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黑色特工 (1) - xp1024.com
《十大黑色特工》


正文 一、特工魔王——戴笠

戴笠(1897—1946)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省江山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历任复兴社特务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授陆军中将衔。1946年3月17日坠机身亡,终年49岁。

<strong>戴笠命中缺水,百事不顺;一改名字,果然时来运转。冒险潜入唐生智部,策反督察处长周伟龙,由此深得蒋介石欢心</strong>

1897年4月24日,浙江江山县的龙井村内,一个名叫戴春风的婴儿呱呱落地,算命先生推了他的八字,说这个孩子干支八字为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双凤朝阳”格,将来是大富大贵的命。他就是后来在中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混世魔王戴笠。

戴笠报考文溪高小时,学校出的作文试题是《试名言尔志》,戴笠提笔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几字为题目,内容意存高远。校长和老师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大为讶异,都说此子虽小竟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遂招他入校。

后来,戴笠与一干同学、朋友前往衢州报考衢州联合师范。考试前一天,他们到衢州街上游玩,看到路边有一个举着鸟笼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个同学说:“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算算命,测一下吉凶如何?”大家看见那只小鸟颇有灵性,就纷纷同意了。

只见那只小鸟吃一粒谷粒,就从算命先生的手中啄出一张黄签,一会儿工夫就啄出了七八张,其他人的签上都是一般的吉利话,而戴笠的签上画着一个池塘,池塘上方正在下大雨,池塘的水眼看就要溢出来的样子,上面写着:“一朝逢暴雨,决非池中物。”算命先生一看此签,拍案叫道:“好!后生啊,这可是一个上上签!你将来要是遇到贵人提携,一定可以宏图大展,飞黄腾达,贵不可言!”戴笠这个人生性大方,听到算命先生将他的命说得如此之好,就给他一把铜钱。算命先生看他这样大方,就主动地说:“你把你的生辰八字给我,我再给你细算一下。”

戴笠看他认真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说:“这我也会算,丁酉、乙巳、丙辰、丁酉,乃‘双凤朝阳’格,主大富大贵……你说我算得对不对?”算命先生吃了一惊:“你居然懂我们这一行。不过,还有一半你没有算出来,那就是你虽然属‘双凤朝阳’格,且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俱备,但命中缺水,有偏枯之相,美中不足啊!”

戴笠笑吟吟地问:“你说怎样不让这五行缺水呢?”算命先生看他的神情,知道他不相信,但还是坚持说:“你最好把名字改一改,变成带‘水’的字,才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前途光明啊!”戴笠却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字是父母所赐,怎能随便改了呢?”算命先生只好摇头叹了一口气。

戴笠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衢州联合师范,但他没有去就读,而是带着“以武功立世”的思想跑到军阀部队去当兵,再以后又到上海“打流”并在赌场上初识了杜月笙,在交易所里认识了蒋介石。但他一直碌碌无为,蹉跎到快30岁了,还只能在家乡看看山林,卖卖毛竹、春笋。

当戴笠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北伐军总司令进行北伐的消息时,不禁大喜,离开老母、妻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

谁知,戴笠竟然没有考上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失望至极,深叹时运不济。正在这时,由于北伐战争的深入,大量追求进步的青年涌向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军校伍生部决定再招收第二批学员。戴笠一看又有机会了,准备再次报考,他为了不让招收人员认出来,将名字由戴春风改为戴笠,字雨农,这“雨”带的水就多了。说来也怪,戴笠改名后开始时来运转,这次考试竟是一考而中。戴笠正式踏上了他的“光明之途”。

1928年初,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戴笠当时为总司令部上尉情报员,每月能在总司令部特勤处领取薪水,并能以学生的名义直接向蒋介石提供情报。可是,戴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非常浅,地位也很低,长时间无法将情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上,当然也无法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这时蒋、阎、冯的部队正在中原与奉系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戴笠是天生的特工材料,他经常三天三夜不睡觉,带着勤务兵贾金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徐州前线搜集有价值的情报。有一次,戴笠连续两天骑马往返奔波于战场和总部之间,险些把马累死,他的大腿被马鞍磨得血肉模糊,和裤子粘在一起,鞍上也满是鲜血,但是他丝毫不以此为苦。

为了及时地将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上,戴笠常常站在总司令部门口,等候蒋介石的座车。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非常厌恶戴笠,不时地在大门口呵斥和羞辱他,弄得戴笠无地自容。一次,蒋介石的座车到了大门口,戴笠见机会来了,不容错失,就不顾一切地大步跑上前去。蒋介石的侍卫们以为他是行刺的,有的拔出手枪,有的冲上前来扑倒戴笠,对他拳打脚踢。戴笠强忍着疼痛,举起手中写好的情报,高叫着:“我是校长的学生,是给校长送情报来的。”蒋介石叫住侍卫走过来,看见戴笠口鼻出血,仍然高举着情报,对戴笠的忠心不禁有些感动,他勉励了戴笠几句后,让侍卫把情报收好。

到了办公室后,蒋介石看见“学生戴笠”的字样,想起以前时常有些很有价值的情报也是署着“学生戴笠”的名字送上来的,但不知道这么来之不易,就嘱咐秘书毛庆祥,以后戴笠有紧急情报,可带他随时晋见。从此,戴笠开始了他飞黄腾达之路。

1929年底,粤系的张发奎联合桂系再次讨蒋,曾经帮助老蒋打败桂系的唐生智,认为时机已到,也起兵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唐生智字孟潇,比蒋介石小两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后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实力雄厚。在宁汉、宁粤对抗期间曾三次兴兵反蒋。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后快。

12月,河南地区突降大雪,天寒地冻,受恶劣天气的阻隔,蒋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对峙,没有什么进展。戴笠奉命潜入唐军后方驻地,四处搜集情报。同时,他还想对唐生智部属进行策反。他打听到唐手下有个军警督察处长兼特务营营长,名叫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戴笠心想这个人也许能被策反过来,毕竟是“校长”的学生嘛!因为就戴笠自己的想法,只要是黄埔生就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就理所当然地会投蒋反唐。

信阳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是唐生智反蒋大军的集结点之一。这时蒋介石已经收买了阎锡山。阎率大军从山西渡黄河南下,直逼郑州。唐生智不得不将总部移到驻马店,准备从信阳直下武汉。信阳驻军人数大增。戴笠瞅准这一时机潜至信阳,不单为了躲避追捕,更主要的是为了“入虎穴,得虎子”,展开对周伟龙的策反工作。

这时唐生智的情报系统,对戴笠的行踪几乎了解得一清二楚。追捕戴笠的大队人马很快来到了信阳,对大小旅馆,大小酒楼,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包围圈日渐紧缩,戴笠叫苦不迭,仰天长叹:“想不到我戴雨农功名未就,今天就要在小小信阳人头落地了……”

诡计多端的戴笠关门苦思脱身之计。想来想去,他情急智生,感到只有铤而走险,硬着头皮走一步“险棋”,才有可能死里逃生。

其时,周伟龙已到信阳。一天,戴笠单身一人闯进了周伟龙的办公室,说:“周处长,我有机密大事禀告,请屏退左右。”

周伟龙见来人个子矮小,生就一副马脸,眉毛浓黑,目光阴鸷,一看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精明干练之人。他对此人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更不知道他现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想他孤身一人前来,兴许真的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想到这里,周伟龙把手挥了挥,左右随即退下。唐生智悬赏十万元大洋缉捕戴笠,当时搞不到戴笠的照片,周伟龙只听人如此这般描绘了一番,所以当戴笠进来后,有一种好像见过面又说不清楚的感觉。

戴笠开门见山,自动表明了身份,说:“周处长,我就是戴笠。我这颗脑袋值十万大洋。念你是黄埔学长,今天特地前来,把我这颗人头奉送给你。”听到这话,周伟龙心里为之一震!感到眼前这个自称戴笠之人,胆识令人钦佩,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死到临头还这样硬气,不禁产生了惺惺相惜之念。

戴笠看周伟龙并没有要将自己抓捕起来的意思,就趁热打铁地说:“你是一个堂堂的黄埔生,怎么跟着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呢,他唐生智是中央的对手吗?若是他一旦失败,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几句话说得周伟龙颓唐地坐在了椅子上。周伟龙曾在湘军谢国光部队当过译电员,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唐生智部队,并非一贯追随康的嫡系。

戴笠看火候已到,又说:“眼前你只有两条路,一是将我交给唐生智,然后和他一起失败;另一条是投靠中央,提供唐生智的情报,策反他的队伍投向中央,这才是光明之途啊!”

周伟龙脸色凝重,沉思了一会儿,说:“戴兄说得对,我是早年唐生智与蒋校长合作时分配到他手下的,怎想到他会背叛中央呢?作为黄埔学生,怎会不追随校长左右呢?戴兄说说,我该如何行事吧?”

戴笠心中不禁大喜,附在周伟龙耳边说了一番话。第二天一早,周伟龙命心腹找来一套宪兵制服,戴笠换了装,并找来宪兵符号,让戴笠佩戴,假装成唐生智部队的一名宪兵,戴笠带着情报安然脱离了险境。

唐生智这次反蒋,于1930年1月9日宣告失败。唐通电下野,化妆坐火车逃到天津,后流亡澳门、新加坡等地。

讨伐唐生智的胜利,使蒋介石喜不自胜,而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周伟龙将戴笠独闯信阳策反的经过对蒋介石说了一番。蒋介石深为戴笠的果决勇敢所感动,夸奖戴笠有勇有谋,忠义可嘉,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更重了。

<strong>荣任特务处长,戴笠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工作做不好,就请校长杀我的头。”美国总统罗斯福点名要见这位“中国的希姆莱”</strong>

1932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在新近落成的中山陵附近一幢别墅里,召集包括戴笠在内的十几名最信赖的黄埔学生谈话。

这幢别墅依山而建,设计精巧,建筑采用中西合璧,豪华典雅,气势恢宏。如今游人如织,人称“美龄宫”。

蒋介石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口问道:“我叫寿山(胡宗南字寿山)带给你们看的《墨索里尼传》,你们看了没有呀?”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看了。”蒋介石嗯了一声,清了清喉咙,说:“目前,党国正处于存亡危急关头,北有日本入侵,南有共党作乱,内有一帮子政工人员常常触我的蹩脚。娘希匹,我前些时候下野,就是这伙人搞的鬼。我要寿山转告你们,一定要组织起来。现在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一盘散沙。嗯,一盘散沙!你看人家墨索里尼,搞了个褐衫党,一下子把意大利搞强盛了。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学。”

经蒋介石这么一点拨,“悟”性很高的这十几个学生,大多心领神会:老头子一定是要我们也倡导一个团体,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成立一个像“褐衫党”那样的组织。这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的、组织非常严密的特工组织。

随后,众人经过多次议论,确定成立一个名叫“复兴社”的组织,并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担任社长,在成立大会上训话后,他开始宣布复兴社领导骨干名单。戴笠坐在下边,竖起两只耳朵仔细倾听,生怕漏掉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宣读了刚当选的中央干事名单,戴笠听完后,心里不禁惊了半截:自己榜上无名。接着,蒋介石宣布了候补干事名单:侯志明、赵范生、戴笠。戴笠听后心里好受一些,自己总算当上了候补干事,总比名落孙山要好一些。

只听得蒋介石继续宣布说:组织处长萧赞育,宣传处长邓文仪,军事处长桂永清,特务处长……他用眼睛扫视全杨,最后宣布:特务处长暂缺,考虑考虑再说。

戴笠的心一直怦怦地跳着,紧张得手心也出了汗。当他听到自己没能当上处长时,不啻当头一棒,被打得差点晕了过去……

一直拖到3月下旬,蒋介石才把复兴社的领导成员召到一起开会,宣布说:“特务处长的人选,我想来想去,还是戴雨农比较合适。郑介民就当副处长。你们大家有何意见?”

校长拍板,谁敢说个“不”字。会后,蒋介石留下戴笠单独谈了话。

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说:“雨农,特务处长的任命,我考虑再三。你嘛,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你是黄埔六期生,资历浅,威望不足,人们颇有议论,嗯,你知道不知道?”

戴笠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假惺惺地说:“校长,学生资浅德薄,能力不足,难以服人,望校长另选贤能。”

蒋介石摆摆手,说:“不必。此事就这样定了!今天我特意召开这个会,宣布对你的任命,是表示我对你的信任和器重,也是给你撑腰。从今以后你就大胆地干吧!在工作中可能有人对你不服气、不买账,你要沉住气,一切由我来安排。希望你体谅我的一片苦心,不辜负我对你的殷切期望。”

戴笠感动得热泪盈眶,竭力地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说:“从今天起,学生愿以生命为革命牺牲,为党国奋斗。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也许会被敌人杀掉;工作做不好,就请校长杀我的头。”

戴笠还进一步保证说:“我们搞情报工作的,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领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笠“表演”得淋漓尽致,蒋介石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满意,庆幸自己选对了“鹰犬”。

戴笠的风头一下子盖过了周围许多资历很深的人,春风得意,高兴得不得了。一天,戴笠邀唐纵到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戴笠来了劲,他一拍桌子,说道:“我当特务处长,许多人不服气,特别是黄埔第一、第二、第三期的,仗着他们的老资格,根本不把你我这些黄埔六期生放在眼里。可是他们不想想,他们有这个能耐吗?他们能比我更忠于校长吗?!”

戴笠越说越来气,恶狠狠地说:“哼,总有一天,我们这些黄埔六期生要超过前三期,我们特务处,下面要设四个科,前三期的一个不要!”

当上处长后,戴笠开始招兵买马,以警官学校为掩护办特务“特训班”,准备大干一场。戴笠招收人员时常常与复兴社的桂永清一起进行口试,戴笠有时会问一些十分古怪的问题,看学员怎样应答。

一次,戴笠问学员道:“你结婚了吗?如果你回家看到妻子与人通奸,你会怎样?”学员回答说:“把他们杀掉!”戴笠摇摇头,说:“作为革命军人,不能感情用事,逞匹夫之勇,应有理有礼有节,永清兄,你教教他应怎样做。”桂永清笑笑,说:“你应该保持镇静,如果你爱妻子,就要与她深谈一次。如果你不爱她,就应该通过司法机关,提出离婚……”

轮到另一名学员口试时,戴笠还是问这个问题,那个学员回答得很好,而且几乎与桂永清说的一模一样。戴笠很满意地点点头,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学员,说:“你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那个学员老实地回答:“报告长官,我没有想法,只是刚才趴在门缝里偷听了桂主任所说的话……”

“好啊!”那个学员还没有说完,戴笠就高兴地站起来,十分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一个特务天才,很符合我们的条件!”

就这样,特务处成立仅一两年时间,人数就由最初的十个人猛增到一百多人。

1932年,蒋介石亲率大军对江西红军进行围剿,还特地设立了南昌行营,邓文仪任行营秘书兼调查科长。

一天,南昌飞机场突然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飞机被烧多架,机场成了一片废墟。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七窍生烟,下令调查科进行调查。

邓文仪接令后,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弄清大火的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盗用公款,套购黄金,进行投机买卖,结果造成了大量亏空。徐培根走投无路,遂想出了一个“绝招”:纵火焚烧南昌机场,既销毁了全部账目,又想以火灾损失为由报销一大笔费用。徐培根天真地以为能侥幸过关,不料被邓文仪查了个水落石出。

但邓文仪这时已和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打得火热。徐培根是“二陈”的亲信,他苦苦哀求“二陈”务必要救自己一命。“二陈”出于本集团的利益,请邓文仪帮忙掩饰过关。

邓文仪胆大包天,向蒋介石报告说南昌机场大火完全是一场意外事故,绝不是人为破坏。但纸毕竟包不住火,很快真相大白。蒋介石恼怒至极,下令将徐培根枪决,将邓文仪撤职,让戴笠接收行营调查科。

戴笠接收了邓手下的全部人员后实力大增。富有心计的戴笠,继续扩充自己的实力,把徐州行营调查科、武汉行营调查科,以及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先后囊括到自己手中,使他的特务系统渗透到军事机关和地方保安系统。

1934年4月1日,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又以复兴社特务处和南昌行营调查科作为基础,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1938年春,蒋介石又确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扩大为调查统计局。戴笠资历浅,蒋介石任命侍从室一处主任贺耀组兼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林蔚既了解“老蒋”的意图,又深知戴笠的为人,哪里愿意插手,戴笠遂一手包揽了军统局的大权,特务人数激增至近十万人,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也向蒋介石提出要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

<strong>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暗杀爱国进步人士杨杏佛;谋刺“国母”宋庆龄。“天下第一杀手”王亚樵行刺蒋介石,戴笠设“美人计”将王击毙,被誉为“特工王”</strong>

1933年3月的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官邸,交代说:“廖仲恺有个独子,叫廖承志,是共产党,你要把他抓起来。不过他母亲何香凝是中央执行委员,你们不能到她家里去抓人。”戴笠“咔嚓”一个立正,说:“请领袖放心。我马上就赶到上海去亲自部署。”

戴笠到上海后,召集手下一班人马开会,他交代任务说:“据我掌握的情报,廖承志虽在1925年参加了本党,但在1927年又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去德国后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后来到莫斯科,参加了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回上海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是个重要的共党干部。但他平时活动于工人之中,要抓到他很不容易。各位有何高招?”

有个特务立即发言说:“最近我们抓到了一个共产党,叫王其良,是个软蛋,一动刑就供出了廖承志的情况。”

戴笠大喜,说:“很好!你们就顺藤摸瓜,让此人带路,速将廖抓捕归案。”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公共租界被捕。廖承志机敏过人,诳称他马上可以带特务去抓捕同党。特务信以为真,押着他来到光裕坊8号。特务们闯进去一看,原来这里住的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著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廖承志用这种巧妙的方式通知了母亲。

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何香凝致全国各界的通电,愤怒谴责了蒋介石和特务的暴行。

随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1905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著名人士许德珩、沈钧儒、胡愈之、侯外庐、鲁迅等发表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严惩无法无天的特务。特别是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杨铨),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到处奔走,竭力营救。蒋介石慑于国民党元老的巨大影响不得不下令将廖承志交由柳亚子担保释放。

但蒋介石心有不甘。他咬牙切齿,恨恨地对戴笠说:“杨杏佛身为本党党员,却搞什么人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这明明是为共产党张目!你立即派人予以制裁,让杨杏佛永远闭上嘴巴。”

1933年6月18日,这天刚好是星期天。杨杏佛清晨和儿子杨小佛一起乘汽车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早就潜伏在附近的赵理君等特务突然冲上前去,对着杨氏父子连连开枪,杨杏佛中三枪,很快死去;儿子杨小佛腿部中弹,幸免于难。

蒋介石满以为杀了杨杏佛,人权保障同盟会会长宋庆龄等领导人会吓得噤若寒蝉,不再活动。不料宋庆龄又公开发表了《为杨铨被害的声明》,愤怒谴责蒋介石。

蒋介石手拿报纸,怒气冲冲地对戴笠说:“孙夫人太不像话了,公开骂我是杀人凶犯,她难道想步杨杏佛的后尘吗?!”

戴笠深知蒋介石和孙夫人宋庆龄的关系非同一般。从政治上来说,两人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从亲情上来说,她是宋美龄的姐姐,是同胞骨肉。她又是国人乃至海外华侨人人尊重的“国母”!而蒋介石自诩是孙中山的“正宗传人”。想到这里,戴笠提醒自己不能随便表态。

蒋介石鹰隼一样的目光注视着戴笠,问道:“雨农,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戴笠说:“一切听从领袖指示。”蒋介石心里骂了一声“滑头”。但又感到事关重大,一时难下决断,遂吩咐说:“你回去想想办法,谨慎行事,随时向我报告。”

戴笠和上海特区法租界特务组长沈醉进行了多次密商。

沈醉向戴笠献计说:“我们可以经常给孙夫人寄信,信中夹上一颗子弹头,什么字都不写,其意自明。”

戴笠点点头,说:“先这样试试看。”宋庆龄接到这类恐吓信后,丝毫不为所动。沈醉向戴笠汇报后,戴笠的马脸一沉,说:“你立即物色一个可靠人员,设法打进她的家,在她身边安上一个钉子。”

沈醉接口说:“能否搞个美男计试试?”

戴笠笑道:“此计大妙。”

但沈醉的“美男计”刚出笼即遭失败。因孙夫人家中除司机、门卫外,清一色都是女人。于是戴笠和沈醉密商后,改用“美女计”,派了一个女特务化装成佣人,混进了宋家。

多事之秋,宋庆龄对这个新来的陌生女人很警惕。当她得知此人来路不明,令她立即离府。

戴笠十分焦急,说:“领袖已催问多次,老这样拖下去,我无法向领袖交代。”

沈醉把心一横,恶毒地说:“那就干脆制造一起车祸,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做手脚,让她长期出不了院,不死不活地活下去。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领袖感到棘手的这个人了。”

戴笠听后,一拍桌子说:“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法。你再具体说说,用什么样的车子?派谁开车去撞?选在什么地点?车子和司机被人抓住了怎么办?……你要知道,她不是杨杏佛,她是‘国母’呀!撞伤了‘国母’,舆论汹汹,谁来承担责任?你要设想得再周密些。”

沈醉反复考虑后,向戴笠提出了一个新方案: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轿车,由沈醉亲自驾驶,撞车地点选在租界内的环龙路、华飞路到霞飞路口。当宋庆龄的座车开出住宅后,沈醉就驾车紧紧跟上。遇到红灯,孙夫人的座车一刹车,就从后面用力地撞上去……

戴笠专注地听着,插话问道:“为什么不在她的车行进时迎面、侧面或从后面撞上去呢?”

沈醉解释说:“我问过有经验的司机,他们说如果对方的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一定受重伤。车停下后,撞上去的力量很大,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

戴笠沉思了一下,点点头,又问道:“如果由你驾驶,会不会受重伤?”

沈醉说:“挡风玻璃一定要换成结实的,我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可保无虞。”

戴笠又问:“如果你被巡捕抓住了,怎么办?”

沈醉慷慨激昂地表态:“撞车后,我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表明并非故意。这样法律上负的责任就轻一些。即使判刑,也不是故意伤害罪、故意肇事罪,仅仅是不当心造成的一起责任事故。”

戴笠高兴地拍拍沈醉的肩膀说:“到那时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从监牢里弄出来。只是要暂时委屈你一些日子了。”

戴笠批准了沈醉的方案,令沈加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戴还亲自和杜月笙联系,从杜那里搞来了一辆很结实的德国造轿车交给沈醉,让沈醉按照计划中作案的线路,进行了实地演练。

但每次和沈醉见面,戴笠总是强调:“刺宋”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命令行事,绝不可鲁莽行事。

一次,戴笠郑重其事地问沈醉:“你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把宋庆龄撞成重伤而不是撞死?”

沈醉摇摇头,说:“没有把握。”

戴笠说:“我反复地想了又想,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小子把她撞死了,全国舆论大哗,夫人再哭哭啼啼向领袖要人,领袖一怒之下,下令彻查。查来查去,都难逃干系,你我都可能当替罪羊。”

沈醉内心暗暗佩服戴笠的精明,一再保证自己绝不会出卖团体。但戴笠仍是一个劲地摇头,说:“算了吧,这个计划暂时取消。这也是领袖的意思。”

暗杀宋庆龄的罪恶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戴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了密谋策划,又一次暴露了他的丑恶面目。

蒋介石一生中曾多次遇刺。1931年3月,他在庐山一条小山路上突然遭到杀手的枪击,幸亏命大未被击中,但也惊吓得他魂飞天外。

蒋介石下令彻查,戴笠查来查去,未见端倪。

同年7月,蒋的妻舅宋子文(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在上海北站遭到刺客的突然枪击,秘书当场殒命,宋子文死里逃生。

蒋介石怒不可遏,严令戴笠迅速破案。

戴笠出动大批特务四出侦探,最后向蒋介石报告说:这两次暗杀均系王亚樵所为。

蒋介石一听“王亚樵”这个名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生平最怕的,就是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早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时,就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斧头党”党魁、安徽帮首领王亚樵敬畏有加。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积极反对清王朝,追随孙中山,在安徽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又任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但安徽督办将社会党宣布为“乱党”,王亚樵逃到上海,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小组。他组织了五十名精壮安徽青年,身佩利斧,凶悍异常,出没于上海滩,劫富济贫,为穷苦的安徽人撑腰壮胆。很快,王亚樵的门徒激增至数千人,就连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首领也对他退让三分。

后来,王亚樵被皖系军阀卢永祥委任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在湖州招兵买马。其时戴笠在家乡无所事事,遂由江山同乡胡抱一介绍到湖州投靠王亚樵。王亚樵对他印象不错,任命他为小队长、中队长、纵队长。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四人还歃血为盟,八拜成交,义结金兰。王亚樵年岁居长,是老大,戴笠是小弟弟。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现在,戴笠成了蒋介石宠信的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长,炙手可热;而王亚樵则与政府为敌,东躲西藏,过着地下杀手的流亡生活。

蒋介石听了戴笠的汇报后说,如能争取王亚樵为政府所用,利莫大焉。他指令戴笠以四万元大洋收买王亚樵。不料王亚樵一口拒绝。蒋介石又命戴笠通知王亚樵,同意让王亚樵和把兄弟胡宗南一起组织安徽省政府,胡宗南任主席,王亚樵为副主席,又遭到王亚樵回绝。

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向戴笠下达了死命令,说王亚樵既不能为政府所用,则是一大祸害,务必要将他杀掉,以绝后患。

戴笠受命后,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召集亲信密议了好多次。他又亲自出马到上海督阵,对部下说:“王亚樵这个人,烧成灰我也认识。他机警善变,狡兔三窟,而他在上海的住处多达十几个,一天换几个地方。他乘的汽车和化装,也一日数变,要抓到他真比登天还难。但我戴某人也不是吃素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谅他逃不出我的手心。”可是戴笠的大批特务搜遍了整个大上海,军警宪特在陆海空各个港口守候了半个月,王亚樵仍踪影全无。

蒋介石得报后,大骂戴笠“不中用”。戴笠哭丧着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看来只有重金悬赏一法,才能促使他的知情人提供线索。”戴笠还吹嘘说他用这个办法,曾使无数军阀、政客俯首就擒。

蒋介石立即爽气地说:“好,就同意你的建议,悬赏一百万元大洋捉拿王亚樵。”

第二天,上海各报以突出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悬赏令。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王亚樵手下一个姓柏的主动找上门来,向戴笠报告了王亚樵的行踪。戴笠大喜,一天下半夜亲自带领特务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王亚樵的住处,心想这次一定大功告成了。

不料进门一看,哪有王亚樵的影子?心细的戴笠伸手摸了摸被子,还有热气;又亲自从窗口爬到阳台上察看,发现了一条下垂的绳子。特务们神速地跟踪搜捕,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王亚樵还是从戴笠鼻子底下逃之夭夭。戴笠气得眼珠发白,大骂手下特务是一群废物。

但一百万元大洋的重赏毕竟有很大的诱惑力,王亚樵手下人马纷纷动摇、瓦解、叛变,戴笠布下的天罗地网不断紧缩,王亚樵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一天,沈醉眉开眼笑地双手呈送给戴笠一个大信封,说:“老板,王亚樵终于露馅了。你看这封信,就是他从厦门寄出的。”

戴笠接过信一看,信封上写着:“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收”。落款是“厦门鼓浪屿××街××巷王寄”。信里装的是王亚樵亲笔写的一副挽联。

戴笠脸色阴沉,不言不语,仔仔细细把信封和信翻来覆去看了又看,最后哈哈大笑,对沈醉说:“老弟,你搞特工还欠火候,看不出这是王亚樵玩弄的金蝉脱壳、声东击西之计。我断定他没有去厦门,肯定还在上海!”

一天,沈醉带领十几个特务埋伏在王亚樵常来的一家钱庄门口守株待兔。

天刚亮,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悄悄踅进了钱庄大门。沈醉认出此人就是王亚樵,立即禀报戴笠。

戴笠大喜,亲带大批人马赶到,紧紧包围了钱庄,心想:这一次你王亚樵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逃我布下的天罗地网了。

正想着,只听得门“呀”的一声打开了,一个身穿旗袍、头戴花头巾的女人,手提菜篮子,边走边扣纽扣,款款地迈出门来,屁股一扭一扭地上街买菜去了。

特务们告诉戴笠这是老板太太。戴笠示意不要管她。

过了一会儿,门内仍无动静。急性子的戴笠等不及了,带领特务一拥而入,直奔老板卧室。他一脚踢开房门,只见身穿黑色西装的王亚樵,背向房门,面床而立。

戴笠深知王亚樵枪法的准确、厉害,连声说:“九哥,你不要开枪,快把枪放下。我们兄弟好说话。蒋先生看重你,他一直希望你能报效党国……”

戴笠话还没有说完,穿黑色西装的王亚樵慢慢转过身来,戴笠这才看清他根本不是什么王亚樵,而是老板太太。

戴笠气得直跺双脚,连发几枪打死了老板太太,以泄心头之恨。

逞胜好强的戴笠发誓一定要亲手抓到王亚樵。否则,自己这个特务处长就让给别人来干。

诡计多端的戴笠,又挖空心思设计了一个“美人计”。他对亲信说:“人都有七情六欲,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王亚樵也不例外。我们要想办法从这方面打开他的突破口。”

王亚樵有个铁杆兄弟名叫余立奎。他在香港时为了掩护王亚樵脱险而被捕入狱。王亚樵则应爱国反蒋人士李济深的邀请,秘密到达广西梧州,隐姓埋名住了下来。

余立奎的妻子名叫余婉君,年轻貌美,又喜交际,以前曾和王亚樵相好,后来王亚樵特地介绍给了余立奎。余立奎被捕后,余婉君独守空房,难耐青春寂寞,手头又缺钱花,正在这时,一位阔绰大方的花花公子主动向她接近,带她出入舞厅酒楼,花钱如流水,很快使她投怀送抱。

这个阔少,其实是戴笠精心挑选的特务程子贤。

为了抓到王亚樵,戴笠特地从南京飞到香港,亲自接见余婉君,送给她十万元巨款,然后向她面授机宜,如此这般一一作了交代。

余婉君知道王亚樵的行踪,悄悄从香港赶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一番哭诉,一番撒娇,两人旧情复燃,王亚樵很快与余婉君出双入对,经常幽会,而且放松了警惕,常常连保镖也不带。

手下人员对新来乍到的余婉君心存疑虑,多次提醒王亚樵要提高警惕。

可是正如戴笠所判断的,王亚樵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竟一头拜倒在余婉君的石榴裙下,死到临头还不知是怎么死的。

1936年10月20日晚上,华灯闪耀,夜幕低垂,王亚樵单身一人来到余婉君的住处幽会。49岁的王亚樵叱咤风云几十年,哪里会想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王亚樵上得楼来,躲在暗处的特务猛地向他撒来一大把石灰,紧接着一阵猛射,把王亚樵打倒在地。王亚樵眼睛睁不开,头脑仍很清醒,迅即举枪还击。然而特务人多势众,又是一阵猛射,王亚樵身中五枪,又被捅一刀,死在情妇余婉君的房间里。

戴笠用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刺杀了“天下第一杀手”、抗日反蒋的爱国者王亚樵,既赢得蒋介石的奖赏,又赢得了一顶桂冠:“民国第一杀手”。人们夸他比“天下第一杀手”还要厉害,是名副其实的“特工王”。

<strong>为军统闽北站站长张超鸣冤叫屈,痛哭流涕,长跪不起,被蒋介石厉声斥责:“你真无耻!”戴笠手书“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并以此为军统特务机关的训词</strong>

1938年的一天,在武汉的戴笠收到军统福建站一份特急电报:闽北站站长张超被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仪逮捕,处境危殆。

戴笠看了电报,既生气又着急。

戴笠知道陈仪这个人非但不好惹,而且有股子倔脾气,说得出,做得到,张超落到了他手里,凶多吉少,性命难保。

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给陈仪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要陈仪速将张超押来战时临时首都武汉由中央直接处理。

小小一个闽北站站长,顶多是个“县团级”、为什么竟会引起戴笠和陈仪双方如此重视?

闽北站是军统在福建北部的一个派出机构,有道是“庙小妖风大”,张超其人官不大,野心却不小,伸手向陈仪要武器装备,还要官、要权,想弄个绥靖公署的情报处长干干。陈仪不给,他就怀恨在心,暗中派人杀害了陈仪的亲信黄丙丁(省立医院院长)和刘雅扶、刘爱其(省电灯公司负责人),还到处张贴标语,煽风点火,进行“倒陈”活动。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参加同盟会,连蒋介石也对他很尊重,一口一声“公洽先生”,对他礼遇有加。他查获这一切均系张超所为,遂将张超抓了起来。

戴笠要求将张超押往武汉的电报发到陈仪手中后,陈仪认为蒋介石决不会为区区一个闽北站长发一份电报,想必是军统狐假虎威,冒蒋介石的名义而发。陈仪还认为:“张超此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害,碰到机会就想妄动。”决不能“放虎归山”,陈仪压下电报,来了个“先斩后奏”,下令将张超枪决。

飞扬跋扈的戴笠,头一次遭受到这样蔑视,面子上下不来,立即到蒋介石面前哭诉,状告陈仪蔑视中央,超越事权,胆敢不报告而擅杀军统要员,叫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蒋介石听了戴笠所言,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发了一份电报,批评陈仪“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命令将福建保安处处长叶成押解到武汉审查。戴笠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准备等叶成一到武汉就将他扣押下来,从他那里找到陈仪的把柄。谁知,叶成刚下飞机,就被何应钦亲自驾车接走,直接送到了张群的公馆里保护起来。原来,陈仪已给何、张两位好友打了电话,要他们尽力保护叶成。然后,张群又把叶成带去晋见蒋介石,汇报了张超在福建的种种劣迹,还将张超所贴的反陈仪的标语呈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了解了情况后,非常恼火,把戴笠叫来,对他大骂道:“你又是呈文上来,又找我哭诉,说张超是冤死的!可是他在福建反对人家,陈仪的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交代?”以前,蒋介石大发雷霆之时,戴笠总是垂手而立,老老实实地听蒋介石斥骂,绝没有丝毫不满之意,甚至会觉得是一种荣耀。但这一次,戴笠本来就因为没有扣住叶成憋了一肚子火,蒋介石又是这样的态度,情急之下,头脑发热,“扑通”一声跪在了蒋介石的面前,委屈地说:“校长,张超虽有不是之处,但罪不至死啊!现在死无对证,这些标语是真是伪很难说清,如果校长不为我们团体做主,今天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蒋介石被他的这个动作吓了一跳,随即反感地骂了一句:“你真无耻!”转身就要离去。戴笠一下子急了,大声说:“学生无能,但不是无耻,若学生今天是为了升官发财给校长下跪,是无耻,但是学生是为我们无辜被害的同志申冤。如果是张超真有罪,那就是我领导部下无方,请您准我辞职!”戴笠因为紧张和激动,面色惨白,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身子还微微地颤抖着。蒋介石看着戴笠这个样子,不禁有点同情他,语调缓和地说:“快起来吧,你辞职了,谁能干这个工作呢?让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革命领袖呢?”戴笠越发觉得委屈,痛说陈仪的不是,要蒋介石把陈仪杀掉,还说:“校长如果不同意,学生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蒋介石只得转身让侍卫把宋美龄请来。宋美龄来了之后,看见戴笠跪在地上,蒋介石束手无策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说:“雨农,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不要威胁委员长。”说着就扶他起来,戴笠不好意思再跪着,站了起来。蒋介石也慢慢地踱到戴笠的面前,语气更加柔和地说:“陈仪是政学系首领之一,他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你应该体谅我的苦心,我马上下令将叶成撤职,继续将他扣押,你回去想想吧,张超之事再不要提了。”

戴笠被蒋介石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蒋介石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我一定秉承校长旨意!”

回去之后,戴笠挥笔手书“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等字,并将毛人凤等心腹招来,说了晋见老蒋的过程,把这两句话给他们,并告诉他们张超的追悼会开过之后,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后来,在军统局的改组大会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这十二个字规定为军统局的工作宗旨,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strong>19岁结婚,夫妻失和,元配毛秀丛十几年不和他说一句话。迷恋“电影皇后”胡蝶,千方百计诱使她投怀送抱,挥金如土只为“影后”抿嘴一笑</strong>

戴笠一生中玩过数不清的女人,但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的原配夫人毛秀丛。戴笠1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文溪小学读高小的戴笠满腔热血,宣传反对清王朝,反对吸鸦片,反对女子缠足。然而他还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岁那年娶了一位缠过足的农村姑娘。

毛秀丛和戴笠结婚后,开始时夫妻感情不错,两年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藏宜,这是戴笠唯一的儿子。当年,戴笠从江山千里迢迢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毛秀丛几天夜里不睡觉,为戴笠缝制衣服和鞋子,还将自己结婚时陪嫁的一支金簪交给戴笠做盘缠。

戴笠发迹后,曾将毛秀丛和母亲一起接到南京住过一些时间。毛秀丛发现戴笠乱搞女人,还染上了性病,一气之下回了江山老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戴笠讲过一句话,直至1939年去世。她的倔强和硬气,使许多军统特务也为之叹服。

戴笠玩弄过的众多女性中,最使他中意的是余淑衡和胡蝶。

余淑衡是湖南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1938年进入军统在重庆举办的外交训练班学习。班上绝大多数是大学生,女生又特多。余淑衡长相出众,成绩优秀,鹤立鸡群,使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毕业后,余淑衡被调到戴笠身边当秘书。不久后,她就成了戴笠的情人,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戴笠甚至取了一个化名叫“余龙”。他讨好地对余淑衡说:“我取这个名字,表示我很愿做你们余家的乘龙快婿。”

余淑衡到美国去后,戴笠很快盯上了著名影星胡蝶。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8岁从影,二三十年代风靡全国,1932年被几家报刊选为“电影皇后”。戴笠看了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绝代佳人》等影片,对她的美艳绝伦和精湛演技崇拜得五体投地,发疯似的想将她搞到手。

但是,军统和戴笠本身作恶太多,杀人如麻,在社会上声名狼藉,稍为正派的人唯恐躲之不及,胡蝶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对戴笠也没有什么好感。

戴笠有个莫逆之交叫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生,官居中将警备司令。唐将军的夫人徐来,是个电影明星,和胡蝶很要好。一天,戴笠向唐生明和徐来表露了对胡蝶的倾慕之意。

徐来笑道:“戴将军风流倜傥,胡女士风姿独具,真是天生一对。但是,贵为电影皇后,胡蝶这个人非常清高、孤傲。你戴先生要吃这块天鹅肉,也非易事呀!”

戴笠谄媚地一笑,说:“那就全靠嫂夫人帮忙,拜托了!”

胡蝶颇有爱国心。上海沦陷后逃到了香港。1941年日寇占领香港,胡蝶又辗转逃到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为行动方便,她将几十箱财物托友人运送,自己和丈夫到了陪都重庆。

这时戴笠在重庆正红得发紫,炙手可热。惜乎徐来随唐生明去了上海,执行蒋介石、戴笠交给的打入汪伪集团的绝密任务,天各一方,当然不能再为戴笠跟胡蝶牵线搭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戴笠很快打听到胡蝶暂时借住在杨虎公馆,杨虎现任妻子林芷茗和胡蝶一块长大,感情甚笃。戴笠一拍大腿,高兴得跳了起来,说:“真乃天助我也!”

杨虎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很早就和戴笠成了密友。

胡蝶住到杨公馆后,杨虎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宴,戴笠当然在邀请之列。

那天,戴笠理了发,洗了澡,身穿一套毛料中山装,容光焕发,风度翩翩,来到了杨虎公馆。

胡蝶虽然年过三十,但她驻颜有术,依然俏美绝伦,风姿不减当年,直把个戴笠看得失魂落魄,不住地咽口水。

杨虎悄悄地和戴笠耳语说:“我杨某愿为你促成好事,但她很清高,不易上手,你得有所表现。”

戴笠急不可待,问道:“好,需要什么,你尽管说,除了天上的星星、海底的龙肉,我什么都可以给她搞来。”

杨虎笑笑,说:“那倒也不是。不过她从香港逃亡时,途中丢了三十几箱财物,至今音讯杳无,胡女士为此茶饭不思,人也瘦了好多,希望你能想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戴笠松了一口气,笑道:“我道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原来如此。小事一桩,好说,你就告诉胡女士,请她听我的好消息。”

事隔一两年,丢失地点又远在广东境内,戴笠花了好大的劲,才找回几件。他又下令将当时运财物的人予以拘捕,再照他供述的清单将胡蝶的失物一件一件购置,总算凑满了几大箱,亲自登门送到胡蝶手中。胡蝶连声道谢,对戴笠有了很好的印象。

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还特地在重庆市内一个叫神仙洞的地方建造了一个豪华的公馆。他陪胡蝶去看工程时,肉麻地讨好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您胡女士就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呀!”

戴笠当着胡蝶的面用手一指,说:“为了让您不爬坡,一下车就能进公馆,我准备把这块地皮也占过来,您知道这是谁的地皮吗?”胡蝶摇摇头。戴笠带着得意的口吻说,“这是三十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陵基的地皮。他又是四川的地头蛇,不好惹呀!不过我已发电报给他,说是为了招待美国海军梅乐斯将军,要盖个公馆,他已回电同意了。”

公馆建好后,戴笠又花一万多银元购置了名贵花木植于园中。家具也十分高级,极尽豪华之能事。一切就绪后,戴笠带着胡蝶兴致勃勃地到公馆看房子。花了几十万民脂民膏,终于博得了“影后”的抿嘴一笑。戴笠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胡蝶的欢心。

后来戴笠坠机身亡,胡蝶去了香港,1982年定居加拿大,1989年4月23日逝世于温哥华,终年81岁。她生前出版了一部《胡蝶回忆录》,与戴笠的这段关系她说了如下几句话:“关于这段生活,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旬,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短暂的,对于个人的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尽管胡蝶只字未提到戴笠,但戴笠玩弄和蹂躏包括胡蝶在内众多女性的劣迹,昭然若揭。

<strong>恶贯满盈,坠机戴山,尸体在“困雨沟”中浸泡了三天三夜。蒋介石亲自主持公祭、择下葬之处。各地军统特务收到五千多副挽联</strong>

1946年,戴笠在北平过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春节,准备在布置好北平的工作后,赶到南京、上海,去见何应钦和胡蝶,然后在3月底之前赶回重庆,去主持军统每年一度的“四?一”纪念大会。

抗战胜利半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中,每次都有人提出要取消特务机关,其中不乏陈立夫、陈果夫和李士珍等要人。戴笠对军统和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生怕蒋介石“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劝他以退为进,以出国考察为名,暂时避避风头,戴笠心中不由泛起了几分苦涩之味。

在离开北平的前一晚,他驱车到郑介民的居所,就东北方面的问题、军统局各个情报单位的财产问题都作了详细地交代。郑介民一向对这些繁琐的具体事务不耐烦,摆手说:“我不要同你谈这些事情!”戴笠非常严肃地说:“不行,你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绝对不能再干了,准备出国。你要准备担负全部的工作,必须知道全部情况。”说着,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有关事务,包括若是政府不管军统之人,以军统的财产也可以解决遗眷等问题。郑介民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戴笠当时的语气十分反常,就像是临终之人交代后事一样。

第二天,戴笠在离开北平到天津之前,与他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部下王蒲臣要率部下赴机场为戴笠送行,戴笠坚持不要王蒲臣送他,但一向听从戴笠命令的王蒲臣表现得十分固执,非要送行不可,戴笠最后只好同意。临上飞机前,两人道别,戴笠紧紧地握住王蒲臣的双手,半晌没有松开,戴笠说:“这是最后一次送行了,下不为例!”王蒲臣听得稀里糊涂,回答说:“好,好,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竟然没有想到“一语成谶”,王蒲臣真的是最后一次为戴笠送行了。

17日,戴笠带着一行随从准备从青岛登机飞往宁沪。当时青岛天气不好,烟雨凄迷,送行之人劝戴笠改天再走,但戴笠坚持要走,他说:“我已报告了校长,18日一定赶回重庆。今天一定要赶到南京或者上海。”机场工作人员报告说:“上海天气条件恶劣,南京的天气还好。”戴笠就让机场人员多给飞机备点汽油,万一上海无法降落,就转往南京,先去见何应钦,再往上海与胡蝶相聚。

飞机先到达上海上空,但是由于雨大云厚,无法降落,飞机又飞往南京,南京的天气状况同样恶劣,机场方面命令飞机改飞别处,但是,222号飞机上的飞行员说,戴笠坚持要在南京机场着陆,让机场做好准备。从那以后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18日,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端与跟随戴笠多年的副官贾金南等人乘车沿京芜公路巡查,在江宁县板桥区打听到前几天有架飞机在左边山区撞山而坠。他们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戴山,当他们看到坠机现场的惨状,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据当地人讲,飞机撞山之后,油箱爆炸起火,在大雨中燃烧了一天一夜。贾金南四处寻找戴笠的遗骸,但飞机上所有的人都烧得像黑炭一样,贾金南只好将每一个人的嘴掰开,查看牙齿,因为戴笠左边的臼齿上镶有六颗金牙。最后,他终于在半山腰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里,找到了戴笠被烧成黑炭的尸体。

当戴笠的死讯被证实后,南京、上海等地的大特务纷纷赶到出事地点,贾金南拖着戴笠的遗骸想搭乘那些大特务的车,竟然被他们断然拒绝。贾金南气得大哭,说:“戴先生,你尸骨未寒,他们就这样待你,真是丧尽天良啊!”

戴笠很迷信,他修房建屋都要请人看风水,以至于军统里的大特务都相信阴阳命相一类的东西。因为戴笠“命中缺水”,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多的名字,如江汉清、沈沛霖、洪淼等,其中的一些名字甚至是戴笠亲自拟定使用的。到了1945年底,戴笠外出公干,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不相信迷信,有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名字:高崇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毛人凤一时大意,也批准了。可是凑巧得很,戴笠不久就摔死在戴山之上,紧接着,军统也宣告结束改编,缩小了范围,势力大不如前,使得许多军统的高层特务都私下嘀咕:“就是那个化名取坏了!”

戴笠死后,蒋介石对失去这一得力干将,感到非常痛心,他冒着酷暑亲自在南京紫金山上为戴笠择好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嘱咐毛人凤一定要在午时下葬。6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公祭,痛呼:“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足见他们的“君臣之情”还是颇深的。由于“特工王”戴笠当时的影响太大,公祭活动以来,各地军统收集到的挽联就达五千多副,其中尤以大律师章士钊的挽联最为让人叹服。此联用“春秋笔法”,十分贴切地概括了戴笠一生的特点,一时间被四处传颂,称为佳作。此联为:

<small>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small>

<small>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small>

正文 二、中统掌门——徐恩曾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7年加入CC集团,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处长。中统局副局长、代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等职。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1月被免去本兼各职。1985年在台湾去世。

<strong>送礼跑官,硕士“跳槽”搞特工。倚仗“二陈”,上蹿下跳,处心积虑挤走叶秀峰,终于抢到“调查科长”的肥肉</strong>

徐恩曾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又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学的专业是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回国后奉命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并当上了电台主任。

一天,徐恩曾手提大包小包礼物,来到了表兄陈果夫家中。

陈果夫比徐恩曾大四岁,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正在院子里观赏花木,见徐恩曾登门拜望,连声说:“可均(徐恩曾字),你怎么一大早来了?快进屋里坐。”

寒暄过后,徐恩曾开门见山地说:“果兄,我想换个单位,到你的中央组织部工作怎么样?”

陈果夫哈哈大笑,说:“可均,你在美国苦学多年,掌握了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学贯中西,多少人都羡慕你呀!到组织部来当个干事,做做一般的行政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埋没了你这个人才。”

徐恩曾见陈果夫不肯帮忙,只得求助于陈立夫。

经过陈立夫的一番活动,徐恩曾顺利调入中央组织部当了总务科长。时为1930年,徐恩曾34岁。

中央组织部下设处、科、股。论职务,徐恩曾比表弟陈立夫还低两级。但他并不因此而心里不平衡,相反,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得十分出色,凡是“果兄”、“立弟”交办的事,不论巨细,都迅速办妥。平时对“二陈”非常恭顺,即使是表弟陈立夫,他也主动为他开车门,扶他上下车。旁人见此情景,在背后议论纷纷,但徐恩曾照样我行我素。

徐恩曾虽为总务科长,但对同在中央组织部里的党务调查科的内部工作却不知情,总感到它很神秘,鬼鬼祟祟的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该科科长吴大钧是浙江老乡,与他还是留美同学。徐恩曾就和他套近乎,逐渐弄清了党务调查科原来是搞特务工作,它的任务是侦查共产党和反蒋派的内幕,活动范围很广,权也很大。这使嗜权如命的徐恩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向往。他决定把党务调查科科长这块肥肉搞到手。

继吴大钧任调查科科长的是叶秀峰,此人和陈立夫同岁,两人是南洋大学矿冶系的同班同学,又都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同获硕士学位。可是眼下他的职务却比陈立夫要低得多。生性好强的叶秀峰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工作中就常和陈立夫顶顶撞撞。徐恩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喜。他竭力想取而代之,就常在陈立夫面前说叶秀峰的坏话,进行挑拨离间。

果然,叶秀峰和陈立夫公开闹翻了。他一气之下跑到杭州“疗养”。徐恩曾立即假惺惺地到杭州对叶秀峰进行“慰问”,当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对叶秀峰说:“叶兄,论资历,论学识,论才能,你早该当处长了,可是现在只当了个科长,有什么意思?”叶秀峰是聪明人,知道徐恩曾明明是来“劝退”的,也就顺水推舟地说:“徐科长所说极是。我是无论如何不回调查科了。”

徐恩曾处心积虑地一番活动,挤走了叶秀峰。又向“二陈”逢迎讨好,一次又一次地送礼、跑官,终于当上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中统特务生涯。

<strong>招降顾顺章,屠杀恽代英和蔡和森,从蒋介石手中领回血淋淋的十万元赏洋。疯狂进行文化“围剿”,魔爪伸向鲁迅</strong>

徐恩曾走马上任,凭他的聪明和才干,很快把党务调查科的工作搞出了新名堂。

徐恩曾常说:“事在人为,没有人就办不了事。”他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编制,招兵买马。他提出并经“二陈”批准,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举凡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情报搜集、破坏活动的指导等等,统由该组负责。

接着,徐恩曾又增设了一个“言文组”。他交代该组的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报刊,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从中了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动向。调查科的人员很快从十七八人增加到五十多人,成为中央组织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科。

一天,陈立夫把徐恩曾找到办公室,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训示”。蒋介石强调说,最近共产党到处滋事,搞得全国不宁,调查科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新办法,特别要注意缉拿共产党首领。

陈立夫问道:“可均兄,领袖要你们想出新办法对付共党,期望殷切,要求很高,不知兄有何高招?”

