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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三辑》 两千年前那个叫西塞罗的老头儿 读书的时候，偶然读到罗马人西塞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他认为，究根究底的话，人与人之间，就跟一个人自己和自己那么相似。我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后来发现，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要削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亚当夏娃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状态。可是，这种对人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是在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我们现在离开伊甸园已经很久很久了。经历过无法无天的社会，建立“法治社会”就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向往。可是，什么是“法治”？“法”里面，有没有陷阱？我们开始崇拜法律，法律就变成戴着桂冠的文字。一个条律出来，不管有没有道理，只要说是“法律”，大家肃然起敬，或者战战兢兢。好像一段文字只要顶上“法律”这两个字，没理也有理了，不从也得从。 这好像有点问题。这个问题，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在考虑了。那个时候，罗马人已经有了人类的初始民主，民主决定的法律，总不错了吧？西塞罗想想觉得还是不对。他说，君王、法官一个人说了算的法律，当然可能是错的，那么，假如“人民的命令”就是“设定公正”的话，那么，假如大众投票通过一项法律说，现在可以抢劫了，难道就真的能出去抢东西了吗，抢了就是符合正义了吗？西塞罗琢磨着，人应该有一种“本性”的东西，它不会“屈从愚氓者的意见和命令”。那么什么是“本性”呢？结果，这老头儿就找到如伊甸园里那种人的最初状态中去了。 一旦进了伊甸园，我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的话，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只要这么一想就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无辜地就被关起来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儿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什么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 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所以，我们只要把立法的人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正义不正义了。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某人没犯罪，执法机构就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觉得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的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一杆秤。用它来衡量法律，就是现代人说的“司法复审”的依据。这样，法律才不是随心所欲的东西，才让人口服心服。 我突然想，当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许多其他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比如说，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我们哀叹，我们的传统文化曾被激进的“革命”文化打倒，现在，我们又面临西方文化蜂拥而入，作为一个特定民族的子孙，我们道德的依据在哪里？有人要重新开掘千年的中华古文化，有人要推崇外来的文化。我想，不论一种文化来自哪里，假如能够最后站住的那一个部分，一定是与人的“自然状态”和谐的那一个部分。比如美国《公民读本》中，教育孩子们养成民主性格的内容，就与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相同。我们与其费心争吵，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还不如回到伊甸园、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看看我们作为“人”，有些什么共同之处。然后在不同的文化中，先找到我们共同的基本理想，比如说，公平、平等、自由；在不同的文化中，坚持我们共同的起码品质，比如说，诚实、诚恳、宽容和爱。 我们不要忘记西塞罗老头儿的看法，在像伊甸园这样的地方，我们都是同样的亚当和夏娃。 四两如何拨千斤 一、最谦卑的仆人 1793年夏天，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受华盛顿总统委托，以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名义，写信给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要求他们为行政分支在外交中面临的二十九个法律问题，提出意见。比如，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到底该由国会立法宣布，还是由总统决策宣布。 几天后，华盛顿总统收到了由六名大法官中的五人亲笔签名的回信。这封短信很有意思，值得在这儿全文照录： 费城 1793年8月8日 阁下： 我们已经考虑了国务卿根据您的指示在上月18日给我们的信中提出的问题。 宪法为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制约的政府三个部门之间划出了分界线，而我们是作为最后之倚仗的法庭之法官，这两点考虑给我们以强烈的理由认为，不由自主地参与超出法庭职权的问题之决策，是不适当的；进而言之，宪法给予总统召集各部门首脑征求意见之权力，显然是有意地且明确地仅限于行政之各部门。 我们对可能招致您的行政分支困难的所有事情表示万分的遗憾；但是值得宽慰的是，我们深信，您的判断能够辨明是非，您的一贯的慎重、果断和坚定，能够克服一切障碍，为合众国保持权利、和平和尊严。 怀着深切的尊敬，我们有幸是您的最恭顺的和最谦卑的仆人 约翰·杰伊 詹姆斯·威尔逊 约翰·布莱尔 贾·伊莱德尔 维·帕特森 通常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地位和权威，是1803年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中，为最高法院争得“司法复审权”以后，才真正确立的。其实，以参与写作《联邦党人文献》的约翰·杰伊为首的大法官们，回信给华盛顿总统，拒绝为政府事务提供咨询的时候，司法分支就为自己悄悄地庆祝了成人礼。从此以后，法庭真正独立了。美国的司法从此彻底摆脱了从英国继承来的“法庭是国王的法庭、法官是国王的法官”的胎记。 为了给法庭确立这样的地位，1793年秋天约翰·杰伊大法官在给华盛顿总统起草回信的时候，作出了令人赞叹的思考和努力。大法官们把自己为国效劳的公仆身份和作为司法分支代表的身份区别开来，为了确立司法分支的独立，拒绝总统邀请对国务发表咨询意见。道理很简单，如果司法分支参与了咨询意见，那么就和政府另外两个分支建立了某种关系，若司法意见不同于立法和行政的意见，司法分支由于其无实权而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沦为立法或行政的附庸，在需要对案件与诉讼作出相应判决的时候，它却已经失去高居于其他分支之上的独立性。 相反，拒绝接受总统邀请发表咨询意见，宣示了宪法赋予法庭的独立，就保留了在法庭上对案件和诉讼作出判决的权威。在作出判决的时候，法官们就不必顾忌立法和行政官员的观点，只要根据宪法解释法律，根据法律断案判案。有了这种独立性和权威，他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只有一个标准：“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汉密尔顿语）。” 二、最高法院的反多数性质及其回应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引人注目的权力是解释宪法，即判决上诉案的时候，能够对国会通过的成文法规或者行政分支的措施进行“司法复审”。如果判定其违宪，这法规或行政命令就宣布失效，而不管它是不是得到当时多数民意的支持。联邦最高法院的这种司法复审案例，伴随着建国两百年来社会持续而巨大的变化，成为美国社会进步的最有迹可查的脚印。美国社会制度和观念的变化，几乎都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有关。 可是，最高法院在“司法复审”中以违宪为理由推翻成文法规，从逻辑上就是屈指可数的九位大法官有权推翻国会里民选代表多数做出的立法。国会议员是民众定期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表达民众的意愿。 国会的提案、辩论、表决等程序，包括在国会办公室里展开的游说，在国会大厦外的民众集会，都不外是一种具备公开性的政治过程，其核心是主权在民的理念。最高法院却刚好相反。大法官不是民选的，从不要求对民众负责。尽管最高法院的每案一小时的听证是公开的，但是最高法院的其他作业过程都是闭门的。大法官们深居简出，和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隔阂和绝缘，民众很难影响大法官。 这样的安排有独特的考虑。问题是，最高法院有权作出的司法审查，有权推翻立法议会的立法，无疑是一种反多数的制度设置。民主既然是“多数的统治”，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却是能够阻遏多数统治的权力。因此，有学者提出，最高法院是一种“反多数”的东西，其本质是“反民主”的，它有可能沦为“司法专制”。 这儿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如果最高法院干预不足，则不足于遏制通过立法和行政分支实现的多数暴政，司法分支这个最无害的分支也就成了最无用的分支。如果最高法院干预过度，使得通过普选产生的行政和立法分支遭到挫折，无法表达和实现多数人的意志，民主就事实上遭到了破坏。 美国法学界和法庭本身，不可能不看到这一批评。一直有人在思考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 1893年，詹姆斯?布拉德利?塞耶（JamesBradleytrineofConstitutional Law。这是第一次有人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提出限制。这一论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大法官。 塞耶认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限，应该是严格“司法性的”，而和政府的政治性分支截然区分。司法分支必须充分地尊重其他分支在它们的宪法权力范围里作出的决策。 这就是说，一项成文法律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只有当那些有权立法的人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显而易见的错误”的时候，才是可以宣布为违宪的（take）。宪法不是一份像产权证那样的文件，只要读得仔细就可以了。宪法不是在技术上最终已经完成的文件，而是一份有关政府的复杂的授权文书，留待未来的复杂情况的考验。而且，对它的文字的理解，不同的人可能有所不同。 宪法留有让后人选择和判断的余地。所以，在成文法律里，“合理的选择就是符合宪法的选择”，而最高法院在行使司法复审权的时候，对什么是合理的、可允许的，具有最终裁决的权力。但是，仅到此为止，最高法院不涉及除此以外的政策性选择。 大法官弗兰克·弗特（Frank Furter）后来说：法院“不是代表性机构，设立它们不是为了要它们很好地反映民主社会的意愿”。所以，“显而易见的错误”这一规则，就是要限制司法分支的涉足领域，使得它插手的事务截然不同于立法领域，只有这样，司法分支的插手才是有理由的。 1958年，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ionof tureat hand）。他指出，在一个功能分立的政府里，必须有一个力量来保证各州政府、国会、总统等等在它们预定的功能范围里运作。法庭是最合适的力量，而且只有法庭适合担当这样的重任。 1959年，ecral Principle）。他说：司法程序的主要合宪性依据在于，它必须是严格地纯粹原则性的，得出裁决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分析和推理的基础上，这些分析和推理是超越于裁决所导致的立即后果的。 关于这个问题，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却是所谓第四号注解，这要从洛克纳时代讲起。 三、洛克纳时代和第四号注解 最高法院的一个着名案例是1905年的洛克纳对纽约州（Lochnerv.New York）一案。洛克纳是纽约的一个小面包坊主人。当时纽约州在进步运动推动下立法限制面包坊雇员的工作时间，这是一个普遍得人心的立法，可是洛克纳认为，这个立法侵犯了他的“合同自由”。而合同自由的概念是从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同等保护”条款引申出来的，所以这个立法侵犯了他的宪法第14修正案权利。他在被判罚款后上诉，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以三比二败诉，在联邦上诉法院以四比三败诉，最后在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胜诉，从而推翻了纽约州的关于最低劳动时数的立法。 在洛克纳一案以后，从1905年到1937年，最高法院依据相同的原则否决了一系列州的立法，比如最低工资法、限制童工法、银行法、保险法、交通业管理法等等。这一系列立法是在当时的进步运动中由于民众的强烈要求而产生的，到了实施阶段却被最高法院一一否决。罗斯福总统为恢复国民经济活力而提出的经济制度改革方案，即“罗斯福新政”，其一系列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而被迫停顿。在美国司法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洛克纳时代。 洛克纳时代被后世认为是最高法院没有严格局限于自己解释法律的功能范围之内，而过度参与了政策制定。大法官霍尔姆斯指出，这是最高法院偏向于政府功能的一个侧面而牺牲了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注重了自身的“反多数”的功能，而牺牲了民主政府之“多数统治”的功能。在洛克纳时代的几十年里，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当时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因此，洛克纳一案成为司法自制不足的典型。 可是，反过来说，最高法院如果一味服从立法和行政分支，不敢在司法复审中行使否决的特权，美国国父们用最高法院来制衡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初衷就落空了，因为到20世纪三十年代，立法和行政分支都已经实现普选，民主极大地扩展了，最高法院阻挡“多数暴政”的功能就凸现了出来。最高法院在怎样的分寸上把握“司法自制”？怎样做到既服从民主的理念，服从民众多数的意志，又保障所有人的民权，特别是少数和弱势人群的权利，防止“多数的暴政”？ 1938年，最高法院终于形成了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多数派。在合众国诉美洛林公司（UnitedStatev.CaroleneProducts Co.）一案中，大法官哈兰·斯通（one）在最高法院的裁决意见下面，发表了一个注解，这就是着名的第四号注解（FootnoteFour）。 这个案子本身类似于洛克纳一案，是一个有关经济管理法规的案件。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分支呼吁最高法院，改变洛克纳时代过度干预经济立法的做法，服从代表民众意志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斯通大法官同意他们对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的批评。他在注解中指出，在一般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立法案件中，司法自制应该是最高法院的规则，最高法院应该靠边站，让出活动场地，让立法分支来作出政策性的判断。但是，他接着指出，司法自制的原则有三个重要的例外，在这三个例外发生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仅不能退出和靠边，而且应该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这三个例外情况是： 第一，当立法看上去有可能违反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时候。最高法院对这样的立法要保持特别的警惕性。这一思想实际上再一次重复了传统的司法复审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立国初期联邦主义者的观点，也就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阐述的，美国是一种宪政民主的共和国，而不是单纯的多数民主制度。独立的司法体制在保护少数免受“多数的暴政”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个人的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当一般立法和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宪法至上。 第二，当立法涉及政治过程，这种政治过程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未来的不当立法的时候。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对那种会改变程序，改变程序中的游戏规则的立法，要保持特别的警惕性。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了民主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法庭在保卫这种程序性规范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保护民主的程序性规范，就是保护民主制度的多数政治过程的完整性。 第三，当立法涉及特殊的宗教、民族和种族的时候。法庭在保护少数和弱势人群的权利方面，有特别的责任，因为对少数和弱势人群的偏见，有可能严重地扼杀原来指望保护少数的政治过程的展开。这一标准指出了，对于多数派的政治过程，司法分支有可能作出例外的司法干预，从而对少数者的基本权利做出特殊的司法保护。 斯通大法官的第四号注解只有短短的三小节，分别提出了三个标准，或者说三条界线，从而划分了作为理想的民主的“多数的统治”和作为危险之邪恶的“多数的暴政”。在这三种例外没有发生的一般情况下，最高法院应该恪守“司法自制”，服从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而当这三种例外出现的时候，最高法院就要警惕，行使其解释法律的特权，根据宪法做出判断，必要时否决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 第四号注解的发表表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功能将产生一个深刻的转变，它的宪法审查重点对象，将从政府调节经济关系一类的法律，转向有关民权的法律，尤其是涉及个人基本宪法权利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在此以前，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的判决中几乎没有民权问题的法案，而从此以后，民权问题的法律问题占了最高法院判决的一半。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所有深刻变化几乎都和这些判决有关。 第四号注解所标志的转变，有一个经典案例，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国旗致敬案。 四、国旗致敬案 “耶和华见证会”是基督教的一个小教派。这个教派相信有世界末日，强调恪守道德信条，只允许崇拜惟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有关叙述，反对在任何偶像面前作出崇拜和致敬的姿态。 1898年纽约州通过了第一个国旗致敬法规，要求公立学校每日升旗时带领全体学生向国旗致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民众爱国热情高涨，各州都通过了相应的国旗致敬法规。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却依然反对向国旗致敬，认为这是一种邪恶的偶像崇拜。这样，就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会家庭的孩子，由于在学校里拒绝参加升旗仪式，拒绝向国旗敬礼，而受到校规处罚，处以停学，驱逐回家。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认为这是侵犯他们宗教信仰的权利，从而告上法庭。联邦最高法院在1940年的高比迪斯一案（Minersville Scrictv. Gobitis）中，曾经以八比一作出了对校方有利的判决，认为国旗致敬法是合乎宪法的。表示反对的是哈兰·斯通大法官。 这样，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自己不向国旗敬礼的信条，要么自己的孩子就不能到公立学校读书。如果到此为止，没有人出来挑战，国旗致敬法规就是一项法律，司法系统不能主动出来表示修正裁决。好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中，民众“以身试法”挑战法律的门是永远开着的。1942年，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巴内特家姐妹俩在学校里拒绝向国旗敬礼，被学校停学。巴内特向联邦地区法庭提出控告。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联邦地区法庭的三位法官作出了对巴内特有利的一致判决。帕克法官在判决书中承认，在一般情况下，低级法庭应该随从最高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决，但是这个案件涉及宗教信仰的权利，情况有所不同。如果耶和华见证会的孩子因为拒绝向国旗敬礼 而遭学校驱逐，那么他们受到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的权利无疑还是遭到了侵犯。他们判决，强迫耶和华见证会孩子向国旗敬礼是违宪的。帕克法官指出：“多数对个人或无助的少数的暴政”，“始终被认为是民意政府的最大的危险之处。国父们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在宪法中写进了权利法案，以保障每个人都有一些基本自由，这种自由是不管什么政府权力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法案不仅是对行使立法权的指导，它是这块土地上的基本法律的一部分。” 学校方面同意让巴内特的孩子上学，不要求他们参加升旗仪式。但是州教育局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这就是着名的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局诉巴内特案（est VirginiaStateBoardofEducationv. Barnette）。1943年3月11日，联邦最高法院听取两造辩论。6月14日，最高法院以六比三作出判决，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推翻了最高法院三年前在高比迪斯一案中的判决。 贾克森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写下了一段话，被认为是宪政民主制度中法庭功能的最有名的辩护词： 权利法案的真正目的，是把某一些东西从政治冲突的此长彼消下解放出来，放置在一个民众之多数和官府都够不着的地方，把它们确立为法庭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自由的言论，自由的新闻，崇拜上帝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权利，是不受投票表决影响的；它们不依赖于选举的结果。 五、对最高法院作用的实证观察 自从民意测验的方法渐渐规范和完备，半个多世纪来对几乎所有重大社会问题积累了数量不小的民意测验数据，从而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在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最高法院裁决结论和民意测验结论进行比较。人们发现了以下结果： 第一，最高法院和民选的国会参众两院相比，和民选的总统相比，其裁决意见和民意测验的一致程度，基本上是相同的，至少并不明显低于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 第二，最近半个世纪中，最高法院的裁决意见明显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分支，也不同于民意测验的，大多集中在和民权有关的案件，特别是有关弱势人群和异端人群的权利方面； 第三，在最高法院裁决和民意不一致的重大案件上，最高法院意见和社会精英阶层，如学界、新闻界、政界、法律界、商界精英的意见的一致程度，要明显高于和底层民众意见的一致程度； 第四，在影响美国社会面貌的涉及民权的一些重大案件上，比如涉及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嫌疑犯权利的历史性案件上，最高法院裁决起了带领民意的作用。有些案件在作出裁决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民意支持，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民意是反对的，在几年以后，这个比例却倒了过来。 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作用机制作出分析，认为最高法院和民众之间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方面互动，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绝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有足够的渠道来了解民众的意愿。在制度层面上，大法官的提名和任 命、上诉案件的筛选、听证程序、宪法对弹劾联邦法官的规定等等，形成了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对最高法院的内外制约，使得最高法院这一非民选的机制不会失控。不论这样的考察和分析是否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数据，其结论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值得深思的是，两百多年来，人们担心的“反多数”的“司法专制”并没有发生，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也没有暴虐为害。 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 以前的冬季旅行，大多走的是北方。今年，2004年的圣诞节，我们驱车南下。 我们住的地方在美国也算是南方了，可还是四季分明，冬天昼短夜寒，所以，想在年底追赶南部的阳光，而少冒一次大雪封路、被堵在半道的风险。就选择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New Orleans）。 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刚来的时候，我们想当然地用英语的读法去读出这个城市的名字，后来才发现，很多美国人是在用法语的读音称呼这个美国城市的。因为这里最早是法国殖民地，虽然它曾经被路易十五当作礼物送给了西班牙亲戚，由西班牙统治了四十来年。可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它的臣民基本构成还是原来法国殖民者的后裔，保留着法国的文化传统。在法国大革命转向恐怖之时，又有一大批法国人把它当做第二家乡，避难来到此地。在拿破仑1803年把它卖给美国之前，论实际统治的时间，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差不多，可是它更多地保留了法国的传统。它所属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很特别的有一些拿破仑法典的内容。今天它的一大片老城，还是被称为“法兰西区”。 当然，这样的城市必定埋藏着很多典故。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它发生在19世纪之末，已经整整过去了一百零四年。 新奥尔良是在1803年“变成”美国的。在这个故事发生的1891年，这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已经是当时美国南方最大的一个城市了，人口二十四万二千人。在19世纪末，这里的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变得多起来。它突然间也和纽约一样，天天由轮船载来一船船的移民。他们大多没钱，不会说英语。“法兰西区”附近的穷人居住区，悄悄变成了“意大利区”，挤满了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人。