不开的。从早到晚，他们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协”干部也是如此。我们和他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但我尊敬一切为人民友谊鞠躬尽瘁的人，他们在荆棘丛中找寻道路，在泥泞里奋勇前进，对他们这种艰苦的工作，子孙后代是不会忘记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长，困难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远在前面照耀。我们回国已七十多天，代表团成员分居三个省市，今天我还接到诗人的来信，他说：“想起在法国的那十八天，意味还是很长，许多美好的回忆是不会忘记的。”诗人可能把他火热的感情写成动人的诗篇。我呢，这几篇随笔只是向法国朋友的普通问候。倘使问起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我的回答便是：让我也把这余生献给人民友谊的事业！ 七月二十四日 24、中岛健藏先生 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校旱《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心内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壬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校旱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严文井、马烽两位在他府上做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发了一个唁电去。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复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蝴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合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豪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最初看见中岛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吗？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他的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校旱家井上靖先生经过上海回东京，我到机常和行。闲谈间我想起两年前的事。两年前我也曾来这里送别，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还有中岛先生和京子夫人，还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过两年的时间，机场上仍然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候机室里却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终感觉到自己心上那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机飞远了。我也回到家里。我静下来，仍然不能忘记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来信，读着：“一九六一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您一起游览了富士五湖和金泽，那个时候我们在东京还遇见了春雪，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还有东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板娘上了年纪，去年把店关了。您下次来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样的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话。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七月三十日 25、观察人 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校旱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校旱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校旱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他们的坏心思并未逃过我的眼睛，即使他们自称是“工宣队”或者“军代表”。 然而说起观察人，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管着我们），我也常常暗中观察他，可是我始终猜不透他对我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观察人观察了几十年，只要不是白痴，总会有一点点收获吧。我的收获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这就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词、做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我写《家》，我写了觉新的软弱和他的种种缺点，他对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习惯了用屈服和忍让换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写了他的善良的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为什么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把他写成读者学习的榜样。事实上并没有读者愿意向觉新学习。我在校旱里写高老太爷临死前“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对他低声讲了话，又写高老太爷一死，在场的人“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很简单，高老太爷并不是魔王，觉慧也不是伟大的革命家。我并不脸红，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病故的老人，我那时只有十五岁。觉慧至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他一直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难道他身上就没有一点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点。他当时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梦想革命，他不满意封建社会，但是他并不懂“为革命吃饭”等等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的祖父“划清界限”。至于高老太爷，据我那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忆、分析，他临死很有可能感到幻灭、泄气，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垮了。有人责备我“美化”了高老太爷，说这是我的“败笔”。其实我的校旱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败笔，因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高老太爷凭什么不垮下来、一定要顽强到底呢？难道他那时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会在“四人帮”身上借尸还魂吗？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们，不如事先提醒他们。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们容易得出结论，不过这结论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我组稿。我就顺便问他，我这部校旱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回答我的义务。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八月二日 26、要不要制定“文艺法”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所谓“自由”绝不是空话。这里说得很明白，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还有一种拿着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别人的文艺创作活动，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说是不是还要制定一种“文艺法”，他并非在开玩笑，他实在是胆战心惊，因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们并不躲躲藏藏，却若隐若现，有时甚至故意让你看见，在这些人的脑子里，宪法是不存在的，他们对待第一个宪法和第二个宪法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所以说话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还有一种“文艺法”，上面说得明明白白：写什么主题，怎样写法，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哪一种人可以做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应当属于哪一种人等等，等等……这样一来文艺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产”，避免事故了。 这种想法似乎很妙。其实一点也不妙。首先不会有人出来制定什么“文艺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艺法”，它也不会像安全帽那样保护工作的人。我还记得“四害”横行的时候，因为有人说“文艺工作危险”，就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批“文艺工作危险论”的同时，又大整文艺工作者。凡是在文艺工作上有一点成绩的人都挨过整，受过迫害，有的给弄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有的给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枝金笔或者一副眼镜。总不能说这不是一场百年难逢的浩劫吧？ 现在形势大好。不过所谓“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释。我们是在一面医治创伤、一面奋勇前进的时候，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充满信心，但是绝不能够自我陶醉，忘记昨天。我们还得及时给身上的伤口敷药。还要设法排除背后荆棘丛中散发出来的恶臭。有人大言不惭地说“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这种白日做梦信口开河的做法是不会变出“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来的。 然而在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章的题目是：《“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那位作者当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的公开地发表文章，有的在角落里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后放暗箭伤人，有的打小报告告状。他们就是看不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他们就是要干涉这种“自由”。宪法不在他们的眼里。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们的眼里。 那些给蛇咬过、见了绳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艺创作，你们希望有一个“文艺法”来保护自己。有人就是不满意宪法给你们的这种权利，你们怎么办？ 道理非常简单：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必须经过斗争。 八月五日 27、绝不会忘记 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谓国耻早已雪尽。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帮”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染污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 “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八月六日 28、纪念雪峰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樱孩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饭。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183;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樱孩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樱孩所同意先收樱孩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樱孩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八月八日 29、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校旱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校旱。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副刊，写了长篇校旱《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校旱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玻豪，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随想录》后记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 1、“豪言壮语” 《随想录》到第三十篇为止，我已编成第一集，并且给每篇加上小标题，将在一九七九年内刊行，今后每年编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将收在第二集内。 我为第一集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里面有这样一句：“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的意思无非：我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意浪费它们。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讲出来，让大家看看，议议，自己改不了就请大家来帮忙。当然别人随便给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 最近我们讨论过“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我对“歌德派”说了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我是经过思考之后讲话的，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样，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我让我女儿和女婿替我编选，他们挑选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单单举出几个标题吧：《大欢乐的日子》、《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二十年过去了。前几天出版社一位编辑看校样时来信问我是不是还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后一句：“叫某国落后。”我当时是把它当做“豪迈的壮语”来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落在某国的后面，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将它删去了。我校阅自己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拿未来当做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其实“叫某国落后”，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干劲，有办法，有行动，说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这当然好。“歌德”也是这样。只要开的是准能兑现的支票，那就开吧，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兑不了现，那就叫做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的好，开多了会吃官司，名誉扫地，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还住在淮海坊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遇见进弄堂来磨刀的小贩，就把菜刀拿出来请他磨，她仍在厨房里等着，也不出去守祝蝴，她说：“解放了，还会骗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见了，菜刀也没有了。半个月前有个亲戚在乡下买了一只母鸡晚上送到我家来，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杀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里用竹笼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儿和小外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还看见树下竹笼里有一只鸡，我们都没有想到把鸡关到厨房里去。大概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歌德”的问题，脑子里还有点“歌德”派的影响吧，我夜里做了一个没有“大汉轻轻叩门”的好梦，真正到了“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来时心情万分舒畅，走下楼，忽然听说鸡给人拿走了，我当然不相信，因为我还沉醉在“桃花源”的美梦中，可是鸡却不会回来了。给偷走了鸡，损失并不大，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梦了。 梦的确是好梦，但梦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空虚。现在我才明白：还是少说空话、埋头实干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2、小骗子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小骗子。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我没有看过这个戏，当然没有发言权。我没有见过小骗子，不过在他还被人当做“高干子弟”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谈论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听说他给抓起来了以后，还说：“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又听说他还说：“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还听说，有人同情小骗子，甚至表示将来开庭审判时愿意充当小骗子的辩护人。不用说，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骗子的人确实是有的。不过我却不曾听说有什么人同情受骗者，我只听见人批评他们“自作自受”。至于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这不是喜剧，这是悲剧，应当受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是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我运气不好，碰上了假货。”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的一本戏《钦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有人今天还感到头痛。可是不幸得很，这位俄国作家的鞭子偏偏打在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反驳道：果戈理鞭挞的是俄罗斯封建社会，跟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跟我们“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他们说得对：毫不相干；而且时间隔了一百四十三年，当时的骗子和今天的骗子不会有类似之处。但奇怪得很，今天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跟果戈理时代许多人围着骗子打转不是一样地为了私利？两个骗子差一点都把老婆骗到手了。不同的只是果戈理的骗子更聪明，他远走高飞，反而写信给朋友把受骗者嘲骂一番，而我们的小骗子却给关进了班房，等候判刑。即使是这样，小骗子也不是傻瓜，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一句：“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这句话使我想了好久。我不能不承认：倘使他真是某某人的儿子，那么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就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请他看戏，有人把汽车借给他，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可以挑选美女做老婆，他可以给他未婚妻活动调工作，等等等等，不但都是理所当然，他甚至可以出国访问，可以享受其他的许许多多—— 一句话，作为小骗子的罪状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以容许的了。不会有人写报道或者编话剧，也不会因为话剧上演的问题发生争论了。事实上这样的事自古以来经常发生，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是为什么呢？ 小骗子的一句话使我几个月睡不好觉。我老是想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生活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会高高兴兴地钻进了小骗子的圈套？我越想越苦恼，因为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谴责的东西。尽管三年来我们不断地说，要纠正“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可是后门越开越大：有人看不见前门，找不到前门，有问题无法解决，连配一块窗玻璃也得等上一年半载，他们只好另想办法找门路开后门，终于撞到骗子怀里，出了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某些衙门为什么不可以打开大门，替人民多办一点事情呢？我们的某些干部为什么不可以多看看下面、少看看上面呢？ 关于话剧能不能公演的问题，倘使要我回答，我还是说：我没有发言权。不过有人说话剧给干部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我看倒不见得。骗子的出现不限于上海一地，别省也有，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倘使没有产生他的土壤和气候，他就出来不了。倘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中他钻不到空子，也就不会有人受骗。把他揭露出来，谴责他，这是一件好事，也就是为了消除产生他的气候，铲除产生他的土壤。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做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写 3、悼方之同志 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校旱《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的青年作者。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工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谈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我现在记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已经发表了“探求者”的宣言，或者这以后才公开了它。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过几天我便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我一到北京，反右的斗争，就开始了，许多熟人都受到了批判。回到上海后，我听说“探求者”们都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此再也没有人向我提起方之的名字。陆文夫的名字后来倒在《文艺报》上出现过，先是受到表扬，说是他“摘帽”以后写了不少的好作品，后来又因此受到批判，说是他的表现并不好，总之，他还是给打下去了。一直到许多被活埋了多年的名字在报刊上重新出现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两位“探求者”的大名。 方之先后发表了《阁楼上》和《内奸》两篇校旱，受到读者们的重视。我读过前一篇，别人对我讲述了后一篇的内容。我听说有些刊物的编辑不敢发表他的作品，这说明二十一年的遭遇并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他至今还在“探求”，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他有什么样的责任。他的校旱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品。我等待着他的更多的作品，却没有想到他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电报来要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我回了一封短信，说我生病写不出文章，请他原谅。这是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的信。我今天才体会到这封信带给他多大的失望。但已经太迟了。 方之同志的身世我知道很少。全国解放那年他才十九岁。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校旱，也不过二十六岁，我也正是在这样的年纪开始写短篇。他的作品说明他很有才华。他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后果。受到这种残酷打击的并不只是方之同志一个，而是一代的青年。关于这一代人的故事我听到不少。可是像千万根针那样刺痛我的心的仍然是方之同志的事情。听说“四人帮”给粉碎以后，方之回到南京，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很坏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后来他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他向爱人央求：“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这样的话是那些不爱惜自己的时间、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的人所不理解的。比起方之来，我幸福多了，我还有五年的写作时间。方之死了，可是他的心灵之火将永远燃烧，他的爱憎还激动着人心。他的作品没有能写出来，太可惜了！但是勤奋地写作的人今天是不会少的。我也要奋笔写下去。当然我写不出他那样的作品，不过把笔当做火、当做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抱负，这样的愿望我也是有的。我为什么不能够实现它们呢？ 十二月四日 4、怀念老舍同志 我在悼念中岛健藏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桥机常和别的事。那天上午离沪返国的，除了中岛夫妇外，还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几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岛、井上两位赠送的书，回到家里，十一点半上床，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记》，里面有一篇《壶》，讲到中日两位作家（老舍和广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床上读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现那两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么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极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极其悲惨的结局，我一个晚上都梦见他，他不停地说：“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总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文章里转述了老舍先生讲过的“壶”的故事，我说这样的故事我也听人讲过，只是我听到的故事结尾不同。别人对我讲的“壶”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壶。乞丐并没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占有这只壶，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说，老舍富于幽默感，所以他讲了另外一种结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壶》，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什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了。 有人来通知客人上飞机，我们的交谈无法继续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读过《壶》了。”我当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井上先生如此郑重地对佐藤女士讲话，把我读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后来我明白了，我读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开高健先生的得奖校旱《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看到怀念老舍的文章还是近两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写于一九七○年十二月，那个时候老舍同志的亡灵还作为反动权威受到批斗。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 我最初听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为了威胁我们讲出来的，当时他们含糊其辞，也只能算做“小道消息”吧。以后还听见两三次，都是通过“小道”传来的，内容互相冲突，传话人自己讲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负责。只有在虹桥机常和别的前一两天，在衡山宾馆里，从中岛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听见老舍同志的死讯，他说是中日友协的一位负责人在坦率的交谈中讲出来的。但这一次也只是解决了“死”的问题，至于怎样死法和当时的情况中岛先生并不知道。我想我将来去北京开会，总可以问个明白。 听见中岛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老舍见面的情景，那个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会，我和老舍，还有中岛，都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有些细节我已在散文《最后的时刻》中描写过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爱的眼光望着周总理和陈老总，充满感情地谈起他们。那天我到达人民大会堂（不是四川厅就是湖南厅），老舍已经坐在那里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在谈话。看见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听见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过一会中岛先生也来了，看见老舍便亲切地握手，寒暄。中岛先生的眼睛突然发亮，那种意外的喜悦连在旁边的我也能体会到。我的确看到一种衷心愉快的表情。这是中岛先生最后一次看见老舍，也是我最后一次同老舍见面，我哪里想得到一个多月以后将在北京发生的惨剧！否则我一定拉着老舍谈一个整天，劝他避开，让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有什么办法使他不会受骗呢？我自己后来不也是老老实实地走进“牛棚”去吗？这一切中岛先生是比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触，就知道他有所预感，他看见我健康地活着感到意外的高兴，他意外地看见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兴。他的确比许多人更关心我们。我当时就感觉到他在替我们担心，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他比我们更清醒。 可惜我没有机会同日本朋友继续谈论老舍同志的事情。他们是热爱老舍的，他们尊重这位有才华、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们的心上、在他们的笔下他至今仍然活着。四个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桥机常和别井上先生，我没有再提“壶碎”的问题。我上次说老舍同志一定会把壶留下，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虽然含恨死去，却留下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人间，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单单提两三个名字就够了：《月牙儿》、《骆驼祥子》和《茶馆》。在这一点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馆》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样熟悉旧社会，那样熟悉旧北京人。这是真实的生活。短短两三个钟头里，我重温了五十年的旧梦。在戏快要闭幕的时候，那三个老头儿（王老板、常四爷和秦二爷）在一起最后一次话旧，含着眼泪打哈哈，“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泪水，好些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这难道仅仅是在为旧社会唱挽歌吗？我觉得有人拿着扫帚在清除我心灵中的垃圾。坦率地说，我们谁的心灵中没有封建的尘埃呢？ 我出了剧场脑子里还印着常四爷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追逐我。我听见了老舍同志的声音，是他在发问。这是他的遗言。我怎样回答呢？我曾经对方殷同志讲过：“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没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机场上告诉同行的人我读过他的《壶》，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对老舍的死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两年过去了，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惭愧。重读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忆、开高健先生的短篇校旱，我也不能不责备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结识的老友。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我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看过《茶馆》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他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写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馆》。他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他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可以说是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的时候，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专政的对象。老舍夫人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点一点地替自己的亲人洗清头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 “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老舍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社会已经十二年了。 一年又过去了。那天我离开八宝山公墓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籍华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谈话，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们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这位女士脚迹遍天下，见闻广，她不会信口开河。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我们是不是从这位伟大作家的惨死中找到什么教训呢？他的骨灰虽然不知道给抛撒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传全世界，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话又说回来，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没有看见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对我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谢他的劝告，我也愿意听从他的劝告。但是我没有办法使自己赶快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型机器人”，那种机器人除了朝前走外，什么都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很牢。 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他们夫妇便带我到东安市场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过一两个钟头。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捏祝蝴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十二月十五日 ⊙━ 海岸线文学：好看才是硬道理！ ━⊙ 5、大镜子 我的书房里壁橱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因此我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起来很入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越好，我不敢断定。但这样下去，日子总不会不好过吧。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有一个时期我就不照镜子。我不看见自己的“尊容”，听见好话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开始编造好话。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想自己“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不停。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多的来信，那么多的稿件，还有访问和谈话。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树雄心、立壮志”。我也就完全忘记了自己。 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一感冒就发支气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应当照照镜子，便站在镜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刚刚漱过口，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有什么“青春”？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清醒了。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前天看是这样；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看仍然是这样。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觉，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称，也可以说是符合。这说明一件事实：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这样我才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定计划的：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最近常有人找我谈我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个时期我的思想情况和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使我想起了我“靠边”的时候受到的一次外调，来的那位工宣队老师傅要我讲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苏州经人介绍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当时讲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讲得出呢？他把我训了一顿。不用说，他是别有用心。现在来找我谈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他们来“抢救材料”。他们是有理由的，有的人还想对我有所帮助，替我的旧作作一点辩护或者讲几句公道话。我说：好意可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是在号召大家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 对，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定计划、想方设法、东求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感谢我眼前这面镜子，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讲一句我心里的话：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6、小狗包弟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舐舐，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决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一九八○年一月四日 7、探索 在最近的《大公报》上看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 在我的周围，有些人听见“探索”二字就怀疑，甚至担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吗？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没有读过这类刊物，没有发言权。我讲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说： “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 不满现状，说对了。不满现状（也就是不安于现状）有多种多样。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别人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小范围的现状，有的人不满意大范围的现状。 谈到别人的现状，谈到大范围的现状，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个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 所以我只谈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顾我的过去，我隐隐约约记得的是在广元县知县衙门里的事情，这是最早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不过四五岁，人们叫我“四公爷”（即四少爷），我父亲在二堂审案，我常常站在左侧偏后旁听。这说明我是个官僚地主的少爷。我从小就不满意这个现状，觉得做少爷没有意思，但当时我并没有认为生在大户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谈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阶级。我只是讨厌那些繁重的礼节，而且也不习惯那种把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分类法”。关于礼节，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过生日，我的父母在广元庆祝，要我叩头，我不肯，就挨了一顿打。幸而我的父母当时不懂得“无限上纲”，打过就算了事，还允许我一生保留着对礼节和各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至于说到“分类法”，我对它的不习惯（或者可以说不满意）表现在我喜欢生活在所谓“下等人”中间，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他们比较所谓“上等人”像老爷、少爷、老太爷之类心地单纯得多，善良得多。当时我绝没有想到什么“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欢到听差们住的门房里去，到轿夫们住的马房里去，只是因为我热爱这些人，这时我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孩子了。在我们家里人看来这是“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的举动。可是没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我祖父、父亲、叔父们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横加干涉，我照旧在门房和马房里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后，我发现了大门以外的广阔的世界，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不久我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补习班。 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校旱。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校旱，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父亲（他死得早，我十二岁就失去了父亲）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玻豪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183;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这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的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 白杰明先生说，“想真正搞出……有创新意义的东西”，就要“让人家探索”。对，要“探索”，才能“创新”，才能“搞出一些尖端性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明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应该让人家探索。但是据我看，一个“让”字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字，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敢字，敢不敢的“敢”字。不久前在上海举行了瞿白音同志的追悼会。白音同志，不是因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就受尽地狱般的磨炼吗？最初也是有人“让”他“创新”的。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批巨灵神，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在这方面我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我比白音同志幸运，今天我还能探索，还能思考，还能活下去，也还能不混日子。不过也只是这么一点点，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东西，连《创新独白》也没有。一九六二年我“遵命”发扬民主，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发言中讲了几句自己的话，不久运动一来，连自己也感觉到犯了大罪，“文革”时期我在“牛棚”里给揪出来示众、自报罪行的时候，我从未忘记“报”这件“发扬民主”的“反党罪行”。这就是刘郎同志在《除夕＆#183;续旧句》诗注中所说的“折磨自己”。这种折磨当然是十分痛苦的，现在我还忘记不了（不是不想忘记）。 我讲这些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你就是让人家探索，人家也不敢探索，不肯探索；不敢创新，不肯创新。有人说：“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是唯唯诺诺地混日子保险，我们不是经常告诉自己的小孩：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我自己也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的，我还是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过的。现在到了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做不了机器人。 所以我还是要探索下去。 二月九日 8、再谈探索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谈到了探索和创新。 探索，探索，追求……这不是一篇文章、几千字就讲得清楚的。尽管这一类的字眼有时候不讨人喜欢，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为“探求”（刚刚开始），吃够了苦头，而且有人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当然也永远不会停止。白杰明先生说“非得让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赏这句话，后来再思三思，才觉得这种说法也近似多余。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人褪掉裤子打了小板子还向“大老爷”叩头谢恩呢？……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对我来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他修建的公馆，他经常在那里“徘徊”的园林也片瓦不存。最近还有一件事，已经有两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那里有一批生力军，就是过去的“探求者”。 我希望这两位朋友的看法不错。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对我发问：你不是说过高老太爷的鬼魂还在到处出现吗？问得好！但鬼魂终究是鬼魂，我们决不能让它借尸还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向终南山进士学习呢？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谈探索……吧。 像我这样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可能是“长官”培养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一条大路在我面前展开，我的脚踏上去，就到了文学之宫。过去有些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给我几页篇幅，我看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并不是文学家。 我拿起笔写校旱，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是个不知轻重的“后生小子”，该可以原谅吧。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据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这种情况，但他们是在成名成家之后，因为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人生问题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来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我从来不曾离开文学。我有时写得多些，写得好些；有时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 今天我还在继续探索，因为我又拿起了笔。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写不出作品。 我说我写校旱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为了希望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读者有所帮助，这当然只是我的主观愿望，我的作品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最有发言权的人是读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读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却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坏的影响。我今天还不曾给革掉作家的头衔，我的作品还未在世界上绝迹，这应当感谢读者的宽大，不过这也许说明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不算太坏。不会有人读了我的作品就聚众闹事或者消极怠工或者贪污盗窃，这一点我很放心。我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说高尚，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它们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们是严肃的。我看到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如实地写了出来。我很少说假话。我从未想过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给人们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不是说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说：“这些校旱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希望给读者带来帮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龋葫需”。任何一个读者的脑筋都不是一张白纸，让人在它上面随意写字。不管我们怎样缺乏纸张，书店里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出售，图书馆里出借的校旱更多，一个人读了几十、几百本书，他究竟听哪一个作者的话？他总得判断嘛。那就是说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理智，我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吧。我从十一二岁起就看校旱，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文学作品的读者，虽然我同时又是作家。那么照有些人的说法，我的脑子里一定摆开了战场，打得我永无宁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校旱，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即使这就是“潜移默化”，但别人的影响，书本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不用怕文学作品横冲直闯，它们总得经过三道关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因为他头脑空空，装得下许多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有的。那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吧。 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校旱，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校旱、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 ⊙━ 海岸线文学：好看才是硬道理！ ━⊙ 9、探索之三 去年（一九七九）五月上旬我在巴黎见到当代法国著名画家让*埃利翁先生，他对我国很感兴趣，希望到我国访问并在大城市中举行画展。我们谈得融洽。他和我同年，为庆祝他生日举行的他个人的画展那天下午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开幕，我因为日程早已排定无法接受他的邀请，深感遗憾。最近得到朋友们从巴黎来信知道让*埃先生的愿望就要成为现实，他的画展将于今年秋季在我国京沪两地举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上海再见到这位老人听他畅谈访问我国的观感，这对我将是莫大的愉快。不用说，这次画展对我们两国文化的交流也会有大的贡献。 让*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为画展的目录作序，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重视，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终于辞谢了，因为我拿起笔准备写作的时候发现自己对绘画一无所知。我喜欢画，却不懂画。 同时我喜欢诗，却不懂诗。朋友们送诗给我看，新诗也好，旧诗也好，我看后也可以背上几句，但是意见我一句也提不出。对校旱、散文也是如此。 记得两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里来，拿出一篇校旱要我看后给他提意见。他以为校旱不长，不过几千字，看起来不费事，提意见更容易。可是我差一点给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里，他当时还是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来，解了我的围；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见，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说：“你不是编辑过文学刊物和文学丛书吗？”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些文学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编的，我只是挂个名，帮忙拉点稿子。丛书呢，我倒编过几种，但也只是把书推荐给读者，请读者做评判员，我自己很少发表意见。 所以到今天我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然而我写文学作品写了五十多年，这也是事实。当然，评论家也可以说它们不是文学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说它们是“破烂货”，而且我自己反复声明我决不是为了要做“文学家”才奋笔写作。我写作，因为我在生活。我的校旱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当时怎样看，怎样想，就怎样写。没有作品问世的时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时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一句话，我写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我发表文章，也曾想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会效果与作品实际上产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尽力而为，另一方面请读者自己评判。作者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这很难说。回想起来，我也说过假话，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听信别人讲话不假思考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用“马琴”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随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只是没有闯祸罢了。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我倒愿意拿本来的面目同读者见面，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旧社会中写作，为了对付审查老爷，我常常挖空心思，转弯抹角，避开老爷们的注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决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自己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个写文章的朋友谈起文学技巧的问题，我们之间有过小小的争论，他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说，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话：“熟能生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经验。写熟了就有办法掩盖、弥补自己的缺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我那位朋友写文章遣词造句，很有特色，的确是好文章！可是他后来一心一意在文字上下功夫，离开生活去追求技巧，终于钻进牛角尖出不来。当然他不会赞同我的意见，我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还说，生得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生得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我不能说服他，他也不能说服我，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探索的路。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还活着，他放弃了文学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绩。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账，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失去了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的探索是正确的，不！但它是认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个校旱人物的口说明我探索的目标：“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那么我已经做到了？没有，远远没有＃葫以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为了这个，我决不放下我的笔。 二月二十八日 10、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尽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动人心，我看不妨来一个竞赛，读者们会出来充当义务评判员。 我在这里不提长官，并非不尊敬长官，只是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长官看的，长官比我懂得多。当然长官也可以作为读者，也有权发表意见，但作者有权采纳或者不采纳，因为读者很多，长官不过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他的作品负全部责任，他无法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任何人写文章总是讲他自己的话，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人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录音磁带。 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做“邪恶的鬼魂”渡过去。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二月二十九日 11、友谊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 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校旱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风。我们坐在园子里晒太阳，起初相当舒适，后来风大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园子里来，可是他只能站在线外，因为我们正在谈话，录像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几次仰头看看风向，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又跑回来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风向，似乎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不能对他讲话，我的膝上盖着大衣，还是他先前给我送来的，我没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打断我们的对谈，即使风吹过来我感到凉意，却也可以对付过去。这一个上午的对谈并不曾使我受凉，见到清水先生我还笑他像一位善于呼风唤雨的法师，后来听说他当天晚上在事务局（接待办公室）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是既然有风就不该安排在园子里举行对谈。我二十五年前就认识清水先生，当时他带着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舞剧《白毛女》，以后在东京和上海我都见过他，可是少有交谈的机会。他是有名的建筑师，又是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这一次他领导事务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们活动，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务局工作的朋友一样，从清早忙到深夜，任劳任怨。他究竟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友谊！ 我再说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宣读一篇讲稿，题目是《文学生活五十年》，规定的时间是四十分钟。我在上海家中写好一篇七千字的讲稿，在北京请人译成日文，一起带到东京。讲演会在四月四日举行，前一天晚上，事务局的朋友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女士在会上念译文。丰田女士是亡友江马修的夫人，也在事务局工作，她一口答应下来。为了念得流畅，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个通宵把译文重新抄写一遍。她又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友谊！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也不想在这里列举了。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讲过这样的话：“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这决不是说过就忘记的“外交辞令”，我讲的是简单的事实。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我对朋友们讲真话，讲心里的话。我虽然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东方人，可是谁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给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里充实，越想越是觉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并不感到空虚，因为我换来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在日本访问的十六天中我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羽田机场，我们离开东京去广岛，同朋友们握手告别，一位在事务局工作的年轻姑娘忽然哭出一声，泪珠滚滚地落下，这个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另一次在长崎机场，我们结束了访问从那里动身回国，西园寺公一先生从横滨赶来送行，他的腿关节有毛病，拄着手杖陪我们到机场，我走出候机室的时候，最后一次向着站在平台上的朋友们挥手，忽然看见了西园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眼泪，我真想转过身跑回去拥抱他们。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却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上了飞机。我感谢这样的眼泪，它们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干枯的心灵，培养了友谊，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从长崎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访问结束了，但是友谊将继续发展，流传到子孙万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为尘土，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我们的友谊决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四月二十四日 12、春蚕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夺走我的笔。 我从日本回来，有人紧张地告诉我某某“首长”做了报告，某某“首长”讲了话。有人担心地问我：“你看会不会收？”我笑笑。长官讲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别的国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是另一种行情。写文章不动自己的脑筋，却依照上级的指示下笔，其实这种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时候就见过，我父亲在广元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写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寿序”之类。后来民国成立了，我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姓郑的书记（当时的确称“书记”），我常常去事务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见我二叔交给他写应酬文章的任务，二叔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于亡友李宗林市长的安排，我在我十几岁时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钟。李宗林同志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悲惨死去，与我有关的房屋大概已经拆光，半个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给我一叠他拍摄的照片，我只认出来一棵树和一口井。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遗著，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像《圣寿六旬赋》、《徐母李太宜人寿序》这样的文章，都是他替别人写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级的意志写的作品，我当时读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吃饭而活着、为了吃饭而写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并不是一个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开始写校旱，我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我当时一天几次走过他的铜像前，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最近我以中国作家的身份访问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谈起来，我讲的仍然是这样几句话。日本朋友要我谈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我的经验很简单，很平常，一句话：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 我开始写校旱的时候，我是一个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中国穷学生，我没有长官，也没有上级。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后我虽然伤痕遍体，但是我掏出来交给读者的仍然是那一颗燃烧的心，我只能写我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话。我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引用时把它改做“春蚕到死丝不断”，改得也好。在广元县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养蚕，我看见蚕茧在锅里煮着，还不断地吐出丝来，可见春蚕到死丝也不尽。七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访问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现代化的客房里，我不开电视机，也不听音乐，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给每一天的活动作总结。我们对谈时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问题，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可以放下笔隐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开玩笑，因为同我相熟的几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天却仍然十分活跃。木下先生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在广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豪华旅馆里我写成第二篇讲话稿《我和文学》，回答了木下先生：我决不放下我的笔。这些时候我一直摆脱不掉锅里蚕茧的景象。我说：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但是到现在为止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13、怀念烈文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我找出了一份剪报，是一篇复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丧礼……”这几个字迎面打在我的眼睛上，我痛了一阵子，但是我清醒了。这材料明明是我向别人要来的，我曾经想过我多么需要它，可是我让它毫无用处地在抽屉里睡上好几个月，仿佛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让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给扔进字纸篓送到废品回收站，倘使不是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来。 我过去常说我这一生充满着矛盾，这还是在美化自己，其实我身上充满了缺点和惰性，我从小就会“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紧牙关跟自己斗争，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说写校旱了。那么我怎么会在深夜找出这份关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从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当初讲了这句话，我似乎感到轻松，回国以后它却不断地烧我的心。我作访日总结的时候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可是静下来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么、又拿出了什么；我是怎样交朋友、又怎样爱护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坐立不安。于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份材料。 是这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看到我的脸。这就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两种“示众法”。它们的确让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尝够戴帽子的滋味，对别人该不该戴帽子就不会漠不关心；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 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校旱，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还从台北寄了一首挽诗来，大概是七绝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时”，语意十分明显。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动的言行，怎么能相信或者同意说他是反动文人呢？ 不用说，我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我的身上还留着别人投掷的污泥；而且要给一个人平反、恢复名誉，正如我们的一句常用语：“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要先办一些手续，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谁来管这种事呢？ 不久我就听说烈文病故，身后萧条，但也只是听说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遇见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听他谈起雨田的情况，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离开人世，雨田带着孩子艰苦地过着日子，却表现得十分坚强。我托朋友给我找一点关于他们的材料，并没有结果。后来我偶尔看到几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绍台湾出来的作家，他们都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们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师”，这件事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个年轻的华侨作家到我家来访问，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说他们都尊敬他，她答应寄一篇文章给我看看。她回到美国不久文章果然寄来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丧礼所见》。我收到它的当时没有能认真地阅读就给别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进抽屉里，以后想起来翻看过一次，也有较深的印象，但还是无法解决杂七杂八的事情的干扰，过两天印象减淡，很快就给挤进“遗忘”里去了。在“四害”横行之前十几年中间我也常常像这样地“混”着日子，不以为怪。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再这样地“混”日子，我就渐渐地感到不习惯、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开始反抗，它不让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却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开了抽屉，不仅是打开抽屉，我打开了我的心。 我和烈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还在编辑《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他托人向我约稿，我寄了稿去，后来我们就认识了。但是我和他成为朋友却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从日本回来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时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鲁迅先生从来不发号施令，也不向谁训话，可是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先生不参加“文艺家协会”，我们也不参加，我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不习惯出头露面，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文艺家协会”发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签了名。鲁迅先生身体不好，没有能出来讲话，我们也没有机会公开表示我们对抗日救亡的态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闲谈，都认为最好我们也发一个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动笔，第二天我们碰头，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谦让一阵，烈文就带着两份稿子去见鲁迅先生。他在先生那里把它们合并成一份，请先生签上名字，又加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个标题，再由他抄录几份，交给熟人主编的刊物《作家》、《译文》、《文季月刊》分头找人签名后发表出来，因此各个刊物上签名的人数和顺序并不相同。这就是《宣言》“出笼”（“文革”期间习用的语言）的经过，可以说这件事是他促成的。 过三个多月鲁迅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和烈文都在治丧处工作，整天待在万国殡仪馆，晚上回家之前总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会，望着玻璃棺盖下面那张我们熟悉的脸。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一声：“走吧”，这声音我今天还记得。后来我们抬着棺木上灵车，我们抬着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来的，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拍时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当时的报刊上看见，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 这以后又过了两个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种期刊，被国民党政府用一纸禁令同时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创刊不久，没有给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里默默地埋头工作，此外还要照顾他那无母的孩子。刊物在发展，读者在增多，编辑工作之外他还在搞翻译，出版不久的《冰岛渔夫》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183;一三”日军侵犯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刊物停顿，他也待不下去，我们在一起编了两三期《呐喊》之后，他就带着孩子回到湖南家乡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经香港去广州，他还到香港同我们聚了两天。下次我再看见他却是十年以后了，靳以倒在福建见过他，而且和他同过事，就是说为他主持的改进出版社编过一种文艺杂志。因此我后来从靳以那里和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他做了官，但官气不多，思想也还不是官方的思想。我也在《改进文艺》上发表过校旱。 烈文就这样一直待在福建。抗战胜利后陈仪去台湾，他也到了那里，在报社工作。他相信做过鲁迅先生的同学又做过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和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后来他得罪了报社的上级，丢了官，陈仪也不理他了。他怀着满腹牢骚到台湾大学教几小时的课，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则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五十年代初期连陈仪也因为对蒋介石“不忠”在台北给枪毙了。后来我又听到黎烈文牵连在什么要求民主的案件里被逮捕的流言。又过若干年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比较可靠的消息：患玻豪亡。 但是我怎样给亡友摘去那顶沉重的“反动文人”的帽子、揩去溅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呢？ 感谢那位远道来访的女士，她从海外寄来我需要的材料，过去在台北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叙述和感想，只有短短的四页。没有装饰、没有颂扬，似乎也没有假话，但是朴素的文字使我回想起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我抄录几段话在下面： “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只花圈、花篮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 “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妆。……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 “黎先生就这样走了，平日里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是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 “……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黎府送钱，但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我觉得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 我仿佛也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我仿佛看见他“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长时期的分离并不曾在我们之间划一道沟，一直到死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他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吧，我起初是这样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这样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吧：有一段时期他丢开了写作，结果他得到了惩罚。但最后二十几年中他是忠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从黎先生那里直接间接获得很多东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溅、帽子乱飞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那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就让它给扔到火里去吧。在那种时候给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给戴上帽子也不见得就是幸运。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14、访问广岛 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校旱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我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羽田机场辞别了东京的朋友走进机舱坐定以后，我频频地揩着眼睛：朋友们的眼泪引出了我的泪水。飞机平稳地前进，我望着下面的云海…… 我为什么这样激动？我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厉害地翻腾？为什么二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我走下舷梯，机场上一片阳光，我的心平静了，迎接我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我的思路清楚了，二十年来，不，不止二十年，应当说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关心广岛人的命运，我读过关于广岛的书和新闻报道，我也听人谈过广岛的事情，包括种种不真实的流言。五十年代后期我意外地翻看了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有几天睡不好觉。三十五年来我就是这样想：他们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应当生活得好一些、幸福些。这大概就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正义观吧。三十五年中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想在这个遥远城市发生过的大悲剧，想的时候并不太多。但是每一想起广岛，我就受到那个愿望的折磨，我多么想亲眼看看广岛人（包括当时的幸存者）今天的生活！ 现在我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生活在广岛人的中间。我呼吸着少尘土的清洁空气。在安静、宽敞的现代化旅馆里住下来以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和平公园，我们把鲜花扎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难者的慰灵碑前，站在那里默哀行礼。是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公园里绿草如茵，樱花盛开，孩子们在草地上游戏，不停地发出欢笑。成群的鸽子从容地在草间找食物，同孩子们友好地在一起。马鞍形大纪念碑下面有一个石箱，箱里存放死者的姓名簿，箱上有三行文字，译成中文就是：“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这碑文据说是广岛大学一位教授在一九五二年写的。我默念着碑文，我的脑子里闪现了三十五年前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又看到了蜂谷院长日记中所描绘的一切，我不敢搅动这一池记忆的黑水，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许多人的声音：“水，水，给我水！”我的嘴也干了。我转过身，本地记者拉住我问话的时候，我差一点发不出声音来。四周都是水池，要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就会俯下身去喝水了。 三十五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火海，今天面对着慰灵碑我还有口干的感觉。抬起头我望见了当年产业奖励馆遗留下来的骷髅般圆顶建筑物，这是惟一的旧时代的遗迹，只有它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大悲剧的见证。在慰灵碑后面隔着水池便是“和平之灯”，两只象征性的大手捧着一只杯形的火炬，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点起来的，而且要燃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火熊熊地燃着，池子里现出火炬的倒影。火在水里燃烧！这不灭的火就是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 千羽鹤纪念碑下面挂着全国儿童折好送来的无数的纸鹤，我取下一只蓝色硬纸折成的小仙鹤放在袋里带回中国，可是今天我却找不到它了。难道它飞回了广岛？纪念碑是为了悼念受害的学生和儿童建立的，是全国儿童捐款建造的。碑的顶上立着一个小女孩，高高举起一只纸折的仙鹤。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小女孩当时受到原子辐射，十年后发了病，她根据过去的传说，相信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得到幸福、恢复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仅折到一千只，而且折到了一千三百只。但是她死了。 和平纪念资料馆就在前面，在那里我们停留的时间不长，因为接下去还有别的活动。我只是匆匆地看了几个部分，那些鲜血淋淋的“资料”我早已熟悉，而且从未遗忘。我这次不是来挖开记忆的坟墓，找寻痛苦的。我走过和平大道，两旁葱郁的树林是从日本各地送来的；我看见许多健康活泼的广岛儿童，在他们周围开放着美丽的鲜花，它们是世界各大城市儿童送来的礼物。我在广岛看到的是活力和生命。资料馆里一位负责人给我们解释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他当时是小学生，手上还留着损害的痕迹，但是他一直坚强地工作，我不愿用惨痛的回忆折磨他。