徐恩曾说:“共党很狡猾,主要活动在上海、武汉、郑州等大城市,我们准备从调查科中派出三人,任命为特派员,并配备工作人员和电台,分别常驻上述三个城市,以后再选派人员,逐步在各省、特别市和铁路设立特务室,以加强对共党的侦缉工作。”

陈立夫说:“好,这样可以直接加强我们对这几个重点城市的监控。但派去的特派员要选准,要精明干练。”

徐恩曾“用人有方”,他手下的特务蔡孟坚秘密到达武汉后,果然很快就抓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顾顺章押到南京后,徐恩曾连夜带着顾顺章赶往上海抓捕中共领导人。可是迟了,由于中共特工钱壮飞等人杰出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已人去楼空。

徐恩曾连连扑空,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直怪顾顺章招供太迟。顾顺章为了“立功”,又向徐恩曾附耳低言:“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还关在你们的监牢里。不过他化名叫王作霖,一直骗过了你们。经过中共营救,你们最近就要将他释放出狱了。”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敌人逮捕后,他巧妙地隐瞒了身份。

徐恩曾立即派特务按照顾顺章的密告,将恽代英查获。他还亲自出马对恽代英劝降,妄图使他像顾顺章那样叛变后供出党的机密。恽代英是个铮铮铁汉,尽管徐恩曾挖空心思,他仍然守口如瓶,行刑时还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前往监斩的特务骨干顾建中说:“共产党人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真是可怕。”徐恩曾却恶狠狠地说:“对这种死硬的共党分子,一定要坚决杀掉,绝不能留后患。”

徐恩曾在上海连续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抓捕了来不及转移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除个别人叛变外,大多数人都被杀害。

顾顺章告密说,中共领导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的蔡和森正在香港活动。徐恩曾立即派特务骨干带着顾顺章秘密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后来,蔡和森也被杀害。

蒋介石高兴地召见了徐恩曾,陈果夫和陈立夫陪同接见。蒋介石笑逐颜开,和徐恩曾亲切握手,表扬说:“果夫、立夫向我推荐,说你是个人才,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和重托,招降了顾顺章,查获了恽代英、蔡和森等共产党头目,还抓捕了一批共产党分子。你为党国立了功,我要重重奖励你。”很快,蒋介石下令奖给调查科十万元大洋。在此基础上,徐恩曾又处心积虑地搞起了一个特务机构——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下设书记室和训练、情报、总务三个科。书记室内设组织、指导、审理、行动等四个课(小于科,相当于组)。此外还有设计委员会、总督察、电讯总台、密电研究室、行动队等等。徐恩曾还将特工总部的黑手伸到各省、市和铁路系统,分别设置了“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当时中统内部流传着一首歌谣:“专员多似狗,科长满街走,秘书无人问,处长人人求。”

徐恩曾在用人政策上是“武大郎开店”,绝对不允许部属中有超过自己者。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采取的第一道撒手锏是搞掉调查科总干事张冲。

张冲,字淮南,又字怀南。他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后,能力和业绩并不逊于徐恩曾,这就招致了徐恩曾的戒备和猜忌,生怕张冲会将自己取而代之。张冲曾对人说:“要不是钱壮飞,中共中央早就被一网打尽了。”徐恩曾生怕此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遂多次向“二陈”进谗言。

一天,徐恩曾找张冲谈话。

徐恩曾满脸笑容,装出非常和蔼亲切的样子,说:“淮南兄,特工总部成立后,非常需要有一个机构,经常对重大问题出谋划策,作出战略性的决策,组成人员必须对本科工作有过重大贡献,有资历,有威望,有水平。经果兄他们批准,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设计委员会,其主任委员一职,非兄莫属。”

张冲听徐恩曾这么一说,就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慑于“二陈”的淫威,他只好接受了这个闲职。可是坐冷板凳的滋味并不好受,个性倔犟的张冲不久后拂袖而去,出国到欧洲“考察”去了。

挤走了张冲,徐恩曾坐稳了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心里好生得意。

叛徒顾顺章出卖中共大量机密后,徐恩曾给了他很高的薪金,还“赠”给他一幢房子,并派一名女特务给他当老婆,实际上是监视其一举一动。

一天,徐恩曾得到报告,说顾顺章某日酒后对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徐老板只让我当当教员,编编训练班的教材,并不重用我,我还不如到戴老板(戴笠)那里去。”

徐恩曾还得到密报,说顾顺章私下对陈俊德(亦为中共叛徒)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从现在起我要注意联系自首人员,另外成立新共产党组织。”

中统和军统平时就势不两立。徐恩曾和戴笠见面时握手言欢,背地里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徐恩曾心想,你顾顺章要“跳槽”,甚至野心不死,竟敢策划成立“新共产党”,这还了得!于是禀报蒋介石和“二陈”后,将顾顺章关进苏州反省院,还给他穿了琵琶骨,不久后将他秘密处死。

徐恩曾及其领导的调查科和特工总部,除了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还对进步文化进行疯狂围剿。

一天,徐恩曾得到密报,说留俄学生招待所有个人在上海发现了中共地下交通员唐禹。他想这是个立功的难得机会,就立即带领得力骨干赶到上海,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在第四天早晨将唐禹抓获。

徐恩曾亲自找唐禹谈话,一番威逼利诱后,唐禹招供说:“我在共产党沪东区委工作,我今天的任务是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开一个重要会议。”并供出了会议时间、参加人员名单以及接头暗号。

徐恩曾大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特务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务必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这天是周末,时值隆冬,寒风凛冽,街头灯光昏暗,行人很少,几辆警车分别开到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门口,特务破门而入,将两处开会的十几名共产党员全部逮捕。

徐恩曾接连搜捕了五天五夜,共抓捕了中共各级干部三十余人。他下令将人犯统统关押,严密看管,自己驱车返回南京向蒋介石和“二陈”做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汇报,蒋介石高兴地夸奖徐恩曾“精明干练”、“功在党国”。

不久后,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林育南和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在上海龙华惨遭杀害。

徐恩曾还在被捕的作家柔石口袋里,发现了鲁迅与北新书局的一份合同,他恶狠狠地下令务必将鲁迅抓捕归案。但特务们到处搜查,却始终不见鲁迅的身影。原来鲁迅得到消息后,全家躲避到了一个偏僻的名叫花园庄的客栈里。这位英勇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旗手侥幸逃脱了厄运。

<strong>大色鬼妻妾成群,玩弄女人无数。第三任妻子是中共叛徒,“二陈”极力反对,他铁了心去找蒋介石:我和她是非君不娶,非君不嫁</strong>

徐恩曾是个大色鬼,有过三次婚姻,玩弄过数不清的女人。

徐恩曾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名叫梅幼琴,和他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老乡。开始时徐恩曾与妻子的感情很好,卿卿我我,如胶似漆,还生了一个女儿。

徐恩曾当上特务头子以后,觉得家乡的“糟糠之妻”土里土气,一股“乡巴佬”的味道,比不上身边那些女人洋气,于是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寻花问柳,把老家的发妻渐渐抛到了脑后。

徐恩曾升任调查科科长后,手下的女特务和部属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都会被他看中,他就利用职权想方设法加以蹂躏。

徐恩曾还不满足于像这样“打游击”,他想找一个固定的女人。比较来比较去,他对同在中央党部工作的王素元颇为中意。

20岁左右的王素元,东北人,个子颀长,双乳高高突起,皮肤白皙,浑身散发出青春气息,常使徐恩曾看得垂涎欲滴。

一个是有权有势的特务头子,一个是年纪轻轻未谙世事的小职员,两人眉来眼去,日久生情。不久以后,王素元就成了徐恩曾的情人。

一天,徐恩曾对王素元说:“我要办一个实业社,地点就在中山东路上,店名嘛,我想好了,就叫正元实业社,你知道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吗?”

王素元没有喝过“洋墨水”,文化不高,半天也没弄明白徐恩曾的意思。

徐恩曾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说:“你知道我最最崇敬的是蒋先生,最最喜欢的就是你,蒋先生名中正,字介石,我从他的名字中取一个‘正’字,从你的名字中取一个‘元’字。以后这个‘正元实业社’就是我俩的家了。”

王素元立即紧紧地抱住了徐恩曾,她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徐老板”最最喜爱的人。其实,徐恩曾说的完全是花言巧语。

一天,王素元的姐姐王素卿从北京来南京看望她。姐妹俩久未见面,格外亲热,谈得十分起劲。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徐恩曾走了进来。徐恩曾虽知王素元有这么一个姐姐,但从未谋面,今日一见,不觉看呆了。王素卿也像妹妹一样身材高挑,但体态更为丰腴,她在燕京大学读书,有一种徐恩曾十分欣赏的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这是王素元所缺少的。徐恩曾正看得入神,王素元说:“我姐姐要在南京玩几天,请徐老板帮忙安排一下,好吗?”

徐恩曾连忙大献殷勤:“好说,好说!今天晚上敝人给王小姐接风洗尘,素元你作陪,务请王小姐赏光。”

当晚,徐公馆里酒筵丰盛,徐恩曾给王氏姐妹殷勤劝酒。徐恩曾居心叵测,为了把王素卿搞到手,他暗地里给王氏姐妹下了迷药。很快,王素元昏昏欲睡,徐恩曾让她先行休息。他把王素卿扶入另一个房间,乘她迷迷糊糊之际,把她强奸了。

一觉醒来,王素卿发现徐恩曾赤身裸体躺在自己身旁,不禁失声痛哭。她恨恨地痛斥徐恩曾是个人面禽兽,无耻之徒,占有了她妹妹,又玩弄了自己。她说:“我已有丈夫,在美国留学,你叫我怎么有脸见他?”

徐恩曾嘻嘻一笑,轻蔑地说:“他不就是个留学生吗?好说,待他回国后,我派人和他打个招呼,叫他把你让给我不就行了?今后,只要你跟了我,保管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王素卿再看徐恩曾,发现这个男人皮肤白皙,温文尔雅,前额宽阔,笑起来还有一个酒窝,一副大学教授气派,不觉心生几分好感。再一想,他是身居高位的特工总部主任,自己与他生米已煮成熟饭,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成了徐恩曾的第二房太太。

王素元一气之下,离开了徐恩曾。不过徐恩曾对她还算“有情有义”,后来,给了她一块地皮,还给她盖了一幢很大的房子。

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名叫费侠,是中共叛徒,曾留学苏联。徐恩曾看上她,是在一次偶然的报告会上。

为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特工总部特意办了一个留苏学生训练班,强迫他们交代在苏联的思想情况,动员他们“检举”共党分子,并给特务带路抓人。

一天,徐恩曾到这个训练班作报告,内容无非是贩卖国民党的一套反共理论,吹捧蒋介石的英明伟大,引诱学生们反苏、反共、反人民。

徐恩曾报告完后,一个女青年跑上台来代表学生讲话。徐恩曾仔细打量,见她苗条的身材,白白的皮肤,高耸的乳房,特别是她甜美的声音,勾魂摄魄的眼睛,真不啻天仙下凡,嫦娥再世,令他不禁心摇神驰……

报告会结束后,徐恩曾单独与这个女学生谈话。

“你叫什么名字呀?”徐恩曾柔声问道。

“费侠。”

“喔,想不到你一个纤纤女子,竟是位侠肝义胆的女侠,可敬,可佩!你是哪里人呀?”

“湖北黄陂县人。”

“很好嘛,你们湖北人生性豪爽,你刚才的发言也很好嘛,说明你们学习很有成效。政府对你们期望甚殷啊,你好好学习,前途无量啊!”

临离开时,徐恩曾又对训练班负责人附耳低言,做了一番布置。

当晚,费侠单独来到徐恩曾的一处“行宫”。徐恩曾设下盛宴招待。席间,他花言巧语,频频劝酒。那费侠早就有几个男人,风流成性,此时一看形势,马上主动投怀送抱,成了徐恩曾的第三房太太。

风声传到陈果夫、陈立夫耳中,“二陈”认为,她费侠是中共叛徒,在报上公开刊登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你徐恩曾什么女人不好玩,却偏偏要找她,万一她是共产党派进来的“间谍”,岂不坏了大事?!“二陈”正儿八经对徐恩曾打了“招呼”,要他与费侠一刀两断。

徐恩曾对费侠,情有独钟,他感到自己交往过的女人中,没有任何人比得上费侠有滋有味,风情万种。他向“二陈”表示:“万两黄金容易得,像费侠这样的女人很少有,要我和她了断,不可能。”

“二陈”无奈,只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自己有过三房妻室,也有不少情人,对部属玩女人之事本来不想过问,但徐恩曾掌管着党国的机要,绝对容不得与共产党有一丁点儿瓜葛,以防共产党打入中枢。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

“听说近来你跟一个共党叛徒打得火热?”

“是的。”徐恩曾唯唯诺诺。

“你知道她可靠吗?”蒋介石瞪大了眼睛。

“卑职敢担保,她绝对可靠。”徐恩曾斩钉截铁地向蒋介石保证。

“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万一她有异心,泄露了党国军机,你担当得起吗?”蒋介石语气严厉。

徐恩曾铁了心,非娶费侠不可,他申辩说:“请领袖放心,我有绝对把握证明她与共党已一刀两断,对党国一片忠心。如果领袖不放心,也可免我的职。费小姐对我是非君不嫁,我对她是非君不娶,我俩已经分不开了……”蒋介石不禁露出了难见的笑容,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多情种子,不爱江山爱美人。只是万万不可大意,要处处留心才是。”

1938年,徐恩曾与费侠在武汉正式结了婚。

后来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徐恩曾和费侠住在一起。他将第二房太太王素卿另外安排住处。王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生性泼悍,几次到他们住处大吵大闹,甚至与费侠大打出手,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徐恩曾有了三房太太,但他仍到处玩女人,有名有姓的可以列出十几个,春风一度的更不知有多少。“老板”带头胡搞,部属竞相效尤,如他的心腹顾建中,光在上海就有姘妇、情人七八十人。徐恩曾曾经感慨地对部下说:“你们不学我的长处,为什么偏学我的短处呀!”

<strong>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党部门前集体照相,三声枪响,汪精卫应声倒地,血流如注……他因破获“刺汪案”一飞冲天,被擢升为中央执行委员</strong>

1935年11月1日,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刺杀汪精卫案件。

这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举行。

上午9时,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把手,时任中央常委、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此人口才极好,长于辞令,滔滔不绝地讲了二十多分钟。

接着,中执委纷纷步出大礼堂,到门口照相。一排排坐椅均已安排停当,共分五排,前排就座的应为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军政首脑。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蒋介石出场。一百多名中执委坐的坐,站的站,一个个摆好了照相的姿势。不能久等,汪精卫就说了声“照吧”。

照相结束,中执委纷纷返回大礼堂准备继续开会。这时,突然从六十多名中外记者中飞快奔出一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他枪法极准,三枪皆中:一枪击在汪的左臂,一枪打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处。汪精卫立时倒地,血流如注……

蒋介石闻报后,将中统、军统头目陈立夫、戴笠找到办公室,指着他们的鼻子严厉训斥说:“你们每月花几十万元大洋,人家打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竟不知道,要你们这帮废物干什么?限令你们一个星期内破案!否则,提你们的脑袋来见。”

陈立夫转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徐恩曾,并厉声警告说:“领袖有言,一个星期破不了案,提着你的脑袋去见他!”并交代说,“戴笠的军统也领受了任务,看你们谁先破案。可不要叫他们抢了头功。”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立即召集特务骨干做了研究和部署。他对顾建中说:“刺客已不治身亡,口供是搞不到了,你要抢在军统之前,到医院检查一下他的尸体以及遗留的所有东西,从中发现可疑线索。”

顾建中事后向徐恩曾报告说,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除此以外,别无线索。已派人搜查了晨光通讯社,可早已人去楼空,片纸未见,说明他们早有预谋。为刺客办记者证的是晨光通讯社采访主任贺坡光,亦已逃逸。此人曾在上海工作过,唯一的办法是到上海去搜捕。

徐恩曾说:“事情十万火急。我派飞机送你去上海,你多带些人马,到上海后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限你三天破案!案破后,领袖定有重赏。破不了案,拿你是问。”

徐恩曾还下令南京、上海、京沪沿线各县和江苏全省特工,立即全体动员,搜捕晨光通讯社华克之、贺坡光、张玉华、谷紫峰、姚莹、刘仲琥、李怀诚等所有人员,务必一一抓捕归案。

这起“刺汪”案的策划者是谁?他名叫华克之,是王亚樵的密友,一个坚决抗日反蒋的热血男儿。他深感蒋介石是个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于是联合了一帮爱国青年,成立了南京晨光通讯社,积极从事反蒋活动。

半个月后,在上海北站守候多日的特务,抓到了曾在晨光通讯社工作过的谷紫峰。这个“软骨头”经不住电刑,将他所知道的情况全部招供。徐恩曾大喜过望,命令特务于当天抓捕了张玉华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中共地下党员陈惘子正好到崔家探望,也一同被捕。第二天,徐恩曾又派人赶到江苏仪征县乡下,抓捕了孙凤鸣的岳母和妻妹崔正琪。还派人抓到了躲避在镇江乡下的贺坡光。凡是与晨光通讯社有过联系的,几乎无一幸免。抓不到华克之,徐恩曾下令抓捕他在上海、南京的许多亲朋好友,先后抓捕的共达两百多人。徐恩曾恶狠狠地说:“好啊,宁可错抓一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可疑人员。”

徐恩曾下令对被捕人员严刑拷问。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夹手指、压杠子……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许多人惨遭杀害,幸存者残疾终身。徐恩曾亲自对贺坡光作了审讯,又进行了深入调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孙凤鸣“刺汪”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是陈铭枢。陈铭枢当过行政院代理院长,为了去掉这个“代”字,野心勃勃的他下决心刺杀行政院长汪精卫,以便取而代之,遂用重金收买了刺客孙凤鸣……徐恩曾越想越开心,感到这个结论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至于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陈立夫将徐恩曾侦破此案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大大夸奖了徐恩曾一番,并让他将破获“刺汪”案的前后经过向军政界人员作一次汇报。

开汇报大会这天,徐恩曾春风满面,绘声绘色地大吹了一通。最后他得意洋洋地说:“这次暴徒行刺汪院长一案,由于蒋主席(蒋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英明领导,军警宪等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中央党部调查科全体同仁竭尽全力,终于在很短时间内侦破了此案。现在案犯已全部缉拿归案,即将提交法院判决。”徐恩曾的汇报获得了全场热烈鼓掌。有人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领袖的佩剑”、“中国的福尔摩斯”。

徐恩曾还大力替蒋介石辩解,指桑骂槐地说:“行刺汪先生一案发生时,外界误传疑是蒋先生幕后主使。侦破结果证明,此种说法纯系别有用心。”

汪精卫被刺后,经医院抢救,左臂中弹伤势较轻,清毒后缝了几针;左颊中弹伤及骨头,做了三次手术始将弹头取出;背部一枪伤势最重,弹头夹于五、六两肋骨间,伤及脊骨,弹头始终未能取出。12月1日,汪精卫提出辞去本兼各职;汪派人物亦相继辞职。不久后,汪精卫去欧洲治病、疗养。

汪派势力由此大为削弱,蒋介石“无心插柳柳成荫”,想不到“刺汪”案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了那么大的好处。主子得益,奴才亦受奖,蒋介石亲自提名徐恩曾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

入党只几年的徐恩曾,借破“刺汪”案平步青云,一飞冲天,迈上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巅峰期。

<strong>当上“局级干部”仍满心窝火,大骂局长朱家骅:想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做梦!派特务到延安“插钉子”,成立“秘宣科”专事造谣。特务在他家附近放谣,他闻知哈哈大笑:你们工作有改进嘛</strong>

1938年5月,徐恩曾从特工总部主任擢升为中统局副局长。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他负责主持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统王”。

徐恩曾心里既高兴又不满足,高兴的是特工总部原先没有编制序列,是个“黑户”,现在正式成了国民党中央一个堂堂正正的直属机构,自己也成了“局级干部”,何等风光!

不满足的是自己只是个副职,头上还压着个局长朱家骅。这姓朱的虽然是吴兴人士,和自己是老乡,而且也属“二陈”的CC系,但近来和“二陈”闹独立,想搞新CC。徐恩曾想着,阴阴地一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他想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撒尿,做梦!老子非把他挤走不可。”

这年8月的一天,徐恩曾接到侍从室通知,说蒋介石要亲自接见中统局的十三名高级干部。徐恩曾受宠若惊,连忙按名单通知了受接见的人员,叫他们做好准备,以免临时出洋相。

蒋介石的这次召见使徐恩曾大受鼓舞,他将中统局的机构来了个大升格。人多了,枪多了,车也多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统帝国”,大小特务们个个喜笑颜开,神气活现。

徐恩曾说:“人家戴笠利用军事系统发展势力,我们中统也可利用党务系统发展势力,扩大组织,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设立调查室,中共的延安,我们也要打进去。”

说干就干,徐恩曾立即加强和扩大了陕西省党部调查室,特意挑选了精明干练的老牌特务马濯江出任肤施县县长。

肤施是延安的旧县名。1936年,中共才将它改称为延安,国民党仍称之为“肤施”。

马濯江临上任前,徐恩曾向他面授机宜。

马濯江是中共叛徒,投奔中统门下后,徐恩曾推荐他当上了财政部税务督察,派驻西安。这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使,从此马濯江对“徐老板”感恩戴德,唯命是从。徐恩曾对他说,你这次到肤施赴任,要特别注意观察共产党的内情、动向,注意物色人员,发展对象,注意树立党国的形象,向那里的老百姓散布谣言,丑化共党,让老百姓跟我们国民党跑,不跟共产党跑。

马濯江大模大样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延安,正式挂出了“肤施县政府”的招牌。考虑到统战的关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接待了马濯江。徐恩曾高兴地说:“我们的人终于打进了共党的心脏,在那里安了一个钉子。”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徐恩曾一次也没有收到马濯江从延安发来的有价值的情报。他又派出一名高级特务前往“巡视”,得到的报告说:“陕北地瘠民贫,物质条件极差,老百姓让中共赤化得厉害,什么消息都封锁得严密,就是土行孙也难钻进去套出一点口风来……”那个马濯江嫌生活大艰苦,早就借机溜回了西安,一住几个月,再也不愿回他的“肤施县政府”。徐恩曾连声长叹,只好免去了马濯江的肤施县长之职。

徐恩曾又心生一计,找几个特务骨干炮制了一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草稿,提出对付中共不能老是打打杀杀,应该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有新的思路、新的手段、新的办法。

徐恩曾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办法,就是要求工、农、商、学、兵各界人人都加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并要特务们“注意技巧,秘密策动”。

“二陈”和朱家骅对徐恩曾的“新思路、新办法”大加赞赏。经过“文胆”陈布雷加工润色,报呈蒋介石。蒋介石很快批示各省、市党部执行。

徐恩曾又一次受到了“老头子”的夸奖。

为了从思想上瓦解共产党,徐恩曾在中统局本部成立“秘宣科”、“分化瓦解委员会”,专门从事“秘密宣传”即“心理作战”活动。时人称之为“造谣科”、“造谣委员会”。

一天,徐恩曾召集特务骨干研究“心理作战”情况。他问专司其事的秘宣科科长赵毓麟最近有何进展。

赵毓麟汇报说:“我们指派专人化装成普通群众,如工人、大学生、商人、公务员等,在公园、电影院、茶楼、酒馆、饭店、学校等公共场所,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把事先准备好的谣言说给别人听,效果不错。”

徐恩曾问:“他们最喜欢听哪些谣言?”

赵毓麟答:“譬如‘中共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毛泽东权力摇摇欲坠’,‘毛泽东被刺受伤,不治身亡,秘密召开追悼会时被国军飞机轰炸’,‘驻山西的八路军某部已与占据太原的日军签订了互维现状、互不侵犯协定’,等等。”

徐恩曾高兴地笑了,说:“很好,今后要多造这些方面的谣言。要多搞些人身攻击,它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容易迅速传播。即使后来证明是谣言,再来辟谣、更正,也没有关系,它已造成了某些假象,引起了混乱,就像一张白纸,涂上了墨,无论怎样洗刷,至少留下了痕迹。”

徐恩曾又说:“你们要想办法搞些照片,效果会更好。”

赵毓麟说:“我们已伪造了八路军代表和日军代表合影的照片,正如老板所言,效果很好。”

过了一些日子,徐恩曾又召集骨干开会,要局本部负责“心理战”的第三组组长王秀春报告“战果”。王秀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徐恩曾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混蛋!饭桶!连谣也不会造,还谈什么消灭共产党!”

王秀春感到委屈,会后对另一个特务张国栋发牢骚说:“老板的要求也太苛刻了。造谣就是造谣,谁会当真听?谁会相信?哪里谈得到什么战果?”

张国栋给王秀春出了个点子说:“你就派人将谣言放给老板听,他保管满意。”

王秀春依计派人在徐恩曾私人住宅重庆国府路78号附近放谣。果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司机、保镖、厨师都听到了,他们将谣言传给了徐恩曾。徐恩曾哈哈大笑,表扬王秀春说:“你工作上有所改进嘛!”

<strong>和邹韬奋是同窗好友,却派人暗中跟踪七年。中央党部出现“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蒋介石大怒,一脚将他踢开“永不录用”。晚年失意去经商,却富甲一方</strong>

1941年的一天,徐恩曾公馆来了一位中学时期的老同学——大名鼎鼎的邹韬奋。

徐恩曾特地到门口迎候,握着邹韬奋的手,笑容可掬地说:“恩润兄(邹韬奋原名恩润),你还是当年我们在南洋公学机电科时的作风,遵守时间,一丝不苟呀!”

邹韬奋身材颀长,戴金丝眼镜,气宇轩昂,一副学者派头。他比徐恩曾大一岁,1917年两人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是同窗好友。

两人边走边谈,进入了客厅。徐恩曾高声叫唤仆人沏茶、递烟、上水果,异乎寻常的热情。为了勾起旧时的情谊,他拍着邹韬奋的肩膀说:“恩润兄,想当年南洋同学称我俩为‘双星’,因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恩’字,真是不谋而合呀!现在,恩润兄荣任国民参政员,蒋先生视你为国家的栋梁,难得的人才,可敬可佩呀!”

徐恩曾为什么对邹韬奋如此客气,如此奉承呢?原来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对邹韬奋进行“招降”。

寒暄过后,徐恩曾道出了本意。他说:“今天请恩润兄光临寒舍,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我俩同学几年,交谊甚深,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可你为什么老是为他们说话呀?你就不能为政府、为领袖说说话吗?”

邹韬奋一听,笑了起来,说:“可均兄,承蒙你高抬贵手,没有将‘共产党’这顶红帽子扣在我头上,也没有像当年抓‘救国会七君子’那样,把我再次抓起来……”

徐恩曾尴尬地笑了笑,打断邹韬奋的话说:“当年要不是我恳求委员长放你一马,你现在还坐在监牢里呢!”

邹韬奋心知徐恩曾完全是“丑表功”,但没有当面戳穿,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继续说:“可均兄要我不替共产党说话,要多替政府、替蒋先生说话,这得有个条件。”

徐恩曾心中一动,连声说:“什么条件?好说,好说。只要你能站到政府方面来,什么样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邹韬奋正色道:“只要政府和蒋先生能顺应民意,和中共合作,共赴国难,真心诚意造成民族内部大团结来战胜日本侵略者,那么,我这支笔当然会替政府和蒋先生说话了。”

徐恩曾心想:“你这个书呆子还是这么死心眼,难道你不怕重蹈当年杨杏佛、史量才的覆辙?”他眨了眨眼睛,嘴上没有说出来。

邹韬奋说:“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只知抗日救国,于政党、主义并无研究,我只是凭我的良心说话。至于想说什么,那是我的自由。可均兄,这点自由你给不给呢?”

一席话,说得徐恩曾无言以对,对邹韬奋的“招降”以失败告终。

别看表面上徐恩曾对邹韬奋称兄道弟,客客气气,背地里他多年来一直派特务对其暗中跟踪、盯梢,搜集黑材料,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样的同学、朋友,真令人毛骨悚然。

徐恩曾生活奢侈,每天早上要吃一碗原汁鸡汤面,中午至少四菜一汤,晚上不是在家宴客,就是外出赴宴。他家中经常高官满座,除中统高级特务外,CC系的高官、各省市CC的头头脑脑,凡来重庆开会的,都要到他家拜访。后来,蒋介石要他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因此各省市公路管理局和几条铁路的管理局长,到重庆时也都登门送礼。

蒋介石任命徐恩曾当交通部政务次长,自有深意。他交代说:“中央的安排是要你利用这个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进行更大范围的反共活动。”

可是官瘾十足的徐恩曾对“老头子”的耳提面命却没有细心体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结交钻营上,一心一意想爬到部长的高位。他心想:经济部长翁文源不是国民党员,只是个学者,如能将地挤走,自己弄个正部长当当,名位上比中统局长大多了。因此他邀集经济界人士开会座谈,草拟了一份《稳定当前经济的紧急措施》,呈报给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看了后,大为不悦,特意把他找去当面训斥说:“我要你在党员调查网上用工夫,调查党、政、军、文化、教育、财政、金融等部门有些什么人对政府不满;特别要在对付共党方面下工夫,侦查他们的破坏活动,设法加以防范与制止。财经诸事,自有主管者在,你不必分心。”

在蒋介石处碰了一鼻子灰,徐恩曾大失所望,自知当交通部或经济部正部长、升任为内阁阁僚的梦想破灭了。

“猎官”未成,徐恩曾转而“捞钱”。

交通部掌管着大后方公路、铁路运输交通。徐恩曾借此有利条件,在成都、昆明创办了汽车运输公司,在中印缅国境线上走私,油水很大,日进斗金。

三太太费侠对他说:“在重庆开些店,既不显眼,又本小利大。还可在郊区买些地,办个农场。眼下物价飞涨,但是老百姓再穷也得吃饭,办农场获利一定丰厚。”徐恩曾听后说:“夫人不愧是苏俄留学生,把人家的一套都搬到重庆来了,很好!很好!”

至于办农场和商店的本钱,徐恩曾和费侠指令中统局管钱财的亲信王学仁操办。他们不掏一分本钱,赚的钱都装进了腰包。

徐恩曾的二太太王素卿,这时住在成都。她曾在中央党部工作过,十分贪财,利用徐恩曾的权势也开了一家汽车公司,做起了走私生意。不料有一次她的走私货物被军统查获,有个债主被她逼死,司机又酗酒把人撞死。这些事都被戴笠一一侦知,记录在案,伺机对徐恩曾下手。

徐恩曾和戴笠,虽然同为蒋介石的鹰犬,但彼此为了争功邀宠,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像斗红了眼的一对公鸡。

1944年的一天,中央党部内发现了一条标语,上写几个大字:“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矛头直指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下令徐恩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徐恩曾心知此事非同小可,对有关人员一一排查,核对笔迹。如此这般侦查多天,仍一无所获。侍从室多次催问,徐恩曾无奈,只得如实做了报告。

蒋介石又对徐恩曾当面训斥了一通:“你们都是一群饭桶!废物!人家骂我的标语都贴到中央党部来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养只狗尚能看门,你如此不尽职守,要你何用?”

徐恩曾被骂得狗血淋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得一个劲地认错:“卑职无能!卑职知罪!一定再作彻查,务必侦破此案。”

屋漏偏逢连阴雨。徐恩曾刚受过训斥,戴笠又送给蒋介石一份“小报告”,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戴笠的“小报告”列举了徐恩曾本人和二太太王素卿大搞走私贩运,倒卖黄金、美钞、鸦片、西药、五金、布匹,还囤积居奇,与民争利,扰乱市场,放高利贷,甚至逼死人命等罪行。真的、假的情况一起向蒋介石禀报,把个徐恩曾说得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蒋介石这时对徐恩曾印象已极坏,再加上戴笠火上浇油的挑拨,直气得火冒三丈,立时提笔写了一道手令:“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几天后又补了一道口谕,“徐恩曾今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时为1944年初。

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提交的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四百八十人的名单中,蒋介石亲手勾掉了徐恩曾的名字。

至此,在中统特务王国里作威作福长达十多年、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鲜血的徐恩曾,狼狈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徐恩曾遭此打击,羞愧交加,痛不欲生。他闭门谢客,足不出户,长达一个多月。一天,特务骨干张国栋去看他,他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连宰相狄仁杰都畏惧三分。可是后来两人都被武则天杀了,而且死得很惨,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知道武则天的隐私太多了。”说至此,徐恩曾拍拍脑门,苦笑着说:“幸亏委员长宽宏大量,只免了我的职,还让脑袋长在我的脖子上。”说毕,长叹不已。

抗战胜利后,徐恩曾用搜刮聚敛之财在上海做生意。他熟人多,脑子活,路路通,买空卖空,转手倒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的行列。人们说:“他是‘官场失意,商场得意’,比他的对头戴笠坐飞机摔死要好百倍。”

手中有了钱,徐恩曾又野心勃勃,梦想东山再起。

1946年11月,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蒋介石得意忘形,悍然宣布单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并规定大会代表为两千零八十人。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当仁不让”,死皮赖脸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一百二十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去投票。投票那天,张国栋拉来的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则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后,张国栋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这些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的特务们大吃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又支持她的老婆费侠“当选”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国民党内各派系采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中统华中区总督察熊东皋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中统开设的一家歌舞厅新生联谊社里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室的特务及有关人员。酒醉饭饱之后,大家赴填选票。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下台后的徐恩曾弄到一部电影放映机,自任放映师,不时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捞钱。

蒋介石对他余怒未消,纵然他百般活动,仍然未封他一官半职。

徐恩曾于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继续经商。他长袖善舞,赚钱颇多,富甲一方。但在晚年得了脑健忘症,于1985年去世,终年89岁。

正文 三、笑面阎罗——毛人凤

毛人凤(1896—1956)浙江省江山县人。1934年加入军统,历任代理主任秘书,保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1956年秋于台北去世,终年60岁。

<strong>戴老板身上一根毛,军统局的内当家,毛人凤迅速崛起。风流女特务杨吉昌堕胎而死,毛人凤摆平风波,赢得一个好口碑。只有他老婆向影心最清楚他的底细:“整个一个笑面虎!”</strong>

1934年春天,刚刚加入军统特务组织的毛人凤,怀揣着同乡兼同窗密友戴笠的介绍信来到杭州,被任命为浙江警官学校书记官,领上尉军衔,月薪九十块大洋。而当时,学校的黄埔一期生也不过每月八十元。毛人凤深知戴笠对他有意栽培,因此埋头苦干,处事低调,绝口不提与戴笠十几年的友谊,为戴笠在警校开设军统特训班立下了汗马功劳。

短短几年,毛人凤迅速崛起。在武汉、西安干了一段情报工作后,很得戴笠赏识。戴笠多次对人说:人凤兄很给我露脸,这样的同乡,我多用几个又何错之有?一纸调令,将毛人凤调到军统局本部,担任他的机要秘书,成为军统的内当家,名副其实的第一心腹。毛人凤就这样开始进入军统的核心层。根据戴笠的工作作风,军统局是秘中有秘,圈中有圈,就是一个上海滩,到底有多少军统据点,恐怕连专门负责上海特工工作的办事处处长都不清楚,但毛人凤却了如指掌。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在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坐镇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以配合中国守军的抗战。一天早晨,因为军情紧急,戴笠急需面见这位办事处处长,一个电话摇到了辣斐德路的特工机关。戴笠也是性急,竟然忘了自己此行也是秘密行动,只匆匆说了一句:“立即来我处接受任务。”

这位办事处处长正等着下文,就听见“咔嗒”一声挂了线,这可让他抓瞎了,戴笠神出鬼没,这个电话从何处打来尚不知情,怎么能立即赶去,这不是为难人吗?

一转眼,办事处处长看到旁边正埋头文案的毛人凤,有口无心地问了一句:“大毛,你知道这个电话从哪里打来的?”

毛人凤连忙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回答:“可能是从福展里路打来的,您得小心一点,那里照例不接待宾客,您坐自备车去,也不可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办事处处长倒抽一口凉气,看毛人凤如此熟门熟路,显然是常客了,与戴笠的关系也不一般了,却不骄不矜不显摆,看不透他肚子里到底有多少货色。

要问毛人凤肚里有多少货,说出来让你吓一跳,整个军统局都在他心里。军统局对情报的处理是很严格的,有一整套制度,分为甲乙两类,甲类是送蒋介石的,称为“通天文件”;乙类是送何应钦的,称为“通地文件”。“通天”、“通地”界限明确,处理人员从不跨越。可自打毛人凤进了南京后,他是上通天,下通地,没有他不管的。平时不大来办公的“二把手”郑介民,偶然回鸡鹅巷军统局看文件,发现许多“通天”、“通地”的文件上都署有“以炎”的大名。“这个‘以炎’是何方神圣?什么来头?管得这么宽,这是不允许的。”

黄埔四期毕业的大特务周伟龙连忙摆摆手,说:“此人就是毛人凤,不能惹,惹他就是惹了戴老板。”

郑介民可没勇气得罪戴笠,他的声音轻了下来:“这人我见过,好像很不起眼,见人点头哈腰的,不像能干大事的模样。”

“人不可貌相。过去我也是这样认为,现在才知道此人深不可测,与戴老板的关系绝非泛泛之交。”

走一步,看三步,毛人凤为自己制定了处世原则,埋头干事,广结善缘。不久他又被提拔为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这本是戴笠为削弱郑介民(郑为主任秘书)权利使出的损招,但毛人凤并没有演出“火星撞地球”的闹剧,他对“郑长官”一如既往地点头哈腰,一如既往地恭恭敬敬,硬是把“郑长官”心中的不快抹得干干净净。郑太太来自小户人家,喜欢贪个小便宜,偏偏“郑长官”有惧内的毛病,对太太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毛人凤就找准了突破口,利用内当家的权利,将军统局变成了郑家的仓库,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一年四季都有送礼的理由,就连郑家使唤的佣人、厨子的工资,都由军统局来支薪。郑太太心中一高兴,于是吹起了“枕边风”:“贼还不打送礼的呢,那个‘毛大秘书’啥好事也没忘了你,怎么还对人家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有本事和戴笠斗,不要欺负老实人。”

郑介民心里也顺过了劲,毛人凤没有盖过他的野心,有一件事可以为证。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这已形成了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由机关一把手主持,一把手不在,以次类推。戴笠是个大忙人,很少在局本部,按惯例,则应由郑介民主持。但郑介民历来讨厌这种繁文缛节,经常往毛人凤身上推。按说这是露头露脸,提高自己地位的时候,但毛人凤绝不肯担这个虚名,往往提前打电话给郑太太,让郑介民按时到会。“毛大秘书要是有野心,还不趁机树立自己的威信?你要好好待人家,换个人,还不千方百计把你踩下去。”郑太太戳着郑介民的脑壳数落说。

说毛人凤好话的可不止郑太太一个人,军统局上下谁不念叨“毛大秘书”的好处。秘书处的王甫臣仗着是江山人,横行霸道,终于将戴笠惹毛了,王甫臣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找毛人凤排解。“戴老板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头脑一热,我这条小命就没了。”王甫臣胆战心惊。

毛人凤半晌不语,想定主意后方附耳说道:“我先去戴雨农那儿假装办事,你随后到,我会见机行事的。”

一个时辰后,王甫臣去了戴笠办公室。果然,尚未开口,戴笠已是雷霆爆发,骂到激动处,目中精光四射,显然动了杀机。只见毛人凤恰到好处地站了起来,为戴笠倒了一杯茶劝其去去火气,然后话中有话地“教训”说:

“王秘书,不怪戴先生发怒,你太不知轻重了,你还以为这是在江山县,戴先生和大家不分彼此?现在我们是为国家做事,是戴先生的学生、僚属,所以就要自律,不要让戴先生为难。”

这番话说得多圆滑,多有技巧,戴笠怔了怔,那股浓浓的乡情又涌上了心头,口气软了下来:“算了吧,以后注意,下不为例。”

王甫臣一条命捡了回来,心里也把毛人凤感激到了顶点。

感激毛人凤的人还有许多,军统局里有不少年轻美丽的女特务,很是招蜂惹蝶,其中侦缉大队的杨吉昌同时被两位登徒子瞄上了,一个是国际科科长叶翔之,一个是其顶头上司谈荣章,这两位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各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军统局很有影响。

杨小姐也是不够自爱,竟然一马双跨,终于暗结珠胎。让她没想到的是,两个男人都是恶棍,原来的争风吃醋变成了退避三舍,不仅否认自己作孽,反而指责杨小姐水性杨花。

无奈之下,杨小姐只能找个江湖医生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而香销玉殒。

这件事在局本部引起轰动。杨小姐是息烽训练班的高材生,许多同学都在军统中成了骨干人物,他们得知杨屈死的原委后,义愤填膺,决定联名向戴笠控告,为杨小姐讨个公道。要知道,戴笠本人虽然寡人有疾,但管束部下却十分严格,出了这样的“家丑”,绝不会坐视不管,说不定,还会杀一儆百,以正局风。叶翔之、谈荣章早吓得六神无主,情敌变成了盟友,整天想着如何化解这场风波:“‘毛大秘书’是帮人脱困解难的观音菩萨,我们求他去吧。”

毛人凤早就想笼络这两位大特务了,当下满口应承:“嘿,这本来都是些微末细节。男人嘛,玩个把女人算什么。二位如信得过,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摆平这类事,毛人凤最拿手了。他先把息烽训练班的头面人物找来,大家一起吃顿饭,趁着酒酣耳热,讲起了“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外扬”,“得饶人处且饶人”诸如此类的道理。终于达成协定,不再控告生者,但必须厚葬死者,而且叶、谈二人每年须去杨小姐坟上祭扫两次。这些表面文章,叶、谈当然满口应允,息烽班的人也算尽了同学情谊,于是皆大欢喜,只是不知道九泉之下杨小姐是否满意这样的结局。

“毛大秘书”的菩萨心肠在军统局出了名,只有他的老婆向影心知道他的底细,“整个一个笑面虎”,她不止一次私下里这样评价着自己的夫君,“不过,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倒很看上这一点。”

<strong>刺杀大汉奸殷汝耕,向影心用美色做“肉弹”,却不料功败垂成,只得死里逃生。戴笠的贴身警卫冒犯了毛人凤,一件小事被毛人凤添油加醋,丢掉了小命,家破人亡</strong>

向影心如此评价毛人凤是有道理的,自从她在西安与戴笠、毛人凤勾搭上,虽然尚未与胡逸民正式分道扬镳,但已正式加入军统。不久,戴笠派下来一项任务,让她赴华北刺杀汉奸段汝耕,这等于将向影心送进了龙潭虎穴。

接到任务后,向影心吓得花容失色,哭着骂戴笠不是个东西,毫无怜香惜玉之心,于是找毛人凤商量。现在她早与毛人凤明铺暗盖,也看出毛人凤对她很迷恋,以为他一定能为她求情。

谁知毛人凤沉吟半晌,却是一言不发,急得向影心用粉拳捶之。长叹了一口气后,毛人凤道:“别的人我都可以帮助说情,唯你不行,戴雨农会认为我以私害公,贪恋女色,从此小瞧我。”

“就为了这区区小事,就不敢和姓戴的争一争,把老娘往火坑里送?”向影心气得柳眉倒竖,“你清楚老娘去干什么的,凭我一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能杀得了殷汝耕吗?还不是使美人计,向别人投怀送抱。你现在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还同意自己的女人做这种勾当,枉为男子汉了。”向影心越骂越上火,“都说你是救灾脱难的菩萨,我却看你是毒菩萨,阴菩萨,笑面虎,你帮人也是有目的的,否则,就是枕边人你也狠得下心来。”

向影心不得已只身去闯鬼门关,此一去,说不尽的关山险阻,险象环生。因为几次刺杀未遂,殷汝耕早惊得像一只兔子,尽管向影心成功地打入到殷的身边,并成了他又一房姨太太,但就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没奈何,只好祭起屡试不爽的法宝,用色相勾引上段汝耕身边的厨子,准备用毒药杀之。没想到这位厨子临场怯阵,暗中告发,向影心不仅未得手,反而入狱,由一位日军曹长日夜看管,性命危在旦夕。

但向影心最终安全出逃,平安返回。许多人都匪夷所思,向影心没有三头六臂,凭什么闯囚笼如履平地?这个秘密向影心一直藏在胸中。原来,她发现那个日军曹长也是个酒色之徒,每晚值班必有老酒相伴,喝到微醺时,则把持不住,那眼睛色迷迷已经不知身处何方。向影心于是装出娇唤怯弱之态,先是推说自己患失眠症,讨得安眠药,暗中聚到一定的量,然后放出那迷人的手段,竟与那曹长隔笼对饮起来。所谓色迷心窍,日军曹长感到隔靴搔痒不过瘾,索性将向影心放出了铁笼,让自己来个尽兴。

如同鱼儿脱去网罗,向影心施展开了身手,她将安眠药藏在嘴中,用酒化碎,然后嘴对嘴哺入日军曹长喉咙,不过片刻,那日军曹长像头死猪瘫倒在向影心身边。

死里逃生的向影心尚未回到南京,就接到毛人凤的电报,嘱其到宁后,一定要先向戴笠汇报,至于他与向两人之间的儿女之情日后再叙,次序不可颠倒。这一手果然让戴笠十分受用,他是要强惯了,包括在女人问题上,现在毛人凤处处礼让三分,让他心中舒坦。一高兴,居然破了由他亲定的军统内部不得结婚的“家法”,让这对野鸳鸯成了正式夫妻。

说起军统的“家法”,真让人啼笑皆非。戴笠本人就很不自重,拈花惹草,风流韵事层出不穷,却偏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戴笠有一名警卫叫王春泉,与财政部的一位李小姐热恋上了,好得如火如荼,不能自已,于是向戴笠申请结婚。

戴笠跳将起来:“针不能两头尖,一个人精力有限,顾不了两头,你是我的警卫,现在家里放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还能为工作卖命?”他一挥手,扯碎了结婚报告,拂袖而去。

王春泉想想窝火,戴老板太不公道,凭什么毛人凤能娶妻,我就得打光棍。他的牢骚很有市场,军统局里好几对有情人迫于纪律的约束,难成眷属,于是渐成流言,将怨气撒向了毛人凤。不久,戴笠外出视察,毛人凤代为看家,王春泉趁机打了个时间差,与李小姐举办了婚礼,生米做成了熟饭。

有人替王春泉担心,这样等于视毛人凤为无物。

毛人凤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小子,总有一天你会撞在我的手里。”

这机会太多了,军统局有几个干净的?王春泉也不例外,利用戴笠警卫的身份,与一家商行合伙干起了走私的勾当,被人检举揭发。毛人凤有意扩大事态,先是汇报戴笠,又添油加醋火上浇油:“这还了得,打着您的旗号为非作歹,知情者说您用人不察,不知情者以为您是幕后人呢,现在许多人对我们组织有看法,如果别有用心者传到领袖那里,就不堪设想了。”

戴笠一拍桌子:“王春泉的胆子也太大了,先破‘家法’于前,继犯国法于后,不杀他一两个,不能震慑人心。来人啊,着军法处立即捉拿案犯,速审速判,以为儆戒。”

王春泉在押期间,多少人为其求情,李小姐也苦苦哀求,希望毛人凤能高抬贵手。“春泉年轻,说话不知轻重,毛先生大人大量,就饶了他这一回吧。”谁知这一回“菩萨”不肯开恩了,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

王春泉最终被押上了刑场,未亡人李小姐哭得像泪人一样,将毛人凤恨到了极点,于是每天来到军统局门口,连哭带骂:“春泉啊,你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人啦,那个姓毛的是个笑面虎,没有他在背后使坏,老板能狠下心来杀跟随多年的亲信吗?”

一字一哭,声声带泪,矛头直指毛人凤。如此哭闹了一星期左右,李小姐突然不见了踪影,从此销声匿迹。

向影心最清楚实情,她亲眼见到两个特务趁天黑时将李小姐架上了汽车,她听到了李小姐最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姓毛的,我死后化成厉鬼也不放过你!”

尽管向影心胆大,这种恶毒的诅咒也让她头皮发麻。“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太阴损,要折阳寿遭报应的。”她惴惴不安道。

“你我手上的人命还少吗?就算再多一个女鬼又能怎样?”毛人凤不以为然,毫无愧疚。

<strong>“第五纵队案”没有破获日伪间谍网,反而弄得差点下不了台,成了一场闹剧。蒋介石对戴笠说:你这个副手我很满意,人稳重,也很干练……毛人凤凭借种种钻营,靠近了最高权力核心</strong>

毛人凤在军统局的好人缘、好口碑让戴笠也很欣赏:“我这个人性子烈,搂不住火,你帮衬着,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好办多了。不然,那帮广东佬、湖南佬就会借机生事的。”

戴笠所说的“广东佬”、“湖南佬”是军统局的两大门派,分别以郑介民、唐纵为首。

1942年暮春,有人向戴笠提供了一条耸人听闻的线索,说陪都重庆隐藏着一个规模巨大的“第五纵队”(意指敌伪间谍组织),不仅有机关,有行动,而且成员已经渗透进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层。“你猜猜他们的秘密电台藏在哪里?嘿,说出来让你大吃一惊,就在党国元老、现任司法院院长居正居大人的公馆中。”那线人越说越离谱,简直是危言耸听,“就是你们军统里的高级干部也不在少数,没有他们的掩护,这样大的事,戴先生怎会一无所知?”

按常规,凡重大的案件,必须经过严格的查证核实,方能立案侦查,然而戴笠、毛人凤求功心切,因此就显得莽撞而失去了分寸。

先是整肃内部,军统局召开了紧急会议,由毛人凤主持,当场就将那些有“重大汉奸嫌疑”的人员擒下,然后集中精干行动人员,整装待命,准备直扑居府。

就在临出发的一瞬间,毛人凤突然灵光一现,往日的稳重又回来了。他气咻咻地拦在引擎已经发动的汽车前,双手乱舞:“停下!停下!”

戴笠从屋里走了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戴先生,这件事我们是不是有点冒失?居院长所住的上清寺,集中了党国要人,毗邻就是国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这些人物委员长也要敬重三分,本局同志怎么唐突得起?万一拿不到证据,被反咬一口,连委座都吃不消,到时伸头挨刀的,本局同志则首当其冲。”

戴笠也冷静了许多,决定谨慎行动,派出电讯人员潜伏在居公馆周围,彻夜监听,同时,又派人伪装成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的职工,寻找各种借口进入公馆,假装查看电表线路寻找秘密电台,折腾了许多天,一无所获,才知道中了敌伪的反奸计。

“幸亏你稳着点,不然捅了大娄子了,不知道委员长听到风声没有?”戴笠心有余悸地对毛人凤说。

果然,这件事终于让居正有所耳闻,他老先生怕过谁?于是径直找上蒋介石,蒋介石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向戴笠问罪。

“对委员长实话实说,对居先生坚决否认。”毛人凤向吓白了脸的戴笠献计道,“委员长对这帮党国元老尊而不亲,我们防止变生肘腋也没什么错。”毛人凤对人的心理揣摩比戴笠在行。

如毛人凤所料,蒋介石对这番解释很满意:“受假情报蒙蔽是情有可原的,防患于未然嘛。好在你不仅忠心可嘉,不怕担责任,而且留了余地,让我好为你开脱。”他踱了两步,略有所悟地问,“雨农,依你的性格,肯定明火执仗地闹到了居院长家,是否背后有人提醒你?”

