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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四辑》 弗兰西斯和他的修道院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朋友，你过上一段时间就想见一次。 没什么事，就是想见面，聊聊。弗兰西斯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约好了，周末，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午间礼拜结束的时候，在门口等着他。等他换下修士的袍子，向院长请了假，跟我们到一家餐馆，借着吃饭，聊聊天儿。 这个时候，我产生一种虚幻感。为什么，就在2000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弗兰西斯一起坐在这个地方？冥冥之中，太多的过去了的偶然，自然而然地汇结起来，成为此刻的一个必然。 一 弗兰西斯说，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前的今天，他从欧洲的短期旅行中回到美国，面临生命的转变。 三十年前，弗兰西斯还是个大学生。六十年代，越战和反越战、女权和性解放、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和摇滚乐。 最年轻有为的总统被暗杀了，像交响乐突然中断。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了，杀死他的人是三K党的暴力分子。主张“必要的暴力”的马克西姆·X被暗杀了，杀死他的是听过他教诲的黑人伊斯兰兄弟。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一起吸着大麻。当我们在读《毛主席语录》，相信脑子里所有的隐秘念头都可以统一到一个伟大思想下面的时候，加州的黑豹党，开着汽车从旧金山的中国书店里一捆捆地买这本小红书，每本二十美分。再开过金门大桥，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校园里，流水一样卖给激进的学生，每本一美元。收了钱，再回去买，买了，再回来卖，来回倒腾，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迅速赚取利润。然后，用这个利润，他们买枪。三十年后，想出这个主意的黑豹党在电视上说，他到今天也没读过这本小红书。 弗兰西斯没有这么凶猛。他们家是费城的工人。费城、宾夕法尼亚州、早期来自北欧的教友派移民，一句话，一些好心人。动荡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寻求什么？弗兰西斯和朋友们觉得，他们看到社会上还有许多弱者，没有得到平等机会；政府要他们去越南送死，理由却令人可疑；年轻人被传统限定，传统却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周围的人们又凭什么视而不见，照样活得有滋有味？弗兰西斯认定这个世界虚伪，宗教也虚伪。在世代都是虔诚教徒的大家庭里，他独自背离了宗教传统。他成了一个嬉皮士。 年轻人一解禁，就是彻底放松。弗兰西斯成天喝着啤酒，吸着大麻烟，穿着破衣服，留着长头发。他交着女朋友，女朋友也在不断地换。他上街，游行，原来好端端念着的书，成绩变得一塌糊涂。如果过去是好的，现在就是不好的。假设过去是不好的，现在就是好的。为什么，谁也说不出，谁也不想问。问这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就是框框禁忌。 为什么要问为什么？不需要问为什么。彻底的解放，从理性到感性，不需要道理。解放是好的，约束是不好的。解放什么，约束什么，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彻底放松之后，他也和大家一样，一头撞上了虚无。 我们比较喜欢把嬉皮士和红卫兵拉在一起。这么一来，我们就比较顺应时代潮流，也比较理想主义。大动荡中跌跌宕宕，什么极端分子都有。可就其总体，嬉皮士崇尚的是个性解放，红卫兵强调的是忠于领袖。浪荡的嬉皮士有一种善的萌发，嬉皮的逻辑中并不出虐待狂。所以，运动过后，尊重民权，关怀弱势群体和弱势的个人，和平主义自然成为社会普遍诉求。而军服中的红卫兵是要替阶级消灭“敌人”，运动中，大义灭亲、对“敌人”残酷无情、消灭帝修反、甚至盼望着爆发世界大战，成为社会基调。 终于，七十年代来了。尼克松开始从越南撤兵。从杜鲁门开始的历届总统，都不同程度地在支持的《民权法案》，终于从约翰逊总统任内开始落实。民权运动的要求一个个地落到了法案的实处。黑人开始有了《民权法案》的保护，一点点懂得，其实什么都没有手里这张选票重要。摇滚乐仍然到处响彻，但教室里的学生却又回来了。黑豹党的枪口也成了无的放矢。对嬉皮士来说，高潮过后，低潮来了。不仅是低潮，还显得虚脱。 嬉皮士们怎么办？醒一醒之后，天资好一点的，功课拉下不多的，赶紧回到课堂上，拿学位还来得及。几年一过，他们鸟枪换炮，成了雅皮。 雅皮们以后都很怀念那嬉皮士的年头，他们及时拐回了正常生活轨道，没有太多可后悔的。他们是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们破坏了一些传统的禁锢，却又捡回了父辈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始明白沙里淘金的道理，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卖出去的无数毛泽东小红书，读的 人和我们一样虔诚，甚至比我们更虔诚，但是，却没有发生井冈山的革命。 从嬉皮士到雅皮，时间、空间和人，都回归到一个平衡，回归到中庸。 还有大量就此被荒废了的嬉皮士，被彻底抛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居然再也回不去。他们是否后悔就不知道了。可嬉皮的经历至少使他们更容易面对流浪，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此开始生活的长途漂流。 最难的是那些太真诚的人。因为真诚，他们顶真，认死理。好心走出第一步，不难。回头走第二步，却难了，想不通。我们的弗兰西斯就是这样的人。 弗兰西斯家有深厚的宗教传统，从来就是人人信教，恪守教规。有着教友派的传统，家里还很宽容，兄弟姐妹到了高中就各自和伙伴们选择不同的教堂。星期天有的去路德教会的教堂，有的去卫理公会的教堂。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伙伴麦克生病死了，弗兰西斯十分悲伤，他把名字改成弗兰西斯·麦克，朋友从此还和他活在一起。 当我们在农村的原野上耕作而改造灵魂的时候，弗兰西斯在为他的灵魂找出路。嬉皮士的反文化反禁忌的运动结束了，他怎么办？难道再回到过去？回去不就意味着过去的思考和反叛都是错的？可是，不回去又怎么办呢？别人纷纷在回归过去，蜕变为雅皮。这对弗兰西斯却没那么容易。 他是因为认真而回不去。他从小生长的宗教氛围使他习惯于认为：花花世界的世俗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的价值，是生活的目的。 可是，七十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弗兰西斯面前一片茫然，几年来刚刚抓住的生活价值突然消失无踪，像大海被蒸发了一样。他愣住了，他几乎垮了。他曾认定原来的生活是虚假的，才走到今天。可今天的生活又变得虚幻。难道他就能够因此回到过去？ 他消沉了，消沉得不能自拔，只有啤酒和大麻让他一天天活着。什么都没意义，如果连嬉皮的反叛都没意义，还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嬉皮朋友们都云散了，还有谁来支持他引导他。可他偏要寻找意义。在找到意义以前，他没有出路，他没法获得拯救。 1973年春，在经历了一个阴冷绝望的冬天之后，弗兰西斯的姐姐邀弟弟去自己家住一段时间。姐姐的家在一个湖边。在去那儿以前，他给一个过去的嬉皮士朋友打了个电话。这朋友说，人类那么多印刷垃圾中，《圣经》倒还是可以读读的。《圣经》，他其实从小就读，从小读到大。可是，这句话在这个时候却留下了印象。那些天，弗兰西斯就坐在姐姐家门外的平台上，面对着平静的湖光水色，一天又一天，在酒精和大麻的双重作用下，读着《圣经》。 二 弗兰西斯喝着啤酒，吸着大麻，读着《圣经》，眼前一片茫然的情景，在人类历史上一定重复过无数遍。当生活的意义被颠覆以后，人所赖以活下去的，却还是意义。嬉皮士所诉诸的感性是真诚的，是真实的，是活跃的，是有生命冲动的，可是，当意义被颠覆以后，感性失去了存在的依托。 反传统原来是要靠传统的存在而存在的，反禁忌是要靠禁忌的存在而存在的。当意义消失，一切同归于尽。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遇到了生活意义的危机。 上帝一定在审视着人类的心灵。 时光倒退回去一千五百年，公元480年，圣本笃（St. Benedictof Nursia）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叫Nursia的地方的一个富有而高贵的家庭里。他在罗马获得经典教育，却对罗马的腐败和不道德风气深感失望。他离开都市繁华，进入荒山老林，住到一个山洞里面壁反思，寻找不朽的意义。大约在公元520年，在卡西诺的山里，他和他的追随者建起一个修道院，并且写下了修道共同体的制度化准则，这就是着名的《圣本笃规则》（t）。教皇葛列高利（GregoryI）一世（Gregory I）把这一规则下建立的修道院制度纳入了整个西方大公教的制度体系，从而使之成为整个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 圣本笃深知人性之弱，他的规则开创了这样的修院制度，让弱者、人性的弱者，也有机会在封闭枯燥日复一日的修院生活中寻求上帝所指出的生活意义。他所建立的修院制度是渐进的、实践的。他建立的是一种集体的、互相扶持的、有共同规则的制度性的修士生活。祈祷、研习、体力劳动、进食和睡眠都有严格的纪律。 传说中的圣本笃是一个能创造神迹的人。他预言了自己的死期和时辰。公元547年3月21日，他让人把他抬到卡西诺的教堂里，在那儿领受圣餐，安然死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纪念圣本笃日。 以后的一千多年里，西方基督教的修院制度一直没有中断。在欧洲各地的深山里不为人知的偏僻地方，修道院悄悄地对抗着漫长的岁月。修士死了，就埋在后院的集体墓地里。活着是兄弟，死了还是兄弟。死的悄悄地死了，只有众修士安魂弥撒的歌声和钟楼的钟声相伴。新的悄悄地来了，第一课就是研习圣本笃规则。 异族的入侵、战乱、饥荒、瘟疫，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修道院虽大多建于深山荒漠，刻意远离世俗，但是并非世外桃源。有些修道院垮了，成为一堆废墟，在风吹雨打中消失。有些修道院被毁了，修院成了杀戮的屠杀场。但是，制度化的修道院在西方基督教的千年史中没有中断。就在这些远离人烟的修道院中，就靠这些微微弯腰低头的默默无声的修士，西方文明保存了源自罗马文化的制度性基因。当西方社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他们有着现成的深深扎根于历史中的制度性文化，他们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变革、扩展、创新就可以了。千年来的一代一代沉默的修士们功不可没。 公元1098年，法国一个叫西多（Citeaux）的地方，圣·罗伯特·德·莫勒斯姆（St.Robertde Molesme）有感于本笃会修道院里出现的松懈、享乐风气，决心改革。他在西多建立了一个新的修道院，从而开创了一个追求苦修的修道共同体。经过第三任院长、英格兰出生的圣·斯蒂芬·哈丁（St.Stephen harding）的努力，这个新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修道派别——圣西多会。1119年，西多会的章程问世，从而使这种修道院制度化了。 圣西多会修道院是苦修式的，修士们每天除了祈祷就是体力劳动，修院靠修士们自己的劳动来支持。他们有规定的长时间的斋戒，每天睡得很少。他们取消了一切金碧辉煌的装饰，教堂和神坛都追求简洁。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建筑史。 二百多年时间消磨，西多会也出现了衰落迹象。早期在追求上帝的热望下产生的严谨刻苦风格被一点一点地磨损。 14世纪的战乱、瘟疫和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更加速了这种衰落。到中世纪末期，整个修道院制度呈现松弛的面貌。16和17世纪的新教改革进一步冲击了这种古老的修院制度，同时也促使了它本身的改革。 1664年，法国，一个叫拉?特拉贝（La trappe）的地方，朗塞（Armand Jeanle Boutrappist。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法国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毁，几乎所有的修士都被消灭了。只有这一派的一群修士，在多姆·奥古斯丁·德·莱斯特兰奇（Dom August inede Lestrange）的带领下，逃到瑞士，重建修道院。时乃1790年。 直到十九世纪，这派最为严谨的修道院制度，就从法国大革命下幸存的这惟一种子开始渐渐扩展。它渐渐地向世界上其他地方伸展。当这一派修道院在世界上只有五十三所的时候，其中有一所就在中国，在离北京不很远的偏僻穷山沟里。渐渐通过休养生息，这一派修道院制度在20世纪，得到了可观的恢复和扩展，特别是在新大陆的美国。 当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眼前一片茫然的时候，从小得到的宗教熏陶却告诉他，生活是有意义的，只要你寻找，你总会找到。上帝已经给你准备了一条道路，准备了一千多年的道路。但是，你必须寻找。 三 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喝着啤酒、吸着大麻、读着圣经。 虚无，仍像一潭深水，他难以自拔。渐渐地，他开始对《圣经》有一种领悟。一种久违的，对超然的神圣与圣洁的敬畏之心，慢慢降临。他第一次有了规约自己的愿望，开始从湿淋淋的水潭里一脚踏上一块实地。他第一次想去教堂，找一个神父谈谈。 那天下午，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手里有了一本神父给他的，有关特蕾莎修女的书。今天，已故的特蕾莎修女，已经是着名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七十年代，没人知道她是谁，弗兰西斯当然也不知道。他拿着这本书很是失望地想，一个修女对他会有什么意义呢？可他还是读了这本小册子。 