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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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欧洲》

自序

这本书是讲一点欧洲历史。

2010年暑假，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走过一串城市，它们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中心。一路走下来，我们穿过大半个欧洲，体味了三千年时光。这本小书就是讲它们的历史故事。

我把这次旅行叫做“行走欧洲史”。它的缘起是双重的，既是兴趣和梦想，也源于经济与现实。去年周杰在德国做交换生，为期一年。中途暑假我去找他玩，我们琢磨了很久，要怎么样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最后想到，不如走一次欧洲历史。选择这些欧洲文明的古都，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兴趣，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是两个穷学生，旅行的费用来自父母的支持和一点一点节省的奖学金，靠这些经费不可能任意选择目的地，在不能自驾的情况下，想要旅行得充分，就要选择廉价航空多、公共交通发达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刚好是各个首都——文明古都。

这是梦想与现实的精致结合：我们梦想要去的，也是我们仅有能去的。

欧洲的文明与中华文明不大相同，欧洲没有真正统一过，因而没有固定的文明中心。中华文明的前半程只在长安与洛阳两个城市间轮转，后半程到了北京，只有中间插过一小段临安，即今天的杭州，最多还能算上汴梁，也就是开封。纵然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过很多，文明中心不外乎就这几个。但欧洲的文明却是实实在在在许多个国度轮转过，从最早发源的地中海，到亚平宁半岛，到基督帝国，到最先突破中世纪的西欧，到海上帝国，再到日耳曼的崛起，历史是在许多个民族、许多块区域间交替上升的。在每一段历史中，天才往往会在同一个时间集中出现在同一个区域，如同地图上点亮一盏灯塔。这样的历史有清晰的脉络，从南到北，从古典到宗教，每个时段有一个城市成为中心。我们想找出的就是这灯塔的路线。一个一个城市走过，一段一段历史就浮现出来。这让旅行的味道变得浓郁。

路上的过程，应该说一点都不容易。因为要省钱，酒店和机票是要提早很多天定下来的，这样才能定到特殊的折扣，但坏处是不退不换。途中发现酒店的位置不好，也只能千里迢迢坐着地铁每天赶回郊外。飞机坐的是廉航，舒适程度倒没什么不足，只是不能带任何大行李，只能带一个小小的登机箱，整整四十天旅途中的一切用品都要塞进去，于是只好减省了所有能减省的物品。每天有定额的预算，完全不够下饭馆，超市买东西路边吃是最经常的方式，隔几天能去吃一顿正经的馆子，吃完之后的心疼程度时常大于胃口的享受。饥饿是贯穿始终的记忆。偶尔省下饭钱，喝杯小酒，是我们最大最奢侈的享受。为了省地铁钱，城市不大就完全靠走，在罗马从城北穿到城南，在巴黎从城东走到城西。有时候一走就走到天黑。

经过这些，我们倒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一是对城市的边边角角有了更惊喜的发现，偶尔路过一条小街，买到极便宜、极甜的桃子，滋味极美，两个人坐在夕阳下的路边台阶上吃，心里感觉特别幸福。另一点是减肥，暴走的旅行刚开始两个星期，我们就都掉到了自己体重的最低点。从欧洲回来之后，我们再也找不到那时又黑又瘦的健康体型了。

想去的地方很多，值得去的地方也很多。只是门票加起来就是一笔不菲的花销，有时候难免在肚子和眼睛之间权衡，眼睛于是输给肚子。在佛罗伦萨的时候，非常想走上一次百花圣母教堂的穹顶，但是8欧元的价钱让人犹豫了——8欧元可以吃两顿简单的午饭。于是站在教堂里仰望了许久那美丽的穹顶，还是离开了。一路上，这样留下了许多空白。

对这些没能造访的地方，遗憾是有的，但也不算太遗憾。那些梦想中的城市，能到达就已经满意了，能看到那些以前只在书里、在画里见到的地点，心里就激动得不行，进不进去倒是次要。站在一些传奇建筑外，会有一种不真实的错觉：我真的在这里吗？我真的看到它了吗？这种感觉足以让心里渴望的坑填满，并不是非要走进其中不可的。古人讲王子猷乘兴而至，兴尽而归，我们在羞涩的口袋和强大的愿望的推动中，也上演了许多次这样的而至而归。

收获真是多得不得了。能写下的远小于眼睛能接收到的。眼见为实，经典的东西是真的经典。在梵蒂冈的一天身体很不舒服，肚子痛得走不动，但眼睛里见到的一切足以让人忘记所有疼痛，在近乎麻木的状态下舍不得走，想要多看一些，再多一些。如果没见过这些杰作，我永远不知道人类的精神世界曾到达过如此的高度。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在巴黎的罗浮宫，最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政治王国的分分合合最终会成为过眼云烟，在历史的交替中，只有这艺术的王国是真正留下来的，是永恒的存在。

最后写成的历史系列，讲这些城市的故事和背景，主要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旅行的资料。欧洲自由行开放好几年了，签证越来越容易办，旅行社的旅行套装也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欧洲造访。在这种时候，很想给大家写一点辅助的材料。它们不是攻略，网上的攻略已经很丰富，细节也很全，什么样的旅程都能查到。它们只是一些背景资料，希望能给游人勾勒最粗略的轮廓线条，画出一座城市在历史中的样子。当我们都能有机会去看，看到什么就变得重要起来。苍老建筑的碎片中，刻写着曾经的刀光剑影，裙角飞扬。

最终是故事标记了一座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显得相似，如果不是其中的人让它们不同。城市和人总是交叠的，人点亮了城市，城市铭记了人。人是世界最终的风景。

迈锡尼·史诗·公元前800年

第一站是迈锡尼，它是历史分岔的结点。

寻访欧洲历史，心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欧洲文明和我们为什么会不一样。19世纪，当两种文明碰撞相遇，炸得一片狼藉，我们能考虑到高明与落后的技术差异，但难以顾及更多。现在战乱消散，历史不那么紧迫了，我们透过尘烟回顾，可以看到两种文明这整整3000年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在3000年前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在那之后便分道扬镳。

3000年前的欧洲文明高峰在迈锡尼。迈锡尼文明是古希腊青铜时代的盛世，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文明习俗上看，都和我们的商朝有很多相似之处。迈锡尼是古希腊的缘起，古希腊是欧洲的缘起。迈锡尼衰落了，但它一直没有消失，它始终存在，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传奇。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上古黄金时代，我们有尧舜禹，欧洲人有特洛伊。不了解特洛伊与迈锡尼，就不了解欧洲18世纪之后的许多理想。我们用两千年时间演绎对三代的追怀，欧洲用两千年时间演绎对神话时代的追怀。

<h3>欧洲神话源流</h3>

神话从开天辟地开始。

传说中，宇宙中最先产生的是混沌，混沌中产生了大地盖亚，她又生出了繁星的天空，天空名叫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和盖亚交合，生出了世间众神。

众神之中，有一些被父亲乌拉诺斯憎恶，藏到大地的隐秘处。乌拉诺斯称他们为提坦，意思是紧张者。母亲盖亚觉得不满，鼓励他们反叛，但他们都很恐惧，只有叫做克洛诺斯的小儿子敢于承担这个任务。克洛诺斯悄悄埋伏起来，手持镰刀，待天神父亲与大地母亲交合时，从埋伏处伸手割下天神的生殖器，抛入大海。浪花中诞生爱与性的女神。

克洛诺斯成为第二代主宰之神，他捆绑了父亲的兄弟，娶了盖亚和乌拉诺斯的一个女儿瑞亚，生了许多儿女。因为害怕遭遇到与父亲同样的命运，他将儿女们一一吃进肚子。瑞亚可怜儿女，就悄悄与天和地商量，将最小的儿子宙斯藏起，给克洛诺斯一块石头吞下去。待宙斯长大，他释放了自己的叔祖，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他最终推翻了父亲的统治，成为第三代主宰之神，他的力量是宇宙中最强的，从此成为众神之王。

宙斯和众神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在云端喝酒，看世间悲欢离合。大地上已经有人类居住，人类是脆弱而可怜的小小生物。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盗火，教人类生存，宙斯因此而愤怒，惩罚他受到鹰的啄食。宙斯不愿把不灭的火种授予住在大地上的会死的人类。

宙斯又生下人间众神。他与墨提斯结合，生下智慧女神雅典娜；又与忒弥斯结合，生下秩序女神、正义女神、和平女神和命运三女神。欧律诺墨为宙斯生下美惠三女神，摩涅莫绪涅为宙斯生下九个缪斯女神，而勒托生下太阳神阿波罗，赫拉生下战神阿瑞斯。

这些神明构成人间的主宰。他们居住在山顶，往来于人世间，可以对人耳语，但普通人看不到他们的样子。人间的事务被众神悄悄影响，他们的神力能决定战争存亡。神与人可以通婚，生下的子女是半人半神的英雄。神明与英雄的区别在于神不会死，英雄虽充满神力却会死，神与英雄的队伍不断扩充，时间越流逝越庞大而壮观。诸神在天地穿梭，英雄在大地完成使命。赫尔墨斯成为众神的信使，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完成了人间最困难的十二件任务。英雄无畏而壮烈，他们是神的子女，是神与人的桥梁。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活得轰轰烈烈，生来就是为了勇敢和光荣而活，战斗到死，死而光荣。

最伟大的英雄有阿喀琉斯——杀人无数的狮子般的勇士，女神忒提斯和帕琉斯的儿子；埃涅阿斯——罗马的奠基人，女神库特瑞亚和英雄安科塞斯的儿子；奥德修斯——坚强的战士和旅人，神女喀耳刻和卡吕普索钟情的爱人。

他们是我们要寻找的人。

<h3>诗人与歌者</h3>

记录这一切的是欧洲的第一个诗人和歌者——赫西俄德。

赫西俄德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在他生活的时代，诗人就是歌者，歌者就是诗人。

赫西俄德写作的长诗《神谱》是历史上最早的长诗之一。他将众神的故事编入歌中，用阿波罗的竖琴对众人吟唱。他说一切来自天启。在《神谱》的开头他写道：“曾经有一天，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

传说中缪斯是掌管艺术的女神，她们是宙斯的女儿，九位缪斯掌管音乐、舞蹈、诗歌和天文。她们在山上显灵，授意诗人，唱出神与人的历史。诗人的诗囊括了天地万物，从宇宙洪荒、创世到人类的诞生，从天地到奥林匹斯山的俯瞰。后人无数次从这些故事中汲取灵感，希腊戏剧的题材都来自于这些神话和传说。

公元前8世纪是希腊文明开始发光的世纪。在此之前，最早的文明痕迹属于希腊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今天在克里特岛上仍然可以见到克诺索斯王宫的遗址——传说中如迷宫一般的庞大宫殿。米诺斯文明衰落之后，文明的辉煌转到大陆迈锡尼，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至前1200年，迈锡尼文明消亡之后，曾有接近4个世纪的“黑暗时期”——文字失落，遗迹减少，器物缺乏，在考古的历史上空寂黯淡。这400年间歇的失落在考古上仍然是谜。黑暗时代文明大大退化，没有超越时间的遗迹，只有零星器物留存。而在那之后文明的重新爆发也依然带着神秘。人们只知道，随着器物和艺术品的蓬勃涌现，文明重新开始发亮，诗歌也开始在时空涌现。

公元前8世纪是诗歌的绽放期。诗歌绽放意味着历史绽放，如果没有诗歌记载，英雄时代的文明就注定已湮没，永远不会有人记起。诗人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但他们吟唱的是更早的英雄时代。

神话是一切的总括，在人类纯然的初期，神话就是历史、是政治、是自然、是艺术、是美和善所由来。诗人吟唱，听众聆听，一切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世界还不像后世那样支离破碎。众神在空中，在山岭和皇宫，人类看不见他们，但相信他们。

没有神话，就没有欧洲。说欧洲文明从希腊开始，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是时间的衡量：克里特岛发现的文明遗址是欧洲最早的文明痕迹；一方面是精神传承：欧洲现代的哲学艺术均传承自希腊；另一方面就是欧洲的名字：欧洲，欧罗巴，原本是亚细亚国家腓尼基一位公主的名字，公主被宙斯看中，被诱拐至克里特岛，从此才有欧洲的称呼。

<h3>英雄时代的上古传奇</h3>

英雄时代的文明属于迈锡尼文明，它是仅次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的最古老文明。学者们相信，迈锡尼宫殿中居住的就是诗中曾有的英雄。

今日的迈锡尼只是一个小村子，距离雅典并不遥远，寻访起来却并不方便。从雅典的长途汽车站坐将近两个小时长途车，能来到它旁边的一个小镇子。再走上两公里，才能到达山上遗址的边缘。小镇宁静怡人，有一条狭长的小路穿过田野通向遗址，正午阳光下，路上空无一人。

迈锡尼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古代的大道从这里进入阿尔戈利斯平原。驻守大海附近，高踞山头，俯瞰整片平原大陆，加之位于一条深谷边缘，地势易守难攻。

今日幸存的迈锡尼是一片废墟，无法看出当日的辉煌。宫殿城墙内几乎没有任何齐腰高的东西保留下来，从山下向山上眺望，只能看到一圈圈残垣沿山而上，碎石城墙，低矮残破，盘旋在蓝天之下，绕成山的腰封护甲。风猎猎吹过青草，荒原一片寂静。偶尔的游人散落在断墙四面，身影被石堆遮挡，时隐时现。细弱无忧的青草迎着阳光摇摆，它们并不认识废墟，废墟已经沉睡了3200年。

只有从远处眺望，才能看见黑色斗篷露出风中的一角。

迈锡尼文明在古希腊传说中是英雄时代的尾声。在柏拉图描述的古代史中，人类经历过几个时代：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黑铁。黄金时代的人无忧无虑，不会衰老，死后成为仁慈的守护神；白银时代之人娇生惯养，无法控制感情，消失后成为漫游的魔鬼；青铜时代的人残忍粗暴，相互厮杀，高大又可怕，死后堕入阴森的冥府；英雄时代之人就是传说中的迈锡尼英雄，他们半人半神，高尚公正，勇武有力，死后被宙斯送往极乐岛；黑铁时代之人则堕落庸俗，为生活苦恼，相互敌视，靠欺骗横行于大地。

迈锡尼的英雄们处在英雄时代，自那之后直到我们今天都属于黑铁时代。黑铁时代的人朝生暮死，不能和伟大史诗中描述的英雄相提并论。英雄时代的人为了荣耀而活。他们光荣地战斗，光荣地死。

迈锡尼的英雄在青铜时代末尾发动了一场载入史册的战争。他们远赴重洋，攻打亚细亚的城邦特洛伊。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也是英雄最后的绝唱。按古希腊的传说，特洛伊战争是注定的劫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被三位女神邀请为仲裁，仲裁金苹果的归属，他将金苹果指给了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她便将人间最美的女子海伦送给他作为答谢。另两位女神赫拉和雅典娜没有拿到金苹果，心中怨怒，从此成为特洛伊的敌人。美女海伦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弟弟的妻子，迈锡尼人不堪欺侮，号召全部希腊城邦，举大军攻打特洛伊，扬帆远航，由此开始十年浩劫。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以特洛伊的陷落画上句号。小亚细亚的荣光就此终结，而迈锡尼的辉煌也因此告终。阿伽门农作为迈锡尼国王，亲自指挥战争，十年不归，最终自己的国度面目全非。他手下最伟大的战士阿喀琉斯死在战场上，而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流落在大海，经历无数险阻才回到家乡。特洛伊的王子赫克托耳在母亲和爱人的注视下被杀死在城垣下，祭司拉奥孔在最后的大火中被毒蛇缠身。特洛伊被烧毁，迈锡尼无数杰出的勇士一去不归。没有人获得幸福。当阿伽门农率军最终凯旋时，他面对的是物是人非。他死于宫墙之内，他的王朝沉入历史尘烟，成为后世可望而不可即的上古传奇。

<h3>文明的衰落</h3>

迈锡尼遗址在1874～1876年由德国人海恩利奇·施莱曼发现。他是古典日耳曼学者，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传奇式的业余考古学家，对知识充满兴趣的自学18种语言的商人。在19世纪考古学大兴旺的推动之下，施莱曼凭借直觉和对荷马史诗的准确理解在此挖掘，开启了这片不为人知的沉睡的世界。虽然希腊学者之前已经发掘了宏伟的狮子门，但施莱曼发现的富人墓葬才给这片土地重要的确认。

富人墓葬是遗址城墙外山坡较靠下方的两座墓葬。参观的游人先到这里，再随山路拾级而上。从烈日下的一道窄门可以进入阿伽门农墓，墓葬得名于著名的黄金面具，荷马史诗中称阿伽门农的国度为“富有黄金的迈锡尼”，而墓葬中的尸体正戴着金面具，以金片覆盖。墓穴高而森严，圆锥形的墓室，墙壁平整，巨大粗粝的石块向头顶倾斜，在顶上交于一点，逼人仰视，惊叹不已。墓穴空空如也，出土的文物已存放博物馆，此处只留下空旷的圆锥，黑暗庄严。即使不考虑其中的金银与财富，仅就这不凡的建筑技术本身，就足以令后人赞叹折服。

迈锡尼文明是伟大的宫殿文明，他们的宫殿修建与更早期的米诺斯文明相似——庞大复杂，在国王的房间之外层层环绕，由山顶一直延伸到山下，多种功能各异的房间集合起来，整个宫殿就是小山上一片复杂的建筑群，既可居住与交易，又可以战斗。迈锡尼文明战斗和宴会的习俗与商朝相似，同样有尚武好饮的习惯，同样有大规模修建的城池，同样的华美厚重的青铜器给两个以战斗著称的王朝无与伦比的豪华气度。

迈锡尼王朝统领希腊半岛数个世纪，后期似乎还侵入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这里出过多位有名的国王，有各种传奇或罪恶的故事流传后世。阿伽门农是他们最后一位著名君主，他所在的时候是迈锡尼最强盛的时候，他在班师之后迅速从顶峰跌落，死于自己的宫殿，给强盛的王朝画上了突兀的休止。按照人们的考证，迈锡尼文明在12世纪之后就迅速衰落，具体的原因并不清楚，有可能是遥远的外族侵入，有可能是内部社会斗争，总之是在漫长的衰落之后进入了黑暗时代。

英雄时代此后渐渐消亡。

<h3>荷马为我们展示的</h3>

今天我们对迈锡尼的了解，除了考古器物和原始文字记载，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荷马史诗，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叙事长诗。我们对迈锡尼的想象都来自史诗的记载。

在奥德修斯航行的路上，我们跟着他来到途经的王国，看到那个时代的人们用黄金装点器具和宫室，有精细的编织、招待客人用美酒和银座。那些生动而朴素的描写，比任何课本都更让我们走进历史。诗是历史永恒的光。

荷马史诗记录了特洛伊战争和迈锡尼文明最后的光华。荷马诞生于黑暗时代结束之后的曙光。在他生活的时代，上古传奇是诗人们最喜欢的题材。荷马史诗不是唯一一部记录英雄传说的诗作，但它是那个年代最杰出的诗作。在黑暗时代中，人们没有书写的文字，只有口传的历史通过背诵延续，按照规则谱成适合记忆的诗作。盲眼诗人记忆超群，走街串巷，抱一把原始的拨弦琴，吟诵远古历史，引人入胜，使听众扼腕叹息、潸然泪下。史诗是黑暗时代的人们对上古的怀念，是不能及的追溯和敬仰。

荷马是盲眼诗人的顶峰。荷马史诗不只是在历史中伟大，即便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仍然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荷马史诗分为和《奥德赛》两部，它们并没有叙述特洛伊整整十年的漫长战争，而是只取了两个片段：阿喀琉斯为友报仇和奥德修斯历险回家。

故事从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的争吵开始。阿喀琉斯将阿伽门农夺来的一个侍女送还她的父亲，阿伽门农因而夺了阿喀琉斯的侍女，阿喀琉斯一怒之下拒绝参加战斗，任外面的世界杀得昏天黑地，他只是一个人坐在海边的船上，愤怒并忧愁。战场上形势大起大落，两边都有最杰出的勇士，阿喀琉斯不在，特洛伊人就在王子赫克托耳的带领下大开杀戒，占据上风。阿喀琉斯拒不出战，无论谁来劝说都加以拒绝。直到他最亲密的朋友帕特洛克洛斯穿着他的铠甲出战，在战场上被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才在巨大的悲痛中重回战场，像发疯了一般展开自己的强大力量，追杀赫克托耳，为友报仇。长诗的结局是悲伤的葬礼，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升上天空，特洛伊人在火堆边用美酒埋葬了赫克托耳。

特洛伊战争的结尾在《奥德赛》中用回忆讲出。最后的攻势由熟悉的特洛伊木马完成，迈锡尼人佯装失败，造一匹木马潜入城中，最后一把大火结束了特洛伊的命运。《奥德赛》则讲述了迈锡尼胜利之后，英雄之一奥德修斯回家的旅途。其他幸存的英雄都得以离开战场，穿越海洋，回到故乡，唯有他一人，尽管心念爱妻，但他却被女神卡吕普索看中，挽留他作丈夫，历经许久才终于允许他返回家乡。奥德修斯曾经得罪过海神波塞冬，大海展开惊涛骇浪，他在海中经历九死一生。经过十年鏖战和十年漂流，才得归返，奥德修斯的儿子已长大成人，一些求婚者每日聚集在奥德修斯家中，希望赢取他的妻子，连同他富足的家产。他的儿子不堪其扰，立志要远行，踏上寻找父亲的旅途。最终奥德修斯经历海妖、巨人、神女、悬崖峭壁和波涛的阻隔，终于回到家乡，一家人团圆。

在这两段故事中，前因后果和数百位英雄与众神悉数登场，结构精致，场面恢弘壮阔，读了让人心潮澎湃。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的大战，从阿喀琉斯听到好友的死讯开始，到特洛伊的老国王亲自为儿子下葬结束，深沉而激烈，从悲痛始，到悲痛终。荷马史诗最精巧的地方在于结构安排。大战十年，有太多事件值得叙述，如果是一般作者，可能从头到尾流水讲述，冗长而粗浅。然而荷马只写了第十年中51天的事情，其间夹杂着回忆和评述，短促而集中。奥德修斯的旅程更是安排巧妙，画面从众神到奥德修斯的家，再从众神到奥德修斯本人，众多情节由许多人分别讲出，既不重复，又连贯如一。

荷马史诗以六步抑扬格写成，以古希腊语言读起来，韵脚和节奏都很美，极适合吟唱，其中有一些固定的短语修饰，例如捷足的阿喀琉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大概是当时时代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吟唱的节奏考虑。

荷马史诗的优美、精湛和气度拿到今天都堪称杰作，它写一个场面，能写出情感表达。18世纪批评家莱辛为之写了著名的《拉奥孔》，加以盛赞。这本小册子区分了诗的艺术和画的艺术，即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画的静态可以允许细节的描摹，而诗的动态不允许这样的停留，诗总是要用动作来推动，用动作来写细节。荷马写一部车，是用神的动作写它每个零件的装配；写一面盾，则用盾上每个故事的动态来书写。这种技巧，这种从流动的韵律中达到精细的能力，除了荷马很少有人能做到。《拉奥孔》写于荷马史诗之后两千六百余年，是一本薄薄的极有针对性的小册子，它在18世纪的启蒙和狂飙突进中开创美学的先河。这是荷马跨越时空的召唤。

一个文明对历史的讲述总包含它自身的信念、它的意图。商朝和迈锡尼的宴饮文化很像，最终青铜文明的衰落也很像。只是衰落之后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希腊的诗人遥望着宴饮时代，赞颂古人的豪迈。周朝哲人却反对前人的作风，从一开始就禁酒、立法。在商朝之后，中国经历了更有秩序的周朝。周代开创的礼法否定了商朝，禁止了宴饮，压低了武士，并启动了后世每个朝代遵从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们与欧洲分岔的开端。

在阳光里，迈锡尼遗址看不出任何曾经的金银华美。壮丽固然壮丽，但更多的是与高山深谷相连的苍凉的壮丽。石块垒起高墙的基座，碎石混合沙土铸成宫室的围墙，山下是蓄水池、绵延的民居和防御工事，山顶是宽阔的宫殿旧址，一座小小的博物馆在小路尽头。所有的一切都在废弃中显得空空荡荡。

在这样的遗址上游览，没有太多节目，只有忽隐忽现的风声。树木不多，从山谷望下去，一片开阔。四下静寂无声，宛如旷野。只有偶尔听到喧嚣回头，或仰望时不小心被阳光刺了眼睛，才突然有那么一瞬看到了佩长剑的战士如幻影穿梭，举杯豪饮，衣袍滑过墙角。幻影转瞬即逝，只留空寂的残墙。如今已没有英雄、没有英雄物件、没有英雄凯旋的金碧辉煌。所有一切都在尘土中死去，所有一切都只在诗中存活。

阳光下，迈锡尼竟是如此安详。

<h3>旅游指南</h3>

由雅典乘坐长途巴士，约两个小时可到。下车之后步行至遗址还需半小时以上，可搭乘出租车。

迈锡尼的景点很少，景区只有两大部分：富人墓葬和城市遗址。两个景区在山坡的不同高度，相距不远，可步行。城市遗址区域内有考古博物馆，可参观。

长途车穿过科林斯海峡，沿途风景优美。

《荷马史诗》：和《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公元前8世纪）　罗念生译

虽然是古希腊作品，又是长诗，但并没有一般想象中那么难读。读一读是收获丰盛的事，都是最经典的神话人物，在后世的文学中也时常出现。荷马的语言最是生动，丰富动感的行动描写，个性鲜明的人物，打得痛快，一如武侠，很容易产生画面，也很容易进入。

《荷马史诗》中充满英雄。这些英雄是西方文化的共识。了解这些英雄的事迹，是我们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重要通道。从他们身上，我们知道什么是勇气、什么是荣誉、什么是骄傲、什么是承诺、什么是友谊。英雄的儿女情长和我们一样丰富，但英雄比我们阔达，比我们磊落，比我们敢于追求，比我们更坦诚于大悲大喜。

精准、丰富、动感、立体、情绪充沛，永远有着残酷而淋漓尽致的美。

“宙斯注定我们从青壮到苍老都要在

艰苦的战争中度过，直到一个个都倒下。

我们为特洛亚人的街道宽阔的城市

忍受了多少苦难，你现在想要离开它？”

“近在咫尺地怀着同样的热望，

用锐利的铁钺和板斧，两端带刃的长枪、

锋利的长剑疯狂地互相对面砍杀。

许多精美的黑柄长剑从战士手里

掉落到地上，或是连同他们的肩膀

被一起劈下，鲜血染黑了泥土。”

《神谱》

［古希腊］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　张竹明、蒋平译

传说中，聆听奥林匹斯众神的传说就像灵丹妙药一样疗解人心灵的伤痛。宙斯、阿波罗、雅典娜，他们的名字充满神奇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像人一样有爱有恨，有嫉妒也有欲望，另一方面有神的力量，在命运的天平前，他们有呼风唤雨的能量。这让他们的神话和传说有无穷丰富而奥妙的变化。

众神本身并不能疗治我们内心的伤痛，但他们的力量在于，在由自私、堕落、无可奈何组成的世界中——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他们的行动、强大的内心、与众不同的个性是人类想达到却无法达到的光明的方向。《神谱》是讲述众神传奇的最好的书。

“缪斯给人类的神圣礼物就是这样。正是由于缪斯和远射者阿波罗的教导，大地上才出了歌手和琴师。如果有人因心灵遭受创伤，或因受打击而恐惧时，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古代人的光荣业绩和居住在奥林匹斯的快乐神灵，他就会立刻忘了一切忧伤，忘了一切苦恼。缪斯神女的礼物就会把他的痛苦抹去。

“光荣属于你们，宙斯的孩子们，高唱美妙的歌曲赞颂永生不死的种族吧。他们是大地女神该亚，星光灿烂的天神乌兰诺斯和黑暗的纽克斯的子女，以及咸苦的大海蓬托斯所养育的后代。”

《拉奥孔》

［德］莱辛（1729～1781）　朱光潜译

这是17世纪美学的杰作。在启蒙主义运动的中心，展开一场关于诗与画、形式与题材、静观与动感的激烈争论。莱辛的语言总是朴素而直接的，没有故意的嘲讽，没有炫示自己的高傲，对于这样的争论，这一点殊为不易。莱辛的文字就事论事，脉络清晰，观点集中，让人读起来十分舒服。

莱辛不喜欢拉丁传统的抽象、浮华和矫揉造作，喜欢更早的希腊古典的生动自然，他说在格斗场中罗马人“习惯于故作镇静地死去的场面”，这就使得罗马悲剧“在精神上堕落到浮夸”。

莱辛区别了诗与画、动与静，因而开创文艺理论的先河。

“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

“荷马画这面盾，不是把它作为一件已经完成的完整的作品，而是把它作为正在完成过程中的作品。

“因为诗特别要能产生逼真的幻觉，而用语言来描绘物体，却要破坏这种逼真的幻觉。这种幻觉之所以要遭到破坏，我说是因为物体的同时并存和语言的先后承续发生了冲突。”

雅典·悲剧·公元前458年

航船随着故事漂移，战争的歌声唱到雅典。在这里，我们见证传奇的诞生。

阿伽门农王从特洛伊回归，一身戎装，身经百战，本欲享受胜利，却突然暴死于宫闱，他赢得欧罗巴的光荣，却带来迈锡尼的毁灭。有人大笑，有人大哭，有人梦想破灭，有人反目成仇。阿伽门农的尸体葬入黄土，与他所有杀死的敌人一样烟消云散。他留下的不仅仅有国度的悲剧，而且有这世界上关于父母子女的最痛苦的悲剧。这一幕悲剧，并不在迈锡尼，而是在雅典——狄奥尼索斯剧院。

伯特兰·罗素曾说，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以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这话丝毫不假。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里，希腊的哲学、建筑、雕塑、戏剧、诗歌、政治都突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不仅在当时足够傲然于世，而且一直到今天都傲然于世。这本身就像是一出戏，所有的精彩全都集中爆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雅典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中心。

这是最神奇的城邦，短暂、辉煌，突然兴盛到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又突然毁灭在意料不到的悲哀。用百年盛衰改变千年世界。

<h3>悲剧的魅力</h3>

当阿伽门农回到故乡，他带着满车的荣耀和战利品。还没有到家，遥望的战士就将消息传到宫廷。火把里传来希望，传令官讲述海上的艰难。

阿伽门农终于归来。所有人为他欢呼，铺上鲜花覆盖的红毯。十年鏖战，风尘仆仆，王后在门前热情迎接。没有人能预见他的死亡。只有他的战俘——特洛伊的卡珊德拉，懂得神谕的女孩对着天大声呼号，用凄厉、恐怖的声音预报阿伽门农即将面对的死亡和她自己即将面对的死亡。她看得到自己将死，但还是在这预见中跟着阿伽门农一步一步走进宿命的殿堂。

这是命运上紧发条的时刻。一声惨呼，血溅宫墙。

杀死阿伽门农的人是他的妻子——王后克吕泰墨斯特拉。她手执长剑，对围住她的愤怒的长老作了一番令人心惊的辩白。这个女子坚决、冷酷、令人畏惧，也令人同情。她和她的情人处理了余下的事宜，成为国度的主人。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莫过于卡珊德拉的预言，她看得清明透彻，声音却无人能懂。

这一切是戏剧《阿伽门农王》告诉我们的故事，从捷报传来，到自我辩白。它是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的第一部。公元前458年，悲剧《阿伽门农王》在狄奥尼索斯剧院上演，大受欢迎，为埃斯库罗斯赢得戏剧节的奖杯。

公元前5世纪，每个雅典人都爱看戏剧。他们每年举办戏剧节，在节日中评选出最好的剧本，为诗人颁奖。希腊戏剧是动人心魄的典范。它们简洁明朗，角色不多，但层次丰富。演员的装扮并不复杂，通常是长袍加上面具，戏剧的关系并不用衣着表现，而完全用台词。剧本用诗作载体，舞台上有歌舞作衬托，歌队会唱出戏剧的过场和超脱的旁观。内容一般是古典神话，从史诗和传说中寻找题材。最早的戏剧以悲剧为主，它们肃穆高贵，严肃悲伤，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跟着演员一同激昂，直面生死的无常。

狄奥尼索斯剧院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的中心。在雅典卫城山脚下，南坡山路一旁。它是上山的必经之所，是进入卫城的入口。剧院是露天的，依山而建，山坡的倾斜成为座位依次抬高的天然凭借。座位一排排呈半圆弧形，弧度的焦点是中央的舞台。这是戏剧建筑的楷模，尽管简单，却有视野和声音的极佳效果，成为后来许多戏剧建筑效仿的榜样。现存的大理石座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0年左右，它们残缺却整齐，偶尔能看到遗留的雕刻。坐在座位上，不仅可以看到舞台，还可以俯瞰今日的雅典城。

希腊悲剧达到了如此高的高度，以至于成为欧洲19世纪哲学和艺术的楷模。19世纪欧洲在浪漫主义的整体氛围中，从骑士传说和英雄史诗中寻找崇高悲壮的因素。叔本华写下关于灵魂壮美的悲剧的哲学，音乐家瓦格纳创作革新的悲剧歌剧，尼采写下。这本小书并不厚重，也许连尼采自己也没有料到它的影响如此长久。尼采为希腊悲剧中蕴含的哲学赋予极高赞颂，他为这意象倾尽心血，不仅辨析艺术的哲学，更获得自身探索的无穷的动力。

尼采说，人的精神状态可以分为理智的太阳神状态和迷醉的酒神状态。前者是旁观分析，是清醒的批评，后者是全情体验，是沉醉的感受。酒醉与狂喜都是人与宇宙太一合一的表现，悲剧的崇高是二者的结合。这种酒神式的体验是用直觉领悟宇宙太一，比自以为是的审视的推理更能接近真理。尼采的悲剧观念继承自叔本华，叔本华为悲剧赋予了同样高的艺术地位，他将美分成与意志对抗的崇高的壮美和细节精致的普通的优美，而希腊悲剧无疑属于震撼的壮美。

古希腊悲剧的魅力如此之强，引起现代哲学家这样激烈的赞扬，这并不奇怪，其原因正可以从阿伽门农三部曲中寻找提示。

阿伽门农王的妻子为何将他杀死？原因有多重。第一重，最简单的理由，是她的婚外情，阿伽门农十年不归，她诉说了一个女人独守空闺的痛苦与哀怨。然而这并不是决定性的理由。更关键的理由是阿伽门农杀死了她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当阿伽门农遵宙斯指令远征迈锡尼，另一位神阿尔忒弥斯扬起风暴，阻止大军前行，声称只有阿伽门农献祭了自己的女儿，全军才能平安度过。一面是女儿，一面是国王的责任与战争光荣，阿伽门农选择了后者。当长老围攻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时候，她毫无畏惧地反击说：“你现在判处我被放逐出国，叫我遭受市民的憎恨和公共的诅咒，可是当初你全然不反对这家伙，那时他满不在乎，像杀死一大群多毛的羊中的一头牲畜一样，把他自己的孩子，我在阵痛中生的最可爱的女儿，杀来献祭，使吹来的暴风平静下来。难道你不应当把他放逐出境，惩罚他这罪恶？”在这样的自我辩护中，一个复杂的形象在我们面前逼问。她自私而不守道德，凶狠而富有心计，然而她是一个母亲，她不认为为了胜利可以献出女儿，她有理由愤怒。十年后的血案在十年前就有伏笔，一位母亲不能接受一位国王。

悲剧继续上演。阿伽门农死后，儿子阿瑞斯忒斯和女儿厄勒克特拉被放逐远方，他们恨母亲杀死父亲，藏了复仇之心。厄勒克特拉在父亲的墓前鼓励弟弟报仇，她说：“如同野狼心性凶狠难动恻隐，我这心灵由我那母亲铸就。”几年之后王子乔装返回王宫，用计策骗过母亲，杀死母亲的情人，为父报仇。在面对母亲的时候，他也曾犹豫，问别人该怎么办，但最后还是想到了父亲。当母亲说“我抚育过你，我应该和你度晚年”时，他说：“杀父凶手想和我住在一起？”最后他亲手弑母，吞下家族又一枚苦果。

在奥瑞斯忒斯复仇之后，歌队唱到：“没有人能无过失地活在世上，没有人能无灾难地度过一生。啊，苦命，啊，人生，或现在，或很快会降临。”很快，他们的预告变成现实，苦难又一次降临。王子复仇大功告成，但血亲的谋害却唤醒了沉睡的正义女神，追索王子，讨还其弑母之罪。阿波罗保护奥瑞斯忒斯，与复仇女神对峙。家族间的仇恨转化为神与神的斗争。最后的解决也是由神来主持：雅典娜召集最好的雅典人，共同组成法庭，投票审判。在奥瑞斯忒斯复仇之时，歌队曾唱：“存在古老的习俗：一旦有凶杀，血洒地面，便要求以血作偿付。死者大声呼唤埃里尼斯，要求杀戮对杀戮，死亡对死亡，一代代疯狂地作报复。”而到了审判的时刻，雅典娜说：“阿提卡人民，请听我的法规，你们这是第一次审判流血案。这个陪审法庭将永远存在，永远存在于埃勾斯的人民中间。”这是历史过程中的重大转变：用公共法庭审判私人恩怨。

这样血腥而复杂的剧情，埃斯库罗斯将其表现得并不惊悚，而是悲壮而动人。舞台焦点不是对与错，而是人自身之内的剧烈斗争。对阿伽门农，对抗的力量是作为父亲和作为统帅；对王后，对抗的力量是作为妻子和作为母亲；对王子，对抗的力量是作为母亲的儿子和作为父亲的儿子；对于神明，对抗的感情是人间的血仇和无可抗拒的正义。总之，对于一切人，都没有简单的答案，没有黑白分明的对错，没有训诫，只有每个人付出全部情感的痛苦，对命运的挣扎。这是一个最不幸的家庭故事，但绝不仅仅是家庭故事。

那是一个道德训诫还并不主导的时代，规则和规矩都还没有固化，没有成为教条。这时的一切都这样丰满而鲜活，富于原始生命力，打动人心。当演员在台上充满炽烈的情绪，被难以言明的力量鼓动，唱出那大段大段的台词，如同不由自主，将自身最深的部分表达出来时，坐在台下的人很难不被卷入其中，共同度过最惊心动魄的旅程。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魅力是净化，说的就是这种情感的表达，如水流倾泻，净化心灵。

<h3>“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h3>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不仅是戏剧中心，也是其他一系列文化的黄金中心。

雅典每年上演两次悲剧艺术节，诗人、剧作家在此一争高下，每年评出优胜，戴上桂冠，诗人受到所有人欢迎，得到天价的经济资助。除此之外，雅典的建筑、雕塑、陶瓷艺术也均达到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让后人钦羡不已。古希腊神庙是艺术中的精品，集合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于一身。从罗马帝国时代到18世纪法国与德国，每一个繁荣的时代都有艺术家千方百计模仿与复兴悲剧时代的希腊光荣。

今天的雅典卫城是雅典城里唯一的古代遗留，仿佛在现代世界的层层包围中的一座孤岛。卫城的意思是“高的城”，从这里可以走入历史。山路的入口是狄奥尼索斯剧院，从荒凉中俯瞰，可以遥想从前当演员头戴面具、身穿长袍背诵出激情诗句的胜景。

沿山路一直向上，就是圣洁而高昂的雅典卫城。卫城建筑在山顶，高高不可侵犯。从下向上仰望，终于能明白这座城墙为何能在2500年间承担起雅典的守卫。

卫城是卫城山上一片区域，由陡峭的围墙保护，其中包含了雅典人最珍视的宝藏和建筑。从城墙到山门和神庙，都由纯美的大理石筑成，洁白朴素，在阳光里微微反射金光。从山门外仰望，山门的大器和典雅让人本能地停止了喧哗。丛林般的立柱，刻有希腊最典型的竖直棱纹，高耸入蓝天，简洁的线条增加了立柱的高扬。

穿过山门，到达卫城广场。视觉的中心是帕台农神庙。它是希腊建筑的骄傲，宏伟庄重，没有矫饰，只有黄金分割的纯净之美。白色浑然一体，在宽阔的广场中央，立于山巅，衬于深蓝色天际，如同从天而降的世外之物。

帕台农神庙是雅典神庙的典型，黄金比例的长方形，正面是三角山墙，斜屋顶，四周由立柱环绕。最简单的造型，却有着最深厚的建筑技术。50根立柱围绕主体建筑，纤长挺拔，线条流畅，为了弥补人的视错觉，柱身中央有微微外突的弧线，显得更笔直而巍峨。立柱是由一节节柱形石块拼成，巨石中央打细孔，一根金属棒贯穿上下，以精确定位笔直。古时的神庙有红蓝色的山墙，动态丰富的人物雕刻按照三角形状，或站直或躬身，搭配恰到好处。古时候神庙外墙是浮雕，环绕一周接近160米，在红底上有92个人物塑像，描绘了每四年一次的雅典娜女神节行进的样子。雅典娜是雅典的守护神，帕台农神庙内部曾经竖立着一座12米高的雅典娜塑像，这是雅典人虔诚和富有的见证。

帕台农神庙于公元前5世纪由建筑家斐迪阿斯指导建造，他也监督了装饰雕塑的完成。如今的帕台农神庙已空空如也，但仍然能想象从前的胜景。经过了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劫掠，如今的神庙只留一座大堂，内外雕塑均已不存，苍凉损毁。仅有的宝藏也存入了卫城博物馆，此地只剩下建筑。但即便是这样，站在它面前，人还是会敬畏，惊叹于它神圣的庄严和超越时间的美，苍凉的美。

卫城广场上还有几座小型神庙，也很美丽。其中在胜利女神神庙，可以看到顶端如浪花翻卷的爱奥尼柱式。爱奥尼柱式简洁却动感，今天在美国的很多建筑中仍能见到。这是希腊发展的三种柱式之一，其他两种是多立克柱式和科林斯柱式。帕台农采用的是多立克柱式，顶端呈倒锥形，而科林斯柱式顶端是向上飞起的叶子，飘逸华丽，受到古罗马建筑的青睐。这是希腊建筑给每个时代的馈赠。

17世纪时，希腊先后被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帝国入侵，神庙被炮火炸裂，雕塑在废墟中，无人看管，19世纪被英国人捡拾残骸，带往英国。这是一个以高度审美、探宝热情和疯狂掠夺著称的世纪，以保护为名义，西欧各国向世界进发，将世界古老文明的古老遗留纷纷纳入自己的掌控。如今，帕台农雕塑主体藏于大英博物馆，个别收藏在罗浮宫和其他地方。这不是帕台农这一座神庙的命运，在我们这一路，将许多次见到其他希腊神庙留下的雕塑和建筑残片。在大英博物馆，在罗浮宫，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古典艺术馆，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完整或残缺的希腊雕塑，无论在哪里，都是博物馆最珍藏的宝物。

雕塑是希腊最杰出的艺术。悲剧时期的希腊雕塑也像悲剧诗句一样饱满从容，大气磅礴。德国学者温克尔曼对此曾有一句最著名的评价：“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是这句话，开启了欧洲18、19世纪艺术的古典主义。温克尔曼的形容并不是溢美之词，看过了博物馆里的实物，才知道他丝毫没有夸张。希腊雕塑受埃及雕塑很多影响，然而并不像埃及雕塑，面目统一、身体僵硬、所有人几乎都是双脚一前一后的站立姿势，希腊雕塑完全是多样的，每一尊雕塑都有不同的面容姿态和表情，富于变化，几乎就像真人般栩栩如生。它们不完全像真人，而是比真实人类更完美，更优雅，更矫健，更柔和，它们的肢体比人类美，表情也比人类更宁静睿智。它们总是有着高而直挺的鼻梁和微微张开的性感的嘴，皮肤总是光滑的，肌肉线条总是流畅的，身体比例总是和谐的。

黑格尔将雕塑称为古典型艺术，认为它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更适合表达古典理想。雕刻是将精神性用形体表达出来的艺术。一方面它不是纯粹模拟某种形象，而是充分表达其中永恒的精神理想，而另一方面，雕塑不像中世纪的艺术类型，重视精神性，到了对外观不在意的程度。它是对永恒的人的现实描绘，将那些偶然和任意的因素剔除，留下恒久的客观精神，将生命的洋溢、蓬勃、柔润、丰满与沉思的智慧和理解力完整地融合在一起，用理想的客体表达艺术家心中最理想的精神。在黑格尔对客观精神无比重视的体系中，希腊雕塑是他极为赞颂的艺术形式。

古希腊雕塑留下的并不多，雅典保存得更少。在卫城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中，还能看到一些遗留。更完美的例子要在罗马梵蒂冈博物馆见到。古罗马时期艺术创造力低于希腊时期，出现大量仿造希腊雕塑的复制品，尽管原创气质很少，但复制的功底相当深厚。其中有两件极完美的复制品，如今收藏在梵蒂冈。一件是阿波罗，站立的人像，世间完美的男子造型。另一件是拉奥孔，传说中在特洛伊大火中被毒蛇缠身的祭司，莱辛的美学小册子就是受它的影响，以它的名字命名。这是希腊式艺术最美的杰作。

