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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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第一章斧声烛影一金匮之盟

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太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就是周恭帝。皇帝年幼，无法主持朝政，太后也是普通的妇道人家，没有政治头脑和主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野心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公元960年，后周君臣正在庆贺元旦，开封城中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边境突然传来急报，说是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周恭帝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当时后周朝中最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数赵匡胤，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之职，手握重兵。众望所归下，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边境抵御敌人。

大军开拔到开封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大军驻扎在陈桥驿一带。殿前散指挥使苗训夜观天象，突然宣布说天象有异，天命所归，该当“点检作天子”。点检就是赵匡胤的官职。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当年后周世宗柴荣北征时，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三尺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而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的是柴荣的女婿张永德，柴荣开始猜忌张永德，于是夺取了张永德的兵权，改任宰相，而任命当时资望尚浅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件事不久后，后周世宗柴荣便病死。

后周大军听了苗训的话，骚动不安。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连夜策划兵变，联合禁军将领高怀德、慕容延钊、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潘美等，四处散布消息说：“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主政，我们在外面出死力，为国家抵御外敌，谁又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众人都轰然答应。

而此时真正的主角赵匡胤却佯装不知，在屋里呼呼大睡。黎明时分，群情激奋的军士披甲执锐，团团围住了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出来一看，只见将士们拿着兵器，一齐大声喊：“诸将无主，愿册太尉（赵匡胤兼任太尉一职）为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就有人将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他身上。众人立即下拜，一起高呼万岁。这就是“黄袍加身”典故的来历。

后来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实辽军并未南下侵犯，不过是赵匡胤等人故意谎报军情，想借机煽动将士情绪，发动兵变。

赵匡胤被众将士簇拥着回到开封。赵匡胤好像还有些不情愿，勒住马缰绳说：“你们这些人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才能答应当你们的皇帝。不然，我不能当皇帝。”诸将都下马说：“愿意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当众申明军纪：不得惊犯周恭帝、太后及公卿大臣，不得侵掠朝市、府库。

当时，开封守备空虚，而守卫京师和皇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均为赵匡胤亲信，二人在宫中做内应，所以赵匡胤轻而易举就控制了京师。赵匡胤的部下拥着后周重臣范质、王溥来到赵匡胤公署。赵匡胤一见到二人，立即流涕说：“我受世宗（柴荣）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怎么办？”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部将罗彦环已经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为。还是王溥反应快，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

之后，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奉周恭帝为郑王，符太后（周恭帝生母，符彦卿之女）为周太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先后灭掉南汉、后蜀、南唐等国，天下已呈一统之势。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宋太祖生母杜太后病危，临终之际，急召枢密使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宋太祖也在场，杜太后先是问宋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杜太后当即反驳说：“你想错了！你能够得天下，只是由于周世宗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使得国无长君，人心不归附。假设周世宗立一个中长的皇帝，天下岂能到你手中？”对于母亲的话，一向孝顺的宋太祖当然只能称是，何况杜太后的话确实有道理。杜太后这才语重心长地对宋太祖说出了关键的下文：“所以，你要吸取教训，将来将帝位先传光义（赵匡胤弟），光义再传光美（赵匡胤次弟，后改名为廷美），光美传于德昭（赵匡胤长子），如此，则国家有长君，才是社稷之幸。”宋太祖泣拜，说：“儿铭记教诲。”杜太后又对一旁的赵普说：“你也要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赵普便将杜太后的话以遗命的形式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收藏在金匮（音guì，同柜）之中，称“金匮誓书”。

注：宋太祖共有四子，长子和第三子均早夭，赵德昭实为第二子，赵德芳为第四子。

后世对这段“金匮誓书”的故事多有怀疑，认为这是后来宋太宗赵光义与赵普勾结起来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是为了掩饰宋太宗之得位不正。关于这一点，此处作两点分析。

第一、杜太后要求宋太祖传弟赵光义的理由是“国赖长君”，稍作推算便可知这理由相当牵强。杜太后病逝当年，宋太祖三十五岁，赵光义二十三岁，赵光美十五岁，赵德昭十二岁。除非是宋太祖活不过四十岁，才可以将“国赖长君”作为充分的理由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而实际上，宋太祖是沙场出身，精通武艺与骑射，以他的体质和健壮程度，杜太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长子活不到六十岁。而到那个时候，宋太祖六十岁，赵光义四十八岁，赵光美四十岁，赵德昭三十七岁。显然，真到了宋太祖撒手归天的时候，长子赵德昭非但不是少君，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反倒是赵光义，已经年老体衰，几近是知天命的霭霭老人了。

第二、宋太祖为人宽厚，寥性友爱，对待兄弟异常亲厚。赵光义生病的时候，宋太祖亲自去府中探望，还亲手为赵光义烧艾草治病。赵光义觉得疼痛难忍，宋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之情深，令人感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宋太祖就下诏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开封尹正三品，掌开封府（宋朝将首都、陪都及特别要害之地称“府”）之事，是京师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根据五代旧制，储君一般都是先担任开封尹的职务。宋太祖这一举动，实际上已经是暗示弟弟赵光义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他还曾经对近臣称赞赵光义说：“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宋史·卷三·太祖本纪》）意思是赵光义有帝王之相，加上有福有德，将来必定能当一个太平皇帝。

从上面这两点分析来看，有无金匮誓书姑且不论，杜太后的遗命“他日传位赵光义”内容绝对是可信的，否则宋太祖不会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便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也就是说，杜太后有遗命是真，有没有写成金匮誓书则不一定。

杜太后偏爱赵光义，在杜太后之遗命中，关键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宋太祖一定要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这是杜太后的意思，更是赵光义本人的意思。可以说，从陈桥兵变的那一天起，赵光义就有要当皇帝的念头，因为正是他和赵普策划了陈桥兵变。进一步说，宋太祖也很好地遵守了母亲的遗命，厚待弟弟赵光义。之后，宋太祖各方面的言行举止，都表明他将要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更是加封赵光义为晋王，班次在宰相之上，并且继续兼任开封尹的要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封晋王一事在当年九月，而同年八月，曾经是“金匮誓书”见证人的赵普被罢去宰相之位，引起朝野侧目。关于赵普，有颇多的故事，他也是“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两大谜案中的关键人物。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天津蓟县）人，后随父迁居洛阳。他少年时也曾努力读书，但由于性情原因，不能潜心学问，因此学识不深。如此一来，自然不可能靠走科举之路成功。为了有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赵普开始学习吏事，专门琢磨为官之道，因此而达智、富于权变。

赵普读书虽少，智谋却相当多。后周时，赵匡胤为大将，赵普则为其幕僚。有一次，赵匡胤部下抓捕乡民一百多人，称这些人是盗匪，按律应当处斩。赵普听说后，怀疑乡民中有无辜者，请求审讯。结果，其中十之八九都是被诬良为盗。这件事后，赵匡胤对赵普大加赞赏，并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且处事周密持重。赵匡胤胸怀大志，此后刻意笼络赵普，深为倚重。不久，赵匡胤之父染病不起，而赵匡胤因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家事。赵普便主动服侍赵父，朝夕进献药饵，照顾饮食起居。赵父和赵母杜氏都非常感动，将赵普视为同宗。后来杜太后临终授遗命时，一定要召赵普在侧，可见对赵普的信任程度。赵匡胤也认为赵普忠智两全，视其如兄弟，不离左右。

赵普先后当过赵匡胤的推官、掌书记等心腹要员，在辅佐赵匡胤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平定天下前后，赵普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兵不血刃地黄袍加身，顺利登上皇帝位；二是建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用厚禄“赋买”的方式剥夺功臣夙将的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如此，赵普以其智谋赢得了宋太祖的绝对信任，从此青云直上，“国有大事，使之谋之；朝有宏纲，使之举之”，官也越当越大，直至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宰相。

注：“杯酒释兵权”对整个宋朝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多提几句。宋太祖本人是袭五代武将夺权的故例当上了皇帝，但宋朝立国后，他便需要防止同类悲剧再次上演。他曾就此事专门询问赵普：“五代君权更代频繁，数十年间，战事不息，竟然换了八姓十二君，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又问：“如果想要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之道？”赵普回答说：“五代战乱不止，只因为藩镇权力太大，导致了君弱臣强的局面。如果要彻底根治，只能削弱藩镇的权力。”宋太祖深以为然，决定动手削除武将兵权。后周时，殿前都点检为殿前司统兵官，为禁军最高统帅，其下设有殿前司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等。后周末，赵匡胤便是担任殿前都点检，兵权在握，策动了陈桥兵变，代周建宋，由此可见殿前都点检职位之重要。因此，殿前都点检是宋太祖着手的第一步。建隆二年（961年）的春天，刚好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一齐返京，宋太祖便让二人召集旧日兄弟入宫。这些人与宋太祖均是生死之交，宋朝立国后，个个手握重兵，有的掌握节镇大权，有的典掌禁军，权势显赫。等人到齐了后，宋太祖便带着众人到城郊狩猎饮酒。因为曾经共同出生入死，大家都很随意，不分君臣。正热闹时，宋太祖突然严肃地说：“此处别无外人，你们有谁想当皇帝，现在正是大好时机，动手将我杀掉便成了。”众人一听，惊恐万分，纷纷跪在地上。

宋太祖这才问：“你们真的是要我当皇帝？”众人连呼万岁。宋太祖这才说，“你们既然真心拥护我为天下主，从今以后，必须尽臣子忠君之节，不得无礼犯上。”随后，宋太祖罢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罢去韩令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务，改任成德节度使，自此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禁军即由皇帝直接掌握。这一幕不过是好戏才开场。同年七月的一天，宋太祖特备盛宴，邀请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高级将领入宫饮酒。酒酣之际，宋太祖屏退侍从，婉转地说：“如果没有你们的扶助，我就没有今天。然而，天子并不好做，还不如做个节度使惬意。多少天来，我未敢安枕而眠。”石守信等人不明所以，连忙追问原因。宋太祖说：“因为谁都想坐皇帝这个宝座。拿你们几个人来说，虽然没有二心，但如果你们的部下贪求富贵，你们能怎么样？一旦黄袍加在你身上，即使你们不愿意，也是骑虎难下。”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跪下不停地磕头，请求指明活路。宋太祖这才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你们何不解除兵权，挑一些好的田产、房地，多积蓄一些金钱，享受荣华富贵，欢乐一生呢？这样，君臣之间彼此不会猜忌对方，不是很好吗？”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称病辞职，主动请求交出兵权。宋太祖立即照准，赐予石守信等人大量财物，并与其结为儿女亲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宋太祖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宋太祖弟弟赵光美也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对驻守藩镇的将领也存有戒心。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召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仪、白重赞、杨延璋入朝。又设宴会于后苑，酒过几巡，说：“你们都是国家旧臣，久领重镇，公务繁忙，实非我优贤养老之意。”王彦超心思最为敏捷，立即听出了弦外之音。当年赵匡胤落魄时曾投奔他，他没有收留，赵匡胤当皇帝后不思旧怨，依旧留用他，他明白自己如今在稳定朝政上已经失去作用，便知趣地顺着宋太祖的意思说：“臣本无劳勋，久受宠荣，实乃万幸。今已老朽，乞归养丘园。”

武行德等人却不识时务，争相述说讲自己当年是如何南征北战，历尽艰辛。宋太祖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是以前的旧事了，难道还值得在此论及？”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再说。次日，诸人皆罢节度使。之后，宋太祖陆续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改由文官做各州长官，负责掌管地方行政权，兼任驻屯地方禁军的长官，而真正领兵的军官仅为副职。如此一来，节度使就成了荣誉虚衔，不用管事，只要依照品级领俸禄便可。尽管禁卫与藩镇兵权均集中在皇帝之手，宋太祖还不放心，又从兵制上进行改革。他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军是从各州挑选来的精壮士兵，由皇帝直接控制。为了防止禁军作乱，在具体部署上，一部分禁军驻守京城，另一部分禁军镇守边防要地，数目大致相等，以达到“内外相制”的目的。驻守外地的禁军还要经常移防换地，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叛变，因为兵没有固定的将，将没有固定的兵，无法有效联合；厢军是各州的守军，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则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招募来的地方兵，名义上是地方守军，并没有什么战斗力；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招募来守卫边防的，数量很少。厢军由于待遇低，训练差，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而乡兵、蕃兵既不常有，也不训练，根本就是有名无实。对此，司马光说过：“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非京师禁军精锐之对手，不敢再生异心。这都是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拨乱致治的结果。”（《涑水纪闻·卷一》）尽管“杯酒释兵权”从根本上结束了唐朝中期以来藩镇独霸一方、割据称雄的局面，但这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内严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却严重削弱了宋军的作战能力。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宋军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因而终宋一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严重，其局面始终是“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赵普小吏出身，又没什么太大的学问，做官做到宰相这个份上，换作他人早该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了。不过赵普却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因为书读得不多，被人在背后讥称为“寡学术”的土包子，这种风言风语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如果因为学识浅薄难以承担起宰相重任的话，就难服百官之心了。因此，赵普奋发图强，“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邸，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学识、才智、口才因而大见长进。他头天晚上秉烛苦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临政“处决如流”。令人称奇。后来，家里人发现，赵普书箱里的藏书只有一部，于是民间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治天下”。

赵普的妻子能烧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烤肉。宋太祖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家，点名要吃赵妻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宋太祖突然驾临，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赵普认为路上积雪太深，皇帝应该不会出门，刚把朝服换下，宋太祖就约了弟弟赵光义一同到来赵府。于是，君臣三人“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赵妻亲自在一旁服侍斟酒，君臣亲密无间，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注：这里就“设重裀地坐堂中”一句多引申几句。中国古人讲究席地而坐，分案而食，这种风气到唐朝仍然相当浓厚。日本至今保留的“席地而坐”，其实就是学自唐朝。唐朝时，椅子已经传入中国，因为是北地所创，并非古制，为当时的士大夫所不齿，一直未能流行。以至到了宋初，椅子、桌子之类的家具在中国还不普遍，赵普贵为宰相，家中竟没有桌椅凳，皇帝来了都不能不席地而坐。但在南方，椅凳却要普及得多，有《韩熙载夜宴图》为证。《韩熙载夜宴图》实际上是南唐后主李煜派画家顾闳中如实地再现大臣韩熙载豪华夜宴的情景，里面有椅子、凳子，还有卧榻，但显然远不如后世之考究。连最讲究享受的韩熙载家都是如此，江南普通百姓家的桌椅应该更加简陋。由此也可以推断，宋朝椅子广泛普及，应该是在南渡之后。因为南方潮湿，倘若南渡的君臣再继续跟以前在开封一样，经常席地而坐，非得风湿不可。因此，椅子开始流行就是不足为奇了。

宋太祖与赵普关系非同一般，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奏荐某臣任要职，宋太祖不听。第二天，赵普又奏荐这人，宋太祖因为头一天已经拒绝了，想不到赵普又来了，因而十分生气，撕碎了奏折，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下来捡起破碎的奏折就回去了。回到家后，赵普将奏折细心补好，次日带上它再一次面谏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如此执著，这才醒悟，终于任用了赵普力荐的臣子。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赵普的眼光。

还有一次，一名大臣应当擢升，宋太祖因为一向很讨厌这个人，执意不批准。赵普再三请求，宋太祖就是不肯答应，还发起了老大的脾气，说：“我就是不提拔他，你能把我怎么样？”赵普说：“以刑罚恶，以赏奖功，古今都是一样。再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用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刑赏吗？”宋太祖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无法反驳，更加难以下台，站起来就往内宫走。赵普竟然也紧紧跟在皇帝后面。宋太祖径直进了内宫，赵普无法进入，干脆就站在宫门外不走，摆出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内宫门前的守卫见宰相站在大门口死活不走，只好去向宋太祖禀告。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便叫宦官通知赵普，同意他的请求。

赵普当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不少人都想走他的门路。开宝六年（973年），吴越王钱俶（音chù，同处）致书赵普，问候之余，还捎带了十瓶吴越的“海味”。赵普把这些瓶子放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阅读，刚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看见厅堂前有十个瓶子，非常好奇，就问赵普是瓶子里面什么东西。赵普如实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海味必佳，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便吩咐人打开瓶子，结果在场的人全都傻了眼。原来瓶子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粒粒瓜子形状的金子。宋太祖向来痛恨大臣接受贿赂，滥用权力，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赵普惊恐万分，满头大汗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还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宋太祖说：“你不妨直接收下吧！”但心中却很不痛快，在他看来，赵普此举不仅是收受贿赂，还触及了皇权的尊严。

此后，宋太祖对赵普多少开始猜疑，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绝对的信任感了。不久，又有大臣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当时朝廷禁止私自贩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却违反禁令，派遣亲信到秦陇采运大木，联筏运至京师，好为自己造住宅。结果，他的亲信趁机多运了一批大木，到京城贩卖牟利。结果被三司使赵妣查出，上奏宋太祖。因为这件事牵扯到赵普，宋太祖大怒，立即命翰林学士拟旨，打算下诏驱逐赵普。太子太师王溥竭力求情，宋太祖怒气稍平，才改变了主意。

赵普的霉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翰林学士卢多逊与赵普不和，攻击赵普联姻大臣（赵普子赵承宗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经营邸店谋利，排挤大臣，为政专断。由于这一系列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赵普终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与恩宠，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

其实早在宋太祖设副相之前，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宰相为百官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秦汉时，宰相身份尊贵，皇帝任命宰相称“拜相”。宰相可以佩带着宝剑上殿，见到皇帝也不必下跪，皇帝反而要起身致意。在朝堂上，宰相还可以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如果皇帝和宰相在路上相遇，皇帝也要下车向宰相致意。到了隋唐，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皇帝还得给宰相赐茶。宰相可以与皇帝坐谈国家大事，即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开始还是沿用旧制。据说，某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当时的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于是王溥、范质二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递奏疏。就在二位宰相离座递疏时，早已经得到指示的宫廷侍卫乘机将宰相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便只能站在皇帝面前奏事，于是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由此大大下降。

注：这里要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宋朝和明朝是封建王朝中最后两个汉人统治的朝代，都为异族所灭：北宋为金所灭，南宋为蒙古所灭，明朝则被满清即后金所灭。宋朝开始，宰相不但地位大为下降，权力也比唐朝宰相要小很多。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干脆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皇帝一身。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

宋太祖在宰相下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又设置枢密使，以此来分宰相的军政大权；再设置三司使，以分宰相的财政大权。如此，大大削弱了赵普的权力。显然，这不光是针对赵普本人，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尽管赵普的权力大大被分散，宋太祖似乎还是不能原谅这位患难之交的种种过错，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然而，以宋太祖之忠厚，这不大合情理，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赵普被贬后很不服气，上书自诉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续资治通鉴·卷七》）大致的意思是说，有人说我赵普与皇弟赵光义不和，经常在背后议论赵光义，赵光义忠孝全德，哪里有什么可以让人说三道四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之前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在宋朝立国前后，赵普与赵光义的私交很好，二人都是“陈桥兵变”的关键策划者，配合相当默契。杜太后最爱第二子赵光义，也经常告诫赵光义外出必须与赵普偕行。可见最初二人的关系相当亲密，但这只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重新回到赵普的上书，这份自诉相当值得玩味，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赵普竭力辩解与赵光义并无嫌隙，反而说明他之前与赵光义矛盾极深。就连赵光义后来也公开宣称：“赵普先前与我关系不好，这是大家共知的。”赵光义身为皇帝亲弟，地位和权势熏天。赵普则精通权术，深谙为官之道，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竟然敢公然与皇弟争锋，这只能说明他背后一定有比赵光义更大的靠山。而这靠山显然别无他人，只能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有一次准备给符彦卿加官，赵普坚决不同意。宋太祖说：“我料定彦卿不会负我。”赵普针锋相对地回答：“陛下当日如何负周世宗呢？”这话相当尖刻，估计也只有赵普才敢说出来。宋太祖这才默默无语，符彦卿加官的事情就此搁浅。赵普针对符彦卿的这句著名的话，后来又被宋仁宗时的宰相文彦博照猫画虎拿去针对武将狄青说事，这是后话。

符彦卿为后周遗臣，两女相继为周世宗皇后，第六女嫁赵光义为妻，既是周世宗的岳父，也是赵光义的岳父。宋太祖登基后，因心中有愧，对后周柴氏一直恩礼异常，天下所共知，还曾经立下誓约：“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要求子孙后代都要遵守。赵普自然也知道，所以他的话并不是针对周世宗的后裔而发，也不是担心符彦卿加官之后会复辟柴家的天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宋太祖要留意符彦卿的女婿，也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宋太祖不是不明白赵普的深意，只是不能明言，所以只好不了了之。

即使贵为皇帝，也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烦恼，宋太祖也不例外。有种种迹象可以推测说，宋太祖虽然一直想遵从母亲杜太后遗命，但他内心深处一定有过动摇。他想将皇位传给亲子徳昭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自古以来，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是“百王不易之制”。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既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却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由此“兄终弟及”的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仲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自雍正后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宋太祖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性好读书，身边又有一班谋士，不会不知道这些前朝典故。可以肯定地说，“万世上法”嫡长制才是令宋太祖真正动摇的根本原因。赵普与宋太祖结识于患难之间，情如兄弟，相知极深，不会不知道宋太祖的矛盾心思，一定给宋太祖出了不少主意——要彻底除去烦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皇位传给皇子赵德昭，而不是皇弟赵光义。赵普明白这一点，宋太祖也明白这一点。

然而，此时赵光义羽翼已成，难以撼动，加上宋太祖兄弟情深，不忍心对亲弟下手，终于还是没有采纳赵普的建议。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赵普密谮之言，且不忍著闻，而亟灭其迹。”

当时，赵光义亲信遍布朝野，赵普之行事多半为赵光义知晓。宋太祖最终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愿，为了避免更大的纷争，不得已罢免了赵普的相位。否则，以宋太祖之重情重义，不会仅仅因为赵普谋私就将其逐出京城。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宋太祖曾立下秘密誓约，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引《秘史》）。与刘邦杀白马立盟“非刘氏不王”比起来，宋太祖实在是个相当宽厚仁义的皇帝。

宋太祖之恋旧孝友，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宋太祖先后有三位皇后，发妻贺氏生皇子赵德昭，在宋太祖即位前便已经病逝，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之后，宋太祖娶后周彰德军节度使王饶的第三女王氏，即位后立为皇后。王皇后前后生下了三个子女，但都一一夭折。王皇后短命，于乾德元年（963年）病死，年仅二十二岁。但宋太祖对待王皇后的亲属恩宠始终不减。王皇后的弟弟王统勋长相俊美，风度翩翩，却性情凶悍，爱吃清炖的女人肉。因为是王皇后的亲弟弟，官运亨通，历任内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都指挥使、防御使、权侍卫军司事等职，所任多为不法，并公然抢掠女子，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纷扰，吏民争相告状。宋太祖只解除了王统勋的兵权，杀其上百侍从，对小舅子的恶行却不闻不问，这自然是看在死去的王皇后份上。王统勋失去权势，心中郁闷，便终日以宰割奴婢、煮食女人肉为乐。洛阳长寿寺的寺僧广惠也爱吃女人肉，两人臭味相投，前后被他们煮食的女人数不胜数。后来还是赵光义即位后，下狠心派人将王统勋和广惠杀死。

前面提过，赵普于宋太祖父亲有恩，杜太后更是器重赵普，亲切地称呼他为“赵书记”（赵普曾经当过掌书记），并要儿子赵匡胤政事多问赵书记的意见。甚至杜太后临终时，也是将赵普叫到床边，由此可见赵普跟赵家人的亲密程度。宋太祖对死去的王皇后的弟弟都能如此容忍，怎么会容不下患难之交赵普呢？所以，一定是赵光义与赵普水火不容，而令赵光义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只能是立嗣大事了。

据说当时宋太祖皇后宋氏无子（皇子赵德昭母为贺皇后，赵德芳生母不详，均已早死），因偏爱宋太祖第二子赵德芳，欲立赵德芳为太子，宋太祖没有同意。然而，宋太祖虽然没有同意，并不代表他没有考虑这个想法。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谈到“斧声烛影”时还会提出有力的佐证。

重新回到赵普上书自诉的话题。此时赵普已经被贬出京师，却为何突然要上书为自己申辩，还特意强调杜太后临终遗命时他也在场？以赵普之权变，他走这一招棋一定是有目的的，并非自诉那么简单。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赵普也看出以宋太祖之宽厚，一定不忍心废除杜太后遗命，赵光义继承皇帝位是势在必行，他上此书，无非是想将来在赵光义面前邀拥立之功，作为东山再起的凭据。

赵普上书后不久，赵光义就被封为晋王。而对于长子赵德昭，宋太祖只给了“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的职务，名义是相位，却没有宰相的权力。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都要封王，然而终宋太祖一世，赵德昭和赵德芳兄弟都未封王，这是宋太祖亲厚弟弟赵光义的另一个有力证据。《续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宋太祖如何对待赵普的上书，“手封其书，藏之金匮”。这里的金匮，就是指“金匮誓书”的那个金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宋太祖出于种种考虑，有过动摇，想将皇位改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命，要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明确宣布赵光义是皇位继承人。这自然让赵光义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压力。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金匮誓言之故事确实值得怀疑。不然，赵光义该高枕无忧才对。

有一件事更加深了赵光义的忧虑。当时有个青州人到开封来料理产业，随身带着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天真烂漫，秀美出众。赵光义偶然看到她后，十分喜欢，派人去向青州人买小姑娘。青州人不愿意。赵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赵光义便给了安习两锭银子，命他速去办理。安习为人贪婪，先用刀将银子截取了一二两留下，然后用手段强行买到了这个小姑娘，偷偷送入了开封府。后来宋太祖知道了此事，下令追捕安习。赵光义只好将安习藏在自己府中，直到他后来做了皇帝，安习才敢抛头露面。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由此却可以看出，宋太祖对赵光义的兄弟之情已经由热烈逐渐转为冷静。赵光义机巧通变，远在其兄之上，他不能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一系列针对皇位的阴谋便开始暗中进行。

第一章斧声烛影二斧声烛影

宋太祖出生在洛阳的夹马营，一直很留恋洛阳，加上开封作为帝都无险可守，所以宋太祖常有迁都之意。开宝九年（976年）三月，宋太祖率群臣出东京开封，去巡幸西京洛阳。按照惯例，天子亲征、巡幸在外时，应该由储君监国。之前宋太祖率军南征北讨，平定天下时，也都是赵光义留守开封，镇抚后方。但这一次，宋太祖却要求晋王赵光义随行。

注：北宋设有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北京大名府（今属河北），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但只有东京作为国都。

一行人浩浩荡荡，途经郑州，谒安陵。到西京洛阳后，宋太祖见洛阳宫室壮丽，十分高兴，诏加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彰德军节度使，遂欲留居洛阳，实际上已经有迁都的意思。不料群臣争相反对，于是爆发了迁都之争。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谏道：“汴京（开封）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每年从江淮运来百万斛米供给京师数十万军队。而且东京根基已固，不能动摇。”宋太祖则认为开封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因此不肯听从。晋王赵光义也极言迁都不便。宋太祖坚持说：“迁都洛阳，乃权宜之计；长久之计当定都长安，我将都城西迁。为据山河之险，裁汰冗兵，依周、汉故事，统治天下。”显然，宋太祖迁都决心已下，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

而这时候赵光义却说了关键的一句话：“在德不在险。”宋太祖听了默然不答。晋王赵光义出殿后，宋太祖对左右大臣说：“晋王的话不错，然而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必尽敝。”于是，宋太祖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将洛阳作为陪都，怅然东归。

注：“在德不在险”一语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吴起的重要观点。据《史记》载：有一次，魏武侯携吴起乘船渡河。行至中流，魏武侯一边欣赏着两岸险峻山峰，一边说：“多么坚固美好的山河呀！这不正是魏国得以巩固的根本吗！”吴起立即回答说：“国家政权巩固与否，其根本原因在于施德政而不在于天险屏障。古代的三苗王国左洞庭（即洞庭湖）右彭蠡（即鄱阳湖），但因为他不修德义，而被夏禹所灭；夏桀的都城左河济（河指黄河，济指济水），右泰华，伊阙（春秋时周的关塞，地势险要，在今河南洛阳南）在其南，羊肠（即羊肠坂，在山西境内）在其北，可谓固若金汤，但由于他实行暴政，被商汤所取代；殷纣王所居的国都左孟门（即孟门山，在太行山东），右太行（即太行山），常山（即恒山，在山东境内）在其北，大河（即黄河）经其南，但因为他为政残暴，而被周武王所杀。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如果您不施德政，船上的人们都会成为您的敌人。”魏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十分感叹。

后世也有人揣测，宋太祖此时提出迁都另有深意，是为了顺利传位给皇子，以迁都来动摇赵光义的根基，因为赵光义担任开封尹的职务长达十六年，根深蒂固，在京师培植了大批党羽和势力。举例来说，通文学、精吏术的宋琪、能言善辩的程羽、文武双全的贾琰等胸有抱负之人均在赵光义麾下效力，这些人后来均成为朝中显要，宋琪还当上了宰相。当时，天下人都知道开封府尹赵光义礼贤下士，善交朋友，以致赵光义府中幕僚如云，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公平而论，开封作为国都，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极容易四面受敌。毫无疑问，宋太祖是反复考虑了开封和洛阳的利弊，才郑重提出迁都之议。然而，无论宋太祖有没有想过用迁都来削弱弟弟赵光义的势力，赵光义本人一定有这样的忧虑。因为就在六个月后，赵光义就在天下人惊讶的目光中，由晋王摇身变成了皇帝。

因赵光义一言而罢迁都之议，可见弟弟赵光义在宋太祖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无人可比。在这个时候看来，金匮誓书是不是存在，反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宋太祖要将皇位传给弟弟的态度和决心。这之后不久，便发生了斧声烛影事件。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朔风凛冽，大雪飞扬。宋太祖突然命人召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赶到后，宋太祖表示要商议国家大事，屏退了左右侍从，独自与赵光义酌酒对饮。守在殿外的宦官和宫女远远看见殿内烛火摇晃不定，赵光义的人影突然离席起身，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不久，便听见宋太祖手持柱斧（一种镇纸文具，玉或水晶制）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同时大声喊道：“好为之，好为之。”兄弟二人饮酒至深夜。赵光义告辞兄长出去后，宋太祖才解衣就寝。

然而到了次日凌晨，宋朝的开创者太祖忽然离奇驾崩，年仅五十岁。宋皇后最先得知消息，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赵德芳（时任贵州防御使）入宫。据在《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意思是说，宦官王继恩认为宋太祖想传位的人是晋王赵光义，于是不听宋皇后的命令去召赵德芳，而是径直去开封府请晋王赵光义。

这段记载虽为官方记载，却相当值得玩味，我们先来看看宋皇后的背景。

宋氏为宋太祖第三任皇后，史称“开宝皇后”，河南洛阳人。宋氏母家自五代十国开始，就是著名的世家，显贵无比。宋氏父亲宋偓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母亲是后汉永宁公主（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宋氏小时候，曾随母亲永宁公主入见后周太祖郭威，郭威十分喜欢宋氏，特意赏赐冠帔。宋太祖建国后，宋偓任华州节度。宋太祖第二任皇后王氏死后，宋太祖想立后蜀花蕊夫人费氏为后，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劝之。刚好这时宋氏随母亲永宁公主入京贺长春节。宋氏时年十七岁，正当韶华，风姿绰约，被宋太祖一眼看中，于是立为皇后。宋氏为人“柔顺好礼”。每次宋太祖下朝前，宋氏身具冠帔，穿戴整齐，亭亭玉立地站在殿前，等候宋太祖归来。宋太祖下朝后，帝后二人相携，一齐回到后宫，由宋氏亲自调膳，侍候圣驾。这温馨的一幕让人十分感动，虽然是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却是相敬如宾，恩爱异常。

注：花蕊夫人为后蜀后主孟昶宠妃，精通诗词，才貌兼备。后蜀被宋灭后，孟昶与花蕊夫人都被俘虏，押送到开封拜见宋太祖。七天后，孟昶暴毙，史家多认为是被宋太祖毒死。宋太祖趁机将孤苦无依的花蕊夫人收入宫中。因为久闻花蕊夫人才名，宋太祖要她即席吟诗。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吟道：“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颇有骨气。反而让宋太祖大为倾倒，封花蕊夫人作了妃子。花蕊夫人入宋宫但不忘故主，绘孟昶画像私挂奉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后主的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追问，花蕊夫人急中生智说：“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如。”宋太祖这才未追究。不久，这张仙送子的画像从禁中传出，连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花蕊夫人没有子女，对皇子赵德昭甚为喜爱，曾游说宋太祖立赵德昭为皇太子，宋太祖没有同意。花蕊夫人无意中卷入了最高权力之争，触犯了晋王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时，赵光义假装失手，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

显然，宋太祖对宋皇后是相当满意的。以宋太祖的作风，他当然不会以后宫的意见来决定立储大事，宋皇后偏爱德芳，花蕊夫人偏爱德昭，却没有对宋太祖产生任何影响便是佐证。但以宋太祖与宋皇后之伉俪情深，他多少会在爱妻面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心意。论心机深刻，宋太祖远不及其弟赵光义。换句话说，宋皇后对宋太祖最终想立谁为太子是心中有数的。这里再举一个后世清朝的例子。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颙琰暴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因不明。清朝自雍正皇帝始，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圣旨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旧皇驾崩后，由嗣君与朝臣共同开启。但嘉庆到热河之前，将传位诏书放在了一个小金盒内，随身携带。随侍的大臣一时没有找到御笔亲书的传位诏书，慌作一团。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建议由皇次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继位。首席大臣托津、戴均元以不符合祖制为理由表示反对。经过商议，群臣决定一面寻找传位诏书，一面飞速派人回报京师的嘉庆皇后钮祜禄氏。钮祜禄氏生有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皇次子旻宁并非钮祜禄氏亲生。钮祜禄氏惊悉嘉庆驾崩后，立即发出了一道懿旨，让皇次子旻宁继承皇位。就在钮祜禄皇后的懿旨到达热河的前一天，嘉庆皇帝的遗诏被找到了，内中就是立旻宁为皇太子。所以，当旻宁接到钮祜禄皇后的懿旨时，悚然感泣。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自雍正到嘉庆，已经臻于完善，几乎没有任何空子可钻。钮祜禄皇后事先并不知道传位诏书上写的是谁，她之所以不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太子，而是当机立断立非亲生的旻宁，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她知晓丈夫嘉庆皇帝的心思。也就是说，即便所谓密不透风的秘密建储制度下，钮祜禄皇后还是知道嘉庆皇帝将要立谁为皇太子。

重新回到斧声烛影的话题，宋皇后惊闻宋太祖英年而逝的消息后，为什么立即派人去叫皇子赵德芳呢？遍查史料，找不到任何宋皇后弄权的记载，她虽是名门之后，却没有政治主见，不过就是个嫁给了皇帝的平凡女子，在朝中也没有任何的亲党和势力。这样一个文弱的女子，猝临大变，自然也没有易储的胆量。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解释宋皇后独召德芳的原因——宋太祖真正想传位的人是皇次子赵德芳。从古至今都是疏不间亲，“知夫莫若妻”，宋皇后作为宋太祖的枕边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皇帝的心思，所以，危机一旦来临，她只是本能地想要执行丈夫的遗愿。

再谈宦官王继恩。唐朝亡于宦官专权，宋太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建国后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对宦官干政却非常警惕。终宋一朝，都没有出现宋朝宦官严重干政的现象。所以，以王继恩的宦官身份，绝对不可能比宋皇后更清楚宋太祖最后的真实心意。他不遵宋皇后懿旨，自己决定去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只能说明他是个审时度势的人，知道所谓的储君候选人中，以赵光义实力最强，其他人无法忘其项背。他主动示好赵光义，还可以得到拥立之功，保证将来的荣华富贵。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王继恩早就被赵光义收买。赵光义素来与大臣内侍关系密切，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田重进在后周时便隶属赵匡胤麾下，后一直领兵。赵光义着意结纳，派人送去酒肉给田重进。不料，却被田重进拒绝。派去的人称：“此为晋王赐也。”一定要田重进收下。田重进正色回答：“为我谢晋王，我只知有天子尔。”赵光义收买田重进虽然没有得逞，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当时晋王确实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六十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宋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赵光义都着意加以结纳。王继恩官任内侍都知，赵光义肯定更加有意亲近。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斧声烛影后面的奇事还连连不断。

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左押衙程德玄正坐在开封府门外，似乎正在等候他的到来一般。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程德玄是赵光义的心腹，精通医术。王继恩突然见到程德玄，十分惊讶，问道：“你怎么会坐在这里？”程德玄解释说：“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在我家大门口唤我出去，说是晋王召见。但我出门一看，发现并没有人。如此反复了三次。我因为担心晋王真的有病，便前来开封府探视，正在门口休息，就看见您来了。”王继恩听了程德玄的话，更加惊异，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该怀疑，于是与程德玄一起叩门而入。

当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天就要亮了，赵光义却没有休息，正坐在灯下看书。他得知兄长暴逝，满脸讶异，却犹豫不肯前往皇宫，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这显然是惺惺作态了。然后赵光义便真的走进内室去找家人商议去了。这商议的内容自然与宋皇后召德芳一事有关，因此事关利害，到底是宋皇后自己要召德芳呢，还是宋皇后事先得了宋太祖的密嘱甚至密诏？倘若是宋皇后真有密诏，事情就要麻烦得多。正因为这里面有这样一层利害关系，赵光义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在内室中久不出来。

王继恩却等不及了，竟然大声喊道：“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这“别人”，自然是指皇子赵德芳了，也就是赵光义的亲侄子。王继恩这话的意思，是怕他出宫太久不回，宋皇后一着急，又另外派人去召赵德芳了。但就是王继恩这句话，泄漏了实情，表明赵光义的储君地位并非简在帝心，与史书中那句“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是互相矛盾的。也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王继恩早就为赵光义收买，是赵光义在皇宫中的心腹和耳目。

以上均为《续资治通鉴·卷八》的记载。到了《宋史·程德玄传》时，里面提到王继恩带着宋太祖遗诏来找晋王赵光义的，这显然是宋史作者的漏洞。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也只说是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没有提到遗诏一说。假如真有宋太祖遗诏的话，司马光是传统的史学家身份，最知道“为尊者饰、为贤者讳”，一定会大力强调，好为赵光义澄清疑点。

赵光义听到王继恩的催促后，立即出来，与王继恩和程德玄二人冒着风雪赶往宫中。

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先进去通报。程德玄却一挥袖子，不耐烦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等什么？”说完与赵光义径直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回答说：“晋王到了。”

此时，赵光义已经出现在宋皇后面前。宋皇后当时年二十五岁，还相当年轻，她见到赵光义乍然出现，满脸惊愕，但她毕竟出身名门，当了多年皇后，多少知道一些政事，知道一切都已经完了，便哭着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五代到宋朝对皇帝的称呼。“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炎帝，“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注：宋真宗时，侍读李仲容酒量如海，甚至有“欲敌饮，则召公”的说法，意思是说谁要是想较量一下酒量，就拿李仲容来作为尺子衡量。李仲容还有更令人叫绝之处：平时没什么话说，记性也不怎么样，“酒至酣，则应答如流”。有天晚上，宋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想看李仲容到底能喝多少。结果李仲容大醉，站起来嘟囔说：“告官家撤巨器。”意思是要皇帝别再给他大杯酒。宋真宗见李仲容已经醉了，趁机问道：“为什么大家把天子叫官家呢？”李仲容马上回答：“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宋真宗听了大悦。

宋皇后拿“官家”称呼赵光义，就是表示承认赵光义做皇帝了，显然，不承认就只有死路一条。赵光义皇位到手，自然也就心满意足，也流泪说：“我和你们共保富贵，不用担心。”

事情到此为止，再做一次分析，可以说其中有三大疑点：

一、宋太祖召赵光义入宫饮酒，为什么要屏退身边的侍从？

二、宦官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为什么程德玄刚好在那里等候？

三、赵光义为什么清晨还未就寝？

对于第一点，宫廷事密，无法推测，但由此而造成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大殿内的当事人只有宋太祖和赵光义二人，宋太祖又很快死去，斧声烛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任凭赵光义自己说了。

对于第二点，程德玄的解释显然十分牵强，就连站在赵光义一边的王继恩都不相信他的话。程德玄的到来显然是与斧声烛影有关。

对于第三点，赵光义没有就寝，只能说明他已经料到即将有大事发生，正坐等事态发展。

宋太祖本人身体健壮，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宋太祖是猝死的，历来便有赵光义毒死兄长之说。而赵光义也似乎早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开封府外等候。如此反复推断，斧声烛影的故事便逐渐清晰起来。

从巡幸洛阳回来后，赵光义便担心皇兄会突然改变主意，将皇位传给皇子德昭或是德芳，由此暗中开始谋划。那夜，赵光义应召入宫时，便已经随身携带了准备已久的毒药。在对饮中，赵光义趁机将毒药下到宋太祖的酒中，然后在药力未发作前与太祖辞别。赵光义离开皇宫前，密令宦官王继恩密切监视宫中的动静。回到开封府后，赵光义立即召精通医术的程德玄在府外等候，一旦宋太祖不死，还可以以医治为名继续下手。而宋太祖嗜酒如命，在宿醉中被亲弟弟夺取了性命和皇位，倘若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实际上，即便宋太祖有心传位给德昭或是德芳，最终权衡利弊，还是会让赵光义当皇帝，因为此时赵光义的势力和党羽遍及朝廷内外。

关于宋太祖蹊跷离奇之死，《宋史·太祖本纪》中只说了两句简单的记载：一句是“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是“受命于杜太后，传位于太宗。”但无论如何，赵光义抢在赵德芳之前登基，继位极度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不过，事情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年宋太祖从后周柴荣的孤儿寡母中夺取了江山，岂知他自己死后，所留下的孤儿寡母也遭遇了悲惨的结局，江山也落入旁系之手。他在泉下如果遇上柴荣，却不知是什么感想，能说出什么话来。

第一章斧声烛影三德昭之死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宋太祖死后一天，三十八岁的晋王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由于赵光义即位的过程（官方说法）充满了神秘色彩，天下人均疑惑宋太祖不明不白的死，于是，赵光义强调“受命于杜太后”。这里要强调的是，所谓的“金匮之盟”，到现在还没有露面，一直要到五年后，才由赵普首先提出。此事后面再说。

赵光义遭人非议，主要是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名不正言不顺。不过，兄死弟及倒也不是没有先例，加上赵光义当上了皇帝，也就掌握了篡写历史和引导舆论的权力，可以大做手脚。事情到了这里，有了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后世为什么还会有赵光义得国不正之说呢？普遍认为是“有因才有果”，而因果有时候是用结果来推断原因。赵光义之所以被天下人怀疑，逃不过悠悠之口，最主要的原因在他得了皇位后，做出的几件大事让后人很难理解，反而进一步证明了金匮誓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是赵光义和赵普联合起来编造的谎言。

特别提一句，赵光义一即位，立即诏赵普入朝，任太子太保，在京师供职。太子太保与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并称为“东宫三师”，从一品官，是个典型的虚衔，荣誉至高，却没有任何实权。实际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将太子太保均作为封赏大臣的加官，如担任宰相，再加封太子太保。显然，赵普进京担任太子太保一职，并不是赵光义要重用他的先兆。赵光义如此作为，不过是考虑到赵普是开国重臣，声名远扬，尤其赵普与宋太祖关系非同一般，而此时流言四起，局势动荡，也不知道赵普内心如何看待宋太祖之死，因此不如将赵普调入京师，便于控制。

当时，朝廷内外人心不安，疑云密布，气氛十分压抑。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后，先是大赦天下，以弟弟赵廷美（即赵光美，为避讳改名为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时年三十岁；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时年二十七岁；宋太祖次子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时年十七岁。而对宋太祖和赵廷美的子女，均与赵光义的子女并称为皇子皇女。宋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也都加官晋爵。显然，这是在刚刚登基、根基还不稳的情况下，宋太宗所做出的安抚人心、消除动荡之举。

赵廷美被宋太宗任开封尹，显然还暗示有皇储第一号候选人的身份。因为此时宋太宗还不知道有所谓的金匮誓书，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向天下人解释自己继承皇位是受杜太后遗命：国赖长君，他的儿子年纪都比赵德昭小，因此没有理由立为储君。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太宗不得已将开封尹的位子给了弟弟赵廷美。值得强调的是，赵廷美和赵德昭都在金匮誓书（假如真的有的话）上榜上有名，可以在皇帝死后承继位。

最不可思议的是，宋太宗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而根据惯例，新皇帝即位，都是次年才改用新年号纪年。为什么宋太宗打破常规，将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呢？这愈发说明他心怀鬼胎，要抢先为自己“正名”，以期造成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

无论如何，尽管“金匮之盟”和“斧声烛影”迷雾重重，宋太宗还是顺利继承了皇位。之后，他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宋太祖朝的大臣。

最为关键的一点，宋太宗扩大了科举的取士人数，此举对改变宋太祖朝政格局起了重要作用。宋太宗即位后，第一次科举取士人数就是宋太祖一朝最多一年的两倍多。取士人数增多，一方面使更多有才华之人有机会入仕，另一方面，士子一旦被录取，便顺利步入仕途，出任各种职务。作为“天子门生”，士子们无疑会对宋太宗心存感激，从而死心塌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朝廷内外的大权将逐渐被宋太宗的亲信所掌握，宋太宗的皇位便逐渐稳固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的阴影也逐渐淡去。

一切看起来都还算平静，宋太宗似乎对待弟弟和侄子们都还算不错。变化是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开始的。就在这一年，许多日后的风云人物以各种各样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也死在了这一年。

宋朝虽然与唐朝并称“唐宋”，但不但没有唐朝“天可汗”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江山的统一，天下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这就是所谓的“金瓯缺”。金瓯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常用来比喻国土。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曾说：“我家国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南书·卷三十八·朱异传》）在宋朝的历史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党项），北有辽（契丹）、金（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在后面的篇章中会逐渐涉及，先谈宋太宗即位后的事。当时在辽与宋朝之间还有个北汉刘氏，是五代十国中唯一没有被宋朝统一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契丹灭掉了后晋，刘知远趁机自立为帝，是为后汉。后汉政权只存在了五年，被后周所灭。但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却占据太原，自立为帝，这就是北汉。之后，刘崇传刘钧，刘钧传刘继恩，刘继恩传刘继元。北汉国主刘氏长期依附于辽国，与宋朝分庭抗礼。宋太祖时，曾两次兵临北汉所占据的太原城下，由于契丹以兵相助，宋师均无功而还。北汉有恃无恐，时常侵犯宋朝边境州郡。

北汉内部在与宋朝的关系处理上也是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北汉第三任国主刘继恩在位时，部将侯霸荣杀死刘继恩，想拿刘继恩的首级投降宋朝。不料北汉宰相郭无为得知消息后，发兵包围了皇宫，并派武功高强的死士翻墙入宫，一举杀死了侯霸荣。

这个郭无为，原来是武当山的道士，在乱世中投靠了北汉，被北汉第二任国主刘钧所赏识。刘钧病重时，与郭无为谈及皇位继承人选，郭无为认为刘继恩才干不足。刘继恩即位后，一直想杀掉郭无为，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便被侯霸荣所杀，在位仅六十天。所以当时有人认为真正的内幕是郭无为唆使侯霸荣杀了刘继恩，之后郭无为又杀侯霸荣灭口。

刘继恩死后，郭无为力主立刘继元为帝。刘继元信用小人，大肆诛杀亲族。郭无为见北汉大势已去，主张投降宋朝。但刘继元自恃背后有辽国撑腰，一直不肯对宋朝俯首称臣。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决定攻伐北汉，以让金瓯不再有缺。但朝臣大多反对，理由主要是有北汉在宋朝与辽国之间，多少能起来屏障的作用。但名将曹彬坚决赞成，坚定了宋太宗的决心。于是，宋太宗派名将潘美（即戏曲中潘仁美的原型）等分路出兵，围攻太原。之后，宋太宗又打算亲赴前线督师。这时候，就开始看出宋太宗对弟弟赵廷美的猜忌了。

注：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宋朝开国名将，俘虏后蜀孟昶和南唐李煜的都是他。曹彬为人稳健谨慎。下江南前，宋太祖对曹彬说：“等打败李煜，就让你做宰相。”副帅潘美预先祝贺曹彬。曹彬则不然，说：“这次出征依仗的是天威，完全要遵照皇帝的妙计才能取得胜利，我有什么功劳呢？何况宰相是多么重要的位置啊！”潘美很惊讶，问：“为什么这样说呢？”曹彬回答说：“别忘了，太原（指北汉政权）还没有平定。”等到平定了江南，得胜回朝，宋太祖果然对曹彬说：“本来应授予你宰相职位，然而刘继元还没有被收服，姑且等一下吧。”潘美当时也在场，很佩服曹彬的预见，就盯着曹彬暗笑。宋太祖发现了潘美的异样，追问原因。潘美不敢隐瞒，将之前曹彬的话据实回答。宋太祖大笑，赐给曹彬二十万钱。一直到宋太宗即位后，为了笼络旧臣，才加曹彬为同平章事（做宰相）。

按照惯例，太子亲征或者巡幸在外，要由储君监国。赵廷美当时任开封尹，是第一皇位继承人，宋太宗不得已，只好留弟弟赵廷美留守京城。前面提到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当时是开封府判官，为赵廷美的直系下属。此人确实是个大事不糊涂的人，他看出了宋太宗其实并不放心赵廷美，于是劝赵廷美说：“主上栉风沐雨，以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若掌留务，非所宜也。”（《续资治通鉴·卷九》）赵廷美恍然大悟，便主动向宋太宗请求随从出征。宋太宗大喜过望，当然立即同意。

实际上，吕端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解决了宋太宗最大的心病。日后，宋太宗重用吕端，并夸奖他“大事不糊涂”，便是自此事开始。关于吕端，后面还有“不糊涂”的精彩好戏。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宋云州观察使郭进破北汉西龙门砦，擒获甚众。北汉国主刘继元见宋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便派人向辽国紧急求援。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创立者为耶律阿保机。在唐朝安史之乱时，契丹开始兴起，当时有八大部落，每个部落的首领称为“大人”，八部大人再推选一名首领，称“八部长”，可以号令八部，但以三年为一任。到了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开始崛起，连当三任八部长。时逢中原混战，群雄并起，占据河北的卢龙节度使刘守光被占据河东（今山西）的晋王李存勗打败，穷途末路，不得已派一名参军向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求救。这名参军就是契丹历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韩延徽，不过当时他还没什么名气，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韩延徽来到契丹后，见到了耶律阿保机，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被契丹扣留下来做苦工养马。耶律阿保机的妻子智慧过人，一眼看出韩延徽绝非池中之物，力劝丈夫重用，韩延徽由此登上了契丹的仕途。韩延徽帮助契丹建筑城郭，分市里，用来安置被契丹掳掠以及投降契丹的汉人，他为这些汉人定配偶，传授垦艺，使汉人的生活稳定下来，客观上则对契丹的地域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也稳定了契丹对所属汉人的统治。最有意思的是，尽管备受重用，但韩延徽心怀中原故土，找机会悄悄逃离了契丹，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中原。路过李存勗的地盘时，韩延徽被李存勗赏识，招其在身边，作为书记，但不久韩延徽就被李存勗的其他幕僚排挤。当时韩延徽有个朋友问他将来的打算，韩延徽认为天下既然不能容身，就只好重新回去契丹。朋友听了大惊失色，说：“你好不容易从契丹逃归，如果再回去，一定会被契丹人杀掉。”韩延徽却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那不一定。自从我走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如果我回去，相当于他重新得回耳目手足，重用我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杀我？”于是从容回乡探望了母亲，然后回到契丹。果然如韩延徽所料，耶律阿保机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更加重用。后来耶律阿保机称帝，任命韩延徽为守政事令，相当于中原的宰相。韩延徽虽然在异国显达，心中却始终不忘故土。他派人送信给李存勗，说明当时遭人排挤而不告而别一事，并要求李存勗照顾他的母亲，还保证说，只要有他韩延徽在一天，必然不让契丹南侵。之后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继续重用韩延徽。而正是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手中，将燕云十六州收到契丹手中，这点后面再详说。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后，经历辽世宗和辽穆宗两代，辽国内部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先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侄子耶律兀欲继位，改名耶律阮，为辽世宗，在位五年被杀。接着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兀律继位，改名耶律璟，为辽穆宗。辽穆宗爱好打猎饮酒，不问国事，每日酣饮达旦，白天则常睡觉，国人称他为“睡王”。辽穆宗在位十八年，最后被近侍谋杀。辽世宗的儿子耶律贤继位，就是辽景宗，也就是现在辽国的国主。