他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修女，放弃奢华，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终生从事慈善活动，亲自为社会最底层的贫病者服务，一点一滴地救助弱者。这是真实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弗兰西斯像在隧道里看到一丝亮光。 他开始打听特蕾莎修女此刻在什么地方。通过教堂的关系，得知她正在伦敦参加一个会议。弗兰西斯立即动身前往伦敦。 在伦敦，他终于见到了一袭黑色修女装束的特蕾莎。弗兰西斯还是留着长发，一副典型的嬉皮士模样。特蕾莎修女静静地听他讲，听他讲自己的失落，最近的感动，讲他突然萌生的决心。他说，将不怕苦不动摇也绝不后悔，要跟着特莉莎修女去加尔各答，投入一个帮助弱者的事业。听完，特蕾莎修女说，帮助弱者，是一个神圣的事业，你走进这样一个事业是勇敢的。可是，你并不因此就一定要去印度。你说了你的想法和你的决心，可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给你指出的道路呢？你必须等待的，是上帝的指引。 弗兰西斯想了想，得出结论：特蕾莎修女只是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告别伦敦，弗兰西斯来到慕尼黑，那儿的夏季啤酒节刚刚开始。弗兰西斯又在啤酒节上喝得烂醉。 从慕尼黑出来，他去罗马。偶然得知特蕾莎修女也到了罗马，他再次要求见特蕾莎修女。他们有了第二次谈话。修女依然坚信：你要寻找上帝的指引。弗兰西斯问，那么，我怎样才能得到上帝的指引呢？特蕾莎修女说，你必须寻找。 你寻找，你总会找到。你找到了，你就会知道。 就这样，二十七年前，1973年的秋天，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从欧洲回到美国。 四 1944年的3月21日，是圣本笃日。有二十个默默无语的美国苦修派修士，从北方来到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东面一个叫康耶斯（Conyers）的地方。那里有着茂密的山林和起伏的牧地。他们看中这儿的偏僻，要建立一个恪守西多会教规的特立普派（trappist）修道院，起名叫做圣灵修道院（Monastery of s）。 在这片一千四百英亩的土地上，原来有一个不知什么年头的大谷仓。这就成了他们最早的安身之处。第一件事，是收拾出一个崇拜上帝的地方。他们把谷仓的一半收拾出来，建成了一个教堂。另外的一半，下面养着牛和鸡，阁楼上就是修士们的眠床。 他们立即开始了修道生活。每天天亮以前起来，祈祷，然后就是劳作。一点一点地，他们开辟出荒地，自己生产粮食、牛奶和奶酪。他们种植牧草，秋天收割以后出售给附近的牧民。他们制作的面包远近闻名。他们从来不说话。周围的农民大多是新教浸信会的教徒，当遇到别人的不友好对待时，修士们只低头祷告。 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修士们老了，又有新的年轻人加入。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还建起了简朴却壮观的大教堂，完全仿照千年前在法国的传统式样。祭坛上方用彩色玻璃镶嵌的圣母圣子像，却具抽象变形画风。两边回廊的玻璃色片，重新分解和组合了光影。高高的穹顶被投上一层神秘色彩，然后在教堂里形成巨大的空间。修士们用古老的拉丁语赞颂上帝的歌声和祈祷声，日日在穹顶之下回荡。 他们盖起了修院的建筑群，生活、祈祷、研修的房子围成一个有柱廊的内庭院。从外面看，修院的建筑是封闭的，外人只可以涉足向公众开放的教堂祈祷和招待远方来客的客房，内庭院是外人不可涉足的。在内庭院里，有一草一木都精心修整的花园，有卵石铺设的甬道，有圣徒的塑像。这儿有满院的阳光，小鸟呢喃，但是没有人声喧哗。 修道院是一个寂静的世界，是一个苦修的世界，它与世隔绝，它只和上帝对话。 五 坐在那个中餐馆里，弗兰西斯给我们继续讲着他的故事。 二十七年前，他从罗马回到费城。他还是喝啤酒，吸大麻，读圣经。他也去教堂，和熟识的神父谈话，听着别人的劝告。终于，有一天，一个神父告诉他，在南方佐治亚州一个叫康耶斯的地方，有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今年还有招收一名试修生的打算。 他是北方人，还从没到过佐治亚，但他知道那地方。这是南方最落后的州。当年他是嬉皮士的时候，搭车去弗罗里达州，经过佐治亚他都没敢下车停留。他那种留着长发长须，穿着破破烂烂，亵渎一切正经事物的嬉皮士样子，准得挨佐治亚人的揍。 特拉普派修道院，他也知道。他知道这些修士以前是不说话的，是寂静无声的，他不敢想象这怎么受得了。他也知道，在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定改革仪规以后，现在特拉普派修士是可以说话的了。 但是，他还是想去康耶斯看一看。他拿着神父的一封介绍信，就从费城南下了。沿20号州际公路出亚特兰大往东，转138号州际公路，见212号公路左转，在森林里穿行十几分钟，他看到了一块小小的牌子，圣灵修道院快到了。入口，长长的车道，两边都是高高的广玉兰树。突然，出现了一片大草坪，草坪上有孤高的老橡树、核桃树和栗子树。尽头，是洁白的大教堂的钟楼，在南方的阳光下闪耀。 迎接他的是年迈的玻尔神父。玻尔神父说，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文明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愿意疏离世俗社会，放弃世俗社会的财富和奢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用毕生的时间，用所有的才智，专注于和上帝对话，寻找上帝的指引，寻找生命的意义。修士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说，他清楚地听到，发自不可知的深邃的地方，一个声音说着，这儿就是，你找到了。 他泪流满面。 他给特蕾莎修女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找到上帝的指引了。 就这样，已经二十七年过去了，他就生活在修道院里。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和善、爱沉思、幽默开朗的弗兰西斯修士。 寻访杨家坪 特拉普派，苦修派修道院 自从八年前，我们和弗兰西斯修士成为朋友以后，就渐渐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有机会涉足过的神秘领域——修道院。我们接触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严谨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称苦修派。 在美国，即使对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对天主教有成见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会肃然起敬。大家别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们从17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生不说话的。面对这样的苦修决心，确实不服不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前，20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了这个禁令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各种严格的约束。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所以，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次弗兰西斯修士，有时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弗兰西斯终会在某一天，开始对我们作宗教劝说。后来才知道，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他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主动传教。他们也不参与民众的宗教礼仪，比如主持婚礼和葬礼等等。我们最终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质上与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难得的相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更深一步地走进特拉普派修院的历史。 直到三年前，在一个圣灵修道院的巨大银杏树洒满了秋日金黄的星期天。我们和弗兰西斯在修士们自己围筑的人工湖边聊天。湖上飘荡着一群群被修士们“惯坏了”的野雁野鸭。在聊到中国近代历史和西方宗教的影响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中国那时大概就差没有过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兰西斯平静地回答，“中国有过特拉普派修院的。这样吧，我到修院图书馆去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我们顿时对这本书充满好奇。 我跟着弗兰西斯去图书馆，那是在一个阁楼上。估计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间，满满当当的都是书架。阳光从屋顶的天窗穿过，暖暖地投射在一个年轻的修士身上。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计算机旁，正利用互联网给图书编目。看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又低头工作了。趁着弗兰西斯在找书的时候，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书。他们的藏书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整套的大百科全书，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艺术、计算机技术。此外，还有大量小说。 弗兰西斯拍拍我的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落着尘土的旧书，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纪念册。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封闭的院落、教堂的尖顶，真是太熟悉了。没错，那是一个修道院。 中国的苦修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特拉普派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特拉普派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特拉普派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五十三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会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来斯主教的这个想法是有他的考虑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于传教士。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区，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清王朝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菲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默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特拉普派，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的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沟里的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随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人。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缘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这里是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们称它为“神慰”。 “神慰”的开创 每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发展都是在另一个“母修院”的基础上“分产”出来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派出几个修士，在原来修院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下，选择一个遥远的荒原，从零开始，“分产”出另一个修院社群来。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创期的艰辛。记得弗兰西斯告诉我们，他们的开创者来佐治亚州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原，无从下手。遵照教规，他们最终必须达到自给自足的生存。于是，他们就给当时的佐治亚州农业部写信咨询。修士们寄去了圣灵修院的土壤样品，希望农业部给他们一些建议：这土壤适宜于什么样的农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烧砖。 然而，杨家坪对于习惯艰苦创业的特拉普派修士来说，还是格外艰巨。他们在法国也有一个母修院，可是，他们不仅远离法国的母修院，还远离着自己的文化根源。尽管逐步有中国的天主教徒加入这个苦修教派的社群，参与开创，可是，对这样一个乱石滩来说，人手总是不够。