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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凛冬》


Part1 另一张面孔 第四章

沃洛佳·别斯科夫缩着头，在漫天飞雪中从莫斯科河的桥上走过。他穿着厚重的长大衣，戴着皮帽，脚上蹬着皮靴。莫斯科很少有人能穿得这么好。沃洛佳很幸运。

沃洛佳的鞋子都很好。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是个军队指挥官。格雷戈里算不上那种特别有抱负的人：尽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和斯大林的私交也很好，但他的事业在二十多岁时陷入了停滞。尽管如此，别斯科夫一家还是生活得非常安逸。

沃洛佳本人非常有抱负。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军事情报学院进修。一年以后，他被调到了红军情报总部。

在柏林和沃纳·弗兰克的相遇，使他交上了好运。因为父亲是苏联驻德国使馆的军事参赞，沃洛佳和沃纳上了同一所初中，只是沃纳的年级比他低。得知沃纳痛恨法西斯主义以后，沃洛佳告诉他，他可以为苏联做间谍以反抗纳粹的统治。

两人相识时沃纳只有十四岁，不过现在他已经十八岁了。沃纳供职于空军部，比原先更痛恨纳粹。他有一个功率很大的无线电交换机和一个密码本。他既聪明又勇敢，冒着天大的风险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沃洛佳是他的线人。

四年来，沃洛佳一直没有见到沃纳，但沃洛佳却清晰地记得沃纳的样子。沃纳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外表和行为举止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老练，早在十四岁时，他已经懂得怎么和女孩打交道了。

沃纳最近向他私下泄露，德国在莫斯科使馆的外交官马库斯其实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沃洛佳找到马库斯，把他发展成了间谍。几个月来，马库斯向沃洛佳提交了一系列报告。沃洛佳把这些报告翻译成俄语，递交给自己的上司。最近的一份报告非常有趣，详述了支持纳粹的美国商界领袖如何用卡车、轮胎、汽油等物资支持右翼西班牙叛军。其中提到，敬仰希特勒的德士古石油公司总裁托基尔德·里贝尔不顾罗斯福总统的恳请，公然用公司的邮轮为叛军运送石油。

沃洛佳要去见马库斯。

他沿着库图佐夫斯基路往前走，然后折向基辅路车站。他们今天的碰头地点是靠近车站的工人酒吧。他们从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碰头，但是会在上一次碰头结束时约定下一次的地点：沃洛佳很注意谍报工作中的这类细节。他们总是去马库斯的外交界同事从来不可能去的廉价酒吧和咖啡厅。如果马库斯被德国的反间谍工作者怀疑和追踪的话，沃洛佳一定马上会知道，因为这样的人在顾客中会非常显眼。

今天他们碰头的地方是乌克兰酒吧。和莫斯科的许多建筑一样，这是幢木结构的房子。酒吧的窗户蒙上了一层雾气，因此里面至少是温暖的。不过沃洛佳没有马上进门，必须先采取些防备措施。他横穿街道，走进对面那幢公寓的入口。他站在冰冷的楼道里，通过一扇小窗观察着对面的酒吧。

他不知道马库斯今天会不会出现。过去马库斯总会按时到达约定地点，但沃洛佳无法保证他今天也会如约前来。他出现的话，又会带来何种信息呢？西班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热点，但红军谍报机构同样很关心德国的军备。德国每月能生产多少辆坦克？每天能生产多少架毛瑟M34型机关枪？德国的亨克尔hE111型轰炸机有多大威力？沃洛佳希望把这类信息传达给自己的上司莱米托夫上校。

半小时过去了，马库斯依然没有出现。

沃洛佳开始担心了。马库斯被人发现了吗？他是大使的助理，能看大使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但沃洛佳让他想法去看另外一些文件，尤其是军事参赞的来往信件。他犯错了吗？有人注意到马库斯在偷看与己无关的来往电报了吗？

这时马库斯出现在了街道上。他戴着眼镜，穿着奥地利样式的深橄榄色大衣，白色雪花不断地落在他的棉布大衣上。沃洛佳看着他走进了乌克兰酒吧，但他还是等在外面，监视着街道上的情况。一个男人跟在马库斯后面走进酒吧，沃洛佳皱起了眉头。但观察了一会以后，沃洛佳觉得这人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工人，不是什么德国的反谍报人员。他身材瘦小，贼眉鼠眼，穿着掉了线的大衣和破旧的靴子，还不断用袖管擦着鼻涕。

沃洛佳过街走进酒吧。

酒吧里都是烟味，满地都是垃圾，有一股不经常洗澡的人散发出来的臭味，墙上的廉价镜框里挂着一幅褪色的乌克兰水彩画。这时正是中午，酒吧里顾客不多。唯一的女人像是个刚宿醉醒来的中年妓女。

马库斯坐在酒吧后部，弓着腰拿着杯没什么酒味的啤酒。他三十多岁，因为留了胡须，看上去年纪要大一些。他解开大衣的扣子，露出衬里的毛料，贼眉鼠眼的苏联人和他隔着两个桌子，正在卷一根香烟。

沃洛佳走到马库斯的桌旁，马库斯突然站起来，照着他的嘴就是一拳。

“浑蛋！”他用德语大骂，“你这个王八羔子！”

沃洛佳非常震惊，一时间愣在那里。他的嘴唇破了，唇齿间散发出血腥味。他条件反射地想伸臂回击，但很快又把手臂收回去了。

马库斯又一次挥拳过来，但这次沃洛佳有了防备，他一猫腰躲过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马库斯高声斥问，“究竟为什么？”

接着他突然身子一软，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把脸埋在手中，大声哭了起来。

沃洛佳张开出血的双唇，“傻瓜，别闹了。”他说。接着，他转身对其他瞠目结舌的顾客说：“没事，他只是有点心烦意乱而已。”

其他顾客把目光抛向一边，有个人甚至离开了。莫斯科人从来不想自找麻烦。如果两个醉鬼打架，其中一个在党内很有权势的话，当和事佬也会有危险。其他人从沃洛佳穿着的大衣可以看出，他就是这样的人物。

沃洛佳转身看着马库斯，用低沉的声音吼道：“你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库斯的俄语很烂，因此沃洛佳说的是德语。

“你们逮捕了伊莉娜，”马库斯哭着说，“你们这群浑蛋，还用烟蒂烫她的胸部。”

沃洛佳皱起眉。伊莉娜是马库斯的苏联女朋友。沃洛佳逐渐了解了整件事，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我没逮捕伊莉娜，”他说，“她受伤的话，我也会很难过，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母亲告诉我，那伙人半夜里闯进了她们家。他们没说自己是谁，但不是一般的警察——衣着都很考究。伊莉娜不知道她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问她关于我的事情，说她是个间谍。他们折磨她，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了大街上。”

“该死，”沃洛佳说，“我真的很难过。”

“你会难过吗？这种事除了你，还有谁会做呢？”

“我向你保证，这事和军方的情报机构无关。”

“无论是谁做的都没什么两样，”马库斯说，“我和你完了，我不再相信见鬼的社会主义了。”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一些误伤。”这话说得连沃洛佳自己都觉得有点假惺惺。

“你这个傻瓜，”马库斯忿忿地骂了一句，“你难道以为社会主义真能和这种肮脏事绝缘吗？”

沃洛佳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皮外套的彪形大汉进了门。沃洛佳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来这儿喝酒的。

要出事了，但沃洛佳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沃洛佳刚做这种工作，像只迷失的羊一样感到完全没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也许身处险境，但不知该怎样应付。

刚进来的大汉走到沃洛佳和马库斯的桌前。

这时，那个贼头鼠眼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和沃洛佳年龄相仿。虽然衣衫褴褛，但说话很有教养。“你俩都被捕了。”

沃洛佳狠狠地骂了一声。

马库斯立刻站了起来。“我是德国使馆的商务参赞！”他用不合文法的俄语说，“我有外交豁免权，你们不能抓我！”

其他顾客迅速离开酒吧，推搡着出了门。留下的只有两个人：拿着脏抹布擦拭吧台的侍者和看着空空的伏特加酒杯，叼着根烟的妓女。

“你们也不能逮捕我，”沃洛佳平静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我是军队情报机构的别斯科夫中尉，你们都他妈的是些什么人？”

“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德沃尔金。”

穿着皮外套的男人说：“我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贝里佐夫斯基。”

沃洛佳呻吟一声。他早该知道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情报机关职责相仿，他早就听人说过两个组织经常有互相干扰的情况，但这还是他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沃洛佳对德沃尔金说：“折磨他女朋友的应该是你们这伙人吧。”

德沃尔金用袖子擦了擦鼻子，显然这个令人不快的习惯并不是他的伪装：“她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这么说，你们烫伤了她，却什么都没问出来。”

“她很幸运。如果是间谍的话，情况会更糟些。”

“你们难道没想过先和我们沟通一下吗？”

“你们哪回先和我们沟通过了？”

马库斯说：“我要走了。”

沃洛佳非常绝望，他眼看要失去这个有价值的情报源了。“千万别走，”他请求道，“我们会想办法补偿伊莉娜的，我们会把她送往莫斯科最好的医院——”

“去你妈的，”马库斯说，“你永远别想再见我了。”说完他出了酒吧。

德沃尔金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让马库斯走，但逮捕他会让自己显得很傻。最后，他对沃洛佳说：“你不该让人这么对你说话，这让你看上去很软弱。他们应该对你表示出尊敬。”

“你这个浑蛋，”沃洛佳说，“你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吗？那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由于你们的愚蠢，他再也不会为我们工作了。”

德沃尔金耸了耸肩。“就像你说的那样，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些误伤。”

“你饶了我吧。”沃洛佳离开了酒吧。

过河时，沃洛佳略微有些犯晕。他吃惊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无辜女人所犯的发指罪行，也失去情报源而沮丧。他跳上辆电车：他目前的级别还不足以拥有汽车。电车冒着风雪开往情报中心时，沃洛佳陷入了沉思。他必须向莱米托夫上校汇报，但是他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报告这件事。他需要向莱米托夫表明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他，还不能让莱米托夫觉得他是在找借口。

红军军事情报中心位于霍登卡机场一隅，扫雪车不断在机场跑道上扫雪，使跑道保持通畅。情报中心的大楼很奇特：主楼是外墙上没窗的两层楼建筑，旁边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九层办公楼，一根竖着的手指头。不能带打火机和圆珠笔进大楼里，它们会触发入口处的金属探测器，因此军队给在大楼里工作的军官们每人配发了一个打火机和一支圆珠笔。皮带上的金属扣也会触发金属探测仪，因此大多数男士们穿的都是吊带裤。大楼里的安保措施其实都是多余的，莫斯科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远离这幢建筑，没有人疯狂得想前来一窥究竟。

沃洛佳和其他三个副官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的铁制办公桌各占了办公室的一道墙。沃洛佳的办公桌挡住了大半扇门，只留有狭小的空间供人进出。办公室里最爱插科打诨的卡尔门看着他打肿的嘴唇说：“让我猜猜——必定是她丈夫早回家了吧！”

“别多嘴多舌！”沃洛佳说。

桌子上放着无线电部门的秘密电文，密码下面用铅笔写着破译过来的德文单词。

密电来自沃纳。

沃洛佳的第一反应是害怕。马库斯把伊莉娜的遭遇报告给沃纳，劝他退出谍报活动了吗？今天如果再遭受一次打击，那就太不幸了。

但这次传来的消息令人欣慰。

沃洛佳看得越来越兴奋。沃纳告诉他，德国军方决定派些间谍去西班牙，伪装成反法西斯志愿者，在内战中和西班牙政府并肩作战。他们将向叛军中德国人控制的监听营每日秘密发报。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第一手信息。

但密电上包含的还不止这些。

沃纳还提供了这些德国人的名字。

沃洛佳克制住情绪，没有欢叫出声。在他看来，情报人员碰上这样的好事一生中最多也就一次。这份情报的收获完全可以弥补失去马库斯的损失了。沃纳真是个无价之宝。沃洛佳完全可以预见，沃纳偷得这份名单并把它带出柏林的空军部大楼得冒上多么大的风险。

他很想上楼跑进莱米托夫的办公室，但他克制了这种冲动。

四个副官共用一台打字机。沃洛佳把笨重的打字机从卡尔门的办公桌上抱起来，搬到自己那边。他用两根只食指打字，把沃纳的情报从德语翻译成俄语。这段时间里，天色渐渐暗了，大楼外的保安防范灯全都亮了起来。

他把复写的一份塞进抽屉，把原件带上楼。莱米托夫上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四十岁出头，相貌英俊，黑色的头发油光发亮。他很精明，任何事都能想在沃洛佳前面，让沃洛佳很钦佩。他没有军队传统的恃强凌弱的传统观念，但对没能力的人毫不留情。沃洛佳对他又敬又怕。

“这也许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莱米托夫读完密电的译文后说。

“只是也许？”沃洛佳觉得没有一星半点可以怀疑的理由。

“这也许是虚假信息。”莱米托夫指出。

沃洛佳不相信这信息会是假的。但他失望地意识到沃纳确有被捕，成为双料间谍的可能性。“什么样的虚假信息？”他精神不振地问，“给我们些假名字让我们徒劳无功地去寻找吗？”

“也许吧。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志愿者姓名，有可能是从纳粹德国逃到西班牙为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可能会把反法西斯主义者错抓过来。”

“真他妈该死！”

莱米托夫笑了。“别丧气，这份情报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在西班牙有自己的间谍——‘自愿’加入国际纵队的苏军军官和士兵们。他们可以替我们调查。”他拿起一支红头的铅笔，在纸上公公正正地写了行一小字，对沃洛佳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是在下逐客令，于是朝门边退了过去。

莱米托夫问：“你今天见过马库斯了吗？”

沃洛佳转过身：“我们遇上了麻烦。”

“一看你被打破的嘴唇，我就猜出来了。”

沃洛佳把这天发生的事告诉莱米托夫。“这样一来，马库斯这条线算是彻底断了，”他说，“但当时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怎么做了。我要告诉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马库斯是我们的线人，威胁他们离开吗？”

“当然不能，”莱米托夫说，“他们这种人完全不可信任。永远别告诉他们任何事。别慌，你还没失去马库斯，你可以轻易地把他争取回来。”

“怎么争取？”沃洛佳不理解，“他恨我们所有人。”

“再一次逮捕伊莉娜。”

“什么？”沃洛佳吓坏了。难道伊莉娜受的折磨还不够多吗？“那他就更恨我们了。”

“告诉他如果不继续合作，我们就再审问一次伊莉娜。”

沃洛佳尽量掩饰着自己的反感。不能在莱米托夫面前显得过于软弱和神经质。另外，他也认为莱米托夫的战术的确能奏效。“好吧。”他违心地说。

“下不为例，”莱米托夫说，“告诉他我们会用点着的烟头烫她的阴部。”

沃洛佳觉得自己简直要吐了。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好主意，我这就把她抓来。”

“明天去最好，”莱米托夫说，“凌晨四点去抓，这样做能造成最强的震慑效果。”

他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都快要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职员好奇地盯着他看，他只好迈开步子离开了。

他会去逮捕伊莉娜，但不会去折磨她：给她一些威胁已经足够了。她显然会认为自己会被再折磨一次，那会让她吓破了胆。沃洛佳觉得，如果自己是伊莉娜的话，也许会被吓疯的。加入红军时，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做这种事。他知道当兵要去杀人——可折磨年轻姑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办公楼里的人下班了，灯已经熄了，人们戴起帽子出现在走廊上。下班时间到了。沃洛佳回到办公室以后，给军事警察处打去了电话，让他们安排一组人和他在第二天一早三点半会合，一起去逮捕伊莉娜。然后他穿上大衣，搭电车回家。

沃洛佳和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以及十九岁尚未大学毕业的妹妹安雅住在一起。在电车上他琢磨着是否要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他想这样问父亲：“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去折磨无辜的群众吗？”但他知道父亲会怎么说。父亲会说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社会的代理人和这些国家的间谍，暂时的专政是必要的。他也许会进一步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弃绝这类可怕的刑罚呢？”父亲自然答不上来，没有任何人能答得上来。

从柏林回来以后，别斯科夫一家住进了也被称为河堤公寓的政府公寓。政府公寓和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里面住的都是苏维埃的精英。公寓采取了结构主义风格，里面有五百多套房子。

沃洛佳朝楼门口站岗的军警点了点头，然后穿过底楼大厅——大厅非常庞大，晚上有时甚至会开爵士乐队伴奏的舞会——然后乘电梯上去了。公寓里配有电话，还长期供应热水，从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是超豪华了，但远不如他们在柏林住的公寓温馨。

母亲在厨房里做饭。虽然卡捷琳娜厨艺一般，也不擅长整理，但沃洛佳的父亲却很爱她。1914年在圣彼得堡，他把她从一个不怀好意的警察手里救了下来，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深爱着她。沃洛佳觉得四十三岁的母亲还非常漂亮，在外交际时，她总是穿得比其他苏联女子时髦一点点——但她小心地不让自己显得过于西化，以免犯了莫斯科官场上的大忌。

“你的嘴怎么受伤了？”母亲吻了他，问道。

“没事。”沃洛佳闻到了鸡肉的香味，“有客人要来吗？”

“安雅要带男朋友回来。”

“啊，是个学生吗？”

“我想应该不是。我没问是那人是干什么的。”

沃洛佳很高兴。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妹妹，但也知道她并不漂亮。她又矮又胖，总是穿着单一色调的衣服。她没交过什么男朋友，能有男孩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回到房间，脱下大衣，把脸和双手好好地洗了一把。他的嘴唇几乎快好了：马库斯下手并不重。擦干双手时他听见家门口传来了人声，心想一定是安雅和她的男朋友到了。

他穿了件保暖的羊毛开衫，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餐厅。安雅和沃洛佳早晨刚见过的贼眉鼠眼的男人坐在桌旁。“哦！”沃洛佳惊呼一声，“怎么是你啊！”

安雅的男朋友正是逮捕伊莉娜的内务部特工伊利亚·德沃尔金。德沃尔金这时没有乔装打扮，穿着黑西装和一双高档的靴子。他吃惊地看着沃洛佳。“对啊——你也姓别斯科夫，”他说，“先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沃洛佳看向安雅：“别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

安雅气恼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沃洛佳说：“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见过面。他把鼻子钻到不该钻的地方，坏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只是恪尽职守。”说完，德沃尔金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尖。

“恪尽职守？说得可真好听！”

卡捷琳娜插话以缓和气氛。“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她说，“沃洛佳，给我们的客人倒上杯伏特加。”

沃洛佳问：“真要给他倒吗？”

卡捷琳娜目光中冒着怒火：“让你倒你就倒！”

“好吧。”沃洛佳不情愿地从架子上拿下酒瓶。安雅从橱柜里拿出酒杯，沃洛佳往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

卡捷琳娜拿起一个杯子，说：“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伊利亚，这是我儿子弗拉基米尔，我们都叫他沃洛佳。沃洛佳，这是安雅的朋友伊利亚，伊利亚今天专程来我们家吃晚饭。你们两个握握手吧。”

沃洛佳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和伊利亚握手。

卡捷琳娜把烟熏鱼、腌黄瓜和香肠段放在桌上。“夏天我还能拿出一些乡间别墅种的蔬菜，不过这个季节就只有这些了。”她抱歉地说。沃洛佳感到母亲在千方百计地讨好着伊利亚。母亲真想把安雅嫁给这个杂碎吗？他觉得母亲确实想达到这个目的。

格雷戈里穿着部队里的制服走进餐厅，他满脸堆笑，一边搓着手，一边闻着鸡肉的香气。格雷戈里今年四十八岁，他身材臃肿，满脸红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曾在1917年和红军战友洗劫了冬宫。那时，他肯定要瘦些。

他心情很好地吻了妻子。沃洛佳觉得，母亲很感激父亲这种不计回报的爱。她会在他拍她屁股时露出笑容，在他拥抱她时伸出手臂，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吻，但她从来不是主动的那一个。卡捷琳娜喜欢他，尊敬他，似乎很高兴嫁给他。然而，她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这段婚姻。而沃洛佳想从婚姻中得到的，要比这多得多。

沃洛佳对婚姻还只是出于想象：他短暂地交过十来个女朋友，但还没碰到他想要娶的那个人。

沃洛佳给父亲倒了杯伏特加，格雷戈里举杯表示感谢，然后吃了点熏鱼。他问德沃尔金：“伊利亚，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伊利亚自豪地说。

“啊，这工作非常不错！”

沃洛佳觉得格雷戈里绝不会真这么想。他只是想对客人表示友善而已。沃洛佳觉得父母最好凶一点，把伊利亚给赶走。他对父亲说：“爸爸，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学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我想秘密警察就应该没有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到时候就该废除了。”

格雷戈里岔开了话题。“到那时警察也应该没有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监狱，没有了间谍自然也没了反谍报部门。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军人。说说看，到时我们靠什么生活呢？”他痛快地笑了起来，“但说到底，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伊利亚一脸怀疑，好像听到了反动的话，却完全不能指控似的。

卡捷琳娜端上来一盘黑面包和五碗热罗宋汤，大家开始吃了起来。“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格雷戈里开始忆苦思甜了，“漫长的冬天，妈妈会把蔬菜叶、苹果核、卷心菜不能吃的外皮和洋葱的叶茎扔在房子外面一个旧桶里，让它们全都冻在一起。等开春雪化了，她会用这些东西做罗宋汤。告诉你们，那才是真正的罗宋汤——用蔬菜的烂叶子做出来的汤。你们年轻人很少去想自己有多么幸福。”

有人敲了下门。格雷戈里皱起了眉，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不过卡捷琳娜像是想到了什么：“哦，我把这事给忘了！康斯坦丁的女儿说好了要来。”

格雷戈里问：“你是说，接生婆玛格达和他生的那个女儿卓娅·沃洛茨采娃吗？”

“我记得卓娅，”沃洛佳说，“一个扎着金色麻花辫的瘦弱女孩。”

“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卡捷琳娜说，“卓娅现在是二十四岁的女科学家。”她站起身走到门边。

格雷戈里皱起了眉头：“她妈妈死后我们就没见过她了。她怎么突然来联系了呢？”

“她想和你谈谈。”卡捷琳娜回答。

“跟我谈？谈什么啊？”

“谈物理。”卡捷琳娜说。

格雷戈里骄傲地说：“我和她父亲康斯坦丁是1917年被派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我们起草了著名的一号令。”说到这儿，他的脸阴沉下来，“但不幸的是，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

沃洛佳说：“他死的时候一定很年轻——他是怎么死的？”

格雷戈里看了眼伊利亚，马上把目光转到另一边。“他死于肺炎。”沃洛佳知道他在撒谎。

卡捷琳娜带着一个姑娘走进餐厅。卓娅一进来，沃洛佳就被她迷上了。

卓娅是个标准的苏联美女，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有清澈的蓝色眼眸和丝绸般的白皙肌肤。她穿着一条简朴的绿裙子，但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

卓娅被介绍给众人以后，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喝起了罗宋汤。格雷戈里说：“卓娅，看来你是个科学家了。”

“我是个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眼下正在给本科生上课。”她说。

“沃洛佳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格雷戈里自豪地说。

“这倒挺有趣的。”她显然觉得军队的生活很枯燥。

沃洛佳意识到父亲已经把卓娅当成了潜在的儿媳妇人选。他希望父亲别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已经决定在卓娅离开之前约她见面。但这事得他自己搞定。他不需要父亲帮忙。父母的过分热心会把卓娅给吓跑。

“汤烧得怎么样？”卡捷琳娜问卓娅。

“很美味，谢谢你。”

沃洛佳已经具备了透过外表看本质的能力。卓娅正巧是他最中意的那种人：长得很美，却从不以这种美而自夸。

卡捷琳娜端上这天晚上的主菜土豆炖鸡肉时，安雅收拾了喝罗宋汤的碗。卓娅叉了块鸡肉，嚼得津津有味，接着又吃了很多。和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她难得吃上这么好的菜。

沃洛佳问：“卓娅，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她不太乐意地停止咀嚼，回答了沃洛佳的提问。“我是个物理学者，”她说，“我们试图弄清原子的属性：它是如何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又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这很有趣吗？”

“非常有趣。”她放下叉子，“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宇宙是如何组成的。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散发出亮光。显然物理学是唯一能让她从美味中分心的东西。

伊利亚终于开口了：“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对革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卓娅的眼中燃起怒火，这让沃洛佳更喜欢她了。“有些同志犯了轻视纯科学的错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实证研究上，”她说，“但技术进步完全得靠理论上的进展，比如说改造飞行器的流线。”

沃洛佳克制着没笑，卓娅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伊利亚驳倒了。

但卓娅还没说完。“先生，这正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她对格雷戈里说，“我们物理学者读了西方出版的各类科学期刊——西方人愚蠢地向全世界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最近，我们意识到他们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苏联很可能在这个领域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琢磨着斯大林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餐厅里一下子安静了。对斯大林的任何批评或类似暗示，都是很危险的。“大多数事，他都知情。”格雷戈里说。

“这是自然，”卓娅立刻接着说，“不过有时还需要您这样忠心的人提请他特别关注一下。”

“是的，这倒是真的。”

伊利亚说：“斯大林同志认为科学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沃洛佳看见卓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但她马上垂下眼恭敬地说：“他无疑是对的，我们科研人员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所有人都知道她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没人会这样说。人人都知道要遵守礼节。

“好吧，”格雷戈里打起圆场，“不管怎样，我会在下次见到总书记时跟他提一下。他也许会更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

“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卓娅说，“我们希望领先于西方。”

“卓娅，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格雷戈里兴致勃勃地问，“你有男友或未婚夫了吗？”

安雅生气了：“爸爸，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卓娅似乎并不介意。“我没未婚夫，”她和善地说，“也没有男朋友。”

“和我儿子一样，他都二十三岁了，还是单身。沃洛佳学历高，个子高，样子也不赖——却到现在都没有未婚妻！”

沃洛佳对这么明显的暗示皱起了眉头。

“的确很难相信。”卓娅说。沃洛佳发现，卓娅说话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带着调侃的笑意。

卡捷琳娜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够了，”她说，“别再让卓娅难堪了。”

门铃响了。

“怎么又有人来了？”格雷戈里问。

“这次我不知道会是谁了。”卡捷琳娜离开餐厅去开门。

她带来的是沃洛佳的上级莱米托夫上校。

沃洛佳惊讶地站起身。“晚上好，长官，”他说，“这是我的父亲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爸爸，这是莱米托夫上校。”

莱米托夫凌厉地敬了个军礼。

格雷戈里说：“莱米托夫，轻松一点。坐下吃点鸡肉。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正是沃洛佳手抖的原因。“正相反——你儿子干得很好。只是……只是我想和你，以及你的儿子，私下里聊两句。”

沃洛佳轻松了一点，也许自己没有惹上麻烦。

“没问题，我们刚吃完晚饭，”格雷戈里站起身，“去书房谈吧。”

莱米托夫看了一眼伊利亚，问道：“你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吗？”

“没错，为此我深感骄傲，我叫德沃尔金。”

“下午你差点把沃洛佳逮起来了是吗？”

“我觉得他的行为像个间谍。我没弄错，不是吗？”

“你必须去抓敌方的间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谍报人员。”莱米托夫说。

沃洛佳笑了。一天之中，这是德沃尔金第二次被别人揶揄。

沃洛佳、格雷戈里、莱米托夫沿着走廊到了书房。书房很小，除了书架外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格雷戈里占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莱米托夫坐在一张小桌子上，沃洛佳关上门，站着。

莱米托夫问沃洛佳：“你的父亲同志知道下午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吗？”

“长官，我没告诉他。”

“最好告诉他。”

沃洛佳把德国准备派人打入西班牙政府军内部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戈里。格雷戈里非常高兴。“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不赖！”他说，“这的确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可能性不大，纳粹才不像我们那样精于设局呢！我们可以抓获纳粹派去的间谍，用他们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把误导信息发送给右翼的叛乱分子。”

沃洛佳没有想到这一层。父亲也许会在卓娅面前装傻，但在情报工作方面却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是的。”莱米托夫说。

格雷戈里对沃洛佳说：“你的同学沃纳是个勇敢的男人。”他转身问莱米托夫，“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派几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去西班牙调查那些德国人。这事应该不是很复杂。如果真是间谍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他们的住处发现密码本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证据。”他犹豫了片刻，“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动员你儿子沃洛佳去一趟的。”

沃洛佳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上级派到西班牙去。

格雷戈里脸一沉。“哎，”他想了想，说，“我承认，我不怎么想让我儿子去。我们会很想他的。”接着，他换上了一副顺从的表情，像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别无选择似的，“当然，保卫革命成果是放在第一位的。”

“谍报人员需要实战经验，”莱米托夫说，“先生，你我都经历过战争了，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还需要去战场上走一走。”

“是的，没错，你准备让他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以后。”

看得出，格雷戈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理由，要把沃洛佳留在家里，却他没有成功。沃洛佳自己却很兴奋。能去西班牙了！他想到了血红色的葡萄酒，黑发长腿的西班牙女郎，以及莫斯科没有的艳阳天。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的确很危险，但沃洛佳参军并不是来享受安逸的。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內格林总理不是个共产党人。”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我不识字，让她教教我吧。”在学校认了许多字的大卫说。

“我也不怎么识字。”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乔·埃里也想凑这个热闹。

特蕾莎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听上去有些性感。“你们以为我听过多少次这种笑话？”她说，但看上去并没有生气。

莱尼走上前。“我是格里菲斯队长，”他说，“我会竭尽全力帮你。”他的话很实际，但包含着一种邀请的口吻。

特蕾莎对莱尼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是太好了。”她说。

劳埃德把学到的西班牙语拼接起来，不卑不亢地和她交谈。“小姐，很高兴你能来这。”过去十个月，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学习西班牙语上，“我是威廉姆斯中尉。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人需要上课，哪些人不需要。”

莱尼不屑一顾地说：“你算了吧，你还要去布哈拉洛斯取军令呢。”布哈拉洛斯是政府军建立指挥部的小城，“也许我和你可以四处走走，找个适合上课的地方。”他似乎想和特蕾莎在月光下漫步。

劳埃德笑着点了点头。他很高兴看到莱尼和特蕾莎调情。莱尼似乎已经陷入爱河，劳埃德却没有半点恋爱的念头。在劳埃德看来，莱尼的机会接近于零。特蕾莎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熟女性，追求她的男人一定不少，莱尼却是个可以一个月不洗澡的十七岁矿工小子。但他什么话都没说——特蕾莎看上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

一个劳埃德似曾相识的人出现了。他穿着毛裤和棉布衬衫，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放着把小手枪，配备比普通士兵好。他剃着苏联人喜欢的短发。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颇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气势。他用流利的德语对众人说：“我找加西亚中尉。”

“他不在这里，”劳埃德用德语回答，“我和你在哪里见过吗？”

苏联人像在铺盖卷里找到条蛇似的又震惊又生气。“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坚定地说，“你搞错了。”

劳埃德打了个响指。“1933年在柏林我们见过，”他说，“我们被冲锋队袭击了。”

苏联人像知道预判错了似的，长出了口气。“是的，我的确去过那儿，”他说，“我是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但大家都叫你沃洛佳。”

“是的。”

“在柏林的那次冲突中，你和一个名叫沃纳·弗兰克的男孩在一起。”

沃洛佳显得很吃惊，但他努力掩饰住了自己的情感。“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这名字的人。”

劳埃德觉得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为好。他料想得到沃洛佳为何会如此惊慌。苏联人都害怕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已经渗透到了交战中的西班牙，并且以残暴而著称。对秘密警察来说，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友好的苏联人都是潜在的叛国者。“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我记得你，”沃洛佳用能刺透人心的目光看着他，“奇怪，我们竟然在这里又相遇了。”

“其实并不奇怪，”劳埃德说，“我们会在任何有法西斯分子的地方给他们以打击。”

“能和你私下说些话吗？”

“当然可以。”

走到和人群隔开一些距离的地方，别斯科夫说：“加西亚的排里有间谍。”

劳埃德吃了一惊：“间谍，你说的是谁？”

“一个叫海因茨·鲍尔的德国人。”

“穿红衬衫的就是海因茨。他怎么会是间谍？你确定吗？”

别斯科夫没有理会他这个问题。“如果你有自己的防空洞或是其他比较私密的地方的话，希望你把他引过去。”别斯科夫看了看手上的表，“一个小时之内，负责逮捕的人就要过来带他走了。”

“那个棚屋是我的临时办公室，”劳埃德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棚屋说，“但我需要向这里的指挥官汇报这件事。”这里的指挥官是个共产党人，应该不会插手这种事，但劳埃德需要些时间好好想想。

“想汇报就去汇报吧，”沃洛佳显然不关心劳埃德的指挥官会怎么想，“我希望间谍能不受任何干扰被悄悄地抓走，我已经向负责逮捕的人解释了保密的重要性。”沃洛佳似乎不确定自己的命令会不会被遵守，“越少人知道越好。”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劳埃德问。没等沃洛佳回答，他已经参透了答案。“你希望把他发展成双料间谍，把有误导性的情报发送给敌人。如果有太多人知道他被捕的话，其他潜伏的间谍就会通知叛军，叛军就不会相信我们炮制的误导性情报了。”

“最好别乱猜这种事，”别斯科夫严肃地说，“快回你的棚屋去吧。”

“等一下，”劳埃德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间谍呢？”

“只有在确保情报不会外泄的情况下我才会告诉你。”

“这个回答不能让我满意。”

别斯科夫怒了。显然从来没人对他说过这种话。西班牙内战中，苏联人特别反感志愿者们对军令的评头论足。

别斯科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两个新来者朝树下走了过来。一个穿着和这么热的天完全不相匹配的皮外套，另外一个是个长着长鼻子的瘦子，他显然是两人中管事的一个。

别斯科夫感叹了一声，“来得太早了！”然后用俄语忿忿地骂了几句。

瘦子轻蔑地把手一挥，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说：“谁是海因茨·鲍尔？”

没人答他的话。瘦子用袖管擦了擦鼻尖。

海因茨行动了。他没有马上逃离，而是撞在穿皮外套的男人身上，把他给撞倒了。接着他便撒开了大步——但瘦子脚一伸，把他给绊倒了。

海因茨重重地摔在干燥的泥土上。他躺在地上愣住了——尽管只是短短一瞬间，但已经来不及逃跑了。他勉强站起身，但新来的两个家伙却猛扑向他，再次把他打倒在地。

海因茨静静地躺在地上，但他们还是对他拳打脚踢。两人抄起木棍用力击打。他们站在海因茨两边，轮流击打着他的头和身体，两人把木棍高高举过头顶，对着海因茨一阵猛击。很快海因茨就满脸是血了。他试图起身逃跑，但每次站起身都会被他们再次扑倒。最后，他只能缩成一团，低声呜咽。显然他已经逃不掉了，但对方还没有收手的意思。他们一次次地用棍棒击打这个无助的男人。

劳埃德大声抗议，把瘦子从海因茨身边拉开。莱尼把另一个人架了开来。劳埃德从背后紧紧抱住瘦子，直接把他提了起来。莱尼一个直拳，把自己架开的那个人打趴在地上。这时劳埃德听见沃洛佳用英语说：“都给我停下，不然我就开枪了。”

劳埃德放下手里的瘦子，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沃洛佳。沃洛佳抬起手臂，用一把莫辛纳甘转轮枪指着劳埃德。“拿枪威胁军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项要军法处置的大罪，”劳埃德说，“沃洛佳，你有大麻烦了。”

“别傻了，”沃洛佳说，“在这支军队中曾经有谁动过苏联人吗？”但说归说，他还是马上低下了枪管。

穿皮外套的男人举棒要打莱尼，但被沃洛佳呵斥住了：“贝里佐夫斯基，走开！”被唤作贝里佐夫斯基的男人退下了。

志愿军里的其他人都被打斗吸引，聚拢过来，很快他们身边就围了二十来个人。

瘦子手指着劳埃德，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你不该介入跟你无关的事情。”

劳埃德帮海因茨站起身。海因茨满身是血，痛苦地大声呻吟。

“你们才不该一出现就动手打人！”劳埃德对瘦子说，“谁准许你们这么干的？”

“这个德国人是个法西斯间谍！”瘦子咆哮道。

沃洛佳喝道：“伊利亚，你够了没有！”

伊利亚对沃洛佳的警告置之不理。“他有影印的文件。”伊利亚说。

“证据在哪儿？”劳埃德的声音平静下来。

伊利亚不知道或是压根不关心证据在哪。但沃洛佳叹了口气：“看看他的工具袋。”

劳埃德示意马里奥·里维埃拉下士把工具袋拿来。“拿来检查一下。”他说。

里维埃拉依令跑进船屋。

劳埃德有个可怕的预感，觉得沃洛佳可能说的是事实。他说：“伊利亚，即便你没说错，那也应该礼貌一点啊。”

伊利亚说：“讲什么礼貌啊？这是场战争，不是你们英国的茶会！”

“对人客气也许能避免不必要的纷争。”

伊利亚用俄语骂了句脏话。

里维埃拉拿着一个看上去很贵的小照相机和几张公文纸从船屋里走出来，把它们放在劳埃德面前。最上面一份公文纸上写着昨天对敌人下一次来袭的战略部署的军令。纸上有块似曾相识的水渍，劳埃德震惊地意识到这正是他自己的一份，这文件一定是海因茨从他的棚屋里偷出来的。

海因茨突然站直了身体，敬了个纳粹礼：“希特勒万岁！”

伊利亚露出得胜的笑容。

沃洛佳说：“伊利亚，你把发展海因茨成为双料间谍的机会弄没了。你们这些克格勃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说完他便离开了。

8月24日，星期二，劳埃德第一次投入了战斗。

劳埃德所在的政府军有八万兵力，反民主的叛军连四万都不到。政府军有二百多架战斗机，叛军只有区区十五架。

为了把人多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政府军把前线扩展到整整六十英里，这招使得叛军无法把他们有限的兵力合兵在一处。

这是个精妙的战略——两天后，劳埃德却自问，为何如此精妙的战略没能奏效？

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第一天政府军夺取了萨拉戈萨南北的各两个村庄。劳埃德所在的团在南线扑灭敌人的顽抗，占领了一个叫科杜的村庄。但中路突进河谷的兵力受到了阻碍，他们在一个叫富恩特斯德埃布罗的地方停滞不前。

战斗开始前，劳埃德害怕得整夜睡不着觉，如同在拳击比赛前一样，他整夜猜想着战斗中会发生什么。但战斗一开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最艰难的是过荒地的那一段，荒地上除了低矮的灌木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掩护，叛军却从石头房子里不断向他们发射子弹。即便这样，他也没感到害怕，反而觉得特别有趣。子弹袭来时，他就猫下腰走之字形，射击停止以后，再起身跑上一段，等对方开枪时再猫腰躲避一阵。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短缺：子弹必须省着点用。他们靠兵力优势占领了科杜。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在这一天毫发无伤。

叛军强悍勇敢——但政府军也不差。由外国人组成的旅是带着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决心来西班牙的，因为这份勇气，他们经常被选为先发部队投入战斗。

第二天情势就不对了。驻扎在萨拉戈萨北部的兵力借口缺乏敌人的防御信息而不愿前进——劳埃德觉得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尽管在战斗的第三天得到增援，但中部的部队仍然拿不下富恩特斯德埃布罗，更让劳埃德吃惊的是，敌人的防御炮火竟然摧毁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坦克。劳埃德所在的南部方面军没有继续向前，而是斜刺里杀向了河边的小村昆托。在昆托，他们又一次遇上了寸土不让的叛军。叛军最终还是在政府军的兵力优势下战败了，这一仗政府军抓获了一千多名战俘。

劳埃德坐在教堂外的灯下，这里被炮火摧毁了，他被残垣断壁和奇形怪状的尸体包围着。莱尼、戴夫、乔·埃里、里维埃拉下士和一个叫马格西·摩根的威尔士人，筋疲力尽地围绕在他周围。很多威尔士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他们用威尔士人千篇一律的名字编了一首自嘲的歌谣：

<small>这里有个年轻人名字叫普莱斯，</small>

<small>这里还有个年轻人也叫普莱斯，</small>

<small>新来了一个年轻人，猜猜这么着，这个家伙还是叫普莱斯。</small>

士兵们抽着烟，安静地等待着不知能否送来的晚餐。他们很疲惫，累得都没情绪和特蕾莎打情骂俏了。本应来接特蕾莎回到后方的车辆一直没来，她只好和国际旅的士兵们一道留在了前方。几条街外，不时还传来几声枪响。

“我们得到了什么？”劳埃德问戴夫，“我们用光了少得可怜的弹药，我们失去了许多同志，我们更没有前进一星半点。更糟的是，我们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增加援手最需要的时间。”

“我可以把该死的原因告诉你。”戴夫操着一口东区口音说。他的心志成长得比肉体更加坚强。他语带讥讽地说：“相比敌人，我们的军官更怕我们自己人。随便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们自己人就会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被折磨致死，他们就是这么一种内厉外荏的怕死鬼。他们宁愿待在原地不动，也不愿自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说白了，他们就是不敢冒风险。我想，除非把军令写在纸上，否则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劳埃德很想知道戴夫的这番抱怨似的分析是不是对。共产党人总是在不断谈论遵守军令的重要性，借此强调要遵守苏联方面的命令。劳埃德体会得出这样说的道理，但过多的条条框框会阻碍思考。多想想难道也错了吗？

劳埃德不希望这么想。他相信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不相互攻击的基础上为共同的目标而战。他们都痛恨法西斯主义，相信未来会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

他很想知道莱尼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但莱尼正在特蕾莎身旁小声说着什么。特蕾莎不时被莱尼的话逗笑，看来莱尼进展非常不错。没有顾忌地笑是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女方对你放松了戒备。这时特蕾莎碰了碰莱尼的肩膀，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莱尼说：“赶紧回来啊。”特蕾莎回过头笑了笑。

莱尼很幸运，劳埃德心想，但是他没有半点嫉妒。他对这种短暂的恋情没有任何兴趣：这种恋情只会对双方造成伤害。他觉得，自己是那种要得到就想得到对方全部的人。在这之前，他唯一全部想拥有的人就是黛西。黛西现在已经是博伊·菲茨赫伯特的妻子了，到目前为止，劳埃德还没找到能在心中完全代替她位置的女孩。他确信终有一天他会碰到这个人。无论特蕾莎再怎么美丽动人，他也不会卷入这种短暂的恋情。

有人说：“苏联人来了。”说话者是来自芝加哥的黑人电气工程师贾斯珀·约翰逊。劳埃德抬起头，看见十来个苏联人像征服者一样穿过村庄。苏联人穿着皮外套，腰里系着带扣的手枪皮套，走到哪都特别好认。“怪事，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哪儿？”贾斯珀讥讽地说，“我想他们大概是在战场上的其他地方吧。”

劳埃德朝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军代表听到这种扰乱军心的言论。

当苏联人从废弃教堂前的墓地间走过时，劳埃德认出了一周前和自己起冲突，长着张鼠脸的秘密警察伊利亚·德沃尔金。伊利亚走到特蕾莎身旁和她搭话。劳埃德听见他用不流利的西班牙语请特蕾莎共进晚餐。

特蕾莎说了句话，伊利亚又提出要求，特蕾莎摇头拒绝。她转身要走，但伊利亚拉住她的手臂强留住她。

劳埃德看见莱尼坐直身体，警觉地看着石头拱门边正僵持不下的伊利亚和特蕾莎。

“真他妈该死。”劳埃德说。

特蕾莎第二次试图挣脱，伊利亚却拽得更紧了。

莱尼站起身，劳埃德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按住了。“我来处理这件事。”他说。

大卫小声告诫他。“伙计，小心点——他是秘密警察的人。最好别和那帮王八蛋起冲突。”

劳埃德走向特蕾莎和伊利亚。

伊利亚看见他，用西班牙语让他滚开。

特蕾莎说：“别担心，这事我能应付。”

伊利亚紧盯着劳埃德。“我认识你，”他说，“上周你曾经阻止我们逮捕法西斯间谍。”

劳埃德问他：“这位年轻女郎也是法西斯间谍吗？我好像听你刚才约她一起吃饭啊！”

伊利亚的爪牙贝里佐夫斯基上前，气势汹汹地逼近劳埃德。

从眼角的余光中，劳埃德看见戴夫掏出了那把鲁格尔的小手枪。

事态似乎在渐渐失去控制。

劳埃德说：“小姐，我来是想告诉你，鲍伯罗夫上校想立即在总部见到你。请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他。”鲍伯罗夫是苏联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他没有邀请特蕾莎，但这个托辞已经足以让特蕾莎摆脱伊利亚的纠缠了。伊利亚不知道劳埃德在说谎。

一时之间，劳埃德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远处传来一声枪响，似乎是附近街上起了冲突。枪响把苏联人拉回到现实之中。特蕾莎第三次试图从伊利亚手里挣脱，这次伊利亚放手了。

伊利亚冲动地指着劳埃德的脸。“我们会再见面的！”他和狗腿子贝里佐夫斯基像舞台剧落幕似的离开了。

大卫骂起来：“该死的狗杂种。”

伊利亚假装没听见。

他们重新坐了下来。大卫说：“劳埃德，你给自己树了个危险的敌人。”

“碰到这档子事，我也只能这样了。”

“从现在起，时刻都必须保持警醒。”

“为了女孩子吵架没什么了不起的，”劳埃德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次。”

黑夜降临了，几声手摇铃把他们招到了战地食堂。劳埃德拿到了一碗薄粥，一片干面包和一大杯烈到他觉得可能把他的牙龈腐蚀掉红葡萄酒。劳埃德把干面包浸到红葡萄酒里，让它勉强可以下咽。

和往常一样，吃完饭后他依然觉得很饿。他和莱尼开玩笑：“给你来杯好茶，怎么样？”

“行，”莱尼说，“请给我加两大勺糖。”

他们打开薄被，准备好好睡上一觉。劳埃德到近旁找厕所，他没找到，只能在村落边上的小果园里方便了一下。这天几乎是满月，橄榄树上几片躲过炮火摧残的树叶孤零零地飘舞着。

系裤子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慢慢地转过身——他本该转得快一些。刚看清伊利亚的脸，棍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感到钻心的疼痛，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头晕目眩地抬起头，看见贝里佐夫斯基正拿枪直指着他，伊利亚说：“别动，否则我就开枪了。”

劳埃德害怕极了。他使劲摇头使自己清醒起来。苏联人太疯狂了。“你想要我死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你该如何解释一个中尉的死呢？”

“你以为有人会觉得这是谋杀吗？”伊利亚笑着说，“这是前线，被流弹击中很正常。”他转而用英语说，“你只能怪自己的运气太糟了。”

劳埃德绝望地意识到，伊利亚并没说错。发现他尸体以后，同志们一定会以为他们在战斗中中弹了。

这么死真不甘心！

伊利亚对贝里佐夫斯基说：“干掉他！”

砰地一声枪响。

劳埃德什么都没感觉到。这就是死亡吗？这时贝里佐夫斯基突然身子一瘫，倒在地上。劳埃德意识到子弹来自于他身后。他喜出望外地转过身。大卫拿着偷来的鲁格尔手枪站在月光下。劳埃德松了口气，他总算活下来了！

伊利亚也看见了戴夫，他像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跑开了。

大卫拿着手枪追了一阵子，劳埃德希望戴夫能击中伊利亚，但伊利亚像兔子似的在橄榄树之间左右闪躲，很快就在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大卫放下枪。

劳埃德低头看着贝里佐夫斯基。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劳埃德说：“大卫，谢谢你。”

“我告诉过你，千万要防着点。”

“你帮我防了，可惜你没击中伊利亚，这下你算是和苏联的秘密警察结仇了。”

“我觉得伊利亚不会让人知道，他为了个女人损失了自己的副手，”大卫说，“秘密警察对自己人也心存忌惮，我想他会保密的。”

劳埃德又看了一下尸体：“我们该怎么解释？”

“听见那家伙说什么了吗？”大卫说，“这是前线。不需要任何解释。”