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我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主人要我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想，我用不太灵活的手指捏紧日本的“软笔”写了下面的两行： 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 世界和平万岁。 这两行文字并不曾表达出我复杂的思想感情。静夜里我在大饭店十二层楼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到了我们的十年浩劫——人类历史上另一个大悲剧。我不由自主地低声念起了慰灵碑上那一句碑文：“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眼前浮现了杨朔同志的面貌，老舍同志的面貌，我爱人萧珊的面貌……我的眼睛润湿了。我坐到靠墙的小书桌前写我四天后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稿《我和文学》。 这一夜我只写成讲话稿的大半。第二天上午我们游览了风景如画的宫岛，在旧日的市街上悠闲地散步，用食物喂鹿，鹿像熟人一样亲切地扑到我的身上来。路旁樱花开得十分绚丽，我在东京只看到初放的花朵。天气好，空气格外清新，浅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濑户内海……在短短的一个上午我们无法欣赏有名的宫岛八景，但是海中屹立的红色大华表和八百年前的古建筑物好像浮在海上似的，华丽而优雅的严岛神社长留在我的记忆里。 然后我们坐船回去，到东洋工业的招待所休息，下午我们参观了这个产量居世界第十位的汽车工厂，我们看了两个车间。我对汽车工业一无所知，但是工厂十分整洁，车间劳动紧张而有秩序，在这里亲眼看到了广岛人出色的劳动成果。出了工厂，车子驰过繁华、清洁的街道，一座一座的高架桥从我们的头上过去，茂盛的树木，整齐的楼房，身体健壮的行人……这一切和蘑菇云、和火海、和黑雨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我疑心自己在做梦。 晚上八点我辞别了主人回到十二楼的房间。在广岛的访问已经结束，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乘“新干线”去京都了。我又在窗前的靠背椅上坐下来，开始了我的思想上的旅行。就这样离开广岛，我不能没有留恋，说实话，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水城”。就只有短短的一天半的时间，我没有访问幸存者的家庭和受害者的家属，也不曾到原子弹医院去慰问病人，我感到遗憾。但是我找到了我寻求的东西，在宴会上我对新认识的广岛朋友说：“我看见了广岛人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我看见了和平力量和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带着无限的同情来广岛，我将怀着极大的尊敬同它告别，一切梦魇似的流言都消失了，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我不是白白地来一趟，我对未来的信念在这里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城市怎么这样静，夜怎么这样静！我的思想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那样飞奔，忽然停了下来，好像给前面的车辆堵住了一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敬爱的广岛人，我感谢你们，我永远怀念你们。”坐在静静的窗前，我仍然感觉到那股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人民力量。它在动，它在向前。 于是我想起昨夜留下来的未完的讲话稿，已经夜深了，可是有什么力量在推动我，也许就是我常说的那种火在烧我自己吧，我移坐到小书桌前，一口气写完了它。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个心愿：给自己的十年苦难做一个总结。公园里两只大手捧着的火炬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我不会忘记这不灭的火。为了使十年的大悲剧不会再发生，也需要全国人民坚决的努力，让我们也燃起我们的灯，要子孙后代永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六月五日 15、灌输和宣传 我听到一些关于某一本书、或者某一首诗、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见，也听到什么人传达的某一位权威人士的谈话，还听到某些人私下的叽叽喳喳，一会儿说这本书读后叫人精神不振，一会儿批评那篇校旱替反面人物开脱，或者说这部作品格调不高，或者说那篇校旱调子低沉。还有人制造舆论，说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经常感到威胁。 我动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后见到两位有理想、有才华的比较年轻的作家，我劝她们不要紧张，我说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受到的责骂实在不少，可是我并没有给谁骂死。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东西，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人的爱好也有各种各样。但好的作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读者，每一个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个人不能代替大多数的读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的读者，除非你说服了他们，让他们全相信你，听你指挥。即使做到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样的轨道上进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实在困难，结果不是给扔在垃圾箱里，就是完全走了样。“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输到我儿子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是批判会上别人批斗的成果，我给说服了，我开始宣传它们，可是，被我儿子一顶，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旁边批评儿子，说“对父亲应当有礼貌”。今天回想起来我过去好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这说明我并未真被“说服”。根据我的经验，灌输、强加、宣传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别是有这类好心的人常常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我”做了工作，讲了话，你总该被说服了，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不管你的情况怎样，总之，“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而结果呢，很少人照办，或者很少人认真照办，或者不少的人“阳奉阴违”。而这个“我”也就真的“说了算”了。 我过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动别人，用我的思想去说服别人。我也做过灌输、宣传的事情，至少我有这种想法，不过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说的不同，因为我无权无势，讲话不受重视，想制造舆论又缺少宣传工具。我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书前写序、写小引、写前记，书后写后记、写附记、写跋。我从不放过在作品以外说话的机会，我反复说明，一再提醒读者我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开始怀疑这样“灌输”是不是徒劳。我才想起自己读过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么前言后记，我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这时才发现我读别人的书常常避开序文、前记。我拿到一本印有译者或者专家写的长序的西方文学名著，我不会在长序上花费时间。正相反，我对它有反感：难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劳？我后来发觉不仅是我，许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后记（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红楼梦》，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帮助读者正确地对待这部名著；过了若干年书重版了，换上一篇序，是另一个人写的，把前一个人痛骂一顿；又过若干年书重印，序又换了，骂人的人也错了，不错的还是出版社，他们不论指东或者指西，永远帮助读者“正确对待”中外名著。类似的事情不会少，我再举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过一本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英雄事迹的通讯报道，“文革”期间出版社给砸烂了，这本书被认为宣传和平主义的大毒草，后来出版社恢复，检查过去出版的图书，我那本书也列在销毁的名单内。究竟它是不是宣传和平主义，我至今还不明白。其实不仅是那本书，我在朝鲜战地写的那些通讯报道、散文特写，我回国后写的反映战士生活的短篇校旱都受到了批评，说它们渲染战争恐怖、有意让英雄死亡，说它们是鼓吹和平主义的“反动战争文学”。主持批判的是穿军装的人，发言的也是穿军装的人，他们是支左的“军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权威。批判的重点是校旱《团圆》和根据它改编摄制的影片《英雄儿女》，人们甚至拿它同《一个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儿女》的回忆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后两个多月，我爱人萧珊又在电影院里看了这影片。当时我每天到作协分会的“牛棚”学习、劳动，早去晚归；萧珊在刊物编辑部做过几年的义务编辑，也给揪回去参加运动，但最初只是半靠边，一个星期劳动两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买票看电影。晚上我回家她兴奋地告诉我，影片上还保留着我的名字，看来我的问题不太严重，她要我认真做检查。可是仅仅两三天以后作协分会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拿着大字报敲锣打鼓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报张贴在大门口，给影片和我个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影片当场停演，萧珊脸上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以后支左的军代表来到作协分会，批判了一阵“反动的战争文学”。批判刚结束，《英雄儿女》又作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国上演了。一共开放了五部电影，据说是周总理挑选的。当时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谈话问我感想，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我的校旱无关，校旱还是毒草。我这样表示，还得不到谅解。还有人写汇报说我“翘尾巴”，而在干校领导运动的军代表却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电影又上演了它就没有缺点，我看它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恭顺了，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随便你怎样说吧，反正权在你手里，你有理。” 像这样的经验是不会少的，我以后还有机会谈论它们，不想在这里多说了。这笔糊涂账似乎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不是经验主义者，可是常常想到过去，常常回头看过去的脚印，我总有点担心，会不会明天又有人站出来“高举红旗”批判“和平主义”，谴责我给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结局？我忍不住多次问我自己：走过的那条路是不是给堵死了？账没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讲明白，你也引经据典，我也有根有据，谁的权大势大，谁就发号施令。我们习惯“明哲保身”，认为听话非常省事。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对，我想起来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横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相信神，我根据我那些天的见闻拿他做主人公写了短篇校旱《神》。现在重读这校旱，拿前一段时期的我跟校旱中的主人公长谷川君比较，我奇怪我怎么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么在一九三四年就写了讽刺若干年后的自己的校旱！是我自己吗？我竟然那样迷信，那样听话，那样愚蠢＃狐使我浑身冒汗，但是我感谢自己意外地留下这一幅自画像，让儿孙们会看到我某一个时期的丑态。 最近听说有人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这是对我的称赞。其实我也有过“思想简单”的时候，倘使思想复杂，人就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据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应付复杂的局面，思想复杂些总比思想简单些好。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的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现在不是信神的时代，不可能由一两个人代表千万读者给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结论，也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录音机吧。要是大家都成了录音机，我们就用不着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脑子也成了多余的了。但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总是由简单到复杂，而不是由复杂到简单。 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也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更不是无花开放。 六月十五日 ╔──海 岸 线 文 学──╗ ╚─────────────╝ 16、发烧 我本来要写我们访问长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就给留了下来。吊了两天青霉素、葡萄糖，体温慢慢下降。烧退了。没有反复。再过几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里相当静。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住医院，有点不习惯，晚上上床后常常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发烧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尧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从重庆回上海，住在霞飞坊（淮海坊）五十九号三楼。李尧林生玻函在床上，因为没有钱不能住进医院，由一个懂医道的朋友给他治疗。晚上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的旁边。每天清早他醒来就要在床上量体温，早晨温度不高，我在旁边听见他高兴地自言自语：“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语教员，喜欢讲英语。下午他的体温逐渐增高。每天都是这样，体温一高，他的情绪就坏起来。不几天靠一位朋友帮忙他住进了医院。但是在医院里他并不曾活过两个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萧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从奉贤县“五*七干校”回家度假，发现萧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么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给查。当时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看门诊的“医生”不一定懂医，一个普通老百姓（还不说“牛鬼的臭婆娘”）发烧在三十九度以上，到医院挂急诊，或者开点药就给打发走了，或者待在“观察室”吊盐水针过半天回家。萧珊患肠癌，那年三月想办法找人开后门，在一家医院里照了直肠镜，但她的病在结肠上，照不出来。那个时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难，不但要请人帮忙，而且还得走不少弯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她在病房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时候，我每天四次给萧珊登记体温（我回家之前我女儿、女婿做这工作）。清早，温度低一些，以后逐渐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紧张起来，准备上医院去挂急诊号。明知到医院看门诊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门诊医生还断定她患肠结核呢！）但是发了高烧不去一趟又怎么说得过去？ 今天回想起这些日子我还会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欢量体温。我长时期没有患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总以为自己身体好，什么病痛都可以对付过去。明明感觉到不舒服，有热度，偏偏不承认，不去看病，不量温度，还以为挺起胸来就可以挺过去。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来就觉得发烧，人不舒服，却不肯量温度。下午四点实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楼下找药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体温：三十八度八，我女儿、女婿便拉我到医院去看病，再量体温：三十九度三，人已经十分委顿。两天后才退烧。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过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像是生过一次大玻浩的。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七月十一日 17、思想复杂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思想复杂”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应当详细记录下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想想看，十年中间八个样板戏，一位作家！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人都看样板戏，每个人脑子里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欢夸大文学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几亿人民齐看革命样板戏，怎么产生不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形势＃蝴们忘记了人民不只看戏，他们还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权的人。十年中间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了。你不带头做，就没有人信你的话。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再低头弯腰“自报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看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相隔十七年，变化很大，几乎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变化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复杂到更复杂。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决不会由复杂到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谈谈，例如文字的发展究竟是为了简单易学，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我也有个人的看法。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 18、世界语 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可是我过得轻松愉快。离开这个由无数个小岛构成，由七十多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认真地学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就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书不多，买得到的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到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几天再说。”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屋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意大利爱＆#183;德＆#183;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183;巴基原著的中篇校旱《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了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后来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悉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几十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宣传，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工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八月二十四日 19、说真话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 这些年我写校旱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 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20、《人到中年》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侄女从遥远的边疆写信来说：“我们工作很忙，设计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作为技术骨干，总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点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务劳动又重，真有筋疲力尽之感。最近《收获》中《人到中年》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这些中年科技人员的写照。……一些基层干部总喜欢那些‘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人，而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总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校旱，陆大夫是校旱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校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校旱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校旱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国式的“四化”吧，也离不开他们。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心情舒畅，多做工作、多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即使办不到这个，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又有什么不好？！ 读了校旱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校旱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校旱。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我接触到她（他）们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体伤痕的母亲，我深深感觉到我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她把我养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笔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从她那里不断地吸取养料。她有伤，所有她的儿女都应当献出自己的一切给她治疗。陆大夫就是这样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献出一切的。在中国她（他）们何止千千万万！同她（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满信心。还有姜亚芬医生，对她，对她（他）们，祖国母亲也会张开两只胳膊欢迎。难道海外华侨就不热爱祖国？难道外籍华人对故土就没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条件，“外流”也可以变为“内流”。建设新中国，人人有责任。这个伟大的、严肃的工作决不是少数人可以垄断的，文学的事业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员是大多数的读者，而不是一两位长官。作者在作品里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贩卖谎言，读者们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 21、再论说真话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祝蝴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狐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22、写真话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常和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23、腹地 西彦同志在介绍“牛棚”（和“劳动营”）生活经验的文章里提到关于“腹地”的批判。这件事我早已忘记，翻看西彦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发生的事。我们起初在那里参加“三秋”劳动，干完了本来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就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年年初，我们文化系统在奉贤县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后，直接搬到那里去。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面，靠边的人多数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垫了些稻草。除了劳动外，我们偶尔还参加班组学习，就是说同所谓“革命群众”，同“造反派”在一起学习。也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时间里，“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短文里用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他们解释说，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这就是苏区，苏区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们揭发我“鼓动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他们要我写交代和检查。 多么可怕的罪名！幸而当时我已经不那么迷信神了，否则一块大青石会压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给一个中学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简》里面，后来又给编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文章里有这样一整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对于“腹地”两个字《辞海》（一九三七年版）里就有这样的解释：“犹云内地；对边境而言也。”我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我几次替自己辩护，都没有用。在我们那个班组学习会上我受到了围攻。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当时也是“牛鬼蛇神”，还是很早揪出来的一个，据说问题不小，当然没有发言权。只是在别人问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释的时候，他回答是内地。不用说他因此挨了训。 班组学习会上不能逼我承认反党罪行，造反派就召开全连批判会。会前两位“革命左派”找我谈话，要我老实交代、承认罪行，并对我进行威胁。我已经看透了那些用美丽辞藻装饰的谎言，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坚持腹地只有一个解释：内地。但是在批判会进行的时候，发言人接连问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我忽然感到厌倦，我不想坚持了，就说“是”。他接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我迟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们都得意。他们胜利了。我放弃了斗争，我疲倦，我甘愿倒下去、不起来了。但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 批判会结束，靠边的人奉命到“牛棚”开会谈感想。只有罗荪同志表面上有点狼狈相，他替我辩护，我自己反而承认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但另一方面听着大家的责骂，我倒觉得脑子清醒多了。刚才召开的哪里是对我的批判会？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层一层地剥下自己的面具，一个个都是骗子。 于是我开始有了另一种想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难道会让骗子们长期横行下去吗？”这以后我经常用这问句问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连批判会开过后不到一个星期，本市报纸和《人民日报》上都刊出一条国际消息，讲到“以色列腹地”。再过两三天又出现了另一条类似的消息。在这两处“腹地”都是作为“内地”解释的。我把两条消息抄录在笔记本上，心里想以后也许用得着它们，却不曾想到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24、再说小骗子 两三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讳疾忌医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你有病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体格本来很好，可以不医自愈，大病化为小病，小病化为无病。 这种人自己生了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找医生？不吃药？从前我很老实，现在我的脑子比较灵活些了，尽管有人说我倒退，写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顺”，可是我看人、看事却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骗了。 去年九月底我写过一篇谈小骗子的“随想”。当时小骗子已被逮捕，话剧正在上演，人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时还有人出来责备话剧同情骗子，替骗子开脱，认为这种作品助长青年犯罪行为、社会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不让它上演，不许它发表，家丑就不会外扬。我没有看过戏，但是我读过剧本，我不仅同情小骗子，我也同情受骗的人。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剧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对它的看法一直是这样，我从没有隐蔽过我的观点。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时候我曾向领导同志提出要求：让这个戏演下去吧。开会期间这个戏演过好几场，有一次我在小轿车上同司机同志闲谈，他忽然说看过这个戏，他觉得戏不错，可以演下去。 关于小骗子的戏究竟演了多少场，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后来在北京召开了有该戏原作者参加的讨论会，议论了戏的缺点。又听说剧作者另外写出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好戏。以后就不听见人谈起小骗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让人完全忘记了，一直到小骗子再出来活动的时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又一骗子骗得某些领导团团转。”当然不是那个姓张的小骗子，姓张的已经给判了刑。这一个姓吴，冒充“市委领导同志的侄子”，又自称哈尔滨市旅游局的处长，“套购了大量高级香烟准备到外地贩卖”。事情败露、狐狸尾巴给抓住的时候，姓吴的小骗子还说：“当今社会上特权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这些人做牌子，他们就不会卖给这么多高档香烟……” 小骗子给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会认输。我看他比我们聪明，我们始终纠缠在“家丑”、“面子”、“伤痕”等等之间的时候，他看到了本质的东西。不写，不演，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问我在骗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缩校蝴们的罪行，替他们开脱。我说：决不是！骗子有大小之分，姓张、姓吴……他们只是一些小骗子。大骗子的确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制造冤案、虚报产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骗子是不会长期逍遥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消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25、赵丹同志 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我认识赵丹时间也不短，可以说相当熟，也可以说不熟。回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同他见面，也说不出。“文革”期间没有人来找我外调他的事情。我们交往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但是他在我的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些镜头我永远忘记不了。 三十年代我看过他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解放后的影片我喜欢《聂耳》和《林则徐》，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讨饭办学的武训，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老泪纵横的受尽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还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他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问题，演员也受到连累。我没有参加那一次的运动，但赵丹当时的心情我是想象得到的。 在讨论《鲁迅传》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也曾向人推荐赵丹扮演鲁迅先生，我知道他很想塑造先生的形象，而且他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一个时期听说片子要开拍了，由他担任主角。我看见他留了胡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来，最后就没有人再提影片的事。 十年浩劫其实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举行的三届全国人代会的省市小组会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听说赵丹是其中之一，刚刚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开放映。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经开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烧香许愿，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飘起乌云，耳边响起喊声，头上压着一块大石，我有一种预感：大祸临头了。 于是出现了所谓“文革”时期。在这期间赵丹比我先靠边，我在九月上旬给抄了家。我们不属于一个系统，不是给关在一个“牛棚”里。我很少有机会看见他。现在我只想起两件事情： 头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揪到江湾，住了将近一个月，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准备在二十六日开批斗会。会期前一两天，晚饭后我照例在门前散步，一个学生来找我闲聊。他说是姓李，没有参加我的专案组，态度友好。他最近参加了一次批斗赵丹的会，他同赵丹谈过话。赵丹毫不在乎，只是香烟抽得不少，而且抽坏烟，赵丹说，没有钱，只能抽劳动牌。大学生笑着说：“他究竟是赵丹啊。” 第二件，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吴强给揪到上海杂技场参加批斗会。我们只是陪斗，主角可能是陈丕显和石西民。总之，挨斗的人不少，坐了满满一间小屋，当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赵丹来了，坐在白杨旁边，我听见他问白杨住在什么地方。在旁边监视的电影系统的造反派马上厉声训斥：“你不老实，回去好好揍你一顿。”这句话今天还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后赵丹在病床上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强烈的控诉＃蝴能忘记那些拳打脚踢吗？他能忘记各式各样的侮辱吗？ 后来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岛健藏先生一行来上海访问，我和赵丹一起接待他们，我们向久别的日本朋友介绍我们十年的经验，在座谈会上赵丹谈了他的牢狱生活，然后又谈起“四人帮”下台后他去江西的情况。他说：“由于我受到迫害，人们对待我更亲切、更热情。”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次我听见他表露他的心情：“为了报答，我应当多拍几部好片子。”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状态。他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我听说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总理，又听说他要拍《八一风暴》，还听说他要扮演闻一多，最后听说他要同日本演员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传过，虽然这些愿望都不曾实现，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做出新的成绩。 我没有料想到今年七月会在上海华东医院里遇见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边看花。他变了。人憔悴了，火熄了，他说他吃不下东西。他刚在北京的医院里检查过，我听护士说癌症的诊断给排除了，还暗中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我说：“让他再拍一两部好片子吧。”我这句话自己也不知道是向谁说的。主管文艺部门的长官，领导文艺部门的长官是不会听见我的声音的。华东医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赵丹最后一次的见面。我从北欧回来，就听说他病危了。 赵丹同志不会回到我们中间来了。我很想念他。最近我们常常惋惜地谈起我国人才的“外流”。这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这些年的遭遇可以帮助我们头脑清醒地考虑一些事情。“让你活下去”，并不解决人才的问题。我还是重复我去年十二月里讲过的话： “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了的时候。” 对赵丹同志来说，已经太迟了，他只能留下“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样的遗言了。 十月十一日——十三日 26、没什么可怕的了 这几天，我经常听见人谈起赵丹，当然也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他在文章最后写的那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赵丹同志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的话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搅动我的心。我反复地想了几天。我觉得现在我更了解他了。 “文革”期间，我在“牛棚”里听人谈起赵丹，据说他在什么会上讲过，他想要求毛主席发给他一面“免斗牌”。这是人们揭发出来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里不说，心里却在想：说得好。不休止的批斗，就像我们大城市里的噪音，带给人们多大的精神折磨，给文艺事业带来多大的损害。当时对我的“游斗”刚刚开始，我多么希望得到安静，害怕可能出现的精神上的崩溃。今天听说这位作家自杀，明天听说那位作家受辱；今天听说这个朋友挨打，明天听说那个朋友失踪。……人们正在想出种种方法残害同类。为了逃避这一切恐怖，我也曾探索过死的秘密。我能够活到现在，原因很多，可以说我没有勇气，也可以说我很有勇气。那个时候活着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一手拿“红宝书”一手拿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和背诵“最高指示”动手打人的造反派的“英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出现。那么只有逼近死亡，我才可以说：“没什么可怕的了。” 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经失去它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脚步缓慢，我可以在中途徘徊，而且我甚至狂妄地说，我要和死神赛跑。 然而我和他一样，即使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也充满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文艺事业的信心。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 他们决不会容忍一个说假话的骗子。 那么让我坦率地承认我同意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十月十四日 27、究竟属于谁 读了赵丹同志的“遗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不赞成领导同志随意批评一部作品，主张听取多数读者的意见，我最后说：“应当把文艺交给人民。”讲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来说，我的原意是“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紧张。报纸发表了我的讲话摘要。我从此背上一个包袱。运动一来，我就要自我检讨这个“反党”言论。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倘使有人问我错误在哪里，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没有人以为我不错。我的错误多着呢！反对“有啥吃啥”，替美国作家法斯特“开脱”，主张“独立思考”，要求创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担心，对我没有好感的人忙着准备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赵丹同志说：“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领导作家“写十三年”、领导演员“演十三年”。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的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的记忆力大大衰退，但是这个惨痛的教训我还不曾忘记。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归谁所有？当然归人民。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谁的财产？当然是人民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只有那些用谎言编造的作品才不属于人民。人民不要它们！ 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顾过去，我不但怜悯自己，还轻视自己，我奇怪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十月十五日 28、作家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作家。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并不是她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我和她谈得不多，可是她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脑子里并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得“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决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我决不悲观。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地进行的。我也许不够了解这些新人，但是我欣赏他们。到该让位的时候，我决不“恋栈”。不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李白、杜甫并不是靠什么级别或者什么封号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赵丹的“遗言”。赵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时候，在病床上回顾了三十年来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发表了一些意见。他的确掏出了自己的心。这些疑问和意见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希望今后再没有人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一类的话。 不过，对这一点我倒很乐观，因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是不懂得害怕的，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 我常说：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 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决不比官低一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地看待新人的，我热诚地欢迎他们。 十月十七日 29、长崎的梦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四人帮”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我：“来迟了！”我这一生中“来迟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我说过我来日本是为了偿还友情的债。长崎是这次旅行最后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们访问六个城市，相聚的日子越来越短，晚上静下来我会痛苦地想到就要到来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债了。 在这一点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广岛，在长崎我到底想些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何况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十二张嘴会不会讲出不同的话，他更没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梦里，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间做的梦里，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今年四月十八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发表意见：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谁能够无动于衷？难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难中的祖国？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倘使我们说话需要同一的口径，那么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回国的前夕，我们出席了当地华侨总会的晚宴。同侨胞们一起举杯共祝祖国母亲长寿，不仅是我，我看见好些人，有侨胞，有留学生，有祖国来的海员，大家眼里都闪耀着喜悦的泪光。仿佛有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梦里，我也到和平公园献花，到资料馆观看遗物；我也乘坐游艇看海，在海上机场休息，在繁花似锦的名园中徘徊……我重复了半年前的经历，同真实的见闻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铜人像离开像座走了下来，原来他右手指着上空，左手平伸着，现在他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么？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转身往后一指，后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儿童，他们哀叫，奔跑。出现了蘑菇云、火海、黑雨……一只给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要“水＃寒＃寒！”然后青铜的巨人又大叫一声：“我不准！”于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铜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静寂。我一个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念着纪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我十分想喝水，就连油一块儿喝下去了。”这是一位九岁小姑娘的话。和平泉就是为了纪念喝着水死去的受难者建立的。当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学，一千五百个学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这些受难者拼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抢着喝，就死在水边…… 感谢日本友人的殷勤款待，两天的长崎见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梦中我也能重睹现实。从长崎和广岛我带走了勇气和信心。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忘记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我们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须牢记在心。怕什么呢？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我并不想回避，我还不曾讲完我的梦呢！ 在梦里我终于憋得透不过气了，当着朋友的面我叫喊起来：“让我说！我要告诉一切的人，决不准再发生广岛、长崎的大悲剧！决不准再发生‘文革’期间的十年大灾祸！” 说完了我自己想说的话，我的梦醒了。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30、说梦 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从梦中哭醒。以后我每夜都做梦，有好梦，有噩梦，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 人说做梦伤神，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等于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头脑还相当清楚，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据我估计，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校旱，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但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并未忘记：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从广州回上海，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住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吧？）一家旅馆里，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爱情三部曲》，准备交给上海开明书店重排。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从里屋出来，到阳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来，走过桌子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梦见你死了。”他就回里屋睡了。第二天我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无法同他研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我说做梦不损伤精神，其实也不尽然。有一个时期我也曾为怪梦所苦，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就是一九六八、六九、七○年吧。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我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虽说我当时信神拜神，还妄想通过苦行赎罪，但毕竟精神受到压抑，心情不能舒畅。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造反派”总是说我“心中有鬼”。的确我在梦中常常跟鬼怪战斗。那些鬼怪三头六臂，十分可怕，张牙舞爪向我奔来。我一面挥舞双手，一面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家里，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内，没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头台灯的灯泡。又有一次在干校，我梦见和恶魔打架，带着叫声摔下床来，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还有些痛。当然不会有人同情我。不过我觉得还算自己运气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干校的时候，军代表、工宣队员和造反派头头指定我睡上铺，却让年轻力壮的“革命群众”睡在下面。我当时六十六岁，上上下下实在吃力，但是我没有发言权。过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队员来到干校，他建议让我搬到下铺，我才搬了下来。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么我这一回可能摔成残废。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半夜里又梦见同鬼怪相斗，摔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声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给惊醒，我爬起来回到床上又睡着了。 好些时候我没有做怪梦，但我还不能说以后永远不做怪梦。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确像一位朋友责备我的那样，“以忍受为药物，来纯净自己的灵魂”。 但是对我，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附录：我和文学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问的朋友们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我始终忘记不了这一件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校旱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校旱《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当时的权威杂志《校旱月报》上发表。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过了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寄，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惟一的长处是校旱读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够到手的就读，读了也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么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惟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 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校旱。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二十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是这样，“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们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校旱），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校旱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时在广岛写完 《探索集》后记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校旱，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祝葫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巴金 十月二十六日 1、三谈骗子 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两个骗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样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脑子思索，就不会受骗。但偏偏有不少人上当。可以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罗网的，而且他们推波助澜，推动骗子朝前走，使“他们”欲罢不能。骗子能够一再出现，而且到处吃得开，正因为我们社会里还有不少像飞蛾那样的人，也因为我们的空气里还有一种类似旧校旱中使人神志糊涂的迷魂香的东西，有的人见到骗子就头发晕，马上缴械投降。 我几次谈论骗子，并非对那种人特别感到兴趣。我没有忘记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国英雄和好人占绝大多数，应当多谈他们。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谈骗子就是给新社会抹黑。当然最好是生活里没有骗子，大家都说真话，彼此以诚心相待。不幸事与愿违，骗子竟然出现了。有人想把他一笔勾销，有人想一手遮盖，有人想视若无睹，反而怪别人无事自扰，少见多怪。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妥当。你轻视骗子，你以为骗子起不了作用。他却在暗中放毒，扩大影响。吃亏的还是别人，一些没有经验的人。 揭露骗子的话剧没有公开演出就过去了。倘使骗子能像戏那样永远过去，那有多好。可是骗子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电视剧和电视小品又出来了。我希望这样的“剧”和“小品”多放映几次，它们会产生防疫针的作用。我看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揭露他，让大家都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没有人肯钻进圈套，那么连骗子也会失业了。 其实，骗子的问题并不简单，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不一定全是坏人。在说谎受表扬、讲真话受批评的时期中，谁没有讲过假话？提起冒充的问题，它更是复杂。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不是也冒充过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鲁彦、靳以同去杭州，帮助一位不认识的女读者脱离危难，我就冒充过她的舅父。这三十年来常常有人写信给我或者到作家协会、出版社、刊物编辑部找我，说是我的亲戚，不过是为了见我一面，同我谈谈。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听见外面传说我二次结婚大摆酒席，传得太厉害了，他就出来证明确有其事，他也参加过宴会，还说明自己坐在第几桌。后来谣言过去，别人问他，他只好老实承认：“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这种大喜事，我怎能不参加？……”他讲假话骗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还有一些人，平日喜欢吹嘘交游广、朋友多，说认识某某人，同谁来往密切，他们说谎，并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或者特殊的兴趣。只要听话的人脑子清楚，不去理他们，或者当笑话听听，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对这种人，难道你也能把他们抓起来，依法判刑吗？ 我不过是一个作家，却也有人冒充我的这个、那个。幸而我无权无势，讲话不起作用，有时“长官”高兴，还在报告中点一下名，免得我翘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么的人，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好处，我才可以高枕无忧，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长官”，或者海外富豪，情况就两样了，有人冒充我的儿子、我的侄子或者什么亲戚，只要漏出风声，就会有数不清的飞蛾扑上来，于是种种奇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对封建社会的流毒我有切肤之痛。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要做到大公无私，有多大的困难！不过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权是丑恶的东西，是应当彻底消除的东西。 我记得一句古话：“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这样。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难道你能够用“禁”、“压”、“抓”解决问题吗？ 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师并不是高明的大夫。至于我呢，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要是人人识货，假货就不会在市面上出现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 2、我和读者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手边刚收到一笔稿费，我就约了鲁彦和靳以同游西湖。 写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后娘处得不好，离开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恋她准备去杭州自杀。在西湖她遇到一位远亲，改变了主意带发修行。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位远亲同小庙里的和尚有关系，和尚对她还抱有野心。她计划离开虎口，便写信求我援助。我们三人到了杭州安顿下来，吃过中饭，就去湖滨雇了一只船，划到小庙的附近，上岸去约了姑娘出来。我们在湖上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叙述了详细情况，连年纪较大的鲁彦也有些感动。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去庙里看她。她有个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让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饭钱，把我们的回程火车票给了她一张。她比我们迟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请她吃过中饭，然后叫一辆人力车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当时靳以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文季月刊》还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见面。姑娘到上海后过两天还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她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黎烈文知道这件事，过几个月他因编辑《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较多，应付不了，就请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抗战爆发，《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从成都来过一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审查中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到上海来找我“外调”。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我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访问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详尽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听见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西湖游客很少，船也少，所以两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后离船付钱时，划船人忽然恳切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他没有向和尚揭发我们，也不曾对我们进行威胁。 可能有人怀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忙？她说过，当初她充满自信地离开家庭不顾别人劝阻，她不愿意让亲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们也可以批评她“好强，爱面子”，甚至“爱虚荣”。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我们谁没有这一类的毛病？我们当时的解释是“读者相信作家”，这就够了。 据说人到暮年经常回顾过去，三十年代的旧梦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力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像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轻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轻人的秘密。有人怀着好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 但是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为自己不熟悉的各种杂事耗费了生命，却只能在十封读者来信中拣出一两封阅读、回答。我常常因为辜负了读者的盛意感到内疚。但即使是这样，十年浩劫中读者的信件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造反派”的作家应当眼睛朝着“首长”，怎么能容许人向读者吸取养料？据说“四人帮”的上海“书记”徐景贤曾经叫嚷：“现在还有人给巴金写信，可见批判不力，没有把他批臭。”其实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几年中间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可能有人写了信来，给“领导”扣下了，因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权利。 没有想到乌云消散以后，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来，对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豪言壮语也不能补偿给夺走了的健康。对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的读者，我能够写什么样的答语呢？在写字也感到吃力的时候，我常常把需要答复的来信放在一边，过了几天却不知道在哪儿去寻找它们，只好望着满屋子的书刊和信件发愁。有些信件需要转到别处，可是我转来转去毫无结果，有时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边。还有人错把作为装饰的头衔当成发光的钥匙，要求我为他们打开一些方便之门。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没有忘记我欠了读者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另一方面我脑子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自己的形象：一个多病的老人移动艰难的脚步走向遗忘。让读者忘记我，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愿意被人忘记，为什么还不肯放下自己的笔？ 我说过我这一生充满了矛盾。远离了读者，我感到源泉枯竭。头衔再多，也无法使油干的灯点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也就是我同读者的惟一的联系。今天我同读者之间仍然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我还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 3、悼念茅盾同志 十年浩劫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兴。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到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校旱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校旱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做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长篇校旱《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樱孩，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他住在爱群旅社，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记得我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了一种丛书，收的有一本萧乾的作品（大概是《创作四试》吧）。书印出后报纸上刊载评论赞扬它，最后却来一句：“书是好书，可惜错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在广州爱群旅社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到了尽头了。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祝蝴，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校旱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三月二十九日 4、现代文学资料馆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做改造的目标。我还记得有一个上午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外面的红卫兵跑进来找“牛鬼”用皮带抽打，我到处躲藏，给捉住了还要自报罪行，承认“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传达室的老朱在扫院子，红卫兵拉祝蝴问他是什么人，他骄傲地答道：“我是劳动人民”。我多么羡慕他！也有过一个时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文艺，其余全是废品。我彻底否定了自己。我丧失了是非观念。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是唯唯诺诺，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低着头，躲着人，最怕听见人提到我的名字，讲起我写过的校旱。在那种时候，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会想、也不敢想文学和文学资料，更不用说创办文学馆和保存我们的文学资料了。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可怜、可鄙的。这才是真的着魔啊！ 但是“四人帮”贴在我的脑门子上的符咒终于给撕掉了，我回头看以前走过的道路又比较清楚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也懂得一点，不能说自己读过的书都是毒药或者胡说。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沉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我当时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学，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这样想过。现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绝非虚假。万幸我在入迷的时候并没有把手边的文学资料全部毁弃，虽然我做过的蠢事已经够多了。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受到了惩罚，我再要写《激流》一类的作品就有困难；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来了。当时也有人偷偷地问过我：“难道我们的祖先就没有留下一点值得重视的遗产？难道‘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全是废品、全是‘四旧’？难道你几十年中那许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来，一方面我仍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已经给“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不敢“乱说乱动”，惟恐连累亲戚朋友。活命哲学是我当时惟一的法宝。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国三次。我出去并非镀金，也不想捞取什么，我只是让一些外国朋友看看我并不曾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还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在国外我才发现人们关心中国，多数读者想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认识我们国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好些国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和有关资料；或者成立研究会、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我们的“文革”期间被视为粪土的东西，在国外却有人当做珍贵文物收藏。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经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5、怀念方令孺大姐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外出，也很少伏案写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是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两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校旱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玻豪在台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后不去杭州，我总感觉到好像缺少了什么。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近况，去几处走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友情有多种多样。“温暖”两个字用得太多了，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令孺同志大我八岁，比萧珊大得更多，我们虽然尊她为大姐，她却比我更多小孩脾气。我对她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但有一点我的看法始终未变：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认识她的。我先读到她的文章，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绍给我的。文章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记得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她苦闷，彷徨，追求。但我认识她的时候连这个印象也淡化到没有了，教授代替了诗人。我看见她不用说是在靳以的家里，他们同在复旦大学教书，都住在重庆北碚的夏坝。我同她交谈不多，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她同靳以已经很熟了。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儿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我跟她相熟，却是解放以后的事。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还有令孺大姐三个人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起去过沂蒙山区。后来我们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这样我和她就熟起来了。但是关于她的过去，我知道很少，我向来就不注意朋友们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无怪乎在“文革”期间我经常受到向我“外调”的人的训斥：交朋友不调查别人的出身和成分。我不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因为我只能谈个人的印象。关于方令孺大姐，似乎没有人来找我调查过她的情况。倘使别人向我问起，我就会说：解放后她不再彷徨、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我们一起活动了不到两个月，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这以后我也习惯像靳以那样用“九姑”称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们少有见面的机会，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紧张，却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在北京开会，我倒遇见她几次，忽然听说她要给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她自己下不了决心。我当面问她，她说在复旦大学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儿女婿外，单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联主席又是犯了错误给撤职的。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会去杭州，用不着我给她打气，我也不曾到复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萧珊去新安江参观，这是解放后我们第一次去杭州，在那里同她相聚，真像见到亲人一样。她老了些，身体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几次讲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却到北京治病去了。我这次去杭州是为了写一篇发言稿，大约在两个月以后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要在北京召开，文联的同志们要我在会上讲话。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拿起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确没有干扰，可以说我不曾遇到一个熟人。虽然有那样多的时间，可是我坐在书桌前，写不上十个字就涂掉，然后好像自来水笔有千斤重，我动不了它。这样的经验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时写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尽”了。坐在房间里我感到烦躁，就索性丢开笔出去看看走走，有时在湖滨走两三个小时，有时在西山公园的竹亭里坐一个上午，只是望着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么也不想。我住过三个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后在花港写完了我那篇发言稿，标题是《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我在文代会上读它的时候仿佛它是一气呵成似的，其实为了那些“豪言壮语”，我花费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访问日本回来，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访日文章，在上海连静坐拿笔的工夫也没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还是在花港招待所里完成了任务。我写了几篇散文，还写了短篇校旱，因为我有真实感情和创作欲望，我在写我想写的作品。我这次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招待所里还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来，也是来写作的。每天吃过晚饭，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盖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光线十分柔和，我们走在绿树丛中，夜在我们四周撒下网来。我忘不了这样愉快的散步。盖老当时还活着，他经营自己的生圹好多年了。有一次时间早一点，我走进墓道登上台阶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着盖老本人，那么康健，那么英武，那么满意地看刻着他大名的红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谈话好像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我们一路走下去，亲切地握手告别。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同他交谈，五年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听人说盖老已经靠边受批斗，我也不便多问。在我自己给当做罪人关进“牛棚”之后听到小道消息：盖老给迫害致死。连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当时还不肯相信，若干年后才知道真实情况比人们传闻的可怕得多。不用说他无法睡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坟墓里面，连墓道，连牌坊，连生圹，连石桌、石凳全化做尘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优美的艺术决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盖老的生圹，当时她已回到杭州，因为天热，她很少出来。我和那个朋友到过白乐桥她那非常幽静的住处，门前淙淙的溪水，院子里一株高大的银杏，我们在窗下阶前融洽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另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又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凉亭里坐了一个下午。我们谈得少，我拿着茶杯，感到时间慢慢地在身边过去，我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觉。但是同她分别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还是想回上海，在这里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从灵隐送她走回白乐桥，她对我们频频挥手，那么善良的笑脸，多么真诚，又多么孤寂啊！ 第二年年初我们五六个人从广州到海南岛参观，坐一部旅行车在全岛绕了一周，九姑也在里面。接着她又和我全家在广州过春节，看花市，她很兴奋地写诗词歌颂当时的见闻。我还记得，我们在海口市招待所里等待回湛江的飞机，已经等了两天，大家感到不耐烦，晚饭后闲谈中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谈了一个多钟头。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样多的荆棘，她既困难又坚决地冲出了旧家庭的樊笼，抛弃了富家少奶奶的豪华生活，追求知识，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些坚持斗争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会玻豪在家中。她没有屈服，终于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她谈得很朴素，就像在谈很远、很远的事情，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还不能没有激动，她说不久前在一次学习会上她谈了自己的过去，会后一位同事告诉她，以前总以为她是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旧知识分子，现在才知道她也经历过艰巨的斗争，对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说的确是这样，我从前也听见人说，她孤独、清高，爱穿一身黑衣服，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然就孤单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笑了。她那样的人在旧社会怎么不被人误解呢？她哪里是喜欢孤独？她那颗热烈的心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 这以后她和我一家的往来更加密切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她。我们和她在黄山度过一段时间，又同在从化洗过温泉。一年中间我们和她总要见面两三次，书信的来往更是频繁，她喜欢读萧珊的信，也写了不少的信给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来上海，同上海的亲友们一起欢度了她的七十大庆。这一次我们和她无忧无虑地相聚了几天。我还兴奋地说十年后要到西湖庆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实说无忧无虑，也得打个折扣，因为上海的作家已经开始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九姑虽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动地要求参加我们的学习会。我笑着夸她“学习积极”。她说她来“取经”，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样的学习，我才看出来她也有点紧张。这年清明前后我和萧珊并没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经和几个同事匆匆赶去北京开会。形势越来越紧，连萧珊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铜厂去了。 九姑从北京回来，仍然经过上海，我记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几天，我还听见她夸奖萧珊参加工作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不曾谈起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但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写诗的朋友也诚恳地劝我表态，我接着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这样完全否定了自己，我并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轻松，心想总可以混过一些时候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仿佛把人的脑子磨炼得非常敏感，其实它反倒给磨得十分迟钝。那几个月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就是这样。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车，朝着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的长姐似的和善面颜不住地摇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雨具，怎么挡得住可能落下的倾盆大雨！“我们”不单是指我，不单是指九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参加前面提到过的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我从北京到武汉再转到杭州，分三路参观的亚非作家们将在杭州会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当地的作家进行联系。我以为九姑会出来接待远方的客人，可是在这里连一个文联或者作协分会的熟人也看不到。说是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我不敢往下问，害怕会听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长就可以体现我们灿烂的文化了。离开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宾诗人问我为什么在这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看不到诗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来。回到上海，送走了外宾，我自己也受到围攻，不能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有似梦非梦的感觉，当时也是如此，我总以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来了，抄家，强迫劳动，一夜之间成为贱民……等等。我的女儿在家里待不下去，她和同学们一起出去串联，经过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还借给她零用钱。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虽然靠边，却未受到隔离审查，还留我女儿在白乐桥家中住了一晚。据说黄山宾馆的服务员揭发她在黄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愤慨。一九六一年我们在黄山过暑假，后来萧珊带着孩子来了，住在半山的紫云楼，黄山宾馆就在紫云楼下面，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里并不豪华，九姑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待遇。清早我们都喝豆浆，谁也不曾见过牛奶。但是对运动中的所谓揭发，我们都有一些体会，上面要什么，下面就有什么。年轻时候看旧校旱，我总是不懂“莫须有”三字怎么可能构成天大的罪名，现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来了一个封建文物大展览，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约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协分会旧址批斗前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我也给揪去陪斗。在会上杭州来的“造反派”发言要石西民交代将方令孺拉进党内的“罪行”。石西民没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担心，可是以后我也不曾得到什么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屋子减少了，只剩了一间。