在1891年至1892年之间，有五千六百四十四名意大利人来到这个城市，除了六十二人之外，全部来自西西里岛。还有不少移民在很长时期里没能加入美国国籍，还是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 绝大多数移民只是底层辛勤的劳动者，可是西西里岛着名的帮派仇杀也跟了过来。可以想象，这样的城市治安会是大问题。当时的美国还没有联邦调查局，治安依靠政府警察和大规模的甚至是跨州的私人保安机构。新奥尔良市的警长，是一个破了国际大案，因而在美国甚至在欧洲都赫赫有名的年轻人。他只有三十二岁，叫汉尼希（David C.hennessy）。汉尼希不仅领导政府警察，也在私人警察机构任警官。我们的故事就从汉尼希的一个夜晚说起。 1890年10月15日，一个大雨后满街泥泞积水、湿雾潮气蒸腾的夜晚，汉尼希和同事奥康诺（BillO’Connor）一起，从警察局回家。新奥尔良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这里一直遗留着法国人喜欢吃生牡蛎的习惯，至今还以上乘牡蛎出名。尽管已经很晚了，他们还是先去吃了一打生牡蛎，然后一起回家。就在吉罗街（Girod）的一个街角，他们握手道别。汉尼希顺街继续前行，奥康诺穿过这条街，向着密西西比河的方向走去。 汉尼希的家住在吉罗街275号。周围都是小木屋，住着不少黑人和意大利移民。汉尼希尚未成家，还和母亲住在一起。这时他已经可以看到黑暗中妈妈点亮的灯光，正被雾气晕染开来。汉尼希从小在这个社区长大，升官出名之后仍然没有搬离。可是那个夜晚，他再也没有能够走进他熟悉的灯光中去。 就在汉尼希家门前的那个街角，突然闪出五个人。还没有走远的奥康诺，听到如爆炸般的一阵枪声。奥康诺和正在马路上的巡警，立即奔跑着冲向枪声的方向。汉尼希倒在血泊里，凶手则逃得无影无踪。 汉尼希一向是个强健的人。他身中数枪，重伤中还曾挣扎着追赶和还击，被送往医院以后，他始终神志清醒。当然，市长沙士比亚(Shakespeare)和一些试图找出凶手的警官，都曾问过他：谁是凶手？对于这场凶杀，你怎么看？汉尼希坚信自己会康复，他对大家说，我会好起来，等我好了再说。第二天早晨九点，他静静休息了几分钟之后突然离世，留下了这个城市最大的神秘谋杀案之谜。 虽然事后出来不少间接的目击者，有警察、守夜人、过路人等等。他们都声称在事后看到过凶手飞跑着逃离，报告有些还相互矛盾。关键的是，没有一个人说他在迷雾中的黑夜里看清了凶手的面容。在突然而来的袭击中，汉尼希在黑暗中看清了凶手吗？谁也不知道。 奥康诺在汉尼希受伤后提供了据说是最权威的说法，他声称，汉尼希曾经在他耳边悄声说了一个词，“dagoes”。 “dagoes”是“dago”的复数，是一个蔑称，就像对黑人的蔑称“nigger”一样。只是，这个词是特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区的皮肤橄榄色的南欧人。汉尼希是看到了凶手，还是猜测？汉尼希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说过？就算凶手是意大利人，具体是什么人？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的时候，新奥尔良市的意大利社区，已经一片惊恐。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开始了。 美国在历史上的发展很不平衡。南方和北方有很大差别，新奥尔良和南方的其他城市又不一样。在当时，美国南方绝不像北方港口纽约那样，把大量的各色移民看作常态。 这一时期的新奥尔良，又因南欧移民而人口暴涨，成为南方惟一一个有大量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的城市。在文化上，意大利移民和这里原来的法国移民后代、美国白人居民，都完全不同。大批新移民无法立即融入社会，就自己抱团，帮派斗殴经常发生，给城市带来治安新问题；另一方面，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法治传统不稳固。在拿破仑把它卖给美国之后，有将近九年，它没有正式作为一个州被接受，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政治体制不够健全。而进入美国后，新的制度开始建设，它又经历了一场南北战争的战乱。 新奥尔良在1862年即被北军占领，历经战争中的军管时期和战后漫长的半军管时期。战前的正常法治被破坏。联邦在南北战争后强行建立的、有黑人参与的政府，没有民意基础，在经济上也负债累累。最后被当地的民兵，几乎是以暴动的形式赶走。该市的白人新政府就在这样暴力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 在法治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又出现经济发展的高潮，大量暴富的机会使得新奥尔良官场腐败。同时经济上的成功，又使得政府的行政分支，在占大多数的白人民众中，获得空前声望，行政权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这个城市一直没有长久的制度来平衡和稳定，行事风格也很独特。政治纷争经常以武力解决。在街上行走的市民六七成的人会带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个城市的警长位置一度空缺，包括汉尼希在内的三个候选人分别在公开场合开枪互击，另两人都在不同时间分别被不同的对手打死。尽管两个案子都经过法庭审理，却都以各种原因无法定罪。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打死过其中一名候选人的汉尼希，还是当上了警长，由于强悍和能干，居然也就颇孚众望。当地报纸常常只是城市主流的回响，也还没有发展为公正、中立的声音。 声名赫赫的警长被谋杀，汉尼希的寡母失去独子，悲惨故事令整个城市“群情激愤”。再说，谋杀执法人员，这本身是对法律、对公众的挑战。可是在此关口，整个事件究竟如何发展，是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走，还是走向失序，在严峻地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水准。这时，城市行政分支领导人、新奥尔良市长沙士比亚，对事件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 沙士比亚市长对当时意大利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很是恼火，在那个年代的南方，种族偏见很普遍。他曾经在一封信中，称意大利人是“没有勇气，没有荣誉感，没有信念和自豪感，没有宗教和任何可以指向一个好公民的品质”。问题是，这样一个市长手中有权，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没有制约他的力量，这个城市又没有牢靠的法治传统。谋杀发生之后，他立即当着拥挤的人群对警察下令：“扫荡这一片！ 把所有的意大利人都给我抓起来。”警察没有依法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大扫荡”就开始了。 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人在新奥尔良市的《新戴尔塔》报的专栏中写道，整个对意大利裔的“批发式”逮捕，建立在一个孤立的基础上，就是据说汉尼希对他的朋友悄悄说了声“dagoes”。可令人惊诧的是，在警长还清醒着的九个小时里，竟然没有人去向他核实过一次。更为荒谬的是，在后来该案的法庭审理中，如此关键的证人奥康诺，竟从来没有作为证人出庭。 不仅对意大利人的扫荡开始了，新奥尔良市民众对意大利移民的敌意和仇恨也被煽动起来。市长公开讲话，毫无根据地宣布自己是“意大利谋杀者”的下一个目标。并且“勇敢地”表示，他绝不退让，要战斗到底云云。民众的情绪几近沸点。 在新奥尔良市的法院里，法官们在商量着，他们要尽一切努力防止暴民行为的发生。可是，我们看到，法制制度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这个文化本身必须建立起绝对尊重司法的传统。因为论“硬件”来说，司法分支是最弱的一环，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必须依靠社会共识来维持的。宪政国家的产生，就其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社会依据其长期的经验，首先得出对司法之崇高地位的认可。缺少这种文化上的认可，司法是软弱的、很容易被破坏。因为司法分支本身没有执法力量，它是需要行政分支来执法的。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行政过强、司法过弱，而执法的行政分支有了违法倾向。 不幸的是，这就是1890年的新奥尔良的现状。 在市长的指使和支持下，几百名意大利人被非法逮捕。 虽然，所有宣称曾经目击凶手逃跑的人，都明确表示没有看清凶手的面容，这些人还是被带到监狱里指认凶手。他们指认的依据，是身高、衣服式样等非常含糊的参照。这些完全靠不住的指认，照样成为起诉的依据。马上就有五人被起诉，并被押往新奥尔良县监狱（NewOrleansParishPrison）收押。 县监狱的典狱长对这个城市的性格十分了解。他马上明白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样的危险。典狱长立即命令大批警卫列队，荷枪实弹、严阵以待。他的担心绝非多余，不久一个叫做戴菲的二十九岁的街头小贩来到监狱，声称是来探望关在狱中的意大利裔的囚徒。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中，直到他见到一个囚徒出来，才抽出手来，那是一把手枪。他重伤了那名囚徒，还大声叫嚷：假如再有几十个我这样的人，就能把所有的“dagoes”都赶出我们的城市！这声枪响，真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沙士比亚市长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进入市政厅，发表激情演说。他宣称警察在逮捕和收集材料之中，已经得到“超越怀疑的证据”，证明这是西西里人的复仇，是因为被杀害的警长代表法律，经常试图制止意大利帮派在街头的一次次血腥仇杀。市长后来还毫无根据地宣布，本市已经有九十四人死在意大利黑手党的仇杀中。这条未经核实的说法，马上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 由市政开支出钱，他当场指定成立了一个市民委员会，来彻查这些秘密帮派组织。这个八十三人的委员会后来以“五十人委员会”着称。在这个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是意大利裔。 “五十人”委员会“粮草充足”，不仅为“保密”之需，租用了单独的办公楼，还雇用了两名侦探。其中一名是纽约来的意大利裔，在意大利社区内侦查。另一名则故意使自己入狱，在狱中和意大利裔囚徒们“打成一片”，甚至讹诈一个精神衰弱的囚徒。可是，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些人卷入此案的证据。市政当局却说，已经探得作案细节，只是暂不公布而已。 1890年10月23日，也就是汉尼希谋杀案发生的八天之后，这个“五十人委员会”在新奥尔良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上，一方面宣称，这个委员会将严格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另一方面，号召该市三万名意大利裔移民相互揭发、检举坏人。与此同时，还对他们发出了暴力威胁，信中宣称，“黑帮仇杀必须被扫除，暗杀必须被终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假如可能，我们倾向于和平地使用法律途径去做；假如必要，我们也会即刻决断地通过暴力去做。何去何从，就看你们是否有和当局合作的意愿了”。 汉尼希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烈士和英雄，举行了新奥尔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葬礼。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前南方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葬礼。 市长和当地上层对谋杀案的态度，也暗藏着他们和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那部分意大利裔上层人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和纠纷。市长抱怨意大利裔垄断了水果、牡蛎和鲜鱼等市场，以及另一些政治上的纠葛。于是，被起诉的所谓谋杀阴谋集团的意大利裔，很快增至十九人，其中包括了一名意大利裔社区的商人和政治首领马切卡。 马切卡出生在一个西西里岛的移民家庭，可是他自己已经是出生在本州的第二代移民、是一个美国人了。他参与社区的活动，已经有能力和本地白人平起平坐。 1874年，年轻的马切卡就参加了新奥尔良市发生的那场着名的街巷大战——自由广场之战。当时由当地白人组成的民兵组织，赶走了联邦在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南方重建时期的政府。在这场巷战中有二十七人死亡，一百人受伤。马切卡与众不同的是，他在那场巷战中救下了对方身受重伤的司令官。此后他在商界很成功，在因汉尼希谋杀案被起诉的时候，他是这个城市中的三万名意大利裔市民中，最卓越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根据当时新奥尔良市监狱的规定，有钱的囚犯可以出钱住进较好的囚室，也可以外买食品。马切卡和另一名富裕的意大利囚犯，取得了这样的条件，而其他的十七个人，生活在可怕的监狱条件下，而且这个案件被渲染为“一群黑手党合谋杀害了受大家爱戴的警长”，以致他们在狱中还屡屡受到其他犯人的殴打。他们中间不仅有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还有意大利公民，因此引发了意大利领事的抗议。同时律师也要求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领事的坚持，大陪审团视察了监狱，他们的结论也是要求改善这些囚徒的监狱条件。典狱长不顾同事的否认，也承认意大利囚犯被其他囚犯殴打的事实，并承认他无力保护他们，他也要求转移这批囚犯。可是，沙士比亚市长对公众讲话，断然宣称这些说法都是“谣言”，也拒绝转移囚犯。不仅如此，市长甚至下令，停止囚犯的亲友探访，除了律师谁也不准见。律师在法庭奔走，才局部争回了他们的家属探视权。 比行政弱得多的司法，在艰难地运作。与此同时，市长、“五十人委员会”和当地报纸的不实宣传却在升级，这些涉嫌囚犯的律师本身，已经被描绘成“黑手党派来破坏法律的人”了。 大陪审团听证会在1890年11月举行。可是大陪审团本身就有两名“五十人委员会”的成员。当局宣称，这十九名嫌犯，分属两个犯罪集团，先审其中的九个属于“马切卡犯罪集团”的。其余十名容后再另案审查。这第一批嫌犯，包括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在十九人中，只有一名有犯罪前科。 审判在1891年2月28日开始。检方是地区检察官。在意大利裔中，由于马切卡和另一名被告是富人，他们自己出钱，请了两名当时非常有名的律师。一个曾任路易斯安那州的前司法部长和南方邦联前参议员，另一个曾任新奥尔良市的前司法部长。他们一接手案子，就被宣扬是拿了“黑手党的钱”。 正式庭审之前选出陪审团的时候，城市的气氛已经明显可以感受到。辩方律师否定了几百个陪审员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公然宣称对意大利裔有偏见和仇视，并且不会相信任何意大利裔证人的证词。而检方则否决了所有的意大利裔的候选人。 最后审判举行了两个星期。检方总共传唤了六十七名证人，辩方传唤了八十四名证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名证人是一个黑人，说他看到四个人开火，而指认其中四个被告“看上去很像”他们。 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是个鞋匠，只会说简单的英语单词。 他一开始被捕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租的简陋住处，恰好在案发现场旁边。在法庭上，他的邻居，一名叫艾玛的黑人妇女作证说，在开火后不久，她跑出来，看到鞋匠站在外面。他两手空空，只穿着内衣裤，惊慌地对她叫喊：“艾玛艾玛，警长，警长，妈妈的鞋子！”因为这已经是汉尼希警长家的附近，警长的母亲请他修过鞋子。艾玛说，她觉得鞋匠只是急着想告诉邻居，他给修过鞋子的“妈妈”家的警长，出事了。 作证说那名十四岁的被告涉案的是一个黑人少年。可是至少他的部分证词在法庭上被证明不是事实。而这名少年被告和他的父亲被捕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鞋匠的朋友，有时去他简陋的棚屋里看他。 有的证人在案发后指认被告，在法庭上却否认。也有人宣称他看到开枪者穿着雨衣，因此导致有雨衣的意 大利裔的被告被捕。可是在法庭上，拿出被告的雨衣，证人又说不是那件，颜色不对。还有一个目击证人说是他看到某个被告在现场，可是马上有一名记者作证，说他当时访问过该名目击者，他当时醉得一塌糊涂。还有四个并非意大利裔的市民作证说，他们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看到其中一名被告正在他的水果摊上卖水果。而有大量的意大利裔或非意大利裔的市民们作证，另一名被告当时正在一个剧场里。 这个“集团案”的起诉，主要建立在动机的推测上。在新奥尔良市有两个大的意大利裔的帮派。在审理两个帮派火拼的案子中，据说汉尼希警长要提出以新的证据，对其中一个帮派首领重开审判。又判断意大利裔社区的领袖之一马切卡，是有些倾向于这个帮派的，所以按照“合理的怀疑”，推测这是他要谋害汉尼希的动机。至于“集团”中其余的被告只是马切卡的枪手和帮凶。可是一个和汉尼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在法庭上作证说，汉尼希告诉他，自己根本没有要再介入这个案子的意思。 审判是在1891年的3月12日结束的。在陪审团开始讨论之前，法官指示，必须对其中两名被告判定“罪名不成立”。 其原因是检方根本没有提出任何针对他们两人的证据。这在起诉和审判中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可见当时新奥尔良的行政分支，已经自我膨胀和傲慢到了什么地步。 陪审团讨论了其余七人的案子。第二天下午，他们的结论交到了法官手中。打开之后，有那么几分钟，法官默默凝视着手中的结论，一声不出。然后，他大声地宣布：陪审团对九名被告中的其中三名，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宣布对他们“审判无效”。其余六名被告“罪名不成立”。 整个法庭全部愣住了，几秒钟之后，掀起一片旋风般愤怒的叫喊声。 在整个案子中，司法程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裔的被告依法请到了最好的律师。在选择陪审员的过程中，双方律师都有一定的否定权。这使得最极端的、持有偏见的民众依法被排斥在陪审团之外。双方律师都能接受的陪审员，必定是相对中立。另一方面，法庭提供证据公平较量的机会，最后对陪审员判断的指示是：依据证据作出“超越合理怀疑的判定”。因此，这个全部是白人的陪审团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与整个城市的大多数民众的情绪性结论不同。由于判定只是对证据的衡量，陪审团制度不能保证判断一定就是正确的，可是它是相对更有可能公正的。 法官令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布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就是所有的被告继续送往县监狱收押，而不是按照常规当庭释放。他在法庭上宣布的继续收押的理由是，这些被告还要面对另一项指控：他们在汉尼希谋杀案中曾经说谎。假如这是法官的理由，那么对刚刚被宣判“谋杀罪名不成立” 的六个人来说，这无论如何是在滥用司法了。可是在事后，法官坚持宣称，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怕当天出事，也就是说是一个“保护性拘押”。他的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了。 也许法官真是在找一个借口保护被告？此刻在法庭外，愤怒而喧嚣的人群一直在试图突破警戒线。在警察的保护下，被告们匆匆离开，被带回监狱。假如现在让他们自己离开法庭回家，他们走不到家里，可能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了。那些白人陪审员们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可是仍然受到民众的叫嚣和骚扰。 第二天一大早，新奥尔良市报纸上出现一则小小的广告，却使得整个意大利裔社区都被震动了。广告的标题是： “群众大会”。广告内容是：“3月14日，星期六，上午十点，邀请本市所有良民在克雷雕像面前聚会，以挽救在汉尼希案件上寻求公正的失败。起来准备行动。”在后面，是长长的六十一个召集人的签名。里面包括沙士比亚市长的副手帕克森，以及几个“五十人委员会”里的成员。 驻在新奥尔良市的意大利领事，在清晨读到报纸上召集群众集会的广告，大吃一惊。他立即赶出去，试图设法制止。在他看来，这则广告的意思，就是当地的白人联盟要煽起一场对意大利裔居民的战争。他立即赶到市长办公室，在那里，领事见到州司法部长也赶来了。可是，市长不在。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们两人像没头苍蝇一样，焦急地寻找市长，宝贵的时间却在无情地一分分走过。 1891年3月14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 十点钟，在亨利·克雷的雕像前，已经聚集了大约六七千人。三十四岁的市长副手帕克森等人，爬上了雕像的座子。他宣称，“声名狼藉的陪审员”开脱了“黑手党的黑社会”，并且问，“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去给凶手定罪？” 下面，是一片“吊死dogaes！”的回应。另一个人的讲话是这样结束的：“绅士们，让我们去行使我们的职责！” 他们出发了，一路上出现一批百人左右带着长枪短枪的民众，加入他们的队伍，并且走在队伍最前面，成为后来的“行刑队”。这个神秘出现的“行刑队”，人们一直不清楚它的来由，直到1955年，一个七十八岁死在佛罗里达的老人，留下一份自诉，人们才解开这个谜。他就是当年“行刑队”的一员。这个“行刑队”是在陪审团结论宣布两小时之后，在帕克森的法律办公室里，由“五十人委员会”私下安排的。还要求他们发誓，永远对“行刑队”成立的过程保密。 他们一路向县监狱进发。监狱周围都是黑人区，看到一群杀气腾腾的暴民涌来，随行的记者听到一名黑人妇女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感谢上帝，幸亏不是一个黑人杀了警长！” 人群中还在愤愤地传说，昨天，“黑手党庆祝了他们胜利”，“黑手党的旗帜在街上飘”。其实，这是意大利国王的生日，意大利裔居民把它看作是传统的节庆，也有传统的庆祝活动。那些在飘扬着的，只是有着意大利王徽的旗帜罢了。在偏见和仇恨之中，谣言是多么容易如长上翅膀一样，在愤怒的人群中穿行。 意大利领事终于在郊外找到了正在这里作客的路易 斯安那州的州长。这名州长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一名将军，打仗英勇无畏。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照样在1877年1月，领导三千名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联盟民兵，赶走了战后重建时期的州政府，然后自己在政府大楼里宣誓就任州长。 州长是市长的好友，在听了意大利领事的告急之后，他说，他也看了广告，认为这没什么，只是一次“和平的集会”。再说，他不打算“干涉市府的内政”。他说他今天给过市长一个留言，让市长给他回电。所以建议意大利领事在他这里等等。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领事虽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只能抱最后的希望暂时等在那里。 此刻，将近两万个市民包围了县监狱。在监狱附近是黑人的住宅区。白人民众为了表示他们的行动是“代表了所有新奥尔良人的意愿”，就邀请黑人参加，结果也确实有不少黑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监狱里，典狱长那天一早就知道情况不妙，守在大门外的十来个警察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回来。典狱长先把带着长枪的卫兵安置在各处保护监狱。然后急着给市长打电话。 他找不到人，却眼看着人声鼎沸，暴民逼近了。最后，他们对峙在监狱大门的两侧。暴民们要他打开监狱，交出意大利裔的囚犯，被典狱长断然拒绝。于是，暴民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试着砸开全钢的监狱大门，都没有成功。他们又想起，在另一条街上，监狱还有一个小门，远没有这么结实，便转而向那里涌去。典狱长见势，赶紧把大多数警卫设防在这个小门后面，可是他当然知道，寡不敌众，最终是守不住的。 他的最后一丝希望还是向上司求救。他急着给市长和警长打电话，可还是找不到人。典狱长终于绝望了。他下令把所有的囚犯关在囚室内，却把那十九名意大利裔的囚犯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坚持不了多久了。他决定现在放了他们，让他们躲藏逃生。可是这个监狱虽大，却没有多少能够隐藏的地方，他建议他们躲藏到女囚部去，那里相对好些。他们要求典狱长给他们发枪。他没有同意。他说，他只能给他们很短的时间，让他们自己躲藏起来，然后他就把监狱内部所有的门都锁上，使得暴民们进来之后不那么畅通无阻。 这十九名意大利裔的“自由人”疯了似的四散奔跑开来。 等在州长住处的意大利领事，终于熬到了电话铃响。接电话的是和他同来的州司法部长。他接完电话，转告领事和州长：暴民已经进入县监狱。 科特领事冲出屋子，前往县监狱，想自己前往阻挡。他一点没有概念，究竟有多少暴民在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场面。 监狱的那扇小门已经被砸得稀烂。市长副手帕克森等三个领头人，带了六十个行刑队员进入监狱，其余的把在门口。典狱长的卫兵们不仅没有抵抗，还向暴民交出了手中长枪，甚至还有人指点了逃亡者的去向。第三层的女囚部，有六个逃亡者在那里，听到楼梯的脚步声，他们跑过走廊，从另一个楼梯下楼，可是通向院子的门是锁着的，而杀手们已经在女囚的指点下追来。这六个意大利裔的逃亡者站在那里，生生地看着他们逼近。相距不过二十几英尺的时候，上百发枪弹齐发，打碎了他们。 另外三个逃亡者包括马切卡，在男囚部的走廊被另外一些暴民抓住，马切卡试图反抗，立即被近距离打死，形状惨烈。另两人都被枪弹击中，还有两个单独躲藏的，也被搜索出来拖到走廊，遭到枪击。每次传出枪声，都引发外面民众的欢呼声。这时，几个领头的决定，来一个公众的庆典。 他们命令抬出还有呼吸的受难者，一名被拖到一个街区之外吊上电灯杆，在他还在挣扎的时候，又一阵乱枪射来。 接着，另一名还有呼吸的受难者被如法炮制，吊到了一棵树上。 意大利领事科特赶到了。他眼前满是狂欢的人群。他看到在人群中，有大约两千多名是妇女儿童。 几小时的血腥屠杀和庆典，如一阵风暴扫过。暴民们满足了，大多散去。在监狱中，典狱长戴维斯从各个隐蔽的角落找出八名幸存者，那名十四岁的男孩马切斯也在其中，而同被宣判了“罪名不成立”的男孩的父亲，已经和其他十名遇难者一起，死于暴乱者的枪口之下，再也不能回家了。 根据《大百科全书》对“私刑”（lynching）的定义，私刑是暴动的民众暴力行刑的一种形式……杀死有真正罪行、或是假设有罪行的个人。按照这样的定义，1891年3月14日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件，总共有十一名意大利裔市民，被暴民用私刑处死。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私刑。 “新奥尔良私刑”事件，折射出1891年美国各个层面的问题和状况。不仅反映了1891年的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和南方的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美国媒体的状况和认识水平。在遭遇社会治安被来自意大利移民的黑手党挑战的时候，在安全普遍感受威胁的时候，民众会自然倾向于不顾一切，只求安全只求“有效打击”。尤其是民众认定的犯罪分子集中在一个陌生的群体中，和主流民众之间不仅文化隔阂，甚至语言不通。这个“族群”会自然被人贴上“标签”，他们的个人权利会非常容易遭到侵犯。 事件发生之后，在全美国，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近一半的报纸，对“新奥尔良私刑”是持肯定态度的。理由是，“新奥尔良人的生命和财产更安全了”。 新奥尔良人“被激怒”了，不得不起来打破他们生活其下的犯罪集团的“恐怖统治”。其原因就是，当时的民众，包括在北方大城市中，都遇到陌生的意大利黑手党犯罪的威胁。 有组织的犯罪势力强大，警察系统难以奏效，寻求正常的司法程序往往失败。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情况，一点没有夸张的成分。直到今天，意大利西西里岛本身，还在为黑手党犯罪而头痛万分。 这是让我们陌生的一百年前的美国。因为在今天，美国的民众和媒体已经普遍有了比较根深蒂固的法治文化。不论是什么原因，私刑已经是一个绝对负面丑陋的词。也根本不能想象主流媒体会支持私刑。这种变化来自于美国人在历史上的两个艰巨的努力。一是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司法系统独立、公正和有效；二是对民众的“公民”和“法治”教育。 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就是他们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教材。无疑，制度的建设是最重要的，而当我读这样的南方故事，再看看我的南方邻居和朋友们在今天的法治观念。我就知道，后一部分内容，在美国的进步中，也是绝不可缺少的。 不仅如此，这一事件也折射出，美国在建国时作为一个保留州主权的联邦，制宪时无法在宪法中解决的死角。 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哈里森表示这样的罪行“骇人听闻”。可是，面对意大利政府的抗议和“对家属赔偿”和“惩治凶手”的合理要求，联邦行政分支却无能为力。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主要的管理权利都留在州一级，其中包括司法的刑事审理和处罚权。因此联邦政府无权迫使州或者市一级起诉凶手，而联邦法庭又没有这个权力。 为了应对意大利政府，甚至连哈里森总统，都曾经指示联邦司法部长派人私下前往新奥尔良，调查私刑死难者们在汉尼希谋杀案中“确实有罪”的可能性。虽然他本人就是律师，当然知道不论他们是否“有罪”，私刑都是违法的，对被害者都是不公正的。