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一万年 - xp1024.com
《时光倒流一万年》


正文 总序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迄今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也是科学技术发展演进和日益显示巨大威力的历史:人们生产工具的改进,对自然之谜的破解,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一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高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正在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

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一个空前规模和意义深远的科教新高潮正在到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努力加速科技进步和提高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素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国民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破除愚昧和迷信,批驳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歪理邪说他命题都是无意义的伪命题。由此出发,断定传统哲学所争,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颁发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新闻出版署把创作、引进、翻译和出版优秀科普图书,作为落实中央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在制订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规划时,专门设立了科普读物出版的子规划。《中国科普佳作精选》系列丛书的出版,就是这一规划的成果之一,并作为出版工作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上的一份礼物。

我国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长期以来在科普园地中辛勤耕耘,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创作了许多科普读物。《中国科普佳作精选》所收入的作品,正是其中的饺使者。这些佳作的共同特点,一是不只局限于对科学知识的阐述,而是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二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做到了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的统一。作家们娓娓动听的叙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科学家们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正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渴求知识的广大读者的心田。

应该看到,我国的科普图书出版工作,不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与它所肩负的重任都还很不适应,任重而道远。希望《中国科普佳作精选》的出版,能为促进我国科普读物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9年8月2日周国兴

正文 现代的猿能变成人吗①

①原载《化石》杂志,1973年第2期。

无论在"北京猿人展览馆"里,或在学校的课堂上,经常有人提出这样有趣的问题:现代的猿能变成人吗?不能!为什么不能呢?这里作了一些简明的分析。

猿和猴是不相同的

常常有人是这样问我们的:现代的猴子能变成人吗?也有人问,现代猿猴能变成人吗?首先要说的是,猴和猿是不相同的,猴子比猿类在生物学分类上要低得多,也就是说由经验把握,后者全恃直观。认为近世除对古典哲学的整理,在接近人的程度上,在与人的亲缘关系上,猴比猿要远得多。现代的猴、猿及人在动物系谱上同属灵长类,猴类中有低等的狐猴和眼镜猴,也有较高等的新大陆阔鼻猴类如卷尾猴,还有各种各样的旧大陆狭鼻猴类,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金丝猴、叶猴、拂拂、猕猴等都是,尤其是猕猴,在猴山里活蹦乱跳,到处追逐,一片喧嚷的打闹声最逗人了。

猿类也属狭鼻类,因为它们外貌和人类最为相像,科学上称它们为"类人猿",它们在血统关系上,也确实与人很相近。现代的类人猿有亚洲的长臂猿和褐猿(猩猩);非洲的大猿(大猩猩)和黑猿(黑猩猩)。猿和猴外形上最显著的区别是,猿类没有尾巴、颊囊和屁股上的胼胝(臀疣),只是长臂猿有臀疣(它是低级的猿),猴子却统统具有这些结构。此外,在发展水平上,猿类有明显的进化。因此,问题要提得更为确切的话,可以这样提:现代的"猿类"能变成人吗?

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猿能否变人"的问题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说明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深入人心。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逐渐懂得了人是动物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味着通过活动,去获得对存在进行选择的"自由"。断言人们,是由古猿变来的,社会性的劳动实践推动了这个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马列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已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不再相信人是什么神啊、上帝的"特殊的创造物"这类鬼话。人既然是由猿类变来的,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现代猿类能不能变人的问题了。

其次是现代猿也确实与人太相像了,根据近代研究的结果,人与猿的相似之点相当多,在这里当然没有必要一一全列举出来,我们想选几点最为显著的介绍一下。例如,在身体结构上,骨骼和器官的排列方式,脑、胎盘和阑尾的特点等,猿类要比猴更为接近人。

现代类人猿大脑的外形和沟回的构造与人类的很接近,小脑均被大脑覆盖;同猴类相比差异较大,低等猴类的小脑未被大脑覆盖。现代类人猿和人类的盲肠上均有阑尾,而绝大多数猴类没有阑尾。现代类人猿和人类均是单胎盘,而猴类是双胎盘。

再如,猿类具有与人相同的血型,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说明了猿和人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猿类有许多"似人行为",有些举动可像人呢!它们会学着人那样梳头、刷牙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为目的。以此论证实证哲学是最"科,甚至还会穿针、引线、缝手帕。更不用说类人猿的表情,特别是幼仔与人的相似程度可大了,你看两者的哭泣、欢笑和惊奇的样子,难怪人们不禁要问:现代类人猿能不能变成人呢?

变人的古猿与现代猿大不一样

现代猿究竟能不能变人呢?回答是:不能。这样回答武断吗?不,一点也不。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现代猿变不了人的道理。首先要了解到能变成人的是古猿,现代猿跟它是很不相同的。

大约在二三千万年前,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里曾经生活着一类古猿,它们是我们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的一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后来能够适应地面生活的特点。它们在树上活动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的"绝对精神",并引申出英雄史观,断言"批判地思维的",前肢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的活动,不仅用以攀缘,还用来摘取果实和拿住食物,或在树丛里搭棚筑巢,或用以执棒、投击果实和石块来御敌,特别是采用荡秋千的方式--"臂行法"在树上移动身体,因此前肢就和后肢在使用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分工,在构造上也就逐渐有了初步的分化,但是,还远未达到专门化的程度。根据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些人类的远古祖先的前、后肢的长度是差不多相等的,或前肢稍稍长于后肢。它们不仅在树上生活,有时也下地来活动,在前肢帮助下能半直立地行动,甚至偶然还能直立起来。此外,它们的适应能力和智力逐渐比其他猿类发达起来,群体关系也比较密切。由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具备了这些特点,使它们以后能适应逐渐变化的外界环境条件,在千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它们通过地面的劳动生活,发展为双手解放、直立行走的人类。

现代类人猿呢?它们的祖先是从古猿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支。它们长期生活在树上,也使用"臂行法",当环境逐渐发生变化时,它们并没有脱离树栖转而到地面生活,而是随着森林南迁,与原先生活在南方森林里的猿类一道,基本上一直在树上生活。长期的树栖生活使它们的生活习性和身体结构朝高度适应树栖生活方式的方向,特别是朝"臂行法"的方向专门发展了,以至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身体结构起了显著变化,完全成了一类特殊化的树栖动物,它们不仅与直立的人类大不相同,跟共同祖先的古猿也明显有别。在动物的发展史上,过分专门化,即特化发展之后,再要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现代类人猿正是这类走进了这种特化的死胡同的动物。

只看到共同性而没有看到本质的区别

人们在提出现代猿能否变人的问题时,往往只是看到了人和猿的相同点,而忽视了现代猿和人的本质差别。人是高度社会化了的动物,人虽然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但已超越了动物界研究对象,是对哲学体系、学派、观念、理论的发生、发展、,摆脱了纯粹的动物状态。人能劳动,具有自觉能动性,能直立行走;现代类人猿只是动物发展的较高形式,它不会像人那样制造工具,进行生产劳动,也不能自由地直立行走。我们不妨看一看现代猿类的情况:亚洲的长臂猿和褐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它们前肢很长,后肢相比之下短得多。非洲的大猿和黑猿,前者由于身体发展得过于笨重庞大,已不适应在树上活动了,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面上活动;后者也常到地面生活,然而在过去,它们主要是在树上活动的。它们已在臂行方向上走得相当远了,使得前肢比后肢也长得多,虽然在地面上它们能容易地站立起来,但极少用双脚走路,通常是双臂支撑,以提成拳头的指节骨背面着地,因此是半直立姿势。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与现代类人猿在身体结构上的区别是多么大。具有共同祖先的这两支,在千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分道扬镳,各自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已形成不同的质。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人类进行的是地面的劳动生活,而猿类则是高度的树栖生活。生物进化的事实表明:"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①不用说别的,单就身体结构而言,现代类人猿已不是我们远古祖先的类型,已不是共同祖先的古猿尚未专门化的样子,它们在树栖的臂行生活方式的专门化道路上发展得太远了,以至前肢变得很长,当它们下到地面活动时,行动十分笨拙,直立起来很不平稳,无法获得自由地直立行走的能力,不能使前肢得到解放,这种缺陷无论如何已经无法补救了,不能获得自由的双手就不能从事劳动,因而也就没有转变为人的可能了。

①摘引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

我们光知道古猿本身有变成人的条件还是不够的,究竟是什么促使了人类祖先下到地面上而朝人类方向发展的呢?应当说其中还有一定的外界因素。根据现有的科学资料得知,大约在距今二三千万年前,地壳发生了较大变动,特别是中新世时世界范围性的造山运动活跃起来,出现了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天山等山脉,在非洲东部则形成巨大的断裂谷。地球表面的气候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了上新世末,气候变化加剧,使得北极的冰川向南延展,造成了300万年前更新世开始时的一系列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现象;在热带地区则有相应的雨期和间雨期的交替。在这些地形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原先热带、亚热带的森林逐渐稀疏起来,林中空地扩大、森林逐步减少而为疏林干草原所代替。环境条件的这种变化有助于古猿逐步改变树栖生活,而转向地面劳动的生活方式发展,所以人类起源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进行的。现在的自然环境条件已和过去大不相同,特别是今天,环境日益迅速地被人类所改造着,再也没有使猿类转变为人的环境条件了。也许有人会说,让我们来为现代猿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不行么?不行。人类起源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千百万年漫长时期的历史环境又怎么能创造出来呢?同时,现代类人猿,正如我们已说过的它们已是特化的动物了,已根本不是祖先的那种类型。历史是不能倒退的,要现代猿类退回到原先还没有专门化的祖先状态,然后再在一个人为创造的"特定环境"里来变成人那是不可能的。

通过上面的一番分析,可以肯定地说,现代类人猿是不可能变成人的。事实上,它们已为数很少,处在濒临灭绝的地步了。

正文 元谋盆地古人类考察记①

①原载《化石》杂志,1974年第2期,参加本文写作的还有张永兴。

这是1973年云南元谋盆地古人类科学考察和"元谋人"化石产地发掘的纪实。在这次研究古人类的科学实践过程中,首次发现了"元谋人"制造和使用的石器、用火的遗迹以及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器物。

汽车离开昆明朝西北方向行驶,不久便在群山间穿行。虽已进入初冬时节,但这里依然是生机蓬勃的初秋景色。四周,山峦重叠,阳光在远处高峻的山岭上闪着金光。陡峭的山坡长满了葱翠的林木,山间分布着一个个肥沃的盆地--"坝子",这里有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冲天干劲,他们学习大寨,手舞银锄,劈山填沟,修造梯田,开挖水渠。昔日的荒山野岭,如今成了花果山,把大地打扮得如花似锦。

汽车时而进入石灰岩地区,这里由于富含碳酸的河水及地下水长期的溶蚀作用,出现了另一种特有的自然景观,奇峰异洞妖娆多姿,变幻万千……

汽车时而又在平坦的山道上奔驰,道旁行行挺拔的桉树一闪而过,我们--一支古人类科学考察小分队正向元谋盆地进发。

这里就是元谋盆地

汽车爬上了马头山的山头,往左一拐,元谋盆地就出现在面前:大地平展如画,丘陵间梯田层层,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我国南方有代表性的早更新世标准地点。

元谋盆地位于云南省北部,属于滇中高原上最低的一个盆地,海拔1100米,它南北长约30千米,东西宽约7千米,金沙江及其支系龙川江贯穿全境。盆地西缘由古老的前寒武纪变质岩系所组成,海拔约1400米,东部则由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的紫红色砂页岩构成,通常称为"东山",最高处海拔达2700米。

盆地内的新生代地层主要分布在龙川江东岸的山前地带,形成五条大的"梁子"--丘岭,延伸向盆地的中西部。远在第四纪初时代,此处是一个大的湖泊,后来由于地壳变动,又经历多次冰川活动,才形成了如今的山河大势。由于元谋盆地内新生代地层,特别是下更新统(元谋组)地层很发育,出露较好,加之地层里保存有种类相当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很早以来就引起科学工作者的注意,并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古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里陆续发现不少新材料。尤其是1965年,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青年地质学家钱方、浦庆余等人在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包上找到了"直立人"(俗称"猿人")的牙齿化石后,元谋盆地的科学考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着。现在,我们又满怀革命豪情来到这里,继前两年的工作,准备进一步揭开远古人类历史之谜。

汽车沿着盘山道驶进盆地,越往下越感燥热起来,这里的气候是典型的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2℃左右,最高可达42℃)。

"元谋人"会用石器

在一群低矮的山岗中,有一个高度约4米,四周为冲沟所包围的山包。7年前,钱方等人就是在它的褐色粘土层中,发现了两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类门齿化石,它们的形态特征与北京直立人的门齿基本相近。这是在我国南方首次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同时还找到一些动物化石。经研究,认为出产直立人牙齿化石的地层可能为下更新统上部(距今约100多万年),也就是说,元谋人可能是目前我国已找到的直立人化石中时代最早的。

我们这次发掘,是在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县领导机关支援发掘机械,发掘队伍近50人。科学工作者、工人、人民公社社员并肩战斗,推土机声响彻山岗。

清理产地表土层时,很快就传来了喜讯,发现了一些带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石块。石器是人类远古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工具的制作标志着人具备了自觉的能动性,标志着他已最终脱离了动物界。然而我们还不能不抑制过分的高兴,因为它们是在表土里找到的,这就难以说明它的主人到底是谁了。因为打击石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人类历史的很晚时期。不过,它毕竟带来了宝贵的线索,其中可能会有元谋人使用的工具。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不久,在发现元谋人牙齿化石的褐色粘土层中终于找到了三件有着明显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元谋人是有制造和使用石器的能力的,这点我们确信无疑了。

元谋人所在地的小山我们已揭去了近一半,那里的哺乳动物化石不算多,然而这是含有直立人化石遗骸的化石层,说明这些动物曾和元谋人一起生活过。发掘工作中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发现了密集的炭屑!

最古老的人类用火遗迹?

"炭屑!"首先发现的同志惊叫起来。发现的炭屑不止一处。引人注目的是炭屑与哺乳动物化石"共生"的现象,发现有炭屑的地方就能找到动物化石,如有动物化石的地方大都也能找到炭屑。是自然火还是人工用火的遗迹?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根据地层来看,这里是靠近湖边的浅水地区,粘土层中常夹有砾石或砾石透镜体、含有淡水螺的化石,哺乳动物化石上常有豪猪咬啃的痕迹等等,说明了此处不可能是远古人类的住地。据分析,这些炭屑不像是火堆原处的灰烬,而是从附近岸上被雨水冲下来的,但距离似乎不会太远。

地层中出现炭屑的情况过去曾见于陕西公王岭蓝田人产地,那里有三四处,分布范围不大,最大的炭屑仅"肉眼尚可辨识"。据研究,认为它们可能是原始人使用火而遗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蓝田人可能已学会用火了。可是在这里,炭屑明显可见,细者小如芝麻,大者比黄豆粒还大。炭屑分布面积较大,而且上下达数层之多,层与层之间相隔30~50厘米不等。

"用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用火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是人类文化上的巨大进步。元谋人不仅制造和使用石器,看来可能还会用火呢!

爪兽--古老的动物化石

发掘了"元谋人"山,基本上搞清了化石的层位关系,我们决定扩大发掘面积,向东,也就是朝当时湖岸方向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先采用炸药爆破,震松土层,然后用推土机掀掉厚厚的覆盖层。发掘场上炮声隆隆,机声嘎嘎,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我们不仅又陆续找到一些元谋人使用过的石器、更多的用火遗迹,还从原生层中首次找到了一种第三纪残留下来的古老的哺乳动物--爪兽的牙齿化石,为元谋人生存的时代--早更新世晚期又增添了一个有力证据。

1973年冬,在元谋人产地发掘了6000多立方米的土方,虽然人类化石还有待进一步寻找,但辛勤的劳动已结出硕果。我们不仅找到了14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好几种第三纪的残存种,还发现了元谋人的文化遗物。尤其是大量密集的炭屑的发现,这对于研究人类用火的历史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元谋人生活的年代,比迄今所知的人类最早用火的年代要早100多万年。

四家村的意外发现

真奇怪,地面上相当多的碎石片从哪里来的?据观察,不像天然生存的,它的人工打击痕迹太明显了。我们到四家村附近二三级阶地上进行搜索,龙川江开阔的江面展现在我们面前,江边大片的甘蔗田里有几株番木瓜村,累累的果实从叶间显露出来。快到返回驻地的时候了,找不到石器的原产地我们还不想就此作罢。突然不远处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冲沟,那里是否能找到揭开这个谜的线索?

果然,从冲沟的堆积物中意外地找到了一件典型的石器,跟大量的残石片一起夹杂在众多的砾石之中。

不久,经过发掘,从原生地层中找到了许多石器,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工具,因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以打击石器为特点。我们不仅在这里找到了打击石器,还从另外一些地方找到了同样性质的打击石器。

发现了细石器

雨,下个不停。我们冒着雨在山坡上细心地搜寻着。雨水造成了野外发掘工作的暂时停顿,但它却把无数的化石冲刷出来,而且这次为我们立了意想不到的大功。

在大那乌村附近的砖红色风化壳上常有许多白色的石英碎片,上面似有人工的打击痕迹,它们的意义何在?

在一条浅浅的小冲沟边,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有一件浑圆的砾石半埋在土中,它的表面经雨水的湿润,隐隐约约地显出砸击的痕迹,它周围的湿土色泽暗淡,上面还散布着一些燧石片,淡色的燧石碎片跟暗淡的湿土相比显得那么耀眼,有的地方经过雨水的冲刷连石片的细屑都暴露了出来。啊!这不是砸击石器的"工作点"吗?这里有石砧,还有石锤,它们上面都有砸击的痕迹。我们继续仔细地搜索,甚至找到了被古代人"遗忘"了的细小隧石工具--一个靴形的琢制得十分精巧的刮削器。在大那乌村附近,我们又找到了更多的"工作点",难道这是细石器制作场的遗址吗?这个发现值得深入调查研究。

细石器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原始人类的物质文化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时,在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复合工具(如矛、箭等)大量出现,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具的作用,所以石器普遍地朝细小精巧化发展。细石器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量出现以来,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较晚期。过去,我国发现的细石器主要是在北方找到的,现在我们在元谋地区也找到了它,意义是不小的。不仅填补了云南地区的空白,更重要的是经过初步研究,表明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有一定的差异,它代表了一种地域性的新的细石器文化。这充分地证明了人类的生产斗争及物质文化的发展都是按照同一个规律向前发展着的。

根据已发现的细石器材料看,其中有很多凹口深的刮削器,它们被认为是用来加工箭竿、骨针之类的器具的,这证明当时人类的狩猎活动已很发达。

一件磨光石斧的启示

记得在1971年,考察队在元谋举办了"元谋猿人"小型现场展览,张二村一位叫杨毅的社员赠送我们一件磨光石斧。据这位社员提供的情况,我们到张二村石灰窑访问了那里的工人,并实地作了调查。我们发现那里的陶片、磨光石器不少,确实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考察队又在张二村河上游大墩子发现了另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经云南省博物馆多次发掘证明:这是一个文化堆积厚、遗物丰富、保存良好、面积较大的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为研究云南地区原始社会提供了宝贵材料。这就是有名的距今3000多年的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石器时代是继旧石器、细石器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无论从生产方式、物质文化、或是社会组织上来说,都有显著的发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开始从事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这时,除了打击石器外,还大量出现和使用磨光石器,发明了陶器和纺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使了人类文化的提高。

这次考察队并不满足于已发现的材料,再次走访附近的贫下中农,一边宣传,一边调查。在各级领导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在元谋地区又陆续找到不少宝贵的文物和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一件石斧受到的启发,到后来找到的遗址群,使元谋地区科学考察所获得的原始社会发展的实物资料十分丰富。通过这些资料,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壮丽图景。我们深信,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今后对元谋盆地的古人类发展史的认识必将更加深入。

正文 狼孩的启示①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狼、熊和豹之类的猛兽,居然能抚育人类的幼童!"印度狼孩"一事就曾轰动过一时,让我们通过这一事例,来谈谈它能给人以什么启示。

①原载《化石》杂志,1977年第4期。

那还是在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一个名叫米德纳波尔的小城,人们常见到有一种"神秘的生物"出没于附近森林,往往是一到晚上,就有两个用四肢走路的"像人的怪物"尾随在三只大狼后面。后来人们打死了大狼,在狼窝里终于发现这两个"怪物",原来是两个裸体的女孩。其中大的年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这两个小女孩被送到米德纳波尔的孤儿院去抚养,还给她们取了名字,大的叫卡玛拉,小的叫阿玛拉。到了第二年阿玛拉死了,而卡玛拉一直活到1929年。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狼孩"一事。

据美国《自然史》杂志1976年4月号刊登的一篇书评说,"狼孩"的发现者、孤儿院的主持人辛格在他所写的《狼孩和野人》①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和妻子一起如何努力把这两个像狼的女孩转化为人的经过,书中还附有美国人类学家津格的评论。

①此书于1947年出版,1966年再版。

像印度"狼孩"这种野兽抚育人类幼童的事例绝不止一件。1875年时,著名的瑞典生物学家林耐所著的生物分类著作中,就记载了关于野兽抚育孩子的事例:如1344年在德国黑森发现的被狼哺育长大的小孩;1661年在立陶宛发现的与熊一起长大的小孩;及1672年在伊朗发现的为绵羊所哺育的小孩。据传我国古籍中也记载过有关"狼孩"的事例。

最近上海《少年报》编辑部知识组的同志,还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据伊拉克《笛子报》1978年第339期报道:

一批医生和心理学教授正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去研究一个曾在猴群中生活过的男孩。

这个男孩是四年前布隆迪的一些村民发现的。发现时,他全身赤裸,身体大部分长着毛,用四肢爬行、跳跃。村民们经过一段紧张的追赶,才把他抓住。他先被送到一家精神病医院,现在住在肯尼亚的一家医院里。

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约翰"。已确定他现年八岁,是在森林中与家人失散或是家里人全部遭难后独自留下的。猴子们见到他很高兴,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并保护他免受其他动物的伤害。

在被发现后的一段时间内,他学习了两脚行走,由于回到人类中生活,性情也变得温顺了。但是,他至今还不会说话。起初他只吃香蕉,慢慢地他已习惯吃人们所吃的各种食物。

关于被遗弃在森林里长大的小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797年法国大革命时代,猎人从森林里找到了一个17岁的男孩,由于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之外,找到他时已变成"野兽般的孩子"。这一发现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科学研究。这个野男孩死于40岁。据说经过长期人为的训练,他终于被"驯化"了,"失尽了他的动物行为"。1976年出版的《阿威龙的野男孩》一书,介绍了这个野男孩被发现的概况。

至20世纪50年代末,科学上已知有30个小孩是在野地里长大的,其中20个为猛兽所抚育:5个是熊、1个是豹、14个是狼哺育的,其中最著名的即本文开首讲的印度"狼孩"。

人们会问:这些"狼孩"回到人类社会后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和正常的孩子有些什么不同?

据记载,本文提及的印度"狼孩"刚被发现时用四肢行走,慢走时膝盖和手着地,快跑时则手掌、脚掌同时着地。她们总是喜欢单独活动,白天躲藏起来,夜间潜行。怕火和光,也怕水,不让人们替她们洗澡。不吃素食而要吃肉,吃时不用手拿,而是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每天午夜到清晨三点钟,她们像狼似地引颈长嚎。她们没有感情,只知道饥时觅食,饱则休息,很长时间内对别人不主动发生兴趣。不过她们很快学会了向辛格的妻子去要食物和水,如同家犬一样。只是在一年之后,当阿玛拉死的时候,人们看到卡玛拉"流了眼泪--两眼各流出一滴泪"。

据研究,七八岁的卡玛拉刚被发现时,她只懂得一般6个月婴儿所懂得的事,花了很大气力都不能使她很快地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2年后才会直立,6年后才艰难地学会独立行走,但快跑时还得四肢并用。直到死也未能真正学会讲话:4年内只学会6个词,听懂几句简单的话,7年时才学会45个词并勉强地学几句话。在最后的3年中,卡玛拉终于学会在晚上睡觉,她也怕黑暗了。很不幸,就在她开始朝人的生活习性迈进时,她死去了。辛格估计,卡玛拉死时已16岁左右,但她的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狼孩"的事例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人类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往往通过对高等类人猿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索人类语言、智力及许多社会行为和习性的形成过程,而人类儿童与动物共同生活的意外事例,却提供了少有的机会,通过对这一类特殊情况下的人的观察和研究,可以得到很有价值的资料。

首先,"狼孩"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的知识和才能并非天赋的、生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社会化了的人,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环境,脱离了人类的集体生活就形成不了人所固有的特点。而人脑又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本身不会自动产生意识,它的原材料来自客观外界,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所以,这种社会环境倘若从小丧失了,人类特有的习性、他的智力和才能就发展不了,一如"狼孩"刚被发现时那样:有嘴不会说话,有脑不会思维,人和野兽的区别也混灭了。

这里也应当指出,"狼孩"本身毕竟是人类千世万代遗传下来的后辈,因此当"狼孩"回到了人类社会中,必然会逐渐恢复人类特有的习性。印度"狼孩"尽管似乎成了野兽般的生物,但她死时已接近于人了。而辛格夫妇所豢养的那些家狗从没有学会直立行走,更没有学会说话。

其次,"狼孩"的事例说明了儿童时期在人类身心发育上的重要性。人的一生中,儿童时期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例如仅就脑的重量而言,新生儿平均约390克,9个月的婴儿脑重560克,2.5岁到3岁的儿童脑重增至900~1011克,7岁儿童约为1280克,而成年人的脑重平均约1400克。这说明在社会环境作用下,儿童的脑获得了迅速发展。正是在儿童时期,逐步学会了直立和说话,学会用脑思维,为以后智力和才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狼孩"由于在动物中长大,错过了这种社会实践的机会,这就使她们的智力水平远远比不上同年岁的正常儿童。

再次,正如个体发育史是它的种系发展史简短的重演一样,人类幼儿智力的成长过程也反映了从猿到人漫长历程中人的智力的发展历史。由于缺乏社会实践活动,"狼孩"未能学会直立,不得不用四肢爬行,使得她们的发言器官--喉头和声带的运用受到阻碍,发不出音节分明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由于脱离人类社会,印度"狼孩"自然不会有产生语言的需要。此外,她们总是四肢爬行,面部朝下,只得从下方摄取印象,不可能使头脑获得较其他四脚动物更多的印象,这一切根本地阻滞了她们智力的发展。"狼孩"的事例从反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类起源过程中如果没有直立行走和语言的形成,人类祖先就不可能实现由猿到人的转变,而直立行走和语言的形成却又离不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所以狼孩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没有劳动,也就没有可能实现从猿到人的转变!

正文 狼为什么会抚育小孩①

自《狼孩的启示》一文在杂志上发表后,曾有不少读者在来信中提出,对于"狼会抚育小孩"这点感到困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狼不但不把小孩吃掉,反而把小孩抚育起来呢?下面除了试作解答外,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狼真有那么"坏"吗?

①本文作于1978年6月8日,原载《狼孩·雪人·火的化石》,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读了《狼孩的启示》一文后,不少读者认为,狼孩的事实加深了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他们起初对"狼孩"并不相信,待看到本文和照片之后,似乎不能不信,但又感到迷惑不解,狼怎么不将卡玛拉和阿玛拉吃掉,反而将她们抚育起来?

这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提起狼,人们脑海里就浮现出"狼外婆"、"大灰狼"、"披着羊皮的狼"等等可憎的形象。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里,有关狼的话题可不少,这是因为一切野生动物中,就数狼跟人的关系最密切了。

在蒙古和北美的印第安人中间,关于狼的神话和传说最为丰富,它们常被描绘成性情"凶残"、"狡猾"的家伙;在西欧神话里,最强大、最凶悍的神抵也就是"狼神"!狼有合群的习性,在冰雪荒凉的原野里,集群的饿狼是很可怕的,不仅袭击家畜,有时还会伤人。深夜里的狼嚎声是最凄切可怖的了,光"鬼哭狼嚎"这几个字,看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狼似乎成了"恐怖"、"残忍"、"狡黠"的象征。特别是狼还给畜牧业带来灾难,据一个调查报告说,1823年时,仅拉脱维亚被狼咬死的家畜就达26993头之多!所以人们厌恶它,为了免受其害,对狼曾采取了无情消灭的政策。

如此"凶残"的大灰狼竟然会抚育起小孩来,这岂不是怪事?一开始接触到"狼孩"的资料,作者也感到不可思议,虽然多方考虑,试作解释,终因缺乏说服力,所以在《狼孩的启示》一文中也就没提及为啥会这样的道理。究竟作何解释?我就试一试吧。

首先应该了解一下狼的历史--

"狼",又叫"灰狼",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狗形食肉类"(或"狗类")。狗类从渐新世开始出现后,不断分化发展,到了更新世和现代,可算是达到了它繁盛的全盛时期,产生了很多种类,包括有北半球的野狗、狼、狐和大耳小狐以及南美洲和非洲各种高度特化了的狗类。狼是狗形食肉类中一支很成功的支系。根据化石记录,目前所知它最早在早更新统地层里有所发现,在以后较晚期的地层里有不少种类的狼化石,到现在,狼和它的同属至亲几乎遍于全世界。不过作为"真正的狼",只产于欧、亚、北美三洲。真正的狼大部分归为一个种,即"北方狼"或简称"狼"。此外还有少数几类另有种名,它们是北美"郊狼"、"日本狼"和"印度狼"三种。

狼之所以发展很成功,是因为其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了很强的适应力,能忍受各种严峻的环境。它善于奔跑,行动敏捷,具有长时间追逐猎物的耐力及很强的耐饥力。它的集群性是很强的,在北方常成群结队狩猎,狩猎时还能分工合作。不过在南方,由于气候暖和,草深林密,利于它取食和隐蔽,这种集群性就消失了,即使在冬季,也只是三两个一起生活,很少像在北方几十只、几百只地集群活动。

狼,作为一种食肉类,如同虎、豹一样,自然要捕食其他动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夏秋之际,正是小狼哺育的季节,这时狼开始过"小家庭"生活,它的习性有点特殊起来。狼是多产的动物,一胎常有五六只,最多可达十一二只。小狼生出后第三四周即能爬出巢穴去晒太阳,哺乳期一般可达5~6个月之久。根据观察,狼对幼仔的照顾和保护十分周到和细致,特别是母狼更为尽心,当小狼出生一个半月之后,它就去捕获肉食来喂小狼,3~4个月后即带领小狼去狩猎,这时母狼传授狩猎本领最为尽力,似乎是盼望幼仔早早自立。据观察,母狼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很爱护,还会收容别的"家庭"里失去母亲的小狼,甚至还收养小狗!所以在有些国家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将这种强烈的母性本能,称为"狼似的母爱"。在哺育小狼期间,公狼对小狼也是十分"宽厚",所以在这段时期,狼并不是十分可怕的。

近些年来,国外有些资料中提到,狼并不像我们所讲的、所想像的那么"坏",它的"本性",也不像艺术作品和寓言中所渲染的那么"残忍无情"。这些资料说得真像要替狼"翻案"似的。据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濒临绝种的动物》中讲,狼"曾经一度在北半球大部分国家广泛生存,而且被当成一种害兽,到了现在它已近于绝种了"。据称,在有些国家已宣布,对狼要加以保护。

狼具有很强的合群性,在哺育小狼期间,母狼会表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不仅收容别的小狼,甚至收容小狗,公狼对小仔也十分"宽厚"。根据这些习性来看,它收容和抚育人的幼儿不是没有生物学的前提,看来是存在可能性的。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怎样变成现实性的呢?试作几种猜测:

一是来自"豹孩"的启示。

1920年,在印度一个名叫芒兹·卡查尔的小村庄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里的猎人在附近的原始森林里打死了两只雏豹,并将它们带回村里。这时母豹尾随猎人并在村子附近窥视着。两天后,一个农妇在靠近原始森林的田间工作,她的两岁的男孩正在地上玩耍,突然她听到孩子的喊叫声,回头一看,一只豹子叼走了她的儿子。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人们以为这个孩子一定是被豹子咬死了。

没想到,三年后,猎人们在村子附近打死一只母豹,在它居住的洞里找到两只雏豹,同时还有一个小男孩!这就是三年前失踪的孩子。此时他已五岁了,只会四肢爬行,他的手掌和膝盖上都长着厚茧,全身皮肤已摩擦成厚皮,而且。满布伤痕。当人靠近他时,他要咬人,见到鸡、鸭,扑上去就撕碎吃掉。这个小孩从野外被找回后只活了三年,虽然学会直立和双脚走路,但不久得了眼病,双眼瞎掉。这就是有名的"豹孩"一事。有关科研人员曾对他进行过考察,50年代在法国《自然》杂志上进行过报道,还刊登了"豹孩"的照片。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到,母豹是在丧失雏豹后去攫取小孩的,这点我还是将它归于"母性本能"的驱使。像母狼这种母性本能很强的动物,如果因某种原因丧失了它的小浪后,发生攫取小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特别像在印度,天热的时候人们常在露天睡觉,加之气候温暖,在森林里也易于找到食物,所以"狼孩"多发生在印度也是不奇怪的。

另一是:据称,印度"狼孩"卡玛拉和阿玛拉可能是被遗弃的孩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穷人的孩子没钱抚养被遗弃在野外是常有的事。是不是可能她们在被遗弃的地方沾上了狼的气味,被狼误以为是自己的幼仔而被带去哺养?这是我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后得到的启发。

上海宋必理同志来信介绍了他所接触到的几件事:一是母鸡带领自己孵化的小鸡时,若有一只外来的小鸡闯入,母鸡会啄它,将它赶走,如果把这只外来小鸡跟母鸡及它的小鸡一道用艾烟熏一下,就能消除母鸡的排斥行为。另一是,国内曾报道过一位模范饲养员的先进事迹,说是两只母猪同时下猪仔,一只母猪奶水不足,喂不饱自己的小仔,另一只母猪奶水充足,但不愿接纳别的小仔来吃奶,怎么办呢?饲养员发现用产仔少、奶水足的母猪窝中的草,擦一擦非亲生猪仔的身体,这只母猪就识别不出外来小猪仔了,居然让它来吃奶。再一是,杜鹃这种鸟自己不筑巢,也不育雏,却将自己的卵产在比它身体小得多的莺、鸫等鸟的巢中,让这些鸟来孵化喂育。杜鹃雏鸟的身体远比这些哺育者自己的雏鸟大得多,叫声也不一样,但抚育它的母鸟就是识别不出来。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动物的幼体有其亲类所特有的一种气味,很多动物主要就是凭这种气味来识别亲类的。

最近,有位参加农场劳动的同志还告诉我,在他们的农场里,母牛生下了一只小牛犊,有些同志好心地替小牛犊洗得干干净净,这下可麻烦了,母牛竟不认自己的牛犊了,不给它吃奶,同志们只好人工喂养。很久之后,小牛带上了母牛的气味,才被它接纳而喂奶。

据此,"狼孩"说不定也正是这种情况呢!至于被遗弃的小孩如何沾上了狼的气味,可以作各种推测。譬如,小孩偶然爬进了狼窝?也许小孩被遗弃的地方,正是母狼撒过尿的地方,沾上了强烈的狼尿便的气味岂不更能迷惑狼?甚至,小孩沾上狼的气味后,碰上的母狼恰好又正丧失了幼仔,饥饿的婴儿的啼哭声更加触发了母狼强烈的母性本能,这就更可能促使母狼把小孩接纳去抚育了。

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合适的科学解释呢?那就让我们大家再进一步去探索吧。不过,在这结尾处,我想再引用宋必理同志的一段话,这是颇能启发人的,即:

假如人们的主观思想单纯的话,会由这类意外的事件导致对动物的复杂感;假如人的主观思想复杂些,能用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分析这类事件,就可以看到动物的本性的确是很单纯的。

正文 震惊世界的失窃案①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哪里去了

本文依据有关书刊资料、个人回忆和私人信件写成,部分情节的真实性尚待证实……

①原载《科学画报》杂志,1979年第11、12期,参加写作的还有林一璞。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北京的一切机关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医学院B楼解剖系的一个办公室里,这里有两个保险柜十四卦说明世界治乱,七至十卷讲"律吕声音",称为内篇;,著名的北京人化石曾珍藏在其中。

1942年8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从东瀛赶来的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据当时的报纸宣称,当他们来到解剖系办公室,打开藏有北京人化石的保险柜时,发现化石早已不翼而飞,真标本已被模型所替代。

很快,一番追寻北京人化石的活动便紧张地开始了……

研究人类起源的瑰宝

人们为什么对北京人化石抱有如此大的兴趣?原来,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之一。在古人类化石发现尚少的时代,它的出现为人类起源的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基础。

那么,北京人化石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早在1918年春,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千米处的周口店勘查煤矿时,发现这里"龙骨"(实为哺乳动物的化石)颇多。1921年,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人们在龙骨山上找到了举世闻名的北京人遗址。

两年以后,奥地利籍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在此进行小规模发掘,获得了两枚古老的人牙化石。1926年,这一发现正式公布于世,遂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合作,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管,在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就在这一年发掘工作结束前的第三天,一枚保存状态极佳的右下第一臼齿被发现了。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即"北京人"。

1929年,在我国学者裴文中教授的主持下,发掘工作又获新进展: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一下子便轰动了国内外。

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后,才告一段落。在1927年至1937年的11年间,在北京人遗址里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个体的人骨化石,其中有5具较完整的头盖骨、6块面骨、15具下颌骨残块、150枚牙齿以及部分肢骨残段。此外,还找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就有90多种),数以万计的石器和丰富的用火遗迹。

北京人及其洞穴之家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北京人化石是人类精神财富中的瑰宝,北京人洞穴之家成了研究人类起源和有关相邻学科的国内外学者来北京"朝圣"的"圣地"。

曾拟送美国暂存

1941年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德籍(以后加入美籍)学者魏敦瑞,在美国大使馆撤退其侨民之际,停下了研究工作,决定去美国,并想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一起带去,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

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权乃属于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所委托的代表。故而魏敦瑞虽有想带走人类化石标本之意,事实上却难以实现。

据裴文中教授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撰文所载:魏敦瑞为了这件事,曾与他两次前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交涉北京人化石运美之事。美国公使表示,限于合同,在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魏敦瑞与裴曾通过美公使馆,给远在重庆的原地质调查所所长、当时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去电,为安全计商讨将化石暂运至美国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大约在8月,翁文灏在重庆代表中国方面与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此事,事后又写信告诉裴,美方已同意此举。11月中旬,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北京人化石至美暂存。

"是我亲手包装的"

北京人化石是如何运出协和医学院的呢?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特地拜访了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胡承志,他当时在魏敦瑞的研究室工作,负责翻制化石模型。

在保管部的办公室里,胡承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还是1941年的4月,"他说,"魏敦瑞在离华前夕找我,要我将所有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做成模型,寄往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供他使用。他还说,在当今时局紧张之时,要作好随时装箱的准备,可以将北京人化石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总务长博文,然后由他们处理运美事宜。"

"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的一天上午,魏敦瑞的女秘书告诉我要装箱。当时,魏已去美了,下午我就去找裴文中教授,问他是否装箱,裴说可以装。于是我就请解剖科技士吉延卿帮忙,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只木箱,拿到办公室里开始装箱。

"装箱时,每件人骨化石都先拿擦镜头用的白棉纸包好,再包以软纸,然后裹上医用脱脂棉,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的白纸包裹,将之放入小木箱内。

"小木箱内垫有几层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再将这些装有标本的小木箱,分装在两个大木箱内。至于牙齿化石,则是用装手饰用的小纸盒装的,盒内填以棉花,盒上面有玻璃,在玻璃上贴有镶红边的标志,上有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是放入小木箱后,再装进大木箱的。

"木箱为普通的白木板所钉成,未上油漆,北京人的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箱子里,略小一点的木箱内主要装山顶洞人的化石。两箱除分别标有"Case1"和"Case2"外,并无标签及其他标记。

"装好箱后,我将装有化石的木箱,用手推车送至C楼博文的办公室,他又将这两个木箱送到F楼下4号的保险室内,以后它们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胡承志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已故的杨钟健教授生前曾多次跟我谈起北京人化石丢失的事。他说在重庆时曾跟翁文灏有较多的接触,翁决定将北京人化石送到美国保存,起初只不过是想委托美国大使馆设法带至美国,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可由魏敦瑞使用,但应由中国大使馆代为保管和保存,待抗日战争结束后再运回来。"

关于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和命运,胡承志至今仍常常牵挂在心:"北京人化石是极其珍贵的,我们有责任找到它,也希望能找到它!"这不仅是胡个人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共同心声。

北京人化石没有被带走

北京人化石撤离协和医学院后,按原计划,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带往美国。此举是否成功?某些杂志(如美国的《科学》)曾报道说,自从"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所缴获后,北京人化石就音讯断绝了。此话当真?

"哈里逊总统"号原系民间船只,以后才为美国海军所征用。它奉命在上海港卸下货物,并于1941年12月4日北上前往秦皇岛,以便从海上撤走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按原订计划,北京人化石就是准备带往秦皇岛后,在军队撤离时由"哈里逊总统"号带走的。当时预计"哈里逊总统"号到达秦皇岛的日期是12月11日,事实上,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它还在距秦皇岛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呢!

战争已起,船长为确保安全就将该船搁浅了。以后,船员们均被日军所俘,"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当运输船使用了3年。最后于1944年,为美军潜艇所击沉。

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失踪前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的经过情况,众说纷经。最近,美国人詹纳斯对此作了许多调查,包括对当事人的访问,他在《寻找北京人》一书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自协和医学院运出后,被送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交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

阿舒尔斯特上校随即命令士兵们,把北京人化石改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箱内,并责成即将离华赴美的军医福莱负责将这批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运到秦皇岛,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返美。

福莱军医受命后,即去电秦皇岛霍尔坎伯兵营医务室,指令他的助手、三等药剂士戴维斯照管好将由北京运来兵营的他的行李,装有北京人的木箱也在这批行李中,但福莱并未将此事告诉他。

秦皇岛距北京225千米,载有海军陆战队军用物品和行李的蒸汽机车,走了3天才到达,机车到达后,戴维斯和另外几个人,把刷有".t.Foley,USMC"标记的行李箱卸下,共有24箱之多,它们被暂时堆放在霍尔坎伯兵营戴维斯所住的砖瓦平房里,等待由上海开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按规定,该船应在12月11日抵达。

事与愿违,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船没有到,霍尔坎伯兵营却被日军占领了,美海军陆战队队员统统成了战俘,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当时每人只许携带不多的个人用品,其他东西则全被搁下,就这样,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跟其他行李统统都被留在兵营里了。

戴维斯跟其他战俘到天津后,见到了福莱军医,但后者并未向戴维斯打听行李的下落。大约在一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从秦皇岛运回天津,福莱军医取回了他的大部分行李。当他打开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箱子时,发现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一些纪念品以及教学用的现代人头骨标本都已丢失。至于上校委托他带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虽然仍在(看样子未被日军打开过),但福莱却没有打开作一番检查。

由于军阶较高的关系,福莱军医一开始受到了宽待,行动还算自由,于是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将行李疏散了。据他称,这些行李分别保管在三处: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熟识而可靠的中国朋友那里。后来,福莱军医也丧失了人身自由……

以上资料,是詹纳斯亲自访问了戴维斯和福莱之后写下的,其可靠程度还难以判断。以书中记载着来,最后福莱军医并未打开上校的行李箱,究竟箱内还有没有北京人化石呢?这是一个疑谜,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化石最后是经几个美国人的手而下落不明的。

最初的搜索

1942年8月间,发现北京人化石已不在保险柜内后,日方一方面在报上大肆宣扬北京人化石"被窃",另一方面即找有关人员追问下落。

次年4月间,日本的"华北驻北屯军最高司令部"指派侦探锭者繁晴负责搜寻工作。锭者这个人很厉害,仅用3天就问遍了所有有关人员,裴文中教授受到非难,而博文则被关了5天,吃了不少苦头!

