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

十大元帅之谜 - xp1024.com

《十大元帅之谜》

前言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又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且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

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罗荣桓、林彪，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十根巨柱，他们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又一个个或平静或悲壮或奇特地离去，从而给历时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个待解的“谜”。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历史在人事代谢、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世人又渴望从艰涩滞重的印痕中探索历史。为了纪念那曾令人回肠荡气、慷慨悲歌的昨天，也为了满足人们希望了解伟人并探秘索隐的心理需要，我们在出版了《毛泽东之谜》之后，从历史的和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编纂了这套揭示十大元帅之谜的小书，力求以精到的语言、丰盈的情感、生动幽默的事例和深刻独到的分析，来展示一代巨人在各个时期的重要事迹和鲜为人知的不同层面。

我们相信，这套书一定会得到各界读者的厚爱；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能就本书因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谬给以批评指正。

编者

1993年3月

“农民情结”之谜

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仿佛希腊神话中安泰须臾不可离弃大地，成为他的力量源泉所在。这种对农民的痴心和迷恋究竟源自何处？又为的是哪般呢？

1．1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88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西麓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庭，朱德正是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俗话说得好：“幼年学的，象石头上刻的”，一个人童年时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决定他日后事业发展的方向，难怪精神分析学家在解答精神病人的疑难病症时或者在进行释梦工作时要详细追问病人或梦者的童年经历呢？要了解朱德的独特个性，我们最好也从他的童年开始。

朱德本人生下来时的小名叫“狗儿”，母亲共生下十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养不起，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朱德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所以1892年他六岁入私塾读书时，取名代珍。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一个靠勤劳节俭以便同饥饿作斗争的经济单位。吃的东西几乎千篇一律。早饭是高粱稀饭，偶尔加一些大米或豆子，大家同吃一碗青菜，家里大多吃的是掺有豌豆、蔬菜、红薯的杂粮饭，像猪肉或其它好吃的东西在阴历年时才能够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把男男女女的事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是男人的事，地里和家里的小事情则属于妇女和小孩。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来，各作各的事——打水，砍柴、喂养鸡、鸭，或者打扫院子。祖母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轻重来分配粮食。朱德从五岁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帮助家里干杂活。后来，在接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他曾经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家庭的熏陶锻造了他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秉性；在这个“农民世家”里，祖父朱邦俊是一个富有农事经验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下田种地；伯父朱世连（朱德自动就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欢他，朱德以后能读书，主要是靠伯父的资助）是个治家严谨，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父亲朱世林也是一个终年劳动、寡言少语的老实农民。

伯父虽然没有子嗣，但从不借口休妻，也从不虐待妻子，他的这种遇事自有主见的做法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对朱德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他的母亲钟氏。我们并不是在此图解“恋母情结”的理论，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无疑总是他的母亲。他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

1．2母亲与师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亲，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亲的遗传基因，而这种“遗传偏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记忆里，母亲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她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这种有几间草房的庄户人家里，对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躯支持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年复一年地生育。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后，母亲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朱德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时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

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善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里，母亲是举世无双的完人，他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母亲干什么，他也总是跟在后面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朱德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又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仆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98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1．3忍痛斩“脐带”

1906年，朱德来到成都。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当一名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家里从中阻拦，不同意他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这股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谓急功近利了，于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而且不敢向家里人吐露这些实情。

朱德毕业回家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临近家门时，他发现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时，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等，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为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离家以来，他家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目了然。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都是补丁，到处都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有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在亲朋好友家里，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朱德当时的心情充满了伤感、忧愁和矛盾，尽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是新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强大惯性之中，朱德为此大为苦恼，经常独自躺在房间里，彻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义。在老家时，朱德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扯了谎，并且告诉家人，自己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开始挣钱偿还家里的债务。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父亲问他，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以后，父亲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结果你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接着他跑出家门，一直到朱德离家时，他仍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朱德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些情景，朱德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望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儿时丁家少爷的欺侮，母亲含辛茹苦的身影，农民们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景象，全家人一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心里创伤”（metaltrama），这种创伤化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难，必须着眼于救广大农民阶层出脱苦海，单单拯救某些人，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直表现出农民子弟的纯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老于世故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他写道，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朱德，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的一面，与凡夫俗子不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因为农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仿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地”，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农民情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所谓“情结”（complex）指一组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影响，是人的基本动力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农民的习性和爱憎，有农民重视直觉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有农民实用、务实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摸索前进，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争发言权。他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都能够给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体贴入微的同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他最喜欢和普通人，尤其是与农民或农民出身的战士发生联系，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国内的许多工厂、矿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林区、林场、苗圃、农场、农村、山区进行视察，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他都视察过，而且很多地方去过不止一次。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这位农民首长的足迹。在井冈山，他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在延安，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种菜、拾粪。进城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同甘共苦。自从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朱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因为他自己立下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是不谋而合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着队伍离开大庚县境，到了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打走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以后，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干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一来，改变了部分过去单纯打仗的作法，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本人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之后，朱德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成为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的发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种重感性、重实践、务实不务虚、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使他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具体事例中看出农民式的质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爱憎分明等品质在朱德身上的体现：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刚一动员，那些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立即响应。他们欣喜若狂地说：

“穷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跟着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听就笑着对他们说：’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地，现在让土豪还给你们，这叫土地还家。今后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收割了。”为感谢朱德的恩情，农民们编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嘞——

新城来了朱军长，

穷苦百姓喜洋洋。

拨开云雾见天日，

幸福日子万年长。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态度还十分和气，和反动派说的红军完全不一样。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象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大家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颁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乡县砖壁村。一次，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前一字排开放上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偶然间，他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

“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386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朱德听了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民运科长听后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让村上的老百姓进场一同看戏。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

随着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把儿童团的队伍带到前边来。

而他自己呢，待这一切都安排好后，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故事四：1939年麦收时节。一天，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走过，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这时，一位老大娘很艰难地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容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真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平时他的嘴唇老是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问过他的特点。康女士略一思考，便这样对我说：

“我觉得，他的基本特点是天生的温和可亲。其次，他对一切事情都很负责，无论这事伟大还是渺小。第三，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战士们衷心爱戴他，因为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他非常强壮健康。他喜欢玩篮球，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从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够就行——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点才上床，可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征时期，他是“红军的父亲”，和平时期，他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动着一个劳累过度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影子，置身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之间，他真正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的声音。当他几次三番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家出走，踏上一条通向戎马生涯之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阵痛，一种切断同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农民意识的“脐带联系”时所产生的阵痛，然而于此同时，朱德的“快刀斩乱麻”并不想割断他和农民群众的鱼水之谊，瓜秧之情；大凡是和农民有关的东西，他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迷恋，比如农民的粗布制服，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农民式的谦恭，农民式的热爱劳动……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负责同志见到朱德时说：“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连忙说：

“不是下雨，下的是粮食啊！”朱德平时看报，只要有关于农业的报导，他都格外仔细阅读。家里有人从外地来，他也总要询问当地的年成和农民的生活。有时自己坐车外出，从公路急驶而过时，常常叫司机停下车来，自己走到田头去观察庄稼长势，遇到有人在田间耕作，他还要主动打招呼，和大家攀谈。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车外出，正赶上刮大风。

途经一个很大的果园，他看见纷纷吹落的花瓣，心里不由一沉、他想：这么大的风，果树挂果怕要受影响了。于是他不顾扑面而来的大风，走下来向社员了解情况，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才离开。秋风知劲草，果园问落花，朱德从大自然的风风雨雨看到的是农民的收成和生活状况，与其说他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不如说他象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农民，在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的庄稼和果实的收欠情况。

在朱德身上，我们的的确确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属于农民式的东西，农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农民式的作派，早已在朱德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说绝没有任何贬意。如果说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是他获得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同样是这种情结，也使他没有力量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那么，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却没有成为一种包袱和负担，使他受累，因为这种农民情结不是小农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民意识，也因为朱德的谦逊、礼让精神阻止了这种“农民情结”的腐化变质，这使我们想起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的一段话：“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还是让我们引用朱德本人写一首朴实无华且带有泥土香味的诗句来结束本节的途述吧：

家在巴山南侧住，

祖宗世代作农父。

读书不成去从军，

何畏迅雷急雨。

五十年前别家门，

为求真理前去。

平生是戎马生涯，

战斗乃心安乐处。

伙夫头之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2．1有眼不识总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

“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要让朱德跑掉！”

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么多朱德兵？……”

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2．2记者眼中的朱德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2．3平平常常总是真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26日，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高兴地互相转告着。天还没亮，大家就开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贴标语，腾房子，准备慰劳品，大街小巷贴着“欢迎朱总司令！”的标语，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穿着军官制服，威风凛凛，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人们寻找着，猜测着，原来朱德就在队伍中，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一身灰色军装，腰扎皮带，打着裹腿，戴着平顶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难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才认出他是朱德。立刻欢声四起：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

婚恋家庭之谜

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朱德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本人也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德国记者王安娜有着困惑的亲身体验，他一生的五次婚姻中，不为人知的隐密随处可见。

3．1谜一样的初婚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3．2注重现实的结合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说，而且谈到他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自己也希望有个妻子，正所谓“我想有个家”！其中务实的成分是可以想见的。

3．3罗曼蒂克的初端

由于朱德不能把时间和日子记得很准确，加上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和日记等可供参考，所以关于萧菊芬的卒年，有的书上说是1916年，有的书上说是1919年，我们根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记载判定为1917年。萧菊芬过世以后，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那个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也不愿望把他送回老家，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在新环境里上新式学校，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

朱德记不清第二个妻子的卒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她的感情，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一个代学问题的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就是萧菊芬去世这一年，还不到年终，朱德迫于现实的压力，就同意续弦了。由他部队里的一位朋友作媒，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朱德。该女子名陈玉贞，受过教育，天足，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位朋友向朱德夸自己的妹妹聪明过人，也很“任性”，家里多次提出婚事，她都不嫁。二人当年在南溪成婚，虽然当时朱德结婚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给他的家庭找个主妇，然而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一见钟情，后来，朱德回忆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这一个孩子。”《伟大的道路》在朱德的记忆里，玉贞弹琴，他自己吹箫、拉胡琴，在穷兵默武的动乱年代里，这个家不啻为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3．4战地浪漫曲

1928年2月16日清晨，坐落在来河岸畔的来阳古城，还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中。城里市民此时正在酣睡的梦里。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方向传来稠密的枪声，瞬时，将全城惊醒。原来，枪声来自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今天他们打开了攻取来阳古城的序幕。约摸8点钟时，枪声逐渐稀落，战斗胜利结束。这时，市民哗哗啦啦打开门，躲在门叶子后探头张望街中动静。

突然，从街巷深处，响起一串清脆的喊语声：“同胞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进城来了，大家快到西门正街集合迎接吧！”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喊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妹子，身子长得高高大大，着一身宝蓝色学生装，柳眉凤眼，黝黑的鹅蛋脸上有些麻点，显露出庆重豪爽之气。她就是伍若兰，一名女宣传员，是个坚韧不拨的农民组织者。她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朱德的人带领的，好多人都说他了不起，他手下的兵个个都不能飞檐走壁，此刻她心里也生起神秘感，心想究竟怎样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恰在这时，城西门街口鞭炮齐鸣，革命军进城了！伍若兰抬头望去，只见部队成两行纵队，挥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那领头的一位军官，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岁，长得身高体壮，一张黑红的大脸膛，长满络腮胡须，两簇乌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放亮的眸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伍若兰心想，这位普通的军人便是朱德无疑。这时，中共来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等人迎上去，同朱德握手问候。随即，一同来到城中邓家祠堂门前。朱德刚欲抬腿跨进门时，蓦地被贴在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好一手毛笔字！”朱德仔细瞄了一会，连连点头：“这是谁的翰墨？”

“我们县里的女秀才！”跟在朱德身边的刘泰忙回答说。

“女秀才？！”朱德一听，惊讶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问：

她人呢？”

“朱师长！你看她来了！”邓宗海用手指了指正挑着酒坛子过来的伍若兰。朱德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然而，长长的睫毛下却有着一双饱含智慧的眸子，那健壮的体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朱德收回目光，走进祠堂，小憩一会，心里按捺不住，便吩咐刘泰：“你叫那女秀才来一下！”刘泰就走到厨房对帮厨的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叫你哩。”伍若兰一听师长叫自己，心里又惊又喜。她款款来到厅堂。朱德站起身，伸出手握着伍若兰的手热情地问：“你就是伍若兰同志吗？”伍若兰本来生就一副泼辣胆子，这会儿见了朱德，不知为什么倒害起羞来。她点点头，呐呐地回答说：“是的！朱师长叫我有事吗？”

“门口的对联，字是你写的吗？”

“嗯！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微微一笑，声音很低。

“不错，很有笔力，哪个学校毕业的？”

“衡阳女三师”。伍若兰声音放大了一些。

“唔！三师是一个出人才的学校”。朱德说完，沉思了一会，笑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县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今后可大力发挥你的笔头子作用罗”。

伍若兰点了点头。自此一面，两个人已埋下了一见钟情互相倾慕的种子。

农历三月初。正是花红草绿、莺歌燕舞的季节，伍若兰度过了她的25个春秋。一天，县委书记邓宗海笑着对伍若兰说：“兰妹子！要不要我替你做媒？”

“别开玩笑。”伍若兰红着脸说。

“别瞒我们喽！我早晓得你有那么个意思。”

“你说谁？”

“我们的朱师长呗！”

“哎呀！你别胡说。”伍若兰跺着脚，双手掩面，急急分辩说。

“莫要不好意思，朱师长挺喜欢你哩！他托信来要你今晚去一下。”

当晚，朱德和伍若兰并肩走出军营，踏上去青麓塔的河堤。两人谁也觉得没有话说，但谁都有说不完的话，又走了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忍不住先开口：’若兰，你多大啦？”

“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

“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康克清是一个女强人型的妇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她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在哪一方面，中国妇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样的能力，也想证明，农民出身者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胜过他们。朱德在这方面也很支持她。朱德在四十三岁这一年找到的这位终身伴侣，的确是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妇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身体结实而又勇于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身影……

1937年，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早已去世了，第二位还活着”。使我们感到蹊跷的是，朱德闭口不谈十九岁时娶的那位刘姓姑娘，或许这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朱德对此并没有任何快乐和随愿可言，相反倒是有一些难言的隐痛，所以才不愿意重新提起。纵观朱德的婚姻生活，他所看中的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妇女，而且是革命军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这充分显示了朱德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已经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戎马姻缘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情感偏爱和价值取向。一个革命者用手中的枪来挥写着自己的奇迹，也在通过选择自己的爱人和伴侣来创造着个人的历史，朱德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身无片伤之谜

在战争年代，朱德被人们奉若神明，他的名字总是和飞毛腿、千里眼、刀枪不入等概念相联。朱德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身无片伤，这是子弹有眼？还是苍天保佑？

4．1朱德神话的诞生

1916年，朱德在纳溪战役中，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是的金汉鼎支队和朱德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朱德一团人被打得只剩下六个连。他们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士兵们跑得疲惫不堪，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赶紧到里面打算休息一会儿。朱德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

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德幸免于难。朱德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向这个地方围攻上来。再看一眼地形，置身盆地，内有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朱德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了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等待黑夜突围。他们没有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农民去假装捉鱼，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准备夜间好走路。天黑后，朱德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德身先士卒，在望月亭手提机关枪带头冲锋，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才发现朱德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家真是后怕。可他却非常乐观地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点热气呢！”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土城，朱德到彭雪枫部队里开会，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途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德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恰好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展开火力攻击，打到天黑，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三次反冲锋都被打下来，朱德坚定不移地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谁知，敌人由三面压拢，一下又遭受挫折，部队哗地退了下来。这时已经半夜，朱德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德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枪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德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射起来，后来一个班冲上去才压倒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危局已经到了爆炸程度，朱德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箱里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一战，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时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奇怪的是，朱德仿佛总是暗暗受到神灵的佑护，所以他往往能够绝处逢生，化腐朽为神奇。

1938年2月25日，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少数人员，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一带，突然与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大股日本侵略军遭遇了。开始交战时，日本侵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队伍，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知道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

“啊！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一听说是朱德，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想：本来日本占领中国是唾手可得之事，没料到从西北杀出个八路军来，使得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如今真是天赐良机，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又听说他没带多少队伍，这不是一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吗？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报告司令官，确确实实的消息，朱德正在古县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两个字，便大声吼道：“立即派出飞机，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抗日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日本鬼子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这说明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象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一样，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好原地乱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然而，朱德手中握有的“尚方宝剑”正是他逢凶化吉的一个不二法宝。

4．2游击博士的雅号

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听着大家的议论，朱德也不插言，有意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设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不过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经验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游击战。要用辩证法去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研究游击战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德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德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德说：“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还有，就是他对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好，能够很适当地把革命理论运用在中国战争上，这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不管在任何混乱急迫情况中，他对群众路线，都是把握得很紧的。”（刘白羽《朱德》）海伦·福斯特评价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此处说法有误，朱德早年曾去德国和俄国学习过军事理论——引者）。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红色中国内幕》朱德最拿手的游击战术正是他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然而这样一种秘诀他又是如何到手的呢？这位“游击博士”导师本人又是怎样起家的呢？

4．3十六字秘诀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骚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朱德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用机动灵活战术以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这就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必须依靠群众。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骚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德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拚命反复争夺。朱德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象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定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断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结果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纳溪这一仗，朱德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朱德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

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德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匪徒的器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公布了一项政策：“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价。”这样，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德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企图网罗人才，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朱德不干。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支那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红色中国内幕》）

后来，朱德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几年后，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

朱德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德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骚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诀，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4．4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上文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出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朱毛关系之谜

自1928年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朱德、毛泽东为“朱毛”。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

但两人关系到后期却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故，以致朱德感慨万千地说：“这哪象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一刹那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

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

“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曰：“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这些都表明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泽东，维护毛的领导，保护毛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他也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1966年5月，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能入党，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对于朱德的这些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

对于朱德，毛泽东一直是保护的。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林彪等人在北京组织各种群众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毛泽东得知后指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又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了政治局。

林彪、“四人帮”连朱德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都不肯放过，足见其心狠手辣。然而，朱德的沉默似有丰富的内涵。有两侧政治笑语为证：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以言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

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的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由此看来，朱德虽年事已高，但仍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对林彪等野心家的抗议，而这种沉默本身是否也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独断、多疑和一意孤行之做法的一种善意的规劝或消极的抵制呢？伟人已萎，留下永久的沉默，这或许是一个“死结”，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个无法破译的哑谜。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比他年轻七岁的毛泽东也追随他而去。两人辞世时间相隔如此近，不仅给朱毛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使我们又一次想起“朱毛”为一人的传说……

一代“儒将”诞生之谜

作为一代“儒将”，叶剑英素负盛名。他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亲自保卫过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讨陈东征，继而参谋北伐，通电讨蒋；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无不像谜一样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1．1“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还算幸运，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由于生活贫苦，他的两个妹妹都当过童养媳。

宜伟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

1908年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些，父亲便送他到雁洋10几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学堂里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朴素，晚间经常读书到深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身体。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科科优良，特别擅长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作为同学们的范文。

少年时期的叶剑英，其不畏权势，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及有勇有谋的性格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中国长夜如磐的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波及到偏僻古老的梅州城。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跟随进步老师林修明先生来了个“头上革命”，剪去了辫子。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宜伟他们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老师的支持，就跟他们论理，还鼓动别的同学也来个“头上革命”。剪辫子的风潮，使少年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清朝政府已十分腐败，民不聊生。丙村圩镇地处从潮州上梅县的河岸边，常有乘船路过的清潮州府官兵上圩场劫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不堪其苦，却敢怒不敢言。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师生。那时学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镇上卖肉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店老板跑来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一天下午，四个清兵又上丙村圩抢掠财物，镇上的人又来求援。叶宜伟和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在校长和老师率领下去找“潮勇”评理。

几个耀武扬威的“潮勇”在师生们的说理斗争下，被迫交出牛肉等财物，然后被师生们带到学堂。开始，那四个家伙很嚣张，同学们便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一夜，这些家伙只好低头认罪。第二天，同学们将他们押送县衙门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惊动了梅州和潮州府。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骚扰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还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开头一句便是“兵之物，大矣哉！”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为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先生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叶宜伟认为“东山”二字很好，便提议将校门定为“私立东山中学”，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赞同。所以要标名“私立”二字，就是要同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尽管叶宜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却敢于领头与官方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一间名望很高的中学，这确实是个极不平凡的创举。

叶宜伟深知东山中学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发愤读书。他尤其酷爱史书和古曲文学诗词，许多大家名篇，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为他日后写作旧体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叶宜伟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文体活动也很好，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威望。同学们说他“学问好，身体健，交游广”。正因如此，他被大家选举连任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教师、学生都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公认他是“东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秋，“东中”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1．2讲武堂的优等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身无分文的叶剑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可以说是“揩条裤带谋生路，漂零直下七洲洋。”

在怡堡等待叶剑英的是艰苦、穷困的生活。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殖民主义剁肉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贼也妄图卖国称帝。人民怒不可遏，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国内“讨袁”的胜利，使漂流海外的叶剑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所谓”东亚病夫”是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中国人民只有革命，打倒列强，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怡堡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但总是碰钉子。

就在叶剑英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剑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堂，结果被录取。

1917年夏，由堂兄宜桐等人凑足旅费回国赴昆明入学。

为了表示自己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以后不断扩充，在护国讨袁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剑英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学的是炮兵，属第十二期学生。当时学校的一切都照搬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禁止阅读规定以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还是读了许多军事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用功，所以军事考试、测验或沙盘作业等，成绩都属优良，连教官也钦佩他的才干。

当时由于学校禁止而没有组织华侨同学会，但凡有重大事情，大家都自发地在昆明两粤会馆聚会，商讨大事。在这里，叶剑英成为群众的首领。

尽管当时学校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时局。其时主办讲武堂的云南督军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经常来校宣讲所谓“致良知”一套学说，却避而不谈孙文学说。这使一向敬仰孙中山的叶剑英很是反感。

一天，他听完唐继尧的“训话”，当即站起来问道：

“请教督军，你讲的王阳明学说，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相同之点？”

问得唐继尧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叶剑英不但注意分辨政见的是非，用进步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还苦练军事技术，提高自己的本领。他曾苦练武术，使讲武堂一个骄横的日本教官甘拜下风，不再小瞧中国人。

1919年冬，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年的学习，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3保卫孙中山

学有所成的叶剑英，满怀抱负，希望能投身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年青的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尽力。

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头子所把持、孙中山受排挤被迫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州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担任炮兵连长的叶剑英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受吴铁城的邀请，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做事。由于他工作成绩优异，吴铁城对他非常满意，经常夸奖他的才华，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不久，叶剑英经吴铁城的介绍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前往黄埔。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亲率士兵巡逻，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初，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为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当时，年轻的叶剑英已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时他已被擢升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作为粤军的代表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5月5日，军校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讲授兵器学课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很受学员欢迎。聂荣臻称赞他是当时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暂时没有被吸收入党，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叶剑英虽然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但他为贯彻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在创建军校中所作的贡献，是不会泯灭的。

1．4东征角群雄

风云突变。正当叶剑英在广州专心致志训练新编团的时候，叛军头子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策之机又兴兵作战。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方兴未艾，革命犹如旭日东升。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战争开始时，叛军分编7个军，号称8万人。东征联军分左、中、右3路进军，右翼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第二师、第四师军部组成，共约万余人。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两个旅，共约8000人，经过一年整训，军事政治素质虽不及黄埔学生，却是粤军中的佼佼者。

作为东征先锋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一月底从广州出发，沿广九路向平山、淡水进发，在叶剑英“四猛”（即猛进、猛攻、猛追、猛扑）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全师官兵英勇善战，旗开得胜，一路过关斩将，并协同友军作战，于二月中旬攻占淡水。在这次战斗中，叶剑英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联络友军，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被誉为智勇双全的一代儒将。

淡水一仗打得很艰苦，但这一仗使大家信心倍增。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奠定了胜利基础。

这次东征，革命队伍锐不可当，叶剑英第1次与黄埔学生并肩作战，亲眼看到学生军革命热情高，群众纪律好，指挥很有条理，心里很是高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东江及潮梅一带的工农运动发展很快，群众纷纷起来支援东征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打垮了兵力众多的陈逆叛军，这使他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向共产党又靠近了一步。在这次东征中，也更显示了叶剑英的军事指挥才能。

3月东征军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广州大元帅府命令任梅县县长。

叶剑英在梅县当的是“革命县官”，体察民情，建立新政，除暴安良，改善军民关系。当时梅县有个和尚头，向来为非作歹，霸道一方。他听说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300块光洋，想拉拢县长。叶剑英知道后，严厉地教训了他，说：

“金钱买不动我这个县长的心！“并悉数退回光洋。后来根据群众揭发的罪恶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民心大快。

人们还传说这样一件事：一次叶县长巡查营房时。听到屋里有吵嚷声，进去后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便耐心询问房东，开始谁也不讲，后来大家被县长亲切的态度感动了，才说出黄营长占用了房东一间准备要娶媳妇的“新房”的事。叶县长听后找到黄营长，以严肃又和霭的口气劝他搬家，说：

“黄营长，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搬到我那去住吗！“这位营长很快就搬出了“洞房”。

第1次东征后，广东国民政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窜逃在闽赣边区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窜回韩江、东江地区，盘踞惠州。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2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参加这次东征，再立战功。十一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后来，叶剑英部改编为教导团，任团长，后任师参谋长，直至兴师北伐。

1．5挥师北伐通电讨蒋

两次的东征胜利，使叶剑英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几年数次征讨陈炯明、林虎等叛军，战果不大，而这两次不到数月时间就把数万之众的陈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逐渐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非革命不足以图存；非建造有主义、有组织、有力量之党，不足以言革命。”不过，这个党已不是日益腐败分化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广东国民军开始北伐。北伐中，叶剑英任中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总指挥是国民党老右派王柏龄。

由于王柏龄与一师代师长王俊不听叶剑英的劝告，招致战斗失利，部队受到损失，蒋介石听说后特意召见了叶剑英。

蒋介石一见面，寒暄几句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感到很突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怕靠不住，就借口说：

“我身体不大好，等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是愿当参谋长。”

平定江西后，蒋介石将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六七千人，编为新编新二师，又委任叶剑英为师长。

蒋介石如此欣赏叶剑英，不单是看重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曾追随孙中山周围，深得孙中山、廖仲恺的器重，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颇有影响，思想上又比较进步，所以想把叶剑英拉过去，一举两得，一来为己效力，二来免得为共产党所用。然而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叶剑英领导的新编师成分复杂，但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当时吉安的革命气势也很盛。生活在这个革命环境中，进一步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叶剑英的思想倾向也更加进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撕破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宁汉对立，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每个革命志士面前的大问题，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叶剑英毅然决定“弃宁归汉”，走上革命反蒋的路。“革命成功阶级灭，慰祝苍生乐大同。”这是叶剑英的革命理想，为革命可抛弃功名富贵。这个身在敌营中的革命者，亲手起草了一封“通电全国讨蒋”的电文，宣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使军界大为震动，蒋介石听说后将信将疑，待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已离开吉安到武汉去了。

在武汉，叶剑英随张发奎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获胜后任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后，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蒋汪“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使叶剑英又一次受到了反面教育，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当时，第四军内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最多，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较接近。叶剑英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员，直接受到党的更多的教育，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第四军政治部有一位1925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安，与他是老乡，交往密切。叶剑英恳切地向他吐露心声，第二次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李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入党。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叶剑英受到长期的严峻考验，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便于27年7月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当时非常秘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9月在江西万安因工作需要，才第1次通知他参加教导团共产党的会议。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是他从找党到入党，走过曲折道路，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动写照。

从此，叶剑英抛弃高官厚禄，从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不朽贡献。

军事韬略之谜

叶剑英文韬武略，智勇兼备，素有“儒将”之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为最佳“参座”，屡出奇计，巧于用兵，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此之谓邪？

2．1北伐初露锋芒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

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建议，停止进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第一军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加仑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

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龄建议：

“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自己也只身逃跑，险些当了俘虏。

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

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孙传芳部下陈调元的三个师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这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斗已近尾声。

叶剑英看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

“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

他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

王俊不听，说：

“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

王俊得意地喊道：

“敌人退了，我们追吧！”

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

“还追个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经跑到几十里路外了，什么也缴不到。”

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

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2．2“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

叶剑英不但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从黄埔军校时起，他就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军事人才的培训。

1932年秋，叶剑英接替刘伯承担任驻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那时，他还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兼政委等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抓学校的建设。

叶剑英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力为革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他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等。他强调用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学以致用、平时养成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在叶剑英精心组织领导下，红军学校出现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第三、四期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三千多名优秀的连以上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叶剑英奉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主任为汤恩伯（后任教育长，主任由蒋介石兼任）。

为团结抗战，叶剑英采用我党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很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2．4挺作南天柱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

“‘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

“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

“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屡立奇功之谜

从青年投身革命一直到老年鞠躬尽瘁，叶剑英一生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可他总能拨开迷雾，把握方向，力挽狂澜。特别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转危为安的非凡胆略和智谋更是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无数神秘的传奇。

3．1南昌起义前的真真假假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

7月下旬，暗里已经倒向汪精卫、明里打着“护党”旗号的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于7月下旬南下进驻九江。

此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告诉他们，他已嗅到了共产党人的“火药味”，要赶紧采取办法应付！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他们的身边。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他与叶挺将军本来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如告诉他。

两位老战友异地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他们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还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只小船在湖面上不引人注目地漂荡着。几个逍遥自在的“游客”坐在其中。

叶剑英小声告诉了他在山上偷听到的消息。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叶剑英沉静地回答：

“说是要请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很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并将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叶挺听后首先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山，贺龙坚决地说：

“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接着说：“对，我们不能上当！”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要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

“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汪精卫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阴谋，又秘秘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同志迅速离开了九江。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飞向了神州大地。叶剑英从贺龙的情报中，知道了起义成功的消息，格外高兴。但没有想到，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事，贺龙、叶挺“背叛”，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

本来张发奎刚得到消息，就急忙从九江乘火车赶往南昌，想以“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的姿态，镇住起义军，挽回败局。

但中途被阻，已是非常气恼。这时偏偏汪精卫也传令追赶，更是火上浇油。他大发雷霆：

“贺龙、叶挺完全不顾公渲私情，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

他朝着张发奎说：“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智慧而英武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

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求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于是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方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3．2红旗插上五羊城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密令其嫡系军长何健、李品仙、刘兴军率队，乘军校师生演习之机将其包围在武汉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找张发奎趁机解围，把军校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

唐生智、何健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收回魔爪。这支革命力量不久被张发奎宣布解散而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宣布“清党”，要全团缴械。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个革命武装，他借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9月底，叶剑英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进步组织被破坏，处开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遗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很高兴。但是，他的到来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煞有介事地说：

“蒋介石那样信任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来广州！”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张劈头就问：

老叶，你回来了，可有人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出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肯，还是留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叶剑英于是更加谨慎，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逍遥，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介绍了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发动起义的指示，交待给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扩大革命力量，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马脚。

遵照党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侧重进行基战的训练。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就在张、黄庆祝胜利、妄图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连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

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敌情后，主张先打部队虽多但多属杂牌的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柿子先拣软的捏。

张发奎非常高兴，接着叶剑英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向张发奎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十二、二十六师进击黄绍竑；其余主力也都调出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任给叶剑英，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叶剑英马上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有意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

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将三百多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五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这样，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旧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周恩来则引用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这场挽救革命的斗争中，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过人胆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4“叶剑公舌战群儒”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眼巴巴地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惨重，恼羞成怒，便决定于是年三月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此时叶剑英因天雨路滑，不慎胳膊被摔伤。接到会议通知，去还是不去？一般参谋长会议如果不去也可以。叶剑英鉴于当时国内外严重形势，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搞阴谋，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能不去，而且可能还有一场“恶战”要打。于是他和同志们进行了积极而紧张的准备工作，带伤赴会。

果然不出所料，会场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蒋介石对会议内容早有安排，一开始他就把共产党、十八集团军大骂了一通，诬蔑我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等等，造成了冬季攻势任务的未能完成。蒋介石声言要调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他讲完后就规定了会议发言时间，每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这实际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准我们进行充分的反驳。

会议前两天，国民党要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言都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对此处之泰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第三天，当他们的诬蔑攻击都讲完了，叶剑英才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开始他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身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是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名。他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对他的发言，无不全神贯注。

叶剑英的发言，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战与摩擦问题。

对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说：

“我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英勇牺牲，抗战两年半共歼敌八万余人，争取伪军起义一万九千余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各种炮一百余门，破坏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等。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得到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嘉奖。敌人对我军恨之如骨，怕得要死，与贵部有些部队一见敌人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叶剑英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战略上、战术战役上彻底粉碎了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巧妙地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我军，进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使蒋介石等人啼笑皆非，无从辩驳。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一开始就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担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责任在于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许多摩擦发生的根源。他说：

“我们与友军之间的摩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抗战大局下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现象。目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我们决不能搞颠倒关系，更不应把局部摩擦有意去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他的话使一些国民党要求抗战的左派听得频频点头。

接着，叶剑英针对国民党军有关参谋长提出的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的摩擦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他们的诽谤和攻击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

针对河北摩擦问题，叶剑英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他说：

“当本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有许多命令，称本集团军为伪抗日军，我们把它用照相机照下来作为一个证明。”而后，他将缴获的张荫梧部队联络伪军把十八集团军当成“伪抗日军”加以进攻的几个重要命令，当场一一念给大家听。

叶剑英的发言，理直气壮，事实确凿，合情合理，使到会人员，不能不心悦诚服。只有当叶剑英说到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时，蒋介石实在沉不住气了，故意装腔作势地质问说：

“有这回事吗？”

叶剑英乘机拿出张荫梧等和伪军勾结围攻八路军的军令照片，给蒋介石和大家看，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

叶剑英这次发言，刚讲了半个钟头，军令部次长一看，说时间已经到了。叶剑英参谋长说：

“我还没有说完。”并故意望着蒋介石，看他怎么办？蒋介石无奈，只好请他讲下去。

结果叶剑英一下子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完以后，全场自动起立致礼。蒋介石、何应钦等，原来想围攻八路军参谋长一人，动员反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叶剑英的有力发言，把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使我党的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赢得了广大的同情。

散会以后，蒋介石打电话来，请叶剑英晚上八点钟到他家去吃饭。可七点多钟忽然又来电话，说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请改日再来。

这是为何呢？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揭开了这个“谜”。原来蒋介石特地于1940年3月7日拟定了一个对叶剑英的“训示”要点，还是诬蔑我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等内疹，实质上是要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号令”。这显然是事前预有准备的。

但蒋介石打了电话以后又觉不妥：一来“训示”的内容刚被叶剑英驳得体无完肤，又怎能再拿出手呢？二来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大家对叶剑英的讲话又是报以那样的同情，马上又用老调调去反共，怎么能动员起大家来呢？于是乎请吃饭的事也只好借故推辞掉。

会后，叶剑英将会议情况和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党中央。毛主席看后非常赞赏，说它是有极大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并很快批给在延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对于叶剑英这次充满机智与辩方的斗争，董必武曾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力挽狂澜之谜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难忘的1976年，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险象环生的政局面前以他的大智大勇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无声战斗”究竟是怎样打响的？叶帅和他的战友是如何酝酿做出战略决策，又是怎样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一举获胜的呢？这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

4．1大闹京西宾馆

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尤其对其最后一击，更是如同叶帅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一方面要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要参加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十分繁忙。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和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同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等，往中央批准后下发，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他们对叶剑英为稳定军队新采取的种种措施深为不满。林彪又强行发布了《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此后，全国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形势越发难以控制。

为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主席批准，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总理和军委各总部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11月29日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部队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

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指出：

“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啊！”

同一天，叶剑英针对当时掀起的“打倒刘、邓”的邪风，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有关照片。

叶剑英这一系列讲话和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林彪、江青之流又火上浇油，污蔑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邓“树碑立传”。但叶剑英对此满不在乎，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话我是要讲！”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反革命夺权后，全国形势越来越乱，并波及军委领导机关。为稳定军队，军委几位领导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1月1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由陈伯达说情，林彪安排江青当了顾问、从此，她便明目张胆地干预军队事务了。

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忙于“救人灭火”，他的西山住所成了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一天，叶剑英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严肃地说：

“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月18日晚23时，江青、陈伯达电话通知军委“文革”的同志马上去钓鱼台，他们赶到时江青正在吃饭。江有一面吃一面质问：

“肖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连声斥责他们：“谁要你们把贺龙抬到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去讲话？”“11月两次大会讲话稿是谁起草的？”江青对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的指责、怒骂，实际是对着老帅们的。叶帅听到报告后，马上关切地嘱咐肖华要提高警惕。

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在京西宾馆展开了。

1月19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军委碰头会。进门一看，徐向前、聂荣臻和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人都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王力等人坐在一起，正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

叶剑英朝坐在长桌跟前的聂荣臻、徐向前点点头，打了招呼，便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冷眼瞟了瞟江青一伙，没有说话。

会议一开始，便在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扫除“四旧”的问题上，形成了两军对垒之势。

“军队要开展‘四大’，要扫除‘四旧’！”陈伯达说。

江青嚷嚷着说：“军队要开展‘四大’，把群众发动起来！”

康生和姚文元也帮腔帮调，坚持要搞‘四大’。

老帅们对此十分生气，坚决反对。

“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聂荣臻说。

叶剑英严肃坚定地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怎么应付？军队搞‘四大’，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争论越来越激烈，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这时，叶群上阵了。她公开点名批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他“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陈伯达则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肖华“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进一步威胁道：

“肖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

面对这种情况，老帅们心里明白，他们是想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来搞乱军队，好乱中夺权。老帅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告诉参加会议的人说：

“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这一下，江青、叶群无话可说了。当天的会议暂时结束。

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可当天晚上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下午会议的内容，他们突然袭击，跑到山东街要抓肖华，并且抄了他的家。肖华听到动静后连忙从后门跑出，找了一辆车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所。

20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徐向前主持。徐帅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

“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帅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一没出门，二没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似乎还要追查什么责任。

叶剑英本来就对抄家抓人的做法十分愤慨这时听江青这么一说，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站起来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

“肖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说着，右手半握拳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第五掌骨骨折。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全场鸦雀无声。老帅们大义凛然，正气冲天，威震鬼神。江青、叶群这伙丑类，邪不敌下、被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

“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

“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

“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

“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

陈伯达也说：

“我也没有看。”其实，他不但看过，而且是签发人。

聂荣臻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当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他们理屈辞穷，无言可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的历史真实，实质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里面，周总理和“三老”、“四帅”，义正词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政策，第一次公开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抗议。

怀仁堂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合伙整理了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

晚上七点多，三人一同赶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处，由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下午会议情况。

江青听完后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进一步向毛主席告状，把二月前后的这场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紧接着，林、江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

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出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历史的主流。1971年“9·13”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失败后，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后邓小平也指出：“‘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3主席尚在，不宜行动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

“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在军师的提议下，话题很快回到如何抢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来。几个人虽然多怀鬼胎，在急夺权位上也有“分赃不满”的矛盾，但在夺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讨论了半天，张春桥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放不下来，他提醒几位同党：

“邓小平要继续批下去，可能是个死老虎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威胁更大，不可不防！”

“谁？”

“叶剑英！”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于他的说来是个“不祥之物”，最为头痛。自从林彪的自我爆炸以后，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然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居然被平反，东山再起。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办事稳健，德高望重，在三军之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影响。“四人帮”要插手军队，篡军篡党，第一道关就是突破叶剑英。

抓军权是“四人帮”梦寐以求的大事情。正因如此，“四人帮”费尽心机，使尽手段，除了公开几次大的斗争和较量之外，不知又搞了多少“小动作”，想把叶剑英搬倒，但无奈他是个“死顽固”，软硬不吃，不肯就范。

“文化大革命”初，江青就同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了一个所谓“电台”事件，唆使人造谣说，叶剑英家里私自装了一部电台，“里通外国”。他们逼周总理下令派北京卫戍区的“技术专家”到叶帅家里彻底清查。结果什么也未“抄”出来，挨了总理的严厉批评。

于是，江青改变了策略，变“打”为“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要秘书突然打电话给叶帅办公室，说是首长大驾光临，光顾老帅。叶剑英猜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赶紧招呼办公室和孩子们要“让开大路，回避两厢”，只留下刚从福建“劳改”回来的小女儿“接驾”。

江青一进门，玩弄演技，提出一付十分恭敬和百倍亲热的姿态，又是问候，又是抱歉，说早就想来看望老帅。及至见了“坚壁清野”的场面和主人不冷不热的态度，心里才凉了半截。只好强作欢颜，搭讪着问：

“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吗？今天特意来看看，怎么没见呢？”

叶帅故意介绍被劳动“惩罚”的小女儿，诉说在福建农场如何得到“首长关怀”，接受“教育改造”的。江青心里明白，这是“抗议”和“示威”。因为一年前开过“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当众宣布，要叶帅的孩子下放劳动。

听了叶帅的介绍，江青十分尴尬，皮笑肉不笑地说：“那好嘛，劳动劳动也好嘛！”

这位“女皇”坐了一回冷板凳，心里又恨又悔，只好打道回宫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心，继续寻找机会讨好拉拢叶剑英。可叶帅知道她的用心，总是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四人帮”对叶帅真是既怕又恨，可又没有好办法搬掉这个篡党夺权路上的绊脚石。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而中止。而“四人帮”也加紧了其“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的步伐。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风云发行聚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正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这两位老人正是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与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

“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要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什么好可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罢了。我不在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棍。但他们在另外一盘棋上也赢了两子，一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一是把叶剑英拉下马、造谣他“生病”不能理政，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党篡权的活动。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去叶帅家里“探病”者络绎不绝，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命运。鬼蜮欲横行，九天有霹雳。霹雳一声，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疯狂镇压了，但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厄运在向中国挑战。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余悲还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又逝世了。紧接着是旷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临头。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四五”运动过后，天气转暖，北京的节气虽然还没有进入盛夏，但是叶剑英元帅却从城里后海移住西山。

叶帅来到西山并没有住在游览胜地，而是在中央军委另外开辟的一块军事“禁区”，住在十五号楼内。这次说是进山“休息”，实则是躲着“四人帮”，绕开“政治漩涡”，要在这时静静地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养晦韬光”，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残阳如血。在夕阳彩霞映照下的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大红旗”正向山间急驶而上。

车里坐着谁呢？

啊！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胡子”将军来见叶帅，不用通报。见面之后，还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一鞠躬，标准的九十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大家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啊？”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主席，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表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但并没有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问了，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很久、一直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比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明白了，心里踏实了。他反过来提醒：

“对！还是叶帅想得深，这样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这一次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这一次，一向不多说话的叶剑英先开了腔。他谨慎地提出问题：

