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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文化》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使用 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使用木耒及木耜(耜头有木、石、骨多种)。《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zt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2.jpg" />”，正像一个直立的人，手持耒柄、举足踏耒肩刺地之形。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地商代窖穴的土壁上还留存有清晰的商代的耒痕，呈“<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3.jpg" />”形。从测量可知，耒齿长19厘米、齿径七厘米、两齿相距八厘米。青铜耜上部亦为长木柄，下端为略呈长方形的木质耜身，在耜身的下缘套上一个青铜制的、略呈长方形、扁体中空、弧刃的耜冠。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耜冠，长16.6厘米、刃宽约10厘米。其使用方式与功效与今天的铁锹相同。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时，夏代最末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时期中国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已经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器类已经具备，造型浑厚，纹饰繁缛，其中酒器特别发达。其他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瓷器出现。城市规模巨大，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随葬了大批的青铜器及其他物品。并且此时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8.jpg" /> 图6 青铜戈各部分名称图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4.jpg" /> 图4 商代青铜车马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5.jpg" /> 图5 商代青铜武器 这时，尽管石制工具仍在继续使用，但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及手工业生产工具(图3)，从而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基础。 下面分别介绍商代的青铜武器。戈，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青铜武器，可能是由石镰发展而来。是将青铜制的戈头捆缚在长约一米的木柲(柄)上而成，有的上端还装有青铜柲冒(龠)。戈可用于啄击，但主要用于勾杀，所以古称勾兵。商代的青铜戈，前为援，后为内〔na纳〕。其形式主要有直内戈、曲内戈(又分为圆首与岐冠二种)、銎内戈及三角援戈(或称戣〔kui葵〕)等。商末又发展出短胡一穿、二穿的戈等，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图6)。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6.jpg" />”字，生动地反映了手持青铜戈的战士的形象。矛，用于刺杀，古称刺兵。商代铜矛主要有凹腰阔叶式及三角圆底叶式两种，木柲长约1.40米。戟，由戈与矛(刺)连装组成，既可勾，又可刺。河北藁城台西商代晚期墓葬M7出土的一件(柲长0.85米)，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戟。刀，是用于砍杀的武器。有的很大，刀身较宽，刀尖上翘，背脊上有扉棱。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铜刀，长约80厘米，宽约12厘米。钺，大斧。体扁平，宽弧刃，用于斩杀。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字“<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7.jpg" />”，就是以钺斩首的形象。有的个体很大，制作精美，用以代表商王及其臣属的征伐与刑戮的权力。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铜钺，平肩，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直内。钺身上部饰双虎欲吞食人头的纹饰，人头置于两个张大的虎口之间。钺身一面中部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重九公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藁城台西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铁刃铜钺。藁城台西铜钺，残长11.1厘米，宽8.5厘米。钺身用青铜制成，并饰有两排乳丁纹。刃部已残，经鉴定系用陨铁锻打而成。说明中国人民早在商代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弓箭，是远射武器。弓及箭杆一般用竹木制作，不易保存。商代的箭头(镞)一般用青铜制作，主要是宽双翼式。镞是一种消耗性武器，商代用青铜来制作镞，反映当时青铜的生产量已是相当大的了。胄，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头盔，是保护头部用的。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胄，一般高20厘米，重二三公斤。有的胄面上铸有虎纹，有的顶部有圆管，可以插丝缨或羽毛。商代的青铜武器中常见的还有一种弓形器，可能是弓柲，用以缚在弛弓的外面，以保持弓的弧度。此外，安阳殷墟还发现有商代的盾，略呈梯形，盾面弧凸，高80厘米，上宽65厘米，下宽70厘米。四周为木框，背面正中有握手。上面蒙皮，涂漆，并绘有虎纹。 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考古发现商代的青铜武器有戈、矛、戟、刀、钺、戚、镞、胄及弓柲〔bi必〕等(图5)。商代的青铜武器不仅远较石质武器锋利、坚固耐用，而且数量很大。例如在安阳殷墟一座商代晚期的王陵(侯家庄西北岗M1004)的墓道中，就发现有随葬的青铜戈722件和成捆的青铜矛731件以及青铜胄141件等，说明商王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甲骨文记载，商王一次出兵3000人，甚至多达5000人。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3_1.jpg" /> 图3 商代青铜生产工具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为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史书上称为“禅让”)为天下的共主。禹死后，废止这种“禅让”制，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夏代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目前关于夏代的物质文化情况，考古工作者正在探索研究之中，争论也比较大，本书予以从略。 此外，商代的青铜农具还有钁〔jue决〕和铲等。钁，是刨地破土的工具，略呈窄长方形，体厚重，下端为双面刃，上端有方銎〔qiong穷〕，用以安装曲折形木柄，其使用方法类似今天的镐。1959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青铜钁，高16.5厘米、上宽5.5厘米、刃宽4厘米。在郑州南关外商代中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里曾出土大量的铸造青铜钁使用的陶范，说明当时青铜钁的产量是很大的。铲，古代文献称作钱，或铫〔yao姚〕。是将土铲平及除草的工具。体呈长方形片状，下端为刃，上部中间伸出短柄，柄上端有长方銎，用以安装直木柄。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铲，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逸周书·克殷》记载武王灭纣以后：“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说明商王室是拥有大量的青铜铲的。 商代用青铜制作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锛、凿、锯、刀(削)、锥和钻等，它们主要用于制作木器和木车等。斧，是砍伐工具，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并且，木柄与刃向一致。其使用方法和今天的斧子相类似。有的青铜斧上端侧面有一个半环形耳。例如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斧，长12厘米，弧刃。锛，古代称为斤，用于砍削木料，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刨子。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锛，长13.5厘米，刃宽4.1厘米。凿，体窄长，下端为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直木柄，用于凿孔或开槽。1956年郑州二里岗出土商代中期铜凿，长18.2厘米。锯，用于截断木料或骨料等。河北藁〔gao搞〕城台西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锯呈刀形，体下刃为锯齿，后部有柄，长14.7厘米，宽4.2厘米，背厚0.4厘米。刀，小的称为削。一般为凹背弧刃，后有直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长约15厘米。同墓出土的铜削，柄端呈圆环状，长13.9厘米。锥，穿孔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商代早期铜锥，体扁平，四棱向前聚成锥尖，长约8.5厘米。上述这些青铜生产工具远比石器锋利耐用，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广泛使用了青铜生产工具，就使商代的木器制作业、制车业以及骨器牙器的雕刻制作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面就以制车业为例予以介绍。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二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 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分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再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图10)、龙纹、夔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兽面纹(或称饕餮〔taotie滔铁去声〕)最为常见。古代文献记载，饕餮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或认为饕餮是古代一种凶残的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饕餮纹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巨睛凝视，令人望而生畏。龙是古代华夏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奇异的动物。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砌的龙，距今已有6000年。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夔，如龙一足。大多作侧视之形。凤鸟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鸟王，有华丽的冠及尾羽。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4_1.jpg" /> 图7 商代青铜酒器 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称为彝器款识、钟鼎文。商周金文数量众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达12000件以上。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单字约有3700字，已识者约为2400字。金文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文字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一般一件器物上只有几个字。内容大多是标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庙号)。例如：“<img class="inner"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4_5.jpg" />(子)父乙”。“子”是作器者的族氏。古代文献记载，商族子姓。“父乙”是被祭者(其父)的庙号。总之，这是表示这件青铜礼器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述的小臣俞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巳)，王省夔(上人下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rong绒〕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夔地，用夔地的贝赏赐给小臣俞。这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zhe折〕明显，被称为波磔体。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4_3.jpg" /> 图9 商代青铜乐器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仪狄或杜康(少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酒是重要的饮料，系用粮食或水果发酵制成。酒的发明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古代文献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gu孤〕、觯〔zuo驼，扬子鳄〕纹，构思奇特。高18.8厘米，长24.1厘米。尊，既是盛酒器乃至礼器的共名，又专指一种重要的用于奉献的盛酒器，器型高大，纹饰精美，数量众多。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尊的形状多为圆腹，圈足。有的大侈口，折肩；有的侈口，圆弧腹似觚。此外还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鸮、象、牛、羊等，称为鸟兽尊。商代中期青铜尊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尊十件，其中圆尊五件、方尊三件、鸮尊二件。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小臣俞犀尊，高24.5厘米，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造型十分生动。卣，《诗经·大雅·江汉》：“釐〔xi西〕尔圭瓒〔zan赞〕，秬〔ju巨〕鬯〔g唱〕一卣。”秬鬯是香酒，因此，卣是专门盛香酒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考古发现，卣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大多是椭圆形腹，下有圈足，口上有盖。其特点是上有提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提梁卣两件成对，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盖钮作立雕的鸟形，提梁两端作立雕的龙头形。颈、腹及圈足满饰兽面纹。高36.4厘米。此外，也有的卣整体做成鸟兽形。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作成一只蹲踞的老虎形，两只前爪正抱持一人，张开大口，作欲吞食之状，寓意神秘。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及龙纹等。高32.5厘米。瓿，或称甂〔pian篇〕。形状像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有的有盖。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瓿三件。其中二件妇好瓿成对，有盖，腹饰兽面纹及夔纹，高34.2厘米。罍，大型盛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供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商代中期青铜罍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方罍两件成对，直口，弧肩，深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半圆耳，腹下部有一个鼻钮。有盖，盖钮呈屋顶形。肩部饰夔纹，腹部饰涡纹及三角形夔纹。高52.5厘米。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是专指一种长方体、下有圈足、上有盖、并且盖及盖钮呈屋顶形的盛酒器。大多通体饰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五件。其中一件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在一起，呈长方形。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亦呈屋顶状。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体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高60厘米，长88.2厘米。壶，大型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大多呈椭圆形，微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个贯耳，以便系绳提携。有盖。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壶两件成对，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与夔纹。高达50.9厘米。此外，还出土方壶两件。 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gui鬼〕、鬲〔li利〕、甗〔yan演〕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袋)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甗，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eng赠〕，底部有铜箅〔bi必〕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期已有青铜甗，大多是甑和鬲连为一体，一次铸成。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及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体巨大，一次可蒸三种食物，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腌菜、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开始出现。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由于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并且，如《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所以在青铜礼器中还有水器一类。商代水器主要有盉与盘(图8)。盉，是盛水以浇手的用器；亦可以往酒器爵等之中注水，以节(调和)酒之浓淡。形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初期的青铜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锥形空足。商代晚期也有方腹四足的青铜盉。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出土的铭文为“左”、“中”、“右”三个方盉，十分精美。盘，用以承接盥洗后之弃水。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的青铜盘多为圆形，浅腹，高圈足。有的盘口沿装饰有立鸟。盘底多饰有龙纹、龟纹和鱼纹。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4_4.jpg" /> 图10 青铜器兽面纹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三节 原始瓷器的出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并有了高度的发展。到了商代，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各种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陶业也不例外。当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日常用器仍以陶器为主；此外，陶器还普遍用于随葬。商代的陶器从陶质来说，主要有夹砂及泥质两种；器类主要有用于炊煮的鬲、甗，用于盛食的簋、豆，酒器爵、斝、觚，以及盛储器盆、罐、大口尊等。表面颜色以灰色为主，并多拍印有绳纹。在河南郑州铭功路曾发现商代中期的制陶作坊遗址，在约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圆形陶窑14座及房基10余座，出土大批烧流的残毁陶器及制陶工具陶拍子及陶印模等。 在制陶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尊，侈口，敛颈，折肩，圜底，肩部和腹部拍印细方格纹。高11.5厘米，口径10.3厘米。胎呈青灰色，细腻坚硬，经化验系用高岭土制成，上施一薄层淡黄绿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已基本烧结，质地硬，吸水性弱，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瓷器，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刻纹白陶，也是用高岭土作胎，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器形与花纹都是模仿青铜器，有鼎、簋、豆、爵、尊、罍等。例如郑州出土的刻纹白陶豆，大口，浅盘，矮粗柄，盘腹刻饰云雷纹，柄刻饰圆涡纹。高13厘米，口径22.5厘米，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此外，商代还有少量硬陶器，有罐、瓿等。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四节 精美的玉石器 在商代，虽然青铜工具已经广泛使用，但是，石器仍然在生产中大量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等在生产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此外，安阳侯家庄西北岗M1001王陵出土的白色大理石虎首人身跽〔ji纪〕坐雕像，背后有槽，可能是木柱旁的装饰。还有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纹石磬〔qing庆〕，长84厘米，宽24厘米，厚2.5厘米，悬挂敲击，声音清越，是一件精美的乐器。 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并有一定发展的玉器，到了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是商周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时玉料基本上已是新疆和阗玉。大部分是青玉，以绿色为主，还有少量的白玉和青白玉，均属透闪石、阳起石软玉。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了玉器755件，主要有圭、琮、璧、璜、玦、瑗、环等礼器，钺、戈、矛、戚、大刀等仪仗用品，笄、柄形器及各种佩饰等。其中各种圆雕或平雕的人物以及虎、象、熊、龙、鸮、鹰等动物形象尤其生动，线条流畅，表明琢玉技术与抛光技术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一件站立的双面玉人，淡灰黄色，高12.5厘米，宽4.4厘米，厚一厘米。裸体，头上有双角，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是这一时期玉器的代表作。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五节 雕花木漆器及骨器牙器 漆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漆器。商代，由于青铜手工工具的广泛使用，使木器和漆器的制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雕刻出精美的花纹。但是，木漆器易朽，不易保存，发现很少。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安阳殷墟奴隶主贵族墓葬中都发现了雕花木椁板的痕迹。在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漆器。在河北藁城台西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盘、漆盒残片，薄板木胎上雕刻有兽面纹、夔纹和云雷纹等，上漆朱红地黑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绿松石。