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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五辑》 《公民读本》第一课 公民教育是一个一直在谈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公民社会，要从公民教育做起，要写出高质量的《公民读本》来。由此就想起来，要看看美国孩子在学校里读的《公民读本》是什么样的。美国很多学校有公民教育课程，《公民读本》的教材很多，一般是学者写了，各地学校的老师从中选挑。因为大原则基本相同，所以课本也就大同小异。我随意挑了一本看看，那是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写的。 从大的划分来说，这本教材分六个部分：1.你；2.地方和州政府；3.国家政府；4.促使政府有效；5.政府的服务；6.自由企业体系。 前言里引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话：“了解你自己”。课本认为，你要做个好公民，先要了解你自己。这一部分，一共谈了四章。从第一章，“你——一个人”开始，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直到“做个好公民”。第二章是“你——一个学生”，谈“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的思考”。第三章是“你——一个家庭成员”，谈的是“家庭是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第四章才是“你——一个公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公民读本》如此开端的原因，在开篇第一段话中就告诉了孩子们：国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它的政府制度、经济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你作为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你必须能“自由买卖和拥有，你自己决定做什么”。而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 “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像一个奴隶那样，不再重要了。”课本还告诉孩子，由于“个人是最重要的”，政府就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生意人，生意人就不能欺骗顾客，工会才必须要代表它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个人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下面，课本举出各个不同总统的有关言论，这些总统认同百姓“个人” 比他的政府更重要。 课本同时让孩子们认识自己，尊重他人，不是惟我独尊。作为个人，人都是有不同弱点的，而自己的弱点是需要认识和改善的。一个好的公民是有民主性格的。课本对民主性格的总结，我觉得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老话，翻译成中文很准确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你不愿意被伤害吧？那么你不要伤害他人。因此，课本教育孩子，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善于调节自己的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在以上前提下，才应该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 一个好的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持建设的、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态度。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 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作为一个准公民的学生，《公民读本》告诉你，学科“分数对于精神活动的衡量，是非常有限的”，好分数只在测定“学校的成就”，而不是在测定你“人生的成就”。 “智商是在改变的”，而“智力是不同能力的组合”。 作为准公民，要学会“清醒的思考”。课本认为，能够清醒思考，是做个好公民最基本的品质之一。假如不能清醒思考，给你民主权利，你照样可能被政客操纵和利用。 那么如何才能清醒地思考呢？ 首先是，“你的思考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简单的前提是，你有权利知晓全部事实。作为一个为公民社会服务的政府，就必须让信息自由流动，让公民们能够得到全部事实。没有这个前提的社会，就很难有合格的公民。 课本还建议学生，不仅知晓事实，还要“不断认识最新发现的事实”，知晓事实之后，一个清醒的思考者“要能够解决问题”。 课本向孩子们指出了最容易陷入的“思路不清”的误区。首先是不能有理想化倾向的“愿望思考”，例如，不能在心里希望一个理想社会实现，就认定它一定能实现。还有，要避免“情绪化的思维”，课本告诉孩子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清醒思考”，否则，难免走极端。而那些走极端的思路，“对个人和国家都会造成最大伤害”。课本还告诉孩子们，不要轻易下结论，思考要从事实出发，就是说“不要从观念出发”，不要从理想出发。 课本还对这些孩子，未来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们说：做个好的家庭成员，是做个好公民的基础。课本告诉孩子们，有各种不同的家庭，家庭是有种种问题的，解决家庭中的问题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幸福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你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爱。虽然 课本不能解决孩子们未来将面临的复杂生活，可是它给了你思想准备，让你懂得，重视“家庭价值”是一个好公民的基本条件。在关心国家、社会、他人之前，先要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家人。 然后，课本才对孩子们推出“自治”的概念。自治建立在公民具有民主性格的基础上，霸道的管理不是民主的自治。在家里，有家庭管理的问题，在学校，有学校管理的问题。课本鼓励孩子，你们可以从小尝试，学会组成各种社团，长大可以组织工会，在“人民定规则”之前，每一个个人，要认识和改善自己，敢于承担责任、学会平等地和他人相处。 《公民读本》在告诉“你”，要改造社会吗？先从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好公民做起。