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看到，当年的乱石滩经过这十年，已经收拾出一小块齐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顶中国北方民居式样的大四合院已经干干净净地围了起来。院旁还开垦出一片丰产的菜园。当年那个由五名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大家庭，大多数为中国修士。这里严格实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规。他们依然是静默，虔诚，劳作，远离尘世。在索诺修士离世时，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平衡的方式。进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诚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问题。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门艰深学问，涉及哲学、伦理等等人类的本源和终极课题，充满了穷其一生而不能解决的疑问。修院都有庞大的图书馆，涉猎的范围很广。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都足以满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时，为自给自足而设置的劳动，也在平衡人的体力活动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强调苦修，即在艰苦克己的条件下，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在世俗社会看来毫无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能够吸引一些对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特别奇怪的。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别人还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为我们熟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理想。修院生活在实践中，其实很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劳动各尽所能，收获按需分配。另外，他们的内部管理实行民主制度，具体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经常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长达十世纪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给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个连续性，保留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为社会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区别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远只是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扩大，不向社会强制推广，甚至根本不作宣传。相反，它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愿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程序，目的是让产生修行愿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每一个阶段结束，假如这个愿望没有中止，见习修士将有一个誓言，定出一个有限的进入修院的时间。这个发誓居留的时间，在每一次见习期结束时，逐步加长。直到最后见习期完全结束，如果决心已定，签下一个终身誓言。即便如此，当一名修士最终改变个人意愿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违背自己的终身誓言，离开修院。修院根据他逗留时间的长短，给他一笔钱作为这段时间的劳动报酬，让他有条件安排新的生活。 杨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稳定地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个内院，还按照特拉普派修院的传统，在院内建起了一个法国式的教堂。他们很珍惜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区。和全世界的特拉普派修院一样，教堂是他们精神的聚合点。因此，他们即使只有原始的滚木铺垫的运输方式，还是亲手运来沉重的花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径的柱子，成为教堂券拱的砥柱。 修士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乐土。他们不仅在内院有自己的小花园，在一条条山沟里，他们逐年清理乱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树。春天粉黛的杏花缭绕着山谷，秋天修士们亲手制作出当地最好的杏干。他们有了自己的砖窑支持扩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栏羊圈，供应肉食和每天的鲜奶。菜园也在扩大，除了封冻季节，蔬果不断……。即使没有那些旧日的照片为证，想象他们艰辛的开创之路，对于我们来说，都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熟悉弗兰西斯和他的圣灵修道院，还有他那些幽默、随和、勤劳的修士兄弟。这是我们可靠的活的阅读注解。 杨家坪修院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只和教会还保持一点遥远的联系。依据修院的自治原则，他们营造着自己俭朴自然并且基本封闭的生活。 苦修院的毁灭 可是，躲避革命与战乱的特拉普派修士，寻觅到遥远的东方，也并没有寻到世外桃源的安宁。索诺修士去世仅仅七年，1900年，义和团风潮席卷中国，洋人洋教成为主要的攻击和掠杀目标。虽然修道院是内向封闭的静修之地，不同于任何教堂和传教场所。可是，义和团民并不打算加以区别。 修道院一度被大批义和团民包围，形成对峙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索诺的继任者，同样是来自法国的范维院长，忧心如焚，急病去世。大批邻近村子的中国天主教难民，在包围之前逃进修道院。所以，内外对峙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修士，也几乎都是中国修士。因为，在范维院长去世以后，这里总共只剩下三名“洋人”。 之所以义和团民没有贸然进攻，是因为传说院内有很强的防御实力。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修士惊讶地发现，包围的义和团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尽数散去。后来，闭塞在深山的修士们，才逐渐听说外面有关这场风波的整个故事，才知道外部局势的转变，才是他们获救的根本原因。 此后，他们经历了将近四十五年的和平与安宁。那四十五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乐土。这里经历了满清王朝的终结，以及连年内战。但是，这些都没有波及隐居在太行深山里的修道院。看来，他们出于宗教原因的远离尘世的选址原则，得到了安全生存的结果。他们似乎又可以开始尝试一个世外桃源的梦想。 在这段时间，他们接待了一些难得的客人。他们一直有兄弟修院互访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因此，在1912年，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长，也曾远涉重洋，来到这里访问。而这位访问者，正是来自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的“母修院”。也就是说，弗兰西斯这个修院家族的先辈，曾经亲眼看到过我们的这个中国修道院。 同样，杨家坪神慰院，也派出修士，到欧洲和北美的兄弟修院访问。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当时他们有一百二十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照他们的传统，在1926年，他们也“分产”出了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子修院”——神乐修道院。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远离尘世的静修之梦再一次被粉碎。这是一个深山隐地，可是战乱中的中国，震波深入传向每一条山沟。侵华日军使战火逼近太行山，并且终于占领了邻近的一个城市。第一个震动修道院的消息，是日军在占领这个城市后杀害了十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一名在那里避难的特拉普派修士。那是1937年。日军在附近的出现，使得杨家坪修院所在的地区，成为中日交战的拉锯地区。静修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他们被迫与粗鲁闯入这个封闭世界的各种力量周旋，被迫改变他们的存在方式，开始前所未有的求生挣扎。 日军进入过修院，带走了仅有的几名欧洲修士，关入在山东的集中营。他们几经努力，辗转通过欧洲教会联系上德国的教会，才营救成功，使他们返回修院。日军在修院所在地基本上只是过境，整个修院的建筑物得以保存，修士社群也没有被驱散。可是，由于日军在这个地区的出现，这个地区的性质改变了，这里不再是远离世俗的隐居处，而是成为军队常驻的抗战区。他们在这里第一次遭遇世俗世界的直接过问。问题在于，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僧侣。他们追随着自己心中的上帝。可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被战争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他们进入了将近十年的特殊军管期。私有空间，甚至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次绝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欧洲修士被强制离开。可是，他们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驱动下，重新聚合。对于这些修士，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砖一瓦地修盖，这里还是他们安放心灵的场所。他们在绝境中还有一丝希望，希望一切能够熬过去。这样的希望应该是合理的：战乱总是暂时的，和平终将来临。当硝烟散去，山谷里留下的，总应该是宁静。宁静是恢复修行的前提，是修士们对生活的惟一奢求。 他们熬到了世界大战的终结，但是，内战的硝烟又起。 修士们没有想到，他们熬过十分残酷的十年，却等来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终结。1947年，杨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着近八十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国修士，四名来自法国，一名来自荷兰，一名来自加拿大。他们成为这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最后一批修士。这个修道院的故事成为法国革命消灭修道院的一个东方翻版。1947年，杨家坪神慰院被劫洗一空之后，付之一炬。数里之外有一个农民，在目睹他认识的两个修士被杀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看到天空血红一片——一个兴奋的士兵对他说，“杨家坪，我们把它点着了！” 最后的消息 这个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于那一年，其余失踪。少数几个历经一段死亡之旅以后，侥幸生存下来。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杨家坪修道院成为修士，历经劫难，却无法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寻到安全以后，他们依然继续静默的修行。 信仰，这是我们这样的凡俗之辈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神圣。 世俗的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可是为什么，世俗世界就永远不能明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只能以这样的特殊方式——生存。 1970年，有一个中法混血儿，在美国的《读者文摘》 上，刊登了一篇回忆录。他曾经由于一起错案，在一个劳改农场生活了七年。他回忆了一个老年人，如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祷。作者从这位老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中国修道院。老人就来自那里——杨家坪。 在这个修道院建立一个多世纪、被毁半个世纪以后，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真有些虚幻的感觉。为此，我们查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书籍，不论是在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写的有关着作里，都没有发现这个修道院的一丝踪迹。