在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豆、漆罍等，上饰兽面纹、圆涡纹等，有的漆器上还镶嵌有蚌壳、蚌泡及玉石等。 商代的骨器在生产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有用于狩猎或战争的骨镞，用于束发的骨笄以及生活用品骨锥、针、柶〔si四〕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的一条濠沟中发现近百个被锯开的人头骨，并在距此不远的商城北墙外商代制骨作坊中发现了大量的人肢骨与肋骨，这些都属于制作骨器的原料，深刻地反映了奴隶社会的残酷。此外，制作骨器的原料还有牛骨与猪骨等。制作骨器的工具有青铜刀、锯、钻以及磨制骨器的砂岩砺石等。 锋利的青铜工具的使用，又使商代的牙雕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郑州白家庄商代中期墓葬中曾出土象牙觚和象牙梳。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系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其中一对夔鋬杯，高30.5厘米，杯身细高似觚，通体雕刻兽面纹等，并嵌以绿松石。另一件是带流的虎鋬杯，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此外，在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鹿角、蚌刀、蚌镰等。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六节 规模巨大的城市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8_2.jpg" /> 图12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平面图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88_1.jpg" /> 图11 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平面图 1955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ao熬，又作嚣〕都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周长6960米，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上残留最高处达五米。在四面城垣上共发现11处缺口，有的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内中部偏北及东北部为宫殿区，发现了20余处夯土基址，最大的有2000余平方米，上面残存有柱穴及柱础石。近年来又发现了宫城夯土城墙以及地下供水管道、汲水井及蓄水池等。在城外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陶、制作骨器的手工作坊遗址以及墓地及窖藏等。例如在南关外发掘的铸铜遗址，发掘面积达1050平方米，出土了熔铜坩锅残片及1000余块陶范，其中以钁范和镞范为最多，说明当时青铜生产工具的制造是大量的。1974年在城西杜岭张寨南街出土了两件青铜大方鼎及一件青铜鬲，其中最大的一件青铜方鼎高达一米，重86.4公斤。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外侧约700—1200米处，又发现了一道夯土城墙，可能是外城的遗迹。又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发现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及濠沟等，出土青铜建筑构件、石磬、石圭、石祖及陶缸、原始瓷尊等，并在陶缸表面发现朱书文字，可能是商王祭祀建筑遗迹。此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山西垣曲古城等地也发现了商代中期的城址，发现有夯土城墙、宫殿建筑基址及墓葬等，并出土了青铜礼器及兵器等。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直至商代灭亡，在273年间没有再迁都。考古工作者从1928年起在安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证实在今安阳西北以小屯村为中心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殷墟之所在(图12)。在这里已发现了数十座成组的宗庙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以及商王的陵墓和一般贵族与平民的墓地等。宗庙宫殿建筑基址在小屯村东北地，其东面及北面为洹河环绕，其西面与南面有一条长达1750米的大濠沟护卫。这些建筑基址自北而南可分为甲、乙、丙三组，其中乙组可能是宗庙建筑。它们均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有长方形、近正方形及凹字形等，规模巨大。例如乙组八号基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并且在基址上下及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仪式而杀人杀牲的葬坑。例如在乙组七号基址前(南)面发现了宗庙建成以后举行祭祀典礼时杀人或埋车马的成排的葬坑。其中人牲即达数百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庙宫殿建筑基址上不仅发现了巨大的石柱础，而且在石柱础上发现了放置的铜〔ZhI质〕。例如在甲组11号基址就发现了11个檐柱的铜，呈扁圆形，直径约15厘米，厚约三厘米，上面微凸，下面微凹，容易放平。铜有隔潮作用，利于保护木柱。铜的使用，也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业的发达。 与商王的宗庙宫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宫殿宗庙区四周的大司空村、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等地发现的广大平民和奴隶居住的房子，却大多是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即先向地面下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一般面积约10平方米左右。就以坑壁为墙，周围或有台阶可以上下。室内有灶坑，上面用茅草作屋顶。狭小潮湿，仅能容身而已。此外，在殷墟遗址南部的苗圃北地、西部的北辛庄等地，发现了当时的冶铜、制陶及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七节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主 <h3>贵族墓葬</h3> 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生前拚命压迫剥削奴隶，而且还要让奴隶给他们修建巨大的坟墓，随葬大批青铜器等供他们死后享用。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分布在安阳小屯村西北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现已发现13座大墓。可分为东、西两区。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长方形，有四条、二条或一条墓道。规模巨大。例如M1001号大墓，墓口呈亚字形，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墓室深10.5米。在墓室中用木板建成高约3米的亚字形椁室，中置木棺。在墓室的东、南、西、北有四条墓道，墓室加墓道总面积达712.75平方米。在王陵中均发现有大量的殉葬人。以1950年发掘的安阳武官村大墓为例，在墓室中发现有殉人45个，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和姬妾；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34个，可能是埋祭时被杀的人牲。王室贵族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物品。以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葬为例，共随葬有青铜器460余件，玉器755件，骨器、牙器560余件以及陶器、蚌器等，共计1928件，此外还有海贝6800余枚及海螺两枚。青铜器中有礼器210件，其中有方鼎5件、圆鼎26件、甗10件、簋5件、方彝5件、尊10件、壶4件、卣2件、方罍2件、斝12件、觯2件、觚53件、爵40件、觥8件、盉6件、盘2件及编铙一组5件等。圆鼎中两件成对的有三套，6件成组的有两套。从总体上来看，以酒器为最多；在酒器中又以饮酒器爵和觚为最多，合计为93件，占全部礼器的44.6%。这有力地说明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主，这也是商人酗酒的具体物证。 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区内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场，南北宽约250米，东西长约450米。历年来共发掘了祭祀坑1400余座，估计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祭祀坑因为排列整齐，又称为排葬坑。大多数坑中埋人牲，少数埋马、狗或车子等。埋人牲的坑多为长方形，一般长约2米、宽约1米，大多排放着10个人。坑内所埋人牲有全躯的，也有的是无首躯体。另有一种方形坑，长宽皆为1.5米，是专埋人头的。据研究，这里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场所，所用人牲大部分是青壮年战俘，其中最多的是羌人。一次祭祀最多时要杀三四百人。累累白骨鲜明地反映了商代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奴隶主贵族对社会劳动力恣意地进行杀戮摧残，这也是商代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 商代晚期中小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的墓地，可以安阳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作为典型代表。本世纪70年代发掘了939座墓葬。大多是小墓，长约二米，宽不到一米，埋葬着一人，有木棺及随葬品。此外还有少数较大的墓，并有少量殉葬人。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可以分为八个墓区，每区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组群。各区的墓葬不仅在随葬品的种类等方面有所差别，例如有的区多用陶鬲随葬，而有的区陶鬲则很少。而且在随葬的青铜器上分别铸有不同族氏的铭文。这说明各个墓区分别属于不同的族氏。这种商人“族墓地”的发现，反映了商人生前是聚族而居，死后同族合葬在一起，说明在商代血缘关系、宗族纽带还是十分强烈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至于奴隶则是无所谓墓葬的，他们生前像牛马一样被奴隶主奴役，而最后或被当作殉葬人，或被作为人牲杀死，或死后被随意抛置。除上述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殉葬人或被杀祭的人牲以外，在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的被弃置于垃圾坑中的、甚至是被肢解了的人骨，正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写照。 第二章 商代的青铜文化 第八节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数百年之久了，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作为典型代表。甲骨文是189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被发现的，迄今已经出土了10余万片。其中1936年发掘的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甲骨17096片，是殷墟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尤其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甲骨7000余片，其中刻有卜辞的有4589片，而且地层关系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91年又在花园庄东发现了一坑(h3)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完整的有卜辞的龟甲近300版，一版多者达200余字，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甲骨文又称为卜辞，主要是商代晚期占卜以后刻在乌龟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等上面的文字，也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的单字约有4500字左右，目前已经认识的还不到1/3。甲骨文中不仅已经有了象形、会意、指事等文字，而且形声字已占了不少的比重，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基本发展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农业生产受年(祈求丰年)等的记载，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历象的记录，有关于征伐土方、人方等方国的记载，有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有商王祭祀祖先之时杀戮人牲的记载，又有关于田猎、疾病等等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的出现也与青铜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青铜钻，呈菱形柱状，下端为圆弧形刃，长5.5厘米，刃宽0.8厘米，与同出的牛卜骨上的圆钻孔正好相合，说明这是用于钻凿卜骨的工具。 除了甲骨文以外，前面已经谈到，在商代青铜器上也铸有文字，我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简称金文，其基本结构与甲骨文是一致的。到了商代末期有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长达50字的记事性铭文，同样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在玉器、石器或陶器上，也发现了少量的刻画或书写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器、石器等上面曾发现墨书或朱书的文字，而且笔锋清晰，这是当时已经使用毛笔书写的有力证明。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 第十一，反映西周时期商业情况的。例如宋代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今仅有拓本传世，器已不知下落。腹内底铸有铭文133字，其中有：“其(南淮夷)贾(商人)毋敢不即(師字去帀换束)(师次)即市(市场)，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商人)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奸)贾(买卖)，则亦刑。”该文字说明西周晚期诸侯百姓与南淮夷之间的商业贸易已有相当发展，南淮夷盛产的丝帛及铜锡，对西周的经济有重大影响。因而周王室严加管理，要求双方商人必须到指定的由官方管理的市场上交易，否则要严刑处罚。又如1981年陕西岐山流龙嘴村出土的西周恭王时期的鲁方彝盖，铭文记载：“齐生鲁肇贾，休，多嬴。”即记述齐国人名鲁者(即这件器物的作者)经商获利，这与《史记·齐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的齐国自太公以来重视商业的情况恰相符合。以上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的商业是发达的。 第八，记载周王对臣下的训诰以及称扬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例如传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出土的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鼓腹，口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三个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及凸弦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499字，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中之最长者。其内容记周王在锡命毛公时，对毛公的五次训诰。其中谈到当时西周社会已是“□〔CE册〕□四方，大纵不宁。”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机，要求毛公率领下属官员，勤劳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鳏寡，努力辅弼王位。反复叮咛，忧心溢于言表。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而实较《尚书》为胜。 西周初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基本上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西周中、晚期，发展形成了周人青铜礼器的特有风格。从造型上看，稳重谨严。例如鼎多为直耳、深腹、蹄足，簋多为带盖、敛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个短足。纹饰上变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缛的风格，变为素朴粗放；通体装饰花纹以及主纹突出于地纹之上者已较少见；纹饰的母题不再是神秘的兽面纹与夔纹等，而是由粗宽带组成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与鳞纹等，而且一般没有地纹。虽然这些纹饰是由神秘的动物纹发展而来，但神秘的意味已大为减弱。这些纹饰一直延续使用到春秋初期，个别更晚。具体来讲，窃曲纹，大多由双线构成S形或C形图案，中间常有目形纹。环带纹，中间为波浪起伏的宽带，上下填以角形或口形纹。重环纹，由一端圆弧的长方形组成两重或三重的环形图案，大多左右排列成行。鳞纹，形似鱼鳞，大多上下重迭组成图案。 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列鼎)制度，奴隶主贵族的墓葬等级分明。此时青铜酒器大为减少，出现了簠〔fu府〕、盨〔xu许〕、匜〔yi夷〕及钟等青铜礼器。青铜器铭文有了高度发展，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为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大造舆论。并且，青铜礼器的器形与纹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质朴粗放的新的风格与面貌。此外，青铜武器与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与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丰富而广泛，包括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诸侯分封、赏赐采邑或田地、赏赐民众或奴隶、买卖人口、土地交易、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对臣下的训诰和颂扬先祖、记载西周的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法律判决书、西周时期的商业等等，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下面分别举例予以介绍。 又如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或释俎)侯夨(ZhE 者)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0余字。记载了康王将虞侯夨改封于宜，并赐给土地及人民：“锡(赐)土：厥甽(畎)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王室下级官吏)□(十)又七姓，锡郑七伯，厥盧(徒属)□(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农夫)六百又□(十)六夫。”提供了周初分封时“授民授疆土”(《大盂鼎》)的具体资料，可与《诗经·鲁颂·閟〔bi必〕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相参证。 《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大量的称扬其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内容。例如周恭王时期的师望鼎，铭文称扬“丕显皇考宄〔gui轨〕公，穆穆克盟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得屯无敃。”因此“用作朕皇考宄公尊鼎，师望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又如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M1193)出土的克盉与克罍。两器的盖内与器口沿内铸有相同的铭文43字，其中心内容是记载周王“令克侯于匽(燕)”。经研究，克是太保召公奭的长子，是第一代燕侯。铭文印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以及唐代司马贞索隐：“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并确证琉璃河发现的古城址为西周初燕国国都之所在，对北京建都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关于赏赐民众或奴隶以及其他物品的。例如清朝道光初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赏赐给贵族盂：“锡汝邦司(邦国官员)四伯，人鬲(民众，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奴隶)自驭(御，赶马的)至于庶人(种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锡夷司(异族)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即一次共赏赐给盂官员17人及1709名民众，总计1726人，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 第十，记载法律判决书的。《尚书·吕刑》：“五刑(墨、劓〔yi艺〕、剕〔fei费〕、宫、大辟)之属三千。”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亻朕)〔ying硬〕匜。高20.5厘米，流至鋬长31.5厘米。器上的铭文与盖上的铭文相连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共计157字。铭文内容是记录一篇法律判决书。(亻朕)的下属牧牛因为与上司(亻朕)争五夫败诉，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来被赦免了500鞭，其余500鞭及墨刑改用铜300锾来赎，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扰乱(亻朕)。(亻朕)胜诉后，将此判决书铸在这件青铜礼器之上。这是古代文献所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周礼·秋官·司约》)的具体例证。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第三，记载赏赐采邑或田地的。例如周昭王时的遣尊。铭文记述：“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岸，赐遣采曰□。”即将名叫□的采邑赏赐给遣。在西周时期卿大夫的封邑称为采邑或食邑，即《礼记·礼运》：“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第九，记载西周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的。西周的军制，古代文献记载仅有六师，例如《诗经·大雅·常武》：“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但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来看，除六师(又称西六师)外，还有成周八师，或称殷八师。例如传1930年河南汲县出土的周康王时的小臣(訁速)〔cu促〕簋，其铭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又如1942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西周厉王时的禹鼎，其铭曰：“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西周时期作为通称，师与军同。据《周礼·夏官》序官记载，每师(军)为12500人。 再如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时的墙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284字，系统地叙述了西周从文王到恭王诸王的主要政绩，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例如其中谈到：“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寏〔huan环〕(贯)南行。”可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相互印证。 又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122字。内容是记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阳)京室一次祭典上对宗小子(周王宗室子弟)的训诰。其中讲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薛)民。”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后，就决定在中土洛阳营建成周，以统治全国。