虽然市政府试图提供所谓“证据”，联邦的调查报告仍然显示：这些受难者们，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涉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黑手党或者任何类似帮派的成员。 我们到达新奥尔良的那天，当地寒风刺骨，意外地飘着小雪。第二天一早，满街是南方灿灿的阳光，洒在游人们的身上。我们在老街小巷里转悠，捧着一本城市老照片集，寻寻觅觅，试着找到当年这一事件的遗迹。一百年过去了，原来是贫民居住的意大利区，现在新楼林立。当年暴民们集合的那个街口还在，那条街却已经变成了汽车大道，街心的绿化带和克雷雕像都不复存在了。就连庞大的县监狱，也已经拆掉，片瓦不存。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意大利裔的受难者，他们并没有离去。 “新奥尔良私刑事件”给后世留下的教训，至今令人警醒。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中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要求陪审团根据涉案双方在法庭上按照严格程序呈递的证据，来作出他们的判决。有时候，证据并不完整。可以想象，陪审员也是人，陪审团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当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和民众期待的不同的时候，当陪审团的结论使愤怒的民众认为“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的时候，怎么办？美国的司法制度要求民众，必须无条件地尊重陪审团的判决。这个制度把陪审团的判决提高到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下，“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这句话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一旦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任何人，即使是总统和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没有权力改变。假如不是这样，那就将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就会引出打着伸张正义旗号的民众私刑，就会走向暴力和血腥。假如不是这样，司法就失去权威，整个法治制度都将崩溃。新奥尔良私刑事件中的意大利裔受难者们，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被民众的子弹打得残碎的躯体，为后代美国人重申了非常简单却至为重要的道理，这就是今日美国人在法庭大门口经常听到的话：“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尊重陪审团。” 火中的星条旗 在“美国可以烧国旗”这样一个信息初次传过大洋时，着实让大家小小地吃过一惊。“烧国旗”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故事还是得从头讲起。美国国旗并不是和宪法一起诞生的。两百年前，建国者们苦于要设计一个既有权威，又不至于演变成独裁机器的政府，实在顾不上国旗国歌这样的庆典喜事。这又是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传统务实，对国旗之类的象征看得不是太重。所以，美国宪法本文从来没变，美国国旗却一直在变，很少有人说得上，何时才算是有了正式国旗。不过大家都知道，当初向英王造反时，义军的旗帜上只有一条盘着的响尾蛇，高高地抬头吐着舌头，底下是一行字：“不要踩着我！”建国很久都没有人认真去统一国旗，更谈不上有人要烧国旗了。 国旗作为象征在美国人心中分量突然变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散在各“邦”的美国人通过这场战争，终于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从此，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的认同，表现在他们对国旗的态度上。爱国热情骤然高涨，到处飘扬的国旗都是百姓们自发地挂出来的。这时也很难想象有人想要烧国旗。 “烧国旗”的契机出现在六十年代。反越战和南方黑人民权运动引发一些过激行为，社会动荡使美国人陷入巨大困惑，又适逢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终于有人以烧国旗这样的异常举动来表达愤怒。 1966年6月，黑人詹姆斯在密西西比州遭到枪击。他是个名人，在南方种族隔离被打破时，他是第一个进入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这在该校所在的小镇上引发了导致两人死亡的一夜骚乱。事件震动世界的同时，詹姆斯的名字随之传遍各地。此后，他投身民权运动，深入南方深腹地。在南方变革的关口，某些闭塞的乡村中，一些KKK的白人激进分子常常走向极端诉诸暴力。因此，当时詹姆斯的活动是有危险的。总之，枪击事件发生了。 6月6日，纽约市一个叫斯特利特的黑人听到詹姆斯受伤的消息，怒不可遏。尽管他知道，美国是一个分权的国家，治安权归属地方，联邦无权插手，联邦政府也无权派人像保镖一样对深入南方的民权工作者作跟随保护。但是斯特利特在盛怒之下，还是迁怒于联邦政府。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当然有权当众表达愤怒，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有点出人意料。 他是得过勋章的“二战”退伍军人。这批老兵直至今天还是美国最爱国的一群人。斯特利特的抽屉里，也整整齐齐叠着一面国旗，每逢节日他都在家门前悬挂。可是他今天取出国旗走到门外，却一把抖开点上火，然后扔在地上，并激动地向围观人群讲述自己的愤怒。结果被一名巡警逮捕。 根据当时纽约的刑事法，亵渎国旗是违法的。于是斯特利特被地方法庭判定有罪，经上诉，案子一路走到联邦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被告律师提出，他的行动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抗议，所以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 联邦最高法院主要是考察纽约州的反亵渎国旗法是否违宪。大法官们认为，该法禁止“用言辞和动作”来损毁、诬蔑和践踏国旗，过于模糊。据此，人们可能仅仅因为“言辞”冒犯国旗而获罪，这就侵犯了言论自由。于是，1969年4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推翻原判，该案发回重审。 这是美国第一个抵达联邦最高法院的“烧国旗”案子。 显然，当时大法官们面对这个史无前例的案件也在思考。因此在判词中，对烧国旗是否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象征性言论”，并没作出明确说明。但是谁都知道，有了这个开端，问题迟早还要回到最高法院来。 1967年，纽约中央公园一个大型反越战集会上，又焚烧了国旗。各报刊登的现场新闻照片，使之成为历史上最轰动的一次烧国旗。民众压力下，国会召集辩论，在1968年通过了第一个联邦反亵渎国旗法。其实，当时各州都有类似法律。国会此举只是一个民意表达，传达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强烈反响：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烧国旗”。 1970年，美国大学校园的反越战风潮如野火燎原。肯特大学的学生在示威中和维持秩序的国民兵发生冲突，混乱中有国民兵在紧张中开枪，导致四名学生丧生。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在西雅图一个叫斯宾士的大学生心潮难平，决定有所表示。他用黑色胶带在一面美国国旗上贴了源于印第安人一种装饰的象征和平的符号，然后把国旗倒挂着从自己窗口伸了出去。 检方引用“禁止不正当运用”的州法律，对斯宾士提出指控。该法禁止在国旗或州旗上面涂画和装置任何词语、图案、符号等等。在法庭上斯宾士声明，他的行为是抗议美国轰炸柬埔寨和肯特大学学生被害。他说：“现在有太多的杀戮，这不能代表美国。我认为国旗是代表美国的，我想让人们知道，美国应该代表和平。”可是该法律涵盖一切性质的“涂改”，对动机不作判断，案情论事实定罪。因此他被认定罪名成立，判处十天监禁缓期执行，罚款七十五美元。 官司到此似乎已是尽头，有法律作依据，判得也还合情合理，判了十天却不用坐牢，七十五美元也不是个大数目。 可事至如今，这个年轻人倒要为自己的权利讨个说法了。他决定上诉。这一来，付出的精力财力就远不止是七十五美元了。 上诉法庭推翻了原判，认为该州法不能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修正案之下成立。检方上诉到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上诉法院的裁决，维持原判。斯宾士再次上诉。几个回合下来，到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时，已是1974年的6月了。 联邦最高法院首先指出一些事实：第一，该国旗为斯宾士拥有，是私产而不是公产；第二，他在自己住所的窗口展示，没有进入公共场所，所以不涉及一切规范公共场所行为的法律；第三，他没有“破坏和平”；第四，连州最高法院也承认，他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流。他所做的，正是“我想让人们知道，美国应该代表和平”。只是，他采用了特殊的表达形式。考察细节之后，最高法院以七比二裁定，斯宾士的行为是一种受保护的“表达”形式，从而推翻了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这些案情，说大都不大，远没有电视里常看到的凶杀案那么性命攸关。被告就是输了，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是要说小都不小，它们都经历漫长的法庭之路，登上了美国司法的最高殿堂。因为这些案子都事关原则，其裁决都将成为美国大小法庭以后的判案依据，成为社会游戏规则。大法官们就“鸡毛小案”所做的严肃到家的思考，正是法律制度不断建设和自我更新的过程。也是美国的立国理想在麻烦百出的世俗现实中，体现出可操作性的过程。 这些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正因为美国人是普遍敬重国旗的。美国历史博物馆里有一面“第一旗”，是刚建国时，由巴尔的摩的母女两人制作，被称作“老光荣”。它已在两百年的岁月中衰老。联邦政府决定用现代科技来拯救这面美国第一旗，估计要历时三年，花费一千八百万美元。“老光荣”被今天的美国人视为与《独立宣言》，宪法及权利法案同等级的国宝。 美国民众确实普遍喜爱国旗。和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星条旗显得平民化，还带些幽默，并不永远板着脸。美国国旗是随处可见的，并不只升在学校机关的正式旗杆上，更多的是老百姓升在自家院子里，或是挑出在屋檐下。我曾觉得它稍嫌花哨了一点，而这种花哨在节日里就成了真正的助兴点缀。我好几次看到，几个女孩子走成一排，身上的衣裤拼起来恰好是国旗图案，招摇过市，引路人喝彩。节日里小丑的高帽子图案也常常是国旗。我终于发现，美国人天生幽默开朗和热情友好的性格，和他们花哨的国旗很是相配。 在美国，对政府不满的人很多，而且形形色色。但是真正要把怒火发泄到国旗上的人，却极为罕见。所以，在六十年代的动荡过去以后，“国旗案件”并不多。 1984年，共和党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代表大会。 这种场合在美国通常有人支持也有人抗议。这次，一群反里根政策的人就在会场外游行，游着游着就群情激昂起来，行为开始失控。有人用喷漆涂壁，有人砸路边的花盆，还有人顺手就扯下了一面国旗。其中有个叫约翰逊的年轻人，是一个叫做“革命共产主义青年旅”的组织成员。他接过别人递上来的国旗，泼上汽油，就在走过市议会门前时焚烧起来。 他们还围着火堆唱着：“美国，红白蓝的旗帜，我们唾弃你。” 这一景象使很多旁观者震惊。有人还特地回现场，把烧剩的残片灰烬收集起来掩埋。约翰逊被指控违反州法律，即损毁一项受尊敬的公物。该案发生时，除了联邦有反亵渎国旗法，美国五十个州里有四十八个州有类似法律。“烧国旗”在当时是违反明确的成文刑事法的行为。 在法庭上，约翰逊宣称他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不是刑事行为。他说，他是反对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并对共和党提名里根连任感到愤怒，这是他“烧国旗”的出典。他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语言表达，而且他找不到比这种表达更为有力的方式。 法庭判他一年监禁和两千元罚款，上诉法庭维持原判。 他再上诉，州的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法官在裁定中说，根据那次有组织的示威、口号、演讲和散发的资料，任何一个看到这一行动的人，都能明白他想传达的意见。所以，约翰逊的行为是在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范围之内。 这其实是在“国旗亵渎法”和宪法之间做判断。该法庭引用了联邦最高法院过去的判词，“政府承认，个人有权与众不同，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的核心。政府不能用法令来维护公民的情感统一。所以，政府不能自己塑造一个统一的象征物，在这个象征物上附加一组它所主张的含义”，再强制民众服从这一象征物的地位。作为原告的州行政分支只得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我们看到，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常常引起分歧。因为，立法分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立法，前后是可能相互冲突，甚至与宪法冲突的。司法分支在判案时，就会遭遇这些冲突。例如一些“象征性言论”究竟是否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涵盖下，不同历史阶段就有不同的理解。法官们的思考，也反映了美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考。在1982年“美国政府对金姆”一案中，联邦第四上诉法庭认为，烧国旗不属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范围，而在1984年，联邦第十一上诉法庭认为，烧国旗在作为一种言论表达时，是应该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的。 约翰逊一案进入最高法院已是1989年。恰在此前，芝加哥有个学生办了一个艺术展。美国人有个共识，就是艺术创作是言论自由中最自由的部分。艺术家可以作出一切聪明和恶劣的创作，但不会有人干预。这次展览不仅有烧国旗以及国旗覆盖棺木的照片，还向参观者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展示美国国旗的恰当方式？参观者可以留言。这时，一个“恶劣”的念头冒出来了：主办者在参观者和留言本之间的地板上，平铺了一面美国国旗。想留言吗？你必须踏着国旗走过去，站在国旗上。 本来是最没人管的艺术展，却引起朝野大哗。可见大多数美国人是多么热爱国旗。两个州议会相继通过议案谴责这一展览。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议会都随即立法禁止把国旗铺在地上。有五千民众集会抗议这个展览。甚至连当任总统布什，也出来谴责这个展览。1989年3月16日，美国参议院以九十七比零一致通过了对1968年联邦反亵渎国旗法的修正案，规定以后谁把国旗铺在地上就是犯法。 正在这个上下群情激愤的时候，“约翰逊烧国旗案”抵达联邦最高法院。这也是此案在美国格外有名的原因之一。 就在国会通过反亵渎国旗法修正案的第五天，联邦最高法院召集约翰逊一案的双方代表，听取辩论。 代表州政府行政分支的德儒律师一开始就指出，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以何种方式表达观点的自由，有两条理由：第一，烧国旗是一种违法的“破坏和平”及“战斗性言辞”。据以往最高法院的判例，“破坏和平”言论和“战斗性言辞”不受宪法保护。最经典例子就是，在满场的电影院门口无端大叫“着火”，就是“破坏和平”的言论。 而“战斗性言辞”是指会引起听者动手还击的挑衅，比如指着一个人破口大骂等。第二，州政府必须“保护国旗作为民族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德儒律师据此指出州的反亵渎国旗法是符合宪法的。因此，约翰逊烧国旗也就是违法行为。 代表被告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肯斯勒律师指出，州的反亵渎国旗法过于模糊，外延扩大，在执行中难免侵犯公民权，是违宪的。他以词典为据，解释“亵渎”的含义。他说，“亵渎”的对象是某种神圣的东西。由于美国国旗的平民化特点，经常出现在喜庆幽默乃至滑稽的场合。比如说，总统夫人就有一方国旗图案的围巾。姑娘们有国旗图案的比基尼泳衣。商店卖热狗也常插上一面小国旗，你咬第一口之前就把它丢进垃圾桶了。这些你都可以说是“亵渎”。 他辩护说，约翰逊的行为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反政府声明，而这种象征性言论是应受宪法保护的。他举出约翰逊的证词：“因为我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我可以对国旗做我想做的任何事，而政府没有权力阻止我。”肯斯勒律师强调：政府无权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在我们见闻自己所痛恨的东西时，比遇上喜闻乐见的东西，更考验宪法第一修正案。它本来就不是为我们的喜好而设计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宪法修正案（来加以保护）”。 1989年6月21日，最高法院经过休庭“长考”后表决，以五比四判定约翰逊的行为构成“象征性言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 最高法院解释，判定一种行为是否具备足够的“交流成分”，法庭必须检验该行为“是否有传送特定信息的动机，旁观者理解该信息的可能性是否足够大”，该行为是否有“表达的内容”。大法官指出，就是得克萨斯州政府也承认，约翰逊烧国旗的行为具有足够的表达内容。因此，可以将其归入“象征性语言”，从而可以提出要求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我们看到，最高法院只判定约翰逊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表达”，而根本不管他表达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最关键要点是“内容中性”，即法律在保护言论自由时根本就不考察言论的内容。 然后的问题是，该案援引的得克萨斯州法是否涉嫌压制“表达自由”。针对州一方提出的两条辩护理由，大法官指出，第一条“防止破坏和平”没有事实根据。因为约翰逊烧国旗的行为虽然引起震惊和愤怒，但事实上并没有破坏和平的事件发生。也没有事实证明：该行为构成“战斗性言辞”，挑起反击而破坏和平。大法官说，“在我们的政府制度下，言论自由的功能就是引起讨论。当它引起不安，造成不满，甚至使得别人愤怒时，也许正是达到其最高目的的时候”。 对于另一条理由：“基于民族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其象征物不容亵渎。”最高法院裁定，该理由涉嫌压制表达自由。大法官说，正因为国旗象征的是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而不是什么其他小东西，所以很难使人信服，约翰逊的行为就足以危及这一象征。大法官指出，国旗确实具有崇高的地位和象征，可是不能以此来压制任何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布列南大法官写下的这段话此后常被引用： 如果说，在第一修正案之下有一个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政府不能仅仅因为一个思想被社会视作冒犯，不能接受，就禁止这种思想作出表达。对此原则，我们不承认有任何例外，即使我们的国旗也被牵涉其中。 就这样，联邦最高法院不仅维持了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并裁定了当时的“反亵渎国旗法”禁止和惩罚公民用烧国旗的行动来表达政治观点是违宪的。 五比四真是个很悬乎的投票结果，非常形象化地表达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挣扎和困惑。这个结果一宣布，布什总统立即针锋相对地表态，“烧国旗是错的，大错特错”。同时，报纸马上刊登了胜诉者的新闻照片，照片上的约翰逊竟是胜利地举着一面烧黑了的美国国旗。相信这张照片恶心了大多数的美国人，可是，他们暂时认了。既然他们并不满意这个结果，那么他们认同的是什么呢？他们认同的是制度和宪法，那是他们共同的契约。 假如民众对最高法院的判定感到绝对不可接受的话，还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使保护国旗的立法直接进入宪法，起死回生。但是宪法修正案的产生很不容易，必须经过参众两院各以三分之二通过，再由四分之三的州立法机构通过。或者，要有三分之二的州议会提出召集修宪大会，在会上有至少四分之三的州通过，才能成功。 这就是美国人认同的既定程序。当一个程序完成，人们必须在承认这个程序结论的同时，尝试下一个程序。对于“烧国旗”，立法分支有“不让烧”的立法，行政分支予以支持。但是，司法分支判定，在“不让烧”的法律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时，它是违宪的。在美国契约的既定程序中，“烧国旗”一案目前正走到这一步。这就是我说他们“暂时认了”的意思，他们承认了这个阶段结论。现在，“不让烧”的一派要走的下一步，应该是尝试建立宪法修正案。因此，最高法院裁决刚宣布几天，布什总统就建议，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来推翻这个判决。然而在美国的制度下，宪法修正案的两个三分之二和一个四分之三是很不容易达到的。 可是，从当时的民意去看，对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似乎不必太绝望。宣判后，很快有三十九个有关的决议案提到了参众两院，要求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参议院以九十七比三，众议院以四百一十一比十五的大比数，各自通过一个决议案，表达对这一判决的关切。同时有十六个州的议会，通过决议案批评最高法院的决定。此类决议案在美国是一种民意表达的方式，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民意测验还表明，百分之六十五的民众不同意最高法院的裁决。百分之七十一的民众赞成采纳宪法修正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新的立法，即1989年国旗保护法。它强调，美国国旗和其他象征不同，具有历史的无形价值，故禁止任何人有意地损毁、污损、燃烧国旗，禁止把国旗铺置在地上或践踏国旗。布什总统立即签署同意。国会实际上是借助民意，再次重申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原反亵渎国旗法。国会以重新立法的方式挑战司法，这是非常少见的。 在国会通过该法后仅几小时，就有人在国会大厦前当众烧毁了一面国旗，以示挑战。原来极其罕见的“烧国旗” 案，因此发案率大幅上升。这是处于少数的一派在有意挑战司法。民主制度的法律是多数人的契约，并不天然保证少数人的公正待遇。少数人寻求公正待遇和保护的最后一个庇护所是独立的法庭。为了推翻一个法律，你只有以身试法，才能给最高法院一个裁定上诉案的机会。 由于已有约翰逊案的判例在先，所以这些案子往往在地区法庭上，就不约而同地被法官们裁决违宪。于是，又有两个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两案并一案，再度听取辩论，审查这个备有争议的烧国旗问题。结果，最高法院再次以五比四判定，1989年旗帜保护法也同样违宪。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产生后，可能会经历漫长的，涉及政府三个独立分支和民众的反复推敲。“烧国旗”犹如一个烙饼，不断被翻来覆去地煎烤。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见都在法庭和电视里反复讨论，大众和精英充分地进行交流。民众在倾听各种观点之后，也从单纯的感情冲动中清醒，开始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类讨论和交流，是美国人悄悄地提升他们国民素质的一个途径。在最高法院第二次裁决以后，部分民意转向理解和支持最高法院。国会也开始逐渐转变。众议院曾经通过一项禁止烧国旗的宪法修正案提案，1995年12月12日，此提案在参院表决时，以三票之差被封杀。1997年6月12日，众议院再次努力，以三百一十票对一百一十四票又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提案，再次送往联邦参议院。 在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诺曼·铎森教授再次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说，自约翰逊案件以来，议题的性质并没有变化，问题很简单：是保护国旗还是保护宪法，我们只能从中择一。他承认国旗是国家象征，也事关人民的感情，但是他认为，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保护国旗，却是不必要也不明智的。之所以不必要，是因为以损毁国旗做政治表达的人，事实上极为罕见。他更指出，“亵渎”的概念实际上是针对宗教对象的，其他对象无论多么值得崇敬，都不应使其“神圣化”。 他还指出，反对建立这个修正案的最重要原因是，自由的政治表达是两百年来美国自由的基石。“我们的政府制度足以自豪的一点，就是对其他国家会无情惩罚的言论表达，我们却能予以宽容。” 1998年底，联邦参议院终于决定，拒绝接受这个有关禁止亵渎国旗的宪法修正案提案。 很多人相信，立法分支禁止烧国旗的企图大概到此为止了，因为通过多年的辩论，越来越多并不喜欢看到国旗被烧的美国民众，也开始理解最高法院判决的意义。一些民众还颇为骄傲，美国政府三大分支大动干戈之后，结果还是把自由留给了人民。 1999年2月，又有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联合向众议院提出宪法修正案提案，据说有二百三十六个议员联署。民间组织也在继续他们不懈的宣传和努力，要阻止这个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新的一波较量又在开始。 在过去几十年的立法和司法对峙中，实际上多次险乎出现“不让烧”的结果。最高法院两次判决，都是一票之差。 参院第一次对宪法修正案提案表决时，也仅三票之差。假如没有这数票之差，美国就会禁止焚烧国旗。 我们看到，美国很少有人烧国旗，可是一旦有人把怒火发在国旗头上，他们挑战的实际是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的主流舆论。当这样的权威和主流受到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就应该拥有一整套程序性非常明确的、非常讲究细节设定的、全体民众认可的、可操作的制度来保证一个非主流观念的提出、讨论和验证。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以最大的可能，进入理性思考，得出他们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不断的思辨和结论。可能是有反复的，可能在某个阶段得不出正确结论的，可是他们每往前走一步，都是扎实的，社会就这样慢慢进步，逻辑性很强。在这儿，真正要紧的是：这样的问题应该由谁来决定，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相比之下，结论反而是无足轻重的了。 毫无疑问，民主社会的定义就是一个多数人制定规则的社会，但是，假如它的目标是自由，就不会随意扼杀非主流观念。一个非主流观念很有可能最后并没有被多数人所接受，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它就是输了，也输得服气。 其实，美国国旗“让烧”了以后，就更没什么人去烧国旗了。就像大家说的，一个连国旗都“让烧”的国家，你还烧它干吗呢？ 非法之法不是法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禁暗笑自己，我怎么也玩起这样的文字游戏了。然而生活在美国，或者把这句话翻成英语，那就一点没有文字游戏的味道了。非法之法不是法，这是我最近又一次读美国宪法时，最有感触的一点体会。 一、权利法案和“不得立法” 众所周知，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宪法，注重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授权书。为了尽快将建国后缺席多年的联邦政府建立起来，大多数代表认为，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不必同时列入，一定要列入的话，可以容后作为修正案补入宪法。这立即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逊和州长埃德蒙·伦道夫，还有马萨诸塞州的艾尔布里奇·格里，虽然参加了制宪会议，却为此而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托马斯·杰弗逊，当时正在巴黎，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他大声疾呼要补上这个缺陷。制宪会议以后，乔治·华盛顿寄了一份宪法给巴黎的拉法耶特。拉法耶特在盛赞美国宪法的同时，指出了美国宪法缺少权利法案这一缺陷。 拉法耶特是参加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就是他写的第一稿，他自然不会放过美国宪法的这个“问题”。 发生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这两场革命，都是破旧立新的制度变革，也都是翻天覆地的观念巨变。我们后人眼里，也许可以说，美国革命之优越处在制度的创新和新制度的设计，而法国革命的精彩处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张扬。