“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说到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汪东兴，是过去的老熟人。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身兼中央警卫部队的政委等，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又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个值班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想到这，叶帅又问王震：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过去很熟，现在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叮嘱说：“你同他要多来往，保持联系，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请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就帮老帅的‘联络参谋’吗！”

凡叶帅交待的，王震都一一照办。他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徐两位老帅那里去联络，还找汪东兴个别交谈，嘱咐他要保护好几位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情况他及时向叶帅汇报。叶剑英很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聂荣臻打听到叶帅早已上了西山，找个借口也上山“避暑”来了。住在叶帅西边的一号楼。

两位老帅会面后，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老总几乎是贴着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是那个自称吕后的人，迟早要‘闹事’的，不可不防！”聂总提醒道。

叶帅担忧地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主席决心未下定，暂时还不好办啊！”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同政治局李先念、韦国清等人保持联系，还利用机会，主动接触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牢牢地为党和国家掌握着军权。他坚持利用尚未被正式免职、未完全丧失军队指挥权的身份，继续与陈锡联和三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取得联系，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一些靠得住的领导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保证随时可以通话，随时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军乱军的企图，他能及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扼制，使伟大长城任凭内吹浪打，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4．4惊心动魄大决战

龙年的厄运继续在向中国人民挑战。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为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旧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即返回到病房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又急又悲。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其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

9月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四人帮”一唱三和，肆意打扰会议议程，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江青不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

“我建议政治局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叶剑英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说：

“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

华国锋表示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见此情景，“四人帮”也只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并未收敛。会后他们又密谋策划，抓紧行动。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十七部电话，让秘书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大小事情要向他们汇报请示，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

9月12日上午10点多，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同一时间，在9月11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米士奇的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即与华国锋直通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问叶剑英，叶也不知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非，并发出通知：

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一招不灵，“四人帮”还有一招。他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情报，“上书劝进”，企图把江青推上党中央主席的交椅。

作贼心虚。“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更加迫不及待地盗骗主席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材料。江青不但亲自出发，还派毛远新每天到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手稿，甚至要保密柜的钥匙。为达到目的，送钱送物，特意请张玉凤到钓鱼台吃饭。张玉凤很为难，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不愿意给。

叶剑英知道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拼命抢夺文件无非有两个卑鄙目的：一是心虚，怕那些有涉及他们历史的反革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

“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

汪东兴照办了。他通知张玉凤封存了文件，并追回了被江青等人骗去“借阅”的两份文件。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在华国锋地位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正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觉得打倒“四人帮”这场斗争，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同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从主席病重时开始，叶帅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帅。叶帅从多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从交谈中，叶帅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还有些顾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各在一方，但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团结一心，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这一天，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他见面第一句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说：

“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美丽的西山，这个避暑胜地，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正为“四人帮”的困忧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切斗争的责任。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

“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对华国锋甚至对政治局都有很大影响的汪东兴，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带着一堆问号到中南海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主席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来找汪东兴，问他知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里边的文章透露了有人有野心。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先把他抓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其后，还有些人向他提过类似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险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帅又作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恶化。“四人帮”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一方面，他们利用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抢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就首先发难。

她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次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上，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要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

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未收兵，他们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

“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地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上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欲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帅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聂帅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经过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王洪文选择了靠近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二十五号楼，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路，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现在，这个无赖竟充当“猎犬”钻进西山，伏在叶帅的身旁。叶剑英探知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

“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

“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

“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得到这些危险的消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夺权已迫在眉睫，解决他们的问题已刻不容缓了。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华国锋的家里，叶剑英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紧急磋商、反复研究，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按原先设想的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家里，扼要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大计，征求他的意见，并商量具体落实计划。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汇报了掌握的动态和3841部队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表示：

“情况我熟悉一些，具体的事情应该由我来做，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

10月6日晚八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为了让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带去候审。江青也在她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被抓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了。

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这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挺身而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担负起组织各方面革命力量同“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历史重任，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一次从危险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神秘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

寒门将子之谜

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养育的苦孩子，日后成为挥戈疆场的“常胜将军”，这其中必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是天助？还是人为？

1．1刘家溯源——“优人之后”与“皇族之后”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一户农民家庭里，因为他出生时曾祖父刚去世两个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孝生，字明昭。

在封建的旧中国、刘伯承的祖辈也经历了人间的磨难。曾祖父刘国宇，祖籍四川省云阳县，靠种地和打铁过日子，但仍朝不保夕，日子格外清苦，实可谓寒门，无奈，曾祖父带领全家人迁至开县。

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看书，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以后怎么过？”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方知受骗，伤心地边哭边说：“谁叫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连自己的儿子也欺骗我不识字，叫我怎么不伤心呢？”

看着伤心的母亲，孝生内心震动很大，他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便向父亲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一定好好念书，你们就看吧。”

从此以后，小孝生立下志向，发奋读书，他每天第一个到课堂读书，晚上回家读到深夜。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弄通，并且仔细地圈阅和批注，一部《孟子》他圈阅过数遍；练习书法更有耐力，常常一个字练习几十遍，直到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练下一个字。在学习中，他常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故而知新”的道理鞭策自己。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还逐条逐条地背字典，字典中的许多条目他都能够背下来，使他日后成为一个知识丰富，文字基础扎实、记忆力很强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勤奋、努力，孝生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门学科的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生。孝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他的老师任贤书那儿更多地汲取着精神养料。任贤书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术。他除了严肃认真地向学生授课外，在课余时间还教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还很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他经常给学生进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

“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

1．2“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他曾对刘伯承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并建议刘文炳送刘伯承去县城书院或名师门下深造，但当时开县几所书院和名师塾馆收费都很昂贵，所以也只能惋惜地谈论谈论而已。

恰值此时，开县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刘华英在家乡灯草坝创办了一所名为“汉西书院”的中西学堂，刘华英所在的刘氏宗族是西汉王朝皇室后裔，他创办“汉西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家的十几位少爷，希望他们效法祖宗有所作为，但他也接纳少许成绩特别优秀的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纸张。

刘文炳与刘华英虽贫富悬殊，又不同宗支，但在开县刘姓续谱连宗时相互认识，所以，刘文炳父子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刘华英家里求学，刘华英对刘文炳送子深造的行为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刘伯承。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算术、地理等自然学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因此，他更加勤奋地猎取文化科学知识，成绩也远远超过那些富家子弟。对此，刘华英赞叹不已地说：“明昭这个娃娃，家贫志宏，勤学善思，大有造化，无愧炎汉子孙，实乃吾族中之姣姣者！”并常常教育他的子侄们：“明昭年少志诚，对学业锲而不舍，顽强刚毅、堪为汝辈楷模，宜效法之”。

刘伯承求知欲强烈，并且富有思想。在开县高等小学堂就读时，他结识了一批留学归来的进步老师，如傅让三、朱璜等。这些进步老师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把同盟会员吴玉章、邹容等人创办的《鹃声》、《革命军》等杂志借给学生看，从而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了解了革命形势，懂得了过去不懂的道理。

在当时的高等小学堂里，各种势力和政治思想并存，有思想激进的进步人士，也有沉迷于“皇权至上”的封建卫道士。1907年，开县爆发了红灯教起义，贫苦百姓扬眉吐气，恨不能把平日作恶多端的汉奸、洋人斩尽杀绝。高等小学堂一位姓邵的体操教师，自恃会武功、懂军事，想借用红灯教徒们的鲜血为自己染红一枚顶子，便毛遂自荐，充当侯知县的保镖，一同前往镇压红灯教。但红灯教将士英勇顽强，一举击溃团练、并将邵师爷乱刀砍死。

不久，红灯教被残酷镇压，一批批红灯教徒和无辜的百姓被压向刑场，他们的亲属——白发苍苍的父母、怀抱婴儿的妻子或去牢中探望父兄、子侄，或去刑场收敛丈夫、儿子的尸体，一时间血流成河，悲声震天。目睹这一切的刘伯承悲愤不已，他无比崇敬红灯教徒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痛恨封建官府惨绝人寰的暴行。对那个体操教师的死，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侯知县为邵师爷大办葬礼的祭奠仪式上，刘伯承和他的同窗挚友邹靛澄、谢南诚一起借祭奠郡师爷之名，用二元钱买了一张草纸，写了一幅挽联抗议封建官府的暴行。

刘伯承写的挽联

上联是：战马长嘶浦里河畔湘楚壮士八面威风

下联是：昏鸦悲啼凤凰山麓洞庭孤魂四季寂寞

横批：呜呼哀哉

这样一幅挽联，在绢、纺、绸、缎等各色溢美之词的挽联、祭幛中显得格外醒目而奇特，吸引了许多前来祭奠和看热闹的人，有的点头赞许，有的惊讶不已，许多人都盘桓细看，反复咏味，久久不肯离去。侯知县看了，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横竖挑不出毛病，只好气往肚里咽。

1908年，夔府中学堂招生，因家境贫困打算放弃继续读书的刘伯承在几位老师和好友的劝说下才参加了考试。他的各科都考得很好，但不久公开张出的新生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全校师生都非常诧异，傅让三等几位老师去问校长：

“刘明昭是高等小学堂的高材生，怎么冷落榜呢？”

校长也不知缘故，只好去问学署教谕：“刘明昭品学兼优、为何不录取？”

这一问才得知，原来是侯知县一直对挽幛之事怀恨在心，以出身卑贱、思想偏颇、言行不轨、恐有新党之嫌的名义拒绝录取刘伯承。事情传出，刘华英先生、傅让三等知名人士和教师十分愤慨，纷纷找侯知县评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侯知县才不得不收回成命，补取了刘伯承。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他参加过护法讨袁之战，十多年来苦苦在军阀混战中搏杀，努力想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3年10月，他在“讨贼之役”中腿部受伤。在成都治伤期间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并通过吴玉章认识了革命志士杨闇公，与吴、杨的相识使刘伯承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

刘伯承与杨闇公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了知己。杨闇公对刘伯承在军事、时局以及道路选择方向的见解极佩服，而且评价很高。他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内心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在论军事和时局问题时，他赞叹说：“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1924年，杨闇公与吴玉章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当他们征求刘伯承参加时，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说：“这是何等真切、何等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人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他甚至赞赏说：

“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九死一生之谜

刘伯承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与天斗，与地斗，与敌斗、与错误路线斗，数度出生入死。虽身体九处负伤，但都化险为夷，其大难不死之谜何在？

2．1右眼是怎么失去的

关于刘伯承失明的右眼，曾有许多种传说。有的说是被蒋介石用枪打瞎的，有的说是犯眼病瞎的……众说纷纭，莫衰一是，其实都属不实之词。

1917年8月，“讨袁之役”失败后的刘伯承逃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改组后称“中华革命党”），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所派特使的召见。孙中山的特使在召见他时曾谆谆告诫：“窃国大盗袁世凯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了洪宪皇帝的招牌，正式宣布明年登基加冕，复辟封建君主制度。革命党本部决定，全党同志全力以赴，组织武装、兴师讨袁。本部决定你速返川东，组建川东护国军，起义护国，川东是你长期战斗过的地方，人熟地熟，相信你能不辱使命，马到成功。”

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川后刘伯承立即联络旧部和奉节的“哥老会”，并策动涪陵的警备队等武装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

1916年3月中旬，为了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与袁军作战，刘伯承率护国军第一支队准备攻克长寿县，以牵制敌人兵力。

刘伯承根据长寿易守难攻的特点，积极争取长寿城内的警备队起义，警备队在护国军的策动下准备起义，但当刘伯承率队攻击时，警备队却发生变故，护国军伤亡很大，只好转向和长寿位置相似并很重要的丰都前进，准备夺取丰都。

丰都，是袁军从水路入川的必经之道。历史上被文人墨客称为鬼城。刘伯承率队行至丰都三十里的马口垭时，派人进城侦察敌情。当时，丰都守敌总数两个团，不论从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护国军，按正常情况，护国军没有取胜的可能，但侦察员歼敌心切，就谎称城内只有守敌两个营。经过研究，刘伯承决定以“鬼”克鬼城，派康云程进入城内，里应外合，消灭守敌。

三月三十日子夜，丰都城内万籁寂静。一群“鬼”出现在城门附近，守城的北洋军哨兵眼见判官、阎王、小鬼步步逼来，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鬼”们顺利地收缴了哨兵的武器，打开城门。刘伯承率领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护国军很快占领了丰都城。

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过了一会儿，刘伯承苏醒过来，他试图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却又重重摔倒在地上，他匍匐爬行，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水烟店前。这家水烟店的学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从刘伯承的军服上辩认出伤者是护国军，二话没说，就把他扶入店内，抓了两把水烟丝捂在伤眼上，说是水烟可以止血，然后又找了块净布将伤口裹好，为防不测，他将刘伯承藏在了店内的一间小屋里。

不知过了多久，刘伯承在昏迷中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他用手擦去眼睛上的淤血，发现屋子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燃烧起来，房顶上的木料正带着火苗往下坠落，他急忙使尽全身力气爬出店外，终因伤势太重，又一次昏了过去。

昏迷中，刘伯承听到一个象是老板的声音吼道：“丘二，来、来、来，快把这人拖到别处，莫要他躺在我的店门口。”

被叫做丘二的人应声而来，这时，刘伯承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又动弹不得，只听到成群的苍蝇在耳边嗡嗡飞，争先恐后爬到他眼睛上舔血。他心里很紧张，心想，要是他们把我扔到哪个阴沟里，那就非死不可了。这时，他的手在口袋边触摸到三块硬硬的东西，不禁萌生出一线生的希望。当那个丘二来到跟前伸手拽他时，他一边将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往丘二手里塞，一边说：“好兄弟，手下留情，将我送到新庙场，一定重谢！”不料，丘二是个深明大义的青年，他推开刘伯承递过来的钱，背起刘伯承就向城外走，一面走一面说：

“打北洋军的都是好人，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约摸走了三五里路，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快有一群人来到了他们跟前，只听其中一人说：“这不是刘队长吗？你把他往哪儿背？”丘二说：“他要我送到某某场。”

来人说：“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吧，你这样背他走，碰到北洋军，不整死他才怪呢？我们来送他吧。”

原来，这几个人是化装进城做内应的胞哥，当下，他们用一件皮袍子把刘伯承没头没脑包起来，用一根竹竿抬起来走了。就这样，刘伯承算大难不死，逃了出来。

刘伯承负伤后，川东军第一支队也就随之瓦解，刘伯承成为北洋军通辑捉拿的对象。他不得不一面东躲西藏，一面医治眼伤。

后来，在群众的精心掩护、照料下，刘伯承改名换姓潜入重庆，在临江门外一所教会医院——宽仁医院医治眼伤。给刘伯承医治眼伤的是一位德籍医生，人称阿大夫，他医术高明，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对病人态度却出奇的恶劣，常常辱骂训斥。

由于在来重庆的途中几经波折，中断了治疗，到阿大夫诊所时，眼眶里的肌肉已严重腐烂化脓，阿大夫看过后，决定立即施行眼眶手术，剔除眼眶里的腐肉。鉴于刘伯承伤势严重，阿大夫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对刘伯承施行全身麻醉，并做好输血、输氧等各种准备。

刘伯承从阿大夫口中了解到，施用麻醉药，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他静静地凝思了一阵，坚决地向阿大夫提出，给他做这次手术不用麻醉。

一听说不用麻醉，阿大夫连声嚷道：“不行，不行，不麻醉，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

刘伯承态度诚恳地说：“阿大夫，请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要您负责任，请你不要怀疑，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阿大夫想了想只好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不用，一点都不用，不管痛得怎样厉害，我都忍受”，刘伯承毫不相让地坚持着。

无奈，阿大夫只好让刘伯承的胞弟刘叔禹做劝说工作，刘叔禹刚一开口，就被刘伯承粗暴而焦虑地顶了回去：“老三，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你们的好心我是完全理解的，不用麻醉做手术当然痛苦得多。但是，一个人用了麻醉药，无论如何对他的大脑会有这样那样的后患。你想过没有，要是我这次因为麻醉伤害了脑神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思维能力，成为一个只能吃饭穿衣、不能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出力效劳的废人，还算什么人？是行尸走肉，是社会蛆虫”，刘伯承越说越激动，脸上和鼻尖都冒出了汗珠。

稍停片刻，刘伯承感慨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战国时的孙膑被断了双足后，由于他身残志坚，又有韬略智慧，后来还是能率领千军万马，布阵用兵，克敌制胜，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我这次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救国救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脑壳里的东西还在，今后，我还要为民出谋划策，带兵打仗。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用麻醉药的。”

刘伯承的伟大抱负和坚强意志深深感动了阿大夫，他终于同意了刘伯承不用麻醉药物的请求。

手术前，阿大夫来到刘伯承的病房，赞叹不已地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的手术，可是，象刘先生这样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未做过呢？”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试验！”

手术开始后，阿大夫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肉割去，然后将破碎的眼球挖掉，然后再将断裂的血管缝好……。

手术台上，刘伯承死死捏住手术台的木脚，咬紧牙关，强忍钻心的疼痛，任汗水从额头和全身的每个毛孔迸涌出来，透过身上的衬衣、外套，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全浸湿了。阿大夫忍不住说：“痛得厉害，哼一哼会好受一点。”

但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手术结束后，阿大夫小心地将刘伯承从手术台上扶起，问道：

“感觉怎么样？”

刘伯承笑着回答说：“区区七十余刀，算不了什么”。

阿大夫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就暗暗数一下，一定不会错的。”

阿大夫禁不住赞叹道：“了不起！了不起！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您不是军人，而是‘军神’，中国有您这样的军人，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阿大夫又给他的右眼安上了一只假眼球。刘伯承又重登征鞍，继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了。

2．2险失右腿

1923年6月，曹锟贿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举行示威，反对曹锟上台。同年十月，孙中山先生自任讨贼大元帅，兴师讨曹，他命令四川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四川反抗北洋军伐吴佩孚侵川，这就是当时的“讨贼之役”，也就是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南北战争。

刘伯承当时任熊克武统领的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他虽是团长，但旅长张冲不大懂军事，所以，一到战时就给他安个总指挥的名义，让他指挥全旅。军伐刘湘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他经常告诫部下：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团长，他厉害得很，过去熊克武打了败仗，常常让刘伯承给他收拾烂摊子。”

当时，北洋军伐曹锟为了扩大地盘，征服四川，派驻扎湖北的杨森为前锋，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及刘湘为内应。命令赵荣华等大举侵川，情况非常紧急，熊克武急令驻扎万县的刘伯承前去增援一师。

刘伯承接到命令，一路与军阀鏖战，战杨森、救万县、屡战屡胜。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使他不得安生。正当刘伯承夺回万县，准备联络一师的时候，邓锡侯等军阀又准备联合攻取成都，熊克武又急电刘伯承西上解围。

刘伯承鼓舞士气，在累战后又一鼓作气击败成都守敌，夺回成都。然而，吴佩孚又调整部队继续进攻成都，驻守在简阳的赖心辉吓得打算放弃简阳退至龙泉驿，龙泉驿是成都的门户，如若再放弃，成都必将失守。

无奈，熊克武又命令正在追击敌军的刘伯承援助赖心辉，刘伯承不顾数日行军的疲劳，亲自到龙泉驿查看地形，步署兵力，一举击败了北洋军于学忠的部队，保住了成都，这就是有名的“龙泉驿大捷”。

由于赖心辉指挥失当，黔军一万多人又重整旗鼓与讨贼军在荣昌、隆昌、资中、内江一带形成拉锯战。

刘伯承在收回隆昌进军大足时，由于友军不做配合，致使部队伤亡很大，而且使大足复而又失。

这种拉锯战使刘伯承异常愤慨，他看到街面冷落，百姓呻吟，一种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一次次自问：“我不是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吗？可是仗打赢了又怎样呢？无数次的胜利并没有拯救人民出水火，而是给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祸兵灾，这是为什么？第二混成旅的士兵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等待救援时却无人顾及；战时我被推上前线，是指挥一万多人的将军，战后依然是个团长，仗打胜了，功归他人，仗打败了，归罪于己；在关键时刻，各打各的算盘，丢下烂摊子不管，宁愿牺牲友军，不肯相互支援。身为军人，扶困济危，拯救中华之心何在？”痛苦之余，他愤而写下辞呈，但未被批准。此时，刘伯承怀着讨伐国贼，救民于水火的崇高责任感留了下来。

为尽快拿下大足，刘伯承亲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一天，刘伯承吃过午饭后，由向导带领来到百灵湾上面的白脚岩，刘伯承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边听身边的向导介绍情况，忽然，从前面的和尚坡脚下来了三个人，刘伯承一惊疑，在放下望远镜的一瞬间，一颗子弹从对面射来，打穿了他的右腿。

随行的副官和士兵一边还击、掩护，一边背起负伤的刘伯承撤回张家大院。

刘伯承伤势严重，回到张家大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给他施用了各种止血针、止血药，但稍一松绷带，立即血流如注，生命危在旦夕。在大足前线的但懋辛当即命令送刘伯承去内江的二混成旅野战医院。

在内江野战医院，医生们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刘伯承仍处于昏迷状态，熊克武得知情况后，派人把成都北门外一家法国医院的院长艾毓梅接到官邸，电话指示抢救。艾毓梅一一询问了病人状况、医生用药和注射部位等情况后，告诉对方立即在尾椎骨注射一针，终于，刘伯承大叫一声苏醒过来。接着，熊克武急令士兵护送刘伯承到成都继续抢救。

刘伯承到成都后，住进艾毓梅的医院，经多方抢救，才脱离危险。但此时伤口已严重感染，整个右腿又红又肿，艾毓梅认为刘伯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否则血液中毒将危及生命。刘伯承听说要截肢，执意不从，和院长吵了起来，艾毓梅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做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的伤腿竟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正常换药时，艾医生称奇不已，对刘伯承说：“病情不如君者往往锯腿，岂非上帝降福，创此奇迹？君当不忘上帝之恩，终生祝祷。”刘伯承听后微微一笑说：“上帝岂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我的伤慢慢见好，是我终日凝精聚神暗暗往伤处鼓气并心里想着：‘你要好！你要好！’才克制了病情。”艾医生虽不完全信服，但内心非常钦佩。

伤势略有好转后，刘伯承执意出院养伤，临行前，艾医生前来送别，并带来一副拐杖送给他。告诉他说：“你腿上的伤不久即愈，但腿上肌肉已缩短，愈后必成曲腿，所以送你这只拐杖做为你的终生之侣。”刘伯承听后大笑说：“世上哪有柱着拐杖行走的斗士？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艾医生听了刘伯承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刘伯承出院后，住在成都刀子巷一位朋友家中静养，伤口愈合后，右腿果然伸不直，怎么办？就这样在家静养一生？

然天下汹汹，军人岂能坐而视之，他诙谐地对看护他的人说：

“我这样又瞎又跛才不是回事哩。”

于是，刘伯承每天坚持做牵引，开始效果比较显著，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就很难再有进展。一天，刘伯承一着急，就把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命令士兵压自己的伤腿，开始士兵也很怕，但经不住刘伯承的强令，不得不坐下。结果，刘伯承惨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也随之肿了起来。

后来，一位老中医用中药给他包敷伤腿，不久，他的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功能。

腿好后，刘伯承徒步去艾医生医院感谢他，艾医生一见大吃一惊说：“何处神医治好了您的腿？”刘伯承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自己治的。”然后，他将压腿经过向艾医生做了描述。艾医生直呼“奇迹”，他感叹地说：“我向来以为华人柔弱，今天我亲眼见到象您这样神勇的人，以后对华人也应当刮目相看了。”

随着伤腿的好转，刘伯承又战胜思想上的“阵痛”，在漫漫长夜中，终于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2．3虎口脱险——在顺泸起义中

1926年5月13日，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开始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同年11月初，为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根据党的指示，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易帜。

在四川万县，刘伯承会见了当时在军阀杨森部队任党代表的朱德，两人又在重庆会见杨闇公，研究四川的起义计划。

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四川的形势，决定发动驻防顺庆、合川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共产党员）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共产党员）、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别为二、三、四、五路司令。

十二月一日，泸州起义首先爆发。

泸州的驻军是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的三个旅。驻在长江右岸蓝田坝的第四混成旅，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第一军但懋辛部的第二混成旅，以前曾受过刘伯承的训练和指挥、战斗力较强，旅长袁品文，曾是刘伯承属下的一个连长、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1926年春、中共四川地委就曾派共产党员邓作楷做袁品文的顾问，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后来刘伯承又让童庸生拿着他的亲笔信找袁品文，动员他参加革命，进行起义。袁品文看到刘伯承的手笔，心情非常激动，明确表示愿听从党的指挥。所以，这个旅成了泸州起义的基础力量。

在泸州的另一个旅，是驻扎在沱江岸边小镇上的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原是土匪，后来被熊克武的第一军收编，由于同在熊部，与刘伯承有旧关系，所以，这个旅就成了起义的联合力量。

在泸州还有一个旅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思想反动。由于这个旅独占着泸州的税收财源，与另两个旅有很深的矛盾，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障碍。

由于赖心辉对袁品文的活动已有察觉，打算实行“宰割计划”，把袁品文旅调往江津，因而情况紧急。

赖心辉的阴谋很快让袁品文识破，袁即刻与陈兰亭密商对策决定提前起义，并派邓作楷前往重庆向刘伯承汇报。但是还没等到刘伯承的指示，十二月一日，袁品文便假借办理“军事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事宜，骗李章甫到兰田坝自己的旅部训示，趁机将其扣留、宣布起义。

顺庆驻军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是隶属于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光烈是个既反动又狡猾的家伙，他发现了秦汉三、杜伯乾的起义行动，便决定秘密逮捕二人。秦汉三、杜伯乾得知事已败露，便决定十二月三日提前起义，他们在城内与何光烈的两个团发生了激战，这两个团的官兵在革命军的影响下将团长扣留，投向革命，何光烈侥幸出逃。

顺庆起义爆发后，秦汉三、杜伯乾电告驻守在合川的黄慕颜迅速向顺庆靠拢，以解燃眉之急。情况突变，正在黄慕颜举棋不定之时，刘伯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根据原定计划，黄慕颜要以部队换防为名义调动部队。现在顺泸起义提前，他们也只有十二月五日以最快速度按原计划离开合川，在合川欢送会后，刘伯承和黄慕颜一起率两个团、江防警卫营、特科营和学生队出发赴顺庆。一路上，刘伯承谢绝乘坐小轿，打着伞冒雨和官兵走在一起，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还跑前跑后照应部队，没有一点旧式军官的架子。

许多战士惊讶：“为什么这位在护国战争中曾使北洋军心惊胆寒的大将，竟是这般平易近人！”官兵们由此更加尊敬他，都愿意亲近他。

十二月九日，刘伯承、黄慕颜率领合川义军顺利到达顺庆。这时起义已经过了六天，顺庆已强敌压境，部队人心开始浮动。刘伯承的到来，扭转了开始出现的混乱局面。他召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号召起义部队团结一致，为策应北作进军、实现孙中山先生打倒列强的的主张，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众于水火，为民众求解放而努力杀敌，奋勇向前。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激发了官兵的抗敌热情。

泸州、顺庆的相继起义，把四川的各个军阀震得目瞪口呆。为了扼杀革命，反动军阀何光烈四处搬兵，派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围攻顺庆。当时敌人的兵力很强，有李家钰、陈书农的四个团、罗泽洲的十六个营；而起义部队则只有黄慕颜的两个团、两个直属营，但连排长都集中在学生队学习，基层指挥作战不够有力，秦汉三也只有两个团和一个直属炮营，杜伯乾则更少，只有一个团和两个直属连；面对优势的敌人，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提出放弃顺庆，全力解决只有三、四千支枪的刘存厚部队，待泸州革命军北上会合后入陕，接应冯玉祥部队配合北伐。但由于当时秦、杜两部的团、营长多是本地人，恋念老婆、孩子，所以不同意放弃顺庆，力主坚守。在一时难以统一的情况下，刘伯承只能提出集中力量、攻破敌一路的作战方案。战斗非常激烈，但由守卫顺庆城杜伯乾的一部分倒戈，致使城防空虚，敌人趁机冲入城里，占领了革命军总指挥部，革命军被迫撤往开江。刘伯承为了下一步行动，把部队交给黄慕颜指挥，自己找中共四川地委军委请示工作。

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后，立即进行整训，枪决了出卖前线的连长，整顿了军纪，使起义军官兵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加强了纪律，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也受到多方敌人的压力，起义军首领多次派人赴中共四川地委，请求派刘伯承和政治工作人员到泸州去。此时，刘伯承已回到四川地委请示工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一起召开军委会，决定派刘伯承、韩伯诚等十几名军政人员去泸州指挥革命军。

但此时，刘伯承在重庆也已受到刘湘派遣的反动分子的监视，为了躲开密探，刘伯承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从容出走。一天清晨，一位头包青布帕子衣衫褴褛的挑粪人，穿过晨雾，来到浮图关刘伯承的家里。几分钟后，“挑粪人”又挑着满捅大粪出来，不慌不忙向着来的方向走去。这一切，被藏在附近的密探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毫无二致的挑粪人竟是他们严加监视的刘总指挥。

刘伯承来到泸州后，很快设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政工人员向部队宣传革命思想，还创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对各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与此同时，还对军饷问题实行公开公布，严禁克扣士兵军饷，改善官兵关系；他还推行政权建设，并运用政治力量解决当地财政问题。泸州本是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泛滥，弄得民不聊生。对此，刘伯承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严禁军人把持税收、军饷不向民众摊派，并简化纳税手续。这些措施受到群众的称赞。当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刘伯承、似天神。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害百姓，匪梳兵篦害死人。

刘将军急急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更公平。

昨日兵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军队，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将军。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刘伯温。

起义军不断发展，犹入一把利剑，直插敌人胸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与此同时，刘湘也声称已于数月前接到蒋介石关于讨伐泸州的命令，并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开始围攻泸州。刘伯承坐镇泸州，就近讨伐刘湘以牵制川军东出援蒋。

泸州城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刘伯承利用当地条件，在通往泸州的咽喉龙透关修工事、设伏兵，在长江防线设置障碍，防敌登岸，又在城墙上安放草人和汽灯以迷惑敌人，致使强敌四十余日多次攻城未克。

刘伯承以两旅之师抗击十倍于己的强敌，但泸州城仍巍然屹立。起义军虽困守孤城，且无外援，又无补给，但军民齐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这是他们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时，起义军内部的一些投机分子正在私下与敌人沟通。

以陈兰亭、皮光策为首的一少部分人经不住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竟准备以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诚意的表现，在这危急关头，袁品文一再劝刘伯承等人先行出走。刘伯承审时度势，决定和一部分政工人员先行撤离。

五月十五日，在袁品文一连士兵护送下，刘伯承出龙透关，沿小路顺利通过了原旧友张仲铬的防地到达富顺。此时，意欲悬赏活捉刘伯承的军阀刘湘得知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后，立即派旅长兰文彬跟踪追捕。刘伯承等人化装离开富顺，行经荣县地界时，与兰文彬相遇，刘伯承发觉后，急忙转入一个山间小路，等兰文彬发觉追赶时，刘伯承一行已经走远了。

摆脱犬鼻鹰眼的兰文彬后，刘伯承一行取道大足、达县入陕西，当他们行至柴阳县毛坝关附近的崎岖山道时，突然发现一只猛虎眼露凶光紧盯着他们。刘伯承沉着应付，叮嘱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喊叫，在老虎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他们登上停在附近河流的一条小船后，刘伯承回头拱手向老虎道：“老虎，真不错，这回没帮倒忙”，大家擦着脸上的冷汗，都忍不住笑了。

刘伯承虎口脱险，颇具神奇色彩，一直被当地人民做为神话传诵着，人们说：刘伯承使命未完，老虎怎会吃他？老虎是来护送刘伯承的。此后，刘伯承又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汉口，找到党中央，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南昌起义。

2．4“龙下凡”——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时，从红军内部看，形势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敌情仍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如果不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将难以保全红军。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全部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这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命令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收拢。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江，仍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的危险。

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绞平渡。

但是，由于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之有敌机低空骚扰，一军团无法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从绞平渡渡江。

渡江任务全部压在了中央军委干部团的肩上，为便于指挥、万无一失，刘伯承亲自率领先遣队向绞平渡疾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先遣队到达了距绞平渡四五十里的村子里，部队一到，立即封锁消息，到村里了解敌情和绞平渡渡口的情况，开始，老乡们怕是敌军，都非常害怕，后来，当他们看到刘伯承和蔼可亲的样子时，觉得是同国民党兵不一样，才说了实话。原来，敌人估计红军要渡江北上，就把这一带的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了，而且把南岸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的交通，还不时派侦探划船过来探查消息。

没有船只如何渡江？刘伯承又来到山庄背后由山上向四处眺望：只见金沙江气势磅礴，江水从深山峡谷里流出，流速很快，涉水？不行，架桥？也不行，唯有一条路、就是摆渡。可是，江上连一叶小舟也没有，怎么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他带领前卫连来到渡口观察时，却发现江边停着两只小船，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可能是敌军过江侦察情况的船。连长肖应棠命令部队隐蔽，派出一个侦察组了解情况，果然是敌侦察兵的船。但船上除了船夫并无他人，侦察员们走到江边，敌人的船夫以为是自己上岸的人侦察回来了，毫无反应，当前卫侦察员的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时，才知道当了俘虏。

刘伯承从俘虏口中了解到绞平渡对岸的镇子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由于敌人还没估计到红军会这么快赶到，因此戒备不严。

刘伯承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真是天赐良机。”

他果断命令前卫连：“迅速渡江。”

遵照命令，肖应棠带领先遣队两个排分乘两只小船向对岸划去，当船一登陆，敌哨兵以为是自己的船，根本没在意，结果成了红军的俘虏，接着，战斗很快在镇中展开，前卫连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敌守兵和保安队，绞平渡完全控制在红军手中。

控制渡口的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亲自率领先遣队继续前进，为大部队提负警戒。同时，他还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方面寻找船只，一方面准备阻止敌人可能从两侧的进攻。

当大部队到达江边时，干部团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从上游和下游收集了七条小船，为使渡江工作顺利进行，刘伯承亲自指挥渡江，并派人到附近村庄雇请和动员了一批内行船家帮助摆渡，渡江工作井然有序。

九条小船九天九夜，硬是把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渡过江后，面对金沙江，不由得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倍加赞赏，主席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来的。”在场的人听了主席的话都笑了。

在四川，人们都传说刘伯承是龙下凡。传说归传说，但刘伯承的神奇经历如他在战场上的神勇，却使许多人都相信这个传说。

2．5死里逃生——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给两军的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是，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却随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

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

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

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刘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军刚刚接近毛儿盖，张国焘又以种种理由停止北进，并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界或西进退却的主张，党中央在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因此而错过时机，致使敌人已准备就绪、不断向北进逼。

在这种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还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军由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直接率领。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随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队的北进行动，但一心想着南下的张国焘以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为借口、迟迟不行动。

刘伯承对张国焘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红军的组织纪律使他不能公开对抗红军总政委，于是，他根据朱德的指示，加紧制订部队的行动计划，说服张国焘，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过得去的”。由于当时形势对左路军很不利，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坝方向前进。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和重大牺牲走出了草地，这时，左路军已到阿坝，按原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以嗄曲河水上涨为由拒绝渡河，刘伯承为此亲自测试河水，想用事实说服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极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刘伯承大吃一惊。他俩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仅要停止左路军行动，而且还要把右路军和中央全部拉回，他们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后，张国焘便加剧了分裂活动。他电告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电报首先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主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立即举行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

张国焘此时不仅置中央的劝告和命令于不顾，而且继续分裂党和红军，发布南下命令，并电告陈昌浩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经草地带回。

刘伯承、朱德想方设法阻止张国焘南下，并拒绝制定南下作战计划，还不断向部队做工作，宣传北上的意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他派人偷走刘伯承、朱德的马匹，并严密监视两人的行动，减少他们同外界的接触。由于刘伯承曾多次批评过张国焘，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刘伯承恨之入骨，此时，更是蛮横地停止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应该行使的一切权利，连电报都不让他们看。

为了使刘伯承、朱德屈服，张国焘还召集一些所谓的党的活动分子开会斗争刘、朱二人。一天，张国焘向在座的党员干部做了动员后，一些人便吵吵闹闹的发言，有人问：

“快说，你们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一时间骂声四起，这些人指着朱德大骂“老糊涂”、“老右派”。

此时，刘伯承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会场的矛头又一下对准了刘伯承：“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

刘伯承从容地向大家分析局势，说明北上的意义和南下自投罗网的后果，一些人显然被打动。张国焘怕冷场，随即宣布散会。

不久，张国焘就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凶相毕露地打电报给中央：“以后不准再用中央的命义”。同时，宣布南下。为了挽救张国焘，刘伯承、朱德等人忍辱负重随军南下，准备寻机再做工作。

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张国焘逼迫刘伯承、朱德发表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遭到刘伯承、朱德的严辞拒绝，并明确表示：

“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们双手拥护，什么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反对中央的决议！”

朱德、刘伯承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张国焘曾几次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刘伯承的话，激怒了张国焘和他手下的人。其中一个叫黄超的几次掏出枪都被张国焘制止了。因为张国焘的考虑是：

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他怕伤害了刘伯承和朱德会在部队内部引起血战；再则，他想利用刘伯承和朱德与川军中旧友熟识的关系，减少部队南下的伤亡。

刘伯承、朱德处境危险，一方面军的部队非常担忧，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还经常向刘伯承、朱德传递信息，请示如何做。刘伯承和朱德虽然很明白这些“请示”的意思，但他们从红军的大局出发，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告诫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面对这种局面，刘伯承出于对张国焘为人的了解，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次他找到朱德说：

“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刘伯承说：“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后来，张国焘南下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左路军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刘伯承从1911年从戎，历经了无数次战斗，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接重任于艰难之际。丰都战役，弹穿颅顶，失去右眼；大足之战，险丧右腿；长征途中又险遭不测。忍痛剜目，阿大夫惊“军神”；拒绝截肢，艾院长赞叹“奇迹”。是什么使他屡伤不退，大难不死？是“救民于水火，拯救中华”的坚定信念，使他一次次再生，一次次奋起。

常胜将军之谜

从1912年讨袁护国到1949年解放全国，刘伯承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役。许多战役出奇制胜，成为军事史上的典范。那么，其常胜原因何在？

3．1熟谙兵法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

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几乎把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读书上，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

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1911年11月，刘伯承受党的委派，进入苏联高级步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学习期间，攻俄语成了一大难关。此时的刘伯承已35岁，但面对语言关却毫不气馁。他常常清晨第一个起床，坐在零下15℃的操场上朗诵，夜晚最后一个入睡。有时，甚至在上厕所、走路时也把单词写在手上背诵。对于这一段的学习和生活，刘伯承在给朋友王尔常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日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我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

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

《孙子兵法》上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元帅运用这些兵法时，并不视为金科玉律、一成不变，而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有时甚至利用敌人迷信这些名言，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刘帅在战术运用上的高超之处，非常人所能比。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

3．2“三个半”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被看做是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人们常常赞誉他“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甚至组织专人研究刘伯承的战术，但到头来却还是败在刘伯承的手下。

刘伯承将军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何为“五行？”“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每次重大战役前，刘帅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象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时，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

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内战后，蒋介石用重兵围攻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向苏北等解放区进攻。当时，蒋军向各解放区进攻的兵力已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有二十四万九千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八万人，而且分为两个方向作战，人力紧张，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了支援中原和苏北作战，把敌人吸引过来，迟滞蒋军的全面进攻，刘伯承指出：

“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当时，敌人配备纵深六七十公里，到处设置封锁沟和封锁墙。按常规应先扫除铁路以北的守备之敌，然后进击陇海线，而刘伯承却认为进行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突击部队就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那就是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向纵深目的地挺进，对毫无防备之敌发起总攻。

乍看起来，刘伯承的这种布置似乎有点冒险，但刘伯承正是利用敌人固若金汤的防守心理突袭正面之敌，使敌人防不胜防。同时，刘伯承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也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布置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前锋据点。

在刘伯承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线，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而且成为解放军战略反攻的第一次试探行动。

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师指挥更为出色。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扫荡豫皖苏解放区，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总是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前进，使我难以下手。刘帅毅然采取“釜底抽薪”之计，甩开正面敌人，向东二百里直插敌侧背，突然攻击巨野、金乡、鱼台，歼敌二万六千余人。敌军还想继续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并佯渡黄河。刘邓大军则全然不顾，继续在东线与华东野战军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这是一次高度斗智的竞赛，蒋介石毕竟胆略不及，最后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退了回去，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三次战役表面看起来都是险棋，但正因为险，才更出敌意料，才能出奇制胜。

3．3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

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这是他百战百胜的一个诀窍，也是他指挥风格的生动写照。

1947年8月26日晚，刘伯承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晚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带。这时，尾追的敌人先头部队距解放军后卫部队只有三十里，双方已有接触，情况紧急，部队必须马上渡河。原先，根据解放军前卫部队的调查，证明淮河可以徒涉，但在渡河前，上游突然降雨，水位上涨，部队指挥员向刘伯承报告说不能徒涉，只能靠搜集来的十几只小船摆渡。

面对汹涌波涛，计有三个旅的兵力及野战军指挥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仅十来只小船显然是不够的，弄不好，尾追的蒋军二十个旅压过来，解放军将背水一战，千里南征的种种努力也就毁于一旦。在这危急关头，刘伯承沉思了一会儿，问部队指挥员：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到处都一样深吗？”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是不是亲自找向导调查了？”

“能不能架桥呢？”

刘伯承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肯定的。为了让部队迅速渡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邓小平阻击追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已进入大别山的其他纵队。

第二天拂晓前，刘伯承来到渡口，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登上渡船，不停地用竹竿试探着河水，当航行至河中央时，发觉水并不很深，就命令部队立即架桥。后来又有一位饲养员，由于掉队，牵马徒涉过河，刘伯承又立即命令部队徒涉，终于在追兵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淮河，当蒋军赶到北岸时，河水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了北岸。

事后，刘伯承严厉批评那位指挥员说：“粗枝大叶害死人、害死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元帅不仅自己心细如发，对下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向晋路大破击战时，一位参谋把自己标制的作战地图送给住在阁楼上的刘伯承审阅。刘伯承看后，问那位参谋：

“这阁楼的楼梯，你是不是每天都走几遍？”

“是的”“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楼梯有多少级？”

参谋窘住了，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问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

刘伯承笑着说：“我知道你没数过。你应该懂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都应该熟悉地形，对待战场上的地形、地物，我们万万不能象对待楼梯那样，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

“你过来看看，这座县城你怎么给搬了家呢？”