劳埃德点了点头。大卫和伊利亚的说法没错。没人会问贝里佐夫斯基是怎么死的。贝里佐夫斯基就是被流弹击中而死的。

他们走开了，把尸体留在原地。

“他只是运气太糟了。”大卫说。

劳埃德和莱尼找到鲍伯罗夫上校，抱怨对萨拉戈萨的进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鲍伯罗夫是个一头白色短发的苏联人，他快退役了，性格非常古板。理论上他只是给西班牙军官来当参谋的，但实际上发号施令的就是他。

“我们不应把时间和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劳埃德把莱尼和其他有战争经验的人说的话翻译成德语，“我们应该把坦克当作拳头伸进敌人的阵地，步兵应该紧随在后，肃清那些分散开的敌人。”

沃洛佳站在一旁听着，没有说话，但露出赞许的表情。

“我们不应被这种无足轻重的小城镇拖慢脚步，应该越过这种城镇，之后把它作为第二条战线。”劳埃德发表完了自己的观点。

鲍伯罗夫露出惊骇的表情。“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观点。”他的声音很轻，似乎说出这个名字就会犯上通敌的大罪一样。

“那又怎么了？”劳埃德问。

“他承认犯有通敌和间谍的罪行，已经被处决了。”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他。“仅仅因为提出这套理论的将军被莫斯科所清洗，西班牙政府就要把先进的坦克战术弃而不用吗？”

“威廉姆斯中尉，你太无礼了。”

劳埃德说：“即便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控是对的，也不能全盘推翻他的战略战术。”

“完全可以推翻！”鲍伯罗夫暴跳如雷，“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了。”

当劳埃德所在的部队继续执行侧面包抄战术，从昆托朝他们来的方向退回时，他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9月1日，他们作为攻击部队的一分子参加了对守卫严密但毫无战略价值、战线长达二十五英里的小城贝尔希特的进攻。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七千名守卫者躲在城内最大的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里，并在教堂附近的小山上挖了壕沟和地堡。劳埃德和战友们没有任何困难地抵达了城外，但在教堂外面却遭到了来自窗户和屋顶的密集炮火。

六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能前进一步。

尸体在高温中发臭。因为城里切断了自来水供应，许多牲畜被渴死了，尸体发出的臭味同样熏得人无法呼吸。工程兵只要有空，就会把人和牲畜的尸体叠在一起，浇上汽油，一把火烧掉。不过焚烧尸体的气味比起腐烂的气味也好不了多少，志愿兵们仍然难以呼吸。许多人戴上了氧气面具。

教堂周围的小马路成了许多人丧生的屠场，劳埃德建议开条不需要经过教堂外马路的通道。莱尼从五金店找了些工具。乔·埃里和里维埃拉下士在他们隐蔽的房屋墙上钻了个孔。乔·埃里用的是鹤嘴锄，他光头上的汗珠亮晶晶的。穿着无政府主义标志色红黑线条衫的里维埃拉下士拿着把大锤。这道墙由黄色的方砖构成，上面零星散布着些弹孔。莱尼指挥他们进行钻墙操作：他是个矿工，对屋顶的牢固度有天生的直觉，知道钻到什么程度不至于使房子瘫倒。

当墙洞大到足以让一个人穿行时，莱尼对同样是下士的贾斯珀点了点头。贾斯珀从腰带上拿下仅剩的手雷中的一颗，拔掉引信，把手雷扔进隔壁的房子，防止那里有叛军埋伏。手雷爆炸以后，劳埃德拿着手枪，猫腰穿过刚刚凿出的大洞。

劳埃德站在又一户西班牙贫苦农民的家里。房子里只有粉刷过的白墙和坑坑洼洼的泥土地。活人死人一个都没有。

排里的三十五个人跟着他穿过大洞，他们检查了一遍房子，确定没有潜伏的守卫者。这幢不大的房子里确实一个人都没有。

用这种方式，他们穿过一排农舍，不紧不慢地向教堂挺近。

他们接着给下一幢农舍开洞。在穿过大洞之前，他们却被一路跟随他们穿过好几幢农舍的马奎斯少校拦住了。“别再打洞钻洞了，”他用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说，“我们直接冲到教堂去。”

劳埃德心一冷。直接冲过去无异于自杀。“是鲍伯罗夫上校的点子吗？”

“差不多吧，”马奎斯少校不置可否，“等吹三声响哨我们就冲。”

“能多给些弹药吗？”劳埃德问，“我们没什么子弹了，扛不了多久。”

“没时间了。”少校说完就离开了。

劳埃德吓坏了。他在这些日子的战斗中学到了很多。他心里很清楚，只有靠优势火力的掩护，他们才能拿下守备严密的据点。不然守卫者就会把他们切菜砍瓜般地扫倒。

参战的志愿兵们看起来有点情绪。里维埃拉下士说：“这根本做不到。”

劳埃德负责提升士气。“你们别抱怨了，”他故作轻松地说，“你们都是自愿来这里的。你们难道认为战争一点都不危险吗？如果没有危险，你们的姐妹完全可以替你们来。”志愿兵们都被他逗笑了，危险暂时是过去了。

他走到农舍正门，把门开了条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太阳毒辣辣地晒在两边散布着住宅和商店的小街上。地面和房屋都是萧条的灰色，像没有烤过的面包胚，只有被子弹击中的地方露出了地表下的红色土壤。门外面躺着一具军人的尸体，一群苍蝇盘踞在尸身胸口的大洞上。望着街面，劳埃德发现这条街正对着教堂。教堂双塔上的枪手有着非常好的视线，能轻易地击中靠近的每一个人。街上的掩护很少：一些碎砖，一匹死马，还有部独轮车。

他想，我们都要去送死了。

但我们来这不就是送死的吗？

他转身看着带来的志愿兵，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他必须引导他们正面地看问题。“尽量沿边走，紧贴房子。”他说，“记住，走得越慢，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时间越长——因此一听到哨声就马上往教堂那跑。”

话刚说完，就听到马奎斯少校的三声响哨。

“莱尼，你殿后。”他说。

“谁第一个上？”莱尼问。

“当然是我了。”

来生再见了，劳埃德想，至少我是在与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死的。

他敞开门。“上吧！”他大喊一声便率先冲了出去。

他抢占了几秒钟的先机，沿着街道向教堂狂奔。正午的阳光暴晒在他的脸上，部下们的奔跑声声声入耳，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为自己仍然活着感到庆幸。敌人的炮火像冰雹一样降临了。提心吊胆地听了阵子弹的突突声后，他的左臂突然像撞上了什么东西似的遭到重重一击，他猝然倒地。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被子弹击中了。胳膊尽管不疼，但已经垂荡着完全不能动了。他一个侧滚，藏到最近一幢房子的外墙下。子弹仍然在继续四处飞舞，劳埃德没有任何防范，只能靠着墙尽力躲避。他看见几码外有一具尸体，那个叛军士兵同他一样靠在墙上，他像是背靠着墙，坐在地上睡着了，只是脖子上有一个大弹孔。

劳埃德右手拿枪，左手垂荡着，艰难地向前蠕动着，蹲伏在尸体背后，试图使自己这个目标变得小一点。

他把枪管架在尸体的肩膀上，把准星对准了教堂塔上的一扇窗户。劳埃德迅速地打完五发子弹，不知道这些子弹有没有击中敌人。

他回头张望，吃惊地发现街道上布满了手下们的尸体。穿着红黑线条衫的马里奥·里维埃拉躺在地上，看上去像一面皱成一团的无政府主义旗帜。马里奥身旁是贾斯珀·约翰逊，他的黑色卷发上全都是血。他离开芝加哥的工厂，战死在西班牙小城的街上，就是为了有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劳埃德心想。

更糟的是那些躺在地上呻吟的伤员们。有个男人在痛苦地呼喊着什么，但劳埃德既不知道他的方位，也不知道他是谁。少数几个人还在向前狂奔，但他们不是被子弹击中，就是自己躺在了地上。很快街上便没人跑动了，只有几个还在痛苦挣扎的伤员。

真是场大屠杀，劳埃德想，他的喉咙被痛苦和悲伤哽住了。

其他的部队在哪？劳埃德的这排人难道是唯一发起进攻的兵力吗？也许还有别的部队在和这条街平行的街道上向教堂方向挺进呢！一次突击需要压倒性的人力优势，劳埃德和手下的三十五个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守卫者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全部杀伤，少数几个毫发无伤者只能在后续部队到达前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看见莱尼正躲在死马后面看着他，至少他还活着。莱尼举起枪，对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显然他已经没子弹了。劳埃德也没了。很快，射向教堂的子弹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没子弹了。

对教堂的进攻以惨败而告终。原本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弹药不足的进攻无异于没意义的自杀。

街上的目标除尽以后，敌人的炮火也稀落下来，但子弹还是不断地打在存活志愿兵的隐蔽处。劳埃德意识到，照这样下去，他的人全都得完蛋，是时候撤退了。

他们可能在撤退中全军覆没。

他再一次和莱尼对上眼，把手往后使劲一挥，示意他往远离教堂的地方跑，莱尼朝其他活着的同伴做出了同样的手势。如果在同一时间后撤，存活下来的机率会高一些。

所有人都通知到以后，劳埃德挣扎着站了起来。

“撤退！”他扯着嗓子喊。

接着他便迈开步子往回跑。

撤退的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码，但劳埃德却觉得这是生命中最长的一段旅程。

看到政府军后撤，教堂里的叛军重新加大了火力。劳埃德从眼角的余光判断，这次撤退的大概有五六个人。他的步态不稳，受伤的胳膊破坏了身体的平衡。莱尼跑在他前面，显然没有受伤。子弹不时打在劳埃德刚刚跑过的房屋石料上，让他好不惊慌。莱尼第一个跑进他们出发的那间农舍，冲进去把门敞开。劳埃德冲进去，粗重地喘着气，瘫倒在地板上。随后，又有另外三个志愿兵跑了进来。

劳埃德看着几个幸存者：莱尼、大卫、马格西·摩根和乔·埃里。“就你们几个吗？”他问。

莱尼说：“是的。”

“老天，三十六个人竟然只剩下五个。”

“军事顾问鲍伯罗夫上校真他妈的英明！”

他们喘息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平稳住呼吸。劳埃德感觉胳膊传来钻心的疼痛。尽管很疼，但还是能动，劳埃德心想也许还没骨折。他低下头，看见衬衫上浸透了鲜血。大卫拿下戴着的红围巾，做了个悬吊臂膀的吊带。

一颗子弹刮过莱尼的头部，在他脸上留下了血渍。莱尼说他只不过是被子弹挠了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卫、马格西和乔奇迹般地没有受伤。

“我们最好回去接受新的指令，”在地上躺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说，“没有子弹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来杯好茶先，行吗？”莱尼问。

“不行，我们没有茶匙。”

“那就算了吧。”

大卫问：“我们不能再休息一会儿吗？”

“到后方就安全了，”劳埃德说，“我们回去可以好好休息。”

他们钻过先前在墙上钻的洞，通过一排屋子。不断弯腰使得劳埃德头晕目眩。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血而引起的晕眩。

他们很快走出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射程之外，沿着一条小街疾走。但劳埃德的片刻释怀很快就被手下白白丧命的愤怒替代了。

他们回到郊外政府军设立总部的谷仓。劳埃德看见马奎斯少校正在叠着的一沓木板后面分发弹药。“为什么不发给我们？”他愤怒地问。

马奎斯只是耸了耸肩。

“我要向鲍伯罗夫上校汇报。”劳埃德说。

谷仓外，鲍伯罗夫上校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的椅子上，桌子和椅子似乎是从附近的哪间农舍抢来的。他的脸晒得通红。这时他正在跟沃洛佳·别斯科夫说话。

劳埃德走到两人面前。“我们依令向教堂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说，“马奎斯少校拒绝给我们足够的弹药，我们的子弹很快就用光了。”

鲍伯罗夫冷冷地看着劳埃德：“你们来这儿干吗？”

劳埃德非常吃惊。他原本以为，哪怕不对他们的勇敢表现加以赞赏，鲍伯罗夫至少也会对他们缺少支援表示同情。“我只是想告诉你，”劳埃德说，“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冲破一幢层层守卫的城堡。我们尽了力，但大多数人都战死了。我的三十六个人现在只剩下这五个人了，”他指着剩下的四个同伴说，“我的排现在就只剩下这点儿人了。”

“谁让你们撤退的？”

劳埃德极力驱赶走晕眩。他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但必须把手下们的勇猛告诉鲍伯罗夫。“我们是为了得到最新的指令而后撤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这么做呢？”

“你们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用什么去战斗？我们连子弹都用光了！”

“安静！”鲍伯罗夫咆哮道，“都给我立正！”

劳埃德、莱尼、大卫、马格西和乔依令站成一排。劳埃德觉得自己都快要晕倒了。

“向后转！”

他们转过身。劳埃德想：“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

“受伤的人出列！”

劳埃德和莱尼后退一步。

鲍伯罗夫说：“受伤者负责看管运送战俘的列车。”

劳埃德满心不愿意，这意味着他要去看守到巴塞罗那的战俘列车了。他摇晃着和莱尼站在一起。我才不想去看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人呢，他心想。

鲍伯罗夫说：“没有命令从火线上撤出是逃兵的行为。”

劳埃德转身看着鲍伯罗夫，他惊恐地发现鲍伯罗夫从带纽扣的手枪皮套里拔出手枪。

鲍伯罗夫上前一步，突然出现在立正的大卫、马格西和乔身后。“你们三个被判有罪，应该立即被处死。”说着，他把枪管对准了大卫的头。

很快他就开枪了。

砰的一声，大卫的头上出现了一个弹孔，鲜血和脑浆从他的眉毛下面涌了出来。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卫旁边的马格西转过身，他开口想叫，但鲍伯罗夫比他更快，他把手枪指向马格西的脖子，马上又开了一枪。子弹从马格西的右耳后钻进去，从左眼钻出，他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劳埃德大呼一声：“不！”

乔·埃里转过身，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大声咆哮，举起双手要抓住鲍伯罗夫。枪响了，乔的喉咙上挨了一枪。鲜血像瀑布一样从乔的喉头里喷涌而出，溅在鲍伯罗夫的红军制服上。鲍伯罗夫骂了一句，往后跳了一步。乔倒在地上，不过没有马上死，劳埃德无助地看着鲜血从乔的颈动脉流到西班牙炎热的土地上。乔似乎想要说话，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他眼睛一闭，浑身瘫软下来。

“对懦夫不能留情。”鲍伯罗夫说完便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躺在地上的大卫：身材瘦弱，满身污秽，才十六岁却勇敢得像头狮子，但却已经死了。他没有死于抗击法西斯的作战，却死于一个残暴愚蠢的苏联军官之手。太可惜了，劳埃德心想，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一个军士跑出谷仓。“叛军投降了！”他兴奋地喊，“市政厅挂出了白旗，叛军放弃了抵抗，我们攻下了贝尔希特！”

劳埃德头晕眼花，终于跌倒在地。

伦敦又湿又冷。劳埃德走在雨中的努特利街上，朝父母家走去。他依然穿着有拉链的西班牙军服、灯芯绒裤子，靴子上全是泥，他没有袜子。他只带了个小箱子，箱子里只放了换洗的内衣、衬衫和一个锡杯。他的脖子里绕着大卫改造成吊带的围巾，劳埃德肩膀上的伤仍然没好，但已经用不着吊带了。

这是十月的一个傍晚。

与劳埃德预料的一样，他被派上了一辆挤满叛军战俘的运兵车。到巴塞罗那不足一百英里，运兵车却足足开了三天。在巴塞罗那，他和莱尼分别，之后就断了联系。他在巴塞罗那搭上了一辆朝北开的卡车。从这辆卡车下来以后，他又步行，搭便车或是钻进满是木炭和石子的货运列车继续向北走——有一次，他甚至幸运地搭上了一辆满是红酒的列车。有天晚上，他偷偷溜过西班牙边境进入了法国。他露宿在农田里，四处乞讨，为了赚一两个铜板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在波尔多的葡萄园里摘了两周葡萄，凑够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费。现在，他终于到家了。

劳埃德像闻香水一样嗅着阿尔德盖特潮湿芬芳的空气。他站在花园门外，看着这幢出生以后住了二十一年的连栋房屋。雨水打湿了窗子，屋里的灯光亮着：看来有人在家。他疾步走到门口。他仍然带着家里的钥匙——和护照放在了一起。他打开门，走进屋里。

劳埃德把背包放在帽架旁的客厅地上。

厨房里有人大声问：“谁啊？”他听出是继父伯尼的声音。

劳埃德竟然发不出声来了。

伯尼走进客厅。“到底是……”这时他认出了劳埃德，“天哪！”他说，“竟然是你！”

劳埃德跟他打了个招呼：“你好，爸爸！”

“孩子啊！”他抱着劳埃德说，“你总算活着回来了！”伯尼浑身颤抖，已经泣不成声了。

伯尼用羊毛衫袖子擦了擦眼睛，走到楼梯口朝上喊：“艾瑟尔，你看是谁回来了！”

“你说什么？”

“家里来人了，快下来。”

“我马上下来。”

艾瑟尔很快就走下了楼梯，她穿着一身蓝色的裙子，看上去还和以往那样美丽。下到半途时她认出了劳埃德，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哦，天哪！”她说，“是劳埃德回来了。”她冲下楼梯，紧紧搂住儿子，“你还活着！”

“我从巴塞罗那给你们写了信……”

“我们没收到。”

“那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什么？”

“大卫·威廉姆斯死了。”

“哦，不！”

“在贝尔希特一战中壮烈牺牲了。”劳埃德决定不把大卫死亡的真相告诉父母。

“莱尼·格里菲斯呢？”

“不知道，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原本还以为他会在我之前回家呢！”

“没，没有他的音讯！”

伯尼问：“那里的情形怎样？”

“法西斯分子节节胜利。这全是共产党人的错，他们不打叛军，只知道攻击其他左翼党派。”

伯尼震惊了。“怎么能这样啊！”

“这是真的。如果说我在西班牙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像打击法西斯主义者那样毫不留情地抗击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是一样的恶魔！”

艾瑟尔露出苦笑：“记住就好了。”劳埃德意识到艾瑟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不谈政治了，”劳埃德说，“妈妈，你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看看你——你怎么这么瘦啊！”

“西班牙没什么吃的。”

“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

“别忙，我已经饿了整整十二个月——也不差这几分钟。我告诉你我想吃些什么。”

“你想吃什么啊？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我想喝杯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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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六章

阿伯罗温完全变了样。街上有了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20年代劳埃德第一次来这看外祖父母时，街上停着辆车都是件稀罕事，可以引来一大群人。

但镇上还是只有矿上的双塔，以及矿里推进推出的独轮车。除此之外再无所有：没有工厂，没有办公楼，没有煤炭之外的任何工业。镇上的男人基本都在井下工作，只有十来个男人从事其他工作：几个店老板、七八个公务员、一个镇长和一个医生。碰到30年代那种煤炭滞销的情况，煤矿工人就没事可干了，纷纷闲在家里。这就是工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援助失业工人上面的原因，这样做能让失业工人不再受养不起家人的痛苦和屈辱。

1940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劳埃德·威廉姆斯中尉乘火车从加地夫来到了这里。劳埃德拿着个小手提箱，上山到了泰-格温。前八个月，他一直和在西班牙一样训练新兵，并为威尔士步枪营做拳击队的训练工作。但军队考虑到他流利的德语，最后还是让他从事情报工作，派他过来参加训练。

至今，军队做的只是训练。英国还没参加过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一场战斗。德国和苏联侵略了波兰，分而治之，国联对波兰的独立保证成了一句空话。

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一场“假想的战争”，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和德国人打上一仗。劳埃德对战争倒没有幻想——他见过垂死挣扎的战士临死时讨水喝的惨状——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马上投入到击溃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去。

估计到德国可能进犯法国，军人们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到法国去。但德国尚未对法国宣战，因此他们还在待命。不过在此期间，他们进行了不少训练。

劳埃德在一些富豪的私家别墅进行军队情报工作的特训。这些地产的富有业主无偿把地借给了部队，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地会被国家永久充公。

部队的入驻让泰-格温完全变了样。别墅的草地上停着十几辆军方墨绿色的小卡车，卡车轮胎已经磨损了伯爵的草坪。带有弧线形大理石台阶的入口小院现在成了军方的储备库。曾经供穿着燕尾服的男女下车的踏板，现在成了炊事员煮扁豆和熬猪油的地方。劳埃德笑了：他喜欢战争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劳埃德走进房子，迎接他的是一位穿着皱巴巴军服的矮胖军官。“中尉，你是来参加情报课程训练的吗？”

“是的，先生，我叫劳埃德·威廉姆斯。”

“我是劳瑟少校。”

劳埃德知道劳瑟。劳瑟是个侯爵，朋友们都叫他劳西。

劳埃德看了看周围。墙上的画包了一层防尘布，华丽的大理石壁炉被拆下放进了板材箱，只留了格栅在外面。艾瑟尔有时留恋起的红木家具都不见了，它们原来的地方现在放着一些铁桌子和廉价椅子。“天哪，这里完全变了样！”他说。

劳瑟笑了：“看来你以前来过这儿，你认识这家人吗？”

“我在剑桥和博伊·菲茨赫伯特一起读过书，在那还见过子爵夫人，不过那时他们还没结婚。我想他们因为非常时期搬出去了吧。”

“没完全搬走，这里有几间房间仍然为他们留着，不过他们和我们完全没什么瓜葛。你以前是来他们家做客吗？”

“当然不是，我和他们其实并不熟。小时候，我只在他们不住的时候来参观过。妈妈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真的吗？为伯爵打点书房或别的什么地方吗？”

“不，妈妈在这做过女仆。”话一出口，劳埃德就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

劳瑟立刻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我明白了，”他说，“真是挺有趣的。”

劳埃德知道自己被长官归为无产阶级这类人，在这期间，他都会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母亲的过去最好别去提：他早就知道部队是个多么势利的地方了。

劳瑟说：“军士，带中尉去他的房间，阁楼上的房间。”

劳埃德分配到了仆人住过的房间。他对此倒并不怎么在乎。他觉得这样的房间对当年的母亲来说已经够奢侈了。

上楼梯的时候，军士告诉他晚饭前不需要做任何事。劳埃德问菲茨赫伯特家此时是否有人住在这儿，但军士并不知情。

劳埃德花了两分钟时间拿出包里的东西。他梳了梳头发，换上干净的军服衬衫，便去找外祖父母了。

尽管有了热水和浴室，但外祖父母家在威灵顿街的房子还是非常寒酸。记忆中的陈设依然没变：同样的破烂地毯，同样的褪色窗帘，同样的硬木板凳，摆在既是厨房又是客厅的房间里。

不过外祖父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猜他们都有七十多岁了，看上去也老了不少。外公的腿不太好，不情愿地从矿工工会的职务上退了下来。外婆的心脏不好，莫蒂默大夫让她饭后坚持抬脚十五分钟。

看到穿着军服衬衫的外孙，老两口非常高兴。“你是中尉了吗？”外婆问他。为工人阶级抗争了一辈子的她毫不掩饰地对外孙成为军官表示骄傲。

阿伯罗温的消息总是传得飞快。没等劳埃德喝完第一杯茶，他来探望外祖父母的消息已经尽人皆知。看到来串门的汤米·格里菲斯，劳埃德一点没感到奇怪。

“如果我家的莱尼也能从西班牙回来，希望他也会是个中尉。”汤米说。

“这是肯定的。”劳埃德说。他从没见过哪个出身矿工的军官，但战争爆发后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他是西班牙最好的士兵。”

“你和他一起经历了很多。”

“我们一起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劳埃德说，“但还是失败了，这次我们一定不能输。”

“为战胜法西斯干杯。”汤米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劳埃德和外祖父母一起参加了贝塞达教堂的晚祷。他对宗教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外公时常讲教条。人们应该认识到，世界远比宗教宣扬的神秘得多。但和外祖父母一起去教堂，能让两位老人开心。劳埃德愿意陪着。

牧师用通俗的话语演绎《圣经》的道理，这天的布道很有说服力。尽管讲道的时间拖得有点长，但稍后的赞美诗却让劳埃德听得非常振奋。威尔士人用四声部唱赞美诗，高潮部分常能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觉。

在这间用石灰水刷过的教堂里，和会众们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劳埃德似乎感受到了英国的心跳。周围都是衣衫褴褛、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做着永远做不完的艰苦工作——男人们在终日不见阳光的矿井下劳作，女人们养育着下一代人，去接他们的班。但他们都有顽强的毅力和健全的心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文化传统。他们从新教和左翼政客宣讲的政策中得到生存的希望。他们喜欢橄榄球，喜欢用和声唱赞美诗，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紧密地站在一起。劳埃德正是为这样的城镇、这样的人民奋斗着。哪怕必须为之献身，他也无怨无悔。

做完祷告后，外公闭着眼睛、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主啊，你年轻的仆人劳埃德·威廉姆斯正穿着军装坐在这里，请你用智慧和恩典保佑他在冲突中战无不胜，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回来。上主，一切都出于你的旨意。阿门。”

晚祷在感人肺腑的阿们颂中结束了，劳埃德轻轻地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太阳落山了，夜色在一排排灰屋顶上升起，劳埃德哼着家乡的民歌把外祖父母送回了家。他谢绝了外祖父母晚饭的邀约，在晚饭前按时赶回了泰-格温。

这天的晚饭是炖牛肉、蒸土豆和卷心菜。按军队的伙食标准，这饭菜不算差。劳埃德吃得很香，尤其当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来自外祖父母这样每天晚饭只吃一点面包的人。桌上有瓶威士忌，劳埃德心情很好，喝了一点儿。他端详着周围一起受训的同伴，试图回想起每个人的名字。

回房睡觉的时候，他经过了雕刻室，里面的雕刻作品被收拾一空，如今摆着一块黑板和十二把廉价的椅子。他看见劳瑟少校正在和一位女士说话。再看一眼，他认出这位女士正是黛西·菲茨赫伯特。

他惊讶得停住了脚步。劳瑟少校愠怒地别过头。看到劳埃德以后，劳瑟不怀好气地说：“阿伯罗温夫人，我想你一定认识威廉姆斯中尉吧。”

劳埃德想，如果黛西说不认识的话，他一定会用黑暗中梅菲尔街上那个又长又深的吻提醒她。

“威廉姆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她伸出手和劳埃德握了握。

黛西的手又软又暖，劳埃德的心跳加快了。

劳瑟说：“威廉姆斯说他妈妈曾经在这里做过女仆。”

“我知道，”黛西说，“他在三一学院的舞会上提过这事。他说我是个势利鬼，现在我必须遗憾地承认他当时说得没错。”

“阿伯罗温夫人，你真有度量，”劳埃德觉得很尴尬，“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样对你说话。”黛西似乎没以前那么尖刻，也许婚姻让她变成熟了吧。

黛西对劳瑟说：“威廉姆斯先生的母亲现在已经是个议员了。”

劳瑟吃了一惊。

劳埃德问黛西：“你的犹太朋友伊娃怎么样了？我记得她嫁给了吉米·穆雷。”

“他们有两个孩子了。”

“她把父母弄出德国了吗？”

“你竟然还记得——不过很遗憾，洛特曼夫妇还滞留在德国，他们没拿到出境签证。”

“我替她感到难过，她一定很不好受。”

“是的。”

劳瑟显然对女仆和犹太人的话题很不耐烦。“阿伯罗温夫人，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劳埃德说：“两位晚安，我必须得撤了。”他离开雕刻室，上了楼。

睡下以后，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晚祷中的最后一首赞美诗：

三天后，黛西给同父异母的弟弟格雷格写了封信。战争爆发时格雷格给她发了封慰问信，此后他们便一个月左右通一封信。格雷格告诉她在华盛顿的第五大街上看到旧爱杰姬·杰克斯的事情，问她女孩为何一见他就跑。黛西也弄不明白他俩之间的事，她在信上这么写道。黛西祝他好运，然后在信尾签上了名。

她看了看钟，离集训生吃晚饭还有一个钟头。课已经结束了，很可能在劳埃德房间截住他。

她走进阁楼上原先佣人住的房间。年轻的军官们或坐或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信。在放着一块破旧穿衣镜的小房间里，她找到了正在窗边看画册的劳埃德。她问他：“读到什么有趣的内容了吗？”

劳埃德立刻起身打招呼：“嗨，好久不见。”

他脸红了。或许仍钟情于她。对他来说，那个吻太残忍了，尤其是当时黛西不打算跟他进一步发展关系。但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那会儿他们还只是孩子。他应该尽快走出来。

黛西看着劳埃德手中的书。那是本德语书，书中画着五颜六色的徽章。

“我们必须识别德军的徽章，”劳埃德解释道，“许多军事情报是从战俘的审讯中得到的。当然，有些战俘什么都不会说。于是，我们必须从他们的制服徽章中判断他们所处的层级，军衔是什么，属于哪支部队，是步兵、骑兵、炮兵，还是老兵团这种特殊的兵种，许多信息都能从他们佩戴的徽章看出来。”

“来这儿就学这些吗？”她半信半疑，“学习德军徽章的意义吗？”

他笑了。“这只是课程的一部分，其他的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哦，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会在威尔士？我还以为你会在伦敦做一些参战支援工作呢！”

“你又来了，道义上的谴责，”她说，“难道有人告诉你这能讨好女生吗？”

“请原谅，”劳埃德呆呆地说，“我没想冒犯你。”

“告诉你，伦敦没有什么参战支援工作可做，只是空中放了些阻止永远不会来的德国战机的探空气球。”

“至少你还可以在伦敦参加社交活动。”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那一度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但现在不再是了。”她说，“我大概是老了。”

黛西离开伦敦有另一个原因，但她不准备告诉劳埃德。

“你穿的应该是护士的制服吧。”劳埃德问。

“不是，我不喜欢病人。但请你在表示不满，并且又对我露出那种愁眉苦脸的表情之前，先看看这个。”黛西递给劳埃德一个放着照片的镜框。

劳埃德皱着眉头接过来：“你从哪儿拿来的？”

“在地下储藏室，有一箱旧照片。”

这是夏日清晨在泰-格温东草坪上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是年轻时的菲茨赫伯特伯爵，脚边站着他的大白狗。他身边站着的是他妹妹，黛西从没见过的茉黛。他们身边还有四五十个穿着仆人制服的男佣和女佣。

“看上面的日期。”黛西说。

“1912年。”劳埃德大声念了出来。

黛西观察着劳埃德对照片的反应。“你妈妈在照片里吗？”

“老天，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劳埃德凑近看了看，“她在照片里。”片刻之后，他说。

“告诉我哪个是她。”

劳埃德指着照片中的一个人说：“我想这就是她。”

黛西看到劳埃德指的是一个十九岁左右的苗条女孩儿，艾瑟尔戴着白色的女仆帽，帽子下面藏着卷曲的黑发，微笑中带着顽皮。“真是太美了。”黛西赞叹道。

“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劳埃德说，“现在人们都说她是个令人敬畏的人。”

“你见过茉黛夫人吗？菲茨身边的人是她吗？”

“小时候我时不时会见她一面。她和我妈妈都提倡妇女的参政权。1933年离开德国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但照片里的肯定是她。”

“她没你妈妈漂亮。”

“也许吧，但她很威严，衣着也更华丽。”

“我想你可能要保留这张照片。”

“你想把它送给我吗？”

“当然了。没有其他人想要它——不然怎么会把它扔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呢？”

“谢谢你。”

“没关系。”黛西走到门口，“继续学习吧。”

从后楼梯下楼的时候，黛西希望自己刚才没有表现得过于轻佻。她也许根本不该来见他，但脑子一热就来了，劳埃德可千万别误会啊！

黛西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连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处站住了。一整天黛西都有点背疼——她本以为是便宜的床垫造成的——但现在的肚疼可不一样。她回想着这天吃了些什么，但没想到任何可能导致生病的食物——没有半生不熟的烧鸡，也没有不熟的水果。她也没吃过牡蛎——泰-格温没有那样的美味。这阵疼痛很快就过去了，黛西告诉自己别把这太当回事。

她回到自己在地下室的房间。这里原本是管家的套房：小卧室、客厅、厨房，外加一间带浴缸的浴室。叫莫里森的老仆人为菲茨赫伯特家打点内务，女仆是一个来自阿伯罗温的年轻女孩。虽然人高马大，但女孩的昵称是小梅茜。“我妈妈叫梅茜，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梅茜，不过我现在已经比她高了。”她解释说。

回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丈夫的声音。“你怎么样？”博伊问。

“我很好，你什么时候回来？”博伊从伦敦飞到加地夫城外的圣伊桑空军基地执行几项任务，答应晚上执行完任务回来和她过夜。

“对不起，我回不来了。”

“太遗憾了。”

“基地上举行庆祝晚宴，我不得不去。”

他见不到她了，但似乎不太在意，这让黛西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我没事，玩得开心点儿。”她说。

“晚宴很无聊，但我不能缺席。”

“再无聊也不会比我一个人住在这儿更加无聊。”

“我明白，但现在这个情况，你还是住在那儿比较好。”

宣战后，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伦敦，但预料中的空袭和毒气攻击都没有发生，许多人又回到了伦敦。但碧、梅尔和伊娃都觉得怀了孕的黛西最好还是待在泰-格温。黛西说大多数孕妇在伦敦都没事，但伯爵的继承人还是需要考虑周全点为好。

事实上，黛西没有像怀孕前想象的那样在意。也许怀孕反倒让她变消极了吧。好在宣战以后，伦敦几乎停止了她所热衷的社交活动，像是人们觉得自己没权找乐子似的。伦敦人像是进酒吧的牧师，知道喝酒能带来快感，却硬逼着自己不去喝酒。

“真希望我的摩托车在这里，”黛西说，“那样，我至少能在威尔士到处转转。”尽管汽油实行配给制，但不太严格。

“黛西，你可不能骑摩托车啊，”博伊大惊小怪地说，“医生严禁这种剧烈的运动。”

“好在这里有些很棒的小说，”黛西说，“泰-格温的书房非常不错，这里收藏不少稀有的珍本小说，但我还没碰过书架上的书，在学校我已经读够了。”

“拿几本看看吧，”博伊说，“找本好看的侦探小说，夜晚很快就过去了。”

“刚才我有点肚子疼。”

“可能是消化不良。”

“但愿吧。”

“替我跟劳瑟那个傻瓜问个好。”

“晚上别喝太多。”

挂上电话以后，黛西又是一阵腹痛。这次持续的时间更长了些。梅茜进门看到她，连忙关切地问：“夫人，你没事吧？”

“只是一阵阵地痛。”

“我是过来看你是不是要吃晚饭了。”

“我不饿，晚饭不吃了。”

“我还给你做了个很好吃的蔬菜饼呢。”梅茜嗔怪道。

“包好放在橱柜里，我明天吃。”

“要来一杯香喷喷的茶吗？”

为了打发走她，黛西说：“好的，谢谢。”虽说在英国生活了四年，但黛西还是没有习惯加奶加糖的英式浓茶。

疼痛很快就过去了。黛西坐在椅子上，翻开一本《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她强迫自己喝了点梅茜做的茶，感觉稍微好些。喝完茶，梅茜收拾了茶杯和托盘，她让梅茜回家了。梅茜必须走一英里的夜路回家，不过她带着手电筒，应该没太大关系，她自己也说一个人回家没事。

一小时之后，疼痛又开始了，这次没有消散。黛西去了厕所，隐约希望能缓解肚子疼。她惊奇地看到内裤里出现了黑红色的血点，感到非常害怕。

黛西换上干净的内裤，感到非常害怕，她忧心忡忡地走到电话前，拨通了圣伊桑空军基地的电话。“我要和空军团的阿伯罗温子爵通话。”她说。

“不能因为私事联络军官。”一个古板的威尔士人说。

“我有紧急情况，必须和丈夫通话。”

“营房里没有电话，这里不是多切斯特旅馆。”也许只是想象，但从语气来看，他像是因为无法帮忙而很高兴。

“我丈夫应该在参加庆功晚宴，请派个传令兵，让他来接电话。”

“我没有传令兵，基地上也没有举行晚宴。”

“没有晚宴吗？”黛西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晚饭，”接线员说，“一小时前就吃完了。”

黛西把话筒撂下了。没有晚宴吗？博伊明明说会在基地开庆祝晚宴的呀！他一定是在撒谎。她真想大哭一场。博伊不来看她，而是选择和狐朋狗友一起喝酒，或是去看哪个女人了。原因无关紧要，黛西不是他的唯一，知道这点就够了。

黛西做了个深呼吸。她需要得到帮助。即便阿伯罗温有医生，她也没有医生的电话号码。她该怎么办呢？

博伊上一次临走时说：“如果需要的话，成百上千个军人会帮你。”但她无法告诉劳瑟伯爵，自己阴道出血的事。

黛西的肚子越来越疼，她感觉到双腿之间有块又热又黏的东西。她又去了次厕所，把身体洗干净。她在血中看到了硬块。黛西没带卫生巾——她原本以为怀孕的女人不需要卫生巾。她撕下一块手纸，塞进内裤。

这时她想到了劳埃德·威廉姆斯。

劳埃德人很善良，被一个意志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带大。他爱黛西。他一定会帮她的。

她走到大厅。劳埃德现在在哪儿？培训生现在已经吃完晚饭了，劳埃德多半已经上了楼。黛西肚子很疼，她觉得自己撑不到阁楼上。

也许他在书房。训练生都选择书房来安静地学习。她走进书房。有个军士正在看一本地图集。“你能帮我把劳埃德·威廉姆斯中尉找来吗？”黛西问他。

“夫人，当然可以，”军士合上地图集，“让他干吗？”

“问他是否能到地下室来一下。”

“夫人，你还好吗？你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还好，麻烦你快帮我把威廉姆斯找来。”

“我马上叫他来。”

黛西回到房间。强打精神让她筋疲力尽，她无力地躺在床上。刚才她感觉裙子上沾了血，但已经疼得顾不上弄干净了。她看了看表，劳埃德为什么还没来？也许军士还没找到他。房子毕竟太大了。她也许会死在这儿。

有人敲了敲门，她听见了劳埃德的声音，如释重负。

“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进来吧。”她使足了力气喊道。劳埃德会看到她最糟糕的样子，也许这会颠覆他对她的美好印象。

黛西听到劳埃德走进隔壁房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儿，”他说，“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劳埃德走进卧室。“天哪！”他惊呼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快找人帮忙，”黛西说，“城里有医生吗？”

“有个莫蒂默医生，他们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这儿行医。但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我这就……”他犹豫了一下，“你也许还在出血，但不看还确定不了。”

黛西闭上眼睛。“你看看吧。”她已经害怕得不避劳埃德了。

黛西感觉到劳埃德撩起了她的裙子。“天哪，出血出得很厉害。”劳埃德脱去了她的内裤，“抱歉，”他说，“哪里能取到水？”

“浴室里有。”她指着那边说。

劳埃德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过了一会儿，黛西感觉到身上有块温暖润湿的毛巾正在上下擦拭着。

黛西听见劳埃德说：“还不算太严重。我见过许多流血而死的人，你还远没有那么危险。”黛西睁开眼，看见劳埃德正在脱她的裙子。“电话在哪儿？”劳埃德问。

“在客厅里。”

她听见劳埃德说：“请帮我接通莫蒂默医生，请尽量快一点。”过了一会儿，“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我在泰-格温。能和医生说句话吗？哦，你好，莫蒂默夫人，他大约什么时候能回来……是个腹痛和阴道出血的女性患者……是的，我知道女人每个月都会月经出血，但她显然不是月经……她二十三岁……是的，她结婚了……没生过孩子……好，我问问她。”说着，他抬高了声音，“你怀孕了吗？”

“是的，”黛西答道，“三个月了。”

劳埃德对着电话重复了一遍，接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挂上电话，回到黛西身边。

劳埃德坐在床边。“医生忙完就来，他正在给一个被失控矿车撞翻的矿工动手术。不过，他夫人确定你流产了，”他抓起她的手，“黛西，我为你难过。”

“谢谢你。”黛西轻声说道。疼痛轻了点，但她很难过。伯爵的继承者没了，博伊会非常失望。

劳埃德说：“莫蒂默夫人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大多数女人怀孕时总会碰上一两次流产。如果出血量不大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如果情况继续糟下去呢？”

“我会送你去默瑟医院。但在军用卡车上坐十英里路对你很不好，因此除非有生命危险，你还是待在这里吧。”

黛西不再害怕了。“很高兴你能在这里。”

“我能提个建议吗？”

“当然可以。”

“你可以走两步吗？”

“我不知道。”

“我想带你去洗个澡。如果能把身体弄干净，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的。”

“是啊。”

“然后再凑合着弄点绷带一类的东西把患处包上。”

“是啊。”

劳埃德回到浴室，黛西听到了水流声。她在床上坐正了。她感到头有点晕，闭眼休息了一会儿，头脑很快清醒。她把脚伸到地板上，站在黏糊糊的脏血里，她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

龙头关了。劳埃德走进卧室，搀起了她的胳膊。“如果头晕要马上告诉我，”他说，“千万不能跌倒。”劳埃德非常强壮，胳膊稍微搭上一把就把她送进了浴室。很快刚刚被撕破的内衣就掉在了地上，她站在浴缸旁边，让劳埃德解开了裙子后面的扣子。“接下来你能自己弄了吗？”劳埃德问她。

她点点头，劳埃德走出浴室。

黛西靠在装衣篮边，缓缓脱下衣服，把脱下的衣服扔在地板上，然后小心地跨进了浴缸。水温刚刚好。坐在浴缸里，她感觉放松了许多。她对劳埃德感到深深的谢意。劳埃德真是太好了，她真想大哭一场。

过了几分钟，门开了条缝，劳埃德把几件衣服递了进来。“睡袍和内衣，我给你拿来了。”他把衣物放在装衣篮上，然后就离开了。

水开始变凉以后，黛西站起身来。她感到一阵晕眩，但很快就过去了。她用毛巾擦干身体，穿上了劳埃德带来的睡袍和内衣。黛西在内裤里放了块手巾，吸收仍然在向外溢的血。

回到卧室后，黛西看到床上已经换上了干净的床单和被子。她爬上床坐直，把被子一直盖到脖颈处。

劳埃德从客厅走了进来。“感觉好多了吧，”他说，“你看起来很尴尬。”

“尴尬不准确，其实我被吓坏了，”黛西说，“这么说还算是轻的呢！”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想到他刚刚看到她时的情形，黛西眉头一皱——但好在劳埃德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厌恶。

劳埃德走进浴室，拿起被黛西丢弃的脏衣服。他对经血显然没有那么大惊小怪。

黛西问他：“你把脏床单放在哪儿了？”

“我在花房找到个大桶，把脏床单浸在冷水里了。过一会儿我把这些脏衣服也浸进去，可以吗？”

黛西点了点头。

劳埃德又一次离开了黛西的卧室。他是在哪儿变得如此能干的呢？黛西猜测应该是在西班牙的战场上。

黛西听到劳埃德又在厨房里忙开了。没多久，劳埃德拿着两杯茶进来了。“你可能不喜欢喝英式茶，但喝了能让你感觉好上些。”黛西接过茶，劳埃德摊开手掌，递给她两颗药片，“吃点阿司匹林吧，可以帮你缓解腹部的痉挛。”

黛西接过药片，就着热茶一口吞了下去。在她眼中，劳埃德总是比实际年龄老成一些，她还记得劳埃德在华彩歌舞厅找到醉醺醺的博伊时表现出来的那份坚毅。“你总是像一个真正的成年人，”黛西对劳埃德说，“我们其他人都是在假装成熟。”

喝完茶，黛西觉得困了。劳埃德收走了茶杯。“我想闭上眼睡一会儿，”她说，“我睡着的时候，你能留下来陪着我吗？”

“你想让我留多久我就留多久。”劳埃德说。他还说了些别的，但声音在黛西耳中变得十分缥缈。她很快就睡着了。

劳埃德从此就在管家的房间里过夜。

白天一整天他都在盼着这个时候。

晚饭后八点一过，劳埃德等黛西的女仆从厨房下班回家，就会下楼去地下室。黛西和劳埃德相对坐在两把旧扶手椅上。劳埃德总是带上本书——那是教官第二天一早要考核的“家庭作业”——黛西则看小说。但多数时候两人都会交谈。他们谈论白天发生的事情，讨论两人正在看的书，叙述过去生活里的一些琐事。

劳埃德讲述了在卡布尔街阻止法西斯党人示威游行的经历。“我们平和地簇拥在一起，警察却高喊着‘肮脏的犹太人’对我们发起攻击，”他告诉她，“他们用警棍打我们，把我们推进了商店的玻璃橱窗。”

黛西一直和法西斯党人的大部队待在伦敦塔公园，没有看见打斗的情况。“报道里不是这么说的。”黛西说。她原本相信报上的话，还以为冲突是恶棍惹起来的呢！

劳埃德并不觉得奇怪。“一周以后，妈妈在阿尔德盖特放映厅看了当时的纪录片，”他回忆道，“声音尖利的评论员说‘警察从公正的旁观者那里得到了颂扬’，妈妈说当时全场都笑了。”

劳埃德质疑媒体的报道，这让黛西震惊了。他告诉她，大多数英国报纸隐瞒了西班牙佛朗哥军队的暴行，夸大了西班牙政府军的过错。黛西承认，她相信了菲茨赫伯特伯爵叛军里的高尚基督徒把西班牙从共产主义威胁中拯救出来的言论。黛西对佛朗哥军队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暴行完全不知情。

黛西似乎从来没想过资产阶级的报纸会压下有可能对保守党政府、军队和商界造成不良影响的新闻，只会肆意夸大工会和左翼分子的那一点点过错。

劳埃德和黛西谈到了战争。他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和法国军队已经登陆挪威了，势必和那里的德军争夺控制权。盟军在挪威战场上处境不妙，报纸无法完全隐瞒这个消息。

黛西对劳埃德的态度变了。她不再挑逗他。看到他来，她总是很高兴，如果晚到了几分钟，她就会开始抱怨。她有时会戏弄他，但从不卖弄风情。她告诉他所有人都对她的流产感到难过：博伊、菲茨、碧、她在布法罗的母亲，甚至她父亲列夫。黛西对做了件让人看不起的事情无法释怀，问劳埃德自己是不是很蠢。劳埃德告诉她，他不觉得她很蠢，她做的事在他看来都不蠢。

他们的谈话很亲密，但私底下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劳埃德再没提过黛西流产那晚两个人的亲密瞬间，但当时的情形将永远刻在他的脑海中。从女人的私处和肚子上擦去血渍和性无关，那一刻的记忆纤柔无比。毕竟那是生病时的紧急情况，以后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害怕给黛西留下自己刻意不去触碰她的错误印象，但又不知道该和黛西保持怎样的距离。

十点钟时，她给劳埃德泡了他很喜欢喝的可可茶，她说自己也喜欢，劳埃德不知道她是否只是在客套。喝完茶，两人互道了晚安，劳埃德便回到阁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他们像老友一样亲密。他要的不止这些，但黛西是个有夫之妇，劳埃德无法指望更多了。

他故意忘掉黛西的婚姻状态。一天，她告诉他，想去看看住在别墅外农庄的老管家皮尔，这让劳埃德吃了一惊。“皮尔已经八十岁了，”黛西对劳埃德说，“菲茨已经完全把他忘了吧。我应该去看看他。”

劳埃德吃惊地竖起眉毛，黛西补充道：“我想确定他仍然安好，这是我作为菲茨赫伯特家一员的责任。照顾好家里的老雇员是有钱人家的职责——你知道这个吗？”

“我早就忘了。”

“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愿意。”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们在劳埃德没有课的早晨前往皮尔家。他们被皮尔家的惨状惊呆了。墙上油漆脱落，墙纸摇摇欲坠，窗帘上都是煤灰。墙上唯一的饰物是从杂志社裁下来的几张照片：国王夫妇，菲茨和碧，其他一些贵族家庭的成员。皮尔家已经很多年没人打扫了，房间里充斥着尿味和煤灰味。不过，劳埃德猜想，对一个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来说，这或许并不奇怪。

皮尔的眉毛全白了。他看到劳埃德说：“阁下，早上好——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劳埃德笑着说：“我只是阁下家的一个客人而已。”

“原来你不是阁下啊，我真是老糊涂了。老伯爵应该是在三十五到四十年前死的吧？年轻的先生，那你是谁啊？”