铭文又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并“迁宅于成周”。铭文所记与《逸周书·度邑篇》等古代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西周初为巩固对东方乃至全国的统治而营建成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对研究洛阳城市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西周时期，青铜乐器有了飞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开始出现了钟(图13)。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与音乐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钟是悬挂起来、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击的乐器，是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主体。从形制上来说，钟顶上有圆柱状的甬的称为甬钟，用来侧悬；钟顶有半环形钮的称为钮钟，用来直悬；钟顶为扁平兽形钮、下端为平口的称为镈〔bo博〕，亦为直悬。甬钟各部分皆有专名。甬顶称为衡，甬中下部外弧有钮之处称为旋，钮称为斡。钟体顶部称为舞，上部谓之钲〔zheng征〕，下部谓之鼓。钲部的钟乳称为枚，枚端称为景。钟乳之间的花纹带称为篆。钲部正中部位亦称为钲，经常铸有铭文。鼓部下端两角称为铣，中部称为于。鼓内部为调音而制出的凹槽称为隧。单独一个悬挂使用的钟称为特钟；大小相次、成组悬挂使用的称为编钟。例如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长甶墓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1960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柞钟八件一组。一般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乐音，鼓部正中发一个音(正鼓音)，侧(右)鼓部又发一个音(侧鼓音)，大多高于正鼓音二度，即其音程关系以小三度居多。例如柞钟第三件，正鼓音为角(e)，侧鼓音为徵(g)。钟出现以后，一直盛行到战国时期，“钟鸣鼎食”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奢侈生活的写照。 记述周王对臣下的册命典礼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数量较多，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中晚期的颂壶(另一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高63厘米，口长21.2厘米，宽16.9厘米。其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戍，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司新造贾，用宫御。锡汝玄衣黹〔ziao条〕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纳)瑾璋……”共151字，详记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册命典礼过程、受册命者与佑者、王命的内容，受命者还要返纳玉币等等，较古代文献诸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典礼还要详尽。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册命典礼制度，这对于研究西周的礼制及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铸铜遗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用块状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铜竖炉，直径已达1.6—1.7米。还发现有陶质鼓风嘴，可能此时已用皮制的橐〔tuo驼〕进行鼓风。经过对炉壁熔点进行测定分析，炉温已达1200℃—1250℃。 第五，关于买卖人口及其价格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人口买卖价格的记载，而清代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曶〔hu忽〕鼎铭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资料。这就是：“我既赎(买)汝五(于)父，用匹马束丝……用(上(左彳右屮)下貝)(金属称量货币)，诞赎兹五夫，用百锾〔huan环〕。”即最初议定五个人(或认为是奴隶)的价值为一匹马加一束丝，但最后以一百锾铜的金属称量货币成交。一锾铜约为6两，百锾约为60斤。即一个人(或奴隶)的价格为20锾即约为12斤铜。说明在西周时期人(奴隶)远不如牛马值钱，人(奴隶)的地位比牛马还要低下。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91_2.jpg" /> 图14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 第一，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者。例如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内底铸有铭文32字：“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lan兰〕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晨，正值岁(木)星当空(当位)，一夜之间，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管)地(今郑州)，赏赐给官员利铜，利因而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其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我国学者进一步结合天文学进行研究，确定了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甲子日是3月27日，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又如1969年陕西兰田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永盂。铭文记载：“唯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于天子。公乃出厥命，赐矢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眔(及)师俗父田。”即益公传达恭王的命令，赏赐给官员永两处田地：阴阳洛及原为师俗父的田地。根据铭文，当时师俗父也在场。永盂铭文说明周王有权将田地改赐，因而具有重要价值。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了“月相”(月亮盈亏变化)。即周人把一个月分为四段，自初一至初七、八日称为“初吉”，初八、九日至十四、五日称为“既生霸”，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称为“既望”，二十三日以后至月末(晦)称为“既死霸”(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 商代末年，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周族逐渐强大起来。由于商朝最后一个王——纣十分荒淫暴虐，引起广大平民及奴隶的强烈不满，纣又连年征伐东夷，首都空虚。公元前1045年3月，周武王乘机率领庸、蜀、羌、髳〔mao矛〕、微、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甲子日两军在牧野对阵，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周朝。 自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灭亡(公元前1045年—前771年)，因为其首都在镐京(今陕西长安)等地，史称西周。 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斝、觚、觯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此时青铜礼器以鼎最为重要，在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制度，一般称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分等级。列鼎就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汉代人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九鼎的第一个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亦属于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豕、鱼、腊、肠胃(或肤)。三鼎所盛为豕、鱼、腊或羊、豕、鱼，称为“牲”。据《仪礼·士冠礼》所记，一鼎盛豚，为士一级所用，称为“特”。并且，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还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这种九、七、五、三、一鼎称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内盛用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调和的有滋味的羹。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的王陵尚未发现。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职为膳夫，被周王派遣“舍命于成周”，其地位约当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陕西宝鸡茹家庄M1甲西周穆王时期(弓鱼)〔yu鱼〕伯后妻(儿)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时期长甶〔si思〕墓出土四件圆鼎，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还有簋二件。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中期五号墓出土铜鼎一件及簋一件。这些都是西周时期出现列鼎制度的证明。这种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此外，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新的盛黍稷稻梁的青铜食器簠与盨。簠，古代文献称为瑚〔hu胡〕。长方体，其特点是盖与器的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并且大都有双耳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盨，体为长方形圆角，敛口，鼓腹，双耳，圈足或四足，有盖。使用时间不长，春秋初期已较少见。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新的水器匜，形状似觥，椭圆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来代替盉，盥洗时用来浇水，与盘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下有圈足或无足。 周朝建立以后，除对反叛的商人旧部及东方与国等进行征伐以外，还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等，建立了较商代版图更为广大的国家。并“制礼作乐”，加强宗法等级制度，使西周的统治得到迅速的巩固，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又如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葬(M52)出土的周成王时期的复尊。铭文记载：“燕侯赏复冕〔mian免〕衣、臣妾、贝。”臣妾就是男女奴隶，可与衣服、货贝一同赏赐。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述赏赐礼器、命服、车马及货贝等，是很普遍与常见的，兹不赘述。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高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的鼎盛时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目前已发现的最长的铭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长达499字。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大造舆论，必须借助于礼器上的铭文来宣扬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宠与封赏，并传之久远，“子子孙孙永宝用”，作为其世官世禄的凭证与护身符。反过来，丰富的青铜器铭文又大大加强了青铜礼器维护礼制、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作用。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891_1.jpg" /> 图13 西周青铜甬钟各部分名称图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第二节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器的新发展 西周时期青铜武器有了新的发展与改进。主要武器戈，形式较多，主要是在援的后端下部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缚柲用的穿孔(称为穿)，常见的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柲之上，使杀伤力更加提高。戟，西周时期出现了十字形戟，即将戈与刺(矛)合铸为一体的戟。例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侯墓出土的十字形戟，直援，援末有一个圆穿，直内，上部为直刺，下部为长胡二穿。内部铸有铭文“侯”字。其中一件高27.35厘米，宽18.85厘米。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M1193)出土的十字形戟，上部为刀形刺，而且前锋后卷，或称钩戟。内部铸有铭文：“燕侯舞戈”。 剑，是短兵，用于扎刺。商代晚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例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羊首曲柄短剑。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较多地发现了青铜剑，如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均出土了青铜剑。其特点是大多呈柳叶形，直身有脊，两刃尖锋，扁直柄，无格，无首，均为短剑。例如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初期的青铜短剑，长27厘米，柄部有两个圆穿。此外，西周时期还出现了匕首，例如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初期墓出土的铃首匕首，全长26厘米，但刃部较短，约占全长的1/3。 西周时期的漆木盾也有了改进。盾面大多镶有青铜盾饰，古代称为钖〔yang阳〕，有圆形、人面形或兽面形等。既加固了盾，又起到美观和威慑作用。例如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出土的漆木盾，高约1.30米，宽0.70米，表面除涂有朱色或黑色等漆外，还镶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钖。其中圆形者，直径多为14—15厘米，中间圆鼓，窄平沿上有三组(每组两个)穿孔，背面铸有阳文铭文：“燕侯舞”或“燕侯舞(钖字去钅)(钖)”。 西周时期青铜车马器有了新的发展，说明西周时期的车子较商代完善和进步。新出现的青铜构件与饰件主要有车辖、毂〔gu谷〕饰、轴饰、衡饰及銮等，此外还出现了车盖。青铜车辖一般呈长条形，上端大，下端小，用以代替商代的木辖，插入铜车軎的孔内，使铜軎更牢固地固定于木车轴两端。青铜毂饰装在车轮两边的车毂上，一般由輨〔guan管〕、(車川)〔春〕、軧〔di底〕三部分组成，也有连铸成一个整体的。略呈喇叭形圆筒状，套在车毂上既可以强化车毂，又可以使车轮保持直立，防止内外倾斜。西周时期新出现的青铜轴饰，或称为锏〔jian涧〕，略呈椭圆形，套在车轴上，用来固定伏兔(轴上横木)。其外端呈平板状，用来遮挡、保护内侧的车毂。西周时期曲衡增多，即衡加长(有的长达2.5米)并且两端上扬外翘。有的末端套以镂空青铜矛状衡饰，有的衡身上套有青铜管状衡饰(一端平齐，一端呈锯齿状)及用以贯辔的(車义)〔yi蚁〕饰，统称为衡饰。銮，下部是一个梯形座，上部是一个扁圆形的铃，装在车子前面的木衡上或车轭的上方。其作用正如《韩诗内传》所记：“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尤其重要的是，西周时期出现了车盖，一般呈伞状。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出土的车盖，圆形，直径1.5米。总之，西周时期增加了上述青铜车器，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 西周时期新增加的青铜马饰主要有马冠，略呈扇面形，上饰兽面纹，周边有穿孔，用皮带系于马额之上。此外，西周时期铜当卢普遍应用，其形状大多是中部为圆形，上面出双角，下部为长条形。西周时期又盛行角镳及角状铜镳。马辔头上的铜饰增多，其中十字形交叉的管状铜饰称为节约。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第三节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缫丝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并且在古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唯一的一个养蚕丝织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养蚕丝织。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半割的蚕茧。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盛在竹筐中的丝线、丝带和绢片等。经鉴定，是用家蚕丝织成，绢片系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48根。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蚕丝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形态逼真的玉蚕，长3.15厘米。在一些青铜器上还留下了当时丝织品的残痕。例如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附有绢、罗、绮的遗痕。从发现的菱形花纹绮来看，当时已有了具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到了西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有许多讴歌采桑养蚕的诗篇，如《豳〔bin宾〕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苍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造型生动的玉蚕，大的长约四厘米，小的长约一厘米。在青铜器上或淤土上又发现了许多丝织品的印痕，有的三四层叠压在一起。大多为平纹组织，也有山形纹图案的提花织物，也应是用提花织机织造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的刺绣印痕，花纹舒卷自如，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技法娴熟，针脚均匀整齐，其颜色是在绣后平涂上去的。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第四节 建筑技术的进步 文献记载周文王建都于丰，在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岸；武王建都于镐，在今长安沣河东岸。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沣河两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丰邑的中心地区在沣河中游偏北，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西王村、冯村，东至沣河，西至灵沼河，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宫殿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及贵族墓地。例如1983—1985年在沣西马王村及客省庄发现的十几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四号建筑基址，平面为t字形，东西长61.5米，南北宽：西部最宽处为35.5米，东部残宽27.3米，总面积达1826.96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座西周建筑基址。关于镐京，现已查明其中心地区在沣河东岸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和斗门镇一带，其中一部分被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修昆明池破坏了，现存面积约有四平方公里。在洛水村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 周人兴起于今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岐山以南的周原，建国以来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宗庙宫殿建筑遗址。1976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一组西周时期的宫室或宗庙建筑基址，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全部坐落于夯土高台基之上，南北全长45.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南面正中是大门，门道宽三米，东、西两旁为房屋(东、西塾)，大门外南边有影壁(屏)。进大门后是一个大的庭院(中庭)，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庭院北面是一座殿堂(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建筑，面阔六间，长17.2米，进深三间，宽6.1米。主体建筑之后是一个小庭院，又被中间一条宽约三米的过廊分为东、西两个各八平方米见方的小庭院。后庭之北为最后的一座建筑(室)，面阔五间，东西长23米，南北进深3.1米。在大门、主体建筑至最后面建筑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各有八间，进深2.6米，宽4.2米至6.2米。这样就由大门、东、西厢房及后室组成了略呈回字形的封闭式建筑，将主体殿堂包围于中心，布局规整严谨。与《仪礼》等古代文献记载的“前堂后室”或“前朝后寝”制度相符合。房屋的墙壁用夯土筑成，一般厚0.58米至0.60米，地面及墙面均抹以由细砂、白灰和粘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平整而坚硬。 瓦的发明和使用是建筑用材和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根据考古发现，西周以前房屋的屋顶全部用茅草覆盖，即文献所载的“茅茨土阶”(《吕氏春秋·恃君览》)。西周初期开始出现了瓦，最初数量少，可能仅用于覆盖屋脊。到了西周晚期，瓦已大量出现和使用。1976年在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宫殿建筑基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板瓦和筒瓦，有的筒瓦还带有半圆形瓦当。在瓦的背面或正面，出现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在长安沣河东岸洛水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大板瓦，长约45厘米，宽约30厘米。这些都说明到了西周晚期屋顶已大部分用瓦覆盖，已能较好地解决屋顶的防雨问题。由于屋顶用瓦，使屋顶的重量大增，这就促使中国古代建筑的梁架结构及柱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扶风召陈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建筑基址的柱子加密、柱础加大及加固就是证明。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第五节 等级制度鲜明的墓葬 西周时期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发现，诸侯一级的大墓已发现的有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及夫人墓、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以及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辛村位于浚县城西约35公里，村南为淇河及浮山，卫侯墓地在村东，规模很大，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已发现八座大型墓葬及60座中小型墓和14座车马坑。大型墓在东、西两边，中小型墓在中间，排列有序，可见西周时期诸侯的墓地仍是聚族而葬，据《周礼·春官·冢人》记载，这种墓地称为“公墓”。辛村大墓墓室略呈方形，长6.3米至10.6米，宽五米至九米，面积最大者达95平方米。有南、北两条墓道。墓室中央为椁室，底部铺硃砂，棺置于椁室之中。辛村大墓均已被盗，随葬的青铜礼器多已不存。例如一座西周初期的大墓仅残存鼎、簋、甗、爵、尊与卣，共六件，此外还残存一批车马器和武器。出土的青铜戟上，有的铸有“侯”字铭文，因此这些大墓应是卫侯或夫人墓。