我们想到，也许是修道院不传教的规则，使他们有别于任何其他传教团体，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些着作的研究对象？资料的稀有，使得原本由历时弥久而产生的虚幻感逐渐增强。一个疑问会常常升起：这个中国的特拉普派修道院，真的存在过吗？ 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得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只找到一块剩下的石头，也一定要看一眼。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沿着秀丽的永定河西行，翻山越岭。 进入河北，公路上就布满碗大锅大的乱石，那路是只为高高的运煤车准备的。我们手执一张半个世纪以前的手绘地图，顺着修士们在冥冥之中的指引，翻越着那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寻找一个古老的地名——杨家坪。直到站在一片劫后废墟上，我们震惊得无法言语。那就是它了，一个被湮没的真实故事，一个被埋葬的神圣理想——神慰修道院。 新修的公路从原来修道院中穿过，封闭的格局被生生剖开，似乎隐喻着世俗世界和这个修院的关系。修道院的基本格局仍然非常清楚。教堂的屋顶被焚毁，可是，教堂内花岗岩的柱子犹存，柱子下面是一排排后人砌的空猪圈。五十年了，阳光依旧，远山依旧，苦修院的废墟依旧，只是修士们早已渺无踪迹。北楼失去屋顶的墙还挺拔地竖在那里，透着一个个尖券的空洞，映衬着中国北方的蓝天。也许有时，云，会载着修士们的灵魂，穿越窗洞，造访旧地？ 那里还有修士们为菜园砌筑的低矮围墙，依然围着一个菜园，覆盖着没有完全融化的残雪。对面坡上，修士们的苦修房还在。他们挖掘的储存食物的地窖，也还完好无损。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地上山去，那就是当年通往北京的通道，最初来到这里的索诺院长，就是攀越三天后，从这条小路下来，到达杨家坪的。绕到修院遗址的后面，就是修士们的墓地了。只是，大批死于劫难的修士，没有能够在这里安眠。 墓地上，修士们栽下的树木已经长大。有两棵银杏树，撒下一地金黄的树叶。当地是没有银杏树的，是当年的修士栽下的银杏树。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遗迹，修士们安眠的地方，现在有一溜水泥平台，那是后人修筑的露天舞场……。修士们居住的一排青砖小平房依在，墙上残留着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条山沟向远处伸展，逐渐隐没在山的背后，修士们留下的杏树，依然年年结果。这是寒冷的冬季，我们没有看到一片片的杏花，带着清香，如云般飘出山谷。可是，我们终于来过了，弗兰西斯的修士兄弟们，我们来看过你们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你们吗？ 汉娜的手提箱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形成所谓轴心国，从事扩张和侵略，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历史，成为许多国家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 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几十年来成为亚洲国家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我有个好朋友长期居住在日本。她在中国出生和长大，自然地会站在祖国的立场上，特别关心日本政治中的相关动态。 例如，日本在战后由美国人帮助制定的宪法中，规定了日本不得拥有军队，更不得派兵出国。可是，战争过去已经将近六十年。和德国一样，日本跃跃欲试，试图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可以回到国际社会，实行“国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军队，一样派兵参与国际维和之类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国家，出门不再矮一头。 一个国家曾经走上造成世界灾难的错误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就千秋万代不得翻身，它当然可能改变，改变之后也应该被接受，这是常识。德国就已经基本走出“二战”阴影，在政治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德国军队参加了国际维和行动，而且，已经有德国士兵牺牲在维护和平的战场上。 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势力在民间和政界都很活跃，总使得它的周边国家对它无法放心。同样一个“国家正常化”，在德国已经过关，在日本，却每当小有举措，都要引发日本国内外的重大质疑。我的这位朋友，就是质疑者中的一个。在她看来，受日本战争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沦为政治动物，虽日薄西山，却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在政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对这些右翼充满警惕。 我们在聊着这些话题。我于是问：你生活在那里，根据你的经验你是否觉得，假如今天日本修宪成功，明天日本军队很容易就会冲出去侵略呢？她却毫不迟疑就回答：那当然不会。为什么呢？我追问。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没兴趣，不会积极去政坛表达自己。可是他们也不再是六十年前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战争机器人。他们怎么可能被你一叫就去当“皇军”。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外部的影响虽然在起着作用，可是根本的改变和立住自己，还必须依靠内在的变化。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侵略历史的国家，普通的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创造一个国家新的未来。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时会成为政治话题，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教育厅决定在学校增设“爱国教育”课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商店采购。到了商店门口，我转进泊车位，却没有照例在给车熄火的同时关掉收音机。车里的空调早已失灵，我摇下车窗，就在美国南方八月的阳光下，我留在座位上，直到听完一个专题节目。 这个节目恰好和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关系。在节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两名事件主角讲述着一个跨越半个地球和半个世纪的真实故事。他们一个是住在东方的日本年轻女子、一个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唤一个永远年轻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东欧的一个小女孩——汉娜·布兰迪。 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 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这能使他们学会种族宽容，在心里栽下和平的种子。就在1998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Fumiko Ishioka）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几乎不用问就能猜到，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着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馆长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的2000年年初，还是隆冬季节，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个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罐，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有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 这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汉娜·布兰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 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aisen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通讯，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坚力量”。 现在，“小翅膀”们正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是谁？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汉娜活下来了没有？ 史子也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史子给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去信。他们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史子再写信给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他们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但是建议史子去美国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询问。可是，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莱津（terexin），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对这个集中居住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gto）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着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作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莱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作，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特莱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 几个星期之后，2000年的4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莱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碳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眼睛里的浩劫》 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史子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她又给特莱津博物馆去信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莱津、特莱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没有这笔旅费。 到了7月份，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莱津镇。可是，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里没有人。原来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有个办公室里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 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也就是说，她和囚禁在特莱津的一万五千名儿童中的大多数一样，熬过了这里的日子，却没能在奥斯威辛活下来。对史子，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确认汉娜的死亡，她还是很难过。她定定神，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死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莱津囚禁期间住的那栋房子的排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就住在布拉格。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史子必须再赶回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打听科特·库图克的消息。