“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多年前你和我妈妈艾瑟尔曾经在一起工作。”

“你是艾瑟尔的儿子吗？哦，那样的话就……”

黛西问他：“那样怎么了？”

“哦，没事，我是老糊涂了。”

他们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但他却坚持说自己要用的已经都有了。“我吃得不多，很少喝啤酒，我有钱买烟买报。小劳埃德，你觉得希特勒会侵略英国吗？希望我别活到那一天才好。”

尽管收拾不是黛西的强项，但她还是把厨房收拾得干净了一些。“真是无法相信，”她轻声对劳埃德说，“这样还说自己应有尽有——他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呢！”

“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比他还糟。”劳埃德说。

他们和皮尔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劳埃德和黛西走之前，皮尔似乎想到了想要的东西，他看着墙上的一排照片说：“在老伯爵的葬礼上，曾经拍过一张照片，”皮尔说，“那时我还不是管家，只是个小听差，我们在棺材前站成一排。不像现在的小型照相机，那时我们用的是前面挂着黑布的立式照相机。毕竟，那还是在1906年。”

“我知道你说的照片在哪儿，”黛西说，“我们回去帮你找。”

回到别墅以后，他们马上去了地下室。酒窖边的储物室非常庞大，里面的箱子和柜子都塞满了没用的杂物——装在瓶子里的轮船模型，用火柴搭出的泰-格温、一个小床头柜、一把插在剑套里的剑。

两人开始在老照片和画作之间翻找。灰尘让黛西只想打喷嚏，但她的手并没停下来。

他们找到了皮尔想要的照片。放这张照片的盒子里还有张年代更久的照片，照片上是上一代的伯爵。劳埃德吃惊地看着五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墨绿色照片，前代伯爵英姿飒爽地穿着维多利亚年代军装。

前代伯爵长得和劳埃德几乎一模一样。

“看这张照片。”他把照片递给黛西。

“如果你有络腮胡的话，就完全和他一样了。”黛西说。

“也许老伯爵和我的某个先人有过一段情，”劳埃德随便地说，“如果这位先人已婚的话，她可以推说孩子是丈夫的。我告诉你，我对自己是贵族家庭私生子的后代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如果出身贵族就乱套了。”

黛西说：“劳埃德，你怎么这么傻啊！”

劳埃德不知道黛西是不是认真在和他说话。这时，他注意到黛西可爱的鼻子上沾了点煤灰，他真想上去吻上一口。“我已经不止一次犯傻了，”他说，“再多一次——”

“听我说，你妈妈是这家的女仆。1914年，她突然去伦敦嫁了个外人只知道和她一样姓威廉姆斯，名叫特德的男子，因为都姓威廉姆斯，她完全不用改姓。这个神秘的威廉姆斯先生在没有碰到任何人之前就死了，你妈妈用他的死亡保险买下了现在还住着的这幢房子。”

“是的，”劳埃德说，“你想说什么？”

“威廉姆斯死后，她生下了个和前代伯爵非常相像的儿子。”

劳埃德开始慢慢理解黛西的意思了：“继续说下去。”

“你难道没想过这件事有个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吗？”

“之前没想过……”

“碰到女儿未婚先孕时贵族家庭通常会怎样做？告诉你，这种事时不时会发生。”

“我想是的，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从没听说过这类事情。”

“好吧，我告诉你。他们会让女孩消失一段时间——和女仆一起去苏格兰、布列塔尼或是日内瓦。当小姐和女仆回来的时候，女仆会告诉大伙她在度假期间生了个孩子。尽管有了个私生子，但大户人家会对这个女仆特别慈爱，在和家里保持一段距离的地方把她安顿好，再给她一份不错的年金。”

乍听上去，这像个与现实无关的童话故事一样。但劳埃德听后却犯了愁：“你觉得我就是这种情况诞下的私生子吗？”

“我猜想，茉黛·菲茨赫伯特也许和某个园丁、矿工或在伦敦和哪个花花公子产生了感情，然后就怀了孕，她秘密地离开了一阵，生下了你。你妈妈同意假装孩子是她的，作为交换，她得到了一幢房子。”

劳埃德被由此引发的联想惊呆了。“怪不得问到生父的事时她总是支支吾吾。”现在想想母亲的态度的确非常可疑。

“我说得肯定没错，根本没什么特德·威廉姆斯。为了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你妈妈把自己说成是个寡妇。说死去的丈夫也姓威廉姆斯则是为了解决婚后必须改姓的问题。”

劳埃德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这听起来太玄乎了。”

“你妈妈和茉黛一直是朋友，她帮茉黛养育了你。1933年，你妈妈之所以把你带到柏林是为了让茉黛亲眼看看你。”

劳埃德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刚刚从梦中惊醒。“你认为我是茉黛的儿子吗？”他难以置信地问。

黛西拍了拍仍然拿在手里的镜框。“你和你的外祖父长得如此相像，这就是铁证。”

劳埃德困惑不解。这不可能是真的——但黛西的话完全有道理。“我知道伯尼不是我的亲爸爸，”他说，“难道艾瑟尔也不是我的亲妈吗？”

黛西必然看出了他脸上的无助，她凑近前，轻轻碰了碰他——这种安慰人的动作黛西平时很少做——她说：“抱歉，我是不是太残忍了？我只是想让你看清就在眼前但你却从来看不到的事实真相。如果皮尔猜到了什么，你难道不觉得别人也会猜到吗？我想这种事你也许比较想从……朋友那里知道。”

远处传来一声锣响。劳埃德机械地说：“我该去食堂吃午饭了。”他把照片拿出镜框，塞进军服口袋。

“你很伤心。”黛西关切地说。

“不……只是有点吃惊。”

“男人总是否认自己很伤心，一会儿有空请再来找我。”

“好的。”

“上床睡觉前一定跟我谈谈。”

“我会的。”

劳埃德走出储藏室，上楼走进已经坐满了人的食堂。他机械地吃着牛肉罐头，思绪万千。饭桌上正在展开挪威战场的讨论，但他没有加入。

“威廉姆斯，你在做白日梦吗？”劳瑟少校问他。

“先生，对不起，”他机械地说，并为自己现编了个理由，“我正在试图记住德军里中将的职务高还是准将的职务高。”

劳瑟说：“中将高一些。”接着他又轻声补充道，“也别忘了自己女人和别人的女人的区别。”

劳埃德脸红了。看来他和黛西的朋友关系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纯洁，两人的亲密已经引来了劳瑟少校的注意。劳埃德有些生气：他和黛西没做任何超出界限的事情。不过他没有争辩。尽管完全没有必要，他还是感到有点罪过。他无法把手掌放在胸口，发誓自己完全没有不正当的动机。他知道外公会说：“一个看到洗澡后的女人，起了色欲的男人已经在心里犯了奸淫的罪过。”这句基督的训诫并不是信口开河，里面包含着一定的真理。

一想到外祖父母，劳埃德便开始揣测，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人。黛西的话让他像是从山上掉下来似的非常失落。如果这件事上家人撒了谎，那自己也可能在其他许多事上都被误导了。

他决定去问问他们。因为这天是星期天，他可以马上就去。找到离开食堂的时机以后，他礼貌地和战友们道了个别，然后直接下山去威灵顿路的外祖父母家。

如果直接问茉黛是不是自己母亲的话，老两口可能直接把所有事否认得一干二净。也许循序渐进提问，抽丝剥茧地提取信息会比较好。

两位老人正坐在厨房里。对他们来说，星期天是节礼日，是全身心献给上帝的一天。他们不会看报，也不会听收音机。但他们很高兴看见他。和往常一样，外婆一看到他就烧上了茶。

劳埃德说：“我想多了解一点我父亲的事。妈妈说特德·威廉姆斯曾加入过威尔士步枪营，你们知道吗？”

外婆问他：“为什么要抓着过去不放呢？你只要把伯尼当父亲就好了。”

劳埃德顺着她说：“伯尼做了一个父亲可以做的一切。”

外公点了点头。“虽然是犹太人，但伯尼是个好人。”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把伯尼说得更好。

劳埃德换了个话题：“但我还是很好奇。你们见过特德·威廉姆斯这个人吗？”

外公生气了，“没有，”他说，“不过他的死太令人悲伤了。”

外婆说：“他是作为一个客人的随从前往泰-格温的，我们直到你妈妈去伦敦嫁给他之后才知道他俩相爱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没去参加婚礼呢？”

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外公说：“卡拉，告诉他吧，撒谎没什么益处。”

“随从离开泰-格温以后，你妈妈发现自己有了孩子，”外婆说，“这是她屈服于诱惑而得到的教训。”劳埃德怀疑，这也许是母亲对外祖父母的推托之词。“你外公当时非常生气。”外婆补充道。

“我那时确实非常生气，”外公说，“我忘了耶稣的教导：‘论断别人其实是在论断自己。’她犯了淫欲的罪过，我犯了骄傲的罪过。”劳埃德惊讶地看到外公蓝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上帝宽恕了她，但我没有，直到女婿在法国战死以后我才饶恕了她。”

劳埃德更惊奇了。外公讲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不仅和母亲说的有出入，和黛西的假想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祖父难道是在为一个从来没存在过的女婿流泪吗？

劳埃德继续问：“特德·威廉姆斯的家人呢？妈妈说他来自斯旺西。他也许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

外婆说：“你母亲从来没说起过他的家人。我想她是心里有愧。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就是不想认识他们。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上让她下不来台。”

“可是我也许在斯旺西还有祖父母，还有伯伯、姑姑、堂兄堂妹等一大家子人啊。”

“是啊，”外公说，“但我们不认识他们。”

“妈妈也许认识。”

“我想她也许会认识。”

“那我去问她吧。”劳埃德说。

黛西恋爱了。

她现在才知道，在劳埃德之前，自己没爱上过别的什么人。尽管对博伊的举止和头衔感到兴奋，但她从没爱上过他。至于可怜的查理·法奎森，她最多只是对他感兴趣而已。以前她觉得爱情只是赠与某个男人的殊荣，她只要聪明地加以选择就好。现在她知道自己完全错了。爱情和聪明无关。爱情和地震一样，发生了就无从选择。

除了晚上和劳埃德共度的两个钟头之外，黛西的生活简直乏善可陈。整整一天她都在期盼，期盼晚上与劳埃德的相会。

劳埃德是她能依赖的枕头，是她踏出浴室擦干身体的毛巾。一见到劳埃德，她就可以理清思路进行思考。

她怎么会忽略了劳埃德整整四年之久？三一学院的舞会本可以让她收获爱情，但她注意到的却是劳埃德身上那套借来的西装！为什么那时不抱住他，亲吻他，马上和他结婚呢？

黛西知道，劳埃德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他一定从一见面就爱上了她。他求她离开博伊。“离开他，”他在前往华彩歌舞厅时对她说，“做我的女朋友吧。”但那时她只是取笑他。劳埃德看见了两人相爱的未来，她却视而不见。

内心深处的直觉却让她吻了他，因此在梅菲尔街上，街灯与街灯之间的阴影里，才有了那动人的一幕。那时她觉得这只是自己的放纵之举，但实际上这是她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因为这一吻封存了他对她的爱。

在现在的泰-格温，她不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求过好在这的每一天，快乐地和劳埃德一起过日子。奥尔加从布法罗给她写了封信，对她流产后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感到担心，黛西回了封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奥尔加告诉她一些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戴夫·罗赫死在了棕榈滩，穆菲·迪克森嫁给了菲利普·伦肖，杜瓦参议员的妻子罗莎写了本名叫《白宫背后》的畅销书，书里的照片都是伍迪拍摄的。一个月前这些事可能会勾起她的思乡之情，但现在她只是聊感兴趣而已。

黛西只在想到失去的孩子时感到一点点悲伤。腹痛很快过去了，流血也在一周后止住了，但流产之痛却一直还在。她已经不哭了，但时常呆呆地看着前方，想象着生下的会是男孩还是女孩，长得会像谁。回到现实后她才发现，自己几乎一动没动地想了一个多小时。

春天来了，她穿着雨靴和雨衣漫步在微风吹拂的山麓间。在确认身边除了山羊一无所有时，有时她会扯着嗓子向群山大喊：“我爱他，我就是爱他！”

黛西对问及父母时劳埃德的反应感到非常担心。也许她不该提起这件事：这只会让他不开心。但她这样做是有理由的：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从一个爱你的人那里听说会比较好。劳埃德受伤时的困惑表情让她动容，这也让她更爱他了。

不久劳埃德告诉她，他将离开。他将在五月第二周周末的圣灵降临节，去南海岸一个叫伯恩茅斯的地方参加工党的年会。

他说，他母亲也将去伯恩茅斯，他将利用这个机会把亲生父母的事情搞搞清楚。黛西觉得他看上去又热切又害怕。

劳瑟少校当然不会让他去，但劳埃德三月读这门课程前就获得了直接上司艾利斯-琼斯上校的允许，艾利斯上校或是喜欢劳埃德，或是工党的同情者，发布了这条不容劳瑟反抗的命令。如果德国突然入侵法国的话，自然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黛西很想在劳埃德离开之前让他知道自己对他的爱，如果不能在那之前表白的话，她会非常恐慌。她不知道这是为何，但她必须这样做。

劳埃德在周三离开，并于六天之后回来。巧合的是，博伊恰巧说他要在劳埃德离开的周三晚上过来。不知为何，黛西对劳埃德和博伊碰不到一起感到很高兴。

她决定在劳埃德离开前的周二进行告白，她不知道一天之后该对丈夫说些什么。

想着将和劳埃德的交谈，她意识到劳埃德可能会吻她，接吻时他们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进而发生关系，接着在彼此的臂膀中躺上一整夜。

她觉得他们必须谨慎一些。为双方着想，早晨劳埃德离开的时候一定不能被旁人发现。劳瑟已经有了怀疑：黛西已经从他非难和恶作剧的态度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似乎相比于劳埃德，她更该倾心于他似的。

如果她和劳埃德能在其他地方进行命运中的这次对话就好了。想到西翼没人使用的那些卧房，她不禁一阵心动。劳埃德可以在黎明时离开，如果被人发现，没人会想到之前他和黛西在一起。黛西可以过一些时候衣着整齐地出现，假装寻找家里不见的财产，比如说哪幅画。事实上，为了让谎言听上去像是真的，她可以事先从储藏室里拿些东西到卧室去，好为自己说的谎佐证。

周二早晨九点，培训生们都去上课以后，黛西拿着一个银盖掉色的香水瓶和一面小镜子到了上一层楼面。她已然产生了罪恶感。地毯拿掉了，她在地板上的脚步声响得骇人，似乎在宣告一个不贞妇人的到来。幸好卧室里没有其他人。

黛西走进栀子花套间，她依稀记得这个房间是用来放被单和枕套的。走进套间时走廊里没有其他人。她飞快地关上了门，气喘得很厉害。她告诉自己，到目前为止自己还什么事都没做。

她的记忆没错：贴着栀子花墙纸的墙边上放着几摞包着粗糙棉布、绑着捆扎绳，像大包裹一样叠放整齐的干净被单、被子和枕套。

套间里有股霉味，黛西打开窗户。房间里原先的家具还在：床、衣橱、五斗柜、写字台，以及一个放着三面镜子的蚕豆形梳妆台。她把香水瓶放在梳妆台上，然后用墙边的床上用品铺好了床。铺好的床单摸上去很凉。

我已经走出第一步了，她想着。我替自己和爱人铺好了床。

看着白色的枕头和带花边的粉红色床单，她仿佛看见自己和劳埃德动情地拥抱着，不顾一切地相互拥吻。她被自己的想象打动，几乎要昏厥过去。

外面传来脚步声，和她刚才踏在地板上的脚步声同样响亮。会是谁呢？也许是来查看漏水水沟或损坏窗棂的修理工莫里森。她沉住气等待，心脏在脚步声越来越响又慢慢消失的时间里因为罪恶感而跳得飞快。

惊惧缓和了黛西的兴奋感，她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她最后看了套房一眼，然后离开了。

走廊上没有任何人。

她沿着走廊往前走，脚步声依然很响。现在的我看上去没什么不正常的，她告诉自己。她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她比任何人都有权留在这里。这是她自己的家，她丈夫是这幢别墅的继承人。

那个她准备背叛的丈夫。

她知道她应该被罪恶感击倒，但事实上她急不可耐地想和劳埃德在一起，因为对他的向往而如坐针毡。

接着她必须把今晚在这儿会面的事婉转地告诉劳埃德。前一天晚上，劳埃德像往常一样去了她在地下室的卧房，但她没能把今晚的安排告诉劳埃德，因为那时劳埃德肯定会让她解释，她知道她会把一切都告诉劳埃德，然后和他一起上床，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她只能今天简短地给他提个醒。

平日里她不太在白天见他，两人只在过道和书房里遇见过几次。她怎么能确保一定能见到他呢？她一般会趁训练生不在的时候从后楼梯上阁楼。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回房来取忘在房间里的东西，因此动作必须要快。

她走进劳埃德的房间。空气里都是劳埃德的味道。黛西说不清劳埃德用的是哪种男士香水，她也没在房间里看到男士香水，不过剃须刀边上放着瓶发胶。她打开发胶闻了闻：没错，劳埃德身上发散的就是这种柑橘的清香。她问自己，劳埃德是不是有点自负？像是有点吧。即便穿制服，劳埃德看上去也很整洁。

她可以给他留张便条。梳妆台上有本破旧的便笺簿。她打开便笺簿，撕下一张便笺。她环顾四周，想找支书写笔。劳埃德有支笔杆上刻着名字的黑色钢笔，但他一定把那支笔随身带着上课做笔记。她在最上面的抽屉上找到支铅笔。

该写些什么呢？她必须很小心，防止被别人先看到纸条。在纸条最下方她写道：“书房见。”然后把纸条留在不会被错过的梳妆台上。接着便离开了。

没人看见她。

黛西估摸着，劳埃德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回房，也许会用梳妆台抽屉里的墨水瓶给钢笔灌点水。这样他就会看见纸条，去书房见她了。

她走进书房，等待着劳埃德的到来。

这天上午过得特别长。这些天她正在看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小说——他们似乎能理解黛西现在的感受——但这天格斯凯尔夫人却无法抓住她的注意力，她一整个上午都望着窗外。已经到了五月，泰-格温往年这时总是鲜花满园，但今年大多数园丁都参了军，留下来的几个也只种蔬菜不种花。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几个培训生走进书房，拿着笔记本坐在绿色的皮椅子上，只是劳埃德不在他们之中。

黛西知道，早上的最后一节课十二点半结束，那时培训生们都要去吃午饭。十二点半时，培训生们都起身离开了书房，但劳埃德还是没有出现。

劳埃德现在肯定已经回了房，放下书本，再去近邻的浴室里洗手，黛西估摸着。

过了几分钟，集合吃饭的锣声响了。

这时劳埃德出现在了书房门口，黛西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他看上去很担心。“我刚刚看见那张纸条，”他说，“你怎么样？”

劳埃德首先想到的还是她的身体情况。黛西的问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会想尽一切机会帮助她，他愿意献出整个身心为她服务。包括父亲在内，至今还从没哪个男人对她这么好过。

“一切正常，”她说，“你知道栀子花是什么样的吗？”黛西一整个上午都在练习这段对话。

“我知道，有点像玫瑰，问这干什么？”

“别墅西翼有间叫栀子花的套间，门上画着朵白色的栀子花，里面放满了床上用品，你能找到它吗？”

“当然能找到。”

“今天别去地下室了，我们在那儿会合。老时间见。”

他盯着她，似乎想搞清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去的，”他说，“但为什么这样安排呢？”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真是令人兴奋。”劳埃德说，但脸上露出的是狐疑的神色。

黛西大致可以猜到他在想什么。他会觉得，她为这天晚上做了浪漫的安排，并为此激动万分，同时告诉自己这是个毫无希望的梦。

“去吃饭吧。”她说。

他迟疑了一会儿。

她说：“晚上见。”

“我等不及了。”说完，劳埃德离开了书房。

黛西回到地下室的房间。不善于做菜的梅茜给她做了个面包夹罐装牛肉的三明治。她不想吃什么三明治：除了蜜桃冰激凌，她什么都吃不下。

她躺在床上休息。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夜晚的想象是如此具体，让她很不好意思。黛西从博伊那里学到了不少性知识——他显然和很多女人有染，她已经知道男人喜欢什么。她愿意和劳埃德一起做任何事，亲吻他身体的每一处，做那件博伊所谓的“首要事”，吞下他的精液。这些念头勾起了她的欲望，让她不得不动用所有的意志力，克制自慰的冲动。

五点时，她喝了杯咖啡。洗完头以后，又在浴缸里泡了很久。她剃干净腋下，修齐了下体过多的毛发。她擦干身体，涂上薄薄一层润肤乳。洒上香水，开始穿衣打扮。

她穿了件新内衣，然后试着自己的每条裙子。她喜欢蓝白色条纹的那条裙子，但这条裙子正面有排要花很久才能解开的小扣子，她知道晚上肯定要尽快脱下裙子。黛西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像个妓女，她不知道该感到羞耻还是感到有趣。最后，她决定穿那条能衬出完美双腿的草绿色羊绒齐膝裙。

黛西对着衣橱内侧狭窄的穿衣镜看着自己。她看上去很不错。

她坐在床沿穿上袜子，这时博伊走了进来。

黛西一阵晕眩。如果不是坐着的话，她也许会当场跌倒在地。她难以置信地瞪着博伊。

“给你个惊喜，”他喜滋滋地说，“我提前一天过来了！”

“是的，”黛西好不容易说出句话来，“确实是个惊喜。”

博伊弯下腰吻了吻她。黛西从来没喜欢过博伊伸进嘴里的舌头——他的舌头上不是烟味就是酒味。博伊也从没把她的厌恶放在心上——事实上，他还挺喜欢这种硬来的方式。但出于心里的罪恶，黛西这次伸出舌头回吻了他。

“老天，”他歇下劲以后说，“你真够劲爆的。”

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黛西想，至少我不想让你知道。

“实训提前一天结束，”博伊告诉她，“没时间通知你。”

“今天你要在这儿过夜吧？”黛西问。

“是的。”

太不幸了，劳埃德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了。

“你看上去不怎么开心。”博伊说。他看到了黛西身上的裙子，“你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你说有什么安排？”她镇定下来，“像你一样在双皇冠酒吧不醉不休吗？”她语带讥讽地问。

“不说这个了，我们喝一杯吧。”说完他出门拿酒去了。

黛西把脸埋在双手中。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她的计划完全泡汤了。一定要想法通知劳埃德才行。博伊在侧，她无法匆匆地对劳埃德道出心中的爱。

她告诉自己，这只是把计划稍微延迟了一些时间而已，她只须再等待几天：劳埃德下周二就会回来。等待令人焦心，但她和她的爱能挨过这些天。可她还是痛苦得只想哭。

她穿上袜子和鞋，走进卧室旁边的小客厅。

博伊找到一瓶威士忌和两个小酒杯，黛西喝了点威士忌让自己提起劲。博伊问她：“我看有个女孩正在给晚饭做鱼饼，我饿了，她的手艺好吗？”

“不怎么好，你饿的话可以拿来将就一下。”

“那就算了，喝点威士忌就行。”说完他又来了杯威士忌。

“你一直在做些什么？”黛西启发博伊说话，这样自己就不用说话了，“你们飞过挪威吗？”德国打赢了挪威战场的第一次陆上战役。

“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去什么挪威，那简直是场灾难。今天晚上，下议院要为挪威的事进行讨论，”接着，他谈起英法指战员犯起的错误来。

晚饭准备好以后，博伊到地下室取红酒，通知劳埃德的机会来了。但他在哪儿呢？她看了看表。这时是七点三十分，他一定在食堂吃晚饭。她无法走进食堂，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他交头接耳，那等于在众人面前揭穿了他们的恋人身份。怎样才能把他引出餐厅呢？她想了又想，但在想出办法前，博伊就拿着瓶1921年出产的培里侬香槟王得意扬扬地回来了。“这是他们生产的最好的葡萄酒，”他说，“有些年头了。”

两人坐在桌边吃梅茜做的鱼饼。黛西喝了杯香槟，但鱼饼一口都吃不下去。黛西把食物在盘子周边围成一圈，让人以为她已经吃了些。博伊倒吃了两份食物。

梅茜用罐装桃子和浓缩奶粉做了甜点。“英国的美食被战争毁了。”博伊说。

“以前也不怎么好。”黛西仍然在摆弄着盘子上的食物，想使食物看上去少一些。

劳埃德一定已经去了栀子花套间。收不到信的话，劳埃德会怎么办呢？他会整夜在那等待她的到来吗？他会等待到午夜以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吗？他会直接过来找她吗？直接过来的话，情况就糟透了。

博伊拿出一支长烟满意地抽了起来，不时把没着的一头放在酒杯中的白兰地里。黛西试图找个理由上楼，但一个都想不出来。晚上的这个时候她又能找什么理由去培训生的宿舍呢？

博伊抽完烟的时候，她仍然手足无措。博伊说：“该上床了，你要先洗澡吗？”

黛西不知道该怎么办，站起身走进卧室。她缓缓脱下为劳埃德穿的衣服，洗了把脸，穿上最无趣的一件睡袍，爬到床上。

博伊已经醉得不轻了，但一上床还是向她求欢。她突然觉得害怕极了。“很抱歉，”她说，“莫蒂默医生说三个月不能做爱。”莫蒂默医生没说过这话，他说止血以后就能做爱。黛西感到心里有愧，她本想和劳埃德激情一宿的。

“什么？”博伊生气了，“为什么啊？”

她灵机一动：“很快恢复房事的话，我可能就没机会再怀上了。”

博伊相信了。他很想要个继承人。“那好吧。”他转过身去。

很快他就睡着了。

黛西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团乱麻。她能偷跑出去吗？必须得套几件衣服——她不可能穿着睡袍到处乱跑。博伊睡得很沉，但经常起床撒尿。如果撒尿时发现她偷跑出去，之后又看到她着装整齐地回来他会怎么想呢？她又能找出什么样的一套说辞说服他呢？夜里女人在乡间别墅四处乱转只会有一个理由。

只能让劳埃德忍了。想到劳埃德一个人孤独伤心地待在满是灰尘的套房里，黛西就伤心得要死。他会穿着制服在那儿睡着吗？如果不盖条被单的话，他会着凉的。劳埃德会觉得她有急事，还是会以为她在无意中把他晾在一边了呢？也许他会觉得很失落，然后迁怒于她。

泪水从黛西的脸上奔流而下。好在博伊睡得很死，她可以尽情地流泪。

下半夜，她终于睡着了。梦中，她要去赶一班火车，但不断被各种愚蠢的小事耽搁：出租车开错地方；必须拿手提箱走很长一段路；车票不见了；到了月台，却发现搭乘的是一辆好几天才能跑到伦敦的公共马车。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博伊已经去浴室刮胡子了。

黛西彻底心灰意冷了。她起床穿上衣服。梅茜在为她做早饭，博伊已经吃起了鸡蛋、培根和奶油吐司。吃完早饭已经九点了。劳埃德说九点出发，他也许已经拿着手提箱出门了。

博伊站起身，拿着报纸进了厕所。黛西知道博伊的这个习惯：他会在厕所里待上五到十分钟。她不再犹豫了：匆忙从地下室走上楼梯，朝前厅奔了过去。

劳埃德不在门口，他一定已经离开了。黛西的心猛地一沉。

不过他会走去火车站：只有病人和有钱人才会为区区一英里路叫出租车，也许还能追得上他！黛西连忙冲出了门！

劳埃德在她前方四百码的车道上拿着手提箱举重若轻地行走，黛西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她放下顾忌，撒起脚丫跑了起来。

一辆被军人们称为“蒂利”的皮卡从黛西身旁开了过去。让她失望的是，皮卡在劳埃德身边慢慢停下了。“别上车！”但劳埃德离她太远，没有听见她的喊声。

劳埃德把手提箱扔到皮卡后斗，坐在司机身旁的副驾驶座上。

黛西拼命追赶，但皮卡已经不可能追上了。车一启动，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开走了。

黛西停住脚步，看着“蒂利”开过泰-格温的大门，渐渐消失了。她拼命克制住了想哭的冲动。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退回屋子。

前往伯恩茅斯的途中，劳埃德在伦敦住了一晚上。这天是1940年5月8日星期三，劳埃德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旁听了决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命运的辩论。

议院像剧场一样吵闹而无序：旁听席又窄又硬，楼下的议员们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影影绰绰。旁听席全都坐满了。劳埃德和继父伯尼通过楼下正和比利舅舅一起坐在议席上的艾瑟尔的影响力才好不容易搞到票。

劳埃德没机会问生身父母的事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的政治危机上。劳埃德和伯尼都希望张伯伦马上辞职。纵容法西斯主义的人缺乏带领英国参战的公信力，挪威的惨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辩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艾瑟尔说，除了受到工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外，张伯伦同样也受到了本党议员的抨击。保守党议员莱奥·艾默里在辩论中引用了克伦威尔的名言：“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好事，你们占据此位太久了。我告诉你们，离开吧，别再让我们看见你们。以上帝的名义，走吧！”这席出自同党议员的话简直太残酷了，比两边议席响起的“滚、滚”声还要伤人。

劳埃德的母亲和其他女议员，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女议员专用房间，决定发起一项针对张伯伦的投票。男议员无法阻止她们，于是纷纷决定加以声援。周三女性议员的议案提出以后，辩论演变成针对张伯伦的投票。首相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号召朋友们站在他这边——劳埃德觉得这是种软弱的表现。

今晚，攻击依然在继续。劳埃德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议员们的唇枪舌剑。他痛恨张伯伦对西班牙施行的政策。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间，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断给西班牙叛军予以人力和物力支援，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陆续把石油和卡车出售给佛朗哥的同时，张伯伦却依然协同法国施行“不干涉”的政策。如果有哪个英国政治家能容忍佛朗哥的大规模杀戮，那这个人只能是内维尔·张伯伦了。

“张伯伦不应该为挪威的惨败负责，”伯尼在会场稍稍平静时对劳埃德说，“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的首脑，你妈妈说推动这次参战的人是他。在面对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软弱而巍然不倒之后——张伯伦要是因为不是自己犯的错而下台那可是太讽刺了。”

“所有错归根结底都是首相犯下的，”劳埃德说，“做领袖就要担这个责任。”

伯尼干涩地笑了一声。劳埃德明白，继父是认为年轻人想问题太简单了，但出于情面，他并没有明言。

辩论声非常嘈杂。但当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站起身时，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劳埃德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尽管满头白发的前首相已经七十五岁了，但发言时仍然保持着上次世界大战胜利者所特有的威严。

他的话毫不留情。“这不是和首相交情深浅的问题，”他带着不遮不掩的嘲讽口气说，“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问题。”

劳埃德欣喜地看到，保守党的议员们和反对党议员们同样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他说他愿意做出牺牲，”劳埃德·乔治特有的威尔士北部鼻音加强了责难的效果，“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只有请这位先生卸任了。”

反对党议员纷纷大声表示同意，劳埃德看到母亲高声欢呼。

丘吉尔结束了这场辩论。他的口才和劳埃德·乔治不相上下，劳埃德担心他的演说会拯救张伯伦。但他发言以后，议员们齐齐发出鼓噪声，大多数时间他的演讲都被鼓噪声淹没了。

晚上十一点，丘吉尔结束了演讲，投票马上开始了。

英国下议院的投票系统非常怪异。议员们不是举手表决，也不是在投票纸上画钩，而是必须离开议席，分别穿过两条代表“是”和“否”的走廊。整个过程大约要耗上十五到二十分钟。艾瑟尔说，这种流程只可能是那种没事可干的人想出来的，她肯定这种流程很快会得到变革。

劳埃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张伯伦的垮台会让他非常高兴，但此时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为了分心，他把思绪放在了黛西身上，想到黛西总会让他轻松一点。泰-格温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何等怪异——先是那张“书房见”的纸条，然后是关于晚上在栀子花套间见面的匆匆交谈，最后是一晚上在焦心和寒冷中一无所获的等待。他等到早晨六点才放弃希望，不情愿地回到阁楼上的房间里，洗脸刮胡，换套衣服，打好包，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旅程。

不是出岔子就是黛西改变了主意。劳埃德想知道的是，黛西原本的意图是什么。她说她想告诉他一些事情。她是想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以致她连约会都忘了。看来只有等下周二见面再问她了。

他没告诉家人在泰-格温见了黛西。那意味着他得向他们解释他和黛西现在的关系，但他实在什么都没法说，他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吗？他不知道。黛西对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在劳埃德看来，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错过恋爱机会的一对好朋友。但他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因为那听起来太可悲了。

劳埃德问伯尼：“张伯伦一旦失势以后，谁将会接替他的职位？”

“估计是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伯爵是现任外交部长。

“不要啊，”劳埃德激动地说，“这时候再不能让贵族当首相了。和张伯伦一样，这种人只知道息事宁人。”

“我同意你的观点，”伯尼说，“但谁又能担此大任呢？”

“丘吉尔怎么样？”

“知道斯坦利·鲍德温是怎么说丘吉尔的吗？”保守党人鲍德温是张伯伦的前任外交部长，“他说温斯顿出生时，几个仙女在他的摇篮中注入了许多能力：想象力、辩论的能力、勤勉的精神和把事情圆满解决的能力，这时又来了一个仙女，她说，‘一个人不能有这么多种能力’，她抱起温斯顿，用力摇了摇，把判断力和智慧摇了出来。”

劳埃德笑了。“有趣的故事，但这是真的吗？”

“没有判断力确实是真的。上次大战中，带领英军参加达达尼尔海战的人是他，我们在达达尼尔海战中一败涂地。现在他又把英军带到了挪威，我们在挪威遭到了又一场失败。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事实证明，他对局势的判断往往太一厢情愿了。”

劳埃德说：“30年代他就说要加强军备。事实证明，这点是正确的——那时，包括工党在内的朝野各界都反对加强军备。”

“当狮子和绵羊一同酣睡时，丘吉尔已经在呼吁加强军备了。从这点上来讲，他是够有先见之明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个怀着抵抗决心的人。我们需要一个能大声呐喊，而不是忍气吞声的首相。”

“计票员回来了，你也许能实现你的愿望。”

投票结果宣布了。赞成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的为二百八十票，反对的为二百票。张伯伦赢了。议席里喧闹连连。首相的支持者相互祝贺，反对者高喊着要张伯伦辞职。

劳埃德非常失望。“经历了这些溃败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维护张伯伦呢？”

“别这么快下结论。”伯尼在张伯伦离开下议院，喧闹声小了点以后，拿了支铅笔在《新闻晚报》的纸边上计算着，“政府通常有二百四十票的压倒性优势，现在只剩下了八十票。”他写了几个数字，计算起来，“除去缺席的议员，大约有四十个原先政府的支持者反对张伯伦留任。这对一个首相来说打击非常大——近百名他的同事对他失去了信心。”

“但这还不够让他辞职，为什么会这样呢？”劳埃德不耐烦地问。

伯尼摊开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第二天，劳埃德、艾瑟尔、伯尼和比利一起乘火车前往伯恩茅斯。

车厢里满是参加伯恩茅斯工党年会的代表。一路上，他们用苏格兰高地口音、伦敦东区的方言等各种口音讨论着昨晚的辩论和首相的未来。劳埃德还是没找到机会和艾瑟尔讨论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问题。

和大多数代表一样，他们住不起悬崖顶上的豪华酒店，只能住在郊区的寄宿旅馆。晚上，他们去了酒吧，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了。劳埃德的机会来了。

伯尼替四个人买了酒。艾瑟尔大声说，不知道茉黛在柏林怎么样了。战争中断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邮政业务，艾瑟尔已经有很久没能和茉黛通信了。

劳埃德喝了口啤酒，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我的生父。”

艾瑟尔决然地说：“伯尼就是你父亲。”

她又在逃避！劳埃德抑制住突然在心头腾起的愤怒。“不要再这样说了，”他说，“伯尼知道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尊敬他，他早就知道了。”

伯尼拍了拍他的肩膀，真诚，但也有些尴尬地对劳埃德表示理解。

劳埃德的声音更决绝了：“可我对特德·威廉姆斯很好奇。”

比利说：“我们要谈论的是将来，谈论过去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战争。”

“说得没错，”劳埃德说，“正是因为面临着战争，所以必须立刻找到答案。我不愿再等下去了，我可能很快要上战场，我不愿稀里糊涂就死。”这个理由应该能让他们信服了吧。

艾瑟尔说：“该让你知道的，你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她没敢看劳埃德的眼睛。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劳埃德强迫自己保持耐心，“我的祖父母在哪儿？我是不是有堂兄弟和堂姐妹？”

“特德·威廉姆斯是个孤儿。”艾瑟尔说。

“他在孤儿院长大的吗？”

艾瑟尔生气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劳埃德提高声调，装作生气地回答：“因为我像你嘛！”

伯尼忍不住笑了。“这倒是真的。”

劳埃德倒没笑。“哪家孤儿院？”

“可能他告诉过我，但我忘了。我想应该是在加地夫。”

比利插话进来。“劳埃德，别提这种让人难堪的话题。喝点啤酒，谈点别的吧。”

劳埃德愤怒地说：“让人难堪的不是我。比利舅舅，非常感谢你，但我已经受够了谎言了。”

“好了，好了，”伯尼打圆场，“别说这些话了。”

“爸爸，对不起，但这件事必须得谈，”劳埃德举起手，不让比利和伯尼打断自己的话，“上次我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妈妈说特德·威廉姆斯来自斯旺西，但因为特德父亲工作的原因，他们家经常搬家。现在她却说特德是在加地夫的孤儿院长大的。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谎言——可能两次都是在撒谎。”

艾瑟尔终于抬起了眼睛。“我和伯尼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一直到送你上大学，”她愤怒地说，“你没有可以抱怨的。”

“我爱你，我也很感谢你，但这是两回事。”劳埃德说。

比利说：“我倒想问了，你为什么突然把这事提出来了？”

“因为有人在阿伯罗温告诉了我一些事情。”

艾瑟尔没有说话，但眼神里包含着一丝恐惧。劳埃德想，威尔士一定有人知道真相。

劳埃德不留情面地说：“有人告诉我，1914年怀孕的可能是茉黛·菲茨赫伯特，后来却对外声称这个孩子是你的。作为奖赏，菲茨赫伯特家给了你努特利大街的房子。”

艾瑟尔轻蔑地哼了一声。

劳埃德举起手。“这能解释两件事，”他说，“首先是你和茉黛女士非同寻常的友谊，”他把手伸进兜里，“然后是这张络腮胡子男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艾瑟尔一声不吭地瞪着照片。

劳埃德说：“很可能被人当作我的照片，是不是？”

比利不耐烦地说：“劳埃德，确实很可能，但任何认识你的人都不会认错。别胡说八道了，告诉我们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父亲。比利舅舅，我没有胡说八道。妈妈，告诉我，我是茉黛的儿子吗？”

艾瑟尔说：“我和茉黛的友情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我们的友谊曾经在妇女参政的策略分歧时中断过，不过后来又恢复了。我喜欢她，她也给了我一些人生中很重要的机会，但我们的关系里没有任何秘密。她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

“好了，”劳埃德说，“我可以相信你。但这张照片……”

“关于为什么这么相像的原因……”她说不下去了。

劳埃德却不肯放过。“告诉我真相吧。”他冷酷地说。

比利又插话说：“孩子，你找错对象发脾气了。”

“是吗，那你说我该找谁发脾气，说啊！”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说。”

比利的话像是一种退让。“你们这是承认先前撒谎了喽？”

伯尼惊呆了。他问比利：“你是不是说特德·威廉姆斯根本不存在？”和劳埃德一样，伯尼显然也被瞒了很多年。

比利没有回答。

劳埃德和伯尼都看着艾瑟尔。

“真该死，”她说，“就像爸爸说的那样，‘你犯下的罪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你们想知道，那么就让你们知道吧，虽然你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个事实。”

“告诉我吧。”劳埃德不顾一切地说。

“你不是茉黛的孩子，”她说，“你是菲茨的孩子。”

第二天是5月10日，星期五。这一天，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闪电进攻。

与父母和比利舅舅在寄宿公寓吃早饭时，劳埃德从收音机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并不吃惊：英国军队里所有人都知道德国马上要入侵了。

相对而言，他对于昨晚知道的事实更为惊奇。前一个晚上，他失眠了好几个小时，被母亲误导了这么多年，让他愤怒，而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仅是心爱的黛西的岳父，还是右翼贵族绥靖主义者，这让他深感失望。

“你怎么会爱上他呢？”他在酒吧里当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艾瑟尔的回答一击致命。“你还不是一样，你不是也爱过美国富家女嘛，她还嫁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呢，她不也一样是个右翼分子吗？”

劳埃德本想说那完全是两码事，但马上意识到两者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和黛西现在是什么关系，他肯定一度爱过她。爱情不可能是理智的。如果劳埃德会被不理智的情感左右，艾瑟尔一定也会。事实上，母子俩陷入爱河的时候也都是二十一岁。

他说艾瑟尔本应开始就告诉他，但艾瑟尔对此也有话说。“如果小时候就告诉你你有个伯爵父亲，你会如何反应？你多半会迫不及待地在学校里别的孩子面前吹嘘一番吧。他们肯定会嘲笑你在说瞎话。要不就是因为你比他们优越而冷落你。”

“但长大以后你总可以……”

“怎么说呢，”艾瑟尔显得很疲倦，“总是找不到好时机。”

听到艾瑟尔的坦白后，伯尼的脸惊得发白，但他很快调整好自己，他说他明白艾瑟尔为何不告诉他真相。“秘密被揭穿就不成为秘密了。”

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现在和伯爵是什么关系。“我想你现在还会时不时在威斯敏斯特宫看到伯爵吧。”

“不常见。贵族在威斯敏斯特宫有他们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餐厅和酒吧。民选议员只有经过安排才能和他们见面。”

那天晚上，劳埃德沉浸在震惊和困惑之中，不知该怎么想这件事。他父亲是个贵族，是个托利党人，是博伊的父亲，还是黛西的公公。他该感到悲伤、愤怒还是自轻自贱呢？真相带来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完全麻木了。身受重伤就是如此，起初是感觉不到疼痛。

早上听到的消息使他把思绪转到了欧洲战场上。

这天凌晨，德国向西展开了闪电般的突袭。尽管许多人都预料到德国会这样做，劳埃德还是对盟军的情报部门未能打探到袭击的具体日期感到吃惊，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这些小国的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一击即溃。

“传来的消息也许是真的，”比利舅舅说，“听听英国广播电台会怎么说吧。”

张伯伦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由英国师团增援的法国军队早已做好了应对这类入侵的预案。德军入侵以后，英法联军便启动了预案，联军从西部跨过边境，进入荷兰和比利时，迎头阻击疾驰的德军。

威廉姆斯一家心情沉重地搭上前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向举行工党年会的伯恩茅斯展览馆进发。

到了展览中心以后，他们得知了来自威斯敏斯特宫的最新消息。张伯伦依然紧握着大权。比利听说首相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入阁，意图使战时政府成为三个主要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权。

一家三口对英国的前途感到心悸。绥靖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把持着政权，工党被迫在联合政府中给他以支持。很难想象英国会变成什么样。

“艾德礼怎么说？”

“他说，要询问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意见。”比利回答。

“那就是要问我们的意见了。”劳埃德和比利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天下午四点委员恰好要开会。

“很好，”艾瑟尔说，“我们开始计票吧，看看委员中支持张伯伦计划的有多少。”

“我想应该没有。”劳埃德说。

“别这么确定，”艾瑟尔说，“总有几个希望不惜一切让丘吉尔出局的人。”

接下来几个小时，劳埃德奔走于展览馆的咖啡厅、酒吧和伯恩茅斯的海边，找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助手谈话。他没时间吃午饭，喝了太多的茶，整个人像是在水上漂一样。

劳埃德失望地发现，在张伯伦和丘吉尔的问题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有一样的观点。一些经历过上次战争的反战主义者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们支持张伯伦的绥靖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威尔士的议员们依然觉得时任内政部长的丘吉尔是派军队镇压1910年托尼潘蒂工人罢工的罪魁祸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劳埃德知道政治上的恩仇可不是那么容易忘却的。

三点半，劳埃德和比利在微风中沿着海岸走进举行委员会会议的高岸酒店。他们认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提议，但并不是很确定。劳埃德对投票结果依然非常担心。

走进会议室以后，他们和其他委员一起坐在长桌旁。四点的时候，工党领袖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

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个安静谦逊的瘦削男子，他穿着得体，留着一把胡须，头发却没几根了。他看上去像是个律师——他爸爸就是个律师——人们很容易轻视这么一个人。艾德礼用单调的嗓音向全国委员会委员罗列了包括张伯伦想与工党结盟在内的、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接着他说：“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们。第一：你们想不想在以内维尔·张伯伦为首相的联合政府里供职？”

桌旁的委员们纷纷说出了“不”字，比劳埃德料想的还要整齐。劳埃德非常激动。背叛西班牙民主政府，与法西斯分子为友的张伯伦终于要垮台了。这个世界还是有道理可讲的。

劳埃德同时还注意到艾德礼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他没有开宗明义地展开讨论，没有提出“我们该怎么办”这类问题，更没有给与会者迟疑和踌躇的机会。他把委员们逼到墙角，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劳埃德确信艾德礼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结果。

艾德礼说：“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愿意在另一个首相掌权的联合政府中工作吗？”

委员的回答没有刚才那么一致，那么响亮，但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是”。劳埃德环顾四周，发现所有委员都支持这个想法。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他们绝不介意投票进行表决。

“如果是这样的话，”艾德礼说，“我会告诉张伯伦，工党愿意参加联合政府，但前提是他必须辞职，选举出一位新首相。”

桌子旁响起一阵低低的应和声。

劳埃德注意到，艾德礼机智地回避了他们想让谁担任新首相的问题。

艾德礼说：“我现在就去给唐宁街十号打电话。”

说完他离开了会议室。

那天晚上，温斯顿·丘吉尔依例被招到白金汉宫，在任命仪式上被国王宣布成为新一任的联合王国首相。

虽然丘吉尔是保守党人，但劳埃德对他抱有极高的希望。周末，丘吉尔组成了他的内阁。战时内阁包括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艾德礼的副手阿瑟·格林伍德。丘吉尔任命工会领袖厄尼·比文为劳工部长。劳埃德觉得丘吉尔是真心想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

劳埃德打好包，准备坐火车回阿伯罗温。回去以后，他希望能被迅速派到战场，最好是在法国。但他希望能找到一两个小时空闲。劳埃德很想为上周二的事情找黛西要个解释。越到快见面的时候，他就越不耐烦。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穿越荷兰和比利时，他们以劳埃德完全没想到的速度打垮了盟军的英勇反击。周日晚，比利接通了战争部一个熟人的电话。过后，他和劳埃德从寄宿旅馆的女老板那里借了本学校里拿来的旧地图集，一起研究起欧洲西北部的局势来。

比利用食指画出一根从杜塞尔多夫经布鲁塞尔到里尔的线。“德军正奔向法军防线的最薄弱部分，也就是和比利时接壤的北部。”接着他把手指往下移，“比利时南部是阿登高地，那里是机械化部队难以穿越的山地和丘陵，战争部的朋友这样告诉我。”说完他的手指上移，“再南边是法德边境戒备森严的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一直延伸到了瑞士。”接着他用手指翻了一页，“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间却没有这样的防线。”

劳埃德非常吃惊。“难道以前没人想到过吗？”

“我们当然想到过这一层，并为此制定了相关的策略。”比利压低了声调。“我们将其称为D计划。这个计划不是秘密了，因为我们已经启动了。法国的大部分军队和英国的远征军已经集结在那里，准备跨过边境进入比利时。他们将在德尔河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止德军的推进。”

劳埃德觉得不是很放心：“我们要把一半的军队都投入到D计划中去吗？”

“我们需要确保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就好。”

女老板带来封发给劳埃德的电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电报肯定是部队发来的。劳埃德离开泰-格温前把伯恩茅斯的地址交给了艾利斯-琼斯上校。劳埃德觉得这封电报来得晚了。他连忙打开了包电报的信封。电报上写着：