据有的报道说,锭者在日军全力支持下多方搜索,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光景,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据说,当时还特地叫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裴文中教授被释放,当时,日方还客气地对他说今后要多合作。

胡承志至今还怀疑,当时一切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控制下,"试问像日本宪兵队这样的机关,竟然也介入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又忽然草草收场,如果找不到能如此善罢甘休了吗?这是耐人寻味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间,曾有通讯社报道,在东京发现了北京人化石,说是东京帝国大学交给盟军总部的,由总部的科学顾问、地质学家怀特摩尔保管着,准备送回中国。

据说,怀特摩尔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奉命去东京盟军总部工作的,他同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罗氏基金委员会的委托,前去东京寻找北京人化石。

报上虽如此报道,但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所接受的东西中,却井没有北京人化石。为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的顾问李济博士(曾任台湾科学院院长,现已去世),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在东京曾先后5次寻找过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未找到(詹纳斯去台湾访问过他,他仍坚持应去东京寻找失落了的北京人化石)。最后代表团团长亲自出面,于1946年4月30日致函盟军总部,请求进一步寻找这批珍贵的化石。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吗?据称,怀特摩尔并未进一步去寻找,有人怀疑他所知道的内情比他所说的多。不过他始终否认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军总部也曾动员在华美军寻找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踪迹全无。

搜索活动正在进行中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了突破,5月间首批民间访问者来华访问,其中有一位就是美国希腊古物基金会主席詹纳斯,此人是国际贸易家。在华期间他参观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对寻找北京人化石非常感兴趣,回国之后,他立即主动地行动起来。

最近他在给本文作者的来信中,谈到了他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了获得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可靠线索,他登报悬赏,现在已将悬赏金额扩大到15万美元。自1972年以后,在6年间他共获得300多个线索。他还到过菲律宾、希腊、苏联(前苏联)、香港、台湾……很遗憾,所有这些线索和所作的努力都未能使他获得积极的成果,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颇有价值。前面介绍的戴维斯和福莱的回忆,就是他提供的。这里不妨再介绍另一件颇有兴味的事,一位妇女曾给他寄来了据称是北京人化石的照片。

此事发生在他访问中国回国后不久,一位一直没有透露姓名的妇女,称她的丈夫在去世前曾告诉她保存有北京人化石。经詹纳斯的请求,他们在帝国大厦87层的瞭望台上会了面。经过几番周折,她邮寄了一张照片给詹纳斯。后者将照片复印了许多份分寄给各专家鉴定。除少数人相信照片中的一个头骨可能是北京人头骨外,不少人持有异议。

对于这张照片,我们的看法是,照片上所示的骨化石并不是北京人的,在遗失的化石中没有那些支离破碎的骨骸,至于右上角的头盖骨与北京人头盖骨并不相似。北京人头盖骨中央有矢状嵴隆起,故颅盖部分要来得高,而且前额的眶后部分显然要比照片上的头盖骨窄得多,这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胡承志在看过这张照片后,也否定了它的真实性。即使那个头盖骨,也只是一个"拙劣的仿制模型"。

詹纳斯6年前开始的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正在继续进行之中。

失物终将归原主

1979年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随着纪念活动的开展,人们对已遗失的北京人化石更加关切起来。

自从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古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研究表明,人类起源的发展的图景远比以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化石材料也有大量的积累,然而,就世界古人类研究史而言,像北京人遗址拥有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以及第四纪地质学诸方面如此丰富的材料,研究历史如此之长,而且所取得成果如此之多,实属少有,在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中,迄今还未被超越。北京人的化石材料,虽然已经有不少杰出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人化石这个无价之宝并未真正遗失。它们究竟在哪里呢?也许被埋藏在哪儿?也许被人有意隐藏起来了?

美国朋友詹纳斯出于个人对科学的爱好,更出于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深厚情谊,已为寻找北京人化石作了不少努力。他在来信中告诉我们,他认为寻找到这些化石,将它归还给中国人民,是他个人,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义务。这种意愿应受到赞扬和支持。作为北京人化石的主人的中国人民,也不会等闲视之。愿所有关心北京人化石下落和命运的国内外人士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北京人化石重见天日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震惊世界的失窃案①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哪里去了

本文依据有关书刊资料、个人回忆和私人信件写成,部分情节的真实性尚待证实……

①原载《科学画报》杂志,1979年第11、12期,参加写作的还有林一璞。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北京的一切机关相继被日军所占领,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然也不例外。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医学院B楼解剖系的一个办公室里,这里有两个保险柜十四卦说明世界治乱,七至十卷讲"律吕声音",称为内篇;,著名的北京人化石曾珍藏在其中。

1942年8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从东瀛赶来的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据当时的报纸宣称,当他们来到解剖系办公室,打开藏有北京人化石的保险柜时,发现化石早已不翼而飞,真标本已被模型所替代。

很快,一番追寻北京人化石的活动便紧张地开始了……

研究人类起源的瑰宝

人们为什么对北京人化石抱有如此大的兴趣?原来,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之一。在古人类化石发现尚少的时代,它的出现为人类起源的进化论学说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基础。

那么,北京人化石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早在1918年春,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西南郊50千米处的周口店勘查煤矿时,发现这里"龙骨"(实为哺乳动物的化石)颇多。1921年,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人们在龙骨山上找到了举世闻名的北京人遗址。

两年以后,奥地利籍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在此进行小规模发掘,获得了两枚古老的人牙化石。1926年,这一发现正式公布于世,遂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自1927年起,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合作,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管,在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就在这一年发掘工作结束前的第三天,一枚保存状态极佳的右下第一臼齿被发现了。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即"北京人"。

1929年,在我国学者裴文中教授的主持下,发掘工作又获新进展: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一下子便轰动了国内外。

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件爆发后,才告一段落。在1927年至1937年的11年间,在北京人遗址里先后发现了代表40多个个体的人骨化石,其中有5具较完整的头盖骨、6块面骨、15具下颌骨残块、150枚牙齿以及部分肢骨残段。此外,还找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就有90多种),数以万计的石器和丰富的用火遗迹。

北京人及其洞穴之家的发现,是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北京人化石是人类精神财富中的瑰宝,北京人洞穴之家成了研究人类起源和有关相邻学科的国内外学者来北京"朝圣"的"圣地"。

曾拟送美国暂存

1941年初,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德籍(以后加入美籍)学者魏敦瑞,在美国大使馆撤退其侨民之际,停下了研究工作,决定去美国,并想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一起带去,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

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权乃属于美国罗氏基金委员会所委托的代表。故而魏敦瑞虽有想带走人类化石标本之意,事实上却难以实现。

据裴文中教授在抗战结束后(1945年)撰文所载:魏敦瑞为了这件事,曾与他两次前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交涉北京人化石运美之事。美国公使表示,限于合同,在未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魏敦瑞与裴曾通过美公使馆,给远在重庆的原地质调查所所长、当时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去电,为安全计商讨将化石暂运至美国保存,待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大约在8月,翁文灏在重庆代表中国方面与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此事,事后又写信告诉裴,美方已同意此举。11月中旬,美大使馆自重庆来电,指令北京公使馆负责转运北京人化石至美暂存。

"是我亲手包装的"

北京人化石是如何运出协和医学院的呢?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特地拜访了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胡承志,他当时在魏敦瑞的研究室工作,负责翻制化石模型。

在保管部的办公室里,胡承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还是1941年的4月,"他说,"魏敦瑞在离华前夕找我,要我将所有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做成模型,寄往美国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供他使用。他还说,在当今时局紧张之时,要作好随时装箱的准备,可以将北京人化石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总务长博文,然后由他们处理运美事宜。"

"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的一天上午,魏敦瑞的女秘书告诉我要装箱。当时,魏已去美了,下午我就去找裴文中教授,问他是否装箱,裴说可以装。于是我就请解剖科技士吉延卿帮忙,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只木箱,拿到办公室里开始装箱。

"装箱时,每件人骨化石都先拿擦镜头用的白棉纸包好,再包以软纸,然后裹上医用脱脂棉,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的白纸包裹,将之放入小木箱内。

"小木箱内垫有几层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再将这些装有标本的小木箱,分装在两个大木箱内。至于牙齿化石,则是用装手饰用的小纸盒装的,盒内填以棉花,盒上面有玻璃,在玻璃上贴有镶红边的标志,上有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是放入小木箱后,再装进大木箱的。

"木箱为普通的白木板所钉成,未上油漆,北京人的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箱子里,略小一点的木箱内主要装山顶洞人的化石。两箱除分别标有"Case1"和"Case2"外,并无标签及其他标记。

"装好箱后,我将装有化石的木箱,用手推车送至C楼博文的办公室,他又将这两个木箱送到F楼下4号的保险室内,以后它们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胡承志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已故的杨钟健教授生前曾多次跟我谈起北京人化石丢失的事。他说在重庆时曾跟翁文灏有较多的接触,翁决定将北京人化石送到美国保存,起初只不过是想委托美国大使馆设法带至美国,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可由魏敦瑞使用,但应由中国大使馆代为保管和保存,待抗日战争结束后再运回来。"

关于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和命运,胡承志至今仍常常牵挂在心:"北京人化石是极其珍贵的,我们有责任找到它,也希望能找到它!"这不仅是胡个人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共同心声。

北京人化石没有被带走

北京人化石撤离协和医学院后,按原计划,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哈里逊总统"号带往美国。此举是否成功?某些杂志(如美国的《科学》)曾报道说,自从"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所缴获后,北京人化石就音讯断绝了。此话当真?

"哈里逊总统"号原系民间船只,以后才为美国海军所征用。它奉命在上海港卸下货物,并于1941年12月4日北上前往秦皇岛,以便从海上撤走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按原订计划,北京人化石就是准备带往秦皇岛后,在军队撤离时由"哈里逊总统"号带走的。当时预计"哈里逊总统"号到达秦皇岛的日期是12月11日,事实上,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它还在距秦皇岛约600海里处的长江口呢!

战争已起,船长为确保安全就将该船搁浅了。以后,船员们均被日军所俘,"哈里逊总统"号被日军当运输船使用了3年。最后于1944年,为美军潜艇所击沉。

照此看来,北京人化石肯定没有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船。那么,这些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失踪前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前后的经过情况,众说纷经。最近,美国人詹纳斯对此作了许多调查,包括对当事人的访问,他在《寻找北京人》一书中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自协和医学院运出后,被送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总部,交上校阿舒尔斯特负责。

阿舒尔斯特上校随即命令士兵们,把北京人化石改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箱内,并责成即将离华赴美的军医福莱负责将这批装有化石标本的箱子运到秦皇岛,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返美。

福莱军医受命后,即去电秦皇岛霍尔坎伯兵营医务室,指令他的助手、三等药剂士戴维斯照管好将由北京运来兵营的他的行李,装有北京人的木箱也在这批行李中,但福莱并未将此事告诉他。

秦皇岛距北京225千米,载有海军陆战队军用物品和行李的蒸汽机车,走了3天才到达,机车到达后,戴维斯和另外几个人,把刷有".t.Foley,USMC"标记的行李箱卸下,共有24箱之多,它们被暂时堆放在霍尔坎伯兵营戴维斯所住的砖瓦平房里,等待由上海开来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按规定,该船应在12月11日抵达。

事与愿违,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船没有到,霍尔坎伯兵营却被日军占领了,美海军陆战队队员统统成了战俘,被押送到天津战俘营。当时每人只许携带不多的个人用品,其他东西则全被搁下,就这样,装有北京人化石的木箱跟其他行李统统都被留在兵营里了。

戴维斯跟其他战俘到天津后,见到了福莱军医,但后者并未向戴维斯打听行李的下落。大约在一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从秦皇岛运回天津,福莱军医取回了他的大部分行李。当他打开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箱子时,发现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一些纪念品以及教学用的现代人头骨标本都已丢失。至于上校委托他带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虽然仍在(看样子未被日军打开过),但福莱却没有打开作一番检查。

由于军阶较高的关系,福莱军医一开始受到了宽待,行动还算自由,于是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将行李疏散了。据他称,这些行李分别保管在三处: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熟识而可靠的中国朋友那里。后来,福莱军医也丧失了人身自由……

以上资料,是詹纳斯亲自访问了戴维斯和福莱之后写下的,其可靠程度还难以判断。以书中记载着来,最后福莱军医并未打开上校的行李箱,究竟箱内还有没有北京人化石呢?这是一个疑谜,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化石最后是经几个美国人的手而下落不明的。

最初的搜索

1942年8月间,发现北京人化石已不在保险柜内后,日方一方面在报上大肆宣扬北京人化石"被窃",另一方面即找有关人员追问下落。

次年4月间,日本的"华北驻北屯军最高司令部"指派侦探锭者繁晴负责搜寻工作。锭者这个人很厉害,仅用3天就问遍了所有有关人员,裴文中教授受到非难,而博文则被关了5天,吃了不少苦头!

据有的报道说,锭者在日军全力支持下多方搜索,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光景,忽然传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说法。据说,当时还特地叫魏敦瑞的女秘书前去辨认,但是她一到天津,刚下火车就被拦截住了,说是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无关,要她返回北京,以后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裴文中教授被释放,当时,日方还客气地对他说今后要多合作。

胡承志至今还怀疑,当时一切都在日本宪兵队的控制下,"试问像日本宪兵队这样的机关,竟然也介入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又忽然草草收场,如果找不到能如此善罢甘休了吗?这是耐人寻味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间,曾有通讯社报道,在东京发现了北京人化石,说是东京帝国大学交给盟军总部的,由总部的科学顾问、地质学家怀特摩尔保管着,准备送回中国。

据说,怀特摩尔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奉命去东京盟军总部工作的,他同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罗氏基金委员会的委托,前去东京寻找北京人化石。

报上虽如此报道,但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所接受的东西中,却井没有北京人化石。为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的顾问李济博士(曾任台湾科学院院长,现已去世),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在东京曾先后5次寻找过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未找到(詹纳斯去台湾访问过他,他仍坚持应去东京寻找失落了的北京人化石)。最后代表团团长亲自出面,于1946年4月30日致函盟军总部,请求进一步寻找这批珍贵的化石。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吗?据称,怀特摩尔并未进一步去寻找,有人怀疑他所知道的内情比他所说的多。不过他始终否认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军总部也曾动员在华美军寻找北京人化石的下落,结果仍踪迹全无。

搜索活动正在进行中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了突破,5月间首批民间访问者来华访问,其中有一位就是美国希腊古物基金会主席詹纳斯,此人是国际贸易家。在华期间他参观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对寻找北京人化石非常感兴趣,回国之后,他立即主动地行动起来。

最近他在给本文作者的来信中,谈到了他所作的种种努力。为了获得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可靠线索,他登报悬赏,现在已将悬赏金额扩大到15万美元。自1972年以后,在6年间他共获得300多个线索。他还到过菲律宾、希腊、苏联(前苏联)、香港、台湾……很遗憾,所有这些线索和所作的努力都未能使他获得积极的成果,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颇有价值。前面介绍的戴维斯和福莱的回忆,就是他提供的。这里不妨再介绍另一件颇有兴味的事,一位妇女曾给他寄来了据称是北京人化石的照片。

此事发生在他访问中国回国后不久,一位一直没有透露姓名的妇女,称她的丈夫在去世前曾告诉她保存有北京人化石。经詹纳斯的请求,他们在帝国大厦87层的瞭望台上会了面。经过几番周折,她邮寄了一张照片给詹纳斯。后者将照片复印了许多份分寄给各专家鉴定。除少数人相信照片中的一个头骨可能是北京人头骨外,不少人持有异议。

对于这张照片,我们的看法是,照片上所示的骨化石并不是北京人的,在遗失的化石中没有那些支离破碎的骨骸,至于右上角的头盖骨与北京人头盖骨并不相似。北京人头盖骨中央有矢状嵴隆起,故颅盖部分要来得高,而且前额的眶后部分显然要比照片上的头盖骨窄得多,这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胡承志在看过这张照片后,也否定了它的真实性。即使那个头盖骨,也只是一个"拙劣的仿制模型"。

詹纳斯6年前开始的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正在继续进行之中。

失物终将归原主

1979年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随着纪念活动的开展,人们对已遗失的北京人化石更加关切起来。

自从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古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研究表明,人类起源的发展的图景远比以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化石材料也有大量的积累,然而,就世界古人类研究史而言,像北京人遗址拥有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以及第四纪地质学诸方面如此丰富的材料,研究历史如此之长,而且所取得成果如此之多,实属少有,在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中,迄今还未被超越。北京人的化石材料,虽然已经有不少杰出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人化石这个无价之宝并未真正遗失。它们究竟在哪里呢?也许被埋藏在哪儿?也许被人有意隐藏起来了?

美国朋友詹纳斯出于个人对科学的爱好,更出于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深厚情谊,已为寻找北京人化石作了不少努力。他在来信中告诉我们,他认为寻找到这些化石,将它归还给中国人民,是他个人,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义务。这种意愿应受到赞扬和支持。作为北京人化石的主人的中国人民,也不会等闲视之。愿所有关心北京人化石下落和命运的国内外人士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北京人化石重见天日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正文 南通博物苑①

--我国自办的第一个博物馆

1979年秋天,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筹备工作会议。会址所以选在南通,是因为第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包括有自然科学内容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早在75年前就创建在这里。

①原载杂志,1980年第1期。

状元创业

前清末年的甲午状元张謇,是上海强学会会员。他不仅是一位有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清末的中国面临着外侮内困的危急情势,许多有识人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救国方案。孙中山主张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变法,而张謇却热衷于学习欧美和日本,提出了普及教育,挽救危亡的主张。普及教育是要花钱的,他认为只有办实业才能提供这笔资金,而办实业以纺织业最为有利。这样,张謇就以"教育救国"始于"实业救国",走上了一条历来状元都没有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

从1898年开始,他在南通创办了纺织厂,从而带动了这个城市的工业化。张謇利用工业利润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1904年他从日本考察回来,办了大、中、小学;为了发展植棉和纺织业,他还专门开设了南通学院农科和纺织科。同时,他又认为很有必要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来普及知识,培养人材,以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两次上书清廷,建议在北京和各省建立"博览馆"(即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合称)。腐败保守的清廷当然不会理睬这种建议。于是他便身体力行,自己创办了这个"南通博物苑"。

张謇不是以革命的手段来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幻想通过"实业"和"教育"来拯救中国,这条改良的道路自然是行不通的。但他通过个人的努力,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文化遗产。

历史概貌

"南通博物苑"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身为"公共植物园",该园原属通州师范。苑址位于南通城南濠河之畔,原占地2.3万平方米,有中馆、南馆和北馆等建筑,分别陈列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部文物与标本。

中馆是苑内最早的建筑物,上面曾有一个露天的测候台,所以中馆曾名为"测候所"。从宣统元年(1909年)一月一日起,该所正式从事观测气候,并按日记载,还在报纸上披露。这不仅是苑内正式开始记载气候观测结果,而且也是"各县地方有测候所之肇始也!"以后测气象的设备转移他处,苑内就停止了测候工作。中馆馆内主要陈列动物标本。以后又陆续建造了南馆和北馆。

南馆原名"博物楼",收藏和陈列了全苑的精品。楼上为历史部和艺术部,楼下为天产部。北馆的楼上陈列着古画,楼下陈列着鲸鱼骨和化石。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一些辅助性建筑,广种各种树木花草,饲养各种鸟兽,堆砌假山,开辟荷花池,还建有温室、小亭、水榭等,使这里既有博物馆,又具备动物园、植物园的特点,还兼有园林之胜,所以取名为"博物苑"。

馆内至今仍保存着一些有关博物苑的重要史料,如张謇上书清廷的建议表、南通博物苑早期平面图、苑品目录等。其中《南通博物苑品目》编印于1910年,铅印,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天产部,录藏品动物类460号、植物类307号、矿物类1103号。下册为历史、美术、教育三部,其中历史部包括金、玉石、陶瓷、拓本、土木、服用、音乐、遗像、写经、画像、卜筮、军器、刑具、狱具等类;美术部包括书画、陶瓷、雕刻、漆塑、绣织、绰丝、编物、铁制、烙绘、铅笔画、纸墨等类;教育部包括科举、私塾、学校三类;四部合计藏品有2973号。

到1930年,据《通通日报》所载资料,其时博物苑已扩至占地3.2万平方米,每年经费达2000元,在展品方面大大扩充,就天产部而言,矿物有岩石1000余种,金类矿1400余种,非金类矿700余种,土壤400余种,矿物标本10余座,矿床7座;植物计有显花、隐花4000余种;动物标本中,哺乳类百余种,鸟类300余种,爬虫和鱼类共500多种;无脊椎动物1400余种,其中昆虫类占1。"3。粗略估计一下,所谓天产部即自然部分的展品即达近万件之多!从这些目录可以了解到当时收藏品确实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馆外陈列是另一番景象。各种植物按类栽植,以药材居多,专设有"药圃";其次是花卉,竹也不少,每种植物都悬牌标明名称、产地。饲养的动物中,鸟类有家鸡、金鸡、火鸡、鸵鸟、白鸽、水鸭、鹭鸶、鸳鸯、鸸鹋、孔雀、鹳鹤等;兽类有鹿、兔、猴猿、山羊、熊鼠等。同时还有许多矿物环列在小山之上;各种佛像、各种古铜器、古铁器、化石陈列在各馆的周围。

由此可见,南通博物苑不仅是个历史文物性质的博物馆,也是自然科学性质的博物馆,还带有民俗学博物馆的特点,又兼有动物园和植物园的格局。苑内不仅有收藏、陈列,还有饲养、栽培等实地科学试验。在一个地区内,能有这样一个多方面的、内容充实的博物馆,这对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科学知识水平是有重大意义的。

几经沧桑

随着时局的变迁,张氏势力的垮台,南通博物苑由附属通州师范转而附属南通学院,以后重又为通州师范代管,情况日见凋敝。据1932年9月4日《通光日报》的报道,即可见一斑:"……南北两馆东边的兽室也是十室九空,只有孤独的猴子和蜷伏的刺猬点缀着。各处的房屋、亭台、池沼和两座水塔,竟是断垣颓壁,荒芜不堪。南馆四周的佛像,大半龛门洞开,听任风雨剥蚀,就是假山石南陈列的大水晶和寒水石等物,也是影迹全无,不知何往。"最后作者感叹地写道,"……不久的将来,这个博物苑不独墙倒壁塌,花枯树萎,鸟兽绝迹;恐怕那些较好的古董,大半要改名换姓。"

这种结局果然到来。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通,博物苑面临覆灭的命运。它西边张謇的宅院成了日军的司令部,博物苑本身成了马厩,苑藏文物标本除一小部分转移外,其余全部毁灭殆尽。今天在馆史文物的几幅照片上,还记录着博物苑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情景。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忙于内战,哪有心思关心博物苑的恢复。到南通解放前夕,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具备一定基础的博物苑,已成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枯木逢春

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了,南通博物苑获得了新生。

解放初期还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人民政府就用很大力量开始了博物苑的恢复工作,1951年将其改名为南通博物馆。除中馆、南馆和北馆外,又建东、西两馆和数处展室。原属于博物苑的植物园,从1951年起辟为人民公园,另设管理机构,井建立了动物园。现在的博物馆与人民公园虽属两个机构,但在布局上仍是浑然一体。

南通博物馆举办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两个基本陈列,主要是运用本地区的文物资料,反映本地区的历史。除了原博物苑"劫后余生"的少数珍品外,解放后又陆续搜集到许多重要文物。如1973年在南通市防空工程中,出土的一件仿北方游牧民族日用器皿的青瓷皮囊壶,是晚唐至五代年间的重要文物,它是南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1978年从南通县观河公社掘出了宋代煎盐的工具--盘铁。盘铁的出土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盐业生产的过程,还提供有关本地区海岸延伸的资料。

著有《外科正宗》重要典籍的明代名医陈实功,是南通人,馆内就收藏着他研药用的青花乳钵。清代著名的南通画家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之一。这里就收藏着他的墨梅手卷。这些文物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76年,南通博物馆考古工作者从海安县青墩发现了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麋鹿亚化石、磨光石器、许多陶器及人骨。南通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所以过去人们以为这里成陆迟,历史不会长久,青墩新石器遗址的发现改变了这一看法。

南通博物馆的自然科学部分设在文峰塔院,现辟有两个展室:一为"鲸展",一为"古尸展"。此外,正在筹建一个纺织博物馆。手工纺织的南通棉布在历史上就素负盛名,而发展成现代化的南通纺织业,在国内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南通博物馆一直保存着从明代到现代的各种纺织实物。为了形象地阐述这段历史,并促进我国纺织工业的不断进步,筹建这样一个纺织博物馆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将在我国各种专业博物馆的事业中又增添一朵新花。

共同倡议

南通博物馆基本是一个地志性质的博物馆,它立足于本地区,结合本地区的实物,在收藏、科研和陈列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南通博物馆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筹备会议的代表们参观了南通博物馆,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留下热情的题词:"中国第一博物馆是最有价值的珍宝。"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个珍宝,发扬中国第一博物馆的首创精神,也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许多代表们,也包括南通博物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有共同的愿望,并倡议对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博物馆,应当尽可能保持它的原来面貌,恢复原有的建制,有必要将人民公园与博物馆合井起来,就是它的名字也应该恢复原来的--南通博物苑。

正文 用火颂①

你见过野外篝火上飘动的火苗吗?漆黑的夜空,殷红的火苗,将激起你多少富有诗意的遐想,把你引向遥远的过去……

①原载《科学时代》杂志,1980年第2期。

你见过炼钢炉里飞溅的钢花吗?熊熊的炉火,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看到它,你会激动、振奋、自豪,满怀信心地奔向未来……

火!

自然界里最伟大的元素。

火!

原始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推动历史前进的武器。

然而,火,这个神奇而不可思议的自然力,曾经一度困扰过我们远祖的心境。

人类从诞生时日起,就一直处在严酷的自然条件的考验中:严寒酷暑、狂风暴雨、毒虫猛兽、饥饱无定,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更有那席卷一切的野火!--在原始人眼里,也许它是最凶神恶煞的妖魔。

自然界里何处没有火的生成?火山爆发,熔岩四溢,犹如一条条火龙,直流奔泻,吞噬着它所触及的一切;雷电触发的林火,腐叶、煤层的自燃,也经常引起燎原火势……在这一片浓烟弥漫之中,火舌翻滚,烧得野兽四处逃窜,生气蓬勃的密林,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余灰。

面对这奇妙的、似乎拥有无限魔力的怪物,我们的祖先不知所措、惊恐万状。

但是,勇于探索的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成长,经过漫长岁月的摸索和实践,终于征服和掌握了火。

人怎样征服了火?这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搞清楚的课题。

原始人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战胜了他们的恐惧和胆怯,使他们偶尔来到浩劫后的火场。烧焦的野物发出阵阵的香味,刺激了他们的食欲,纵然吱吱发响的烧肉烫痛了他们的手指,然而那味美的享受使他们久久不想离去。

也许,他们会捡起一段仍在冒着火苗的树枝,仿佛捉住了一头"怪兽",他们会感到惊异;即将熄灭的火花,又犹如幽灵一般,化作缕缕青烟散失在天空,他们会感到难以捉摸。火的温暖(如果不是太烫的话)、火的光亮,会激起他们运用贫乏的想像力去探索、去揣想……经过无数次的摸索、试验和漫长岁月的经验累积,人终于认识到,火不仅有它可怖的一点,更有它有利的一面,于是人们掌握了火。

如果说,最初的石器制作,使得人类远祖摆脱了动物王国的束缚,那么对火的征服,就使人变成巨人!

人类对火的征服,大概是在气温较低的地区首先实现的,很可能是地球上气候的变化--最初冰期的降临,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现有的考古学资料中,还未找到直立人(以前称为"猿人")的前辈--南猿(旧译为"南方古猿")使用火的痕迹。就目前所知而言,人类最早用火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0万年以前,元谋人和西侯度遗址的主人生活的时代。在埋藏他们遗骸或文化遗物的层位里,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烧骨,不少科学家认为他们是最早用火的人。这意味着,在我国大陆上发现了人类用火的最早遗迹!至于他们对火已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到了距今50万至100多万年前,原始人已在洞穴里留下了炉灶的遗迹。例如法国南部的艾斯卡尔洞、匈牙利的维脱斯佐洛斯人遗址和我国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等。站在这些昔日的洞穴之家的门口,你仿佛可以闻到烧烤鹿腿的香味……正是从这些遗址的堆积物中,传来了珍贵的信息,直立人不仅是自然界中伟大的"盗火者",而且已发展成能管理火堆、保存火种的了不起的"驯火者"!

在原始人的生活中,火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对火种的保存也愈来愈成为群体内最为关切的大事。

根据现代民族志资料记载,前不久,不少部落,如非洲中部的卑格米人、安达曼人等还都不懂得人工取火的办法。他们还是照许多万年前的老办法,长期地保存着那星星火种或熊熊烈焰,永不让它熄灭。不少原始部落在迁徙时,首先搬运的是火种,最为重要的事是保护火种。

解放前云南的苦聪人,对火种的保护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们的小孩,从四五岁时起就会让火"阴燃"以保存火种;平时他们所住的芭蕉棚里从不断人,为的是看管火堆不让它熄灭,特别是碰上了风雨之夜,这时一家人坐起来,个个用赤裸裸的身体围住火塘,保护着摇曳着的火苗……许多苦聪老人至今在他们胸前还留着黑赤赤的疤痕,这是慌忙中护着火种时被烤坏的!其实他们早已学会摩擦取火了,可是对火的精心保护仍然如此。至于我们那些尚不会取火的原始祖先,他们对火种的珍惜和爱护更不知要达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只要看看北京人的遗址就可知晓了,他们留下的灰烬层厚达6米,中间夹杂了大量的烧石和烧骨,由此可见北京人对火堆的维持和对火种的保护确是煞费苦心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长期使用自然人的过程中,人增长了才智,变得更加聪明,直立人的子孙们发现井掌握了人工制取火种,尤其是摩擦取火的方法。

摩擦取火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人为地实现了由机械运动到热能的转化。

火的使用,在原始人的生活中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熟食开始了。

熟食扩大了食物的种类。譬如,正是火被广泛利用之后,鱼类和海鲜才变成人们日常的食物。熟食也增加了食物的可食部分,尤其是肉食,经过火的烧烤之后,不仅去除了腥臊,使之味美和更富营养,而且还软化了食物,使之易于咀嚼,便于肠胃消化吸收。从而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

熟食增强了人的体质,为身体发育。特别是脑髓的发育提供了更多的原料;熟食减弱了咀嚼机能,使得牙齿变小,颌部缩短,面貌变得愈来愈像现代人。

原始人注意到,即使最凶猛的野兽也怕火,于是火逐渐被用来防御猛兽的袭击,解除了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他们还利用火来驱逐洞穴里的野兽,为自己争得居住的场所。

在直立人时期,火用来围猎的证据来自西班牙安布隆山谷,在距今4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很多受到不同程度燃烧的东西,木炭和灰烬等稀稀拉拉地散布了一大片。还有许多被肢解了的象类骨骸,伴随着很多石器。不难推测,古象群被直立人用火驱赶到这昔日的泥沼中,被困陷猎杀了。

火给人以温暖,帮助人类度过严寒,火还可以驱除洞穴里的潮气,改善居住的条件。

火带来光明,增添了人们斗争的勇气,火给人以光亮、延长白日,增加入的劳动时间。

火本身也是劳动工具和武器,不仅可以用来围猎,还用来加工其他的工具和武器,例如,木矛的尖部,经过火烧之后再冷却,会变得坚硬;人们将石块先用火烧再用冷水泼,会使它们崩散,分裂成合乎制作各种石器用的碎石片;人们曾用火烧焦树干,然后用石斧刨空它,制造出独木舟,有了舟和鱼网,人们把生产领域扩展到广大水域。

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了火。所谓的"刀耕火种",虽然十分粗放,但它对人们定居下来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在物理化学变化方面最早的运用,也是借助于火而实现的--这里说的是陶器的发明。过去用石头、骨头制造工具,只是把原有材料改变形式而已,而人们通过烧制陶器却改变了制陶器的原料--黏土的性质,创造出自然界里从未有过的新材料。陶器的发明又为人类的定居生活提供了盛水、煮东西和储藏食物的条件;有了煮东西的器皿,从而又把熟食的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原始制陶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陶器质量跟火候大有关系,由此发明了陶窑。陶窑将人类用火的本领提到了新的高度,而改进了的陶窑能获得更高的炉温,终于导致了金属的冶炼,出现了金属工具,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正是借助于火的利用,加之又发明了住所和衣服,人们适应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向过去未曾生活过的地区扩散,闯进了世界的各个角落。1970年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位于北纬70°的印迪吉尔盆地比里勒克河左岸,证明了在距今1.2万年左右,人们已到达了北极圈!

人们通过对火的掌握和运用,度过了人类历史的蒙昧时代,进入了从制陶术开始的野蛮时代。以后在金属冶炼业的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明了铁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火!

对它的征服,是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

原始人对火的征服和掌握,为今天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关于原始人类对自然界这个伟大胜利的愉快记忆,至今还存在于不少民族的古老传说和神话里,存在于各种崇拜火的宗教活动中。

古希腊神话中,天神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庭里偷来了火种,受到众神之王宙斯的严厉惩罚,这是人与自然斗争的反映。我国古代则有燧人氏的传说,说是圣者燧人氏偶然看到有个鸟在啄树干,冒出了火花,由此得到启发而发明钻木取火。这个故事,不似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盗火而受难那么严酷,却更带有古代现实生活的烙印。

普罗米修斯和燧人氏是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是对人类最初征服火的一曲颂歌。今天人类对火的运用达到了新的高峰,炉火通红,火箭飞翔,人造星球邀游太空,唱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的凯歌!

人征服了火,火磨炼了人,人成了星际间最有才华的理智生物--石在,火种是不会熄灭的,只要有人,任何世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正文 人类的摇篮在何方①

人类究竞诞生在哪里?这是一个众说纷坛的问题。多祖论者主张各人种有不同的起源,那就有不止一处的人类发祥地。但是现在的科学支持单祖论,人类的发祥地只能是一处,只能在一个有限的地区之内。那么人类的摇篮究竟在哪里呢?

①原载《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两极地区、大洋洲与美洲不可能是人类的摇篮

看来,两极地区不可能是人类的摇篮。

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冬季沉睡在漫漫的长夜之中,气温低达零下60摄氏度,只有色彩绚丽的极光在钢蓝色的夜空中闪烁。只是到了19世纪,才有探险家的足迹踏上这远处极南地区的大陆。这里化石材料很少,除了在煤层里找到过蕨类植物之外,1967、1969年才在距今2亿年的地层里找到两栖类和水龙兽的遗骸,表明那时候那里的气候是温暖的。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古人类和文化遗物的痕迹。

北极地区也是找不到人类祖先的,因为北冰洋的岛屿也好,南部的冻土和森林苔原地带也好,距离猿类化石发现很远,距离现代灵长类的分布区也很远。北极地区虽然有爱斯基摩人居住,但是爱斯基摩人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四五千年。

大洋洲也不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本土、新西兰岛和南太平洋的许多群岛。澳大利亚大约在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就跟欧洲大陆分离了。那里多半是沙漠地区,资源不丰富,动物也稀少,主要的哺乳动物只有一些原始类型如袋类和鸭嘴兽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过除人以外的其他灵长类化石。所能找到的人骨化石,据放射性碳14法测定,最古不超过2.2万年,这距人类起源的时间太远了。

新西兰岛和其他群岛作为人类发祥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至于美洲大陆,看来也不会是人类的摇篮。

人们称美洲为新大陆。撇开印第安人传说中的野人"沙斯夸支"不谈,在美洲,既没有类人猿,也没有发现过它们的确凿的化石证据,甚至连狭鼻猴类(不论是现代生存的还是古代的化石代表)也没有找到过。第三纪的早期在这里发展了阔鼻猴类,曾经在阿根廷、哥伦比亚的中新统地层里找到了性质和阔鼻猴相近的一些灵长类化石,表明它们跟旧大陆的狭鼻猴类无关。

讲到人类在美洲居住的历史,有人推测过,更新世中期的动物群曾经通过冰期的白令陆桥(由于冰期海面大幅度下降而在白令海峡出现了陆地)分布到美洲,因此不能排除直立人跟踪猎物来到美洲大陆的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里发现过旧石器中期或更早时期的文化遗物和人类遗骸。有些科学家认为,最早的人类可能是在最后一次冰期通过白令陆桥从亚洲北部过来的。也有人提出,美洲最早的居民是从大洋洲飘洋过来的,依据是南美洲当地人的语言和个别文化因素跟大洋洲的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一说法没有被多数人所接受。

据考古学研究,美洲居住人类的历史不超过4万年,他们在美洲大陆上是由北向南扩展的,到达美洲的南端距今不过1万年。最近虽然有报导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古老堆积层里曾经找到古老的石器,年代可能在6万到8万年前。即使这一报导被证实,人类在美洲居住的时间也没有超过10万年。这高人类起源的时间也太远了。

可能作为人类的摇篮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洲的可能性作些探讨。

欧洲起源的可能性还很难说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因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包括最早的阿勃维尔文化)和人类的化石遗骸最早是在欧洲找到的。从1823年到1925年间,在西欧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就有116个个体,包括直立人阶段的海得尔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的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特别是西欧,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直立人之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加上本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剧正在喧闹一时,所以许多人都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

但是随着亚非两洲大量材料的发现,欧洲作为人类发祥地的可能性变得很难说了。这是因为:

第一,欧洲第三纪地层缺乏人类祖先的化石证据,如拉玛猿和南猿。据说,在德国找到的方顿种林猿的材料中,有拉玛猿类型的一颗牙齿标本,但是凭这样少量的化石材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另外,在奥地利距今1600万年的中新统地层中部也找到过一种林猿材料,命名叫林猿·达尔文种,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的祖先。现在经过研究,认为尽管它的臼齿上有些近似人类的特点,基本性质还是猿的。在上一世纪,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上新世早期的褐煤层里找到过山猿的化石材料,1954年以后找到的材料更多,甚至有近乎完整的骨架。山猿有些特点和人类相似,如犬齿小,面部短而欠突出,有人认为它是直立的,主张应该属于人科。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它的双臂比腿长,手掌是弯的,所以关节的形态表明都很灵活,说明山猿并不是直立的,可能是臂行的,可能是长臂猿的祖先类型。最近报导,有人研究了山猿的牙齿,认为它跟人类和任何类人猿都没有关系,可能是猿的进化线上的一个特化分支。

第二,欧洲虽然曾经找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勃维尔文化,然而以后在非洲大陆、南亚和东南亚等许多地区也找到了这一文化,而且分布很广泛。不仅是这样,在非洲还有比阿勃维尔文化更早的文化遗物。在亚洲属于更新世早期的文化遗址发现得也相当多。近年来虽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附近、罗马尼亚的布求纳斯蒂和法国南部的芒通附近,和更新世早期的兽骨一起找到过砾石工具,但是这些古老工具的真实性还值得研究。即使是确实的话,也只能说明在更新世早期人类就分布得相当广泛,但是人类起源的时间比这还要早。

不过,近两年的情况又有些变化。在希腊、土耳其、匈牙利等地区找到了拉玛猿类型的古猿化石,因此有人认为不应该排除南欧地区是人类起源地区之一的可能性。

但是总的说来,欧洲作为人类发祥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不能排除非洲是人类摇篮的可能性

早在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里就推测人类是从旧大陆的某种古猿演化来的。他根据动物分布的规律,就是说世界上每一大区域里现存的哺乳动物是跟同一区域里已经灭绝的种属有密切关系的,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古代非洲必定栖息着和大猿、黑猿极其相近的已经灭绝的猿类。大猿特别是黑猿跟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所以人类的祖先最早居住在非洲的可能性比其他各洲更大。

达尔文的这一推测在19世纪没有得到科学材料的证实。但是不少科学家是支持他的。

到了本世纪20年代,在非洲找到了南猿化石,以后许多化石猿类和古人类遗骸陆续在这里发现。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找到的古猿、南猿、直立人的材料更是丰富多彩,经放射性同位素方法测定年代,有些南猿生存在距今400万年以上。这些材料为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的主张提供了事实根据。而且有人认为,非洲地域辽阔,地形多变,有热带丛林,有树木稀疏的大草原,有半荒漠地带,有高山,又有巨大的裂谷,对高等灵长类的分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形成能起促进作用,是人类起源的理想地区。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

第一,他们认为达尔文忽视了动物迁徙的问题,大型猿类在非洲出现并不能说人类一定起源于非洲,相反,按照动物迁徙的规律来说,它们的祖先还应该到远离现代分布区的地方去寻找。

其次,促使古猿变成人,一般需要外界的动力,这就是地区环境的变化,如森林区变成疏林草原区。非洲地区从中新世以来,据现在科研结果表明,环境变化不激烈,虽然地形多变,还是缺乏对古猿变人的"外界刺激"。

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非洲显然不属于整个旧大陆的最重要部分,实际上只是欧洲大陆突出去的一个半岛。在动物地理分布或区系划分上,非洲和亚洲大陆同居"古北区"。因此,在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地发现的化石猿类和亚洲大陆发现的材料关系很密切,很可能北非的那些古老的化石代表是从亚洲来的。

主张非洲起源的学者中,还有一派认为起源地点在南非,因为早期类型的南猿是在南非发掘到的。反对的人却指出,南非离旧大陆其他地区太远,僻处一隅,南猿以这里作为中心向其他地区迁去的可能性不大,而从别处迁来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

不管怎样说,非洲地区发现的材料是这样丰富,在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在目前,不少科学家认为不能排除非洲作为人类发祥地的可能性。

亚洲起源的可能性更大些

人类起源亚洲说早在1857年就有人提出了。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哪一部分,主张亚洲起源的人也说法不一。

有人提出是中亚,这就是最早提出亚洲起源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赖第的主张。1911年,另一古生物学家马修在一次题目叫《气候和演化》的演讲中列举了种种理由,强调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影响很大。以后不断有人支持这一主张,如格雷戈里、步达生、奥斯朋等。1927年在我国发现"北京人"之后,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30年代还组织了中亚考察团到蒙古戈壁里去寻找人类祖先的遗骸。

主张中亚说的人阐述他们的理由,最注重的是那些用来反对非洲说的几个方面。第一,非洲缺乏"外界刺激",中亚却有,就是喜玛拉雅山的崛起,使中亚地区高原地带的生活比低地困难,对于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这些外界的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第二,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说,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恰好当时发现的惟一的早期人类化石是爪哇直立人,和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有些人种地理学家也主张中亚说,认为非、欧还有美洲原来是附属于亚洲的三个半岛,摊开地图就可以看出,人种由中亚向各方向分布是十分顺当的,以中亚作为散布中心,有层次地向四周逐渐扩展,就可以分布到这几个洲。

主张中亚起源说的人中间,对具体地点又各有各的说法。例如奥斯朋认为是蒙古和西藏,格雷戈里认为是蒙古和新疆,我国人类学家刘咸则认为是新疆和西藏一带。

除了中亚说,也有人主张北亚说。1889年有人依据当时认为爱斯基摩人是北方最古老的人种的说法,提出了一个设想:人类各原始部落是在北方起源的,以后受到北方大冰期的严酷压迫,就以北亚作为中心,向各方面特别是南方迁移。但是这一假说没有得到科学事实的支持。

近年来,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种假说最早还是海克尔在《自然创造史》一书里提出来的,海克尔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

主张南亚起源说的人认为,首先,和人类亲缘关系相近的,除了非洲的黑猿和大猿,还有南亚的褐猿和长臂猿,它们的化石遗骸在南亚发现得很多。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最近有人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证明褐猿和人类的关系还比非洲的猿类更密切,这又为南亚起源说提供了有利的论据。

其次,现在被看做是人类直系祖先的拉玛猿是在南亚的西瓦立克丘陵地带的上中新统或下上新统地层里被大量发现的。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还找到了南猿型甚至可能是"能人"型的代表和它们使用的石器,有些人分析,在年代上可能和东非的材料不相上下。这一带也找到了更新世早期的直立人的遗骸和文化遗物,更不要说更新世中期的直立人阶段的许多代表了。有些古人类学家就根据世界上拉玛猿、南猿和更新世早期人类的发现地点分布情况,来证明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就在南亚。

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在70年代初曾经绘制一张拉玛猿、南猿化石和早期人类文化地点分布图,图上拉玛猿的化石地点最西是东非肯尼亚的特南堡,中间是印度西拉姆的哈里塔良格尔,东面是我国云南开远,连接这三点成一个三角形,南亚正好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部位。早更新世人类化石和文化地点有:西南面的南非斯特克方丹,西北面的法国芒通,东北面的我国山西芮城西侯度,东南面的爪哇桑吉兰地区。把这些地点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四边形,这个四边形的中心部位和拉玛猿分布的三角形地区恰好相等。这个示意图说明了人类在中心地区南亚起源再向四面辐射的情况。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南亚是人类摇篮的可能性更大些。

最近有的主张南亚说的人如孔尼华甚至把起源地区缩小到西瓦立克丘陵地区,理由是在这里发现了人类祖先拉玛猿(他认为肯尼亚猿不是拉玛猿),从这地区到印尼的桑吉兰和东非的奥尔杜韦峡谷地区距离相等,这两个地区都发现了同样古老的人类遗骸和文化遗物。人类原始祖先的这种分布情况和另一种古代动物剑齿象的很相似,剑齿象的原始祖先也是在西瓦立克丘陵地区找到的。

解决人类发祥地问题还存在不少困难

根据上面几节的简要分析,首先排除掉所有那些在上新世晚期和这以前的时期没有高等灵长类(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地区,留下来的最可能作为人类发祥地的就是在亚非之间的地区。许多科学家主张是在这两洲靠近赤道附近的热带森林地区。范围更缩小一些的话,不少人认为是东非或南亚。究竟在哪里可能性更大些?还有待于更多的化石材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

必须看到,解决人类发祥地问题是存在不少困难的。我们这里谈的人类发祥地是指人的系统(人科)从猿的系统(猿科)开始分化的地区。越往前湖,人类祖先在体质特征上跟猿类祖先越难分辨,人类远祖在过渡阶段使用的石器工具跟天然破碎的石块也越难区别。而且据推测,人类远祖从偶然地到频繁地使用"天然工具"的这类活动很可能不限于某一个别地点,而是在一个范围比较大的地区里的几处独立地发生的,由频繁地使用"天然工具"到有意识地制作工具更是这样,所以很难指出人类起源首先发生在哪里。一旦人们实现了制作工具的这个转变,就会很快地散布开去,也就很难具体地推出这一转变究竟是在哪里实现的了。

看来,我们还是探索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而不是一两个具体的地点,比较切合实际。

人类的摇篮究竟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有困难,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的认识也会不断发展,总会把真相逐渐揭露出来的。

正文 堪与石林媲美的斑果土林①

1973年,我们在调查元谋人化石产地时,在云南省元谋盆地的西侧,一个名叫"班果"的小盆地内,发现了一个堪与路南石林媲美的"土林"。它不是由石灰岩而是由第三纪上新世的土状堆积物,经过长期的风化作用而形成的。有人说游滇不去石林就不算去过云南,这里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到了云南,不去看看"班果土林"实是一件憾事呢!