史子赶到那里，已经邻近闭馆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我会帮你找到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科特·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国，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2000年8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他们很忙，却尽量抽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 1938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坏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 汉娜一家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入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 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我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 汉娜的父母尽量宽慰孩子。可是他们知道，事情要严重得多。那年3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离开孩子，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戴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他们被好心的姑夫领到自己家里。姑夫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 1942年5月，汉娜十一岁，乔治十四岁，纳粹一纸通知，限令他们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 临走前，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车，又吃力地步行几公里，从火车站走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为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外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她这么想着，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在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 1942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 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 当我发现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九至十二岁的孩子时，我相当惊讶。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并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时，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那是因为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 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过负面经历的国家，对儿童甚至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我想，在日本，出现一些民间机构关注儿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 他们到遥远的国家去借用历史资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时期日军侵略的资料，是有他们的考虑的。作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前辈制造丑恶和悲剧的现实，这样的冲击会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故事遥远一些，道理还在，却避免了复杂的困扰过早引入儿童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童年故事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自己国家发生过的事情。 人类历史有大量的负面经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负面的现实。人们需要历史的传承，汲取历史的教训，需要面对现实。而与此同时，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规模的心理伤害。悲和愤等等感情，是正义感的基础，可是一旦过度，很容易走向极端，产生对理性的摈斥。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象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否则，这个社会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在2001年3月的东京，史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十七岁的拉拉·汉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他重新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头，伤心地哭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他觉得，妹妹汉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终于成为一个教师，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乔治，汉娜的哥哥，作为一个浩劫幸存者，他战后的经历，也在对今天的日本孩子表达着什么。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他最为珍贵的家庭相册，那是姑姑、姑夫为他保存下来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虽然经历一切，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乔治告诉日本的孩子，对他来说，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 也许，能够将极端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生活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言：至2003年5月，史子组织的巡回展览在日本的六个地方展出，参观者超过六万人。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犹太女画家弗利德的故事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的故事，她被纳粹谋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近发掘出这段历史细节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得在电话里讲了这个故事。讲到汉娜和其他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着名的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汉娜还留下了四张画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画家，我在东京看过以她为主题的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 查了各自的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过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一 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十分普通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的犹太人家庭。她出生在1898年7月30日。她后来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亲给她的昵称，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由父亲带大，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经常看到、也是喜欢看到的图景，就是小小的女儿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纸张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没有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可在她成长的19、20世纪之交，她的家乡却处在黄金时期。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 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作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环境气候下，一个花园可以如何地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自己就是一个印证——弗利德就是这片花园里孕育出来的一个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约翰内斯·比克曼（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似乎也在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是她已经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是经过提炼、提纯以及定格的场景，再普通的一瞬，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她写道，“摄影是在捕捉一个瞬间……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却是无法用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的。”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中和事实上的早年独立。十六岁那年，弗利德和继母相处不好，开始离家独自生活，在学校边读书边打工。 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做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程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表层的浮华。其实，只要是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C～iz～ek的学生。C～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他相信，任何一级水平的学生，哪怕是个孩子，他的绘画的依据，都应该不仅是他的学习，还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和弗洛伊德学说合拍，他开掘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心世界。在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她的朋友回忆说，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伊腾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艺术不可分割地纠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内心脉动”之说，只是走向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在伊腾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弗利德还发现，她自己是那么适合这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坚持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对于年轻的弗利德，对于这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现象和事实，而不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二 师从伊腾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二十一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没有一个建筑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alter Gropius），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 包豪斯的目标，按照格鲁皮乌斯的说法，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学校开办不久，伊腾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具体地说，包豪斯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也要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实现的能力，甚至有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以后，在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的评价中写道，“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像艺术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非常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和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设计海报和演出。