<small>不用回阿伯罗温，直接去南安普敦报到。</small>

不回泰-格温了。南安普敦是英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是英国通往欧洲大陆的主要出发地，沿海岸线走，南安普敦离伯恩茅斯只有几十英里，坐火车和汽车可能一会儿就到了。

这样一来，明天就见不到黛西了，劳埃德突然一阵心痛，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黛西要告诉他什么了。

艾利斯-琼斯上校的电报坐实了英军的军事介入。

要去法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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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七章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在堵车中度过了法国战场的前三天。

埃里克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是第二装甲兵团附属医疗队的成员。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时候，他们没有目睹任何军事行动，只看到了延绵不断的山和树林。他们听说这一带是阿登高地。他们行进在狭窄的公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铺沥青，一辆抛锚的坦克很快造成了五十英里的堵车。他们被困在队列中，滋味比行军还要难受。

赫尔曼布满雀斑的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对埃里克说：“简直他妈的太傻了。”

“你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不应该说这种话，”埃里克轻声说，“要对元首有信心。”他并没有真生气，只是给赫尔曼一点提醒。

动起来的滋味也不好受。他们坐在军用卡车的后地板上，公路上尽是树根和弹孔，卡车在行进时颠个不停。埃里克希望能马上投入战斗，以便脱离该死的卡车。

赫尔曼提高了声调：“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医疗队队长雷纳尔·韦斯医生说：“元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韦斯表情一本正经，埃里克却似乎从他的语调中听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黑发、戴眼镜、身材瘦削的韦斯少校经常嘲讽地议论军队和政府，但旁人又无法从他谜一般的话语中找到任何把柄，因此谁都不曾举报过他。另外，军队战时也需要韦斯这种技术精湛的名医。

车厢里另外两个医务兵都比埃里克和赫尔曼年龄大。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医务兵对赫尔曼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法国人多半没料到我们会打到这里，毕竟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

他的朋友曼弗雷德说：“我们恰好可以做到出其不意，没遇到多大抵抗便直扑法国边境。”

韦斯嘲讽地说：“你们的策略真是让我醍醐灌顶，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上这里来了。”但他没说他们错了。

让埃里克惊讶的是，直到这时还有那么多人对元首缺乏信心。他的家人仍然对元首的胜利视而不见。他的父亲一度曾经很有权势，现在却是个卑微的小人物。沃尔特不但不对攻克蛮荒的波兰感到高兴，反而长吁短叹着波兰人民的遭遇——他一定是偷听敌台得知了他们的遭遇。这会给全家人惹上麻烦的——不向纳粹设在街区的监管员报告的话，包括埃里克在内的全家人都会因此而获罪。

埃里克的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常会拿个放着熏鱼和鸡蛋的小包消失上一阵子。她不做什么解释，但埃里克可以肯定母亲是把小包拿给洛特曼夫人了，洛特曼夫人的犹太丈夫已经被取消了行医的资格。

尽管如此，埃里克还是把绝大部分军饷都寄回家里。他知道如果不寄钱回家的话，他的父母就要受冻挨饿了。埃里克不赞成父母的政治观点，但是他爱他们。他父母也是一样，他们对埃里克支持纳粹的政治态度非常气愤，但打心眼里爱着他。

埃里克的妹妹卡拉本希望能和埃里克一样成为一个医生，她在得知医生在当今的德国只能是男人的职业时曾感到非常愤怒，不过她已经接受了现实，经过培训当上了更适于女孩的护士。卡拉和埃里克一样，也在用微薄的工资支援着父母。

埃里克和赫尔曼本想进步兵营。他们想象中的战争是面对敌人，杀死对方或为祖国牺牲。但他们现在谁都杀不了。他们都上了一年的医学院，所受的培训是军队的宝贵财富，因此他们都当上了医务兵。

5月13日，在比利时的第四天中午之前，围绕着他们的只有坦克和卡车的轰鸣声。这天中午，他们开始听到一种更响亮的声音。轰炸机盘旋在他们头顶，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进行轰炸。呛人的烟味使得埃里克的鼻子一阵阵地抽搐着。

下午，他们在俯瞰河谷的高地上休息。韦斯少校说下面是默兹河，他们已经到了色当的西面，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法国的领土。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从他们头顶飞过，对他们前面几英里河岸上散布的村庄进行轰炸，那里也许隐藏着法国的防御阵地。烟雾从被不计其数的炮火击中的民房和农舍喷涌而出。炮火一阵连着一阵，埃里克为被困在炼狱里的所有灵魂感到惋惜。

这是埃里克目睹的第一场战事。不久之后他就将投入战斗。到时，也许会有些年轻的法国兵站在安全的制高点，为战死受伤的德国兵感到伤心。想到这里，埃里克的心像打鼓似的一阵兴奋。

向东眺望，景物影影绰绰，埃里克看到战斗机像空中的小墨点一样四处舞动，烟柱不时腾起，这时他才深切地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就在离自己只有几英里的河岸上展开。

过了一会儿，空袭结束了，战斗机折转向北。从他们头顶飞过的时候，机翼摆动了几下，像是在向他们祝福“好运”。

在离埃里克不远的一块通向默兹河的平地上，德军的坦克相继投入了战斗。

他们离敌人还有两英里，但法国炮兵已经开始从城里对他们发起炮击了。埃里克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有这么多法军的炮兵会在轰炸中幸存。炮火如织，埃里克听见炮弹穿过田野的呼呼声和落地时泥土四溅的声音。他看到一发炮弹正中在坦克上，烟雾、金属和人体碎片齐齐从坦克的炮口中喷射出来。埃里克不禁一阵心悸。

法军的炮火没能抵挡住德军的前进。坦克群不断地从河岸向被韦斯称为唐奇里的小镇东面进发。坦克后面跟着乘着卡车或步行的步兵。

赫尔曼说：“空袭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炮兵在哪里？我们需要炮兵打掉镇上的炮兵阵地，使坦克和步兵可以跨过河流，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

埃里克想扇他耳光，让他闭上那只爱抱怨的嘴。马上要投入战斗了——参战士兵必须保持积极的心态！

韦斯却说：“布劳恩，你说得对，但我们的弹药车还堵在阿登高地上。现在我们只有四十八颗炮弹。”

一个红脸上校从后往前跑过队列，向队列里的士兵大喊：“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韦斯少校指着前面说：“我们将在东边的那个农庄建立起战地医疗站。”埃里克看到那是幢离河八百码的灰顶矮房。“很好，我们出发吧！”

他们跳上军用卡车，乘着呼啸的卡车下山，到了平地以后向左转入了一条颠簸的机耕道。埃里克很想知道德军会拿房子被充当战地医疗站的那家人怎么办。他觉得德军会把那家人赶走，如果胆敢惹麻烦的话，应该会把他们枪毙吧。但两军对垒之间他们又能去哪儿呢？

他根本用不着担心：这家人早就离开了。

根据埃里克的观察，农庄离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只有半英里。他觉得在离敌人这么近的地方建立战地医疗站根本没道理。

“抬担架的，赶快把担架抬到战场上，”韦斯叫道，“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医疗站布置好了。”

埃里克和赫尔曼从医疗储备车上拿了一副卷起的担架和一个急救包，风风火火地朝战场上冲了过去。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跑在他们前面，十来个战友跟在他们身后。埃里克高兴地想，这是一个成为英雄的大好机会。他一定要做个在战火面前保持镇静的战斗英雄，而不会像有些软蛋一样被炮火吓得屁滚尿流，找个防空洞躲起来。

他们冲过田野，跑到河岸上。这段路并不短，要把伤者从河边抬回医疗站似乎困难重重。

他们经过几辆被击毁的坦克，但坦克上已经没有了幸存者。埃里克把头移开，尽量不去看变形的金属上烧焦的人体残骸。他们周围有法军的炮弹飞过，但并不算太猛：河边的防御已经减弱了许多，大多数法军的大炮都被德国的轰炸机端掉了。但这是埃里克第一次经历被人炮击的状况，他孩子般用双手遮住眼睛，却还是一个劲地拼命往前跑。

这时，一颗炮弹炸在了他们的行进路线前。

一声炸响，土地像被巨人踩在上面一样抖了三抖。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被击个正着，埃里克看到他们的身体像是失重了一样被炸得飞了起来。炮弹的冲击波把埃里克撂倒在地。他面朝上躺在地上，地上的灰泥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不过他幸运地没有受伤。他挣扎着站起身，面前躺着克里斯托弗和曼弗雷德血肉模糊的尸体。克里斯托弗像个被撕碎的破娃娃一样，四肢被拧断了。曼弗雷德的头颅从身体上分离，掉在自己穿着靴子的双脚旁。

埃里克吓傻了。在医学院，他还没处理过断肢和流血的尸体。他只见过解剖教室里风干的尸首——学生们每两个人分到一具，埃里克和赫尔曼分得一个老妇干枯的尸首——除此之外，他就只见过手术台上被切开的活人身体了。但无论哪个都没有战友突然间被炸开的尸身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他只想快点往回跑。

埃里克转过身。他满心都是惧怕，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他开始朝他们来的路往回走，向着远离战场的森林走去。他的脚步很坚定。

赫尔曼救了他。他挡在埃里克身前说：“别犯傻！你想去哪儿啊？”埃里克没有停下，想从赫尔曼身边绕过去。赫尔曼照着他肚子就是一拳。埃里克弯下腰，跌坐在地上。

“别想走，”赫尔曼急切地说，“你会因为开小差被枪毙的！赶快振作起来！”

埃里克在调整呼吸的时候恢复了理智。他不能逃跑，他不能当逃兵，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留在这里。他渐渐用意志战胜了恐惧，缓缓站起身来。

赫尔曼警觉地看着他。

“对不起，”埃里克说，“我吓坏了，现在我好多了。”

“那就拿起担架往前走！”

埃里克拿起卷起的担架，把它平衡在肩膀上，转身就跑。

快到默兹河的时候，埃里克和赫尔曼发现他们站在了步兵们之间。一些步兵从卡车后车厢里拿出充气橡皮艇，把它们抬到河边。德军坦克不断对法军的防守阵地进行炮轰，掩护橡皮艇下水。恢复了斗志的埃里克很快发现这是场注定打不赢的战斗：法军藏在墙壁后面或是躲在建筑物里，德国的步兵却暴露在河岸上。橡皮艇一入水，就暴露在密集的机关枪火力之下。

河流中上游右拐。步兵只有退出一长段距离之后，才能躲到法军的火力之外。

河岸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伤者。

“把这个人抬起来！”赫尔曼果断地说。埃里克按照指示弯下了腰。他们在呻吟的士兵旁打开担架。埃里克按学到的步骤从瓢里给他喂水。伤员脸上有数不清的伤口，胳膊也折了。埃里克猜想他被机关枪击中，但幸运地没有伤及要害。他没看到很多血，因此他们不需要用止血带为伤员包扎。两人把伤员放上担架抬起，开始朝急救站走去。

一路上，伤员不断因为痛苦而大声喊叫。他们停下时，伤员不断催他们“快一点，快一点！”，痛苦地咬紧了牙关。

抬担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还没走到一半，埃里克就觉得自己手都要断了。但他知道病人正忍着剧痛，只能硬撑着继续朝前跑。

埃里克欣喜地发现，周围已经没有法军的炮火了。法军把所有炮火击中在河岸上，试图阻止德军跨过默兹河。

过了好一会儿，埃里克和赫尔曼才抬着担架回到充当急救站的那幢农舍。韦斯已经把农舍重新布置了一遍，华而不实的家具被搬了出去，地板上标注了摆放病人的位置，餐桌成了做手术的地方。他告诉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员放在哪儿，接着让他们到战场上再去抬一名伤员。

跑回河岸要容易些。走的是下坡路，担架上也没有伤员。到达河岸时，埃里克担心自己会不会再一次吓破了胆。

他惊恐地发现战事比刚才更为激烈了。河中间有几艘泄了气的橡皮艇，岸上的尸体更多了——德军依然没能到达对岸。

赫尔曼扯着嗓子朝埃里克大喊：“这真是场灾难，先等炮兵来进攻。”

埃里克说：“那样就会让法军有时间加强防守，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我们就没必要跋涉到阿登高地了。”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赫尔曼仍旧在发牢骚。

埃里克的内心对元首是不是永远正确提出了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削弱了信心，几乎站不稳了。好在战场上没时间给他多想，他们在一个一条腿几乎都被炮弹炸掉的伤兵身旁停住了脚步。伤兵二十岁出头，和他们差不多年纪，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皮肤苍白，脸上都是雀斑。他的大腿下半部分被炸断了，断口血肉模糊。奇怪的是，他出奇地清醒，像期望有天使从天而降般瞪大了双眼，望着他们。

埃里克找到了腹股沟处的止血点，开始帮他止血。赫尔曼拿了条止血带，放在止血点上。之后他们把伤员抱上担架，扛起来往回跑。

赫尔曼是个忠诚的德国人，但他有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负面情绪。埃里克就不一样了，他完全不敢暴露自己的沮丧和无奈，避免降低战友们的士气——这样可以使他远离麻烦。

但他还是不能不想。穿越阿登高地的行动似乎并没有给德军带来预想中唾手可得的胜利。默兹河的防线尽管并不坚固，法军的回击却异常猛烈。埃里克想，他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应该不会使自己丧失对元首的信心吧？他对自己会产生这种想法感到非常恐惧。

他不知道东线德军的进展是否比这边快。第一装甲师、第十装甲师和埃里克所在的装甲师齐头并进，第二装甲师已经到了边境，他们一定在默兹河上游展开攻击了吧。

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阵阵地疼。

他们第二次回到了急救站。急救站异常繁忙，地板上躺满了呻吟的伤兵，满是血污的绷带扔得到处都是。韦斯少校和助手们忙着诊断一位位断肢的伤兵。埃里克从没想过伤兵会如此集中在这么个狭小的地方。元首谈战争的时候，埃里克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时埃里克注意到自己带来的伤员已经闭上了眼睛。

韦斯测了测伤兵的脉搏，声音沙哑地责难道：“把他抬到谷仓去——别把没救的家伙抬回来。”

埃里克手臂上的疼痛扩展到了腿部，又被韦斯骂得没了脾气，委屈得直想哭。

埃里克和赫尔曼把伤兵的尸体抬到谷仓，看到那里已经放了十几具年轻的尸体了。

这比埃里克能想到的都要可怕。先前他想象中的战争，只是危险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对痛苦的平静接受，以及英雄主义。现在他亲眼见到的却是痛苦、尖叫、恐惧、破碎的尸体，以及对战斗的无望。

他们又回到了河边。

太阳西下，战场上的局势起了变化。唐奇里的法国守军受到对岸远处的德军炮击，防守力度小了不少。埃里克猜想炮击法军的应是德国的第一装甲师，他们幸运地在河的南岸建立桥头堡，可以腾出手支援侧翼的友军。他们显然在森林里保全了军火。

在第一装甲师的激励下，埃里克和赫尔曼又救了一个伤兵。回到急救站以后，他们喝了碗美味的肉汤。十分钟的晚餐使埃里克很想躺在地上睡上一整晚。但河岸上的伤兵还很多，他努力站起身，拿起担架的一头，小跑回了战场。

这时战场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坦克沿着河上摊开的竹筏开过河。渡河的德军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但在第一装甲师的火力掩护下，他们也拿起枪进行了回击。

德军取胜的机会来了。埃里克非常兴奋，为刚才对元首产生的怀疑感到羞耻。

埃里克和赫尔曼不断地把伤员从战场上送回急救站，渐渐把肩膀和大腿的疼痛都丢到九霄云外了。有些伤兵在整个搬运过程中不省人事，有些人感谢他们，有些人咒骂他们。有些人光顾着大哭大叫。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

早上八点，他们所属的部队终于在河对岸建立了桥头堡。早上十点，桥头堡得到巩固，部队开始陆续过河。

黄昏时战斗结束了。埃里克和赫尔曼还在继续清理战场上的伤员。午夜时分，他们抬走了最后一位伤员。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躺在树下，在疲乏中睡着了。

第二天，埃里克和赫尔曼随同第二装甲师折转向西，突破了剩余的法军防线。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五十英里之外的瓦兹河，在没有防御的法国国土上迅速前进。

5月20日，德军在出其不意地突破阿登高地的一周以后，顺利地抵达了英吉利海峡的海岸边。

韦斯少校向埃里克和赫尔曼解释了战争的进展。“进攻比利时只是个幌子，目的是让法军和英军进入我们的圈套。装甲师是这个圈套的大口，现在它们已经落在我们的牙齿上了。法军大部和英国远征军的全部都在比利时，被德军死死地围在中间。他们被切断了物资补给和人员增援，陷入失败的境地。”

埃里克得意扬扬说：“元首料到了一切。”

“是的，”韦斯说，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分辨不出韦斯的话是不是发自内心，“没人能像元首那样高瞻远瞩。”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加来和巴黎之间的一座足球场里，和几千名英军战俘待在一起。白天，他们不得不忍受六月阳光的曝晒，但晚上还算好受，没有毯子也很暖和。足球场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水，他们没办法洗澡洗脸。

劳埃德用双手挖起了洞。他组织几个威尔士矿工在足球场的一边建起了公共厕所，为了显示决心，他也参加了劳动。战俘们没什么事可做，纷纷过来帮忙，很快足球场边聚集了百十号人。一个守卫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劳埃德向他做出了解释。

“你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卫兵和蔼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劳埃德。”

“我是迪特尔。”

劳埃德决定利用卫兵表现出的善意。“有工具的话，我们可以挖得更快一点。”

“为什么要赶进度？”

“卫生一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迪特尔耸了耸肩，拿工具去了。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丢人，连真正的打仗都没看到就被俘了。威尔士步枪团作为后备部队来到法国，以期在长期的战役中缓解其他部队的压力。但德国仅仅用了十天就打败了盟军的大部分兵力。大多数战败的英军从加来和敦刻尔克返回英国，但有几千人没来得及登船，劳埃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德军应该已经向南行进了。就劳埃德所知，法军还在坚持战斗，但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已经在比利时被消灭了。德国卫兵像是知道胜利终将属于他们一样，一副趾高气扬的表情。

劳埃德成了个战犯，他会一直被困在战俘营吗？英国政府此时一定受到了维持和平的巨大压力。丘吉尔不会屈从，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他像头公牛一样死倔，正因为这种个性，他也很容易被弃之一边。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的人也许愿意和纳粹签订和平条约，外交部副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可能也会。想到这里，劳埃德突然感到非常羞耻，这样的人竟会是他的父亲。

如果和平马上达成的话，他的战俘生活也许会很快结束，这段日子可能一直在法国的这座足球场里度过。最后会满脸憔悴地回到家里，但至少能保证不受到伤害。

如果英国继续参战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上次大战持续的时间超过四年，劳埃德可不想在战俘营里过上整整四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准备找机会逃离这座足球场。

迪特尔带着六七把铲子回来了。

劳埃德把铲子分配给身材最强壮的人，工作进展得很快。

有时战俘会转移到永久的战俘营，这是逃跑的最好机会。根据西班牙得来的经验，劳埃德知道军队不会把看管战俘作为第一要务。如果脱逃不成功的话，被捉的逃亡战俘会被直接枪毙。如果脱逃成功，那也没人会管。无论是哪种情况，战俘营看管的战俘都会少上一个。

他们用这天剩下的时间搭建完厕所。除了卫生方面的改善之外，此举大大激发了战俘们的士气。那天晚上，劳埃德躺在地上，看着夜空中的星星，思索着能不能在战俘营里组织些别的活动。他决定搞一场运动会，一场监狱里的奥林匹克。

还没等他把设想变为现实，战俘们就挪窝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从体育场开拔转移。

一开始，劳埃德不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行走。但很快他们就走上了来回两车道的拿破仑公路，开始稳步朝东行进。劳埃德觉得，他们很可能要走到德国去。

到了德国，再想逃跑就难了。他必须抓住机会逃跑，越快越好。他非常害怕——卫兵们都拿着枪——但他下定了决心。

除了德军军车，公路上其他车辆很少，但有很多和他们方向相反步行奔走的逃亡者。他们把家里的财物放在手推车和滚轮车里，有的还牵着牲畜，显然是战乱中家园被毁的难民。劳埃德告诉自己，这个现象非常好，战俘也许可以藏在难民们中间逃跑。

战俘的押运措施并不严密。看管上千个转移战俘的只有十来个看守。他们有一辆汽车和一部摩托车。坐不上车的看守，或步行，或骑着从法国当地征用来的自行车。

但逃跑并不容易。公路上没有英式的篱笆提供隐蔽，公路旁边的地沟也不深。逃跑的战俘很容易被枪法精湛的卫兵击中。

接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在村庄里，卫兵们很难看住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村民们站在门梁边，冷漠地看着囚犯们。村民之间站着几头羊。路边有几间农舍和商店。劳埃德寻找着逃脱的机会。他需要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一扇敞开的门、屋子间的通道和一片小树丛都能让他隐身。劳埃德需要趁视线里没有士兵的时候躲进这类地方。

几分钟里，这样的机会一直都没出现，他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了这个村庄。

他有点灰心，但还是告诉自己要保持耐心。机会还多着呢，离德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会加强对被占领土的统治，会完善被占领土的政府组织，实行宵禁，增加检查点，阻止难民流动。过上一段时间，逃跑肯定会愈加困难。

天很热，劳埃德脱下制服，摘下领带。他要尽快处理掉这些可以透露他身份的服饰。他还穿着卡其裤和衬衫，旁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英国兵，他只希望远看不要如此显眼。

又经过两个村庄以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镇上的逃亡路线可能会多一些。劳埃德意识到自己的头脑中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战，一边说最好别有太好的机会，别把自己推向吃枪子的噩运。另一边却叫他找机会就跑。他已经习惯受监禁的命运了吗？尽管腿有点酸，但跟着队伍行走十分安全。但后一种想法还是占了上风，他必须找机会脱离这支队伍。

不幸的是，穿越小镇的道路特别宽。队伍行进在道路的中央，逃脱者必须穿过两边的一长段空地才能隐蔽起来。一些店关闭了，几座建筑被木板围了起来，但还是有小巷、开门的咖啡馆和教堂可供隐蔽——但他无法摆脱卫兵的监视逃到这些地方。

他打量着道路两旁旁观镇民的表情。他们同情英国战俘吗？他们记得英国远征军在为法国而战吗？他们会屈服于德军的淫威，不肯向战俘提供帮助吗？可能性对半，没必要去冒险。有些人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帮忙，但另一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把逃跑战俘交还给德军。劳埃德无法根据这些人的表情判断他们会做何举动。

他们很快抵达了镇中心。劳埃德告诉自己，我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要想逃跑的话，必须得赶快行动了。

他看见前面有个十字路口，一队汽车正排在路口前准备左转，被走在路上的战俘挡住了去路。劳埃德在队列里看到一辆小卡车。这辆车又脏又破，像是属于建筑工程队或筑路队。卡车后车厢敞开着，但车沿很高，劳埃德看不见后车厢里的情形。

劳埃德觉得也许可以爬上车沿，翻进后车厢。

翻进后车厢以后，路上行走站立的人和骑车的卫兵肯定看不见他，但楼上窗户边看热闹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镇民们会出卖他吗？

劳埃德走近小卡车。

他回头瞄了一眼，最近的卫兵离他有二百码。

他朝前看了看，前方骑车的卫兵离他只有二十码。

他对身边的战俘说：“帮我拿好外套好吗？”说着劳埃德把外套递给身边那位战俘。

劳埃德走到卡车驾驶座旁边，往里看了看。开车的是个穿着全身工作服，嘴里叼着烟的工人。劳埃德走过驾驶室，和后车厢平行，这时已经没时间再观察卫兵们的动态了。

劳埃德把双手放在车沿上，两手一撑，一条腿迈进后车厢，接着是另一条腿。尽管几千名战俘踏步的声音很响亮，但落在后车厢里的时候劳埃德还是发出了“砰”的一声响。他立刻平躺下来，安静不动，等待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德国兵叫骂声、巡逻车开过来的声音和步枪的射击声。

但耳边听到的却只是引擎的轰鸣声、战俘们的拖步声，以及小镇上的车流声和人声。他顺利逃脱了吗？

他微微抬起头，看了看后车厢里的情况。后车厢里放着桶、板条、扶梯和独轮手推车。劳埃德本想找到遮蔽用的麻袋，但天不遂人愿，后车厢一条麻袋都没有。

劳埃德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摩托车似乎在小卡车旁边停下了。很快，他听到近旁有人在用德国口音很重的法语说：“你准备去哪儿？”德国卫兵问卡车司机。劳埃德的心跳加快了。卫兵会不会看后车厢呢？

劳埃德听到司机用一连串飞快的法语说了些什么，话说得太快，他完全没有听懂。德国卫兵似乎也一样，卫兵把刚才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劳埃德把头转到上面，发现楼上的窗户旁边有两个女人正在俯瞰着街道。她们看见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其中一个把胳膊伸出窗户，用手头指点着他。

劳埃德盯住她，试着和她目光交会。他的一只手在身体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做出“不要”的手势。

女人领会了他的用意。她猛地抽回手，用手遮住嘴，似乎意识到刚才的指点对劳埃德可能意味着死刑判决。

劳埃德希望两个女人离开窗口，别再看着他了。但这是种奢望，她们依旧紧盯着他。

骑摩托车过来的卫兵似乎决定不再深究了，很快骑车离去。

脚步声越来越小，战俘的队伍渐渐远去。劳埃德安全了吗？

司机拉了下排挡，汽车发动了。劳埃德觉得车拐了个弯以后加速向前进。他依旧躺在地上，害怕得一动不敢动。

劳埃德看着一座座开过房屋的楼顶，生怕再被人看见，但即便被人看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一刻都会离卫兵更远一点，他时刻勉励着自己。

让他失望的是，卡车很快就停下了。司机关掉了排挡，打开驾驶座一边的车门，再狠狠把门关上。劳埃德等了一会儿，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继续躺了一会儿，但司机一直没回来。

劳埃德看着天。太阳高高挂着：中午一定已经过了。司机也许去吃午饭了。

劳埃德面临的问题是，街道两边楼上的人依然能从窗户后面看见他。如果继续这样躺着，他迟早会被人看见。那时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他看见一幢房子的阁楼窗帘动了动，这一动使他下定了决心。

劳埃德站起身，往车的一侧看了看。一个西服革履的行人诧异地看着他，但并没有停住脚步。

劳埃德跨过车沿，跳到地上，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带酒吧的餐馆外面。司机显然在餐馆里吃东西。窗边有两个拿着啤酒、穿德国军装的军人，劳埃德一阵惊恐。好在他们聊得正欢，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他飞快地走开了。

他一边走，一边警觉地看着四周。每个和他擦身而过的人都瞪眼盯着他：他们显然知道他是战俘。有个女人尖叫着逃开了。劳埃德知道自己必须赶快脱掉卡其布衬衫和裤子，换上法式的穿着。

一个年轻人拉住他的胳膊。“跟我来。”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边’你。”

劳埃德随着年轻人拐进条小巷。劳埃德没理由相信这个年轻人，但必须马上做个决断，他决定相信他。

“这边。”年轻人把劳埃德带进一间小屋。

空空荡荡的厨房里只有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年轻人自称莫里斯，他说他的妻子叫玛塞尔，他们的儿子叫西蒙尼。

劳埃德让自己暂且放松了一会儿。他终于从德国人手里逃脱出来了！危险还在，但他已经远离街道，身边都是些友善的人。

他在高中和剑桥学了标准法语，在逃离西班牙的途中，特别是在波尔多摘葡萄的两个星期又学了很多口语。“你们真是太好了，”他说，“非常感谢。”

莫里斯显然为不必再用英语松了口气，他用法语回答：“我想你一定饿了吧。”

“是的，非常饿。”

玛塞尔麻利地从长条面包上切了几块，然后把块状面包和奶酪、一瓶没有商标的葡萄酒一起放在桌上。劳埃德坐在餐桌旁，尽情地享用着食物。

“我会给你些旧衣服，”莫里斯说，“但你千万别再这样走路了，如果像刚才那样警觉地看着四周的话，任何人都知道你是英国来的‘外来者’。把视线放在脚前的地上，正常一点就好了。”

劳埃德含着满嘴的面包和奶酪说：“我记住了。”

屋子里的小书架上放满了书，其中有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法语版。莫里斯注意到劳埃德的视线，对劳埃德说：“在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前，我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我不相信那一套了。”他用手决绝地做了个砍断的手势，“但我们必须打败法西斯主义。”

“我去过西班牙，”劳埃德说，“在那之前，我相信所有左翼党派的联合阵线。但有了西班牙的经历以后，我再也不会盲目相信哪个左派政党了。”

西蒙尼哭了起来。玛塞尔撩起松垮的裙子，露出一个乳房，开始喂奶。劳埃德知道，相对于循规蹈矩的英国女人，法国女人在这方面更随意一些。

吃完饭以后，莫里斯带他上了楼。他从衣服不多的衣橱里给劳埃德拿出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内衣和袜子。这些衣服都有些破了，但都很干净。贫穷男子的行为感动了劳埃德，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

“把军服扔地上吧，”莫里斯说，“等一会儿我烧了它们。”

劳埃德想洗个澡，但屋子里没有浴室，劳埃德猜想浴室应该在后院里。

他穿上莫里斯准备的衣服，站在墙上挂着的镜子前审视自己。蓝色的便装比卡其布军装更合身一些，但他看上去还是像个英国人。

他走下楼。

玛塞尔正在给婴儿拍背。“戴上帽子再走。”她说。

莫里斯给劳埃德拿了顶深蓝色软帽，劳埃德戴上了它。

莫里斯紧张地看着劳埃德脚上满是泥污但质地很好的黑色军靴。“这双靴子会暴露你身份的。”他说。

劳埃德不想扔掉这双耐穿的靴子，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这双鞋看上去旧一点就行了。”他说。

莫里斯面露狐疑之色：“你想怎么办？”

“有锋利一点的刀吗？”

莫里斯从兜里拿出把握刀。

劳埃德脱下鞋，在鞋头上钻了几个洞，然后割断了鞋帮。他解开鞋带，然后松松垮垮地把它绑上了。这时靴子看上去像双又老又旧的普通鞋子了，不过鞋跟很厚，鞋子也仍旧很合脚，完全能走上几十里路。

莫里斯问：“你准备去哪儿？”

“我有两个选择，”劳埃德说，“我可以向北走到英吉利海岸，劝说哪个渔民帮我渡过英吉利海峡。也可以向西南方向跨过边境前往西班牙。”西班牙仍然保持中立。英国在西班牙的几个重要城市设有领事。“我对西班牙的那条路很熟——都已经走过两次了。”

“英吉利海峡比西班牙近得多，”莫里斯说，“但我想德国人会关闭口岸和码头。”

“前线在哪儿？”

“德国人已经夺取了巴黎。”

劳埃德惊骇不已。巴黎都已经沦陷了啊！

“法国政府已经迁到了波尔多，”莫里斯耸了耸肩，“我们被打败了，法国没救了。”

“整个欧洲大陆都将陷于法西斯分子的铁蹄之下。”劳埃德说。

“英国除外，所以你必须马上回去。”

劳埃德考虑着。朝西南方向走还是往北走呢？他不知道哪条路线会更安全一点。

莫里斯说：“我有一个以前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共同奋斗的朋友。他现在养牛卖给农夫。他恰好今天要把牛送到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可以带你二十来英里。”

劳埃德就此拿定了主意。“我跟他走。”他说。

黛西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然后重新回到起点。

劳埃德被派到法国时她的心都碎了。她错过了向他告白的机会——她甚至还没有和他接吻。

也许再没机会和劳埃德见面了。敦刻尔克的行动之后就再没了劳埃德的消息。这意味着他的尸体没有被找到和辨认出来，但也没有他被俘的消息。劳埃德多半已经牺牲，被炸弹炸成碎片，也可能孤零零地躺在哪幢被炸平农舍的瓦砾下面。黛西一连为此哭了好些日子。

整整一个月她都在泰-格温里心神不定地到处乱走，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但这样的消息迟迟都没有来到。过了一段时间，她萌生出一股罪恶感。许多女人的境遇比她还糟。一些女人的丈夫死了，必须独自抚养两三个孩子。她没有权利为一段还没开始的婚外恋情而顾影自怜。

黛西必须振作起来，做些该做的事情。显然，命运阻挡在了她和劳埃德中间。她已经有了个丈夫，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参战的丈夫。她告诉自己，照顾好博伊是她的责任。

她回到伦敦，打开了梅菲尔区的家。她至少可以用有限的仆人，为休假回来的丈夫博伊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她应该忘掉劳埃德，做博伊的好妻子。兴许她还能怀上第二胎呢！

许多妇女加入了战争的外围工作。一些女人加入了空军后备役部队，一些女人加入女子生产队干农活，还有些女性自愿加入了女子防空队，为伦敦的防空工作出力。但真正适合女性的工作并不多，《泰晤士报》就刊登过一些抱怨女子防空队劳民伤财的读者文章。

欧洲大陆的战事似乎结束了。德国赢得了陆上战争的胜利。从波兰到西西里，从匈牙利到葡萄牙，到处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天下。据说英国政府正在讨论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但丘吉尔绝不会媾和。那年夏天，英德之战开始了。

起初，平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影响。教堂的钟不再报时，钟声只会在预见德军入侵时鸣响。黛西遵照政府的指示，把放着水和沙子的水桶放在房屋的每一处平台用于救火，不过一次都没用上。德国空军只炸英国的港口，希望切断英国的补给线。接着它们把目标瞄准了英国的空军基地，试图对皇家空军进行毁灭性打击。博伊驾驶着喷火式战斗机，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空中和敌机展开激战，农人们站在地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的激战。在少有的几封家信中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击落了三架敌机。他一直没有休假回家，黛西只能孤零零地坐在为他装饰着鲜花的房间里。

9月7日，星期六的早上，博伊出现在家里过周末。这天阳光明媚，天稍稍有点热，美国人常把这种天气称为印第安人的夏天。

但这也恰恰是德国空军改变策略的一天。

黛西亲吻了丈夫，告诉他已经在起居室里帮他准备好了干净的衬衫和内衣。

她从其他女人那里听说，从战场归来的战士需要性、豪饮和美食，顺序是这样没错。

流产以后，黛西就没和丈夫一起睡过了。这将是他们很久以来的第一次性事。黛西感到有愧，她并不想和丈夫一起睡。不过，她也不会拒绝自己应尽的这份责任。

她原以为博伊会马上把她拉上床，但博伊根本没那么急切。他脱下制服，洗澡洗头，换上了一套居家的服装。黛西让厨子别管每天限量的食品供给，把多日的供给集中起来做一顿美食。博伊从地窖里拿出一瓶年代久远的红葡萄酒。

饭后，博伊对她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晚饭时再回来。”黛西吃了一惊，又感到揪心的痛。

她想成为一个好妻子，但并不想忍气吞声。“这是你几个月来第一次回家！”她大声说，“你到底要去哪儿？”

“去看匹马。”

这没什么过分。“好吧，我和你一起去。”

“别，如果我带你去马市的话，马主会觉得我是个‘妻管严’，趁机抬些价的。”

黛西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老想着和你一起买一匹赛马，一起养它，这个梦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那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

“别自以为是了，”黛西愤愤不平地说，“我对赛马的了解一点不比你少。”

博伊非常生气。“也许吧，但我不想在和那些讨厌的家伙讨价还价时有你在身边——别废话了。”

她放弃了争执。“随你便。”说完离开了餐厅。

直觉告诉她博伊在撒谎。休假回家的战士才不会想去买马呢。她决定看看他究竟意欲何为。英雄也得对妻子以诚相待啊！

黛西在房里穿上裤子和靴子。听到博伊从前楼梯走到正门，她连忙从后楼梯下去，经过厨房和院子走进马厩，她在马厩里换上皮外套、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然后打开车库的门，把自己那辆一小时能走一百英里的凯旋虎100摩托车推出了护栏。她踏下摩托车脚板，毫不费力地开出了车库。

1939年汽油限量供应后，黛西很快骑上了摩托车。摩托车骑起来有点像自行车，但操作容易得多。黛西喜欢骑摩托车给她带来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

摩托车开上街道时，刚巧看见博伊的奶白色宾利在街角拐了个弯。

黛西跟了上去。

宾利开过特拉法尔加广场，穿过剧院区。黛西远远地跟着，不想被他发现。伦敦中心区有几百辆商务车，交通繁忙。此外，对私人汽车的用油限制也并不苛刻，完全可以满足只在城里走动的私家车主们。

博伊的宾利继续向东穿过金融区。周六下午这里的车很少，黛西很怕旁人注意到，好在没人多看戴着护目镜和防撞头盔的她一眼。博伊开着车窗，嘴里叼着烟，对周围的景物没有多加注意。

博伊把车开进了阿尔德盖特区。黛西心一凉，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宾利折进东区一条干净点的街道，停在一幢舒适的18世纪房屋外面。附近没有马厩：这里不是买卖赛马的地方。谎言已经被拆穿了。

黛西把摩托车停在街尽头，观察着博伊的一举一动。下车以后，博伊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没有审视周围，也没去看门牌号码，显然他以前来过这里，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他叼着烟，兴冲冲地走到前门，用钥匙打开门。

黛西气得只想哭。

博伊很快进了大门。

东面的某处发出一阵爆炸声。

黛西往东看，看见天空中飞着几架战斗机。德国人改变策略，决定从今天开始轰炸伦敦了吗？

黛西才不在乎伦敦被德国的战斗机轰炸呢！绝不能忍气吞声，让博伊舒舒服服地出轨。她把摩托车开到房子前面，停在宾利旁。她脱下头盔和护目镜，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爆炸声又起，这次爆炸的地方更近了。四周响起了空袭警报低沉的声音。

门开了条缝，黛西重重地推开门。一个穿着黑色女仆裙的女子大叫一声，往后退了两步。黛西走进门。她发现自己处于一户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居家的门厅里，但房子的地上铺着东方的地毯，窗户前挂着又厚又重的窗帘，墙上挂着一幅浴中女子的裸体画，充满着浓浓的异国风味。

黛西推开离自己最近的那扇门，走进屋子的前会客室。会客室灯光暗淡，丝绒窗帘把阳光挡在外面。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她，她戴着一条松松垮垮的丝绸围巾，显得有些苍老，嘴唇上却精心地地涂上了口红。黛西觉得这个应该是母亲。女人身后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女孩叼着根烟，只穿着内衣和长筒袜。博伊坐在女孩旁边，手放在她长筒袜上沿的大腿上。看到黛西，博伊惭愧地拿开手。他的动作非常荒唐，似乎把手拿开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似的。

黛西忍住眼泪。“你说要和她们一刀两断的！”她希望像复仇天使一样冷静地表达出愤怒，但自己的声音却充满了悲伤。

博伊表情慌张，脸涨得通红。“该死的，你来这儿干吗？”

四十来岁的女人说：“天哪，这人是他的老婆。”

黛西记得这对母女名叫皮尔和乔妮。光是知道她们的名字就已经够可怕了。

女仆走到门口说：“我没让这个婊子进来，但她硬挤了进来。”

黛西对博伊说：“为了等你回来，我特意把房间布置得漂漂亮亮——你却背着我干这种事。”

博伊想说话，但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他嗫嚅了一阵。这时一阵巨响，地板摇晃了一阵，窗上的玻璃也裂开了。

女仆说：“你们都聋了吗？该死的空袭警报已经响了好一阵子了！”没人注意她在说些什么。“我这就到地下室去。”说完她转身就跑。

他们都需要找地方躲起来。但黛西在离开前还有话对博伊说。“别再上我的床，我不愿自己的身体再遭污染。”

沙发上名叫乔妮的女孩说：“都是找乐子嘛，加入我们一起玩吧，你也许会喜欢的。”

皮尔上下打量着黛西：“这种娇小的体形非常不错。”

黛西意识到如果再给机会，她们会无休止地侮辱她。她没有理会母女俩，而是对博伊说：“既然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说，“那么我也会有相应的决定。”尽管感觉遭到了遗弃，但她还是高昂着头离开了会客室。

她听见博伊说：“上帝，这都什么事啊！”

就这么轻描淡写吗？黛西愤愤不平地想。

她走出屋子的前门。

然后抬头往天上看。

天空中布满了战斗机。

她恐惧地颤抖了。战斗机在四千英尺的高空中，却似乎遮蔽住了太阳。天空中有几百架战斗机，既有宽体轰炸机，又有细长腰身的战斗机，战斗机群从前到后大约有二十多英里远。从岸边船坞到伍尔维奇军工厂的所在地，炸弹炸过的地方腾起滚滚浓烟，满目荒凉，像刚刚经历过一场严重的海啸似的。

黛西记得上周三希特勒刚刚在德国议会发表过演讲，他痛斥皇家空军对柏林的邪恶轰炸，威胁要用空袭把英国的重要城市抹去。现在他把演讲付诸实施了，德国战斗机显然要炸平伦敦。

这天是黛西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她意识到这也许也是她最后一天。

但她无法走回那对母女的房子，和她们共用一间地下室。她必须远离这里。她需要回家，一个人痛哭一场。

黛西匆匆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她抵挡住躲到最近一扇墙后面的冲动，跳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她没能骑多远。

骑了两条街以后，有颗炸弹正中黛西前面的一幢屋子，她立刻刹住了车。房顶炸开了洞，地面被爆炸的冲击波抖了几下，很快火焰从房屋中熊熊升起，像是煤油炉的煤油泼散出去而引发了火灾似的。没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从屋子里哭叫着跑了出来，她头发着着火，直奔黛西而来。

黛西跳下摩托车，脱下皮外套，紧紧包住小女孩的头，隔绝氧气，扑灭了火苗。

女孩不再尖叫了。黛西拿掉包在女孩头上的皮外套。女孩开始嘤嘤地哭泣起来。她没有刚才那样痛苦，但头发全没了。

黛西前后观察着街道。一个戴着防空队臂章和钢盔的男人拿着一个侧面漆有红十字标识的锡罐跑了过来。

女孩看着黛西，张嘴哭泣道：“我妈妈还在里面。”

防空队队员对女孩说：“亲爱的，别怕，我来照顾你。”

黛西把女孩留给防空队队员照顾，跑到房子前门。这幢房子看上去是幢分割成廉价公寓的老房子。楼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她还能进去。她猜里面的人应该在厨房，于是一口气跑到楼后侧的厨房。她看见厨房地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小床上有着个婴儿。黛西抱起婴儿跑出了这幢楼。

头发被火烧没的女孩尖叫：“这是我妹妹。”

黛西把婴儿交到女孩手里，又一次跑进屋子。

不省人事的女子太重，黛西没办法把她完全抱起来。黛西退到女人身后，把她撑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把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把她拖过厨房和走道放在街上。

一辆房车改装的救护车疾驶而来。房车的后部被改装成担架可以出入的宽大平台，顶上盖了层帆布。救护队队员把烧伤的女孩送进救护车。司机跑到黛西身边，两人合力将昏迷的母亲抬上救护车。

司机问黛西：“还有人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司机跑进房子。这时房子塌了。着火的顶层塌到了底楼。司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黛西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

她用手捂住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火海，想着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位司机。她知道自己无法冲进去了，那样做完全是自杀。

救护队队员说：“老天，阿尔夫死了。”

又一颗炸弹落在几百码以外的街道上。

救护队队员说：“没司机了，我又脱不开身。”他前后看着街道，但屋子外面站着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也许都躲在防空洞里。

黛西说：“我会开车，要我开到哪儿？”

“你能开车吗？”

大多数英国女人不会开车——开车是男人的事情。“别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犯傻了。”黛西说，“要我把救护车开到哪儿？”

“圣巴塞洛缪医院，你知道医院的位置吗？”

“当然知道。”圣巴塞洛缪医院是伦敦最大的医院之一，黛西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很清楚这家医院的方位，“是西史密斯菲尔德街的那家医院吧。”她想让救护队队员相信她知道那个地方。

“急诊室在医院后门。”

“我很快会找到的。”她跳进驾驶座，车还没有熄火。

队员大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黛西·菲茨赫伯特，你呢？”

“诺比·克拉克。可千万别把我的救护车开坏了啊！”

这辆车配有带手闸的标准变速杆。黛西把档位调到最高的一档，驾车飞驰而去。

德国的战斗机依然在空中呼啸，炸弹不停地在四处爆炸。黛西急切地想把伤者送到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离事发地不到一英里，但路途非常难走。她沿途经过了利登海尔街、家禽市场和齐普赛德街，但好几次碰到了道路遇阻的情况，她只能绕道走些小街。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幢完全被毁的房屋。到处都是烟和瓦砾。居民们满身血污，无望地大声呼喊。

她跟在另一辆救护车后面，开上了医院的紧急通道，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救护通道非常繁忙，十几辆救护车正卸下炸断四肢的和烧伤的伤员，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护工手里。也许我救了这两个女孩的母亲，黛西心想。即便丈夫不要我了，还有人需要我。

烧光头发的女孩仍旧抱着她的小妹妹。黛西帮助她俩从救护车后面跳到地上。

一个护士帮助黛西把昏迷的母亲抬出救护车，送到急诊区里。

但黛西发现女孩们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黛西对护士说：“这两个是她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现在该怎么办啊？”

“交给我吧，”护士语速极快地说，“你必须回去救人。”

“必须？”黛西问。

“打起精神，”护士对她说，“在天亮之前，还有许多伤员和重伤员等着你去救！”

“好吧。”她跳上救护车的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街上。

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抵达了离西班牙边境只有二十英里的法国小城佩皮尼昂。

和难以回首的1937年一样，整个九月，他都在波尔多的乡下摘葡萄。他挣来了乘公交和电车的钱，可以在廉价餐馆里吃顿饭，再也不必在农人的院子里挖还未成熟的蔬菜，也不用从鸡圈里偷生鸡蛋了。他正在沿着三年前他离开西班牙的那条路往回走。他从波尔多向南，走过了图卢兹和贝塞尔，大多数时候搭货运列车，有时也到公路上搭个便车。

这时他正在佩皮尼昂到西班牙边境沿线东南向公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穿着莫里斯的工作服，戴着莫里斯的软帽，手里拿着里面有生锈铲子和被炮弹打坏的水准仪，以证明自己是个回西班牙的砌砖匠的帆布小包。可千万别有人真的让他砌墙才好，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垒砖头呢！

现在他正为如何穿越比利牛斯山而发愁。三个月前在皮卡第，他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完全能找得到1936年向导带着他进入西班牙的那条路，1937年他又沿着这条路的一部分离开。但当一个个陌生的山顶和岔道口出现在眼前时，他的信心破灭了。他以为这段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但当他试图回想起某条路、某座桥或某个折转点时，他的记忆模糊了。他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

他吃完午饭——一碗稀薄的鱼粥——和邻桌的司机们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能送我去塞贝里吗？”塞贝里是法西边境离西班牙最近的一座村庄，“你们谁去那里？”

他们多半都要去那儿：否则不可能出现在法国的东南边境。但他们都犹豫了。这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尽管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德国人却占领了过半的领土。没有人会主动去帮一个操着外国口音的陌生人。

“我是个泥瓦匠，”劳埃德拿起帆布包说，“我叫莱昂德罗，我要回西班牙的家。”

一个穿着汗衫的胖司机说：“我可以送你一程。”

“谢谢你。”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他们走出餐馆，坐进两旁有电器行标志的破旧雷诺货车。开车以后，司机问劳埃德是否结婚了。被问了几个令人不愉快的私人问题以后，劳埃德意识到胖司机是对他的性生活感兴趣才载他的。怪不得刚才会那么主动：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些让人尴尬的男女问题。一路上，好几个搭劳埃德的司机都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兴趣。

“我是个处男。”劳埃德对他实话实说。但这又引发了司机对他校园时期风流韵事的一番探索。劳埃德在学校里是谈过几次恋爱，但他不准备把这些事告诉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劳埃德试图在不惹恼司机的前提下含糊过去。最后司机放弃了：“我得在这里转弯了。”说着，他停下车。

劳埃德谢了他，继续往前走。

他知道不能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腰走路，而要像农民那样弓着腰走路。他没有带书和报纸，最近刚在图卢兹一条小街的理发店里剃了个乱糟糟的头发。他一星期刮一趟胡子，所以下巴上总有些胡茬。他惊喜地发现，满嘴的胡茬可以让别人注意不到他。他不怎么洗脸洗澡，身上总带着股让别人不愿近身的馊味。