“校长真是明察秋毫。”戴笠从内心里感到敬佩,“学生手下主任秘书毛人凤具体负责处理这件事,他和我是同乡,都是江山人。”

蒋介石来了兴趣,他的原配夫人也姓毛,且是从江山迁至奉化的,因此自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等毛人凤站到了面前,蒋介石一眼望去,却首先是失望,对方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像个小庸吏。心中一不痛快,蒋介石的两道眼神也凌厉了起来。

交谈之中,蒋介石对毛人凤的观感又有改变,“此人重剑无锋,绵里藏针,是个子才。惜乎缺少点霸气、闯劲,只能当辅佐人才用,不能独当一面。”

蒋介石看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其实这正是毛人凤的老到之处,第一次面见蒋介石,他却能克制住表现自我的欲望,因为戴笠在侧,他不能抢了对方的风头,引起误会,因此不显山,不露水,只是对戴笠的观点意见拾遗补缺。“你选的这个副手我很满意,人稳重,也很干练,可以让他负更大的责任。”蒋介石对戴笠如是说。

接见一结束,戴笠就猛拍毛人凤的肩膀:“嘿,老兄行啊,校长还很少这样夸人呢,咱兄弟今后并着膀子大干一场吧。”

毛人凤也很兴奋,他明白,从现在开始,他靠近了最高权力核心、秘密核心。

<strong>借洋人自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军统势力极度膨胀,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一怒之下,戴笠写出牢骚满腹的辞职报告,不料未上报,就飞机失事,一代恶魔横死南京郊外</strong>

戴笠所说的“大干一场”是有所指的。他在心中一直酝酿着一个大计划,在和唐纵明争暗斗期间,毛人凤献计说,要想在蒋介石面前站稳脚跟,显出分量,彻底压服唐纵等人,小打小闹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大动作、大手笔。他眨巴一下眼睛,吐出六个字:

“借洋人以自重。”

戴笠何等聪明,一听就明白了。戴笠撇开外交部门,直接通过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副武官)与美国战略情报局挂上钩,最早抢过了中美合作的旗帜,并成立了喧腾一时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美国佬也给戴笠露脸,先进的武器装备,大把的美元滚滚流向军统局,这就让老蒋刮目相看,“瞧不出戴雨农一介武夫,也能办外交,干正经事呢。”论功行赏,戴笠由少将晋升为叙阶(即候补的意思)中将,毛人凤为叙阶少将。这样,一天没上过战场的“毛大主任”也挂上了将军的肩章。

但是,毛人凤却轻易不着军装,他怕在别人眼里落个小人得志的印象,“处世之道,贵乎守拙、藏锋”。比如戴笠,就太张扬,太霸道,太招摇了,以致树敌过多。毛人凤担心戴笠随时会闯下滔天大祸。

毛人凤不是杞人忧天,到了抗战胜利前夕,军统局的势力膨胀得已经没了边际,举凡政、军、财以及文教、交通等各领域,没有戴笠不插手的。

戴笠也知道名声不好,想改变一下杀人魔头的形象,谋一个“正经”差事。比如他想成立一个类似西方国家警察总署的机构,由他担任警察总监;或者干脆投身军界。因为现任海军司令陈绍宽不是老蒋嫡系,扳倒他比较容易;再者中美合作所成立时,美国准将梅乐斯煽动他要把海军抓到手,并许诺美国将尽全力支持。

“有了美国人支持,这海军司令就算抓在手里了,原来的那摊子让唐纵过渡一下,再转到你手里,反正他对特工工作也不感兴趣。”戴笠又向毛人凤许着愿。

毛人凤苦笑着摇摇头,老板在做春秋大梦呢,据可靠消息,戴笠的对头——陈诚、宣铁吾以及太子蒋经国等人一起发难,说服蒋介石,要将中统、军统撤销,采取战后建警的办法,将戴笠的特工系统一锅端。

如同晴天霹雳,戴笠怔在了当场,情绪激动,语无伦次,居然抱怨起蒋介石来:“都说校长薄情,我还不信,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难道嫌我碍事了,要把我给扔出去了?罢!罢!自古伴君如伴虎,我现在就打辞呈,解甲归田。”

戴笠失态了,这份辞呈写得牢骚满腹,结尾处尤其冒尖,要求蒋介石“近忠贤,远小人”,并表示说:“生不忍坐视党国危亡,又恐钧座不见谅,不得已,而归隐林下,眼不见为净也。”写完,吩咐毛人凤及站在一旁的另一亲信,现任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立即将辞呈转送最高当局。言罢,转身去了机场,到北方视察去也。

捧着戴笠的辞呈,毛人凤冷汗直流,他知道一旦呈送给蒋介石将是什么后果:“戴先生太激动了,许多话都欠考虑,说轻点,他是对最高当局不满,严重些,他是在要挟领袖。委员长不是容易压服的人,一旦雷霆震怒,就不好收拾了。”

“那怎么办,戴先生交代得很清楚,要立即送交最高当局,我可不敢抗命,你知道他的脾气。”潘其武道。

“这份东西绝不能往上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保住戴先生再说,况且,他是个明白人,清醒以后,会知道我们良苦用心的。”毛人凤果断地做出了决定。

在以后的几天里,毛人凤一直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几天后,戴笠在返宁途中飞机失事,毛人凤对这一事件是属于天灾,抑或人祸产生了怀疑。

但是,这种怀疑他不敢想,也不敢讲,只能憋在心里,化成两行清泪流向无人处。

<strong>施阴招,下辣手,毛人凤与“郑长官”斗法毫不留情,终于谋得局长宝座。北平电台案,毛人凤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四处暗杀,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叫嚷着要“斩草除根”</strong>

戴笠死后,郑介民接任局长,毛人凤成天琢磨赶走压在头上的“大山”。

恰巧马汉三案发,给了毛人凤一举推翻郑介民的机会。

马汉三也是军统中有影响的人物,现任北平办事处处长。他与毛人凤的关系一度相当亲密,毛人凤书房中有一块价值连城的贺兰山砚就是马汉三的礼品。两人最终反目成仇,出于三个原因:

其一,军统原来由戴笠当家,马汉三巴结毛人凤事出有因,现在王旗变幻,郑介民成了掌门人,马汉三的资历尚高于毛人凤,因此他也不必将毛人凤当成祖宗供着,也就断了给毛人凤的香火。

其二,一朝天子一朝臣,郑介民成了一把手,自然要换上“广东帮”,排挤“江山帮”,毛人凤现在已成气候,自然属于打击排挤之列。为了讨好郑介民,也为了掀翻仕途上一道坡坎,马汉三乐得落井下石,喊出“拥郑去毛”的口号。

其三,戴笠的死因终于水落石出,毛人凤原来怀疑是蒋介石所为,不敢深究,现在落实清楚,原来是马汉三为了吞没从著名的日谍川岛芳子那里弄来的九龙宝剑(此剑为乾隆珍爱之物,价值连城,原是孙殿英盗墓所得,请戴笠转交蒋介石,后由马汉三保管),不惜杀主自保,将定时炸弹安装在飞机上,导致戴笠命丧九泉。

由此三条,马汉三必死无疑。况且,马汉三还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与李宗仁暗送秋波,在国民政府副总统的选举中,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帮助李宗仁竞选成功。所以,毛人凤告御状一告一个准,很快请得了批捕令。

马汉三被押囚笼,急坏了郑介民,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能坐视不管,可悲的是郑介民还不知道实情,于是找毛人凤通融。毛人凤坏坏地一笑,将郑介民往火坑里再送一步:“哎呀,这件事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概有人告发他在接收北平时弄了一点浮财,这都是普遍现象了,不足为怪。我本想去领袖那儿求情,但人微言轻,又不能随时被召见,不如‘郑长官’与领袖是师生情谊,面子比我大得多。”一番话让郑介民又受用,又壮胆,于是雄赳赳去找蒋介石。毛人凤急急唤过沈醉,将郑太太以往报销的那些发票及相关材料火速送到了侍从室。

都说郑介民貌似精明,头脑却少根弦,看不出蒋介石满脸的阴云,不知趣地说:“校长,学生以为马汉三是党国的老同志,功大于过,万望校长能法外开恩,让马同志戴罪立功……”

话尚未说完,蒋介石已暴喝如雷:“马汉三死有余辜,你为什么替他求情?”他俯下身,从抽屉里掏出一叠纸来,狠狠一摔:“你也不干净,难道你老婆常年服用的珍珠粉也要国家来报销?”

郑介民早吓得面色苍白,哪里还敢分辩。

蒋介石余怒未消:“当年我在黄埔岛上就不断告诫,做革命军人,要不怕死,不贪财。你把这些都忘了,你不是我的学生,你是蛀虫,是黄埔的败类。保密局长你不能再干了,打个辞呈吧,大家脸面都过得去。”

毛人凤终于如愿以偿,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了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当家人。上台后,毛人凤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出“政绩”。

1947年夏,保密局测得北平有秘密电台在活动,并掌握了其方位。毛人凤责成北平各军警特工机构联合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现场捕获中共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

也算毛人凤的运气好,李政宣如果能像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一样临死不屈,这个案子也就到此止步了,偏偏李是个软蛋,两皮鞭一抽,便悉数招供。更不幸的是,这家伙记忆力超群,有过目不忘之能,作为报务员,他洞悉了许多秘密,仅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他就写满了两张纸,人员涉及北平市政府若干高级官员,一些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中高级官佐,少将、中将级的就有五名。最骇人听闻的,就连号称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及女婿袁永熙也暴露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遭到逮捕。军界元老李济深、鹿钟麟也牵涉其间。蒋介石吓出了一头冷汗:“若不是保密局及时侦破此案,共产党就快接近我们的心脏了。”他表扬毛人凤“为党国除一隐患”。

毛人凤继续穷追猛打,此案中少数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熬过了第一关,没熬过第二关、第三关,最终未能保持住清白之身而变节自首,被毛人凤撬开了嘴巴,涉案范围也从北平扩展到天津、热河、沈阳、西安,中共地下组织纷纷被挖出,其中损失最大的当属原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身份的暴露。这是中共手中的一张王牌,胜似十万兵马,当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毛泽东能料敌先机,处处鞭快一着,刀刀捅向敌要害处,让胡宗南铩羽而归,与熊向晖及时传递情报密不可分。胡宗南早就怀疑有内奸,但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他最信任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头上。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立即成立了总裁办公室,这实际上是蒋的影子内阁,左右着国民政府的大局走向,由蒋经国任主任,毛人凤也进入了这个小班子。这说明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重视已超过全盛时期的戴笠。

毛人凤外表上比戴笠多几分敦厚,少几分凶悍,但在心狠手辣、冷血无情方面却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主持保密局工作期间,暗杀活动始终是重中之重,黑名单上的许多人物都属重量级的,如北平市长何思源,粤军领袖李济深,曾为“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张治中,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原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等等,这些人在国民党军政界都有很高的地位、资历,也有一定的势力,举手投足极有影响,就连蒋介石也忌讳对他们公开动粗,因此只能采取暗杀手段,以便事发后不认账,或者嫁祸于人,因此具体执行人是有相当危险的,因为“活”一旦干得不漂亮,不利索,就得自己兜着,或者作为替罪羊,有被灭口的可能。就连向影心也为自己的夫君担心,她说:“你要杀的那些人都不是无名之辈,哪一天他们的亲属、部下飞黄腾达,要算旧账,怕姓蒋的不会替你揽着,说不定就拿你顶缸,平息受害人的怒气。”

毛人凤冷冷哼了一声:“那我就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所以,当布置对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屠杀时,有人提出这两所监狱各有一个婴儿,是否留其一命。毛人凤当即大为光火:“留下来谁抚养,养大叫他们来报仇吗?”

反共立场,豺狼本性,恶魔嘴脸,可说是暴露无遗。

<strong>逃到台湾,妄图派人行刺毛泽东,结果血本无归,引起蒋介石强烈不满。“太子”蒋经国步步紧逼,先是拉拢他手下大将,接着又斩杀他的亲信,毛人凤开始全面失势,终于积郁成疾,一命呜呼</strong>

逃到台湾后的毛人凤依然嗜血如狂,他将刺杀的矛头指向了中共领导人。早在撤离大陆前,他就拟定了一份长长的名单,还附有周密的计划,但几年来,消耗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却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蒋介石也急了,批评他的计划“大而不当”,应该“集中精力,从最要害处下手,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毛人凤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把目标锁住了中共一号人物毛泽东。恰好他刚接到潜藏甚深的全能谍报员0409号电报,说毛泽东即将赴苏访问,建议采用定时炸弹将火车炸毁,制造一起轰天大案。

“少安勿躁”,毛人凤当即发出指示,为了万无一失,他宁愿将动手的时机推后,建议在毛泽东从苏联返回时再作惊天一击。他需要时间将计划从头到尾在头脑中过滤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闪失,半点破绽。

毛人凤心思极细,这一次又是倾力所为,白日里绕屋而思,半夜里辗转难眠,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说,“连老本都搭上了。”一个星期后,他将行动方案送给蒋介石审阅,言明:就是让领袖挑毛病的。蒋介石戴起老花镜,又唤来郑介民等专家,一个字一个字推敲,最后满意地摘下眼镜:“方案很周密,我看可行。”为了激励部下卖命,他特地吩咐,予0409号以特别奖励。

“是,职下立即去办。”见“老蒋”心情好,毛人凤绷紧的弦也难得地一松。谁知就这一松,露出了致命的破绽。

其实0409号刚一露头,中共就截获了他与台湾方面的所有电报,并破译其电码,但0409号不愧是保密局的王牌谍报员,毛人凤又心细如发,不留痕迹,所以除了知道敌台署名外,没有任何线索。

时间不等人,根据毛泽东的行程安排,只有二十天的破案时间。毛泽东本人对此批示只有短短几句话:“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他很笃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没有这么轻松了,红着眼睛吼道:“破不了此案,不是检讨两句或者引咎辞职就行的,那是对共和国犯罪,死了都没脸见马克思的。”

具体负责侦破此案的曹纯之那几天一直埋在香烟的烟雾缭绕中,绞尽脑汁,苦思破敌良策,良久之后,终于灵光一现。根据惯例,敌方每逢大动作前,都要对行动人员予以物质奖励,这就需要从香港方面邮汇。对!就从查汇方面入手,曹纯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曹纯之果然在天津查到了踪迹,根据收款人留下的姓名地址,全能特务计兆祥露出了水面。

曹纯之顺藤摸瓜,将计兆祥及参与此案的其他敌特一网打尽。毛人凤尚不知情,每天守在电台前引颈翘盼。没想到0409电台却传来他的老对手、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嘲讽的声音,每个字都像钉子砸在他的心上,毛人凤感到一阵眩晕,身体阵阵发冷,“血本无归啊。”他在心中呻吟着,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代。

蒋介石果然没有好脸色,他已经被一连串的失败弄得失去了耐心。毛人凤暗杀名单上的中共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叶剑英,个个安然无恙,另外,对大陆的间谍战,总体游击战以及全面渗透计划都是无一例外惨遭失败。失望之余,他将一股无名火撒向了毛人凤:

“大陆失败以后,我就一直在反省,光靠过去的一批人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他们已经腐朽和没有朝气,必须培养新生力量了,否则,局面就不会有所改观。”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毛人凤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感而发,他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接班问题了,到了为蒋经国全面铺路的时候了。

毛人凤心里一阵委屈,他可以对蒋介石,对戴笠或者对国民党其他元老级的人俯首帖耳,甘于驱使,但蒋经国算什么东西,既无资历,又不懂行,于是在神色间就时常对“小蒋”表现得不那么恭敬。向影心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怎么老了反有火气了,反正咱们都是伺候姓蒋的,管他老蒋还是小蒋。”

偏偏毛人凤咽不下这口气。蒋经国何许人也,厉害着呢。他只使出一招就让毛人凤穷于应付,即将郑介民拉向自己的阵营。1954年,台湾方面对特工机构进行调整,由“国家安全局”负其总责,蒋经国将郑介民推上了局长的宝座。

现在的郑介民对毛人凤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连表面文章都不屑做,直接就从要害处下刀子,先将毛人凤手下大将叶翔之拉过来,处处与毛人凤捣乱,让其失去威信;继而又将“毛派”要员杜长城、胡凌影寻个由头问成死罪。这两件事让毛人凤很没面子,对手除不了,亲信护不了,“毛座在老头子面前失宠了”,谁都如是说。

毛人凤又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了,尾巴夹得紧紧,但目光依然像以前一样警觉,他一面在明哲保身,一面又在观察时机,以待东山再起。

这种日子太累了,毛人凤终于积郁成疾。1956年5月,他在出席国民党七届七中全会时突然呕血不止,随即就被医生确诊为肺癌晚期,三个月后就在台湾去世,卒年60岁。从此,蒋介石少了一鹰犬,人间少了一恶魔。

正文 四、百变艳碟——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1906—1948)又名金碧辉,清皇室后裔,幼年时过继给日本人做女儿。受训为日本间谍,为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立下“汗马功劳”,1948年3月被审判枪决于北平,终年42岁。

<strong>关键时刻出手,川岛芳子假扮妓女,从中国边防军手中骗回了日谍中村大尉的重要遗物——“三道梁”军表,为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口实</strong>

1931年夏。关东军在东北不断制造事端,形势十分紧张。

一天,在天津的川岛芳子接到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的一份密电,令她速往沈阳。

川岛芳子是清王朝的金枝玉叶。她父亲肃亲王善耆是清末有名的八大亲王之一,有二十一个王子,十七个王女。她生于1906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取名爱新觉罗?显妤,是第十四格格。

显妤7岁那年,肃亲王将她过继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她便有了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急匆匆赶到沈阳后,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在豪华的大和旅馆接见了她。

土肥原贤二从士官学校毕业后,便在陆军参谋部中国科工作,从此开始了侵华间谍生涯,并取得了令其他日本间谍望尘莫及的“战果”,特别是他密谋策划和导演刺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轰动了全世界,英国驻日本大使评论他说:“当土肥原贤二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到达某个地区时,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那个地区将要发生动乱的先兆。”

川岛芳子是土肥原崇拜的偶像。一见面,土肥原紧紧地握着川岛芳子的纤纤玉手,说:“芳子小姐,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你越长越美了。”

川岛芳子媚态十足,说:“土肥原太君,你真会说话,你召我来,有什么紧急要事啊?”

土肥原和板垣交换了一下眼色,板垣示意土肥原先讲。土肥原清了清喉咙,正色地说:“芳子小姐,你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在满洲被张学良的部队杀害了。他们非常残忍,把中村大尉挖鼻割耳,切断四肢,砍下人头,同时遇害的还有中村大尉的三名随员。这是帝国陆军的奇耻大辱。此仇一定要报。请你来,是有一事非你亲自出马不可,而且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川岛芳子仍是玩世不恭的那副矜持模样,问道:“什么大事?真有那么严重吗?”

土肥原说:“据我们侦悉,中村大尉遇害后,他戴的一只手表,现在落到了洮南县的大兴当铺里。这是他们杀害中村大尉的重要证据,我们必须找到!”川岛芳子悟性很强,立时懂得了这个任务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中村震太郎是谁?中国军队为什么要害他?

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鲸吞满洲,陆军参谋本部特派军事侦察员中村震太郎大尉潜入“满蒙心腹地带”——大兴安岭进行侦察,并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起事策应。

1931年6月26日清晨,中村率侦察组三人潜入洮南屯垦三团驻地。一营营长见来人形迹可疑,即将其扣留,并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武器、测绘器材、军用地图以及大量调查笔记,还有和蒙古王爷秘密会谈、准备举事的记录。营长立即向团长作了汇报,一致认为这是一伙日本军事间谍,而且气焰嚣张,态度蛮横,拒不认罪,如予以释放,无异于纵虎归山。团长立即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应就地处决。这样做完全符合国际惯例,谁叫你们跑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禁区来搜集情报呢?

关押期间,中村震太郎瞅了一个空子,猛地冲向哨兵,企图夺取武器逃跑。双方格斗时,中村的一块高级手表——时称“三道梁”军表,被打落在地,刚巧被团部司务长李德保拾到。李悄悄装入怀中,几天后因赌博输了钱,遂将军表押到洮南的大兴当铺里。这一切,李德保在嫖妓时大肆吹嘘,像讲故事一样说给妓女听。谁知这个妓女就是日本间谍。关东军特务首脑土肥原、板垣等得悉了中村被杀害的详情,但口说无凭。土肥原认为要向中国发难,关键是要找到物证——中村的那只“三道梁”手表。

土肥原立即想到了川岛芳子。认为在此关键时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川岛芳子亲自出马最好。

川岛芳子精通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朝鲜语,去紧靠内蒙古的齐齐哈尔和洮南一带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她化了装,打扮成一个朝鲜族妓女,来到了齐齐哈尔,与当地日本特务机关的铃木县太郎进行了一番密谋。

一天,铃木以朝日旅馆老板的身份,邀请李德保吃饭。席间,铃木说最近来了一个朝鲜族妓女,长得如花似玉,妖媚无比,简直是天仙下凡。她还带了一些“白货”(海洛因),问李德保有无兴趣见见她。

李德保又吸毒又是个大色鬼。他早已听得馋涎欲滴,淫心荡漾。这时,一个绝色女子从幕后闪出身来——她就是川岛芳子。

李德保一见,果然是风情万种,美目流盼,他丢了魂似的问:“听说小姐有白货,能否卖给我一些呀?”

川岛芳子回答很干脆:“可以。但我的老板说一定要现钱。”

李德保摸了摸口袋,囊中羞涩,说:“我没有带现钱。”

芳子说:“如果你实在没有现钱,有什么物品做抵押也可以。”

李德保想了想,身上还带着那张“三道梁”军表的当票,遂问:“当票可不可以?”

鱼儿上钩了,川岛芳子心中大喜,但她仍不露声色,说:“什么当票?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李德保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当票,川岛芳子一看,正是土肥原指令要千方百计搞到的“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

“猎物”到手,川岛芳子立时变了脸,说:“我的哥哥金璧东你知道吗?”

金璧东时任长春市市长兼警备司令,是吉林省内的一霸。李德保一听立时傻了眼,知道上了当。他想拔腿就跑,川岛芳子和铃木迅速拔出手枪对准了他。

李德保只得一五一十说了枪决中村震太郎的经过,并带川岛芳子到当铺取回了那只“三道梁”军表。

川岛芳子回到沈阳复命。土肥原和板垣拍拍她的肩膀,满意地说:“真乃天助我也。芳子小姐,你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国之花。”

很快,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东北军杀害中村是“图财害命,证据确凿”,疯狂叫嚣要进行“报复”。一个多月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东北三省。

<strong>洞房花烛之夜,她对丈夫宣布:“我不希望有人干涉我的自由。”假扮舞女,川岛芳子用美色引诱立法院院长孙科,套取了无数绝密情报。事泄被捕,汪精卫为报肃亲王的救命之恩,放了她一马</strong>

1927年10月的一天,21岁的川岛芳子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甘珠儿扎布在大连举行了婚礼。媒人是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弥平太。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主谋河本大作大佐,也是婚礼的“嘉宾”。

但是,狂放不羁的川岛芳子在新婚之夜就向丈夫宣布:“我有我的自由。我无论干什么,无论到哪里,都是我的自由。我不喜欢有人干涉我的自由。希望你尊重我的自由。”

婚后,两人很快就闹翻了,川岛芳子一气之下返回了东京。后来,她干脆为甘珠儿扎布找了一个继室,并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而她自己则彻底地挣脱了这桩带有极浓政治色彩的婚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人”。

一天早晨,川岛芳子从她哥哥宪立那里擅自取了2000元钱,只身一人来到了上海。

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名叫田中隆吉,他曾在东京的一次舞会上见过川岛芳子,深为她的美貌和风姿所倾倒。可是,当时田中只是个小小的少佐(少校),哪能吃到这块天鹅肉呢?

如今,田中隆吉身居要职,他听说川岛芳子到了上海,立时像蚊子附膻那样叮了上去。

这一天,川岛芳子打扮得别有一番风韵。她身穿笔挺的西装,脚穿锃亮的皮鞋,留着西式分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她这身“男装丽人”打扮,把田中隆吉看得神魂颠倒,垂涎三尺。

“芳子小姐今天这身打扮,既有男士的潇洒,又有女士的妩媚,男装丽人果然名不虚传,让天下所有的美人和男士都自叹弗如。”田中隆吉献媚说。

当晚,田中隆吉将川岛芳子带到他精心准备好的豪华住宅行云播雨,从此两人双宿双飞,如胶似漆。

田中隆吉作为日本陆军省的一名老牌特务,早就开始从事对华情报活动。此人阴险狡诈,心如蛇蝎,人称“穿着军服、佩着利剑、携带手枪的疯子”,川岛芳子亦被称为“东洋魔女”。她和田中隆吉搞到一起后,人称是“魔性和蛇性的结合”。

田中交给川岛芳子的任务是扮做一名舞女,在舞场上随时注意“猎物”——国民党政府高级军政人员,从他们身上猎取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

一天,华灯初上,霓虹闪耀,一辆进口高级轿车来到川岛芳子所在的舞厅,从小轿车上走下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前呼后拥,好不气派。芳子凭她特有的敏感,知道来者绝非等闲之辈,立即主动迎了上去,柔声细语问道:“先生,跳个舞好吗?”

中年男子也是慕名而来,见到这位美若天仙的舞女,心想果然名不虚传,遂应邀和她翩翩起舞。

轻歌曼舞中,川岛芳子使出浑身解数。她故意用高耸的乳房去碰中年男子的胸部,直把中年男子逗引得神魂颠倒,欲火中烧。

曲终人散,中年男子说:“小姐,您的舞跳得太好了,明天我一定再来。”

当晚,田中隆吉告诉川岛芳子:这位中年男子,就是现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第二天晚上,在优美的华尔兹舞曲中,孙科问起了川岛芳子的身世。

川岛芳子双眉紧蹙,满怀怨恨,一副委屈的样子,说:“我是朝鲜来的大学生,祖国被日本人强占,流落到上海,生活无着,不得不以伴舞为生。”

孙科听了,心中浮起一种怜香惜玉之感,遂问道:“你愿意离开舞场参加工作吗?”

川岛芳子心中窃喜,但她仍煞有介事地说:“先生,像我这样的人,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到哪儿去找工作呀?”

孙科问道:“您有些什么专长?”

川岛芳子说:“我会朝鲜文、中文、日文、英文,当个翻译是能够胜任的。”

孙科高兴地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您的工作就由我来安排。”

川岛芳子动情地在孙科脸上一吻,红着脸,风情万种地说:“先生,太谢谢你了!我怎么报答你呢?”

孙科色迷迷地一笑:“今天晚上我请您吃消夜。”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是和是战上上下下意见很不一致,而日本的既定国策是鲸吞整个中国,因此急需派人打入国民党政府高层,以便及时获得中国当局的绝密情报。

川岛芳子利用色相从孙科身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孙科在上海为川岛芳子营造了一个香巢,金屋藏娇,常常从南京跑到上海偷香窃玉,饱尝“婚外恋”的禁果。

每次性事前,川岛芳子就会妖媚地笑着催促说:“亲爱的,你快去洗个澡吧。”

孙科高兴地走进了浴室。川岛芳子就利用这个空隙,从孙科公文包里取出绝密文件,用她精巧的戒指照相机偷拍下来,立即交给“仆人”——一个潜伏的日本特务,送交给田中隆吉。

有时,川岛芳子设计把孙科灌醉,再偷拍文件。有时,她会装病,乘孙科“抚慰”之际,让“仆人”偷拍文件。就这样,国民党政府的高层绝密情报,很快送到了日本内阁首相的案头。

孙科常年在“首都”南京办公,只能抽空到上海与川岛芳子幽会。他是多么想朝夕与美人相伴呀。一天,他对芳子说:“亲爱的,你到南京去给我当私人秘书好吗?南京可是个好地方,六朝古都,名胜古迹很多,够你玩的呀。”

川岛芳子正是求之不得,用一阵狂吻表达了她对孙科的感谢。她到南京后,田中隆吉为她建立了一条新的秘密联络渠道。

国民党政府设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孙科作为立法院长,能参与最高层会议。私人秘书川岛芳子也就有机会登堂入室,出入警卫森严的国民党政府中枢要地。她凭借独有的美貌和高超的“公关”手腕,有意地接触了许多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秘书、副官、司机等贴身人员,耳闻目睹,广为搜罗,猎取了各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绝密情报。

然而,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是吃素的。川岛芳子伪装得再巧妙,也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她被军统特务逮捕了。

经查,孙科与川岛芳子的关系只不过是一桩风流韵事。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使他很快解脱出来了。但他却不可能再营救心上人了。

这时,一位权势显赫的高官——国民党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介入了川岛芳子间谍案。

早在1910年3月31日,血气方刚的汪精卫密谋用炸弹行刺当时清廷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负责审理此案的三个大臣中,为首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即川岛芳子的父亲。审讯前,清廷的王公贵族、包括摄政王载沣都主张处死汪精卫。但肃亲王认为杀汪精卫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对大清王朝没有什么好处。最后,汪精卫被判处永远监禁。如此宽大,在清朝历史上是空前的。

尔后,肃亲王又到牢房看望了汪精卫。汪脚上戴了二十七斤半重的脚镣,生活条件极差,曾两次自杀未遂。为了感化汪精卫,肃亲王下令卸下脚镣,在汪精卫房间里放置桌椅及书报,伙食也有改善。肃亲王还对汪精卫问寒问暖,并交谈天下大事和诗歌写作。一位清廷大臣到狱中和一位革命党的死囚交谈,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不久后辛亥革命胜利,清朝被推翻,汪精卫安然出狱。

事隔多年以后,汪精卫对肃亲王善耆的救命之恩仍念念不忘。他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能免于一死,使我总想到这位清代末朝的伟大政治家。”

“川岛芳子间谍案”呈报到汪精卫处以后,他一看,芳子的父亲竟是肃亲王善耆。为报昔日的救命之恩,他毫不犹豫地给军统打了招呼:一个二十几岁的纤纤女子,还是释放了吧。

川岛芳子就这样万分侥幸地死里逃生。

<strong>从溥仪府中抬出一口大棺材,但棺中空空如也。皇后婉容假扮男装,在一位“男装丽人”的陪伴下,混在送殡队伍中逃出天津,登上了去旅顺的小汽艇</strong>

出狱后的川岛芳子并没有停止罪恶活动,她与田中隆吉很快又策动了“一二?八”事变,然后再次被关东军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召到东北。

川岛芳子到沈阳后,板垣征四郎高兴地接见了她。板垣说:“清朝最后一代皇帝溥仪,我们已将他从天津请到了旅顺。帝国政府已经批准关东军的方案,即将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届时你的皇兄溥仪将重登皇位,你也就是身份显赫的皇妹了。”

川岛芳子听后不禁心花怒放,大喜过望。她梦寐以求的恢复大清王朝的理想,很快要实现了。她仿佛看到了高高飘扬的五龙旗。她深深地向板垣一鞠躬,说:“多年来太君阁下为满蒙独立付出了心血,谢谢了。”

“但是,”板垣话锋一转,说,“溥仪要当皇帝,总不能没有皇后呀。婉容皇后如今尚留天津。按照中国皇族的传统,只有女性才接近皇后,因此我们想派你去把她接出天津送往旅顺。但中国当局对她监视很严,不容易啊!”

川岛芳子对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感到非常兴奋。经商量,她设计出了一个绝对机密的行动方案。

一天,住在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的婉容皇后家里,来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川岛芳子。她穿一身胭脂色的旗袍,旗袍上用金线银线绣着龙样花纹,脚上穿的也是绣有龙样花纹的锦缎布鞋。这表明了她是一位皇族。

日本驻天津部队翻译官吉田的夫人陪同川岛芳子前来拜访。同来的还有一个身材瘦小但面目俊俏的女人。她的相貌与婉容有几分相像。

寒暄过后,川岛芳子对婉容说:“皇后陛下,您与其在这里过孤独清苦的生活,不如到满洲去和皇帝陛下痛痛快快地享受清福。我这次来,就是奉命将您接往旅顺,陛下目前就住在那儿。但您的府第周围军警守卫严密,要顺利出走很不容易啊。”

婉容对川岛芳子久闻其名,但囿于种种传言,对她印象并不好,听完后没有表示可否。第二天,婉容向刚调到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询问了原由。土肥原说:“请皇后陛下放心,芳子小姐是我们军方所派,务请皇后给予通力合作。”

交谈中,婉容流露出对去东北的担心,她问川岛芳子:“听说那里是个土匪窝。天气也特别寒冷。”

川岛芳子笑了起来,解释说:“这完全是误传。那是我们爱新觉罗王族发迹之地。至于治安,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再说,你如不去,谁来照顾皇帝陛下呀?”

“我一出门就有人跟着,怎么脱身啊?”婉容问。

川岛芳子凑近婉容,附耳低言,详述了她设计的出逃方案。婉容听了频频点头。

川岛芳子带来的那个“女人”,其实是个男人。不这样,他就无法进入皇后住地。

几天后,这个“女人”就生起病来了,而且很快就“不治身亡”。婉容谎称死去的是爱新觉罗王族的一个远房亲戚,于是就在自己家里替“她”办理丧事。厅堂上放着一口大棺材,棺材里躺着刚死去的那个“女亲戚”——其实棺材里空空如也。

丧事办得热热闹闹,出殡的规模颇为盛大,十几名和尚身披袈裟,手持法器敲敲打打,口中高声念诵经文。川岛芳子带来的那个男扮女装的“亲戚”,此时摇身一变成了“婉容”,哭得悲悲切切,像个泪人儿。而真正的婉容皇后,则装扮成一个身穿孝服的男子,和身穿西服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一左一右紧靠着走在一起。

溥仪虽然早被废黜,但民国政府同意拨给他一大笔赡养费用,他在天津的“王府”仍很有气派,政府当局平时派有军警保护,实际上也起监视作用。不过军警们看到“王府”办的是丧事,对送殡队伍里身披孝服的人哪里会一一留意辨认?更何况军警们都看到假“婉容皇后”被人搀扶着走在送殡队伍中间,而且哭哭啼啼,十分悲恸,从而对化装成男人的真婉容,就更不会怀疑了。

送殡队伍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紧靠海边的一处白河岸边。

日本特务机关事先准备好的一艘小汽船,已升火待发,日本驻军翻译官吉田和夫人已在船上等候多时。川岛芳子将身穿男装的婉容送上汽船,交给了吉田夫妇,然后悄声说:“皇后陛下,你先走一步,我们旅顺见。”

几天后,天津报纸登出了一条特大新闻:“逊帝溥仪皇后婉容出逃。”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之瞠目结舌,大呼上当。

川岛芳子很快从天津来到了旅顺。她是女人,原先又是金枝玉叶的皇族,因而常常和婉容说说笑笑,形影不离,亲密无间。谁知这一来又惹了祸,私下人们纷纷议论皇后搞起了“同性恋”。

整个皇族大哗,溥仪也十分生气,决定让川岛芳子离开,另请肃亲王的第四个女儿——三哥子做婉容的伴随。

川岛芳子嫉妒心大发,她也在背后大造谣言,诬称:“三哥子要毒害皇后陛下。”不久后,三哥子也离开了婉容。她哭哭啼啼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妹妹会是这样一副蛇蝎心肠。”

<strong>与关东军高级顾问、“干爹”多田骏同枕共眠。身穿大将军服,腰佩手枪,脚踏战马,川岛芳子成了“安国军金司令”。收编土匪游勇,策反苏炳文,“功绩”显赫</strong>

1932年2月。沈阳豪华的大和旅馆内,一下子住进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穿日本军服的将军,有穿东北军军服的将军,还有穿西装的、长袍马褂的,甚至穿清朝官员服装的,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显得异常忙碌。

清逊帝溥仪和皇后婉容,也从旅顺来到沈阳,住进了这个旅馆。关东军高级顾问多田骏少将独自住了一个豪华的套间。一天,他听说川岛芳子也住进了旅馆,不禁心中暗喜。

年近半百的多田骏,对川岛芳子的美色早已垂涎三尺,只恨没有机会接近,如今和她同住一个旅馆,岂不是天赐良机?他哪里还顾什么职务、身份,遂主动登门造访。

川岛芳子一见多田骏,立即满脸春色,故做媚态,嗲声嗲气地说:“啊呀!将军阁下,我对您仰慕已久,想不到今天您降尊纡贵来看我,折杀我也。”边说边上前扶住多田骏请他坐下。

多田骏像许多日本军官那样,身材不高,留小胡子,颧骨高高的,戴一副黑框眼镜,两眼直盯着川岛芳子,说:“芳子小姐,板垣大佐多次对我说,您对大日本帝国、对我们关东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没有您的出色工作,中村大尉的那只‘三道梁’手表怎能重归于我们?婉容皇后怎能从警卫森严的天津脱身?芳子,你真不愧是出色的帝国之花呀!”

听着多田骏的夸奖,看到他这副色迷迷的模样,川岛芳子早已窥知了这个老头儿的来意。此时此刻,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她也很想找个有力的靠山。而对于眼前的这个多田骏,她早已作过研究,知道此人比自己大二十四岁,是个“中国通”,目前在关东军中权势显赫,炙手可热。

想到这里,川岛芳子紧紧地依偎着多田骏,撒娇说:“将军,见到您,我就想起了远在日本的我的养父川岛浪速,您和他一样的慈祥,一样和蔼可亲,我真想喊您一声‘干爹’。”

多田骏高兴地哈哈大笑,说:“芳子小姐,我能有您这么一个干女儿,也是我这辈子的造化呀!”

从此,川岛芳子每次见到多田骏,总是亲亲热热地“干爹、干爹”叫个不停。可是有一天,川岛芳子的哥哥宪立到旅馆去找多田骏,他一边说“您好”一边推门进去,突然一幕惊人的丑剧呈现在他面前:妹妹芳子竟和“干爹”多田骏相抱而卧……

第二天,宪立怒气冲冲地对芳子说:“怪不得人们背后议论纷纷,说你们名义上是义父女,事实上是一对奸夫淫妇。我还不相信,如今亲眼看到你们竟白昼渲淫,太不像话了!”

川岛芳子毫不介意,说:“事到如今,我只有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干。坦白地说,我以自己天生的娇媚和魅力,使多田骏成了我情场上的俘虏。我的目的是要利用他。至于我和他的那种关系,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吧!”

是年3月9日,溥仪粉墨登场,在“新京”(今长春市)出任伪满洲国“执政”,改用新五色“国旗”。

川岛芳子在大和旅馆居住期间,利用她是原清王朝肃亲王十四格格的特殊身份,加上她和关东军上层及特务机关有着特殊的关系,因而她俨然以满洲国的开国元勋自居。她还常常以皇妹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出入于溥仪婉容居住的“皇宫”。

一天,具有极强权力欲的川岛芳子对多田骏说:“干爹,满洲国虽然成立了,但东北各地反满抗日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各地散兵游勇和土匪人数众多,非常猖狂,您打算怎么办?”

多田骏老奸巨猾,故意问川岛芳子有何高招。

川岛芳子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夸口说:“围剿土匪诸事,并不需要皇军出面,可以用满洲人打满洲人的办法,让他们自相火并,然后我们利用矛盾,予以收编,可坐收渔人之利。”

多田骏狡黠地笑了起来,说:“看不出我的干女儿还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哩。你还有什么具体计划?”

川岛芳子乘机提出:“干爹如能让我组织一支五千人马的联合大军,大多数抗日分子和各地的土匪,就一定能服从我的指挥。我就能使满洲真正成为皇道乐土。”

多田骏此时已担任负责处理治安的军政部最高顾问,他慷慨答应先将刚刚投降的三千名散兵游勇和土匪交给川岛芳子指挥,并命名为安国军,任命她为安国军司令。

身穿西装、留分头的川岛芳子摇身一变,成了身穿日军大将军服,扛三星肩章,腰佩手枪和豪华型佩刀的“司令”。她不时骑一匹高头大洋马招摇过市。这时她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金璧辉”。

“金司令”前呼后拥,八面威风,最多时她身边的副官多达四十余人,各人有各人的任务,主要从事着情报、劝降等工作。

为了显示“金司令”的阔绰和威风,川岛芳子常常借各种名义大宴宾客。特别是每逢她自己的生日和养父川岛浪速的生日,她都要摆筵席,开舞会,甚至包个戏院,闹腾它几天。她还特意命人做了一个特大的生日蛋糕,上写“祝贺金司令××岁生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敬赠”等字样,摆在醒目位置供人观赏。有人悄悄问她:“这真是本庄司令官送的吗?”她就狡黠地一笑,说:“这是我自己派人订做的。”

川岛芳子还常常自己花钱订做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上面题写或刻上××将军或××皇族赠送给“金司令”等字样,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川岛芳子胆大包天,甚至把骗局糊弄到了日本陆军大臣、后来当了首相的东条英机头上。她和东条英机夫人曾有一面之缘。一次她回到日本后,给东条夫人打了一个电话,撒娇地说:“妈妈,我有重大事情,请让我见见大臣。”东条英机拒见,她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东条夫人经不住她软磨硬缠,问她有什么要事。她就编造说:“我在蒋介石部队高级军官中,有很多知心朋友。日本如想和中国恢复和平,我可以起桥梁作用。”东条英机听了后立即断然拒绝。

其实,川岛芳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给东条英机夫人通电话,完全是为了借此显示自己的身价之高和交游的广阔。

川岛芳子每到一地,都有一所豪华的住宅。她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大“结婚照片”,“男”的是穿西装留分头的她,女的是日本间谍、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即山口淑子)。卧室里还有一面镜子直对房门。有人开门时,微型照相机就会自动摄下来者是谁。她常腰佩无声手枪,手上戴着能摄影的微型照相机。她有个怪癖是爱好养猴子,走到哪里常常随身带着猴子。李香兰曾经这样描述过她:“我在北平真光电影院,电影开演前几分钟,看到一群身着军装的人推开人墙走进来。人们的目光都一齐注视着来人的方向。这时我看到一些穿军装的人都向肩上蹲着猴子的川岛芳子敬礼。”

川岛芳子在“劝降”方面为日本关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揭竿举义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苏炳文,在北满高举反满抗日的旗帜,活动于黑龙江富拉尔一带,拥兵数万,使日军大感头痛。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和顾问多田骏亲自出马,乘飞机到齐齐哈尔对苏炳文进行招降。同机前往的川岛芳子主动请缨,乘降落伞跳下进入苏炳文营地。多田骏竖起大拇指,带着疼爱的神情说:“芳子小姐好英勇!她为大日本皇军立了大功。”

川岛芳子还把苏炳文的一个小女儿带回家,叫她称呼自己为“爸爸”。在她的大力“劝降”下,苏炳文曾一度随马占山投靠日军。但马占山和他又很快举兵抗日,后来两人都成了国民党的著名将领。

<strong>巧妙潜藏,不料被身边仆人——军统特务所告发。戴笠色迷迷地说:“芳子小姐,你还是这么漂亮!”她语出惊人:“将军,您的一名重要部属投靠了日本人,您知道吗?”</strong>

1945年8月15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川岛芳子的人生之旅也走近了末日。

10月初,蒋介石特派军统局长戴笠到北平“肃奸”。

戴笠一下飞机,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连忙满脸堆笑疾步向前迎接。可是戴笠一见到他,本来喜笑颜开的马脸立时阴沉下来,说:“马区长,你很好啊!”

马汉三听了戴笠这句不阴不阳的话,心里发毛,捉摸了好久,也不知“老板”此话是何用意。

戴笠和马汉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言难尽;特别是那件稀世珍宝九龙宝剑,更使戴笠几年来一直想当面问一问马汉三。

戴笠当然不会知道,这把九龙宝剑还和川岛芳子有牵连。

10月6日晚,金风送爽,秋凉宜人,华北沦陷期间担任过伪职的大汉奸,纷纷驱车来到东城北兵马司赴宴。他们不久前才在电台上听蒋介石亲口宣布对汉奸罪行的处理“不论职守,只问行为”,心情颇为愉快;可是几天后,又看到报上刊登出惩治汉奸条例强调“既论职守,又论行为”。他们弄不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当接到戴笠发的“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帖后,都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酒宴极为丰盛,但大汉奸们看到院子内外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气氛紧张,预感到这是一次“鸿门宴”,都提不起劲来,场面冷冷清清。

宴毕,戴笠从口袋中掏出名单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接着又对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网开一面,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监狱,可在家听候传唤。”

川岛芳子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10月10日深夜,戴笠下令逮捕了川岛芳子。

这时川岛芳子住在北平东城九条34号胡同。行动组长率领大队人马于天亮前赶到,团团包围了她的住宅。为了不打草惊蛇,行动组人员翻墙入内,刚落地,突然两只凶猛的大狼狗扑了上来。会武功的几名行动组人员早有准备,掏出无声手枪连发数枪,大狼狗立时就不动弹了。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人喝问道:“什么人?”行动组人员走近一看,是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几支黑洞洞的枪口立时对准了他:“不许动!川岛芳子在哪个房间?”

小方八郎是川岛芳子奶母的儿子,对主人忠心耿耿,并且年轻漂亮,深受川岛芳子的宠爱,被人称为“川岛芳子的情人”。他怎么也不肯指出川岛芳子的卧室,行动组人员只得逐一搜查。当他们搜查到第四进的一间大房间时,用手电一照,只见房间正中有一张特大铜床,挂着一顶粉红色罗绡金帐,组长手执短枪,蹑手蹑脚走近床前,刚撩开帐子,突然听到“吱”地叫了一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向他扑来。行动组长反应敏捷,用枪猛地一挡,那东西又“吱”地叫了一声,扑通倒在地上,行动组人员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只猴子。

行动组人员在研究和制订逮捕方案时,都知道川岛芳子养了一只猴子,而且形影不离,常常带在身边,但没有料想到猴子会和她同床而卧。想必她孤身一人,寂寞难耐……

电灯打开,一个蓬头散发的老太婆从帐子里坐了起来,她并非川岛芳子。

这个狡猾的女间谍躲到哪里去了?

行动组长立即命人找来一个“仆人”当面询问。这个“仆人”原来是军统打入川岛芳子身边的内线,他用手指了指床铺。

行动组长心领神会,命“仆人”走近床前。“仆人”用手按了一下一个秘密开关,只听得一阵响动,床下露出一道暗门,川岛芳子就住在这个密室里。

行动组人员一拥上前,七手八脚给川岛芳子戴上了手铐。

川岛芳子镇定地问:“我能打个电话吗?”

川岛芳子的哥哥宪立这时也住在北平。肃亲王家有个亲戚,是不久前率大军进驻北平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夫人。川岛芳子想通知哥哥自己被捕的消息,让他也通知孙夫人,以免自己不明不白地被人干掉。

行动组长厉声地说:“不行!”

川岛芳子又耍了一个花招:“我能上厕所吗?”

虽是犯人,总不能让她被尿憋死呀。行动组长又怕川岛芳子自杀或逃跑,就命令特务:“盯住她!不要让她跑了。”

秘书小方八郎满脸怒色,用日语叽哩哇啦地说个不停。随行的翻译告诉行动组长,说这个日本人提出了“抗议”,还说我们中国人不懂礼貌,事先不通知就随便闯进女人的卧室,而且不让换衣服,穿着睡衣就要把她带走,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行动组长断然地说:“不理他。”并厉声训斥说,“你嚷嚷什么?你想妨碍我们执行任务吗?”

小方八郎提出给川岛芳子换身衣服。

经行动组长允许,川岛芳子换下睡衣,穿了一身考究的时装,被带上汽车直送北平第一监狱。

一天,戴笠亲自审讯了川岛芳子。戴笠借口要讯问中日间的“重大机密”,不让其他人参与审讯。

川岛芳子对国民党这个“军统王”也早有研究,今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她从戴笠那张马脸和他的气度上,就判明了来者的身份。

戴笠说:“芳子小姐,久仰大名,想不到还是这么漂亮。你生活得怎么样啊?”

“你们的监狱对我太严厉了,饭菜也太差,饭里都是沙子,菜和汤里难见油水……”川岛芳子诉起苦来了。

戴笠嘿嘿一笑,说:“那好,我叫他们给你改善一下。”

川岛芳子突然话锋一转,故做媚态,神秘地说:“戴将军,我有一件特别机密的大事要向您禀告。”

戴笠说:“你尽管说。”

“将军,您的手下有一位重要人物投靠了日本人,您知道吗?”

戴笠大吃一惊,心想我们军统哪有什么重要人物投敌呀。遂带点训斥的口吻说。“芳子小姐,事关重大,你可不能胡说呀。”

“我有确凿的证据,绝不会血口喷人。”

“他是谁?你有什么证据?”

“他就是你们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时任北平办事处主任的马汉三将军。至于证据么……”川岛芳子故意卖起了关子。

戴笠一听马汉三叛国投敌,骂道:“好你个马汉三,你竟当起汉奸来了!”又问道,“芳子,你手上有他什么证据?”

“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九龙宝剑。”川岛芳子和盘托出。

戴笠不听犹可,一听说“九龙宝剑”四个字,立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骂道:“原来如此,马汉三,你的末日到了。”

十几年前,军阀孙殿英东陵掘墓盗宝,挖出数不尽的稀世珍宝,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一把九龙宝剑。一天,孙殿英悄悄带着九龙宝剑找到了戴笠,说:“相传这把九龙宝剑是新疆一位国王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乾隆喜欢得不得了,天天带在身边。”

戴笠接过九龙宝剑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剑长约六尺,剑柄特别长,上雕九条紫金龙,栩栩如生,剑刃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剑鞘嵌满红蓝宝石,熠熠生辉。

孙殿英请戴笠将此剑献呈给蒋介石。至于对戴笠,孙殿英另备一份厚礼,戴笠看了眉开眼笑。

当时戴笠正在中原一带视察工作,不能马上返回重庆。为安全计,他将此剑当面交给军统陕西站站长马汉三暂时妥为保管。

但是,马汉三获得九龙宝剑以后,却心生歹意,梦想将其据为己有。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他被日军逮捕,危在旦夕。为了活命,他将九龙宝剑献给了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少将参谋长田中隆吉。

田中隆吉就是和川岛芳子一起策动“一二。八”事变的驻上海特务机关长。后来,田中隆吉因战败被调回国等待处理,怕带着这件稀世珍宝罪加一等,就将此剑交给了旧情人川岛芳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川岛芳子身边潜伏的军统特务,就是军统“北方四大干将”之一马汉三所派。于是,马汉三趁逮捕川岛芳子之机,将九龙宝剑“劫收”到手。

正当马汉三得意忘形之际,他没有料到戴笠会将此事的来龙去脉从川岛芳子口中了解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自己叛国投敌的秘密也被川岛芳子揭发。

精明过人的马汉三为求死里逃生,立即采取了主动,将搜刮来的古董、字画、珍宝等装了满满十几箱,先后分几次送到了戴笠住地弓统胡同19号。当然他不会忘记将九龙宝剑当面呈献给戴笠,并花言巧语地解释了一通,无非是早就准备将此宝剑面呈老板,让别人带实在不放心,怕丢失,云云。

戴笠也就顺水推舟,表扬了马汉三几句。但马汉三从“老板”的神色中,窥知戴笠对自己已心存杀机。他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送老板上西天,免得日后再横生枝节。主意既定,他秘密派遣手下特务刘玉珠将一枚定时炸弹悄悄装在戴笠返回上海时乘坐的专机上。刘玉珠也是个职业特务,做得天衣无缝。果然戴笠的座机于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近郊爆炸,戴笠一命呜呼,随身携带的大批珍宝也悉数被烧毁,只有一件雕羊脂白玉九龙杯和这把九龙宝剑,从飞机坠落现场找了回来,但剑柄、剑鞘均被火烧坏了。

后来,蒋介石得知了马汉三暗放炸弹炸死戴笠的情况及九龙宝剑的事情,龙颜大怒,即命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但因戴笠死因早已公布于世,老蒋也就不想推翻旧案,何况如将事实真相公布,也大失蒋家王朝的面子。至于那把烧过火的九龙宝剑,以后也不知去向。

<strong>北平受审,川岛芳子如实供出了与孙科的不正当关系,电台实况转播突告中断,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夫人的营救亦告失败。一声枪响,42岁即香销玉殒,罪有应得</strong>

川岛芳子未能因揭发马汉三及九龙宝剑一案而从戴笠处捞到任何好处,只得在监牢中苦度岁月。

川岛芳子的哥哥宪立为了营救她,几次登门向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夫人疏通关节。经过一番活动,这位夫人看在和肃亲王家的血缘关系上,答应大力帮忙,并说:“在行刑的时候,只做出一副枪决的样子,用替身换下芳子。”同时又提出,为了“打点”各方面的关系,必须有一百根金条。

宪立绝望了:“天哪,我到哪里去搞这么多金条呀。至于芳子,她在被捕时抄了家,所有财物都荡然无存了。”

孙连仲夫人营救未成,川岛芳子仍十分留恋这个生的世界。她苦苦挣扎,希冀能免于一死。她的唯一办法是竭力为自己洗刷。

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西侧司法部街(今人民大会堂所在地),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第一次开庭,对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进行审理。

消息传开,人们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神秘莫测的魔女艳谍,看一看这个清王室金枝玉叶的“格格”,看一看这个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中扮演了可耻角色的“帝国之花”,因而人流如同潮水一样蜂拥而来,把司法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人流还拥进了法院的大门,甚至挤倒了门前的石狮子,造成了砸伤人的惨剧。法院无奈,只得宣布审讯延期。第二次审理改在10月15日下午3时举行,地点改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特地设立了一个露天临时法庭,还出动了大批军警,采取严格的保安措施。但闻讯而来的人仍如潮涌,有人爬上树,有人爬上墙头,有人站在房顶上,有人站在马路上的汽车顶上。川岛芳子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了,人们都想亲眼目睹她戏剧性的下场。

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押上法庭。她上身穿灰色短袖线衣,下着一条咖啡色西服裤,仍然留着“男装丽人”时常梳的分头短发,脸上略施脂粉,浓淡适宜,体态丰盈,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审判长首先讯问被告的身份。

川岛芳子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日本人,你们中国的法庭怎么能审判我呢?”