拉法耶特和托马斯·杰弗逊，一个是真枪实弹参加了美国革命的法国侯爵，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出使法国而对大革命赞不绝口的美国绅士，两人不约而同地主张美国宪法里不能没有保障民众权利的法案，想来不会是偶然的。 到了各州分别批准宪法的时候，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美国宪法差一点点胎死腹中。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宪法的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这样，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前十条宪法修正案通常称为美国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里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不能蚕食、侵犯和剥夺的。那个时候的美国领袖们，似乎对政府侵犯民众权利的可能性异常警惕，早早地就想堵死这条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袖们想通过权利法案提防的主要对象，却是立法议会。 从纯粹理论上推理，这似乎不好理解。立法议会，在分立之三权里，是最靠近民众的一权。宪法规定了众议员由民众普选产生。虽说建国初期参议员是州议会推选，但是当时各州议会大多是民众普选的。照理说，议员们受制于选举者，是“主人”选出的“公仆”，是最不可能侵犯“主人” 权利的。相比之下，联邦法院的法官不仅不是民选的，而且终身任职，根本不受民众的控制。 我们现在看来权力最大的总统，在他们当时的眼睛里或多或少有点像英国的国王。在英国，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国王已经把权力大部分移交给下院了。没有下院的通过，英王已经做不了什么。权力最大最集中的是议会。同样，在美国建国初期，领袖们眼睛里的权力，也基本上集中在国会。 可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需要一个权利法案来保障民众的权利，抵御作为民众代表的国会呢？实际上，美国的领袖们对立法议会的警惕非常容易理解。读读权利法案那短短十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民众个人的权利，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分散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利，听起来是一回事，只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却根本就是两回事。因为所谓人民的权利，在组成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委托给了政府，变成了政府之权力。建国领袖们所担心的，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具体事务上，侵犯一部分民众的个人权利。 也就是说，权利法案要防范的，恰恰是抽象的人民集合体。国会作为人民集合体的代表，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的授权，却可能侵犯一部分民众的个人权利。这种侵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甚至通常是得到人民多数同意的。这种同意，有可能是蒙骗来的，有可能是胁迫来的，也有可能是民众多数主动表达的。对于美国的建国领袖们来说，这些区别无关紧要。这种以人民名义实行的，得到人民同意的对一部分民众个人权利的侵犯，本质上和旧制度的专制暴政没有区别，而且最终有一天，会在形式上也归结到那种绝对专权的暴政。 四十几年后，又一个法国贵族的后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以后，他把美国制度予以警惕防范的东西，称之为“多数的暴政”。 多数的暴政和绝对个人专权的暴政，可以在顷刻间转换。美国的建国领袖和同时代的法国革命者不同的是，在他们看来，“多数”并不天然地蕴涵着“正确”，多数民众对少数人的镇压，并没有想象中的合理性。所以，对当年的宪法起草者来说，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即使是保障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权利，和防止暴政，特别是多数的暴政，就是同一回事。 正因为如此，权利法案中最重要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而第一修正案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不得立法”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国会万一“一不留神”通过了这样的法案，那就是违反了宪法，这样的立法行为和由此立出的法，就是非法的，就不能成立。这就是“非法之法不是法” 的意思。可见这原来是一句大白话。 二、宪法文本中的“不得立法”条款 其实，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这个“不得立法”条款，在美国宪法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美国宪法文本中，已经有了“不得立法”的条款。 费城制宪会议上，在提出要将权利法案的内容写入宪法文本时，联邦主义者反对。他们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到1787年，大多数州都已经有了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个人权利，现在的联邦政府只拥有明确有限的权力，只能做授权它做的事，凡未授权的都不能做。如果在宪法中写入权利法案的内容，势必列举应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那么国会的权限就可以是另外一种“读法”：凡是没有列举出来禁止国会做的，就是国会可以做的。民众个人的权利，有像宗教信仰或言论自由那样的基本自然权利，即和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浑然一体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显然是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侵犯的。但是还有一些个人基本权利，是由社会调节和规范的权利，比如集会抗议或新闻出版这样的权利。这些是从基本自然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不可能被一一列举穷尽。这样，未被列举的公民权利，不就是国会可钻的空子，有可能被侵犯了吗？ 联邦主义者的这种理由，在我看来十分勉强。权利法案的条文，是怎么个“读法”，正读还是反读，不取决于条文本身。法律条文的书面语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样读宪法，取决于具体的宪政制度，取决于这个制度各部分的关系。当然，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还取决于民情。照我们的说法，叫做不能脱离“国情”。 美国宪法里，有些条文颇有点我们所谓“宜粗不宜细” 的味道。其原因是，美国宪法史无前例，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板，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没有君主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的、联邦制国家的成文宪法；第二个原因是，它继承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它打算全盘利用即使从《大宪章》算起也已有近六百年历史的法治传统。它可以留待这个体系来逐步解释条文本身。 所以，在宪法里，我们读到，国会有权“行使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其各部门或其官员的种种权力，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这一条款通常称之为“必要和适当条款”。可是，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适当”的？国会想要制定某项法律的时候，难道还会是“不必要”的或者“不适当”的吗？ 这样看来，用权利法案来限定这种“必要”和“适当”，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了。 然而，宪法本文中也不是一点没有对“必要”和“适当”的限定。就在“必要和适当”条款下面，列举了数条国会不能立法破坏的东西。比如“人身保护令所保障之特权” （rit ofhabeasCorpus）。这是比大宪章还要历史悠久的东西，是英美法治中最核心的东西之一。 然后，宪法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下面一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几乎是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这就显得很不平常，因为宪法的原意是组织联邦政府。一切原来都是针对联邦政府说的，这里却对各州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什么东西如此要紧，竟要美国宪法不怕唆地一再重复？ 追溯既往的法案（ExPostFacto laws），比较好理解。 法律不应追溯立法以前的行为。政府不能欲图惩治一个已经发生的行为，就对症下药地立一个法，以这个后立的法去责罚过去的行为。否则，现在合法的行为，以后规定不合法了，还要回过头来追究罪责，法律就会失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法与非法、罪与非罪，就完全失去了界线。 褫夺公权的法案，即BillsofAttainder，在李道揆先生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中，译为“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中国人读美国宪法，很容易把它忽略过去，因为翻译成中文，意思太浅显直白，其实它是英美法治史上一种很专门的东西。我们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法律上没有对应的概念。可惜，生活中并不是没有对应的东西。 三、褫夺公权的法案 在英国历史上，特别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议会可以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某人犯下了叛国、颠覆政府或其他重罪，给予处死的惩罚。由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来定某人的罪，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即法庭通过审判案件来定罪，这种做法是非常特殊的。这样的法案就叫做 Billof Attainder。这样的法案除了对被定罪者处以死刑外，还可以没收其财产，不让罪犯的后代来继承，也就是说，不仅惩罚本人，还连带惩罚其后代。这叫做corruption of blood，即“血统玷污”。在有些案例中，议会通过法案，不是将被定罪者处死，而是较轻一点的惩罚，比如流放、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等，这时，相应的法案就叫做Bill ofpainsandpenalties。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能制定褫夺公权的法案，就是指不得由立法分支以立法的形式，给一个公民或者一部分公民定罪。 由议会通过一个法案来定罪，和法庭通过审理案子而定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若是为它辩护，那么可以说，立法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看得出谁是妖魔鬼怪。通过立法程序，实行多数的统治，给人定罪惩治，似乎也未尝不可。只要是民众代表们的一致意见或者多数意见，好像也不失为是寻求正义的一条路径。 可是，在具体运作上，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却有很大的不同。立法是一种政治过程，是代表不同利益的人经过交流、权衡而逐渐趋向一致的过程，它的目标是妥协。能达到妥协就是成功。但是，政治过程不可能回避利益冲突，它就有迫害政敌的天然倾向。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却不是这样。司法机构讲究中立，司法程序有既定法律的严格限制，它的目标是寻求现有法律之下的公正。在宪政制度下，政治过程和司法过程必须是截然区分开的。 对具体个人之具体行为的罪与非罪判断，是司法过程的事务。“褫夺公权之法案”和“弹劾”（impeac）是历史上的两项例外，它们在立法议会里进行，却是做着罪与非罪的判断。在英国历史上，这两项程序都曾被议会用来作为削弱国王权力的利器，用于铲除权势过分的国王宠臣。褫夺公权之法案不同于弹劾的是，它直接由议会通过法案，被定罪者没有机会面对指控为自己辩护，是一种打你没商量的绝对权力。 这种立法权力，难免被立法议会用作剪除政敌的工具。 饶有意味的是，随着英国议会地位的稳固，议员们的安全感渐渐强了，褫夺公权之法案就用得越来越少了。可见这种权力的频频使用和不安全感有联系。英国议会后来较多使用弹劾，而几乎不再使用褫夺公权之法案，它通过的最后一个褫夺公权之法案是在1798年。现在英国议会连弹劾也不再使用了。 在费城制宪之前的北美历史上，由于没有英国王权和议会的明争暗斗，议会没有那么多危险的敌人，褫夺公权之法案就很少。各州用得最多的时候是在独立战争期间，一些州议会立法没收了保王的托利党人的财产。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建国领袖们几乎对宪法的每一条款、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经历过激烈的争论，有很多次到了快要不欢而散的地步。可是，讨论到宪法第一条关于国会权限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针对联邦议会和各州，两次写进了“不得立法”通过褫夺公权之法案的规定。 作出如此禁绝的规定，倒并不是在历史上类似的褫夺公权之法案曾经如何失控而为害，而是建国领袖们对政治迫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美国的建国领袖们知道，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对此，他们忧心忡忡。他们知道，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虽然没有国王，演变成残暴的专制体制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怎样防止政府演变成专制暴政，是他们必须忧虑的首要问题。他们并不认为，实现多数的意志就能防止暴政。 恰恰相反，他们担心，多数的意志没有制度制约的话，是最容易最有可能演变成暴政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制度结构上面，他们把分权和制衡看作防止共和国演变成专制体制的不二法门。读美国宪法，你可以在每一句话里读出这一思路来。 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他们认定，立法的国会是实行一种政治过程，而认定个人行为罪与非罪的司法过程只属于法庭。他们在宪法中保存了针对总统和法官的弹劾程序，使国会可以制约总统和司法系统，但是他们明确地废除了立法机构通过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权限，也就是除去了立法分支对普通公民进行司法判定的权力，在立法和司法之间画出清楚界线。从此，在美国褫夺公权之法案是违宪的。 在美国历史上，涉及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案例是那样稀少，所以多数美国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建国领袖们为此所作出的独具匠心的思考和安排，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中，我读到了一个涉及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案子：1965年，合众国诉布朗案（UnitedStatesv.Brown）。 四、合众国诉布朗案 布朗是旧金山码头的一个老码头工人，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共产党员。1959年、1960年和1961年，他连续三年被选为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联盟在当地组织的执行局成员。 美国联邦政府从三十年代起有一系列重要立法涉及工会和劳资关系。1959年的劳动管理报告和公开法，其中的504条款规定，共产党员如果有意识地担任工会干部，是违法的。 国会在通过这一方案的时候，其出发点是要让美国经济免受当时美共公开号召的政治性罢工的打击。根据这一法案，虽然共产党组织是合法的，工会组织也是合法的，但是共产党员有意识地担任工会干部却是非法的。 布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自觉地有意识地担任了工会的干部，所以1961年5月26日，他被指控违反了上述法律。在法庭上，检察官没有指控布朗犯下了任何具体的非法活动，也没有证明布朗曾经号召或组织过政治罢工。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只不过是当了共产党员，还同时当了工会干部。陪审团根据上述法律第504条款判他有罪。联邦第九巡回法区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504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5年6月7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亲自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504条款形成一个褫夺公权之法案，所以是违宪的。 也许是考虑到公众对褫夺公权之法案并不熟悉；也许是最高法院认为，此案涉及的美国宪法中禁止褫夺公 权之法案的条款非同小可；也许是大法官们认为重申三权分立、限制国会的权限、维护制度的健康至关紧要；也许仅仅是沃伦大法官此时有了发思古之幽情，总之，沃伦大法官的这个判决词写得洋洋洒洒，就像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给新生上课，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精彩之极。 在复述了案情以后，沃伦大法官引用了宪法条款，然后开始讲解英国历史中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来龙去脉。他指出，为什么美国宪法要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不是出于狭窄的技术性的考虑，而是要保证分权的体制，要防止立法分支行使司法权限，或者简单地说，要防止立法议会来给具体个人之具体行为判定罪与非罪。 他像一个历史课的老师一样，谈起了美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美国政府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他解释，这样的分权结构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而恰恰相反，它是宁可牺牲效率而为了防止专制。因为，如果政府权力被分割，被分散，如果一项政策必须经过国会立法通过，由行政实施，由司法监督，那么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为所欲为，政府权力就难以被滥用。他引用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狄逊的话： 所有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样的手里，不管这是一个人的手，还是一些人的手，还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过继承，通过自我指定，还是通过选举，这样的权力都可以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制了。 他解释说，政府官员的某些职位，或者社会上的某首席大法官沃伦些工作，是可以提出资格要求或条件限制的。这种要求和条件，是针对人的能力和行为的。可是，用共产党员或任何政治组织成员这个头衔来限制工会官员的资格，并且认定只要是他们担任工会官员，就是一项罪行，这种限制，沃伦大法官宣布，最高法院不能同意。他强调：“在我们的传统下，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可是，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在于，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令就宣布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不是经过法庭审判来判定个人的罪名，这样来使用立法程序中的多数原则，是非常危险的。“若不经审判就已定罪，那么没人是真正安全的。” 他指出，宪法中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的条款，除了强调了政府三大分支的分权以外，还反映了建国者们的一个信念：对罪与非罪，不能由民众代表组成的国会判定，而必须由法官们组成的法庭判定，这只能是法庭司法程序的事情。他针对国会作出这样的评论：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立法机构由于其人数众多，由于其组织形式，由于其成员紧密地依赖于人民，使得他们特别容易为民众呼声所左右，故而立法机构不适宜带着冷静、谨慎和不偏不倚来判断一项刑事指控，特别是那种民众情绪非常激动的案件。 由此可见，504条款被指为违宪，不是错在它针对共产党，不是错在它反映了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后的右翼保守意识形态，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它不检讨这些具体的东西，504条款错在它违反了程序正义，它是立法议会行使司法职能，它是不经司法审判就认定一些人有罪。也就是说，504条款的违宪性质，和它针对的组织是一个 什么组织无关。即使这儿确实有一个坏人，即使这个坏人确实对国家和人民非常危险，由议会通过立法来宣布定罪，仍然是违宪的。为此而通过的法案是违宪的，是非法的法案，非法之法不可是法。 五、防冤狱于程序 读到这儿，不禁要感慨我们曾经的思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自以为我们看到了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匆忙地制作一个概念，一顶帽子。我们判断这顶帽子是恶，是罪，我们越来越深信不疑。然后我们就用这顶帽子去衡量具体的个人，凡是能塞进这顶帽子的，就都是恶，都是罪。这种没有程序约束的帽子有自我扩大的动力，几乎总是会超额完成任务。其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冤狱。我们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平反”。 这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类似“褫夺公权之法案”的东西。我们没有事先禁绝它们的产生，事后当我们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只停留在当初判断失误的层次上，而没有看到问题在结构和程序上。也许我们以为，程序只是一个形式，追求程序之限制只是不解渴的白费工夫，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实质性的正义。而上面讲过的故事则刚好相反，它们表达的是，所谓实质正义倒是有可能是虚幻的，人们能够做的，不过是恪守程序的限制而已。 美国宪法中的“不得立法”条款，特别是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反映了美国的宪法领袖们对政治过程的一种批判心态。通常，人们在谈及宪政的时候，总是集中在立法的政治过程上。人们以为，议会的成功就是民主的成功。生活在美国，人们都知道，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功，一多半是司法的成功。把司法过程和政治过程隔绝，立法机构不得违背程序和规则立法，违背程序的立法是非法之法，非法之法不是法。 一百年的历史和燃烧的十字架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火中的星条旗和民众的表达权》，讲的是美国联邦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分支,为了烧国旗是否合法，展开的一波三折的故事。尽管现在国会里的保守派议员隔三差五地，仍要提出禁止烧国旗的法案或宪法修正案，但是由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两次裁决，到目前为止，公开用烧国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美国是合法的。最高法院裁定，烧国旗是一种“象征性言论”，是为了表达和传递思想。任何思想的表达，都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一原则，叫做言论自由的“内容中性”原则。 可是，在丰富多元的人类社会里，言论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以往的裁决，表明了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有“时间、场合和方式”的限制。最为大家一再引用的例子是，在坐满人的戏院里，不可以随便大叫“着火啦”。凡是会引起迫在眉睫的“清楚而现实”之危险的言论，也不受法律保护。比如，把军队开拔的时间、人数和地点在报上刊出，是违法的；指着别人的鼻子大骂，即可能引起暴力冲突的“战斗性语言”，也是不可以的。 美国民间的KKK团体，他们的招牌形象，就是用白袍把自己没头没脑地遮住，只露出两个眼睛。这种形象独一无二，没有申请专利却从没有人仿效。他们还有一种招牌活动，就是在他们的仪式过程中，焚烧十字架。这种焚烧十字架的仪式，在历史上往往伴随着对黑人的恐吓、暴行甚至私刑处死。所以，这种焚烧十字架的活动，对于黑人来说，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行为。它不仅预示着仇恨和暴力的危险，而且在一代代黑人心中投下了难以言说的可怕阴影。 既然烧国旗是合法的，那么烧十字架是不是合法呢？最近，有一个全美国注目的案件，对此提出了疑问。这就是“弗吉尼亚诉布莱克”一案。 一、弗吉尼亚诉布莱克案 残害黑人的暴力，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度以后的美国南方。这里的南方，主要是指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田纳西、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和弗吉尼亚这几个州。 南北战争以前，那里的黑人大多是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一方面，奴隶制时期很少发生残害黑人的暴力，因为这等于自毁，或毁灭他人财产。另一方面，黑人处于奴隶状态，黑白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冲突。南北战争以后，奴隶制度废除了，情况大为改观。虽然南方还实行种族隔离，有地方法律限制黑人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但是，黑人已经是自由民，开始自由流动，有了黑白发生冲突的可能。同时，KKK等白人极端组织，和底层民众中的白人至上主义情绪结合，在民间常常以公众暴力处理冲突事件。由于公众暴力极易泛滥，也由于黑人处于弱势，所以一旦暴力兴起，就会殃及众多黑人无辜遭受暴力，乃至被暴力私刑处死。这 种事件，主要发生在南北战争以后到20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约一百年时间里。 1952年，针对弗吉尼亚KKK团体的活动，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法令，禁止燃烧十字架。半个世纪来，几经修正的弗吉尼亚法律规定，意在威胁他人的烧十字架行为，是一种刑事犯罪活动。 1998年春天，一个叫伊略特的白人，在友人聚会上对朋友说，他的黑人邻居抱怨他在自家后院练习开枪，他听了不高兴，就想到这个黑人家门口去烧一个十字架。他显然是因为知道黑人害怕这种燃烧十字架的行为，才起了这个报复的念头。当场就有个白人奥马拉答应帮他的忙。他们匆匆忙忙地用木头做了一个十字架，拖到黑人邻居门前的草坪上，点火烧着了。 后来，奥马拉被控告，随后有条件地认罪，被判监禁九十天并罚款二千五百美元。他的认罪条件是，他保留上诉权利。他认罪，是因为弗吉尼亚州确有禁烧十字架的法律，他的行为违反了这条法律。而他要上诉，是因为他认为这条法律的合宪性仍然是有疑问的。 同案的伊略特被陪审团判定违反了弗吉尼亚禁烧十字架法，被判同样的监禁和罚款。 接着，奥马拉和伊略特向弗吉尼亚上诉法院上诉，申辩弗吉尼亚禁烧十字架法违反了州宪法和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上诉法院认定，意在威胁他人的烧十字架行为，显然相当于暴力威胁和“战斗性语言”，因此维持原判。 奥马拉和伊略特，都不是KKK团体的成员。 同年8月，一个叫布莱克的人，是KKK组织的一个“老大”。他从北方来到弗吉尼亚，租了一块地，在这块地上举行KKK的集会活动。他们在发表了有关种族和宗教内容的演说以后，点燃了一个足有三层楼高的十字架。 布莱克被控违反弗吉尼亚禁烧十字架法。布莱克申辩弗吉尼亚的这个法令违宪，要求法庭驳回指控，被法庭拒绝。 陪审团判决他有罪，法庭判他罚款二千五百美元。 