原来，这位参谋把一座县城的位置标错了。

由于刘伯承的细心严谨，避免了由此而造成的部署上的失误。

1947年12月，由于刘伯承细心侦察，使师直总部脱离险境转危为安，为保卫大别山又立战功。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率野直机关在北面店宿营的刘伯承一大早起身向村里走去，想了解一下村庄的面目。他走着走着，忽然和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农碰了面。他招呼说：“老大爷，起得早啊！你是哪个村里人呀？村上住队伍了吗？”

老农没敢正视这迎面而来的老军人，只是赶忙回答：“我是邻村的，村里住上了队伍，队伍修工事，可俺村里树木太少，弟兄们把几棵枣树都砍倒了，还说不够，我张罗着看还有啥木料能使？”

寥寥数语，使刘伯承立即警惕起来，他完全明白了老农报告的情况，邻村肯定住上了敌人的队伍，因为自己的队伍既不会砍老百姓的树，又不会在此地修工事，但他不能暴露自己，马上机智地向老农说：

“老大爷，你快忙去吧，我到前面看看。”

老人走后，刘伯承立即派一个参谋去弄清情况。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乒乓两声枪响，不见参谋转回。他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快步转回司令部，三言两语把情况讲清后，立即命令警卫员去让中原局转移，然后自己率领村内野直机关镇静而勇敢地转移。由于发现及时，部队没有受到重大伤亡，安全转移后，与陈赓在平汉路胜利会师。

据说，蒋介石在这次事件后曾像疯子一样臭骂他的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人：“专门给你们安上四五十只现代化电眼睛，还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可耻！可恨！”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一直是统领数十万大军的主帅，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亲自阅读从敌军手中邀获的报章、杂志、日记、公文和下级审讯俘虏，询问敌方逃兵的记录，因此，他对敌主要军官的脾气、秉性、所属派性、地位、出身、作战特点、行动规律等基本都能掌握，这就使他能够在制订作战方案时，把敌人高级将领的指挥特点、行动规律包含在其中，使整个战斗胜券在握。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元帅深知日军指挥官傲慢自负，目空一切，作战时呆板地按照条令、操典、战斗文书行事的特点，便相应地制定作战计划，打了许多胜仗。响堂铺一仗就是一例。抗战初期，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所以日军也把八路军当做蒋军，不放在眼里。1938年3月31日，敌军有一百八十辆汽车将通过响堂铺前往涉县，刘伯承将军定下决心，要在响堂铺打日军的伏击，但是，日军会不会临时改变计划呢？这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出自对日军指挥官心理的分析，加上对敌情的了解，刘伯承指出，只要部队注意隐蔽，不过早暴露行动意图，敌人是不会改变行动计划的。果然不出所料，那天上午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我军的埋伏圈，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的汽车和押车部队。这一仗使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军东路将领不得不佩服刘伯承将军的智谋。

刘伯承元帅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基本态势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百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兵种联合作战，他都经历过、指挥过。战争的对象、规模、样式和特点都在不断变化，但刘帅却能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什么局势，他都根据战争态势把握全局、灵活用兵，运用军事辩证法把战略、战役、战术统一起来。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这就是他百战百胜的法宝。

家庭婚恋之谜

刘帅一生虽历经坎坷，却拥有真挚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然而，有谁知道，美满的家庭中也曾有过痛彻心肺的哀伤……

4．1蝇头小楷写成的情书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作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

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才又与红军战士汪荣华喜接良缘、并陪伴终生。

汪荣华出生在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六安县地处大别山麓，山青水秀、林木茂盛，是个掀起反封建革命斗争热潮较早的地区。这里曾爆发过著名的六安、霍山起义，群众基础较好。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汪荣华的姑父冯先卓先生曾毕业于复旦大学，他在读书时接触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受姑父和革命气氛的影响，汪荣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她和男孩子一样，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干得十分起劲。1931年，独山区青年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村里的青年都踊跃参军。少妇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子上战场，人们都以参加红军为光荣。

“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汪荣华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她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她只有十四岁。

参加红军后，汪荣华先是被分配到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工作。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反“围剿”失败后，汪荣华才撤离英山县转入十一师从事医务工作。1934年，又调任省委少共妇女部当巡视员。第二年春天，又调任省苏维埃邮政局副局长。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刘伯承与汪荣华就是在会师中相识的。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派中央代表团慰问广大指战员。一大早，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富有军人气质的人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说：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陈明义告诉她：“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从此，刘伯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汪荣华调到了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与刘伯承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加深了相互了解。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让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和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啰！”

汪荣华不仅在生活上关怀体贴刘伯承，而且在刘伯承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时，也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即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与汪荣华一起前往保安接受新的任务。

拂晓，正当他们沿山沟向保安疾进时，突然，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接着一声轰响，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当汪荣华极力从硝烟中抬起头来时，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刘伯承倒在地上，身边流着一摊血。她心里一紧：“伯承负伤了。”她赶忙跑过去，拨开刘伯承和警卫员身上的黄土，含泪为他们包扎伤口。刘伯承擦着镜片上的尘土安慰她说：“不要紧，打仗挂彩，乃兵家常事。”

这时，刘伯承低头发现汪荣华的腿也负了伤，他抬手抚摸着汪荣华的伤口深情地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现在我们俩都负伤了，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还面临着敌情。荣华，数你伤轻，赶队伍去吧！”

汪荣华看着受伤的丈夫，摇摇头说：“我不能丢下你，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刘伯承想到，四周到处都有敌人活动，都呆在这里很危险，随时会有牺牲的可能。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走，现在能减少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革命保存一份力量。这里离我们的队伍不远，你快走，还来得及。”

汪荣华见刘伯承下了命令，不得己起身向刘伯承和警卫员告别，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约莫个把钟头，部队收容班的同志赶了上来。由于刘伯承和警卫员伤势太重，只好由战士们搀扶着走。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知道这是汪荣华，看着妻子的背影，他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对妻子的敬佩之情。

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从艰苦征途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婚后他们始终战斗在前线，有了孩子，他们就托付给保育院或是老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真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孩子们也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刘帅晚年身体不好，汪荣华以深厚的伴侣之情陪伴、护理刘帅，熬汤喂药、洗漱换衣，无微不至、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感动了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务护理人员，他们无不钦佩刘帅和汪荣华的爱情，深深赞叹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

4．2元帅与他的子女们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

“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着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儿刘密群也是空军司令部的技术干部，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并光荣的出席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刘伯承元帅几个子女的身上，不难看到帅门家风的可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1．1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1．2阎锡山的“逆徒”

考察徐向前的个人经历，总和“阎锡山”这个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徐向前的前半生，似乎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11月8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与永安村一河之隔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以徐姓家族为主的永安村位于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借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拥有永安村唯一楼房的“楼院徐家”祖辈虽称得上是、武林世家，到徐向前出生之时显然已衰落，院内的小路已经破坏，只有院门门楣上表明这个家庭身份的“礼门也”三个字依稀可见。五间对称的东西厢房，由于住人的缘故，年年整修，状况稍好一些，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气派。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说：“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在这个中等生活的家庭里，徐向前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也没有饥寒交迫的遭遇，但是他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而此时的阎氏家族，却由于后来任山西省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而正春风得意。当时五台县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治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要富裕些；村，就是指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

阎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来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在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统标。太原起义时，他把兵力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果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滑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一向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多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干。如徐向前的中学同学和手下败将赵承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几十年后，徐向前、彭德怀率军解放了太原之后，在山西流传出一种论调：“打跑阎锡山，回来徐向前，五台人还是沾光”。许多亲友熟人找上门来，有求情办事的，有送礼的。

刚刚解放的太原，人们还是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放，似乎凡是和徐向前这个共产党“大官”沾亲带故的，就该得到好处。徐向前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帮助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旗号的五台县商人，公然找上门来，要“借”汽车拉货做生意。有的人也找上门来，向徐向前要钱，要东西。徐向前严厉地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找上门的一律送走！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两个姐姐跑到太原探望他，他对姐姐说：

“你们来只能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这种种事情传开，人们中间又出现了徐向前“不近人情”的议论。然而正是由于有很多徐向前这样的共产党人，不谋私利，高风亮节，胸怀坦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并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客观地讲，阎锡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为了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创办了一所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计划这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在山西推行他的“军国主义”和“用民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1．3“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南方升起一颗北方帅星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三次婚姻之谜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

奇特的性格之谜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3．1书生与武将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

“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

“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

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他被迫“闯宫”，只是出于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肃反”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当年的顾忌已经不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们。在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下，徐向前再次缄默了。他对政治事件的一贯“滞后”反应，使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3．4“我得了五个鸡蛋”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无敌仁者之谜

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4．1仁者乎，忍者乎？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性。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性？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从而化敌为友，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他做为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抗战时期，冀南有一个反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受汉奸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在南宫以东的李家庄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30余人。徐向前决定以武力解决之。部队开始行动前，徐向前在干部会上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徐向前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六离会顷刻溃散。

徐向前高瞻远瞩，大仁大智，以“仁者”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军队所向披靡。

从军“入道”之谜

戎马倥偬，骁勇善战的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一样，是从讨袁护法从军入道的。但与朱、刘不同的是，其早期军事生涯带有浓厚的“泥腿子”味儿。

那时，他搞武装斗争，经历了多次辗转起落，这其中有些过程仍然鲜为人知……

1．1一把菜刀起家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乳名常伢。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这一带山高林密，地瘦人贫，是有名的苦寒之乡。贺龙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作裁缝，一家九口人，薄田却不足两亩，一年到头，收入很少，生活相当艰难。

贺龙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出生时，全家高兴得不得了。族人乡亲都说，贺士道福分不浅，迟生贵子，以后定能多子多孙；也有人说，这孩子降生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恐怕不是凡人；还有人认定这孩子日后定有非凡的壮举。迷信、愚昧的村民们对这个小生命寄予了莫大希望，给孩子描绘出梦境般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那时的中国社会已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不断加剧的年代。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民族走向了衰落。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强迫统治者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们对此却一无所措。当时，湖南、湖北连年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人民饥寒交迫，争食草根、树皮，饿殍枕藉，幼小的贺龙挣扎在饥饿线上。他长到六七岁时，依然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黑暗的社会，穷困的生活，使贺龙自幼愤世嫉俗，倔强好胜。1903年，父亲托人送他进本族私塾读书，祖父高兴地为他取了个学名叫贺平轩，希望小孙子能“平步青云，翔雾连轩”。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因受不了别人的冷眼歧视，不久便辍学回家了。这时，疼爱他的祖父已经病故，祖母见他读书无望，又特意将他的学名改为“贺振家”，希望他好好务农，来日振兴家业。这样，刚过十三岁的贺龙就挑起了家务劳动的担子。

八、九岁时，贺龙由族人传授武艺，学会拳棒。从十三岁起，他出外谋生，和乡友结伴赶骡马，驮运盐巴、茶叶等，后兼做木货生意，奔走于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起初他身高不及马背，上下驮子要搭高板凳；寄宿客栈时，自己割草，自己喂牲口，不吃荤，不喝酒，一心想赚线帮父亲置买田产，振兴家业，被客栈老板称作“能吃苦耐劳的小骡子客”。可是，湘西一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隘口、要道的税局如狼似虎，不论贺龙怎样省吃俭用，一家生活终无多大起色。渐渐地，贺龙对振兴家业的观念发生动摇。

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部分同盟会会员组建共进会，联络并吸收旧式会党。贺龙因从事驮运生涯，多次出入鄂西，见多识广，结交了哥老会中有影响的人物，间接地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那时，他虽然没有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已认识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黑暗的社会必然要被推翻。他曾对人讲：“这个世界，只有推翻皇帝，穷人才有饱饭吃。”1913年，他在湖北施恩（今恩施）加入了哥志会组织的“汉流”，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由于年纪小，十七岁的贺龙，改用贺云卿的大名，当了最小的“十排老幺”。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可是，胜利的果实却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买办阶级所篡夺。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一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

这时，洪家关来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叫名陈图南，贺龙的老乡，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转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授命为川黔湘鄂联络使。1913年，他奉命加籍，名为小学教员，暗中组织人枪，筹划讨袁的武装斗争。这年秋天，陈图南慕名专程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并留连两日。贺龙从他那里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他的戎马生涯也由这里起步了。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人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上了手印。”

贺龙常对人讲：“天不翻，日子没法过；手里没有枪，天就无法翻；穷人要翻天，手里要有枪。”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云南都督蔡锷宣布独立，亲率护国军插进四川南部，向北洋军阀开战，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策应蔡锷起义，早在湖南开展讨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湘西酝酿举兵，授命贺龙到石门泥沙组织军队，准备发起反袁暴动。

泥沙镇位于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左右的居民，镇上设有一个团防局，由湖南省督军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充当国防局长，有八十多支枪，唐臣之仗着自己有权有枪伙同地方黑势力开赌场、设烟馆等，干尽了坏事，南来北往的商旅和骡子客，常被敲诈勒索得身无分文。远近的群众对唐臣之的所做所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贺龙以前与马帮赶骡马经常来往于泥沙，也遭到过团防局的盘剥、勒索，早有心敲掉它，这次奉命来夺枪，正合贺龙之意。贺龙对这里很熟悉，与镇里的帮会组织、过往客商、团防士兵都有交情。这是个有利条件。

时值腊月，贺龙与大姐夫谷绩廷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友，以赶骡马作掩护来到了泥沙镇。这时，大庸的中华革命党人罗剑仇也起兵讨袁，并派关佩卿带领一些人来泥沙镇搞枪支。

相同的目的，使双方走到了一起。这天，他们来到镇上的永茂茶庄聚会，商量部署夺枪计划。

“下了唐臣之的枪！”贺龙沉吟片刻，巡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们要干起来，不能老是两手空空，这次一定要把枪搞到手！”

贺龙的决心已定。他们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一是引蛇出洞，由大庸的吴佩卿、田子荣等在河滩开赌场，招引团防局的士兵出来赌钱；二是瓮中捉鳖，由桑植的赵卜然包一个烟馆，请来团防局士兵，然后一举抓获；三是劝说归附，由贺龙在饭馆里请客喝酒，同士兵结拜弟兄，连人带枪拉过来，一起参加暴动。

他们认为，拆散兵团，打掉一些，搞散一些，争取一些是能够办到的，于是便分头行动了。

腊月十七这天早晨，寒风凛冽。吴佩卿与田子荣等带着一些人在泥沙镇集市一头的河滩上摆开了赌场。只听吴佩卿一阵吆喝，看热闹的人很快便围了上来。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团防局的家伙远远看见人都往这边涌，赶紧凑过来，一看是赌场，马上叫嚷着要抓赌，田子荣看透他们的心思，赶紧塞了几个钱。他们一见到钱，马上也兴冲冲地赌了起来。一连几把，输少赢多，很快招引来了更多在集市上晃来晃去的团防士兵。

贺龙这时也按原计划在“张本纪面馆”摆下了四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旧友新交，一群人正吃在兴头上。

这时，只见谷绩廷匆匆跑来，压低声音对贺龙说：“好戏开场了！”贺龙一听心领神会，让谷绩廷陪客，自己拱手一声“失陪”转身疾步走进厨房，顺手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别在身上，神态自若地走了出去。

贺龙一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谷彩之立即迎上来对贺龙说：“现在机会正好，团防局已经空了，门口只有一个哨兵，唐臣之和一个姓王的队长正在里头抽大烟，板壁上有二十条枪！”

“走！”贺龙一挥手，带着谷彩之等十人奔到团防局大门口，很快下了哨兵的枪，冲进屋里活捉了毫无反应的局长、队长两个大烟鬼。就这样，一枪没响，一人没伤，缴获了二十支“汉阳造”步枪。

与此同时，面馆里那三十来个士兵在谷绩廷的鼓动下，对天发誓，要跟着贺龙干；河滩赌场上的吴佩卿等人也顺利得手，活捉了一批团防兵，缴获了一些枪。

贺龙砸了团防局，夺了枪，泥沙镇上顿时炸开了锅。贺龙来到集镇中心，跃上石凳，大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刚才是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唐臣之，杀了王队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贺龙去打倒袁世凯和湖南那帮耀武扬威的狗腿子。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恨姓唐的，我劝你们跟着我贺龙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干的，我劝你们尽早离开泥沙镇，到外边去谋生路。不然，姓唐的哥哥从省里来了，他一准会报复的，到时候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

贺龙话音刚落，整个泥沙镇顿时沸腾了。众多穷汉拥到贺龙跟前，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叫嚷着要跟着贺龙揭竿而起，兴兵讨袁。只见贺龙一声大喊，大手一挥，带领众人乘胜冲入泥沙镇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两地国防队驻地，夺取了四十余支枪。就这样，几天内，贺龙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

贺龙率领这支刚刚组建的队伍，和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起义军联合在一起，义军万余人，于1916年一月，连续两次围攻保袁势力驻守的石门，小试锋芒。由于地域宽广，兵力较分散，加上武器陈旧，民军缺乏训练，北洋军反攻石门时，贺龙不在，石门得而复失。贺龙回来后率兵再次强攻，石门攻下来了，但又遭北洋军重兵围剿，石门复得又复失。这些民军全都是各县农民刚刚组织在一起的，一旦打不开县城，人多数自动散伙，各回家乡了。一时间轰轰烈烈的义军行动、声势浩大的万人民军烟消云散。

两次攻打石门虽然失败了，但从贺龙手无寸铁，一把菜刀起家，发展到组织起万余民军暴动这一壮举来看，确实点燃了湘西农村反袁斗争的烈火，充分显示了贺龙武装斗争的胆略，他的军事才华也初现端倪。

贺龙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找些人把石门县（泥沙）团防局的枪提了。”

三十年后，在延安出席“七大”时，贺龙在中共党员登记表上庄严写道：“1916年1月，在湘西领导起义，两次攻陷石门，起义群众万余人。”

1．2三把菜刀劈盐局

石门一役，贺龙的队伍被打散了，但各地民军首领还是要继续干的。

1916年2月，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在四川形成两军对垒局面。为了策应蔡锷反袁护国，与四川护国军遥相呼应，贺龙在慈利和各路民军首领商定了两个行动计划。先派革命党人陈少南赴川搬兵讨袁，再利用旧历二月初二乡民为土地菩萨做寿之机，各县鸣放鞭炮，同时举行起义，分别攻占所在县城。

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收到陈少南派人从四川捎回的消息，说护国军目前战争激烈，无兵可搬。

贺龙决定自己想办法，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先搞到抢，这样，手里有武装，就不怕打不垮敌人了。贺龙首先想到了桑植县境内的芭茅溪盐局。

芭茅溪是个小小的集镇，以北边坡谷遍地盛长一人来高的芭茅草而得名。这里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仅住得三户人家，却是湘西通往云贵川鄂几省的边境要道。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络绎不绝。芭茅溪盐局名为盐运局，实为“万税关”，在几个恶迹昭彰的家伙把持下，盐局把这些商旅过客勒索得苦不堪言。由于盐局里有不少枪支，贺龙决定夺枪除害，扩大声势，搞掉了这个盐局！

1916年3月17日，贺龙找到韦敬斋、贺勋臣等二十一名武艺人，带了三把菜刀和一些简单的武器，踏上山间的崎岖小路，趁着朦胧的月色，连夜奔往芭茅溪。

到了芭茅溪镇，他们会合了早些时候派来侦察情况的伙伴，深夜摸进盐局，打死盐税局的头子李佩卿，缴获十二支九子毛瑟枪，同时打开帐柜，把帐本付之一炬。拂晓时，他们又将盐局仓库打开，把囤积的大量盐和财物分给了当地群众。贺龙三把菜刀劈盐局、开仓放盐的壮举很快传遍四乡。

贺龙刀劈芭茅溪局后，带着弟兄们乘胜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长枪四支。此时，贺龙大姐夫谷绩廷的长史谷星斋，带领百余人刚刚打下了上溪河盐局，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开回洪家关。

贺龙的队伍还未到，捷报早已不胫而走，洪家关已是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当队伍还在几里外的桑树垭时，洪家关就响起了鞭炮声，乡亲们群集路旁，欢迎贺龙率部胜利归来。

不久，湘西迎来了护国军，各路民军又兴起了，纷纷配合作战，加紧了反袁斗争。大庸的民军首领罗剑仇派罗贵福等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了桑植讨袁民军成立大会。慈利县中华革命党人卓晓初也前来视贺。会上，桑植民军一致推举刚满二十岁的贺龙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贺龙当上讨袁军总指挥后，亲率民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杀了头号大恶霸米海珊。贺龙任命卓晓初代理县长，宣布桑植独立。

贺龙率民军攻打桑植县城这一仗，打出了讨袁民军的威风，从此，总指挥贺龙更加威震四方了。

桑植宣布独立后，湘西北洋军从永顺、慈利两路围攻桑植。贺龙得知后立即带兵去大庸与罗剑仇会合，共同作战。当队伍开到距大庸七十华里处，碰见了从大庸败退的吴佩卿，方知北洋军进了大庸城，罗剑仇抵挡不住，已经到贵州铜仁去联络黔军了。

怎么办？贺龙的队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寡不敌众，大庸是肯定不能回去了，回桑植也难守住。这时有人提出了解散队伍。

当时，贺龙的意见是，不去大庸和不回桑植都是对的；尽管力量薄弱，打不赢也守不住，队伍断不能解散，而且要千方百计壮大起来，继续干到底。

然而，贺龙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往回撤兵的路上，民军队伍越来越少。贺龙只得带着三十多人枪的队伍在洪家关樵子湾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隐藏力量，待机再起。

北洋军打下大庸后，慑于贺龙的威名，派了一个营直扑桑植，结果竟是一座空城，接着又到洪家关搜捕贺龙未果。他们以为民军这下真的被打散了，贺龙的队伍简直不堪一击。

贺龙的队伍决不会这样轻易被打垮的。他们虽藏兵山野，但时刻在等待时机。这时，桑植县的农民哥志会首领黄德清，组织数百农民打富济贫，冲进大地主杨锡清的庄园杀死管家，打开粮仓，分给了众乡亲，杨锡清脱逃在外，勾结北洋军马士超部队，回乡疯狂镇压。

贺龙闻讯，觉得出山的时机到了。他立即带兵攻袭马士超部队，将其打垮，支持了黄德清的正义行动。随即率部回到桑植县城附近，布设疑兵，大造声势。他选派精干士兵，每天早晚都忙着人挑马驮地运枪械子弹，沿着大路小路来回打转。城里城外群众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已忙着大包小包地往城外搬迁避难了。一时间，桑植县大有兵临城下之势。

守城的北洋军早闻贺龙大名，这时，又听到马士超部队被打垮的消息，已经乱了阵脚。自己就此一营孤军，且远离大庸。越想越害怕，干脆一走了之，免得中了贺龙的空城计。

便谎报军功，连夜撤回大庸。

贺龙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极其顺利地重返桑植县城，招聚旧部新兵，重整旗鼓，在桑植坚持讨袁斗争。

到了四月，讨袁巨浪已经席卷湘西，湘西二十个县已有十六个县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中华革命党人程潜奉命来到湖南，召开湖南人民的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这时的罗剑仇已被委任为湘西扩国军左翼司令，他任命贺龙为湘西护国军左翼军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至此，贺龙组织和指挥的民军正式被编入了护国军的序列。

然而此后的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1915年5月，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撤消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他自己也于六月郁郁而死。死后，北洋军阀黎元洪、段祺瑞争权夺利，刚刚恢复的国会又被解散，保皇派趁机制造了溥仪“重登大宝”的丑剧。

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北伐。可是，南方的地方军阀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不过是一面幌子。湖南督军谭延闿玩弄整编护国军的花招，他命令湘西民军开往常德整编，暗地里却布置湘军预伏在民军的必经之地，乘其不备之机将其缴械，一些民军首领竟被逮捕，贺龙等部因而遭到暗算。贺龙自己因外出侦察得以幸免，但他与部队被重兵阻隔，无法联系，只好同他的三名随行人员带了两支枪回到洪家关，伺候病重的母亲。

贺龙好容易拉起的这支护国军队伍，没有败于战场，输与强敌，却轻易地成为善于翻云覆雨的军阀政客的牺牲品。年方二十多的贺龙不得不思考政治斗争的复杂矛盾了。

从三把菜刀打芭茅溪盐局，树起讨袁大旗，发展到近千人枪的队伍，参加湘西护国战争，后遭人暗算，这是贺龙早年戎马生涯的又一次传奇经历。这次武装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也使年轻的贺龙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受到锻炼和提高，为他后来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阀政客作斗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1．3两把菜刀东山再起

谭延闿吞并了贺龙的队伍，贺龙回到洪家关伺奉病母，稍作修整后，在九月中旬的一天，于常德登上轮船，穿过八百里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直向长沙去找中华革命党。

这时的贺龙，已屡经征战，更加成熟了，他蓄了浓黑的小胡须，显得风度翩翩，气宇轩昂。

贺龙来到长沙，找到了罗剑仇。此时，谭延闿二次督湘上台不久，也想扩充势力，见贺龙的队伍虽被编散，但民军领袖的威望和地位依然存在，便委任贺龙为湖南督军署咨仪。

这实际上是泡泡般空头官衔，贺龙十分气愤，毫不领情。

贺龙一心投奔中华革命党。当时，正值勋节彪炳的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在沪病逝不久，湖南的革命党人用“正谊社”的名义进行活动，准备借黄兴迁葬长沙的时机，组织力量，反对湖南军阀。

正谊社斗争的矛头直指督军谭延闿、湘军师长赵恒惕以及湖南善后督办的中将主任梅子根这三个军阀头子，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口号。贺龙全力投入了这场反军阀势力的政治斗争。

按照中华革命党的安排，贺龙两次执行刹杀谭延闿和段祺瑞的亲信溥良佐的任务，但都未遂，贺龙因此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由于革命党人的竭力营救，不久获释。

这件事对贺龙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曾对战友关向应说：“这给了我一个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搞暗杀是无益的，没有军事力量，在中国就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我认为我必须着手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于是，贺龙与罗剑仇一起离开长沙，辗转于永顺、大庸等湘西各县，重新组织起二三百人的武装力量，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但不久，又被该军总司令张学济的谈判为名扣押，虽然党人多方斡旋而获释放，但部队、枪支均遭没收。

这时，贺龙的父亲赶来常德，见到了刚被释放的贺龙，含泪劝说贺龙回家务农，图个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滚打了。

贺龙却对父亲说：“爸爸给您改了名字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字叫什么振家，是盼望我能振兴家业。结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们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天下穷若农民有田种的道理。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贺龙下决心要重新把队伍拉起来。

贺士道叹口气说：“道理是满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好，我年过六十，这条老命也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干！”

想说服儿子，反被儿子说服了。贺士道老人从此和贺龙投入了革命斗争，直到他壮烈牺牲。

贺龙和父亲在革命征途上达成了一致认识后，又分别踏上了征途。父亲刚走，贺龙的部下谷顺如从被吞并的队伍里逃了出来找到贺龙。两人商量了一阵，想起在洪家关还留有两支枪，被吞并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弟兄逃出来，想继续跟着贺龙干的。总之，一定要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搞到枪支。

两人商量妥当，贺龙只身离开常德回乡。他路经桃源县，碰上了一起赶过马帮的朋友列开章，贺龙向他借了三百大洋，准备作路费和买枪支。

这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一个叫两水井的集镇上时，一个虎头虎脑、身穿对襟小袄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地急匆匆往这边跑来。一见到贺龙，就向他打听去洪家关的路怎么走法。

洪家关是贺龙的家乡，贺龙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一时来了兴趣：“你去洪家关干么事嘛，跑这么快？”

小伙子打量眼前的贺龙，蓄着浓浓的胡子，眼睛弯弯地咪缝着，一脸和气，象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才说：“我太爷要我去投奔贺龙，他说贺龙仗义，跟上贺龙干，没错！”

贺龙忙问：“你太爷是哪位，你是谁？”

“我太爷叫吴佩卿，和贺龙一起在泥沙镇，夺过枪，我是他的侄孙吴雨霖。”

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贺龙！”

“你就是贺——？”吴雨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你就是贺叔祖？”他突然下跪叩头，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忙扶起吴雨霖，笑呵呵地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咱们年龄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

“不行，不行”，吴雨霖也笑了：“那我就叫你大叔吧。”

贺龙望着眼前这个充满生气的小伙子，打心眼里喜欢。他这才细问：“你来找我，打算干什么？”

“我要跟着你杀富济贫！”雨霖说到这儿，浑身是劲。只见他“哗啦啦”扯开了对襟短，露出了别在腰间的两把锋利锃亮的菜刀。

贺龙抽出菜刀看看，拍着吴雨霖的肩膀，笑着说：“好样的！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起菜刀也能干革命嘛！”

贺龙和这个年轻人边说边走，越说越投缘。突然，他发现从常德那边走来了一群人，簇拥着一乘四人大轿，摇摇晃晃、耀武扬威地经过了两水井，朝慈利方向去了。轿中坐着的是去湘西任的县太爷，轿前，轿后各有两名士兵背枪护卫。

士兵们在两水井伙铺吃得酒醉饭饱，有两个士兵稀稀拉拉地掉在轿子后面越来越远。

贺龙看着士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的步枪，轻轻地摇摇手：

“走！”吴雨霖心领神会，顺手摸出一把菜刀递给贺龙，两人尾随着士兵走去。

走到连三湾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雨霖猛然间扑了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士兵，夺取了两支长枪。

凭着两把菜刀夺下的这两支枪，贺龙招集了十八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又重新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追随着援助湖北革命党人的湖南护法军，从石门县渡过澧水，以大无畏的精神，自觉地加入到援鄂作战中！他们在荆江西岸与北洋军阀部队周旋，先后于石首，焦圻、公安、松滋等县袭击北洋军。从两把菜刀夺枪那时起，仅两个多月的作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七十多支枪，被孙中山领导的靖国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委任为第一梯团第一营营长。

这段经历，后来被贺龙写进了履历表中：“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队长。”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重组武装。从那时起，直到南昌起义，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从未失败过。贺龙也经过战斗的磨炼，逐渐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员勇将，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以及拥护共产党革命行动的北伐军中唯一的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军长。

毛泽东同志对贺龙的这段战斗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6年，他领导湘南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段经历，对于贺龙早期辗转起落的军旅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人们回忆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一般都认为，“贺龙同志是两把菜刀起来闹革命的”。

追随共产党之谜

在南昌起义以前，周恩来与贺龙曾有过一次重要谈话，然而，贺龙决一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次谈话的结果。对此，彭真有过中肯的评述……

2．1关于“主义”的争论

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以来，贺龙逐渐认识到，平均地权在中国难以实现，三民主义并非良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需要另寻真理。

1920年，贺龙的部队驻防桃源，这时，他已升任为梯团长（后称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炎热的九月，他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个留日学生。

与贺龙早就相识的叫陈图南，是贺龙的同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乡策动讨袁，曾与贺龙组织过湘西反袁暴动，后去湘军部队供职，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另一个是方汉儒，陈图南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湘南宝庆（今邵阳）人，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贺龙的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贺龙向来好客，因此，他们在贺龙处留连两个星期。二人喜欢辩论，每天都大谈“主义”，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这时的陈图南已不大讲三民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又主张取消这个，反对那个，认为将来的中国，要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方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向贺龙介绍社会主义。他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消灭了俄国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已经是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农觉醒，一定是会走俄国列宁十月革命道路的。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贺龙的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还是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结论。他后来说过：“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听得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很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在注意找共产党。”

的确，方汉儒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象磁铁般地吸引着贺龙。他请方汉儒天天给他仔细讲解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和一些进步书籍，专心聆听之后，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世界上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际党（共产国际）。

从此，贺龙在中国寻找国际党，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人桃源会面后，方汉儒回到原籍，贺龙念及旧情，留陈图南当了第二支队副司令，以后又当了参谋长。

二十年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别提到了陈图南和方汉儒，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他回忆在桃源时，陈图南、方汉儒曾提醒他：

“方卿兄啊，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那时，他们二人所说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国际党”，这使贺龙在初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认准了“国际党”。

2．2“我的路子走对了吗？”

1923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经孙中山改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这年，贺龙率领部队在四川与北洋军阀及其四川地方势力反复激战三年，结果，讨贼军以失败而告终。讨贼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之间开始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他们见利忘义，不惜背叛孙中山。这些使贺龙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贺龙请来了他的朋友和参谋刘达五。刘达五是黔军总令袁祖铭的参军，与贺龙交情甚笃。当时，袁祖铭在一些军阀的拉拢下，对熊克武展开激战，刘达五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在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到广东去投奔孙中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龙。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困难啊！”贺龙感叹道：“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收拾？”

“你觉得广东怎么样？”刘达五忙问。

贺龙低头沉默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孙中山是个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他突然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几年里，贺龙远在湘西和川、黔一带，没有同共产党发生直接的接触。但他没有忘记桃源时方汉儒对他讲过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情况。

刘达五回答：“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近两年在云南，消息闭塞，俄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几年听说过，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

三天后，刘达五带着贺龙给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踏上了去广东的路途。

然而，广东的情况令人失望。刘达五到广东，本打算重返滇军，不久他发现滇军中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转贵州，寻找从四川失败后返往铜仁的贺龙。

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处，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党。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

2．3对贺龙影响最大的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党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党”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党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国际党”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他向周逸群提出：一要帮助改造部队；二要建立政治部。

周逸群直言不讳地指出：“部队是得改造，但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应该立足自身，招一部队学生来，也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非常同意周逸群的主张，决定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

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政治讲习所公开招生。不久，报名应试的青年就超过了八百人。

贺龙又辗转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请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有：“贺龙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甫）去主持其事。”还说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交的独立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党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

由此可见，当时贺龙不仅热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还早与湖南的中央党组织有重要的联系。

随着贺龙倾向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显，特别是他坚持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决然行动，使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日益重视。

当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

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去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与他的部队的看法还处于初期，态度比较谨慎。这个政治报告当时虽未引起上面的充分重视，但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的贺龙不仅“比王天培较左”，而且贺龙从思想到行动上是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的，并由倾向逐渐靠拢，由靠拢转而拥护，直至最终加入共产党。

自贺龙与周逸群结识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逸群能从政治上影响贺龙，甚至在关键处展开批评，贺龙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贺龙从军事上鼓励周逸群，有时训斥几句，周逸群也并不介意。一军一政，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诤友。

然而，随着贺龙对共产党的日益信赖，部队内部新与老、左与右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政治情况越来越不平静。这主要反映在周逸群和陈图南两人之间。

论出身，论门弟，论才学，陈图南与周逸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在贺龙部队里，两人的作派截然不同。陈图南自视甚高，喜欢空谈理论，敏感，且气量狭窄。由于他是贺龙的同乡，且资深位高，在第一师中下级军官中拥有一批亲信，因而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人们最初以为，由于周逸群到来，很快得到贺龙的信任，使他相形见绌了，他对周的轻蔑可能出于嫉妒。可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产党，而陈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

一次在上不上政治课的问题上，陈图南与周逸群的矛盾公开化了。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他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陈图南却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听你那一套。”

贺龙则完全支持了周逸群每天上一堂政治课的部队整训计划。

还有一次，贺龙与陈图南、刘达五等人在武汉流览市容，当看到武汉三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贺龙深有感触地赞赏共产党发动民众很有办法，陈图南这时提醒贺龙：

“云卿，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事实上，陈图南早就看出贺龙心向共产党，因此加紧了拉帮结派的活动。在军官中，如果分为左、右两派，那么以陈图南为首的一派就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分子有团长柏文忠，营长陈黑、张松如、陈策勋，副营长赵福生、刘九同等。

陈图南整日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并暗中勾结蒋介石，进行密谋活动。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陈图南利用汪精卫集团不给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谋刺贺龙。然未遂，贺龙果断处理，交武汉公安局枪决了陈图南，迅速平息了骚乱。

闹饷事件，当年在武汉曾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使贺龙历经风险，但确实增长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更显示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彻底决裂和在政治上历经严酷考验后的进一步成熟。

这一切是与优秀共产党员、贺龙的良师益友周逸群分不开的。他的宣传教育在贺龙思想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贺龙自己也说过，周逸群对他的影响，是对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动，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党。

2．4南昌起义前后

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师于1927年5月11日进驻河南驻马店。6月15日，贺龙所在部队进攻北洋军阀体系的奉系，消灭大量敌军。这时的贺龙已是北伐中的一员左派名将，部队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六日，贺龙奉命率二十军回到武汉。

六月底，武汉形势开始恶化，汪精卫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即将开始。

汉口、汉阳正酝酿着又一次“马日事变”。在腥风血雨中，几十个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投靠了蒋介石；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率领全军和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只剩下贺龙一人。

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

六月二十七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地讨论应变措施。然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陈独秀等领导人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妥协让步，竟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调往武昌加入张发奎部。不料，由于处理不当导致混乱，纠察队中不少人弃枪逃之夭夭，剩下的被迫缴了枪，且无处安身，贺龙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此外，大批从别的部队逃出来或被“遣散”出来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和工人纠察队一起被解散了的农民自卫军骨干等先后编入了贺龙的部队。贺龙一如既往地全力保护着二十军里的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此时，贺龙对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渐认识，并与其决裂。这以前，蒋介石为了拉拔贺龙，曾派参谋长朱绍良利用黔军关系，秘密来武汉，向贺龙封官许愿，说什么只要拥蒋，就委为中央委员，当江西省主席，赠送一幢地处南京的大洋楼，条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贺龙对此断然拒绝。

与此相反，贺龙对中国共产党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无减。

据当年随军苏联顾问库曼宁回忆：

“贺龙决定把从蒋介石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欢迎到自己部队里来，但进行得十分秘密，因为当时在武汉还没有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如公开执行，必然过早地暴露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万一张发奎发觉了贺龙和叶挺部队里增加了共产党员，可想而知，他从武昌出发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军及第二十四军的武装。”

贺龙为了避开蒋介石方面的说客，经周逸群安排，于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在这里，贺龙结识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就是在这里，他对共产党员从思想上、政治上接近，进而发展到组织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贺龙的新寓所里迎来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

贺龙对周公的屈尊过访，非常感动。据在座的贺龙堂嫂陈君兰后来回忆，他们当时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

贺龙原以为，政治上，共产党员比国民党强；军事上，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员强，因为共产党还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在周恩来的启发下，贺龙认识到，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政治作主心骨是靠不住的。贺龙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这次会见，是贺龙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贺龙后来对部下讲述他思想转变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指周恩来），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七月六日，汪精卫高唱东征讨蒋，秘密召集非共产党的将领开会。贺龙也在座，会上，汪精卫公然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各将领加强防范军中国共产党时，贺龙坐不住了，他当面驳斥汪精卫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农工援助，我们革命能够得到今天的胜利吗？我反对分家。谁要分，我就同谁干！”

这番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话，弄得汪精卫的会也开不下去了，在场的将领们一哄而散。

七月八日，贺龙派出二十军的轮船将朱德和病中的湖北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安全护送到九江。

七月十日，贺龙部队沿江东下。队伍走到黄石港时，汪精卫已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就要对共产党下毒手了。

七月十七日晚，贺龙在黄石港召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了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消息。会上，他着重分析了时局，指出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回老家去；一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一条是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条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都绝不能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走这样的路。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十军官兵，从黄石港分乘数百条木船，浩浩荡荡向九江进发。到九江后，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专程会晤贺龙，把党内正在酝酿中的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了他，试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热烈拥护，当场许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

不久，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形成了。与此同时，汪精卫发来通知，命令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汪精卫认为贺龙、叶挺的部队战斗力强，“共产党员多，太红了”，因此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贺龙识破了汪精卫的机关，与叶挺、叶剑英在棠湖小划子中密商，决定不上庐山，移师南昌。

七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到二十军，通知贺龙，党中央已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与前来军部的刘伯承一起拟定起义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中华总公会。

后来，贺龙1946年在延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南昌起义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周恩来同志把指挥起义的大权交给我，我很受感动。当时，我说，我不是党员。周恩来说，党相信你。”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零时整，在党的前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武装起义，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本是在拂晓前才行动的，由于贺龙部下赵福生晚上匆匆离队，向敌人汇了密，起义的时间提前了。

南昌起义拉开了威武雄壮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序幕。敌朱培德和程潜在南昌的队伍三千多人，拂晓时被起义军全部瓦解。起义后革命军整编队伍，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同时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谭平山等同任主席团主席。

八月初，按前委计划，起义军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州，打开海口，争取国际援助，再次举行北伐。然而，这是一次没有同湘赣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溽暑远征。

在这次远征中，任务艰巨，处境艰苦，贺龙始终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亲自指挥了壬田战斗，击溃了军阀钱大钧的阻击，占领瑞金；组织并率领二十军一部策应了会昌战斗，打得钱大钧部几乎全军覆没。

起义前，当周恩来代表党的前委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贺龙后，谭平山曾在旁鼓励他说：“老贺，你当总指挥就要加入共产党，不入党可不行啊！”这话说到贺龙心坎里去了。贺龙诚挚地告诉谭平山：“头年驻常德时，结识了周逸群，我就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申请过好多次了，考验也快两年了。老周说，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现在既然你找到了我，那我就请你们当‘红娘’！”

九月初，贺龙率部从会昌到瑞金，在瑞金城边的一所小学校里，贺龙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履行了入党手续，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入党后，贺龙的立场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正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指挥的军队从此是党的了，我的脑壳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起义军绕道福建进入广东后，兵分三处。贺龙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二十军第一、二两师和二十四师在汤抗攻击三倍于己的敌人，然而遭败绩。在鏖战中他通宵达旦坚持指挥。在流沙会议后，起义军在乌石遭到伏击，一些领导同志被冲散，队伍大乱，起义失败。贺龙亲率弁兵左冲右突坚决抵抗，一直坚持到入夜才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离开乌石，按照党的决定，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重大，它诞生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同志回忆，他们曾问起贺龙同志南昌起义有没有必要时，贺龙十分明确地说：“那时我们就抱定共产主义信念，发表宣言，使敌人孤立了。我们打起了革命旗帜，敌人要消灭我们；我们又打起革命旗帜来斗争。不暴动怎么办？没有暴动是提醒不了人民的。”

从此，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彪柄千秋的历史功勋，永远载入了史册。

贺龙很早就开始寻找共产党，寻求真理。在党最困难的时刻，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党，参加南昌起义，自此踏上革命之路。起义前，周恩来曾与贺龙会晤。那次会晤，是贺龙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然而，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拉过来的。对此，彭真曾有过中肯的评述：

“贺龙出身苦，他和贫苦群众生活在一起，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不安于现状，用种种方式和旧社会斗争。

“贺龙在斗争中找出路，找过孙中山，接触过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大屠杀，许克祥“马日事变”大屠杀，汪精卫嘴上反对心里支持。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贺龙同志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贺龙部队里早有共产党员了，周逸群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贺龙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对党的战线、方针、政策逐渐有所了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一个个领袖人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从现实看到了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不顾个人安危，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周恩来同志让他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就有了依据。