而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公民准备，又是在使“你”和他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容易。它和最初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以人为本，人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所以《公民读本》第一课，谈的就是“你”。 马克·吐温的真面目 从小就熟悉马克·吐温，喜欢读他的作品。可是，我有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读的了。其实读他的书，对我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偶然事件。 美国孩子都能讲出自己是在哪年读了哪个作家的作品。 他们课堂上有文学史的学习，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现代文学。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读下来，孩子们的知识结构很完整。 文学课本和参考书目，都是文学史的学者在做，也在不断更新。运作却是市场化的，他们之间有激烈竞争。上市教材有好多套，老资格的文学教师，挑书时一个个目光犀利。 老是落选的教材，就被淘汰了。 到上世纪中叶，美国新思潮逐步兴起，在六十年代开始猛烈地冲击传统。虽然对制度和观念的挑战始终存在，这套老的教育观却纹丝不动。可见美国是个很保守的国家。 如何教孩子，美国学校靠自己拿主意，和政府无关。有个别学校就宣布说，不能让孩子读马克·吐温了。理由是，马克·吐温是种族主义者，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也读过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不服气吗？证据确凿。 书中的一个场景是：雪莉姨妈听到一艘蒸汽船爆炸的消息。 “乖乖！伤着人了吗？” “没有，太太，”有人回应。“就死了个黑人。” “哦，还算运气，因为有时候这种事故真会伤着人呢。” 一场争论开始了。 一方说，你看看，在马克·吐温的眼睛里，黑人根本不算人。另一方说，你看到哪里去了？恰恰相反，这本书描写的是南方奴隶制的时代。马克·吐温通过文学手法，生动描写了一些过着好日子的上层白人，对黑人的生命境遇是如何冷漠。作品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也在唤起人们的良知。 一方马上又说，马克·吐温在书中使用对黑人贬称“nigger”。在这本书里，这个贬称随处可以看到。这不是种族主义是什么！ “nigger”这个词在中文里常被译作“黑鬼”。 “nigger”无疑是一个贬称，随着美国社会对种族主义的清除，这个词从两百多年前的常用词，到今天，变得只有一些黑人自己还在公开使用。可是，能不能处处译作“黑鬼”，我有点怀疑。词语是很微妙的东西，不同时代，不同人，在不同的场合，传达的意味并不相同。一百五十年前的南方，白人提到黑人，黑人称呼自己，都普遍使用这个词。现在，这个词在公开场合完全消失，人们对种族议题变得敏感。所以，人们今天对这个词的感受，肯定和一两百年前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于是辩解说，那写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南方啊。 这样一本书，如果看不到“nigger”这个词，书的真实性才是有问题。他们进一步认为，书的主题是在呼唤自由。马克·吐温写了一个黑人奴隶，他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赢得自由、与家人团聚。他笔下的白人男孩成了黑人逃奴的朋友，还帮助他逃亡。这个黑人的尊严和教养，使得这个白人孩子从此相信，奴隶制度并非理所当然。故事展现了孩子内心的挣扎。在紧要关头，小孩决定，哪怕自己将来要下地狱被火焰烧烤，也不能出卖黑人朋友。写惯了讽刺幽默的马克·吐温，在描写这个逃奴时，笔调变得严肃沉稳，黑人逃奴充满勇气而且高贵，成为整本书的道德中心。为了自己的白人小朋友，他的生命和自由都承受了极大风险。 持以上看法的也有不少是黑人，其中包括美国着名黑人作家艾利森（Ralph Ellison）。艾利森认为，马克·吐温将这位黑奴的“自尊和能力”融入了整本小说之中。 可是辩论之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仍然固执己见。 于是撇开书本，人们开始研究，马克·吐温在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种族主义者，还是有人道关怀的人？除了公开发表的三十多本小说和散文集、通信集等等，人们查看了马克·吐温的所有信件、日记等私人记录。在马克·吐温的时代，小说、戏剧和歌曲中，充斥了对黑人粗俗的嘲讽和贬损。可是人们发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马克·吐温，在私人文字中，却几乎没有对黑人的不恭。相反的证据却比比皆是。 例如马克·吐温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肤色，可我的看法是，人的心灵是相同的。”他还写道：“几乎所有的黑色和棕色的肌肤都是美丽的，而白色皮肤很少如此美丽。” 很久以后，人们又发掘出新材料。那是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出版的1884年，马克·吐温给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系主任，写了一封私信。当时，法学院招收了第一批黑人学生。在信中马克·吐温提出，他要私人资助一名黑人学生。 他写道：“假如我资助了一个寻求陌生人帮助的白人学生，我不见得就感觉兴奋，可是资助一个黑人学生会令我有如此感受。他们曾被置于非人状态，那不是他们的羞耻，而是我们的羞耻。我们应该为此支付代价。” 马克·吐温为黑人学生麦克昆（arnert.McGu-inn），支付了他在耶鲁求学期间的全部食宿。毕业后，麦克昆成为巴尔的摩市的名律师。他还是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在当地的领袖，1917年他挑战这个城市居住区的种族隔离，获得成功。 在马克·吐温的余生中，他们始终保持了深厚友谊。 麦克昆并不是马克·吐温资助的惟一黑人。他至少还帮助了另一名黑人艺术家，使他完成去欧洲求学的心愿。对马克·吐温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想到要张扬。因此，直到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故事才浮出水面。1985年，《纽约时报》公布了马克·吐温资助黑人学生的全部细节材料。 说实话，如此“政治审查”，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过于苛严。可是，这样的研究和发现，仍然没有能给这场漫长的争论画上句号。迄今为止，争论仍在进行中。 这使我想起人们常常提到的一句话：人是很难被说服的。