布莱克上诉，州上诉法院以奥马拉和伊略特案的同样理由，判决维持原判。 布莱克上诉至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 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首先检查了十字架和烧十字架蕴涵的意味。一根竖木和一根横木组成的十字架，其含义对基督徒是非常强烈的，它是基督受难和复活的象征。但是，不幸的是，这一象征也被人们作出其他的解释。众所周知，KKK的主要诉求是要在美国建立一个白人种族的国家。在KKK的仪式上，十字架是白人至上的标志。燃烧十字架的仪式，是对少数族裔、天主教徒、犹太人、共产党人或其他被KKK所憎恨的人的一种示威。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例，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的保护，是不论其“内容”是否“正确”，是否被政府、或被大多数人认同的。一种活动，或者一种“象征性表达”，只要是传达“思想”的，就可以被认作是一种“言论”，从而受宪法的保护。在1992年的“R.A.V.诉圣保罗市”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禁止烧十字架法律是违宪的。引用这一判例，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就自己的好恶来指定什么言论，或什么表达方式是非法的，因此，根据言论的内容“量身打造”来制定的法规，都是无效的。 2001年11月，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以四比三作出了对布莱克有利的裁决，宣布弗吉尼亚州有半个世纪历史的禁烧十字架法违宪。 弗吉尼亚司法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二、托马斯大法官的愤怒 2002年12月11日，星期三，联邦首都华盛顿市冬雨绵绵，一派萧瑟。联邦最高法院举行听证会，听取弗吉尼亚州诉布莱克一案两造律师的申辩。弗吉尼亚州司法部长基尔高尔亲自代表州政府出席听证会。代表布莱克的是里士满大学法学院的着名宪法专家罗特尼·斯摩拉教授。 弗吉尼亚州政府一方申辩说，禁烧十字架法不是针对言论的内容，不是根据内容来作出的法规，而是因为，根据弗吉尼亚南北战争后一百年的历史，烧十字架旨在对他人的威胁恐吓，引起恐怖和骚乱。弗吉尼亚州法律禁止的，不是任何和种族、肤色、宗教等内容有关的言论或表达，而是禁止意在威胁恐吓的烧十字架活动，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出于什么信仰或思想，不管为了什么目的，只要是意在威胁恐吓，那么这种烧十字架就是法律禁止的。所以，这一法律没有违反“内容中性”的原则，没有违反言论自由。 自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大举获胜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出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曾经在一些路标性案件中作出了对日益不得人心的KKK有利的裁决。KKK举行集会游行是合法的，KKK在集会的时候穿戴他们的尖顶白袍是合法的，KKK节日期间在公园里展示他们的十字架，也是合法的。同样的道理，新纳粹组织在美国是合法的，新纳粹组织申请到犹太人居住区去集会游行，也是合法的。这些裁决都基于“内容中性”的原则，着眼点是宪法保护一切思想的表达。 所以，听证会一开始，弗吉尼亚州的申辩，就被行走在这条思路上的大法官们，时时插话质疑。大法官欧康诺问： “只要烧十字架就一定是威胁恐吓吗？假如你在戏剧或电影里烧十字架，那也是威胁恐吓吗？” 大法官肯尼迪也似乎不相信地问：“在弗吉尼亚，任何时候烧十字架都是一项罪行吗？” 大法官斯卡利亚半开玩笑地说：“你显然不可能做到禁止人家在自己卧室里烧十字架吧。” 最高法院的听证会通常十分简短，两造律师各有半个小时陈述，还包括大法官们的插话提问和评论。可是，就在听证会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十多年来一向沉默寡言的黑人大法官托马斯，突然用他沉重的男中音发话了。 他说，烧十字架从来就没有什么别的目的，烧十字架就是为了威胁恐吓，为了制造恐怖，为了用恐惧来镇压民众。 这位出生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方佐治亚州，从贫苦的底层一步步走到联邦司法最高殿堂的黑人，是一位以保守价值观着称的大法官。他低沉的嗓音在发出义愤地怒吼：“这是恐怖之统治，烧十字架就是这种统治的象征，它和我们社会的其他象征不一样。”他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有差不多一百年的南方暴民私刑”。 在大法官托马斯插话以后，法庭的气氛似乎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接下来是代表布莱克的斯摩拉教授讲话的机会。斯摩拉教授坚持，法律不能认定凡是烧十字架就是威胁恐吓。 烧十字架是一种行为表达，是在表达思想，而所有思想都受到宪法的保护。他承认，到别人的院子里去烧十字架，是越界侵犯别人土地财产；没有得到消防部门许可在公共场所烧十字架，可能违反了地方的消防法规；如果引起火灾，可能就犯下了纵火罪，如此等等。这样的活动是违法的，但是应该由和表达内容无关的“中性法律”来处理。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在租借来得到许可的土地上，在消防法规允许或批准的条件下，在集会或仪式上，为特定的表达所烧十字架，就应该是合法的，政府不可能证明这种烧十字架就是在威胁恐吓。 大法官苏特这时插话说，也许，烧十字架已经形成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人们一看到就会引起恐惧，而别的象征却没有这种效果，所以，烧十字架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类别”。 斯摩拉教授回顾了最高法院对烧国旗案的裁决，然后说，大家不能不承认，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含义最丰富的一种象征物。烧国旗既然合法，烧十字架就应该一样。女法官金斯堡插话说，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她说，“国旗是政府的象征”，宪政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任何人都可以抨击政府”，而烧十字架是在攻击民众，是在威胁他人生命和他人的肢体安全。 斯摩拉教授申辩，政府不可能有效地证明，烧十字架就是旨在威胁恐吓。他问道：“点一个火炬，和烧一个十字架，有什么区别？” 大法官肯尼迪俯身向前，一字一句地说：“区别是，一百年的历史。” 全场一片肃静，气氛就像冻结了一样肃穆。只听得斯摩拉教授低声回答：“谢谢您，肯尼迪大法官，这一百年的历史，是站在言论自由一边的。” 听证会结束，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在最高法院大厦前，记者们打着雨伞等着。两造律师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寒风中，弗吉尼亚州司法部的律师说，“我们不是要压制言论自由，我们是要保护免于恐惧的自由”。 三、言论表达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一案件在媒体上引起了讨论。禁烧十字架法是不是违宪，判断依据主要是落在三点：第一，该行为是不是一种表达。第二，该行为是否威胁了他人。第三，“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将如何平衡。 我们先看第一点。由于提出“禁烧十字架法”违宪的一方，指的是该法违反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以，假如无法证明烧十字架的行为是含有信息的表达，那么，烧十字架就和烧两根柴火棍一样。应该归于禁止燃烧垃圾的环境保护法之类，它和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没什么关系。 那么，烧十字架是不是一种含有信息的表达？有几个大学教授撰文指出，烧十字架可能来源于一种苏格兰风俗。他们考证说，古代苏格兰人用燃烧的十字架来征集军队，或者警告敌人入侵。在仪式中燃烧十字架，用于表示自己不可征服，据说还有驱邪的意义。教授们指出，南北战争后1866年起源于南方的KKK，很可能保留一些苏格兰风俗，受此影响而演变成KKK的招牌行为。照KKK自己的叫法，烧十字架不叫“烧”，而叫“点亮十字架”，不是为了毁坏十字架，而是为了表示，“基督仍然活着”。 假如第一点得到肯定，该行为被判定是一种表达，那么，就必然转向认定第二点，即，该行为是否“威胁他人”。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假如一个表达行为直接威胁个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禁止这种表达的法律也就并不违宪。因为个人自由受到保障的最基本前提，就是你的自由不能成为对他人自由的践踏。假如你用言辞辱骂一个人，例如指名道姓或者用手指着某人，骂对方“黑鬼”，你当然在行使表达自由，但是，你却侵犯了他人的不受侮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直接侵犯个人自由的表达就不受宪法保护。 而现在弗吉尼亚州的这条法律，禁止的是一个表面上无直接特指的、泛泛的焚烧十字架行为。 那么，即使无特指对象，烧十字架是不是对他人的一种泛威胁呢？它是不是侵犯了他人“免于恐惧的自由”？ 最高法院听证后第二天，电视台邀请弗吉尼亚州议员西尔斯女士，和在法庭审判中为KKK布莱克辩护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大卫·鲍当面辩论。 西尔斯女士在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宣布禁烧十字架法违宪以后，提出了一个新法案，禁止“意在威胁恐吓而燃烧任何物件”。这是这位曾经服役于海军陆战队的年轻州议员当选以后提出的第一个法案。此法案以九十八比零获弗吉尼亚州州议会一致通过。 大卫·鲍是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也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积极分子。当初布莱克被控以后，没有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不得不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求助。联盟找到大卫·鲍。大卫·鲍代表布莱克出庭，一直打到州最高法院。 有些特别的是，西尔斯女议员和大卫·鲍律师，都是黑人。 在电视上，西尔斯女士回顾美国南方黑人一百年的恐怖，谴责KKK用烧十字架来威胁恐吓黑人。她说，一百年的历史证明，烧十字架伴随着对黑人的迫害，至今让黑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种对他人的威胁恐吓，不是言论自由，是非法的。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表示支持，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些白人听众讲述烧十字架的景象甚至在他们心里制造的恐惧。很多人感情激动地表示，厌恶烧十字架这种丑恶的行径。烧十字架是一种象征，但是是导致他人恐惧的象征，是侵犯的象征。禁止这种象征，是在保护民众免于恐惧的自由。 大卫·鲍律师也说，烧十字架在他心里引起的也是恐惧和厌恶，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和害怕。他也讨厌KKK的言论，反感KKK的行为。说到激动处，眼里闪着泪光。 也就是说，争辩的双方，对该行为是某种程度的泛威胁并没有异议。他们的异议聚焦在这种泛威胁的程度，是否已经严重到了必须禁止它表达的地步，也就是说“言论自由” 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将如何在这个案例中平衡。 在承认焚烧十字架确实引起一些人恐惧之后，大卫·鲍律师说：“非常不幸，烧十字架应该是合法的。”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时时保护，免受政府蚕食。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和蚕食，总是从社会上的少数开刀，特别是那些不得人心的少数。所以，不能因为你自己讨厌他们就听凭他们的权利被剥夺。 他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有两层意思：一是保护民众言论自由，免受政府的迫害；二是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免受多数的迫害。本案中的KKK就是后面这种情况。 有一位黑人女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当年KKK这样的白人观点是多数的时候，我们黑人作为少数，用一百年的时间来争取我们的权利和自由。现在，KKK是少数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言论自由拿走。事情不应该这样发展，这不是我们当年要求的结果。 大卫·鲍说，如果我们不同意KKK的思想，那就应 该让他们“大声说出来”，说出来你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说出来你才能和他们对话，才可能让他们理解他们错了，而不应该禁止他们表达。 四、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艰难 大卫·鲍不无沉重地说，“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是困难的”。因为，正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才必须面对“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两难困境。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是维护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的最重要一环，因此，是一件必须非常谨慎对待的事情。假如轻易禁止一种看来异端的思想表达，那么，思想自由就岌岌可危。要禁止一种言论和表达，必须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例如，必须确认它引起恐惧，而且其严重程度远远压倒了容许它表达的合理性。所以，同一种表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群体，在作“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平衡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它显然和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体验有关。面对烧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具体对象，它在人们心里引出的是什么，恐怕只有联系人们的亲身经历，联系人们在社会冲突中的具体处境，才能够理解。就如同对纳粹标志的反应，其他民族，很难产生如犹太人一样深切的痛苦感受。今天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对焚烧十字架的厌恶和恐惧，正是一百年黑人苦难的结果。你不可能去亲身体验，但是，只有理解了这一百年的黑人苦难，你才能理解他们的悲愤。只有理解了黑人的悲愤，法理逻辑的下面，才有了坚实的人性关怀和道德担当。有了这种理解和悲悯，才会把建立起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看作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职责。这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今日之法，离不开历史，离不开人在历史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然而，历史在往前走，社会群体在更新换代。当苦难远去，对社会的灾难性伤害在现实中基本消失，恐惧已经减弱，个人和社会的自信心也在增强。那么，同一种表达行为在“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平衡，在今天，在五十年前以及五十年后，显然会有所不同。今天的美国，在权衡中并不呈现一边倒的状态，正是因为南方黑人离开这个历史已经半个世纪了。那些克服历史恐惧，赞同给予KKK言论自由的黑人，就是对今天的社会进步持有信心的证据。然而，这种自信心有多大的覆盖面，有多少黑人已经能够克服历史给自己带来的恐惧心理，还有待判断。 除了特定群体的体验和时间，这样的平衡还牵涉整个社会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自己承受能力的估计。例如，在美国，新纳粹组织是合法的，纳粹的标志也是合法的；而在德国，新纳粹组织却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其原因很简单，美国没有纳粹法西斯为祸惨烈的经历，美国人民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地把纳粹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思想，把纳粹组织当作一种结社，他们可以合法活动，受到宪法的保护；而德国却是险遭纳粹灭顶之灾的地方。纳粹意识形态和纳粹组织不仅勾起人们惨痛的记忆，而且是社会动乱之源。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德国的创伤复原来说，还嫌不足。在那里作衡量，要保护“免于恐惧的自由”，还是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 一百年的历史和火中的十字架，把美国人逼到了“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之间的两难困境。大卫·鲍说，非常不幸，生活在民主社会里，也不可能免除一切恐惧的。 美国的制度把两难困境前的判断责任，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他们将在下一年春天作出裁决。在此之前，人们无法猜测结果。这是因为，这个案子走到今天，正是一个很微妙的时间段。五十年前，KKK气焰尚高，在南方产生保护黑人的法律，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司法衡量的天平也会倾向保护“免于恐惧的自由”；设想从今开始五十年后，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那时的KKK可能处于更为衰落的状态，黑人也更强健和自信，不再容易产生恐惧，那么，衡量的天平就会倾向于保护KKK的言论自由。而今天，差不多是处在这两种情况之间。 我们关心这个判决，更关心的是这种思考的过程，更注意美国人如何承认两难困境，以及他们在困境中认可、服从司法判定的文化习惯。他们不是简单地黑白两分，却几乎是悲剧性地承认和正视：眼前的生活和世界并非完美、无可两全；而人类智慧有限，两难困境前，没有一种判断是完美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我们所缺少的。 附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本案的裁决是：州议会有权制定限制焚烧十字架的法令。 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那是星期天的早晨，我放任着周日清晨的慵懒，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电视里正在播出一个新的片子，那是一个纪录片，片名在这个时候很“切题”——《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 草草看了个开头，还是关了电视，干活去了。我并没有期待这个片子就一定会十分精彩。 就在那几天，收到朋友转来的一位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的来信。她刚刚看完辛普森案件，就提问来了。她问道：美国的法律制度都这么强调保护被告的权利，那么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呢？辛普森一案的民事审理，原告胜诉了，可是刑事审理却失败了。而受害者所寻求的正义是通过刑事审判来实现的。被告没有被定罪，他们的正义就没有被伸张。她的问题又绕回来了：谁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这时，电视里又在重播那个发生在星期日早上的谋杀。这次是打开电视太晚，我只看了个尾巴。一头一尾凑在一起，让我想起了女孩的问题。于是，决定认真看看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辛普森案的一个脚注。 这不是非常复杂的案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5月7日，一个安静星期日的清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在雷玛达旅馆前，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警察赶来，见一位外地老年旅客杰姆斯·斯坦芬先生，正万分悲痛地守着妻子。他的老伴，六十四岁的玛丽·安·斯坦芬，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一颗近距离发出的子弹，从眼窝附近射入头颅，她已经气绝身亡。 谋杀大约发生在早上七点，斯坦芬先生和妻子在旅馆餐厅吃完早饭，正端着咖啡走向自己的房间。据斯坦芬先生回忆，他看到一个年轻黑人，劈手夺了他妻子挂在肩上的小包，朝她开了致命的一枪。 斯坦芬先生站在妻子身边，不仅和凶手也打了照面，还目睹了全过程，应有充分时间记住凶手的面容。所以，他成为整个案子最重要的人证。 根据斯坦芬先生描述，凶手年龄估计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六英尺高，着深色t恤衫、短裤，还戴着一个钓鱼人常戴的帽子。 这是动机明确的抢劫杀人，又有人证，案子本身不复杂。 佛罗里达州气候温暖，有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是中国广东省的翻版。它的海岸旅游开发很充分，经常是国内旅游者度假的首选。北方的退休老人，只要可能，几乎都如候鸟一般，冬天就飞往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旅游业是佛州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保障旅游者的安全自然就成为头等大事。出了这样谋杀旅客的大案，治安警察必须快速破案的压力可想而知。负责刑事侦查的警察，就从旅馆附近开始，根据目击者描述，寻找可能的嫌疑者。 就这样，案发不久，大约不到九点钟，两个治安警察遇到了正在附近街上行走的黑人少年，布兰登·巴特勒。他就住在这一带。布兰登还是个高中生，但是个头挺高，还挺壮实。他戴着眼镜，显得沉稳，说是看上去像二十岁，也能叫人信了。 布兰登被警察拦下来。拦住他并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惟一的理由是凶手是个黑人青年，而他也是。一开始警察很客气，毕竟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想在这个青年身上碰碰破案的运气。十五岁的布兰登没有经验，同意跟他们走一趟。他先被带往旅馆，让谋杀目击者试认。七十五岁的斯坦芬先生一看到布兰登就立即确认：这就是他所看到的凶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检方在法庭上再三引用。他说：“我确信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妻子。我不会让一个无辜者坐牢。”于是，布兰登被带到警察局，几个小时之后，根据他签字的完整坦白书，他被以抢劫谋杀罪名正式逮捕。由于罪行的性质危险度高，此类案子，法官照例都不会容许嫌疑犯交保候审。所以，十五岁的布兰登，从那天开始，就蹲上监狱了。 布兰登生长在一个普通黑人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家庭和睦、宗教气氛浓厚。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被告没有钱去请大牌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他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公共律师”。公共律师收入不高，是纳税人交的税金支付他们的工资。根据“便宜没好货”的通则，也有很多人怀疑公共律师的素质是否可靠。 反正，这个案子就这么落到了当地公共律师派屈克·麦克吉尼斯和安·芬奈尔手里。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杰克逊维尔街头，还晃荡着两个法国人。他们不是轻松的旅游者，而是两个电影人，导演让·格拉维埃·德莱斯特拉德（Jean-deLestrade），和制片人丹尼斯·庞塞特（Denis Poncet）。他们来到美国，是想以电影作为手段，进行一项跨国研究。通过拍摄案例，找出美、法两个国家在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天晓得他们怎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城市，活像是上帝派来的一样。 拍片子总要找个有意思的故事，作研究也要找个有代表性的案子。可是一开始，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稳住神儿，不久在法庭约见律师的时候，遇到了还未正式开审的布兰登。这个案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事后导演回忆说：“布兰登·巴特勒的表情对我来说是奇特的。他似乎完全失落了。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着那天并不在场的父母。那时，我一点不知道他是否有罪。可是，我很想拍摄他走向审判结果的过程。” 经过一番努力，法庭批准他们拍摄律师工作和庭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的来历。 麦克吉尼斯律师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老枪”，几乎是烟头接烟尾地抽着。他说，他的工作一直就是为谋杀案的嫌犯作辩护。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在开端处有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看上去被告已经没戏了。尽管后来律师表示，这样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开审。可在我看来，根据现有的证据，大陪审团让它进入审理程序，几乎是必然的。 公共律师并不像私人律师那样，挣着天文数字的诉讼费。 但麦克吉尼斯律师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并不马虎。他仔细看了案卷，感觉“越来越愤怒”，显得斗志昂扬。他作了大量审前调查。正式开审，已经是案发半年之后的秋季了。 在审判之前，布兰登的一家手拉着手，一起在低头祈祷： 主啊！感谢你让麦克吉尼斯律师来帮助我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主啊，我们以你的圣名信任他，阿门！这真是很经典的美国民众的生活场景。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一定很兴奋。 因为，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乡法国，已经相当罕见了。 第一个证人是刑侦警察威廉。他主持了目击者指认过程，也是第一个在警察局讯问布兰登的警官。检察官通过询问，向陪审团展示了威廉老资格的职业经历，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专业侦探，办案过程不会违反程序，得出侦讯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辩护律师却通过询问，试图让陪审员了解：事实并非如此。被告初审中，陈述自己案发时间在家，九点遇上警察时是刚出门。而作为专业刑侦人员的威廉警官，没有做进一步核实。他没有去向布兰登的父母调查，儿子当时是否在家；没有去向周围的邻居调查，他们是否在什么时间看到布兰登出门。 他虽然依据法律，答应为布兰登安排一个公共律师，却没有马上去做。第一场交锋之后，感觉这个不用花钱的公共律师还不错。 第二个证人是应辩方要求出庭的。那是个捡易拉罐的老人，名叫史迪文。在案发第二天早上，他顺大街开着车，在垃圾箱找易拉罐。那一天他有了意外收获 —— 一个女士的小挎包。打开一看，里面身份证等等一应俱全。杰克逊维尔不算是大城市，谋杀案早已通过电视传得家喻户晓。他马上悟到，这就是谋杀案的罪证。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警察又来找他。开口就说：“小子，枪呢？”态度极恶劣。 老人气糊涂了，说“我没见到枪，你想搜查就搜查，可我没拿什么枪”。按法律规定，没有法院开的搜查证，警察不能搜查，把警察拒之门外是你的权利。可是，假如你自己同意被搜查，那是你主动放弃权利。结果警察并没有搜查，好像诈一下没诈出来，也就算了。 麦克吉尼斯律师通过提问，让老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想通过老人的证词，让陪审员看到办案警察有诬陷倾向。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老人捡出物证的垃圾箱，距作案现场有二十分钟车程。对于没有汽车的布兰登，那是很远的距离。而布兰登是在案发后九十分钟内，在案发地附近被截留的。九十分钟要跑这么个来回不是做不到，却也不轻松。律师还指出，从案发现场过来，有上千个垃圾桶，作案人偏偏扔在这里，可能有特别原因。他指出，那个垃圾桶附近是毒贩出没的贫民区，暗示警察没有在当地作应有的侦查。他还指出，这样的有盖垃圾桶，必须用手打开盖子才能扔东西，而刑侦人员甚至没有来采集指纹，很可能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破案机会。 律师做得不错，可是这只是外围的迂回。看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立案开审，关键是有了人证和嫌犯的认罪书。