这时大批日本战俘已被遣送回国,就连川岛芳子十分熟悉的李香兰(山口淑子)也被遣回日本。川岛芳子和辩护律师都认为,只要一口咬定是日本国籍,那么中国的法庭就不能审判她。为此她在狱中曾多次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和已被遣送回国的秘书小方八郎,恳求说:“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证明我是日本人。”、“弟弟已入‘日本’户籍,是否可把他的户籍抄本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

但是,川岛芳子的努力落了空。审判长说:“你的生父肃亲王善耆是中国人。你只是过继给了日本的川岛浪速做养女。”

一计不成,川岛芳子又生一计,想在年龄上玩花样。

审判长问她:“你是什么时间出生的?”

川岛芳子含糊其辞,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1916年生,也可能是1917年生……我也说不清楚。我的父母都早死了,法庭可以和我的养父川岛浪速联系核实。”

辩护律师趁机提出:如果川岛芳子确实生于1916年,那么“九。一八”(1931年)事变和“一二?八”事变(1932年)时,她只有十五六岁,是不可能参与其事的。

审判长又问川岛芳子:“你什么时间回到中国的?”

“当我发现我是中国人的时候,是16岁,就从日本回到上海,17岁去长春。是民国几年,记不清了。”

“你去长春的用意是什么?”

“是哥哥金碧东接我去的。”川岛芳子狡猾地回避了去长春(伪满洲国的“京都”新京)的政治用意。

审判长又问:“你在自白书上写着自任军长,在长白山一带缴了陈国瑞的械,组织伪安国军,自任司令,同时游说马占山和苏炳文等投降,你要陈述详细经过。”

川岛芳子装聋作哑,摇摇头,说听不见法官的话。

审判长从桌上举起一颗伪华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印章,问道:“这不是你当司令的证据吗?”

川岛芳子看了看印章,沉吟不语,稍后,她连连摇头否认,说:“这是他们给的职务,我并没有接受呀。”

审判长又举起一张川岛芳子身穿大将军装的二寸照片,问她:“这是你吗?”

“是我。”川岛芳子见无可抵赖,承认得很干脆。

审判长又问:“是谁委任你大将头衔的?”川岛芳子环顾四周,然后答道:“大将照片是我自己照的,司令头衔是我自己封的。”话音刚落,旁听群众发出一阵哄笑……

审判长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又审问道:“民国三十年,汪精卫去日本,是你介绍头山满(日本首相)与汪精卫见面的,商量了些什么?”

川岛芳子摇摇头,说:“我那时在东北。我也不认识汪精卫和陈璧君。陈璧君关在苏州监狱里,你们可以去问她。”

审判长又问:“九?一八前夕,日军阴谋占领沈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顾问多田骏多次密谋,你承认你知情,你参加了哪些阴谋活动?”

川岛芳子说:“我不知道。”俄顷,她又说,“多田骏是我干爹,我的养父川岛浪速与日本天皇的皇后是同宗。近卫文(日本首相)是我亲戚,松冈洋右(曾任满铁总裁、日本外务大臣)是我舅舅。别的事我不清楚。”

直到这时,川岛芳子还在炫耀自己的身世和社会关系。

这时,四周人头攒动,观看审讯的群众拼命往前挤,把木栅栏也挤断了,现场秩序乱成一团。川岛芳子趁机说:“法官先生,能不能改天再行审理?”

审判长宣布退庭。

翌日,进行第二次审理。检察官宣读了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详述了她祸国殃民的罪状,尔后审判长问她有何答辩。

川岛芳子心想,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有罪,于是她强词夺理地说:“我16岁才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决心不帮助别人打自己的国家,当亡国奴。检察官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请问审判长,我犯了什么罪?”

审判长问她:“你在自白书上写着,你在上海还当过舞女,是吗?”

川岛芳子竭力否认,说:“没有。”

审判长又问:“你在天津东兴楼参与日本人密谋分裂中国的会议,这里的开会记录上还有你的亲笔签名。”审判长随手出示了川岛芳子的签字。

川岛芳子仍死不承认,诡辩说:“那是先签上名,后写的开会记录。”

审判长再次出示川岛芳子一张身穿日军大将军装的照片,问道:“这张照片是你的吗?”

川岛芳子狡辩说:“大将是我自己要的。难道穿军装也犯法吗?今后我不穿就是了。我穿军装也是为了应付日本人,谁想反倒有罪了。假如日本人再来中国,我一定跟你审判长一起跑。”

审判长又问:“‘七?七’事变后,你为什么到北平?”

川岛芳子一听此言,突然激动起来,说:“你们的民国,是我们大清皇帝让出来的。你们逼走了皇上,把故宫占了,把古物卖掉了。日本人打来了,你们又抛弃了北平。我不忍心外国人炸皇宫,所以到了北平,你们的部队,还有你们的蒋委员长,跑到哪里去了?你们的立法院长孙科,他也跑了。我早在上海时就认识了他,后来跟他到了南京,还当了他的机要秘书……”

本来,审讯情况通过电台进行实况转播,可是当川岛芳子提到孙科时,电台转播突告中断……

后来,川岛芳子的哥哥宪立曾对人说:我秘密通过孙连仲将军的夫人设法营救芳子。可是,芳子在法庭上突然说出了一件绝对不利于她自己的事件,结果使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这件事情,就是川岛芳子与孙科的那段不光彩的经历,那段丑恶的“美人计诱院长”的情缘。

1947年10月22日上午11时,北平地方法院在第一监狱设临时法庭,对川岛芳子进行宣判。

时值深秋,北平寒气袭人,天气已很冷了。

审判长查明被告身份后,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指出:川岛芳子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父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判处汉奸罪;被告与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时,进行间谍活动;在“九?一八”事变时与关东军保持来往,组织东安游击队和安国军;参与将溥仪接出天津、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等。判决书最后说:“金璧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外,没收。”

川岛芳子聆听宣判时,面容肃然,当她一听到“处死刑”的判决后,顿时脸色大变,眼泪夺眶而出,低头干咳不已……

押回监狱后,川岛芳子一言不发,继而低声啜泣。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生路,故而没有上诉。

1948年3月25日清晨6时40分,北平第一监狱里一声枪响,川岛芳子猝然倒地,香销玉殒,结束了她的罪恶一生。人民群众拍手称快,说她“出卖祖国,罪该处死”。

正文 五、脱胎换骨——沈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18岁加入军统局,官至少将,1949年12月9日随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参加云南起义。1950年被作为战犯,进行改造。1960年11月获特赦。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strong>误入歧途,沈醉被“特工王”戴笠“慧眼”相中。杀的第一个人,竟是自己的同伙,一刀下去,吓得扭脸就往外跑。戴笠却夸他干得漂亮,还发给他一笔奖金。沈醉想,原来杀个人竟这样简单</strong>

1932年初夏,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缓缓驶进了黄浦江。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船靠码头,一个土头土脑的青年怀抱着土花布包袱,踏上了十六铺码头。他就是沈醉。

沈醉出生于长沙城里一个殷实之家。18岁时,他在长沙文艺中学念初中,因跟着高年级的同学一起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在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规劝下,他孑然一身,前往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的家在法租界一幢气派的小洋楼里,从华丽的摆设、讲究的家具来看,比沈家大屋阔气多了,沈醉暗暗为自己的选择高兴。但他没想到,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期的姐夫了。此时他已是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在他的指引下,沈醉误入歧途,填了一张表,加入了戴笠的特务组织。

一次,沈醉奉命去杭州警官学校给戴笠送信。戴笠看完了信,微笑着打量眼前这个“生瓜蛋”,个子高大,眼睛里透着机灵,精神抖擞,肌肉结实有力,是个特工材料。

沈醉机械地坐在沙发上,紧张得浑身冒汗。“你是新来的吧?不要太拘谨。”戴笠很随和地和他聊了起来。

沈醉没有想到,第一次见面,老板能和他谈那么长的时间。他被戴笠“慧眼”所识,19岁便被提拔为少校行动组长兼法租界情报组长。

沈醉平生第一次暗杀,是从自己人开始的。他的情报组有一名组员叫胡继业,是个双面间谍。沈醉跑去向戴笠汇报。戴笠说:“这种害群之马必须除掉!这次你亲自干!”

沈醉虽然害怕,也只好到特务行动组去领“特别费”和杀人武器——一根削得又薄又尖的竹刀,刀尖上沾着剧毒,只要碰破一点点皮就别想活。

沈醉回沪后坐卧不宁,想到戴笠说的“这是为国锄奸,为民除害”,终于下定了决心。

一天早上,他找到了胡继业的家,胡还未起床,听见门响慌忙坐起来,见是沈醉,当时就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组长,我,我什么也没干,我有病,腰疼得厉害!”沈醉强做镇静地笑着:“老胡,你别动,我学过国术,会按摩。”说着掀开被子,在他指的地方按摩了几下。胡继业好像有预感,正要翻身而起,沈醉心一横,从腰里拔出竹刀,闭上眼,猛地扎下去,只听胡继业惨叫一声,沈醉吓得扭脸就往外跑。他直接去了火车站,逃到南京。戴笠却一个劲地夸他干得漂亮,有出息,还发给他一笔奖金。沈醉转念一想,原来杀个人竟这样简单,于是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strong>沈醉破案神速,被誉为“军统第一名探”。为抓共产党,眼珠被竹竿挑出来,戴笠为他请来最好的德国医生。为报答救命之恩,沈醉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更加疯狂地追捕共产党员</strong>

沈醉努力钻研,苦练技术,很快便熟练掌握了驾驶汽车、摩托车、汽艇、照相等技术;在擒拿、格斗、绑架、射击等方面都是能手;在侦破一些疑难的刑事大案、要案方面也很有一套。

1934年,第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从贵州防地奉令到南京开会。在来上海的路上遭遇了女拆白党,一醉醒来,一万元大洋的军饷和党部机密文件被盗。追查任务落到了沈醉头上。他问道:“这个女人有什么特征?”

“年龄大约有二十四五岁,瓜子脸,很俊俏,对了,她的右耳轮上有两颗黑痣,还带着金耳环。”

有个妓院的老鸨子告诉沈醉:上海老北门的一个小弄堂里有一座财神庙,专为所有在上海操皮肉生意和干坏事的女人供奉的,香火很旺。每逢初一、十五,妓女和女拆白党,发了横财或亏了本的,都要去那里烧香许愿和还愿。沈醉收买了一个姓王的庙祝做眼线,决定到财神庙去“守株待兔”。转眼就到了阴历十五,沈醉一清早就来到财神庙,王庙祝的窗子斜对着香炉和神龛,沈醉便藏在他的房里,观察每一个来烧香的人。

“当啷,当啷,当啷!”随着三声响,沈醉知道有人把三块银圆投到神箱里。一抬头,只见一个穿着朴素的平常女子正在佛龛前款款下跪。

“这个女人穿得如此平常,为何出手这样大方呢?”沈醉想着,便起身带上门出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耳环,走到那女子的身后说:“大姐,这只金耳环是你丢的吗?”那女子闻声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右耳垂,沈醉一看,“两颗黑点”,正是梁华盛所说的特征。不用说,要抓的正是此人了。此案一破,沈醉被誉为“军统第一名探”。

戴笠知道后,鼻子里“哼”了一下,似笑非笑地说:“你可别把精力都放在这些小事上,别忘了我们主要的责任是清共锄奸,那些反对委员长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把你放在警备司令部可不是让你去抓几个强盗、小偷的,你懂吗?”

从此,沈醉一门心思思索如何抓捕共产党员。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沈醉接到报告后带人包围了一幢三层住宅楼,他们冲进三楼的一间房门前,一脚踢开房门,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

但里面却无人声,特务们用几支手电筒对着屋里乱照,然而房间里根本没人,一张单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当他们正准备出去时,沈醉却不甘心,他将手伸进被窝里一摸:“这被子还有点热乎,人肯定还没跑远,给我搜!”

沈醉把手电筒对着天花板照着,突然发现有个半米见方的天窗。沈醉钻进天窗,上了楼顶,摸索到烟筒旁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闪出来,飞脚踢掉了他的手枪,接着扑上去拖住沈醉,要把他从楼上摔下去,沈醉也一心要活捉这个共产党员,于是两人拼命地扭打在一起。最后他们一起从楼顶上摔下来。醒来时,沈醉已经躺在医院里。那个共产党员先落地,不幸摔死了,而沈醉侥幸被二楼的一根晒衣服的竹竿挡了一下,正好落在那人的身上,但左眼球却被竹竿挑了出来。戴笠闻讯,特意派人请了最好的德国眼科医生为沈醉动手术,终于把沈醉从死神手上抢救了过来。

为了报答戴笠的救命之恩,沈醉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更加疯狂地追捕共产党员。

193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奉命带着十多个特务去江湾搜捕几名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当他们接近目标时,被守在路口担任放哨任务的一个地下党员发现,他发出信号让开会的人逃走,自己拔出枪掩护。这时,只听见“啪”的一声枪响,沈醉的左胸像重重地挨了一拳一样,他低头一看,胸脯上鲜血正往外冒,于是急忙提起外衣,不让血染上去,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自己咬紧牙关坚持着,终于打伤了那个人的腿。

沈醉被送到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动手术。医生从他的左胸的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白朗宁手枪子弹。

戴笠问他:“你受伤时为何还坚持?”

沈醉说:“我如果倒下了,后面的人肯定来救我,那共党就会乘机跑掉!”

戴笠听后感慨地说:“我们的兄弟都要像你,共党何愁不灭?”

其实沈醉不害怕是瞎话。他的豪言壮语是讲给戴笠听的,面对死亡,他还是十分恐惧的。一次,他带着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文艺界的共产党员。沈醉认为他是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没把他放在眼里。事先他们买通了二房东,按约好的时间,在天亮前,沈醉轻轻撬开大门,一直悄悄摸到那个共产党员住的三楼门前,大声喊:“开门!”那个人披衣开房门,特务们冲进来。

“请吧!先生,要识相一点,别让我们动手啦!”沈醉一副得意的样子。

“请坐,让我穿好衣服再走。”

特务上前,搜过他的衣服后,才让他穿上。他从容不迫地在房门后的衣钩上取下礼帽,突然从里面掏出一个手榴弹,并很快打开保险,举起胳膊,大吼一声:

“动一动,大家同归于尽!”

这一声如同霹雳一般,把沈醉等人吓呆了。他们知道这种炸弹的威力,在这么大的一间房间里爆炸,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

“别,别,先生,千万别冲动,有事好商量!”沈醉脸上堆着笑,结结巴巴地说。

“都呆着别动!”那个人举着手榴弹,慢慢退到门边,突然“喀哒”一声拉灭了电灯,又听见“砰”的一声响,沈醉等人以为他扔了炸弹,都慌忙找地方趴下,谁知等了半晌,没有动静。原来,那人反手锁上房门,扬长而去了。

沈醉气得摔头找不着硬地方,对手下说:“今天的事谁也不准回去乱说。让老板知道了我要你们好看!”

<strong>三枪灭三鼠,名震警察局;拳打上司之义子,侦缉大队长沈醉自知闯了大祸,径直去找戴笠,却因祸得福,成为军统局的大总管</strong>

抗战初期,沈醉被戴笠派去当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

警察局长唐毅因对戴笠插手警察局很恼火,又见来了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侦缉大队长,心里极为反感。他半躺在藤椅上,眯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沈醉,嘴上还叼了支香烟,一副不屑的样子。沈醉少年得志,平时除了对戴笠外,其他人都不太买账,看到新上司这种态度,他心里窝火极了。

晚上,沈醉失眠了,他一个劲地翻来覆去,心想,这里不是上海,自己的拿手好戏施展不开,可拿不出真家伙是镇不住这些地头蛇的。警察局给沈醉安排的这间办公室阴暗潮湿,长期没有人住,老鼠成群,“吱吱”乱窜,更平添了他的烦恼。于是,他灵机一动,摸出手枪,左手猛地拉开电灯,对着满地四散而逃的老鼠,“啪!啪!啪!”就是三枪,三只半尺长的老鼠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队部值班的队员听到枪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操起枪奔向沈醉的办公室:“大队长,大队长,出了啥子事情?”

沈醉若无其事地说:“这里的老鼠都成了精,我教训教训它们。”

一个队员提起一只老鼠,大惊小怪地说:“大队长,这一枪正打在老鼠的脑壳上,年纪轻轻,本事大得很啊!”

第二天,沈醉神枪灭鼠的事传遍警察局,再无人敢与他龇牙。不久,沈醉提议稽查大队成立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共产党的情报,戴笠高兴地拍着他的肩头:“不愧是我的学生。”

沈醉越发目空一切。就在这时,警察局局长唐毅家被盗,他借题发挥,指责沈醉不务正业。沈醉一肚子气,立即亲自破了此案,得意洋洋地派人通知局长家里来领赃。唐毅的干儿子不舒服了,他跑到侦缉大队兴师问罪:“为什么不亲自把东西送上门去?”

沈醉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家伙恼羞成怒,伸胳膊捋袖子要动手。沈醉也是个惹事的大王,就借他动手之机,“砰”的一拳,打得他满脸开花,几个跟头滚到门外。

待冷静下来,沈醉匆匆忙忙跑去找戴笠。戴笠笑着骂道:“还不马上提出辞职,等着人家收拾你啊?”

那唐毅也不是个好包的粽子,“想跑?没那么容易!屁股擦干净再走。”于是派他的干儿子带着几个人去查侦缉大队的账目,因为历任大队长都是在财务上出问题。

查了三天,账面上一清二楚。

戴笠得意地对他说:“好!你可给我争了口气。我提拔你为军统局总务处长,这几万人的家都交给你了,光局本部就有一千多人,吃喝拉撒都归你管,可要管好这个家啊!”

沈醉做了军统局的少将总务处长后,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把精力都放在戴笠身上。让老板满意,是他的最高目标。

当时,戴笠正与电影皇后胡蝶打得火热。老板要金屋藏娇,沈醉特意拨款为戴笠在重庆杨家山盖了一幢别墅,还打发手下到各地去搜集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特务们坑蒙拐骗,明抢暗偷,竟把四川大军阀、陆军上将王陵基母亲坟上的一株古柏树也挖跑了。王陵基时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率领第七十二军在江西前线抗日,听说母亲坟上的古树被挖,亲自给戴笠打电报曰:“家母坟上的柏树,务必请归还,生死同感,以利对敌。”戴笠看了电报后,把沈醉大骂一顿。

花园造好后,戴笠陪胡蝶来参观,胡蝶像一个小女孩得到一个新奇的洋娃娃一样开心;戴笠又对沈醉大加赞赏。

当时重庆的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沈醉知道老板爱请客,喜欢讲排场,于是电告各地特务,千方百计地将各地土特产空运到重庆。什么新疆的哈密瓜、兰州的大辣椒、广东的荔枝、福建的香菇、阳澄湖的大闸蟹、扬子江的鳗鱼等,应有尽有。一次,戴笠要在杨家山公馆请宋子文等人吃饭。沈醉知道宋子文喜欢吃鳗鱼,特意叫人在军统局的消防池中养了一大群。

到请客的那一天,宋子文看着满桌稀有的美味佳肴,惊奇不已,对戴笠说:“你真是手眼通天,连沦陷区的螃蟹和鳗鱼都能搞来!我想买一条鳗鱼都很费劲。”

戴笠指着沈醉道:“这是我的大管家,您想吃什么就跟他说!”

<strong>沈醉一门心思讨主子喜欢,成为掌握戴笠机密最多的人。戴笠推荐他担任宋美龄出访美国的保卫工作,无奈飞机超重,沈醉眼巴巴望着“空中霸王”消失在天边,心中好不失落</strong>

成都金河街的戴公馆,在抗战前是日本驻四川领事馆,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小楼,室内宽敞,家具豪华,只是布置得很零乱。沈醉亲自带着公馆里的副官、卫士把客厅里的摆设、家具重新布置一番,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沈醉知道戴笠特别爱洗澡,卫生间很讲究,四周墙壁和地面都铺着洁白的釉面地砖,但釉面地砖沾水后特别滑。于是他找木工做了个踏板,并在踏板上铺了条浴巾,放在浴缸旁边,又防滑,又舒服。公馆里大大小小有十多间房间,但是只有戴笠的卧室和楼下客厅有电话,很不方便。沈醉又叫人装了总机,各个房间包括卫生间都安上分机。

戴笠回到成都的公馆,一进门就发现家里大变样了。他惊讶地上下打量着沈醉,夸道:“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两把刷子。”接着他到各个房间和卫生间巡视一圈,边看便点头,“好!这下我就更放心啦!”

“放心?有什么不放心的?”

“是这么回事,蒋夫人要去美国,委座要我找一个可靠的将级特工去保卫夫人的安全。我看你挺合适,忠实可靠,办事认真,胆大心细,枪法一流;再加上你还会安排内务,我相信你一定会照顾、保护好蒋夫人的。”

沈醉高兴极了,如果能给宋美龄当侍卫长,将来还愁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吗?他激动地给戴笠敬了个礼,大声说:“我一定不辜负戴先生的栽培!”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戴笠亲自带着沈醉,去重庆上清寺蒋介石的公馆。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正在喝下午茶。他们进去时,蒋介石正用西餐叉子叉着一块宁波小点心往嘴里送,戴笠和沈醉向他立正敬礼时,他连眼皮也没抬一下,依旧吃他的点心。宋美龄用雪白的餐巾擦了擦嘴角,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戴笠小心翼翼地报告说:“校长让我挑选随夫人去美国的人来了,请校长和夫人审定。”

蒋介石抬头看了沈醉一眼,微微笑了一下。戴笠又说:“他十几岁就跟着我,绝对忠实可靠。过去校长去上海、上庐山时,都是他带着人担任外围警卫。他办事认真、能干,而且双手都能打枪。”

“多大啦?现在是什么职务?”蒋介石边吃东西,边慢条斯理地拉着长音问道。

“28岁!现在是少将处长!”沈醉毕恭毕敬地回答。话音未落,戴笠就在一旁抢着说:“年纪虽不大,但很老成。”

“除了会打枪,还会什么?”坐在一旁的宋美龄摘下围在脖子上的餐巾,插话问道。

戴笠早有准备,立即接上说:“还会驾驶汽车、摩托车、汽艇;还会游泳、会武术、会照相……”

沈醉担心地补充:“我的英语讲不好,只懂上海‘洋泾浜’。”

宋美龄笑笑,说:“懂这些就行了,我并不要带翻译。”

有了宋美龄这句话,沈醉明白,已经通过目测了。他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大胆地问道:“访问什么时候动身?”

蒋介石说:“你们过两天就去成都等我们,到时自然会通知你们。”

出来后,沈醉心里一直为能去给宋美龄当侍卫长而高兴万分。他和戴笠到成都后,调动了几十名便衣警卫去警戒新津机场;自己还去赶做了两套漂亮的西服。到了上飞机时,宋美龄好像搬家一样带了许多东西,此外还有照顾起居的佣人一大群,飞机已经超重。蒋介石对戴笠说:“你派的那个人就不要去了。”

沈醉只得眼巴巴望着那架“空中霸王”号飞机消失在天边。戴笠看出沈醉心里的失落感,于是让他在成都好好玩几天,散散心。

当沈醉回到重庆之后,立即去曾家岩戴公馆。卫士要他等一下,说要通报,沈醉自以为是戴笠的心腹,便制止了卫士,直接上了楼,进了戴笠的卧室,只见他正用裤带上挂着的钥匙开一个小保险柜找东西。戴笠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沈醉,立即板起面孔,严厉地质问:“你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我认为不用了。”沈醉并未介意,仍往里走。

“出去!在外边等我!”

沈醉委屈地退了出来,去楼下的客厅等候。一会儿,戴笠下楼,又换了一副笑脸,他见沈醉还在赌气,于是说:“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他“嗨”了一声,“难啊。”

“你还会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何出此言?”

“我知道委员长的秘密太多了,迟早他会找个借口杀掉我的。”

沈醉心里一惊,认为自己也不能太了解戴笠的秘密,否则早晚也会被他害死的,于是反而有些庆幸自己不知道保险柜里的机密。

戴笠失踪,军统局无人敢去营救,只有沈醉挺身而出,愿意冒险跳伞去寻找。毛人凤泪汪汪地疾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戴先生不枉培养你一场。”

1946年3月17日上午,军统局局长戴笠乘机由天津经青岛飞上海。由于上海大雨滂沱,飞机转往南京,在云雨中突然中断了联络。

18日清晨,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了戴笠失踪的消息。蒋介石大为着急,因为戴笠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机密和情报,如果飞机因汽油用尽降落到解放区,将会给党国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他亲自打电话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你马上派几架飞机沿途寻找!一定要找到这架飞机迫降的地方!”放下电话,又对毛人凤说:“你马上选派一个将官级负责人,带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和一个外科医生,乘飞机沿途寻找,如发现戴的飞机,便跳伞下去,无论如何要找到戴笠!”

毛人凤在重庆军统局本部,立即召集了二十余名将官级特务,宣布了任务,他用眼光搜寻着。会议室烟雾腾腾,在场的人头上都沁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他们都明白:如果戴笠降落在共区,谁去就等于送死,这个差事千万别落到自己的头上,没一个人吭气。

毛人凤声泪俱下:“戴局长平时对诸位可不薄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怎么都抱着葫芦不开瓢呢?”

这时,一位瘦高个子的光头少将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烟头往地上狠狠地一摔,大声说:“我去!”

毛人凤疾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双手,激动地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戴先生不枉培养你一场。”

这时,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站了起来,气愤地说:“士为知己者死。今天才是真正考验了诸位一下;如果我不是女的,我也会和沈处长一样站起来。即使死了,也有脸去见戴先生。这比活着去装假哭,要体面得多!”在场的人闻言,个个面红耳赤。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沈醉,他握着沈醉的手,夸奖道:“很好!你一定要把雨农找回来!我已通知空军准备好了飞机,你下午就出发吧。”

“是!”沈醉敬了个礼,转身就走。

“回来,你过去跳过伞吗?”

“报告委座,没有!”

蒋介石显然被感动了,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纸:“你先带着医生和报务员一起练习一下跳伞,明天一早动身,我给你写个手令带着。”说着用毛笔写道:“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蒋中正。”他让秘书盖上国民政府的公章后交给沈醉,叮嘱道:“你跳伞后,不管遇到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笠,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他不放心地强调,“不管落到什么地方,一定要跳下去!”

一旁的毛人凤忙回答:“他不会害怕的!刚才只有他主动表示愿去的,请委座放心!”

蒋介石脸上露出赞赏的笑容:“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为了报答戴先生的知遇之恩,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好!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忠于党国的好同志!”蒋介石破例把他们送到门口。

当天下午,沈醉就去练习跳伞,一连跳了二次,又去九龙坡机场乘飞机练习。当飞机到达指定高度时,沈醉拉开舱门,往下一看,只觉头晕目眩,小腿哆嗦。但是想起戴笠的面容和蒋介石的目光,心一横、眼一闭便一头栽了出来,人像铅球似的急速下坠,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他急忙将胸前的绳子一拉,只觉得身体猛地向上一提,然后稳稳当当地吊在空中,晃晃悠悠往下降落,不一会儿就顺利着地了,沈醉这才舒了一口气。接着又连跳了两次,累得筋疲力尽。

回到局本部时,天已经黑了,刚进大楼,毛人凤就红着眼圈迎上来:“戴先生可能已遭到不幸,刚才南京来了长途说,17日中午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在南京附近,估计就是戴先生的专机,你的任务取消了。”沈醉一下子愣住了,泪水模糊了双眼。

<strong>军统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原来的八个处长被撤换掉七个,独沈醉一人保留了原位。郑介民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负责将军统所有的物资、器材及珍宝、文物,从重庆运送回南京。郑介民老婆却叫沈醉运一口楠木棺材</strong>

戴笠死后,蒋介石准备在郑介民和唐纵两个人中选出一个来接班。

唐纵是军统局代办,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为人谨慎,性格倔强且吝啬,一旦掌权,对下面人很不利。郑介民是军统局主任秘书,时任北平军调部和谈代表,无暇分身。毛人凤是代理主任秘书,和蔼可亲,从不摆架子,但也野心勃勃,觊觎着局长的宝座。

沈醉决定:明推郑介民出山,暗捧毛人凤上台。于是,在毛人凤主持的决议会上,他站起来放了第一炮:“我看还是郑介民好,如果他接替戴先生的工作,局里工作就不会有多大变动,大家也好安心工作!”他的意思等于是让毛人凤继续主持工作。毛人凤听了自然高兴,郑介民的亲信也很赞成。

沈醉又去了郑介民家,走“夫人路线”,一进门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是来听老板娘吩咐的。”

郑介民的老婆不是个省油的灯,一拨就亮:“还是沈处长明白事理。戴先生那些房子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

“那还用说?!你要哪里的?南京的?上海的?我挑最好的给你。”

“我上海要一幢,南京要一幢,武汉我娘家还要一幢,行不行?”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安排!”既然拍马屁,干脆拍到底,“如果没人手,我派人给你布置!”

沈醉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郑介民从北平赶回军统局后,亲切地对沈醉表示:“你就好好地把我这份家当管起来吧。”

1946年10月,军统局正式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原来的八个处长被撤换掉七个,只有沈醉一人保留了原位。郑介民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负责将军统所有的物资、器材及珍宝、文物,从重庆运送回南京。

沈醉调动了一千辆美国十轮卡车,还不够。他决定改走水运,用低价购买几十条大木船,装运物资,可以节省昂贵的汽油费;到南京后又可以高价将木船卖掉。郑介民赞不绝口。他的夫人乘机说:“沈处长,我母亲的棺材正愁没法运回南京呢,你就帮个忙吧!”

郑介民也一再关照:“千万要把这口棺材平安送到南京啊!”

郑家的楠木黑漆大棺材,死沉死沉的。沈醉亲自指挥十六个民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上船。他亲自将装运棺材的大木船送走后,才坐汽车返回南京。经过几天的颠簸,刚到长沙,就接到郑介民的急电:“速返重庆。棺材失踪。”

郑介民老婆也来电话哭闹:“一定要把棺材找回来,否则,你的总务处长别想干了!”

沈醉立即下令沿岸的水上警察局,对外悬赏五百大洋寻找棺材。第二天就有了消息。他向郑太太报告棺材已经找到。郑太太却说:“沈处长,只要找到就好了。不管进没进水,你可千万别打开!”

沈醉乘船赶到重庆下游,一眼便认出沙滩上停着的正是那口漂亮的黑漆楠木棺材。由于是上好的楠木,加上工艺精良,又漆了几十道大漆,密封性很好,估计不会进水。但沈醉还是决定将棺材打开。他指挥人将棺材抬到附近的一个破庙里,用撬杠撬开了棺材盖,亲自掀开盖在上面的丝绸被子,闭住气,然后往里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里面哪有什么“老夫人”,全是用油纸包好的一方一方的大烟土。当时在四川买上一百元的大烟土,运到上海、南京就可以卖到两三千元呐。

沈醉本想借此机会告郑介民一状,出口恶气。转念一想:蒋介石目前正依靠郑介民在军调部与周恩来周旋,暗地准备发动内战。别说是一棺材鸦片,就是走私一船鸦片,也没有与共产党斗争重要。想来想去,沈醉又将棺材原封不动地钉好,重新买船开往南京。

<strong>为争夺局长的宝座,沈醉被毛人凤当砖使,赶走了郑介民;兔死狗烹,沈醉却远离了保密局副局长的位置,“流放”到云南边陲去当站长</strong>

毛人凤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一心想赶走郑介民;郑介民为防止大权旁落,也处处安插亲信。两人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沈醉到底年轻,认为毛人凤的地位、资历较郑介民低微,而且待自己不错,如果毛人凤上台,对自己肯定有利,便暗中帮毛人凤对付郑介民。

一天,郑介民的副官拿着一大堆发票要沈醉签字报销。沈醉一看,这些发票中除了郑家日常开支以外,还有小孩的玩具和郑太太吃的珍珠粉之类。他不满地签完字,径直去了毛人凤家,一进门就大发牢骚:“郑太太也太不像话了,连小孩子的玩具和她自己吃的珍珠粉也要局里报销。”

毛人凤只是笑笑,亲热地让他坐下。两人天南海北地闲聊,毛人凤只字不提郑介民的事。沈醉告辞时,毛人凤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老弟,你是我们中最年轻的,是未来局长的最佳人选。不过,你的对头不少哇。特别是卡在你头上的人,更要注意!”

对沈醉响鼓不用重锤。他开始暗中搜集郑介民的黑材料:私占房产,走私毒品,私自将枪支转赠其弟,包庇原北平军统站负责人马汉三,贪污没收的汉奸财产,一条条都记了下来。还在郑介民五十大寿时大作了一通文章。

他让总务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暗地里通知各机关和特务们准备厚礼。沈醉带人送上重礼,见钱眼开的郑太太眼都笑细了。郑介民本不想铺张声势,但又搞不过他老婆,一气之下,躲到上海去了。

生日这天,沈醉一清早就赶到郑家,他打量着四周,问:“老板娘,各单位的寿礼都送来了吗?”

“送来了,都放在另一间屋里了。”

“都摆在寿堂上嘛,待会儿客人来了,见到自己的礼品也高兴嘛;再说,让大家开开眼。”沈醉指着一个碗口大的纯金寿桃说,“这么大的金寿桃我可没见过。老板娘,你发啦!”

女人乐坏了,忙叫人把礼品都摆出来,沈醉悄悄地用美国的微型照相机全拍了下来。

中午时分,贺客盈门,觥筹交错,百十口人正吃得油光满面。沈醉悄悄离席,对一个特务说:“你去鸡鹅巷,就说郑局长五十大寿,让大家都来喝喜酒!”

原来,鸡鹅巷招待所住着一帮军统局的遗属,戴笠生前,每月按时发给他们生活费。郑介民上台后,一次性发了一笔抚恤金后,就不再管他们了。这些人钱花完后,就来闹事,毛人凤就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

不一会儿,遗属们像蝗虫一样,扶老携幼,黑压压来了一大片。郑太太惊惶失措,看到沈醉,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一样。

沈醉心中暗笑,安慰了她一下,转身走出大门。他掏出相机,对着门外张牙舞爪的人群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拍着胸口向他们担保:“大家请回,你们的要求我一定转告局座,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今晚我一定好好招待诸位!”终于打发走这些人。沈醉得意之极。

沈醉一手导演的这场闹剧,并没有因为郑介民寿诞的结束而画上句号。特务遗属因为拿不到钱,吵闹不休。毛人凤借机向蒋介石参了一本,他又买通了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让沈醉把材料和照片一起托俞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大为光火,免去了郑介民保密局局长之职,毛人凤升任局长。

沈醉弹冠相庆。却没料到毛人凤一上台,竟来查总务处的账。没有查出沈醉的问题,倒把沈醉一手提拔的学生邓毅夫贪污几两黄金的事儿给查出来,并在沈醉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枪毙了。为了不蹈兔死狗烹的覆辙,沈醉学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外出避祸之策,主动提出到外省去当站长。毛人凤顺水推舟,将其外放到云南。

沈醉黯然离开南京,行前,他专程去了东郊灵谷寺旁的戴笠坟上告别,抚今追昔,怆然涕下。就在他转身要上车离去之际,一辆美国道奇牌小车飞驰而来。一个身着将军服的女人从刚停稳的车上跳下来。她甩了甩头,像是有满腔的气愤和同情。是姜毅英。她紧紧地握着沈醉的手说:“心放宽些,路上保重。”沈醉在这个无情无义的环境里第一次感到了友情的温暖。他无言地握了一下姜毅英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strong>深夜,蒋介石紧急召见沈醉,在半个小时的接见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挑明要暗杀何人,沈醉也不敢问。回到招待所后,毛人凤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着实吓了沈醉一跳</strong>

1948年11月间的一天,沈醉在昆明突然接到毛人凤发来的急电,让他速去南京。次日下午沈醉便乘飞机前往,刚刚在保密局的高级招待所住下,毛人凤便亲自登门,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

毛人凤神秘而兴奋地悄声说:“蒋总统特地指名调你,来负责一项重要的暗杀任务。”

“蒋总统指名我?”

“你忘啦?戴老板出事时,你表现不俗,总统对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沈醉恍然大悟。

毛人凤说完后,便与沈醉乘车前往黄埔路中央军校内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在办公室亲切和蔼地接见了他们。

“沈同志,你好吗?”他关心地问,“听说你在云南昆明,家在那里吗?家里有什么人?都好吗?”

沈醉受宠若惊,急忙敬礼,回答道:“总统好!感谢总统对我家人的关怀。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太太和儿女,她们在昆明都很好。”

蒋介石点点头,话题一转:“请坐,毛局长告诉你我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

“告诉过了。”

“目前局势不稳定。但是共产党并不可怕,而我们的内部有些人却在危害国家的利益,离心离德,甚至从中破坏、捣乱,暗通‘共匪’,勾勾搭搭,阴谋推翻政府。”蒋介石双眼露出凶光,“对这些坏人宵小,应该予以无情打击与坚决惩罚。”

他停顿一下,口气缓和一些又接着说道:“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你绝对不能泄漏出去,一定要从速布置,做好准备。等我做出最后的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要学学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刺客,如刺王僚的专诸、刺秦王的荆轲、高渐离等等,学习他们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生命的精神。”

沈醉的胸脯一挺,大声表示:“沈醉不才,一定坚决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决不辜负领袖的殷切希望。只要领袖需要,我个人做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

蒋介石握着沈醉的手,转过脸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在半个小时的接见中,蒋介石始终没有挑明要暗杀何人,沈醉也不敢问,回到招待所后,沈醉忍不住问毛人凤。

毛人凤慢腾腾地掏出烟盒,打开后取出一支烟,又拿出打火机点上火,抽了一口,徐徐喷出一缕缕烟雾,半晌才吐出三个字:“李宗仁!”

“副总统?”沈醉愣住了。

桂系李宗仁在国民党内一直和蒋介石明争暗斗。抗战胜利以后,他在北平任行辕主任。1948年2月,他突然宣布要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蒋介石虽然表面答应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当李宗仁真的要竞选时,蒋介石非但不支持,而且要李宗仁退出,原来他意属孙中山的哲嗣孙科。

李宗仁的牛劲上来了,他说:“你一开始便不让我参加竞选也就算了,现在开台锣鼓已打响,演员都扮上了,观众也都来了,你却不让我登台,那是万万不行的。”

于是,蒋介石、李宗仁各自祭起手中的法宝,一个用权,一个用钱,收买选票。蒋介石偏袒孙科的做法,引起党内其他反对派的不满,在关键时刻,李宗仁罢选,引起一片大哗,最后,李宗仁终于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只得咽下这杯苦酒,暗生杀机。同年11月,白崇禧通电要求蒋介石下台,由李宗仁出面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娘希皮!桂系向我逼宫!”蒋介石认定白崇禧是由李宗仁指使,因此制定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在沈醉房间的办公桌上,放着李宗仁官邸的房屋图和周围的地形图。毛人凤、沈醉与叶翔之“三巨头”在研究行动方案。

毛人凤问:“行动方案制定出来没有?”

沈醉胸有成竹:“昨晚我几乎一宿都没合眼,反复思考总统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我认为行动可分两部分:一部分人负责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暗杀任务工作重大,我来主持,但需要派两名老练的、枪法好的助手来完成此项工作。”

毛人凤点头说:“人选我已替你物色好了,一个是秦景川,一个是王某。秦景川你是了解的,过去在军统局担任暗杀工作,枪法准确,也机警沉着。”

沈醉觉得较满意,又问:“另一名的情况如何?”

毛人凤略带几分诡秘:“此人加入组织不久,原来是东北的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是一名职业杀手。名字你不必知道,只叫他‘老王’就行了。”

沈醉略有不满:什么人物这么神秘,不就是个枪手吗?局座,我在军统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我要杀的人没有能逃过我的枪口的吧?

沈醉提议:“我们在他家周围是否设个小书摊?书摊的好处是可以狙击。除可以侦察外,还可以在那里多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现。”

“好!想得周全。”毛人凤称赞着,他指着地图说,“马路拐角处设书摊最好,汽车到这里速度最慢,我们可看清里面有几个人,以便一举成功。”

叶翔之皱起眉:“万一老头子限令时间,而‘十八子’不出门怎么办?”

沈醉“哼”了一声:“有的是办法!如果李不出门,我们找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的同志协助进行,先停他家的电,然后借口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乘警卫人员慌乱之际,我们再潜进室内进行暗杀。”

“好!好!还是老沈的主意好。”毛人凤由衷佩服,摇着脑袋,“难怪老头子指定非你莫属。我们论实干可不如你,王牌就是王牌!”

叶翔之从口袋里拿出两颗锃亮的黄铜子弹递给沈醉:“这是美国最新研制的,乍一看与普通的子弹没两样,但是子弹弹头内装有最猛烈的毒药,射中人体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无法救治而死亡。”

毛人凤拍着胸脯说:“老沈,这次我们专门成立一个‘特别行动组’。我已给经理处和人事处下了命令,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

沈醉接着又展示他的第二套方案:“为了防止老头子未下令,而‘十八子’可能突然离开南京,我们要在机场、火车站、京杭国道各处设立一些联络点。”

天罗地网,四面撒开,一切准备就绪,沈醉处于高度紧张的随时待命的状态之中,像一只随时等候主人命令的猎狗,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便可直扑目标。然而,左等右等,一个多月过去了,最后毛人凤下令“冷冻”了暗杀李宗仁的计划。原来蒋介石得知美国方面有“换马”的意思,而他派宋美龄赴美求援又遭拒绝,遂决定推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度过危机。于是李宗仁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一场杀身大祸。

<strong>毛人凤夜宿沈家,沈醉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萦绕着一件事,即如何干掉毛人凤,以报一箭之仇。他翻身下床,在墙角的小保险柜里取出了两包毒药</strong>

1949年元月,蒋介石下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一溃千里。同年8月,蒋介石制定了保卫大西南的计划,即以四川为轴心,以云南、贵州、西康为反共根据地。云南省主席卢汉为了稳住人心,缓和民愤,向蒋介石提出撤销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驻云南的一切机关的要求。为保住云南,蒋介石对卢汉作出了一些让步,撤销了云南警备司令部和保密局云南站。毛人凤指示沈醉继续留在云南,并命他除掉原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

杨杰是沈醉的邻居,每天路过沈家,总会逗一逗沈醉的小女儿。按说很容易得手。但是,沈醉在布置暗杀杨杰的任务时,被吃斋念佛的老母亲听到,老人家对儿子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慨。沈醉最终听了母亲的话,没有暗杀杨杰。

他打定主意,将老母妻儿送到香港,准备接受毛人凤的制裁。9月12日上午,毛人凤从重庆飞抵昆明,在机场上对沈醉说:“杨杰跑了,老头子很生气。‘九九整肃’事先也没准备好。老沈,这样可不行啊!”

沈醉望着他那副居高临下的神情,想起他对自己的排挤,仇恨涌上了心头,不由暗动杀机。他表面上一脸驯服的模样:“是,云南工作没做好,局座来了就好啦!”

毛人凤哈哈一笑:“哪里,我只能在这里呆四五天,主要工作还要靠你老弟干啊!”

毛人凤住进了沈醉家的二楼。当晚,他正在批阅台湾来的文件,突然全市停电,灯一黑,毛人凤吃了一惊,将办公桌上的水杯碰翻,于是恼怒地大喊副官。沈醉急忙打着手电奔过去,见自己的副官正在手忙脚乱地找蜡烛,当他点上蜡烛后,毛人凤发现水全倒在文件上,沈醉慌忙帮着收拾,不料毛人凤勃然大怒,猛地把桌子一拍,破口大骂:“混蛋!怎么搞的?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蜡烛?你不知道我在批阅重要文件?!”

副官吓得脸都白了,沈醉也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顿时火冒三丈,但他强压住怒火,对副官说:“没眼色,还不快下去!守在楼梯口,不许任何人上来,我们要绝对保证局长的安全。”

俗话说,打狗还须看主人。毛人凤在沈醉家里的恶劣态度,让沈醉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萦绕着一件事,即如何干掉毛人凤,以报一箭之仇,终于一个方案逐渐清晰起来。他翻身下床,在墙角的小保险柜里取出了两个小纸包。这是两包剧毒的毒药,一包是美国进口的,无嗅无味,对心脏有一种慢性破坏作用,只要每天在茶水或饭菜里放一耳勺,连放二天,半个月后,吃者就必死无疑。另一包是云南少数民族配制的一种土药,无气味,但呈褐色,只要拌到菜和面条里,就看不出来,吃了后,要等半年以后才发作。届时食者浑身痉挛,一直抽搐而亡。

沈醉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等天亮以后,在毛人凤的茶和早餐里同时放进两种毒药。于是便把两包毒药都放进口袋里。

第二天清早,沈醉去毛人凤的卧室,发现他的眼睛红红的,也是一夜没睡好的样子。原来毛人凤大发雷霆以后,尤其是听到沈醉说的“要绝对保证局长的安全”的话,才意识到自己处在沈醉的控制之中。想想过去沈醉是如何鼎力支持自己上台,及自己怎样排挤沈醉的一幕一幕,越想越后怕,于是决定用怀柔手段来笼络沈醉。

“老沈,昨晚我不该发火,很后悔啊。这些年如果没有你……咳,你待我始终如一,我对不起你啊。”毛人凤的眼眶里湿润了,用手不断拍着沈醉的肩头。显然,他很激动,话语中充满了内疚。

“局长……”刹那间,沈醉也很激动,竟无语凝噎,伸在口袋里紧握着毒药的手放开了,上前握着毛人凤的手。

毛的“作秀”,竟感动了沈醉,一念之差,使他心慈手软,为断绝这个念头,还把两包毒药扔进了抽水马桶。沈醉心存幻想,以为毛人凤已经悔悟,会将他调回台湾保密局机关。他送毛人凤上飞机时,以一种试探的口吻问:“情况万一发生突变,我怎么办?”

“老沈,我祝贺你,你现在是国防部云南游击中将总司令。只要昆明失守,这道命令立即公布。你就钉在云南,凭借险山峻岭,与共产党周旋,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那时你可就是有功之臣啦!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学学王佐,诈降嘛!不过可以不断臂,留着它还有大用场呢。哈哈!”毛人凤说着挥着手走了。

沈醉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原来毛人凤是要置他于死地啊!但是,他还不甘心,还想凭借国民党在云南的残部和特务武装与共产党大干一场。于是,他积极布置在昆明的大破坏计划,并且多次去找卢汉商量此事,但卢汉总是拒不接见。

<strong>沈醉已得到情报:昆明的保安团有异常行动;卢汉已下令封锁了机场。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飞抵昆明。沈醉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可能要出大事。果然,他被宣布起义的卢汉软禁起来,被迫在起义通电上签名</strong>

1949年12月9日中午,守在电话机旁的沈醉已得到消息,卢汉的保安团已向昆明外围的险要地带增防。“难道卢汉要起义?”就在这时,负责监视机场方面的特务打电话报告:“卢汉已下令封锁了机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刚下飞机,就被卢汉接到卢公馆去了。”

沈醉心里“咯噔”一下,凭借多年的特工经验,预感到在昆明要出大事,要不要通知监视卢公馆的特工立即采取行动,刺杀卢汉?采取非常手段会不会危及张长官的人身安全?

原来,蒋介石要卢汉下令枪毙在“九九整肃”中逮捕的人员,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对卢汉下了“从轻处理”的命令。卢汉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公开与蒋介石唱起了对台戏。蒋介石怒不可遏,对张群命令:“马上撤销卢汉的云南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

张群却认为:“如果现在撤了卢汉,势必使云南局势更加混乱,将影响‘应变计划’的实施啊!”

所谓的“应变计划”,就是蒋介石制定的将云南省政府迁往靠近滇缅边界的保山县,建立反共根据地的计划。

蒋介石听了张群的话后,稍微平静了一些,反问:“依你的意思呢?”

“我看还是不要撤换卢汉。我去昆明一趟,说服他尽快西迁。等胡宗南的队伍赶到云南之后,再另做安排!目前还是先稳住卢汉,让他与我们一同实行‘应变计划’,方为上策。”

蒋介石想了想:“目前共军距昆明还很远,而且云南还有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谅他卢汉也不敢怎样,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当天下午,心存狐疑的沈醉接到张群邀其晚10时去卢汉公馆开会的通知。沈醉担心张群被卢汉扣押,亲自往卢公馆打电话找张群以借问开会内容为由,想摸清虚实。接电话的人回答:“张长官正有事,不能来接电话,你有什么事等10时来开会时再说。”沈醉还不放心,又给卢公馆对面的据点打电话,询问有无异常情况,负责监视的特务回答:“卢公馆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各国驻滇领事,宾客如云,情况正常。”尽管如此,他还是召集部下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形势,嘱咐副处长胥光辅:“如果我11时以后还回不来,又无电话,你立即携全处人员、电台及武器弹药前往二十六军军部。”

沈醉从来没有如此忐忑不安,他看看夜光表,已经8时一刻了,他把手枪、证件、钢笔等物件都交给胥光辅,只带了十两黄金在身上,然后与部下一一握手而别。他发动了汽车,突然又熄了火,他打开车门出来,对胥光辅说:“我这辆新车留给你,一旦有变故,还可以跑快一些,我开你的吉普车去。”

沈醉把车开得很慢,他抽着烟,终于来到了灯火辉煌的卢公馆,他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一切正常,于是便把车开了进去,刚熄了火,正要下车时,发现黑暗中有两个持枪的卫士,心里一惊,立即又发动汽车想倒出去,就在这一瞬间,大门已经关闭了,沈醉只好硬着头皮下了车往客厅走。才到门口,就看见张群垂头坐在沙发里,还未来得及打招呼,就被门前的一个卫士拦住,客气地说:“请到里面会客室休息。”

张群闻声抬起头,冲着沈醉滑稽地两手一摊,伸出舌头,还耸了耸肩。沈醉知道有变,迅速向走廊上的一部电话奔过去,抓起话筒,那个卫士过来:“对不起,电话线断了。”

沈醉不情愿地进了小客厅,见李弥、余程万和二十六军师长石补天等都在这里,正想告诉他们:这是卢汉的陷阱。话未出口,十几名持枪的士兵一拥而入,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于是,沈醉和客厅里的人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卢汉起义了。

这一夜,沈醉彻底失眠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是顽抗到底,凭自己一身功夫,伺机夺一把枪,拼个鱼死网破。如果这样,将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第二条,是按毛人凤所说的学王佐,假投降,真反共,混进革命队伍做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蒋介石卷土重来,再大干一场。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毛人凤一手造成的,再为毛人凤送死是万万不甘心的;第三条路,是真起义、真投降,号召云南的特务及其武装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文件,争取宽大处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走第三条路。

东方发白,沈醉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在卢汉宣布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字,又以个人名义专门拟就致云南区所有特务人员的通电,要求:“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唯一自新良机。”

与此同时,沈醉还供出了与张群同机抵达昆明,准备转机赴台湾的徐远举等西南大特务头子的下榻之处,卢汉派人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原以为自己很快会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就在卢汉宣布云南起义的第三天,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并未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的指挥,反而开始进攻昆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石补天,希望他们去约束部队。但这些家伙回到部队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反攻;台湾派来的飞机也轰炸市区,配合行动。卢汉担心释放了沈醉等人,万一与李弥等人一样翻脸不认账,将会造成更被动的局面,于是将沈醉等关押在陆军监狱之中。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实行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手续时,将沈醉等人当成要犯,交给了军管会。同年12月底,沈醉被押解到重庆白公馆。

<strong>沈醉经过长期的思想和劳动改造,终于脱胎换骨,被人民政府特赦。晚年的沈醉写下几百万字的文史资料和文章,揭露蒋家王朝的罪恶。改革开放以来,为祖国统一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strong>

沈醉住进了曾关押过叶挺将军的牢房。所长派人去给他打开脚镣手铐,押送人员因把钥匙丢了,急得满头大汗。居然要用锯来锯。沈醉笑着问:“真的要解掉我的手铐吗?”