因此，不要以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说服，就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容许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地表达，也容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公开争论的过程中，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就有机会全面了解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一个事件、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全面真相了。 设想一下，如果只准单方面表述，如果断章取义就下定论，如果下了定论就要“一棍子打死”，那么，就算是如马克·吐温般的大作家们，也只能一个个像老舍一样去投河了。 一个春天的困惑 一 相比人们的自信，我许是有些悲观。而且，很不合时宜地，在美国南方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又来了，鸟儿在明亮地叫着。让我想起蕾切尔·卡逊的书，那本。卡逊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一个柔弱女子，战胜庞大的“化学帝国”，证明了DDt危及鸟类生存，也在毁坏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最终使得DDt在美国禁止生产。DDt的发明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今天，人们提及此事，口气之中，多半暗示那是发奖委员会的一个污点。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恶势力纷纷落马，环境保护的概念从此发端。结局就像是一个灰姑娘的童话。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童话世界。DDt是杀虫剂。当初发明、启用它，是为了救森林庄稼于虫害，也是为了挽救生命。它扑杀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蚊子，蚊子传播着可能致命的疟疾和各种疾病。从DDt开始推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被禁止，它拯救了至少五百万个生命。我回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逊的故事深深打动，却忘了问一声：DDt停止使用，疟疾怎么办？ 疟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二百五十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百分之九十在非洲。在那里，每年有一百五十万儿童死于由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DDt因此在许多国家恢复使用。在这些国家儿童的眼睛里，DDt竟不是穿了一袭黑色斗篷的恶魔、倒是长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环保组织们不曾想到，他们推动全球禁用 DDt施加的压力，甚至被贫穷国家看作是富国的傲慢。因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认为是更安全的杀虫剂，价格都在五倍甚至十倍以上。他们根本用不起。 问题假如仅仅归结到钱上，也许还好办了。真正的问题是，新药物就安全吗？ 在发达国家，停止使用DDt之后，科学家发明了替代药物。人们相信科学能解决问题，是因为相信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可是，不论大家是否承认，人的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事实上，每一种新药物的产生，对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远慢一拍。例如，广泛用来替代DDt的仿雌性激素，二十年一过，待发现它对人类、野生动物的生殖有危害，男性的精子总数已经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复使用DDt吗？这又绕回四十年前卡逊已经提过的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毒害又怎么办？ 我们面临的，要说是“两难困境”，都嫌说简单了。 二 群体的困境，源于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人有求生避祸的本能。 最近有一条新闻，在香港发现火蚁。虽几经下毒，仍然止不住火蚁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道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视这条新闻。他们也许不知道火蚁是什么。我看着新闻却直摇头，火蚁是美国南方的生存常态。 我们住在乡下，每年春天，家家户户至少要买两种杀虫剂，一种对付毒性很大的黄蜂，另一种对付漫山遍野的火蚁。它们对过敏体质的人都会带来很大危险。 三年前，我们七十多岁的邻居杰米老头被黄蜂叮了一口。他估计自己至少能够坚持赶到五分钟车程以外的诊所，马上开车前往。结果，刚刚上路不久，蜂毒发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连人带车翻进沟里。幸亏只是车毁，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全然不晓厉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蚁咬、休克后招救护车急救的惊险，才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乡下人。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开春买杀虫剂，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国当局警告大家，有六千九百万个家庭在使用各种杀虫剂。每到春天，我会很有负罪感地想，一个并非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我，怎么也站进了这个行列里？ 这样的困境难以挣脱。杀虫剂只是环境问题的九牛一毛。而人性的弱点远不止于求生，除了避祸，人还是趋利的。 今天人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弱势的反省，都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当年美洲印第安人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欧洲移民带来美洲从未有过的病菌，致使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今天，交流仍然是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北美的火蚁，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蚁穴。 