辽景宗因有病在身，辽国刑赏、政务、用兵等，均由皇后萧燕燕裁决。国中只知有萧后，不知有景宗。萧燕燕本名萧绰，小字燕燕，为辽国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自小许配给汉人大臣韩知古之孙。两个小青年虽然不同民族，倒也情投意合，互相倾慕。不料后来萧燕燕被辽景宗一眼看中，以致上演了一出皇帝横刀夺爱的好戏，这才使萧燕燕有机会成为后来著名的萧太后。

萧燕燕素有机谋，善于驾驭大臣，人皆乐于为其所用。对于之前有过婚姻之约的韩家，她也加以重用。萧燕燕听说北汉被宋朝军队围攻，立即命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塔尔为监军率军赴援。辽军到达白马岭，前面为一条大涧，宋将郭进率宋军驻扎在对岸。耶律沙等将领认为应等待后军，再与宋军决战，而塔尔认为应率先锋一鼓作气急击宋军，耶律沙力谏不听。塔尔率军渡涧攻宋军，辽军刚渡一半，郭进率骑奋击，大败辽军。塔尔、华格、令衮图敏、洋衮唐古等将阵亡，耶律沙等也被宋军包围。刚好这时候辽将耶律色珍率救兵赶到，击退宋军，才救出了耶律沙等人。

宋军击败辽国援兵后，声势大震，连克盂县、隆州、岚州，太原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宋军轮番进攻，矢石如雨，战斗十分激烈。宋太宗亲临太原城下，诏谕北汉国主刘继元投降，刘继元毫不理睬，于是，宋太宗命宋军发机石攻城。五月初一，攻破太原西南羊马城。

这时候，上演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北汉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感到守城无望，不少人开始谋求退路。北汉宣徽使范超率先出城投降。此时，宋军正奋力攻城，个个都杀红了眼，突然看见范超带着一队北汉兵开门而出，还以为是北汉兵出城交战，立即蜂拥而上，抓住了主将范超，并不由分说地将他立斩于大旗下。而太原城中北汉国主刘继元得知范超出降，也下令将范氏抄家斩首。范超的一家老小均被砍下首级，被抛到太原城外。宋军这才知道范超是来投降的，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被误杀了。

宋太宗又移师城南，继续攻城。北汉外绝援军，内乏粮草，军心开始动摇。北汉国主刘继元欲战无力，只好出降，北汉遂平。宋朝得其十州四十一县的土地。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北汉国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后，北汉名将刘继业据城继续抵抗。刘继业是太原人，本名杨重贵，因年少英武，很受当时北汉国主刘崇的看重，便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素以骁勇闻名，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

宋太宗爱刘继业忠勇，很想招为己用，于是派刘继元招抚刘继业。刘继业为保全城中百姓，北面再拜，这才释甲开城，迎接宋军。宋太宗大喜，立即授刘继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复姓杨，名业。之后杨业成为宋朝著名将领，杨业及其后代的事迹被演绎成各种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杨家将》。

注：这里提一下与杨业一生紧密相关的潘美。潘美，字仲询，大名（今属河北）人。初仕后周，官至客省使。潘美与宋太祖赵匡胤素厚，北宋代周后，颇受重用。潘美身为武将，一生南征北战，在北宋消灭十国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是开国功臣，所以不大瞧得起北汉投降的杨业。雍熙三年（986年），宋兵三路北伐辽朝，潘美为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等州行营都部署，杨业副之，率西路军出雁门，所向克捷。不久，因另一大将曹彬所领东路军大败于岐沟关，潘美等也受诏撤军，并掩护云、应四州之民内徙。在撤军过程中，潘美逼迫杨业冒险迎敌，置之必败之地，而又见死不救，致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力尽被俘，杨业之子杨延玉、部将王贵、贺怀浦全都力战而死。杨业被擒不屈，绝食三日而死。为此，潘美被削三级，降为检校太保。但他是功勋重臣，又是皇亲国戚（潘美第八女嫁给了宋太宗第三子，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所以次年又复旧官。杨业长子杨延昭子承父业，常年在边防前线任职，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人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这杨六郎并非因为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而是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的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因为杨延昭屡屡破辽，辽人认为他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

北汉投降后，宋太宗为了断绝北汉臣民的希望，下令焚毁太原城，改太原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将太原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西京洛阳，普通百姓则迁居并州。大火起时，太原城中尚有许多老弱病残者来不及转移，均为大火所吞没。

伐北汉旗开得胜后，宋太宗志得意满，打算干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这里先讲燕云十六州的背景。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是指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宜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燕云十六州一带是后唐的地盘，归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管辖。石敬塘和后唐皇帝李从珂一直有矛盾。一次，石敬瑭不服从李从珂的调遣，李从珂就派几万军队来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眼见晋阳十分危急，掌书记桑维翰出了个主意，要石敬瑭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表示愿意拜契丹（当时还没有改称辽国）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后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土地献给契丹。

石敬瑭不顾个人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诸多可耻的条件，连手下都觉得很难为情。部将刘知远（后来的后汉高祖）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莫及。”但石敬瑭一心想快点当上“儿皇帝”，不听刘知远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闻讯大喜过望，亲自率五万骑，解了晋阳之围，并帮助石敬瑭灭掉后唐当了皇帝。之后，契丹吞并了燕云十六州，建立了大辽国，并在幽州建立陪都，叫作南京，又称燕京。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之后，河北、河东几乎无险可守，中原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和人工防线，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出主意的桑维翰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万世之罪人”。

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以后，往后各朝代都没有能够收复，流祸深远，贻害长达四百年。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仅仅收复瀛、莫二州，在攻取幽州时，突然病重，英年早逝。宋朝开国之后，面对辽人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不得不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妄图以这种极为消极的方法来阻止辽军铁骑的冲锋。当然，宋太祖也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过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宋太祖在内府库专门设了一个“封桩库”，相当于一个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还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打算等到小金库的钱积累够一定数量了，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宋太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如此坦率地用金钱私利来衡量敌国大事，为中国封建君主中所罕见。这就是堂堂宋朝开国皇帝的“雄心”，由此推到一百五十年后，女真人的铁骑轻而易举地冲过了宋太祖所种的树木林，直入开封，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再谈谈宋太宗为什么一心要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心态。

宋太宗在可疑的“斧声烛影”中登上了皇帝位，朝野之中虽然不敢公然议论，但几年来疑云久久不散。所以，宋太宗一心谋取在文治武功上超越宋太祖的地位，以求摆脱宋太祖的阴影。就拿这次伐北汉来说，满朝文武，除了曹彬，其他人都持反对意见，宋太宗却一意孤行。降服北汉后，宋军已经在外征战几近半年，人马劳顿。因此一听说宋太宗要趁势伐辽，志在奇取幽蓟，群臣纷纷反对，宋太宗不听，坚持出兵。

开始一切都还很顺利，宋军势如破竹，宋将傅潜、孔守正在沙河大败辽将耶律希达，辽东易州刺史刘禹和辽涿州判官刘原德均主动献城出降。宋军一路上没费劲儿就打到了幽州（北京）城下。当时，幽州守将为耶律学古，采取了严防死守的策略，宋军进攻了很长时间，都是徒劳无功。双方呈现出胶着状态。

而辽国萧燕燕得知幽州为宋军所围后，立即派宰相耶律沙前去增援。耶律沙刚刚出发，辽将耶律休格也主动请缨，率人马前往幽州。

宋太宗听说辽国有援兵到来后，命令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布阵防守。辽国宰相耶律沙率部先到，与宋军在河滩上激战。经过一番血战，辽兵伤亡惨重，耶律沙急忙下令撤退。宋太宗下令宋军火速追赶。就在此时，耶律休格率军及时赶到，耶律沙立即决定回师。辽军两部合一后，声势大震，宋军一下被冲乱了，结果被打得大败。宋军兵将纷纷被杀，宋太宗那顶皇帝专用的黄罗伞盖则成了辽军的攻击目标。若不是举黄罗伞盖的宋士兵中箭落马，宋太宗可能早就死在辽军刀下了。宋太宗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鞋也掉了，帽子也飞了，战马也陷进泥里。这时还是杨业赶到，杀退了辽兵，才救了宋太宗的命。

此时已经八月，秋风已起，塞外秋高马肥，宋军在与辽军的对峙中立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宋太宗遭受了高梁河惨败后，决定退兵。不料辽将耶律休格穷追不舍，追得宋太宗狼狈不堪。到了涿州，宋太宗还中了两箭，之后乘驴车逃脱，但随行的宫女、辎重等均为耶律休格所获。后来宋太宗死，便是因为此次的箭疮发作。

堂堂宋朝天子，竟然差点就做了辽军的俘虏，当时的混乱状况可想而知。而就在巨大的混乱中，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宋军溃败途中，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群臣却突然发现宋太宗不知去向。于是人心惶惶，奔走相告，都说皇帝失踪了。更多的人怀疑宋太宗已经在乱军中遭难。于是，有人提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皇帝下落不明，很可能已经遇难。武功郡王赵德昭是太祖子嗣，应该赶紧立他为皇帝，以安定人心，免得让辽国有可乘之机。”

前面已经提过，齐王赵廷美本来是该留守开封的，却因为吕端一番话，不得不随从宋太宗出征，以避嫌疑。赵德昭也跟随在军中。

当然，也有人反对，建议先寻找到宋太宗再说。就在众人争吵不休的时候，有人奔来告诉大家：“皇帝还活着。”于是，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回到开封后，宋太宗心情十分不好，他此次出兵，目的在于提高声望、威服人心，不料却遭到惨败，全军覆没，狼狈逃命不说，连皇帝的屁股上都中了两箭，简直是奇耻大辱。就在宋太宗低沉抑郁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在宋军溃败途中，曾有人谋立赵德昭为皇帝，宋太宗的脸色顿时阴沉得可怕，十分恼怒。但事出有因，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毫无心计的赵德昭自己送上门来。

因为宋太宗心情极端失落，即使先前攻取太原、收服北汉也不能弥补，因而对在攻取太原中有功劳的将士也不给予奖赏。宋军将士对此意见很大，个个心怀不满。赵德昭见将士们议论纷纷，生怕军心不稳，便善意向宋太宗建议立即论功行赏，以安抚将士。宋太宗正为幽州之败而恼怒，没听完就大怒说：“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什么赏赐？”赵德昭说：“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军征辽虽然失利，但终究荡平了北汉，请陛下分别考核，量功行赏。”宋太宗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喝道：“等到你做皇帝时，再行赏不迟！”赵德昭开始还不明白叔叔为什么突然发火，愣在了当场，后来才幡然醒悟，不敢申辩，只是匆忙出宫。

回到自己的府邸后，赵德昭气愤难平，问左右随从：“带刀了吗？”随从见他满脸通红，情绪十分激动，不敢说带有兵器，怕出意外，便搪塞说：“我们进宫，按规定不准携带利器，所以身边没有带刀。”赵德昭越想越恼，越恼越悲，迅速走入自家的茶酒阁，关上阁门，取桌上的水果刀自刎而死，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赵德昭气极自杀，不能不说与之前误传宋太宗失踪、宋军欲立赵德昭为帝有关。宋太宗虽然是一时气话，但猜忌之心一览无疑。赵德昭身为宋太祖之子，对之前的金匮誓书和斧声烛影之种种议论不可能一无所闻，一无所想，而现在被亲叔叔猜疑，无以自诉，只能以死来明志了。

赵德昭之死十分令人意外。宋太宗闻讯后赶来，大为后悔，哭着说：“你这个傻孩子，叔叔只是气头上的话，你怎么也当真，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命以亲王礼安葬赵德昭，赠中书令，追封魏王，后改吴王，又改越王。

如果有赵德昭之死还事出有因的话，赵德芳之死就格外令人生疑了。赵德昭死后一年多，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宋太祖最小的儿子赵德芳神秘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三岁。史书上对他离奇的死没有做任何说明，成为又一桩疑案。朝野间怀疑赵德芳死在宋太宗之手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从来无人敢公开议论。斧声烛影当夜，宋皇后曾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其实就是担心赵光义日后会对赵德芳下手，想不到宋后的担心还是不幸而言中。

这里特别要再强调一句，所谓的金匮之盟是宋太宗为了掩人耳目捏造而出来的，虽然能有力证明他得位的合理性，但最终却限制了宋太宗传子的愿望。至此，宋太祖四个儿子全部死去（其中两个早夭），皇位继承的顺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匮誓书上的人也就只剩下赵廷美，宋太宗的亲弟弟。赵廷美的故事，到后面一节再讲。

这里再提一下燕云十六州的后话。宋太宗在幽州惨败后，又有几次想出兵收回燕云十六州，然而每次都以失败结束。尽管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燕云十六州几乎一直都被辽国占领着。宋军一直未能收复失地。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抵澶州北城，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之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宣和四年（1122年），宋朝异想天开地想借金国之力收复燕云十六州，于是与金盟约，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为此，宋朝还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仅归还幽州等部分州县。

宣和七年（1125年）春二月金兵又占领幽州，定幽州为燕京。第二年，金国大举南下，俘虏了徽钦二帝，占据了中原地区，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公元1153年，完颜亮再更名燕京为中都，定为首都。宋旧皇室南渡，迁都临安（杭州），建立南宋偏安政权。

公元1213年，燕云十六州又被蒙古骑兵所占领，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二年后，中都为蒙古占领，南宋政权亦为蒙古所消灭。公元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

至于燕云十六州要到四百年后，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遣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今北京），才得以重回汉人政权手中。

第一章斧声烛影四涪陵之祸

按照原来杜太后遗言的顺序，由宋太祖传宋太宗，宋太宗传赵廷美，赵廷美传赵德昭，赵德昭既死，那么就由赵廷美传赵德芳。只有这样，皇位才能重新归入宋太祖子孙一脉，才能不负杜太后遗命，才能对得起宋太祖将天下传弟不传子的盛德。赵德昭和赵德芳先后死后，金匮誓书上的皇位继承人只剩下赵廷美，宋太宗的亲弟弟。倘若宋太宗将皇位传给赵廷美，赵廷美势必要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显然是宋太宗不愿意看到的。可以说，赵德昭和赵德芳的死，使赵廷美一下子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此时，倘若“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还在赵廷美手下当差，说不定就会劝说赵廷美赶紧辞去开封尹的职位，由此做出退出储君人选的表示；或者干脆上书皇帝，请求宋太宗立皇子为太子。如此，赵廷美必然能保住荣华富贵。然而，十分可惜的是，吕端已经调离开封府，而赵廷美手下幕僚多是平庸无能之辈，竟无一人能够深谋远虑，劝赵廷美退保其身。

而赵廷美本人，虽然也感觉到了危机，但他没有采取措施来避免宋太宗的猜忌。相反，他开始暗中拉拢一些亲近的大臣，比如给当朝宰相卢多逊送财物。如此幼稚的作为，显然只能授人以把柄。进一步分析，赵廷美不肯辞去开封尹职位的根本原因，估计还是贪图那张皇帝的宝座。在不自安的情况下，赵廷美难免有怨言，竟然说：“太宗有负兄意。”这些言语传到宋太宗耳中，只能加深他对赵廷美的忌恨。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德芳死后半年，针对赵廷美的轩然大波终于开始了。宋太宗为晋王时的幕僚柴禹锡、赵镕和杨守一三人揣摩出宋太宗的心意，突然发难，向宋太宗揭发赵廷美骄恣放纵，图谋作乱。这是明显的捕风捉影，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但却正中宋太宗的下怀。

尽管是诬告，无法追究，宋太宗还是借机罢免了赵廷美的开封尹职务，出为西京留守。而告密的三人都有升赏，柴禹锡升为枢密副使，杨守一升为枢密都承旨，赵熔升为东上阖门使。这是个非常不好的开端，伺机钻营者见只要揭发赵廷美便可以升官发财，自然不惜代价来构陷赵廷美。于是，前面已经被罢免的赵普也终于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赵普是开国重臣，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宋太祖时代更是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十年之久，名望甚崇。前面已经提过，赵普之前与还是晋王的赵光义有过一段明争暗斗，尤其是他反对宋太祖传位给赵光义，赵光义即位后，自然不会轻易忘记前仇，为了防范赵普，将其调入京师便于控制。赵普宦海沉浮，婉转圆滑，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尽管与宋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但还是不甘心就此沉沦。只不过，当时在朝的宰相是卢多逊，是赵普的死敌，一心防范赵普东山再起，以致赵普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宋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宋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宋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宋太祖面前说赵普专权、贪财。赵普被罢相后，卢多逊独掌大权，直至宋太宗即位后。

赵普的儿子赵承宪娶燕国长公主（宋太祖亲妹，先嫁米福德，后嫁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之女。当时赵承宪任泽州知州，回到京师成婚。按照惯例，只要与皇亲结亲，便可以留京任职。然而，宰相卢多逊竟然等不到赵承宪度过蜜月，就勒令他回任泽州。这自然是针对赵普。赵普愤怒得无以复加，刚好在这个时候，宋太宗召见了他。

宋太宗之所以召见赵普，想对付弟弟赵廷美是主要的原因。宰相卢多逊与赵廷美关系一向友善，宋太宗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卢多逊匹敌的人来策划废除赵廷美的大事，赵普与卢多逊是夙敌，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这次召见中，赵普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阴险之语：“愿备枢轴，以察奸变。”宋太宗很是满意，赵普也因此很受鼓舞，又向宋太宗表示忠心说：“我有一部，用半部帮助太祖打天下，用半部帮助陛下治理国家，使之太平。”

召见结束后，赵普回家连夜写了一封奏表，抛出了所谓的“金匮之盟”，说当初杜太后有金匮誓书，除了当事人杜太后和宋太祖外，还有见证人，就是他赵普本人。这是金匮誓书第一次公然显山露水，之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史书为后来所修，一切记载都向有利于宋太宗的方向发展），甚至包括宋太宗本人都是闻所未闻。

关于金匮之盟，前面已经分析论证过，根本不可能存在，否则赵光义不必迫不及待地杀死兄长夺取皇位。而宋太宗登位五年后，此时才由赵普提出有金匮誓书，更见其中的可疑之处。如果真有金匮之盟，为何赵普不在宋太宗即位就指出来？这难道不是他借机在新皇帝面前邀宠、东山再起的最好时机么？

种种可疑之处，不必再一一指出。赵普此时抛出金匮誓书，无非是要取悦于宋太宗，以固恩宠。但无论如何，金匮誓书一出，确实有力地证实了宋太宗即位的合法性。宋太宗大为心悦，心中自然将赵普当作可以信赖之人，因而询问赵普关于传位赵廷美一事。赵普深知宋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其实有更深的潜台词：当时宋太祖传位给宋太宗已经是错误，宋太宗怎么能再犯同样的错误。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当年赵普确实是极力反对宋太祖传位于弟的。不过，赵普的话却坚定了宋太宗传子的信心。之后，赵普重新任宰相，在宋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赵普得势后，最着急对付的不是宋太宗的心头之患赵廷美，而是夙敌卢多逊，而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将卢多逊牵扯进赵廷美的罪案。卢多逊自己也知道赵普势必要找自己报仇，倘若能辞去相位，自行引退，或许还可以避免这场斗争。但卢多逊贪恋权势，不甘心就此放手。一场大风波就不可避免了。

赵廷美被赶出京师任西京留守后不到半个月，赵普便上告说赵廷美与卢多逊暗中交往。即使是交往，又有什么不正常？赵廷美当时是开封尹，卢多逊是宰相，之间互有来往根本不足为奇。但赵普却借题发挥，说卢多逊盼宋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赵廷美，赵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这种明眼人一看就不可信的话，宋太宗却如获至宝，立即将卢多逊逮捕下狱，严加审讯。狱中黑暗，卢多逊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便全部招认。之后，卢多逊被削夺官爵，连同家属流配崖州，其同党不少被处死。赵廷美则被软禁在私邸，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在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交结一案中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夙敌卢多逊，又因拉赵廷美下马讨好了宋太宗。尽管赵廷美已经如此下场，但他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认为处分赵廷美太轻，担心他死灰复燃，于是唆使开封知府李符上书，说赵廷美不思改过，反而心怀不满，要求将其迁徙到边远郡县。于是，赵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到房州。宋太宗还不放心，命阎彦进为房州知州，严密监视赵廷美的一举一动。之后，赵普害怕开封知府李符泄密，以李符用刑不当为名，将其流放春州。一年后，李符便不明不白地死去。

赵廷美被迁到房州，地处偏僻，连行动都失去了自由。他气愤难平，两年后便死在房州，年仅三十八岁。史称宋太宗贬黜赵廷美之事为“涪陵之祸”。

注：根据野史记载，宋太宗下令赐死南唐后主李煜时，便是派赵廷美前去赐给李煜“牵机药”。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等，世称南唐李后主。李煜被俘虏后，宋太祖封他做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宋太宗即位后，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据《宋史》记载：“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提令纵观。谓煜曰：‘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册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强行夺走了李煜的藏书，竟然还问他读书与否，这显然是宋太宗志得意满下的故意侮辱。不仅如此，宋太宗还打李煜妻子小周后的主意，不断宣小周后进宫。宋人王铚《默记》引龙衮《江南录》：“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明人沈德符《野获编》又谓：“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七，李煜因为心情郁闷，填了一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达了悲哀无奈的心境，以及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宋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李煜是有意发泄心中的不满，当晚就派弟弟赵廷美给李煜送去了牵机药，命他当着赵廷美的面服下。牵机药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后，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李煜在极度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至于宋太宗为什么偏偏要派赵廷美去给李煜送药，已不可考。

更令人寒心的是，赵廷美死后，宋太宗公开宣称赵廷美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亲生，如此，赵廷美及其后代就被彻底地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只是杜太后早已去世，宋太宗是兄弟中仅存的一人，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他的话无人能够反驳。

至此，所有挡在宋太宗传子的绊脚石都已经被搬掉。再来回顾一下，自从赵光义继帝位后，先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被迫自杀；次子德芳又无故而死；而宋太祖皇后宋氏死后，宋太宗坚持不肯按皇后礼仪下葬；之后便是赵廷美被迫害致死。如此种种，反倒加深了宋太宗于烛光斧影中戕兄夺位的嫌疑。就连最正统的《太宗本纪》也不得不说：“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赵廷美）之贬死，武功王（赵德昭）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太宗本纪》中提到的四点，再加上德芳年纪轻轻莫名而死，这五点始终是宋太宗得位不正的有力佐证。

再继续谈赵普的话题。赵普被重新起用，不过是宋太宗为了对付赵廷美的需要，这项任务一旦完成，宋太宗立即重新恢复了对赵普的猜忌。君臣二人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终于有一天，宋太宗对群臣说：“赵普是开国元勋，而且是我的布衣之交。现在他精力衰迈，不宜再烦劳公务。我打算挑个好地方，让他安度晚年。”赵普知道后，不禁十分伤感地说：“我这番作为，竟是为他人忙活了。”于是主动上书请求辞职。宋太宗顺水推舟，罢其宰相之位，出任为武胜军节度使。赵普离开京师前，宋太宗亲自为赵普饯行，以此来感激赵普一手操持的金匮之盟和针对赵廷美而策划出的涪陵之祸。

之后，赵普在外过了几年，一心想回到京师，他通过走宋太宗次子赵元僖（原名赵元佑）的门路，终于如愿以偿。刚好此时宋太宗要任命吕蒙正为相，因吕蒙正资历尚浅，便重新起用名望更大的老臣赵普为相，虚领首相。这是赵普第三次为相，此时的赵普，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依旧热爱权力，积极帮助宋太宗次子赵元僖打击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势力。然而不久后，当宋太宗认为已经不再需要赵普时，赵普又再次被罢相。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他所向往的权力中枢。淳化三年（992年），赵普病死，时年七十一岁。

注：北宋时期，有两人三次入相，一是赵普，另一个便是身历两朝的吕蒙正。吕蒙正，字圣功，河南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吕蒙正少时家道败落，父母双亡，贫寒交加，求助亲朋旧故无门。尽管贫穷，吕蒙正还是少立大志，奋发苦读，终于中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丁丑科状元。之后，皇帝赐予状元府。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拜吕蒙正为宰相。吕蒙正为人质厚宽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不允者，必不强力推行。与开国元老赵普同在相位，关系极为融洽。淳化二年（991年），谏官宋沆上疏，忤怒太宗，吕蒙正受牵连，被罢贬为吏部尚书。淳化四年，真相大白，复以本官入相。吕蒙正为官清廉，曾有人献古镜，言能照二百里，吕蒙正笑而却之道：“我脸不过盆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闻者叹服。至道元年（995年），太宗再度罢贬吕蒙正，吕蒙正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期间，政尚宽静，事多委任属僚，其总裁定夺而已。宋真宗即位（998年），吕蒙正被任命为左仆射，为感先帝之恩，吕蒙正献家财三百万助之朝廷。咸平四年（1001年），吕蒙正第三次登上相位。六年，封莱国公，授太子太师。不久，因病辞官，回归故里。之后初衷不改，公而忘私，清廉自守。有一次宋真宗赵恒来看望他，问道：“卿有数子，你认为他们当中谁能到朝廷挑重担？”吕蒙正不假思索地答道：“臣虽有犬子多人，但在我看来，都不足用。”他沉思片刻后，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宋仁宗赵祯即位后，重用吕夷简。吕夷简后来也成为一代名相。

宋太宗得知赵普病逝后，“凄怆之怀，不能自已”。这并非做作，而是皇帝真实的感情流露，不过并非完全是为了赵普，更多的应该是旧识皆逝的伤感，身为皇帝，也一样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终有一天，他还会与赵普在黄泉相会。为此，宋太宗停止上朝五天，追封赵普为真定王。

第一章斧声烛影五元佐发疯

继续谈宋太宗皇位继承的话题。宋太宗采取一系列手段，终于扫清了传位于子的种种障碍。然而，他传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变故连连。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将自己的儿子们由“德”字辈改为“元”字辈，名字也作了更改，如赵德崇改名为赵元佐，赵德明改名为赵元佑；而宋太祖的儿子和赵廷美的儿子仍旧为德字辈。这其中，自然有更深的意味。

宋太宗长子赵元佐（原名赵德崇）自幼聪明机警，长相酷似宋太宗，很得宋太宗和太宗皇后李氏的宠爱，被封为楚王。赵元佐有武艺，善骑射，曾经跟随宋太宗出征过北汉、幽蓟。宋太宗大肆迫害赵廷美时，赵元佐很是不满其父所为，出尽全力营救叔叔赵廷美，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来赵廷美忧悸成疾，死在了房州。赵元佐闻讯后大受刺激，竟然因此而悲愤成疾，狂病大发。手下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过失，他不由分说，操刀就砍，弄得楚王府人人惊惧。宋太宗对此十分心痛，派御医来给长子医治，还专门为赵元佐而大赦天下。

注：宋太宗赵光义先后有三位皇后：尹氏、符氏和李氏。尹氏和符氏都在宋太宗即位前病死，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发妻尹氏为滁州刺史尹廷勋之女，很年轻时便得病死去。据说赵光义当时心中难过，便外出打猎，结果偶遇当时还是后周国丈的符彦卿的第六女符氏。符氏正是豆蔻年华，姿容绝美，赵光义一见钟情，回去后托兄长赵匡胤（当时掌握后周兵权）出面，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符氏。符氏在入宋后病死，赵匡胤此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又为赵光义聘淄州刺史李处耘次女李氏为妻。正准备迎亲时，宋太祖暴死，亲事只得延迟。宋太宗即位后，本来想立最喜爱的李妃（赵元佐和宋真宗生母）为皇后，但李妃却突然病死。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正式接李处耘次女李氏入宫，时年十九岁，最初封为贵妃，六年后被立为皇后。

雍熙二年（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皇宫园林中宴饮射猎，因担心赵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赵元佑去看望兄长赵元佐。赵元佐得知宫中举办了盛大的宴会，皇子都有份出席，唯独没有邀请他，很不高兴，说：“你们侍奉圣上欢宴，只有我没参加，这是想抛弃我啊！”越想越生气，便开始猛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火烧了自己的宫室。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

宋太宗后来得知后，猜想可能是赵元佐本人所为，便命人查问。赵元佐倒也敢做敢当，大大方方地一口承认。宋太宗顿时怒不可遏，欲断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赵元佐因此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均州。宰相宋琪率领群臣三次给宋太宗上书，请求把赵元佐留在京城。宋太宗终于还是难舍父子之情，答应了群臣的请求。这时赵元佐已经在去往均州的途中，走到黄山的时候被使者召回，之后住在南宫。但宋太宗对长子明显失望，父子关系从此趋于冷淡。

当时宋太宗认为赵元佐是患了癫狂病，请名医多方延治。其实，根据赵元佐的性格，他得癫狂病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在故意装疯，以此来发泄宋太宗的不满及表示对皇位的拒绝。一个性情中人，不幸生在帝王家，亲眼见到骨肉相残，却无力制止，除了装疯卖傻，还有什么办法！当然，赵元佐的目的确实也达到了，此后，他远离权力漩涡，过着避世般的生活。而且自此后，再也不见他癫狂的记载，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发狂”是故意而为之。不过，他毕竟是宋太宗长子，利益集团并没有放过他。后来宋真宗即位时，赵元佐还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但正因为之前赵元佐对皇位和政治毫无兴趣，他反而未受牵连，得以善终，这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这一段的由来到后面再详细叙述。

而在这场赵元佐火烧宫室的风波中还有个关键人物，即陈王赵元佑。赵元佑为什么要在宴席结束后跑到楚王府中？他到底对兄长赵元佐说了些什么？尽管内容不得而知，但想来这谈话应该是直接刺激赵元佐放火的起因。而后来宋太宗不怀疑别人放火，转眼就怀疑到亲生儿子赵元佐身上，极有可能也是因为赵元佑旁敲侧击的提醒。

为什么要怀疑陈王赵元佑别有居心呢？因为之前赵元佐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而赵元佐倒台后不久，赵元佑改名为赵元僖，并任开封尹兼侍中，成为了准皇储，立时风光无限。宋太宗还同时任命户部郎中张云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嘱咐二人说：“两位是朝中端士，特地让你们来好好辅佐我的儿子。”语气已经相当明显，赵元僖就是将来的皇帝。但反过来推论，倘若赵元佐不倒台，这皇位怎么能轮得到赵元僖么？由此可见，赵元僖有要除掉赵元佐的强烈动机。

赵元僖本人颇有政治才干，他一得势，便着手拉拢朝中重臣。经过反复比较权衡，赵元僖相中了已经第二次被罢相的赵普。赵普此时已经替宋太宗铲除了赵廷美，再一次失势。为什么选中失势的赵普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天下人都知道，赵普是构陷赵廷美的元凶，也因而是赵元佐心中的死敌。于是，赵元僖极力游说宋太宗，刚好宋太宗要任吕蒙正为相，吕蒙正威望不足，需要有一位声名显赫的重臣来辅助。于是，宋太宗重新起用赵普为相，这是赵普第三次入相。赵普入相后，立即心领神会，协助赵元僖打击赵元佐的亲信旧党。如此看来，赵元佐的所谓癫狂根本就是假，而赵元佐火烧宫室直接导致被废一事，显然也是赵元僖一手策划。

赵普不久后即被罢相，但赵元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兄长赵元佐的势力大受打击。此后，他又与当朝宰相吕蒙正关系极为密切，目的显然是司马昭之心。然而，终宋太宗一朝，似乎始终无法摆脱“斧声烛影”的恐怖阴影，赵元佐“发狂”后，不幸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在赵元僖身上。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完后回到府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浑身无力，腹痛如绞，很快就撒手归西了。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死因极为蹊跷。

宋太宗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非常悲伤，因此而罢朝五日，赠赵元僖皇太子的身份，并写下《思亡子诗》。

关于赵元僖暴死之谜，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有一种传说，说是赵元僖暴死是因为侍妾张氏下毒所致。赵元僖不喜欢正妻李氏，宠爱侍妾张氏。张氏恃宠而骄，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又逾越制度厚葬其父母。李夫人看不惯张氏的作为，常有呵斥。张氏因而怀恨在心，打算毒杀李夫人，但却误打误撞地毒死了赵元僖。

宋太宗听说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调查此事。张氏知道无法逃罪，自己上吊自杀，她为父母精心营造的豪华坟墓也被宋太宗下令毁掉。宋太宗甚至恨上了死去的儿子赵元僖，赵元僖府中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又下诏停止赵元僖的皇太子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

赵元僖本来很得宋太宗喜爱，他本人也有雄心大志，与宰相交好，朝中不少大臣都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父亲宋太宗所厌恶，实在是可悲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顿时空缺，大臣冯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等人上疏请早立皇太子。此时，宋太宗正为赵元佐和赵元僖的事情烦恼不已，冯拯等人触痛了他最心痛之处，立即大怒，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朝中再没有人敢议论继嗣问题。

不过，到了此时，立太子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宋太宗的箭伤不时发作，十分痛苦，连他自己也知道大限将至。因为刚刚因立太子问题贬斥了冯拯等人，不便公开朝议，宋太宗就私下询问寇准的意见。寇准的妻子是宋太祖皇后宋氏的亲妹，也算得上皇亲国戚。寇准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宋太宗犹豫了很久，提出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宋太宗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宋太宗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宋太宗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个少年天子。”宋太宗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亲，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宋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宋太宗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这也从另外一方面间接证明宋太宗得位不正。与宋太宗情况比较类似有后世的明成祖朱棣了，明成祖对已经被立为太子的长子朱高炽也是一再防范，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原因很简单，明成祖跟宋太宗一样，得位不正。他们都不希望看到后人仿效他们夺取权力的做法，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

据说宋太宗平生最常提起的历史人物是唐太宗。唐太宗诛杀兄弟夺得了皇位，宋太宗也是谋害了兄弟取得了江山，他们的行径有极其类似之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惺惺相惜吧。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在壮志未酬的遗憾和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中驾崩。至此，与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有直接关系的人全部都离开了人世。

《斧声烛影》一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里再提几句后话。

宋太宗之死却并没有使斧声烛影的风波平息，反而引来多方猜测。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暴死，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丧生，在天下激起了层层波浪。许许多多的有关宋太祖暴死的神秘故事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流传，但大多是对宋太宗不利，几乎都认为是宋太宗杀死兄长夺取了皇位，不但有下毒一说，还有宋太宗用斧子砍宋太祖一说。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的刀斧之仇。由此可见，宋太宗得位不正的说法在当时是何等深入人心。倘若地下有灵，宋太宗定然也是死不瞑目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宋太宗的子孙们也似乎相信他们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还有一种传闻是，曾经出使过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主（金太宗）长得酷似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于是宋高宗说：“太祖皇帝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最后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

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赵构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

第二章狸猫换太子一有惊无险的真宗即位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雄心勃勃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以创立不世的军功来超越其兄赵匡胤，于是率军亲征辽国，结果大败。宋军几乎全军覆没不说，连皇帝本人的屁股上也中了辽军两箭。之后，宋太宗长年累月受到箭伤的折磨，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尽管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波折重重，但在宋太宗晚年，还是立赵恒为太子。尤其随着箭疮复发、病情加重，宋太宗开始想方设法巩固太子的地位，名臣吕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从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扶助太子即位的好戏。

吕端担任宰相时已经六十一岁，这之前，他在地方和中央朝廷都做过官，经验丰富。不过，吕端信奉黄老思想，奉行清静无为的政治策略，以清简为务，并无显著政绩。因此，曾有不少人反对宋太宗任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宋太宗当即反驳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关于这句话的前因，前面已经在《斧声烛影》中讲述，这里不再赘述。

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宋太宗还专门写了一首《钓鱼诗》，其中两句是：“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宋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作姜太公，显然对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后来，吕端果然不负宋太宗所托，将一场针对太子赵恒的宫廷政变不动声色地消于无形之中。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宋太宗因箭伤发作去世。之前，宋太宗已经立赵恒为太子，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太子赵恒登基为帝，这没有任何疑问。然而，偏偏后宫事多，宦官与皇后勾结起来，掀起了一场倒太子的风波，由此还牵扯出早已经被废为庶人的宋太宗长子赵元佐。

宋太宗皇后李氏自己没有儿子，但她偏爱宋太宗长子赵元佐。之前，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宋太宗迫害致死的赵廷美，借发狂来发泄对父皇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弟弟陈王赵元僖，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赵元僖的死对赵元佐而言，自然是个新的机会。李皇后在宋太宗面前为赵元佐说了很多好话，希望能立赵元佐为皇太子，朝中拥护立赵元佐的大臣也不在少数。

不过，宋太宗却有自己的心思。他不是不爱赵元佐，原因是赵元佐虽是他的儿子，却还是政治上的敌对派。赵元佐同情赵廷美，谁知道他当上皇帝后会做出什么事，搞不好要为赵廷美平反。更说不准赵元佐一发疯，将皇位让给了赵德昭或者德芳或者廷美的后人。这自然是宋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经过反复权衡后，宋太宗还是决定考虑赵元佐的同母弟赵元侃（即后来的赵恒），赵元侃性格软弱，没有兄长赵元佐那样反叛。但宋太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便想征求寇准的意见。

寇准即民间传说中的寇老西儿。他是华州下邽（音guī，同归，今陕西渭南县）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几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寇准少年得志，在朝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宋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上前扯住宋太宗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宋太宗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话虽如此，但宋太宗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对魏征那样亲密无间，倍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宋皇后的幼妹。宋太宗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宋皇后急召赵德芳进宫即位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宋太宗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的原因。宋太宗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时，与知院张逊不合，张逊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外出办事，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张逊借此事弹劾寇准，寇准被贬知青州。寇准离开京师后，宋太宗耳根清净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这次涉及立太子一事，宋太宗便干脆将寇准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

寇准从青州赶回京师时，宋太宗的伤口已经恶化，痛苦不堪，一见到寇准，立即动情地说：“相公为什么来得这样缓慢？朕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寇准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君臣二人一时感伤，郗嘘不已。

外臣不得干预内事，尽管宋太宗亲自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还是相当谨慎，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宋太宗要早日拿主意。于是宋太宗提出想立第三子赵恒（即赵元侃），寇准以一句“知子莫若父”委婉地表示了支持，赵恒立太子一事因此而定。不过，寇准几经宦海沉浮，结局并不好。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有赵普和卢多逊的党争，在宋真宗一朝，则有寇准和丁谓之争。这一节到后面讲到澶渊之盟时再详述。

重新回到宋太宗病危的话题。宋太宗临终前，宋太宗皇后李氏和宦官王继恩联合起来，决定废除太子赵恒，改立宋太宗长子赵元佐。

王继恩就是曾经在斧声烛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宦官，可以说，他在宋太宗即位的问题上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宋太宗坐稳皇帝宝座后，也知恩图报，派王继恩代天子巡视，又任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平定西蜀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起义。王继恩到任后，不知兵事，却独断专行。先锋官马知节不肯依顺他，他便尽收其军，只给马知节三百名老弱士兵，派去守彭州。马知节多次请求调拨精兵，王继恩就是不答应。后来，农民军十万人攻城，从早晨到黄昏，马知节部下士兵多战死。马知节横槊突围而出，招来援兵，呐喊着再次攻进城，农民军才溃败。宋太宗得知后，也没有追究王继恩。农民军起义失败后，宋太宗专门设宣政使之职，授予王继恩。这是宋朝立国以来首开重用宦官的先例。王继恩身为宋太祖一朝的宦官，却在宋太宗一朝得宠，权势熏天，原因只能从当年斧声烛影的雪夜中找理由了。

偏偏是这个备受宠信的王继恩，为什么在宋太宗病危时再一次参与了皇太子废立大事呢？

我们先来看李皇后的背景。李皇后为淄州刺史李处耘的次女，宋太宗即位后才入宫，无缘参与之前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权力争斗。李氏先是被封为贵妃，六年后立为皇后。李氏自己曾有一个儿子，但早早夭折，之后一直无子。史载李皇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意思是李皇后为人宽厚，不仅对待宋太宗的儿子们很好，而且与后宫的众嫔妃也相处融洽。这样一位难得的宅心仁厚的好皇后，怎么会突然与宦官王继恩勾结，预备废除太子赵恒，而改立一直被皇室认为得了癫狂症的赵元佐呢？

显然，赵元佐并没有真的得癫狂症，时人都清楚这一点。李皇后本人也相当偏爱赵元佐，但她长年身处大内深宫，也没有能力左右政局，根源应该还是在王继恩身上。

按正史记载，早在赵恒被立为太子之前，心腹潘阆就劝王继恩说：“寿王（赵恒当时封寿王）自认为他一定会被立为皇太子，假如事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寿王也不会感激我们；如果我们推荐本来不当立的皇子当上太子，新君继位后，肯定感激我们的拥戴之功，这样才对我们有利。”王继恩深以为然。尽管后来是赵恒被立为太子，王继恩也仗着宋太宗的宠信，多方构陷。

潘阆，字逍遥，又号逍遥子，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为人狂放自傲，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最初以卖药为生。王禹偁《寄潘阆处士》描写他说：“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至道元年（995年），经王继恩推荐，宋太宗召对潘阆，颇为满意，赐进士第，授四门国子博士。潘阆为王继恩所举荐，自然感恩戴德，从此成为王继恩的亲信。

然而，王继恩已经是两朝元老，在宋太宗一朝权势更是达到了顶峰，风头无人能及。作为一个宦官，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已经是垂暮之年的他，为什么要再一次以身犯险，置身于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的宫廷斗争中呢？显然，这其中不仅仅是潘阆所说的拥戴之功那么简单。

除了宋太宗本人，王继恩应该是最清楚当年斧声烛影真相的人了。他在关键时刻违背了宋太祖皇后宋氏的旨意，从而直接导致了皇位继承人的变更。后来赵德昭、赵德芳和赵廷美相继死去，宋皇后也备受冷遇，先是被迁到西宫，之后又被迁到东宫，在落寞中死去后，而且没有以皇后的礼仪下葬。这其中的种种曲折，种种风波，王继恩都看在了眼中，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其中的内幕和蕴义。如此一来，他的内心显然不能风平浪静，也无法安稳地坐享荣华富贵。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站在同情赵廷美的赵元佐一边。也许他认为只有赵元佐上台，才最可能对宋太祖的子孙做出补偿。此时的王继恩，已经是花甲之年，已经达到了旁人不能企及的巅峰，所以，他甘冒生命危险参与废除太子的行动，只能充分证明他对曾经的一些作为有懊悔之心。而他两次参与皇帝继立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加证明了宋太宗得位之不正。

王继恩敢于以宦官身份参与废立大事，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太子赵恒的势力相当弱。这也是宋太宗觉得自己身体将要不行了的时候，匆忙扶吕端上马任相的主要原因。事实确实证明，吕端此人小事糊涂，大事一点都不含糊。

宋太宗病危时，吕端进宫探望病情，发现太子赵恒不在宋太宗旁边伺候，当即就起了疑心，担心宫中有变。于是，他用毛笔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渐”，意思是皇帝病危，派亲信紧急送给太子赵恒，让太子进宫侍奉宋太宗。然而，时隔不久，宋太宗就驾崩西去，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这时候，王继恩进来对吕端说：“李皇后召见宰相，请宰相速到中书，商议该由谁继位。”

注：前面在《斧声烛影》中已经提过，宋朝相权大为降低，虽然也沿袭唐制，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门下、尚书均移到皇宫外，只有中书在皇宫内办公，称政事堂。

吕端一下听出这话里有话，明明赵恒早已经被立为太子，太子就是皇位继承人，还要商议什么？显然，李皇后是有意废除太子。吕端大为紧张，故意对王继恩说：“先帝已经提前写好了遗诏，就藏在书阁中。还要麻烦宣政使（王继恩的官职）跟我一起去检寻出来，一看就知道由谁来继承大统。”王继恩听说宋太宗留下遗诏，立即大为紧张，便想先拿到手，如果上面写的名字不是赵元佐，还可以毁掉。

吕端和王继恩二人一同来到书阁，王继恩迫不及待地抢先进去。结果，他刚一进去，吕端就将门关上落锁。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王继恩这才醒悟过来，他竟然糊里糊涂地中了一向以“糊涂”著称的吕端的计。

吕端设计将王继恩锁在书阁中后，急速来到中书政事堂。李皇后正在那里等候，见到吕端独自前来，非常惊讶，于是说：“宫车晏驾。自古以来，立嗣君以年长才顺理成章，现在该怎么办呢？”言语之中已经明显暗示应该由宋太宗长子赵元佐来即位。吕端立即大声说：“先帝立定赵恒为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李皇后没有王继恩的武力支持，惶然不知所措，只得默不作声。

于是，太子赵恒顺利入宫，到福宁殿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吕端生怕有人假冒太子，站在殿下不拜，奏请卷帘，等到上殿确认帘子后是真太子赵恒时，这才返回殿下，率领群臣跪拜。这样，幸得吕端处置得当，一场蠢蠢欲动的宫廷政变被消弭，太子赵恒得以顺利登基为帝，是为宋真宗。

宋真宗即位后，谋立赵元佐的宋太宗皇后李氏被尊为皇太后，迁居西宫嘉庆殿。但王继恩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就此失宠不说，还被逮捕下狱，多年来辛苦积累的家当均被籍没。后被贬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在均州，不久后死去。

王继恩倒台后，其心腹潘阆怕受牵连，亡命江湖，逃到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后来被宋真宗逮捕审讯，但因为并无大罪，不久便获宽释，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参军。复出后的潘阆很少参与政事，放怀湖山，遨游于大江南北，与寇准、王禹偁、林逋等名士交游唱和，成为宋朝有名的大词人。

至于另一被涉及的人物赵元佐，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又是宋真宗的亲哥哥，所以未受牵连，安然无事。不仅如此，宋真宗还恢复了赵元佐的楚王爵位，并多有赏赐，对亲哥哥十分友善。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赵元佐再也没有与亲弟弟见面，一直到死。由此也可见赵元佐的真性情，他可能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个天下最富贵、最没有骨肉之情的皇家的厌恶。因为与世无争，赵元佐安享富贵达三十年之久，一直到宋仁宗年间才病逝。

赵元佐还有个弟弟叫赵元俨，排行第八，便是戏曲中著名的八贤王的原型。赵元俨在宋仁宗即位前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宫廷争斗，这一节到后面讲到刘娥专权时再提。

吕端在宋真宗即位中立下大功，此后备受信任。宋真宗每次召见大臣时，对吕端都是恭敬地拱手作揖，从来不直呼名字。吕端身材高大，因年迈行动更加不便。殿前石阶稍高，宋真宗就让木匠改加木制的小台阶，并专门在便殿召请他商议军国大事。吕端患病后，宋真宗不但免去了他进殿朝见的礼节，还亲自到家中探望。咸平三年（1000年），吕端病卒，年六十六岁，赠司空，谥正惠。

特别要提到的是，宋真宗赵恒即位后不久，下旨追复了先前被宋太宗贬死的皇叔赵廷美的秦王爵位，追赠自杀的堂兄赵德昭为太傅，追赠莫名身死的堂兄赵德芳为太保。

一般来说，儿子很少翻老子的定案。宋真宗性格远比宋太宗仁厚，但他敢追复赵廷美的爵位，多少说明他跟兄长赵元佐一样，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父亲迫害骨肉的事实，因此出于愧疚之心，一上台就对叔叔和堂兄做出补偿。这也间接证明，即使是宋太宗的儿子，也认为赵廷美死得冤枉，赵德昭赵德芳死得可疑。宋太宗在位时，也许没有人敢公然议论这些事情，但他的私心昭然若揭，路人皆知，连自己的儿子们都不会跟他一条心。

第二章狸猫换太子二澶渊之盟

要讲澶渊之盟，就要从寇准说起。寇准一生几起几伏，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

宋真宗即位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宋太宗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也是中枢重臣。寇准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在任期间，恪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宋太宗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宋太宗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宋太宗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到来。当宋太宗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宋太宗反而更加恼怒，认为寇准在朝堂上强辩有失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

当时，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宋太宗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宋太宗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宋真宗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宋真宗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徇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宋真宗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

寇准与同科进士张咏友情深厚。寇准出任宰相时，张咏任益州（今成都市）刺史，他对属僚说：“寇公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后来寇准被贬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时，张咏刚好从益州调回京师，路过陕州，寇准在任所设盛宴款待张咏。临别时，寇准送张咏至益州城郊，问张咏：“张公有何见教？”张咏意味深长地说：“《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当时并不明白张咏所说何意，回到任所后，特意找出《汉书》读《霍光传》，至“不学无术，暗于大理”一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公是说我不学无术呢！”

注：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年轻时曾学习剑术。《智囊全集》中记载说：张咏客居长安时，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原因。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恶仆发觉，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恶仆陪他探访亲戚。那恶仆本来不愿意，几经催促，才勉强随张咏上路。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向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张咏坦然回城，对那官员说：“你因贪污所付的代价已经够了，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颇有奇侠色彩。在历史上，张咏以好读书、喜藏书而闻名。他出身贫寒，家里穷得买不起书，渴望读书的张咏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先手抄下来，然后再详细苦读。他十分勤奋，因家中没有书桌，就背靠着院子里大树的树干读书，一篇文章读不完，决不进屋歇息。张咏有《劝学》诗：“玄门非有闭，苦学当自开。”正是他青年时代刻苦攻读的真实写照。张咏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书，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意思是说，他有钱不买房、不置产业，一心只顾着买书。久而久之，张咏的藏书竟有近万卷之多，除正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包括医药、种树甚至卜筮方面的书。尽管后来官居显要，张咏却一有闲暇，就躲进书房读书，“力学求之，于今不倦”，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痴。

寇准正式拜相没几天，就发生了辽军大举侵宋事件。

自从宋太宗在高梁河一战中惨败后，宋朝一直处于战略防御的状态。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为报一箭之仇，再次派宋军全力进攻辽国。宋军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东路军贪功冒进，结果大败。辽军在萧太后的指挥下，乘势猛攻，宋军全线崩溃。西路军老将杨业率军掩护边民撤退，在陈家谷被辽军包围，在激战中受伤几十处，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此战中，宋军被歼二十余万，精锐尽失。之后，宋朝再无能力对辽国发动进攻，不得不全面转入防御。宋太宗还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沟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以此来阻遏辽军的铁骑，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太后摄政。萧太后就是前面提过的萧燕燕，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宋真宗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宋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宋真宗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之前有高粱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宋真宗不要动摇。宋真宗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宋真宗亲征，甚至还力劝宋真宗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喻人（今江西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即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中允。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宋真宗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宋真宗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宋真宗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宋真宗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宋真宗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萧太后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宋真宗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宋真宗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宋真宗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宋真宗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宋真宗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宋真宗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宋真宗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高琼的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宋真宗。宋真宗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宋真宗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宋真宗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曾因建议宋太宗立太子被贬斥）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宋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宋真宗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宋真宗御车辇夫的背，迫宋真宗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宋真宗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宋真宗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宋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宋真宗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宋真宗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宋真宗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注：赵元份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妻管严”。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是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咄咄怪事了。赵元份莫名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销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就在宋真宗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览（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注：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借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宋史·魏丕传》记：“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极端射程之一。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因而不继，加上辽军先锋萧挞览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太后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萧太后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太后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

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原政权所有，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太后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宋真宗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

宋方只要辽国退兵，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太后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宋真宗，宋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由此可见宋商业之繁荣。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宋真宗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

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颇有嘲讽意味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宋真宗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澶渊之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此后一百二十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却是个有争议的命题。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渊之盟签订之初，宋真宗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十分忌恨。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准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自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宋真宗借机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作宰相。

宋真宗听信王钦若的话以后，深以澶渊之盟为耻辱，常常闷闷不乐。王钦若对宋真宗说：“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是自古封禅，一般要有“天瑞”，王钦若和宋真宗想出了伪造“天书”的计谋。

由于担心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暗中向王旦传达圣意。宋真宗又假装赐一坛好酒给王旦，王旦回家打开酒坛一看，发现坛内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这是皇帝亲自贿赂，从此不敢对“天书”这等荒唐之说有异议。

一天，宋真宗对群臣说，夜见神人降“天书”于承天门。于是，以宰相王旦为首，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皆称贺。宋真宗率领群臣们到承天门，果然发现“天书”。王旦下跪献进，宋真宗再拜接受，交陈尧叟启封，又命他宣读。于是，群臣入贺。有大臣名叫孙奭，对这君臣一唱一和的虚伪场面很看不惯，当面问宋真宗道：“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耶？”宋真宗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书”，宋真宗亲自到泰山封禅。之后，宋真宗在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大臣的迎合下，屡次搞“天书”、封禅等自欺欺人的活动，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

朝中大臣只有孙奭、张咏、李迪等敢于提出些批评。张咏（寇准同科进士）病重，临死前奋力上书，历数丁谓的罪行，并说：“乞斩丁谓头置国门谢天下，然后斩我张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丁谓。”意思是要皇帝杀丁谓谢天下，他张咏愿意以死谢丁谓，相当于是以死相谏了。然而，宋真宗只是赞叹张咏的忠直，并无悔改之意，依旧宠信丁谓。