这些艺术，全在那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绽放。那是雅典最壮美的时代，动情的悲剧，庄严的建筑，丰满的雕塑。如同在峭壁下拍击的海浪，卷起白色的浪花冲向天空，这个时代的所有留存都有苍劲和超脱这双重的美，饱满富饶，为自身存在。只有见到了藏于远方被人捧在手心的那些碎片，才能体会雅典在这山巅是如何绚烂多姿。

<h3>希腊战争里的神谕</h3>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成为文明的曙光。迈锡尼文明覆灭之后是黑暗时期，黑暗时期之后是重新开始繁荣的城邦时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渐渐成为繁荣的核心。雅典艺术之高妙，正来源于这段时期的历史。

那时的希腊是一系列城邦的松散联盟，雅典是其中最强大的。城邦是小的国度，每一个城邦由中央的城市和四周的农田组成，由其公民自行治理。城邦与城邦之间相互独立，但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可以结为联盟。盟主的地位至关重要，因强大而成为盟主，因成为盟主而强大。雅典的兴起就在一场著名的战争之后。当时它是盟主，在胜利之后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与光荣，由此辉煌。

对这场战争，最有趣的记述当属希罗多德的《历史》。他是欧洲第一个留下著作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写作如同故事集，充满风趣，又充满超脱的悲壮。

让雅典获得荣耀的是著名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和公元前480年，亚细亚的波斯帝国两次入侵希腊，爆发了两次激烈战斗。这是特洛伊战争之后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最激烈的对抗。波斯帝国由传奇国王居鲁士创建，公元前6世纪迅速崛起。在它之前，亚细亚最强大的国家是吕底亚，波斯崛起之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为了压制波斯崛起，派兵进攻，结果却让自己的王国覆灭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克洛伊索斯战前派遣使者，询问德尔斐神庙著名的预言师，问其出征的命运，预言师说他能灭掉一个大帝国，他于是兴高采烈地出征了，却没料到预言师所谈的是他自己的帝国。

波斯保存下来，变得异常强大。它很快将触角绕过地中海，深入希腊腹地。希腊小城邦措手不及，有很多被征服或者投降。被威胁的城邦向雅典求援，雅典的态度决定天平角度。雅典人最终认为希腊应保持原有的独立与自由，于是参加战斗，激励其他城邦。

他们的对手异常强大。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度之一，东至印度，西至埃及，占据阿拉伯海、波斯湾、里海和黑海沿岸的整片区域，远非地图上小得可以忽略的希腊城邦可比。波斯人强大凶猛，陆军装备精良，海军拥有数百只战舰，向东西方同时推进，征服了马其顿和其他大片区域。公元前490年，国王大流士率领两万余人攻打希腊，目标直取雅典，雅典是鼓动希腊城邦起义、阻挠波斯帝国推进的最重要力量。双方在马拉松平原展开激战，波斯军队人数众多，然而雅典人身穿重甲，有效地挡住波斯人的砍杀，而雅典主帅米蒂亚德采取出人意料的阵型，将军队分成三个方阵，中路尽管失手，但两侧的侧翼进攻极为成功，从侧面包抄，将波斯人推进的中路军围在中央。最后，雅典取胜马拉松，报信人著名的长跑载入史册。

这是战争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雅典战胜强大的对手波斯，这在当时恐怕没人能料到。波斯人不甘心这一小小战役的失败，秣马厉兵，准备卷土重来。只是大流士在埃及突然死亡，他的儿子薛西斯又隔了5年才正式发兵。公元前480年，波斯再度入侵希腊，这一次更为兴师动众，传说中出兵20万以上，试图举全国之力将雅典碾碎。舰船和运输船有数千只，波斯征服的许多民族也一起前来参战。

这一次，希腊联军有了斯巴达的参与。斯巴达是希腊另一座强大城邦，自古就以严苛的训练和骁勇善战著称。斯巴达国王里奥尼达通过神谕，预感到这次必定战死沙场，就带上了三百名最亲信的老兵，前往最紧要的咽喉地带。他出征前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城邦中召集了五千士兵。在交战的前几天，伯罗奔尼撒联军在温泉关与波斯联军展开肉搏，温泉关是险要地形，必经之路，斯巴达人顶住波斯大军，整整将战斗拖延了五天。第六天，波斯人探听出山里一条可以通过的小路，突破防线已不可避免。里奥尼达解散了伯罗奔尼撒联军，让众人回家，自己只带了三百战士、八百奴隶黑劳士和几百名没有离去的盟友守在小路上，对波斯人展开最后的阻击。他们顽强杀死波斯战士数千人，最后全部战死在温泉关。

这场阻击战对希腊人的命运至关重要。它拖延住了时间，为雅典和其他城邦留出余地。雅典人在战争之前也去德尔斐请示神谕，神谕指示他们尽快逃离家园，雅典人不满意，再度请示，神谕给了一道模棱两可的命令：

“一座难以攻破的木墙用来保护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不要安静地居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

来了一支拥有骑兵和步兵的庞大队伍；

你们应该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朝着敌人；

但是终有一天你们将和他们交战的

神圣的萨拉米啊！在播种或收获谷物时，

你会把妇女生的孩子毁灭。”

这神谕深奥难解，有人主张在卫城周围建筑一道木制壁垒，但雅典人中有一位初露锋芒的名叫铁米斯托克列斯的人，相信这预言了波斯人在萨拉米海上的毁灭，于是带领雅典军队造船，备战海军。结果，天意果然站到了雅典人一头。希罗多德写道：波斯人“是在航行到埃乌波亚的科依列的附近的时候碰上的暴风雨，结果他们被风刮到他们也不晓得的地方去，撞到岩石上全部遇难了。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旨意。因为如此一来，波斯的海军就与希腊的海军在实力上大体相当了。”不管这是不是神意，雅典人占取了先机。他们完全放弃了城市，当波斯人突破温泉关杀至雅典，雅典只剩下一座空城。波斯人情绪暴怒，烧毁了卫城，他们遭遇了风暴，在萨拉米湾海战中输给了雅典。

希波战争结束了，希腊联军两次以弱胜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载入史册的事件。

希罗多德的《历史》随着历史流传下来。这本书围绕希波战争，讲述了相关的多条历史线索，并在其中夹杂了各种有趣的风土人情，就像一本充满杂谈轶事的风物志。仅仅看这些，就让我们对古代世界充满好奇。例如他写人们在饥荒的时候发明游戏，用骰子、球戏对付饥馑，“他们在一天当中沉醉于游戏当中，以至于不想吃任何东西”。又比如他写吕底亚的石柱上“刻着铭文，记录着每一类别的工人做了多少工作。依据计算结果来看，娼妓们做的那部分是最多的。”因为吕底亚人的女儿要靠做妓女攒够自己结婚的嫁妆。这些奇特的风俗与细节趣味十足，给古代世界勾勒出不一样的颜色。

不过，希罗多德对这场战争本身的描写却是少有的悲壮。他的风趣在战士的英勇面前变得肃穆。正如司马迁，希罗多德是后人接近历史壮阔的最好源泉。希罗多德写到斯巴达战士战死的地方由后代诗人竖起的碑铭，短短两句话，却有风中悲凉的沧桑：

“来往的过客啊，我是奉命长眠在此。”

战争之后，雅典成为希腊联邦当之无愧的盟主。此后的半个世纪，雅典开始它创造历史的黄金世纪。它在胜利的鼓动下建造新的城市，鼓励各种装点城市的创造。这是一段难得的时期，艺术全面绽放，政治活跃清明，自然知识极大丰富。这样的时光无论在雅典的历史上，还是在欧洲的历史上，都相当罕见、无与伦比。新的卫城修建起来，神庙中树立起巨大雕塑，剧院里上演令人悲喜交集的戏剧故事。

这是雅典最初也是最后的辉煌。

<h3>旅游指南</h3>

从意大利乘飞机往返希腊最为便利。雅典市内有地铁，方便从各处访问卫城。

卫城：建于阿克罗波利斯山上，卫城的意思是“高的城”，在公元前440年～前430年间，由伯利克里庞大的公共设施建筑规划修建完成。它是雅典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景点。卫城之内有帕台农神庙、雅典娜神庙。山下有藏品丰富的卫城博物馆。从卫城山上，可以俯瞰雅典全城的苍山大海。

狄奥尼索斯剧院：卫城山下半圆形的露天剧院，残破的座椅有2300年历史。希腊悲剧曾在此上演，戏剧节的桂冠会颁给第一名的诗人，政府会奖励观看戏剧的观众。

博物馆：古兰德里斯博物馆、国家考古博物馆、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都很值得走访。比雷埃夫斯考古博物馆中有公元前520年的阿波罗铜像，这是最早的全身铜像。尽管最瑰丽的珍品已经被欧洲人运走，藏在大英、罗浮宫、柏林博物馆，但雅典遗留的宝藏还是不少，雕塑人物线条柔和，比例完美；黑漆和红漆两种瓷器技艺高超，彩绘的人体精细生动，毫无褪色，如同现代作品。

《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世纪）　罗念生译

古希腊悲剧是歌唱的艺术，它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流行于伯罗奔尼撒北部的合唱，成熟的剧本在对话和歌唱间完美地转换，结构一般包含开场白、入场歌、场、场与场之间的唱段和终场。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其他两位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著有《俄狄浦斯王》，这可能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古希腊的故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讲了一个嫉妒而个性强烈的女人的故事，至今仍常被提起。

埃斯库罗斯是悲剧作家中最雄浑质朴的一位，他的台词苍劲有力，气势磅礴，大段大段念出来，有极强烈的感染力。人的情绪也都是饱满而充沛的，复仇就复仇到底，反叛就反叛到地老天荒，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

希腊悲剧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命运。命运与生注定，连宙斯都无能为力，因而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的。而人的伟岸既在于对命运的承担，也在于对命运的抵抗。

《阿伽门农王》：

歌队：“是宙斯引导凡人走上智慧的道路，因为他立了这条有效的法则：智慧自苦难中得来。回想起从前的灾难，痛苦会在梦寐中，一滴滴滴在心上，甚至一个顽固的人也会从此小心谨慎。这就是坐在那庄严的艄公凳上的神强行赠送的恩惠。”

《普罗米修斯》：

赫尔墨斯：“正是此般高傲，你的倔强／把你带到这边，这片悲苦的港湾。”

普罗米修斯：“放心吧，我绝不会用／我的痛苦交换你的奴役。”

《历史》

［古希腊］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　周永强译

历史永远是幽默的，荒唐的，夸张的，机缘巧合的，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丝悲壮和苍凉。历史该怎么写，也许就该像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样写。用严肃的笔调记录人们滑稽的瞬间，让人永远记得人类是怎样严肃地滑稽。

希罗多德写到过很多个国王，国王大多是愚蠢的，面对预言永远是不信的，这些预言与其说是神秘的咒语，不如说是睿智的警告。而狂妄的国王总是不予理会。命运总是循环上演，国王迫害的婴儿长大之后一定会回来夺取王位，无视神谕的战争最终一定以覆灭收场。

因而，显赫一时的国王在历史学家的笔下终于成为笑话，德尔菲神庙的告诫却因此成为永恒：认识你自己，万物皆有度。

“暴风一连持续了三天，最后，玛哥斯僧施行了牺牲之礼，而且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这样总算让它在第四天停了下来，或许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

“当他们看到饥荒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时，他们便开始计划对策来应付这种灾害。骰子、阿斯特拉伽洛斯、球戏以及其他所有各种不同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他们使用这些发明来缓解饥馑。他们在一天当中沉醉于游戏当中，以至于不想吃任何东西。”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德］叔本华（1788～1860）　董建译

叔本华的作品并不都令人喜爱，但这一本绝对是阅读的好体验。很多人读了都沉浸其中，激动不已。包括尼采，他从一个书摊上买到旧书，偶尔尝试，从此欲罢不能。

叔本华在柏林大学的任教并不愉快，有生之年他的哲学也没能够影响广泛，他对世界抱着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因为其必然性显得壮烈而美。

叔本华将世界看作意志和意志的展现，这样既能使人与世界产生距离，也能让人与世界产生关系与美。叔本华的悲观使他气势磅礴。他无须大声宣示，就有命运的壮阔在每一处字里行间。

“因而，在人的挣扎和行为环环相扣的系列中表现人——意志的客体性到了最高级别的理念，就是文艺的主要课题。

“把选择好了的人物置于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中，其中人物所有一切特性都能施展出来，人类心灵的深处都能揭露出来而在非常的、充满意义的情节中变为看得见的东西。

“无论是从效果还是从写作的困难看，悲剧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这种最高成就以表现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而这有重要的暗示在，即暗示着宇宙和人生的本来本质。”

［德］尼采（1844～1900）　周国平译

这本书实在太出名，出名到我几乎不用去介绍。它是尼采早期的作品，给了尼采名声，也奠定了他后来的方向。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在德国文化中的绽放也许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使然。

尼采细致区分的太阳神和酒神的精神差异，实际上是创作和生活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雕塑家一般的静观，一种是音乐家一般的沉醉。悲剧的杰出在于二者的统一，而我们的渺小在于二者皆不能。

尼采不喜欢苏格拉底，而只有读了悲剧，才会觉得他是有道理的。

“存在才是这部艺术喜剧的唯一作者和观众，是它替自己准备了这永恒的娱乐。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合为一的时候，他才能窥见一点艺术的永恒本质；因为，在这场合，他才像神仙故事所讲的魔画，能够神奇地翻转眼睛来看自己。这样，艺术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诗人兼演员又是观众。

“我们只须看看苏格拉底格言的恶果，他说：‘德即是知，犯罪是由于无知，有德的人定是快乐的人。’悲剧的灭亡就是由于这三个乐观主义基本公式。”

雅典·民主·公元前387年

我们在雅典停留两站，因为在前后相继的两段时间，它有不同意义的两种身份。这不是唯一让我们如此选择的地方，在这一路上，罗马、伦敦和巴黎，所有停留两站的城市，都有两种不同的荣耀与悲伤。

在中，尼采在讲述悲剧的同时，将悲剧之后开始兴起并流行的一种文化称为与酒神相对的太阳神文化。这是悲剧时代之后的时代主题。尼采并不喜欢这种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脱。它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傲，也有一种掌握知识的乐观，尼采相信，“这种乐观成分一旦侵入悲剧中，就势必逐渐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剧自趋灭亡。”

这种文化在公元前4世纪主导了雅典，达到顶峰。它建立在辩证的艺术上，通过辩证，了解到自己知识的局限。它的信条正如古时候德尔斐神庙上的忠告：了解你自己，一切不要过度。这是拥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础上崇尚知识，相信知识是万物良药，是罪与痛苦的解药，它也相信通过推理可以洞悉知识。它是预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寻求了解表象世界的内秉的机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动，而是在定义与划分中获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剧的终结，知识的开端。

它就是哲学。

<h3>雅典盛衰</h3>

沿着卫城小路从山顶走下来，我们也从雅典的辉煌走下来。在北坡可以见到一大片荒僻的园子，这是雅典的公共会场阿格拉。阿格拉比卫城的命运更为惨淡，在两千余年的变迁中，阿格拉的原始样貌已然不复存在，如今的荒烟蔓草间只能看见零星遗迹和各种占领者留下的界标。这与雅典的命运一脉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间，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参与政事的地方，是政体孕育和变革的场所。它在卫城脚下，城市中央有广场、檐廊和小型神庙。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听国王的军事召唤，后来逐渐演变成商人经商、交换来自殖民地货物的场所。这两种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后期，演变为更广义的公共场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讲、选举、宗教游行、审判在此举行。几年前的电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见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几座建筑存留，绝大部分地点只剩下遗址的墙基。柱础排列整齐，雕塑的头颅不见踪影。在仅存的几座完整建筑中，我们能看到时光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献给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庙，公元前2世纪充满商铺的阿塔罗斯柱廊，拜占庭时期绘有小金顶耶稣像的教堂，泾渭分明。

夕阳的光勾勒残垣，余晖犹存，但温度不再，折断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远方。

雅典经历过辉煌的顶峰，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开始衰落，此时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雅典作为文明中心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彻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兴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战争与政治交缠的结果。

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争霸，以雅典失利告终。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希腊的两个强大的盟主，因而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了进去，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之战。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篇，亲历战争的修昔底德就写到：“我看见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这是希腊人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之所以爆发战争，导火索有几重。雅典对科林斯战争的干涉、对米加拉的贸易禁令、与波提狄亚的争端问题。这些小城邦都是希腊境内的边缘城邦，常常在实力强大的城邦间摇摆。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斯巴达恐惧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它们在军事准备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同时在危难的艰苦训练中都获得了军事经验。”因而，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称霸，和希波战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战后，所有参战的和从波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城邦均分入两个集团——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雅典在海上称雄，斯巴达在陆上强大。斯巴达是相当独特的城邦，自古就以军事强大著称。在希波战争中的英勇绝不是偶然的事。他们的所有少年从小都必须经历严酷的军事训练，以获得强健的体魄、战斗力和冷酷坚强的个性。他们被扔到危险中，残弱的婴儿会被处死。就连斯巴达女人也与众不同，她们骁勇善战，从小与男孩一起锻炼，长大后作为母亲，也被要求训练儿子勇毅的个性。斯巴达的三百战士和八百奴隶战死温泉关，完全符合他们一贯的教育和要求。

正是这样一个城邦，成为雅典对希腊领导权争夺的最有力对手。雅典则作为民主城邦，经历自身最骄傲气盛的阶段。雅典在战后度过了平稳、富有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袖伯利克里成为雅典民主的代表，他是伯利克里政治家族的后裔，思想开放，富有魅力，热爱艺术，资助建设。正是他领导了帕台农神庙的建设，雕塑家和诗人也正是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中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伯利克里在后人的讲述中几乎被神化。不过，伯利克里领导的雅典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它几乎开创了霸权时代，骄傲气盛，向它的盟友征收高昂纳贡。在面对斯巴达的时候，它又像所有处于上升期的文明一样，大意轻敌，贸然进犯。

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撕毁了攻占优卑亚之后所签订的30年休战合约，战争开始了。第一阶段战斗持续了10年，其间互有攻守。伯利克里在前429年去世，雅典的民主开始走向动荡不安。在一段被称为尼西阿斯和平的间歇之后，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在鼓动性的政治家亚西比德的建议之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是斯巴达的同盟。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雅典并没有能力形成包围圈，远征军很快失去了大部分舰队。雅典始终没能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斯巴达战略性地与波斯结盟，由海上和小亚细亚两路夹攻，雅典终于在前404年被击破，宣布投降。

这是一场含义深远的失败。这场战争被看作寡头与民主两种政体的战争，虽然过于简化，但对人们心中的观念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h3>什么是民主</h3>

雅典的标签是民主政治，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到它的最经常的理由。

“民主”一词来自希腊。今天的我们常常对民主有一种误解，以为民主是公民共同当家做主、决定事情。其实并不是。这只是古希腊式民主：全民参与民主。现代民主从希腊民主脱胎，但其内涵已经全然不同。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代议制：公民自愿将判断权交由少数人，由几个被选者代替大家作决定，公民的意志体现在选择。

希腊民主是真正的全民参与。“民主”这个概念是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年至公元前507年引入雅典的，它的意思是平民政治，原本是和贵族政治对立的一种阶层政治，后来被引申为所有公民政治。雅典的民主是参与式的，每一个公民都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政治权力，而且都要实际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成年男性宣誓之后成为公民，有责任讨论、参与政治、担任公职。所有官职由公民轮流担任，每次任期一年，职位抽签决定。雅典人认为抽签不是偶然，而是神意。他们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六千人的大会一起讨论，投票决定国家大事。为了争取支持，辩论术一时鼎盛发达。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h3>与理想国</h3>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操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h3>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h3>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

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

《法篇》

［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　王晓朝译

柏拉图的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　吴寿彭译

亚里士多德总是包罗万象的，他开创了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按逻辑分类，确保无遗漏，再分门别类地讨论每个门类的特点和区别。

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致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

《古代城邦》

［法］库朗热（1830～1889）　谭立铸译

这是一本探讨历史起源的书，作者写作的时候，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中学。

它所叙述的时代是我们所关心的雅典黄金时期以前的时代，它要解释的也正是这黄金时代的由来。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利与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团体发展过来，与这些团体并不冲突。宗教并不是妨碍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还是助力。

这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作者有着教师特有的亲切。他纯粹因为兴趣，自己寻找文献，作了细致的研究。书一出版就成为经典，直至今日。

“在古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殊非易事。欲赋予他们某种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个人动机，那必得有某种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某种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种比哲学理论更确定的认识，某种比契约更牢固的共识，这种东西须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信仰。

“君王并非就是善的，僭主并非就是恶的。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与圣火相连。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

罗马·共和·公元前44年

罗马。终于要到罗马了，世界上唯一的王者之都。

罗马。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强大的气息微微震颤在空气中。罗马等于世界中心。至少在欧洲一千年的时间中，这个断语是有效的。

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上，只有一段时间整个东西方世界同时进入一统天下的局面，那就是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时代。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至公元395年分裂，汉帝国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这两个帝国有太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从战乱中走来，都幅员辽阔，都为后世开创了制度与法律典范。罗马帝国先是赢得了与迦太基的艰苦斗争，又征服了高卢和安达卢西亚；汉帝国从推翻秦帝国开始，然后经历了曲折的楚汉相争。战争赋予它们力量。两个帝国均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控制，帝王传承体制，法律和行政执行体系。这是它们远隔万里的默契之处。它们的贸易触角曾接近过对方的边缘。尽管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两个帝国却在历史的图景中获得相当接近的面容。

然而，这种接近只是帝国时代的短暂一瞬。这一瞬的接近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它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历史过程，达到的是同样的历史状态。可实际上不是。两个帝国在之前和之后的走向都相差甚远，内在的逻辑迥然不同。这一瞬就像X的结点，既是最大的相似，又是最大的不同。

罗马帝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帝国。

<h3>无冕之王恺撒</h3>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人开始。

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结束了对埃及的战役和对国内竞争对手庞培的最后战役，胜利回国，成为最高执政官。他驾着马车进入城市，受到掌声、鲜花与追捧，受到人们的追逐。人们竞相给他戴上王冠，他三次伸出手加以推却。人们爱恺撒。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他出生入死，终于将自己艰苦的戎马生涯推到辉煌的顶峰。

恺撒理应对这一切心潮澎湃。他早年的奋斗并不算顺利，他出身很好，父母都出身贵族，但很小的时候，显赫的姑父马略就去世，恺撒得罪了新任的独裁官苏拉，流亡国外。他曾经做过多种职务，参加过数次小型战斗，甚至被海盗俘虏，浮浮沉沉很多年，才获得市政官和大法官的职位。他的成功从西班牙开始，他发动安达卢西亚战争，取胜之后获得国内的三个统治地位之一。他随后开始著名的高卢战争，将整个欧洲北部变成一个行省，他打到过伦敦，也第一个攻击过日耳曼，他战胜了庞培，在各种不利的局面中走上神坛。他靠拼死的战斗和征服阿尔卑斯以北的赫赫战功，走到庞大疆土权力的顶端。

恺撒并未满足于此，他想做的仍然更多。此时的他心中仍有无限计划，就像征服天下的秦始皇，恺撒也有庞大的蓝图，他计划修建广场、修建穿越欧洲的公路、打通欧洲与非洲的海峡。他没有秦始皇的幸运来完成这一切，他只来得及表明他有这样的打算。他的战役没有结束，他的计划刚刚开始。

这一切在3月15日戛然而止。

恺撒死去的那一天前夜，据说天有异象，恺撒的妻子梦到不祥的事物，心里充满恐惧。她试图阻止恺撒，不让他出门，他思虑再三，没有听她的劝告，还是去了元老院。他说如果因恐惧而躲在家里，那他就不是恺撒。他穿了袍子，像平常一样跨出门，在元老院门口还向众人打招呼邀酒，一如往常。

那是历史凝结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如果恺撒在那一刻没有被刺杀，罗马帝国的历史会怎样改写，世界的历史会怎样改写。

元老院位于帕拉丁山脚下，古罗马城区的罗马广场。这是一片包含了多重建筑的区域，既有政治中心元老院和公共集会的大会堂，也有生活场所和神庙。出土的建筑多半已破损，只有墙基和一部分立柱，墙体和房顶大部分已无迹可寻，但仍然可以看见一半尚未损毁的神庙圆顶，雄浑厚重，建筑技巧高超。这一部分广场是在墨索里尼时期挖掘出土的，广场外的大道也被命名为墨索里尼大道。独裁者的战争烟消云散，独裁者的挖掘却永留人间。罗马广场透过尘埃重现世界，这件事本身就足以震动世人。

看着今天残破的恺撒广场，心中不免生出感慨。恺撒广场仍未完成，无法从零星的残留推想曾经的蓝图。恺撒最终没有成为帝王，罗马在他之后却成为帝国。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借着为他报仇，成为第一个加冕的帝王。恺撒的刺杀者声称担心恺撒称帝才将他杀死，然而他的后继者正是借着他被杀的契机才真的成为帝王。历史的吊诡就在于你无法知道它是必然如此，还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

奥古斯都广场就在恺撒广场的对面，两座广场相对而立。他们的建筑目前都已荡然无存，如同他们的权力。奥古斯都广场的遗留稍多，除了科林斯式的立柱，还有半座神庙的残骸。恺撒广场看上去只剩荒凉。奥古斯都在罗马城北还有一座完好的墓冢，恺撒却已经尸骨无存。两座广场边有两人高大的塑像，也面对面地站着，有几分相似，却又有几分不同。他们是最近的亲人，也是一脉相承的盟友，然而他们之间却隔着共和国与帝国的深渊。

罗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帝国。它作为共和国开始升起，帝国只是它荣耀的顶峰。帝国是后来两千年欧洲再无任何势力到过的高度。它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在罗马从共和国诞生到帝国覆亡的千余年间，它始终以战斗到死的形象生存在世间。它孕育了世界上最多、最杰出的将领。“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孟德斯鸠如是说。

在短短的100年间，罗马送出了西庇阿、马略、庞培、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这是一串令每一个时代都战栗的名字。恺撒是这一连串名字中最耀眼的一个，他从未当上皇帝，但他的名字后来却成为帝王的头衔。

<h3>七百年共和</h3>

恺撒死后，罗马成为帝国。在那之前，它曾有700年共和国的历史。

按照罗马的传说和李维编写的《罗马史》，罗马是特洛伊的后代。传说中，特洛伊毁灭之夜的大火没有烧死所有人，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被母亲救出，顺着小船漂流，开始逃亡。他经过迦太基，迦太基的女王黛朵爱上他，想留他在身边，但他知道神谕，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将特洛伊城的命运播种给另一座城，于是忍痛与心爱的女人分开。这离别的一幕后来成为戏剧舞台上著名的经典。埃涅阿斯最后到达一片平原，定居下来，他的后人在此繁衍生息，这就是罗马的前身。

埃涅阿斯之后，又经过很多世代，城邦逐渐扩大其范围。埃涅阿斯的子孙中有两兄弟，兄长是国王，弟弟后来篡夺了王位，不但将兄长一家杀死，还将兄长的女儿送去做贞女祭司，以防止她生下后代。可是战神马尔斯爱上了她，让她生下两个孩子，名叫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命人将两个婴儿用篮子扔进河里，抛到荒野，神奇的是，两个婴儿如有天佑，被母狼的奶水喂养长大。他们长大后变得强力勇猛，回到城邦煽动公民叛乱，处死了国王，夺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位，又带领跟随他们的队伍，选择了一座小山，建立了新的城市。经过天启和一番争夺，罗慕路斯成为王，新城也依照他的名字命名为罗马。罗慕路斯开创了国度的历史，他为城邦立法，设计新的制度，建立元老院和军团，让一切繁荣。他富有领导力，但也不择手段。因新的罗马城缺少女人，他们就设计邀请邻城萨宾人来参加集会，掠夺萨宾妇女，成为罗马人的妻子，用不够磊落的手段建立了罗马功勋。

由此所述，罗马人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的后裔，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和阿瑞斯，这就意味着他们拥有最神圣高贵的血统。这是罗马对自身的神奇追忆，罗慕路斯神庙今天在罗马广场附近还可以见到，而那一只母狼喂养两个小孩的青铜雕塑至今仍是罗马的标志。

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记》是讲述埃涅阿斯传奇的最好的诗篇，这是一部传奇史诗，向荷马致敬，同时也有自身特有的浪漫。维吉尔生于公元前70年，曾于罗马学习哲学，在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的那一年，回乡务农写作。维吉尔是用拉丁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是中世纪拉丁语的必修课，14世纪的浪漫诗人但丁就以维吉尔为导师，从他身上获得灵感。而李维的《罗马史》是讲述罗马历史并混合了一切传说的经典的史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神话故事，但后世学者还是将其作为最权威的历史资料。李维生于公元前59年，他用严肃的态度讲述了传说，并将传说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赋予传说一种同样严肃的气质。他讲罗慕路斯统治中赋予了公民选举的权利和元老院崇高的地位，奠定了罗马共和的基础，严谨而又平实，但又讲罗慕路斯最后在一场飞沙走石中消失不见，升天而去，似乎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管这些故事真实与否，它们都赋予这座城市一种神奇独特的气息：坚定决绝，狼一般的勇气。

罗马是坚韧、顽强、不屈和战斗的城市。从一开始，他们就从不利的地位开始战斗。在希腊的昌盛、亚历山大的横扫和迦太基的强大之下，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他们经历过许多次被敌人侵犯、打败，但没有被征服。他们慢慢地壮大自己。在亚历山大帝国强盛的公元前4世纪，罗马还不发达，在迦太基称霸地中海的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逐渐崛起。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爆发过三次布匿战争，每一次对罗马来说都可谓艰苦卓绝，经历巨大困境。而最后的胜利使得罗马和迦太基地位互换，带来千古差别。第二次布匿战争成就了迦太基的著名将领汉尼拔，也成就了被赞为英明的罗马统帅西庇阿。

罗马经历过多场失败，但他们强大的秘诀就在于永不认输。当敌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从来不求和。按照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话：“当他们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元老院便把各种侮辱都承受下来，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报复时刻的到来。”

元老院是罗马的灵魂。罗马有执政官，但不是执政官一人统领天下。元老院是贵族，是受人尊敬的长老，他们和执政官联合执政，决定整个罗马的战略、战术和法律。执政官定期选举，元老院相对稳定。执政官代表崛起的当下，元老因与战斗和血统相连，代表相对固定的传统。罗马人称此为共和，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定义，民主与贵族制的混合即为共和。这与今天的国家非常相像。西塞罗的《论国家》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他借着假托的理想君主西庇阿之口，讨论了民主和贵族制度各自的优点和危害。罗马人对此有着清醒的理解和选择，在民主与贵族之间寻求平衡。

共和是罗马早期坚持的一贯原则。罗马人没有帝王，执政官不停更换。罗马人在那时就相信，一个共和国比一个帝国更能让自身保持纯洁和正义。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恺撒的刺杀者何以可能抱着非个人的目的对一位杰出的领袖作此选择。他们明确地排斥个人称帝，不愿一个人的自由凌驾众人的自由。李维曾经在回顾中这样表达他对共和国的骄傲：“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比罗马更强盛，有过更纯洁的道德或更多样的范例；也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的道路，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他在晚年见到了荣耀带来的转变：“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一切。”帝国给了帝王纵欲的机会。在罗马的历史中，不时能看到执政官和元老各自为了自己的地位私下打算——在分配战利品时的口是心非，在确定独裁权力时的争执，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相对的平衡。

元老院曾保持着罗马的精神。在今天的罗马广场和背后的坎皮多里奥山上，仍然能看到两千年前罗马元老院的痕迹。红色的石头走廊粗重高昂，向下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广场。议院下方空场就是恺撒被杀的地方，阳光普照大地，苍翠的碧草与碎石共生。元老院宫殿如今已成为博物馆，是罗马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已经经过重建，室内画有罗马故事的壁画，陈列着古代的雕塑和著名油画，广场保持了文艺复兴之后的风格，宽阔的台阶是米开朗琪罗亲手设计。古罗马的式样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只在面对罗马广场的一面保留着原初的样貌。在这一面，似乎还能感受到一丝古老的雄浑。幽深的走廊，巨大的深红色石雕，厚重得难以想象的石壁，森严的穹隆下仿佛还萦绕着怒不可遏的沉声呐喊。

<h3>帝国的血与沙</h3>

恺撒和庞培是共和国最后两个竞争者。恺撒死后，几十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融战争、阴谋与爱情于一身，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传奇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

恺撒在征服埃及时，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坠入爱河，生过一个孩子，在恺撒死后，他生前最亲近的副官安东尼又与克里奥佩特拉相恋。安东尼为恺撒报仇，登上了权力高峰，却在关键战役中被奥古斯都打败。传说中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与奥古斯都在海上会战，不知什么缘故，克里奥佩特拉率领战船调头离去，安东尼亦无心恋战，紧随爱人而去，一场大战不战自溃。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随后一同自杀身亡，而奥古斯都战胜一切对手，登顶帝位，罗马进入独裁的世界。有历史学家曾经研究过，如果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低上几分，不那么美丽，不知历史最终会有怎样的转向。

这是历史转折留给后人的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战船消失在海底，爱情成为谈资，让人忽略社会变迁的逻辑。罗马走入了新的时期。奥古斯都，或者称他的原名屋大维，终于在百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追捕之后成为唯一的赢家。奥古斯都是他的称号，与神同荣光，元老院授予他这个称号，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唯一的王者。他统治了40年，死后传位于自己指定的继承人。

罗马在帝国时期经历了四个漫长的世纪。此时的罗马再不是汹涌活跃的舞台。这不是说他们失去力量，恰恰相反，帝王战功辉煌，至少在第一个百年中，不断扩大着罗马的疆域。尼禄、提图斯、图拉真、哈德良、奥勒留，每一个都既是皇帝，又是将军。

罗马失去的活力不是战功，而是强大的心灵。帝国让人进入恐惧与服从。皇帝的称呼是第一公民，但这只是称呼而已，他们仍然是皇帝。皇帝总是争议非常的，他们个性各有不同，但手中都有无上权力。帝国并不是全无好处，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促进了建设，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早期，文学艺术和史学也都有着良好的发展。然而帝国的问题在于无法保证每一位独裁者都开明仁厚，当残暴的镇压出现，哪怕只一次，其留下的创伤和反抗的记忆是永恒的，如果反复上演，久而久之，民众的心中就只剩下两种情感：恐惧或者对抗。这两种情感都不是活跃和繁荣，到这种时候，以强大的心灵组成的国度就再也不可得了。

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各式各样的。尼禄是最著名的暴君，最为残酷，也最为奢靡，然而他极端热爱艺术、热爱戏剧。他修建了大剧院，亲自上台演出，某段时间完全沉湎其中。哈德良多才多艺，重视教育。而卡里古拉登基时慷慨坦荡，在至亲的姐妹去世后却变得荒淫残酷。图拉真帮助穷人改善生活，但是对外征服了最广大的土壤。提图斯劫掠了耶路撒冷，火烧了神庙。提比略统治时处死了耶稣。这些好与恶、杰出与暴虐的交融，让后人对罗马帝国毁誉参半，情感复杂。

马可·奥勒留是最独特的一位皇帝，他不仅仅是一位留下善名的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写出了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著作——，这本书读来十分安静沉和，几乎不像是一位善征战的皇帝所写。斯多葛哲学是在罗马帝国中期流行并发展的一个流派，它讲天，讲宇宙宏观的整体命运，讲人和这宇宙整体的统一，如果静心观之，接受到来的命运起伏，那么内心将获得超脱困扰的安宁。这与道家哲学多少有相似的地方。奥勒留的书充满劝诫，劝人沉静处事，接受生命的各种变化。比起称王，奥勒留更愿意哲思隐居。他写道：“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指引呢？唯有哲学。”

所有这些皇帝都给后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记忆。直到今天，人们一面赞颂罗马帝国时期的丰富成就，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其暴虐和僵化嗤之以鼻。这些特征统一在同一个国度，难以衡量。可以确定的是，罗马在共和时代千辛万苦缔造下的让英雄出世的制度，到了帝国时代已消失不存。孟德斯鸠曾大力赞扬共和国的制度：“起初，是共和国的首脑们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而到了帝国时代，政治舞台变得更像是一座舞台，金碧辉煌，却没有人声。

今天，在罗马保留的大大小小帝国时代的建筑和遗址处，我们仍然能感到帝国的呼吸。提图斯凯旋门上雕刻着提图斯镇压犹太人的事迹。图拉真广场的图拉真柱上，可以看到皇帝征服疆域的战役浮雕，浮雕如毛毯一圈一圈环绕而上，通向天空，雕刻精细，混合着美与残酷。君士坦丁凯旋门最为伟岸，刻着君士坦丁皇帝一生的功绩。每一处纪念，都是战争胜利的纪念，那是罗马的辉煌，也是罗马对世界的屠戮。方尖碑在城中各个角落伫立，记载着埃及的古老和沦为行省的凄凉。

罗马的建筑技术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达到的高度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才能重新达到。他们运用巨大石块的能力，他们对复杂结构的把握，他们融合艺术雕刻与实用的能力，都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罗马人开创了建造拱顶的技术，最杰出的万神殿拱顶是完美的半球，只有天顶洒下一道阳光。他们用高架桥输水，跨越数公里的巨大工程屹立到今天。他们发展了古典的建筑技术，在斗兽场三层能看到三种最经典的石柱环绕。

罗马人对自己的城市付出了超过百分之百的热情。每一位皇帝都画下自己的规划，建筑自己的城市。罗马是一座享乐的城市，其繁华和纵欲甚至超越今天的都市。罗马人爱看戏，在今天的古罗马剧院，绕着荒废的外墙行走，我们仍然感觉到恢弘的戏剧之音在空中萦绕。罗马人喜爱浴场，传说中罗马浴场有一整套输水排水的建筑设计，卡拉卡拉大浴场仍然可以参观。罗马人喜爱斗兽，喜爱在公共会堂集会，喜爱围绕辉煌的神庙迷狂酒醉，载歌载舞。这些建筑的厚重和雄壮使得它们超出了单纯的娱乐，成为带着强烈气息的时间的陵墓。

在这些建筑间游走，似乎仍能感到那种强大的气息，如同萦绕而久久不散的大笑。

<h3>莎翁笔下的壮美恺撒</h3>

对恺撒之死最动人心魄的描写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尤里乌斯·恺撒》。莎士比亚让每个人物道出理由——理直气壮却似是而非的理由。人物的两面性和感染力都在台词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恺撒的担忧试图用豪言掩盖，布鲁图斯的私心与宏伟的理由交缠，安东尼的真挚伴随着冷酷无情。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斯最为多层，他并不是伪君子，但也不像他所讲的那样无私正直，他的很多无意识的透露，给他的动机蒙上复杂的阴影。

恺撒死后，布鲁图斯与安东尼分别向民众发表演说，这是最著名的一场演说的逆转。

布鲁图斯首先讲出最经典的理由：“并不是我不爱恺撒，可是我更爱罗马。你们宁愿让恺撒活在世上，大家做奴隶而死呢，还是让恺撒死去，大家做自由人而生？我用眼泪报答他的友谊，用喜悦庆祝他的幸运，用尊敬崇仰他的勇敢，用死亡惩戒他的野心。”

安东尼没有这样宏大的视角，但他却抓住心灵的部分，先替恺撒辩护，再转向布鲁图斯：“你们知道，布鲁图斯是恺撒心目中的天使，神啊，请你们判断判断恺撒是多么爱他！这是最无情的一击，因为当尊贵的恺撒看见他行刺的时候，负心，这一柄比叛徒的武器更锋锐的利剑，就一直刺进了他的心脏，那时候他的伟大的心就碎裂了；他的脸给他的外套蒙着，他的血不停地流着，就在庞贝像座之下，伟大的恺撒倒下了。”在情感的力量打动人心之后，他念出恺撒的遗嘱：将家产和花园分给每个罗马公民。这彻底击倒了罗马人的情绪，民众在支持了刺杀者仅仅片刻之后，就完全倒戈，认恺撒为英雄。

所有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变性都留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这是对历史最丰满的记录，因其丰满，从而比任何赞颂和反对都更为深刻。

莎士比亚的故事来源是古罗马哲学家普鲁塔克的《恺撒传》。《恺撒传》是普鲁塔克巨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一篇，莎士比亚的整个故事框架都来源于此。普鲁塔克是古典时期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文笔朴素而宽广，深深打动后人。他的辽阔意象、清朗内心和公共精神都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普及甚远。他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之一。

普鲁塔克笔下的恺撒有丰富的性格。他在读亚历山大传记时流泪。他与士兵同饮同睡，起居简单。他亲自营救他的士兵，他的士兵因此愿意为他而死。他审时度势，冷酷对待竞争对手。他征服了整片高卢，带兵渡过莱茵河、英吉利海峡。他的敌人把从他那里缴获的短剑悬挂出来，他看后只是一笑。他最后成为国家的威胁，可在他最后一战之前，他也只是边境的将领，孤独地走出营帐，对未卜的战事在黑暗中犹疑，直至踏过河流。

普鲁塔克无疑在恺撒身上看到慷慨宏大的一面，而他的寥寥数语也总让人感觉到这一面。也正因此他才写作：“这就是研究历史所特有的益处和成效：你能在历史真相的光华中看到各类型的例证。从其中，你可以为自己和祖国选择应该效仿的榜样。”

恺撒的宽广留在普鲁塔克的宽广中，作家的写作成为真正的历史。普鲁塔克的传记留下伟大人物朴素的生平，他将他的视野写进他们的视野。当千万人无意中上演的剧目留下狼藉的现场，在时间的舞台上，只有史家为他们谱写而成的剧本。书写者选择历史要留下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选择历史。

普鲁塔克的写作为后世留下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罗马的建筑，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罗马帝国的灿烂直到今天都清晰可见。雄伟庞然的万神殿、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完美构造的穹顶、环绕城市的市政设施、成熟精美的雕塑。这些是人一生一定要目睹的几处遗迹之一，它们也许不是最美的，但一定是风中最壮观的人类传奇。

中华帝国有一统的中心，汉朝之前有，汉朝之后也有。但欧洲不是，从始至终真正称得上帝国的只有罗马帝国，算得上欧洲首都的也只有罗马。即使在整个欧洲史上只取一个点，无论如何也有罗马存在。

<h3>旅游指南</h3>

罗马交通四通八达，航线众多，意大利国内铁路便宜而舒适。在城市里可以买地铁日票、三日票，也可以买包含市内交通和部分著名景点的通票罗马pass。

古罗马遗迹

1．罗马广场：最著名的遗迹和建筑群，包括寺庙、公共会堂、演讲台和三座著名凯旋门等，是了解古罗马政治生活的最好所在。广场是恺撒遇刺之所。毗邻罗马的标志性建筑——古罗马斗兽场。

2．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罗马广场附近相对的两片废墟，与罗马广场相比，遗留建筑少得多，但因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值得一看。广场附近有恺撒、奥古斯都和密涅瓦雕塑。

3．坎皮多里奥山：罗马广场背后高耸的小山，也是古罗马人发源的山坡之一。古罗马时代是元老院所在地，现在仍然可以参观元老院最初的宏伟样貌。山上有朱庇特神庙，16世纪，米开朗琪罗设计了市政厅和漂亮的台阶。现在是帕莱佐元老院档案馆、坎皮多里奥美术馆和博物馆，展出精美的古罗马雕塑和绘画，非常值得参观。

4．图拉真广场：著名的图拉真柱，螺旋上升的征战的浮雕，在美术史上地位显赫。

5．马尔塞罗剧院遗址：坎皮多里奥山西侧，接近马戏场与卡拉卡拉大浴场，曾经是古罗马的犹太人聚集地。剧院的弧形设计和宏伟的立柱仍然保留。

6．万神殿：罗马拱顶最好的诠释，历经两千年仍然完好。在基督化过程中，古罗马众神的塑像已经被基督圣徒所取代，但仍能从神龛和拱顶透入的天光感受古代的雄壮气势。

《建城以来史》

［古罗马］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前17年）　穆启乐译

李维的《建成以来史》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很薄的小册子，简洁的记述，传奇的叙述方式。它是后人引述罗马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时常发现各种书籍给出的罗马历史大同小异，而源头都是李维的记述。李维从特洛伊的陷落和埃涅阿斯的漂流开始写，写到埃涅阿斯的十五代子孙——罗慕路斯。从罗慕路斯兄弟的神奇漂流，又写到罗马城的建立、抢夺萨宾女人、十人团和“王缺期”，每一处都既是历史，又是神话。