所长说:“当然,之所以给你带上,是怕你在路上跑掉嘛。”

沈醉走到床边,从席上折下一根竹篾,轻轻地往锁孔里一捅,只听见“啪嗒”一声,手铐竟然开了。所长和押送人员都大吃一惊。

沈醉笑了笑:“要跑,还等到今天。”

1960年11月28日,沈醉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

不久,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陈毅、罗瑞卿分别接见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你们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起过作用。反倒给我当了义务随从。”周总理风趣地对沈醉说道。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沈醉曾亲自带领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活动。

沈醉向总理请罪。周总理却道:“共产党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特赦你们,是希望你们今后能好好做人,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又问:“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呢?”

周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你看到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于是,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部书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后来香港几家报纸相继转载,一下子激起了台湾国民党的恼怒。

起先,毛人凤以为沈醉在云南“舍身殉国”了,便对蒋介石说:“我的手下个个对党国忠心耿耿。”可这些文章如箭似刀般扎在了蒋介石的心窝,他大为光火,对毛人凤怒骂:“这就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忠实的干部!连他都被共党挖了过去,你们真是饭桶!”

1979年,沈醉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档案材料被送到北京,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立即宣布沈醉由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

1981年11月四日,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沈醉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他来到香港,与阔别多年的妻女团聚。过去的老友拿着一篇《香港时报》刊载的《戳穿沈某可耻目的》的文章来给他看,上面骂他“叛党叛国,投降敌人”。沈醉一笑,将报纸放在一边,他说:“我想,台湾省的人民不会骂我,全中国十几亿的人民更不会骂我。我要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全国十亿人民唾弃了的国民党和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中华民国,我该不该叛?全国人民热爱的共产党,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应不应该投降?……”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正文 六、军统巨枭——毛森

毛森(1908-1992),浙江省江山县人,历任军统杭州站站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等职。晚年定居美国,1992年10月在纽约去世,享年85岁。

<strong>19路军在福建起兵反蒋,戴笠携巨款潜入厦门。毛森独自一人策反独立45旅张銮基部。初战得手,在军统声名鹊起。</strong>

解放前,一提起“军统三毛”,人们就会胆战心惊,毛骨悚然。毛森就是“三毛”之一,另两人是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和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兼华东区区长毛万里。此三人当年杀人如麻,丑名远播,人们憎恶地称之为“军统巨枭”。

1935年秋,毛森因患伤寒症住进了中央医院。

一天,毛人凤到医院看望毛森,毛人凤说:“看你气色不错,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毛森用手敲敲自己的胸部,笑道:“你看我养得又白又胖,比入院前还长了几斤肉哩。”

寒暄过后,言归正传。毛人凤说:“福建最近闹得很凶,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政客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煽动下,公开反叛中央,通电声讨委员长,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和江西的‘共匪’互相呼应。委员长大为震怒,指令我们迅速派出得力干员前往福建工作……”

说到这里,毛人凤脸上露出一股杀气,说:“我们是委员长的佩剑,谁敢反对委员长,我们决不客气。老弟,这是你建功立业的一次大好机会,但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毛森从床上霍然起身,说:“请上峰放心,我的伤寒症已经完全好了。我的家乡和福建近在咫尺,我对那儿的语言习俗、风土人情比较了解,去福建工作有很多有利条件,务请上峰批准我前往。”

毛人凤高兴地点点头,交代说:“你去福建的公开身份是军事杂志社的记者,任务是到驻扎在闽北浦城的独立第45旅开展秘密策反。”

毛森不禁一愣,心想这个旅里我一个熟人也没有,插不进手呀。但他脸上丝毫没有为难之色,毕恭毕敬地聆听着毛人凤的指示。

毛人凤凑过身来对毛森附耳低言道:“不瞒你说,老板(指戴笠)已带了得力干员前往福建,对19路军上层开展秘密策反。独立45旅旅长名叫张銮基,老板也在对他做工作。你这次去,是和老板一起上下夹攻,不怕这个张銮基不就范。”

毛森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人凤又交代说:“不过你也不能过于乐观,要充分估计到此行的风险。这些人你别看他们挂着什么少将、中将的军衔,实际上都是些流氓,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杀个人如杀只鸡,你到那里后,千万小心,见机行事。”

毛森坚定地表示:“此去风险虽大,但我赴汤蹈火,也要坚决完成任务。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万一牺牲了,也是为委员长而死,死而无憾。”

深秋的南京,黄叶飞舞,秋风萧瑟。毛森只身一人,肩负重任乘车南下,在老家江山下车后,经仙霞岭进入了战火纷飞的福建境内。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多路大军向福建的19路军进攻。张治中是第4路军总指挥,率中央军两个主力师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线,给45旅造成了大军压境之势。

戴笠手拿着蒋介石的“杀手锏”——蒋特批的100万元大洋,早已悄悄潜入厦门。经过一番幕后交易,收买了19路军参谋长黄强、1军军长沈光汉、2军军长毛维寿、5军军长谭启秀。对19路军参谋处长范汉杰,蒋介石特派中央军校秘书长施芝瑛,悄悄潜入福建,利用老关系并送上10万元大洋。范汉杰交出了一本密电码,从而使19路军总部与各部队的联系情况全部为军统所掌握,并及时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戴笠的“出色”战绩,为毛森在浦城开展策反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一天,毛森化装成商人,径直来到张銮基旅长的公馆,谎称是旅长的亲戚,有要事求见。

张銮基见来人中等个子,生得精明干练,就问道:“你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位亲戚呀。”

毛森镇定自若,说:“旅座,我从南京来,我们老板要我当面跟旅长谈笔大生意。”

“你们老板姓甚名淮?”

毛森努努嘴,示意张銮基屏退左右。

张銮基把手一挥,说了声“退下”,副官、卫兵等随即离开,客厅里只剩下了毛森和张銮基两人。

毛森趋前一步,低声说:“我们老板姓戴,名笠,字雨农。他对将军慕名已久,特派我前来拜谒,让我在闽北做点生意。”

19路军高级将领之间对是否反蒋、是否搞福建事变,意见并不一致。张銮基已风闻戴笠到厦门勾结了几个军长,他们都想保存实力,不愿拿部队去和中央军拼。张銮基心想张治中已率两个师的中央军进抵闽北,自己这点力量根本不是对手,如今戴笠派人上门,这笔“买卖”怎么做,还用说吗?想到这里,张銮基立时眉开眼笑,紧紧握住毛森的双手,说:“小老弟,你怎么不早说呀!刚才有失迎迓,怠慢之至,抱歉,抱歉。还望多多海涵。至于生意嘛,好说,好说,你先住下,我们再慢慢谈。”

毛森在张銮基的旅部住了下来。张銮基待之如上宾。这一年毛森27岁,在张銮基面前是个“小老弟”。但他胸有城府,冷静机智,并不因对方是将军而有所畏缩。他问张銮基:“不知旅座对当前福建形势有何看法?”

张銮基苦笑一声,说:“小老弟,你知道19路军在上海打小日本英勇顽强,义无反顾。可是这次反对中央,是锣齐鼓不齐。我们的头头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三人,也是貌合神离,各有打算。苦就苦了我们这些带兵官,该听谁的呀?”

毛森趁机进言:“旅座,19路军将士抗日有功,全国军民有目共睹,蒋委员长十分赞赏。目前,国家内忧外患,小日本对我虎视眈眈,将军阁下深明大义,希望能果断举义,回归中央,委员长必当重用。”

一番游说后,毛森又按毛人凤的指令捧上一大笔钱,张銮基遂向毛森表示:“适时举义,归顺中央。”

不久后,“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张銮基在阵前倒戈,中央军兵不血刃,很快占领了浦城一带。毛森初次出手,就大功告成,在军统声名鹊起,受到了戴笠的夸奖。他亲自找毛森谈话,说:“你就留在福建工作,到武平县,我们准备在那里建个站,就由你负责筹建,具体职务等站建好后再公布。”

<strong>出任军委会别动大队大队长。戴笠发给的6000元大洋经费,被妻子郑彩耀私自取走,爆发了一场“离婚大战”。随后,另一个年轻女子胡德珍闯进了他的生活……</strong>

武平是座小县城,处于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虽然各方面条件较差,但戴笠从战略上考虑,认为这是军统对闽粤边、闽赣边红军开展情报活动的一个“触角”。

正当毛森忙于工作之际,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挺着大肚子的新婚妻子郑彩耀在父亲陪伴下,来到了武平。

毛森对妻子毫无感情,当下只得强打精神,安排郑彩耀住下。

小小武平县城,毛森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军统的权势使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对他侧目而视,敬畏三分。平时,他说话有人听,出入有人跟随,郑彩耀感到丈夫的“官”不小,人们还称自己为“毛太太”,心里越想越高兴。

不久后郑彩耀分娩了,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毛森喜得贵子,心里美滋滋的,对妻子的态度也有所改善。他想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如今又有了儿子,前世注定,就这样将就着过日子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戴笠跑到福建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任命毛森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大队长。戴笠说:“日本人很快会进攻杭州,我们江山民性强悍,富有爱国心,你回老家振臂一呼,必然从者如云。”

毛森奉命后,立即开始行动。其时他正在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当主任。他招募了50名骨干,又向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仪要了一批枪支弹药,分乘2辆汽车直奔江山县。

毛森在江山又招募了许多热血青年,很快拉起了一支500人的队伍,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偌大一支队伍,要穿衣,要吃饭,没有钱寸步难行。正在这时,戴笠拨来6000元大洋,可是负责管钱的祝雅存向毛森报告:“6000元巨款全部被你的夫人郑彩耀提走了。”

毛森大吃一惊,立即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追款。

郑彩耀振振有词地说:“国家又不是我们一家人的。要爱国,要抗日,让他们去爱,让他们上前方去打日本人,反正我不同意你上前线去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娘儿四人怎么办?”

说到这里,郑彩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毛森连连跺脚,说:“你真是妇人之见,一派胡言。日本人打来了,我们就要做亡国奴。国家不保,我们这个小家庭哪能保得住?你快把钱给我,五百多人要吃饭啊。”

郑彩耀收起眼泪,斩钉截铁地说:“钱,我坚决不给。除非你答应我不上前线,辞去一切军职,有了这笔钱,够我们一家老小花一辈子了。”

毛森不听犹可,一听此言更火冒三丈,拍着桌子骂道:“荒唐!荒唐!你真是既无知,又无耻!我是个军人,宁愿马革裹尸,战死疆场,也不愿临阵脱逃,苟且偷生。这6000元钱是戴老板特批给我们做军费的,你要据为己有,使我既无颜对上峰,也无颜对父老乡亲,而且触犯了国法军纪,你我都要杀头的呀。”

郑彩耀死不让步,说:“仙霞岭到处是崇山峻岭,我们随便找个地方隐居起来,他们到哪里去找?”

毛森见左劝右劝都不起作用,就厉声说:“你再不把钱交出来,我们就离婚。”

个性倔强的郑彩耀也毫不示弱:“离婚就离婚。钱我就是不给。”

原来,郑彩耀早料到毛森要追款,把钱送到娘家保管起来了。

以后,郑彩耀东躲西藏,拒不和毛森见面。她在娘家生活铺张,挥霍无度,还把3000元钱给了二哥郑佩贤。没多久,就把6000元军饷花了个精光。

毛森弄得焦头烂额。他和郑彩耀本来就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经过这次“军饷事件”的激烈冲突,双方的感情彻底破裂,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

虽然没有和郑彩耀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但“单身贵族”毛森强烈地感到身边不能没有女人。

一天,毛森到遂安特训班讲课。下课后,一个女学员主动找上门来,说:“毛主任,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其时毛森已升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他仔细打量,见这位女学员20岁不到,中等个子,瓜子脸型,容貌秀丽,笑起来一对酒窝,十分讨人喜欢,不禁心动,遂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胡德珍。”

“听你口音也是浙江人嘛,你老家在哪里?”

“我家在海盐县,和主任是浙江大同乡。”

“看你像个小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19岁。可是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我们年轻人更要带头从军呀。”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投缘。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当天晚上,毛森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合眼,胡德珍的花容月貌,她甜美的声音,迷人的笑容,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使毛森心动神摇,倾慕不已。但又想到自己30岁了,比她大11岁,她能同意吗?正当毛森准备向胡德珍发动“爱情攻势”时,他生了一场大病。戴笠得报后,来电要毛森立即前往武汉治病。

<strong>临危受命,潜入日寇统治的杭州出任军统站长。与胡德珍巧扮假夫妻开展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受尽各种酷刑。胡德珍四处活动,毛森死里逃生……</strong>

1938年初秋。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仍然热浪滚滚,酷暑难熬。一天,军统局负责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戴笠紧急召见了毛森。

戴笠问毛森:“你的病治得怎么样了?”毛森说:“报告局座,已基本痊愈。”

戴笠说:“看你气色不错,毕竟年轻啊,病也好得快。”

谈到正题后,戴笠的马脸立时变得非常严肃。他对毛森说:“日本人调集几十万精锐之师,大举向武汉进犯。委员长已调动百万大军进行正面阻击,同时指示我们派出得力干将,前往京沪杭一带开展工作,及时侦察日本人的兵力调动和最新部署。你早年在浙江警官学校和本局杭州特训班学习,对杭州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人事关系等都比较熟悉,决定任命你为杭州站站长。你是临危受命,任务艰险呀!”

毛森事先没有想到戴笠会如此重用自己,不禁激动地站起身来说:“承蒙局座栽培,卑职虽肝脑涂地无以为报,决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

戴笠高兴地握着毛森的手,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前几天,毛森在街头偶然碰见了胡德珍,知道她所在的特训班不久前已从温州迁毛森本想提出将胡德珍分配到杭州站来工作,但转念一想,戴笠严格规定军统人员抗战期间不得结婚,违者严惩,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戴笠见毛森沉吟不语,以为他有什么难处,就说:“毛森兄,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人员、经费等等优先满足你的要求。”

毛森心想,胡德珍有个胞兄名叫胡朴人,目前也在武汉,我何不先将他拉进杭州站,下一步再将胡德珍调来,思谋已定,遂向戴笠提出:“我有个熟人叫胡朴人,浙江海盐人,在上海、杭州当过新闻记者,对那一带人地两熟,我想请他参加杭州站的工作,但他不是本局人员,不知可否?”

戴笠答应得很干脆:“只要你认为忠诚可靠,对开展工作有利,用不用,怎么用,都由你决定。如非本局人员,可以聘用嘛。”

毛森很快找到了胡朴人,从他处得知胡德珍已分配去军统上海区工作。胡朴人同意参加杭州站工作,并愿先行一步,去杭州作安排。

稍作准备后,毛森从武汉动身,先到长沙,再转乘浙赣路火车,经南昌、江山、衢州,到达了前线城市金华。经过深入侦查,毛森得知日寇对钱塘江一线封锁很严,几乎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眼看这条路不通,毛森又绕道温州乘轮船前往上海。

10月初的一天,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身穿薄呢长衫的商人,他中等个子,长方脸,双眉紧锁,脸色阴沉,不时望着窗外,借车窗玻璃的反光,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向。他就是毛森。

火车抵达杭州车站,胡朴人早已等候在出口处。毛森手提一只竹编小箱子,从容地通过检票口,在胡朴人接应下来到位于闹市区的清河坊,在一家经销金华火腿的商行住了下来。

毛森化名江石生,公开身份是火腿行老板。

这时的杭州已是一座魔窟,日本侵略军驻扎了重兵,还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关,成立了不少伪装的外围机构,大批日本特务在杭州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一片白色恐怖。

毛森毕竟是职业特务,很快使军统杭州站从无到有,运作起来了。

一天,毛森向胡朴人谈了自己对胡德珍的倾慕之心。胡朴人感到毛森为人不错,胞妹如能嫁给他,必定终身有靠。得到胡朴人的支持,毛森信心更足,于是他大着胆子向戴笠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了杭州站迅速开展工作的情况,迫切要求派一个管内勤的人选前来。他指名要求调胡德珍,理由是她老家海盐就在杭州附近,她胞兄胡朴人已在杭州站工作,兄妹在一起便于掩护。

戴笠是何等精明之人,他接过电报一看,边笑边骂说:毛森呀毛森,你耍滑头还能瞒得了我。我早知你盯上了胡德珍,按纪律应予制裁,但为了杭州站的工作,老子就放你一马,成全了你吧。

戴笠大笔一批:同意。几天后,胡德珍就从上海调到了毛森的身边。

从此,毛森和胡德珍常常出双入对,在执行任务时装成一对夫妻,出入于舞场、酒楼、饭店,在敌人鼻子底下,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毛森性子急,胡德珍比较冷静沉着,处事稳健,和毛森正好互补。不久后,毛森就向胡德珍正式求婚。两情相悦,水到渠成,两人在西子湖畔海誓山盟,相约白头偕老。

毛森和胡德珍都知道戴笠对违抗命令结婚者处置非常严厉,有的撤职,有的坐牢,毫不留情。可是老这样偷偷摸摸也不是个办法呀,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向戴笠发了一个正式要求结婚的电报。

出乎他们意料,戴笠不仅很快复电批准,而且电示从特别费中拨给500元大洋作为贺仪。这使他俩对“戴老板”更加感恩戴德。

婚礼在杭州闹市口大井巷2号举行。这是毛森刚刚搬入的一所新居。新房布置得富丽堂皇,充分显示新郎官是个发了财的阔商。这一天是1939年1月18日。

正当毛森欢度蜜月之际,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向他袭来。

军统为了加强杭州站的工作,特地从重庆派来了一个名叫赵懿文的人。他潜入杭州后,先在一家打铁铺里做工,伺机和毛森接关系。

毛森领导杭州站杀日寇,诛汉奸,炸仓库,破坏设施,窃取各种机密情报,使得日、伪非常恼火,于是侦骑四出,大力搜捕,毛森及其属下一直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因此毛森对上峰派来的人,也要先进行深入了解考察,以免被敌人混入。

一天,毛森化了装,秘密来到凤山门外与赵懿文接头。他看到打铁店里果然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叮叮当当地打铁。毛森上前装做问路,和赵懿文对上了联络暗号。谈话中,赵懿文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责怪毛森为何迟迟不和他联络。毛森感到此人很不稳重,能否委以重任还要考虑考虑。

赵懿文左等右等,仍不见毛森分派自己工作,心里窝火。一次,他还生气地将茶杯摔在地上。一个和他常有往来的老乡挖苦了他几句,他竟掏出手枪威胁说:“你再敢放屁,老子就毙了你。”

殊不知这个“老乡”是个日伪特务。第二天赵懿文就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牢。

敌人动用老虎凳、电刑等种种酷刑,使赵懿文供出了毛森。日寇按照他所供述的毛森的长相、特征,四出搜捕,纵令毛森隐蔽得再好,还是被敌人抓住了。

日本特务头子亲自审讯了毛森。

毛森死活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就把赵懿文押到毛森面前和他对质,叛徒一口咬定他就是军统杭州站站长。

日本人破口大骂:“八格牙路!死拉死拉的!”命人牵来一条大狼狗,随时准备扑向毛森。

面对如此凶险的场面,毛森面不改色。他想:自己和姓赵的只见过一面,他并不了解杭州站的全部情况,必须咬着牙关顶住,和敌人周旋到底。他说:“太君,这个人的良心大大的坏。那天他到我店里买金华火腿,没有带钱,要赊账,我不答应。想不到他竟血口喷人,诬陷我这个做生意的本分良民,望太君明察。”

毛森又大骂赵懿文:“你这个没良心的大坏蛋,总有一天我的‘大老板’要找你算账,让你不得好死。”他用这种暗语告诉叛徒,军统决不会饶恕他。

凶残的日寇为了逼迫毛森招供,对他动用了“老虎凳”,剧烈的疼痛使他晕了过去……特务用冷水浇醒了毛森。日本人霍地拔出一把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再次逼他招供。他仍是摇摇头,说:“太君,冤枉呀!我是做生意的良民啊。”

敌人又对他用了电刑。当强大的电流通过毛森全身时,他又一次昏死过去。

醒来后,毛森翻来覆去说的还是老话。敌人又灌辣椒水,又用火烫,又用皮鞭抽打……毛森被折磨得多次死去活来,但他仍坚不吐实。

营救毛森的活动在胡德珍的奔走下很有成效。由富商朱文友领衔,几十家大商店联名具保的“保证书”送到了日本和汪伪特务机关,还附上各种各样的名贵礼物,使特务们眉开眼笑。

杭州站还找到了伪苏浙绥靖军杭州地区司令徐朴诚的四姨太,请她要求“徐司令”出面向日本特务机关疏通,证明“江石生”(毛森化名)确系“大大的良民”、“老实本分的生意人”。再加上赵懿文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最后毛森被保释出狱。

戴笠鉴于毛森已经暴露,不宜再担任杭州站站长,遂来电令他撤往金华养伤。

毛森伤好后,偕胡德珍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俩的到来,使坚持不办离婚手续长期住在毛森家里的郑彩耀大受刺激。她一气之下悬梁自尽,用一根绳子结束了27岁年轻的生命。

毛森的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一杯苦酒,以悲剧告终;第二次则是一杯美酒,支撑他度过了惊涛骇浪,战胜了日寇。

<strong>绑匪诳称“奉毛森处长之命”绑架荣德生,开出赎金50万美元的天价,惊动上海滩。当局迟迟未能破案,毛森抽丝剥茧,马到成功,机智擒获全部绑匪,蒋介石发给奖金5万美元。</strong>

1946年4月26日,上海各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惊人的特大新闻:我国著名实业家,素有棉纱、面粉大王之称的荣德生突遭绑架。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上海滩,传遍了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知道后大为震怒,认为抗战甫告胜利,上海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绑票大案,岂不大大有损“党国”威信,于是下令限期破案。

毛森很快得知,这桩绑票大案竟然把自己也牵扯进去,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不禁叫苦不迭。

原来,24日上午9时许,荣德生和三子荣一心、五婿唐熊源一同乘车外出。“福特”牌小轿车刚驶到弄口高恩路转弯处,突然冲出三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架着墨镜的人,用手枪对着车子喝令停车。车刚停下,三人一拥而上,拉开车门,其中一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盖有“第3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大印,说:“奉毛森处长之命,请老人家到司令部第2处走一遭。”另两人随即将荣德生架出“福特”车,拖进了另一辆汽车,一溜烟疾驰而去。

毛森心想,自己确实在抗战胜利后,一度担任过第3方面军第2处处长。可是,第3方面军改为第1绥靖区后,司令部迁到了无锡,上海改由淞沪警备司令部负责治安事宜,绑匪怎么会冒充奉自己之命逮捕荣德生呢?正当毛森闷闷不乐、解不开这个谜时,一天,汤恩伯找他谈了话。

汤恩伯当年是第3方面军司令官,毛森的顶头上司。他开门见山,说:“委座昨天召我去南京,大骂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和上海警察局局长宣铁吾都是饭桶,十几天过去了,荣德生绑票案至今未破。委座大发脾气,说荣德生不仅在上海影响大,在海外也很有影响。荣案发生后,舆论汹汹,严重损害了政府声誉。问我有无办法迅速侦破此案。”

汤恩伯说到这里,用手指指毛的鼻子,说:“老弟,我就把你推荐给了委座,说你定能当此重任。委座对你也有所了解,他很高兴,立即允准。毛老弟,这是你又一次临危受命,希望你马到成功。”

毛森听后,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对自己信任有加;忧的是上海黑社会势力盘根错节,情况复杂,此案是个难捅的马蜂窝,万一破不了案,岂不对蒋介石也不好交待。何况自己已离开上海,何必再陷到这个是非圈中去呢?富有城府的毛森脸上现出为难之色,推托说:“承蒙委座和司令官看重,敝职铭感之至。但敝职已离开上海,此去单枪匹马,恐难孚委座和长官厚望。再说,敝职身兼无锡城防指挥官。目前,无锡和京沪铁路沿线共党活动猖獗,敝职一旦离开,对治安实为不利。”

汤恩伯连连摇头,正色说:“毛老弟,本人已在委座面前打了包票,说你定能破获此案。委座对你也寄予厚望,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至于无锡城防,我指令他人多担负些责任就是了。”

毛森听汤恩伯如此一说,感到再推托是不行了,于是两脚一并,立正回答道:“既然委座和长官看得起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尽快侦破此案。”

毛森性子急,当天就驱车回到上海高恩路楼浦弄23号自己家中。

这时荣德生尚在绑匪手中。荣家为保全老人家性命,全家商定不与政府合作,只与绑匪“私了”,已答应绑匪提出的50万美金的赎票条件。5月27日深夜11时,绑匪获款后将荣德生送归荣府。

荣德生在绑匪淫威之下度过了三十三个非人的日日夜夜,总算保全了一命。50万美金的巨款固然让人心疼,但他也想得开,钱乃身外之物,他说:“是祸躲不掉。平安就是福。”

毛森在上海家中也度过了不眠的十七个日日夜夜。他四出侦查,苦思破案方略。

经深入调查,毛森掌握了上海绑匪的来龙去脉,主要有三大帮派:苏北帮、嵊县帮、本地(浦东)帮。毛森判定,绑匪既然冒称是奉毛森处长之命“逮捕”荣德生,说明他们之中必有人对第3方面军和本人情况有所了解。于是,他召集原军统上海行动总队以及第3方面军情报处的可靠人员,要他们特别留意发现这方面的可疑人员。毛森强调说,侦破工作一要保密,二要快速。只有绝对保密,神秘莫测,才能使绑匪放松警惕,露出端倪;只有快速果断,才能出绑匪意外,打他个措手不及。毛森还通过有关方面,掌握了荣家付给绑匪美钞的所有号码,为侦破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毛森有个老部下叫黄福林,抗战时当过上海行动总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抗战胜利后他在一个戏班子当老板,娶了一个女演员为妻,在上海滩交游广泛。一天,他向毛森报告说: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队长王晋唐,嵊县人,近来生活突然阔绰起来,置办了很多家具,吸的烟也换成了美国进口高级香烟,人们还看到他穿的尼龙衫口袋里,装有洋鬼子头像的钞票。

毛森说:“看来这个人很可疑。你回去后顺藤摸瓜,务必设法从他身上弄几张美钞回来见我。”

过了两天,黄福林又向毛森汇报说:“王晋唐有个嵊县同乡,名叫刘瑞标,是嵊县帮中的绑票能手。他是个木匠,但近来突然变得很有钱,常到四马路玩妓女,弄得一身花柳病,听说此人这两天回临安乡下去了。”

毛森感到,嵊县帮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想找个机会亲眼见见王晋唐其人。

一天,毛森头戴白色礼帽,穿一件凡立丁长衫,一副商人模样,缓步走进“东升茶馆”。他看到黄福林正和一个人在喝茶,谈得有滋有味。毛森从黄的眼色中,知道此人就是中校警卫队队长王晋唐。仔细端详,王晋唐生得獐头鼠目,一脸奸相,眉宇间不时露出狡黠的笑容。毛森心想此人决非良善之辈,暗暗定下计划,从此人身上突破荣案。

毛森要黄福林严密监视王晋唐,自己带四名精干人员于翌日赶赴杭州寻找另一名重要嫌疑人刘瑞标。

杭州是毛森发迹之地,可谓熟门熟路,耳目众多。他先找到开山货行的旧部楼永金。楼永金抗战时在毛森麾下当副大队长,一度驻防临安。毛森问他:“你有没有听说临安有个名叫刘瑞标的木匠?”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楼永金说:“有,有。刘瑞标在临安小有名气,是个能工巧匠。最近他刚去过上海,来去都要经过我这里,长官找他有什么事?我可以很快叫他来杭州一趟。”

毛森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他心想正式抓捕此人尚无确凿证据,于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楼永金说:“有劳你请他”

刘瑞标得知有一桩生意可做,兴冲冲地赶到了杭州。

毛森装出诚恳的样子,说:“当年我的部属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者不在少数,经请准上峰,决定建造烈士纪念亭一座,有劳刘兄鼎力相助,建成后当重重酬谢。”

刘瑞标见有利可图,连声说:“好,好,我一定为将军效劳。但我家中需要安排一下,让我先回临安,具体计划等我回来再谈。”毛森立即应允,说:“刘兄今天就不要走了,晚上我请客,到杭州著名大酒家知味观,和刘兄一醉方休,务请赏光。”

刘瑞标知道知味观不仅菜肴味道好,而且侍酒女郎美艳绝伦,不禁色欲荡漾,又见堂堂将军如此盛情相邀,遂满口答应。

席间,毛森、楼永金等频频劝酒,刘瑞标喝得醉醺醺的,毛森趁机说:“刘兄,将来纪念亭造好了,我再请你到上海玩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比杭州可好玩多了。”

刘瑞标脱口而出:“上海我不能去。王晋唐这个狗日的,他怕我多说话,前几天刚把我从上海赶回来……入他奶奶的,他们分了很多钱,只给了我一点点……”

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毛森欣喜万分,他又灌了刘瑞标几杯酒,等他酩酊大醉之后进行了搜查,当场从其身上搜出美钞350元。毛森当即断定刘瑞标是作案人之一,连夜将其押回上海。

刘瑞标天亮后酒醒了,毛森亲自对他进行审讯,但他百般狡赖。毛森厉声说:“你身上的美钞,就是荣德生家付的赎款美钞。我们已一一核对了号码,铁证如山,你再狡赖只有罪加一等。”

在毛森威严的气势下,刘瑞标不得不低下了头,招供说:“是王晋唐叫我干的。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

毛森故布疑阵:“王晋唐已被捕。他说荣德生是你绑的,他只是你的助手。”

刘瑞标一听,立时火冒三丈:“王晋唐这个狗娘养的,雷打火烧,不得好死,他怎能都推到我头上呀?”

毛森趁机攻心,说:“只要你坦白交代,说出全部案情,可以将功赎罪。”

刘瑞标遂一五一十供出了他所知的一切,说为首分子人称“骆老大”,上海话中夹有江北口音,60岁左右。第二个首要分子一口诸暨土话,50多岁,姓袁,名字不知道。绑架那天开汽车的人穿军装,30多岁模样,但不知姓甚名谁。

为加速侦破工作,毛森密令心腹部属张熙明上校挑选20名精干人员住进“毛公馆”隔壁22号,临时组成破案指挥所。张熙明虽然是女流之辈,但身任浦东绥靖大队副大队长,英姿飒爽,精明干练,会武功,特别是轻功好,反应灵敏,人称“花木兰”。毛森令她担任逮捕、押解、看守等任务。毛森强调说,目前侦破工作只是开了个头,绑匪首领和主要人物均未落网,必须严加保密,一不能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警察局联系,二不能和新闻界接触,以免事机泄露影响破案。

毛森下令将王晋唐缉捕归案。但他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毛森亲自审讯了两天三夜,他不仅死不招供,还嘲讽地说:“毛将军,你说有人指控我有美钞,但我一个堂堂中校,有几张美钞算得了什么?”

果然,从王晋唐身上连一张美钞也未搜查到,其他如指纹、照片、档案等等犯罪证据亦未掌握。毛森心想,仅凭刘瑞标一人的口供,对王晋唐确难定罪。

经过反复琢磨,毛森决定“擒贼先擒王”,先把匪首“骆老大”抓到手。

可是上海人口多达几百万,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抓“骆老大”?

毛森早年在杭州特训班学过《犯罪搜查学》等理论,加上多年的办案实践,他对“骆老大”的体貌特征,心中大致有了个谱。他派出干员到“江北帮”、“本地(浦东)帮”中查访,特别交代张熙明派人到“骆老大”常到的“东升茶馆”暗中守候。

与此同时,毛森又派出几路人马,缉捕副头头“诸暨佬”以及穿军装的汽车司机。他很有信心地对部属说:“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既可说是大海捞针,亦是按图索骥。绑匪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毛森的手掌。”

匪首“骆老大”,真名骆文庆,有人叫他“骆爷叔”,原籍在苏北,少年时就到上海谋生,23岁开始为盗,在上海滩闯荡40年,从未失过风,已积得万贯家财,儿女中有的成了巨商,有的上大学,在社会上都有了一定地位。他原本想洗手不干了,但贪图荣家钱财,又心生歹念,策划了这起轰动上海滩的绑票巨案,独得17万元美金。得款后他逃到乡下隐匿。后来报纸上说绑案已破,他暗暗好笑,感到风头已过,遂回到上海。他想再打听有什么新情况,遂悄悄来到“东升茶馆”,在二楼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喝茶。

这天,张熙明女扮男装,带着三名便衣侦察来到“东升茶馆”守候。她布置一人在楼下望风,随带二人上了楼,扫视全场,一眼看到靠窗坐着一个老茶客,身材魁梧,眼若铜铃,年龄、相貌、体征和毛森所描述的匪首“骆老大”颇为相像,遂若无其事地走近前去。说时迟,那时快,老茶客突然起身,向她泼来一杯茶水,然后一纵身从窗口跳下楼去……老茶客即匪首骆文庆。他听到一个戴鸭舌帽、穿纺绸衫的年轻人悄声问茶房:“骆老大来过没有?”又看到有个年轻人向自己走来。凭他多年的经验,知道来者不善,眼看别无退路,只得作困兽之斗。他虽然学过拳术,人高马大,但毕竟年届六旬,跳下楼后又跌伤了脚,还没等他挣扎着站起身来,年轻的张熙明也从楼上一跃而下,其他便衣侦探也一拥而上,几个人拳打脚踢,骆文庆哪有招架之力,只得俯首就擒。

毛森处事过细,令人叫来刘瑞标,让其躲在暗处,轻声问道:“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刘瑞标脱口而出:“他就是骆老大。”

匪首落网,毛森大喜,立即亲自审讯。骆文庆颇有点像“四人帮”受审时的张春桥,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不开口,后来,他猛地起身向墙上撞去,企图一死了之。幸亏周围人一把拉住,才留下了这个“活口”。

毛森思量:对如此顽固的匪首,攻心为上,才能让其招供。他说:“骆老大,事已至此,你不说,我也可以将你定罪。”

骆文庆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毛将军,我有一个条件。此事我的儿女全不知情,17万元美钞全部在我手上,我必死无疑,务请不要连累他们。”

毛森点点头,说:“可以。”

骆文庆供出了全部案情和其他绑匪的行踪。

兵贵神速,毛森火速派出人员分头缉捕。

绑匪副头目真名叫袁中书,50多岁,长方脸,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个子较高。他分得赎款美钞12万元巨款后,即逃回诸暨乡下家中隐藏。毛森立即派人跟踪追击,交代说:“袁中书有个儿子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官,听说最近要回杭州探亲。袁中书很可能到杭州和儿子相会。你们到杭州后要秘密行事,不要惊动当地警察局,凭我的亲笔信暗中和侦缉队凌佩绅取得合作,在旅馆中布下眼线,暗中查访。”

果然不出毛森所料,袁中书从诸暨乡下只身来到杭州和儿子见面。当毛森所派人员以“查户口”为名将其查获时,他仍矢口否认:“我是乡下老百姓,你们抓我干什么?”

缉捕人员星夜将袁中书押解到上海。当毛森叫出骆文庆和袁中书对质时,两个人都颓然地低下了头,连声说:“完了!完了!我们这一次只好同赴黄泉了。”骆文庆仰天长叹:“我闯荡江湖40年,从未失过手,没想到今天败在毛森手下。当初我们假冒他的大名绑架了荣德生,如今我们都被他抓获,真乃天意也。”

毛森从骆文庆口供中得知绑架时开汽车的司机名叫吴小开,40岁左右,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参谋。此人分得赎票美金4万元,新娶了一个舞女做姨太太,就住在蒲石路。毛森曾几次秘密前往抓捕,他都外出不在家。一天晚上,派在他家附近监视的人员向毛森报告,说吴小开回来了。毛森立即带人奔赴吴宅,一脚踢开吴小开的住室,吴小开正和姨太太赤身裸体相拥而卧。毛森大喝一声:“吴小开,快把手枪和美钞交出来。”吴小开吓得浑身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是舞女见过世面,用手指了指衣柜。毛森命人搜查,查出手枪2支、子弹多发及赃款美钞若干。

荣家付出的50万元赎票美金,毛森也多数追缴取回。匪首骆文庆独得的17万元美金,藏匿于一个十分偏僻的土地庙内。由骆文庆带路指点,毛森亲手从土地菩萨肚子里掏出了这笔巨款。

“荣德生绑票案”告破,上海各报纷纷作了报道。《毛森将军访问记》等专访、新闻连篇累牍,广为传扬。

一天,荣德生老先生亲自来到毛公馆登门致谢,送给毛森金表1只、金笔1对,并邀请毛森一起合影留念。

蒋介石高兴地接见了毛森,汤恩伯陪同。蒋询问了破案经过,对毛森的机智大加赞赏。蒋介石还问毛森:我的原配夫人毛福梅,她们毛姓在奉化为数不少,不知和你们江山毛姓有无渊源?毛森说,据典籍记载,毛姓始祖是周文王第八个儿子姬郑,他封于毛——今河南宜阳县境。后来毛氏祖先南迁,一部迁至广东;一部迁至湖南,中共毛泽东祖先属此支;一部迁至浙江。我们江山毛氏宗族和委座宁波毛氏宗族,均属此支。

蒋介石大悦,笑道:“这样说来,我和你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他当即口谕:毛森破获荣案立了大功,奖赏5万美元;汤恩伯举荐毛森,亦功不可没,奖给小轿车1辆。

毛森把这笔奖金大部分给了破案的部属,这使他在军统中赢得了好口碑。

<strong>被陈仪任命为浙江警保处处长,当面千恩万谢,暗中却派人监视陈仪。当上海警察局局长80天,得意洋洋地向毛人凤汇报说:“我抓了3000人,杀了1300人。”</strong>

1948年初秋,毛森被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陈仪任命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陈仪还向蒋介石保荐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对毛森说:“老弟,你就兼任衢州绥署的情报处长吧。江山是你老家,属本绥靖公署管辖,你是衣锦还乡了。”

毛森到杭州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陈仪。

十几年前,毛森奉命组建抗日别动大队,时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陈仪曾慷慨地赠给毛森一批枪支弹药。毛森说:“陈主席,你的恩典,十几年来一直铭记在心,如今,又蒙你举荐我负责如此重要的工作,栽培之恩,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陈仪时年65岁,毛森40岁。陈仪哈哈大笑,说:“那我们就做个忘年之交吧。只要你协助我把浙江的警保工作搞好,就是对我的报答了。”

毛森又访问了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含。他和章是当年浙江警官学校的同学,比章高一期。章微含身材瘦小,待人很热情,一见面他就谦虚地称呼毛森为“学长”,说:“今后请学长多多指教。”

毛森问道:“共匪在浙江特别是杭州的地下组织,目前有何活动?”

章微含说:“活动很猖獗,但很狡猾,很隐蔽,抓不到他们。倒是民主同盟等反蒋派,活动比较公开。浙江大学有个教授叫周一鹗,以他为首串联一些人,闹得很凶,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还有陈铭枢,你知道他当年在‘闽变’中带头反对委员长,他刚刚秘密来过杭州。”

“他来杭州干什么?”毛森很警惕。

章微含凑到毛森面前附耳低语:“据我们的内线报告,他是来串联陈仪反蒋的。”

“喔,原来如此。”毛森脸上显出惊骇之色。

章微含说:“毛人凤局长已密令我站对陈仪严加监视,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按照军统局历来‘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你领导的警保处对外称浙江站的公三组,衢州绥靖公署二处(情报处)对外称浙江站的公五组。阁下身兼两个组的组长,任务很重,一切全仰仗你了。”

毛森说:“微含兄不必客气,今后还望你加强领导。关于陈仪方面的工作,他虽然有恩于我,我这个警保处长也是他提的名,但公私要分明,古人有言:忠君就是爱国。我辈几十年来追随蒋公,陈仪要反蒋,我们就与他不共戴天。在大节上我毛森决不会含糊,请章兄放心。”

毛森真没有想到,刚走马上任,就会成为提携自己的“恩师”的对手;陈仪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选用的信得过的“忘年交”,会成为保密局安在自己身边的一颗“钉子”。

一天,毛森得到密报,说陈仪受身边亲信沈仲九、杜伟等“左倾”人士的影响,对浙江省内明知与共党有联系的人采取庇护态度。毛森立即将此情况上报。

李济深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打出了反蒋旗帜,并派郑文蔚作为特使到杭州与陈仪秘密联系。陈仪任命郑文蔚为江山县县长。毛森安插在陈仪身边的内线,很快向他作了密报。

又一天,内线报告说陈仪曾对亲信分子说,国民党丢了东北,在徐蚌会战中又频频失利,蒋介石已无力回天,自己不愿和老蒋同归于尽,准备自行通电起义。但又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于是积极物色,想串联一些军队同时起义。

毛森听后大惊失色,心想陈仪要谋反,这还了得?他虽有恩于我,但我不能徇私情而损害国家,遂迅速上报。

一天,他和陈仪之间爆发了一次公开冲突。

毛森率“戡乱大队”到富阳县逮捕了100多名“共党嫌疑分子”。陈仪得到报告,立即电召毛森回杭,当面训斥说:“谁叫你到富阳生事?”

毛森傲然回答:“抓捕共匪,巩固治安,不是生事。”

陈仪一听大为生气,厉声地说:“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以安定为主,不宜扰乱社会秩序。你在富阳捕人,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偏信,没有证据随意乱捕,且罪及家属,株连无辜。这样胡作非为,怎么不是生事?”

从陈仪处出来,毛森气呼呼地对省府秘书长说:“这个警保处长,我再干下去就不是人!”他越想越窝囊,一边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告状,一边向陈仪递上一张威胁性的报告:“请假一个月养病。”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连蒋介石也要对他礼让三分,哪里把毛森放在眼里,遂大笔一批:“照准”。

毛森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杭州。他早先对陈仪的铭感之情,变成了刻骨的仇恨。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年1月,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即将挥师南下。蒋介石宣布“引退”,但下台前任命亲信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毛森被汤恩伯任命为第二处(情报)处长。

在此关键时刻,陈仪密谋与中共实现局部和平,使江南免遭破坏。他在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的策动下,秘密派遣外甥丁名楠给汤恩伯送去一封信,开列了若干条件,特别提出要汤恩伯开放长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一天晚上,汤恩伯在公馆里单独会见了丁名楠。

汤恩伯比陈仪小16岁。他和陈仪的关系,用汤自己的话来说,他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我者”,另一个就是“对我恩同再造”的陈仪。

汤恩伯收到陈仪的策反信后,当着丁名楠的面将信锁入了抽屉,客气地嘱丁名楠先回杭州复命,他不日去杭州与陈仪面商。

汤恩伯虽然提名毛森当自己的情报处长,但毛森仍奉命对汤恩伯暗中进行监视。凭他灵敏的嗅觉和搞特务工作的经验,很快将陈仪秘密送给汤恩伯的策反信窃取到手,并交毛人凤转送给了在溪口的蒋介石。

一天,毛森悄悄对接替他任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的少将陈达说:“陈仪公然劝汤先生去投降共党,还说什么不是一条长江就能挡住共产党的,与其将来身败名裂,做阶下囚,不如早向后转,还能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这个老混蛋,真没有气节。政学系的人就知道做官,他对我们军统方面一向是别扭的,杀了我们福建站站长张超。戴老板曾为这事大伤脑筋,这回该是和他算总账的时候了。”

陈仪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后,回到上海家中。次日一大早,毛森就带领二三十名特务包围了陈宅。气势汹汹的特务一进门,就缴了陈仪卫士的枪。陈仪闻声从楼上下来,毛森皮笑肉不笑地向陈仪一鞠躬,说:“陈主席,我奉命派人保护你。”陈仪心知己落入魔掌,颔首无言。

随后,毛森派特务用飞机将陈仪押解到衢州关押,上海解放前夕派人将陈仪押往台湾。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湾被杀害。

事后。毛森得意地对人说:“我替张超向陈仪报了一箭之仇。”

陈仪生前曾对人说:“我待毛森不薄,他当面对我也恭敬从命,想不到他背后两面三刀,真是人心叵测呀。”

毛森立了功,被任命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在就职仪式上他恶狠狠地说:“我这次上任,有人说我是蒋经国第二,这句奉承话我不敢接受。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并没有打死一只真虎。我毛森不是他那样的人。现在是非常时期,治乱世要用重典,对于一切捣乱社会治安的人,只要碰到我毛森,就休想逃出我手心。我决不做蒋经国第二。”

毛森当了上海警察局局长80天。他逃到台湾后,得意洋洋地当面向毛人凤汇报说:“此次上海撤退前夕,共逮捕嫌疑犯3000多人。临走前,除释放1000多人外,杀了1300多人。”也有人说实际只杀了400多人,毛森是谎报成绩,吹牛邀功。

被人称为“毛骨森森”的毛森,对人民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strong>猛龙斗恶虎,斗不过“太子”蒋经国,被下令“通缉”。逃到香港后开办养鸡场苦度岁月。毛森晚年定居美国,称赞“中共现在是贤明者掌权”,“连我这个顽固反共分子,也举双手赞佩”。</strong>

上海解放前夕,毛森败逃到厦门。蒋介石不但未追究他失败之罪,反而因他“反共”有功,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军统二毛”中擢升最快的一人。

厦门是个弹丸之地,国民党军又都是惊弓之鸟,哪里经得住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毛森又惶惶败逃到了台湾。

毛森看不起蒋经国,曾扬言“决不做蒋经国第二”。可是到台湾后,比他小两岁的蒋经国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

“引退”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复出”,又干起了“总统”。“老蒋”深谙中国封建王朝“子承父位”的传统,一心一意培养“太子”蒋经国。为巩固蒋氏父子的统治地位,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由蒋经国领衔,成员有毛人凤、唐纵、陶一珊、毛森。尽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毛森还是不得不处处以蒋经国马首是瞻。

蒋经国早在大陆时就对军统颇为反感,眼下对“二毛”(毛人凤和毛森)更看不顺眼;但“二毛”也不买“太子”的账,干脆投靠了宋美龄,成了“夫人派”。蒋经国不是宋美龄亲生,“母”“子”之间一直别别扭扭,明争暗斗。诚如著名作家江南所言,夫人和太子各拉一帮人,形成了“猛龙斗恶虎”的激烈较量。后来,毛森成了牺牲品,受到当局通缉,狼狈地逃到香港隐居,时为1956年春。没有了优厚的薪俸,毛森在香港坐吃山空,不得不放下“中将”的架子,办起了一个养鸡场。回想当年手下有成千上万人马,颐指气使,何等威风,如今与鸡为伴,成天干的是喂食、喂水、取蛋、卖蛋的营生,既脏又累,毛森心里苦不堪言。他成天阴沉着脸,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

毛森哪里是干“鸡司令”的料,不久后养鸡场亏损很大,濒临倒闭的危境。

好心的友人劝毛森向蒋介石认个错,还说你当年破获“荣德生绑票案”立了大功,老头子奖赏你5万美元,他一定会念旧情宽恕你。

毛森很硬气,坚决表示说:“我毛森宁肯饿死,也决不弯腰折眉去讨饶求情。”

斗转星移,毛森在香港苦苦地支撑着,度过12年拮据的生活。

毛森元配夫人郑彩耀所生的二儿子毛汉光,毕业于台湾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当上了大学教授,成就瞩目。继室胡德珍所生的毛河光,在美国学有所成,在超高压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了多次奖金,年薪9万美金。其他几个子女也均有成就。这使毛森在精神上获得极大慰藉,经济生活上也迎来了转机。

1968年,花甲之年的毛森,偕夫人胡德珍踏上了大洋彼岸美国的土地,1980年又获得了“绿卡”,定居美国,成了美籍华人。

异国他乡舒适安定的生活,使毛森有机会坐下来回味走过的人生道路。他陆续写了10万字的回忆录,有的在台湾的《传纪文学》和祖国大陆的《联谊报》上发表。

胡德珍早在1980年就陪同儿子毛河光到中国内地观光、旅游。毛河光在大陆的讲学大受欢迎和好评。胡德珍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备感亲切,目睹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受鼓舞,回到美国后,她一五一十地讲给毛森听。毛森感慨地说:“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总有一天,我要回故乡去看看。”

1992年5月,85岁的毛森老人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到浙江省江山市界牌乡和仁村探亲访友,扫墓祭祖。

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江山县大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层峦叠嶂的群山点缀得万紫千红。毛森拄着手杖,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家乡著名的江郎山。1938年春,他率部抗日,出发前曾在山上一处石壁题词:“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如今,毛森攀藤附葛,到处寻访,终于找到了题词的所在。虽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冲刷,字迹犹清晰可辨。毛森抚摸良久,不禁老泪纵横……陪同人员说:“毛老,你这几年对故乡捐资办学,精神可佩,请你写几句话留个纪念吧。”

回到宾馆,毛森挥毫写下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谢谢亲爱的乡亲们!”短短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故乡、对父老乡亲的挚爱和感激之情。

在大陆生长的两个侄儿见叔父毛森和蔼可亲,毫无架子,也就斗胆提问说:“三叔,常听人说你是杀人魔王,你当上海警察局长时,杀了不少共产党,是这样吗?”

毛森回答说:“如果说抗战时期,我杀过日本鬼子,杀过汉奸,杀过叛徒,确实杀过不少人。至于杀共产党,那是因为上级有命令,有文件,有电报,我是根据命令批转下面执行的呀。我并没有亲手杀过人。”

说至此,毛森无奈地说道:“我生长在那个时代,也是为了挣口饭吃呀。我不为国民党服务,不替蒋先生做事,怎么办?如果我还在大陆,也像你们一样年纪,那么我也必然要为中共服务了。”

浙江省和江山市有关部门早就发还了毛森的故居,并修葺一新。江山市市长徐仁敏和有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毛森夫妇和长子毛建光先生(台湾长荣海运公司驻洛杉矶办事处总务科长)。

毛森紧紧握着徐市长仁敏的手,动情地说:“我生是家乡的人,死是家乡的鬼。我在海外,梦萦魂牵的,就是老家江山的一草一木啊!”