假如律师在这两点上没有突破，还是不能直穿核心，赢得突破。所以，进入核心证据的辩论才是要紧的。 破案的第一个关键是人证。斯坦芬先生一口咬定，他看到的凶手就是被告，没有犹豫，也再没有改过口。这一点几乎无法再展开讨论。被告律师只能指出，斯坦芬先生第一眼看到被告说“就是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还相当远，不足确认。可是，老先生当时也马上表示，他还要走近些再次确认，然后他和被告几乎是面对面，仍然认定了被告正是凶手。 破案的第二个关键是被告的认罪书。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争执。在法庭上，有关被告的认罪过程，检辩双方的证人，出现了两套断然相反、却又都能自圆其说的证词。 检方的主要证人之一，是地方治安警察刑侦部的迈可·格鲁夫。在法庭上，他是这样描述布兰登的认罪过程的：迈可·格鲁夫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布兰登对他说：“天哪，我真是很高兴能看到你”。格鲁夫于是问道：“那是一个意外吧？”布兰登点点头说：“是。我并不是有意要向受害者开枪。”说着，他拥抱着格鲁夫侦探，哭了起来。格鲁夫回抱了他。布兰登还说，受害者曾经对他恶眼相向。 格鲁夫接着作证说：“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凑在他耳边问：‘你为什么要枪杀这位女士？’他回答说：‘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是要她的手提包。’他还说我把枪给扔了，却忘记扔在了哪里。我再追问凶器，他说放在一辆十八轮大卡车后面了。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他的合作，可我不相信他是把枪放在什么卡车后面了。他这才说，我把枪扔在林子里了。” 他们于是带嫌犯去林子里找枪。但没有找到。 检察官通过询问，让格鲁夫侦探有机会坚决地否认自己违法逼供。被告律师则竭力想诱使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撒谎，却没有成功。律师只能向陪审团暗示，这是个体重二百四十磅的前运动员，假如他攻击嫌犯，将是很严重的伤害。这样的暗示受到检察官的当庭反对。 律师曾经指出，布兰登是戴着手铐被带往林子里的，假如他受到攻击，他无法反抗。格鲁夫侦探马上坚决地说，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攻击他。言下之意，他本人就更不会攻击被告了。 看得出，这是一个老资格的警官，作证时言辞恳切，应付得滴水不漏。 其后，作认罪笔录的戴尼尔警官在法庭作证。他讲述的也是被告知罪认罪、自己陈述罪行的故事，和格鲁夫侦探讲述的情况完全契合。律师能够向陪审团指出的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认罪书，只是戴尼尔警官的笔录，只有一个签名是被告的手笔。认罪书上“认下”的“罪行”，很可能是作笔录的警官自己的任意发挥。 然而，这并不就能逆转形势。正如戴尼尔警官所说，大量的嫌疑犯文化水平很低，不能写或是懒得自己写。他经常作代录，这并不违反法律程序。他坦率承认，笔录是按着他自己的习惯用词作的，但他强调自己依据了被告陈述的事实。最后他按照程序，向被告宣读全文。被告同意，才签了字的。 以上是警方的证词。 辩方的主要证人，是被告布兰登自己。他在法庭上作证说：在见到迈可·格鲁夫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很高兴见到这位警察。他说格鲁夫侦探一开始对他谈体育运动，态度还好。可在他否认杀人之后，格鲁夫侦探开始用手指戳点他的胸部，说：“你这样的黑鬼总是叫我上火。”然后，在黄昏时分，他被几名警察带到林子里。其他人停在中途，而迈可·格鲁夫，独自把他带往林子深处。 据布兰登回忆，格鲁夫侦探两次拳击了他的腹部，他被打得跪在地上。然后迈可·格鲁夫揪住他的衬衫拖起来，又在他的左眼打了一拳。他倒退了两三步，哭了。他被带回警察局，戴尼尔警官拿出一张纸，开始替他写认罪书。写完要他签字，还按着自己的手枪威胁说，不签要打死他。戴尼尔警官又打了他，使他一度短暂失去知觉。于是，他在警方写好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这一段证词询问，辩方安排由安·芬奈尔律师主持。这样的安排大概不是随意的。芬奈尔是一名性情温和的中年女律师，她做这个城市的公共律师已经二十三年了。当她在询问布兰登遭遇的时候，她的态度和口气，时时在向陪审员们传达对被告的深切同情。最后，她要求布兰登当庭直接回答，他究竟是否杀了人。布兰登清楚地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旅馆。 这段作证，辩方律师和证人的配合十分出色。 这就是有关“被告认罪”的两套完全不同的说法，当然可以把陪审员引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辩方的进一步证据，是辩方为布兰登拍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左眼下的脸部肿起了一块。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警方逼供提供的物证。 可布兰登是黑人，淤血造成的肤色改变，在照片上并不明显。布兰登是圆圆的脸，在照片上能够看出肿胀，却并不非常严重。假如从相反的角度去想，一方面照片上的伤害程度，与被告描述的攻击强度似乎并不完全相符。更进一步推理的话，自伤就也是一种可能。是否任何嫌犯，只要找机会给自己一个自伤，比如在监房里悄悄往自己脸上擂上一拳，就可以反控警方刑讯逼供、逃避惩罚？ 必须指出的是，有很多人相信格鲁夫警官的证词。当然，信任来自于他看上去聪明、和善。他和父亲都是这个城市的地方治安警察。所谓地方治安警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是社区民众推举信得过的人，出来为大家维持治安的。因此可见，这个家庭在当地是受到大家尊重的。针对这个案子，他的可信度还来自另一个理由：这位被指控为以“黑鬼”辱骂被告、殴打被告的格鲁夫警官，和被告一样也是一名黑人。 辩方的另一个证人是被告的母亲。她的证词关键是所谓的“不在现场证明”。她作证说，自己在七点左右起床，然后她在家里两次看到布兰登。以期证明案发时被告在家，而不在作案现场。可是一方面，她对时间的判断，只是自己的起床习惯，并没有看钟表确定。另一方面，她提到两次看到被告，但在这两次其间，还是有一段缺乏证人证明布兰登“不在现场” 的时间。 被告母亲还作证说，自己第一次去探监是案发当晚，孩子一见到她就哭着对她说：“妈妈，我没干过，我没干过！可因为他们让我签了那张纸，我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了！”她说着，忍不住开始擦眼泪，布兰登也在下面流泪。场面很打动人，可是陪审员在法庭上永远是带着疑问的：作为母亲，她自然有强烈的救孩子的愿望，她的“不在现场”证明，是不是可靠呢？ 在证人全部作证结束的时候，是最后的结辩。在结辩中，州检察官海利·肖斯坦女士对陪审团逐条驳斥了辩方的证据。 她指出，辩方说是几名警察合伙殴打陷害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种耸人听闻的警察阴谋论是根本不足为信的。假如你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我建议你们在审判一结束就应该去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通知媒体等等，因为这是可怕的严重罪行。 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是在被告认罪之后，由警方拍的例行照片。照片放得不算大，在这张照片上，似乎并不能看出被告有伤。检察官最后提醒陪审员们：你们应该再想想，这个案子是有人证的，目睹谋杀的斯坦芬先生指证了被告。仅人证这一项，我们就已经有了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证据。 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的结辩，风格完全不同，一开始就上升到“理论高度”。他的第一句话是：“温斯顿·丘吉尔经常说，在执行刑事法时，警察所采取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然后，他警告陪审团，这个城市的执法警察出了问题：“我们的麻烦大了！”他指出，在案发之后，警察有许多取证的事情可做，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做，“就知道满大街去找黑人”。他问陪审团，你们难道会对这样的“证据”感到满意吗？他重复了被告在证词中讲述的警察逼供的情节，再次出示了布兰登带伤的脸部局部的彩色大照片。在结束的时候，他警告陪审员们：真正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因为警察失职。 在结辩结束之后，法官宣布，今天就到此为止，大家回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第二天一早，十二名陪审员回到法庭。 在他们开始长考判断之前，法官给出了指示。他向陪审员解释，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怀疑”，是指这种“怀疑”来自思维推理，或者设想；或者证据互相冲突、或者证据不足。因此，假如你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不符”的判定；假如你们发现面对的不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符合”的判定。 这是一段相当拗口的话，却是美国司法审判的关键。哪怕再合理的推论，也不足以定罪。定罪必须有超越“合理怀疑” 的确凿无疑的证据。所以，被告的辩护律师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合理怀疑”是我们的救星。在一般人看来，假如被告被发现有强烈的作案动机，应该对被告是不利的，但是在律师看来，远非如此。因为作案动机的存在，通常会引出人们逻辑合理的推论。就可能在这种强烈的逻辑力量下忽略证据，甚至自然而然地就以推理取代证据。这个时候，距离辩护取胜、被告被开释，也就不远了。这也是检察官要再三强调她掌握人证的原因，因为人证是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原告、被告和大家一起，看着陪审员们鱼贯进入只有他们能够进入的房间。法警锁上门，任何人不得再进入，不得干扰他们的判断过程。布兰登的父母和亲属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祈祷。 仅仅四十五分钟，陪审团就宣布，他们已经得出了一致的判定。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匆匆再次赶回法庭。 在这个纪录片里，摄影者几乎一直没有插话，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了，我们听到他在镜头外向辩护律师发问：陪审团仅四十五分钟就得出判定，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预兆？麦克吉尼斯律师回答说，真不知道，也许判定对我们有利，也许对检方有利。迟疑一会儿，他补了一句：我希望是对我们有利。 法庭前，法警在招呼着关心该案的民众，进去旁听最后的判决。法庭里所有的人都显得紧张。 陪审团宣布他们得出了结论：布兰登的两项控罪，一级谋杀和抢劫，都被判定与罪名不符。 一直显得性格内向的布兰登，笑了。消息传出法庭，他的亲属们在欢呼雀跃。在辩护律师的办公走廊里，同事们在黑板上写上了祝贺胜诉的词句。那是11月21日，正是在感恩节前，对于布兰登一家来说，他们得到了上帝给予的最好的感恩节礼物。 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坐着受害者的家属杰姆斯·斯坦芬先生和他的女儿。在这里他们是外乡人，他们的家是在佐治亚州的托卡瓦，离我们家只有五十英里。这地方虽然荒僻，却还小有名气。那是着名的美军王牌海军陆战队101师的诞生地。看着他们，确实有看着乡亲的感觉，他们的表情太叫人熟悉了。这样的人家都是辛勤劳动者。他们总是停不下来地在忙活，一般都很晚退休。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开始享受晚年的安闲。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佛罗里达的海滨。出事的雷玛达也是他们经常歇脚的中档旅馆。现在，那里成了老先生的伤心之地。 他们不是知识人，不会像辛普森案中的老高德曼那样发出警言：“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们输掉的不仅是一个官司，我们输掉的是一个美国！”然而我相信，在斯坦芬先生和女儿克制的面容后面，他们的失望和愤懑，一点也不比老高德曼少。 更何况，对于斯坦芬先生来说，他是亲眼看到了凶手，指认了凶手，却眼睁睁看着被陪审员们放跑了。 这个案子虽然不那么复杂，却和着名的辛普森案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两个案子都是跨种族的谋杀案。被谋杀者都是白人，被告都是黑人。两个案子的检方分别都有相当强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是在被告家中取得了大量物证；在此案中，检方掌握目击人证和被告的认罪书。两个案子的辩护律师，都以控告警方诬陷为辩护依据。在两个案子中，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都成为辩方律师的辩护策略之一。而且，在这两个案子中，警察的所谓“诬陷被告”都没有确凿证据。最后，两个案子的被告都被判定罪名不成立，当场开释。对于受害者，“正义”似乎都没有通过这场刑事审判得到“伸张”。 辛普森案件的刑事审理部分，发展得如司法百科全书一般包罗万象，使得其他案子的审理，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再介绍这个相似的案子，好像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可是，那名大学生的问题在触动着我。她是一位读辛普森案的读者，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她刚刚放下书本。作为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她也应该比其他读者更容易抓住要领。在她读的书中已经提到，在刑事案件中，原告方是政府，力量强大。也提到：对辛普森是否有罪，从民众到法律专家，其实一直都存有分歧。她的问题在书中应该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她下意识地忽略她刚刚读到的内容，固执地认为受害者的权利被忽略、无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呢？ 人们有普遍的、同情受害者的天然倾向。在有一定证据的嫌疑者出现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看到“证据被坐实、被告被定罪”。不然的话，就是“正义没有被伸张”，因为被告一放，就连“伸张”的“希望”都消失了。但是，把大学生的问题简单归结于这样的倾向，并不公平。 在辛普森一案中，检方失败的关键，是作为主要证人的警官，在法庭上作了伪证。但深究他的伪证，那只是有关他个人私下对黑人的非议。整个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可以被证明是直接与案件证据相关的伪证，更没有警察诬陷的直接证据。 仅仅据此，被告就被陪审团开释。这确实叫读案子的读者，无法轻易接受，咽下这口气。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在这个案子中，检方的关键证据之一，只是处于“争执”状态。检方的警察证人，甚至没有任何证词，被证明是伪证，就连间接的都没有。 警方与被告，即检辩双方的证人，只是互指对方为伪证，却都无法落实。而检方拥有的人证依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仍然被放走了。 假如这个故事像辛普森刑事案一样到此结束，它就不是辛普森案的脚注，而只是一个翻版了。 被告布兰登被当庭释放，在当地自然也引起一阵波澜。对于律师来说，目标就是胜诉。胜诉之后只需开香槟庆祝即可。 后面的事情和他已经没有关系。可是在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过分地喜形于色，电影画面甚至出现了他沉重的背影，所配的画外音是他在法庭结辩的一段话： “现在，仍然有一个携带武器的罪犯，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他逍遥法外，还可能伤害更多的人，其原因是寻找真正罪犯的工作，在应该做的时候没有人做。”他并不满足于自己职业上的胜利，额外地开始了判决之后的进一步调查。 几个月后，他终于了解到，有一名黑人少年曾透露了他自己是凶手，那也是一名高中生。最后收集的证据终于足以导致此案重开。这名被告不仅被起诉，并且在审判后，因有确凿证据，被陪审团判定罪名成立。受害人的正义终于延后地得到伸张。 最后影片有短短的几秒钟，似乎是放慢了的镜头，却是我觉得最动人的瞬间：看上去仍然性格内敛的布兰登，牵着他心爱的短尾巴的大黄狗，自由地在街上散步。 在这个时候，此案成为辛普森案的一个脚注。 当一个人作为被告走上法庭，总是存在一些不利于他的人证物证。当被告呼冤，否认自己犯罪时，法庭程序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提取和分析证据。证人提供伪证不仅等于是有意陷害他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陷人于死地。容许伪证也就毁坏了整个司法程序的基础。因此，在美国伪证罪是可以重判的罪行。它追究的是伪证，即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说谎的行为本身，而不分析其谎言内容是否有关紧要。这就是克林顿总统为一句看上去无关大局的谎言差点被弹劾的原因。 可是，从星期日谋杀案中我们看到，伪证者往往心存无法查证的侥幸，加上保护自己的本能，不论司法制度对伪证的惩罚多么严厉，伪证依然频频出现。在此案中，虽然被告被还以清白，几名警察直至今天仍然否认他们打过布兰登。但是，假如要对他们提出“违法刑讯逼供”的刑事诉讼，仍然难以定罪。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被告，定罪同样需要扎实的证据。 在此案中还可以看到，不仅可能存在有意的伪证，还可能存在“受害人指认错误”这样无心造成的错误证据。不要说可能有两个人同名同姓，长相相像——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被定罪的凶手和布兰登长得一点不像。可是一个高龄老人，处在惊愕之中，错认是可能的。 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们，都是平常百姓，做的是和许多其他陪审团一样的事情。他们是在众多矛盾中平衡证据，猜测事实。必须承认，许多案子就是这样，没有如愿出现铁定的、不可动摇的证据。只要开庭时被告否认有罪，法庭最大的矛盾就已经成立，那就是检察官的指控和被告的无罪宣言。假如缺乏无可置疑的证据，美国的陪审团，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原则，一般就是放人。这样的“放”，当然有“错放”的风险，可是，假如不是这样，无数布兰登就必须含冤在狱中了却终生了。 我看到过很多陪审员在工作结束之后，描述自己作出的判定选择时，心里如何充满矛盾，久久无法安宁。这就是司法判定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铁证如山的，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明辨是非。因此，不能过度地追求审判台上的“正义伸张”。必须承认有“不能伸张”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不能追求“破案率”。因为误判更是双重的非正义——冤者入狱，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也正是这种事实上经常出现的权衡证据的困难，不仅造成陪审员沉重的心理负担，也造成一些无辜被告和家属的无助感觉。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会被牵入官司，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像在日常生活中，灾难可能随时发生、人会产生无助无力的感受，这都是民众中宗教感情的自然源泉。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多次看到布兰登一家在各种场合祈祷。这让大家更真切地体会到，司法公正不是绝对的，不是你想要伸张正义就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是一个需要人类不断探讨的领域，欲速则不达。 这也是本案法官在审判结束时，对布兰登一家说的：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为这个司法制度多做义工。因为是这个制度帮助了你们。法官很清楚，没有完美的司法制度，而只有相对好一些的、蒙冤者更少一些的制度。幻想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大家努力，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人。 在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出现新的转机之后，出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女检察官和格鲁夫警官公开表示，为布兰登的遭遇向他道歉。 检察官的道歉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她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在寻求公正。这就是那名大学生问题的答案。谁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整个国家和社会其实有天然的、要为被告伸张正义的动力。所以，在一般文明社会，刑事审理的原告都不是受害者，而是国家的检察官（公诉人）与被告对簿公堂。其原因，是刑事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全，社会有强烈的动机委托政府找出案犯。假如一个凶手在逃，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城市都会鸡犬不宁。因此，社会总是会通过纳税聚集财富，养活大量的刑侦、执法警察和检察系统的法律人员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就是为社会寻求正常生活的保证。 因此，为原告出面的检方，有一个重大的“优惠条件”，就是“主权豁免”。也就是说，刑侦执法人员、检察人员是在按照社会的委托行使国家主权。只要按照预定的司法程序做，就没有超出社会授权的范围，就是合法的。假如他们按照程序做，即使最后发现是错判了，也不能向他们追究法律责任。所以说刑事审判的被告，是面对着整个社会伸张正义的诉求和行动。 在这个案子中，女检察官海利·肖斯坦没有任何违反程序的做法，她只是在得知真凶被找到之后，回想自己的起诉，曾经给了布兰登这个十五岁黑人少年以超常的精神压力，她便无法从个人的自责中解脱出来。虽然她不论从动机到行为，都没有错，那是她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从她的道歉，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司法公正之路的艰难。 格鲁夫警官的道歉十分含糊，其诚意还是一个谜。他仍然否认自己违法逼供。不论他心里怎么想，大家一般也估计他不会承认具体的违规行为。因为那将会导致针对他的刑事诉讼。 由于没有过得硬的证据，三位涉嫌逼供的警官都没有受到刑事定罪。但是格鲁夫警官从此离开了治安警察的岗位，另外两个留下的也被调离了刑侦部门。 布兰登和政府达成和解，获得了五十万美元的补偿。其原因，是警察有明显的违规作业。他们一家试图建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同样可能遭受冤狱的人们。大家并不因为布兰登获得了经济补偿而减少对他的同情，正如布兰登的父亲所说，这孩子受到的精神创伤是长久难以愈合的。现在，布兰登不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一只手机，里面储存着他们家庭律师的电话号码。他眼中的这个世界，将永远是不安全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和辛普森案相似的地方，是涉及了种族问题。记录这个案子的法国导演，在他的成功之后的讲话中，曾经背诵了他心目中“美国最伟大的人物马丁·路德·金”的一段话，就是那段世界闻名的、对种族和睦相处的“梦想”。然后说：他们是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三十八年之后，拍摄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少年，仅仅因为他是黑人、在犯罪现场附近大街上行走，就被扣留、逮捕和送往监狱。如果说我们是在作着记录，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作为讲述故事的人，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梦想成真”。 那是一段很动人的讲话。这段“仅仅因为是黑人”，在街上走都会因种族歧视而获罪的说法，最初来自被告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和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一样，强调了警察的种族歧视导致了本案的诬陷与冤狱。由于“星期日谋杀案”的真凶被定罪，布兰登被洗刷，这段话在相关文章中被广泛地正面引用，使得该案的种族色彩日益强烈。 然而，假如我们冷静地去看。这段颇为动情的话却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而是抽去前提，换掉了概念。 不错，警察是因为布兰登的肤色而在大街上截留了他。可是事件的前提，是在杰克逊维尔市，有人目击一名黑人杀了人。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目击凶杀的老先生看到的是一名白人凶手，急于破案的警察截留的目标就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刻意做种族文章，看上去似乎在提升意义，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该案的警讯内涵，无意中减轻了这个城市中公民权利丧失的危险度。并不是如人们所说，黑人在街上走没有保障，而是在警察滥权之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的保障。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如何遏制警察滥权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法律和司法程序，竭力为每一个个人追求司法公正的问题。 事实上，诬陷布兰登、刑讯逼供的主嫌格鲁夫警官，本人就是一名黑人。而为黑人少年布兰登辩护成功的两名律师都是白人。在判定布兰登罪名不成立的十二名陪审员中，有一多半是白人。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切入，这兴许还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例子。 在这里经常出现的、对种族问题的此类不确切描述。起因于人们尤其是知识阶层，有很强烈的、要表达自己对弱者深切同情，以及要挺身为底层代言的倾向。这是知识阶层由来已久、经久不息的一个情结。这也恰恰旁证了知识阶层和底层事实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给知识阶层带来越多的不安，他们产生这种表达的意向就越趋强烈。无疑，贫穷与恶劣的生活状态导致罪恶。可是，对这种联系的探究，应该引出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如何消除贫困、消灭罪恶根源的研究和行动，而不是对已经结出的罪恶之果表达泛滥的同情，不论这个恶果是个别的罪犯或是群体的暴民。道理很简单：任何罪行都是有受害者的。而知识阶层假如放弃面对犯罪行为的道德立场，甚至提供过分的借口和“理解”，不仅无助于弱势群体自身的演进，甚至可能将他们带入更为危险的困惑和歧途。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后再找机会展开吧。 因此，我更愿意忽略这位法国导演在讲话中续貂的种族渲染，而记住他在同一段讲话中，对这个质朴而精彩的纪录影片所下的简短定义。他说：“我们的影片在描述公正，讲述的是每一个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所拥有的、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 那是他在2002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他们拍摄的这部《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获得这年颁发的最佳纪录片奖。回想初看影片时的生疏，不由笑话自己，真是孤陋寡闻了。 泰利拦截：警察的权力 1995年10月13日，迈阿密警察局接到一个匿名的电话举报，某汽车站上有三个黑人青年，其中那个穿花格汗衫的，身上藏有一把手枪。两个警察在六分钟后风驰电掣到达这个汽车站，果然看到三个黑人男子站在那儿，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警察上前，命令他们举手放在车顶上，果然从那个花格汗衫，叫JL的人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枪。 JL还有十天才十六岁。按照州法律，没有执照携带武器、不足十八岁携带武器，都是非法的。但是在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却说，警察平白无故地在马路上搜查一个人，本身也是非法的。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执法人员对公民进行不合理的搜查，匿名举报不算理由。既然警察的搜查是违法的，那么搜出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证据。法庭同意了辩护律师提出的排斥证据的动议。警察局讨了没趣，只得上诉。上诉法院认为警察局接到举报，有理由搜查，这样的搜查是合法的。