但她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扎进学习和创作。她喜欢这里的新型课程，它们支撑着她内心的演进，也支撑着实践和艺术之间的连接。她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甚至学习使用印刷机、金属加工机械，以及能够控制的快速编织机等等。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订机，作为学校的成就，还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又会成为一种负担。就是伊腾的教学，也会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影响。后来的人评价说，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见的，能够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从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艺术个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故事的起端，还是在去包豪斯之前。刚满二十岁、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有着几个追求者。今天人们还找到一些歌曲，是爱上了弗利德的青年音乐家特地为她而创作的，其中一首题为“我一半的生命”。可是，他们都没能得到回应。弗利德的初恋非常单纯。她只是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一年之后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Flanz Singer）。 他们一起在包豪斯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一起在课余参与戏剧活动。当时在魏玛，有一些当地艺术家也参与包豪斯的种种活动，他们组成团体，称为“包豪斯之友”。 1921年，弗利德和辛格又一起参与组织了一场歌剧，弗利德还为演出设计了海报。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在歌剧中担任演唱，她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 一夜激情演出，弗利德的恋人弗朗兹，爱上女歌手。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噩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她的生活突变，却还不是混乱的终结。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比比”之后，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情人。对弗利德来说，她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二十岁的单纯初恋，这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感情。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弗朗兹·辛格是个素质极佳的青年建筑师，两个人在艺术才能上不相上下。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配合默契，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合作得更加顺手，大量优秀设计，不断地从这个工作室出来。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糅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 这就是格鲁皮乌斯说的，他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她成功的那段过程。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因此，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的朋友都记得，她是多么的喜欢孩子。当包豪斯的学生在艺术节设立摊位、卖手工艺作品时，弗利德卖的是自己做的玩偶，她的摊位永远挤满了孩子。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孕育了自己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二十岁的单纯相爱，终于在扭曲下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十九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931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她从伊腾那里学到的艺术教育。 伊腾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教育者，可他自己并非一流画家，弗利德恰恰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她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出色的、鲜活的示范和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是幼儿教师，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 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那是一个她等候已久的挑战。教学在逼着她进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的学生们回忆说，没有人能够如此启迪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力。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三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20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起来暴乱。虽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希莱艾特（）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三十六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起来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还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在一张混杂着希特勒、纳粹军人和混乱的画面中，中间有个哭泣的婴儿，在上面有这样的诗句：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那你就必须改变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 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这段经历和她的感受，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下来。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来到布拉格后，在内心深处，她却似乎在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之上，画了一个休止符。 在奥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热爱自由的她本能地起来抗争，其代价是她偏离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轨道。这场刺激的最高点，就是她在监狱的经历。 如今，她来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的自由国家，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 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造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和艺术教育与心灵塑造和释放关系的研究，这所有的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这也是人类探索本能的一个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她依然参加一些讨论，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六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已经成功。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一个学生、也是幼儿教师，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后来，弗利德为孩子们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她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 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同时，她让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建筑和工艺设计的轨道。 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1936年4月29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之后，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朦朦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时期为爱情燃烧的炽烈热情，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无疑，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一个如弗利德这样热爱自由的人，都仍然会有不断的、类似的内心挣扎。是不是应该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战斗，是不是还继续有权力寻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是不是还可以坚守自我？是不是还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继续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些问题从她刚刚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经出现。 她甚至和做心理专家的朋友探讨过。朋友告诉她，她时时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那并不是一个罪恶。 最终，她只能顺着自己的本性和直觉去做。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周围的朋友都在准备去参加战斗，她也想过要去，可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伴她的丈夫，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欧托·皮克斯（Otto Dix），恩斯特·鲁德维格（ErnstLudwig），奥斯卡·舒尔曼（OskarScBarlach）等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六个月内，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广泛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辛格已经逃到伦敦，来信希望她也去伦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就像当初没有去西班牙战斗，现在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形成，是她这些年一步步曲折来路的结果。 艺术本身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探索。