①原载《地质报》,1980年12月17日。

最近我们又来到这里,同行的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新华社的同志,还有画家们,大家都是慕名而来。我们乘成昆线上的火车,自昆明出发,到元谋站下车后,改乘汽车前往。汽车出元谋县城向西行约2千米,于浅水处涉过金沙江支流--龙川江,然后翻过元谋盆地西缘的低矮山梁,来到普登河畔。这里依山傍水,景色十分秀丽。过普登河,车子就驰进一条白色的流沙河--当地叫"白沙河"。白沙河平时无水,为一干河谷,车就在沙滩上缓缓而行。车往里行,群峰迎面簇拥而来,道路分岔后,车子进入岔道,不久,道旁突然奇峰壁立,山道夹峙而行,赶快下车漫游吧,班果土林到了。

这里到处耸立着由沙土形成的奇特形象,有的似建筑群,如布达拉宫,如罗马古城堡;有各种人物的造型,如古代的勇士拔剑欲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写于1919年10,如穿着宽大撑裙的公主将赴舞会,有的似恩爱的夫妇或翘首期待亲人归来的少妇,还有的似赶街的人群。此外还有种种动物的形态,像长鸣的骆驼,展翅的雄鹰等等,你可以随形而命名,可以附会许多想像的情节,虚构出许多美丽的故事。

盆地内气候炎热,树木很少,只有丛生的杂草,而且地面处处有硅化木--石化了的树木。在土层中还发现过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如大唇犀、剑齿象……其中剑齿象就是用"班果"来命名的,叫"班果剑齿象",这就更加增添了土林的神秘色彩。

班果土林和路南石林是大自然的杰作,成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基岩经过雨水的长期溶蚀、冲刷和分割而成的柱状组合。所不同的是,后者的基岩为距今2.7亿年以前的早二叠纪深海里形成的石灰岩,而班果上林的基岩则是距今300万~1200万年间上新世湖河相砂土沉积物。雨水不仅溶解土状堆积中的钙质成分,而且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碳酸钙又将砂土胶结起来,所以土林的种种塑形能长期保存下来。尤其是砂土中的矿物质很多,使得土林呈现出粉红、橘黄、浅蓝、玫瑰红等颜色,五彩缤纷,而且随着阳光从不同角度的照射,土林的色泽还会不断变幻,这就要比石林那黝黑的色泽更来得迷人。

我也曾到过石林漫游,我觉得石林以它雄伟壮丽的奇峰异石给人以肃穆、庄严的感觉,而且阿诗玛的神话加强了它那暗淡色彩的悲剧色氛。而班果土林在蓝天、骄阳和飘浮着的白云背景上,展现了色彩绚丽变化万千的童话世界,给人以欢愉的感觉救。作为"人世之城"的世俗政权将为"上帝之城"所取代,,如果说路南石林是强悍的哥哥,那班果土林就是娇柔美丽的妹妹。难怪与我们一道来此漫游的同志们赞叹不已,纷纷表示要将班果的胜景宣扬出去,并建议将它辟为新的旅游点。

如果你有机会来云南,难道不想也来此漫游一番,并领略这美景吗?

正文 谈谈科普讲演①

科普讲演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很重要的一种手段。

①原载《科普作家谈创作》,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有多种途径:写科普文章(包括科学文艺作品、科普著作等)、拍摄科教电影、搞科普展览,以及举办科普讲座或科普报告。后两者离不开"科普讲演",这是一种口头的科学普及方法。

在国外历来很盛行科普讲演,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很热心地利用这一手段来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普及科学知识,我国近年来也颇为注重这方面的工作。科普讲演者只要讲演得法,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阴阳,阴阳太极"。另一是太极本于无极,含有"有生于,将这些讲演整理汇集起来,又是很好的科普读物,这在国内外是不乏其例的。英国著名的进化论者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他曾经在伦敦多次向工人讲演,宣传和维护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倡导"人猿同祖论",受到了劳动群众的欢迎和支持。1863年,他的讲演稿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

近些年来,我常常利用野外工作的机会,就人类起源和人类学方面的问题,向各种类型的听众作科普讲演,现仅结合自己的实践,谈谈这方面的体会,探讨科普讲演的某些规律和特点,也谈谈科普讲演与一般科普创作的关系,以及科普讲演中的科学性问题。

我利用野外工作的机会,进行科普讲演的目的,一方面是宣传有关人类起源的知识,破除迷信,讲究科学,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科普讲演来发动群众,寻找古人类活动遗迹的线索,希望能找到更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后者和从事地质工作颇有相近的地方。

科普讲演有什么特点呢?有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呢?

1.科普讲演占用时间短,而宣传普及面广。

一场科普讲演,可以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进行,使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乃至上千的听众,接受一个科学专题,或一个科学领域方面的科普教育,是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科普宣传手段。特别是地质工作者,常年在野外,流动性大,科普讲演更是一种普及地质科技知识的好方法。

2.科普讲演时间性强。

这点不言而喻,犹如新闻报道一样,及时、迅速,尤其在学术交流方面更为方便有利。例如,邀请国内外的有关专业人员进行科普讲演,可以使当地或本部门的广大听众及时了解和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特别是对科学上出现的重大事件,应该及时举办报告会,进行介绍,以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

3.科普讲演如得法,它给人的感受比读文章要来得更直接和深刻。

对于听众(也就是"读者")来说,听与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科普讲演的内容是讲演者从事的专业,或者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讲起来,必然会侃侃而谈,娓娓动听,如再能绘声绘色,使人感到如身临其境,会使讲演获得更好的效果。

4.科普讲演易于帮助听众把握住科技知识的重点和要领。

讲演者对于宣讲内容在讲演时可以有所取舍,重点部分可以较详细地加以阐述,广征博引,使听众接受更多方面的内容,对于次要部分则略加说明即可,这样在讲演过程中就颇有"节奏性"。根据讲演内容时繁时简,时多时少,虽然这在写文章时亦可如此,但与口头宣讲相比,效果却很不一样。

5.讲演者面对群众,可以直接交流,随时质疑,井能相互探讨问题,这是其他科普宣传手段所不能比的。

我可以举个实例来说明科普讲演的上述特点。1979年4月,我去成都参加四川省科普创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应地质部门的邀请,作了一个《"野人"与人类起源》的科普讲演,听众济济一堂,他们之中有地质部门的职工、领导同志,地质学院的师生等。在这个科普讲演中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有关调查"野人"的研究近况;一是有关人类起源的研究现状和基本理论问题。这两者并不是没有联系的,在谈到"野人"研究的意义时,很自然地就将两者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这次讲演的时间并不长,仅两个多小时,但涉及的内容广,知识容量大。我较详细地介绍了1977年,在湖北神农架原始林区里追踪"野人"的情况,同时又粗线条地介绍了国内外其他地区考察"野人"的活动,使听众基本了解到了这个领域内的大致情况。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着重介绍了70年代的动态和对人类起源若干理论问题的新认识。我是按着人类演化谱系这个线索,由远及近介绍的,既谈了50年代的见解,又谈到70年代随着新的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学术界如何对人类演化的谱系关系产生了新的看法,建立了新的概念等。对于人类起源过程中,人的本质特点如何形成,也作了简要的重点性的介绍。譬如在讲追踪"野人"时,就联系了人的直立问题,因为目击者普遍反映,"野人"是直立的,它的外形似猿。这究竟是个什么动物?它的直立行走又是如何形成的?如能将其"捕获",是否可以对人的直立行走的形成问题提供宝贵线索呢?这就把介绍"野人"问题,提高到了一定的学术位置上,而不单纯是介绍一个为广大听众所感兴趣的事。我在讲演过程中,帮助听众把握重点,从中有所收益,我跟听众直接交谈,随时质疑,相互都有启发。

像这样多内容的科普讲演,却是利用很有限的时间完成的,我又是短期在成都,地质部门及时找到我来谈谈这方面的东西,确是反映了科普讲演的特点。我们从事古人类学研究,跟搞地质的同志关系相当密切,像这样的科普讲演,在我来说不仅有义务普及有关知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宣传动员更多同志来关心和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从事地质勘探的同志,成年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很有可能碰到各种奇异动物。他们经常接触老乡,可以听到很多有关奇异动物的反映。只要稍加留心,相信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

后来,我将科普讲演的内容加以整理,写成了几篇科普小品,登在《成都科技报》、《四川科技报》和《地质战线》上。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狼孩·雪人·火的化石》科学知识小品集,其中部分文章就是我根据科普讲演的稿子加以整理改写成的。

进行科普讲演要注意哪些方面,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呢?这就是所谓"方法"问题,我以为有如下几方面:

1.科普讲演应该是生动活泼的,不宜搞得过于严肃和刻板。

这就要求科普讲演者语言简练、生动,最好是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能以文学语言来讲演。为了使听众易于了解和掌握讲演的内容,尽量搞块黑板,随讲随写,特别是科学名词、术语更应写出来,进行简单解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配合实物、模型、图表和幻灯等辅助性的教具。为了寻找古文化遗迹(如石器),古动物遗骸(如化石),我们准备了一些实物,边讲边让听众观看。在云南元谋盆地,利用磨光石器的实物向群众介绍,后来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我们找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重要的遗址。

对于较为枯燥的内容,在讲演过程中,应有所穿插,譬如穿插一些小故事、典故和趣闻之类的东西。对于理论部分,说理固然要透,但应简明、扼要。可从不同角度,从正反两方面来讲,不要将同一内容同一说法,反反复复地讲个没完,以为这样才可以讲透,其实适得其反,反而使人生厌。

讲演会的开法,可以灵活些,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不一定要主讲人从头到尾一讲到底,可以空出一段时间来让听众提问,答疑,或应听众要求,加讲内容,对不同的看法相互探讨、简单辩论等,使会场活跃一些。有些讲演会搞得太严肃和刻板,特别是主讲人摆着说教的架势,缺乏生气,以致效果欠佳。

2.科普讲演要看对象,要有针对性。

我曾给一般听众、专业人员、少数民族、大学师生,乃至山区的小学生都讲过人类起源问题。要使科普讲演取得较好效果,对各种听众不能讲得千篇一律,要考虑他们的要求和接受能力,以及你通过科普讲演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因此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讲演方式、方法和不同的侧重点。

还要善于抓住时机。1976年初,我在云南开远小龙潭煤矿考查时,适逢晚上有一场电影,矿上职工大多去观看,我们就利用放映电影之前的一段时间,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科普讲演。因为50年代,在这里的煤层中曾发现古猿的牙齿化石,这对探讨人类起源的远祖很有意义。近年来由于工作做得不到家,发现颇少,同时这里新的煤田正在开发,所以我们主要谈了古猿,听众对象主要是矿工同志。由于抓住了时机,又有针对性,第二天矿工同志就送来一些动物化石,并表示在今后采煤时注意收集,说不定会有古猿化石发现。

3.科普讲演要注意科学的准确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认为讲演不见于文字,话说过了就一风吹了,不像"白纸上的黑字"有据可查,就可信口开河,这是千万要不得的。搞不好就会以讹传讹。说话就是宣传。科普讲演讲得好,感染力很强。正确的东西使人深受教育,错误的概念也将会使人受害不浅,一定要以慎重的态度对待。

科普讲演作为科普的一种手段,毕竟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由于时间短促,或听众对所讲的内容比较生疏,有时难免会出现收不到预期效果的可能。不妨在讲演之前分发一些讲演提纲之类的东西,或者事后及时整理编印讲稿,弥补这一欠缺。

科普讲演与一般科普创作有什么关系?其实,"科普讲演"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科普创作"中的一个方面,它们的关系相当密切。根据近些年来,我既从事科普讲演,又从事科普创作的实践来看,对两者的关系有如下认识:

1.科普讲演对科普创作,乃至科学研究都是一个很好的先导。

写作,不论是文艺创作,还是科普创作,实际上是写"话"。科普讲演能够锻炼你的说话本领,可以锻炼你将复杂的原理和现象,用浅显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你的听众(也就是未来的"读者")能听懂、能接受。你能做到这点,表明你的讲话本领提高了,随之你的写作能力也就提高了。在科普讲演时你能说得清楚,你就能写得清楚;你说得颠三倒四,啰啰唆唆,你的文章也就会写得拉杂、冗长,"文如其人"么!当然也有例外,即有人写文章写得很好,可讲话不一定讲得很好,不过多半是不善讲,很少是啰唆的。

许多善于讲演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通过给那些不是从事本专业的听众进行讲演,往往会使自己原来还有模糊的地方,逐渐清晰起来。赫胥黎就说过:"通俗讲演的经验,使我对那些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得不用浅易的语言去讲授,这却是澄清自己思想上一些模糊之处的一种最好的方法。"①我在介绍自己的科普创作体会时,曾提到科普创作也是如此。我谈到人类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从哲学上来讲人类起源的内因究竟是什么,一开始我是不太明晰的,但在我思想上模模糊糊总有点可以捉摸的东西来解释这点,又难以表达。这是自然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通过科普讲演,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想法,一些原本模糊的地方才逐渐明晰起来的。以后我在科普读物《人类起源的故事》②中加以表述,进而又写了《人类起源内因初探》的学术论文③充分阐述了我的看法。

①摘引自《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②197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登载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1977年第4期。

事实就是如此,写科普文章时未必能写清楚的地方,恰恰通过多次的科普讲演,反倒澄清了这些含糊之处,有了这样的实践基础,较为成熟的科普文章乃至学术论文也就产生了。

科普讲演使讲演人与听众打成一片,能及时了解到听众(也是未来的读者)的要求,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获得直接来自听众的启示,这样也就会出现许多新的写作课题。我写《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就是在讲演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发觉不少人很想了解人究竟是怎样认识和探索自己起源的,于是才着手于这本书的写作。

2.科普讲演能使我们从事科普创作的人积累更多方面的资料,获取更多领域的知识。

由于听众来自各个岗位,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你的讲演内容提出种种的问题要求解答。因此除讲清你所要讲的内容外,还要回答来自各方面的询问,也许还要跟不同观点的人进行辩论,这就使你不能满足于、局限于本专业的东西了。拿我来说,我是从事古人类研究的,从专业上来讲只局限于人骨骸的研究,但是为了很好地讲演人类起源和原始人类的演化历程,就得掌握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民族学、地质学等方面的有关基础知识。也正是在积累大量资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写作综合性的科普著作,如《人类起源的故事》、《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等书。

3.从事科普讲演是提高科普创作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将你写的东西先在听众面前讲一讲,听听反映,必定有很大的收益,这是科普创作正式发表前一个很好的直接检验的方法。

最后谈谈关于科普讲演的科学性问题,这也是科普作品中的共同性问题。

无论见于文字的科普作品,还是用嘴讲的科普讲演,科学性首先表现在科学内容的准确性上,现在不少作品在这一点上是有欠缺的。目前从事科普工作的有两种人员:一是专业工作者;另一种是非专业工作者。前者由于长期从事科技专业工作,特别是对他本专业的科普工作,一般讲在内容的科学性上多半是不成问题的。后者由于对专业内容并不很熟悉,难免在科学性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一种社会性问题,是由于目前我们全民族的科技文化水平不高造成的,即使是科技工作人员,一旦跨越了他本身从事的专业而涉及别的专业时,在科普作品中也会多多少少出现科学性欠缺的问题。

我们虽然不能过高地要求科普作品和讲演无一疵瑕,但至少不能将一些错误的观念引进来。我想,在对自己不很熟悉的学科领域进行创作或讲演时,不妨先将作品请熟悉于这门学科领域的同志看看,把把关,比冒昧放出来要好。

从事科普讲演或科普写作要有科学的态度。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就不可能有科学的作品。正确的方法往往是随正确的态度而来,这也是从事科普工作的同志的政治修养、品质和学术水平的反映。我们一定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实现四化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以优美动人的表达形式,丰富的科学知识来武装广大群众,为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从事科普工作。

正文 我们在追踪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动物吗①

--神农架"野人"考察记

近几年,传闻在我国湖北神农架地区有一种浑身长毛、能直立行走的人形动物在活动,它们被称为"野人"或"毛人"。为此,自1974年,有关部门在该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活动。本文作者介绍了参加考察的见闻,并结合国际上有关"野人"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如下见解:不排除在某些原始林区里存在科学上有待搞清楚的人形动物的可能性;它们属于"人"的可能性极微,很可能是大型的人猿类,如"巨猿"的后代。世界各地的"野人"可能有共同的起源。

①原载《待揭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他们看到了什么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党委六位干部,在湖北省房县与神农架林区交界处的椿树桠遇到了一头奇异动物。他们在距它一二米处包围住它,由于不知道它的厉害,没有敢动它,最后被它逃脱。事后根据他们六个人的回忆,一致认为这动物肯定不是熊。

下面是这六位同志的叙述: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郧阳地委开会,会毕,因任祈有(林区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家的女儿得了急病,决定当晚赶到林区松香坪。在5月13日下午6时出发,到14日凌晨1点多钟,车子开过房县与林区交界处的椿树桠,在里程碑144至145千米之间,看见公路上有一个动物。蔡新志(汽车司机)好打猎,想搞到这个动物,于是立即加快车速,亮起大车灯,并按喇叭。这动物见到这个庞然大物,起身就往崖上爬,由于崖壁又高又陡,它没爬上去,滑了下来。这时车子差点压上它了,它一转身就前后肢着地,抬头两眼对着车灯,形成后高前低、与人趴下时差不多的架式,臀部很大,大腿很粗。这时,除司机在车内按喇叭,放大灯外,其他五人都下了车。两人从路的这边,三人从路的那边,向它包围过去,距离只有一二米远,不敢走得太近。任祈有说:"我在前面,伸手就可以抓住它的腿。"林区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舒家国说:"我从小打猎,见过许多动物,但没有见过这样满身红毛的动物,不知道它的厉害,不敢动它。"后来,周忠义(农业局局长)拿起一块石头,打到它的屁股上,这动物并不因此很快逃跑,而是转过头去,顺沟而下,然后转向左侧爬上斜坡,进入林中。

六人一致看到这动物有以下特点:

1.毛细软,棕红色(有点像骆驼毛的颜色)。在前肢着地时,臂毛垂下约有13厘米长,背上有一条深枣红色毛,脸上麻色,脚毛发黑。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

2.腿又粗又长,大腿有饭碗粗,小腿细,前肢短,脚有软掌,走路无声,屁股肥大,身体很胖,腰粗约有1米,行动迟缓,走路笨拙。

3.眼像人眼,不同其他动物,无夜间反光。脸长,上宽下窄,很像马脑壳,鼻子在嘴的上方,嘴略突出,耳较人的大些,额有毛垂下。

4.无尾,身长约1.66米。蔡司机估计,该奇异动物体重不超过100千克。

事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6月19日上午,房县桥上公社群力六队的一个女社员龚玉兰,带着她的4岁男孩上山去打猪草。当她翻过山垭时,突然发现大约离她五六米远处有一只棕红色的动物,正站着倚在一棵树上擦痒。那动物看到有人,很快就冲着龚玉兰追赶过来,吓得她抱起孩子急忙往山下奔去……

据龚玉兰回忆,这只动物比人高,约1.8米,呈红黑色,头发长,手和脚都有毛,用两条腿像人一样行走。她告诉访问者说:"当时真吓死人!我抱着孩子就跑,我跑了大约500米路转过身去看,已不见了。我气急呼呼地跑下山,到了队长家门口才松了口气。"

问:"那家伙擦痒是怎样擦的?"

龚:"两脚站着,跟人站着擦痒一样。"(龚站起来,用左肩上下作擦痒表演说,就是这样擦的。)

问:"它迫你时几条腿?"

龚:"它用两条腿,跟人一样追来。步子较大。"(龚玉兰站起来走了几步,步子像走正步那样。)

问:"它有多高?毛色如何?"

龚:"它比人高(约1.8米),红黑色,头发长,手和脚都有毛。脸吓人,特别是它的嘴。"

访问者拿图片给她看,看了狗熊图片,她摇摇头。当看到站立的猩猩图片时,她大声说:"就是这种样子。但毛不如我看到那个长。"

问:"是公的?还是母的?"

龚:"公的!公的!那个(指生殖器)看得可清楚哪。它那两个眼睛圆圆的,又大又深,看起来真有点害怕。"

生产队长的老婆,对访问者叙述了龚玉兰那天见到"野人"后的情景。她说:"龚玉兰到了我家门口,头上汗珠豆粒大,气喘吁吁地说:野人……野人……"

任祈有等和龚玉兰到底看到了什么动物呢?真有"野人"吗?这些重要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有关单位。

有关"野人"、"毛人"的记载和传说由来已久

在房县和神农架林区,自古以来就传说有"毛人"(或"野人")活动。根据武汉地质学院李仲均的考证,清代同治九年(公元1871年)王严恭重修的《郧阳府志》杂记卷八稡录中,转述了《房志稿》中的一段记载:"房山在城南四十里,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修(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啮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击之,铅子落地,不能伤。相传见之即以手合拍,叫曰筑长城,筑长城,则毛人仓皇去。父老言:秦时筑长城,人避入山中,岁久不死,遂成此怪,见人必问城修完否?以故知其所怯而哧之。钱塘袁简斋枚曰:数千年后犹畏秦城,可想见始皇之威。"以后袁枚在他所编的《新斋谐初集》卷二中亦有房县毛人的记载。由此而论,从房县县志中可知,至少在200多年前这里就盛传有"毛人"活动。

前不久,考古工作者曾从房县红塔公社高碑大队汉墓群中,发现了铜铸的摇钱树九子灯残片,其上有"毛人"的形象,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带有粗重的眉脊,有点带猿样。这个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留下的"毛人"形象,有人认为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似人动物的影子。

再往上追溯,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中写了一首"山鬼"的辞: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薛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中人兮芳杜若,

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屈原是湖北秭归人,秭归就在神农架地区附近。屈原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山鬼",有人认为它就是"野人"的写照。尽管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这首辞也许反映了流行在这一带被称为"山鬼"的人形动物的传说吧。

在我国古代其他文献中,有关"野人"的记载也是十分丰富的。从战国至明清,在、《尔雅》、《淮南子》、《尔雅翼》、《酉阳杂俎》、《太平御览》、、《蠕范》、《古今图书集成》等30多种古代文献中都有谈及。有关"野人"的名称也多:如"赣巨人"、"髴髴"、"山(犭喿)"、"山精"、"山鬼"、"山丈"、"旱魃"、"山都"等。有趣的是,据古代文献中所载,一种叫"拂拂"的"毛人",抓到人的双臂后,会笑昏死过去,待醒来之后要饮人血,食人肉。为了防止被它所害,山区的老乡常常要带一副掏空的竹筒,进山时一见到"拂拂",就将双臂套在竹筒里,待"拂拂"抓住竹筒而笑昏过去时,双臂退出竹筒就能乘机逃生。像这样的故事,在神农架地区也有流传。

由此看来,从战国时期到汉代,直到清代,在我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中都有"毛人"或类似"毛人"的记载。

除了这些,还有大量的现代传闻,例如有两则看到"野人"的回忆,颇可介绍一番。

其一:

房县红塔公社马兰大队支部书记黄新合(63岁)及同队社员黄新民(84岁)、黄新奎(74岁),曾在1922年见到"野人",他们回忆说:

黄新合:我那时不到10岁。一天,听说保安团赶"野人"下来,就在门缝里看。见到保安团几十条枪押着一个"野人"走来,用粗铁链捆着它的上身,后面拖着一根长铁链。当时一起看的人很多,现在还在队上的有黄新民、黄新奎。这"野人"约有1.6~2.0米高,满身毛,毛是棕色,根部是红色。手、脚都比人的长,手指、脚趾也比人的长。手脚上也有长毛,身上毛也长。头发中间向上,后面向下披。身体相当粗壮,眼鼻像猩猩。我在武汉市动物园看过猩猩,"野人"和猩猩不同。猩猩手、脚没它长,猩猩毛根不是红色,它的脸部比猩猩宽大。猩猩多四脚爬,只有时两脚走,"野人"完全两脚走。

黄新民:我那时20多岁。当时是县城里保安团带着枪,用铁链捆着"野人"押下来的。下面有一个饭铺,他们在饭铺休息,后又把"野人"带走。这"野人"脚有30多厘米长,他们说这还不是大号的,是二号的。"野人"一身毛,红红的带黑色。它有时两脚走,有时四脚走。手像人手,可净是毛。脚像人脚,比人脚大。脚上毛色浅些,手板、脚心无毛。听说是在神农架捉到的。

黄新奎:我那时十七八岁。这"野人"一身红毛,枣红色,有的地方黑黑的。保安团都带枪押着"野人"下来。有四个人抬着一个大半人高的木笼子。"野人"是两脚走,走时半弯着腰。它不走,就关进木笼,由人抬着走。脸是猴相,脸大,嘴突出,头脸都有毛,脸上毛短些。站起来有一人多高,比人粗壮些。他们休息时,把"野人"捆在树上。只捆"野人"上身,没捆手。"野人"和熊不一样,脑壳、手都不一样。听说押"野人"往襄阳去,路过马兰。

其二:

周至县翠峰公社五联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庞根生,谈他在1977年6月上旬碰到"毛人"的情况:

我今年农历四月二十几到大底(地名)沟底砍辕木,上午11时至12时左右,我刚从窝棚起来就在沟底林中斜坡上与"毛人"相遇。"毛人"逐渐向我逼近,我害怕了,不断向后退缩,直退到背靠石壁不能再退为止。"毛人"逐渐由2.5米逼近到2米左右时站住,与我相持,我右手持斧准备搏斗,大约相持1个小时,我右手摸到一块直径11厘米左右的石块,左手持斧,右手拣起石头向"毛人"用力掷去,砸在"毛人"胸部,"毛人"大叫几声,并用左前肢抚摸被砸之处,向左转身,骑到一直径约11厘米的小树上,骑过小树,慢腾腾地向沟底走去,嘴里还不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毛人"向我逼近时,两前肢不停地前后摆动,在与我相持时,两前肢在胸部抓舞上下摆动,头不时地后仰,嘴部张开不断地摇动,发出"啧啧"的声音。面部有时显出高兴的神态,当我砸完以后,脸由高兴神态转为凶相,并发出"吱拉拉"像拉猪时发出的叫声。

相遇前,我顺沟底行进,听到在相遇附近某处有像受惊的鸡叫声,又有像狗的叫声,又有像婴儿的啼哭声。行进中,不大工夫,在发出声音处与"毛人"相遇。

鸡叫声似"咯咯咯",犬叫声似"汪汪汪",婴孩声为"哇哇哇"。

"毛人"高约2.1米,肩比人宽,胸肌发达凸起。头呈四方形,上额不突出,眼窝很深凹,鼻孔稍向上翘,鼻头像个网球,面颊凹进。耳像人耳但较大,眼珠圆形,比人眼大。下颌骨凸起,上下嘴唇外翻,呈方形,门齿宽像马牙,黄色,板状。眼仁黑,眼白带红丝。头发暗棕色,发长30多厘米,散披两肩,面部除鼻、耳均生短毛(比体毛短),体毛毛尖呈卷状,背毛比胸毛较长。头比成人头稍大,头发在额部搭于眉骨,面颊两边被头发遮住,两耳外露。

像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本文一开始介绍的1976年所发生的两起遇到"野人"的事例,只不过是过去众多事例的延续。

"野人"研究史上空前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山区群众遇到"野人"的消息不断从神农架地区传来,遂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自1974年6月起,先后组织了几次小规模的调查,由于没有获得可靠证据,对传闻中的这种人形动物,不少人持以怀疑的,甚至否定的态度。

1976年5月到6月,先后两次发生了多人同时近距离遇到该动物的事例,这就不能不引起科学界的重视。当年9月,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一支小型科学考察队来到现场,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获得不少重要资料。他们来到龚玉兰遇到"野人"的现场,令人惊奇的是,科学考察人员从动物擦过痒的那棵树上发现了不少毛发!发现毛发处离地约1.3米高。9月26日,另一支考察队来到该处调查时,科研人员在同一棵树离地1.8米处,发现了同样类型的毛发。

这些毛发经初步鉴定,看来并非来自一般的动物,而可能是属于灵长类动物的。

就在考察队调查过程中,又一件与"野人"相遇的事发生了。10月18日上午,房县安阳公社的一位小学教员何启翠,带领十多个小学生到天子坪一带搞小秋收。下午3点多钟,突然在西北方向看到一头红黄色两足行走的动物,在茅草丛中由东往西向坡上走去。当时一些年龄较小的学生吓得跑下山去。何启翠老师和四五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没有跑开,一直看着这头奇异动物走了好几十米,直到它翻过坡不见为止。

据目击者说,这个动物最初走了几步后,还停了下来,按顺时针方向在原地转了个圈,同时用右胳膊抹了一下脸,用手撩起长发,看了看他们师生,然后才向山坡走去。考察队员闻讯奔赴现场进行了调查,证明何启翠等人确实是看到了一头"毛人"。

1976年的科学考察导致了更大规模考察活动的开展。次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共湖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有关开展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的协作会议。会议决定在1977年组织较大规模的考察,科学考察以奇异动物为主要对象,并围绕这个专题观察奇异动物赖以生存的气候、地形、洞穴和动植物等生态条件。协作会议召开之后,即开始着手组队。

最后,正式参加考察队的队员共有100多人,其中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动植物学家、博物馆和动物园的专业人员,以及有经验的猎手、战士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干部。由主要考察人员成立了近十个考察小组和两个穿插考察支队。考察小组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在重点地区分片蹲点,深入调查,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寻找奇异动物活动的线索,并想尽一切办法追踪、观察和组织围捕,力争拿到可靠的直接证据。穿插支队的任务则是深入到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原始森林里去,在人迹罕至的地区探查是否存在适于奇异动物群体生活和繁殖的环境条件,并希望在穿插考察过程中,能幸运地碰上奇异动物,追踪和捕获它们。本文作者怀着浓厚的兴趣,并对该地区能否存在这种人形奇异动物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参加了这次科学考察,以穿插支队队长的身份,带领第二穿插支队,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追踪奇异动物,并在野外考察活动结束后,主持了对这次考察所获全部资料的研究和总结工作。

1977年度的科学考察队于3月下旬进山考察,至11月底结束了野外考察活动,在山上历时8个月,最后有关专业人员又费1个月时间,进行了全年的科学考察业务总结。

这次考察,调查路线约5000千米,调查面积1500平方千米;考察中收集到更多有关奇异动物的资料,例如可能是该动物留下的脚印、粪便和毛发标本;对来自群众中的材料和线索,择其重要的进行了分析研究和复核,还组织了几次围捕活动。此外,还收集到大量与奇异动物生态环境有关的资料,这对深入了解神农架地区的动植物区系、地质、地貌、气候、环境的变迁,远古人类的活动,分析奇异动物可能生存的环境条件,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资料。

1977年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活动,无论在参加人员的为数之多、专业之众,从事考察的时间之长,进行考察的地区之广,还是在考察项目之多,在世界"野人"研究史上都是空前的。

神农架地区复杂的自然环境

科学上对神农架地区井不生疏,通过1977年的考察,使我们对该地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神农架地区究竟在哪里?打开地图册翻到湖北省,在它的西北部即东经110~111度与北纬31~32度之间,有一片山区,它属于大巴山山系的东段,包括了神农架林区和房县的南山区,面积在4000平方千米以上,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神农架地区。它西与四川的东北部接壤,南边是长江大险三峡的巫峡西段和西陵峡,东连荆山,北邻武当山。

神农架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轴向近东西的背斜,神农架山系通过大巴山而与秦岭相接,是为长江和汉水中游的分水岭。本地区海拔高度平均在2000米左右,主峰大神农架海拔3054米,素有"华中第一峰"之称。这里山势高峻,重峦叠嶂,特别是由于岩层相当紊乱,节理发育,加上水流长期侵蚀切割和地层间歇性的上升,不少地区形成山川交错、谷深壁陡的复杂地形。我们曾考察大神农架主峰到九冲河与三堆河交汇处的两河口一线,直线距离有限,可是海拔高差竟达2500米左右,沿途可以看到多级夷平面和一个形成于三峡期的显著的深切峡谷。

在石灰岩地区,岩层在侵蚀和切割的强烈作用下,广泛发育着喀斯特地形,岩壁林立,洞穴众多。此外在神农架主峰两侧一带,还保留不少第四纪冰川活动的遗迹,主要有古冰斗、冰蚀槽谷、冰碛泥砾和大漂砾等。地质学家袁振新等认为,本区至少可以划分出两个冰期和一个间冰期,两个冰期的时代初步定为更新世中期和晚期,不过这两个冰期的冰川作用范围和规模并不大,作用时间也不长,多属冰斗冰川型与冰斗一山谷冰川型。

从地形上看,神农架地区为我国西南高山带向华中中山带的过渡地带;从植物被带和气候带来说,又属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地区,加上本区山体高耸,河谷深切,地势复杂,造成了许多小地形,小气候,因此植被类型和气候条件既错综又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特点。

1977年考察过程中曾采集植物标本6800多号,经由生物学家刘民壮等的研究,根据植被的外貌和种类组成,发现本区的植被种类相当广泛,可分为十种类型: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华山松林,冷杉林,箭竹丛,亚高山灌丛,高山草甸,河漫滩灌丛草甸,沼泽草甸等,还有一些介于它们之间的过渡型。

从植被和气候的垂直分带来说,我们在考察沿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拔2200米以上属高山带,气候寒冷,植被主要为暗针叶林带,并有大片的高山草甸和箭竹丛。针叶林以鄂西冷杉林为主,高山草甸在这里大片发展,有时深入林地,把冷杉林分隔成一片片的。草甸植物有柴胡、鹅肠、委陵菜、红花兰鹳草、柳兰、紫花碎米荠和蔓龙胆等。草甸上有时还有丛生灌木,如陇东海棠、湖北山植、杜鹃、野樱桃和峨眉蔷薇等。

海拔2200米至1700米属中山带,为亮针叶、落叶阔叶林带。自1800米以上经常云雾弥漫,湿度非常大,且时晴时雨,变化无常。

海拔1700米至1000米,为中山带的下部,主要是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林带。近年来,随着本地区林业的发展,不少地段大树已砍伐殆尽,而被次生林和灌木荒草所取代,只是在人迹罕至处仍保留大片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原始森林。

中山带植被的主要树种中,针叶林以华山松、冷杉为主;常绿树为刺叶栋、青岗栎、狭叶胡颓子和老鼠刺等;落叶树则有红桦木、鄂西山柳、泡桐、栓皮栎、毛栗、锐齿栎、槲树和箭竹等。

海拔1000米以下属低山带,植被属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但主要为阔叶次生林带,多系人工种植的经济林。常绿树种中有青岗栎、樟树、石栎、新木姜子;落叶树有光桦、木荷树、油桐、杜仲、核桃树、山羊角树和悬钩子等;同时还有零星的马尾松分布。此外,山坡上还有大片的耕地,所种作物以玉米为主,气候湿润,在峡谷地带,可以看到带有亚热带色彩的野芭蕉和棕榈树。

由上述可以看到,鄂西北地区、低山河谷地区存在明显的亚热带气候条件,而从中山区到高山区,则有向温带乃至高寒地带过渡的趋势。

从总的来说,本地区的植物区系属华中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并受南岭区系和西南高山区系的较大影响,反映出东西交错,南北过渡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鄂西北神农架地区的植物树种特别丰富,有许多优良材质的经济树种,木材的蓄积量也大,特别是在茫茫林海中还保留了大量古老的第三纪残存树种;珙桐树、领春木、连香树、水青树和鹅掌揪等,说明了这里原始森林的古老性和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不大。在神农架地区不少地带还保留着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原始森林。

1977年考察过程中采集到哺乳动物标本100号,鸟类标本200号,前者经生物学家李贵辉和江廷安等的研究,共有43种,可归为7目22科。后者经生物学家虞快等的研究,共有132种(包括亚种),计16目38科。虽然所收集的标本并不是神农架地区的全部,但从这些已有动物的成分来分析,仍可以看出本地区动物区系的特点。我国动物区系是以陕西秦岭为界,以北为古北界,多为北方种类,以南为东洋界,主要为华南种类。根据1977年调查的结果,本地区在哺乳动物方面,古北界代表种占全数的50%,东洋界代表种占25%,广布种为25%;在鸟类方面,103种本地繁殖的鸟类中,东洋界代表占46.1%,古北界代表占37.2%,广布种为16.7%。由此可以看到,本地区动物区系方面虽然以南方种类为主,但同时又具有南北种类相互混杂和明显的过渡特点。

正如本地区气候和植被的垂直分布现象异常明显一样,本区的动物亦有明显的分带现象。例如鸟类东洋种多分布在低、中山带,而古北种多分布于中、高山带。

复杂的环境,多变的气候条件,广泛的植被类型,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是这里明显的特点。

根据1977年的调查,在神农架地区已证实的属于我国特产或世界稀有的一类保护动物有金丝猴、灰金丝猴;属二类保护动物的有毛冠鹿、云豹、小熊猫、大鲵、角雉;属三类保护动物有麝、鬣羚、猕猴、短尾猴、金鸡、长尾雉等。本地区的灵长类已基本调查清楚,一共有四种:即金丝猴、红面猴、猕猴及短尾猴(藏酋猴),其中金丝猴在湖北发现是首次记录。此外还有一种白熊,为数不少,是否可订新属或新种,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总之,神农架地区有着复杂的自然条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动物园和植物园"。在这环境中出现一些比较稀罕的,甚至不见以往记录的动物也是可能的。

对目击者的分析

神农架地区的奇异动物除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外,还有大量的近代传闻,现在我们已拥有百个以上的目击和传闻,不仅作了笔录,还有不少采访录音。1977年我们对这些目击记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其中重点事例还反复作了实地调查和复核。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群众看到、听到、传说着的"野人"并不是单一的对象。据考查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部分目击者处于精神紧张或恐惧状态,或相隔距离很远,误将某种动物看成"野人",例如将猴子(多系金丝猴,四川短尾猴)、苏门羚(鬣羚)、熊等看作或传说是"野人"。

一部分是在流传过程中渲染夸大而失真,甚至误传了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是"无中生有"的。

还有一部分,经过反复核实,看来确是看到了一个怪动物。它们大体有这样的特点:身高2米左右;浑身是毛,毛色棕红,披头散发,头发很长;没有尾巴;公的生殖器很大,母的乳房显著;能直立行走……外形既不像熊又不像猴子。

然而,从目击者的反映来看,这种怪动物的身高和毛色有很大的变异。

我们曾从众多的事例中选出了38例,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这38例都是当事目击者亲自叙述的第一手材料,那些间接转述或目击情况不清楚的均未列入。38例中除湖北外,还选有甘肃和陕西的几个例子。在这38例中,有4例经调查已被否定,几乎都是讲打死"野人"的,实际上,打死的都是熊。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除了传闻外,尚未掌握到在鄂西北地区真正打死一个或活捉到一个"野人"的真凭实据。

也有些事例,明显存疑,最有名的是两例:1974年5月1日,房县桥上公社清溪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殷洪发与一个浑身白毛的两脚走路像人一样的动物遭遇。当它伸出双手要抓殷时,殷用砍葛藤的砍刀,砍它的右臂,还用左手抓它的头发,该动物挣脱后逃走,殷抓了一撮头发下来。据殷说,这个动物高约1.6米,不像猴子,头和人头差不多大小,头发长约20厘米。由于是殷一个人见到,缺少旁的人证。带回的毛发经北京动物研究所鉴定,认为属于鬣羚项背部的长毛,故不能证明殷确实碰到"野人",只好存疑。另一例是1974年6月16日,房县回龙区红卫公社19大队的饲养员朱国强,声称他在龙洞沟与一浑身棕毛的人样动物遭遇,井发生搏斗,后也因得不到旁的人证,在现场也未发现可靠的搏斗痕迹,而被置疑,不能成立。

像这类只有一个当事人而缺乏旁的人证和物证的事例还不少,尽管有的绘声绘色,似乎十分逼真,确有其事似的。

此外还有一类多人同时近距离与奇异动物相遇事例,这就不能像对待单个当事人的目击记那样,置于不置可否的地位了,而应当认真对待。其中最著名的几个事例已在前面介绍过,这里就不重复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事例基本上我都进行了复核:如1977年11月18日,我曾去房县安阳公社天子坪,复核何启翠师生遇到"野人"的事实。

在现场,何启翠和当时的目击者之一何相全同学进行了具体细微的介绍,表演了遇到"野人"的过程,还考察了现场,测量目击者与"野人"相距的距离和"野人"直立行走的距离。种种迹象表明,何启翠师生确实看到一个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由于距离较远,约150米,"野人"的具体形象是看不清的,它是朝斜侧西北方向翻过山梁走去的,直立行走的距离相当于常人的30步左右,其山坡上没有大树,当时还是绿草丛生,看来不可能与红树叶相混。