“创下这些不朽的业绩后，当他在卡普拉沼泽附近的空地举行集会以便阅兵时，一场暴风雨伴着震响和雷鸣骤然升腾，以如此浓重的云雾遮盖了王，致使他的身影从集会上消失了；自那时起，罗慕路斯即不在世上。”

《希腊罗马名人传》

［古罗马］普鲁塔克（46～120）　席代岳译

据说有人问17世纪古典学者西奥多·加札，假如学术典籍面临灾难，而他只能保留一位作家的著作，那么他将保留谁的呢？回答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是类似于《史记》一样的经典著作，曾经给无数后来的学者鼓舞和启迪，这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卢梭、孟德斯鸠、彼得拉克、薄伽丘、拉伯雷。

普鲁塔克开启的是西方文本传统中对人的记述。普鲁塔克的文笔极好，那种好并不是离我们很远、只能放在历史框架里欣赏的古董的好，而是奇迹般地贴近我们，贴近每一个时代读者的好。他把人放在漫长岁月的框架，眼光很远，但笔下的细节又是最私人、最准确，近在咫尺，犹若真实。普鲁塔克是古罗马少数仍然保有强烈公共和共和精神的学者。他的写作光明、清晰，寥寥数语中打开历史的辽阔。

“恺撒陷入沉思，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接近可怕的一步，他为所要冒的巨大危险焦虑不安，放慢了速度……他又用了很长时间与在场的朋友讨论局势，包括阿西尼阿斯在内，想到如果他们过河，则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祸，同时又想到他们将留给子孙后代的威名。最后，在一股激情的推动下，他丢开了一切顾虑，把自己交付给未来，说出了一句冒险一搏的人常说的一句话：‘骰子已经掷下了。’

“恺撒赢得的众多胜利并没有使他天生开创霸业的雄心转到他辛劳获得的成就的享受上去。他所感觉到的事实上乃是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这是一种在他已经做到的事情和将来想做的事情之间的战斗。”——《恺撒传》

“一个人若能驱除统治者性格中的罪恶，或者引导统治者的心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他就可以说是在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哲学工作。”——《古典与共和精神的捍卫》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121～180）　何怀宏译

在中国的出名有一定偶然性。它是罗马唯一的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思想录。他的书写得沉静、内敛，读久了让人也沉静下来。他探讨万事万物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价值、人应有的态度。心灵平静缘于对心灵的坚持。奥勒留是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人物。与斯多葛信仰的自然相比，一切名声与身外之物都转瞬而速朽。

“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虽然那已逝去的并不相同，但现在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的。

“什么是恶？它是你司空见惯的。在发生一切事情的时候都把这牢记在心：它是你司空见惯的。你将在上上下下一切地方都发现同样的事情，这同样的事物填充了过去时代的历史、中间时代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也充斥着现在的城市和家庭。”

米兰·基督·公元387年

在罗马斗兽场旁边，伫立着一座最为著名的凯旋门。这是罗马最大、最宏伟、保留最好的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高21米，宽25米，浮雕上刻着罗马多个皇帝的功绩，虽然这是罗马建筑艺术衰落时期的产物，其中很多装饰和浮雕是直接从其他建筑上取来，但并不妨碍它恢弘的造型成为凯旋门艺术杰出的代表。

任何事物发展到最恢弘的时刻往往是其消亡前的时刻，凯旋门亦不例外。君士坦丁皇帝是罗马最后的功勋。当我们经过了他，也就走向罗马的消亡。

这一次的故事就从君士坦丁开始。君士坦丁与他的前人不同，他的功绩主要不是对外的，而是战胜他国内的对手，统一了国度。在他之前，罗马帝国已经受到内部僵化和外部攻击的双重夹击，摇摇欲坠。君士坦丁重新统一了已经分裂的东西部两个帝国，建立了新的首都，给已经走入末日的帝国带来回光返照的余晖。这次的统一延续了83年，从时间上已不算短，但是与曾经稳固的帝国不同，这整整一个世纪都是在争夺帝位的分裂混战和抗击蛮族入侵的艰苦支撑中度过，帝国衰亡已不可避免。

或许对整个欧洲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皈依了基督教。没人会低估这一件事带来的深远影响。

<h3>在漩涡中皈依</h3>

传说中，君士坦丁是在一个梦中皈依了基督。君士坦丁当时正陷入一场权力的内战。在他之前，罗马被分成东西两个帝国，他的父亲是当时西罗马帝国君主戴克里先皇帝的副官，公元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君士坦丁的父亲成为君主，次年，父亲去世，君士坦丁即位。这引起了帝国多位高级将领的反抗，内战爆发，君士坦丁与对手正面交锋，但他在局势中并不占优势。

312年，君士坦丁和他的竞争对手马可森提乌斯在米尔维安大桥爆发决战，决战的形势很危急，决战前夜，君士坦丁在桥边久久徘徊，夜里他梦见画有火红十字架的太阳旗，看见十字架下的军队，听见一个声音说只要他皈依基督，就可以取得胜利。

次日，君士坦丁大捷。第二年，他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停止帝国对基督教徒长达数世纪的迫害。

《米兰敕令》开头如下：“米兰上上下下一片祥和，我们正孜孜探求实现公众的利益与和平之路，在众多能够为大多数人民造福的道路之中，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调整关于对神崇拜的关系，这样就赋予了基督信徒及其他信徒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天上的神灵可能会得到慰藉，也因此会保佑我们以及生活在我们庇护之下的人们。”

这是引起千年风云变幻的隐隐的雷声。

在米兰，在大教堂的铜门上，我们能看到君士坦丁一生功绩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拉丁文刻写的《米兰敕令》。君士坦丁大捷的故事已经成为神话般的传奇，有人说他是散步时看到了空中的十字架，有人说他是梦到了十字架，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与基督徒结盟，从而编出了这样一套传奇故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时获得了胜利，而作为回报，给了基督徒盼望已久的自由。这不仅对于米兰和罗马帝国是一件值得铭记的大事，甚至对于人类都是一件重要的事。

晚年临终的时候，君士坦丁受洗，成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没有人知道君士坦丁究竟是否信仰基督教，一些基督教的辩护者、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不过是一个识时务的政治家，是一个宗教怀疑论者，不仅不信仰基督，还是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一些细节具有暗示的特性，当君士坦丁进入罗马的时候，在手持十字架的同时，还接受了异教徒送给他的神性雕像。这在基督徒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不管事实是如何，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会从一个屡遭迫害的少数人的组织，一跃成为至高无上的团体，甚至成为罗马帝国第一大组织机构。

米兰是漩涡中的核心。它在帝国的最后时代成为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之后的狄奥多西大帝在此度过了罗马统一的最后一段时光。米兰不是基督教诞生的地方，也不是基督教最早传播的地方，但它是基督教开始发扬光大的地方。392年，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不仅是皇帝皈依了基督，而且是整个欧洲皈依了基督。

狄奥多西大帝是第一位利用权力的教徒，他将之前皇帝的做法调转，对异教徒开始迫害，同样是残杀，对象从基督徒换作了基督徒的反对者。这样的结果获得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帝国对教会低下了头，另一方面是教会对帝国政府低下了头。基督教徒得到了承认，神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而从另一方面讲，教会归附了政府，从而在权力的庇护下获得发展与传播，这使得后期教会和早期迥然不同，变得为权力而权力，为历史深处的悲剧埋下伏笔。

米兰由此成为了宗教之都和历史转折。欧洲的历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希腊－罗马传统所代表的古代文明，另一条是犹太－基督教所代表的中世纪文明，而此时此刻就到了交替的岔口。

在今天，即使当Gucci和兰博基尼成为米兰时尚的标志，在米兰仍然可以感受到最深的天主教文化。米兰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丰富美丽。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最美的大教堂之一，它始建于1386年，1897年完工，历时5个世纪，经许多代的不断努力，才最终臻于完善，如今是欧洲第三大教堂，拿破仑曾在此加冕。米兰大教堂传统而神圣，至今仍保留着宗教虔敬的习惯，任何参观者都不能裸露过多肌肤。大教堂也是课堂，沿着米兰大教堂外墙走一圈，我们能学到有关天主教的各种知识。一扇铜门画了圣母与耶稣出生的故事，另一扇画了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在正面外墙中部排列的小浮雕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看到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杀死儿子以撒，看到少年大卫王杀死巨人歌利亚，看到上帝向摩西显灵告知神谕。如果目力好，在教堂内部的彩玻璃上也能认出很多神圣的故事。彩玻璃已有500年历史，在阳光下透出感人的光辉。

大教堂的雕塑动人心魄。外墙和顶部塔尖上，有至少280尊如真人大小的雕塑，技巧极精妙，仰望异常震撼，让人惊异于他们如何伫立于针尖。每一尊雕塑都栩栩如生，样貌装扮和神态均不相同，或沉静或狰狞，在天空中在云下在阳光里，情感充沛，俯瞰人间。

<h3>关于基督，关于信仰</h3>

基督教从犹太人的历史中诞生，诞生之后却逐渐与犹太人脱离。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督的影响力并不是由他自己，而是在他死后由连续不断的思想家发扬光大的。

《圣经》中的《旧约》是犹太人的历史，《旧约》从上帝创世纪开始，写到人类的诞生，再写到亚当的每一代子孙的命运。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流亡与回归，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为奴隶。在巴比伦的囚禁中，犹太人开始回顾和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旧约》就是在这些被俘的年间由民族的祭司写下。他们写上帝曾经对他们的眷顾和惩罚，写上帝和他们的领袖摩西所约的律法，写上帝对他们的拣选和未来末日的命运。在这些写作过程中，犹太人获得自我的意识。

从世界历史上看，犹太人是多灾多难的弱小民族，曾被埃及人囚在非洲，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耶路撒冷，又经历自身的分裂，被中东几大强势帝国接连征服。在这样面临消亡的危机中，民族的历史和信仰成为存活的依赖。曾有几个英明的王为民族带来希望的曙光，在《旧约》中，他们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所罗门。亚伯拉罕是大洪水之后民族的首领，经上帝耶和华的测试，认为他足够虔诚，就被赐予为上帝的代理人，带领犹太人到迦南定居。摩西是犹太人被埃及人掳掠之后，带犹太人走出埃及的英雄，受神谕写下上帝十戒的律法。大卫是犹太人黄金时代最大的骄傲，他带领犹太人夺下了耶路撒冷，建为以色列都城，迁来神的象征之物约柜。所罗门是大卫之后智慧的贤王，以武功扩大版图，设立行政区，使国家发达，并写下《旧约》中的《诗篇》和。这是犹太人仅有的幸福记忆。除了这几位英明的王，犹太人的历史多为苦难的回忆。所罗门王死后，王国即分裂，之后更遭到覆灭与劫夺。

《旧约》写下这一切，并写下对未来的希望。犹太人等待弥赛亚，在希伯来文中，这是涂膏者，也就是王的意思。按照他们与上帝的约定，他们的虔诚将换来上帝的救主的到来。一个民族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解释自己的苦难，犹太民族的选择是未来的等待。这种等待是岁月里的核心，使犹太民族有了一种独特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和坚韧熬过一切苦难的耐心。若不理解这种等待，就不能理解20世纪戏剧《等待戈多》中苦涩的深意。

《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圣经，而《新约》专属于基督教。《新约》与《旧约》的区别在于《新约》讲述的不是上帝自身的教训，而是上帝之子的教训。基督教徒相信上帝应许犹太人的弥赛亚已经到来过了，他就是耶稣，一个木匠之子，虽然犹太教自身并不这样认为。《新约》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到来是对人类的拯救，他的死亡是以自身的血肉作为牺牲，洗刷人类的罪恶。基督是救主，源自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中的弥赛亚等同。

按照《新约》福音书，耶稣出生在拿撒勒一个犹太家庭，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童贞怀孕，上帝派大天使加百列告诉她，她将蒙神恩生子，可以起名叫耶稣。按照公元纪年定义，耶稣出生应为公元元年，然而据现代考证，耶稣出生在公元前4年左右，因为圣经中记载了当时的希律王屠杀婴儿，然而希律王在公元前4年已经去世。福音书中说，正是因为耶稣的诞生，天显星象，以至于东方三位饱学的博士来到拿撒勒，要寻找天象所示的王者。希律王极度恐慌，下令杀死所有婴儿，于是耶稣的父母带着他逃往埃及。回到故乡后，耶稣长到30岁，到河水中受洗，有圣灵降到身上，有声音说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从此开始以神之子的身份传道，一直到33岁死去。耶稣的话语很独特，反对固守律条、坚持神本身，宽恕通常所称的罪人，与传统犹太教观念相悖，遭到犹太长老愤恨。

耶稣生前门徒众多，他在其中选择了十二人作为使徒，其中有渔夫、税吏和耶稣的兄弟。这十二人一直跟着耶稣，直到他死亡。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圣经中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福音书只写到召唤的过程，例如耶稣走到海边，看到弟兄二人，西门和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十二人是耶稣事迹和语录的见证人，耶稣给他们讲比喻，对其中三人展现神的形象，在临死前带他们来到作最后祷告的客西马尼。

耶稣被十二门徒中的犹大出卖。按圣经的说法，耶稣的做法惹恼了犹太祭司，他称自己为上帝之子的言论也被认为亵渎僭越，祭司希望能处死他，因而高额悬赏，悬赏耶稣的信息，犹大为了银币而将耶稣出卖。耶稣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在逾越节前夜，他和门徒晚餐。按照习俗，逾越节时犹太人要准备丰盛的筵席，宰杀羔羊，敬献上帝。在这最后的晚餐上，他曾向众人预言自己被出卖，让众人去猜是谁。他还预见到另一位门徒彼得在自己被捕后，将三次因为害怕而拒绝承认认识他，预言应验后，彼得流下眼泪。

最后的晚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顿晚餐，筵席间的场景可以在达·芬奇的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中见到，这幅画绘在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的墙上，虽然已经褪色，但还是能看得到其中优美丰富的大量细节。

《最后的晚餐》是一幅静中有动的画。画面构图有复杂的深意，笔调深刻而细腻无双。最突出的构图特征是透视的运用，两面墙的透视焦点是远处的地平线，而恰好在耶稣的头顶汇集，构成视线的中心。后窗上的圆拱在耶稣头顶如同光环。十二个门徒每三人构成一组，分列耶稣两侧，其中每个人的表情都不相同，有惊惶、猜疑、恐惧、辩白的神色，有人指向他人，有人在胸前摆手，从年龄服饰和肤色可以与十二门徒一一对应，每一个人都很真实。而最重要的是，耶稣的脸充满忧伤，带着超脱的宁静，而犹大身体向后退缩，脸是所有人中唯一处在黑暗中的，和耶稣构成鲜明对比。达·芬奇在自己的笔记中曾经记述过他对每个人的设计，从衣服到表情和手的动作，每一个都完全不同，细腻至极。

《福音书》是耶稣的四位后人——马太、路加、马可和约翰，在耶稣死后60年至100年写下的，分别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记述了耶稣的出生、言行、获罪与死亡。对这四位作者的来历人们不完全清楚，但通常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部，而马可是耶稣门徒彼得的学生，因此也算是一手资料。虽然这种说法被现代一些学者否定，认为马可是一位不了解巴勒斯坦的罗马人，但经文中也有一些地方表明，马可至少是与彼得接近的人。马太和路加两部《福音书》的内容很多是由《马可福音》而来。由于这些《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若干年才得以完成，只靠流传为蓝本，又缺少其他独立史料记载的印证，因而一些现代人质疑耶稣其人的真实性，不仅否定耶稣是神之子，而且否认耶稣曾经存在过。更一般的态度则相信，耶稣的神迹虽不是真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先知式的了不起的哲人，不仅真实存在过，而且确实影响了时代。

<h3>神学与真相</h3>

耶稣生前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尽管他的言行曾激起当权人士的警惕，但也不算是叱咤风云。导致他死亡的罪行只是在逾越节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引起混乱，比起同年代带领大规模反叛的犹太领袖，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当时，反叛的犹太领袖人数众多，出名者也多，例如第二次犹太战争中著名的反抗领袖巴·柯克巴，与他们的功绩相比，耶稣的事迹并不突出，但耶稣的后世追随者比那些风云人物都多。这是为什么？

米兰是一个重要所在。

米兰是基督教发扬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说，除了《米兰敕令》和官方修订国教这两件大事，还有两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一位是米兰的安布罗斯大主教，另一位是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他们二人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经翻译家杰罗姆并称为基督教三博士。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追随者甚重的大人物，也不乏声称自身拥有神谕的民族领袖，然而其影响力能穿越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上不外乎寥寥几人。基督教从一个以个人魅力和门徒追随为基础的小小流派，发展为一门影响深远的学说，其间的改变和理论拓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孔子的门徒记载了他的言语，而后世儒家又拓展了其中的理论，基督教的体系也由门徒记录的言语和后世哲人拓展的理论组成，尤其是后者，没有这些，就没有基督教的发展。罗马的保罗和米兰的奥古斯丁是最早的先驱。

从耶稣的一些只言片语看，他预言了上帝的天启和审判即将到来，届时将天下大乱，而上帝的现身将给信徒以公正的永生。耶稣预言了世上将建立新的国度，十二门徒将拥有统治十二个国度的权柄，而最后的审判将惩罚不虔诚与不正义。这样的预言是最初信仰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最后的审判仍然没有到来，预言本身开始受到动摇。善与恶是否能各得其果是人们困惑的焦点。而与此同时，早期基督教内部对善恶本质的观点也众说纷纭，很多人将善恶之争看成实际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的势力斗争。这些观点属于现实世界的拯救，不得不受现实政治制约，当现实政治与预期不符，理论体系就受到极大挑战。

是奥古斯丁扭转了这一切。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年轻时风流不羁，受古典宗教和其他教派影响甚重，30岁到了米兰，改信了基督教。当他重新阅读了《新约》和早期圣徒的书信，他对神义有了不同的理解。他写下了著名的和《上帝之城》，将神学从外界政治带入对心灵深处的探索。他并非将善与恶置于世界中，而是放入人的灵魂，恶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自私、贪欲、恶意和无法转变自己的软弱无能，是每个人生来都具有的深处的瑕疵，是人的生物属性，而善是改变这一切的愿望，是用信仰提升自己的力量，是人性向神性靠拢并克服生物性的修炼。在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才真正转变成人心灵的宗教，而不只是期盼社会变革的人的宗教。《上帝之城》书写了两座城市，一座是人间王侯将相统帅的地面城市，另一座是上帝指引的人的内心城市。这样的改变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罗马帝国后期，帝国之外的蛮族崛起，对帝国发起一次次冲击，帝国领袖先是镇压，然后容忍，最后是反抗最有冲击力的一些蛮族，例如哥特人和旺达尔人，帝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在这种时刻，人们开始讨论国度的衰落，一些人把原因归罪于基督教的崛起，认为人们信仰基督，放弃了罗马本身的保护神，放弃了传统，因而受到惩罚。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从基督徒的角度驳斥这些责难，认为帝国的灾难正是对多神教信仰的惩罚，是罗马人精神堕落的灾难，而非反之，同时认为这样的历史时刻将是上帝之城——人类精神国度——降临人间的时刻。

对奥古斯丁影响深远的有两个人，第一位是保罗。保罗是公元1世纪最重要的传道者，他在罗马向异族人传教，书信被纳入《新约》，成为宗教经典。是他第一次突破犹太种族，把向异乡人传播教义当作自己的使命。这样的努力起初不被理解，但最终，历史成就了基督教的威名。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与英雄随着罗马帝国覆灭而被民众遗忘，然而基督教却顽强地生根发芽，不仅征服了最后的罗马帝王，而且征服了入侵罗马的蛮族。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先皈依，之后占领欧洲绝大部分土壤的蛮族王国几乎都陆续皈依了天主。

另外一位对奥古斯丁影响深刻的人是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安布罗斯主教是将奥古斯丁引导入基督教的人。据记载，安布罗斯主教的深沉和善，在当时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公元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

安布罗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劝说狄奥多西皇帝确定国教的人。他是天主教会传统的奠基人，他除了改变了罗马帝国的信仰，还开创了教会与国家的独立关系，他在与狄奥多西皇帝的书信中辩论了教会是否应当从属于王权统治，尽力为教会争取地位。他也是欧洲音乐的重要开拓者，希腊罗马传统的音乐雏形在中世纪大多失落殆尽，教堂音乐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到了近代发展成西方古典音乐。教堂音乐的起始正是由安布罗斯主持的圣歌吟唱，安布罗斯素歌是早期圣歌，最终转变为西方古典音乐的雏形。

安布罗斯在米兰受人爱戴，直到今天仍然不时有信徒凭吊。来到圣安布罗奇奥修道院，可以亲眼目睹安布罗斯的遗体，可以看到有虔诚的信徒在这半地下的小房间低头祈祷，一坐就是几十分钟。圣安布罗奇奥修道院不算宏伟壮观，但是建筑和院落都宁静优美。它是观察宗教建筑演变的最好场所，其中一部分是罗马帝国时代会堂遗留，一部分保留拜占庭帝国的马赛克金顶，一部分是文艺复兴之后修建的近代风格，几种风格统一协调，毫不显得突兀。教堂主体已经具备了后世大教堂的基本结构，一本圣经翻开在阳光里，壁龛中有圣女祈祷的白色雕塑。教堂外的走廊清静无人，偶尔有修女经过，庭院安宁，绿草如茵。

387年，正值罗马帝国的多事之秋。

在那之前，378年，帝国军队大败于哥特人，瓦伦斯皇帝死于战场，步兵对骑兵的全面告负也标志着古代战争艺术和军事制度的消亡。379年，狄奥多西皇帝继位，通过谈判协商和哥特人签订和平协议。哥特人总在友好和制造麻烦之间摇摆，逐渐成为帝国的主宰力量。而与此同时，国内的篡权者马克西姆斯带领军队夺去了意大利，狄奥多西不得不亲率军队征伐。平定虽然成功，但军队是由雇佣来的蛮族士兵组成的，两个法兰克人统帅，而这两个异族统帅在388年杀死马克西姆斯之后，转而成为帝国最终的破坏者。

对帝国来说，这是一个结束。对宗教世界来说，这却是一个开始。此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古代世界的一切都未曾重演。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走向最终的不同，两片大陆的命运在结点之后终于漂移。

从回顾的角度看，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基本上是以赴死的姿态走入历史舞台，他们被屠杀，被迫害，被压制，在一种近乎自杀式的壮烈中完成自己。迫害得越惨烈，信仰就越坚定。基督徒相信这是接近上帝的方式，信仰因而以一种奇异的能量生存下来。

为什么基督教会如此顽强，在后世传播最广？

之所以有这种坚定的顽强，除了神迹的传说和时代背景，恐怕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耶稣本身的话语。神迹的传说在当时并不罕见，政治背景最初也不利于基督教传播，然而基督的话语最终还是超过了当时的所有其他领袖，流传到今天。在世界曾经和之后的许多宗教中，强调的重点有的是空，有的是公平，有的是忠诚的勇气，有的是秩序，但耶稣强调的重点是爱。福音书中说神永远爱你，人应当爱神，也应当永远爱他的邻人。这样的理论最终流传，对我们这些在基督教文化之外而不信教的人也有重要启发。也许永恒的不是天国，而是人心深处对爱的渴望。

早期的基督徒和中国的墨家很像，主要群体是穷苦的手艺人、鳏寡孤独、游荡的无业者、社会的下层。他们都奉行艰苦简朴的生活哲学，相信天下的兼爱，在团体内部公有而互助。两个群体也都强调清贫中坚韧的个性，都在创始人死后不断有一代又一代信徒。但是墨家的信徒中有很多是仗剑走马的游侠，与权贵拼死相争，容易折损。而基督徒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靠着内心的希望默默忍耐，终于度过一次次迫害，流传至今。这其中的好与不好，可能谁也无法说清。

<h3>旅游指南</h3>

国际航线众多。市内有三条地铁，价格便宜。米兰景点较集中，步行可至较多地方。

1．米兰大教堂：米兰的象征。始建于1386年，1813年完工，历经5个世纪的精雕细琢，有法国、意大利、日耳曼各地建筑大师参与，最终落成为具有135座尖塔、3000余座雕像的巨大建筑，共占地12000平方米，气势雄伟，规模庞大。教堂至今仍保留着极强的传统，游客若穿着完全露出手臂的上衣和膝盖以上的短裤则禁止入内，必须罩上外套。参观教堂免费，可以花钱登上教堂顶，俯瞰米兰城市，是极好的旅行之选。

2．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达·芬奇最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画在这座修道院多米尼克餐厅的后墙上，餐厅对画作做了极为科学和细致的维护修复工作，每天承载的参观数量也有限，一定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3．圣安布罗斯教堂：379～386年始建，圣安布罗斯感化奥古斯丁的地方。9世纪扩建，11世纪扩大，具有伦巴底风格，至今仍是米兰主要的宗教场所之一。

4．国家应用技术科学博物馆：达·芬奇的木头模型，重新设计的飞行器等等各种奇思妙想。

《教会史》

［古罗马］优西比乌（260～339）　［美］梅尔英译◎何光沪、瞿旭彤译

优西比乌的生平不甚清楚，教育背景我们也只能略知一二，但是他的著作《教会史》却是为我们理清楚人类历史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如果说希罗多德是世俗历史之父，那么优西比乌就是宗教历史之父。他这部十卷本的著作是记述早期基督教信仰的珍贵记录。

《教会史》对于基督教内外的人都是值得读的书，因为它讲述的不仅是宗教，也更是历史。《教会史》并不是《福音书》，它并不直接无条件宣扬信仰，而是对每个环节加以追问，试图确证信仰。他考证过四部福音书的由来，区别过基督教经典与打着宗教名义的骗子，作过对信仰对历史的反思。

“基督有两重特性：一方面，好比我们身上的头，他是上帝；另一方面，好比我们身体中的脚，他为了拯救我们，披戴上人性，成为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足以描绘基督的起源、本质和特性。

“保罗和彼得差不多同时殉道。据记载，正是在尼禄统治期间，保罗在罗马被斩首，彼得也被钉上十字架；罗马当地至今还遗留着彼得和保罗的墓地。”

《上帝之城》

［古罗马］奥古斯丁（354～430）　王晓朝译

比起《上帝之城》，可能是奥古斯丁更好读的一本书，尽管艰深，毕竟是个人史。《上帝之城》厚厚的两卷本，探讨多个历史社会问题，让人难免望而却步。《上帝之城》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它探讨的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从历史到精神，从广阔到内心。

之所以叫做《上帝之城》，是因为奥古斯丁特别地将现实世界分成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当它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各自生活在它们自己的和平之中。”它们不是在地理空间上区分的城，而是在精神世界区分的城——遵照世俗政治和肉体欲望，或者遵照神圣教诲与自我救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两座城在人类的历史上会永生永世。

“一个王国为什么一定要狂热地追求伟大？人体是个小世界，拥有适中的体型和健康岂不是比通过非自然的折磨追求巨大的体型更好？

“上帝真正需要的只有一样，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

“心灵四种最主要的纷扰的主要根源：欲望、恐惧、欢乐、悲伤，而它们又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迫使灵魂下坠的身体的腐败，其原因不在于最初的罪，而在于对这种罪的惩罚；不是可朽的肉身使灵魂有罪，而是有罪的灵魂使肉身可朽。”

《罗马盛衰原因论》

［法］孟德斯鸠（1689～1755）　婉玲译

孟德斯鸠将这本书写给他的同时代人——我们叫做“启蒙时代”的18世纪之人。这本书写在他最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之前，很多思想的端倪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孟德斯鸠是一个富有个人风格、敢于表达的作者，这本小册子比起爱德华·吉本六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可以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很多史实和生平匆匆略过，没有给出详细的探讨和比对。但它自有一种强烈的风格，从字里行间能看出孟德斯鸠对坚毅和勇气的爱，一气呵成。

“罗马人注定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把它看成是唯一的艺术，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全部思想都用来使这种艺术趋于完善。

“罗马人古老的习惯：当敌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时，罗马人民是不愿讲和的。

“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在坎奈之役以后，它甚至不允许妇女们流泪。

“在过去的罗马城里，人民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纠纷是必要的，它们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引起灾难并且把人民的骚动变为内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庞大。在一个自称为共和国的国家里看到，所有人都安静无事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在那里是没有自由的。”

巴黎·哥特·公元1137年

这是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到巴黎，一个你所不熟悉的巴黎。

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远在左岸香颂诞生以前，远在存在主义在咖啡馆里风靡以前，远在肖邦雨果大仲马莫奈出生以前，远在拿破仑和大革命以前，远在所有我们听说过的有关巴黎的浪漫以前，巴黎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了。那个时候的巴黎我们并不熟悉，它并不精致浪漫，但在某种程度上，那一个巴黎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影响，甚至高于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些精致的浪漫。

今天去巴黎，多半会跟着导游的脚步，走过那些令法国人无比自豪的恢弘的建筑：铁塔、罗浮宫、凯旋门、凡尔赛。这些是16世纪到19世纪革新年代的建筑，包含文艺复兴风格、新古典主义、现代性和金属美学，令人啧啧称奇。不过，当你为这些美景发出惊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雨果会在中对这一切大加嘲讽？而又为什么会设定在15世纪而不是雨果所生活的19世纪？

那曾经的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巴黎？

<h3>岛与征服</h3>

我们从罗马帝国走出来，就走进陷落的千年。

罗马帝国的晚期陷入帝国特有的困境。征服带来领土，然而帝国过于庞大和复杂，政治机构已不能控制。为了行使管辖的权力，帝国一分为二，西罗马帝国又进一步分裂，一半由罗马人统治，一半由蛮族统治，而蛮族统治的区域又分成更小的区域，这种趋势一直进行，带来的后果是整个帝国失控，无法运转。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精神的衰落，亚里士多德提倡的政治的美德和普鲁塔克宣传的共和精神已经消失不见，平民把时间都放在节日和斗兽场，对娱乐充满热情，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毫无兴趣，久而久之，在政治上独有建树的有力人物越来越少。

就像所有历史上宏大的衰落，当由上和自下两个方向的衰落兼具，整体衰落就不可避免。这一切给了蛮族可乘之机。

“蛮族”是罗马对欧洲东部生活的日耳曼游牧部落的称呼。用这个带有一定贬义的称呼，是为了表明他们在文化制度上无法与罗马相比。这个词最早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除希腊以外的所有人，在最初只是表示语言的差异，并无褒贬，只是在希波战争之后专用来称波斯人，而在希腊化时代才形成固定的观念：蛮族就是缺乏理性、缺乏理解力和自制力、缺少文化的外族人。罗马延续了这样的传统，起初对蛮族人只是统治。希腊和罗马有傲视他人的资本，但是最终他们都被蛮族人结束了国家。

罗马的陷落让欧洲进入零散割据的状态长达10个世纪之久。在这一千年的分裂状态中，欧洲大陆上换过了不计其数的主人。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记不住各种年份和名字，那么这段时间一定是一个令你望而却步的黑匣子。就像站在电影里纷繁飞过各种数据碎片的大屏幕前，眼睛滑过无数名字，一时间让人茫然无措。蛮族如洪水，从东部高地奔流而下。汪达尔人、哥特人、撒克逊人、凯尔特人、雅利安人、法兰克人，每个民族都在原本被帝国征服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整个欧洲碎成了片。

从3世纪开始，蛮族的入侵就成为瓦解罗马帝国的最重要的力量。没有人确切知道蛮族迁徙的原因是什么，只能知道大致的过程和脉络。公元4世纪，哥特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虽然松散，但跨度很广。与此同时，匈奴人开始由东向西突进，迅速崛起。匈奴人一直生活在中亚草原，不断和华夏民族交战，秦朝为此修建长城，秣马厉兵，徙民戍边。强大的汉朝与匈奴交战，卫青、霍去病、张骞将汉帝国的版图逐步向西扩张，东汉时窦固、耿恭率兵，联合南匈奴击破北匈奴。北匈奴迁徙而去。有人认为正是这支北匈奴后来崛起，向西进攻，深入欧洲腹地，逼得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匈奴击破了哥特帝国，哥特人被迫向西迁徙，与罗马交战。

哥特人的马蹄最终越过罗马防线。这胜利并不容易，罗马的最后几任皇帝都曾奋力抵抗蛮族并维持战果近一个世纪。直到395年，罗马正式分裂为东西两帝国之后，哥特人才有了胜利的希望。公元405年，莱茵河被哥特首领阿拉里克的大军突破。410年，罗马城陷落。418年，第一个蛮族王国西哥特王国建立。从此，蛮族胜利一发不可收拾。439年，汪达尔王国定都迦太基。451年，匈奴王阿提拉率领匈奴人入侵。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陷落。自此之后，古代世界终结。欧洲西部版图分裂成10个王国，蛮族在亚平宁半岛和高卢平原上定居下来。

在这些纷繁杂乱中，有一支部族的身影映入我们眼帘。他们来自莱茵河，以游牧为生，在马上征战，是日耳曼诸部族之一，自莱茵河流域一边固守故乡一边扩大领土。他们的一支占领高卢北部，在486年击败了罗马在高卢的末代统治者亚格里乌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就是法兰克人——征服了巴黎的人。

这支部族首领名叫克洛维，选择巴黎定居下来。他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把王朝按照祖父的名字命名为墨洛温王朝，之后继续四处征讨，不仅征服了高卢大部分地区，还征服了其他法兰克人在莱茵流域原本的领土。这些领土成为后来法国的雏形，巴黎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度的首都。

这是巴黎命运的转折。

巴黎出生在岛上，就像渔民的孩子，先见到水，再见到天。地理学家曾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上的礼物。”塞纳河上的城岛是巴黎人最早的定居。从今天的地图上俯瞰，巴黎的中心仍像是拥有两只眼睛，城岛和圣路易岛，清楚安静，在蜿蜒流淌的河流中央注视天空。与城市相比，两座小岛显得很小，被四周宽广的建筑淹没，然而它们标度着巴黎中心零点的位置。它们是巴黎的缘起，是巴黎成为首都之前发源的地方。

巴黎很早就有人居住，最早的人类出现在大约70万年前。公元前5000年有独木舟出现，印证着早期狩猎者猎取鱼和水鸟的生活。在青铜时代，沿河贸易使其成为商业中心。最早的居民没有留下痕迹，被恺撒征服的民族迁徙于此，成为高卢的祖先。其中有一支叫“巴黎”，也就是巴黎名字的来源。恺撒本人也喜欢这里，公元前53年派遣将领将巴黎攻陷。从此，巴黎纳入罗马帝国版图，曾修建过古典格调的街道，并成为朱利安皇帝的加冕之所。

在古代巴黎，罗马的城市虽不算面面俱到，但还是曾修建过罗马竞技场、柱廊式建筑以及三座公共浴场。4世纪的朱利安皇帝特别喜欢这里，他说：“我可爱的卢特提亚是巴黎人民的首都……塞纳河河水清澈见底……即使在冬天也相当湿润。”在那段时期，罗马统治者在城心岛开掘了建筑用的采石场，城外建起了纪念罗马诸神的庙宇，塞纳河边有献给朱庇特求保佑的船工石柱。高卢作为行省，留下了罗马许多痕迹。

这一切如今都已经很难看到踪影。今天走上城心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巴黎圣母院，游人如织，聚集在圣母院广场。在城心岛两侧的河岸边，可以见到端庄方正的市政厅，宏伟华丽的卢森堡宫，河上架着形态各异的石桥和铁桥，远处能看见罗浮宫、大宫小宫和荣军院。在街上走一走，会感觉到古典建筑的严谨，街道窄而密布，石头雕花的建筑紧密相连，外墙笔直而整齐，与罗马人的浑圆厚重大相径庭。这一切都是法兰克人的世界，史前居民和罗马征服者的世界都被时间抹去了痕迹。

今天的巴黎已是征服后的征服。

<h3>在法兰克贴近历史</h3>

巴黎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早期居民－罗马征服－法兰克征服。我们能走访的历史从法兰克人开始，或者说，就是法兰克人的历史。

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巴黎一直是一个二流城市。而到12世纪，巴黎已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成为文化与思想中心。这中间的飞跃是巨大的，在中世纪的独特环境中也殊为不易。

克洛维的进入是它的第一次转折。克洛维将巴黎定为首都，此后一直保持下来。克洛维是墨洛温王朝最成功的国王。他是一个战斗的国王，481年到511年在位，在高卢、德意志与意大利不断扩张。他也是一个审时度势的国王，在天主教妻子的影响下，在一次战役之后皈依了基督，克洛维成为第一位蛮族的基督教国王。他全盘接受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基督教体系和拉丁语，努力将法兰克王国塑造为延续罗马帝国的角色。

克洛维死后，他的四个儿子瓜分了王国。他们各自占据一部分领地，巴黎只是保留了首府的地位。再往后，墨洛温的子孙们不断上演着争夺与瓜分，四年中有三年统治者易位，政治中心时常轮换。

在这样的轮换中，墨洛温的国王变得越来越软弱，他们喜欢打猎，住在行宫，统治权力慢慢滑落到替他们处理事务的宫相手中。751年，一个大有作为的宫相丕平干脆废除了国王，篡夺了王位，在教皇的支持下登基，开拓了他自己的加洛林王朝。

加洛林王朝是一个拓张的王朝。丕平的儿子查理曼是欧洲中世纪一千年最成功的国王，他征服了从大西洋海岸到匈牙利平原的绝大部分领土，从波罗的海到意大利，欧洲几乎重新成为帝国。查理曼还开创了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试图让战争破坏的古代文化得以修复。但是查理曼死后，他的帝国重蹈墨洛温的覆辙，没有能解决继嗣传位问题，帝国再次被瓜分，三个儿子分别继承了东、西和中部。帝国由此瓦解，三个王国此后逐渐发展为现代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

查理曼大帝的首府在亚琛，巴黎在加洛林王朝默默无闻。几个世纪后，西法兰克的一个崛起的领主家族被诸侯拥立为王，巴黎才迎来第二次转折：卡佩王朝的崛起。

卡佩王朝是巴黎崛起的王朝，它统治法兰西四个世纪，巴黎获得无可比拟的发展。巴黎一跃而从一个小镇变成了大都市。1100年，巴黎的人口只有几千人，到了1300年，其人口已经大约有20万。

这样一个城市，放在历史的早期和后期都不足为奇，但是在中世纪却是一种不同寻常。历史早期的城邦就是国家，罗马本身就有25万人生活，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化大都市更是一切活动的聚集，百万人以上的都市比比皆是，然而在中世纪，整个社会的状态是分散的，能有这样的密集城市是极罕见的。在14世纪中期，法兰西没有任何其他城市有5万人以上，欧洲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只勉强达到10万人。政治割据，经济常常仅集中于领主领地，交通不发达，除了佛兰德，欧洲没有任何地区有巴黎这样的聚集。

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中世纪教会。卡佩王朝最早期的统治者并未长居巴黎，他们常常居住在奥尔良，巴黎有其伯爵和教会的领地。教会的领土和国王家族的领土一样大，行使权力的范围甚至比国王还大。国王屡次试图将教会纳入自己的管辖，而教会则试图在各个领域建立自己独立的影响。

从11世纪起，教会就在巴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圣日耳曼普莱斯修道院利用自己的土地吸引居民前来耕种，流浪汉、游吟诗人也来寻求庇护，圣拉扎尔修道院兼做麻风病院，同时是拉维莱特科学音乐城的中心，教堂还负责维持定期的集市，并利用农业和商业收入资助手工业发展。教会需要建筑教堂，装饰经典，因此是建筑师、雕塑家、玻璃专家、珠宝饰品工艺者和花饰绘制者的资助人。天主教堂颁发神学执照，吸引了大批僧侣前来学习，圣维克多修道院发展成为有权威的学术中心，到了12世纪中期，巴黎成立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成为全欧洲著名的宗教教育圣地。

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和教会的关系是异常微妙的，尽管有权力之争，但更多的是配合。国王有意识地与教会合作，将教会作为培养王权意识的工具。这一点从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就已开始，卡佩王朝更是发展至极。教士负责将王朝观念神圣化，将王形容为天之子。传说国王虔诚者罗伯特具有神奇力量，通过抚摸能治愈顽疾淋巴结核病，因而这种病被叫做“国王病”。后世不断有信徒跪于道中，求国王的抚摸。而从另一方面，国王则支持教会，向宗教表示虔诚，率领民众发动宗教战争，并用财力支持教堂建筑的发展。

教堂是贴近历史的极佳选择，尤其是中世纪历史。

在巴黎我们能够走访教堂。巴黎的教堂各式各样，有很多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圣日耳曼德佩教堂是6世纪建筑，延续罗马的古朴风格，后世笛卡尔葬于此，雨果很喜欢它的建筑，教堂周围的咖啡馆曾因海明威等风流人物而出名。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曾是罗浮宫的教堂，始建于7世纪，主体部分建于12世纪，拥有唯一遗留的罗马式钟塔。更为重要的是圣丹尼修道院，它是接触法兰克王国历史最好的方式。

圣丹尼是巴黎城北的一座小城，自古和巴黎一如孪生姐妹般成长。小城美丽如画，清静宁和。它由巴黎第一位主教圣丹尼的名字命名，因圣丹尼修道院而名闻天下。修道院是法国皇家葬地，从10世纪到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法国国王，只有三位没有下葬在此，克洛维死后原本葬在他处，后来遗骸也运抵至此。从13世纪起，皇家陵墓便被翻新，允许朝圣与参观，加强了君王统治的神圣感。今日在修道院依然可以进入皇陵，也可以在教堂内看到王国时代君主的器物与衣饰。这样的地位赋予圣丹尼修道院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它的宁静有种巨大的张力，当你看着那安静的角落，也许不会想到其中埋藏着法国所有古典的辉煌。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圣丹尼修道院是一处建筑艺术诞生的地方。

<h3>哥特艺术的阴森与超脱</h3>

基督教和蛮族的结合能有什么结果？基督教在中东诞生、在罗马帝国隐忍地普及，蛮族在森林生长、在马背上取得驰骋的天下。它们二者能开出什么样的花？

答案是哥特。

哥特艺术是我们最初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与汇集。哥特艺术是巴黎在整个欧洲文明史上的第一个举足轻重地位的来源，而哥特巴黎是雨果不断称颂又不断怀念的壮丽的城市。

哥特艺术的最典型代表是哥特教堂。这是建筑历史上又一里程碑式的建筑风格。与文艺相似，从古代开始，欧洲建筑风格也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希腊－罗马式建筑，哥特建筑，文艺复兴和之后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以及工业化之后的机械美学与其他现代风格建筑。哥特建筑作为中世纪最主要的建筑风格，是所有这些建筑风格中特点最为突出的：它清晰可辨，给人强烈的震撼，不仅在建筑领域为人所知，而且影响到几百年中的生活与艺术，包括文学、音乐与绘画。

哥特建筑的起源在巴黎，我们在这里遇见中世纪的灵魂。

1147年，当法兰克王国的路易六世动身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时，他选择了苏吉做他的摄政王。苏吉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修道院长老、历史学家、建筑家。他从10岁起就在当时的圣丹尼修道院修行，后来曾在诺曼底和里昂等地学习，1127年开始，他成为圣丹尼长老。他建议路易六世在圣丹尼建起一座新的修道院，由他亲自主持建立。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创立了这种新的建筑风格：尖顶、肋拱、飞扶壁、扩大的玻璃都在这里诞生于世，所有这些都对古代有极大的革新。

要想了解这种新的建筑风格有何不同寻常之处，需要知道古代的建筑有何特征。古罗马的教堂来源于共和国时期的公共会堂。这种公共会堂是综合性建筑，既可以祭祀和敬神，也可以举行讨论和公共集会，甚至可以进行商业交易。外形可以有多种式样，但大多为矩形，有厚重的墙壁和立柱，虽然宽阔，但相对较矮，有小窗户透光，但给人低沉阴郁之感。苏吉的革新就从这粗重入手，他改变了建筑受力的结构，用细而高的立柱靠尖端汇集承受力量，建筑外侧再由倾斜的飞扶壁加以支撑，整体由面支撑改为骨架支撑，使墙壁负担得以解脱，建筑的高度因而得以大大提升。这是巨大的变化，不仅带来了高度和宽度的飞跃，而且由于墙面在受力上不再必须，墙壁的面积就可以大大减少，同时加入大面积透光的玻璃，使室内光线变得充足，在玻璃技艺日趋成熟的12世纪，彩绘玻璃的大面积使用更使得教堂内部的光线有了丰富的变化。哥特式教堂就是光线的艺术。

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中对此专门论述。他将哥特教堂与其他所有建筑艺术分开，称为浪漫式建筑。原因是它超越了一般建筑为其他目的服务的从属性，而本身就成为自由存在的目的。哥特式教堂的美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它的无限上升的线条让人将注意力完全提升，在极高的地方汇集到一点，如同进入天国，而它的巨大的彩色玻璃透入阳光，圣洁而轻盈，象征着神的光芒从天国降落。与此同时，它在内部营造出与世隔绝的肃穆氛围，完全与世俗划清界限，隔绝出一片寂静，让每一个人在寂静中不由自主地进入对自身的沉思。它有阴森也有超脱，在两个极端的方向上创造出美，最高耸入云，也最深入内心。