弗利德作为艺术家，常常在寻求一张作品，或是一个设计最响亮的定格，但是，她一开始就知道，生活是远为复杂的，她难以高调。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他人、面对自己，是弗利德内心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对自己发出疑问。 这一年，1938年3月，她这样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四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个个国家在德军入侵下陷落——丹麦、挪威、法国、比利时、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 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他们一开始都在那里的纺织公司工作，弗利德重新开始纺织品的设计。在给朋友的信中，她开始有关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讨论。她还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访问过她的朋友都记得，她能把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变得很快乐。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1940年，住在伦敦的美术中介人Paul engraf，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苛严。1939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在纺织设计所的工作。1940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在包豪斯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1941年和1942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已经不准养狗，上街必须佩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依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1942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1942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1942年的深秋，他们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 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的物品，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作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了足够的纸和笔。“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650名犹太人，在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捷克小镇。1942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十四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有八万八千名被送往死亡营，其中多数被送往着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 在这里住过的犹太人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的教育。弗利德住进了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女孩汉娜，在2000年才被发掘出她的人生故事，她就是住在这栋楼里，也是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被纳粹当着这些孩子的面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象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到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 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得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着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惟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 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 还组织他们排演了儿童剧。在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力量，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五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 ——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四千五百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韦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集中营儿童幸存者回忆自己画这张画时说：是因为弗利德告诉他们“用光明来记忆黑暗，用黑暗来记忆光明”。 附记：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创作的绘画作品，现在在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1971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 iesenter的收藏。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FriedlDicker-Brandeis，Vienna1898-Auscz1944。 克拉拉的故事 《克拉拉的战争》是一本写给儿童的历史小说。虽然是面对儿童读者，作者却是丝毫不马虎地作了大量学术研究。 不仅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书中这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的状况和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的艺术课程和儿童歌剧《布伦迪巴》的演出也是真实的。故事里的生活细节都是作者采访了幸存者，尽量根据他们的回忆复原的。她只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通过几个虚构的人物讲出来。 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讲述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如何在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里演出。 歌剧的作者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是着名的音乐家，他于1899年11月30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德国籍的犹太律师家庭。汉斯·克拉萨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在幼年就能够模仿莫扎特的风格作曲，在十一岁那年，他创作的管弦乐曲在当地演出；1927年，他创作的交响乐已经由捷克交响乐团在首都布拉格演奏。后来，他在布拉格参加了一个德国籍知识分子的团体，他们的共同点是，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盲目的（对德国的）爱国主义，以正面的努力，对善待他们、也被他们看作是自己家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热忱地投入音乐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上演。1933年，他的一个歌剧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 在纳粹德国占领了部分捷克的时候，在布拉格的九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像汉斯·克拉萨这样的德国人。作为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一员，他很自然地参加了一个组织，那是由反法西斯艺术家和布拉格犹太人孤儿院联合组成的。《布伦迪巴》就是他为这个孤儿院写的一个儿童歌剧。这也是他在被纳粹逮捕之前写的最后一个作品。1942年8月10日，他被送进特莱津的集中居住区成为一个囚徒，在这里他失去自己的名字，编号21855。 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在死亡的阴影下，汉斯·克拉萨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1942年，他用一个钢琴谱，重新为他的儿童歌剧《布伦迪巴》配器。然后，如这本《克拉拉的战争》描写的那样，《布伦迪巴》在集中居住区上演，演员都是作为囚徒的儿童，共演了五十五场。今天，人们发现这位身为囚徒的作曲家，依然长着幻想的翅膀，他新谱写的歌剧，甚至有着20世纪现代音乐的审美感觉。 真实的历史正如《克拉拉的战争》所讲述的：特莱津集中居住区曾经被纳粹装点伪装、抹去真相。希特勒用这个假象来粉饰纳粹的犹太人政策，向国际红十字会掩盖他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布伦迪巴》的演出就曾经出现在纳粹的宣传影片中。 “二战”结束之后，在《布伦迪巴》所象征的那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没有指责汉斯·克拉萨是“晚节不保”，与纳粹“合谋”，而是对音乐家深怀敬意。 在这样的文化中，这些特殊的表演不仅是一个音乐歌剧的演出，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达。在特莱津，艺术家在坚持正常的创作和教学，学者在坚持他们的学术讲座，他们不仅为集中居住区的孩子们，也为生活在今天和后世的人们，展示了生活本身的不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不朽，展示了维护宁静心灵和智慧思索的必要、表达了对美的永恒追求。这一切，正是过去的纳粹、今天和将来的邪恶势力试图摧毁、却永远无法摧毁的。相反，思维的简化和概念化，不论表现着怎样正义的主张，却恰是邪恶滋生的温床。 1944年10月16日晚上，汉斯·克拉萨从特莱津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谋杀在毒气室中。然而，汉斯·克拉萨的工作带来的快乐和希望，却依然留在人间。 在翻译中，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能够认真地对待细节，同时对当时集中居住区的儿童心理反应，作出细微的描述。现在，《克拉拉的战争》一书的作者，给今天的孩子们写着这样真实的历史故事；今天，许多国家的孩子在一遍遍、一年年地上演《布伦迪巴》，就是要大家感受汉斯·克拉萨正面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记得和思考这样的历史为什么发生；就是寄希望于新的一代能够身心都健康地生活，通过他们的努力，就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再发生这样的孩子们的悲剧。 外婆的故事及其他 这是一个得奖的故事。在译到最后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被故事吸引和打动了。打动我的，是传递着家族血脉的历史感。小说的作者用虚构丰富着细节，故事的主干却是一个真实的外婆的故事。 做了外婆的盖比，在向她的外孙辈讲述自己的经历，讲着讲着，盖比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满怀着对父母的感激和思念。艰难岁月是历史，而一个女孩如何度过这样的岁月，却充满了家庭亲情温暖的细微末节。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可是惟有充满丰富细节和感情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有时候和老人聊天，会给他们录音。录音带放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直到有两个老人去世，我把录音带给了他们的孩子，才觉得这些录音分量很重。 这个习惯的养成，也是起于一个个人的伤痛。我很爱自己的父亲，就像盖比一样。我从小就不断听父亲给我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的一生贯穿了中国最动荡的八十年。在父亲去世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录音机。可是当时，愚钝的我只知道用它来学外语，从来没有想到，我应该用它来记录下父亲的故事和父亲的声音。待父亲远去，我已经来不及补偿我的过错。我只能不去细想。 我也有过外婆，虽然她和我们不住在一起。我还记得她裹着小脚，梳着发髻，夏天喜欢穿厚实的黑色丝褂。在我小时候，只觉得外婆似乎生来就是疼爱自己的长辈，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也有她和自己爸爸妈妈的故事。和父亲相反，外婆从来不向我讲起自己，她在世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过要问她的姓名。