在现场我拍了一组照片,示何启翠师生十多人遇到"野人"的现场。

毫无疑问,群众的传闻,特别是目击记,是我们据以进行进一步考察的线索和研究参考。

从这些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又有多样化的复杂性。拿目击者所反映的该类动物的毛色来看,竟有棕红毛长发、大红毛长发、白毛长发、麻毛长发和灰棕毛短发等类型,而且身高体型大小、脸型体态都有不同之处。有人认为这是野人的不同形态类型,甚至据此可分为不同的种性,也有人认为或许是性别差异,或年龄差异。

看来,对待近代的目击记,正像对待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一样,也应持慎重态度。只有取得确凿的实据以后,才能作出科学上的最后验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艰苦的工作,而不是在那里凭空臆测。

毛发、脚印和粪便--"野人"存在的间接证据

自1974年对神农架地区开展奇异动物考察以来,已先后多次获得传闻是"野人"留下的脚印和毛发。

关于毛发,其中部分已被否定,例如殷洪发所获"白毛野人"的毛发,被鉴定为苏门羚的鬣毛;1974年还曾获得"红毛",经动物研究所鉴定,指出该红毛显微观察组织结构近似金丝猴的背部长毛,根据显微镜及电子显微镜观察,不见红的色素粒,故推断其红色系人工染色所致,但是什么染的,为什么经处理后不褪色,目前尚未搞清楚。不过,根据龚玉兰指引而在现场获得的毛发,经地质学家黄万波的鉴定与研究,却提供了重要信息:所采得的毛发分为两类,一类是细毛,略弯曲,质柔软,色黑,毛于呈圆柱形,少数尖端发黄,一般长50毫米左右,最长的几根达200毫米,从外形上粗一看很像人的头发。但是还有一类绒毛,柔软,呈绳纹状弯曲,浅灰色,一般长30~40毫米,最长的不超过60毫米,细毛根部有底绒,这不是人头发的特点。此外还作了胶膜印片和组织切片,并跟棕熊、黑熊、金丝猴、猩猩及人的毛发作了对比研究。从胶膜印片和组织切片上,可以看到毛发表面的鳞片结构和皮质、髓腔等内部构造。经观察,这些奇异动物毛发的表面鳞片呈复瓦状,间隔稀到中等,横纹曲折巨髓腔窄小,这跟熊类的鳞片呈波状排列,间隔密,横纹平缓不大相同,而跟灵长类毛发较为接近。初步鉴定至少否定了龚玉兰看到的是熊。

1977年在考察过程中,也征集到不少传闻是"野人"毛的毛发标本,其中部分已被否定,如在秭归县龙江公社向启洪家征集到的"野人"皮和毛,经检视,毛发不是附生在皮上的,而是捆扎在一起的,不仅毛色红,连皮也呈红色。拆开捆扎的线,发现被扎处呈白色,很明显这份"野人"毛系利用动物毛而人工染色的。

此外,在房县九道梁红吾大队及竹山县洪坪等地,也征集到一些红毛,细长柔软,长达200毫米。提供者声称是在山上拣到的,这些标本作过褪色试验,未曾能褪掉红色。到目前为止,由于分析手段的欠缺,从毛发上还不能作出更进一步的确切的种属鉴别。故龚玉兰所遇到的到底是灵长类中的哪种动物,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工作。

有关神农架地区奇异动物的间接证据,除毛发外,还有脚印,从1976年起开始注意收集脚印的资料。

1976年鄂西北奇异动物的脚印,是在房县桥上公社境内发现的。据黄万波等同志的研究,其中有两个较清晰,但因林密,地上落叶多,脚印保存不好,仅拍了照,没有制作模型。脚印长28~32厘米,前端宽约12厘米,后端宽5~7厘米;趾印呈卵圆形,有三到四个最清楚,约3.5厘米宽,7厘米长,趾端平行排列,互相紧靠,在趾印前端还有粗钝而浅的爪痕隐约可见。足印的排列呈单行,可达1米或1米多。黄认为从总的方面考虑,这个脚印的性质似乎更接近人类。

1977年考察过程中,曾经根据群众报告的线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围捕活动。5月25日,16岁的学生蔡国良跟他父亲在鲁家坡大龙洞沟,发现一个1米高的麻色奇异动物。得此线索后,考察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捕活动,可惜未能捕获到,在现场发现几个脚印,长约30厘米,脚趾并拢,可惜未浇制模型。

8月31日青年工人肖兴扬在泮水公社铁炉大队龙洞沟后侧的树林中伐木,碰上奇异动物。据他反映,当时他听到前方沟边小梁子有树枝响。"我就朝响声处张望,突然在距我约15米处的树丛里探出一个圆圆的脑袋,接着看见它的肩膀和伸向前方抓握树枝的手,它握住树枝后,向前伸出一条腿,蹬稳之后,就冒出了一个高约一米五六的毛人来。它硬是个人样,浑身长毛,像个干瘦的老人。它浑身的毛有三四厘米长,贴身长着,毛色呈深棕色,头发只有五六厘米长,是向后背起的。我是从它的右侧看它的,它向上走了五六米远,突然转过脸来盯着看我,这样我也就看清了它的面相,就像一个很瘦的人的脸,只是嘴有点像门牙往前龇开的人的嘴那样鼓鼓的,眼窝和鼻梁凹陷,窄小的鼻孔有点往上翘……看了一会儿,我心里感到害怕了,就转身跑回去,告诉另外两个同伴。"

以后我们又找到另外两个青年工人,其中钱海林谈到:"当时小肖跑回来时,脸色都变了,神色紧张地告诉我:那边不知有个什么东西……我问是什么样子,小肖说:站着走路,浑身是毛,一人多高,硬是个人样。这时毛长福也来了,就在这时候,我们三人同时听到呜-!呜-!的叫声,前一声粗些,后一声尖些,听得出离我们不远,大约有40米的光景。小毛学着叫了一声,它就不叫了,我们有点害怕,没跟上去看。中午下山报告了队里的领导。"

目击者近距离亲眼看到了"毛人",同时多人听到它的叫声,这件事很快就反映到了考察办公室。第二天,考察办公室一方面派人奔赴现场深入调查,另一方面调动考察队伍进行围捕。调查组在现场看到了三个脚印,其中一个比较清楚。

9月2日,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的一个支队从神农架林区的密林中赶到了龙洞沟,和当地有经验的猎手在外围布置了包围圈,并在发现区域约2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他们在密林中又发现了不少脚印,形状与最初发现的相似,并呈单行排列,两脚印之间的距离约65厘米。此外还发现可能是该动物吃剩的植物,在距肖兴扬发现奇异动物不远处,还找到了两堆疑是该动物的粪便,在粪便的周围都有相同类型的脚印。

最初,穿插支队的搜索没有能成功,以后又集结了7个考察组,共同配合,从9月25日起进一步展开搜索和考察,直到10月26日止,终因考察区内山体过大,地形复杂,沟深林密,没有找到该动物。

根据这次发现脚印的石膏模型、照片,结合现场观察记录,我试作如下复原:脚印全长24.5厘米,前宽11.4厘米,中腰宽6.5厘米,后跟宽6厘米,大趾与第二趾端部距2.5厘米,大趾与脚印中轴呈30度夹角。

这个脚印的特点是,脚掌长,前宽后窄,大趾叉开,大趾与第二、五趾印痕较清楚,没有明显的足弓。这种脚印显然不是熊的,在那个地区熊的脚印是不少的,极易分辨,虽然熊的前后掌有时叠印起来也能造成"大脚印",但与"奇异动物"的脚印对比,其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根据现场观察,脚印间距65厘米,成单行排列,说明是两足站立行走的。但从整个脚印微向内侧弯曲,趾长可能占全脚长的1。"4,大拇趾位置低于其余4趾,且叉开一边,与其余4趾有较大的夹角这几点看来,表明这种脚还有一定程度的抓握能力,这是较为接近猿类的特点。后跟相对的窄小,又缺乏足弓,说明其直立是不够稳定的。从脚型总的显示,它的直立性比人类差,而比已知的现代猿类要进步,看来这种脚印似乎混合了人和猿的双重特点,但接近猿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

此外,1977年10月下旬,考察队一个小组刘民壮等同志在神农架林区阴峪河地区台子上(地名)调查时,据林业工人反映,当年6月在修公路的时候曾经发现奇异动物。考察人员在目击者的带领下到达五尺沟现场,也发现了20多个脚印,怀疑是奇异动物留下来的,并浇铸了石膏模型。本文作者也在该现场进行了观察,因为这些脚印是4个月前留下的,日晒雨淋为时过久,变形太大,只能作为可能出现奇异动物的线索而已。

前面提及,在追踪过程中,在两处地点还找到一些粪便,粪便四周都有奇异动物脚印,且离肖兴扬发现该动物处不远。据袁振新观察,粪便呈筒状、条状,横切面呈圆形,直径2~2.5厘米,估计500克左右。食物残渣较细,成分有植物根、茎、叶纤维、小果皮碎片,并有多量昆虫小甲壳,很可能这两处粪便是奇异动物留下的。

疑是奇异动物留下的这些毛发、粪便和脚印,都是有关奇异动物可能存在的间接证据。不过众多的标本经过分析后,真正有科学价值的并不多,而且研究还很不深入,因此要从中得到比较确切的结论,还有很大困难。"传说,目击者的报告,脚印的照片以及浇铸的石膏模型等资料与日俱增,造成一片混乱的消息,并且似乎漫无止境。"这是世界"野人"研究中面临的处境,如果我们对国内"野人"的研究,不持以积极和慎重的科学态度,也将会陷于这种窘境。

是捕风捉影,还是待揭之谜?

目前,自然界有几个待揭之谜在勾起人们莫大的兴趣:天上飞的"飞碟"("飞行的未知物体"),有些人认为它是"球外文明的使者";尼斯湖中的怪兽--是否是亿万年前的蛇颈龙的残存后代?众说纷纭。还有就是本文着重谈的"野人",正因为它与我们人本身有关,更激起人们的好奇心理和探究的欲望,也正因为它是个引人入胜的题材,不免会被渲染上神奇的色彩,甚至牵强附会地加上种种虚妄的内容,正如有人曾指出:"野人使人幻想--同时也给了胡说的机会……"更有甚者,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招摇撞骗,这就败坏了"野人"这一严肃的科研课题的声誉。大量的目击记和传闻中,真正有科学价值的寥若晨星,许多科学家对此抱有怀疑,甚至被偏见和囿于现有的观念而持以否定态度,这是不奇怪的。

事情也真凑巧,1969年"沙斯夸支"("美国大脚野人")被摄入电影镜头,1972年"雪人"就在克罗宁的帐篷边漫步,而1976年神农架林区6位干部遇到奇异动物,可以说这几个事例都是人与人形奇异动物近在咫尺、唾手可获的情况下,竟被逃脱了!否则就一举揭谜了,难怪有人感叹道:"说不定我们的科学只善于发展宇宙飞船和微生物学,但是一种庞大的人猿和我们同居在一个拥挤的星球上,我们却不能找到它!"

难道我们只是在捕风捉影?在神农架的崇山峻岭中,在茫茫的原始林海里,我们攀悬崖,涉急流,迎暴风,穿密林……难道是在追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生物?

我是怀着对这种人形动物是否存在的将信将疑的心理来到神农架的,但我从未相信它就是人类范畴的动物。正像克罗宁是怀着对雪人是否存在的将信将疑的心情,来到尼泊尔东部荒僻的阿安谷进行考察,在亲眼目睹了雪人新鲜脚印后,对它的存在确信不疑一样。经过在神农架地区的考察活动,特别在原始林区里穿插,现在我已不怀疑世界上可能存在这种所谓"野人"的奇异动物。通过考察研究,也进一步坚定了我原先的看法:它们不可能是人。因为从目前已有的材料看,它们不会制作和使用工具,没有语言,也缺乏社会组织。在穿插考察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它们群体生活的明显迹象。甚至对"沙斯夸支"这种外形上更接近人的奇异动物,我也持如此看法。

我感到它们有可能存在,这首先是由于各地区有关"野人"的传说如此长时期存在,决非偶然,这是有客观实体存在的影子。不然,为什么这种传说、目击记局限在有限地区,而非到处都有呢?其次,确实有些事例,需要作出科学的解释,不能漠视或轻率地否定。

在地史上的第四纪,我国华南地区广泛生存着"大熊猫-巨猿-剑齿象"动物群,包括着若干典型的哺乳动物,如:大熊猫、猩猩(褐猿)、金丝猴、犀牛、貘、马等。随着地史的变化,这个动物群中不少种类在我国境内已灭绝,但有一些种类仍然生存在局部地区。其中最有名的如:大熊猫,在四川西北部,甘肃和青海毗连的地区仍有生存。这个动物群中是否还有另一些成员仍保存在诸如鄂西北的原始林区呢?这也是很难说的。

世界"野人",从目击者反映,它的外形颇似大型的猿类,所以曾有不少学者推测,所谓"野人"可否是巨猿?关于神农架地区的奇异动物也有巨猿后代一说的,当然还有拉玛猿后代之说,还有大猿(大猩猩)之说,甚至有"南猿"残存代表之说。我是倾向"巨猿"说的。关于"沙斯夸支",如果美洲存在猿类,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在古老地层中从未找到确实的猿类化石,所以我在《"野人"之谜》①一文中曾推测,"雪人"、神农架地区奇异动物与"沙斯夸支"是否有共同起源的可能性。如果它们是灵长类,很可能都是巨猿的后代,其中一支在地史上某个时期,通过白令陆桥到达美洲而成为"沙斯夸支"。这些巨猿后代体质形态上的差异,可能是地区性的差别,也可能是进化程度的差异。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

①载1978年10月号《科学实验》。

在神农架地区要搞清奇异动物,一方面固然要下工夫去捕获它,能找到血肉之躯最好,至少也要搞到骨骼,特别是牙齿,才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搞清楚一些可能引起"野人"或"毛人"错觉的其他生物。

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有两种动物尚未搞清楚,它们可能与部分传说中的"野人"有关。

一是"大青猴",群众又叫"偷食猴"或"马力猴"(麻栗猴)。据群众的反映和我们有的同志在野外观察到,它可能是四川断尾猴的一种,即藏酋猴。据称它在此地单独或成对活动,个体相当大,最高可达150厘米,如同十三四岁男孩那么高(林区来的考察队员曾有人反映过去亲眼见到过)。如真能捕获到,这确是猴类中巨大个体的新纪录和动物学上的新发现。从它的生态习性看,说不定部分的"野人"事例与它的活动有关。

一是"人熊"(棕熊)。这里究竟有没有棕熊还没有搞清楚,群众反映说有,但我们尚未捕获到。在我国东北,棕熊能直立,脚印既大又像人脚印,故被称为"人熊"。神农架林区也有"人熊"之说,群众曾反映"人熊"能站着走,能站着掰包谷,包谷秆不断。不过经过部分事例的查证,证明这乃是黑熊所为。所谓"野人"掰包谷,包谷秆不断,基本也搞清,亦为熊所干。是不是这里有棕熊之类的"人熊"?部分群众反映,有种棕红色的动物在树上活动,能站起来,看不出尾巴,脑袋像"马脑壳",大脚板,喜欢吃蜂蜜,还抱着蜂桶走好远……根据这些特点看,很像是棕熊的形态和习性。正是据此,有人就认为1976年林区6位干部看到的奇异动物就是"棕熊"。如果搞清楚这里确实有棕熊存在,不排除部分"野人"事例与它有关。

撤除这些之外,我看在鄂西北神农架地区的原始密林中,可能存在一种科学上有待搞清楚的人形动物。这是一个自然界之大谜,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踏实调查,这个谜终究会揭晓的。

正文 莫为精致的工艺品所愚弄①

--"花生化石"质疑

据新华社报道,1980年6月,广西宾阳县二轻局壮锦厂一同志,在宾阳县邹圩公社白山大队双桥村对门拗公路旁排水沟内,捡取一颗花生,后经各有关方面的鉴定,认为是距今10万年前的"花生化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同时对是否存在10万年前的"花生化石",学术界也颇多争议。

①原载《自然杂志》,1981年4卷11期。参加写作的还有黄天祥。

不久前,我们也获得了一颗"花生化石",是在北京市劲松区某建筑工地的沙土中发现的。发现人将它寄给了《北京晚报》,要求作进一步鉴定,据称一共发现两颗谢铎,宗程朱,后转师王守仁。又转而批评王学,讥宋儒为,寄来的是其中的一颗长条形的,出人意外,它竟跟发表在《农业考古》创刊号上宾阳县的那颗"花生化石"照片非常相似,为解开"10万年前"的"花生化石"之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花生化石"呈石质,保存完好,该荚果形状为普通型,果形大而长,呈长条状,稍弯曲,略扁;果壳外表较光滑,无氧化面,具有纵横的"网状结构",喙嘴及背腹线明显,没有明显的磨蚀痕迹,该花生具有两个仓,内有摇动作响的"花生仁"。整个外形与现代栽培种的蔓生型大种花生相似,虽比山东大花生略小些,但要比现代一般的大种花生为大,重量为7克,比现代花生(2克)重得多。

"花生化石"外表新鲜,它的颜色比现代花生稍深,一侧有些呈焦黄色,仿佛刚炒熟的样子。猛一看,这颗石质花生很像是由真正的花生成为化石后保存下来的,然而,细加观察并对照现在标本,竟发现它是一颗绝妙的工艺品--仿花生的硬陶制品!尽管它制作得惟妙惟肖,但仍不难看出人工制作的痕迹:

1.现在花生的网状结构,脉络清晰,特别是它的纵纹是从果柄处辐射,然后贯穿整个花生并汇集到喙嘴,而在陶制花生上气禀中国古典哲学命题。指人生来对气的禀受。战国时,它的纵纹在果柄处不呈辐射状发出,且向喙嘴汇集时有的纵纹中断不连续,而且在喙嘴处没有明确的汇集中心。

2.现代花生上的网纹系由纵纹间的横纹交错而成,呈不规则的网状;而在陶制花生上,于两条纵纹间可以清楚看到是用工具剔成一个个孔状,刀痕明显,故严格地说这不是真正的网状结构。由于它是烧制成的,在表面上尚可看到,残存的土粒被烧结后形成的小米粒状凸起物。

3.该陶制花生不似现代花生背腹线纤细、喙嘴呈锐嵴状,而是背腹线明显圆钝隆起,喙嘴呈粗钝的突起。

4.从X光透视所见,现代花生两仓之间相通,果仁饱满;果壳很薄,厚度较为均匀,约在1~1.5毫米之间;而在陶制花生X光片上可见两仓之间不相通外部联系见"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有间隔,果壳很厚且不均匀,一般在5~6毫米,最薄处也有2毫米,两仓的间隔最厚,竟达8~9毫米。特别有趣的是在背腹侧位的X光片上可看到贯穿中央有一条粗的黑线,其位置正好在背腹线处,该黑线表明该处果壳较薄,X光易透过,而且在黑线两侧可以看到果壳厚薄不匀,故相接不能密切吻合,而具有差错面。据此,我们推测该陶制花生的制作工艺是:先制成各半侧果壳,待其阴干后将"花生仁"置入,再每两半合为一个完整的花生,然后烧制。两半侧的结合就在背腹线处,故外侧表面上背腹线明显地隆起,而接合处的内面则留有空隙,X光易透过,在底片上X光照射的强度要大得多,故呈黑线状。

在该陶制花生的前仓内有"果仁"两颗(这点也已表明了不是天然的),后仓为一个"果仁",均呈小圆球状,直径约3毫米,俱能活动,故可"摇动作响"。两仓间有间隔,是人为的,并不代表什么"原始性"。由于它在烧制前确实呈"泥塑状态",故在烧成之后,花生表面有土状光泽及短曲的张性裂纹,正因为它是陶制品,成份以二氧化硅(SiO2)为主,故与盐酸不起作用。

陶制花生的人工痕迹如此明显,以至无需再作更进一步的理化鉴定,倘若有人以为仅此还不足以说服人,我们希望有兴趣的同志去作进一步的理化鉴定。

我们也曾设想过,是否有可能存在10万年前的这种"花生化石"呢?假如它不是陶制品,而如某些人所推断的,是花生浸泡在浓度很大的二氧化硅胶体溶液中而成?这点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知道,花生现在是人工培植的油料作物,它属于豆科,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可分大粒、小粒两种。一般说来,栽培植物的野生种,其果实都较小,以后随着人类有目的地培植,才达到现代水平。从陶制花生的X线片上可看到它的仓室很大,几乎接近现代花生,表明它应有很大的花生仁,我们确实很难想像10万年前的野生花生竟然跟现代人工培植的花生毫无二致!再说花生是碳水化合物,在水中浸泡很易腐烂,就目前我们所知,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过花生果仁,都是炭化了的,呈黑色。迄今还未发现过硅化石性质的果实化石,如果就是认为它是浸泡在硅质胶体溶液中吸附硅化而成,我们也很难设想,该花生的表面几乎没有硅化物,而内壁却硅化得厚度很大而且不均匀,也很难设想在这漫长的10万年中,"果仁"居然不会和果壳粘合起来,仿佛"果仁"一直悬浮在仓室中央!所以无论从生物学、还是从化石成因与石化过程等方面分析,都是很难讲得通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据我们所知,这样的陶制花生还不止于北京的两颗。前不久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先生来访,告之他家中曾也有这样一枚花生,也会"摇动作响",很有趣的是,它得自广西。山东沂源县文化馆曾送一枚花生化石给北京自然博物馆鉴定,据梁尧勋同志称,亦为陶制品,湖南石门县也曾发现一颗这样的花生。又据广西文水队张永信同志给《地质报》的来信,在广西融水县也获一枚"花生化石"。据他的介绍来看,当为陶制花生无疑!我们估计,如果进一步调查和征集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陶制花生出现。至于这些陶制花生是什么时代的产品?我们推测可能是明、清时代的,以清代的可能性为大,当然也可能是现代的,需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

这里还涉及到我国花生起源的问题,对此前人颇有争论。很多人认为花生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理由是在巴西曾找到花生属的许多野生种,在秘鲁沿海的史前废墟和墓葬中曾找到距今2700多年前的古代花生,又据古代记载,秘鲁和巴西的印第安人很早就已栽培花生,中国的花生是明末清初从南美洲传入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花生是土生土长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文献中已有花生的明确记载,而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址中也多次出土花生的炭化果仁,如距今4700±100年前的浙江钱山漾遗址和公元前2800±145年的江西修水县山背遗址中都找到过。现在否定了这种10万年前的"花生化石",我们认为并不对中国是花生原产地之一的论点有所动摇。因为在我国找到的花生最早遗存,比南美洲迄今所发现的证据要早1000多年。看来,现代花生的起源可能是多源的,中国和南美都是花生的原产地。

是否有更早的花生遗存发现,还有待更进一步工作,至于"10万年前"的"花生化石",实在是场误会!

附:"花生化石"是一种陶制工艺品①

①原载1982年2月26日《地质报》,参加本文写作的还有周和平。

1981年3月,新华社和《广西日报》报道广西发现了距今10万年前的"花生化石",后来《北京晚报》也曾有过报道。但是,关于"花生化石"的真伪,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地质报》于1981年9月,上海《自然杂志》于1981年11月号,先后载文对"花生化石"提出了质疑,从宏观观察及分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少理由,说明它不是一种化石,而是一种陶制的工艺品。为了进一步对"花生化石"进行鉴定,我们利用了X射线衍射仪、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及电子探针等近代分析仪器,对"花生化石"的显微结构特征、主要化学组成及物相组成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测定、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果壳和果仁中主要的化学成分包含有钾、铝、镁、铁、钙和硅等元素,具有一般陶制品所共有的显微结构特征;其物相主要由α′石英、α′方石英、堇青石、少量莫来石及玻璃相组成,可以推断,这种陶制品只是采用长石、石英、粘土和滑石等常见的陶瓷原料烧结而成的。而一般的化石形成过程不会出现上述的结构特征。

有趣的是,在对"花生化石"进行破坏性取样的时候,犹如剥真花生一样,很容易地把"花生化石"剥成两半。这说明"花生化石"的果壳是预制成两半而后粘合烧制而成的。此外,在花生果壳的腔体内侧及花生果仁的表层铺有一层白色粉末状物,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在烧制过程中果壳和果仁发生粘结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综上简述,尽管"花生化石"外观上很像是真正的花生所变成的化石,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件精心制做的陶制工艺品。

正文 与日本朋友相会在元谋人化石产地①

1980年9月底,我们来到元谋盆地。往年这个时节盆地里早已是大好晴天,可是今年雨水大,当地老乡说,八月中秋下了雨,接下去就得阴雨十天半月!

①本文作于1980年10月12-21日。原载《震惊世界的失窃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果然如此,晴雨变幻叫人捉摸不定,明明晴天,突然大片乌云,挂着雨幕迅速涌来,山上无躲处,暴雨把我们淋个透。不久雨过天晴,蓝天里彩虹高挂,火辣辣的太阳又晒得人皮肤发痛。我们就在这乍晴乍雨的天气里,沿着沟沟壑壑寻找着远古人类的活动痕迹。

正当我们在元谋盆地紧张考察之时,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李世义电告,有日本共同社科学部的朋友来元谋人化石产地访问,希望与我们相会。自1965年、1973年分别找到元谋人牙齿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后,元谋盆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韩非战国末思想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哲学上提出,不少外国学术机构和专家们相继要求来此参观访问,能在元谋接待友好邻邦日本的朋友们,我们感到很高兴。

由科学部记者田边纯先生领队,一行三人在新华社总社翻译老江、记者李世义和云南省博物馆张兴永等人陪同下,于10月1日下午5时许到达元谋。当晚我们与日本朋友愉快相见,在晚宴上,宾主频频为庆祝我国国庆,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举杯。当日本朋友了解到,他们是首批来到元谋化石产地的外国客人时,深感自豪,在谈及日本国内最近举办"北京人"展览的盛况、学术界还就日本人的"根"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候,我们提出,这个"根"不仅可以追到"北京人"身上,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元谋人,这是因为元谋人的化石虽然目前还只是两颗上中门齿,恰恰它的舌面铲形结构反映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在内的现代黄色人种的重要特点,由元谋人到现代黄种人是一脉相承的。日本朋友听后十分兴奋,田边纯先生激动地举杯祝酒,高兴地说:"没有想到,我们来到了日本人的故乡!"

席间宾主谈笑风生,气氛异常热烈。日本朋友还特地询问了元谋县如何实现四化的问题,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充分体现了日本朋友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心,和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10月2日清晨,天阴,时有雨点飘落;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前往元谋人化石产地,车出城后,南行5千米义的认识论。,转入岔道向小那乌村进发。由于雨后河水暴涨,道路也过于泥泞,我们便弃车步行。雨后空气洁净,透明度好,远远的东山仿佛就在眼前,其实足足还有3千米路之遥呢!

我们驻足远眺,东山青青,山前有一高地,坡上耸立两棵高大的燕蒿树,这是从远处寻找元谋人化石产地的自然标志,树后再往高处瞧,可以看到一小块灰白色的水泥碑,化石产地就在它的后方。摄影师不放过机会,打开相机就开拍起来。

我们在泥泞中跋涉,穿过小那乌村,到达了大那乌村,村里的老乡纷纷走出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费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登上了山前高地,也就是红色风化壳的"大包包"。经过那两棵大树旁,来到大包包顶,水泥碑上几个红色大字"元谋人遗址"映入眼帘,我们到达元谋人化石产地了。乌云慢慢消散,天变得明亮起来,日本朋友一到产地,放下背囊,就开始紧张地工作。

田边纯和记者松本寿拉着我们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了解情况,摄影师则忙个不停地将感兴趣的都摄入镜头。博物馆的老张详细地向日本朋友介绍了元谋人化石的发现经过和历年来的考察和发掘情况,还介绍了元谋盆地山河大势的形成过程。还谈到在这里不仅找到了元谋人化石,而且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冰期--距今300多万年前的"龙川冰期"的遗迹。日本朋友津津有味地听着,还做着记录。1977年冬天有神论承认超自然的神的存在,主张神是世界的造物主,已将元谋人牙齿化石产地的小山丘推掉了,日本朋友在已铲平的产地上仔细揣摩着,要搞清楚这两颗轰动世界的人牙化石,当时究竟在什么空间位置上。

"喂!大家来瞧化石哦!"老李在附近山头上高处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碎片,它们是被雨水冲刷而暴露出来的,这引起了日本朋友的极大兴趣,尝试了一次"小型发掘"。从残破的牙齿看,原来是犀牛的骨化石。只要你仔细地在地面上寻找,随时都能发现动物化石碎片,这给日本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站在东山脚下,眺望整个盆地,给日本朋友介绍情况。元谋盆地内古人类活动遗迹非常丰富,除元谋人外,还找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器物(这在云南也是首次发现),此外还有距今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墩子遗址,这里确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朋友很关心我们在元谋盆地的考察活动,询问我们经常来元谋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寻找更多的元谋人化石和他们的文化遗物,还要寻找比他们时代更早的和比他们时代较晚的人类化石及文化遗物,为的是将元谋盆地里这个古人类发展史的缩影更加充实和丰富起来--这就是我们在元谋地里孜孜以求的目标。日本朋友衷心地预祝我们获得成功。

当我们结束现场参观回到水泥碑前合影留念时,阴霾四合,天又阴沉下来,不一会儿雨就淅淅地下了起来。我们冒着蒙蒙细雨乘兴而归,村旁的社员们纷纷向我们挥手致意送别。

下午本来准备去参观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但田边纯先生等对上午参观的元谋人化石产地--这也是"日本人的故乡",仍意犹未尽,以致对人类起源问题兴趣骤增,邀我们进一步座谈。对此我们也十分高兴。

两时半,我们在会客室里会聚,首先请他们观看了元谋县文化馆珍藏的文物,以及我们近两日在元谋盆地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制作的和使用的石器。他们拿起一件椭圆状的标本,困惑不解地问我们这是什么?当他们得知这是肉食类动物的粪化石时,不禁笑了起来,他们对元谋人的石器,特别是由地层中发掘来的炭屑尤感兴趣。

由炭屑联系到人工用火问题,元谋人到底会不会用火呢?日本朋友很关心,为此我们对有关元谋人的争论问题作了详细介绍。

自1965年发现两颗人牙化石,1973年发掘中找到了石器和炭屑后,围绕元谋人及其文化曾有三个问题在学术界有过争议。一个是牙齿化石的主人是谁?真是直立人的牙吗?还是褐猿的?南猿的?或后期人类的?其次,元谋人生存的年代究竟早不早?真是生活在距今10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还是与北京人的生存时代相当,只是中更新世?再一个就是用火问题。经过多年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已证明了元谋人是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早期类型直立人代表,是中国已知最原始的人类,这样就把中国历史的开端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时期提前了120万年。至于元谋人是否会用火的问题,在发掘元谋人化石产地时,地层中发现大量的炭屑,以后又找到零星的烧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解释无非两种可能:或是天然火,或是人工用火的遗迹。我们倾向于人工用火的可能性大些。

"为什么呢?"日本朋友很想了解个究竟,因为这也是日本考古界所关心的问题。

这是由于炭屑、烧骨是与人化石、石器伴生的。从其他古遗址来看,炭屑或烧骨几乎都出现在有人化石或文化遗物的遗址中,那些仅有动物化石的地点里,几乎还没有发现过炭屑或烧骨的存在。元谋人化石层里的炭屑是密集的,但分布面很有限,如是自然火,当会有广泛的分布才是。有人认为"北京人"用火才是最确凿的,这点我们不反对,但北京人该不是最早的用火人,因为在北京人遗址里,发现的灰烬层最厚可达6米以上,说明北京人已会管理火,用火技术已相当高明,在他以前肯定有更早的用火人。与元谋人生存时代大体相近的还有山西西侯度遗址,除了石器外,也找到不少烧骨,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就极力主张西侯度人会用火。很可能这个阶段用火相当普遍,特别是现代研究已表示,人类历史可长达300万年以上,在人类诞生后,经过100多万年来的摸索和探求,达到用火阶段也不是不可能的。有人提出,人工用火必须符合几个条件,这也是有道理的,不过必须注意到由于埋藏条件不同,就很难用几个条件去套框框。元谋人遗址、西侯度遗址、蓝田人遗址都是土状堆积,缺乏像北京人那种洞穴堆积的良好埋藏条件。另外,遗址性质也不一样,有的是居住遗址,有的只是偶然地埋藏了些遗物,所以很难用人为的几个条件去衡量。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目前,我们感到用人工火比用自然火更能解释元谋人化石层中的炭屑和烧骨问题。

田边纯先生听了我们解释后,感到不无道理,还认为就这个问题可以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不过我们考虑,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因为,不论怎么说,元谋人和西侯度遗址的用火证据还嫌单薄,还要做深入的工作。寻找更多的用火证据是一方面,此外,还要做一些试验和实地观察,如到现代森林火场去考察被烧后的动物遗骸、炭后与灰烬的分布情况等等,使得"可能"的假设变成拥有确凿科学实证的事实,到那时候再来召开国际会议将更有意义。日本朋友听后表示赞同。

当日本朋友得知我们正在编著《元谋人》专刊,这是以元谋人为主,介绍元谋盆地的古人类、古文化、古生物及地质和地层的一本综合性的图文专刊时,感到很高兴,希望出版后尽早地给他们寄去样本。田边纯先生说,他们将向日本国内广大读者介绍这本专刊,因为元谋也是"日本人的故乡",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间过得真快啊!热烈的讨论已不知不觉进行了4个多小时,早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到了饭桌上,我们还在讨论着,讨论着……中国古语云:"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可是学术上的知己了,千言万语也说不尽,祝中日人民友谊万古长青!

正文 少年朋友们,旅行去①

亲爱的少年朋友,你喜欢旅行吗?特别是到大自然里去旅行?我可喜欢着呢,当我还像你们那样大的时候,就幻想着到大自然里去,尤其是到我生疏的地方,去瞧瞧大自然的种种奥秘。

①本文作于1981年1月1-3日,原载《震惊世界的失窃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我的家乡--江苏南通市是在离浩浩荡荡的长江入海处不很远的地方,只要有机会,我总喜欢跑到江边,望着那滔滔东去的大江,真想乘着鼓起风帆的船儿顺流入海,到天边去邀游。夏日,我喜欢躺在江边的沙滩上,仰望着蓝天里冉冉移动的浮云,它们变幻着形状,有时像一群温顺的小羊,有时又像狰狞的猛兽,仿佛要扑过来;冬天,我曾冒着风雪攀登上临江的狼山之巅,看那片片的雪花在大地上空飞舞。自然界是多么奇妙啊!

你一定会注意到,春天里万物在苏醒,一片充满生气的绿色;秋天,收获的季节,到处是金黄色;夏天存在和发展的决定作用,最后陷入了唯心史观。,雷电交加;冬天,茫茫白雪。少年朋友!快投身到大自然里去漫游吧,旅行会开阔你的眼界和心胸,增加你的知识和智慧,你会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天地,将给你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以极大的满足,旅行还会锻炼你的意志力呢!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频繁的野外工作虽然艰苦、劳顿,然而却给我提供了旅行的极好条件,什么我都想知道,什么我都愿意探索。今年我有机会来到了东北,来到了多年来盼望见到的镜泊湖,我终于乘船漂游在它的怀抱,欣赏着迷人的湖光山色。我去了火山地区,探究了"地下森林",原来它是生长在火山口里的林子啊,确切地应称它为"火口林"。在去"火口林"的途中,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沿途的野花丛里竟有那么多的蝴蝶,我禁不住下车来去捕捉一番!我还到了"五大连池"地区,在那里专门考察了火山地区的种种奇景。250年前,这里火山爆发,熔岩四溢,它们喷着火花和热气,打着旋涡,翻滚着奔泻而下,慢慢地它们冷却了,凝结了,现在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黑色的景象。凝固的熔岩还保持着当时流动时的状态,如绳索状、爬虫状、象鼻状,什么"翻花石"、"喷气孔"……仿佛什么神奇的魔棒点了一下,一起骤然静止、固结了,当时的一切全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站在这片冷却了的黑色熔岩的海洋上,你设想一下恢复到当时的情景,你仿佛看到炽热的熔岩如火蛇翻动,热气烤人,火光刺眼,耳朵里充满轰轰然的吼声……

我还去探究了火山熔岩的"熔洞"--"熔岩燧道",比起石灰岩地区的溶洞另有一套奇妙的构造。这里我不描述它,将来由你们亲自去探究吧!

不久,我又来到了祖国的西南边疆--云南,这里我不准备详述可与闻名中外的路南"石林"相媲美的"班果土林",也不多说我们冒着瓢泼的大雨在元谋盆地寻找古人遗迹的种种遭遇,要告诉你们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以使心灵保持恬静。该派在古罗马演变为,我去漫游考察了"恐龙山"--这也是我多年来所向往的啊!

"恐龙山"在著名的"恐龙之乡"--禄丰县。禄丰是个南北伸延的河谷盆地,位于滇中高原,和昆明相距100多千米,有五台山脉环绕四周。清晨,我们在县文化馆王正举同志陪同下,踩着泥泞的山路朝"恐龙山"进发。山路一旁是婉蜒曲折的"东河",雨后河水暴涨,浑浊的红色泥浆在翻滚着,它流啊流啊,下游即是著名的"红水河",倚山的一侧是由红色、紫红色的砂岩、页岩和泥岩所构成的"红层",恐龙化石就产自这些红层之中。

跨越了东河之上的石桥,不久就有一道水坝拦住一个"黑龙潭",站在潭前就可看到远处横亘着一片连绵的山岗,老王告诉我们这就是盛产恐龙化石的"恐龙山"了。老王引着我们由石门坎翻上了山,到达滴水岩,只见红层已被多年来的雨水所冲刷、侵蚀,形成了一条条山沟--"冲沟",就在这条条冲沟两侧的坡面上,时而可见恐龙骨化石的碎块被雨水冲刷而暴露了出来。

我们急于想去的地方叫"黑果蓬",因为那里不仅有恐龙化石,还有不少原始的哺乳动物化石可寻。北京的老专家周明镇教授,知道我们要去恐龙山,临行时嘱咐我们一定要去那里"猎取点小动物化石"!

"黑果蓬"在恐龙山顶部的一侧,由几个小丘所组成。刚到此不久,眼尖的老王就找到一处恐龙化石。骨化石部分暴露在地表上,我们轻轻地往深处挖去,清理开围土,竟是恐龙的两个利爪!恐龙是古代的爬行动物,由爬行动物发展到更高等的动物,就是哺乳动物,禄丰地区在古生物学上所以闻名中外,就是因为在这里不仅有丰富的恐龙化石,还能找到由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进化的中间环节,以及原始的哺乳类化石。由于它们个体小,我们几乎爬在地上搜索着,虽然没有找到对研究最有价值的头骨和下牙床化石,倒也找到不少小型肢骨,可能就是这些小动物的吧。

我们又来到一个叫"厂房梁子"的山头,同行的小余,一下子找到好几个恐龙的牙齿,有的像刀一样锋利,两侧还有锯齿呢。这可能是生活在距今回.8亿年前的肉食龙--三选中国龙的。老王找到一个下颌体残段,在附近还发现一个细小瘦弱形如叶片的牙齿,推测它们可能是素食龙,是叫做"禄丰龙"留下的。我们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找到了两处恐龙化石相当密集的地方,很可能这里埋着比较完整的骨架,我们准备通知有关同志来组织发掘。若真的发掘出完整骨架,说不定哪一天你们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来,可以看到它们耸立在古生物陈列大厅里呢!

看看这遍地的恐龙化石,不禁又会疑窦丛生,恐龙怎么会灭绝的呢?现在有那么多的说法,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切合实际?会不会残留下一支,就像报纸上说的,在苏格兰尼斯湖里成为无可捉摸的"怪兽"?……

"恐龙山"的考察,不仅偿还了我多年的宿愿,更激起我对许多问题想进一步探求的愿望,其实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谈的许多见闻,每一件都可以扩展为一篇较完整的科学小品,介绍更多的内容,探索更多方面的问题。我没有这么做,为的是让你们读后有更大的想像余地,激起你们更多研究探索的愿望。

站在"恐龙山"头,俯视这遍处是恐龙化石的山坡,我的思绪被引向遥远的远古时代。在这里,本是一个很大的湖泊,湖边长满了茂密的蕨类植物,成片的苏铁,还有高大的银杏树,山坡高处则是片片的松柏,各色各样的恐龙为生存而角逐着……正当作为当时地球上统治者的恐龙不可一世之时,原始的哺乳动物已从恐龙类中的一支逐渐演化而来,随着岁月的流逝,生存斗争的推动,终于异军突起,替代了庞然大物的恐龙而成为地球上占优势的动物--哺乳动物,由此才产生了人类……

少年朋友,你不喜欢旅行吗?我愿你爱上这个有趣的活动,抓紧一切机会去实行吧!旅行中会碰到不少困难,但更会带给你无限的乐趣,带给你更多的知识,甚至会引导你走上未来从事某一专业的道路呢!

正文 峨眉纪游①

古来评赞峨眉山,或称"震旦第一",或誉"高出五岳,秀甲九州"……为此游览峨眉之心,早已有之,怎奈千里之遥,难遂心愿。

①本文作于1980年8月,参加写作的还有龚讯。原载《震惊世界的失窃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1979年4月,在成都开过科普创作座谈会之后,热情的主人邀请我们去峨眉作科学旅行,此愿终以得偿。

汽车载着欢乐的人群穿行在成都平原上,麦苗和油菜形成的绿浪滚滚滔滔,真使人有置身于海上的感觉。当太阳西沉的时候,晚霞染红了大际。在一片橘色云彩的映衬下,一座巍峨的高山突兀眼前。远远望去点及由此生发的人道思想和人性论。,但见群峰剑笛,丘壑万变,云蒸霞蔚,雾笼烟罨。随着汽车的飞驰,山廓逐渐变得清晰,一座高大的牌坊映入眼帘,牌坊上横书有"天下名山"四个大字乃出自郭沫若同志的手笔。峨眉山下,正是文化巨匠郭沫若的故乡。

过了那牌坊,前面就是报国寺。这座花园式的寺院是峨眉游览者的第一个接待站,精巧雅致的亭台阁榭,掩映在苍捕翠柏之间,馥郁芬芳的香草花卉,铺垫在数座园庭之内。使人最为惊叹的,要算矗立于七佛殿前的那座圣积寺铜塔,这座高达7米的佛塔,纯系紫铜铸造而成,产生于16世纪的能工巧匠之手。塔的四周铸刻有4700余尊佛像和《华严经》的全文。

在一座峨眉山全景的电动模型前面,导游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峨眉山各主要风景点的情况。据峨眉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谭钟岳绘峨眉全图时,复另绘十图,各附一诗。这十幅图就是"金顶祥光"、"灵(山严)叠翠"、"圣寺晓钟"、"象池夜月"、"白水秋风"、"洪椿晓雨"、"双桥清音"、"九老仙府"、"大坪霁雪"、"罗峰晴云",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峨眉十景。除了十景之外,尚有四奇:日出、云海、佛光、佛灯。十景分布在峨眉各处,而四奇却集中于金顶一地。特别是"峨眉佛光",更有一种神奇的诱人力量:每当云海平荡、日明风静的下午,阳光透过云层,就会在舍身崖下,形成一圈圈彩色光环,"光环随人动,人影在环中"。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景象!多数登金顶者的勇气,恐怕都是来自这种奇妙景观的鼓动。

第二天,我们就驱车向金顶进发,一路上,我们只恨车行太慢,因为大家都希望能赶上当天下午的佛光。

"要有直升飞机该多好呀!"一个同志感叹地说。

"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也许可以坐直升飞机哩。"导游接上一句,车内爆发了一阵爽快的笑声。

可是,这种笑声不久就消失了。天空聚集着乌云,太阳被乌云遮没了。远处的天际,不时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雨就要来了。倒霉的天气,真叫人扫兴!