她已经七十八岁，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时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扑克。她给我来过信，可是我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不便经常给她去信。再过一年半，我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还是给捏在“四人帮”的爪牙的手里。我的女儿也去了杭州，她也去过白乐桥。她和她的爱人给八十岁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但是他们除了工作和学习，还有自己的活动，还要参加搞不完的批这批那的运动，哪里能经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儿、女婿回上海过国庆，我问起九姑的情况，我女儿说她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节后他们回到杭州就给我寄来方令孺同志追悼会报道的剪报，原来我们谈论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间。 九姑活过了八十，不算短寿。在靠边期间她还下过水田劳动，经受了考验，也终于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没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四人帮”垮台后我两次去西湖，都没有到她的墓前献花，因为这样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还不如心上的祭坛，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我两次经过白乐桥，都是坐在车子里匆匆地过去，眼前一片绿色，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可是我眼里有一位老太太拄着手杖带笑地不断挥手！ 离开杭州我就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边。她忽然对我说：“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我感谢丁玲同志讲了这样的话。九姑自己没有谈过三十年代的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写完 6、《序跋集》序 我最近把过去我在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书上发表过的前言、后记集在一起，编成《序跋集》，并为这个集子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居住的地方气候并不炎热，因此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那样喜欢风。风并不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吹，它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我的头脑迟钝，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风向，常常是这样：我看见很多人朝着一个方向跑，或者挤成一堆，才知道刮起风来了。 说实话，有一个长时期我很怕风，就像一个经常患感冒的人害怕冷风那样。风不仅把我吹得晕头转向，有时还使我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 但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十二级台风也好，龙卷风也好，差一点把我送进了“永恒的痛苦”，然而我也见过了世面，而且活下来了。我不能说从此不再怕风，不过我也决不是笔记校旱里那种随风飘荡的游魂。 我从未想过要把过去写的那些前言、后记编成集子。去年我还在怀疑写这些东西“是不是徒劳”。今年年初有一位长住北京的朋友来信动员我编辑这样一本《序跋集》，连书名他也想好了。他说明他这样建议和敦促（他后来还帮忙抄稿，他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学资料的收藏者），只是为了支持一位广州朋友的工作，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艺出版社，不愿向钱看，却想认真出版书刊。北京的朋友爱书如命，也熟悉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脑子里贮藏着不少生动的书的故事。他关心书，关心写书的人，当然也关心出版书刊的人，他热心地替广州那家出版社组稿，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对他我才不便用一句话推出门去，他有具体的办法，还可以举出书名，还可以替我搜集稿子。我不曾拒绝，但我也没有答应。我还想慢慢地考虑。 有一次我意外地听见别人谈论那位广州同志的事，人们说冷风又刮起来了。我起初不肯相信，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有人在我面前显得坐立不安，讲话有些吞吞吐吐，或者缩着脖子，或者直打哆嗦，不久就有朋友写信来劝我注意身体，免受风寒。于是关于我的谣言就流传开来，有人为我担心，也有人暗中高兴，似乎大台风已经接近，一场灾祸就在眼前。 这个时候我非常冷静。有风，我却不感到冷。我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我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自己的事。我喜欢把自己比做春蚕，三十年代初我们几个未婚的年轻人游西湖到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去求签，签上有一句话我至今还不曾忘记：“……似春蚕到死尚把丝抽。”尽可能多吐丝，这就是我惟一的心愿。倘使真有龙卷风，那么也让我同它做一次竞赛吧。我要多做出一些事情，多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决定编辑我的《序跋集》。 编选自己的集子，我已经有不少的经验了。但《序跋集》和别的集子不同，《序跋集》中有一些为别人的著作或译文写的前言、后记还是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集子里出现。我还想指出：这本书是我文学生活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也是我在各个时期中写的“交代”。不论长或短，它们都是我向读者讲的真心话。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代”，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监督组”规定：每天晚上不交出一份“交代”，不能回家。他们就是用谎言供奉神明的。我却不敢用假话来报答读者。我把五十几年中间所写的前言、后记搜集起来，编印出来，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毫不掩饰地让人们看个明白。我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我的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五十几年的长期探索、碰壁和追求……等等等等，在这本集子里都可以找到一些说明。我希望对我有偏爱的朋友多看到我的缺点。对那些准备批判我的人我提供一点材料。编辑的时候我没有改动原意，只是偶尔删去多余的字句。有些“豪言壮语”今天成了大话空话，但当时我却深信它们，因此也让它们保留在书中。 这本集子的编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已经没有精力完成搜集和抄录的工作。我首先得感谢那位北京朋友的帮忙，其次我依靠了我的侄女国煣的努力，大部分的稿子都是她抄写的。我也感谢广州的朋友，他在困难的时候还不曾失去工作的勇气和信心，肯接受我的这样一本集子。 从决定编选到序文写成，经过了三个多月，抄写的工作还有一小半未做完。这中间几次刮起冷风，玻璃窗震摇不止。今天坐在窗前停笔深思，我想起了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巨人的花园”。春天已经来了。 五月二十二日 7、怀念丰先生 丰一吟同志来信要我谈一点我和她父亲交往的情况。我近来经常感冒，多动一动就感到疲劳，但生活还是忙乱，很少有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后，我匆匆想过几次，我发现我和她父亲之间并没有私人的交往。我觉得奇怪。按情理我们应当成为往来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恺先生和我都是在开明书店出书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亲切、友好的语言谈起子恺先生，他们中间有的人同他一起创办了立达学园，有的人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第三，我认为他是人道主义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义的成分；第四，不列举了。……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爱讲话，不善于交际，不愿意会见生人，什么事都放在心里，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于纸笔。我难得参加当时的文艺活动，也极少在公开的场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离开自己的作品。今天我还坚持这个主张。作家永远不能离开读者，永远不能离开人民。作为读者，我不会忘记子恺先生。 我现在完全说不出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丰先生（我后来就习惯这样地称呼子恺先生），也讲不清楚当初见面的情景，可是我还记得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欢他那些漫画。看他描写的古诗词的意境，看他描绘的儿童的心灵和幻梦，对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后一直是这样。一九二八年底从法国回来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的第一部校旱《灭亡》要在开明书店出版。索非常常谈起丰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善良、纯朴”。他又是一种辛勤的劳动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译著和画集。他介绍了西方艺术的基本知识，他讲述西方音乐家的故事，他解释西方绘画发展的历史；他鼓吹爱护生物，他探索儿童的精神世界。……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我不仅喜欢他的漫画，我也爱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脱稿，曾托索非转请丰先生为这书写了封面题字，我不用多说我得到他的手迹时的喜悦。这部印数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传》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纯朴的艺术家连在一起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我在记忆里搜索，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我已经没有条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战前我从索非那里经常知道丰先生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细节。后来我读到他自己的文章亲切地描述他在家乡安静的写作生活，然后是战火爆发、侵略军逼近家乡，他同家人仓皇逃难。从此他从浙江，去江西、湖南、广西，再去四川。这期间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我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同他不曾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是他的脚迹始终未从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发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读了。阅读时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感到亲切的喜悦。他写得十分朴素、非常真诚，他的悲欢、他的幸和不幸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开明书店遇见过他，谈过几句话，事后才想起这是丰先生。另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到他在沙坪坝的新居去看望他。记不起我们谈了些什么，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保留着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样一个人：善良纯朴的心，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始终愉快地、勤奋地从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还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他的亲笔漫画，送给我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后，我几次见到丰先生和一吟同志，听说他要翻译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他开始自学俄文，并表示要学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这两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他从俄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版。（在“四人帮”下台之前，我就听一位老友讲他正在阅读丰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们有时一起参加学习，他发言不多。今天我还隐约记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简短的讲话，他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反对用大剪刀剪冬青树强求一律的办法，他要求让小花、无名的花也好好开放。三个月后他又发表了散文《阿咪》。这位被称为“辛勤的播种者”的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只是谈谈生活的乐趣，讲讲工作的方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他的讲话，他的漫画（《阿咪》的插图——“猫伯伯坐在贵客的后颈上”）一下子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大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带头“发扬民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当时也有点担心，但料不到风向变得这样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够沉着，信口讲话，我的脑子也跟着风在转向，另一方面我对所谓“引蛇出洞”的说法想不通，有意见。听见人批评《阿咪》，我起初还不以为然，但是听的次数多了，我也逐渐接受别人的想法，怀疑作者对新社会抱有反感。纵然我不曾写批评文章，也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回想起这一段时期自己思想的变化，我不能不因为没有尽到“作家的责任心”而感到内疚：在私下议论时我不曾替《阿咪》讲过一句公道话。其实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从未替我那篇发言讲过一句公道话。那个时候好像有一种强大的压力把我仅有的一点独立思考也摧毁了。接着的几年中间我仿佛在海里游泳，岸在远方，我已经感到精力不够了。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游去。 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参加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后回到上海，送走外宾之前我到作家协会分会开会，大厅里就挂着批判我那篇讲话的“兴无灭资”的大字报。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楼的文学评论家，我被邀请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见对面一张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后，大祸就临头了。我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害怕。我盼望着出现一个奇迹：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这是妄想。我开始承认自己“有罪”，开始用大字报上的语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其实大多数的熟人都比我早进“牛棚”，用不着我同他们划清界限了。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过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陕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里。我去作协分会开会、学习、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听，他早在六月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只是几顶帽子中的一顶，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为“权威”，我不是“反动的”，难道还是“革命的”？我居然以为自己“受之无愧”，而且对丰先生的遭遇也不感到愤慨。在头两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斗”折磨当做知识分子少不了的考验。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过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我受批斗较晚，关入“牛棚”一年后才给揪上批斗场。我一直为自己能不能过好这一关担心。我还记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陕西路口下车，看见商店旁边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陕西路上也有。看到海报，我有点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轮值也快到了？当时我的思想好像很复杂，其实十分简单，最可笑的是，有个短时期我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好。后来我真的上了台，受到一次接一次的批斗，我的确受到了“教育”：人们都在演戏，我不是演员，怎么能有好的表现呢？ 批斗以后我走过陕西路搭电车回家，望见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丰先生，心里很不好过：我都受不了，他那样一个纯朴、善良的人怎么办呢？！一天我看见了他。他不拄手杖，腋下夹了一把伞，急急地在我前面走，胡子也没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协学习时看见他的那个样子。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见我，我觉得他倒显得年轻些了。看见多一个好人活下来，我很高兴。我以为他可以闯过眼前的这一关了。 但是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刮来一阵狂风，所谓“批黑画”的运动开始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挥舞大棒做报告随意点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的艺术家又无缘无故地给揪出来做靶子，连《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旧作也被说成“反对三面红旗”的毒草。《船里看春景》中的水里桃花倒影也给当做“攻击人民公社”的罪证。无情的批斗已经不能说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谁有权有势谁就有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人们谈论的社会效果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逐渐明白：像棍子一样厉害的批评常常否定了批评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斗我是为了挽救我。但是经受了长期批斗之后，我才明白那些以批斗别人为乐的人是踏着别人的尸首青云直上的。我已经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忽然发现一切符咒都是随意编造，我不能靠谎言过日子，必须动动自己的脑筋。眼睛逐渐睁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渐减轻。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觉。脑子活动了，思想多起来了，我想起给捣毁了的杭州的岳飞庙和跪在岳坟前的四个铁像，我仿佛见到了新的光明。那不就是用“莫须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场吗？ 我不再替丰先生担心了。人民喜爱的优秀艺术家的形象是损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帮”能长期横行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垮得这样快，更没有想到丰先生会看不到他们的灭亡。在现今的世界上画家多长寿，倘使没有那些人的批斗、侮辱和折磨，丰先生一定会活到今天。但是听说他一九七五年玻豪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间观察室里。在上海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我都没有参加：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我还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着冤屈；第二次在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北京开会，他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没有在他的灵前献一束鲜花，我始终感到遗憾。优秀的艺术家永远让人怀念。但是我不能不想：与其在死后怀念他，不如在生前爱护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吧。 五月三十一日 8、《序跋集》再序 我写完《序跋集》序，意犹未尽，于是写《再序》。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做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啰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翻看几十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序跋，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说了真话的。 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完全不是。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一九五七年编辑我的《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那两行是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一九三○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愧悚。留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间它们是我的罪证。现在它们又是我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脚印。要批判我，论断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们。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我把自己有的东西陈列出来，让读者们讲话。一定还有遗漏，但决不是我有意为之。不过我并没有搜集为非文艺译著写的序跋，心想编一本集子总得有个范围。其实这也是一种框框。可见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近两年常常说要认真地解剖自己，谈何容易！我真有这样的勇气？ 我想起来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里讲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讲话结束，我在门厅中等候车子，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却使我头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有一位朋友劝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我感谢这两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话。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还是这样想的：第一，人活着，总得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事情；第二，即使我一个字都不写，但说过的话也总是赖不掉的。何况我明明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出过那么多的书。我还是拿出勇气来接受读者的审查吧。 有人责备我：“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厌倦？”他用了“厌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却是恐怖，不是厌倦。今天我的眼前还有一个魔影。手拿烙铁的妖怪在我的这本集子里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审查？那是一场大骗局。我忘不了那些骗子。我说审查，是指读者的审查，多数读者的审查。”我这样回答。“我相信不会再出现那样的空白。” 是的，一纸勒令就使我搁笔十年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 六月十一日 9、十年一梦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校旱，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校旱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校旱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 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 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校旱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狐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 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蝴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六月中旬 10、致《十月》 《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编辑同志来上海组稿，说是长短不论。我答应试试。我想谈谈关于编辑的一些事情。可是近大半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感情激动起来，连写字也困难，看来文章是写不成的了，那就随便谈点感想吧。 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过去几十年中间我多次向编辑投稿，也多次向作家拉稿，我常有这样的情况：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投稿的时候我又站在作家的立场对编辑提出过多的要求。事情过后，一本杂志已经发行，一部丛书已出版，平心静气，回头细想，才恍然大悟：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 《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但它并不是一出现就光芒四射，它是逐渐改进、越办越好的。刊物是为读者服务的。用什么来服务呢？当然是用作品。读者看一份刊物，主要是看它发表的作品，好文章越多，编辑同志的功劳越大。倘使一篇好作品也拿不出来，这个刊物就会受到读者的冷落，编辑同志也谈不到为谁服务了。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刊物要是不能经常发表感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好作品，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文学艺术是集体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关系，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有益的工作，不能说谁比谁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倒符合实际。 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在一九六二年吧，上海一位出版局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替编辑同志们讲了几句话。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也知道一点编辑工作的情况，听到一些人的牢骚，想“安抚”他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没有料到一篇文章闯了大祸，姚文元的“金棍子”马上打到他的身上来了。他从此背上“杂家”的包袱，吃够了苦头。没有人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因为有一位官比他大得多的人坐在姚文元的背后。但是解决是非问题，不靠官大官小。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听见作家们在抱怨、编辑们在发牢骚。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对每一方面我同样劝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对别人要求低一点。前些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我不这样看。不过“爱护”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好作品喜欢同好文章排列在一起，这也是所谓“物以类聚”吧。一种刊物发表了两三篇好文章，好的作品就像流水一样汇集到它那里，刊物选择作品，作家也挑选刊物。我听见一位作家对别人说：“某某是我的责任编辑。”声音里充满感情，我看除了读者们的鼓励外，这就是对编辑的莫大酬报了。但是我又听见一位作家抱怨，编辑不向他组稿，他连杂志社的门向哪里开也不知道。他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劝他不要生气，我说：“这样倒好，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你有两个办法：第一他不组稿，你就不投稿，组不到好作品是他那个刊物的损失；第二他不来组稿，你也可以投稿，看他识货不识货。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作品在《校旱月报》上发表过好些篇，可是《校旱月报》编辑部的大门我一次也不曾进去过。正因为我不管这些，才有时间多写作品。我从来不管谁来约稿谁不约稿，经常考虑的倒是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作品比较好。当然别人用不用我的稿子，并不能由我自己决定。我也只是写稿、投稿。作家嘛，时间应当花在写作上。我还听见有人批评编辑“偏心”，说他们“重名气轻质量”。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话了。不能说别人就没有缺点，但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不要以为读者对当前生活一无所知，对作品毫无欣赏力和判断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有人要看的刊物。刊物没有人要看，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也得改行。让两方面都来经受时间的考验吧，都来经受读者的考验吧。 我还想谈一点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情。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他是很好的作家和教育家，但我是把他当做很好的编辑而感谢的。我写了长篇校旱缺乏自信不敢投稿，从法国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托他代印几百册。我赴法前看见过一位朋友的兄弟自印的校旱，还记得书名叫《洄浪》，印费并不贵。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一见面就告诉我：“你用不着译书卖稿筹印费了，《校旱月报》明年第一期起连载你的校旱。”原来当时《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老经常去开明书店，他在我的朋友那里看到我寄去的原稿，认为可以发表，就拿去推荐给读者。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 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家会是“社会名流”或者“太平绅士”或者“万应膏药”。我决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可以用题字、用名字、用讲话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静夜深思，难道我当初拿笔写作，就是为了大写“苦学自学”的经验谈，引导青年如何青云直上，充当各种活动、各种场面的装饰品？难道我所有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一切热情的语言都是欺骗读者的谎话？ 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的深渊，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蝴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尽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校旱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但是我记得作家们抱怨过编辑同志的硃笔无情，那么我就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文责自负”，就让作者多负点责任吧。我一生改过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我的经验是：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以上只是我对一般编辑工作的意见。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惭愧，说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笔不曾偿还的文债。《十月》创刊的时候我答应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没有给刊物寄过一行文字。看来，我再也写不出适合刊物的像样文章了，编辑同志不会责怪我。但是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刊物在发展，在前进。读者的眼光永远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奋勇直前吧，亲爱的朋友们。 七月二十五日 11、《序跋集》跋 几十年来我编选过不少的集子，有长篇，有短篇；有创作，有翻译。我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这一回编选《序跋集》，我感到了厌倦，说句老实话，我几乎无法完成这工作。 为什么呢？……我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衰老”。固然我现在拿笔写字手就发抖；我越是着急，手和笔尖都停在原地越难移动，但我也挣扎着抄写了一些较短的前言后记。而且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国煣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别是那些滔滔不绝的“代序”都是她抄录的。我应当感谢她。 为什么呢？……是不是在编选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实编选工作并不繁难，何况我（一）定下了一个范围：只收文学著译的序跋。（二）又声明会有遗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这是事实。但先来一个声明，等于网开一面，留一条出路：反正有遗漏，多一篇，少一篇，关系不大。我也用不着苦心“求全”了。 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厌倦呢？是由于阅读五十四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一大堆前言后记吧，我看一定是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还在奉贤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工宣队老师傅带着我们机关“造反派”到我家去抄书，拿走了几本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书架上，我想它们该是最保险的吧。没有想到给没收的偏偏是它们。后来我回家休假，萧珊讲起这件事，我们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阵，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们过去写的文章并不都证明他们生来就正确，而且一贯正确，因此不利于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们，还是将它们没收烧毁为妙。 我坚持这个看法，我有够多的经验和体会。我写过多少很不正确的文章，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一篇，就斗一次，还要我写检查交代。不让我看原文，也不对我说明文章的内容，却要我像猜谜一样承认有罪，我实在应付不了！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我的这种想法，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接连不断的多次运动的后果。倘使我迟生几十年，就不会背上那么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个字也不会写，更有可能不让人抓住辫子。我有幸躲掉了几次运动，可是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揪祝恒总账，一笔也不放过。那么重的包袱！那么多的辫子！我从小熟悉一句俗话：“在劫难逃”，却始终不相信。但听惯棍棒声音的人很难说自己毫无余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辫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们一一地清理。这决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么想把它们一笔勾销，一口否定。然而我无权无势，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把包袱和辫子完全摊开展览出来，碰碰运气。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难逃”嘛。 我又想起一桩往事：我开始写第一本校旱《灭亡》的时候，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里，离先贤祠很近。我经常在飞着细雨的黄昏，在先贤祠前广场上卢骚（梭）的铜像下徘徊。我尊敬卢骚（梭），称他为“老师”，一，我学习他写《忏悔录》讲真话；二，我相信他的说法：人生来是平等的。五十四年过去了，可是今天还有人告诉我：人是应该分为等级的。那么根据我几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大概属于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将进入八十高龄，看来到死我也不会上升为批人的那个等级了。因此对着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我不会感到心情舒畅。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五十四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里毫不隐蔽地当众展览了。 “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胁我，说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产主义社会”。说话人的凶相我至今忘记不了。我不想死后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进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能把我的灵魂带进“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须走遍“地狱”和“炼狱”，我也心甘情愿。 结束了这个使我感到厌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气，觉得轻松多了。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励我编辑的，我感谢他的帮助，我还请求他允许我把我的《序跋集》献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我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 12、怀念鲁迅先生 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决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 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 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么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樱孩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决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 “忘记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决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 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 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做“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 “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 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如果先生活着，他决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七月底 ⊙━ 海岸线文学：好看才是硬道理！ ━⊙ 13、鹰的歌 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收获》杂志向我组稿，我写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文章不长，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见过鲁迅先生，脑子里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回想四十五六年前的情景，仿佛自己就站在先生的面前，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我的看法。我多么希望再有机会听先生谈笑，可是我不相信有所谓“阴间”或“九泉”，连我自己也快到“化做灰烬”的年纪了。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是受到怀念的折磨的。 七月底我把写好的《怀念》送到《收获》编辑部，拿到文章的清样后，再寄给《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编者，当时他正在北京度假。 今年我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国庆节，在我国驻瑞士的大使馆里听一位同志说，她在香港报上读到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回国后我杂事较多，也就忘记翻看自己的发表过的短文。倘使不是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过删节的事，我还不知道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不是全文，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一拳。我的第一部校旱同读者见面已经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难道今天我还是一个不能为自己文章负责的小学生？ 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鲁迅先生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将近三年的长时间里，《大公园》连续刊出了我的七十二篇“随想”。我的“无力的叫喊”给我带来了鼓励和响应，主要依靠读者们的支持。我感谢一切对我表示宽容的人（《大公园》的编者也在其中）。 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就是为了展翅高飞。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校旱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 我常常听见“鹰的歌”。 我想，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吧。 十一月下旬，未发表 14、《怀念集》序 病中闲不惯，编辑了一本《怀念集》，还为这小书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把过去写的怀旧的文章集在一起，编成这本怀念的书，从头到尾重读一遍，仿佛在自己一生的收支簿上做了一个小结。不用说账上还有遗漏，但是我也看得出来：我负债太多。这么一大笔友情的债，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住我的肩头。在向前进的时候我反复思考（我不能不思考），我面前出现两条路：或者还清欠债，或者宣告破产。 我当然挑选前一条路，我编印《怀念集》就是为了还债，不是为了“赖账”。其实要赖账，现在也容易找到借口。有人不是在宣传忘记过去吗？这样的“号召”有理由，但可惜我不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木偶。“四人帮”迫害我不止十年，想使我“脱胎换骨”变成木偶，我几乎上了圈套，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在由人变木的路上走完百分之七八十的路程，然而我那一点点感情和思想始终不曾冻僵、变硬，我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我自己的东西。我所谓的“自己的东西”，就是我在这本怀念的书中记录下来的——我的经历、我的回忆、我的感激、我的自责、我的爱憎、我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些都是忘不了、赖不掉的，它们不断地折磨我的心灵。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的？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在这本书里我也记下了“四人帮”的罪行，我有不少的朋友是给“四人帮”或者他们的爪牙迫害致死的，而且有的人死得非常悲惨。他们死了，而我活下来，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忘掉他们，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祝蝴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我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补偿十年浩劫中的损失，我愿意把我这剩余的心血和精力，把我晚年的全部爱和恨献给我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勤劳、善良的人民。 我不讲假话，我不讲空话。这本书是为那许多位我所敬爱的人和对我十分亲近的死者而写的。我不能用污水玷污他们的纪念。虽然我不相信神和鬼，但是我经常觉得有许多双眼睛望着我，不放松我的一言一行。我不能不对那些敬爱的死者负责，《怀念集》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无法背弃的誓言。 我不是白白地编写这本怀念的书，敬爱的死者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说真话，我一直在向前看，也一直在向前进。对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我知道我的前面就立着“死亡”，可是我决不悲观，也决不害怕。我不想违背自然规律，然而我也要学习前人，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权利怀念敬爱的死者。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15、小端端 一 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我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偶尔对孩子的父母谈起我的看法，他们说可能是孩子贪玩不用心听讲，理解力差，做功课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错了又重做。他们的话也许不错，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叫声，不能不替孩子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我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一百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考核学习成绩的办法总得有所改变吧。没有人解答我这个问题。到了一九六八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这是“革命群众”在考“反动权威”，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我在楼梯口遇见她，她不说一句话，一张苍白色的脸，眼睛里露出怨恨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不会忘记。 我还隐约记得（我的记忆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亚*赫尔岑在西欧亡命的时期中梦见在大学考试，醒来感到轻松。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几岁还给赶进考场，甚至到了八十高龄也还有人找我“命题作文”。那么我对考试的畏惧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二 也还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学校考数学，交了卷，九点钟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她不回家，却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才回来。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孩子受到责备哭了起来，承认了错误。她父亲要她写一篇“检查”，她推不掉，就写了出来。 孩子的“检查”很短，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这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来。我也大笑过。端端当然不明白我们发笑的原因，她也不会理解“深深体会到”这几个字的意义。但是我就能够理解吗？我笑过后却感到一阵空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十年浩劫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不知写过、说过多少次“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何尝有一个时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体会”？我那许多篇检查不是也和七岁半孩子的检查一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关吗？固然我每次都过了关，才能够活到现在，可是失去了的宝贵时间究竟有没有给夺回了呢？ 空话、大话终归是空话、大话，即使普及到七八岁孩子的嘴上，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讲空话、大话的苦头，一定要让孩子们重演我们的悲剧？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一定要比我们这一代幸福。 一月二十日 16、怀念马宗融大哥 罗淑（世弥）逝世后十一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离开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习惯，举行公葬仪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没有人拉住我写悼念文章。他的两个孩子住在我们家里，有时我同他们谈过话，静下来我的眼前便会出现那位长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这分别，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诉说我的痛苦，为了平静我的感情的波涛，我对自己说：“写吧，写下你心里的话，你会觉得好受些。”我过去的怀念文章大都是怀着这种心情写成的。但是这一次我却静不下心来，一直没有写，新的繁忙的工作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事情多了起来，人就顾不得怀旧了。这样地一拖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三十三年了！这中间我常有一种负债的感觉，仿佛欠了“马大哥”一笔债。我想还债，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笔的勇气，因为时间越久，印象越淡，记忆也越模糊，下笔就不那么容易。尽管欠债的感觉还常来折磨我，我已经决定搁笔不写了。 现在是深夜十一点一刻钟，又是今年第一个寒冷的夜，我坐在书桌前手僵脚冻。四周没有一点声音。我不想动，也不想睡，我愿意就这样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脑子动得厉害，它几十年前前后后来回地跑。我分明听见好些熟人讲话的声音，久别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现。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要参加他们的行列？难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须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来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里都有类似这样的话：我不单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会在亡友的墓前说假话，我背后已经筑起了一座高坟，为了准备给自己这一生作总结，我在挖这座坟，挖出自己的过去，也挖出了亲友们的遗物。 我又一次看见了马宗融大哥，看见他那非常和蔼的笑容。他说：“你好吗？这些年？”他在我背后的沙发上坐下来，接下去又说：“我们替你担心啊！”多么亲切的声音。我站起来唤一声“马大哥！”我回过头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书刊和信件，连沙发上也凌乱地堆着新书和报纸，房里再没有其他的人，我的想象走得太远了。怎么办呢？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对着四壁的旧书，没有炉火，没有暖气，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松一点，让我的想象自由地奔跑一会儿吧，反正它（或者它们）冲不出这间屋子。于是我拿起笔写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怀念。 我第一次看见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际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杂志上读过他翻译的法国短篇校旱，也听见几个朋友谈到他的为人：他大方好客，爱书如命，脾气大，爱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见他，交谈了几句话，我们就成了朋友。他约我到离索非家（我也住在那里）不远的上海大戏院去看德国影片《浮士德》。看完电影他又请我喝咖啡。在咖啡店里，他吐露了他心里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个就要在师范学校毕业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们，他却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时候没有得到成都的消息，一天前她突然来信托他打听在法国工作的哥哥的近况，而且是一封充满希望的信＃蝴无法掩饰他的兴奋，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要告辞，他说还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谈了又谈，我们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准备“打烊”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把话说尽。我们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关于我他就只读过我翻译的一本《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原著）和刚刚在《校旱月报》上连载的《灭亡》。 不久听说他回四川去了。我并不盼望他写信来，他是出了名的“写信的懒人”。不过我却在等待好消息，我料想他会得到幸福。等待是不会久的，九月下旬一个傍晚他果然带着那位姑娘到宝光里来了。姑娘相貌端正，举止大方，讲话不多，却常带笑容，她就是七年后的《生人妻》的作者罗淑。分别几月他显得斯文了，客气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学工作，姑娘去法国找寻哥哥，他们明天就上船出发，因此不能在这里多谈。我和朋友索非送他们到门口，我同他握手分别，因为旁边有一位姑娘，我们倒显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从法国寄来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记了马大哥。我照常过着我那四海为家的生活，带着一枝自来水笔到处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从北平回上海，又见到了马大哥，这次是他们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结了婚，生了女儿。我认识了罗淑，在他们夫妇的身边还看见当时只会讲法国话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我在上海定居下来。那个时候他们夫妇住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阳路）麦加里，相隔不近，我们却常有机会见面。我和两三个熟人一个月里总要去他们家过几个夜晚，畅谈文学、生活和我们的理想。马大哥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给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翻译一本法文哲学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时间，他经常煮一壶咖啡拿上三楼，关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楼高兴地参加我们的漫谈，谈人谈事，谈过去也谈未来，当然更多地谈现在。海阔天空，东南西北，宇宙苍蝇，无所不谈，但是讲的全是心里的话，真可以说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没有人担心会给别人听见出去“打小报告”。我和马大哥一家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一种友谊。 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们一家离开上海的时候。这中间发生过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厦门工会工作，因电灯公司罢工事件坐过牢，后来又到东北参加“义勇军”活动。有时他来上海找不到我，就到开明书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经过上海他还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这件事我并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发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给人杀害的事件，接着日本海军陆战队按户搜查一部分虹口区的中国居民。索非的住处也在日本势力范围内，他们夫妇非常担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说是上次朋友开箱时好像露出了“义勇军”的什么公文。于是他们开箱查看，果然箱内除公文外还有一支手枪和一百粒子弹。没有别的办法，我马上带着箱子坐上人力车，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来到当时的“法租界”。马大哥给我开了门。他们夫妇起初感到突然，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开口，他们就明白了一切。箱子在他们家楼上一直存放到他们动身去广西的时候。 在旧社会并没有所谓“铁饭碗”。他拿到半年的聘书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后还能不能在广西大学待下去，也只能作短期的打算。他让我搬到敦和里替他们看家，到暑假他们果然践约归来。他们作好了计划：罗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马大哥继续去桂林教书，过一段时期他们全家搬去，定居桂林。他们把敦和里的房子让给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较安静的新居。马大哥按预定计划动身，罗淑定期到医院检查，一切似乎进行得顺利。但是一九三七年“八＆#183;一三”的枪声打乱了他们的安排，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罗淑带着女儿离开上海去同他会合。第二年二月他们的儿子在成都诞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亲就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面。三月初我从兄弟的来信中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好像在做梦，我不愿意相信一个美满的家庭会这么容易地给死亡摧毁。我想起几个月中间他们夫妇几次给我寄信发电报催我早回四川，他们关心我在上海的安全。我想起分别前罗淑有一次讲过的话：“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到老马身边，帮助他。他像个大孩子，又像是一团火。”他们结婚后就只有这短时期的分离。她在兵荒马乱中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赶到他面前，没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们重聚的时间竟然这么短。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罗淑的病逝对马大哥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过去的理想破灭了，计划也成了泡影。《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残稿，善良而能干的妻子留下一个待教育的女孩和一个吃奶的婴儿，对于过惯书斋生活的马大哥我真不敢想象他的悲痛。我写了信去。信不会有多大用处。谁能扑灭那一团火呢？ 不久我离开上海去广州，在轰炸中过日子，也在轰炸中跑了不少地方。两年多以后我到了重庆，在沙坪坝住下来。我去北碚复旦大学看望朋友，在马大哥的家里我们谈到夜深，恨不得把将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谈光。他似乎老了许多，也不像过去那样爱书了，但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健谈，讲话没有保留，没有顾忌，他很可能跟我畅谈一个通宵，倘使没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劝阻。夫人是罗淑在广西结识的朋友，她是为了照顾罗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结婚的。对那个孩子她的确是一位好母亲，可是我看出来在马大哥的生活里她代替不了罗淑。一谈起罗淑他就眼泪汪汪。 他一家住在学校附近，自己租的农家房屋。当时在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厄运已经开始。马大哥不是知名学者，著作很少，平时讲话坦率，爱发表议论，得罪过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宽裕。他的心情很不舒畅。然而他仍旧常带笑容，并不把困难放在心上，虽然发脾气的时候多了起来。朋友们关心他，有时也议论他，但是大家都喜欢他。他真像一团火，他的到来就仿佛添了一股热流，冷静的气氛也变成了热烈。他同教授们相处并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艺界中却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黄桷树，心却在重庆的友人中间，朋友们欢聚总少不了他，替别人办事他最热心。他进城后活动起来常常忘记了家。老舍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经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对人真诚，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终记得一九四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进步，同学生接近，也很受欢迎，但是由于校外势力的压迫和内部的排挤给学校解聘，准备去别处就业。朋友动身前学生开会欢送，马大哥在会上毫无顾忌地讲了自己心里的话。在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门，谈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讲了不少坏话。他越听越不耐烦，终于发了脾气骂起来：“你诬蔑我的朋友就是诬蔑我！我不要听！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赶走了。他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没有想到六年以后在上海他也让这个学校（学校已经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带着全家渡海，去台北。我听见他的一位同事谈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的时候，他们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当地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同学。马大哥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在校务会议上站出来慷慨直言，拍案怒斥。这是他的本色，他常说，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过成都探亲，不久他也来成都为罗淑扫墓。我们一起到墓地，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平日他和友人见面总是有说有笑。一丛矮树编成的短篱围着长条的墓地，十分安静，墓前有石碑，墓旁种花种树，我仿佛来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静，觉得死者只是在内屋休息，我们在廊下等待。我小声劝慰马大哥：“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他摇摇头苦恼地说：“我忘记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头，他的手掌还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议将来在这里种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后朋友们来扫墓，在小园中坐坐谈谈，仿佛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连声说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别的朋友谈过，准备等抗战胜利后实现这个计划。当时谁也不是存心讲空话，可是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没有能再到成都，马大哥也被迫远去台北。解放后我两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罗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儿子也去那里寻找，才知道已经片瓦无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来过几封信要我去。他在那边生活安定，功课不多。但是他不习惯那种沉闷的空气。新的朋友不多；他关心上海的斗争，又不能回去参加；一肚皮的愤懑无处倾吐，经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许寿裳（鲁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杀害后，他精神上的苦闷更大，他去看了所谓凶手的“处决”回来，悲愤更深，经常同一位好友（乔大壮教授）一边喝酒一边议论，酒越喝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他病倒后还吵着要回上海，我去信劝他留在台湾治病，但是他说他“愿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们的帮忙，他终于回来了。如他的女儿所说：“他带着我和十岁的弟弟，躺在担架上，让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后一班由基隆返沪的货船。当时的上海正是兵荒马乱，我们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联’的一个联络站内。”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负责照料他。孩子们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肿，但仍然满脸笑容。他伸出大手来抓我的手，声音不高地说：“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没有听你的话就回来了。”我说了半句：“你回来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泪，没有想到他会病成这样。火在逐渐熄灭，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看：这次的旅行不利于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吗？ 这以后我经常去看他，然而对他的医疗我却毫无办法，也不曾尽过力。他一直躺着，我和萧珊去看他，他还是有说有笑。我暗中为他担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结局来得这么快。关于他的最后，他女儿这样地写着： 父亲得不到适当的医治和护理，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弥留之际，因为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孤儿束手无策地看着父亲咽气。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联络站里的复旦友人的电话，告诉我“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后才赶到联络站。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殡仪馆的车子，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 但是在殡仪馆开吊的时候，到灵前致敬的人却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会感到寂寞。他身边毫无积蓄，从台北只带回几箱图书。有人建议为子女募集教育费，已经草拟了启事并印了出来，但不久战争逼近上海，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仪式完毕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们起初不同意，经过说服，一切都顺利解决。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我后来也去过公墓。公墓在徐家汇，地方不大。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扫父亲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 关于马宗融大哥我还可以讲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读者，我看也没有多讲的必要了。我们有一个习惯：写纪念文章总喜欢歌功颂德，仿佛人一死就成为圣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还有人把文章作为应酬的礼品，或者炫耀文学的技巧，信笔书写，可以无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许多理应“盖棺论定”的人和事都不能“盖棺论定”，社会上还流传着种种的小道新闻。 然而关于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了吧。三十三年来在多次的运动中未见有人出来揭发他，也不曾为他开过一次批判会。他虽然死亡，但死后并未成为圣人，也不见一篇歌颂他的文章。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也会跟人打架。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我从来不把他当做圣人。他活着时我常常批评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写的《法国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还有两本翻译校旱：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尔博的《仓库里的男子》，字数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可以掩盖一切的缺点。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可是我不曾学到他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地学过。过去有个时期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做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这才是我的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怎么还得清呢？他真应当替我担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团火并没有熄灭，火还在燃烧，而且要永远燃烧。 一月二十九日写完 17、《随想录》日译本序 日本东京筑摩书房要出版《随想录》的日文译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译者来信征求意见，并要我为日译本写一短序。我感谢他们把我的著作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回信说，还有一位刈间先生也在翻译这两本小书，我也同意了。至于写序的事，我说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什么了。 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但是回信寄出以后，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我想起了这两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别是那两本引起了强烈反应的《随想录》，我的心也不平静。我担心日本的读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讲几句话，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说过我要写五本《随想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通过了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经历了多少次的大小失败，我总算懂得一点创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权向读者谈谈它们。 日本的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是这浩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可能也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两年前我在东京同木下顺二先生对谈，我说我们吃够了苦头，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十年浩劫是和全人类有关的大事。我们的惨痛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极左”的空话会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我又说，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我们没有一个人逃掉，大家死里逃生、受尽磨炼，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我对日本作家说我们历尽艰辛，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你们遭逢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说：“我出尽了丑，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严肃地坚持说：“还是值得尊敬。”我听说那个时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风暴”。 他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我要求的并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静。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我经常思考那位汉学家的谈话，我感觉到在十年的惨痛生活中我并不是一无所得，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它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它在发光，它在沸腾，它在成长。我也要挖出它来，才能结束我的《随想录》。 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前些时候有人批评《随想录》“忽略了文学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书辩护，不过我要声明：我也不是空手“闯进”文坛，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随想录》便可以给我的话作证。 二月二十日 18、《小街》 近来在家养病，星期天下午看电视节目，没有人来打扰，我安静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听说有这么一部影片，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两三年没有进过上海的影剧院，只是在家看电视，而且只能“有啥看啥”。这次总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难受。然而它又是那么真实，使我看后很难忘记。“青年司机”和“黑五类”的女儿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这里评论影片，我只想谈谈自己看过《小街》后的思想活动以及影片给我引起的一些联想。 在影片的最后有几种不同“结尾”的设想，我不管这些，我只说有两句话（不仅这两句，还有些和这类似的话）打动我的心。说打动了心也许不恰当，更可能是一种启发。我打一个比方：我的思路给堵住了，想前进，却动不了，仿佛面前有一道锁住的门，现在找到了开门的钥匙。像钥匙一样的两句话就是： 夏司机说的：“经历了十年悲剧之后，我们应该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 俞姑娘说的：“十年的动乱卷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们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这个。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探索了几年。一九七八年我说：还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内伤还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诉日本朋友：我们做了反面教员，让别国人民免遭灾难。去年我离开法国的前夕，在巴黎和几位汉学家聚谈，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来的事。对我们看做很寻常的事情，他们却严肃地对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馆想了好些时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苏黎世，在一家清静的旅舍一间舒适的客房里休息，我坐在窗前椅上苦思。我明确地感觉到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这是在十年动乱之前所没有的。一九八○年我在东京说，经过了生死考验的大关，我感觉到骄傲，其实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呢？第一次侥幸活下来，第二次也会死去，倘使我不珍惜这一段时间利用它多做一点好事。在东京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在心灵中新生出来的东西，但是到了半年以前我不但感觉到它的存在，我还好像看见它在发光，它在沸腾……还有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 我继续探索，思考。我需要更深地挖掘我的心灵。但是不知怎样我无法前进，仿佛我走进了影片中的小街，不停地敲着两扇黑漆的旧木门，一直没有应声。我一连敲了几个月，但我并不是白白在敲打，我从门缝里逐渐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现在有了应声，而且门缓缓地开了，虽然只开了一个缝，但是我可以把头伸进里面，我瞥见了我正在寻找的东西。 这不是让人猜谜。我在讲自己的探索和它的一点收获。我仿佛在一条小街上，挨门挨户地询问，想弄清十年的压迫和折磨给我留下多少东西。 我终于明白：除了满身伤痕，除了惨痛教训，我多了一颗同情的心，我更爱受难的同胞，更爱善良的人民。我并不想夺回十年失去的时间，我却愿意把今后的岁月完全贡献出去。这才是我的真实思想，只有做到这样我的心才会得到安宁。 我提到心的安宁，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我受够人们的折磨，那以后又是回忆折磨着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残的才华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但是这一切的回忆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对我的“大批判专栏”、熟人在路上遇见不敢相认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的心上还燃烧着对同胞的爱。我的记忆里保留着多少发亮的东西，是泪珠，是火花，还是使心灵颤动的情景？我还记得在机关的“牛棚”里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块面包，因为食堂不把晚饭饭菜卖给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受到无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后，我对朋友说：“保重身体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说：“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两个人的心，许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贴在一起。除了给揪到机关和学校批斗不让回家，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从“牛棚”回家，走过门外竹篱，心里十分激动，仿佛一根绳子拉着我的心进了家门。这样的对亲人的感情我以前从未感觉到。…… 前些年我朦胧地感觉到的东西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它应该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罢。许多许多人活下来坚持下去，就是靠了这个。许多许多人没有活到今天，但是他们把爱、把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而且通过我们留给后代。不止一次地我站在死者的灵前默默地祝告说：“放心吧，我们有责任让你活下去。” 所以我理解影片中夏司机的感情。影片中人物不多，都没有名字，有的（包括着男女主角在内）只有姓。故事也很简单。一个青年司机认识了一个少年，他帮助少年采集草药给靠边受审的母亲治病。不久司机发现少年是个姑娘，她因为“跟妈妈划不清界限”让人剪去了头发。司机决定买假发送给她。他花钱买不到，就拿走演员的假辫子，虽然他留下了钱，但是让人抓住，给打得半死。靠了一位老工人和一位老医生的好意他才活了下来，虽然他的视力大受损害。他摸索着再走到那条小街，但是他称为“弟弟”的姑娘的家门紧紧关闭，别人告诉他：“人早走了……门上还贴着封条。”从此他再也找不到她。他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他写成电影剧本，设想了种种的“结尾”。他始终不曾停止探索和追求。有可能她第二次在他的生活里出现，也有可能她已经永远消失。在那十年中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看完《小街》，我觉得又一次接触到那些熟人的心灵深处。我又回顾过去那段黑暗时期的生活，我觉得眼前明亮，影片像一双医生的手使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去年在巴黎我回答法国记者说，我不喜欢“伤痕文学”这种说法。十年浩劫造成的遍地创伤，我不能否认。揭露伤痕，应当是为了治好它。讳言伤痛，让伤疤在暗中溃烂，只是害了自己。但也有人看见伤疤出血就惊惶失措，或则夸大宣传，或则不准声张。这些人都忘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人们应当怎样对待那些伤痕，这半年来我反复思考的正是这个。 我也有数不清的内伤，正是它们损害了我的健康，但也正是它们使我感觉到自己和同胞、和人民不可分离的共同的命运。…… 现在我找到更恰当的说明了。感谢影片的导演和剧作者把我引进了小街，让我在小楼上遇见双目伤残的青年司机，听到他那么坚决的声音：“如果对未来不抱有什么希望，我的眼睛宁可瞎掉。”他始终不放弃他的询问，他的探索，他的追求。这决心，这希望从什么地方来？他自己告诉了我们：要“把自己微薄的心愿赠给自己的同类”。这也就是俞姑娘所说的“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十年动乱所卷不走、反倒加强了的东西。 我也有这样一个微薄的心愿。 三月二日 19、三论讲真话 我昨天读完了谌容的中篇校旱《真真假假》。我读到其中某两三段，一个人哈哈地笑了一阵子，这是近十几年来少有的事。这是一篇严肃的作品。校旱中反映了一次历时三天的学习、批判会。可笑的地方就在人们的发言中：这次会上的发言和别人转述的以前什么会上的发言。 笑过之后，我又感到不好受，好像撞在什么木头上，伤了自己。是啊，我联系到自己的身上，联系到自己的经历了。关于学习、批判会，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但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经验。我说不出我头几年参加的会是什么样的内容，总不是表态，不是整人，也不是自己挨整吧。不过以后参加的许多大会小会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难免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听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那可能是误传，这样说可能不符合事实等等、等等。起初我听见别人说假话，自己还不满意，不肯发言表态。但是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于是叫我表态就表态。先讲空话，然后讲假话，反正大家讲一样的话，反正可以照抄报纸，照抄文件。开了几十年的会，到今天我还是怕开会，我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想法，从来不曾对人讲过，在会议的中间，在会场里，我总觉得时光带着叹息在门外跑过，我拉不住时光，却只听见那些没完没了的空话、假话，我心里多烦。我只讲自己的经历，我浪费了多少有用的时间。不止我一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大家都在浪费时间”，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人可能在会上夸夸其谈、大开无轨电车，也可能照领导的意思、看当时的风向发表言论。每次学习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预期的效果。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有人说学习批判会是“无上的法宝”。而根据我的经验、我的收获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只是在混时间。但是我学会了说空话，说假话。有时我也会为自己的假话红脸，不过我不用为它担心，因为我同时知道谁也不会相信这些假话。至于空话，大家都把它当做护身符，在日常生活里用它揩揩桌子、擦擦门窗。人们想，把屋子打扫干净，就不怕“运动”的大神进来检查卫生。 大家对运动也有看法，不少的人吃够了运动的苦头。喜欢运动的人可能还有，但也不会太多。根据我的回忆，运动总是从学习与批判开始的。运动的规模越大，学习会上越是杀气腾腾。所以我不但害怕运动，也害怕学习和批判（指的是批判别人）。和那样的会比起来，校旱里的会倒显得轻松多了。 我还记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从河内回来，出国三个多月，对国内的某些情况已经有点生疏，不久给找去参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学习会，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长期学习呢？我每个星期六下午去文艺会堂学习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抢先发言，轮不到我开口。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就看出来，我们都在网里，不过网相当大，我们在网中还有活动余地，是不是要一网打尽，当时还不能肯定。自己有时也在打主意从网里逃出去，但更多的时间里我却这样地安慰自己：“听天安命吧，即使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学习会，我今天还感到不寒而栗。我明明觉得罩在我四周的网越收越小、越紧，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厉害。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着幸免的心思，外表装得十分平静，好像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内心空虚，甚至惶恐。背着人时我坐立不安，后悔不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惟恐连累家里的人。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过关”。谁知这次真是一网打尽，在劫难逃。姚文元抡起他所谓的“金棍子”打下来。我出席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送走外宾后，参加作家协会的学习会，几张大字报就定了我的罪，没有什么根据就抄了我的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我家里来对我训话。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顺顺地当众自报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享受它。但当时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失眠，做怪梦，游地狱；在“牛棚”里走路不敢抬头，整天忍气吞声，痛骂自己。 十年中间情况有一些变化，我的生活状况也有变化。一反一复，时松时紧。但学习、批判会却是不会少的。还有所谓“游斗”，好些人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只要得到我们单位的同意，别的单位都可以把我带去开会批斗。我起初很害怕给揪到新的单位去、颈项下面挂着牌子接受批判，我不愿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开了一次会，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就不害怕了。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好像有个西方的什么宣传家说过：假话讲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话。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曾参杀人”，听见第三个人来报信，连他母亲也相信了谣言。有人随意编造谎言，流传出去，后来传到自己耳边，他居然信以为真。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 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我喊过了，我写过了两篇论“说真话”的文章。朋友们都鼓励我“说真话”。只有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我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有位朋友是有名的杂文家，他来信说： 对于自己过去信以为真的假话，我是不愿认账的，我劝你也不必为此折磨自己。至于有些违心之论，自己写时也很难过……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应当自劾。……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呢？……我却不敢开支票。 我没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里的话，应当请求原谅。但是我要说像他那样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学习。我也一样，“当时没有勇气”，是不是今后就会有勇气呢？他坦白地说：“不敢开支票。”难道我就开得出支票吗？难道说了这样的老实话，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吗？我办不到，我想他也办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总有结束的时候；说空话也好，说假话也好，也总有收场的一天。那么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对自己要求严格点，总不会有害处。我想起了吴天湘的一幅手迹。吴天湘是谌容校旱中某个外国文学研究室的主任、一个改正的右派，他是惟一的在会上讲真话的人。他在发言的前夕，在一张宣纸上为自己写下两句座右铭： 愿听逆耳之言， 不作违心之论。 这是极普通的老话。拿它们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会不会要求过高呢？我相信那位写杂文的老友会回答我：“不高，不高。” 《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她有说真话的勇气。