在江山市侨务办公室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森盛赞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中共现在是贤明者掌权。邓小平先生掌政之后,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实行全面革新,连我这个顽固反共分子,也举双手赞佩。”

毛森还热情地表示:“我的八个子女大都从事科技研究,家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一定效劳。能为桑梓尽绵薄之力,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浙江省葛洪升省长在杭州黄龙饭店设宴欢迎毛森一行。葛洪升省长说:“毛森先生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但‘根’仍在祖国大陆,欢迎你常回来看看。”毛森激动地说:“谢谢省长先生的盛情款待和邀请,过两年我还要回来看看,届时杭州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毛森说,中华民族是一家,骨肉同胞情深似海,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要亲密团结,增强民族精神。台湾如果离开大陆,就没有希望。他热切期望海峡两岸能和平统一,共谋振兴中华的伟业。

毛森这次回乡之行,既了却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心愿,又大大增强了对生的渴望。他是多么希望能健康长寿,多活几年,多回家乡看看啊!然而,天不永年,几个月后,他因心肺衰竭而于1992年10月3日在旧金山逝世。讣告说他享年87岁,实足享年85岁。

临终前,毛森叮嘱家人把他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万美金,捐赠给家乡希望小学,衷心祝愿故乡的莘莘学子成为英才。

从军统巨枭到爱国侨胞,毛森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给人的启示是:只要服从真理,人人都可以改恶从善,弃旧图新。

正文 七、温柔杀手——郑萍如

郑萍如(1920—1940)浙江兰溪人,早年在上海民光中学读书,后毕业于上海政法学院。抗战期间,加入军统外围组织,参与暗杀汪伪特工的行动失败后,被汉奸逮捕。1940年2月在上海被杀害。

<strong>“铁血杀手”武奎元,军统著名的女谍“十枝花”之一,潜入上海舞厅做招待。汉奸张师石不知死之将至,淫心大发,哪知一声枪响,命赴黄泉。与此同时,另一位“温柔杀手”在汪伪特工总部出现……</strong>

1939年,军统上海站、南京站以及华北各站机构相继被日伪破获,特工人员纷纷落水。对此,蒋介石大为震怒,戴笠下达了严厉的制裁计划。为执行戴老板的紧急暗杀令,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四处出击,大上海上空不时传出令汉奸丧胆的枪声。汪伪特工魔头李士群也不甘示弱,和戴笠的特务进行了一场长达一年的对攻战。上海滩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上海沦陷以后,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仍然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一天晚上,在百乐门舞厅的二楼,光怪陆离的灯光下,靠里边的一张茶几,分别坐着两个气派不凡的人,左边的这位中等个头,体型肥胖,头已秃顶,年龄在50岁上下,他穿一身讲究的夏布长衫;右面的一位身材瘦小,穿一身花呢藏青西装、花领结,年龄约30多岁。他们借着震耳欲聋的爵士乐,神秘地在交谈,穿长衫的人将一个大信封推到对方面前,那人顺手往西装里面的暗袋里一插。之后,穿长衫的人举起右手,拇指和中指捏在一起,打了一个清脆的响,从远处的吧台后,走出一个妖娆的女招待,她扭动着腰肢,步伐轻盈,右手托着一只银质的圆盘,盘中是一张结账单,左手优雅地搭在身后,袅袅婷婷地走到穿长衫的人面前,弯着腰,嗲嗲地说:“张老板,不好意思,侬的账算好了。”

被称作“张老板”的男人把手伸进女招待高开衩的旗袍里,在圆滚滚的屁月 上使劲捏了一下:“小心肝,今朝夜里大爷高兴,陪一夜,给侬美钞好哇?”

“好哇,不过,侬先把美钞放在这里。”女招待噘起猩红的嘴唇,朝暴露在外的性感的乳沟里示意着。张老板真的掏出几张美金,面值都是一百的,“一张、二张、三张……”他数一张,往乳罩里塞一张,还淫笑着问:“不要老多哦!”

突然,女招待托盘的右手向左一抛,左手迅速接过,一把白朗宁黑洞洞的枪管,已顶在张老板油光发亮的印堂,只听得“啪”的一声枪响,一股污血顺着张老板的秃脑门流了下来。那个穿西装的男人见势不妙,急忙起身,“哗啦”将茶几掀翻,只见女招待灵巧地往旁边一闪,紧接着她的大腿优美地在空中划了个弧线,高跟鞋尖尖的后跟正扫在对方的金丝眼镜片上,顿时血花飞溅。就在那男子双手捂着脸惨叫时,女招待左手的银盘又砸向他的脑袋,只见她的纤指像变魔术一样从他的西装上衣里袋中,将装文件的信封抽出。眼前的一切,发生在不到5秒钟的时间里。这时,舞厅大乱,叫声、哭声和爵士乐交织在一起,舞客们拼命向外拥挤。那个女招待乘乱跃出凉台,消失在黑暗之中。

那个神秘的女招待,是军统“十枝花”之一,有着“铁血杀手”之称的军统女谍武奎元。武奎元身高1。70米左右,相貌端庄,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她擅长武术与轻功,能飞檐走壁,一丈多高的墙头,她纵身一跳就能上去;一个直径约尺把的水桶,她能将身体柔软地蜷缩进去。而且此人精于射击,有百步穿杨之绝技,是戴笠的“王牌杀手”。

被她暗杀的那个“张老板”,名叫张师石,是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秘书,张师石暗地里给日本特务机关送杜月笙的情报,而杜月笙与军统戴笠的关系极好。这件事被汉奸特工李士群知道,由于担心军统杀手会暗杀自己,于是千方百计与杜月笙拉关系。正是李士群将张师石投靠日本人,不利于杜月笙的情报,托人转告杜月笙,从而使张招来杀身之祸。

消息传来,汪伪集团的大小汉奸一个个心惊胆战,不知军统特工的一枪何时会打到自己的头上。

军统“十枝花”们虽然身手不凡,由于这些人的名气太大,一旦有行动很惹人注意。加上汪伪特工绝大多数都是从戴笠手下投过来的,对军统的行动特点了如指掌,多次破获军统在上海的组织。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她们的活动反而受到限制,一度销声匿迹。蒋介石对军统局的敌占区工作很不满意,怒骂戴笠:“太不中用!”

在这种情况下,军统组织便物色一些新面孔,吸收了一些年轻漂亮的女青年加入到外围组织里,去执行特殊的任务。郑萍如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魅力无穷的“温柔杀手”不但使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栽了个大跟头,而且使几个特务头子相继落马,因此,周佛海不得不下令枪毙她。

<strong>周佛海给沈醉摆“龙门阵”:“你不知道军统女谍暗杀丁默之事?人是我下令枪决的。”沈醉遍查军统名册,竟然一无所获。几经周折,大法官之女郑萍如浮出水面……</strong>

1945年的深秋,重庆歌乐山下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之中,有一处四面用竹篱围起来的院落,里面有一排十来间的平房。这里曾是军统关押周佛海、丁默等大汉奸的临时住所。

一天,军统少将处长沈醉来此看望周佛海,两人随便聊起几年前双方刀光剑影的特工之战的情形。周佛海感慨地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彼此之间,龙争虎斗,上演了这出‘三岔口’,江山是谁的还不一定呢。”沈醉反驳说:“什么我们,我们,你是汉奸,怎么能和我一样呢?”

周佛海苦笑了一下:“曲线救国,也是一种救国,目的都是最终赶走日本人嘛。好了,这个问题你我休去讨论。”这时,隔壁的房间传来丁默剧烈的咳嗽声,周佛海话题一转,“我问你一件事,默与戴先生在抗战时也有联系,你们为什么还派人暗杀他?并且能找到那样一个漂亮的小妞来搞暗杀工作?你们是怎样训练这种杀手的?”

沈醉一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诧异地问:“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但是周先生,据我了解,你是戴先生的亲信,丁默怎能同你相比?至于为什么要杀他,原因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更不知道训练了什么漂亮小妞去从事暗杀工作。”

“怎么,沈处长不知道有军统女谍暗杀丁默之事?人是我下令枪决的。那个漂亮妞可惜了,她真有办法,丁默被她搞得神魂颠倒,李士群也对她大献殷勤,要不是丁、李两人势同水火,不会枪毙的;她在狱中还勾引林之江。听林之江身边的特务说,林确实被她迷住了,还准备带她逃走。当枪决令到监狱时,老林干特工这么多年的冷血动物都背过脸去,舍不得下手啊。由于李士群派去监督的人一再催促,林才背过脸去,让他们把她拖走才打死的。”

周佛海的一番话,引起了沈醉的兴趣,他立即去军统局人事处查询:军统局民国二十八年春(1939)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即丁默为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伪副主任时,在南京、上海一带被伪特工总部杀害的“同志姓名册”,从头到尾共12个人,其中11个是男的,只有一个女的叫徐阿梅的沪区直属通讯员,在上海被捕枪决。沈醉又查询了整个军统人员名单,主管科长告诉他:军统名单中并无此人。沈醉还不甘心,亲自问上海人事负责人,他也说没有这个人。沈醉很生气,大发雷霆:“为了我们的工作,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被枪毙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保存,太不应该了!”

主管科长见沈处长发火了,连忙派人去找当时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查问,方才得到下文:郑萍如只是军统的一个“运用人员”,还没有让她正式填表参加军统。认识郑萍如的特务告诉沈醉:“郑萍如完全是出于爱国和好奇,才去干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的。”

其实,事情远非如此。

那位被“76号”枪毙的女孩就是郑萍如,死的时候也不过20出头。她的父亲名叫郑钺,清末留学日本,他的同学中有同盟会著名的领袖宋教仁。郑钺在上学期间,也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宋教仁等奔走革命。辛亥革命和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都参与其间。后来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娶了个日本太太,中文名字叫郑华君。他们夫妻感情很好,生有两男一女,女孩就是郑萍如。

袁世凯死后,郑钺回国,在北洋司法界服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又在司法行政部做事。民国二十四年(1935)郑钺被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二分院首席检察官。

郑萍如上完小学后,在法国人办的上海民光中学读书。丁默在民光中学做校长。因此,郑萍如与丁默有师生之谊。那时郑萍如正值豆蔻年华,丁默对这个花容月貌品学兼优的学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郑萍如中学毕业后,受父亲的影响,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毕业那年,正赶上“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开战。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无数热血青年参加国军,拿起武器与日寇浴血奋战。郑萍如的哥哥郑海澄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空军部队。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中,郑海澄的飞机不幸被敌机击中,郑海澄为国捐躯。噩耗传来,郑家悲痛万分。郑钺教育郑萍如要以海澄为榜样,完成他的未竟之志。也就在这时,郑萍如经人介绍,认识了军统局专员稽希宗,她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男子,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运用人员”。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争夺租界的司法权,和伪维新政府及后来的汪伪政府一道,多次向租界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把租界内的中国法院接收过来,改归日伪政权管辖,但遭到租界当局的拒绝。理由是英、法、美等国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能把租界里的法院交给其他政权。

这样,日方及伪政府恼羞成怒,将争夺租界中国法院管辖权的任务,交给丁默、李士群为首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来完成。丁默对李士群说:“对付租界法院有两个办法,一是金钱,二是子弹,两者必居其一。”他们在“76号”中成立了“法院同仁会”,李士群兼任会长。该会专门用钱收买租界法院人员,像庭长、检察长一档的每月津贴为300~400元,一般推事、翻译等,每月津贴为150~200元。对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人,汪伪特务就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恐吓。汪伪第二行动大队大队长吴振明就在租界法院附近的空地上扔过两枚手榴弹,威胁正直司法工作者。但郁华、郑钺等人就是软硬不吃。

1939年7月22日,当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在黄浦江上消失的时候,“76号”魔窟鬼影憧憧,铁门“吱嘎嘎”地被打开了。警卫总队长吴四宝率领大批凶神恶煞的特务,乘卡车直奔租界而去,此次,这些家伙将要袭击的目标,是一家以美国人名义做发行人的报纸——《中美日报》报馆。由于这家报纸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总是发表不利于日本人的言论,日本人把该报视为眼中钉。因此,奴才们便看主子脸色行事。当这一群敞胸露怀的流氓们快到中美日报社门前时,报馆的保安人员发现苗头不对,迅速将大铁门拉上并打电话向巡捕房报警。特务们冲不进去,又不能耽搁时间,忙向吴四宝请示:“现在该怎么办?”吴四宝恶狠狠地将嘴里的香烟一吐:“便宜他们了,去收拾《大晚报》!”《大晚报》报馆离此不远,于是特务们一窝蜂又拥往《大晚报》,一进门便大打出手,打死打伤排字工人各一人,推倒排字架,捣毁排字房。正当他们疯狂地破坏之时,警笛大作,巡捕房巡警已经赶到。特务们开枪拒捕,双方发生交火,有几个特务被打伤,其余人慌忙边打边撤,逃出租界。被捕的特务被公共租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以“破坏治安罪”判了刑。被捕特务的家属跑到“76号”,哭哭啼啼向李士群、吴四宝要人。李士群只得上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丁默还专门给郁华庭长写信,要求他无罪释放那些特务,并在信中威胁说:“如不撤销原判,将对其不利”。郁华不为所动,将上诉驳回,坚持原判。李士群杀机大动,发狠地说:“像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租界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钱鸿业,还有第二分院首席检察长郑钺等,应该统统地给他们吃子弹。”

丁默不由想起了郑萍如,奸笑着说:“郁华、钱鸿业这两个老家伙你收拾他们。郑钺是我过去一个女学生的父亲,这个工作我去做。”

李士群一听就开玩笑地说:“侬一翘尾巴,阿拉就晓得侬拉什么臭屎。啥人?女学生?侬弗要太动心,一定很漂亮吧?什么时候让阿拉见识见识。”

丁默急忙掩饰说:“不要讲笑话,她还是个小姑娘呢。”但他脑子里却浮现出郑萍如美丽的倩影。

<strong>上海租界内,正义法官郁华被汉奸暗杀。戴笠大光其火,命令军统特务火速反击,锁定汪伪特工最高头目丁默为报复对象。郑萍如浓妆艳抹,学生拜会当年的老师,一到“76号”魔窟,就勾引得丁默神魂颠倒……</strong>

一个夏天的夜晚,稽希宗约郑萍如在法国公园见面。稽希宗低声说:重庆要求她去设法营救一个叫熊剑东的军统分子。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早年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后加入军统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剑东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长,兼嘉定、太仓、昆山、松江、青浦、常熟六县游击总司令。1939年3月7日,在上海被日军逮捕。

“我?我怎样去救熊剑东呢?他不是关在牢里吗?”郑萍如不觉发了愁。

“熊剑东的太太叫唐逸君,你带她去找一个人。”

“什么人呢?”

“你的熟人!你在民光中学读书时,校长不是丁默吗?这个人后来是军统一个少将处长。现在他投降了日本人,与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76号组织了伪特工机关,你去求他出面担保;再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疏通,一定能将熊剑东救出来。”

“丁默肯听我的吗?”

“这件事非你莫属,哪有兔子不吃青菜的。”稽希宗像欣赏一件稀有的艺术品一样,“你真是天生丽质,太漂亮了,没人能拒绝你的诱惑。为了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必要时要牺牲自己的贞操,甚至生命!”

“这太可怕了,这样的任务我完成不了。”郑萍如发出小羊羔般的呻吟。

“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包括贞操。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伟大的抗日事业,也为了我,你别无选择,去做一只勇敢的扑灯蛾!组织在考验你,期待你的成功!”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希宗,要晓得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忍心把你的所爱送给你的仇敌?”

“萍如,你是那样漂亮、那样温柔,如果不是日寇打来,我一定会娶你为妻的。”

“既然如此,希宗,我们现在就去大东旅馆开房间,做一对野鸳鸯,做一夜露水夫妻,我要把我的贞操献给你!”

这一夜过的好快,令一对烈火干柴样的青年男女刻骨铭心。天亮了,恋人分手了。郑萍如抱着枕头大哭一场,之后,她去先施公司买来高级的法国化妆品,对着镜子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想法,叫了一辆黄包车,约了唐逸君去极司菲尔路76号找丁默。

“76号”原先是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建造的一座花园洋房,在极司菲尔路中段。这座花园洋房占地面积很大,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大门两边各开了个小门,没有汽车出入时,大门是不开的。里面有一个班的警卫。丁默、李士群把原来的西式二门改为中国古典式牌楼,在横梁上镌刻了孙中山手书体“天下为公”四个蓝底白色的大字。在二门的墙上,还开了两个枪洞,架着两挺机关枪,对着大门和马路。进了二门是个大院,有固定哨和流动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李士群听警卫报告来了两个漂亮女人找丁默,心里一动:一般人对“76号”怕得要命,不要说进来,连往这边望一眼都不敢,这两个女人的胆子够大的,一定有什么目的。于是吩咐特务将郑、唐两人带进会客室,借检查为名,要搜她们的身。郑萍如急得大喊:“我是来找丁校长的,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正在这时,丁默进来,一听见有人喊“找丁校长”,便问:“哪位要找丁校长啊?”

郑萍如一见丁默,急忙说:“丁校长,我是郑萍如,是你的学生啊!”

丁默一看果然是郑萍如,不由喜出望外:“啊,果然是萍如,几年不见,真长成大美人了,来见过李主任。”他又向李士群介绍:“这位小姐就是我曾经和你提到过的我的学生郑萍如,她的父亲就是江苏高院二分院的首席检察长郑钺先生。”

李士群立即换了一副和气的面孔:“郑小姐,刚才是开玩笑,请不必介意。你们师生叙叙旧吧,我不打扰了。”说完转身出去了。

丁默见他走远了,转过脸问:“你们胆子也真够大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天天抓人打人杀人,刚才那个人叫李士群,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你来找我不知有何事?”

郑萍如的心落到肚里,她笑盈盈地反问:“丁校长,多年不见,学生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丁默眉开眼笑地说:“我求之不得。但你一定有事,讲给我听听,能帮忙我一定效劳。”

郑萍如说:“我是受人之托。”她向丁默介绍,“这是我的一个女友唐逸君,她的先生叫熊剑东,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熊先生这次来上海看太太,在租界外被日本人抓了,我们来找你担保。”

“是日本人抓的人,很难办,肯定是抗日分子。”

“我朋友说了,只要能将她先生救出来,她保证他参加和平运动。”

丁默此时与李士群正在暗中较劲,脑子一转,熊剑东是个军事人才,如果他能参加“和运”,可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说:“我尽力而为,因为,我没法拒绝漂亮小姐的请求。你们回去等我的消息吧。”

当时汪伪集团正在筹备阶段,各方人才,尤其是懂军事的人才奇缺,丁默带着唐逸君去见周佛海,周佛海当时正准备成立税警总团,正缺人手。于是周佛海与被关押的熊剑东谈了几次,也认为熊剑东是个难得的人才。周佛海经过深思熟虑,亲自将熊剑东保释出来,又送其去日本留学。熊剑东后来担任税警总团副团长,成为周佛海、丁默一派的重要干将,这是后话。

丁默办成了这样一件大事,美滋滋地打电话告诉郑萍如。从此,郑萍如经常打电话约丁默出去跳舞、吃饭,丁默开始对郑萍如还抱有戒心,时间一长,自认为自己有权有势,谁不想浮上水?小妞傍大官是一种时髦;再说汪精卫集团里,像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吴四宝等,谁没有外室,思想上渐渐放松了警惕。

1939年11月23日清晨,天阴如晦,下起了倾盆大雨。家住法租界钟善路202号的庭长郁华,望着窗外模糊的景色,心里忐忑不安。三天前,他接到一封匿名信,他一拆开,从里面掉出一粒子弹,信中威胁他立即改判“76号”被抓特务无罪,并与“76号”合作,否则,将“执行死刑”。为此,郁华请了三天假。“今天去不去上班呢?”经过激烈的斗争,决定还是去法院。上午9时整,郁华提着公文包,冒雨走出了家门,包车的车夫阿金已经等在那里,郁华上了车,正要用雨布挡上,一个身穿雨衣的20多岁的男人冲过来,拔出手枪对着郁华连开三枪。郁华当即倒在车厢里。车夫阿金上前扭住凶手,被其用力挣脱,拔腿而逃。阿金追到蒲石路口,只见凶手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牌号为“8741”的小轿车中,车子一溜烟消失在马路尽头。阿金立即向巡捕房报警,郁华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当天,郑钺家的门上,被汪伪特务用匕首插着一封匿名信,威胁说:如不与“76号”合作,郁华就是前车之鉴。

郁华被害以后,稽希宗与陈恭澍、郑萍如、刘彬等人商量对策。此时,正是戴笠的上海站与汪伪“76号”在上海滩进行特工战白热化的时候,军统组织屡屡被破获,特工多人被杀害,戴笠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陈恭澍无能。戴笠严令军统:尽快除掉真凶丁默,打击“76号”的嚣张气焰,为郁华和其他被害的人报仇。

稽希宗想:“假如利用郑萍如为诱饵,刺杀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这一来不但锄了奸,而且可立大功。”于是便对郑萍如说:“戴老板来电,要我们借机除掉丁默。此举不但能狠狠打击敌伪特工总部,而且可以为死去的同志报仇,就是拼上性命,也务必完成任务。”

稽希宗拔出枪朝桌上一放:“萍如,你不是去过‘76号’么?你再去探探虚实,看我们能不能混进去?如果实在没办法,你带上这个,到时候,趁其不备,一枪打死他就完事。”

“不不!我不会放枪,再说,进‘76号’是要搜身的;我就是能打死丁默,我怎么能跑出来呢?”

“这样,你想办法将丁默诱出来,我们伺机动手!”

事到如今,郑萍如已身不由己,说不想干也不行了。于是她借口有人要杀她父亲,泪眼婆娑地去“76号”找丁默帮忙。丁默听了之后故作为难地说:“这是日本人的意思,杀鸡给猴看。郑小姐,你的父亲如不参加‘和运’,也很危险。”说着拉开抽屉,拿出一张表,“这是‘法院同仁会’的登记表,你回去与你父亲商量一下,尽快参加;这个组织由李士群负责,他处处与我作对。否则我也帮不上忙。”

郑萍如的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丁默怜香惜玉,用手绢给她揩泪,哄孩子般地劝道:“好了好了不要哭鼻子了,今天老师请你去礼查饭店吃饭。”

郑萍如娇嗔道:“老师老师,到现在还是老师?你是木头人还是装呆?我难道不是个成熟的女人?我不是来吃饭的。”

丁默心头狂跳,上前悄声对郑萍如说:“走,去楼上我的办公室说。”

这才是郑萍如的目的。他们上了楼梯,郑萍如一副好奇的样子,问这问那,丁默逐一介绍:“这是警卫的房间,这一间是李士群的办公室,最里面一间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他推开办公室的门,让郑萍如进去。

里面是一张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交叉的两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旗,两面旗帜的下面,是一幅孙中山的画像。在办公桌的前面是两对高级沙发,办公桌后面是一把转椅,靠左边的一侧,放着一张鸡翅木的架子床,床上三面雕龙刻凤显示着原来主人的身份和富有。右侧是卫生间兼浴室。

丁默反手关上门,上前抱住了郑萍如柔软的躯体,就势放到床上,爬上去用嘴乱亲乱啃,郑萍如觉得自己的灵魂已脱离躯壳,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她闭着眼睛,任凭丁默摆布。云雨过后,丁默在浴缸里放满了热水,将郑萍如抱进浴缸里。她觉得口渴,顺手拿起旁边的香槟酒,一口气全喝了,一会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清早,郑萍如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房里。丁默坐在自己的枕边,用一条毛巾捂着嘴。

“默,怎么咳得这样厉害?”

“我的身体不行,有肺病,全靠日本药来维持。”丁默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要不是为了治病,我现在肯定在重庆,还是做我的少将处长呢!”“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在这里?”丁默诡诈地一笑:“这是我的浴室。”“浴室?我怎么没看见浴缸?”“你睡在一张棕床上,下面就是浴缸。”“怎么,你天天睡在这里?办公室不是有张床?”

“那是虚设的,我每晚睡在浴室里。你看,这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我在睡觉前在浴缸上架一个棕绷,早上起来再将棕绷取掉,外人是不会知道的。”

“你真像个老狐狸,难道在76号还不保险吗?”

“你认为我很保险?真是小孩子。”丁默隐忍地说,“我能相信谁?这大墙外面,甚至大墙里面,多少人想置我于死地呢。”他指指隔壁李士群的办公室,“我若不提防着一点,早就没命啦!”

“你也提防我?你根本就没相信过我,你只想玩玩就算了,对不对?”郑萍如装做生气,翻身向里。

“好了好了,我的小心肝,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相信你。”他上前又将郑萍如搂在怀里。

<strong>“复兴股”行动全面启动,丁默一步一步走向死亡陷阱。西伯利亚皮货店,军统特工一招不慎,老奸巨猾的丁默死里逃生,郑萍如身份暴露,身陷囹圄……</strong>

二探魔窟,郑萍如这才知道,军统特工混进“76号”刺杀丁默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惟一的一条路是找机会将丁默骗到外面,再干掉他。他们将暗杀丁默的行动,定为“复兴股行动”,“复兴股”是1936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暗语定为“复兴股抛不抛”,“抛”就是行动,“不抛”就是不动。

在上海交易所里充当“44”号经纪人的稽希宗,天天守着电话机等待“委托人”的消息。机会终于来了。

1939年12月21日,丁默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出发之前,他拨了个电话给郑萍如:“阿如,在家干什么?”

“我还能干什么?你把我搞得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在家什么事都不愿做。”

“好了好了,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两天忙嘛。中午,我去接你,去沪西一个朋友家去吃饭,你在家等我,不见不散。”

郑萍如放下电话后,立即打电话到交易所请示:“复兴股抛不抛?”稽希宗决定了两个行动方案:第一个方案,由刘彬埋伏在郑家附近,待丁默下车时,将其击毙;第二个方案,是万一丁默不下车,就由郑萍如将其引诱至必经的静安寺附近的西伯利亚皮货店,由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稽希宗和刘彬将其打死。

中午12点半左右,门外汽车喇叭响了,郑萍如的心“怦怦”跳得很厉害。她急忙出门,丁默打开车门:“上来吧。”

郑萍如殷勤地说:“到家门口也不进来坐坐喝杯茶?”

丁默看看表:“来不及了,我的大小姐,改天再来吧。”

郑萍如只得转身大声说:“姆妈,我跟丁先生走了!”随即便上了车飞驰而去。

稽希宗只好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丁默和郑萍如在朋友家吃饭,直到下午才结束。从别人家出来,天近黄昏。丁默对郑萍如说:“你自己走吧,我还要到虹口,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今晚在虹口酒家的料理馆宴请76号处长以上的官员。”

郑萍如撅起嘴:“人家出来时,连件大衣也没穿,我要去静安寺的西伯利亚皮货店买件大衣,那里的皮大衣款式最好,你要陪我去!不然,以后就不来了。”

“好啦好啦,我陪你去,我给你买,行了吧?”他用手在郑萍如的鼻子上刮了一下,“敲竹杠!”

“这还差不多。”郑萍如的心又开始剧烈地狂跳,为防止丁默看出破绽,她笑着躺在丁默的怀里,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老奸巨猾的丁默自有他的想法,只要美人高兴,临时停车,不超过半小时,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当汽车行至静安寺路和戈登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对面时,司机换挡,车停在路边。郑萍如打开车门先跳下去,紧接着丁默也下了车,他走到司机窗前,使了个眼色,司机已明白是“不要熄火”,他点点头。随即郑萍如搀着丁默,横穿马路。该店是两间门面,郑萍如推开西伯利亚皮货店的玻璃门,去挑选大衣。店堂里,有几个男女顾客在挑选大衣。丁默也踱到衣架前,装做看衣服,用眼角的余光,向周围瞟了一圈,店内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他又往外一看,突然发现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隔着落地玻璃窗向他打量。丁默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但依然不动声色地走到郑萍如旁边。

“有没有喜欢的?”

“默,你看这两种样式哪种更适合?”

“这件披风式的我看满适合你的。你慢慢挑吧。”说完还没等郑萍如反应过来,丁默突然一个急转身,迅速走到门前,猛地推开门,拔脚向马路对面狂逃。

“快快快——”丁默的腔调都失声了。

司机猛地一踩油门,这辆1936年出品的美国别克车,就像离弦之箭冲出去。子弹如蝗,硝烟弥漫,丁默的车是进口的防弹保险车,子弹都打在上面,四下乱飞,汽车却毫发无损。当危险过去之后,失魂落魄的丁默将头往座椅上一靠,掏出香烟和打火机,点上烟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才慢慢镇定下来,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但一时还理不出个头绪,不管怎样,肯定与郑萍如有牵连。想到这里不觉破口大骂:“这个臭婊子,竟敢来算计老子!”突然,他又觉得此事不宜声张,于是,他拍拍司机的肩说:“老张,今天多亏你了,我有数,不会亏待你的。但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说,尤其不能让李士群知道!”

当丁默赶到虹口酒家时,影佐祯昭和李士群、吴四宝、王天木、林之江等人都等得不耐烦了,惊魂未定的丁默连连拱手:“对不起,耽误大家久等了。”影佐祯昭笑了笑:“按中国人的规矩罚酒三杯吧!”丁默哪还有心情喝酒,他双手直摆,几乎用哀求的声音说:“今天实在不胜酒力,高抬贵手,饶了我吧,只喝一杯好吧。”

对丁默的反常行为,李士群第一个注意到,待酒酣耳热之际,他不动声色地溜出来,找到丁默的司机问:“丁主任今天遇到啥事了?”司机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全兜了出来。李士群冷笑一声,心里说:“那个漂亮的小囡自动送上门,阿拉早就猜到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出所料!丁默呀丁默,这一下阿拉就要侬的好看,不让侬丢个大人,阿拉就不姓李。”他叮嘱司机:“不准告诉丁主任我晓得这件事!”

再说郑萍如是万万想不到煮熟的鸭子会飞的。她挽着丁默过马路时,已发现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前的稽希宗和刘彬。她心头掠过一丝欣慰,扑通直跳的一颗心反而平静下来,一切都在按方案进行。两个身强力壮的特工,对付一个半老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用匕首也能将丁默杀死,成功就在眼前。她手抚摩着衣架上的麂皮大衣,满脑子都是丁默浑身血污躺在地上作垂死挣扎的样子。她完全陶醉在幻想的世界之中。

当丁默突然转身向门口奔去,郑萍如都没反应过来,直到丁默猛地推开玻璃门向外狂逃之时,她才回到可怕的现实之中,来不及多想,也下意识向外追了两步,想拽住丁默,哪里还追得到?他比兔子跑得还快。紧接着枪响了,“劈劈啪啪”像过年的鞭炮。郑萍如隔着玻璃,眼睁睁看着小汽车跑得无影无踪,稽希宗和刘彬还在开枪。街上传来了警笛声,巡捕房的人马上就要到了,郑萍如来不及多想,赶紧出门,拦了辆“飞云”汽车直奔法国公园而去。

稽希宗等人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细细分析一遍,认为郑萍如暴露的可能性不大,否则丁默也不会来;可能是自己向店内观察时被丁默发现。于是这一伙经验不足的愣头青,抱着侥幸的心理,让郑萍如再打电话给丁默试探一下。

丁默的心理很矛盾,一想到郑萍如可能是军统派来的杀手,身上就紧张得出汗,转念又想她那含情脉脉的倩影,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怀油然而生。这时电话铃催命般响了,他神经兮兮抓起来,一听是郑萍如的声音,心里便明白她是投石问路:“默,是你吗?我好担心好害怕,真真吓煞了。都怪我要你陪我去买大衣,我真是好后悔。”

老狐狸丁默假惺惺地说:“小心肝,我是担心你啊,他们是要杀我,你一定要原谅我丢下你一个人跑了。我不跑开就会连累你的,对了,你的大衣买了吗?”

“那件灰背大衣我很喜欢,但要一千块,你又走了,最后我挑了一件马皮大衣,款式还不错。”

“你在沪西舞厅等着,我马上派茅子明把钱给你送去!”因为郑萍如长得实在太美丽了,要想杀她,丁默是很矛盾的,思来想去,决定先稳住郑萍如,以后再想法悄悄处置她和她的同伙。

不料,“76号”的接线员是李士群特意安排的亲信。他窃听了电话的内容,抄送下来,直接交给了李士群。李士群一见,高兴得直搓手,只要抓住郑萍如,便可以大摊其“臭缸”,并由此达到打击和赶走丁默的目的。他立即派人跟踪茅子明,同时出动汽车四辆,派林之江带20多个特务赶到沪西舞厅,却扑了个空,便不显山不露水地撤回来。原来郑萍如怕中丁默的圈套,根本就没有去舞厅,而是躲进了沪西的日本宪兵分队。

过了几天,郑萍如见一切照旧,便从日本宪兵队给丁默打电话,丁默一听是郑萍如,生气地说:“你搞什么鬼,茅子明说你根本没去沪西舞厅。”

郑萍如连连道歉:“我母亲的一个同学的儿子渡边,新到上海沪西宪兵队任分队长,他从日本来,给我母亲带了不少礼物,我们去他那里了。你别来找我,我去看你吧。”

12月26日下午,郑萍如让沪西宪兵分队队长渡边给“76号”的日本宪兵分队队长打电话联系过后,请渡边开着摩托车送她到“76号”去见丁默。她太幼稚了,以为“76号”最怕日本宪兵,有宪兵朋友陪着,再闯“76号”,万无一失。

这一切,全在李士群的掌握之中。他狞笑着说:“看阿拉演一出刘备东吴招亲,定让你小周郎赔掉夫人又折兵!”他立即进行布置:命令门房的警卫人员,郑萍如一到,立即向他报告,不许让丁默知道;他又通知“76号”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涩谷,要他给予协助;最后,他命令第一行动大队长林之江,张网以待。

郑萍如到了,她坐着渡边的车,直接开进了“76号”大门,涩谷在二门迎接他们,当郑萍如和渡边进来后,他在渡边耳边轻轻讲了几句,只见渡边立即跟他走了,并且回过头,用一种疑惑的目光与郑萍如分别。这时,林之江出现在她的面前:“请吧,郑小姐,车等着你呢。”

还是那辆别克车,司机还是老张,车身上的弹迹已补上黑漆,焕然如新。林之江拉开车门时,郑萍如如梦方醒,自己是自投罗网,送到虎口来了。她被押上车,送到忆定盘路37号的“第一行动大队”驻地关押。事后,丁默才接到茅子明的报告,因为此事涉及到丁默本人,自己出面反而会引火烧身,于是只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任凭李士群摆布。

<strong>李士群的老婆带着一群女特务审讯,郑萍如受尽残酷折磨,为保全组织,她一口咬定刺丁只是情杀。在狱中,郑萍如美艳动人,大小汉奸争风吃醋,最后汪精卫亲自下令,军统之花香消玉殒。</strong>

李士群对如何处置郑萍如,却煞费苦心。自己或手下人出面,碍着丁默的颜面有诸多不便,想来想去,向老婆叶吉卿去求教。叶吉卿说:“这件事先当男女关系去审,交给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出头,我陪审,对了,再叫上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加上丁默家的‘大醋缸’,一起去审这个小婊子;由风流案再扯出间谍案,就要让丁默疤瘌眼照镜子,自找难看。说不定还能抓住她后面的人呢。”

李士群一听,拍手叫好。因为佘爱珍是一只“母大虫”,专门负责审讯搜查被“76号”抓捕的女犯;而且手段特别毒辣,动不动便将犯人打得皮开肉绽。于是由叶吉卿为首的几个婆娘和一个女翻译沈耕梅,共同负责去审郑萍如。佘爱珍与叶吉卿不同,她的档次很低,尤其对男女之间的私情感兴趣,她开口便问:“郑萍如,你和丁默是怎么相好的?”

郑萍如在被捕之后,经过反复思考,为保全稽希宗、刘彬的安全,组织不受破坏,决定自毁名誉,将刺杀丁默之事,完全说成是男女感情问题。一听对方这样审问,于是借坡下驴,回答:“那还是我在上中学时,就与丁校长好上了。”

气得丁默的老婆赵敏指着她骂道:“不要脸的小娼妇,你还有脸说!”

佘爱珍得意地又问:“这次是你主动姘他,还是他主动姘你?”

“是我主动姘他。他要我父亲参加‘和运’,否则要抓他,但丁默说,跟了他,就没人敢碰我父亲,于是,我就主动与他姘。”

“这个死鬼,我先收拾这个小婊子,再回去与那个死鬼算账!”果然,丁默老婆赵敏的“醋缸”打翻了。

叶吉卿却直指主题:“郑萍如,你以与丁默的师生之谊为借口,多次来76号找丁默,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郑萍如回答:“因为76号特务威胁我父亲,说如不与他们合作,下场就和郁华庭长一样,所以我就自动来找丁默。”

“为什么向丁默行刺?目的何在?”

“因为丁默对不起我。他这个没有良心的,骗了我的感情,骗了我的身体,又想甩掉我,他这个小气鬼,连一件大衣都是我求他好多天也不舍得买。于是我请人来要他的命!”

“你的情人叫什么?现在躲在什么地方?”

“名字我不能告诉你,他为了我去和仇人拼命,我不能再出卖他。他知道自己闯了祸,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叶吉卿说:“郑萍如,小小年纪不要被重庆特工所利用,代人受过实在没有道理,等子弹打到头上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地方侬要看清爽,拎清楚,只有好好走进来,难得有好好走出去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郑萍如说:“什么重庆特工?我不认得,我所爱的人,要去爱别人我就要杀了他!我要让丁默晓得,天底下的女人不都是好欺负的!”

一连几天,绕来绕去,郑萍如始终在男女关系上转,对其他问题只字不谈。惹得佘爱珍大怒:“丁默对侬是怜香惜玉,阿拉对侬也要照顾一些!”她大叫:“来人!把她的衣服剥光,吊起来!不要打她的脸,让丁默看了难受,打她的下身,看她以后还勾不勾引男人!”

于是几个打手过来,寒冬腊月的天气,把郑萍如脱得精光,操起藤条抽打她的下身。郑萍如疼得昏死过去,佘爱珍叫人用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她还不解气,亲自抽打不算,还用钢针插入郑萍如的乳头。对一个花容月貌的小姐下如此毒手,连林之江都看不下去,请示了周佛海后,才下令停止酷刑。

其实,对郑萍如的魅力无法抗拒的不止丁默。其中,李士群就是一个,如果不牵涉与丁默争权夺利,他早就下手了。周佛海对郑萍如也是垂涎不已,他曾去看过在押中的郑萍如,答应找机会放她出来。林之江也是个色中恶鬼,他向李士群要求,将郑萍如交给他来审,他可以设法让郑萍如招供。没想到郑萍如趁机给林之江大灌迷魂汤,林之江也被搞得晕头转向的。

所谓“郑萍如间谍案”,审来审去,给人的感觉的确是一次情杀行为,搞得汪伪集团人人皆知,连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见了丁默也打趣地说:“老丁,当年你办的那个拆烂污的《社会新闻》,造谣汪先生的桃色新闻,害得我们在家里闹了好长时间,没想到你才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丁默老婆赵敏对郑萍如恨之入骨,担心夜长梦多,非要置郑萍如于死地。她联合佘爱珍、杨淑慧等人向汪精卫、周佛海提出:要立即枪毙郑萍如,以防后患。

陈璧君说:“一个郑萍如就能打倒我们这么多干部,这种人比妲己、褒姒还厉害,简直红颜祸水,留着早晚是祸害!”汪精卫一听有理,下令周佛海严惩郑萍如。周佛海只得同意,为了不刺激丁默,1940年2月,汪精卫秘密给李士群下达了处死郑萍如的命令。

要杀死这样美丽的一个姑娘,对任何一个刽子手都是很残忍的。就连“76号”的后台老板、日本特务头子晴气庆胤,也表示出恻隐之心。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妖艳的重庆‘白蛇’、蓝衣社女间谍——郑萍如最终也未能逃离被送上祭坛的悲惨命运。她为了躲避76号的追踪,曾在虹口隐居下来。虹口是日本军的驻地,是76号力所不及的死角。郑萍如后来又巧妙地钻进了日本军内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二课的一位参谋和上海第十三军司令部一位年轻的大尉参谋,都为她的妖艳着了魔。她出卖的重庆情报和蓝衣社情报以及正活跃于上海内外的游击队动向等等,正是当地日军求之不得的。两位单纯的参谋不问情由地轻信了她,做梦也没想到她以这些来历不明的情报为诱饵,换取了日本军宝贵的最高机密情报。

“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我也知道她罪孽深重,可总想救她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因为她是日华的混血儿吧,在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她虽死有余辜,但为了她那日本籍的母亲,我也想请求饶她一命。我与李士群商量,设法寻求一条可免她一死的活路。但是,李士群哭丧着脸说:‘其实,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都行不通。丁默怎么说也不答应,汪兆铭(即汪精卫)先生也下达了关于执行死刑的命令。我已是无能为力了,要是你能给汪兆铭先生打个招呼,或许有用处。’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

郑萍如的末日是无比凄惨的。直到执行枪毙的前夕,她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上刑场。她还给其弟写信说,她在“76号”很好,请其父母、兄弟等不必挂念。她在银行的领款图章请其弟妥为保存,并将其衣服托人带来。

当执行枪决的那天早上,林之江骗她说要带她去虹口买东西,郑萍如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自被捕之后,她还没有逛过一次商场呢。她对着镜子,精心、仔细地打扮起来,顿时光彩照人。她找出了一件又一件的漂亮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最终挑选了一件她认为最满意的金黄色的羊毛内衣,胸前挂着金项链和一个鸡心坠子,外披麂皮大衣,还特意在上面洒了点法国香水。一切打扮停当,她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催促林之江上路。汽车经过她熟悉的街道时,她兴奋地大叫起来。汽车终于到了虹口,然而却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已成战争废墟的闸北驶去。郑萍如的脸色“刷”地变了,用一种惊恐的声音问林之江:“为什么不下车?商场不是过了吗?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

林之江不忍心再欺骗她,只好向她挑明了真相。郑萍如终于明白自己命在旦夕,她流着泪拉着林之江的手,声嘶力竭地说:“快带我走吧,否则就没有机会了,我这么年轻,又这样漂亮,失去我,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

林之江陷于矛盾之中,答应带郑萍如逃走。然而,为防止郑萍如逃跑,李士群等人早作了防范,他知道郑萍如的魅力实在太强烈了,谁也经不起她的诱惑。于是特意加派了人手,并派夏仲明跟车去监刑。刑场终于到了,郑萍如死死地抓住车门不放,在夏仲明的一再催促下,林之江才转过脸去,挥了挥手,让人把郑萍如拖了出去。

郑萍如自知不免一死,只是要求最后打扮一下,她掏出化妆盒,在哭得一道道泪花的脸上,细细地扑上粉,重新画了眉。刑场就设在徐家汇火车站边的荒野地,和畅的春风吹拂在郑萍如美丽的脸上,在太阳的映衬下,好像一朵鲜艳的桃花,这朵绽放的花就要枯萎了。顷刻之间,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她痛骂汪精卫、痛骂丁默、痛骂日本侵略者!林之江的卫士不忍心开枪,最后由林之江亲自瞄准射击,对着她的头打了两枪,郑萍如倒在血泊里,玉殒香消。林之江走上前,扒下她的大衣,并从她脖子上扯下了鸡心项链,打开后,里面是郑萍如一张笑盈盈的小照片。

这个不被军统承认的“温柔杀手”就这样被杀害了,郑萍如的父亲郑钺在她被枪毙不久,因悲伤过度而病死。直到1946年,国民政府在审判汪伪汉奸时,郑萍如的母亲郑华君、弟弟郑南阳向首都高等法院控告大汉奸丁默残害亲人郑萍如之事。这时,竟没有军统人员出来证明郑萍如是为军统组织工作的。

幸亏有沈醉出面过问,军统人事处才把郑萍如的名字补上军统抗战时期在沦陷区殉职的烈士名单之内。

正文 八、特工上将——郑介民

郑介民(1897—1959)字耀全,广东省文昌县人,曾任特务组织,“复兴社”副处长、军统局主任秘书、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军统局长、保密局局长、国防部次长等职。逃往台湾后,任国民政府国家安全局局长,官至陆军上将。1959年逝世于台北。

<strong>宋美龄一番点拨,唯唯诺诺的他茅塞顿开;献计献策,令蒋介石刮目相看。盗窃密码,施反间计,初展特工才华,在蒋桂战争中大出风头</strong>

1928年冬季的一天。作战室里,蒋介石面对着军事地图,表情仿佛凝固了一般。

他正在琢磨,从目前的形势看,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地位实在是有点岌岌可危,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等军界巨头已经是羽翼丰满,拥兵自重。他们一旦发作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厉行削藩之策,各个击破。”蒋介石在心里喃喃自语。他的眼睛像刀锋一样掠过地图,寻找着最佳打击点。

侍从副官郑介民悄悄来到蒋介石身边,递上一份情报。“白参谋长(白崇禧时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在北方阅兵,发表演说,称自古以来,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同时,他们的部队调动频繁。学生以为,言为心声,白参谋长必有用意,钧座不可不预防于先,料敌于前。”

蒋介石微微一震,转过身来。说实话,他对眼前的这位学生平日里不甚看好,此人是黄埔二期生,进校前曾在南洋一带为人打工,是一家渔行记账的,看惯了别人的眼色,因此有点唯唯诺诺,缺少主见和果断。到了军校他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只是在选拔留苏学生考试时闪光了一回,居然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让蒋介石吃惊了一把。但他回国后仍然表现平庸,托门路进了侍从室后,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像今天这样有见地、有分量的主张,让人很难想像是出自他之口。

蒋介石小瞧郑介民了,此人唯唯诺诺是真,但并不缺少才华。他对蒋介石过于敬畏,因此在平日应对间,就失去了从容和机敏,显得张皇失措,举止无方,很遭蒋介石白眼。

郑介民为此很苦恼,如此下去,不仅侍从室呆不长久,而且将永远失去蒋介石的重视。幸亏宋美龄为他指出了一条道。有一次,他又遭到蒋介石呵斥,被骂得狗血淋头,无地自容,正在痛苦间,宋美龄款款走近。刚才,她也觉得蒋介石对弟子过于苛责,因此想安慰郑介民几句。

交谈中,宋美龄得知郑介民也是广东文昌人,和她共一个乡梓,不禁勾起了一缕乡思,那神态益发亲热起来。

“在校长身边做事,仅靠勤勉、谨慎是不够的,要能为他分忧,帮他下决心,定大计,他知道你们都是忠心耿耿的,说错了也没关系。当前的形势很紧张,地方割据,政出多门,校长为这些很苦恼,如果你能在这些方面多用些心思,贡献一点有价值的意见,他会重视的。”宋美龄指点说。

郑介民本来就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所以他今天是有备而来,迎着蒋介石冷峻的目光,他没有退缩,侃侃而谈,应对有方。

蒋介石说:“国家统一不久,人民亟待休养生息,再起刀兵,恐民怨沸腾。”

郑介民答:“长痛不如短痛,如今地方势力已经坐大,一场浩劫必不可免,与其被动迎战,不如鞭快一着,抢得先机。”

蒋介石点点头,又说:“冯、阎、李势力不弱,中央政府无力以一敌三,这第一个对手一定要选准。”

郑介民胸脯一挺,肃然道:“古人云,‘远交近攻’,桂系近在肘腋,对我们威胁最大,也最容易解决,可以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

“好!”蒋介石在心中喝了一声彩,郑介民的话正是他日夜所思,心中所想。他皱紧眉头,又考了他一句:“依你看,我们与桂系作战,最要紧处是什么?”

郑介民胸有成竹:“速战速决,一箭而定江山。否则,中央政府将威信扫地,各路诸侯乘乱而起,大局就不好收拾了。”

“李(仁宗)、白(崇禧)兵精将广,又占据要津,南与北已连成一线,速战速决,谈何容易。”话题越来越深入,已经触及到了蒋介石的为难处。

想不到郑介民早就考虑成熟,立即接口道:“斗智不斗力,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据学生了解,李、白内部不稳,将士离心,施反间计,必能让其不战自乱。学生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一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私交甚笃。我回国不久他曾来书相邀,正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打入桂系内部。”

蒋介石大喜过望,郑介民解决了一直盘桓在他心中的难题。“耀全(郑介民字),难得你是个有心人,有你这样的学生我很欣慰,祝你一帆风顺,我这里静候佳音。”

郑介民摇身一变,脱去军服换上洗得泛白的学生装,扮出一副潦倒样,一路上晓行暮宿,从南京来到武汉。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他索性装成连住宿费都付不起,撸下手腕上那块在莫斯科买的苏联表充当抵押,然后才去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找老同学李宗一。经过他的引荐,郑介民顺利打入桂系。

因为有李宗一的关照,整个桂系官兵都对郑介民毫无戒心。郑介民开始着手他的第一个行动计划,盗取桂军密电码。密码本由李宗一保管,郑介民动了一番脑筋。

那一日,月上柳梢头,两人盘膝而坐,在一起喝酒。李宗一有一个心思,他知道自己在桂军中的地位,全凭着兄长李宗仁的支撑,而军中一班资深将领,如第19军军长胡宗铎、第20军军长陶钧骨子里对他并不以为然,他也不能真正地掌握军队。这就让他的自尊心很受不了,常常要发些牢骚。

郑介民早就有心利用这些矛盾,自然顺着李宗一的毛摸。“这半边天下本来就是德公(李宗仁字德邻)打下来的,当然要由自己人当家,这姓胡的、姓陶的发什么横。”他表示一定要在军中多做工作,树立起李宗一的威信。说着,他又举起酒壶,存心将李宗一放翻。

眼看着喝到月过中天,李宗一终于不胜酒力,酣然大睡。郑介民冷冷一笑,从容地掏出李宗一随身的钥匙,打开密码箱,用照相机将密电码一一摄下。几天后,这卷照片放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这平桂的第一功应该记在郑同学的名下。”蒋介石喜逐颜开。确实,有了李宗仁的密电码,蒋介石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对手的一举一动都洞若观火。后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根本不经打,每次都被蒋介石抢了先手。

获取密电码是蒋介石战胜桂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郑介民的第二着棋才是致命一击。他利用李宗一的私心,走遍桂军上下,公开地施反间计,让桂军将士离心,终于使他们阵前倒戈,不战自溃。

桂军的地方色彩很浓,基本上由广西兵马组成。打出广西后,一些非广西籍的将领脱颖而出,战功卓著。李宗仁本有夺天下之志,当然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为了收买人心,取得湖北后,他特别提出“以鄂治鄂”,重用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这就引起了桂系将领中的广西人,如军长夏威、师长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于是郑介民寻缝下蛆:“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难道我们命中犯贱?”

这些话也曾传到李宗仁耳中,他去问自己的兄弟:“这姓郑的是何居心,为何挑拨离间?”