中午,车到双水井,雨已经淅淅沥沥地下了一个多小时。从这里到金顶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当人们的兴趣被雨水浇灭以后,两小时显然上不去了。

大家在泥泞的小道上跋涉,凭着手中的拐杖,互相搀扶着前进。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完了一段滑溜溜的小道以后,接着就是乱石坡。在雨天踩着乱石前进,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但是,事已至此,也只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登上金顶,已是下午4点。狂风卷着雨丝,使人感到难于忍受的寒冷,虽说置身于海拔3000多米的招待所的木板房子里,烤着炉火,仍然抵挡不住寒冷的袭击。只是服务员送来了皮大衣以后,我们才鼓起了到户外游览的兴致。

在这样的环境中,带着这样的心情去观看景色,与其说是一种欣赏,不如说是一种惩罚。一座电视转发站的铁塔屹立于峰顶的最高处,离它不远的气象观测站的风标在不停地旋转。金顶上的一座寺庙在几年以前遭了一场火灾之后,已经只剩下断壁残垣了。我们信步来到这座被烫焚了的寺庙内,竟没有什么可供参观的了,令人颇为失望和沮丧。

走出寺庙,就是舍身崖,凭栏一望,不禁使我们大惊失色,出现在眼前的是何等的一幅奇观啊!斧砍剑削般的峭壁从山顶直达云雾迷漫的山麓,片片银灰色的烟雾,借着风力,正在崖壁上缓缓爬升,越到上头,变得越加清淡,犹如天降的一层半透明帷幕,使铁青色的悬崖时隐时现,在威严之中仍有妩媚的色彩。向下看去,是一潭云封雾锁的深渊,人们只能凭借想像去猜测它的深度:1000米、2000米、3000米……向远眺望,只见云涛翻滚,奔腾起伏,所有山峰,悉被湮没,巍巍金顶,似乎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导游的同志告诉我们,在过去,有些宗教的信男善女和妒世嫉俗者来到这座崖上,看到佛光中出现的人影,他们便以为神在召唤,于是纵身下崖,舍身取仁。舍身崖的来历就在于此。

其实,用科学的眼光来看,所谓"峨眉佛光",不过是高处的太阳光斜射过来,透过水蒸气所产生的折射现象,而舍身崖也不过是在若干亿年间形成的玄武岩倒转地层。大自然的神工,有时候确实能够产生使人神魂颠倒的力量。那些葬身于舍身崖下的人,不正是受了大自然的戏弄吗!

就我们自己来说,看过舍身崖以后,情绪也产生了180度的转折。虽然见不到佛光,但这巍然耸立的绝壁,气势磅薄的云海,终于使我们深感不虚此行。

第二天告别金顶的时候,天仍在下着小雨。走过了翠竹覆盖的山顶之后,很快就进入了高大的冷杉林中。浓重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山林,清冷的水珠不断扑打到人的脸上,使你无法分清究竟是雨点还是雾珠。这种阴冷潮湿的气候,是苔藓生长最适宜的环境,这里的冷杉上、松树上、各种灌木上、丛丛的杜鹃林上,甚至竹子上,都长满了褐色的苔藓,它们披覆在林木的枝干上,铺垫在石块和泥土上,使这里所有的植物长出了"胡子",所有的地表都盖上了一层"地毯"。有的树枝上飘拂着的"云雾草"竟长达1米多。树木为苔藓提供了阴凉的生活环境,苔藓又保持了树木生长所必需的水分,多种植物群落各得其所,和谐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生态平衡在这里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中午,我们便到达了洗象池,这是一座始建于17世纪初期的寺院。考其名称来历,原来与佛教有关。

峨眉百里山峦,梵宇琳宫有70余处。早在16世纪,峨眉已与山西的五台山、安徽的九华山和浙江的普陀山,并称为我国的四大佛教圣地。据佛家典籍说:"文殊普贤,皆久造佛境,不肯成佛,以菩萨现世,为释迦二辅。"峨眉就是普贤菩萨的住地,普贤、文殊、观音、地藏同称佛门四圣,他们都是妙庄王的子女。《大乘法》释四圣之名及道愿说:"入山求道,饥寒疾疠,枯坐蒲团,是曰普贤;普贤者,苦行也。苦行而得道,是曰文殊;文殊者,智慧也。有智慧而见下界愚蠢,如鸟投罗,如蛾赴火,遂生慈悲心;观音者,慈悲也。因慈悲而生普救心,若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拯救无间为己任,是曰地藏;地藏者,发愿也。""文殊之学得于知,知之勇猛精进莫狮若,故好狮子;普贤之学得于行,行之谨审静重莫象若,故好象。"这位苦行求道的普贤菩萨就是骑着她所喜爱的大象来到峨眉山的。现在的洗象池,就是她洗过象的地方。

今天的洗象池,不仅寺院得到了修葺,而且新建了客舍回廊。我们的午饭,就是由这里的客舍提供的。

午餐的钟声刚刚敲过,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桌面。就餐间,忽听外面有人叫道:"猴群来了,快来看呀!"大家放下饭碗,拿了早就准备好了的饼干、花生、糖果等,蜂拥而出。果见几只猴子老幼相携,从树枝上和房顶上攀向回廊。这时,有的人就向它们伸过饼干之类的食品,有人就在忙着给人和猴子合影。猴子见到人毫不畏惧。它们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到你手中抓取食物。如果你在此时将手缩回,它还会抓住你的手不放,直到你把食物交给它为止。

我们早就想考察一番这里的猴群了,不想它们倒自己来到我们面前,大约有八九只之多。领队的是一只雄猴,有两只母猴各抱一只幼仔跟随在后,还有几只年轻的猴子。仔细地观察它们,原来是一种"四川猴",它们尾巴很短,像是被截去了一段,所以又称它们为"断尾猴"或"短尾猴"。这种猴子身体壮,腿较短,身体上被覆着厚毛,雄猴还有长的"络腮胡子"呢!这种猴子跟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猕猴不一样,猕猴个子小,尾巴长得多,在生活习性上,峨眉山的断尾猴要"稳重"得多,不像猕猴那么淘气。

据说峨眉山的猴子有好几百只,大部分生活在近处山林中,而跟人交往的只有这群。由于它们长期跟人交往,接受人们给它们的食物,已跟家养似的,毫无疑问,它们可是生物学家直接研究的好对象呢。我们同猴子大约闹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方回饭桌吃饭。

人们说,"象池夜月"是这里著名的景色。入夜,当云收雾敛、皓月临空时,从古木丛中望去,景色清莹,寒光融玉,可是,这一美景又与我们无缘了。4月23日,正是农历的三月二十七,哪会有什么月色?况且,天还在下着雨呢。

当我们离开洗象池的时候,猴子们还在本院的门口和旁边的树上攀缘嬉戏,似乎在给我们送别,又似乎在迎接后面的来者。

到了遇仙寺以后,就与对面山腰上的仙峰寺遥遥相望了。如果中间架起一座大桥,恐怕要不了一会儿工夫就可以走过去。然而,当我们沿着山间小道走到山谷深处,并由山谷抬级而上,来到仙峰寺时,却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此时,雨霁天晴,碧空如洗,落日余辉照映着高耸入云的长寿岩,黛青色的山峦罩上了一层金光流溢的异彩。迎面的华严顶,孤峰屹立,白云缭绕,恰似一幅浓淡得宜的山水画。

我们三三两两,手持手电筒,到离寺院500米左右的地方去探察九老洞。这不过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山洞。来到洞口,就听到里面不断传出蝙蝠的"吱吱"叫声,手电照去,还可以见到它们或悬吊在洞壁上,或飞舞于洞穴间。这些害怕阳光的家伙,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栖身之所。

出现这样的一个溶洞,是现在的人们所熟知的一种自然现象。然而,清代的谭钟岳却不懂得,他画成了《九老仙府》图后,竟疑惑不解地题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图成九老记香山,

此洞缘何创此间?

料是个中丹诀炼,

老人九九适追攀。

当然"此洞缘何创此间"的问题,还是值得一番探讨的。这个溶洞是在海拔高度为1800米左右的地方,大大高出了现代的地下水位,这有什么奥妙吗?原来,2亿年前,峨眉地区是一片大海,沉积了大量的石灰岩。以后,由于地壳运动,地面抬升,距今8000万年左右,海底开始露出水面,后又经历了几次快速抬升,才形成了现在的山河大势。九龙洞正是随着地面的抬升才逐渐到达现在的位置的。

第二天上午8点,当朝阳向我们露出笑脸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行在号称"九十九道拐"的山间小道上了。这15千米的行程,的确使我们饱览了峨眉秀色。一路上,但见重峦叠翠,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真叫人目不暇接。前两天在雨中跋涉的劳累,一下子被驱除得无影无踪,大家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达了洪椿坪。

洪椿坪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古寺,这里林木苍翠,花香袭人,环境清幽,景色秀丽。据说,炎夏晴晨,常有靡靡雾滴,向院庭洒落,令人感到清爽,人称"洪椿晓雨"。"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就是描写的这种自然景色。

从洪椿坪下行,就到了著名的黑龙江栈道。人们迈步在迂回曲折地依附于悬崖峭壁的栈道之上,就像进入了一条高楼挟峙的窄胡同。俯视深涧,溪水晶莹,从树叶的缝隙中投影到水面上的阳光,斑斑点点,在水流中闪耀、跳动。抬头仰望,峭壁凌空,千藤万蔓,浓阴蔽日,天光一线。导游的同志向我们解释说:由于峨眉的快速抬升,流水也就加快了对地面的切割速度。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深谷,就是峨眉快速抬升的一个重要证据。

啊,大自然的神工,又一次使人们惊叹!

出了栈道不远,就到了清音阁。这是一座创建于公元4世纪的古老寺院。黑龙江和白龙江在此交汇,两条溪水分别从两座拱形桥下奔腾而来,一齐冲向一块形如牛心的巨石,发出隆隆轰响,溅玉飞花,激起一片空濛散漫的薄雾。站在两水之间玲珑雅致的牛心亭上观看这种"二龙戏珠"的胜景,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回首望去,近处是精巧飞逸的双飞亭,后面的山坡上是雄浑古朴的殿宇,再后面就是浓郁苍翠的牛心岭。远山近景,浓淡相衬,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峨眉秀色,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有一首古诗赞之曰:

杰然高阁出清音,

仿佛神仙下拂琴,

试立双桥一倾耳,

分明两水沏牛心。

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是可以从这首诗中想像得出"双桥清音"的声色的。

从这里出发,有一条新砌的整齐宽阔的石级直达万年寺。这座寺院过去叫普贤寺。一尊高9.1米、重62吨的普贤菩萨的铜铸佛像,就放置在这里的一座无梁砖殿内。这位手执如意、盘坐在莲花之内的苦行者,跨骑着她心爱的白象,造型匀称和谐,形态栩栩如生,不失为古代艺术珍品。

傍晚时分,当我们喝着峨眉的浓茶,在院庭中畅谈三天来的观感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悠扬清脆的琴声。环顾四座,却不见弹琴者,循声找去,才见院内水池的石隙中坐着一只正在鼓噪的青蛙。原来,它就是琴师。峨眉的弹琴蛙终于在我们快要离别这里的时候为我们显露了它的绝技。

事情还不止于此!峨眉的活的植物化石--珙桐,也正在繁花怒放。盛开的花朵,如一群振翅飞翔的白鸽,似乎也是在为即将结束峨眉之行的游览者举行欢送仪式。

就在这迎风鼓翅的鸽花下,在这悦耳的琴声中,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峨眉!

正文 长江,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①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根据多年来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重要古代遗址的考察,追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演化史,对考古学界逐渐形成中的新观念,作了较为通俗的论述。

①原载《人类探源》,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会令你感到惊讶,我们不总是说,黄河,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怎么现在你说长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呢?

是的,这确实有点叫人惊讶,然而当你读过本文后,也许会感到这不无道理呢。当然,我并不是说黄河不再是摇篮了学者和"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庸俗化倾向,揭示了,而是想强调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并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只是黄河流域,还应包括长江呢!

你大概听过这样一首歌吧--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这是一首台湾校园歌曲,炎黄子孙们,不论在何方,不论在何地,他们都以中国母亲而骄傲,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长江、黄河是龙的象征,它们奔腾于崇山峻岭,婉蜒于平川沃野,它们哺育两岸的儿女们,我们是龙的传人!

你没注意到,在炎黄子孙们的心目中,黄河、长江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它们--

滔滔黄河,发源于青海,干长5400千米,它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然后出海,流域面积达752443平方千米。

浩浩长江,源远流长,它的正源沦沦河,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然后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泻而下,沿途接纳百川,一泻千里,浩浩荡荡,奔腾向前。长江全长6300千米,是我国第一大河,世界三大河流之一,它的干长5831千米,流经西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在上海附近注人浩瀚无垠的东海。它有18条大的支流,串连了四大湖泊,故长江流域还包容了甘肃、贵州、陕西和浙江的部分地区。长江流域面积达1808500平方千米,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1。"4,居住着全国1。"3的人口,长江流域有着多么壮丽的图景。

黄河流域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而我国第一大河的长江,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环境条件相当优越,会没有悠久的古代文明?它能对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没有积极和主要的推动作用?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因工作之便考察了不少史前人类和古文化遗址。沿着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原始人类的足迹,追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远古史,使得我对我们民族古文明的摇篮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的认识是随实践而不断深入的,由于过去的考古工作主要在黄河流域进行,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这些遗址揭示了中华民族古文明的灿烂面貌。由于考古工作的深入,这些遗址的经典性的结论,成为我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石和对比研究的主要依据,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古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并以此为中心影响和推动其他地区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观念,这在当时实践限度内和认识水平上是对的。然而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长江流域古文化的面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积累,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长江流域同样是我国远古文化的演化中心,我们在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时,看来也不能忽视长江流域同样也是摇篮,而且是重要的摇篮!

现在我就考古界逐渐在形成中的新观念,结合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人类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其中99%以上的时间是漫长的石器时代,其后是铜器、铁器和大机器时代。恩格斯曾参考摩尔根的学说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文明时代是以铁器的出现为标志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始;蒙昧和野蛮两个时代,即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前的"史前时期"。我们讲一个民族的古文明,主要是指"史前时期"的文明以及"文明时代"最初产生时的文明,它们的孕育和成长的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古文明摇篮"。

石器时代是以石制的工具作为生产工具,包含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以打制石器、压削的细石器以及磨制石器和制陶术的产生为特征。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在这个时期,按照人类演化谱系的新概念:南猿-直立人-化石智人,各阶段的代表在我国均有发现,有的阶段材料相当丰富。尤为注目的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广大区域内,目前已发现的遗址,几乎要占到全国已发现遗址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我曾经在古人类遗址发现得很多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考察了山西西侯度、匼河、丁村与陕西蓝田等遗址。在长江上游地区拜访了玉龙雪山下的丽江人遗址,参加了著名的元谋人化石产地的发掘工作,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四家村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考察了资阳人遗址,还在长江中游地区考察了鄂西北的几个直立人遗址,并在房县找到了同时期的石器以及时代晚得多的小型石器……在旧石器时代的这些遗址中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首先,从考古学上弄清楚祖国历史的开端这是考古研究上的首要课题,这点随着考古工作的深人不断有所进展。

60年代初,在陕西蓝田发现了蓝田人及其文化遗物,把我们祖先的历史,从北京人的距今40万~50万年前,推前到距今80万~100万年前。嗣后,在60年代70年代之交,相继发现了元谋人牙齿化石以及元谋人制作的石器及大量的炭屑,这样把祖先的历史一下推前到距今170万年前。经过多年来各方面的工作和深入研究,学术界已普遍承认,以两颗上中门齿为代表的元谋人确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代表。经过我们的研究,该牙齿化石属于早期类型直立人,形态上可能具有从纤细型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元谋人不仅会制作和使用粗陋的石器,还不排除会用火的可能性。

在黄河流域,近年来虽然发现了据称时代要比元谋人文化还要早的"小长梁文化",西侯度文化遗物也经研究发表,但学术界对它们还有争论。我认为在黄河流域是有很早时期的原始文化存在的。但必须看到,由于元谋人及其文化的发现,联系到近年来在元谋盆地邻近的禄丰地区,发现了可能与人类直系祖先有关的古猿化石,以至有些人认为,包括长江上游地带的滇中高原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中心地之一,这点确实令人注目。

这里牵涉到在中国是否有南猿代表的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在中更新世初期的前后,直立人及其文化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中游地区,特别是渭南和鄂北地区已有较广泛的分布,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元谋人之后,原始人类在秦岭南北的活动已很频繁。最近在安徽和县发现了直立人的新材料,是直立人代表在长江下游北岸活动的明确证据。那么直立人的先辈--南猿理应存在,曾经有人甚至认为元谋人、西侯度遗址的主人是南猿,也有人认为,在我国可能不存在南猿,直立人是由更早的、有待搞清楚的原始人发展来的。

在长江中游湖北建始地区曾发现疑为南猿的化石,限于材料(只有四颗牙齿),目前学术界对之颇有争议,但它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比直立人原始的代表可能是南猿,会在我国华南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广大区域内被发现。

再者,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化石智人的主要活动时期,也是现代人种(黑、白、黄诸色人种)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古遗址在两大流域有更为广泛的分布,在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形态特点上,除了属于这一阶段的共同特点外,还反映出原始黄色人种的形成过程,而且在晚期代表身上出现较为明显的南北不同类型的发展趋向。

例如,在北方找到的山顶洞人,在南方找到的柳江人,他们都是黄色人种的早期成员。但前者有些形态特点跟华北地区的中国人,跟爱斯基摩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相近;而后者,有些特点比较接近黄色人种的南亚类型。显然,他们对两大流域的后期人类即新石器时代先民体质特点的形成是有深远影响的。

总之,在旧石器时代,长江、黄河流域的远古人类都有较广泛的分布,并显示出长江流域有比黄河流域更为久远的史前史,对探索人类起源这一重要课题长江流域显得更为重要。虽然说两者可能有着同样古老的旧石器文化,但在目前还只是在长江流域上游地区找到迄今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元谋人牙齿--及石器和可能是人工用火的遗迹,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我国历史的第一章眼下还只能从元谋人这个远古祖先写起。

由旧石器时代往后发展,是考古学上称为"中石器时代"的阶段。中石器时代是由掠夺性经济向生产性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由采集和狩猎活动向原始的农牧业过渡。也就是说,中石器时代是农牧业产生的先驱阶段。我国考古界对中石器时代是否存在是有争论的,我认为抹杀这一阶段的存在是不可取的。什么是中石器时代的标志呢?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复合工具(如箭、矢等)大量出现,所以石器朝细小精巧化发展,因此产生了一类叫做"细石器"的非常精致的小型石器。细石器人旧石器晚期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较晚时期,而特别成为中石器时代的主要工具。所以典型的"细石器"常作为是"中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细石器常作为狩猎、游牧部落使用的工具,而在原始农业部落则以原始的农具为标志。此外原始的陶器有时也被作为中石器时代的标志。

在我国,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器物主要在北方地区发现。典型的细石器器物的原始类型可以追溯到许多旧石器晚期的古遗址中,以后发展为中石器时代的代表,如河南灵井和陕西沙苑两文化。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以往对长江流域中石器时代的面貌是不了解的,近年来开始有了突破。1973年冬,我们在元谋盆地进行古人类调查时,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这些细石器,很多与河南灵井文化中同类型的器物十分相似,但是又具有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又跟四川汉源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中的某些特点相似,似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此外在长江下游地区已有好几个地点发现了细石器,所以时代较早的以细石器为标志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长江流域也有相当的发现,这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古文化在两大流域都是很发达的。

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新石器时代,它以原始的制陶术和磨光石器的出现作为标志。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这一时期两大流域的古文化各有特色,且相互之间又有联系,特别是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有了惊人的突破,展现了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前所未见的另一种原始文化面貌。

我曾拜访了很多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有著名的半坡和姜寨遗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沿着长江上、中和下游的许多重要遗址。我到达过元谋盆地北方的金沙江畔,这里临江的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尚未被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在沙土下随时可以挖出许多磨光石器和各种陶器。在元谋盆地内有著名的莲花村大墩子遗址,展示了距今3000多年前长江上游地区原始部落的生活图景;在中游湖北房县拜访了七里河遗址;特别是在下游地区,参观了近年来我国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最有突破性的发现--浙江河姆渡遗址,现存面积达4万平方米,遗址由4个文化层组成,距今时代在4000至7000年,这是全国最早的新石器遗址之一。我还在云南美丽的洱海中的金梭岛上,在南国的南宁豹子头湾等地考察了贝丘型的遗址,也到了在广东马(土具)的石峡遗址……

考察了这些众多的文化遗址,给我很深印象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是与环境条件相互制约的,不同的环境条件产生出不同的作物和生活方式。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历来有很大的进展,近两年又取得很大成绩,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了很多早期文化,被称为磁山、裴李岗文化。发掘表明,早在8000多年前,在黄土高原干旱的自然环境中人们已栽培耐旱的粟类作物,开始饲养猪并驯服了狗。在黄河下游地区有古老的"大汉口文化",中游地区为"仰韶文化",最后由它们产生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龙山文化",由此可以溯到夏、商、周青铜文化的根源。历来不少专家认为中华民族古文明就是在这一沃壤上发展起来的。

在长江流域展现了另一种古文化发展景象,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了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证明在7000多年前,这一带的原始部落已创造了发达的史前文明。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层层叠叠,厚达四五十厘米,最厚可达一米以上。水稻是高产优质的粮食作物,要有较高的耕作水平才能耕作,从出土的农具--木耜和骨耜来看,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落后的"刀耕火种"而进入耜耕农业阶段了。还发现了猪、狗、水牛、羊的骨骸。水牛也可能已被驯化,由此可见,我国确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家畜起源中心之一。至少在七八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先民已在这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的环境中掌握了耜耕技术,开发水利、种植水稻,使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显然,长江下游地区是水稻的最早栽培地区,水稻种植可能起源于此。以后逐渐向南方各地传播,在江汉地区河南浙川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稻谷痕迹,应表明水稻栽培技术向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也反映了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成束的植物纤维和编织的苇席。在一件象牙雕刻品上,还刻有编织纹和蚕的形象,表明当时的原始编织技术可能已包括丝织技术,这也是技术发展史上的大事。发展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有明显的丝织品,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木质工具,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制作之精美是空前的。其中有木桨和现代的已很接近;有木碗,上面竟已涂上了与漆性质相同的红色外衣;还有一批带有榫铆的小杆件,可能是当杆件复合器械的部件,简直难以想像距今7000年前的人们已有如此高超的劳动手段。此外,大片保存带有榫铆结构的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也堪称为河姆渡文化中的突出成就。这种以木(或竹)柱作离地面相当高的底架,再在上面建筑住房,下面圈养家畜的"干栏式"大长屋木构建筑,至今华南地区不少地方仍沿用不衰!

在陶器制作上,虽然河姆渡遗址中陶器多为手制,且种类不多,但已出现了"甑"(也就是像蒸锅的器皿),人们已会利用蒸气热来蒸熟食物也确实是了不起的。(这里还可提一句,世界上最早的瓷器产地也是在地处长江下游地区的上虞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大量玉器,玉器中的玉琮和玉壁是以后商周的贵重礼器,有些专家认为,玉器制作和用于装饰是起源于南方的。在有些遗址出土的玉琮上出现有圆圈纹(回纹)、饕餐纹,陶器上出现雷云纹,而这些图案均为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主体图案,故有些专家认为中华民族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也应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追溯渊源。

不难看出,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繁盛之时,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也正在创造着自己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古文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后为铜器时代所替代。近年来在江西清江吴城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两处商代遗址,证实了至少在2000年前,这里已发展了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基本相同的文化。最近在江苏、安徽、浙江和云南等省还先后发现几批青铜农具,为古代文献中有关青铜具的记载提供了实证。因此,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沙流域的古文化,对青铜时代文化的产生和发现都有很大的影响,专家们在研究了长江下游的青铜文化后指出,过去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解,应该改变旧观念。无数的考古资料已表明,夏商文化正是汲取和融合了两大流域南北双方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

从物质文明的发展,已经清楚看到了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孕育和成长的基本面貌。然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的传播,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代表着人的活动--人们的迁徙和接触。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必然也是中华民族本身孕育和发展的中心。因此除物质文化外,还可以从远古祖先本身的研究来探索和阐述远古文明的产生。很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试图勾画史前人类,特别是与现代人群关系最密切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发展图景,确实困难不少。

从现在拥有的资料可以看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骨骸上已反映出南北分型的趋向。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华南地区人骨遗骸的形态特征上有更为明显的差异。

现代中国人属于黄色人种(蒙古人种),若加细分或可分为南、北两个基本类型,亦可分为三个类型,即分布地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蒙古、东北各省的中国北方人(简称"华北人"),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中部人(简称为"华中人")以及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台湾等地的中国南方人(简称"华南人")。在古史传说上,黄河流域主要是分布了"华夏集团"(中原地区)和"东夷集团"(东部临海地区);在长江流域上游为氏羌族,中游为"苗蛮集团",而华南地区主要为古代越族。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正是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南北分型的基础上,产生了远古的这几大集团,以后逐渐演化为现代华北人、华中人和华南人,他们主要就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自然还包括南方其他地区)的古文明的哺育下而成长起来的,而同时他们又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创造者。

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长江,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了吧!我们相信这一点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将会越来越鲜明。

正文 帕米尔之行①

天色尚暗,吉普车就缓缓驶出招待所大门,街上静悄悄的,偶或传来狗吠声。很快,车驶上西去的大道,打开车灯,只见道旁的钻天白杨急速后退,我们终于离开喀什向新的目的地--帕米尔高原奔去!

①原载《旅行家》杂志,1985年第11期。

祖国的西疆帕米尔,神秘之乡,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深入到它的腹地,进行一番游历和考察,特别是读了斯文赫定《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一书后,这种愿望愈加强烈。机会终于来到了,1983年夏,我应邀前去南疆的阿图什考察和发掘人化石产地,嗣后,为了追踪古人的踪迹,我踏上了前往帕米尔高原的征途。

蒙蒙天色中,我们的车穿过荒漠的戈壁,继而,进入杂草丛生的草滩,我嗅到了苦艾的气息作及其版本。,其中掺杂着沙枣的花香。

当天已大明,我们的车已停在一条汹涌的大河旁。路边是一户塔吉克族人家,女主人正拎着水桶去打水。

"你好,这叫什么河?"我问道。

"盖兹河!"女主人操着新疆特有韵味的那种普通话告诉我。盖兹河!难怪,此时正值高山冰雪消融鼎盛期,盖兹河接纳大量雪水,又逢雨季,正是它施虐之季啊。果不然自然状态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进步思想家用语。,当我们的车子继续行驶不久,即被前方一大队卡车所阻,原来河水在转弯处,冲垮了一段公路,一辆大卡车塌翻在水里,河水打着旋涡,在车周围翻滚而去。垮塌的路尚有依山的一半残存着,所幸我们的吉普车身窄,司机叫我们下车,他胆大心细地将车身贴着山崖开过去了。

我们进入了去帕米尔高原最险恶的地段,公路"依山傍水",山陡直壁立,处处危岩高悬,岩层风化程度很大,不时崩落下大块、小块的岩石,威胁着过往的车辆行人。有时山洪暴发,崩落的山石和雨水夹带的泥石将路面冲毁,形成乱石险滩,人车均难以通行。水,就像一群不驯服的烈马,在狭窄的谷底,在巨石间喷发着泡沫,腾起细浪,翻滚跳跃,冲击崖壁,发出的隆隆的鸣声。稍不小心,就会连车带人堕入急流之中。

是"平屋顶"还是"山峰之下"

车出峡谷,眼前突然展现一片开阔草地,这是古冰川汇集的山间盆地,它的南端有一湖泊叫布伦库尔,湖的西北有一木吉河汇入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故名木吉盆地。布伦库尔湖的迎风坡上堆积了连绵的沙山,这些巨大的沙山远远看去还以为是"雪山"呢!

盆地东侧并排耸立着两座真正的巨大雪山,它们是公格尔山(7719米)和公格尔九别山(7593米),南边50千米之外,与它们遥遥相望的是慕士塔克山(7546米),它们分别为帕米尔高原上的第一、二、三高峰。这些山峰的雪线以上均覆盖着几十米,乃至百米厚的冰雪,一条条巨大的冰川沿着山体很狭窄的裂缝延向山脚。"公格尔九别"意思是"白色的帽子",就是因为山峰上积雪的形状像牧民们所戴的毡帽。慕士塔克山冰盖之厚、冰原之大为其他雪山所不能比,故被称为"冰川之父"或"冰山之父"。

由木吉盆地南行到达慕士塔克山麓,其间经过一个十分优美的高山湖泊,名叫小喀拉库尔湖,蓝天白云,皑皑白雪的山峰倒映在湖泊,湖泊上空几只海鸥在翱翔,万籁俱寂,真难想像,在这高寒荒嵴的高原上竟有如此美景。

事实上,当我们进入木吉盆地,也就进入帕米尔高原的领域了。

帕米尔高原是指地处中亚高原体系中被称为"世界屋顶"的一片高原,它是全中亚最引人注目的山地之一。它东跨萨勒阔勒岭,西临喷赤河,南及兴都库什山,北抵阿赖岭,外形略呈桃形,长300多千米、宽约460千米,我国古籍中称它为"葱岭",是因为"其山高大,上悉生葱"之故。

帕米尔高原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山结,由它向各个方向发出最高、最庞大的山脉:向东北有天山,向南为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向东南为兴都库什山。帕米尔又称"帕米勒尼耶",按波斯语意,"帕米"为"平屋顶","勒尼耶"为"世界"之意,连起来帕米勒尼耶即为"世界屋顶"。

然而,究其"帕米尔"词源,原系古波斯语,意思是"山峰之下",实际是指这样一种地形现象:往往以一个河谷为中心,周围群山环抱,山顶白雪皑皑,山峰之下的谷底为巨厚的砾石层所覆盖,穿过谷底的河道两岸常有草滩,可供放牧,或作小型农耕。这样一个构造单位就称为一个帕米尔。

帕米尔高原上公认有八个大帕,其他尚有许多小帕。原先八帕均属我国版图,后来多数为俄英帝国主义所侵占,现在仅有塔克敦巴什帕和部分郎库里帕属我国,我们的车子进入布伦库尔地区所到达的即为郎库里帕的范围。

当我们的车子擦过小喀拉库尔湖畔穿过苏巴什盆地,翻越苏巴什达圾(隘口)进入塔什库尔干县境内后,一直往南直指红其拉甫达板时,所穿过的塔什库尔干纵向谷地,这种"山峰之下"帕米尔地形结构最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想,还是将"帕米尔"看作"山峰之下"的这种特殊地形构造单位更合适,难怪于英文中"帕米尔高原"是以"帕米尔"(Paimir)的复数(thepaimirs)表示的。

"千头骆驼"还是"千只野羊"

1983年夏的帕米尔高原之行,是以我们在塔什库尔干河三级阶地地表下5~7米间,发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告结束。次年(1984年)春、秋两季,我又两次重返帕米尔,还带领一小型考察队从事生物资源,民族体质与风情,以及丝绸之路的古迹的调查与考察,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筹办"塔吉克风情与帕米尔风光展",以庆祝自治县成立30周年。

1984年8月底我乘车沿塔什库尔干河南下,在距城17千米处过横河大桥--阿克托姆大桥,到达东岸继续南下,过达布达尔到达一三叉口处,塔什库尔干河在此分为两支。一支朝南者,为塔格东巴什河,其上源即为红其拉甫河;一支由西南山谷而来,为卡拉其古河。我们沿卡拉其古河上溯直至瓦罕吉尔隘口,这里又有一个三叉口,我们从三叉口处西行进入一宽谷,到达明铁盖,此处卡拉其古河接纳了明铁盖河。

明铁盖河本是卡拉其古河的一条支流,可是在地图上反倒不见卡拉其古河的名字,而代之以明铁盖河,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应予以正名才是。由明铁盖往西南,有一达坂(隘口),通过这明铁盖达坂(隘口)可达天竺(印度)。

有人著文称"明铁盖"在当地语意中为"千头骆驼",然而据我调查得知,"明铁盖"正确的意思却是"千只野羊"!

"千头骆驼"说以唐玄类《大唐西域记》中提及"昔有贾客,其徒万余,橐驼数千,赍货逐利,遭风迎雪,人畜俱丧……"而为佐证,其实这传说不见史实记载,很难想像在当时条件下,竟有万人以上、骆驼数千的大商队,可能是夸大其词的。

我倒感到"千只野羊"可信得多,我们曾调查了帕米尔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类相当丰富,其中最有名的有棕熊、雪豹、野驴、雪鸡、"帕米尔大头羊"(或称"盘羊",一种野绵羊)、野山羊等。过去野羊特别多,大群的数千个体,小群的数百个体,近些年来,羊数已大减,但每年11月后还有数百只的群体到这一带活动。

"帕米尔大头羊"有着巨大的犄角,最大可以弯成两圈,长1.5米以上。马可·波罗穿过帕米尔时(1272-1273年)曾见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在这片平原上栖息着数不清的野兽,尤其是绵羊最多,羊体硕大,羊角长达三四拃,有些羊角甚至长达六拃。牧羊人利用这种羊角制成各种日常生活用的器皿,如勺和家用器具等,这种器具多被用来盛放食物。又有人用这种羊角围成羊圈的篱蓖,防患狼的入侵。据说这一带地方到处都有狼群出没,搏噬无数野绵羊或山羊,吃剩的羊骨遍地狼藉,堆积如山。于是有人把这些骸骨堆在大路两旁,以便在严冬的季节大雪淹没了路径的时候,导引游客使他们不致迷路。"

的确,在去瓦罕吉尔山口途中我们不时见到在乱石丛中有一堆堆的盘羊角,头骨,残骸。我挑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带角的头骨,背回了北京。现在它正栖息在我的书橱顶上,当我写这篇考察记时,它正俯视着我,勾起了我多少回忆啊!

由于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它的记述,使得帕米尔大头羊著称于世,这种羊又被称为"马可·波罗羊"。明铁盖所指"千只野羊",就是这种野羊!

最西的一座"巩拜孜"

车过明铁盖继续西行至克克吐鲁克,在此处瓦罕吉尔河与克克吐鲁克河汇合而成卡拉其古河,车子又沿瓦罕吉尔河朝瓦罕吉尔达坂而去。这段路十分崎岖,车子迂回在巨砾空隙中大约西行至10多千米处,地势已上升至5000米以上,进入浅谷朝西再走不远,突然在这处浅谷里有一"巩拜孜"突兀而立,这就是我国西部最远的一处"巩拜孜"--传说中的驿站。

"巩拜孜"为方基圆体锥形顶的土木结构建筑物,原为纪念僧人而建,后来作为古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临时宿夜之处,由于年久失修,圆顶已局部塌陷。我们对它进行了测量,它高为3.8米,外围周长18.8米,墙基厚1.2米,房基的长、宽各为4米。

巩拜孜后面是一片水草并茂的开阔地,五家塔吉克牧民搭了"蒙古包",几个妇女正在蒙古包前"压毡",我们的到来使大家十分兴奋。

我们站在高岗上,正西方向是名叫木孜吉利嘎的冰谷,这是通往苏联(前苏联)的山谷,由此可达费尔干盆地。朝西南方向有另一平缓的宽谷,这就是"瓦罕吉尔",意思是"朝向瓦罕的山谷"。翻过瓦罕吉尔达坂就是瓦罕走廊了。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我国西部与阿富汗相接处有一蚓突状的突起部分就是"瓦罕走廊"所在处。古丝绸之路的南路经过它通往大月氏(阿富汗),继而到安息(原波斯),直达欧洲。

我们所站之处犹如一个三角地带,这是中、苏(前苏联)、阿三国交界之处!我们驻足向西面山谷望去,只要翻过山口,山的那边就是古代的大月氏了,昔日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已消失在太空之中,如今只剩下荒漠一片,时代的变迁之大,令人感慨!但是,大自然永恒的规律依然在冥冥之中不停歇地运转,你看山头雪盖在烈日下消融,涓涓的细流流淌下来,汇成山溪,而山溪又汇成湍急的山河,奔腾跳跃发出轰鸣之声朝东流去,过去如此,今日依旧……

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考察塔吉克族的体质与风情上。强烈的紫外光线的照射,使得他们皮肤黝黑,其实他们是欧洲的白色人种,他们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种特征,如狭长的面庞,高耸的鼻梁,深陷的鼻根,眼眶上缘前倾,故古籍中有"高鼻深目"之说。他们的肤色其实是很浅淡的,特别长期在机关内工作的女同志肤色白里透红,完全是白色人种的特点。

我很怀疑他们是古雅利安人东迁的后裔。据学术界推测,欧罗巴人种的原始民族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世纪时游牧于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大约在前20世纪中叶,他们瓦解外迁,一支进入印度,一支进入波斯,另一支很可能东迁至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地区。现代我国境内的塔吉克人所使用的语言为色勒库尔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支,他们是土著的塔吉克族,是高山塔吉克中特殊的一支。

我不仅为这5户塔吉克拍摄了生活照,还请他们表演了如何手捻羊毛线、"压毡"、挤奶(主要是高山牦牛)等生产活动的场面。

夜已深沉,我躺在毡垫上盖上厚厚的被子,透过天窗,群星在夜空中眨着眼睛,似乎伸手即可摘取它们。我思绪万千,在这瓦罕吉尔的夜晚,炉火已疲,寒气四袭,冻得我久久不能入眠。这条峡谷有马可·波罗走过,有法显、有玄类……近代还有著名的探险家斯坦因曾四次走过,自斯坦因最后一次穿过这峡谷,半个世纪过去了,听说我是自后第一个科学工作者来此实地考察和探究……我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入睡了,在这高原之夜。

破晓醒来,走出毡房,真冷,水面上已结薄冰。已熄火的吉普车终于被发动起来了,我坐在车里回头遥望远去的群峰,我心潮起伏,何时再与这儿的塔吉克兄弟相会?

正文 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劳动①

记者提问一:北京自然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人之由来"的陈列,我注意到陈列中没有引用恩格斯的语录"劳动创造了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①本文为1989年2月23日周国兴与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对话录。原载《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1989年6月、7月号。

周国兴答一:"人之由来"是讲人类起源的陈列,之所以没有直接引用"劳动创造人"的语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给人以错觉,以为"劳动"是从古猿到人演化过程中惟一的因素。其次,"劳动创造了人"这个命题的出现,原是恩格斯打算写一本题为《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书,后来因故没有完成,却留下了序言部分。在这篇序言里恩格斯谈到了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而且劳动的作用"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由此可见,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是有前提的,是有限定性意义的,即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以往我们在引用时,简单化了,简单到只剩下一句话:"劳动创造了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语录并不完全代表恩格斯的原意。再者,从解放初期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时起,直至今日,对"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在学术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譬如什么是"劳动",即"劳动"的含义,就有很大的争论。这在国外亦然,时代在前进,科学上已积累了很多新的资料,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提高,现在的争论也不只是探索什么"劳动"的定义问题,而是劳动究竟能不能创造人?甚至不少人对这一命题持否定的态度。

"人之由来"陈列是科普性的,对这学术性和哲理性很强,特别是涉及到对经典著作某些观点的理解问题,故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且这一争议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至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反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向,认为,故不提此命题为好,事实上,在陈列中,我们应用丰富的史实,有说服力的材料,将经典著作中的这一基本原理有分寸地融于陈列内容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再"语录化"地出现这句话了。

记者提问二:恕我直言,我看过你过去的许多著作,你曾费过很多篇幅来阐述"劳动创造人"这一观点,请你解释一下。

周国兴答二:这倒是事实。在我过去的许多著作中,确实曾着力地宣传过这一观点,而且还专门写过研究论文来阐述我对这一命题及有关方面的看法。不能不看到,当时我也犯过学术界里曾普遍存在的毛病,即以为经典著作在手,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以"语录"来替代科学实证。现在细想起来,这实在是一种很不正常、很懒惰的做法。当然,在探索过程中,我在接触到大量新资料、新信息后,也不是没有发现问题,也作过不少新的探索,提出过很多新的理解。时代在前进,在今日,人们思想认识提高了,思想解放了,再也不用去图解经典著作的某些论述了,相反地对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述,采取认真分析、研究的态度,作不同的理解,甚至提出否定的看法都是很自然的。

作为我个人,我一贯的观点是既反对夸大"劳动"的作用,将"劳动"过于神圣化、神秘化的做法,也反对完全抹杀劳动的作用,而是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上。

记者提问三:刚才你说过,学术界曾对"究竟什么是劳动"有过很大争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劳动"?

周国兴答三:究竟什么是"劳动"?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上经典的定义是: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这意味着有了人之后才有劳动,因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命题是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提出的,并为马克思所推崇,还写进了《资本论》一书中。另一方面又提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意味着在人还没有出现前,在古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劳动就已存在。到底劳动出现在人之前或人之后呢,究竟什么是"劳动",这就使人们产生了疑问。显然,"劳动"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一种叫"真正的劳动";一种是"非真正的劳动",是人还未出现之前的劳动形式。

政治经济学还说:劳动包含三要素,即劳动者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劳动是使用工具进行的一种生产性活动。然而使用工具的行为,在动物界已呈萌芽形式出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同是"劳动",就有三种形式出现了,即动物式的"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非真正的劳动);人的"劳动"(真正的劳动)。这岂不表明人的劳动本身也有一个萌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学术界曾就围绕什么是劳动有过一番争论。

我对"劳动"的含义曾有所探讨,也对恩格斯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也作过探索。当然,这里牵涉到"人",究竟什么是"人"?人既是动物,又不是一般动物,而是特殊的动物(有人建议应称为"高级动物"),是一种有自觉能动性、最社会化的动物。人既然是个动物,他的演化规律必须服从生物的演化规律;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人在总的生物演化规律中又有其特殊性。

生物进化的动力是"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并通过自然选择来完成其进化过程。生物的遗传性既是保守的,又是可变的,而适应则反映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能否适应环境是生物生存与发展的前提,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促使物种的变异、推动生物的进化,适应是引起变异的主导方面。在这里反映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动物是以自身本体的变化去适应环境,人则是以自己的努力,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些新生存条件是自然界原先不存在的,由此取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我认为,劳动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特殊适应手段,或特殊的适应方式。我将"人的劳动"这种特殊适应手段分成"低级"与"高级"两种形态,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人类祖先频繁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形式是低级形态的人的劳动;当人们使用他们所制造的工具从事劳动时,这是高级形态的人的劳动。正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低级形态的劳动,才对人类的诞生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所以"劳动"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有着自己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它只是人的一种特殊适应手段或适应方式。我想,"在某种意义上"的含义恐怕也就在此。

记者提问四:那么到底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劳动呢?

周国兴答四:问题的关键是,过去我们只是强调了"劳动"活动本身,而忽视了另一更重要的方面,即劳动的主体。恩格斯曾批评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的片面性,这些人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恩格斯指出此说不妥,劳动只有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提供材料,劳动才能据此创造财富。同样道理,光有劳动没有劳动主体,也是创造不出什么人的。只有劳动的主体,也就是人类的祖先充分发挥了他的潜能--实际上是高度的智能,人才得以诞生。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灵在那里呢,灵就灵在他有高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智能,或智慧--也就是人具有发达的自觉能动性,这样才能使劳动本身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也创造了劳动本身。更进一步讲,正是人类祖先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挣脱了动物王国的枷锁,而自己解放了自己。

真正的劳动为人所创造,人的本身也是为人自己所创造,这是我现在更进一步的认识。

记者提问五: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劳动不能创造人呢?他们的依据是什么?