可是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上诉法院裁定，认为根据宪法，这样的搜查是违法的。2000年3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对佛罗里达州诉JL一案作出一致的最终裁决：单纯依靠匿名举报而没有其他线索和证据，警察没有权力在马路上拦截或搜查公民。 可是，就在此前不久的1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刚对另一个涉及警察权力的案子作出裁决，那是伊利诺伊州诉沃德罗一案。 故事发生在1995年9月9日，芝加哥警察局的便衣警察诺兰和哈维驱车在一个毒品高犯罪率地区巡逻。他们看到墙边一个男子，也就是本案被告沃德罗拿着一个黑包。这男子看到自己被人注意，突然撒腿就跑。警察立即掉头，驱车转弯包抄，最后把逃跑的人逼进一个死角。警察诺兰立即下车，从沃德罗的包里搜出了手枪和子弹。在法庭上，被告辩护律师提出动议，警察无缘无故地拦截和搜查平民是违法的，所以搜到的手枪不能作为证据上法庭，搜到了也不算。但是法庭不同意，认为警察在这种情况下的搜查是合法的。沃德罗是有前科的人，法庭判他非法持有武器罪。上诉法庭这次却认为，突然撒腿逃跑不足以成为合理的怀疑，使得警察可以合法地拦截和搜查。判决就给推翻了。再次上诉后，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支持了上诉法院的裁定，这次，联邦最高法院却推翻了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认定警察如果发现可疑行为的蛛丝马迹，可以作为合理的怀疑，有权根据这种怀疑拦截和搜查，这样做没有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合法的。 警察是一种合法暴力机构。美国警察身上，枪、警棍、辣椒水、手铐，一应俱全，随时随地可以使用，有时候一点小事就会把人铐起来。妇孺皆知的常识是，警察必须得到法庭的搜查许可才可以搜查公民的家。对于公民来说，“家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警察如果没有法庭的搜查证，不要说搜查，就是进人家的大门都要经过主人同意，主人不高兴起来叫警察滚蛋，警察就不敢耽搁。 可是在街上就不一样。按照现行的法律，警察在街上有权拦住有嫌疑的人，必要时可以搜身。这也好理解，因为大街上是公共场所，警察有责任防止一些犯罪行为的发生，保障公众安全。 可是真的做起来，事情常常不是那么简单清楚。纽约市有个无家可归者，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乞丐，常年住在公园的一个废弃不用的垃圾箱里。警察在调查一件刑案的时候，搜查了这个垃圾箱，当然没有想到要去法庭申请搜查证。结果是搜出了一些违法的东西。法庭上，这个无家可归者的辩护律师说，犯了法的是警察。无家可归者长期住在这儿，他的全部家当就在垃圾箱里，那里头全部是他的私人物品，所以这个废弃的垃圾箱是他的“家”，警察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地搜查了一个公民的家。这个废弃的垃圾箱到底应该算是公共场所还是一个私人的家，要你说你一下子还真可能说不上来。 警察拦截搜查的合法性判定，最经典的判决是联邦最高法院1968年的泰利诉俄亥俄州一案。在那个案子中，警察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边走边往一家商店里看，走过去以后又回头走，还是往这家商店看。走过以后跟另一个人窃窃私语，那另一个人也来回往这商店看。如此往复，这两个人反复来回看这家商店十来次。然后他们跟第三个人一起打算离开这儿。这时候，警察觉得这些人非常可疑，决定上前拦截，结果在他们身上搜出了非法携带的武器。 辩护律师认为，一个公民来回看一家商店，并不是不正当的行为，警察没有权力怀疑这样的行为从而拦截和搜查一个并无非法行为的公民。但是最高法院裁定，警察在对可疑行为有足够怀疑理由的前提下，有权在大街上拦截和搜查，这样的拦截和搜查没有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从此，这种拦截和搜查在美国法律中就被叫做“泰利拦截”。警察实行泰利拦截是合法的。问题是要判断怎样的理由才能构成泰利拦截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定中一再强调，泰利拦截不能滥用，比如说不能过度使用暴力，不能有种族歧视的倾向，等等。这后面一点，特别受到民权组织的重视。有统计数字表明，黑人受到警察拦截的比例远高于正常的人口比。但是，到底警察的行为是否违法，只能个案处理，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于是，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个案就带有法律解释的意义，受到普遍的关注。 前述两个案子，伊利诺伊州诉沃德罗的裁定容易理解，佛罗里达州诉JL一案却使全国警察十分震惊。以后，他们在接到匿名举报的时候，采取行动前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为什么这样？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裁定的女大法官金斯堡一言道破：如果允许警察以匿名举报为由拦截搜查，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 这是典型的美国观念：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否则权力就难免被滥用。 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在裁定有关警察行为的上诉案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案中警察事实上的搜查结果如何。前面所提到的案子中，警察拦截搜查是否合法，和搜查的结果没有关系，和被搜查者事实上是好人还是歹徒没有关系。对警察权力的限制，开始于行为的发生之前，而不考虑行为的结果。这里面的逻辑非常清楚，尽管在上面所述的三个案子中，警察事实上都搜出了武器，避免了潜在的犯罪事件，客观上对社会安全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以成败来考量警察权力的范围，就会在事实上鼓励警察滥用权力。 美国的警察经常是新闻里的主角，也经常被卷到官司里面。其原因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警察必定是一种十分活跃十分积极的力量，否则社会治安更不能保障了。一般地说，在美国不提倡普通人见到暴力罪行时挺身而出和歹徒搏斗，相反人们还经常得到官方告诫，在一些危险的场合，不要试图采取行动，只呼吁人们尽快报告警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治安是警察的活儿。治安不好，人们就抱怨警察。可是，歹徒脸上并不刻字，警察太卖力了，就难免和好人磕磕碰碰。美国人对政府权力的自我膨胀特别敏感，一有磕碰就立即抱怨警察滥用权力。 普通人和警察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经常发生的是寻求帮助，比如问个路之类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和警察打过至少若干交道，那就是吃交通罚单，因为开车超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一般情况下，让警察抓住超速的人都乖乖认罚，接下罚单，寄出支票。不过，法理上讲，这并不是说：只要是官兵捉强盗，捉到的就是强盗。罚单上都写明，这是政府行政分支的警察对你超速犯法作出指控，你可以抗辩，某月某日某时到法庭，由法庭来作出裁决。法庭是属于政府的司法分支，和警察所属的行政分支是分开的。 如果你有闲工夫打这样的小官司，千方百计找点理由出来，通常可以减轻一些惩罚。法律规定，你有权要求警察出示证据，比如测速仪的记录，你还有权找专家检查警察的测速仪是否准确，如此等等。要是警察让你给找到了茬，那么你多半是可以逃脱了。在法庭上你和警察是平等的，所以罚你的警察也必须准时出庭。你还有权以工作或家庭的理由要求法庭改变开庭日期。如果到开庭的时候，警察偏偏很忙而到不了法庭，法庭就必须以放弃指控处理，你就躲过这张罚单，省下一百多块钱了。 行使国家征用权的条件 6月24日广播里有一条两分钟的新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一天对众所瞩目的“柯罗诉新伦敦市案” （SusetteKelov.CityofNe domain）这一概念作出了又一次解释。 一、泰晤士河边的新伦敦市 新伦敦市在康涅狄格州，坐落在河边，这条河也叫泰晤士河。历史上，它是个依靠军事基地生存的城市。美国海军原来在这里有一个潜艇基地，军事基地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活力。1996年，联邦政府裁军，关闭了这个基地，解雇了一千五百名雇员。小城失去经济支柱，迅速走向萧条。两年后的1998年，小城失业率为州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人口流失，居民人数下降到近八十年来的最低点，只有两万四千人。 这个小城面临严重危机，濒临衰亡。这种状况刺激了州政府和地方官员去考虑如何复苏经济、挽救小城的方案。方案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规划原海军基地所在区域的发展。 小城原来有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叫NLDC，宗旨就是协助本镇经济发展。此时他们开始恢复活动，参与规划。 1998年1月，州政府批准发行五百三十五万美元债券，资助NLDC的经济规划活动；发行一千万美元的债券，集资在原海军基地撤走的地区，建一个州立公园。州政府计划宣布之后，同年2月份，一家大医药公司宣布他们愿意在紧挨着州立公园的地方，投资三亿美元资金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当地经济规划者们希望这个研究机构，就像当年军事基地一样，能够带来工作机会，从而激活小城经济。 经过一系列审查，州政府批准了NLDC作出的九十英亩土地的规划，规划包括水边旅馆、商业区、州立公园和联邦海防警卫队博物馆、新住宅区以及小城住宅区与州立公园连接的步行道、码头、水边游览路线等等，还规划了留给办公和商业发展的用地。市政府随之也批准了规划。这一计划需要征地，这就是本案涉及的新伦敦市征地计划。这一征地，涉及一些私有土地拥有者，其中有本案原告柯罗女士。1997年柯罗买了中意的水边小屋，心满意足安顿下来。征地对她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据报道，大多数人对赔偿费感到满意。邻居们都拿着赔偿费搬走了。对于被征用土地的人来说，就是价格公平，他们也还是有牺牲的：住房和环境是家庭生活的载体，除了硬件价值，还有很多感情和其他因素，不是论钱就能算得清的。柯罗的一个邻居，就在这里住了几代人，整整一百年。 这里有稳定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生活。这一来，老街坊们都散了。 柯罗不愿搬家，虽然政府给出的征地补偿金并不低，她还是在自己家门口挂上大大的牌子“此屋不售”，宣称不论给多少钱，她就是不搬，还一纸告进了法院。 二、此案涉及的概念 这个案子一路走了好几个法院，最后才来到联邦最高法院。 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征地。美国从北美殖民时期就强调保护土地和房屋的私有财产权，所谓“家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大量土地为私人拥有，在交通和城市发展中，征用私地的情况就非常普遍。土地征收为两种，一种是私人开发商收购，一种是公家征用。 美国的城市开发公私界限比较清楚，一般是政府规划，私人开发。房地产开发都是私人经营，他们必须先服从政府的城市规划。符合规划条件，由开发商解决开发区的原私人财产。如何解决呢？ 法律不容许强制私人之间的利益转移。不论该房地产商是谁，商业开发性质就是私人谋利。房地产商可以商购私产，不可强拔钉子。法律认为，每个人的利益由自己判定，别人无权插嘴。虽然房子市场价值有限，可是个人对房子的感情可以是无价之宝。业主愿意接受出价放弃某种利益，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法律无权强制他放弃。美国的开发商和原地产主之所以不冲突，是因为这种收购是买卖关系，按照市场规律，讲的是自愿买卖，公平交易。价钱谈不拢则买卖就做不成。开发商只要算下来合算，可能付出高于当时市场价格的代价收购。万一有人不论什么价格都死活不卖，开发商也无权强制收购。开发商解决钉子户，只能依靠优价购买。 大多数开发的私产问题，就这样“私了”消化了。 但是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公与私的问题。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也有“公”要求“私”让步的时候。最容易碰到的，就是公用事业发展要征用私人的房屋土地。合法的公地征用，法律支持“私”向“公”的利益转移，可以强制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修路，不能因为一个钉子户，大家就此路不通。国家可以征用私人土地，如果公私发生矛盾，则有法院裁决。那么，法院在什么情况下支持国家的征地，下达拆迁命令呢？ 此案是政府作出的城市开发规划，它涉及一个重要概念，“国家征用权（eminent domain）”。国家征用权是英美法系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它是指政府实体为公共目的征用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将其转为公用，同时支付合理补偿的权力。据说，这个概念源于17世纪法学家格劳修斯（Grotius）提出的“eminens dominium”一语。他认为，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国家拥有征用或破坏某些私有财产的权力；但他同时认为，国家如此行事时，有义务补偿物主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在美国，国家征用权必须受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制约，即必须对原主作出适当补偿。宪法第五修正案承认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权，征用私人财产而不对原主作出适当赔偿是违宪的。在这一前提下，任何财产如果有必要定为公用，就不能免于被征用。美国国会不仅有权征用任何私有土地，而且可以征用州的土地，不管征用是否会对该州的项目产生影响。 正因为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权，所以“国家征用权”概念是一项受到严格限制的权力。这一概念在法理上有两个核心要件：“公用（public use）”和“合理赔偿（justcompensation）”。 从“合理赔偿”来说，卖房本身有“价格”和“意愿” 两方面。在征地中得到的赔偿，即使作为“卖房价格”是“宽”的，但是论“意愿”房主仍然是在作出牺牲。“合理补偿”强调“合理”，在美国就是“公平市场价格”。国家征用私地也不能随意多给补偿费，因为征用开支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被征用者如果认为征用补偿金（condemnation award）不合理的时候，可以告上法庭，寻求司法裁决，并且有权要求让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来作出判决。 对征地的“公用”目的有怀疑，也可以走向法庭寻求仲裁。柯罗把官司打上法庭，就是对征地用途有疑问，这次征地是包括一部分商业区的经济开发。她质疑这不符合“国家征用权”中对“公用”的法律界定。 法庭判定符合“公用”和“合理赔偿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可以下达拆迁命令。 三、此案的关键 此案中的原告宣称自己的财产为“非卖品”，因此不涉及征用补偿金是否合理，而是涉及“国家征用权”中的“公用”概念。 这个案子的特别，是新伦敦市政府征用土地的“公用” 目的，不像修公路铁路那样清楚无疑，它的征用目的是“发展城市经济”，包括商业区在内的新区开发，形式上就像一般的商业开发。由于政府本身不拥有开发企业，没有国营州营公司，市政开发项目必须委托私人开发公司完成。人们质疑的是，它是不是由政府的开发计划来把土地的使用权从原主手里转到其他私人的手里。 最高法院注意到，在康州几个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法官们虽然对裁决有分歧，但是都确定，在这个规划案子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在这个案子里，最高法院主要是审核： 一，政府征用特定的土地，是否确属城市合理、必须的发展，并且符合“公用”这一要求；二，征用的土地是否确属合理的预期发展计划，也就是有没有过度征用。最高法院并不重新审视规划细节，那是下级法院的事情。最高法院是裁定前面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宪。 结果，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决，维护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新伦敦市的征用土地计划，符合“公用”的法律要求，只要满足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要求，对原主作出合理的补偿，这一计划就符合“国家征用权”的标准，康涅狄格州政府和新伦敦市政府动用“国家征用权”就是合法的。 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有一票之差，说明这是一个有重大争议的裁决，其原因在于此案的“公用”概念在具体实施中，必须有私人开发商的参与。这就产生了是否会损害民众私人利益而输利于大企业的疑问。最高法院着名女大法官欧康诺表示反对，在最高法院意见书后附加了篇幅更长的反对意见，首席大法官兰奎斯特等另外三位大法官附议支持了欧康诺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纽约时报》刊登了来自民间的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这一裁决保障“公用”土地，维护了公众的利益；反对者担心，以后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案子的判决，以政府行为滥用“国家征用权”。其实，最高法院并没有说以后凡是商业开发，政府都可以征地。它是针对新伦敦市的案情，确认政府以协助商业开发的形式，来推动社区的公共利益，可以算是符合“公用”的法律要求，从而是可以动用“国家征用权”这一概念的。至于作出合理补偿，并且在征地、招标、承包等开发过程中实行公开透明的程序，符合现有法律的约束，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要求。 此案的裁决，只是最高法院再次重申了动用“国家征用权”，必须以“公用”和“合理赔偿”为原则，只有这样才不致破坏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五比四裁决，传达了最高法院对这类案件的谨慎，因为对“国家征用权”的适用范围作出一次新的解释，可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票之差表明，大法官们都意识到，“国家征用权”的滥用，会侵犯私人财产，破坏国家作为基础的财产制度。 这是司法系统在对公私作出又一次细致的界定，什么是“公”，不是光靠政府官员说了算。 四、社会制度健全才能 保障正当的法律执行 征地很少引出社会风波，一是在法律上清楚划出公私界限，二是透明、正当的程序，三是有独立公正的仲裁机构。 在这样的前提下，只要征地合法，法律支持政府强行执法，做征地钉子户就没有意义。关键是争得“合理赔偿”。 从“柯罗对新伦敦市”一案我们看到，不论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还是“国家征用权”，都只是简要大原则，却必须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纸上法律容易完美，执行过程中的环环节节却可能百弊丛生。因此，对每一个宣称是“公用”的项目，都必须有一系列的审核程序，向公众公布计划细节：立项前的接受民众质疑，独立审核部门的审查，项目涉及私人承包必须严格招标等等。同时，还必须接受民间和媒体的调查，全方位地确认是否假公济私、是否有私下的利益输送。在发生类似柯罗一案的争议时，还必须有独立司法来对具体项目，对“公用”作出审查、解释和界定。每一个项目，只要有疑问，都有权利要求司法仲裁。保护私人财产，不等于社会绝对不要求私人为社会作出合理牺牲。关键是以“公用”的名义征收私产，在执行中要做到合理行使“国家征用权”，最终必须依靠社会整体制度的健全和复杂运作，其中包括一些看上去和征地毫不相干的部分，例如新闻监督的健全、民间社会的发达等等。只有公私划分的每一步都是透明的、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才有权要求个人作出有补偿的合理牺牲。这时，仍然可能会有个人是不满意的，但社会却不会积累大规模的怨恨。 泰丽之死死提出的问题 小时候看莎士比亚戏剧，看不懂哈姆雷特的痛苦：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想这算什么问题，还用得着问。不是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长大经历得多了才知道，当人们面对活着还是死去这样的两难困境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悲剧。 在2005年3月中下旬的两个星期里，美国朝野为一个女人的生死两难而分裂成两个阵营。这个女人叫泰丽·夏沃（terri Schiavo）。 一、十五年生死之间 1990年春天，26岁的泰丽因体内钾失衡导致心脏停跳、缺氧而造成对大脑永久性伤害。泰丽失去吞咽的能力，失去意识，她的生命必须用营养管维持。法庭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指定她的丈夫麦克·夏沃为她的法定监护人。1992年，州法庭陪审团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判决一百万元赔偿，其中七十万专门用于泰丽的护理。 泰丽的父母辛德勒夫妇，以前和女儿女婿相处得非常好。老两口从北方宾夕法尼亚搬到南方佛罗里达来生活，小两口随后也搬了过来。泰丽残废以后，一开始辛德勒夫妇把女儿接到家里，女婿麦克也一起搬来，以便照顾泰丽。后来他们将泰丽送进专门的护理医院，辛德勒夫妇申请改变泰丽的监护人没有成功。 1998年，麦克向法庭提出，由于泰丽处于“持续植物状态”，申请法庭下令撤掉泰丽的营养管。他说，泰丽自己不愿意这样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的生活。他说，他以前和泰丽一起出席一个葬礼的时候，泰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坚持说撤掉营养管而死去是泰丽自己的意愿。而泰丽的父母辛德勒夫妇却坚决反对，他们寄希望于医学的奇迹。泰丽的丈夫和父母，从此为泰丽的生和死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司法诉讼。 2000年，佛罗里达州法官格列尔判决，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可以将泰丽的营养管除去。这一判决的依据是，佛罗里达州法律允许对没有康复可能的“持续植物状态”的病人停止医药和营养，只要病人本人没有留下反对的遗嘱，或者代表病人的监护人提出申请。2001年4月24日，泰丽的营养管第一次撤除，辛德勒夫妇立即提出上诉，两天后州上诉法庭下令，此案应重审，在重审期间仍然使用营养管来维持泰丽的生命。 2002年，州上诉法院对此案听证。有三个医生，其中两个是丈夫麦克指定的，一个是法庭指定的，在法庭上作证说，泰丽处于“持续植物状态”，没有康复希望。但是父母指定的两个医生作证说，泰丽仍然有可能恢复。法官特列尔再一次判决，可以撤除泰丽的营养管，但是这一次不是立即执行，而让泰丽父母有上诉的时间。 结果，泰丽的父母在州上诉法院的上诉失败，州上诉法院维持特列尔法官的原判。2003年10月15日，特列尔法官第二次下令撤除泰丽的营养管。这时，此事已经惊动 了佛罗里达州的立法议会。州议会通过了一个紧急法案，授权州长杰布·布什可以阻止执行法庭的这一判决。佛罗里达州州长是布什总统的弟弟。此法案被称为“泰丽法”。法案通过两个小时后，杰布州长命令重接泰丽的营养管。这一次，泰丽的营养管中止了六天，但是泰丽仍然活着。 2004年9月23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决，泰丽法是不适当地干预了本来属于司法决定的职权，作为行政首脑的州长，无权阻止法庭的命令，因此此法是违宪的，宣布无效。州长随之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2005年1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佛罗里达州州长的上诉。州法官格列尔随之确定，3月18日可以撤除泰丽的营养管。2月28日，泰丽的父母向法官格列尔提出，让他们的女儿泰丽和丈夫麦克离婚，重新指定监护人。格列尔驳回了这一申请。泰丽父母提出上诉。3月16日，佛罗里达上诉法院驳回了泰丽父母的上诉。 3月18日到了。泰丽的父母和他们的支持者，将他们的请愿转移到联邦首都华盛顿，向国会议员们发出呼吁。整个案件发生在佛罗里达，是在州法律的框架下走的州司法程序，根据美国的联邦制度和分权原则，国会议员们鞭长莫及。可是营养管一旦撤除，泰丽只能维持一到两星期的生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向泰丽和她丈夫下达出席听证会作证的传票，想用这种方式来临时阻挡拔管。州法官格列尔下令禁止执行这一传票，理由是联邦国会没有权力来干预州法庭的命令实施。众议院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干预，遭到最高法院拒绝。 泰丽的营养管第三次被拔掉。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她将不可避免地在今后一两周里死去。泰丽的丈夫说，这正是泰丽自己愿意的，“这是泰丽的愿望，这是泰丽的选择”，麦克是为泰丽的愿望得到实现而努力，是在争取泰丽“死的权利”。不愿这样活着，就有权“尊严地死去”。而泰丽的父母说，他们的女儿还活着，是想继续活下去的，活下去才是泰丽的愿望，现在他们是在争取泰丽“生的权利”。 泰丽一案，惊动了社会。双方都有社会上的支持。泰丽的父母，却已经穷尽了州里的一切司法的和政治的途径。3月18日后，他们只能再一次向联邦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呼吁。在此后的两周里，当他们的女儿在死亡面前徘徊的时候，生和死的两难困境，再一次惊动了联邦政府和佛罗里达州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惊动了全国所有媒体，惊动了全美国几乎所有老百姓。支持丈夫麦克的和同情父母辛德勒夫妇的，形成了两大诉求阵营。这一次理念的对抗，暴露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也为我们观察美国社会面临矛盾和困境时的因应方式，提供了一个机会。 二、制度舞台上各有角色 美国制度之所以能够运行两百年，和美国政治精英阶层在基本原则上的一致性分不开。 从建国开始出现政党政治，就有了反对派。两百多年前伟大的托马斯·杰弗逊就是以一个反对派的身份被选为第三任总统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是美国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角色。从两百年前的议会当堂打架，出门决斗，到今天议会的限时限刻发言，变化的是政治家们的风俗习惯，没有变的是反对派始终存在，已成为一种正常生态。而这种政治对抗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行，从不出轨，并不是制度本身提供了保证，而是取决于政治家们在原则和政治道德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认识就是，在一个“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国家，政治家必须尊重游戏规则，尊重公平原则。民主政治游戏有策略、有风险，也有“擦边球”，可是违反规则，一意孤行却是道德上不可取的，弄不好会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 这一次在泰丽一案上，以布什总统和国会共和党议员们为主的保守派，打了一次擦边球。 当泰丽父母一方在穷尽佛罗里达州司法程序以后呼吁到联邦首都的时候，布什总统和国会共和党议员，即使想干预此事，也面临两大障碍。 第一是联邦制度的障碍。根据美国宪法和传统，泰丽一案涉及的有关婚姻、家庭、监护权、医疗救护等法律，是属于州一级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干预这一类涉及民众个人家庭生活的事务。佛罗里达州法庭为泰丽一案展开的司法程序得出了结论，布什总统等人即使有意见，要干涉也师出无名。第二是分权制衡的障碍。泰丽一案性质上是一件民事诉讼案，要走的是司法途径，它已经用了整整七年展开州一级的正常司法程序。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作为立法议员的民意代表干预司法是违法的。他们即使看到了这一事件对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是个机会，即使认为站出来可以吸引和团结保守派民众，有利于自己的选票，可是按照三权分立的规则，他们必须先找到美国法制可以容纳的一个途径才行。 国会共和党领袖找到的途径就是，在联邦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使得联邦法庭可以对此案进行复审。 巧的是3月18日后国会正是两个星期的复活节休会期间。复活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国会有传统的休假，让国会议员回到家乡选区，有机会和自己的选民沟通，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展开自己的计划活动。所以，此时大部分议员不在首都华盛顿，而是在各自的家乡，有些是在国外。 按照宪法规定，法案必须在参众两院分别以多数票通过，交总统签署生效。国会休会对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参众两院仍然可以宣布开会，对所递交的法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的话，可以采用当场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有几个人到场都算数，而不必要求达到法定人数。