哥特艺术的魅力在哪里，可以到巴黎的建筑博物馆加以了解。这里不仅有极精致的建筑模型，而且有剖面展示和讲解，将哥特教堂的工艺和风格流派展示得细致入微，而且可以动手操作。建筑博物馆还有着最好的观看埃菲尔铁塔的观景台，站在平台上，看着古代与现代的技术，石头城市的原野与盎然挺立的钢铁骨架，面对面交融在一起，令人不胜感慨。

哥特建筑的特点，我们可以用雨果的一句话加以说明：“在整体的宏伟中又各个协调，依次分为五大层展现在你的眼前，虽拥挤却并不混乱，连同无数的雕刻、塑像以及雕镂装饰，很适合它整体的庄严伟大。可以说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石头交响乐。”

石头的交响乐。恐怕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形容了。哥特式教堂的最大特点就是宏大，巍峨而气势磅礴的宏大，远远超越一般庙宇的宏大。高耸辽阔，巨石搭起的巍峨墙壁，百余米高的房顶和尖塔，十字交叉的空间结构，有无限细节的内外雕刻。而更重要的是，在这宏大中丝毫看不见一丁点粗糙，没有一丝金字塔式的原始粗重，也没有一毫罗马浴场式的肆意排场，每一处细节都严谨、理智、丰富、精雕细琢，而结构与结构的关系如交响乐相互配合，旋转上升。在很多哥特式教堂的雕塑中，你可以辨认出各种怪兽和妖魔，这是蛮族特有的带阴森恐怖意味的文化装饰，然而它们最终被统一在整体的肃静中，这又是基督教文化特有的严守秩序的艺术特征。

在今天的欧洲，几乎每一座重要的大城市都能看到一两座漂亮的哥特式教堂。最著名的包括法国的沙特尔教堂、亚眠主教堂，英国的坎特伯雷教堂和索尔兹伯里教堂，德国的科隆教堂和乌尔姆主教堂，以及意大利我们曾经到过的米兰大教堂。这些雄伟壮阔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建筑，每每给异国他乡的游客留下旅途中最深刻的印象。

在巴黎，你可以看到许多种不同的哥特式教堂。很多人都不知道哥特建筑诞生在巴黎，甚至在近代德国，也有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思想家将哥特的诞生归于德意志。

除了最早的哥特教堂圣丹尼修道院，巴黎还有许多值得观赏的美丽的教堂。巴黎圣母院最著名，它有着极轻巧美丽的飞扶壁，雨果对其赞不绝口，曾在中用完整的一个章节专门讲述它的建筑。在周日和节日可以登上圣母院顶楼，在阳光里俯瞰巴黎全景，可以假想雨果笔下洪钟齐鸣的壮观景象。小礼拜堂离圣母院不远，以最轻盈的结构闻名，它的墙壁几乎全部镂空，只剩下立柱的骨架，窗户异常精美。郊外的沙特尔大教堂则拥有首屈一指的漂亮的玫瑰窗；而圣杰维圣波蝶教堂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之一，白色的立柱和彩玻璃的搭配显得非常圣洁，圣保罗圣路易教堂正面效仿它的风格，内部融合了罗马式圆顶和哥特式高度，感觉富丽堂皇。所有这些教堂加在一起，就已经是无言的中世纪博物馆。

<h3>中世纪有多奇特？</h3>

历史的这一站选在巴黎，除了因为巴黎在12世纪的富饶，也因为在中世纪的历史上，法兰克王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从法兰克的经历我们能见到欧洲的经历，从法兰克的命运我们能见到欧洲的命运。

法兰克王国在卡佩王朝之后，又经历了波旁王朝、拿破仑开创的波拿巴王朝和共和国，一步步从古代走到今天的法国。

在法兰克王国发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很多特征：君主的战功决定国度实力，子嗣对王位的瓜分将领土分割，君主与教会争夺控制权，君主依赖教会建立神圣性，教会又依赖君主谋求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欧洲中世纪放之四海的特征。法兰克王国相对散布的小国要强盛许多，在中世纪结束的过程中，它是集中国家权力最有力的国度。在中世纪的文化荒漠中，巴黎一度是哲学艺术绽开的地方。

中世纪是奇特的时期，一方面文明大幅度退化，文字完全不能普及，科学和艺术倒退到非常粗糙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它又开创了一种我们今天不能完全理解的信仰文明，人心虔诚而宁静，对牺牲与沉思心怀向往，对表现真理与美德的艺术不惜倾尽所有。中世纪是现代的孕育之所，没有它的契约义务，没有它的骑士精神，没有它对宇宙的向往，我们绝对不可能收获现代社会果实丰厚的今天。

所有这些，我们将陆续见到。

<h3>旅游指南</h3>

巴黎有两个主要机场——戴高乐机场和奥利机场，航线很多。火车站有四个，铁路分为法国高铁tGV和普通火车，票价分为不同等次。市内地铁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四通八达。日票5.5欧元，10次票相当于1.5欧元一张，都较划算。

1．圣丹尼斯小教堂：在巴黎老城区和大巴黎区——法兰西岛——的边界之间，分布着一系列小镇，丹尼斯就是其中之一。圣丹尼斯教堂的历史地位在于它是可以确证的第一座哥特风格教堂，由巴黎的设计人苏吉主持建造。比起它的很多晚辈，圣丹尼斯小教堂不算雄伟，但是美丽的尖顶和玻璃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法兰克王国多代国王墓葬。

2．巴黎圣母院：全世界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平实厚重，夜晚常有音乐会，空灵圣洁。很多人不觉得圣母院很美，但是它寄托着巴黎人的感情。圣母院是巴黎名副其实的中心，它是巴黎的零点，行政区域由圣母院开始向外划分，距离由它开始计算。

3．沙特尔大教堂：最美的哥特式教堂之一。与兰斯大教堂、亚眠主教堂和博韦大教堂并列为法国四大哥特式教堂。从巴黎可以坐郊区火车到达。有著名的美丽玫瑰窗。

4．小礼拜堂：临近巴黎圣母院，建筑以空灵轻盈著称，立柱几乎去除了墙壁的负担。

5．建筑博物馆：隔着塞纳河面对着荣军院广场和埃菲尔铁塔，高台上的视野非常美。三层博物馆分别讲述巴黎建筑的古代、现代和当代，既是技术和艺术，也是人的历史。

［法］雨果（1802～1885）　朱光潜译

是雨果很年轻时的作品，写作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六岁，很难想象，这样年轻的作家能对如此多的人物写得如此刻骨。在中，巴黎和圣母院是真正的主角。雨果从此时就已经有了那种标志性的骄傲，他用最华丽丰富的词藻和知识，傲然嘲笑人世间各种神魔庸众，任你是自以为是的公子，傻头傻脑的美女，被人利用的驼子，走火入魔的教士，还是说话不经思考的群众，在雨果笔下，都露出最可叹惜的面容。只有那默然巍峨耸立的巨石建筑，保留着最威严的屹立。

雨果出生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贝桑松，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雨果始终将自己与巴黎相连，从他写字的第一天，他笔下真正的城市就只有这一个。

“巴黎最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艺术天天在消失，历史古迹日益减少，仿佛眼睁睁地看这些古迹淹在房舍的海洋中，渐渐被吞没了。我们祖先建造了一座坚石巴黎，而到了我们子孙，它将成为一座石膏巴黎了。”

《美学》

［德］黑格尔（1689～1755）　朱光潜译

《美学》完全符合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框架：将历史看成世界精神的展开，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精神实体，反映为具体化的人类艺术。从建筑到雕塑，从美术到诗和音乐，人类艺术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而在每一门类当中，复杂化和抽象化的趋势都是精神不断上升的发展。不管是否喜欢黑格尔，这种由整体到具象的宏大描述都非常打动人心，历史仿佛有着确定的逻辑，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处在历史精神命定的链条上，因其必然而显得壮美。

哥特建筑是黑格尔格外喜欢的一种艺术，他用基督教独特的向内在精神世界的探寻目的来解释哥特建筑的形体，让巍峨森严的建筑显得灵性十足。

“艺术现在所要产生的印象一方面是不同于希腊神庙的豁然开朗，是一种收敛心神，与外在自然和一般世俗生活绝缘的心灵肃静的气象，另一方面是力求超脱一切诉诸知解力的界限而远举高飞的庄严崇高气象。所以如果希腊建筑一般是向横平方向展示它的宽广，和它对立的基督教寺的浪漫风格则在于腾空直上云霄。

“在这座宽广的建筑物里，这种纷纭繁复的情况仿佛消失在不断的来往流动中；没有什么能把这座建筑物塞满。人们匆匆地来去，过往的人们和他们的足迹一出现就消失，化为过眼云烟，在这样巨大的空间之内，暂时性的东西只有在消逝过程中才是让人看得见的，而这巨大的无限的空间本身却超越一切，永远以同一形状和结构巍然挺立在那里。”

《巴黎城市史》

［英］科林·琼斯　董小川译

科林·琼斯教授是《剑桥插图法国史》的作者。《巴黎城市史》是他为巴黎勾勒出的一幅独特的四维版画。

与教科书式的历史不同，这本书并不只是记录年代和历史大事，也不只是描绘王侯将相的个人传，而是写人，写实实在在的巴黎人。他写考古发现的一个巴黎孩子，写成为圣女的抵抗外敌的基督徒，写城墙工事的建设，写商业协会和鞋匠生活。这是与布洛赫和布罗代尔一脉相承的整体史学的视角，不知道何时才能有人为中国的古城写一部这样的历史。

“如果说文化的记忆确实存储或印记在城市的建筑环境中，那么就必须知道，环境是有人居住的。总而言之，如果不顾巴黎人来谈巴黎史，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

“土地、水和湿润与巴黎城市历史的戏剧性关联比起现代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理学家曾经有这样一句格言：‘巴黎是塞纳河上的礼物。’

“在巴黎的神话中，有许多是它自己创造的神话。”

伦敦·宪政·公元1215年

中世纪的帷幕拉开了。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欧洲经历了最大的剧变。罗马帝国崛起、衰亡，基督教崛起，蛮族崛起，欧洲从古代世界进入中世纪。在大起大落和湍急的转弯时，没有时间过多品评，当历史的小船终于滑入暂时的浅滩，我们终于可以讲更多的故事，作更多的对比。

这一站到伦敦——一个有度的城市。

我们对英国的印象很大一部分是大英帝国。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课堂上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从英国开始，通常说的也是那两个世纪——18世纪到19世纪。那是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的世纪，因而也就是集中了最多目光的世纪。我们详尽学习现代化如何突然爆发，学习从文艺复兴到工业化前期有哪些新变革、新技术与新思想，民族国家与中世纪国家有哪些差异。我们的目光集中于时代的断裂，研究全新的东西，却似乎并不怎么研究延续与生长的东西。中国没能够自发进入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因而急须了解转变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发生。

然而，没有任何新事物是在全新的土壤中诞生的，也没有任何转变仅仅是转变。所有的枝叶都有遥远的根。当两棵树开出的花朵不同，果实不同，高度也不同，通常从阳光与水分的考察中是得不到答案的。如果它们是不同的树，那么历史与根系就已经不同。

现代国家的根源在12世纪已经奠定。

<h3>议会是西方传统吗？</h3>

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没有自动发展成现代模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那么究竟缺少了什么东西？诚然，这样的现代国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它是历史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和资本主义一样，宪政国家没有在中国自发生长。

我们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不完全是。从宋朝开始，资本充足、工人众多的工场就已经开始运营。江南的丝织工场雇佣工人达到千人，矿场达到万人，在工场主手中的资本随利润流动。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吗？也不是。中国古代的市场从秦汉时就一直存在，战国时已存在广泛的贸易、富商和市场决定物价的机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管子》已经提出了国家调控物价和货币的方法，《史记》则阐述了货物各得其所的市场特征，唐宋之后的雇佣工资也是市场决定的。总体而言，古代有着比较自由的经济环境。

在于缺少一次像样的大革命吗？有道理，但不充分。中国起义造反不能算少，只是起义成功之后都回到前朝的老路，不是起义领袖没有革命的精神，但还是没有突破现存的理念。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不算少，极端的王莽改革，大胆的王安石改革，最后都没有“实质的改变”。那么在于新教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区别吗？也许有关系，但肯定不确定。并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能发展出现代宪政国家，即使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地区也有很多仍然按传统模式生活。

现代宪政国家究竟从何而来？

在世界范围看，帝王或国王本身可能并不是关键。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保留了国王，但仍然迈入了宪政国家的范围。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建立可能也并不是关键，中国古代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和稳定的公共行政，自战国时代法律就明文公布，但不能归为一个宪政国家。阶级瓦解恐怕同样不是关键，秦汉时期中国贵族已然瓦解，后世的政府是对平民开放的政府，并非阶级政治，可尽管如此，中国仍不算是民主宪政国家。中国的平民参与并非作为国度的主人，而是作为雇佣的工作者。

在对比所有这些差异之后，慢慢有一个因素浮出水面。或许只有它才是差异的关键——议会。议会是民众的代表，是与国王对峙的群体。唯有出现议会，出现议会与国王的对峙，才出现后来的权力界限问题、主权归属问题、立法司法分开问题、民意的地位问题。而所有这些，才引出了宪法与现代政治。

议会是英国的产物，中国的方式是朝廷。议会与王争夺，朝廷与王配合。

议会的诞生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和粗浅理解中不同，并不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带来了这样的国家形态，而恰恰相反，正是这已经存在的国家形态推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

英国的议会大厦在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是一片区域，包括大教堂、小教堂、塔楼和威斯敏斯特宫。著名的大本钟就是它的钟楼。威斯敏斯特宫始建于11世纪，最早曾是王室所在，但在1512年毁于大火，重建之后成为议会所在地。议会自13世纪起就曾在此议事，皇家法庭也设立于此。

威斯敏斯特建筑庄严，它经历数次灾难，经历大火与二战中的轰炸，经历修复与重建，每每更瑰丽雄奇，气宇轩昂。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宫是在1834年更猛烈的一场大火之后，由查尔斯·巴里主持重建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包含协调一致的几个部分，建筑风格威严庄重，成为泰晤士河旁边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每当阳光从终年的阴雨中露出片刻光芒，它金色的墙壁就熠熠生辉，在蓝天下闪耀，密集的墙壁立柱锐利向天，排列整齐，写着严谨、秩序与正直的力量。

威斯敏斯特宫至今仍然是国会工作的场所，上院和下院分别有自己的空间。每年夏天是威斯敏斯特宫开放的时间。这是了解议会工作的绝好机会。庞大复杂的建筑，百余个房间，上上下下的楼梯，上院与下院辩论之所。跟着讲解员走一遍，不仅可以领略建筑风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国会工作的种种流程。上院的空间由皇家殿堂延续而来，殿堂中悬挂着艺术家创作的有关英国历史的油画。下院辩论的演讲厅比想象中小，古朴狭窄，议员的座位围绕一圈，每个人讲话都可以清楚地传递到厅里的其他角落。讲解员会讲流传百年的轶事，会演示议会怎样用辩论厅外的小亭投票，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议会有让人在门外砸门的礼仪。而在所有这一切参观之后，他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议会已经存在800年了。

<h3>影响世界的“大宪章”</h3>

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故事要从1215年讲起。

1215年的6月15日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日子。国王约翰在自己的宫中遇到令他焦头烂额的窘境。他被来自全国四方的贵族挟持，非要他签署一份男爵法案不可。法案规定贵族可以决议否决国王的命令，也有剥夺国王王位的权力。对这些苛刻的要求，约翰王极不情愿，但还是被迫在伦敦远郊的一个小岛上签署通过。

约翰为什么被贵族胁迫签下如此苛刻的法案？

这要追溯到约翰的兄长。约翰1199年从兄长的手中接过王位。他从继位之初就麻烦不断，1215年，他面对着几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继位问题，一个是战争问题，一个是财政问题，而这几个问题都与他的兄长，史上著名的“狮心王”理查有关。

理查是英国最传奇的战斗英雄之一，他曾与法王腓力二世共同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之投入狂热的激情。有人戏称，理查愿意把整个伦敦卖掉以支持十字军。理查年轻英勇，和法王一同亲征，试图率兵夺回被埃及苏丹萨拉丁占领的耶路撒冷，捍卫基督世界的荣誉。战斗虽然没有胜利，但是为基督徒赢得了自由出入耶路撒冷的权利。战斗结束之后，理查在回国途中被俘，转交给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关押，英国不得不付出重金为他赎身。他回国之后并未停歇，立即发兵攻打法国。

所有这一切带来长久的影响。理查的战争和赎金加重了国内税负，1196年，伦敦人发动起义，抗拒税收。理查长年不在国内，也使得国内贵族势力崛起。25名享有广阔领土的强大的贵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同春秋诸侯，可与天子抗衡。

这些问题无不遗留给约翰。理查死后，他传位于约翰，但约翰的继位只被一部分人承认，另一部分人则拥护理查的另一个弟弟之子亚瑟。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仍继续，法国国王公开支持亚瑟，并以此作为否认约翰权力的理由。约翰采用冷酷的手段对付亚瑟，却无法在对外战争中凶狠起来。他在战斗中接连败北。法军攻占了英王家族在诺曼底的大部分领土。约翰不得不继续增加税负，剥夺财产，这给原本已经矛盾重重的国内局势带来更大的压力，引起贵族的不满。在与罗马教皇的斗争失利之后，约翰又为了政治方便与教皇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所有约翰的自私和绥靖，都让贵族们有了反对他的理由。

问题到了1215年，变得尖锐而不可解决。贵族将约翰团团围住，对他的肆意而为下了最后的通牒：他不能再肆意征税，而要按照他们规定的权限去做，否则他们有权将他废黜。约翰不愿，但不得不同意。

这份法案就是未来著名的“大宪章”。在这样一个只顾得上利益的混乱时期里，恐怕谁也没想到它会给后来的世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

由此，受限制的国王的理念埋藏下来。尽管约翰王一周之后就毁约不再承认，尽管后来的国王一次次采纳后又一次次毁约，但大宪章的理念像一颗种子种到了英国文化的记忆里。将一种理念种下不容易，将一种已种下的理念拔除也同样不容易。大宪章最初只是为了贵族利益限制王权，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到了民主，想到了共和，但它毕竟起到了限制的作用，而且给神圣高高在上的国王加上了一座屋顶。到后来，这座屋顶演变成所有臣民限制王权。相比而言，春秋时代的诸侯并未走到这一步，他们没有达成平衡，而是撕破协议生死相搏，最后走向了更加绝对的王权。

大宪章并未被长久坚持，它总是一次次被臣民提起，又被君主废弃，直到近代，演化成君主立宪才固定下来。大宪章修改多次，至今仍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宪法也起源于此，英王颁布的大宪章的抄本被殖民者带到北美，在制定美国宪法时提供重要参考，保存至今，进而影响世界。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宪章规定了君主要受到臣民制定的法律的限制。臣民效忠，前提是君主不越界。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历史一笔，开拓了一片天地。即便当贵族解体，富有的新兴绅士成为议会新代表，这种协议与限制的精神也一直保留下来。各尽其责，遵从条约，划清界限，克制有度，这逐渐成为英国议会、乃至整个国度的精神内核。

<h3>封建从中世纪开始</h3>

英国的历史与法国相仿，都是征服后的征服，征服者成为主人。

最近的一次入侵征服是公元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征服。在那之前，古老的英国曾先后被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征服。在威廉到来之前，英国在11世纪被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克赛斯王朝分别统治。

盎格鲁－撒克逊的最后一位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没有子嗣，英国领主推举了哈罗德二世，然而法国北部的诺曼公爵威廉声称爱德华曾经私下将继承权许诺给他，于是率军进攻英国。战争在黑斯廷斯激烈地展开，传说中牺牲的战士不计其数，威廉大获全胜。

结果，大海对岸的威廉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诺曼王朝。他将法国的领主和跟随自己战斗的亲信封为领主，从此统治着英国。最初的征服者只懂得说法语，前几代国王几乎都不会说英语。但是随着统治的时间越来越久，统治者越来越英国化，到了约翰所在的金雀花王朝，英王在法国原本的领土被法王逐步夺去，英国也就彻底跟法国划清了界限。

诺曼征服时代的建筑至今大多已不存，只能在伦敦塔窥见一斑。伦敦塔位于伦敦东部，泰晤士河边，是一座集合宫殿、堡垒、塔楼和监狱于一身的建筑院落。其中最早的一座白塔正可以追溯到威廉征服的年代。白塔古朴厚实，塔内分为多层，功能各异，从塔底的马圈到塔顶国王的宴会厅，不一而足。这是伦敦最古老的样子。

伦敦塔今天已对全世界开放。它曾是国王的寝宫，也是重要政治犯的监狱，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我们可以亲身进入国王的寝室参观，可以在城墙上透过箭孔俯瞰伦敦的街巷，也可以跟随打扮得如同古代巡逻士官的导游，听他给大家讲国王的趣事：亨利八世废黜王后、另娶安妮·博林时曾在这窗户下徘徊，查理一世被斩首后脑袋又被缝上画了肖像，伊丽莎白是唯一逃离断头台的人。听众诙谐一笑，导游心满意足，千年王座斗争在谈笑间生动起来，如在眼前。

英国国王是外来者，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伦敦塔从最初就承担了抵御外敌的任务，因而城墙厚重，充满警觉，古老的国王寝室质朴而狭小，远不像现在的白金汉宫那般华美。城墙全副武装，石缝中透露出外来征服者对陌生国度的危险的不确定。

英国的贵族和领主具有强大的实力，这是大宪章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是封建制度相对比较充分的地方，领主是历史的重要力量。在我们的时代，封建这个词被人用得太多、涵义太泛，以至于有的时候在不同场合提到封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实际上，狭义的封建很单纯：分封子弟，建立领土。战功取得的国度或疆土，赐给子孙和功臣，建立起直属的统辖范围，封王封侯。

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只有西周属于封建时期，战国将此破坏，秦朝实现了统一帝国，汉朝早期虽然向诸侯王回归，但迅速削藩，从此成为中央集权，再未进入封建时代。而欧洲完全不同，他们在早期经历独立城邦时代，在罗马帝国时期经历了“罗马－殖民地”形式的帝国，到了中世纪却进入封建的时代。

希腊－罗马人是定居的民族，他们的社会机构在数百年间保持延续，君主、官员的继任也已经制度化。而蛮族是马背上的部族，部落的形式是松散的联盟，一位强力的领袖常常能征服多个部族，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使民族达到异常强大的境地，但随着他的逝去，联盟又常常在两三代人之内瓦解。这样的联盟建立在协议之上，部族对部族的效忠是相互的契约，一个联盟的领袖也由共同推举。当这样的松散的结构体系和好战尚武的精神，与定居王国的等级结构结合，就发展出中世纪独特的制度——骑士制度。

骑士是一种契约，当自由的武士宣誓向另一位武士效忠，骑士契约就形成。前者为骑士，后者为领主，前者为后者战斗，后者为前者提供保护。骑士得到的不仅是头衔，很多时候更是大片统领的土地。封建就是这样一层又一层的效忠，最高层的公爵、伯爵对国王宣誓效忠，为国王战斗，他们是自治的家族，各自占有大片领土。这种由下而上的自由效忠和由上而下的分封赏赐毫不矛盾，它们是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诸侯具有重大的力量，他们各有武力，可以左右政局，决定国王的归属。通常情况下，在自己的领地上，诸侯享受自治的权力，他们是自己领地上最高的统治者，拥有审判权力、享受领地经济果实的权力。一个诸侯的领地就是一个小国度，国王的权力并不能深入其中。权力分割——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国王的权力分散到诸侯，诸侯分散到小诸侯，最后是无数自治的领地——庄园就是世界，领主审判、领主控制、领主拥有。如果有谁画出一幅中世纪地图，并将所有政治中心标为红色，那么他可以见到一片密布的红色海洋。

这是大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在各自为政的分散中，国王并没有绝对权威，他没有权利向全国收税，而贵族也没有义务服从——当他强行要求，他们就联合起来，限制国王。

<h3>国王与戏剧</h3>

英国是一个尊敬国王的国度。世人对英国国王的了解，可能比任何国家国王都丰富。

征服者威廉临死的时候，反思自己在黑斯廷斯战役的杀戮，没有传位于人。但他的后人还是一直统治下来。威廉的孙子亨利二世就是约翰王的父亲，而在约翰王之后，我们能看到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亨利八世，然后就是著名的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一世、维多利亚二世、伊丽莎白二世。这些著名的国王和女王，以及他们之间不那么著名的国王们，构成了所有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不仅属于英国人，也属于全世界。

伦敦的国王们曾经上演过各种爱恨情仇，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戏剧舞台上窥见一斑。英国人至今仍然保留着让他们尊敬的王室，充满敬意，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将王室当成神，也不妨碍他们将王室的趣事津津乐道地拿来演绎。

我们对英国历史的最好了解来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一生写过十部与英王有关的戏剧，被后人称为独立于他的悲剧和喜剧之外的历史剧。他追溯了从约翰王到亨利八世之间的七位国王，为他们的生平著诗立传，将他们的生与死、喜与怒、光荣与耻辱都搬上了舞台。这些剧目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入口，它们是如此有趣而富饶，大受欢迎，不仅让后人了解历史，更让后人爱上戏剧舞台。

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1600年前后，英国处于繁荣发展的伊丽莎白时代。伊丽莎白是一个勇敢、聪明、有长远眼光的女王，在她统治的时代，英国经历了最好的一段时期，经济稳定，艺术繁荣。女王喜欢戏剧，这是莎士比亚能够发挥他的天才的重要原因。

英国的国王们远不像我们史书中的皇帝那样平淡、尊贵而仪式化，几乎每一个英国国王都有丰富强烈的性格，有的多情，有的性急暴躁，有的时常冒险。这也是为何臣民要对国王加以限制的原因：亨利四世是有能力的国王，但是年轻时受到流放，后来只为了复仇才推翻当时的国王理查二世；亨利五世统治得很好，但年轻时是呼朋结伴、出入酒馆的纨绔子弟；亨利八世为了自己的离婚和爱情，不惜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启动宗教改革，与使女结婚，后来又将她杀死。所有这些，都给人留下无数话题。

与中国古代的帝王对比，我们会看到奇妙的差别：中国帝王享有完全的权力，没有明文法律规定和限制，但因为很早就受到周礼和儒家约束，一言一行都需要遵守传统礼仪轨道，而英国国王虽然有臣民制定的宪章限制，却最大程度地挑战限制，依个人性情行事。

这样的历史是戏剧家的幸福。莎士比亚是历史上最好的历史戏剧写作者。与其他写作者的沉重不同，莎士比亚的国王戏剧有最鲜活生动、甚至奇特的剧情，从国王到侍臣再到对手，没有一个空虚的角色，每个人都充满情感与趣味，时而对人性贪婪大讲俏皮话，时而对内心罪恶发出宇宙的感慨。国王和所有人一样，受激情、欲望和理智度量的共同驱使，有爱有恨，不只为了天下太平而活，也为了各种爱恨情仇而活。莎士比亚用人类最丰富的语言和最充沛的情感，构造了英国王室几百年的演变和脉络，包括约翰王与亚瑟不光彩的争夺，理查二世被驱逐下王座的敏感话题。我们能在戏中看到非常不同的每一个国王，从任意行事的理查三世，到一路成长的亨利五世，也能看到当时的习俗和制度——法律与法庭并不完善：理查二世被驱逐就缘起于一次任意的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用私人决斗解决，放逐了当事人，结果导致复仇和被推翻。

这些戏剧上演了无数次，从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舞台和电影将这些剧本排演出来，翻译成多种语言。环球剧场是伦敦今天上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最好场所，它每天都推出不同的莎士比亚戏剧，票价合理，吸引着全世界的观众。环球剧场是莎士比亚生前演出的剧场，曾在大火中毁掉，又在原址上重建。剧场保留着5个世纪前的建筑风格，圆形建筑，斜屋顶，白色墙壁和木头支撑，复古的风格夺人眼球，在泰晤士河边独树一帜。莎士比亚的各种戏剧在这里常演不衰，每年到了旅游旺季，演出一票难求。除了莎士比亚的故居特拉福德，这里是领会莎翁戏剧最好的地方。而除了西斯敏斯特教堂里国王的墓葬，这里也是离过去的英国国王最近的地方。

如果要问为什么莎士比亚戏剧有如此的魅力，能够一直流传至今，也许看一段剧中台词是能说明问题的。这是《约翰王》中一个私生子的一段台词：

“谄媚的‘私心’，使得世界走斜路的‘私心’，世界原是不偏不倚，在平稳的地上笔直地前行，直等到这个利之所在，这个引人入罪的偏差，这个操纵动向的力量，这个‘私心’，使得世界离开了正直的路线，离开了一切的方向、目标、途径、意向：就是这个偏差，这个‘私心’，这个老鸨，这个淫媒，这个能使人人改变意志的名词，抓住了意志不坚的法兰西国王的球眼，使得他放弃了他自己所作的前来助人的决心，一场坚决的光荣的战争一变而为卑鄙的草草结束的议和。我为什么责骂这‘私心’呢？只是曾因为他还不曾追求过我，并不是因为他的美丽的金币向我手掌敬礼的时候我有握紧拳头的力量，而是因为我的手尚未受过诱惑，恰似一个贫穷的乞丐，敢于辱骂富有的人。好，我做乞丐，我就要骂，并且我要说除了富有之外无所谓罪过；

我一旦富有，我便要说

除了行乞便无所谓罪恶。

国王为了‘私心’都要背弃信义

‘自私自利’，做我的主人，我崇拜你！”

是的，这样的台词直到今天仍然打动人心。它不仅仅是生动、有血有肉，而且道出世间最坦率的真实。它讲述观点，却又不是说教，它含义丰富，包含各种解读。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让聆听莎士比亚成为永恒的享受。

莎士比亚写出的不仅仅是政治史实，而更是历史中鲜活的人和感情，这正是为什么国王的故事仍然能常演常新，让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中能读出不同内容。在金光闪烁的泰晤士河边，永远有排队的身影，在漫长的队伍里，耐心等候。

<h3>旅游指南</h3>

除了飞机，就只有英吉利海峡的渡轮和海底隧道。伦敦市内，地铁也是首选，快而路线多，几个大的火车／地铁交通枢纽已经成为文化合一的场所，还可看到哈利波特站台。

1．伦敦塔和塔桥：11世纪的征服者威廉建造，16世纪以前一直是王宫。其中内院的白塔建于1078～1098年，是伦敦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有装扮成古代卫士的解说员，有国王珍宝展。塔桥是19世纪建筑，维多利亚时代风格。

2．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斯敏斯特是建筑群，最早由国王忏悔者爱德华建立大教堂和宫殿，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065年开始“就升职”，1220年至1517年经过重建，成为美丽的火焰哥特式。一直是国家级圣公会教堂，葬有多位国王。

3．环球剧场：最初的环球剧场于1599年由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建造，1613年毁于火灾，1997年在离原址200米的地方重建，长年上演莎士比亚剧目。一侧是莎士比亚博物馆。

4．大宪章岛：泰晤士河谷沿岸，高速公路西边，埃格姆和兰尼米德河边草地，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地方。

5．斯特拉特福德：莎士比亚故里，伦敦向西，沿A439公路与亚芬河并行22公里。小镇上有莎士比亚中心、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和莎士比亚故居可以参观，也可以看戏。

《封建社会》

［法］布洛赫（1886～1944）　张绪山译

马克·布洛赫经历过一战、二战，在抵抗运动中死于纳粹之手。他是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开创者，影响了法国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

《封建社会》可能是我们能读到对“封建”这个独特的西欧制度和中世纪这独特的1000年的最好描述。封建是一种等级制度，但和剥削压迫没有关系，而是两个自由人通过契约建立的效忠关系。封建社会有一整套运行规则和精神，书里有方方面面的解读。现代的世界与其说是与它彻底决裂，不如说是从中脱胎换骨。历史书的经典。

“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其同时代人一样，并没有在种族和亲属纽带中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充分满足弱者对保护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强者对权力的欲望。

“从7世纪开始，一种保护关系正在逐渐形成。从一开始，法律就承认这些关系并对它们加以合法化。无领主之人就成为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莎士比亚戏剧集》

［英］莎士比亚（1564～1616）　梁实秋译

莎士比亚实在是太出名了，几乎每个人都听过那句“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并非所有人都看过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除了悲剧和喜剧，历史剧也是莎士比亚一大重要的系列。历史剧和悲喜剧一样动人。这些剧中的国王能让我们对历史重新看待。他们不管是正是邪，是善是恶，都有着充沛的情感、坦率的大段独白和难得的自省，让任何干巴巴的历史断言都显得苍白。

《约翰王》

（休伯拿着烧红的铁要烧亚瑟的眼睛）

亚：啊！只有这铁的时代的人才肯做这事！铁的本身，虽然烧得通红，当他挨近我的眼睛的时候，会吸引我的泪水，在我的纯洁无辜的泪水里面浸灭它的怒火；不仅如此，此后，只因它曾含着怒火要来伤害我的眼睛，它还会生锈腐烂呢。你比锤炼过的铁还要顽强吗？假使一位天使降临，告诉我休伯要弄瞎我的眼睛，我也不会相信他；除非是休伯亲口对我说。

休（顿足，对侍从）：出来。

（亨利王子问候最后时刻的约翰王）

亨：陛下可好吗？

王：中毒了，很不好；死了，被遗弃了，被丢掉了；你们没有一个人肯教严冬把他的冰冷的手指伸进我的胃里；或是让我境内的河流在我焚烧的胸内穿行，或是请求凄凉的北风吻我灼焦的嘴唇，以冰冷的感觉抚慰我。我对你们要求的并不多：我乞求的只是一点点冷冷的慰安；而你们竟那样吝啬，那样忘恩负义，不肯给我。

亨：啊！但愿我的眼泪能有为你减轻苦痛的力量。

王：泪水里的盐是滚烫的。我的内部成了一座地狱；其中的毒药像是关在里面的恶魔，在摧残我的永劫不复的性命。

《理查二世》

王：我会使他们满意：等我看到记载着我全部罪恶的那一本书，那就是我自己，那时节我将读个够。（侍者携镜上）把镜子给我，我要读一读里面的东西。还没有更深的皱纹？悲哀打击我的这张脸这么多下，而没有造成更深的创伤？啊，讨人喜欢的镜子！恰似我得意时追随我的人们，你是在骗我。这一张脸就是每天在他的屋宇之下养活上万人的那一张脸吗？这就是像太阳一般令人不敢逼视的那一张脸吗？这就是曾经对着那么多荒唐行为面加赞许，终于被不布灵布洛克弄得面上无光的那张脸吗？脆弱的光荣在这脸上照耀着：这脸也是和这光荣一样的脆弱；（把镜摔在地上）看它那个样子，破成一百个碎片了。一言不发的国王啊，请记取这场戏的教训，我的悲哀多么快的就毁了我的脸。

《亨利四世》

王：走过来，哈利，坐在我的床边，来听取我这一生中大约是最后的劝告。上帝晓得，我的儿子，我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才得和这王冠遭遇；我自己完全晓得，这王冠戴在我的头上，发生了多少麻烦：这王冠传给你，一定可以得到较大的安宁，较多的爱戴，较好的观感；因为我这一生创业的污点都要随着我入土了。我创下的帝业，好像是用肆无忌惮的手段来夺到的尊荣，好多个帮过我的人都在谴责我；逐渐地酿成了争端、流血，破坏了表面的和平……现在我的死亡把格调变了。

罗马·教会·公元1261年

在整个欧洲的旅行中，如果要选出一个最迷恋的城市，那一定是罗马无疑。小时候听过太多关于巴黎、米兰、维也纳的浪漫传说，无限神往，长大后真的去了，最喜欢的却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相比而言最陈旧的罗马。

罗马是绚烂的顶点。这个城市不时尚，也不发达，相比其他国际大都市，它的公共设施和居民楼都相对破旧，坐着公车出城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残破的小商店。但这都无关紧要，它仍然是绚烂的顶点。走在罗马，你甚至不会特别注意到那些现代设施，因为你随时能见到已成为传世经典的艺术，它们随随便便暴露在街头，宛如稀松平常的装饰，姿态之随意让人感动，数量之多让人应接不暇。简单的一座教堂就经过大家设计，简单的一座水池就是大师之作。这样的资源，世界上再无另一个城市可以匹敌。

这个罗马不是我们曾经走访的古罗马，而是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另一座城市。古罗马让人感受到令人佩服的宏大的一切，但是没有这座罗马给人的惊叹的感觉。

这座罗马是宗教罗马。不信教的人也可以为之折服。

<h3>双生罗马的异与同</h3>

罗马在地理上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半，正如它在历史中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段。

古罗马在城市的东南部，跨越历史的前一千年；宗教罗马在城市的西北部，涵盖历史的后一千年。无论从样貌还是气质，你都绝不会混淆这两个罗马。

古罗马是政治之都。你可以看到的所有遗迹，每一处都展示着国度的强盛和力量。每座广场都意味着政治辩论，每座凯旋门都意味着战斗与征服，每座输水大桥都意味着浩大工程，技术上的领先，工程上的能力，政治上的绝对统治。斗兽场是阳刚和勇武的象征，元老院是权威的象征，神庙的厚重的墙壁和穹顶给人坚不可摧之感，与强大力量相辅相成。

然而宗教罗马与此不同。它更精致，也更多样。你会感到这里是中心，但不会特别感受到统治的味道。你会不断被天才和优美抓住目光。任意转过一个街角，都有可能与大师之作不期而遇。任意进入一座美术馆，都发现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某幅杰出作品。坐在广场休息，眼前是各种栩栩如生的雕塑。偶尔路过一个小教堂，突然看到一幅名画，你也许会惊得指着墙壁问：难道这是，而周围人会习以为常地点点头：是啊，没错，就是那幅画。那个时候，除了折服没有别的可说。

这座罗马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相似，又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曾是世界中心，是杰出人物会聚朝圣之所，不同之处在于，宗教罗马从来未曾将它的势力统一成一个国度。古罗马城是首都，是帝国的首都；宗教罗马也是首都，却不属于任何帝国。它只是天主教会的首都，尽管权力范围覆盖天下，但它的领地始终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从中世纪的教皇国，到二战后的梵蒂冈。

梵蒂冈是罗马的城中城，它很小，只有0.4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它的覆盖范围只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艺术馆等等几座建筑，步行即可穿越。它四面都与罗马接壤，在地理上没有任何阻隔，没有国境线和哨卡，你甚至看不出它的边界，进入它的领地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签证。它缺少国家的很多职能，也缺少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领土，它的权力结构更不同于一般国家政府——臣民的结构。所有这一切都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它的地位完全不被国家所规定。它是宗教核心，教会核心，世界艺术的巅峰所在。它的范围很小，但它容纳的艺术杰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它不是帝国之都，它是艺术之都。

<h3>令人惊叹的艺术之城</h3>

在这个艺术之都的生命里，至少有几个人的名字永远不会消失。

一座城市总是有它自己的灵魂。它的灵魂由它其中生活着和生活过的人的灵魂组成，它塑造着他们，他们也塑造着它。这些人来了又去，消失在尘埃里，然而他们的灵魂却作为它的灵魂的一部分，永远萦绕在透明的空气里。

罗马的空气萦绕着艺术家的灵魂。这座城市自古就不乏人头攒动，街巷常挤得水泄不通，然而它却有一种透明的力量超越人群。在它永恒的喧嚣拥挤和人来人往中，在游客、商贩和朝圣者组成的队伍中，你却不觉得吵闹，能感觉到一种奇异的难以言传的宁静，似乎一个人坐在空旷之处，周围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一种静默在头顶俯瞰。

这是凝结在空气中的面孔给人的安宁。那些大理石中的面容动感，然而他们定格在时间的一瞬，笑容和悲苦都静静凝结，留下属于静默和永恒的瞬间。他们的静默构成城市的静默，即使游人再多，罗马仍然是寂静的城市。

罗马是贝尼尼的城市。这个优雅的天才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留下雕塑。贝尼尼生活在17世纪，他很小就被称为神童，长大后受教皇的聘请，成为当红的建筑师和雕塑家。他年轻、优雅、才华横溢、举止自律，他接受了一连串改造城市的任务，在罗马的各个角落刻上自己的烙印。他装饰过教堂，设计过广场，给城市的喷泉加上雕塑。他的作品生动、饱满、姿态鲜活，总能抓住瞬间的动感。他雕塑的人物面容充满情绪，身体的肉感有如真实。他有一种魔力，让大理石呈现出奇妙的肌肤的弹性和布的柔软飘逸。

在罗马的许多角落我们见到贝尼尼。在圣阿格尼斯教堂前的广场上，能见到四河喷泉，四位河神代表四条大河，强壮而动感的河神后仰，举手挡住天空，表情惊愕。在维多利亚圣母堂，能见到著名的雕塑《圣特雷莎的狂喜》，虔诚的修女露出沉醉的迷狂，沉醉于对上帝的虔诚，而丘比特的金光带来上帝的爱。在波各赛美术馆中可以见到《阿波罗与达芙妮》，阿波罗轻轻触碰达芙妮，达芙妮在那一瞬间变成月桂树，达芙妮手指化为树叶，面容惊恐，人物似乎要向天飞去，像要超越大理石的重量。还有《强夺珀尔塞福涅》，冥王的手指陷入珀尔塞福涅的腰和腿，按压之处有如柔软，简直让石头有了血肉的光泽。

贝尼尼一生的对手巴洛米尼同样也是天才，他和贝尼尼虽然相互不睦，却在一生的竞争中相互促成了对方的天才。他们共同创造了巴洛克时代的罗马，正是他们使罗马成为罗马。巴洛米尼设计了洁净、朴素的白色圣卡罗教堂，线条弧度优美，几何感十足，贝尼尼设计了华丽典雅的金色圣安德鲁教堂，着色浓密，布满戏剧化的雕塑，令人眼花缭乱。四河喷泉中用手遮眼的河神正对着巴洛米尼设计的教堂，有人说这意味着贝尼尼对巴洛米尼的嘲讽，这是天才对天才的戏谑，他们的竞争留下了最美的城市。

罗马是卡拉瓦乔的城市。与贝尼尼的风度翩翩不同，卡拉瓦乔是天才的另一个极端。他突然出现在罗马，一边工作一边执剑浪迹，他出没在酒馆、妓女、赌徒中间，因诽谤而被人逮捕，被教皇庇护之后，再一次因为与人斗殴杀人而被通缉。他一路逃亡，在通缉中绘画，在被追杀中死去。他去世的时候仍然年轻。他只画了十多年，却影响了整个巴洛克时代，影响艺术史。卡拉瓦乔是光与影的大师，他笔下的场景总在一半光明、一半黑暗中，大面积黑暗让人陷入惊恐与沉思，光线焦点揭示出画的主题，让人震动又惊讶，充满对比的张力。在卡拉瓦乔之后，无数画家试图效仿他的风格，以至于整个17世纪的意大利绘画都能见到大面积黑暗与戏剧化的光源。

在弗朗切斯圣路吉教堂，能见到卡拉瓦乔的两幅著名的作品。其一是《马太的召唤》：在平凡破落的酒馆中，老人、孩子、戴羽毛帽子的骑士围着桌子坐着，耶稣隐在暗中，英俊的面孔被帽子遮挡出阴影，但目光凝注，马太用手指着自己，一脸惊奇，似乎在问，是我吗，金色的阳光从天而降，伴随着耶稣的手指：你，就是你了。另外一幅杰作是《马太的受难》，他将这幅画画得戏剧化十足，如同街角的一次残酷的暴力袭击，不同于以往宗教作品的神圣，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力量，惊愕的面孔在黑暗中围绕，马太倒在地上，光线中心和视线焦点却落在犯下罪行的刺客身上，让虔诚者惊骇。在圣奥古斯丁教堂有他的名画《朝圣者的圣母》，画面极具真实感，贫穷、衣衫褴褛的朝圣者和邻家少女般的圣母拉下了宗教画的高不可攀。同样的作品还有《圣母玛利亚的死亡》，平常的农舍房间，倒下的红衣女人，世俗而有重量的肉体，远不像传统圣母画那样缥缈，但更打动人的情感。除此之外，还有在波各赛美术馆保存着《手持歌利亚的大卫》，画面中包含着惊心动魄的一幕：画家自己的头颅被割下。他将自己绘入画中，但不是少年英雄大卫，而是被杀死的巨人歌利亚。那鲜血和喊叫的面孔，那挣扎的灵魂，穿过画布，直达人的心底。卡拉瓦乔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赎罪。

罗马更是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城市。这两个人类历史上天才中的天才，文艺复兴英雄，都在梵蒂冈留下他们一生的巅峰之作。