“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把他拉过来的。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三进洪湖之谜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同刘伯承、林伯渠等一起，前往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但因机关被破坏，未能成行。南昌起义前，贺龙曾对徐特立说过：“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于是，不愿离开革命的贺龙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以洪湖为中心，“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史剧。

3．1初进洪湖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早在流沙会议上，他即表示要卷土重来。他也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1927年11月初，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处。一到上海，贺龙就见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来。周恩来希望贺龙暂进躲避一段时间，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贺龙答应考虑。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在谈到湘西的情况时，贺龙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把与贺龙的谈话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不是要贺龙同志去湘西干一干呢？”

李维汉同意。

常委会开过以后，李维汉把瞿秋白的意见通知贺龙。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实际上，贺龙是想回湘西的。但是，中央要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已决定他们三人于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秘密离开上海，贺龙只好准备上船。不料，十一月十六日，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识破，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贺龙便不能抛头露面了。于是，贺龙找到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革命，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会议提了出来。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表示不赞成。周恩来向常委们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认为贺龙应该去，也有充分的条件去。最后，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带着周恩来的关怀和嘱托离开了上海，再次踏上了征程。

1928年1月16日上午，几个商人模样、看上去颇有来头的人，从容镇静地穿过街巷，从汉口街心直奔长江码头。途经一个巷道口，只听人声嘈杂，一大堆人在围观墙上国民党出的一张布告，言语中夹杂着“南昌暴动”几个字。“商人”们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个中年人趋向前去看究竟，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悬赏缉拿南昌起义的“匪”首之一贺龙。他看着布告，嘴角不经意地轻笑一下走开了。

此人正是贺龙。不过，这时的他身穿阔绰的狐皮袍，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外国造的宽羊毛围巾，戴着墨晶眼镜，并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胡须，俨然一副商贾模样。随行的周逸群打扮得象个管帐先生，刚加入共产党的卢冬生也化了装。

自从贺龙率军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印发张贴了成千上万张这样的通辑文书，附上照片，张贴于通衢要道，要捉拿贺龙。当贺龙原来的上司、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上报贺龙、叶挺南昌反戈的情况后，汪精卫发誓要捕杀贺龙，蒋介石则悬出重赏，要“买”贺龙的首级，他们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

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贺龙轻蔑地一笑，昂首向武汉关轮船码头走去。当时戒备森严的汉口，到处是敌人的巡逻队，他们严密把守在交通要道，盘查过路行人。贺龙等人闯到了高大的武汉关钟楼前，准备搭乘预先租好的江轮。

荷枪实弹的哨兵，正在武汉的栅子口上搜索行人和旅客。

见状，贺龙镇定地迎面向哨兵走去，突然把身上阔绰的皮大衣一掀，故意高声叫嚷：“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一看他们这副打扮，丝毫没有起疑心。贺龙一行人就这样机智地躲过哨兵的盘查，登上了开赴长江上游的江轮。后来，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实那时我身上带的都是党的文件，还带有枪呢！”

他们登上轮船后，船上的帐户先生左顾右看，打量了好半天，试探地问：“先生贵姓？”

贺龙说：“我姓王。”

帐房先生诡秘地说：“你不姓王吧？”

贺龙一怔，随即镇定地反问：“不姓王姓什么？”

“你是贺龙”。

贺龙一看自己身分已被识破，严正地说：“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护送！”

帐房先生竟平和而亲切地连连点头称是。原来，这个帐房先生和船上一些水手、工友是同情革命的。贺龙当师长、军长时，驻军武汉、鄂城，颇有声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所以，他虽然骗过了巡察的哨兵，却被革命群众认了出来。为了保护贺龙他们，船不拉汽笛就离港了。

当时，江上有很多驻扎武汉的桂军巡逻划子，一见有船起锚启航，飞快追了上来。帐房先生见状赶忙让贺龙他们躲好，水手们急中生智弄断了拉汽笛的绳子。巡江划子靠近江轮，一群持枪桂军上来质问：“为什么不拉汽笛就开船？”帐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拉汽笛的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这此士兵扫了扫船上的旅客，掉头走了。

江轮就这样在涛飞浪涌的大江上驶往洪湖地区。

一月十八日，船到洪湖边的新堤镇。镇上驻军是湖南部队李觉的师，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敌情，知道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条枪。贺龙对周逸群说：“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贺龙朝周逸群笑着说：“我当面向他们借枪，你们就动手提。”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大摇大摆地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头就说：“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这时，一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卢冬生一枪打倒，随贺龙来的其他几个人趁机一拥而上，将团防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到手中。

贺龙等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一月十九日，他们就在离洪湖不远的反嘴镇登陆了。他们一一向船工、水手挥手告别，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象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面积达四百三十八平方公里，跨洪湖、监利两个县。它处于武汉市西南方，与湖南省接连，素有“千里洪湖”之称”。

一上岸，贺龙等人就筹画着去和贺锦斋接头。贺锦斋（1901—1928）是贺龙的堂弟，小时候当过学徒，干过农活。

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贺锦斋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一师师长，并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转道上海，找到了贺龙。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地区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游击队，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正当贺龙他们准备去寻找游击队，和贺锦斋接头时，只见一位魁梧的汉子，身穿灰色棉军衣的人飞快朝他们走来，扑上去一把握住贺龙的手，激动万分地大喊着：“大哥，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说罢，朝岸边一群人挥臂大喊着：“你们不是盼望见到贺龙吗？看，他来了！”

此人正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这突然的会合，使得岸上的人们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小小的会师，使湘鄂边前委有了一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贺龙曾说：“这是我们赤手空拳来到荆江以后，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钱。”

不久，贺龙通过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的部下张天辉，与以李兆龙为首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将大革命时留下来的两支农民武装召集过来，由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于是，贺龙将他们编为两个大队，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这是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石首县委决定与工农革命军配合，发动“年关斗争”，在较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二千人，缴获了不少武器，迅速打开了局面。工农革命军军威大振，到1928年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关斗争胜利之后，荆江两岸局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湘鄂边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决定将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前往湘鄂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石首中心县委为了扩大根据地，要求湘鄂边前委在未走之前，消灭驻扎在监利县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团防，贺龙接受了石首中心县委的要求，挥师前往。可是，当工农革命军去打监利时，城里敌人突然增加了一个旅的兵力，情况有变，部队没有防备。

在遇到劲敌的情况下，贺龙、周逸群只得下令撤出战斗。他们将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后，带领二十多人，于1928年2月下旬，前往湘鄂边开辟新的根据地。

周逸群到湘西后不久，暂别贺龙，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带，领导鄂西地区斗争，开辟了洪湖根据地。贺龙则在湘鄂边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3．2二进洪湖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联成一片的设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四军东进，七月初，与周逸群为首的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第四军改为第二军），周逸群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两大革命武装的会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当红二军团建立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军阀部队，大战正酣。贺龙、周逸群等率领红二军团在石首藕池大败敌军，缴枪二千多支。蒋介石给兵多枪少的红二军送来了装备，部队一时声威大振。

贺龙重返洪湖，展现在眼前的是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

由于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贺龙决心和洪湖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块根据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敬重，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贺胡子”。

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在辽阔的千里洪湖上，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在洪湖地区，有一块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头——白极会，这是一个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组织。远在清朝时，就是这个白极会，曾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北的革命运动。这时，它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和红军作对，杀害革命人民。淝阳大土豪陈彦达从天门县招来了白极会头子周亮，在各地发展白极会组织，胁迫每家一人参加，不然就诬称为共产党，进行迫害。红军和赤卫队在八月以前，同白极会多次交战，曾攻入石山港，活捉了白极会头子、国民党旅长张登鸣，并当众处决，取得反击白极会的第一次胜利。

白极会又组织“复仇”，裹胁会众一万多人，卷土重返石山港。作战时吞黄表、喝朱砂，念念有词地祷告“天神保佑，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富贵荣华”。在石山港大建佛堂，装神弄鬼，愚昧群众。

眼着白极会无恶不作，严重威胁苏区人民群众，贺龙决心消灭白极会。为了揭穿白极会“刀枪不入”的鬼话，贺龙把活捉来的几个胸口画着“太极图”的会首当场枪决，打破了他们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位于内荆河畔的峰口镇是当年和白极会激战过的地方。

镇北有座三孔石拱桥——五风桥。当白极会匪被红军打得四处逃窜、败退到五风俗桥时，由于贺龙和红军指战员早就发动群众，在桥面上撒满了玻璃、瓦片、石渣，光着脚板的白匪一到桥上就乱作一团，个个束手就擒。

八月，贺龙、段德昌等人率领红军，配合各地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群众，开展消灭白极会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紧密配合下，消灭了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白极会，为苏区人民除了大害。

消灭了白极会，贺龙率领红军进一步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鄂西特委和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具有湖区特点的人民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贺龙二进洪湖发展湘鄂西根据地经受了路线斗争的考验。早在1930年6月，党中央的领导对当时各地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主观主义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使“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其影响开始波及湘鄂西根据地。

二、六两军一会师，鄂西特委就按照党中央指示，要求他们集中进攻荆州、沙市、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以与红一军团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张。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了批评。鄂西特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贺龙是阻挠贯彻中央路线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后，中央派来了新的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被调到地方工作，担任代理特委书记。

这时，党中央为纠正“左”倾路线而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远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军团前委还在继续贯彻这条路线，指挥部队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贺龙奉命率部打开南县、华客、公安、津市、石门、临澧。但是，由于部队忙着赶赴长沙，城镇旋得旋失。这时，贺龙偶然从旧报纸中发现蒋、冯、阎三方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亲自赶到石门向特委书记建议返回洪湖根据地。不料不仅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结果部队受到严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时，优势敌军已经包抄过来，红二军团被迫退往松滋。

在松滋县杨林市，红二军团前委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时，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贺龙、段德昌等多数人认为，红二军团应回师洪湖，保卫老根据地，而后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发展。他们认为既要山区，也要洪湖那样的平原，要把湖区山区连成一片。此时，正在洪湖地区担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的周逸群也来信，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回师洪湖。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前委书记提出“离水就陆”的“上山”方针，要山区不要湖区。他固执地认为，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只适宜小的部队逃兵躲藏”。

争论未决。前委书记仅同意段德昌等人带少数部队回洪湖，实质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红六军军长的职务。

领导层意见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未能抓紧战斗准备。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日夜行军，又累又饿，沿途买萝卜充饥，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觉部袭击。部队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相持之中，红军刚收编的一支部队反水，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中，最终导致失利。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付出很大伤亡，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总指挥部几乎撤不出来，南征失利。

此后，部队经马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转至鹤峰，开始在鄂西、鄂北山区流动转战。

3．3三进洪湖

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这时，敌军加紧围攻洪湖，正在五峰、长阳地区活动的贺龙力主回师洪湖，打退敌人进攻，巩固革命根据地。但特委书记认为，回师洪湖犹如“从井救人”，“救者必死”，不同意回师。前委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按书记意见，红三军进兵荆、当、远，想用所谓“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敌军撤离洪湖。实践证明，这种主观主义的指挥不仅不能搭救洪湖，反而使部队在江北陷入重围，又受到很大的损失。突围后不得不转向鄂西北，开辟了房县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强行篡夺了中共的领导权。他们把“左”倾当右倾批，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发展了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机械过火斗争，从此开始了“左”倾路线对党的又一次统治。

三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左”倾路线执行者攫取了党的领导权。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写信来，要求红三军回洪湖地区。贺龙则早有此意，便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数同志，打回洪湖去。九日，红三军的七、八两个师，和正在鄂北的红九师会合于刘侯集，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红三军向洪湖方向发展。

红三军东进洪湖，增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大人民，深得人心，广受欢迎。

然而，贺龙率红三军刚回到洪湖，就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剥夺了指挥权。政委万涛也被撤职。贺龙据理力争无效。就在这时，与贺龙并肩作战多年、结下深厚战斗情谊的周逸群在去华容检查工作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1932年初，贺龙恢复指挥权后，率部向襄北发动攻势作战，利用敌军受到群众反对，离开阵地不能打仗和不善于雨天、黑天作战等弱点，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等战法，并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在龙王集、王家墩等战斗中，接连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个营，缴枪五千余支，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根据地得到相应的扩大。

但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军事斗争不久即陷入了被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左”倾路线执行者加紧推行错误路线，指责红三军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要求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必要时要打“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消耗战。三月底，敌军“清剿”襄北地区时，红三军将敌军在瓦庙集等地分割为两个集团，分头进攻，打得英勇顽强，毙伤敌旅长以下两千人，取得了很大战果，但部队自身伤亡很重，送往后方医院的伤员约有几千人，弹药更是无法补充。但“左”倾路线执行者不顾部队的消耗，强令继续进攻，“全力歼灭进攻之敌”，迫使红三军在五月份张家场战斗中同敌军进行持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自身的伤亡超过了毙伤敌军的数字，损伤了元气。六月初，川军趁红三军远在襄北之机，进攻洪湖根据地，苏区内部顿时紧张起来，幸亏贺龙率主力星夜赶回，在新沟嘴用诱敌进入预设阵地和迂回到侧后使其两面受敌的战斗，击败川军，俘虏三千多人，才转危为安。然而少数具体战斗的胜利，改变不了王明路线给整个洪湖苏区带来的损失，洪湖革命处于低潮。

1932年夏天，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调集五六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洪湖的兵力达十万之众。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由主张盲目进攻，一变而为单纯防御，命令部队筑碉固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和敌人硬拼。在政治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且一开始就采取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改组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生硬地联系起来，乱捕、错杀了大批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几十名干部和黄埔生基本被杀完，整个洪湖地区错杀了约两万人，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自己把自己部队搞垮，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攻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贺龙从实际出发，建议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选择弱点，歼敌一部，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坚持要分兵把守，固守决战。红三军被迫“两个拳头打人”，一路向荆州、沙市进攻，出击襄北，另一路留在苏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唯恐打破坛坛罐罐。这样做，就不能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挥不了红军的长处，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1932年9月，毛泽东有一份电报发至湘鄂西，也被王明路线积极推行者扣压，不向贺龙等人传达。终于，多年来艰辛创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多人，从洪湖根据地突围后，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

从洪湖苏区撤退后，贺龙率领部队，经过七千里行军，到达湘鄂边，开创了黔东根据地，基本上渡过了1932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成立了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红三军在会师后又改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支生长在不同地区的革命部队初次见面，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得十分紧密，被称为“模范会师”。会师仅仅一年，红军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时，蒋介石调遣大批军队，集中六个纵队约三十万的优势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疯狂“进剿”。战斗初期，红军接连报捷，但由于敌众我寡和“左”倾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个问题，是在历史性的遵义会议精神传来之后，才从根本上解决的。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挥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二、六军团机动灵活、有声有色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利用湘鄂军队进行“围剿”的计划。红二、六军团乘胜攻占石门、澧县、津市、临澧，在那里筹集给养，扩大队伍，宣传抗日。

贺龙三进洪湖，出生入死，破敌摧坚，在洪湖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绩，和洪湖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情谊。后来，当过去的记忆复现脑际的时候，他平静地微笑着说：“我对那些地区相当熟悉。”

个性及婚姻家庭之谜

战场上的贺龙，口衔烟斗，指挥若定，这几乎成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然而，生活中的贺龙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番风采……

4．1丰富的个人特质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同志嘴边总会挂上微笑。关于贺龙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贺龙从小就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指挥员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却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个爱嘻闹的人。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贺龙曾对人谈起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贺龙又高又壮。“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同志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的确，仅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飞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叨着他喜欢用的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曾对人说：“他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关向应同志曾对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女士谈起对贺龙个性、品格的印象。他说：“贺龙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种特殊的战士风格。他作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战时计划得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决定都是稳当安全的。他对待部属很周到，但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严格执行纪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强的，并且对党诚实和服从，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循党的路线。作为个人，贺龙为人和蔼而朴实，几乎是孩子似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他抽香烟——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了。”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谈谐有趣，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常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只要一提起我贺龙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这时，他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哈，我来了！”

贺龙从不讲究形式。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我数不过来！”一次贺龙视察青岛海军学校，却走进欢迎他的仪仗队中，和张三拉拉手回李四家在哪里，中午又在院子里和学员们蹲成一圈吃饭，闹得偌大一个食堂空着，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贺龙说，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贺龙顾全大局，丝毫不带有私心杂念。他与肖克在战争年代结下了密切而持久的战斗情谊，被美国记者、《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而兹伯里称为“一对生死朋友”。一九三1934年，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这次会合，完全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合那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惨死后，肖克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4．2贺龙的婚姻家庭生活

贺龙早年赶马驮运，长途跋涉，生活很艰苦。由于勤俭精明，还是为家里挣了一些钱。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

桑植到处传说：“民国反正，穷人翻身。”随着贺龙赶马收入有了点钱，生活也开始好转。也就在这时，他们家庭成员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一九○六年贺龙十岁时，腊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贺龙与比他大几岁的原燕罗界邻居贫农女儿徐月姑成了亲。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

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拉队伍，女儿贺金莲留在上海。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贺金莲自幼体弱多病，这时不仅无法及时治疗，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还要经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这样搬来搬去，没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给拖累折磨死了。

贺龙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儿十分疼爱怀念。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悲愤地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嘛！”金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秋，贺龙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告别家族时，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幅鞋扣绊，说：“这还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绊！”

贺龙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前开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肖克结婚）。蹇先任出身豪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贺龙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当时贺龙正好打了一个大胜仗，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肖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出生十八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她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

因贺龙南征北战，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解放，贺捷生才回到父亲身旁。

蹇先任后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岁月。

战争时期，为了革命，贺龙与薛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贺龙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于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两人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4年9月，陕北延安连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为贺龙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怀有身孕时，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即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当时，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如果是个男孩，应该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名字给孩子。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联系。贺龙的字是鹏举，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个，就叫‘鹏飞’好了。”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为了有纪念意义，贺龙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贺鹏飞”。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的家里时，保姆抱着贺鹏飞在路边迎候，贺龙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贺鹏飞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总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再加上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少了。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受到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贺龙，于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贺龙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区。两人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那样的境遇之中。

这年夏天，林彪一伙背看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夫妻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不久，七十一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

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

4．3贺龙的儿女们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文革"蒙冤及平反之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6月9日，一代元戎与世长辞。

1975年，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然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贺帅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其中一波三折，发人深省。

5．1一场风暴平地起

1966年，一场风暴平地而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八月中旬，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贺龙表示不满。说：“现在这个搞法，有点象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很快，林彪、江青一伙便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八月二十六日，林彪诬陷贺龙指使人在军队夺权，并在随后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接着，林彪指使吴法宪组织写诬陷贺龙在军队“夺权”的材料。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妻子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原来，毛主席将林彪指使吴法宪等人写的诬陷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当时看完后，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跑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

“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股恶浪的推动下，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斐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一些人不断冲击贺龙住地。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并要出去见群众。薛明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认为最好先请示总理。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

五日和九日，贺龙两次到中南海找周总理，未遇。这时，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对贺龙进行攻击，诬陷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十一日，贺龙的家被抄。贺龙只好携薛明到周总理家里。

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情况也复杂，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总理叫人接通了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们撤出去；并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

总理本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一月十九日，总理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总理还约了江育。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总理对贺龙说：“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总理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四十年的战友的永诀！

5．2移住北京西山

1967年1月20日，贺龙与薛明移住北京西山某处。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贺龙夫妇，还有担任警卫的战士。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七日，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而且没有烟抽。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

九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总理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方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缓慢了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活，还进行虐待。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

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载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象过去一样对我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说：“好，过来了就好！”

贺龙在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记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记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月中旬，当贺龙同志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

5．3“通敌叛变”真相

1968年9月18日，被隔离审查的贺龙突然收到“专案组”的一封信，要他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专案组”向他提出的唯一重大的“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把信往桌上一甩，怒气冲天地吼道：“撞他妈的鬼！

人都给我抢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原来，早在1967年2月14日，为了适应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需要，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就向中央写信诬告贺龙历史上有所谓的“叛变投敌”问题，说：“1933年，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因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江青拿到这个“揭发”材料后，要挟周总理说：“这下可该他贺龙揪出来了吧！”1967年6月13日，林彪、叶群派朱铁铮到武汉调查晏××的揭发问题。晏和他所在组织头头参与了这次调查。当晏××知道被调醒的六个人都不能证实贺龙有问题时，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相同的“揭发”材料。1971年，“专案组”就按宴××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定贺龙“通敌叛变”。这是林、江一伙忘图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的一个恶毒伎俩。

贺龙那颗赤诚的心被重重地刺伤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划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洪湖地区乃至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挫折，红三军由二万人锐减到三千人。贺龙率领这支革命力量转战于湘鄂川边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驻进了万山丛中的鄂西利川小河镇。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是要前来送一个叫熊贡卿的亲笔信给贺龙。

熊贡卿其人，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政客。早在北伐前，贺龙就认识他。此人大革命时曾唱过几名高调，但“四·一二”后，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贺龙从信的字里行间很快看出了敌人的游说，策反之意。

他们是想借熊贡卿同贺龙“昔日友善”的关系，“深入虎穴，招安投诚”，故先派这个叫梁素佛的人前往红三军驻地试探，并联系熊贡卿与贺龙见面。

贺龙强按心头的厌恶之情，吩咐警卫员带“客人”去休息，并特地嘱咐警卫班长“加强警戒，千万莫让他跑脱了”，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去报告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军政委关向应听了贺龙的汇报后，决定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团驻地，以便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于是，由关向应口述，军部文书执笔，以贺龙的名义给熊写了回信，并交分局书记夏曦过了目。

一星期后，熊贡卿、梁素佛果然带着光洋、礼帽、金壳怀表、毛巾和饼干等“见面礼”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根据上级指示，不动声色地与熊贡卿“叙旧”，从中掌握了大量敌情，几日后，贺龙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关向应汇报了情况。关向应叫来参谋，把贺龙从敌人口中掏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分局。几天后，红三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工作会议，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公审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会上，关向应还要求干部要象贺龙那样，经得起任何考验，对党忠心耿耿。

第二天，红三军全军指战员和附近的老乡聚集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旁空旷的田野上，举行群众审判大会。贺龙激愤地向群众控诉了蒋介石及其说客的险恶用心。接着，关向应宣读了中央分局关于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在贺龙一声“立即执行”的命令声中，警卫班长刘开治带领几名战士，将熊贡卿、梁素佛处决。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就同他的反革命“围剿”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写道：“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殊堪悯惜”，“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那些阴谋家能够纂改得了的。正如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要他交代与熊贡卿谈判的“罪行”时所说的：“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

5．4元帅之死

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贺龙的处境越发危急了。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这时就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糖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这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不久，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贺龙经过分局批准诱杀熊贡卿事实经过的报告，但他们有意压下，不呈报中央。二月下旬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整人也不敢光明正大呀？！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怕别人攒着你的把柄！”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召开当天，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单后，贺龙一连几天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没有蔬菜，有时贺龙夫妇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野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五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六月三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六月七日，未进食。

六月八日，未进食，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粮尿病酸中毒症状。晚八时，抢救的医生方才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下午三时四分，贺龙元帅被害致死。

5．5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1973年5月1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但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老同志陆续恢复了工作，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并说：

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指示要为贺龙平反。这真是一言九鼎啊！1973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宽慰之余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十个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是留下了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帅看见总理到会，计上心来，便随机把悼辞递给总理：“请总理致悼辞！”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薛明汇报贺帅被害详情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于是，她写下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贺帅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0年12月6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薛明列席旁听。

她回忆说：“我们听到法官一声命令：带吴法宪！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吴法宪垂头丧气地由法警押上来了。这个人，过去一见到贺龙，就连连点头哈腰，一副恭顺相，后来操纵着‘贺龙专案组’，手段是够毒辣的。他招供出许多罪行，真使人惊心动魄。比如说，叶群整贺龙的假材料，和他合计把我弄到边远地方，这些，我都是听了吴法宪的招供才知道的。”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发出［1982］43号文件，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来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贺龙元帅当告慰于九泉之下！

吹尽狂沙始到金

——性格之迷

性格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种新兴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组合的话，那么，彭德怀无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纯朴与憨厚比肩，倔强与执拗携手，大爱与大恨并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执著。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于他是一种幸运，还是潜伏着的祸根？

1．1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贫穷、困苦、受欺的下层生活是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体验，纯朴、善良、寡欲的下层农民是他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感慨最强烈的众生群体。这一切，构成了他人生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头。

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从这一起点出发，彭德怀由一个沿门乞讨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剥削的煤矿工，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红军，走向了共产党，走向了为他所熟悉和爱戴的穷人谋利益的事业，直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和党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他都始终未敢忘怀他的生命之源，并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动力。他曾在《彭德怀自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童、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位生于农民，长于农村，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都市的元帅的性格深处，有着极强的农民意识和摆脱不掉的农民情结。

这种农民情结的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对下层群众真挚的厚爱和对欺压人民、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

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正是从这种本能的厚爱出发少年时期的彭德怀便有了明显的杀富济民、为下层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在湘军当兵期间，彭德怀便秘密组织成立了“济贫会”，并制订了以下纲领：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从这一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成立“济贫会”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为下层人士谋利益，并已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另外，从当时中国的状况来看，彭德怀成立“济贫会”时，中国正处于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的彭德怀还只是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并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因此，彭德怀成立“济贫会”，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下层生活，而幼年时所积累起来的对贫苦群众的感慨和同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但这种植根于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并未因职位的升迁而减弱。相反，正是出于这种对人民群众无私的厚爱，使他经常深入下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不平而鸣。1958年，当他去西北考察时，一个贫农家五口人共用一条裤、合盖一条被的凄惨状况使他伤心落泪；在湖南考察时，由于急于向人民公社化过渡而造成的广大群众无处栖身的景象使他怅然神伤；在去庐山开会途中，火车站成群成群的难民更使他难过得食不下咽。他没想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劳苦群众，在革命成功后。仍然过着这种可怜的生活。这一现象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后又被罢官，但他内心无憾，他坚信自己，也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这种对劳苦群众的厚爱相反，彭德怀对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期间，湖南南县有个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哥哥是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便在一个晚上化妆来到欧家，杀了欧盛钦。后来事情败露，彭德怀也被迫逃离湘军。

在彭德怀的眼里，也许可以容得沙子，却绝对容不得这种人的存在。虽然他以后曾将这一举动概括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但这一自发的举动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原因，在当时恐怕是很难用“打抱不平”几个字来概括的。

彭德怀农民情结的另一表现，便是他对农村生活本能的眷恋和向往，并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成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之职，不久，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其中一条是：“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以其“年岁已高”为由拒绝了他。几年之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去外地国营农场当农民”。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1．2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比较粗率。这种不加雕饰的张飞式的鲁莽和粗率传到民间，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以致庐山会议之后，民间便盛传有彭德怀和毛泽东对骂之说。其实，对骂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话语，却很能说明问题，请看以下片断①：——

①这些对话或发言均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而来。

在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时有人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

彭：……华北座谈会操了我40天的娘，我现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谈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时：

主席：……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我61岁了。

在谈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时：

主席：……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要听对方意见。

彭：我讲话都要先写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当谈到要听取意见，改正缺点时：

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十一、十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十七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着急得讲了几句话：

彭：可以放心，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作了7月23日讲话之后，有批评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从以上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彭德怀身上颇似张飞式的鲁莽与直率的性格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说明，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作风对他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并在他身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透过彭德怀这一性格特征，我们却也可以看到他许多值得称赞之处：他爱骂人，却也爱士兵；他说话粗莽，不注意场合，却同时说明他不是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地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的“右倾分子”，而是一个胸怀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将军，一个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纯正的共产党人。

忠，反映了一个人对事物相对稳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是隐于内的。直，则是一个人对事物所持看法和态度不加雕饰的流露方式，是形于外的。也许正由于此，彭德怀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征所掩盖，而鲁莽、直率的特点却给他带来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影响。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再强调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泽东本人参考的”时，毛泽东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说得相当严重：

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拿不出来。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测，这段话给彭德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

1．3源于苦大仇深的倔强和执拗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股极强的倔劲。毛泽东说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周恩来批评他“认为训服就是没骨头”，朱德指出他“对不同意见听不进，爱骂娘”，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身上这种极强的倔强性格来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产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开外，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化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化子。”地主一听脸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

“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

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

“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

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时，彭德怀发火了：“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伙囚禁之后，彭德怀依旧对攻击他的红卫兵大发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于消灭了几百万日本兵。”当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当时就大发雷霆：“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即使对不带恶意而自己一时又难以接受的意见和批评，彭德怀也时有抵触，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本人，彭德怀也敢于当面顶撞、变颜犯上。在上一节所引的对话片断中，这一点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彭德怀的这种倔强和执拗，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也能作出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以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

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

跌宕人生15年

——宦海沉浮之迷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人为的不幸？

2．1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虽然后来曾被毛泽东派去三线工作，但并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实际上也没工作几年；他也是第一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1959年即被罢官，并一直处于被批判、攻击和迫害之中。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难道真如民间所说的“彭德怀是个马上将军，只会马上打仗、不会椅子上做官”那样吗？这一疑问促使我们有必要对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作一番考察。而要考察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其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常的年月。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河南小麦亩产了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吨，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上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北。有的地方40天实现绿化……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励，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述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象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乌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他心里不能不沉重地感觉到：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又想起出访匈牙利时，匈牙利国防部长雷维斯对他所说的一段话：“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如今，发生在我国的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彭德怀的心又一次更加沉重起来。

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他没想到，这封信的影响会如此之大，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树立了一道里程碑。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

“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一度而为批“右”，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连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书信，为何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呢？这又不得不从毛泽东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况谈起。

应该承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功绩是应该永久地载入史册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到了晚期，毛泽东的性格则是扑朔迷离，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对主观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以为凭借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主张“团结——批评——团结”，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一连串胜利，党和个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东方红》，毛泽东开始不谦虚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即使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压抑气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组成，因四人在会议期间意见一致且来往密切）。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7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2．2挂甲归田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耿直倔强，又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令他很难接受的打击。然而，木已成舟，事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情和残忍。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挂甲屯是个富于美妙传说的村庄名，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这个地方从此也改称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被撤销国防部长之后，如今也在此挂甲归田了。

至于这座吴家花园，传说是300年前吴三桂的住宅。如今虽有亭台楼阁，却大都破损不堪；虽名曰：“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

面对此情此景，抚今忆昔，无不给人一种沧桑兴废之感。

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茶、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时“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他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90多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彭德怀凭自己的“认真”精神的实地调查，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尽管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应该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还是非常轻松适意的。

除平时参加生产劳动外，他还坚持看书、看报、看文件。每星期还抽出时间参加高级党校的学习。闲暇之时，还到附近的农民家中走访，谈家常，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在这里，他是群众公认的“好村长”，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安慰救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还用自己的薪金给村里装电灯，接自来水管，修下水道，他给了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则使他得到了充实和愉悦。在纯朴憨厚的人民群众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普通一“农”。

他始终脱离不了和下层群众的血肉联系，摆脱不了根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

2．3坚决不吃“分手梨”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毁容”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毁灭自己”，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被强加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野心家”、“伪君子”等脏而破的帽子。不仅政治生涯从此中断，就连家庭生活也被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这是“难以启齿的污辱性的痛苦”，“造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

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时，请夫人浦安修不要跟他自己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继续受迫害、遭污辱。但是，相依相伴几十年的夫人浦安修深深明白，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她是学历史的，心里更清楚：

所谓的“当代吴三桂”之说是残酷的无中生有。因此，她不顾彭德怀的奉劝和反对，毅然决定陪伴“挂甲元帅”来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对这一结果不敢抱乐观态度，浦安修对他这一态度就更不“深知”，也不甚“清楚”。当时杨献珍曾劝他们，无论如何，要肩并肩地坚决一起走到底，要坚信有朝一日党和人民会如实翻开这段历史的。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这又给彭德怀夫妇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终于决定“分手”了。杨老坚决反对他们“取此下策”，认为这是“无用之举”。

彭德怀回答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

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老不高兴了。

浦安修泪如雨下，杨老也泪汪汪地看着他们。

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马上抓起一半梨来……

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

很快、很快，她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很快、很快，她吃光了。

她抹抹嘴，哭着说着：“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

他站起身喊道：“送客！”

“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杨老急中生智。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喊大叫。

浦安修失声痛哭。

“你不要搞绝对化！”杨老再劝彭德怀。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杨老无计可施，只是摇头叹息。

车子缓缓开出来，浦安修在车里哭哭啼啼。彭德怀和杨老在车外不停地挥手……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圆”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打了回去。

“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

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

“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

打手们不管他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

“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

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浦安修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解释“狠心吃梨”的话又涌到嘴边，但却被这种批斗场合死死地封住了……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

遗憾的是，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只好“抱恨终生”了。

“唉！自己真恨自己哟，恨到真该死的地步！”

1978年12月，杨老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他哭诉自己的心里话。

“您老能理解我吗？”

“我是您的孩子，不管您理解不理解，我都要说！”

“德怀是对的，我们夫妻一场，前前后后，曲曲折折，有您老作证，真是大不幸中之万幸。”

“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错吃了分手梨！”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不管您信不信，我吃梨的动机是好的，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可结果……”

杨老一直注意听着，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2．4毛泽东再变初衷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性格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他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话，但对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也时有怀疑和否定。也许是意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对彭德怀的一些做法有些过份，加之当时由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以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必须以彭德怀作为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清楚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反攻。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三线工作也就尤为重要。自己到三线去，也可在晚年再立新功，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熟悉工业，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后，被撤销了国防部长之职，至今尚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是难以工作的。想到这些，他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到外地国营农场去当一辈子农民。

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特摘引如下：

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

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

“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

“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先是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到：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

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伟人毕竟是伟人，他的一念之差，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伟人毕竟不是神人，即使他有意为之，也未必能收到神奇的效果。

2．5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

“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很快便产生了。

不久，一个所谓“揪彭兵团”由北京串联到成都，对彭德怀的行踪进行侦察。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因患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曰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仍极浓地笼罩着大地，寒冷的冬风刺人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入。他非常生气却又不失礼貌地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

红卫兵才不管他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

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

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

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押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

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信，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

2．6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对手们也恼怒了，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有关问题。

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一、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

“百团大战”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22个主力兵团，再加上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自动参加，共有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月零五天，共击毙日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余里，拨掉敌据点2990余个。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但“百团大战”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伤亡过多。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战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绩为主，同时指出了客观上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允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至于“文革”中对“百团大战”的攻击则更加放肆，也更为可笑。有人攻击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也有人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竟将远在1927年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也归罪于“百团大战”。其卑鄙之极令人汗颜，其无知之至更令人发呕。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确有过失误。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并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所交代和总结。这些过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对日军进攻方向估计不对，过早发动战役，从而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客观上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二、由于“百团大战”中我军实力暴露较大，从而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兵力，加强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给华北地区人民带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三、战略指挥上有蛮干思想，致使我军得不到休整，部队过于疲劳，战斗力减弱，使一二九师伤亡过多。

这些问题至多也只能算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与所谓的“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压根就不沾边。林彪、江青一伙之所以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无非是想给彭德怀多加一条罪责，并通过这一问题来攻击更多的中央领导人而已。

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这一问题，如今也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出兵朝鲜前和朝鲜战场上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静。奉命准备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彭德怀从颐年堂开完会出来，正准备上车回去，突然有个高个子小伙喊着“彭叔叔！彭叔叔！”拦在路中。

“究竟是谁呢？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呢？”彭德怀有点疑惑不解。走近一看，仿佛在那见过，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不认得我了，我在延安学习时，你还表扬过我呢？”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岸英啊！没想到你已长这么高了，跟你爸爸一样。”彭总握住岸英的手又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彭叔叔，你准许我参加志愿军，把我带到朝鲜去锻炼行吗？”岸英说完，像个小孩一样天真地望着彭总，等待着应允。

彭德怀沉默了许久，才问到：“这事你爸爸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已写过报告了。彭叔叔，你答应我吧！”

岸英又一次恳切地望着彭总。

……

那天晚上，彭德怀没有答应岸英的请示。他心里很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1930年10月，杨开慧连同儿子被敌人抓走后不久便被枪杀了。长沙地下党千方百计将岸英兄弟两人营救出狱，寄放在上海。不幸，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房东便要岸英去挣钱。那时岸英才10岁，岸青只有8岁，从此，岸英就带着弟弟岸青毅然离开了可恶的房东，流落街头，过着乞丐般的凄惨生活。彭德怀怎能忍心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为岸英求情，彭总才答应收下。但同时拒绝让岸英上前线，而是让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12架f1－80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彭总的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十颗汽油弹，然后一扭头走了。炸弹巨烈的爆响声惊醒了正在值班的毛岸英，他连忙向外跑，但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他一听就急了，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说着就往外跑。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放开！

再不放老子毙了你。”警卫员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当彭总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

“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但是，岸英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了，他已倒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了。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为了不给毛主席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走了，带着他28岁火红的青春走了！如果他知道他的死如今却给他敬爱的彭叔叔带来又一条罪状的话，他肯定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的。

三、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见了一面，而所以让他和侄女来往，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

彭德怀

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

2．7将星陨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后，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监禁进行所谓专案审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味……的考验，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

“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陨落了。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一生功名今何似？留与后人话短长”。当我们从历史的陈迹中披抄拣金，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无不痛心却又非常遗憾地发现：造成彭德怀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可恶的林彪、江青之流，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不能不算作其中的原因之一。

魂兮归来兮，远方不可久留

——骨灰之迷

他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锅”，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十五年中，他时时期盼着春天，渴望着自由，然而，春天来了，他的冤案也将要平反昭雪了，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的骨灰杳无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3．1魂归何处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从悲痛之后的怀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真可谓天涯何处觅忠魂！

彭德怀被监禁的后期，病情日益严重，被指令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这是301医院外科楼的一间病房，光线本来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纸，一点光线也照不进来，使这间名义上的病房显得更像一所牢房。身患直肠癌的彭德怀虽名曰治病，实际上仍然过着囚犯般的艰难生活。病房门口有战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1974年10月以后，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了。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此后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魁梅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去北京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俩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被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时，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

3．2化名存骨灰

成都的冬季，天气格外阴湿寒冷。天刚一亮，大地便笼罩在厚厚地浓雾之中，使人感到格外的压抑和神秘。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彭总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暗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二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二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二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二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杜信持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一位管业务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同志便问：“什么骨灰盒？”杜信只是说：

“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没问题，你去办说是了。”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这位同志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了写着这样一些字：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

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神思。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60多岁或70多岁，而是写了32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杜信走后，辛自权老师傅觉得老大不对劲，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王川，男，32岁，籍贯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远道送还故乡，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属在场呢？骨灰由省革委会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会有一定关系，难道省革委还付不起区区小费吗？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完备的手续，短期暂存也就行了，为什么要上架发证，还要求长时期存放呢？问题归问题，他心里清楚，这肯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隐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还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来查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事隔几年后，省委凡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的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整整四年。

3．3探寻骨灰

在文革中，彭德怀被列为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根据浦安修所汇报的情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以［（78）专办介字第40］发信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赵紫阳。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1978年12月11日

晏、任二人于12月中旬到达成都。他们住定后，便持介绍信先到了省委值班室，值班室人员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成都一事，便请示主管领导张振亚。张振亚此时已是省委秘书长，他这才明白，来人讲的“王川”的骨灰就是彭老总的骨灰，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立即驱车赶到成都东郊火葬场，见“王川”的骨灰盒安然存放在237号骨灰架上，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叮嘱火葬场负责人妥为保存，便回来答复了晏、任两位军人。晏、任二人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去了。

张振亚感到事情重大，需和省委领导汇报商量。当时，赵紫阳等省委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去了，他只好向留在省委机关主持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汇报，杜心源听后立即指示：一定妥善保存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并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3．4魂归八宝山

1978年12月22日清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已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彭总的骨灰要安全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省委秘书长张振亚立即将值班报告送给省委书记杜心源阅示。杜心源指示立即派人将彭德怀的骨灰从东郊火葬场取回，同时让张振亚与中央办公厅联系，问明举行什么仪式，是否要派人护送。

张振亚知道化名“王川”的骨灰是杜信一手经办的，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杜信速来见他。杜信匆匆赶来，秘书已在楼梯口等候他。当秘书迫不及待地将情况告诉他时，杜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顿时泪如泉涌，两手捂着脸哭着走进了会议室。张振亚见杜信伤心地走进会议室，心里难过极了。

一句话也没说，便将取骨灰的卡片交到了杜信手里。

张振亚、杜信及两位保卫干部，带上介绍信和卡片，坐上小车来到东郊火葬场，辛自权师傅的接班人甘志群将“王川”的骨灰盒从273号骨灰架上取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取走呢？不是要长期存放吗？”

杜信说：“感谢你们保存了这位领导同志的骨灰，北京将要为他开平反追悼大会了。”

彭总的骨灰是1974年12月23日寄存的，取走的那天是1978年12月22日，他的英灵在火葬场的寄存架上，又和他最关心的平民百姓一起度过了四年。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四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

“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总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总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

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他：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并已通知了成都军区……。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点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景二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二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二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是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的。你们立即随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去。”干事说完，便拉了俩人上了车，飞一般地向成都军区方向驶去。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总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痛欲绝。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景二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总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目送着英魂离去。

为了安全护送骨灰，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领导未到机场送行。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见二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地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去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同志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下午六时后，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承光沿着弦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二人见面。王承光也是彭总以前的秘书，三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王承光告诉他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的骨灰仪式。”

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在西苑机场停稳后，舱门刚一打开，便听见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一片哭泣声。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感情，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此时，彭总的夫人浦安修及其它亲属彭钢、彭梅魁、彭正祥、彭康伯等沿着弦梯走上飞机。彭钢从綦魁英的手中接过伯伯的骨灰盒，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泉涌，有的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总的骨灰盒至八宝山革命宾仪馆第一室存放。

“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经过整整四年的异地飘泊，彭总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彭总也一定会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3．5最后一个疑点

在我们介绍了寻找彭德怀骨灰的全过程之后，有一个疑点仍须作一解释：彭德怀的骨灰当年为什么会存放到成都？

在“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有如下两段文字：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办公室另一份记录上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这里所提到的王副主席，就是王洪文。

秘密送来骨灰盒的那两位军人，也讲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存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存放地点，以便今后查找时不致搞错的指示。

由此判断，在1974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办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总理及其它中央领导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和良苦用心。而将彭德怀元帅的骨灰长期存放于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恐怕也莫过于此了。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读书之迷

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学，但书却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一个时期。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我们已无法计清，然而，一本极其普通的《欧阳海之歌》，却使他感慨万千，几度弹下元帅泪。这是为什么？其间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感伤情结？

4．1元帅与书

彭德怀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六岁时，家里送他去读私塾，在那里，他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等。这些书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苦涩艰奥的文字和愚腐呆板的儒家教义。然而，即使这样，他的读书生涯不久便因生计艰难而中断。八岁时，母死父病，全家八口人中，祖父母八十开外，三个在幼年的弟弟也无人照管。虽然他只有八岁，生活的担子却无情地压在了他瘦弱的肩上。他不得不停止学业去给地主放牛，也因此而中断了他一生仅有的、短得可怜的读书生涯。