墓地的一座大型车马坑，长10米，宽9.1米，深三米，共埋12辆车、72匹马及八只犬。 西周燕侯墓地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村西北、西周时期燕国都城遗址(董家林村)东南，京广铁路以东。1974年以来进行勘探发掘，发现有大、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其中大型墓有十余座。从已发掘的数座大型墓来看，一般有一至二条墓道。其中1986年发掘的一座大型燕侯墓(M1193)，墓室长方形，南北长7.68米，东西宽5.25米至5.45米，墓深10.25米，墓室四角有四条墓道。墓室正中为椁室，南北长三米，东西宽1.8米，高1.58米，用方木构成。墓已被盗，残存一些青铜礼器、武器及马器等，其中有前面介绍的克盉、克罍，说明这是燕侯克之墓。据研究，克为西周初太保召公奭的长子，代召公就封于燕，为第一代燕侯。 西周晋侯墓地在山西曲沃北赵村西南一公里，属于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30米。1992年至199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发现8组17座大墓，大体呈南北两排排列。大多是两墓一组，即晋侯与夫人并穴合葬。其时代为西周昭王、穆王至春秋初。墓室大多为长方形，大多在南部有一条斜坡墓道，此外还有两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各组晋侯及夫人墓的东侧大多有一个随葬的车马坑。有的墓还有陪葬墓及祭祀坑。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及玉石器等，有些青铜礼器上铸有晋侯僰〔bo驳〕马、晋侯喜父、晋侯对、晋侯苏、晋侯邦父等铭文，确证这里是西周时期晋侯的墓地。例如八号墓，墓室呈长方形，长6.65米，宽5.6米，深6.65米。连同南面的墓道长达25.1米。墓室中部置木椁，四周填以木炭。椁内置木棺一具，长2.08米，宽1.12米。此墓曾于1992年被盗，墓中的晋侯苏编钟被盗卖至香港，后被上海博物馆购回。199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椁室内出土了青铜兔尊三件以及鼎、簋、甗、方壶、盉、盘等。其中晋侯苏鼎，高19厘米，口径24.8厘米。圆形，附耳，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13字：“晋侯(木鱼)(苏)作宝尊鼎，其万年永宝用。”据《史记·晋世家》：“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索隐：“系(世)本及鐎周皆作苏。”说明此墓为晋献侯(约当西周宣王时期)之墓。此墓的棺内还出土有黄金带饰一组以及大量成组成套的玉石器。包括玉覆面，以及由成组的玉瑗、环、玦、璜、玉管、玉珠和绿松石珠、玛瑙珠等组成的项饰、胸饰以及衣服上的玉缀饰等，可视为汉代玉衣的先声。又如91号墓，出土青铜列鼎七件、簋五件，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诸侯一级的用鼎制度相符。墓中出土的一件残青铜器底上，铸有铭文27字：“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作朕文考剌(厉)侯宝(钅(上此下皿))，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据此，发掘者认为该墓为晋厉侯之子、晋靖侯(喜父)之墓。 卿大夫的墓葬可以1984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井叔墓地作为代表。井叔是周王的重臣，整个墓地的布局以几代井叔墓为中心，其他较小的墓在旁边，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说明西周时期卿大夫也是实行族葬制。其中一座井叔墓，墓室为长方形，长5.5米，宽4米，深8.24米。南北有两条墓道，墓道内置木车及青铜车器軎、辖等。墓室中部为椁室，长3.95米，宽2.6米，高1.84米，由方木垒成，椁顶上亦置有青铜车马器。椁室内置重棺。墓已被盗，随葬品大部分已不存在，残存有石磬等。井叔墓东边其夫人墓虽亦被盗，但残存井叔采钟二件及牺尊、尊、爵及卣盖等青铜礼器。 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西周中期(弓鱼)伯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簋、鬲、豆、甗、爵、觯、尊、卣、罍、编钟一组三件以及武器和车马器等。其中方鼎有三件、圆鼎有五件，可以作为西周时期小的诸侯国国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等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除其妻井姬与其并穴而葬外，该墓还发现了以其妾同穴来殉葬。此外，该墓还附有车马坑。 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发掘的西周中期长甶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四件、簋二件以及鬲、甗、爵、觚、卣、罍、壶、盉、盘和编钟一组三件等。四件青铜鼎中有三件形制相近，可能是盛肉用的列鼎；另一件不但形制有些区别，而且个体较大，可能是煮肉用的镬〔huo获〕鼎。此墓没有发现车马坑，墓主人的身分可能是士一级的奴隶主贵族。 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发掘了西周中期的一座一鼎墓，随葬有青铜鼎一件、簋一件以及青铜武器戈、矛及车马器镳、衔等，这显然是最下层的士的墓葬，因此，该墓也没有发现车马坑。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已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在随葬青铜礼器上已形成用鼎(列鼎)制度。与用鼎制度相配合，诸侯、卿大夫的墓葬还随葬青铜乐器并附有车马坑，而士一级墓葬一般不随葬青铜乐器，也没有车马坑。这是西周时期礼制有了发展和加强的具体反映。这也说明古代文献记载的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是可信的。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第六节 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 1977年在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宫室宗庙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在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龟甲和牛骨17000余片。其中大部分是龟甲，其中289片上面刻有卜辞，每片字数较少，最多的一片达30字。其内容有祭祀商王武乙、文丁、帝乙的，有卜问商王田猎的，有的记有周王的重臣太保及毕公的，有记“伐蜀”及“楚子来告”的，有记易卦卦象的等等，为研究商末及西周初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1949年以来西周甲骨文还先后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扶风齐家、北京昌平白浮、房山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地亦有少量发现。西周甲骨文字体的特点是极小而纤细，表明契刻的技术十分熟练和高超。1949年以前仅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商代已经发现了用陨铁加热锻打制作的铁刃铜钺，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铁的最初认识与利用。根据考古发现，到了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人工冶炼制造的铁器开始出现。例如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测鉴定，确认是人工冶铁制品，系用块炼法锻制而成。又如1978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剑叶残长九厘米(原长约20厘米)，亦为块炼法制成。块炼法是将铁矿石在约1000℃的较低的温度下，在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而得到铁的方法，需要再经锻打除去杂质才能制作器物。到了春秋晚期，出现了用白口铸铁制作的铁器。例如1976年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铁鼎，残高6.9厘米，经鉴定为白口铸造生铁。白口铸铁是用铁矿石在1146℃的高温下，在液态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得到的铁，一般含碳量在2%以上。白口铸铁的出现是与当时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白口铸铁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能用来铸造各种铁器，使铁器开始能够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在推动生产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中国使用生铁的时间比欧洲早1800余年，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此外，在长沙杨家山同墓中还出土了一柄铜格铁剑，残长38.4厘米。经金相鉴定，系含碳约0.5%的中碳钢，组织比较均匀，十分坚硬，可能经过高温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产生了块炼渗碳钢。总之，春秋晚期铁器的开始逐步应用，尤其是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不仅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给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有了新的飞跃。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二节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 春秋时期，尤其是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冶铸业的规模与技术有了一次新的巨大的发展。首先，青铜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已采用竖井与平巷等结合进行回采，每座冶铜炉日产铜300公斤以上。根据遗存的炼渣估计，这里曾冶炼出8—12万吨铜。据此推论当时全国的铜产量当是十分巨大的。 其次，范铸法有了新的发展。青铜器胎壁变薄，趋于轻巧。1959年开始发掘的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熔铜炉、烘范窑、工作场地、水井、窖穴等，出土陶模、陶范五万余块，其中配套的达百余件，有鼎、壶、鉴、钟、钁、戈、带钩、车軎及货币空首布等。通过研究发现此时陶模与陶范多系分制、组装而成，外范上的花纹也是采用一块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这样不仅使产品规格化，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此时分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分铸法就是将器物的附件，例如耳、足、提梁等预先铸好，然后将其嵌入器身的范中，最后再浇铸器身，使附件和器身铸合在一起。或是先铸好器身，然后再在其上铸接出附件。分铸法使器形复杂的器物的铸造变得简单易行，因此能够生产出结构复杂、优美生动、艺术价值很高的器物。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壶身下面由两个立雕的伏兽承托，壶腹侧面有四个立雕的兽爬附，盖顶周围呈双层莲瓣形，中间站立一只仙鹤，作引吭长鸣振翅欲飞之状。器身上又满饰相互蟠绕的龙纹，极其华丽而生动，是分铸法的典型代表作。再有，此时除分铸法之外，将附件(耳、附饰等)焊接于器体之上的焊接技术也有了普遍的发展与应用，使器物的制作更为简易。 第三，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根据对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等的研究，说明在春秋晚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么，这种工艺的出现理应在更早的时期，也可能在春秋初、中期时已经产生。并且，1978年在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由尊与盘各一件组成，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尊置于盘中。尊与盘的口沿上均有层次繁复的镂空蟠虺〔hui毁〕纹附件，亦系失蜡法铸造。这反映到了战国时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四，由于春秋晚期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使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金银镶嵌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刻出凹下的花纹，然后将金银丝或片嵌入，用错石加以磨平。所以又称为金银错。这种工艺技术不仅用于花纹，而且也用于铭文，尤其在南方吴、越、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更为多见，也起到表面装饰的效果。其次为嵌红铜工艺。即将用红铜丝或片作成的花纹嵌在青铜器表面，然后加以错平。以上这两种工艺都是利用不同金属的不同色泽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打破过去单一色彩的局限，而收到红黄白相间的绚丽的效果，显得十分富丽而华贵。此外还有线刻工艺。春秋末期，除了铸造的青铜器以外，又出现了用纯铜片锤打而成的薄胎铜器，如铜匜、铜缶、铜鉴及铜杯等。往往在上面用钢刀刻出狩猎纹、宴乐纹和水陆攻战纹等，线条细如毫发，别开生面。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三节 青铜敦、鉴、缶、盆、钲、錞于的出现和媵器铭文的增多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因此，周王及其臣下所铸造的青铜器大为减少，而各国诸侯及卿大夫所制作的青铜器大为发展起来。 此时，青铜器在器类上，新出现的主要有敦、鉴、缶、盆、钲及錞〔纯〕于等。敦，盛黍稷的食器。大多呈圆形，深腹，颈部有二耳，三足。有盖，盖上有三钮。有的盖与器身形状相同，上下扣合呈卵圆形。鉴，盛水(或冰)的大盆。圆形，大口，敛颈，深腹，平底，有的有圈足。腹侧有双耳或四耳衔环。战国时期有方形的。古代铜镜普遍使用之前，人们常用鉴盛水以照容，因而，古代也称镜为鉴。缶，盛酒或水的器皿。圆形，深鼓腹，有盖。也有方形的。盛酒的称为尊缶，例如晋国的栾书缶，体较高，腹上部有四个环钮，盖上亦有四个环钮。颈、肩、腹部有错金铭文五行40字，精美华丽。盛水的称为盥缶。例如大孟姬盥缶，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体较矮胖，肩部有二耳。盆，或称为(上奠下皿)〔zheng政〕。盛水或盛血的器皿。圆形，平缘，敛口，折肩，深腹，平底，肩腹部有双耳。钲，又名钲(钅(上成下土))〔g成〕、丁宁或句鑃〔diao吊〕。宴飨或战争中使用的敲击乐器。形状似铙，体较细长。于部向上呈弧形，下为手执之长柄。有的大小成组，多者可达11件。南方吴、徐、楚地盛行。錞于，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也用于宗庙祭祀。椭圆筒形，上大下小。顶部有钮，大多呈虎形，又称虎钮錞于。春秋时期出现，战国及汉代盛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较多。 其次，此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篇铭文大为减少，而且一般不再具有前述西周时期铭文的书史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媵器铭文。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频繁，各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与力量，需要彼此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结盟一方面需要举行盟誓，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婚姻。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因此，此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姻大为发展，促使青铜礼器中为陪嫁女儿而制作的媵器大为增加，其中以盘、匜、鉴为最多。并且还要在上面铸上加强两国政治友好的铭文，成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例如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吴王光(夫差之父)鉴，高35厘米，口径59厘米，内底铸有铭文53字：“唯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銧白銧，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矣叔姬！虔敬乃后，孙孙勿忘。”大意是：五月的时候，已经临近了出嫁的日子。在大吉的庚日，吴王光选择上好的铜和铅锡，制作了为三女儿寺吁陪嫁用的青铜鉴。并叮嘱寺吁说：去吧！要尊敬你的夫君(指蔡侯)，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吴蔡两国的友好。铭文有韵，内容十分生动。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四节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和水陆攻战纹的出现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商代以来的兽面纹等已很少见到，而且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很少见了，而是以蟠螭〔chi痴〕纹和蟠虺纹为主了。螭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虺是小蛇。这两种纹饰就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的螭或虺互相缠绕组成一个纹饰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布局。这和上述春秋时期冶铸工艺出现并盛行印模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即这两种纹饰都是分别用一个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的。这些纹饰已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这也是当时社会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这就是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例如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图15)，高40厘米，口径13.4厘米。壶身从上到下嵌错有四层纹饰。第一层左边是会射图像，表现贵族们正在张弓布矢、射向布侯(箭靶)的情景，可能是古代乡射礼的写照。右边是采桑图像，表现贵族妇女正在采桑，有的爬到树上去采，有的在地上接应。这可能就是《礼记·月令》所载：“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的写照。第二层左边是宴乐歌舞图像。在上面的殿堂之中，贵族们正在宴饮酬酢，仆侍奉酒献豆，下面则是舞女们正在钟鼓和石磬的伴奏下轻歌曼舞。总之，表现的是贵族们宴飨宾客的情景。右边则是弋射及会射图像。弋射表现的是人们跪在地上正弯弓向天上射鹄，而矢上皆系有缴〔zhuo酌〕线。第三层是水陆攻战图像。左边是陆战情景，上层是徒兵格斗守城，下层是登云梯攻城的情景。右边是水战场面。两舰相遇，下面士兵在奋力划桨，上面船头则是短兵相接正在酣斗。这无疑是当时兼并战争的真实写照。第四层是狩猎图像，猎人们正在用矛等来刺杀奔跑中的野兽。总之，上述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的出现不但是古代青铜器纹饰发展上的一大变革，而且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纹饰已从幻想的神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的世界，艺术手法也从图案式发展到有了场面和层次，出现了真正的绘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审美观点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结果，它开启了汉代画像的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00_1.jpg" /> 图15 宴乐狩猎攻战纹铜壶纹展开图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五节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铁工具的逐步应用，各诸侯国的兴起，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区性的青铜文化逐渐形成，各国的青铜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周王室的青铜器以外，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晋、齐、燕、秦、楚、吴、越、鲁、郑、宋、卫、蔡、曾、徐、江、黄、郸、都〔ruo若〕、邓、许、陈、曹、滕、邾〔zhu朱〕、薛、莒、部、杞、纪、铸、虞、虢、苏、芮、(昔阝)〔xi习〕、费、郳〔ni泥〕、戴、息、潘、胡、邳〔pi批〕等40余国的青铜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各国的青铜器也有所区别。目前我们可以把春秋时期各国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致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以晋国为代表的晋文化区、东方以齐国为代表的齐文化区、北方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区、西方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区、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区、东南以吴国和越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晋文化区。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后改称为晋。周平王东迁以后，晋国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后逐渐强大起来，至晋文公时大败楚军于城濮而成为霸主。晋文化区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地处中原，经济发达，在当时最为先进。前述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充分代表了晋文化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晋文化青铜器造型浑厚稳重，例如鼎多为深腹圜〔ao淘〕纹。盖外铸有铭文19字，记载了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此外，春秋中期以后，晋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兴起了一种艺术字体，笔画的特点是尖头、肥腹，形似蝌蚪，被称为蝌蚪纹。它不仅起到记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术装饰作用。例如传出土河南辉县的智君子鉴，高22.2厘米，口径43.5厘米，腹内铸铭六字：“智君子之弄鉴。”即为蝌蚪文。据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大夫智瑶，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 第二，齐文化区。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都于营丘。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整顿行政、军队与赋税制度，使齐国强盛起来。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一些国家打败北戎和狄人，兴师问楚罪于召陵(今河南偃城县)，成为春秋时期最初的霸主。齐文化区主要包括今山东地区。其青铜器亦有特点，例如由簋发展而来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例如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河北易县出土的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齐侯敦，高17.5厘米，敛颈深腹，腹旁有两个环形耳，圆盖上有四个环形钮，自铭为“膳敦”，为齐侯嫁女于燕时所作的媵器。同出的鼎为附耳平盖，这也是齐文化青铜器的特点。齐文化青铜器铭文多作长方形，规矩整齐，笔画平直，为其特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青铜器有叔夷镈、叔夷钟、(素命)〔ming命〕镈、国差(缶詹)〔dan丹〕、齐侯盂、齐侯鉴、洹子孟姜壶、公孙灶壶及国子鼎等。其中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叔夷镈，铭文长达491字，记述了齐灵公赐给叔夷莱都地方的300县以及4000徒众等史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素命)镈，传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旁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66厘米，口长44厘米，高大厚重。钮作双龙噬兽形，篆间及鼓部饰云雷纹。铸有铭文174字，记齐侯赐给鲍叔((素命)的祖父)299邑及鄩之民人都鄙，补充了《史记·管晏世家》记载之疏略。 第三，燕文化区。