1506年，米开朗琪罗受教皇朱利安二世委托，绘制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壁画，为了这项任务，米开朗琪罗发明了高架，仰头画了四年，颈椎受损，肌体受到极大痛苦，才留下最后无法匹敌的壮丽磅礴。旧约神话依次排列，从创世到洪水，当上帝为亚当赋予灵魂，那一刻指尖相对，成为永恒的寓言。巨大的先知排在两侧，外侧是古犹太祭司，内侧是希腊女先知，比人类形体更巨大，目睹着人类的神话上演，在伊甸园堕落，在洪荒中救赎。小教堂后墙是最后的审判，绘于1535～1541年，强健的基督在末日大水的中央，成为光晕，千百人环绕四周，形成圆形构图，一个方向上升，一个方向坠落，无数栩栩如生的面孔，有惊惧、愤怒、痛苦、喜悦，庞然复杂而层次丰富。西斯廷小教堂是一生无论如何要看一次的地方，毫无保留的美和宏大，什么样的照片都无法传达现场令人震动的感觉。

拉斐尔则为梵蒂冈贡献了最经典的壁画。在传世经典《雅典学园》中，拉斐尔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放在透视的焦点，视线的中心。哲学家各自按照才华展示自己，每个人性格都在脸上。台阶下左侧坐着毕达哥拉斯，右侧坐着欧几里得，都在埋头计算。第欧根尼慵懒地躺在台阶上，赫拉克利特则孤单地低头沉思——哲学的意境尽在颜色里。

《雅典学园》是拉斐尔为梵蒂冈教皇宫绘制的四幅主题壁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为神学而画的《圣体的辩论》和为诗歌而画的《帕尔拿索斯》以及为法学而画的《德，善与法》。这几幅画无不典雅而优美，尽管人物众多，却不显得拥挤庞杂，画面井然有序，人物优雅，构图层次清楚，有着精确和谐的几何美感。在另一个房间中的壁画却显出与此静美截然不同的动感，《被逐出神殿的赫利奥多罗斯》描绘了借基督神力将侵略者逐出耶路撒冷的故事，《波尔宫火灾》画出了在大火中逃亡而挣扎的人们，生命的力量在悲哀中和大火一起燃烧。这几个房间被称为拉斐尔室，凝聚了拉斐尔多年辛勤的努力。

拉斐尔最美的杰作也收藏于梵蒂冈美术馆。《基督升天》——拉斐尔晚期的完美之作。画面色彩的纯净饱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浓郁，却又清透，光影纵深，像雨过天晴的空气，沁人心脾。画面中，人物表情丰富，前景的群众在暗处，层次清楚，有人怀疑，有人不屑，抹大拉的马利亚用手指着一个患病的小孩，与反对者辩论。背景中基督在天空里，圣彼得和圣约翰在两旁，被震惊的使徒倒在地上。天空色彩空灵，和前景形成鲜明对比，夺人眼目，戏剧性的对比带来向上的超脱。透彻而美，一幅值得久久流连和凝视的画作。

最后，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最重要的胜景——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是世界第一大教堂，最壮观的教堂。梵蒂冈的建筑、绘画、雕塑之美汇于一身，点燃了几个世纪的信仰。教堂前广场由贝尼尼设计，两道环形走廊由教堂伸出，围绕着中央的方尖碑，像一把钥匙，又像两只手臂，拥抱来自世界的信徒，环廊顶端是140尊形态各异的圣徒雕塑，逼真如有灵魂。整个广场的设计晚于教堂主体，贝尼尼恰当地选择了分寸，既不喧宾夺主，又足够大器恢弘。教堂本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古罗马穹顶的复兴，希腊立柱的庄严，都得到了现代最饱满的阐释。教堂内部极壮观，巨大得无法尽揽的空间尺度，肃穆的大理石结构，十字形构造，十字交叉的中心是圣彼得墓穴，墓穴覆盖着贝尼尼的杰作青铜华盖。让人呼吸停滞的是教堂庞大的穹顶，仰头望不见细节，二十余米的直径，完美的球拱，穹顶构成罗马全城的制高点。穹顶壁画盘旋上升，仿佛一直升入天国。穹顶由布拉曼特起始，拉斐尔接手，米开朗琪罗主持，最后直到17世纪的马泰尔才完成，历时一百余年，在人类建筑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圣彼得大教堂中，能见到米开朗琪罗哀伤而美丽的雕塑《圣殇》，圣母马利亚年轻的面孔美丽温柔，怀抱着死去的耶稣，脸上呈现出含蓄却无限深沉的悲伤。这是如此成熟完美的杰作，以至于当时的罗马评论界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年轻的米开朗琪罗所作，米开朗琪罗一气之下趁夜在雕塑的衣襟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那年他23岁，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签名。教堂中还有无数栩栩如生的雕塑和绘画，48座讲坛，390座雕塑，790根立柱，丰富和瑰丽到了奢侈的程度，贝尼尼雕塑的教皇塑像，拉斐尔绘制的壁画，其中任何一件拿出去到普通教堂，都是值得大肆宣扬的宝贝。看得久了，人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很多时候观赏艺术作品，我们总希望懂行的人能给讲解其中的涵义，讲解风格、流派、历史背景、表现手法和历史地位，甚至包括画家的思想、哲学含义、政治主张。似乎不知道这些，就不懂得欣赏一件作品。这让我们时常羞赧于谈论，生怕出错。然而在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你不必懂得任何艺术理论就可以欣赏那些美，因为它们是如此直接，如此平白，如此震撼，直达人心，不需要任何佶屈聱牙的解释。你在那里，美就在那里。

参观圣彼得教堂那一天，我胃疼难忍，身体轻微颤抖，这让四周的一切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震撼效果。身体的震颤和眼睛里的壮观交融在一起，让世界升入天空。

罗马，一个让你的眼睛不能歇息的地方。

<h3>教皇的力量</h3>

圣彼得大教堂建于彼得下葬的地方。

彼得是耶稣最重要的门徒，耶稣曾问彼得他是谁，彼得回答说是上帝之子。耶稣于是说彼得是教会的基石，交给他天堂的钥匙。罗马教廷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彼得曾担任罗马主教，在这个过程中，被罗马处死，头朝下脚朝上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罗马郊外，后世朝圣者将这个地方变为宗教集会之地。两百余年之后，康斯坦丁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殉难，在传说中他下葬的地方建起了纪念堂，这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整整1900年，没有人真的发现圣彼得的遗骨，直到1939年，在清理地下墓穴的过程中，教士们发现了一具缺少脚掌的尸骨，经科学鉴定，确实属于公元1世纪。

在彼得死去的地方，同样建立起来的还有教廷。教皇作为彼得衣钵的后继者，接过彼得留下的钥匙——天国的钥匙。罗马教会因此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教会之上的统治机构，罗马也从此成为一千余年的宗教中心。

早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前，基督教的力量就已经进入罗马城。耶稣的最重要追随者保罗和彼得一样，在罗马传教。保罗和彼得都死于罗马，他们一个人发展异族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关键人物，另一个受耶稣亲自授权，成为基督教的基石。在后世宗教艺术中，我们总能看到保罗和彼得站在耶稣两侧，一个人执剑，一个人执钥匙。他们是最关键的两个人，是他们奠定了罗马的地位。

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帝国的力量转移到东方，一方面是位于今天土耳其的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是包含今天德国、奥地利周边的神圣罗马帝国，两大帝国都将自己当作古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者。罗马本身失去政治力量，只有教廷却作为纯粹的宗教中心留存下来。

这种留存对文明来说是重要的。中世纪的世界与现在大有不同。至少有500年，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文明在一种近乎消逝的荒漠状态中。那时文字消失，科学消失，艺术家消失，国王甚至不会读写。哲学家的学园不在了，历史学家也不在了。世俗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空白中，对希腊罗马的高度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教会保留着旧日文化。教会保持着写作的传统，教育一代代进行，修道院中的语法和修辞学记住西塞罗和维吉尔，虽然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消失，但教堂艺术成为了这段时间仅存的艺术。中世纪的格局亦是分散的，那时没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领土之分，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世界是凌乱的，国王林立，诸侯分封，战争在任意一方和另外一方之间进行，没有国界主权，没有国籍。一盘散沙中，唯有罗马还能算得上文明的焦点。

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教廷只有精神意义上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力量。直到丕平——我们曾经见过的矮个子法国宫相——献给教皇一片土地，教皇才有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交换，丕平的篡位得到教皇的认可。公元800年，教皇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加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不仅对于查理曼是新的帝国，对教皇也意味着新的帝国。从此教皇有权力为国王加冕——换句话说，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

教皇国的时代由此开始。从10世纪起，强力教皇就抓住一切时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教皇对英王的婚姻发表意见，对法王的继承表达观点，更与统治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竞争。教皇总是想将自己置于国王之上，而国王当然不想。教皇与国王的斗争从未停止，总有强硬的国王想脱离教会控制，也总有强硬的教皇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是斗争的主线。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民族的多个王国组成，这些国王与教皇一起选举帝国皇帝。这是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看似合作，其实竞争，结果常是两败俱伤，但教皇国的地位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缠斗，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将其废黜，逼迫亨利在雪地里跪拜谢罪，而亨利回到王座之后立即回头攻打罗马。格里高利宣布了教皇的许多绝对权威，使许多小国臣服于脚下。乌尔班二世继承格里高利，他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十字军东征，将整个欧洲卷入世界大战。

12世纪持续上升，到了13世纪，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英诺森三世使用狐狸一般的手腕，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让奥拓四世受其压制，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土壤，制裁了英王约翰，使其向自身纳贡。这一时期的教廷很有能力，教皇们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格里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二世加以绝罚，又开创宗教裁判所。腓特烈二世转而在西西里大败教皇的军队，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新上任的英诺森四世却毫不留情，不仅重新宣布了之前撤销的绝罚，而且拉拢势力反对腓特烈，并在战役中击败皇帝。四年后，腓特烈突然去世，霍恩斯陶芬家族中断，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长达19年的空位期。

1254年到1273年，帝国没有皇帝，游戏暂停了，如同弃权的选手留下发呆的胜者。

1261年，我们来到空位的中央。在这短暂的缝隙中，我们见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也见到顶峰之后裂隙的阴影。这是教皇国最鼎盛的时候，也是鼎盛的终结。

在权力的高峰时期，教皇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们有权力任命各地枢机主教，也可以监管所有主教，再由主教监管所有教士。他们能影响国王任命，更可以决定对国王的开除教籍，从而罢免。他们能挑起战争，建立联盟，加入其中一派，决定战争走向。他们能向天主教世界的所有地区征税，积累巨大财富。

这一切在14世纪不可避免地下滑。克莱门特五世统治时期，教廷经历了巨大的衰落。教皇被法国国王挟持到阿维尼翁，从此法国选举了新教皇，宣布为正统，罗马尽管重选教皇，与法国对峙，但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英国是法国敌人，因此支持罗马，苏格兰是英国敌人，因此支持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两地各立教皇、各自为政的大分裂。这是教廷受到羞辱的时期，重新的复兴要等到15世纪——艺术复兴的世纪。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几乎不能理解中世纪怎么会屈从在这样的教会之下。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永远有另一面，教皇中的很多实际上是以仁慈、饱学的形象出现，他们救济穷人，资助科学，是艺术最大的支持。他们自身研修神学，教皇国的创立者格里高利一世就被封为神学四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我们在米兰提到过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贝尼尼由教皇聘请，卡拉瓦乔受教皇庇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由教皇出资。可以说，教皇一方面野心扩张，另一方面又将这扩张转化为绚烂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罗马教廷的无上地位，就没有今天罗马的灿烂。后世的新教的改革讲究朴素的风格：朴素的建筑、朴素的仪式、朴素的理论，这更容易贴近人心，但是新教的国度再也没有宗教罗马式的瑰丽。

事物的阴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风景。

<h3>针尖上的天使</h3>

1261年，一个相对寂静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罗马换了新的教皇。同时，有一个学者静悄悄地进入罗马。他受乌尔班四世的邀请，前来讲学。他发表了一些演说，很快就离去了。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杰出。

这个人叫做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一个学者，在巴黎读神学，后来在巴黎和意大利一些地方做过神学教授和修道院院长。从生平事迹看，他是很普通的一位学者，游历讲学，潜心著书。但从几个方面讲，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学者，而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中世纪神学哲学集大成者，著作成为天主教主流的圣典，14世纪被教会封圣，与神学四位圣者比肩。另一方面，他又是文艺复兴的引路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人，他讨论的理性问题将古希腊哲学重新揭示给世人，从而引申出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另一个时代要开始。

十字军东征是长达两百年的漫长战役，西方入侵东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争夺圣城耶路撒冷。这过程中有英勇壮烈，也有滑稽可笑，最后的结果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收获：东方世界中保留的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隐没无闻长达10个世纪之后，终于又被带回了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的著作经由几个世纪阿拉伯文的保存，最终翻译成拉丁文，带给中世纪的学者极大的震撼。

阿奎那是后世的先驱。他提倡理性，认为人可以用理性观察世界、思考世界，从而理解上帝。这和中世纪前期人们通过冥想、苦修、沉迷和仪式的方式大相径庭，阿奎那观察世界，建立命题，逻辑推导，理性解释。这为后人的突破奠定基础。

阿奎那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他的先人奥古斯丁曾经将新柏拉图主义引入神学，而他则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纳入了基督教的框架。他提出过最著名的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的某种延伸，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运动都有推动，所有变化都有原因，阿奎那便将最终的推动、最终的原因赋予上帝，他延续了中世纪独有的思维方式：一切事物中最高、最好、最完美的事物存在，它即上帝，因而上帝存在。与亚里士多德解释宇宙的思路不同，阿奎那像其他神学思想家一样，关心的是创造问题，他试图解释的不仅是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而且是这个世界为何存在。

这些思想到了我们手中，仍然有它独特的启发意义。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其中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常常受人嘲笑，认为那时学者思考的问题都只是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些根本问题。事实上，中世纪的哲学家思考了很多相当困难的问题，比如宇宙起源、灵魂的由来、意识与存在、秩序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后世困扰着哲学与科学、因而推动知识大发展的问题。即使我们现代人否定了中世纪的答案，也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基督教的圣人有许多有独特的个性，传说中，与阿奎那几乎同时代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鸟儿对话，使鸟儿环绕在他身边，受他的声音吸引，他向鸟儿传教，它们都不飞走。在画中，圣方济各总是在一片花草和鸟儿的陪伴中。认识这些圣徒的标志是有趣的。在看画的时候，这让我们能认出画中的人物。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早期的人，被乱箭射死，画中身上布满箭的就是他。圣杰罗姆的书案上总是有一颗骷髅头，与长着翅膀的牛相伴的是圣路加，圣约翰的标志是鹰，圣马可是狮子。圣司提反被石头砸死，因而画中总是出现石头。圣洛伦佐死于烤肉架上，在画中也总是重复被炙烤。圣凯瑟琳被一只轮子绞死，因此画面中总是出现残破的轮子。当然，还有与剑相伴的圣保罗、手执钥匙的圣彼得。

宗教画中的圣徒以他们赴死的姿态和沉思冥想的虔诚感动着后人，在教堂大殿里，震人心魄。这是基督教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方式，没有这些艺术，感召的力量会大打折扣。基督教在受难和施难方面都有丰富的历史，他们受到镇压，圣徒赴死，但在中世纪亦曾镇压异端，将人处死。这充满血腥的历史既有圣洁亦有罪恶，在面对那些将血肉永远留在眼前的画时，一切有关于苦难与迫害的问题都被提上人的心头。

历史的脚步走到13世纪，走到中世纪的顶峰。这是神与人共同的世界。时代隆隆作响的脚步已经在远处隐隐可闻。

经过两个世纪的低沉，教会在15世纪开始复兴，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在16世纪初由教皇朱里奥二世出资建筑，为了纪念罗马教廷重新回到罗马。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从宗教世界破茧而出，由轻微到聚集，再到震撼世界响彻云霄，那就是——文艺复兴。

<h3>旅游指南</h3>

罗马－梵蒂冈

中世纪

1．梵蒂冈博物馆和画廊：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国度，教皇千年积累的艺术杰作都收藏在其中。古希腊罗马馆中，有最著名的雕塑《阿波罗》和《拉奥孔》，在三间“拉斐尔室”中有《雅典学园》和《耶路撒冷的洗劫》等壁画，画廊里有拉斐尔的《佛利格诺的圣母》和《基督升天》等名画，而这仅仅是全部精品中少数最出名的，精品数不胜数。

2．圣彼得大教堂：如果欧洲只能选出一个景点，我个人的推荐是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廊柱、穹顶、建筑设计、雕塑和壁画，每一件都是名家名作，都可以在艺术史上写下重重一笔。进教堂的服装检查非常严格，短裤和无袖上衣不得进入。

3．西斯廷礼拜堂：位于梵蒂冈内，米开朗琪罗按照《旧约》绘制的天顶和《最后的审判》，四周有波提切利和吉兰达约等名家壁画。

4．弗朗切斯圣路吉教堂：卡拉瓦乔壁画《马修的召唤》；圣奥古斯丁教堂：卡拉瓦乔壁画《朝圣者的圣母》。

5．圣阿格尼斯教堂：波洛米尼设计的曲线优美的正面；广场上有四河喷泉，贝尼尼设计。

6．维多利亚圣母教堂：圣苏珊娜大街，贝尼尼的雕塑《圣特蕾莎的狂喜》；圣方济各教堂：贝尼尼雕塑《祝福的路易莎》；巴贝里尼广场：贝尼尼特莱顿喷泉。

7．波各赛美术馆：罗马最重要的艺术馆，存有贝尼尼、拉斐尔、卡拉瓦乔重要作品。

《中世纪哲学精神》

［法］吉尔松（1884～1978）　沈青松译

自文艺复兴以来，反击神学哲学的书籍远比澄清和辩护的书籍多。中世纪的哲学往往被纳入神学领域，普通教材谈到哲人，常常从柏拉图跳到启蒙运动，对中间过程一带而过。

然而中世纪哲学自有其深意所在。《中世纪哲学精神》想要澄清的就是这一点。这是一本难得的耐心之作，从每一个环节，试图还原中世纪哲学家思考的方式和其中有道理的地方。

中世纪哲学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理性，他们如此重视思索自我和意义，从自我深入，寻找天主的存在，将万事万物放入意义的框架，这种深入和自省都是我们现代人深深匮乏的。

“假如我们当代人不再像莱布尼兹那样毫不犹豫地引用《天主之城》和《福音》，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逃脱了两者的影响。

“天主教哲学家所自问者，是在他透过信仰相信为真理的命题中，是否有一些也可以由理性来认识为真理？”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意］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马清槐译

托马斯·阿奎那开创了后世称作的托马斯主义。他是中世纪与现代的分野，从阿奎那开始，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读和对理性的重视开启了现代思想的蓬勃。正是阿奎那强调对自然的观察——在他之前，受到奥古斯丁影响，人们更重视内心的体悟——以理解神的光辉，才使得在他之后，自然万物重新回到哲学的聚光灯下。

阿奎那在政治上最著名的贡献就是对自然法的论述。他的理论框架自洽、符合逻辑，在宗教的时代背景中也显得合理。他由神的存有推导出人世间应有的政治模式，他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亚里士多德命题，并将其成功地纳入神的框架。他和孟子在论述善政与暴政时有诸多相像，但出发点和论述过程都有许多不同。

“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性质……这种法律我们称之为永恒法。

“理性的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神的智慧，并由此产主一种自然的倾向以从事适当的行动和目的。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

“在推理时，我们从天然懂得的不言自明的原理出发，达到各种科学的结论，这类结论不是固有的，是运用推理的功夫得出的；同样地，人类的推理也必须从自然法的箴规出发，达到其他比较特殊的安排。这种靠推理的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就叫做人法。”

《发现教堂的艺术》

［英］理查·泰勒（1967～）　李毓昭译

对于一次欧洲的旅行，这本书是非常有帮助的旅行助手，很可惜在我们出发之前并没有读过。这本书并没有很深的教义或美学哲学，而是非常清楚明白地讲了教堂各种艺术元素中蕴含的意义。欧洲的教堂是最美的景点，理解这些元素，对欣赏教堂意义非常。

作者分教堂陈设、神学概念、圣经故事、动植物和符号几大方面介绍了教堂的方方面面，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意象足够写出很多本不同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圣经故事和圣徒，关于如何辨认一个故事和一个人物，以及这个人物的象征和器物，在欣赏宗教绘画的时候，这是必要又必要的基础知识。作者并没有加入对基督教的宣传或贬损，只是讲述含义，言简意赅，清晰隽永。

“有时候语言是一种造成困扰的媒介，象征和图像可以在超越智识的范畴中派上用场。

“十字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象征，虽然它在教堂里的意义很复杂。依照绘制或呈现的方式，十字架能使人想到牺牲和死亡，或者爱与希望。

“没错，许多教堂都在向我们展现其历史的切面。是的，教堂往往是精雕细琢的美的艺术品，但教堂的精髓还是在于其精神力量。没有精神力量，教堂就会变成空荡荡的房子。仅仅称赞教堂的美和历史，就好像只是在称赞莫奈作品的画框一样。”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公元1504年

整个欧洲之旅来自儿时的梦想：这辈子，一定要找机会去一次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小时候心里的圣地：花都，浪漫与混乱的城市，黑帮与天才的地方。小学时看过一部漫画《花冠安琪儿》，故事里的佛罗伦萨有鲜花环绕、宝剑骑士、爱情私奔和风流画家。少女无意中卷入阴谋，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和神奇力量，发现名画的秘密，拿波里王子寻求复国，教皇英俊的私生子谋取霸权，达·芬奇奇妙的军事发明改变世界。阴谋和魔法在这里汇集，天才和恶魔有亦正亦邪的面孔，灿烂的艺术和朝气蓬勃。这一切在孩童时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文艺复兴，哦，是的，伟大的文艺复兴。

长大之后学习到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开始了解文艺复兴艺术真正革新的地方，文艺复兴远非想象中的浪漫，但动荡与激情却是历史的真实。文艺复兴艺术是像寒武纪生物爆发一样的生气蓬勃，从漫长的寒冬，一跃跨入轻歌曼舞的春的世界和狂风暴雨的夏的海洋。

文艺复兴的繁荣不是平静的繁荣，混乱是其最好的形容词。司汤达在《意大利绘画史》序言中对意大利当时的状态作了最鲜活的描述：小暴君当道，各自为政，每天更换统治者，为自身利益野心蓬勃，快乐享受。毫无疑问，这不是良好的文明秩序，但是司汤达说，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诞生伟大的文艺复兴巨人。混乱与绚烂、野心与朝气，意味着同一个特点：激情的活力、旺盛的才能、革新的精神。

佛罗伦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

<h3>艺术大师的较量</h3>

1504年，佛罗伦萨。

清晨的领主广场露水微澜。晨光勾勒出建筑剪影，天空碧蓝如洗，晴朗无云。百花圣母教堂色彩明艳，新装的铜门熠熠生辉，浮雕里的人物被阳光照亮边缘。石板路面泛起微光，苏醒的城市商旅云集活跃。很多人聚集到领主广场，马车将石板踏得嗒嗒作响。这是共和国一个欢欣的年份。市政厅韦奇奥宫（老宫）刚刚经过修整，大门新鲜敞开，门口竖立着巨大而崭新的白色雕塑。

韦奇奥宫大厅需要两幅雄浑的壁画，市政府找来了两位当时最有声誉的画师，各自绘制一面墙。壁画的尺度巨大，题材是佛罗伦萨的光荣——共和国的战役。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历史交锋，市政官、教士和艺术家在广场上来来往往，翘首以待。

这两位画师，一位叫达·芬奇，一位叫米开朗琪罗。

1504年，达·芬奇刚从米兰回到佛罗伦萨不久，声名显赫。

达·芬奇出生在佛罗伦萨外一个叫做芬奇的小村，达·芬奇就是“来自芬奇”的意思。达·芬奇早年在佛罗伦萨跟老师韦罗奇奥学画，师徒二人一同受雇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之子，豪华者洛伦佐。达·芬奇从磨颜料开始，过渡到画花草，画次要人物，画主要人物。他很早就展现出过人才华，帮韦罗奇奥绘制一幅油画的时候，他作为助手所画的圣约翰技法高明，老师看到之后，认为已经超过了自己，就决定就此封笔，不再绘画，专心雕塑。韦罗奇奥的雕塑至今仍留在佛罗伦萨。

1482年，达·芬奇因一些不为人知的理由，选择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米兰。他给米兰大公写了一封自荐信，列举了九条半自己在建筑、军事、机械、战略攻防方面的突出才能和半条自己在雕塑与绘画上的才能。1482年到1499年，达·芬奇在米兰度过了重要的时光，他成为城市攻防的设计师兼米兰大公的军事顾问。他设计了一系列奇妙的机械设备，尽管有很多不能付诸实施，但其想象力和超前的机械技术知识令人惊叹。他观察大自然，留下了一系列自然笔记；他研究了人体解剖和光线透视，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画风；他绘制了极美的《岩间圣母》和《最后的晚餐》。1500年，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已是公认的艺术名家，在美术界地位很高，他成就显著，性情倨傲，喜欢绘画的优雅整洁，不喜欢雕塑劳苦粗糙。他接手韦奇奥宫的壁画同时，也开始绘制未来的名作《蒙娜丽莎》。

1504年，米开朗琪罗刚从罗马回到佛罗伦萨不久，初现峥嵘。

米开朗琪罗同样是在年少就开始在佛罗伦萨宫廷学艺，同样是从小就展现出过人才华。他15岁时被豪华者洛伦佐看重，进入美第奇府邸学习雕塑。学习的过程中，他按罗马风格雕了一个小天使，埋入土中，做出古董的脏旧效果，最后再挖出来卖给当时的古董收藏家，竟然通过了专家鉴定。

1492年，米开朗琪罗的发现者和庇护人洛伦佐去世，政治斗争开始，米开朗琪罗失去依靠，逃亡到罗马。在罗马，米开朗琪罗完成第一件天才奇迹《圣殇》，留在圣彼得大教堂。之后，米开朗琪罗接受教皇委托，设计教皇陵墓。这次任务没能完成，米开朗琪罗欠下委托费用，不得不逃离罗马，这为5年之后他被迫绘制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埋下伏笔。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接受了当时无人敢接受的挑战性任务：用一块5米高的完整大理石完成一座雕塑。这任务太宏伟，大理石已放置多年，无人承担。49岁的达·芬奇对这项任务不置可否，26岁的米开朗琪罗年轻气盛，主动承担，用最大胆的激情和不顾一切的辛苦完成了任务。雕塑的过程中，米开朗琪罗完全相信自我，当委托人对雕塑指指点点的时候，他假意答应修改，爬上梯子，撒下一把粉末，让底下的人看不清，结果未作任何修改就爬了下来。1503年，雕塑《大卫》完成，完美的身体，愤怒的眼神，古典而充满力量的风格，一座庞然大物如同神祇，傲然立在了韦奇奥宫的门口。

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一生的交集不多，达·芬奇年轻的时候，米开朗琪罗尚未出世。米开朗琪罗进入美第奇家族的时候，达·芬奇已经前往米兰。1504年，二人接受了壁画的任务。这是两个人一生唯一一次相互面对。

达·芬奇选择画的是安吉里之战，从他流传后世的草稿看，他所关注的是战争的动感。狰狞咆哮的面孔，扬蹄冲锋的马，碰在一起的刀，跌落马下的人。这样的动感在文艺复兴前的绘画中还从未见到，它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给后世极大影响，尤其是19世纪浪漫主义。米开朗琪罗选择画的是卡辛那之战。他没有直接描绘战场，而是描绘了在岸边洗澡的战士，褪去了军衣的战士挤在一起，赤身裸体，相互牵制，有两只手从水中伸向天空，宛如在命运的河边挣扎，作拼死的抗击，画面令人惊骇，张力十足。

1504年，有一个更为年轻的画家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名字是拉斐尔。

<h3>最重要的家族</h3>

在大师们如蜻蜓点水般零星的交集中，有一个名字异常醒目。能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连接起来的唯一的名字应该就是这个名字——美第奇。佛罗伦萨是传奇之城，美第奇家族是传奇的家族。

佛罗伦萨有一段独特的共和国的历史。所谓共和国，非常类似古希腊罗马的城邦，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度，由城市的居民自行治理。

城市是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新鲜事物。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分裂成若干小国，每个小国又分裂成若干领地，每块领地再分裂成许多庄园。中世纪庄园就是一个小世界，一座小城堡，城堡四周建造有防御工事，围绕着城堡是大片村庄与田园。村庄里的居民隶属于庄园领主，为领主种植粮食、蔬菜与水果，养殖牲畜，接受领主的保护和仲裁。庄园与庄园之间的沟通很少，人的流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世界贸易不发达，通用货币也不具备。中国古代为地主工作的农民固然不少，但还有很多家庭自耕自织，以市场买卖，而欧洲中世纪的村民通常都隶属于某位领主。

直到13世纪、14世纪，这样的局面才渐渐消融。大范围贸易开始重新兴隆，自由的行路者和生意人脱离了庄园，聚集到新的地方，集市和商铺逐渐凝聚成为新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人们如是说。市民们既不属于贵族领主，也不属于农民。他们因为摆脱了身份约束而跃跃欲试，因为尝到富有的滋味而野心勃勃。金钱的力量复兴了。金钱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曾经非常发达，有人拿着印有恺撒头像的金币去请教耶稣，但在中世纪各自为政的庄园小天地里，货币经济像其他文学艺术一样蛰伏沉睡了，沉睡了600年。是城市让货币苏醒。买卖需要交换，货币需要兑换，远距离贸易需要保证，生意需要借贷，于是银行出现了，新的富人出现了。格局的动荡与变革随之而来。

佛罗伦萨是漩涡的中央。

佛罗伦萨是贸易中心，地处意大利中部，靠近各大运输口岸，既方便通过海洋沟通东方，又方便由北方的陆路沟通英法和尼德兰。世界各地朝圣的信徒也要经由佛罗伦萨。渐渐地，弗洛林——佛罗伦萨发行的硬币——成为通用货币，随着贸易带到世界各地，在任何国家都能得到认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开始获得地位，他们发行货币，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利用贷款获得巨大的财富，在他们的账目上，赫然列有借给英王和法王的巨额资金。他们赶超了贵族，靠金钱获得土地与贵族对抗。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联盟，争夺对城市的统治权力。

但丁就诞生在斗争的环境里。13世纪，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和富有的商人家庭，长大之后卷入斗争，成为代表富裕市民的“白党”主力。在斗争中，他受对手打击，被城市放逐，在放逐中因悲哀写下永恒的诗篇《神曲》。《神曲》献给他青梅竹马的女孩——早逝的比丽阿特斯，他一生的爱。他在诗中和精神导师维吉尔一起走过地狱、炼狱与天堂，将他的时代和逝去的古代并列，让放逐他的对手在地狱中一一就位，让他崇敬的圣人在水晶天上闪闪发光。

他的诗篇在放逐中成为永恒。但丁死在异地他乡，葬在异地他乡，佛罗伦萨直到他死后才恢复他的地位，为他立下衣冠冢，供人凭吊。但丁故居在佛罗伦萨的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没有任何醒目标牌，然而70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依旧游人如织。

但丁死后，斗争仍然继续。佛罗伦萨的新兴富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政府——城市共和国。有财产的家庭组成政府，按照贡献分享权力。尽管当时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三能够参与统治，但相比旧日贵族而言，也是一种开放。塞卢塔特将人文主义带入政府的统治，强调个人性、人文知识和世俗世界的责任。这形成了一种长达百余年的开放与活跃，尽管家族间政治权力仍然斗争，推翻与阴谋仍然上演，放逐与回归仍然频繁，但受过教育、喜好哲学、跃跃欲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哲学家开始进入富人的府邸清谈，雕刻家和建筑师给富人建筑彰显地位的宫殿，画家献上绘有这些家族面孔的画作。

到了15世纪，佛罗伦萨富有的家族中积累了一种崇尚新鲜思想与创造的活跃氛围。他们一方面极端富有，另一方面热爱新事物和享受生活，于是，一种投资于艺术的强大风气形成了。如同风吹过篝火，酒席点燃，宴会拉开大幕。

美第奇家族就是在这过程中崛起的最重要的家族。

从1434年到1737年，美第奇家族在意大利无数的战争、政变和局势争端中屹立不倒，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的多次革命，可以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代，这相当于中国某一家族从清帝国到民国、从抗战到新中国一直保持强大，我们懂得这有多神奇。和佛罗伦萨早期的很多家族类似，美第奇由矿产和投机起家，经营银行业，财富迅速积累。此后，他们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送出多位领袖人物。300年间，家族中出过许多位共和国领袖，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皇后，势力遍及欧洲。

美第奇的崛起从一个人开始：科西莫·美第奇。科西莫的父亲乔凡尼是成功的银行家、最早奠定家族财富的人。科西莫曾经被放逐，并在1434年回归，这个年份因而标志着家族崛起。科西莫精明、能干、广交朋友、广受欢迎，回归之后，他成为佛罗伦萨的第一公民，反对他的家族挑起内战，但因为支持者太少，以失败告终。科西莫在有生之年奠定了家族的显赫地位。他赞助艺术家，出资慈善，修建教堂、公共设施，让佛罗伦萨成为今天的样子。科西莫死后，他的孙子——豪华者洛伦佐·美第奇继承了佛罗伦萨的统治地位，他也同样慷慨付出，赞助大量艺术创作，在宫廷内聚集来自各处的画家与诗人。

美第奇家族资助庇护了无数位杰出的艺术家。除了我们熟悉的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文艺复兴早期最重要的开拓者：马萨乔、布鲁内列斯基、多纳泰罗、吉贝尔蒂和波提切利，也都是美第奇家族走出的天才。马基雅弗利为美第奇工作。100年后，伽利略受到迫害之时，美第奇家族提供了庇护，使伽利略躲避了教廷的迫害。1709年，美第奇家族乐团管风琴师克里斯托弗在美第奇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钢琴，从而开创了新的音乐时代。

美第奇的历史，在这些天才的光芒中散放出光芒。美第奇家在佛罗伦萨留下各种踪影，遍布各个角落。美第奇府邸今天已经可以参观，四方形的庭院古典而有书卷气，美第奇书房在府邸中，亦可参观。府邸隔壁圣洛伦佐教堂是家族教堂，它有粗糙的外表和美丽的内堂，其小礼拜堂内有米开朗琪罗晚年的杰作：美第奇家族陵墓。陵墓上的雕塑《昼》、、《晨》、《昏》是米开朗琪罗晚年风格的探索，它们不再精雕细琢，但形体姿态蕴含着悲痛的张力，令人感动。百花圣母教堂由科西莫·美第奇出资建造，它是佛罗伦萨的标志，也是文艺复兴的标志。它的颜色如鲜花灿烂，室内简洁明亮，地面的图形彰显出文艺复兴对几何的热爱。它的穹顶开创了文艺复兴建筑新纪元。乌菲兹美术馆亦是科西莫的手笔，这座全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原本是美第奇家族办公和处理政务的地方，1765年开始作为美术馆对外开放。它收藏着10万余件艺术珍宝，其中包括曾经在美第奇府中创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美第奇音乐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家族收藏的珍贵乐器和世界上第一台钢琴的诞生。

所有这些美第奇家族留下的痕迹，如同他们的历史，已然成为传奇。

<h3>胜景：文艺复兴</h3>

我愿用一切与灿烂有关的词语形容文艺复兴。这是强大的个人的历史。

文艺复兴的群体意义和社会意义是后人赋予的，但在那时，那些强力的天才关注的是个体，是宇宙的秘密和自身的意义。他们激情、骄傲、富有才华、不断探索，做事不讲规程，充满个性，对人对事桀骜不驯。他们每天都在创造，不断创造，除了创造不关注别的事情。他们将生命力扩张到最大，野性的心灵与天地同高。

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文艺复兴第一位诗人，在他之后，彼得拉克开创人文主义先河，他赞颂个人，讲述自身的历程和个性。他的自传是自奥古斯丁之后一千余年里第一本自传。薄伽丘是彼得拉克的好朋友，他将人文主义讲给佛罗伦萨的家族，这种思想在新兴的统治家族之间迅速传播，获得巨大共鸣，成为下一代年轻人教育的范本。

早期的文艺复兴大师们无不兼具才华和个人特色。他们毫不介意竞争，也不吝啬于展现自己。他们时常迸发惊人之语，完全按照内心做事。他们在宫廷开怀畅饮，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最后的作品也常显出宴饮般的欢愉。

在百花圣母大教堂建筑的过程中，共和国曾经举办雕刻比赛，以以撒献祭的故事为题，悬赏胜者，以决定教堂新铜门雕刻的委托。两个重要竞争对手是吉贝尔蒂和布鲁内列斯基，布鲁内列斯基的雕刻自然，却不够紧凑，然而吉贝尔蒂胜在了构图——他没有按照惯例表现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恭顺，而是将以撒雕刻成一个昂首挺胸的男孩，似乎主动迎向上帝的命运，戏剧性强，人物生动优美。吉贝尔蒂于是一举获得胜利，得到了铜门雕刻的委托权。

吉贝尔蒂不负众望，完成极美的杰作，在雕了最初的两扇青铜门之后，又雕了两扇金色铜门。这两扇金色大门是雕刻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后来被米开朗琪罗称为“天堂之门”。它开创了文艺复兴雕刻的典范，人物细腻飘逸，姿态轻柔，像要凌空而去，充满灵巧和动感，不再像中世纪浮雕中人物的静态单一。两扇门分成十幅小画，表现了旧约中的十个故事，它的原作已被收藏，副本至今仍是大教堂洗礼堂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倔强骄傲的布鲁内列斯基输给年轻的吉贝尔蒂，一气之下从此放弃了雕刻，专心于建筑，这本是负气任性的决定，但对于才华横溢的文艺复兴天才来说，却开创一片崭新的局面。当百花圣母教堂开始建筑主体的时候，布鲁内列斯基承担了大穹顶的建筑工作。在当时无人懂得穹顶的建造方法，古罗马的技术早已失传，尽管万神殿穹顶依然屹立，但没有人知道是如何建造的。布鲁内列斯基凭借自己的天才摸索出了结果，他所设计建造的大教堂穹顶成为当世最大的奇迹。这一壮举至今鼓舞人心，它用创造向古代致敬。这是文艺复兴的真谛。在它之后，罗马的圣彼得大穹顶才成为可能。

吉贝尔蒂有一个聪明的学生，名叫多纳泰罗，他是文艺复兴雕塑的创始者。吉贝尔蒂的工作集中于浮雕，而多纳泰罗的青铜《大卫》才是第一件真人大小的全身雕塑。这件《大卫》收藏在巴杰罗美术馆，轻巧匀称，姿态优雅，这是10个世纪之后第一件裸体雕塑，可以说是第一件复兴了古希腊传统的作品，是文艺复兴的起始。他的大型雕塑《加塔梅拉达骑马》在圣安东尼广场，也与中世纪传统不同，非常有气势。

百花圣母教堂的建造名家云集。小塔由乔托建造，他是13世纪的天才，比15世纪的文艺复兴天才们早两个世纪，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先驱。乔托的壁画是文艺复兴壁画的始祖，中世纪绘画只有线条和雷同的大眼睛，是乔托给每个人血肉和阴影。

布鲁列内斯基除了建造大穹顶，还发明了科学透视法。这是远不次于前者的丰功伟绩。有了透视法，画中的世界才有了深度和厚度。马萨乔的壁画《三位一体》是第一件完全使用科学透视法完成的作品，从此绘画成为了完整的世界，让人可以踏步其间。安杰利科的壁画《受胎告知》中，庭院有极强的纵深感。他的学生利皮给画面增添了生动的个性，中世纪的宗教画只有圣人简单的造型，但利皮的《三王来拜》中，不仅三位博士的面容更生动，而且加入了丰富的乡野风景和世俗民众。利皮的学生是大名鼎鼎的波提切利，他是早期文艺复兴最伟大的画家，第一次将绘画提升到日常生活画面之上，不仅真实，而且纯美。波提切利是美第奇府上的座上宾，他每天在美第奇府饮酒轻歌，画出的女孩妩媚柔情，轻纱宛若无物。米开朗琪罗的老师吉兰达约则注重细节，他的风格朴实，《祖孙像》中的细节栩栩如生。

所有这些大师开创了绘画的世纪。这是名副其实的开创，因为尽管古希腊罗马的建筑和雕塑令人震撼，但留下的绘画不多，而更不存在透视法所开创的立体画法。文艺复兴绘画家创造了自己的天地，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将天地万物纳入画布，既有叙事，又有血肉，给有限的画布无限大的想象空间。这些大师的作品有一多半保存在乌菲兹美术馆，在那里，可以清楚地顺着时间顺序看到绘画艺术的飞跃，从千篇一律的中世纪教堂画，到极具个性的文艺复兴油画，就像穿过山谷，到达花草盛开的密林。最著名的藏品是波提切利的和《维纳斯的诞生》，中世纪之后初次将古希腊异教传说纳入绘画，不仅题材充满奇异风情，而且画面本身的春意盎然也是时代的映照。波提切利的《受胎告知》中，大天使的飘带如同透明，用颜料的永恒画出轻盈的瞬间。除了乌菲兹美术馆，收藏《大卫》原作的学院美术馆和以雕塑为主的巴杰罗美术馆也同样值得参观。

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美丽的绘画、雕塑与建筑，都集中在佛罗伦萨小小的城市中心，它那么小，以至于不必坐车，步行一天就能走完，而它又那么大，以至于逗留一个月也未必能够走完。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共和国。它骄傲于它的共和，正如西塞罗骄傲于古罗马的共和。

纵观文艺复兴整个历史，政治与艺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在整个13世纪到16世纪，亚平宁半岛上小国林立，与佛罗伦萨相似的共和国包括锡耶纳、威尼斯，与它不同的国度有君主统治的那不勒斯和米兰、教会统治的罗马教皇国。看每一个地区的绘画内容和绘画风格，就能看出那里的政治特点。罗马和南部意大利是宗教区，艺术多由教会赞助，题材多是圣徒和圣经，多为教堂内部装饰的壁画。意大利中部是共和的城邦，艺术有市政府和豪富的家族支持，题材有城市的历史、家族肖像和光荣，虽为单幅作品，但通常庄严瑰丽。君主国绘画集中于君主的肖像和宫廷装饰。而离开意大利，到欧洲北部的尼德兰地区，我们会看到许多细腻动人的小画，因为尼德兰是商贸区域，绘画多为普通商人家中的挂饰，因而轻巧便携，所画题材充满了鲜活的市井生活细节：饮食、花草、动物、酒馆里的人们。

文艺复兴诞生在意大利，并非没有缘由。意大利贸易最先开始发达，城邦林立，小王国各自为政，互相斗争，它的政治更不稳定，变化和动荡更多，这不是太平治世，但它给强大的心灵以机会。意大利的斗争中充满小暴君，然而他们个性强大，热爱艺术。

这是一个远离我们的时代，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心灵的状态。这个时代的小暴君正邪难分，精明而冒险，不愿受压制，愿做命运的赌徒。这个时代的生活动荡而享乐，人们沉醉于富足的酒宴，将生活当作一场盛宴。他们追求政治开明，同时也使用阴谋。这个时代的人们永不满足于重复，更不跟随他人，时刻在改变，在斗争中付出灵魂。司汤达曾经这样评价：“以我们今日冷冰冰的体验去要求震撼意大利人心灵如同急风骤雨那种形象，那是无济于事的。咆哮的雄狮从林中一跃而起，驯化的恶劣状态它是绝不接受的。”

也许只有这样，才有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骄傲的天才们，每一个都开创了某种艺术的先河。在15世纪那短短100年间开创的风格和技艺，超过此前此后上千年积累。那是一个每个人都充满活力和创造的年华，豪华者的投入，才华者的自由，意气风发，艺术实验。那些天才是为了自己的志趣而创作，不像后来很多时代中的沽名钓誉。“他们的尊贵，只是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创作，与许多贵族不一样。”19世纪的画家德拉克洛瓦这样评价，“他们热爱艺术，终生从事艺术事业；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想钻营自己的地位，也不追逐虚晃的名誉。”

达·芬奇留下大量笔记，在笔记中研究风云，研究光影，研究植物，研究人体的结构。他说绘画是镜子，是伟大的科学。他说不多才多艺的画家是不可取的。他像一个出离世界的流浪者，只流浪在自己的梦想世界。他骄傲，从不做不屑于去做的事。他留下无数未完成的计划，许多没有画成的画。他从不在乎别人的话，任由心意驱使。

米开朗琪罗留下许多冰冷而伟大的诗。他的诗歌献给爱人，献给上帝，更献给充满苦痛的命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曾几度想到死亡，在工作中忍受痛苦、耻辱和灵魂的迷茫。他将灵魂画进壁画，刻进雕塑。越到晚年，他雕塑的人体就越强硬、越宏大、越痛苦。从他雕塑的被束缚的奴隶，能看到动人心魄的精神想要超越肉体的挣扎。