宰相王旦因为对宋真宗的所为不闻不问，从不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却留有遗命，让后人为他削发披缁入葬，表示悔恨他当初不谏“天书”的过失。

宋真宗大搞“上天书”，劳民伤财，“百姓不服”，宋真宗也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只要平素不相信这些活动的寇准出面，便能使百姓折服。于是，宋真宗命宦官周怀政暗示寇准“上天书”，想用寇准的名声来收服人心。寇准开始不愿意参与这种荒诞不经的活动。寇准的女婿王曙当时在内阁当郎官，与宦官周怀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极力撺掇怂恿寇准，说只要寇准愿意上天书，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准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寇准有个门人，颇有远虑，提出一个解决困境的办法：“寇公走到半路假称有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皇帝，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可以保全寇公平生正直的名声，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为宰相，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十分可惜的是，寇准少年富贵，长期担任中枢要职，功名之心极重，难以自拔，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门人的建议，违心地加入了“上天书”的行列。此事成为寇准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为时议所非。

上天书后，寇准果然被龙颜大悦的宋真宗重新起用为宰相。然而，这位民间传说中鼎鼎大名的寇老西儿在错误的时机，通过错误的手段重新得到了宰相的职位，威信已经大为下降，并自此卷入是是非非的漩涡中，再也无力脱身。之后，在一次涉及皇位继承的宫廷争斗中，寇准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丁谓排挤去位，贬黜到雷州（今广东海康），从此远离他所热衷的名利场，最后死在南方。这就是后话了。

第二章狸猫换太子三花鼓女当上了皇后

宋真宗的软弱性格在“澶渊之盟”一篇中已经充分展现，这多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会在晚年受制于皇后刘氏。历史上的刘皇后颇富传奇色彩，她原是个花鼓女，偶然的机会当上了皇后，此后的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氏本名刘娥，太原人。父亲刘通曾任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跟随宋太祖赵匡胤征伐太原时死于半途，刘家自此衰落，流落到蜀地。刘娥还是婴孩时，母亲一病而亡。开始还有外祖父家可以依靠，但外祖父家门庭衰弱、人丁稀少，朝暮也得为饮食发愁，刘娥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个拖累。因为无依无靠，刘娥有好几次都想要悬梁自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生。少年贫寒的滋味，使这个本来天真明媚的少女比寻常女子多了更多的欲望和心机。

有一天，刘娥无意中站在门前。刚好一个相士走过，看见了刘娥，便一直呆望着她，从上至下看个不停。刘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问相士说：“你不走路，光看我干什么？”相士说：“我并非心存歹意，只因你的品貌大贵。我一生相人甚多，今天遇见你这相貌，还是第一次。”刘娥疑心相士存心说这样的谎话，不过是为了骗几个相金，便说：“我是贫寒之人，没有相金给你，你就不要讲谎话骗人了。”相士说：“我并不要你的相金，请将手伸出与我一看，就可断定。”刘娥正是穷极无聊的时候，心想：既然不要相金，给他看下也无妨，于是将一双纤纤玉手伸了出来。相士仔细看过后，连连说：“后妃之相，后妃之相。”

刘娥听了也没太当回事，心想自己贫困到这般田地，又处在僻陋的乡间，哪里来的后妃呢？但人处在困境的时候，是需要精神支柱的。刘娥身为女子，不可能有男子那种靠苦读争取功名的理想，于是便将相士的话作为宽解自己的法宝，此后虽然多次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但她也没有再生过自尽的念头。

豆蔻年华的刘娥出落得娇小玲珑，纤茖秀媚。她性情聪明机警，学会了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乐——鼗（音táo，同淘）鼓。鼗鼓是一种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鼗鼓本来只是寻常之物，敲打起来没什么可听的曲调，但刘娥天资聪颖，能将鼗鼓按她自己的意思变化运用，加上出众的容貌和生动的说唱，使旁人往往不知不觉地陶醉于她的鼗鼓表演。

刘娥十几岁时，被外祖父家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的正史只说龚美是刘娥的邻居，二人以兄妹相称，其实是为了掩盖刘娥早已经嫁过人的事实。龚美打算到京师去做生意。刘娥也想跟随丈夫去京师见见世面。龚美是因为贫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想去京师谋生，担心带上刘娥是个拖累，因此不肯答应。刘娥猜到龚美的小心思，笑着说：“不用忧虑盘缠，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会拖累你。”话说到这份上，龚美也没法推辞，只好答应了。于是，夫妻二人一起上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趟京师之行直接改变了这对贫贱夫妻的人生。

刘娥一路靠打鼗鼓赚钱。旁人见她艳若桃花，珠喉婉转，花鼓又打得高下疾徐，极有节奏，因此钱给得格外多。就连丈夫龚美在一旁也看了眼红，于是制作了一面小小的铜锣，与刘娥的鼗鼓配合，居然成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花鼓戏在当时是个新鲜花样儿，二人一路逢州过县，轰动了不少地方，刘娥因此还小有积蓄。

到了京师后，龚美继续操老本行，去做银匠，但生意非常不好，走投无路时，甚至想卖掉刘娥。刘娥只得重操旧业，打起了鼗鼓。京师虽然繁华，却从来没有见过花鼓戏这种玩意儿，刘娥一出场便一炮而红，轰动一时，人人争相前来观看，刘娥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此时赵恒时年十四岁，被封为襄王，还没有被立为太子。他尚未娶妻，因年少好奇，听说蜀中女子才貌双全，艳慕不已，一心想找一名川妹子做侍妾。他听到鼗鼓女子刘娥的事情后，心痒难耐，便带了几个近侍，微服去看刘娥的表演。

刘娥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深通人情世故，她见皇子亲临，自然要使出拿手好戏。赵恒初见刘娥的花容玉貌，已经被美色弄得目眩神迷。加上刘娥有意地目挑眉语，暗中传情，更惹得赵恒意马心猿，一刻也忍耐不住。一回到府邸中，赵恒立即命人去向龚美买下刘娥，接进府中，作为襄王府侍女。刘娥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极得赵恒欢心。二人年龄相当，都是少年心性，立即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赵恒乳母泰国夫人却对来历不明且出身低贱的刘娥十分不满，要求赵恒将刘娥驱逐出去。赵恒正当少年，遇到刘娥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情投意合，如何能轻易舍弃。赵恒乳母见赵恒不听话，便到宋太宗面前告状。宋太宗听说儿子小小年纪便沉溺于女色，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

父命难违，皇命更不可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张耆悄悄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而他自己每天都睡在襄王府中，这显然是为了避嫌。

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第八女为妻，潘氏是他的第一位正妻。虽然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但刘娥当此处境，心情可想而知。然而，与寻常女子相比，刘娥与众不同的心机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她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怨自艾，而是在张耆家博览群书，遍读史经，研习琴棋书画。如此善解人意的聪明女子，自然会令赵恒更加另眼相看。可以说，刘娥是赵恒第一个真正爱上的女人，这份爱情，也极为难得地保持了一生。

刘娥始终在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十五年。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按宋宫制度，皇后以下的内命妇主要有妃、嫔两等。妃有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等，而嫔的等级达十七等，其下又有婕妤为一等，美人为一等，才人和贵人为一等。当时宋真宗第一任妻子潘氏已死，又续娶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第二女郭氏为妻。宋真宗即位后，封郭氏为皇后。刘娥生性机敏，机巧多变，她侍候郭皇后十分殷勤，与其他嫔妃杨淑妃等人也相处得很好。如此八面玲珑的女人，加上刘娥年纪比郭皇后和杨淑妃都要大许多，不那么具有杀伤力和威胁力，因此宫中上下都与刘娥交好，无人不称她贤德。

随着时光的流逝，刘娥已经不复往日的青春貌美，但宋真宗依旧迷恋她，这大概是旧情难忘。因为宋真宗的宠幸，刘娥在宫中地位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表面谦和的女人，内心深处却越来越紧张，因为她深知以色事君，必不能长久，何况她已经年老色衰，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皇家子嗣身上。然而，她已经年近四十，早已经过了女人的生育年龄，该怎么办呢？

而宋真宗此时也对儿子有无比强烈的渴望。他的发妻潘氏青春早逝，没有留下子嗣。之后的郭皇后虽然连生三子，但都生下后不久夭折。另一受宠的妃子杨淑妃生子也是如此情形。宋真宗望子心切，又选纳前宰相沈义伦的孙女沈氏进宫为才人。此时的沈氏只有十四岁，又是名门之后，显然给刘娥带来不言而喻的巨大威胁。

景德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而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自己的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

李氏原是杭州人。父亲李仁德在吴越王时曾任左班殿值，母亲早已经过世。吴越归顺于宋朝后，李仁德在迁徙汴京的途中染病身亡。继母携所生子改嫁，只剩下李氏孤零零的一个人，因无以为生，只好削发为尼，在尼姑庵讨一口饭吃。刘娥有一次到尼姑庵礼佛，见李氏相貌娇美，举止从容，料其必是大家闺秀，便与其交谈。李氏应答极为得体。刘娥得知李氏身世后，顿起同病相怜之感，于是将李氏带出尼姑庵，收为自己的侍女。李氏文文静静，沉默寡言，深得刘娥信任。

李氏年轻美丽，性情温和，她被刘娥派去宋真宗身边，职务是司寝，专门负责伺候宋真宗入睡，刘娥的目的显而易见。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宋真宗想要子嗣都想得疯了，闻讯大喜，不离左右，闲暇游赏之时也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有一天，李氏在随宋真宗登砌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砌台。李氏心中不喜，宋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等内侍将钗捡回来呈上一看，竟然没有任何损伤，宋真宗不禁心花怒放，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李氏和侍从都不明所以。

之后，李氏不负众望，顺利产下一个男孩。宋真宗已经是中年，本以为再也不会有儿子，甚至还收养了宗室子弟在身边，以防将来无子继承皇位。如今，这李氏竟然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宋真宗还将砌台玉钗一事告诉李氏，认为得子是天意。

刘娥也很是高兴，立即将李氏的孩子据为己有，还对杨淑妃说：“如果娘子（宋宫大内对妃嫔的称呼）与我一起抚养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不忘大恩。”杨淑妃为人随和，一口答应下来。之后，刘娥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宋真宗宠爱刘娥，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

尽管赵祯被说为刘娥所生，但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只不过没有人敢公开谈论罢了。刘娥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身，曾经四处找刘姓高官拉关系，套近乎，想攀门高亲，认个高贵的祖先，从而为她当上皇后搬开绊脚石。龙图阁直学士刘烨自十二代祖先北齐中书侍郎刘环俊以下，代代为官，家世显赫，结果被刘娥看中。刘娥主动找刘烨攀亲，以明显暗示的口气说：“听说你是名门望族，我想看你的家谱，说不定咱们是同宗呢。”然而，刘烨却清高得很，不肯攀附权贵，连连摇头说：“不敢，不敢。”碰了个钉子，刘娥还不死心，一直追要家谱。刘烨无法应付，急中生智下，假装中风晕倒在地，被人抬出宫去，这才摆脱了刘娥的纠缠。之后，刘烨坚决请求外放为官，刘娥才只好作罢。

正因为刘娥出身低贱，所以宋真宗一提出打算立她为皇后，立即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时相持不下。因而郭皇后死后，皇后之位空了很久。

宋真宗最后还是忍不住对刘娥的喜爱，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刘娥为后。他先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想取得支持。本来皇帝亲自屈尊，赵安仁该卖个面子才行。不料，赵安仁以刘娥出身卑微为由，坚决反对立她为后。宋真宗一开始就碰了个大钉子，自然很不高兴。此门不通，只好另想他法。

第二天，宋真宗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为人阴险，前面曾经提过因他谗言导致寇准罢相，他与赵安仁素来不和，便想趁机排挤赵安仁，于是告诉宋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看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这句话十分的阴险，当时任何反对立刘娥为皇后的大臣，都会建议立前宰相沈义伦孙女沈氏为皇后，王钦若这话是典型的下套子。但宋真宗却没有看出王钦若的伏笔，果然去问赵安仁的意见。赵安仁老老实实地建议说：“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出身显贵，可以做皇后。”宋真宗很是失望，将赵安仁的建议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立即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赵安仁会这样说。因为他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宋真宗一听这话，明显觉得赵安仁是在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定决心立刘娥为后。

就在这个时候，宰相王旦忽然称病，不再上朝。这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是变着法子在表示反对立刘娥为皇后。刘娥见反对势力来势汹汹，只好故作谦虚，向宋真宗“固辞”，表示自己可以不做这个皇后。

当年宋真宗倾心爱慕刘娥，虽被迫分离，却暗自违抗父亲旨意，大搞金屋藏娇。由此可见他的逆反心理。如今他已经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群臣越是阻止，刘娥越是谦让，宋真宗越是恼怒，非要让心上人当上皇后不可。不过为了平息众议，宋真宗大加封赏重臣和宗室：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之后，又将册后礼仪一切从简，以免激怒众臣。

尽管如此，立后还是风波不断。宋真宗想让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进封皇后的诏书，派丁谓去传达旨意。杨亿性情耿介，不附权贵，不支持立刘娥为皇后，坚决不肯奉旨。丁谓劝道：“你勉强草拟成，不愁不大富大贵！”杨亿却是个尚气节的人，当即回答说：“像这样求得富贵，可不是我所希望的！”丁谓没有办法，只好如实回报。宋真宗只得让别的学士去草拟诏书。

注：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杨亿年少时即聪颖能文，祖父常叹道：“兴旺我们杨家的人就是你了！”杨亿十一岁的时候，宋太宗听说他的大名，特派人来考试词赋，杨亿才思敏捷，下笔即成。宋太宗大为赞赏，叹其为神童，让他任秘书省正字。淳化三年（992年），赐进士及第。后又为宋真宗所看重，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州、知制诰、判史馆、翰林学士等职，官至工部侍郎。杨亿以文才称雄当时，《宋史》说他“天资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起草一篇数千字的文章，挥笔如飞，无需任何修改，以致为他递送稿纸的人都跟不上。他博览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曾参与修《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杨亿的政治立场与当时名相寇准较为接近，二人相交很深，彼此互相信任。寇准说服宋真宗传位太子后，便是请杨亿拟传位诏书，结果因寇准本人泄密而事败。这是后话。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终于被册立为皇后。

刘娥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娥已经四十三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失去了女人的魅力，所以真正吸引宋真宗的还是她的聪慧和才干。她不仅将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在朝政方面给宋真宗以帮助。刘娥在张耆府中苦读十五年，已经今非昔比，通晓书史不说，对国家大事也颇有见地。宋真宗批阅奏章时，刘娥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她总能援引先前的事例、制度答对，提供恰当的建议，因此深得宋真宗器重，逐渐倚为臂膀。这便是史书所记载的“后性警悟，通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真宗深重之”。

宋真宗性格软弱，而刘娥精明能干，两人多少有一些互补。宋真宗不但非常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还十分依赖她。俗语所谓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在这一对帝王皇后身上难得地体现出来。当宋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娥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由是渐干外政”。这也是宋朝立国以来后宫干政的首例。

最后要提一下当日帮助宋真宗金屋藏娇的张耆。宋真宗即位后，张耆自然官运亨通，一路青云直上。宋真宗后期，张耆任马军都帅，在选兵时因处置不当，下令太过严苛，士兵恐惧，几乎引起兵变。朝野上下群情激奋，都要求治张耆的罪。宰相王旦则认为：如果治张耆罪，今后帅臣无法治御部下；如果逮捕士兵，则引起士兵惊扰，更不可行。加上他知道张耆之前对宋真宗和皇后刘娥有恩，怕皇帝为难，主动出面当和事佬，好让皇帝皇后下台，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于是“乃进耆为枢密副使”（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表面上，张耆升官了，保全了面子，但实际上却被解除了兵权，谋变的士兵也自然安定下来。宋仁宗即位后，刘娥成为太后，实际执掌大权，为了报答当年照顾之恩，又将张耆安插到枢密使的要职。只是，张耆为人平庸，既没有战功，胸中又无谋略，只能当个摆设，坐享厚禄而已。张耆此人颇有意思，他富甲一方，为人却极为吝啬，竟然在家中设置店铺，自己家里所需的百货都要从自己的店铺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欲钱不出也”，十分荒唐可笑，在当时被传为笑谈。事见《宋史·卷二十九·张耆传》。

第二章狸猫换太子四狸猫换太子

宋朝有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抢儿子是真，用狸猫换太子却是子虚乌有。有了儿子，对刘后意义非凡，可以说，她用这个儿子换来了皇后的位子，继而换来了大宋的天下。

刘娥精明过人，自然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她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视赵祯如己出，精心抚育，母子感情十分融洽。刘娥因为年纪已大，怕精力不济，又笼络了比她年轻得多的杨淑妃一起来照顾赵祯。杨淑妃善良宽厚，对赵祯十分细心。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从小就叫刘娥为“大娘娘”，叫养母杨淑妃为“小娘娘”。宋宫中称母后为娘娘，称皇后为圣人。

宋真宗非常疼爱赵祯，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正式下诏册立八岁的赵祯为皇太子。

而真正的母亲李氏在整件事中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表示赞赏之意。但宋真宗对李氏颇感愧疚，于是经常召幸李氏，李氏又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女儿。李氏因此晋封为才人，算是有了正式的名分。不幸的是，李氏所生的小公主不久后早夭，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毁灭。很难想象李氏沉静的表面下怀着怎样的痛苦，她生下儿子不能抚养，更不能相认，这种巨大的痛苦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然而，李氏一直默默地忍受这种痛苦。

而刘娥却因为李氏的儿子当上了皇后，继而权势熏天。刘娥因为没有什么亲戚，便让前夫龚美留在身边效力。龚美改名刘美，与刘娥以兄妹相称，自此青云直上。在刘娥的支持下，刘美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娥最为得力的助手。谁又能想到，当年的银匠竟然靠着前妻发了家。

刘娥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丁谓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巡视。大礼结束后，宋真宗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宋真宗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宋真宗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宋真宗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宋真宗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宋真宗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宋真宗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宋真宗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宋真宗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显然，这是在为宋真宗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宋真宗畏惧刘娥的事实。刘娥前来兴师问罪，宋真宗畏惧妻子，只能说没有说过这话。实际上，到了宋真宗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退一步说，即便寇准此举成功，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娥身为太子之母，依然能够干政。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刘娥一定要抢夺李氏之子的原因。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宋真宗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宋真宗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宋真宗不满刘后擅权，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宋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宋真宗和皇后刘娥。宋真宗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宋真宗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宋真宗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境）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他还感到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群臣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却不敢告知宋真宗实情。宋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娘家势力单薄，总让刘后感到不快。有好事者揣测刘后心思，将内情传出，结果一时之间有成千上万个姓刘的人来自认是刘后本家。刘后大喜，来者不拒，全部给予厚赏。京师中姓刘的人家竟然都成了富家大户。

那位先是丈夫后是兄长的刘美荣华富贵，自不必说，凡是与刘美沾亲带故的人无不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刘美女婿马季良是茶商出身，不学无术，完全是靠岳父的荫庇才入仕为官。不仅如此，刘娥偏要马季良担任史官。史官需要考试，刘娥知道马季良的斤两，便指派主考官晏殊等人当场替马季良答卷。这就是考官代笔学生答卷的旷古奇闻。后来马季良不但进了史馆，还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

注：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晏殊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七岁应神童试，宋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同试廷中，他神气自若，援笔立成。赐同进士出身。晏殊在当时地位很高，是著名的婉约派词人，《宋史》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擅长词令（长短句），尤擅小令，多表现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名作《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十分脍炙人口。历有“此宗令词之专精者，首推晏殊”的评价。晏殊礼贤下士，经常提携后进，范仲淹、韩琦、孔道辅、富弼（晏殊女婿）等后来名重一时的重臣都是他提拔推荐。

当时，太子赵祯非刘后亲生的事实广为人知，虽然太子本人还不知道，但想以此来离间刘娥和太子关系的人大有人在。古往今来，为皇权杀亲子的亲生父母不绝于史，何况刘娥始终只是个养母。朝臣们很是为太子的处境担忧。副宰相王曾便通过刘娥姻亲钱惟演进言说：“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不定，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刘娥深以为然。再说，她抚育太子多年，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早就有了一份深厚的母子之情。如此，才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机可乘。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几日后，死于大内延庆殿，时年五十五岁。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

当时一直有种传闻，说宋真宗担心太子年幼，打算将太子托付给八弟泾王赵元俨（即戏曲中八贤王的原型）。据说宋真宗临死前，曾经向病榻前的众大臣示意，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伸出三指。当时群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大胆猜测，认为宋真宗的意思是想让自己的八弟赵元俨摄政并辅佐太子赵祯。刘娥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对群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泾王赵元俨听说此事后，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娥当权的障碍，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

这种传闻应当是朝野上下对刘娥干政不满的表现，但却不是事实。宋真宗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宋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宋真宗这才稍稍安心。到了宋真宗晚年，刘娥权势极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宋真宗应该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留下遗诏，尊皇后刘娥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由刘娥全权处分。实际上，这是将太子赵祯托付给刘后，让刘娥掌握了宋朝的最高权力，也是保全太子赵祯的唯一方法。宋真宗为了太子顺利即位，用心可谓良苦。从此，宋朝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史称“章献垂帘”。

按照宋制，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做“起居”。宋朝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形势上到底怎么安排？王曾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左，幼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丁谓一心想要擅权，不让其他重臣预闻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后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宦官雷允恭把握。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垂帘后不久，刘娥发现丁谓与雷允恭勾结起来，经常欺上瞒下，甚至有挟持自己的意思，自然大为不满。

机会很快就来了。雷允恭未经刘后首肯便擅移宋真宗陵寝地穴，正巧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此事被王曾揭发出来。王曾一石二鸟，还捎带上了丁谓，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二人“包藏祸心，欲置皇堂于绝地”。丁谓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刘娥垂帘听政的地方为自己辩护。正当他说得滔滔不绝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说：“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显然，不论丁谓有错没错，刘娥已经决定趁这个机会铲除掉丁谓一伙人，所以，连辩护都懒得听了。不久，雷允恭被诛杀，丁谓则被罢相贬谪。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被贬到崖州（今海南），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忧愤中病逝，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陕西渭南）。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前面讲过刘娥对自己家的亲属大力提拔，但她却严防朝臣结党营私，为此，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宋真宗下葬后，刘后满怀感情地对左右大臣说：“国家多难，多亏诸公同心协力地匡助，才能有今日。眼下大行皇帝的丧事已经完毕，诸位可以将子孙亲属的姓名都开具给我，我要尽数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信以为真，纷纷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报了上去。刘娥便将这些名字列成图表，贴到寝宫墙上，每逢大臣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要先去核对墙上的图表，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刘娥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大臣任人唯亲，形成强大的个人势力。

难得的是，刘娥将喧嚣一时的“天书”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宋真宗的永定陵（今河南浚县西南），总算结束长达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停止了宋真宗晚年推崇道教的宗教活动。刘后掌权期间，成都富商还印制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再讲宋仁宗生母李氏的结局。宋真宗死后，刘娥封李氏为顺容，从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这样，李氏就被彻底地赶出了京城，再也无缘与亲生儿子见面。

刘娥还派人寻访到李氏失散多年的弟弟李用和，在朝中当了个小官，既有笼络李氏之意，又可以将李用和作为人质。

宋仁宗即位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李氏一死，刘娥总算去了一块心病。她不想声张，打算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宰相吕夷简听说后，当着刘娥和宋仁宗的面入奏说：“臣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勃然变色，立即将宋仁宗拉进后宫，然后才单独召见吕夷简，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宫女病死，当宰相的有过问的必要吗？”吕夷简说：“我身为宰相，凡事都应当过问。”刘娥大怒：“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么？”吕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聪明异常，立即领悟这话中的深意，于是下旨厚葬李氏。

注：吕夷简，字坦夫。先祖莱州人，其祖父吕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进士及第，开始了官宦生涯。后来还考入“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是由皇帝亲自主考的选士科目，天下才俊均以能入此科为殊荣。吕夷简的同族父辈吕蒙正，是历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宰相的名臣，他对侄子吕夷简相当赏识。当时吕夷简还是个官职不高的小官，吕蒙正却“以宰相期之”，认为侄子将来定然能成大器，非当上宰相不可。

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像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还用皇后服盛殓李氏。李氏的父母也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由于事情监护周密，宋仁宗对此毫不知情，刘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娥对权力越来越热衷。宋仁宗已经二十岁出头，刘娥仍然不肯还政。大臣们看到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请求太后归政。刘娥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将上书者贬斥出朝。

不仅如此，刘娥还想效法当年的武则天，当当女皇帝的瘾。有一天，她突然向参知政事（副宰相）鲁宗道发问：“武则天是个怎么样的人？”鲁宗道刚正嫉恶，遇事敢言，贵戚用事者都很害怕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鲁字是个鱼头）。鲁宗道听了刘娥的话，立即领悟出话外之音，斩钉截铁地答道：“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她几乎危害了大唐的社稷！”话一开场就不投机，刘娥也试探不下去了。

有个善于趋奉的小官方仲弓奏请刘娥仿照武则天宗庙的方法，也给刘氏建立七座宗庙。鲁宗道提醒说：“若立刘氏庙，将来的皇帝如何处置？”刘娥反复考虑，最终还是觉得武则天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于是放弃了称帝王的想法。三司使程琳想拍马屁，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讨好刘娥。刘娥断然将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但到了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朝廷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抑制不住强烈的愿望，想穿天子的衮冕祭祀太庙。群臣纷纷劝阻，副宰相薛奎甚至说出了十分难听的话：“太后若穿皇帝的衣服，有何面目进太庙见祖宗？”但刘娥不听，这也许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天不假年，想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

祭祀仪式后不久，刘娥忽染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以致卧床不起。宋仁宗遍召天下名医，诣京诊治，始终无效。刘娥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时年六十四岁。这个几乎步武则天后尘、离女皇帝宝座只差一步的女人，终于结束了离奇而又传奇的一生。

刘娥临死之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却还用手牵扯她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宋仁宗看了不免怀疑，却不明原因。参政薛奎说：“太后想必是穿了兖冕，不便见先帝于地下。”宋仁宗恍然大悟，于是给刘娥换上皇后的服装殓葬。

赵祯，这个传说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虽然即位已经有十二年，却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成为真正的皇帝。此时的宋仁宗，心情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刘后抚育他长大，一向对他亲厚有加；另一方面，他长期在刘后的压制下，没有自主的权力，根本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令他在感激刘后之余更多的是敬畏。

直到此时，宋仁宗还是不知道刘娥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刘娥生前，旁人都畏惧刘后，没人敢说。刘娥死了，谁又敢轻易去捅开这桩惊天大案？

这时候，一个被刘后压制多年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赵元俨。关于赵元俨，应该说刘后忌讳他的传闻肯定不假，反过来，他也一定嫉恨刘娥专权。刘娥活着的时候，他无力与其争锋，但刘后一死，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宋仁宗其生母真相。

当时，刘娥留有遗命，要求宋仁宗善待杨太妃（杨淑妃），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意思就是让杨太妃继续垂帘听政。刘娥留下这样的遗诏，完全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确实与杨太妃姐妹情深。

还在刘娥垂帘听政时，上书要求将朝政还给宋仁宗的大臣就大有人在，甚至许多大臣都因此而遭贬，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刘娥人死了不说，竟然还指定了垂帘听政的继承人，这无疑遭到了大臣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御史中丞蔡齐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女后继续掌权呢？”蔡齐的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殿中侍御史庞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关上大门，放一把火将刘娥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

宋仁宗当然想独立主政，于是就坡下驴，只准备加封杨太妃为杨太后，不再提垂帘听政一事。刚好八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赵元俨这时候到了京师，当众反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名号，刘太后已是勉强，难道还要立杨太后吗？”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宰相吕夷简等人都面面相觑。众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诧赵元俨竟然当众揭发了出来。唯独宋仁宗还不明所以，听得一头雾水。

赵元俨继续说：“治天下莫如孝，陛下临御十余年，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没有尽职的过错。”宋仁宗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委。赵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而已。”宋仁宗大惊失色，说：“叔父何不早言？”

赵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死得极为可疑。”赵元俨这话前半段都是事实，后半段却大有捕风捉影之嫌疑，且暗藏杀机。由此可见他被刘后压抑多年，胸中早就憋着一口恶气。

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半信半疑中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得到证实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

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说之前的流言不足为信，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

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宰相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尽管知道了刘娥并非生母，但多年的养育之恩仍然让宋仁宗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强调的是，刘娥听政十二年，宋仁宗不能主政，一直生活在刘娥的阴影下，但宋仁宗之后对刘娥并无任何报复之心，刘娥在世时所实施的政策，也未有大的更改。相比于后来的宋哲宗对待垂帘听政的祖母高太后，宋仁宗实在是个难得的心地仁慈的皇帝。

之前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多被召回还朝，众人纷纷向宋仁宗控诉刘娥当年的失当举措。只有范仲淹一人对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协助陛下十余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宋仁宗回答说：“我也不忍心听人讲大娘娘的坏话。”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刘娥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不知道一向痛恨刘娥的赵元俨本人是什么感受。想来他一定不会情愿，然而，皇帝做媒，却也无可奈何。又或者这本身就是赵元俨的意愿，他看见宋仁宗宠信刘氏家族如故，不如结成姻亲以求固宠。无论如何，这位八大王的真实形象，实在与戏曲中刚直正义的“八贤王”相去甚远。

当然，对待亲生母亲外家的李氏家族，宋仁宗更加厚遇，拜舅舅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又将最宠爱的长女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李玮相貌平平，又没有什么才华，福康公主很不满意。福康公主喜欢都监梁怀，两人关系颇为暧昧。有一次，福康公主和都监梁怀在房里说话，李玮母亲在窗外偷听，结果被福康公主发现。福康公主大怒，竟然命令侍女殴打婆婆。李玮一向老实，但对母亲被妻子打也不能容忍，夫妻二人因此大吵一架，福康公主一怒下半夜叩皇城回宫，向宋仁宗哭诉，结果引出了一系列的案件。谏官王陶认为宫门夜开，犯了大忌，应该将当夜守卫宫门的护卫治罪。御史也弹劾公主府第内臣不谨，其实就是暗指都监梁怀与福康公主有暧昧之事。闹了一通后，宋仁宗将都监梁怀一等人治罪了事。福康公主从此一直留在宫中，再也没有回去。李玮也无缘再与妻子见面，却又不敢另娶，心中郁闷可想而知。福康公主于熙宁三年（1070年）病死，年仅三十三岁，显然是忧郁成疾。当时已经宋神宗当政，迁怒于李玮，认为是李玮“奉主无状”，将其贬陈州。对李玮而言，娶了福康公主为妻，可谓十分不幸了。

第二章狸猫换太子五生死两皇后

当年因为宋太宗反对，刘娥与宋真宗这一对有情人差点就不能成眷属。按理来说，刘娥有如此经历，应该懂得对宋仁宗的后宫之事多点宽容，其实不然。

宋仁宗到了大婚的年龄，刘娥特意挑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女子进宫。这几个年轻的少女将有一人成为皇后，其他人只能得到嫔妃的名号，地位可谓有天壤之别。宋仁宗一眼看上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想立张氏为皇后。但刘娥认为张氏不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郭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宋仁宗只好按刘娥的意志立郭氏为皇后，封张氏为才人。强拧的瓜不甜，郭氏虽然被封为皇后，却备受冷落。刘娥去世后，郭皇后失去了靠山，不但不懂得谦让与宽容，还处处与后宫嫔妃争风吃醋，从而引出了宋朝立国以来第一起废后风波。

当时，后宫还有两个美人尚氏和杨氏，都极为得宠。尚美人的父亲因女而得宠而封官加爵，恩宠无遇，一时倾动京城。郭皇后对此大为不满，屡次找尚美人的麻烦，几番冲突。尚美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知道宋仁宗不喜欢郭皇后，便经常向宋仁宗诉说郭皇后的不是。有一天，尚美人在宋仁宗的面前讥讽郭皇后，刚好被郭皇后听见。郭后不胜愤怒，上前要打尚美人耳光。宋仁宗见势不妙，急忙过来劝架。郭皇后已经举手搧出，这一巴掌出尽全力，收势不住，刚好打在了宋仁宗的颈部。

郭皇后指尖锐利，在宋仁宗颈中划出了两道血痕。宋仁宗只觉得脖子火辣辣地疼，顿时龙颜大怒，但他性格文弱，虽然生气，却没有发作，只是带着尚美人走了。

在这之前，宋仁宗为了摆脱刘太后执政的影子，罢免了曾经依附太后刘娥的大臣，唯独没有罢免宰相吕夷简。刚好有一天，宋仁宗在后宫与郭皇后谈论朝臣，还特意强调吕夷简忠诚可嘉。宋仁宗之所以格外赞赏吕夷简，是因为此人当年极力与太后刘娥争辩，主张以皇后礼仪安葬宋仁宗生母李氏，由此李氏身后事隆重，而太后刘娥刘氏一族也得以保全。郭皇后却认为吕夷简其实也是阿谀奉承刘太后之辈，不过为人机巧，善能应对而已。宋仁宗略一思忖，认为郭皇后的话有道理，于是将吕夷简也罢相。宦官阎文应与吕夷简交好，告诉吕夷简，说是因为郭皇后随口一句话导致他被罢相。吕夷简得知后，愤恨异常。

几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时事，特意提到当时他力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结果触怒了刘太后，几乎被杀，幸得吕夷简相救。宋仁宗意志软弱，容易被旁人的意见左右，又觉得吕夷简是忠臣，于是将其重新召回为相。虽然官复原职，但吕夷简一直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刚好郭皇后误打宋仁宗一事给了吕夷简报复的机会。

宋仁宗被打后，尚美人不断煽风点火，宋仁宗越想越是恼火。宦官阎文应趁机说：“在寻常百姓家，妻子尚不能欺凌丈夫，陛下贵为天子，竟然受皇后的欺凌，这怎么得了。”宋仁宗沉默不言。阎文应又指着宋仁宗脖子上的伤说：“陛下颈上血痕宛然，请指示执政，应该若何处置？”执政是指宰相、枢密使级别的官员，包括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枢密院。宋仁宗受到煽动，忍不住激动起来，愤然派阎文应去召宰相吕夷简前来。

吕夷简到来后，立即大谈郭皇后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这其实已经是在游说宋仁宗废后。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废后的先例。宋仁宗虽然愤恨皇后，但一听宰相提到废后，还是比较谨慎的态度，说：“皇后虽然可恨。但废后一事，却有干清议。”吕夷简说：“废后之事，古亦有之。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其郭皇后仅因为怨怼而被废。何况今日皇后打伤了陛下！”“怨怼”的意思是不满而发牢骚。阎文应也在一旁附和，说郭皇后身居中宫九年，却没有子嗣，应当废去。宋仁宗激愤起来，决定废除郭皇后。

皇帝的家事历来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的事，还是天下人的事。宋仁宗要废后的消息传开后，朝中一片哗然。本来废后无关国计民生，但在群臣眼中，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御史中丞孔道辅（孔子四十五代孙）、谏官范仲淹、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等十多人联名上奏，称“后无过，不可废”，坚决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宰相吕夷简早有准备，抢先一步下令有司不得接纳台谏章奏。宋仁宗则抢在群臣发难之前，下了废后诏书，说郭皇后没有子嗣，自愿退位修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宁宫（之前称长乐宫）。

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等人见台谏的奏章无法送到皇帝手中，无法可想，竟然集体跑到皇帝寝宫门口进谏。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进谏的大臣们都跪在宫门口，请求皇帝召见，对答郭皇后被废一事。但无论范仲淹等人如何力争，守卫殿门的内使只是紧闭大门，不予通报。孔道辅急得不行，上前抓住宫门的铜环急叩，还大声喊道：“皇后被废，累及圣德，为什么不听我们谏官的意见？”宫门后的内使大概也怕出事，便急忙入报。宋仁宗自己觉得理亏，不愿接见谏官，便派内使传话，让进谏的大臣们到中书政事堂与宰相对话。

孔道辅和范仲淹等人来到中书时，宰相吕夷简已经等在那里，显然是有备而来。孔道辅一上来就质问吕夷简说：“大臣对皇后来说，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可以劝他们和解，怎么能只顺从父亲一面而不要母亲呢？”吕夷简争辩说：“废后一事，不是本朝首创，古已有之，汉朝和唐朝都有先例。”孔道辅怒斥道：“大臣应该引导君王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为什么偏偏要引汉、唐失德事作为标准？”群臣随即一哄而上，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招架不住，只好拱手说：“各位还是去见陛下力陈吧。”然后匆忙离开。

第二天，孔道辅等人入朝，准备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当廷争论。然而，宋仁宗的圣旨突然到来，说“伏阁请对，盛世无闻，孔道辅等冒昧径行，殊失大体”，将孔道辅和范仲淹贬黜出京城，孔道辅知徐州，范仲淹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属桐庐郡，为汉光武帝刘秀故人严子陵隐居处），其他进谏大臣罚俸半年。废后之议因此而定。

注：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时贫苦，两岁丧父，后来母亲也改嫁。他离家到南昌，在一座书院的破房里苦读。早上煮一盆粥当一天的食粮，饿了就用刀切几块吃，一直读到夜深人静，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尽管如此贫寒艰辛，但范仲淹志向远大，常“以天下为己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之后一直是朝中重臣。少年艰苦的生活，使范仲淹始终能以清廉律己，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他最恼怒无为腐朽的官员，选拔官员时，看到不中用的，就在班簿上一笔勾销。当时富弼（晏殊女婿，且由范仲淹牵线）任枢密副使，说：“一笔勾，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范仲淹因废后一事被贬后，一直到康定元年（1040年）才因边事紧急被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范仲淹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意思是称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庆历新政”就此结束。庆历四年春（1044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宋仁宗废后风波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此次台谏官员力谏，敢于同皇帝、宰相对抗，却是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大事，表明了台谏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说，“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

郭皇后被废后，后宫中最高兴的人就数尚美人和杨美人了。宋仁宗也更加宠幸二位美人，昼夜厮混在一起，搞得上朝都神情恍惚，致使政事荒废。杨太后（杨淑妃）听说后，命宋仁宗将尚、杨两美人送出宫去。宋仁宗颇为不舍，表面应付杨太后，但暗中却照旧宠幸美人。杨太后便下令阎文应送二位美人出宫。阎文应先去劝说宋仁宗，宋仁宗不胜其烦，勉强答应。于是，尚美人被逼入洞真宫出家作了道姑。杨美人也被别室安置，从此无缘再睹天颜。

宋仁宗的废后诏书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女子以充后宫，也借此来表明郭皇后是因为无德被废。虽然此时刘太后已死，宋仁宗完全亲政，但在立皇后的事情上，他始终不能如愿。当时，有女子陈氏进宫，宋仁宗十分喜欢，想立她为皇后。可是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才谋得一个小官，出身低贱。翰林学士宋绶劝说道：“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等人也纷纷劝说。宋仁宗不得已，只好选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曹氏入宫，第二年立为皇后。曹氏时年十八岁。

因为立后始终不能称心如意，宋仁宗也不大喜欢曹皇后。这时候，他又想起了废后郭氏。毕竟郭氏是他的原配，他对废后一事开始觉得愧疚。郭氏此时已经出居瑶华宫，宋仁宗就派人到瑶华宫慰问郭氏，赐号金庭教主、冲静元师，又赏赐乐府（指仿古乐府体的诗笺）给郭氏。郭氏久居别宫，孤独寂寞，突然看到皇帝派遣使者前来问候，不由得悲喜交集，于是亲自和答乐府篇章，词极凄婉，催人泪下。

宋仁宗看到郭氏的和诗后，思念加深，愈发觉得割舍不下，于是密召郭氏回宫。不料郭氏却是个有气节的女子，认为皇帝如果再召见她，必须要百官见证，重新册立她为后。宋仁宗此时已经立曹氏为后，如果再册郭氏，就是二后并立，这可让皇帝左右为难了。

就在宋仁宗无比苦恼之时，郭氏染病，于是宋仁宗派宦官阎文应携御医前去为郭氏看病。不料几天后，郭氏就暴毙而亡。

如果联想到之前阎文应力主废除郭皇后一事，就不难推测郭氏暴毙绝对与阎文应有关。如果郭氏重新立为皇后，追究当日废后之事，吕夷简和阎文应身为废后主使者，定必首当其冲。是以这二人惶急不堪，为了保全性命，下毒谋害郭氏就很正常了。宫中和朝廷都怀疑是阎文应下毒害死了郭氏，但阎文应手段高明，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且深宫事密，谁也不敢轻易查证。

宋仁宗对郭氏之死很是悲痛，下诏重新恢复了郭氏的皇后封号，用后礼殓葬。此时，范仲淹已经调知开封府，上奏弹劾阎文应，宋仁宗立即将阎文应贬黜出京。阎文应后病死途中。

宋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曹氏出身将门，却熟读经史，知书识礼，能写一手漂亮的飞白书（书体之一）。她性慈俭，重稼穑，曾经亲自带领宫嫔们在苑内种植谷物，采桑养蚕。就是这位看似文弱的皇后，在关键时刻却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充分显露出将门之后的风范。

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宋仁宗留宿在曹皇后宫中。半夜的时候，殿外突然传来奇怪的蹴踏声和呼噪声。宋仁宗听见有异，就想逃出寝宫，却被曹皇后阻止，说：“宫寝中有此怪声，必定是内侍谋变，现在天黑难辨别，陛下切勿轻出，请立即传旨，召都知王守忠引兵入卫，才是万全之策。”于是宋仁宗派人去召王守忠。曹皇后又吩咐近侍紧闭门户，将大殿所有入口通通堵死。

此时殿外怪声此起彼伏，还不断有喊杀声和惨叫呼救声，气氛极为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有个宦官猜测道：“会不会是宫中乳媪殴打小宫女，所以有此哭声？”曹皇后大怒，呵斥道：“奸贼就在殿外杀人，你还敢胡说八道！”她估计是叛军做乱，立即将内侍宫人集中起来，分别把守宫门，并亲手为每人剪下一绺头发，以等到叛乱平息之后，以发为记来论功行赏。曹皇后聆听殿外的动静，估计乱兵一时无法撞开殿门，定然会放火焚烧宫门，便命宫人去准备冷水。不久后，乱兵果然放火，宫人早有准备，立即泼水浇灭。这时候，都知王守忠已引兵到来，擒杀了乱兵，平息了这场血腥的兵变。

这场兵变是侍从官颜秀等人发起，想借机杀死宋仁宗，抢夺宫中财物。全靠曹皇后应变有方，宋仁宗才能化险为夷，就连宋仁宗本人，对曹皇后的气度也是大为佩服。然而，事后宋仁宗却未给曹皇后任何奖赏。不仅如此，他因为宠爱张美人，便借口说张美人在平乱中有功，要升张美人为贵妃。一时间，朝野上下怒气难平，翰林学士张方平说：“舍皇后而礼尊美人，古来没有此礼。”群臣也都上书力谏。可宋仁宗不听，他之前两次立后都不能自作主张，这次无论如何他要为自己宠爱的张美人争口气了。于是皇帝力排众议，立张美人为贵妃。反而曹皇后大度，没有计较。

宋朝自开国以来，一直秉承“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张贵妃虽然深得宋仁宗宠爱，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但封后没有希望，就连她希望宋仁宗封其伯父张尧佐官职的事也是一波三折。之前，宋仁宗想封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虚职），结果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不得已而作罢。但张贵妃不死心，宋仁宗也决心一定要任命张尧佐官职。有一天，宋仁宗上朝，张贵妃送宋仁宗到殿门口，嘱咐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意思是提醒宋仁宗不要忘记下诏封张尧佐为宣徽使。宋仁宗连连说：“放心！放心！”

到了大殿，宋仁宗刚准备下诏任命张尧佐，知谏院包拯就站出来进言，大谈为什么不能任命张尧佐的理由。包拯即民间传说中的包青天，他知开封府时，以廉洁著称，执法严峻，不畏权贵。包拯这番进谏还不是几句话了事，他滔滔不绝，雄辩不已，说到激动处，唾沫竟然都溅到了宋仁宗脸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注：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今安徽合肥）。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包拯以孝闻于乡里，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居家陪侍父母十年后才出仕。出仕时，包拯写了一首《戒廉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以此来激励自己。他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还在中央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他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包拯病逝时，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而包拯的大名也穿越时空，千百年来成为清廉的象征。“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表达了世人对包拯的敬仰。

等到宋仁宗下朝回到后宫，张贵妃迎上前去，还没来得及说话。宋仁宗一边用袖子擦着脸，一边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这件事便因此而作罢。但宋仁宗还是抵挡不住张贵妃的枕边进言，任命张尧佐知河阳，兼职宣徽南院使。御史唐介立即上奏劝阻。宋仁宗难以招架，便将责任推到宰相身上，说这是中书拟的诏书，与他无关。这本是宋仁宗的推托之词，却不料引出一系列的事件。

唐介相信了宋仁宗的推托之言，立即认为这是宰相文彦博的意思，上奏请求罢免文彦博，改任富弼为相。奏书里特意提到文彦博“交通宫掖，引用贵戚，不称相位”，意思是文彦博跟后宫张贵妃有勾结。结果，宋仁宗当面将唐介的奏书扔得老远。唐介却毫不气馁，走过去将奏书捡起来，在朝堂上大声念完，然后盯着文彦博说：“相公应当自省！”文彦博羞愧难当，立即向宋仁宗请求辞职罢相。宋仁宗见唐介当朝要挟宰相，勃然大怒，立即将唐介贬黜出京，出为青州别驾。

注：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文彦博自幼天资聪颖，有一次与小伙伴们玩球时，有一小孩不小心将球掉进一棵大树的孔洞里，无法取出。文彦博想了个主意，向树洞灌水，球最终浮出。这就是著名的“灌水取球”，是与“司马光砸缸”齐名的儿童益智故事。文彦博的祖先出于春秋时期齐国陈公子完，在宋仁宗庆历末，因镇压贝州王则起义有功而任宰相。张贵妃的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父亲文洎的门客，张贵妃入宫前，还自认文彦博为伯父。

事后，宋仁宗得知文彦博确实曾经向张贵妃献蜀锦为衣，这才知道唐介所言不虚，于是罢文彦博相位，出知许州。但宋仁宗并没有就此召回唐介，不过特地派宦官将唐介从青州护送到英州。

文彦博后来再次与富弼同时入相。富弼，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庆历二年（1042年）奉命使契丹，拒绝割地要求，但允许增加岁币，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文彦博也是直接逼迫狄青致死的人。士兵出身的狄青有“战神”之称，因对西夏的不世军功升为大将，威名远扬。宋仁宗闻其大名，为了一睹勇将风采，甚至曾派专人到前线为狄青画像。后来狄青做到了枢密使一职，却引来朝廷上下的嫉恨。宋朝自开国以来，一贯的策略都是重文抑武，竭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之前，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大政治背景下，武将出身的狄青官职升得越高，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就越深。早在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狄青任枢密使后，宰相文彦博也借口民间和宋军太过拥戴狄青，劝宋仁宗免掉狄青的枢密使的职务。当时，狄青不仅被宋军视为盖世英雄，甚至连开封百姓也为其英勇事迹所折服，每当狄青出门，总能引来许多人观望。狄青不过一介武将，却有如此高的威望，既让众多文臣感到不快，也使宋仁宗产生了忧虑。尽管如此，宋仁宗还是觉得狄青功高，不忍公然免除其职务，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于是将狄青出典外藩。出典外藩和贬黜差不多，狄青不愿意接受，向文彦博询问命他出外的缘故。文彦博说：“无他，朝廷疑尔。”声色俱厉，吓得狄青倒退几步。狄青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唯恐大祸临头，不到半年，便郁郁得病而死，时年四十九岁。这位曾经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的一代名将，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没有在疆场上马革裹尸，却死在皇帝和文臣的猜忌中。宋仁宗得知狄青死后，心怀愧疚，赠狄青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后来宋神宗登基，希图富国强兵，却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当年的狄青。感慨之下，宋神宗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宋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暴病身亡，时年三十一岁。宋仁宗追忆张贵妃的柔情，悲痛不已，决定以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张贵妃生前没有当上皇后，死后却得到了皇后的名号和葬礼。因为担心谏官们的反对，宋仁宗一直等到治丧的第四天才宣布追册张贵妃为皇后，赐谥温成。

此时，皇后曹氏还在世，宋仁宗却另外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就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的旷古奇闻。此为逾礼的大事，前所未有，谏官们群情汹汹，纷纷上奏反对。这回宋仁宗却铁了心，均置之不理。这大概也是他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所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了。

宋仁宗绝对不是个无能的皇帝，相反，他在位的一朝，名臣如云，包拯、范仲淹、狄青、欧阳修、王安石等均是当时和后世著名的杰出人物。甚至王安石已经向宋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如此人才辈出，显然与宋仁宗的知人善任分不开。然而可惜的是，宋仁宗性格文弱，遇事犹豫不决，这样的性格不但导致了他本人一生的悲剧，也直接影响到宋朝的国政：范仲淹的改革进行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却突然被宋仁宗舍弃，以致前功尽弃；而战神一般的武将狄青令敌人闻名丧胆，却最终被宋朝廷猜忌而死。这些均与宋仁宗的懦弱性格有关。

宋仁宗先后有三子，均已早夭，后来因纵欲过度而导致身体衰弱。曹皇后见宋仁宗体质羸弱，担心他不能再有子嗣，就与宋仁宗商议，预备先从宗室中取一小孩作为养子，以防万一。宋仁宗如果真的无子，将来也可以让养子继承皇位。刚好当时宋太宗孙赵允让（宋太宗第四子赵元份子）儿子众多，宋仁宗就抱养了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赵宗实当时年仅四岁，入宫后由曹皇后抚养，他就是日后的英宗皇帝。而曹皇后姐姐之女高滔滔此时也养在宫中，她在日后成为宋英宗的皇后高氏，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这一节到后面再谈。

第三章女中尧舜一濮议

宋仁宗无子，为了皇位后继有人，将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进皇宫中抚养。赵宗实入宫时年仅四岁，之后在宫中长大，但始终没有立为太子。大概是因为宋仁宗仍然希望能有自己的子嗣，不过，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宋仁宗晚年，文彦博、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执政大臣上书，力请早建皇嗣。包拯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也劝宋仁宗早立太子，他诚恳地对宋仁宗说：“太子的位置空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天下人都为此担忧。万物都有个根本，而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不立太子，将会是最大的隐患。”宋仁宗有些不高兴，故意问包拯道：“你想立谁为太子？”包拯感觉到皇帝起了猜忌之心，便回答道：“我请求陛下早立太子，是为了让社稷后继有人，世代接替。陛下问我想立谁，这是怀疑我有私心。我年已七十，没有儿子，不是想从这件事上为后代讨到什么好处。”宋仁宗这才放了心。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宋仁宗下诏立三十一岁的赵宗实为皇太子，赵宗实赐名赵曙。赵曙以体弱多病为由，力辞太子之位，但宋仁宗不同意。使者往返多次，赵曙均不肯入宫，最后被使者强行抬入皇宫，这才受封为皇太子。次年三月，宋仁宗驾崩，时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宋仁宗死后，皇后曹氏生怕有变，下令紧闭宫门，将各宫门钥匙都收到自己手中。曹后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这才派人去召太子赵曙进宫。赵曙之前就不愿意当太子，现在一听说要当皇帝，大惊失色，连叫：“某不敢为，某不敢为。”然后转身就逃。曹后和辅臣上前拦住赵曙，强行给他换上皇帝的衣冠，拥他即皇帝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位以宗室子弟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这是他的幸运。然而不幸的是，他在位不到五年，其间风波不断，后宫也闹得鸡犬不宁。

宋英宗即位后，尊养母曹后为皇太后，立妃子高滔滔为皇后。时隔不久，宋英宗就开始生重病，说不出话来，不但无法料理朝政，而且连人都不认识了，经常狂号奔走，不成体统，似乎是患上了现今所说的精神病一类。国不能一日无君，在这样的情况下，曹太后只好于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曹太后性情慈俭，颇涉经史，军国大事都处理得很妥当，宫廷中也较平安。可以说，曹太后作为宋英宗的养母，为国为家都尽到了责任，但即便如此，母子二人后来还是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宋英宗因患病而性情暴躁，稍不如意，就责骂左右，甚至杖挞相加。宋英宗身边的宦官都不堪忍受，就跑去向内都知任守忠诉苦。任守忠则跑到曹太后面前告状，说皇帝举止失常其实是对曹太后垂帘听政不满的表现。宋英宗本来就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曹太后难免疑心，言行举止都有所表现。如此一来，宋英宗也动起疑来。一时间，太后与皇帝两宫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后宫人人恐惧。太后和皇帝不和，是国之大事。大臣司马光和知谏院吕诲特意上书，开陈大义，词旨深切，多言人所难言，但两宫还是不能释然。