燕国为北方大国，但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关于燕国的记载很少。可是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中有关于燕、晋交战的记载，说明当时燕与中原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1949年以来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燕国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纹饰亦以蟠螭纹为主。但是，由于燕国偏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此，保存西周以来传统特点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兽面纹。但是，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国青铜器上的人事活动纹多为狩猎纹，而不见水陆攻战纹；并且又常见兽纹与鸟纹等。这可能与燕国的地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春秋时期燕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杕〔di弟〕氏壶，高37.8厘米。圆形，侈口，长颈，鼓腹，圈足，有盖。颈部有两个环耳，系有提链，并与盖顶之钮相连。颈部和腹部饰有精美的镶嵌狩猎纹三道，并以三道凸弦纹相隔。在中间凸弦纹上刻有铭文41字，记载杕氏战胜鲜虞，以此壶为珍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四，秦文化区。西周灭亡时，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东迁时，将西周故地分封给秦，秦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秦穆公向西发展，“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由于秦僻处西方，因而发展较慢，其青铜器制作比较粗糙，但保存西周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例如秦国青铜器铭文直接继承西周晚期的籀书系统，形成一种规整的风格。此外，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铜鼎，形制为浅腹，蹄足粗壮。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青铜器有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和宋代已见于著录的秦公钟以及1923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等。其中秦公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圆形，口微敛，鼓腹，圈足，双兽耳无珥，有盖。器及盖皆饰以蟠螭纹及瓦纹。器与盖共铸有相连的铭文105字，内容主要记载秦景公自述秦国的历史：“鼏〔mi密〕宅禹迹，十又二公……保业厥秦，虩〔xiao小〕事蛮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其铭文是每个字单独作模，然后压印在泥范上，再浇铸而成。因此，可视为印章、封泥以及活字印刷术之滥觞。 第五，楚文化区。周成王时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武王自立为王，至楚文王时始都于郢〔ying影〕，开始在江汉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江淮地区申、息、邓、唐、鄀、罗、厉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并逐步形成了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例如青铜鼎多为细高足。尤其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并流行鸟书，即将文字书写成鸟形或在笔画上下加上鸟形装饰，成为一种美观的艺术字体。而且往往将鸟书铭文施于器物表面作为装饰，许多铭文并加以错金，显得十分华丽。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青铜器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王孙遗者钟、楚王领钟、邵(昭)王簋、楚屈子赤角簠、王子申盏盂、王子婴次炉、楚王孙渔戈等。其中王子午鼎，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为七件一组的列(升)鼎，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重100.2公斤。圆形，侈口，束腰，浅腹，平底。双耳外侈，三蹄足。腹外攀附六只怪兽。有盖，器内附一匕。腹部饰以夔纹、窃曲纹及云纹等。腹内铸有铭文84字，盖铭四字，为鸟书。作器者王子午，即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为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此鼎是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 第六，吴越文化区。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周康王时封其后人周章于吴。春秋中期吴王寿梦时开始强大起来，春秋晚期在晋国的支持下，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国的郢都，其子吴王夫差多次伐齐，公元前482年与晋定公争盟主于黄池。这时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王勾践乘机攻入吴都(今江苏苏州)，并于公元前473年灭吴。此后越国成为东南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首先，吴越的青铜兵器在当时最为精良，以剑最为有名。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早已备加称赞，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证明文献所记绝非虚语。例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长达55.6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上有鸟书铭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铜质精良，剑身上饰有菱形暗纹，剑格上嵌有蓝琉璃及绿松石，虽然历经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洁如新、锋利异常。其次，吴越文化的青铜礼器在形制与纹饰上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鼎的三足外撇，通称越式鼎。簋为小口扁腹，双耳外侧或加镂空扉棱。尊为扁圆腹外凸，或呈鸟形。盘的双耳紧贴腹壁，成为装饰。纹饰则多为变形的兽面纹、变形的夔纹、编织纹及锥刺纹等。另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角状器、三轮盘、飞鸟盖双环耳壶等。此外，春秋时期著名的吴越青铜器还有者减钟、者(氵刀)〔dao刀〕钟、配儿钩鑃、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吴王孙无壬鼎、吴王御士簠、邗王是野(寿梦)戈、王子于戈及攻敔〔wu吴〕王光剑等。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六节 列国城市的兴起 首先，1954年至1960年在河南洛阳调查发掘了东周的王城遗址，位于洛河与涧河交汇之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自周平王东迁至周景王，凡十二世以王城为周都；周敬王时因王子朝之乱，迁都于东面的成周，至周赧〔nan蝻〕王时又迁回王城。该城略呈方形，北墙长2890米，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200米，南墙和东墙各残存约10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一般宽约10米，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北墙外还发现有深五米的护城濠。城内中部汉代时为河南县城所在，因而东周时期的建筑遗迹遭到毁坏。在城内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北面的一处，东西长344米，南北宽182米，四周有围墙，内有长方形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兽面纹、卷云纹瓦当，可能是周王王宫之所在。在城内西北部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城市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相符合。在城内现今的中州路一带发掘了大批东周时期的墓葬，大多为土坑竖穴墓，有棺椁，葬式为屈肢葬，头向北方。大、中型墓随葬有青铜鼎、豆、簠、盘、匜等礼器。小型墓主要随葬陶器，根据随葬陶器组合与型式的变化，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七期，年代约当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现已成为中原地区东周墓葬断代分期的标尺。 其次，从1952年起在山西侯马调查发掘了晋国晚期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所迁的都城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郊、汾河与浍河交汇之处，由平望、台神、白店、牛村、呈王、马庄等七座小城组成，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在牛村古城与平望古城内都发现有夯土台基。其中平望古城南部的夯土台基，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5米，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现存最高处约8.5米。牛村古城内西北部的一处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52.5米，高6.5米。两者周围散布有许多筒瓦及板瓦残片，附近还分布有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它们可能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在牛村古城南还发现了前述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发现了大量的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墓葬。墓地分为若干区，可能属于有亲缘关系的不同家族。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古城址东南秦村附近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包括宗庙建筑基址和痤〔cuo嵯〕埋牺牲的土坑(“坎”)400余个以及排葬墓等。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将盟辞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于祭玉或石圭上，称为盟书或载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5000余片，大多呈圭形，长18厘米至32厘米，宽2厘米至4厘米。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达200余字。其内容大多是与盟人表示要效忠于盟主，并一致诛讨已逃亡在外的敌对势力的宗盟类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可能就是晋国世卿赵鞅(赵简子)，这批盟书就是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6年)前后晋国世卿赵鞅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反对其政敌赵尼(稷)。侯马盟书印证了春秋晚期晋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及盟誓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五，从本世纪50年代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都郢城遗址不断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位于湖北江陵城北五公里处，因其在纪山之南，所以又称为纪南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夯土城墙高出地面达3.9米至7.6米，底宽30米至40米，四周环绕有护城濠。现已探明城门七处，东墙一座，西墙、南墙、北墙各二座。其中有两座水门，现今朱河和龙桥河穿过城墙之处即当年北墙东部及南墙西部的水门之所在。已经发掘的西墙北门有三个门道，两侧有门房。南墙西部的水门亦有用四排竖立木柱组成的三个门道。城内发现有夯土台基84座，以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呈中轴线排列。最大的建筑基址长达130米，宽100米，是宫殿区之所在，周围还发现有宫墙遗迹。在城内还发现了500座以上的水井，并发现有陶井圈、竹井圈或木井圈。有的井底放置一个大陶瓮，当为冷藏窖。在城内西南部陈家台发现铸铜手工作坊遗址，在城内北部龙桥河两岸发现有制陶手工作坊遗址，出土有筒瓦、板瓦、瓦当及陶器等。在城址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发现了30余处规模巨大的墓葬区，其中大、中型墓达数百座之多，大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已发掘的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有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等)、马山一号墓(出土绢、纱、锦、绣等大批丝织品)、包山二号墓(出土大批卜筮祭祷及司法文书竹简)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郢都的繁荣。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02_1.jpg" /> 图16 临淄齐国都城遗址平面图 第三，从1958年起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调查发掘了西周晚期(齐献公元年，公元前859年)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图16)。城址位于今临淄区西北部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址组成。小城系宫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长方形，东墙长2195米，北墙长1404米，周长达七公里余。现已探明南门二座及东、西、北城门各一座以及三条主要街道。城内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是当时宫殿区所在，出土有树木卷云纹及树木双兽纹半瓦当等。其中心建筑“桓公台”呈椭圆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70米，高达14米。在小城内南部发现有铸铜及铸钱币的手工作坊遗址，可能是齐侯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之所在。大城为廓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随淄河弯曲，长5209米，北墙长3316米，周长达14公里余。南、北城墙外面有宽25米至30米、深约3米的护城濠。东墙外为淄河，西墙外为系水。现已探明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二座城门，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大城内已探明有七条主干大道，多与城门相连，一般宽10余米至20米。在大城西部还发现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2800米、宽30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为两支，分别注入北护城濠及城西的系水。在西北隅穿过城墙之处还发现有用大石块砌成的内窄外宽的涵洞。长16.7米，宽约八米，高约三米，有三层流水孔，每层五孔，相错排列。大城是官吏与平民的居住区，城内东北部及中部等处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东周陶器上，发现有大量的戳印陶文，内容多为作器者的居里及名字，如“高闾豆里人陶者曰汩”等。在大城东北隅的河崖头一带发现一处春秋时期高、中级贵族的墓地，有大、中型墓20余座，可能是姜氏齐国国君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座石椁大墓，可能是齐景公墓，外围有冂形殉马坑，仅清理了其中一部分，就发现了殉马多达145匹，据推算总数达600余匹，数量之大，甚为罕见。此外，在大城南10公里左右的牛山一带，有高大的墓葬封土堆10余座，俗称“四王冢”、“二王冢”，可能是田齐国君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又在城南0.5公里的郎家庄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殉葬了17名年轻女子，皆有棺椁及随葬品。根据《战国策·齐策》等文献记载，齐宣王时临淄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大超过了东周的王城。 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以及各诸侯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各诸侯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各国的都城大多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至战国时期进一步建设，许多还沿用至汉代。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七节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 春秋时期周王的陵墓尚未发现，但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首先，从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了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南面三畤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东西长七公里，南北宽三公里。陵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还发现了总长达7000余米的防卫壕沟。整个陵区已发现44座双墓道或单墓道的大墓，分属于13个小陵园。其中陵区中部偏北的一座陵园规模最大，从南向北排列着两座双墓道大墓及一座单墓道大墓，每座大墓东南侧都附有一个长方形坑(可能是车马坑)。最南面的一号墓规模最大，1976年至1986年发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向，长59.4米，宽38.8米，深24米，东、西两端的斜坡墓道宽7米，长达270米，总面积达5330余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墓中主椁室长15米，宽约6米，高约3米，用三层巨型方木套接而成。椁室外面填木炭，最厚处达3米。椁室上部及四周埋有男女殉葬人182人，皆有棺木。此墓已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玉璧、玉圭、玉璋、玉璜、20余件石磬、金带钩以及10余件铁铲、铁臿等。根据石磬上所刻文字，此墓可能是春秋晚期秦景公(公元前577年—前537年)的陵墓。 其次，195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掘了春秋晚期蔡昭侯(公元前518年—前491年)的墓葬。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1米，深3.35米。棺椁已朽。墓中出土随葬品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青铜礼器主要有(鼎于)〔yu于〕(镬)鼎一件、升鼎七件、饲鼎九件及小鼎一件、簋八件、鬲八件、簠四件、敦二件、豆二件、笾〔bian边〕二件、尊三件、壶二件、盉一件、尊缶四件、盥缶二件、鉴四件、盘四件、匜一件以及编镈八件、甬钟12件、钮钟九件、钲一件及錞于一件等。说明当时诸侯也用九鼎，为研究春秋时期的礼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许多件青铜礼器上铸有铭文，如“蔡侯申之饲鼎”等。据此可知为蔡昭侯申之墓。另外还有两件吴王光鉴，系吴王光嫁女于蔡侯所作的媵器，反映了蔡、吴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外还出土有青铜戈、矛、剑等兵器和軎、辖、镳、衔等青铜车马器以及玉器、漆器、金叶等。 第三，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虢国国君的墓葬二座。其一(M2001)，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南北向，长5.3米，宽3.55米，深11.45米。葬具为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3200余件，其中青铜器1700余件。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羞鼎二件、簋八件以及鬲、豆、盨、壶、盘、匜以及甬钟一套八件、钲一件等。其中许多件铸有铭文，如“虢季作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此外还有玉茎铜芯铁剑等武器以及缀玉面罩、玉佩饰及金带饰等。其中铁剑长达33厘米，经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检验，为人工冶铁制品，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在墓葬附近四米处还发现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46米，宽5.2米。其二(M2009)，墓室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5.6米，宽4.4米，深约20米。重棺单椁。随葬品较M2001更为丰富，仅青铜鼎就多达30余件，有些上面铸有“虢仲”铭文。另有编钟四套，其中一套八件钮钟铸有长篇铭文。墓中随葬的玉器多达800余件(套)，有的上面有墨书或刻写的文字。另有种类繁多的圆雕动物形玉饰件，造型生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玉器为商代遗物。 此外，1956年至1957年曾在这里发掘了虢太子的墓葬。墓室亦为长方形，长5.8米，宽4.25米，深2米。葬具为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970件。其中青铜礼器主要有正(列)鼎七件、簋六件、鬲六件以及甗、豆、壶、盘、盉和甬钟一件、钮钟一组九件以及兵器、车马器等。其中两件铜戈的内上铸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铭文。在该墓西侧10米处还附葬有车马坑，坑底南北长29米，东西宽3.3米至3.5米，内部埋有10辆车、20匹马及3只狗。这一切均与虢太子的身分相符。同时在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许多随葬五件、三件或一件青铜鼎的中小贵族的墓葬。这些都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诸侯国君墓葬及其墓地礼制的珍贵资料。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城发现的战国冶铁遗址，面积达23000平方米。发掘的熔铁炉直径已达0.84—1.44米，炉壁由里及外分为炉衬层、砂质炉圈层、泥质或夹砂的砖层、薄弧形砖和草泥壳层，耐火而坚固。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42副87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锄、镰、钁等)、工具(斧、凿等)及车器等使用的铁质的内、外范，上有“右廪”铭文，系燕国官府手工作坊用器。经检测分析，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和加强的结构，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必须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冶铁致富的人，如邯郸的郭纵、魏国的孔氏、鲁国的丙氏等，家资巨万。此时冶铁业已成为民间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块炼铁及白口铸铁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退火处理)从而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使铁器得以广泛地使用。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经过对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丛葬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兵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使兵器的刃部更加坚硬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淬火兵器。 