学业中断了，但书并没有离开他。即使在此后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始终坚持挤时间来读书学习。无论在井冈山上，还是长征途中，以至延安时期，书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个阶段，并留下许多感人的佳话：

那是红军第三次回到井冈山军事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部队驻在黄垇，军部就设在垇北的城隍庙里。

这天吃过午饭，六纵队的通讯员张洪远来给彭德怀送军务，他走到彭德怀的房门前，连叫几声“报告！”屋里却没人答应，推门一看，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他正要返回，迎面看见彭德怀的勤务员小李走过来。

“勤务兵，彭军长呢？”小张急切地问。

“在屋里休息。”小李回答说：“彭军长太辛苦了，别打扰他，有什么事，等会再来吧！”

“彭军长并不在屋里。王纵队长让我来送紧急军务。”

小李听说是军务，想起平时彭军长的叮嘱：“有要紧事得及时报告。”于是，他连忙跑到几处打听，却连个人影也没找见。小李心里着急起来，心里不断地自言自语：彭军长会到那里去呢？

忽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小张说：“彭军长准是看书去了！”

“看书？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还到那里去读书呀？”小张惊奇的问。

小李也不答话，拉了小张便向后山跑去，翻过一个山坡，果然看见彭德怀正坐在山腰的桂花树下聚精会神地读书，身子像钉在了地上似地，一动也动。

小张见这情景，既想走上前去，心里又有点畏惧。只好站在坡上，不时地向小李使眼色，吐舌头。

夏季的山区，浓雾茫茫，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就下起了毛毛细雨。彭德怀仍坐在石头上，小雨点不停地洒下来，他就用右手拿着书，用左手和袖子遮住雨，仍旧专心致志地读着。

站在山坡上的小张和小李，怕淋湿了彭军长的衣服，再也忍不住了，鼓起勇气，走上前去说：“报告彭军长，天下雨了，你为什么不戴斗笠？”

彭德怀头抬也不抬地答道：“噢，我没带斗笠，你给我一个吧。”他口上说着话，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手上的书，身子依旧稳稳地坐着。

“报告军长，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小李说。

彭德怀这才抬起头，一拉身后，果然有个斗笠，忙戴到着上说：“噢，瞧我这记性，要不是你们来，我大概连自己是谁都要忘了。”

……

无需再举例证，彭德怀元帅对书的特别喜爱和刻苦用功的学习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解放以后，彭德怀学习更加认真，为了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他买了从高小到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制订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从不间断，有时因会议耽误了，晚上不论回家多晚，也要戴上老花镜，在灯下把每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即使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他脱离工作期间，这种勤奋不懈的精神不仅丝毫未减，而且涉及的面更宽、更远。他遍览古今中外政治、历史、文艺名著，刻苦地钻研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即使到三线工作以后，虽然工作非常辛苦，后来又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批判，他也从未中断过学习。多少个夜晚，彭德怀坐在灯下，带着老花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彭德怀这种刻苦用功的读书精神，不仅影响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而且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称赞。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和彭德怀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

“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彭德怀回答：“我只读过两年书，并未上过大学。”蒙哥马利听后非常惊诧，最后颇有感触地说：

“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4．2这本书真好

成都永兴巷七号——彭总的起居室里，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显得那样简朴，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放得整整齐齐，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这些书是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来三线工作时随身带来的，当时总共装了20多箱呢。其中有一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欧阳海之歌》，却为我们再现了彭德怀当年读此书时的情况，也是我们了解彭德怀晚年思想的珍贵资料。

60年代中期，继英雄雷锋、王杰之后，又一个英雄的名字在全国广为传颂，这个名字便是欧阳海。

欧阳海同志出身在一个穷苦人家，从小就受到穷困的折磨，童年跟随母亲要饭度日，后又为地主放牛。旧社会的苦难和压迫，炼就了他倔强和勇敢的性格，也使他无比仇限吃人的旧社会。后来，他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队的摇篮里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1966年终，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地牺牲了。他只活了23岁，在短短的一生中，欧阳海做了很多好事。先后三次跳进水里救起过四个孩子；多次为集体，为孤寡老人义务劳动；参军后一贯艰苦朴素，见义勇为……这些动人事迹经金敬迈加工整理后，成为《欧阳海之歌》一书，这本书不仅是生活中欧阳海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雷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艺术上的高度概括。

《欧阳海之歌》于196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畅销书，从军营到学校、工厂、机关，几乎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在谈论欧阳海的事迹，讲着欧阳海的故事，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欧阳海”的高潮。

欧阳海的事迹自然也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他从三线工作巡视回来，一有空就孜孜不倦的阅读《欧阳海之歌》，常常忘记了吃饭，经常是一顿饭炊事员催了又催，彭德怀拖了又拖，有时候，他索性“罢”吃一顿。他被书中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段时间，彭德怀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这本书真好”这句话了，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即使晚上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有时也会忘乎所以地喊出声来：

“这本书真好！”彭德怀着迷了，如同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穷困已极的人见到了金子。

这本书彭德怀详细地阅读了三遍，也许是他一生中看得最认真的一本书了。全书共444页，划有杠线的共计有148页，作有眉批的共有76页，眉批累计有1819字，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被水浸湿的痕迹，从已有的眉批看，这些痕迹并不是水痕，而是泪痕，可见彭德怀读此书时是何等激动，以至老泪纵横。

1966年晚秋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把这本书交给了他的炊事员刘云，一再嘱咐他说：这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一定要认真读一读，争取做一名欧阳海那样的革命战士。

此后不久，彭德怀便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以至含冤而死。但刘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这本《欧阳海之歌》，虽然书皮已经破烂，但书页却非常完整，里面彭德怀所作的眉批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真是一部难得的革命史料，也是彭德怀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4．3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夜深了，四周是那样安详，那样宁静。彭德怀依然端坐在桌上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着他非常喜爱的《欧阳海之歌》。他的心情却不像夜晚这样宁静，看着书上的文字，童年时的往事和以后的经历，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吃惊地发现，欧阳海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从书中，他仿佛又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相似镜头一“你我同根生”

翻开《欧阳海之歌》，首先看到的是欧阳海在风雪中降生，在旧社会这个人吃人的苦海中所受到的苦难遭遇。欧阳海七岁时跟随母亲去讨饭，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侮和凌辱，倔强的欧阳海不愿再受地主老财的欺凌，对妈妈发下了决心：“我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

“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读到这里，彭德怀同志用笔划上了一道杠线。欧阳海那倔强的性格和不甘忍受辱的志向多么像自己童年的钟伢子呀。（钟伢子是彭德怀的乳名）读着欧阳海悲惨的故事，彭德怀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彭德怀的童年生活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中所有交代）。

回首往事，彭德怀感慨地在19页上写下这样一些话：

“小海，你七岁随母讨米，我八岁带弟也讨米，受富人欺侮，只讨一天，再不讨米、决心砍柴卖。你鲜血印白雪，我严冬水里捉鱼卖！你我同根生，走上一条路。”

相似镜头二为了真理

在这本《欧阳海之歌》第194页上，一排铅字被下边的红线衬托得更加醒目，书页左侧三十几个刚劲有力的红字在黑色墨字的衬托下也越发清晰。那一排铅字是“因为这是为了坚持真理……”；那三十几个红字是“坚持真理，为了真理而斗争，哪怕是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是不吝惜的。”

这是彭德怀读书时作的杠线和眉批。

短短的一道杠线、三十几个字的眉批，却蕴藏着震憾人心的巨大力量。在红与黑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彭德怀为了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彻底精神，体现着彭德怀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光辉事迹。

1934年，彭德怀面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煊赫的权势，冒着杀头查办的危险，挺身而出，痛斥“左”倾教条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他愤怒地说：“中央苏区从开创到现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片欢歌颂语声中，彭德怀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非议和批评，但他仍不改初衷。会后，有人逼他交出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名单时，彭德怀气愤地说：“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名单、组织、纲领、目的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1962年，彭德怀被“罢官”三年后，看到林彪、“四人帮”随意践踏和纂改党的历史，倒行逆施以及诬陷诋毁党的干部，拍案而起，起草了八万言书。当身边的同志劝阻他时，他说：“我个人是渺小的，为了我自己，写不写没有什么，可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给党抹黑。……

这封信上去以后可能要伤害到某些人，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为了真理，为了党的利益我不能不这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后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

不必再举例证了，这一句句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一件件平凡却又倍见精神的感人事迹，却已紧紧地浓缩在三十几个字的眉批之中。一部《欧阳海之歌》，不仅使他对自己以往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从而坚定不移，而且激发了他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因此，在读到400页小字号铅印的毛泽东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方法，舍不得丢掉的吗？”一段话时，彭德怀同志用红笔给划了道线，并写了如下眉批：

“这话说得多好！照这样行动才对。”

4．4元帅为什么哭了

提起彭德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确，在人们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然而，又有谁能知道，就是这位建立了无数赫赫战功的彭大将军，在读《欧阳海之歌》时却几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第一次读《欧阳海之歌》，看到201页时，彭德怀哭了，他摘下老花镜，用手抹掉脸上的泪水，然后提笔写下“我看到这里哭了，不知为什么？”第二次读《欧阳海之歌》，还是看到那个地方，彭德怀又哭了，他又写下同样的眉批：“我看到这里又哭了，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回首童年不幸的往事，他没有哭：战争年代的残酷考验，他没哭；庐山会议上莫须有的指责和诬陷，他同样没有哭。他不是那种轻易掉泪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感事伤怀呢？让我们还是把探寻的目光重新移向这本令彭德怀元帅牵肠挂肚的《欧阳海之歌》吧！

在201页上，彭德怀划上了许许多多的杠线，杠线上全都是欧阳海的指导员曾武军对欧阳海所说的话：

“……一旦治不好，那也没关系，革命工作千千万，总会有我的活儿干的。看树林子，守灯塔，不都是革命工作吗？只要这颗心不残废，一条胳膊干的工作多的是哩。”

“这回真要革命到底了，那也没啥！人嘛，总有一死，活七、八十岁不算长，活二、三十岁也不算短。”

“我还不到彻底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争取回到这里来，现在任务没完成，我不能撤退！”

“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

当看完这几段引文之后，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已悟出了点什么，得出一些扑朔迷离的结论。这些话，是曾武军受伤医治期间对欧阳海说的，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心渴望能早日工作的迫切心情。如果说彭德怀在看到这里时，为曾武军的事迹所感染而流泪，这样的结论是难以说服人的。要知道，在英雄辈出的六、七十年代，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不罕见的，在雷锋、王杰等人的事迹中同样可以找到。而这种颇似“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话语，是不足以使这位曾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元帅凄然泪下的。

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文字所特有的感染功能又一次把彭德怀元帅引向了对自己往事和境遇的联想。他在被书中的人物感动，为自己的不幸哀伤。

那么，此时此刻的彭德怀在干什么呢？

庐山会议之后，他一直住在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整日为不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忧心忡忡，非常难过。他说：

“没有工作，白吃人民的饭是最大的苦恼。”他要求到一个生产队去，即使把一个生产队搞好，让几百口人过上好日子，也是莫大的快慰。

后来，毛泽东主席要他到三线工作，他终于在多年困顿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到三线以后，他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工作上，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彭德怀走遍了四川、贵州等三线工矿、工地，行程数千里。他不顾自己68岁的高龄，拚着命地工作。

1966年5月28日，正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视察的彭德怀奉调回到成都，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西南三线的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彭德怀出外巡视更困难了。他住在成都永兴巷七号，但一颗心却时刻记挂着三线工作，他详细地翻阅了大量资料，以这种他当时唯一所能采取的方式继续他的三线工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要工作！”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多么基本的要求啊。然而，彭德怀的这一要求却并未得到满足，他所得到的，是更多的攻击和陷害。

“四人帮”一伙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当彭德怀刚到三线时，姚文元就抛出《评〈海瑞罢官〉》，向彭德怀施放暗箭。彭德怀预感到他们的阴谋，可他大气凛然，说：“无非再搞臭，批臭一次。”“不管他，我们干正事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一伙趁机又一次气势汹汹地扑向彭德怀。戚本禹、关锋于1966年6月16日联名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写黑信，说什么“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进行不正当的活动”，杀气腾腾地提出“彻底消除这个隐患。”随即到西南召开批判彭德怀的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坚持真理，痛斥诬陷之词。会议后不久，他不顾肠炎泻肚，身体虚弱，抵达贵阳，参加工作会议。同志们劝他，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时刻不忘工作。

他还计划和提出了三线工作以后的规划和工作设想。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升级，他的规划和设想再也无法实现了，三线工作也无法开展了。彭德怀当时所能干的，大概也只能是更多地读《欧阳海之歌》和其它书籍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连最起吗的工作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悲痛欲绝的呢？《欧阳海之歌》中曾武军的话，又一次深深地刺伤了彭德怀内心最敏感的部位，他几度为此流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而悲伤落泪——这便是彭德怀特别喜爱《欧阳海之歌》的悲伤情结，也是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

文武全才之谜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既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又是对酒当歌的诗人，文武全才，于此观止。陈毅的出现，如同为神州大地增添了一首诗，一首英雄主义的赞美诗！

1．1儒将的由来

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陈毅出生时，陈家还有良田40亩，属于上中农。但整个家室明显的在败落。陈毅的祖父、父辈们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光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陈毅三岁背诵《三字经》，五岁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九岁随家迁至成都，因为祖父和父辈们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远不如都市便利。

在都市里上学，每天都途经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里面的机器都是德国进口的，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越发坚定了去走前辈所希望他们走的道路，学好“声光化电”，重振陈家。

天有不测风云，时局混乱。1911年秋，陈毅和胞兄孟熙回到乐至乡下外婆家寄读，这时，他遇见了一位终身难忘的老师——陈玉堂。在他的指点下，陈毅打下了坚实的诗词格律的基础。1913年，回到成都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就读，该校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在学生中倡导古文的学习，在此期间，陈毅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传说有一年中秋节，陈毅跟着母亲去亲戚家，在那里陈毅得到了一本一直想读的书，便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忘记了步行几十里路的劳累，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吃饭的时刻到了，主人三番五次地催他吃饭，他都象没有听见一样，仍然坐在那里看呀看的十分入神。主人和母亲都知道陈毅见了书就着迷，所以也不见怪，就把一碟糍粑和一碗芝麻酱面条端到他的面前。

陈毅一面看书，一面吃着糍粑，由于心思全在书上了，本来吃糍粑应该蘸糖，他却把糍粑伸到砚台里蘸上了墨，一连吃了两口，还没觉出来。当他还要再吃的时候，母亲走进来了，见陈毅吃得满嘴都是黑墨，不禁啊了一声，亲友们闻声赶来，个个乐的捧腹大笑不止，从此，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是“喝过墨水的人”。正是这些书籍的学习使陈毅认识并初步掌握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老文明，奠定了陈毅的文化基础。

由于陈毅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9年10月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并到了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

初到马赛，他觉的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也就在这时，陈毅认识了蔡和森，不久，两人成为好朋友，陈毅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但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崇拜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此时，他一心扑在补习法文上，也不想什么“主义”、“思想”。

然而，现实是真正的教育者。陈毅在勤工俭学的工厂，看到了真正的马赛，工人悲惨的生活教育了他，他在以后所写的《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此时的陈毅，思想进程发生了转折。他想在法国勤工俭学日后当个文学博士，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走出一条“文艺救国”的道路，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他认为这样来去自由，可以不受组织规定的约束。他读了大量的法国以及西欧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922年春，他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这时，他已从法国学潮中认识到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当该报主笔期间，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做有力助手的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心情极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军阀统治，在重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时，陈毅又结识了肖楚女，成了知交，由于谈论文章，陈毅被四川军阀“礼送出川”。到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虽然事业的道路确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坚定了，但依旧热爱文学的他的“文学家”之梦并没有定。

入党不久，经上级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西部区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虽然已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在中法大学期间，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等人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这也是陈毅只好经常卖稿子的原因。

在以后的岁月里，陈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文学，就是行军打仗也不会忘记。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他坐在马背上看着书，信马由僵地走着，路过一池塘，马匹脚下一滑，“嗵”的一声把陈毅抛入池塘中，大家慌忙把他拉上岸，手忙脚乱地帮他擦拭身上的泥水。陈毅笑着说：“你们尽拣次要的，快，赶快先看看我的书搞坏了没有。”

勤务员抢到书，原来是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书的末页上，写着：“我们需要的不是圣水，而是烈火”。

在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时，挺进茅山孤军作战，但走到哪里都不忘本，回皖南向项英汇报工作时，有时还带着法文版的小说。……

正是这位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才成为文武双全的儒将，也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象《梅岭三章》一样感人的壮丽诗篇。

1．2“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927年8月初，陈毅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顺江东下，苦苦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终于在8月10日，找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他立即接受了周部长的委派，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

临行前，周恩来握着陈毅的手说：“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在北伐中是很有战斗力的，战无不胜，是最出色的前锋，有铁军、铁团之称。这个团现在是贺（龙）叶（挺）军里一个主力团，有两千多人，你要好好地去把工作做一做！”

“是！”陈毅坚定地回答道。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他拍拍陈毅肩膀，仿佛歉意地补充一句：“派你干的工作小了些，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的指导员我都干！”陈毅爽快而真诚地说，“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过去，跟着武汉军分校的部队走，我才不高兴！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现在叫我到打仗的队伍里去，我愿意去！我可以完成任务！”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出的宝贵结论！

陈毅就是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走进了七十三团团部，在这里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与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

还在陈毅刚走进七十三团团部上任，尚未坐稳时，门口就跑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

“报告团长，我的一百二十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起跑了，我连现在伙食钱发不出去了！”

“勤务员是什么人？”团长黄浩声追问。

“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拐款逃跑。”年轻人怯生生地回答。

“你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自己背伙食钱？”团长厉声喝斥道：“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你这是失职，我要枪毙你！”

部队从南昌撤出以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块毫洋，够一连人开一个月饭哪，团长怎能不动肝火呢！

参谋长余增生看着陈毅，说：“指导员，你刚到，这个事情你的意见怎么样？”

陈毅思考片刻，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由公家补发给他算了。他已经把钱丢掉了，你有什么办法？不然，他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

黄团长气恼地摇摇头最后说：“那好，叫辎重队发给一百二十块毫洋。”

刚才低垂着脑袋的年轻人，这时才敢抬起头。

陈毅走到年轻人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他两腿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林彪同志，你既然是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今后，我一定自己背伙食钱！”

以后，陈毅到各连去抓工作，来到七连时，林彪总会提起那天的事，对陈指导员帮他说情，再三表示谢意。

顺便说几句，后来为什么一年多没提林彪当营长？对了，一是他开过小差，脱离部队大半天，后因半路遇人拦截搜腰包，他挨了打，还险些砍了脑壳，万般无奈，才又找回部队的；二是他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三是他喜欢任用私人，搞小圈子。到井冈山后，他那位拐款逃走的表弟又被抓到，林彪不但不罚他，还亲自把他接到连部，让他背驳壳枪，两人形影不离，亲热得很；四是经常破坏纪律，搞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

林彪当时经常发牢骚，说自己是黄埔几期，连长当得太久了。一直到上井冈山后，因为领导成员伤亡大，迫不得已，才提他当了营长。再以后，因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营长表崇令打死，周子昆同志又负伤不在，只好把林彪提起来当团长……

对陈毅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象《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会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

1929年1月1日，漫天大雪。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井冈山的阴谋，军委接受了毛泽东委员的建议，沿着山间小路兼程急行军，顺利占领了大庾城。当时已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按照毛委员的部署，派出一个营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御南雄方面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因为部队行军神速，估计敌人还不能来，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

不料，下午四点多钟，新城方向打响了，枪声越逼越近。

毛泽东对陈毅说：“我们到城外看看去！”两人爬上小山一看，糟糕，二十八团的队伍退下来了！

毛泽东焦急地皱起眉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哪！”他说着坐在田埂上，语气严肃、沉重：“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好，不打好，我们以后就很不好办！”

这时，一个青年军官提着枪退下来，毛委员一眼认出，呼地立起身，大声喝道：

“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儿去？！”

林彪收住脚步，脖子一梗，反问道：“还有什么好抵抗的！”

站在毛委员身边的陈毅火了：“你是团长，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

林彪根本不理。突然，近处又是一出密集的枪声，树上积雪纷纷落下。林彪浑身一颤，提起枪，呼地一下子从毛泽东与陈毅之间冲过去，跑向他们身后一片怪石陡立的安全地带。

陈毅愤愤喝道：“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你回来！你是怎么搞的！”

林彪头也不回，爬过陡石，往山坳坳里一蹲，再没露头！

群龙无首，部队纷纷后退，情况危急万分！

毛泽东问：“陈毅，你有什么办法？”

陈毅没说话，他迎面拦住一个刚退下来的大个子排长，指着山顶上一个小石堡，厉声命令道：“你立即带部队冲上去，无论如何坚守住小石堡，在那里打排枪，掩护大部队撤退！你看，毛委员还在这里，你要是怕死，你要退下来，我就枪毙你！”

大个子排长看看毛委员，稳住神，用力地点点头。他一马当先，领着部队拚力反冲锋，终于攻上山头，在小石堡附近巩固了阵地。

天渐渐黑了，敌人不敢在山林中过夜，主动后撤了。枪声渐稀，部队开始安全转移。陈毅站在小路边，在最后撤下的部队里细细寻找，他要找到刚才临危受命的排长，他要代表军部和全体红军战士，当面嘉奖他的英勇精神！可是，部队过完了，也没找到他。

陈毅后来才从一名战士那里听说：排长在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其他同志撤离时，被一颗子弹射中了胸脯……

这接踵而至的第二个考验，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极少遇到的严峻而深刻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关键就在于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有超过一切的认识和感情。

60年代初期，陈毅曾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23年11月，正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上学的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陈毅也逐渐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当时，陈毅有一位同学，看到只有极少数成员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建立新中国，铲除剥削和压迫，觉得不可思议，曾对陈毅说：“如果你们这几十个人的共产党能在中国革命成功，我在手掌心里给你摊鸡蛋吃！要不咱们一起好好做学问吧。”

陈毅笑着说：“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会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奋斗目标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革命肯定会成功！到时你可不能食言噢！”

“决不食言，后会有期。”这位同学十二分自信地对答。

谁知事情真巧，这位二十多年一直未再见过面的老同学，却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后的北京街头相遇了。看出是陈毅后，这位老同学先是赧颜地一怔，然后赶忙开口说：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怎么祝贺呢？咱们说话算数，你先给我在手掌心里摊一个鸡蛋吃了再说！”陈毅笑着打断他的话。

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陈毅也正是从转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了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吃上手掌心里摊的鸡蛋，“只要拿起武装我就干，”正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具体化。

1．3三顾“茅麓”

1937年813战役以后，上海失守，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侵略者的魔爪肆意伸向我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六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肩负重任，带着党中央的命令和“抓紧有利时机，猛烈地发展创造模范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的指示，亲自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一、二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避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初到茅山，陈毅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群众对新四军的怀疑逐渐消除了，僵持的关系开始解冻，不少人对新四军寄予莫大的信任。陈毅选取茅山地区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纪振纲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三顾“茅麓”，为新四军扎根茅山奠定基础。

纪振纲是一位华侨大亨，早年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感到失望，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茅山开办“茅麓”公司。为了这个“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不仅自任经理，经营生产销售，而且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自卫队，配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达到了每人装备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成为一个集军人、土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为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代表几次上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托四，不肯就范。

陈毅十分重视这支力量。有的同志看中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主张“吃掉”。陈毅分析了纪振纲的情况，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想经营好自己的茶叶公司。

陈毅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本鬼子，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名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成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性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

“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拚，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镇定地对他笑笑：

“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派部队配合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对陈毅越发敬重，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身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毅，连声说：“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过来，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根。

1．4与国民党区长称兄道弟

陈毅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吉是凶，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上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热情款待。

陈毅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有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毅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毅的期望，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分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陈毅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若学习，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

在陈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茅山地区的溧阳县有一个名望很高的地主陈湘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回乡后，只想将祖宗书香门弟的家风保留下去，没想到家出败子，儿子陈练升一天里不是牢骚满腹，就是花天酒地，老子的训斥如耳旁风，《四书》、《五经》束之高阁，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针对这样一个地主，陈毅的统战政策自然也未“放过”他。

陈毅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有爱国之心，只是苦于无报国之路才一时误入歧途，可以首先把他教育过来。于是陈毅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受到新四军环境气氛熏陶感染的陈练升渐渐地变了，牢骚少了，建议多了，言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新的名词，生活方面也收敛了许多。看到儿子精神面貌的改变，陈湘甫是既高兴又忧虑，高兴之中夹着烦脑。儿子卷入政治旋涡，非儿戏啊！正在他政治思想动荡不平之时，陈毅直接找他来面谈，提高他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陈湘甫终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等许多谣言，转而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工作。陈练升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改掉了旧习气，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共产党是“奸党”。在一次训话中，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以达到离间新四军和群众关系的目的。

此时的陈湘甫已不是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的陈湘甫了，他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看着国民党士兵的枪，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而新四军陈毅司令却担当父职，把我那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好手。对此，我感激新四军！而你们，”他指着国民党军官；

“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抗日救国的新四军作对，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天地良心，你们扪心自问吧！”

一个深受国民党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短短时间里，改变如此之大，国民党也不禁大为惊叹陈毅的统战政策高明了。

1．5陶勇改名

为了更好地领导部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有一天，陈毅通知四团团长张道庸和二营副营长朱传宣、二营政委姜茂生，一起到指挥部来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他们三人到来的时候，陈毅正在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他连忙招呼大家说：“来，咱们先研究一下形势，然后再给你们谈任务。”

接着，陈毅打着手势继续说：“现在，苏北地区形势很复杂，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暗中与日伪勾结，摧残抗日力量。”

张道庸他们三人等不及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说怎么办好？”陈毅问道。

“冲破蒋介石的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三人一齐回答。

“对呀！向北发展才有出路！”陈毅脸上现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指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啦！”张道庸他们听了这话，心里都在动。

陈毅说：“现在军部主要负责人反对这样做，我们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北发展。今天找你们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陈毅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为了迷惑敌人，迅速插入敌后，顺利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部决定将你们二营改为苏皖支队，由张道庸同志负责领导。”

“那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张道庸着急地问。

“嗬，沉不住气啦！”陈毅用手指着地图说，“你们把部队迅速开到仪征，六合、天长一带，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争取尽快同西面的五支队，东南的挺进纵队联接起来。要记住，此举与打开江北抗日局面，和为大队渡江北进有重大关系哟！”

“是，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一齐回答。

陈毅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背着手在屋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回张道庸：“张道庸，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什么，改名？”张道庸不解地问。

“对！改名。”

“改名干啥？”

“为了斗争的需要。”陈毅解释说，“现在，蒋介石天天在找我们的事，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企图以此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当然我们也不怕他。但是也要尽量不给他们找到借口。”陈毅把视线对着张道庸说，“我们打着苏皖支队的旗号，你再改了名，国民党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队伍。”

“叫什么名好呢？”张道庸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很愿意改名。

陈毅说：“我已替你想好了一个。前面去掉一个‘张’字，剩下两个什么字？”

姜茂生在一旁抢着说：“道庸呀！”

“对，我起了个和道庸音韵相近的两个字——陶勇。姓陶名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你们看怎么样？”

姜茂生和朱传宣一齐回答：“这名字起的太好了，团长，这回你可更神气了！”

“那当然，陈司令员起的名字还能不‘帅’。”张道庸格外高兴，“首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们做好思想动员，做好准备工作，14日出发行不行？”

“行！”他们三人一起坚定地回答。

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按时出发了，他们在新的地区，开始了新的战斗。这位陶勇就是后来我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陶勇将军，说起他的名字知道者不在少数，但说起张道庸，知道者就恐怕廖廖无几了。

1．6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前不久，陈毅兴致满怀地写下了一首《决胜之歌》的歌词，在部队教唱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这歌词，表达了陈毅对解放战争必胜的豪情。

莱芜一战，歼灭李仙洲集团共五万余众。

当时，我整个华东解放军刚刚进行过整编。中央任命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前委书记。

由于我军在华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蒋介石集中了大批兵力，派出陈诚亲自指挥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让欧云领着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分左、中、右三路从南面向我临沂城杀来。另一路三个军九个师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由胶济铁路明水、淄博段从北面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妄图用这三十万人马从腹背两面夹击我军。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连日来，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振林不分昼夜地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两道命令下达了：一是加强对北面李仙洲集团的侦察，一是派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

在一般人看来，这两道命令都是为了保证侧背安全和尔后的机动，为了打好双方酝酿已久的南线大战！

谁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敌人外，我军突然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

临沂城，当时华东解放区的首府。放弃临沂，这是许多人想不通的。而敌人则得意忘形，叫嚷“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已经受我迷惑的陈诚，也大吹大擂：

“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之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其实，我华东野战军这时正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开赴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命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可陈诚只相信我军在运河上架桥，是要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以切断我西退之路。陈诚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只好命他的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颜庄地区。

正当敌军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陈毅指挥我华东野战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完成了对新泰、莱芜之敌的包围。

二十日夜战斗打响。我军先是歼灭了从博山南下的敌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道路。二十一日夜，又歼灭了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新三十六师，切断了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城南和西边的重要高地都被我占领。敌人四面告急：王耀武感到济南空虚，命令李仙洲向济南靠拢。敌人的统帅部也醒悟了：所谓“陈毅残部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之说。只好让空军司令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想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

李仙洲在慌乱中，率领他的人马回师北上，当他们刚刚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时，一声令下，我事先理伏在两侧的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这时，敌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军的迎头痛击。敌军一片混乱，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军切成断段。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李仙洲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早预感到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他说：“就是捉五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功夫啊，何况是五万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大势所趋呀！”

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带着俞济时从南京飞到了济南，把王耀武骂了一顿：“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失去了临沂“老巢”的陈毅此时却和粟裕、谭振林一起愉快地报告中央军委：

“莱芜战役已于梗午结束……残敌正在肃清中。此役共歼敌计17个步兵团加24个直属营约5万余人，另击溃暂十二师等部4个团之援队，详细战果以后续报。”“俟明晚全部情况明了，即派十纵、九纵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攻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奔北。”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陈毅又指挥我军趁机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十三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一片。

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仍不死心，他先后集中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兵力，企图在沂蒙山区迫我主力决战。他们以其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和七十四师等作为骨干，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特别是七十四师，这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把这张王牌拿了出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陈毅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针，为了打破敌人迫我决战的进攻计划，决心迎击敌人的七十四师，在沂蒙山区的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把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这只肥猪吃掉！

战斗在陈毅的指挥下，有计划地进行着。

在过去一个月的“耍龙灯”的高度机动中，以运动和作战来调动敌人往返奔走，诱使敌人往返行军1000公里以上。

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和解放军主力发生过战斗，只是每月行军，感到疲惫、惶惑。解放军指战员不少因没打到个痛快仗，顺口溜传出来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

歼灭七十四师的决定传达下去，军心振奋，连队流行的顺口溜改词了：“陈司令的电报啪啪啪，咱们的飞毛腿嚓嚓嚓！”

5月12日早晨，张灵甫率领他的七十四师，从垛庄向北面的坦埠前进，受到了我军的顽强阻击。

到了5月13日下午，两天时间，张灵甫仅前进了三、四公里。狡猾的张灵甫，发现坦埠附近我军有重兵集结，即行退缩，调整部署，企图在14日前全力占领坦埠。

在这个过程中，我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役的组织工作。

陈毅响亮地提出：“歼灭敌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口号。

广大指战员立下了“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地方的同志积极支援前线，调运粮草；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指挥，各个作战部队都准时进入集结位置，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完成了出击的准备，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展开了。

大军方集，战火纷飞。惊天动地的孟良崮战役终于打响了！

孟良崮，位于沂蒙山区。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怪石林立，地势极为险要。

5月13日晚，我军两翼的迂回穿插部队，各以一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集中目标，指向敌军七十四师的外围阵地，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围敌军的联系。

敌七十四师开始遭到我军攻击时，还以为我军只是一部分兵力对其施行反击，所以仍准备十四日继续前进，实施占领坦的埠计划。后来，看到我军万箭齐发，都是指向他的，这才觉察到我军围歼的意图。可是这时再想逃脱，为时已晚。

张灵甫在我军紧紧的正面追击和侧翼袭击下，伤亡很大，行动困难，无法打开撤回垛庄的通路，当夜被迫收缩兵力，集结在孟良崮附近村庄防守。我军发挥了夜战特长，继续组织攻击，占领了垛庄，断绝了张灵甫的退路。我军各部队互相配合，封闭了合围口，张灵甫成了瓮中之鳖。

敌七十四师徒我军包围之后，蒋介石却以为他这个精锐部队处于有利地形，正是同我军决战的好机会。于是，他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我军主力，又命令周围的敌军向张灵甫靠拢，妄图夹击我军，与我决战，并解七十四师之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也给张灵甫打气：“消灭陈毅所部，我们就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

陈毅知己知彼，指挥若定。他亲临前线，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对指战员们说：“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歼灭敌人在孟良崮一线！”

15日下午，我军调整了部署，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总攻。敌人竭力顽抗，每一阵地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指战员越战越猛，进攻部队象波浪般地冲锋陷阵，势如潮涌。

围歼战是异常惨烈的。敌人缩集于孟良崮、芦山及其附近山地，依托岩石，居高临下，不断发起反击，敌人真的用上“人海战术”了，成群结队地往下打。每一个山头、高地、要点，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争夺，不仅刺刀见红，甚至枪托也砸上了脑浆，到处血染岩石，尸体成堆。敌人粮尽水绝，空投补给又大部落到解放军手上，数以万计敌军已陷入极端饥渴难支的困境。

16日上午，陈毅再次下令发起攻击，强大的炮火首先发挥了火力，向敌人盘锯的山头、高地猛轰，接着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击，越战越勇，只进不退。下午，便攻占了所有高地，敌人的官兵有的打起了白旗，统统投降缴械。骄横的张灵甫等也被击毙，各路解放军健儿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震憾山岳。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侦得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敌隐匿。其时，黑云盖天，山雨欲来，能见度极低，严密搜索的部队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发现了数千敌人。粟裕即令第四、八、九纵队出动兜剿。至下午五时全部肃清。至此，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了。

张灵甫这个骄横一时的国民党王牌军的首领，在孟良崮山洞里打到了自己的坟墓！粟裕打电话来向陈毅报告以上情况陈毅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祝酒致敬！”说完，如释重负般地坐下来，长叹了一声：“嗨呀，这三昼夜算是熬过来了。以后我的儿子，再不能叫他去带兵打仗！”他这话引出了满屋笑声。笑声未止，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在这场战斗中，共击毙、俘虏敌人三万二千多人。

刀丛扑去争山顶，

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看贼师精锐尽，

我军个个是英豪。

这是陈毅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一诗中，描绘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的情景。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在南京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的感想：“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在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陈毅以宏大的气魄说：“我们才不过吃掉了一个七十四师，江南、东南还有那么大地方没有解放，还有南京，还有上海，还有全中国嘛！”

六月初，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敌第七十四师将校举行时事座谈会，陈毅和到会者会见，一一握手并致慰问。当将校们谈到七十四师失败的原因时，陈毅说：“历次国民党军失败均归咎国防部，归咎陈诚，我在此替陈诚分辩几句，其实陈诚本人也很难作主，一切都有蒋介石老头子紧紧控制着。”陈毅进一步谈到了蒋军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自北伐中期叛变人民，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道路。蒋介石的这一条反人民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产生错误的战略路线。在蒋介石独裁媚外的政策与战略的双重错误之下，国民党军队之遭受失败是必然的。例如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正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于一九四八年底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但使长江以北的局面大定，就是全国的局面也已基本上解决。下面这段故事，可以作为这次战役中小小插曲的一段趣闻，也可以作为陈毅概括蒋军失败原因的一个例证。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向徐州西南突围被华野追击包围在永城之野，离双堆集不足七十里了，如果堵不住，让他与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合流，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关键时刻，陈毅从淮海战役总前委向华野司令部打来了电话，他的嗓音很响，震得张震耳根子发麻：

“张震啊，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老冤家，你们那里一定要把杜聿明看住，绝不能让他跑出来了啊！”

“好！好！”张震狠劲地点头，“请你放心！请刘司令员、邓政委放心！”

在鲁楼的阻击战坚持了十天十夜，杜聿明集团终于未能前进一步。村聿明见突围无望，决定就地固守。他连连电告蒋介石，速调大军前来增援。

华野将士乘势紧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重重叠叠地包围在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陈官庄地区。杜聿明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陈官庄农民陈瑞兴家里。这是一个四合大院，南房住邱清泉，北房住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高参，西房住杜聿明。院子中间有一棵水桶粗的老槐树，叶落枝秃，在寒风中发出呜咽的风鸣声。

一天，杜聿明正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理发，没有突围出去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来了，在院子里看了看，欲言又止。

尹天晶善观天象，深谙阴阳五行，又会江湖艺人的拆字。

有一天，孙元良对邱清泉说：“你叫他给你拆个字吧，可知吉凶。”邱清泉不信生死报应却信吉凶，他那时不愿驻防商丘就是如此。听孙元良一说，也就写了个“笑”字，以为不会不吉。可尹天晶看了，皱着眉头不说话。

“说嘛！”邱清泉很豁达，“穷算命，富烧香，只不过一场游戏。”

尹天晶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的脸立即黑了。

在尹山晶眼里，杜聿明的指挥部设在一个不祥之地。

邱清泉正从住室出来，看见尹天晶，就想起二人升天那句话，心里不畅，说：“尹监察官，今日天象如何？”

尹天晶走到邱清泉跟前，神秘地说：“邱司令官，说真的，这个院子不吉啊！”“嗯？”“是这样”，尹天晶在手里比划着，“这院子四院合围，而中间却是一棵大树，即木，你看，”他在手中划了一个“a”，又在中间加一个“木”说：“邱司令官，这不是‘困’吗？”

邱清泉心里怔了一下，来到正剃头的杜聿明面前，指着尹天晶如此这般地学说了一遍。

“啊？”杜聿明也迷信起来，心里很是焦燥，“砍掉！”杜聿明说。尹天晶自告奋勇：“我去组织人。”

树倒是砍了，围却是未解。尹监察官未曾想到，四合院里虽然没有了树，却依然住着人。“a”里虽无“木”，“人”却是在的，岂不又成个“囚”字了吗？

杜聿明们岂不知自己由“困”变“囚”不是老槐树的原因，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大趋势，正如陈毅对敌七十四师放下武器的将校们说明的七十四师与整个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一样。

兴邦治国之谜

从百战沙场走进十里洋场，陈毅成为大上海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这位“共产党化学家”是如何从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开始“分解与化合“的？

2．1“瓷器店里打老鼠”——攻占上海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陈毅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在华东战场上打了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胜仗。然而，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问题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命名使陈毅感慨万端，曾慨然表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选定了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实，此时毛泽东主席已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他还提出意见，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中央象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重视接管上海。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早有所知，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赞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出长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在丹阳，陈毅告诉接受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解释：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受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的牵动。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曾说：

“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受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

于是，小小丹阳城突然热闹起来了。首先是汇集、研究大量情况和材料，汇集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确定接受的县体方针、政策与步骤；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日夜兼程地赶来，投入接受上海的集中整训。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的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南京解放后，在即将进行淞沪战役的时候，毛主席曾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攻，而且要政治进攻。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3000座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有人将此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甚为确切。

陈毅认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在部署解放上海这场大战的时候，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为了实现军政全胜的要求，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烧杀掳掠，人民遭殃。大家要把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喻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坏了店内的珍贵瓷器。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怎样打好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呢？陈毅发动大家都来动脑筋想办法。

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以后，郊区的战斗进展很顺利。向市区发起总攻后，陈毅命令人民解放军三个师的部队，从市区南面和西面逼近市区边缘。趁着夜幕，各突击分队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各个街道，把敌人分割在大街小巷，使敌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仅仅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解放了苏州以南的主要市区。

到了5月25日早晨，由于进攻的部队禁止使用炮火和炸药，都被敌人阻于苏州河南岸。敌人凭据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沿岸的街道、建筑物。

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我军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较大。

战士们血洒苏州河畔，个个都被猖狂的敌人激怒了。有的说：陈老总早就要我们加强城堡攻坚训练，可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憋人哪！有一个榴弹炮营把大炮拉了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陈毅关于保全上海、军政全胜的指示，又一次回响在指战员们的耳边。陈毅在电话中再次告诉前线指挥部：“要保全上海、就是为了使上海在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

陈毅的广阔胸怀，深深地感染着广大指战员们。有的一时想不通的同志，也从悉容满面的沉思中明白过来了。

攻打国际饭店的战斗打得激烈机智。敌人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大楼，从各个窗口向我扫射，条条火舌组成了密集的弹网，我军难以向前发展。指战员们牢记着陈毅的话，宁肯多流血，也不使用重武器。他们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座高耸的大楼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大家献计献策，一方面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对射，压倒敌人的火力，一方面迂回包围，步步逼近大楼。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国际饭店的底楼。敌人被赶到楼上，继续负隅顽抗，楼梯被封锁了，指战员们就在楼下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并在电话里和敌军谈判，敦促他们及早投降。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只好俯首投降。人民用血汗建筑的国际饭店，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同敌淞沪警备到司令刘昌义的战斗，也是用谈判解决的。

当时，蒋介石已从复兴岛逃走，刘昌义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溃不成军，败局已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地下党的努力，刘昌义决定与我谈判。当他听说陈毅司令员有命令，要他放下武器，他又惊又喜。对陈毅的命令和规定的具体要求，他都一一接受了。

就这样，从5月24日下午发起总攻起，到27日上午九点，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的最后抵抗，俘敌十五万余人，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获得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护完好，上海奇迹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用这样短的时间，歼灭这么多的敌人，城市几乎未遭受什么破坏，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指示的要文打的政治进攻战，在这里得到了最完好的实现。

2．2“陈毅迷”

1949年6月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

“……陈毅市长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派统治下坚持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就在这次会上，陈毅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的话，象春风，为上海文化界送来了生机；他的话，似春雨，为文化界人士心田带来了希望。他的话，是那样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曾经说，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成了“陈毅迷”。有的人日子长了不听陈毅的讲话，往往会觉的若有所失：“陈市长最近怎么不作报告啦？”

上海解放以后，陈毅是全上海最忙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许多事，需要他来处理。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六天，他就把几位分管文教接管工作的同志找到办公室来，共同商量召开一次文化界知识分子座谈会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

根据陈毅的意见，有关方面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

陈毅亲自审阅后，逐个询问，又把一些遗漏的人一一补上。最后的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