这一表决方式必须预先表决通过，其条件是不能有反对的人。如果有人反对，则依法必须召集到法定人数的议员，即半数以上的人到场，表决才有效。 3月19日星期六，参众两院领袖为起草一个两院都能够接受的法案而加班。这种法案，由联邦立法机构发起，涉及联邦政府司法管辖权的扩大，相当于权力的重新划分，即使是很小的变化，也属于制度性的改变游戏规则，必然会引起质疑和反对，是难度最大的法案。通常这种法案从提起到通过要经过漫长的辩论，旷日持久。可是泰丽却不能等。所以参议院一方能够接受的法案，只能是十分有限的，讲明专门针对泰丽·夏沃这一个案，让联邦法庭破例复审。偏偏众议院的传统是不对个案立法。而且，如果法案针对泰丽个案，而泰丽丈夫一方认为，拔掉泰丽的营养管是泰丽争取到了“死的权利”，是一种个人权利，那么国会立法干预此个案，就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嫌疑。侵犯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是一种惩罚。国会对特定个人或群体立这种惩罚性的法案，相当于“褫夺公权之法案”，是美国宪法明文禁止的。 经过星期六一天的努力，终于搞出了一个参众两院的妥协法案的草案。这一法案第一句就是，这是一个对泰丽·夏沃父母的司法救济法案。法案共九款，十分简单，用谨慎的措辞，允许联邦法庭对此案进行复审。法案规定了司法救济的程序、时间，并且明确规定，此法案对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及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没有改变，对联邦和各州有关“协助自杀”的法律没有改变，此法案对未来立法不形成先例，对1990年的病人自主决定法案没有改变。从这一法案的措辞可以看出，起草的人完全明白他们踩着了游戏规则，一不小心就是犯规。 第二天是星期天，媒体报道从下午开始的参众两院分别对此法案的表决。法案一旦通过，将用飞机送给正在外地度假的布什总统签字。突然又有消息传来，总统临时中断休假飞返白宫，以便坐等法案通过就可以立即签字生效。在一项法案国会表决之前作出如此举动，是布什总统在此事件中第一个不大不小的表现。效果如何却还有待观察。 有意思的是，星期天下午参议院的表决，一百个参议员只有几个共和党议员到场，民主党议员都没有到，也就没有一个人反对。法案在参议院以仅有的几票“一致通过”。 众议院就没有那么顺利了。民主党议员要求一个一个唱票，这样就必须有到达法定人数的议员同意才能通过。众议院决定午夜过后，十二点零一分表决。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共和党众议员从全国各地飞赶首都，以便凑够法定人数，忙个不亦乐乎。晚上九点，众议院开始辩论，全国电视实况转播。午夜过后开始表决，以二百零三票对五十八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同意的人中，一百五十六票共和党，四十七票民主党；反对的人中，五十三票民主党，五票共和党。法案立即被送往白宫。午夜一点多，布什总统从卧室里被叫出来，就在走廊上签字，立即生效。 这个法案的生效，给泰丽父母开辟了联邦层面上的司法途径，随后展开了十来天悲壮、紧张、扣人心弦的司法较量。可是民众对布什总统和国会这次立法行动，反应却相当地负面。媒体报道和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联邦立法和行政分支不应该插手本来属于州法律的这一案件，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这是政治家们另有自己的政治企图。对布什总统工作的赞同率，跌破了百分之五十大关。 一直到泰丽在拔管十三天后于3月31日上午死去，泰丽的父母在短短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经历了联邦司法分支三大法院四个层次的司法程序，但是这些法庭统统做出了对泰丽父母不利的决定。整个联邦司法分支，没有给国会和总统一点面子。直到泰丽临死前一天，泰丽父母在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上诉法庭的第二次上诉遭到驳回，一位上诉法官毫不留情地批评布什总统和国会在这一案件上的行为“表现出和国父们为管理自由的人民所定下的蓝图相违背的态度”。这位上诉法庭法官是布什总统的父亲——老布什总统1990年提名的。他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表示，联邦法庭在泰丽一案中没有司法权，国会和总统通过的法案让联邦法庭来复审此案的做法是违宪的。 显而易见，在泰丽一案中国会和总统的思路完全不同于法官。作为民选官员，必须始终了解民间反应，和民众互动，而司法分支的法官，却只专注于法律的要求，表现得近乎不食人间烟火。这正是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原意。这种制度的功能，在泰丽一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要说布什总统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这次立法一定是犯规，也不一定。美国联邦和州的分权和争权，是联邦主义的一个永恒话题。在美国历史上，时不时地就有人指责联邦政府侵犯州权。南北战争前，南方蓄奴州对联邦政府的指责就是侵犯州权，他们说蓄奴制度是属于各州的事务，由各州自行决定。现在，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当1964年联邦通过民权法的时候，也遭到侵犯州权的强烈指责。如今联邦民权法的很多内容，包括在教育和公共事务中禁止种族歧视的具体规定，在历史上都是各州法律的管辖范围。随着历史变化，总的趋势是联邦法律的管辖范围在一点点地扩大，可以看出这其实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然而泰丽一案确实又有所不同。民众的态度表现出美国人一贯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个人生活越近的事情，越不愿让政府来管。以布什总统和共和党为代表的政治保守派，以往恰恰是强调州权，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约束联邦政府的权限。这一次为了强调保守派在生命问题上的价值观，反过来使用手里的联邦权力，作出了一次挑战州权的尝试。这一做法相当冒险，所以联邦法案的动议一出现就遭到指责。 布什总统一定也有所预料。他在签署联邦法案以后发表的简短讲话里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疑问，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偏向生命一边总是明智的”（It is oal he side of life）。布什的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他用了一个口语里不常用的词err。err在词典里的意思有两重，一是指犯了一个错误，二是指打破常规，不按照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来办事。大家知道布什不是一个临场口才发挥很好的人，这一句子一定是预先写好的。这句话用了这样一个词，言下之意是，如果我们是出格了，那么也最好是出在保护生命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布什内心知道，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冒险。 在以后十几天里，布什的这句话一再被白宫发言人引用。他的弟弟佛罗里达州州长也学着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当司法分支的一系列法庭全部判决对泰丽父母不利的时候，外界压力曾经一度又集中到联邦和州的行政分支，要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手握大权的兄弟俩采取行动抢救泰丽。佛罗里达的保守派示威民众要求杰布州长下令，到医院把泰丽抢出来，由州政府监护。着名激进保守派头面人物帕特·布肯南在电视里说，布什总统应该派出联邦武装力量，到佛罗里达州去，把泰丽置于联邦政府保护之下，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司法官员正在迫使一个美国公民饿死渴死。 布什兄弟俩都明白，他们已经踩在线上，再有举动就越位了。布什总统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案子里，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都应该偏向生命一边（err on the side of life），我们是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得看法庭怎样做出他们的决定。他的意思很清楚，他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决定权是法庭的，他不能无视司法。在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泰丽父母的上诉后，白宫发言人就明言，总统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在佛罗里达州，总统的弟弟杰布州长出现在电视上，回应保守民众要求他采取行动。他一脸歉意地说，我不能违反法庭的命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和佛罗里达州宪法，都没有给我采取行动的权力。 现在回顾，可以说布什兄弟俩在泰丽一案上的所为，全在意料之中。他们在此案中成为争议的中心，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表面上看是从头输到底，可是政治上得失如何却很难说。他们冒了一次险，表现出为自己的道德理念有担当的勇气，却又及时刹车，绝不破坏制度和游戏规则。“应该偏向生命一边”（err on the side of life）的说法，可圈可点。相反，在媒体和民众的反对声中，民主党政治家显得退缩回避，想表现的不敢表现，想反对的不敢反对，成为一个鲜明对照。这也许可以回过头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治舞台上，这几年是保守派共和党占了上风。 三、活着还是死去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是其特点。 在泰丽一案中，民众形成鲜明的观点对峙，其本质是生命观的不同。支持泰丽丈夫的自由派，持的是理性的生命观，他们相信科学，相信现代医学，相信专家。医学专家说，“持续植物状态”的人，没有意识，临床上已经死亡，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康复。在这种情况下，用营养管维持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拔掉营养管是正当的、“应该”的做法。而同情泰丽父母的保守派民众，持的是传统的基督教的生命观，把生命本身看成一种上帝的恩赐，一种奇迹。他们相信，生命的奇迹是可能的。这两派在泰丽一案上的对抗，从3月18日到31日的十几天里，把全美国都卷了进来。那些日子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大台都在议论此案，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也是此案，所有电台的议论节目也在议论此案。两派观点各讲各的，互相指责，看上去似乎没有沟通的可能。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美国社会多元价值观里，有一个一致性很高的核心价值。看不到他们的一致性，就看不懂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他们的理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什么观点什么派，这是美国人一致认同的最重要的东西。而生命，是最重要的价值中第一重要的。生命的重要性，引出了生命的自主决定。涉及个人生命的事情，其决定的权利属于个人。比如医疗过程中，所有医疗措施的最终决定权在病人自己手里。“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不肯输血，医生就不能给这些病人输血，即使这会牺牲他们的生命。大学生入学时，学校要求学生接受防疫注射。但是有些宗教信仰禁止防疫注射，学校就只能豁免这样的学生，即使这会让他们冒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身患重病不可能康复，或者得了预后必然死亡的绝症，这种时候是否继续用药治疗，其决定权是在病人自己手里。当病人失去决定能力或者表达能力的时候，其决定权就在法定监护人手里。什么时候停止用药治疗，停止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生命，谁来做这个决定，按照什么程序，什么标准来作出这个决定，美国各州有州法律来规定。出于同样的道理，法律规定不能用医疗手段来促使或加速结束生命。像泰丽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安乐死”这个术语能够概括的。在美国，协助自杀是非法的，所以所谓打一针“安乐死”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活着成为痛苦，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不再用药治疗，被动地等待死亡来临；反之，每个人也都有权要求，继续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的生命。“死的权利”和“生的权利”合二而一，都是生命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泰丽本人想活，想用营养管维持生命，那么就应该让她活下去；如果泰丽本人想死，那么就应该拔掉营养管，让泰丽有尊严地一死之机会。 泰丽一案中的两派，对以上所述的原则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是，泰丽到底是想要死还是想要活。 取理性生命观的人，认为处于泰丽这种情况，活着毫无意义，毫无尊严，不如死去。他们说，如果他们处于同样情况，肯定会要求拔管，求安然一死。所以他们相信泰丽丈夫的说法，泰丽本人是求死的。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家人，都没有权力剥夺她安然一死的权利。而取传统基督教生命观的人，相信生命是上帝的恩赐，相信奇迹，相信泰丽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和他们持同样的生命价值观。他们自己如果处于同样情况，会继续寄希望于医学进步，寄希望于奇迹，所以他们认为泰丽是想活的，她只不过是自己没有能力表达出来而已。法庭和社会拔掉她的营养管，是违背她活着的愿望，迫使她走向死亡，无异于谋杀。 两派分歧的地方是在这里。 十五年前泰丽失去知觉和表达能力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她没有留下现在是想活还是想死的书面文件。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在病人进入“持续植物状态”以后，如果病人本人没有留下明确意愿，那么是否拔掉营养管的决定权，就在法定的监护人手里。佛罗里达州法律把婚姻看得很重，泰丽的法定监护人是她的丈夫麦克。所以州法庭采信了麦克的说法，泰丽此时只求一死。麦克向法庭说，泰丽以前同他说过这样的意愿。泰丽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到底能不能说明泰丽现在的意愿，这些并没有证据。但是对法庭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代表泰丽来决定泰丽意愿的权利，现在在谁手里。法律规定丈夫是监护人，那么法庭只能采信丈夫的说法。法庭必须依法裁决，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佛罗里达州法庭，在经过长达七年的诉讼和上诉后，最终认定的是，可以拔掉泰丽的营养管。 可是对于泰丽父母来说，这里头有很多疑问。泰丽病后，麦克一度搬入岳父母家，以便更好地照顾泰丽。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提起，泰丽以前有过在此情况下求一死的愿望。 后来，是麦克向法庭提出拔掉泰丽营养管的申请时，“想起”泰丽以前说过这样的愿望。而麦克这时候已经有了另一个未婚妻，并且和未婚妻生育了两个孩子，事实上已经有了另一个家庭。但是，佛罗里达州法律仍然承认泰丽和麦克的婚姻，仍然承认麦克是泰丽的监护人，仍然承认麦克的说法，泰丽是求死的。而对于泰丽父母来说，麦克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女儿，他所说的泰丽求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他们出于父母之爱，认定了泰丽是想活着的。 当3月18日泰丽的营养管第三次拔掉的时候，泰丽是想活着还是想死去？有谁能知道？医学专家们说，“持续植物状态”根本就没有意识，也就是说，谈不上想死还是想活。 可是，泰丽父母请来的医生却说，泰丽可能并不处于持续植物状态，而可能是“最小意识状态”。州法庭的格列尔法官依法判断，采信泰丽丈夫的说法。可是，对于泰丽父母来说，对于同情他们的保守民众来说，却放不下这样的念头： 万一泰丽是想活着的，拔掉营养管就等于是将泰丽活活饿死。 泰丽到底是想活着还是想死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使这一案件摆脱不了悲剧色彩，也使泰丽父母为挽救女儿所做的必输的司法努力悲壮万分。 四、可怜父母心 3月21日凌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紧急救济法案经布什总统签字生效，泰丽父母立即向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城市坦帕的联邦地区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联邦法庭下令，重新为泰丽安装营养管。该法庭像大多数美国法庭一样，用电脑随机性地为案件指派主审法官。此案指派给法官惠特摩（James temore）。惠特摩是克林顿总统1999年提名的联邦法官，这通常意味着这位法官可能比较有自由派的倾向。惠特摩法官下令举行听证。这时候，泰丽拔掉营养管进入第四天。 泰丽父母的律师和泰丽丈夫的律师，在听证会上各自陈述了要求和理由。这是两个小时非常艰难的听证会。惠特摩法官要求泰丽父母一方尽量提供可以作为依据的法律或判例，提供新的证据来证明泰丽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在听证过程中，法官多次发出叹息，捂住脸低头不语。泰丽父母的律师要求法官下令先把营养管接上，因为泰丽已经失去水和营养三天多，不能等待。但是最后法官拒绝立即作出判决。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惠特摩法官将做出什么决定。媒体记者们通宵等候在法院外面，此案的进展是以小时和分钟来计算的。 22日凌晨两点多，坦帕的联邦法庭向媒体记者散发了法官惠特摩长达十三页的法庭命令书。这是联邦司法系统对此案发出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命令书。惠特摩先对法庭的司法权和法律依据作出一番谨慎的考查，指出联邦法案的合宪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为了临时性的救济目的，法庭“假设”（presume）联邦法案是合宪的。然后法官指出，法庭将在联邦法案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内重新审查此案，以回答是否要发出强制令为辛德勒夫妇做出救济的问题。要联邦法庭发出为泰丽接上营养管的命令，必须符合四个条件，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让联邦法庭相信，有证据显示泰丽父母在重新开始的诉讼中有可能成功。惠特摩法官的意思是说，此案争议的判决依据和权威，仍然是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和法庭，联邦法案允许联邦法庭做的，只不过是看州法庭有没有漏掉什么，搞错什么，有没有出现不可挽回的错误。如果有，那么就发出临时强制令，作为对可能的受害方的一种救济；如果没有，那么联邦法庭也不能重新判决。 惠特摩法官的命令书中说，此案已经在佛罗里达州法庭穷尽了司法程序，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泰丽父母一方有可能通过一场新的庭审推翻原判，泰丽父母不可能成功，所以惠特摩法官拒绝泰丽父母的请求。 显然，联邦法庭认为，联邦法案并没有给他们推翻佛罗里达州法庭判决的权力。而决定佛罗里达州法庭判决的最重要因素是，根据法律泰丽的监护人是丈夫麦克。所以，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说，佛罗里达州的监护权法律应该改变，他会要求州议会修法。遗憾的是，修改州法非一日之功，只要州法仍然承认麦克为监护人，此案判决就很难改变。惠特摩法官的判决，为泰丽父母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泰丽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向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按照联邦司法的上诉程序，此案将由三位上诉法官组成的委员会，投票做出判决。一天不到，3月23日星期三，又是一个凌晨，上诉法庭以二比一做出了对泰丽父母不利的裁决。上诉法庭的意见书说，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认识到，泰丽所遭遇的，是“绝对的悲剧”，可是联邦通过的法案也不能推翻佛罗里达州法庭几年的审判。作为上诉法庭，他们只在程序上审查惠特摩法官，只有在发现惠特摩法官滥用错用了法官权力的情况下，上诉庭才会直接命令接上泰丽的营养管。而现在上诉庭认为，惠特摩法官的命令是深思熟虑作出的（carefully t-out），他们维持惠特摩法官的命令。 上诉法庭还指出，为了做出这一裁定，他们假设（presume）联邦通过的法案是合宪的。但是这一法案到底是不是合宪，这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全美国的人都知道，泰丽父母将上诉到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最高法院。23日上午，他们决定，申请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的全体十二位法官，对此案进行复审。此举显然是为了在上诉到美国法律的最高殿堂以前，能够多一个扭转的机会。根据联邦司法规则，他们有权提出全体上诉法官的复审，但是上诉法官也可以拒绝复审。 几个小时后，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回复，上诉法官以十比二作出了拒绝复审的决定。泰丽父母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上诉最高法院。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任何一个大法官可以在接到上诉以后，先下令接上泰丽的营养管，然后再展开听证和裁决的程序。媒体报道，泰丽父母将把上诉请求递交给大法官肯尼迪，因为肯尼迪大法官是以保守价值观出名的。 最高法院的回答来得非常快。24日星期四早晨，媒体报道，最高法院作出了答复，拒绝受理泰丽父母的上诉。至此，在联邦国会通过法案仅仅三天后，泰丽父母已经走过了联邦司法分支三大法院四个层次的司法程序，一一惨遭失败。电视镜头上的泰丽父母，憔悴沮丧，忧心如焚。泰丽拔掉营养管进入第六天，但是仍然活着。而泰丽父母，已经用尽联邦司法程序，山穷水尽了。 白宫发言人说，布什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的答复“表示失望”。而泰丽丈夫麦克的律师说，他们感激最高法院的答复。在佛罗里达泰丽住的医院外，示威民众昼夜不散。有些是支持泰丽丈夫的，更多的是支持泰丽父母的保守派民众。 泰丽丈夫的律师说，现在泰丽很安静，很舒服（comfortable），她在实现自己的愿望，在安然地死去。 而泰丽父母对着电视机说，他们探望泰丽必须经过监护人麦克同意。在探望泰丽以后，他们说泰丽现在口干唇焦，但是还活着，泰丽还是想活，泰丽在为自己的生命搏斗。他们也不放弃，他们还要为泰丽的生命努力。 泰丽父母回到了佛罗里达州泰丽的医院。晚上九点半，泰丽的父亲说，我们的惟一希望是州长。当天下午，佛罗里达州长布什采取了一个动作，向州法庭提出一项申请，要求由州政府的儿童和家庭部接手监护泰丽，其理由是，本州的一位医生，曾经探视过泰丽，在重新观看泰丽的录像带以后说，“持续植物状态”很可能是对泰丽的误诊，泰丽有可能是处于“最小意识状态”，而不是持续植物状态。拔掉营养管可能是剥夺了泰丽的生命权，州政府应该干预。这位州长说：新的信息提出了严重的疑问，要求州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偏向保护她”（err on the side of life）。 州长出面的这一申请，又到达了州法庭法官格列尔手里。格列尔没有即刻作出裁决，反过来批准了泰丽丈夫的要求，如果州政府儿童和家庭部的官员来医院，就有权加以阻挡。几乎同时，据以同样的新证据，泰丽的父母向坦帕的联邦法庭法官惠特摩发出新的诉讼，说拔掉泰丽的营养管是违反了泰丽“生的权利”。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泰丽父母一方提出，新证据证明泰丽的生命权受到了侵犯，现在的诉求是要争取保护泰丽的合法权利。佛罗里达州的两个不同城市里，新的努力又在州和联邦的两个司法系统展开。 5月25日星期五，是基督教的耶稣受难日，也是泰丽拔掉营养管后的第七天。联邦法官惠特摩主持的法庭听证会历时三个小时。泰丽父母的律师搬出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指出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生命不应被否定”。他说，新的证人能为重审提供有价值的证据。 他要求至少再让泰丽延续三十天生命。但是泰丽丈夫的律师说，州法庭早就已经发现，泰丽并不愿用人工方式维持生命。法官惠特摩休庭后，经过思考，又一次做出拒绝泰丽父母的裁决。泰丽父母再一次向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上诉，再一次被否决。泰丽父母决定不再申请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复审。他们的律师说，他们在联邦层面上的司法途径已经用尽。 5月26日，星期六，泰丽拔掉营养管后第八天。佛罗里达州法官格列尔再一次否决了泰丽父母为泰丽提供营养管的要求。晚上，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又一次驳回了泰丽父母的上诉。 至此，在联邦和州的两个层面上，可以走的司法途径都已走完，泰丽父母作出的司法努力，全部失败。似乎只剩下最后一件事可做，那就是等待死神来把泰丽接走。可是电视屏幕上，泰丽父母对医院外昼夜守候的民众说，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在这几天里，每天有民众企图闯入有警察层层封锁的医院而被捕，有些还是儿童，他们声称是要给泰丽送水。泰丽父母呼吁民众不要违法，呼吁他们回家。 5月27日星期天，泰丽拔管后第九天，复活节，是耶稣受难后复活的日子。泰丽父母请来神父，为泰丽举行领圣餐的仪式。在一番周折后，经过泰丽丈夫的同意，神父在泰丽的舌头上，滴下一滴葡萄酒。在天主教的仪式里，这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血。 在此后的日子里，泰丽父母又向亚特兰大的联邦第十一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再一次遭拒绝后，向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再一次被最高法院拒绝。他们憔悴悲伤的面容天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谁都知道，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他们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但是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屡败屡战，绝不言放弃，其悲壮和残酷，把为人父母对女儿的骨肉之爱，发挥到了极致。 3月31日，在拔掉营养管后第13天，泰丽终于死了。 五、泰丽留下的遗产 泰丽死后，佛罗里达州议会闻讯静默致哀。布什总统讲话说，文明的本质，是强者应该保护弱者。4月1日，泰丽死后第二天，《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是，“夏沃一案将重新塑造美国法律”。电视上法律专家们说，今后几十年里，法学院的学生将会一遍一遍地分析泰丽一案。泰丽之死，无疑会对联邦和各州的相关法律，对人们的生死习俗发生长远的影响。 围绕泰丽的生和死而发生的冲突，表面上看只是美国天天发生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斗。可是必须看到，两派在这种争斗下面的一致性，才是事件的本质。战后出生的婴儿潮，正在走向老年。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寿命。这些因素使得人生终结阶段的生命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活着还是死去，怎样活，怎样死，哈姆雷特的问题是一个天天存在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不仅让持传统基督教生命观的保守派感到困惑，持理性和科学生命观的自由派也同样困惑。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需要法律来规约。 3月29日，泰丽死前两天，着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森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医院，表达支持泰丽父母。他的出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同情泰丽父母的都是保守派，而杰克森是着名的自由派领袖。他的出现表明，泰丽一案在政治、法律和社会层面上留下的遗产，不是属于一党一派，而是属于全美国甚至全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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