在校旱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读完校旱，我不能不掩卷深思。但是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学，而是生活。我在想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想来想去，总离不开上面那两句座右铭。 难道我就开得出支票？我真想和杂文家打一次赌。 三月十二日 20、《靳以选集》序 洁思编辑她父亲的多卷本选集，要我为这个集子写序，我没有答应。作为靳以的老友，看见他的多卷本集子终于编成，即将问世，我是高兴的。能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写序，只是因为我不曾具备写序的条件。要是严肃地对待工作，我认为对写序的要求应当严格，更严格。柯灵同志为《李健吾剧作选》写的序文是一个榜样。我指的是他的写作态度。他在医院中养病，为了写这篇序文托人到处借书，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几乎把健吾的话剧创作全读了。 我很想学习柯灵。倘使在十年以前，我还有可能将《靳以选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读一遍，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过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渐模糊，我不能信口开河，也不便宽待自己，所以我两次婉辞，因为我写不出像柯灵写的那样的序文。 时间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样的速度坏下去。但是洁思的编辑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为没有人为《选集》写序感到苦恼，也可能因为我不肯答应感到失望。我鼓励洁思自己动笔写一篇编者的序言。她熟读了《选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她又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把她的真挚、朴素的感情写出来，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可是她谦虚，不肯写。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奋斗了二十多年，我也不愿意看见这个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读者见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里只有一管毫无技巧的笔，即使我写字相当困难，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写下我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 我和靳以是从两条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的，他是大学生，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发表作品比他早一两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校旱月报》某一期上同时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校旱，后来我去北平，住到文学季刊社，和他（还有振铎）一起编辑《文学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不像我拿起笔就写，他总是想好了以后才动笔，他有时也对我讲述校旱的故事情节，讲得非常动人。他并不花费工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见他停笔苦思。他的作品我读过不少，但时间久了，记忆力衰退，即使是从前喜爱的篇章也逐渐消失在遗忘中，只有像《别人的故事》、《生存》一类的短篇长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写作的形象。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 将来会有人研究他的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旧中国。它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读者。作品放在面前，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我只说我想说的话。我在北平的那个时期和靳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与《文丛》的时期，我们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投机。以后我们从内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难得发生争执。他对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满意，不过也少发表尖锐的批评。我对他的《青的花》一类的作品也有意见，但后来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了解他过去的创伤，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校旱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 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校旱月报》（与周而复同志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我们两人对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我做编辑工作就远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位最好的编辑，要是他能活着编选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过洁思理解她父亲，她做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会使她父亲的读者失望。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会是例外。 三月二十二日 21、怀念满涛同志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艺评论的）读了我的《探索集》，写信来说：“我觉得你律己似嫌过于严格，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事不是个人可以负责的。” 他的话里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对自己并无严格要求，倘使要求严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总是事后拿悔恨折磨自己。说到责任的问题，我想要是我们能够丢开“明哲保身”的古训，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待人处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换一个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满涛同志。 我和满涛同志间并无私交。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写《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在我编的一种丛书里收了一部满涛的译稿，就是契诃夫的四幕剧《樱桃园》，它是李健吾兄介绍来的，我只知译者懂俄语，喜欢契诃夫，所以译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看见满涛同志，见面的次数不多，大都是在学习会上，偶尔也在戏园里，见面后我们只是点头握手，至多也不过寒暄几句。 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胡风问题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现了给满涛信里的几句话，讲到什么“组织原则”，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为他担心。不过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并未吃到多少苦头，过一个时期又出头露面，仍然是市政协委员，他译的书也还在出版。他喜欢看川戏，川剧团来上海演出，我总有机会在剧场里遇见他。 于是来了所谓的“十年浩劫”。我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十年只是一瞬间。”其实那十年的岁月真长啊。这之间我听到不少关于熟人们的小道消息。我也曾想到满涛，后来我听说他在干校做翻译工作，再后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同时我看到了他和别人一起译成的校旱。人们说他工作积极。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协上海分会给“四人帮”的爪牙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专搞翻译的＆#215;＆#215;室，不管我本人是否愿意，而且仍旧是“控制使用”，这正是对我这个不承认“人权”的人的惩罚。我借口身体不好，一个星期只去两个半天参加政治学习。头一次去参加传达什么文件的全体会议，走进弄堂不久看见了满涛，他也发现了我，很高兴，就到我身边来，表示欢迎，边走边谈，有说有笑，而且学着讲四川话，对我很亲切。这样的遇见或谈话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我初到＆#215;＆#215;室，很少熟人，满涛的笑语的确给我带来一些温暖。我听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听说他工作积极，总是争取多做。我便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笑，说，“不要紧”。 又过了一些时候，时间我记不准确了，大约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总之是在“四人帮”活动猖獗的时期，一天上午我在＆#215;＆#215;室四楼学习，开始时学习组长讲了几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关于满涛的。据说满涛原来给定为“胡风分子”，应当接受监督劳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照办，但是二十年来他表现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监督劳动了。不过据某某机关说这项“反革命”帽子是张春桥领导的十人小组给戴上的，不能变动，应当拿他当反革命分子看待，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发愣了。哪里会有这种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现换来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为当初给张春桥领导的小组定成“胡风分子”。我又想：满涛怎么受得了？！然而没有人出来发表意见。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戴帽的“反革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学习会上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而且我知道我们的学习组长的想法不会跟我的相差多远，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开怀疑某某机关的解释。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满涛，只有一次学习结束我下楼，在楼梯口遇见他，我想打个招呼，他埋着头走开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忽然要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又无法向人打听。后来我无意间听人说，这里的负责人看见满涛态度好，工作积极，想给他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就打了报告到上级和某某机关去请示，万万想不到会得到那样的答复。这可能是一种误会吧。但是这里的负责人却不敢再打报告上去说明原意，或者要求宽大。于是大家将错就错，让满涛一夜之间平白无故地给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我不声不响，又似怪非怪。我当时正在翻译亚＆#183;赫尔岑的《回忆录》，书中就有与这类似的记载，可见“四人帮”干的是沙皇干惯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发表不同的意见，讲一讲道理，好像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们都到出版社的大礼堂去参加了吊唁活动。过两三天在我们的学习会上，组长宣布室里要开批判满涛翻案的小型会议，每个学习小组派两个代表参加。关于翻案的解释，据说我们出去参加吊唁活动的时候，满涛给叫到＆#215;＆#215;室来由留守的工宣队老师傅监督并训话，满涛当时就说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这便构成了他的所谓翻案的罪行。这样荒唐的逻辑，这样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够多的经验，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他们。但是我仍然一声不响，埋着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烧身。我只是小心地保护自己，一点也未尽到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尽的职责。幸而下一个月“四人帮”就给粉碎了，否则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总之满涛给保全下来了。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大的损害。有一个时期人们甚至忘记给被冤屈者雪枉，为受害者治伤。但是这一切并不曾减少满涛的工作的积极性。用“积极性”这样的字眼并不能恰当地说明他的心愿和心情。人多么愿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别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他本来可以翻译很多的书。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两年＃蝴死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龙华公墓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见到不少的熟人。这追悼会也就是平反会，死者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在灵堂内外我没有讲一句话。肃立在灵前默哀的时候，我仿佛重见满涛同志笑脸相迎的情景。望着他的遗像，我感到惭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着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满涛同志遭遇不幸的时候，我没有支持他，没有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只是冷眼旁观，对他的不幸我不能说个人毫无责任。 三月二十五日 ╭═══千═秋═网═勘═校═══╮ 22、说真话之四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可能有不少的人已经这样做了，也可能有更多的人做不到这样。我只能讲我自己。在我知道话有真假之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对私塾老师、对父母不说真话。对父母我讲假话不多，因为他们不大管我，更难得打我。我父亲从未打过我，所以我常说他们对我是“无为而治”。他们对我亲切、关心而且信任。我至今还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年春节前不久，我和几个堂兄弟要求私塾老师提前两天放年假，老师对我父亲讲了。父亲告诉母亲，母亲就说：“老四不会在里头。”我刚刚走进房间，听见这句话连忙转身溜走了。母亲去世时我不满十岁，这是十岁以前的事。几十年来我经常想起它，这是对我最好的教育，比板子、鞭子强得多：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在十年浩劫中我感到最痛苦的就是自己辜负了读者们的信任。 对私塾老师我很少讲真话。因为一，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二，他们只要听他们爱听的话。你要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编造假话容易讨老师喜欢，讨好老师容易得到表扬。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这样混日子比较轻松愉快。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的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关于这个我也有个人的见闻。我六七岁时我父亲在广元县做县官，他在二堂审案，我有空就跑去“旁听”。我不站在显著的地方，他也不来干涉。他和戏里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认罪行，就喊“打”。有时一打“犯人”就招；有时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宽窄两种，称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亲还用过一种刑罚，叫做“跪抬盒”，让“犯人”跪在抬盒里，膝下放一盘铁链，两手给拉直伸进两个平时放抬杆的洞里。这刑罚比打小板子厉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杀猪似的叫起来。我不曾见父亲审过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蝴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去奉贤文化系统五＆#183;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183;堪皮（g．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四月二日 23、未来（说真话之五） 客人来访，闲谈中我说明自己的主张：“鼓舞人前进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客人就说：“那么我们是不是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深深埋葬，多谈谈美满的未来？！” 于是我们畅谈美满的未来，谈了一个晚上。客人告辞，我回到寝室，一进门便看见壁炉架上萧珊的照片，她的骨灰盒在床前五斗柜上面。它们告诉我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萧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说真话，我想到她的时候并不多，但要我忘记我在《怀念萧珊》中讲过的那些事，恐怕也难办到。有人以为做一两次报告，做一点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记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记得南宋诗人陆游的几首诗，《钗头凤》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诗人在四十年以后“犹吊遗踪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还要“断肠”。那么我偶尔怀念亡妻写短文说断肠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我不是在散布失望的情绪，我的文章不是“伤痕文学”。也没有人说陆游的诗是“伤痕文学”。陆游不但有伤痕，而且他的伤痕一直在流血，他有一些好诗就是用这血写成的。七百多年以后，我在法国一位学哲学的中国同学那里读了这些诗，过了五十几年还没有忘记，不用翻书就可以默写出来。我默念这些诗，诗人的痛苦和悲伤打动我的心，我难过，我同情，我思索，但是我从未感到绝望或者失望。人们的幸福生活给破坏了，就应当保卫它。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 据我看，最好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要谈未来，当然可以。谈美满的未来，也可以。把未来设想得十分美满，谁也干涉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未来，而且都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各种的努力。未来就像一件有可塑性的东西，可以由自己努力把它塑成不同的形状。当然这也不那么容易。不过努力总会产生效果，好的方面的努力就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产生希望的是努力，是向上、向前的努力，而不是豪言壮语。 客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说：“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 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初听初看时我感到精神振奋，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无动于衷了。我看，别人也是如此。谁也不希罕不兑现的支票。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最近遇见几位朋友，谈起来他们都显得惊惶不安，承认“心有余悸”。不能怪他们，给蛇咬伤的人看见绳子会心惊肉跳。难道我就没有恐惧？我在《随想录》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正因为我有恐惧。不用说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单靠念念咒语，签发支票，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难道对于我们的未来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阴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见到第二次的兽性大发作，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恐惧埋葬在心底？为什么不敢把心里话老实地讲出来？ 埋葬！忘记！有一个短时期我的确想忘记十年的悲剧，但是偏偏忘记不了，即使求神念咒，也不管用。于是我又念起陆游的诗。像陆游那样朝夕盼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爱国大诗人，对于奉母命离婚的“凡人小事”一辈子也不曾忘记，那么对于长达十年使几亿人受害的大灾难，谁又能够轻易忘记呢？ 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十年的灾难，给我留下一身的伤痕。不管我如何衰老，这创伤至今还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带着分明的爱憎奔赴未来。纵然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我也还有未来，而且我还有雄心壮志塑造自己的未来。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年代早已过去，人们要听的是真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想说真话？是不是敢说真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躲避读者们的炯炯目光。 四月十四日 24、解剖自己 《随想》第七十一则发表好久了，后来北京的报纸又刊载了一次。几天前一位朋友来看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他忽然提起我那篇短文，说他那次批斗我是出于不得已，发言稿是三个人在一起讨论写成的，另外二人不肯讲，逼着他上台；又说他当时看见我流泪也很难过。这位朋友是书生气很重的老实人，我在干校劳动的时候，经常听见造反派在背后议论他，摹仿他带外国语法的讲话。他在大学里是一位诗人，到欧洲念书后回来，写一些评论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地位很尴尬，我有时看见他“靠边”，有时他又得到“解放”或者“半解放”，有时我又听说他要给“结合进领导班子”。总之变动很快，叫人搞不清楚。现在事情早已过去，他变得不多，在我眼前他还是那个带书生气的老好人。 他的这些话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记起来了：我曾在一则《随想》里提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杂技场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并没有描述大会的经过情形，更不曾讲出谁登台发言，谁带头高呼口号。而且不但在过去，就是现在坐在朋友的对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就老实地告诉他：用不着为这种事抱歉。我还说，我当时虽然非常狼狈，讲话吞吞吐吐，但是我并没有流过眼泪。 他比我年轻，记忆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说法，因此他继续解释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使他安心，我讲了不少的话，尽可能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杂技场参加批斗会的次数不少，其中两次是以我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另一次是电视大会，各个有关单位同时收看，一些靠边的对象给罚站在每台电视机的两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会上发言，我至今说不出来，这说明我当时就不曾把他的话记在心上。我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牛鬼”，谁都有权揪住我批斗，我也无法将每次会、每个人的“训话”一一记牢。但是那两次大会我还不曾轻易忘记，因为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头一次，我毫无经验，十分紧张。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初次挨斗我既紧张又很小心，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虽然低头弯腰，但是不曾忘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那次大会的一位主持人看见我有时停笔不写，他就训话：“你为什么不记下去？！”于是我又拿笔续记。我这样摘录批判发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没收了这些笔记本，还根据它们在某一次会上批斗我准备“反攻倒算”，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两次杂技场的大会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两次会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还记得电视大会上批判结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时，我一下子提不起脚来，造反派却骂我“装假”。以后参加批斗会，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也取得一点经验了。我开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话鼓舞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我从一个批斗会走到另一个，走完了数不清的不同的会场，我没有看见一张相熟的面孔。不是说没有一位熟人登台发言，我想说那些发言并未给我带来损害，我当时就不曾把它们放在心上，事后也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要求别人不应当比要求自己更严。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又能经得起考验？做一位事后诸葛亮已经迟了。但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十年的噩梦醒了，它带走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决不能再来。 “该忘记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里。”我紧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门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25、西湖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西湖，还是在四月。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也还是一间带阳台的屋子，不过阳台小一些。房间面对西湖，不用开窗，便看见山、水、花、树。白堤不见了，代替它的是苏堤。我住在六楼，阳台下香樟高耸，幽静的花园外苏堤斜卧在缎子一样的湖面上。还看见湖中的阮公墩、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我经常在窗前静坐，也常在阳台上散步或者望湖。我是来休息的。我的身体好比一只弓，弓弦一直拉得太紧，为了不让弦断，就得让它松一下。我已经没有精力“游山玩水”了，我只好关上房门看山看水，让疲劳的身心得到休息。 我每天几次靠着栏杆朝苏堤望去，好像又是在堤上从容闲步。六十年代头几年我来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来回走过苏堤。苏堤曾经给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月夜，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堤的校旱。有时早饭后我和女儿、女婿到苏堤上消磨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我站在栏杆前，我的眼光慢慢地在绿树掩映的苏堤上来回移动。忽然起了一阵风，樟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再看前面明净的湖水，我觉得心上的尘埃仿佛也给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雾大，站在阳台上，不但不见湖水，连苏堤也消失在浓雾中，茂密的绿树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校旱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校旱《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校旱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可见我的变化不大。西湖的变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坟，少了些庙，多了些高楼……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过大的变化的。我很想写一部西湖变化史，可惜我没有精力做这工作。但记下点滴的回忆还是可以的。说出来会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吧，我对西湖的坟墓特别有兴趣。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墓，只是对那几位我所崇敬的伟大的爱国者的遗迹有感情，有说不尽的敬爱之情，我经常到这些坟前寻求鼓舞和信心。 有一个时期我到处寻找秋瑾的《风雨亭》。她是我们民族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即使人们忘记了她，她也会通过鲁迅校旱中的形象流传万代。三十年代我写短篇《苏堤》时，校旱中还提到“秋瑾墓”，后来连“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风雨亭也不见了，换上了一座矮小的墓碑，以后墓和碑又都消失了，我对着一片草坪深思苦想，等待着奇迹。现在奇迹出现了，孤山脚下立起了巾帼英雄的塑像，她的遗骨就埋在像旁，她终于在这里定居了。我在平凡的面貌上看到无穷的毅力，她拄着宝剑沉静地望着湖水，她的确给湖山增添了光彩。 有一个时期我寻找过于谦的墓，却找到一个放酱缸的地方。当时正在岳王庙内长期举办“花鸟虫鱼”的展览，大殿上陈列着最引人注目的展品——绿毛龟。我和一位来西湖养病的朋友谈起，我们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又想起了三百多年前张煌言的诗句。苍水先生抗清失败，被捕后给押送杭州，在杭州就义。他写了两首《入武林》，其中一首的前四句是：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我同朋友合作，借用了三、四两句把它们改成“油盐酱醋于氏墓，花鸟虫鱼岳家祠”。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今天我第若干次来到西湖，“于氏墓”的情况我不清楚，“岳家祠”给人捣毁之后又重新修建起来，不仅坟前石像还是旧日模样，连堂堂大宰相也依然长跪在铁栏杆内。大殿内、岳坟前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到了闹市。 看来，岳王坟是要同西子湖长存下去的了。 四月二十八日 26、思路 一 人到了行路、写字都感到困难的年龄才懂得“老”的意义。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身上的一切都在老化，我很后悔以前不曾注意这个问题，总以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忽然发觉自己手脚不灵便、动作迟缓，而且越来越困难，平时不注意，临时想不通，就认为“老化”是突然发生的。 根据我的经验，要是不多动脑筋思考，那么突然发生、突然变化的事情就太多了！可是仔细想想，连千变万化的思想也是沿着一条“思路”前进的，不管它们是飞，是跳，是走。我见过一种人：他们每天换一个立场，每天发一样言论，好像很奇怪，其实我注意观察，认真分析，就发现他们的种种变化也有一条道路。变化快的原因在于有外来的推动力量，例如风，风一吹风车就不能不动。我并不想讽刺别人，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我读到吉诃德先生跟风车作战的校旱时，另有一种感觉。 我不能不承认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自己在衰老的路上奔跑。其实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到最后松开手，眼睛一闭，就得到舒适的安眠，把地位让给别人。肉体的衰老常常伴随着思想的衰老、精神的衰老。动作迟钝，思想僵化，这样密切配合，可以帮助人顺利地甚至愉快地度过晚年。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同衰老的身体不能适应，更谈不上“密切配合”，因此产生了矛盾。我不能消除矛盾，却反而促成自己跟自己不休止地斗争。我明知这斗争会逼使自己提前接近死亡，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几十年来我一直顺着一条思路往前进。我幼稚，但是真诚；我犯过错误，但是我没有欺骗自己。后来我甘心做了风车，随着风转动，甚至不敢拿起自己的笔。倘使那十年中间我能够像我的妻子萧珊那样撒手而去，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离开了风车，又走上自己的轨道，又顺着思路走去，于是产生了这几年中发表的各种文章，引起了各样的议论。这些文章的读者和评论者不会想到它们都是一个老人每天两三百字地用发僵的手拼凑起来的。我称它们为真话，说它们是“善言”，并非自我吹嘘，虚名对我已经没有用处。说实话，我深爱在我四周勤奋地生活、工作的人们，我深爱在我身后将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年轻的一代，两代以至于无数代……那么写一点报告情况的“内参”（内部参考）留给他们吧。 我的这种解释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来个主动的配合，使你的思想、精神同身体相适应？写字困难就索性不写，行动不便就索性不动。少消耗，多享受，安安静静地度过余年，岂不更好？！” 这番话似乎很有道理，我愿意试一试。然而我一动脑筋思考，思想顺着思路缓缓前进，自己也无法使它们中途停下。我想起来了，在那不寻常的十年中间，我也曾随意摆弄自己的思想使它们适应种种的环境，当时好像很有成效，可是时间一长，才发现思想仍然在原地，你控制不了它们，它们又顺着老路向前了。那许多次“勒令”，那许多次批斗都不曾改变它们。这使我更加相信： 人是要动脑筋思考的，思想的活动是顺着思路前进的。你可以引导别人的思想进入另外的一条路，但是你不能把别人的思想改变成见风转动的风车。 那十年中间我自己也宣传了多少“歪理”啊！什么是歪理？没有思路的思想就是歪理。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同一位外宾谈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始终讲不清楚。他为了礼貌，也不往下追问。我回答外国朋友的问题，在这里总要碰到难关，几次受窘之后终于悟出了道理，脱离了思路，我的想法就不容易说服人了。 二 十天前我瞻仰了岳王坟。看到长跪在铁栏杆内的秦太师，我又想起了风波亭的冤狱。从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起我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有那样大的权力？我想了几十年，年轻的心是不怕鬼神的。我在思路上遇着了种种的障碍，但是顺着思路前进，我终于得到了解答。现在这样的解答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 这一次我在廊上见到了刻着明代诗人兼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的石碑，碑立在很显著的地方，是诗人亲笔书写的。我一眼就看到最后的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个解答非常明确，四百五十二年前的诗人会有这样的胆识，的确了不起！但我看这也是很自然、很寻常的事，顺着思路思考，越过了种种的障碍，当然会得到应有的结论。 我读书不多，文征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璠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那也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书还在我的手边，不曾让人抄走、毁掉，我把最后一则诗话抄录在下面： 予在成都时，有以岳少保所书“忠孝节义”四大字求售者，价需三百金，亦不能定其真伪，然笔法遒劲，亦非俗手所能。又尝见王所作满江红词，悲壮激烈，凛凛有生气，其词曰（原词略）。明文征明和之曰：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 慨当时倚飞何重，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说（赎）。 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惜（念），中原蹙？ 岂不念（惜），徽钦辱？ 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千古休谈（夸）南渡错，当时只（自）怕中原复。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宗读之，亦当汗下。 我只知道李璠活了五十五岁，一八七八年葬在成都郊外，已经过了一百零四年了，诗话写成的时间当然还要早一些。诗话中并无惊人之处，但我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我曾祖不过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小官僚，可是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而且赞赏文征明的“诛心之论”，这很不简单＃蝴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的解释是： 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五月六日 27、人言可畏 一年来我几次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外国朋友，谈到我国文学界的现状，我说，这几年发展快，成绩不小，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涌现了一批有才华、有见识、有胆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为数不少。 外国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来的一位瑞典诗人告诉我，他会见了几位女作家，还读过中篇校旱《人到中年》。 我说的是真话，我真是这样想的。评论一篇校旱，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说一篇作品写得好，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因为它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我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勤劳的人民。我读了好的作品，总觉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种力量，渴望为别人多做一点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纯真的心，把人们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谈起那些作品和作者，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来我在家养病，偶尔也出外开会，会见过几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论成就当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谓的成就不过是指她们的作品在我身上产生了感激之情。她们不是几个人一起来找我的，有的还是我意外地遇见的，交谈起来她们都提出一个问题：“你过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多的阻力，这样多的困难？” 问话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调查”，也不是在为作家深入生活搜集资料，她们是用痛苦的语调发问的。我觉得她们好像在用尽力气要冲出层层的包围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但是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简单地安慰她们说：“不要紧，我挨了一辈子的骂，还是活到现在。”我就这样地分别回答了两个人。我当时还认为自己答得对，可是过了不多久，我静下来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沉静的、布满哀愁的女性的面颜。我记起来了，一位作家两次找我谈话，我约定了时间，可是我的房里坐满了不速之客，她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后来才知道她处在困境中，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鼓励和支持，我却用几句空话把她打发走了。 我责备自己，我没有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助力，没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摆脱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成就的作家一定会得到社会的爱护。可是几个月中各种各样的流言一次一次地传到我的耳里，像粗糙的石块摩擦着我的神经，我才理解那几位女作家提过的问题。那么多的叽叽喳喳！那么多的哗哩哗啦！连我这个关心文学事业的人都受不了，何况那几位当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个人奋斗和朋友关心活下去的日子里，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女明星因为“人言可畏”自杀了。但是在个人奋斗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么“可畏”？ 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当爱护它的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如果拿不出优秀的现代文艺作品，单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带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那么对那些无头无根的“人言”，即使它们来势很猛，也可以采取蔑视的态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应付过去的。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还成为“人言”的箭靶，起先说我结婚大宴宾客，宣传了将近两年；最近又说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还要先打听我家里有无“异状”。我总是要“病危”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手边还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说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劝告。她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南方疗养，听说又在那里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况，我还错怪她不够坚强。最近读了她的校旱《方舟》，我对她的处境才有了较深的理解。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竟然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里的确有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校旱结尾的一句话：“做一个女人，真难！”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气，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 ╭═══千═秋═网═勘═校═══╮ 28、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来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说明来意：希望我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讲几句话。我道歉说，我行动不便，少出门，不能到会祝贺。他便说你写三五百字鼓励鼓励吧。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这里面也有你十几年的甘苦和心血，你总得讲两句。 他的话像石头一样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来决定不写什么，但是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就有点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么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吧。 我想先从自己谈起。现在再没有人“勒令”我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总想写一点“检讨”之类的东西。倘使拿我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每样工作都做得很不够。我当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雄心壮志。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那时文艺书销路差，翻译校旱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不过一两千册，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们积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几本书的樱孩费总够支付，其余的则靠个人的义务劳动，出版社就这样地办了起来。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的缺点。我当时年轻胆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对编辑、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不用设想，不用考虑，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不管会与不会，只要有工作就做。当时做事情劲头大，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樱孩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祝蝴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我这一生发排过不少的书稿，我自己的译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后发排的。我做这个工作从来粗心草率。抗战初期我看见茅盾同志批改过的稿件，才感到做一个责任编辑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几年偶尔见到别人发排的书稿，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样整齐，那样清楚，那样干净！我见过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样也改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我惭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几十年，不但搞不了编辑的工作，恐怕连作家也当不成。我见过不少鲁迅、茅盾的手稿，它们都是优美的艺术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还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连小学生的课卷也比不上。我承认作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够资格，不仅拿出手稿展览我感到脸红，遇到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题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当初不曾练就一笔好字，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社会名流”。 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简单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细，稿子抄得工整，有什么不好？！不过从著作人的立场看来，出版一本书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一本不到十万字的书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跟读者见面。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前些时候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有人夸奖他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赏这种说法，我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我生活在“个人奋斗”的时代，不能不无休止地奋斗，而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眩蝴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个时候出版社少有人关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领工资的机会。尽管在学识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点，但是我有一种不错的想法：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说我已经办到了。但是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樱孩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回过头去，倘使能够从头再走一遍几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愿意，而且一定要认真地、踏实地举步向前。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懂得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错误。我本来可以做一个较好的编辑，但是现在已经迟了。 然而我对文艺编辑出版的工作还是有感情的。我羡慕今天还在这个岗位上勤奋工作的同志，他们生活在新的时代，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们有机会接近作者和读者，他们编辑出版的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一版就是几万、几十万册。寒风吹得木屋颤摇、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校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丢掉全部书物仓皇逃命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来了＃蝴们不可能懂得我过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过去的甘苦。我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 现在是高速度的时代。三十年不过一瞬间。一家出版社度过三十年并不难，只是在一切都在飞奔的时代中再要顺利地度过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现在不是多听好话的时候。“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振兴中华”的两面大旗在我们头上迎风飘扬。但是真正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并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充实的、具体的内容。没有过去的文化积累，没有新的文化积累，没有出色的学术著作，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谓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话。要提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充实的内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我相信他们今后会满足人民群众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写不出贺词，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说过的话表示自己的心情：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五月二十七日写完 29、三访巴黎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民航班机提前半个小时着陆，我也提前离开机场，因此没有能见到专程来迎接我们的法中友协的一位负责人贝热隆先生。贝热隆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两年前我们到法国访问就受到他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们安排整个日程，陪着我们从巴黎到尼斯、去马赛、访里昂。我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凤凰书店同读者见面，为他们在我的作品上面签名，书是新近在巴黎发行的，也有一些来自北京，还有一些从香港运来。我见到不少年轻的面孔，似亲近，又像陌生。年轻人都讲着我熟悉的语言，虽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们的心贴近了，我轻快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仿佛他们是我的亲友。 贝热隆先生是这家出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为我的忙碌高兴，他还在旁边插话介绍我在法国访问的日程。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常来的顾客，他们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搬光了。这一个小时过得多么快！朋友们催我走，我的心却愿意留在读者们的中间。分别的时候那个在北京学过汉语的女店员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请再来！”我笑着回答：“我一定来。”凤凰书店的名字从此印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会在法国报纸上看到凤凰书店被人破坏的消息：店面焚毁，店员受伤，剪报是尼斯的法国朋友寄来的。我立刻想到贝热隆先生，这对他该是多大的打击。我托人发去了慰问的电报。又过了一年多，一直到这次动身的前夕，我才知道书店已经恢复，由贝热隆先生继续负责。我多么想同贝热隆先生见面，并且在复兴的凤凰书店畅谈。这是我三访巴黎的一个心愿。愿望终于成了现实。尽管那个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书店里仍然有不少的读者。贝热隆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在店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他的笑脸，我抑制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扑了过去。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他无恙，我也活着，书店比两年前更兴旺，书也似乎多了些。我又听见贝热隆先生的响亮的声音，他不休止地谈论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字吃力，却并不感到疲劳，我又看见那些讲着我熟悉的语言的年轻人，也可以说我又见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 我在书店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告别前我还和店员们在门前照了相。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伤的女店员到北京访问去了，我没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问。但是在书店里我意外地见到车夫人，两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她刚刚访问了中国回来就赶到书店来同我们相见，她还带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复仇》，薄薄的一本书，上面似乎还留着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这么多的朋友，我感激地为她签了名，题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访马纪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协的另一位负责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访问巴黎曾受到她的亲切接待。她经常开着小车到旅馆来接我出去进行参观活动。这一次我没有看见她，问起来才知道她伤了脚在家休养，又听说她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的书，她曾在我国北方农村做过几次调查。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洁的公寓里，他们夫妇在家中等待我们。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她的情绪很高，宾主坐下互相问好之后我们又开始坦率交谈。我很想知道法国知识界的情况，主人谈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诚，坦率，喜欢独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见到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今天，服装略有改变，谈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面貌变化不大。我会见新朋友或者旧相识，谈起来，即使有分歧，他们甚或发表尖锐的意见，可是我看得出他们是怀着友情来接近我们的。有些人对政治兴趣不大，却希望多了解新中国，愿意同我们交朋友。法国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见从世界各地来的流亡者。拜访马夫人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人在一家中国饭馆吃中饭。店主是从柬埔寨出来的华侨难民，他告诉我们法国人对外国侨民并不歧视。我三次访法，尽管中国的地位增高，尽管我的年纪增长，尽管我停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我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法国人还是那样友好，那样热情，那样真诚，那样坦率。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坦率，我回国以后读到一位巴黎朋友发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给我的，谈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复记者说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却认为我一定知道，因此将我挖苦几句。他的坦率并不使我生气。朋友间只有讲真话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加深友情。有些人过分重视礼貌，在朋友面前有话不讲，只高兴听别人的好话，看别人的笑脸，这样交不上好朋友。别人不了解我并不等于反对我，事情终于会解释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说服我，我决不会认错。我并没有健忘症，我没有什么把柄让人抓住，因此读到挖苦的文章我并不脸红。 我这次到巴黎是来参加国际笔会的里昂大会。大会在里昂开幕，在巴黎闭幕，一共举行了五天。这是第四十五届的国际大会了，但在我看来它只是个开端。对国际笔会我个人有特殊的看法：它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它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理想，这是目标，我以为它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意见，反正这是长远的事情，今后还有不少讨论它的机会。 这次在法国，我们并未接受任何团体或者个人的邀请，开会以外的时间都可以由我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出外访友也好，在住处会见客人也好，参观艺术宝藏也好，游览名胜古迹也好，到大树林中散步也好。巴黎不愧为世界文化名都，一代接一代的读者从不朽的文学名著中熟悉它的一切，热爱它的一切。法国人珍惜他们的过去，热爱他们的历史。以巴黎为例，他们把现在同过去结合得非常好。他们保存了旧的，建设了新的。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即使先贤祠前广场上停满了轿车，我还可以到卢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协合广场上方尖碑前我仿佛看见了两百年前断头机上带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两小时内我回顾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百年间的道路。我对进步人类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的想法。这次在巴黎小住比较清闲，有时间观察，也有时间思考，还有时间同朋友们闲谈。我的确认真地想过了一番。在国内我常常听人说，我自己也这样想过：西方国家里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三次访法，我都没有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因此我并不特别感觉到“物质丰富”。同文化界人士往来较多，了解较深，用我的心跟他们的心相比，我也不觉得他们比我“精神空虚”，有一位华裔女汉学家一天忙到晚，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她需要学习、需要工作，闲着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样生活，我倒感到太紧张，受不了。从国外回来我常常想到我们一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在我们这里“个人奋斗”经常受到批判，吃大锅饭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习惯了“混”的生活，我不愿意，也不可能从早到晚地拼命干下去了。然而我能说那样拼命干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虚”吗？ 我在上海家中晚间常看电视节目消遣。在国外偶尔也看电视。初看西方节目，觉得节奏太快，不习惯。看多了，习惯了，回到国内又嫌我们的节目节奏太慢。我知道过一个时候我又会习惯于慢的节奏。但是我忘记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返回巴黎。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纷纷赶回城来，轿车一辆接一辆排成一根长线。我们的车子挤在中间随大流飞奔。速度太快，我有点紧张，我想要是我们的车子忽然出毛病开不动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坐在我身边的朋友仿佛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带笑地谈起来。他说：“有一回我开车回城里，车子比现在更多。我已经十分疲劳，但是欲罢不能。我像一个机器人在滚滚车流中向前飞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动我，我停不下来。我要是停下，那么几十辆，几百辆车子都撞上来，怎么得了！我只好振作起来开车回家，好像害了一场病一样，第二天睡了一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别人不让你停啊！” 这位朋友还讲了一些话，我不在这里引用了。关于他的事我本来可以多讲几句，不过我看也用不着了。“物质丰富”，那是上层社会的事，与他无缘。“精神空虚”呢，“精神空虚”的人是没有精力和勇气往前飞奔的！…… 最后我接受了瑞士苏黎世市长先生的盛情邀请，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别了巴黎，在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畔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30、知识分子 去年年底我为《寒夜》——挪威文译本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校旱《寒夜》已经被译成挪威文，友人叶君健问我是否愿意为这个新译本写序，我当然愿意。 《寒夜》脱稿于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阅自己的《文集》时，我又把全书修改了一遍。一个多月前我新编自己的《选集》（十卷本），又一次读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样激动。我不能不想到自己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仿佛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庆了。 我当时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国路上一座破破烂烂的炸后修复的“大楼”。我四周的建筑物、街道、人同市声就和校旱中的一样。那些年我经常兼做校对的工作，不过我靠稿费生活，比汪文宣的情况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写汪文宣的时候也放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最近三四年来我几次对人说，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朋友都死于肺结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校旱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我要写真实，而且也只能写真实。我心中充满悲愤。我不想为自己增添荣誉，我要为受难人鸣冤叫屈。我说，我要控诉。的确，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提出了控诉（ j’accuse）。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地否定了。 关于《寒夜》，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悲观绝望的书；一说是充满希望的书，我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可以说是常常跟着评论家走。现在我头脑清醒多了。我要说它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因为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究竟怎样，挪威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很高兴挪威的读者通过我的校旱接触到我国旧知识分子正直善良的心灵，了解他们过去艰苦的生活和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互相了解是增进人民友谊的最好手段，倘使我的校旱能够在这方面起一些作用，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十日 序言写到这里为止，想说的话本来很多，但在一篇序文里也没有说尽的必要，留点余地让读者自己想想也是好的。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火》第三部里面，我就替大学教授打过抱不平。校旱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像上海的小瘪三。”昆明的大学生背后这样地议论他们的老师，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看不起老师，因为他们会跑单帮，做生意，囤积居奇，赚大钱，老师都是些书呆子，不会做这种事。在那个社会知识无用，金钱万能，许多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温饱。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书却常常给人带来不幸。在《寒夜》中我写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庆的一些事情。当时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没有实权，靠正当收入过日子，也谈不到舒适。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政院当参事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几个人合租了一座危楼（前院炸掉了，剩下后院一座楼房）。我住在郊外，有时进城过夜，就住在他们那里，楼房的底层也受到炸弹的损害，他们全住在楼上。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吃的平价米还是靠他们的“特权”买来的，售价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来难下咽。这些贩卖知识、给别人用来装饰门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枪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实权的大官相比，他们也只是勉强活下去，不会受冻挨饿罢了。 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有一段长时期汪文宣那样的命运像一团黑影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我没有屈服。我写《寒夜》，也是在进行斗争，我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我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气放弃了斗争，我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说句心里话，写了这本校旱，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 在三十年代我也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短篇，如《爱的十字架》、《春雨》等。但是我还写过批判、鞭挞知识分子的校旱如《知识阶级》、《沉落》，就只这两篇，目标都是对准当时北平的准备做官的少数教授们。我写《沉落》，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把稿子交给河清（即黄源，他帮助郑振铎和傅东华编辑《文学》月刊）后不久，我就到日本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读了我的校旱很生气，从北平写长信来批评我。他严厉地责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发泄气愤）？！我把他的劝告原封退还，在横滨写了一篇散文答复他，散文的标题也是《沉落》。在文章里我说，我“所攻击的是一种倾向，一种风气：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努力之一”。但是我不曾说明，校旱中的那位教授是有所指的，指一位当时北平知识界的“领袖人物”。我并未揭发他的“隐私”，校旱中也没有什么“影射”的情节，我只是把他作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来批判，进一番劝告。他本人当然听不进我这种劝告。我那位好友也不会被我说服。我记得我们还通过长信进行辩论，谁也不肯认输。不过这辩论并没有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后来我的校旱给编进集子在读者中间继续流传，朋友对我也采取了宽大的态度。至于校旱中的主人公，他继续“沉落”下去。不过几年他做了汉奸。再过几年，他被判刑、坐牢。我曾经喜欢过他的散文，搜集了不少他的集子，其中一部分还保存在我的书橱里。但是对于我他只是黑暗深渊里的一个鬼魂。我常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但“沉落”下去的毕竟是极少数的人。 这“沉落”的路当然不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经过了八年的抗战，我们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经受得住这血和火的考验的。即使是可怜的小人物汪文宣吧，他受尽了那么难熬的痛苦，也不曾出卖灵魂。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后有机会我还想谈一谈，现在用不着多讲了。 中国人民永远忘记不了闻一多教授。 六月五日 《真话集》后记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巴金 1、干扰 《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经编成，共收“随想”三十篇。我本来预定每年编印一集，字数不过八九万，似乎并不费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随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则，放下笔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虽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这就是所谓“一吐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意外的“干扰”来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我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夜，我几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迟钝，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时还做噩梦，可是我不再心烦。“危机”似乎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得救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不过只有两夜，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手术把囊肿取出，不会有麻烦。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的夜。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我重读了一年半中间写的三十则“随想”，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 我唠叨地讲自己的“危机”，只是说明作家的“思想复杂”。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一切听你指挥。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三访巴黎》和《知识分子》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两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干扰把它们搁在一边，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总算按计划写成了。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经过了十年的“外调”，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摊开稿纸，就听见门铃在响，接着给人叫了下去。几次受到干扰，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干扰”扼杀的作品太多了＃葫以听见门铃声，我常常胆战心惊，仿佛看见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在眼前飞奔而去。我只能责备自己。一个作家有权利为他自己的写作计划奋斗，因此也有权同“干扰”作斗争。 最近人们忽然对已故法国作家萨特感到了兴趣，我听见有人私下谈论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访问上海，我在家里接待过他们。但是我当时很谨慎，很拘束，讲话吞吞吐吐，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校旱一类的问题。一九七九年我访问法国，他双目失明在家养病，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打算登门拜访，却没有得到机会。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经逝世，听说有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关于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部多幕剧，也谈不出什么。但是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赞成“把作家分为等级”。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东西，而你在这种文学中属于这样的级别。我否认这样做的可能性。”他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有级别，就有“干扰”。级别越高，待遇越好，“干扰”也越多。于是“干扰”也成了一种荣誉，人们为争取“干扰”而奋斗。看来萨特一口否认的“可能性”是毕竟存在的了。不是吗？ 那么要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怎么办？扩大级别吗？增加等级吗？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2、再说现代文学馆 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来探病，闲谈中又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每次见面，我都向他谈文学馆的事，快两年了，他以为这个馆总该挂起招牌来了。没有想到我的答复仍然是：好像困难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并没有雄心壮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现代化的高楼。我们只打算慢慢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但搜集资料，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有一个办公的地点。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们手中有一笔赠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在北京有一个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设在中国作协的防震棚里，筹委会的人也在为房子奔走。有一次说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么庙什么寺，但是无处存放搜集来的资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住在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位朋友说：“你不用性急，不会久等的。我们不是在大声疾呼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当然不止是：种树木，扫马路，文明服务，待人有礼，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等等。我们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学遗产……特别是反映我们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包括在内。你们的文学馆当然不会给人忘记。” “但愿如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能不能看到文学馆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说过：“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文学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黑字印在白纸上，谁也涂沫不掉嘛。 这些年我常有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想法：我们搞文学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过一件好事，只是白吃干饭，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事情给搞坏了，就有些人给叫出来受批挨训，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紧张，好像我们六十多年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对革命、对人民没有一点贡献。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我有个人的经验，我也熟悉同时代人的经历。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精神的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胜旧势力的坚定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八月十七日 3、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近来大家都在议论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事件。中国人有意见，日本人也有意见，东南亚国家的人都有意见。 修订本国的教科书可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进入”，掩盖“皇军”杀人夺地的罪行，翻过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温侵略“美”梦的野心，问题就大了。有人说，这是“内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国、屠杀别国人民的“内政”吗？又有人说，是进入还是侵略，应当由后人来论断是非。这是“成则为王”的老观念，只要我有钱有势，后人会讲我好话。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这种事也不会拖到后代等后人来解决。关于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事，我们记忆犹新。“进入”不止一次，单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万以上中国军民的死亡，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在中国土地上还留下不少“皇军”的“德政”——万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不曾忘记日本军人的残酷暴行。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等不到后人论断就垮台了。听说在日本今天还有人准备建立“满洲建国之碑”为它招魂，这只能说明那班人靠搞阴谋、念咒语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们要“进入”，中国人民一不欢迎，二无所畏惧，不过说实话，你们真的能够再像三十年代那样“进入”中国吗？真应该动脑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中日人民之间有两千年的友谊，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军国主义的逆流和破坏友谊的阻力又算得什么！但是怎么会让这逆流、这阻力占优势，终于引起一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一九三五年在横滨和东京七个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没有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人民听惯假话受了骗。我写过一篇短文《日本的报纸》，讲的都是事实。我对日本报纸天天谩骂中国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举出一些报道文章，证明它们全是无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读者受了影响，居然真的相信日本军人“进入”中国是为中国人谋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却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为上海的一份杂志写的，杂志发稿前要把稿件送给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结果“不准发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颠倒是非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觉到舆论工具“威力”之大。这些事，这种情况，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相信宣传，以为日本人真在中国受尽迫害。而事实却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当做“贱民”看待。究竟谁欺侮谁，我有一部中篇校旱《海的梦》可以做证，单凭这一点，我的校旱也要传下去，让后人知道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所谓“丰功伟绩”。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劳的优秀人民。我知道他们受骗上当，却无法同他们接近，擦亮他们的眼睛。我在横滨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个月，我看见朋友代他女儿写的寄守卫满洲的“皇军”的慰劳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占领满洲是为了赶走中国“马贼”保护满洲人民，傀儡“皇帝”溥仪乃是“真命天子”，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用这些荒谬的神话来教育儿童、教育青年的，无数的年轻人就这样给骗上战场充当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没有忘记。溥仪访问日本的前夕，几个日本“刑事”（便衣侦探）半夜里跑到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之后，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会，遇见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给带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 惨痛的血的教训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声”的人在六十年代却站出来讲话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访问日本寻求友谊，都是满载而归。那个时候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处都有欢迎的手伸向我们。在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结识了许多真诚的、互相了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受到破坏，两国人民都会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公园里看到日本岐阜县建立的纪念碑，岐阜人说：“日中不再战！”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县建了一座纪念碑，碑文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声音应当更加响亮，人民的团结应当更加紧密，让那些妄想再度“进入”中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军国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这一次修改教科书的人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中间有少数健忘的人习惯于听喜报，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损害友谊，有伤和气，或者妨碍团结。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来，做了反面教员，敲了警钟，对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点治疗的作用。军国主义的逆流就在近旁翻腾，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忘记八年抗战的往事了。那么让大家都来参加人民友谊的活动罢。 九月六日 4、一篇序文 一 我知道魏以达同志把我的《家》译成了世界语后十分高兴。三十年代中我曾经想望我的长篇校旱有一个世界语译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动手试一下。那个时候我经常接触世界语书刊，使用世界语的机会较多。可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下不了决心，害怕开了头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后来别的事情多起来，我和世界语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世界语又由熟悉变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译自己作品的考虑了。 四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十载“文革”，但是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不减。我为近四十多年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感到兴奋。我个人的心愿也并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魏以达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删节本翻译，他根据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订过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么时候也出现一个完全的英译本！我不喜欢整章的删节。 《家》不是自传体的校旱，不过我在书中写了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校旱早已“过时”，可是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校旱并没有“过时”。 当然它总有一天要“过时”，我是指到了污水给打扫干净的时候。但新社会总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要了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记昨天的事，我们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对我来说，《家》今天还是警钟，多么响亮的警钟！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语译本的序文。在翻译这校旱的时候，译者曾来信要我为译本写篇短序，我说我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译本一共写了十篇以上的序，说来说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饭，决定不写什么了。后来见到译者，我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出版社准备发稿，来信中又谈起了写序的事，我一口答应，动笔写了六七百字，过两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话要讲。但在序文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我害怕读者会感到厌烦。我读校旱就不看什么前言、后记，特别不喜欢那些长篇大论。 在短短的序文里我讲了两件事情：一，我对世界语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欢删节过的英译本《家》。 先谈世界语，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语之特点》。当时我不到十七岁，还没有开始认真学习世界语，我只是在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么杂志上读过宣传世界语的文章，自己很感兴趣，就半抄半写，成了这篇短文。短文发表以后，有一位在高级师范念书的朝鲜学生拿着《半月》来找我商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的事。我只好告诉他，我写文章是为了宣传，我手边连一册课本也没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讲习班终于没有办起来。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183;巴基用世界语写的中篇校旱《秋天里的春天》。此外，我还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几期《绿光》杂志，在上面发表了两三篇像《世界语文学论》那样的文章，谈个人的印象，当然很不全面，因为我读书有限，只读了学会的半个书橱的藏书，而且不久连这些书也被“一＆#183;二八”侵沪日军的炮火毁得干干净净。这个学会在闸北的会所给烧光之后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间屋子，继续活动了一些时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后成立了新的世界语学会，但是我已经离开了运动。我是旧学会的会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法国回来不久参加了学会，后来又当选为理事。在“文革”期间“巴金专案组”的人审讯我的时候，就揪住这个“理事”，这个“会员”不肯放。他们问来问去，调查来调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参加过两个团体，另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也是这个协会的理事，别的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他们梦想发现什么“反动集团”，结果毫无收获，幸而他们只会使用斥骂、侮辱这一类的手段，没有采用严刑拷打（文艺界中吃过这样苦头的人确实不少），否则我也不可能在这里漫谈对世界语的感情了。