开会那天，陈毅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是那样平常、随便，以至在他早已到来之后，有的人还在等他：“陈毅市长怎么还没来？”

大家终于发现，这就是陈毅市长：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和蔼的笑容。人们惊愕了，原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样的可亲可敬！

著名学者周谷城出席了这个座谈会。解放前夕，他参加反蒋爱国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关押。他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解放了！”

他的话音刚落，陈毅笑着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许多人都动了感情。

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如有位吴有训先生，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就这样，陈毅用谈心的方式，尽情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那坦率、热情而又幽默、风趣的话，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他的一席开诚布公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只船或三只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名人”，在接受过程中有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有一天，分管这方面接受工作的同志向陈毅请示工作。陈毅仔细听完以后说：“你们提到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的人物，‘知名之士”吆。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要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陈毅特别强调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胸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家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

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知心人。

可以说，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陈毅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2．3陈毅吃请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参加会议的约300人，开得很成功。在工商界座谈会后不久的一天，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许涤新问他：“什么事？”

他说，他和荣毅仁两人想要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叙一叙。许涤新说：“这必须让他向市委问一问才能决定。”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陈毅笑着说：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你们看吃不吃资本家的这顿饭？”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分明是投石问路，去不去？陈毅请干部讨论，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黎玉特别坚持，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划不清阶级界线，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陈毅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

陈毅摇着大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地点是荣毅仁的家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时，才散场。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2．4六个“绝密”报告

自1950年3月12月到5月10日，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六个“绝密”报告。

三月上旬，陈毅收到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是刘鸿生老先生的亲笔。没想到，这位最善经营实业的资本家竟表示，要将所有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刘鸿生就被请来了。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神情不安地坐在皮沙发上说：“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刘鸿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不该从香港回来呀？”

这直率的提问使刘鸿生一怔，沉吟良久没有说话。

“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近些日子来，陈毅耳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牢骚怨忿之声。

很明显，对于“二·六”轰炸后的上海工商业，每月四千亿的税收，加上公债交款，工资发放，负担是重的。工商业交税买公债完全应该，固定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绝不能马虎。但是，是否要得太急了呢？

“牛奶要挤，”陈毅对统战部的同志说，”可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深感有必要向中央主席报告。

这天，他去华东局开会，当时还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字斟句酌地对陈毅说：“目前的状况、要很好考虑。你是不是给中央发一个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看来这很有必要。”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

“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

“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

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

“……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按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上海的工作作了原则的指示。指示的精神就是要对目前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加以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开会了。礼节性的鼓掌之后，大家洗耳恭听，陈市长将说些什么——国际国内？华东上海？成绩巨大？领导英明？

不，陈毅的武器是说真话，毫不粉饰。

“各阶级各阶层的痛苦我们要先说，要说得比他们更多，更洞见肺腑。”他事先开过好多个座谈会，集中了大量的材料。

他才敢讲。他这放开一讲，比代表们想说的更多、更完全，更彻底。

那些带了满肚子意见来开会的人，受感动了，心平气顺了：

“陈毅比我们讲的还透嘛！”

这时候，陈毅再给大家算细帐：旧上海如何治不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新上海又怎样迅速稳定了物价。除病根、剜毒疮，免不了要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他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特别有力。他的讲话时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陈毅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了第五份电报，汇报了这次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情况和经验。毛主席拆阅后，亲笔批示：将报告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至此，上海的这一次严重局势似乎已安然度过，好消息多起来了。

陈云决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以上海、天津为重点，研究调整关系的政策措施。

许涤新临去开会前来向陈毅请示，许涤新问：“对上海困难，讲到什么程度好？”陈毅肯定地回答：“实实在在讲，一五一十讲。我在几封信上已经反映过了，你去讲也不要打折扣，否则我们自己不讲，资本家心里有数，让他来讲就被动了。如果他也装哑巴，那就等于不开会，大家解决不了问题。”

许涤新深有所悟，欣然而陈毅还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一个“冒昧”的请求。

这个请求如被照准，对上海的经济能起休养生息、加速恢复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却增加了一点暂时的困难。

陈毅和华东、上海负责财经的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陈毅就在五月十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第六份电报。

电报里，他综合汇报了三、四月份的情况，又写道：“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三、四、五三个月的四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些，以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征税……如果六月份上海能从四千亿降到三千亿左右，对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薄考虑电示。”

这一回，毛主席亲自拟定了复电。毛主席在复电中用了“甚好甚慰”四个字，对陈毅五月十日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为加速恢复上海经济”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税收问题，复电说，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给予答复。

毛主席还在复电中告诉陈毅，六月中旬将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毛主席这样写道：“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

写完后，又加上一句：“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言辞中充满着信赖，尊重和亲密之情。

减税一千亿，后来如何呢？

5月17日陈云、薄一波答复说：

“……如你认为上海六月份税收须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如何减，请与华东财委商定。”

与此同时，上海十五万失业工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和关注。

从五月起，上海工商界“倒风”渐止，学校开课，失业减少，情况开始全面好转了。

2．5霜重色愈浓

一九六六年深秋，陈毅来到北京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彩夺目的诗篇：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诗如其人。陈毅的这首诗，正是他自己英雄本色的写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对陈毅进行了种种迫害。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陈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横眉冷对，同林彪、“四人帮”作了英勇的斗争，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胆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就是一棵在大雪中傲然挺立的青松。

1966年10月1日，直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场，向全城，向全国传出了林彪带着浓重鼻音的时而拖腔、时而短促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

苍穹之间，立即口号震荡，欢声如雷。

林彪狭长、苍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笑容，不是善良的人们一眼能看透的。他举起握在右手的语录本，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后挥动了几下，又扶正手中的讲稿，继续念下去。

陈毅站在林彪右侧不算太远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他照例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食指放在一页里——好象他刚刚暂停看语录，立刻又要翻阅似的。正如有本“大参政”上一位外国记者所描绘的一样。陈毅情不自禁，面露轻松的微笑，在心里感叹起外国记者眼睛的厉害。

但是，他这种轻松的心情转瞬即逝，耳旁林彪的讲话，使陈毅迅速回到复杂纷繁的现实之中。

林彪翻动手中的稿纸，扯足嗓子念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此，陈毅眉头一皱，脸色陡然变得冷峻起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地摆明了：两个月来，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文革”小组，在政治局会议上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竭力要把工作组的“错误”升格，然后顺藤摸瓜，抓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将其置于死地。

对于这种意见，政治局内部也是有争论的；故一直未通过。就在三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当时，许多位部长、副部长热泪满面，国务院小礼堂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可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革”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一种无可名状的痛楚涌上陈毅的心头。他感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向中国共产党紧逼过来！

林彪讲完话，游行开始了。检阅台上的领导同志也可以走动了。而陈毅两手扶着栏杆，无意中，他突然注意到，波平如境的玉带河里，倒映着一排漆黑的大字，象给自己的判断作出了最有力的注脚。至此为止，陈毅对这场运动的目的，可谓彻底看清了！

陈毅满腹心思渴望找人倾诉。他转身走进休息室，瞥见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坐大桌边，就径直走过去，拍拍肖望东的肩头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他二人一前一后，走到刚才陈毅站立的位置。陈毅双肘撑在城楼栏杆上，用头往下点了点，说：“你注意看，看玉带河里有什么？”

听陈毅的口吻，不象是开玩笑，肖望东靠前俯过身去。一阵秋风掠过，玉带河里波光粼粼，啥也没有。肖望东茫然地摇摇头：“陈总，没有什么嘛！”

“你仔细看么！”陈毅道，“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肖望东凝视水中，一阵秋风过后，水平如镜，像底片放进显影液里，一排巨大的黑体字跃然而出：“打倒三反分子×××！”再细细一看，字迹笔划是反的，原来，这是一幅刷在天安门城墙上的大字标语的倒影响。×××，是一位不太出名的领导干部。

肖望东不解地看看陈毅：“哦，是一条标语呀！”话外之音显而易见：这种标语随地可见，何足为奇！

“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的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这不光不能告一段落，还必须继续开展下去！”

肖望东突然记起，两个月前，他曾就“文革”的目的请教过陈毅，陈毅的回答是：“我也不晓得。”今天，陈毅一语道破，显然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的结论！肖望东是陈老总的老部下，熟知陈毅洞察秋毫的战略眼光，此时感到格外震惊：难道运动十月份告一段落的计划又要告吹？

难道……肖望东越想越担心，他想再问几句，抬头才发现，陈毅迈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向西头走去。

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较量过。

他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当看到林彪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唱高调、干坏事的时候，陈毅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讲：“有的人口号喊得很响，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看清了林彪居心险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许多老干部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指出：“几十年为党浴血奋斗的老帅、老将们，一个早晨就都成了‘大土匪’、‘大军阀’，这样的造谣中伤，谁能相信！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几十年来和党合作的老朋友，竟然成了‘牛鬼蛇神’，谁不痛心！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有人说我陈毅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有些好心的同志劝陈毅，要他少讲点，免得招惹是非。陈毅则有力地回答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

1967年2月18日，陈毅在和一些群众代表谈话时，满腔怒火地说：“现在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为什么成了大军阀？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也容不下？！还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贺龙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会问，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陈毅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尽一切可能保持与老同志、老战友的来往和联系。然而，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对陈毅的迫害更疯狂了。但陈毅是硬骨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质问道：“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革命四十年，这样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

1968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陈毅等六位老同志分别隔离出来，每个人都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最后把陈毅逼出北京，到外地去搞所谓“调查”、“蹲点”，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从1970年5月起，陈毅就时时感到身体不适。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处于政治上受迫害的地位，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认真地诊断和治疗。直到同年冬季，陈毅才回到北京，到三○一医院治疗。本来已经说好住院，但由于林彪一伙从中作梗，临时却说没有床位，叫在家等待，又拖了一些时日才进了医院，却又没有查出病因。到了1971年1月16日，陈毅大疼难忍，才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了手术，手术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年已七十岁的陈毅，以顽强的毅力，承受了这次大手术。回到病房后，经过四五天的时间，就下地活动了。医生们被陈毅的精神所感动，不得不真实地把严重的病情向陈毅讲了。听罢，陈毅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掉，再长出来再切除。你们治去，可以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象往常一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陈毅尽量设法快些恢复体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在医疗期间，仍抓紧时间看文件，读书，写东西。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武装叛乱的阴谋败露，林彪带着他的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沙漠里。陈毅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通知时，虽然仍是重病在身，但却毅然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祝贺。为了揭露林彪的反革命罪行，陈毅抱病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会后，他又认真修改自己的发言稿，还亲自写下了一百多页重要材料，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并认真仔细地作了第二遍修改，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豪迈地说：“我倒要看看，我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

为了锻炼身体，陈毅每天都绕医院走上三圈，每圈足有三千米。他的体力增强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正当大家都为陈毅体力增强、精力充沛而高兴时，万万没有想到，时过不久，陈毅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在医院里，他曾深情地对张茜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在咱们前头牺牲了，对我们来说，只是工作做得太少了。”有一位熟识的医生来看望陈毅，他严肃地问：“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医生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两眼含着泪花直瞪瞪地望着他。陈毅却爽朗地说：“现在对癌症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嘛！估计一下时间，好为党再做点工作。”

直到临终，陈毅还在热切盼望能为党再做些工作。当周总理来看望他时，他仍满怀信心地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周，他还满怀希望地对他的孩子们说，新年一过，我还要下地走一走。

1972年1月6日，奋斗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家陈毅元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老同志的追悼会。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泪洒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痛：“我也来悼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子女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勉励陈毅的子女，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是一棵高耸挺直、万古长青的劲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陈毅元帅是西山的红叶，寒霜愈重愈显出英雄本色，正如他的诗句：“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

外交艺术之谜

陈毅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军人气质，大将风度。即使是在谈判桌上，也给人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觉。他身体稍胖却不显臃肿，往那里一站，俨然半截铁塔，加之常戴一副大墨镜，更添几分威严；偏偏他又戴一种圆形小帽，且帽上缀有一颗小球，使威严中便又多了一些轻松幽默。

3．1令赫鲁晓夫畏惧的人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同美国总统搞了戴维营会谈，在回国途中就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

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们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亮晶晶的眼睛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是亲眼看了，他们是真富，确实很富。”毛泽东无笑无怒，表情从容地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在我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不是这样么。”

赫鲁晓夫继续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士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接着，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名飞行员”。

“不行”。毛泽东简短果断地回答：“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的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

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说：“至于俘虏的其他五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的发言最多也最长的，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自来就是声音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个不屑一顾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不值得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战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慨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你们就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表示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一会儿，又转换话题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唔唔，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军事上我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回敬说：“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们就不能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直到1961年6月，陈毅在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返国途中，路经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赫鲁晓夫。敬酒时，陈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总的来说合作得不错。但是也有些问题，就是对中立国家以及他们所提方案的态度。赫鲁晓夫同志，请你过问一下好吗？

赫鲁晓夫与陈毅有吵过的那一架，深知这位中国元帅正直豪放，性烈如火，连连点点头说：“好好好，我回头找葛罗米柯问问，情况我还不很了解。”——一改过去的傲慢之态，被我们的陈老总征服了。

3．2名誉八段

围棋始创于我国，约有三千年的历史。解放前，我国的围棋事业日益陷于绝境。只是在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关怀，中国的围棋事业才获得新生并逐步发展起来。

陈毅同志不但会打仗，善写诗，而且很喜欢下围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陈毅平时常在戎马倥偬之际，指挥若定，与人对局。他运用军事实践经验，根据围棋的特点和规律，精心研究，使他的棋艺水平不断提高。

解放以后，陈毅身负国家重任，工作繁忙，但他对我国围棋事业发展一直很关心。他曾多次接见我国围棋和其它棋类的棋手。他说：“下棋是个很好的文化体育活动。下棋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对促进国家间的友谊都有意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围棋协会成立，陈毅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在他的关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围棋》月刊在一九六四年创刊。他还亲自为《围棋》月刊两次题词。他写道：

“围棋易学难精，愈精则趣味愈浓。欲精此业，非做专门研究不可，业余努力进步必有限。我主张专业与业余结合进行。中国手谈必将有巨观。”

1963年，他对上海市高等学校围棋观摩赛纪念题词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棋虽小道，品法最尊。”

陈毅同志担任外交部长以后，把开展围棋工作与人民外交工作结合起来。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陈毅同日本人士松村谦三商定，中日两国民间互派围棋代表团。从1960年开始，每年中日围棋代表团都进行互访，展开了中日围棋交流新的一页，增进了中日人民的友谊。

1963年9月，日本围棋院及日本关西棋院，为了感谢陈毅对中日围棋界友谊的关怀，曾赠给陈毅“名誉七段”的称号，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岩村三千夫说，日本围棋界授予国外人士以这样的荣誉，这是第一次。

中日围棋界的互相访问和来往，增进了友谊。1964年12月20日，日本29位著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说，妨碍两国围棋手进一步往来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号召日本全国数百万围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征集三千万人签名运动。许多“名誉九段”都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他们的这一活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日本围棋界友好人士对陈毅十分尊敬。每当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日本的围棋界人士总是要向陈毅转达问候，有的还将他们的围棋书籍转送给陈毅。

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棋院又追赠已故陈毅围棋“名誉八段”称号，并以日中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日期，作为“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以纪念陈毅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上的贡献。

3．3美国不能再漠视中国——陈毅在日内瓦

1961年5月初，世界各地数百名记者湖水般拥向国际名城日内瓦，这里将要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这是陈毅作为外交部长第一次单独负责、率团代表中国出席重要国际会议。

5月10日，陈毅一到日内瓦便得知会议延期了。日内瓦会议原订5月12日开始，各国代表团在这之前陆续到达，唯独受到美国支持的老挝右派代表文翁——诺萨万集团的代表团迟到，美国也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各国代表团足足等候了两天，报告总算送到，证明早在10天前老挝就已实现了有效停火。但美国又横生枝节，说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无权出席会议，文翁——诺萨万集团也拒绝同爱国阵线党代表团一起出席会议，反对会议开幕。面对这种情况，陈毅与代表团的同志的商量，决定先给美国代表团来一个下马威，不能任由美国这样刁难设障，应予以揭露驳斥，揭穿美国的阴谋，这就须采用代表团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但当时会议筹备处准备供各国代表团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新闻中心，要到会议正式开始才能使用。陈毅当机立断，决定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谴责美方破坏会议的行径。

中国代表团的声明义正词严，震动了日内瓦，使美国代表团十分狼狈。美国国务卿、代表团团长腊斯克大为恼火，在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的记者招待会后不到一小时，就赶忙亲自召集一小批美国记者进行辩解，竭力抵赖，但无济于事。各国记者议论份份，普通认为，中国代表团先发制人，一开始便取得了主动，将美国送上了被告席。陈毅与腊斯克较量第一个回合的结果是：5月16日，左派力量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

16日下午，陈毅在莱蒙湖畔的国联大厦，潇洒大度地和各国代表握手致意，而腊斯克却为了避免遇见中国代表团，竟由旁门绕入会议厅枯坐等候。陈毅在开幕会议上作了18分钟的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原则、立场、观点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则是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他还指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陈毅的发言，立场鲜明，雍容大度，给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认为，陈毅外长的发言是“积极的”、“得体的”、“和解的”。

腊斯克在第二天发言中打出“中立定义”这张牌，说中立定义“必须超出不结盟的经典的概念”说穿了就是要实现与美国结盟的老挝右派上台当政的“中立”。陈毅毫不客气，在第二次发言中即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话回敬腊斯克，指出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腊斯克的“中立定义”销路不好，连英国、法国也不表赞成。腊斯克又输了第二个回合。

腊斯克又主张在老挝“发展有效的国际机构”，国际监督机构可以充分往来老挝全国各地，无需取得老挝任何全国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员的同意；这种国际监督机构可以裁编老挝的军队。陈毅尖锐地指出：美国设想的这种国际监督机构，是要把老挝置于国际共反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挝独立的基础上维护老挝的中立。在讨论国际监督机构的职权时，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

腊斯克还主张对老挝的经济技术援助由这一地区的中立国家来管理。陈毅明确指出：首先是老挝行使主权、独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问题，应根据主权和平等的原则由老挝王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商，而不应由任何国际机构来管理。

为了保证老挝的中立并为此进行必要的国际监督，苏联代表团在和中国代表团一再磋商后提出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等两个草案。陈毅在5月24日的会议上说：中国赞成苏联的建议，因为它是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的，是划清了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的界限的，是符合老挝人民要求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愿望的。

然而，会议进展困难重重。从5月末起，由于美国几次三番在老挝战场停火问题上无理取闹，由于老挝左中右三方迟迟未达成协议，会议时开时断，陷入踏步不前的僵持状态。

美、英、苏、法外长都相继将会议工作交给副手，离日内瓦回国了，只有陈毅仍住在市郊“花山别墅”，积极活动，开展工作。

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同北京保持联系。陈毅一到日内瓦，就反复向大家申述句一名言：“外事工作授权有限”。陈毅常讲，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搞得好不好，不是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关系国家的利益和声誉的大事，甚至是关系世界人民利益的大事。因此外事工作人员必须严肃认真，慎之又慎。遇事必须弄明情况，过细分析，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不能凭感想，，乱估计，掉以轻心，自作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在外事工作中是最要不得的。陈毅每天都听情况汇报，遇有新情况和新问题，就同大家一起研究分析，反复考虑策略措施，权衡利害得失，然后如实电告中央请示。陈毅熟悉毛泽东、周恩来夜间工作的习惯，因此他尽可能在每日上午听情况，写报告，以便在北京时间午夜前后送到中央领导人手里，第二天日内瓦中午之前，便可收到复电。陈毅所筹划的一切重要行动，都严守外交纪律，及时报告请示。但在中央授权的范围之内，他又很撒得开，能当机立断，抓住机会，迅速反应，但事后仍将处理结果电告中央。

会议间歇时，陈毅或四处造访，或接见记者，或广邀来客，坦率交谈，结识了不少朋友。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与陈毅多次互访晤谈，有时融洽，有时也有分歧。一次霍姆就中国向非洲“渗透”问题提出看法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够不管别人，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陈毅坦率地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的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事隔多年，霍仍称陈毅为“一个有用的朋友”。陈毅的朋友还有很多，他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谈文学、鸟类和陶器，与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谈四川老家，与印度外长梅农共赏中国佳肴……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沃尔德评论说：“英国代表们发现他（指陈毅）比许多苏联官员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

陈毅的平易近人，受到各国朋友的交口称誉。他喜欢散步，也喜爱旅游。在会议休息时，他便沿日内瓦湖游览，而且有时要到老百姓家中去看看，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老百性一听介绍，说来的是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都争抢着同他合影留念。他在参观罗素像时，还即兴做了两首诗。这两首诗被译成英文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后，受到热情称赞。报纸评论说：“中国杰出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6月，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日内瓦会议休会。许多国家引颈翘首，等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结果。陈毅向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冷西谈到中国的态度，说美苏改善关系并非坏事，只要真正有利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有何不可？问题在于不能把老挝作为大国交易中的筹码，任意摆布，老挝人民的命运应由老挝人民自己决定。后来的消息证明，维也纳会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陈毅却力争主动。他广泛开展会外活动，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亲五会晤。美国多次阻挠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来瑞士，来后又要他拒绝和苏发努冯会晤。陈毅以坚持不渝的耐性，多次与西哈努克亲王、法国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进，终于取得三亲王在苏黎世会晤成功，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使许多在正式会议上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在会外会谈中解决了。既然如此，会议就再没有理由不进入实质性讨论了。

美国仍不甘心，又在会上抛出一个新草案，要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第五次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然而，达成协议的道路何在？在结束此次发言时，陈毅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综合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取其精髓，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也即求出了各国发言的“最大公约数”，表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协商、寻求协议的精神，从而一扫40多天来会议步履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沉闷、混乱以至悲观的空气。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前面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会议将进入拖而不断，无大文章可做的状态。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年届70，人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虽反共，但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并提出过访问中国的申请。此番来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想和陈毅搭上话，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巴黎《快报周刊》评论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日内瓦漫长的谈判曲曲折折，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终于1962年7月21日达成了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达成了关于老挝的停战协议。陈毅高度评价中立国家在会议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提议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签字仪式，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团的赞同。当西哈努克亲王由法国启程前来日内瓦时，陈毅根据报告，提前15分钟赶到西哈努克亲王下榻的别墅迎候。当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一行乘车到达别墅时，陈毅第一个迎接上去，第一个握手，并且是第一个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西哈努克深受感动。当他进入会场时，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并肩出现在各国代表的面前。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成功的记录载入了史册。

陈毅张茜伉俪之谜

陈毅元帅向以性格豪爽、心地耿直而著称，然而，“英雄肝胆亦柔肠”。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与张茜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动人肺腑的情感乐章，也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增添了一层奇美的色彩……

4．1“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陈毅是直到40岁才成立家室的。这位19岁登轮出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20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如果我们不想在任何伟人头上绘制灵光圈的话，那么根据他的同窗挚友的回忆以及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可以认为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因此，除却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外，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

当友人问及年来踪迹时说：“你这样跑不觉的辛苦吗？”陈毅诙谐地回答：“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尽管如此，在中央苏区的五年间，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依然没有草率从事；至于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三年间，极其艰难，当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此事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胸襟和郑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钦敬的。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陈毅极为赞赏，他在写战地通讯《江南抗战之春》时特地引用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挚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

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奋学习，才能缩小差距。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陈毅在一次关于整顿军纪的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一种不正之风，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某些想法。他说：“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一旦进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了。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被赶出国土，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又说：“我还听到个别的同志用野蛮的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同志们不但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陈毅的这番话，使与会者哄堂大笑，深感司令员的话是入情入理的。

1940年夏，新婚才三个月，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准备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呤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这是一种动人的情感。

1943年11月，饶漱石策动“黄花塘事件”，陈毅奉命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这更添加了陈毅的怆然之意。陈毅经由淮北、鲁南，昼趱夜行、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二月了。“残灯不成红，雪打窗纸破。衾寒难入梦，险韵请自课。”陈毅思念张茜，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地冻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

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则是在艰难的处境中，勉力抚育两个孩子，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损耗，更要挺住精神的压力，当然还有感情的苦痛和思虑。十分难得的是，她在此时开始了自学英语。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远大的抱负，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刻苦自励、好学不倦的精神使陈毅十分欣慰并引以自豪。张茜毕生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1945年秋，陈毅返回华中。张茜翘首盼望阔别二年的亲人。可是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的指示，转赴山东。张茜赋诗寄怀，其中有几句是：“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无至情不能吟此佳句。

4．2一对乐学不疲的夫妻

1949年夏，陈毅在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革命胜利的喜悦，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知识和人才，陈毅向来重视知识和人才，张茜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十分感人的学习劲头。建国之初，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他在致双亲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并且由此而生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他在信中说：“张茜已到北京俄专学习，定今年底结业。彼能完成俄文修业，此后即可担任俄校教务和通译。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本来，她在革命阵营服务已近十五年，历任科员、科长、政治协理等职，并又任上海俄校教务副主任。她如果继续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评薪水，亦将得团级待遇，可得月薪四百单位。

但仍主张其再学一年，养成专门俄语人才，才更能切实可靠，有巩固的发展前进。……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几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悉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不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陈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至亲，也是同样律己的。他一生好学不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知识的追求。一九五三年五月，他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高级学习组的组长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他学而不厌的精神。信中说：“因事不果，要推迟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能回来，请不因此影响解答问题之进行。我病了一周，顷已恢复，仍按时阅读并做学习题目。”在病中仍学习不辍，并动手作业，丝毫不因自己是位高级领导人而懈怠，更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有所自满。难怪大诗人柳亚子要赞誉他是“兼资文武此全才”。形势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感学习的重要。1957年4月，正当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面临着行将到来的新时期（虽然这种历史进程由于失误而推迟了20余年），他在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中说：

“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因此，他特别强调应学习李大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正是这种基于对共同目标和对知识的渴求，陈毅和张茜在精神的交流上是极为和谐的，镌刻在张茜使用的铜砚上的铭文正是这种和谐的精神交往的产物：

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铭文由张茜拟制，但其构思显然可以从陈毅《感事书怀》的诗篇中获得启迪，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起初写照。陈毅亲笔书写了这则砚铭。

4．3有趣的关照

有一次在北京，开完一个重要会议之后，时已中午。周恩来总理毛遂自荐，要当东家，自己掏腰包，请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特地派人打电话，把两位元帅的夫人张茜和薛明请来作陪。为了助兴，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买来一瓶茅台酒。一打开瓶塞，一股醇番的酒味扑鼻而来，直浸人的肺腑。陈毅品尝了一口，连声赞道：“好酒！好酒”。

酒过数巡，陈毅脸色红润，象关云长的面色，晶莹的汗珠，闪亮着，挂满了脸庞，有的竟滴落下来，洒在桌面上。这时，张茜连忙用左脚踩了一下陈毅的右脚。踩者轻轻，被踩者却用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贺龙忍不住放声笑了，总理忍不住放声笑了，张茜呢，羞红了脸儿，也忍不住漾起一阵笑声。

4．4“逆来顺爱”

作家铁竹伟曾经叙述过一件罕见的“逆来顺受”的故事。

这个事件的主人是张茜和陈毅。事件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稍后的一天。

那一日，陈毅请华东区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来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作出邀请他们的临时决定。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

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干！

没有吃菜，也没有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子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他顿了顿又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

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欺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

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份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象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起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唔”。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的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看见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主人则显的陌生。

在什么时候施展个性，在什么情况下逆来顺受，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暖意，多少情怀啊！

4．5十年携手共艰危

60年代初，陈毅在反“右倾”运动后，率先以明白无误的言词批判左倾错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们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陈毅之为陈毅，就在于虽也“有些害怕”，但终究不顾这种害怕而说了他要说的话，做了他要做的事。在他一生的某些“忧患”时期，张茜作为他的伴侣和战友、在精神上一直是忠贞不二的支持者和慰藉者。还在1943年秋，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张茜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以极大的毅力承受各种压力，她的心始终向着她所深爱的亲人。“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触景生情，张茜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缕缕情思。1954年仲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张茜向陈毅谈起往事，陈毅感慨系之，在《流水日记》中写了这段肺腑之言：“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愤事。此语信然。”

陈毅一生的“忧患”莫过于在十年内乱中奋起抗争而遭到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陈毅在横遭磨难的晚岁逆境中，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鲁迅在晚年曾赋绝句赠许广平，用来作为陈毅和张茜的写照也是恰当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动乱初期，江青炙手可热。陈毅断然拒绝了她的拉拢，对这位无德无才的“夫人”干预时政极为反感。张茜则对江青邀她坐主席台的举止洞若观火，对陈毅说：“我们无须为过关而投靠任何人，也无须任何人特殊照顾！”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使他们在动乱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虽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乃至自己的生命。

自所谓“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便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在家。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销蚀锐气，他们“闭门心若水”。这期间集中读了许多书，“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

在逆境中，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茜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总理报告了病情。这样，在流放一年后，陪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经到了后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他剧烈的病痛。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重病在身的陈毅和张茜怀着满腔义愤向林彪这伙乱臣贼子作了一场最后的斗争。陈毅接连两次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揭露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所犯的错误，张茜则帮助整理发言稿。在陈毅弥留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上面录的是陈毅写于1936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赠同志》：“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春蓓蕾。”陈毅视此诗为“生平为诗，此压卷也”，张茜的用心何等深细。她自己同时也写了一首慰问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即使是在回天乏力的性势下，张茜仍然祈望陈毅能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忧患”期。这真正是几十年患难与共深蕴的痴情。

作为忠实的伴侣和战友，张茜在失去亲人的巨大不幸时刻，“不被哀痛之情所压倒，不被恶疾之势所慑服”，遵照陈毅的遗命，着手整理他的遗稿。陈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她在动大手术后仅几天就开始整理诗词遗稿。在这项带有创造性的艰巨劳动中，张茜怀着对亡夫的至深至爱至切的情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陈毅生前希望能通过编选诗词来反映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张茜就以编年的体例，从三百多篇诗作中精选出一百余篇，从红军时期，反映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作品依次编至十年动乱初期即景言点的《题西山红叶》。其中有些作品写作年月并未详注，张茜则根据内容作了细致的改证。又如陈毅生前希望对某些未完稿在形式上作必要的修饰，张茜就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在保持原作风格的前提下使之完璧。凡此种种，充分显示了张茜的忠忱和胆识。她在重病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词诗选集》，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注血的题后诗两首，其中一首是：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周总理对张茜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予以很高评价，特别对序言和题诗表示“值得钦佩”。张茜在无意中将自己的名字铸入到陈毅诗词这座丰碑中去了。

张茜为编辑陈毅诗词耗尽了心血，天不假年，她已经无力完成对陈毅其它文字的整理了，“我是踏上了一年前陈毅同志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去。”她为不能完成陈毅的遗命而抱憾。她把这件重于自己生命的工作交付给了自己的孩子：“我原来想只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把你们爸爸留下来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够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争斗和虚浮的颂辞都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有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耿耿此心，感人肺腑。

爱情，这是多么奇妙而又圣洁的情感，当她附丽于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可以产生出多么恒久而遒劲的青春活力。而陈毅和张茜的爱情之花给后世留下了特有的芬芳。

陈毅元帅在追念王若飞同志时，有感于亡友对爱情的坚贞，赋出了这样的诗句：“英雄肝胆亦柔肠。”这诗句也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辗转求学之谜

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却造就了伟人。少年聂荣臻目睹混浊时局，怀抱齐天宏愿，辗转求学，探寻真理，欲担负拯救积贫积弱民族之使命。终于，他走上了成功之路，而在这路途中，他展示了一种独具的品格，也碰到了玉成他的机遇……

1．1天府之子

1899年（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在江津，聂姓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到了聂荣臻出生之时，家境已经破落了。从他记事时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江津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为家里的生计发愁，长年累月，养成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典型农民性格。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后代上。

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2人在旅途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国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国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国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国“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1．3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到法国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4黄埔军校的教官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百战不殆之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聂帅驰骋沙场，屡战屡胜，威名远扬。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反复争夺娄山关、强渡大渡河、大战平型关、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在这一次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场面中，无不闪耀着他指挥若定的身影。人们想知道，这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秘诀是什么？

2．1漳州大捷的启示

1932年3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军委命令，提升原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第一军团政委，从此，聂帅开始了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他率领着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马不停蹄，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

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市的计划。16日，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

原定17日即行进攻，但17、18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野迷朦，而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推迟到19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四十九师大部被歼，俘获一千六百多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其残余部分逃到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绍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这次部队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观念，是个很好的考验。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华侨很多。红军部队在漳州纪律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所及，决不仅限于漳州一地。4月21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漳州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并且告诫部队要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维持革命秩序。毛泽东1930年亲自指挥部队打过江西吉安，规定过一些政策，有经验，所以这次规定得更加完善，强调红军进入漳州后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没收，仍打土豪，可是对一般工商业，红军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结果，部队入城时纪律良好。

漳州战役是聂荣臻带领、指挥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很深刻，所以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聂荣臻都要引用进漳州的实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漳州战役，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考虑问题的方法，给了他较大的启发。毛泽东在战术指挥上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及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3月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大苦头，4月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战相隔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弱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红军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毛泽东就在会上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这一仗，认为即使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历来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当时，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由于聂荣臻当时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了解，会上没有发言。后来看了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方便，我军则屯兵于坚城之下，实为兵家所忌。赣州打了一个月零三天，未能攻下，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我军留下了一次很大的教训。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就赞成打，并且亲自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二，毛泽东善于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这次打漳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打漳州，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形成了“作战拳头”。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他都尽可能事先征求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毛泽东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聂荣臻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毛泽东估计红军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在漳州，“只散发各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所有这些，都使聂荣臻受益匪浅。后来，他曾经回忆说：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

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象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回忆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聂荣臻在以后的作战实践中身体力行，不断探索，活学活用，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成为我党我军理论实践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2．2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中曾言：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胜，不贵久”，在战前必须周密分析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研究决定作战大计，而且必须从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主面认真地进行比较分析，探索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这样，就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所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还指出，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也就是不得己而采取的办法才是攻城，此外，该书还提出了“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等战略战术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孙子的战争法则，“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在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方面，聂荣臻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战斗大小，他事先都要查看地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研究敌我兵力分布情况，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他总是在掌握了虚实，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再作决断，果断而不失为武断，稳妥而不延误战机，正如古人所说：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聂荣臻是一个做事果断而又考虑周密的将领，即使在危难情况下，也临危不惧，从容应变和决策，杨尚昆回忆说：“荣臻同志处险不惊、沉着冷静的胆略和气魄，在他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是十分突出的。”《悼念聂荣臻同志》，这种从具体情况出发，处处做调查研究，具体问题个体对待的方法，也正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神髓所在。

1936年5月14日，红一方面军接毛泽东同志指示，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西征到黄河以南陕某大道以北地区作战，其目的在于一、扩大新根据地；二、扩大红军；

三、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西征开始，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他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五骑兵旅的骑兵。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此人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当地人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6月1日，红一军团到曲子镇，适逢野骡子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梁兴初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展开了一场为兵家所不常用的攻坚战。曲子镇是一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红军一度攻进城堡，又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道拚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就往里冲。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攻下。《孙子兵法》上说，如果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城还没有攻下来，这就是攻城的灾难。善于用兵者，夺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灭敌之国而不需久战，否则乃兵家大忌。

这时，聂荣臻和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当时中央调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聂荣臻命令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抓住了野骡子，攻下了曲子镇。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聂荣臻则认为，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反过来会欺负红军。第二天，红一军团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打还是不打？又有好多人说不打，也有好多人说打。聂荣臻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不战而逃。6月3日，红一军团在曲子以南的阜城附近击溃马鸿宾两个步兵团，继续向庆阳挺进，结果，驻守庆阳的那个骑兵团果然闻风而逃。经过这两仗，红一军团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这不能不证明聂荣臻政委的英明果断和有先见之明、有大智大勇的军事家素质。这真象杜甫的诗句所言：“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2．3威震平型关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确定了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作战原则：即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8月底，八路军主力部队肩负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部队乘坐的火车到达太原车站时停留了一夜，车站上的场面堪称激动人心：大批的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一些流亡学生，拥挤在站台上，送慰劳品，唱抗日歌，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期待，对八路军官兵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在前线锐气尽失，节节败退，张家口、大同等重要城市接连陷落，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象湖水般涌下来。他们看到八路军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八路军战士散布失败和恐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八路军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

“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

“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拼？”

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的情形可见一斑。抗日救国的希望责无旁贷、别无选择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

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攻势，如入无人之境似的。日军总的企图是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八路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在这种情势下，八路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当时林彪到前边看地形去了，聂荣臻率领115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立即开上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情绪影响我军士气，聂荣臻决定避开这些溃兵。行进途中，战士们见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探前边的情况，都异常困难，心寒的同时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9月23日，部队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在这里，聂荣臻与在前方侦察的林彪会合了。聂荣臻问他前边情况怎样，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聂荣臻有何看法。聂荣臻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聂荣臻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将在外，军队有所自主，事事请示，会贻误战机。作战计划定下来后，遂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开动员会，说明当时的情况，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林彪讲完兵力部署，聂荣臻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意义，随后，115师主力连夜开赴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聂荣臻抓住这个空隙，亲自到前线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

从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

24日凌晨七时整，敌军已全部进入我军包围的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下达了攻击命令，他们的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聂荣臻同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其激烈程度自不待言。中午时分，战斗接近尾声。聂荣臻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公路上，只见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聂荣臻在察看战果时，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我军战士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

“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聂荣臻命令，丢手榴弹，消灭他！那里，八路军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军国主义思想装了一脑袋，即使剩下一个人，也拒不投降。

这次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板垣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在中国呆了很久，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早在1929年，他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州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小有名气。板坦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与河北交界处，是个薄弱环节。他以为八路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想不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加上自他带队进攻华北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在行进平型关，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仍然是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结果遭到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刻，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15师为八路军树立了威信，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威风！捷报不胫而走，立时传遍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给我党我军发来大量贺信、贺电，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敌大战的影响。”

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依赖的，这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15师和聂荣臻、林彪的名字一起，在当时成了令日军听后心跳加快的一种语言符号。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平型关大捷也是聂荣臻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有一首盛行的歌曲：“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2．4击毙日本“名将之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八路军经过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地过渡和转变，这时候，处于华北敌后同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身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非常重视研究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出师华北以后，我军的战略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聂荣臻考虑到华北以平原地带为主，应该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平原造人山”，而不宜强调山地游击战。在对敌作战原则上，聂荣臻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形成拳头，消灭敌人小股部队。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战术，即先控制若干城镇的“点”，然后控制交通要道的“线”，最后联成“面”。聂荣臻从我军缴获的日军机密文件中了解了敌人对付八路军的计划，再次做到“知彼知己，”针锋相对，坚持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将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成功地结合起来，1939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一举击毙日军名将阿部规秀，便是聂荣臻采取的两结合战略战术所取得的一个硕果。

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竞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这个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适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

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兼任的很少，由此可见它们对八路军边区北线是何等重视。

杨成武首先向聂荣臻报告了敌情，并且说日军到了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敌军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聂荣臻听完杨成武的报告，觉得敌我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歼来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聂荣臻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经过激战，六百多名日军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交战两年多以来，聂荣臻摸准了日军的脾气，尽管它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于是，他指示参战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率敌军一千五百余人，企图进行报复性“扫荡”，挽回“皇军的体面”。聂荣臻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敌人果然中计，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

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日军是何等震惊。

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功勋，与聂荣臻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英明领导，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

2．5平原游击战的奇才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表明一方面，打仗的总指挥不宜把部队统得过死，因为最了解敌我情势的还是在前方一线带兵打仗的将领；另一方面，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也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出奇制胜，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既做到“胜可知”又做到“胜可为”，聂荣臻正是这样一位能够创造性地指挥作战的军事人才。

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日，太原失守，此时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和其他负责同志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但是也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对策。例如，过去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错误地认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于强调地形的决定作用。聂荣臻则指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就可以牢牢站住脚。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鼓励冀中根据地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聂荣臻强调，开创根据地，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局面来。不能到了一个地方，扩充一些队伍，抓一把就走，那是抓不到东西的，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给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把工夫下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基础上。为了统一边区政权系统和政策法令，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依赖政府，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聂荣臻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一点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据统计，1938年秋到1939年秋的一年之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而八路军或确切地说是晋察冀根据地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都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呢？

聂荣臻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由于紧紧地扼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八路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穿，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八路军每年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该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不可能建立这么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敌人连八路军修建的厕所都要毁掉的“扫荡”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就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粮仓。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军队的筹粮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加上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粮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种利用人民群众作“供给部”的办法，委实是一大创造之举。人民群众还解决了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八路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在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通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成为八路军的耳目。老百姓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如“消息树”、“鸡毛信”等等，一旦发现敌情，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八路军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报告给各级领导机关。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老百姓，还开展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八路军就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米的电线。

当时，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长期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老百姓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有的同志听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聂荣臻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每一条山沟，都是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支持，不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野山坡”等地成了八路军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聂荣臻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

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且日本侵略军则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和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犹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八路军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八路军建造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成为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当时，聂荣臻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子弟兵”，意在强调边区部队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晋察冀军区创办的报纸，从1941年起也改用《子弟兵》的名称。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情况报告，约有十万字。毛泽东看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分别为它作了序。

聂荣臻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举世瞩目，是他辉煌历史上极其壮丽的一页。他在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突破日军的四面围困，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奇才和能手，这的确又是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之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奥秘所在。

聂荣臻与林彪关系之谜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3．1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3．2春风一度又识君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3．3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3．4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两弹之父”之谜

中央为他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任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出人意料的是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始终未敢忘记他出国留学时深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

聂荣臻堪称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治军建国，劳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备。

他的非凡业绩自不待细说。建国之初，他任代总参谋长，真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由于聂帅身体在十大元帅中是比较差的一个，加上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直到1953年，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1956年，聂荣臻身体状态况好转，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一个大半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元帅，放弃主管国防和部队装备这一轻车熟路式的职位不干，偏偏选择了麻烦太多、困难重重又几近于白手起家的行当来管，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这个谜的谜底似乎很简单。国家和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是聂荣臻的一个夙愿未了，他要用后半生的精力来完成他出国留学前曾经深埋在心中的一个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同聂帅几十年戎马生涯相比，时间短一些，然而这是在和平环境中打的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紧张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4．1时间就是生命

青年时代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惨遭凌辱的情景，在聂荣臻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雄心壮志。然而，壮志归壮志，当时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际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说我们是一张白纸，用这句话形容旧中国的科技状况，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一穷二白，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要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然而，建国初期，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且百废待兴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纷纷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落后了就难免受人欺负。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将永远受人摆布和欺负。时间就是生命，聂荣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来开始着手抓这项工作的。