我们会在政治层面检讨检疫制度，虽然我们知道，其效果只是杯水车薪。我们不可能检讨“交流”，因为那是潜在于我们内心不可克服的渴望。我们乐于从政治层面检讨。不仅是这一层面尚有改进的余地，还因为我们能够获取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还可能把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我只需要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那么，我是不是因此会放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为了阻止水电站对生态的危害，我会不会放弃电灯、洗衣机、冰箱，拔掉家里所有的电器插头？或者，在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仍然让自己坚信，核电站就一定是安全的电源？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部分来自难以克服的人性本身。 三 环境恶化的加速度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无能。相反，它恰和我们能力的扩展同步。最突出的是技术，假如套一句俗话，技术是在“突飞猛进”，更新的速度，还分分秒秒在加快。 与生俱来，人有创造的欲望，人有攀登高峰的欲望，有“更快、更高、更强”的欲望，也有更便利、更舒适的欲望。那么究竟在跨出哪一步之后，就会失去了分寸？尽管不断有人呼吁，要人们有所克制，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有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所创造的善果恶果，也往往齐头并进，无力弃恶而仅仅扬善。 原来分散的，现在有能力集中；原来小规模的，现在纷纷合并。在我们为电子信箱的便捷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城市、国家、世界，已经兼并成一些大电脑的主机。 结果，像是在应着巫师的咒语，强大技术的催生婆，一面培育起超强的个人，一面催生出脆弱的社会。几个人，花一千美元买机票，就可以发动一场造成人员、经济损失都超越珍珠港事件的战争；一个不那么难得到的低污染核弹，就可能将一个大都市逼成一座空城；电脑病毒的入侵，就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技术提升，终于令一个质变在魔术般地完成：战争能力从国家军队，无声无息地开始转让给个人。而大国的经济命脉，日益命若丝弦，只维系在几个大都市的金融中心，牵一发，便全国方寸大乱。 过去，避免毁灭性的灾祸，要阻挡的是一个国家的或像纳粹那样一个政治团体的疯狂。现在须防备的，竟可能只是某个个人的疯狂。我们说，只要大家都善待他人，即可免遭此祸。对这样的天真论断，我想，最先在一旁暗笑的，准是一个写小说的——社会是否能够杜绝疯狂，专事研究“人” 的文学家，也许最有发言权。人的复杂性带来了社会的丰富性，也是文学创作者乐见的良田，生长善恶恩仇、也生长关爱和嫉恨，由此丰收喜怒、哀乐、祥和与暴乱。人或许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体一致微笑的机器人社会，可惜人的世界上帝已经如此安排：终有人是疯狂的。我们为技术的高速发展兴奋得满脸通红，只能闭上眼睛不去看；而从事创造和毁灭的双方，都因此获得了同样大展身手的机会。 恐怕，前面纵为悬崖峭壁，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连回顾的时间都没有，观念在前所未有地加速变换、急奔乱走。以往，我们的观念曾经在时间河流的缓缓冲刷下，逐步沉淀、逐步淘洗、逐步修正和演进。今天，我们从一个急速的漩涡，被抛向另一个急速的漩涡，已经难辨南北与东西。 我问自己，在飞旋直下的潮流中，我脚下的支撑点在哪里？我又有多少道德自信的空间？我能使自己改善多少？我知道，每个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可是，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有意义的、随机的考察目标。我像是在回答一份社会学的调查问卷，面对问题，却满腹狐疑。 春天的鸟儿还在叫着，而我，或许永远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了。 为一本回忆录写的序言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作者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原因，是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写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深居云南深宅大院的深闺之中，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粗粝的年代之后，家庭和父母给予的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走出来的表现。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使 之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场景。 伯威193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等，仅仅是我们出生前十几年的事情。可是我们无缘亲历亲见，只能从书本上去了解。而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的聚光灯，虚化逼退了周围的一切，被省略掉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对早年的鲜活回忆给我们补上了这一课。这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灵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 抗战期间，都在历尽曲折之后，来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像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气神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再串起那条珠链，即使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也只是像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于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活像 今天的他，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也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和那时年轻的亲友们又在头脑中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与街坊邻居们也活生生出现在他的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已逝去的以往年代的感情。