李宗一一团火气地责问哥哥:“郑介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长此下去,岂不是鸠占鹊巢,桂系要改成鄂系了。”

“糊涂!你怎么目光如此短浅。难道就凭着广西人打天下?那只能割据一隅,占山称王。”李宗仁气得甩手而去。

郑介民将这些信息又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番,果然挑起了部分广西将领的不满,军中骨干、第7军一师师长李明瑞恼火地踹翻面前的椅子,说:“德公相信外人,忘了我们这帮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

“良禽择木而栖,蒋总司令思贤若渴,假如李师长能深明大义,拥护中央,前程肯定比在桂军远大。”郑介民不失时机地策反道。

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对李明瑞饵以重利,许以厚爵,又请出他的表哥俞作柏从中说和,终于,李明瑞决定反桂投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29年春,蒋介石利用“湘案”为借口,步步紧逼,终于挑起蒋桂之战。战争一发动,胜负立判。处在第一线的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部与蒋军早有默契,一枪不发,放鸭子似的退到平汉路花园口一带,给蒋军敞开了入鄂大道。胡宗铎、陶钧虽然骁勇,但独木难撑,桂军战线呈现全线崩溃之势。没奈何,李宗仁只得通电下野,蒋介石轻松取得武汉。

得势不饶人,蒋介石挥兵疾进。郑介民又献上一计,要想彻底摧毁桂军,不妨以桂制桂,以归附的李宗仁旧部第7军为攻桂先锋,直捣桂军大本营南宁。蒋介石点点头,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率兵攻打广西。果然,俞、李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广西境内王旗变幻,成了蒋介石的天下。

得胜回朝,庆功宴上,蒋介石紧握郑介民双手,连声夸奖说:“你干得很出色,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你是黄埔同学的榜样。”说着,他让人拿过一张1000元美金的支票,作为对郑介民的奖赏。

郑介民也会做戏,神色一怔:“革命军人为主义而战,不是为得赏金,介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事,离校长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他不仅推开支票,还从衣袋中掏出一个本子。原来在桂军活动期间,蒋介石曾发给他活动经费,他将每一笔开支都在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现在还有不少余额,郑介民一起捧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大为感动:“你能居功不傲,清廉自律,我很欣慰。现在我任命你为广西省政府委员,桂省刚刚归附中央,俞、李又并非安分之人,我很不放心,你代表中央去督促他们。”

<strong>监军广西,施诡计窝里掏心,分化桂军。邓小平一语道破天机,半年苦心经营落得鸡飞蛋打,惹得蒋介石“龙颜”震怒:郑介民是个瞎子!</strong>

虽然郑介民不过是一个空头的省政府委员,但谁都知道他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广西的头面人物,从省主席俞作柏始,一概对他忍让三分。郑介民本也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浅薄之人,最初还能约束住自己,表现得谦逊、客气、礼貌,但时间一久,看惯了别人的逢迎,于是也就忘乎所以起来,那说话的腔调,行事的做派,不免有些颐指气练。

俞作柏老谋深算,强忍着一口气,李明瑞血气方刚,看不惯郑介民的这种前恭后倨,“奶奶个熊,这小子不是玩意儿,不说实话,以前装得像个龟孙子。过去我们认他做朋友,没想到他却是蒋介石的特务,这个人够阴险,对他要当心点。”

蒋介石对俞、李二人何曾有一日放心,他专门交待郑介民,要瞪大眼睛:“血比水浓,当初他们向广西追击时,为什么不对李、白赶尽杀绝而网开一面,这就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终究还是要将广西大权交在自己人手里才放心的。”郑介民使劲地点点头,现在他还兼任第57师政治部主任之职。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谓的政治部,实际上就是军中的特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他让这些特工人员纷纷打入桂军内部,赤裸裸地大挖墙角:“俞作柏、李明瑞算什么东西,郑主任在蒋总司令面前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他们卷铺盖回家。所以得听郑主任的,那是中央的声音,没错的。”

郑介民还有一手最让俞、李痛恨的。当时广西省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梧州海关,海关由蒋系人马饶敏琛控制,他是南京派来专门配合郑介民工作的。郑介民只需一个电话摇到梧州海关,姓饶的立马就将广西财政的荷包扎紧,让你连一根针的钱都讨不到,看你低不低头。

“妈的,老子南征北战,打遍天下英雄,何曾受过这等小人气。”李明瑞经常闷坐军中,拍桌大骂。“反吧,与其受制于人,坐困等死,不如轰轰烈烈干一把,图个扬眉吐气。”他这样劝俞作柏。

“稍安勿躁。”俞作柏压低了声音,“这姓蒋的借我们的手打败李德公后有点得意忘形,在最近发表的《告武汉民众书》里提出对地方势力要‘根本铲除’。现在冯玉祥、阎锡山都有唇亡齿寒之感,有心与蒋某人一争。汪精卫的左右臂膀陈公博也不甘寂寞,借虎皮拉大旗,奉汪精卫为领袖,提出‘护党救国’的口号,联系各派反蒋势力。最近他已派人到广西游说了,但我不打算跟他们干,这些人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对他们信不过。”

陈公博派人到广西活动一事很快被郑介民所侦悉,但是,他并不惊慌。在这段日子里,他早未雨绸缪,桂军主要将领杨腾辉、吕焕炎、黄权都向他暗中保证:“一定听命中央。”他甚至在心中暗暗希望俞、李重扯反旗,他保证让他们蹦不了几天,干脆动个大手术,来个一劳永逸的解决。

这层意思蒋介石也心领神会,于是对广西严厉苛责起他发电给广西毗临的粤军陈济棠,让他“整装待命,随时战斗”。并发表明令,让俞作柏、李明瑞去南京听训,摆明了彻底解决的架势。郑介民也一日三催,让他们速速启程。

“去南京还能回来吗?这姓蒋的分明拿我们做人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反他个狗日的!”李明瑞又一次发作道。

俞作柏一跺脚,也下了决心:“罢了,拼他个鱼死网破,大不了失败了,我们去投共产党”。

一切都在郑介民的预料中,广西方面刚刚竖起反蒋大旗,杨腾辉、吕焕炎等实力派人物就宣布拥护蒋介石;南京方面根据郑介民拟定的对策,宣布免去俞作柏、李明瑞的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主任,粤军陈济棠部也长驱直入进军桂境。李明瑞忍不住一阵阵惊慌,愤怒道:“郑介民好厉害,你我与吕焕炎、杨腾辉都有几十年的过命交情,却抵不上他利舌如刃,让我们变成了仇家。这一次我们输得怕连扳本的机会都没了。”

俞作柏并无沮丧之色,他没接李明瑞的话头,却是自言自语地道:“作予该有消息了。”

“作予”就是俞作柏的弟弟俞作予,中共党员。他一直在秘密为桂军和共产党牵线搭桥,经他介绍,俞作柏、李明瑞与邓小平、张云逸进行了接触。经过邓小平等人晓以大义,俞、李表示愿意联共抗蒋。

此时,郑介民又下了一剂猛药,即“拉李打俞”,内部分化。他从蒋介石手里讨来一纸委任状,任命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第15军军长。

邓小平闻讯,只是轻描淡写地哼了一声:“蒋介石又下套子了。”李明瑞立马清醒过来,蒋介石对付他的叛将杨腾辉、黄权大概也是如此。他脸色一正,对邓小平拍着胸膛保证:“蒋介石、郑介民太阴险,兄弟对他们已经领教够了。”

李明瑞果然是个血性男儿,从此跟定了共产党。中共的势力也随之大规模地进入了广西,并发动一连串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广西形势为之一变。郑介民面如土色,这个乱子闯大了,他知道利害关系,蒋介石不怕俞作柏、李明瑞造反,就怕他们与共产党挂上钩。

果然,蒋介石闻讯后“龙颜”震怒:“郑介民是个瞎子,连俞作柏身边的共产党人都看不见,像李明瑞这样的高级军官都跟共产党跑了,对军心影响至深至巨,不是一日能消除的。”他当即发出电报,命郑介民回京述职。

郑介民回到南京后,蒋介石一直拒之不见,有意给他心理上一点折磨。郑介民整天惶惶不安,于是托黄埔同窗、正红得发紫的康泽为其缓颊。

“郑介民有负领袖重托,但他办事是认真的,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校长如果能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会感激不尽的。”康泽喋喋不休。

“那就让他到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去,那里没有什么要紧事,正适合他这种无能之辈。”蒋介石仍然余怒未消。

<strong>康泽帮忙敲边鼓,郑介民对“老蒋”频送秋波,终于东山再起。花钱买得鬼推磨,2000万元大洋令陈济棠的空军全部反了水。</strong>

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是个清水衙门,最初,郑介民也是耐不住寂寞,长吁短叹,怨天尤人。康泽知道后很不安,提醒郑介民:“老兄也算是在侍从室干过的,应该知道校长的为人,你若是低眉顺眼,他或许还会生出恻隐之心,若是怨声载道,激起他的怒火,问你个不逊之罪,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郑介民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揖到地:“感谢康兄的点拨,我知道如何处置了。”

从此,郑介民发愤攻读,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他无不涉猎。他再也不躲着以前侍从室的同事,而是主动递上笑脸,打听蒋介石的一举一动,露出依依留恋的神色。有参谋部的同事讽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却一本正经为自己解释说:“这叫身处江湖,心在庙堂,谁不愿意在领袖身边工作,那是无尚的光荣。现在我辜负了校长的期望,心常戚戚,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这些话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他大为受用,“孺子可教,郑介民能有这种想法,我很宽慰。”康泽也在一旁打着边鼓:“最近,按校长的意思,要建立一个类似苏联‘格柏乌’(即克格勃)的组织‘复兴社’,很缺人手,郑介民有特工工作经验,又是校长门生,忠诚是没有问题的,可否让他负一点责任?”

复兴社是军统的前身,下设书记、宣传、组织、训练、特务等处,其中特务处为其核心,蒋介石考虑良久才择定负责人选,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副之。

郑介民走马上任。与戴笠共事可不容易,此人独断专行,霸道得很。好在上任前蒋介石交待过,让郑介民安心做副手,待到有机会给他在军界安个位置。有了这个交底,郑介民也就不想在特务领域里争龙头老大。特务处举凡人事、经费、内务、行政等方面由着戴笠发号施令,他乐得做个甩手大爷,懒得操心。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福建事变的硝烟刚散,“南天王”陈济棠又扯起反旗。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冷冷哼了一声:“陈济棠井底之蛙,成不了大气候。”一面挥兵迎敌,一面紧急召见郑介民。他一向坚信军事与政治要相辅而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郑介民自然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应对时胸有成竹。他早在年前就发现陈济棠有异动,因此先期将特务处骨干潜伏到广州活动,而且卓有成效。陈济棠部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已答应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追随陈济棠兴兵作乱。

蒋介石说:“陈济棠蓄谋已久,手上没有王牌不敢向中央挑战。他的王牌就是空军。最近广东方面向德国订购了一批容克式飞机,空中力量号称全国之最。我们的士兵对空中打击不很适应,有畏惧心理,陈济棠也正是有此心理优势,打掉他的空军就打掉了他的自信,胜负也就不言自明了。”

“可以把他们买过来。”郑介民说得很轻松,他已经通过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州与陈济棠的诸多空军将领拉上了关系。

“甚合吾心。”蒋介石在心中自语,问:“需要多少钱?”

“2000万元。”

一向出手大方、挥金如土的蒋介石被吓了一跳,道:“有这笔钱,我可以组建三个同样规模的飞机队了。”

郑介民眨了眨眼睛,为蒋介石算了一笔账:“这比买新飞机合算多了,因为买一架飞机只能抵广东一架,而收买过来一架等于比广东多了两架;另外,训练一个飞行员比买一架飞机还要贵,收买一个就等于增加了两个。这样算来,即便以四五倍的高价收买广东空军也划得来。”

“你这种算法很有道理,很有点政治头脑。”蒋介石由衷地夸奖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2000万元大洋堆在一处像小山一般,广东空军将领黄光锐等人眼都直了。转眼之间,陈济棠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齐刷刷飞向了南京,宣布反对割据,投奔中央。

空军的反水让陈济棠失去了心理支撑,他长叹一声,只能宣布下野走人。

蒋介石到了广州,专门召见郑介民,表扬他在此次行动中“判断准确,处置得当”,尤其收买空军一节“功不可代”,接着又掏出一纸支票,作为对其奖励。

这一次郑介民没有受宠若惊,而是隐隐有一丝失望。他原指望借着此次的功劳,蒋介石能答应他脱离军统。他的许多黄埔同学现在已经是师长、军长,率甲数万坐镇一方,让他羡慕得心里发痛。

<strong>虽是军统“二把手”,但他却志不在此。陆大将官班发愤攻读,赢得“军事预言家”美誉。狗肉终于上了台面,与共产党谈判,大耍泼皮手段,令美国人也脸红。</strong>

郑介民的心思,蒋介石心知肚明。这几年特务处的工作“成绩斐然”,戴、郑合作还算默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扩大特务组织,成立“中统”和“军统”,其中军统就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考虑到戴笠资历难以服众,决定由湘军宿将贺耀组挂名为局长,戴笠副之,主持日常工作。至于郑介民的位置,让蒋介石颇费心思。戴笠打打杀杀是把好手,但沉稳不足,需要郑介民这样的人帮衬、提醒。但为了突出戴笠的地位,总不能让郑介民也挂个副局长职吧,只能委屈他做个主任秘书。

郑介民心里窝火透了,屈居戴笠之下已经是颜面无光,但好歹还是他的副手,现在则成了僚属,这让他心里怎么也抹不直。

从此,他干脆不沾军统的边,只是借口参谋部工作忙,分不了身,由着戴笠去折腾。此时戴笠正在扶植他的“江山帮”(戴为浙江江山人),也正好借着郑介民的空缺,将亲信毛人凤提拔为代理主任秘书,开始建立起军统局的“戴氏王朝”。

郑介民脱离军统局的想法由来已久,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正宗的职业军人,应该在疆场上博取功名,特工一行终究不是正途。另外,他也看不惯戴笠,这家伙太好色,太嗜杀,太残忍,太没有道德观念和行为戒律。所以他开始找门路,托人情,希望蒋介石能开恩,让他在军队谋一席之地。

蒋介石摇摇头,说:“郑介民没有自知之明,他的才能正在特工方面,带兵打仗他不行,那要有勇敢和魄力,这两样他都缺。”

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芳也摇摇头,用手指戳着他的额头训道:“死鬼,昏了头了!重庆这么多衙门,就数军统局肥得流油,现在市面上汽油比金子还金贵,毛秘书(毛人凤)定时按点往家中成桶的送,还有缉私没收的紧俏货也不断弄来。你一走,谁还买你这壶凉茶水。家中八个孩子都张着嘴,靠你的薪水,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戴笠听说郑介民要离开军统,也是一阵紧张。他太横行,得罪了朝中不少要人,如陈立夫、陈果夫,他们都在蒋介石面前攻讦戴笠将军统局变成了“独立王国”,提醒蒋介石要防止戴笠尾大不掉。蒋介石历来疑心大,已经私下打听了几次,弄得戴笠心里发毛。

于是戴笠专门跑了趟郑府,恳劝郑介民不要离开军统:“郑主任如想要散散心,最近陆军大学办了个将官班,倒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局里的职务替你保留着,大事情还由你作主,我们一向合作愉快,不要弄个生人来,大家都别扭。”

劝完了郑介民,戴笠又去见蒋介石:“郑介民要离开军统纯属谣传,但学生考虑他是黄埔二期生,居我之下有些不便,请校长能否变通一下,我个人名分是不重要的。”

没想到戴笠竟替别人要起官来,蒋介石点点头:“我早说过,革命军人要想到做事,而不是做官,你能从工作考虑,替别人着想,这就对了。郑介民的事我早有打算,准备升任他为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只是考虑到你是他的上司,反而是少将,因此颇费周折(因为军统局局长贺耀组是中将,戴笠的军阶很长时间都停滞在少将)。”

戴笠连忙表示没关系,他并不在乎军阶的高低,他更看重的是掌握实权。郑介民就这样又被留了下来。

到了陆大将官班,郑介民学习刻苦,尤其对特工理论、军事情报学、游击战等学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英国人最早认识到了郑介民的价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郑介民作为非正式代表与杜聿明一道赴南洋参加同盟国军事会议,制定保卫新加坡的计划。

郑介民早年在南洋生活过,又是个有心人,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魏菲尔高攀不上,他退而求其次,与魏上将的幕僚谈自己的想法。依郑介民的观点,魏菲尔坚守新加坡的战略是纸上谈兵:“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丢卒保车’,新加坡无险可守,根本挡不住如狼似虎的日军,不如集中兵力保卫印尼。另外,从作战心理讲,英军孤悬海外,士气不高,现在又有印尼为退路,人人皆有逃生之想,只有结背水之阵,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同仇敌忾,踵不后旋。”

这些话传到魏菲尔耳中,他耸耸肩膀:“请转告郑将军,我也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杞人忧天’。他的那些顾虑是不着边际的,女王陛下的士兵不是懦夫,对付日本‘蚂蚁’绰绰有余。”

魏菲尔的话音未落,日军进攻新加坡的炮声就证实了郑介民的判断。只不过转瞬之间,日军的铁蹄就踏上了新加坡,六万多英军死伤惨重,魏菲尔仓皇逃往印尼。

痛定思痛,魏菲尔开始对郑介民刮目相看。在布置防守印尼战略时,他专门邀请郑介民参加,称他为“杰出的军事预言家”。

许多在华的美军顾问对郑介民也有耳闻,于是相邀结伴而来,让郑介民预测一下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这在当时是盟军的最高机密,大家只能捕风捉影,信口开河,郑介民却是毫不含糊,语气像板上钉钉一样:“1944年6月定有好戏。”

时间居然精确到月,这就让许多人大摇其头了,然而事实证明郑介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连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也在蒋介石面前竖起大拇指:“你们的郑将军很有战略眼光,像这样的人才,放在美国,是会受到相当重视的。”

蒋介石也感到脸上有光,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扬郑介民:“事事留心皆学问。郑介民能得到盟军的重视和好评,对战争的发展、结果屡屡判断准确,因为他是个有心人。我们今后要打胜仗,就要对地形、天文、海洋、民情民俗,乃至人的心理都要有所研究。”现在,蒋介石已把他作为多面人才来使用,军统局内一些出头露面的事多由他来负责,比如主持建立中苏情报合作所,协助戴笠建立中美合作所,参加中美联席参谋会议。就连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也指定由郑介民负责保卫工作。以上各项工作,郑介民一概胜任愉快。

但郑介民也有挠头的事,就是与共产党打交道。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除了在战场上较量外,谈判桌上也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因为郑介民长袖善舞,能言善辩,蒋介石又圈定他为军调处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共产党打嘴仗。

郑介民头皮当时就麻了,与共产党打交道不易,可不要让北平成了自己身败名裂的泥淖。他向戴笠谈了自己的心事。

戴笠却是兴奋得直拍大腿,连说机会难得,“都说本局的同志狗肉上不了席面,现在老头子也让我们做正经事了,这个决定很英明。战后的工作重心是对付共产党,看来本局的业务又要迎来新的发展,新的扩大。你放心地去,局里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经费有经费,这是我们当前的头等大事。”

近墨者黑。郑介民自以为儒雅,但他在军统中混久了,思维及行事方式中也不经意地染上了泼皮的习气。国共谈判本是十分严肃的事,他却喜欢搞一些见不得人的鬼名堂,盯梢,窃听,栽赃陷害,贼喊捉贼等等,不一而足。郑介民曾密令特务罗日明派人跟踪住在北平饭店的中共工作人员,阴险地说:“注意他们是否去八大胡同的妓院,一旦发现,马上给我抓起来。我要让共产党出个大丑!”特务报告抓不到共方人员的一点辫子,郑介民咬牙切齿地一跺脚:“你们真是饭桶。难道共产党就不是人,就没有一点破绽?”得知这些情况,美方代表感到脸红了,说:“郑将军,指望这些小动作,是赢不了谈判的。”

郑介民心里也很窝火,共产党人太难对付,好像个个都是天生的外交家,斗争有理有节,有张有弛,总让己方处于被动。他摇头长叹,“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美国佬还充什么假正经。这份差事看似体面,其实却是苦不堪言。”

<strong>戴笠失事,郑介民接班,无意中破了一桩共党大案。保密局长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被不起眼的毛人凤硬生生地鸠占鹊巢</strong>

1946年2月,戴笠乘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军统局群龙无首,作为“二把手”的郑介民顺理成章地接了戴笠的班。不久,军统进行大改组,换成了保密局的招牌,郑介民又成了保密局的第一任局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郑介民决心露两手给“老头子”看看,他干得不比前任戴笠差。破获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是他经常吹嘘的“杰作”。

一天深夜,郑介民正在北京军调处的寓所伏案读书,突然有人敲门,保密局“王牌”报务员赵荣德一头汗水地闯了进来,拉着他就往机房走。

“去机房干什么?今天又不是你当班。”郑介民不动声色地问,心里却明白一定发生了大事。

“晚上被老婆数落了一顿,家中不得清静,所以躲到机房来。嘿,还多亏老婆这一闹,你猜我听到了什么?”赵荣德一边解释一边调弄着电台。

一道道陌生的电波回荡在郑介民的耳边,他是个内行,当年办中苏情报合作所,他主抓的就是无线电通讯。

郑介民神色凝重起来,十分肯定道:“这是共党间谍的秘密电台,这波长、频率、指法,我都似曾相识,而且一定有苏联人在背后。通知北平军警当局会同我们的人,带上刚从美国进口的探测车,一定要当场抓获。”

赵荣德坐在那辆进口探测车中,追踪着神秘的电波,随着他的一个手势,车子停在了兆东街24号。他跳将下来,一脚踢开大门,身后几名保密局特工如同饿狼一样蹿了进去。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间,中共地下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张厚佩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李政宣很快叛变,出卖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

郑介民本来算定此事一定有苏联人的背景,有心抓住把柄,给苏联人一个难堪。但他亲眼目睹了李政宣使用的电台后大失所望,这不过是一架经过改装的老式电台。“共产党神着呢,他们的土家伙,有时比美国人的洋玩意还管用。”郑介民打心眼里佩服。

尽管上任伊始就撞上了大运,蒋介石也好好夸奖了他一通,又将他提升为国防部次长,但郑介民却没有坐稳保密局长的位置。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一向不起眼的毛人凤公开站出来向他叫板,硬生生地将他的局长宝座掀翻了。

但蒋介石并没有对郑介民失去信任,这也是郑介民的滑头之处。因为他“惧内”的名声在外,一切贪赃枉法的事都推给了夫人。假如有人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也只得苦笑两声:“郑介民我是了解的,尚称清廉。只是家中河东狮吼,他也是不得已,这种怕老婆的人虽说没有太大的出息,但使用起来也让人放心,不会轻易越轨。”所以他还一度考虑让郑介民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来又打算让他负责组建新式机械化部队,试试他究竟能否带兵,但这些都因为形势变化太快而搁浅了。

<strong>有蒋经国背后撑腰,郑介民卷土重来,斗得毛人凤积疾归西。因黄阳辉一案百口莫辩,只得自杀了结,蒋介石追赠他为“一级上将”</strong>

自国民党溃败撤逃台湾后,郑介民一度离开了特工系统,毛人凤成了台湾的“特工王”。但没有多久,郑、毛斗法又续写了新的篇章。郑介民虽然心计不如后者,但他有一个毛人凤不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他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是造成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现在,他只相信一句话:“血比水浓”,蒋经国才是最亲的人。因此定下一个原则,一切工作重点,都要保证父业子传的顺利进行。

蒋经国血气方刚,他对国民党的老一辈早就看不顺眼,认为他们腐败、无能,所以要扶植属于自己的新生力量,其核心就是与他前后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国民党员,郑介民正是沾了这个光。

郑介民早把毛人凤恨到了骨子里,此番卷土重来,下手绝不留情,先是在蒋经国面前聒噪,将毛人凤负责的大陆工作处劈手抢过,接着又攫得台湾国家安全局的大印,当上局长。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毛人凤,把保密局降了一个档次,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另外在业务范围上也加以限制,只要他们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岛内的那一摊子,一概移交司法部调查局,毛人凤经营的家当被他剥夺了一大半。

毛人凤性格内向,这满腹的苦水只能一个人强咽着,终于积郁成疾,于1956年患肺癌在台北去世。他与郑介民斗了这么多年,终于还是郑介民笑到了最后。

毛人凤一死,郑介民也开始走下坡路。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一向尚称融洽,经常参加一些涉外工作,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有“军事外交家”的称誉。这使他有点得意忘形,有些事开始借外人以自重,张口闭口“这是盟邦的意思”,却忘了蒋介石是疑心重的人。

“黄阳辉事件”让蒋介石疑心大发,并最终送了郑介民的命。

黄阳辉是台湾当局通缉的对象,公开的罪名是“共产党员”,其实此人与中共没有一点瓜葛,是个地道的台独分子。他在台湾建立了共和党,风马牛不相及地将之扯成美国共和党的分支,还说美国政府有意将台湾变成美国第五十一个州,那时,台湾的共和党可以参加美国国会议员的竞选。乱言惑众,台湾岛也曾被他闹得沸沸扬扬,连不少名流都成了他的追随者。

蒋介石不敢掉以轻心,掷下手令,立即捉拿黄阳辉归案。

黄阳辉身后有美国人支持,闻听风声后就一头扎进美国人的宅子中躲起来。但郑介民毕竟是老资格特工,有的是耐心,守株待兔等了整整两天,终于将这小子捉拿归案。

但郑介民低估了黄阳辉与美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黄阳辉被收监后,美国人即来探监。在台湾,美国人比在他们自己国家更随心所欲,台湾上下也轻易不驳他们的面子。于是他们在狱中转了一圈后,黄阳辉就仿佛地遁一般在狱警的眼皮底下“蒸发”了。

蒋介石这一下不由怒火冲天,他甚至怀疑是郑介民与美国人勾结,合演了这出“捉放曹”。郑介民不敢将这盆污水朝自己身上扣,辩白了几句。这就更激起了蒋介石的怒火,那腔调让人感到阴森森的:“是啊,你现在出息了,有美国人撑腰了,也没顾忌了,你弟弟郑挺锋身为国家官员赴美逾期不归,你的长子现在也在美国,你也可以不听我的话一走了之嘛。”

这番话让郑介民心惊肉跳。为了洗清自己,他向蒋介石保证:三日之内破案。

三天的期限转眼间就过去了,案子毫无头绪。蒋介石也不客气,当即下令给郑介民记大过两次,并下令一周内必须结案,否则,所有经办人员一律军法处置。

别说一周,就是一年,郑介民也是束手无策。他并非对黄阳辉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甚至猜到黄阳辉藏身的具体地点,但那里竖着美国星条旗,他是望洋兴叹。如果贸然行动,引起美国人恼火,发起难来,蒋介石还是要打他的屁股。

1959年12月11日,即黄阳辉从狱中逃跑后的第22天,台湾中央社报道了郑介民的死讯,死因据说是心脏病突发。但知情者都清楚,郑介民是引咎自杀,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之身。

郑介民之死,让美国人大为触动,这件事闹到如此程度,已经有损美台关系了,于是将黄阳辉抛了出来了事。

蒋介石也是心生歉疚,两次去殡仪馆参加郑介民的悼念活动。台湾当局也随之发表褒奖令,追赠郑介民为一级陆军上将。郑介民活着时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死后总算是得到了。

正文 九、汉奸魔头——李士群

李士群(1907—1943)浙江遂昌人,早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念书,曾游学苏联,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捕叛变,成为中统特务。1938年投降日方。1939年5月投靠汪精卫集团。1943年9月被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冈村毒毙。

<strong>李士群夫妇被捕后,从中共地下党员堕落为中统特务。借刀杀人,利用“红队”打死了顶头上司马大麻子而进中统班房,靠妻子出卖色相得以逃生。为报一箭之仇,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他勾搭上日本女特务。</strong>

李士群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妻子叶吉卿大他三岁,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李士群认识叶吉卿后,受其影响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至1928年,李士群留学苏联,生活来源仰仗于叶吉卿,落下个“吃软饭”和“怕老婆”的病根。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就是他日后在汪伪特工的搭档和对头丁默。不久,李士群便被中统特务逮捕。

李士群被带到上海侦察大队刑讯室,两个大汉麻利地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抓他的特务头子唐惠民一声“吊”,大汉将绳子一拉,李士群的脚尖刚可触着地面,他大叫:“冤枉!”唐惠民眼一瞪:“再吊!”这一次,李士群完全悬空,全身的重量就落在两个大拇指上,顿时大汗淋漓。唐惠民笑着说:“怎么样啊?要不要荡秋千?”说着猛地将李士群的身体一推,便荡了起来,李士群顿时疼得昏死过去,他被特务用凉水泼醒后,唐惠民狞笑着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照片问:“这个人你认识吧?”

李士群一看,正是他的上级丁默。但他摇摇头。唐惠民说:“就是他出卖你的,你还装什么英雄?他现在可是cc系上海区的代理负责人了。”

李士群的精神完全垮了:“好,我招,我全招。”他把自己的老婆叶吉卿先咬出来。

唐惠民喜出望外,又将叶吉卿抓起来。叶吉卿与李士群一样,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

李士群叛变后,仍与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伪装忠诚,推说他的被捕是叛徒丁默的出卖,自首只是为了应付环境。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考验。

李士群掉进中统这个污水缸后,很快被染得心黑手辣,比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更坏更毒。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新调来个区长马绍武,此人五大三粗,一脸大麻子,人称“马大麻子”,他对中共的叛徒非常排斥。他上任后,对丁默处处找茬;对李士群更是颐指气使,任意摆布。

一天,李士群得到地下党的指示:要他设法将叛徒丁默引出来,由“红队”予以制裁。李士群一夜没合眼,想出了个李代桃僵的办法。

马绍武好色好赌。一天夜里,丁默邀马绍武与其他人一起在广西路的长三堂子里打麻将,丁默有意当“炮手”,让马大麻子连坐几庄,那二人嚷着让马绍武请客。待喝完酒后,醉眼的马绍武和丁默,踉踉跄跄从弄堂里互相搀扶着出来,与丁默事先约好的李士群从黑暗中闪出来,对马大麻子肩膀一拍,大声说:“丁处长,要不要我扶你走?”

话音刚落,只见马路对面电线杆旁火光一闪,“啪”一声清脆的枪响,马大麻子应声倒地,丁默撒腿狂跑。

中统上海区区长被暗杀,不是件小事,虽说是“红队”所为,但中统特工也不是吃干饭的,经过侦察分析,认为丁默和李士群的嫌疑最大。中统上海区将他们一并逮捕。丁默有好友吴醒亚(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社会局长)力保,走走过场就被放了出来。李士群可遭殃了,他被押解到南京,交由南京区侦察股长马啸天接收,负责审讯的都是老手:一个是总部调查科机要科长顾建中,一个是情报科长徐兆麟,他们轮番上阵,皮鞭、电刑、辣椒水、老虎凳,李士群逐一“领教”。他几次想招供,但转念一想,招了肯定也活不了,只得直着脖子大喊“冤枉”。

叶吉卿为救李士群,带了大批珠宝首饰赶到南京,她会来事,先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侦察股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德成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多多关照。得人钱财,与人消灾。马啸天与苏德成从此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和徐兆麟干脆陪着叶吉卿去见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弟——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进行疏通。

叶吉卿描眉画眼,还特地穿了一条开衩到大腿根的丝绸旗袍,曲线毕现。她十分性感地出现在徐恩曾面前,使出十八般武艺,献媚、撒娇带啼哭,把个情场老手徐恩曾搞得像初出茅庐的中学生,晕头转向的。叶吉卿依偎在徐恩曾怀里,让他写手令放李士群。徐恩曾虽说好色,但对李案的分量还是有数的。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个把柄,一旦出事不好交代。他笑嘻嘻地拍拍叶吉卿肥腴的大腿说:“床上没纸,要写就写在这上面!”

叶吉卿早有准备,一手掀起裙子,尽泻春光;一手从低开胸的圆领上取下一支派克金笔,塞到徐恩曾手里:“处座,一言九鼎,可不能赖账。请吧!”

徐恩曾只得在其腿上写下“着即将李士群释放”的手谕。

叶吉卿立即起身,叫了一辆黄包车,一阵风来到走马巷刑侦股办事处,见了马啸天,将裙子一撩说:“看清爽,是你们老板的亲笔!”

马啸天抚摸着叶吉卿白皙的大腿,淫笑着说:“这算什么?一上床蹭掉了,怎么说得清楚?我打个电话问问。”

徐恩曾在电话中矢口否认,叶吉卿冷笑一声,对马啸天说:“你转告徐处长,占了我的便宜,不给我办事,我这就去见戴老板,这笔迹想必他认识。”

徐恩曾在电话里听得一清二楚,顿时慌了:“好吧,先恢复李士群的自由,但不能让他离开南京,跑了我拿你是问!”

这样,李士群虽然爬出了牢房,却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角色。他对徐恩曾这帮家伙,恨得牙根痒痒的,但还得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时间一长,马绍武案子也成了无头案。中统局总不能让李士群闲着,正好调查科对苏联情报少个编译员,李士群又在那里留过学,于是派他做编译员。不久,李士群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任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这是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闲差,李士群度日如年,一肚子牢骚只有向叶吉卿倾诉,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报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后,日军进攻上海,战火迅速向东南蔓延。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蒋介石、cc系的“二陈”和南京政府迁往重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徐恩曾决定派李士群、石森林、夏仲高等人潜伏南京,以玄武湖边的大树根76号的一座小洋房做联络点。

一天,两个年轻的姑娘自动上门来做女佣,自称是乡下的,逃难来此。其中的一位叫花子,有几分姿色,而且干活十分麻利,也很勤快。李士群是猫儿见不得荤腥,经常吃花子的“豆腐”,都被拒绝。谁知有一天,李士群出门不久,大街上响起空袭警报,突然想起卧室里还藏着中统局的文件,怕有闪失,慌忙又跑回来,发现阿花正用一面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

“原来是日本特务,别动!让我搜一搜!”他用枪抵着阿花的胸口,从她身上找到一卷密电码。

李士群正愁没机会与日本方面联系,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士群哈哈一笑,抱起阿花往床上一扔,自己就势扑了上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士群准备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特务勾结,决心当汉奸。

12月南京沦陷之前,李士群等人逃到了汉口。他让阿花先赴香港,自己去中统局设在黄陂路的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大楼临时办公处报到,暂居在日租界中统局职员宿舍里。

一日,在大门口,他差点被一辆黑色小轿车撞倒,车门开了,一个蟹壳脸探了出来,李士群一看,是他的老上级丁默,憋了几年的窝囊气,就不打一处来。自从丁默被审查出来后,在吴醒亚的提携下,青云直上,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该处负责邮电检查业务)处长,与主管特务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主管党政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已经平起平坐了。

丁默告诉李士群:“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借祭扫黄陵的机会,前几天逃到汉口。蒋委员长专门命令兄弟我接待张国焘。”

“你只管花天酒地,哪晓得我受了多大的罪!”李士群愤愤不平。

在丁默的运动下,李士群被委任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

<strong>从中统特务沦为卖国汉奸,李士群越陷越深。投靠汪伪政府后,助纣为虐,建立“76号”魔窟,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特工王”。</strong>

丁默好大喜功,为证明自己有地位,够派头,在张国焘面前摆谱,大肆挥霍。被戴笠捉住了把柄,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蒋介石极为恼火,以“国难期间,糜费公帑”之罪名下令彻查。丁默主管的第三处被取消,只保留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的空头衔。眼看徐恩曾升为中统局局长,戴笠升为军统局副局长,丁默一气之下,到云贵高原的昆明“疗养”去了。

李士群见自己的后台垮了,急忙给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自己则席卷余资,去香港与阿花会合。在阿花的引见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他在中统局不过是个三流角色,留在香港用处不大,于是说:“李先生对上海很熟悉,这样吧,我写封信,介绍你去上海见日本大使馆书记清水董三。”

李士群只得又单枪匹马来到上海,满怀希望求见清水董三。不料清水对他也不当回事,只是让他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军统与中统特务利用租界作掩护,频繁进行锄奸活动。在季云卿的帮助下,陆续有几个汉奸来投奔李士群。一个翘嘴巴的莽汉张鲁,形影不离,做他的随身保镖。为找一处保险的藏身之处,李士群煞费苦心,最后选中大西路路南67号的一幢洋房。这座洋房的对面是飞云汽车行,车行门前两边是十几米的高墙。

李士群为了得到“主子”重视,找汪曼云商量“做行动”的办法。汪曼云说:“你在中统地位太低,号召力不强,不如找个分量重的来当头,你幕后指挥。”

李士群问:“谁可以做老大呢?”

汪曼云说:“有个现成的大人物,日本人会感兴趣的,而且与你很熟。”

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汪曼云指的是丁默。“如能从中统拉出个大处长,日本人肯定会感兴趣的,也能证明你的能耐!”

李士群一想不错,于是派丁默的湖南同乡,原cc系特务翦建午去昆明邀请“养病”的丁默出山,自己让出“老大”的交椅。再说丁默虽然未升职,可也未降职。陈立夫让丁默去上海策反,丁默正愁无门路;而翦建午之来,是天假其便,于是来到上海滩。他假意推辞,惹得李士群急了,对天发誓说:“日后我如有二心,不得好死!”丁默这才大模大样坐了“第一把”交椅。

果然,丁默一到,cc系留在上海的骨干纷纷到大西路67号来看他。丁默自有唬人的一套办法。他指着墙上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党旗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说:“自从上海沦陷以后,这种场面很难看见吧?兄弟这次奉立夫先生之命而来,因为我们在大后方看到抗战这样抗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就是要抗垮国民党,就是惟恐不乱。立夫先生要我到上海来开路,这就是兄弟和日本人交涉的结果。一旦时机成熟,立夫先生也要来的。为了国家的前途,蒋委员长要求我们曲线救国。”

于是不少人上了丁默的当,填表参加组织。

丁默是中统的二流人物,在日本人眼里的确不一般。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重光堂召见了丁默和李士群。土肥原亲自递上香烟,并为丁默点火:“重庆方面近来对上海的恐怖活动十分猖獗,不知丁先生有何高见?”

丁默眼里闪着凶光,声音却很平静:“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重庆特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粉碎特工组织,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这方面,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我们成立一个特工组织,就能粉碎他们的活动。希望阁下能给予指导和支持!”

土肥原点头称赞,两个野心家欣喜若狂。出来后,李士群受宠若惊地说:“土肥原先生那样和蔼可亲,这是我没想到的。”丁默也手舞足蹈地说:“我们见到土肥原将军后才第一次对日本人感到亲切和尊敬。”

第二天,土肥原即派特务机关上海负责人晴气庆胤丁默早有准备,将两份材料交给晴气,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对组建特工的方针、要领、情报工作、人员网罗、据点开辟、行动队的编制和管理以及经费、武器等都有详尽的说明。另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里面调查了国民党市党部及下属10个党部及学校、工会、文化团体中的特别党部和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救国会、人民阵线和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锄奸团等,对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成员人数、活动情况都有记录。尤其对江南游击队总司令部、蓝衣社、cc团、中统局、军统局的情报站都有详细的报告。

晴气如获至宝,几天以后专程去东京汇报。丁默的计划和情报得到日本陆军省影佐祯昭的重视,层层上报。1939年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庆胤发出训令:将援助丁默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及炸药500公斤。另望该组织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晴气庆胤带着30万日元分装在两只大柳条箱,与助手冢本城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同回上海,专门指导丁默组织。这一下,丁默中了头彩,有了钱和武器,真是神气透顶。

李士群受不了了,丁默就像他的克星,每次与他打交道,吃亏的都是李士群。这一次的计划书和一览表,都是李士群和叶吉卿的心血,没想到成了丁默的晋见礼。他吃亏吃大了,越想心里气越大,他大骂自己:“李士群,你真是臭猪头三不精!”他又找来汪曼云,指着汪的鼻子埋怨说:“都是你出的歪点子,没爹孝顺,找个爸爸来供着。”

等李士群脾气发够了,汪曼云说:“现在的局面,日本人已经开始重视了,这是好事。要想干大事,以丁默的号召力还是不够的,必须联系汪精卫,打出他的旗号;再说,你为汪精卫效力,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李士群说:“也对,老丁骂过汪先生,汪对他恨之入骨,没他的好果子吃。”

丁默、李士群派汪曼云去香港联系周佛海。这一群屎壳郎的粪球终于滚成一团,双方同意同流合污。

有了日本人给的经费后,李士群“收购”了上海青帮吴四宝为首的一群地痞流氓。

李士群首先挖中统的墙角,报一箭之仇。中统在上海潜伏组组长叫苏德成,此人与李士群同为莫斯科留学的同窗,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李士群邀请苏德成加盟,苏德成来了个“张松献地图”,将中统在上海的电台和密码、组织及人员名单统统做了“晋见礼”。李士群大喜过望,立即行动,将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胡筠鹤以下40余人统统拿下,只有区长徐兆麟事先得到通知,逃得一条性命。

晴气庆胤对李士群的行动大加赞赏,不但给钱给枪,还特地为他们挑选了极司菲尔路76号做总部。那里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建起来的。马路治安由工部局管理,马路两侧由中国警察负责,实际造成两不管,罪犯只要在马路上作案,几步逃进路旁的弄堂,巡捕房就无权追捕;而罪犯在马路边犯科,只要蹿上马路,中国警察就干瞪眼了。汪伪特工到“76号”后,横行无忌,这里成为汪伪特务的黑色大本营,被称为“沪西歹土”。尤其是吴四宝当上大队长以后,那一带居民更是惶恐不宁,小孩子晚上啼哭,大人只要说:“再哭,吴四宝就来了!”小孩子便立即收声。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后,与丁默、李士群谈判。在第一次与汪精卫见面后,李士群便与汪精卫的堂内侄陈春圃成了酒肉朋友。他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托陈春圃转交给汪精卫,说明这一份“家当”是他的,激于私交,推丁自代。信中表示对汪“效忠”,愿意用特务恐怖手段,替汪“攻打头阵”,“甘为前驱”。经过讨价还价,丁、李正式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由汪精卫负责提供经费。丁默提出,如果新中央成立,要给丁、李内政部长、上海市市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等席位。汪精卫本来就与丁默有“梁子”,因为日本人要求他们合流,不得不这样做,他只同意从内政部分出一个警政部,部长和副部长由贵方指定。丁默很不满意,他特别执拗地要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双方陷入僵局。李士群再三劝丁默妥协,最后,双方拍板成交。李士群私下向汪精卫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strong>李士群报仇心切,嗜杀成性,在上海滩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特工战;戴笠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颜面尽丢。</strong>

李士群在中统受尽了窝囊气,他投靠汪伪后首先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狠狠打击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方面。戴笠手下这帮人,也不是好包的粽子,他们在上海的活动不但没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到1939年的秋天,仅上海一地,就有12个参加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人被军统黑枪打死。其中,就有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季云卿,他是在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自己家的后门口,被击中太阳穴身亡的。

汪伪集团在“76号”大礼堂为季云卿等人举行隆重的“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汪伪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和晴气庆胤,都致了悼词,假惺惺地流下鳄鱼泪。追悼会刚一结束,以季云卿的老婆“金保师娘”为首的12个汉奸家属,披麻戴孝,拥进周佛海的办公室,呼啦啦跪倒一片,鬼哭狼嚎,要求为她们“报仇”。一群老娘们将周佛海闹得心烦意乱,他皱着眉头对李士群大发脾气:“李秘书长(李时任汪伪中央特务委员会秘书长),你平时吹得三把粗五把长的,再姑息养奸,人家就要杀到‘76号’来了。我令你限期捉拿凶手,否则汪主席那里我不好交代!”

季云卿死后,李士群去验尸时,仔细检查了伤口,发现头皮都烧焦了,于是判断是被一种白朗宁的小手枪打的。这种手枪体积小,射程有限,是有钱人家的女眷用来防身的一种武器。季云卿在自家门口没有防备,几乎被人抵着脑袋开枪打死,而且枪口裹了手帕,没有什么声音。他决定从追查白朗宁入手。

一天,李士群来到汕头路的长三堂子,找老相好“卢老七”打听消息。这个“卢老七”,名叫卢文英,是上海滩花界出了名的角色,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很熟悉,是个十足的女光棍。

一见面,李士群将她拉进房间:“阿拉近来得到一件宝贝,给侬看看。”说着从腰里抽出一支白朗宁。卢老七一把抓过来,熟练地打开保险,对着李士群的头:“前几天,一个小白脸送给阿拉一把,比你这支漂亮多了,枪把子全是银子做的。老娘今朝就让侬开开眼!”说着从手腕上的小提包里,取出一支白朗宁。李士群打开弹夹,发现六颗子弹少了一颗,问道:“怎么少一颗‘花生米’?”

卢老七哼了一声,得意地说:“那一颗送季云卿下老酒了。”

李士群立即竖起耳朵,说:“讲给阿拉听听。”

卢老七绘声绘色道:“有个小白脸叫‘哈特’的,会唱京戏,他原来是给杜先生唱堂会的,后来给季云卿唱。季云卿喜欢‘磨镜子’(指同性恋),就和他勾搭上了。那天,哈特在季家后门和季先生正亲热时,冷不防掏出白朗宁把季先生打死了。”

李士群不动声色,派人在卢老七的长三堂子周围“蹲坑”。一天晚上,哈特像幽灵般地出现了。就在他转身进堂子时,冷不防一只麻袋套了下来。

李士群公开枪决了哈特。戴笠哪肯吃这种闷亏?他下令对“76号”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在租界里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特工大战”。截止到1940年1月1日,在各种各样的枪战中,死伤人数达44人。

1940年初,汪精卫去青岛,与北平“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南京“维新政府”首领梁鸿志,进行组织全国性的汪伪国民政府的谈判。这是关系到日本对华新政策的一件大事。李士群绞尽脑汁,布置警卫。

不久晴气庆胤来到“76号”,并带来了在军统中号称“冷面郎君”的王天木。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七七”事变后,他负责指挥华北区的特工活动。1939年秋,在一次行动中失手,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逮捕投敌。

戴笠命令青岛站不惜代价,刺杀汪精卫。青岛站站长傅胜兰是戴笠的高足,年轻有为。他手下一个叫丁美珍的女特务,正向他大献殷勤。傅胜兰告诉丁美珍,只要你肯完成戴老板交给的任务,我给你请功,并让老板同意我们的婚事。丁美珍欣然接受任务,准备以服务员的身份打入汪精卫下榻的宾馆,伺机毒毙汪精卫。傅胜兰在给戴笠的密电中表示“已有胜券”。不料,日本特务机关破译了这份电报,特地调来王天木协助李士群,一定要破获青岛军统站,保护汪精卫的人身安全。

王天木与李士群到达青岛后,打听到傅胜兰与丁美珍的秘密爱巢。王天木轻车熟路地将傅、丁两人捂到被窝里。傅胜兰重刑之下昏死过去,丁美珍心疼情人:“我有办法叫傅胜兰率所属全部投降,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立即恢复傅胜兰的自由;而且给我们一笔钱,让傅胜兰和我结婚。”

李士群拍着丁美珍的肩膀:“还是阿妹聪明,你们先送傅站长去医院,养好了伤我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

丁美珍说服了傅胜兰,将青岛站全盘托出。李士群将青岛站总务科科长宋负新、行动员褚亚鹏等一伙十数人,连同秘密电台一锅端。没费大劲,戴笠的青岛站变成了李士群的青岛站,他将这份“厚礼”送给了汪精卫。这样,在军统特务和汪伪特工,加上日本宪兵的共同保卫下,“青岛会议”顺利完成。戴笠在报上见到李士群为傅胜兰、丁美珍主持婚礼的消息后,鼻子都气歪了,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杀傅胜兰。傅是戴笠培养的高足,对老板的习性摸得透熟,警惕性特高,戴笠几次派人去暗杀他都有惊无险。傅胜兰也因投敌有“功”,后来官至伪杭州市市长,带着丁美珍逍遥快活。抗战胜利后,傅胜兰终于被戴笠抓住枪毙了。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不断遭军统特务破坏,盛怒之下,李士群损一杀三,以暴制暴,直杀得戴笠罢手。沪上金融大血战,无数银行职员命丧黄泉。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是依赖于日本刺刀成立的傀儡银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伪行总裁。伪行发行的中储券一登场,便受到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抵制。

伪行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原为公共租界宁波路汇源银号总经理,是最早进入中储行的员工之一。他建议由“76号”特务拿着中储券去买东西,如果店家不收,便掏出白朗宁,让他们吃子弹。在特务的淫威下,中储券像捅竹竿,一节一节地捅下去,终于可以在市面上流通。

蒋介石恨之入骨,命令戴笠设法破坏伪中央储备银行。军统特务开始暗杀伪行高级员工。第一个进入杀手视线的,即是家住法租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的季翔卿。

1941年1月30日上午8时许,一辆黑色的自备汽车缓缓开来。季翔卿头戴礼帽,身穿黑色条子英国花呢西装,外罩貂皮领黑色皮大衣,鼻梁上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极佳。他拉开车门,右腿已迈进车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路边上两个身着长袍的年轻男子,迅速冲过来,“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季翔卿“啊”了一下,便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太阳穴,另一颗子弹射中了额头,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四处飞溅。凶手从容而去。

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三名男子大模大样地进入上海中储行营业大厅。为首的一名“西装绅士”,从皮包中抓出一枚手榴弹向前投去,落在右边甬道上,咕碌碌滚了几下,却没有动静;于是,一挥手又飞出一枚来,落在楼梯口,“轰隆”一声,烟雾弥漫,吓得营业小姐和大堂经理全趴在地上。又一名刺客,直奔二楼业务课,连扔了两枚手榴弹,由于忙中出错,都未拉保险,因此没有爆炸。刺客反身碰上警卫,一抬手就是一枪,那个倒霉蛋便一命呜呼。三名刺客迅速逃逸。

没有几个不怕死的憨大,还敢去中储行那个是非场;行员们更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胆小的甚至不敢上班。可把周佛海气得如一佛出世,他电告李士群:“明日飞沪,机场接。”

第二天中午,一架日本军用飞机穿云破雾,降落在上海机场。周佛海一出舱门,见李士群、吴四宝、戴寅和特务委员会委员、警卫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鲁等都来迎接。一行人马驱车来到周佛海寓所,共同研究了加强、充实中储行的警卫办法。下午,周佛海又赶往外滩中储行,召开全行行员大会,“勉其安心工作”;并拍胸膛保证,“当负全责,谋行员安全。”

正当“76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之时,周佛海对重庆方面发表谈话,警告戴笠和军统特工不得再有此种犯罪行为;否则,将以暴制暴,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半个月过去,军统特工偃旗息鼓。又过了半个月,周佛海突然接到上海来电:“中央储备银行又遭渝方狙击,调查处副主任楼侗不幸身亡。”

周佛海立即抓过笔和纸,“刷刷刷”给李士群拟写电谕:“士群暨沪上特工同志:力谋反攻,以血还血,勿谓余言之不预也。周佛海。3月21日。”

当天深夜11时50分左右,“76号”阴森森的大铁门突然打开,两辆卡车车头灯雪亮刺眼,闯了出来,车上鬼影憧憧,满载着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个个携带着手枪、手提机关枪和炸弹。特工总部大队长吴四宝坐在驾驶室里,亲自指挥。卡车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1弄口,司机将车身横在弄堂口,两个特务架起机关枪,封锁住出口,其余的特务纷纷跳下车,直奔弄里门牌10号的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楼铁门前,拼命按电铃。门房的茶房披衣出来忙问:“啥人?”特务回答:“巡捕房的,查看房间,快开门!”茶房赶快打开大门,一支黑洞洞冰冷冷的枪口正顶着脑门:“带路!”

“起来!起来!”从一楼到二楼,特务们挨着砸门,威逼里面的人打开门。11名睡眼惺忪的银行职员被特务们带到二楼,特务们让这些无辜的人站成一排。吴四宝狞笑着:“对不起,诸位,阿拉要借你们的头用一用,为中储行死去的人报仇!”

一位职员不服气:“又不是我们杀的,天下哪有这么冤枉的事体?有种去找军统。”

吴四宝恶狠狠地说:“不杀你们,找不到他们,但是账要算在他们头上,动手!”

特务们手中的枪一起开火,霎时间枪声大作,血雨飞溅,11名无辜的职员发出绝望的惨叫,相继倒下。吴四宝一摆手,带着人马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吴四宝回去向李士群交差,大叫干得不过瘾。李士群点头鼓励说:“四宝,阿拉会在周老板那里为侬要香烟钿。既做了不如做个彻底,去中国银行再杀个痛快吧,威震上海滩!”

3月22日凌晨,李士群派吴四宝、万里浪、杨杰等特工头子,率领人马,前往极司菲尔路与开纳路口的中国银行的宿舍。特务们将这幢大楼包围起来,挨门搜查,共抓走包括各部主任在内的130人,统统将他们押至“76号”总部作为人质。

周佛海接到上海特工总部的电报,高兴得满脸飞金,一连给李士群发去三封嘉奖电,并进一步指示方针。李士群奉命发表声明:“我们的意思不是报复,而是在于自卫,并为一般市民谋安全,一旦重庆方面悔悟,在租界内治安确立,我们当立即恢复被拘捕者之自由。”、“我们警告重庆方面,能明了对被拘者有其责任,并对其生命负责。凡在沪之渝方金融机关之负责人员,及中、中、交、农等行之从业人员的自身安全计,你们都要向渝方呼吁,克日停止在沪一切卑鄙的暗杀行为。倘若渝方无耻的暗杀暴行仍然不断行使,我们为了自卫和保障上海的秩序,将对上述金融机关的人员,一律予以同样的处置。”

两天后,李士群的特工再次出动,这次的目标是法租界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和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央行分理处;同时捎带对爱文义路的中国农民银行进行恐怖行动。“76号”的专员沈信一带着几个特务将一颗大型定时炸弹,偷偷放置在逸园央行办事处的水门汀楼道里;另一枚定时炸弹放置在一只木箱里,由一名特务扮成邮差,送到爱文义路中央银行分理处,谎称是香港寄来的货物,之后拔腿就走。两枚炸弹发生爆炸,死伤50余人。放置在农行的炸弹幸亏及时发现,被巡捕拆除,未造成人员伤害。周佛海对李士群的行动很满意,他洋洋得意地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方已达到目的,我已电令李士群暂停行动,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汪伪特工的疯狂杀人行动,引起上海的外国银行震惊。他们开会决定,一方面向重庆提出停止袭击中储行的行动,另一方面向汪方提出,要求停止报复行为。

4月4日,上海金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联袂求见李士群,具名保释中行被捕的129人。李士群厉声回答:“我并不是欲与这一百多职员为难,但如果就这样释放他们,我下令逮捕他们,不是多此一举吗?诸位请回吧!”