注：司马光，字君实，居涑水乡，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旨，于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有个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是司马光小时候与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一个小孩不小心跌进了大缸中，爬不起来，被水淹没。其他小孩都吓傻了，四下惊散。唯独司马光镇定自若，用石头砸破大缸，救了那个小孩一命。此后，司马光名声传遍乡里。宝元初，司马光中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宋哲宗时拜相。司马光曾奉钦命设局编纂一书。的编纂历时十九年，耗尽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他曾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他也因此与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并称“两司马”。

有一天，韩琦和欧阳修等大臣在曹太后帘前奏事，忽然听到帘后有人呜咽抽泣，原来是曹太后伤感流泪。群臣惊讶不已，追问缘由。曹太后泣不成声，诉说宋英宗终日疯疯癫癫，行为异常，对她垂帘听政始终耿耿于怀，还经常不顾母子情分，出言不逊。宰相韩琦连忙劝解，说皇帝如此，是因为生病的缘故。欧阳修也劝道：“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昭闻，天下共仰。以前先帝在位，温成皇后（即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得宠，太后都能处之泰然（指一生一死两皇后之事），为何如今反倒母子之间不能相容呢？”曹太后听了欧阳修的话，这才觉得宽慰了许多。

欧阳修又说：“先帝在位日久，德泽在人，所以一旦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敢异议。太后虽然贤明，不过究竟是一妇人，臣等五、六人，统是措大书生，若非先帝遗命，哪个肯来服从呢？”这已经是话中有话，有危言警告曹太后之意。曹太后一时沉吟不答。韩琦则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语气极重的话：“臣等在外，皇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责。”这话的潜台词就是一旦皇帝在后宫有什么事，唯太后是问。一旁的内侍听了，均是目瞪口呆。曹太后果然又惊又气，愤怒地说：“这话怎么说？儿子有病，我更为关切！”

注：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四岁丧父，家贫如洗，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好诵古人篇章，为诗文时，“下笔出人意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之后步入仕途。欧阳修博览群书，一生以文章冠天下。他文史兼通，造诣很深，对宋代文风的改革颇有贡献，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在史学方面也很有成就，编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并与宋祁等修《唐书》（《新唐书》）。这位文学宗师还是一位金石收藏学的先驱开拓者，编辑和整理金石遗文上千卷，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其中金文跋二十余篇，其他绝大部分为石刻跋尾。这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欧阳修的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过了几天，宰相韩琦单独到内廷向宋英宗问安。宋英宗立即向韩琦诉苦说：“太后待朕寡恩。”韩琦说：“自古以来，圣帝明王为数不少，唯独舜被称为大孝，难道是其他的帝王不孝吗？父母慈而子孝，这是常事，不足称道。父母不慈，子仍尽孝，这才是难得可贵的事。舜正是如此，所以才能称名千古。陛下自问做得如何呢？何况太后仁慈，天下哪有不是的父母呢？”宋英宗听了，心有所思。

在群臣的大力撮合下，随着宋英宗的病情逐渐好转，皇帝与太后终于从表面上和好如初，宋英宗也开始亲政。内侍任守忠等则因离间罪被贬逐。

宰相韩琦见曹太后不主动撤帘归政，担心重演当年章献太后刘娥把持朝政的局面，有心劝说曹太后归政。有一天，韩琦在帘前向曹太后奏事，故意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曹太后十分意外，说：“现在朝廷大事都仰仗相公，相公怎么能走！我倒还没有说退居深宫呢。”韩琦立即问曹太后打算哪天撤帘归政。曹太后十分不快，说：“我并不想干预朝政，不过是因为皇帝抱恙未痊，我才不得已在此。要撤帘就可撤帘，何必挑选日子呢？”然后站起来，好像已经走进了内宫。韩琦马上大声喊道：“太后有旨撤帘，銮仪司还不赶快执行？”于是銮仪司上前摘下了帘子，却见御屏后面仍闪动着曹太后的衣裙。原来曹太后仍然在屏幕后面，她本来不过是气话，想不到韩琦立即顺势而为。如此这般，显然曹太后并不想还政给宋英宗。

正因为韩琦竭力维护皇帝的利益，甚至不惜得罪曹太后，所以宋英宗亲政后，对韩琦倍加信任。当然，皇帝对曹太后在礼仪上也做得很好，所有曹太后出入的仪卫，都比同当年的章献太后刘娥。

注：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国华第六子。韩琦三岁时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二十岁中进士，三十三岁为枢密直学士、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以与范仲淹等长期共防西夏而知名。庆历三年（1043年），韩琦才三十六岁，已为枢密副使（武副相），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同辅朝政，时称“韩范富欧阳”。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九岁的韩琦为枢密使（枢相），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副相）。嘉祐六年（1061年），拜昭文馆大学士（首相），封仪国公。韩琦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辅佐朝政，声名显赫。尤其是韩琦在宋英宗和宋神宗两帝立太子和即位上都起到了极为关键作用，因此一直备受信任。后来韩琦薨于家乡安阳，消息传到朝廷后，宋神宗痛哭流涕，亲制神道碑以赐之，并题其碑额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这样的殊荣在宋朝是非常罕见的。后来南宋著名的权臣韩侂胄便是韩琦的曾孙。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英宗才初尝真正当皇帝的滋味。因为他不是宋仁宗亲子，涉及血统与正统的复杂问题，宰相韩琦等大臣提出先将追封宋英宗亲生父亲赵允让名分的问题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出人意料的，宋英宗指示暂缓讨论，等宋仁宗大祥后（古代二十五个月的守丧期结束，还须举行祭礼，称大祥）再议。当时宋仁宗逝世已经十四个月，宋英宗此举令人十分不解。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宋英宗下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以王珪为首的两制官员认为，宋英宗在继位前已经过继给宋仁宗为养子，从辈分上说，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亲生父亲）是宋仁宗的堂兄，所以只能称赵允让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辅们则迎合宋英宗的心意，援《礼》为据，认为宋英宗应称赵允让为皇考。皇帝提到已去世的父亲（即先帝）时，称之为“皇考”。

宋英宗自然是赞成皇考，但为了表示自己大公无私，便将两种方案提交给百官讨论。宋英宗和韩琦等人原以为绝大多数大臣一定会迎合皇帝的意图，赞成称皇考。不料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皇伯提案，其中皇伯派以司马光和程颐为首。

程颐就是著名的理学家，三十二岁时，曾为中丞彭思永代笔《上英宗皇帝论濮王称亲疏》，大意说：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因此宋英宗当以宋仁宗为父，与本生父的关系当改为伯侄，认为这是“天地大义，生人大伦”，“苟乱大伦，人理灭矣”。程颐还认为宋英宗若执意尊本生父母，只是私孝，不合天理。身为一国之君须以国为重。

一时间，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皇考、皇伯之称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濮议”。显然，“濮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礼法之争，还涉及朝中大臣的党派之争，甚至关系到曹太后和宋英宗之争。

正在朝中争论不休之时，曹太后忍无可忍，站了出来。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宰相韩琦等人，认为不能称濮安懿王赵允让为皇考。曹太后作为宋英宗养母，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皇伯派一时占了上风。宋英宗不便公然与养母作对，他感到局势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拖延，宋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取得曹太后的支持，才能最终取得这场“濮议”论战的胜利。但显然，曹太后不可能站在宋英宗一面。当劝说的手段不能奏效时，戏剧性的事情就出现了。

治平三年（1066年），宰相们在垂拱殿议事。韩琦因在家中祭祀，所以当天未到中书政事堂参与政事。但不久后，宋英宗突然派人急召韩琦进宫商议皇考一事。显然，这是后宫中发生了有利于宋英宗的转机。韩琦赶到政事堂后，当即议定称濮安懿王赵允让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诏书，交到宋英宗手里。宋英宗拿着诏书进入内宫，而韩琦、欧阳修等人则在中书政事堂继续等候。

到中午的时候，曹太后身边的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到政事堂。韩琦打开文书，与欧阳修相视而笑。这封文书正是欧阳修亲笔写的那封诏书，不过现在上面已经多了曹太后的签押。这表明曹太后在形式上已经同意尊宋英宗的生父为皇考，这一关键性的诏书立即扭转了局势，皇考之称因此而定。

曹太后一向与宋英宗不和，而且她赞成皇考方完全不合乎朝廷礼仪，于是就有了种种传言。一种说法是，宋英宗早有预谋，当日趁曹太后酒醉，将诏书送去，曹太后是酒后误签。后来曹太后酒醒后才知道诏书内容，但已经无法挽回。另一种说法是，宰相韩琦和欧阳修等人一直暗中结交曹太后身边的宦官，通过宦官下手，最终拿到了太后的签押。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来历如何，宋英宗却是因此而大获全胜，以称“考”定议。

不过，满朝文武对此结果态度哗然，御史们纷纷上奏，宋英宗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只好召宰相们商议对策。韩琦其实很担心宋英宗将自己作为替罪羊推出，颇为阴险地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这句话的深意，是说他们这些宰相之所以力排众议赞成皇考，其实是在帮皇帝办事。韩琦说完这句话后，就垂手不言。而欧阳修的态度就明确多了，他要求宋英宗在宰相和御史之中做出选择。宋英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按照欧阳修的意见，将吕诲、吕大防、范纯仁（范仲淹子）三名御史贬黜出京师。

宋英宗将三名御史无过罚出京城，激起了众朝臣的愤怒，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宋英宗无奈之下，只好屈皇帝之尊去拉拢反对派的主要人物王珪，承诺以执政要职。可以说，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宋英宗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手段，这场长达一年半的“濮议”闹剧才算结束。虽然他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宋英宗突然患病，卧床不起，之后服了一个多月的药，仍不见好转。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建议宋英宗早立太子，宋英宗十分反感，大概是觉得刘庠有暗咒自己的意思。宰相韩琦见此状况，也不敢公然明请立太子，便告诫宋英宗长子颖王赵顼（顼音xū，同须，赵顼原名赵仲鍼）不离宋英宗左右，以防止情况有变。

其后，宋英宗病情突然加重。有一天，宰相韩琦、文彦博等人恭请圣安后，韩琦对宋英宗说：“陛下很长时间未听朝政了，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应该尽早立太子以稳定动荡不安的政局。”宋英宗勉强答应了这一建议，写下“立大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宋朝称皇子为大王，大大王即为皇长子）。韩琦指明应该写清楚“大大王”指谁，宋英宗不得已，又将“颖王顼”三字写在其后。

韩琦生怕有变，立即召来宦官高居简，将宋英宗御笔所写交给翰林学士，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到宋英宗病床前听取圣旨。张方平得到宋英宗御笔后，起草了一份诏书，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神宗。太子即立，宋英宗心有所感，不禁潸然泪下。文彦博事后对韩琦说：“见上（皇帝）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亦不能不动情也。”

次年，宋英宗赵曙病死，在位四年，年仅三十六岁。在他庸庸碌碌的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事件当数“濮议”，可算是明代嘉靖朝“大礼议风波”的先例。另外，据清人考证，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四十四个皇位过继的例子。但其中动静最大的，要数宋朝的宋英宗和明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均有因为追赠生父名分而演变成著名政治事件的经历。

第三章女中尧舜二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地英年早逝。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作诗哭悼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这泪不仅是为宋神宗而哭，也是为政局的逆转而哭，为新法的命运而哭。王安石心中非常明白，宋神宗一死，新法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他们君臣的理想终将彻底破灭。之后，王安石一直非常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死。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终于获释。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正是在黄州的日子，他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注：关于苏轼被发配黄州一事，在中有传奇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文。据载，苏轼曾到王安石府上拜访，被仆人安排在书房等候接见。闲来无事，他在书房随意走动观看，突然，他看到一首题为《咏菊》的诗稿，上面只有“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两句诗，还没有完稿。苏轼认得这是王安石的笔迹，但却想不通王安石怎么会吟出这有悖情理的诗句来，因为据他看来：“黄花即菊花。此花开于深秋，其性属火，敢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是错误了？”苏轼兴之所发，便举笔舐墨，依韵续了两句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了以后，他又觉不妥，担心王安石责怪，便不等会面就一走了之。后来，王安石得知苏轼续诗讥讽自己后，心中有所不满，一直想要煞一下苏轼的傲气。刚好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经王安石的安排，将其贬到黄州。苏轼到黄州后，刚好遇到重阳节连日大风，他与来访的好友陈季常一道去后花园赏菊花，没想到只见菊花棚下满地遍洒黄灿灿的菊花，枝上全无一朵。苏轼这才知道王安石所咏之菊便是黄州的特殊品种，而王安石故意将苏轼迁到黄州，就是为了让他看到“吹落黄花满地金”的菊花。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却无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注：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怪风，陕西华山崩裂。古人极信天象，一时间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对新法的人趁机解释这些异象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

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复，但是，宋神宗这一举动无疑表示他对新法开始犹豫，他的一度妥协也暗示他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其后，郑侠又再一次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和群臣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气愤反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说，既然干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么请罢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罢黜我十天后还不下雨，请以欺君之罪斩上书之臣于宣德门外。

宋神宗虽然没有表态，但无论如何，在纷纷的舆论中，他开始动摇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主动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宋神宗开始没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书。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吕惠卿为代表，带着皇帝的诏令去见王安石，让他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要求到外地任官。不过，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由吕惠卿辅佐韩绛，继续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王安石罢相后，他所推荐的韩绛、吕惠卿继续担任执政大臣，二人开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推行新法，因而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之前两次上书的小官郑侠又有惊人之举，第三次上书，这次弹劾的是宰相吕惠卿。郑侠认为吕惠卿本性奸诈，又与王安石是朋党，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对此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贬官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一开始依附王安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想借新政出头。王安石离开后，他大力提拔亲戚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想通过裙带关系来扶植自己的势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吕惠卿还打着变法的招牌，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想趁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领袖地位。吕惠卿如此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韩绛等人上书，强烈请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离开相位也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已经变化得太多。吕惠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离间，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开始分裂。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ā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儿子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请求退休，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就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诗中充满恋亲之情。王安石写了一首和诗回答：“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不但不让女儿回家省亲，还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这并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儿嫁给了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亲密往来，岂不是要让宋神宗起疑。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王安石离开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不过，变法并不因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风顺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少有变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面对纷纷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宋神宗恼怒异常，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表现皇帝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以此来杀鸡骇猴。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在了风口浪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树。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苏轼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建立了抒发个性、纵恣疏放的书风，统领了南宋书坛并影响各代。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其书博取古之众长，擅长行、楷，从《兰亭序帖》入手，后取颜真卿之神，故其书风绵里藏针。他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被黄庭坚赞为“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

注：“苏黄米蔡”之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一直为后世所争议。蔡襄，字君谟，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他通诗文，书擅各体，草书尤精，师法晋之二王、唐之虞世南、颜真卿、徐浩，故其书风多变。南宋遗民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但不少人都认为“四家”中的“蔡”原本是指蔡京，史称蔡京“工书法，字势豪健，痛快沉著，殆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其右者。尤工大字，元符末尝作龟山二字。后刻石於龟山寺中”，只是蔡京是有名的奸相，品德败坏，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明人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安世凤在《墨林快事》替蔡京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人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其实，就是众所公认的大汉奸秦桧也写得一手好字（现代大名鼎鼎的宋体字其实就是秦桧的书法），舞得一手好文，若是其为人正派，必然也是一位留名青史的书法家和文学家。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宋英宗还是不甘心，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但苏轼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兴之所至，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一张有预谋的罗网悄悄展开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就大了，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了。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注：王诜，字晋卿，山西太原人，开国功臣之后。他才华横溢，是当时极为著名的画家，以“不古不今”的画风而著称。苏轼称赞其诗画道：“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后来王诜更是因为娶宋英宗赵曙次女宝安公主而成为驸马爷，身份显贵。第二回中提到：高俅未发迹之前，流落在京师，后经朋友介绍，到苏轼府上谋职，苏轼又转荐他到驸马小王都太尉府上做了一名亲随。这个小王都太尉，就是王诜。后来王诜过生日，专请小舅端王赵佶，高俅善于蹴鞠，因而受到爱好蹴鞠的端王赵佶赏识，赵佶即位为宋徽宗后，高俅也备受宠信，位至显贵。

在进京的路上，苏轼听说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此数次想跳水自杀，只是担心自己一死，会牵连到弟弟苏辙，这才没有下定决心。苏轼走后，他妻子王闰之为了避祸，将苏轼诗文手稿全部烧毁，苏轼的作品因此而湮没不少。苏轼后来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起这事：“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

注：苏轼先后有三任妻子，结发妻子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知书达礼，十六岁嫁给苏轼。她是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死。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王弗死后，苏轼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小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王闰之死后，苏轼痛断肝肠，请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妻子诵经超度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火化，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苏轼称其为“天女维摩”。王朝云先于苏轼病死，苏轼将亡妻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之后，苏轼一直鳏居到死。

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均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注：“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意思是说御史府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第一任妻子王弗所生）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饭。在等待最后朝廷判决的时候，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二人便暗中约定：苏迈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判决死刑的坏消息，就改送鱼，好让苏轼早有心理准备。凑巧的是，有一天苏迈刚好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委托一个朋友代劳。朋友十分热心，特意给苏轼准备了一条鱼。结果苏轼一见鱼就大惊失色，以为朝廷已经判决自己死刑，便写了两首绝命诗，托人带给弟弟苏辙。两首诗为：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后，也大吃一惊，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用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其实此时朝廷还没有判决苏轼死刑，不过是代苏迈送饭的朋友并不知道“鱼与死刑”的约定。不过，此时宋神宗正为如何处置苏轼而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很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经奄奄一息，听说苏轼的事后，抱病责备宋神宗。这些台前幕后的人，对挽救苏轼的命运起了决定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待遇好点的囚徒。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苏轼被贬到黄州，还写了一首名叫《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其中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名菜“东坡肉”的烹调法。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为当地的一道名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苏轼密友王诜得知消息后，紧急派人告知苏辙，苏辙立即派人送信给兄长。苏轼得知消息后，立即告假在家。皇甫遵到后，苏轼心中恐惧，甚至不敢出来与皇甫遵见面。后来经皇甫遵反复解释，并非前来捉拿，苏轼才勉强出来相见。

受苏轼牵连的人中，有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首当其冲。他因为事先泄露机密给苏轼，且交往亲密，在御史台调查时不主动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臣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其他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告结束。

王诜是皇亲国戚，尤其王诜妻子宝安公主（后改为蜀国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为宋神宗亲妹，都是高太后所生，兄妹感情极为深厚。有如此关节，王诜却被处罚得最重，这就格外令人纳闷了。宋神宗在贬黜王诜的手诏中说：“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由此推断，除了受到苏轼牵连的因素外，宝安公主病重才是王诜被贬的主要原因。王诜虽然娶了金枝玉叶的宝安公主，宝安公主也极为贤惠，然而名士风流，王诜还是先后娶了几个小妾。宝安公主因此被冷落，经常郁郁寡欢，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三岁时夭折，最终使她忧伤成疾。宋神宗恼恨王诜，因此才借“乌台诗案”从重处罚妹夫。王诜被贬的第二年，宝安公主已经病入膏肓，高太后前来探望，宝安公主从昏迷中醒来，悲伤地告诉母亲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女二人抱头痛哭。片刻后，宋神宗匆忙赶来，亲自为妹妹诊脉，又亲手给妹妹喂粥。宝安公主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情意，勉强将粥喝完。宋神宗赏赐给宝安公主六千金帛，又问妹妹有何要求。宝安公主说：“复诜官而已。”意思是请皇帝让丈夫王诜官复原职。第二天，宝安公主去世，年仅三十岁。宋神宗听说后，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往公主府邸吊祭。结果，刚刚望见公主府的府门，皇帝就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并因此而罢朝五日。兄妹的手足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满足宝安公主最后的愿望，宋神宗打算召回王诜，但就在这个时候，宝安公主乳母告发说王诜经常不检点，甚至纵容小妾有不尊重公主的行为。宋神宗闻之大怒，下令杖责王诜的小妾，并全部发配给士卒。王诜则再次被贬往筠州，一直到宋神宗死后才被放还。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始终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第三章女中尧舜三女中尧舜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注：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他有个外号“倒悬蛤蜊”，因为蛤蜊又名壳菜，倒过来念就是蔡确的谐音。此人外表老实，内藏奸诈，城府颇深。为了谋取高官，他制造了多起冤狱。他从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都是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蔡确一度依附于王安石，靠着王安石的新政发家，俨然是一位变法派的干将。当他后来发觉宋神宗对王安石已有微词，便立即疏远了王安石，还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见风使舵和墙头草的性格昭然显现。正因为如此，朝中大臣大多瞧不起蔡确。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无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珪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珪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珪，大概见到王珪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王珪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赵颢和赵頵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在将来会影响到这对祖孙的感情。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第三章女中尧舜四元祐更化

高太后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

其实，此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有十余年之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变法的态度都与最初的有所不同，比如保守派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流露出他对变法偏激言行的反思，而变法派中的章惇也认为新法中有不少弊端，需要纠正。这充分说明，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双方都看到了新法的利与弊。十分可惜的是，司马光的上台使得两派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党争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保守派入朝，意味着变法派就有可能下野。变法派大臣感觉到危机，为了保全权位，以“三年无改为孝”的说词，攻击高太后不应该擅自更改宋神宗的新法，陷小皇帝宋哲宗于不孝不义。高太后义正词严地说：“孙儿幼冲，不能亲政。既然由老身主持政事，这就不是皇帝他以子改父，而是老身我以母改子！再说，我只是回归仁宗皇帝的祖宗旧制，谁曰不宜？”如此，变法派的败势已露。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以母改子”的意思是以宋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宋神宗朝的政治措施，这是高太后最有力的驳词，但也由此埋下她与孙子宋哲宗不和的导火线。

司马光也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狂热地反对新法。当时有些头脑较为清醒的人曾经劝告司马光，要他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宋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竟然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变法派开始有计划地被驱逐出朝，第一个便是前面在立储一事上兴风作浪的蔡确。宋神宗死后，蔡确为“山陵使”，负责治理宋神宗丧事。御史刘挚等人弹劾他没有入宿守灵，怀有不恭之心，于是被排挤出朝，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不久，又因为其弟蔡硕（治平二年进士）招权纳贿罪，蔡确受到牵连，被夺职，贬于安州（今湖北安陆）。

蔡确到了安州，去游览车盖亭，即兴赋诗十首。车盖亭是安州名胜，魏文帝曾于此留下“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诗句，故有此名。不过，蔡确随意写下的这十首诗却成为知汉阳军的吴处厚（福建邵武人）发泄私愤、陷害蔡确的依据。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因没有被蔡确举荐而怀恨在心。吴处厚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其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一句。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歪曲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高太后看到后怒不可遏。谏官刘安世乘机进馋，说蔡确“罪恶昭著，何待分析”。张焘、范祖禹、王严叟等人纷纷要求太后马上给蔡确定罪。蔡确先被贬为光禄卿。但范祖禹则认为：“蔡确之罪，天下不容。而今尚为列卿，恐怕平息不了民愤。”执行大臣吴安诗、梁焘等人也乘机落井下石，认为处理太轻，应从严制裁。于是，高太后将蔡确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

蔡确被贬新州，开创了宋廷朝臣贬到岭南先例。当时的岭南被认为是“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号。在那个时代，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意思是说，被贬到岭南的人，没有几个能够生还，由此可见岭南环境之恶劣。

蔡确名声虽然不佳，但也有人不希望看到他死，何况车盖亭诗案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穿凿附会。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怀恨当初蔡确诋毁她打算废掉宋哲宗赵煦一事，斩钉截铁地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蔡确被贬时，范纯仁（范仲淹子）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范纯仁虽然是保守派人士，但却不希望见到蔡确有如此下场，还特意请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然而宋哲宗畏惧祖母，只以沉默来抗议。宋哲宗亲政后，将大批高太后任命的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文字狱。保守派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的不满，捕风捉影，对变法派开始进行清算。蔡确被贬到新州后不久，就染上当地的疫病，之后病死于贬所。蔡确倒台后，章惇就成为下一个目标。

章惇，字子厚，建州溥城（今属福建）人。少年时英俊有豪侠气，博学又善文。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当时，长他十岁的侄子章衡中进士第一名，章惇觉得作叔叔的竟然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为耻，竟推辞敕令而出。之后，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章惇再次参考，举甲科，调为商洛令。

章惇与苏轼交好，二人曾经同游南山。走到仙游潭时，见仙游潭下临万仞绝壁，壁上有一块很短的横木。章惇请苏轼到壁上题字作记。苏轼俯身望一望潭下，烟雾氤氯，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走到潭边，吊下绳索攀着树，提起衣服就爬下去了，用毛笔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然后攀树缘索，回到潭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苏轼当即拍拍章惇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不解问，“何以知之？”东坡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据说章惇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打算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给章惇的一首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章惇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二人因而交恶。其后，苏轼落难之时，章惇曾经多次打击苏轼。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执掌朝政后，王安石很赏识章惇的才华，用其为中书校正。当时朝廷正在经制南、北江少数民族，又任命章惇为湖南、湖北查访使。提点刑狱赵鼎说峡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百姓苦于其酋长的剥削，正在商议内附朝廷。辰州一个叫张翘的布衣百姓也说南、北江的一些少数民族欲归附大宋。王安石于是把招附少数民族的事下派给章惇。章惇招募流人李资、张竑前往两江招附。这两个家伙却是好色之徒，只顾和当地妇女淫乐，结果被酋长发现杀死，酋长大怒，发兵讨宋，一时两江震动。宋神宗深怪章惇扰命误事，贬修起居注，后召回京师，知枢密院事。章惇与蔡确关系密切，二人曾经一唱一和，矫称拥立宋哲宗定策有功，为高太后所忌。

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高太后突然下旨，提升庆州知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知虔州（江西赣州市），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任命名单下达到三省和枢密院后，高太后问执政大臣对这五人的晋升有何意见。

章惇作为知枢密院事，事先竟然不知道这五人的任命。他感觉已经被冷落，心中不快，忍不住发问道：“按照惯例提拔谏言先由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官推荐给中书，然后由执政大臣向皇帝汇报，皇帝批准后再作宣布。这次任命范纯仁等人为谏官，本人身为执政大臣，居然没有得到两制官的推荐意见，不知太皇太后从何处得到的名单，难道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吗？这种违背祖宗旧制的方法是不可取的。”语气已经相当咄咄逼人。高太后不得已，辩解说：“这五个人均由各位大臣推荐，并非宫内宦官等近臣所荐举。”章惇冷冷道：“倘若是大臣所荐，就应该光明正大。”

一时间，高太后极为尴尬。吕公著、司马光等老臣不得不挺身维护高太后，辩解说：“之所以推荐范祖禹、范纯仁等人，是因为与我等有密切关系。”这下就被章惇抓住了小辫子，他立即按照祖宗法加以驳斥：“台谏官乃是纠察执政大臣过失和错误而设置的，倘若执政大臣建议提拔亲戚及所荐举人任台谏官，必须将被推荐的人任命为其他官职，这是祖宗成法，是不能违背的。”

司马光无可奈何，只好说：“范纯仁、范祖禹等人任谏官是众望所归，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挡住贤臣晋升之路，倘若必须如此，那么我宁愿辞职。”章惇见占了上风，十分得意，还不忘教训对方一番：“我也知道韩缜、吕公著、司马光不会徇私舞弊，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奸臣执政，以此为例提升谏官，而且以亲疏为标准，台谏官就失去意义了，这会造成政治的昏暗，关乎国家安危。”

这件事后，高太后不得不下诏申明祖宗旧制，范纯仁也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余三人依旧。章惇赢了这个回合，迫使司马光等人做出了让步，但他却将高太后和司马光深深得罪了。

之后，司马光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开始对章惇进行大反攻。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即上书高太后，弹劾章惇超越职权范围对政事横加干涉，说本来皇帝已经御批五人为谏官，是符合祖宗旧制的。后来刘挚、王岩叟等人又借题发挥，猛烈抨击章惇，指责章惇与骄横不法的宋用臣勾结起来，宋用臣已被罢，章惇仍然在位，何以服天下等等。章惇的处境愈益艰难。

很快，蔡确被贬出朝廷，章惇心中惴惴不安，与保守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于是，章惇被贬出朝廷。此后，变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变法派吕惠卿在贬黜时甚至不敢喝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保守派抓住把柄。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保守派首领司马光病死。司马光虽然为相仅八个月，但却使得保守派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其后，文彦博（其时已八十一岁）、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先后执政。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中，保守派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并且对变法派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各级变法派官员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廷，不一而足。不仅如此，保守派还搞了个“三贤”、“三奸”的新花样儿，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除了完全废除新法外，保守派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将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此警告天下人。

保守派占尽优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程颢弟，当时程颢已死）以皇帝老师自居，与翰林学士苏轼日渐对立。于是，程颐与贾易、朱光庭等结为朋党，因首领程颐是洛阳人，称为洛党。苏轼兄弟与吕陶等为一党，他们是蜀人，称蜀党（也称川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为一党，他们是河北人，称朔党。三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持续了整个元祐年间，史称“元祐党争”。

值得强调的是，元祐期间，宋朝廷的一切举措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宋哲宗根本无法参预政事，成了一件摆设。因此，有人称其为“垂帘太后，影子皇帝”。其实，小皇帝和祖母矛盾的种子，早在宋哲宗即位之初便深深埋下了。宋哲宗除了对前面提过的“以母改子”一说始终耿耿于怀外，还对高太后对待自己生母德妃朱氏的态度也不能释怀。

德妃朱氏出身贫寒，年幼时父亲即病逝。朱氏随母亲改嫁，却为继父所不容。母亲只得将她送往亲戚家。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朱氏温柔恭顺的性格。她入宫后，先为宋神宗侍女，后来被宋神宗临幸后，生下皇子赵煦，但一直到宋神宗病逝前一年才晋封为德妃。朱氏性格柔和，侍奉高太后和宋神宗皇后向氏恭敬有礼。宋神宗病死后，朱德妃作为遗孀，护送神宗的灵柩前往永裕陵安葬，途经永安。当时，老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到永安迎接宋神宗灵柩。当韩绛得知德妃也跟在灵驾后面时，便不顾衰老之躯，又向前奔走数里，跪拜相迎。后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勃然大怒，呵斥德妃说：“韩绛今年七十三岁了，他是先朝老臣，作过宰相，政贯卓著。从情理上讲，应该是你登门去看望他，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德妃被婆婆的严厉吓得惶然不知所措，只得流着眼泪谢罪。

宋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德妃只被尊为太妃。儿子是皇帝，母亲却不能母以子贵。即便不算上亲情的因素，面子的因素对皇帝来说也相当重要。之前宋英宗（宋哲宗祖父）顶住巨大的压力，搞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濮议，其实就是为了给生父争个名分。当时宋英宗的生父早已经亡故，对死人都是如此，活人更是要争一口气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妃朱氏虽然被尊为太妃，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建议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此来彰显垂帘的太皇太后的尊贵。此处可以看出，高太后并不是很喜欢朱太妃。倘若婆媳和睦，旁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空子可钻。但也有人想到将来终究是宋哲宗当政，建议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高太后则在朱太妃的问题上采取了压制的态度，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但还是比向太后的待遇要低许多。

宋哲宗当时年纪虽小，却并非不懂事，这些事他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如同蛰伏的暗流，终有汹涌爆发的一天。宋哲宗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母亲朱太妃的待遇提高的完全与向太后相同。

宋哲宗少年聪慧，八岁时就能背诵，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因此颇得父亲宋神宗的喜爱。宋哲宗即位后不久，辽国派使者来参加宋神宗的吊唁活动。当时的宰相还是蔡确，他担心宋辽两国服饰不同，年幼的宋哲宗见到辽国使者会害怕，便反复给宋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宋哲宗一直沉默不语，等蔡确啰里啰嗦地讲完，忽然正色发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回答说：“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宋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其锋锐，根本不像一个十岁的孩子所说出来的话。蔡确竟然无言以对，只得惶恐而退。

关于宋哲宗生母待遇的问题，其间折射出许多微妙而复杂的政治斗争。随着宋哲宗年岁渐长，对祖母把持朝政越来越不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在其中挑拨离间，宋哲宗开始对祖母怀恨在心。

高太后垂帘听政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参与朝政是迫于无奈。但权力这东西是相当诱人的，一旦到手，就不容易放下。古往今来，鲜有人能逃脱它的诱惑，高太后也是如此。在朝堂上，宋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本来应该是宋哲宗理政，高太后听政，但当时军国大事全部由高太后和她所信任的大臣处理，宋哲宗没有任何发言权。群臣也认为宋哲宗年幼，政事理所当然地取决于高太后，所以奏事时都是面朝高太后，背向宋哲宗，奏事完毕后，也不回身向宋哲宗禀告，全然不顾君臣之义。宋哲宗在朝堂上所看见的，“只见臀背”，实际上只看见群臣的背部和屁股。这对于一个早慧的少年皇帝而言，是何等屈辱。

少年老成的宋哲宗知道高太后和大臣们不将自己放在眼中，偶尔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不满。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宋哲宗都沉默不语，也没有人主动去征求他的意见。但突然有一次，高太后想起了对面的小孙子，就奇怪地问宋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暗示他这个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语气中已经流露出强烈的不满。

宋哲宗喜欢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有一次看见了，就派人换掉，但宋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觉得不解，追问原因，宋哲宗回答说：“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听后大惊。因为她执政后一直强调“以母改子”，尽废儿子宋神宗推行的新法。孙子话里的意思，显然是更崇拜父亲。高太后由此非常担心，更不敢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

宋哲宗十七岁时举行大婚，立孟氏为皇后，孟氏即后面要提到的华阳教主。按照惯例，皇帝大婚，即意味着成年，高太后应该还政，但她却丝毫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继续积极地听政。群臣都是高太后所任命，心知肚明，也不劝高太后撤帘，依然有事先奏高太后。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宋哲宗，他心底一定不只一次地发过誓：这一切的委屈，将来要有彻底的报复和清算。正因为如此，宋哲宗才会在亲政后，立即大力贬斥元祐大臣。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重，自知不起。她召吕大防等大臣晋见，感叹地说：“这几年来，我为了皇帝，为了国家，自问已尽心尽力。只希望天下太平，上不负祖宗遗泽，下不负百姓仰望。只不知，我这点深心挚意，官家是否知道？相公和天下是否知道？”当时，宋哲宗也在一旁，高太后这番话，其实是要说给皇帝听的。令人意外的是，大臣们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宋哲宗开了口：“吕大防！你们退下！”语气极为冷淡。大臣们面面相觑。这时候，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一段元祐承平的时代要过去了。

之后，高太后私下对吕大防、范纯仁二人说：“我死以后，皇帝（宋哲宗）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了。你俩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帝另用他人，以保身家性命。”这是高太后的深谋远虑，她已经料到自己一旦撒手西去，变法派定然会利用她与孙子的矛盾，卷土重来。

几天后，高太后病故，享年六十二岁，朝野哀痛，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高太后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而另一个完全属于宋哲宗的时代即将到来。

十九岁的宋哲宗终于亲政了，他立即改元“绍圣”，意思是绍述宋神宗之政，绍述就是继承的意思。这一方面表示高太后当政的元祐时代结束了，另一方面表明宋哲宗要全面恢复宋神宗时的新法。

事情的悲剧性在于，宋哲宗跟他所痛恨的司马光一样，政治抱负中带有浓厚的个人宣泄出的情怀。他之所以大力推崇宋神宗，并非因为崇拜父亲，想实现父亲的变法理想，而是高太后当政时，他对元祐政治不满，要否定元祐政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肯定被元祐政治否定的宋神宗新法。因此，所谓的“绍圣绍述”，完全是出于一种个人报复的心理。

宋哲宗首先起用变法派章惇为宰相。经历了元祐时期保守派的残酷倾轧后，章惇的性格已经遭到严重的扭曲。他跟亲政的宋仁宗一样，对元祐时期执政的保守派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章惇大力提拔变法派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侠、翟思、上官均等人居要职。这样，变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宋哲宗听从章惇的提议，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推毁所立碑石；贬斥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范祖禹、黄庭坚、文彦博等人出朝廷。在贬逐保守派官员的同时，宋哲宗、章惇等又逐步恢复新法。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绍圣绍述”。

在这系列大反扑进行之前，吕大防和范纯仁二人听从高太后的建议，已经主动上书请求辞职。而苏轼也感觉到“山雨欲来”的声势，主动请求外放为官。即便如此，三人仍然不能免去再遭贬黜的命运。

之后，宋哲宗还不解气，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人；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等人流放到岭南；贬韩维、刘安世等三十多人官职。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相继贬到了岭南。章惇、蔡卞还奏请挖开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劈开棺木，扬尸暴骨。幸好有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宋哲宗才没有同意。但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

注：这里特别再提到苏轼，他几起几落，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贬黜中度过。好在苏轼性格豪迈豁达，能随遇而安。不过，苏轼名士风流，一生姬妾众多，当贬官之时，自顾不及，只好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只有一个叫王朝云的小妾很受苏轼宠爱，一直没有被送出。王朝云原是钱塘歌女，色艺俱佳，能歌善舞，秦观有诗称赞她的美貌说：“美如青园，日似晨曦。”因此，格外得到苏轼的宠爱。一次，苏轼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们：“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有人答：“文章。”有人答：“见识。”苏轼均摇头。只有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闻言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此引为知己。后来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死后，王朝云被扶正，跟随苏轼到了岭南，染上了瘟疫，死在那里。而被苏轼送出的姬妾中，据说有两妾曾经怀孕。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以及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轼送人之妾所生，就连苏轼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这种情形不予否认，反而与梁师成和孙觌二人亲密交往。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对家中账房说：“凡小苏学士（指苏过）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绍圣初，恰逢郊祀大礼，按照惯例，皇帝要下诏大赦天下，死囚一般都可以免去死罪。当时有大臣试探地请示宋哲宗：“陛下能不能赦免那些被贬谪的保守派大臣？”宋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由此可见宋哲宗对元祐大臣痛恨之深。

章惇在贬黜元祐大臣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比如苏轼字子瞻，便将他贬到儋（音dān，同单）州，因为“瞻”类似“儋”；刘挚字莘老，于是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莘”；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因“宜”字似“直”。到刘安世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苏轼当年曾经说章惇能“判命”，果然不幸而言中。

章惇还组织人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这是一项相当严厉的措施，工作量也不小，在宋哲宗执政时一直在进行。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章惇本人是相当能干的，但他性格张扬跋扈，好胜心极强，这从他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能看出。加上之后他疯狂地报复保守派，恃强凌弱，扶植党羽，铲除异己，名声十分不佳，因而在《宋史》中被列入了《奸臣传》。其实，以司马光上台后打击变法派的手段来看，他何尝又能好过章惇呢？所以说，正史往往是被简单化了，通常都是以道德观念来衡量历史人物，而这道德观念往往还相当粗浅。

章惇虽然地位显赫，但他不封官爵给自己的亲友，他的四个儿子除二子章援曾作到校书郎，其余都庸庸碌碌做个小官，终无显达。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的结发妻子张氏端庄贤淑，夫妻二人感情极为深厚。章惇入相时，正逢张氏病体垂危，她临终前叮嘱章惇：“相公为相主政，千万不要恃权报私怨。”张氏去世后，章惇悲痛欲绝，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一直难以忘怀，常对太常博士陈瓘表达自己对亡妻的思念。陈瓘冷言相讥：“与其徒自悲伤无益，何如念其临终所赠之言？！”章惇则无言以对。

在变法派对保守派大加打击时，还有一个插曲。王安石已经在司马光上台后不久忧郁死去。依照司马光的意思，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表面上是备极哀荣。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作了一篇《王安石赠太傅制》，句句皆褒而又处处寓贬，显然是秉承司马光的意旨。王安石死时，正处在保守派“变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的严酷时期，因而一般人都不敢前来吊唁，生怕与王安石沾上关系，灵堂前痛哭的只有王安礼、王安上等至亲。曾经声动天下的王安石，死后竟然如此凄凉，除了世态炎凉外，更多地体现了元祐时期空前紧张的政治气氛。宋哲宗亲政后，变法派核心人物蔡卞上疏要求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实录》当日为范祖禹等所修，里面大力攻击了蔡卞的丈人王安石。在得到宋哲宗允许后，蔡卞以王安石的《日录》为据，重新刊定了《神宗实录》，王安石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之后，在蔡卞的大力推动下，王安石追谥文公，配享宋神宗庙庭。

蔡卞有个党羽，知道宋哲宗痛恨司马光，竟然建议毁掉司马光所著的原版。的写作历时十九年，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命名为。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三百二十二种。帮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全书贯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系统而完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销毁的消息传出后，正义之士不敢公然争辩，生怕因此更加惹怒变法派。为了挽救这本旷世之作，太常博士陈瓘利用当考官之际，引用宋神宗的《资治通鉴序》，制成策问题，来考问士子。按照惯例，策问题要用皇帝发问的语气，既然皇帝都要引用的内容，就不能再销毁了。如此，在陈瓘迂回婉转的良苦用心下，才保全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所寄。

变法派虽然重新执政，却再度出现分裂：章惇与李清臣不合，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合，张商英被贬官外出；杨畏与孙谔不合，杨畏落职；蔡京与孙谔不合，孙谔又被罢官；曾布攻击吕惠卿，吕惠卿始终不能在朝；曾布还攻击章惇、蔡卞，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变法派这次东山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力量更削弱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正当宋哲宗努力摆脱掉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却一病不起，在二十五岁时早逝，在位十五年，真正执政不到七年，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但元祐一案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演绎出更多风波。宋哲宗无子，向太后也没有其他儿子，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哲宗弟弟赵佶继位为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后，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是新法的反对者，她当权后，变法派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向太后起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宰相。曾布因在嗣位一事上附和向太后，也得到重用。韩忠彦、曾布荐用陈瓘、邹浩等人，掌握了朝政，恢复了归乡养老的范纯仁官职，进而追复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官职，变法派章惇、蔡京、蔡卞、安惇等几乎全部被贬黜出朝。

向太后后病逝，宋徽宗亲政，善于投机的曾布又怂恿宋徽宗绍述父兄，宋徽宗也想消除朋党，稳定政权。但是，党争经历了元祐、绍圣两代，已经无法调和，宋徽宗干脆罢免韩忠彦和曾布的相位，贬斥出朝，重新起用蔡京（蔡卞兄长）入相。

蔡京能够当上宰相，还要归功于宋徽宗身边的宦官童贯。蔡京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变法派，但他却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当时蔡京贬居在杭州，刚好宋徽宗派遣心腹宦官童贯到杭州搜访书画奇巧。蔡京听到消息后，尽一切所及巴结童贯，又以所画屏风、扇子等进献。童贯回京后，向宋徽宗大力推荐蔡京，道士徐知常也在宫中为蔡京活动。于是，宋徽宗召蔡京入相。

蔡京当上宰相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为了巩固权位，还想将元祐时代的旧党群臣“赶尽杀绝”，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鼓动宋徽宗亲书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内府端礼门前，称“元祐党籍碑”，又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祐党人”为三百零九人，蔡京还亲自书写他们的名字，然后发到各州县，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好笑的是，蔡京的用意原本想昭告天下：元祐群臣都是“奸邪”，变法派才是“忠良”，要让天下人唾弃这些元祐大臣，赞美变法派的新法新政。结果适得其反，百姓对此议论纷纷。甚至有刻碑的石匠要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后，显然是以刻碑为羞。后来因为天上星变，宋徽宗也害怕了，接受建议，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党禁。而那些“元祐党人”的家属后代，却以祖、父、兄长能名列“元祐党人碑”为荣。

至此，跟“元祐”相关的人和事就基本结束了，但关于王安石，还有后话。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在蔡卞的建议下，王安石追封舒王，配享孔子庙，列于孟子之上，与颜回相对。这样，王安石就成为孔子和孟子之外的第三个圣人。至此，王安石达到了尊荣的顶点，地位已经到了所能达到的最高点。然而，这过于抬高王安石的行为，反而惹来了世人和后世不少的非议。而蔡卞自己，因为在政治上主张遵循王安石，与忙于搜刮民财的兄长蔡京不合拍，被排挤出朝廷。

第三章女中尧舜五元祐皇后

元祐皇后其实就是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孟氏被废，实际上是党争的结果，孟氏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令人称奇的是，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孟氏再次被迎回宫中，复皇后位，为了区别宋哲宗的第二任皇后刘氏，称元祐皇后（因是在元祐年间所立）。但不久后，孟氏又被宋徽宗赶出皇宫，相当于第二次被废除皇后位，结果反而因祸得福，为她个人带来绝大的好处。这一切，都要从宋哲宗的后宫谈起。

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一直很严格。为防止宋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宋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这就相当于限制了小皇帝自由活动的空间。宋哲宗当时年纪还小，后宫也一直平静无事。但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却有流言，说宫中派人出来寻找乳母。此时宋哲宗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人们难免会想到这是皇帝沉溺声色的结果。本来，这些都是民间的流言飞语，也传不到后宫深处。即使是真的，那也是皇帝的家事。大臣刘安世却偏偏要多管闲事，上了一封语气很不客气的奏章，告诫宋哲宗要自重。而另一大臣范祖禹则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更加激烈。对此，高太后解释说：是宋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对外的话是这样说，但高太后其实也不明所以，她派人私下将宋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叫去审问。宋哲宗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发现身边的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样子十分可怕。打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刘安世、范祖禹上奏的结果。他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高太后的监视之中。

经历了此事后，宋哲宗明显感觉到后宫令人窒息的气氛，他的逆反心理也开始蠢蠢欲动。

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十七岁时，孟氏被立为皇后。孟氏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小宋哲宗一岁，自小就被高太后选入后宫，教以女仪，因贤淑温婉而为高太后所喜爱。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才算有了正式的妻子。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却由此又引出了高太后和宋哲宗之间的矛盾。

皇帝大婚非同小可，钦天监选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这是因为宋朝皇室普遍迷信道教，而道家以五月十六为“天地合日”。但是在民间这一日却有禁忌，夫妻应该分床，如有违背，将有性命之忧。宋哲宗生母朱太妃担心儿子，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提出要更改大婚日期。宋哲宗自己也偏向母亲一边。但高太后却坚决不同意，认为禁忌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坚持以五月十六为大婚日期。

尽管大婚典礼隆重非凡，但宋哲宗一直笼罩在祖母的阴影下，被逼迫在禁忌日成婚，心中难免愤愤不平。如此来看，他对高太后所选的孟皇后不可能有特别的好感。高太后有能力将自己喜欢的女子选给孙子做皇后，但孙子喜欢、宠爱后宫哪个女子，高太后就鞭长莫及了。宋哲宗喜欢明艳照人的刘婕妤，刘婕妤宠冠后宫，也开始恃宠而骄。高太后在世时，她尚有所收敛，高太后去世后，她与孟皇后的冲突日益显露。

有一次，孟皇后带领后宫嫔妃到景灵宫朝拜历朝帝后画像。礼毕后，孟皇后就座休息，其他嫔妃都在一边侍立。只有刘婕妤独自一人站在帘子下，背对孟皇后。这显然是公开藐视孟皇后。孟皇后身边有个侍女叫陈迎儿，忍不住上前呵斥刘婕妤。刘婕妤置之不理。孟皇后身边的宫人无不愤怒有加。但宋哲宗宠幸刘婕妤，孟皇后也没有办法。

冬至那天，嫔妃照例要到隆祐宫谒见向太后。当时向太后还没有起来，众嫔妃就坐在殿右等候。按照规定，只有皇后才能坐朱漆金饰的椅子。刘婕妤看到孟皇后坐下，就一个人站在一旁，不愿坐普通的椅子。刘婕妤身边的宦官郝随知道刘婕妤心中所想，于是替她换了把朱漆金饰的椅子，与孟皇后的一样，刘婕妤这才满意。不料已经惹怒了孟皇后身边的侍女，决定要整治刘婕妤一下。

刘婕妤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人传呼：“皇太后驾到！”皇太后到来，众人都要起立迎接，刘婕妤也站了起来。不料等了片刻，并不见向太后身影，于是嫔妃们又各自坐下。刘婕妤刚要坐下时，孟皇后的侍女将椅子搬走，她一下坐了个空，仰天跌在地上。原来刚才是故意有人谎报向太后到来，目的就是为了诱骗刘婕妤起身。

刘婕妤受了这番捉弄后，惊忿交集，也顾不上拜见向太后，跑去向宋哲宗哭诉。宋哲宗虽然不喜欢孟皇后，但孟皇后一向循谨，他也没有相信刘婕妤的搬弄是非，只是安慰了一番刘婕妤了事。刘婕妤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来发泄气愤。宦官郝随劝慰说：“婕妤不必生气，若能早为官家生子，此座（指皇后位）正当为婕妤所有。”

郝随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敢在孟皇后还在世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显然背后有不寻常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就是宰相章惇。之后，宰相章惇就通过郝随与刘婕妤搭上了关系。刘婕妤之所以与章惇勾结起来，只是因为她想当皇后，她需要有人帮助她拔掉孟皇后这颗眼中钉。而章惇则想利用最得宠的刘婕妤探听宋哲宗的秘密，而刚好孟皇后也是他的目标。章惇想废除孟皇后，并非他与孟皇后有仇，而是因为孟皇后为高太后所立。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已经死的死，贬的贬，章惇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就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后宫。不过，因为孟皇后端庄娴雅，性情和淑，很得向太后喜爱，加上宋哲宗一向尊重孟皇后，所以还得寻找有利时机，但机会很快就来了。

孟皇后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福庆公主。福庆公主突然染病，孟皇后的姐姐懂得医术，曾经治好孟皇后的病，因而皇后的姐姐经常出入宫中，亲自侍奉孟皇后。她听说消息后，特地入宫医治小公主。因药物无效，孟皇后的姐姐便将民间道家治病的符水带来替公主治病。宫中最忌讳符水一类的物事，孟皇后一见，大惊失色，连忙禁止，说：“姐姐莫非不知宫中禁令，与外间不同吗？倘被奸人藉端播弄，这祸事就不小了！”赶紧将符封存了起来。等宋哲宗到来时，孟皇后才将符取出，如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宋哲宗倒也没有怪罪，只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此事过后不久，宫中有谣言流传，说孟皇后与娘家人勾结在一起，在宫中大搞符咒厌魅。孟皇后大为紧张，忧心忡忡，日夜难安。她的养母燕氏、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出于好意，便为孟皇后和夭折不久的福庆公主祈福，不料刚好落人口实。宋哲宗听说后也开始怀疑起来，诏令内侍押班（宦官）梁从政等人在皇城司（负责宫城守卫）审理此案。在宰相章惇和刘婕妤的支持下，皇城司逮捕了孟皇后左右侍女宦官三十多人。这些人都被拷打，直至体无完肤。在酷刑威逼下，孟皇后的“罪行”被供认了出来。

因为皇城司没有司法权，宋哲宗又派侍御史董敦逸前去复审。董敦逸到场一看，所谓的“罪人们”都已经没有人形，且气息奄奄，无一人能出声。董敦逸感觉无从录起，有些迟疑。郝随生怕他翻案，立即加以威胁。董敦逸胆小畏祸，只得将皇城司所取得的口供抄了一遍，稀里糊涂地了结了此案。

孟皇后既然“有罪”，就不能再母仪天下。但宋哲宗顾念发妻之情，一时下不了废后的决心。这时候，有人翻出了当年五月十六“天地合日”的老账，说孟皇后不废，皇帝将有生命之忧。于是，宋哲宗以孟皇后“旁惑邪言，阴挟媚道”为由，下诏废去孟氏皇后位，孟氏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此时，孟氏还不到二十岁。

废后的诏书下达的那一天，天气阴翳异常。侍御史董敦逸心中有愧，认为这是天降异兆，于是上奏说：“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愿陛下暂收成命，更命良吏复核此狱，然后定谳。如有冤情，宁谴臣以明枉，毋诬后而贻讥。”又说：“臣覆录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宋哲宗看了奏章后大怒，对群臣道：“董敦逸反复无常，不可在言路。”打算贬斥董敦逸。枢密使曾布说：“陛下本以狱案是近臣推治不足准信，故命敦逸录问，而今大案始定，就贬录问官，何以取信中外？”意思是说，正因为皇城司没有司法权，所以才派董敦逸去复审，如果就此贬斥复审的官员，就无法取信天下了。宋哲宗这才放过了董敦逸。