人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地生活过，家庭、邻里、街坊、社区，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忽然间一切都开始转变，人际的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被带上符号，符号决定着你的价值。就像那个年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伴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了。人们在水中沉浮，必须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伯威回看自己，一个生青个子，有了那标签，就变得有点不认得自己，气变得粗起来，和他那个暖暖的家，开始发生冲突。这一切，在外公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似乎看到今天的伯威，茫然看着当年愤然冲出母亲房间的自己，心里伤伤戚戚默问：我是怎么啦？他真实地写出那个少年郎，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不想欺骗自己。后来，伯威也失落了那张“革命”标签，随即失去价值，自此便被众人随手抛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看到社会变化。儿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出于功利性的宣传需要，变得与“文”无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里：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粗暴艳红时，内心却是日见贫乏苍白。 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才跟着吃力地迷茫地“转型”。而伯威不一样，他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多地保留了对“正常的生活”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潜移默化地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才没有彻底退化成猿。伯威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踯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件幸事。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得以留下来，自己能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对伯威、对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读《我们仨》 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里，走着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 说起自己，总是好的，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衣食住行关照得仔细。这种幽默感，这种对家人的感恩，这种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就连他们给亲家母的信，也是吴侬软语，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故乡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也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放农村，说是要“扎根”，似乎已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后，大学终于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随着岁月的逝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开始看不起父辈，觉得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曾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锺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更是在知识阶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厚度。 是一个家庭故事，却让我想到：破——固然不易，立——则千难万难。 《野火集》的启示 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后，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她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而初次回去定居，她却变得“容易生气”，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确实，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个人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做悲剧。但是，龙应台把它化为了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而信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对外部世界逐渐知己知彼后，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可以相信，当年中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的东西，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今天仍不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移植于异质文化。 