1504年，两个人相遇了。他们不是朋友，也从来没有交情。然而从他们留下的草稿中，我们却能看到某种相似的灵魂的斗争。

1504年，拉斐尔将这一切看入眼中。21岁的他刚刚从佩鲁吉诺门下出师，画完自己的第一幅成熟作品，来到佛罗伦萨，暗自学习。他在佛罗伦萨教堂门前久久凝视教堂悬挂出来的达·芬奇的《圣母子》草稿，他聪敏而好学，悄悄临摹，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巨人的肩上。拉斐尔是早逝的天才，他英俊风流，温和优雅，受到所有人欢迎。他的画是和谐古典的顶峰，他笔下的圣母是柔美典雅的标志，在后世300年间成为学院派唯一的经典，一如他的性格，和达·芬奇神秘的游离、与米开朗琪罗石头般的倔强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拉斐尔在佛罗伦萨作了几年停留，随即奔赴成就他光荣的罗马，并在那里英年早逝。

很可惜的是，两幅画最终都没有完成，只留下草稿让后人空余想象。今天的韦奇奥宫由后人装点，宽阔宏大的殿堂萦绕着脚步的回音，如同萦绕着时代的回音。

<h3>旅游指南</h3>

最方便的应该是火车，四通八达，价格便宜。在佛罗伦萨市内，公交车和电车可以选择，而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步行，因为城市很小，而且处处是景点。

1．百花圣母教堂：欧洲很少见到的彩色的教堂，布鲁内列斯基设计的穹顶，后来成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穹顶的原型。小八角形洗礼堂：1401年这里的铜门设计竞赛，吉贝尔蒂取胜，后来吉贝尔蒂又耗时21年雕刻了第二座金色大门，被米开朗琪罗称为《天堂之门》。

2．乌菲兹美术馆：文艺复兴艺术的天堂。收集了文艺复兴早期大师乔托、波提切利、韦罗基奥的杰作，尤其以波提切利的众多名画最为出名。达·芬奇和拉斐尔的一些重要作品也有陈列。全馆收藏作品约10万件。

3．学院美术馆：收藏米开朗琪罗雕塑《大卫》真品，另有非常珍贵的巴洛克绘画。

4．韦奇奥宫：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市政厅，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竞赛之地。大厅内现在是由瓦萨里描绘的战争壁画，另有米开朗琪罗雕塑。每个房间都有装饰。

5．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家族的教堂、府邸和陵墓，陵墓有米开朗琪罗晚年设计的雕塑组《昼》、、《晨》、《昏》。

6．巴杰罗美术馆：收藏文艺复兴时期雕塑作品，包括多纳泰罗的《大卫》和其他杰作。

《神曲》

［意］但丁（1265～1321）　朱维基译

作为佛罗伦萨的孩子，但丁的诗篇是这个城市神奇想象力的先驱。他在天上地下遨游，同时在人的心灵遨游。他笔下的炼狱中奇特的景象，水晶天上纯美的晶莹，都比任何传教经典更能唤起人的虔诚。《神曲》和小说的开创《堂吉诃德》都是关于孤独的理想者寻找精神天堂的故事，《卡莱尔文学史演讲集》中曾经这样评述：“《堂吉诃德》与但丁《神曲》虽然完全不同，但在一个方面有相同之处，像《神曲》一样，《堂吉诃德》也是人类和自然心灵的自由倾诉。”因其孤独，因而引起最多的共鸣。

“若是那下面的人间擅自注意

自然所奠下的基础，服从自然，

那么自然将对人类感到满意。

但你们把一个生来要佩剑的人

硬要他遁入空门，把一个应该

讲道的人硬要他戴上王冠；

你们的足迹就越出正道之外了。”

《意大利绘画史》导言

［法］司汤达（1783～1842）　王道乾译

司汤达仅以他的出名，《意大利绘画史》似乎在国内并未出版，只能在他的另一部文艺评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中读到此书的导言。尽管如此，这短短的导言仍然给我们一幅对于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描述。

那是一个小暴君层出不穷，又接连死去的年代，是有“非凡的才智、假面舞会，谋杀”和“狂热激情”的年代，一个属于天才的年代。司汤达承认那些天才亦正亦邪，但仍然深爱那种心灵的热度无可匹敌。

“这一奇观在意大利曾有辉煌的表现。谁有勇气研究各共和国在这片土地上在文明复兴初始之时对自由的追求，就一定会对这些人物非凡天赋大加赞颂，尽管当时他们确实做错了，但仍然是人类精神最为崇高的追求，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个世纪虽然如此热爱艺术，但不苛求艺术家遵循某些最有把握的方法以取悦于人。传奇故事是吸引青年人的。但重要的是要有欣赏趣味，它可以弥补一切，是不可取代的，我的意思是说，应具备领受绘画中那种强烈快感的能力。”

《芬奇论绘画》

［意］达·芬奇（1452～1519）　戴勉译

与其说达·芬奇是一个杰出而卓越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人。见到过达·芬奇的机械手稿、人体解剖素描和科学笔记的人，无不惊叹于一个人身上竟然能集合如此多了不起的才能。他似乎始终在寻找，很多惊人的计划开了头又扔在一边，很快有了新的兴趣，没时间耽搁，活了67岁仍不足以完成自己想要尝试的众多计划。

看达·芬奇的笔记是一件奇妙而受启发的事，他的论述总是简短明确，如格言警句，充满富有见地的发现，但不解释。达·芬奇的文笔不亚于他的画笔，看他笔下的战争和暴风雨场面，就像见到了那幅他许愿并构思却终究没有完成的大画，引人联想。

乌菲兹美术馆里有达·芬奇的一幅草稿和后人补足的完稿，完稿审慎清晰，但却简单，而草稿的粗糙和神秘若隐若现，让人以为是达·芬奇故意留下余音。

“超乎一切之上的，是他必须使他的精神像明镜一样光洁清静，能像它那样反映摄入其内的物体的五光十色。

“不多才多艺的画家不值一赞……不以同等的爱去爱绘画中之一切的人，就不能多才多艺。

“别为自己找借口，安慰自己，说你能在下一件创作中挽回面子，因为绘画和音乐不一样，不是方生即死的，它将经年累月地证明你的无知。”

《米开朗琪罗诗全集》

［意］米开朗琪罗（1475～1564）　杨德友译

除了伟大的诗人但丁和《神曲》，佛罗伦萨还孕育了另一位诗人——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写过很多诗作，不能算伟大的诗人，却也别有一番韵味。他的诗和他的雕塑有相似的地方，澎湃的情感像是不能容纳，从有限的材质——文字或石头——中喷薄而出。

米开朗琪罗的大部分抒情诗是献给一位美丽的女士维多利亚·科隆娜的，还有一部分是晚年写给衰老、死亡与上帝。他曾说过：“在我的痛苦中，我感到庆幸的是，已经没有人能从我的脸上看出一点我的悲哀或我的愿望了。我不怕妒忌心，也不接受外行人空洞的吹捧。我一个人独自走着没有经历过的道路。”

“既然到处是危害、耻辱和悲哀，

就不如隐身大理石块中沉睡！”

“我多么渴望黑夜。啊，死亡的护卫，

消解灵魂和情感的痛苦疲惫

在舒适中终于制止人的忧虑，

你治愈肌肤，恢复疲弱的呼吸，

拭去泪水，驱散腰酸背痛劳累，

艰苦奋斗的绝望也悄然消匿。”

马德里·小说·公元1588年

西班牙很晚才进入我们的视野，却一进入就令人震惊。一如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漫长的一千年间，苍凉广袤的大地缠斗于多方势力的角逐，没有强劲的核心。在短暂的一百年间，马德里不仅成为西班牙的核心，更成为跨越大西洋的世界的核心。这变化突然得令人目瞪口呆。如同扯开一道幕布，露出神秘的大门。在拉开的大门外，有全新的世界畅快的风，有令人猝不及防的耀眼的光。一切都成为传奇。在如梦幻般的两代人之内，一个有关冒险的梦像闪电划过所有人的夜空。闪电照亮的地方，是新世界的角落。

今天想起西班牙，能想起足球、纳达尔、斗牛士和弗拉明戈，想起火红色燃烧的一切，想起达利和毕加索，想起疯狂的想象与激情。这是一个热烈而不拘一格的国度，其中的浪漫是一种冒险般的快乐、一种舞蹈般的风情。

历史上黄金的西班牙只是昙花一现。强盛的霸主地位维持了两代，随即日益衰微。如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然而，就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改变了世界的结构，也改变了自身。在哥伦布之前，西班牙的影响在欧洲都极为有限，但今天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占据相当比例。在塞万提斯之前，西班牙几乎很少著名的艺术家，然而今天，西语国度的文学与绘画、歌舞与电影足以傲然全世界，经历数个黄金时代。

这是西班牙命运的气质：用一场冒险，改变世界。

<h3>西班牙的无敌舰队</h3>

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组建了一支耗资巨大的无敌舰队，准备与日益强大起来的英国决一死战。

在这之前，腓力二世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辉煌的国王。不仅仅因为他的时代强盛，更因为他个人出身强盛。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女王伊莎贝拉的儿子，查理五世是哈布斯堡家族后裔，腓力二世从父系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部分领地，又从母系继承了西班牙，因而他的领土包含了西班牙、低地国家、意大利和西西里——欧洲的大部分土地，以及西属美洲和非洲。腓力二世野心勃勃，宗教狂热，手腕强硬，1557年击败法国军队，1571年击败另一个海上霸主奥斯曼帝国。西班牙经历了近乎霸权的黄金时期。

而与此同时，英国在女王伊丽莎白的统治之下，也处于自己黄金的上升期，在风雨飘摇的内乱之后逐渐找到政治的平稳。伊丽莎白的前任玛丽一世正是腓力二世的妻子，玛丽死后，腓力二世曾向伊丽莎白求婚，遭到拒绝。早期的西班牙和英国曾经保持着盟友的关系，共同对抗苏格兰和法国结成的同盟。但慢慢地，当苏法同盟瓦解，英西同盟也从合作变为竞争。经济利益日渐冲突，宗教矛盾凸显，一场战争在浮冰下酝酿。

西班牙和英国的宗教矛盾由来已久。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最任意而为的国王，他先娶了自己的嫂子凯瑟琳，生下女儿玛丽，又厌弃妻子，娶了宫女安妮·博林，生下第二个女儿伊丽莎白。他总共结婚六次，从第一次离婚就奠定了日后深刻的宗教矛盾。凯瑟琳是西班牙阿拉贡公主，天主教徒，受到罗马教廷支持。为了与她离婚，亨利八世不惜宣布成立英格兰圣公会，脱离罗马教廷，与天主教彻底决裂。玛丽即位后，恢复天主教传统。而伊丽莎白取代玛丽之后，又重新宣布新教的统治地位。

在这样反反复复的斗争中，英国始终要面对教廷的压力。教皇始终声称自己高于国王，西班牙是最忠诚的天主教捍卫者，对于异教的战斗毫不宽容。在英国内战中，腓力二世主动赞助英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叛变，而伊丽莎白随后也庇护腓力二世统治区的新教徒。随着英国舰队势力增强，海岸线上的冲突逐渐增多。腓力曾经没收英国在尼德兰的所有船只和货物，伊丽莎白也报复式地没收所有西班牙船只。1584年，伊丽莎白驱逐了西班牙大使，腓力也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入西班牙港口。所有这一切，将矛盾越积越深。

1588年，战争一触即发。这将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对决：一个帝国陨落，一个帝国崛起。

在15世纪之前，西班牙从来不是欧洲霸主。伊比利亚最早的历史记录来自罗马征服。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共和国和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曾在此争夺，罗马的胜利伴随着伊比利亚的臣服。罗马帝国时期，西班牙泛指整个半岛，是罗马境内最普通的行省。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西哥特人在比利牛斯山下成立属于自己的王国。穆斯林崛起的时候，伊斯兰帝国绕道北非，侵入半岛，占领了相当大的地区。整个中世纪，西班牙由多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主宰，基督教社会，北非的摩尔人和犹太人，各自占据领土。西班牙文化混合了东方因素，语言中有很多来自阿拉伯。公元15世纪前，西班牙始终在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诸侯王国的分立中，从未成为统一国度。

1469年，一场神奇的私奔联姻改变了这一切。

15世纪早期，西班牙境内最为强盛的国度有卡斯特王国、阿拉贡王国、葡萄牙王国，还有一些小国和阿拉伯人占据的格林纳达王国。卡斯特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尽管时常有寻求统一的力量，但从未真正实现统一。1469年，卡斯特王国的伊莎贝拉公主不顾哥哥恩里克国王的反对，和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王子私订终身，私自出逃，完成婚礼，又联手击败政治对手，将西班牙第一次联合成一个国家。

这是改变西班牙历史的一年，伊莎贝拉和费迪南都是充满个性的人，两位最强硬的君主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散碎的西班牙改造成强大的帝国。上任伊始，他们发动征服，将穆斯林和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势力全部清除，征服格林纳达，以冷酷的决心和强有力的军队，在西班牙实现了民族与宗教的统一；接着，他们创立了宗教裁判所，实施了连罗马教廷都不曾完成的残酷的宗教迫害，将天主教以外的异教徒全部处死，实现了绝对的政教合一的第一步；然后他们开始向世界伸出触角，资助哥伦布的船队，为了传说中东方铺满黄金的土地扬帆起航。伊莎贝尔是有眼光、决心与毅力的女王，她的残酷和她向世界进发的决心构成硬币的两面，构成西班牙令人惊异的崛起和马德里岸边起航的号角。

1492年，就在西班牙境内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灭亡、20万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的同时，哥伦布的舰队出发了，经过70天航行到达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从这一年开始到1588年，西班牙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殖民地的贸易给它带来大量财富，腓力二世的领土包含欧洲、北美与北非，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

这是西班牙最引以为傲的历史。后世对于西班牙的评价常是多种多样、充满理想的简化，在各个时代各不相同。早期对西班牙的批评集中于血腥、渴望权力、宗教僵化；18世纪的启蒙时代，西班牙因其军事实力日益削弱，不再被当作残忍的象征，而被当作傲慢、懒惰和缺乏创造力的代名词；19世纪浪漫主义盛行，强调的重点变为西班牙历史中浪漫、如画的一面，人们去四处寻找异域风情，从西班牙看到异域风情。这些迥异的看法相互缠绕，常常给人截然不同的西班牙的印象。但这不是西班牙的形象多变，而是人们的看法多变。与其说是人们注解西班牙，不如说是西班牙注解不同时代的人们。

西班牙的历史凝结于马德里的街巷。在西班牙成为西班牙之前，每个王国有不同中心。但在西班牙统一之后，没有一个地方如马德里，记下了这个国度那样多荣耀与耻辱、梦想与沧桑。

马德里是西班牙统一后近五个世纪的首都。最初由腓力二世选择迁都于此，时至今日。马德里拥有规模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皇宫的西班牙皇宫，欧洲最富丽的皇宫之一。皇宫是18世纪由卡洛斯三世修建，正方形结构，室内装饰豪华，展示着西班牙王室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巨大财力。皇宫外的广场上有西班牙在统一之前所有小国的国王和女王的雕塑，雕塑姿态丰富，有英勇的将军，也有虔诚的圣女，顺着时间一一看去，仿佛能经历那些分散、艰难争斗的岁月。

在马德里之外，腓力二世在埃尔埃斯科里亚也建有一座皇宫。它是集合宫殿、修道院、陵墓、防御城堡于一身的巨大建筑群，如同一座小镇，建筑庞大典雅，结构复杂，花园庄严壮观，修道院有4000多个房间和高昂的教堂，城堡收藏着格里科和诸多西班牙画家的作品，丰富程度超过马德里皇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的国王都葬在这里。这是西班牙强盛年代的最好记忆，在那些上上下下的通道和房间里，在中世纪的铁器、兵戈和护栏间，充满血腥味道的辉煌从历史深处弥漫而来。

走在马德里街头，皇室的庄严仍然可以感觉得到。马德里的街头干净有秩序，建筑很多为整齐宏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例如普拉多美术馆，透出优雅的皇家格调。尽管太阳门广场和主广场上都会聚集很多闲坐的人和卖艺者，然而与巴塞罗那的喧嚣和流动的建筑相比，马德里无疑显得安静整齐很多。普拉多美术馆是世界三大美术馆之一，藏品异常丰富，收藏了包括波什、埃尔格里科、委拉斯奎兹、达利在内多位伟大画家的巅峰之作。

1588年，战斗终于爆发了。拥有100多艘战舰、士兵数以万计的西班牙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遭遇风暴与战斗失败，几乎覆灭，损失惨重，黄金舰队如夕阳陨落。

对于西班牙崛起的故事，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但对另外一个故事，这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588年，有一个人为舰队的失败伤心不已。他是舰队起航前军队的征粮员，称职肯干，忠于职守，却被人诬告为克扣军粮，身陷官司。这个人叫做塞万提斯。

<h3>骑士塞万提斯</h3>

塞万提斯是一个孤独的骑士，比他笔下的堂吉诃德还要孤独。

塞万提斯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年轻的时候，他充满爱国热情，参加了西班牙对奥斯曼帝国的著名战役雷邦多海战，负伤，左手落下残疾，回国的途中又被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5年奴隶，直到1580年才由西班牙修士团体募资赎回。

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塞万提斯正身陷官司。他回国之后生活困窘，也无法再当兵，直到1587年，40岁的塞万提斯才获得一个职位，为无敌舰队做军需征粮员，在安达卢西亚境内采购。其间，他遭人恶意诬陷，被控“克扣军粮”，但在当地公审大会上被一致驳斥。又有一次他被控告“私自征粮”，结果查明是当时的征粮检察官公报私仇。塞万提斯从不向有势力的恶人低头，他征粮时的上司受到黑势力陷害，被控违法，他看不过这等不平，自带干粮前往马德里，上书要国王惩办。国王未予过问，塞万提斯却陷入调查。若不是征粮机构忽然撤销，也许他要一直身陷囹圄。出狱之后，他的运气并没有变得好些，他任税吏，出于安全考虑，将一大笔税款通过一家银行汇往马德里，结果这家银行却刚巧倒闭了，他被牵连入狱。1602年，同一事件又被提出，“账目不清”让他第四次入狱。

经历所有这些，大半辈子坎坷，塞万提斯在狱中开始构思一部小说。他年轻时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写作的戏剧也有几部受欢迎，而在目睹人间众多不平事之后的沧桑潦倒中，他心中的长篇小说成为海纳百川的人间喜剧。

《堂吉诃德》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充满奇遇、荒唐与大实话。堂吉诃德的故事很荒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荒唐。堂吉诃德是拉·曼查的小村中一个普通老头子，骑一匹老马，仗一柄破剑，一心想要成为骑士。他读过许多本骑士小说，很了解喷火巨龙和为非作歹的强盗，将邻村的姑娘想象为美丽的公主，将世界当作冒险。他找到一个胖胖的善良的随从——桑丘，自制了一身烂盔甲，踏上了想象的行侠仗义的道路。住店的时候，他将客栈当作城堡，让店主封自己为骑士，自制的头盔脱不下来，只好让别人将东西喂进嘴里。他在全天下寻找不平的冤案和值得奔赴的冒险，随时等待与人决斗。他自称贵族，替挨打的孩子打抱不平，他跑到商队前吹嘘自己美丽的公主情人，惹得全天下哈哈大笑。

他时时等着路见不平，然而这世上却没有那么多危难等他解救。他就像一个书里的游侠一样左冲右撞，然而现实世界却没有喷火巨龙等他冲撞。周围的人生活得现实而明智，他却不顾一切流浪，与想象的对手交锋。任周围人怎样嘲笑劝解，也不改其志。他与风车战斗，对世界一本正经。他屡屡败在真的骑士手下，但不改一腔热情，仍一路前行。他遭遇伤痛，却给世人留下欢乐故事无数。

对堂吉诃德，世界上有各种解读，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堂吉诃德，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的人说他是不切实际的疯子，有的人说他是读书读多了的傻子，也有人说他是反抗压迫的英雄。哪种解读都有其中的合理。

有人说堂吉诃德是一部反骑士的骑士小说，这是因为《堂吉诃德》中有大量对骑士小说的揶揄。在《堂吉诃德》之前，骑士小说大行其道，就如同在我们的时代武侠小说大行其道，这些骑士小说浪漫而充满热情，讲骑士的冒险、骑士的战斗、骑士的爱情，在这些故事中，骑士的勇敢在于对邪恶怪兽的战斗，正义体现在对需要拯救的人施以援手，浪漫表现为追求美丽的贵妇人，歌颂却不占有，只保持着纯洁的灵魂恋爱。这样的故事是中世纪晚期最盛行的故事，尤其是在西班牙——骑士精神最深厚的沃土。

骑士精神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通常认为是日耳曼精神和基督教信仰相互融合的结果。骑士文化是中世纪最显著也最独特的文化。骑士是独立的个体，通过宣示效忠获得骑士封号，在仪式之后成为最低一级的贵族，领主的战士。骑士需要有高尚的行为和崇高的追求，需要持久的热情和忠诚，骑士通常会保护女人、尊敬对手，以价值“调和了战争的恐怖与疯狂”。这方面西班牙民族具有精神基础。他们一方面极端虔诚，另一方面又具有蛮族和东方的勇毅，骑士精神在西班牙大为盛行。早期骑士文化由法国吟游诗人传播各地，而西班牙是骑士文化发扬光大的地方，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在16世纪家喻户晓。

《堂吉诃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将这一切化为喜剧的小说。他在书中无数次直接点明“我们这位骑士看书中了毒，老想着书中的一些情节”，堂吉诃德将客店当作堡垒，将铜盆看成头盔，将灰驴看成花马，将往来行路的客商和理发师看成要迎击的对手，他按照书中的神药配方配成糟糕的神油，为了达到骑士苦尽甘来的情节而对挨打津津乐道，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令人捧腹的效果，再加上堂吉诃德本人的异常严肃，更显得滑稽，人们嘲笑堂吉诃德，笑他的滑稽、疯狂、不切实际。从这些地方看，说《堂吉诃德》是反骑士的骑士小说或骑士小说的终结均不为过。

《堂吉诃德》受到读者的认可，自从刊印就大受欢迎，轰动全国，男女老少均爱不释手，出版当年就再版六次。在塞万提斯去世之前，《堂吉诃德》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共出版了16版，超过15万册，在当时可谓惊人。流传到今天，它已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几部书之一，在许多文学排行榜上位列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杰作榜首。

这本书改变了塞万提斯的命运。他一举成为了西班牙文学的骑士，时至今日，他的名字仍然是西班牙文学的代名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他孤独的气质，他在财富上不懂斤斤计较，卖给出版社的版权没有为他赢得巨大财富。他在马德里的故居位于一条小巷子，清静无人，世人都念着他的名字，可了解他生平的却屈指可数。塞万提斯所追求的并不是名利双收，他写他心中的骑士，与堂吉诃德一样步入孤独的冒险。他让桑丘在书中说出各种大实话的真理。“作者要的是钱吗？他写得好才怪呢！”桑丘如是说，“我宁愿做桑丘上天堂，不愿做总督下地狱。”

在今天的西班牙广场上，我们能看到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堂吉诃德手执长矛，指向看不见的远方，他脸颊削瘦，胡子蓬乱，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在他身前是一片方形水面，如明亮的镜子映出整个世界。而他们背后是高高坐着的塞万提斯像，睿智深沉，俯瞰人间，脸上有经历一切处变不惊的平静。

<h3>《堂吉诃德》的虚与实</h3>

为什么《堂吉诃德》的诞生能在历史上书写一笔？为什么堪比童话的《堂吉诃德》能被选为文学史经典头名？

《堂吉诃德》的丰富远超过一部调侃小说。它是独特的。它的出版标志着小说的诞生，而小说不仅是后来几个世纪艺术的走向，而且是社会变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说小说此时才诞生，难免引起疑问。刚刚才讲骑士小说的盛行，现在又讲小说方才诞生，不啻于前后矛盾。但这只是称呼上的差异。小说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故事由来已久，人类有多久的历史，就有多久的故事。但是小说不等于故事。在《堂吉诃德》之前的骑士的故事更应被称为传奇。我们常会以为艺术是由日常推到想象，由近切衍生出传奇。可实际的历史不是这样。人类最早的故事都是传奇，是英雄，是神奇人物，是爱情传说，是神鬼的世界。这是对日常生活之外的描画，是诗化的讲述，是对世界浪漫的升华。几乎每个文明都是如此，传奇故事先于书写日常生活的故事。

人们需要传奇。传奇与现实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真实，而在于是不是理想化。当希腊传奇讲述宙斯与雅典娜，当中国传奇讲述巨人的脚印生下弃，人们相信这是世界的一部分，神秘却真实的一部分。中世纪的诗歌讲述了亚瑟王与圆桌骑士、森林与巨人、尼伯龙根的指环，人们相信这些传奇中的信仰、高贵与勇气。其中最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真的，而在于那些事件是不是理想化地表达了这些价值。

当一个王子想战斗，就有恶的对手出现，王子克服险阻将其击倒，这就是传奇；当一个骑士渴望爱情，就有美丽的公主出现，她既善良又纯洁，骑士为她赴汤蹈火，这也是传奇；当一个贤者要传播善与正义，他就可以风餐露宿，受到各种奇迹的支持，这同样构成传奇。早期日耳曼民间诗歌是优美的典范，质朴的声音在群山中唱出，歌颂民族历史中的英雄精神。中世纪晚期，吟游诗人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诞生，弹琴歌颂骑士精神，将骑士文化传诵到世界，用歌声表达爱与宗教的理想。骑士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延续，它们精彩绝伦，讲述冒险和冒险中的理想精神。

然而世界并不是理想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辛苦地劳作，小心谨慎地经营，才能有生存下去的机会。有不正义的事情发生，不一定有恶人等着挑战。人人活得精明有理，没有谁是喷火巨龙。有一腔热血给爱情，眼前的姑娘却不是公主。怀着崇高付出，却不一定真的有感情。抱着虔诚的理想朝圣，还没有功绩，先穷困饿死在路上。善良解救了苦难一次，然而一旦离开，苦难变本加厉地回报回来。这不是悲剧与喜剧的差别，而是传奇性与平庸性的差别。不是每个爱人都遇上爱或者恨，他还会遇上冷漠和忽视；不是每个热心骑士都会遇上对手，他还会遇上理智与嘲讽。哪有喷火巨龙呢？世界只有利益与高墙。当塞万提斯抱着爱国主义热情去参战，他既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牺牲成为烈士，而只是成为海盗的俘虏，无疾而终。这个世界不是故事，没有起因、经过与结果。

《堂吉诃德》就是关于真实世界的书。它写满了这样的不如意的故事，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错差。一方面堂吉诃德不切实际，被周围的人指出并嘲笑，另一方面他的所有情感与选择都是按照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严肃高尚。于是这映照出现实的二元，一方面人们喜爱传奇，相信其中的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又习惯于现实，不认为其中有传奇。所有成熟、现实的人们都懂得这种分裂，而只有堂吉诃德是完整统一的，他将他信仰的理想搬入现实，于是成了他人眼中的疯子。

“一道魔幻的帷幕，上面结满了传奇，挂在世界的面前。塞万提斯派堂吉诃德去旅行，撕裂了这道帷幕。世界在这位流浪骑士面前，以它非诗性、戏剧性的裸体，呈现出来。”

这是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对堂吉诃德的评价和对小说的定义：小说写这个世界，但不是用诗化、浪漫的方式，而是将现实最不可调和的冰冷展示在眼前。浪漫是一幅帷幕，帷幕下是杂草丛生。

在这幅帷幕之下，没有对错之分。永恒的就是这冰冷的鸿沟。若凭着现实嘲笑堂吉诃德，那是反传奇的讽刺态度；若凭着堂吉诃德的理想批评现实，那是浪漫主义的悲剧态度。世人通常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反复摇摆，在平庸性与传奇性的分裂中安然度日。世上只有堂吉诃德一个人从来没有动摇。塞万提斯用他的幽默、悲悯包容了读者的千差万别。

在塞万提斯之后，小说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它与传奇不同，它揭掉世界的帷幕。

古代的故事以诗为主，荷马和维吉尔均以诗吟唱，中世纪的民间长诗保存了民族传说，但丁用《神曲》复兴了个人写作，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趣味盎然的小故事的收集，却同样是以诗的形式写成。薄伽丘的用散文的形式，开创口语化写作。拉伯雷的是《堂吉诃德》的先锋，同样善用夸张，同样充满幽默。从乔叟开始，民间故事进入文学，人的故事取代神的故事，成为主流。

塞万提斯将这样的传统化为艺术的革新。他同时保留着传奇的浪漫性和民间故事的幽默，让其中产生出张力。风靡一时的故事让骑士们决斗，可没有一个写出骑士孤独战风车的现实。堂吉诃德让人捧腹大笑，可是看着看着，却又让人笑中带上叹息。

故事中的好心人这样劝堂吉诃德：“你这个没脑子的家伙啊！你是游侠骑士吗？你降伏了巨人、抓住了歹徒吗？你还是回家去，如有儿女就培养儿女，照管着家产，别再满处乱跑，喝风过日子，让人家不论是否相识，都把你当作笑话。你真是倒了霉的，世界上古往今来哪有游侠骑士呢？西班牙哪有巨人呢？拉·曼查哪有歹徒和着了魔的杜尔西内娅呢？”

堂吉诃德这样回答他：“游侠骑士一年到头东奔西走，不贪享受，吃辛吃苦，干些流芳百世的好事，这难道是无聊或虚度光阴吗？如果英雄豪杰或贵人把我当傻瓜，那就是我无可洗雪的羞耻；如果对骑士道完全外行的书呆子说我没脑子，我觉得不值一笑。我是一个骑士，只要上帝容许，我到死也是骑士。各人志趣不同：有的雄心豪气，有的奴颜婢膝，有的弄虚作假，有的敬天信教；我呢，随着命运的指引，走的是游侠的险路……一个人存着这片心，干着这类事，孜孜不倦，大家该不该骂他傻子呢？”

这是善意的劝诫与清醒的辩白。只有当撕下了生活的帷幕，才能明白这两段话何以都是真理。善意的劝诫是理智的考虑，清醒的辩白是理智的疯狂。这个世界没有游侠，骑士精神只是人们的想象。骑士精神不曾、也不可能与世界对抗。孤独的骑士以为周遭都是对手，可其实它们都是风车，你不可能战胜，也不可能推倒。它们甚至连怪物都不是。陷入了骑士的想象难免是一种疯狂，理智的做法是好好看管儿女和财产。

这是需要放弃幻想的时刻，可也唯有这样的时刻，骑士的信念才真的成为一种信念。

传奇就要消失了。工业的国度将代替扬帆起航，政治论文将代替诗歌。最后一个骑士被当成笑柄，火炮将取代马和长枪，成为时代主题。1616年，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一同死去，他们在海峡的两岸目睹战争，在文学的两端记下心灵的探索。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是世界上最不犹豫和最犹豫的两个极端，但在内心的纯净与真诚上却站在一起。世界不再需要他们，却又永远需要他们。

骑士在这世界终将死去，但是骑士的故事这世界记得。

<h3>旅游指南</h3>

马德里的国际航线和其他欧陆首都一样便捷，市内地铁更是难得的方便而便宜，拥有极为强大的13条地铁，日票4欧元，干净快捷。

1．西班牙皇宫：欧洲仅次于凡尔赛宫的第二大华美皇宫，皇宫内富丽奢华，多个房间都绘有精美的天顶壁画。皇宫外的广场上有历代国王雕塑。

2．太阳门：马德里中心的椭圆广场；主广场：太阳门西侧，17世纪美景，斗牛加冕的场所。

3．西班牙广场：马德里西区中心，有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和桑丘雕塑。

4．普拉多美术馆：世界最著名的美术馆之一，访问西班牙的必到之所。收有委拉斯奎兹、格里科、戈雅的众多名画，还有特别的北欧画家波什的画品收藏。

5．埃尔埃斯科里亚：腓力二世于1563年至1584年修建的巨大建筑群，位于瓜达马山脉，离马德里火车一小时（每日多次往返），集皇宫、修道院、图书馆、陵墓于一身，气势恢弘，藏有格里科等画家名画，葬有多位西班牙国王。

6．拉·曼查：西班牙中部高原区域，堂吉诃德足迹所在地，可以从马德里出发，一路追寻。康苏格拉：以风车和城堡闻名，大片花朵和农田间的风车很美。堂吉诃德在此发誓成为游侠。

《堂吉诃德》

［西］塞万提斯（1547～1616）　杨绛译

塞万提斯写书的最初，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于是写了一个疯疯癫癫自诩为骑士的老家伙，在骑士的世界胡打乱闹。可是到了最后，历经了世间千姿百态，大大小小名义上的骑士，唯一真正具备骑士精神的人只有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想用非骑士讽刺骑士，最后却留下了唯一的骑士，这也许是最大的讽刺。

据统计，塞万提斯写了大约700个人物，包括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工艺人、牧羊人、农民，等等，每个人物都鲜活有趣，栩栩如生，按其自有的样貌展示其不自知的滑稽。其中还夹杂许多半路离题的小故事，意味深长。读过之后忍不住会想，该是怎样的阅历丰富，才能在这样的洞若观火中幽默豁达。

也许疯狂的骑士是唯一睁眼的看客。

堂吉诃德：“喜剧里最聪明的角色是傻乎乎的小丑；因为扮演傻瓜的绝不是傻子。”

堂安东尼欧说：“啊呀，先生，你要治好这位妙不可言的疯子，就损害了全世界的人；上帝饶恕你吧！你可知道，先生，有头有脑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疯头疯脑的堂吉诃德趣味无穷。不过照我看来，要这样一个失心疯恢复理性，您学士挖空心思也没用。”

桑丘：“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

堂吉诃德：“桑丘，你真是一个大哲学家！这话非常高明，不知是谁教你的。我告诉你吧，世界上并没有侥幸的事；世事不论好坏，都不是偶然，却是上天有意安排的。老话说‘命运各由自己造成’。我的命运向来由我做主。”

《帷幕》

［捷］米兰·昆德拉（1929～）　董强译

昆德拉的这本文学评论比他的任何一本小说都好读。读过了这本评论，再读他的小说也会好读一些。昆德拉始终按照他的艺术理念，寻找并让事物的“模棱两可性呈现出来”，撕去平庸重复的表面意义。这是一种冷然的幽默，也是继承自塞万提斯小说的一贯的艺术传统。

“假如说历史可以有重复的糟糕品位，一种艺术的历史却是无法忍受重复的。将来有一天，欧洲所留下的，将不是它重复的历史，因为这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唯一有机会留存下去的，将是它的艺术的历史。

“正是通过撕裂预先阐释的帷幕，塞万提斯让这一新艺术启程；他破坏性的动作反映在、延续在任何一部配得起小说之名的作品中，这是小说的艺术的身份标记。”

《卡莱尔文学史演讲集》

［苏格兰］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伦敦·剑桥·公元1688年

思想改变世界。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但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只在17世纪的英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除了17世纪的英国，其他地方真的很难找到这样鲜明的例子。哥白尼改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但普通百姓并不懂得地心和日心有什么重要；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带来法国大革命，但是革命之后回到帝国和反复无常的共和国，并没有实现理性国；康德和黑格尔将哲学推到历史高峰，但除了理论哲学家，其他民族并不对此感觉亲近。所有这些国家的这些思想家，对哲学影响力很大，但往往局限于哲学领域。

只有17世纪的英国不同。有两个人改变了世界，真真切切的改变，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农夫和织布衣服的妇人也能发现由他们的思想所改变的世界。一位改变了人类的知识，开创现代物理学与科学，奠定了工业革命的物理基础；另一位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开创民主理论，奠定了民主制度和今天的美国。他们生前没有见到这一切实现，但他们的叙事已经将这一切照亮。他们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的面容，更是世界的思维方式，直到今天。

这是思想照进现实。

<h3>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h3>

有人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牛顿。

在我们的历史之旅中，我们曾反复提到欧洲历史的三大阶段：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现代。罗马帝国的覆灭是历史的第一次翻页：古代结束，中世纪开始。这一次我们走到第二次翻页的前夕。这是我们第二次造访英国，也是重量级的一次造访。

牛顿是这次翻页的关键性人物。

艾萨克·牛顿出生在1642年。他出生的这一年，伽利略去世。如同灵魂投生转世一般，伽利略的衣钵交由牛顿继承。牛顿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家庭，他的父亲有一片教区土地和一座还算气派的庄园。她的母亲出生在一个下层乡绅家庭，受过一点基本教育。小艾萨克很小就有天赋，“严肃、沉默寡言、善于思考”，喜欢约翰·巴特的《自然与艺术的奥秘》，喜欢和村子里的风车匠一起制作风车。正如所有成名之人在成名后被人回忆时总要经历的，很多人考察牛顿小时候，都认为他那时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位伟大自然哲学家的所有素质”，例如洞察力、坚定不移和推理能力，“预示了非凡的未来”。

小牛顿曾经在班上垫底，也曾因暴力行为被母亲要求辍学。

在牛顿的舅舅威廉的帮助下，1661年，牛顿以减费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就读于著名的三一学院。他的身份不高，只是更富有的自费生的仆人。他在学院里生活趣味丰富，参加过网球、舞会和游艇。他的美食清单诱人。他对其他学生放债，并成功收回。他迷上占星学，认为欧几里得数学太简单，钻研过笛卡儿令人生畏的《几何学》。

牛顿是数学天才，这种天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学院中，他找到了求曲线斜率的方法，又通过求曲线面积，证明了广义二项式定理。1665年年初，23岁的牛顿回乡躲避瘟疫，其间他完成了大部分创造性工作。他在一本名为《废料簿》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百多个运动公理，其中包括后来的惯性概念。他对彗星加以观测。他计算了离心力，找到重力的基本形式。他投入了视觉实验，用眼睛看太阳，分解出颜色。1666年，牛顿发表了关于“流数”的论文，这篇论文最终创建了微积分。

这些成就不可思议到令人忘却嫉妒。它们太神奇也太集中，几乎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多的推导。想要知道这些成就的意义，我们需要知道它们的历史地位以及牛顿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

牛顿站在历史酝酿的时刻。在牛顿之前，科学经历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中世纪的暗淡、哥白尼的发现、开普勒的拓展，走到一个分岔的结点。亚里士多德是以科学眼光考察世界的第一人，他提出命题和解释，给世界一个切实可靠、而非神话式的解释。他想把事物的发生归因于内在形式、外在动力，或者偶然性，总之是人类可以分析的理由，而非神的任意性。然而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多为直觉式的举例。例如他描述运动的原理时，他选择了青铜变为雕塑和病人恢复健康两个例子。这些例证的特点是清晰易懂，但缺点是过程不明，对同一事件，很多人可以给出很多解释。

中世纪，研究世界的任务很长时间被淡忘了。有一些先驱者，对实验加以发展，例如罗吉尔·培根、奥卡姆的威廉。直到哥白尼出现，科学才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哥白尼是一个另类的天才。他是一个教士，但有着非常优秀的数学能力和非常强烈的直觉能力。读哥白尼的书，前一部分论述的清晰优美会让人陶醉，后一部分的计算繁杂会令人痛苦不已。哥白尼以极大的热情和耐性重新计算了宇宙模型，从地球为中心变成了以太阳为中心，变换了模型带来视野的改观，一些需要复杂解释的天体运动此时获得明晰的清朗。虽然数学仍然困难，但一个新的宇宙视野诞生了。

再往后，是孜孜不倦研究数据的开普勒和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开普勒从前辈第谷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总结出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规律，形式简洁又美丽，如同天籁。伽利略则用光学镜片组合拉近了遥远的行星，使得冰冷而斑驳的行星表面暴露在所有人眼前，褪去了神秘面纱，而他对惯性的研究开启了力学的序幕。

所有这些前辈都为牛顿铺平了道路。他们的结果是牛顿最重要的出发点，而他们工作的方法是牛顿体系的原理和基石。然而所有这些人都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从问题入手，解决单一的困难，或者直接观察，提出单一的归纳结论。然而牛顿完成的是体系化的科学。他的书几乎像是一本哲学著作，从定义开始，提出原则、公理，再由公理导出无数条推论。他的体系是由上至下、由内至外的，由最核心的定义和最简单的定律开始，不断向外扩张、向事物深处扩张、向现实扩张，从一个比例关系出发，最后导出的结果是符合天体和事物的复杂的运动。这不是零星的漩涡，而是有源的喷泉。以基本公理为出发点，勾勒世界的样子。从其中的结构，你会惊异于世界简单的核心。看上去千变万化的世界，风云雨雪，日月星辰，本质上原则是同一的。

这是现代科学最基本的形式。

牛顿用数学完成这一过程。他的体系结构和古希腊哲人相仿，然而他比他们胜在数学。当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的原理是燃烧和永恒的流变时，当恩培多克勒说万物的原理是爱与斗争的交锋时，他们都有论述和见解。然而孰是孰非呢？他们的理论和神学理论又如何区分呢？在牛顿之前，哲学只是哲学，自然哲学只是一位思想家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同流派之间，没有比较优劣的方法。然而牛顿带着一道闪电，劈开密布的浓云。他说数学是哲学的原理。哲学理论论述世界，而世界的方式是数学。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写道：“在前两编中，我已奠定了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不是哲学的，而是数学的：即，由此可以在哲学探索中进行推理。”这是哲学探索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此并非每一种自然假说都是合理的，并非光明与黑暗的战斗、相生相克的原则都能解释世界，在所有的假说中，开始有某种假说优于其他。换句话说，开始有真理存在。数学即真理。

牛顿由此开创了现代科学。从这个结点之后，科学成为科学。

上学的时候，我们曾惊诧于每一门课上都有牛顿。他是各种领域的奠基人——力学奠基人、光学奠基人、宇宙学奠基人、微积分奠基人。他提出了寻找自然原理的四大规则：事物的原因应寻求简洁；对相同现象寻求相同原因；将实验中稳定而共有的物体特性视为普遍属性；将现象中归纳的命题视为正确。这四条原则至今仍是科学发现的原则，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如此。这是穿透黑暗世纪的光。中国古代并不缺少自然科学家，但缺少一位牛顿，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牛顿毕业于剑桥大学，这是科学的伊甸园。除了牛顿，另一位改变现代科学的人达尔文也出自剑桥。剑桥小镇古朴而美丽，走在学校里，似乎走在时间之外的永恒的城堡。校园历史悠久，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的建筑都已穿过数百年历史，宽广的院落，圣洁的哥特式教堂，攀爬藤蔓的石壁，深色木制桌椅与烫金古书。小酒吧在石板路旁，挂着数百年不变的招牌，如同忘掉时间的乐园。在伦敦大火毁掉大部分王宫建筑后，在剑桥仍可以找到古老的英国。能感受到校园里思想的氛围。草坪广阔安宁，穿城而过的康河水在绿叶下潺潺流动，叹息桥留下学生的叹息，康桥留下诗人的隽语。

剑桥三一学院1546年由亨利八世创建，培养过培根、拜伦、罗素、甘地等著名思想家。他们的雕塑陈列在三一学院的小教堂，享受着寂静的光荣。传说中，牛顿是在一棵苹果树下得到了万有引力的灵感，无论这是不是真的，这段故事都已经是世界史上最浪漫的传奇之一。三一学院外墙下至今仍种着一棵苹果树，供游人拍照留念。这是世界上最安宁、最低调的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光荣、最骄傲的地方。

<h3>洛克之后，才有民主</h3>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总结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

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英国在不流血的革命中完成了民主的转换。

1689年，牛顿成为大学代表进入议会，遇到了他在伦敦最好的朋友——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不算最深刻，也不算最广博，与之前的马基雅维利比起来，他没有那种直截了当的尖锐，与之后的让－雅克·卢梭比起来，他又没有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他不是最打动人心的哲学家，然而他让后人记忆长久。他是将宪政民主的思想进行正式表述的第一人。现代政治的两大主要元素，民主与宪政，13世纪的英国我们追溯了宪政，而在17世纪的英国，我们看到了民主。

民主是什么？是穷人的愤怒，是大众的疯狂，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野心家的口号？在洛克之前可能都是。但在洛克之后，民主是理性的自由。

洛克是宪政民主的先驱。在他之前，古代哲学家发展了充分的关于民主与共和的讨论，中世纪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在教会的基础上讨论政府，新教改革时期，改革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在个人罪愆和救赎的基础上建立政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写下有关权力斗争的《君主论》，他谈论现实政治，而不是理想的善的国度，他讨论要维持统治所必须的君主技巧，包括足够的机智和必要的残酷。