孟皇后被废后，身边的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养母燕氏、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三人都被处斩，孟皇后心腹侍女陈迎儿被杖责后驱逐。但孟皇后无辜被构陷，却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同情。《鸡肋集》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孟皇后所居住的瑶华宫是所道观，在开封西北，刚好位于金水河边。这里地处繁华，小商小贩很多，十分热闹。当时京师卖熟食的小贩，都要在吆喝上下工夫，“必为诡异标表语言”，这样才能引人注意，生意才能兴隆。唯独有个卖馓子（馓音sǎn，同伞。馓子是一种油炸的食品，古时环钏形，现细如面条，呈栅状）的汉子，每天都到瑶华宫前，放下担子，既不吆喝他卖什么，也不说馓子好吃，只是长叹一声：“亏便亏我也！”意思是，吃亏就让我吃亏吧。这话在别的地方都没事，在瑶华宫门口“太息大言”，便让人感觉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孟皇后被废叫屈。开封府听说后，派人抓捕卖馓人，打了他一百大棍，警告他不准再那样吆喝。于是，卖馓人改吆喝为：“待我放下歇则个！”他竟然就此成了名人，生意兴隆无比。

章惇达到废除孟皇后的目的后，趁此机会向宋哲宗进言，说高太后执政时曾有过废掉宋哲宗而另立皇帝的想法，因为当时刘安世和范祖禹曾上书高太后说小皇帝过早接近女色。刘安世和范祖禹二人遂因“构造诬谤罪”被贬逐。

章惇还不罢休，为了证实高太后曾有想废掉宋哲宗的念头，他将当年高太后身边的宦官张士良抓了起来，交给蔡京审问。蔡京将各种各样阴森恐怖的刑具摆在张士良面前，逼迫他诬蔑高太后。张士良大哭说：“太皇太后可诬，天地神袛不可欺。”然后请求一死。蔡京无可奈何。章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拟了一道诏书，连夜送进宫中，请宋哲宗同意颁发。

这道诏书的内容竟然是要宋哲宗追废他的祖母高太后为庶人。向太后当时已经睡下，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宋哲宗那里，严厉地干预此事。宋哲宗一时无奈，将诏书放在烛火上烧毁。郝随将宫中情形连夜告诉了章惇。

第二天上朝，章惇和蔡卞又提及追废高太后一事。宋哲宗十分不快，厉声呵斥：“卿等如此作为，是不想让朕死后见英宗皇帝吗？”章惇这才不敢再提废高太后之事。

事过不久，宋哲宗也逐渐醒悟孟皇后“符咒厌魅”一事，常独自长叹：“章惇坏我名节！”正因为宋哲宗对废后一事颇为后悔，所以孟皇后被废后，刘婕妤只是被晋封贤妃。刘妃为此十分着急，派宦官郝随动员宰相章惇，内外一起相求，但宋哲宗仍然没有立后的意思。直到刘妃在元符二年（1099年）生子，这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他盼望了许多年的期望，喜不自胜，终于同意立刘妃为皇后。

刘妃立后一事，朝中尚有反对意见。右正言邹浩谏阻说：“立后以配天子，怎么可以不慎重？仁宗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公平，可为天下后世效法。陛下废孟后，与郭后无以异，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凡皇后须德冠后宫，不能从妃嫔中晋升，应自贤族中选择；况且刘贤妃有废后之嫌，更不宜立为皇后。”宋哲宗大怒，将邹浩削职除名，贬去新州。立后一事因此而定。

刘氏终于做了皇后，一时间扬眉吐气。但好日子并不长久，她的儿子赵茂才两个月便不幸夭折。刘后悲不自胜，宋哲宗也备受打击，卧床不起，一年后驾崩，年仅二十五岁。

宋哲宗的一生，都是很不快乐的。他在祖母高太后的阴影下长大，亲政后始终没有从青春期的叛逆中走出来——凡是高太后推崇的，他就要反对。高太后以母改子，废除宋神宗新法，信用保守派，他就恢复父亲推行的新法，大力起用变法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未必就是快乐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忧郁成疾，以致青年而逝。宋哲宗之死还远远不止皇帝驾崩如此简单，他的死还直接导致了北宋江山的断送。

因宋哲宗无子，向太后召集执政大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新皇帝只能在宋哲宗的兄弟中选。宋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还有五人。按照嫡庶礼法，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不料向太后坚决反对，很不高兴地说：“老身既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意思是不承认宋哲宗母亲朱氏的太后地位，由此可见这位没有儿子的向太后对宋哲宗并无好感。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音bì，同必）为帝。”向太后再次反对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再说，知枢密院事曾布知道向太后其实早有主意，于是大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只好不再发表意见。向太后提出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章惇当即表示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圆滑的曾布立即附和向太后说：“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表示赞同向太后的提议。章惇势单力薄，只得不再争辩。于是，赵佶即位为帝，是为宋徽宗。

注：曾布，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之弟，兄弟二人同时进士及第。曾布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但他妻子魏氏却非常知书达理，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女词人。魏氏名玩，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为诗论家魏泰之姊。曾布为相时，魏氏被封为鲁国夫人，时人因此称她为“魏夫人”。魏夫人博涉群书，工诗词，其词语言清丽，音调谐婉，为后世所赞赏。南宋朱熹曾将她与李清照（字易安）相提并论，说：“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当然，朱熹的话大有过誉之处，魏夫人的成就显然远远比不上李清照，甚至较另外一位女词人朱淑真也有所不及。这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她既没有李清照独特的个性与才气，以及李清照后来起伏动荡的人生经历，也没有朱淑真惨淡伤痛的个人生活，所以题材只能局限在贵妇人的个人生活上，无非“离人”、“别情”而已。不过，魏夫人和她的词在女词人中仍然相当突出，在词史上有一定地位。

如果宋哲宗不死，皇位无论如何不会传入赵佶之手。众所周知，北宋实际亡于宋徽宗之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向太后不选简王赵似是可以理解的，她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一派，反对新法，对宋哲宗搞的那套“绍圣绍述”很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宋哲宗，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宋哲宗的亲弟弟当上皇帝。但为什么向太后一定要选立赵佶而并非他人，并无史料可考。推断起来，应该是个人情感的因素使然。只是，这一妇人的情感因素，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向太后垂帘听政。那位当了女道士的宋哲宗废后孟氏，则因为向太后一直很喜欢她，再次时来运转。在向太后的主持下，被宋哲宗废掉的孟皇后重新复立为元祐皇后，且位居刘后（元符皇后）之上。

孟皇后回到皇宫居住后，发现已经物是人非，不由得十分感慨。她与宋徽宗皇后王氏关系极好，引为闺中知己。只是，孟氏这个二度皇后当得并不长久。元符三年（1110）七月初一，向太后下诏罢同听政。半年后，向太后病逝，宋徽宗正式亲理朝政。宋徽宗重用的蔡京等人勾结元符皇后刘氏，致使孟氏再度被废，加赐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重居瑶华宫。据说，孟氏离开皇宫时，宋徽宗皇后王氏深感过意不去，孟氏却笑着说：“总算又可以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如此胸襟，自非元符皇后刘氏所能相比。甚至连宋徽宗与王皇后谈论孟氏时，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元祐皇后实在是可敬的。”

元符皇后刘氏如愿以偿地赶走孟氏后，又妄图干预政事，且行为不谨，由此引起宋徽宗的不满，于是与辅臣计议，打算废掉元符皇后刘氏。刘后的心腹宦官郝随听说后十分恐惧，因为历来废后都要连带追究皇后身边的人。实际上，刘后干政，确实是受了郝随的怂恿。为了保全自己，郝随只好牺牲刘后，对其百般辱骂，逼迫她用帘钩刺喉自杀。刘后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孟氏重回瑶华宫后不久，瑶华宫失火，她不得不移居延宁宫，延宁宫不久又毁于火。而朝廷也不给安排新的道观居住，因为无家可归，她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然而，命运有诸多巧合，恰恰如此，孟氏反而逃过了一场大浩劫。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自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始，三千多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近戚，都被金兵俘往北国。北宋就此灭亡。孟氏因住在宫外民居，竟然奇迹般地得以保全，幸免于难。由于孟氏特殊的身份，同年四月，她重新被宋臣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孟氏听政之后，立即派人把宋徽宗唯一幸免于遇难的儿子康王赵构接回，请他即皇帝之位。赵构对伯母的眷顾之情感激涕零，其后，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尊孟氏为“元祐太后”。为了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祐太后”。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音fū，同敷），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

绍兴五年（1135年）春，孟太后患了风疾，死于越州行宫，终年五十九岁，谥号“昭慈圣献皇太后”。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死在了这一年，不过却是死在了金人的五国城，死后尸体还被熬炼成灯油。

第四章靖康耻一花石纲

明人《良斋杂说》记载说：在宋徽宗赵佶出生之前，其父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收藏在那里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赵佶就出生了，“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大概是因为宋徽宗赵佶的才华和遭遇与南唐亡国之君李煜太过相似，所以才会有这种天与神授的说法，不过显然不足为信。

赵佶爱好书法和绘画，并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所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和画都是艺术精品。他兴趣广泛，对蹴鞠、奇花、异石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佶身边的朋友，也大多是这类喜好声色犬马的人物，比如驸马王诜（娶宋神宗亲妹宝安公主），便是赵佶的座上宾。王诜曾经得到半幅名画《蜀葵图》，另外半幅下落不明，他有时候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表示找不到另外半幅《蜀葵图》，将会是终生遗憾。赵佶听了后，立即派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另外半幅《蜀葵图》。赵佶先是派人向王诜索要那半幅《蜀葵图》，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便忍痛割爱送了过去。结果，赵佶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后，再重新送给了王诜，给了王诜一个大大的惊喜。由此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还有一次，赵佶与王诜一起外出游玩，赵佶突然想梳头，却发现忘记带篦（音bì，同必）子，就向王诜借。王诜拿出了自己的篦子，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工极为精美，有些爱不释手，连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立即说：“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去。”当晚，王诜便派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赵佶正带着一帮人在踢蹴鞠，高俅就在旁边观看等候。高俅早年在街头踢蹴鞠，是个行家里手，见到赵佶踢得好时，就大声喝彩，由此吸引了赵佶的注意，便招呼高俅一起对踢。高俅见机不可失，上场就使出浑身解数，令赵佶大为赞叹。踢完球后，赵佶派人去告诉王诜：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从此，高俅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见不惯高俅因会蹴鞠得宠，抱怨不已，赵佶竟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的放浪形骸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赵佶的风流放浪之事甚多，宰相章惇才告诫向太后，说赵佶“生性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倘若赵佶只是个亲王，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也就算了，多少也是个有点才华的人，还可以说得上是名士风流。但这样一个人，偏偏在机缘巧合下当上了皇帝。中国有句老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赵佶这一误打误撞不要紧，遭殃的就是大宋百姓了。

宋徽宗即位后，根本无心政务，一心只想沉醉于个人享受。大学士蔡攸（蔡京之子）趁机怂恿宋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宋徽宗深以为然，整天醉生梦死，生活穷奢极侈。他大造宫殿园林，不惜耗费天下资材。为了装饰名为“艮岳”的园林，下令收集天下的奇花异石。为此，专门在苏杭设置造作局，由宦官童贯主事，集中东南地区的各种工匠几千人，专门为皇帝制作各种奢侈品。

又设苏杭应奉局，由苏杭商人朱勔管领，负责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拆屋撤墙，全不顾惜。应奉居中人员经常假借机会敲诈勒索，许多百姓因此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应奉局将搜括所得的各种奇花异石用船只向东京运送，源源不断，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甚至连船夫也仗势欺人，使运河两岸的居民大受骚扰。有一次船运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一路上强征了几千民夫摇船拉纤，遇到桥梁太低，或城墙水门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桥毁门。有的花石体积太大，河道无法运送，朱励就下令由海道运送，海上浪高风大，经常有船翻人亡的事件发生。如此劳民伤财，不一而足。因为应奉局权力极大，当时天下人将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无不对朱勔等人恨之入骨。

宋徽宗尊信道教，还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成为当时的奇谈。

宋徽宗十七岁成婚，发妻为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梳妆打扮，更不会取悦宋徽宗，因此名义上是正宫皇后，其实并不得宠。此时，宋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女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都生得眉清目秀，善于言辞。宋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女陪侍。二女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宋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等到宋徽宗即位，便乐得做个人情，将郑、王二女赐给他。宋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史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因而，宋徽宗更偏爱郑氏，还多次写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词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后，宋徽宗便册封郑氏为皇后。

宋徽宗好女色，后宫嫔妃如云，当时受宠爱的除了郑、王二女之外，还有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也都因为貌美而为宋徽宗所喜爱。其中尤以刘贵妃颇多韵事。她出身寒微，因容貌出色，入宫即得到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可谓是一步登天。然而，好景不长，刘贵妃得到贵妃名号后不久便病死。她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颇为喜爱。有一天，刘贵妃突然抚摸着芭蕉，很伤感地说：“等这些芭蕉长大了，恐怕我也看不到了。”一旁的内侍听到后觉得此话不祥，便告知了宋徽宗，宋徽宗并没有当回事。不料过了两天，刘贵妃便病重卧床，宋徽宗闻讯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经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为刘贵妃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并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命乐府谱曲奏唱，以此来寄托哀思。

内侍杨戬见宋徽宗经常因思念刘贵妃而伤感，便夸耀另一名女子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当年的王昭君。宋徽宗十分好奇，立即将其召入宫中。刘氏出身卑贱，为酒家之女，但长得艳丽动人。宋徽宗一见之下，立即大加宠爱，将丧妃之痛全然忘到了脑后。刘氏不但善于逢迎，还极善装饰打扮，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新潮时尚。刘氏自己设计衣服，每件衣服款式新颖别致，装扮起来格外出众。不但宋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的女子也竞相仿效。宋徽宗宠幸的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为其画像，供奉在神霄帝君之左。

尽管后宫佳丽如云，但日子久了，宋徽宗就觉得后宫尽是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想到宫外寻找刺激。当时京师有名妓李师师，艳冠汴京。

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染房人家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三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自政和以后，宋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皇帝出行事宜。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宋徽宗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宋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

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什么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但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还是很快传开了，不过无人敢过问而已。宋徽宗自以为做得机密，更加频繁地外出私会。只有秘书省正字曹辅实在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宋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宋徽宗看后勃然大怒，但又不好意思亲自处置曹辅，于是命王黼（音fǔ，同辅）等人处理此事。王黼为宋徽宗心腹，还亲自引领宋徽宗去过李师师家，自然领会宋徽宗的意思，贬斥曹辅出朝。

注：王黼，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王甫，因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宋徽宗赐名为“黼”。王黼于崇宁年间中进士第，任相州司理参军，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非常欣赏王黼，便把他推荐给在朝为官的父亲何执中。何执中大力举荐王黼，于是擢进为校书郎，后又迁为符宝郎、左司谏。王黼善于投机，他看到当时的宰相张商英逐渐失去宋徽宗的信任，宋徽宗还派使者赐玉环给在罢相杭州的蔡京，猜想皇帝有复用蔡京之意，便上书称赞蔡京。不久后，蔡京复相还朝，非常感激王黼，大力提拔，王黼从此也成为宋徽宗亲信，最后还当到了宰相。王黼为了讨好宋徽宗献媚，常在宴会上涂脂抹粉，扮演俳优倡伎，以博得宋徽宗一笑。当时的太子赵桓（即后来的宋钦宗）对此十分反感。王黼担心太子赵桓即位后对自己不利，见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很得宋徽宗宠爱，便暗地里为郓王出谋划策，企图取太子而代之。王黼的失宠也颇有戏剧性。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是邻居，有一次，宋徽宗在王黼家的花园游玩，偶然发现其间有小门暗通梁师成家。皇帝最忌臣下结党营私，此后，宋徽宗对王黼开始产生戒心，逐渐疏远了他。

宋徽宗只顾游幸玩乐，朝政大权完全落入蔡京等权臣手中。这些人趁机大捞特捞，疯狂搜刮民脂民膏，由此而成为巨富。蔡京入相后，贪污受贿，侵占的田产、宅第、钱银不可胜数。他家中姬妾成群，仆从如云，就连厨房切葱丝都有专门的婢女负责，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蔡京过生日的时候，各地官府都必须进献生日礼物，且均为贵重之物，时人称之为“生辰纲”。小说中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这生辰纲就是指各地官员送给蔡京的生日礼物。大宦官童贯则掌握了宋朝的军权，和蔡京并列相位，据说他家中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另一个大宦官杨戬逼民佃种废堤弃堰，荒山退滩与湖河淤流处，租额一定，不可更减，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也不能减免，每年增收的租税一个县就要比往年多十多万缗。宣和三年（1121年）杨戬死后，由宦官李彦主持括公田一事。李彦手段更为狠毒，他见到民间良田，就派人到衙门送上一纸，指说是荒地，该良田就由他支配，田主虽有田契，也投诉无门。他甚至将鲁山（今河南）全县的土地都括为公田，谁不申报，就严刑拷打，死的人成千上万。又置局汝州，如同南方的朱勔那样，无休止地发运贡奉物品至京师，以至农民根本没有时间耕种，牛全被征用去运送贡奉物品，百姓多饿死累死，有的不堪忍受，自缢而死。其他如朱勔、梁师成等，都靠搜括、受贿、卖官等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天下人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将蔡京、童贯、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称为“六贼”。

注：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今河南）人。其人聪慧狡黠，善习文法。当宦官后，初领睿思殿文字外库，负责出外传达皇帝旨意，善于逢迎，政和间渐得宋徽宗宠信，名列进士籍中。累迁护国、镇东、河东三镇节度使。宋徽宗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忙于礼文符瑞之事，不理政事，而以梁师成留置宫中，代他书写诏旨。梁师成则挑选一些善书法的吏人，学习、仿照宋徽宗的字体，这些人模仿宋徽宗的笔迹拟写的诏旨传出宫外后，外廷竟然难辨真假。此举很讨宋徽宗的欢心。梁师成更以翰墨招致四方名士，凡中其意者密加吸引，直至执政、侍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宋徽宗擢升梁师成为太尉。梁师成权势愈加显赫，就连重臣如王黼、蔡京父子等也不得不对他奉承讨好，可说是权倾宰相，因而被京师之人称为“隐相”。梁师成一直自称是苏轼庶子，为苏轼送人的妾怀孕所生。当时蔡京准备禁毁苏轼诗文，梁师成向宋徽宗据理力争：“先臣何罪！”因此，“（苏）轼之文乃稍出”。

在宋徽宗、蔡京一伙的暴虐统治下，北宋王朝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由于宋朝廷大肆“括公田”，地方豪强则加紧兼并土地，倾家荡产的农民日益增多，加上连年水旱蝗灾，农业迅速衰落，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南方原本属于富庶的地区，因为花石纲的骚扰，使百姓无法正常生活下去，连日常的衣食都成了问题。宋江、方腊的起义就在这种形势下，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爆发了。

有关宋江起义，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大概在宣和元年（1119年）之前，宋江等三十六名好汉招募义军，举事起义，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一带。根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这三十六人为：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绰、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石秀、徐宁、李英、花和尚、武松。

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所到之处，打击地主豪强，宋军无力抵抗，一时之间颇有威慑力，声势逐渐浩大起来。相传农民起义军曾在梁山泊（在今山东省阳谷、梁山、郓城间）驻兵，这就是后来中梁山泊的原型。宣和三年（1121年）初，毫州知州侯蒙上书宋徽宗，认为宋江能如此横行天下，而官军却奈何不得，其才能必有过人之处，不如把他们招降。宋徽宗觉得很有道理，便任命侯蒙知东平府（今山东东平），负责招降宋江起义军。但侯蒙还没有来得及赴任，就得急病而死。而宋江的农民起义军却已经移军南下，转战于黄淮之间。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起义军乘船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事先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然后派骑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起义军登陆后，立即遭到伏兵包围。张叔夜又派兵烧了起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领部分部下就此投降了张叔夜。

据说宋江败降后，又被宋朝廷派去征讨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方腊的队伍。关于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有明确记载。但1939年出土了《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即史学界所称的《折可存墓志铭》，该墓志铭中记载宋江并未去征方腊，折可存是在方腊起义失败后才逮住宋江的。同是史料，孰真孰假，史学界为此而争论不休。无论如何，宋江及其伙伴起义的传奇事迹，在当时及后世被人们传述渲染，并不断被丰富。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根据这些故事编写成一书，从此，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

宣和二年（1120年）秋，南方睦州的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方腊，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青溪境内有帮源洞，是一方圆数十里的山谷，物产丰富，盛产漆料及楮、杉等木料，方腊家就在帮源。朱勔在苏杭设置应奉局后，以供奉花石纲为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帮源洞也和两浙其他地区一样，受到极大骚扰。方腊家有漆园，多次受到应奉局官员的勒索，方腊忍无可忍，于是以反对朱勔花石纲之名，利用包括摩尼教（后来的明教和白莲教）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活动，组织群众，打算发动起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正在这时，帮源里正方有常发觉了方腊的活动，派人向官府作了报告。方腊得知这一消息，当即采取果断措施，杀掉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九日在自家漆园召集心腹进行紧急动员，指斥宋朝廷的罪恶，号召大家揭竿起义，当即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响应。方腊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建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做标志。农民军分兵出击，各地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从千余人发展到近万人，并攻占了青溪县城，接着又一鼓作气，攻下了睦州及遂安、寿昌、分水、桐庐等县，又分兵两路合攻杭州。同年十二月底，方腊之妹方百花血战涌金门，攻破了杭州，东南大震。

这时，东南州郡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到将近百万人。方腊开始计划长期的战略，打算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见方腊起义军声势浩大，十分惊恐，命大宦官知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率军十五万前往镇压。临行前，宋徽宗授予童贯遇急事有以皇帝的名义紧急处置的特权。

童贯到达苏州后，看到东南地区受花石纲的困扰，百业凋敝，民怨沸腾，人人都说是花石纲直接导致了方腊起义。童贯认为：如果不罢去花石纲，就难以平定方腊起义。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童贯命其幕僚董耘以宋徽宗的名义作罪己诏，宣布罢去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及花石纲。宋徽宗听说后十分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还被迫罢免了朱勔父子及亲属的职务。

在童贯与方腊的对峙中，官军抢先占领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镇江（今江苏镇江）等长江沿岸军事重镇，以防止起义军占据长江天险。而方腊在占领杭州后，没有听取太学生吕将的建议，首先进军江宁，以抢占长江天险，阻击官军过江，而是将起义军主力转向南方，进攻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诸州。另外派一部分起义军，分成东西两路，北上阻止官军。

其中，六万东路北上起义军在方七佛的率领下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起义军即将入城之际，官军援兵赶到，与城内守军对起义军实行内外夹攻，起义军大败，被迫向杭州方向撤退。官军立即穷追不舍，在将到杭州的路上，起义军被官军追及，双方交锋六天六夜，战斗十分惨烈，起义军损失惨重。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底，杭州被官军占领。

另一西路北上的起义军由八大王率领，从歙州向江宁进军，一度攻克了宁国（今属江西）、旌德（今属安徽），但随即遭到大批官军的围攻，最终遭到失败，不但放弃了宁国、旌德，而且歙州也被官军攻占。至此，方腊起义军的北上进军完全失败。

北上的东西两路方腊起义军在遭到严重挫折时，南下的起义军主力却取得了不少胜利，接连攻取了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及所属开化、江山、常山（今属浙江）等县与衢州（今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及所属大部分农村城镇，势力达到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数百里。但由于北上两路起义军的失利，失去了阻止官军南下的力量，而杭州的失守又失去了阻止官军南进的屏障。

宣和三年（1121年）三月，宋朝廷又增派刘光世、张思正、姚平仲等数路兵马南下镇压起义军。四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官军不但相继攻陷了婺州、衢州，而且使起义军主力遭到重创，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四月十九日，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起义军不得不放弃青溪县城，退回帮源洞山区。官军分西、东两路围追合拢，四月二十四日，两路官军相约同时向起义军发动进攻。二十多万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与官军激战三天，除了一部分突围出去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方腊、八大王等起义军首领被当时还是小军校的韩世忠俘获。

据史料记载，方腊起义后，曾经大肆掳掠妇女。他败亡后，所掠夺的妇人自他的巢穴帮源洞中逃出，绝大多数全身赤裸，因屈辱而自缢于林中的，相望百多里。

方腊被俘后，先被解往杭州，后又被押解至开封，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被杀。方腊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其余部向浙东转移，与当时活跃在浙东的另几支起义军会合，继续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最后才被宋朝廷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被镇压后，宋徽宗认为天下太平，可以继续恣意享乐。而王黼乘机向徽宗进谗言，说方腊起义是茶盐法引起的，童贯不该将责任归罪应奉局。宋徽宗受到王黼煽动，又下诏恢复应奉局，命王黼和宦官梁师成主管其事。应奉局恢复后，朱勔父子重新被重用，他们更加猖狂地敲诈勒索，东南百姓重新遭殃。就连童贯都看不过眼，摇头叹息说：“东南百姓的饭锅子还未放稳，怎么又要搞花石纲了？！”

就在北宋朝廷风雨飘摇的时候，北方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长期受辽国欺压的女真族日益强大。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女真这个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敌人，竟然一开始是以盟友的身份走进了宋朝廷的视野。

第四章靖康耻二靖康耻

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又叫完颜旻）建国，国号金，完颜阿骨打成为金国的开国皇帝，即为金太祖。

金太祖建国后屡败辽军的消息传到宋朝后，宋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打算联金灭辽，以此来收取燕云十六州。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廷初次使金未成后，宋徽宗命童贯继续负责同金联系通好之事。童贯则令王师中另选派能干的官吏出使金国，王师中便向童贯推荐了马政。

马政，洮州（今甘肃临潭）人，寓家牟平（今属山东）。重和元年（1118年）二月，宋朝廷以马政为武义大夫，命其以买马通好的名义使金。经过充分准备，本年闰九月，马政一行下海出发，但一到对岸，即被金兵俘获，并夺取了他们随带的物品，经过再三说明，才让通行。马政一行行程三千余里，历经艰难，终于到达拉林河见到了金太祖。金太祖询问马政来金的原因，马政告以宋愿与金修好合力攻辽之事。金太祖及群臣由于不明底细，没有明确表态。经商议后，金太祖决定留下使者中登州小校王美、刘亮等人作人质，而派遣散覩与李庆善等为使臣持国书，并携带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等礼物随同马政等赴宋回报，以探访宋朝之虚实底细。宋、金通好由此开始，之后，宋、金使者来往不绝，频繁联络。

注：这里特别要提到，马政的儿子马扩后来在宋徽宗宣和中多次以阖门宣赞舍人使辽、金，成为宋朝廷来往于辽国和金国的主要使者，因其传奇的经历和独特的视角而成为后世多部历史小说的主角，比如徐兴业先生所著的《金瓯缺》（获1991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王汝涛先生所著的《偏安恨》等。

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宋朝又派赵良嗣出使金国，名义上仍是买马通好，实际上是想约金攻辽。

赵良嗣，原名马植，又名李良嗣，祖籍辽燕（今河北北部），自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马氏成为辽国的汉人大姓，世代都在辽国为官。北宋末年，赵良嗣在辽任光禄卿，因奸诈狡猾，为同僚所不齿。马植在辽国有些混不下去了，又见到隔壁的女真族日益强大，对辽国构成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日益腐败，便想为自己谋取后路。因为他是汉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投靠宋朝廷。刚好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在童贯经过卢沟时，连夜谒府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辽之策。童贯暗自思忖，马植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自己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吩咐小吏把马植请进来。马植一见童贯，慷慨陈词，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植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祚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植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迹！”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莱州渡海去同金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认为马植是一个深谋远虑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立刻将其带回宋朝，郑重其事地举荐给宋徽宗。宋徽宗正有联金灭辽之意，立即奉赵良嗣为座上宾。

康王出发前往金营的时候，局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人相继率勤王军到达东京，各地援兵已有十余万，而金兵不过六万。宋军在兵力总数和声势上均压倒金军，金军只好北撤，退守牟驼岗。

经过协商交涉，金太祖表示愿夹攻辽国，而宋每年向金纳币五十万。双方约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金原定立即出兵攻辽，要赵良嗣迅即回去让宋也立刻出兵。但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金军连续征战，牛马发生流行病。金与赵良嗣改约明年（宣和三年）举兵，并派勃堇、曷鲁持国书使宋回报。

宣和二年（1120年）秋，赵良嗣回朝，向宋朝廷报告了金国的意见，说金太祖认为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一带均是宋旧地，金从辽手中收复后，都将送还给宋。宋徽宗信以为真，九月，即命马政与王瓖为使臣，再次出使金国，并送金使勃堇、曷鲁等回金。

马政此次使金所持宋给金的国书中称，为了履行前（赵良嗣）与金所定共同攻辽的协议，已命童贯勒兵待发，只等马政使金归来，约定日期，即可举兵攻辽。国书还根据赵良嗣一面之词，要金答应前所承诺的将五代以后被辽占领的幽（今北京市）、蓟（今河北蓟县）等十六州及整个长城以南地区，在灭辽以后归宋，宋金双方今后以长城为界，而宋将原向辽所贡银绢转贡给金。

京师外城破后，宋朝廷上下乱作一团。宋钦宗赶忙派宰相何栗到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宗望说：“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两者不可缺。只要答应割地，就可以议和，不过，太上皇必须亲自前来商议。”意思是说要宋徽宗亲自来议和。何栗回报后，宋钦宗说：“太上皇惊扰而病，一定要去，就由我亲自去吧。”

同年四月，金兵退出燕京，出城前将城内的金帛财物以及官吏百姓都席卷而去，童贯、蔡攸前来接收的时候，燕京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而宋宰相王黼等却恬不知耻地上表称贺，称收复燕京是“不世之功”。宋徽宗十分得意，宣布大赦天下，还命王安中在延寿寺中作“复燕云碑”以纪念这一功绩。王黼、童贯、蔡攸等人也被认为收复燕京有功，因此而加官晋爵。宋朝上下都沉浸在虚幻的胜利和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得到燕京这座空城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蒙受的耻辱，也不知道亡国在即。

赵良嗣前后往返七次，最后订立盟约：宋允许在灭辽后将输辽岁币转输给金，金承认将燕京一带旧地归宋；金攻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攻燕京（今北京）。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海上之盟”。

注：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其实肇于“海上之盟”。关于此节，“靖康之变”前，宋朝廷也已经领悟，所以宋钦宗一即位，就派人收斩“海上之盟”的使者赵良嗣和童贯等主谋。

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以后，宋朝廷并没有按照盟约积极备战攻辽，而只是想在金国攻打辽国时乘机取利。尤其当宋徽宗得知辽国已经知道宋金结盟一事后，担心遭到辽国报复，很是后悔，便下令扣押了金国使者。这件事后来为金国背盟毁约留下了借口。而金国则开始攻打辽国，锐不可当，很快攻下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渡罗城），辽国天祚帝被迫逃往西京（今山西大同）。就在辽国岌岌可危的时候，辽国贵族之间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辽国皇族耶律大石和汉人宰相李处温拥戴燕京留守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并遥废天祚帝为湘阴王。

宋徽宗见辽国灭亡在即，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坐收渔翁之利，立即任命童贯、蔡攸作正副统帅，率十五万大军伐辽。结果，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宋军不堪一击，竟然被辽耶律大石大败，不得不退守雄州。

北辽此时却再一次发生内讧。耶律淳称帝三个月后，便得急病而死，其妻萧妃为皇太后，开始把持朝政。汉人宰相李处温见辽国大势已去，暗中派人联络宋朝和金国，打算投降，结果被萧妃发现处死。

宋徽宗见辽国内乱，又命童贯、蔡攸出兵渔利。幸运的是，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了宋朝，由此打开了宋军通向燕京之路。童贯命都统制刘延庆、降将郭药师领兵十万直取燕京。结果，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巷战，却因为后援不继，最终被辽兵杀得大败。

童贯为了逃避一再兵败的责任，秘密派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出兵攻打燕京。金太祖亲自出马，率军一举攻下燕京，而宋军却没有参战。辽萧妃和耶律大石逃出燕京，因无处容身，不得不重新投奔辽天祚帝。天祚帝杀死萧妃后，杀气腾腾地责问耶律大石为何要拥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慷慨陈词：“陛下（指天祚帝）以全国之力，不能拒击金兵，而弃国远遁，使百姓遭殃。所以，即使立十个耶律淳都没有过错，因为都是太祖子孙，这总比向金投降乞命要好。”天祚帝无言可对，只好赦免了耶律大石。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金人看清了宋朝的腐败和军事的羸弱，对宋朝态度日益强硬，并打算在土地问题上背弃前约。宣和五年（1123年），宋朝为了归还燕京等地多次派赵良嗣与金国交涉。金太祖认为宋朝攻燕京无功，提出要宋朝另外增加一百万贯钱，称为“燕京伐租钱”，才能赎回燕京。除此之外，金国还向宋朝提出遣返叛逃入宋的李处能等辽国旧臣，借粮十万斛等不少附加条件。宋徽宗一概表示同意。

郭京声言他会“六甲法”的法术，可以召来天兵天将，轻而易举地生擒敌军元帅，消灭敌军。六甲法就是挑选男子7779人，经过施法术后，就可以刀枪不入。宋钦宗竟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宋钦宗又决定郭京的“天兵天将”与敌人决一死战。郭京发功的日子到了，他命令撤走城上所有的守军，以免有人偷看，导致法术失灵。施展法术后，郭京命人大开城门，派他“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击。结果，这些神兵并没有刀枪不入，而是尽数被金军歼灭。幸好把守城门的宋兵将城门及时关闭，否则金军完全可以乘势冲入。郭京见首战失利，说：“看来还是得由我亲自出马。”然后率领残余的神兵缒城而下，出城后却一溜烟向南逃走，头也不回。就在此时，金军乘大雪攻城，攀城而上，发现城上竟然没有守军，开封外城由此陷落。

这年秋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死，在位九年，享年五十五岁。金太祖死后，其弟吴乞买（又叫完颜晟）继位，就是金太宗。金太宗继续领兵攻辽，辽兵节节败溃。宣和六年（1124年），辽天祚帝决定出兵收复失地。耶律大石极力劝谏，提出应当好好养兵，等待时机，不可轻举妄动。天祚帝训斥了耶律大石一通，一意决定出兵。耶律大石看到天祚帝如此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知道辽国将亡，便自领二百余骑向西北方逃走。这年冬，辽天祚帝自夹山出兵，南下武州，与金兵遭遇，辽军大败而逃，将士纷纷投降金军，天祚帝只带领少量残兵突出重围。次年春，天祚帝想逃往西夏，在应州（今山西山阳县东北）被金兵俘虏，后被囚禁一年多而死，在位二十四年，时年五十三岁。耶律大石率部从河套向西北逃去，并重建辽国，史称西辽。

辽国自公元916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建国，至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止，正式灭亡，共历九帝，历时二百零九年（《辽史》延至西辽亡）。

这时，东京已经完全没有防守。金军虽然没有入城，但派人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声称如不及时送交，将纵兵入城。宋钦宗按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各地，命令开城降金。

随着金国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金的军事力量已扩展到接近西夏边境，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西夏国王李乾顺趁势投靠金国。金国也采取笼络西夏的策略。金灭辽后，西夏国王李乾顺正式派使臣向金上誓表称藩。这样，金国在西部和西北部便无任何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南下侵略宋朝。

东路军接连攻占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西路军的完颜宗翰却没有立即开战，他一边派间谍暗中探听宋的虚实，一边派使者至太原，求见宋军主帅童贯，谎称要商议所谓的交割云中地一事，想以此来麻痹宋军。童贯果然上当，他到了太原后，先派马扩、辛兴宗到完颜宗翰军中，请求金归还山后（即云中八州）地。完颜宗翰便指责宋朝曾经接纳张珏，有违合约，并狂妄声称山前、山后各州都是金国的土地，不能归还。接着，完颜宗翰又派使者到太原，要求童贯将河东、河北之地均割让给金国，宋金以黄河为界。直到这个时候，童贯才看出金决意侵宋的企图，顿时惊慌失措，也不布置抗金的措施，自己慌忙逃回东京。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进逼太原，计划攻下太原后，与东路军在宋都城开封城下会合。

注：张珏，平州义丰（今河北滦县）人，原是辽国大将，投降金国后任平州留守，后背叛金国，携带平州版图投奔宋朝。宋宰相王黼认为这是不用一兵一卒，不化一钱一帛就能从辽、金手中得到平州地区的绝好机会，力劝宋徽宗收留张珏。代表宋朝同金订立盟约的赵良嗣极力反对，认为这违反宋金协议，肯定会遭到金的报复。宋徽宗不但不听，还将削赵良嗣降职处分。金人听到张珏投降宋朝后，立即派二千骑兵前去讨伐，张珏领兵迎战。金人见张珏人多势众，便在州门上书写了“今冬复来”四个大字，不战而退。宋朝廷便以张珏为节度使，世袭平州。金人随后派完颜宗望攻打平州。刚好这个时候，宋朝廷封张珏为泰宁军节度使，张珏率全城官吏出平州，到郊外迎接前来宣读封官诏书的官员，结果被金军得知消息，派一千骑兵偷袭，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平州。张珏不得不逃到燕山投奔郭药师。郭药师将其藏了起来。但金人缴获了宋朝廷给张珏的任命状，又从俘获的张珏之弟身上得到了宋徽宗写给张珏的亲笔信，勃然大怒，指责宋毁约背盟，向宋燕山（金将燕京还于宋后，宋设燕京为燕山府）宣抚司使王安中索要张珏。王安中不敢惹怒金人，不得已杀了一个容貌酷似张珏的人，将首级送给金人，却为金人识破，扬言要进攻燕山。宋徽宗惊慌不已，连忙命王安中将张珏缢杀，将其首级装于木匣内，连同张珏的两个儿子一起送给金。兔死狐悲，辽降宋将领郭药师及部属均悲愤流泪。郭药师愤怒地责问王安中：“金人要张珏的头，你就给；如要我郭药师的头，你也给吗？”王安中畏惧郭药师叛变，请求罢离燕山府。

而此时东路军完颜宗望进逼燕京。当时燕京由宋将郭药师驻守。郭药师原本是辽国降将，之前张珏事件对他震动很大，完全丧失了对宋朝信任感。而宋朝廷也意识到张珏事件对郭药师产生了消极影响，感觉亏待了郭药师等辽降将。为了抵消之前的负面影响，宋朝廷处处曲意迎合郭药师，对郭药师的要求均给予满足。郭药师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实力大增，专制一路军事，增募兵士，号称三十万。不过，郭药师部下的士兵依旧穿着原来辽国的军服，由此引起宋朝廷的猜忌，宋朝廷加封郭药师为太尉，想借机召他入朝。这点小小的伎俩自然很容易被郭药师识破，力辞不至。于是，宋朝廷又派童贯前来巡边，一旦发现郭药师有叛变的可能，可权宜处置。童贯到了燕京后，郭药师亲自出郊外迎接，行大礼，称呼童贯为父，极尽巴结之能事。为了彻底取得童贯的信任，郭药师还精心组织了一次炫耀武力的军事演习，童贯终于放了心，回去后向宋徽宗报告，说郭药师可以信任。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告发郭药师与金互通书信，宋徽宗却始终置若罔闻。

完颜宗望引军至三河（今河北）时，宋宣抚使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领兵四万五千出战。结果，宋军在白河（今潮白河上游）大败。完颜宗望进至燕山时，郭药师突然派兵逮捕了蔡靖等燕山府官员，打开城门向金军投降。这样，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宋燕山府所属全部州县。其后，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本来以为收取燕京、向金国屈辱纳币后，便可以享受太平。听说金兵南下后，宋徽宗慌作一团，赶忙罢除了镇压方腊起义后又恢复起来的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又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轻信妄议等，想以此来换回人心。同时号召各地官兵勤王，命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道领兵入援。

但援兵未到，金兵已经逼近东京。宋徽宗恐慌得想要南逃，被给事中吴敏力阻，并荐太常少卿李纲出来主持大局。吴敏力劝宋徽宗退位，说只有让太子当皇帝，才有威福号召军民抗金。这时，东路金兵已绕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南下，离开封只有十天路程。因此，吴敏要求徽宗在三天内禅位，以便让新皇帝能有时间组织军民抗金。宋徽宗惊慌懊恼，为了能逃命，只好同意退位。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然后假装得病，跌倒在床前，气塞昏迷。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宋徽宗假意苏醒后，索取纸笔，写下退位诏书，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居龙德宫。这也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太上皇。皇太子赵桓随即即位，就是宋钦宗，改明年年号为靖康。

马政抵金后，留金月余，双方争议不决。主要是金不同意西京归宋，又认为平（今河北卢龙北）、滦（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不属燕京所管，亦不能归宋，马政不敢强争。

宋徽宗被迫退位后，立即将一个乱摊子甩给了儿子宋钦宗，自己率领蔡京、童贯、蔡攸、蔡絛等亲信逃出开封，前往南方。他生怕金人追来，嫌船太慢，改乘肩舆；又怕走得不快，再改乘搬运砖瓦的快船。一直逃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才敢稍稍停留休息。童贯、高俅率又怂恿宋徽宗渡淮河往扬州（今江苏）。当宋徽宗过浮桥时，随驾卫士攀望号哭，童贯怕影响逃跑速度，竟命令亲军放箭，不少随驾卫士中箭落水而死。宋徽宗到了扬州后，还是觉得不安全，将皇后郑氏丢在扬州，自己一直逃到长江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

此时，压抑在广大军民中的愤怒和不满迅速爆发，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纷纷上书揭露蔡京、童贯等人的罪恶。太学生陈东带头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在朝野官员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刚刚即位的宋钦宗不得不顺从民意，先后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朱勔、蔡攸、蔡絛贬官或流放后处斩，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于潭州。由于宋金战争爆发，宋钦宗又将罪责推诿给主办外交的赵良嗣，将他贬逐到柳州处死。

“六贼”中，以童贯与王黼之死最富有戏剧性。宋钦宗即位后，童贯先是被贬黜出京师。宋钦宗随即下诏数童贯十大罪，派监察御史张澂追斩童贯。根据历史记载，童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张澂虽然奉诏追斩童贯，却畏惧童贯勇力，不敢轻易下手。他一路追到南雄州后，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信以为真，还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第二天上午，张澂到来，童贯欣然出迎，正在跪接圣旨之时，张澂宣诏，宣布童贯十大罪状。童贯虽然醒悟过来，却为时已晚，被张澂的随从一刀砍下了头颅。

王黼之前因为支持郓王赵楷，为其策划谋夺太子位，与宋钦宗早有矛盾。当陈东上书后，宋钦宗下诏将王黼逮捕送开封府审理。开封知府聂昌与王黼有宿怨，立即派武士追杀了王黼，却谎报为强盗所杀。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消息传到开封后，京师戒严。朝廷上下人心浮动，主战、主逃议论不一。宋钦宗不堪大任，懦弱无能，听从了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的怂恿，打算逃往陕西避敌。当时，抗战派大臣李纲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坚决反对逃跑，对宋钦宗说：“道君皇帝（宋徽宗）把宗社交给陛下，您却打算弃而去之，这合适吗？”宋钦宗默不作声。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说开封守不住，只能暂时避一避。李纲反驳说：“天下的城池哪个能有开封坚固？而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怎能轻易丢掉呢！今日之计，应当整顿军马，团结军民，坚守都城，等待勤王之师。”宋钦宗正在犹豫，突然听说皇后已经动身出京，急忙站起来说“朕不能留在这里了。卿等不要留我，朕要同皇后一起启程。”李纲流泪请求宋钦宗留下，宋钦宗总算勉强答应留在京师。

但是当天夜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连夜进宫，又劝宋钦宗早日离京。宋钦宗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李纲一大早入朝的时候，发现皇帝的车马乘舆已经备好，当即意识到新皇帝要逃跑，便厉声对护驾的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军士齐声说：“愿死守！”于是李纲入见宋钦宗说：“六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开封城中，岂肯轻易舍去。万一中途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一定会以快马急追，那时如何抵御？”宋钦宗听了有些害怕，这才答应不去陕西，并下令召回已经出发的皇后。李纲为了稳定人心，晓谕军民说：“圣上主意已定，决心守城，敢有再说离开京师，扰乱人心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宋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皇帝决策固守。将士们备受鼓舞，决心保卫东京。宋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又命李纲急速设备防守。李纲临危受命，当即组织军民全力备战。

李纲正在部署守城的时候，金军到达开封西北的牟驼冈。牟驼冈是宋军养马的地方，两万匹军马和大批草料轻而易举地落入金人手中。

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金军分兵两路，西路军由完颜宗翰（金太祖侄，本名粘没喝，又叫粘罕）率领，由云中（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今山西）；东路军由完颜宗望（金太祖次子，又叫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京（今北京）。

完颜宗望甚有心计，见开封不能一时攻下，便要求宋朝派亲王、宰相去军中议和。李纲主动请缨前去议和，宋钦宗还想倚靠李纲，因此没有答应，另派李棁、郑望之二人。完颜宗望见到宋使后，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两、牛马等各万头、缎百万两；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能议和。李棁、郑望之回奏后，宰相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坚决不同意，想拖延时间，等各地勤王军赶到后，再谈议和一事，但宰相李邦彦、张邦昌坚决不同意。宋钦宗本人胆小怕死，又无主见，惶然不知所措。这时候，康王赵构站了出来，主动请求使金，说：“敌人一定要求亲王作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于是，宋钦宗便派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李棁告诉康王说：“金军担心南朝失信，要求亲王送他们渡过黄河才能回来。”康王正色答道、“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就是以身殉国也是应该的！”

这位康王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异母弟，他目前的表现，可谓相当慷慨激昂。谁也无法想象，当他不久后登上皇位为宋高宗后，厚颜无耻地向金人乞降却比其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金太祖已有取代辽国进而侵宋之意，他对大臣们说，如果将西京地区归还宋朝，金就只能退守长城以北，也就无法控制宋朝，更不能兵临宋境，向南扩展。但金在回报宋的国书中只是说，前次赵良嗣来，已有约在先，如宋与金一起攻辽，当将燕京东路州镇归宋。至于西京地区，要宋自己设法收取，如果宋难以攻取，可通知金。对宋提出西京归宋的要求未作明确回答。

姚平仲听说康王赵构在金营中当人质，便提议派精锐夜袭金营，生擒完颜宗望，迎回康王。李纲支持姚平仲的建议，宋钦宗毫无主见，当场也表示同意。但姚平仲前去袭击时，消息已经泄露，金军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大败而逃。金军趁机再次攻打东京，幸好李纲早有防备，指挥将士击退了金兵。

完颜宗望责问宋朝劫营一事，宋钦宗、李邦彦为了推卸推诿责任，用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李纲被罢的消息传开后，群情激奋。当天，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李纲、种师道复职，罢免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求和媚敌之臣。城中军民几万人起来声援，围住了皇宫。刚好李邦彦退朝，军民痛斥他的罪行，愤而向他投掷砖瓦，李邦彦策马逃跑，才没有被打死。开封尹王时雍亲自带兵前来镇压，军民也要打死他，吓得他也狼狈逃走。军民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数十人。宋钦宗派人宣布，等到金人退兵后就恢复李纲的职务。太学生与军民们要求立即恢复，并大声鼓噪呼喊，不停地敲打登闻鼓。宋钦宗见众怒难犯，不得不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乘车出见，民众这才退走。

宋钦宗随即下诏答应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国，另送萧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完颜宗望见宋军援兵陆续赶到，东京的防务大大加强，心中有所畏惧，又因为已经得到不少利益，便乘势退兵。金军退走以后，宋钦宗派李纲去接太上皇宋徽宗回京。靖康元年（1126）四月，宋徽宗回到京师。

金军撤退之后，宋朝廷又恢复了抱残守缺、苟且偷安的策略，李纲也被贬出开封。宋钦宗不做任何军事上的备战准备，竟然异想天开地写信给金国大将耶律余覩，想说服耶律余覩在金国发动政变，以此来扰乱金国政局。耶律余覩原是辽国大将，被迫降金。最幼稚可笑的是，宋钦宗将这封机密信件交给了金国使者萧仲恭，许以重金，请萧仲恭转交耶律余覩。萧仲恭表面答应，回到金国，立即将信件交给了金太宗。金国再次被激怒了。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动大兵进攻宋朝。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兵。九月初，完颜宗翰率领的金军攻破太原。然后与完颜宗望合兵，在十月初攻下真定府（今河南安阳）。

宋钦宗惊慌失措，只好重新寄希望于割地求和，他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使臣，前往金营求和。赵构一行走到磁州时，磁州知州宗泽正率领军民备战，军民抗敌情绪高涨，杀死王云，劝留了康王赵构，赵构由此幸运地逃过大难，否则也不会有后来“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了。

十一月下旬，金军到达东京，开封万分危急。宋钦宗任命率领勤王兵入京的南通都总管张叔庭为签书院事，率军民奋力守城。又下诏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召集河北兵迅速入卫东京。同时，宋钦宗和宰相何栗等人又都作好了求和的准备。这时候，一个无赖神汉郭京适时出现了，由此上演了极为荒唐可笑的一幕。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七，完颜宗望大军到达东京城下，即刻开始攻城。李纲指挥军民应战。金兵用火船强攻，李纲指挥宋军先用挠钩钩住火船，然后从城楼上投掷大石块，将火船砸沉。金兵又用云梯攻城，李纲命令士兵用火烧毁云梯，用箭射杀金兵，终于击退了金人的进攻。

四月，赵良嗣终于到达金国，不料金太祖已经亲自率军出征，攻打辽国上京。赵良嗣一行急忙兼程追赶，至半路上见到金太祖，随金军一起到达上京城下，亲眼看到金军仅用二、三个时辰便攻下上京。赵良嗣捧觞为寿，口呼万岁，呈上宋徽宗亲笔信，请金一起夹攻辽国，帮助宋收复燕京（今北京）旧地。

宋钦宗与何栗到达金营后，送上降表，并屈辱地下跪。因为没有得到金太宗的诏命，完颜宗翰只是好言宽慰了几句，就让宋钦宗退下去了。宋钦宗在金营两天，没有议出什么结果，十二月初又回到东京城内。宋钦宗回到东京时，大臣和百姓夹道迎接。宋钦宗一想到一国之君亲自到敌营求和，威风扫地，忍不住当众号啕大哭。

当时开封城中已经被搜刮殆尽。宋钦宗为了讨好金人，下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的出资犒军，其实就是公然抢夺，稍有反抗者，便锁拿官府。开封城中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即使如此，金银仍然凑不够数，梅执礼等负责搜刮金银的大臣也因此被杀。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派人四处搜捕年轻女子，不够数目就用自己的妃嫔抵数。不少女子不甘受辱，自杀而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宋钦宗第二次去金营谈判，离朝之时，约定五天之内回来，谁知到了金营，就被扣留下来。金军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宋钦宗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彻底搜括，前后两次，达一月之久，共得金二十七万八千两，银七百一十四万两，帛一百零四万匹。

金军除了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抢去皇帝玉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玩物，掳走百工、技艺、宫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公主）、亲王等贵族，连太上皇宋徽宗也被押送金营。据说，宋徽宗听到金银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将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带着被俘扣留在金营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宫女及大臣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归金国。其中完颜宗望一路带着宋徽宗及太后、各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与康王赵构母韦妃、赵构夫人邢氏由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完颜宗翰一路带着宋钦宗、钦宗后、太子、妃嫔及何栗、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大臣，由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俘虏的宋朝君臣中，只有张叔夜、何栗半路绝食而死。其他人则屈辱地活着。

赵桓生母为王皇后。王皇后秉性懦弱，宋徽宗更加钟爱郑贵妃（后来的郑皇后）和王贵妃。大观二年（1108年），王皇后病死，年仅二十五岁，留下九岁的赵桓孤苦无依。赵桓后来虽然当上皇太子，但却并不安稳。因为宋徽宗喜欢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王贵妃另有一女，就是因分不清真假而留名青史的柔福帝姬。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打破了“宗室不领职事”的惯例，破例地让郓王担任实职，提举皇城司，且不限早晚，自由出入大内，显示要废立的迹象。金军的南侵，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帮了赵桓的忙，促使宋徽宗匆忙的传位。其间，郓王赵楷听说后愤而闯宫，企图争夺皇位，结果在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的仗剑厉声呵斥下，才没有得逞。

徽、钦二宗被掳到金国后，先被迫换了白色的丧服，去拜谒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意为金主向祖先献俘。尔后，两个受尽屈辱的皇帝一个被封为昏德公，一个被封为重昏侯，关押在韩州（今辽宁昌图），后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因为受不了金人的折磨，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结果被宋钦宗发现，抱了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