一些概念，虽然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这些名词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东方文化时，常常携带着我们原有的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团体组织感，但在概念的原生地，却是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是崇尚个人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异质文化中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 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理解和指出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作为一个公民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 的出版在台湾社会质变的前夜引起震动，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抨击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质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而龙应台的尖锐又并不走向居高临下。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做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我们自己的“低调”往往只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同属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台湾着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次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 首先想到的竟是，时间过得真快。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陆陆续续地买过一堆她的书。后来就见报纸上轰轰烈烈地报道她出任文化局长的消息。之后，报上的风浪渐渐归于平静。作为读者，她好像就从视线中远去了。现在，重新见到一个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当面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当官经历，才注意到她的这次身份转换，其实有整整三年半时间。 的确，比我感觉的要长久得多。我原来以己度人，料想她不过是“玩票”，“玩”个一年半载也就走人了。没有想到，她是个远为认真的人，走的时候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她说得实在：其实许多事情还刚开了头，却没有做完。 龙应台讲到自己当初走进了一个悖论。她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在体制外持独立批判立场的人。而她作为着名知识分子，却走进体制“当官”了。她对自己的理解是，在她走进去的一刻，她就必须暂时放弃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一个完全的“官员”。虽然她也讲到，自己其实对于官僚体系是如何陌生，对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多么估计不足。但是，她就是这样彻底地走进去了——一去三年半。 龙应台文人参政的经验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她虽然在进入官场的同时，就暂时放弃了文人的身份和批判立场，但是她却依然是带着文人的理想和观照、带着她文人的观察力和思考习惯，进入这个操作构架的。而这个操作构架，又是一个没有尝试过的实践。一方面，她在尽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她热爱的家乡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也在考量着这个制度的运作。 在一种制度还没有实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它抽象化和理想化。我们会无暇去探讨这个制度具体运作的艰难和困惑，尤其是这样从外来文化移植而来的制度；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困难都还是遥远的事情，甚至觉得如此细究是败自己兴头。但是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也很容易走向简单化，使得人们期望过高，在真的面对制度运作的复杂性时手足无措，甚至因过度失望而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能够有一个目光敏锐的作家，先深入一个制度的运作中心，又出来谈谈自己的感想，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那么，龙应台看到了什么？她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从原来的专制制度中获得解脱后，原有的历史文化惯性会依然禁锢人们的心灵，使达到目的成为一个艰难的漫漫长途。 我自己是深受触动的。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还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几乎从纯文化讨论向着制度建设讨论的转化。我们和一些朋友们曾经有感于国人的讨论一度都在“形而上”上兜圈子，却很少有人顾及制度层面的“形而中”，因此，才试着介绍制度的发源地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思考。在最后触及到了制度渐进的根源时，才又反过来看到，这种制度思维的产生，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异质的文化中，表面上时时能够感受到的是本能一般的对自身的自讽自嘲，而不是对他人的苛求；这种文化性格来源自一种深层的有敬畏、能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和与之如影随形的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成为民族性格的幽默能力，才产生和较为顺利地维护了这样一种宽容的、让和自己不一样的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的制度。而今天，龙应台正是在一个和我们类同的文化中，以具体操作的切身体会，在对其进行印证。