在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都戴不起表，因此他必须扔掉伯尼作为毕业礼物送他的那块方面表。他不能把表送给帮助他的法国人中的任何一位，因为这块表很可能会使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沉痛地把表扔进了池塘。

他最大的软肋在于随身没有一份身份证明。

他曾经试图从一个长得很像他的男人那里买下身份证明，也曾经计划过从另两个人那里偷上一份。但战时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证明看管得都很细致，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于是他只能避开需要说明身份的场合。他尽量避免引人注意。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避开公路，尽量从田里走。他从没搭过客运列车，因为沿途的一些站设有检查身份证明的检查站。至今劳埃德没遇上过任何麻烦。一个村子的村警向他索要过身份证明，他说他的身份证明在马赛的酒吧里喝醉时弄丢了，村警相信了他的话，让他继续赶路。

现在，他的好运到头了。

他正在穿越荒凉的作物产区。这里在比利牛斯山下，接近地中海，土壤沙化严重。满是灰尘的道路两旁只有小块农地和贫穷的村庄。这里几乎没什么人住。越过左边的山，可以瞥见远处的大海。

怕什么来什么。一辆绿色雪铁龙开到他身旁停下，三个村警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劳埃德听到了汽车开来的声音——这是胖司机撇下劳埃德之后他碰到的第一辆车。他没去看这辆车，而是像一个疲累的工人那样继续拖着步子往前走。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树和农田，田里种着萎靡不振的蔬菜。汽车停下时，他刹那间产生了跑过农田的想法。看到跳下车的两个村警把手摸向腰间的手枪皮套，他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他们的枪法也许不怎么样，但说不定会打到他。劳埃德完全可以和这些村警周旋一番。他们只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村警，比城里的警察要温和得多。

“你的证件呢？”靠他最近的村警用法语问他。

劳埃德摊开双手表示无助。“先生，我很不幸，我的证件在马赛被偷了。我是个西班牙砌砖工，我叫莱昂德罗，我正要——”

“上车。”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但抗争是无意义的，成功逃脱的机率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一个村警牢牢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入汽车后座，让他坐在自己身旁。

车开了，劳埃德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坐在身旁的村警问：“你是英国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是西班牙砌砖工，我叫——”

村警挥了挥手，做了个“别蒙人”的手势：“不要在我们面前扯这种话。”

劳埃德发现自己先前太过乐观了。他是个外国人，没有证件便想朝西班牙边境走：警察才没那么傻呢，肯定会猜到他是个逃脱的英军战俘。如果有疑问的话，他们只要脱去他的衣服，便能在脖子上找到他在部队里的身份牌了。劳埃德没有丢掉身份牌，否则很可能被抓到他的任何一方认作间谍枪毙。

现在他被困在警车里，周围是三个全副武装的村警。在这种情况下，逃脱的概率几乎是零。

太阳从车右边的群山上开始缓缓落下，警车沿着劳埃德原本前进的方向继续前行。边境前没有大的镇子，他们多半会把他扔在哪个村公所的牢房里过夜，到那里再找逃脱的机会也不迟。如果没能逃脱的话，村警明天一准会把他带到佩皮尼昂，交给那里的警察。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会审问他吗？他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法国警察会对他用刑，德国人会百般折磨他。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他会在战俘营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或者死于德国人对战俘的大屠杀。那真是太不幸了，他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咫尺之遥啊！

汽车开进一个小镇。他能在汽车到监禁地之前逃脱吗？他对这里的地形不是很熟悉，什么都计划不了。他只能保持警觉，试图抓住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

汽车离开主街，开进一排商店后面的一条小巷。村警们准备枪毙他，把尸体丢弃在这里吗？

汽车停在一间餐馆的后门。餐馆后院里扔满了盒子和大的空酒罐。通过一扇小窗，劳埃德看见厨房里亮着灯。

前座的村警下车，打开劳埃德这一边接近餐馆的车门。能利用这个机会逃脱吗？必须绕过车才能沿着小巷往前跑。这时暮色已浓，跑了几码以后就不容易被击中了。

村警把身体探进车，抓住劳埃德的肩膀，把他拉出来让他站好。逃脱的机会稍纵即逝，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

村警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呢？

他们把他带进厨房。厨子正在对着碗打鸡蛋，一个少年正在水槽边洗碗。一个村警对他们说：“我们带来个英国佬，他说他叫莱昂德罗。”

厨子继续着自己的活计，抬头往店堂里喊：“特蕾莎，你过来一下！”

劳埃德认识一个特蕾莎，那个特蕾莎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教不识字的士兵们读写。

厨房门被推开，特蕾莎走了进来。

劳埃德吃惊地看着走进厨房的女人。毫无疑问，这就是他认识的特蕾莎：尽管戴着侍者的围裙，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但眼前站着的无疑就是那个特蕾莎，那个有着一双大眼和乌黑长发的特蕾莎。

起先特蕾莎没有瞧他。她把一叠脏盘子放在洗碗少年身旁的那块台板上，然后转身亲吻了押劳埃德过来的两个村警：“皮埃尔，米切尔，你们最近好吗？”接着她转身看到了劳埃德，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不——这不可能。劳埃德——真的是你吗？”

劳埃德说不出话来，只能木然地点了点头。

特蕾莎扑向前抱住他，在他的两边面颊上啄了两口。

一个村警说：“这样就好，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得走了，祝你好运。”他把帆布包还给劳埃德，然后和同伴一起离开了。

劳埃德终于能说出话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用西班牙语问特蕾莎，“我还以为会被带到监狱呢！”

“他们痛恨纳粹，和我们是一边的。”特蕾莎说。

“谁是‘我们’？”

“稍后再跟你解释，跟我来。”特蕾莎打开一扇隐藏楼梯的门，带他走到楼上一间没怎么装饰的卧室。“在这等一会儿，我给你拿些吃的过来。”

劳埃德躺在床上，对自己的好运惊叹不已。五分钟前他还以为自己会被折磨或被枪毙，现在却在等着一个美女送饭过来。

事情也可能很快变糟，他琢磨着。

半小时以后，特蕾莎端着一个盛着煎蛋卷的盘子回来了。“餐馆的生意很忙，不过马上要关门了，”她说，“我过几分钟再来。”

劳埃德飞快地吃掉了食物。

天黑了。劳埃德接连听到客人们离开时的闲聊声和侍者们收拾盘子的声音。声音停下来以后，特蕾莎拿着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出现在他眼前。

劳埃德问特蕾莎为什么离开西班牙。

“佛朗哥屠杀了我们的几千个同志，”特蕾莎说，“他们通过了《政治责任法》，限制那些没被杀掉的人，使所有支持政府军的人都沦为了罪犯。即便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你都会被没收全部的财产。只有支持佛朗哥，你才是完全无辜的。”

三月，张伯伦曾信誓旦旦地向议会表示，佛朗哥承诺不做政治上的报复。想到张伯伦的那副嘴脸，劳埃德的心里非常苦涩。张伯伦真是个邪恶的骗子！

特蕾莎又说：“我们的许多同志被他们关进了肮脏的集中营。”

“我想你一定再没见过我的朋友莱尼·格里菲斯军士了吧？”

特蕾莎摇了摇头：“离开贝尔希特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你之后……”

“我从佛朗哥的人手里逃了出来，来这里当了女侍……找到了另一种对抗纳粹的工作。”

“什么工作？”

“我把逃跑的士兵送到山那边。这也正是村警们送你到这儿的原因所在。”

劳埃德心头一热。他原本打算靠自己的力量前往西班牙，为能不能找到路而担心不已，现在好了，特蕾莎指不定能为他找到个向导呢！

“我这里还有两个人等着去那儿，”特蕾莎说，“一个英国的机枪手和一个加拿大的飞行员，现在我把他们安顿在山上的一间农房里。”

“准备什么时候带我们过去？”

“就在今晚，”特蕾莎说，“别喝太多红酒。”

特蕾莎下了楼。半小时后，她带来一件有些破的棕黄色大衣给他。“翻越山脉的时候天会很冷。”她解释道。

两人溜出厨房，依靠着天上的星光走在小镇的路上。远离镇上的房子以后，他们沿着一条泥路上了山。一小时之后，他们走到几间石头房子前。特蕾莎吹了声口哨，推开谷仓的门，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走了出来。

“我们用假名跟人交流，”特蕾莎用英语说，“我是玛利亚，这两个是弗雷德和汤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莱昂德罗。”三个男人相互握了手。特蕾莎又说：“不准相互交谈，不准抽烟，拖在后面的人会被落下。准备好了没？”

从这开始的路非常陡峭。劳埃德经常被石子绊脚。他时不时抓住路边的矮树丛，使自己不致跌倒。特蕾莎的步速很快，三个大男人喘息不止。她带着手电筒，但拒绝在星光明亮时使用，她说她要保持手电筒的电量在需要时足够用。

天气变得很凉。他们淌过一条冰冷的河流，自那以后，劳埃德的脚就一直没暖过。

一小时后，特蕾莎说：“务必一直行走在这条路中间。”劳埃德低头一看，发现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坡。意识到一不小心会跌落到很深的山谷，他心头一惊，抬头向前注视着特蕾莎迅速移动的身影。换在平常，他会享受跟着这个美妙身影行走的每一分钟，但这时他又冷又累，连调情的精力都没有。

山里没有人住。有时他们会听到远处的狗在叫，有时又会听到依稀的铃声。每当听到铃声时，三个男人会燃起希望，以为快要到目的地了。特蕾莎告诉他们，这只是牧羊人挂在山羊身上的铃铛，方便找到它们。

劳埃德想到了黛西。她还在泰-格温吗？她回到丈夫身边了吗？劳埃德希望黛西没有回到伦敦。法国报纸说，伦敦每天都受到德国轰炸机的轰炸。黛西是死是活？他还能见她吗？如果能再见她的话，她对他的感觉又会是如何？

四个人每两个小时停下来歇息一次，喝点水，对着特蕾莎带来的那瓶红酒喝上两口。

快天亮时，山里下起了雨。脚下的路变得泥泞不堪，他们的步伐变得跌跌撞撞，但特蕾莎并没有减速。“幸好没有下雪。”她说。

天蒙蒙亮以后，他们依稀看见了路边突出岩石旁长着的一些植被。雨继续在下，前方腾起的雾气遮挡住道路。

过了一会儿，劳埃德意识到他们正在下山。下一次休息的时候，特蕾莎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在西班牙境内了。”劳埃德本应松一口气，但感到的只是疲乏。

地形开始平坦，突兀的岩石渐渐远去，路两旁到处是草和树丛。

特蕾莎突然坐到地上，平躺下来。

男人们不用提醒，立刻都学着特蕾莎的样子躺了下来。循着特蕾莎的视线，劳埃德见到了两个穿着绿色制服、带着古怪式样帽子的西班牙边境战士。劳埃德意识到进入西班牙并不意味着摆脱了麻烦。如果被当作非法入境者抓住，他会被遣送回法国。如果失踪在佛朗哥的哪个集中营，情况就更糟了。

边境战士沿着山路朝逃亡者走来。劳埃德准备和他们干上一仗。动作要快，必须在他们掏枪前占到上风。他不知道英国机枪手和加拿大飞行员擅不擅长干架。

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走到一处没有标记的特定地点以后，两个西班牙边境战士便折返回去了。特蕾莎似乎知道他们会这么做似的，等他们一走，她便站起来继续前进，劳埃德和另两个逃亡者立刻紧跟了上去。

雾很快就散开了。劳埃德看见不远处有个沙滩围绕的渔村。1936年在西班牙时，他去过那个渔村。他甚至记得那里有个火车站。

他们走进村子。村子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受到行政管制的迹象：没有警察，没有村公所，没有士兵，没有检查站。特蕾莎无疑是因为管辖松散才选择了这里。

到了火车站以后，特蕾莎买了车票，像遇到老朋友一样和站员闲聊了几句。

劳埃德又累又乏，一屁股坐在月台简陋的长椅上，心里却非常高兴。

一小时后，他们乘上了前往巴塞罗那的列车。

在伦敦遭到空袭之前，黛西从未真正理解过工作的意义。

或者，疲惫的意义。

或者，何谓悲剧。

她坐在学校的教室里，拿着一个没有茶托的杯子喝着一杯甜腻腻的茶。她戴着钢盔，穿着橡胶的长筒靴。这时是下午五点，昨天夜里的劳累还没让她缓过劲来。

她是阿尔德盖特区防空救护队的一员。理论上说她待命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后就能得到八小时的休息。但事实上空袭一来她就要马上投入工作，把伤员送到医院里去。

1940年10月，德国轰炸机每天都会光顾伦敦。

黛西与一个女助手以及四个男人组成了一支救护支队。他们把总部设在学校。他们坐在孩子的课桌前，等待敌机到来后的警报呼啸和炸弹降临。

黛西驾驶的救护车是辆经过改装的美式别克。他们还有一辆普普通通被称为“坐式救护车”的汽车——可以自己坐直，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伤员坐这辆车去医院。

黛西的助手名叫内奥米·埃弗莉，内奥米是个喜欢和男人打情骂俏的金发美女，和救护队里所有人相处得都很融洽。这时内奥米和支队长，退休警察诺比·克拉克聊起了天。“总队长是男人，”她说，“区队长是男人，你也是男人，所有的队长都是你们男人。”

“我想是的。”诺比说。其他人忍俊不禁。

“救护队有这么多女人，”内奥米说，“她们为什么都当不上队长呢？”

男人们都笑了。光头大鼻子的乔尔吉斯·乔治说：“又来女权主义的那一套了。”他是个轻视女人的家伙。

黛西说话了：“你真的以为男人都比女人聪明吗？”

诺比说：“就我所知，救护队有几个女性的队长。”

“我一个都没见过。”内奥米说。

“男女的分工不同，”诺比说，“女人主内多一点。”

“你是说俄国的凯瑟琳女皇吗？”黛西讽刺地问。

诺米说：“还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

“还要算上阿梅利亚·厄尔哈特。”

“简·奥斯汀。”

“凯瑟琳女皇吗？”乔尔吉斯·乔治问，“是不是拿马来泄欲的那一位？”

“女士们都在呢！”诺比责备地说，“不过，我能解答黛西的疑问。”

黛西谦逊地说：“愿闻其详。”

“我承认，很多女人不比男人笨，”诺比用宽宏大量的口吻说，“但我能告诉你救护队的队长为什么都是男人。”

“诺比，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男人不会服从于女人。”他扬扬得意地靠在椅子上，自信赢得了和黛西之间的辩论。

但讽刺的是，一旦炸弹落下，救护队员在瓦砾中营救伤员的时候，他们又平等了。完全没有了男女之间的差别。如果黛西命令诺比抬起房梁的另一头，诺比会毫不含糊地遵照行事。

黛西热爱包括乔治在内的所有男性队员。他们愿意为她献出生命，她也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黛西听到一声低鸣。声音渐渐提高，变成了通常熟悉的警报声。很快，远处传来了敌机的轰炸声。警报常常来迟，有时甚至在第一波轰炸开始之后才来。

电话铃响了，诺比拿起电话。

队员们都站了起来。乔治疲惫地说：“德国人就不能消停一天吗？”

诺比放下话筒说：“去努特利街。”

“我认识，”匆匆走出教室时内奥米说，“我们区的议员就住在那儿。”

众人跳上车。黛西发动救护车以后，坐在她身旁的内奥米说：“这些日子可真快活啊！”

内奥米的话带有讽刺的意味，但黛西是真的高兴。这种感觉的确很奇怪，车拐弯时她心想。每天晚上，她看到的都是严重的破坏，残缺不全的肢体和骨肉相离的悲惨景象，怎么还能感到快乐呢？今晚黛西很有可能丧生在一幢燃烧的建筑之中，但她的感觉却很棒。她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工作和献身，这比为了个人的满足而过日子要好得多。和同伴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别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感觉了。

黛西不恨想杀死她的德国人。公公菲茨赫伯特伯爵告诉过她德国人轰炸伦敦的理由。八月之前，德国人只轰炸英国的港口和机场，菲茨用少有的坦白口吻向她解释道，英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皇家空军受命从五月开始对德国的主要城市进行轰炸，把许多妇女孩童炸死在家里。六月至七月，这种轰炸也一直没断。德国社会为之愤怒，宣称要报复，因此才有了现在对伦敦的轰炸。

黛西和博伊仍旧出双入对，但只要博伊在家，一到晚上黛西就会反锁上卧室的门，博伊也没提出反对。婚姻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牢笼，但两人都太忙了，没时间做出改变。想到自己的个人生活时，黛西总是觉得很悲伤，因为博伊和劳埃德都离她而去了。幸好她没时间多想自己的个人问题。

努特利街成了一片火海。德国空军投下了燃烧弹和高强度炸药。燃烧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炸药炸碎窗户，加速了火势的蔓延。

吱的一声，黛西停下救护车。救护队员们立刻展开了工作。

伤势不重的人被搀扶着送到附近的急救站。伤重者被救护车送到圣巴塞洛缪医院和白教堂路的伦敦总医院。黛西来回接送了好几趟重伤员。天黑后她打开汽车头灯。作为灯火管制的一部分，头灯上都加了布罩，只能发出微弱的光芒，但在伦敦烧得像个大炸药包的时候，这点光就完全不必要了。

爆炸一直持续到了黎明。白天，德国的轰炸机很容易被博伊和战友们驾驶的战斗机跟上并击落，因此白天不会鸣响空袭警报。伴着洒在废墟上的阴冷日光，黛西和内奥米回到努特利街，寻找需要运送到医院的伤病员。

两人疲倦地坐在被炸的花园墙边。黛西脱下头上的钢盔。她浑身是灰，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心想，看到我这副样子，不知道布法罗帆船俱乐部的女孩们会怎么想，她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顾及她们会想些什么了。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同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

有人对她说：“亲爱的，要喝口水吗？”

黛西听出说话者操的是威尔士口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拿着托盘的美丽中年女子。“我正想喝口水呢。”说着，她拿起杯子一口把水喝了下去。现在，她已经习惯英国茶的味道了。茶味虽有点苦，但能极好地恢复体力。

中年妇女亲吻了内奥米。内奥米向黛西解释说：“我们是亲戚，她女儿米莉嫁给了我哥哥亚伯。”

黛西看见中年女子拿着托盘，在急救队员、消防员和邻舍之间分发着茶点。黛西觉得中年女人一定是当地的知名人物：她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威严。但同时又非常亲民，她亲切地和每个人交谈，没两句话就能让对方露出微笑。她认识诺比和乔尔吉斯·乔治，像老朋友一样和他们交谈。

中年女人拿起托盘上的最后一个杯子给自己喝，并在黛西身边坐下。“你的口音像是从美国来的。”她友好地对黛西说。

黛西点点头：“我嫁给了英国人。”

“我住在这条街上——不过我家的房子昨晚没挨炸。我是阿尔德盖特选区的下院议员，我叫艾瑟尔·莱克维兹。”

黛西的心猛地一跳。眼前的女人就是劳埃德声名赫赫的母亲！黛西握住艾瑟尔的手：“我是黛西·菲茨赫伯特。”

艾瑟尔扬起眉毛。“哦！”她说，“你是阿伯罗温子爵夫人！”

黛西脸红了，她低下声音说：“救护队的人都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呢！”

“放心，我绝对不会泄密的。”

黛西迟疑地说：“我认识你儿子劳埃德。”想到他们在泰-格温的时光，以及流产时劳埃德对她的照顾，黛西的眼中闪着泪光，“当我无助的时候，他曾经帮助过我。”

“谢谢你，”艾瑟尔说，“不过别把他说得像死了似的。”

责备的语气虽然不重，却让黛西感到无地自容。“真是太对不起了！”她说，“他只是在战斗中失踪了而已。我真是太傻了！”

“他不再是失踪人员了，”艾瑟尔说，“他通过西班牙逃回了英国，昨天才到的家。”

“天哪！”黛西的心跳加速了，“他还好吗？”

“尽管经历了不少苦难，但看上去还不错。”

“他……”黛西哽咽了，“他在哪儿？”

“他就在这里。”艾瑟尔看着周围，“劳埃德，你在哪儿？”她大声问。

黛西急切地看着眼前的众人。劳埃德真的在这儿吗？

一个穿着撕破棕黄色大衣的男人转身问：“妈妈，什么事？”

黛西盯着转过身的劳埃德。他的脸晒黑了，瘦得像根棍子，但看上去比以前还要英俊。

“亲爱的，上这儿来。”艾瑟尔说。

劳埃德朝前走了一步，便看见了黛西，表情瞬间柔和了，露出笑容。“你好。”他说。

黛西匆匆站了起来。

艾瑟尔说：“劳埃德，这个人你也许会记得——”

黛西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她跑到劳埃德面前，扑进他的怀抱。黛西紧紧抱住劳埃德。她深情地看着劳埃德的绿色眼珠，吻着他的鼻子、双颊和嘴。“劳埃德，我爱你，”她狂叫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黛西，我也爱你。”他说。

黛西听见艾瑟尔在他们身后揶揄：“我知道你们都记住了。”

黛西走进努特利街威廉姆斯家厨房的时候，劳埃德正在吃涂果酱的烤面包。黛西脱下头上的钢盔，筋疲力竭地坐在桌子旁边。她满脸是泥，头发里全是灰，劳埃德觉得黛西周身散发着一种难以抗拒的美。

每天早上轰炸结束，送走最后一个伤者以后，黛西都会去威廉姆斯家。劳埃德的母亲让黛西尽管去，黛西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她的好意。

艾瑟尔给黛西倒了杯水：“亲爱的，昨晚一定很忙碌吧？”

黛西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糟透了，橘街上的皮博迪大楼被烧毁了。”

“老天啊！”劳埃德吓坏了。他知道皮博迪大楼，那里挤着许多穷人，还有不少孩子。

伯尼说：“那是一幢很大的居民楼。”

“是的，”黛西说，“几百人被烧死，其中有许多儿童和孤儿。大多数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劳埃德把手伸过餐桌，抓住黛西的手。

黛西看着劳埃德说：“这种事看得再多也习惯不了，你觉得看多了以后心肠会硬起来，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满心悲哀地说。

艾瑟尔把手放在黛西的肩上以表同情。

黛西说：“英国对德国的百姓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艾瑟尔说：“我朋友茉黛、沃尔特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同样在轰炸的阴影之下。”

“这简直太可怕了，”黛西绝望地摇着头说，“我们有什么错啊？”

劳埃德说：“人类有什么错，要遭受那么大的劫难啊！”

一向实际的伯尼说：“我过会儿去橘街看看，确保为孩子们做的一切都切实到位。”

“我和你一起去。”艾瑟尔说。

伯尼和艾瑟尔想法相近，行动非常有默契，似乎常常能读出对方的想法。回家以后，劳埃德经常观察他们，担心根本没有特德·威廉姆斯这号人物，也担心自己的生父是菲茨赫伯特伯爵这个秘密，会使他们的关系笼上阴影。他也和终于知道整个真相的黛西谈过了这件事。伯尼被艾瑟尔骗了二十来年有什么想法吗？但两人还是和从前一样，伯尼一如既往地深爱着艾瑟尔，对伯尼来说她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他相信艾瑟尔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艾瑟尔也的确从没辜负过他。劳埃德希望不久之后自己也能有这般相濡以沫的婚姻。

黛西注意到劳埃德穿起了军装。“你这是要去哪儿？”

“战争办公室让我去一次，”他看了看壁炉架上的钟，“我该走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汇报过了呢！”

“到我房间来，我一边系领带一边解释给你听。把茶带到我的房间来喝。”

两人一起上了楼。黛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劳埃德的房间，劳埃德这才意识到黛西还没来过自己的房间。他看着自己的单人床，摆满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书架，以及放了一排削尖铅笔的书桌，很想知道黛西对这一切会怎么看。

“很温馨的小房间。”黛西说。

房间实际并不小。劳埃德的卧室和房子里其他的卧室一般大小。但在住惯豪宅的黛西眼中，这样的卧室实在是太小了。

黛西拿起一张有镜框的照片。照片上是海边的一家人：穿着短裤的小劳埃德正在和穿着泳衣的米莉打闹，年纪尚轻的艾瑟尔戴着顶软帽，伯尼穿着灰色的大衣和敞开领口的白衬衫，头上包了块打了结的手帕。

“这是在索森德的海滩上拍的。”劳埃德说。他拿过黛西的茶杯，放在梳妆台上，将她搂进怀里。劳埃德吻着黛西的嘴唇。黛西慵懒地回吻着他，抚摸他的面颊，把身体软软地靠在他身上。

过了一会儿，劳埃德放开黛西的身体。黛西太累了，没有精力和他亲热。他也马上要出发了。

黛西脱下靴子，躺在劳埃德的床上。

“战争办公室让我再去见他们一次。”系领带时，劳埃德对黛西说。

“上次你不是已经和他们谈过好几个钟头了嘛！”

劳埃德确实已经去过一次了。他努力回忆着，事无巨细地把逃亡途中在法国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战争办公室的官员们。官员们想知道他在法国遇到的每个德国官兵所属的部队和官阶。他自然记不得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了，但通过泰-格温间谍课程的学习，他还是给他们提供了大量情报。

劳埃德向战争办公室的人提供的是标准的军事情报，但那些人对他的逃跑过程、逃跑路线以及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同样感兴趣。他们甚至问起了莫里斯和玛塞尔，想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对特蕾莎最感兴趣，特蕾莎显然能对未来的逃亡者提供帮助。

“今天我去的是另一个地方。”他看着梳妆台上一张打印的纸条说，“诺森博兰大街都市酒店424房间。”这个酒店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旁边，临近政府大楼，“应该是处理战俘事宜的一个新部门。”他戴上尖顶帽，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看我帅不帅？”

黛西没有回应。劳埃德看了看自己的床，发现黛西睡着了。

他拿来毯子盖在黛西身上，吻了吻她的前额，便离开了。

他告诉艾瑟尔黛西睡在他床上，艾瑟尔说过一会儿去看黛西，瞧瞧她睡得好不好。

劳埃德搭地铁前往伦敦的市中心。

劳埃德把生父的事情告诉了黛西，否定了黛西劳埃德是茉黛儿子的猜想。黛西很快就相信了劳埃德的话，博伊曾经告诉她，菲茨伯爵有个不知所谓的私生子。“这也太巧了吧，”她说，“我先后爱上的两个男人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她赞赏地看着劳埃德说，“你继承了父亲的英俊相貌，博伊却继承了他的贪婪。”

劳埃德和黛西一直都没有做爱。没时间是一个原因，黛西每天晚上都要值班。难得在一起了，事情往往又进展得不顺利。

上周日，他们一起去了黛西在梅菲尔街的家。那天下午，仆人们都回家休息去了，黛西把劳埃德带进了自己的卧室。但她表现得极不自然。她吻了劳埃德，但马上把头偏到了一边。当劳埃德把双手放在黛西的乳房上时，她轻轻地摆脱了他。劳埃德非常疑惑：不想和他亲热的话，何必带他进卧室呢？

“很对不起，”她支支吾吾地说，“我爱你，但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在自己家里背叛我丈夫。”

“但他背叛在先啊！”

“至少他是在别处偷情的。”

“好吧，听你的。”

黛西看着劳埃德：“你觉得我很傻吗？”

他耸了耸肩。“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你这样的确是有点矫情——但我必须尊重你的感受。在你还没准备好时就硬上，那我也太王八蛋了。”

黛西用双臂搂住劳埃德，紧紧地抱住他。“我没看错，”她说，“你是个成熟的男人。”

“别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他们去看了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把肚子都笑疼了。接着黛西便值班去了。

去地铁站的路上，劳埃德满脑子想的都是黛西的俊俏身影。下了地铁以后，他沿着诺森博兰大街走到了都市酒店。酒店里仿古董都被移走了，代之以方便实用的桌椅。

等待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被带到一个雷厉风行的高大上校面前。“中尉，我读过你的履历，”他说，“你干得非常棒！”

“先生，谢谢你。”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像你一样回到祖国，我们想帮助这些人。我们特别想找到迫降的飞行员们。他们的训练经费非常贵，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回到英国，重新飞上蓝天。”

劳埃德觉得这很难。迫降的飞行员真的愿意再重复一次类似的经历吗？换个角度去想，受伤的人恢复以后就要马上投入战斗，飞行员有什么理由放弃为国而战呢？这毕竟是场战争。

上校说：“我们建立了一条从德国到西班牙的地下运输线。你会说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是我们倚重于你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你曾经深入过敌境。我们很想把你招到这个部门当副手。”

劳埃德没想到上校会邀请他加入这个部门，也不知道自己对此有何想法。“谢谢你，先生。能得到你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想事先了解一下，这是个文书工作吗？”

“当然不是，我们希望你回到法国。”

劳埃德心跳加快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再次被送到生离死别的险境。

上校看出了他的失望：“你肯定知道回去有多危险。”

“是的，先生。”

上校用生硬的语气说：“不愿意去你完全可以拒绝。”

想到轰炸中冒险救人的黛西，想到皮博迪大楼烧死的那些孩子，劳埃德意识到自己很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先生，如果你觉得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的话，那我很愿意回法国去。一切都听你的。”

“好小子。”上校说。

半小时后，劳埃德茫然若失地走回地铁站。这时，他已经是M19部门的一员了。他将携带假证件和大量现金回法国。这个部门已经在被占领土招收了十来个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英国和英联邦各国的飞行员回到家。劳埃德将是这个不断扩充的特工网络的一分子。

如果被德国人抓住，劳埃德肯定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折磨。

在害怕的同时，劳埃德又感到极大的兴奋。他将飞到马德里：这是劳埃德第一次坐飞机。他将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和特蕾莎接上头。劳埃德将用假身份活跃在敌人之中，在盖世太保鼻子底下救自己人。劳埃德的任务是让迷途在敌占区的飞行员战友不像自己以前那样孤独无助。

十一点时，他回到了努特利街。艾瑟尔给他留了张纸条：“美国小姐一直睡到现在。”看了被轰炸的大楼以后，艾瑟尔和伯尼将分别前往下议院和市政厅。威廉姆斯家只剩劳埃德和黛西两个人了。

劳埃德回到自己房间，黛西仍然睡得死死的。她的皮外套和羊毛裤胡乱地扔在地板上。黛西穿着内衣躺在床上，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劳埃德脱下外套和领带。

床上传来黛西慵懒的声音：“快来休息吧。”

劳埃德看了黛西一眼：“你说什么？”

“脱了衣服上床。”

屋子里空空荡荡：没人会打扰他们。

劳埃德脱下靴子、裤子、衬衫和袜子，接着却犹豫了。

“不会冷的。”黛西在毛毯下面缩起身子，把一套连裤紧身内衣扔给劳埃德。

劳埃德原以为这将是一场肃穆的仪式，黛西却似乎想把两人的第一次亲热弄得轻松愉快一点。劳埃德愿意被黛西指引。

他脱下汗衫和短裤，钻进被子里。黛西的身体又热又软。劳埃德很紧张：他还没告诉黛西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劳埃德曾听人说过，男人在性事上要采取主动，不过黛西似乎不知道这种讲法。她亲吻抚摸着他，然后抓住了他的睾丸。“孩子，”她说，“让我们尽情地欢闹一场吧。”

劳埃德不那么紧张了。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九章

七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格雷格·别斯科夫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念完了哈佛的第三学年，再次利用暑期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做实习生。格雷格擅长数学和物理，毫不费力地通过了考试，可是格雷格不想当什么科学家，他热衷的是政治。他拿起电话：“我是格雷格·别斯科夫。”

“别斯科夫先生，早上好，我是汤姆·克兰默。”

格雷格的心跳加快了。“谢谢回电，你显然还记得我。”

“你是说1935年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事吧。那件事使我的照片唯一一次登上了报纸。”

“你仍然在当酒店警卫吗？”

“我调职了，现在是个商店警卫。”

“做过私人侦探的工作吗？”

“做过，你想调查些什么？”

“我现在在办公室，我想私下里和你谈谈。”

“你是不是在白宫对面的老行政大楼上班啊？”

“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干这个的啊！”

“这倒也是。”

“我在第五大街和第十九大街拐角处的芳香咖啡店等你。”

“我现在过不来，”格雷格看了看表说，“事实上现在我必须挂电话了。”

“我等你。”

“给我一个小时。”

格雷格匆匆下了楼梯。刚走到门口，一辆劳斯莱斯便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超重的司机步履艰难地下车，打开车后门。后座上的乘客高大瘦削，满头的银发。他穿着带有两个胸袋的灰色法兰绒西装，西装裁剪精致，一看就是出自伦敦名师之手。他气定神闲地走上行政大楼的花岗岩台阶，胖司机提着他的手提箱紧赶慢赶地跟在后面。

车里出来的这个人是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韦尔斯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交非常好。

司机正要把手提箱交给国务院门童的时候，格雷格抬步迎上前去。“早上好，先生，”他一把从司机手里拿过手提箱，为助理国务卿敞开门，接着跟在韦尔斯身后走进大楼。

格雷格之所以选择新闻办公室是想为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深红报》提供真实有料的稿件。但他不想仅仅当个新闻助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格雷格仰慕萨姆纳·韦尔斯，萨姆纳·韦尔斯常能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英俊的外表，得体的服饰，隐藏野心家实质的完美风度，这些都和格雷格的父亲列夫完全一样。韦尔斯决意要从上司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手里夺权，总是毫不犹豫地绕过赫尔直接向总统汇报——赫尔对此非常恼怒。格雷格对能在一个有权而且不介意使用权术的人身边做事非常兴奋。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机会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两样东西。

韦尔斯对格雷格很有好感。只要格雷格愿意，任何人都会对他产生好感。但对于韦尔斯，情况有点不一样。尽管韦尔斯娶了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他对英俊的小伙子情有独钟。

格雷格却是个纯粹的异性恋。格雷格在哈佛拉德克里夫学院有个固定的女朋友，叫埃米莉·哈德卡斯特，答应到了九月就和他上床。在华盛顿，他和得克萨斯众议员劳伦斯丰满的女儿莉塔约会。在和韦尔斯的关系上，格雷格一直在走钢丝。他对韦尔斯的态度很亲切，希望讨得韦尔斯的欢心，但一直拒绝与韦尔斯有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当韦尔斯自制力减弱，双手开始游移的酒后，他更是会离韦尔斯远远的。

看到参加十点高层会议的人员都聚齐了以后，韦尔斯对格雷格说：“孩子，你可以留下来，这对提高你的见识非常有帮助。”格雷格非常兴奋。他很想知道这次会议能不能给他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他希望有人注意到他，对他表示认同。

几分钟之后，杜瓦参议员和儿子伍迪出现了。杜瓦父子都又瘦又高，长着大头，穿着式样差不多的深蓝色亚麻西服。不过，伍迪比父亲更具有艺术细胞：他为《哈佛深红报》拍摄的照片赢得过几次不同的奖项。伍迪对韦尔斯的高级助理贝克福斯·罗斯点了点头，两人一定以前就认识。贝克福斯是个极度自负的人，因为格雷格的苏联姓氏，他一直鄙夷地把格雷格称为“苏联小子”。

韦尔斯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都是高度机密的，不能被外界知道的事情。下月初，总统将和英国首相见次面。”

格雷格强忍住没有呼叫出声。

“很好，”格斯·杜瓦说，“他们在哪儿见面？”

“为了安全，同时也是为了节省丘吉尔的旅途时间，初步打算在大西洋的船上见面。总统希望我随从他一起参加，届时赫尔参议员会留在华盛顿看家。格斯，总统希望你也参加这次会面。”

“很荣幸，”格斯说，“日程是如何安排的？”

“英国似乎暂时摆脱了德国的入侵威胁，但英国的军力还不足以进攻欧陆上的德军——除非能得到我们的帮忙。丘吉尔在会面时可能会要求我们对德国宣战，当然我们会拒绝。聊过这个议题之后，总统会和英国方面签订一份具有共同目标的联合声明。”

“不会是战争目标吧？”格斯问。

“当然不是。美国既没有参战，也没有参加战争的意愿。但我们可以在不参战的情况下和英国交好，无限制地给英国提供它们所需的战争储备。另外，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还希望在战后的世界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战后的世界是不是需要一个加强版的国联呢？”格斯问。格雷格知道，格斯和韦尔斯都热衷于这个念头。

“格斯，这正是找你来谈的原因。如果想让这个计划得以成功，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要让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承诺把加强国联的计划写进协定。”

格斯说：“你应该很清楚，总统同意我们的这个想法，但对公众舆论还有几分顾忌。”

一位助理走进会议室，递给贝克福斯一张纸条。贝克福斯看了眼，高声惊呼道：“哦，天哪啊！”

韦尔斯试探地问：“喂，上面写了什么？”

“你们应该知道，日本议会上周开了个会。”贝克福斯说，“我们得到了有关会议商议内容的情报。”

他对情报来源语之不详，但格雷格很清楚他是什么意思。美军情报处能拦截和破译出东京日本外交部发送给各驻外使馆的无线电波。这些破译出来的电文代号名为“魔力”。尽管没达到级别，但格雷格知道破译电文的事情——如果军方知道格雷格知道这些机密的话，他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日本人讨论要扩张他们的疆土。”贝克福斯说。格雷格知道，他们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伪满洲，正把军队转移到中国剩下的大部分国土。“他们不打算向西进入西伯利亚，那将意味着和苏联的全方位交战。”

“这很好，”韦尔斯说，“这样苏联就能专心抗击德军的侵略了。”

“是的，先生，但日本转而打算向南扩张，完全控制印度支那和荷兰的东印度领地。”

格雷格吃了一惊，这是最新消息——他和与会者成了第一批听说这个消息的美国人。

韦尔斯非常愤怒：“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这简直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格斯插话说：“萨姆纳，从理论上讲，这还不算是场战争。日本已经从代表法国殖民者的维希政权那里得到了书面同意，可以在印度支那派驻军队。”

“维希政权只是纳粹的傀儡啊！”

“我说了是‘从理论上讲’。另外，东印度从理论上讲是由荷兰统治的，但荷兰早已被德国侵占，德国很乐于见到东印度殖民地被他们的日本同盟占领。”

“那是他们在狡辩。”

“很多人可能会用这种托词和我们狡辩——日本大使就是其中的一个。”

“格斯，你说得对，谢谢你的提醒。”

格雷格一直在寻找做出有益于目前讨论的发言的机会。他比其他人更希望打动身边的这些权贵。但这些人知道的都比他多出很多。

韦尔斯问：“日本人想要些什么呢？”

格斯说：“石油、橡胶和锡。他们迫切地想得到这些天然资源。因为我们一直干扰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因此这点并不奇怪。”美国对原油和铁屑这些原材料对日本实施了禁运，试图阻止日本在亚洲的日益扩张，但禁运的收效并不是很大。

韦尔斯气愤地说：“我们的禁运从未得到有效的实施。”

“是的，但禁运威胁足以吓倒几乎没有自然资源的日本人。”

“我们显然需要实施更多有效的措施，”韦尔斯厉声说，“日本人在美国银行里有很多钱，我们能不能冻结他们的这些资产呢？”

在座的的官员们露出不赞成的神色。这个方案太激进了，弄不好会伤及自身。过了一会儿，贝克福斯说：“我想我们可以用上这一招，这比任何禁运都更有效。没钱的话，他们在美国买不到原油和其他任何一种原材料。”

格斯·杜瓦说：“国务卿会像往常一样，阻止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

他说得对。科德尔·赫尔国务卿非常谨慎，经常和行事激进的下属韦尔斯发生冲突。

“国务卿非常英明，他的做法自有他的道理。”韦尔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言不由衷的，但出于礼节，他需要这么说。“美国必须高高屹立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必须精明一点，而不是一味地懦弱退让。我去把冻结日本资产的想法灌输给总统吧。”

格雷格被震撼了。这就是权力的力量。韦尔斯可以在一瞬间做出改变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建议。

格斯·杜瓦皱起眉头。“没有了进口原油的话，日本经济会趋于停滞，军队的战斗力将大减。”

“这不正好嘛！”韦尔斯说。

“真的好吗？面对如此大的一场灾难，你能想象到日本的军政府会怎样做吗？”

韦尔斯不喜欢被人诘问。他说：“参议员阁下，能不能由你来告诉我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应该在采取行动之前寻找到答案。孤注一掷的人十分危险，现在我只知道美国还没做好和日本交战的准备，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格雷格敏锐地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助理国务卿先生，我插句话，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三个美国人里有两个支持和日本人作战，而不是和他们媾和。知道这一点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格雷格，你提出的观点很好，谢谢你。美国不会任由日本杀戮无辜。”

“不管民意调查结果如何，民众大多是不希望打仗的。”格斯说。

韦尔斯合上了桌子上的文件夹。“参议员，我们都同意壮大国联，但在日本的问题上意见相左。”

格斯站起身。“这两件事都需要总统来做决定。”

“谢谢你来见我。”

会议结束了。

格雷格兴高采烈地离开了会议室。他受邀参加高层会议，在会上得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自己也发表了受到韦尔斯赞赏的言论。新的一天开了个好头。

他离开大楼，向芳香咖啡馆走去。

格雷格以前从没有雇佣过私人侦探。这似乎有些不太合法。但克兰默是个遵纪守法的市民，与过去的女朋友联系也不触犯任何法律。

咖啡馆里除了穿着皱巴巴泡泡纱西服，肩膀宽阔，叼着根烟的克兰默之外，还有两个看起来在茶歇的秘书和一对外出购物的老夫妇。格雷格坐进克兰默所在的隔间，让女侍者送杯咖啡过来。

“我想找杰姬·杰克斯。”他对克兰默说。

“那个黑人女孩吗？”

那时她的确是个女孩，格雷格怀念地想。尽管想装得老成一些，但她当时只有十六岁。“那是六年前的事了，”格雷格对克兰默说，“现在她已经算不上是个女孩了。”

“让她演戏的不是我，是你父亲。”

“我不想找他。你可以帮我，不是吗？”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克兰默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杰姬·杰克斯多半是个假名吧？”

“她叫梅贝尔·杰克斯。”

“她是个女演员吗？”

“她想当上女演员，但我不知道她达成目标没有。”杰克斯漂亮而且具有表演天赋，但提供给黑人演员的角色不是很多。

“她的名字肯定不在电话本里，不然你也不会过来找我。”

“兴许没有登记，但多半她用不起电话。”

“1935年以后你见过她吗？”

“见过两次，两年前在离这不远的第五大街上见过一次，两周前在离这两个街区的地方见过一次。”

“她不太可能住在这种浮华的地方，应该在这附近上班，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没有。”

“我依稀记得她的样子。长得很漂亮，黑皮肤，笑得很甜。”

想起杰姬令人窒息的笑容，格雷格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我只想要她的地址，好给她写封信。”

“你怎么使用这些信息，不需要告诉我。”

“很好。”真这么简单吗？格雷格心里直犯嘀咕。

“除了正常的支出之外，我每天收费十美元，最少需要两天。”

价格比格雷格预料得要低。他掏出皮夹子，递给克兰默一张二十美元纸币。

“谢谢你。”警卫说。

“祝你好运。”格雷格说。

这天是星期六，天气很热，伍迪和弟弟查克一起去了海滩。

杜瓦一家都在华盛顿，他们住在丽思-卡尔顿酒店附近的九居室公寓。查克在海军服役，此时正在休假。父亲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准备大西洋上的峰会，母亲正在写一本有关总统妻子们的新书。

伍迪和查克穿上汗衫和马球衫，带上毛巾、太阳镜和报纸，搭上一列通往特拉华海岸里霍博斯海滩的火车。旅途需要两三个小时，但里霍博斯海滩是夏季周六唯一可去的地方。这片海滩地域宽广，又能吹到来自大西洋的微风，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上千个穿着泳衣的妙龄女郎。

两兄弟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查克个子矮些，体魄精干。他遗传了母亲漂亮的外表以及胜利者的笑容。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有着母亲的狡黠，对生活总是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除了跑步和拳击，他在所有运动项目上都强于伍迪。伍迪的腿比他长，所以他跑不过伍迪。伍迪的臂展比他长出许多，他出拳根本打不到伍迪。

查克在家不怎么谈论军队里的事情，这是因为父母仍然对他不读哈佛怒气冲冲。私下他却对伍迪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夏威夷非常棒，但在岸上工作让我很失望。”他说，“我是为了上军舰才加入海军的。”

“你在海军都干了些什么？”

“我是情报小组的成员。我们监听敌台，主要是日本海军的电台。”

“他们的电台是用密码发报的吗？”

“是的，但不需解码，你也能了解许多事情。这叫流量分析。发报量的突然增多意味着对方将立刻投入一项军事行动。监听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能掌握一些特定的模式。比如说，水陆两栖行动就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非常有趣，我想你一定很擅长这个了。”

查克耸了耸肩：“我只是个在电文上做些注解，然后把它们归档的文员而已。但这些基础的东西还是知道的。”

“夏威夷的生活怎么样？”

“有很多乐子。海军的酒吧非常野，黑猫咖啡馆是其中最棒的。我交了个知心朋友埃迪·帕里。一有机会，我们就去威基基海滩滑水。我在夏威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但我更想能在舰艇上服役。”

他们在凉爽的大西洋海水中游泳，买热狗填饱肚子，用伍迪的照相机为彼此照了相，贪婪地注视着在海里游泳的女孩子们，一直到太阳下山才准备回家。穿过人群往回走的时候，伍迪一眼认出了乔安妮·洛兹罗赫。

伍迪不需要看第二眼就知道那是乔安妮。她太出众了，和海滩上的任何女孩都不一样，在整个特拉华都是最卓尔不群的一个。她高高的颧骨，弯刀状的鼻子，乌黑油亮的头发，光滑细腻的皮肤，都是别的女孩梦寐以求的。

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乔安妮。

她看上去非常性感。两块美妙的肩胛骨在连体式泳装上的两根细肩带下展露无疑。泳装的下部刚刚包住大腿上部，两条棕色的大长腿完全显现在伍迪面前。

很难想象，这个美妙的尤物曾经被他拥在怀里，和他忘情地拥吻。

乔安妮用手护住眼睛，抬头看着他。“伍迪·杜瓦！你竟然在华盛顿啊！”

他顺势坐在乔安妮身边的沙滩上，如此之近的距离让他呼吸困难。“你好，乔安妮。”他看了一眼乔安妮身边的棕色眼睛的丰满女孩，“乔安妮，你丈夫在哪儿？”

她忍不住笑了：“你怎么会觉得我有丈夫呢？”

伍迪脸红了：“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你的公寓参加过一次聚会。”

“你还真去了啊！”

乔安妮的同伴插嘴说：“我记得你。我问了你的名字，但你没搭理我。”

伍迪根本不记得有这么回事。“抱歉对你这么无礼，”他说，“我是伍迪·杜瓦，这是我弟弟查克。”

棕色眼睛的女孩握了握兄弟俩的手说：“我是戴安娜·塔芙娜。”查克在戴安娜身边坐下来，她显得非常高兴，查克非常英俊，比伍迪帅气许多。

伍迪描述着几年前去乔安妮公寓时的情况：“我去厨房找你，一个叫贝克斯福特·罗斯的家伙说他是你的未婚夫。过了这些年，我想你一定已经结婚了，不然这婚约也实在太长了。”

“别傻了！”乔安妮带着一丝怒气说。伍迪知道，乔安妮不喜欢被人开玩笑。“就因为和我共住一间公寓，贝克斯福特就四处跟人说我们订婚了。”

伍迪吃惊极了。贝克斯福特住在那套公寓里吗？他们一起睡了吗？同居在社会上很常见，但女孩子一般不会承认。

“他的确跟我谈论过结婚的事情，”乔安妮说，“但我从来没答应过他。”

看来乔安妮还是独身，伍迪比中了彩票还要开心。

虽然没结婚，但可能已经有男朋友了，他提醒自己。必须搞清楚乔安妮有没有男友。不管怎么说，有男友总比有丈夫要好。

“几天前我和贝克斯福特在国务院一起参加了一个会议，”伍迪说，“他在国务院发展得很不错。”

“他前途无量，会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的人做老婆的。”