在被囚禁期间，宋徽宗写了许多悔恨哀怨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山南无雁飞。

不过，他的悔恨只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他本人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为囚的下场。当然，他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他曾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回宋朝，临行前交给他一件背心，背心上写着：“你（指宋高宗赵构）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哭着叮嘱曹勋，切记要转告宋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又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宋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宋徽宗和宋钦宗还日夜盼望宋高宗能接他们回去，其实宋高宗表面高喊要迎回徽、钦二帝，但内心却生怕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皇位，巴不得他们早些客死他乡。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无望而悲惨地死去，时年五十三岁，有遗言想归葬中原，未得金主允许。宋徽宗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僵硬。金人将尸体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坑里的水就能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却被人拉住。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和议谈成，赵构生母韦氏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可见宋钦宗也很清楚弟弟宋高宗不思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宋高宗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迎回兄长。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的悲惨命运也走到了尽头，金人将其纵马踩死，时年五十七岁，在帝位仅仅两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才传到中原。宋高宗表面上悲伤不已，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皇位中最大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宋徽宗的情人李师师早在国破前出家为女道士，之后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第四章靖康耻三大小汉奸

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金军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金兵逼迫二帝脱下皇帝的衣服，换上平民之衣。在场的宋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只有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声抗议，怒骂金军主将完颜宗翰，并要宋钦宗坚持不换衣服。结果李若水被金兵用刀割掉舌头，然后再拖出杀死。当年参加过灭辽国的金兵说：“辽亡国时，慷慨就义的有十几人，宋朝只有李侍郎一人。”

同时，金军放回跟随宋钦宗的翰林学士承旨吴幵（音jiān，同间）、吏部尚书莫俦回开封城，负责召集宋朝廷的百官，议立赵姓以外人为君主。吴幵和莫俦二人实际上已经投降了金人，不过是负责将金人的意思传达给百官而已。于是，根据金人的意思，东京留守王时雍与吴幵、莫俦带头倡议，提出立张邦昌为帝。王时雍有“金人外公”的外号，因为当时金人疯狂索要女子，王时雍为金人掠夺妇女最卖力。而吴幵和莫俦为金军往返传旨，被人们骂为“急脚鬼”（宋代的快速邮递称急脚递或急递）。

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时，张邦昌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因此被派跟随康王赵构入金营为人质。

当时，朝廷中还是有不少人主战。大将姚平仲打算率精兵偷袭金营，生擒金军主帅宗望。主战派大臣李纲坚决支持，宋钦宗也希图侥幸取胜，表示同意。不料事不机密，有人抢先将宋军将要劫营的消息泄露给金军。半夜时分，当姚平仲军到达金军大营时，惊讶地发现金兵正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后，姚平仲一军被早有准备的金兵击溃，姚平仲大败而逃。

姚平仲劫营不成，却惹恼了金军主帅宗望。他立即派人将人质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带来，斥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康王赵构一声不吭，保持沉默。而张邦昌吓得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地解释说姚平仲军夜袭绝非宋朝廷本意。张邦昌的态度让宗望觉得觉得此人软弱，将来必然有用。而相比较之下，康王赵构的态度令宗望起了疑心，他怀疑赵构不是真的皇子，于是派人到宋朝责问姚平仲劫营一事时，顺便提出了要改换人质。

宋钦宗为了平息姚平仲劫营一事，以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不料此举让宋朝军民大为愤慨。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宋钦宗罢免宰相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将城外军事交陕西老将种师道负责。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封城中军民几万人赶来声援，宋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只好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出来相见，才算平息了风波。

宋钦宗送肃王赵枢去金营做人质，换回了康王赵构和张邦昌。此时金人忌惮李纲的起复，又顾虑劳军远征，而宋军援兵正向东京集结，于是在宋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撤兵北归。肃王赵枢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金兵撤走后，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本已经南逃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重新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金军再次大举南侵，宋朝廷则完全被投降派把持，导致了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金军将东京洗劫一空后，心满意足，开始准备退军。

金人因劳师远攻，不敢久留，加上力量有限，便打算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为防止宋朝东山再起，命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东京留守王时雍召集群臣，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太常寺主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肯签名，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给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人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秦桧更是义愤填膺地当众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由此大怒，将秦桧抓到金营关押。

这是历史上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慷慨激昂的忠君爱国者，怒斥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当时人看来，秦桧是个英雄，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为本来秦桧可以安然无事，但正因为他站出来一骂张邦昌，之后便与徽钦二帝一道被掳北上，开始颠沛流离的屈辱生涯。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所谓的忠君爱国者秦桧才是真正的大汉奸。

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听说此人将是未来的中原皇帝，开封士庶军民上万人争相挤到城门口观望。张邦昌心知肚明，知道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恨他入骨。千百年来，恐怕没有一个人如张邦昌这般，对将要到手的皇位恐惧得不知所措。

入城后，张邦昌没有敢直接入主大内，而是先去了尚书省。宋朝三省中，门下、尚书均在皇宫外办公，只有中书在皇宫内，称政事堂。由此可见，张邦昌并不情愿当这个皇帝。然而，金人却威胁说，如果到三月初七张邦昌还不当皇帝，或者是开封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光大臣，再血洗开封。事关切身利益，百官纷纷来劝说张邦昌早日即位。

此时的张邦昌，当然是处在绝难的境地。要摆脱掉烦恼，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这是他最理想的结局，这一点，同时代的李纲已经指出来了。据说，张邦昌曾经打算自杀，但有人劝阻他说：“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生性软弱，终究没有自杀的勇气，如此，背上“汉奸”的千古骂名势不可免。

三月初七，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他不过是金人手中的傀儡皇帝，所以自尚书省上马，他就开始恸哭，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张邦昌受封即位时，阖门宣赞舍人吴革召集数百人起事，失败后被杀。

登基当日，张邦昌升文德殿，他不敢坐皇帝专用的御床，而是在御床西摆了个位子，在那里坐着接受群臣朝贺。张邦昌还特意让阁门传令百官，千万不要对他下拜。但东京留守王时雍为了讨好张邦昌，领先下拜，吴幵、莫俦、范琼等紧随其后。张邦昌吓得连忙拱手起立。

当日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除了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等少数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外，大多数大臣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虽然当上了皇帝，见群情沮丧，心中着实不安。

张邦昌即位后，以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今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时不穿皇帝的龙袍，除非听到金人要来，才急忙换上，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奏事，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总是提醒王时雍不可称“陛下”，而要称“相公”。

当时，金人催交银两，开封府以现有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既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张邦昌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免括金银。

金人扶持了张邦昌的傀儡政权后，就北还回朝。临行，张邦昌前去送行，他特意脱下皇帝的龙袍，身着赭红色袍，张红盖。这一切仪仗，均非皇家礼仪。由此可见，张邦昌心有所惧。但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观看的士庶军民均认为他靠降金发家，无不对他咬牙切齿，憎恨有加。

金人走后，张邦昌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他不在正殿办公，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可谓行规步距，小心谨慎之至。

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生怕金人一走，自己会变成千夫所指，所以希望金人能留军队驻守。可宰相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词贝勒是金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

张邦昌知道金人一旦北归，自己便大势已去，很是恼火，因此而责怪吕好问。吕好问回答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事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归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这里要提一句，此时在张邦昌的傀儡朝廷中，宋臣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真正的投降派，如王时雍之流，想通过拥立张邦昌取得富贵；另一派是假意的投降派，是假汉奸，以吕好问为代表，想通过立张邦昌来促使金军退兵。最典型的佐证便是，吕好问行文均称“靖康二年”，根本就不提张邦昌的“大楚”年号。

即使是真正的投降派，也对张邦昌无信心，因为宋朝在南方还有大量军队，正向东京集结。张邦昌权衡利弊下，决定听从吕好问的建议。但另一宰相王时雍为了自身利益，坚决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相公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宰相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的意见。

此时，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开往开封，公然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不愿意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听从王时雍之流的建议，立即派人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赵构，自陈说：“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宰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再强调说，当时他如果不称帝，金兵就要屠城，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随后，张邦昌派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赵构，又请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至此，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正式结束，前后共历三十三天。

元祐皇后孟氏随即以宋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命康王赵构即位。张邦昌自己不久也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拜见康王赵构。他匍匐在赵构面前，伏地恸哭，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请求赵构赐其死罪。赵构好言相慰，答应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之后，宋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宋高宗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

本来，张邦昌就此平安无事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能得到更大的重用。然而，主战派李纲拜相后，首先以“十议”上奏，其中二议为“僭逆”和“伪命”，坚决要求宋高宗处罚叛臣，张邦昌自然是首当其冲。

张邦昌奴颜婢膝、失节奉敌的丑行本来就不为朝野所容，李纲开了头后，检举他罪行的奏章顿时如雪片般飞到宋高宗的案头。甚至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根据《宋史·张邦昌传》记载：“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宋高宗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下诏说：“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

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张邦昌坐僭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而丑闻中的李氏也被“杖脊配车营务”。其他汉奸如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擢、孙觌等，分别安置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梅州（今广东梅县）、永州（今湖南零陵）、全州（今广西全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归州（今湖北秭归）。

然而，几个月后，金国竟然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出兵侵宋，攻取两河州郡。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再次牺牲张邦昌，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执行。据说，张邦昌接到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邦昌不得已，才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王时雍也被诛杀。

张邦昌亏的是个人名节，但却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之事，与后来的秦桧相比，他实在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汉奸。而真正的大汉奸秦桧，此时还被拘禁在金国，直到绍兴元年（1131年），他从金国归来，在声名赫赫中拜相，才再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他还有一个投降求和的理由：“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可谓十分冠冕堂皇。这是后话，后面再提。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大汉奸刘豫。

刘豫，字彦游，永静军阜城（今属河北）人，元符时进士及第，拜殿中侍御史，曾被人揭发早年有偷盗行为，宋徽宗没有追究。不久，刘豫多次上奏，涉及礼制局的事务，引起宋徽宗的不满，被降职，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金军大举入侵时，刘豫弃职逃走。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经朋友枢密使张悫举荐，刘豫任知济南府。当时北方大乱，到处都是抗金武装和盗贼，刘豫请求改派江南一郡，但被拒绝，他不得已上任，却由此对宋朝廷怀恨在心。不久，金将挞懒（即完颜昌，金太祖堂弟）率兵围济南，开始刘豫还派儿子刘麟与金军交战，后来受金人利禄引诱，决意投降。济南城中有猛将关胜善用大刀，多次击败金兵。刘豫竟杀死关胜，与通判张东缒城出降，济南由此陷落金兵之手。金人因此封刘豫为东平知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封其子刘麟为济南知府。实际上将在金军控制下的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交给了刘豫。

因为之前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张邦昌已经被宋高宗赐死，金人急需再扶植一个汉奸政权，刘豫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宋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受金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齐以父事金，册文中有“世修子礼”等语。刘豫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封张孝纯等为宰相，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

惊魂不定的南宋小朝廷对刘豫的齐政权颇为畏惧，居然以敌国之礼相待，在国书称刘豫为“大齐皇帝”。当时，刘豫的宰相张孝纯等人的家人都在宋境，宋朝廷也以礼相待，一点都不敢怠慢。

但刘豫却从来没有尊重过南宋小朝廷。他偶然从一个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认出此碗决非民间之物所有，便仔细盘查，问出是盗自巩县宋哲宗的永泰陵，于是便派人挖掘了永泰陵，陵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宋哲宗的尸骨暴露在外。刘豫开此先例后，河南一带掘墓成疯，北宋诸帝陵均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富家冢墓也无幸免。

注：巩县北宋帝陵的浩劫还不止于此。金国灭亡后，蒙古控制了北宋陵区，除了石雕外，将一切地面建筑除“尽犁为墟”。《南宋杂事诗》有一首诗因而叹道：“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住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刘豫和之前的张邦昌大不相同，一称帝就公然与宋为敌。宋绍兴二年（1132年），刘豫迁都开封。他屡次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刘豫，齐军节节败退。李横攻占了颍昌府（河南许昌），直逼开封。刘豫大为恐惧，急忙向金求救。金国大将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即兀术，多称金兀术）亲自率军支援，金齐联军开始反击。而宋朝廷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并不信任，宋朝廷的嫡系刘光世部和韩世忠部也只是扬言要支援，实际却按兵不动。李横孤立无援，一路败退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齐军乘势收复旧地，还顺手占领了襄阳府等六郡之地。

此时，刘豫的大齐政权达到了巅峰，向西克攻巴蜀，南下可取吴越，对南宋朝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苟安的南宋朝廷不得不开始反击。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命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宋高宗了解岳飞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临行前特下手诏，只许岳飞收复李横的旧地，如果越界到刘豫的齐地，“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如此恬不知耻的皇帝，与之前的张邦昌并无任何区别。之后，岳飞大显身手，连败金齐联军，收复了六郡。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为南宋第五个建节的武将，时年三十二岁。

刘豫知道对抗南宋是他这个皇帝存在的唯一价值，同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将讹里朵和挞懒率五万金军支援。这次刘豫来势汹汹，宋朝廷大为惊恐，大将张俊和刘光世也畏敌不前，宋高宗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有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南）设伏，大败金军，由此扭转了战局。金军转向淮西后，又被岳飞大败。此后，双方进入僵持状态。然而到了年底，战事却因为金太宗病危而起了变化，金军北归，刘豫孤掌难鸣，也只得退兵。

岳飞和韩世忠的崛起，令刘豫屡战屡败，金人开始对他不满，这让刘豫感到巨大的危机。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又征发大军三十万进攻两淮，刘麟统领中路军，刘豫之侄刘猊统领东路军，孔彦舟统领西路军。结果被韩世忠、杨沂中击败。金军按兵不动，不肯相助。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

此时金国的皇帝为金熙宗完颜亶，金熙宗听到刘豫战败的消息十分恼怒，对刘豫非常不满。但是，金国重臣完颜宗翰一向支持刘豫。金熙宗一向不满完颜宗翰把持朝政，便开始有计划地削弱完颜宗翰的势力，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被以赃罪处死。宋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在金国的靠山完颜宗翰死。刘豫感觉到不祥，于是就立儿子刘麟为储嗣之事上书试探金国朝廷的意思，金熙宗冷冰冰地说：“朕会派人咨询河南百姓来决定。”此时，刘豫已经知道自己这个皇帝当不了几天了，而未来的命运难以预测。他想向南宋朝廷投降，又怕得到张邦昌一样的下场，只好苟且偷生，听天由命。

不久，金国朝廷指责刘豫“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下诏废其为蜀王，将刘豫一家安置在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相当于变相的流放。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刘豫死于流放地。

第四章靖康耻四泥马渡康王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同父异母弟，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生，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进封康王。靖康之变时，赵构曾作为亲王出质金营，据说他曾因射箭连中，加上在金营镇定自若，金人怀疑他并非皇子，而是将家之子，于是遣还换质。后来得知赵构确实是皇子后，金人无比后悔，立即派军队去追赵构。而赵构因奔走疲劳，正在一座庙里熟睡。突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提醒他说：“金人追赶将至，快逃走，已备马在门外。”赵构惊醒过来，看到月光下果然有一匹马，于是就乘骑这匹马渡过了大河。渡河后，发现马不能动了，变成了一匹泥马，原来就是庙中的泥马。这就是著名的“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泥马渡康王”当然是子虚乌有、荒诞不经，不过是赵构当上了皇帝后，为了显示“君权神授”，与身边的谋臣编造出来的传说。自古以来，开国帝王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小名叫“香孩儿”。

不管“泥马渡康王”的真实性如何，赵构确实是相当幸运的。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入侵，宋钦宗派弟弟赵构出使金营，负责割地求和事宜。赵构之前已经有一番在金营当人质的离奇经历，亲眼见识了金兵的凶狠和残暴，而代替他的人质肃王赵枢已经被掳北上，今生今世大概都无法回到中原。由此可以推断，赵构其实并不情愿接受这项使命，亲王去求和，与羊入虎口无异。但形势所迫，赵构还是出发了。他刚出京城，金兵便渡河南下。赵构反而因此逃过一劫。宋徽宗总共有三十一个儿子，皇位之所以幸运落在赵构身上，仅仅因为他是唯一逃过大难的皇子。否则，皇帝无论如何是轮不到他头上的。

赵构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为知州宗泽和当地百姓所留，后来知相州（今河南安阳）汪伯彦来邀，又前往相州。闰十一月，金兵围攻汴京开封（今南），宋钦宗派人持蜡书至相州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同时拜知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陈遘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要求赵构尽快召集河北兵马，入卫京师。但赵构得到了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后，只派少数军队南下，而他自己却率领大队兵马逃至大名府（今河北邯郸），随即又逃往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一带），继而再逃向济州（今山东巨野）。在逃亡途中，赵构和大臣们就在寒冷的旷野中烧火做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在颠沛流离中，赵构深切体会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只是这并没有激发他的斗志，反而让他更加消沉，产生了畏金如虎的心理。

就在赵构只顾自己逃命的时候，开封失陷，徽、钦二帝被俘虏。之后，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然后撤兵北归。金兵一退，开封军民和朝廷旧臣即不再拥戴张邦昌，同时各路“勤王”兵马纷至沓来，声讨张邦昌。张邦昌只得迎元祐皇后入宫垂帘听政，并迎奉康王赵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元祐皇后手书至济州，劝康王即帝位。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是为宋高宗，由此建立了南宋政权。

尽管“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加强了宋高宗即位的正统性，但他这个皇帝当得并不轻松，内心深处对金人十分恐惧。当时金国的两大主将完颜宗翰（即粘罕）和完颜宗望（即斡离不）发生了意见分歧，完颜宗翰主张入主中原，完颜宗望主张见好就收，两人争执不下。宋朝老将宗泽时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几次力请宋高宗还都汴梁，利用金人内部意见不一的时机，大举渡河，图谋兴复。但宋高宗早被金人吓破胆，死也不肯回到汴梁。

宗泽一面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增造作战器械；一面积极募集新军、加以训练。同时和河北的忠义民兵，特别是王彦的“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等建立密切联系，使以前散在各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如河北的杨进、李贵，河东的王善等都自动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听他节制。此外，他还积极整顿社会秩序，安抚士民。开封的形势迅速好转，守备大大加强。三路南侵的金军处处受到抗击，攻陷的州城不久又被南宋军民收复。宗泽的名字也使金人丧胆，私下称他为“宗爷爷”。宗泽拟出了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而朝政全部为投降派把持，宰相黄潜善、汪伯彦还诬陷宗泽发狂，拒不允准。年已七十的宗泽忧愤成疾，背上发疽而死。死前一日，他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并嘱咐部将们要继续抗金，至临终无一语言及家事，只是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不忘未竟壮志，闻者无不黯然泪下。

注：“八字军”是活动在河北地区的抗金队伍，原先是王彦率领的一支官军，建炎元年（1127年）受河北招抚使张所派遣到河北去组织忠勇军民抗金。九月，他们一度收复了新乡县（今河南新乡），后遭金兵围攻，败退至共城县（今河北辉县）西的太行山区继续抗金。士兵们为了表示坚决抗金的决心，在脸部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从而得名“八字军”。八字军的抗金斗争得到了两河人民的热烈响应，两河地区忠义社的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领导的十九寨都听从王彦的号令，人数总计十余万，兵寨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成为黄河以北一支最强大的抗金力量。本来王彦想大举北上，进攻太原（今山西），后未能实现，便率领八字军精锐渡河到开封与宗泽汇合。

建炎元年（1127）秋，完颜宗望病死，主战的完颜宗翰独掌金国大权，立即再一次大举南侵，目的是要趁宋高宗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以防赵氏政权卷土重来。金军分兵攻宋，金兀术（完颜宗弼）率东路军主力攻东京开封，完颜宗翰率中路军攻西京洛阳，娄室率西路军攻长安，以牵制四川、陕西的宋军。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跟随宋徽宗北上的大臣曹勋从金国逃回应天府，晋见了宋高宗。曹勋献上了宋徽宗亲笔书写半臂绢书，还有他本人写的《北狩见闻录》一书，该书记录了从随宋徽宗被俘入金营到北迁燕山前的亲身见闻，起自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初七，迄于同年六月。宋高宗看着这些血泪之书，不但没有激发出抗敌的勇气，反而生怕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朝臣们的反对，坚持将朝廷从南京应天府迁到更为安全的扬州。

金军随即派精锐骑兵奔袭扬州，一举攻陷天长，金军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宋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软香满怀，好不快活，突然听到金军已经到达扬州附近，吓得惊慌失措，仓皇披甲乘骑出城，随从的只有御营都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履等五六骑，连宰相都未及告诉。宋高宗一路狂奔至瓜洲，乘小船渡江，日暮时分抵镇江。金军这次奔袭突如其来，使宋高宗受了很大的惊吓，也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听说宋高宗南逃，也纷纷跟随逃跑。车驾起行，城中大乱，军民争相出城、渡江、拥挤、践踏、溺水，死者不可胜数。军民怨恨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等。司农卿黄锷到了江上，军士一听说他姓黄，就以为他是黄潜善，骂道：“误国误民，皆汝之罪。”黄锷还来不及辩白，头已被砍下。

之后，金军顺利进入扬州，大肆掳掠后，又纵火焚城，士民存者仅数千人而已。

宋高宗逃到镇江后，吏部尚书吕颐浩认为皇帝应该留在江北督军，鼓舞士气。御营司都统制王渊认为镇江太靠前线，不如退居杭州安全。宋高宗立即接受了王渊的意见，命张浚、吕颐浩、刘光世等沿江扼守，自己渡江逃到了有所谓“重江之阻”的杭州。幸好金兵没有继续进攻，宋高宗才松了一口气。此时朝野群情激奋，一致要求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的相位。宋高宗被迫改任朱胜非为宰相，又认为王渊献计有功，命他掌枢密院事。

王渊由一个小小的御营司都统制一跃而为掌管全国军事的高官，引来众多的不满，其中，意见最大的当属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刚好另一个伴驾勤王的威州刺史刘正彦也对王渊有意见。刘正彦曾招降流寇，但朝廷没有恩赏，王渊掌权后，还想夺走刘正彦的军队。牢骚和怨言在这些勤王将领中蔓延，而宋高宗身边的宦官康履骄恣用事，对勤王将领们呼来喝去，招来更大的不满。苗傅和刘正彦决定用武力诛杀王渊和康履，兵谏宋高宗。

刘正彦事先埋伏好军队，等王渊退朝回府时，在半路将其杀死。随后，刘正彦高喊王渊与宦官勾结造反，带着军队赶到行宫来杀宦官。苗傅当时负责守卫宫禁，立即打开宫门接应。两队人马一起杀进行宫，杀死康履，迫宋高宗退位，禅让给三岁的儿子赵旉，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大权全部被苗傅和刘正彦掌握。这次兵变史称“明受之变”，又称“苗刘之变”。

宋高宗此时才二十二岁，自然不甘心退位当太上皇。他悄悄与宰相朱胜非密议，派人召集前线的张浚、吕颐浩、刘光世等人回师平叛。驻守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的礼部侍郎、节制军马张浚与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同签书枢密院事、江东安抚制置使吕颐浩决议起兵讨伐。大将张俊首先表态，他赶到前敌指挥部平江，与总指挥张浚会面，两人决定要匡扶社稷，并分头写书信，号召各地勤王平叛。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等人纷纷表态支持高宗。韩世忠还自告奋勇愿任前部。由于韩世忠的军队在先前的沐阳阻击战中消耗很大，手下无兵，张浚还特意让张俊借出两千兵交给韩世忠统率。

而苗傅和刘正彦也想争取韩世忠这员猛将，当时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和儿子都住在杭州，本来是绝好的人质。宰相朱胜非生怕韩世忠投鼠忌器，便故意怂恿苗傅派梁红玉去劝说韩世忠归顺。苗傅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竟然同意，结果放跑了梁红玉。等苗傅再派人去给韩世忠封官许愿时，韩世忠就毫无顾忌地对使者说：“老子只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径直向杭州进兵。

注：梁红玉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啸聚山民起义，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连陷州郡，官军屡次征讨失败，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在平定方腊之乱中贻误战机，战败获罪被杀。梁家由此中落，梁红玉也沦落为京口营妓，即由各州县官府管理的官妓，但由于她精通翰墨，又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对平常少年子弟便多白眼相看，毫无娼家气息。方腊之乱，祸延六州五十二县，戕害百姓二百多万，朝廷以童贯统率大军镇压，方腊最后被一位小校所捉，这个小校就是韩世忠。童贯平定方腊后，班师回朝，行到京口，召营妓侑酒，梁红玉与诸妓入侍，在席上认识了韩世忠。韩世忠在众多将领大吹大擂的欢呼畅饮中，独自显得闷闷不乐，引起了梁红玉的注意。梁红玉那飒爽英姿，不落俗媚的神气也引起了韩世忠的注意，二人由此而生情，终成眷属。

苗傅和刘正彦闻讯后，惶然不知所措。这二人毫无政治头脑，在宰相朱胜非的建议下，竟然同意宋高宗复位。四月初一，宋高宗还行宫复辟，与隆祐太后御前殿垂帘听政，恢复建炎年号，赵旉被立为皇太子。

此时，韩世忠、张浚等军队打败了苗刘军苗翊、马柔吉部，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半夜从涌金门逃出杭州。韩世忠、张浚、刘光世随即入城，拜见宋高宗于内殿。宋高宗复位，给参加平叛的诸功臣加官晋爵：吕颐浩任尚书右仆射（右相）、兼中书侍郎；刘光世为御营副使；韩世忠、张俊为御营左、右军都统制；张浚则破格提升，知枢密院事。此时，张浚才三十三岁，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执政大臣。韩世忠也因为此次平乱立下首功，大得宋高宗的好感。所以，尽管后来张浚、韩世忠和岳飞一样，坚决主张抗战，严重违背宋高宗投降求和的意图，但宋高宗仍念着他们当年救驾的旧情，对这两人格外优容，而不是像对岳飞那样要除之而后快。当然，岳飞之死还有更深刻的背景，此处不再多加讨论。

苗傅和刘正彦出逃后，尚书省即下令各州县捕捉，接着又悬重赏缉拿，并命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率军追讨。苗傅和刘正彦二人惶惶不可终日，经浙西逃入福建，到浦城时，刘正彦被韩世忠俘获。苗傅干脆脱下军服，隐姓埋名，藏匿在建阳（今福建），结果被当地土豪唐标发现，执送韩世忠。韩世忠将二人押解到宋高宗行在的建康（今江苏南京），磔杀于市。苗刘兵变前后历时两月。

在逃跑途中，宋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由杭州北上到建康（即江宁，今南京市）时，派洪皓使金求和。宋高宗在国书中还卑躬屈膝地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国允许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国称臣，一副摇尾乞怜的丑态。结果金国不许，洪皓被扣留了十余年。宋高宗又派杜时亮使金，金国仍不理睬，并再次出兵南侵。

宋高宗听到金军南下的消息，急忙从建康跑到杭州。金兀术军突破了长江防线，宋将王羲叔、刘光世仓皇逃走。金军入建康，杜充投降。之后，金军继续南下攻克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定海。宋高宗则从杭州逃往越州、明州、定海。其时阴雨连日，道路泥泞，士卒暴露，不胜其苦。

不久，金兵逼近定海，宋高宗退无可退，只得采纳吕颐浩的建议入海避敌。此时，皇帝身边的大臣除了宰相执政外，只有御史中丞赵鼎、中书舍人李正民等六人而已。一干人乘船入海，漂泊到温州避难。金军乘船追袭，遇到大风雨，被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大船冲散。

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宋高宗一行人时时处在饥寒交迫中。后来，宋高宗实在饿得不行了，命令停船靠岸，亲自步行到一座寺庙乞讨食物。僧人见皇帝驾临，大吃一惊，因为来不及准备，临时以五个炊饼进献，宋高宗一口气就吃掉了三个半，窘迫之状由此可见。

与宋高宗的逃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广大军民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宋将韩世忠率水师八千，乘船从海口（在今上海）进趋镇江，截击金军，将其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擂鼓助战。宋军以八千人的兵力包围十万金兵。双方相持四十八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两军相持于黄天荡，宋兵用铁绠贯大钩，把金兵小船逐只钩沉。后来由于汉奸指点，金兀术利用老鹳河故道凿渠三十里，由渠出江，反处上流，用火箭焚毁宋军海舰，才得渡江逃去。金军被堵截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镇江之战，又称黄天荡之战。

金兀术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岳飞部，金军大败而逃，岳飞由此收复建康。此后，金军再也不敢渡江。

此时，金太宗增派皇子、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到陕西。金娄室率领的西路军已攻陷陕州，宋将李彦仙在城破突围后愤恨投河而死。完颜宗辅入陕后，准备会合金娄室及北上的金兀术军，深入陕川，然后从长江东下，侵略东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召集刘锡、刘锜、吴玠、孙渥、赵哲各部共三十万人，与金军大战于富平（今属陕西）。刘锜等率军力战，金兀术一度被宋军围困。后因宋将赵哲畏死先逃，导致宋军溃败。战后，张浚杀赵哲以正军纪。这就是著名的富平大战。

富平之战后，张浚退守兴州，命吴玠、吴璘兄弟退保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金将没立、乌鲁折合分两路进军，被吴氏兄弟击败。金兀术率十余万人从宝鸡渡渭水进犯，吴氏兄弟用强弓劲弩分番轮射，血战三日，大破金兵，俘虏金兵以万计。金兀术本人也身中两箭，不得不剃掉须髯，化妆逃回燕山。这就是著名的和尚原之战。和尚原之战是金军南侵以来遭遇的最大败仗。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宋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南宋朝廷由此获得了喘息之机。但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而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杭州念念不忘，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迁都杭州。至此，南宋朝廷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从风雨飘摇中逐渐走向稳定，宋高宗也开始逐步控制抗金的将领，想以投降和苟安来保住半壁江山。

秦桧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不同的是，昔日挺身而出的英雄已经投降了金人。秦桧妻王氏（前宰相王珪孙女，李清照表妹）色美而多智，与金将挞懒（完颜昌）私通，完全取得了金人的信任。金军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时，秦桧夫妇被挞懒遣归作间谍。秦桧诈称杀死防守士兵，夺驼逃回。经当时的宰相范宗尹的推荐，秦桧深受宋高宗的宠信，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绍兴四年（1134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宋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国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宋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国带来了议和条件，金国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国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宋徽宗帝后棺木和宋高宗生母韦氏，并归还河南地。

宋高宗和秦桧得此消息后，力主投降，但抗战派官员如赵鼎、张浚、韩世忠、岳飞、张焘、晏敦复、吴玠、胡铨等纷纷上疏，反对投降。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在奏疏中请斩秦桧、王伦以及附和秦桧的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孙近，疏中说：“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指金使萧哲），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以求活耶？”胡铨的奏疏轰动一时，广为流传，但是宋高宗却将胡铨罢官。朝廷内外群情激奋，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然而，宋高宗和已经执掌了朝政大权的秦桧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一意投降。

绍兴八年（1138年）十二月，宋高宗以为宋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国的国书。金国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国归还已死在五国城的宋徽宗和皇后的棺木。

宋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认为和议“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不幸的是，岳飞的话在不久后果然应验。

和议谈成后，金国挞懒（完颜昌）、完颜宗磐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南宋，以换取宋朝廷向金称臣纳币，并将汴京行台移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又移治祁州（今河北安国）。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金国内部的分裂。绍兴九年（1139年），完颜希尹复任左丞相，与完颜宗斡、金兀术（完颜宗弼）等弹劾完颜宗磐私通宋朝。刚好这时候发生了郎君吴矢谋反被处死一事，事涉完颜宗磐。金熙宗命完颜宗斡、完颜希尹等逮捕完颜宗磐和完颜宗隽等，并处死。随后，金兀术弛至燕京，囚禁了宗磐弟宗孟等。又以金熙宗之命，徙挞懒为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杜充为丞相。挞懒大怒，于是谋叛，但被擒杀。政变平定后，完颜宗斡升任太师，金兀术为都元帅，掌握了军政大权。

金国政变后，河北金人统治下的汉人纷纷南归。金元帅府不得不下令沿河置寨，防止汉民渡河南归，并下令凡是南归及渡人的船夫都要处死。但还是有不少汉人冒险南归。这其中，有个叫李世辅的人值得一提。李世辅，绥德（今陕西绥德）清涧人，父李永奇。金人占领延安后，为了笼络当地汉人，授予李永奇父子官职。但李氏心向宋朝，图谋归宋，不料事泄，李永奇被杀。李世辅逃脱后，向西投靠了西夏，被西夏国王李乾顺授为鄜延岐雍经略安抚使。李世辅借得西夏兵后，回师攻破延安，挖出了杀父仇人的心脏，报了杀父之仇。其后，他放弃已经到手的西夏高官厚禄，主动南下归宋，跟随他南归的多达二千人。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在金兀术的提议下，金人终于撕毁刚刚签订才一年多的和议，再次南侵。五月底，金兀术攻破东京，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八字军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刘锜刚到达，立即赶修防御工事，先挫败金葛王完颜褒及龙虎大王军。金兀术率主力来到后，大骂部下诸将无能，诸将辩解道：“今天的南军用兵，不比往昔。”刚好此时刘锜派人到金营下战书，金兀术大怒，说：“你们这座城，我用鞋尖就可踢倒它！”第二天，两军阵前交战。金军远道而来，十分疲惫，加上天气炎热，人马又饥又渴。而宋军以逸待劳，气势上已经占了优势。两军相持到中午，刘锜乘机出击，大败金军。刘锜早已经派人在颍河上流和城外草丛撒下了毒药，金军人马食用水草后中毒，无力再战。不久，天降大雨，金兀术被迫退兵，刘锜挥军追击，金军大败，狼狈逃窜。这就是著名的顺昌之战，又称顺昌大捷。

顺昌大捷的同时，韩世忠派王胜收复汝州，张浚派王德收复宿州、亳州。吴璘抗击了完颜杲的进攻，保卫了川陕。而岳飞军，则深入河南地区，并与梁兴领导的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领导的忠义民兵取得联系，夹击金军，收复了颖昌（今许昌）、郑州、洛阳。他以主力驻在颖昌，自率轻骑驻守郾城。

七月，金兀术率领韩常、龙虎大王、盖天大王等部精兵一万五千余骑到达郾城，与岳飞军决战。金兀术以重铠严装的“铁塔兵”列在正面，“拐子马”骑兵布列两侧。岳飞令将士各持刀斧，上砍敌人，下斩马足，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军。这就是著名的郾城之战，又称郾城大捷。

金兀术在郾城战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颖。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先与金军在小商河遭遇，力战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击退金军。金兀术又攻颖昌，岳飞早有防范，派王贵、岳云与金军大战，金兀术大败而逃。金军由此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兀术退回开封后，见岳家军势不可挡，准备放弃开封北撤。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金军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已经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而就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而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对岳飞而言，后无支援，没有盟军，已成孤军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继续北上深入了。这样，在形势和君命的双重压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下令撤军。退兵之日，岳飞悲愤交加，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当地人民纷纷上前拦住岳飞的马，说：“我们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取出宋高宗的诏书给大家看，说：“我不得擅留！”百姓无不失声痛哭。岳飞也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金兀术统领近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宋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金兀术命孔彦舟突然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宋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迟缓了一些，这对素来以用兵神速著称的岳飞而言，实在是极大的反常。据说第一次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因为军队乏粮，似乎听起来都不是特别过硬的理由，因此有人猜测这是性格刚直的岳飞在发泄对宋高宗阻挠他继续北伐的不满情绪。不管岳飞的真实心意如何，这件事在后来成为了秦桧陷害他的有力口实。

淮西之战后，宋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一举收回三大重将的兵权，三将所统率的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宋高宗和秦桧继续向金国求和，金兀术派人送密信给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于是，一张针对岳飞的罗网悄悄张开了。秦桧先是指使御史中丞何铸、右谏议大夫万俟卨（mòqíxiè莫其谢）和殿中待御史罗汝楫三人出面，弹劾岳飞。岳飞因此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都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岳云谋反，说张宪曾经写信给岳飞劝进，将张宪、岳云逮捕下狱。秦桧又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手中，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其实，这固然是秦桧的阴谋，但更是宋高宗的阴谋。

宋高宗下令举办诏狱，由御史中丞何铸出任主审官。何铸之前虽然受命弹劾岳飞，但在审讯过程中却天良发现，转而力辨岳飞无辜。秦桧说：“此上（宋高宗）意也！”何铸说：“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大怒，改命万俟卨审讯。岳飞历来鄙视万俟卨为人，万俟卨正好挟私报复。岳飞等坐狱两月，秦桧、万俟卨仍找不到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大理寺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樸、何彦猷皆言岳飞无罪，认为只能判岳飞两年徒刑。

一直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忍无可忍，质问秦桧，问岳飞到底犯了何罪。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悲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他见事情不可挽回，对南宋朝廷彻底绝望，从此隐居于西湖，每日以饮酒纵游为乐，不再问政事，十余年后死去。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秦桧在家一边吃着柑子，一边想着岳飞的案子。妻子王氏说了句：“缚虎容易纵虎难。”由此终于促使秦桧下定了决心，“手书小纸付狱”。万俟卨受命后，最后一次提审岳飞。岳飞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在供书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本来秦桧是判处岳飞斩首，张宪绞死，岳云流放。但宋高宗随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一并斩首。随后，岳飞被毒杀于大理寺狱，岳云、张宪同日被杀，岳飞军中一些将校被罢免，岳飞得力部将牛皋后来（1147年）也被秦桧派人毒死，这样，整个岳家军核心人物荡然无存，群龙无首。一些大臣也受到了牵连，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为岳飞鸣冤叫屈的薛仁辅等官员都被免官流放，而附和秦桧陷害岳飞的张俊、万俟卨等都得以升迁。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金的宋使臣洪皓写回密信说，金人听说岳飞被杀，争相摆酒庆贺。

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遇害，将其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在抗金的战场上。他不但战功赫赫，其坚决抗战的斗志和勇气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岳飞死后，天下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人们将岳飞葬在美丽的西湖边，后来又铸了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尊铁像跪在岳飞坟前。秦桧如此声名狼藉，当时连姓秦的人也哀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人们还在岳飞的家乡河南汤阴建了一座岳王庙，保存至今。而岳飞保家卫国的种种传说，在一书中有着生动的演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绍兴十三年（1143年）正月，宋高宗下诏改钱塘县（今浙江杭州）西岳飞府邸为国子监太学。国子监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宋高宗下此诏时的居心真是令人费解。

宋高宗、秦桧在陷害岳飞的同时，与金国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其主要条款是：南宋称臣于金；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南京每年向金国输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便是著名的“绍兴和议”（绍兴为宋高宗第二个年号）。此前，金使拜见宋高宗，下跪进书。但和议成后，金使每入见，捧书升殿跪进，宋高宗起立受书。金使代金主问宋高宗起居，宋高宗也问询金主后，才能重新坐下。“绍兴和议”后十余年，宋金之间没有大的战事。

绍兴和议后，秦桧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独揽军政大权。秦桧屡兴大狱，贪污勒索，尽力打击反对派，天下之人对他恨之入骨。一天秦桧入朝时，义士施全在半道刺杀，结果未遂被杀。

秦桧又大力迫害与他一起当宰相的赵鼎，赵鼎对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可以无事，不然，全家都要被杀掉。”赵鼎于是绝食自杀。秦桧临死前，又下令逮捕赵汾下狱，严刑拷打，逼令他承认与已经罢官的张浚、胡铨、胡寅、李光等人谋反，株连五十三人。秦桧本来还打算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只是病得不能书写，这批人才幸免于难。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死，时年六十六。

宋高宗生怕主战派因秦桧死而否定和议，立即下诏宣称议和是自己的本意，还给秦桧加封申王，赐谥“忠献”。据说当初绍兴和议达成的时候，金人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罢免宰相秦桧。这个条件让宋高宗感到莫名的巨大威胁，但出于对金人的恐惧，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据说秦桧死后，宋高宗曾私下说：“从此我不用靴子里藏匕首了。”

秦桧一生作恶多端，生前死后都遭天下人的咒骂，以致他的嫡系子孙后来都不好意思姓秦，改成“徐”姓。因为秦字头上是三人，徐字左边是双人，上面还有一个人，下面都是个“禾”字，以示不忘本。秦桧与妻子王氏之墓在金陵江宁镇。据说明朝时被人盗挖，盗墓者得到的财富以巨万计。而秦桧王氏二人的尸体均用水银装敛，颜色栩栩如生。有人悄悄砍碎了尸体，分投于各处厕中，被称为当时的一大快事。

而金国金兀术（完颜宗弼）死后，内部纷争不已。金熙宗完颜亶无法控制政局，于是迁怒于大臣。绍兴十九年（1149年），金熙宗大开杀戒，杀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又疑其弟胙王元与河南起义军有关，杀弟元、弟查刺和左卫将军特思；又不满裴满后干政，杀裴满后及妃嫔多人；又杀完颜奭子阿懒和挞懒。金国满朝文武，人人自危。金熙宗堂弟、丞相完颜亮（完颜宗干次子）趁机发动政变，暗杀了在位十四年的金熙宗，自己当了皇帝，是为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为了巩固权力，也大开杀戒：因金太宗诸子强盛，于是杀其子孙七十余人，又杀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经过一番血流成河的屠杀后，金国政局才勉强稳定了下来。

完颜亮本人荒淫腐化，残暴不堪。他性情残忍，野心勃勃，对宋朝一直有吞并之心。相传柳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远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鹤林玉露》）。临安的繁华也让完颜亮十分仰慕，每次派使节出使宋朝时，他都要暗中安排派画工混在使节当中，以观摩宋朝京师临安山水，回来后便让画工画作屏风。他还派人画自己的像于吴山绝顶，题诗其上，有“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表示他要灭亡南宋的决心。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发兵四十万，号称六十万，分四路南侵，宋金战争全面爆发。宋高宗大惊失色，只好起用正在患病的老将张浚为江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金军渡淮后，长驱直入，淮西主帅王权闻金兵到来，不战而逃，退守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小岘山）。金军派骑兵追至尉子桥（今安徽含山西北），宋将姚兴率所部三千人尽力抗御，而王权竟然在仙山上置酒作乐，不派兵援救。姚兴率部杀金兵数百人后，陷入金军重重包围中，姚兴父子力战而死。

王权败退的消息传来，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除了宰相陈康伯和权礼部侍郎黄中之外，文武官员纷纷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宋高宗也打算跟以往一样，解散百官，入海避敌，幸得宰相陈康伯坚决反对，宋高宗这才下定决心抗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抵达和州，准备强攻采石（今安徽当涂北）。当时驻守采石的宋军因统帅王权已被罢职，继任的新帅李显忠尚未到任，群龙无首，一万八千多名士兵加数百匹战马，宛如一盘散沙，形势十分危急。刚好中书舍人虞允文受命到采石犒军，见此情形，毅然担负起抗御金兵南侵的重任。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虞允文立即召集统制时俊、王琪等商议，晓以大义，激以厚赏，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众皆听命。虞允文命各将列骑兵于江岸不动，分船队为五：两队傍东、西岸；一队驻守中流，载精兵拦截金兵；另两队隐蔽于小港，待机援救。这时，金军已开始渡江，少数金兵已进至长江南岸。虞允文遂亲临前线指挥，时俊则身先士卒，领兵与金军展开激战。至晚，恰有江北光州（今河南潢川）宋溃兵三百人来到，虞允文当即发给他们旗鼓兵械，令其从后山转出。金人以为宋援军赶到，方始退兵。虞允文命将士以劲弩追射，金兵大败。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水师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再败金兵，烧毁其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石之战。

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采石之战后，虞允文名动天下，从此闪亮于抗金的舞台。虞允文还朝时，宋高宗称之为“裴度”，当即任命他为试兵部尚书。

至此，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宣告流产，只好移军瓜洲。金兵锐气大减，退回和州（今安徽和县），接着转向扬州，内部矛盾加剧。宋军则因之备受鼓舞，增强了打败金兵的信心。

在金军南侵失利的情况下，金国内部又发生了政变。金东京（辽阳）留守、曹国公乌禄（金太祖孙），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自立为皇帝，更名雍，就是金世宗。金世宗宣布废完颜亮为庶人。完颜亮得知黄河以北均已归附金世宗，进退失据，决定孤注一掷，先灭南宋朝廷，再北还消灭金世宗。他进军到扬州，命部下在三日内渡过江，并规定有逃亡者，将帅连坐，退者处死。由此导致了军士危惧，矛盾更加激化。浙西路都统制耶律元宜等听说金世宗已即帝位，于是将完颜亮暗杀，金军后退三十里。金人随后派使者持檄到镇江与宋议和。不久，金军全面北撤，宋军由此收复两淮地区。

次年，南宋朝廷派遣使者出使金国，想借祝贺金世宗登基的幌子，商议宋金称兄弟之国，并要回河南的皇室陵寝地。自建炎以来，宋奉使金近三十人，生还者仅赴金通问使徽猷阁待制洪皓、直龙图阁张邵（张孝祥伯父）、修武郎朱弁三人，余者都被扣押，死在金国。所以，出使金国其实是一项相当危险的使命。时任起居舍人的洪迈（洪皓第三子）却主动请缨。到达金国后，金人令洪迈行陪臣礼，洪迈坚决不同意。金人便将洪迈关在使馆中，连续三天不供应水和食品，还威胁要杀死洪迈，洪迈毫不畏惧。最后，双方相互妥协。对于南宋朝廷提出的条件，金世宗均没有同意。本来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洪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于是遣还。洪迈返宋后，却因“奉使辱命”而被罢官。

注：洪迈，字景庐，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波阳县）人。洪皓第三子，洪皓出使金国被金人扣留时，洪迈年仅七岁。他自小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进士及第，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洪迈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其中最著名的为《容斋随笔》。《容斋随笔》是一部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事实、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以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等特点，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

其实此时形势对宋十分有利，宋军乘势收复了许多州县，各地义军也纷起响应。而金国内部并不稳定，依旧矛盾重重。然而，宋高宗不敢抗金，依旧推行投降路线，但朝野上下都反对投降，拥护抗战派首领张浚，宋高宗声名日下。进退两难之余，宋高宗感到他这个皇帝实在当不下去了，不得不与他父亲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一样，退位为太上皇，传位给养子赵昚（亲生儿子赵旉早夭），是为宋孝宗。宋高宗相当长寿，在位三十六年，退位当了太上皇后又活了二十五年，总共活了八十岁。

第四章靖康耻五柔福帝姬

国破家亡之际，战争就不再只是男人们的事。而女人们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她们往往成为战争的战利品和敌人的玩物。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将徽、钦二帝以及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约三千余人押送北方。这其中，妇女占了很大的比例，比较著名的有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宋高宗生母韦氏、宋高宗发妻邢氏，以及后来因为假冒之案而出名的柔福帝姬。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宋徽宗皇后郑氏。郑皇后为宋徽宗赵佶第二任皇后，她少年入宫，原为向太后身边的侍女，美貌出众。赵佶还是端王时，时常去拜见向太后，便对郑氏瞩目。向太后便干脆将郑氏赐给赵佶。郑氏当上皇后后，倒是很少干政，也严格约束娘家人，这点在日后她娘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金军攻破汴京，将皇室及大臣押送北方时，郑皇后向金军主帅完颜宗翰（粘罕）求情说：“妾有罪，当随行北迁，但妾家属从不干预朝政，请元帅将他们留下！”完颜宗翰同意了，所以郑皇后的父亲郑绅幸免于难。

这一大群俘虏北上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和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女子成为俘虏，其中所受的屈辱是不言而喻的。朱皇后当时二十六岁，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在北上的路上，朱皇后还被强迫给金军唱歌助兴，数次面临被侮辱的危险。而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女人，绝大多数没有自杀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宁可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

俘虏们到达金国后，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

女俘们被单独处理，有名号的妃嫔和公主等五十余人交由金国皇帝亲自分配，美貌的宫女由完颜宗翰分给金军将士，其余的分配给金国贵族为奴。这些女子无人能逃过被凌辱的命运。

柔福帝姬，小名嬛嬛，宋徽宗第十女，生母是极受宠爱的王贵妃。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因蔡京建议，宋朝廷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

柔福帝姬被掳北上时才十七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纪最大者，金兵因而对她格外重视，打算将这一处女公主进献给金太宗。据一些野史记载，在北上的途中，柔福帝姬还是难免凌辱的命运，而凌辱她的金将也为擅自动了留给皇帝的女人而被残酷杀死。到达金国后，柔福帝姬被郑重其事地献给金国皇帝金太宗做侍妾。或许柔福帝姬并不是十分美貌，或许是她多次被凌辱后身体羸弱不堪，又或许是她不擅长逢迎，得罪了金太宗，总之，金太宗对她没产生任何兴趣，而是直接将她送到了上京浣衣院为奴。

这个名为“浣衣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金人寻欢作乐的官方妓院。除了柔福帝姬外，赵构的发妻邢秉懿、赵构的生母韦氏也在浣衣院中为奴，充当金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呻吟语》记载说：“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可见这些往日身份尊贵的女性受到了何等惨烈的侮辱，甚至比起金国的官妓还不如。不过，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韦氏身份变得特殊，所以很快离开了浣衣院，转送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

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还遥册原配邢秉懿为皇后，并给邢氏家族二十五人封官加爵。然而，皇后的虚衔并不能改变邢秉懿的悲惨命运。宋徽宗派臣子曹勋南归时，邢秉懿摘下金环，交给曹勋说：“幸为吾白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这里指宋高宗赵构），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可惜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只想苟且偷安保住他自己的富贵。绍兴九年（1139年），邢秉懿在无尽的折磨与屈辱中死去，时年三十四岁。金人刻意隐瞒邢秉懿的死讯，宋高宗遥册邢秉懿为皇后后，因不知道邢秉懿已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中宫虚位长达十六年。直到赵构的生母韦氏归国后，才告知宋高宗真相，宋高宗才立宠妃吴氏为皇后。

柔福帝姬在浣衣院过了好几年的屈辱生活后，又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所得。完颜宗贤对柔福帝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也没有太多侮辱她，而是从安置在五国城的汉人中选了一名叫徐还的男人，将柔福帝姬嫁了给他，柔福帝姬这才算结束了人尽可夫的“浣衣院”生涯。柔福帝姬大约死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这一年她才三十一岁。根据《宋史·公主列传》中记载：“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这是真实的柔福帝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像所有国破家亡时的女人一样悲惨不幸，是男人们无能的牺牲品。

就在柔福帝姬在北方受尽凌辱之时，中原却突然冒出个柔福帝姬。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宋官军剿匪之时，俘虏的匪眷中有一女子自称是柔福帝姬。柔福帝姬可是皇帝的妹妹，于是立即被送到临安。该女子自称从金国奔逃回来，其间历尽了风霜雨雪。

宋高宗确实记得宋徽宗有个公主叫嬛嬛，为王贵妃所生，被封为柔福帝姬。但阔别多年，他已经记不清楚公主面貌身材，于是命老宫女察验。老宫女都感觉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当年的柔福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回答得圆满。只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这女子有一双大脚，不似柔福帝姬的纤足。对此疑点，那女子泪流满面地解释说：“金人驱逐如牛羊，乘间逃脱，赤脚奔走到此，山河万里，岂能尚使一双纤足，仍如旧时模样？”事见《鹤林玉露》记载：“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

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这女子能够一口叫出宋高宗的乳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褭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献俘结束后，男俘虏被分散为奴，每人每月发五斗稗子作为口粮，自己舂吃，舂完后，实际才有一斗八升。另外，每年每人发给五把麻，令自织麻为衣。这些人都是皇子皇孙和朝中显贵，平日养尊处优，五谷尚且不分，哪里会织麻为衣。因此好多人无衣可穿，终年裸体度日。北方天气寒冷，俘虏们有时候冷得受不了，便冒着奇寒，外出拾取柴禾，回来用柴禾烤火，结果一冻一热之下，耳鼻和手指脚趾往往自行脱落，痛苦非人所能忍受。许多人因此皮肉溃烂毒发而死。

颜子就是假货的意思。当时开封城有条街名叫颜家巷，街内有家松漆店，里面卖各种纸做的器具，表面松漆得极为精美，样式新颖，看上去十分炫目。但因为是纸做的，购买回去，不能经久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颜子”，后来演变成假货的代名词。

宋高宗听了母亲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拘捕了柔福帝姬，交大理寺审问，严刑拷问之下，假柔福公主无可抵赖，只得一一供招。

原来，她本是汴京流浪的女子名叫静善，生得颇为美貌。汴京攻破后，她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曾在王贵妃（柔福帝姬生母）宫中侍奉，知道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静善听，尤其还说静善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静善对这个巧合十分动心，于是开始留心记忆各种宫闱秘事，而且刻意模仿张喜儿所说的公主形态。之后，静善在战乱中经历曲折，曾经三次被人拐卖，最后被土匪陈忠虏入盗伙，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宋官军剿匪之时，抓住了静善，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杀死。静善为了活命，称自己就是柔福帝姬。见到静善的气度，宋官军还真的被吓住了，于是将她送到临安。静善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说破了此事，静善再也无从掩饰，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