这感情今天还存在。虽然我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做从前做过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关心世界语的事业，并且愿意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再过五年，一九八七年，将是世界语诞生的一百周年。一百年＃狐应当有更大的发展。 三 关于《家》，几十年中间我讲了不少，现在似乎无话可说，其实也用不着我饶舌了。 这次我在序文里提到英译本中整章的删节，并且表了态，只是因为编辑同志来信说：“我们发现英文版有较大的删改，据说是你亲自为外文版删改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世界语版的内容以中文原本为根据，还是按照删改过的英文版。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表态了。其实我早就应该讲话。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那样的删改法。但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当时我只是根据别人的意见，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这“别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责任编辑，由他同我联系，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为了宣传，凡是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他的意见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校旱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我在“双百”方针发表前交出了删改本，英译本则在反右运动后出版，我害怕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不爱护自己的作品，却拿它来猎取名利，这也是一件可耻的事。英译本可以说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镜子。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吧。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十月四日 5、一封回信 一 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最近访问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问题。她这样写道： 我一九七五年来过中国。当时我要求会见作家、访问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给我文学作品阅读，我却为人们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贫乏而感到吃惊……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没有文学，或者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谓的“文学”。 现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形式在中国是不是也变得重要起来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您说过：“要相信未来。未来将是美好的。”您怎样看这未来呢？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的倾向太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苗头，您以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后来吹起了一阵暖风，我的思想稍微活动起来，于是“文革”发生，我被打翻在地，还有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动弹不得。“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又站了起来，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了。对每件事我都有个人的看法，对有的问题我考虑得多一些，有的考虑得少一些，不过总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我常常想，最好等考虑成熟了再开口讲话，但实际上我常常被逼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我想既然给逼上梁山，那就说吧，横竖是说自己的话，说错了就认错，受到责难，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书桌上乱纸堆中睡了十多天，终于给找了出来。无法避开她的问题，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动不便，没有能接待您，请原谅。您要我‘用书面回答’您的问题，我写字困难，只能简单地写一点；而且，当然，只讲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话时，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帮’专政下，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新社会’的‘贱民’，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您当然不会见到我。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因为他们全给赶到‘五*七’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四人帮’用极左的‘革命’理论、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知识罪恶，文化反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他们开办‘工厂’，用自己发明的‘三突出’、‘三结合’等等‘机器’制造大批‘文艺作品’，他们得意地吹嘘‘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四人帮’垮台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破产了。作家们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拿起了笔，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们也给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执笔的权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奋地写作。几年来出现了相当多的文艺刊物，相当多的新作家，不用说，还有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作品很多，当然有好有坏，但好的并不少，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却保留着很深的印象：这里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学；而且还有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独立思考。作家们各有各的风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了解的人物，生活多种多样，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触的平凡人物，我发现我的同胞们的优美心灵。我很高兴，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说‘前程似锦’（‘未来将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许多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炼，能够用独立思考、愿意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数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围的生活，使生活变得美好，使自己变得对社会、对人民更有用。现实生活培养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着作家写作、前进。认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难不倒的。 “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让他们自己挑选吧。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至于西方化的问题，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拿我本人为例，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校旱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他们有创新的权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好的流传后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 十月二十六日 6、愿化泥土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是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我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的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做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7、病中（一） 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革”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七月五日 8、汉字改革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女士转来“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见过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别是，先生对敝人提出的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予以恳切的回答，并且允许我在敝人的书里介绍那一次的谈话……”他那本“批判日本国语改革的书”出版了，寄了一本给我，表示感谢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见。 我翻读了丸谷先生寄赠的原著，书中引用了我们的“一问一答”，简单，明确，又是我的原话。关于文字改革，我说：“稍微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问起是否想过废掉汉字。我笑答道：“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 关于日本国语改革我并无研究，不能发表议论。但说到汉字改革，我是中国人，它同我有切身的关系，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虑。我对丸谷先生讲的是真心话。我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个多民族、多方言、十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国，在西贡——堤岸的小火车上遇见一位华侨教师，我们用汉字笔谈交了朋友，船在西贡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汉字，我们两个中国人就无法互相了解。 我还要讲一件事。《真话集》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接到样书，就拿了一册送给小外孙女端端，因为里面有关于她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书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认识，拿着书读不下去。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香港同胞使用的汉字大陆上的孩子看不懂，简化字用得越多，我们同港澳同胞、同台湾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汉字简化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跟汉字打了七十几年的交道，我也有发言权。我从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不下数百篇，至今还记得大半。深印在脑子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是任何命令所废不掉的。 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讲过的话。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得复杂，变得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我们有的是吃“大锅饭”的人，有的是打“扑克”和开无轨电车的时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汉语汉字并不比学欧美语言文字困难。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一天天多起来，许多人想通过现代文学的渠道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学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字受到重视。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谁也毁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别的人。 以上的话，可以作为我给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补充。 七月九日 彪炳千秋 无出其右 9、病中（二） 在病房里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梦，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儿子、女婿或者亲戚，要他们毁掉它或者把它搬开，我自己没有力量“拿着长矛”跟“牵引架”决斗，只好求助于他们。怪梦起不了作用，我规规矩矩地在牵引架上给拴了整整两个月。 这以后牵引架给撤销了。梦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来了。我这人也有点古怪，左腿给拴在架上时，虽然连做梦也要跟牵引架斗，可是我却把希望和信心放在这个“最保守、最保险”的治疗方法上，我很乐观。等到架子自动地搬走，孩子买了蛋糕来为我庆祝之后，希望逐渐变成了疑惑，我开始了胡思乱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乱，对所谓“最保险”也有了自己的解释：只要摔断的骨头长好，能够活下去，让八十岁的人平安地度过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轮椅活动，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这个解释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辩论，我反驳自己，最后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里有一盏台灯整夜开着放在地板上。两个月“牵引”的结果使我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六点以后医院开始活动起来。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饭，服了药。我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动了一整夜的脑筋，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阵之后，再睁开眼，接班的人来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可以向他问话，要他读信给我听。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儿和侄女。她们两个在两点钟护士量过体温后给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写信，陪我见客，在我讲话吃力的时候代我答话，送走索稿和要求题词、题字的人。她们照料我吃过晚饭，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来才离开病房。不知怎样，看见她们离开，我总感到依依不舍。大概是因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来了。 这就是“牵引”撤销后我在病房里一天的生活。当然，护士每天来铺床送药；医生来查病房，鼓励我自己锻炼，因为我年近八十，对我要求不严格，我又有惰性，就采取自由化态度，效果并不好。医生忙，看见我不需要什么，在病房里耽搁的时间越来越短，也不常来查病房，因此我儿子断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部分地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每晚我服两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时，儿子的想法又帮助我放宽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紧了。情绪又逐渐好起来。不过偶尔也会产生一点疑惑：这样出院，怎样生活、怎样活动呢？但是朋友们不断地安慰我，医生也不断地安慰我：“你的进步是已经很快的了。”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开始这样相信。 就这样病房里的日子更加好过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因为我“不能”看报、看信，所以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进医院时，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游过四川，又两去西安，身心都不错，说是“练了气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这类传说。万想不到半个月后，就在这个月二十四日他离开了人世。噩耗没有能传到病房，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以为我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一无所知，几个月中间，我从未把健吾同“死”字连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还躺在病床上写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后来有一次柯灵来探病，他谈起健吾，问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说知道，他去四川跑过不少地方。柯灵又说：“他这样去得还是幸福。”我说：“他得力于气功。”柯灵感到奇怪，还要谈下去，我女儿打断了他的话，偷偷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讯。我一直以为他活得健康，又过若干时候，一个朋友从北京回来忽然讲起健吾的没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种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再过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到医院看我。几年前我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给我带来人民币五百元，那是汝龙送的款子。汝龙后来在信上说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带给我健吾的三百元赠款。在我困难的时候，朋友们默默地送来帮助。在病房中重见维音，我带眼泪结结巴巴地讲她父亲“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动。曹禺也在病房，他不了解我的心情，却担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这样。听维音谈她父亲的最后情况，我才知道他在沙发上休息时永闭眼睛，似乎并无痛苦，其实他在去世前一两天已经感到不舒服。维音曾“开后门”陪着父亲到两家医院，请专科医生检查。他们都轻易断定心脏没有问题。病人也无话可说，回到家里一天以后就跟亲人永别。 维音讲起来很痛苦，我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多么需要知道这一切啊！曹禺怕我动了感情，会发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担心我支持不下去，他听说维音还要去看健吾的另一个老友陈西禾（住在二楼内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时间快结束，催她赶快下楼。维音没有能把话讲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离开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对维音感到抱歉，没有让她讲完她心里的话。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忠实朋友看待的。现在我仰卧在床上，写字吃力，看报困难，关于他，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他五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文学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再讲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我想起了汝龙的一封信，这是我在病中读过几遍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左邻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气十分紧张，不料有一天他来了。那时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很狼狈。……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二百元，你留着过日子吧。”……我自以为有罪，该吃苦，就没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时候我的亲友都断了来往，他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风险，特意来拉我一把。 汝龙接着感叹地说：“黄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里想有关健吾的往事，想了几天，始终忘不了汝龙的这两句话。对健吾，它们应该是最适当的悼词了。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里，我不断地念着这个敬爱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10、掏一把出来 《随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写成的。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龙（翻译家）来信中的话。发表私人通信，没有事先征求本人同意，我应当向写信人道歉。在某一个长时期，私人信件常常成为个人的罪证。我有一位有才华、有见识的朋友，他喜欢写长信发议论。反右期间一个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给上级，他终于成了“右派”。后来他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过了几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个做教授的朋友给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叠信，造反派学生根据信件又抄了他的家，并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还有人不愿写信，不愿保留信件。 但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来的了。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讲心里的话。汝龙也不愿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来。那么让我再从他的信中抄录几句： 我知道他死讯的那天晚上通宵没睡，眼前总像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他那充满焦虑的目光，他那很旧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绢包着的钱，我甚至觉得我再活下去也没意思了。…… 汝龙是少见的真挚的人，他一定没有忘记那十年中间种种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记不了许多事情，许多嘴脸，许多人的变化。像李健吾那样的形象，我却很少看见。读了汝龙的信，我很激动。那十年中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会像健吾那样在那种时候不顾自己去帮助人。 我变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精神状态，我明白这就是我的所谓“改造”。我参加“运动”还不算太多，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一个“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结果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当然写不出东西来。想起健吾，想起汝龙信中描绘的形象，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着，一下！一下！ 汝龙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可能因为看见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绝望。这绝望只能是暂时的，不然他怎么能长期伏案勤勤恳恳地翻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我却认为一个好人死了，我们更有责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为可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更多了。尽管十年“文革”至今还给我带来血淋淋的噩梦，但长时期的折磨却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使我更加热爱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 11、病中（三） 人以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实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其实凭自己的胡思乱想，什么也解决不了。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横，想道：只要心不死，我总会留下一些什么。又想，只要有信心，我还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给钉在“牵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我忘记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季节，发生过完全不同的事。那几年中间我不敢到医院看病，因为害怕两件事情：一是在“医疗卡”上加批“反动权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医院群众专政登记处去登记，表示认罪。我们去看病，要向本机关监督组请假，他们就在“医疗卡”上随意批注。不用说，这种做法早已跟着“四人帮”一起消失了。这次在医院中我从亡友西禾的口里听到“非人生活”四个字，他是在讲自己病的痛苦。其实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时期的生活，我也几次吐出“非人生活”这样的句子，在那一段时期我们哪里被当成人看待？！有多少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有多少人发挥兽性对待同胞？！ 我激动起来，满头冒汗，浑身发颤。那种“非人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它会不会再来？我抓住这个问题，想穷根究底，一连想了好几个晚上，结果招来了一次接一次的人与猛兽斗争的噩梦。我没有发高烧，却说着胡话，甚至对眼前的人讲梦中的景象（当时也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却又无法突破梦境），让孩子们替我担心。他们笑我，劝我，想说服我不要胡思乱想。他们说从来梦景荒唐，不值得花费脑筋。他们不会说服我，倒是我说服了自己，我想通了：十年“牛棚”正是对我的迷信的惩罚。 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做过我的专案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听人讲起文章的内容，我感到可悲，以人为兽不过是暴露自己的兽性，在我们文明古国的脸上涂抹污泥。 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自己。不用说，今天还有人想做“看牛人”，但是我决不再做“牛”了。“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家去算吧。连关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也有那么多的历史记载，何况我们口号震天、标语遍地的十载“文革”！ 我说过在病房里儿女们封锁消息，不让我知道好友的噩耗。可是在医院中人们常有机会接触死亡。我入院后四十天光景，著名导演吴永刚也摔伤住院了。他住在我隔壁的房间，进院时就昏迷不醒，说是正在同别人讨论新的剧本，很兴奋，向痰盂吐痰，忽然倒下去，说是脑溢血，又说脑部受伤。听说家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媳妇在照料他。这些话都是间接听来的。我仰卧在病床上，连房里的陈设也看不清楚，何况门外的邻居！ 我和吴永刚同志不熟。两三年前有一次同朋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看《巴山夜雨》，见到他，看完出来他陪我走了一段路，一面解释他的导演构思。影片和他的话都使我感动，我从心底感谢他拍出这样的电影，我也同情他近二十多年的遭遇，痛惜他那些年中白白浪费了的才华。后来《巴山夜雨》得奖，我为这位重见光明的老导演感到高兴，我盼望他拍出更好的电影。他似乎也有信心。却万想不到他在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发了病，先给送进另一家医院，第二天才转到这个医院来。从星期天到星期五凌晨，他一直昏迷不醒，护士们轮流值班守着他。我经常从儿女们的谈话中知道一点他的情况。我女儿代我去看过他。听说在病房外方桌上放着纸笔供探病者签名，我让女婿代我去写上一个名字，对永刚同志表示最后的敬意。 十二月十八日凌晨我忽然听到了哭声，便对陪伴我的女婿说：“一定是永刚同志过去了。”这天上午死者的遗体由几位电影界的负责人护送下楼。我让病房门开着，仰卧在床上我看见一群人过去。然后走廊又空了。 这就是我在病中第一次接触到的死亡。永刚同志去了，但是《巴山夜雨》中的几个人物活在我的心里，甚至在病床上他们还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为了那些人我也要活下去。 八月三日 12、我的哥哥李尧林 一 前些时候我接到《大公园》编者的信，说香港有一位读者希望我谈谈我哥哥李尧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愿望，他们都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们谈论他，还仿佛他活在他们的中间，那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给我唤起许多忘却了的往事。我的“记忆之箱”打开了，那么一大堆东西给倾倒了出来，我纵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们放进箱内，才好关上箱子，然后加上“遗忘之锁”。 一连两夜我都梦见我的哥哥，还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醒过来我才想起我们已经分别三十七年。我这个家里不曾有过他的脚迹。可是他那张清瘦的脸在我的眼前还是这么亲切，这么善良，这么鲜明。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工作多少时候，但是我的漫长的生活道路总会有一个尽头，我也该回过头去看看背后自己的脚印了。 我终于扭转我的开始僵化的颈项向后望去。并不奇怪，我看到两个人的脚印，在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以后我就开始了独往独来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朋友不多，他们对我了解不深，他们到我住的公寓来，大家谈得热烈，朋友去后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为了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医生摇摇头，似乎说我的肺部不好。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做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 从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尧林还在那里，他报考苏州东吴大学，已经录取了。他见到我很高兴，并不责备，倒安慰我，还陪我去找一个同乡的医生。医生说我“有肺病”，不厉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绍我去找那个在“法租界”开业的医生（也是四川人，可能还是他的老师）。我在南京住了两天，还同尧林去游了鸡鸣寺、清凉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苏州。 他在苏州念书。我在上海养病、办刊物、写文章。他有时也来信劝我好好养病、少活动、读点书。我并没有重视他的劝告。我想到他的时候不多，我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尔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绪不好时，我也会想到哥哥。这年寒假，我到苏州去看他，在他们的宿舍里住了一夜。学生们都回家去了，我没有遇见他的同学。当时的苏州十分安静，我们像在南京时那样过了一天，谈了不少的话，总是谈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问他：“你不觉得寂寞吗？”他摇摇头带着微笑答道：“我习惯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苦味。他改变了。他是头一次过着这样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汇来的钱不多，他还要分一点给我。因此他过得更俭省，别人都走了，他留下来，勤奋地学习。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觉察出他有一种坚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满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闲谈中我向他提起一个朋友劝我去法国的事，他不反对，但他也不鼓励我，他只说了一句：“家里也有困难。”他讲的是真话，我们那一房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大哥正在进行绝望的挣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两个兄弟的“学成归来”。在我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灭了。担子落在三哥一个人的肩头，多么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怜他，总摆脱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们友爱地分别了。他送给我一只旧怀表，我放在衣袋里带回上海，过两三天就发觉表不见了，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给扒手拿走的。 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做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心软，不愿一口拒绝，要三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写过两封信劝我多加考虑，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大哥后来表示愿意筹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谈谈，让我们了解家中经济情况。这倒叫三哥为难了。我们两个都不愿回家。我担心大家庭人多议论多，会改变大哥的决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绩不大，还不如把旅行的时间花在念书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大哥汇了钱给我。我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办好出国手续，领到护照，买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轮离开了上海。 出发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写道： 你这次动身，我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以后你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越好。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215;＆#215;兄年长、经验足，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你到法国后应当以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应当特别注意，有暇不妨多运动，免得生病…… 这些话并不是我当时容易听得进去的。 二 以上的话全写在我住院以前。腿伤以后，我就不可能再写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哥哥的形象仍然时常出现。我也想到有关他的种种往事，有些想过就不再记起，有些不断地往来我的眼前。我有一种感觉：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于是我找出八个月前中断的旧稿继续写下去。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他到了北平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寄食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 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做英语教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走马上任”。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校旱《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蝴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惟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给她找了对象，订了婚，却不如意，她很痛苦，经过兄妹努力奋斗（三哥也在旁边鼓励他们），婚约终于解除。三哥很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会同意婚约，看不上他这样一个穷女婿。总之，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姑娘后来另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订了婚。至于三哥，他可能带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弃一切了。我可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啊！ 他去“贺喜”之前，那天在文学季刊社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谈得不多。送他出门，我心里难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虽然西服整洁，但他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从桂林回上海，准备住一个时期，写完长篇校旱《秋》。我约三哥来上海同住，他起初还在考虑，后来忽然离开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来了。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还记得中秋节那天下午听见他在窗下唤我，我伸出头去，看见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 他就这样在上海住下来。我们同住在霞飞坊（淮海坊）朋友的家里，我住三楼，他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了《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他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校旱《悬崖》，也常常问我对译文的看法。他翻译《悬崖》所根据的英、法文译本都是我拿给他的。我不知道英译本也是节译本，而且删节很多。这说明我读书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对任意删改别人的著作，却推荐了一本不完全的校旱，浪费他的时间。虽然节译本《悬崖》还是值得一读，他的译文也并不错，但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后我动身去昆明，让他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声言笑，但是对孩子们、对年轻的学生还是十分友好，对翻译工作还是非常认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连他有些什么朋友，我完全不知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这以后我见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终未断。这些信一封也没有能留下来，我无法在这里讲一讲三哥在上海的情况。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刚在那里定居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断绝了。 日本军人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我四处打听，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谣言很多，令人不安。听说陆蠡给捉进了日本宪兵队，也不知是真是假。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报告平安，但从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日军铁蹄下文化人的生活。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当久，终于到了我眼前。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离开了桂林，以后也没有能回去。 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校旱《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惟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狐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八月十日写完 13、怀念一位教育家 有一天，科学家匡达人同志对我谈起她的父亲，我说我打算写一篇怀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着。一年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其实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写这篇文章。那时我刚从广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经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国的梦》）里加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 《南国的梦》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游记《旅途随笔》里面，是我初到广州时写成的。这年春天我离开上海前曾经去医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医院，我到了那间单人病房，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说是肠癌，动过手术，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泪，我不敢多看他那张带着痛苦表情的瘦脸，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轻轻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们走出了医院。 在广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空下来和一位广东朋友在一起，我们总要谈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并不熟，我同他见面较晚也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是为了他和朋友们创办的立达学园献出自己生命的。我没有在立达学园待过，但我当时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学校设在小山脚下三座并排的旧祠堂内，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作为客人住了五天，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我说：“要是他来看一看多好！”广东朋友叹息说：“不可能了。不过他的思想会鼓励我们。”他含着眼泪加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我相信他的决心。我想到在上海医院里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兴奋起来：“只要思想活着，开花结果，生命就不会结束。”我却没有料到两年后，这个师范学校由于省教育当局的干涉停办了。 互生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家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安徽朋友带我去的。房里陈设简单。学生们常来找他谈话。他对他们讲话，亲切、详细。我在旁边也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长兄。那两天我刚刚听到关于他对待小偷的故事，学校厨房捉到偷煤的贼，送到他那里，他对小偷谈了一阵，给了两块钱，放走了，劝“他”拿这笔钱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地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改好的。”我和几个朋友都赞成他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佩服他的改造人们灵魂的决心和信心。他从不讲空话，总是以身作则开导别人。 立达学园不是他一个人创办的，可是他一个人守着岗位坚持到底。有一个学期他为学校经费到处奔走。我去过他的家不多久，那里就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学校也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中的事。停战后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湾看立达学园的旧址，屋顶没有了，在一间屋子里斜立着一颗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在另一处我看见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这次到江湾是来找寻侵略战争的遗迹；互生先生却是来准备落实重建学园的计划。 学校重建起来，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经熬尽。学园七月恢复，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肠癌进医院动手术，他起初不肯就医，把病给耽误了。开刀后，效果也不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钱。我还记得在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读到一篇赞美互生先生的短评，说他为学校筹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马路上被车（人力车吧）撞倒，给送进医院诊治。医生要他每天喝点白兰地。他离开医院后，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兰地，花去八角。他说：“我哪里有钱吃这样贵重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他以后就不再去喝白兰地了。 手边没有《中学生》，我只记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灯灭了，我感到损失，我感到悲痛。 还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战区，只好在两位留日归来的朋友的住处借宿。后来我在环龙路一家公寓里租到一间屋子，那两位朋友也准备搬家。没有想到过两天那位姓黄的朋友忽然来说，姓伍的朋友让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况，原来伍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洗澡，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结果把三个人都捉走了。朋友们到处打听，托人设法，毫无用处，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先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里掏出李的信，拿给我看，一面说：“信里只有两个名字，对姓郑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那么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 八月二十二日 14、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陈仲贤先生把他写的访问记的剪报寄给我，我读了两遍，想起了一些事情。“编译室”楼上的学习，北京某招待所楼下的长谈，我都还记得。我不把他看做一个记者，在我眼前他是一位朋友，读他的文章，我感到亲切。不过他同我接触不够多，有些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随便谈一两件，例如我和其他几位作家被“安排”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只是为了实现“四人帮”“砸烂作家协会”的阴谋；另一方面又做给人们看：对我这个人他们也落实政策，让我有工作做。这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这之前我们在巨鹿路作家协会旧址学习。作协的名称已经取消，合并到“文化系统四连”里，当时常有小道消息说要把一批人送到出版社去，但我想也许会放我回家，因为我已年过七十，“文革”以前我并不在作协上班，也未拿过工资，我又无一技之长，只有一点虚名，“文革”期间连名字也搞臭了，正如造反派所说我是一只“死老虎”，毫无用处。没有想到，一天上午我到巨鹿路学习，那位工宣队出身的四连党支部书记在门口看见我，叫我跟他到楼下东厅里去。两年前也是在这里，他向我宣布“市的领导”决定，将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处理，不戴帽子”。这是“四人帮”的语言，说“不戴帽子”，就是戴一顶你自己看不见的帽子。没有文件，他只是翻开一个笔记本念出几句话。我没有抗议，也没有质问，当时我仍然听话，我想到“文革”前开了头的《处女地》的改译本，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是过两天他在学习会上向群众宣布关于我的决定时，就加了一句：“做翻译工作。”我想：“也好。”从此只要我有空便拿出《处女地》躲在楼上小屋里工作。全书译完了，支部书记也没有查问过一句。这次到东厅他坐下，仍然没有文件，连笔记本也不拿出来，只是口头宣布把我“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叫我自己去报到。我仍然没有抗议，不过我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我年老多病的情况。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我第二天上午就去出版社组织处报到，又给派去“编译室”，“编译室”是出版翻译图书的，当时也由人民出版社管理，从作协分配出去的人大都留在文艺编辑室，我一个人却给派到“编译室”，这意味着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拿着组织处的通知回到家里，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忆了过去几年间的事情。对“四人帮”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过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做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第二天我去“编译室”报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见我的是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我便向他说明我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一个星期来两个半天。他起初想说服我参加工作，我坚持有病，他终于让步。我就这样进了“编译室”。和在“文化四连”一样，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单位参加学习，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听同志们“开无轨电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我也会鼓起勇气讲几句话，或者照抄报上言论，或者骂骂自己。但在这里我发言的机会不多。不像在作协或者文化干校“牛棚”，每次学习几乎每“人”都得开口，我拙于言辞，有时全场冷静，主持学习的人要我讲话，我讲了一段，就受到了围攻，几个小时的学习便很容易地“混”过去了。换一个人开头发言也一样受围攻，只要容易“混”过学习时间，大家似乎都高兴。到了“编译室”，学习时间里气氛不太紧张，发言也比较随便，但是我已经明白这样耗费时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和陈仲贤先生就是在学习会上认识的，他到“编译室”比我迟几个月，他经常发言，容易引起人注意，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我觉得他是个不甘心讲假话的忠厚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曾同他交谈，当时多认识一个人，可能多一些麻烦，说不定旁边有人打小报告，也有可能对方就会把你出卖。多说一句话，也许会添一个罪名，增加别人揭发的材料。还有一些人小心谨慎，街上遇见熟人不是转身躲开，就是视若无睹。陈仲贤先生说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后来对偶像逐渐幻灭，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认识陈仲贤先生的时候，的确有些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做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花言巧语给谁也增添不了光彩。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想忘记却永远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伤疤露出来，我才有可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我应当承认，我提倡讲真话还是为了自己。 最近接到友人萧乾寄赠的《培尔*金特》，这是他翻译的易卜生的名剧。这名著我几十年前翻读过，毫无印象。这次看了电视录像，又匆匆地翻读了译本，感受却大不相同。我不想在这里谈剧本，我只说，我喜欢剧中的一句台词：“人—— 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说真话，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吧。 我和陈仲贤先生都离开了“编译室”，我说不清谁先谁后，只记得“砸烂”的作协分会复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先后来采访过几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记者了。我们谈得很融洽，并无顾忌，不必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很健谈，但读他的报道又嫌他下笔谨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采访的经验写出来，我一再给他鼓励，我相信讲真话的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九月七日 15、谈版权 最近接到黎烈文夫人来信，谈起烈文对旧作的态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少年时期所写的校旱，原名《舟中》，后来有人偷印，改名《保姆》。当年靳以在永安买到了，使烈文脸红，他不愿意人知道有这一本东西……”国内有人想出版烈文的创作选集，所以雨田说：“不应该再将它重印。” 我同意她的意见。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读过《舟中》，觉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认识烈文，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他从未提过《舟中》，我编印丛书，他也不曾将这类旧稿交给我重印。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应当严格，当时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较随便。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关于我自己，我有两点意见：一、我不是文学家，我当时不过拿文学做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二、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最初不好意思拿稿费，我是这样想：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所以我把第一本校旱的“版税”送给了一个朋友。以后书写多了，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嘛！”说到修改作品，拿《家》来说，自从一九三一和三二年校旱在《时报》连载后，到一九八○年我一共改了八次。今后大概不会再改了。关于修改作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坚持作家有这个权利。我说过，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以后就不能修改。作家总想花更多的功夫把作品写得更好些。拿我来说，就是把武器磨得更锋利些。倘使改得不好，读者不满意，可以写文章批评，但是谁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规定以初版本为定本。 我敬佩烈文不提少作，我也不愿意别人把我发表第一本校旱以前写的东西找出来重印。不管有没有出版法，我认为作家应当享有作品的“版权”，既然他对自己的作品负有责任。没有得到作者同意就编选、翻印别人的作品，这是侵犯“版权”。对这类事情作家也可以进行抵制和抗议。 我也曾经说过，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是社会的东西，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在读者中间产生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是作家劳动的成果，是根据作者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感情写成的，只有作者最了解作品写成的甘苦，他不会因为某一位读者的批评而随意修改作品，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对读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世界上有千万部作品被人遗忘，让人抛弃。可见作品既不属于作者个人，它又属于作者个人。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版权”来说明。作者的“版权”必须得到保障，但“版权”并不是私有财产。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作品的“版权”奋斗，我的书橱里至今还有一大堆随意拼凑、删改的盗版图书。作品的本来面目给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一再提到“版权”，我不是想到稿费，我已经下定决心：在所有的旧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费。我要把它们转赠给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品既然不属于作者个人，我也无权将“版权”视为私有财产给儿女亲属继承。 在《随想录》中谈文学馆，这是第三次了。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虽然成立不久，规模很小，但发展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大量开发的日子就会到来的。一九五五年我读过法国作家萨特的《对新中国的观感》，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话：中国人跟你谈今天的工作，他心目中还有个明天，他好像看到了明天的情况。事隔二十八年，我很可能记错萨特的话，现在行动不便，查原文也有困难。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已经看到了文学馆的明天。这明天，作者和读者人人有份。我的心灵仿佛一滴水，在这汪洋的大海中找到了归宿。有一天我会被读者忘记，我的作品将和一切选本书、盗版书一起化为尘土。但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一定要大发展，任何干扰都阻止不了繁花似锦局面的出现。 九月十五日 我终于找到了萨特的原文：“我们时常非常感动地看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这是二十八年前写的文章，可惜萨特没有机会重访中国。 九月十九日 16、又到西湖 摔断左腿之后，我以为三五年内不可能出门旅行。现在靠朋友们的帮助和儿女们的照料，我居然又来到西湖，住在去年住过的那所旅馆内，一切如旧，只是我身边多了一根木拐和一把轮椅。 木拐和轮椅有它们的用处。我几次拄着木拐在正门外大平台上散步；我坐在轮椅上游过三潭印月和西山公园。这说明我还不能自理生活。 这次我和孩子们同住一个大房间，因为我离不开他们。九岁的外孙女端端也同来陪我度过国庆节。寝室外有一座较大的阳台，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西湖，仍然是苏堤、孤山，还有新建成的公园“曲院风荷”，园中一带水杉林，水面上一大片荷叶。正对面孤山脚下就是秋瑾墓，白色的烈士塑像耸立在绿树丛中。往左看，白堤远远地横在前面，保俶塔高高地立在左侧，眼界开阔多了。 阳台下香樟和桂树枝叶茂密，长得十分高大。这次我住在五楼，离它们更近了些，刚巧又是桂花开放的时节，站在栏前，满面花香，好久没有闻到这样浓郁的香气了。可惜连续下了四天的雨，阳台上积水难消，红砖地铺得不够平，从寝室打开门走出去，面前就是一个水荡，我的病腿无法一步跨过去，只好“望洋兴叹”。幸而下雨的时候还不算太多，我在杭州小住的十五天中，雨天不过占三分之一。落雨我就不下楼，阴天我喜欢在楼下大厅的沙发上闲坐，默默地观察别人。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老习惯。 今年游客特别多，外宾和华侨一批接着一批，每天游车出发前和游罢归来后，大厅里显得十分拥挤，看来它快要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前几天我游三潭印月，女婿推着我坐的轮椅走过曲折的小桥，我惊奇地发现四周有那么多的人，好像在闹市一样。人多了，风景的负担加重了；大家挤来推去，风景的魅力也就减少了。一九三○年我第一次游西湖，在一个月夜，先到三潭印月，仿佛在做一个美丽的梦。一九六○年春夏之际我常到三潭印月桥上碑亭中徘徊，欣赏康有为亲笔写的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文革”期间连康有为的对联也被砸烂了，现在换上别人的手迹用小字给刻了出来，我无法在亭内停留将联语重念一遍，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旅游淡季。 我没有去灵隐，听说到那里烧香的人太多。国庆节上午我侄女国糅带着小端端从灵隐寺后面爬上韬光，回来抱怨说丝袜给人们手里落下的香灰烧了个小窟窿。游人和风景、名胜之间需要做适当的安排，看来这样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西湖的绿化工作做得不错，也不难应付发展得很快的形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游人，也看到越来越美的山水。横遭冤屈的名胜古迹得到了昭雪；破坏了的景物逐渐在恢复；新建设的公园不断在增加。西湖的确是我们的大花园。 三十年代每年春天我和朋友们游西湖，住湖滨小旅馆，常常披着雨衣登山，过烟霞洞，上烟雨楼，站在窗前望湖上，烟雨迷茫，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烟霞洞旁有一块用世界语写的墓碑，清明时节我也去扫过墓，后来就找不到它了。这次我只到过烟霞洞下面的石屋洞，步履艰难，我再也无法登山。洞壁上不少的佛像全给敲掉了，不用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石像毁了，影子还在。为什么要砸烂呢？我想不通。 十月十九日 彪炳千秋 无出其右 17、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要求我为校旱选集作序。我认为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总结是一件好事，但我并不是适当的作序人。三十年代出版的《大系》（第一个十年）中有三卷校旱选集，三位编选人（鲁迅、茅盾、郑伯奇）都写了“导言”，他们的导言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新编的《大系》中，校旱选集共有七卷，却只用一篇序文。我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重读当时的许多作品，对入选的作家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也写不出那样精彩的导言；何况我又是一个病人。我一再推辞都得不到谅解，编者说：“并不要求你写完整的序文，写一点感想也可以，长短都行。”好，我就写点感想吧。我被说服了，便答应下来。 “文革”期间我给戴上了精神的枷锁，什么也不敢想。近几年来，我想得较多。我走上文学道路正是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新文学一出现就抓住了我，我入了迷，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读者，然后拿笔写作又成为作家。我的第一本校旱在国外写成，我说过《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其实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脑子里就装满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我没有走上邪路，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 在新文学作品中我经常接触到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作品解答了这个问题。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一起前进，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成长，也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我和无数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从新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它们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的心，让我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尽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受到挫折，走过弯路，可是从新文学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励，得到安慰，我始终热爱生活，从未失去斗争的勇气。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活中，我作为学生不曾离开老师们走过的道路。 我们的新文学是集体的事业。它有它的传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新文学就是讲真话的文学，过去也有“说假话”的作家，但只是极少数，而且也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创造的“不过一个傀儡”。人物的“降生也就是死亡”。为人生的艺术，为社会改革的文学，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的。对这几十年的成绩应该有人出来做一番总结了。 谦虚是东方人的美德。作家对自己也应当有严格的要求。“文革”期间我每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骂自己一辈子“白吃干饭”，“放毒害人”。但是运动过去，我冷静地考虑问题，回顾自己由读者成为作家的道路，觉得并没有虚度一生，尽管我并无什么值得提说的成就，但是在集体事业中我也曾献出小块的砖瓦。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新中国的作家我感到自豪，指的就是这个集体的事业。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不顾危险，不怕困难，奔赴革命圣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光明必然驱散黑暗，真理一定战胜谎言。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旧制度。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边写边学，在那十年中间我每天收到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亲切、热情的信函，向我倾吐他们的理想、愿望、困难和痛苦，掏给我他们的真诚的心。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和读者们渐渐疏远，我接触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深入生活”。我的创作力也逐渐减弱，有一个时期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然而新文学的事业甩开了我一直大步前进。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作为序文也许不适当，但感想毕竟是感想，而且它还是我几十年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的总结。 有人问：你给校旱选集作序，怎么不提“校旱”二字？我答道：我说的“文学作品”，指的正是校旱，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校旱。 又有人问：你说的“新文学作品”是不是也包含着坏的作品？我答道：当然不把坏作品算在里面。我记得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也不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18、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校旱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做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龋葫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校旱《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校旱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19、怀念均正兄 过去朋友们常常称赞我“记性好”。现在像梦中一样，不少两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都只剩下一片白雾，说起来令人不相信，老友顾均正兄逝世的时候，我接到从北京寄来的讣告，读到他的儿子小铨的来信，十分难过，想起许多事情，我说要把它们写下来，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记录，可是我不曾写，一拖就是几年，今天拿起笔想写一点对亡友的怀念，却连他去世的年月也记不清楚了。 那么我从哪里写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个弄堂（霞飞坊，即现在的淮海坊）里。解放后，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开会，每次总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们夫妇，照例受到他们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几乎成了惯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我出国访问，经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们家里，从国外回来，在旅馆住下后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从朝鲜回来，萧珊带着女儿住在顾家等我，我们做了他们家的客人，一个星期中我常常听见女儿说：“顾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越南回来，萧珊给我送衣服到北京。我们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国华嫂用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我们告辞的时候，国华嫂拉住萧珊连声感谢。萧珊笑着说：“你们这样感谢，我们要再来打扰你们。”他们的感谢并不是客套话，只是出于他们的谦虚和好客。萧珊并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同均正夫妇见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革”已经开始，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同志把我从机常和到招待所，分别的时候，低声对我说：“你不要随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问题，还弄不清楚。”我大吃一惊。前两三个月我接到均正兄来信说他们搬了家，并告诉我他们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带来了，我相信像均正兄这样一个忠厚、善良的知识分子不会有问题，可是会议紧张，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会议已告一个段落，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休息室里我意外地遇见均正兄，还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会前坐在一起闲谈，有一种劫后重见的感觉。大会结束，我们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别，均正兄带着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们的新居“小叙”。我请他代我向国华嫂问好，我说我还要陪外宾一起活动，没有时间去幸福村了。他说：“那么下次一定来。”我说：“一定来。” 没有想到一别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时候萧珊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但陪伴我上楼的只能是女儿小林了。 “文革”期间遗留下的后遗症终于发了出来。我一病就是两年，没有再去过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动不便，写字困难，后来生疮，再后跌断左腿，住进医院半年后瘸着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疗。这一层楼病人不多，病房里十分清静，我常常坐在沙发上休息，回想过去的事情，想来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样认识顾均正兄的。那么一定是由于索非的介绍吧，他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谈不多，我不善于讲话，他也一样。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儿女较多，家庭负担较重。他翻译过西方的童话，写过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十分勤恳。朋友们谈起来，总是赞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麦加里，他和索非住在一条弄堂内，我在索非家住了一个时期，见面机会多，我们就熟起来了。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后我和他们家又同住在霞飞坊里。起初我单身住在索非家，进出弄堂，都要经过他们家后门口，孩子们看见我总要亲热地招呼；后来我去香港和内地，又回到成为“孤岛”的上海，他们一家仍然平静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和索非，还同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刊物《科学趣味》，他发表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幻想校旱，不论长短文章，写作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日本投降后，我和萧珊带着不到一岁的小林回来，索非已经离开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来更加密切。我有事找开明书店交涉，就托他带口信。我们经常见面，但很少长谈。他忙，那时又在给开明书店编写教科书，因家中人多，挤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静便起来写作。他有什么办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笔生活。他从来不发牢骚，只知道默默工作，埋头编写。我去找他，总是看见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认为他勤劳半生不应当生活得这样艰苦，我为他感到不平。他却带笑说：“以后会好起来的。” 他相信未来，是有根据的。其实我的生活也并不好，不过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费生活，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法币不断贬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场上可买的东西很少，钞票存起来，不论存在银行或者存在家里，不到几天就变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萧珊眼睁睁看着钞票化成乌有，后来也学会到林森路（淮海路）去买卖“大头”，把钞票换成银元，要购买东西时再把银元换成钞票。我上街总要注意烟纸店门口挂的银元（“大头”）牌价。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妇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国华嫂在家务上经常给萧珊出点主意帮点忙。不久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势更紧张，稿费的来源断绝，我没有收入，又没有储蓄，不知道怎样度日。我和萧珊正在为这个发愁，均正夫妇来了，告诉我们，开明书店发给他们“应变费”十天一次十块银元，他打算代我向书店交涉“借支版税”。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给我送来大洋十元，说是借支办法和他们一样。我感谢他，我的困难给解决了。我大概借支了两次“版税”，上海就解放了，我们都有活路了。 他仍然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却经常离开上海出席各种会议。第二年他跟着书店迁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确好起来了。后来开明并入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参加了民主党派，社会活动也增多了。我每年总要到他家去两三次，见面时无所不谈，却又谈不出什么，只是互相表示关心而已。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从北京来信，打算把我的童话集《长生塔》介绍给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底本给退了回来，均正来信说他读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给小儿子读，小儿子也说不懂。我自己重读了一遍，却觉得童话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品那样难懂。我猜想，这是他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推荐我的童话，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碰了钉子就把责任放在自己肩上。我了解他，以后再见他时也从未提过《长生塔》的事情。 萧珊没有到过幸福村，也不曾见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场，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协分会靠边受审查的时候，小林和同学们串连到北京，她去过均正夫妇家。国华嫂告诉小林，作协分会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调”到过顾家，要了解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国华嫂气愤地说：“不用怕，他没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造反派气冲冲地走了，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她不知道所谓“外调”不过是花国家的钱做长途“旅游”，你没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编造言行。反正以“莫须有”的罪名定罪杀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状越来越多，罪名越来越大。不久我进了“牛棚”，与世隔绝，小林和萧珊都因为我的缘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视。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断绝了。我担心他们也会遭到噩运。但在失去做人资格的当时，我一直过着低头弯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里敢打听朋友们的情况。萧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过去的岁月，怀念旧时的友人，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她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多么感谢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蝴从一位在我们干校的亲戚那里打听到我仍然住在原处，便写了信来。几个月后，均正兄的一个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们家，给我带来不少我们很想知道的朋友们的消息。他们一家除了他一个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无事。可惜萧珊见不到他了。 这以后顾家的孩子们出差到上海，总要来我家看看。见到他们我仿佛又看见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国华嫂热情的接待。 “四人帮”垮台以后，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会后我留下来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离开十二年，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车辆，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馆里，出门搭车全靠小林带路，几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国华嫂说他在参加民主促进会的会议，不回家吃中饭，便叫小铨打电话通知他。不久他高兴地回来了。久别后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亲热，似乎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谈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们夫妇的变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间可能比我少吃些苦头，值得庆幸。但交谈起来我们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伤痕，他们失去一个女儿，我失去了萧珊。我们平静地相对微笑，关心地互相问好，在幸福村的小屋里，坐在他们的身旁，我感到安稳和舒适。我第一次体会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义。我就这样坐了两三个钟点，还在他们家吃了中饭，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别的朋友，我不想离开他们，但也只好告辞走了。 第二年我出国访问，从北京动身。在上海的时候我听说均正兄患病，据说是“骨刺”，又说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医院探望。在一个设备简单的底层单人病房里，均正兄侧着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国华嫂在旁边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对我微笑，我却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适当的安慰的话，我默默地望着那张熟悉的脸，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退出了病房。 我生活忙乱，杂事多，脑子里装满了文字、声音、形象……它们互相排挤，一刻也静不下来。每天从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劳；同客人交谈，不得不时时用力睁开眼睛。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应付各种意外的干扰，也无法制止体力和记忆力的衰退。我并没有忘记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闯进脑子里来的生客们一笔勾销。他病中我一共探望过三次，除了在医院那一次外，还有两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第二次去，我看见他坐在藤椅上，不像一个病人，我们谈话不多，但是我不曾见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轻松。第三次看见他，他又侧着身子躺在床上，显然病情恶化了。这一次我什么话也讲不出来，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长留在脑中。我待的时间不长。但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面。 然后便是北京来的讣告和小铨的信，告诉我一位勤勤恳恳埋头工作了一生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后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见不到了。他是那么善良，我从未听见他讲别人的坏话，他也并不抱怨生活。我看见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却还是那么安静。他默默地死去，不会有什么遗憾吧。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他做到了有一分热放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人。 我没有去北京参加他的追悼会、向他的遗体告别，作为一个老朋友，觉得有负于他。我尊敬他，但是我学习不了他。像他那样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两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访巴黎归来，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顾家，家中冷冷清清，只有国华嫂一人，小铨前一天出差去天津。国华嫂高高兴兴拿这拿那，热情不减当年。家中很安静，很有秩序，国华嫂精神好，讲话多，坐在她的小房间里我仍然像从前那样感到不变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温暖，好像均正兄还在出版社办公或者出席什么会议，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十二月十三日 20、我的名字 我这里要讲的只是我的笔名，不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我的学名或本名已经被笔名“打倒”和“取代”了，这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料到的。几十年来有人问我“贵姓”，我总是回答“姓李”，而人们却一直叫我“老巴”，“巴公”，“巴老”。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楼上宿舍里写完校旱《灭亡》，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在上海的朋友，请他代为樱孩。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起，不能在书上印出我的本名，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上写了“巴金著”三个字。 这就是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的开始。关于它我已经做过多次的解释，说明我当时的想法。我看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其实多说也没有用处，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今天还有些外国人喜欢拿我这个笔名做文章。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只是为了把真名（也就是把真人）隐藏起来，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其实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我也用过一个笔名发表小诗和散文，不过那个笔名（佩竿）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过去发表的东西我也并不喜欢。在沙多—吉里养病的时候，我给美国旧金山华侨朋友出版的《平等》月刊写过好些杂感和短文，其中一部分就署名“佩竿”，但《灭亡》发表以后我便不再用这个笔名了。 校旱《灭亡》在上海《校旱月报》一九二九年一月号上发表，连载了四期。但“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却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十九号上面。这要怪我暴露了自己。一九二八年我在沙多—吉里过了暑假后，到巴黎住了一个时期。有一天朋友胡愈之兄给我看一篇托洛斯基写的《托尔斯泰论》（法译文刊在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面）。为了纪念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他要我翻译这篇文章给《东方杂志》发表。过几天我译好全文要给愈之送去，忽然想起那个新的笔名，不加考虑就写在译稿上面。这样《灭亡》刊出，愈之他们就知道作者是谁了。 《灭亡》连载后得到读者的鼓励，使我有机会陆续发表作品。我走上文学道路，是比较顺利的。我并没有到处碰壁的经验，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编辑部退回，这部退稿经过我改写后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来只打算用一次两次的笔名，却被我接二连三地用了下去。编辑先生喜欢熟悉的名字，读者也习惯常见的笔名。“巴金”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我用笔名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起初我还可以躲在自己的本名后面过平凡人的日子。后来本名给笔名淘汰了，即使别人承认我姓李，我也不会得到安静。我想不必计较吧，反正人活着，用什么名字都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校旱《萌芽》被查禁，我的笔名在上海犯了忌讳，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笔名，先是“余一”，以后又是“王文慧”和“黄树辉”，还有“欧阳镜蓉”。然而不多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就“被迫”撤销，“巴金”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过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书刊，因此认识“巴金”的人并不太多，即使我在公共常葫出现，也不会让人识出。 解放后前十七年中我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无法再躲在本名后面过清闲日子，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还有一个本名。它的惟一的作用就是作为户口簿上的户主。这些年我写得不多，但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通过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总有人认出我是什么书的作者，有赞美，也有批评。我自己很感到拘束，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用我书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说实话，有个时期我真想改换我的名字，让大家都忘记我。 于是所谓“文革”的风暴来了。今天提到那些日子，我还不寒而栗。我也说不清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我在上海送走了出席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的外宾，回到机关学习，就有一种由“堂上客”变“阶下囚”的感觉，而且看到批判我的大字报了。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头上还有一把摇摇欲坠的利剑，我只想活命，又不知出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的笔名要不得，是四旧，是崇洋媚外，应当“砸烂”。我胆战心惊，立刻回信，表示同意，说今后决不再用。我已完全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只有“罪孽深重”四个大字。也许我头脑单纯，把名字的作用看得那么重大；也许我在“打如意算盘”，还以为脱掉作家的外衣便可以“重新做人”。都没有用！我的黑名字正是“文革派”、造反派需要的箭垛和枪靶，他们不肯把它一笔勾掉，反而到处为它宜传，散发我的言行录，张贴打倒我的大标语；在马路旁竖立我的大批判专栏；在工厂和学校召开我的“游斗”会；在杀气腾腾的批斗会上人们要“砸烂”巴金的“狗头”；我自己也跟着举手高呼口号“打倒巴金！”