最重要的现代开拓者是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他继承马基雅维利的大胆，从现实出发，从道德不完满的人的身上寻找理想国的可能性。他提出国家主权的概念，他分析人性，从人强有力的情感推导出自然法。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式：假设所有人处于原始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按照人天生的权力欲、猜疑和竞争导出必然的战争，而为了保持生存，人类必须放弃与生俱来的为所欲为的权力，让渡一部分权力，组成国家。他写下一个如同生命的主权国家，用传说中巨人的名字命名为《利维坦》。他赋予统治者最高的绝对权力，因为在组成国家的时候，臣民已经将这些权力赋予主权者。他认同优良君主的统治，怀疑大众民主。他让颁布法律的权力成为统治者的至高无上。

所有这些半是诗意半是神学理论的政治著作，对现代国家都是开创，但远不够形成制度。洛克真正将头脑思辨转化为政治现实。

洛克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秉承了牛津古老的优良传统，思想朴素清晰，善于理性思辨。他的文章并不长，语言也简洁易懂，但他阐述的原理成为现代民主的原理。洛克在牛津期间与多位科学家共事，后来获得医学学士，他曾在联邦德国纳姆医生的指导下学习，这为他后来的著书《人类理解论》打下重要基础。1679年，他开始撰写重要著作《政府论》。1683年，由于涉嫌参与阴谋，洛克逃亡至荷兰，在此期间，他回顾修改自己的作品，大量草稿成书，《政府论》就在这时出版发行。

天赋人权。生命、信仰、财产的权利。自然法。委托立法。“社会中，人的自由是指，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全民委托制定的法律外，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

这些是我们已多么熟悉的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熟悉到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它们的出处。洛克的《政府论》是针对当时绝对王权的政治主张的朴素辩论，在洛克之前，几乎所有著书都赋予统治者过大的权力。他们谈论统治之道，不谈论限制。洛克是英国议会精神的发扬。他不认为人的自然状态纯是战争，他坚信人有天赋的自由和理性，自然法就是自然的理性。自然法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人都有义务保存自己，并不侵害他人。只有在有人违反自然法时才需要有权威来审判。政府就是被人自愿赋予这种权力的机构。人有权利选择加入、考量或推翻一个政府，人在社会中，是建立契约的自由、平等之人。

这些为每个人所做的宣言，只有跟生杀予夺任凭权威的古代相比，才更显得弥足珍贵。洛克哲学不算是巅峰之作，但他提出的权利与自由成为百余年后现代美国建立的思想基础。他的为人和他的文章一样朴素，可他却比很多光环万丈的昙花一现者更被历史铭记。他的政治论述直接影响了杰佛逊、麦迪逊和许多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

1689年，当牛顿遇到洛克的时候，洛克刚从荷兰的逃亡中归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间，牛顿和洛克成为至交好友。两个人交换了大量书信，讨论圣经经文问题，牛顿向洛克倾诉了自己内心的很多情感困扰。有的时候，很难想象一段很短时期中的一对朋友竟能改变历史如此之多。洛克和牛顿保持了真挚的友谊，走过了历史注定的多事之秋。

<h3>没有流血的革命</h3>

光荣革命。多事之秋。

1688年的伦敦注定与众不同。在阅读一百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史和两百多年后的俄国和中国革命史，有一个突出的印象会刻上心头：革命就是牺牲与战斗的血泪史。大革命发明了断头台，每天数以千计的人头在疯狂的呐喊中落地；俄国革命以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告终，解放的梦想结束于更加严酷的独裁；中国革命以彻底的战争作为基础，从内战到抗战，再到文化革命的人人对战。旧时代的势力在交替中更新，在更新中炮火连天。在这样的历史中，革命似乎等于无尽的鲜血。

可是历史上有一场革命不是这样。

英国革命，没有流血的战争。它似乎是一场软弱的挫败，但结果却带来兵不血刃的革命。它看上去只是一次普通的王位交叠，但实际上带来了政体的转折。英国并不是和平的国度，数百年王位争夺分分合合，玫瑰战争似乎无穷无尽，辉格党和托利党闹得不可开交，新教与天主教也拼得你死我活，王权和民权始终拉锯，可是尽管如此，最终的转换却在一次和平的更迭中平稳进行了。现代国家诞生，英国从此进入君主立宪制，议会掌握权力，政治框架从那时延续至今。

这是如何发生的？听上去仿佛不可思议。

从最客观的角度，英国也不是没有发生争斗。在光荣革命前半个世纪，以议会为信念的辉格党人和以传统为信念的托利党人之间也有大规模冲突。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王权和议会间矛盾扩大。国王的对外政策失败，财政困难，增加借款，宗教问题也引起民众的担忧。1628年，大名鼎鼎的克伦威尔作为议会代表，发表反对国王的演说，引起国王恐慌，国王调集军队，强行解散议会。克伦威尔在几年的蛰伏之后成为了铁骑将军，与王党展开战斗。他带兵多次凯旋，战胜了贵族的军队，肃清王党守军，将国王赶至苏格兰。议会宣布自己为最高权力机构，克伦威尔却没有抵抗住权力的诱惑，将权力集中，登基加冕成王。尽管战争最后仍然以王权告终，但这些胜利奠定了半个世纪之后的议会地位。克伦威尔的雕塑至今仍竖立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宫的墙外，赫然醒目。

从进一步的角度，光荣革命本身也不仅仅是议会的革命，同样是宗教的对抗。英国国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对抗由来已久，几乎每一位国王都会因为其宗教信仰引起争议。在光荣革命前夕，坚持英国国教的议会，在坚持天主教的国王死后，担心下一位继承者仍然是天主教，便从海峡对岸接回了异乡的驸马，奥兰治的威廉做新的国王。这是国教的胜利，也是议会的胜利。初来乍到的国王并不熟悉国内势力，很依赖议会，交出了很多直接的权力。议会从而成为决策国家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与国王的妥协中走向民主的合作。

而从最远的角度旁观，这一次革命是整个群体的崛起。通常将他们称作资产阶级，但他们不仅是只有资产而已。他们远不仅是商业家和新兴的富人，因为商人和富人从古希腊到古中国从不缺乏。他们也不仅是新教的信徒，因为新教在其发源地德国和低地国家并没有如此的力量。他们是一群目光清明、内心笃定的精力旺盛的人，他们不喜欢疯狂的神迷状态，也不喜欢保守的温顺，他们习惯于按事实和逻辑看事情，因规则而行动，他们在辩论中达到目的，相信人的追求和人的限度，他们对实际经验的重视远远超过先验灵知，他们喜欢理性、理性，还有理性。

这是一群为现代世界制定出原则的人。是他们让英国的革命与历史上千千万万次暴力的起义不同。他们不只是追求王位与势力，还寻求制定出新的让每个人理性接受的制度法则。他们为一切寻找原理。因为力，所以运动。因为权利，所以法律。因为契约与合作，所以有国家。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喜欢理性思辨的人们，人类的历史还会在反复无常中徘徊到什么时候。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历史上从不缺乏流血冲突、推翻政权、权力斗争，然而能将这一切转化为新时代的，只有科学革命那一百年的英国。

只有这时，才理解牛顿和洛克的历史意义。

<h3>旅游指南</h3>

剑桥

由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乘火车，一小时左右可到剑桥。在剑桥可完全步行。

·剑桥：整个学校是一座小镇，有着最古典而优雅的校园，潺潺康河穿城而过，可以撑船。国王学院：由亨利六世1441年建立，因最漂亮的哥特式礼拜堂而出名。三一学院：院墙下有传说中的牛顿苹果树，小教堂有知名校友雕塑。

·伦敦：

1．威斯敏斯特宫，国会：威斯敏斯特宫历史上既是国王宫殿，又是议会所在地。每年的开放日，可以参观宫殿，上、下议院。两院不仅结构不同，陈设装饰也大相径庭。讲解员不仅讲解建筑，还会讲解议会的传统和趣闻。

2．伦敦博物馆：独具特色的现代社区巴比肯建筑群内，免费开放，以实景展示方式讲述了伦敦从古至今的历史，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街巷。

3．国家画廊：位于特拉法加广场，馆藏丰富，包括多位历史名人肖像。可以在这里看到全欧洲各个时期的名家名画，包括伦勃朗、范戴克和霍尔拜因等低地国家名家之作。有一幅画家怀特所画叫做《空气泵中小鸟的实验》的画，是工业革命时代普通人精神的最好体现。

4．大英博物馆：英国强盛时期的最好见证，不过不是以英国器物著名，而是以古希腊埃及典藏珍宝著名。这既是掠夺，也是保护。正如工业革命，既是剥削，也是发展。

《利维坦》

［英］利维坦（1588～1679）　吴克峰译

《利维坦》可以说是为一切现代革命铺路的书。霍布斯是一个奇人，他在牛顿尚未出世的年代就已经开始试图用机械原理思考世界。

霍布斯将国家形容为一个由众多个体组成的有生命的怪物，主权者——这个由他创造的概念——就是这个怪物的头。尽管霍布斯赞成君主一人统治的观念让后来的很多哲学家不满，但他还是开创了许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自然的战争状态、国家的起源、社会源于契约、法律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被后世的思想家沿用至今。国家作为一个怪物，开始升腾。

“放弃或者转让权利，以约定的形式表示出来，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或者简单地讲，契约就是权利的相互转移。

“在这一自然法中，包含着正义的源泉。正义的本质就在于遵守有效的契约。

“这个统一于一个人格中的群体就是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产生，或更恭敬地称其为人类的上帝的诞生。”

《政府论》

［英］约翰·洛克（1632～1704）　丰俊功译

洛克写文章没有霍布斯那么有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简单直接。他采纳了前人许多优秀见解，将它们统筹为合乎逻辑的政治体系，罗素批评他没有新见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道理的。社会契约和法律约束的概念在《利维坦》里已经讲过，自然法曾由阿奎那给出，只不过洛克用天赋权利的理性代替了阿奎那所说的认识上帝法则的理性。

洛克是成功的，他所在的时代刚好是克伦威尔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和平的改革将王权政治顺利改造为富有约束的现代国家，而洛克的学说也随着伏尔泰的宣讲和美国革命传遍世界各地。他不是一流天才，却是理智和宽宏的典范。

“理性就是自然法，它向愿意遵守理性的全人类传授着这一真理，即人们生来就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者是占有别人的财产。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执行自然法，这样所有人就都有权力去惩罚那些违反自然法的人，从而阻止违反自然法行为的发生。

“人的自然自由是指，在自然状态中，只遵守自然法规则……社会中，人的自由是指，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全民委托制定的法律外，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

《启蒙的时代》

［英］以赛亚·伯林（1909～1997）　孙尚扬、杨深译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生于俄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前往英国，进入牛津大学。他在政治哲学上的贡献是开创了一种自由多元主义的路线。

伯林的写作有着非常好的文笔，并不华丽，却将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东西描述得清楚恰切，如果想知道一个时期或一种流派的思想，读一读伯林总不会错，也许是最好的哲学入门。《自由及其背叛》、《浪漫主义的起源》和这本《启蒙的时代》都讲述了那一个世纪集中而特色鲜明的思想家，既是哲学，也是历史。《启蒙的时代》讲了洛克和之后八位重要作者，勾勒出18世纪独特的群像。

“18世纪的哲学家们试图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遵循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从而把哲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

“最需要的乃是一种可靠的发现答案的方法，而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已经运用过与这种描述相符的一种方法，如果他的效仿者遵循同样的箴言，也将在人类精神领域里获得并不亚于牛顿的丰硕成果。

“18世纪天才的思想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希望的乐章。”

维也纳·古典主义·公元1791年

维也纳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精致有余，沉厚不足，让人们深刻记忆的常是其宫廷的一面：华尔兹舞蹈、茜茜公主、金色大厅，好像维也纳的特征就是高雅的王子公主在宫殿里跳舞。这一面是真实的，也是美丽的，可是这一面不能代表维也纳的全部。

维也纳内心深处的精髓是悲伤与深刻的艺术。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孕育过如此多的伟大音乐家，这些音乐家并不都走在灯火辉煌的舞厅中，他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孤独的街巷默默探索。能在维也纳宫廷演出的音乐家只有寥寥几个人，他们也并不都境遇优越，在贫苦中度过岁月的往往是伟大的人。他们住在城市平凡的角落，在灯火辉煌外完成自己的作品，舞台上的一刻映照出舞台之外长久的黑暗。他们将音乐推向顶峰。

他们的探索有着独特的维也纳的气息：深刻、内省、复杂，对精神内心的探求极为重视。维也纳的艺术是音乐，这是所有门类中最具有个人性和内心性的艺术。它不同于外向的绘画，用色彩传达激情，也不同于静默的雕塑，让一切清晰可辨，更不同于神话和戏剧，用外在的角色表达外在的历史。音乐是精神性的，传达的是理念的完美和内心深处的思量。即使音乐表达明暗、图景和冲突，也是发生在精神世界的抽象表达。这是音乐的气质，也是维也纳的气质，是它的文学、心理学、哲学的气质。这种特征不引人注目，但却有深沉恒久的烙印，直抵心头。

维也纳是极美的城市。每一个石缝里都有音符存在。

<h3>永诀，贵族不再</h3>

1791年，世界响起告别的弥撒。

这一年是告别之年。在维也纳，海顿和莫扎特作最后的诀别。在巴黎，凡尔赛的路易合上中世纪的幕布。

1790年12月15日，海顿从维也纳启程，前往伦敦。他受伦敦一位剧团经理之邀，前去演出并作曲。临行的时候，他去看望莫扎特。海顿本希望莫扎特能与自己同行，但由于经济缘故，莫扎特不得不留在维也纳。莫扎特经济困窘，健康状况也相当不佳。海顿陪他一整天，两个人谈话，都有些不舍。他们都能感觉一种送别的气氛，只是没想到这是一场相互送别。海顿比莫扎特大24岁，如父亲如师长，他爱这个孩子，爱他的天才。

在这一年，维也纳延续着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辉煌。王宫里彻夜笙歌，王宫外讲求情调，宫廷雇用着世界上最好的乐师，召开最好的音乐会。市民阶层兴起，富裕、闲暇而有品位，他们性情欢愉，夜晚喜欢涌入音乐厅，表达自身富足的满意。歌舞升平，美酒佳肴，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没有人注意一个穷困天才的独自死亡，没有人能料到另一个国度的暴风雨会带来世界怎样的天翻地覆。

这一年，哈布斯堡王朝延续着神圣罗马帝国最后的辉煌。这个在公元962年即已建立的千年王国即将走到尽头。神圣罗马帝国号称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由德意志和奥地利地区多个诸侯王国组成。其中七个主要王侯为选帝侯，与教皇一同选出帝国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在动荡不安的整整一千年间始终是欧洲的重要力量，它虽然没有变为英法那样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没有生气蓬勃的意大利城邦富有，但它是欧洲贯穿始终的正统王朝，势力与所有人抗衡。它能影响英王婚事，能干预法王继承。没有人会想到它的结束。哈布斯堡王朝是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是帝国的顶点和终点。

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的是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拿破仑征服。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法国最美丽的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从巴黎出逃，在边境被发现，随后被囚禁。1793年，玛丽和丈夫一起走上断头台。神圣罗马帝国因此成为法国革命最坚定的反对者，与英国和普鲁士共同组成第一反法同盟。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功，成为第一执政官。1804年，拿破仑加冕。1806年，拿破仑战胜第四反法同盟，夺下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威逼利诱迫使神圣罗马帝国中16个成员邦国脱离帝国，加入他所创立的联邦，随后，他写信逼弗朗茨二世退位，亲自终结了这段长达844年的帝国历史。

1791年，这悲剧的结局还未曾到来，维也纳还沉浸在自身的顶点，享受欢快的艺术氛围，哈布斯堡的荣光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哈布斯堡家族，这个凭借联姻几乎统治全欧洲的家族，在兴盛的顶峰几乎送出了欧洲每个国家的国王与王后。15世纪，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在匈牙利抵抗奥斯曼帝国，之后的马西米利安与勃艮第公爵的女儿结婚，继承了尼德兰的大片领地，他的孙子是欧洲历史上头衔最多的查理五世，他由母亲继承了西班牙、意大利的大片土壤，由父亲继承了勃艮第、德意志、奥地利，正是他在西班牙资助了麦哲伦的远航，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熟悉的组建了无敌舰队的腓力二世，以及奥地利女王、在维也纳修成了富丽堂皇的美泉宫的玛丽·特蕾西亚。这是何等的殊荣，我们至今仍可想见。

美泉宫今日仍精美无匹，它坐落在维也纳外缘，花团锦簇，不仅包含一座富丽的皇宫，还包含最著名的广阔的花园。花园采用法式园林的几何设计，上升的坡度经过精心的设计，灌木组成对称而复杂的花样，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树木组成郁郁葱葱的林荫走廊。美泉宫内部是出名的精致豪华，洛可可风格的繁丽装饰，绘有多个国王与女王肖像。宫殿外墙的金黄色和市中心另一座王宫霍夫堡宫遥相呼应，霍夫堡宫的色调更冷，带有弧度的建筑更显巍峨，铭记着过往的奢华和岁月峥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维也纳富足活跃，建造出全欧洲最引人注目的精致城市。权势的衰落与权势的强盛一样让人铭记，没有任何显赫能逃过必然性这注定的神明。

1791年之后，贵族的时代不存在了。

除了扩建美泉宫，玛丽·特蕾西亚女王一生还有两件事让我们记住，一是召见过六岁神童莫扎特，二是将自己美丽的女儿小玛丽嫁给法国的路易十六。莫扎特与小玛丽在美泉宫有过一面之缘，传说六岁的莫扎特曾向七岁的玛丽求婚。这两个孩子并没有缘分共度人生，他们在这短暂的一面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在这一年，他们走向共同的死亡。莫扎特死于维也纳的病榻，玛丽即将走向巴黎的断头台。

1790年寒冷的冬天，海顿与莫扎特说最后的告别。莫扎特不忍与他分开，流下了眼泪，凝视着海顿忧伤地说：“这是永诀了，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这不是莫扎特第一次预见死亡，却是最富含悲伤意味的一次。

<h3>古典音乐之序曲与高峰</h3>

18世纪末的维也纳见证古典音乐的巅峰。

平时我们说的古典音乐包含太多，似乎流行音乐之前的都可以叫做古典音乐，但实际上，狭义的古典音乐并不漫长，只包含短短半个世纪，属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半个世纪。

罗马帝国覆灭之后，音乐与其他许多艺术一样销声匿迹许多年。教堂的圣歌保留下来，器乐几乎消失。安布罗斯素歌之后是格里高利圣咏，得名于著名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教堂音乐最为感人，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出自内心的倾诉。从圣歌发展出康塔塔和赋格，圣洁的合唱，多声部，飘扬进天堂。这个时候的声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由声乐发展出和声的艺术。最早是在教堂里尝试共鸣的效果，一个声音的吟唱，插入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最后是几条旋律的和声，相互配合。这样的尝试被称为奥尔加农，发展到后期，就是复调音乐。复调音乐，将两条、三条甚至更多旋律线，通过处理，和谐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和声的艺术在后来成为东西方音乐的核心差异。

在圣歌发展的初期，器乐仍然匮乏。十字军东征是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一些东方乐器的引入使得欧洲人大开眼界，这时的音乐走到一个岔口。阿拉伯人的雷贝琴发展成雷贝克琴，后来成为小提琴的始祖。北欧人的竖琴和牧笛开始加入音乐。记谱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最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堂内的管风琴发展到完美的程度。这不仅使得教堂音乐本身变得异常震撼，而且为后来的键盘音乐打下基础。加贝松在这种乐器上的探索使得赋格音乐成为可能。

17世纪，成熟的时代到来。意大利仍然是创造的源泉，蒙特威尔第发明了歌剧艺术，阿玛蒂和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臻于完美。此时的合唱艺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复杂，美妙却繁复，与美术上的巴洛克遥相呼应，亦被称为巴洛克，华丽的装饰，多重旋律，细节丰富，小提琴开始占有统治地位。作曲家终于以个人的方式走入历史，亨德尔的清唱剧非常动人，维瓦尔第是最杰出的小提琴家，他很受人欢迎，音乐具有独特的温馨魅力。

随后，音乐迎来了第一座高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出生在歌舞艺人的音乐家庭，他的父亲、祖父和多位叔伯都是音乐家，他的家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品味。塞巴斯蒂安是全能的乐手，他从小在唱诗班演唱，18岁时就以作小提琴手和管风琴师为生。他的音乐在他的生前并未得到太多认可，他活得平静，甚至可以说庸碌无闻。然而他的作品却在死后一百余年获得了重新的发现。巴赫的音乐在于严谨，他将音乐的理性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赋格完整而流畅，各个声部几乎可以用逻辑推导，最后的效果又自然而然。赋格是复调音乐的一种，它建立在一个主题旋律基础之上，用不同调性、不同的进入时机、不同节奏和顺序将主题变奏，又合成同一首乐曲，如同用多种修辞完成对同一主题的叙述。巴赫的音乐严谨却不循规蹈矩，复杂却显得流畅单纯。巴赫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让后来的键盘音乐大大发展。直到19世纪，门德尔松发现了巴赫，他将这个天才被埋没的手稿重新发行，让世人了解到这个因为太深刻而被人忘记的伟大的人物。世人为之倾倒，将其奉为大师之一。德意志音乐开始将巴赫当成自己的骄傲。越到现代，巴赫的作品越受人喜爱。

所有这些都是古典主义到来之前的序曲。18世纪，进入古典音乐的时代。

音乐从巴赫传到海顿，几乎已经找到它最完美的形式与内涵。海顿是维也纳的骄傲，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曲式，这是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理性的回响。这种曲式是交响乐。在海顿生活的时代，器乐已经相当完善，提琴与管乐的组合也已经初具规模。乐队和咖啡馆音乐会作为新事物开始风靡，作曲家开始为乐队写作音乐。主调音乐又恢复了，和声的方法引入到乐器，乐器与乐器各自演奏完全不同的内容，最后用和声统合成整体，如同一场对话。

交响乐在海顿手中正式成型，它遵照着几何图形一般完美的结构。我们都知道交响乐，但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如此规则。它由四个乐章组成，通常情况下是快板－慢板－小快板－急板，分别表现出庄严、抒情、舞蹈和欢乐，快慢相间，结构平衡。有人用身体来比喻这四部分：第一乐章属于大脑，富有思想和智慧；第二乐章属于心灵，在抒情中获得情感；第三乐章属于四肢，让舞动的旋律把身体解放；第四乐章则属于全身，要在风雨般的迅疾中达到高潮。海顿是交响乐的奠基者，他把这种音乐形式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基本准则，一直到20世纪。海顿的旋律简洁上口，主题甜美，变化丰富，在当时的维也纳很受欢迎。

交响乐的出现标志着古典主义时期的开始。它是整个理性时代的完美体现：比例、协调、庄严、和谐，像建筑般恢弘、均衡。这是一种几何式的美感，音符与音符的和声符合几何比例，乐章与乐章的结构也充满几何协调。古典主义在古希腊罗马遗迹被发现后一度风靡欧洲，18世纪末，几乎可以在各种艺术中见到古典主义风格，包括建筑、绘画、小说戏剧。直到今天，走在维也纳的街头，仍能充分领略到这种古典主义的精髓。维也纳的建筑规则静穆，有对称的立柱和三角山墙，街心花园有精致的几何设计，线条中协调而安宁的均衡，至今仍飘在维也纳的空中。

海顿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维也纳度过。他的少年过得很艰难。他早年参与了斯蒂芬大教堂合唱团，后来因变声而离开，17岁起就流落在维也纳街头，住在好心的旧相识家的阁楼，每天拉小提琴挣钱。他生活窘迫，一直接近于入不敷出，直到遇到改变他一生的商人赞助人布赫霍尔茨。无论是流浪的海顿，还是他的商人赞助人，也许都不曾想到他这一生的成就：协奏曲之父，交响乐之父，整个古典器乐音乐之父，所有人的“海顿爸爸”。

海顿比莫扎特年长24岁，在莫扎特1781年来到维也纳之时已盛名在外，两人的一面之缘就惺惺相惜，17岁的莫扎特来维也纳短暂停留，听到了海顿的交响曲，将海顿看作他真正的导师。而海顿则充满激动地告诉他的父亲：“您的儿子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海顿不遗余力向所有大人物推荐：“各个国家应抢着把这块珍宝留在自己的地盘上。”1785年，莫扎特将6首四重奏提献给“最亲爱的朋友——海顿”，以表达他深厚的感激之情。两个人的友谊长达10年，直到海顿临行的分别。

海顿和莫扎特的故居都在离斯蒂芬大教堂不远的小巷子，海顿住过的阁楼紧贴着斯蒂芬教堂广场，莫扎特故居在教堂背后，这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住所，如今已是莫扎特博物馆。斯蒂芬大教堂是维也纳的心脏。这座哥特建筑雄壮而美，像每一座哥特式大教堂一样沉静而高耸，它是城市的精神中心，它见证了海顿的少年，莫扎特的成年。莫扎特在这里与康斯坦丝结婚，临终的故里也就在它的脚下。今天进入斯蒂芬大教堂，仍然时常有音乐萦绕。这些音乐属于曾经在这里的人们。

1791年，海顿前往伦敦，莫扎特在病中努力写作。夏天，他为他多年的朋友施卡内德谱写了德国歌剧《魔笛》。他在剧院的排练中找到安慰。他给在巴登度假的妻子的信中谈到他的孤寂和无助，“孩子似的欢乐，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想方设法想要挣脱。莫扎特10岁已名满欧洲行遍天下，但他的成年并不顺利。先与束缚的宫廷决裂，然后为寻求委托四处碰壁。他为工作挣扎，比常人更加艰辛。他的性格天真而单纯，童心，富于柔情，渴望快乐而不快乐。他需要简单的爱，可他的妻子没能给他。

莫扎特的音乐至今仍让人着迷。他的纯真与艰辛是最让我们着迷的地方。他的音乐如他的性格，有世上最甜美、和谐、欢快的色调，也有欢乐背后内心深处的忧郁。最明亮的曲调，在片刻间流露出深静的忧伤。这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他最后的几首交响乐无不兼具明亮与黑暗，甜美与悲伤。《朱庇特》灿烂而辽远，黑暗持续之后突然明亮，在宇宙深处的圣殿中，驰骋着金色马车。这是令人沉醉的时刻，灵魂的深与广、亮与暗都在其中。

莫扎特的最后一首曲子是，传说中是一个神秘委托人委托莫扎特写给客户，却最终成为了莫扎特给自己的挽歌、给所有灵魂的挽歌。是复杂而伟大的作品，合唱与器乐的合作臻于化境。其中有不祥的预感，死亡带着阴影步步逼近，有悲剧感的挣扎，合唱和弦乐在紧张中交替上升，还有最纯净的白色天国，圣洁的旋律盘旋在头顶天空。庄严，缥缈，大开大合的旋律线条。

1791年11月20日，莫扎特在排练中，开始卧床不起。12月5日与世长辞。当莫扎特的死讯传到伦敦，海顿不能相信，他失声痛哭，以后每一次和人提起都会痛哭。

<h3>英雄的浪漫</h3>

1791年是时代的转换。遥远的巴黎正在命运中摇摆，大革命的杀戮尚未进入高潮，革命的未来还在岔口前犹疑。里的西穆尔丹和戈万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宣言，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成为生死相向的仇敌。国王尚未处死，断头台还没有沾上四千片血污。启蒙运动仍然保持着它的理想，不曾想到革命最后会以皇帝告终。波拿巴正从大革命的沙场中走来，此时还不曾有人注意。启蒙、理性、秩序仍然是革命的宣言，打造一个理性新世界的梦想仍然鼓舞人心。

然而最终，一切脱离想象。

当革命失控，成为一场流血的屠杀，当纯洁的理性理想不得不以铲除异己作为实现手段，世界陷入非理性的混乱。自由，平等，博爱。战争。革命的宪法还在滚烫的演讲台上发光，作为独裁者的战争英雄已经开始自己给自己加冕。

世界进入战争状态，政治战争，人的内心也经历起伏战争。在大革命之前，整个欧洲在科学革命的鼓舞下，崇拜普遍性、秩序与公正，然而当大革命试图将这些理念贯穿于世时，人们却发现，理性和秩序并非简单可得。用鲜血祭祀，动荡席卷了欧洲。战争给人赤裸裸的争夺的印象，催生了国家与民族主义。理性缺少了用武之地，它所声称的普遍进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在很多人看来，它骄傲自负，自以为掌握真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斗争的一部分。

对世界失望，个人主义英雄开始诞生。个人主义英雄在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有一次诞生，但那是从宗教的控制中诞生，从中世纪的荒芜中诞生，而此时此刻英雄的诞生却是要从主宰世界的普遍性中诞生，从内心的理性中诞生，生成一种独特而英勇的气质，为了某种理想付出生命的气质，超越理性的命令，追求内心充分的表达。当理性变成冰冷的命令，个人主义的激情就成为唯一点燃艺术家心灵的温度。这不是革命之后短暂的倒退，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百年挣扎。

这是古典时代的落幕，浪漫主义时代的开启。

贝多芬在1792年来到维也纳。

贝多芬是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过渡的英雄。他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浪漫主义的第一位大师。贝多芬曾在1787年来到维也纳，求学于莫扎特，但因母亲突然去世，返回波恩，照顾家人。1792年，当海顿从伦敦回来，曾绕道波恩，在大公的宫廷里见到了贝多芬，同意收他为徒。此时贝多芬的庇护者说出惊世的预言：“到维也纳去。你将从海顿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灵魂。”

1791年，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个人最近的时刻，也是他们唯一都不在维也纳的时刻。仿佛乐章中的一个气口，乐句与乐句之间留下叹息的空白。

贝多芬是音乐的英雄。刚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并不受人欢迎。很多人传言说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真正的对决又让他们受不了。他们说他弹奏太大声、太不文雅。贝多芬从不是宫廷里文质彬彬的宠儿，他是倔强又自我的人，在他人看来，举止未免粗俗。他一直在创作，从几首钢琴协奏曲，到两首广受好评而中规中矩的交响乐。他在这期间发现自己的耳朵失聪，在痛苦的遮掩中更为痛苦地坚持创作。那段时期，没有人能想到他的困窘，但从他的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一个与自己斗争的绝望的灵魂，独自承担一切命运。1803年，他曾想将自己的第三交响曲提献给共和国的英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承担着对和平和某种共和理想的承诺，但拿破仑称帝，让他非常失望，于是愤怒地撕去献词，只留下题目。其实他自己才是英雄，那交响曲原本就应该是他的。属于他，并赋予他。

贝多芬开启音乐的个人表达时代。莫扎特将形式的完美做到极致，贝多芬将古典音乐和交响乐又带往另一个全新的天国。他用音乐表达情感。他的孤独，他的愤怒，他的绝望，他的不妥协的斗争，全都在他的音乐中。力量、压抑与飞升，转化为主题之间的对抗与解决，在大调与小调之间，在大黑暗与大光明之间给音乐无穷张力。

贝多芬的音乐是辉煌与力量的音乐，是内心挣扎的音乐。1802年，他在海里根施塔特写下遗嘱，承认自己受耳聋困扰已经长达六年，他想过死亡，只有艺术成为他唯一的阻力。他的交响曲都在这死的决心之后，每一部都是命运。在金色与黑色交缠斗争的旋律画面中，深渊被欢乐战胜。

今天我们能够去海里根施塔特贝多芬的故居凭吊，这是他写下海里根施塔特遗嘱的地方。故居在郊外，很美，不大的小院子，二层小楼，漂亮的树。在宁静的乡间阳光中，你能看到叶子闪烁，感觉不到任何战斗的悲痛。遗嘱就放在柜子里，摆得平静，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贝多芬最终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他的痛苦，直到他耳朵彻底全聋的那一天。他一个人承受痛苦。将所有战斗锁在心里。最终的悲痛都被音乐家带进另一个世界，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尽灿烂。当我们听到他时隔12年、完全耳聋之后写下的波澜壮阔的第九交响曲，只有理解痛苦，才懂得它为何叫《欢乐颂》。

在维也纳，贝多芬葬在音乐家之墓。这是维也纳西郊的一片宽广的墓园，维也纳最骄傲的音乐家都葬在这里。海顿、贝多芬、舒伯特之墓和莫扎特的衣冠冢，古典主义大师在这里永远地安眠在一起。墓园绿草如茵，墓碑简洁漂亮，花朵常新，如同音乐中和谐典雅的古典和弦。

维也纳的音乐家太多了，浪漫主义时期的马勒和布鲁克纳，圆舞曲之父施特劳斯家族。音乐博物馆是很值得参观的地方，那里面有对音乐家的分别介绍，也有维也纳爱乐的特别展厅。维也纳音乐始终保持着内心性和探索性，马勒的交响曲充满革新，但在精神探索上追寻前人留下的步伐。这也是维也纳文学和哲学的气质。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中，都能看到这种内敛的探索。更不用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他们将人类的思维向内深入到前人完全没有发现的领域。维也纳的向内探索成就了它最辉煌的艺术表达。

这是音乐的世纪，情感的世纪。音乐的美在于情感的共通，因此永远不过时。只要这世上还有无人知道的艰难，有内心悲壮的命运，就永远有灵魂站在大雨中，听耳畔的贝多芬，泪如雨下。

<h3>旅游指南</h3>

火车应该是非常好的交通方式，德国、奥地利和东欧几国之间都有物美价廉的车次选择。市内地铁四通八达，日票5.7欧元。

1．圣斯蒂芬大教堂：维也纳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曾是海顿参加的唱诗班所在，也是莫扎特结婚的地方。

2．莫扎特故居：临近斯蒂芬广场，是莫扎特创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地方，已经成为莫扎特博物馆。

3．贝多芬帕斯克瓦拉提故居：维也纳大学斜对面，贝多芬创作、《田园》等作品的地方，可见到贝多芬的钢琴；海里根施塔特故居：维也纳北郊，可乘郊区电车，是贝多芬写下著名的《海里根施塔特遗嘱》的地方，仍能看到当时的手稿。

4．中央公墓：维也纳西郊，安葬着维也纳各种名人，音乐家之墓葬着海顿、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勃拉姆斯等众多著名音乐家。

5．霍夫堡宫、美泉宫、美景宫：哈布斯堡王朝奢华的宫殿。

6．音乐博物馆：三层楼的精致博物馆，藏在不起眼的小巷子，分维也纳爱乐展厅、音乐家展厅和声音科技展厅，能学到很多有关声音和音乐的知识，非常值得造访。

《贝多芬传》

［法］罗曼·罗兰（1866～1944）　傅雷译

文学家们认定罗曼·罗兰为一个二流作家，或许是因为缺少技巧，也缺少冷酷。然而罗曼·罗兰本身就并非作为技巧一流的文学家出场，他始终是一个战士，一个在生命里与自我、与痛苦、与渺小斗争的战士。从他选择立传的三个人也可以看出：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无一不是承受痛苦并与生活战斗的天才。

罗曼·罗兰在1927年做作的序中写：“《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傅雷在1942年的译序中形容这本书：“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这些话也许直到今天都值得引述。

“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

“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随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给天空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人类的音乐》

［美］梅纽因（1916～1999）　冷杉译

看音乐家写的音乐史是比一般人写得好看的，尤其是音乐大师。因为好的音乐家会从听觉感受、技巧和知识的方方面面讲历史，而不是像我们一般外行，只能讲一些作品外沿的历史地位、思想感情。从内部下笔才会让人理解为何伟大人物是伟大的。只可惜，音乐大师很少去写。

我们很幸运能看到梅纽因先生这本《人类的音乐》，一本介绍音乐史的好书。梅纽因讲了音乐的诞生、沿革，不同音乐家的个性与音乐特征，乐器的历史、和声的知识、乐队的特色与风格、历史思潮。所有的一切都融入了个人体验，因而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读得兴味盎然。

“巴赫既是音乐的仆人，也是它的君主。

“莫扎特以最温文尔雅的音乐语言唱出最柔肠寸断的痛苦心声。

“贝多芬最有震撼力的特点之一便是他对沉默的运用。

“舒伯特代表着一种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对某个更高权威负责——的良知。

“柏辽兹继承自贝多芬并转而又将其传授给别人的是：应将管弦乐队中的每样乐器都各有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件乐器处在屈从地位。

“帕格尼尼的部分魅力寓于他那苍白如尸的面孔里。

“大量的现代西方音乐已经变得过于合成，实验性、任意、理性和标新立异，却让别人不知所云。现代音乐虽然忠实地反映着我们的时代风貌，但它同时也吵闹、咄咄逼人、脱节并且常常丑陋。

“音乐确能传达或诱发最大范围内的各种情感，它如何做到这点同我们感知音乐并在大脑中对其加以遴选的过程有关……音乐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左、右脑的协调和情感与分析的综合。”

《没有个性的人》

［英］穆齐尔（1880～1942）　张荣昌译

维也纳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像音乐家一样丰富。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学派、自由主义宗师哈耶克、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薛定谔，以及包括卡内蒂在内的众多文学家，当然还有穆齐尔。

穆齐尔应当算是20世纪早期仍然存在的那种通才型知识分子之一。他17岁进军事技术学院，后来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就是一个尝试过成为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但都未成功的人物。这样的经历让人物复杂而冷眼旁观。乌尔里希讲述的不是古典时代，而是一战之前维也纳古典时代的终结。这是书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书。

“每一个不把一个经历看作一种仅仅是个人的事件而看作一种对自己智力的挑战的人所揭示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一个经历因其在一系列合乎逻辑的行动中的地位才获得自身的意义，甚至自身的内容。然后他也会对他所做的事产生较淡漠的感觉。”

巴黎·浪漫主义·公元1848年

之前走过很多站，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些出名，有些不那么出名。在很多站只有一两个对现代人来说熟悉的名字，比如莎士比亚，比如塞万提斯。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卓越人物零星出现，每隔几个世纪才有一位足够照耀历史的天才人物。可是在这一站，我们能见到的著名人物比前面加起来还要多。

今天我们说起古典艺术，作家能想起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画家能想起莫奈和凡·高，音乐家能想起瓦格纳和肖邦。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古典的，他们的创作方式与今日不同，他们生活在被两次世界大战所隔绝开的古典世界。我们去美术馆欣赏他们的画作，去音乐厅欣赏他们的乐曲。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古典艺术，将他们高高挂在古典的殿堂。

然而，对真正的历史来说，他们绝不古典。他们都是大革命之后的现代艺术家，一出场就是反古典的、革新的。他们是各种现代革命的参与者，其激进的姿态远非平庸的我们所能及。他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并非都生活在高雅殿堂，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不生活在高雅殿堂。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他们当作古典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艺术爆发的那一代人。19世纪的艺术爆发绽放出来的光芒太过炙烈，遮掩了在那之前的20个世纪。当我们回头看时，只看到这片光芒，看不到光芒背后。于是革新者成为标杆，反古典者成为古典的代言人。

19世纪风暴的中心在巴黎。巴黎是历史的屏风。

<h3>大都会</h3>

19世纪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代与古代的真正转折。“现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指的就是19世纪。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转折的世纪。大航海从15世纪开始，金钱经济16世纪兴盛，殖民地17世纪打得热闹，民主政治18世纪走到台前，但是人的生活并没有进入由工作与购物所组成的现代世界。只有当19世纪工业革命将以往这些变革汇集到一起之后，世界才有了彻底的转变。

商品和大都会完成了这最后的一步。

商品，哦，那琳琅满目的商品！19世纪是人开始相互依赖的世纪，没有人能独自生活，如果不购物，人们就活不下去，衣食用度不再靠自己，街道成为索求的摇篮。商店开始充满街头巷尾，都市建起玻璃拱廊街，拱廊街里充斥着购物的人们，用重复劳作一天所得的硬币换衣服和面包。人们开始在路上生存，路上有了咖啡馆、酒吧、舞厅和剧院，人们劳作之后并不在炉火边围坐，开始到街上到咖啡馆快活。一切都有了价格，谁的衣服优美不再取决于母亲，手里有支票的人受到一切人的礼遇。航船在港口吞吐，轮渡载满货物。人们到公司找工作，为千里之外不相识的人锻造自己永远用不到的零件。

所有这一切都是古代没有的东西，它们属于且只属于大都会。

19世纪见证了大都会的诞生，人们进入工业的世界，不再有世代相袭，不再有贡赋，人们用金钱支付所有服务。雇主与雇员算得清楚，陌生人与陌生人在商场的转角擦肩而过。这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没的地方。证券交易所里挤满了戴礼帽的体面绅士，他们赌马谈政治，做债券投机，左右商业，认为没有工作的都是懒汉。工厂老板在轰鸣的车间跺着脚喊加快。经纪人开始出现，他们转着眼珠拉拢机会，像给抛媚眼的美女寻找客人。流浪艺术家开始在街上散步，相信自己才是时代的主人，是新的贵族，精神贵族。孩子为硬币工作。女人开始走出深闺，展示华丽衣服，在香榭丽舍大街一掷千金，顶着树荫走模特步子。

所有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会的典型，商业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业化的地方，却是现代商业最蓬勃的地方。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商品会聚的焦点。巴黎承办过6次世博会，1855年磅礴的水晶宫为世博会所建，号称能容纳万国产品；它喜欢现代美学，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落成，以钢筋铁骨的怪模怪样俯瞰着巴黎街头数百年巨石雕筑的街巷；它享受大都会的乐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们的眼睛应接不暇，充满热切的评论与攀比；在夜幕降临后的私宅宴会厅中，出版商、记者、钢厂老板、法律学生、高贵和不高贵的女人开彻夜聚会，欢声笑语，打情骂俏。再没有哪里比巴黎更容易见到时代的交错，古代信仰与现代享乐的共存，钢筋玻璃与巨石堡垒的对立，高耸铁塔与沉厚教堂的交锋，各自骄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达到美的极致。

大工业的世界终于到来了。人们成为机器的宠物。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里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随风波动，染上尘埃再坠落深谷。

这是属于轻浮者的世纪。轻浮者在城市闲逛，在琳琅满目中兴致勃勃。波德莱尔是巴黎最伟大的诗人。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城市的闲逛者：一个全新而充满好奇的城市阶层。他同样发现那些困顿的人，被城市挤出的边缘人们。他为这些人著诗立传，写下时代转折的声音。“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这样的观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华：“楼梯拱廊的巴别塔，成了一座无尽的宫殿，静池飞湍纷纷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盘。”他也看到其中的破败，“是啊，这些人饱尝生活的烦恼，被劳作碾成齑粉，为年纪所扰，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渣滓，被压得啊弯腰驼背，精疲力竭。”他从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穷苦残缺的人们各有其丑陋的面孔，而那繁华万象的景色不过也是黄粱一梦。他冷眼旁观，用韵律的刀锋写作，在纸上刻下诡谲的，巴黎在刀痕中获得了永恒的面容。

“作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哲学家本雅明这样形容波德莱尔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

这个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托付给金钱。这种习惯如此强大，甚至超越时间，流传给我们。没有中世纪信仰的狂热，也没有骑士简单的忠诚，人们开始理智而计算，并相信这是真理。19世纪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历史的变革。巴尔扎克写梅莫特与魔鬼交换灵魂，写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用眼睛盯着黄金，福楼拜写债券经纪人骗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钱财。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一个时代到来，艺术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华，撕下它的虚荣，写下它的矫饰与愚蠢、奢华与破败。

<h3>沙龙的涌动和沸腾</h3>

巴黎是一座充满诱惑的城市。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

沸腾的城市中，独特风景是艺术家。躁动的灵魂充满表达的欲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城市里充满流浪艺术家，每一个流浪者都梦想着将自己表达给世界。他们在大声喊，用喊声穿透历史。如果说18世纪属于革命，20世纪属于战争，那么19世纪就属于艺术。19世纪既有革命又有战争，然而革命和战争都不是主导。19世纪的战斗是局部的和细节的，19世纪的艺术却是宏大的和全景的。这一个世纪，艺术超越战争。

19世纪的巴黎是艺术家的中心。它有一样独特的事物，改变了艺术史，也改变了政治，那就是沙龙。沙龙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特殊的产物，它源自宫廷贵族的宴会厅，到了这个世纪，演变为普通身份艺术家的聚会。在沙龙中，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学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龙属于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里，伴随宴会、辩论和作品朗读。学院沙龙在美术馆，发布艺术家的新作，邀评论家参观，这是新人想要出类拔萃的必经之路。沙龙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龙中，有僵化有偏见有权力斗争，也有创见有思想有慧眼识珠。竞争多于僵化，碰撞迸发出焰火。

波德莱尔曾经记述过德拉克洛瓦的沙龙，此时的诗人还年轻，大画家已经是名满天下。诗人是画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欢他的风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记录下沙龙里的一切：“‘我们’不只是意味着写这几行字的谦卑的作者，也意味着其他几个人，年轻或年纪大的，记者、诗人、音乐家，他在他们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随随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法国绘画的另类，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诗歌的另类，沙龙让这样不同的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获得生命力。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莱尔领悟到激情的浓郁与深邃。他的诗歌也有着相似的浓郁与深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绘画中的英雄，也是最杰出的开创者。他以反学院的姿态走进沙龙，最终获得学院的认可。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美术的黄金时期，从大卫到格罗，从安格尔到库尔贝，从杰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连串名字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起来，各自推到一个顶点，法国美术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9世纪这样蓬勃旺盛。