在上述冶铁业与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和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达95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V字形铁口犁铧冠、臿、钁、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锛、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印证了古代文献如《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yao尧〕、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的记载。 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产生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二节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 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这套青铜编钟共计八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熊璋赠送的镈(据其铭文可知，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共计65件，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件数最多的青铜编钟。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髹〔xiu休〕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髹漆彩绘的木槌六个。钟架的中、下两层横梁由六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三组钮钟共计19件，中间一层悬挂三组甬钟共计33件，下面一层悬挂两组甬钟12件加一件楚王熊璋镈。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编钟重达2567公斤，十分惊人。经研究，这套编钟也是用范铸法铸成的，其合金成分，除铜以外，含锡12.49—14.46%，含铅一般小于2%，其他杂质很少。这种合金配比科学合理，使钟的综合性能最优良，音色丰满悦耳。经金相组织检测，当时可能已采用预热陶范、延时脱范，利用陶范及钟的余热进行均匀退火以改善金相组织，以减少残余应力，保持音频稳定，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高峰。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2828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和钟上的音阶铭文相符，至今音色优美。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宽广，包括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已趋向十二平均律的律制，具有一定的旋宫转调能力，至今可以演奏各种曲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明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音响设计的要求。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北京市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曾为各国驻华使节及朋友们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无不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音乐及青铜铸造工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热烈鼓掌和表示钦佩。 此外，曾侯乙墓还出土了编磬四组32枚、鼓四件、瑟12件、五弦琴及十弦琴各一件、笙四件、箎〔chi迟〕及排箫各两件等乐器，生动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乐队阵容的庞大和乐舞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三节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商代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同时，海贝也作为货币来使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随葬有海贝6800余枚。商代还发现有用青铜、兽骨和蚌壳等仿海贝制成的铜贝、骨贝及蚌贝等。西周时期仍以海贝作为货币，并使用铜块等作为称量货币。春秋中、晚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此时开始出现了金属铸币。1959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遗址出土了12枚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仿照当时使用的青铜铲的形状铸造的货币，高约12厘米，耸肩尖足，平裆，其中一件有面文六字。柄部中空，称为空首布。此外，东周王室在春秋时期也出现了空首布，有大型、小型平肩或斜肩桥足空首布，面文大多一字，如“王”字，乃“王城”之省称。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面文有“东周”等。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促使青铜货币有了空前发展，广泛流通与使用。由于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当时各国所使用的青铜货币的形状也各有不同，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及铜贝四种(图17)。韩、赵、魏主要使用布币，其特点，柄部已不再是中空的，而与铲身同为扁平状，称为平首布。魏国的布币大多是平首、平肩(或圆肩)、方足、圆跨。币面上有的铸有地名，如“安邑”、“蒲阪”、“阴晋”、“共”等。有的币面铸有币值铭文，如“梁奇(或释充〔夸〕)釿〔jin斤，即“斤”的本字〕，百当锊〔lue略〕”、“梁正币(或释尚)，百当锊”、“梁奇釿，五十当锊”、“梁半币，二百当锊”等。因此，魏布一般分为“半釿”、“一釿”、“二釿”三等。据测定，一釿约为12—15克。赵国的布币多为平(或圆)首、圆肩、尖(或圆)足，一般分为两等。币面有的也铸有地名，如“晋阳”、“兹氏”、“榆即(次)”、“离石”、“蔺”等。此外，赵国布币有的上面有三个圆孔，称为三孔布，其面文有“南行唐(正面)、十二铢(背面)”等。此外，赵国也有刀币，小而直，通称直刀，面文有“甘(邯)单(郸)”等。韩国的布币大多为小型方肩、方足、方跨布，面文有“平原”等。但到战国晚期，韩、赵、魏均流行小型方足布。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06_1.jpg" /> 图17 战国货币 秦国主要使用圜钱，圆形，无廓，中为方穿(孔)，上面铸有铭文“半两”，又称半两钱。此外，还有“文信”等圜钱。必须指出的是，秦国同时还使用布帛作为货币。 齐与燕主要使用刀币，因其形状仿自刀削，故称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且厚重，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齐法化(货)”、“齐之法化”、“齐返(或释造)邦(立长)(长)法化”、“節(即)墨之法化”等。燕国刀币，早期是尖首刀。晚期形体较小，其刀背有磬折与弧形两种，弧背时代较早，磬折时代较晚。上面多铸有面文“明”字，又称明刀。 必须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晚期，除楚国以外，各国大多已制造并流通圜钱。如东周铸造的圜钱，直径约2.5厘米，圆穿有廓，面文有“西周”、“东周”等；魏国的圜钱，圆穿无廓，面文有“共”、“漆垣一釿”等；赵国的“蔺”、“离石”圜钱等；燕国的“明匕(货)”圜钱等；齐国的“賹〔ai爱〕化”、“賹四化”、“賹六化”圜钱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四节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 度量衡器是测量长度、容积或重量的器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牙尺，分寸刻画，采用十进位制。经实测，一尺约为15.78—15.80厘米。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实物租税逐步代替劳役地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便于商品交换与征收赋税，精确耐用的青铜度量衡器出现了。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扁平长条形，长23.1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一侧刻10寸。 战国青铜量器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方升。长方形，一端有柄。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器身左侧刻铭文32字：“(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即以161/5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说明此时已经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时期在数学运算和器械制造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经计算，一升为202.15立方厘米。底部后来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是以商鞅方升作为标准的。此外，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青铜量器：子禾子(田和)釜、陈纯釜、左关(釒和)〔he合〕。子禾子釜经实测容积为20460毫升，推知一升为204.6毫升。子禾子釜腹部表面还刻有铭文90余字，说明左关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或处以刑罚，表明当时对量器已有校量与管理制度。 战国时期的青铜衡器有铜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环形权。例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楚国天平与铜环权。天平为木杆(衡)，扁平条形，长27厘米。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钮。杆两端内侧0.7厘米处各钻一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铜盘直径四厘米。铜环权一套共计九枚，分别为半斤、四两、二两、一两、12铢〔zhu朱〕、六铢、三铢、二铢、一铢。据半斤权重125克推算，当时楚国一斤重为250克。这种天平和铜环权大概是用来称量楚国的黄金货币(郢称等)使用的衡器。一种是半球形权(少数呈瓜棱形等)，顶端有鼻钮。例如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高奴权，上面铸有铭文16字：“三年，漆工巸(熙)、丞诎〔qu屈〕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此外，并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元年诏书及“高奴石”三字。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权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重30750克。据此推知战国秦一斤约合256.3克。此种形制的秦权，也有用铁铸造的，上面往往镶嵌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铜诏版，建国以来在山东文登、内蒙古敖汉旗老虎山、山西左云等地均有出土。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五节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在古代，最初人们是用陶盆盛水以鉴容，因此，盆又称为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开始用青铜来制作镜子。多为圆形，正面微凸，光洁明亮，用以鉴容。背面中间有钮，用以系绳悬挂。周围铸有纹饰，富有艺术性。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晚期的铜镜。圆形，有的背面铸有叶脉纹、连珠纹等纹饰，中央有半环形钮，制作粗糙。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镜发现也很少，说明在青铜礼器发达的时期，青铜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是不发达的。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青铜礼器衰落了，而铜镜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青铜器的生产大为发展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例如在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含锡较高，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秦汉以后，铜镜继续发展，出现了铸有铭文的铜镜，尤其是透光镜(即当光线照射到铜镜正面时，能反射出镜背面纹饰的大致图像)的出现，反映了制镜工艺的高度水平。隋唐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如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清时期玻璃镜开始流行，取代了铜镜，成为主要的鉴容用器。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釦(扣)，一般为琵琶形。前端较细，作成钩首，多呈兽首形。钩身微曲。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周边地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的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带钩、银带钩、铁带钩与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而且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玦，两端的玉玦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带钩衰落，被铰具(带扣)所代替。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内盛油脂或蜡烛，点燃用以照明。其形状多仿陶豆，但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造型复杂生动的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首人形灯，高66.4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情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螭龙蟠绕，并有一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生动，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秦汉时期青铜灯更为盛行，著名的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六节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君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分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分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以出现。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多为鼻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或烙在马匹身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二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和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常见边长1.5厘米者。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和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通称为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印章材质仍以青铜为主。明代以后，石印发展起来。治印包括印文、边款、印钮的雕刻，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名家辈出，如明代的文彭、何震，清代的程邃、丁敬、邓石如、赵之谦，现代的齐白石等。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留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虎符，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战国时期著名的魏国信陵君让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就是虎符功能的具体例证。实物遗存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郪虎符，上有错金铭文四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fan凡〕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亦用青铜铸成。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作仿竹节之状。车节长29.3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47字。共发现三枚，原应有五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九行164字。共发现二枚，原亦为五枚，合成一个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启的用车或船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七节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尤以齐国和鲁国最为发达。齐国女工的纺织技巧很有名，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丝织品“冠戴衣履天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由于楚国地下保存条件较好，所以在考古工作中以楚国地区的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的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绨、罗、锦、绣、绮、绦和组，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其中以绢最多，最稀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50根、纬线20根；最细密的绢，每平方厘米经线164根、纬线64根。共出土了衣着16件(绵袍八件、单衣三件、夹衣一件、单裙二件、绵袴一件、帽一件)、丝衾(被子)三床等。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腰宽59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领外缘为田猎纹绦，内缘中部及大襟上部内侧为龙凤纹绦，内缘两侧为凤鸟菱形纹锦，袖和下摆缘为大菱形纹锦，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珍品。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八节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奁〔lian帘〕等妆奁器，鼎、豆、壶、钫〔fang方〕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胄、盾、弓、剑牍、戈矛的竹木柲等武器，车、肩舆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标志着人们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薄板胎显著增多，并且出现了竹(蔑)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缯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镶嵌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漆器表面贴嵌金箔、银箔或铜片的工艺。金箔等被剪成各种花纹图案，上面有的并有针刺纹饰，富丽堂皇。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成的扣箍，称为釦〔kou扣〕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还使器物更加美观。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鋬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涡形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或私人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的皮革胎漆盾等。尤以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高15厘米，宽51.8厘米，厚三厘米。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又如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左尹邵□墓)出土的彩绘车马人物漆奁，器外壁以黑漆为地，其上用橘红、土黄、棕褐及青色等绘出贵族乘车出行及迎宾的场面。共绘有26人、车4辆、马10匹等。有的静止，有的奔跑，天上有飞鸟，地上有摇曳的树木，是罕见的漆画作品。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九节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现在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里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15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在城内中部偏北发现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墙基，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可能是宫城的所在。在宫城内外已发现20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1974年至1975年发掘的一号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177米，南北宽45米，现高6米。夯土筑成，呈凹字形阶梯状。其上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西半部上层正中为主体殿堂，周围及下层为卧室、盥洗室等，底层为回廊。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夔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三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此外，在宫城西面及城外西南部发现有铸铁、铸铜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及其西南。赵自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从中牟(今河南汤阴)迁都邯郸，至公元前222年被秦始皇灭亡，一直都于邯郸。赵都邯郸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城(廓城)组成。二者相距仅60余米。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城垣夯筑。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八米，发现有陶排水槽等。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残高16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以及素面和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西城墙长约6000米，南城墙长约4000米。1995年又钻探出东城墙与北城墙，估计全部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原为郑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wei伟〕水(双洎〔ji济〕河)与溱〔zhen真〕水(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500米，东西最宽约5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八米。在内城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为口部略大于底部的长方形竖穴，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深2.4—3.35米。