从语气中看，乔安妮对以前的恋人并没有什么留恋。说不清为什么，伍迪竟然感到有几分欣喜。

伍迪把头靠在手肘上。地上的砂石很热。伍迪心想，如果乔安妮有个正式的男朋友的话，她一定很快会提到他。伍迪问乔安妮：“提到国务院，你还在那上班吗？”

“是的，我在给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当秘书。”

“你的工作非常有意思。”

“现在的确是这样。”

伍迪看着泳衣在乔安妮大腿上的分际线，心里琢磨着，不管泳衣遮盖的部位是多是少，男人们想的永远是泳衣下隐藏的敏感部位。伍迪开始悄悄勃起，他拽了拽衣服的前襟，试图掩饰。

乔安妮发现了伍迪在看她的大腿。“你喜欢我的泳衣吗？”她总是这么开诚布公，这是伍迪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伍迪决定说实话：“乔安妮，我喜欢你，一直很喜欢你。”

乔安妮笑了：“伍迪，这样很好，我不喜欢遮遮掩掩。”

周围的人都在收拾东西。戴安娜说：“我们准备走了。”

“我们也正准备离开，”伍迪说，“一起走，好吗？”

这时，乔安妮完全可以礼貌地拒绝。她只需要说“哦，不，你们男孩先走”就可以了。她却说：“好吧，我们一起走。”

女孩们在泳衣外面套上裙子，把随身物品扔在两个包里，然后与伍迪和查克一起沿着海滩往前走。

火车里挤满了和他们一样又饥又渴，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远足者。伍迪在火车站买了四罐可乐，火车一开便拿了出来。乔安妮问他：“你还记得吗？当时在布法罗，天气很热，你给我买过一罐可乐？”

“游行示威的那天吗？我当然记得。”

“那时我们还小呢！”

“买可乐是我搭讪美女常用的招数！”

乔安妮笑了：“管用吗？”

“连美女的边都挨不上。”

乔安妮举起可乐罐喝了一口：“继续尝试，总会有成功的时候。”

伍迪觉得可以乘胜追击下去，于是他说：“回到城里以后，你们想来点汉堡之类的，或是看场电影吗？”

如果乔安妮有男朋友，这时她准会说：“不，谢谢了，我和男朋友有约会。”

戴安娜急忙插话说：“这主意不错。乔安妮，你呢？”

乔安妮说：“当然可以。”

乔安妮没有男朋友——甚至同意和他们约会！伍迪试图遮掩自己的喜悦。“我们可以去看《绑架新娘》，”他说，“那电影很有趣。”

乔安妮问：“是谁主演的？”

“詹姆斯·卡格尼和贝蒂·戴维斯。”

“不错，我很想去看。”

戴安娜说：“我也想去。”

“就这么定了。”伍迪说。

查克嬉皮笑脸地说：“查克，你想去看吗？你一定会说，哦，当然，我想疯了，哥哥，谢谢你还记得我。”

双簧演得并不高明，但把戴安娜逗得直乐。

很快，乔安妮把头枕在伍迪的肩膀上睡着了。

乔安妮的黑发撩拨得伍迪皮肤发痒，温热的呼吸刺激着伍迪短袖衬衫领口下的皮肤。伍迪觉得非常惬意。

杜瓦兄弟与乔安妮和戴安娜在联合车站分开，各自回家换衣服，换完衣服以后又在市中心的中国餐馆见面了。

喝啤酒吃炒面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日本问题。这时几乎人人都在谈。“必须有人阻止他们，”查克说，“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

“也许吧。”伍迪说。

“他们是军国主义者，侵略性很强，对待中国人非常残暴。他们和欧洲的那些法西斯分子有什么区别吗？”

“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乔安妮说，“区别在于他们对未来的着眼点不同。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希望杀光自己的敌人，然后颠覆性地创造一个新社会。日本人推行法西斯主义却是为了保护固有的权力集团，以使他们的天皇和军国主义政权不至于被削弱。西班牙人也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为了维护天主教会和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屠杀人民，根本没有创造新世界的想法。”

“不管日本人是为了什么，他们的侵略行径都必须被阻止。”戴安娜说。

“我有不同看法。”伍迪说。

乔安妮说：“伍迪，说说你的看法。”

伍迪知道，乔安妮对政治非常有见地，肯定会欣赏有深度的见解。“日本是个贸易国家，自然资源却非常稀缺：没有石油，没有钢铁，只有少部分的森林。它们想壮大必须靠做生意。比如说，他们进口来棉花，织成衣服，然后卖给印度或菲律宾。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上的强国却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在大萧条期间实行了关税壁垒政策。这一政策结束了日本和美、英两国的贸易往来，其中就包括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菲律宾。这给了它们沉重的打击。”

戴安娜说：“关税壁垒政策就使他们有权征服世界了吗？”

“当然不能，但这使日本的领导人想到，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就必须像英国那样建立日不落帝国，或至少像美国一样获取些殖民地。那样将没人能关闭他们的生意渠道了。因此他们想把远东作为自己的后院。”

乔安妮说：“我们政策的弱点在于，每次我们想因为日本人的侵略而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他们都会因此而更坚定自给自足的决心。”

“也许吧，”查克说，“但他们还是必须被阻止。”

伍迪耸了耸肩，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答案。

饭后，四个人一起去了电影院。电影非常好看。看完后，杜瓦兄弟送乔安妮和戴安娜回公寓。走出影院，伍迪抓住乔安妮的手。乔安妮对他微微一笑，捏了捏他的手，伍迪的心踏实下来。

走到公寓楼下，伍迪拥乔安妮入怀。他从眼角的余光看到，另一对此时也已经拥抱在一起了。

乔安妮近乎草率地吻了吻伍迪的嘴唇：“只是礼节上道别的一吻哦。”

“上次我们接吻可不是什么礼节性的吻。”他低下头，再一次吻了她。

乔安妮把中指点在他的下巴上，把他推离自己。

难道只能轻轻地啄一下吗？伍迪心想。

“那晚我喝醉了。”乔安妮说。

“我明白。”伍迪知道乔安妮不想让他亲近的根源在哪里。她不想让伍迪觉得自己很随便。他说：“那时你情绪很低落，那样的你更加动人心魄。”

她考虑了一会儿。“真是败给你了，看来你是真的很了解我。”说完她又吻了他一次，这次比刚才更轻柔，也更为不舍，不是出于感情的突然升温，而是意味着亲密的感情专注。

没多久，他就听到查克说：“戴安娜，晚安。”

乔安妮马上从伍迪怀中挣脱开来。

伍迪失望地说：“我弟弟吻得太快了。”

乔安妮轻轻一笑。“晚安，伍迪。”说完，她转身走向公寓大楼。

戴安娜站在公寓门口，表情非常失落。

伍迪仓促地问：“还能和你约会吗？”即便自己听来，语气也太猴急了。他一个劲地在心里责骂着自己。

但乔安妮似乎并不在意。“电话联系。”说完便进了门。

等到两个女孩消失了，伍迪才转过身。他责问查克。“为什么不多亲热一会儿？”他的口气很严厉，“戴安娜是个非常诱人的女孩。”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查克说。

“真的吗？”伍迪不再生气，而是对弟弟无视这么漂亮的女孩感到十分奇怪。“丰满的胸部，漂亮的脸蛋——你还想要什么？如果没有碰到乔安妮，我绝对会吻她的。”

“每个人喜欢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他们朝父母租住的公寓走去。“你喜欢哪一型的呢？”伍迪问查克。

“在你谋划双重约会之前，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很好，什么事？”

查克停住脚步，伍迪只好跟着停下。“你必须对我发誓，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

“我发誓，”伍迪在昏暗的街灯下打量着查克，“那个不能说的秘密是什么？”

“我不喜欢女孩子。”

“有时女孩是很烦，这点我同意，但你就是得追求她们。”

“我是说，我不喜欢和她们拥抱、接吻。”

“什么？别傻了，那是世界上最高的享受。”

“伍迪，我们的构造不同，我不喜欢女人。”

“你不会是个同性恋吧！”

“没错，我就是同性恋。”

“什么？”

“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同性恋。”

“你在开玩笑。”

“伍迪，我没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你是同性恋吗？”

“是的，我生来就是个同性恋。青春期开始以后，你心里想的是圆圆的奶子和阴毛茂盛的小穴，我想的却是坚硬的阴茎。”

“查克，这太恶心了。”

“才没那么恶心呢。有些男人生来就是这样。这样的人比你想象得更多——在海军里尤其多。”

“海军里有很多同性恋吗？”

查克用力点了点头：“有许多。”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要一个眼神，我们就能认得出彼此。这和犹太人不用通过外貌就能彼此相认是一个道理。告诉你，刚才我们在中国餐馆碰到的侍者就是个同性恋。”

“他是同性恋吗？”

“你没听见他说，他喜欢我的外套吗？”

“听见了，但我没往那个方面去想。”

“现在你知道了。”

“他喜欢你吗？”

“我想应该是的。”

“为什么？”

“和戴安娜喜欢我多半是一个原因。我比你更帅一些。”

“真是太诡异了。”

“不说这个了，我们回家吧。”

他们继续往前走，伍迪的脚步却显得有些蹒跚。“你是说，中国人里也有同性恋吗？”

查克笑了：“中国人里当然也有同性恋。”

“我不清楚。我从来没在中国人和同性恋之间划过等号。”

“记住，别对任何人提这件事，尤其是爸爸妈妈。天晓得爸爸知道了会怎么说。”

镇定下来以后，伍迪用胳膊搂住查克的肩膀。“管他呢，”他说，“至少你不是个共和党人。”

格雷格·别斯科夫随同罗斯福总统和萨姆纳·韦尔斯乘坐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从纽芬兰出发，前往大西洋上的布雷森莎湾和英国代表团见面。护航的有“阿肯色号”战列舰、“塔斯卢卡萨号”巡洋舰和十七艘小型护卫舰。

这些战舰排成长长的两列，中间形成了一道宽阔的海上走廊。8月9日星期六早上九点，二十艘舰艇的所有船员穿着白色军服在甲板上站在阳光下，列队欢迎被三艘驱逐舰围在中央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丘吉尔首相就在这艘战列舰上。

格雷格从来没有目睹过大国首脑之间的会面，他很高兴能成为会面时的一员。

同时他又有些担心。他希望德国人不知道这次会面的事情。如果他们知道了，准会派出U型潜艇暗杀两位领导人，把西方文明的最后希望毁于一旦。那样的话，他自己也将送命。

离开华盛顿前，格雷格约见了替他打探杰姬下落的汤姆·克兰默。克兰默递给他一个廉租区的地址，就在联合车站另一边。“她在丽兹-查尔顿饭店附近的大学女子俱乐部做招待，因此你会在那附近见到她两次，”他一边说，一边把格雷格付给他的剩余费用揣进兜里，“我想表演并不适合她——不过她还让人叫她杰姬·杰克斯。”

格雷格写了封信给她。

<small>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六年前你突然离开。我以为我们很快乐，但一定是我弄错了。这件事让我失落了很久。</small>

<small>后来遇见我时，你似乎非常害怕，但其实没什么好怕的。我不生气，只是有些好奇。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你是头一个让我爱上的女孩。</small>

<small>我们能一起喝杯咖啡，谈谈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small>

他在信末留下了电话号码，前往纽芬兰那天寄出了这封信。

罗斯福总统希望这次会见能达成一份共同声明。格雷格的上司萨姆纳·韦尔斯写就了共同声明的草稿，但罗斯福却不想用这份草稿，他说最好让丘吉尔拿出第一稿。

格雷格很快发现罗斯福总统的这一招非常高明。为了公平起见，起草第一稿的那方除了自己的需求之外，还必须在稿子中列出另一方的需求。这样一来，起草方就不能把对方的需求最小化，不然自己的所有需求也无法获得协商通过。因此，起草方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格雷格暗暗告诉自己，今后碰到这样的场合绝不去写第一稿。

这天晚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共进了晚餐。周日，他们在“威尔士亲王号”巡洋舰的甲板上做了礼拜，甲板上搭了个圣坛，用星条旗和米字旗装饰。周一早晨，两位坚定的盟友开始了实质性的商谈。

丘吉尔拿出了包含五点方案的一揽子计划，计划中含有萨姆纳·韦尔斯和格斯·杜瓦极力推崇的建立一个能保证各国安全的国际组织的内容——换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加强版的国联。但他们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个建议对罗斯福总统来说压力太大了。总统同意建立国际性组织的想法，但害怕仍然相信美国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者会出来阻挠。罗斯福总统对舆论十分敏感，竭尽全力不引起反对。

韦尔斯和杜瓦没有放弃，英国人也同样没有放弃。两方聚集在一起，寻找着一个能让两位领导人接受的折中方案。格雷格为韦尔斯做着记录。双方找到了“建立一个更广泛更长久的总体安全系统”的理由来说服两位领导人。

他们把方案提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领导人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韦尔斯和杜瓦非常兴奋。

格雷格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兴奋。“进步似乎并不大，”他说，“两位大国的领导人带了几十位随员，二十四艘战舰，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花费三天时间仅仅达成了这份没能实现我们所有希望的协议，你们怎么就这么高兴了呢？”

“前进一寸也是进步，”格斯·杜瓦笑着说，“这就是政治。”

伍迪和乔安妮约会五周了。

伍迪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和乔安妮一起出去，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尽管如此，过去七天他还是见了她四次。周日他们一起去了海滩，周三他们一起吃了晚餐，周五他们一起看了电影。周六，他们又一起过了一整天。

他很喜欢和乔安妮交谈。乔安妮伶牙俐齿又见解独到，是个非常好的谈话对象。他很喜欢乔安妮对任何事都态度明确的姿态。两人可以对各自喜好和厌恶的事情一连交谈上好几个小时。

欧洲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快。德军依然在压制着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以东，他们横扫了红军的第十六和第二十军，抓获了三十万名战俘，能把德军挡在莫斯科之外的苏联红军已经所剩不多了。但远方的坏消息并不能让伍迪的兴奋劲减少半分。

乔安妮可能没有伍迪那么痴迷。但看得出，她也同样很喜欢他。分别时他们总是接吻道别，乔安妮似乎很享受这些吻，但并没有表现出他所熟知的那种热情，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电影院或是公寓门口街上这种公众场合拥抱吻别的吧。即便进入了公寓，乔安妮的两位室友也至少有一位会待在客厅里，乔安妮一直没找到机会把他带进卧室。

查克的假期几周前便结束了，回到了夏威夷的驻地。伍迪仍然不知道该对查克的告解怎么想。有时他会像世界倒了个一样感到震惊。有时他又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他遵守了诺言，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连乔安妮都没有说。

几天前，父亲随总统出海，母亲回布法罗探访外祖父母去了。这样一来，杜瓦家在华盛顿的公寓——九个房间的公寓——就只剩下伍迪一个人了。他决定找合适的机会把乔安妮带回公寓，和她好好地吻上一吻。

吃完午饭，两人一起参观了名为“黑人艺术”的展览。这个展览被一些保守派记者所攻击，这些保守派记者说黑人没有自己的艺术——但在伍迪和乔安妮看来，画家劳伦斯·雅各布和雕刻家伊丽莎白·加特莱特展现出了横溢的才华。

参观完展览以后，伍迪对乔安妮说：“决定在哪里吃晚饭之前，去喝杯鸡尾酒好吗？”

“不喝鸡尾酒，”乔安妮和平常一样坚定地说，“我只想喝杯茶。”

“喝茶？”伍迪不知道华盛顿哪里能喝到茶。这时他灵机一动。“妈妈那里有英国茶，”他说，“可以到我的公寓里喝。”

“走吧。”

杜瓦家租住的公寓在二十二街靠近第十二街的地方。走进装有空调的公寓大楼，在炎热的户外走了一会儿的两人感觉轻松了点。电梯员操作电梯，把他俩送上楼。

走进公寓时乔安妮说：“我经常在华盛顿见到你爸爸，但已经有很多年没和你妈妈说过话了，我必须为她最近写的那本畅销书对她表示祝贺。”

“她现在不在，”伍迪说，“到厨房里来吧。”

他打开水龙头，灌满水壶，然后放在炉子上加热。接着，他抱住乔安妮：“终于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了。”

“你父母呢？”

“他们都出城了。”

“查克也去了夏威夷吗？”

“是的。”

乔安妮推开他：“伍迪，你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我做什么了？我是来请你喝茶啊！”

“你把我骗到这来！我还以为你父母都在家呢！”

“我从没这样说过！”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他们都不在呢？”

“你根本没问！”他抱怨着说。但乔安妮的责怪并非无凭无据。他确实没有说谎，但他故意没有提前告诉她家里没其他人。

“你带我来就是为了轻薄我，你觉得我是个很容易勾搭的贱女人。”

“我没这么觉得。只是因为我们从来没单独在一起，才带你上这儿来。我希望能更亲密地吻你。”

“别想戏弄我！”

乔安妮的确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是的，伍迪确实希望有一天能和乔安妮上床，但今天他没这么想过。“我们走吧，”他说，“去别的地方喝茶。丽思-卡尔顿酒店就在这条街上，英国人一般都会去那儿，那里一定有英国茶。”

“哦，别傻了，我们不需要离开。我不怕你，如果你真要轻薄我的话，我会把你赶到一边去。我只是对你有点生气。我不想要一个认为我很容易上手才和我一起出去的男人。”

“你才不是那样的人呢！”伍迪的声调升高了，“我等了六年，才等到你同意和我约会。即使是现在，我所要的也只是简单的一个吻。如果这算容易的话，那我绝对不会和比你更难说动的女孩谈恋爱。”

让他吃惊的是，乔安妮竟然被他逗笑了。

“怎么了？”他生气地问。

“很抱歉，你说得对，”她说，“如果你想要个容易上手的女人的话，很久前你就放弃我了。”

“是的。”

“在那次喝醉酒吻过你之后，我猜你一定会觉得我很贱。我想你这次也只是想从我这里找乐子。过去几周，我一直在为此而担心。对不起，我错看你了。”

伍迪被乔安妮突然的情绪变化弄得手足无措，但又觉得乔安妮最后的那段表白对两人的关系会有助益。“那一吻之前，我就被你迷住了，”他说，“我猜你根本没注意。”

“我才不会注意你这种小不点呢！”

“那时我已经很高了。”

“那是你那时唯一的可取之处。”

他笑了：“我从来不用傲慢的态度跟你说话，难道这不是优点吗？”

“你敢用傲慢的态度跟我说话，我就不理你了。”

水开了。伍迪把茶叶倒在瓷杯子里，开始泡茶。

乔安妮突然陷入了沉思。“你刚才好像说了句话，是吗？”

“你指的是哪句话？”

“你说，‘那我绝对不会和比你更难说动的女孩谈恋爱。’你是说真的吗？”

“你指的是这句话的哪一部分？”

“谈恋爱的那一部分。”

“哦，我不想说那个的，”伍迪已经顾不上矜持了，“但如果你想知道事实的话，坦白跟你说吧，我爱你。我想我已经爱你好多年了。我倾慕你。我想——”

乔安妮抱住伍迪的脖子，忘情地亲吻起来。

这次是真正的亲吻。乔安妮的嘴唇急切地寻找着伍迪的嘴唇，她的舌尖顶上了他的嘴唇，两人的躯体紧紧挨在了一起。这个吻和1935年那次非常像，只是乔安妮的嘴里完全没有了当时那种威士忌的味道。伍迪兴奋地想，这才是他爱上的那个真正的乔安妮——一个洋溢着真正热情的女人。此时，这个女人正在他的怀抱里，忘情地和他接吻。

乔安妮把手探进他的运动衫里，抚摸他的胸膛，指尖嵌进了他的肋骨。她的手掌掠过他的乳头，紧抓住他的肩膀，似乎想把双手按进他的肌肉里似的。伍迪意识到，乔安妮和他一样，失去了对情感的控制，任感情的洪流像决堤的水坝一样倾泻而出。伍迪的手从乔安妮的身体侧面转移到她的乳房上，像个突然放假的小学生一样，带着完全的释放感尽情地抚摸着它。

当他热切地把手伸进乔安妮的大腿之间时，乔安妮把他推到了一边。

乔安妮的话让他惊呆了：“你这里有避孕套吗？”

“对不起，我没有……”

“很好。事实上，这样我就放心了。这说明你并不是想要做爱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如果有就好了，真应该备一点的。”

“没事，我认识一个女医生，周一我会问她拿点药。现在我们就尽情地享受吧。快点，再吻我一次。”

接吻的时候，伍迪感觉到乔安妮脱下了他的内裤。

“哦，”过了一会儿，乔安妮说，“真是太美妙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伍迪轻声说。

“我也许需要用两只手。”

“什么？”

“我猜那东西一定会翘得老高。”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两只手都用上的话，我就能把它含住，好好亲一亲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手绢。”

幸好他还带了手绢。

结束前的一刻，伍迪睁开眼睛。他发现乔安妮正在看着他，表情里带着信赖、愉悦和一种甚至能被称为爱的东西。

一切都结束以后，伍迪感到说不出的平静。我爱她，他这样想着，我很快乐。生活真是太美好了。“太完美了，”他说，“我也愿意这样为你服务一次。”

“你愿意？”乔安妮问，“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他们仍旧站在厨房里，靠着冰箱门，但伍迪和乔安妮谁都不想动。乔安妮抓住伍迪的手，引导它移到她的裙子下面，伸进她的棉内裤。伍迪感受到她炽热的皮肤，卷曲的毛丛和湿漉漉的深处。伍迪试图把手指伸进去，但乔安妮大叫：“不要！”她抓住他的指尖，引导着它在两片花瓣间游移。他察觉到皮肤下一粒豌豆般又小又硬的东西，她握着他的手指画了个小圈。“对，”她闭上眼睛，“这样继续下去。”他仰慕地看着乔安妮的脸，看着她进入了沉醉。一两分钟以后，乔安妮轻轻叫了一声，然后又重复着小声叫了两三次。接着她挪开了他的手，瘫倒在他身上。

过了一会儿，伍迪说：“你的茶要冷了。”

乔安妮笑了：“伍迪，我爱你。”

“是真的吗？”

“你不会被我吓坏了吧？”

“才不会呢，”他笑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知道女孩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但我不想假装迟疑。一旦打定了主意，我就不会轻易放弃！”

“是的，”伍迪说，“我已经注意到了。”

格雷格·别斯科夫住在父亲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长租套房里。列夫经常从布法罗或洛杉矶过来，在华盛顿小住几日。列夫不在的时候，格雷格一个人占据这间套房——不过这天晚上，众议员的胖女儿莉塔·劳伦斯在套房里过了夜，她穿着件男式的丝绸睡袍，看上去乱糟糟的。

侍者为他们送来了早饭、报纸和一封信。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共同声明掀起了远超格雷格想象的波澜。消息的影响力整整发酵了一周。媒体称之为《大西洋宪章》。在格雷格看来，声明的措辞暧昧不清，用词非常小心，但外界却不是这么看的。媒体称《大西洋宪章》吹响了促进自由、民主和世界贸易的号角。据说希特勒得知后很生气，说这等同于美国向德国宣战。

没有参加这次会面的许多国家希望在这份声明上签字，贝克福斯·罗斯建议这份声明的签署国都可以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

这时，德军正在苏联的国土上长驱直入。它们已经从北面逼近了列宁格勒。在苏联南部，溃退的红军为了不给入侵的德军更多的电能，引爆了象征着苏联人骄傲和自豪的世界最大水力发电站第聂伯河水坝——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红军延缓了德国军队的进攻，”格雷格把《华盛顿邮报》上的消息告诉莉塔，“但德国人依然在以每天五英里的速度行进。他们宣称杀死了三百五十万红军士兵。你说这可能吗？”

“你在苏联有亲戚吗？”

“我倒真有一个。爸爸曾在不胜酒力时告诉我，他在离开苏联时抛弃了一个有他身孕的女孩。”

莉塔露出憎恶的表情。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是这么个人，”格雷格说，“他是个伟人，伟人是不用遵守游戏规则的。”

莉塔什么都没说，但格雷格知道她想说什么。莉塔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不愿为这事和他吵。

“无论怎么说，我在苏联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和我一样是私生子，”格雷格说，“他叫弗拉基米尔，但我不知道其他任何情况。他也许已经死了。他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也许正好是三百五十万名战死者中的一员。”说着，他翻了一页报纸。

看完报纸，他拿起了侍者送来的信。

信是杰姬·杰克斯写来的，上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下面只有了一行字：“不要在一点和三点之间打来。”

格雷格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莉塔。“你应该几点到家？”他不动声色地问。

莉塔看了看表。“哦，老天，我最好在老妈发现我还没回去之前回家。”昨晚，莉塔告诉父母，她和一个闺密待在一起。

他们穿上衣服，分乘两辆出租车离开。

一定是杰姬工作地的电话号码，格雷格这样想。下午一点到三点可能是她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会在中午左右给她打电话。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兴奋。毕竟，他只是想知道杰姬当时为何要不告而别而已。莉塔·劳伦斯又漂亮又性感，但在莉塔和先前几个女朋友身上格雷格却从没感受过十五岁和杰姬第一次交欢时的那种快慰。无疑那是因为他再也回不到十五岁了。

他前往老行政大楼，开始一天的主要工作。这天，他要起草一份写给在北非工作的美国人的新闻稿。英国人正与德国和意大利人在北非的广袤土地上你争我夺，尤其是在海岸线附近，那个长两千英里、宽四十英里的狭长地带。

十点三十分，他拨通了信上的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大学女子俱乐部。”格雷格从没去过这个俱乐部。只有得到女生的邀请，男士才可能出现在那里。

格雷格问：“杰姬在吗？”

“在，她正在等这个电话呢，请别挂。”格雷格心想，杰姬可能得得到特殊的允许才能在工作时接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杰姬说：“我是杰姬，你是哪位？”

“格雷格·别斯科夫。”

“我一猜就是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雇了个私家侦探。我们能见面吗？”

“应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必须对天发誓不能告诉你的父亲，永远不告诉他。”

“为什么？”

“稍后再对你解释。”

格雷格耸了耸肩：“好吧。”

“你发誓吗？”

“当然可以。”

杰姬继续坚持：“必须亲口说出来。”

“我发誓，你满意了吗？”

“很好，你可以请我吃午饭。”

格雷格皱起眉头。“附近有什么让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一起吃午饭的地方吗？”

“我只知道一家——心动快餐店。”

“我知道那里。”他见过那家店铺，但从没进去过。那是一家看门人和送报员经常光顾的店子。“什么时候见面？”

“十一点半。”

“这么早？”

“你觉得女招待应该什么时候吃午饭——下午一点吗？”

格雷格笑了：“你说话还是喜欢带刺。”

杰姬挂上了电话。

写完新闻稿，格雷格把打在纸上的新闻稿带进上司的办公室。他把文件放进收文篮，说：“迈克，我想早点吃午饭可以吗？十一点半左右去吃？”

迈克正在看《纽约时报》。“好的，没问题。”他头也不抬地说。

格雷格在艳阳下走过白宫，于十一点二十分到达心动快餐店。除了几个午休的人以外，餐厅里没有什么人。格雷格坐在火车座里，点了份咖啡。

格雷格很想知道杰姬会对他说什么，他很想解开六年前杰姬不告而别的谜，他已经为此苦恼了整整六年。

十一点半，杰姬准时出现在心动快餐店。她穿着黑裙子和平底鞋——如果加上围裙，就该是全套女侍的制服了，格雷格推想。黑色很适合她，看到她那张弓形的嘴和棕色的大眼，格雷格喜不自禁。她坐在他对面，叫了一份沙拉和一罐可乐。格雷格又叫了一大杯咖啡，他紧张得吃不下东西了。

杰姬的脸上没了格雷格记忆中的婴儿肥。当初相遇时，她只有十六岁，所以现在应该是二十二岁了。那时他们只是过家家的小孩子，现在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格雷格从杰姬的脸上读出了六年前没有的失望、沧桑和艰辛。

“我做白班，”她告诉他，“九点到俱乐部，清理餐厅，摆好桌面，在午餐时招待客人，收拾好以后，下午五点走人。”

“大多数女侍应该上夜班吧。”

“我喜欢在晚上和周末休息。”

“仍然参加很多聚会吗？”

“不，大多数时候我喜欢待在家里听收音机。”

“你一定有很多男朋友。”

“我想要的只有一个人。”

他斟酌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句话其实有很多种解释。

杰姬的午饭来了。她喝了口可乐，用叉子叉起沙拉。

格雷格说：“那我就要问了，1935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

杰姬叹了口气说：“我不想说，你一定不愿意听的。”

“我必须知道。”

“你爸爸来找了我。”

格雷格点了点头：“我想这事一定和他有关。”

“他还带了个叫乔什么的家伙。”

“乔·布列胡诺夫，是个恶棍。”格雷格生气了，“他伤害你了吗？”

“格雷格，他完全不必对我怎么样。光是看见他，我就已经吓个半死了。我必定会答应你爸爸叫我做的任何事情。”

格雷格拼命压制住自己的怒气。“他想干什么？”

“他说我必须得走，马上就走。我可以给你写张纸条，但必须经他过目。我必须回到华盛顿。离开你，我很伤心。”

格雷格记得，自己当时也是伤心欲绝。“我也一样。”他说。他想把手伸过桌子抓住杰姬的手，但不知道杰姬是否乐意。

杰姬说：“他说每周给我一份补贴让我离开你。这笔钱他现在还在付。钱虽然不多，但足以支付房租。我发了誓——但还是鼓起勇气让他答应了我的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叫他不要再骚扰我，不然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同意了吗？”

“同意了。”

“没多少人敢威胁他。”

杰姬把盘子推到一边。“他对我说，如果我敢违反承诺，他就让乔用刀划花我的脸。乔拿出了他锋利的剃刀。”

格雷格的疑惑解开了。“这就是你仍然这么害怕的原因？”

杰姬的黑色皮肤因为恐惧而变得毫无血色。“是的。”

格雷格的声音低了下来：“杰姬，我很抱歉。”

她勉强挤出笑容。“这不怪你，你当时才十五岁，心智远没到可以结婚的程度。”

“如果他找的是我，情况也许会大有不同。但他一旦决定了什么事，就会任意妄为地去做。”

“但我们仍然有许多美好的时光。”

“是啊！”

“我是你父亲给你的礼物。”

他笑了：“是他给我最好的礼物。”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暑假期间，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打工。”

杰姬做了个鬼脸。“听起来很无聊。”

“恰恰相反，目睹最有权势的那些人做出决定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他们仅仅坐在办公桌后面，就能做出改变世界的伟大决定。他们统治着这个世界。”

她面露狐疑，但只是说：“也许这比服侍别人吃饭要强。”

格雷格开始意识到这些年给他们造成的差距有多么大。“九月我要回哈佛，读完大学的最后一年。”

“你是学校里女生的宠儿吧。”

“学校里都是男生，女生并不多。”

“但你肯定有女朋友，是吗？”

“我不想对你撒谎，是的。”他不知道埃米莉·哈德卡斯特是否会信守诺言，开学后和他上床。

“你会和她们中的一个结婚，住在湖边的小房子里，生一堆漂亮的孩子。”

“我想在政治上干出些名堂，也许是国务卿，也许是伍迪·杜瓦父亲那样的参议员。”

杰姬把目光转到一旁。

格雷格想着湖边的小房子，这一定是杰姬的梦想，他为她感到难过。

“你会成为理想中的大政治家的，”她说，“我很清楚。你有那种气质，十五岁时你就有了。你像你的父亲。”

“我怎么可能像他这种人呢？说说你的理由。”

杰姬耸了耸肩。“格雷格，理由不明摆着吗？你明知我不想见你，却派了个鬼侦探来找我。‘他一旦决定了什么事，就会任意妄为地去做。’你不也是这样的吗？”

格雷格非常失望：“我才不希望像他那样呢！”

杰姬上下打量着他：“这可不一定啊！”

女侍收走了杰姬的盘子。“要甜点吗？”她问，“我们这里的黄桃派很不错。”

格雷格和杰姬都不想吃甜点，女侍便拿来了账单。

杰姬说：“你的好奇心应该满足了吧。”

“谢谢你，非常感谢！”

“下次在街上遇见的时候，请假装不认识我。”

“如你所愿。”

杰姬站起身来。“我们分开走吧，我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听你的。”

“格雷格，祝你好运。”

“你也好运。”

“别忘了给女招待小费。”说完，她便离开了。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章

十月，雪下了又融，融了又下，莫斯科的街上又湿又冷。沃洛佳在储物柜里寻找莫斯科人传统过冬的棉靴“瓦伦基”，却意外地发现了六箱伏特加。

沃洛佳的父母不嗜酒，每次喝个一小杯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父亲经常和老战友们一起参加斯大林杯盏交错的冗长宴会，直到黎明前才醉醺醺地走进家门。但父亲在家却不大喝酒，一瓶酒往往一年都喝不完。

沃洛佳走进厨房。他父母正在吃早饭，这天的早饭是罐装沙丁鱼、黑面包和热茶。“爸爸，”他问，“家里怎么有六整箱伏特加？”

父亲表情很吃惊。

父子俩齐齐看着卡捷琳娜，卡捷琳娜一下子涨红了脸。她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低。沃洛佳想，母亲也许是怀疑家里藏着窃听装置吧。

母亲怒气冲冲地压低了声音：“万一德国人来了，你们拿什么换钱？”她说，“我们已经不属于精英阶层了，如果没钱在黑市上买东西，我们就会被饿死。我老了，没人要我的身子。伏特加比金子管用得多。”

沃洛佳很震惊，他从来没听过母亲用这种口气说话。

“德国人不会来这的。”他父亲说。

沃洛佳没这么确定。德军又前进了些，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了钳型的包围圈。他们到达了莫斯科北面的卡里宁和南面的卡卢加，两座城市离莫斯科都只有一百英里。苏军的伤亡人数不可想象地高。一个月前，八十万红军坚守着阵地，但现在只剩下九万人了。沃洛佳是从呈报上来的公文上看到这些估计数字的。他问父亲：“谁他妈的能阻挡住他们啊？”

“他们的供给线正在不断延长，没有为苏联的冬天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趁他们削弱的机会进行反击。”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政府移出莫斯科呢？”

政府正在迁往两千英里以东的古比雪夫市。看到政府职员把整箱文件搬出办公楼，送上货运卡车，莫斯科的市民非常惶恐。

“只是防患于未然，”格雷戈里说，“斯大林仍然在莫斯科坐镇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沃洛佳说，“我们在西伯利亚有几十万军队，需要时我们可以调他们过来进行增援。”

格雷戈里摇了摇脑袋。“我们不能任东部国土无人防卫，日本仍然是个威胁。”

“日本不会向苏联发起攻击——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沃洛佳看了眼母亲，他知道不该在她面前谈论秘密情报，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曾经准确输送了德国将入侵苏联的情报员说，日本暂且顾不上苏联。这次我们不应该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

“永远不要妄断情报的准确性。上次对了，这次不一定对。”

“我们没别的选择了！”沃洛佳生气地说，“我们有十二支备用军——整整一百万人。如果调用他们，莫斯科也许能守住。不调用的话，我们就完了。”

格雷戈里神情忧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即便在家里，也千万别说出这种话。”

“为什么不行？反正我就要死了。”

卡捷琳娜哭了起来。

格雷戈里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沃洛佳走出厨房。他穿上鞋，自问为何让母亲哭泣，让父亲怒吼。他明白这是因为自己觉得苏联马上就要被德国人打败了。母亲把伏特加作为硬通货以备在德军占领时用，这迫使他面对可能被德军打败的现实。我们就要失败了，他对自己说。苏联革命的失败近在眼前。

沃洛佳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然后回到厨房。他亲吻了母亲的面颊，拥抱了格雷戈里。

“你这是干什么？”他父亲问，“不就是去上个班吗？”

“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说完，沃洛佳就离开了家。

过桥到了市中心以后，沃洛佳发现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顿了。地铁停止运行，公交车和电车也已经不开了。

坏消息，全是坏消息！

街角灯柱上漆黑的扩音器里播出的苏联国家通讯社早新闻异乎寻常地诚实。“10月14日至15日夜间，西线战场的形势更糟了，”广播中说，“大量德国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所有人都知道苏联国家通讯社总喜欢撒谎，看来，西线的情况必然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市中心到处都是难民。他们推着手推车，驱赶着瘦骨嶙峋的耕牛、肮脏的猪和湿漉漉的羊群从东面而来，穿过莫斯科的街道，朝莫斯科西面的乡村进发，极力想远离势如破竹的德军。

沃洛佳想搭个便车。打仗以后，莫斯科街上几乎不见了私家车。汽油被节省下来提供给环城路上延绵不断的军用车队使用。沃洛佳搭上了一辆新型嘎斯64军用吉普。

从敞篷吉普车往外看，沃洛佳看到许多炸弹的弹痕。从伦敦回来的外交官说，这和伦敦遭到的大爆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莫斯科人却觉得这已经糟透了。吉普车经过了几辆炸坏的房子和十几间烧毁了的木屋。

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格雷戈里在莫斯科最高的几幢高楼的房顶安置了一些高射炮，并在莫斯科发云层间投放了一些防空气球。他做了个非常离奇的决定，让人把教堂的金顶漆成具有伪装作用的绿色和棕色。他私下里对沃洛佳承认，这些举措对轰炸的准确制导不会有影响，却能给市民们受保护的错觉。

如果德国人战胜，纳粹统治莫斯科的话，那他的侄子侄女，安雅的双胞胎儿女就不会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被培养，而只能做纳粹的奴隶，对希特勒行纳粹礼。苏联会像法国一样被奴役，也许是被一个会把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的亲法西斯政府所统治。沃洛佳简直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沃洛佳希望苏联能摆脱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残暴统治，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达霍登卡机场的红军情报总部大楼时，他发现大楼周围飘的不是雪，而是纷纷落落的灰烬。红军的情报部门把大多数文件都烧毁了，防止它们落入入侵的德军之手。

到了没多久，莱米托夫上校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你给伦敦发了一个有关物理学家威廉·伏龙芝的电报，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举动。现在看来，这条线索非常有用。干得好！”

伏龙芝的线索还能有什么用呢？沃洛佳心想。德国的机械部队离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英里，间谍工作已经起不上太大的作用了。他强迫自己集中起注意力。“伏龙芝吗？是的，我曾经在柏林和伏龙芝一起上过学。”

“我们在伦敦的人和他取得了联系，他愿意和我们接触。他们在一处安全屋里见了面。”莱米托夫一边说话，一边把玩着他的手表。莱米托夫很少心神不宁。他显然很紧张。所有人都很紧张。

沃洛佳什么也没说。显然会面时苏方取得了一些情报，不然莱米托夫是不会来找他谈这件事的。

“我们派到伦敦的人说伏龙芝起初很警觉，生怕他是英国的秘密警察冒充的，”莱米托夫笑着说，“事实上，第一次和我们的人见了面以后，伏龙芝马上去了肯辛顿广场的苏联大使馆，要求验证这个人的身份。”

沃洛佳也笑了：“这样做太业余了。”

“是啊，”莱米托夫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情报人员会做这样的蠢事冒充外国间谍诱骗自己人。”

苏联还没有垮，至少现在还没有垮，因此沃洛佳必须认真对待威廉·伏龙芝所提供的情报：“先生，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和同伴正跟美国合作，制造一种超级炸弹。”

沃洛佳吃了一惊，他想起了卓娅·沃洛茨采娃告诉他的话，莱米托夫上校的情报验证了卓娅的恐惧。

莱米托夫说：“我们有个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把内容翻译出来了，但一个字都弄不懂。”莱米托夫递给沃洛佳一张打印纸。

沃洛佳大声朗读着标题：“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

“明白了吧？”

“我在大学学习了语言，但没学过物理。”

“但你曾提到认识一个物理学家，”莱米托夫笑了，“记得没错的话，是个拒绝和你一起看电影的金发美人吧。”

沃洛佳脸红了。他把卓娅的事告诉过卡门，卡门一定把这事传出去了。被上司知道一切可不是什么好事。“她是我妹妹的朋友，她跟我提起过一种名为裂变的爆炸过程。想让我问问她吗？”

“私下问问她吧。在理解充分之前，我不想过分夸大这件事。伏龙芝也许是个半瓶子晃荡的家伙，夸大其词很可能让我们在这件事上出洋相。替我调查清楚报告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伏龙芝做出的是否是科学的论断。如果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能不能制造出超级炸弹，德国人又能不能制造出超级炸弹。这两个问题也要弄弄清楚。”

“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见着卓娅了。”

莱米托夫耸了耸肩。沃洛佳是否熟悉卓娅根本无关紧要。在苏联，回答当局的问题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去找她。”

莱米托夫点点头，说：“今天就去。”说完，他便离开了沃洛佳的办公室。

沃洛佳皱起了眉。卓娅确信美国人正在制造超级炸弹，她以足够的说服力使得格雷戈里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对此嗤之以鼻。现在，英国间谍证实了卓娅所言的正确性，卓娅一直是对的。而斯大林，却又一次错了。

苏联领导人有对坏消息视而不见的危险倾向。就在上周，空军的航空侦察报告德军的装甲车离莫斯科只有八十英里。总参谋部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情报，空军又进行了两次航空侦察，证实德军确实到了离莫斯科只有八十英里的地方。直到这时，参谋部才相信了这份情报。之后，他们却下令逮捕报告此事的空军军官，以“挑拨生事”的罪名交由秘密警察进行处置。

很难想象莫斯科能在德军距离如此之近的情况下坚持很久，但即便在最为危急的关头，莫斯科被夷为平地的可能性也不能被忽视。如果苏联击退了德国的侵略，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接踵而至，同样的一幕在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时发生过。到那时才发现资本主义强盗的超级炮弹厉害，根本打不过，那可就糟糕了。

沃洛佳让助理贝洛夫中尉去了解卓娅现在在哪里。

等待贝洛夫找出地址的时候，沃洛佳把伏龙芝报告的原文和译文各自看了一遍。因为不能把报告带出办公大楼，沃洛佳把报告上看似关键的语句都记了下来。看了一小时左右，他基本理解了报告的内容，可以向卓娅询问比较深入的问题了。

贝洛夫发现卓娅既不在大学，也不在为科学家们建造的附近公寓里。公寓管理员告诉他年轻的科学家们都去帮助建设莫斯科的里层新防线了，管理员把卓娅劳动的具体地点告诉了他。

沃洛佳穿上大衣，离开了情报中心大楼。

他感到非常兴奋，但不知道这么高兴是因为能见到卓娅还是能搞清楚超级炸弹的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他征用了一辆“吉斯”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执行这个任务。

经过运行向东列车的喀山火车站时，他发现车站像掀起了一场骚乱似的。逃难的民众连车站都挤不进，更别提登上火车了。蜂拥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带着孩子、宠物、手提箱和皮箱争先恐后地往火车站的几个入口挤。沃洛佳震惊地发现，有人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竟然无耻地对其他人拳打脚踢。几个警察无助地在一边观望着，没办法帮助受侵害的群众：维持这里的秩序至少需要一支部队。

驾驶兵一般都不爱说话，但替沃洛佳开车的这个兵却看不下去了。“该死的懦夫，”他说，“这些人模狗样的家伙，就知道自己逃，留下我们和纳粹作战。”

沃洛佳非常吃惊。在现时的苏联，批评权贵阶级存在很大的风险，司机的评论很可能被人检举揭发。之后他会被送到秘密警察在卢布扬卡广场总部的地下室折磨上一两个星期，出来时多半已经不成人样了。

沃洛佳身心俱疲地发现，维持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层级和相互尊重的刻板体系已经开始削弱和分化了。

他们找到了公寓管理员所说的防御工事修造点。沃洛佳下了车，吩咐司机留在车里等着，开始打量这道城市的内层防卫线。

工人们在道路上扔满了反坦克“刺猬”。一个“刺猬”包含三根铁轨，每根铁轨一码长，中心焊接在一起，在三英尺高的基架上组成了一个星形，“刺猬”的三只胳膊从星形向外伸展。这种装置显然能对坦克的履带造成极大的破坏。

在散布反坦克“刺猬”的阵线背后，工人们正在用锄子和铲子挖一条地沟。地沟后面是一道沙袋墙，守卫莫斯科的部队可以从沙袋的缝隙之间朝外射击。工人们在障碍之间留了一条曲折的小路，以便莫斯科市民在德国人到来前从此出入。

挖掘地沟、构建沙袋墙的大多数都是女人。

沃洛佳在一座堆满沙子的小山边找到了卓娅，卓娅正用铲子往沙袋里铲沙。沃洛佳在远处观察了她一两分钟。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大衣，戴着毛手套，脚上踏着毡鞋。她的一头金发向后梳，还戴了一块破头巾，脸上都是泥巴。尽管这样，卓娅还是非常性感。她有节奏地铲着沙子，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几个沙袋。监工吹了声哨子，工人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卓娅坐上沙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报纸包着的一个小饭盒。沃洛佳坐在她身边，说：“你完全可以不干这种活。”

“这是我的城市，”她说，“我为什么不出力守卫它呢？”

“所以你不会往东面逃，是不是？”

“我才不在该死的纳粹面前逃走呢！”

沃洛佳对卓娅的激烈言辞感到吃惊：“很多人都逃走了！”

“我知道。我以为你也跑了。”

“你对我评价不高，你认为我和自私的权贵是一类人。”

她耸了耸肩。“只想着活命的家伙都已经走了。”

“你错了，我们家所有人依然待在莫斯科呢！”

“也许我看错你了，来个烤薄饼吗？”她打开饭盒，拿出卷心菜叶子包着的四个烤饼，“试着尝一个。”

沃洛佳接过饼，咬上一口。卓娅的烤饼不怎么可口。“用什么做的？”

“用土豆皮做的。食堂和餐馆的后门扔着许多没人要的土豆皮。把土豆皮切碎煮软，拌上少量的面粉和牛奶，如果有盐的话再加上一点盐，最后拌上猪油烤熟。”

“竟然过得这么艰苦，”沃洛佳非常不自在，“你完全可以来我家吃饭的。”

“谢谢你这么说。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是什么意思？”

卓娅瞪着沃洛佳：“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任何事。我只是想试着甄别一些可疑的信息。”

“我们终于要开始制造裂变式炸弹了吗？”

卓娅的反应表明伏龙芝的情报也许是真的。卓娅很快便理解了他的问题所隐藏的意义。“请回答我的问题，”沃洛佳严厉地说，“这是公务，即便我们是朋友，也请你好好对待。”

“好。你知道同位素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同位素是些略微不同的元素。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但也有些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或是七八个中子，这些不同类型的碳元素就叫同位素，分别被称为碳-12，碳-13和碳-14。”

“即便对我这样一个学语言的人来说，这解释也完全听得懂了，”沃洛佳说，“但为何同位素如此重要呢？”

“铀元素有铀-235和铀-238两种同位素。在自然界中，铀-235和铀-238通常相依相存，但两种同位素中只有铀-235能爆炸。”

“因此需要分离它们是吗？”

“从理论上来讲，气体扩散是一种方法。当气体通过薄膜时，质量较轻的分子会扩散得更快一些，这些气体中所含的低阶同位素要更多一些。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个过程。”

伏龙芝的报告说，英国正在西部的威尔士建立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扩散工厂。美国人也正在建立一家相似的工厂。“建立这类工厂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吗？”

“我实在想不出分离同位素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卓娅摇了摇头，“要我说，战时建造这种工厂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想制造一种武器。”

一辆汽车开近街垒，沿着曲折的小路向前。这是一辆为富人家庭设计的基姆10双开门小汽车。这种汽车的最高时速是六十英里，但这辆车的负荷太重，最高时速超不过四十英里。

开车的是一个穿着西方时髦的布制大衣、戴着帽子的六十岁男子。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着裘皮帽的年轻女郎。汽车的后座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板箱。车顶上摇摇欲坠地绑着一架钢琴。

司机显然是个试图带着妻子或情妇逃出莫斯科的权贵阶层，出逃时带上了几乎能带的一切家财——卓娅觉得沃洛佳也会是这种人，因此一直不愿意和沃洛佳出去约会。沃洛佳想，这次打过交道以后，卓娅对她的看法也许会有所改观了吧。

一名构筑街垒的志愿者在基姆10前面设置了一只“刺猬”，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了。