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汇报”，重复说着同样的话。我灰了心，断了念。“让它去吧”。 十年过去，我还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搁不了笔。看来我用不着为这个多花费脑筋了。今天我在医院里迎接了我的第八十个年头，来日无多，我应当加倍珍惜。多写一个字就多留下一个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让后人去议论吧。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1、我的日记 最近我在《花城》杂志上读到杨沫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单是开头的一段——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就使我浑身颤栗，作者好像用榔头把一个字一个字打进我的灵魂。短短的一两页篇幅的文字记录了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杨沫同志坦率地说：“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们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惨痛经验。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伤残饮恨终身，更多的人怀着余悸活到现在。把当时的情况记录在日记里保存下来、发表出来的，杨沫同志似乎是第一个。作者的勇气使我钦佩。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开头。对这个开头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伤疤不必揭露；有人说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伤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橱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我被罚做牛做马，自己也甘心长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只有牢牢记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现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卫后代，我看杨沫同志这个头开得好。 称赞了别人以后我回顾自己，我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记让作家协会分会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笔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开始写日记，那时我在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当时还写过《劳动日记》，给“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两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了。《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到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住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写起日记来。我的用意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尽管日记中并无违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记带回家中，在那段时间只要是自称“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闯进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别的东西。我以为把日记放在“牛棚”内，锁在抽屉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打开抽屉，把“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22、《茅盾谈话录》 在病房里我读到沈韦韬、陈小曼两位同志的来信。我最近一次看见他们，还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的时候。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们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总会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位。这一次他们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谈起来我觉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们面前，我忘不了刚刚离开我们的伟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见过韦韬，他那时大概在念初中吧，可是我们一直少有交谈的机会，因此至今还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见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见过几面。茅公逝世后，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过北京，也没有给他们寄过信去。我两次住进医院治病，加起来已经超过十个月，这中间我从探望的友人那里知道一点韦韬夫妇的消息，朋友们称赞他们没有私心，能够遵照茅公的意愿，把遗物献给国家。我说我要写封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信并未写成，我写字困难。 他们的信却意外地来了。信上一开头就说：“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接下去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来，上海的《＆#215;＆#215;报》和《＆#215;＆#215;＆#215;报》先后选载了＆#215;＆#215;＆#215;写的《茅盾谈话录》。这个《谈话录》是以记录先父谈话的形式出现的，因此社会上就当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谈话，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先父生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而从内容来看，失实虚假之处很多，因此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假如这个《谈话录》传布开去，以讹传讹，不仅有损先父声誉，且对国内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响。为此，我们写了一则“声明”寄给《＆#215;＆#215;报》，希望他们刊出。……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别人把我们的沉默当做默认，考虑之下我们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对此事予以关注。 随信还附来他们的“声明”和致编辑部信的副本。“声明”简单明了，给编辑部的信中对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说明，我想报社可能很快刊出他们的“声明”，事实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澄清事实便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三年前我曾说过：“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做任何有损于茅公声誉的事。 关于《谈话录》，我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用记录谈话的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它之前应当向读者证明：一，他所记录的全是原话；二，这些原话全是谈话者同意发表的。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当看到证据，相信他们发表的是别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替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其实把关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取得谈话者本人的同意；二，要是谈话者已经去世，就征求家属的同意。但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至多也只能作为旁证而已。 要茅公为这个《谈话录》负责是不公平的事。《谈话录》不在他生前发表，不让他有一个“表态”的机会，就作为第一手材料，流传下去，这是强加在伟大死者身上的不真实的东西。因此我完全同意韦韬、小曼同志的声明：“希望读者注意，凡引用《谈话录》作为研究茅盾的依据而产生的错误，概与茅公无关。” 总之，我认为此风不可长。 我并非信口开河。我也有自己的经验。几十年来我见过无数的人，说过不少的话。除了回答采访记者提出的问题外，我讲话有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时含含糊糊，吞吞吐吐；有时敷衍应酬，言不由衷；有时缺乏冷静，议论偏激。我不要发表这一类讲话，也不能为闲谈中的片言片语负任何责任。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 我说了我没有说过的话，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有些人在小报上捏造了种种奇怪的我的生平。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等文章里面使我变成他们那样的人，说他们心里的话。 我希望不要再看见五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二月十二日 23、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瘸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都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痠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病。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画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 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物，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做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做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八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24、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做堂＆#183;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做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病。 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八四年一月九日 25、深刻的教育 病中，读书不方便，只好胡思乱想。想得较多的还是跟作家和作品有关的事。这些事以前也想过，思考的结果便是几则“随想”。 我说过：只有作家知道自己创作的甘苦。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作品换取稿费养活自己。十年“文革”期间我因为自己的十四卷《文集》受到种种惩罚，给逼着写了检讨文章承认自己“用软刀子杀人”。这一切似乎说明作品属于作家个人：版权所有，文责自负。 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上我低头认罪，承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毒草”，会后回到“牛棚”我还得写“认罪书”或“思想汇报”。写造反派要的大路货并不难，可是写完后交了出去，我却怀疑起来：难道作品真是作家个人的私产，可以由他信口胡说？难道读者不是“各龋葫需”，谁又能否定他们的聪明才智？ 我写过不少的“认罪书”，承认挨斗一次，就“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究竟想说些什么？今天“深刻地”分析起来，也无非想把自己表现得无耻可笑，争取早日过关而已。那个时候我早已不是作家，除了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不仅只讲假话，而且真假不分，习以为常。在批斗会上看够了造反派的表演，听够了他们的歪理，给逼得无路可走，丑态百出，会后交出“认罪书”得到短时间的安静，反而感到轻松，以为又过了一关。只有午夜梦回，想起那些事情，不甘心，左思右想，对批判者的那些“永远正确”的歪理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了反感。给批来批去，批得多了，我也学会了一面用假话骗人、一面用“独立思考”考虑任何问题。 十四卷“邪书”决不是我的私产，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做“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捷克作家弗*卡夫卡。校旱《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玻豪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稿，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校旱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校旱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校旱，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校旱，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校旱。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校旱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八四年一月十七日 26、关于《复活》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一九○○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删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 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短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住了几个月，有时间读书，也喜欢读书。我读过几本列夫＆#183;托尔斯泰的传记，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五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并未模糊，我把它们写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书，要是回忆错了，以后更正。 托尔斯泰晚年笃信宗教，甚至把写校旱看成罪恶，他认为写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比写校旱更有意义。他创作《复活》是为了帮助高加索的托尔斯泰信徒“灵魂战士”移民到加拿大。过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灵魂战士”（或译为“非灵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们因信仰托尔斯泰的主张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后来经过国际舆论呼吁，他们得到许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费不够，难于成行。于是有人向托尔斯泰建议，书店老板也来接洽，要他写一部长篇校旱用稿费支援他的信徒。老人过去有过写《复活》的打算，后来因为对艺术的看法有了改变，搁下了。这时为了帮助别人就答应下来。书店老板还建议在世界各大报刊上面同时连载校旱的译文。事情谈妥，书店老板预付了稿费，“灵魂战士”顺利地动身去加拿大，托尔斯泰开始了校旱的创作。据说老人每天去法院、监狱……访问，做调查。校旱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聂赫留朵夫公爵的见闻都来自现实的生活。 校旱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连载，接着陆续分册出版。《田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有图片的周报。每月还赠送文学和通俗科学的附刊。《复活》发表前要送审查机关审查，正如席米特所说，删削的地方很多，连英、法、德等国发表的译文也不完全，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无法在帝俄境内公开发卖，人们只能设法偷偷带进俄国。 契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热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个有钱的贵族军官），据说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他。 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183;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183;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至关重要的各节。校旱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来面目。《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今天在苏联，在全世界发行的《复活》，都是未经删削的完全本。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7、病中（五） 第二次入院治疗已经三个月。当初住进医院，以为不到一个月便可回家。前几天我女儿在院内遇见上次给我看过病的一位医生，他听说我又因“帕金森氏症”住院，便说了一句：“有得他住的。”看来我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了。我并不悲观，“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在病房里住惯了。 这两个多月我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会忘记：进院的那天我上了床还不能靠自己翻身；在廊上散步还要撑着木拐；坐在病房里小沙发上要站起来还感到困难；吃饭夹菜使用筷子时手还在发抖。更不用说穿衣服、脱衣服、扣纽扣、解纽扣了。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好转。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总是在变化。最近忽然发现我可以用剪刀剪指甲，可以弯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东西，可以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等等……高兴了一阵子，因为我在生活自理方面有了一点进步。我写信给一位北京友人说：“情况还好，可以说是一天天地好起来（当然是慢慢地好）。”这倒是老实话。今天回头看昨天、前天，似乎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跟入院前比较起来就大不相同了。 这次入院还是住以前的那所医院，不过不在同一座楼。我的病房在大楼的最高一层，只有十几个房间。这一层楼与下面各层隔断，由两架小电梯上下，来往的人较少。这里病人不多，长住的病人更少，我已经是最老的病人了。引起我较深感慨的是晚上在会议室看电视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经常变换，刚刚同我相处熟了的病人又出院了。对着电视机我常常感到寂寞。 我最初看电视只看新闻节目，因为坐久了左腿就感到痠痛，接着腰、背都不舒服，必须站起来动一动，走一走。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可以坐得久些，就支持着多看一两个小时，看看各地的电视剧。我颇喜欢电视剧，对于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看电视剧就是接近各种生活的机会。电视剧里有生活，当然也有编造；有的生活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那些表现旧时代、旧社会的东西就差得多，好像编导和演员并不太熟悉过去的人和事。孩子们笑我什么电视剧都能看下去，都要看到底。其实也不尽然，有些电视剧一开头就让人知道故事的发展，知道它的结局，我也用不着往下看了。也有一些电视剧，有生活，有人物，人物的命运带着观众往前跑，搓揉着观众的心。但大多数的电视剧都有一个特点：节奏很慢。为了等待结尾我不得不在椅子上接连移动，我常常在心里哀求：“快一点吧，时间太宝贵了！”我不耐烦地看到剧的最后，吐了一口气，疲乏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摇摇晃晃地走回病房，有时还后悔不该耗费了这一个多小时。不过下一次节目中有电视剧时，我只要能支持下去，我还是看到结尾。但我究竟是病人。有时节目排在九十点钟以后，又拖得很长，我就支持不下去了。回到病房后，我又想老年人为了保护眼睛，少看电视也好。同看电视的病友交谈起来，都说节目不够丰富。但要是连这些节目也没有，我怎么熬过病房里的夜晚呢？！ 药有效，病继续转好，但更加缓慢，有时好像停滞不前似的。作为锻炼，我每天三顿饭后都要在走廊上散步，来回三圈共走六百步。头两个月我撑着木拐走，到第三个月我便改用手杖。最初走到第二圈便感到吃力，后来走完三圈才想休息。但以后，第三圈还不曾走完，又感到疲乏了。作为锻炼，我仍然每天写一两百字，我用三百字或二百四十字的稿纸。摔伤前两三年，我经常诉苦：“写字越写越小。”第一次出院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写满一张稿纸可以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字写在格子里面，现在几乎可以做到字字入格、大小一致。可是一笔一画地写，动作十分迟缓。有时写封短信也要花费一个上午，而且相当吃力。我又着急起来：难道进展就到此为止吗？好像正是这样。 我在前面说过“不悲观”，说过“则安之”。其实我偶尔也有悲观和不安的时候。在那些时候我就睡不好，心里烦躁，在床上不断翻身，第二天精神不好。听见来探望的友人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总觉得不好受。当然我经过思想斗争也一次一次地克服了悲观和烦躁，不然我就难以支持到今天。 病中听到朋友逝世的消息总有点“伤感”。这次我住在北楼，去南楼不方便，又要经过有穿堂风的走廊，我走不了那一大段路。不过偶尔有一两位病友从南楼走过来看我，例如师陀和林放，谈起来我才知道一点南楼的情况。听说金焰也在那边。我住在南楼的时候，金焰还没有住院。好些年不见他了，“文革”后期，有一次在电车上遇见他，他瘦得厉害。我知道多年前，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吧，他患胃病开刀，切除胃以后，效果不好，一直没有恢复健康。他最近入院治疗，可能担心老年病人难熬过冬天的节气。没有料到过了不多几天一位探望的友人就给我带来金焰去世的消息。这并不是意外的事，但我仍然吃了一惊，马上想到了“冬天的节气”，也就是想到了自己。已经迟了。他死在南楼，我都不知道，不能和他的遗体告别，我托人在他的灵前献了一个花圈。 我是金焰同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观众。五十年代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见面时仿佛很熟，会后却很少往来。五十年代后期吴楚帆带着粤语片《寒夜》来上海，由他陪同到我家做客，我们三个人谈得融洽、愉快，还同去看了《寒夜》。吴楚帆是回来领取《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他的演技受到了普遍的赞赏。过去金焰是国语片的电影皇帝，吴楚帆是粤语片的电影皇帝。吴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多。金主演的片子越来越少。这次我们见面以后，他曾到西北深入生活，据说要编导或主演一部反映大西北新貌的片子。剧本没有搞出来，他病倒了。后来听说他的胃动了手术后，长期不想吃东西。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在黄山休养，他也到过那里，身体不好，不能拍戏，他喜欢搞点业余木工。在“文革”之前我大约还见过他两三面。要是没有人向我提起他，我和观众一样早已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了。为什么他的死讯使我震惊？使我痛苦？ 我一夜没有睡好。但是我想明白了：一个艺术家长期脱离自己的创作实践，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只有在自己给疾病折磨了两年以后，才理解这位不幸的亡友的心情。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 28、我的老家 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访问成都后，经上海回国。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诉我他到过我的老家，只看见一株枯树和空荡荡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他轻轻地抚摩着粗糙的树皮，想象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说，是文学艺术的力量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东京到他府上拜望，我们愉快地谈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听说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访问，便去北京饭店探望他们。畅谈了别后的情况。一九八○年我四访东京，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谷饭店日本风味的小小庭院里对谈我的艺术观和文学生活，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一盒录像带已经在我的书橱里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家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国后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给我寄来他那篇《寻访巴金故居》。读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离开二十几年的故乡。他的眼睛替我看见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宽广的大街，整齐的高楼…… 还有那株“没有一片叶”的枯树。在我的记忆里枯树是不存在的。过去门房或马房的小天井里并没有树，树可能是我走后人们才种上的，我离家整整六十年了。几个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过“老家”，见到了两株大银杏树。他似乎认出了旧日的马房，但是不记得有那么两株银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给我女儿送来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画报》，上面选刊了一些四川画家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贺德华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现在画面上的正是一株树叶黄落的老树。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见的“大腿粗细的枯树”，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见的两棵银杏中间的一株。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无法判断。但是我多么想摸一下生长那样大树的泥土！我多么想抚摩水上先生抚摩过的粗糙、皴裂的树干…… 在医院中听说同水上先生一起访华的佐藤纯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画报，就让家里的人找出来，请佐藤女士带给水上先生。后来还是从佐藤女士那里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寻访故居》文章的剪报。 我跟着水上先生的脚迹回到成都的老家，却看不到熟悉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来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会见参加旅游团刚从成都回国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给了我一叠他在我的老家拍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发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实的东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摄下来的惟一的真实的“旧址”。我记得它，因为我在校旱《秋》里写淑贞跳井时就是跳进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写了关于《秋》的《创作谈》，我这样说：“只有井是真实的东西。它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里去过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别了三十三年，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井边有一棵松树，树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们家伙夫挑水时，挂带钩扁担的地方。松树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秃秃的一口井，松树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给砍掉了。水上先生没有看到井，不知是人们忘了引他去看，还是井也已经填掉。过去的反正早已过去，旧的时代和它的遗物，就让它们全埋葬在遗忘里吧！ 然而我还是要谈谈我的老家。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离开老家时，那里没有什么改变：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我把这一切都写在校旱《家》里面。《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我们家原有的。大约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成都城里修马路，我们家的大门应当朝里退进去若干，门面翻修的结果，石缸、石狮子、木对联等等都没有了。关于新的门面我只看到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听说大门两旁还有商店，照片上却看不出来。 一九三一年我开始写《激流》，当初并没有大的计划。我想一点写一点，不知不觉地把高公馆写成我们家那个样子，而且是我看惯了的大门翻修以前的我们的家。从大门进去，走出门洞，下了天井；进二门，再过天井，上大厅，弯进拐门；又过内天井，上堂屋，进上房；顺着左边厢房走进过道，经过觉新的房门口，转进里面，一边是花园，一边是仆婢室和厨房，然后是克明的住房，顺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进一道小门，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后面。这一切全是如实的描写。在校旱里只有花园是出于我的编造和想象。我当时用我们那个老公馆做背景，并非有意替它宣传，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精密计划，要是脑子里不留个模型，说不定写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搞得前后矛盾，读者也莫名其妙。关于我们老家的花园，只有觉新窗外那一段“外门”的景物是真实的，从觉新写字台前望窗外就看得见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树。我们的花园并不大，其余的大部分，也就是从“内门”进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写在另一部校旱《憩园》里了。所以我对最近访问过成都的日本朋友樋口进先生说：“您不用在成都寻访我的故居，您把《激流》里的住房同《憩园》里的花园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 我离家以后过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个傍晚，我走到那条熟悉的街，去找寻我幼年时期的脚迹。旧时的伴侣不知道全消失在什么地方。巍峨的门墙无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门开了，白色照壁上现出一个圆形图案，图案中嵌着四个绛色篆文大字“长宜子孙”。这照壁还是十八年前的东西，我无法再看到别的什么了。据说这里是当时的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门墙上有两个大字“藜阁”。我几次走过“藜阁”门前，想起从前的事情，后来写了一篇散文《爱尔克的灯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个月光景，不曾到过正通顺街。我想，以后不会再到那里去了。 解放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第三次回成都，听说我的老家正空着没有人住，有一天和李宗林同志闲谈起来，他当时还挂名成都市市长，他问我：“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看看也好。”过了一天他就坐车到招待所来约我同去正通顺街，我的一个侄女正在我那里聊天，也就一起去了。 还是“藜阁”那样的门面，大门内有彩色玻璃门，“长宜子孙”的照壁不见了。整个花园没有了。二门还在，大厅还在，中门还在，堂屋还在，上房还在，我大哥的住房还在，后面桂堂还在，还有两株桂树和一棵香椿，桂堂后面的竹林仿佛还是我离家时那个样子。然后我又从小门转出来，经过三姐住房的窗下，走出过道，顺着大哥房外的台阶，走到一间装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们老家本来没有这样的小屋。我还记得为了大哥结婚，我父亲把我们叫做“签押房”的左边厢房改装成三个房间，其中连接的两间门开在通入里院的过道上，给大哥住；还有一间离拐门很近，房门开向内天井，给三哥和我两个住。到了我离家的前两三年，大哥有了儿女，房子不够住，我们家又把中门内台阶上左右两块空地改装成两间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让我和三哥搬到左边的那间去，右边的一间就让它空着。小屋虽小，冬天还是相当冷，因为向内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对面就是中门的边门，窗有窗缝，门有门缝，还有一面紧靠花园。中门是面对堂屋的一道门，除中间一道正门外，还有左右两道边门。关于中门，校旱《家》描写高老太爷做寿的场面中有这样的话：“中门内正对着堂屋的那块地方，以门槛为界，布置了一个精致的戏台……门槛外大厅上用蓝布帷围出了一块地方，作演员们的化装间。”以后的玻璃小屋就在这“戏台”的左右两边。 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几岁时住过的小屋，我还记得深夜我在这里听见大厅上大哥摸索进轿子打碎玻璃，我绝望地拿起笔写一些愤怒的字句，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我发誓要向封建制度报仇。好像大哥还在这里向我哭诉什么；好像祖父咳嗽着从右上房穿过堂屋走出来；好像我一位婶娘牵着孩子的手不停地咒骂着走进了上房；好像从什么地方又传来太太的打骂和丫头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三本校旱在我的眼前活了起来。 李宗林同志让同来的人给我拍摄了一些照片：我站在玻璃小屋的窗前；我从堂屋出来；我在祖父房间的窗下……等等，等等。我同他们谈话，我穿过那些空荡荡的房间，我走过一个一个的天井，我仿佛还听见旧时代的声音，还看见旧时代的影子。天色暗淡起来，我没有在门房里停留，也不曾找到我少年时期常去的马房，我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把梦和真、过去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老家，我想，以后我还会再来。说实话，对这个地方我不能没有留恋，对我来说，它是多么大的一座记忆的坟墓！我要好好地挖开它！ 然而太迟了。一九六○年我第四次回成都，再去正通顺街，连“藜阁”也找不到了。这一次我住的时间长一些，早晨经常散步到那条街，在一个部队文工团的宿舍门前徘徊，据说这就是在我老家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找不到旧日的脚迹我并不伤感。枯树必须连根挖掉。可是我对封建制度的控诉，我对封建主义流毒的揭露，决不会跟着旧时代的被埋葬以及老家的被拆毁而消亡。 二月六日 29、买卖婚姻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在西北工作的侄女的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从明年起我打算慢慢积蓄一些钱。……替大儿子过几年办婚事准备点钱。这地方买卖婚姻相当严重。孩子结婚，男家要准备新房里用的如大立柜、五斗橱、高低柜、写字台、方桌、沙发、床、床头柜等等一切东西；要给女家彩礼钱。此外男家还要给新娘买手表、自行车和春夏秋冬穿的里里外外的衣服。结婚时还要在馆子里待客，花销相当大。而女家只给女儿陪嫁一对箱子、两床被子、少量衣物和日用品等。现在年轻人要求更高了，新房里还增加了录音机什么的。……人们都说把女儿当东西卖，太不像话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她讲的无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全国各省市都有人这样做，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但这样做的人为数并不少。而且似乎越来越多。我说“似乎”，因为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根据我个人不很明确的印象，“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迈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突然发觉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尽管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新旧服装，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这是一个大的发现。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眼睛仿佛亮了许多。一连几年我被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游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当时我已从“五＆#183;七”干校回来，对我的批斗算是告了一个段落，我每天到单位学习，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以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的梦魇。没有想到残余还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为了反对买卖婚姻，为了反对重男轻女，为了抗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笔整整战斗了六十年，而我的侄女今天面对着买卖婚姻还是毫无办法。二十几年前她结婚的时候，没有向人要过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干涉过她的婚姻。可是她的儿子却不得不靠钱财来组织新的家庭。难道这完全是旧传统的罪孽？她诉苦，却不反抗。许多人诉苦，只有少数人反抗。我看过像《喜鹊泪》那样的电视剧，我看过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样的故事片……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痛苦！那样惨痛的结局！今天早晨在广播里我还听见某个省份八位姑娘联名倡议要做带头人，做到婚姻自主，与传统决裂。她们的精神值得赞赏；她们的勇气值得鼓励。但是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传统到哪里去了？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反封建的传统到哪里去了？怎么到了今天封建传统还那么耀武扬威？要同它决裂，要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年轻姑娘们还需要有人带头，还得从头做起。总之，不管过时或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我还是要重复说着我说了五六十年的那句话：“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必须终结了。” 我还要讲一件我耳闻目睹的事。 我的外孙女小端端出世以后，我们家请来了一个保姆，她原是退休职工，只做了几个月就走了。她在我们家的时候，她的儿子常来看她，我有时也同他交谈几句。他不过二十多岁，在什么店工作。他喜欢书，拿到工资总要买些新书、新杂志。他每次来都要告诉我，最近又出了什么新书。他母亲回家后，他偶尔也来我们家坐坐，同我们家的人聊聊。后来说是他做了公司的采购员，经常出差买东西。他不再购买书刊了。不记得过了若干时候，他来讲起他新近结了婚，请了八桌或十二桌客，买了多少家具，添置了多少东西，又如何雇小轿车把新娘接到家中，他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得意。又过了若干时候，听说他已经做了父亲。有一天他的母亲来找我的妹妹，说是他因贪污罪给抓起来了。她想求我设法援救。我没有见到她。过了不多久他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人民法院判了他两年徒刑。这是真实的生活，但是它和电视剧一模一样，这也是买卖婚姻的一种结局吧。它对人们并不是陌生的。 二月九日 ╔——╗ ┆千秋┆“阅”尽春色 “读”领风骚 ╚——╝ 30、再忆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啊！”…… 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 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于是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车子的驶近，等待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后来，“文革”收场，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祝糊，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即使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做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录：答井上靖先生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您谈到我们几次见面的情况。我得承认，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会见，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谒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积雪未化，我们在楼上您的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几册您的大作告辞出门，友情使我忘记了春寒，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谊的开始。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关于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有难忘的惨痛经验。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读过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大师六次航海、十二年东渡成功的情景经常在眼前出现。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两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友谊发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树木正在开花结果。但是破坏友谊的阻力始终存在，军国主义的逆流一直在翻腾。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我至今心有余悸。先生，二十一年前登门拜望的时候，我还带着熬心断肠的痛苦回忆。我是“身经百炸”的一个幸存者，在东京豪华的旅馆里，我还做过血肉横飞的噩梦。我听石川达三先生谈过他一边流泪一边写《活着的兵》的情景；校旱中日本兵杀害中国老百姓的残酷场面，我今天还不能忘记。芹泽光治良先生在山东济南目睹中国青年们被日军绑赴刑场。中岛健藏先生在新加坡看见日军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我和日本的作家含着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我们知道我们友好正是为了不让过去的惨剧重演。 二十一年过去了。在两国人民兴高采烈迎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修改教科书的事件。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日本军人“进入”中国不止一次，三十年代那一次的“进入”就造成了一千万以上中国人的死亡，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一九八○年我访问广岛和长崎，在慰灵碑前献了花。石阶上遗留的人影，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蘑菇云，火海，黑雨……我脑子里装满了这一类的资料。在广岛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在广岛和长崎，我都看见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的城市和美丽的花园。鲜花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儿童送来种植的。它们是人民友谊的象征。和平的力量战胜了战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在我国杭州西湖风景区，我看见日本岐阜县立的纪念碑。岐阜县人民说：“日中不再战！”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我们要用更加响亮的呼声来迎接邦交正常化的节日，让那些妄想“进入”别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先生，写到这里，意犹未尽，但是篇幅有限，我应该搁笔了。我相信以先生为会长的日本笔会筹备召开的一九八四年东京国际笔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关于国际笔会，我认为可做的事情很多。国际笔会应当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应当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文化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上海 《病中集》后记 我的第四本《随想录》又编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只是因为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三十篇“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标题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还是在病房里写的，当然也讲了些我生病和治病的情况。 我当初制订写作计划相信每年可以写出“随想”三十则。那时自己并未想到生病、摔伤以及长期住院治疗等等。但这些事全发生了。我只得搁笔。整整八个月，我除了签名外，没有拿笔写过字。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中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那么就索性扔掉笔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因此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 有一位朋友见我写字那样吃力，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三番五次地劝我改用口述。然而我写文章从来不是发挥个人才智。离开了笔，单靠一张嘴，我毫无办法：讲不出来。有笔在手，即使每天只写一百字，花两年工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随想录》。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诚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读者们看得出来我在讲真话还是在撒谎。不谈过去，单说现在吧，我决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决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不管写什么长短文章，我时时记住这句话。 病中写的短文大概不会是“无病呻吟”之作吧。我写文章并非为了消遣，也不是应酬朋友，只是有感而发，也无非根据几十年生活、阅读和写作的经验。我虽是病人，但医生说我的脑子清楚，没有病态。我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也觉得我还能顺着一条思路走下去，似乎尚未患老年性痴呆症，不至于信口胡说。当然，医生讲话，并非法令；自我吹嘘，也不可靠，何况小道消息又传我“风烛残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为我忧虑，经常来信劝我休息。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也知道搁笔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规律不可违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几年来关于我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唧唧喳喳”，使得朋友和读者替我担心，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让我安静，将我忘掉。但是并没有用。有时谣言自生自灭，有时消息越传越多。有的完全无中生有，有的似乎又有线索。谣言伤人，锋利胜过刀剑；只是我年到八十，感觉越发迟钝，不会一吓就倒，一骂就死。有时冷静思索：为什么我不能安静？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肯安静？……我想来想去，始终在似懂非懂之间。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按原订计划我要编写五册《随想录》，现在只差最后的一册，快结束了。这样一想倒又处之泰然了。 这两年中间除“随想”三十篇外，我只写过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欢这篇书信体的文章，它表达了我对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挚的感情，我将它作为附录收进这个集子。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从写第三十几则“随想”起，我养成一种习惯，让女儿小林做“随想”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意见。小林是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她校阅我的每一篇“随想”都认真负责，有话就讲，毫不客气。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也有过争吵。我有时坚持，有时让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编辑《病中集》，重读两年来的旧作，我觉得应当感谢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议。作为年轻人，她有朝气，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 巴金 二月二十四日 1、访日归来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做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决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的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我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场“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做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2、幸福 一 我上月中旬带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受到中大师生的盛情接待，回沪后因写字困难，过了十多天才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见“香港的夜”，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为了酬答友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年轻二十岁，那么我可以多写，写尽我心中积累的感情。 ……我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写作五十几年之后我重来香港，仍然是满目灯光。我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蝴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们，我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偿还友情的债。即使还不清，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动身返沪的那天，在机场上见到您，我没有讲什么。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二 上面的信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话却是对许多人讲的，因为这是我心里的话。本来我应该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可是我没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没有保证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扰夺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但困难吓不倒我。我耳边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会使我昏迷。从香港回来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楼太阳间的书桌前，只听见一片“知了”声，就是说我耳鸣相当厉害，可是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拿着笔，一边在回忆前一个“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感觉到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念风景如画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在那里我参加过几次同大学师生的座谈会。我始终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拿着高的稿费过着优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样看待你的读者？”可能是我弄错了，记错了，原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我的女儿小林那天也在场，她就说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当时我也不是照那个意思回答问题。但究竟是怎样回答的，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便说不清楚了。我记得的只是写在上面的那一句话，它一直折磨着我。我夜间因为翻身困难，睡不好觉，就常常考虑应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并没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释。但我靠稿费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却也是事实。我常说读者养活作家，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怎样偿还这笔债？在香港的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解答这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样，我觉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个声音压倒了我的耳鸣：“你写作，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荣誉……读者需要的是你的艺术的良心。”回顾过去了的八十年的岁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责问自己：在那么长的日子里，你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责备自己，我感觉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恼，并不是我灰心、丧气，这正是因为我还有力量和勇气。 参加典礼的那天，我从大礼堂回到大学宾馆，收到一位香港大学学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学的同学转来的。 这位署名“琴”的年轻读者为我复印了一篇用英文写的散文诗一样的文章《你就永远这样年轻》。我惭愧一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说不出这文章是谁的作品。里面有两三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记在心里，常常念着它们：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我的译文并不够标准，它们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理解。琴女士认为拿这文章来“形容”我“最适合不过”，这是她的过奖。我自己却感觉到那一条称为“衰老”的毒虫不断地在蚕蚀我的心，一直到今天，也将一直到最后。飞去了的时光不会回来，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长在。我在三四年前就说过我不会“焕发青春”。但是我更不愿意躺下来闭上眼睛等待死亡。我一直在挣扎，我从生活、从文学作品汲取养料，汲取力量。人们习惯看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当然我不是受一个人的影响，我读过许多人写的书，到了八十我还在追求，也还继续不断地受各种各样的影响，例如上面提到的关于年轻、年老的文章，它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有些事我经常在想，有些我早已遗忘，但是现在又来到我的心头。我开始用“文章”里的话衡量自己：我是不是完全抛弃了理想？我的灵魂有没有出现皱纹？我必须承认：皱纹太多了！过了八十我还得从零开始。 我感谢那位年轻的香港读者，不仅是为了她的鼓励，也是为了她推荐给我的那篇文章。我现在才懂得怎样从大地、从人们收听希望……的信息。我在香港的时间那么短，会见的人也不够多，特别是年轻人。但是同那些年轻人短短的交谈，我觉得我正是在收听希望、欢欣、勇敢……的信息。这都是我所需要的养料。而且我接触到了一颗一颗真诚热烈的心。 短短的十八天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我忘不了我那些年轻的“老师”（我应当称他们为老师），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想到他们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拿着鞭子在赶我前进。说实话，太吃力了，因此我感到苦恼。但是有这样一根鞭子在督促我，我又感到幸福。 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3、为旧作新版写序 天地图书公司打算在香港重新排印、发行我的《激流三部曲》和别的一些旧作，托人来征求我的同意，我愉快地答应了。 我知道在香港出过不少我的著作的盗印本，有的把一部长篇改名换姓分成几册印行；有的集子署我的名字，却收入别人的文章。还有些出版社则是租了国内书店的旧纸型重印，不过他们照付纸型费。 我一向是在版权得不到保障的条件下从事写作的，所以看见盗印本接连出现，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正是靠了这些盗印本和“租型本”，海外的读者至今还不曾忘记我的名字，甚至在我给关进“牛棚”、押到工厂、农村、学校“游斗”的时候，香港书店还在发卖我的“邪书”。一九八○年我访问日本，四月三日日本电视台安排水上勉先生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庭园里对谈，水上先生边翻书边向我提问，他翻看的就是绛色封面的十四卷港版文集。我知道有些日本朋友正是靠了这些“租型本”和盗印本听到我的声音的，因此我看见它们反而感到亲切。这次作为中文大学的客人到香港小住，有些读者就拿“租型本”甚至盗印本来找我签名（其中还有新买来的盗印本），我都高兴地在扉页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我更希望读者们看到我自己修改过的新版本。我常说我写文章边写边学，边校边改。一本《家》我至少修改过八遍，到今天我才说我不再改动了，并不是我不想改动，只是我不能把时间完全花费在一本书上面，我不是在写“样板校旱”。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是无止境的，我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我这一生也写不出一本毫无缺点的完美的作品，不可能！不过我一直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少出现毛病。我决不是害怕被什么领导在讲话中点名批判，我只是愿意让读者靠这些文字更准确地理解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后来才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单单纠缠在一本书上是不行的，最好还是多写。那么我的确可以不再修改旧作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天地图书公司愿意照付“版税”，我说：“还是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吧。”我只提出一个要求：新版一律根据作者最近的修改本重排。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仍然主张著作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他有权改动自己的作品，也有权决定自己作品的重印或停版。我一直认为修改过的《家》比初版本少一些毛病，最初发表的连载校旱是随写随印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后来的不一定相同，以后我改了很多，文字和情节两方面都有变动。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九五七年我编《文集》却让婉儿活了下去，接着又在《春》里补写了婉儿回到高家给太太拜寿的一章，我以为这样处理更接近真实，冯乐山讨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并不单是为了虐待她，也是为了玩弄她，他高兴时还可能把婉儿当成宝贝。在补写的《春》的第六章里婉儿对淑英们揭露了冯乐山“欺负孤儿寡妇”的“伪君子、假善人”的行为，她最后说：“我初到冯家的时候……挨骂又挨打。饭也吃不下……只怪自己命不好，情愿早死……我真想走鸣凤的路。现在我也变了。既然都是命，我何必怕他们！该死就死，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今年还不到二十岁，我总会死在你们后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 今天重读改订后的《激流三部曲》，我仍然觉得这样写婉儿比较好。她的性格显著了，冯乐山的也更鲜明了。《三部曲》中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决不会删去补写的章节，让《三部曲》、让《家》恢复原来的面目。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在《校旱专集》中收入我的《家》，他们一定要根据一九三三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排印，花了不少功夫居然找到了印数很少的初版本。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保存作品的最初的面目。但是我的情况不同，作品最初的印数不多，我又不断地修改，读者们得到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改订本，初版本倒并不为读者所熟悉，而且我自己也不愿意再拿初版的《家》同读者见面，我很想坚持一下不让初版本入选，但是后来我还是让了步。我想：“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吧，它既然存在过，就让它留下去吧，用不着替自己遮丑，反正我是边写边学的，而且《新文学大系》又不是给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读物。”作品给选进《新文学大系》，戴上“文学”的帽子，当然要受“体例”等等框框的限制。 但是现在由自己编辑出版单行本，丢开“文学”的头衔，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订本会淘汰掉那些盗印本和“租型本”。 在改订本中最先印出来的不用说就是《激流三部曲》。关于它，我还想讲几句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已经讲得够多了，但话总是讲不完的。有人批评我“反封建不彻底”，有人断定《家》早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四周“徘徊”。在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的时候，我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等级抱有反感。我父亲是四川广元县的县官，他下面有各种小官，他上面有各样大官，级别划分十分清楚，谁的官大，就由谁说了算。我“旁听”过父亲审讯案件，老百姓糊里糊涂地挨了板子还要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这真是记忆犹新啊！ 我当初写《家》，矛头就针对父母包办婚姻、干涉子女自由等等封建流毒，绝没有想到《家》发表后五十三年，又轮到我来写批判“买卖婚姻”的随想。有一件事情我实在想不明白，近来常从新闻报道、广播宣传中听到关于“红娘”的消息，好像许多地方都有“红娘”在做好事。我们从小就熟悉《西厢》的故事：只知道“门当户对”的老夫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使有情人成不了眷属。小丫环红娘才挺身出来，传书带信，巧计安排，让这一对青年男女实现他们的心愿。红娘能够发挥她的作用，正因为她生活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上面还有一位昏聩、专横的老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毒素又深入人心，她“穿针引线”，不顾这一切，她是“反封建”的“战士”，决不是一个媒人。倘使活到今天，她也不会听从老夫人的吩咐，给莺莺小姐介绍“门当户对”的对象。难道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男女青年间或者大年龄的男女青年间就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就不能自由恋爱，不能依照婚姻法自由结合，必须求助于“父母”和“媒妁”吗？ 不管相信不相信，今天还有不少的崔老夫人和高老太爷，“门当户对”至今还是他们决定子女婚姻的一个标准。听话的孩子总是好孩子。为了“婚姻自主”多少青年还在进行斗争。 十载“文革”期间，有人批评《激流》毒害青年，说我的校旱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多么大的罪名！今天我仍然要说我喜欢这个三部曲的主题：青春是无限的美丽。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的希望。这是我的牢固的信念，它决不会“过时”。我相信一切封建的流毒都会给年轻人彻底反掉！ 其他，我不想讲下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4、人道主义 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给我寄来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三月风》杂志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转载的全文。朋友在第二节的小标题上打了两个圈，他在信里写道：“您大概不会把人道主义看做洪水猛兽吧。”原来这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讲话并不长，特别是第二节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讲得好！ 关于人道主义，我也有我的经验。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访问巴黎回来，在北京作家协会朋友们的一次小型宴会上，闲谈间，我说：“讲一点人道主义也有好处，至少不虐待俘虏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无缘无故把人打死，只是为了‘打坏人’。现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经晚了。”没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接口说：“资产阶级也不讲人道主义，他们虐待黑人。美国＆#215;＆#215;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们的那种暴行吗？”这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不会错。影片我没有看过，因此连名字也忘记了，只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这部影片。 这位同志板起面孔这样一说，我不愿意得罪他，就不再谈人道主义了。但他的话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时期什么事都得跟资产阶级“对着干”。资产阶级曾经用“人道主义”反对宗教、封建的统治，用“人权”反对神权和王权，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不！当然不会！在十载“文革”中我看够了兽性的大发作，我不能不经常思考造反派怎样成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权控诉，也有权探索，因为“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今天还在蚕蚀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不过是怕见这种超级大马戏的重演，换句话说，我不愿意再进“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即使口里不说，心里也不会不想，有时半夜从噩梦中惊醒，眼前也会出现人吃人的可怕场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终于从那位同志的话中找到一线亮光：问题大概就在于人道主义吧。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为审查对象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一个从外面来的初中学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带到我家里去。我知道要是我听他的话，全家就会大祸临头。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准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只听人说我是“坏人”，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他追我逃，进进出出，的确是一场绝望的挣扎！我当时非常狼狈，只是盼望那个孩子对我讲点人道主义。幸而在这紧急关头作协分会的造反派出现了。他们来拉我到大厅去，那里有不少外地串连来的学生等待“牛鬼们”去“自报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学生只好另找别的“坏人”去了。我还记得他恶狠狠地对造反派说：“对这些坏人就是不能讲人道！” 像这样的事我还遇见不少次，像这类的话我也听见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着这样一个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权谈人道主义，对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讲人道主义”的。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那么对我们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讲兽道主义吗？我很想知道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前些时候全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我抱病跟着大家学习了一阵子，不过我是自学，而且怀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去学。我的问题始终是：那些单纯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所谓的“革命左派”怎么一下子会变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热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答案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引经据典也涂抹不掉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杨沫同志在日记里记录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明明发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虽然年迈体弱，记忆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没有忘记那些在“浩劫”中被残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杰出作家的名字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老舍，赵树理，杨朔，叶以群，海默……和别的许许多多。他们本来还可以为我国人民继续创造精神财富，但是都给不明不白地赶上了死路。多么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什么？ 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邓朴方同志的讲话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上，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的。即使口头不这样说，实际上也是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是宗教狂热。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他讲得非常明白，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是什么？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所以时机一到，一声号令，一霎时满街都是“虎狼”，哪里还有人敢讲人道主义？哪里还肯让人讲人道主义？ 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5、紧箍咒 老友林放读了《我的噩梦》以后，也写了一篇杂感《“文革”还在揪人》。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老友是出色的杂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样爱说空话。他常常对准目标，弹无虚发。听说他去年发表过杂文，提醒大家不要让“四人帮”余党漏网，居然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可见他的文笔的锋利。事后我遇见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这里用了“遇见”二字，其实并不恰当，那天上午是他来看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华东医院，他住南楼我住北楼，病人来往比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来，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现在不那么健谈了。前几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开会，他总是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能是他也老了，虽然他比我还小几岁。不过一谈到写杂文，我就看出他心里还有一股火。他即使讲话不多，但拿起笔来，仍未失去当年的勇气。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三年前他写信给我说：“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指发“违心之论”）……我不敢开支票。”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为了写杂文吃过不少苦头。他和我同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省选出的代表，第一届一共开过五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相邻的房间里。他平日爱喝点白酒，见到熟人总是谈笑风生。他参加第二届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组，那么我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了。这些事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看即使记错了，也无大关系，我要在这里提说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会。时间大概是六月，我们都住在前门饭店，我住在他的斜对面，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学的教授或校长，都是“知识分子”。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怕让人当场揪出来。在北京我们在小组会上批判过本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过作协分会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从小不善于言辞，常常因此感到遗憾，但是今天回忆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庆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发违心之论。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或者要我如何表态，虽然一直胆战心惊，我总算平稳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爱人萧珊谈起来，我还带苦笑地说自己是一员“福将”。其实我的麻烦还在后头。 杂文家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会是当时那样的吧。过去有一个时期谈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样。现在再回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紧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总之，我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 “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筋疲力尽，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给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为审查对象。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为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牛鬼”。我和杂文家失去了联系，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送走全部外宾，我也做了“阶下囚”。 十年“牛鬼”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再有恐惧，因为我已经给揪了出来，抄了家，失去自由，不可能再有任何“侥幸”心理。我被称为“黑老k”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但我又不愿灭亡，在那两三年中我甘心受辱，争取吃苦，有时甚至以为受苦可以使人净化，表现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在这一段时期我跟所有的朋友断绝了关系，只有从各地来“外调”的造反派的凶恶的审讯中猜到一点情况，我不得不把朋友们忘得干干净净，我真正被孤立起来了。即使在大街上遇见熟人，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 我知道杂文家在上海，现在他的处境比我的好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熟人中间有一个人得救，总比全体灭亡好。我去过干校，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日常的课程不过是劳动、学习和批斗。以后又回到机关，批斗总算结束了。最初是一个人自学，然后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以后给分配到别的单位，始终戴着无形的帽子，即所谓“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另一种“紧箍咒”，我想大概就是踏上一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吧。到了出版单位，除了每周两次政治学习外，有时还参加大会听报告，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杂文家了。他已经解放，参加了工作，在另一个出版社。有一天我去开会，他在会场里看见我，过来打个招呼，要我散会后同他一道出去。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三个人步行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我们交谈起来，还是很亲切，只是不常发出笑声。我当然忘记不了头上那顶无形帽，他呢，虽然当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但过去的“紧箍咒”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不过在这种时候主动地请我在饭馆里吃饭，也需要大的勇气。他的脾气没有大改变，只是收敛了些。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旧日的友情。经过两次大火还不曾给烧成灰烬的友情。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也还提起两个我们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华和陈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个上吊自杀，另一个据说死在煤气灶上。他们为什么死去，我至今还不明白，可是我们一直怀念他们。 十年中间我们见面交谈大概就只有这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在会场里，他坐在台上发言，拿着稿子在念，讲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经人指点检讨“脱险”的经过，还是他以前讲过的那些内容，还是那种充满感激的腔调。当时“四人帮”刚刚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顶无形帽子，不过连我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些横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产。有些关心我的亲友替我着急，劝我到处写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仍然安心等待。又过了两三个月，我那三间给上锁又加封、关了整整十年的书房和寝室终于打开了。再过一些时候，《文汇报》的文艺编辑来找我写文章。编辑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只好交给他我的《一封信》，就这样地结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杂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国人大，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断左腿的时候。…… 这以后我的情况大都记录在《病中集》里了。他呢，除了他生病住过两三次医院外，我经常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他的名字，在荧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还是各种会议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给请出来发言表态。一切照常。他的晚报给造反派砸烂以后过了十多年也复刊了。于是我又读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杂文。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文章写得少些，也可能我读晚报的机会不多，读不到他的杂文，好像跟他渐渐地疏远了。我总觉得把时间耗费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谈谈，劝他多写文章，劝他多讲心里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把《“文革”还在揪人》这篇杂文给我寄来了，我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原来杂文家还在继续使用他的武器。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闭目养神，他还睁着双眼注视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读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词句，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积累——“人吃人”的噩梦。我们两人都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这决不是开玩笑。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噩梦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我当时的确害怕这些梦景会成为现实，所以我主张多写这些噩梦，不但要写泪，而且要写血，因为那些年我们流的血、淌的泪实在太多了。我一再劝人不要忘记“文革”的教训，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造反派”卷土重来。 杂文家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因为知识分子政策长期不能落实而感到苦恼。落实政策已经宣传了好几年了，为什么还这样困难？他说得好：“‘文革’这个母大虫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还在揪住一些人不放。”有人想，死了总会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总得照办，就再呼吁一下吧。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干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灵会复活呢？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 关于知识分子我不想讲什么，我只想问问杂文家：我们头上还有没有“紧箍儿”？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求别人做这做那，等待别人做这做那呢？想想我们自己这二三十年的亲身经历吧。“紧箍咒”不就是对我们的迷信的惩罚？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对孙悟空讲的那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宝塔已经倒掉，我举手摸头，果然头上什么也没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创作自由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从纽约寄来的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这次北京‘作协’大会，海外反应很强烈，虽然大家说话有些不好听，但几乎都感到兴奋与欣慰。我们只盼望能真正地实行下去。您那颗一直年轻的心，也许能分外地理解我们。”她是《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的编辑，还附寄了两期副刊的剪报。副刊的大标题是：《海外的回响，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观感》，执笔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这次大会的确是一次盛会，我虽然因病没有能出席，只是托人在会上念了我的开幕词，但是会后常有人来找我谈开会的情况，我还读过大会的一部分文件和简报。我对这次大会怀有大的期望，我有一个想法：这次大会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会议不同。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大会结束了。反应的确很强烈，我指的并不是“海外”，是国内，反应来自跟这次大会有切身关系的全国作家。反应强烈，说明这次大会开得不寻常；会后听说在这里好些单位都主动地请人传达，可见这次大会受到普遍的注意。对于大会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大家都欢迎它。当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满意这样的会，不过即使有，为数也极少，这些人只好躲在角落里发出一些噪音。 大会开幕后新华社记者从北京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正在病中，没有能讲什么，只说：“会开得好。我同意王蒙那句话：‘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今天我读了海外华人作家对大会的“观感”，意外地发现他们的想法和我的相差并不远，他们的话我听起来并非“不好听”，而是很入耳。这里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问题。说实话我的心已经很不年轻了，但是我和他们同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样地热爱我们善良的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走到一起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位海外同行说这次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第二件是刘宾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当选。”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观感中都曾经谈到，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大家一致认为“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过刘宾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当选是“革新派的凯歌”。这样的意见有什么“不好听”呢？我们自己不是也有类似的意见吗？ 最近我还在家养病。晚上，咳得厉害，在硬板床上不停地向左右两面翻身，总觉得不舒服，有时睡了一个多小时，又会在梦中被自己的叫声惊醒。睡不着我就东想西想。我常常想起刚刚开过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于是对大会我也有了自己的“观感”了。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两样事情：祝词和选举。这是大会的两大“收获”，也是两大“突破”。代表们出席大会，并不是“为开会而开会”，而是为了解决繁荣创作的问题。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对他们“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不再是空话了。不用说党中央对“创作自由”的保证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是对作家们很大的鼓舞。说到选举，有人说，这次不是照别人的意思画圈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挑选“领导人”。 这两件事都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一开了头就会有人接着朝前走。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有人带了头，跟上来的人不会少。有了路，走的人会更多。全国的眼睛都在注视这次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们走出了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着走上去？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挑选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总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画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还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后退？！ 关于选举，我不想多说了。只要大家不讲空话，在创作实践中踏着坚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会陷在泥坑里拔不起脚。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也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说明什么是“创作自由”。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临死前在病床上诉苦，说他开始发表作品就让检查官任意删削，现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但《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没有自由的，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的最后一部（《复活》）就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 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就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样，都是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创作自由”的保证不过是对作家们的一种鼓励，对文学事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决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关于作协大会的新闻报道说，“许多作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红了，哭了，说他们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我没有亲眼看见作家们的泪水，不能凭猜想做任何解释；但是我可以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 我常说自己写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写字不如小学生。