4月5日,英美两国的商会主席求见周佛海,要求周佛海下令停止恐怖行为。周佛海说:“这个责任不在我方,应该完全由渝方对此事负责。只要渝方一天不停止恐怖活动,我方就不能束手待毙。”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营救下,4月6日晚,周佛海终于同意准许保释中国银行沪分行被捕人员,但要求他们签字具结,连环互保,随传随到。

军统上海站与“76号”继续过招。当时中储银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因被军统特工打伤,做了截肢手术,正住院养伤。4月16日上午,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军统特工七人大模大样地混入病区,穿上白大褂,装作查房,用随身所带的利斧,将张永钢活活劈死,然后飘忽而去。

李士群暴跳如雷,命令吴四宝:“务必于当日晚,在渝方中行职员中,以3∶1的比例,大开杀戒,以杀止杀,以暴治暴。”是晚9∶30分,吴四宝带着如狼似虎的喽,再次“光临”中国银行宿舍,将主任级的行员九人带回“76号”。吴四宝说:“上次便宜了你们,这次我方银行死一人,要你们三个抵命。我看这样吧,先杀三个姓张的吧。”结果当场只查到两个姓张的;吴四宝随便对一个叫曹善庆的说:“对不起,只好拿你凑数。”他命令将三人押上汽车,又开回中行宿舍门前,随即开枪,造成两死一伤。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戴笠被蒋介石一顿臭骂,只得请杜月笙出面调停。戴笠充分认识到李士群的存在对军统危害太大。于是他通过秘密渠道,让周佛海除掉李士群。

<strong>李士群争权夺利,不知自忌,竟向大汉奸周佛海叫板,二人魔道相争。周佛海暗中联络戴笠,又勾结日本人,毒毙李士群。</strong>

1943年1月11日下午,南京西流湾8号的周佛海公馆,一座漂亮的三层小洋楼,突然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周佛海目睹惨状,备感凄凉。周宅警戒森严,房里并无失火隐患,显然是人为纵火。但何人吃了熊心豹胆,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周佛海分析再三,心中的谜团逐渐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对!就是他,除了此人,没人敢为。”这个他,在周佛海日记中是用“某人”来代替,可见此人的道行之深,就连周佛海都让其三分,在日记中都不敢泄露“天机”。这是谁呢?在汪伪集团中,能让周佛海心惊肉跳、寝食不安的角色,只有李士群一人。

李士群在cc系中,比起周佛海,只是个小混混。李士群投靠汪精卫,提着猪头,也是周佛海引进的庙门,李士群为巴结周佛海,费尽心机。他与吴四宝串通,设下美人计,找了个戏子小玲红去勾搭周佛海,并将吴四宝新宅提供给周佛海幽会。之后,他巧妙地将此事告知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杨淑慧是个“滚刀肉”,即去捉奸,将小玲红暴打一顿。周佛海后院失火,焦头烂额之际,李士群又出面帮他摆平风流债。周佛海感激不尽,视其为亲信,周佛海当上警政部长后,联合李士群,排挤丁默,终于将丁默踢出了“76号”,使李士群当上警政部政务次长。但让周佛海看走了眼的,也正是这个“瘪三”。李士群七勾八搭,与陈璧君拉上关系,投靠“公馆派”后,不把周佛海放在眼里。当周佛海做了行政院副院长后,李士群居然厚着脸皮说:“老周,你别占着茅坑不拉屎,趁早把警政部长的位子让出来!”

周佛海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念余以忠厚待人,而人多以手段对我。虽觉愤愤,然最后恐仍以忠厚者占上风也。就余个人言,以让出警政部长为妙;就事业言,则不宜如此。盖其能力、资望,俱不足长一部长。究应如何,实令余苦闷难决。”从此,两人矛盾骤然尖锐起来。

1940年秋,日本驻上海第13军通过军事顾问部向汪伪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汪伪配合日军,肃清各地区敌对势力。汪精卫与周佛海、陈公博商谈时,周佛海提出由其亲信罗君强任督办,主持其事。罗君强在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做过少将秘书,也干过浙江海宁县县长,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是最佳人选。

汪精卫即召见罗君强,将其引至楼上的一间房内,取出一份日文的《肃清方案》及译件,说:“肃清的事,佛海向你说过了吗?”罗君强满心欢喜:“汪主席,‘肃清’二字很刺眼,中国历史上将这类工作叫‘清乡’,不如用‘清乡’这个老名词为妥。”

周佛海即与罗君强精心策划,决定将中央税警学校3000人改为保安队,作为骨干,再招兵买马,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

李士群和晴气庆胤合谋,将周佛海撬了。晴气向汪精卫提出:“‘肃清’改为‘清乡’很好,这是一件大事,请汪阁下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副委员长,在苏州设办事处,由秘书长代行会务;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似以李士群担任为宜。”

日本人的话,就是圣旨,汪精卫点头同意。周佛海和罗君强瞎忙活半天,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周佛海在日记中气急败坏地说:“本日与汪先生商清乡问题时,发现某又弄花样。至诚能开金石,忠信可格豚鱼,余待某以诚以信,而终不能感格,岂豚鱼之不如耶?”

李士群威风张扬,跋扈嚣张。每次到南京和回上海,警察厅都兴师动众,在机场和车站送往迎来,仪仗队行持枪礼,军乐队吹喇叭、打洋鼓,派头十足。

某次,周佛海偕妻由上海回南京,正巧与李士群同车厢。当火车缓缓进下关站时,月台上鼓乐齐鸣,警察们站成两排,举手敬礼。周佛海眼神不好使,以为这些警察是来欢迎自己的,慌忙挥手答礼。不料,警察们几十双眼睛却注目周佛海身后的李士群。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见状,用手拉拉周佛海的衣袖,醋劲十足地说:“侬举手做啥?人家是来欢迎他们的李部长,要侬轧在里头还礼做啥?”周佛海的脸皮一下子涨得像挂了三天卖不出去的紫猪肝,他咬牙切齿地轻声骂道:“早晚让你尝尝厉害!”

借刀杀人、隔山打炮是周佛海惯用的手法。他向军事顾问部的影佐祯昭添油加料,讲述李士群的飞扬跋扈。影佐认为:“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现在,新政府中有两大势力,如同癌症,一是李士群,另一是任援道。任的危害小,李的危害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应该立即取消警政部。”

在日本顾问的支持下,周佛海要汪精卫取消警政部,李士群闻讯,暴跳如雷,以辞职相要挟。影佐祯昭主张立即予以制裁,汪精卫却说:“动不得,如果他调动特工对付我们,如何是好?”

周佛海说:“如果李士群以特工为后盾而反抗,尤其应乘其势力未大时,先予抑制。”无奈,李士群有晴气撑腰,又有汪夫人这把大伞罩着,周佛海只能在日记中指责:“汪(精卫)先生有软化倾向,盖畏忌特工也;胆小如此,似非领袖所宜有”;“汪先生畏忌及日方庇护,为养成其骄横之主要原因。今日方似有觉悟,而汪先生则仍畏忌,此不仅不能维持威信,且非爱护(李)士群之道也。”

在周佛海和影佐祯昭的联手下,8月16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撤销警政部,增设调查统计部,任命李士群为部长,以保持特工组织;撤销社会部,改设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周佛海兼委员长。这个新机构,实际上是变相的特务警察机构,以此来分李士群的权。但李士群也不是好对付的。为了打鬼借钟馗,他请汪精卫到清乡区视察,亲自护卫;并在汪精卫所到之处,都张贴“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花花绿绿的标语;高压手段威逼老百姓,来参加欢迎汪精卫的大会。由于李士群“清乡”有功,汪精卫特任其为伪江苏省政府主席。

李士群不但争权,而且夺利。在兑换法币问题上,借机敲了周佛海一笔。1942年5月30日,周佛海以财政部长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6月1日起整理旧法币,从6月8日到21日,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旧法币与中储券兑换。李士群是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拒不执行周佛海的命令,借口江苏省“清乡”区情况特殊,由于时间紧,尚有旧法币3000万元来不及兑换,应推迟15天;而且兑换比例不能以2∶1,应按1∶1进行兑换,否则老百姓吃亏太大。结果李士群以2∶1换来的3000万元旧法币,一转手,又从周佛海的口袋里拿回了3000万元中储券,敲了周佛海1500万元中储券的竹杠。

李士群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自忌,居然多次打上门向周佛海要钱,这更令周佛海难以容忍:“李士群又来借款。此人不来则已,来必要钱。至现在止,凡所求,均必应之,如仍不满,惟有听其自然耳。”

周佛海的母亲及岳父被戴笠扣住,周只得与戴笠暗中往来,留条后路。戴笠在周佛海身边安插了军统特务程克祥和秘密电台。李士群是搞特工的,派出特务在周家附近转悠,周佛海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稍有不慎,就会有什么把柄落到李士群的手中。于是将电台转移到上海他内弟杨惺华家里。

1943年夏天,军统特务程克祥的电台传来了戴老板的绝密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等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周佛海找来罗君强和熊剑东商议除李之事,熊剑东冷笑着说:“这容易,派几个弟兄埋伏在苏州到上海的公路上,一扣扳机就解决问题……”

原来,熊剑东与李士群之间,有深仇大恨。熊剑东自从担任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后,在江苏“清乡”时,为争地盘,他的税警总团与李士群的特务武装不断发生冲突,双方甚至开枪火并。李士群动了杀机,与熊剑车的旧部,时任伪调查统计部次长的杨杰密谋,派杀手在上海北站打熊剑东的黑枪,结果刺客被日本宪兵队当场捕获,一顿猛揍,供出了幕后指使者。从此,熊剑东与李士群不共戴天。

罗君强搔着头,咧着嘴,说:“不妥,那家伙精得像猴似的,乘的是子弹打不透的保险汽车,腰里掖的是最灵巧的左轮手枪,还有几个百步穿杨的保镖;一旦失手,调查统计部的特务要查,日本特务要查,汪先生也要查,我们如何交代?”

周佛海学着京戏道白:“山人自有锦囊妙计。吴四宝之死,是那厮的榜样!”

吴四宝是李士群的死党,为非作歹,后来竟去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运钞车,事发被捕。闹得实在不像话,日本宪兵队用毒药将其毒死。周佛海这么一提醒,罗君强、熊剑东连称“妙计!”

于是,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大木繁少将密谋后,由罗君强、熊剑东二人去“放生意”。在一次税警学校纪念周,罗君强先放一炮,骂李士群不是东西,大摊其“臭缸”。同时,熊剑东搜集了一些李士群的清乡队如何仇视日本军队的证据,在日本宪兵队高级特工冈村中佐面前说了许多坏话,冈村果然中了反间计。他奉命于1943年9月4日,约李士群到上海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七楼的一间房间谈话。下午3时许,李士群带着日语翻译、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夏仲明如期到达。只见熊剑东在座,当即脸一沉,反身要走。

冈村上前拉住,状若诚恳地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替你们拉场,希望两位通过今天友好的会见,能尽释前嫌。”

冈村叽里呱啦一通,熊剑东首先拱手表示:“兄弟愿捐弃前嫌,今后如有二意,即被乱枪打死!”

李士群虽然满腹狐疑,碍着冈村的面子,也弯腰向熊剑东道歉:“原来的过节皆是手下人所为,愚兄在此向你赔礼,愿消除误会!”

冈村将李、熊两人的手叠在一处,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二位便消除了误会,难得有此机会,我请客,边吃边谈。”

李士群一听要吃饭,顿时警惕起来,推说自己这几日正腹泻,不能吃东西,说着就要告辞。冈村佯怒。

“不敢不敢,我的确身体不好,不能奉陪。”李士群连忙解释。

冈村点点头,说:“你不要走,少吃一点。”

李士群无法,只好坐下来,使个眼色给夏仲明。宾主入席后,冈村与熊剑东殷勤地为李士群敬酒,李滴酒不沾,只是看他们吃哪个菜,自己也用筷子搛一点意思一下。冈村则与熊剑东大吃海喝,十分尽兴。这时,一位日本少妇优雅地端着一盘牛肉饼进来。冈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妻子,刚从东京来。”日本少妇跪到李士群面前说:“这是我亲手为你们做的,请尝尝。”

看着李士群在犹豫,熊剑东伸手拿了一块,咬了一口,连称“味道不错!”冈村拿了一块,又递给李士群一块,便大嚼起来,夏仲明也吃了一块。李士群见他们都吃了,不好意思,也吃了半块。冈村催他再吃一点,李说什么也不吃了,紧接着起身去卫生间,想把食物呕出来。谁知,冈村紧随其后,也跟了进去,李士群无法吐掉,只得转来,又勉强坐了20分钟,便起身告辞。在车上李士群问夏仲明:“今天的牛肉饼很难吃,你觉得怎样?”

夏仲明说:“没什么呀,我倒不觉得有什么。”

原来,冈村料到李士群不会拿牛肉饼,便安排人将有毒的那只饼做了暗号,亲自递给李士群。这才是:任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饼中的毒药,是一种从患霍乱的老鼠体内培养出来的病毒,其症状是上吐下泻。但要等36小时后才能发作,且无药可以救治。

李士群回家后,用手指伸进喉咙,哇哇地吐了半天,觉得好受多了。于是便放心地与人打麻将。第二天返回苏州,跟正常人一样,到第三天,病情暴发,大吐大泻。连忙请省立医院的院长储麟荪前来急诊,但药石罔效,束手无策。到第五天,即9月9日,李士群已是皮包骨头,在浑身抽搐中张口瞪目而死。

周佛海闻讯,好像三伏天喝了冰啤酒,心里的痛快难以言状。但只在日记中不显山不露水地留下寥寥几个字:“忽闻李士群逝世。”

正文 十、索命无常——陈恭澍

陈恭澍(1908—?)河北定河人,从小即习文练武,黄埔五期生。1932年投到戴笠门下,是军统“四大金刚”之一。后因在上海与日伪展开特工战被捕变节,遂被军统弃置不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台,现时情况不详,生死不明。

<strong>蒋介石交给戴笠一件棘手活:赴河内刺杀汪精卫!此事的难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且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圈套,戴笠颇感挠头,于是想到了陈恭澍……</strong>

1939年1月。军统局老板戴笠低着头静静地想着心事。刚才,蒋介石交下一件棘手活,赴河内刺杀叛国出逃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

此事的困难程度远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因为蒋介石并不想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只想打草惊蛇,让汪精卫加快步伐,彻底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从而在政治上判他死刑。因此,必须天衣无缝,真亦假来假亦真。

汪精卫到了河内后,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首相平沼对汪精卫不感兴趣,反应冷淡。汪精卫顿失所依,被搁置在河内,大有被遗弃之势。汪精卫极为悲观,隐隐有后悔之意,正在想办法通过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蒋介石闻讯大惊。假若汪精卫幡然悔悟,罢手不干,难保他不再卷土重来,兴风作浪。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死地。

蒋介石没有采取肉体消灭的方法——各方面情报表明,汪精卫近日来一直蛰伏不动,叛迹未显。此时杀汪精卫,未免会被人指责言行不一,因为蒋介石在公开场合一直表示要对汪精卫宽大。

这样,行动的难度就大了,充满了复杂性和机密性,连杀人不眨眼的戴笠也心事重重。

终于,他从沉思中抬起了头,吩咐道:“给天津站发报。”

窗外寒风阵阵,窗内一灯如豆,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蜷缩在角落里,没来由地一阵阵心惊肉跳。陈恭澍一向相信他的直觉,每逢大事来临,他的手指都会不自觉地感到僵硬,但这并非是紧张的表现。这几天,他的右手阵发性地痉挛,手指蜷曲难看,北方正月里的天气滴水成冰,这样,他就感到更痛苦了,心里一阵阵嘀咕,莫非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果然,傍晚时分,译电员送来一份密码电报,时间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报头上注明“亲译”,译成明文,只寥寥数语。

这类没头没尾的指示陈恭澍司空见惯,他知道又有大事要发生了,否则,不会千里迢迢,点名让他这位少将级的王牌特工亲自出马。

陈恭澍一向自视甚高,早年在家乡就是小有名声的“才子”,一位行走江湖的沧州武师也看中他的良材美质,免费收其为徒,传授了几路拳脚,点拨了一些轻功身法。两年后,陈恭澍已经小有成就,拽拳如风,敏捷如猿,十五六岁的孩子竟然能打倒两三个壮汉。闲暇时听师父讲一些江湖上的热闹事,禁不住心驰神往,渴望着那种快意恩仇的生活。其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于是一跺脚,乘船去了广州,成了黄埔军校五期生。尚未毕业,又逢北伐战争,同学四分五裂,风流云散,陈恭澍又随部分同学去了南京,在中央军校复读,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日子对于天性爱热闹的陈恭澍来说,没滋没味,如水一样平淡。

正在寂寞寥落间,他遇到了已经混出模样的黄埔同窗戴笠。戴笠拍着他的肩膀,不无吹嘘:“兄弟现在蒋校长手下做事,管着复兴社特务处,也还算得意,只是正缺人手,老兄能文能武,在这里吃粉笔灰太委屈了,不如帮着兄弟干,又刺激,又容易得到校长的欣赏。”

陈恭澍怦然心动,扔下教鞭拿起匕首,成了戴笠手下的一位杀手。几年来,制造了一连串惊世大案,江湖上闯出偌大名头,与乔家才、王天木、马汉三并列军统“四大金刚”,先后执掌起军统局的重要据点——北平站和天津站。

<strong>刺杀张敬尧,陷害吉鸿昌,毒杀石友三,件件大案触目惊心。陈恭澍老虎头上动刀,长了见识,练了胆子,一天天“成熟”起来,成为军统中顶尖高手。</strong>

接到电报,陈恭澍立即由海路赴香港,去与戴笠会合。

一路风平浪静,陈恭澍站在甲板上,一任海风吹拂。他要理清思路。作为一名职业杀手,在行动前,必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对于鲜血和死亡,陈恭澍已经看得太多,麻木了。记得当年进特务处,干的第一件大案即是刺杀张敬尧。那时,他刚刚接任北平站的工作,戴笠嫌他尚嫩,只让他作为副手协助远道而来的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工作。

张敬尧乃北洋军阀余孽,为了东山再起,不惜认贼作父。1933年春,他收下日本人的700万元活动经费,揣着“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潜入北平六国饭店,准备集合旧部,策动驻军发动事变,为日本人进攻平津充作内应。

蒋介石给戴笠下达了密杀令:拿张敬尧开刀,以为欲做汉奸者戒!戴笠派郑介民亲自指挥,除北平站全体出动,又邀请天津站协助。陈恭澍亲自踩点。六国饭店本由外国人开办经营,又坐落在使馆区,弄不好要给日本人以口实,所以他谨小慎微,不想让责任落在自己头上。

郑介民却满脸轻松,很快制定了方案,由他本人化装成南洋巨商,住进六国饭店,伺机行事。

1933年5月7日早晨,留守在指挥部里的陈恭澍听到一阵电话铃声,郑介民走过去拿起话筒,只听了一句就搁了下来,然后笑眯眯地宣布:“任务完成了,我向最高当局为你们请功。”行动组的人高兴地蹦了起来,陈恭澍却像刚上完课的小学生回忆着老师讲过的内容。这次行动给他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让他懂得了杀人也是一门学问,需要思考。

“不退缩,不蛮干”,他给自己定下了六字方针,一切谋定而后动,即使发生意外,他也能从容应付,化险为夷。谋刺吉鸿昌就体现了他的老谋深算。

抗日名将吉鸿昌此番辗转来到天津,准备秘密联络旧部,重树反蒋、抗日大旗。

蒋介石恨吉鸿昌不亚于恨张敬尧,于是郑介民再度北上。其时陈恭澍已接任北平站站长,所以成了这次行动的主角。

他领受任务后,只说了一句话:“放心吧,吉大胆死定了。”

其实,这活并不轻松。吉鸿昌一手好枪法出神入化,千军万马中来去从容。他的警卫也个个身手不凡。况且他住在天津霞飞路,那里是法租界,容易引起外交纠纷。

陈恭澍命令手下对吉鸿昌实行24小时监视,又收买了两位东北军高级将领,伪装成反蒋派,与吉鸿昌联络。吉鸿昌正欲扩大反蒋战线,当即约定在国民大酒店会面。

陈恭澍全身神经紧绷,按约定时间,率领手下干将集合在国民大酒店前。他对女特务杨玉珊吩咐道,找个孩子,让一个男特工陪着,装成一家子,打听清楚吉鸿昌在哪个房间。

国民大酒店有近百个房间,杨玉珊每到一个房间,总要侧耳聆听,她想与吉鸿昌会面的都是军人,性格粗豪,谈话场面一定热闹。果然,三楼四十五号房传出阵阵喧哗,其中还夹着一些军事术语。她带来的那个小女孩在楼道上拍皮球,杨玉珊心思一动,将皮球从气窗中扔了进去,不待里面反应,她牵着小孩推门而入,口里说着“对不起”,眼睛已将整个房间扫描了一遍。

吉鸿昌正和李宗仁的代表及那两位东北军将领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他们借打麻将作掩护,围成一圈。吉鸿昌是名人,长城抗战期间,报纸上天天有他的照片,所以杨玉珊一眼就吃准了他,迅速退了出来。回到一楼,说:“坐在暖气边穿白褂子的就是吉大胆。”

陈恭澍一努嘴,行动员王文立即蹿上三楼,一个飞腿踹开四十五号房门,大喊一声“吉总指挥”,只见暖气边一位穿白褂子的人抬起头来,王文挥出手枪,枪枪击中要害,随即狂奔而去。

杨玉珊又去打探,没想到吉鸿昌只受了轻伤。陈恭澍脑子飞转,当下命令杨玉珊再回饭店装成目击者,向法国巡捕作证,“就说四十五号房间客人因赌博而自相残杀。”

吉鸿昌果然被法国巡捕以涉嫌杀人而收监。不久就被引渡给中国当局,受到军法会审,被判处死刑。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倒在血泊之中,陈恭澍却心安理得地点着赏金。

在陈恭澍的职业生涯中,并不都是成功,他也有失手的时候,刺杀石友三就是一例。

石友三也是原西北军将领。张敬尧被刺后,日本人瞄上了石友三,因为他的指挥才能、作战经验,以及潜在能量,都强过张敬尧。果然,双方挂上钩后,石友三赴天津迅即组织起河北战区保安队支援日军,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很大威胁。

石友三警惕得像个兔子,对任何人都防范甚严。他平常住在日租界,宅中有日本警卫,设三道门卡,每天晚上在三个姨太太房中轮换着住,没有任何规律。天津站的特务一连观察了半个月,都找不着下手的机会。陈恭澍偏不相信寻不着破绽。

一番苦觅,谋得石友三五个亲信侍卫之一的先鸿霞。但先鸿霞说,五大侍卫从来都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很少单独行动,即使是见石友三也是五人一齐在场。以一敌四,没有把握,至少还要再收买一个人才有成功的可能。

主意虽妥,但需要时间,南京方面一日三催,陈恭澍极其烦躁,乱了方寸。无奈只有让先鸿霞未到火候就揭锅。先鸿霞收买了一个厨子,准备在石友三的饭菜中下毒。

当晚9点,石友三携着他的三姨太上了桌。

那厨子端着一只火锅从伙房里过来,脸色煞白,浑身如同筛糠一般。石友三何等警惕,眼神如同利刀一样扫了过去,那厨师哪还禁得起吓,腿一软,扑通瘫倒在地,连带着掀翻了桌子。

失败的消息传来,陈恭澍脸色铁青,整整三天像哑巴一样。

<strong>戴笠费尽心思物色的“十八罗汉”,一时间齐聚河内,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没有特殊保护的流亡客,陈恭澍暗自揣摩:杀鸡焉用牛刀?戴笠搞什么鬼?</strong>

到达香港的第二天,陈恭澍就与戴笠顺利地接上了关系。

“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站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行了。”戴笠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转身进了屋子。

陈恭澍略略有些发怔,连忙去找王鲁翘。王鲁翘原为戴笠的贴身警卫,长得极帅,是一位白面郎君,然而心狠手辣不逊于任何职业杀手。他膂力过人,善使利斧,刚刚办完一件大事——千里追踪,捕杀当年刺杀汪精卫的主谋,连戴笠都为之头痛的恐怖人物王亚樵。

王鲁翘只简单地说:“去河内。”

戴笠在河内只呆了两天,军统特务方炳西是打前站的,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们即下榻于此,后来这里成了刺汪指挥部。

两天里,戴笠和方炳西一起跑出跑进,直到临别前,才向陈、王二人交待任务。

他概要介绍了汪精卫出逃重庆的经过,“我们这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负上峰的期待。”他咽了一下口水,目光集中到陈恭澍身上,语气严厉起来,“这是什么性质的任务,什么人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诸位都是聪明人,明白得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

戴笠走后,一批批杀手源源不断地涌向河内。

岑家焯、余乐醒两人联手出击,经滇越路进入河内。这两人都是老资格特工,其中岑家焯还是陈恭澍初入道时的老师,许多杀人技巧都是他手把手教会的。而余乐醒则是军统中出了名的技术专家,法国留学生,获得过化学博士学位,特别善于用毒,让人防不胜防。

接着,余鉴声、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也接踵而至,他们或者精于格杀,或者长于跟踪,或者善于飞车,都是军统外勤人员中的佼佼者,这让陈恭澍十分满意,连夸戴老板有眼光。惟有一位让人不快。

此人名叫唐英杰,是陈恭澍在天津时的老部下。唐英杰干黑道勾当的本领无可挑剔,他少年逢名师,尤擅小巧腾挪功夫,轻功在军统中无人能及,虽说不上踏雪无痕,但蹿房越脊,如履平地。有人亲眼见他从四层楼上手持一把雨伞坠下,落地后毫发无损。初出江湖,他在上海大世界献艺,技惊四座,被偶尔路过的戴笠一眼看中。唐英杰自恃这身功夫,不把陈恭澍放在眼里,陈恭澍布置的任务也要看他心情好坏。双方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戴笠知道后,为了息事宁人,一纸调令将唐英杰调走了事。

现在,他却又将唐英杰遣来河内,根据唐英杰的特长,此人肩上的任务还特别重要,汪宅内部的情况就靠他这位“鼓上蚤”去摸清了。陈恭澍暗自摇头。

以上这帮人马都归陈恭澍直接调度,另有几位文客,身后的背景就复杂了。

曹师昂,本非军统中人,曾在法国留学,现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航空科科长,精通法语自不必说,还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小姐做太太,这样的人派到河内协助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也是戴笠费尽心机才物色到的。

曹师昂交给陈恭澍一个沉甸甸的纸包,指着它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反抗,对于持有和使用武器者,不管是谁,一律重罚。幸亏有我太太作掩护,带上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是交差了。”他打开纸包,里面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枪是司维司牌的,杀伤力很大,是杀手们常用的武器。

陈恭澍接过来掂了掂,暗忖:重庆方面费尽周折将武器送来,说明离行动的日子不远了。

曹师昂此行的任务自然不止是将枪交给陈恭澍。临行前,戴笠为他设宴饯行,席间,给他的口头指示是这样的:“先与方炳西取得联系,再由方代约陈恭澍见面。”

陈恭澍知道后,心中不快。既然他是行动组负责人,为什么有些事要隔着他,而且身旁还安置一个监督者?凭他老牌特工的眼光可以断定,就连眼前的曹师昂,也许还负有另外的使命。

至于戴笠临行前交待下的那个神秘人物,陈恭澍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连一丝边际也猜不出。据对方称,他姓徐,也曾在欧美留学,可陈恭澍观察了一阵,觉得此人除了脸上那副高度近视眼镜略有文化人的特征外,却是谈吐粗鲁,身材五短,还特别爱吹嘘,一点书卷气也没有。他为陈恭澍介绍一个人,叫魏春风,只有20余岁,眉清目秀,机灵活泼。老牌特工陈恭澍以为他年轻,没经验,竟差点看走了眼,未想到在后来的刺汪行动中,此人居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庆派来的人陆续到齐,陈恭澍统计了一下,连自己在内一共18名,后来有人戏称“十八罗汉”。在军统的历次行动中,从未有过调动如此强大力量的先例,这也说明了这次行动的重要性。

<strong>仓促间打草惊蛇,为山九仞,到头来功亏一篑,难道真是汪精卫命大?败局难堪,陈恭澍惴惴如万丈高楼失脚,心头一阵冰凉……</strong>

陈恭澍按照那位徐先生提供的地址,亲自摸到汪精卫的寓所踩点。汪精卫住在高朗街27号,这是一片高级住宅区,门前有一片草坪,街道宽阔,间或有几株高耸的椰树迎风摇摆,把房子全部遮住了。汪精卫下榻的地方是一幢西式楼房。陈恭澍前前后后转了一圈,发现后门的道路十分复杂,曲径通幽,是作案后撤退的最佳选择。

惟一的麻烦,就是汪宅外面有位安南警察巡逻。汪精卫并没有请求保护,大概是殖民当局防患于未然,临时安置的。好运气撞到了陈恭澍的怀里,徐先生介绍的那个魏春风告诉陈恭澍,他的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就在警察局当差,而且正负责那一段巡逻。

陈恭澍越来越信任这个不知来历的魏春风,此人虽不是行动组成员,却成了行动组在河内的方向盘和指南针。陈恭澍、王鲁翘几乎整天和他泡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对他也不保密了。这个年轻人发挥出超乎想像的作用。

一切布置停当,行动组成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嗜杀成性,在河内憋了四五十天,尚未闻到血腥味,未免有些按捺不住了。

1939年3月19日凌晨2时,方炳西半夜敲响了陈恭澍的房门,递来一张已经译好的电文: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重庆方面已经以叛逆罪判处汪精卫死刑。这是意料中事,陈恭澍虽然兴奋,但不感到意外,甚至觉得这一行动也不算艰巨,一切早就盘算好了。所以他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给行动组成员下达了任务:遵照上峰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无法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随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郑邦国、陈布云三人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他各人位置,听任王鲁翘指定;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他有关细节,现由王鲁翘、余鉴声再与各同志作具体规定。

“行动的时间,自即刻起,进入战备状态,静候通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要求在3月20日之前,再作最后一次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外,还得让魏春风从当地警探方面进行复勘。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情况一致,则定于3月22日夜间11时出动。

“现在,最最紧要处就是情报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陈恭澍一再地强调,他要张逢义陪同,立刻去找唐英杰。唐英杰又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中午过后,才跑了回来。陈恭澍板起脸问他去了什么地方,唐英杰说肚子疼,刚才是出去买药的,附近没有药房,因此耽搁了时间。“分明是瞎话。”陈恭澍暗怒,但现在正用得着他,也就没有揭穿,只是请他晚上再出动一次,特别注意汪精卫的卧室所在是否有所变化。

这一次,唐英杰十分乖巧地答应下来。陈恭澍还不放心,又让张逢义晚上陪着唐英杰去。

20日一大早,唐英杰侦察回来,没好气地报告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上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也没有。楼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朝北的那间,不会错。‘他’就住在那里。”

刚要打发唐英杰回屋睡觉,魏春风一头热汗闯了进来,“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出走的迹象。”一句话惊呆了屋中所有的人。

不待众人反应,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听筒里传来徐先生的声音:“汪精卫偕同全家午前起程到打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转道西贡,就此放洋,尚不清楚。”消息更详细了。

汪精卫全家就要离开河内!时间紧迫,陈恭澍当机立断:“请王鲁翘、余鉴声分头传达,立刻召集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各自携带武器、备件,集合待命,准备出发。”

一切布置妥当。是夜,陈恭澍亲自驾车,转了几个弯来到高朗街。刚在左侧的一个巷口停下,还不曾下车,两个安南警察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众人怔在了当场,两位安南警察嘀嘀咕咕比划着,他们谁也听不懂,情势顿时紧张起来。

陈恭澍的右手向装有手枪的口袋滑动。这时,魏春风如及时雨般从天而降,他一把拉过陈恭澍,问他身上是否有钱。陈恭澍将口袋中的钞票一股脑儿全部交给魏春风,一阵交头接耳,两位警察被轻而易举打发走了。

唐英杰带领一伙人绕到27号院的后门。用力一推,门已从里面锁上,唐英杰稍稍退后几步,借助助跑的力量腾空而起,双手在墙上一拍,人已如一团棉絮落到墙内,声息全无。他转到门边,摸到一把头号大锁,双手一扭,竟纹丝不动,连忙又探出头来,示意众人翻墙而人。身强力壮的陈布云弯下腰来,余鉴声、王鲁翘、郑邦国以此为梯,翻过围墙。

一伙人摸索至楼房前,郑邦国一马当先,用手一推门,里面已经反锁,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利斧,连劈数下,奋力一踹,门应声而开。紧随身后的王鲁翘浑身透着杀气,一个箭步,越到前面,未等到唐英杰带路,手持武器,飞身上了二楼。唐英杰、余鉴声不甘落后,如影随形跟上了楼梯。郑邦国则留在底层,既为了掩护楼上行动者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通道。

几名杀手一连串的动作配合默契,简直是天衣无缝。

适才那一脚踹门声,早惊动了汪宅上下,郑邦国突然发现有人正从另一房间开门探望,他抬手两枪,将来人吓回,撕开嗓子大喊:“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枪声划破了夜空,坐在车上的陈恭澍也随之紧张起来,他调转车头,对着27号方向望,准备接应行动组的撤退。

陈恭澍听到的第二次三声枪响,是王鲁翘打出的。原来他冲上二楼,却不见一个人影,屋门都紧紧关上。正待转身上三楼,却与另一个人迎面相撞,双方都吃惊不小,王鲁翘见不是目标,摇摇手枪:“不准喊,快回去。”说完,不再理会,转身又跃上三楼。

上到三楼,王鲁翘直奔右首,冲向带阳台的那间北屋。他毫不迟疑,根据唐英杰的侦察,已确定这就是汪精卫的起居所在。门紧锁着,推不动,也扭不开,显然屋中有人。他退后两步,猛然撞去,却感到肩膀一阵疼痛,看来此门异常坚固。唐英杰也飞身冲了上去,他递过斧子就退了下来,换上余鉴声,负责二楼警戒。王鲁翘以力劈华山之势,硬将这房门劈开一尺见方的窟窿,探出手扭动门闩,想不到那里面已经锁死。

缩回手,王的目光穿过窟窿向内张望,屋中人已经吓呆,台灯依然亮着,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下趴着一个男人,上半身隐藏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暴露在外,想必是闻声后一时不知所措,下意识地躲入床下。王鲁翘断定:这就是汪精卫。

于是不再迟疑,一连三枪,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惟一遗憾处,就是无法进入房间验明正身。王鲁翘自觉大功告成,一声唿哨,行动组成员纷纷作鸟兽散。

从汪寓中撤退出来的王鲁翘正好从巷口钻出,陈恭澍招呼他上了车,又围着27号转圈,再不见有人出来。

王鲁翘的兴奋劲还未过去,他眉飞色舞地说:“眼看着汪精卫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动了几下就伸直了。美中不足,没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如释重负,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这是他受命以来最愉快的时刻。他的手指又灵活如初,利落地点燃一根香烟。事后,他形容当时的心情:“这一段时刻,要问时间有多长,可能只有两秒钟。这两秒钟与几十年一比,简直长短悬殊,不成比例。而人生有这样的经历的,想是不多。”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欣喜很快就被懊丧所代替。

回到据点不到十分钟,唐英杰、陈布云先后回来了,其余人杳无音讯。张逢义根本没有进汪宅,余鉴声、郑邦国是和王鲁翘一起出来的,他们难道半道上被警察逮去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电话机上,可是,直到凌晨5时左右,电话才响起来。陈恭澍急忙抓起话筒,对方劈头盖脸,一顿责骂:“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也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

犹如万丈高楼失脚,陈恭澍心头一阵冰凉,握电话的手痉挛得几乎无法控制,一股凉意遍及全身……

<strong>沪上特工战正酣,陈恭澍受命刺杀王天木,兔死难免狐悲。陈恭澍被捕,戴笠痛哭。奈何活命要紧,负汉奸骂名,惶惶如丧家之犬。</strong>

1939年初夏,陈恭澍辗转来到了上海滩。形势比想像的还要糟糕,由于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变节自首,军统在上海的势力几乎被一锅端,大小汉奸逍遥沪上,弹冠相庆。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王天木绳之以法。”临行前,戴笠一再交待。

陈恭澍的心紧了紧,王天木可是名列“十人团”的军统创始人之一,又是“四大金刚”之首,黑道上“大哥大”式的人物,名头比陈恭澍还响,两人曾为搭档,一起出生入死,有着过命的交情。现在,陈恭澍要向自己昔日的大师兄下暗刀子,总有点兔死狐悲的伤感。于是,他托人向王天木捎话:“请转告天木兄,恭澍向他问好,虽说过去情如手足,但公务在身,不敢徇私,也就不敢对天木兄留情了,请多多恕罪,保重为要。”

王天木哈哈大笑:“陈恭澍这个小兔崽子出息了,敢向老子动手了,总算他不忘旧情,照道上的规矩打了招呼。我也劝他几句,咱们干的都是卖命的营生,谁出价钱大给谁干,这边对我不薄,比重庆慷慨,我劝他也过来,兄弟也就不必反目了。”

王天木的一番话,在陈恭澍的心里过了无数遍。这几年出生入死,却屡遭戴笠白眼,颇让他内心愤愤不平,因此也觉得王天木的话不无道理。但转念一想,王天木的新主子是汪精卫,就凭河内那一出,汪精卫原谅他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他还得执行戴笠的命令,对王天木进行狙杀。

对别人而言,杀王天木不比谋刺一国元首容易,杀手的机警本来就超乎常人,王天木又是道中高手,防范意识极强,平时行踪飘忽,居无定所。但对陈恭澍而言,却是早就选好出手的角度,而且有把握一击必中。

王天木有一位姨太太,貌美如花,但天性风流,早就厌烦王天木的粗俗冷血、不解风情,将一颗芳心暗许王天木的贴身副官、年轻英俊的马河图身上,干柴烈火,很快就轰轰烈烈,一发而不可收。这件事发生了好几年,除了王天木,军统局里许多特务都知情,都当成笑话讲。陈恭澍当时就有一种预感,王天木要在这上面吃苦头。

现在,陈恭澍就准备利用此事置王天木于死地。

别看干特工的人个个行踪诡秘,但却自有规律,道上人寻起来并不难,陈恭澍很快就将马河图约到上海滩上著名的百乐门舞厅一起喝咖啡。席间,他开门见山,要求马河图回归队伍,刺主立功。

马河图头摇得像拨浪鼓:“王先生对我不薄,我下不了手。”

陈恭澍冷冷一笑:“王天木是对你不薄,可你也给他戴了几年绿帽子。”说着话,他从怀里掏出一件鸡心挂链,扔在桌上。这是王天木的姨太太寄存在上海中国银行保险箱中的私人物件,被陈恭澍通过军统的暗线取出来的。

马河图脸色顿时白了,他知道那里面藏着的隐私,鸡心坠子里嵌着王天木和姨太太的双人照,但那只是个障眼法,下面才是真货,他与王天木的女人头靠着头,像一对并蒂莲,其中的关系让人一目了然。

“你比我更了解王天木,从来只有他欺负人的份,你却把他的女人偷了,我真想看看他见到这张照片时会是什么样子。”陈恭澍话里藏着威胁,不怕马河图不就范。

作为王天木的亲信副官,马河图下手的机会太多了。1939年圣诞夜,王天木酒足饭饱之际,拉上一同投敌的原军统人员何天化、陈明楚等人去兆丰舞厅狂欢,两支曲子下来,尚未尽兴,准备去贵宾室吸一口阿芙蓉提提神。这时马河图突然发难,摸出手枪,对准了王天木。

祸起肘腋,王天木根本来不及反应,眼一闭,心想完了。那脸上的表情就像死鱼一般。

这一瞬间,马河图却大起恻隐之心,王天木虽然杀人不眨眼,但驭下极宽,笼络人心极有一套,平时对马河图也多有照顾和提携。马河图甚至想到,以王天木之精明,心细如发,怎能不发现身边人的奸情?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也许王天木更重视这袍泽之情而放宽肚量,有意坐视不管。

电光火石间,马河图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将枪口转移了方向,对准了与王天木同行的何天化、陈明楚。一阵弹雨泼出,两人相继倒地,兆丰舞厅也随之大乱。马河图乘机冲了出去,与陈恭澍派来的接应人马汇合,潜入夜色之中。

王天木侥幸逃命,但从此心灰意冷,成了缩头乌龟,躲到关外。再后来跟着军队到了台湾。

一炮打响,陈恭澍神情大振,登高一呼,原来随王天木投敌的大小军统特工大都是他的老相识、老部下,这些人哪个不是“人精”?哪个不想脚踏两只船,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纷纷反水,当起了两面间谍。不过数月工夫,陈恭澍又恢复了军统在沪的地盘、势力,可以和李士群的“76号”相抗衡了。

接着,他又策划了一连串的血案,尤其枪击张啸林、刀劈傅筱庵这两件活,干得利落、干净,让道上人交口称赞。

这两件血案一时轰动上海。前者为沪上青帮大佬,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那是跺一跺脚,上海滩也会地动山摇的;后者则是伪上海市市长,风头正劲,是日本人特别器重的人物。两人自从落水当了汉奸,都知道重庆饶不了他们,因此防范特紧。张啸林身边保镖环伺,高手林立;傅筱庵出行是装甲车开道,四部警车前后护卫。

但是陈恭澍照样让他们丢了命,名声也因之响遍上海滩,被视为“索命无常”。据当时报纸披露,他在上海活动期间,制造的凶杀案超过百起,那些稍有名气的汉奸人人自危,一起抱怨“76号”工作不力,对付蒋方特工战乏术。

李士群冷冷一笑:“既然我能抓住王天木,就能抓住陈恭澍,上海滩不是他横行的地方。”他使出一招笨功夫——“76号”有许多变节的军统特工,他们都认识陈恭澍,于是将其遍布于上海滩角角落落,瞎猫去碰死老鼠,赌一把运气。好运气撞到了他怀里。1941年10月29日,陈恭澍被人盯上了。

陈恭澍被押到了“76号”。在惨绝人寰的刑室里,他看到犯人们有的手指上插着竹签,有的腿上浇着沥青……陈恭澍别转头,漠然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惧色。从前的刀俎,现在成了鱼肉!一股求生的欲望顿时涌上他的心头。

“陈恭澍——就是那个河内凶杀案的主犯……”汪精卫沉吟着。在军统局,陈恭澍是个人物,但在公开场合,他上不了台面,所以汪精卫对他毫无印象。只是因为在河内差点要了他的命,才动了好奇之心,让夫人陈璧君亲自审讯一番。

本以为对方犹如传奇中人,身材魁梧、满脸胡须,赳赳武夫状,没想到陈恭澍白净脸皮、恂恂如小公务员。因为想求生,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锋利、机警,满脸谄媚、讨好,反而让陈璧君大失所望。

“这老蒋也真没出息,挑了你们这群废物,十几个人在河内围着我们,天天用望远镜侦察,到头来还摸错了房间,打错了人。”

陈恭澍嘴唇动了动,他一直想弄清河内刺汪案的诸多疑问,现在大好机会在前,但他却不敢发问,害怕勾起陈璧君的怒火,因此只是唯唯诺诺。

陈璧君转向李士群:“算了,既然他是奉老蒋的命令,我和汪先生也不和下边的人为难,就放他一条活路吧。但要确实悔过自新,与重庆划清界限。”

陈恭澍的叛变给上海军统站带来了灭顶之灾,被他出卖的大小特工达100多名,电台9座,秘密文件6箱。武器弹药都算小意思了,让戴笠好一阵心痛。据说陈恭澍被捕后,在重庆一家酒店,戴笠与唐纵相对而饮。戴笠忽然泪流满面,喃喃自语:“我的四大杀手已经四去其二,上海区全盘瓦解,多年心血付于一旦……呜呜……这是我从事特工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

反水后的陈恭澍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他是个聪明人,看得出汪伪政权气数将尽,做汉奸没有好下场,因此拒绝加入“76”号。李士群心生诡计,将王天木所著《蓝衣社内幕》贯以陈恭澍的名字,大肆出版发行。书中将戴笠的出身如何、怎样进的黄埔、和康泽如何闹矛盾、怎样拍老蒋的马屁、如何成立了“蓝衣社”、作了多少案、杀了多少人等等一股脑儿抖出来。陈恭澍本来已经通过关系联系上戴笠,希望能够重归门墙。这下子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戴笠连与他虚与委蛇都不愿,还选派一些杀手去上海索命,让陈恭澍没睡上一天安稳觉。

最后,陈恭澍只有无可奈何地与日方合作,办了一个“东亚政治研究所”,表面是个学术团体,实际上专搞国际战略情报。陈恭澍当了“清高”的所长,组织出版了一批书,如《国共恶交记》、《夜袭珍珠港》、《诺曼底登陆记》等。陈恭澍不仅是特工行家、杀人天才,还精通编辑、写一手好文章,一时吸引了许多读者,名声大振。

<strong>戴笠暴卒,陈恭澍侥幸逃生。自诩英雄一世,去台孤苦无依,卖文为生,苟延残喘,方知杀手的悲哀在于不能生活在阳光下。</strong>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被作为汉奸关进了监狱,他自忖难逃一死,谁知喜从天降,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暴卒,军统局由郑介民掌了舵。郑介民是当年刺杀张敬尧、吉鸿昌的负责人,与陈恭澍有一段僚属之谊,因此为其说情:“陈恭澍也算是军统老同志了,立下过不少功劳,虽然后来变节,但实属保命无奈之举,以后也没有继续与组织为敌,我看作为一个一般汉奸,关上几年,略示惩罚就行了。”

陈恭澍逃过一死,但活罪难熬,他的日子过得好寂寞,成了无庙可归的孤鬼。国民党撤台时,他想到手上也曾沾过不少共产党人的鲜血,因此也不敢留在大陆,涎着脸去了台湾。生活无着,靠昔日朋友接济,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渐渐这种接济也开始枯竭,于是卖文为生。他的回忆文章揭开了军统的内幕,成了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某日,台湾阳明山。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长须飘飘,两目无光。另一个年岁更老,圆胖脸,穿一身西服。四目相对时,都不禁愕然。“你,你……”两人异口同声地结巴着。

“王天木!”

“陈恭澍!”

“哈哈哈!”陈恭澍放怀大笑起来,“我们老相识,谁不认识谁呀!只是你我为党国奉献一生,到头来如此结局!”

王天木默然。他们蹒跚着向山顶走去,想登到最高峰,眺望海峡彼岸的壮丽山河。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北平的窑姐、天津的“狗不理”,也想起某年某月他们一夜之间身败名裂。

“我写了一本《北国锄奸》,把我们这些无名英雄都写进去了。老兄有空指教一二。”陈恭澍对王天木道。

“英雄?我们是英雄吗?我们只是戴笠的杀手!”王天木苍凉的声音回荡在阳明山。

“杀手?!”……作为一个职业杀手,陈恭澍知道自己的血债多,仇家也多,在大陆活动时期,已有意识抹去自己的人生痕迹。耄耋老矣,仍保持着那份天生的警惕,神龙见首不见尾,绝不轻易暴露行踪。现在生死亦不为人知。

这,也许正是一个杀手最大的悲哀,即永远不能生活在阳光下。

正文 附录 “十军统十枝花”略传

安占江,哈尔滨人,1913年生,其父是一名中学教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安占江为报国仇家恨,只身投考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其特点:枪法准确,擅长擒拿格斗,各科成绩优秀,但外表文质彬彬,有“北国美人”之称。22岁毕业,任军统北平站谍报组员;后调上海站,进行对日情报搜集工作。1938年春,安占江随余乐醒赴湖南临澧特务训练班任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后调重庆局本部。抗战胜利后,安占江嫁给大特务须于一。1949年9月,安占江跟随毛人凤去台湾。1978年,安占江病逝于台北,终年65岁。

吴忆梅,上海人,生卒年不详。毕业于南京警官学校,任军统上海站情报员。曾打入汪伪特工组织,参加上海锄奸行动。后去美国加州海军学院学习。1941年曾任军统外事组组长兼美国海军情报局梅乐斯中校的翻译。1945年,吴忆梅任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室指导教官。1947年,吴忆梅再赴美国深造。1949年在纽约嫁给华裔美国商人。

武奎元,籍贯与生卒年不详,毕业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抗战时任军统上海站行动组成员,多次进行暗杀活动。年,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在法租界被捕投敌,致使军统组织瘫痪。武奎元逃亡香港,后奉戴笠之命回上海,与特务吴绍澍以夫妻名义住进国际饭店,与王天木搭上关系,策反王成为双料特务,又为军统服务。抗战胜利后,武奎元赴美国深造,后留在美国西雅图特务派遣站。

金民杰,吉林朝鲜族人,生卒年不详。出身于武术世家。1932年赴南京,考入中央警官学校。曾担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息烽特训班、万县特训班武术教官;后为宋美龄贴身卫士。抗战胜利后,金民杰回军统局第三处,后任望龙门特务总队少校分队长,局本部特别行动组、渝特区重庆组副组长、组长,长沙行动总队副总队长;国防部外勤督导组中校督导官。1948年在淮海战场被解放军俘虏,被押途中逃跑,后去香港。

赵世英,浙江金华人,生卒年不详。杭州警官学校电讯班毕业。1938年初,军统局成立航空情报处和侦察电台,赵成为第一批译电人员。在译电组组长、军统惟一女少将姜毅英的手下工作,负责对日本航空通讯进行监听工作,为军统破译战之中坚人物。曾破译日军空袭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座机等电讯,立下大功。1949年去台湾,后移居加拿大。

彭家萃,籍贯与生卒年不详,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1938年曾任临澧特训班女生中队指导员、上饶特警班行动教官、重庆军统局行动处少校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绥靖总队第三行动队队长。1948年曾参与破获中共重庆市委,逮捕了不少共产党员。1949年,随毛人凤逃往台湾。

吴毓坤,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毕业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曾任临澧特训班情报专业教官、女生总队副总队长,重庆局本部外事侦察组成员,负责监视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1945年被戴笠保送去美国接受特种训练,1947年任西南特区绥靖总队渝第二总队中校队长兼保密局国际局特派员。由于破获重庆地下党有功,被提升为保密局上校。1949年逃往台湾。

徐寄鸿,湖南长沙人,生卒年龄不详,临澧特种训练班电讯专业毕业。任军统江西站赣南谍报组长、军统少校行动组长。1944年曾打入我川东地下党内,破获该组织,逮捕了几十名地下党员。年曾参与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后撤往昆明,参与“九。九”大逮捕;同年12月10日,卢汉在昆明起义,徐寄鸿逃往缅甸,辗转去香港。

杨镜如,外号“红旗女谍”。17岁时,由胡宗南中央军校七分校转入临澧特训班培训。后作为军统汉口站行动组组长余实的“工作太太”,去汉口窃取日海军舰队情报;后被提升为上尉译电组长兼岳阳地区情报员。抗战胜利后,打入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破获地下党;后奉命混入渣滓洞、杨家山集中营去破坏地下党组织,被狱中地下党识破,特务看守将其救出。年逃台。

吴舜华,爆破专家。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在长沙特训班专攻爆破和研制鱼雷炸弹。1938年10月25日,在武汉大撤退中,参加“反资敌大爆破”,获甲种光华勋章。1942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在美国专家培训下,成为爆破技术专家。1948年担任西南区爆破技术训练教官,亲自负责破坏重庆各设施。在破坏重庆中央银行大楼时,被我地下党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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