室内地下有五口陶井，深2.5米左右，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冷藏窖。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西城内东南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此外，1971年在东城内东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一坑青铜兵器，出土戈、矛、剑等180件，其中170余件有铭文，是战国晚期兵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蓟和下都武阳等。根据考古发现，蓟城大约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明刀等。燕下都武阳城的始建年代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但战国晚期燕昭王时已很繁荣。城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2.5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1930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一六公里，是战国都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北部又有东西向的隔墙一道。东城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北又有老姆台等夯土建筑基址，这些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残高达11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年在城内发现高达74.5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以及三角形蝉翼纹、黼黻〔fu扶〕纹脊瓦和垂脊瓦、大型圆筒形虎头状口的泄水管道等。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陶器上有许多带有戳印铭文，大多为“陶攻(工)某”，有的字数较多，内容为年月、左(或右)陶尹、左(或右)陶倕〔chui垂〕某、敀〔po破〕某、左(或右)陶工某等，为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标记。此外，在内城西北隅的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成排墓葬，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业经考古发掘，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廓城。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十节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的墓葬。开凿于小山上，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墓室为多边形，分为东、北、中、西四室。椁室四周填充木炭及青膏泥，使随葬品保存较为完好。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禁大壶一对、鉴缶两套、尊盘一套两件、盥缶四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其中的一对大尊缶，高达1.26米，腹径一米，重达327.5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其中有多戈戟、殳〔shu书〕和带矛车軎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10吨之巨，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并且，此墓还出土有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此外，墓中还出土竹简240枚，上有墨书文字，详细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兵甲的情况。加上青铜礼器、乐器以及衣箱上的漆书文字等，总字数达12696字，是自西晋汲冢竹书出土以来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对历史学、音乐史、天文学史及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和1938年两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现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直径约200米、高约二米的封土堆。下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室，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东端有一条斜坡墓道。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三米、宽约一米、高约一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文物4000余件，包括千余件青铜器。著名的有楚王熊璋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形体巨大，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又如楚王熊悍鼎，高53.6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上刻铭33字，器上刻铭31字，共计64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鐈〔qiao乔〕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50年至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脚下的一个南北长135米、东西宽150米的高台地上，其上有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二号墓(魏王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15米，深约17米。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为长方形，长9米，宽8.4米，高2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止盗掘。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享堂平面为正方形，每边长27.5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一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出土有玉简册、玉圭和大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二号墓被盗严重。但一号墓出土了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九件、簋二件、壶四件、鉴四件、盘一件及匜一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一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CUO错〕墓(一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封土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封土上面建有上覆瓦顶的享堂。封土南面有两座车马坑及一座船坑和一座杂殉坑。墓室为土坑竖穴，有南北两条墓道。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椁室两旁有藏器坑以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正(列)鼎九件、簠四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铁足铜鼎，高51.5厘米，口径42.7厘米。腹部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方壶，腹部刻铭450字；((妾子)(上次下虫))〔ci次〕壶，腹部刻铭182字。内容丰富，除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公元前314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佚。该墓还出土了中山国特有的大型山字形铜仪仗用器及罕见的青铜兆域图版。图版为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一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中还有铭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营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十五连盏树形铜灯、银首人形铜灯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构等反映游牧生活的制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第十一节 简牍、帛书与帛画 1949年以来在楚、曾、秦等国的墓葬中，由于当地地下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了几批战国时期的简牍。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几批竹简、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四川青川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木牍等。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使用的主要的书写材料，简是修治好的细长的竹片，牍是修治好的较宽的长方形薄木板(或竹版)，在上面用毛笔书写文书等。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共计240余枚，6686字。简长72厘米至75厘米，宽约一厘米。内容记载用于丧仪的车马兵甲，属于“遣策”一类。遣策即墓中随葬品的清单，是竹简中最常见的。例如湖南长沙仰天湖一号墓及湖北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可与墓中随葬品相互对照。而在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组108支竹简，约600字，内容有“周公”、“先王”、“三代”等，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书籍。此外，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又有记载墓主人患病期间进行占卜及祭祀祷告于神祇和祖先等的内容。荆门包山二号墓(左尹邵□墓)出土有字竹简278枚，共计12472字，内容有遣策、卜筮祭祷记录及文书三类。在祭祷简中记载了楚人先祖老僮、祝融和媸酓〔xiong熊〕(鬻熊)的先后世系，可与《史记·楚世家》相互印证。文书简中包括有狱讼、审理案件的记录，对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有重要价值。青川木牍内容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等。 楚帛书，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书写于白色丝帛之上，长47厘米，宽38.7厘米。中间有墨书两段。一段8行，为正书；一段13行，方向相反。内容提到伏羲、女娲、共工、禹、契等，还涉及天象灾异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可能是数术性质的佚书。周围用彩色绘出12个神的形象，有的三头，有的鸟身等，旁边题有神名，与《尔雅·释天》12月名相合，分别代表一年中的12个月，按上夏、下冬、左春、右秋排列。每个神旁又附有一段关于本月宜忌的文字。整幅帛书总计共900余字。四角又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植物枝叶图像。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除用简牍外，还用丝帛作为书写材料。根据《晏子》外篇第七：“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至迟在春秋齐桓公时已经有了帛书。但由于丝帛在地下不易保存，所以楚帛书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弥足珍贵。 楚帛画。已发现两件。一件为1946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画在白色丝帛上，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一个侧立的广袖细腰长髻女子合掌立于新月形物体之上，左上方有一龙一凤。另一件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之中，与上述楚帛书同出于一座墓。长37.5厘米，宽28厘米，上缘包裹着一根细竹条，上系有棕色丝绳。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上面绘有一个高冠长袍佩剑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船行，下面有鱼，后面有鹤。据研究，帛画上的人物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帛画的内容是表示墓主人的灵魂在神灵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密切关系。这种帛画的性质是葬仪时使用的铭旌。这两幅帛画构图巧妙，形象简洁，线条流畅，代表了战国时期绘画达到的高度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朱开沟文化 在山西石楼、柳林、永和、隰县、灵石、忻州、保德、偏关以及陕西清涧、绥德等地发现了许多约当商代晚期的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其特点是中原商代青铜礼器与地方性的青铜武器铃首直刃剑、蛇首匕、马头刀等共存。例如1985年灵石旌介村发掘的两座竖穴土坑墓，其中二号墓为一椁两棺，男主人仰身直肢，女性侧身面向男子。填土中有一个殉葬人。随葬有铜爵十、觚四、卣一、罍一、鼎一、簋一以及戈11、矛19、兽头刀一、弓形器二及铃一件等。又如1971年保德林遮峪清理的一座墓葬，出土铜鼎二、铃豆(圈足内附有一个铜丸)二、卣一、瓿二以及铃首直刃短剑一、銎斧二、车軎二、铃二件和石琮二件、海贝112枚、铜贝109枚以及金弓形饰二件(含金量达95%，重215克)等。据研究，上述发现可能属于商代西北方国鬼方的遗存。 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时，在今陕西省东北部及山西省西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分布有李家崖文化，因1983年在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的发掘而命名。古城址位于无定河东岸，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面积达67000平方米。城墙用夯土及石块砌成，下宽2.6—3.25米，现存最高处达3.1米。城内发现有房址，如C区F1，略呈长方形，坐西北朝东南，前宽3.07米，进深2.95米。前面中部偏西有一个门道，居住面经夯打及烧烤，后部中间有矮墙，西北部可能是灶址。此外还发现有圆形、长方形袋状灰坑及瓮棺葬等。出土的陶器有花边鬲、豆、簋、甗、罐、盆、碗及三足瓮等。尤其是出土了一件石雕骷髅人像，为豆绿色砂岩，略呈梯形，上宽24厘米，下宽31厘米，残高42厘米，两面平雕骷髅人像，可能与祭祀有关。 在燕山以北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青铜文化是魏营子文化。这是因该文化首先于1970年在辽宁朝阳魏营子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时期。魏营子遗址位于小凌河支流的一个河湾台地上，长约500米，宽约200米。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及红褐陶为主，大多为素面，部分饰绳纹，并有压印三角纹组成的带状纹。器类有口沿贴饰花边状堆纹的鬲、盆、鼎、甗、豆、罐等。发现有较大型的墓葬，如M710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3.25米，宽2.76米，内置木椁。出土有青铜銮、軎、当卢、圆形及长方形铜泡、梯形铜甲片、立雕羊头形车饰以及金臂钏、绿松石珠等。M7606出土有青铜胄等。1979年在喀左和尚沟A点墓地M1出土有青铜卣(内置海贝近百枚)、壶各一件及金钏两件等。喀左县小东沟村道虎沟墓葬出土有铜镜一件及铜耳环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魏营子文化发现了多处重要的青铜器埋藏，其中有的可能是窖藏，有的可能与祭祀有关。其特点是中原商周青铜器与北方当地青铜器共存。例如喀左小波汰沟发现青铜器14件，其中有典型中原青铜器鼎、簋、盘等，同出北方风格的铃首匙及饰有锯齿纹、粟点纹的器盖等。喀左马厂沟出土的匽侯盂说明魏营子类型与西周燕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喀左北洞一号出土铸有“亚微、孤竹、父丁”铭文的青铜罍等，说明魏营子文化可能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孤竹国的文化遗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北方燕山南北地区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及北京、天津等地区的一种地方性青铜文化，其时代大致属于夏商时期，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考古学家因其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下文化层，所以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根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昔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夏商时代燕毫族的古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已出现了仿中原的大型青铜礼器。例如1981年5月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头牌子大队敖包山前出土的一件青铜甗和两件青铜鼎。其中甗高达66厘米，口径41厘米，腹外饰有三道弦纹，腹内壁铸有铭文“贮墉”二字。其中一件鼎，圆形，颈部及三足上部均饰以兽面纹，高54厘米，口径38厘米。另一件鼎，亦为圆形，颈部及足部饰弦纹，高67厘米，口径37厘米。但它们的铸造工艺还比较原始，质地亦较粗糙。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较多的青铜耳环、指环及杖首等，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经常发现制作精致的金耳环、玉璜、玉珠、玉管、玉牌、玛瑙珠与绿松石珠等装饰品。 朱开沟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因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发掘而命名。其年代约当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期。朱开沟文化分为三期。第二期(约当夏代)开始出现小件铜器(针、锥、耳环、指环及臂钏等)。第三期(约当商代中期)，发现有长方形及方形的房址，例如F5002，长5.1米，宽5.6米，地表用白泥铺垫，并略经烧烤，中心偏东有圆形灶址。还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陶器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花边鬲、蛇纹鬲、带钮罐和三足瓮等为主，但也发现有与中原商代中期(二里岗期)类似的鬲、豆及云雷纹簋等。尤其重要的是，出土了类似中原商文化的兽面纹铜鼎、爵、直内戈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直柄直刃青铜短剑、环首刀和圆牌饰等。说明朱开沟文化既是内蒙古中南部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又与中原夏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燕山以南的北京、天津蓟县等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青铜文化是张家园文化。这是因1965年首次在天津蓟县张家园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中期。陶器以红褐色为主，大多饰绳纹。以高领鼓腹口沿带附加堆纹的鬲最具特色，此外有深腹盆、甑、钵及敛口瓮等。重要的发现有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葬及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等。刘家河墓葬出土有中原式青铜方鼎、圆鼎、鬲、甗、爵、斝、卣、罍、瓿、盘、盉及铁刃铜钺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金笄、金臂钏、金箔及金耳环等众多的金制品。其中金耳环，上部弯成半月形，下部为扁圆形坠，高3.4厘米，坠部长径2.2厘米，重6.8克。经检验，含金量达85%。昌平白浮墓葬除出土青铜礼器及西周甲骨文之外，还出土了青铜铃首匕、鸟首刀、鸟首短剑、马首短剑及管銎戚等具有北方特色的武器。根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伐纣以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张家园文化有可能是早已居处于此地的轩辕黄帝族的遗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石铲、打制束腰石锄、石镐、石镰、石斧、石凿及细石器石镞、刮削器等。当时的聚落大多位于河流两岸的高地上；往往成组，由一个较大的聚落及其周围几个小的聚落组成。在聚落周围发现有用石块垒砌或用夯土筑成的围墙以及壕沟等防御设施。较大的聚落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周长达500米以上，土筑围墙的门址还有用石块垒砌的遗迹。村内一般有数十座或百余座房屋，房屋有半地穴式的，也有用石块或土坯砌墙的，大多为圆形，直径约为二一三米。在聚落旁边有墓地，例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有近千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多有木或石质箱形葬具，脚端大多有小龛放置随葬品。其中大多为小型墓，但已经出现了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随葬有表示身分的制作精致的石钺等，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大墓中并且随葬有精美的彩绘陶鬲、罐以及酒器爵、鬶等。陶胎多为橙红色，表面为黑色，并经磨光，上面用白色及红色绘出精美的云纹及兽面纹等。这些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以及酒器爵、鬶的造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地出土者很相似。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有卜骨，先钻出小圆窝，再加以烫灼。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夏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西周中晚期、春秋及战国时期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的燕山以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因其首先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而命名。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前300年。在内蒙古林西大井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矿冶遗址，在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露天开采的矿坑40余个，出土有石镐、石锤等采掘工具。在五号采坑附近发现一排八座炼铜炉，出土有红陶鼓风管、炼渣与陶范，说明当时此地的青铜冶铸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数量大增，生产工具有青铜斧、凿、刀、锥等，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铜斧为銎斧，中间为圆銎以安木柄，上下一侧或两侧为窄刃。武器中以青铜短剑最具特点，剑柄和剑首常铸有动物形纹饰，剑身有曲刃和直刃两种。青铜装饰品有铃形、鸟形、双尾形及连珠形铜饰，富于地方特点。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仿照中原青铜礼器而铸造的青铜鼎、鬲、豆形器等，其器形也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鼎为敛口、浅圆腹，口沿两旁有半圆形小耳，底下为三个细长尖足。同时也发现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鼎、簋等。这些都说明此时北方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已远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密切。 再者，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燕山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面貌有所差别。