周国兴答五:这是因为近代古人类学及其相邻学科所积累的新资料,揭示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实,由此产生不少新的假设与理论,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向"劳动创造人"命题进行挑战的。

拿直立行走这点来说,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直立行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直立行走,人类祖先不会朝人类方向发展,它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对于人如何直立起来的这一问题众说纷坛,从劳动的观点出发,直立是由于上肢(手)更多地从事操作性活动,从支撑功能中解脱出来,由于上下肢(手脚)分工,人于是直立起来。但现在已知道人类祖先直立的时间先于工具和武器的出现的时间。目前已找到人直立的最早证据是在坦桑尼亚的莱托利地区,距今370万年的层面上发现有明显属于直立行走的脚印,而目前所能找到的最粗陋的工具(石器),还只有距今200万年左右,所以许多学者否定直立行走是为了便于使用工具和投掷武器的看法。

那么人为什么会直立起来呢?有的专家认为,人类祖先当初由森林下来到开阔草地活动时,为了警戒猛兽的袭击,它们不得不在高高的草丛里站立起来,以便及时发现猛兽而躲避,久而久之,人就直立了起来(警戒说)。英国利物浦工学院脊椎动物心理学与进化论讲师惠勒在《新科学家》周刊上撰文说,早期人类从森林走向较为开阔的平原时,会遭到阳光强烈的照射和较高气温的袭击,人无法用呼气的方式来降低体温,而且巨大而脆弱的大脑会因体温升高1~2摄氏度而受伤。然而当人站立起来时,体表受阳光照射的面积会大大降少,这是保持头部凉快很有效的方式。所以他认为直立是源于保持头部凉快免于中暑,而非为解放手臂之故(保持头部凉快说)。

还有一种理论颇为特别,即"水生论"认为人的祖先曾一度在水中生活,由此造就了人体一系列特殊的形态与机能,包括直立姿势在内。这一理论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人体上有很多形态特征与机能难以用陆上进化方式来解释,这些特征有:裸露光滑的皮肤,皮下脂肪层很厚;残存的体毛排列方式是流线型;人类性器官的特殊形状与位置;人是惟一会哭的动物,且泪水中含有盐分等等。故而1960年时,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哈第提出"水生论",认为在晚中新世或早上新世时,生活在非洲海岸的一群古猿因严重干旱而被隔离,为了逃避猛兽的袭击和便于觅食就转入水中生活。在生活方式剧烈变化所产生的强大进化压力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人类祖先获得了一系列为现代人类所拥有的前述那些特点。尤其在水中生活为了抬头在水面上呼吸,同时在水中还要踩水,这就使躯体直立起来。动物适应水中生活最普遍的特征之一是无毛,人的无毛正是水中生活的结果,由于在水中潜游,残存的毛发排列方式呈流线型,连人体本身也呈流线型。"水生论"为不少学者所接受和推崇。澳大利亚曾拍摄过一部"水中婴儿"的电视片,也用作"水生论"的例证,即那些尚不会走路的婴儿,在水中却行动自如,仿佛水中是他们的故乡一般。

很有趣的是,有些古人类学家认为有的古人类学新发现也为这一学说提供了佐证:60年代古人类学曾认为直立行走与大脑袋婴儿的娩出相抵触,直立使骨盆的结构难以适应人类大脑袋婴儿的娩出。以后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保存有40%骨骼的阿法种南猿化石--所谓"露西少女"骨架。它距今年代为290万~320万年间,同时在附近地点找到仿佛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南猿残骸,其中有四个儿童和一个婴儿几乎完整的头骨化石。研究表明,其实婴儿的头脑并不大,与露西少女骨盆的大小是匹配的。露西骨架的形态特点还表明她是具有直立能力的。那么露西是如何直立起来的呢?这就跟"水生论"联系了起来,科学家推测,当水栖的猿的后代重新回到陆地上生活时,他们已是裸露皮肤、脑袋小的个体,他们的孩子依附性很强,紧紧依附于母亲,需要抱。这样,露西为了抱孩子,双脚必须走路,而孩子的父亲双手拿着食物回家时,也需要用双脚行走,人的直立就这样形成和完善起来,所以直立行走与抱孩子有关!

"水生论"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理论,很新颖,但需要慎重对待。

上面谈的是直立问题,还有工具问题。最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萨斯曼领导的专家小组,研究了1929-1983年在南非粗壮种南猿遗址里发现的一些手骨化石。研究表明这些手骨具有像人那样准确的握力,完全有可能来制造和使用工具。过去与粗壮南猿同时发现的一些石器,往往被认为是另一种进步的南猿(能人)所制造。而粗壮南猿只是一种不会使用工具的纯素食者,现在证明了粗壮南猿也会制作工具。据此萨斯曼教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宣称,这一研究不仅动摇了那种简单的、使人感到宽慰的观点,即工具使我们人类进化取得成功,还推翻了人类祖先是在具有制造工具能力的基础上才攀上进化阶梯最高层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类祖先即使会制造工具也不一定能进化为人。

上面只是简略地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情况远要复杂得多!

记者提问六:这里我倒要问了,不论劳动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劳动,你不是没有否认劳动的"创造"作用吗?

周国兴答六:对这个问题,我想还应从更深的层次来探索。其实,生物进化的机制是很复杂的,特别要从根本上来考虑,即从遗传性来考虑。

从现代遗传学的观点看,生物进化的内因是遗传因子--"基因"的重新组合、"基因"的突变和基因的载体(即染色体)的畸变。后天获得的性状如果没有遗传物质的参与是不可能遗传的,一般讲,获得性是不遗传的。"劳动创造人"所说的过程,实质是"获得性遗传"的问题,这在遗传学上是难以站住脚的。

现代遗传学表明,人类有23对染色体,经过减数分裂后,性细胞--精子与卵子呈单倍体,也就是说,每个性细胞只有23条而不是23对染色体。当精卵细胞结合时,由单倍体又恢复到双倍体,染色体又为23对,在受精结合时,这些染色体是采取随机组合,组合可能性的数目极大,几乎是80万个!此外,研究还表明人的23对染色体所含的等位基因在1万对以上。如果每一对基因能构成机体的"基因型"为3个的话,那么1万对等位基因可形成的基因型可达3的1万次方个。这些都说明了遗传物质的变异性极大。当然,要使基因型(也就是某种可能性)转变为"表现型"(也就是现实性),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它是通过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经过自然选择过程达到的。此处适应是引起变异的主导方面,它起着"筛选",也就是"选择"和"保存"某些遗传变异的作用。所以从遗传学的角度考虑,劳动作为人类远祖特殊的适应手段或适应方式,它的作用并非"创造",而只是"选择"与"保存",即并不是劳动创造人的问题,而是劳动选择了人,或劳动保留了人而已。

记者提问七:冒昧地问一下,在我看来"选择"不就是"创造"吗?

周国兴答七:不,不能这样认为,选择是选择已存在的东西,创造是创造原先不存在的东西,正如"发现"与"发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发现是寻找出客观已存在的东西,发明则是创造出原先没有的东西。劳动选择了人或保留了人,与劳动创造了人并不是一回事。当然这里可不要产生误解,并不是基因突变变出一个"劳动"基因,主要是从事劳动的解剖、生理因素。劳动作为特殊的适应方式或手段,它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它作用的机制在于选择或保留了有利于从事这一活动的机体的解剖生理等条件,当然,实际情况远远复杂得多。许多方面我们仍是不了解的。

如果从这个观念出发,不妨可以这样说,是劳动选择了人本身,而人则创造了劳动本身。

记者提问八:由此看来,人之由来,人类起源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光是"劳动"一个因素所能解决的……

周国兴答八:对。人之由来,人类起源过程确实很复杂,它的动因、它的机制很纷杂,涉及到遗传学、解剖生理学、进化论、人类发展史等诸方面的因素,因为人本身就非常复杂,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不是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单方面因素,就能促使人这个双重身份的生物的产生与演化的。

在我看来,在人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中,除了劳动外,大脑--人类高度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是遗传因子变异和选择中极关键的因素,它使人类祖先具有不可估量的潜能,正因为这种潜能的发挥,才踏上了人类创造自己的历程。此外,"性"的因素,它在生物进化中是一个十分能动的强有力的因素,生物界只有发展到两性的分化之后,才开辟了生物进化无限广阔的天地。无疑,它在人类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也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对此我们还研究得很少。劳动,并不是诸如解剖生理或遗传性状之类的东西,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职能,属于这类的还有语言、社会结构等等方面,特别是人类还有学习的本领,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对此研究得很为肤浅。总之,到目前为止,科学上对于人类起源的动因与机制还没有很圆满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下功夫去探索,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努力去解决。

正文 人是动物①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它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

①原载《人之由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物质的世界由无机物、有机物和有机的生物构成。生物是有生命的实体,它具有新陈代谢的机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形成了庞大的生物王国。所有的生物虽然大小有别,形状各异,但在科学上都可以将它们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

首先,它们被确立为一个个基本单位,叫"物种"或"种"。每一物种内部的成员间都可以自由婚配,并产生有生育能力的后代,而不同物种的成员间在自然状态下却不能随便婚配论体系,认为一切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都是先验的,他把时,即使婚配而产生了后代,这些后代也是不育的。

血缘相近的物种拥有许多相似的特点,由此构成了较大的分类单位--"属",由"属"一级又可构成更大的单位"科",进一步依次为"目"、"纲"和"门"。有时这样的分类等级不敷应用,还有"亚"、"超"等亚级或超级结构,如"亚科"、"超科"等等。

每一种动物或植物,只要搞清楚了它所隶属的门、纲、目、科、属和种,也就搞清楚了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在这一章里,我将首先开宗明义地告诉你,人是动物。人是动物,这样说岂不亵读了人类?不,我只是说出了人的本来面目。人确是个动物及各阶级所起的作用作了科学分析,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你看,他的血肉之躯,他的呼吸、消化、排泄和繁殖机能,哪一点不像动物?

那么,在动物学家眼里,现代人是怎样一种动物呢?让我们来探索一下。

1.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属同一物种。

正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科学家们能用同样的方法对人进行研究。他会这样来描述人:

身高:成年个体自1.2米至2.0米。

肤、发色:变化很大,颜色由浅淡到黑色。

毛发:除了腋毛、阴毛外,多数人身体其他部分的毛少;头发长,成年男性有胡须。

行动方式:直立行走。

食性:什食,食物有果实、蔬菜和肉类,通常熟食。

分布:全世界各地均有。

世界上所有的人,尽管有黄、白、棕、黑诸种之别,但在生物学上均属同一物种。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不同人种间完全可以自由联姻,所生的混血儿长大后,都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现代人在生物学上属同一物种,种名为"智人",拉丁文学名为;人属",sapiens是种名,意为"智慧的",合起来的意思是"智慧的人",简称为"智人"。

黄皮肤的中国人、白皮肤的法国人、黑皮肤的刚果人和棕皮肤的澳大利亚人,如果手携手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你不要惊讶,虽然他们在肤色和外形上有不少的差异,但在生物学上都同属一个物种--智人种。

2.人是脊椎动物。

所有的动物可以由它们体内是否具有脊梁骨(脊柱)而分为两大类,有脊梁骨的为"脊椎动物",如鱼、蛙、蛇、鸟和狗等;不具备这一结构的叫"无脊椎动物",如蝴蝶、蜘蛛和蜗牛等。

脊椎是由许多单个的脊椎骨连在一起构成的,它是动物身体的支柱。有了它,动物的身体变得坚强有力,同时它还起着保护脊髓和内脏的作用。脊椎动物还具有另一重要特点,即它的神经系统高度发达,有脑和脊髓的分化,脑的出现可了不得,因为有了脑才会有高级思维活动产生的物质基础。

摸摸自己的后背就会发现,我们也有一条脊梁骨,所以人也是脊椎动物。

所有的脊椎动物都具有这些基本的特点,是由同一祖先进化来的。

3.人是哺乳动物。

脊椎动物又可分为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它们各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使一些血缘相近的动物构成相应的类别。

脊椎动物中有一类身披毛发,皮下有脂肪层和汗腺,这样就能保持恒定的体温。它们的中耳有三块分离的小听骨,即蹬骨、槌骨和砧骨。尤其是雌性个体有发达的乳腺,幼仔出生后由母体喂养乳汁,这类动物就是哺乳动物。

人不是同样具有这些特点吗?所以人也是哺乳动物。于是,人跟牛、羊、兔的血缘关系要较之他跟鱼和鸟的关系近得多。

人和其他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具有为哺乳类所共有的特点,所以有共同的起源。

4.人是灵长类动物。

哺乳动物又可以分为各种类别,其中有一类很特殊,它们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的是肩甲,而不是尖爪;它们的大指(或大趾)能触及其他四指(或趾),因而具有对掌(或(足庶))作用。它们的上、下颌上各有四颗门齿,此外,它们还有进步的立体视觉,这类哺乳动物被称为灵长类动物。

灵长类包括不少种类,有各种各样的猴和猿。

灵长类被动物学家们分为原猴和猿猴两大类,前者为低等的猴类,如狐猴、眼镜猴等;后者由高等的猴类,如猕猴、金丝猴、狒狒等与猿一起组成。猿猴的特点是:身体增大,眼窝在面部的位置向两侧外移,使得视觉大为改善,颞窝被分隔开来。此外,它们有较强的探究心理和强烈的好奇心,常是处于一种兴奋的、不安定状态。

看看我们自己的手指甲(趾甲),看看我们的牙齿,用手抓握些什么东西,还有那不可遏制的好奇心,愈是神秘愈要去探究的心态……不难发现,我们跟灵长类其他成员一样,没有什么例外,所以我们人也是灵长类动物,而且被列入猿猴这一大类之中。

人跟其他灵长类动物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故有共同的起源。

5.人也算一种猿。

猿和猴虽归于一大类,但在外形上猿和猴有明显区别,猴子有尾巴、颊囊,有臀疣--臀部上裸露的胼胝体。猿类(除长臂猿有臀疣外)没有猴子的这些特点,却有自身的特点:

例如,猿类的下臼齿上有许多齿尖,它们为"丫"型沟纹所分隔,而猴子下臼齿的齿尖呈双脊型;它们的肩肿骨不似猴子的肩肿骨那样位于肩部的两侧,而是位于背侧。

人跟猿类很相似,不仅表现在上述的外表特点上,还表现在体内结构上。例如,骨胳、肌肉和内脏器官的排列方式,大脑、胎盘和阑尾的特点两者都很相似。人和猿类有相似的血型,这也是其他动物(包括猴类在内)所没有的。

身体结构上的相似,往往反映机能活动的相似。据有的科学家研究,人跟猿类一样,曾在远古的某段时期内,采用过相似的行动方式"臂行法",即用双臂吊荡,摆秋千似地在树丛间移动。

所有猿类,包括人在内,机体上都具有臂行的适应性特点,它们主要反映在颈部以下至腰部以上的部分躯体上,也反映在双臂和手的结构上。

例如,它们有长长的手臂,手部引长,手指呈钩状,拇指相对较小。人的手由于适应使用和操作工具,大拇指变长,但整个手掌仍可作钩状抓握。它们的上臂骨(肋骨)的头部朝向内侧,接纳肱骨头的肩穴朝外开口;而四足行走的猴类的肱骨头朝向后侧,肩穴朝前。

人和猿的肩部很宽,增加了手臂活动的范围,有利于臂行。它们有长而粗壮的锁骨,短、扁而宽的胸骨,整个胸部加宽,前后径短缩。脊柱的胸段弯向内侧,肩肿骨位于背侧。此外,腰椎也短缩,最下两个腰椎与骶椎愈合。腰部变短,使胸部与骨盆靠拢,加上外尾的消失,这些都有利于躯干在树上吊荡行动。当然,肩部的肌肉,也因适应臂行而得到改造和加强。

现在科学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人和猿对臂行法的适应性变化,究竟是从共同祖先遗传来的呢,还是适应相同的行动方式而独自发展起来的?

近些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从过去解剖生理和组织胚胎等宏观方面的研究,发展到细胞内部细微结构等微观方面的研究,甚至在分子水平上探索人与猿的血缘关系。

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研究人类的起源,从而产生了新的学科分支--分子人类学。根据分子人类学的新资料,科学上已拥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人与猿确实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

例如,所有灵长类的血液中都有一种叫"血红蛋白"的蛋白体,它的作用是将肺部吸来的氧输送到身体各部分的组织里去。蛋白体是由氨基酸构成的,氨基酸一共有20种,不同的蛋白体由数目不等的各类氨基酸按不同顺序连接而成,这些氨基酸先连成一种链状结构,叫肽链,再由后者联结成蛋白体。

现在已知道,哺乳动物的血红蛋白是由574个氨基酸组成的4条肽链所构成的。各种灵长类动物的血红蛋白中有两种肽链,一种叫阿尔法(α)链,它的变异不算很大;另一种叫倍塔(β)链,灵长类中这条链的变异显著。然而在这条链上,人和猿的差异远不及人与猴类的差异大,表明了人与猿密切的血缘关系。

分子人类学还从生物遗传物质来探索这种血缘关系。

生物的遗传物质主要是核酸,生物体的遗传特性主要由核酸决定,其中遗传信息的携带者为脱氧核糖核酸(DNA),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里一种叫"染色体"的丝状体内。

据研究,人的体细胞有46个染色体,大猿的为48个,长臂猿的为44个。猿类的染色体数目跟人类十分接近。通过研究还表明,黑猿的DNA结构与人不同之处仅有2.5%,而猴类与人的DNA差异却达10%以上。

大型猿类与人确实相似,难怪很早就被称为"类人猿",意思是"类似于人的猿"。其实,反过来说,人类与猿类有如此众多相近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也算一种猿,也难怪在生物分类学上,人和猿联为一体,共同作为"人形超科"或"人猿超科"中的成员。

早在100多年前,伟大的英国进化论者达尔文,曾根据当时科学所拥有的证据,提出了"人猿共祖"的理论,认为人和猿类的相似性是如此之大,表明了他们密切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的起源,他们来自共同的远古祖先--古猿,而现代的类人猿是人类的表兄弟。

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这种理论是可信的,从生物演化的眼光看,人也算是一种猿,这一点儿也不过分。

人是特殊的动物

人虽然是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但是他并非一般的动物。人是特殊的动物,人具有高度的自觉能动性,是最社会化的动物。人类意味着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由个体的人集合而成,人既是动物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又是在人类社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谈人不仅在谈生物的人,还谈社会的人。

1.人与猿的本质区别

人与一般动物有显著的区别。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些生存条件是自然界里原先根本不存在的。

人能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并产生了自觉能动性,由此人能通过他所作的改变,来支配自然界,迫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特别是人类社会出现后,人类的发展不仅获得了新的强有力的推动力,也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使他远远超越了动物界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与猿群作一番比较,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更为显著了:

人类社会(主要讨论原始社会)1.本质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类具有自觉能动性,有自我意识。2.从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新旧社会的代谢。3.与自然界的关系:能支配自然界,利用工具进行劳动生产,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猿群(作为自然界的一般成员)1.本质特性是动物的生物性,猿类不具有自觉能动性,缺乏自我意识。2.从属于生物演化的基本规律--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促使物种变化,推动生物界的进化。3.与自然界的关系:仅仅利用自然界,通过躯体本身的变化以适应环境条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性,由此而产生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因素。然而,人毕竟脱胎于动物界,产生于自然界,因之人的自然本性("兽性"因素)是人所摆脱不了的人的基本规定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人与猿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纯兽性的生物,而人则是高度社会性与自然属性统一于一体的特殊生物,是人性与兽性因素并存而又互相作用的生物,人类的文明程度亦即人类远离动物界的程度,取决于人性与兽性因素的比例,这点也被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加以阐述。

2.反映在身体结构上的人的特点

作为特殊动物的人,他在身体结构上,亦即体质上,与猿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一般公认的有三点:

现代人具有习惯性的直立姿势和用双脚直立行走的能力;吻部短缩,故而面部呈扁平状;具有大的脑量。

现代猿则习惯于半直立姿势和四脚(偶然两脚)行走;吻部突出,故而面部是前凸的;且脑量相对要小得多。

人类是适应地面生活发展起来的。人的直立姿势是如何形成的,有许多解释,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适应双手操作工具所致。由于直立,引起人体许多部分,如头骨、脊柱比例、上下肢和骨盆等的相应变化。

有些科学家认为工具的使用使人类在取食与御敌时,较少依赖于前列牙齿,特别是犬齿的作用减弱,故而牙齿变小,吻部短缩。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人的智力随改造自然本领的增强而提高,智力和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大脑也逐渐增大。

现代猿类是在古猿原有的生活习性基础上,更加朝适应于树栖生活方式发展,从而形成了今日它固有的特点。

因此,直立还是半直立姿势,吻部短缩还是前凸,以及脑量是大还是小,成为人和猿在体质上的分野标志,也是反映人的特点发展程度的标志。

3.制造工具是人的专有活动

只有人才能有目的地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有计划、有预期效果的生产活动,为自己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类就不复存在的活动,它对自然界具有改造意义的反作用。所以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称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

一般动物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动物的情况:

蜜蜂采蜜,蚂蚁取食,河狸会啃断树枝去构筑"堤坝",它们使用的"工具"只是自己的肢体和牙齿。

太平洋的一个岛上,生活着一种叫达尔文鸴的小啄木鸟,它会叼仙人掌刺去掏挖藏在树洞里的虫子,有时还会用嘴折断小树枝,把树杈和叶子去掉,"加工"成小棍来代替仙人掌刺。黑猿在天然状态里会用前肢和嘴巴加工草茎和小树枝,把它捅进白蚁窝里去,等白蚁咬住细树棍时,它便拔出来舔食被"钓"出来的白蚁。这里,动物对"工具"的"加工",仅是利用它们本身的器官进行的。

动物的这种"加工"和使用"工具"的行为,与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大不一样的。人类制作劳动工具的最大特点是使用"中介体",也就是通过制造工具的工具进行的。

例如,原始人用石块去敲砸另一石块,制造出适于砍砸用的石器,这种"砍砸器"犹如斧子一样,既可直接用作狩猎的武器,也可用它去砍伐和修理树枝、木棍,制作出木质武器或工具。这里,最初用来敲砸石块制作"砍砸器"的那件石块,可称为"石锤",是中介体。已制成的砍砸器又可用来制作其他工具,也是中介体,它们都是制造工具的工具,利用它们制作工具,这就不是一般动物所能做到的了。

此外,为适应不同的用途,人制造出各种类型的工具,特别是发明了不少效率高、复杂的"组合工具",如矛、弓箭等。而且,制作工具的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石块、木棒、动物的骨骼、犄角、软体动物的贝壳,后来还有金属等等。总之,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是复杂的、经常性和有规律的活动。而动物所"加工"和使用的"工具",种类极其有限,使用"工具"的活动也很单一,并不是经常和有规律的,主要是一种受本能驱使的活动,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带有朦胧的意识性。

人类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还有更大的特点,即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在这活动中发展了人类的各种社会性能,例如通过语言的交流活动和发达的思维能力,使得人类成为一个"持有理性的动物",这句话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而且通过这种社会性的实践,人们还结成了各种相互关系,从而构成了人类社会里极其错综复杂的图景。人类摆脱了纯生物学的联合而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类成为最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按它固有的规律进行的,这更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所以,动物"加工"、使用"工具"的活动并非是真正的工具加工活动,主要是生活的本能,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而人类则是有意识地通过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活动,有意识地改造和支配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才是自然界里名副其实的特殊动物--人!

正文 寻找黄色人种的祖先①

--元谋盆地古人类研究历程

元谋,滇中高原上最低的一座盆地,自本世纪20年代起,中外地质学家即到此进行考察,发现其早更新世地层发育良好,并出土了早期真马化石,被地质界确认为是中国南方早更新世的标准地点,与北方的同期标准地点--泥河湾齐名,而称著于世。

①原载《科技日报》1995年8月1日、8日。

1965年5月1日,地质学家们在元谋大那乌村附近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原始人牙化石,从而揭开该盆地古人类考察、发掘并获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序幕。

1973年冬,对元谋人牙化石产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得了证明元谋人真实存在的证据--从人牙化石原生层中找到了石器、骨器以及可能为元谋人使用火的遗迹--炭屑和烧骨。

1976年,公布了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地质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得数据为距今160万~180万年,这个数据将中国历史的开端,由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一下推前了100多万年,为此,元谋人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正如古人类学上任何重大的发现一样,同时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牙齿化石可能是猩猩的,或许是晚期人类的;也有人认为其年代未必有那么早,可能只有70多万年,甚至只有50万年左右。

元谋人是否中国最早的原始人?这成为70年代后期与80年代初期中国古人类学界争论焦点之一。

元谋人牙齿发现20年后,在元谋的竹棚一带发现了古猿牙齿化石,被有些学者命名为"能人"或"东方人",认为它们是距今200万~25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化石。1987至1988年,又在元谋的小河地区找到另一批古猿的化石,不仅有牙齿、颌骨残段,还找到一具幼仔头骨,被这些学者又命名为"蝴蝶拉玛猿",认为它们是生活在距今400多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据此,云南方面的部分专家提出,云南,特别是滇中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由此而引发的元谋古猿的属性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古人类学界又一争论焦点。

围绕这两大争论焦点,中国古人类学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近十年来在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的资助下,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早在199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3届第四纪国际研究联合大会"(ⅩⅢINQUA)上出现一本作为大会系列书之一的《元谋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专著,它是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元谋研究项目诸项研究成果的汇集。书中不仅有对元谋人牙重新研究的成果、对新发现的元谋人胫骨化石的鉴定报告,还有对元谋人年代进行多项新测定的结果,除重复使用古地磁测年法外,还采用了氨基酸法、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法(ESR)和裂变径迹测年法(FtD),它们分别测得元谋人年代为距今154万年、大于140万年和172万±17万年,这些数据与古地磁法进一步测得的数据,即元谋组第四段年代为距今133万~187万年,其中含人牙化石的层位为距今167万~187万年,基本吻合,它与最初公布的距今170万±10万年也相吻合。所以,在第13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大会上,距今170万±1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获得了普遍承认。

1995年5月1日,来自中国、日本、匈牙利、越南和泰国的专家们云集在元谋举行《元谋人发现30周年纪念暨古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特别检阅了近30年来元谋盆地第四纪地质与古人类学研究成果,它们是:

一、前已述及,采用多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以牙齿化石为代表的元谋人年代为距今170万±10万年,元谋人是中国,乃至亚洲大陆上目前已确知年代最早的原始人代表。

二、除牙齿化石外,又发现了时代稍晚的原始人胫骨化石,研究表明,其形态上有接近能人的特点,仍属直立人早期阶段的元谋人之列。

三、在元谋盆地内发现了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典型器物,这些石器构成了一个包含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清时代相当完整的古文化系列,成为西南地区有代表性的石器时代文化演化的缩影,因此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古文明的摇篮之一。

四、发现了距今400万~500万年前的人猿超科的古猿化石,为研究人猿超科、特别是亚洲大型猿类的演化和古猿与人类起源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发现了晚新生代不同时期丰富的古生物化石,据此建立了5个哺乳动物群和7个孢粉段,特别研究了它们与古人类的伴生关系。

六、采用多种手段、结合古人类的活动对元谋盆地内晚新生代古环境与地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获得重要成果。

七、对元谋组地层进行了新的综合研究和重新划分,建立早更新世元谋组层型的新剖面,这个剖面对研究第四纪的下限提供了很理想的地层依据。

八、系统研究了元谋盆地的新构造运动,进行了分期的划分与对比研究,特别研究了在元谋地层沉积后不久所发生的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即"元谋运动"以及它对中国古地貌与古环境的重要影响。

总之,经过这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的研究,表明元谋盆地不仅是研究古人类与史前文化的理想地区,也是研究第四纪地质、地貌、新构造运动,以及晚新生代古生物、古气候和古环境的最佳地区。

在这次纪念会上还就云南能否是人类发祥地进行了探讨。

近些年来,云南省方面有些学者依据在云南开远、禄丰和元谋等地发现的古猿化石,将之与后期人类化石联成一个发展系列,即拉玛猿(开远、禄丰和元谋)→"能人"或"东方人"→元谋人→距今几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昭通人、西畴人、昆明人和丽江人等,从而提出云南,特别是滇中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这一观点亦为少数日本学者所接受,在元谋人纪念会上有所阐述。

其实,现代古人类学研究已表明,拉玛猿并不是人类的祖先,实为西瓦猿的雌性个体。西瓦猿广泛分布于亚洲大陆地史上的某一时期,它们是一类朝现代亚洲猩猩(褐猿)发展,或者在发展过程中已灭绝的古猿群。将拉玛猿视作人类祖先的观念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抛弃,究竟哪种古猿是人类的祖先,学术界中尚无定论。事实上,目前还未找到。

在我国学术界对云南的许多古猿化石其属性也有极多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在与现代大型猿类的对比研究中,这些古猿的形态特点与亚洲褐猿最为接近。现代古人类学研究已表明,在所有现代大型猿类中,非洲的猿类与人类血缘关系最密切,在分类上,它们已并为一类,属于同一科中:即hominidae,而亚洲的大型猿类--褐猿,是作为与之并列的另一科:即Pongidae,这两科的分化时间在距今800万年前。只是到了距今400多万年前,非洲大型猿类与人类这一支系才分开,也就是在亚科级水平上它们才分开了。

元谋盆地的小河地区曾发现一具古猿幼仔的头骨,曾被人们视作"拉玛猿"。实际上,据我研究,它的形态特征与褐猿幼仔十分接近,而与早期人类(南猿)的幼童相去甚远。至于出自元谋盆地竹棚地区的一批古猿牙齿,曾被有些专家视作"能人"或"东方人",也难成立。其形态特征与小河地区古猿的同类牙齿非常相近,两者混合在一起简直难以区分,而这些牙齿的形态与褐猿也甚相似。竹棚地区古猿的年代,经研究也非250万年前,而是与小河地区相近。所以看来在元谋盆地发现的古猿,距今400万~500万年,它们与在开远和禄丰地区发现古猿在形态上具有共同性,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着时间和进化程度的不同,在分类学上,它们同属"云南西瓦猿",是不同的亚种。(这就意味着,进化为元谋人的古猿迄今尚未找到。)我在研究华南猩猩的灭绝问题时曾推测更新世时期广泛生存在我国南方的猩猩,其祖先很可能是云南西瓦猿中的代表。元谋盆地这些古猿化石的发现,进一步增强了这个推测的合理性。由此说来,它们成不了进化为元谋人的祖先类型,进化为元谋人的猿类祖先还有待于未来的发现。

那么人类的发祥地何在?也就是人类的摇篮在何方?作为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和时间,在我看来应是指人类近祖与他亲缘关系最密切的猿类近祖开始分离,到最终分离的地区和时间,其距今年代,据分子人类学研究推测在400万~500万年前,两者分开的地方有两种说法,或"非洲说",或"南亚说"。

不能不说,目前在非洲找到了大量的原始人类化石,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或是在时间的跨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在亚洲地区目前所获的材料。

在非洲,尤其东非地区和南非地区,于距今三五百万年至一百万年间,在"南猿"名下已拥有各种类型的代表,"南猿群"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原始人群,其中既有朝特化方向发展以致最后灭绝了的粗壮类型,如埃塞俄比亚种南猿,和由它演化发展而来的粗壮种和鲍氏种南猿,也有另一支朝向后期人类发展的纤细型进步性的南猿--非洲种南猿,由它演化发展为"卢道尔夫人"(所谓"1470号人")和"能人",后两者已被列入"人属"之中,认为由他们发展为"直立人",通过"化石智人"最后演化为现代人。

顺循着这条进化线往前追溯,则有距今350万年左右的"阿法种南猿",不仅有遗骸化石,还找到他们留下的直立类型脚印。最近还报道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东北方,距阿法种南猿化石产地不太远处,从距今440万年的地层中找到17件南猿型化石,这些化石的体质特征非常接近黑猿的特点,而黑猿是所有现代大型猿类中最接近人类的猿类。这批化石材料的地质年代十分接近非洲猿类的祖先与人类祖先的分化时期,所以它们被命名为"A.ramidus"--ramid有"根"的意思,故可称为"始祖南猿"(以后又重新订名为"始祖地棲猿")。此外,在史前文化方面,非洲方面已找到了据说是距今250万年以上的石器,主要在东非图尔卡纳湖东岸找到。

那么在我国和亚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非洲丰富的人类化石所构筑的人类进化谱系或模式中,其距今200万至400万年段中,亚洲仍是空白状态。而在距今100万至200万年段中,亚洲的材料屈指可数;在我国除元谋外,尚有广西柳城巨猿洞中发现的一段上颌残块,四川巫山与巨猿牙齿一起有类似原始人的牙齿,以及湖北建始与巨猿牙齿一起亦有个别似人的牙齿,它们的时间可能与元谋人同期或稍晚,主要为直立人型。亚洲其他地区就只有印尼爪哇岛上,不仅有经典的直立人化石,据称,近些年来发现可能有距今200万年的原始人类化石材料。

就元谋盆地而言,历经30年的考察,基本还停留在两颗牙齿化石以及一段稍晚时期的胫骨化石上。太少了!与此同期,在非洲不仅有完整的颅骨,甚至有距今160万年几乎完整的骨架。

自然科学,特别是探索人类起源的古人类学研究,讲究的是实际材料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科学推论要有实际材料为依据,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合理的推论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仅凭零零星星的材料,虽能作必要的推断,但这有很大的局限性。元谋盆地古人类研究已30年,但它的研究的深入还有待于新材料和关键材料的不断涌现。就目前而言,人类发祥地就在非、亚两地角逐,但以事实为依据的话,"南亚说"尚处劣势,还需努力发掘更多材料而了解实情。云南作为人类发祥地之说,证据远远不够,然而若作为黄色人种的发祥地,还是有一定依据的。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从目前已拥有的材料看,长江流域上游,或金沙江流域,是黄色人种的发祥地之一,这大概是说得过去的。

正文 揭开猿类王国的奥秘①

现代猿类有4种:长臂猿、褐猿、黑猿和大猿。第一种为小型猿,后三种为大型猿。大型猿由于似人又被称为"类人猿"。它们与人类最接近,被称为是人类的"表兄弟"。

①原载《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长臂猿(es)。它是一种低等猿,身高1米左右,体重约10千克,毛色驳杂,脑量不超过100~120毫升,纯树栖生活。长臂猿,顾名思义,它们的前肢很长,可接近身长的两倍,是臂行的能手,在树枝间摆荡跃进的速度之快,可以攫捕飞鸟。偶尔下地活动时,能直立起来,此时双膝弯屈,用前肢张开或高举在头顶上来维持平衡。它发出的声音犹如歌声,委婉动听。

长臂猿广泛分布于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地区。在我国的西双版纳和海南岛热带雨林中也有分布,但数量极其有限。除了上述的普通长臂猿外,还有一种第二趾和第三趾长在一起的合趾猿,它们形体较大,毛色黑亮力于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写了许多论文和札记(后,而且拥有发声时起共鸣作用的喉囊,这种长臂猿只栖息在苏门答腊一地。

2.褐猿(Pongo)。这种猿身体较大,雄性体高可达1.4米,体重为100~120千克,雌性明显小得多,还不及雄性的一半大。雄性与雌性的区别还表现在:雄性两颊有大肉疣,呈内凹的隆凸状;雄性的头骨上还有发达的矢状骨脊;成年雄性的喉囊特别大,一直延伸到胸部,可用它来支持沉重的头部。褐猿的脑量为300~500毫升。身上多毛且密,毛色呈微红褐色(有些人称它为"红猩猩")。前臂较长,可触及到脚踝处。褐猿主要在树上活动,手脚兼用,攀缘于树丛中。下到地面时,手指攥成拳头,以指背着地支撑着身体,半直立姿态行走,脚掌以外侧部着地呈"反踵状",行动缓慢,很少直立。褐猿主要以果实、嫩叶为食,常用强大的口齿来咬破坚果外壳。

褐猿现在只有一种,分布在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地区。目前褐猿在我国已无踪影,但在地史上的更新世时期,它们曾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华南地区。

3.大猿(Gorilla)。这是身体最大的一种猿。雄性的身高达1.8米以上,最高的可达2米,肩宽1米,体重在200千克左右,雌性相对小些。大猿的脑量为400~600毫升。由于身体过于庞大续争辩的局面。随着社会的激烈变革,"士"阶层的扩大和私,已不适应树上生活,故多数时间在地面上活动。它以半直立姿势行走,并以前肢作为支撑,以指节背面着地,像撑着拐杖似的。大猿可直立起来,此时整个脚掌着地,脚趾不弯曲。有时还站起来拍打胸部,外表显得很凶猛,实际上性情是较为温和的。基本属素食性。大猿通常结成不大的群体,群体内包含着若干个家庭小群体,后者常由一只雄性带领数只雌性生活,但这种群体是临时性的。

大猿主要分布在非洲赤道地区的热带森林中,只有一个种,这个种可分布两个亚种,一个为沿海大猿或叫低地大猿,主要栖息在西非的喀麦隆和加蓬地区;另一个为高山大猿,栖息在非洲的刚果和乌干达交界处3000米以上的山地里。

4.黑猿(Pan)。黑猿数量最多,共有三个种。最著名的为普通黑猿,它最早为人们所知。黑猿的平均体重为50千克,身高达1.5米,雌雄两性的差异要比大猿和褐猿小得多。毛色一般呈黑色,喜欢在树上活动,能在树上构筑临时用的巢,以供晚上睡觉用。善于臂行,有时下地活动可以勉强地直立行走,但快跑时需用前肢撑地。喜群居,每群可达10只以上,最多时可达30~40只。杂食性,除素食外,常捕捉小鸟兽吃。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刚果河和尼日尔河流域热带森林中。

还有一种栖息在刚果河中游东面(扎伊尔)大约200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矮种黑猿,它被称为"卑格米黑猿"。但根据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种称号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它们的个子并不矮,体重为25~48千克,普通黑猿为40~50千克。它们的平均身高为1.16米新论东汉桓谭著。原有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称:,平均脑量为350毫升,普通黑猿为400毫升。它们的头小,面黑色,唇呈粉红色,眼眶狭,面部突出。脚的第二、三趾间有蹼。一般也称它们为波诺波黑猿(Bonobos),这个名字是来自一个小镇的名称"Bolobo",因最初就是从这个小镇上获得其标本的。由于它们在1933年才被定名,故又被称为"最新的猿"。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树上取食,有时到地面上用四足行走,50%的时间用双足行走,此时是为了携带食物和其他物品。近年来它们被科学界所看重,认为它们的许多习性可能与人类的远祖相近。

另外,还有一种秃头黑猿,它的头上几乎没有头发。

过去,我们对这些猿类的行为、习性和群体生活的内容所知甚少,有时也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所迷惑,得出了一些不正确的结论。例如,认为大猿极其凶残……现在对它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自60年代以来,一支研究野生猿类和猴类的队伍异军突起,他们通过艰苦的实地考察,有时甚至生活在猿群之中,揭示了以往为人们所少知或未知的猿类群体生活的种种奥秘。这些实地考察,不仅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猿密切的亲缘关系,而且也为探索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和人类远祖的早期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从事野生猿类生态考察的科研人员中,有一批勇敢的姑娘,她们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长期地深入到原始丛林里作及其版本。,与猿群打成一片。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耐性和细心,强烈而又微妙的感受性,细致入微地观察和详尽地记录科学实践的过程与重要事件,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揭开笼罩在猿类王国上的神秘帷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是谁呢?首推年轻的英国姑娘珍妮·古多尔。正是她开辟了这一迷人而又富有成果的野外考察生活的道路。

1960年,古多尔中学毕业后,只身进入非洲丛林,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贡贝河禁猎区(现已成为贡贝河国家公园)从事对黑猿的考察活动,她的活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

她的考察活动是以黑猿的行为学为主要内容。除以猿群的整体活动为对象外,还对组成群体的各个成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她所创立的"黑猿行为学"对研究人类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她的研究一直坚持到今日。1995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最高奖--habbard奖章授予她。

斯特拉·布鲁尔是从事黑猿生态研究的另一位姑娘,她也是英国人。

斯特拉·布鲁尔的活动与古多尔不同的是:她试图将一批饲养中的黑猿释放回自然界。为此,她将大自然作为特殊的实验室。她与黑猿生活在一起,教会它们如何摆脱对人类的依赖性,去适应野生状态,在野外生存下去。在这艰苦但又充满活力的实践中,她对黑猿的行为、习性与群体生活进行了深人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黑猿生活中的许多奥秘。

她的科学考察活动曾得到古多尔的热情支持和协助,为了帮助她更好地从事这种活动,古多尔特地邀请布鲁尔到她的实验站见习。此外,还有意大利姑娘雷法拉带着她饲养的小黑猿加入到布鲁尔的实验中来,美国姑娘夏莱纳也参加到布鲁尔的"黑猿重返大自然"的科学活动中。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古多尔和布鲁尔所考察的是普通黑猿。另外,波诺波黑猿是由日本学者加纳隆至和西田利夫自1973年起进行考察的。

黛安娜·福斯埃是一位美国姑娘,也是一位杰出的野外考察能手。自1967年起,她对中非地区的山地大猿进行了实地考察。

正像布鲁尔一样,她也读过古多尔的著作并到她的实验营地去考察过。她着重考察大猿的群体关系,有不少新的发现。例如,她意外地发现大猿并非人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凶残、好攻击人。恰恰相反,它们是很温和的动物,而且智力也相当高。

福斯埃的野外考察报告不时地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很不幸的是,福斯埃最后丧生在偷猎者的刀下,为保护这些可爱的大猿而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

对于亚洲褐猿生态的考察研究,是由比鲁特·加尔狄卡斯主持进行的。自1971年起,她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地区从事考察活动。据她统计,截至1980年,她在野外与褐猿相处、考察已累计达13000小时。

加尔狄卡斯的研究工作是将那些从偷猎者那里没收来的褐猿,以及各地饲养的褐猿集中起来进行放养,在这种让褐猿重归森林的过程中,对褐猿的生态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这些褐猿因与人类共同相处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对人为的生活已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要使它们抛弃已形成的习惯,去适应野生状态的生活,这恰恰是从相反的角度来认识猿类的行为和习性的极好机会。

为了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在1978年,她还聘请了加里·夏庇罗来教褐猿掌握手势语。更有甚者,加尔狄卡斯的儿子宾笛出生后,她为了对猿仔和人类儿童发育过程中的智力与行为进行对比研究,她让宾笛与猿仔共同生活在一起,还让他们使用手势语进行交流。

在对褐猿生态的考察中,加尔狄卡斯发现了不少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现象。例如,褐猿并非是人们以往所认为的纯树栖性动物,它们也有不少时间是在地面上活动,甚至有时还在地面上睡午觉。她还发现,褐猿在人为的环境中生活的时间愈长就愈难以重返到大自然中去生活,这与布鲁尔的发现颇为相似,这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野外工作的能手所取得的成果。

首先,在野生状态下观察到黑猿使用和制作工具的情况:

1."钓"蚂蚁。这是一个很著名的黑猿使用和制作"工具"的实例,最先是由古多尔在贡贝河地区发现的。她看到黑猿利用草茎和细棍"钓"蚂蚁,而且在必要时还会修整这些"钓具"。

蚂蚁是群居的,对侵犯它们巢穴的东西会紧紧咬住不放。黑猿利用了蚂蚁这一特性,把树枝捅进洞穴,待它们成群咬住树枝后便抽出树枝,许多蚂蚁就这样被"钓"出来了。然后黑猿便舔食这些"美味"。

黑猿在"取食"蚂蚁时,如果蚁穴入口大,手可以直接伸进去捕捉时,它就不"钓";着手伸不进去,就用树枝来帮忙。它会用手和牙齿将树枝条上的小枝叶去掉,制成合适的"工具"。如果洞口小,用树枝不方便,则改用细的藤蔓,或将藤皮去掉再用。有时也会用去掉树皮上的小枝,或者直接将树皮加工成细条状的"钓棒"。极少情况下,黑猿还会用嘴去掉椭圆形大树叶的叶肉,然后取其中的叶脉作为"钓棒"。

古多尔曾观察到:黑猿先将枝条太柔软的端部折去,然后将手紧握成拳状捋去叶子,在使用过程中,不时地把已不适用的端部用牙齿咬掉。而布鲁尔观察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看到一头名叫"蒂娜"的母猿折下一根细嫩的树枝,用嘴咬住一头,用手将叶子捋去,最后把留在嫩枝一端的两片叶子也去掉,这样"钓棒"就做成了。当蒂娜"钓"蚂蚁将小枝折断时,它就揪去一节,直至不能再用时,便丢掉残棒另做新的。一般成年黑猿使用的"钓棒"长约二三十厘米。

通常黑猿制作一个这样的"钓棒"只需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尚未发现有利用其他"工具"来加工"钓棒"的。

"钓"蚂蚁的时间。每次自"钓棒"捅入洞内到取出舐食,最短2.6秒,最长15.9秒,平均为6.9秒。"钓"蚂蚁的整个过程可延续1小时以上,最长的可达86分钟。

"钓"蚂蚁的行为,在地理间隔很远的黑猿群中均可观察到。古多尔还发现,随着幼小黑猿的成长,其"钓"蚂蚁的行为也不断地有所进步,而且小猿还会观察其母亲"钓"蚂蚁行为,并加以模仿。一般讲,黑猿3岁时开始尝试使用"工具",而"钓"蚂蚁的活动也大致开始于此时。

2.用树叶团吸水、吸附脑和血。黑猿用树叶来吸取存留在树洞中水的举动为古多尔所发现。她看到,当树洞较深,黑猿的嘴唇够不着水时,它会摘下一些树叶放在嘴里咀嚼,然后将树叶团吐出,用食指和中指将它夹着塞进村洞里,这个树叶国就犹如"海绵团"似的吸附树洞中的水,然后黑猿将这个"海绵团"从树洞中拿出吸吮,而且反复多次使用。

古多尔还发现,黑猿很喜欢吃食其他动物的脑髓,有时它们会用嚼过的树叶团塞进几乎已空的脑颅腔内,以吸收残存的脑和血。有些学者还发现,黑猿把这种吸附着脑和血的树叶团咀嚼后,吐出来再交给另一只黑猿去咀嚼,就这样经过三四个黑猿连续咀嚼后,树叶团最后被吞下或扔掉。专家们认为,黑猿利用树叶团是为了延长吃食柔软食物的时间和增加味道。看来这是有意改变物体形态使其作为"工具"的又一实例。

3.利用石块和树枝作为武器。古多尔观察到,黑猿和狒狒为争夺香蕉而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年老的雄猿会冲着狒狒扔石头,有时手边没有合适的石头,就扔树枝甚至树叶,所有其他的成年雄猿也跟着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狒狒。

所有成年的雄性黑猿和大多数年轻的雄性黑猿都用投掷物体来显示它们的威力,特别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有的黑猿甚至会折断树枝,扛着它快跑,然后像投掷标枪那样将它投出去,有的则投掷大石块以显示其威力。

4.利用石块和木棍砸坚果和挖昆虫。布鲁尔观察到,黑猿颇会利用"工具"砸坚果。它们拿着坚果先在树干上摔出裂缝,然后用小棍插到裂缝中,用手使劲下压,将果壳打开。

在西非地区的黑猿会利用石块砸开油棕果的硬壳,还会用木棒伸进土蜂窝蘸蜂蜜吃。

5.利用石块和树叶擦去身上的污垢。许多黑猿会利用树叶来擦去沾在身上的血迹、泥巴或嘴上的食物残渣,如果小猿便溺弄脏了身体,母猿会使用叶片给它擦干净。古多尔还观察到,黑猿有时将叶片贴在流血的伤口上。

但科学家们发现,无论何等聪明的猿类,它们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行为都没有超出使用自身的器官,猿类一次也没有想到利用其他物体来加工它的"工具"。

不过从黑猿"钓"蚂蚁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捕食昆虫(包括蚂蚁)是许多动物的习性,但是只发现黑猿有利用"工具"取食蚂蚁的能力。它们知道按蚁穴洞口的大小选择不同的方法,懂得选择工具的材料,而且知道在它们的区域内蚂蚁会在哪些树上营巢生活,熟悉哪些种类的蚂蚁有咬异物的习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黑猿具有一定的智力。它们"钓"蚂蚁的举动已非纯本能活动,已具有了意识的萌芽。

其次,考察还发现猿类并非纯素食者,而且猿类能协同捕猎并共享猎物。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猿类是纯素食者,只是偶然吃一些昆虫、鸟蛋等。野外考察表明并非如此,在猿类的取食中,肉食成分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据古多尔的观察,在贡贝河地区一个由40多只黑猿组成的猿群的肉食"食谱"如下:各类昆虫(包括甲虫、黄蜂、五倍子虫、蚂蚁和白蚁等)、鸟卵、刚学会飞行的小鸟以及一些大动物(如幼小的林羚、非洲野猪、狒狒、黑红疣猴、红尾猴和青猴等)。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猩猩捕猎究竟采取什么形式?