他讲的是真话。我从小就很少花功夫练字，不喜欢在红格纸上填字，也不喜欢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因此毫无成绩，这是咎由自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我也不习惯讨好编辑、迎合读者，更不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动自己的笔，我写过不少不成样子的废品，但是我并不为它们感到遗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样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议论！那么多的空谈！离开了创作实践，怎么会多出作品？！若说“老作家盼了一辈子才盼到”使他们流泪的这一天，那么读者们盼了一辈子的难道也是作家们的眼泪？当然不是。读者们盼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和辛勤劳动，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没有它们，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应当把希望放在作家们的身上，特别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7、再认识托尔斯泰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读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题做《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伟大死者的脸上，这不是什么“私生活揭秘”，关于托尔斯泰的私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资料，本人的、家属的、亲友的、医生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还有警察的报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说数不清的用各种文字编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了。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他八十二岁离家出走，玻豪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据说“在他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 这说明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安宁，对他的诬蔑和诽谤也始终不曾停止。他活着就没有能保持什么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这样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做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艺术，相信“艺术是一种罪恶”。他离开书斋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稿费，让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灵魂战士”们去加拿大移民。他还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样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寄生虫”的包围，他们对他过分的要求促使他的偏执越来越厉害，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在逝世前最后几天里他还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觉到写作的诱惑与罪恶……”他走到这样的极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完全满意，却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误解和担心。那个替丈夫抄写《战争与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当然不愿意他走上否定艺术的道路，因此对那些她认为是把托尔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她热爱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维护他的荣誉，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为他献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却不能忍受作为人生教师的托尔斯泰，也就是“说教人”的托尔斯泰，她这种不断的歇斯底里的争吵，反而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门徒”，促使老人终于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还是一八九七年写好的，一直锁在他的抽屉里面。这说明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战斗持续了这么久。只有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计划，她陪他坐火车，中途他病倒在阿斯达波沃车站，就死在那里。 亚历山德拉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个时候疯了’，她这样说。……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看护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说‘我要告诉你们’，她呼吸困难，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纠纷，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剧。亚历山德拉是他最喜欢的女儿，曾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难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根据什么“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赖”的“研究材料”撰写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甚至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他这样的生活作风，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沾染形成，变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质。”这哪里是研究？这样的腔调，这样的论断，有一个时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给关进“牛棚”的时候。我奇怪，难道又在开托尔斯泰的批斗会吗？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话说明我的看法： 每件细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愿望过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感到的痛苦不满。有一天他喝茶的时候，皱着眉头抱怨生活是一种负担。 索菲雅问他：“生活怎么会是你的负担？人人都爱你！” 他答道：“是，它是负担。为什么不是呢？只是因为这儿的饮食好吗？” “为什么不是呢？我不过说大家都爱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该死的老家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死掉，免得做一个完全的伪君子！这很对。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连我的朋友也写这类的话。他们说得不错。我每天出去，路上总看见五个衣服破烂的叫化子，我呢，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马车夫。” 在一九一○年头几个月的日记里，经常记着托尔斯泰因为这个问题所感受到的敏锐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四月十二日他写道：“我没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过的是罪恶的生活，我四周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人都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难过，十分不好意思。……”够了。这些话就可以说明伟大作家最后几十年的内心斗争和家庭悲剧的实质了。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病榻上不愿意见他的妻子，一是决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静地离开人世。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跟什么“小白脸男妾”、什么“大男人主义”怎么能拉扯在一起？！传播这种流言蜚语的人难道自己不感到恶心？ 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三月三十日 8、再说端端 一 我还想谈谈外孙女小端端的事情。 前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是三年前发表的，现在端端不再是“我们家庭最小的成员”了（我儿子结了婚，家里添了一个一岁的校猴女）。但她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人。她在小学读到了五年级，每天还是带了不少的课外作业回家，到家后休息不过半小时，就埋头用功，常常坐到晚上八九点钟，中间只除去吃一顿晚饭的时间。她在家做功课，常常借用我的写字台。我算了一算她一天伏案的时间比我多。我是作家嘛，却没有想到连一个小学生也比我写得更勤奋。“有这样的必要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总觉得：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了。我自己也有过童年，我并不曾忘记我是怎样过来的。虽然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我也还是一个跳跳蹦蹦的孩子，常常用自己的脑筋想主意，我有时背书背不出来挨板子，但也有痛痛快快和同伴们游戏的时候。我始终不曾感觉到读书像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件苦事。所以有一天我听见端端一个人自言自语发牢骚：“活下去真没劲！”不觉大吃一惊，我对孩子的父母谈起这件事，我看得比较严重，让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感觉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孩子的父母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特别是做母亲的总以为孩子不肯多动脑筋，做作业做得太慢，自己又没有工夫辅导孩子，有时看见到了九点孩子还在用功，就动了气，放连珠炮似的大骂一顿，逼着孩子上床睡觉。孩子只得第二天提早起床做功课。孩子的父亲偶尔和我同声说一句：“孩子睡眠不足。”但是他也不得不警告孩子：将来念中学，考重点学校，功课更多，老师抓得更紧，现在不练就一些本领，以后怎样过日子？ 端端并不理解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她也不知道如何练就应付那些功课的本领。她母亲责备她“窍开得慢”，似乎也有道理。我的两篇文章写成相隔三年，这就说明三年中她的情况并未改善，可见进步很小。她的学习成绩始终不稳定，而且常常不大好。但孩子既爱面子，又怕挨骂，每逢考试成绩在九十分以上，她回到家，就马上告诉大人（姑婆、太孃或者她的父母），要是成绩在八十分以下，她便支支吾吾，设法拖延一两天，终于给妈妈知道，还是挨一顿痛骂。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不同意这种教育方法，我心里想：她不开窍，你帮忙她开窍嘛。可是我女儿、女婿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又继续不断地发生。做母亲的却从未想过：为什么孩子会有“活下去真没劲”的思想。她大概以为“不要紧，大家都是这样地教育成人的。” 当然，谁也不必把孩子的话看得太认真。的确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孩子不会因为功课重就“看破红尘”，也不会因为挨骂多就起来“造反”。一切会照常进行，不必紧张。孩子虽爱面子，但也不会去考“重点学校”，她父母也不会强迫她考“重点学校”，我更不鼓励她念“重点学校”，因为做“重点”学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还不够条件。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现在的教学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时候的差不太多，我称它为“填鸭式”，一样是灌输，只是填塞进去的东西不同罢了。过去把教育看得很简单，认为教师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样，无非是照课本宣讲，“我替你思考，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办。”崇高理想，豪言壮语，遍地皆是；人们相信，拿起课本反复解释，逐句背诵，就可以终生为四化献身，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了。 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 今天的孩子当然也不是鸭子，即使我们有十分伟大、极其崇高的理想也不能当做“饲料”使用吧。要是作为“饲料”，再伟大的东西也会走样的。何况用“饲料”填鸭只是为了让鸭子快快长肥给人吃掉。我们给孩子受教育却是为了让他们做有用的人，为建设祖国长期尽力，这是“百年大计”，决不是单单把他们“养肥”就解决问题。 为孩子们着想，培养他们最好是“引导”、“启发”，使他们信服，让他们善于开动脑筋，学会自己思考问题。真正懂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他们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听话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孩子总比不动脑筋的好。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发展的。不论是人，不论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依赖父母的子女是没有出息的。下一代不会让我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抛在后面，因为我们常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填鸭式教育”决裂。未来决不会跟过去和现在一模一样。 最近人们又在谈论教育改革，这是好事。改革教育，人人有份，它不只是少数专家的事情。大家都希望这一次能改出一点成绩来。我看，单单伸起颈项等待是没有用的，有意见就讲出来。不能再走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老路了。多考虑，多议论，多征求意见，一切认真对待。总之，千万不要忘记认真二字。 二 我的前一篇关于端端的短文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一段《随想》则写得很吃力，还删改了三次。为什么会这样困难？我找出一个原因：我把自己同端端混在了一起，我写端端，却想到自己。我的书橱里有二三十册笔记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间给造反派抄走后来落实政策又退了回来的。本子上记录着“老师们”的“讲课”，全是我的字迹。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像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应付没完没了的作业，背诵、死记“老师们”的教诲；我强迫自己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连串的指示当做精饲料一股脑儿吞在肚里。是的，这全是为我准备、而我消化不了的精饲料。为了讨好“老师”，争取分数，我发奋，我虔诚，埋头苦学到夜深，只换来连夜的噩梦：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却一样也找不回来。应该说，有一个时候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个“没有开窍”的小学生，永远记不牢“老师们”的教导和批评，花费了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得到的却常常是迎头的倾盆大雨。头发在灌输和责骂中变成了银丝，拿笔的手指颤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写作成为惩罚的苦刑，生活好似长期的挣扎。“没劲！没劲！”甚至在梦里我也常常哀求：“放学吧！”我真想做一个逃学的“小学生”。说老实话，我同情端端，我也怜悯过去的自己。 三 关于端端我还得讲几句公道话。固然在学习方面她有缺点，成绩也属于中等，但正如她自己所说“不能把人看死”，她还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十一岁的小姑娘。她也是要变的。 我妹妹批评我“偏爱”端端，我不否认，生活把我和这孩子拴在一起了。我常常想起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我和端端都看过根据这校旱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老外公和小外孙女的形象常常在我的眼前出现。我摔伤后从医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两张床放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清早她六点起身后就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轻轻地说声“再见”，然后一个人走下楼去。晚上她上楼睡觉，总是先给我铺好床。星期天我比她早起，就叫她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让她再上床睡一会，我笑着说：“这是包给你的。”她得意地回答：“我承包下来了。”似乎她为这种没有报酬的“承包”感到自豪。 她不会想到每天早晨那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 五月二十五日 9、寻找理想 一、来信 江苏某县某乡中心小学十位同学四月十八日写信给我： 敬爱的巴金爷爷：我们是十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获得了“三好”或“品学兼优”的奖励。但是近年来，我们被一些新的现象迷惑了。爸爸妈妈说话三句不离钞票，社会上常以收入多作为自己的骄傲。有位每月工资是三十多元的老师，当我们问她工资多少时，她脸红了。我们有位同学数学考了九十四分，她呜咽起来，原来爸爸答应她，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奖金。许多家长都用金钱、新衣、旅游来鼓励我们取得好成绩。有些同学在谈到将来时，往往把单位好、工资高、奖金多作为自己最好的向往。一句话，为金钱工作、为金钱学习，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这难道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作为三好学生，我们可以攻克学习上的重重难关，但是在这里，在理想问题上我们成了十只迷途的羔羊。但是我们不甘沉沦，我们决心探索、寻求，我们十个朋友决定开展一个“寻求理想”的活动。 巴金爷爷，我们读过您写的很多书。现在您已上了年纪，可是我们还常常在报纸上、电视里看到您在忙碌地工作。我们想您那里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有打开我们心灵窗户的神秘钥匙，因此，我们想向您请教。当您伏案写作的时候，您想的是什么？您写了那么多的书，您追求的是什么？ 巴金爷爷，我们知道您很忙，您有很重要的工作，您还需要休息，我们实在不愿意打搅您，但是我们十分需要您的帮助。十只迷途的羔羊向您呼救，请您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指点。 祝您长寿。 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 写信人的名字给我删掉了。 二、我的回答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信使我感到为难。我是一个有病的老人，最近虽然去北京开过会，可是回到上海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玻浩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讲话上气不接下气，写字手指不听指挥，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们一个回答，我很难办到。我只能跟在你们背后慢慢地前进，即使远远地落在后面，我还可以努力追赶。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力不能及了。这就说明我不但并无“神奇的力量”，而且连你们有的那种朝气我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神秘钥匙”了。 不过我看你们也不必这样急，“寻求理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理想是存在的。可是有的人追求了一生只得到幻灭；有的人找到了它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我听广播、看报纸，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我“呼救”呢？你们不是都有了理想吗？你们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感觉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你们的理想起了作用吗？我不能不问，你们是不是感到了孤独，因此才把自己比做“迷途的羔羊”？可是照我看，你们并没有“迷途”，“迷途”的倒是你们四周的一些人。 我常常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时会是十分古怪，叫人难以理解。人们喜欢说，形势大好，我也这样说过。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耳闻目睹，舍身救人、一心为公的英雄事迹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好人好事，每天都在远近发生。从好的方面看，当然一切都好；但要是专找不好的方面看，人就觉得好像被坏的东西包围了。尽管形势大好，总是困难很多；尽管遍地理想，偏偏有人惟利是图。你们说这是“新的现象”，我看风并不是一天两天刮起来的。面对着这种现象，有人毫不在乎，他们说这是支流，支流敌不过主流，正如邪不胜正。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说钞票变成了发光的“明珠”，大家追求一个目标：发财，人人争当“能赚会花”的英雄；又譬如说从喜欢空话、爱听假话，发展到贩卖假药、推销劣货，发展到以权谋私、见利忘义……也不要紧，因为邪不胜正。还有人说：“你不要看风越刮越厉害，不久就会过去的。我们有定风珠嘛！”同他们交谈，我也感到放心，我也是相信邪不胜正的人，我始终乐观。 同学们，请原谅，我不是在这里讲空话。束手等待是盼不到美好的明天的。我说邪不胜正，因为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是与非、光明与阴暗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当然属于正义、属于光明。但是在某一个时期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是也会败于非，光明也会被阴暗掩盖，支流也会超过主流，在这里斗争双方力量的强弱会起大的作用。在这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旁观者，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要是我们大家不献出自己的汗水和才智，那么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腾飞，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我常常想为什么宣传了几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势，却无法防止黄金瘟疫的传播？为什么用理想教育人们几十年，那么多的课本，那么多的学习资料，那么多的报刊，那么多的文章！到今天年轻的学生还彷徨无主、四处寻求呢？ 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问，理想究竟是什么？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这几十年来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那么传播黄金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哪方？今天到处在揭发有人贩卖霉烂的食品，推销冒牌的假货，办无聊小报，印盗版书，做各种空头生意，为了带头致富，不惜损公肥私、祸国害人。这些人，他们也谈理想，也讲豪言壮语，他们说一套，做另外一套。对他们，理想不过是招牌、是装饰、是工具。他们口里越是讲得天花乱坠，做的事情越是见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子就变为“向钱看”，定风珠也会变成风信鸡。在所谓“不正之风”刮得最厉害、是非难分、真假难辨的时候，我也曾几次疑惑地问自己：理想究竟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已经被狂风巨浪吹打得无踪无影？我仿佛看见支流压倒了主流，它气势汹汹地滚滚向前。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理由灰心绝望，因为理想明明还在我前面闪光。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是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拜金主义的“洪流”不论如何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顶得住。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我在二十年代写作生活的初期就说过：“把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在人类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的连续，哪里还有个人的灭亡？”在三十年代中我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必须把它们分给别人，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你们问我伏案写作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追求什么？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话。我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 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有时我竭尽全力，向它奔去，有时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时候在我的前面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我的工作时间剩下不多，我拿着笔已经不能挥动自如了。我常常谈老谈死，虽然只是一篇短短的“随想”，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我对人生无限的留恋。我不需要从生活里捞取什么，也不想用空话打扮自己，趁现在还能够勉强动笔，我再一次向读者，向你们掏出我的心：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我的心里又燃起了热爱生活、热爱光明的火。火不灭，我也不会感到“内部干枯”…… 亲爱的同学们，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的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一个信念，贯串着我的全部作品。理想就在你们面前，未来属于你们。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轻自己，你们决不是孤独的！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给黄金潮冲倒。 这就是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来迟了的回答。 六月二十五日 10、从心所欲 一 我总算闯过了八十的大关。人生八十并不是容易的事。未到八十的时候我常常想，过了八十总可以“从心所欲”吧。照我的解释，“从心所欲”也不过是做一两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退一步说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愿望大概不会是过分的要求吧。 可是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人不断地找上门来，有熟人，也有陌生的读者，他们为了接连出现的各种“红白喜事”拉我去充当吹鼓手；他们要我给各式各样的报纸、书刊题辞、题字，求我担任这样那样的名誉职务。我曾经多次解释：作家应当通过作品跟读者见面，不能脱离创作对读者指手画脚。我又说自己没有权利教训读者，也不敢命令别人照我的话办事。我从小不练书法，长大又不用功，我写字连自己也看不顺眼，说是“鬼画桃符”。要我题字，无非让我当众出丑，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有些人却偏偏逼着我做，我再三推辞，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人家已经给我做了结论：我不过是一个只有名字的空壳，除了拿名字骗人或者吓唬人外，再无别的用处。找上门来求这求那的客人认定：“这个空壳”行将入土，你不利用，就白白丧失最后的机会，所以总要揪住我不放。我呢，只好向他们哀求：“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再写两篇文章吧。”倘使只是为了名字而活下去，那真没有意思，我实在不想这样地过日子。可是哀求、推辞、躲避有时也没有用，我还是不得不让步，这里挂一个名，那里应付一下。有人笑我“不甘寂寞”，他却不知道我正因为太不寂寞感到苦恼。有人怪我“管事太多”，其实除了写《随想录》，我什么事都没有管，而且也不会管。 当然我也不甘心任人摆布。我虽然又老又病，缺乏战斗意志，但还能独立思考，为什么不利用失败的经验保护自己？付了学费嘛，总要学到一点东西。过了八十，为什么还要唯唯诺诺，讨好别人，看人脸色，委屈自己？既然不能“从心所欲”，不妨带着微笑闭户养神。这是我的“持久战”。我就是这样地争取到一点时间来写《随想录》的，我还想写一点别的东西，有时候真是想得如饥似渴。究竟为着什么？我自己分析，眼睛一闭一切都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有！那就是我的祖国，我的同胞，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他们。 我活了这么几十年，并不是白吃干饭，我写了那么一大堆书，不管好坏，究竟把我的见闻和感受写出多少，自己也说不清。既然别人给我做了“结论”，为什么我自己不也来一个总结？我大概再没有机会参加批斗会了，没有人逼着我写检查，我自己也不会再写它。本来一笔糊涂账嘛，扔掉、忘掉，就算完事，这最痛快。可是想到将来会出现的评论、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种种流言蜚语，我再也不能沉默。说实话，我前两天还在做可怕的怪梦，几张凶神恶煞的面孔最近常常在我眼前“徘徊”。我知道当时有一些人变成猛兽，后来又还原为“人”，而且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这可能是好事。但在我的怪梦里那些还原为人的“人”在“不正之风”越刮越厉害的时候却又变成了猛兽。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梦境。不过回忆过去，把一些经验写下去，即使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总结，对后人也不会没有用处。我牢牢记住这样一句名言：“人啊，你们要警惕！” 我正是为了这个才活下去、写下去的。 二 我想起另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我在香港接受了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典礼后几天在当地一家日报上我读到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作者对中文大学对我的“赞词”有不同的意见，他引用我自己的话来批判我，挖苦我，证明我并不“坚强”，证明我没有“道德勇气”。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悦耳，特别是在长篇赞词之后，它们好像当头一盆雪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一阵不舒服之后，我却觉得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多了。这文章里讲的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文革”中的事情。本来我就这样想：过去是抹煞不了的，未来却可以由我们塑造。不坚强可以变为“坚强”，没有“勇气”的人也会找到“勇气”。总之，事在人为。我欠了债并不想赖掉，有债就还，还清了债岂不很轻松！我提倡讲真话，争取讲真话，正是为了有错就认、认了就改，也是为了有病就治、治了就好。不错，世界上也有所谓“一贯正确”的人，他们生了疮还说是身上开花，要人家讲好话。我不会向他们学习。这些年我的惨痛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在牛棚里那些漫长的日子，总觉得有人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反复熬煎。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去世家中设灵堂请和尚诵经的情景。我仿佛又看见大厅上十殿阎罗的挂图。根据过去民间传说，人死后要给带去十座阎罗殿过堂、受审，甚至要走“奈何桥”、上刀山、下油锅接受种种残酷刑罚。 亡灵还要在这些地方重复自己一生的经历，不是为了“重温旧梦”，而是经受一次严格的审查，弄清是非、结束恩怨，然后喝“迷魂汤”忘记一切，从“转轮殿”出去，重新做人。我相信过这一套鬼话。不过，时间很短，阎罗图是和尚从庙里带来的，它们给收起以后我也就忘记了。不知道因为什么，过了五十年我又想起了它们。而且这一次和从前不同，我不得不把自己摆了进去，从我进“牛棚”开始，领导也好，“革命群众”也好，我自己也好，整天都把“重新做人”挂在嘴上，他们把我变成了“牛”，把所有和我类似的人都变成了“牛”，现在需要他们来执行阎王的职务，执行牛头马面的职务了。 十年浩劫中的头几年特别可怕，我真像一个游魂给带去见十殿阎王，过去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全给揭发出来，让我在油锅里接受审查、脱胎换骨。十幅阎罗殿过堂受审的图画阴风惨惨、鲜血淋淋，我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是兽是魂，是在阴司还是在地狱。当时萧珊尚在人世，每天我睁开眼睛听见她的声音，就唤她的名字，我说：“日子难过啊！”倘使要我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那就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我忍受不了阎罗殿长时期的折磨。我不曾走上绝路，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同萧珊分别。除了我对萧珊的那份感情外，我的一切都让“个人崇拜”榨取光了，那些年中间我哪里还有信心和理想？哪里还有什么“道德勇气”？一纸“勒令”就使我甘心变牛，哪里有这样的“坚强战士”？说谎没有用，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也一样，我不想在自己脸上搽粉，也用不着给它抹黑。“骂自己不脸红”，并非可耻的事，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在讲真话。 然而那是非不分、人鬼难辨的十年终于过去了，在血和火的浩劫中我的每一根骨头都给扔在滚滚油锅里煎了千百遍，我的确没有“倒下去”，而且也不会倒下去了，这一点“信心”我倒是有的。我并不讳言我多次给“造反派”揪到台上表演过“坐喷气式飞机”、低头认罪的种种丑剧。还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年作家跪在作协分会大厅里地板上接受进驻机关的所谓“狂妄分子”、“革命”学生的批判，朋友西彦的牙齿就在这个下午给打掉了两颗。当时的情景还是那么鲜明，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并不曾脸红，也不觉得可耻。我只想：这奇耻大辱大概就是对我那些年的“个人崇拜”的一种惩罚或者一种酬劳吧。我给剥夺了做“人”的权利，这是自作自受，我无话可说。但是从此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不能让这奇耻大辱再落到我的身上。今天我也还没有忘记这个问题。究竟我有没有“勇气”，是不是“坚强”，要看我有没有“不让‘文革’的悲剧再发生”的决心。我决不会再跪在地板上接受批判了。我想把那篇所谓《写真话》的文章当做镜子照照自己，可是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作者把在“文革”中受尽屈辱、迫害的人，和在“个人迷信”大骗局中受骗的人作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像隔岸观火似的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悲剧毫不关心，他即使没有进过“牛棚”、没有坐过“喷气式”，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的文章不过是向下一代人勾画出自己的嘴脸罢了。 七月十四日 ╔——╗ ┆千秋┆“阅”尽春色 “读”领风骚 ╚——╝ 11、卖真货 一 偶尔翻阅近几年出版的《随想录》，原来我写过五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可能有人认为我讲得太多了，为什么老是揪住真话不放呢？其实，谁都明白，我开的支票至今没有兑现。 我编印了一本《真话集》，只能说我扯起了真话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经讲了真话，而且一直在讲真话。这几年我生病，讲话、写文章不多，要是给自己算一笔账，收获当然更少。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懂得讲真话并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难。 此外，我还忽略了讲话和听话的密切关系。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的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在他们，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游戏，一种消遣，或者一种手段。总之不论讲话听话，都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有时认了错就算完事，有时你转不过弯，或者黑字留在白纸上，你不能不认账，就会叫你背一辈子的黑锅。即使你完全贩卖别人的话，并未走样，原来讲话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给你戴帽子，因为他们的级别高，你的级别低，或者他们是官，你是民，同样的话由他们讲就正确，你讲出来会犯错误。有时需要一个靶子，你也会给抛出来，揪出来，即使你只讲了三言两语。 以上的话并不新鲜，现在说来，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责任，说明我开出的支票不兑现，情有可原。其实真有这个意思。前一个时候不是有人笑我没有“道德勇气”吗？几年前我开始叫嚷“讲真话”，接连发表《随想录》的时候，有人以为我放暗箭伤人，有人疑心我在骂他，总之，不大满意。我吞吞吐吐，讲得含糊不清，便于他们争取对号入座，因为我虽然写作多年，“驾驭文字的功夫”至今还“很低下”，无法使某些读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但是我自己要过关就十分困难。前不久我写过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有人说我替托尔斯泰“辩护”。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我只是从那些泼向老人的污泥浊水，看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后半生所走的那么艰难的道路。他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要讲真话，照自己说的做，却引起那么多的纠纷，招来那么大的痛苦，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玻豪在路上，他始终没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了。写完“再认识”的文章，我才明白：讲真话需要多么高昂的代价，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放弃一切的决心。这精神，这决心，试问我自己有没有？我讲不了真话，就不如索性闭口！ 二 听别人讲真话也是好事。 好些年来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沉默地观察人。我听人讲话，常常看他的动作，揣摩他的心思，回忆他以前讲过的话，再把它们同他现在讲的连起来，我便得出了结论：假话多于真话。老实说，从人们的嘴里，从电台的播音，从报刊的报道，从到处的广告，还有，还有……我一直在怀疑究竟有多少真话！不知是不是我的脑子有毛病，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好听的话，越是漂亮的话，越不可信，所以话讲得越漂亮，就越是需要有事实来作证，即使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 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观察了别人以后应当解剖自己。我这一生讲过太多的话，有些连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可能别人还记在心上，图书馆里也还留存着印在书刊上面的字句。它们是真是假，固然别人可以判断，但自己总不能不做个交代吧。我经常想起它们，仿佛在查一笔一笔的旧账。这不是愉快的事。午夜梦回我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往往为一件事情或几句假话弄得汗流浃背。我看所谓良心的责备的确是最痛苦的，即使别人忘记了你，不算旧账，你躲在一边隐姓埋名，隔岸观火，也无法得到安宁。首先你得不到自己的宽恕。 人不能用假话欺骗自己。即使脸皮再厚的人，假话说多了也要红脸。在十年“文革”期间我确实见过一些人大言不惭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后来他们又把那些话赖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也不脸红。但甚至这种人，他们背着人的时候，在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想起过去的事，知道自己说了谎骗了人，他们是不是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不是也会红脸？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却始终想不出什么道理来。近二三十年中发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那许多办案的人难道对蒙冤者就毫无歉意，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谴责？据说还有不少人斤斤计较地坚持要给受害人身上留一点尾巴。“怎么可能呢？”我常常向熟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朋友们笑笑或者叹口气说：“这种事情太多了。”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多宝贵的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了给什么人，我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干嚷了几声。 三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只是干嚷了几声。 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仍然是报刊的报道，电台的播音，它们告诉人们： 这里在制造假酒，那里在推销假药；这个商店发卖致病的点心，那个企业制造冒牌的劣货……可怕的不再是讲好听的话骗人，而是卖有毒的食品骗钱。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会中毒受害。为了保全大家的性命，应当要求：卖真货。 单单讲真话已经不够了，太不够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 12、再说知识分子 一 近年来到处都在议论“知识分子”，好像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识分子讲好话，也有人对他们仍然不满。但总的说来，过去所谓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总之，一片“尊重知识”声。不过向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多数还是坚持己见，“翘尾巴”论就是从他们嘴里嚷出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落实”，也就是由于这类人从中作梗。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尊重知识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简单，“要使用知识分子嘛”。我要你替我卖命，就得对你客气点，做个笑脸，说两句好话，让你心甘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有好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家在困难条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宁愿早日献出生命，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中也很少见，你要他们出力卖命，为什么不该尊重他们？但是“翘尾巴”论者却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们卖命还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后抽嘛！”“四人帮”就是这样做过的。结果呢，肯卖命的人都给折磨死了。不要知识，不要科学，大家只好在苦中作乐，以穷为光荣。自己不懂，也不让别人懂，指手画脚，乱发指示，坚持外行领导内行，无非要大家都变成外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整了别人，也整到自己。这样一来，知识真的成了罪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批斗难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拿知识分子做枪靶子吗？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把知识当做草原上的草一样想用野火烧荆狐们。人们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知识”，我也必须把属于知识分子的这些“毒草”烧尽铲绝，才能得到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几十年中间，我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验上，最后差一点死在“四人帮”的毒手上。当时我真愿意早一天脱胎换骨，完成改造的大业，摘去知识分子的小帽。我本来“知识”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油锅里熬来熬去，什么“知识”都熬光了，可是却给我换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让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随意打骂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知识”。 我还在痴心妄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我还在等待从一个大运动中受到“洗心革面”的再教育。我有时甚至希望做一个不会醒来的大梦。但是我终于明白，把那么一大段时间花费在戴帽、摘帽上面，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光阴似箭，我绕了数不清的大弯，然后又好像回到了原处。可是我也用不着再为这顶知识分子的帽子麻烦了。我就只有在油锅里熬剩下来的那一点点油渣，你用鞭子抽也好，开会批判也好，用大道理指引也好，用好听的话鼓励也好，我总要交出它们，我总要走完我的路。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为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我已经心安理得了。 二 我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中间，我写过不少作品替知识分子讲话，为他们鸣冤叫屈，写他们的艰苦生活，写他们的善良心灵，写他们的悲惨命运。我不是写一本书，写一篇文章，我写了几十年，我写“斯文扫地”的社会，在其中知识分子受罪，知识受到践踏，金钱是惟一发光的宝物。在那个社会里，“秦始皇”、“清朝皇帝”、“希特勒”一类的鬼魂经常出现，知识分子是给踏在他们脚下的贱民。谁不曾胆战心惊地度过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寒夜”！黑暗过去，新中国成立，知识分子用多么欢快的心情迎接灿烂的黎明，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新的生活开始了。三十几年来他们的欢乐和愁苦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了好的政策，更盼望认真落实，痛痛快快，不打折扣，也不拖泥带水，更不必留下什么尾巴，不让人有使用鞭子的机会。拿鞭子抽人不是新社会的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有甘愿挨打的“人下人”了。 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的公民，把他们当做平等的公民看待，这才是公平合理。国家属于全体公民，有知识或者没有知识，同样有一份义务和一份权利，谁也不能把别人当做待价而沽的货物，谁也不是命运给捏在别人手里的奴隶。我读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我也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倘使有人把某一个时期我们知识分子的生活如实地写出来，一定会引起无数读者同情的眼泪，唤起他们愤怒的抗议吧。但是这样的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根据知识划分公民的等级，并不是聪明的事。用恩赐的优惠待遇也收买不了人心。我们说肝胆相照，应该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我为你创造并保证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你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同样地心情舒畅，什么事都好办了。谁也用不着再为香臭的问题操心了。 九月十日病中 13、再说创作自由 三个多月没有写“随想”，原因仍然是写字困难，杂事不少，既无精力，又无时间。几位老朋友看见我这么久不发表文章，以为我要搁笔，担心我心上那点余烬已经冷却。有一位在晚报社工作的朋友来信问我是不是“找不到题目”。他的用意我很理解，倘使要我说真话，那么根据我目前的健康情况，我似乎应当“搁笔”了。我从来不“找题目”做文章，只是有话才说，但我也有避开摆在面前的题目不声不响的时候。因为有病，经常心烦意乱、思想不易集中，抓住题目讲不清楚，不如不写，沉默对养病的确有好处。不过为了报答朋友们的关心，表示火种犹在，我又带病执笔，无论如何我总要完成一百五十篇“随想”的计划。 前些时候大家兴奋地谈论“创作自由”，确实热闹了一阵子。大半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又在议论怎样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可能还要谈一年半载吧。能够谈出一个名堂来，倒也是好事。免得像小道消息传播的那样，一提到“创作自由”，有人就想起这一段时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坏事，担心又出现了什么“自由化”的问题。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创作自由”好像一把悬挂在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宝剑，你想着它拿起笔就有千万斤重。我劝他不必提心吊胆，我说：“不会有人打小板子了。”我从小看惯了大老爷升堂打大、小板子，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小板子比外国的宝剑更具体，更可怕。 我这一生和“创作”的关系不能说不密切。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区外国穷学生住的公寓小房间里写头一本校旱《灭亡》，或者在贵阳和北碚的小客栈中写《憩园》，或者在重庆和上海两地断断续续地写《寒夜》，并没有人来看我如何下笔，或者指导我怎样写作，我自己也从未想到我有没有这样或那样写下去的权利或自由。我只顾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我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懂得一些写作的甘苦，可是我并没有花费时间考虑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也不怕有人将它夺走（后来我在自己的脑子里设置了不少框框条条，到处堆放石子，弄得举步艰难，那又当别论了）。我下笔之前从来不曾想好完整的、不会变更的校旱情节，我是边写边想的，因此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的写作计划（腹稿），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应当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写我熟悉的生活。我执笔的时候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活着总是希望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换句话说就是要尽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能“白吃干饭”，而且别人也不让我“白吃干饭”。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吧，不过这责任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并不是别人强迫地放在我肩头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对社会起不了好的作用，读者就会抛弃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总之，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的十年，那个时期我连做人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但是在旧社会中因为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虽然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我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三三年我的校旱《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二年当时在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又不让我的中篇《电》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们还留在人间。当然它们终于会消失，因为读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未免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给送到读者的手中，总要经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关口。而且任何书刊都不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它们必须经过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挑选，发行机构不订购，作品就见不了天日，哪里谈得到产生影响？！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读者的灵魂随意捏来捏去。他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我当了几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要是读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无法存在。作家并无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法术，单靠作家的一枝笔，不会促成国家的繁荣富强，文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有句古话：“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崇高的理想不会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责任再重大，也得有个界限。坐在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底下，或者看见有人在旁边高举小板子，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这样是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的。 前一个时期人们谈到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讲过几句。其实关于“黄金时代”，关于“我们文学的春天”，我在作家们的集会上已经谈过多次了。我不是预言家，我的“豪言壮语”不过是我个人长期的愿望。有人问我这个黄金时代什么时候到来。我只能说：等待了三十几年，今天我终于明白黄金时代决不会自己向人们走来，它等着作家们去迎接它，拥抱它。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含着作家们的辛勤劳动。空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开一百次会，人人表态，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多创造条件鼓励作家们勤奋地写作，让大家团结起来，脚踏实地在创作实践上比个高低吧。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14、《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说服了。无怪乎我的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做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15、四谈骗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三篇谈小骗子的随想。有人怪我多事，他们说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出现几个小骗子，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必让大家知道，丢自己的脸。还有少数几个受了骗的人想起自己在这出丑戏中的精彩表演，不由得恼羞成怒，忘记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认为别人揭露骗子就是揭露他们，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更奇怪的是当时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主张：家丑不可外扬，最好还是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里并没有骗子。所以连揭露骗子的话剧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没有再写谈骗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过去了五年。是不是骗子们就“自行消亡”了呢？没有。这一段时间里，我虽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门上街，可是我也听到这样那样的大道、小道消息，看到或者买过、用过假药假货，甚至接触过一些睁着眼睛说谎、吹牛的人。我不声不响，反正心中有数，我不想捞到什么好处，偶尔遇到骗子也不会吃大亏。 我说过，即使在我们这个新社会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骗子。骗子的产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气候。他们出现了，生存了，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还有不少毛病，还有养活骗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首先就应当搞好清洁卫生。对付骗子的最好办法，不是一笔勾销，否认他们的存在，而是揭露他们，培养大家识别骗子的能力，不让一个人受骗，必须找到产生他们的原因、土壤和气候，消灭原因，破坏土壤，改变气候，不让骗子在新社会中生存。 骗子并不是神仙，他们也“食人间烟火”；骗子并非一出现就很“成熟”，他们也是逐渐长成的。供给他们各种养料，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的，就是各样受骗的人。那些人替骗子们创造活动的条件，提供活动的机会，即使后来明白自己上了当，也要保护骗子过关，表示本人“一贯正确”，或者让骗子漏网，大事化小，或者让大家相信新社会万事大吉，不用杞人忧天。那些人从喜欢听好话，发展到喜欢听假话，再发展到喜欢讲假话，这样同骗子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把骗子当成了自己人，此其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发户变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大家挖空心思，带头发财，改善生活，提高消费。于是“向钱看”推动一些人向前飞奔。目标既然是发财，是改善，是提高，手段不妨各式各样，只要会动脑筋，手腕灵活，能说会道，就会左右逢源，头衔满身，买卖越做越大，关系越来越多，这不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光明大道”？此其二。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其五……但用不着我多说了。 现在不会有人重读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了，否则他会吃惊地发现连骗子的面貌也大大地改变了。他们不再是打着“高干子弟”假招牌活动的小骗子了。他们也不再用假话为个人谋小利，过舒适的生活。他们是人们眼里的“财神爷”。他们中间有的行骗九个省市，诈骗金额百多万元，如上海的黄奎元案；有的涉及十七省市，骗出资金一千九百多万元，如广东的刘浩然案；有的涉及七省二十个县市，共诈骗一亿多元，如福建的杜国桢案。名字多，人多，到处都有，我也无法一一地举出来，而且也不必列举，因为他们招摇过市，有目共睹。他们像老鼠一样，啃我们社会的高楼大厦；他们是一群白蚁，蛀我们国家的梁木支柱。他们散布谎言好像传播真理，他们贩卖灵魂，仿佛倾销廉价商品。一帆风顺，到处都为他们大开绿灯；家丑不怕外扬，受害人也会变做同伙。这完全不是七九年的场面了。是不是还要让骗子们再来一个大发展呢？不！现在应当向某些人大喝一声：“睁开眼睛”了！ 请那些“一贯正确”的人相信并非我对骗子有特殊的兴趣，坦白地说，《四谈骗子》的标题，本来就是《最后谈骗子》，因为已经到了人民与骗子势不两立的时候，不需要我在这里讲空话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16、答卫×× 来信收到，我读了很难过。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到了泉州，在大学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没有想到你还在美国医院治疗，又病到了这样。我有病，小林又忙，无法代笔，因此久未给你去信。我责备自己只顾到我的困难，失去几次跟你们联系的机会，现在突然得到你这封信，似乎一切都完了！ 这两年我常常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这个病也是不治之症，我也是靠药物在延续生命。我整天感到浑身不舒服，而且坐立不安。我估计再活二至三四年，一直在考虑怎样安排生活，安排工作。万想不到你会落在比我更坏的境地里。你和我不同，我活了八十多年，多少做过一些事情，你却是这么年轻。你是你父亲最小的女儿，你活泼爱动，又学到一些本领，你一直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甚至在第一次动手术以后，你还准备回到你父亲熟悉的地方，“找一个工作园地，好好地将所学用出来，在祖国人民中间平静地过一段日子，等病魔再来时，走得也心安理得，就像有一种沙漠植物，四十年开一朵花，花高四十英尺，花落，整个植物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你讲得多好！多么美的愿望！哪里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你第一次回国前后我并不理解你，你准备舍弃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比较方便的工作条件，回来长期工作，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和你父亲分别多年，你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我单单在一九八○年同你见几次面，怎么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只看出你的乐观和干劲，却并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从未谈过你对祖国的感情和对事业的理想。今天反复念着你这次病中写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爱，事业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原来你这位建筑设计师六七年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设想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你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就在它快要实现（你是这样看吧）的时候，突然来了可怕的病，开刀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目前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说是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你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是维持一个接受药物的肉体，不只是锻炼我和家人的耐力，但愿能找到个有意义的‘事’把时间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费。” 你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一切希望都濒于破灭，四十年一次开花的机会已经“没有可能”，你还在挣扎，争取生命的延续，你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你的理想、你的事业。你还在考虑把争取回来的宝贵时间怎样用在有意义的事业上。你要走得心安理得。你用了一个“走”字，这说明你有毅力工作到最后的一刻。你不只要锻炼你和家人的耐力，你用了“耐力”这个词组，就说明你有决心坚持到最后一息。这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你在讲自己的心愿和心情，你的每一句话，仿佛你拿了刀把它们刻印在我的心上，你的确是在给我指路。我也应该锻炼自己的“耐力”，不让靠药物延续的生命白白浪费；我也应当“走”得平静、从容。而心烦意乱，思想集中困难，这说明我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你这番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眶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我明白了，只有深沉的爱、强烈的爱、真诚的爱、执着的爱才能够开出这样的花。你不要太多地折磨自己，你让我睁开了眼睛，这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我追求一生却始终不曾得到的东西。 爱，尤其是像你有的那种对祖国、对事业的爱，要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问候你的老父亲，你的病对他是多大的打击！三年前他回国讲学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广州病倒，是你接他回去就医，那时我患骨折，给拴在病房中牵引架上动弹不得，少同你们联系。行动不便，讲话困难，他一直同你相依为命。他为你的病“落过几回泪”，这情景我想象得到。虽然还有你姐姐和你哥哥，可是他多么需要你！你真能撇开他“走得心安理得”吗？但愿你的“耐力”、你们一家人的“耐力”能创造奇迹！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17、可怕的现实主义 二月十四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北京惩处作恶衙内》。原来在上海有三名“强奸、流氓犯”给判了死刑，其中有两名是高干子弟。到十九日这三名犯人真的给送往刑场枪决了，于是大家拍手称快，说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当然各有各的看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我也读了各报评论员的文章，它们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先说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衙内”的。我最早知道衙内是从施耐庵的《水浒》来的，我读这部校旱时不过十二三岁，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我爱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可以说印象很深，至今还忘不了。我还看过一些公案校旱，如《彭公案》、《施公案》，书中也有强占民女的恶霸、衙内、采花贼等等，这类人在地方戏中，我也见到不少，他们都不是单干户，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从未想过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解放后衙内仍然常在戏曲舞台上出现，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的现象吧。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人物还是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望江亭》里来的。一个高衙内，一个杨衙内，刻画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却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我很奇怪这两位大作家当时怎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居然写出了几百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衙内坐摩托车或者小轿车，开家庭舞会，住高级宾馆是关、施两位所梦想不到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跳不出那两位作家的掌心。作为一个读者，我理解关、施二公当初塑造那两个衙内是在鞭挞他们，批判他们，绝非拿他们做学习的榜样。可是现在偏偏有人要学他们而且学得很像，好像两部作品就是为这些人写的一样，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关系又是那么近似。我读报上发表的几篇报道，有些地方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明白，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后来我想起《水浒》，找出来翻了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就是讲真话的作用吗？……难道不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成就吗？ 我今天才理解现实主义的威力。可怕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代的衙内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还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 ┆千秋┆“阅”尽春色 “读”领风骚 ╚——╝ 18、衙内 衙内的问题其实我已经想了多时了。每当报纸沉默的时候，小道消息就特别活跃，“某某人的儿子做了什么事情”，“某某人的儿子给抓起来了”，这一类的话早就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案情越传越大，终于到了公开宣判、押赴刑场的一天。那些人的儿子的确是按照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慢慢成长起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点我也懂了，渐渐地懂了。我不明白的却是另一件事。 从仅有的几篇内容差不多的报道中，任何读者都会看出那些年轻犯人的思想感情，那样的精神境界，真是一片漆黑，令人战栗的一片漆黑啊！残忍，贪婪，破坏，毁灭，发泄兽欲，占有一切，以损害别人为乐……那也是高衙内、杨衙内的精神状态啊！ 报纸又沉默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忘记它？可是我还在想，我不能不想，这样一种可怕的精神境界，怎么会发生在高干子弟的身上？怎么会出现在革命家庭的中间？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对青年人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堵住这个口子试试看。不过高衙内、杨衙内以及各式各样的衙内都是旧中国封建主义的土特产，因此要搞好清洁卫生，还是要大反封建主义。 是的，要反封建主义，不管它穿什么样的新式服装，封建主义总是封建主义，衙内总是衙内。 二月二十三日 19、牛棚 别人说我坚强，其实我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举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在电视节目里一连几天听见人唱“样板戏”，听了几段，上床后我就做了一个“文革”的梦，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牛棚里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觉醒来，心还在咚咚地跳，我连忙背诵“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唱“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牛棚也早给拆掉了，我才高兴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找我。我谈起这个梦，他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你心有余悸嘛。”这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却引起我的反感，我反问：“难道你就没有余悸？” 他收敛了笑容，过了一会，才说：“五十年代，我万万想不到会有‘文化大革命’。今后，我又能够向你保证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决不再进牛棚。” “那么你是想消极抵抗吗？”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倘使没有牛，那么也就用不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将了。” 我们又谈到所谓衙内的一些事情，当时衙内尚未处决，但关于判决的各种小道消息已经在社会上传开。他认识两衙内中的一个，但并不熟，他说：“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是受害者？” “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吗？”我问。 “不，我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说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他们让这个‘大革命’抓在手里，抛来抛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别人报复，干出了种种坏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吗？” “你我不同，你我是长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好，父母为人民立过功。” “那么是不是你我还要进牛棚割掉尾巴？” 他没有做声。他似乎回答不出来了。 客人告辞以后，我还坐在沙发上胡思乱想。 “难道我还要准备再进牛棚吗？”我越想越糊涂了。 二月二十五日 20、纪念 近来几次梦见自己回到大唱“样板戏”的日子，醒来我总感觉心情很不舒畅。二十年了！怎么我还是这样软弱？在上一篇“随想”里我提到重进“牛棚”割尾巴的事。难道我真相信知识分子都有一条应当割掉的叫做“知识”的尾巴吗？请不要笑我愚蠢，有一个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确相信过，我甚至下过决心要让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给关进“牛棚”以后，还甘心做一辈子的“牛”，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羡慕那些自认为比我高一等的人。当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唱“样板戏”，哼“样板戏”。无怪乎最近听见人唱“样板戏”，即使是清唱也罢，我就记起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任意划分人的等级的时代，一个把“知识”当做罪恶的尾巴的时代。那难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说“牛棚早给拆掉”，只是一句空话。那十年中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牛棚”，只要有人作为“牛”给揪了出来，什么房子都可以成为“牛棚”，无所谓“修”，也无所谓“拆”。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但是十年中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这“勒令”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封建的手段（“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眼睛应该睁大了，应该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过去的许多“看牛人”现在还在各处活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但只要我们不再走进“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会有变人为兽的魔法。没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问题在于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我们要尊重自己。能做到这样，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我那位决心“不再进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来探病，我继续同他交谈。 他坐下来就问：“你现在还怕给人揪去割尾巴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说：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大家却这样给摆弄了这么些年。多大的浪费！前不久我还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校旱《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五个可爱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绳子上，她们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天堂。想着这些纯洁的少女，我很难过，她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这场‘文字游戏’的受害者。以反对知识开始的这场‘大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消灭知识不过是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走进天堂。办得到吗？——” 我不等到他讲完，便插嘴问：“那么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你上次这样说过。”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还是这样看。你应该记得那年我们在奉贤五＆#183;七干校，一起靠边的老王几次请假回家处理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在两个干校学习、劳动，不得不把九岁的小孩留在家里，邻居也无法照顾，孩子开始落到小流氓手中，听流氓的话干起坏事来。老王夫妇最后只好把儿子送到宁波阿姨家中，请她代管。这一类的事当时的确不少。不让父母管孩子，又没有老师来管他们，他们怎么能躲开流氓呢？没有办法的人就只好丢下儿女让流氓去摆弄了。那些衙内在父母被当做‘走资派’或者‘叛徒’隔离审查、挨批斗的时候，也曾落进流氓手中受过‘教育’，用各种方法给培养成一批现代的衙内。在今天的电视剧、故事片里面，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镜头。你记不记得他们当初鼓动年轻学生抄家、打人、强占房屋、设司令部，你家里楼下住房不是也给占去了吗？六六年有个时期刚刚传说不让学生到处破四旧，张春桥马上发表谈话要学生继续上街，晚上许多人家又遭了殃。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他们闹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和萧珊，还有我两个妹妹，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厕所的门并未上锁，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没有用。学生照样地来，乱翻乱拿。不过衣橱、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还没有人动过。大约过了一年多，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接着大学生又‘进驻’了我们机关。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都被叫去审问，大家跪在大厅里，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牛’受尽折磨，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审问结束，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我们受了侮辱以后，又挨骂，却没有人敢哼一声。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机关，同路回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说，我怎么保重！？’这天他生病在家，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画地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听话。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我有满脑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净化心灵吗？无论如何，我们要活下去——” 朋友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大家都这样说过，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见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他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升上来又给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儿子到安徽插队落户，我去车站送他，车上挤满了年轻人，火车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片哭声。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上学念书呢？我想都不敢想。那个晚上下着大雪，我出站挤不上车，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担心，又替孩子担心，含着眼泪向我问这问那。我说，孩子很高兴，他和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离开上海。她不相信，想着孩子，她一夜没有睡。当时哪一家不是这样？对我自己我无话可说，可是对我们孩子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进流氓的手里，好险啊！不然我们怎么办？回想起来我真害怕。” 他说：“你放心，你我的孩子还没有做衙内的资格。那些衙内是‘受害者’，他们又害了别人，他们自己有责任，别人也有责任。不过我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们开口闭口都是‘紧跟’，幸好只是口说而已，我们并没有‘紧跟’的机会，否则你我将作为‘四人帮’的爪牙遗臭万年了。想到这个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天天开纪念会，这也纪念，那也纪念，是不是也要开一个会纪念‘文革’二十周年或者庆祝‘四人帮’垮台十周年。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一个人！” “不容易啊！”我摇摇头说。“有人说：‘我们应当忘记过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给‘文革’，有人想一笔勾销‘文革’，还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让‘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满身创伤，有人从‘文革’得到好处，至今还在重温旧梦，希望再有机会施展魔法，让人变‘牛’。所以听见唱‘样板戏’有人连连鼓掌，有人却浑身战栗。拿我们来说，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总得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究竟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文革博物馆’。”我终于把在心里藏了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他说：“我读过你写的那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好像亲身参观了那个纳粹杀人工厂一样。我也是这样想，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能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不让人再把我们当牛，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个能够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 “对，对。”我连声表示同意。“那些魔法都是从文字游戏开始的。我们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变化，那些过程，那些谎言，那些骗局，那些血淋淋的惨剧，那些伤心断肠的悲剧，那些勾心斗角的丑剧，那些残酷无情的斗争……为了那一切的文字游戏！……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所以要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纪念馆，你这个意见我完全赞成。要大家牢记那十年中间自己的和别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不让人忘记过去的恩仇。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对那个给几代人带来大灾难的‘文革’应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是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文革’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造反派，走资派，或者逍遥派，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让大家都到这里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为‘文革’做过什么或者为反对‘文革’做过什么。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笔非还不可的债啊！”他的声音嘶哑了。 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四月一日 21、我与开明 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校旱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校旱的原稿曾经被《校旱月报》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在那里印了出来。这校旱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校旱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翻译过一篇爱玛＆#183;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校旱《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啰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183;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是我的校旱下一年才在《校旱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苏联阿＆#183;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校旱和李石曾的旧译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183;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校旱，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校旱《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译完《薇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八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遣我翻译了全本《夜未央》，回国后交给另一家书店刊行，译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过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时我便改用李石曾用过的旧译名，因为开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个短篇也由我编入另一本译文集《门槛》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唠叨，离开题目跑野马。这的确是我几十年文学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这样东拉西扯也可以说明我那几年的思想情况和精神状态：我很幼稚，思想单纯，可是爱憎非常强烈，感情也很真挚。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现；又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贤祠广场上卢骚（梭）铜像前诉说我的痛苦，我看不见光明。我写作只是为了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求，在探索，也就是在生活。所以我为了最初出版的书不好意思收取稿费，我或者把“版税”送给朋友，或者就放弃稿酬。当然开明书店是照付“版税”的。它是作家和教师办的书店，因此对每一位作者不论他的书是否畅销，它一样地对待，一种书售缺了，只要还有读者，就给安排重印。我最初写作不多，后来发表稿子的地方多起来，出书的机会就多了，向我组稿的人也逐渐增加。我从法国回来，和索非住在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一幢石库门楼房，他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客堂间。那些杂志的编辑先生大都知道我是开明的作者，又有个朋友在开明工作，他们向我要稿就找索非接洽，我写好稿子也请索非带出去，我的校旱就这样给送到各种各样的报刊，用不着我携带稿子去拜访名人，我只消拿着笔不断地写下去。我有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心里的东西倾倒出来。我感觉到我有倾吐不尽的感情，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写一个通宵，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会把它送出去。我不去拜会编辑，也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我并不为我的文章操心，反正读者要看，我的作品就有发表和出版的地方，人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我一个人生活简单，过日子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不算多，但都很慷慨，我常常准备要是文章无处发表，我就去朋友家做食客。所以我始终不把稿费放在心上，我一直将“自己要说话”摆在第一位，你付稿费也好，不付也好，总之我不为钱写作，不用看行情下笔，不必看脸色挥毫。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在上海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得接受审查，我有半年多没有收取稿费，却在朋友沈从文家中做客，过着闲适的生活，后来又给振铎、靳以做助手编辑《文学季刊》，做些义务劳动。此外我还可以按时从开明书店拿到一笔“版税”，数目虽小，但也可以解决我一个人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二年后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开明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变化，索非和开明照常替我转信；我的作品不断地增多，也有了来找我约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在开明主持编辑事务的是夏丏尊，他就是当时读者众多的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他思想“开明”，知道我写过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我也并不歧视。我感谢他，但我很少去书店，同夏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更难得同他交谈。我只记得抗战胜利后我第一次回上海，他来找我，坐了不到一个小时，谈了些文艺界的情况和出版事业的前景，我们对国民党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体不好，近几年在上海敌占区吃够了苦，脸上还带病容。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同我住在一个弄堂里，可是我不久又去重庆，第二年四月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锡琛“老板”也不熟，他因为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被迫脱离《妇女杂志》，才动手创办《新女性》月刊。