燕山以北地区以夹砂灰陶为主，常见筒腹鬲、鼎、钵等，彩绘陶器较为发达。而燕山以南地区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常见鼓腹鬲、折肩罐、高圈足簋等。因此，目前考古学界或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燕北与燕南两个类型。其中燕北类型可以再细分为几个类型。 商周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在中原商、周王朝先进的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周边各族人民创造的青铜文化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时的聚落大多坐落在河边的高地上，房屋仍有半地穴式的，但也有在地面上构筑的。墓地在村落旁边，有的用石块垒砌成棺或椁。此时，有的墓葬形制较大。例如1963年辽宁宁城南山根发现的101号墓，长3.8米，宽1.8—2.23米，深2.4米，用砾石垒砌成石椁，内置木棺。共出土青铜器5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刀、斧、凿、锄等，武器有戈、矛、剑、镞、胄、盾等，车马器有銮、衔及铜泡等。青铜礼器既有当地铸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鼎、鬲、瓿、觚、豆形器、双联罐、勺等，又有中原制作的鼎、簋、簠等。此外还有铜镜及各种铜饰牌以及一件金环和两件金丝绕成的小环等。又如1985年发掘的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有：六连豆一件，通高15.6厘米。中间为一个圆盆，周围以六个高柄豆作足。还有青铜双联罐、四联罐、祖柄勺、双联剑鞘、祖首形铜杖首、兽形铜牌饰等。此外还出土了金牌饰、金丝环等。同出有中原青铜器许季姜簋及守门人方鬲等。上述说明它们都是贵族首领的墓葬。与一般的仅随葬几件陶器的小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此时北方地区的奴隶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古代东胡族的文化。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二节 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四坝文化 <h3>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h3> 甘肃、青海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铜器，在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已经发现了小件青铜器。例如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出土了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青铜刀及碎渣。铜刀经化验，含锡约6%—10%，其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740年。而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时期，小件铜器有了更多的发现。例如1957年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刀、锥、凿、环等23件。经化验，铜刀、锥含铜99.63%—99.87%，为红铜制品。其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1976年在青海贵南尕〔ga嘎〕马台遗址出土了齐家文化的铜镜，形制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者相近。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甘肃、青海地区的青铜文化已发现的主要有辛店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辛店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辛店(甸)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黄河支流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中下游地区。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1991年以来发掘的青海乐都双二坪聚落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聚落周围有大型围墙与壕沟，内部发现有房址、窖穴与灰坑等，可能是辛店文化在湟水流域的一个活动中心。辛店文化彩陶发达，一般是在陶器表面先涂一层白色或红色的陶衣，然后在上面绘出黑色或红色花纹，有S形纹、涡形纹、双勾纹、平行纹、折线纹、犬形纹等。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彩陶罐，高19.6厘米，口径11.8厘米。胎为泥质红陶，侈口，敛颈，折腹，平底，颈部有双耳，肩部用黑彩绘出双勾纹(羊角形)纹饰。辛店文化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粟(小米)等，兼营畜牧业。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骨耜、石斧、石刀、石磨盘及石磨棒等。牲畜主要有羊、猪、牛、狗、马等。冶铜业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甘肃临夏张家嘴出土了青铜容器的口颈部残片，说明此时已能生产大件容器。此外还发现有青铜生产工具凿、锥，武器矛、匕，装饰品铜扣、铜泡等。辛店文化陶鬲的形状与西周陶鬲接近，彩陶上的云雷纹与中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相似，这些都说明辛店文化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四坝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山丹四坝滩发现而命名，分布于甘肃永昌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区，其时代约当夏代。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有羊、牛、马、猪及狗等。兼营农业，生产工具有打制石斧、石锄、盘状器、石球及磨制的石刀等。在民乐东灰山、西灰山遗址中出土了炭化麦粒，在玉门市火烧沟墓葬中的大陶罐中贮藏有粟(小米)粒。其墓葬的形制与葬式多种多样，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及二次(乱骨)葬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以双耳彩陶罐、四耳带盖罐和腹耳壶为代表。彩陶豆、双耳彩陶尊、方鼎、长方形多子盒等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并且普遍发现陶埙〔xun勋〕。随葬青铜器也较为普遍，以火烧沟墓地最为突出，清理的312座墓葬中有106座随葬有青铜器，有斧、凿、钁、刀、镰、锥、针、锤、矛、匕首、镞、钏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些金、银、玉器、海贝以及玉石权杖头等，反映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并且还发现了一些有人殉或人祭的墓葬，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初期奴隶制社会。 寺洼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兰州以东地区，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青铜武器发现较多，有戈、矛、刀、镞等。此外还发现有铜铃、铜镯及铜泡等。寺洼文化居民从事农业，但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往往发现有羊、牛、马的残骸。马鞍口双耳陶罐是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此外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有殉葬人及陪葬的车马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寺洼文化中发现了盛骨灰的陶罐，说明当时已有火葬。根据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代氐羌族实行火葬的记载，有的学者推测寺洼文化可能是古代氐羌族的文化。 卡约文化，又称为卡窑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前600年间。卡约文化的居民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是石铲、石斧、石刀及骨耜等。粟为主要粮食作物。此外还饲养家畜羊、狗、牛、马等。考古发现有方形半地穴式或地面式建筑房址。墓葬以二次葬为主，大多殉葬羊、狗等，少数以人殉葬。在青海循化苏志发现两个用夯土筑成坟丘的墓葬。坟丘呈椭圆形，长径分别为20米或24米，短径分别为16米或18米，高1.5米。两个坟丘内分别有16座或10座单人墓葬，这种特殊的葬制比较少见。卡约文化发现的铜器有斧、钺、刀、锥、镰、戈、矛、镞、环、铜泡及小件装饰品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在西宁鲍家寨西山根出土铜鬲一件，高15.4厘米，口径11.8厘米。侈口，敛颈，深腹，分裆袋足，实足根较高，口沿上有两个半圆形立耳，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鬲形制近似。 沙井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民勤沙井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至永登一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发现的铜器有铜刀、三棱式铜镞、铜铃、铜扣以及各种装饰品，如鹿形饰、鹰头形饰、涡形纹是相饰、犬形纹饰牌、连珠形铜饰牌等。从其铜刀与铜镞的形制看，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70年代在永昌双湾尚家沟发现了一座沙井文化的城址，平面略呈三角形，南北长154米，东西最宽处为132米，城墙残高四米，城门向南。沙井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镞与骨镞等。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大多是在红色陶衣上，再绘以红彩的花纹。其中绘有鸟纹彩带的陶罐最具特色，鸟纹生动，栩栩如生。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三节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 商周时期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存在着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巴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巴蜀文化二者不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原青铜文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与《尚书·牧誓》等古代文献记载蜀国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等是一致的。 巴族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清江流域，以后主要活动于四川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西周时期建立巴国，国都在重庆等地；春秋时期比较强盛，与楚国关系密切，公元前611年巴人曾从楚师灭庸；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被秦国灭亡。巴文化的青铜武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扁茎、剑身较宽的柳叶形剑、空首折腰钺、圭形援直内戈、短骹〔qiao敲〕弓耳矛等。青铜炊食器有釜、甑、鍪〔mou谋〕等。青铜乐器以錞于及钲最为常见。青铜器上常以虎纹作为装饰。并且在青铜兵器、乐器及印章等之上也常铸有虎形、鸟形、手形、花蒂形等符号，这可能是古代巴族或蜀族的文字，但至今尚未破译，不能通识。巴文化在墓葬上的特点是船棺葬，即用长约五米的整段楠木雕凿成船形，尸体置于船舱之中，葬于沿江的山坡之上。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发现的巴国墓葬中出土了14件成套的青铜错金编钟与铜缶等，与战国中期楚国铜器相一致，反映巴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蜀人最初活动于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蜀与周王室联系密切，春秋时期蜀国强盛，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29年为秦所灭。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修筑于商代的早期蜀国的城址。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约为2.6平方公里。城墙系用夯土筑成，东、西城墙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东城墙长1800余米，西城墙被鸭子河冲毁一部分，残存800余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拐弯处，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1986年又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器物坑。一号坑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300余件以及大量的海贝及烧骨。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600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可能是早期蜀王宗庙中的祭祀用器，在其灭亡时，被烧砸后埋入坑中。其中青铜礼器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造型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2.62米，人像高1.72米，重180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高冠，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可能是宗庙中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形象。再有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30厘米，长尖耳，十分奇特，可能是蜀王先祖蚕丛的神像。玉器有圭、璋、璧、琮等礼器及戈、矛、斧、凿等兵器和工具。金器有杖、面罩、虎及金箔等。例如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金皮木芯，金皮重约500克，上面雕有人头、鸟、鱼、穗等图案。此外，早蜀文化的主要发现还有成都羊子山的一座祭坛基址，为正方形三级土台，高约10米，底部边长103.6米，台顶面积为31.6平方米。还有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面积竹木建筑遗址。晚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有1980年在新都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开明氏蜀王的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五件青铜列鼎(最小的一件盖内铸铭“邵之饲鼎”)和豆、敦、缶以及编钟等的形制纹饰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出土的兵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援两侧均有短胡的戈、柳叶形短剑、空首折腰钺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铸有蜀国图形文字符号的方形印章以及大量成套的青铜工具等。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四节 江西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因其首先在江西樟树吴城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或更晚，是一种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有刀、斧等。并发现有35件铸造铜斧、凿、刀等用的石范，与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陶范不同。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棺长约2.34米，宽0.85米。墓中随葬有青铜器480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与工具等。其中有些器物形体巨大，例如一件青铜甗，高达1.10米，重78公斤。一件大方鼎，高0.97米，重49.2公斤。一件四羊罍，腹径61厘米。其器形与纹饰均与中原商代晚期青铜器类似，说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有些器物，例如青铜钺、短剑、单翼镞形器、半圆形凿、手斧等，则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并且在器物上还常见虎形立雕装饰。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蛙、水晶套环、玛瑙套环羽人饰品以及几何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300余件。据研究，墓葬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或较晚)，墓主人可能是当地古代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及石范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大多每件器物上刻1—2个符号或文字，最多的在一件陶器上刻有12个符号或文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形体结构可能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但至今大多不能认识，也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五节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与台湾在商周时期是古越人的居住区，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的特点是既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又有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其青铜工具与兵器则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此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西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发达的表面饰有几何形印纹的硬陶器，以罐为最多，还有豆、碗、盘等。此外尚有，有段或有肩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广东地区。1974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青铜盉，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年、1963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青铜鼎二件、簋一件及编钟一套(现存五件)等。二号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七件、青铜罍一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罍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100余件，说明广东的青铜文化到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广西地区。1949年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及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侈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锛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纲状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纹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高76.8厘米，重100.35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现有青铜镞等。其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六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一号墓出土青铜器110件，其中有铜鼓一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至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六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28套。每套由一件铜斧、一件长方形锄和一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23号墓，随葬青铜器577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四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 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长2米、宽0.62米、高0.64米的长方屋形铜棺。棺顶作两面坡形，棺身由七块铜板组成，由插销扣合，可以拆装。侧面铸有鹰、燕、虎等动物纹饰。随葬有铜鼓、铜钟、铜笙及铜葫芦笙，还有干栏式的铜房屋模型及猪、狗、鸡、羊、牛、马俑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纯锡制成的手镯，这可能与云南富产锡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上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铜锄体为长方形、方形或桃形，斧为靴形，矛多为中部起脊，钺为半月形刃，剑多为花蒂形剑格、圆柱茎上饰有缠缑〔gou勾〕纹等。但同时出土的铜戈及柳叶形剑等，与中原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说明此时云南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已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原青铜文化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jue决〕率兵攻取巴、黔中以西，到达云南滇池。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于是庄蹻“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到了汉代，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臣属墓出土的大批铜鼓、铜贮贝器、各种人形及动物形扣饰，形象地反映了滇人农业、畜牧、纺织、狩猎、战争、乐舞及祭祀活动的情景，说明此时滇文化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及卓越的艺术成就。 附录 文辅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6.jpg" /> 商代原始瓷尊(河南郑州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10.jpg" /> 战国青铜尊盘(湖北随州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15.jpg" /> 张家园文化金耳环(北京平谷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7.jpg" /> 西周利簋(陕西临潼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4.jpg" /> 商代司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12.jpg" /> 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北随州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8.jpg" /> 西周毛公鼎上(传陕西岐山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13.jpg" /> 战国凤鸟花卉纹绵袍(湖北江陵出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21_9.jpg" /> 春秋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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