据观察,贡贝河地区黑猿捕捉动物时,除了采用简单的突然冲刺外,还采取追击和蹑手蹑脚地追踪两种方法。特别是蹑手蹑脚地追踪,是有预谋并采用一些花招的捕捉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常由几只黑猿合作进行,最多时曾看到5只雄性黑猿一起围捕3只被赶上了树的狒狒。

捕猎过程最后是以共同分享捕获物而告结束。分享猎物的场面很有趣,除了参与捕猎的猿各获得一份猎物外,即使没有参加捕猎的,在事后赶到现场的也可以抓取猎物尸体的一部分。

然而,古多尔发现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她说,有一次她观察到黑猿猎取狒狒后,那个捉住狒狒的黑猿开始并不准其他成员来分享它的猎获物,只是在它吃得差不多时,把剩下的残物朝地下一放,才允许其他的猿类来分享,此时其他黑猿便为争夺剩肉而厮打起来。

布鲁尔在她所考察的猿群中,也曾观察到黑猿猎取猴子的举动。据她观察,在最初的捕猎活动中,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协调的行为,只是以后才逐步学会"协同捕猎"的。

1992年3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了美国动物学家克里斯多夫·波伊萨在非洲考察黑猿利用工具和捕猎的最新发现。这些发现为以往所不知,黑猿不仅能收集石块用作砸坚果的槌子,而且还记得用后将石块放置的地方;母猿有时还会教授幼仔如何利用这些石槌砸坚果。此外还拍摄到猿群捕猎分工的情况,其中有充当"杀手"的、有充当"追赶者"和"埋伏者"的,一旦遇到单个疣猴,它们就迅速扑杀,然后全体成员分而食之。

有些学者认为,黑猿合作捕猎和分享猎物的行为,不仅是为了增加肉食成分,而且还具有社会性意义。甚至认为这种行为出现在人类产生之前,可能会改变有关人类起源的某些学说,即直立姿势和捕猎行为产生的前提是双手解放和工具使用的说法未必有根据。有的还认为猿类这种行为的出现,是否就是人们常考虑的人类祖先在开阔的疏林草原上的捕猎行为,这似乎表明人类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行为差别也越来越小。

再者,考察过程中还发现:猿类并不都是惧怕火的。这个发现很重要。

人征服了火,而一般动物却惧怕火。猿呢?据布鲁尔的观察,火对猿类有很大的诱惑力。猿类能意识到火的危险,因而它们会小心翼翼地接触火,避免被它烧伤。布鲁尔说,虽然她没有看到黑猿为了使火烧旺而去吹火炭,但她看到过黑猿会将火炭堆得非常合适,让火重新烧旺起来。她还发现在较凉的气候里,黑猿喜欢躺在热灰上休息。

有一次,森林发生了火灾,黑猿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惊慌的神态。几天以后,布鲁尔带着几只黑猿到河谷里去散步,她发现黑猿竟在树下的灰烬中寻找和捡取烧焦的荚果籽吃。

这些有趣的情节,展现了我们远祖生活的另一面--只有对火具有兴趣和乐于接近它,才能有使用火去达到某些目的的过渡。这一发现是有意义的。

此外,观察过程中最令考察者感兴趣的是猿类的群体生活。这方面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猿群内的性关系上。这是因为猿类的群体生活主要反映在性关系上,动物群体中配偶形式往往对群体的组成形式、群内成员的协作关系与群体的稳固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

据古多尔对黑猿群的观察发现,成熟的雄性黑猿留在群体内,会使雄性黑猿之间多少有着血缘关系;而群体内的雌性黑猿在发情期间则往往离开原群体加入邻近的群体中去,这样就避免了近亲繁殖的弊病。

当发情的雌性黑猿加入到某群体时,整个群体内的雄性黑猿就活跃起来了。在性关系上,雌性黑猿个体与多数雄性黑猿顺次交配,雄性黑猿之间没有发生为了争偶而搏斗的现象。相互之间是颇能容忍的。

在雌性黑猿发情期间,它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即阴部的性皮结构肿胀并呈粉红色,体积增大。这个过程前后约10天,此时雄性黑猿常对雌性黑猿做出种种"求爱"的表示,有时还出现带有威吓性的短暂求偶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夸耀行为。黑猿的交配时间大约维持半分钟。

在亚洲褐猿中情况就不同了,据加尔狄卡斯的观察,褐猿在交配时是不允许另一雄性褐猿在场的。雄性褐猿常常是"强者为王",如第三者是强大的,它会驱逐已有的雄性褐猿而去占有雌性褐猿。为争偶,雄性褐猿间常发生格斗,有时颇为激烈。加尔狄卡斯在她几年的观察内,曾碰到3次雄性褐猿间为争偶而激烈地搏斗。在通常情况下,成年的雄性褐猿总是避免与其他褐猿接触,不喜集群,而是"独来独往"。雌性褐猿却经常三五成群地活动,不过持续时间并不长。据观察,曾有两头雌性褐猿各带一幼仔共同生活了3天,这算是所记录到的最长的集群时间了。虽然未成年褐猿经常三五成群地活动,但总的说来,褐猿的合群性较差,群体关系不算密切。

至于大猿的情况有不同的观察结果。有的考察者发现:大猿的群体比较稳定,一般是由一个年长的雄性大猿领头(因其背部的长毛随年岁增大而变成灰白色,故称为"银背"),带领若干头雌性大猿和它们的后代,以及一两只年轻的雄性大猿组成一个群体。作为群的领头者--"银背",是不能容忍其他雄性大猿对雌性大猿的占有权,由此雄性大猿常常为保护自己的特权或争夺雌性大猿而与其他雄性大猿进行激烈的搏斗。与黑猿发展了其性交配的能力相比,大猿则发展了它的战斗能力。大概鉴于此,雄性大猿几乎从不出现"求爱"的现象,雌性大猿发情期只有1~2天,其性皮的肿胀程度也不明显。

然而,福斯埃的观察却发现:在有的群体内,雄性大猿之间并非全是敌对性的。每个大猿群体内除了一个领头的"银背"外,在它之下还有一只或几只从属的"黑背",此外是年轻或年幼的雄性大猿和雌性大猿。"银背"有时也能容忍其他雄性大猿与雌性大猿交配。她还发现,有一群大猿竟是由5个成年雄性"光杆儿"组成的。

最近,日本学者加纳隆至将近20年来对波诺波黑猿考察的结果披露出来,揭示了波诺波黑猿与普通黑猿有许多不同的习惯。他观察到:雌性个体率领其幼仔构成了猿群的"核心",其中为首的雌性常具有权威性,连年轻的雄性个体都服从它的支配。在性关系上,雌性处于主动地位,它能以至少20种手势和叫声来表达交配的意欲。处于青春期的雌性会主动地接近雄性个体,以要求与之交配。交配后还会从雄性那里取走一些食物--甘蔗。这种以物易性式的性行为在该猿群中是常见的。幼仔常模仿它们亲辈"面对面式"的交配动作,这种性交方式在波诺波黑猿中很平凡,但少见于普通黑猿、褐猿和大猿中。雌性月经周期为46天,成熟后,每年几乎一半时间处于发情状态--性皮肿胀呈粉红色。它与普通黑猿一样,生殖周期为5年,但与之不同的是,在幼仔出生后的一年,雌性就能再行交配。

在群体内,波诺波黑猿雄性间没有争偶现象,也正是这种和平相处的气氛,使拥有百名成员的大群体能得以形成。波诺波黑猿的母子关系能保持终生,而雌性幼仔一旦长到性成熟期,就会离开原来的群体,加入到其他猿群中去。

在群体的组成与性关系上,我们看到了在几种猿类间有较大的差异,无疑,这种差异反映了进化程度上的差别。雄性猿间的相互容忍仍是构成稳定猿群的前提条件,是在生存斗争中维持强有力的群体的因素。只有稳定的群体生活,才有可能促使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群内成员密切关系的发展。在这一点上黑猿和波谱波黑猿显示了较高的进化水平,这无疑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远古祖先所经历的进化过程。

黑猿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呢?根据古多尔的观察,每个黑猿群体都有自己的活动和取食区域,其面积在13~21平方千米之间。白天,常有一些雄性黑猿在活动区域的边界巡视,以防其他猿群的成员闯入其内。

如果在巡视过程中碰到另外的猿群,若对方是群体,一般是相互对峙威胁一番,然后各自后撤了事。倘若来犯的是单身或仅是携带幼仔的雌性黑猿,巡逻者就会发动进攻,甚至杀害它们。这种"边境纠纷",似乎表明了黑猿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远非和睦,而是对立的。

古多尔在观察时曾发现一个黑猿群体在1970年开始发生了分裂,到1972年成为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体。原群体占据了原活动区的北半部,分裂出来的小群体占据南半部,随后不长时间便开始发生"边境纠纷",大群体捕杀小群体成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到1977年底,小群体成员被大群体彻底消灭,整个活动区域又归大群体所占据。

根据福斯埃的观察,在大猿群体之间还未发现有如此激烈的对抗现象。但群体也并非稳定,而是处于变动之中。甚至有两群体合井为一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其中一群体失去了雌性大猿所造成的。

在波诺波黑猿群中没观察到像普通黑猿间那样的情况,即某雄性黑猿杀死其他雄性黑猿的现象,也未见到那种为肉食而捕猎的现象。

正文 人类起源的达尔文理论与劳动创人论①

达尔文理论

1859年,进化论者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巨著《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简称)。他在该书中,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生物不是固定不变的;物种通过遗传与变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引起性状分歧而进化。揭示了生物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释了不同物种的起源。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的要点是什么呢?达尔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潜心研究,特别是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和人工选择的实践获得启发而建立起来的这一学说,其核心思想是"自然选择"。他认为,既然在农业选种和畜牧育种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工选择",那么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动力只有具体的自然界,即"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学说的要点为:

①原载《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遗传与变异。自然界中的生物普遍存在性状的变异现象,这种变异包括:常规的一定变异和稀少的不定变异。它们都是能遗传的,尤其后者,是自然选择的主要材料。

2.生存竞争。生物个体的繁殖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事实上能存活的个体却不多,这是由于自然界中生物存在为生存而竞争的机制。这种竞争可以发生在同一物种内的不同个体之间,或者不同物种之间,甚至生物与外界的生活条件之间。

3.自然选择。一方面生物在不同生活条件下发生变异,另一方面生物之间、生物与无机界之间又进行复杂的生存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利的变异都会对竞争有利,从而获得生存机会。不利的变异则无益于竞争,反而会造成个体的消灭。这种过程叫"适者生存"或"自然选择"--仿佛自然界在起着这种选择作用。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使得生物能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生活环境。

4.性状分歧。生物进化就是对环境的适应。由于适应不同的生态条件或地理条件,促使物种发生分化,产生形态构造上的许多差别。这个过程反映了生物诸性状的分化,也就是"分歧"的过程。由此造成不同的新物种,生物就是这样进化的。达尔文还指出,生物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连续过程,生物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达尔文的这一生物进化理论把原先生物间毫无联系、神造和不变思想赶出了生命科学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生物学的发展。

达尔文本人曾承认,对于生物遗传的规律他并不完全了解。事实上,当时的遗传学尚处于发展的古典时期,以后,近代科学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挑战主要也还是来自遗传学进展而产生的新概念。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他在该书中运用自己有关生物进化的全套理论来研究和证明人类起源于动物,确定人类在生物界的位置,以及人和高等动物之间的血缘关系,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

首先,达尔文研究了人类的变异性,肯定人类同动物一样,是具有变异能力的,而且各种变异具有遗传性,不仅身体结构、生理特点可以遗传,而且连精神和心理特征也能够遗传。

其次,他认为人类也同样受到支配生物进化的各种规律的影响。人类的形成跟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在"自然选择"的复杂影响下进行的。

他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之所以能比其他动物占优势,不仅依靠自身的体质,另一方面还依靠自己的高度智慧和社会习惯--互助互援的道德心及合群性等。智力的发达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条件,高度的智慧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这是人类明显进步的重要因素。

接下来,达尔文用"自然选择"作为进化动力,像解释其他动物的演变一样,解释了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所有的一切变化。如直立、双手、牙齿、颅骨、脑、智力以及人的智慧的各种特性等,甚至社会的各种特性、人类的社会习惯以及道德、伦理等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关于各人种之间的差别,如肤色、发色、脸部的形态等,不同的人种是不一样的,达尔文认为这不能用不同的生活环境条件来解释,也就是说,只用自然选择的一般规律还不能完全解释得通。他便用所谓"性选择"来补充,认为不同地区的男女审美标准不一样,通过性的选择(就是选择配偶)和遗传性,使男女性状分化逐渐明显,这就促使形成了不同的人种。

达尔文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加上性选择,来解释人类的起源和人种的起源。

那么人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达尔文搜集了大量的科学资料,证明人类和某些动物,特别是与猿猴类在体质结构上有相近的关系。胚胎发育也证明人起源于动物;人身上还有部分已经退化了的痕迹,叫遗痕器官,如动耳肌、第三眼睑、盲肠、尾椎骨等;还有返祖现象,如个别孩子出生的时候还留有尾巴,脸上长毛,以及个别妇女有双子宫等。达尔文根据这些事实指出,只有承认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才能解释得通为什么人和动物有些相似的特点。

达尔文认为类人猿是哺乳动物中和人最相近的亲属,人和猿在根本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此,人和猿不可能是各自单独发展来的。他推测人类来自旧大陆的某种古猿,并且谨慎地指出,这种古猿不应该和现存的类人猿相混淆,因为现存的类人猿无疑已经沿着本身的发展道路"特化"了,和人类的祖先古猿不一样了。达尔文根据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古猿化石(林猿·方顿种)认为,在中新世晚期已经有比较高等的猿类从低等猿类中分化出来,因此推测人类从狭鼻猴类分化出来的时间可能是距今约4000万~6000万年之间的所谓始新世。他还描绘了我们的直接祖先是一种古类人猿,最后得出结论:"可能世界为人类的发生作了长久的准备,这是对的,因为人类起源于一连串的祖先,这一连串的祖先中只要失去其中的一环,就没有人类了。"

经过达尔文等人的不懈努力,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人是动物长期发展的产物,现代人类和现代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人猿同祖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定论。在大量的科学事实面前,在人类起源于动物的理论面前,上帝造人说站不住脚了。达尔文从理论上把人类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了。虽然当时证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方面的直接材料还不多,达尔文却相信并且预言,将来会发现这些材料的。

对达尔文理论的质疑、补充和发展

100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指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们在评价达尔文的理论时,首先应知道该理论体系建立之时,遗传学的研究尚未像今日这样深入,仅对染色体、基因有所认识,而对更细微的结构,如核糖核酸(RNA)、脱氧核糖核酸(DNA)还茫然不知,况且人类化石的发现尚少。直到近代,遗传学的研究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现代达尔文主义(又称新达尔文主义)。还有,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而产生了"中性突变学说"这一新的分子进化理论。这些新学说或是补充了达尔文理论的不足,或是对它提出了挑战。但不管怎么说,它们并非是对达尔文理论的全面否定,而是更完整地、更接近本质地丰富和完善了地球生命科学的理论。

就拿新达尔文主义来说,它又被称为"综合进化论",它是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对达尔文进化理论做了补充。它是以群体为单位而不像达尔文以个体为单位,来研究遗传与变异问题,它的基本论点是:生物是通过变异、选择与隔离三个相联的环节使物种产生分化,形成亚种,然后由亚种再发展为新种的过程。该理论认为,遗传的变异有"突变"(包括遗传因子--基因的突变和基因载体--染色体的歧变)和基因的不同组合两类。由于遗传物质的变化,引起了机体外表性状(所谓"表型")的变化,这就为生物的进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

新达尔文主义的"选择"仍是指自然选择,它是进化的主导因素,它能导致群体的分化和发展,导致物种的分化和新种的形成。而新种的形成条件又是"隔离"--主要是空间性的地理隔离和遗传性的隔离两种。这就是阻止不同群体在自然条件下相互交配的机制,因此,就能保持不同群体各自独立地进化,可以造成表型的不一致,原来的种分歧发展,通过亚种又形成新种,从而使原来的一个群体分化。总之,新达尔文主义描绘的生物进化图像是生物表型上的进化图像,因而它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它未能在分子水平上阐述遗传机制,故仍然是不完美的。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与发展,这一不足为另一新说"中性突变论"所克服。该理论认为: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进化是基于基因不断产生"中性突变"的结果,它也是在群体中产生的,而不像新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突变有好有坏那样,而这种"中性突变"既无好处也无坏处。它并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而是通过群体内个体的随机交配以及突变基因随同一些基因型固定下来或消失不见(即被淘汰掉),这个过程叫做"遗传漂变"。由于它完全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实际上就否定了自然选择,甚至还认为生物进化与环境无关,故此理论是"非达尔文主义"的。该学说对认识物种进化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基因突变在分子水平上进化的特殊性,这为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所不及。但它最大的缺陷是解释不了"基因型"(也就是某种可能性)怎样变成"表型"(也就是现实性)以及物种形成的原因,因此,它在解释生物进化上仍是不足的。在目前的科学条件下,它可以看做是达尔文进化论(包括新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发展。

除了上述在遗传学方面对达尔文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外,在物种形成方式的认识上也有所进展。不少学者认为,除了达尔文所强调的渐变式缓慢的连续过程外,还有"爆发式"的物种形成过程。

其实,无论遗传学的新进展也好,还是古生物学上的新发现也好,并不能因此而推翻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论点。事实上,这些新进展和新发现也为达尔文本人当时所始料不及。科学是发展的,达尔文进化论也是发展的,我们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达尔文的学说。

劳动创人论的提出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恩格斯看做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将一书看做是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但同时他又指出,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的进化论似乎比达尔文更高明些,他认为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用不着自然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决定全部进化过程。实际上,不管生物学和遗传学发展水平高到什么程度,生物进化的基本法则确实是遗传与适应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同时恩格斯对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也并非完全认同,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陷,认为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中间所起的作用。恩格斯为什么这样评论呢?为了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将恩格斯的理论简介如下:

是劳动而不是别的什么创造了人本身,要论证这点,首先要确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劳动的作用不只于此,其作用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理解有双重含义,广义地讲,不仅指从古猿转变为人,还包括劳动对原始人类的进一步改造,乃至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这种"改造"亦属创造人本身的范畴。狭义地讲,则为劳动在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详细描绘了这个转变过程:各种生物是由原生生物逐步分化产生的。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人类双手的自由是由手和脚的分化达到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恩格斯在此文中还指出:"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这里的"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从事于其他活动"指的不是别的,主要是劳动。在劳动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技巧,双手越加灵巧,这些特点一代代地遗传下去,而且一代代地有所发展。所以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随着双手逐渐变得灵巧,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双手的自由和直立行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但是双手因劳动而自由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此外,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更多地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引起了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迫切需要。为了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和一代代地传递所积累的经验,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由于劳动,引起了手和脚的分化,使得人直立起来,直立解放了肺部和喉头,古猿的发音器官逐渐得到改造,有可能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这就产生了语言。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劳动和语言又给人类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脑髓的发达以强有力的推动。所以恩格斯认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与脑髓发达的同时,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语言,人们可以借助于词的抽象和概括来认识现实世界、反映现实世界。这样,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人类特有的意识活动就这样在劳动中产生了。

还应该特别指出:劳动、语言、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基础都离不开人类祖先的群体活动,也就是社会性的活动。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群体关系上的社会性是实现劳动创造人本身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作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的人,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就是说,社会是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同时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形成,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恩格斯在阐明这一论点的时候,把人类与猿类及其他动物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作了对比。他指出,猿类和其他动物满足于把它们所在的地区里的食物吃光,它们都"滥用资源"。恩格斯还强调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一般来说,人类的劳动都使用劳动工具,特别是人制造的工具。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所指出的:"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toolmaking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类制造工具就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所以人类第一次制造工具,就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劳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

恩格斯在阐述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时,不仅指出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且指出这个区别实际上体现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就这样,恩格斯唯物辩证地阐述了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过程。

劳动创人论与达尔文理论

恩格斯所描绘的因劳动而产生的人的分化--人类因劳动而产生的过程已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对照达尔文的理论,就会发现在主要论点上两者几乎是一致的。

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祖先在攀缘时手从事与脚不同的活动,在转变期愈来愈多地从事其他活动,这是手的专门化过程,这意味着工具的出现,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还是劳动的产物。

达尔文早在《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一书中就提出:"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来,脚更稳固地站立,这对人有利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人类的祖先愈来愈多地两足直立行走,对他们更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习惯地用来支持整个体重,或者特别适合于攀树,那么手和臂就不能变得足够完善以制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掷石块和矛。"他又指出:"我以为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他怎样取得最显著特征之一的直立姿态,没有手的使用,人类是不能在世界上达到现今这样支配地位的,他的手是如此美妙地按照他的意志进行动作。"达尔文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臂和手的使用,部分是直立姿势的原因,部分是其结果,这似乎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导致了构造上的其他改变。"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提到:"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这里的劳动,按恩格斯的意见,是指真正的劳动,即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

达尔文在强调工具为人所特有的论点时,引用了阿盖尔公爵的一段话:"制造适合于某一特殊目的的工具绝对只有人才能做到。"他认为,"这在人类和兽类之间形成了难以计量的分歧",并指出:"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恩格斯认为猿脑转变为人脑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语言和劳动。

达尔文也曾强调:"语言的连续使用和脑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重要得多。"

恩格斯认为,没有武器的人类祖先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群体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弥补其不足。强调最社会化的动物--人,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祖先发展而来。

达尔文也曾强调:"人类的力量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天然的武器等,可由下列几点得到平衡而有余……第二,他的社会性导致了他和同伴们相互帮助。"他列举了现代布须曼人(现在叫"桑人")--生活在充满了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危险动物的南非--和爱斯基摩人(现在叫"因纽特人")--生活在条件极其严酷的北极,他们都能生存下来,就归功于他们的社会性。他还强调,"任何人都会承认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类的早期类猿祖先很可能同样也是社会性的"。达尔文还指出:"原始人甚至人类的似猿祖先大概都是过着社会生活的,关于严格社会性的动物自然选择不时通过保存有利于群体的变异而对个体发生作用。"

由上面的对照可见,达尔文并没有抹杀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实际上已意味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人的手脚分化,手的自由使用以及语言和脑的发展的辩证关系。那为什么还是遭到了恩格斯的批评呢?

这是因为恩格斯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达尔文不一样。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了拉萨尔所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认为劳动只有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将材料变为财富,由此引申到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其作用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虽然达尔文也谈到了工具的创造和使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的是"心智"的作用。达尔文提及人类的力量小,速度慢,本身不具备天然武器等可用下列几点得到平衡而有余时,首先强调的是:"第一,通过他的智力他为自己制造了武器、器具等,即使依然处于野蛮状态下,也能如此。"这里强调的首先是"智力"。谈到语言时,达尔文强调:"甚至最不完善的语言被使用之前,人类某些早期祖先心理能力的发展一定比任何现今生存的猿类强得多,不过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能力的连续使用及其进步,反过来又会对心理本身发生作用。"达尔文又强调:"人与动物在语言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将极其多的声音与观念联接在一起的能力几乎无限大。这显然取决于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这里的"智力"、"心理能力",无不是"心智"的反映。

由此,我们看到了达尔文等强调的重点所在。正因为恩格斯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强调的是人类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和生产劳动的首位作用,自然会认为达尔文强调心智而看不到劳动的作用。平心而论,说达尔文看不到劳动的作用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在达尔文有关人类的著作中就曾引用过贝尔爵士的一段话:"人手提供一切工具,手和智慧相一致使得人类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按字面而言,似乎人手作用在前,智慧随其后。人手提供一切工具,岂能不包括劳动工具在内?在我看来,这里劳动的作用不是首位的也是与智慧相并立的(相一致的),恩格斯的"劳动创人论"实际上是归纳了达尔文人类起源学说的要点,是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再造,是政治经济学的人类起源观。相对之下,达尔文学说是生物学的人类起源观。两者出发点不一,而殊途同归。今天我们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应该看到他们理论的互补性,而不能将之对立起来。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和人的智力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两者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如果只强调一方面的作用而抹杀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么,人类起源的过程将不复存在。

正文 ①

原始文化的进程

人类的文化(或文明)包括着史前时期的原始文化(或文明)与历史时期的文化(或文明)。

①原载《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史前文化即原始文化指的是石器时代文化,它占据了整个人类历史99.75%的时间。石器时代的文化最初被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期文化,前者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与人类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含有灭绝种的古老群;后者则以磨光石器为主要工具认为,一般(共相)不仅存在于思维之中,而且是先于并独,伴以陶器的使用,生活以原始的农耕活动和部分驯化了的家畜结合着狩猎和采集为主,而与之伴生的哺乳动物群为现生种动物群,偶或有一两种灭绝种动物如犀牛、象等,一般讲来,新石器时代已有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

随着史前考古工作的深入,自1875年起,在法国一些遗址中找到了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达林文化期而又不属于新石器时代典型器物的文化遗存。其中以1887年发现的阿齐尔遗址、1879年发现的塔登诺阿遗址和1886年发现的坎皮尼遗址最为著名。于是,考古学家艾伦·布朗在1892年首次提出了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中石器时代"的看法,但这一看法在当时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以后考古学家皮埃特对阿齐尔遗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成功地辨认出在马格达林文化与新石器文化之间另有两层文化,于1895年发表论文,论证了"中石器时代"的存在。以后又有麦卡利斯特于1921年发表《欧洲考古学》一书,格雷厄梅·克拉克于1932年发表《英国中石器时代》一书,他们都给予中石器时代文化以明确的定义,此后,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1928年考古学家加罗德发掘和研究了约旦和以色列的"吐纳夫文化"遗址,这是一个从狩猎向农耕过渡的很重要的遗址,它反映了一种与旧石器时代末期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利用燧石来制作细小石器,当时已使用燧石石镰来收割野生大麦和小麦;骨镰柄部是以雕刻的动物形象作为装饰品,还有牙质的头饰和项链等装饰品。狩猎和捕鱼在当时依然作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

在东南亚,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就有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进行过探索。如法国考古学家科拉尼在越南北部进行考古发掘时,从不少的洞穴遗址中获得了为她所命名的"和平文化"的大量的文化遗存,这也是中石器时代文化在亚洲最早的识别。

在我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30年代到广西考察时,在武鸣和桂林两地的洞穴中找到一些文化遗存,也被初步鉴定为"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近年来,又在华南地区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其中最著名的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是围绕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遗址进行的,这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文化经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的全过程,在学术上很有价值

一个实例的剖析

白莲洞遗址位于广西柳州市西南12千米处的白面山山腰,白面山山顶距地面152米,白莲洞洞口离地面27米。洞口朝正南,高约5.6米,宽18米左右,洞分外厅与其后的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实际上是一个半隐蔽的岩厦式洞窟,内含大量的堆积物。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化石的出土点通天岩,与此地仅隔2千米。

早在1956年,裴文中教授率领的中科院华南考察队即在白莲洞洞内的地表上获得打制石器多件,和一件扁尖的骨锥与一件粗制的骨针。后经贾兰坡教授等鉴定,认为该遗址的年代属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不久,又在洞外的堆积物中找到一件磨光石斧,遂被裴文中教授认为应属于新石器时代。自1973年以来,该洞又经柳州市博物馆的清理,陆续有所发现。1981-1982年,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柳州博物馆组织联合发掘队,继续在此清理和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残骸,其种类达30种之多,还有两颗人牙化石和包括500多件石制品在内的文化遗物。经研究证实,这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1991-1993年,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有关古生态环境与古文化的新一轮研究;经各方面专家的通力合作,再次确认这个洞穴遗址的堆积物层序清楚,连续而无间断,层内富集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是中国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

此洞穴遗址的堆积物厚度达3米,堆积物的东侧部可划分为8层,西侧部可划分为10层,东侧部的第7层与西侧部的第3层底部至第4层顶部在洞穴中部相连接,形成一个巨厚的横贯全洞室的钙华板层。经详细分析研究,堆积物中包含5个文化层,各文化层(自上而下)发掘的重要文物见表1。

表1各文化层的重要文物

层序文物

第一文化层(东1、3层)含原始陶片、通体磨光石器(包括"重石")

第二文化层(东4层)仍以粗犷的砾石工具为主,并出现原始磨刃石斧、磨制端部的骨角器

第三文化层(东6层)石器以砾石工具为主,并合穿孔砾石("重石")、赤铁矿粉

第四文化层(西4层)出现众多细石器风貌的燧石小石器、箭镞和原始磨制品

第五文化层(西5、7层)典型的旧石器器物、并出现不少燧石小石器、准箭头。人牙化石出现此层

白莲洞遗址层位连续且无间断,考察中共测得堆积层的25个绝对年代数据,几乎每一重要层位都有具体年代数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如此详测年代的一个遗址,研究确认时间跨度达3万年(东1层距今7080±125年~西10层距今37000±2000年)。五个文化层的年代分别为:第一文化层为距今7080±125年~11160±5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13550±59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14650±270年;第四文化层距今19910±180年~26680±625年;第五文化层距今26000~3000O年。由此,原始人在白莲洞陆陆续续生活了2万多年。

对这五个文化层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归纳,结合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石器时代连续的三个文化阶段,即白莲洞Ⅲ期文化(第一文化层),代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白莲洞Ⅱ期文化(第二、三文化层),代表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文化,即中石器时代文化;白莲洞Ⅰ期文化(第四、五文化层),为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

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白莲洞Ⅰ期文化处于距今1.8万~3万年之间,由于最后一期冰期的降临,当时气温呈下降趋势。但在前期,大约距今2.6万~2.8万年间尚有一个间冰段。过了这个间冰段之后,遂进入盛冰期(距今1.5万~2.3万年间),此时气候要较今日干冷得多。故植被方面由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转向温带山地针阔叶混交林的生态景观,而山区为寒温或温性针叶林。此时的哺乳动物群为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当盛冰期来临时,该动物群中的喜暖动物逐渐向南迁徙而去。

处于白莲洞Ⅰ期文化时期的白莲洞人经济生活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狩猎对象中含有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大型种类,如象、犀牛等。白莲洞内堆积物中螺壳出现最早层位为西4层的下部,该层底部钙华板距今年代为26680±625年,也就是说在距今2.6万年前左右原始人就已开始捕捞螺类食用。以后随时间的推移,螺壳含量渐渐增多,表明此时原始人不仅捕猎、打鱼,而且普遍捞取螺蚌为食。

此时期的工具多以砾石为主要原料,工具组合中以砍砸器和刮削器为主要成分,还出现众多用黑色燧石制作的小石器,这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小型化的进步趋向。燧石小石器中出现箭镞,带有深凹刃口可供刮削箭杆的"辐刀"型刮削器为数不少,它们的出现表明狩猎活动很活跃,适于砸碎骨块的敲砸器也产生了,相应地堆积物中的动物肢骨多为碎块。在白莲洞Ⅰ期文化的层位中还出现两个灶坑的残迹,灶炕中有烧过的小型动物的骨块和烧过的石头,灰烬呈灰白色,厚度不大,这表明是用来烧烤食物的。白莲洞Ⅰ期文化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面貌,类似的文化遗址在华南地区发现了不少。

白莲洞Ⅱ期文化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文化,是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

我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罕见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仅有1935年裴文中教授等在广西调查时,对桂林和武鸣两地山洞中的文化遗存是否是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提出过怀疑。近20多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迅速开展,考古界发表了一批有关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新资料,不过大多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如内蒙古的海拉尔、青海省贵南拉乙亥遗址、陕西省大荔县沙苑以及河南省许昌灵井遗址等,至于南方地区究竟有没有中石器近代遗存,仍然是个问号。柳州白莲洞Ⅱ期文化的发现,对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白莲洞Ⅱ期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1.2万~1.8万年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其起始时间还要早,如原思训先生认为可能在距今2万年时开始。此期间正当由主冰期逐渐转向距今1.4万年起的温暖期。然而其中距今1.5万~1.8万年尚属盛冰期。在此期间,干冷的气候形成了横贯全洞室的巨厚钙华板。大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已为现代哺乳动物群逐渐代替,某些喜暖的大型种类如犀牛、剑齿象和猩猩等在本地区已绝迹。气温随冰川的消逝开始回升,植被中的喜冷性种类减少,逐步转化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在这种气候波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之中,白莲洞人的经济生活尽管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但在具体内容上已有所变化,而且变化的力度较大,反映在新类型工具的出现和工具组合上的变化--当然透过工具又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在白莲洞的第二文化层中出现刃部已磨制的石斧,它比以后通体磨光的石斧原始得多。磨制技术应用于砍伐工具上,无疑是工具进化史上的大事。在磨制技术发展史上,属于第四文化层中,西4层出现的磨制的切割器可能带有偶然性,它还仅仅是利用小砾石磨削掉一部分,磨削面与砾石岩面形成了刃状。而在第二文化层中的磨刃制品,则是有意识地为获取锐缘而刻意磨削锐缘的一侧,这种为刃而磨显然相对于前期的偶然因磨而获刃在观念上是一个突破,也显示出它是为一定的劳作所需而产生的新的工艺思想,很可能磨刃的石斧和石锛的出现与砍伐和加工竹、木有关。与磨刃制品一起,在大型的砾石工具中还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砍砸器,它们与磨刃石斧一起,更可能是用作砍树的工具。据现代民族志资料表明,砍伐树木是为了开辟耕地,它与原始农耕活动--火耕有关。砍树一烧山一再加上用尖木棒(有时还套上"重石")点播,这是现代某些少数民族依然采用的原始耕作法。

石器组合中有辐刀型的凹刃刮削器,它不仅可用来刮削箭杆,还可用来刮削木质或竹质的尖头挖土棒。特别有意思的是与这些砍伐工具一起还出土了两件原始型的"穿孔砾石"(又称为"穿孔圆石"或"重石")。这种原始型的重石加工方法粗糙,以凿孔为主,我认为应是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标志。

穿孔砾石器有大有小,并因大小不同而有多种用途:小型可作网坠或狼牙棒棒头;大型可作某种仪典活动的道具;大小适中的穿孔砾石则作"重石"(或称"加重石"),用来增加挖土棒(或尖木棒)的重量以利于挖取植物块根和刨穴点种。这些情景,不仅在非洲布须曼人的史前壁画中得到生动的反映,而且前不久布须曼人依然在使用加重石的挖土棒作为播种工具。重石的出现,是对尖木棒功能的重要改进,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组合工具,便于在采集和火耕中增加力量。直到现在,在某些地区的点播农具上还有变形的加重石的痕迹。穿孔砾石的出现和发展与磨刃技术的出现一样,是工具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标志着石器制作工艺的新发展,也反映了木制与竹制工具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重石的出现与不断地提高制作水平和广泛使用,展示了原始经济由采集活动向原始农耕进步的重要飞跃。这个飞跃恰恰出现在最后冰期(玉木冰期)于冷峰值最高期消退后,气候逐渐回升,生存环境逐步改观之际。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桂林地区的庙岩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传统的观念--以为陶片一定是新石器时代已确立的标志,甚至有"无陶新石器时代"的存在,表明陶片的出现不能早于新石器时代的观念。现在的局面却是,陶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前。

原始陶器的研究提示最早陶器是作为饮器与食具,陶器的出现仅仅与家居生活相关联,只有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也就是定居条件,才利于使用易破碎的器皿。陶器是怎样被发明的仍是一个科学之谜,最初的陶器可能是用泥敷在编织的箩筐或木制的容器上,甚至敷在葫芦上,由于偶然的机会,被火烧掉依附物而留下硬结的泥质外壳,这样就出现了最早且十分粗糙的陶器(土器)。由此推想,很可能当初的原始人为了煮些什么,用泥糊在简陋的编织物上既防止漏水,又能耐高温,所以陶器很可能是作为生活用具而出现的。最初的陶器因烧制温度低,故硬度小,以后随着制陶术工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陶窑的发明,烧制温度高,陶质硬度增大,才从生活器皿发展到陶质生产工具,如陶纺轮、陶弹丸和陶锉等。依我推测,在华南最初最需要煮的可能不仅是野生稻米、植物种籽和块根,而更应是螺、蚌之类腥味很大,难以生吃的水生动物,而且紧闭的蚌壳及深藏在螺壳中的肉食部分很容易经水煮而取出。因煮食螺蚌而产生陶器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而事实上恰恰在华南、在广西桂林还有江西和湖南的相应遗址中的早期螺壳文化层里找到了距今1.5万年以上的陶片,这可能不是偶然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由于大量地吃食螺蚌之类食物,在粗犷的砾石工具中出现了一种像是专门用来砸螺壳的工具,即修有把手以便于抓握的敲砸器,敲砸端呈尖状或锐脊状。

虽然白莲洞遗址中大量的堆积物早已被当地农民挖去作为肥料,以致在残留的堆积物中未能找到早期陶片。但在同一时期的庙岩等遗址里已找到了早期陶片,说明陶器的产生应在这一阶段。由于早期陶片的出现,更说明了这些文化层所表现出的过渡特点。

除磨刃石器和重石外,在白莲洞遗址这一阶段的层位中还出土了很多细小类型的隧石器物,包括弓箭上使用的箭头--石镞。这表明了在原始农耕活动萌芽初期,狩猎活动仍是很发达的,这就为原始的家畜驯养活动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无法精确地确定此时白莲洞人究竟开始驯养了什么动物,或栽种了什么作物,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来推测,很可能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和猪……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瓜类、豆类以及块根类植物等。总之它们是在过渡时期极其广泛的食物种类(所谓广谱性食物)背景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生产活动上的这种过渡特点也反映到原始人类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些方面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在东6层中曾出上了一件用于碾碎和研磨赤铁矿的圆形砾石,表明这个时期已在应用赤铁矿粉了。究竟用在哪些方面呢?没有直接证据。据考古发现,红色的赤铁矿粉常出现在埋葬活动中,在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广东潮安陈村遗址,乃至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等的人骨边或人骨上均有赤铁矿粉痕迹。我国岩画专家陈兆复曾到世界各地考察史前岩画,据考察发现,史前时期红色的使用往往与丧葬礼仪有关,在泰国北碧府村一带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尸骨上撒有赤铁矿粉,而且用红色颜料描绘花纹的随葬陶器也与丧葬有关。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陪葬品上亦染有红色--装饰品中钻孔的小砾石上,其孔壁残存有红的颜色,有孔的石珠上均有染成红色的痕迹,还有一件扁圆形小砾石上有三条淡红色的粗道,近似于欧洲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彩绘砾石。在河北兴隆还曾发现一件染成红色的纹饰鹿角,其年代为距今13065±270年,这件艺术品可能也是陪葬物。在甑皮岩遗址中埋有不少尸骨,其中也曾发现三件类似于白莲洞东6层出土的带有红色赤铁矿粉遗迹的圆砾石。红色赤铁矿粉亦可用来描绘岩画。民族志还曾记载了塔斯马尼亚妇女用石器刮取赤铁矿粉,然后用油脂调和,可用来涂擦头发。凡此种种,我们不难推测白莲洞人利用赤铁矿粉可能有多种用途。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在这一阶段,细小隧石工具中有不少小尖状器,它们可当作纹身工具。这种对人体进行人为损伤留下疤痕图案或致使身体局部变形为美感,或某种宗教含义的举动,或作为部族的识别标志,可能是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化内容之一。

由此,白莲洞第二、第三文化层归于过渡期(或中石器时代)是有着特殊的经济形态与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这个过渡性质的中介阶段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摇篮期。据此,在华南地区凡与它相类似的其他文化遗址,都可以归属到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列。

白莲洞Ⅲ期文化代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新石器是相对旧石器而言,就是说石器的制作技术已不仅仅限于以石击石的方法,还有磨制石器。虽说磨制技术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但用磨制方法加工石器工具,特别是通体磨光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点,同时还普遍出现了原始制陶术。

白莲洞Ⅲ期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1.2万年至0.7万年间。在这时期随着全球性气温回升,海平面升高,大气环流改变,驱使夏季风明显加强。在盛冰期曾生长的喜温湿性针叶阔叶林分布区缩小,而对冷温环境适应性强的杉林在柳州、桂林地区消失,以常绿乔木树种为主的常绿阔叶林再次占据了低纬度和低海拔的柳州盆地。由于气温变得温暖湿润,蕨类植物繁盛,丰富的水域里软体动物大量繁殖,为原始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在白莲洞堆积物的孢粉研究中还发现,在距今0.8万年左右时,白莲洞附近的常绿林减少,孢粉组合中出现了较多禾木科和蒿科的花粉粒。孢粉学家孔昭辰和杜乃秋指出,这可能是受当时古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所致,提出存在原始农耕活动活跃的可能性。白莲洞Ⅲ期文化展现了原始文化的另一种风采。

在白莲洞Ⅲ期文化的石器组合中,通体磨制的石制品其制作的精美令人惊叹。有件双刃锛形切割器器身磨得十分薄,两端均有单面磨削的刃口,刃缘锋利犹如剃刀一般,器身两侧有相对磨切痕迹,颇为精细。还有骨针、骨锥等磨制骨角器,此外薄形穿孔砾石装饰品可作垂饰。

相当于白莲洞Ⅲ期文化的遗址还有离白莲洞不远处的大龙潭鲤鱼嘴岩厦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它们的上文化层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骨制品,包括带倒齿的鱼叉、骨镞、作束发装饰用的骨笄,还有蚌制品以及作为原始农具的石制品如磨石、石杵、磨光石斧和石锛等。它们已能配套操作,由此,推测最早的农作形式--火耕("刀耕火种")可能已普遍施行。此外陶器已普遍使用,甑皮岩遗址中还出现最早家猪的骨骸。

学术界一般所认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四个要素(磨光石器、陶器、原始农耕和原始的家畜驯养)在这些遗址里均已基本具备,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人类的经济形态已由攫取性经济转化为生产性经济了。由采集性的攫取自然界现成资源,发展到人工种植和饲养动物,自然界的秩序被打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遭到了冲击,人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有了转移,人所扮演的角色在逆转--人不再是顺从者,而是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异己的力量出现了,他想成为支配者!