宋高宗知道柔福帝姬确实为假后，下令将假公主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士褭，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又因为柔福帝姬是假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还因此被人们嘲笑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

之前，宦官冯益曾指证柔福帝姬为真，为此也受牵连。《宋史·宦者列传·冯益》记载：“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合，帝遣之验视，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管，寻以与皇太后联姻得免。”

假柔福帝姬虽然被杀，民间却流言纷纷，为其抱屈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史学家认为被杀的柔福帝姬其实是真正的公主，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回来后，担心柔福帝姬说出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各种丑事，于是威胁宋高宗将柔福帝姬杀死灭口。宋高宗对柔福帝姬并无什么感情，奉了母亲严命，便牺牲了柔福帝姬。《四朝闻见录》《随国随笔》等笔记，都记载了这样的说法。而有力的佐证则是：当初柔福帝姬初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人和太监冯益都断定公主是真的，即使假公主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这些人决不敢乱说。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以及公主自认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

大约是受了柔福帝姬还京传奇的影响，绍兴二年（1122年），在柔福帝姬还宫后两年，发生了一起荣德帝姬假公主事件。

事情大概的经过是：一名姓易的商人妻因为贪图富贵，假冒宋钦宗亲妹、宋徽宗王皇后之女荣德帝姬，来到皇宫认亲。荣德帝姬小字金奴，最早封永庆公主，又封荣福公主，宋徽宗听从蔡京的建议，改“公主”为“帝姬”之后，又将她封为荣德帝姬。荣德帝姬为宋徽宗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在宋徽宗的儿女中年纪较长，北宋亡国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晟为妻，后来被掳往金国。而后来这个假冒的公主的易氏颇有几分姿色，金军南下时，全家南逃，在半路与丈夫失散。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易氏意外遇到了荣德帝姬以前的侍卫。在聊天的时候，易氏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以及一些深宫秘事。到达南方后，易氏听说了柔福帝姬的故事。她艳羡皇家尊荣，竟然想到了冒充公主的主意，于是就来到南宋小朝廷，自称是逃归的荣德帝姬。宋高宗并不认识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荣德帝姬，干脆照葫芦画瓢，派老宫女去检验真伪，结果露出了马脚。宋高宗下令将她送交大理寺审讯。真相大白后，易氏被乱杖打死。

金兵入侵中原，百姓远比皇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无数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之女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蒋兴祖之女，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之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词：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词的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郁悲痛，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的苦难。

第五章偏安的最后岁月一隆兴和议

宋高宗赵构在从扬州逃跑时受到了严重惊吓，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他唯一的儿子赵旉也于三岁时患病卧床，刚巧宫女进屋服侍时，不小心踢倒了一只金炉，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吓了病中的赵旉，结果导致病情加剧。不久，赵旉便重病而死。这父子二人的命运都跟惊吓相连，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宋建国之初，局势是何等的不稳定，而金人洗劫后的中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恢复元气。

赵旉夭折后，宋高宗担心自己的子嗣问题，决定在宋太祖的后代中选一名作为养子。自从宋太宗以“兄终弟及”即位后，北宋皇帝均为宋太宗子孙，为什么宋高宗一定要选宋太祖的后代呢？

不少人认为“斧声烛影”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北宋头上，而宋高宗深感宋太宗一族实在有负宋太祖，于是决定从宋太祖后人中选择皇位继承人。这种说法稍加推敲便会站不住脚。宋高宗连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和兄长宋钦宗都不管不顾，生怕他们归国后夺了自己皇位，所以一味投降卖国。这样一个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又怎么会在意当年宋太宗是不是对不起宋太祖呢？何况到了宋高宗一代，与宋太祖的血缘已经相当疏远。显然，宋高宗选择宋太祖后裔作子嗣，其中显然有更深层的政治意味。

正如前面所提过的，赵构之所以得登大宝，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全然因为他是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对他而言，这个皇位是从天而降。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尊远在北国的父亲兄长为太上皇，从此安心做起了皇帝。然而，赵构既非嫡出，也非长子。他的母亲韦氏地位低下，并不得宠，赵构在宋徽宗的一大堆儿子中也毫不起眼。而且宋钦宗的存在，对宋高宗的皇位是个威胁。为了显示嗣位的正统性，宋高宗绞尽了脑汁，之前的“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便是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天命”形象而制造出来的舆论。

北宋灭亡后，民间开始重新流传阴森诡异的“斧声烛影”，更匪夷所思的是，传说北宋灭亡的原因是宋太祖赵匡胤要借金人之手，报当年宋太宗赵光义暗中加害之仇。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宋高宗却由此看出了宋太宗当年的“兄终弟及”在民间始终是非正统形象，这使得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只要从宋太祖的直系后人选一名来作为子嗣，定然能够大大加强自己的正统形象。所有的这一切，依然是以宋高宗本人为中心。

此时，宋太祖的后代已经相当庞大，传孙已经有一千六百人。经过仔细选择，最后留下了两名孩子，其中一名瘦小的叫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赵眘），为宋太祖七世孙。当时宋高宗嫌赵伯琮太过瘦弱，怕不好养育，想留下另一名更壮实的孩子。刚好此时有一只猫从两个孩子身边经过，赵伯琮一动不动，而壮实的小孩却伸出脚去，踢了一下猫。这一脚踢走了猫不说，也踢掉了宋高宗对他的好印象，于是，宋高宗留下六岁的赵伯琮，交给张贤妃抚养。但因为此时宋高宗才不到三十岁，仍然相当年轻，他还是希望将来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并没有立即册立赵伯琮为太子。宋高宗宠妃吴氏（后来的吴皇后）也收宗室子弟赵伯玖（后改名赵璩）为养子。张贤妃病逝后，赵伯琮也由吴皇后一并收养。之后，宋高宗分别封赵伯琮、赵伯玖为普安郡王、恩平郡王。

宋徽宗死在金国后，金人不断放风，说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册立为宋帝。金人此举，无非是要故意扰乱南宋朝廷。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朝廷立太子便成为十分必要之事。但对宋高宗来说，却有难言之隐，倘若公然立养子赵伯琮为太子，无异于公然在天下人面前暴露其不能生育的事实。此人自私的天性，让他凡事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不久，金人将宋钦宗的儿子赵谌送到汴京作傀儡皇帝。在沉默的群臣中，名将岳飞站了出来。他好心上书，建议宋高宗立赵伯琮为太子。岳飞此举，只是想挫败金人的阴谋，但宋朝自立国以来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岳飞无异触动了忌讳。宋高宗当即驳回了岳飞的奏章，并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这类事体并不是你所应当参与的。”言语中已经透露了皇帝强烈的不快和杀机。这件事，被认为是岳飞后来非死不可的根源之一。

一直到赵伯琮三十六岁时，吴皇后认为赵伯琮恭俭勤敏、聪慧好学、可当大任，劝宋高宗立伯琮为皇太子。据说宋高宗在赵伯琮和赵伯玖二人之间始终举棋不定。后来，宋高宗想了个办法：赐给赵伯琮和赵伯玖二人各十名美貌的宫女。几天后，宋高宗又将宫女召回，结果，赐给赵伯琮的十名宫女仍然是处女，而赐给赵伯玖的宫女都已经不是处女了。于是，宋高宗觉得赵伯琮品行更为高尚，最后决定立赵伯琮为太子。

虞允文死后，宋孝宗怒其迟迟不出兵，不肯给他谥号。当他后来看到虞允文留下的军队全部是精壮之兵时，这才恍然大悟，动情不已，赠虞允文太傅，赐谥忠肃。

宋孝宗没有养父宋高宗被金人追得四处奔逃、无处藏身的惨痛经历，因此对金人并不像宋高宗那样畏金如虎、谈金色变。他也是南宋皇帝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宋孝宗力主抗金，早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南宋朝廷中的大多数大臣都主张逃跑，当时还叫赵伯琮的宋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要求亲自领兵与金军决战。不过，经老师史浩的提醒后，为了避免宋高宗疑心，赵伯琮再次上书，请求在宋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赵伯琮与权臣秦桧的关系一直很僵，主要原因是赵伯琮厌恶秦桧一味的屈辱求和。

宋孝宗一即位，便下诏追复岳飞、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同时令访求岳飞的子孙，特别加以录用。岳飞因为抗金而蒙冤被害，时人多为其不平。此时，最大的投降派秦桧已死，主和派宋高宗已经退位，宋孝宗诏书一下，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志气，朝野上下，均为之一振。宋孝宗随即以手书召张浚入见，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唯公。”又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落二十年的辛次膺同知枢密院事，召回被秦桧贬斥的胡诠，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年间登进士第。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时，张浚赶来参与了皇帝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之后，又受到新任宰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张浚一度依附黄潜善，对另一主张抗金的宰相李纲大加攻击，直接导致李纲被罢相。但不久后，张浚与宰相黄潜善也有了矛盾。张浚有一次在奏对中提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意思是说，要像金人经常会来攻击那样努力备战治军，以求有备无患。这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张浚因此被黄潜善排挤出朝。这件事应该对张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张浚首倡勤王之师，平定了苗、刘之变。宋高宗复位后，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后又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经营川陕，锐志北伐。绍兴七年，宋将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部划归岳飞，以扩充其兵力，但遭到秦桧的强烈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部并入岳飞军，于是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让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的管制，多次向张浚申述，张浚却没有重视。郦琼便干脆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等人，率四万军队叛变，投向金人所立的刘豫伪齐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淮西兵变”。张浚因为处置不当，引咎辞职。秦桧专政后，一味卖国投降，张浚则被长期排斥在外。但他一直力主抗金，在南宋朝野名望很高，是盛誉天下的抗战派首领，金人也对他十分惧怕。

张浚一死，宋孝宗最终决定议和，派魏杞出使金国。兵部侍郎胡铨、太学正王质等上书反对。汤思退知道宋孝宗内心深处还是想抗金，担心抗战派继续上书反对，宋孝宗又会跟上次一样，再次动摇，便先下手为强，将反对撤兵割地的二十多名抗战派大臣逮捕入狱。尤其可耻的是，汤思退还派人去金国通消息，要金人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金人得到情报，于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进攻楚州。知楚州魏胜奋勇抗敌，战死。都统制刘宝弃城逃跑。金军又攻占濠州、滁州、商州。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膻腥。

隔水氊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蠧，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弛骛，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词中充满强烈的爱国激情，对苟且偷安之辈倍加谴责。张浚在宴席上偶然读到此词后，竟然感动得罢席而走，由此可见此人确实心怀收复之志。只是，有志气是一回事，有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

注：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为唐代诗人张籍的后代。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军大举进犯中原，十岁的张孝祥随父张祁南下渡江避难，居住芜湖升仙桥西。史称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捷于文思，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能诗善词，尤工乐府”，而且精于书法。十六岁时，张孝祥在明州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年后，又在省里的进士预选中考了第一名，两次科举连中两元，一时明州城乡传为美谈。在此期间，张孝祥遇见了同样南下避难的李氏，二人一见倾心，同居在一起。李氏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同之。张孝祥与李氏感情深厚，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二人始终没有结为夫妻，由此引发了一段无可奈何的爱情悲剧。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二十三岁的张孝祥到临安应试。此次考试完全被秦桧一党左右，廷试结果秦桧孙子秦埙排在第一，张孝祥排在第二。但在殿试时，却平地起波澜。宋高宗御览策对时，觉得秦埙的策对都是往日秦桧经常说的那一套，毫无新意。而张孝祥的策对“议论雅正，词翰爽美”，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宋高宗喜欢书法，张孝祥的字笔力遒劲，卓然颜鲁，令宋高宗大为惊叹，于是亲自将张孝祥定为第一，还说：“张孝祥词翰俱美，必将名世。”后人称张孝祥为“甬上第一状元”。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伯琮改名为赵眘，被正式立为皇太子。同年，宋高宗禅位于赵眘，赵眘即位为宋孝宗。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宋太祖一系。宋孝宗对宋高宗感恩戴德，一直谦恭而仁孝，并保持了终生。有意思的是，反而宋孝宗自己的亲生儿子赵惇（后来的宋光宗）对父亲一直忌刻有加，公然上演了一场父子不和的大戏，这一节到后面再提。

此时，在金军的武力威胁下，宋孝宗不得不屈辱求和。除割让海、泗、唐、邓四州，又割去商、秦（今甘肃天水）两州；交换的条件只是双方世为叔侄之国，宋帝正皇帝之称，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金银、绢各减至二十万两匹。这便是耻辱的“隆兴和议”，也称为“乾道之盟”，“隆兴”、“乾道”均为宋孝宗年号。和议成立后，宋金双方保持了约四十年的和平关系。

张浚被召见后，见宋孝宗性格与之前的宋高宗大不相同，有志恢复中原，便力陈和议的种种坏处，劝宋孝宗一意以图恢复。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府建康（今江苏南京）。其参佐皆一时之选：如陈俊卿即因张浚举荐，任江淮宣抚判官；张浚之子张轼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宋孝宗曾召见陈俊卿、张轼，问张浚动静、饮食、颜貌，并说：“我依靠张浚就像长城，不容众人浮言摇夺。”由此来表示对张浚的绝对信任。十分可惜的是，张浚名声虽大，却是个志大才疏的人物，能力甚至远不及同时期的虞允文。

史浩为宋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一直相当融洽。宋孝宗即位之初，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等，都得到过史浩的支持。史浩还向宋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史浩却是主和派的代表。此时的宋孝宗，锐气十足，有雄心壮志，于是坚决地罢免了自己的老师史浩，表示对张浚北伐的支持。

当时陆游在枢密院任编修，文才出众，张浚便指派陆游起草北伐诏书，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

汤思退的阴谋后来败露，南宋朝野群情激奋，纷纷弹劾汤思退。宋孝宗不得不罢免汤思退出朝。但汤思退勾结敌人、奸邪误国，民愤实在太大，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联名上书，请杀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以此来谢天下。汤思退当时正在贬黜的途中，听到消息后，竟然忧惧而死。而王之望、尹穑二人只被罢官了事。

同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屯驻在河南的金军。李显忠原名李世辅，十七岁随父从军抗金，屡立战功，宋高宗赐名显忠。他一贯坚持抗战，斗志昂扬。自濠州出兵，五月攻下灵壁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今安徽泗县），却未能下。李显忠派灵壁降卒，招降虹县金军守将，然后与邵宏渊合兵，进取宿州（今安徽）。李显忠麾下勇士杨椿首先登上宿州城，打开北门，宋军遂攻入城中。邵宏渊部殿后，迟疑不前，经李显忠催促，方渡濠登城。宋军与金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歼敌数千，终于收复了宿州城。

刚好这个时候，金人狮子大张口，向南宋朝廷索取海、泗（今江苏盱眙北洪泽湖中）、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商（今陕西商县）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断然拒绝。金人立即派大军进驻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大举进攻的架势，想以此来威慑南宋，局势顿时紧张了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恢复失地。抗战派也纷纷建策北伐。宰相史浩出面反对，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张浚与史浩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两人辩论了五天，史浩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

宋军攻取宿州后，整个中原为之震动。捷报传来，宋孝宗兴奋地说：“近日边报传来，中外为之鼓舞，十年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大胜仗。”

宋孝宗随即下诏，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因围攻虹县无功，位在李显忠之下。但邵宏渊此人心胸狭隘，一味争强好胜，由此与李显忠不和。张浚身为主帅，不但不加以调和，反而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

宋军攻占宿州后，金军即出动主力，进行反击。五月，金军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部自睢阳（今河南商丘）反攻宿州，被李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显忠约与邵宏渊分兵夹攻。邵宏渊临阵竟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扇子还顾不来，怎能在烈日下披甲苦战呢！”

如此，秦桧事先精心安排的一切伎俩都白费了，秦桧自然气恼万分。张孝祥谢过皇恩后，开始一一拜谢当朝权臣和那些主考官。当张孝祥参见秦桧时，秦桧故意刁难说：“看来皇上不仅仅喜欢你的策对，而且还喜欢你的诗与字。你可真是三绝呀。”随即又问他诗何所本书何所法。张孝祥正色回答说：“我学的是颜（真卿）书，读的是杜（甫）诗。”秦桧听了很不是滋味，便语带讥讽地说：“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意思是说，天下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尽了。散朝后，大臣们纷纷上来祝贺新科状元。秦桧的姻亲、秦党中最显赫人物之一曹泳为了笼络张孝祥，提出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张孝祥装作没听见，迅疾掉头它顾，将曹泳一脸尴尬地扔在那儿。最让秦桧一党难以容忍的是，张孝祥中状元后，立即上书，要求给岳飞平反。秦桧大怒，立即要寻机报复。当秦桧了解到张孝祥乃张祁之子，而张祁又同他素来仇恨的胡寅相交甚厚后，立即恶狠狠地说：“胡寅远斥（被贬至果州团练副使），力犹能使故人之子为状元邪！”同时唆使党羽策划了个两个大阴谋：其一，是诬告张孝祥父亲张祁犯嫂。张祁兄长张邵曾以直龙图阁身份出使金国，结果被金人扣押，囚禁了十五年。在此期间，张邵妻子病逝。后来张邵归国，又因奏事得罪了秦桧。张邵为了避祸，只好装疯卖傻。张邵装疯的时候故意说了不少疯话，其中一句就说他妻子死于非命。结果秦桧党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编造出张祁侵犯嫂子、导致嫂子怀孕、又杀嫂子灭口、并由此导致知道真相后的张邵发疯的离奇故事，奏了张祁一本；其二，是诬陷赵汾与张祁交结。先将赵汾逮进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自诬他与张浚、李光、胡寅等人谋“大逆”。

符离战败后，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宋孝宗虽然有心抗金，但内有太上皇宋高宗的牵制，外有不少主和的大臣，意志开始动摇。在犹豫不决之中，宋孝宗起用汤思退为宰相，负责同金国议和。金人索要海、泗、唐、邓四州地。汤思退竟然全部同意，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国割地。

之后，宋孝宗又当了五年太上皇，终于在对儿子宋光宗不孝的愤懑中去世，时年六十八岁。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壮志难酬的宋孝宗更让人同情些。

但汤思退却不肯罢休，阴谋陷害抗战派首领张浚，趁张浚出朝视察前线军队之机，指使党羽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抗拒朝廷命令，主和派又嚣张起来。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改授闲差。张浚途径余干，得病死去，时年六十七岁。

攻占宿州后，邵宏渊打算打开仓库犒劳士卒，李显忠认为不可，下令移军出城，只以现钱犒士，士兵每三人才分得一千钱，每人平均只得三百余钱。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军士都很不高兴。

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到四川整军备战。宋孝宗对虞允文此行寄予厚望，亲自到正殿为虞允文饯行，并特许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这是非常特殊的礼遇。虞允文离开京师前，宋孝宗郑重其事地与虞允文约定：“如果你出兵，朕未出兵，那是朕负你，如果朕出兵，你未出兵，则是你负朕。”预定由虞允文从四川、陕西出兵，宋孝宗派朝廷主力进军两淮，双方最后在河南会师。由此可以看出，宋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有限，否则也不会一再强调“你负我”还是“我负你”的话了。这不仅是宋孝宗一个人的问题，长期以来，宋朝对手握重兵的将领信任都相当有限，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最直接的后果。

宋孝宗、汤思退的投降妥协遭到了抗战派大臣的纷纷反对，辛次膺愤而辞职，张浚、虞允文、胡铨、王十朋（四十六岁中状元，官至起居舍人、侍御史等职，戏剧《荆钗记》便是写他与妻子钱玉莲的故事）等人连续上书，坚决反对求和。宋孝宗本来就意志不坚定，有所悔悟，又下令停止和议。但他同时升汤思退任左相兼枢密使，升张浚任右相兼枢密使，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可见宋孝宗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立场始终摇摆不定。造成这原因的，固然有投降派的阻挠，更大的阻力却是来自太上皇宋高宗。宋孝宗本来绝无可能当上皇帝，却意外地被宋高宗收为养子，并且宋高宗主动退位为太上皇，他才得继大统，这其中的感激不言而喻。也正是这份感激，削弱了宋孝宗抗金的意志。

宋孝宗虽与金国订立了隆兴和议，但又不甘于就此妥协，他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为此，亲历亲为的宋孝宗忙得不可开交，曾对身边的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件）。”他积极选贤任能，准备任用一批和自己同样有志收复失地的大臣，老将虞允文在这种情况下被重新起用，入枢密院参预军务。

本来宋孝宗还准备让虞允文任宰相，但刚好此时金国使臣完颜仲出使南宋，在朝堂上盛气凌人。虞允文实在看不过眼，要杀完颜仲，结果反而因为这件事被御史弹劾，被迫去职。不过，宋孝宗念念不忘隆兴和议之耻，而虞允文是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后来还是被任命为宰相。

虞允文执政后，在各地修筑城防，积极准备北伐。就在此期间，御史萧之敏弹劾虞允文擅权不公。宋朝的台谏制度相当厉害，虞允文不得不自请罢政待罪。在关键时刻，太上皇宋高宗竟然出人意料地站出来为虞允文说话，而且话说得相当掷地有声：“采石之战时，他萧之敏在哪里呢？”意思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力挽狂澜时，他萧之敏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虞允文因此被复职，而萧之敏也被贬官。

并大兴冤狱，一下子逮捕了“一时贤士五十三人”。不过，此时秦桧已经病重，他想写下文书判处这些人死刑，却已经病得不能书写，且很快就病死。这一干被诬陷的人才得以重见天日。张孝祥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处在了风口浪尖。秦桧死后，张孝祥正式入仕，先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值得注意的是，秦桧余党汤思退对张孝祥有师生之谊、知遇之恩，张孝祥虽然不依附汤思退，亦从不得罪。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汪彻升御史中丞，弹劾汤思退妥协投降，张孝祥亦被免官。此后，张孝祥先后出任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调动极为频繁。在地方官任上，他严明法纪，锄抑强暴，赈济灾荒，庭无滞讼。张孝祥文章过人，书法、诗、词均好，遗憾之处，是其出入汤思退和张浚两人门下，让人觉得其游离于和战之间，时人对此均感到惋惜。隆兴二年（1164年），宋孝宗重用张浚，命其出兵北伐。张浚举荐张孝祥为建康留守，这是张孝祥一生中担任的最高最重要的官职。但不久后，张浚北伐失败，张孝祥被弹劾落职。后起用任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任上，筑寸金堤，绝荆州水患；建万盈仓，用于储备漕粮，政绩播于朝野。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张孝祥因病以显谟阁直学士的身份离职，从此结束了官宦生涯，退居芜湖，讲论理学，徜徉山水。次年夏季，张孝祥与好友泛舟芜湖时，突然中暑身亡，年仅三十八岁。宋孝宗听说后，深为惋惜，有用才不尽之叹。

虞允文到四川后，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适当增加将士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高士气；养马户可以免除赋役，由此鼓励养马，以增加马匹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虞允文积极备战，但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出兵的计划。等了一年多，急不可待的宋孝宗实在沉不住气了，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尽快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不愿仓促出兵。宋孝宗为此相当不满。虞允文深知宋孝宗的心意，为了不负厚望，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终于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辞世，享年六十四岁。

虞允文为人慷慨磊落，胸怀大志，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出将入相几二十年，孜孜于国事，一直是朝中最坚决的抗战派。最难得的是，他一直留心搜罗人才，所提拔举荐的洪适、汪应辰、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

注：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自幼好学不倦，“年十二能诗文”，自称“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他还学剑，努力钻研兵书。青年时代曾随江西派诗人曾几学诗，得到不少启发，但他并未受其束缚，又从前代大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中汲取滋养。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陆游二十九岁，赴临安应试，名列第一，因不忘国耻，“喜论恢复”，又名列秦桧孙子秦埙（音xūn，同熏）之前，受到秦桧的忌恨，竟在复试时被除名。有趣的是，尽管秦桧为了让孙子秦埙中状元而费尽心机，这一科的状元却被宋高宗钦点为张孝祥。直到秦桧死去，陆游才到临安担任枢密院的编修官。宋孝宗即位之初，陆游被召见，赐进士出身。但随着张浚后来北伐的失败，陆游也被排挤出朝，终生不得志，最后归老故乡。

虞允文之死对宋孝宗打击相当大，不光使出兵四川的计划落空，也使宋孝宗失去了朝中最有力的支持。当时在南宋的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已经安于偏安一隅的现状。虞允文死后，宋孝宗任用王淮为宰相，理财备战，然而，抗战决非仅仅是皇帝和宰相的事，朝中的大臣如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均反战主和。这让宋孝宗的决心受到极大挫折，加上辅弼无人，心力交瘁的他也开始迟疑动摇了。从此以后，他为政求稳，逐渐趋于保守。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的宋高宗病死。宋孝宗一直很感激养父宋高宗的禅位之恩，不胜悲伤，衰服守丧，由太子赵惇参预政事。此时的宋孝宗，已经完全丧失了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深感中兴大业力不从心。他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在皇位二十七年的宋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而他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从此再也不提北伐一事，当年隆兴北伐前的激昂和热情，已经成为心中永远的记忆，再也不复重来。想来他的心中，应该是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哀和落寞的情怀吧。

当时，词人张孝祥作了一首《六州歌头》，词云：

第五章偏安的最后岁月二光宗惧妻

宋光宗赵惇为宋孝宗第三子，为孝宗原配郭氏所生。郭氏出身名门，为宋真宗郭皇后外家的六世孙。郭氏在宋孝宗继位前病死，后被追封为皇后。郭氏共生四子：长子赵愭，封邓王；次子赵恺，封庆王；三子赵惇，开始封为恭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第四子早夭。按照宗法，郭氏的儿子均为嫡子，于是宋孝宗先立长子赵愭为太子，但不久后赵愭病死。按照顺序，太子位应该轮到次子赵恺。但宋孝宗更偏爱三子赵惇，认为赵惇“英武类己”，而次子赵恺过于宽厚仁慈，其实就是嫌赵恺窝囊软弱，赵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幸运地立为太子。不过，公平而论，宋孝宗本人并非什么英武之辈，他的宝贝儿子赵惇更非“类己”。

赵惇当上太子后，开始尚对宋孝宗毕恭毕敬，宋孝宗情绪好时，赵惇也“喜动于色”，宋孝宗不高兴时，赵惇则“愀然忧见于色”。但他并非真心对父皇谦恭，不过是为了保住储君之位而被迫做出来的表面文章。这样表面的文章做得久了，难免会有所厌烦。过了四十岁以后，赵惇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宋孝宗早日传位。有一天，赵惇故意对宋孝宗说：“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特地给我送来了染胡须的药，不过我没有用。”这弦外之音就是你儿子都已经一把白胡子了，该过过当皇帝的瘾了。宋孝宗自然明白儿子的心意，却故作不明白，严肃地回答道：“白胡须有什么不好？刚好可以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

赵惇碰了钉子后，不敢再公然试探，转而讨好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想靠太皇太后的力量来取得皇位。吴太后也明白赵惇的心意，曾经向宋孝宗暗示过，但宋孝宗却说太子还需要历练。这一系列的事件，在赵惇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从而直接导致他开始疑惧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宋孝宗因为要为宋高宗服丧，才主动禅位给太子赵惇。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朝思暮想的皇位。最讽刺的是，他一直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登上帝位后却无所作为。不仅如此，之前他对父皇的种种嫉恨，开始在各种外力的因素下逐渐诱发，从而导致了长达数年的“过宫事件”。

宋光宗即位之初，曾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因为没有邀请太上皇而遭到了非议。群臣纷纷上书，指出宋高宗在世时，宋孝宗每次出游都要恭请宋高宗同行，而宋光宗却只顾自己游玩。言下之意是指责宋光宗不孝，宋光宗看了奏章后自然很不高兴。刚好此时宋孝宗派宦官赐玉杯给宋光宗，宋光宗一时没有拿稳，将玉杯打碎了。宦官回到重华宫，向宋孝宗禀报，故意说：“官家一见玉杯是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就将玉杯摔碎了。”宋孝宗听了，自然非常不高兴。父子之间的嫌隙渐生。

还有一次，宋孝宗游东园，按照惯例，宋光宗作为儿子，应该前去侍奉。但一直到家宴之时，仍然不见宋光宗的踪影。亲生的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宋孝宗心中的不快可想而知。刚好他身边的宦官爱搬弄是非，故意在园中捉鸡，还大声叫道：“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显然是讥讽宋孝宗这个太上皇已经时过境迁，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了。宦官敢如此嚣张，显然宋孝宗父子关系的紧张已经公开化，而矛盾则因为宋光宗皇后李凤娘的挑拨进一步加剧。

李凤娘，安阳人，庆远军节度使李道女。据说她出生的时候，有黑凤凰聚集在李道营前的石头上，令人称奇，于是，李道给新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凤娘。李道出师湖北时，听说当地道士皇甫坦善给人看相，便请他给女儿看相。皇甫坦一见李凤娘，便大惊失色道：“此女当母仪天下，请务必妥善抚养。”后来，皇甫坦得到宋高宗宠幸，偶然谈起了李凤娘。当时恭王赵惇尚未娶亲，宋高宗便命纳李凤娘为恭王妃，赵惇封太子后，李凤娘也晋为太子妃。

李凤娘容貌美艳，性情却骄横阴险，胜过男子。她当上太子妃后，不断在宋高宗、宋孝宗和太子赵惇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宋高宗对其很是不满，曾对吴皇后说：“是妇将种，吾为皇甫所误。”意思是受了道士皇甫坦的蒙骗。宋孝宗也不满儿媳妇的所作所为，严厉训斥说：“你应该学太上皇后（指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就要废掉你！”李凤娘由此对宋孝宗怀恨在心。

宋孝宗预备禅位时，召集三省枢密院执政大臣，告知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只有知枢密院事黄洽一言不发，宋孝宗觉得很奇怪，便特意征询他的意见。黄洽回答说：“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李凤娘）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宋孝宗默然不答，要他公然承认不满儿媳妇，这是相当难堪的事。黄洽心知肚明，便说：“陛下问臣，臣不敢不答。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时，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微臣了。”于是请求辞职。

宋孝宗也没太当回事，想不到后来果然被黄洽而言中。李凤娘当上皇后后，强烈的权力欲日益迸发，甚至想要凌驾在皇帝之上。

有一次，宋孝宗皇后谢氏看不惯李凤娘傲慢无礼，便好言规劝注意皇后身份，应该礼仪得体。李凤娘不但不听，反而当场讥讽说：“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谢氏原来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侍女，后来被赏赐给宋孝宗，因为能写大字、善骑射而得到宋孝宗的宠爱，晋封为皇后。李凤娘此言，无疑是讽刺谢氏身份卑微。谢氏大怒，将此事告诉了宋孝宗。宋孝宗决定废黜李凤娘，召来老臣史浩商议废后之事。不料史浩认为宋光宗刚刚登上皇位，如果立即废除皇后，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不利于大局，坚决不同意废后一事。此时，宋孝宗已经退位为太上皇，得不到大臣的支持，废后一事只好作罢。但此事却被李凤娘得知，她恨宋孝宗入骨，决意挑拨宋孝宗与宋光宗的父子关系，以便她自己控制宋光宗。

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宋光宗对李凤娘这位原配妻子又爱又怕。皇帝君临天下，拥有无上的权威，却在家里怕老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昔日晋惠帝惧怕妻子贾南风。宋光宗的情况也比晋惠帝好不到哪里去，李凤娘说的话，宋光宗只能唯命是从。但他毕竟是皇帝，受制于老婆，难免心有不甘，便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皇后深居内宫，无法与外界联系，只能倚仗宦官。宋光宗便想釜底抽薪，将李凤娘的亲信宦官全部杀死，但他性格懦弱，又犹豫未发。宋光宗的计划被宦官们知道后，便在宋光宗和李凤娘之间搬弄是非。因此每当宋光宗说出憎嫌宦官的话，李凤娘便加以包庇。对妻子的惧怕，加上对父亲的猜忌，宋光宗身心备受折磨，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一种怔忡病。

宋孝宗听说儿子生病后，血浓于水，还是爱子心切，便召御医入问，配了药方，打算等宋光宗来问安时，便将药给儿子试服。宦官却趁机兴风作浪，挑动李凤娘说：“太上官家（宋孝宗）合药，欲待皇上前去问安，即令服饮。倘有不测，岂不贻宗社之忧么？”意思是说宋孝宗别有用心。

在这之前，宋光宗想立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李凤娘之子赵扩为太子，但宋孝宗却不同意。宋孝宗更喜欢赵恺（宋光宗兄长）的儿子赵抦，赵恺便是当初更有资格被立太子之人，当时宋光宗取代兄长赵恺成为太子，而如今宋孝宗却想立兄长之子为太子，这无疑让宋光宗感到极大的疑惧。所以，他不再定期去重华宫问安，这便让李凤娘有机可乘。李凤娘听信宦官之言，认为宋孝宗合药是想借机毒害丈夫。

过了几天，宋孝宗召宋光宗家宴，李凤娘不让宋光宗知道，独自去了重华宫，当面向宋孝宗提出立儿子赵扩为储。宋孝宗沉吟不答。李凤娘按捺不住，竟然责问公公说：“古人有言，立嫡以长，我是六礼所聘，赵扩又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因为宋孝宗不是宋高宗的亲生儿子，李凤娘这句话惹得宋孝宗大怒，当即拂袖而去。李凤娘回去后，不但向宋光宗哭诉，还添油加醋地说了合药一事，认为宋孝宗对宋光宗有废立之意。宋光宗信以为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去重华宫给父亲请安。

李凤娘不但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还生性妒悍，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宋光宗宠爱另一贵妃黄氏，李凤娘深为嫉妒，便趁宋光宗出宫祭祀之机，将黄贵妃杀死，之后谎称“暴死”。宋光宗明知有诈，却无可奈何。有一次，宋光宗洗手，看到一旁侍候的宫女的双手纤纤玉手洁白如玉，很是喜爱，忍不住说了一个“好”字。过了几天，李凤娘派人给宋光宗送来食盒，打开一看，却是那位宫女的双手。宋光宗吓得也不敢声张，内心的悲凉无从解脱。这一系列的事件，直接导致了宋光宗病情的加重。

有一次，宋光宗突然发病，宋孝宗听说后，亲自赶过来探视。宋光宗已经不省人事，认不出父亲。宋孝宗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厉声训斥李凤娘说：“都是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如果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李凤娘大为恐慌，等宋光宗病情有起色后，便大搬是非，谎称宋光宗如果去重华宫问安，就会被宋孝宗留住。宋光宗听说后，更加不敢去重华宫。

宋光宗不给宋孝宗请安，孝道有亏，群臣纷纷进谏，宋光宗却不肯听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过宫”事件。绍熙三年（1192年）十二月，群臣伏阙泣谏，宋光宗当场推辞不过，才勉强答应。谁知道过了几天，宋光宗仍然没有要去重华宫的意思。群臣再一次奏请，宋光宗才去了重华宫一次。之后，在长至节和次年元旦，宋光宗先后两次到重华宫给宋孝宗问安，之后，再也没有踏进重华宫半步。朝野上下对此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群臣劝谏的行列，上百人联名上书，要求宋光宗过宫。但宋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予理睬。

到了宋孝宗生日的时候，群臣联名上奏，请宋光宗去重华宫贺寿。给事中谢深甫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孝宗钟爱陛下，亦犹陛下钟爱嘉王。太孝宗春秋已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宋光宗有些被打动，于是答应过宫。正要出发的时候，李凤娘突然从屏风后出来，拉住宋光宗的手，娇滴滴地说：“天气这么冷，官家还是先回去饮一杯酒！”宋光宗本来就不想去重华宫，于是打算跟李凤娘回去后宫。中书舍人陈傅良急得不顾君臣礼节，跑上来拉住宋光宗的衣裾，抗声道：“陛下不可再返！”李凤娘力挽宋光宗。陈傅良也坚决不肯放手，一直跟随道屏风后。李凤娘大怒，呵斥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好放手，大哭而出。

李凤娘又派宦官问陈傅良为什么哭泣，陈傅良说：“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此语曾载入礼经。臣犹子，君犹父，力谏不从，怎得不泣？”宦官入报李凤娘，李凤娘大怒，竟然传下旨，永不再见太上皇。

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生病，一连三个月，宋光宗没有一次过宫探视父亲，不仅如此，还天天与李凤娘游宴。皇帝如此行径，完全丧失了人心。群臣因宋光宗不听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由此竟然出现了“举朝求去，如出一口”的现象，宋光宗则统统置之不理。

宋孝宗临死前，想见儿子宋光宗一面，顾视左右，却又说不出口，无奈地流下泪。消息传入朝中，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纷纷进谏，劝宋光宗过宫去尽最后的孝道。留正甚至拉住宋光宗的衣裾哭谏，但宋光宗不听，最后只同意由嘉王赵扩前去探视。六月，宋孝宗在无限的遗憾和落寞中崩逝于重华宫。

宋光宗还不相信父亲是真的已死，怀疑是个圈套，于是称病不出，不但不去重华宫，连丧事也不肯出面主持。宰相留正与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宗室子弟）无可奈何，只好请已经八十多岁的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出面主持丧礼。

由于宋光宗称病不出，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宰相留正建议立嘉王为太子。宰相留正同意，于是拟奏上报皇帝。过了六天，宋光宗才传出批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得到批示后，心中不安，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便故意在上朝时摔了一跤，随即称病离朝。留正一走，朝政更加混乱。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北宋大臣韩琦曾孙、太皇太后吴氏妹之子）密谋后，认为宋光宗已经失去人心，不宜再居皇位，便请太皇太后吴氏下诏，说宋光宗愿意自动退位为太上皇，由嘉王赵扩即皇帝位。

赵扩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登基时，赵扩却坚决推辞不就。自古以来，新皇帝即位，装腔作势推辞者不在少数。但赵扩却显然是极少见的真心不想做皇帝的人，他力辞不成，竟然吓得逃跑，一边绕着殿柱大兜圈子，一边大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还是吴太后下令大臣挟持住赵扩，强行逼迫他穿上黄袍，这才顺利登位，是为宋宁宗。

等到儿子赵扩正式当了皇帝，宋光宗才知道消息，但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事先怎么不让我知道？”宋光宗在皇位仅有五年时间，且昏庸不堪，碌碌无为。他被迫退位后，李凤娘也随着丈夫的失势而被权力所遗弃。庆元六年（1200年），李凤娘病死。两个月后，当了六年太上皇的宋光宗也病死，死时五十四岁。

宋宁宗即位后，为祖父宋孝宗执丧礼，并召还宰相留正，朝中才算安定下来。但不久，朝臣就开始了新一轮党争。赵汝愚因拥立有功，任枢密使，兼任右相；韩侂胄则任枢密院都承旨。二人之前因利益而临时结成的联盟很快土崩瓦解。赵汝愚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名为宋宁宗讲道学，实则是要与朱熹合力排挤韩侂胄。

朱熹，又字仲晦，晚号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后居福建建阳。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朱熹幼年从父朱松学。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朱熹遵父遗命，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刘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建紫阳楼，以供朱熹母子居住，朱熹遂定居武夷。在五夷，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朱熹年仅十九即登进士。

朱熹到临安后，立即与赵汝愚结为死党，协力对付韩侂胄。韩侂胄因为力主抗金，得到参知政事京镗等主战派官员的支持。韩侂胄、京镗一派与赵汝愚、朱熹一派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韩侂胄一派最终获胜，先后将留正、朱熹、赵汝愚罢免出朝。京镗随之升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赵汝愚在贬斥途中生病，到达衡州（今湖南衡阳）时为守臣钱鍪窘辱，暴死于当地。

韩侂胄一派执政后，开始全面反道学。朝中反道学的大臣纷纷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和虚伪，称道学是伪学。朱熹辛苦经营的道学集团迅速瓦解，道学一片声名狼藉。其实这是韩侂胄人为制造的用于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凡是他的政敌，均被指为道学之人。庆元二年（1196年），道学被禁止，朱熹降官两级，其学生蔡元定也被流放道州（今湖南道县）。两年后，朱熹病死。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六年。

注：朱熹任浙东提举时，曾经兴起一桩冤案，事情牵涉到当时台州著名的营妓严蕊。严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当时台州知州唐仲友（字与正）十分欣赏她的才气，特意赠给她两匹绢帛。后来唐仲友被同僚高文虎弹劾，刚好朱熹巡视到台州，也趁机落井下石，以种种罪名弹劾唐仲友，还指责唐仲友与严蕊有私情。根据宋朝规定，闽帅、郡守等官员，可以召官妓歌舞助酒，但不得留宿夜寝。如果查实，罪在官妓，但相关的官员也要受到处分。严蕊因此被朱熹逮捕下狱，备受酷刑，但严蕊始终没有一句提及唐仲友的话。之后，严蕊又被转到绍兴府（两浙东路治所）监狱，狱吏好言好语诱供说：“早一些承认了，也不过是杖刑，罪不至死。何必受这个罪？”严蕊回答说：“我是被人家看不起的贱妓，纵是与太守有私情，料亦不至死罪。只是是非黑白不能颠倒，不能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诬陷士大夫，我虽死不为！”严蕊因此受到更残酷的刑求，奄奄一息，但她的侠义之名却由此而广为流传。宋孝宗得知此事后，以“秀才争闲气”的理由将朱熹改任。新任浙东提举为岳飞第三子岳霖，岳霖十分同情严蕊的遭遇，命她当众做词自陈。严蕊不假思索，写了一首示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即日判其出狱，脱籍从良。

韩侂胄又订立“伪学逆党”之籍，以前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四人为首，包括朱熹、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刘光祖、叶适、吕祖泰、蔡元定等共五十九人。庆元四年（1198年）五月，宋宁宗再诏禁为伪学，比之为“绍圣之奸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第五章偏安的最后岁月三杨后与史弥远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先是金人主动送信给吴曦，信中先极力夸奖了吴曦祖先的战绩：“时则乃祖武安公玠捍御两川，洎武顺王璘嗣有大勋，固宜世胙大帅，遂荒西土，长为籓辅，誓以河山，后裔纵有栾黡之汰，犹当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然后说明宋朝廷其实对吴曦一直有所防范和猜忌。为此，金人举出了当年岳飞被杀的例子，并拿吴曦与岳飞相比：“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故智者顺时而动，明者因机而发，与其负高世之勋见疑于人，惴惴然常惧不得保其首领，曷若顺时因机，转祸为福，建万世不朽之业哉！”这话相当有力，直接道破了宋朝廷的最大死穴：从来不信任武将。吴曦终于心动了，派人密通金国，提出愿意献出阶、成、和、凤四州给金人，换取金人封他作蜀王。金人当即答应，命吴曦只需按兵不动即可。

杨氏出身卑微，其父亲姓氏不见于正史。据说最初她是跟随母亲张氏入隶德寿，充当宫乐部的女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戏剧演员。杨氏美艳出众，且才华出众，善于作诗，曾作宫词五十首，词意清新。她有很多诗作传世，比如有《题层叠冰绡图》一诗：

浑如冷蝶宿花房，拥抱坛心忆旧香。

开到寒霄尤可爱，此般必是汉宫妆。

如此知书达理，又通贯古今，不久，杨氏便引起了太皇太后吴氏的注意，于是成为吴太后的侍女。杨氏举止得体，善于应对，吴太后对她格外青眼有加，甚至由此招来了宫女们的嫉妒。有一次，吴太后沐浴，宫女们故意撺掇杨氏试穿吴太后的衣服，说她穿上一定会很好看。虚荣心十足的杨氏经不起怂恿，竟然真的去试穿吴太后的衣服，结果被宫女们在吴太后面前告了一状，说她有僭越行为，意图不轨。不料，吴太后不但没有怪罪杨氏，还训斥捉弄杨氏的宫女说：“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也许她（指杨氏）将来就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吴太后不过是随口之言，想不到后来竟然应验。

全词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壮烈情怀，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

其实，明眼人稍加推断，便可知道这是捕风捉影的流言。杨皇后与史弥远结交之时，已经将近五十岁，即使保养再好，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而史弥远还要比杨皇后小五岁，以他的精明，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人老珠黄的皇后私通？

宋宁宗喜出望外，此后对杨氏恩宠有加，累进婕妤、婉仪，一直到贵妃，已经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杨氏比宋宁宗年长六岁，宋宁宗对她不仅十分宠爱，而且有一种依赖。杨氏不同于后宫中的其他嫔妃，她心机深远，想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不过，她家族衰落，没有亲人，便冒认同籍贯的杨次山为兄长，想以杨次山来作为在宫外的帮手和耳目。

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命令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勇将毕再遇攻取泗州，初战告捷。五月初七，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当时，宋军北伐主力分布在江淮和四川两翼，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负责指挥西线作战。本来应该东西两线互相呼应，结果事情就坏在这个吴曦身上。

与南宋君臣杀害韩侂胄求和相比，金人却颇佩服韩侂胄的气节，“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贵耳集》）。不过，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这就是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不仅如此，宋朝廷还给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给金国的岁币也增至六十万。此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蒙古打败金国后，宋朝廷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拒绝给金国进岁币。

第二天一早，百官入朝，杨氏冒认的兄长杨次山匆匆上殿，从袖中取出昨夜宋宁宗写的诏书，当众宣布宋宁宗册封杨氏为皇后。韩侂胄得知消息后，即使不同意也无济于事了。这一年，杨氏四十一岁，她终于如愿以偿，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吴曦叛变后，金军便无西顾之忧，全力部署东线战场。结果，宋军在东线接连战败，郭倬、李汝翼败于宿州（今安徽宿县）、王大节兵败蔡州（今河南汝南）、皇甫斌兵败唐州（今河南唐河）、李爽军溃寿州（今安徽凤台）等等。只有毕再遇军屡战获胜，但无补败局。

不仅如此，宋宁宗还采取“御笔”的方式来处理朝政，即在内宫批示奏章后，不经过三省枢密院中枢机构，便直接下达执行。这种不合体制的做法，直接导致宦官和后宫与外臣勾结起来，滥用御笔，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野心勃勃的杨皇后就是在宋宁宗的昏庸无能中开始干政，在她的支持下，南宋著名的奸臣史弥远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对南宋朝政贻害深远。

宋宁宗听说韩侂胄被劫的消息后，急忙写手谕赦免韩侂胄。杨皇后拉住宋宁宗哭泣道：“陛下若下谕旨，请先让妾死在这里！”宋宁宗就此作罢。后来临安府告知宋宁宗韩侂胄身死的消息，宋宁宗竟然不相信，事情过了三天，还坚持说韩侂胄没有死。群臣这才知道韩侂胄之死并非宋宁宗的诏旨，而是史弥远和杨皇后搞的鬼。

据说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宫闱秘事自然不见于正史。宋人杨升庵的《宝庆诗》中有“夜驾老蟾嫔月母”一句，又有人做乐府《咏云》：“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荫。”都是讥讽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的风流韵事。

当时，南宋朝廷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当时，金国国力日衰，韩侂胄想趁此机会收复中原，北伐金国，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最重要的是，韩侂胄已经感受到来自杨皇后的威胁，他需要“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因为韩侂胄位高权大，朝堂上最终还是主战派占了上风，南宋决定正式出兵北伐。这次战争，史称“开禧北伐”。

就在杨氏封贵妃的这一年，韩皇后病死。此时，后宫中受宠的后妃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新皇后的人选基本上不出这两位，后宫中由此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重臣韩侂胄因为韩皇后突然去世而失去了在后宫的靠山，也需要在后宫物色新的盟友，他感觉杨贵妃工于心计，精于权术，而曹美人性情柔顺，便于控制，于是力主宋宁宗立曹美人为皇后。宋宁宗内心深处更偏爱杨贵妃，一时下不了决心。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受家族拖累，未能及时南渡，不得已仕金，官至朝散大夫。但他心眷故国，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赞对辛弃疾寄予厚望，曾两次让他到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观察金国形势，图谋恢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山东、河北的汉人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毅然聚众两千，奋起抗金，后来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当金人内部矛盾重重，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顺南宋朝廷，并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宋高宗由此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在辛弃疾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义军内部发生哗变，受金人利诱的张安国、邵进等人密谋杀害了耿京，投降金人，义军因此溃散。血气方刚的辛弃疾聚集了五十多人，驰赴金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叛徒张安国擒获，并带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的机智果敢之举，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洪迈记录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稼轩记》）辛弃疾渡淮南归后，历任湖北、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他一生坚持主张抗金，提出不少恢复失地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长期落职闲居于江西上饶一带。

辛弃疾重获起用后，见北伐声紧锣密鼓，深受鼓舞，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重新被唤起。但他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目前战机未成熟，主张不要草率行事。然而，韩侂胄不过利用辛弃疾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并不真心想重用他，于是派他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辛弃疾到任后，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却忧心忡忡。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在韩侂胄独揽朝政的情况下，不但他自身处境艰难，北伐也将难以有所作为。在这样矛盾交织的复杂心理下，辛弃疾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再则说，杨皇后与宋宁宗感情极为深厚。宋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悉心照顾，多年如一日。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俗语云：“久病成医。”日子久了，杨皇后对宋宁宗该服什么药也能推算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宋宁宗患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来得及开方子，杨皇后就问：“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大吃一惊，想不到皇后竟然也懂医术，连连答道：“吃得，吃得。”宋宁宗服了感应丸后，病情果然痊愈。杨皇后如此体贴入微，难怪宋宁宗终生依赖她，始终没有嫌弃她年老色衰。

前面曾经提过，宋宁宗本来不愿意当皇帝，被迫当上皇帝后，他也碌碌无为，不想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皇帝不理朝政，很快奏章就堆积如山。为了省事，宋宁宗就在所有的奏章上都批示“可”。好笑的是，有大臣的奏章意见相左，竟然得到的批示都是“可”，令人哭笑不得。宋宁宗上朝时，经常一言不发，大臣们在下面奏事，说得口干舌燥，他既不表态，也不决断，由此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皇帝的智力水平。

杨皇后对韩侂胄曾经阻挠自己封后一事怀恨在心，一直要伺机报复。不过，当时韩侂胄任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执掌朝政大权，权位在左右丞相之上，加上曾有定鼎之功，深得宋宁宗信任。而杨皇后充其量不过是在后宫呼风唤雨，她意识到必须要结交朝臣，才有可能彻底铲除韩侂胄。杨皇后便通过杨次山牵线，主动向礼部侍郎史弥远示好。史弥远与韩侂胄素来不和，也正想寻找宫中内应，以图攫取更大的权力，自然与杨皇后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

出征前，为了激励士气，韩侂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剥夺早已死去的秦桧的爵位，改谥号“忠献”为“谬丑”（意为荒谬丑恶）。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

杨皇后生的儿子都早夭，随着年岁的增大，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考虑。她与皇子赵曮关系不错，曾经联合起来对付韩侂胄，于是力主立赵曮为太子，赵曮也改名为赵询。十分可惜的是，赵询还没有等到登上皇位就病死了。宋宁宗再没有子嗣，便立皇弟沂王赵抦之子赵贵和为太子，赵贵和改名为赵竑。

赵昀即位为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得到保障，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宝庆五年（1229年），七十岁的杨太后病逝。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贵族遵成吉思汗遗嘱，拥其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即元太宗。而之前成吉思汗病逝前，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

吴曦不久便受金封为蜀王，僭位于兴州（今陕西略阳），献关外四州于金。他的无耻投降行为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抗，部属杨巨源、李好义等联合军民，闯入伪宫，斩杀了吴曦。吴曦称王仅四十一天。杨巨源、李好义等推随军转运使安丙为首，出兵收复了被金军占据的阶、成、和、凤四州。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但安丙不但不同意，还在宋军内部大力铲除异己，杨巨源、李好义等都被杀死，西线宋军元气大伤，本来有可能扭转的形势又被安丙一手葬送。

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丘崈一到任，便采取守势，结果，又连遭失败。丘崈便干脆与金军秘密谈和。东、西两线都按兵不动，韩侂胄立即处于孤立。金人随即兵分九路，大举南下，开始了全面反攻，战线波及整个宋金边界。宋朝连连败退，形势颇为不利，南宋朝廷大震，议和的呼声又一次高涨。韩侂胄见宋军接连在军事上失利，罢免了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同时，又派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向金人请和。其时金军由于战线过长，损失惨重，已经无力再战，却趁机对南宋朝廷开出了高昂的议和条件：割两淮、增岁币、赔军银，以及北伐首谋者韩侂胄的人头。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然而，一场政变在朝廷内发生了。

当时，嘉王赵扩经常到吴太后宫中请安。杨氏姿容美丽，楚楚动人，很容易就引起了赵扩的注意。杨氏聪颖机敏，也经常与赵扩眉目传情。但因为杨氏是吴太后的侍女，年纪也比赵扩大得多，开始还不敢有任何幻想，不料赵扩当上皇帝后，依旧念念不忘杨氏，经常借此亲近，杨氏因此而得幸。