汽车继续往前慢慢移动，直到撞上“刺猬”才停了下来，开车的人原本一定以为能把“刺猬”从路中间撞开呢！几个女人上前来查看。金属“刺猬”的几条腿深深地扎在地里，很难被汽车从路上撞开。车前杠碰撞上丑陋的金属“刺猬”时，撞弯的金属发出犀利的碰撞声。司机猛打方向盘，把车往后倒。

司机把头伸出窗户大喊：“立刻把那东西挪开！”一听这家伙就是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一个戴着男式方格帽，体形敦实的中年女志愿者抱着手臂嚷着：“逃兵，要挪你自己挪。”

司机面红耳赤地下了车。沃洛佳惊奇地发现，司机竟然是他在西班牙认识的鲍伯罗夫上校。鲍伯罗夫上校因经常以逃兵的名义在士兵的后脑勺上来上一枪而闻名于西班牙战场。“对懦夫毫不留情”是他的口号。在贝尔希特，沃洛佳亲眼看到他以逃兵的名义枪杀了三个弹尽粮绝的国际纵队的战士。眼前的鲍伯罗夫上校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沃洛佳不知道他会不会开枪杀了这个挡他道的女志愿者。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车前，用手抓住金属“刺猬”。“刺猬”比他想象得重，但稍一用力，他还是把“刺猬”搬离了马路。

走回车里的时候，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又把“刺猬”挪到了车前。

其他的志愿者已经围了上来，旁观着女志愿者和鲍伯罗夫上校的对峙，叽叽喳喳地嬉笑议论。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女志愿者跟前，从大衣口袋里拿出身份识别卡。“我是鲍勃罗夫将军！”他说。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他一定又升了职。“让我过去！”

“你还算是个士兵吗？”女志愿者嗤之以鼻地说，“为什么不去和敌人战斗？”

鲍伯罗夫脸红了。他知道女志愿者的愤怒是正当的。沃洛佳觉得鲍伯罗夫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年轻妻子说动逃离莫斯科的。

“试图带着小蜜和钢琴离开莫斯科，”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说，“你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变节者。”说着她把鲍伯罗夫的帽子打在地上。

沃洛佳非常震惊。他从来没有在苏联的国土上目睹过如此藐视权威的事情。在纳粹统治前的德国，他曾经吃惊地目睹过普通德国民众无惧无畏地和警察据理力争的情景，但苏联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女人们纷纷鼓起掌来。

鲍伯罗夫和在西班牙时一样，一头剪短的白发。他看着自己的帽子滚过湿漉漉的马路。他气势汹汹地向前走了一步，在思量之后却又退了回去。

沃洛佳无意干涉其中。对于这场混乱，他什么都做不了，对鲍伯罗夫的处境他也毫不同情。在他看来，鲍伯罗夫应该体验一下他对别人的那种暴虐。

一个裹着脏床单的年老女志愿者打开了汽车的后备箱。“看看这些！”她说。后备箱里有好几个皮箱。她搬出一个皮箱，用指头拨开箱锁。箱盖打开了，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蕾丝内衣、亚麻裙子、亚麻晚礼服、丝质长袜和丝质背心。这些衣服都是西方货，苏联的普通老百姓别提买了，连见都没见到过。丝质的衣服落在泥里，好似落在粪堆里的花朵一样黯淡不堪。

一些女人把衣物从地上捡起来。另一些则抓住了其他那些箱子。鲍伯罗夫跑到车后面，把女人从车旁推开。他这一来，事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沃洛佳心想。鲍伯罗夫可能带了把枪，任何时候都可能把枪掏出来。但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裹着床单的女人拿起铲子，对着鲍伯罗夫的头狠狠地来了一下。能用铲子挖沟的女人绝不是软柿子，铲子打到鲍伯罗夫的头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将军应声倒地，裹着床单的女人对准他的身体就是狠狠一脚。

车里的年轻女人下了车。

戴着帽子的妇女朝她大喊：“帮我们一起挖沟吗？”围观的女人们都笑了。

将军的女朋友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她低下头，沿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往回走。带着方格帽的女志愿者撞了她一下，但她躲闪在“刺猬”之间，开始撒开脚步往前跑。女志愿者追在她的身后。年轻女人穿着棕褐色仿麂皮的高跟鞋，她滑倒在泥地里，裘皮帽也从头上掉了下来。她挣扎着站起身，又开始往前跑。志愿者捡起帽子，放年轻女人逃跑了。

在遗弃的汽车旁，所有的手提箱都被志愿者打开了。她们从车后座上拿下并打开盒子，把盒子里的东西都倒在了地上。厨具散落在泥里，瓷器都破了，玻璃制品碎了一地，绣花床单和白毛巾在泥水里飘来荡去，十来双漂亮的鞋子散落在柏油路面上。

鲍伯罗夫直起身子，试图从地上爬起来。裹着床单的女志愿者又用铲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鲍伯罗夫痛苦地瘫倒在地。她解开鲍伯罗夫羊毛外套的纽扣，试图把外套从鲍伯罗夫身上剥下来。鲍伯罗夫拼命抵抗着。女人发起怒来，又用铲子打了鲍伯罗夫好几下，直到他躺在地上不动，满是白发的头上全都是血才停下了手。女志愿者扔掉身上的旧床单，把鲍伯罗夫的大衣穿在身上。

沃洛佳走到鲍伯罗夫一动不动的身体前，发现鲍伯罗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他单膝跪地，检查鲍伯罗夫有没有呼吸、心跳或是脉搏，发现他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鲍伯罗夫已经死了。

“对懦夫不应有任何怜悯。”沃洛佳说，但却还是合上了鲍伯罗夫的眼睛。

几个女人解开了绑在钢琴上的绳子。钢琴滑下车顶，哐的一声摔在地上。女人们兴高采烈地用锄和铲子砸开钢琴。另一些女人则开始争抢起散落在地上的宝物来，她们抓起餐具，拽着床单，在争抢内衣时把内衣撕得四分五裂。女人间的打斗开始了。一个瓷杯从空中飞过，差点砸中了卓娅的脑袋。

沃洛佳匆匆赶到卓娅身边。“要开始一场混战了，”他说，“我调了辆军车和一个司机，我们从这离开。”

卓娅犹豫了一下。“谢谢你的好意。”她说。两人跑到车前，坐进汽车，司机把车开走了。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对元首的信心随着德军对苏联的入侵而越发坚定。伴随着德军跨越苏联的广袤领土，秋风扫落叶似的消灭苏联红军，埃里克对元首辉煌的战略决策也越来越崇敬了。

然而，进军苏联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十月的雨季，乡间到处都是泥，脚下根本找不着路，德国兵称之为“泥海”。埃里克乘坐的救护车艰难地在沼泽地里前行。前面的泥塘越来越深，救护车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埃里克和赫尔曼必须下车清理泥泞，才能让救护车开得更远。整个德军都是如此，对莫斯科的突击渐渐转化为蛙行。更闹心的是，泥泞的道路使补给车完全跟不上行军的步伐。部队缺弹药，缺油，更缺食品。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则面临着没有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窘境。

十一月初，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之后，埃里克才又一次高兴起来。冰冻似乎是一种赐福，使泥泞的道路重新硬起来，救护车又能以正常速度行进了。但埃里克只穿着薄外套和棉内衣，零度以下的气温冻得他簌簌发抖——国内迟迟没把冬天穿的军服送到苏联前线。军需部门也没有送来军车、坦克、大炮所需的防冻油。每天天亮前，埃里克必须早起两小时发动救护车引擎，让它空转五分钟，防止汽油在极低的气温下凝固。即便如此，埃里克每天发车前一小时还会慎重地在救护车底下升起一团火。

几百辆车被丢弃在路上。停在临时飞机场上的空军战斗机被冻在泥里无法起飞，掩护地面部队的空中打击就这样失效了。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红军还是在德军的重压面前节节败退。红军的抵抗很坚韧，但总是一退再退。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清理路上零星的红军尸体以及路边冻僵尸体垒成的堤防。德军一步步向莫斯科进逼。

埃里克确信，德军坦克的履带很快会目中无人地轧过红场，纳粹的十字旗会高高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楼上。

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降。

埃里克所在的战地医疗站设在一个小镇上，医疗站旁边有一条结冻的河流，四周是茂密的云杉林。埃里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苏联人经常在撤退的时候破坏一切能用的东西，但这个小镇却几乎完好无损。医疗站征用了镇上的医院，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韦斯医生命令医院里原先的医生把住院的病人都赶回家，即便病情危重也一个都不能留。

入驻不久，埃里克就开始为一个十八岁患冻伤的士兵看诊。患者脸上的皮肤呈蜡黄色，冻伤严重得让人难以下手。埃里克和赫尔曼用刀把士兵身上的薄军装割下来，发现他的手臂和腿上长满了粉红色的水疱。士兵在走破了的靴子里塞满了报纸，但还是御不了寒。埃里克好不容易把鞋从士兵脚上扒下来，一股坏疽的腐烂气味立刻迎着他扑鼻而来。

但埃里克仍然觉得他们能使士兵免于截肢。

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诊治的冻伤病人比打仗时受伤的伤员还多。

他在浴缸里加满水，和赫尔曼·布劳恩一起把病人放入温水。

埃里克看着伤兵的身体慢慢解冻。他看见伤兵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脚趾上出现了黑色的坏疽。

水开始变凉以后，他们把伤兵搬出浴缸，把他全身擦干抱上床，盖上被单，然后用包着毛巾的热石头裹住他。

病人很清醒，他警觉地问：“我是不是要截肢啊？”

“要看医生怎么说，”埃里克说，“我们只是医务兵。”

“你给很多病人看过病，”伤兵不依不饶地问，“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的猜测也许没错。”埃里克说。大体上，他知道这名伤兵会遭遇什么。韦斯会截掉感染较轻的那条腿的脚趾，用断线钳一样的大剪刀把它们剪掉。另一条腿会截去膝部以下的部分。

没过多久，韦斯过来检查伤员的脚。“准备为病人截肢。”他果断地说。

埃里克感到凄凉。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残疾终身了。真是个耻辱！

但伤兵不这么看。“感谢上帝，”他说，“我不用再作战了。”

为这名伤兵做手术准备时，埃里克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也像很多其他民众一样，保持着失败主义态度——包括埃里克的家人。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想了很多，在愤怒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埃里克痛苦地想，老头不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庆祝第三帝国的胜利。他可以埋怨，可以质疑元首的判断，也可以低估武装部队的士气，但为什么要当叛徒呢？为什么如此执著于过时的民主呢？自由对德国来说，一钱不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救得了德国！

埃里克很生父亲的气，但一想到他的死状，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起先，埃里克拒绝承认盖世太保杀害了父亲，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也许是真的。盖世太保不是教堂里悉听忏悔的神父——他们肆意鞭打攻击政府的民众。父亲执意要弄清政府是否杀害了残疾儿童，他太蠢了，竟然相信崇尚自由的英国老婆和过分感情用事的女儿。埃里克爱自己的家人，因此更为他们的执迷不悟和顽固而痛苦。

在柏林休假的时候，埃里克见到了赫尔曼的父亲布劳恩先生，正是他把激动人心的纳粹主义哲学灌输给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埃里克。布劳恩先生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埃里克说，他在酒吧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说政府在几家特殊的医院有计划地杀害残疾儿童。“残疾人对于突飞猛进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个累赘，”布劳恩对埃里克说，“我们要清除犹太人和残疾人使种族得以纯正，还要防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产生混血儿，但纳粹永远不会允许实施安乐死。尽管有时很残忍，但我们绝不会杀害自己的人民。那是共产党人在说谎。”

父亲的指控根本子虚乌有，但埃里克有时还是会为父亲流泪。

幸运的是，他非常忙，很少有时间为父亲而伤心。每天早上都会有很多病人被送到医疗站，大多数是前一天受伤的士兵。处理完他们以后，在新一批伤员到来之前会有一段短暂的空闲。韦斯给冻伤的士兵做完手术以后，和埃里克、赫尔曼在狭小的医生休息室里休息了一小会。

赫尔曼看了一会儿报纸，突然抬起头对韦斯和埃里克说：“柏林的报纸上说我们已经赢了，他们真应该到这来亲眼看一看。”

韦斯医生操着一贯的嘲讽语气。“元首在体育宫做了相当有趣的演讲，”他说，“他说苏联人是带有兽性的下等人，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在我看来，苏联人是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强对手。他们坚持得比波兰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更长，抵抗得也更为顽强。尽管他们装备不足，疲惫饥饿，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挥舞着过时的机枪朝我们的机关枪冲过来。听说苏联人这种不顾死活的野兽行径越来越少了，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与此同时，我开始担心苏联人采取迂回的战术与我们斗争。他们还是很勇敢，只是变得聪明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和往常一样，韦斯假装对元首表示赞同，但意思却恰恰相反。赫尔曼看上去似乎茫然不知，但埃里克却被他激怒了。“无论苏联人怎么样，他们都已经失败了，”他说，“我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英里了。事实证明，元首是对的。”

“他比拿破仑聪明得多。”韦斯医生说。

“在拿破仑时代，马跑得比什么都快，”埃里克说，“今天我们有了摩托车和无线电报。现代的通信装置可以使我们不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

“等到夺取莫斯科以后再说这个也不迟。”

“我们没几天就能夺取莫斯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定有将军向上面提出暂且停下建立一道稳固防线的建议。我们可以守住这道防线，在冬天进行补给，等开春再展开进攻。”

“在我看来，这是可耻的懦弱行为。”埃里克热切地说。

“你说得对——当然对了，因为柏林方面正是这么对将军们说的。总部的人显然比我们前线战士更有远见。”

“我们几乎把红军一网打尽了。”

“可魔术师一样的斯大林不知从哪又搞出了那么多军队。战争之初，我们认为他有两百个师，现在我们却觉得他有三百来个师。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再弄出一百多个师来。”

“元首的判断将被验证是事实——又一次。”

“埃里克，这是自然。”

“他从来没犯过任何判断上的错误！”

“一个人觉得他会飞，于是他从十楼楼顶上跳下来，当他无助地挥舞着手臂经过五楼时，有人听到他在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一个士兵冲进医师休息室。“出事了，”他说，“三辆车在镇北的采石场撞上了，几个党卫军士兵受了伤。”

党卫军原先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现在是德军的精锐部队。埃里克敬仰他们出众的纪律性，漂亮的制服以及和希特勒特别亲密的关系。

“我们派辆救护车去。”韦斯医生说。

士兵说：“出事的是党卫军里的特别行动队。”

埃里克依稀听说过特别行动队的名号。他们跟在大军后面进入被攻克的领土，围捕惹麻烦的家伙和共产党之类的破坏分子。他们也许已经在小镇外面建立了一个战俘营。

“有多少人受了伤？”韦斯问。

“六七个人。营救的人正在把伤员搬下车。”

“很好。布劳恩和冯·乌尔里希，你们两个去。”

埃里克非常高兴。他很愿意和元首最忠心的支持者接触，能为他们服务更是天大的喜事。

送信的士兵递给他一张画着方向的便条。

埃里克和赫尔曼咽下茶，按灭烟头，离开了医师休息室。埃里克穿上从死去苏联军官身上剥下的毛皮大衣，敞开前襟，露出大衣里穿着的德军制服。两人匆匆走进停车库，赫尔曼把车开上了街。埃里克看了眼纸条上标明的方向，忧心忡忡地望着车窗外漫天飞舞的细雪。

出了小镇以后，救护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救护车和几辆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汽车和卡车会了车。路上的雪很硬，赫尔曼无法在光滑的路面上把车开得很快。埃里克想象着撞车时的情形。

冬天的白天很短，上午十点天亮，下午五点天就完全黑了。茂密的云层中露出一点微光，两边密密麻麻的高大松树几乎把这点光完全遮挡住了。埃里克觉得自己像是身处于格林兄弟描绘的童话世界似的，顺着小道深入鬼怪徘徊的层层树林。

两人望向车外，寻找一个向左拐弯的岔道口，发现那里站着个士兵替他们指路。救护车跌跌撞撞地在树间开行，开了一会儿才看见第二个向他们挥手的士兵。士兵对他们说：“一点一点往前开，不然又要和那些车撞上了。”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到了事故现场。公共汽车、吉普车、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的梅赛德斯小汽车连环相撞，像是焊接在了一起似的。埃里克和赫尔曼跳下救护车。

公共汽车上没有人。地上躺着三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从吉普车上救下来的乘客。几个士兵围着被公共汽车和吉普车挤在中间的梅赛德斯，试图把上面的伤员救下来。

埃里克听到一连串枪响，心想谁会在这种时候开枪。但很快他把这种想法抛在一边，把精力放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他和赫尔曼走向地上躺着的三个伤员，依次为他们评估着伤势的严重程度。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断了胳膊，一个只是受了点擦伤。在被挤压变形的小汽车上，一个伤员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一个陷入了昏迷，还有一个则惊恐地大叫。

埃里克给狂叫的人打了针吗啡。吗啡起作用以后，他和赫尔曼把这人搬出汽车，送上救护车。把这人搬出来以后，士兵们才得以把夹在梅赛德斯废旧零部件之间的昏迷伤员解救出来。伤员受了严重的脑外伤，埃里克觉得多半救不活了，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在场的士兵。把这两个伤员放在救护车上以后，他和赫尔曼把注意力转到吉普车的伤员身上。赫尔曼在断了胳膊的伤员的伤口处装上了夹板，埃里克则把受了擦伤的伤员扶到救护车上，安排他坐到了椅子上。

他走回梅赛德斯车跟前。“我们会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把死者弄出来，”一个上尉说，“你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好的。”埃里克说。

他听见又一阵枪响。埃里克很想知道特别行动队会在这里干什么，于是沿着森林往里面走了一会儿。树间的雪地上到处是烟屁股、苹果核、扔掉的废报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像是有野营的人刚从这里走过似的。

他走进一块停着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空地。许多人被带到这里。几辆公共汽车正要经过事故现场离开，另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进空地。埃里克看见停车场那边站着一百来个年龄不一的苏联人，许多人像保护稀有财宝似的抓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包裹和麻袋，还有个男人抱着把小提琴。这时，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映入埃里克的眼帘，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囚犯们周围站着手持棍棒的当地警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显然得到了被占领土当局的支持。警察们看了看他，注意到敞襟大衣下的德军制服，马上把视线移开了。

走过囚犯群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苏联人用德语朝他喊：“先生，我是镇上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口头上应付应付他们而已。我可以帮助你们——我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请带我离开。”

埃里克没有理他，继续朝枪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采石场边。采石场是森林中的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大的云杉树，云杉树上满是积雪。树林的一头有条向下的坡道从高处的森林通到低处的采石场。这时，十几个囚徒在士兵的看守下，正两人一排沿着坡道往下走。

埃里克在这些囚徒中间看见了三个女人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里的某处吗？但这些人的手里都没有行李，雪花像送祝福一样落在他们没戴帽子的头上。

埃里克询问站在一旁的党卫军中士：“伙计，这些战俘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共党分子。”

“那个小男孩也是吗？”

“还有些犹太人。”

“他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

“有什么区别吗？”

“共产党和犹太人不是一码事。”

“胡扯什么！大多数共产党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刚和自己说话的轮胎厂厂长既不像犹太人，又不像共产党，埃里克心想。

囚徒们走到采石场的石板地上。之前他们一直像被圈起来的羊群似的死气沉沉，既不东张西望，也不交头接耳。这时他们突然活跃了一点，指着地上的东西议论起来。透过飘扬的雪花，埃里克看见尸首似的物体散布在岩石上，他们的外套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

埃里克这时才注意到，大树之间的山谷外侧站着十二个拿着步枪的枪手。十二个囚犯，十二名枪手：埃里克意识到了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惊恐而难以置信，同时又感到非常愤怒。

枪手举起枪，瞄准采石场上的囚徒。

“不，”埃里克说，“你们不能这样！”没人听到他的话。

一个女囚徒尖叫一声。埃里克看见她抓住十来岁的男孩，把男孩搂紧，好像她的胳膊能帮男孩挡住子弹似的。两人看来是一对母子。

一个军官下令：“开火！”

步枪开火了。囚徒们踉跄几步，倒在地上。枪声震下了松树上的积雪，纯白的雪花落在枪手身上，化成星星点点。

埃里克看见男孩和母亲双双倒地，但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不，”他说，“哦，不。”

中士打量着他。“怎么了？”他生气地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个医务兵。”埃里克仍然注视着采石场里的可怕一幕。

“你来这干什么？”

“我随救护车前来营救车祸中受伤的军官。”埃里克看见又有十二个囚徒在卫兵的押送下顺斜坡走下采石场。“老天，爸爸说得没错，”他悲叹道，“我们的确在滥杀无辜！”

“别废话，快滚回你的救护车去。”

“是，长官。”埃里克说。

十一月底，沃洛佳申请转到战斗部队。谍报工作似乎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红军已经不需要掌握柏林的间谍以探明已经在莫斯科城外的德军的意图了。沃洛佳希望为莫斯科决一死战。

他对政府的担心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斯大林的愚蠢，秘密警察的残暴，苏联以往所有不合理的一切——似乎都随着德军的逼近而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有顾虑，心中充满了战胜给苏联带来暴力、饥饿、强暴的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愿意为妈妈、为妹妹、为妹妹的双胞胎儿女、为卓娅而决一死战。

他又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苏联就没有间谍了。他的德国线人们都是些认为打倒残暴的纳粹统治远比爱国主义和忠诚重要的德国人，他对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心怀感佩，但此时他也只能以国为先了。

红军情报机构的许多年轻人也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一些人十二月初加入了步枪队。沃洛佳吻别了父母，给卓娅写了封希望能活下来再见到她的信，便踏入了战壕。

最后，斯大林终于把东线的支援部队调到了莫斯科。西伯利亚第十三师被调来对抗日益接近的德国侵略军。在前往前线途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小段时间，街上的莫斯科人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们白色的棉大衣、暖和的羊毛靴以及带过来的滑雪板、护目镜和草原马。他们来得非常及时，正好赶上了红军展开的反扑。

这是红军最后的机会。在过去五个月中，红军曾经几次投入几十万军队迎击敌人，每次德军都缓下来，打退苏军的还击，然后无情地继续向前进。可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红军就不可能再次发动反击了。德国将占领莫斯科。占领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占领了整个苏联。那样的话，母亲真的只能在黑市上贩卖伏特加和牛奶来养活德米卡和塔妮娅了。

十二月的第四天，苏联军队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以北、以西和以南的阵地上进行最后的努力。为了不让德军察觉，他们没有携带手电筒。另外，军方还禁止士兵生火吸烟。

这天晚上，内务部的秘密警察走上了前线。沃洛佳没有看见圆脸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但知道他一定也来了。两个他不认识的秘密警察走到沃洛佳和十来个战友正在整理武器的露营地。你们听见有谁在批评政府吗？他们问。有人在对斯大林同志说三道四吗？你们中有人对军队的战术战略提出过质疑吗？

沃洛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秘密警察连什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都不知道了吗？再过几天，莫斯科是不是守得住，即见分晓。士兵们对上级发两句牢骚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打断了这两个人的提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士兵正在执行一项禁言令，任何违反这项命令的人都可以被就地处决，但——他鲁莽地补充道——如果秘密警察马上就走的话，他就不计较他们的多嘴多舌了。

两个秘密警察灰溜溜地走了，但沃洛佳知道，秘密警察的出现极大地打击了前线将士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

12月5日星期五晚上，苏联的炮兵部队对德军阵地进行了炮击。第二天黎明，沃洛佳带着他的营在暴风雪中开始了行动，上级向他们下达了夺取运河那头一个小镇的任务。

沃洛佳没有理会正面进攻德军防线的命令——红军固守的这套战略已经老掉牙了，现在可不是固步自封的时候。他带着一百多名手下走到河上游，跨过冰面前进到镇的北面，再转移到德军的侧面。激烈战斗的喧嚣声声声入耳，沃洛佳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敌人前线的背后。

沃洛佳几乎被暴风雪挡住了视线。火光不断映出天上的云层，但地面上的可见距离只有短短的几码。但这也有好处，他乐观地想，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匍匐前进到德国人身后，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天非常冷，有些地方不到零下三十五度。尽管寒冷的天气对双方都没好处，但对缺少冬季物资补给的德国人来说却更加不利。

沃洛佳略略感到有些吃惊，通常效率很高的德军竟然没有加固自己的防线。他们没有挖战壕，没有挖反坦克沟，甚至没有挖防空壕。他们的前线只是简单的几个据点而已。苏军可以轻易地从据点间的缝隙潜到镇上，寻找营房和军火库这类容易打击的目标。

他手下的士兵射杀了三个守卫，进入了一个停放着五十辆坦克的足球场。真这么轻而易举吗？沃洛佳产生了疑惑。攻占了大约半个苏联的德军竟然如此守备空虚吗？

在上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战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冻上了，他们是在前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阵亡的。死时穿着的大衣和靴子不见了，多半被挨冻的德国军人拿走了。

街上到处是废弃的车辆——卡车敞开着门，熄火的坦克上盖满了积雪，掀开的吉普车阀盖似乎想告诉人们机师本来想把吉普车修好，后来却绝望地放弃了。

穿越一条宽阔的大街时，沃洛佳听见汽车引擎越来越响的声音。透过雪花，他看见左方有辆车开着车头灯正向他和他的士兵冲过来。起先他以为这是辆突破德军防线的苏联军车。但很快车上的人就朝他和他的手下开火，他赶忙叫嚷着让手下躲起来。这是辆半履带的装甲吉普车，前罩上装着一个备用轮胎。这种车配备有风冷式的引擎，因此不会在大冷天上冻。吉普车以最快的速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德国军人从车座上朝他们漫无目标地开了几枪。

沃洛佳非常吃惊，竟然忘了开枪还击。一辆坐满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的军用卡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战场呢？

他带着手下穿过这条路。他原以为他们会举步维艰，每进一步都进行一场激战，但他们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镇上的房子都上了锁，拉下了窗帘，房子里漆黑一片。如果留在这里的苏联人还想活命的话，他们必定会躲到床的下面。

更多的车沿着街道往西面开，沃洛佳认定德军正在撤离战场。他让几个手下借咖啡馆做掩护，用DP-28轻机枪向开过的车辆进行射击。沃洛佳不想让这些德国兵第二天再去祸害苏联人。

离开大路，沃洛佳看见一幢短帘后面亮着明亮灯光的矮房子。爬过一个在大雪中看不远的卫兵，他朝房子里看了看，发现几个军官坐在里面。沃洛佳猜测这应该是一个德军军营的营部。

他低声向几个军士下了令。他们开枪打破玻璃，往里扔了几个手雷。这几个德国人双手抱头走出矮房。沃洛佳很快就占领了这幢房子。

他听见了奇怪的声响。他听了一会儿，疑惑地皱起了眉。这声音不像是战场上发出的，而像是足球场上观众发出的噪音。他走出德军指挥部，判断声音是从前线传来的，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一阵机关枪响，很快，在几百码外的大路上有辆卡车朝边上一歪，撞在石墙上，燃起了一团烈火——立功的多半是沃洛佳设置在咖啡馆里的机关枪手。跟在卡车后面的两辆德国军车马上飞一般地开走了。

沃洛佳跑到咖啡馆。机关枪正放在餐厅桌子上的两脚架上。因为枪管上唱片状的弹夹，战士们通常把这套射击装置称为“唱片机”。机枪手们正为刚刚取得的战果扬扬自得。“长官，这和在操场上射鸽子一样简单！”一个家伙在厨房里翻找了一遍，发现一大桶意外没有变质的冰激凌，轻机枪手们正轮流狼吞虎咽着。

沃洛佳透过被枪击碎的玻璃，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他看见一辆吉普车沿着宽阔的道路开了过来，一些德国兵正跟在车后面跑。当奔跑者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时候，沃洛佳认出了他们身上的德军制服。跟在车后面的没有上百，也有几十。类似足球观众噪音的响声正是这群人发出的。

轻机枪手把枪管对准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吉普车，沃洛佳却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别急着开枪。”他说。

他把目光投向风雪中的大街，看到越来越多的车辆，越来越多跑步后退的德军，还在混乱的队伍中瞧见了几匹马。

一个手下举起枪。“千万别射击。”沃洛佳说。车辆和德军离咖啡馆越来越近了，“我们不可能阻挡住他们——如果被发现，我们会很快被他们冲垮，”他说，“别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走吧。”听到这话，所有在咖啡馆里的士兵都匍匐在地上。机枪手把DP-28轻机枪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沃洛佳坐在地上，透过窗台的边缘往外看。

噪声越来越大。领头的人跑经与咖啡馆平行的公路，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有的在跑，有的拖着瘸腿跌跌撞撞地在地上走。一些人拿着枪，大多数人却似乎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一些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另一些却只穿着单薄的制服。许多人都受了伤。沃洛佳看到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人倒在地上，爬了几码，然后就瘫在地上不动了。没人对他表示关注。一个骑兵骑着马从一个步兵身上踏过，骑兵却浑然不觉。吉普车和指挥车危险地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不断在冰上打滑，这些车的司机野蛮地摁着喇叭，把人驱赶到左右两边。

沃洛佳意识到这是德军的大溃败。德军成千上万地向西面逃窜。德军正在溃退，他们在往回跑。

德军终于开始撤退了！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一章

伍迪·杜瓦和乔安妮·罗赫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乘坐波音B-314飞机前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他们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要经过十四小时才能抵达。抵达火奴鲁鲁前，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也许是因为在狭小的空间坐得久了，他们才发生了这场争吵。波音B-314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之一，但乘客们所处的空间却非常狭小。飞机分成六个乘客舱，每个舱有面对面的两排座位，每排有四张座椅。“我宁愿坐火车。”伍迪局促不安地交叉起长腿说。乔安妮保持着优雅的姿态，没有向伍迪指出夏威夷是火车去不了的。

去夏威夷是伍迪父母的主意。他们决定去夏威夷度假，顺便看看在那驻扎的小儿子查克。他们邀请伍迪和乔安妮在假期的第二周去夏威夷玩玩。

伍迪和乔安妮已经订了婚。度过了天气很热、浓情蜜意的四周以后，伍迪在秋天临近的时候向乔安妮求了婚。乔安妮说这未免也太快了，但伍迪说他已经爱了她六年了，问她再要爱几年才能求婚。乔安妮妥协了。第二年六月，伍迪从哈佛毕业以后，他们便准备结婚。作为一对订了婚的未婚伴侣，他们便能以家人的名义外出度假了。

乔安妮叫伍迪伍兹，伍迪叫乔安妮乔。

快到夏威夷的主岛瓦胡岛时，飞机开始慢慢下降。透过机窗，他们看见了满是森林的群山、分散在低地的几个村庄、海边的沙滩以及拍岸的浪花。“我买了一件新泳衣。”乔安妮说。两人肩并肩坐着，四个莱特双旋风七百一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呼啸声淹没了乔安妮的说话声。

伍迪正在看。听见乔安妮在说话，他把书放下，凑近与她交谈。“我真想现在就看到你穿新泳衣的样子。”他是真心实意说这番话的。乔安妮具有泳衣生产商理想的身材，可以使他们的产品发散出光芒。

她半张开眼睛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你爸妈是否在宾馆给我们订了两个相邻的房间。”她的深棕色眼睛看上去有几分怨艾。

两人才订婚，还不能名正言顺地睡在一起。但伍迪的母亲在这方面非常心细，也许已经为他们做过一些安排了。

伍迪说：“不管你在哪，我都会找到你的。”

“你最好快点找到我。”

“别这么说，这把椅子已经快让我受不了了。”

乔安妮舒心地笑了。

美国海军基地映入眼帘。一个形似芭蕉叶的泻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港，半个太平洋舰队大约一百艘舰艇都停泊在这个基地里。从天上往下看，汽油存储罐像是棋盘上的棋子一般。

泻湖中间是一个建有飞机跑道的小岛。在岛的西面，伍迪看见十几架水上飞机停泊在那。

泻湖右边是西卡姆空军基地。几百架军用飞机一架挨着一架，整齐地停放在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上。

快降落以前，飞机飞过一片种着棕榈树、架着条纹阳伞的海滩——伍迪觉得这一定是举世闻名的威基基海滩。接着他们看见了一个城市，这一定是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了。

乔安妮在国务院积了几天假，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休掉，伍迪却要逃上几天课。“我很吃惊你父亲这次的表现，”乔安妮说，“他平时不会让你中断学业出来玩的。”

“没错，”伍迪说，“但你应该知道这次让我出来的真正原因。他觉得查克有可能在战斗中阵亡，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查克了。”

“老天，真会打上一仗吗？”

“他认为马上就要开战了，查克又正好在海军服役。”

“我想他的判断没错，的确要开战了。”

“你为何如此确定？”

“现在，整个世界都对自由抱有敌意。”她指着膝上电台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畅销书《柏林日记》说，“纳粹占领了整个欧洲，”她说，“布尔什维克统治苏联，日本又控制了远东。我不知道，美国怎能在这样的世界中独善其身。再这样下去，就没人和我们做生意了。”

“我爸爸正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明年我们会和日本打上一仗。”伍迪担忧地皱着眉，“苏联的情况怎么样？”

“德国似乎没能攻下莫斯科。离开华盛顿之前，听说苏联方面发起了气势宏大的反击。”

“太好了！”

伍迪望着窗外。火奴鲁鲁机场出现在舷窗外。他猜测飞机会停在一个与跑道平行的带遮蔽顶篷的入口内。

乔安妮说：“最好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别发生什么大事。”

“为什么这样说？”

“伍兹，我想得到提拔——因此不想别人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表现出高我一等的才华。”

“你从没跟我提过升职的事啊。”

“八字还没一撇呢，但我想当上研究员。”

伍迪笑了。“你想爬得多高呀？”

“我想到形势复杂的地方当大使，南京或亚的斯亚贝巴都行。”

“你真有这种想法吗？”

“你还别不信。弗朗西丝·珀金斯就当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性劳工部长，而且干得相当不赖。”

伍迪点了点头。珀金斯是八年前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总统任上的劳工部长，为新政赢得了工会的支持。现今，能力出众的女性可以干成几乎任何事情。乔安妮正是这样一位能力出众的女性。但伍迪却从没想到乔安妮竟然如此野心勃勃。“大使必须住在国外啊。”他说。

“这有什么不好吗？异域的文化，诡异的天气，和美国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太激动人心了！”

“但……结婚以后还是这样，真的合适吗？”

“你说什么？”乔安妮严厉地问。

他耸了耸肩：“这问题很自然，你难道没想过吗？”

乔安妮的表情没变，鼻孔却张大了——伍迪知道，这是乔安妮动怒的预兆。“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吗？”她问。

“没有。可是……”

“怎么了？”

“乔，我只是在想——你是不是希望我到你的职业要求你的地方去？”

“我会试着配合你的需求，在我看来，你也该试着配合我的需求。”

“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是吗？”她明显动怒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伍迪不知道两人的交谈为何会如此快地陷入胶着。他努力克制住自己，使声调保持理性和亲切：“我们不是说好要生几个孩子的吗？”

“别担心，我们会有孩子的。”

“我指的不是这个！”

“如果孩子会在婚姻中拖我的后腿，我情愿不要孩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天杀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的是，如果你被任命为某国的大使，你是不是希望我抛下一切，和你一起去？”

“我希望听你说：‘亲爱的，这是你的好机会，我不会挡你的道，尽管去吧。’这难道不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伍迪懵了，“如果不能待在一起的话，结婚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你会去参军吗？”

“我想我会的。”

“军队会把你派到需要你去的欧洲或远东，是吗？”

“没错。”

“你会去需要你执行任务的地方，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如果必要的话，是会有这种情况。”

“换成我，你就不愿意了。”

“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为什么要假装这是一回事呢？”

“这并不奇怪，事业和对国家所履行的义务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你也一样吧。”

“没你这样的，哪有妇唱夫随的啊？”

“伍兹，我在严肃讨论我们俩的未来，我很伤心你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我必须先问问自己，我们还会不会有未来了。”

“我们当然会有未来！”伍迪沮丧地叫了起来，“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到现在这种地步呢？”

一声碰撞，飞机降落在了跑道上。

查克·杜瓦害怕父母会知道他的秘密。

在布法罗，他从没经历过真正的爱情，只是在漆黑的小巷里和几个不怎么认识的男孩相互摸索过一番。查克加入海军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能在父母管不到的地方做回真正的自己。

夏威夷的情况和布法罗完全不一样。到了夏威夷以后，他成了同性恋地下社团的一员。勤务之余，他畅游于同性恋酒吧、同性恋餐馆和同性恋舞会，和取向相同的人厮混在一起。他谈过几次恋爱，后来又真正地爱上了一个人。许多人知道他的秘密。

现在，他的父母却来到了这里。

父亲受邀参观岛上名为“海波”的信号情报中心。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杜瓦参议员知道许多军事秘密。他已经参观过了海军设在华盛顿的信号情报中心总部。

查克用海军的帕卡德军用车从宾馆接走了戴着白色草帽的父亲。车开到港口外时，杜瓦参议员吹了声口哨。“太平洋舰队，”他赞叹道，“真是太壮观了！”

查克表示赞同。“规模不小吧？”他说。港口里的船只非常漂亮，海军的舰艇在阳光下亮光闪闪。查克觉得美国的海军真是太伟大了。

“军舰完美地排成了一条直线。”格斯赞叹道。

“我们把这称为‘战舰编队’，停泊在岛上的有‘马里兰号’‘田纳西号’‘亚利桑那号’‘内华达号’‘俄克拉荷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巡洋舰。”军舰的名称大多取自于美国的州名，“港口里还有‘加利福尼亚号’和‘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不到。”

基地门口的卫兵看到来的是辆公务车，便挥手放车过去了。查克把车开到潜水艇基地，停在老行政大楼背后的停车场。他把父亲带进新开放的大楼一翼。

范德米尔海军上校正在等待他们。

查克对范德米尔海军上校心有余悸。他一直不喜欢查克，并且猜到了查克的同性恋身份，老把查克称为“粉饼”或“脂粉男人”。他很有可能把查克的秘密告诉老杜瓦。

范德米尔是个壮实的矮胖子，他嗓音沙哑，呼吸沉重。他向格斯敬了个礼，和他握了握手。“参议员，欢迎您，很荣幸有机会带您参观十四海军战区的通情中心，”通情中心是针对日本帝国海军进行信号监听的信号情报中心所起的隐晦名称。

“上校，谢谢你。”格斯说。

“先生，我想事先给你打打预防针。通情中心是个非正式的组织。情报工作通常由一些怪人来承担的，他们不怎么穿海军的制服。掌管通情中心的罗什福尔中校时常穿一件红色的丝绒大衣。”说完他促狭地对参议员笑了笑，“你也许会觉得他是个该死的同性恋。”

查克努力使表情保持平静。

范德米尔上校说：“在进入安全区域之前，我不会再说话了。”

“很好。”格斯说。

他们走下楼梯，进入地下室，中间经过两扇上锁的门。

“海波”信号情报中心设在一间能容纳三十个士兵、点着氖光灯、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内。除了通常的办公桌椅外，办公室里还设置了超大号的图板、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打印机、分类机、整理器和解码员在长期破解密码时打盹的两只小床。一些人穿着整洁的军装，但大多数人却像范德米尔上校说的那样没刮胡子、衣衫不整，从办公室里发出的气味来看，一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洗澡了。

“和其他各国的海军一样，日本海军采用不同类型的密码。他们用最简单的密码传送气象预报这类不怎么重要的信息，用复杂的密码传送敏感的重要信息，”范德米尔说，“尽管使用的是高复杂度的密码，但我们仍然能从军舰的通信呼号中确定呼号的发送者和发送者的所在位置。他们经常改变通信呼号的编码方式，但我们可以在几天内破解新的编码方式。”

“真是太厉害了。”格斯说。

“我们还能利用三角测量法找到信号的原始发出地。即便无法读懂密码，我们仍然能根据通信呼号的来源方位和类型标明大多数日本军舰的位置。”

“这么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方位，他们要往何处去，但不知道具体下达的命令是什么。”格斯说。

“是这样没错。”

“如果想避开我们，日本人只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就行了。”

“是的，”范德米尔说，“如果他们保持安静，通情中心会完全失效，这里的人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一个穿着便服和拖鞋的男人走了过来，范德米尔告诉参议员这位就是通情中心主任罗什福尔中校。“罗什福尔中校擅长解码，日语也非常流利。”范德米尔说。

“几天前，我们破译了日军最常用的一种密电码，”罗什福尔说，“但那些浑蛋又突然采用了一种新的密电码。如此一来，我们又得重新破译了。”

格斯说：“范德米尔上校说你们只凭通信呼号的来源方位和类型就能知道日本舰队的许多事情。”

“是的，”罗什福尔指着墙上的一张图表说，“现在，大多数日本军舰离开了日本领海，正全速向南驶去。”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是啊。但参议员，我想问你，你对日本军队的意图是怎么看的？”

“我相信他们会对美国宣战。我们的石油禁运实实在在地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英国和荷兰拒绝给日本提供原油，现在他们只能试着从南非弄点油。他们想获得稳定的供应源，不愿意做这种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买卖。”

范德米尔说：“但攻击我们又有什么用呢？日本这样的小国无法侵略美国，对我们造不成任何实质上的威胁。”

格斯说：“英国也是个小国，但他们通过建立海上霸权统治了全世界。日本人不用攻入美国本土，他们只要在海战中战胜我们就够了。占领了太平洋，就没人能阻止他们做买卖了。”

“那你看，日本海军向南行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可能是占领菲律宾。”

罗什福尔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已经加固了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但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接收到日本的航空母舰发出的无线电讯号了。”

格斯皱起眉。“看来他们实施了无线电静默。这种情况之前发生过吗？”

“是的。航空母舰回到日本领海时常会采取无线电静默。我们觉得这次也不会例外。”

格斯点了点头：“应该是这么回事。”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罗什福尔说。

火奴鲁鲁的福特街上挂起了圣诞的灯彩。这天是12月6日星期六，街上满是穿着白色海军制服，戴着白色海军圆帽和黑色海军围巾，出去找乐子的水兵们。

杜瓦一家徜徉在街道上，沉浸在圣诞的氛围之中。罗莎靠在查克胳膊上，格斯和伍迪站在乔安妮两边。

伍迪修复了和未婚妻的关系。他为妄断乔安妮对婚姻的期待向乔安妮道了歉，乔安妮也承认自己的确有点过火了。事情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但至少两个人又睡到一张床上了。

亲热过后，争吵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既然深爱着彼此，其他事都可以从长计议。他们约好，过段时间再用和平的方式就这一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穿上衣服以后，伍迪觉得两人的关系进了一大步。他们在很多有关婚姻的问题上有分歧，激烈地争吵过，但他们好歹和好了，这是个非常好的迹象。

这时，他们正前往餐馆用餐。伍迪拿着相机，一路走一路按快门。他们没走多远，查克停下脚步介绍一个水手给他们认识。“这是我朋友埃迪·帕里。埃迪，这是杜瓦参议员，这是杜瓦夫人，这是我哥哥伍迪，这是伍迪的未婚妻乔安妮·罗赫小姐。”

罗莎说：“埃迪，很高兴见到你。查克在家信中几次提到过你。一起去吃晚餐吧？我们正要去吃中餐呢！”

伍迪很吃惊，妈妈很少请陌生人加入他们家的家宴。

埃迪说：“谢谢你，夫人，很荣幸和你们一起吃饭。”他操着一口美国南方口音。

他们走进“天国喜悦”餐馆，在一张六人桌边坐下了。埃迪非常有礼貌，他叫格斯“先生”，叫女士们“夫人”，但态度并不僵硬。点完菜后他说：“我听说过许多你们家的事情，似乎已经认识你们很久了。”他的脸上满是雀斑，笑得非常开怀。伍迪发现，家里所有人都非常喜欢他。

埃迪问罗莎喜不喜欢夏威夷。“说实话，我有点失望，”伍迪的母亲说，“火奴鲁鲁和其他美国小镇没有什么两样。我还希望这里更有些亚洲风味呢！”

“是啊，”埃迪说，“这里到处是餐车、汽车旅馆和爵士乐队。”

他问格斯美国是否会参战。所有人都在问格斯这个问题。“我们绞尽脑汁想和日本达成一个过渡方案，”格斯说。伍迪不知道埃迪知不知道过渡方案是什么意思。“赫尔国务卿和野村大使一夏天进行了很多次会谈，但双方似乎一直没能达成共识。”

“问题出在哪儿？”埃迪问。

“美国需要在远东建立殖民地。日本说好啊，建就建吧，我们喜欢殖民地。不光远东要建，在全世界都得要建。即便有这样的意愿，美国也不可能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殖民地。日本人说既然别的国家有殖民地，他们也要有一个。”

“我仍然不明白日本为何要侵略中国。”

总是能从对方角度看问题的罗莎说：“日本想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驻军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和美国在菲律宾驻军，英国在印度驻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驻军完全是一码事。”

“这么说来，日本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乔安妮坚定地说：“是可以理解，但这完全错了。武装占领是十九世纪的处世哲学。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剧变。撤离殖民地，结束霸权主义政治是大势所趋。让日本人的贪欲得逞将会是一种倒退。”

他们的菜来了。“在吃饭以前，我先要告诉你们，”格斯说，“明天早上八点我们将在‘亚利桑那号’巡洋舰上共进早餐。”

查克说：“我不在受邀之列，但我被委派送你们去那。我七点半去宾馆，开车带你们到基地，和你们一起穿过港口走到巡洋舰那里。”

“好的。”

伍迪吃了口炒饭。“这饭真好吃，”他说，“我们结婚时也准备中餐吧。”

格斯笑了：“这可不行。”

“为什么不？中餐又便宜又好吃。”

“婚礼不仅仅是吃顿饭，而是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的隆重场合。对了，乔安妮，我还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呢！”

乔安妮皱起眉：“是有关婚礼的事吗？”

“跟她商量一下来客名单。”

乔安妮放下筷子。“有什么问题吗？”伍迪看见她鼻孔张开，知道她快要发作了。

“不是什么大问题，”格斯说，“我在华盛顿有许多朋友和同僚，如果不请他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的话，他们准会生气的。我想让你妈妈和我共同分摊这笔费用。”

伍迪知道，爸爸一定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戴夫在死前廉价出售了他的生意，乔安妮的母亲多半没钱举办一场奢华的婚礼，所以格斯希望承担婚礼的一部分费用。但乔安妮却不理解双方父母为他们俩操办婚礼的那份苦心。

“你眼中的朋友和同僚是哪些人？”乔安妮冷冰冰地问。

“大多数是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我们必须也请上总统，但他多半不会来。”

“哪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乔安妮问。

伍迪看见母亲忍住笑容。她一定被乔安妮的坚持逗乐了。没几个人敢把格斯逼成这样。

格斯说了一长串名字。

乔安妮打断他的话。“你说要请科布参议员吗？”

“是的。”

“他投票反对取消私刑法，这种人你也要请吗？”

“彼得·科布是个好人。之所以投票反对取消私刑是因为他来自密西西比州。乔安妮，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议员必须代表他们的选民。南方的议员反对这个法案再正常不过了。”说着他看了看查克的朋友，“埃迪，希望没触到你的痛处才好。”

“先生，不用担心我的感受，”埃迪说，“我来自得克萨斯，但我为南方的政治环境感到羞耻。我痛恨偏见。无论是什么肤色，人就是人，每个人都生而平等。”

伍迪看了眼查克。查克激动不已，为埃迪感到骄傲。

这时，伍迪意识到埃迪不只是查克的朋友。

眼下的情况太诡异了。

餐桌边坐着三对爱侣：爸爸妈妈，伍迪和乔安妮，还有查克和埃迪。

伍迪专注地看着埃迪。原来查克爱着的是这个人啊，他琢磨着。

真他妈的诡异！

伍迪把目光移向一边。幸好爸妈没发现这个情况，他想着。

妈妈发现了吗？不然为何要请埃迪参加家里的聚餐呢？她同意吗？不，这完全不可能。

“不管怎么样，科布没有别的选择，”爸爸说，“在其他方面，他都赞成自由派的主张。”

“你说的不是民主，”乔安妮激动地说，“科布代表不了南方的人民。在南方各州，只有白人才有选举权。”