4．2十二年规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明确指示：

“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本着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中央由周恩来亲自抓此项工作，国务院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经过充分讨论，确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当时，聂荣臻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前后搞了四五个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一个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指导方针的科技蓝图就这样诞生了。聂荣臻强调：制定科学规划，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

在这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聂荣臻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试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事例和业绩不胜枚举。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两弹之父”的元帅，为什么偏偏对导弹、原子弹“情有独钟”，他获得“两弹之父”的美称，难道仅仅因为他主持研究有功吗？

4．3两弹之父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新中国开始真正在一种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从事科学文化建设。然而聂帅心头常感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美国，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隐患。

聂帅常想，我们国家很大，经济基础薄弱，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就越强，别人即使给我们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的道路，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聂荣臻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建国后，常规武器兵工厂初具规模，但是，聂帅认为，只有常规武器远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况且当时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的国家。

然而，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高度融合的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其难度，在当时来说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缺乏，尤其六十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是知难而退，还是迎刃而上？当时面对着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认为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而聂帅的坚定信念是：

坚持攻关搞“两弹”，并以此带动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他还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和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聂帅的这些想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陈毅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风趣地对聂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反过来，“两弹”过关又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56年10月，聂帅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赞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的情况。聂帅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在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日益显著，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8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再次证明聂帅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苏联此举，迫使我们抛弃依赖心理，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学会了自己走路，我国科研获得一个重大转折，苏联撤走专家不仅没有促退反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在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到基地现场成功地主持“两弹”结合的核试验，1967年6月14日，聂荣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国只用了三年，比他们缩短了整整七年。当中国人为自己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引以自豪之时，可曾忘记这其中凝聚着共和国的一位老帅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没有聂帅的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两弹”在六十年代后期试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聂荣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

聂荣臻有一颗“两弹”之心。

4．4科学之魂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国的民用和科学尤其是军事科学都有着长足进步和发展，这些成就与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培养一个人才，需要积累几代人的经验，不爱惜人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单就两弹研究来说，聂帅认为，只有材料、技术等“硬件”不行，还必须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类“软件”。大跃进以后，聂帅耳闻目睹科研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自专”，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1960年冬天起，聂帅组织人调查摸底，先是到导弹研究院，后来又到中国科学院，结果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亲自过问，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刊登了捉拿他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她骂水野清背叛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此要与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翻译，是济南的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已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他反复看了两遍，问道：“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商人身上搜到的。”敌工部长答道。

“那个商人是不是敌人的探子？”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小商贩。”

“他怎么会替日本人带信的？”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

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没事了。”

“哦？这么说日本人是有意让信落到我们的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敌伪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一下，我也参加。”

1．3原形毕露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济南敌伪报纸文章，同志们都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阴谋，但对阴谋却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人认为是“借刀杀人”，理由是：水野清过去给我们送过重要的情报，现在又公开投靠八路军，对日本特务机关是个沉重的打击。谋略部故意将信送到我们的手上，使我们不信任他，是一出“借刀杀人”的把戏。少数人则持不同见解，认为把这封信看作“借刀杀人”可能要上当，还有几个人觉得事情太复杂，不能轻下结论。

会上争论非常激烈。罗政委很满意，觉得大家开动脑筋，就会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更好认识狡猾的敌人。

“我同意这封信是个阴谋。”罗政委做结论时，首先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又补充说：“整个水野清事件也是一个阴谋。”

屋里人的视线，都集中到罗政委的脸上。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两道强光，就像小人书上画的照妖镜。同志们都屏着气息等候聆听他高超缜密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有体会，每次听罗政委讲话，都能得到一些新东西和启发。

罗政委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问旁边的一位干事：

“你说济南的敌人，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水野清事件？”

“这个……”年轻的干事没有精神准备，一时答不上来。

罗政委启发他：“敌人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好不好？”

“不好，”那个干事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相信，水野清是诚心反战的？”

罗政委点点头，向大家说：“日本人公开宣传家丑，还是第一次。鬼子不会白下本钱，一定有目的，那些报纸是专门印给我们看的。这封信也是故意落到我们手里的。”

说到这里，罗政委又向对面坐着的一个科长问道：“你刚才说，敌人这封信，是想陷害水野清，好借我们之手除掉他，对吗？”

“对。”那个科长回答。

“你会杀他吗？”罗政委又问他。

“不会。”那科长说。

“你不杀他，当然会更信任他了？”

科长没有回答，他对自己的看法开始动摇了。

罗政委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敌人变换花招，耍阴谋，就是想使我们信任水野清。”

大家恍然大悟，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敌人玩的把戏，让罗政委几句话就戳穿了。

罗政委看大家认识明确了，就转到另一个话题：

“有的同志说，水野清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带着二十几个被俘的人员跑回来，这都是事实。但是给我们送的情报，就有真有假，提供我们打下铜井的据点的情况是真的，‘扫荡’沂蒙山的情报，就有真有假，真里掺假。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看了看正在思考的大家，罗政委接着说：“敌人为什么下这样大的本钱，看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至于水野清是什么样的鬼？想钓的是什么鱼？还要大家努力，进一步调查研究，彻底把它搞清楚。”

敌人卖弄的小聪明，在罗政委的“照妖镜”下，再一次显示出其愚蠢的原形，充当了我们的反面教材，提高了大家的鉴别力。

敌工部根据罗政委的指示，加紧搜集水野清的历史材料。

并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调查信件，指示济南的我党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水野清的情况。

一年以后，从各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水野清是个国际间谍，是日军在华北的四大特务之一。他曾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活动。1940年，他从大连到山东烟台，就找关系想钻进八路军。他的原名还没有查清，平时用许多化名，但水野清是他用的最后一个。

审讯开始了。

水野清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大声为自己叫屈鸣冤，强调做了许多有利我方的工作。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时，就装疯卖傻，逃避关键问题的回答。

但狐狸总逃不过猎人的枪口。经过长期的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水野清这个日军特务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哀叹自己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是日本间谍的奇耻大辱。

交待中，水野清供认了日军特务机关派他打入我军的四大任务：一、在山东共产党中，发展托洛斯基派；二、挑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关系；三、瓦解山东八路军；四、收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

在革命的照妖镜下，这条披着羊皮的恶狼终于现了原形。

1943年秋，水野清被处以死刑。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基本素质。

罗荣桓以他的聪明才智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从蛛丝马迹中抓到了问题的本质，防患于未然，避免了革命的更大损失。要说有“照妖镜”，那就是罗荣桓缜密的思想与卓越的辩析能力。

留田突围之谜

两军相遇智者胜。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罗荣桓以他的用兵如神的无穷智，创造了无数奇迹。

1941年冬，日本鬼子不甘于失败，又调动了5万人马对我沂蒙山抗是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艰苦困难的50天反“扫荡”斗争中，“留田突围”是最惊险的一幕。

2．1烟俊六的神话

留田是沂蒙山区一个村镇，在现今山东沂南县。

敌情十分严重。敌人这次对沂蒙山的进攻，在山东是空前的，在华北也是少有的。自从“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和日寇暗中勾结，准备妥协投降。日军从华中华南抽调大部分兵力，回师华北。半年多来，对我敌后各根据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这次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亲自出马到了临沂，他的指挥所就设在汤头镇西头一家地主庄园里。

烟俊六已经60多岁了，曾担任过台湾军总司令，推行殖民化有功，1937年起用为日本陆军教育总监，1938年又派往上海，任日本派遣军上海方面军指挥官。烟俊六官运亨通，1939年任日本阿部内阁陆军大臣，1940年又连任米内内阁陆军大臣，他还担任过天皇侍从武官长，与宫廷有相当亲密的联系。烟俊六是日本陆军中坚，正是他主张集中力量先进攻中国，解决中国问题以备进一步向世界扩张。由于侵华日军在各抗日军节节抵抗下，迟迟达不到军部的扩张目的，他只好亲自出马取代了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撤换了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多田，荐任冈村宁次继任。他派冈村宁次同汪精卫会谈，自己亲临华北视察，想通过日军与汪伪部队的协同作战，迅速恢复山东省的治安。

这次他妄想乘我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主力在山东北部反击时，消灭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机关。烟俊六派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亲自到前方督战，调动了第五、六、七、十混成旅团全部，二十一师团和十七师团的主力，三十二和三十三师团各一部分，加上各据点的守备队和伪军，共5万人向我发起了重兵围攻。

11月2日，烟俊六的前进指挥所里，日军师团、旅团的主官们正在奉召进见。

烟俊六示意参谋报告敌情，在座的人一个个屏息静听着。

参谋指着地图说：“皇军自6月以来的扫荡已取得了成功，八路军主力已退守沂蒙山。现已查明，罗荣桓的一一五师师部、共产党山东分局在临沂北、莒县西一带，他们机关庞大，作战部队很少，凭他们为数不多的人枪要冲破总司令官的铁桶包围阵，完全是梦想！”

烟俊六接话说：“诸位！现在4个师团，3个旅团加上五县守备大队和皇协军，还有刘桂棠的国民党暂编三十六师配合，总兵力5万人，已将这一决肥肉圈定了，到了各位下刀子割肉吃的时候了。诸位要不失时机建功立业，效忠于天皇陛下！”

“哈咿！”众人一口答应，如同山里传来群狼的齐声嚎叫。

“现在本司令决定！”

众军官刷地起立。

“从11月2日零时起，对八路进行合围。木村君！”

“在！”

“你的部队从大平邑向东进击！”

“哈咿！”

“鹫津君和河表旅团从新泰、蒙阴向南进击！”

“哈咿！”

“平村君的师团从临沂一线向北推进！”

“哈咿！”

“3方面同时发起进攻，如能围住，聚而歼之，围不住，网开一面。井出君！”

“在！”

“你的师团和内田、山田旅团在沂水、莒县一线守备，由内田君带部分兵力协同合击，留出河阳到蒙沟10公里空隙。”

二十二师团长井出疑惑地问：“阁下的意思是由我们放一个口袋阵？”

“是的！”烟俊六十分得意地说，“根据以往对八路扫荡的情况看，每次皇军出击，八路都要往滨海跑。所以我把装甲车和坦克、骑兵调给你们。沂河、沐河平原由他们作机动，加上师团、旅团的重兵，我想沂蒙山是八路的第1坟场，而你们那儿是八路的第2坟场！”

烟俊六大有持强凌弱、胜券在握之势。他觉得自己就像横滨海滩上拉网的渔夫，围网撒开去，一点一点地回收，是一定能收到一些活蹦乱跳的大鱼的。

合围于1941年11月2日子夜开始了。

当时，罗荣桓带领着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机关，在特务营的掩护下，正从滨海地区北上，准备与山东纵队会合，组成反“扫荡”统一指挥部。当山东纵队在北面反击敌人的扫荡时，罗荣桓他们在南面突然遭遇到敌人的重兵围攻。经过几天的战斗，临、费、蒙、沂、莒各地敌人分11路在7架飞机、数十门大炮、10辆坦克的配合下从北边界湖，西南青驼寺，东边河阳、南边汤头、半程围向了距临沂40公里的山区小村留田、牛家沟。

一一五师处于敌人的铁桶包围阵之中。

2．2“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

牛家沟。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山庄。人家依坡立户，参差不齐的石屋、草屋，家家都有树木枝条编织的篱笆，石板路曲曲弯弯。

11月5日下午，村里的一间草屋里，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这是一次关系沂蒙山根据地存亡的会议，关系到几十万老百性的生存问题，也是决定这次反扫荡胜负的会议。

草屋里挤满了人。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首长们：罗荣桓、陈光、朱瑞、肖华和陈士榘、司令部参谋人员，政治部的部长们，特务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一个个聚精会神，听参谋长报告敌情。

敌情十分严重。5日早晨，特务营4个连同时在留田四周的山头和隘口同鬼子打上了交手仗，由于特务营预有准备，阵地一直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不过形势确实危急，从山上往下看，大路、小路、山坡、原野到处可见正在调动的鬼子兵。

头上飞机像苍蝇嗡嗡盘旋，底下大炮像擂鼓一样轰鸣，鬼子步步向前压缩，真像一张步步收紧的大网。一次又一次进攻，像浑浊的浪头撞在岩礁上，碰得粉碎，卷着白沫退回去，重又酝酿更高的浪头，然而岩礁依然屹立着。

从早晨打到中午，特务营没让鬼子突破阵地一步，而是让鬼子把一具具尸体留在阵地前。但鬼子也从如此顽强的抵抗和猛烈的火力觉察到了我领导机关之所在，所以紧紧咬住不放。到中午时分，敌主力两万多已将我们集结在留田一带的部队重重包围了。最近的离留田不过二三里，留田东北司马的敌人才隔5里远。西面双候一带也有敌人。

形势危急还不在于重兵压境，令人头疼的是师部只有一个特务营的战斗部队，却背着师机关、分局机关和地方区常委等约3000名非战斗人员这个包袱。虽说这些人也可以武装，但毕竟是临时抱佛脚。患难方见真情谊，险境才知大将军。这个包袱的形成是有它的客观因素的，一方面地方机关精简工作没做好；另一方面大家相信主力，依靠主力，纷纷向主力靠拢，所以越滚越大。这确实是一个不能丢弃只能拼死加以保护的包袱。

然而兵力相差太悬殊了，战斗力一比三百，就是人人都能拿起武器，拼死一决也是一比六之数，何况敌人是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的战斗部队呢！如何保全这支庞大的队伍是令每个指挥员绞尽脑汁的难题。

“刚才接到最新情报，”参谋长陈士榘介绍完敌情，又指着墙上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从标明敌人十一路进攻方向的蓝箭头当中，找到两个黑圈圈，补充说到，“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和十师团长平林，已经到汤头和沂水一线来了，距留田只有40里。敌人这次以两万之众对付我们这几千人是下了决心，花了血本的，他们把这次大‘扫荡’，叫做‘铁筒包围阵’，目的就是妄想摧毁沂蒙山根据地，消灭我军主力。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如若拖到明天，等待我们的结局便只有全军覆没了。”参谋长语调严峻，使得房间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哈哈哈……”随着一功爽朗的笑声，大家听见一个湖南口音说道：“烟俊六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准备将来吃败仗，好向日本天皇报帐吧！”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人，四十左右，中等稍高的身材，体格健壮，穿着灰棉军装，扎着黄皮带，戴着护耳棉帽，打着人字形绑腿，脚穿一双用旧布条打成的草鞋，露着发黄的白布袜子。他正是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

罗政委讥讽烟俊六的笑声，使草屋里紧张的气氛，顿时轻松下来，大家不由跟着笑了起来。罗政委接过参谋长的话头说道：

“情况确实严重，今晚必须突围出去。大家研究一下，从哪个方向突围比较有利？跳到什么地方合适？”

屋里的人们都沉思起来，这是关系到几千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沂蒙根据地存亡的大事！谁也得审慎地思考。远处传来隆隆的飞机声，罗政委立即让值勤参谋传达命令，要部队隐蔽好，不要暴露指挥机关的目标。参谋出去了，草屋里更加沉静，草屋外的飞机声越响越大，每隔一会儿从头顶低飞掠过。

“是不是向东突围好一些？”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破了草屋里的沉寂。发言的是一位参谋科长，他边讲边望着罗政委。罗政委示意他大胆说下去。

“我看东面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封锁线还没有形成。我们突出包围圈以后，再向东南转移到滨海区，那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有利。”

他的话大有抛砖引玉之势，大家马上加入议论，各抒己见，有赞成的，有的反对的。有的赞成西去抱犊崮山区和敌人周旋，那儿是一一五师的老根据地了。赞成北上的认为可以与山纵一旅会合，得到他们的援助。只有少数人认为，东边貌虚实实，不排除敌人根据我军以往规律重点布防，引我入阵的诡计。

罗政委对争论没有表态，仔细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和争论。

他也蹙眉凝思着，“一个战争指导者，当谋略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数阶段，至少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幻莫测，愈往远处看愈渺茫，然而大体计划是可能的。”

退却必须想到反攻，反攻必须想到进攻，进攻又必须想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周详的计划，束缚于全战役计划，就是失败之道。他把思绪转向了明天、后天。

看看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到了该作出决定的时候，；罗荣桓站起来，严肃而又平和地说道：

“同志们！大家商讨了怎样突围，怎样保存自己，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我们现在应该考虑怎样才能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保住我们的根据地。”说着，罗荣桓转身指着地图：“不少同志主张向东突围，转移到滨海区。根据侦察组获得的情报，东面沂水、莒县一线集结了敌人二十二师团、内田、山田两个旅团，表面看封锁线还没有形成，实际上很可能故意给我们一个错觉，让我们去钻口袋。有的同志判断这是敌人的口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敌人已经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东边虽然密云不雨，但正是雷暴聚集的征兆，侦察组已在台潍公路上发现了鬼子的装甲部队，沂河、沐河平原伏有骑兵，因此东边口袋钻不得！”

罗荣桓流露出了坚定的信心百倍的神情，他说：“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北面、西面都去不得。北面不但有日军，而且有国民党顽军，到北面容易受到敌顽的夹击。西面靠津浦路，敌人便于机动，要突破封锁很难。而且这几面既便突围出去，远离沂蒙山区，人民群众和主力相互脱离，敌人就可放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我们的根据地了。”说到这里，罗政委提高嗓门：“我主张向南突围！”

“向南突围？”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使在坐的人都感到吃惊，因为南边是鬼子的大本营，兵力最多，封锁也最严。

“是的！向南！插到敌人的心脏临沂附近！”罗荣桓重复了一句，他加重语气接着说：“根据侦察队的最新情报，临沂之敌已倾巢而出，压向留田，集中兵力围我中心地区，敌人后方造成了空虚，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你捣我胸，我捣你屁股，我们趁机插到敌人的大本营，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就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粉碎他们的大‘扫荡’。”

罗荣桓的一席话，打开了大伙心里的天窗。这是罗政委特有的战法。罗荣醒根据毛主席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总结历次反“扫荡”经验，创造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已经成为对付敌人“扫荡”的法宝了。

方向明确了，可是对于3000多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还是忧心忡忡。没有底，因为这是往虎穴里闯啊！

参谋长安慰地说：“大家一定担心南面是敌人的大本营，兵力较多，而且已经形成了3道封锁线，但根据侦察，敌人的封锁线还不是铁桶，还有缝缝。”

“是的！有空子可钻，首先是心理的空子。大家都没朝南边这条路上想，我们的敌人呢？他更是想不到了。其次是布防上的空子，我们的侦察员就是从两个师团的结合部安然回来的。”政治部主任萧华也宽慰大家说。

罗荣桓点点头说：“兵家主要讲一个奇字，我们就是要出奇不意，打敌人这个心理和布防上的空子。谁都认为是危险的地方，在特定条件下是相对安全的，灯下黑就是这个道理。

敌人的注意力在留田，重兵也调向留田，心脏就反而空虚，这就是意外。”细致的分析，洞若观火。坚定果敢的语调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没有比长期革命战争实践检验树立起来的那种对指挥员的信赖更宝贵的了，他的分析解除了大家的顾虑，情绪也随之安定下来。从历次跟随罗政委作战的经验来看，大家都知道他在作出决定以前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每次他都能率领部队冲破惊涛骇浪，克服各种困难一步步走向胜利。

高级指挥员们都佩服罗政委的见解，客观上谁也没有比这更深思熟虑的招数了。

意见一致了，参谋长陈士榘请他下达行动命令。

罗荣桓政委拿起红蓝铅笔，先在地图上画出三道弧形的蓝线，标明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接着先画了一个红圈，引出一道红线，穿过那三道弧形的蓝线，由南转西停下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突围路线。从留田穿过张庄，绕过高里，折向西南，然后越过蒙（阴）临（沂）公路直插诸满以南，到达汪沟停下来。”大家的视线顺着政委的笔头看，估计汪沟到临沂不过四五十里、真是到了烟俊六的鼻子底下了。只有到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罗政委组织大家进行根据地大旅行的真正含义。

“二十二师团和十七师团的结合部就在汪沟，这儿也是敌人空虚的后方。我们到达后有山区可以依托，还有群众可以依靠。”罗政委严肃地下着命令：“这次行动非同寻常，第一强调纪律，第二还是纪律。纪律就是3000多人的生命。每一个部分必须严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抽烟，不许有任何声响！各首长对所部着装要严格检查，战马一律裹起蹄子，对不能精简的能发出声响的东西要妥善包扎，违反命令军法从事！”

干部们分头执行命令去了。罗荣桓留下了特务营的正副营长陈士发和黄国忠，给他们分配了具体任务：营长和教导员带一二连担任前卫；副教导员领着四连居中保卫机关，副营长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部队突围，收容掉队人员。他再次重申纪律，要求枪上刺，弹满仓，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2．3钻出“铁筒包围阵”

黄昏后，留田周围的山头上，日本兵燃起一堆堆篝火，烧红了寒夜的天空。四周的敌人不断放起信号弹，好似流星划过天幕，枪炮声、马嘶人吆的声音不时随风飘荡过来。

天大黑了。罗政委和师部的首长们来到了东汶河的沙滩上，人们都已集合在这里等待着出发的命令。罗荣桓从特务营的前卫连前面走过，来到侦察队跟前。

侦察队站成一条线，清一色短打扮，每人两支大肚匣子，一把雪亮的匕首，一根坚固的皮条绳，还有简图、指北针。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现代化装备了。

侦察队长负伤没回来，由侦察参谋严虎带队。罗荣桓走到他面前按了按他的肩头说：

“尖刀队，担子重！要胆大心细！”罗荣桓替他整整军帽，见他穿的日本军装便问：“会几句日本话吗？”

“会，是反战同盟的本桥朝治教的。”

“好！出发！”罗荣桓带着参谋、警卫员、侦察队和向导首先出发，每个人臂上缠着白毛巾，而每个机关人员的识别标志都别在自己的背包上。一个接一个，谁也不愿拉开距离。

虽然有点幽幽的月光，但夜雾渐渐加浓，老天帮着加了一层伪装的纱幕。人们紧盯着前边背包上的识别标志，惟恐失掉了前进的目标。

紧张！人人紧张得心都要蹦出胸膛。

两山之间的幽谷黑黝黝的，队伍爬过了山坡，涉过了小河，翻过一座大山向南前进，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了，然而队伍是那样静，静得只听见脚下的沙沙声。

到了台潍公路，路两侧各有一个带着机枪的加强班警戒着，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允许队伍通过的道路只有七八米宽窄，两名调整哨拿着指挥用的红白旗标定了界限，队伍就从这规定的隘口有秩序地通过，调整哨不断地挥动旗帜小声催促着脚步稍有迟缓的人：“快！跑步跟上！”

几千人顺利通过公路后，沿右侧小道快速向南疾走。半小时后，我军正爬一个山梁时，忽然听到北边公路上传来隆隆的车声，伴着得得的马蹄声，清淡的月光下只见公路上刺刀闪着光，大队日军正向北急进。敌人并没有睡大觉，连夜奔向留田，梦想明天合击我们。

铁山子。留田东南10余里的一个山豁子。旁边就是国民党保安新四师曾经驻扎过的张庄。这是鬼子第一道封锁线上的一个村落。周围大小山头上的篝火连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火龙。

侦察队像箭一样射出去了，罗荣桓命令大队就地隐蔽休息。命令后卫三连迅速收容掉队人员。命令前卫一连向两翼派出排哨。

侦察队派人回来报告：铁山子没有日本鬼子，只有伪军守务。这个消息和白天搞到的情报是一致的，罗荣桓当即命令撕口子。侦察员像一只只夜老虎，扑向守卫大堆的敌人。

初冬寒夜，冷风瑟瑟。敌人点燃了大火便以为万事大吉，找避风窝酣睡去了，只有巡逻的哨兵在火堆之间游动，不时发出一两声一惊一乍的嚎叫。他们万万想不到面前会出现八路，想都未想明白，便悠悠然游地府去了。严虎几个手疾眼快地干掉了哨兵，正要弯腰去撤柴火，这时，旁边地窝子里跑出一个伪军班长模样的人来。

“什么事！火都快灭了，怎么还不加柴禾？”他背着身在那里撒尿，侦察员也不吭声，取下腰上的皮绳，向那人走过去。

“长官！没柴禾啦！”

“奶奶！上村里拆房去！”

“好嘞！”侦察员应着，不等他扎好裤扣，“嗖！”将皮绳兜脖套过去。

“你！嗯……”那伪军手挣脚踹了几下，转眼就成了一条死狗。

侦察参谋说声“快！”侦察员又扑向另一个火堆。

火！一堆接一堆熄灭了。不到半袋烟功夫，铁山子被侦察队撕开了一里多的黑咕隆冬的豁口，火龙像被拦腰折断了。

洼地里，罗荣桓不失时机地命令：“3路纵队！跑步通过！”

“作好战斗准备！”

口令简短而明确，语气坚定而果断。

前卫连的干部战士像离弦飞箭，一手提枪，一手擎弹，跟着罗政委迅速肃静地向豁口猛插过去。后面的队伍紧跟着成三路纵队跑步前进。

罗荣桓站立在突破口山坡的一处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支烟放在鼻子跟前嗅着，借着远处微弱的火光，人们看见了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神情。紧张的心情一下平稳下来了，他那种泰山崩坍于前也泰然置之的大将风度，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镇静素。

一个小时以后，第1道封锁线没费一枪一弹安然通过了，不过人们没敢喘口气。队伍过了张庄，顺着蜿蜒的山路一口气又向南急走了七八里地，来到一条树木繁茂的小山沟里，为了收拢掉队人员，也为安排突破高里的第2道封锁线，罗荣桓下令原地休息。接着他又让侦察队派人到高里侦察敌情是否有变化。

接受了命令，侦察参谋正要领着神行太保们急速奔向高里。突然，罗荣桓叫住了他们，指着远处不断升起的红绿信号弹说：

“看见了没有，先搞清信号弹的秘密再说，或许有好事！”

高里，是山区一个平凡的小村庄，附近的大小山头上也燃着一堆堆篝火。时已近下半夜了，夜雾消退，山洼霜降，初冬寒夜令人瑟缩，鬼子游动哨也不游动了，靠着火堆，拢着大衣取暖。严虎跟战友悄悄摸到火堆跟前，观察着敌情。由于内圈防守严密，加上外圈口子大的缘故，守敌很稀，只有几人一组的巡逻小组，不象内圈那样每个火堆跟前都有人。敌人认为内圈是万无一失的、中圈以游动哨和巡逻组相结合进行警戒，防范也是严密的。只要发现情况，哨声一响，村里的大队人马就会出动堵截。是啊！两万多人像铁筒一样困住了几千八路，可以说是手到擒来的买卖。

侦察员们并没有马上动手，他们根据罗政委的指示观察、捕捉着信号弹的秘密。

“乓！”游动哨扣响信号枪，“咝—”一发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镁粉炽烈地燃烧放出耀眼的光芒，把四周照得贼亮。随着镁粉的燃尽，大地一下子又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边信号刚灭，附近山头上也升起一条条绿色的光线，此起彼付似乎互为呼应。绿色信号弹打过以后，一切归于平静。如果偶尔远处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紧接着就会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

如此两三番，侦察参谋心里有数了。他小声命令侦察员们动手。大家一起趁信号弹熄灭的瞬间黑暗扑了上去，日本鬼子稀里糊涂还不知怎么回事，几把锋利的匕首已经捅进了他们的胸膛。

侦察员们剥下鬼子的大衣穿上，戴上日式战斗帽，手持三八大盖，装扮成了鬼子巡逻兵。这时，附近山头上倏地又亮起一道绿光，侦察参谋忙抄起信号枪，“乓”地一声发射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另一边高里村方向紧接着也打了一颗。谜搞清了，这是敌人报告“这里平安无事”的信号：在罗荣桓政委的提示下，他们找到了一把破敌的钥匙。

生怕后面发生误会，侦察参谋派了一个便衣，打原路迎接大队人马。又派几个侦察员向南面小路两旁进行搜索。

罗荣桓听了报告十分高兴，命令队伍加速前进：“强行军通过突破口！”他又对赶上来的政治部主任说：“要给侦察队记大功！”

大队人马通过第二道防线，看见路口站着三个日本兵，嘴里不断喊着中国话：“跑步前进！”挥手叫部队向南，都感到莫名其妙。

严虎看见罗政委跟着部队走过来，忙跑到政委面前小声说：“政委！信号弹的秘密破了！绿色平安无事！”

罗荣桓笑着同他耳语：“好！这次你立了一大功：向烟俊六报告，这里平安无事！”

“乓！”绿色信号弹拖着长长的曳光飞上了天空。

3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大摇大摆地在这缺口上巡逻着。侦察员每隔十分钟，打出一发信号弹，这回可过足了信号枪瘾了。两边山头的鬼子兵，只见唰唰的跑步声，看见升起一发发报告“平安无事”的绿色信号弹，也感到莫名其妙，不敢向山下开枪。

大队人马巧妙地突过二道封锁线，已经是下半夜了。

月亮西垂下去了，星转斗移，队伍按罗政委部署时选定的路线折向西，向临（沂）蒙（阴）公路插去。

不出罗荣桓神机妙算，敌人后方空虚，戒备松懈，第3道封锁线并不严密，黎明时分，3000多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汪沟。

吃过饭，同志们躺在松软的草铺上，忽听见东北方向传来了阵阵雷鸣般的炮声，那动静像是夏夜的闷雷。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嘲讽的笑容。他们在笑烟俊六蠢得像头驴，用重炮轰击留田的石头能捡到什么洋宝呢！遇上我们的罗政委，只能是自找倒霉，到头来竹蓝打水一场空。

一夜之间，我军没放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五万日寇的“铁壁合围”，这真是一个奇迹，就连当时跟随一一五师一起突围的德籍记者希伯，也竖起大姆指，直称赞留田突围的指挥是神奇的，是一次“无声的战斗”。

我军在罗荣桓率领下，胜利突出重围。敌人扑了个空，烟俊六十分恼火。这个侵华总司令亲临前线，费了一个月的心机，以二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梦想吃掉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荡平沂蒙山区，很快向东京发出“赫赫战果”的捷报，万万没有料到结局会如此。他做梦也想不到我军会这样巧妙突破他的滴水不漏的“铁筒包围阵”，使他吹的牛皮忽然胀破了，叫他怎能不恼羞成怒？

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罗荣桓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地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出奇制胜，这才是他屡建奇功的奥秘所在。

“情”“爱”之谜

大凡出名之人，他的家庭生活及佚闻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愈是不加宣传，对社会的诱惑力愈大。罗荣桓是一位“伟大的沉默的将军”，他的感情生活与家庭同他沉默的性格一样，本身就具有一种谜一般的魔力，鼓动着人们去探秘求胜。

3．1戴眼镜的情人

1937年1月，罗荣桓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学习结业，随后跟党中央到了延安，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这时，由于内战已基本停止，延安也相对平静下来。每逢假日，分布在延安各个单位的一些老战友们，便常常邀集在一块游玩，有时围着火炉摆龙门阵，有时到延河边散步，到了一起总是亲热地谈个没完。

罗荣桓这时已35岁了，因为战争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婚姻问题。罗荣桓的那些老战友们，对此非常关心，都主动地要为他找个合适的女同志。

有一天，许建国对爱人刘桂兰谈起了罗荣桓的个人问题，刘桂兰对罗荣桓也比较了解，知道他这个人非常老练忠厚。许建国一提这件事，刘桂兰马上想起了自己的同学林月琴，她觉得他们俩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林月琴是安徽人，长征时在四方面军，当过工兵营长，为人娴雅、大方，性格热情、开朗，这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许建国夫妇两个人商量后，便去找罗荣桓介绍情况。

罗荣桓一听，感到很不好意思。在一旁的冯文彬沉不住气了，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见面。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去干什么？”刘桂兰笑着说冯文彬。

“他不是脸皮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一句话把大家又逗乐了。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觉得女同志比较腼腆，一下子挑明了不大好。于是，决定由刘桂兰去邀请林月琴来玩，让罗荣桓先从侧面了解了解。

一个星期天，林月琴来到了刘桂兰的住处，她一进门，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林月琴来了，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

大家坐下后，又接着谈起来，林月琴因为不太熟悉，不好意思插话，只是默默地坐在旁边听大家谈论。

冯文彬是个活跃分子，他主动凑上来同林月琴搭话，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问得非常仔细。林月琴还以为他是组织部的，也没在意，很大方地一一作了回答。

大家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可是，有一位戴眼镜的同志，却十分拘束地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说话他听着，大家笑他也跟着嗨嗨地笑。他的举动很自然地引起了林月琴的注意。

后来，林月琴来刘桂兰家玩的次数更多了，她每次来都非常注意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渐渐地她发现，别的客人来来往往并不固定，而戴眼镜的那位同志却每次都在坐。一次，她问刘桂兰：

“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罗荣桓同志，”刘桂兰笑着说，“他还没有结婚呢。”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有点不好意思了。

春天到了，延河的冰已开始融化。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互相了解，也进一步增进了友谊。刘桂兰感到向林月琴挑明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正式向林月琴介绍了罗荣桓。其实，林月琴早已有了这种预感。

话已说明，大家都自觉地纷纷告退。罗荣桓和林月琴单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当时，林月琴住在党校，罗荣桓住在后方政治部，党校和政治部中间只隔着一条延河。春天延河涨水，他们两个虽然一水相隔，但见面必须骑马趟水过河。一些爱开玩笑的同志便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他们两人说成是牛郎织女。

罗荣桓在和林月琴交谈中，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和张国焘的错误，他们越谈越觉得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融洽。罗荣桓诚恳坦率地向林月琴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林月琴觉得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但为人老实厚道，和霭可亲，心里非常满意。她也主动讲了自己的身世，她说：

“我的弱点就是文化低。小时候曾读过《千字文》和《女儿经》，参加革命后，因为张国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都不敢读书学习了。结果，原来学的字也给忘了大半。”

罗荣桓听完笑着说：“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嘛！”

林月琴也笑了，她从心里感到欣慰和幸福。

延河岸边的山丹丹开花了，在朝阳的映照下，一片一片像晚霞、像彩云。罗荣桓和林月琴经过组织同意，也准备办喜事了。

办喜事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条件再不好，也要认真准备一下。林月琴把罗荣桓的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他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屋内两张铺板一拼，床也就搭好了，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便布置好了。

5月16日是星期天，也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大喜的日子。

当好多战友为他们帮忙张罗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天下午，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枣红马，向着延安城飞奔而来。

这个骑马的青年原来是甘渭汉。他边走边想：“今天天不早了，也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那里住一宿，也可畅叙分别后的思念。”想到别后重逢，不由笑出声来。

原来他和罗荣桓是亲密的战友。罗荣桓在中央苏区第八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组织部长。罗主任比他大十岁，把他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他们两人的阶级感情特别深厚，行军打仗在一起，晚上也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来到红军大学，找到罗荣桓的住房，老战友兴奋地握手问候。

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想到罗主任一贯艰苦朴素，不禁纳闷问道：

“怎么杀起鸡来了？”

“欢迎老战友嘛！”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跑到屋里一看，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双人铺上的铺盖刚拆洗过。他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去。

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扛着走到门口，罗主任挡住警卫员，指着隔壁的屋里说：

“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铺块门板。”

“怎么搞的？”甘渭汉奇怪地望着罗主任。“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呀？”

罗主任笑笑没有回答。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正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呀！”

罗主任仍然笑笑没有说话。

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和几个同志都来了，听了他们说话，有个同志揭穿了秘密，说道：

“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罗！人家今天晚上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什么事啊？”

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到了晚上，政治部所有的同志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喜气洋洋吃了罗荣桓一顿喜面。婚礼举行得非常热闹，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笑声，大家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党把一批批干部调往部队，奔赴抗日前线。我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师，一方面军和十五军团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四方面军和陕甘宁的几个团改编为一二九师。罗荣桓也实现了他盼着上前线的愿望，被任命力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即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当时，因为党中央有规定，家属不要随部队去前线，林月琴只好继续留在延安。

有一天，毛泽东派人来请林月琴。林月琴感到很突然，她对罗荣桓说了一声，便马上赶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招呼她坐下后，亲切地说：

“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当过宣传员，后来带领一个营的妇女工兵哩。”林月琴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怎么样？蜜月度得好吗？”

“嘿嘿！”她只是恬静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你们结婚吃了些什么？”

“吃了一顿面条。”

“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高兴地向林月琴说起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我们共产党都要做老实人。”最后，说起了罗荣桓要去抗日前线的事，毛泽东风趣地问林月琴：

“你们新婚燕尔便要离开，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回答说：“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又被逗乐了。

林月琴回到家里，高兴地向罗荣桓说了毛泽东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和爱人一样，也很受感动，他把毛泽东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更加紧张地投入了开赴抗日战线的准备工作。

部队要出征了，罗荣桓深情地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次告别后，直到1938年，他们夫妻二人才在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团聚在一起。

3．2“人类庄严—典型”

罗荣桓的家，是个革命的家，他们的家庭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对于妻子、子女的要求，他历来严格。

1938年林月琴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一一五师报到，组织部长梁必业安排她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罗荣桓考虑再三对她说：

“我是相信你的工作能力的，但我觉得你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方面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一方面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人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好一些。”

她听从他的意见到孝义区委去报到，参加了根据地的工作。到鲁南后，也没在部队，分配到区党委工作，直到形势变化，部队东进滨海时才回到师部。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东进军。

罗荣桓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东进。

罗东进出生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

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当时环境很艰苦，带一个婴儿行军作战太不方便。罗荣桓和林月琴商量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东进五岁，环境比较稳定了，才从老乡家里接回来。

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自然很高兴。有一次，东进戴了一个破防毒面具跑到街上，又蹦又跳，学着日本鬼子大喊大叫：

“八格牙鲁！大大的有！……”

一个老乡的小孩，被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罗荣桓正好路过，他先哄得那小孩不哭了，然后把东进抱回住处，教育他说：

“东进！你太淘气了！你到老乡家的时候，还不会走路，是他们用高粱煎饼和地瓜把你喂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骨肉一样，你怎么刚回来就忘本了！你这样对得起乡亲吗？你知道不知道群众纪律啊？”

小小的东进站在父亲面前，从父亲眼镜里，望着严厉的目光，知道自己错了，想哭又不敢哭，只得耷拉着脑袋不吱声。

这件事，在小东进的心灵里打下了烙印。二十年后，他回忆说：

“当时爸爸叫我反省，是要我牢牢记住这次错误啊！事情虽小，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使我懂得了一条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1939年，林月琴又生了一个女孩，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1940年5月反“扫荡”，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尖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林月琴抱起婴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这个在炮火声中出生、战争岁月长大的小姑娘，不幸在全国解放后，十几岁就得病去世了，这是后话不提。

建国后，罗荣桓家里又添了两个女儿：巧丽和腊娜。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的部长，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可是他对儿女们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他经常对孩子们说：

“革命干部的子女，千万不要有优越感，才不会脱离群众。

你们一定要平等待人，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要关心帮助同学，养成共产主义精神。”

罗东进和妹妹南下读书的小学，在西郊，离家很远。他们寄宿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有个星期六，家里派小车去接，罗荣桓发觉了，把孩子叫到跟前，严厉地教育他们：

“这样不好！小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跟着，他吩咐家里人：“以后不准用车接送，让他们乘公共汽车，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

从那以后，罗东进和妹妹上学、回家，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他们捡了父母的旧军衣，改小了自己穿，穿破后打上补钉。上学时自己带饭菜，常常带着窝窝头。

罗荣桓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近来有进步，要坚持下去。”

1958上修建十三陵水库，罗东进已经上了中学。他主动报名参加水库的劳动，在工地干活努力，受到表扬。回家以后，罗荣桓勉励他说：

“这仅仅是开始，往后要经常积极参加劳动，这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要能吃苦耐劳，不能被艰苦困难吓倒，要把自己慢慢锻炼成一个劳动者。”

1959年，罗东进考上军工学院，罗荣桓觉得这是他走上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必须从严要求。临行前，他深情地对东进说：

“孩子，你要走了，要过独立生活，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

你去的是军工学院，生活很紧张，思想上要准备吃苦。要加强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团结同学。要好好学习，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

罗东进上学后，罗荣桓经常给他写信，督促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工程技术。第一学期放暑假时，罗东进的成绩不大好，罗荣桓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他说：

“国家花那么多钱办学校培养你们，你不好好上学，对得起党和人民吗？”

在严父的要求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罗东进发奋学习，学业上有了很大进步。罗帅写信鼓励他，要他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963年12月1日，学校通知罗东进，叫他马上回北京。

罗东进脑袋里轰了下，心情紧张地想：爸爸长期患病，妈妈从来不叫他请假回家，这次叫他马上回去，一定是病情恶化了。

回到北京，罗东进赶到医院，看见亲爱的爸爸神志昏迷，心里难过极了，眼里滚出了泪珠。罗帅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几天后，罗帅清醒了。看到儿子站在病床前，他问道：

“东进，你是到北京来实习吗？”

“不是，”罗东进说，“是回来看爸爸的。”

罗荣桓批评他说：“你不该放下学习，专程跑回来看我。”

罗东进分辩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允许请假回家探病。医生和护士也帮他说话。罗荣桓仍旧不以为然地说：

“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啊！”

12月14日下午，离罗帅去世前两天，巧丽和腊娜到医院，看到爸爸的病况，都止不住流出眼泪。罗荣桓让两个女儿坐在床沿，拉着她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要……难过。……你们不小，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长大了……要长革命志气。”又吩咐罗东进说：“东进，要好好……带着妹妹，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12月15日，罗荣桓的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人，都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为了准备输血，总参、总政许多年轻军官，连日来守候在医院里。

下午，罗荣桓苏醒过来，拉着妻子的手说：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慈祥地看着孩子们，吩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这些话，成了罗荣桓临终前的遗嘱。在他生命最后一息的时候，还惦记着教育子女，永远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跳动，永远离开我们了！

罗荣桓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他也有情有爱，但他将个人的情爱融入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挚爱之中。“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叶剑英《悼罗荣桓同志》）这也正是后人敬仰、崇拜他的奥秘所在。

攻打锦州与“林罗”之谜

正如刘邓大军曾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一样，在解放战争中，我东北野战军两位指挥员林彪与罗荣桓也被人们不断神化，“林罗”成了智慧、勇敢、胜利的代名词。可是有谁知道，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为了战役的胜利，曾同林彪进行过多么激烈艰巨而又关系重大的斗争！由此结下的“林罗”矛盾，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

4．1代人受过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多次与林彪共事。早在井岗山时代的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团，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东北野战军，林彪是军事指挥员，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罗荣桓胸怀坦荡，肚子里能撑船；林彪心地狭窄，眼里容不了一粒砂子。罗荣桓对林彪的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总是从团结出发，尽量尊重林彪，维护他的威信，但对重大问题从不退让，坚持党的原则。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下井岗山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在打大余时，不幸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林彪根本不听，也不派担架去抬，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

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后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故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