在她去世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岁出头了，却没有一次想到，我应该坐下来，请求她给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我有一些老年朋友，在有一阵风行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的时候，他们都急着寻找可以发挥的地方，还常常力不从心。我总会劝他们，最好的做法，是先把自己的一生真实地回忆和记录下来，哪怕是给自己的孩子留一份记忆。若说是想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话，也是最可贵的一份贡献，因为那是在增进和修补我们这个社会的集体记忆。 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在我读过书的中学里教历史。 他教的是初中的孩子。在给孩子们布置作业的时候，他想到针对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让孩子们采访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父母，写出采访记录。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做了八年。积攒了几千份生动的民间历史记录。他也对我说，他事先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他的历史感也一定影响了他的学生。 真希望我小时候就能读到这样的故事，那么在读到历史知识、读懂许多道理的同时，我也能更理解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也就能从小培养自己对历史的感觉。今天，技术发展了。不仅能够记录声音，还可以很容易地记录影像了。个人、家庭历史传承的技术手段已经不成问题。 我们缺的，就是盈满着这个故事的历史感。 面对今日的奥斯威的辛 昨天——2005年1月27日，我们在电视中观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露天纪念仪式：大雪纷飞，冰封雪盖的集中营，黑色的铁丝网触目惊心。 六十年前，六百万犹太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仅仅几年内就被纳粹有计划地成批虐杀了。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并进行了积极的反省，但这一事件引出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以制止同类恶性屠杀，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一 首先，“人性恶”并非轻易即能克服。 恶常有“善”的包装。希特勒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能够上台，依靠的口号之一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这个政党是“为国家、为穷人、为社会”的。但“拉拢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几乎是所有大屠杀悲剧的成功之道。 纳粹的另一个包装是“科学”。希特勒假借“科学”之名，把在上世纪初蓬勃兴起的优生研究，引入了社会改造的领域。而且在扫除人性之后的“绝对理性”之下，以逻辑推导方式给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消灭劣等人” 的结论。于是纳粹的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杀害了德国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儿童。 “希特勒之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在内心深处，许多人或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让别人成为“替罪羊”，如此等等。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又迎合了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的恶和疯狂。而惟有群体性恶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大屠杀。 “希特勒之恶”是一个典型，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浩劫”也并非历史孤例。因为只要符合“纳粹条件”，大屠杀就可能随时发生。于是“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来，国际社会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出现“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杀”，我们怎么办？ 二 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侧重点有关，其根源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犹太人的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致重合。希特勒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重叠发生。在六十年前，由于反侵略战争的进程，集中营被解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被揭示，并震惊了世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大概仍然不会得到足够有力的对待。 之所以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国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反侵略自然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因此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而并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杀。在揭示大屠杀事件的时候，各国强调了希特勒的残忍和疯狂，震惊于人性恶的极致，却没有深刻检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失职，因此也就不可能进一步从国际组织的制度上对防止大屠杀有所建树。 没有对大屠杀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很多，也间接地反映出国际社会本身的众多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对大屠杀可以说是间接地负有责任的。在昨天奥斯威辛的纪念仪式上，俄国总统普京出席并讲了话。众所周知，苏联的军队是在波兰境内打败德军的过程中，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解放者的。普京也提到，前苏联是“二战”受害最大的国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亡的士兵最多，奥斯威辛的死难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战俘。这都是事实。假如这场纪念式是一个战胜纳粹德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事情就简单一些。可是事关大屠杀，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另一些事实是，当希特勒咄咄逼人地崛起的时候，斯大林与德国签订德苏和平条约，不仅出卖了奥斯威辛的所在地——波兰，还商讨了如何瓜分波兰。因此也可以说，奥斯威辛的存在本身，斯大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奥斯威辛的受难者中，有大量被纳粹从捷克斯洛伐克转来的犹太人，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死在奥斯威辛，是着名的英、法、德、意签字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的结果之一。这些国家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时候，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况已经发生。人的弱点之一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些事实也在阻挡当时的盟国深刻检讨“大屠杀”事件。 由于希特勒不可满足的胃口，战火燃遍欧洲，把苏联和英、法卷入战争，他们才成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才成为犹太人的解救者。也就是说，犹太人当时获得解救，不是人道觉醒的人类有意而为之，而是“二战”打下来的一个意外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苏联。甚至在纳粹兴起之前，斯大林就开始了对自己国民的政治迫害，包括酷刑和大屠杀。在德军占领波兰之前，苏联侵占波兰，秘密屠杀了被俘关押的一万四千七百名波兰军官和一万一千名波兰公民。因此，在所谓的“二战”盟国中，苏联首先不会愿意在战后的国际机构中出现一个遏制“大屠杀”的机制。而各国出于对侵略战争的恐惧，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主权国家的强调，“干涉内政”变成类似“准侵略”那样的负面的词。 于是“二战”后对“大屠杀”的反省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是含糊而误导的。它使得人们误以为，反种族迫害、反大屠杀、解救犹太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之一。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希特勒当时不侵略他国，只是关起门来在国内建立集中营，迫害、酷刑和屠杀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借战争的机会得到解救，只要希特勒愿意的话，他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三 国际社会在“二战”之后对大屠杀不能深入反省，因而也就不能建立阻挡它的有效机制，其结果就是大屠杀一演再演。 今天，人们在纪念之中用的都是“过去时态”，总是抽象上升到理论；总觉得，我们要好好反省，人类怎么就曾经做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让它重演。而事实上，就在人们念念不忘“要记住历史教训”，上升拔高得几近空泛的同时，大屠杀的悲剧却一直在发生。例如，在奥斯威辛被解放的五十年以后的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联合国是否“需要”干涉委决不下的仅仅一百天之间，就有将近一百万人被屠杀。 安南的犹豫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那是“内政”。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没有授权给他可以“干涉内政”。 所以对大屠杀仍然只能“人道呼吁”，不能武力制止。仅仅六年之前的1999年，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对阿族屠杀和驱逐，造成“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联合国仍然“不能管”，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是在巴尔干半岛燃起的。人们宁可在文学般的语境中讨论大屠杀的教训，而奥斯威辛以后，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监督和制止大屠杀，却始终无法解决，成了六十年之难题。人们对奥斯威辛以后能不能有诗非常敏感，而对奥斯威辛以后能否制止大屠杀，却显得十分迟钝。 2005年1月27日，就在奥斯威辛六十周年纪念的同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带领了一个民间各界的代表团，最近考察了苏丹和乍得边境的难民营，并作出报告。正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导致大批难民的外逃。代表团详述发生在苏丹的种种惨状，呼吁国际干预。就是这同一天，一方面在奥斯威辛纪念会上，各国代表纷纷呼吁：“决不能让悲剧重演”；一方面面对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大家仍然无所作为。所以，一位在浩劫中幸存的犹太人在纪念会上说的话，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当年西方社会对纳粹种族清洗的冷漠，令犹太人始终无法释怀。 惟有安南，深知手中没有制度的利器，口号遂将沦为空话。安南非常现实地说，“不能重演”说来容易，付诸行动难。因此，安南只能遗憾地提醒与会者，在奥斯威辛惨剧结束的六十年之后，大规模屠杀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绝迹。 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在制止大屠杀和种族清洗方面不止一次地失败”。 这是我们在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日，应该正视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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