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特别是白莲洞文化框架的识别和建立,其重要意义就在于证实了我国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真实存在,并为探索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如何通过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转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证材料。

时光倒流一万年--澳大利亚土著生活的启示

原始人发展到中石器时代可算是进入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发生在这一阶段;自然界中人这一角色的位置发生转换也在这一阶段。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详细而又比较切合实际地获知这一过程?至少能了解他们的生活面貌?

一个是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正如通过白莲洞遗址所揭示的那样,然而这已是一种"化石状态"了,无论获得多么丰富的文化遗存,毕竟已失去了鲜活的状态,不过是过去时光的凝固,它只能默默地诉说着,而且是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诉说着,让我们凭着高度的想像力、甚至浪漫的情怀去科学地构建远古的图景。

另一个是民族志的方法,借助于对现时尚处于相当这段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的考察所获得的资料(所谓"社会活化石"),并透过它的折光,获得相应的信息。当然他们在这个历史的旅途上跋涉已久,他们现时的生活并不完全相当于当时的原貌,显然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还遭到近代文明的"侵蚀"而有所变形,但毕竟使我们窥视到历史的一隅。保持着原始古老生活方式的这样的部落和民族存世的已不多,在今日甚至已是绝无仅有的了。由于他们与现代文明的接触,旧有的生活方式已处急骤地消逝之中,甚至我们有时已接触不到不久前尚存在的一些原住民(土著),只能从前辈学者的历史记录中去追寻我们所需的资料。在民族志中,曾保持原始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非常著名的民族有生活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已被殖民者毁灭了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后者的最后一位妇女名叫特鲁加尼娜,随着她于1876年的去世,这一民族就在世上消失了。

现在让我们透过前苏联民族学家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经济生活考察时所获得的资料,将时光倒流一万年,去探索处于中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例如白莲洞Ⅱ期文化主人们的生活状况。须知道,在相当于此时期的柳州大龙潭人身上,反映了不少与澳大利亚一尼革罗人种相似的体质特征,如果不排除南来因素的渗入,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原始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也许就是华南中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活写照。

澳大利亚的土著在人种分类上属棕色人种,"发现"他们时,他们的经济形态尚处在农业产生的前夕,相当于中石器时代早期,甚至更早阶段。他们过着纯粹的狩猎一采集生活,以狩猎小型动物与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在少数湖塘沿岸和海滨地区的土著们则以捕鱼为生。他们不能算作是存心贮食的人,因为他们仍处在"搜寻食物"阶段,早期的研究者已指出,这些土著居民在吃午餐之前尚不知他们将以什么为食。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动物种类有限,数量也不多,所以土著们在肉食方面选择余地不大,他们将一切能到手的动物都作为食物,然而他们的狩猎本领极其完美,以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狩猎虽然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却不是他们的苦役,而是一种娱乐、一种特别心爱的活动。他们在狩猎时专心得会忘却世上其他一切事情,因此他们从孩提时起,一方面在成年人指导下学习狩猎本领;另一方面还在游戏中模仿大人的各种狩猎办法,学会辨认兽迹,了解猎物的习性,养成使用武器的习惯,长大后就成了灵巧熟练的猎人。在这一点上,与动物学家所观察到的,肉食动物的捕猎行为本身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消遣,教育幼仔以及幼仔学习捕猎颇为相近!

澳大利亚土著在捕猎大型动物时,往往采用各种办法以达到目的。他们捕获袋鼠采用长时间追踪,从早紧盯不放,追逐到晚,夜间他们在火堆边休息和睡觉,黎明即起,继续跟踪追逐,直到袋鼠被追逐得精疲力竭,他们再用长矛将之打倒在地。这种狩猎方法要求猎人具有很强的耐力、毅力以及顽强的精神。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狩猎法早在直立人时期就已采用,一直流传到现在。

他们还采用集体围捕的方法,将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追逐猎物;一组埋伏在掩体后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捕猎被追赶的动物。有时也采用挖陷阱和围栅栏的方法,但这种消极方法不及那种积极追逐的方法使用得多。他们有时根据猎物的习性,长途跋涉远出狩猎,甚至历时几个星期始归。为了捕捉树上的动物(如袋貂)和获取鸟蛋及蜂蜜,他们练就了一套独特的爬树本领,这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对于土穴中的动物,如有袋类的啮齿动物、袋狸、鼠类、邑、蜥蜴和蛇,不仅男人,连女人和少年也颇为热心地捕捉它们,一般用挖土棒搜寻和发掘它们,不过这类活动属采集范围的事。

对于飞禽,特别是水鸟,除了用"飞去来器"这种特殊猎具外,还采用套环来套取它们。对付猛禽更显示出他们的机灵和勇敢精神。他们手拿鱼肉,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日光照射的光秃秃的岩石面上,待猛禽扑下来取食时,猎人会猛然抓住它的腿,然后将之捕杀。捕鱼不仅采用空手捉鱼,还用鱼栅拦鱼、提篮罩鱼、鱼叉叉鱼以及用树枝、草束和芦苇编织渔网来捕鱼。钓鱼也很普遍,鱼钩多用骨头和贝壳来制作,鱼钩带有倒刺,鱼叉的尖端带有倒齿。他们有时在夜间用火炬照明来叉鱼,甚至有时撒放带有麻醉性植物的叶子来麻醉鱼,然后将之捕捉。在沿海地区会乘船去捕捉儒艮、海黾和鲑鱼。澳大利亚土著捕猎的目地纯粹是为了获得肉食。

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利用狼犬来帮助狩猎。他们捕捉小的狼犬加以驯化,有时妇女会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狼犬,这种半驯化的动物常用来寻找兽迹,有时也用来追逐猎物,常是追逐袋鼠。不过澳大利亚土著很少带狼犬去狩猎,因为他们更相信和依赖自己灵巧的狩猎本领。

采集,特别是植物性食物的采集,在澳大利亚上著经济生活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在有些地区成为主要的生计活动,这是因为狩猎不能预先保证获得成功,妇女们所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就成为他们生活上较稳定的基础,尤其在动物资源少的地区更是如此。在原始时代后期,人口的增加,对食物的需求量加大,这点就显得更为重要。植物不仅用作食物,还可作为医药,甚至为某种技术所需,如有毒植物被用来麻醉捕鱼等。对澳大利亚土著来说,任何植物的任何部分均可当作食物,如浆果、硬壳果、谷粒、草籽、细根、块根、块茎、茎、嫩枝叶、幼芽、种实、花和软质树心等。其中块茎和根果占主要地位,往往被当作主粮,故有些学者称澳大利亚土著为"野生根果的挖掘者"。

除各种植物性食物外,许多小动物(如蜥蜴、老鼠、蛙、虾、蜗牛、螺、蚌、昆虫)、野蜜蜂及鸟类和爬行类的蛋等等都是采集的对象。事实上澳大利亚土著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能作为食物的东西。

主要的采集工具是用结实的树枝削尖头部做成的掘土棒。采集主要为妇女的劳作,因为只有妇女的耐心和持久不懈的努力才能胜任这种简单而又枯燥,甚至有时单调得令人疲乏的劳动。例如:为了挖一支0.3米长的川蓖薢块根,必须挖开直径约1米,深达0.5米的大坑,先用掘土棒将块根周围的土挖松,再用手将松土一把一把地掏去,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单调而又令人厌倦的工作。在采集种子、草莓和硬壳果之类食物时无需工具,用手采集就是了,惟一的工具是用来盛东西的小木槽。

澳大利亚土著从不生吃狩猎来的肉食和鱼,但加工方法比较简单,很少煮食,主要是放在烧热的石头上、沙和灰烬中烤熟。采集来的食物有时生吃,但多半还是在火上调制的,如小动物、蛋和虫子多埋在灰烬中烤熟。许多植物性食物无需调制即可生食,但与需要加工的食物相比只占次要的地位。块根多放在灰烬中煨熟,而禾谷和草籽的加工要复杂些,需要打谷脱粒、碾碎、加水揉成面团,再放在火上烤成面饼。这些方法几乎与农业民族所采用的步骤完全相同,只是制作程序分得不很清楚,将有些程序合并在一起进行。块根和根茎的加工和谷物加工程序差不多,但要稍复杂一些,时间也花费得多些,特别是那些带苦味的,甚至有毒的块根,必须先用水浸泡很久,并反复烤几次才能食用。

实际上,澳大利亚土著在采集和加工植物性食物的许多方面,已跟原始农业很接近。除了没有耕种土地、播种和栽培外,农业操作的其他阶段,如收割、挖掘、打谷、簸谷、浸揉和搓成面团再烤成面饼,他们已很熟练,只要学会耕地和栽种,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农人了。如果从经济形态的阶段来看,他们确实处在生产性经济--原始农耕的前夕,然而他们比纯粹的攫取性经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甚至已有某些农耕的萌芽迹象。在澳大利亚西部某些地区的妇女,把川蓖薢的块根挖回来后,为了保证以后再次收获,他们将切下的块茎茎头又回插到地里去。当然还有一些打算种植其他所需植物的例子。不少学者将澳大利亚土著的经济与文化定位在中石器时代,我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原塔斯马尼亚文化,还要比澳大利亚土著显得原始,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广泛的生活资料,所谓广谱性的生活资料。不同的生态环境提供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生活资料,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这时人是尊重自然界的,仅是多种形式合理地利用它,还没有发生以后滥用资源的现象。在这种原始的狩猎一采集生活中,男女分工也很明确,狩猎是成年男性的主业,而且男人们没有将之视作苦役,而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男人们乐意去做,甚至充满活力的男性会长途跋涉去狩猎动物。采集,特别是植物性食物的采集,是女性的主要技艺。女性特有的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她们承担了这种单调、疲劳的工种。由于采集是生活资料相对稳定的来源,人们,特别是细心的妇女,给予它的关注也就更多。这对走向原始种植和家畜驯化关系重大,很可能原始农业就是在采集工作中占首要地位的妇女手中产生的。时至今日,妇女在家庭乃至整个国家提供食物保证方面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1996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发布的一份题为《妇女喂养着世界》的公告中指出的。在原始时代,特别在中石器时代更可看出妇女在喂养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对澳大利亚土著的考察,作为种植的植物往往是当地常见的、也是普遍食用的种类。如澳大利亚库被尔斯克里克河两岸生长着类似黍子的一种草,有的地区生长此草的面积可达4平方千米以上,而在其他国家它已是一种栽培谷物,但在此地仍为野生谷物。将它转化为栽培作物是不难的,其实只要澳大利亚土著学会了对它进行栽培,这个地区的澳大利亚土著也就进入原始农业阶段了。

澳大利亚土著的这种经济形态为我们提供了史前时期中石器时代,相当于白莲洞Ⅱ期文化的绝好的例证。

人类演化三轨道与"中石器革命"

原始人类的演化发展遵循着三个轨道在运行:

一个轨道是人本身--体质形态的演化发展。它由前人类(南猿群中的早期类型)进化为真人类(南猿群中的进步类型--人属的最初代表);然后通过直立人群发展为化石智人群;最后通过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先民--他们是现代人的直接先辈,到达现代人阶段,其实到了化石智人群的后期代表已接近原始人阶段的结束。人类本身的这一演化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物进化的历程,其机制十分复杂,既遵循生物进化的法则,更涉及到深层遗传物质的复杂机制,这不能用任何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口号可以一言概括。

另一个轨道是生产技艺的演化发展,这是石器时代生产工艺的演化历程。它表现在石器制作技艺上(有些学者所称的"石器工业"上)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可分早、中和晚三期)、中石器时代(亦可分期,如白莲洞Ⅱ期文化还可分早、晚两期)和新石器时代(至少可分早、中和晚三期)。在由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化过程中,在一些研究比较深入的地区,某阶段的划分要细致得多,以西亚的耶哥利文化为例,从事该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做如下的划分:

由距今1.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纳吐夫文化)发展为"原始新石器时代",原始新石器时代为由游猎向定居过渡的阶段,此时原始农业是否产生,尚不得而知。再由它发展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有时也称为"无陶新石器时代",它可再分为两段,距今1万年前的A段,以出现原始农业,石器中出现石镰、石镞、石锥、石凿和石锛为特色;距今0.9万年前的B段,此时石器中出现长而薄的石刀和大型的磨石、石锤、石杵和碾石等,特别是已有雏形的城市出现。再进一步发展为"有陶新石器时代",顾名思义,此时已普遍使用陶器,本期亦可分为A、B两段,但具体资料较少。由此可见,耶哥利文化展现了不同于东南亚的白莲洞文化与和平文化的另一种文化面貌,欧洲又将是另一种特点。而这一切都是在各自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石器时代某一阶段生产工艺上的不同面貌。

第三个轨道是文化发展的历程。虽然生产技艺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文化还不止于此,它拥有更广泛、更深邃的内涵,它是人与生产技艺结合而产生的众多要素的综合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其实生产技艺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它是借助于除生产工具之外的另一种"工具"--符号而发展起来的有形或无形的精神财富,它特别积淀在人的大脑,也就是思维与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它使人拥有了巨大的潜能,人类的演化成为了生物进化与人类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数百万年来人类的祖先和先辈们所创造的一切财富--思想、知识、经验等等,所有这一切变成了信息都集中存蓄到大脑中来,一代代向下流传,人的心智由此越来越强,通俗地说就是人变得越来越聪明。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人类文明的昌盛,不只艺术,还有科学技术,再加上人类所特有的丰富的想像力。人发明了所能发明的一切,也创造了所能创造的一切。人的智慧已不仅是天赋的天然智能,还添加了人工智能……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学活动中指出,过去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文化水平太低估了。确实如此,实际上我们对中石器时代的认识更肤浅,当我们越了解由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化历程的具体内容时,就越发感到人类很早就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虽然通过史前考古所能获得的有形东西太少、太零碎、太单调,很不起眼,但蕴藏在人类大脑中、深深根植于大脑之中人的智慧却具有巨大的能量。这一点已经和正在被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人正常地生活着,大脑中的智慧就会进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一句至理名言--人手是人类智慧的刀刃。毫无疑问,人手促进了人脑的进化和发展,进化了的大脑又指挥着人手的行动。这个世界只能由行动而不是由冥想来把握。行动不是盲目的举动,而是在智慧把握之下的实践。原始人类发展的三条轨道只在一个交汇点上才迸发出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光辉,这就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转化。它的根基是由攫取性经济形态向生产性经济形态过渡,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质的飞跃。这就是"中石器革命",学者们喜欢用"新石器革命"来描述这个历史进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新石器革命",不如说是"中石器革命"来得更妥帖和更真实。

正文 灵井中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①

灵井中石器文化遗存是一个偶然的发现。

①本文作于1997年7月,原载《河南文史资料》总第67辑,1998年版

1962年秋,我于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下半年,我参加"四清"工作队,来到河南省许昌市。我所在的分队主要活动在灵井砦。

灵井砦是个小村庄,位于许昌市西北约15千米处。砦外西侧有个池塘,原是一个名叫"灵井"的古水井。50年代"大跃进"时期,它被挖深拓宽成为贮水池塘。

1965年开春,"四清"工作队开展植树活动。一天清晨,我在灵井贮水池塘边上挖树坑时,突然感到锹下似碰到什么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块乳白色的石英石,看看周围均为灰白色的粉砂质土,而这种砂土中似乎不应有这类岩石出现。当时看到这块石英碎片,脑子里突然联想起一件往事。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察时,正是碰上几小块石英石碎片,引起了警觉,认为它们可能是古文化遗存,说不定能找到古人类,从而导致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现在从粉砂土中出现的这块石英石,是不是也会有点名堂呢?于是我就询问身边一位参加挖树坑的年轻社员:"这里怎么会有这种石头,多不多?"他告诉我,当地人称这种石头为"马牙石",还说这种石头别处不多见,倒是在这种砂土中时有发现。我随即问道:"除了马牙石外,这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发现,譬如有没有龙骨?"此时我身边的另一位小青年说:"有龙骨,不仅有龙骨,还有龙齿。"经他这么一讲,我顿时激动起来。

当晚,我就到说家中有"龙齿"的那位社员家里去查访。拿来"龙齿"一看,原来是马的下臼齿,石化程度相当深,上面还沾着黄色的细砂。当时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抓青年工作,我就利用与青年社员频繁接触的机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几乎家家都存有一点"龙骨"和"龙齿",社员们说是可以做"刀枪药"。

此后,我就悄悄开始收集这些"龙骨"和"龙齿",结果发现化石种类还不少,甚至有大象臼齿的齿板。同时我还在池塘周围仔细搜查,不仅发现更多的石英石碎片,还找到不少黑色燧石质的碎石片,其中竟有人工加工的痕迹。特别是在社员的指引下,在池塘旁一社员家的菜园子里,发现一大堆当时挖水塘时残留下来的砂土。翻动这堆砂土,从中竟找到典型的、采用压削方法制作的细石器器物。此时我的心情甭说多兴奋了。在这堆砂土中找到了只有火柴梗大小的小石叶,还有动物化石遗骸碎片,甚至还找到鸵鸟蛋皮化石的小碎片。在进一步调查时获知,这种富含石器和动物残骸化石的砂土堆积物来自地表下10米深处。那堆砂土的表层为橘黄色的细砂,下面压着的为灰白色粉砂土,如果按挖出时堆积的顺序,橘黄色细砂应在深处,上面覆盖的应为灰白色粉砂。

由于当时我是"四清"队员,对这些发现未敢声张,只是独自悄悄地进行搜集和观察。"四清"工作结束后,我们科学院的同志留下来进行"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由于没有了"四清"运动的纪律约束,我就利用劳动之余去作进一步的考察和采集,几乎每天都有收获。到劳动锻炼结束返回北京时,我采集到的东西竟占到行李中的相当部分。

在劳动之余的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灵并砦地区的地表深处常有相当厚的钙质结核层,有的地方胶结成极状,当地社员称之为"砂礓棚"。在这层"砂礓棚"之上,从未发现过含有细石器和动物化石的砂土堆积物。此外,在砦外有些隆起的岗地,社员们在上面挖红薯窖时,常常从中挖出属于新石器时代和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如磨光石器、蚌壳制品、陶器和石化程度很浅的动物(如牛、羊、猪等)残骸及人骨。它们中间从未发现那种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动物残骸中也没有在当地现已灭绝的种类如鹿、象、披毛犀的化石,所以在距地表10米深处发现的与红薯窖中挖出的不是一套东西。

在我采集的文化遗存中,动物化石经鉴定有18种之多,其中不乏灭绝种,它们代表的时代不会晚于黄土期(更新世晚期)。石器有三类:砾石工具、石片石器和占相当大比例的细石器。后者多为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如锥状石核、小石叶和许多成型的器物(如拇指盖状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以往这类文化遗存仅发现于长城以北地区,解放以后在陕西大荔的沙丘上有所发现,打破了细石器文化只存在于长城以北的旧观念,如今在河南灵井也有了细石器器物的发现。灵井砦在黄河以南约100千米处,这些典型器物不仅跨越了黄河,甚至到达了淮河流域附近,因为灵井砦的附近即有淮河支流--颖水流过。因此在地域上,细石器文化遗存已进入中原地区,这在细石器文化发现史上不能不说是个突破。鉴于此,1966年我以简讯形式将这重要发现披露于世;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先生指导下,对这批发现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成果刊登在1974年5月号《考古》上。

灵井细石器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因为它在文化属性和时代上惹人注目:它拥有典型的细石器器物。又与更新世晚期动物群共生。灵井文化遗存中缺乏磨光石器和陶片,将它置于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都不合适,只有置于两者的过渡期(即"中石器时代")才行,而且可能属于该时代的早期阶段。有些人曾怀疑,它是从地表下深10米处挖出的东西,层位已不清,年代难以确定,而且是"混杂的"东西,怎么可以定性、定年代呢?

虽说它们来自地表下10米,但不争的事实是:有些典型的细石器器物与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是牢牢胶结在一起的,任何看过这些标本的人都不会怀疑它们共生的真实性,而且当地后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从未发现过这类细石器器物。灵井细石器时代的古老性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有关"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已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也有了更多的证据出现,大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研究这一考古学上的疑点。

1973年,我在云南元谋盆地元谋猿人化石产地附近,找到了细石器典型器物,其性质与灵井的别无二致;以后在80年代,江苏和山东的史前考古学家们在沂河、沐河流域找到了与灵井细石器相似的文化遗存。我曾考察了其中部分器物,发现两者极其相似。由此可见,灵井细石器文化的出现并非孤例。在有关灵井材料正式发表之后,日本、美国等国的考古界就作过介绍;最近英国考古学界有人专门撰文介绍灵井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可见其价值与重要意义已为世界考古学界所重视。

对于本人来说,灵井文化的发现也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虽然我主要从事的是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的研究,但在河南灵井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存之后,涉及到"中石器时代"文化,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成为我研究的另一重点。继灵井的发现后,我于1973年发现了元谋大那乌细石器文化遗存,1982年以来又在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遗址致力于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问题的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发掘和深入研究,多方面学科的通力合作,对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颇多争议,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存有怀疑、甚至否定的观点,总以为"中石器时代"定义不明。其实,这些同志仅着眼于文化器物,以为只要有一明确的指示物出现就能判断某种文化的存在与否。例如,认为旧石器文化是以打制石器为主,新石器文化以磨光石器和陶器出现为主,简单化到了仿佛在遗址中找到了陶片就属于新石器文化,不存在陶片就属旧石器文化。其实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新、旧石器文化是两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反映,原始文化发展的根基是由采集和狩猎为主的掠夺性经济向原始农耕和原始驯养活动为主的生产性经济的过渡,决不是一两样器物作为指示物就可概括一切的。拿陶器的出现而言,在我国南方已有数处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六七千年前的陶片,你能凭此将这些遗址置于新石器时代吗?显然是不合适的。

经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已证实了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拥有距今37000至7000年间连续不间断的成层堆积物,在中间含有五个文化带,每个文化带都具有特殊的文化遗存,显示了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清晰轨迹。在距今18000至12000年之间,为新石器时代所具备的四个要素--磨光石器、陶器、原始农耕和原始驯养--在这一时间跨度中逐渐产生。白莲洞文化系列的框架,即对旧石器文化经中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识别与建立,为中国存在中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确凿的证据。1994年,在柳州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获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承认和高度赞扬。

灵井细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和由之而导致的有关我国中石器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随着我国考古学的进展,已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识到。

自然,对灵井细石器文化所代表的中石器文化性质的研究尚须深入进行。首先是要对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纵然这会有一定的难度,但必须进行。其次,应根据发掘所获的器物与伴生物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以验证前期工作所获得结论的正确性。广西柳州白莲洞文化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中国南方地区中石器文化的存在问题,而在我国北方和中原地区,此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我相信,对灵井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深入的比较研究,将会为彻底揭示中国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探索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具体细节,提供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

正文 种花人汗滴在花间①

--记科普作家周国兴周文斌

①原载《震惊世界的失窃案》,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如果把科研成果比做一颗种子,那么广大群众就是这颗种子得以发芽、生长的肥沃土壤;如果把科学普及比做美丽的花朵,那么科普工作者便是花圃中的辛勤园丁。

近些年来,在我国繁花竞放的科普园地里,周国兴的作品以其质朴的风格、深邃的内容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卓然标立于群芳众艳之中,赢得了人们的重视与赞赏。他的那部《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刚一出版,法国巴黎的百世纪出版社立即进行了翻译,把它介绍给了法国读者,并认为这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明人类起源研究史的优秀著作。接着,国内又将它翻译成维吾尔文和朝鲜文本,更加扩大了这部书的影响范围。与此同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人类起源的故事》,该书以通俗而生动的内容,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和破除宗教迷信,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79年,他的科学小品集《狼孩·雪人·火的化石》在天津出版以后,更是受到了科普界的好评,成为了天津市的获奖作品。

"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汗滴在花间。"在科普创作的道路上,周国兴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从种子的播种,到田间的耕耘,从育苗培土,到施肥浇灌,无不渗透着园丁的心血和汗水。

1937年,周国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南通是长江岸边一个幽雅而美丽的城市。气势磅礴的江流,景色清秀的狼山,赋予了这座江城壮观而又秀丽的色彩。南通又是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城市。我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就坐落在它的市区。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周国兴,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的情趣。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常常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或攀登于狼山的小道上,捕捉蝴蝶、昆虫,采集山花、野果,倾听鸟儿鸣唱;或倘佯于长江的岸边滩头,拾掇形状各异的贝类,观看滚滚东去的江涛,欣赏变幻不定的浮云……

进了小学,荒芜的博物苑便成了他和小伙伴们经常游乐的场所。他们在杂草中追逐着,在巨大的鲸鱼骨头上爬来爬去,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鲸鱼这么大,它生活的海洋该有多大啊!"有一次,一个名叫乐德昌的小伙伴坐在鲸鱼骨头上,感慨地说。

"可惜我们没有见过海呀!"周国兴发生了共鸣。他向往着大海,就像向往着一个神话世界一样。

几年后的一个暑假里,他终于邀集了几个少年朋友,步行一百多千米,来到了吕四的海边。自然界笼罩在头脑中的一道帷幕被揭开了。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在松软的沙滩上打着滚儿,让海水的浪花和明媚的阳光沐浴着自己的身心……

一粒科学的种子就这样默默地飘落到了周国兴幼稚的心灵中,一旦遇到适当的时机,它就会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这个时机的到来,是在他上高中的期间。有一次,他偶然读到了裴文中教授一本介绍中国猿人的著作。这本书唤起了他探索人类起源的欲望。高中毕业时,他在升学志愿表中填写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人类学专业。

一座琳琅满目的科学之宫终于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是大自然诸种创造物中最复杂、最神奇的一种。人既有动物的本能,又有超出动物之上的人类的社会性。因而,人类学便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它不仅要从体质形态方面去把握人的发展和进化规律,而且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研究人类社会的产生和进步。适应这种要求,周国兴除了认真学好课本上的内容以外,还广泛地阅读了许多课外读物,诸如地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考古学,乃至法医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都令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知识,似乎在人类学的镜头前增加了一个广角镜,他透过这个广角镜看到了更为广阔的科学画面。

这种学习方法反映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便使他的目光能够冲破学科界限,在较多的领域里做出成绩。1962年,他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猿人",而焦距又对准着从古猿到"猿人"的转化阶段。这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类特点的形成时期,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内容和深刻的哲学道理。周国兴在这个领域内纵横驰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

1965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云南元谋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学术界围绕着它是不是直立人的牙齿以及会不会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代表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周国兴在参加了发掘元谋人化石产地并对人化石进行仔细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元谋人是最早的人,是直立人阶段的早期代表,其年代甚至可能超过100万年,而且不排除会用火的可能。现在,除了用火问题仍有争论外,他的基本观点全部得到了证实。当他撰写的《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再研究》的论文在1979年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该文的主要结论被作为这年度考古学的新成就之一,收入了《中国历史学年鉴》与《中国百科年鉴》之中。

本世纪30年代,美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在我国研究一具黑猩猩的头骨时,化石上面竟有两颗假门牙瞒过了这位古生物学家的眼睛。这一错误在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居然被周国兴指出来了。

1976年,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作100周年的前夕,周国兴提出了有关的自然哲学论文达5篇之多,其中发表在《文史哲》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的两篇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看来,人类学的领域,的确大有他的用武之地。可是,人类学并不是一根直挺挺的电线杆子,而却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周国兴在这株树上摘取科研之果,必然要攀缘于各个枝桠之间。他先后发现的河南灵井细石器遗址和云南元谋盆地的细石器,填补了我国黄河以南和云南地区细石器研究的空白。然而,这一工作超出了体质人类学的范畴,有人便认为他偷摘了人家园地里的"禁果"。客气一点地说他"太杂",不客气地则干脆说他的"手伸得太长"。对此,周国兴总是笑着回答:"杂和专正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科学工作者决不能只通过一个针眼去观察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他佩服达尔文的广博和深邃,并时刻将他作为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榜样。事实上,达尔文作为科学史上的巨人,在科学方法论上给人们提供的启示,是一点儿也不比他的科研成果逊色的。他的生物进化论的伟大理论,正是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创立的。

1971年,周国兴到浙江省博物馆筹办"劳动创造人"的展览,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那个展览,不仅概括了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而且也涉及了生命的产生和进化。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表达。如果知识面太窄,不能融会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势必无法完成这一展出任务。这时候,长期的知识积累帮了他的忙,"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收集的几百张马列主义关于人类学论述的卡片,更是为他提供了一条思想的主线。展览办得深入浅出,在观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展览的成功,使周国兴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如何把人类学的知识在更广大的群众中进行普及呢?正是这一念头,把他引向了科普创作的道路。他决定写书。在对"劳动创造人"的展览作出全面总结的同时,他很快拟定了《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的写作计划。

起步是艰难的,坚持下去尤其需要毅力。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创作一部科普作品,也许并不比撰写一篇学术论文更为容易。周国兴感到笔头异常沉重。他像一个攀登在高海拔地区的运动员,一步三喘地前进着,在一页页的稿纸上消磨着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两个春秋过去了,案头上不过积存了6万多字的初稿。

这时,恰好《化石》杂志创刊了。书稿的第一章在这个刊物上得到了发表。在《化石》杂志负责人、科普作家刘后一同志的帮助下,全部书稿被推荐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本书很有意义,只是内容还不够充实,应该更展开一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王幼于同志看过仅有6万多字的书稿后,提出了建议。

周国兴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他便带着书稿和资料来到了元谋人遗址的发掘现场,在紧张的野外工作之余,进行着书稿的修改和补充。

当有人提出,希望他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写一本这方面的书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在他看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在补充修改《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的同时,给自己追加了一项新的任务:以浙江展览的业务总结为基础,撰写一本《人类起源的故事》。

正当他满怀希望和信心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时,一场意外的灾祸猛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那是1973年12月,他在元谋盆地的一次考察中,由于搬动一块大石砧,摔了一跤,腰椎骨被扭伤了。回到北京后,伤势显得愈益严重。突出的椎间盘压迫着神经,就像一把尖刀扎在腰部,无法忍受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站立的能力。

他躺在病床上,许多无法排解的念头,就像一架风车,无休无止地在他的脑海里转着圈子:难道自己真的就此瘫痪了吗?自己十分喜爱的人类学研究工作,难道就此结束了吗?刚刚拿起的科普创作之笔,难道就此停止了挥动吗?不,这一切决不可能,也决不应该成为可能!可是,希望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呢?他凝视着窗外逐渐变浓的春色,眼眶常常变得湿润起来。

夏天到了,研究所把他送到青岛去疗养。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还特地给他寄去了白药、三七等名贵药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仍旧没有缓解。后来,疗养院为他施行了一种近乎酷刑的治疗方案:病人被捆绑在牵引床上,身体被拉长了8厘米,在没有任何镇痛措施的情况下,用橡皮锤子使劲敲打突出的椎间盘。这每一锤的分量和给病人造成的苦痛,是只有在老虎凳上的受刑者才能体会的。周国兴头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地忍受着。

敲打了十几锤之后,周国兴痛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可是当治疗结束后,他瘫痪的身体仍旧丝毫也动弹不了。以后在X光片上发现,他的椎骨被敲过了头,已经突向腹侧了。

一个阴影笼罩着他的全部思绪!

医生来到了他的床前,用尽量委婉的声调向他解释说:"我们反复分析了你的病情,看来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了:及早做手术。这样或许会成为三级残废,但总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

"不行啊!"周国兴竭力想从床上坐起来,却只是徒然感到一阵疼痛。没奈何,他只好躺在原位诉说着内心的激情:"医生,你知道,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需要爬山,抡镢头,找化石,采标本,这都不是一个残废人所能做的事情呀!"

医生沉吟着,慢慢地翻阅着手中的病历:"6年以前,你就患了尿钙增多症。这是一种极少见的疑难病例。它的直接后果是容易造成粉碎性骨折。即使腰椎没有毛病,野外工作对你也是不适宜的。"

"不,"周国兴争辩着,"粉碎性骨折只不过是一种假想的后果,而失去行动自由却是现实!假想是可以避免的,改变现实才是当务之急!"

医生被病人说服了--说得确切一点,是她在这个倔强的年轻人面前感到一筹莫展。过了几天,她请来了几个会武术的工人,询问他们有没有治疗办法。

武术师们在周国兴的腰间捏摸了一番以后,点了点头:"看来,希望还是有的。"可是,他们接着又摇起头来:"不过,我们不能给知识分子治疗,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周国兴就像一个溺水者见到了救援的船只。他拉住武术师的手,恳求道:"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治吧,再大的痛苦我都顶得住!"

就这样,新的治疗方案在武术师和病人的密切配合下开始施行了。经过一个多星期,周国兴竟然能够起坐和站立了。随后,他又能下楼行走。于是,他拄着拐杖,沿着山坡开始锻炼起自己的腿力来。

他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条件。开始,他趴在床上修改着书稿,以后,便能够坐着工作了。他用日以继夜的努力来追回失去了的时间,用意志和毅力去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和愿望。10月间,当他从青岛返回北京的时候,撰写完毕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已经投进了邮筒,送往了云南人民出版社。另一部20多万字的《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的修改稿,也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的手中。

他终于朝着理想的目标继续鼓起了奋飞的双翅!

1975年下半年,他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20多个古人类遗址,行程1万多千米,和摄影师一道为《中国古人类画册》收集材料,拍摄照片。

1976年,在那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周国兴竟因写科普文章而戴上了"反对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政治帽子,并被剥夺了发表科普作品的权利。可他并没有屈服。在同志们的支持下,他终于顶住压力,继续宣传着科学的真理。

197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鄂西山区的"野人"考察时,周国兴的身影又活跃在神农架的崇山峻岭之中。

十年过去了。回顾往事,周国兴感到充实而欣慰。流水似的年华,已经换来了十多篇科学论文和七八十万字的科普作品;激浪般的热情,已经使他在科研和科普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如今,祖国的大地上正响彻着一曲振兴中华的凯歌,人们对科学的渴求正在如烈火一般的燃烧。春正浓,花正艳;路正长,志正坚。周国兴啊,在今后的征程中,你将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献上一束什么样的花朵呢?

正文 后后记

周国兴

我从事科普创作始于1971年,虽说早在大学时代就为上海的中学生物教师作过有关人类起源的科普讲演,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接受领导分配的任务,写点科普性质的小东西,例如给《北京晚报》"每日一答"栏目写过《现代的猿为什么变不成人》等,但这些我都没当回事。只是到了1971年,我赴浙江杭州参加筹办"劳动创造人"展,情况才大变。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人类起源,但涉及到生命起源与生物进化的方方面面,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撰写大纲、细纲、版面说明文字,乃至讲解词的文字稿。此外,我还得参与版面形式的设计和展品的配置。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最后总算拳打脚踢地应付下来。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科普成了我的"正业",作了一次"名正言顺"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事实上展览本身就是件大型的科普作品,我参加了整个创作过程。展览开幕后,作为示范,我又亲自作讲解,不仅动了手,而且动了口。正因为从一开始我并不仅仅将科普创作看作是"业余爱好",而是作为自己专业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我是以明确的目的性开始我的科普创作生涯的。

由浙江回到北京后,根据"劳动创造人"展览的内容,编写并出版了我第一部科普作品--《人类起源的故事》,同时,根据讲解时了解到的观众进一步所想要知道的内容,还编著了《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

继1971年浙江展览后,1973年我赴云南元谋盆地进行野外考察,并参加元谋人化石地点的发掘。1974年底至1975年初,我以"专业向导"的身份,被派出陪同两位摄影师相互作用反映事物或现象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联结、相,去为《中国古人类》一书拍摄古人类遗址照片,行经7个省22个地区,历时4个多月。接着1977年,我又参加"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队"赴神农架林区,以穿插队队长身份带领数十名侦察兵,投身到原始森林中去追踪传说中的"野人",艰苦而又有趣的追踪活动长达8个月。以后又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进行科学考察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最后编印出一本资料集。以后,为了古人类和史前考古学研究,我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上的所有重要遗址,为了揭示"野人"之谜,还到达过帕米尔高原以及美、苏(前苏联)等国。创作的源泉是生活,正是这些科学考察活动为我提供了科普创作的绝好题材。以科学考察和探险为内容的科普作品,最早多发表在当时业已创刊的《化石》及其他一些科普杂志上,部分内容还补充进《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中。

以科学考察为题材成为我科普创作的特点之一,内容主要来自科学考察与探险的亲身经历,依据的是第一手资料。我很强调科学与真实,所以这类作品具有很大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在科普创作早期,我非常感激中国科学院的刘后一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幼于两位前辈,特别是王老,当《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初稿经刘后一先生推荐给他之后,他立即发现该书的意义与价值,鼓励我将其补充和修改为内容更充实的作品。在修改过程中,每当我完成一个章节交给他,作为责任编辑的王老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审读,并加工润色,使原本粗糙之作变得通顺流畅。加工后他还要重新清誊一遍给我。我对照不足10万字的初稿和已完成编辑的30多万字的定稿,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有益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老手把手的传授,以及刘后一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的进步不会那么快,并也绝不可能创作出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更多作品来。所以,我愿将现在这本佳作精选集献给德高望重的前辈--王幼于先生和已故的刘后一先生。

我从事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研究,不仅长年工作在野外,而且还要在实验室内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研究,甚至还要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研究成果最后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出去。我还时常参加国内外一些学术研讨会史上指相对于唯心论的唯物论。,与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因而能及时获知学科进展的新动态与新信息。所有这些,常常使我有一种冲动,希望将这些信息传播给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地会拿起笔来进行科普创作,或将枯燥的学术论文变为通俗易懂的科学小品,或借助于展览和陈列,进行形象化的全方位介绍……这也就形成了我科普创作的另一个特点--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形象的画面充分反映本学科的,特别是自己的科研成果、本学科进展的最新动态、新的发现和新的观念。所以有些人说我是将学术论文通俗化,说我的科学小品为通俗化的学术论文。

自然界中充满了无数的科学之谜,它们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人类具有极强的探索欲,正是这种探索欲,使得科学领域不断拓展,不断有所创新,科学上的探索与创新,使得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人类起源本身更是一切自然之谜中最大的谜,人类来自何方,来自何时,为何而来与如何而来,研究这些,无疑是在揭示"谜底"。同时人体本身也充满许多不解之谜,人的潜能究竟有多大?还有多少功能尚未被人所知?所以,我们不仅要探索大自然,也要探索人本身,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在雅典达尔菲阿波罗神庙门廊的石板上,刻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然而真要认识你自已又谈何容易。探索、认识人自身,是人类永感兴趣的课题。人类社会越进步,人越需要、也越能认识和了解自己。因此在我的科普作品中有相当篇幅属于"认识你自己"。通过这些作品,可使广大读者对自身有较全面的了解,我相信读了这些作品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有关人类的知识,还可以获得做人的自尊与自信,因此有些人说我的科普作品给了人类一面镜子。

揭谜--揭自然之谜、科学之谜以及人自身之谜成为我科普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也是我科普创作的特点之一。虽然有时这些迷未必能彻底揭示而成为科学上的"待揭之谜",但揭谜过程依然是极富吸引力和充满科学魅力的。

1982年,为了开辟一个发表有关自然之谜的园地,我们创办了《自然之谜》杂志,我担任主编。这个杂志创刊的宗旨是"激发探索热情、普及科学知识",它倡导科学上的百家争鸣了产生权威和服从的社会经济原因,说明在任何社会活动中,发表了各种有事实、有分析、有见解而又能激发人们的探索精神的科普作品。它既反对把人类现有知识当作绝对真理,从而排斥探索精神,也反对拿"探索"当幌子来宣传伪科学和迷信。这一刊物共出版28期,于1988年停版。事实上,我所创作的有关这类题材的科普作品正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的,直至今日,不改初衷。

科普创作的形式在我心目中还不只是科普小品和文章,还应包括科普讲演和科普展览,当然还有科普电影和电视片在内,这些诸多形式的科普创作我都尝试过。我喜欢动笔,有时我更喜欢动嘴,我所主讲的科普讲座,形式多样,针对的对象也各有不同。从高深的学术讲座到给幼儿讲故事,从国内讲到国外,甚至在公共图书馆里给广大海外华人讲"龙之根"科普讲座。现在我还很热衷于接受采访,以"对话录"或"采访录"的形式进行科普宣传。这种以对话或交谈的方式,一问一答、简明扼要地直指主题,是颇具特色的科普创作形式--由主讲人与采访者共同创作!

以上概括地介绍了我科普创作的主要经历,以及各类题材的定位。时光流逝,一晃我已六十有二,但对科研与科普我依然精力充沛。去年(1998年),我在欧洲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群山中攀登考察,现在又伏案总结我的科普创作经历。我的创作欲依然旺盛--现在手头上正撰写《中国古人类百年研究史话》(暂名),打算撰写的还有《我的探险生涯》与《世界"野人"考察与探索》。

以为题名的本书,几乎涵盖了上述各种题材不同形式的代表性作品,并以发表的时间为序进行编排。这样做,不仅可以梳理出作者在创作生涯中不断摸索前进的轨迹,亦可清楚地看出离运动物质的独立存在,具有不变的特性,如牛顿的"绝对,在同一题材的内容上,我们的认识如何随学科的发展,随不断涌现的新发现与随之而来的新观念的产生而不断深入和拓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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