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实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却是在自己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 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缘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是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再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没有查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 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 “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 “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 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 里根葬礼观根后 2004年6月5日，人们正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庆典，传来了美国前总统里根逝世的消息。之后，美国人一直在默默等待，等着里根总统的葬礼。 前总统里根，如布什总统在葬礼上说的，“我们失去他其实已经十年了”。十年前，里根被诊断出患老年痴呆症，就退出了公共领域。在最后神志清醒的时刻，里根手书文字致美国公众，向大家告别。他坦然承认自己的病状，表现了一个绅士的勇敢和尊严，他对他的同胞们说：“现在，我开始了旅程，它将把我带向生命日落。我知道，美国永远会有一个灿烂的黎明。” 十年之后，我们和美国公众一起观看他的葬礼。感受整个过程传达的里根精神遗产，以及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表现出的和我们的文明来源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这是一个前总统的大型葬礼，电视报道整个仪式过程。 里根葬礼在华盛顿开始，先是把棺木从白宫运送到国会大厦，让公众有机会前往告别。一英里半的路程中运送棺木的是马车。这个传统始于林肯时代。林肯的整个总统任期，领导了一场南北战争。战争刚结束就被暗杀。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死于疆场的士兵，于是开创了以马拉炮车运送总统棺木的先例。这个做法再次使用，是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后，他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要求找出林肯葬礼的全部细节，并以同样方式安葬他。也许被枪杀在任上的肯尼迪，使杰奎琳感觉她的丈夫和林肯一样，也是一个“战死的士兵”。从此这成为美国最隆重的总统安葬仪式之一，由此也开创了一个传统：安葬总统的仪式细节，是依照第一夫人的意愿安排，而不是政府做主——他是总统，更是一个妻子的丈夫。 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民众，有的通宵站在队伍中，等待进入国会大厅向里根告别，有的站在灵车经过的大街或高速公路旁，迎送灵车。在灵车开过时，没有人失声痛哭，人们只是保持静默，一些人挥舞着小小的国旗，一些人行军礼，一些人鼓掌，一些人向南茜挥手致意。 我们很习惯“瞻仰遗容”的说法，但里根的棺木始终是完全闭合的，上面覆着国旗。人们在棺木前站一站，有时画个十字。亲人和亲近的朋友会走近，抚摸棺木上的国旗，作为和里根告别。南茜出现时，身边照护她的不是一个搀扶她的女护士，而总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得体的中年军人，很绅士、很自然地伸出自己弯曲的右臂，让里根夫人一直挽着他。这也是和我们东方人不同的文化习惯。 虽没有有组织的大型集会，只是人们随意参与，里根葬礼给人的感觉却极为隆重。美国总统是宪法规定的三军统帅。所以，始终有各军种的代表和仪仗队守护。有二十一响的礼炮、有四个并列的战机组从空中飞过。当四架飞机并列开过的最后一刻，其中一架突然离开队列，垂直向上，向着无垠的太空飞去。美国人把这个仪式叫做“一个人的离去”，象征着他离开大家，被上帝召唤而去。果然，在莽莽落基山脉中，夕阳金色余晖下的一座山顶上，安葬仪式正在最后一刻，抬守棺木的军人一起托起棺木上的国旗，此时，四架战机呼啸而来，突然，其中一架指天“离去”——这整个场景，大概可以算是最慑人心魄的行为表达了。整个葬礼中，人们的目光始终被仪仗队的军人、灵车、战机等等所吸引，而不会注意一个默立一旁的人。他是整个葬礼的安排者，美国人叫他葬仪指导。实际上不仅总统享有葬仪的设计，美国的殡仪馆都有这样一个职位，负责设计和指导人们如何让亲人有自尊地走完最后一程。在里根葬礼中，所有的活动，就连仪式最后时刻和日落时分的完美吻合，也是设计的结果。这个职位的设立和对葬仪设计的重视，从南北战争之后就开始了。 国会大厦的告别仪式之后，正式葬礼分两部分。国家的葬礼在华盛顿巍峨的国家主教堂完成，然后棺木运往加州，在安葬地里根图书馆举行安葬仪式。后者更有家葬的意味。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非政治性的政府追悼会，而是宗教仪式。主持仪式的是神职人员，而不是政府官员。此中的意味是，当“你的时刻”来临，不论是谁，肉体来自泥土，归于泥土。而你的灵魂，将在牧师带领的祈祷声中，回到上帝的身边。对这些西方人来说，对于良善的坚持、对灵魂救赎的重视，来自于这个文化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而后者更为重要。他们相信人不是完美的——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有罪的。可是，人可以通过爱，使精神上升，从而净化自己的灵魂。在这样的普遍信仰之下，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世俗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去为一个人送行的。 不论是谁，在上帝面前，他只是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世俗的盖棺论定，而是请求上帝接纳自己净化了的灵魂。因此，现任总统和诸位达官贵人，也只能是参加葬礼的一个普通宾客而已。 只有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他们的葬礼才可能是适度幽默的。几乎每个上台致词的人，都不会忘记说几句引起大家笑声的话，政要官员如此，丧者里根的孩子们也如此。当然，在国家葬礼上，人们不会忘记叙述里根总统从政历程上的功绩。同时，人们更赞扬里根作为一个人，是怎样一个有绅士风度、大度、善良、幽默，有情趣、自尊而又谦和的人。这是美国人欣赏的人品。最后，在《欢乐颂》中，棺木和棺木中的里根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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