吴曦为抗金名将吴玠之孙。吴璘、吴玠兄弟均是从宋军底层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兄弟二人当年在四川率军民抗金，功绩显著，史载蜀人当时只知道有吴氏二位将军，却不知有宋朝廷。由此可见吴氏兄弟声名显赫，影响之大。十分可惜的是，吴曦非但没有继承祖先的忠勇，还为了一己私利，甘当可耻的卖国贼。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其长达二十七年的专政才告结束。死后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

开禧北伐以韩侂胄之死宣告彻底失败，这也是南宋朝廷最后一次北伐。

杨皇后有个妹妹，后宫称其为杨妹。杨妹容貌不下其姐，且一样的才华出众，她能写一手好字，模仿宋宁宗的笔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后来，宋宁宗凡有御批及颁赐贵戚近臣的诗词，干脆都由杨妹代笔。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史弥远“忠献”的谥号。前面提过，秦桧最早的谥号为“忠献”，后被韩侂胄改为“谬丑”。但史弥远执政后，又恢复了秦桧“忠献”的谥号。史弥远谥号与秦桧谥号相同，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当时的士人普遍认为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讨论谥号的礼官很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端平二年（1235年），史弥远死后仅仅一年多，著名文人刘克庄在给宋理宗的札书中，公然将史弥远与秦桧相提并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可见，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识。史弥远谥号“忠献”，字面上是褒奖，而其中的贬义是不言而喻的。

北伐之前，韩侂胄特意起用了一批主战派，赋闲已久的辛弃疾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

罗日愿，江西人，开禧北伐时，曾献策于韩侂胄，以此得补训武郎，充忠义军统制。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穷究韩党不已，牵连甚众，其中有的人的供词牵连到罗日愿。罗日愿得知后疑惧不安，常常郁闷于心，生怕遭到史弥远的暗算。后来他见朝野上下普遍对史弥远不满，便与殿前司申军训练官杨明及其徒徐济、赵珉等合谋，打算以征讨黑风峒为名，聚众起事。按照原定计划，动手的日子选在丞相史弥远起复过江、百官迎谒于浙江亭时，预备举火为号，尽杀宰执以下官员，然后派兵进入大内，胁迫宋宁宗降诏赏军，以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结果，政变还在筹划当中，便被阙进勇副尉景德常告发，罗日愿被凌迟处死，徐济、赵珉等也被处斩。

朝野上下对史弥远均非常不满，不过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好不容易有个兵部尚书倪思上书提醒宋宁宗，谨防权臣专权重演，却又被史弥远排挤出朝。嘉定二年（1209年），还发生了针对史弥远的“罗日愿之变”。

史弥远已经感觉到新任太子不是那么好对付，他为了监视太子赵竑，费尽了心机。赵竑好弹古琴，史弥远便买了一名擅长弹琴的美女送给他。赵竑胸有大志，却没有政治头脑，竟然还将琴女引为人生知己。他见史弥远权势熏天，且与杨皇后勾结，心中愤愤不平，不满的情绪经常流露于言表。赵竑的老师真德秀劝他要韬光养晦，多孝敬杨皇后，笼络史弥远，才能立足，但赵竑却没有接受。他曾经在书案上书写史弥远和杨皇后的罪恶，还说：“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曾指着墙壁地图上的琼州、崖州（均在今海南）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常呼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将来要发配他到新州或恩州（今广东新兴、阳江）。

吴太后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想要惩罚杨氏，大概是觉得杨氏竟然背着自己勾引皇帝，不但有伤风化，还丢了自己的面子。吴太后身边的宦官想借机讨好新皇帝，便劝道：“娘娘（大内对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称呼）连天下都给了孙子（指吴太后下诏让赵扩即位一事），一个女子又何足惜？再说这种事情关系到皇家体面，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还有人劝道：“娘娘还没有抱上玄孙，看杨氏的面相，宜生子嗣。”吴太后这才怒气稍平，后来干脆将杨氏大方地赐给了宋宁宗，还叮嘱孙子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史弥远得到卧底琴女的告密后大为恐惧，潜谋废除赵竑的太子位。他派人从民间找来一个叫赵与莒的人，称其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赐名贵诚，后改名赵昀，立为沂王之子，亟力扶植。

此后，朝臣对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大多容忍沉默，不敢慷慨直言。同年十二月二十九，陆游赋诗而死。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悲怆感人，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一个爱国义士的最大愿望：即使在生前没看到收复中原，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江河入梦来。”再读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便能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切的忧民之心，以及悲壮的报国之志。尤其当中原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陆游虽然沉痛于“不见九州同”，但并未绝望，他坚信总有一天宋朝的军队必定能平定中原，光复失地。不过，此时金国国势日衰，蒙古铁木真正在迅速崛起。终南宋一朝，始终是“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所期待的“王师北定中原日”最终没有到来。

杨贵妃从杨次山处得知此事后，恨韩侂胄入骨，为了争得皇后之位，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先退后进的好戏。这一年冬天，杨氏对曹美人说：“中宫的位置不外是你我姐妹二人，但官家还没有决定，我们姐妹不妨各自设席，请官家赴宴，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曹美人便答应了。杨妃又故意表示愿意让曹美人先设席，自己甘愿在后。曹美人不知是计，心中还暗暗高兴。宋宁宗先到曹美人处饮酒，喝到酒酣处，曹美人正想求皇后位，杨贵妃便赶了过来，借故将宋宁宗接回自己的住处。这时候，宋宁宗已经喝得半醉，见到杨贵妃娇媚克人，便要求欢。杨贵妃早有准备，拿出纸笔，请求宋宁宗册立自己为皇后，然后再上床。宋宁宗便在醉意中写下了册立杨氏为皇后的诏书。按照惯例，封后诏书要发给有关大臣，精明过人的杨氏担心韩侂胄将册封的诏书驳还，便又让宋宁宗写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书，派心腹将诏书连夜送出宫外。

据说，史弥远独居相位多年，深知朝野对他独揽朝政多有微言。到了晚年，他更加感受到危机，便想在家乡寻找一块风水好的墓地，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不料竟由此而引出了一场大风波。史弥远所找的风水先生最终看中了阿育王寺这块“八吉祥六殊胜地”。史弥远看后也觉得很合心意，便下令拆除阿育王寺，好在原地为自己建墓茔。阿育王寺和尚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可奈何。有个叫师范的小和尚挺身而出，说他有办法保护寺院。师范在众人半信半疑的目光中离开了寺庙，赶到临安。他写了一批诗单，半夜的时候，在城门、宫墙、大街上四处张贴。诗单上写着：“育王一块地，常冒天子气；丞相要做坟，不知主何意？”暗喻史弥远占育王地是图谋不轨。诗单一出，便立即引起轰动。临安百姓对史弥远早就怨恨不已，见了诗单后也纷纷传言道：“史弥远要霸占天子气，要谋皇篡位了。”消息传进大内，宋理宗召史弥远入宫查问。史弥远见人言可畏，生怕惹来杀身之祸，便赶紧说：“臣的坟墓早已做在东钱湖大慈山了，诗单不过是无中生有。”如此，阿育王寺才免除了被拆毁的命运，史弥远也不得不真的将墓茔迁到了东钱湖大慈山。

韩侂胄死后，史弥远大权独揽，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最为卑劣的是，他将韩侂胄的人头砍下来，装在匣子里送给了金人，南北再一次和议。一朝重臣的脑袋，就这样被送出去乞和。

赵竑被废除太子位后，出为济王，不久又被史弥远派人逼死。朝中正直大臣皆上书替济王赵竑鸣冤，并指斥史弥远专擅。史弥远大力排除异己，朝政完全由史弥远及其党羽把持，“纲纪荡然，风俗大坏”。

宋宁宗赵扩先后有两任皇后，第一任皇后韩氏为北宋名臣韩琦六世孙，也是权臣韩侂胄的侄孙女。最初，韩氏与姐姐一起被选入宫中，但并非做嫔妃，而是专门伺候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韩氏善解人意，深得吴太后欢心，吴太后为了她的前途着想，将其赐给了当时还是嘉王的赵扩。韩氏出身名门，加上是吴太后所赐，身份格外不同，一到赵扩府邸就被封为新安郡夫人，后来又晋封为崇国夫人。赵扩当上皇帝后，韩氏也跟着水涨船高，晋封为皇后。不过，韩氏的富贵并不长久，她只当了六年皇后，便得病死去。正因为韩氏死得太早，中宫虚位，才使得以工于心计闻名的杨氏得以封后。此后，杨氏走上南宋的政治舞台，直接导致了南宋局势的急剧衰颓。

此时的局势对南宋朝廷相当有利。北宋灭亡已经有七十多年，北方领土一直沦陷在金人之手，中原遗民一直热切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重振纪纲的强烈愿望。陆游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等诗句，这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心状况。而金国金章宗在位，国势衰弱，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只是，南宋自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兵仗，缺乏得力的军事将领，这成为开禧北伐的巨大隐患。

第五章偏安的最后岁月四平民皇帝

宋理宗赵昀是宋朝历史上来历最奇特的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真正来自民间的皇帝。自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始，一直到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宋朝的皇帝一直都是赵光义一系。自宋孝宗赵眘开始，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脉。不过，宋孝宗为宋太祖次子赵德芳直系后人，而宋理宗则被称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为宋太祖长子赵德昭的直系后人。即使宋理宗真为赵德昭后人，与宋宁宗同属赵匡胤一系，但时代已经相当久远，两支在血缘上已经十分疏远。

关于宋太宗与赵德昭、赵德芳之间的恩怨纠葛，已经在《斧声烛影》一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先大致提一下赵德昭的后人。赵德昭有五个儿子，玄孙赵令畴颇有才华，于元祐六年（1091年）外放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府书记。其时，苏轼为颍州郡太守，非常爱惜赵令畴的才华，特意向朝廷上书推荐，结果反被高太后（宋英宗皇后）训斥，认为宗室之后聪明者甚众，只重德可也，不并论才。后来苏轼因事被贬，赵令畴也受到牵连，处以罚金，结果弄得家贫如洗，到死的时候竟然无以为殓，还是宋哲宗赵煦大起怜悯之心，命户部赐予赵令畴后人银绢，才得以入棺安葬。

赵德昭的后人到玄孙一辈便是如此凄凉的状况，后世子孙更加落魄，完全没有了皇族子孙的尊崇。宋理宗赵昀的亲生父亲赵希瓐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而且早早过世，赵昀母亲全氏无力抚养儿子，不得不寄居在娘家。由此可见，即使赵昀真是宋太祖的后人，但也已经与一般平民无异。赵昀之所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完全得益于太子赵竑与史弥远之间的争斗。

元军进入临安后，将宋恭帝等南宋君臣押往大都（今北京）。谢道清因为患病在床，暂时留在临安，由元兵监视。但不久后，元军强行将她从宫中抬出，押送到大都。

姑且不论赵贵诚皇家血统的真假，赵与莒当时年仅十七岁，他幼年丧父，与母亲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大可能有凌云之志。推断起来，他应该是事先得到余天锡的嘱咐，所以才敢自称是“朕”。但无论如何，他的命运由此开始了转折。

为了教育赵与莒，史弥远召来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为赵贵诚讲学，郑清之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儒。史弥远特意告诉郑清之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将来事成，我史弥远现在的位子就是你的。但这语只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诛族。”郑清之虽然名气很大，但不过是个九品小官，为了前程，便一口答应下来。

之后，在史弥远的大力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抦（宋宁宗弟）之后，改名赵贵诚。这样，赵贵诚就成了宋宁宗的侄子、太子赵竑的弟弟，初步具备了立储的资格。史弥远又在宋宁宗和杨皇后面前大说太子赵竑的坏话，提出改立赵贵诚为太子。宋宁宗虽然昏庸，却还是知道赵竑才是自己真正的亲侄子，因此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太子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感觉到史弥远有废太子赵竑之意，担心祸及自身，因此抢先辞去了东宫职务。太子赵竑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

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宋宁宗突然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决定开始实施他的废立计划。虽然史弥远策划这件事已经很久，但他之前从未跟赵贵诚提及，于是先派郑清之到沂王府告知赵贵诚，表示将要拥立其为皇帝。但无论郑清之如何试探，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着急了，干脆摊牌说：“我与丞相相交日久，承蒙他的信任，让我担任你的老师。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表面上似乎答非所问，却非常巧妙地表达了想当皇帝的意愿。史弥远得知后，更加认为赵贵诚不是平凡之人。

注：宋理宗百年之后，并没有就此安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下，西藏僧人杨琏真加大肆盗掘绍兴南宋帝陵，其中以宋理宗陵寝所藏宝物最多。墓茔一被打开，便有宝气凝聚而成的白气冲天而出，而宋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棺底垫着织棉，包着金丝网罩。杨琏真加将棺中宝物抢劫一空后，又将宋理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取得宋理宗口中所含的夜明珠，防止尸体腐烂的水银慢慢地从宋理宗口中流出，一直滴了三天三夜。因为西藏僧人认为得到帝王的骷髅可以祛邪、致巨富，杨琏真加又将宋理宗的头颅砍下，截为饮器。此后，宋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辗转流传。一直到明朝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此事，深为叹息，派人寻找到宋理宗的头颅，这才归葬绍兴永穆陵旧址。当时杨琏真加还洗劫了其他帝陵，掠夺珍宝后，南宋皇帝的尸骨都被抛弃在草莽间。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名唐珏，年三十二岁，听说此事后悲痛大哭，然后变卖家产，出重金招乡里少年，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宋帝遗骸收葬于兰亭山，并且在埋葬地点种了一棵冬青树作为标志。之后，杨琏真加下令裹取宋帝骨骸。其部下只好杂以牛马枯骨上交，敷衍了事。杨琏真加随即在临安故宫中“筑一高十三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表示镇压江南之意。《南宋杂事诗》有诗云：“故宫思见旧冬青，一塔如山塞涕零。领访鱼影香骨案，更从何处哭哭灵。”指的便是此事。

绍定六年（1233）十月，为相二十六年的史弥远终于病死，沉默蛰伏十年的宋理宗开始亲政，改次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改元更化。宋理宗虽然全力袒护史弥远，不允许大臣上书指责史弥远的是非，却毫不留情地驱逐其党羽，谄附史弥远的佞臣袁韶、梁成大、莫泽、李知孝等人均被罢黜。由此可见，宋理宗虽然出身民间，却极有政治头脑，这应该是他为什么能在靠山史弥远死后还能坐稳皇位的根本原因。宋理宗又任用郑清之为相，召回被排挤而负时望、有才干的真德秀、魏了翁、李埴、洪咨夔等人，朝廷气象一新，有“小元祐”之誉。

注：张世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投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襄樊守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优秀将领。

赵贵诚进宫后，先去拜见杨皇后。杨皇后说：“你今后就是我的儿子了。”这无疑是正式承认了赵贵诚是合法的皇位继承者。直到赵贵诚拜见完宋宁宗灵柩后，太子赵竑才被召进宫中。赵竑进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而赵竑竟然还恍然不知情由，一直到赵贵诚正式即位，他才恍然大悟，气愤中不肯向赵贵诚下跪。殿前都指挥使夏震（杀死韩侂胄之人）强行按住赵竑的头，才算完成了登基仪式。至此，赵贵诚由一介平民，被史弥远拥立作了皇帝，改名赵昀，就是宋理宗。太子赵竑则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今属浙江）。

湖州人潘壬与其弟潘丙、堂兄潘甫等人对史弥远擅自废立很是愤慨，于是与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赵竑也想与宋理宗争锋，决定起兵。但李全表面同意出兵接应赵竑，实际上只想坐观成败。结果到了约定时期，李全不派一兵一卒。潘壬等人竟然组织了一帮盐贩和太湖的渔民，乔装成来自山东李全的军队，半夜进入湖州城，将赵竑拥入州衙，以黄袍加身，再一次上演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一幕。知州谢周卿率领官吏前来恭贺。潘壬随即以李全的名义发布榜文，列举史弥远的罪状，声称将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直捣临安。

赵竑开始很高兴，结果第二天天亮，就发现所谓的兵马不过是当地渔民假扮，人数不足百人。他知道没有武力支持，大事难成，便急忙倒戈，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以求自己脱身，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潘壬改换姓名逃走，潘丙、潘甫等人遇害。史弥远得报后，立即调军前往弹压，大军至湖州，事变已经平息。潘壬逃至楚州（今江苏淮安）被捕，送往临安处斩。

史弥远担心还会有人利用赵竑作乱，于是假称济王赵竑有病，命门客秦天锡带医生前往诊治。到了州衙，秦天锡宣称朝令，逼迫赵竑上吊自杀，对外则称病死。赵竑死后，史弥远还剥夺了他的王爵。因湖州别称霅川，这场事变即被称作“霅川之变”。

霅川之变发生之后，很多大臣上书为赵竑鸣冤叫屈，都被史弥远贬出朝廷。史弥远为了笼络人心，特地召用当时的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然而，真德秀、魏了翁回朝后，也为赵竑鸣冤，史弥远便以梁成大为监察御史，重新将二人弹劾出朝。不过，一直到南宋灭亡，总是不停有人为赵竑鸣冤。尤其一到出现灾害、异象以及战事，就会有大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归咎于赵竑的冤狱。一直到宋恭帝时，谢太后（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主持朝政，才在朝臣的建议下恢复了赵竑爵位，这一公案才算告一段落。

相比于赵竑，宋理宗显然更有城府。他从平民登上皇位，皇位得来名不正言不顺，且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必须完全依赖于史弥远与杨皇后。所以，一当上皇帝，宋理宗便尊杨皇后为太后，请杨太后垂帘听政。杨太后自然大感欣然。然而，此时宋理宗已经二十岁，并非幼主，杨太后垂帘听政就相当于后妃公然干政，违背了祖宗家法，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杨太后心知肚明，有些惴惴不安，但却又贪恋权势，不肯轻易放弃垂帘听政的地位。

宝庆元年（1225年）上元节，宋理宗在宫中专门为杨太后举行宴会，结果在放烟花庆祝的时候，有烟花直飞到杨太后的椅子下，杨太后吓了一跳。此时的她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妇，年老而多疑，当时就怀疑是宋理宗故意派人所为，意在表示对她垂帘听政的不满。所以，杨太后当场拂袖而去。宋理宗立即召集百官，向杨太后谢罪，还表示要处罚负责安排宴会的宦官。杨太后也不好意思公然计较，便故作大度了事。但这件事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波澜。事过不久，杨太后侄子杨石劝说杨太后撤帘。杨太后终于听从，在其垂帘听政七个月后宣布撤帘，表示要将大权归还给宋理宗。

不过，宋理宗并没有因为杨太后撤帘而大权在握，相反，他将朝政完全交给了史弥远。宋理宗由史弥远一手扶植登上帝位，心中自然感激，但他亲眼见到前太子赵竑的悲惨下场，也十分忌惮史弥远的手段，因此把大权尽付于史弥远，加封太师、魏国公，自己却甘心碌碌无为，居渊默，讲究道学。所以宋理宗即位后十年间，朝政大权仍然在史弥远的掌握中。从宋理宗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城府极深的年轻人是如何的韬光养晦，懂得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史弥远生前死后，上书弹劾他的大有人在，却都被宋理宗搁置不问，因为他知道否定了一手扶持他的史弥远，就是否定他自己。

端平年间，宋理宗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史称“端平更化”。南宋朝廷对吏治方面的铨选冒滥和人浮于事，对财政方面的私买浮盐、滥发楮币等方面都有所整顿，并在宋蒙联合灭金之后，出师河南，谋复三京。

然而，端平更化收效甚微。入朝诸臣中，真德秀最负时望，朝野人士以为只要他入朝，就可立致太平。他入朝参政后，只以尊崇道学为大事，对国家大事并无多少建树。其他诸臣，大体相似。有的确有才能，但因任用不笃而不得施展。魏了翁入朝仅六月，就被排挤出外督师，督师措置抗蒙不过三月，又被召回，改知州府。方大琮、王迈、刘克庄等因言事遭黜。吏治、盐楮无好转，出师汴洛也因准备欠周败退而终。从端平二年（1235年）起，蒙古大举南攻。宋长期不修战备，大战既开，又措置不力，以致川蜀、襄汉、江淮接连丢城失地。嘉熙元年（1237年）三月，宋理宗下诏罪己，承认更化以来，内治尚缺，外患未平。端平更化趋于破产。

丞相史弥远决定废掉赵竑的太子位后，便秘密委派亲信余天锡物色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余天锡四处寻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嘉定十四年（1221年），余天锡回乡时路过绍兴，天降大雨，余天锡刚好到赵昀的舅舅全保长（保长是乡里的小官）家避雨。全保长听说余天锡是史弥远的门客，便刻意巴结，还将当时外甥赵与莒（即后来的赵昀）介绍给余天锡，说赵与莒是宗室子弟。余天锡大喜过望，将赵与莒带到临安。史弥远见赵与莒相貌端正，心中很是喜欢，便让赵与莒写字。赵与莒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叹道：“此乃天命！”于是决定培养赵与莒。

谢道清，天台（今浙江天台）人。祖父谢深甫曾经当过宰相，在宋宁宗立杨氏为皇后的事情上出过大力。不过，到谢道清之时，由于父亲谢渠伯早逝，谢家家道已经中落。宋理宗即位后，杨太后（宋宁宗皇后）突然想起当年谢深甫的大恩未报，于是派人接谢道清进宫，准备册立其为宋理宗皇后。

据说谢道清相貌不雅，长得又黑又丑，还瞎了一只眼睛。然而在准备前往临安的路上，谢道清突然大病一场，皮肤遍发疹斑，表皮全部脱落，病愈后，变成了一个“莹白如玉”的美貌女子。谢家又请郎中医治病目，谢道清的瞎眼竟然也奇迹般地复明了。

谢道清入宫后，先被封为通议郡夫人，后进为贵妃。绍定三年（1230年）十二月，议立皇后。当时，谢道清的同乡天台人贾氏也已入选宫闱。贾氏容貌秀丽，“有殊色”，宋理宗非常喜欢她，想立贾氏为皇后。但杨太后坚决反对，坚持要立谢道清为后，说：“谢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宫。”朝中也议论纷纷，说：“不立真皇后，乃立假（贾）皇后耶？”宋理宗出于无奈，只好立谢道清为皇后，立贾氏为贵妃。

谢道清虽然能当上了皇后，但由于宋理宗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她一生也没有得到丈夫的欢心，自然也没有子嗣。宋理宗最宠爱的女子仍然是贾贵妃。贾贵妃病死后，宋理宗又专宠阎贵妃，甚至动用国库为阎贵妃修功德寺，富丽堂皇胜过赵氏祖宗的功德寺，因此时人称阎妃功德寺为“赛灵隐寺”。宋理宗还曾将临安名妓唐安安召入宫中临幸。起居郎牟子才得知后，特意上书劝诫，宋理宗竟然派人警告牟子才不得将召妓一事告诉他人。好在谢道清对这些均能“处之裕如，略不介怀”。她将侄子赵禥（音qí，同齐）养在宫中，赵禥就是宋度宗。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大举进犯南宋，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大有顺长江东下、消灭南宋之势。南宋朝廷大为慌恐，宦官董宋臣向宋理宗建议从临安迁都到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蒙古军锋芒。谢道清坚决反对迁都，对宋理宗说：“如果迁都，军心、民心必然动摇，后果不堪设想。”宋理宗这才没有迁都。这是史书上记载的谢道清首次参与朝政。之后，谢道清率先尽力俭省，以资军需，展现出胸怀豁达、顾全大局的风度。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逝，十六岁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尊谢道清为皇太后。由宰相贾似道（贾贵妃胞弟）专政。贾似道只知道声色犬马，在历史上有蟋蟀宰相的称号，使得朝政昏暗。襄阳受到元军围攻了二年，形势危急，他却隐匿不报，也不派兵增援。谢太后眼看南宋气息奄奄，忧忿于心，却无能为力。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年仅三岁的赵显（宋度宗皇后全氏所出）以嫡子身份即位，是为宋恭帝，尊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因宋恭帝年幼，无法主持朝政，经“大臣屡请”，谢道清垂帘听政，但朝政大权其实还是在贾似道的掌握中。

注：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中贡士后，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他又改字宋瑞，后号文山。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因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朝廷下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文天祥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

其时，蒙古大军已经占据襄阳，又攻占鄂州，正沿长江东下。谢道清急忙命贾似道率领十三万宋军迎敌，结果贾似道在丁家洲（今安徽芜湖）被蒙古军队击溃，南宋主力尽丧。贾似道兵败误国，朝野震动，群情激奋。宰相陈宜中奏请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道清考虑到贾似道是贾贵妃的胞弟，又是台州同乡，只将贾似道罢官放逐。

此时，真正的太子赵竑已经得知宋宁宗驾崩的消息，正在万岁巷的府邸焦急等候，等待宫中派人宣召自己进宫。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赵竑急不可待地跑到大门口张望的时候，宫中派出宣召赵贵诚的使者刚好从门口经过。赵竑没有政治头脑，还在纳闷为什么使者没有进府，使者已经簇拥着赵贵诚重新经过他的门口，直接进宫去了。

蒙古军乘势长驱东下后，南宋官员大都畏死，不少人都偷偷弃官逃走。谢道清不得不命人在朝堂贴出告示：“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内侧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又提出，凡坚守岗位的，尚书省记上一功；叛国逃亡的，由御史查明情况上报。但朝臣们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谢道清只得下令紧缩国家开支，减少冗官，以助军费；又下哀痛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

不过，此时南宋大势已去，各地文武将官都心存观望，奉诏起兵勤王的只有文天祥、张世杰两人。文天祥、张世杰等主张与元军决一死战，但宰相陈宜中却要向蒙古纳贡求和。谢道清最后同意议和，她先派柳岳等三人前往元军大营，主动提出称侄或称孙并纳币的屈辱条件，请求元朝罢兵议和，遭到元军主帅伯颜的拒绝。向元请求“奉表求封为小国”，也遭伯颜所拒。谢道清见大势已去，自知无复回天之望，于是任宋度宗长子赵昰（音shì，同是）为益王，出镇福州；任宋度宗三子赵昺（音bǐng，同炳）为广王，出镇泉州。她如此作为，自然是要为赵氏留下一丝血脉。

最后要提一句宋恭帝赵显，他即位时才四岁，在位仅两年，即当了元军的俘虏。可以说，赵显还处在懵懂无知的孩童时代，就经历国破家亡的凄惨。他被押送到大都后，被降为瀛国公，安置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赵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派他到土番（今西藏）学习佛法，实际上是逼迫他到西藏出家。赵显到土番后，长期住在萨迦寺，法号“合尊法宝”，曾任总持之职。他学会了藏文，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轮》等作品传世，竟然由此成为一代高僧。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赵显一时心血来潮，偶尔吟诵旧作：“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被暗中监视他的人听见，密告他写诗煽动江南人心，元英宗于是派人到土番将他杀死，时年五十三岁。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云集临安城下。宰相陈宜中请谢道清逃出临安。谢道清开始坚决不同意，陈宜中再三请求，谢道清才勉强答应。可笑的是，到了整装待走之时，陈宜中等人却早已经不知去向。谢道清愤怒之极，下了她一生中最后一道委任诏书：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负责与元军谈判。然而，文天祥在前往蒙古军大营谈判时，被元军主帅伯颜扣留。谢道清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开城投降，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

闰八月初三，宋宁宗病死，时年五十六岁。《宋史》中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指出宋宁宗是被谋害而死，显然，这应该归咎于史弥远急于废立。《东南纪闻》中则记载说，宋宁宗病重时，史弥远专门献上金丹百粒，宋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时人均认为史弥远有毒杀宋宁宗的重大嫌疑。不过，宋宁宗一向身体不好，根据历史记载，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走在前面，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用来提醒自己，也可见他体质相当虚弱。

这首词被传遍中原，深受人们的赞赏，文天祥、邓光荐、汪元量等皆有词相和。

之后，元军主帅伯颜取得谢道清亲手诏书，用来招降还在宋军手中的各州县，淮西制置使夏贵投降，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拒绝了谢道清的诏令，坚持抗元，副将朱焕以城降元，李庭芝被俘杀，淮东尽为元军占领。

这里再提一下宋理宗皇后谢道清，她是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太后，这并非指她的手段超过了之前的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或是宋宁宗皇后杨氏，而是她以太后身份签署了标志南宋亡国的降表，即诗句中所说“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如果套用亡国之君的说法，谢道清就是亡国太后。

根据《永乐大典》记载，被俘虏的后妃中有位昭仪名叫王清惠的才女，她感怀江山巨变、亡国之痛，途径北宋都城汴梁夷山驿站时，题了一首《满江红》：

因抒写亡国之恨留名青史的女词人还有徐君宝妻。根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徐君宝妻为岳州（湖南岳阳）人，南宋亡国时，被元兵俘获至杭州，安置在韩蕲王府。从岳州到杭州的路上，徐君宝妻数次遭到元将侵犯，都被她用计得脱。元将因她貌美，不忍杀她。终于有一天，元将忍不住要用强迫手段。徐君宝妻巧言先祭告亡夫，再嫁与元将。元将答应。她梳妆焚香，再拜默祝，向南哭泣，题《满庭芳》词于壁上：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

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

长驱入，歌台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

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

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从国家的悲剧写起，哀悼宋朝廷的衰亡，再到个人的不幸遭遇，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人民遭受的苦难，意蕴遥深，词境广阔。历代词评者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的评价很有代表性：“读其‘此身未北，犹客南州’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之句，知其有生为南宋人、死为南宋鬼之意。惜但传其词而逸其名姓，致百年后无从得知此爱国女子之生平也。”之后，徐君宝妻投水而死。

元朝为了笼络人心，对被俘虏的南宋皇室成员没有加害。谢道清被除去太后名号，降封为寿春郡夫人。七年后，南宋亡国太后谢道清默默地病死在异国他乡，时年七十三岁。

巧合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了江山，而宋朝的江山最后也是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因而写诗讥讽道：“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还有比赵显成为高僧更为离奇的事。一直有种说法，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其实是赵显的亲生儿子。根据谈迁《国榷》：“宋帝显降元，封瀛国公，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其后明宗逃居沙漠行帐，适与瀛国公相近，缔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寝，闻瀛国公帐中有笙镛声，问其故？乃婴儿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归，养为子，是为妥欢贴睦尔是也。”

这种说法在元末明初流传尤广，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千真万确，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后来这个传说更被演绎翻版成另外一个传说，即明成祖朱棣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其实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之亲子，这就是后话了。

第五章偏安的最后岁月五偏安安的最后岁月

景炎元年（1276年）初，元军阿里海涯部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三个月后，潭州城破。知州李芾坚持到最后。元兵入城，李芾不愿做俘虏，让部下沈忠将他及全家杀死。随后，沈忠也把自己一家杀死，最后自刎殉国。

当时金国在蒙古的压迫之下，已经迁都开封，金哀宗完颜守绪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神话。绍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蒙古进攻开封，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带。皇帝都逃跑了，开封城内人心浮动，金将崔立发生政变，向蒙古投降。当时，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官员李伯渊等人趁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与此同时，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北），抵达汴京与全子才会合。

金哀宗则继续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蒙古最初曾备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于灭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援助。南宋正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自然满口答应。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蒙古同意，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十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到了秋天，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砍伐呼喝声传数里，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于是，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希望宋能与金联合。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断粮，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此时，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禅让礼毕时，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金哀宗举火自焚，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乱军中被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蒙古痛恨金国，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金国就此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

之前，蒙古军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的制度，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辽国皇族子孙）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蒙古野蛮的“屠城”制度才被废除。当时，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

宋恭帝被俘，南宋实际上已经从形式上宣告灭亡，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的历史就此结束，南宋遗臣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奋力抗元，坚持斗争三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极为悲壮的画卷。

宋端宗时年十一岁，还是个孩子，一路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又因为在海上受到飓风的惊吓，不久得病而死。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在用回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樊城。这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实为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一炮便能轰碎城楼，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樊城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宋端宗一死，群龙无首，许多大臣灰心丧气，打算就此散去。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挺身而出，大声说：“如果大家都走了，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尚在，将如何处置！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而我们现在百官有司都在，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怎么不能重新立国呢！”于是，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七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由杨太妃垂帘听政，陆秀夫、张世杰协力辅佐。

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军西进及粮饷供运。

忽必烈为汗后，派使者郝经来谈和议事，贾似道生怕之前议和一事泄露，将郝经秘密逮捕，关押在真州军营（今江苏仪征）。郝经被扣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北还回国后很快病死。这样，贾似道独专朝政，一手遮天。宋理宗对此不闻不问，只顾自己寻欢作乐。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遭遇蒙古军，宋军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仅带三百余人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主动从开封撤退。

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有人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又想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恼羞成怒，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柴市（北京城北）刑场，南向再拜，从容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子跳海自杀，然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指宋恭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随即抱着九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而死。赵昺身边的很多大臣宫人也都投海自尽。这就是著名的崖山之战。宋军还有完好无损的船只八百艘，全部落入张弘范之手。张弘范为了记录自己灭宋的不世之功，派人在崖门的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后来明朝建国后，有人将张弘范所镌刻的字迹全部铲去。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当年正月，南宋朝廷派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救襄、樊。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

同年，蒙古忽必烈受命率师远征大理。他率军从六盘山出发，假道吐蕃，从忒剌（今四川松藩）分三路前进，过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掠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1254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俘虏。至此，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灭亡。

据说宋度宗赵禥生母黄定喜因地位低下，感到前途无望，怀孕时曾服药堕胎，结果没有成功，生下的孩子就是赵禥。但因为出娘胎前受到药物影响，赵禥智力低下，七岁才会说话。所以，当宋理宗决定立赵禥为太子时，不少大臣都坚决反对。但赵禥是与宋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宋理宗坚持己见，还因此罢免了宰相吴潜，最终立赵禥为太子。

南宋朝廷一意投降，谢道清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到元军中探听情况，回来再作抗战的部署。不料，伯颜放回吴坚等人，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上。三月，伯颜入临安，将宋恭帝及后宫嫔妃并宗室官吏俘虏北上。

宝祐六年（1258年），新一任的蒙古大汗蒙哥发三路大军侵宋：蒙哥亲率主力侵四川，皇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武昌），云南大元帅兀良合台北上攻打潭州，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二月初六早晨，暴风雨交加，元军突然发起猛攻。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因此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均是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宋军将领翟国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张世杰、苏刘义从黎明坚持到黄昏，自知无望，斩断船索，率十六只战船拥杨太妃突围出去。

忽必烈一路在进军鄂州途中，得到蒙哥的死讯。忽必烈继续进军围攻鄂州，准备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在鄂州前线督战的宋宰相贾似道，畏敌惧死，不敢应战，竟私自遣使到忽必烈军营求和，擅自开出如下条件：宋朝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这时，蒙古诸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蒙哥、忽必烈弟，拖雷第七子）。忽必烈心急如焚，急于赶回去争夺汗位，因此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随即率军北还。

蒙哥即位后，稳定了政局，始谋大举攻宋。此时，蒙古西征已大体完成；又在淮北筑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忽必烈轻战川滇，攻占大理，迫降了吐蕃；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刘黑马初定成都，巩固了对川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线。蒙哥认为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

忽必烈回到蒙古后，凭借武力在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河北岸）即大汗位。阿里不哥在和林自立，联合漠北、中亚诸王与忽必烈汗展开大战。不久后，阿里不哥失败，被迫向忽必烈汗投降，两年后病死。阿里不哥败降后，忽必烈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赵禥登基为宋度宗后，比宋理宗更加沉溺于酒色。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按照惯例要于次日早晨去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宋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前来谢恩的嫔妃竟然多达三十余人，由此可见这个皇帝荒淫到了何等地步。宋度宗自己一心玩乐，忙于醉生梦死，将朝政全部交给贾似道，称其为师臣，从来不呼名字。朝臣都得称贾似道为周公。又加号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太师、魏国公。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朝守将望风而降。宋将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并随伯颜入寇临安。

宋理宗即位时，整个中国已经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动荡的根源便是正疯狂扩张的蒙古。蒙古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多次派人与南宋联络，约宋夹攻金国。南宋朝廷见蒙古势大，金国垂亡，便想联合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可以说，毫无主动权的“苟安”是宋朝一贯的对外国策，自宋真宗一朝便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最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能吸取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的前车之鉴，悲剧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

此次出师，宋军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南宋朝廷收复“三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南宋急忙派遣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但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兴师问罪。从此以后，宋蒙之战再起，河、淮、川、杨之间，迄无宁日了。

但赵禥的太子并不是一直当得安稳，这其中还有极为诡异的“魏紫姚黄”的说法。根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宋理宗有个外甥叫魏关孙，是宋理宗姐姐的孩子，很得宋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为外孙魏关孙向宋理宗求官，宋理宗便决定召魏关孙入宫。按照惯例，只有姓赵的宗室子弟进入宋宫大内才不用佩带腰牌。宋理宗为了省事，便让魏关孙假冒赵孟关之名入宫。但这件事却意外被太子赵禥得知，他由此大为恐慌，以为宋理宗赐魏关孙宗子名字，是为了取代自己。之后，朝野之间开始流传“魏太子”的谣言，指宋理宗有意立外甥魏关孙为太子。尽管宋理宗出面辟谣，表示并无此事，但民间开始“有魏紫姚黄之传”。“魏紫姚黄”是宋朝洛阳两种名贵的牡丹品种：魏紫指千叶肉红牡丹，出自宋初宰相魏仁溥家；姚黄指千叶黄花牡丹，出于寻常百姓姚氏家。魏紫代表魏关孙，因其姓魏，母亲为宋理宗姐姐，贵为郡主，暗喻出身尊贵；姚黄则代表赵禥，因其母姓黄，不过是一名侍女，地位低下，暗喻出自寻常百姓家。不久后，魏关孙莫名其妙地淹死在赵禥生父赵与芮家的瑶圃池中，赵禥太子地位的威胁自然解除。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内部陷入汗位之争，无暇全力南顾，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使南宋有了喘息的机会。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孟珙、余玠等在四川设置屯田，择险立寨，修筑重庆城。余玠在任四川安抚处置使时，整顿吏治，轻徭薄税，并设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向余玠建议，在合州（今四川合川）据险筑城。余玠采纳了建议，不但在合州钓鱼山修建了钓鱼山城，还在其他各江沿岸险要地修建山城十余处。钓鱼城成为著名的要塞，后来正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正月底，元军大批战船陆续到达。元将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乘元兵不备，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出，直奔真州。当时有谣传说元军派一个宋朝投降的丞相回去劝降。坚守扬州的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就是此人，命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文天祥。幸好苗再成不忍心下手，将文天祥骗出城外，故意让他离去。文天祥被误解后，还想到扬州找李庭芝说个明白，不料李庭芝已发出告示缉拿他。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从海上赶到温州，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这期间，文天祥写了很多诗，后辑成一集，题名《指南录》，记叙了他这次异常艰险的行程。文天祥到达福州，立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潭州破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宋朝已经是危在旦夕。文天祥、张世杰请皇室转移海上避难，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太皇太后、陈宜中先后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监察御史刘岊到元军求降，随后又送上传国玉玺和宋恭帝的降表。在决定降元同时，太皇太后命秀王赵与择、杨淑妃等护从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出海。伯颜接到传国玉玺和降表，要求宰相陈宜中来军营商议投降事。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往温州。张世杰、刘师勇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刘师勇到海上后，见败局难以挽回，忧愤纵酒而死。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兵锋直指南宋。

此时，宋军要塞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不过，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可支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为此，刘整建议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加以提醒，但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汗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刘整又向阿术献议，认为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忽必烈汗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城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就是元太宗，贵由汗就是元定宗，蒙哥汗就是元宪宗。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蒙哥汗领兵四万，由六盘山出发，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节节败降。年底，蒙哥沿嘉陵江进攻重庆，到合州，遭到了知合州府王坚（孟珙部将）的抗击。蒙哥亲临督师，四面围攻。王坚拒绝招降，在全城军民的奋勇支持下，凭借钓鱼山城的天险地形，坚决抵抗。从二月至七月，打退了蒙古军的多次进攻。最后，蒙哥在作战中负伤，回营后死在军中（一说病死），蒙古大军只好撤退。这就是著名的合州保卫战。这一胜利，扭转了整个局势，蒙古大举攻宋之役因蒙哥丧生钓鱼城下而告终。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领兵一万三千，徐敏子为监军，仅带五日粮，从西面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另一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为洛阳后援，到达洛阳东南龙门时，遭到蒙古骁将刘亨安伏击。这是宋军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杨谊军大败，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时分终于到达襄阳城下。然而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数天后，才见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凫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到期发舟出战，但范文虎失约，郢州兵没有来。张贵孤军作战，误认元兵为郢州兵，到了近前才仓猝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兵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守兵皆哭。吕文焕将他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注：赵范、赵葵均为名将赵方之子。赵方在宋宁宗时任京湖制置使（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屡败金军，他的两个儿子赵范、赵葵后来均成长为一代名将。赵葵，字仲南，少年即跟随父亲在军中效力。有一次，宋朝廷犒赏军士，因赏赐太少，引起宋军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岁，察觉到军士不满的情绪，立即站出来大声叫道：“这不过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还另外有奖赏。”一句话立刻稳定了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赵葵每次遇敌，便与将士一同披甲上阵，亲自深入敌阵杀敌。他的部下见主将如此奋不顾身，无不奋勇攻战，因此他的军队总能获胜。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状把她逮捕，囚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敢告诉宋度宗。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仅取得河南陈、蔡东南地。宋将赵范、赵葵见蒙古退归河北，主张乘机抚定中原，守黄河、据潼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乔行简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之侄）为首，群起反对，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而刚刚亲政不久的宋理宗更是急欲有所作为，于是不顾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打算倾尽宋军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

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均不以为意。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李庭芝督师援襄亦告失败。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元将阿里海涯更是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的招降诏书，许以高官厚禄。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与吕文焕同守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自缢殉难。襄阳坚守五年后，终于失陷。襄阳降后，宋沿江诸城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襄、樊失陷，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请斩怯弱逃跑的范文虎，但贾似道只降了范文虎的官职。监察御史陈文龙、太府寺丞陈仲微、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等上书，请求追究襄、樊失守的责任。贾似道大为恼怒，将上书的大臣全部贬逐出朝。

就在贾似道倒行逆施之时，在位十年的宋度宗病死，时年三十五岁。太后谢道清召大臣商议立帝。众人认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贾似道却拥立全皇后的四岁幼子赵显，于是立为宋恭帝。虽然名义上由谢太后垂帘听政，但贾似道依然独专朝政。

宋理宗本人在大敌当前时，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修宫室寺院，他最宠爱阎贵妃，使得她权势盛大。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马天骥，专事陷害忠良，曾迫逐宰相董槐。当时，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宋理宗还宠爱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他与阎贵妃、丁大全勾结，强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除阎贵妃外，贾贵妃也备受宋理宗宠爱，其弟贾似道因之也受重用，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当时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也整天忙着纵酒行乐，根本不顾朝政。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鄂州失守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亲征，他率领诸路精兵十三万，还有大批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的船只，甚至带着妻妾，舳舻衔接，绵延百余里。时任淮西安抚制置使的夏贵见过贾似道后，不谈抗敌大计，却从袖中取出一张字条交给贾似道。上面竟然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此时，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夏贵的意思是暗示宋朝国势已尽。贾似道心照不宣，竟然点头默许。

宋将孟珙将部分烧焦的金哀宗骨骼带回临安，宋理宗命以此来祭皇家祖庙，表示百年前的“靖康耻”终于得雪。金国参知政事（副宰相）张天纲也被俘虏到临安。临安知府薛琼意存嘲讽，故意问张天纲道：“你有什么脸面到此？”张天纲回答说：“国家兴亡，何代无有？我金国之亡，比你们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怎么样？”薛琼恼羞成怒，却无话可说。次日，薛琼将张天纲的话上奏宋理宗，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将张天纲处死。不料宋理宗却极感好奇，特意召见张天纲，问道：“张天纲真不畏死吗？”张天纲回答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大丈夫只是担心死得不合乎节义。”于是力求一死。宋理宗却很欣赏他的骨气，没有杀他，只将他关押起来。张天纲后来经历不见记载，大概最终死于狱中。

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最终与元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遭遇，孙虎臣、夏贵出战失败而逃，阿术挥军乘胜追击，贾似道乘小船逃到扬州。接着，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将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将相继投降。宋朝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退至高邮，自杀殉国。元军陷饶州，知州唐震、前宰相江万里不屈自杀。

贾似道败逃后，上书太皇太后谢道清，请朝廷立即迁都，由此招来更大的民愤。好投机的宰相陈宜中趁机上书，请斩贾似道。谢道清将贾似道罢官，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贾似道半路被押送公差所杀。

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时，临安守卫空虚。谢道清不得不下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立时响应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但宰相陈宜中对张世杰不信任，因张世杰曾为张柔部将，而元军主将张弘范正是张柔的儿子，对文天祥又不加重视，认为他统率的是乌合之众，不准他入卫临安。在大军压境之时，南宋大臣如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数十人都相继逃跑。谢道清除了怒骂，别无他法。

元军继续进军，湖北制置使高达以江陵降元。元军顺长江东下，所过之处，宋朝守将相继投降。只有攻打扬州时，守将李庭芝、姜才拒降死守。宋将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在焦山与元军阿术、张弘范部大战，想以此来扭转局面，但宋军大败。后孙虎臣在泰州陷落时自杀。文天祥、张世杰商议再战，但宰相陈宜中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另一宰相（左相）留梦炎则弃官逃跑。

张世杰突围以后，几天后才得知赵昺的死讯，他还想奉杨太妃为首，图谋再举。杨太妃得知赵昺已死，抚胸大哭说：“我忍死漂泊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如今无望了！”说罢也投海自杀。

另一路兀良合台军则在潭州遭到宋将向士璧的抗击，也撤兵北上，赶去与忽必烈会合。

正当抗战派将领在部署抗蒙时，朝中的主和派官员却在大搞阴谋。左相谢方叔大力排斥主战的右相兼枢密使赵葵，赵葵被罢官。谢方叔等又诬陷余玠（当时任兵部尚书）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宝祐元年（1253年），余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

咸淳十年（1274年）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宋将夏贵战败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留阿里海涯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

临安陷落时，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正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南宋不甘心投降的文臣武将听到消息后，纷纷赶往温州投奔二王，力图东山再起。这其中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领苏刘义，张世杰不久也从定海到来，加上之前从临安逃到温州的宰相陈宜中。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南宋遗臣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尊宋端宗母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同时下诏李庭芝等各地尚在抗战的将领分道出师，兴复宋室。

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但隐瞒了私自求和的事实，还截杀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宋理宗不辨是非，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元军攻下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建议，宋朝正虚弱，应乘势进攻，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于是元世祖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因入朝奏事，被元世祖留用。伯颜、阿术领一军，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史天泽也是军中统帅，但在进军途中病死。右丞相博罗欢以及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领另一军，自东道取扬州，以刘整为先锋。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江西，江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文天祥率众夺取了不少县城，进驻兴国，派部将赵时赏、邹沨分别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元军李恒部发动反攻，赵时赏、邹沨均战败，与文天祥一起撤到庐陵。元军追至庐陵，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士兵数十人守方石岭的山口，为了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全部牺牲。第二天，文天祥一行又被元军追及。为了让文天祥脱身，赵时赏冒称是文天祥，被元军抓去，被害牺牲。文天祥收拾残部，进入五岭山中。次年二月，进兵广东海丰，向潮州移动，准备和张世杰部会合。

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派出水军，从水路追击宋端宗小朝廷。宋端宗从潮州一直被逃到碙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当时，张世杰等打算去往占城（在越南南部），以作为长久之计。宰相陈宜中主动请求先去占城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却乘机逃走，一去不回，后来死在暹罗国（今泰国）。

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相当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用大索结成水寨，丧失了机动性。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张世杰认为碙洲不可久留，他提到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海中，有一座崖山，地势险要，可扼以自守。于是，这年六月，宋帝赵昺的小朝廷迁到崖山。张世杰派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当时尚有官、民、兵二十余万，多居住在船中，资粮则从广东沿海州郡征集。

文天祥听说宋帝赵昺即位，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求入朝，但不允许，只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只得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在潮阳集结。

元朝廷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准备消灭最后的残余宋军，文天祥则首当其冲。当时有个土匪陈懿，跟文天祥有仇，便主动充当元军的向导，引领张弘范军到潮阳。文天祥兵少，无力与元军争锋，便率军退出潮阳，转到海丰五坡岭一带。张弘范派军紧追不舍，元军先锋张弘正追到时，文天祥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人正在吃饭，仓促之间来不及应战，便被俘虏。邹沨自杀。文天祥吞脑子（药名，多吃能致死）自杀，却没有死。刘子俊自称是文天祥，与文天祥争着承认。元兵判断出真伪后，将刘子俊放在锅里煮死。杜浒忧愤不食，不久也死去。文天祥则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喝令他下跪，文天祥始终不屈。张弘范很仰慕文天祥的人品，亲自为其解开绳缚，以宾客之礼相待。文天祥坚决求死，张弘范不许，将他押在船中。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得知宋军主力在崖山，于是发水军大举进攻。决战前，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诗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见文天祥忠贞不屈，只好不再强迫。张弘范又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不为所动，说：“我知道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张弘范又派人到崖山对士民们说：“你们陈丞相（陈宜中）已逃走，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要想怎样呢？”但士民中也没有背叛的。劝降不成，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其实，此时元军只有数万人，且不习水战，而南宋小朝廷有军民二十万人，尚可背水一战。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张世杰担心大军调动会导致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于是主动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将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结成一字长阵，中间用大绳连接，联舟为垒，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又将行宫焚掉，赵昺也迁到海上，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就此死守。

贾似道大权在握，还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牢靠，为此而费尽心机。他监筑宋理宗陵墓完工后，故意辞官回乡，又密令襄樊守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谢太后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贾似道还不满足，还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小朝廷仍然陷入了党争，张世杰大力排挤文天祥等人。文天祥对张世杰擅权极为不满，又与宰相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了小朝廷，以同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号召各地起兵。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襄樊危急，临安城内的权臣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幼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而赵昺的御船由于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张世杰不得不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风雨昏雾四起，咫尺不能相辨，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很快祸起萧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直接导致赵葵和全子才部粮草不济。赵范军队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赵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自然也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帅赵彦呐也不出师侧应，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

数天之后，漂浮在海上的尸体多达十几万，惨不忍睹。陆秀夫的遗体浮出海面时，被当地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正是赵昺随身携带的玉玺。张弘范大喜，立即派人去寻找赵昺尸体，但已经下落不明。

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始，止于宋帝赵昺，共历九帝，统治一百五十三年，至此灭亡。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张柔前部将，一说为张柔侄）、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守将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

张世杰将杨太妃葬于海滨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当他移师到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县之南海中）一带时，遇到了强烈的飓风。将士劝他登岸躲避飓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坚持不肯上岸，还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结果风暴越来越大，最后船被风浪打沉。张世杰终于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在平章山下大海之中。另一将领苏刘义出海后为部下所杀。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至此灭亡。

据说陆秀夫死后，其最小的儿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一带，陆自立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厉兵秣马，以图复兴宋室。但不久后，爪哇国突然发生内乱，陆自立只得率众离开爪哇，来到爪哇北部沿海三百余里的顺塔，并自立为顺塔国王。明永乐九年（1411年），顺塔国王曾派遣使者进贡方物给明王朝。

崖山之战后，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到元大都后，请示元世祖，该如何处置。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软禁在会同馆。之后，元朝派前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也不好再说下去。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文天祥。文天祥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此后，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给元人为奴，心如刀割。元人让柳娘给父亲写信，自然是暗示只要早日投降，家人便可团聚。然而，文天祥不愿因家人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

宋理宗来自民间，根基单薄，为了保持住自己这一脉的皇位，在为赵禥选择皇后上也是煞费苦心。他也明白赵禥资质太差，难成大器，便一直想给赵禥选一个聪明伶俐的妃子，千挑万选，终于选中宋理宗母亲全氏的侄孙女全玖。全玖父亲早丧，初入宫时，宋理宗还安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换作常人，定会悲而哭泣，然后说一些感恩的话，不料全玖回答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宋理宗由此对全玖刮目相看，于是册其为太子妃。

文天祥的《正气歌》、《金陵驿》均成为传世名作，充分体现了光辉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然而，尽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壮烈，却也有“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伤感悲愤，掩饰不住亡国背后的种种悲凉。这些作品是对山河破碎的感慨，对壮志成空的叹息，体现出最深沉的时代悲哀。比南宋的歌舞升平、苟且求和的偏安岁月相比，这种悲哀更让人扼腕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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