从罗浮宫的法国现代馆，可以看到19世纪的变迁。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和《荷拉斯兄弟之誓》诞生于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间，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静而有序的构图，肌肉的线条和人的优雅，充满希腊式美感。杰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则是震撼人心的动感之作，它描画了当时著名的一场海难，与古典作品不同，它的画面要营造的不是静美，而是狂乱，人在狂乱的死亡中斗争。已经破损成碎片的船一端翘起，一端被浪花淹没，死人苍白的尸体和活人幸存的斗志交缠在一起，海水仿佛要冲破巨幅画面。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更是名满天下，它将革命的场景描绘得阴沉、混乱，却激动人心。女人的乳房在风中袒露，比自由女神更为血肉鲜活，作为主角的革命者是歪戴着帽子的贫穷小孩，在呐喊中将革命的席卷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丁之舟》发生在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之时，黑暗不祥的天空，脚下死去的人们，画面中的紧张让人进入探索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安格尔柔美的学院派、库尔贝尖锐的写实主义。也许这些画称不上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它们绝对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的代表。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他与安格尔的差别成为法国艺术变迁的重要一步。

对19世纪沙龙与艺术家生活的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福楼拜开创了小说写作的新风尚。他摒弃了之前作家侃侃而谈、不断议论的传统，用客观细节书写情节。他写了漂流在巴黎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漫无目的的大学生，抱着缥缈幻想的写作者，中产书商的保守的太太，轻浮有钱人的快乐的情妇。他将革命年代的动荡局势、巴黎风情、整个社会不安定的状态、蓬勃而躁动的心灵都纳入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人在巴黎街头游荡，波西米亚艺术家贫穷而欢乐，新兴富人在政府中野心勃勃。

这是将革命还原的写作，既不美化其中的混乱，也不丑化其中的激情。19世纪的巴黎正在经历这样的洗礼。轻浮，而令人兴奋。人们对未来并不确定，跃跃欲试的表现，活跃而躁动的心。人人都渴望变化，街头就是舞台。沙龙里辩论新主义，社会风气在享乐里摇摆，城市里漂流的人们动荡不安。人人希望平等，也希望出人头地。有人投机，有人穷困潦倒。国外的局势在巴黎的控制之外风云变幻。

这种状态的结果是累积的爆发，无处投放的激情化为一片混战革命——1848年革命。

<h3>革命与艺术家</h3>

1848年革命是重要而独特的革命。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的火焰一直烧遍了整个欧洲，从法国蔓延到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场革命或许是最难以分清敌我的一场革命，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进去，在法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七月王朝”不满，然而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拿破仑派和民族主义者却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在这混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的对手，也没有确定的盟友，恐怕唯一确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希望世界动荡重建的激动的情绪。

法国在整个19世纪经历起起伏伏。与英国坚定不移的君主立宪和殖民帝国主义不同，法国在一百年间没找到让自身安定下来的政治方式。拿破仑在1810年称霸欧洲，将重要的旧日王族全部推翻，又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儿，确立自己在民众与贵族中的双重地位。但这顶峰没有持续下去。随着进攻俄罗斯的失败，拿破仑的事业也走向转折。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的霸业，留下空白的法国，在大革命和帝国的双重倒台之后，还给国王。国王路易十八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主权地位，让议会成为咨询机构，让宪法成为国王对臣民的赠礼。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更为保守，很多政策试图回到大革命之前的状态。1830年，当出版管制和解散议会的决定彻底引起不满，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菲利普上台，开始了较为自由的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自由领导人民》画的就是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的场景。

暂时的稳定到了1848年又被击垮。路易·菲利普的平民国王领导路线虽然相对前朝温和，却在很多人眼中既无勇毅，又不够自由。1848年是多重不满的交锋。首相基佐支持资本家和政府投资，借债过多，贪污丑闻不断。基佐和路易·菲利普对此听之任之，令中产阶级和自由派大为不满。与此同时，新的工厂和流水线造成大量的贫困工人，却不能提供足够保障，使得社会主义者兴起，对政府不满。天主教会不满意国王对资本家的绥靖，拿破仑主义者则不满国王对外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国内积贫，国外软弱，任何政府走到这时，就已经无法让任何人满意。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革命爆发。

这场革命是多重混战的革命。《情感教育》清楚地描写了人们当时的激情和目的不明。队伍集结了，但在行进的过程中轻易转变方向。革命出人意料的顺利，3天迫使政府下台，但整整一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替代政府形式。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各方势力的角逐僵持不下，很长时间没能选出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保皇派、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各自争取。马克思在这期间在巴黎度过最重要的时光，《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和巴黎发表，从此改变世界。最终，拿破仑的侄子，保守的路易·波拿巴在12月被选为总统，4年后称帝，革命又一次回到帝国。1848年革命的火焰向东传播，在整个中欧引起变革。

动荡的年代是艺术家的年代。19世纪40年代，政治天才匮乏，艺术天才却令人惊异地集中出现。天才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超过之前之后多年的总和。他们的光辉不但没有相互遮掩，反而相互点亮，连成一片耀眼的光芒。

在这10年中，雨果走入人们的视野。他在1827年发表《克伦威尔》的浪漫主义宣言，在1831年发表，184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同时逐渐步入革命浪潮；巴尔扎克正在他写作的巅峰，在他人生这最后10年，他写出《人间喜剧》中最经典的篇章：、《农民》与。大仲马受到所有人的喜爱，1844年至1845年，他写出了传奇的和《基度山伯爵》，而他的儿子，年轻的小仲马在1848年写下，这故事如此美丽，让后人流下了无数眼泪。1842年，司汤达过世，留下杰出的《巴马修道院》。他的现实主义留给朋友梅里美，梅里美写出，后人比才据此谱写歌剧，两个法国人让热情的西班牙姑娘名垂青史。女作家乔治·桑也在此时给出自己的代表作《康素爱萝》与《魔沼》。

乔治·桑，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在家中曾宴请当时几乎所有知名艺术家，她以个性出名，她抽烟，穿男人衣服，与缪塞和肖邦都有浪漫的故事。肖邦的祖国是波兰，可是生平最重要的创作时光属于巴黎，他在巴黎住了17年，直到1849年去世。他与乔治·桑同居十余年，与李斯特、德拉克洛瓦、巴尔扎克和海涅交往甚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写下大量钢琴曲、协奏曲和著名的波兰舞曲，将他的爱情和思乡刻进忧伤的旋律。李斯特是肖邦的引介人，他比肖邦更早到巴黎，与柏辽兹成为朋友，以华丽技巧闻名于世。柏辽兹是法国音乐的骄傲，他戏剧性的风格、幻想的力量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天空。浪漫主义是时代的主题。斯塔尔夫人是将德国浪漫精神介绍到法国的人。海涅的《浪漫派》写下朴素的呼声。他说古典艺术只表现有限事物，而浪漫主义艺术利用譬喻暗示无限事物。这个最纯真的德国诗人在巴黎居住了18年，他的浪漫和自由精神，他对德国中世纪诗歌的发现，都给巴黎和后来的德国精神带来重要启迪。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马克思1943年到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共产主义者。

所有这些人同时出现在巴黎，无论如何都是个奇迹。虽然在1848年革命之后四散东西，放逐、死亡或移居，但在那之前短短的20年间，他们在这小小的城市创造了足以傲然千年的一切。

19世纪的巴黎是浪漫主义的巴黎。古典主义的理想成为太过静态的保守。理性的年代优雅安详，随着启蒙遍及欧洲，一切都能找到理智的秩序和普遍规律，然而启蒙时代过去了，从18世纪末尾开始，人们开始被一种强大的狂野的热情席卷，这种热情从德国出发，逐渐弥漫到整个欧洲。它崇尚不顾一切的牺牲、悲剧性，甚至是毁灭的激情。它不在乎规律，而在乎情感对束缚的挣脱。它与革命并行，却又超脱于革命的得失，成为追求神秘宇宙的超脱想象。它一方面纯真而甜美，另一方面又沉浸于混乱与残酷，它接受一切，唯独不接受服从的秩序。这种普遍精神从施莱格尔兄弟、歌德与席勒的诗歌开始，由贝多芬发扬光大，最后随着7月与2月的两场革命，在巴黎落地开花了。

浪漫主义强调的一切：个人的个性、内心的世界、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对信念的献身，成就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巴黎。巴黎热爱浪漫主义，它容纳如此多的浪漫主义艺术。它因此成为世界中心，不因财富，不因战功，只因绝无仅有的艺术。是艺术家成就了巴黎。他们见证了时代的狂热与动荡，他们来自革命，却远远超越革命。

革命留下的果实很少。只有巴士底广场中央的纪念碑献给革命的年代。革命将罗浮宫外的杜伊勒里宫一把火夷为平地，只留一片空寂的花园——杜伊勒里花园。革命让巴黎成为巷战的舞台。现在安宁精致、布满高档商店的小街，在革命中都是街垒的所在地。在雕花大理石墙壁下，沸腾的人群相互投掷。在雨果的中可以读到对1830年革命期间巷战的描述，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巴黎的精致大不相同。革命的破坏常大于创造。但艺术的精神拯救了这破坏的力量，从荒芜的泥土中拔地而起。

巴黎的政治地位大起大落，但是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视一直留存至今。革命并未留下政权，却留下永恒的诗和艺术。今天，我们仍能在先贤祠里凭吊雨果、巴尔扎克和大仲马的墓冢，这是巴黎的骄傲：一个国家的陵墓不给帝王，而是给作家，这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先贤祠是巴黎最美的建筑之一，它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肃穆高洁，银灰色宏伟的殿堂，高昂的穹顶透入天国的光，大厅宽阔明亮，醒目地树立一尊雕塑，纪念着小王子的作者——世界上最浪漫的飞行家。

巴黎保存着多位名人故居。德拉克洛瓦的故居在拉丁区一个小巷子的角落，那里陈列了画家许多珍贵的作品，画面饱满，充满着异域风情和狂放的摇曳生姿。印象派大师莫奈故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的一座花园。雨果的故居在孚日广场一角，保存极好，留着18世纪优雅的室内风情，陈列着雨果的塑像和手稿，供游人致以尊敬的遐思。

革命的结果最终不是政权稳定，而是文化的遗留。法国由经历了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三共和国，在两次大战的更迭之后，走到今天已是第五共和国。所有的政权交替都成为暂时的，只有文化传统成为恒久。咖啡馆成为法国知识分子诞生的地方，从伏尔泰时代延续至今。后来的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作家都在巴黎获得灵感。从某种程度上说，1848时代一直延续着，19世纪末德加与莫奈的印象派，20世纪初加缪与萨特的左岸与存在主义，1968年轰轰烈烈的玫瑰革命，都是对1848年那灿烂无匹的艺术时代的遥远凭吊。

<h3>旅游指南</h3>

1．先贤祠：纯美庄严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前身是圣热纳维耶夫教堂。名字的原意是“万神殿”，地下安放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柏辽兹、居里夫妇等众位名人。大厅有格罗的穹顶壁画，革命者的群像和圣德克苏佩里的纪念雕塑。

2．罗浮宫：毋庸置疑是全球最经典的美术馆。规模最大，收集各种经典名画。周五晚和每个月第一个周日免费开放，值得多次参观。以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画作为主，19世纪的法国馆独具特色。奥赛美术馆：以从印象派开始的现代美术杰作为主，是世界上最大的印象派和后现代艺术馆。

3．雨果故居：巴黎孚日广场6号，宽敞的公寓，陈列了雨果手稿。德拉克洛瓦故居：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附近的小巷内，收藏了珍贵画作。

4．巴士底狱：攻占巴士底狱是大革命的标志，今天已经成为博物馆。阴森厚重有历史感，能见到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囚禁的地方。令人想起狄更斯的。

5．卡纳瓦博物馆：巴黎历史博物馆，免费参观。展馆很大，极具特色，不仅像普通博物馆展出器物和照片，更多的是实景展示，包括古代桥和建筑上的装饰、壁炉、房间家具，展出了大量19世纪优秀油画，可以充分回顾沙龙时代的蓬勃。

6．巴黎大宫、小宫：为1900年世博会筹建，极美的玻璃钢铁拱顶和极美的19世纪油画。

《情感教育》

［法］福楼拜（1821～1880）　李健吾译

19世纪的法国作家是幸福的，他们能写下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一切风云动荡，一切血与火的升腾，因为切身，所以真实深入。我们的历史总要到下一个朝代再回顾书写，因而总是隔岸观火，凭空猜度。

《情感教育》是一本极好的书，尽管在推出的时候不成功，但乔治·桑却断言“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二战之后，人们才逐渐确立其地位。《情感教育》的杰出在于找到最合适而尖锐的切入，成功地描写了那段并不容易描写的历史。福楼拜选择了犹豫而被动的主人公，外省学生，在巴黎漂流，不关心政治，革命中无关痛痒的小角色。这不是他塑造人物的失败，而是在那段洪流般的历史中，这正是人的典型：被推动而不自觉前行。福楼拜既不是理想热血，也不是讥讽嘲笑，他只是用精确描写的细节，将人本身暴露在空中，暴露至褪色。

“他们通常是没有怜悯心的。没有打仗的人们直想表白一番。这是一种畏惧的泛滥。大家同时报复了报纸、俱乐部、结队、学说，三个月以来一切气闷的仇恨；虽说胜利了，平等在胜利中露面了，一种牲畜的平等，和流血的卑污同一水准；因为对利益的偏执和对需要的热狂，两者是等同的贵族荒淫无耻，睡帽不比红帽少了丑陋。仿佛来在自然的大倾覆之后，公众的理智混乱了。若干才智之士为之一生痴矣。”

［法］雨果（1802～1885）　李丹、方于译

雨果狂风暴雨般的浪漫主义在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曾经评论莎士比亚的杰出在于能写出既伟大又很真实的人物，而这是文艺的最高境界。雨果自己就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成功。

雨果对革命抱着浪漫而复杂的情感。他的高明就在于既写下革命是伟大的事业，又用最凄美的细致描述了一个跳跃的孩子中枪倒下的场面。

“一切都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时刻有着悲剧性的庄严：空中那千万种神秘的爆破声，在看不见的街道上行动着的队伍的声音，骑兵队断断续续的奔驰声，前进的炮兵部队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大炮声在迷宫般的巴黎上空回旋，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升起来，到处是可怕的火光，圣美里的警钟此刻已变成呜咽，在这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灿烂的青天，绚丽的时光之中有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

《人间喜剧》

［法］巴尔扎克（1799～1850）　傅雷译

巴尔扎克的特点并不是讽刺，尽管我们常常把高老头当作讽刺代表，但巴尔扎克并不是那种冷嘲热讽的作家。他的特点是善良的笑意，是充满笑意的夸张。他笔下的人并不可憎，而是陷入时代洪流、滑稽可叹的小人物。

《人间喜剧》是时代风情。女人说啊我希望爱情和富贵，男人说啊我希望荣誉和富贵，他们自以为聪明地作着各种打算，可是又不够聪明到能看清最终的命运。因而幻灭总是主题，奔忙的最后总是一场空。也许这就是喜剧。

“但尔维：‘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你啊，你慢慢要领教到这些有趣的玩意儿，我可是要带着太太住到乡下去了，巴黎使我恶心。’”

——《夏培上校》

《19世纪绘画艺术》

［爱］乔治·摩尔（1852～1933）　孙宜学译

乔治·摩尔在这本书中从惠勒斯开始写，写到安格尔、德拉克洛瓦、席里科、米勒、库尔贝，一直到印象派。还写了艺术与组织、与王权、与赞助人和商人关系的讨论。用外人的目光，回顾了19世纪法国艺术的整体。有时候，外人的目光，能比沉浸其中的人拥有更多洞见。

“渴望做到完全如实与渴望做到更受人瞩目都不可取，力求最美才是今天我们已所知甚少的唯一信条。

“自从主题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艺术中占据了首要位置，就像主题本身被人感受到的程度一样，艺术就这样衰败了。在过去100年里，画家似乎生活于图书馆，而不是生活于工作室里……画家们似乎除了忽视学习如何画画外，什么都没忽视。”

《论美术与美术家》

［法］德拉克洛瓦（1798～1863）　平野译

德拉克洛瓦是极为杰出的美术评论家。他在这本书中为米开朗琪罗写的传记和评论是众多评论中最打动人心的。他介绍了法国的重要画家，还讨论了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他是一个懂艺术的艺术家，始终关注于人的心灵、精神力量和艺术，也许这也是他的艺术拥有力量的源泉。

“很难设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几乎都不了解自己。他们热爱艺术，终生从事艺术事业……他们的尊贵，只是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创作，与许多贵族不一样。荣誉的光辉在太晚的时候，才照到他们的身上，为的是减轻充满困难的生活的痛苦，几乎总是只在艰苦的道路的最后一步的时候，才见到亮光。

“谁有灵魂，谁就能很好地理解美术家的灵魂。”

《我看德拉克洛瓦》

［法］波德莱尔（1821～1867）　毛燕燕、谢强译

波德莱尔的是极美的诗集，即使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集，也可以说是之一。波德莱尔的才华是寻不着踪迹的才华。

波德莱尔崇拜德拉克洛瓦。他为德拉克洛瓦写过评传和辩护文章，他从德拉克洛瓦的激情和色彩中获得许多灵感。他认为雨果是一个技巧很强的艺术家，但只是循规蹈矩的工人，而德拉克洛瓦“偶尔是笨拙的，但本质上是一个创造者”。能得到一个知己或许是艺术家最幸运的事。

“谁在说浪漫主义，谁就是在说现代艺术，即用艺术囊括的所有方法表现的内心性、精神性、色彩和对无限的向往。

“色彩在现代艺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呢？浪漫主义是北方之子，而北方是个色彩家。南方既粗暴又注重实际，北方则痛苦而忧虑。”

《巴黎，19世纪的首都》

［德］本雅明（1892～1940）　刘北成译

实际上，这是一本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文章集。本雅明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正是从波德莱尔、拱廊街、现代和闲逛者开始了自己的哲学。在这篇叫做《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的文章中，他用看似闲散的笔调写了巴黎的种种，也写了那个时代最划一的心灵。

“时尚规定了商品拜物教所要求的膜拜仪式。时尚是与有机的生命相对立的。它让生命体屈从于无生命世界。面对生命，它捍卫尸体的权利。这种屈服于无生命世界的色诱的恋物癖是时尚的生命神经。商品崇拜调动起这种恋物癖。

“知识分子以闲逛者的身份走进市场，表面上是随便看看，其实是在寻找买主。在这个过渡阶段，知识分子依然有赞助人，但他们已经开始熟悉市场。”

柏·林·沉默与爆发·公元1889年

柏林一直活在沉默里。

整个欧洲文明三千余年，文明中心在南方与北方轮转，顶峰一个个交错，只是没有到达德国。强盛的所在在地中海阳光与英吉利海峡间交替，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再回到亚平宁半岛，只是未曾眷顾巴尔干半岛遥远的内陆。柏林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德国从来不是翻云覆雨的列强之一。

在整整数千年间，德国并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制下有三百余个分立的小国，每片领地属于一个家族，不存在统一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在法国、英国一个个建立起强大的行政国家数百年后，德国仍然处于分散的无力状态。国度的统一要等待时机。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的罗马帝国，1848年革命燃烧到柏林与维也纳，此时建立统一国家的声音已无比强大，但真正的统一仍然需要时间和等待。

这种状态仿佛一种长久的饥饿，在无言中等待，无法满足，在等待中为自己自圆其说。德意志情绪和精神已然自发产生，德意志诗歌和艺术也被哲学家论述，可是德意志国度仍未建立。德意志英雄们似乎要继续等待一个世纪，才能获得与其他国度同样爆发的机会。这种等待在迫切中发酵，酝酿成苦涩而猛烈的共同情绪。

德国终于等来了一曲悲剧的史诗。

<h3>铁血俾斯麦之力</h3>

德国的历史并不长。这不是说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不长，而是说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很短。中欧土地上人类生存的历史悠久，据考证，古希腊的很多部族就是从巴尔干半岛迁徙而去的日耳曼种族，他们属于印欧人种，万年前生活在欧亚大陆交界，欧洲和印度北部的很多民族都是这些古人的后裔。古罗马的覆灭也源于大规模入侵的日耳曼部落，这是史上第二次印欧民族大迁徙。

但是这样悠久的民族文明并没有形成同样悠久的民族国家。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之前从未统一成国家。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莱茵森林整个封建时代都处于不同诸侯国的统治下。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巴伐利亚、波西米亚，以及无数细小得数不清的国度。神圣的罗马帝国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松散的战略联盟，皇帝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势力，也不能插手诸侯内部的王国事宜。最强大的诸侯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奥地利由哈布斯堡家族统帅，靠婚姻继承了大半个欧洲，与其说他们是日耳曼国度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哈布斯堡国度的一部分。能统领德意志的只有普鲁士。

普鲁士在19世纪中叶变成欧洲的重要力量。在19世纪初，它还缺乏足够的对外能力，1806年，在法军的攻击中迅速臣服于拿破仑脚下，人们几乎是开门迎接这位辉煌的法国人。10年之后，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普鲁士军队和英军联手，在滑铁卢给拿破仑致命的打击。在战后签订的维也纳协议中，普鲁士扩大了疆土，它在欧洲的地位才日益变得关键起来。它的位置在欧洲大陆中央。一面与法国接壤，成为欧洲反法主战场，另一面与东欧诸国接壤，直接面对日益强大起来的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战略位置直到20世纪都很重要。

1848年革命之后，普鲁士国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希望寻求建立新政府，统一德意志。然而什么形式的统一却不容易确定。当时有两种可能性：大德意志，即包含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所有诸侯国在内的广义德意志；小德意志，排除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由普鲁士率领余下诸国组成。1834年，普鲁士率先发起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提倡贸易自由，当时除了奥地利与汉堡，其余邦国全部加入了联盟。对普鲁士来说，这是绝好的基础。

德国的统一来源于强力的铁腕首相——俾斯麦。他是德国民众等到的第一位强权人物，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统一。俾斯麦于1864年上任，受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所托成为首相，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促成德国统一大业。他决定按照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国家，原因很简单，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不仅仅包含奥地利，还包含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领土，如果将其纳入计划，将使得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变成棘手的问题。俾斯麦决定孤立奥地利，树立普鲁士。很多人认为俾斯麦根本不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一切都可以推进，只要普鲁士是主人。他先挑起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获取主动，随后又对法国虎视眈眈。他耐心地寻找机会，如同一只伺服的狼。在西班牙国内的一场动乱之后，继承成为问题，俾斯麦用各种办法支持威廉一世的一位远亲、霍亨索伦家族旁系后裔登基，这引起法国的强烈警惕。在一连串假意敷衍和欺诈的手腕之后，法国终于被惹怒，向普鲁士宣战，这给了俾斯麦渴望已久的机会。如其所料，所有其他德意志邦国均加入战争，和平时不能达成的统一，在一致对敌的紧急中达成。在色当，德意志军队大败法军。1871年1月，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告德国统一，登基成为第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的功绩由此展开。他在法国人的皇宫为德意志帝国加冕，这无疑是最大的羞辱。随后，俾斯麦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孜孜不倦，为德意志的强盛谋划。俾斯麦之前，德国的经济相对西欧非常落后，容克阶层，或者说大农庄主的保守完全跟不上资本主义浪潮。人们期盼强者降临。俾斯麦改革经济政策，改良农耕工具，建设城市，发展资本主义，促进柏林文化，将德意志帝国带入工业强国的行列。他实施圆滑的多边外交策略，用不择手段的毅力和狡猾的刚柔并济让德国维持在有利地位。俾斯麦是历史上最褒贬不一的人物，很多人称其为英雄，也有很多人斥其为反动者。

俾斯麦被称为铁血首相，源于他在1962年说过的一句话：“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通过一场斗争再解决，一场铁与血的斗争。”他参与过镇压巴黎公社，这使得他成为共产党人最愤怒的敌人。

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都写进了历史。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中，我们能看到德意志崛起的整个过程。大篇幅的展览，讲述德国统一的19世纪，讲述俾斯麦，讲述柏林建设和德意志精神在世纪之交的转变。俾斯麦是不可能绕开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本身。甚至连这座历史博物馆也是在俾斯麦时期改建完成。这座漂亮的巴洛克建筑本是一座军火库，1880年改建成军事博物馆。二战后的扩建中，有著名设计师贝聿铭的参与。

俾斯麦在任的时期是柏林建设的黄金时期，在他上任之前，申克尔已经为柏林建了美丽的老博物馆。俾斯麦任首相的时候，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和其他一大批建筑相继完成。他按照香榭丽舍大街修建了选帝侯大街，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

今日的柏林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重建。俾斯麦时代的建筑还有一部分遗留，但大部分都毁于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此时能看到的是战后新生。新老建筑的交错让人目睹历史的交错。申克尔代表新古典主义的柏林，他是19世纪初杰出的建筑家和画家，他所设计的宪兵广场剧院和老博物馆都是古典主义的典范。老博物馆中有希腊出土的多种雕塑，博物馆内外形成一体。国会大厦是1894年沃勒特建筑的文艺复兴式样建筑，1945年毁掉，20世纪60年代重建。选帝侯大街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裂的时候曾经被拦腰截断，这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端连接国会大厦，另一端连接博物馆岛和霍亨索伦家族教堂、柏林大教堂。在隔绝的时期两边各自发展，如今当壁垒拆除，路的尽头一览无余的时候，清晰可见的差异如同赫然暴露的伤痕。

在柏林的街上走着，想到德国的整个20世纪，人的心里会有许多唏嘘。目睹19世纪的历史种种，也许我们能非常容易地理解当时德国希望统一与强大的意愿。西有法国威胁，东有奥地利与俄罗斯强盛，拿破仑与奥地利的婚姻让普鲁士夹在中央，又没有意大利的富有和英国的工业，没有海军和殖民地，只有代代相传的诗歌，唱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这样的内忧外患成为一种逼迫，越是忧患，人心里希望统合的意愿就越强烈。直到1871年才真正有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从文化多样的角度这或许是好事，但从民族心态的角度则很难说。像瓶子里的魔鬼在等待中许愿，从对拯救的答谢，到对拯救的诅咒，等得太久，所要的回报就要加倍。20世纪是对19世纪的反讽，统一的喜悦化为战争的疯狂，等待拯救等来一场屠杀。也许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在世纪之交的时刻，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后世的悲歌。1889年，柏林仍然在上升的希望之中，得来不易的辉煌，欣欣向荣的新的城市，梦想中的金色未来。

<h3>德国人为什么深刻？</h3>

1889年，有几件大事发生。其中之一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到达柏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预言家，一个饱受精神痛苦折磨的人。他在都灵发疯，抱着一匹受鞭打的老马哭泣，把马叫做自己的兄弟，因此被朋友带回柏林。他的名字是尼采。

尼采是德国哲学最特殊的人物。

从一方面讲，尼采继承了来自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与深邃，走到山巅，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又拥有所有人都没有的个人态度与疯狂。他不像他的前人那样使用全景式的系统语言，他的论著是箴言式的、寓言式的，由格言警句和论断，而不是定义、推理和词语辨析构成。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先知书，而不是牛顿力学的书写格式。

尼采是一位先知，他是最难评价的一个人。他用最嘲讽的语言批评基督教的懦弱文化，但又比任何人更懂得基督教精神。他鄙视大众的庸俗，赞颂英雄精神，但同样鄙视追求个人地位的群众将领。他批评之前所有哲学家，说他们一窝蜂发出冰冷而空洞的“美德的轰鸣”，是“用大话来粉饰”，但他也不认为纯粹感官的、物理的理论能解释事情。他将之前的善恶都抛下，却不愿走到虚无的尽头。

尼采的徘徊是德国哲学进入新世纪门槛时最关键的徘徊。德国哲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杰出的典范。从康德开始，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都不仅仅总结道理，还能从人类历史中找到完整而深刻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深入人的精神深处和历史深处，追问人的意识、理性、心和灵魂，寻找人作出决定的理由，探讨自由与命运，事物纯粹的本质。德国哲学不带有很强的社会训诫感，它从人的内心出发，从思考、理智、情绪出发，将人当作纯粹的宇宙存在。与德国哲学相比，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显得太贴近生活常识，18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则带着太直接的改造社会的冲动。

康德是德国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他想知道人怎样获得认识。他从英国休谟的《人性论》中提出的理解问题出发，将“先验综合判断”作为自身哲学的第一个问题。他用12年的时间思考，用几个月时间一挥而就，虽然其中有他自己承认的表达缺点，但那并非因为康德逻辑不明，而是他完全清楚自身讨论的问题有多困难。他从正反不同方向讨论自己的观点，像个孩子一样坦诚：“我怀着一种指望，在我像这样从别人的观点不偏不倚地看我自己的判断的时候，我能得到第三种的见解，要改善我从前的看法的。”他诚挚专注的思考，他的深入和广博，他的虚怀若谷的内心，让他的著作有超越时代的深入和独特的魅力。他的三本批判之书——、《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即使是哲学学生读起来也不容易，然而两百余年过去，研究康德的人还是很多，有增无减。他对先验知识的质疑与思考，他对道德的界定和反思，他对审美判断的依赖，直到今天还是许多人思考未来方向的重要指引。

康德不认为自己是浪漫主义者，然而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使他赢得浪漫主义的称号。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艺术家正沉浸在名为狂飙突进的艺术运动中。18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林格尔写作了一部名叫《狂飙突进》的戏剧，歌德留下著名的以自杀来结束的爱情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席勒用诗和戏剧表达与康德类似的问题：自由、意志、道德理性、独立个人。他笔下的戏剧人物并非如同古典，受一时冲动或命运捉弄得到厄运，他写下更深入的悲剧：人的反抗，对世界、对自然的反抗。在他之后的哲学家费希特也同样热衷于自由，他后期虽然成为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却是建立在一种由自身出发定义世界的自由之上。

康德提出的问题为德国哲学奠基。在他之后，很快有了另外一位与之比肩的伟大人物：黑格尔。黑格尔是宏大哲学的真正代言人。他的作品是如此波澜壮阔，以至于接触过其讲述的人，很难不被其全景式画面所打动。他所尝试的是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可理解的框架，从世界的内在、而非表面的细碎观察一切。他所找到的是精神，精神是唯一真正独立的存在，精神的呈现就是我们可见的日常世界。精神的演化决定物质的表现，而精神在自身的发展中逐渐认识自己。古代建筑是淳朴的世界精神的展现，现代音乐是抽象复杂的世界精神的产物。宏大的历史，源于更为宏大的精神展开。

在这方面，黑格尔很容易被批评。精神听起来太玄，很多人认为黑格尔是“将宇宙想象为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因而听上去接近古老的神学。然而黑格尔本身并没有这样故弄玄虚，他没有将其当作人格化的存在，而是清清楚楚地表明，精神是决定宇宙的内在规律。“精神是世界的内在存在。”黑格尔说，“经过发展，知道自身就是精神的精神，即是科学。科学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用自己天赋的要素为自己所建立的王国。”这意味着科学是已经阐明的精神。他没有用规律一词，而是用精神，这并不代表他所指的是某种神灵。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精神是物质遵循的内在基础，但不同的是，黑格尔笔下的精神更具有演化的特征。

黑格尔影响到在他之后的很多代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提出关于冲突的概念，他称作辩证法，一种正向精神与反向精神带来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碰撞、成长、升华。历史冲突是其中内在精神冲突的体现。他将这种必然经历的过程看作净化的必须，它所带来的痛苦是世界本身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冲突在他的同时代人叔本华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叔本华是悲剧哲学家，他的核心观念就建立在这样不可避免的斗争的悲剧上。他同样强调某种宏大似理念的事物——意志，也同样强调意志将自身展现为可见的现象，然而与黑格尔强调精神本身的演化不同，叔本华相信，意志分裂到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事物因此开始经历无尽的斗争。意志总以欲求某种东西为基础，人受其推动，也就总在无穷无尽的欲求中行动。在意志与意志的碰撞中，人遇到毁灭的悲剧，并在这悲剧中看到一种特殊的壮美。

叔本华是尼采的精神导师。他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永不停息，得不到的时候，只能无尽地焦虑与追逐，而倘若得到，就会在厌倦和空虚中更加受苦。“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摇摆。”他相信苦痛是意志的本性，生命问题最终要回到意志问题。

叔本华一生并不顺利。他生前很少受人关注。他与黑格尔同时任教，然而黑格尔的课堂人满为患，叔本华的课堂听者寥寥无几。叔本华的忧郁化为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莫过于，这本滞销的小册子，曾在一个旧书摊的一角蜷缩，无意中被尼采捡起。尼采如获至宝，彻夜通读，从此人生大不相同。

德国哲学就在这一系列解释宇宙的宏大叙事中不断前行。它的脚步已经远远把其他民族落在身后。它从宇宙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民族存在。在民族忧患与奋发的过程中，反思往往是最深刻的，对民族历史、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在这个时候达到激情的顶峰。从康德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的宏大辩证法，从叔本华的意志斗争到尼采的重估道德，从20世纪韦伯的理性的社会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生存只有在德国哲学中才不仅仅是吃饭与利益的日常琐碎，而化为精神与现象的双重斗争。

柏林大学是世界上容纳了最多深刻人物的大学。它于1810年成立，是世界思想孕育的摇篮。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爱因斯坦、普朗克曾经在此任教，马克思、恩格斯、海涅、韦伯和俾斯麦曾在此就读。如果将大学按照其思想的分量化为重量，柏林大学将把天平压断。柏林大学由普鲁士王国文教主管洪堡创建，他强调自由的理念，强调大学独立于政治经济，在超脱于世的寂静中潜心科学。他的理念得到了柏林大学所有杰出思想家以生命为蓝本坚决的贯彻。

柏林大学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拆分的时候分为两处，民主德国柏林大学改名洪堡大学，联邦德国又成立一座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是柏林大学的主要继承者，如今两所大学仍独立运行。今天在洪堡大学的院墙之外，能看到朴素的思想者雕塑。校门很小，校园静而简单，通道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旧书书摊和流连的学生可以让人看出这是一所大学。大学本身是如此低调，没有宏伟的大厦，没有张扬的门楼，草坪和雕塑色彩单一，却有一种静穆标志自身的力量。在阴雨连绵的柏林苍穹下，思想用历史塑造自身，不需要任何多余修饰。

<h3>被误读的超人</h3>

历史走到尼采，也走到精神斗争的顶峰。

1889年，就在尼采因痛苦而发疯的同一年，就在韦伯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俾斯麦下台，另一件是希特勒出生。

历史总是以最吊诡的方式呈现自身。俾斯麦是德国第一个富有争议的强力领袖，他可能没想到，在他之后会有更极端的另一个人。尼采曾呼唤强有力的超人，韦伯曾着力研究官僚体制的优势和它对人的精神控制的铁笼，可是他们恐怕都没有预料到，德国的历史会以扭曲的方式上演超人与官僚制最可怖的结合。

尼采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人，他的理论核心是对强有力的精神的渴望。这种精神的本质是超脱与独立，它本身就是理想，不依赖于遥远拯救的假想，不屈服于软弱者的谦恭与悲伤。“处于突出地位的乃是充实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强力感、高度紧迫的幸福、希望给予和赠与的富裕意识……喜欢对自己严厉而苛刻。”这是精神高度发达者冷傲的内心。他不在意温情与社会约束，他“生活在广袤而高傲的平静之中，永远超越”。

尼采被后世很多人诟病，因为纳粹曾经将他关于高贵的论说妄加阐释，作为自身的依据。尼采希望超人诞生，纳粹就将自身当作历史的超人。尼采说过一些有歧义的话，赞扬凶猛的精神和强者的权力，这使后人很容易将其当作种族主义的支持者。可是这不是尼采的意思。他从始至终都反对狭隘的民族仇杀，他的超人是看透了这一切仇杀之人。因为民族情绪总是庸众的集体情绪，而他所赞颂的永远是超脱的精神个体。“保持四项美德：勇气、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独。”尼采说，“孤独作为一种把我们引向纯洁的崇高趋势和倾向，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美德。”他赞颂的永远是孤独，不是国家机器，“国家的一切都是假的——他用偷来的牙齿咬人。”

超人不是超过一般人，而是超越一般人。一般人屈从于自身的欲望、情绪、胆怯、狭隘的仇恨，而超人能用自身的意志战胜这一切。超人不在意人群中的安全，他独自隐居修行，走向精神的高山之巅。这样的人超越了人的本能。尼采所崇敬的民族不是国家中的一般人，而是穿过超人之桥，到达没有国家的地方，成为精神上的民族：“一个叔本华所说的与学者共和国相对的天才共和国：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尼采呼唤高山之巅凛冽的空气，呼唤寒冷的苍穹中的精神飞翔。“一旦生命应予拔高的时候，就应该加以拔高”，“就是现在！好吧！现在，要紧咬牙关！睁开双眼！”

尼采最后在孤独中死去。

德国的哲学有着悲剧主义的气息。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个人与历史悲剧的命运：一个人可以看清历史，但还是会被历史卷入其中。

悲剧成就了德国精神。尼采所崇敬的另一位伟大的人物瓦格纳，更是将悲剧凝固在永恒的音乐之中，将英雄气质凝固在这无尽的悲剧斗争中。德国音乐是最深邃的音乐，从贝多芬开始的史诗从未间断。勃拉姆斯保持着贝多芬留下的古典传统，又加入自身的沉厚与悲伤。瓦格纳是新音乐模式的开创者，同时代者称其为丑陋，后人却迷恋沉醉于他的宏伟，他修了自己的剧院，为自己音乐中永不解决的斗争留下永恒的舞台。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壮丽，开创交响诗的篇章，如同阿尔卑斯山顶的空气，磅礴冰冷，构成历史长卷一般的恢弘诗篇。这些音乐是永恒的悲壮经典，永远翱翔在人类的音乐天空。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柏林听柏林爱乐。柏林爱乐的音乐厅构造朴素，黄色简单的外墙，远不像世界其他一些音乐厅那样奢华，可是从那里飘出的音符，足够为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绘制一幅瑰丽的画卷。

柏林的许多角落充满了伤痛的痕迹。破坏与复原，反反复复。就连标志性的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与马车，也经历过失败与被劫持的凌辱，许多年后才复归原处。菩提树下大街见证着兴衰与荣辱；柏林墙刻写着曾经的分裂；国会大厦用威严的典雅，记忆着纵火案的疯狂；纳粹在这里留下废墟，记载着曾经激进的宏大规划。

相比其他城市，柏林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清冷。或许是因为柏林在二战受到的轰炸惨烈，至今仍有痕迹，或许是因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隔离的日子太长，城市保持了悲伤，也或许是因为德国的艺术与哲学一直保持清冷的色调，深刻而忧郁，弥漫到街上，就形成一种独特的气息。这是一个让人肃穆的地方。战争与分裂毁掉这座城市的梦想，但没有毁掉它的气质。

尼采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说表现在这个民族的伟人身上，不如说表现在这个民族认定和尊崇这些伟人的方式上。在其他时代，哲学家是最敌对环境中的一个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不是悄无声息地潜行，就是握紧拳头去挣扎。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

在我们看来，在德国人那里，哲学家同样不是偶然的。1889年，还有另一个人出世：海德格尔，他从前辈手中接过德国哲学的衣钵。这连绵不断的思想传承，对一个民族来说，绝不是偶然的事。

一个民族的深度决定了它的方向。德国在战后的严谨与承担让它获得重生的力量。这是让所有人敬重的力量。时间洗练一时的疯狂，留下恒久的超越的思想，永远在纸张中闪烁。将悲剧的历史剔除，柏林仍站在人类的精神山巅。

<h3>旅游指南</h3>

除了飞机，火车也是强烈推荐的方式，德国铁路质量很高，有套餐可选。柏林市内交通首推地铁，作为从1902年即开通地铁的城市，柏林地下交通网四通八达，分3区共10条线路，价格不等。

1．选帝侯大街：俗称“库当大街”，二战中受到了猛烈的轰炸。1871年德国工业迅猛发展，俾斯麦受了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启发，决定在新首都修建这条林荫大道。

2．勃兰登堡门：1791年竣工。拿破仑曾趾高气扬地穿过此门，将“胜利战车”当作战利品运到了巴黎，1814年，布吕歇尔元帅凯旋，又将它带回了德国。1918年革命队伍通过此门进入皇宫，宣布共和国成立，纳粹部队也在此举行过胜利阅兵式。

3．菩提树下大街：1647年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设计，19世纪建筑师申克尔设计古典建筑，宪兵广场剧院为代表。1933年，纳粹在倍倍尔广场烧毁两万多本书。

4．洪堡大学：洪堡大学1748～1766年间修建，约翰·鲍曼为海因利希亲王设计。

5．德国历史博物馆：曾经的军械库，德国最美的巴洛克建筑。

6．博物馆岛：老博物馆，申克尔设计，有众多雕塑。帕加马博物馆，帕加马大祭坛一部分，1878年希腊城市出土。旧国家美术馆，18世纪至20世纪书画。

7．柏林大教堂：建于1894年，纪念威廉时代辉煌历史的丰碑。霍恩措伦家族家庭教堂。

《浪漫派》

［德］海涅（1797～1856）　薛华译

海涅在巴黎从1830年住到1856年逝世，他认识巴黎的许多作家和音乐家，也全程参与了巴黎浪漫主义发展的高峰，可是海涅内心仍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他说法国的浪漫主义是希腊罗马古典的延续，而德国的浪漫派是中世纪浪漫史诗的延续。他热爱《尼伯龙根之歌》奔腾澎湃的巨人激情，他说那是“小巧的、温文尔雅的人物”难以想象的。

这是德国悲剧激情突飞猛进的延续。

“中世纪的一切，个别的建筑物以及整个国家和教会大厦，都是以对血的信仰为基础，而我们今天的全部设施都建筑在对金钱、对现实的信仰之上。

“德国现在行动起来了，绝非出于轻浮的快乐，而是遵照必然性的法律……虔敬信教、平静无事的德国！它痛惜地向留在身后的过去时代看了一眼，再一次深情地向那个古老的时代弯下腰去，与它吻别。”

《叔本华与尼采》

［德］西美尔（1858～1918）　朱雁冰译

西美尔是德国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货币、时尚、道德的社会学研究使其成为对现代社会洞悉最透彻的社会学家之一。

这本书是西美尔1902～1903年在柏林维多利亚女子中学所作的一系列报告的讲稿。很惊讶柏林当时的女子中学会开设这样深层次的讲座，但庆幸的是有这样的讲座，让西美尔付出了持之不懈的努力，将叔本华与尼采的思想以尽可能明白的方式呈现到我们眼前。

叔本华和尼采的相似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对悲剧和瓦格纳的热情也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他们不同的是，尼采相信一种人的进化，并把意义寄托于其中。而叔本华并不以此为信念。西美尔更欣赏的是叔本华，叔本华的“否定性”是跳出了历史局限的更深的观照。

“对一个终极生活目的的需求并未丧失。叔本华的哲学是对现代人的这种状态之绝对的、哲学的表达。他哲学的中心是，世界和我们自身固有的形而上本质在我们的意志中得到它全面的和唯一决定性的表达。对叔本华而言，生命由于其本身的意志，最终注定陷于无价值和无意义的境地。

“与叔本华相反，尼采从进化思想创造了全新的生命概念：生命从其自身出发，从其最本己、最内在的本质看是上升、增多，是周围的世界力量向着主体日益加强的集中。生命本身便可能成为生命的目的。”

《经济与社会》

［德］马克斯·韦伯（1864～1920）　林荣远译

这算是韦伯的最后一本书。全书两个部分，分别写于1911～1913年和1918～1920年两个时段，于1920年韦伯去世后由其遗孀整理出版。它可以说是韦伯多年思想的积累，一方面是对社会学概念的整体范畴梳理，另一方面是讨论宗教、市场、法律、政治共同体的具体社会学，厚重的著作很难读完读透，但绝对是一本值得时常取出并学习的经典。

对于思想家的浩瀚与洞察，最直接的体会莫过于读到那些精准深刻得令人悲痛的警告性预言。思想家因为洞悉过程的实质，所以能指出问题所在，推导出可能的恶劣结果。他们或许希望这样的警示能让世人觉醒，然而事实往往是，即便他们发出声音，历史还是无可阻挡地掉入了他们预言的深渊。而这是他们最悲凉的伟大。

“民主化的消极意义是让蛊惑性的政客获得权力，而其积极意义在于政治领导人不再会仅仅被寡头们所垄断。独裁专制特有的手段就是公民表决，它不同于平常的选举，而是相信自己信赖的人具有领袖使命。

“一旦当官僚体制消极对付议会的干涉，国家则会成为‘极权国家’的一个变种……对官僚体制的监督也就成为议会的第一个基本任务……需要议会能够召集专家和查阅档案，以此来对官员行为评估，即议会必须具有调查权。可惜，德国帝国议会并没有这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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