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有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伤。虽然在敌人大军压境，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丢掉一些俘虏、枪支和伤员。但是，罗荣桓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

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

罗荣桓历来都非常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装成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

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4．2打不打长春——与林彪初次交锋

1946年，四平保卫战后，我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撤退到吉林北面舒长，蒋军猖狂向北进攻，林彪对东北局势失掉信心，打电报给哈尔滨的东北局，提出要去辽南打游击。罗荣桓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哈尔滨的机关准备撤到佳木斯，火车都准备好了，如果林彪再去南满，东北局分成两摊子，局面更难收拾。他说总司令不顾全局怎么能行？马上派人去舒兰劝说。接着，高岗和谭政代表东北局，接林彪回哈尔滨。东北局利用八天停战时间，召开“七七”会议，总结了工作，稳定了局面、罗荣桓才放心去莫斯科开刀，切除长了肿瘤的左肾。

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

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在1948年2月祝贺冬季攻势胜利的贺电中，明确指示我东北部队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却全然不听，他在四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五月间他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

对于林彪这一做法，中央军委多次来电批评，政委罗荣桓也多次严肃劝他南下，但林彪还是无动于衰，因为他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罗荣桓对他一向以团结帮助为主，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大权独揽，对他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

磨破嘴皮，说服不了林彪。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纷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他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一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准备被服，作为后勤保障工作等。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撤退沈阳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的来电更多了，批评也更严厉了。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是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9月7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九、十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沈亡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心里不乐意也只好接受。他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9月21日，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离开哈尔滨，先乘火车驰向东伪装前进。晚上10点钟，列车调转火车头，向来路上飞奔，拂晓前经过哈尔滨，开上西满的轨道，加速前进。

次日上午，列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看着电报，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又是指责、指责……没完没了！”

罗荣桓听惯他的埋怨、没有吱声。

“政委，”林彪突然问道：“你是怎么看的？”

“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他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

林彪嘀咕道：

“想的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

“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罗荣桓说，“我想叫二纵五师和三纵赶到义县，让四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

“好吧！”如果不是刚看了中央的电报，林彪不会这么轻易同意的。

军车绕了个大圈子，停停走走，两天后才到达彰武车站，停在岔道上。

4．3罗荣桓拍案大怒——与林彪再次交锋

在彰武期间，林彪说他身体不舒服，搬到一座幽雅的大院里休养，关严了住房的窗户，拉上窗帘，整天呆在黑屋里。

罗荣桓负起指挥战役的重担。

一周间，锦州外围的战斗猛烈开展：9月25日，我九、八纵攻克葛义碑和薛家屯。四纵24日攻占砬子山，29日攻克兴城。七纵27日攻占高桥和西海口，占领了塔山有利阵地、切断了葫芦岛和锦西敌人增援锦州的道路。10月1日，我军攻占义县，全歼守敌暂二十师一万多人。锦州前线我军6个纵队完成了分割包围锦州南北敌人的任务。在沈阳周围的一纵、二纵两个师，五纵、六纵和十纵，也先后到达锦州以北和新民以西地区，待机作战。

10月2日上午，罗荣桓政委和刘亚楼参谋长正在研究攻城部署，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汽笛声。不一会儿，列车发生剧烈的震动，显然是挂上火车头的撞击声。罗荣桓站起来，望着车窗外面人来人往，很是忙乱，喊来警卫员，问道：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警卫员回答。

罗荣桓问：“是不是敌机又来了？”

警卫员说：“没有听见警报。”下车问过后，警卫员说是司令员命令部队准备出发，往北开。

罗荣桓心里纳闷，问参谋长：“去哪？你知道吗？”

刘亚楼摇摇头。

罗政委沉下脸，心里很恼火，不知林彪想搞什么名堂？立即同参谋长赶到林彪的住处。

林彪住在一座砖墙瓦屋的大院里，堂屋里关紧窗户，蒙上窗帘，昏昏暗暗。林彪半身靠着床头躺着，看见罗政委和刘参谋长进来，好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罗荣桓。

电报上写着：9月30日，蒋介石飞到北平，为确保锦州，抽调博作义部林伟俦的六十二军，黄翔的九十二军及独九师，调山东王伯勋的三十七军，由海上运兵，已经有5个师到达葫芦岛了。

林彪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已经增到11个师，锦州不能打了。”

听见林彪又唱起老调，罗荣桓激动地说：

“昨天刚打下义县，又提出不打锦州，怎么向中央交待”“情况变了嘛！”林彪板着脸说，“我已经向军委建议，还是回去打长春。”

“所以你就下令开倒车？”罗荣桓生气地说。

林彪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罗荣桓忍不住严厉地责问：

“司令员！这样重大的事，应该先和大家商量再作决定啊！”

林彪一向专横惯了，现在大权在手，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听不得逆耳的话。他板下脸，不快地说：

“商量个啥？明摆的事吗？”

罗荣桓坚持不让：“主席和军委三令五申，要我们打锦州，现在又不打，如何交待？不但部队士气受影响，而且敌人知道我们北撤后东西夹击，还要受损失的！”

林彪狡辩道：“敌人害怕我们攻城，正愁我们不撤，怎么还会出击？”

“敌人不是傻瓜，蒋介石看出我们的弱点后，肯定不会失去这个有利的战机的！部队不能安全撤回，你考虑过没有？”

林彪仍固执地说：“放心！蒋介石刚丢了济南，已成了惊弓之鸟，绝不敢出来的！”

罗荣桓见他如此不顾中央的命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指着他喊道：

“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可不能‘怕’字当头啊！”

“你说谁‘怕’字当头？”林彪被揭了疮疤，顿时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声责问。

罗荣桓真火了，他怒吼道：“战役打响了，锦州的外围据点都扫清了，你一听说葫芦岛和锦州来了增兵，就不敢打下去，这不是怕敌人是什么？”

罗荣桓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他和林彪相处很久，但平时耐心说服，以团结和维护林彪的威信为重。这次两人大吵，甚至拍了桌子，周围的工作人员不由全惊呆了。

林彪被问得哑口无言，停了一会说道：

“反正锦州打不得，敌情变了，中央也会实事求是的。”

罗荣桓警告他：

“你想过没有？这是违抗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不打锦州撤回去，就会推迟东北的解放，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林彪觉得理亏心虚，无言以对，他又问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锦州非打不可。”参谋长说。

林彪只好气呼呼地叫秘书到机要科，追回那份不打锦州的电报。

秘书打完电话后报告说，电报已发过了。

林彪感到心虚，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问道：

“怎么办？”

“写个检讨，重新表态！”罗荣桓说。

林彪没说话，刘亚楼点了点头。

罗荣桓当即又起草了一份电报，主动承担责任，向军委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坚决按原计划攻打锦州。

罗荣桓把电稿递给林彪，林彪匆匆看了一遍，也不吭声，和参谋长都签了字。罗荣桓写了“加急”二字，立即让秘书拿去发了。

第二天十月三日，中央军委接连来了两封电报，严厉批评回去打长春的做法，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分析在塔山一线有两个纵队打援，足以胜任，不用害怕。如果回去打长春，对东北部队和整个战局都非常不利。即使打下长春，也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只有打下锦州，才能掌握战局的主动权。

10月4日，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检讨电报后，又发来一封长电，表示“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再次分析打长春和打锦州的利害关系，以坚定林彪的信心。毛主席严厉指出：如果不打锦州这一仗，要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同时要求指挥所搬到靠近锦州前线。

当天夜里，在罗荣桓的不断催促下，指挥所才进到阜新。

阜新以南的铁轨都扒了。部队下了车，住在城里。

4．4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时，蒋介石看到义县被我军攻下，10月2日又慌慌张张地飞到沈阳，将沈阳之敌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亲自部署廖耀湘兵团西进增援锦州。

到阜新后，罗荣桓觉得距锦州太远，对指挥作战不利。可林彪不愿离开铁路线，他以去年三次攻势，都是在汉城指挥的为理由，不想再向锦州靠近了。罗荣桓知道他对打锦州还是有顾虑，说道：

“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应马上赶到前线，拿出攻城方案来。”

正在这时，中央军委又来了电报，询问指挥所到了哪里？

再次要求指挥所进到锦州附近，还要求马上拿出攻城的作战方案，限定尽速打下锦州。

林彪心里真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不敢再违抗命令，只好叫参谋长刘亚楼准备汽车，连夜赶到锦州西北的马六屯。

第二天下午，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和指挥所的参谋人员一起到锦州城北帽儿山看地形，二纵的部队就住在这儿。罗荣桓当时身体不好，刚动过手术还没痊愈，但他放心不下，仍坚持上了山。在帽儿山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锦州的城垣。罗荣桓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锦州的环城工事，那儿都是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正看着，突然飞来三架飞机，又是扔炸弹，又是扫射，来回低空盘旋。山上没有掩蔽部，警卫员催着下山，他好像没有听见。直到把锦州的工事仔细观察了一遍，罗荣桓才最后下了帽儿山。

观察地形回来，指挥部便很快拟定了进攻锦州城的作战方案，决定用5个纵队的16个师、1个炮兵纵队和1个坦克营作为攻城的主力，主要突破口选在北城。打援部署：以四纵、十一纵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的兵力，在渔山、塔山和红螺蚬一线，阻击锦西和葫芦岛的援兵；以热河独八师在山海关附近佯动，钳制关内之敌；以五纵、六纵和十纵共8个师的兵力，在新民以西和以北地区，堵击沈阳出来的援敌。

攻城方案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十月九日，攻城的各部队开始向城郊的敌人大小据点猛攻，激战五天五夜，扫清了敌人城外的大小据点和所有工事，攻城道路被扫清，部队直逼锦州城下。运用攻打义县的经验，各部队采用了近迫作业，挖地道逼近城垣。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总攻击开始了！城周围400多门大炮一齐向城里的目标开火！炮火连天，浓烟滚滚，千军万马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猛虎般向城垣扑去。

二纵两个师攻击化工厂一线的敌人，由于受到以子母地堡群作掩护的敌人的拼命反抗，攻了几次也没有打开突破口，伤亡也较大。三纵占领了离城1000米的配水池阵地，居高临下冲向敌城。敌人出动步兵和坦克前来争夺配水池，飞机也来掩护。我军坦克营也紧跟着投入了战斗，战士们奋勇击退敌人的反冲锋，一鼓作气冲到了城根。

指挥部里接到三纵进展比较顺利的电话，作战参谋立即向首长报告。罗荣桓看到三纵的地形比较有利，便对林彪建议说：

“是不是让炮火集中支援三纵，由三纵迅速突破？”

林彪听了不置可否。林彪一直认为二纵的战斗力强，而且有老红军的底子，所以让二纵负担主攻任务。而三纵是抗战初期在山东发展起来的部队，到东北后打了许多硬仗和胜仗。这次林彪专门从六纵调来善打基战的十七师配属给二纵，准备突破城墙后向纵深发展，没想到二纵进展不如三纵快，心里觉得别扭。

罗荣桓看出林彪仍要坚持己见，只好再次向他建议：

“还是让炮兵支援三纵为好！”

参谋长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建议早下命令。

林彪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他命令炮纵集中炮火击援三纵，同时要求二纵也要加紧突击！

正在这时，机要科又送来一份电报：由新民和原流河向西北进犯的廖耀湘兵团，前锋已占领彰武。原来这是蒋介石8日第二次飞到沈阳后给廖下的死命令。蒋介石同时还命令锦西和葫芦岛的11个师和海、空军猛攻塔山。他幻想锦州解围之后，东西两军对进，包围夹击我军主力，把这次作战称为“辽西大会战。”

我守塔山的四纵队顽强堵击敌人，阵地失而复得。现在看到彰武失陷，林彪又紧张起来，忧心忡忡地说：

“你看，补给线被切断了！”

罗荣桓看完电报，沉着地说：

“廖耀湘不会认真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这次是让蒋介石给硬逼出来的。他不走北宁线增援锦州之敌，却跑到西北方占领彰武，不过是虚晃一枪，给蒋介石摆个样子而已。这一点毛主席早就看透了，不用理它。”

大家听了都觉得罗荣桓分析的正确，林彪闭上眼睛一声不吭，大概觉得伤了他的面子。

半小时后，作战科长从帽儿山打来电话报告：三纵队已打开突破口，要求把十七师调过来，让十七师从突破口进去，迅速打掉敌人的纵深防御工事。

“太费事了！”林彪不耐烦地命令道，“叫三纵的预备队冲进去！”

参谋长正要传达林彪的命令，罗荣桓叫住了他：

“等等！问问二纵的情况如何？”

参谋长问过后回答说：“还没有攻开突破口。”

罗荣桓对林彪说：

“我看还是把十七师调过去的好，只有几里路，很快就能到达。他们打巷战很有经验，可以迅速打乱敌人城内的防御体系。”

林彪不吭声。参谋长望着他，等待他的决定。

“照政委的意见下命令吧！”林彪冷冷地说。

十七师火速赶到三纵打开的突破口，立即冲进城里，插向敌人的心脏。他们炸毁一个个地堡和工事，四面八方突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这时，二纵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了城里。城南的七纵和九纵，城东的八纵，也先后攻进城里。我军战士将敌人分割成块，一块块围起来歼掉，进展非常顺利。

城里的敌人兵败如山倒，全乱了套。到15日下午6点钟，我军攻进老城消灭了最后一股抵抗的敌人，胜利结束了攻城战斗。

锦州攻坚战，我军战士只用了31个小时，俘敌东北“剿共”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贺奎和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以下88000多人。连同攻克外围据点，锦州战役共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军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保证了“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实现。

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在沈阳主持草拟向党中央的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提到林彪曾一度动摇之事。文中委婉地说到，蒋军从华北调5个师海运葫芦岛，“加上锦葫原有之4个师共计9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刚起草完，正好林彪进屋，罗荣桓指着上面这几句话，请他过目。

林彪正因辽沈战役胜利而兴高采烈，看了那段轻描淡写的检讨，马上拉长了脸，将稿子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林彪显然不满这段揭短的话，由于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加上刘亚楼支持，林彪不得不同意签发上报，但心中极度不满。平津解放后，他排挤罗荣桓，邀请聂荣臻到四野当政委。

聂荣臻不知林罗有矛盾，他对林彪说：

“现在战略反攻了，应当由罗荣桓同志当。我参加了军委工作，还兼北平卫戍司令，也不能离开，至于晋察冀的干部由你选。”

回顾历史，我们越发清楚地看到，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元帅坚持原则同林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实施，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原则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建树了丰功。诚如毛主席在《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所言那样：“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虽功名显赫，但甘于淡泊，从不夸耀，这才是罗荣桓元帅的风格。

4．5“不合法的主任”——建国后罗与林的冲突

建国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工作繁重，卧病不起。1956年辞职，推荐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直言被罢官。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接彭真电话，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征求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佳，不宜担任此职，建议贺龙同志担任。彭真向毛主席报告了罗的意见，未被采纳。

林彪当了国防部长后主持军委工作，为了个人野心，大力推行个人崇拜，提出学习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后来他又提出“顶峰论”、“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和背语录等一系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谭政觉得所谓的“三八”作风和三八妇女节易混淆，提出商榷。林彪在会上点了谭政的名，又加上别的罪状，把他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林彪此举的矛头也是指向罗荣桓的，他指责谭政的两条罪状——搞文化教育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罗荣桓的主张。

1960年底，中央决定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不高兴，不许报纸公布。1963年，新华社要发表我军领导人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主任还是不合法啊！”

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对林彪那一套学习毛著的提法不以为然。他曾对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说：“带着问题学，在毛选中找答案，提法不妥当。还是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对总干部部长甘渭汉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

1961年2月，罗荣桓和贺龙一同南下，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在南京连队了解战士生活，问战士们怎么理解带着问题学？战士们答不上来。连指导员说，大家研究来研究去，不知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罗荣桓说：“你们要灵活运用嘛。学习时要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别的可以先不去考虑。”

这时，罗荣桓对林彪的“背语录”做法也产生怀疑。他认为这是教条主义，他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经过调查，罗荣桓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林彪的做法是背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回京后，《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报道，其中有他调查时的讲话，征求他的意见。罗帅向来不喜见报，这次却同意发表，无疑是公开向林彪打个招呼。

四月下旬，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军报准备“五一”开始刊登，对林彪提意见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4月13日军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出席会议的常委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和林彪。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等。讨论时，林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罗荣桓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有毛病。”

林彪装作不知：“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梁必业，将有关的段落读了。

林彪板着面孔，恶声问罗荣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

罗荣桓坦率地说：“庆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

‘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林彪半天没吱声，看到无人发言，便阴阳怪气地说：

“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没等他说完，林彪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喊着“好吧！散会！”站起来拂袖而去。

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对林彪的突然发作，感到惊讶。罗荣桓竭力克制愤怒，拿着文件的手有点发抖，他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会议室。

会后，罗荣桓几天心情都不好，夫人林月琴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对这个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去，只好向中央反映。

他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觉得问题很重要，到书记处会上讨论，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意见。1977年邓小平提起这件事曾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林彪气冲冲离开会场以后，经常发火，暗中算计要报复罗荣桓，想给他扣上“反党”帽子，寻找攻击他的“炮弹。”

1960年10月28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批评部队有些人不关心地方工作时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百分之二十，牲口由600万降到2万头，许多土地都荒废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几天后，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到罗荣桓家汇报民兵工作，谈到某省军区副司令下去核查工作，了解一个县非正常死亡3万多人，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何不反映？处长说，首长不反映，我也不敢。

罗荣桓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严肃指出，这是一个党性问题。他立即将肖华请来，结合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决定发一个指示，并以总政名义写个建议，指出各地驻军要及时反映地方动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参加一些地方工作等。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传达。

部队向地方工作提意见，一年前彭德怀做过，结果被罢官。如今罗荣桓又如此做，林彪抓住把柄，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说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关系易搞坏，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利，易发生军队与地方对立等。毛主席批示肖华，照林彪的意见办理，总政那个建议停止执行。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可林彪为了打击罗荣桓，现在又搬出来当“炮弹”了！

有一天，林彪当着罗瑞卿和海军某领导人的面，冷冷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啊！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罗瑞卿和海军那个干部听了不语。林彪看他们不表态，突然气势汹汹地对罗瑞卿说：

“听说这也是你的意见，我就是反对你们！”

罗瑞卿看过总政给书记处的报告，根本不是什么向地方开炮，于是他回答说：

“我没有。”

“没有？”林彪逼着问：“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回答：“要是查到我有这样的主张，我承担责任。”

海军那个干部见此情景，起身告辞。

林彪对他说道：

“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不要听。一个新鲜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林彪说的“新鲜事物”，指的就是“带着问题学”那一套。

第二天清晨，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对此事保密，还假惺惺地说是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其实是怕罗荣桓在党内的极高威信，怕整他毛主席不会同意，反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一面叫罗瑞卿不要公开，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反党，甚至说他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

暗地里，林彪指使他的老婆叶群，放出谣言，说林彪把解放东北的功劳，分了一半给罗荣桓。谣言造的太拙劣，说明林彪贪天之功，把解放东北的胜利记在自己帐上。而罗荣桓早在辽沈战役的敌工会上指出：我军的伟大胜利，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至于讲到领导者，这就要看到十九位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作用。

叶群是蛇一般的女人，过去挨过罗荣桓的批评，怀恨在心，一直挑拨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现在正好借题发挥。

原来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在晋西被阎锡山的兵误伤，回到陕北，以后又转到苏联养伤。在莫斯科，林彪和一个在苏联学习的女同志关系密切，合照过一张双人像。后来林彪回到延安和叶群结了婚，这事叶群也知道。

1947年，那个女同志从莫斯科回来，路过哈尔滨，肖向荣想留她在宣传部门工作。叶群知道后，恐怕林彪思念旧情，打破了醋坛子，竟然无法无天，假冒罗荣桓的名义，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把那位女同志调离东北。

中央复电给罗荣桓。罗荣桓感到奇怪！一查，原来是叶群捣的鬼！罗荣桓把叶群找来，严厉批评她这种错误行为。叶群抹着眼泪作了检讨，但心里一直对罗荣桓不满。

罗荣桓大公无私、肝胆照人；林彪胸怀狭窄，阴险小气。

罗荣桓逝世三年后，林彪仍不放过。在文革中，林彪有一次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林罗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文革开始，他叫叶群在总政治部大会上，宣布罗荣桓“反毛泽东思想”，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打成“阎王殿”，把总政主任肖华打成“大阎王”、许多部长打成“判官”。叶群还叫吴法宪贴林月琴的大字报，造谣说林月琴是一个什么“寡妇集团”的头子，把她全家赶出了北京。

罗荣桓元帅一生光明磊落，不矜不伐，为革命鞠躬尽瘁、忍辱负重，因此才能顾全大局，赢得胜利。他的一生诚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北王之谜

人们应当怎样描述此人？一但进入临阵状态，他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漠然置之，兀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濒临松花江主流，在第二松花江北部的哈尔滨，满语的意思是“晒网场”。从“晒网场”向南、普通快车的第一个停车站，叫双城。

双城历史颇有几个人物。伪满洲国八个大臣中，双城出了两个。那位在国民党上层也算有头有脸、“八·一五”后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中仅逊于熊式辉的第二号人物莫德惠，也是双城人。

不过，双城人话题最多、也着实使双城红火一阵子的人物，还是来自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的林彪。现在的双城县人民武装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如今己有些破败的建筑。

漆皮剥落的原始的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子青砖铺地，墙是同样的大青砖。六根一人粗的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林彪。

林彪在黑土地的3年生涯中，有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从三下江南到夏、秋、冬三大攻势，直到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就在这里编织战争的血与火之网。

1．1知天知地

据说人武部的同志几年前还见过一只两尺多长的特制寒暑表，扔在仓库里，也不知来历，后来也不知去向。

据说，部队每到一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选个合适地方挂上地图。林彪就以地图为起止点，开始踱步。到双城后，又多了个起止点，就是挂在窗外屋檐下那个笨重的寒暑表。

天越冷，出现在寒暑表前面的次数越多。有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手伸到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知己知彼还不够，还要知道老天爷和土地爷。林彪看地图当然不仅是了解土地爷，但他看寒暑表则纯粹是要和老天爷套近乎，交朋友。这是黑土地上的第一个冬天。

1946年10月31日，“林彭高陈”在给“中央并告肖江程罗”的电报中说：

（一）……我军拟以五师兵力，令火车运输队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求得歼灭敌人，以破坏敌人的攻洮南的行动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人攻哈尔滨的计划。

（二）……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我驱逐，而在约一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

瞻前顾后，走一步，看几步。林彪的算盘可谓周到。

很多人说林彪会打仗，打巧仗，其巧之一，就是善于调动老天爷和土地爷。天上、地下，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把这些有形无形的条件编制成有力的纵队和兵团。

1．2英明独断

林彪打仗，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等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便发走了。

打下锦州四师打廖耀湘兵团，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据说，大将风度的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曾风趣地说：

“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睡大觉。”

老人都说，当时人们对林彪都佩服得不得了。对这种越级指挥什么的，没有人说闲话。说他“独断专行”，那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还说，指挥错了，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还能说是他独断专行吗？

据说，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经常这么干，不过，作为学生的林彪却与之有着截然不同之处。他不会因此把前线军官搞得无所适从，而是使他们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一支有力的拳头。他越级指挥，但又不大包大揽，而是让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1．3“重”点主义

林彪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轱辘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大讲莫斯科撤退。一下江南前，一些人觉得美械装备厉害，有畏敌情绪。这个时期的电报就强调勇敢，勇敢就是胜利，要敢于刺刀见红。此后，根据地半生不熟，又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很难掌握，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一向稳妥的林彪，就一反常态地指出，“只要有六成胜利把握即决心打”，并给起个名叫“硬拚仗”。“六个战术原则”也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总结出来的。

林彪要求秘书和参谋向下传达命令时，重要问题要交代三次。有人把这称为是林彪的“重点主义”。打了败仗，“重点主义”就更重了。

黑土地上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四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

如此检讨，林彪无论大会小会要讲一番，不是为了把谁说的抬不起头来，目的是让大家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无巨细一条一条摆出来，摆深摆透，摆得明明白白，然后，再一条条地理出对策，后复演练。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的清楚。

一些老人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

一个败仗讲起来没个完，使坏事变成好事。若没有四平“走麦城”和大讲“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样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大可能那么攻打下来。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不放，还注意吸取别人过关斩将的经验。

1946年9月12日电报：

军委：

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间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1948年10月23日，林彪、罗荣桓在给各纵队并报东北局、军委的一封电报中，剖析了沙后所和王道屯两个战例（影响并不很大，但颇典型的两个“不良战例”）。毛泽东在向各野战军转发这封电报的报文中说：

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的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

据说，美军在军事演习中，为了使官兵对未来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得更深刻，促使其刻苦训练，每次“战斗”，都是敌胜己负。

千篇一律，难免使人厌烦，因而那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战例战无不胜，是否也走了极端？

1．4苦行僧

有人说，林彪这个人说不清。

有的老人说，真要讲起来，谁都不能信。

末了，几乎都要补充一句，他后来怎么变成那样子，我可不知道呀！

用机智、敏捷、果断、刚毅、深刻、冷静、稳健等词来形容林彪并不过分，但千万不能说“幽默的林彪”，尽管人们经常把幽默和机智联在一起。

除了一位老人，别人都说从末听林彪开过玩笑，说过笑话。这位老人也只经历过一回。那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到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在饭馆吃过饭，不知兴从何来，林彪讲了一个笑话。是一个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对话。

苏联人：喝酒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抽烟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嫖女人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那活着有什么意思。

中国人：……

讲的笑话并没使人发笑，但这笑话却是意味深长的。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必要场合应付一下），也不讲究吃。

每顿饭只两菜一汤，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时是些炒瘦肉丝，甚或是鸡蛋什么的。另一个固定的菜是黄豆：

煮、炒、炸换着来，或者是豆腐。反正黄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饭桌上顿顿有，平时也抓着吃，来了客人，也唏哩哗啦地倒出一盘，好象谁都和他一样好吃黄豆似的。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有个酸菜炒白肉。瘦巴巴的林彪是从不吃肥肉的，被劝不过，试着吃了口，从不谈论吃喝的林彪回来后，却不同寻常地连说，好吃，好吃，说完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据说，罗荣桓和刘亚楼吃得都挺好，下边一些纵队司令和师长、团长，就更不用说了。“大烧锅”李作鹏等人能吃能喝，会吃会喝，全都在林彪的眼皮底下。

林彪不讲吃，也不讲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象个木偶。从未听他讲过那件衣服质地如何，样子好坏什么的。

他不爱玩，也不会玩，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时，刘亚楼见他太累了，就拉去打过两次猎。还有时到哈尔滨邀请他去跳舞，有时去，有时不去。舞姿平平，不见长进。

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舞会，一个苏联女人，不知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还是嫌他其他什么别的，反正拒绝了他的邀请，闹得狼狈极了。总领事大发雷霆，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那以后，他舞就跳得更少了。

有时看看书，多是军事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认真，书中许多处被他用红蓝铅笔画得沟沟道道的。另外，林彪极好看医学，尤其是中医学方面的书籍，而且是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给自己开药方。

有一次，他让秘书去买点砒霜来，秘书吃了一惊。他说，他得的病吃点砒霜好。一回，他吃错了药，半夜三更爬起来，双手扶墙哆哆嗦嗦地去开灯，把秘书吓呆了，他还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有点不舒服，不要紧的。

1．5两耳不闻窗外事

林彪是个典型的什么事（除军事外）都不管不问的人。谁的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象没看见，没听见似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不小心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射出去，在场人的脸都吓白了，可正在屋内踱步的林彪，只“嗯”了一声，便又继续踱了起来。

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后，大家这个气呀就甭提了，只有林彪停止踱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就象是不食人间香火似的，没有一点大惊小怪的意思。

平津战役后，给林彪曾当过三年秘书的夏相，在衡宝战役打响前，喝醉了，醒来见大家忙的一塌糊涂，着实吓着了。

他提心吊胆地瞅着林彪，林彪好象就根本没看见此事似的，压根没提半个字。

1947年春，秘书季中权和双城的一个姑娘恋爱上了，要结婚了。但他年龄不够，林彪是个极注意政治影响的人，但他却没有说出个不字。结婚时，新郎请岳父母下顿馆子，只花了2元7角钱，林彪还写了条子，让供给处给报销了。

但林彪是明显地不高兴了，生气了。其微妙的变化只有季中权本人可以觉察出来。过去“小季，记录”的命令，一下子变成了“季秘书，记录。”

婚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林彪了。那是他自己要走的。

季中权和叶群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成了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末让季中权干过的事，叶群则抓住影儿就“季秘书、季秘书”地叫，什么都支使。工作苦点累点，他都不在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他想，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当了太太就变了嘴脸，让人受不了，他早就想走了。加之，这次结婚又违背了哪条规定，对不起林彪，决意走了。

林彪找季中权谈话，想留住他。讲什么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总不会永远让他当秘书呀什么的。又讲毛主席的秘书一干就是10多年了，等等，等等。

季中权最后还是走了，到底为了啥，只有他心中明白。

就是这位能从一件小事透出政治工作的威力，并活学活用，对国内外政治大风云看得那么深透，60年代又大抓“活思想”的当时很有名望的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对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秘书的“活思想”，竟然一无所知到这种地步！真算是大智若愚得到家了。

不过，这倒应了一位名人的一句话：“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堆中。”

林彪性格极孤僻，不善交际。

在锦州西部准备打大仗，有敌人，没部队，林彪急得半夜爬起来，在房内踱来踱去。梁兴初1师和黄克诚3师到了，多年没见面，大家“林师长”叫得特亲，恨不得抱着行个外国礼。林彪却只“嗯”了声，就问起部队的情况。不明底细的人如见了此种场面，一定会很不理解地讽刺一番。

临死也不认识元角分人民币的林彪，不会寒喧。没仗打时，经常有些部下来看他，他“嗯”几声，倒出炒黄豆，问见句有关部队方面的话，再就没得说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就再没话了，弄得你只能自动走人。

有人说，林彪是个冷面无情的人，就是夏天也象块冰。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前线传来多大消息，只是嗯声便罢，即便露出点笑影，也是一闪即逝。辽沈战役后，万众欢腾，林彪的脸色，迈步子的样子，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几乎看不出什么喜色。

林彪讨厌繁琐礼节，喜欢清静。有的老人说，林彪的喜静进城后是有些变态了。在东北时，白天挂窗帘，也是极平常的事。

叶群生林豆豆时没奶，又是早产，让林彪弄点奶粉，林彪却回答，“延安这么困难，怎么弄呀？”气得叶群直说“呆”，还挖苦说比他官小的都能弄到，为什么他不能？

林彪只答：“人和人不一样。”

1．6战争狂人

林彪很喜踱步，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枪炮声怎样在耳边炸响，那步子总是不紧不慢，匀速运动着。

由此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将军在运筹帷幄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无所事事，甚至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在那毫无目的地随意走动。

这印象，主要来自他那很缺乏表情的苍白的面孔上，还来自他那双有时袖着，有时随着甩动或耷拉下的手，更来自于那脚步声。

平时，他常穿大头皮鞋，或布鞋，或皮鞋，脚跟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起到哪儿，都是拖拖沓沓，一步两响。这脚步把他那从容、镇定和自信的表情全破坏了。

总之，“象个大姑娘”清秀般的林彪，那步履、那脸色、那神态，就象个大病初愈的人。

战争的轮子在他的脑海里飞转！视周围的一切事物于不顾，也没有自我，大脑皮层的每一个细胞，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只有战争二字。

打起仗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已成他的家常便饭，部队打到什么位置，一眼就能从地图上找到，还能一口气口述几封电报。为了打好每场战斗，他总陷在踱步、思考，思考、踱步的循环往复中。尤其在思考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得干扰。

遇到这种时候去见林彪，总要先通过秘书看看，视情况如何而定。在黑土地上可以直接见林彪的是罗荣桓，后来高岗也可以直接进屋了。

就是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五处枪伤的军事大将，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但有一点，让人很费解，那就是他很喜欢孩子。见到孩子，那很冰冷的脸上就呈现出笑意，抱一抱，亲一亲，逗一逗。他患病后，常把幼儿园的孩子找到家里，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和他们说说话。

1．7林彪和叶群

延安时期，根据地缺枪炮、缺弹药，还缺女人。女知识青年，就更使人青睐了。叶群就属这种特别吃香的女性。

有人说，追叶群的人有18路军。

叶群确实有魅力，这不是来自于她多么出众的外表，主要是靠她的学识、风度，还有外表中一副淑女的模样。尽管有时她也在家中骂娘。

叶群在北京读书时，成绩非常好。延安几所学校搞演讲比赛，叶群一上台，便滔滔不绝，赢得掌声。到东北后，名为林彪的秘书，实在家照顾幼小的林豆豆、林立果。这期间，自学了俄语，翻译些小说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录片。后来去苏联疗养，都是她当的翻译。

林彪对“老大哥”也不会客套，很多场面都靠她应付，而且应付的挺好。叶群的智商很高，兴趣广泛，尤喜文学，看过许多中外名著，有时还写写论文，受到学者的欣赏。

有人说，如果有条件，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学者。当了“太太”的中国女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学者呢？

老人都说，林彪对叶群管得挺严。这主要是来源于叶群身上的那根爱唱、爱蹦、爱跳的神经上，很多事情林彪看不惯。

也有老人说，先前的叶群挺好的。说南下武汉后打扑克，年轻人玩起来不管天不管地。第二天叶群过来说：“你们再玩时小声点，‘101”昨晚一夜没睡好。”若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一嗓子嚷开了，还能等到第二天早上。

林彪在双城时，叶群在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

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不过去劝劝呢？可这是“林总”呀！大家只能干着急。

据说林彪在双城先住在一家，两天后就让搬家。大家莫明其妙，议论一阵子，什么原因也没找到。最后，有人说，是不是那家的媳妇太漂亮了？没注意到这码事的人瞅机会去看了看，果然美丽非凡。

如以上事是推断的话，这里还有一件确确实实的事。

那是大洼战斗后，林彪住在八面城。一天上午，来个女同志，问林彪住在哪？

这位女同志穿灰色棉布军装，中等身材，25岁左右模样，梳着短发，朴实、大方、清秀、端庄，走得汗涔涔的。当时接待的是季中权秘书。

两人谈得很亲热。林彪讲，女人静静地听。女人讲，林彪静静地听。林彪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话多，表情也从来没有那么舒展、丰富，苍白的脸上甚至泛出点红晕。

中午，林彪破例让加了两个菜。饭后又谈了个把小时。临走，林彪送到大门口，直望到那女人的身影消逝了，他还在那儿站着。

林彪好象谈兴未尽，一会儿又踱到季中权那个小屋，伸手取出烟，抽了一口，呛得咳嗽，又掐灭烟，踱起步子。接着便和季中权谈起有磁人类的生产、生殖和生活的话题。

这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林彪也再没提起过。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到一起？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分开了呢？只有他俩知道。

“联合舰队”之谜

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提前或是延缓社会潮流的发生与发展。

而如此的智慧若与邪恶和对人类良知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其后果将是无以名状的……

2．1“文”的方式夺权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

（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而林彪却认为，“和平过渡的接班”条件已经成熟。

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未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8月24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论天才”的材料。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

陈伯达在华北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对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粹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会上发言。

然而，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头。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会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

王洪文则随风转向，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却被毛泽东戳穿了。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的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全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夺权野心已无法遏制；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

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无论是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并潜心研究，还是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作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改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改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庐山会议上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2．2一个“超天才”的来历

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骨干力量，是一支由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这支“舰队”的头子，就是林彪、叶群的小子林立果。

1966年，林立果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其实，进这全国第一流的学府的大门也是以总分200多一点的成绩“放”进去的。

这年秋天，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全国掀起以后，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臂章，到南方“串联”去了。但是，林立果终究是林立果，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他的“串联”当然也不同一般：不仅有叶群指派的专人陪同，“串联”的对象，也是江腾蛟这样一流“非同一般”的人物。

秋去冬来，1967年降临了。这是一个分外寒冷的冬季。1月的狂风，在神州大地上逞威咆哮；2月的坚冰，阻挡住春天的暖流。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难。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林彪、江青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却正在走着他们“发迹”的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林彪安排自己的小子走上了政治舞台。这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军装，来到空军。他当时不是党员，却被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秘书。

1967年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吴法宪说：“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教育出来的”。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提携他的“龙子”。

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还是在林立果到空军之初，吴法宪就特地派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林彪死党，“联合舰队”主要成员）负责“帮助”。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1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林立果的“独立工作能力”没有“锻炼”多久，1969年10月24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您的旨意，把您的指示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的。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在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着。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签署的空军的一个命令，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一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女儿也在空军工作，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原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让林立衡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的一儿一女就这样提升上去了。

在那些“大批升迁，大罢一批”的日子里，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罢官和升迁，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即使如此，在人民解放军里，像林立果这样的“佼佼者”，却并不多见。

为落实林立果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1970年7月6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党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吴法宪的老婆当晚吹捧道：“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

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同时，原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空军如此兴师动众，竟然是为了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主宰空军。

但是，林彪非常懂的，在那些年月里，最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头上的“光环”。林彪也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

1970年7月23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站在左侧，而其它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当晚，林立果又安排空军中的一部分人看“视察”的录像，扩大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影响。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为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二代接班人”……随后，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这么一来，“光辉榜样”的儿子，当然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了。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之类的帽子，也就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一个“超天才”便这样诞生了。

不过，那位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为自己的儿子插上羽毛，把他“指挥”所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进行篡党篡国阴谋活动提供方便的一步棋。

2．3组建“联合舰队”

在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援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以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在关键时候，林彪又亲自出面了。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电影、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当然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援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在空司办公室，侦查到了经过他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在各方面都把看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的到提出来的时候了。

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的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和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

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起。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

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2．4《“571工程”纪要》出笼前后

3月的江南，正当染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

“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

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子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望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威信高，影响大，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的计划之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0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就在《“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的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的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望亲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

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2．6“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的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向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

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2．7实施谋杀计划

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

“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

“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9月8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的停车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陈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后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晚上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的大袋子，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9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上冷冷清清，前来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胡萍。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彪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林立果便拿出了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在一张白纸上，胡萍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为反革命部署。

晚上10时多，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江腾蛟坐上李伟信开的汽车，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便说：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

“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

“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

“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口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还是七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又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后来，围绕着上述几种办法，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办法：一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江腾蛟并当场画了毛主席专列预定停车地点和油库位置图，凶狠地说：“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二是要陈励耘在杭州干。后来，他们决定等于新野从杭州回来后再研究。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去完成。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楼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随时准备进攻！”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动乱“上车干掉”，如果江腾蛟所设想的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

“要炸铁路，硕放（位于苏州附近）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

“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以便使王飞成为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联络人。

9月10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信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过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要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守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林立果也打电话给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指毛泽东）取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最后，叶群和王飞商定，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

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射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任务’交给鲁珉去执行，由空军某师去完成。”

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应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作的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密报：毛主席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北上了。

毛主席的行动，完全出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主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主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林立果一伙听后，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

“‘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产。

但是，阴谋并没有结束。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5712工程”纪要》中，对于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后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曾作了这样的设想：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林彪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就希望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

2．8密谋另立“中央”

1971年9月11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时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否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南逃的计划，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5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楼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局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

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时，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陆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南逃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看来他们还确在梦中未醒呢！

林彪出逃之谜

在这个时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惊恐，赤裸裸的杀机和求生欲望。理性被抛弃，支配着他们的只有本能……

3．1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林彪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

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原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3．2“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

“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

“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

“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

“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

“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

“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

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

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文益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安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

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坟顶，蒙方接受了。

一切安排妥当，许文益、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四人来到墓地边，庄重地三鞠躬，以示哀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如此。

4．5不欢而散的谈判

事后中蒙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安葬尸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安葬尸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

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我方人员都感到精疲力竭，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简称《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

中方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这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讨论纪要时态度就比较僵硬。

他们虽然不再称我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成员“为军事目的服务”，抓住“军事”二字不放，想在政治上置我于被动不利地位。

许大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精神，坚持是我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争取谈成。实在谈不成，就回乌兰巴托再谈。

拿定主意后，许大使的思想松弛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文件翻译出来已是17日凌晨一时，他们立即研究讨论，准备了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中方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古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谢意。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

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体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古方面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方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许大使发言后，蒙古方面建议休会10分时。10分钟以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收听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许大使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飞机失事有关，这更使他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

中方人员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于是许大使让孙一先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10时15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

关于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

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这个问题才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实事求是、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接着他着重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中方大使于9月14日晚8时半，根据政府指示，就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原因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应写在纪要上。

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256号”字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方提出这一点应当写进纪要。

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安葬纪要》。高陶布司长首先说，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现接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便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同意，并说服对方要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具体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中方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

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

许大使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他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

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

许大使说，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

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

许大使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许大使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非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大使说，如果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许大使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布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虽然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样。谈判再度僵持。

蒙方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字记录，如果中方不同意，那么蒙方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他们签字时，欢迎中方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蒙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并表明态度：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中方人员回到使馆，立刻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

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的亲友。

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

4．6飞机失事真相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纭，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

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

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13日凌晨2时，肯特省依德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50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

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

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飞机机翼残骸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这种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旋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

起落架轮廊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这说明驾驶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有30米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机上掉下的第一批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

飞机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是降落的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完，造成着陆速度过大。从残骸照片着，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

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使员完成，但该机因仓皇逃窜，未上副驾驶员。其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它的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未放起落架着陆时，极易形成机翼、机腹同时着地，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

从飞机残骸照片和步测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陆地点仅160米，整个机翼也在180米处折断。再次，降落地虽是地势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残骸散布面积长约800米，宽为50米至200米，呈狭长梯形。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着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飞机被迫在野外降落的主要原因是燃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根据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在坠毁前，油箱中只剩下2．5吨左右的燃料，而其中一部分油还抽不上来，不能使用。

这么点油在低空飞行时，最多还能再飞20多分钟。加上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断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这也促使他不得不作野外降落。当时，飞机距温都尔汗只有70公里，如果飞行员知道飞机的位置，去温都尔汗降落的油是够的。

是否象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

几具尸体部位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

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

4．7历史的佐证

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坐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坐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俏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坐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坐机起飞后，总理曾通过机场指挥塔与林彪坐机对话，但林彪外逃时，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因而没对上话。尽管总理苦口婆心要指挥塔转告256号专机，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然而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没有一点回音。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道路，是林彪一意孤行、自己选定的，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它将作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史册上。

后后记

《十大元帅之谜》经由各方努力得以付梓，我们感到欣慰。

参加本书撰稿的作者按篇目出现先后依次为：1、8，户晓辉；

2、9，张延兵；3，李瑛、赵伟；4，张江艳；5，董雁；6，王成林；7，王瑞民、张瑛；10，王瑞民、文军、亦亭。这里标出，既表谢意，亦示文责自负。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