他这段反封建的个人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我和朋友卢剑波都很感动。剑波先给《新女性》寄稿，我看见剑波的文章发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两篇，都给采用了。我同章并无私交，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索非同章处得不好，说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台湾，便脱离开明一直留在那边开办新的书店。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章去哪里工作，我并不清楚，当时我也很忙，只能应付找上门来的事，后来听说章做了“右派”，这时我记起了索非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讲话“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进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却会成为“右派分子”挨批挨斗，有些惋惜。有时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语：“不管怎样，他办了开明书店，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间，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敢听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不仅是章老板，还有几个我在开明的熟人都给“错划为右派”，其中在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芬先生甚至给送到北大荒去劳改，竟然死在那里，据说他临终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这些人今天也许会在泉下拜读新编的纪念文集，知道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事业也有好的传统和好的作风，对祖国的文化积累也有贡献，那么我们也不必为过去的一切感到遗憾了。 二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 新编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绍这照片的文章，作者认为它是在书店成立十年纪念的日子拍摄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记得是为了减少“版税”。原来的税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这次书店请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论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听索非说，在开明出书拿版税最多的是英语教科书的编者林语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当时是一本畅销书。他们两位同意减少稿费，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我对稿费的多少本无所谓，只要书印得干干净净，装得整整齐齐，我就十分满意，何况当时在开明出书的作者中我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后来在抗战期间开明几次遭受较大的损失后又减过一次“版税”，税率减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卢芷芬给我看一封开明负责人的来信，要他跟我商谈减少稿费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开明已经出了不少作品，跟书店的关系比较密切，书店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内地各个分店结交了不少朋友。书店的情况我也熟悉，它提出减少稿费，我不好意思断然拒绝。而且我个人对稿费的看法，一直不曾改变，今天还是如此。读者养活我，我为他们写作。我在这里重提这件事情，不过说明开明书店毕竟是一家私营企业，为了发展这个事业，它还要考虑赚钱，它似乎并没有讲过要“为人民服务”。不用说，它即使讲了，我也不会相信，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喜欢讲漂亮话的人做起事来不见得就漂亮。但是我同开明接触多年，我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只想勤勤恳恳认真出几本好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都把开明看做忠实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位开明负责人便是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我那些熟人中他“走”得最早，我也只有在他一个人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一九五一年，开明还不曾结束。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谈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一九三八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书印出来就让敌军的炸弹和炮火毁掉。一批书刚刚成了灰烬，第二批又在读者眼前出现；一个据点给摧毁了，新的据点又给建立起来。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那些年我经常同开明往来，我写作，我编印书刊，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校旱《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他们打算出一些翻译校旱（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孚兄是《校旱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做编辑，我的大部分校旱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校旱，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这本书的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著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关于开明的朋友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可是我怀疑空话讲多了有什么用。想说而未说的话，我总有一天会把它们写出来，否则我不能得到安宁。一九五三年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朋友顾均正写信告诉我开明已经找到“光荣归宿”，书店愿意送给我一部分旧作的纸型，由我挑选，另找出路。我写了回信寄去。不久果然给我运来了一箱纸型，我把它们转赠给平明出版社，我的一些旧作才有机会重见读者。 开明结束，我和过去那些朋友很少见面，但是我每次上京，总要去探望顾均正夫妇。前两年我在医院中还写过怀念文章重温我和这一家人的淡如水的友情。我在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这几十年，谈到知识分子，我就想起这位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这样的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正是我们国家不可少的支柱。不知为什么，在新社会里也还有人不信任他们。眼光远大的人愿意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却没有想到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在需要的时候每个公民可以主动地为祖国献身。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争先翻印通俗校旱、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 五月三日写完 22、我的责任编辑 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校旱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不过晚几个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丁玲的短篇集《在黑暗中》在开明书店出版，受到人们的注意。我并不认识叶圣老，也不曾跟他通过信，我后来托索非把中篇校旱《死去的太阳》转给《校旱月报》时，他早已不代编《月报》了。我还在《月报》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叶圣老在一九三一年也曾向索非要过我的稿子，是为了他主编的《妇女杂志》组稿（好像他担任这个职务并不久）。我写了《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那是一个波兰革命姑娘的真实故事。校旱很快就刊了出来。其实说快，也是在几个月之后，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几种杂志都脱期，而且总是落后几个月。但它们都是名牌刊物，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对手，不愁卖不出去，因此脱期成了家常便饭。 我只记得我拿到发表《亚丽安娜》的那期刊物时，叶圣老已经离开《妇女杂志》，或者甚至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我以后也就不曾再给《妇女杂志》写稿，因为新的主编思想右倾。那个时候情形复杂，但又有趣，人们并不随便把别人划成“右派”，也不需要请人给自己戴上帽子。不过进步与落后的划分却是十分明显、非常自然。即使你有钱有势，读者也不会跟着你跑。商务印书馆那些杂志经常变换它们的主编，官方施加压力，刊物便朝右摆。过了一段时间刊物又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因为它们不愿被读者抛弃。但是第二年初“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给日军炮火轰毁，这以后除了《东方杂志》不久复刊外，其他的刊物都自动停刊。《东方杂志》由胡愈之继续编了一个时期，我的中篇校旱《新生》的初稿，一九三二年同《校旱月报》编辑部一起烧成灰烬，我重写了它，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连载了《新生》的第二稿，徐调孚兄为它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校旱月报》停刊后，调孚兄去开明书店工作，业余为《东方杂志》编辑文艺栏，每期发表两三篇作品。《东方杂志》月出两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但是不说也想得到，从上面来了压力，南京讲话了。然后愈之离开，换上汪精卫派的李圣五，他把杂志抓在手里，一直到抗战爆发，杂志停刊，他跟着主子走上了绝路。 叶圣老离开商务后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老。我不和索非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期中，先在我舅父家住了将近一年，以后又去南北一些地方旅行，我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只是去寻求友谊。我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为这些朋友我写了更多的文章。直接向我组稿的人多起来了。我无法隐姓埋名，只好用文章应酬朋友，于是我成了所谓“多产”的作家，在各种各样的刊物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在一篇题作《灵魂的呼号》的序文中诉苦说：“拿文章来应酬，到后来就是拿名字来应酬，自己糟蹋文章，糟蹋名字，到后来就是文章和名字被人糟蹋……”不过我又说：“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自己想说的话。……”记得就是在这个时期叶圣老和调孚兄托索非带口信来，劝我慎重发表文章，我没有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可是我感谢他们的关心。特别是对叶圣老，我渐渐地领会到他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 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即使失去了信心，我也会恢复勇气，在正路上继续前进。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这样的朋友我不止有一位，但叶圣老还是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止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校旱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当然我的一切应当由我自己负责，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总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师，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那就是叶圣老，因为他们关心我，我不愿使他们失望，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今天还是这样想，还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地回忆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现在简单地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那边有人传说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黄裳让我看了他的来信。几个月后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谈得很高兴。 第二件：“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给折磨成那个样子！旁边还有人监视；即使是老朋友见面又能谈些什么呢？看到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如此可悲的下场，看到一位老友含冤受屈的惨痛遭遇，而自己毫无办法，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听说那次和他同来的人中还有胡愈之同志。 第三件：“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岑寂。于是从朋友们那里来了鼓励，来了安慰；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援助的手。愈之寄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诚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到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老不但几次来信，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赠给我，他这样说：“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责任编辑！愈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一九三一年他几次到闸北宝山路我的住处来约稿，除了中篇校旱《雾》以外，他还要我在第二年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我只写好一篇《杨嫂》，“一*二八”事变就使我改变了写作计划。愈之的确是我的老友，世界语运动把我们连在一起，一直到他的最后，一直到今天，因为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可惜我没有能把他寄到成都的信，六十几年前的那封信保存下来！这些年我和他接触不多，不过在我患玻氦伤之前，我们常有机会见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和对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使我感到惭愧。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遗憾。我虽然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这也是我生活的道路。不管是用纸笔，或者用行为，不管是写作或者生活，我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路上有风有雨，有泥有石，黑夜来临，又得点灯照路。有时脚步乏力还要求人拉我一把。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也同样需要责任编辑。有了他们，我可以放心前进，不怕失脚摔倒。 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长寿。 五月十五日 23、样板戏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这里回忆自己扮演过的那些丑剧，我仍然感到脸红，感到痛心。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我决不像有些人过去遭受冤屈，现在就想狠狠地捞回一把，补偿损失。但是我总要弄清是非，不能继续让人摆布。正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号就叫出“万岁，万岁，万万岁！”难道今后我们还要用“三结合”、“三突出”等等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你一言、我一语、你献一策、我出一计，通过所谓“千锤百炼”，产生一部一部的样板文艺作品吗？ 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做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做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五月二十八日 24、官气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上海，他很忙，却也抽空来看我。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担心谈久了我的声音可能嘶哑，我自己也害怕兴奋起来，容易“筋疲力尽”。我很想避开那些使人激动的话题，但是我经常打着“讲真话”的大旗，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又不便发一些违心之论，敷衍了事，况且如今社会空气大有改变，朋友见面也并不需要交换歌功颂德的“大路货”了。这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所谓“官气”来。他现在是官，因此强调不让自己染上官气。我说这很好，有些人本来不是官，却有不少的官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日我喜欢讲一句话：“没有关系”，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后我总要认真地想一想。“认真”的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警句：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越不漂亮。我又用这个警句来核对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不能不感到惊奇：那么多的空话！我是这样，别人呢？我的话还不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牛”。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牛”，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成功。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我记起来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动身返沪的前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饭店的餐厅里在意见簿上写了一大段感谢的话，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一种压力；我走到许多地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但我却并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固然牛棚给拆除了，可是我还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对某些人还是不必落实政策；因此我虽然处处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用不着多发牢骚。 说老实话，“文革”十年，我的确深受教育，对任何事情，或者读什么文章，看什么报道，听什么人讲话，总要把自己摆进去，动脑筋想一想，然后才发表意见，是紧跟还是不跟。总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话还是假话。过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贩卖假货过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耻地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卖假药、贩假货才能够保住性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看出来经过“文革”的锻炼，我也可以穿上华丽的衣服干下流的事情。我曾经相信“文革”是伟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写文章称赞这个“伟大的”革命时，我已经看够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龌龊的、极其丑恶的东西，我称赞它是不得不称赞，是别人强加上去的称赞。我忍受因为我要保护自己；我忍受因为我已经看穿了那个大骗局；我忍受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教训：“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这是多大的一笔遗产啊。接连不断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批判！还不是为了保护这笔遗产，让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后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最近全国人大代表谈到北京市的服务质量，不是像我那样在意见簿上写下热情的赞美，而是发出不满的批评。可见十年“文革”在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坏事，带来多大变化。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和“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牛”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但是十载大火之后，在一片废墟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瓦砾，灰堆？“态度蛮横，顾客挨训”，人大代表发现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气。有人说首都是这样，外省更差。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我们有句老话“挂羊头，卖狗肉”，可见挂漂亮的招牌卖假货、劣货，古已有之。要是不认真地大抓一下，那么人们很容易习以为常，甘心上当，听其发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后来又在“文革”的“牛棚”里关了十年，过惯低头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气的“官”都见得不少，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文革”期间我的确被当做贱民，受过种种虐待），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的感觉特别锐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总之，不能再把“真话”放在脑后，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抓什么？就是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吧。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 客人告辞走了，我拄着手杖把他送到门口。时间短，我们都谈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说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如此而已。 25、“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做“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决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做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六月十五日 ╔——╗ ┆千秋┆“阅”尽春色 “读”领风骚 ╚——╝ 26、二十年前 近来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来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便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 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办公，这次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非常空虚。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加害怕，可以说是已经自己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画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 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存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代、检查。 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请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写校旱，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的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决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 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但是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熬煎。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我的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尽管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六月十九日 27、怀念非英兄 一 三十年代头几年我去过福建三次，广东一次，写了一本《旅途随笔》和几篇校旱，那些文章里保留着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友谊的回忆。那个时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会两地办学校。他们的年纪和我相差不远，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封建流毒还在蚕蚀人们的头脑；他们看见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仿佛一块大石压在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又像一只魔手掐祝蝴们的咽喉。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他们信任自己的梦想（他们经常做美丽的梦！），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我用梦想装饰他们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梦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写了那些夸张的、赞美的文章，鼓励他们，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好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即使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来，我仍然觉得他们近在我的身边；我还不曾忘记关于他们我讲过的话： 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岛旅行，在广州过春节，意外地见到那位广东新会的朋友，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剧的死亡。我第一次证实我称为“耶稣”的友人已经离开我们。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旧作。“我说我的心还在他们那里，我愿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柔软的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我因为漂亮的空话感到苦恼，我不曾实践自己的诺言。为了减轻我的精神上的负担，我考虑写几篇回忆和怀念，也曾把这个想法对几位朋友讲过。可是时间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开大门应付一切闯进来的杂事，没有办法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于是空前的“大革命”来了。我被迫搁下了笔，给关进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经验，我也尝够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尽折磨，才能体会别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难，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并不曾夺去我的生命，它们更不能毁灭我怀念故友的感情。几年中间我写了不少怀旧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时候落笔的。我只写成我打算写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们读到的更少。因此这三四年中常有人来信谈我的文章，他们希望我多写，多替一些人讲话，他们指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广东办教育的人。我感谢他们提醒我还欠着那几笔应当偿还的债。只是我担心要把心里多年的积累全挖出来，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那么我能够原封不动地带着块垒离开人世吗？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与不拖之间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于是我拿起了笔，我的眼前现出一张清瘦的脸，那就是叶非英兄，我并没有忘记他。恰好我这里还有一封朋友转来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写给朋友的，有这样一段话： 顺便提一下：我有一个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和朋友叶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里称他为“耶稣”），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时候，巴老写过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划清界限”的文章。我恳望，巴老如果要保留这篇文章，那就请加以修改。死者已无法为自己说话，而他，以我对他的认识，我相信他总是带着对巴老的深挚友谊逝去的。 我首先应当请求写信人的原谅，我引用这段话，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说实话，要不要引用它，发表它，我考虑了很久，他这封不是写给我的信，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一年，对他提出的问题我找不到解答，就没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写过文章说明我要跟“耶稣”“划清界限”，我实在想不起来。我称非英为“耶稣”，自己倒还记得，那称呼是从我的第一本游记《海行杂记》里来的。《杂记》中有一节《耶稣和他的门徒》，我将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称为耶稣。认识非英后，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对他的做法又有一点小意见，曾经开玩笑地说他是我们的“耶稣”。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后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里用过这个称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横滨写成的散文。当时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园内散步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从十年浩劫中残留下来的旧作堆里找到几本不同的旧版散文集《点滴》，翻出《月夜》来查对，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这样的一段：“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线系起来，要在这废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宝塔，怀着这样大的志愿的人是有的，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215;＆#215;＆#215;。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吧。”后面还有关于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话。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国出版社港版《点滴》中这一段话从“我们的耶稣”起却改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有着病弱的身体，但是他却在做着一个健康人的工作。他将永为我的敬爱的朋友吧。他的质朴、勇敢和坚定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这最后一句原来也有，但它是用来讲另一个朋友的，在这个修改本中另一个朋友的名字给删掉了，我就改用它来赞美叶非英，觉得更恰当些，因为我从日本回上海，听说另一个朋友已经做了官。这也说明我写文章，谈印象，发议论，下结论，常常有些夸张，轻易相信一时的见闻，感情冲动时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笔。一九七八年我在两卷本《选集》后记中说：“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些话有点像检讨，其实是在替自己解释，但“还是一场空”却是我的真实的感受。 上面说的这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搞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南国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纸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么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订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还给保留着，可是关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六个虚点，说明这里有删节。这删节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过几个办教育事业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我今天还感到内疚，因为删节并不止一次。我编印《文集》第十卷，还删去了《短简》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后来收在《短简》集里，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九年共印过两版，文章里也提到“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我接着说：“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吧，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吧。我知道你们是能爱他的。”《短简》以后不曾重印，编入《文集》时我删去了这封公开信。这也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吧。我只说：“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删改文章确有“一场空”的感觉，我也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读旧作，我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不像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 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印《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做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样说： 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或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同志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渡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兢兢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印《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做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拼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病。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拼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泉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 四 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两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的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们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材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关于反右、划右、平反、改正的长过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战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来替那些受害者讲一句公道话。帽子是别人给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泼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历史的报复，也是历史的惩罚。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叶非英的身上也不会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广东朋友陈洪有兄的来信，谈起叶非英的事情，他说：“我是五○年一月回广州的，非英兄继续办新民中学，我也在学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间非英和我一同参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我也参加南方大学和土改离开新民中学。五三年新民中学改为十四中学，非英兄成为十四中学教师。我在土改结束后转到十三中学，直到反右斗争时，一个干部问我：‘叶非英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怎样？’我说：‘叶非英很沉着，少讲话。’那干部说：‘少讲话，也还是右派。’后来我才听说各单位划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讲话少发言，都不能逃脱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们都去农场劳动，每逢例假回广州，我没有一次见到非英兄，听说他划为极右，在石井劳教场劳动，例假也不能出来。后来听说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劳教场。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与非英兄同在劳教场劳动的熟人，据说：非英兄劳动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吗？’叶说：‘死了，就算了！’六○——六一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劳动的人经常吃不饱，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猪的饲料，饿得发慌的人不得不以猪食充饥，我也吃过无数次，幸而我的身体底子好，没有发病。非英体弱，有一次吃薯藤，发病泻肚，没有及时医治，就这样地在五十几岁离开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还讲到给非英平反的经过。人死了，是非却并未消亡，他没有家，没有子女，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却不曾忘记他。泉州友人写信给广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实政策，没有消息。广东朋友找民盟广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为叶非英平反”。洪有信中还说：“教育局说市公安局定叶非英为反革命。我追问：‘罪名是什么？’回答是：‘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我对民盟组织说：‘据我所知，肃反条例并没有这一条。’民盟组织也说‘没有’。我要求民盟组织据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复函给广州市民盟说：‘关于原广州市第十四中学叶非英同志的问题最近经我局党委复查，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广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对叶非英同志以历史反革命论处送劳动教养的决定。广州市十四中学已将复查结果通知叶的亲属。’……” 还有一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来信讲起非英当时在广州的情况，信中说：“由于他的教龄长，工资也较高，然而他无论住的、吃的、穿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简朴。他和学校的单身教师住在一起，他睡一张单人小床，盖的垫的都是旧棉被和旧棉絮。他自己说，这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他在学校里主要担任数学课，据说在附近几所中学里他的教学成绩是比较优异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去看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他正要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辅导几何课。……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节假日不只是学生找他补习，更多是他走访学生家庭，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无所谓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叶非英同志的问题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牲。”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牲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七月三日 28、三说端端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写过一篇短文谈我的外孙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写了《再说端端》。我写端端，也讲了我对儿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好像有两份报刊先后转载，我并没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报上看到端端写“检查”，说什么“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情”，觉得有趣，以后遇见端端就要问她读过我的文章没有。端端不喜欢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书，我的《随想录》她一本也没有翻过。不过她懂得写检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听见人提起我那篇文章就脸红，偶尔还对我说：“下次把我写得好一点吧。”她并不知道我还写了第二篇。这一篇在《大公报》发表后，我那位在晚报当编辑的朋友又来信通知我晚报还想转载关于端端的第二篇随想，征求我的同意。晚报发表我的文章，我当然愿意，可是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回信说：文章在晚报刊出，读者很多，会使端端感到很大的压力，她不愿意我谈她的缺点，那么就请晚报不要转载吧。 文章不见报，压力似乎小一点，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端端在小学毕业了。小学之后当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运气好，减少一次考试，小学毕业由区里考试，就根据这次的成绩作为升入初中的标准。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点中学，端端本人倒无所谓，不过考得好，她当然高兴。为了准备考试，端端不能说是不努力。她常常五点半钟就起床做作业复习功课，晚上也总是忙到八九点钟。家里的人都说她动作太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冷眼旁观，觉得像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弃休息、放弃娱乐，辛辛苦苦，过了一年多，却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数，看来升入重点中学是没有指望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回家哭了一场，挨了妈妈一顿骂。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扫兴，做母亲的照常放连珠炮，批评孩子不肯动脑筋，不爱看书，做功课做得慢，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儿的看法，只有我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且正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点”人才可以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孩子既然进不了重点学校，那么规规矩矩地做一个普通人有什么不好？！不过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也有一些难处，因为一，据说有些非重点学校校风不好，担心孩子染上不良习惯（“文革”以来这样的事的确常见，我也不能闭上眼睛矢口否认。倘使没有人来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风也难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条件来说，似乎连小抓都有困难。大家都明白要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批好的老师。平日不培养，到了需要时哪里去找？）。二，孩子进非重点学校念书，让做父母的感到丢脸，虽然没有人逼着写“教子无方”的检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费多少功夫总觉得惭愧。三，重点学校很合喜欢把人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口味，分好等级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上，只要办好少数重点学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点人的死活。他们可能是这样错误地理解办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见孩子的考分低进不了重点学校，就以为前途一片黑暗、万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个人不像他们那样悲观，虽然在家里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并不在于办重点学校，正如它的教学方法也决不是灌输和死记。你尽量地塞进来，我只好全吞下去，不管能不能消化；你照本本宣讲，我只好拼命强记；你不教我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因为我“脑子迟钝”就拿那么多的作业和功课来惩罚我，不让我有试一下开动自己脑筋的念头和时间，我也只好叹一口气，丢开一切的希望，靠一碗大锅饭混过这一生了。 这是我在设身处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我这样关心她，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点我都有，我也是一个“头脑迟钝”、“窍开得慢”的孩子。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点的中学里受填鸭式的教育吧。幸运的是我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作业，那么多的功课，我还有时间开动自己脑筋胡思乱想。不要轻视胡思乱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总是顺着思路缓缓前进，只有多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认真的探索和追求。为了这个，就需要用“开导”、“启发”的方法教会孩子们经常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顺着思路自己解决问题，逐渐做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自学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开动脑筋吗？ 大家都知道教育（首先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教育，甚至儿童教育也决不是：我替你思考，你只消吞下去、牢记住！”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很多。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主张：要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话，照一个人的意见办事，那么一切都简单化了；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主张，做起事来岂不是十分方便？其实这种想法并不聪明，全国人民要是只靠一个人动脑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开动脑筋，为什么还要把学校办成培养“填鸭”的常葫？ 讲过的话用不着再讲了。但历史对人是不会宽容的，轻视教育的人会受到惩罚。普及教育决不是单单制造大批只知唯唯诺诺、举手、盖章的人，即使再好的老师，也得重视学生的脑子。学生要肯动脑筋，会动脑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蓝，否则单靠灌输和强记，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老师也有老师的苦衷。人们的注意常常集中在考分上，集中在升学率上；人们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跳跳蹦蹦的孩子、爱动脑筋的孩子不一定听话。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老师们也得看上级，看家长，看社会，老师们也常常感到压力。我想老师们也不一定愿意多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多了，老师看起卷子来也很吃力。不过谁都愿意教出更多的好学生，总想好好地干啊。那么怎么干呢？靠填鸭的方式总是不行的。老师也得开动脑筋啊！ 所以人们常常谈起“尊重老师”的风气。这的确重要。办成好的学校，培养好的学生，都要靠好的老师。不尊重老师，就办不好学校。我年轻时候读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校旱《心》，最初是包天笑的改编本《馨儿就学记》，然后是夏丏尊的全译本《爱的教育》。校旱写的是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一年中的见闻。原书是过去很有名的儿童读物。夏译本的读者很多，影响很大。校旱描写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书中叙述师生间的感情和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动人。我以为办儿童教育，首先就应当在学校中培养尊师爱生、同学互助的感情。在一般情况下学生总是尊敬老师的。但是在“文革”时期我却见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学生们把老师当做仇敌。在那些日子里学生殴打老师，批斗老师，侮辱老师，让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惨死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之下。我还记得那些十四五岁的男女学生强占房子、设司令部、抄家打人抢东西的情景，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初中学生拿着铜头皮带在作协分会后院里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学生吗？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孩子吗？ 关于端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倘使三年后我还能执笔，我倒想写写她升入高中的事。这次动笔写《三说》的时候，我绝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红司令，可是疑问自己出现了：填鸭式的教育怎么会产生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小红司令？ 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七月二十三日 29、老化 去年年底我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信，信里有这样两段话： 你们送了一份画报给我，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读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可是笔不听我的手指挥，手又不听我的脑筋指挥，始终写不成一篇文章。现在还是靠药物控制我的病，希望我能静养一个时期，然后仔细思考，从容执笔，比较清楚地讲出我的意见。有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譬如谈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我们行的是“中庸之道”，好些人后来做了官，忘了革命。当时胡适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一个喜欢玩女人、闹小旦、写艳体诗的文人），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位作者这样说），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 我们的确有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做过不少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决不能靠祖宗的遗产过日子。中国文学要如那位作者所说“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还得靠我们作家的努力，挂起几代祖传的老店招牌有什么用？ 半年过去了，我的健康情况不见好转，仍然无法写较长的争鸣文章，那么我就谈点感想吧。本来嘛，我并不想说服别人，我只想弄清一些是非，或者只是回顾自己八十年的道路，让人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因为每当我回过头去，脚印十分清楚，脚迹里还有火星，即使在黑夜里，星星的火也照亮那一条漫长的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我的一切都会覆盖在根上，化做泥土。我生下来是中国人，将来我死去仍然是中国人，我写作就因为我是中国人，从没有离开过我的“根”，要是没有根，我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我写文章给谁看？谁理解我的感情？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谁也不能否认我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的。“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有条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气一步一步离开我的老家，离开那个我称为“专制的黑暗王国”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离开那个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够活下去，能够走出一条路，正因为我“抛弃”了中国文化，“抛弃”了历史传统。那篇文章的作者说有人“对于五四运动打倒中国文化、摧毁和抛弃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根’从此被切断，认为是对中华民族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这里只用了“抛弃”二字，我觉得已经够大胆了。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理想也只是不在长辈的压迫跟前低头，再高一点也就是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顶高也不过是希望一觉醒来就见到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我和年纪差不多的同学或同志们在一起畅谈未来、畅谈革命时，大家的思想更活跃些。可是似乎没有人想到“打倒或摧毁中国文化”，更没有人动手“切断民族文化的根”。当时我们到处寻找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救国救民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起来争取生存，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进步，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我生活在封建大家庭，我在私塾念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每年农历七月“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我们还要磕头行礼。可是我受不了四周那种腐朽的霉臭。我憎恨那一切落后的事物，三纲五常，“三寸金莲”，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家长专制，年轻人看长辈的脸色过日子……在我的眼里祖父是一个专制暴君。在我们的家里一些人荒淫无耻，另一些人痛苦呻吟。我还记得我大哥含着泪向我诉苦，我发誓决不走他那样的路。他盼望我“读书做官，扬名显亲”，我却卖文为生，靠读者养活。我说过我控诉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可是今天连封建文化的垃圾也还不曾给人打扫干净。我说过生活的激流永远奔腾，我要摧毁封建家庭的堡垒。我后来发表了《激流三部曲》。而事实上我的祖父是被我五叔气死的，我五叔不等他父亲死去就设法花掉那些他认为自己有权分到的财产。我不但来不及对这个专制王国进行任何打击，我甚至跪倒在祖父遗体面前，所以有人说这是校旱《家》中的“败笔”。请原谅，那时我不过是十五岁的孩子。纵然大言不惭，我也不敢说我那一代人一开始就有“打倒”和“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至于我个人的经历呢，我也只是撕毁过半本带插图的《烈女传》，我当时说它是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书。但要是平心静气地多想一想，我也不能说今天就没有人把《烈女传》看做女人的榜样。明明还有人把女人当做私产，谈恋爱不成功，就刀砍斧劈。连许多封建的糟粕都给保留了下来，居然还有人吵吵嚷嚷到处寻找失去的文化。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使“我们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的主要支柱”从此失去，“整个民族……似乎再无立足之处。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丧失了准则。” 什么准则？难道我们还要学历代统治者的榜样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之道，过着几千年称王称霸的没有民主的日子？ 什么准则？难道我们还应该搞男女授受不亲、宣传三纲五常，裹小脚，讨小老婆，多子多孙、光宗耀祖？ 我不理解这种说法。我们的民族决不是因为“五四”而“再无立脚之处”。恰恰相反，因为通过“五四”接受了新思潮、新文化，中国人民才终于站了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五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不论如何清高，真正的功过、是非总得弄个明白！？即使我毫无贡献，提到“五四”我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还记得当初如饥似渴地抢读新文化书刊和同代的青年一起跟着“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前进，那样的兴奋，那样的热情，那样充满信心！提倡“科学”，要求“民主”，几代的青年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固然关于“科学”我们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够理想，而在有些地区愚昧无知和封建迷信的现象甚至相当普遍；至于“民主”，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尽管我们叫嚷了几十年，我抓住童年的回忆寻根，顺藤摸去，也只摸到那些“下跪、挨打、叩头、谢恩”的场面，此外就是说不完的空话。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决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 我们究竟怎样总结“五四”的教训呢？为什么做不到“完全”？为什么做不到“彻底”？为什么丢不开过去的传统奋勇前进？为什么不大量种树摘取“科学”和“民主”的果实？我想来想去，始终无法避开这样一个现实：老化。 我有很深的体会：老，并不值得骄傲，倒值得我们警惕。拿我个人来说，我有不少的雄心壮志，可是我没有够多的精力。我老了，摆老资格也没有用，我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或者让位给年轻人。这是自然的规律。 那么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吗？ 七月二十九日 30、怀念胡风 一 最近我在《文学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胡风丢钱、巴金资助”的短文，这是根据胡风同志过去在狱中写的回忆材料写成的。几年前梅志同志给我看那篇材料时，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条说明事实的注。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但拿起笔我又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于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那么就从那里开头，先给我那条简短的注作一点补充吧。 那天我们都在万国公墓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墓穴周围有一个人圈，我立在胡风的对面，他的举动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礼进行的中间，我看见有人向胡风要钱，他掏出来一包钞票，然后又放回衣袋里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点替他担心，但又无法过去提醒他。后来仪式完毕，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灵柩在墓穴中消失，群众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见胡风，他着急地在阴暗中寻找什么东西，他那包钞票果然给人扒去了。他并没有向我提借钱的话。我知道情况以后就对当时也在场的吴朗西说：“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支持他。”吴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钱给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的稿费。 我说“公家”因为当时我们都为鲁迅先生丧礼工作，胡风是由蔡元培、宋庆龄等十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和靳以、黄源、萧军、黎烈文都是“治丧办事处”的人，像这样的“临时办事人员”大约有二十八九个，不过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黄源、萧军几个人十月十九日跟着鲁迅先生遗体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灵柩给送到万国公墓下葬，一连三天都在殡仪馆料理各样事情，早去晚归，见事就做。胡风是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他是我们的领导，治丧委员会有什么决定和安排，也都由他传达。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十分听领导的话，我们都是为了向鲁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动地到这里来工作的，并无什么组织关系。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对有些安排多少有点意见，可是我们又见不到治丧会的其他成员，只好向胡风发些牢骚。我们也了解胡风的处境，他一方面要贯彻治丧会的决定，一方面又要说服我们这些“临时办事人员”。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多少意见，好像关于下面两件事我们讲过话：一是治丧费，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详细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因为后来我们弄清楚了就没有话讲了。不过第二件事，我还有一点印象：当时柩车经过的路线在“公共租界”区域内，两边有骑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的巡捕，全都挂着枪。柩车到了虹桥路，巡逻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国警察，他们的步枪也全装上了刺刀，形势有些紧张，我们怕有人捣乱，引起纠纷，主张在呼口号散发传单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风并不反对这个意见。我记得二十二日柩车出发前，他在廊上同什么人讲话，我走过他跟前，他还对我说要注意维持秩序，不要让人乱发传单。这句话被胡子婴听见了，可能她当时在场，后来在总结会上她向胡风提了意见，说是不相信群众。总结会是治丧会在八仙桥青年会里召开的，人到得不少，也轮不到我讲话，胡风也没有替自己辩护，反正先生的葬仪已经庄严地、平平安安地结束了。通过这一次的“共事”，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任劳任怨，顾大局。 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认识胡风大约在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环龙路（即南昌路）去找黄源，他不在家，胡风也去看他，我们在门口遇见了，就交谈起来。胡风约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们坐了一阵，谈话内容我记不起来了，无非讲一些文艺界的情况，并没有谈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从未注意这些问题。说实话连胡风的文章我也读得不多，似乎就只读过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家论，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笔名写过文章评论《现代》月刊上的几篇校旱，也谈到我的中篇《海的梦》，我发表过答辩文章，但也只是说明我并非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我有自己的见解而已。我对他并无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但是我们之间并无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毕业离校前，在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参加了当时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不过我不是活跃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校旱《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么一点点经验。胡风却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我在校旱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就是他。虽然写得很简单，但是我今天重读下面一段话：“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诉说他们如何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方国亮的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愿聚集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仿佛还看见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他的相貌改变不大。我没有告诉他那天我也是听了他的讲话以后坐小火车到下关和记工厂去的。不久我毕了业离开南京。后来听人说张光人去了日本，我好像还读过他的文章。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后，因为译文丛书，因为黄源，因为鲁迅先生（我们都把先生当做老师），我和胡风渐渐地熟起来了，我相当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读他写的那些评论文章，不仅是他写的，别人发表的我也不读，即使勉强读了也记不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我自己的话，不用管别人说些什么。当时他同周扬同志正在进行笔战，关于典型论，关于国防文学，关于其他。我不认识周扬，两方面的文章我都没有读过，不单是我，其他不搞理论的朋友也是这样。我们只读过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的文章，我们听先生的话，先生赞成什么口号，我们也赞成，不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去管口号不口号。没有口号，我照样写校旱。 胡风常去鲁迅先生家，黄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谈起先生关心胡风，觉得他有时太热情，又容易激动。胡风处境有些困难，他很认真地在办《海燕》，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刚出版了两三期，记得鲁迅先生的《出关》就发表在这上面，受到读者的重视。那个时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艺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书店的《文学》、《光明》、《译文》外，还有盂十还编的《作家》、靳以编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编的半月刊《中流》。黄源编的《译文》停刊几个月之后又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此外还有别的。刊物的销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团结一些作家，各人喜欢为自己熟悉的杂志写稿。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杂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敬爱鲁迅先生。大家主动地团结在先生的周围，不愿意辜负先生对我们的关心。 烈文和我搞过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们抗日救亡的主张。由烈文带到鲁迅先生家请先生定稿、签名，然后抄了几份交给熟人找人签名，来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为补白刊登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参加当时的文艺家协会，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态度，所以我们请先生领衔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事前事后都没有开过会讨论，也不曾找胡风商量。胡风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签了名送来。发表这宣言的刊物并不多，不过《作家》、《译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种。过三个多月鲁迅先生病逝，再过两个月，到这年年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次查封了十三种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内，不讲理由，只下命令。 从我认识胡风到“三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大约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间我们见过不少次，也谈过不少话。反胡风运动期间我仔细回想过从前的事情，很奇怪，我们很少谈到文艺问题。我很少读他的文章，他也很少读我的作品。其实在我这也是常事，我极少同什么人正经地谈过文艺，对文学我不曾作过任何研究，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所以我至今还认为自己并不是文学家。我写文章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我编辑丛书只是把可读的书介绍给读者。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应当为它服务，我照我的想法为它工作，从来不管理论家讲了些什么，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编印那许多丛书。但是我得承认我做工作不像胡风那样严肃、认真。我也没有能力把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钦佩他，不过我并不想向他学习。除了写书，我更喜欢译书，至于编书，只是因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风，他把培养人材当做自己的责任。他自己说是“爱才”，我看他更喜欢接近主张和趣味相同的人。不过这也是寻常的事。但连他也没有想到建国后会有反胡风运动，他那“一片爱才之心”倒成为“反革命”的罪名。老实说这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进步的作家，至少比我进步。靳以跟他接触的机会多一些，他们见面爱开玩笑，靳以也很少读胡风的文章，但靳以认为胡风比较接近党，那是在重庆的时候。以后文协在上海创刊《中国作家》杂志，他们两个都是编委。 我很少读胡风的著作，对他的文艺观也不清楚，记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书，我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为什么别人对你有意见？他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后来就到香港转赴解放区了。我读到他在香港写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从成都回重庆，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还留在重庆主持抗战文协的工作，他嘱咐我：“你出去，要告诉我啊。胡风走的时候来找我长谈过。”胡风还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过五言律诗，是从香港寄来的，前四句我今天还不曾忘记：“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写他大清早过江到南岸海棠溪出发的心情，我想起当时在重庆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车，不过我是去桂林。不到两年我又回到重庆，仍然经过海棠溪，以后就在重庆住下来。胡风早已回重庆了，他是在日军攻占香港以后出来的，住在重庆乡下，每逢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理事会，我总会在张家花园看见他。有时我参加别的会或者社会活动，他也在场。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会场在民国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庆龄到会，中苏文协的负责人张西曼也来了，雪峰、胡风都在。会议照预定的议程顺利进行，开了一半宋庆龄因事早退，她一走会场秩序就乱了，国民党特务开始围攻胡风，还有人诽谤在上海的许广平，雪峰出来替许先生辩护，准备捣乱的人就吵起来，张西曼讲话，特务不听，反而训他。会场给那伙人霸占了，会议只好草草结束，我们几个人先后出来，都到了雪峰那里，雪峰住在作家书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对面。我们发了一些牢骚，雪峰很生气，胡风好像在严肃地想什么。我劝他小心，看样子特务可能有什么阴谋。像这样的事还有好些，但是当初不曾记录下来，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正在逐渐淡去，我想追记我们交往中的一些谈话，已经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是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做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啊。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祝狐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账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设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四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樱浩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决不能宽恕自己。 八月二十日 附录：核时代的文学 ——我们为什么写作？ 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我衷心祝贺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在东京召开；感谢好客的东道主日本笔会为大会做了很好的安排，让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在安静的环境里亲切交谈，交流经验，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 在这个讲坛上发言，我很激动，我想到全世界读者对我们的期望。这次大会选定了它的总议题：核时代的文学和作家的关系，要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出席东京盛会，跟同来的中国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别是日本的同事议论我们的文学事业，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这个国土上发生过的悲剧。多次访问的见闻，引起我严肃的思考。我们举行一年一次的大会，“以文会友”，盛会加强我们的团结，增进我们的友谊。但友谊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标是人类的繁荣，是读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东京聚会，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间，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曾经访问过有名的广岛和长崎，它们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城市。在那里今天还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幸存者，还能看见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还听得到关于蘑菇云、火海、黑雨……的种种叙述。据说，单是在广岛，原子弹受难者的死亡人数最终将达到五十几万。我在那两个城市中听到了不少令人伤心断肠的故事，在这里我只讲一个小女孩的事情。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年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发了病，她相信传说，以为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够恢复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仅折了一千只，还多折了三百只，但是她死了。人们为她在和平公园里建立了“千羽鹤纪念碑”，碑下挂着全国儿童送来的无数只纸鹤。我曾经取了一只用蓝色硬纸折成的鹤带回上海。我没有见过她，可是这个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经常在我眼前出现，好像她在要求我保护她，不让死亡把她带走。倘使可能，我真愿意用我的生命换回她的幸福！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东京大会选了“核时代的文学”这个总议题，选得很及时，它反映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愿望。“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问得好！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答案，并不是一问一答就能解决问题，我已经追求了一生。 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通过创作实践，追求真理，认识生活。为什么写作？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道路，但也有一个共同的情况。我们写作，只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吐，我们用文字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我在东京访问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们交谈了彼此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医，医生说他活着的日子不多。他不愿空手离开人世，还想做一件对人有益的事情，他决定把一生见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给后人，便拿起笔写了校旱。没有想到医生诊断错误，他作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恳切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最初拿起笔写校旱，我只是一个刚到巴黎的中国学生，我想念祖国，想念亲友，为了让心上的火喷出来，我求助于纸笔。我住在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充满煤气味的房间里，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急急地动着笔。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一齐来到我的笔端。写完了校旱，心里的火渐渐熄灭，我得到了短时期的安宁。校旱发表后得到读者的承认，从此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终不曾放下这枝笔。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我的鞭策。我常说，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能够做一根拐杖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还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少女的故事。列宁格勒被纳粹长期包围，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没有电，没有蜡烛，她在黑暗中回忆自己读过的校旱，托尔斯泰的《安娜＆#183;卡列尼娜》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学作品的确经常给读者以力量和支持。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枝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即使遭遇大的困难，遭受大的挫折，我也不曾灰心、绝望，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而且更勇敢。是的，面对着霸主们核战争的威胁，我们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校旱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校旱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不会忘记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外国军队还在侵犯别国领土，屠杀别国人民，摧残别国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核裁军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就像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的利剑，倘使有一天核弹头落了下来，那么受害的决不是一个广岛，整个文明世界都面临大的灾难。然而核时代的文学决不是悲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他们永远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应当用来造福人类的，原子能应当为人类的进步服务。只有和平建设才能够促进人类的昌盛繁荣，保卫世界和平正是作家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核时代的文学本来应当是和平建设的文学——人类怎样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生活，建设灿烂的文明。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产生许多感人的诗篇，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了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又鼓舞读者。在东京的大会上我们用欢欣的语调畅谈未来的美景，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头上还聚着乌云，我们耳边还响着战争的叫嚣，我不能不想到广岛的悲剧。一九八○年春天我访问了那个城市，在和平纪念资料馆的留言簿上我写下我的信念：“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关于广岛，我读过不少“鲜血淋淋”的报道和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那次访问日本我特别要求去看看广岛。在那里迎接我的不是三十几年前的一片废墟，而是现代化城市美好繁荣的景象。美丽的和平公园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陶醉在濑户内海的一片春光中：如茵的草地，盛开的樱花，觅食的鸽群，嬉笑的儿童，华丽的神社，高效率的工厂，繁华、清洁的街道……短短的两天中，我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我对广岛人说：“我看到了和平力量、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这是任何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在广岛我上了这动人心魄的一课。不允许再发生广岛的悲剧，人民的力量是不能忽略的。 亲爱的朋友们，各国作家在东京集会讨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遭受核武器的祸害。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我们主张和平，更期望长期的和平。我们并不轻视自己，笔捏在我们手里就可能产生一种力量。通过潜移默化，文学塑造人们的灵魂。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总有一天广岛和平公园中的“和平之灯”会熄灭，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也就是原子能完全用来为人类的幸福与安乐服务的时候。那么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亲爱的朋友们，到东京参加大会，我感到特别亲切。在会场中我见到了不少熟悉的友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中国的古文化对日本有很深的影响，我们也向日本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在这里，我仿佛又听见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的声音。他们都曾在日本学习、生活，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了以文学为武器的战斗旅程。我一九三五年也曾在日本住过一个时期。六十年代中的几次访问，我总是满载友情而归。在日本作家中我有不少知己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的心拴在一起。频繁往来，相互信任，大家的心融合在一起，燃着友谊的火，为子孙万代铸造幸福。 我出席笔会国际大会这是第二次。我参加过一九八一年的里昂——巴黎大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曾经同罗曼＆#183;罗兰、高尔基、萧伯纳、h?郾c?郾威尔斯这些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性的作家组织，一向受到中国作家的尊重。长期以来，国际笔会为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如在反法西斯时期），为国际文学交流，为各国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个组织还有不少可做的事，还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们应当团结更多的作家，让更多的人关心我们这个组织、参加这个组织，让我们的大会成为世界作家的讲坛，我们这里发出的声音得到更广泛的重视。我们的作品打动过亿万读者的心，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我们的声音不能成为亿万人民的声音？一个作家、一枝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枝笔集在一起，就能够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更美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我看前途是十分广阔的，我希望我们的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注意到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重要性。在那些国家中，随着国家的独立、解放，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相信在东京盛会后，我们的工作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最后，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尤其是井上靖先生，让我这个抱病的老人在庄严的大会上讲出我心里的话。同这么多的作家在一起讨论我们事业的前途，我感到很高兴。我坚信，人民的力量一定会冲垮一切的核武库！我们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在一个无核武器的美丽世界中，人们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中国作家愿意和各国作家一道，为达到这个光辉目标而共同努力，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祝东京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集《无题集》后记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枝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子的话，也有一肚子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做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偿还好。 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像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账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账认账，好像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 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巴金 七月二十九日 【全书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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