格斯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是完美的。科布至少很支持罗斯福的新政。”

“这不意味着我会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

伍迪插话说：“爸爸，我也不想请他，他的手上沾着很多人的血。”

“这么说是不公平的！”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

“决定不完全由你们来做。婚礼由乔安妮的妈妈负责操办，如果同意让我帮忙的话，我会帮她承担一部分费用。我想我们至少在宾客名单上有一点发言权。”

伍迪靠在椅背上：“该死，这是我们的婚礼！”

乔安妮看着伍迪。“也许我们应该在哪个安静的小镇找个礼堂结婚，找些亲密的朋友参加。”

伍迪耸了耸肩：“听上去不错。”

格斯不快地说：“许多人会失望的。”

“我们快乐就行，”伍迪说，“新娘是婚礼当天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只希望乔安妮能得偿所愿。”

罗莎开腔了。“听我说，”她说，“格斯，别鲁莽行事。你完全可以把彼得·科布叫到一边，和蔼地对他说，你那个空谈理想的儿子娶了一个同样空谈理想的姑娘，他们鲁莽地拒绝了你邀请科布参议员参加婚礼的强烈意愿。你感到很遗憾。和彼得违背自己的意愿，投票反对反私刑法一样，你也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不请他参加儿子儿媳的婚礼。他会笑着说他完全能理解，并会因为你的直率而继续把你当朋友。”

犹豫了一会儿，格斯决定优雅地做出妥协。“亲爱的，我想你说得对，”说完他对乔安妮笑了笑，“在彼得·科布的问题上，和我可心的儿媳争吵真是太傻了。”

乔安妮说：“谢谢你……我可以叫你爸爸了吗？”

伍迪很高兴。这话说得非常贴心。乔安妮真是太聪明了。

格斯说：“当然可以。”

伍迪觉得父亲眼里有泪光。

乔安妮说：“爸爸，谢谢你。”

乔安妮的表现简直太出色了，伍迪心想。乔安妮在父亲面前丝毫没有惧色——而且在母亲的帮助下说服了父亲！

好一个美貌和才干兼备的女孩啊！

星期日早晨，埃迪想和查克一起去宾馆，送查克的家人到海军基地去。

“宝贝，我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查克说，“他们以为我和你只是朋友而不是情侣。”

黎明前两人躺在汽车旅馆的床上，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后赶回营房。

“你为我感到羞耻！”埃迪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都带你去参加过家族聚会了！”

“那是你妈妈的主意，你原本没想过带我去。但你爸爸挺喜欢我的，难道不是吗？”

“他们的确都很喜欢你。谁会不喜欢你呢？可是，他们不知道你是个肮脏的同性恋。”

“同性恋不脏，很清白。”

“说得没错。”

“请一定带我去。我想更了解他们一些。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查克叹了口气说：“那好吧。”

“谢谢你，”埃迪亲了他一口，“我们还赶得上……”

查克莞尔一笑：“快点完全赶得上。”

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开着海军的帕卡德车到了宾馆外面。七点半，四位前往巡洋舰吃早饭的客人走出了宾馆大门。罗莎和乔安妮戴着帽子和手套，格斯和伍迪穿着白色的亚麻西装。伍迪带上了自己的照相机。

伍迪和乔安妮手牵着手。“你看我哥哥，”查克轻声对埃迪说，“他真的非常开心。”

“她是个美丽的女孩。”

他们打开车门，让杜瓦夫妇坐上汽车后座。伍迪和乔安妮坐上了活动座椅。查克发动汽车，向海军基地开去。

天气晴朗，车里收音机的基地电台正在播放着赞美诗。阳光直射在泻湖上，一百来艘军舰的玻璃舷窗和黄铜扶手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查克说：“这景色简直是太美了！”

帕卡德开进基地之后，径直朝海军船坞开了过去。浮动船坞和干船坞里停泊了十来艘待修理、保养和加油的船只。查克把车停在军官停船码头。众人下了车，看着泻湖那头威严挺立的那些战舰。伍迪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时离八点还有几分钟。查克听到了不远处珍珠城传来的教堂钟声。八点的时候，舰船上响起了早饭铃，各色彩旗准时升起，一支乐队在“内华达”巡洋舰上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杜瓦一家走向码头，一艘系在码头上的汽艇正等待着他们。汽艇能容纳十来个人，船尾的舱口下藏着一只内置的发动机。查克带家人上汽艇之后，埃迪发动了汽艇。发动机欢快地低吟起来。查克站在船首，埃迪把汽艇驾离船坞，朝高大的巡洋舰驶了过去。加速以后，船头竖了起来，像海鸥的翅膀一样在近海中乘风破浪。

查克听到天上传来飞机的引擎声，自然地抬头去看。飞机从西而来，高度非常低，乍一看像是快撞到海里了。这架飞机准是要降落在福特岛上的海军铺设的飞机跑道的。

坐在查克边上的伍迪皱起眉头问：“这是架什么飞机啊？”

查克熟知陆军和空军的各种飞机，但却认不出这架是什么飞机。“像是架九七型鱼雷轰炸机。”他说。查克说的是一种日本海军的舰载鱼雷轰炸机。

伍迪举起照相机。

飞机飞近汽艇，查克看见了机翼上漆着的红色太阳。“这是架日本战斗机。”他惊叹道。

驾驶汽艇的埃迪听见查克的话，“一定是次逼真的演习，”他说，“想在星期日早晨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应该是吧。”查克说。

接着，他看见了第一架战斗机后面还跟着第二架战斗机。

接着，是第三架。

伍迪听见父亲急切地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机群掠过海军基地，从汽艇头顶飞过，飞机的引擎声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奔腾的流水声一样不断升高。查克看见了十架，二十架，接着是更多的日本战斗机……

飞机朝美国的战舰编队扑了过去。

伍迪停止拍照，“不会是一次真正的空袭吧？”他的声音既有疑惑，又带着恐惧。

“怎么可能是日本人呢？”查克难以置信，“日本离这有四千多英里呢，它们不可能飞这么远！”

这时他想起了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实行无线电静默的事情。信号情报中心认为它们回到了自己的领海，但并没能验证这条情报。

他和父亲对视了一眼，猜测父亲也想起了之前的对话。

一切都明白了，疑惑刹那间转变为恐惧。

领头的战斗机从战舰编组的旗舰“内华达号”上低飞而过，发射了一阵火炮。甲板上的水手四散奔逃，乐器的演奏声忽高忽低了一会儿，然后一下子消失了。

罗莎在快艇上叫了起来。

埃迪说：“老天，日本人展开突袭了。”

查克的心跳得飞快。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的时候，自己竟然在泻湖中间的一叶小舟上。他看着同行者仓惶的脸——父母、哥哥和埃迪——意识到所有自己爱的人都在这条小船上。

长条子弹形的鱼雷从飞机的下腹部倾倒下来，落在泻湖平静的水面上。

查克大喊：“埃迪，往回开！埃迪，快往回开！”埃迪已经在往回开了，循着圆弧形的轨迹把快艇掉了个头。

掉头过来以后查克发现，在西卡姆海军基地的上空，又一组机翼上标着红色太阳的轰炸机正在飞过。这些日本的俯冲式战斗机正像直扑猎物的老鹰向跑道上整齐排列的美国战斗机飞去。

这群王八蛋怎么都在这？日本半数的空军力量似乎都集结在了珍珠港的上空。

伍迪又开始拍照了。

查克听到一声类似地下爆炸的低沉碰撞声，紧接着又是一声。他回过头，看见“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甲板上燃起了一团火，很快就腾起了一片烟雾。

埃迪打开节流阀，汽艇全速向岸边驶去。查克毫无必要地大喊：“快点，开快一点。”

接着查克听到有条船的电喇叭里发出指挥官的战略部署声，要求水手们都各就各位。他这才意识到真的开战了，自己的一家正处在战斗的中心区域。没过多久，福特岛上的空袭警报响了，先是一阵轰隆隆的低吟，然后逐渐尖利起来。

鱼雷相继碰到军舰，发出一阵接着一阵的爆炸声。埃迪大叫：“快看维弗，”维弗是水兵们对西弗吉尼亚号的爱称，“它正在朝左侧倾斜。”

查克发现，军舰靠近战斗机攻击群的一侧出现了一个大洞。船被炸开的时候，几百万吨海水顷刻间涌入船舱，使船身向一边倾斜。

“西弗吉尼亚号”巡洋舰边上的“俄克拉荷马号”巡洋舰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查克惊恐地发现，甲板上的水手无助地滑倒在地。沿着倾斜的甲板落进水里。

爆炸波使快艇在海水里飘来荡去，所有人都紧抓着船舷。

查克看见，炸弹像雨水似的落在福特岛的水上飞机基地。飞机靠得很近，很快被炸弹炸成碎片，机身和机翼的碎片如同龙卷风里的树叶一样无助地飘散着。

受过情报专门训练的查克试图分辨出战斗机的种类，他从众多的战斗机中分辨出第三种战斗机，杀伤力很高的零式舰上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它只携带两枚炸弹，却安装了两把机关枪和两管二十毫米加农炮。它在战斗中要为轰炸机护航，保护轰炸机不被美军战斗机击落——但此时美军的战斗机全都没有起飞，大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零式机正好乘机攻击建筑物、地面设施和美军部队。

或者，查克害怕地想，它们还会攻击正在穿越泻湖、赶着回家的一家人。

美方终于开始还击了。在福特岛，在没有被击中的巡洋舰上，防空炮和普通的机关枪对天齐射，和日军的枪炮声汇成一首死亡的华丽乐章。防空炮的炮弹像黑色大丽花一样在空中炸开。没过多久，岛上的一个机枪手准确地击中了一架俯冲式轰炸机。轰炸机燃起熊熊烈火，重重地砸在水里。查克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使劲地挥了挥自己的拳头。

倾斜的“西弗吉尼亚号”巡洋舰回到水平状态，但却在继续往下沉。查克意识到船上的指挥官一定打开了右舷通海阀，在下沉的过程中使船保持平衡，给船员提供更好的活命机会。“俄克拉荷马号”巡洋舰就没有这般幸运了，快艇上的杜瓦一家惊恐地看着巨大的战舰向一侧侧翻。乔安妮说：“老天，看那些水手们。”掉在海里的水手们争先恐后地往倾斜的甲板和右舷的栏杆上爬，想博取一条活命。查克意识到，当巨型战舰最终随着可怕的撞击声倾覆并开始缓缓下沉的时候，天知道会有多少人会被扣在甲板底下丧命。

“所有人都抓紧艇身！”查克嚷着。“俄克拉荷马号”巡洋舰颠覆造成的巨浪正在朝快艇袭来。爸爸抓住妈妈，伍迪抱住了乔安妮。海浪波及快艇，把快艇抬得老高。查克晃了两下，不过一直抓紧着快艇的栏杆。快艇摇晃了好几下，但总算没有被掀翻。巨浪过后，又来了几波小点的浪头，好在快艇上的人都平安无事。

查克惊恐地发现，他们离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

最先被击中的“内华达号”巡洋舰竟然开始移动了。一定有人没乱了分寸，指示舰艇开始航行。如果军舰能驶出军港，它们就能分散开，使日军的袭击变得困难起来。

军舰队列里突然爆发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剧烈好多倍的大爆炸。爆炸非常猛烈，远在半英里之外的查克都感觉到胸口受了重重一击，一团火焰从“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二号炮塔喷射而出。很快巡洋舰的前半部分几乎就炸裂了。船只碎片扬在空中，弯曲的钢梁和金属板像篝火中烧黑的纸片一样飘舞。大火和黑烟笼罩着“亚利桑那号”巡洋舰的前端，桅杆醉鬼似的向前倾斜。

伍迪问：“那艘船究竟怎么了？”

“船上的军火库一定点燃了。”意识到几百名水兵兄弟在大爆炸中丧生，查克的心情异常悲愤。

一根深红色的烟柱像从火葬的柴堆上冒出来似的冲向天际。

快艇似乎碰上了什么东西，向一侧倾斜。所有人都猫下腰来。蹲下的时候，查克觉得快艇一定是被炸了，接着他意识到判断错了，因为自己仍然还活着。镇定下来以后，他发现湖面上飘着的一块一码多长的金属残片刺进了发动机上的甲板。老天保佑，没有人被金属块刺中。

但发动机停止工作了。

快艇慢了下来，彻底不动了。它不断在波涛汹涌的泻湖上打转，日军的战斗机又一直向湖面喷射着地狱之火。

格斯斩钉截铁地说：“查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我再看看。”查克和埃迪开始检查快艇的受损程度。他们抓住金属残片，试图把残片和甲板分离，但用了吃奶的力气也分离不开。

“没时间弄这个了。”格斯说。

伍迪说：“查克，发动机失灵了，必须想想其他的办法。”

快艇离岸还有四分之一英里，好在快艇上配备了应对这种情况的设施。查克卸下两只桨，他拿了一只，把另一只递给埃迪。快艇很大，不太容易用桨滑，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幸好，日军的空袭出现了一段间歇。天上的战斗机没有刚才那么密集了。受损的舰船上腾起一团团黑烟，尤以全毁的“亚利桑那号”巡洋舰上升起的烟柱最为壮观，不过湖面上没有新的爆炸了。奇迹般幸存下来的“内华达号”巡洋舰向港口的入海通道开了过去。

快艇旁的湖水里到处是救生艇、摩托艇，还有些游着泳和紧抓住船只残骸的水手。溺水倒不可怕，可怕的是从船里漏出、见火就燃的原油。不会游泳的人在大声呼救，身上着火的人拼命尖叫着，他们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可怕的悲鸣声。

查克瞄了眼表。他以为袭击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没想到此时离第一架日本战斗机的出现才过了短短半个小时。

没容他细想，日军的第二轮空袭又开始了。

这一次，日军的战斗机从东面而来。一部分战斗机追逐着逃逸的“内华达号”巡洋舰，其他的则把目标对准了杜瓦一家刚才下艇的海军基地。刚开始轰炸，停泊在浮动船坞的“肖恩号”巡洋舰就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腾起浓烟，化成了碎片。原油飘在湖上，燃起熊熊大火。很快在基地最大干船坞中停泊的“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也中弹起火了。同一船坞中的另两艘驱逐舰弹药舱被点燃，很快被炸成了碎片。

查克和埃迪努力划桨，像赛马一样满身是汗。

基地里出现了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多半是从附近的营地赶过来的——拿起消防用具四处灭火。

划了好一会儿，快艇才划到军官停船码头。查克跳上码头，飞快地把船绑好，埃迪则帮着把杜瓦一家一个个扶上了岸。上岸以后，所有人都气喘吁吁地朝帕卡德车奔了过去。

查克跳进驾驶座，发动汽车。车上的收音机随着引擎的发动自动打开了，基地电台的播音员说：“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成员请迅速向所在的连队报到。”查克没法向任何人报到，但他觉得自己的任务也很重，他必须保护好四个美国平民的安全，尤其是其中的两名妇女和一位参议员。

所有人坐进汽车以后，查克立即把车开走了。

第二波空袭似乎结束了，大多数日本战斗机离港口越飞越远。但查克还是开得很快：日本人完全有可能发起第三波进攻。

基地的大门敞开着。如果基地的大门是关着的，查克肯定会直接冲出去。

路上没有其他车辆。

帕卡德车从港口出发，沿着卡美哈美哈高速公路疾驰而去。查克觉得，离珍珠港越远，家里人就越安全。

这时，他发现一架孤零零的零式战斗机朝他们扑来。

战斗机飞得很低，沿着高速公路尾随着帕卡德车。观察了一会儿以后，查克意识到零式战斗机攻击的就是自己开的这辆车。

零式战斗机的炮装在两只机翼上，不太容易击中高速公路上疾驰的一辆小车。但战斗机的引擎两侧还配备了两把机关枪。飞行员够聪明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这两把机关枪。

查克疯了似的看着高速公路两边。除了成片的甘蔗田以外，公路两边任何躲藏的地方都没有。

查克开始在公路上走“Z”字形前进，但战斗机仍然不紧不慢地跟着帕卡德车。公路不宽，如果开进甘蔗地，车就开不快了，一车人将在战斗机的攻击下无可遁逃。他突然想到，车开得越快，躲过子弹概率就越高，于是便加大了油门。

容不得他细想了。飞机离车很近，机翼上两具大炮黑洞洞的炮口清晰可见。但正如查克猜想的一样，飞行员并没有使用大炮，而是用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子弹不断落在车前的尘土上。

查克朝左拐，把车开上左侧的路肩。接着又变道向右，开上右侧的路肩。飞行员不断跟着车变道的方向调整航行。子弹不断打在车的护罩上。挡风玻璃碎了，埃迪恐惧地呼号着，后座上的女人们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

射击了一阵以后，零式战斗机飞离了公路。汽车不听使唤，开始自发地走起了“Z”字形，有个前轮多半坏掉了。查克努力控制着方向盘，试图把车稳在公路上。汽车横摆了几下，滑过一段柏油路面，撞进公路边的一块田里，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发动机里冒出火花，查克闻到汽油的气味。

“所有人都快下车！”查克大喊，“油箱快爆炸了！”他打开驾驶座边的门，从车上跳下，然后猛地打开后门，让父亲把母亲拽下车。其他几人从车的另一面下了车。“快跑啊！”他大喊着。查克根本不需要这么喊。埃迪一瘸一拐地往甘蔗地里奔，像是受了伤似的。伍迪半抱半拽地带着似乎也受了伤的乔安妮。父亲母亲一个箭步冲入甘蔗地，明显没有受伤。查克跟在父母亲后面跑入了甘蔗地。三人跑了一百来码，然后躺平在地上。

时间似乎在刹那间凝固住了。飞机的声音渐渐远去。查克眺目远望，发现黑色的油烟冲向几千英尺的高空。最后几架日本的战斗机正在向北而去。

这时传来了一声刺穿耳膜的爆炸声。即便闭上了眼睛，他还是感受到了汽油爆炸产生的明亮光芒，一股热浪朝他直冲过来。

抬起头回头看，查克发现帕卡德车烧了起来。

他站起身。“妈妈，你还好吗？”

“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她一边说，一边在丈夫的搀扶下站立起来。

查克的目光扫过甘蔗地，观察着另外几个人的情况。他跑到埃迪身边，发现埃迪捏着大腿正坐着。“你被子弹击中了吗？”

“该死，被日本人打中了，”埃迪说，“不过流血不多。”他挤出笑容来。“像是打在大腿的最上方，不过没有致命伤。”

“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

这时，查克听到一种令人心悸的声音。

他的哥哥正在痛彻心扉地哭。

伍迪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抽噎着——带着无尽的悲伤。

查克知道这是心碎的哭泣。

他跑到哥哥身边。伍迪跪在地上，胸膛不断地颤抖着，他的嘴巴大张，泪水不断从眼里往外冒。伍迪的白色亚麻西装上浸透了鲜血，但他本人却没有受伤。他一边哭一边喊：“老天，你怎么这样啊！”

乔安妮脸部朝天，躺在伍迪面前的地上。

查克很快发现乔安妮已经死了。她双眼圆瞪，无神地看着天际，身体僵直，条纹棉布裙上沾满了猩红的动脉血，已经凝结成块。查克没看见伤口，却大致能猜出子弹穿过肩膀打中了腋动脉，乔安妮很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因为流血过多而死。

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伍迪。

父亲、母亲、埃迪走过来，站在查克身边。母亲在伍迪身边的地上跪下来，抱住他。“可怜的孩子啊！”她像是安慰未成年的孩子一样抚慰着痛失爱侣的大儿子。

父亲也在尸体旁边跪了下来。他伸出手，握住伍迪的手。

伍迪的抽泣声稍微小了一点。

父亲说：“伍迪，帮她合上眼吧。”

伍迪的手抖得很厉害。他努力镇静住自己，把手伸向乔安妮的眼睛。

他把指尖轻轻地按在乔安妮的眼皮上。

小心翼翼地合上了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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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二章

1942年第一天，黛西收到了前未婚夫查理·法奎森的来信。

她在梅菲尔街公寓的早餐桌上打开了这封信。除了她之外，这时家里只有给她倒咖啡的管家，和从厨房给她送来热面包的十五岁女仆。

这封信不是从布法罗寄来的，而是从英国东部杜克斯福德的空军基地寄来的。黛西听说过杜克斯福德，那里离她遇见丈夫博伊·菲茨赫伯特和爱人劳埃德·威廉姆斯的剑桥很近。

她很高兴收到查理的信。他抛弃过她，她也一时嫉恨过他。但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觉得自己和那时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了。1935年她是美国上层阶级别斯科夫家的阔小姐，现在她是英国贵族阿伯罗温子爵夫人。但她很高兴查理还能记得她。女人总是希望被人牢记，而不是遗忘。

这封信是查理用黑色钢笔写的。信纸很大，边缘呈锯齿状，字体很不工整。黛西拿起信念了起来：

<small>在读这封信之前，我必须为前些年在布法罗对待你的方式表示道歉。每次想到那件事时，我总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羞辱。</small>

很好，黛西心想，他似乎成长了不少。

<small>我们真是太势利了。我太软弱，不该让已故的母亲逼我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来。</small>

啊，黛西想，已故的母亲。原来老婊子已经死了。这也许能解释查理为何会发生如此转变。

<small>我加入了第一百一十三神鹰冲锋队，我们现在正在飞飓风式战斗机，但马上就会飞火球式战斗机了。</small>

三支神鹰冲锋队参加了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英国皇家空军的那一支由美国志愿者组成。黛西很吃惊：她没想到查理会自愿参加战斗。她以前的认识的查理除了狗和赛马，对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他真的长大了。

<small>如果你能打心眼里原谅我，或者至少把这事忘了，我很想来见见你和你的丈夫。</small>

提到丈夫很有策略，这表明查理没有和她重温旧情的意思，黛西心里想。

<small>下周末我会去伦敦休假。能请你和你丈夫出来吃个饭吗？希望得到你肯定的答复。</small>

下个周末博伊不在家，黛西会单独接待查理。和伦敦战时的许多女人一样，黛西很喜欢有男人陪伴。去了西班牙以后，劳埃德就没了消息。他说他要去英国在西班牙的大使馆担任军事参赞，黛西希望他确实担任了这样一个没有性命之忧的职位，但内心里她完全不相信。她问劳埃德为什么政府要派一个年轻力壮的军官去中立国担任文书工作，劳埃德向她解释说，是为了防止西班牙在战争中加入法西斯的阵营，这个任务相当重要。说这话时，他懊恼地笑了笑，知道黛西不会轻易相信。她担心事实上劳埃德是越过边境和法国的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去了。这些天，黛西常会做劳埃德被捕受虐待的噩梦。

黛西已经一年多没见到劳埃德了。黛西感到截肢般的痛苦，她每天每小时都在想着他。不过她很高兴能有机会和男人一起出去，即便是腼腆、肥胖、了无生趣的查理·法奎森。

查理在萨伏伊饭店的小餐厅订了张桌子。

当侍者在饭店大堂帮她脱掉貂皮大衣的时候，一个看上去有些熟悉，穿着剪裁得体晚礼服的高大男人走近她。男人伸出手，对她羞涩地说：“你好，黛西，很高兴在这么多年之后见到你。”

听到声音，她才意识到这是查理。“老天，”她惊呼道，“你完全变了样！”

“我减了些体重。”他说。

“才不止一些呢。”黛西猜测查理减了四十到五十磅。减肥使查理比以前更为英俊。他不再显得臃肿，而是带有一股粗犷的气质。

“你倒和以前一模一样。”查理上下打量着她。

出门前黛西刻意修饰了一番。因为战时的紧缩政策，她已经很多年没买新衣服了，但今晚她穿上了战前最后一次去巴黎时买的浪凡露肩式宝蓝晚礼服。“两个月后，我就二十六岁了，”黛西说，“我不信我还和十九岁时一个样。”

他低头看着黛西身上穿的袒胸露背的晚礼服，脸色涨红了，“相信我，我不是在恭维你。”

他们走进餐厅，坐了下来。“我还怕你不来呢。”他说。

“我的表停了，抱歉迟到了。”

“只迟了二十分钟，我还准备等一小时呢！”

侍者问他们想不想先来上一杯。黛西说：“这里能喝到英国很难品尝到的上好马提尼酒。”

“请来上两杯。”查理说。

“不加冰块，但要加橄榄。”

“我也一样。”

黛西打量着查理，为他身上的变化感到惊奇不已。他原先很笨拙，现在却是打动人的羞涩。黛西看着他，却实在无法把他和开着战斗机打下德国战机的飞行员联系在一起。毕竟，伦敦的空袭已经在半年前结束了，英国南部的天空已经很少有空战。“你通常都会执行哪一类的飞行任务？”黛西问。

“白天大多在法国北部绕圈飞行。”

“什么是绕圈飞行任务？”

“通常是一架轰炸机和一架战斗机组队执行任务，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主要目标是把敌军的战斗机引入他们绝对力量偏弱的作战区域。”

“我恨死了轰炸机，”黛西说，“轰炸期间我一直待在伦敦，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太难熬了！”

查理说：“我还以为你想让德国人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

“才不是呢！”黛西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多，“我为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伦敦妇女和孩子难过——但也为在德国有同样遭遇的妇女和孩子痛心。”

“我从没这样想过。”

他们点了主食。战时条例限制每桌只能点三道菜，一顿饭的价格不能超过五先令，菜单上只有用猪肉香肠填充出来的假鸭子，以及完全没肉的什锦馅饼。

查理说：“能听到你用美国口音说话可真是太好了。我喜欢英国姑娘，甚至还和一个英国姑娘约会过，但我还是最喜欢美国人的口音。”

“我也是，”黛西说，“这里已经是我的家了，我是不会回美国了，但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很遗憾没能见到阿伯罗温子爵。”

“和你一样，他也是空军。现在他是飞行教官。他不时会回来看看——但这个周末不回。”

博伊偶尔回家探亲的时候，黛西又和他睡觉了。在抓住他和阿尔德盖特的可鄙女人睡觉以后，黛西曾经发誓再也不和他一起睡了。但博伊对她施加了压力。他说战士回家时需要得到抚慰，发誓再也不去找那些妓女了。黛西不相信他的诺言，但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了。她告诉自己，无论好坏，她毕竟嫁给了这样一个人。

但她再也无法从和博伊的交欢中得到快乐了。她可以和博伊上床，但无法全心全意地爱着他。黛西必须要用润滑剂才能和他性交。她曾经试图寻找过当年博伊具有把世界踩在脚下的气势，充满情趣时和她交欢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她意识到，博伊只是个空有贵族头衔，自私且没有见地的无聊汉子。当博伊压在她身上时，黛西脑子里想的只是不要被他感染上什么讨厌的传染病。

查理小心翼翼地说：“你大概不想多谈罗赫家的事吧……”

“是的。”

“可是……乔安妮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不会吧，”黛西非常震惊，“她是怎么死的？”

“在珍珠港被日本人打死的。她和伍迪·杜瓦订了婚，两人一起去探望驻扎在珍珠港的伍迪弟弟。他们乘坐的车被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紧追，乔安妮不幸被日军发射的子弹击中了。”

“太遗憾了，乔安妮和伍迪真是可怜！”

他们的食物和红酒来了。两人在沉默中吃了一会儿。黛西觉得素鸭的味道一点都不像鸭子。

查理说：“乔安妮是两千四百名在珍珠港被杀的美国人中的一名。我们在珍珠港损失了八艘军舰和十艘其他舰只，可恨的日本人！”

“这里的人私底下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美国总算参战了。天知道希特勒为什么要蠢得对美国宣战。而英国人认为他们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就有了最后夺取胜利的机会。”

“美国人对珍珠港被突袭非常生气。”

“这里的人不知道美国和日本之间究竟怎么了。”

“直到开战前的一刻，日本人还在和我们讨价还价——其实他们早就在计划着偷袭珍珠港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欺诈。”

黛西皱起眉。“我倒觉得很正常。如果最后一刻能达成协议的话，他们也许会取消攻击计划。”

“但他们也不能偷袭啊！”

“有什么区别吗？我们都以为日本会首先攻击菲律宾，即便宣战，我们也料不到他们会首先袭击珍珠港。”

查理无助地摊开手：“他们本来就不该攻击我们啊！”

“我们偷了他们的钱。”

“只是暂时冻结了他们的海外资产而已。”

“他们觉得这是一回事。我们切断了日本的原油供应，让日本遇上了贸易壁垒，让他们面对着全盘皆输的局面。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应该屈服，同意从中国撤军。”

“他们的确应该。但如果美国被别的国家支使着做这做那的话，你希望我们屈服吗？”

“也许不会，”查理露齿一笑，“我刚才说你没变，现在我要收回这句话。”

“为什么？”

“你以前从没有这样说过话。从前你根本不谈论政治。”

“如果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话，外面的世界如果发生了什么于你不利的事，你就要自认倒霉了。”

“我想我们从各自的经历中都学到了这一点。”

他们要了甜点。黛西说：“查理，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全欧洲都掌握在了法西斯党人的手里。德国攻占了大半个苏联。美国像只断翅的老鹰似的没有丝毫攻击力。有时我甚至为没生孩子而庆幸。”

“别低估美国。我们受了伤，但绝没有被击垮。日本现在的确趾高气扬的，但总有一天会为他们在珍珠港做的事痛悔不已。”

“希望你是对的。”

“德国不会像之前那样任意妄为了。他们没能占领莫斯科，正在向后撤退。你意识到莫斯科战役是希特勒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吗？”

“是溃退，还是暂时的撤退？”

“无论是溃退还是战略上的撤退，都是希特勒之前没遇到过的沉重打击。布尔什维克给纳粹德国上了血淋淋的一课。”

查理发现英国的波特酒很好喝。在伦敦，男人们通常在女人退席之后上这种酒。黛西很反感这种习惯，曾经试图在家宴上废除这种习惯，但没有成功。喝过了马提尼和红酒之后，两人又各喝了一杯波特酒。这酒让黛西醉醺醺的，但却难得的开怀。

他们回忆着布法罗的青葱岁月，为年轻时和其他人一起做的蠢事嬉笑不已。“你说你要去伦敦和英国国王跳舞，”查理说，“你确实做到了。”

“希望她们那些人都为此嫉妒！”

“何止嫉妒啊，多特·伦肖惊讶得脸皮都抽起来了。”

黛西高兴地笑了起来。

“很高兴又和你联系上了，”查理说，“我非常喜欢你。”

“我也非常高兴。”

他们拿着大衣离开了餐馆。门童叫了辆出租车。“我送你回家。”查理说。

当车沿着斯特兰德大街前行时，查理抱住了黛西。她本打算挣脱，但又想：这也未尝不可。于是，她靠在了查理身上。

“我真是太傻了，”他说，“早前要是娶了你该多好啊！”

“你也许会是个比博伊·菲茨赫伯特更好的丈夫。”她说。可要是没有博伊的话，她也许就永远遇不见劳埃德了。

她意识到自己没对查理说过任何有关劳埃德的事情。

出租车拐入梅菲尔大街时，查理吻了黛西。

被男人抱在怀里亲吻的滋味简直太好了，但黛西知道让她产生这种感觉的是刚刚喝下去的酒精。事实上，她唯一想吻的男人是劳埃德。但在出租车停下前，她都没把查理推开。

“临睡前再喝一杯好吗？”查理问。

一时间黛西动摇了。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触摸过男人坚实的身体了。但她并不真的想和查理做爱。“不行，”她说，“查理，对不起，我爱的是别人。”

“不用跟我上床，”他轻声说，“如果我们能，我是说我们能接吻什么的……”

黛西打开车门，跳下了车。她觉得自己很差劲。查理每天在为她的生命拼死作战，但她连简单地慰劳一下他也做不到。“查理，晚安，祝你好运。”她说。在改主意之前，她甩上车门，走进了自己的家。

她径直上了楼。几分钟后，独自躺在床上时，她觉得自己很可悲。她一下子背叛了两个男人：她因为亲吻了查理而背叛了劳埃德；又因为让查理不快而背叛了查理。

星期天一整天，黛西都因为宿醉而躺在床上。

星期一夜里，她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汉克·巴克莱特，”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说，“我是查理·法奎森在杜克斯福德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你的事，我在电话簿里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

她猛地一惊：“为什么打电话找我？”

“我给你带来个坏消息，”汉克说，“查理的飞机在阿布维尔上空被德军击落了，他死了。”

“不！”

“这是他驾驶喷火式轰炸机执行的第一次任务。”

“他跟我说过这个。”黛西恍惚地说。

“我猜你也许会想知道这个消息。”

“是的，谢谢你。”她轻声说。

“在他心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

“真的吗？”

“你真应该听听他是怎么夸你的。”

“太遗憾了，”她说，“真是太遗憾了。”她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只好挂断了电话。

查克·杜瓦隔着情报分析员鲍勃·斯特朗中尉的肩膀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大多数情报分析员的办公桌非常乱，但斯特朗的却很整洁。上面只有一张他写了几个字的文件纸。纸上写着：YO-LO-KU-tA-A-NA

“我实在搞不明白，”斯特朗灰心丧气地说，“如果破译正确的话，日军就会对‘约洛库塔瓦纳’进行打击。但这说明不了任何事情。日语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词。”

查克看着纸上的六个日语字节。尽管他只懂一点日语，却能确定这几个音节对他来说的确意味着一些事情。无法确定这些字节的含义，查克只好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

老行政大楼内的氛围十分沉重。

空袭后的几周，查克和埃迪经常看到珍珠港外浮油的海平面上飘着的尸体。与此同时，他们处理的情报中不断有日军发动破坏性更大的攻击的消息。珍珠港事件过后仅仅三天，日军的战斗机就袭击了菲律宾吕宋岛上的美军基地，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所有的鱼雷储备。同一天在南中国海，日军击沉了英国的浅水号战列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使英国在远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日军的步伐似乎不可阻挡，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新年的前几个月，日军在菲律宾击退了美军，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首都仰光把英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些地方的名字连查克和埃迪这样的水手都不太了解。对美国公众来说，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如同科幻小说里的遥远星球一样远不可及。但所有人都知道撤退、投降、屈服意味着什么。

查克很纳闷，日本真能击败美国吗？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五月，日本终于得偿所愿：建立起了一个拥有橡胶、锡矿以及至为重要的原油资源的大帝国。泄露出来的情报表明：日本人正在用斯大林都要胆寒的残忍，统治着这个帝国。

但日本也有心腹之患，这就是美国海军。想到这里，查克深深地为自己是美国海军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日本人妄图通过摧毁珍珠港控制太平洋，但他们失败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仍然驰骋在太平洋的海面上。监听得到的情报显示，日军指挥官对美国拒绝倒地死亡感到非常生气。珍珠港战场的失败以后，美军在人员和武器上都比不过日军，却没有逃跑隐藏，而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对付日本军舰。虽然对日军的损伤不大，但这种战术有效地提升了美军的士气，给日本人留下他们远没有得胜的强烈感觉。4月25日，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空袭了东京，大大地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尚武精神。夏威夷进行了疯狂的庆祝。那天晚上，查克和埃迪都喝得醉醺醺的。

但决一胜负的时刻就要到了。老行政大楼里和查克谈过话的人都说，日本会在初夏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引诱美国军舰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终极之战。日本希望海军能在战斗中展现出高人一等的实力，把美军的太平洋舰队消灭干净。美军只有做好更完善的准备，搜集更精密的情报，才能移动迅速，一击制胜。

这几个月，“海波”信号情报中心日夜不停地破译着日本海军名为JN-25b的新型密码。五月，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美国海军在从西雅图到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周边建立了一系列无线讯号拦截站。在这些拦截站里，被称为“房顶匪帮”的译码员戴着耳机，坐在无线电监听器旁监听着日军的无线电讯号。他们监听着日军的无线电频率，记录下听到的信息。

日军的无线电讯号是用摩斯密码写就的。密码中的圆点和短线可以被翻译成五个数字组成的数组，每个数组对应密码本上的不同字母、词组和短语。看上去杂乱无序的这些数字由安全电缆传送到老行政大楼地下室的电传机。接着才是最难的破译部分。

他们总是从细微处入手。信号总是以意为“结束”的“尾张”告一段落。译码员会寻找出现在相同信号段的同一数组，在发现的数组上写下“结束了吗？”这几个字。

日本人常会犯些无心的错误，这些错误常能帮上他们的大忙。

JN-25b的新密码本必须花上些时间才能送到远离总部的哨所。因此，在最初的几周内，日军必须同时用两种密码传递信息。事后证明，这几周对日军来说颇为致命。因为美军基本破译了原先的JN-25，能解读出电文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此时再拿破译出的信息和新密码比对，就不难判断出新密码的五数字数组代表什么意思了。对新密码的破译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珍珠港事件以后，被击沉的加利福尼亚号巡洋舰上乐队的几个乐师加入了原先的八人译码团队。因为某种无人知道的原因，音乐家们在译码上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力。

所有的译电文被转换成文件储存。对译电文的对比非常关键。分析师可能会索取某一天的所有信号，索取发往某一艘船的所有信号，也可能索取全部提到夏威夷的信号。为了便于分析员尽快找到自己需要的无线电讯号，查克和另一个文书创立了一套便于查找的交替索引系统。

译码团队预计，日本人将在五月的第一周进攻盟军在巴布亚的基地莫尔斯比港。他们的破译完全正确，美国海军据此拦截了日本在珊瑚海上的攻击舰艇。双方都宣称自己得胜了，但日军没有攻下莫尔斯比港。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开始相信他的译电员了。

日本人通常不用常用名称呼太平洋上的各个地点。他们为每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起了由两个字母组成的番号——事实上，是两个日文字母表中的平假名，但译电员通常会用英文字母表中的A到Z加以对应。地下室的译电员们努力想弄清每个双位平假名名称的意义。他们慢慢地获得了一些进展：MO代表莫尔斯比港，Ah代表瓦胡岛，但还有许多两位平假名没有弄清对应的地名。

五月，无线电讯号拦截站截获了大量有关日军正要对一个称为AF的地方发动攻击的情报。

AF最有可能代表的是从夏威夷开始，绵延一千五百公里的环岛链最西端的环礁中途岛，它正好处于洛杉矶和东京的中间位置。

猜测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日本海军的数量优势，这件事必须让尼米兹海军上将知道。

通过日复一日的工作，查克和同事们大致摸清了日军战斗序列的大致规律。刚生产的战斗机一般都会安排在航空母舰上；每占领一地，日本都会在当地派驻“占领军”：希望通过此举保住他们所攻下的所有领土。

看样子，这次的作战规模一定小不了。但日军会攻击什么地方呢？

地下室的译码员特别骄傲，因为他们成功破译了日本军舰催促东京方面的一份电文：“加快运送燃油软管”。同时证实了日军马上要展开一次长距离的越洋攻击。

但美军最高统帅部却觉得日军也许会进攻夏威夷，军方害怕日军会借此向美国的西海岸进发。珍珠港的译码团队隐约地怀疑日军会攻击中途岛以南一千英里约翰斯顿岛上的机场跑道。

情报必须百分之百确认。

查克判断出日军会如何行动，但犹豫着不敢说。译码员都很聪明，但他却和聪明画不上等号。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不怎么好，三年级时班上有个同学叫他“查克蠢蛋”。他哭了，这个绰号也就坐了实。在查克的心中，自己依旧是那个“查克蠢蛋”。

午饭时，查克和埃迪从餐厅取了三明治和咖啡，坐在码头边看着港口内外的情况。珍珠港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状况。大多数倾泻在海里的原油漂走了，一些舰只的残骸已经被打捞起来。

吃饭的时候，一艘受伤的航空母舰出现在医院海岬，喷着黑烟缓缓地驶进港口，在船身后面留下了一长串浮油。查克认出这是美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船体上蒙着厚厚一层烟灰，驾驶舱被炸出一个大洞，多半是在珊瑚海战役中被日军炸出来的。“约克城号”驶入码头时，基地拉响警报，庆祝它的回归，拖船牵引它驶入了一号干船坞。

“据说需要修三个月。”埃迪说。他和查克在同一幢楼里办公，但他在楼上的情报办公室，可以听到更多的传言。“但现在三天后就要重新下水。”

“这么快，修理师们能修好吗？”

“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船厂的主任工程师带着他的团队飞过来修理，他们已经上船开干了。你往干船坞那儿看。”

以往空空荡荡的干船坞里到处都是人和仪器：码头周围已经摆满了各种各样准备投入使用的焊接用具。

“他们只能把炸坏的地方先焊接起来，”埃迪说，“他们会修好甲板，让它能出海，其他的小修小补就只能等一等了。”

航空母舰的名字让查克心神不宁，他无法挥去这种抓心的感觉。约克镇是什么意思？美军和法军在约克镇围困英国军队，是独立战争结束前，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用这个名称有什么高深的含义吗？

范德米尔上校走了过来。“你们两个娘娘腔，快滚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他说。

埃迪轻声对查克说：“以后我一定要痛扁他一顿。”

“埃迪，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吧。”查克说。

回到地下室，查克看见坐在办公桌前的鲍勃·斯特朗，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解决了斯特朗的难题。

望向斯特朗肩膀前面的办公桌，查克又看见了同一张纸上的六个日语音节：YO-LO-KU-tA-A-NA

“好了不起啊，你终于把它破译出来了！”查克故意说得像斯特朗自己找到破译方法似的。

斯特朗很疑惑：“我把它破译出来了吗？”

“这是个英语单词，因此日本人只能按发音把它拼写出来。”

“‘约洛库塔瓦纳’是个英语词汇吗？”

“是的，先生，日本人就是这样叫约克镇的。”

“你说什么？”斯特朗的表情很疑惑。

“查克蠢蛋”一时间以为自己完全错了，心里异常惊恐。

斯特朗发话了：“老天，你说得对！‘约洛库塔瓦纳’正是日语发音的约克城！”他欢快地笑了，“谢谢你！”接着他又夸赞了一句，“干得太漂亮了。”

查克犹豫着，他还有另一个想法。他应该告诉斯特朗吗？译码不是他的工作，但美国也许很快就要战败了，也许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能让我提另一个建议吗？”他问。

“快说吧。”

“关于AF这个番号我有一些想法。我们要确认AF代表着中途岛，是吗？”

“是的。”

“我们能否传出一些有关中途岛的信息，让日本人用密电文作为截获的情报发送出去？通过截获的电文，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是如何为中途岛编码的了。”

斯特朗深思了一会儿。“也许吧，”他说，“我们也许有必要把信息写得清晰一些，确保日本人能理解。”

“这点可以做到，可以是那种不太需要保密的消息——比如‘中途岛爆发了花柳病，请送点药过来’，或是类似的电文。”

“日本人为何要把这种消息再次传送出去呢？”

“因此，传送的必须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讯号，但不能是我方的顶级机密——可以泄露些天气之类的情报。”

“可现在的天气预报也是机密啊。”

邻桌的译码员插话了：“可不可以是淡水短缺的情报？如果想占领中途岛的话，淡水短缺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也许能行，”斯特朗兴奋起来，“中途岛的驻军可以给夏威夷方面发送一份不加密的电文，说海水淡化厂里的设备坏了。”

查克说：“夏威夷可以回复，说我们打算派艘运水驳船过去。”

“如果日本人打算攻击中途岛的话，他们肯定会转发这份情报。他们也需要制订往中途岛运送淡水的计划。”

“他们会用密电发报，避免泄露他们对中途岛的兴趣。”

斯特朗站起身。“跟我来，”他对查克说，“把这件事汇报上去，看看上级怎么想。”

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发报了淡水面临短缺的电文。

第二天，日军用密电传送了AF缺乏淡水供应的消息。

目标就是中途岛！

尼米兹上将开始在中途岛设下陷阱。

那天晚上，当一千多名工人聚集在受伤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在弧光灯下进行修理作业的时候，查克和埃迪走进火奴鲁鲁一条暗黑小巷深处的“帽沿乐队”酒吧。酒吧和往常一样，挤满了水手和夏威夷当地人。大多数顾客是男人，只有几对出双入对的同性恋女护士。查克和埃迪喜欢这里，因为这里的男人和他们一样是同性恋。同性恋的女护士喜欢来这，因为这里的男人喝醉酒后不会对她们进行骚扰。

但他们必须偷偷摸摸地行事。按照军队的反同性恋法案，如果被发现是同性恋的话，就会被逐出军队，投入监狱。好在这个地方集中了一大帮和他们意气相投的人。乐队领队化着浓妆。尽管舞台上的歌手确信有些人不知道他是男人，但还是穿上了一套女装。酒吧老板也是同性恋。男人们可以搂在一起跳舞。没人会因为你点了一杯苦艾酒而认为你是娘娘腔。

乔安妮死后，查克发现自己对埃迪的爱更深了。他知道埃迪可能会战死，但从不想这一幕真的会发生。珍珠港事件后，每天查克眼前都会浮现同样的情景——美丽的乔安妮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哥哥在乔安妮身边痛哭。查克也可能跪在埃迪身边，感受着同样难以承受的苦楚。12月7日那天，查克和埃迪逃过一劫，但现在他们加入了战斗，在战争中，生命异常廉价。对查克和埃迪来说，待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十分宝贵，因为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查克拿着一杯啤酒靠在吧台上，埃迪坐在他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正在听海军飞行员特雷佛·帕克斯曼回忆自己试图和女孩做爱的尴尬往事。“我以为她像画里的女孩子一样，下身非常整洁——没想到她那里的毛比我还多还杂！”查克和埃迪爆笑起来，“简直就是一只黑猩猩！”透过眼角余光，查克看见魁梧的范德米尔上校走进了酒吧。

军官很少出入士兵聚会的酒吧。军队纪律中没有这一条禁令，但这种行为和穿着满是泥水的靴子出入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餐厅一样欠考虑。埃迪转过身，希望范德米尔没看见他。

这回的运气可不太好。范德米尔上校径直走到他跟前，说：“姑娘们都聚在一起了，是不是？”

特雷佛转身，迅速混进了人群里。范德米尔问：“他去哪儿了？”范德米尔已经醉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查克发现埃迪脸色阴沉。他不卑不亢地对范德米尔说：“上校，晚上好，要我给你买杯啤酒吗？”

“来杯威士忌。”

查克给范德米尔买了杯威士忌。他喝了一口，说：“听说你们在酒吧后面亲热——有这回事吗？”他等着埃迪的反应。

“我不知道。”埃迪冷冰冰地说。

“老实说出来嘛，”范德米尔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说着，他拍了拍埃迪的膝盖。

埃迪猛然站起身，把凳子朝外一拉。“你别碰我！”他说。

查克对他说：“埃迪，沉住气。”

“海军里没有哪条军规，说我要被这个老女人摸。”

范德米尔醉醺醺地问：“你叫我什么？”

埃迪说：“如果再敢碰我，我敲掉你那颗肮脏的脑袋！”

查克说：“范德米尔上校，我知道一个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想去玩吗？”

范德米尔疑惑地看着他：“什么地方？”

查克绘声绘色地说：“比这里更安静更舒适的地方——和这差不多，但比这更私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听起来不错。”上校一口气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查克抓住范德米尔的右臂，同时示意埃迪抓住左臂。他们把醉酒的范德米尔上校架到了酒吧外面。

幸运的是，黑暗的巷子里停着辆出租车。查克为范德米尔打开了车门。

这时，范德米尔亲了埃迪一口。

上校伸出臂膀抱住埃迪，把嘴唇压在埃迪的嘴唇上，小声地咕哝着：“我爱你。”

查克心里充满恐惧。这下不好收拾了。

埃迪对着范德米尔的肚子就是狠狠一拳。上校疼得喘着粗气。埃迪又照他脸上来了一拳。查克赶忙拦到两人之间，在范德米尔倒地之前，把他抱进了出租后座。

查克把头伸进车窗，递给司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把他送到家，不用找零了。”

出租车开走了。

查克看着埃迪。“小子，”他说，“这下我们麻烦了。”

但埃迪·帕里没有被安上袭击军官的罪名。

第二天一早，范德米尔上校肿着眼睛走进老行政大楼，可没对任何人进行举报。如果被人知道在“帽沿乐队”酒吧和下属打架的话，范德米尔也就晋升无望了。不过，办公楼的所有人都在谈论范德米尔的伤情。鲍勃·斯特朗说：“范德米尔说他在家里的车库被一摊油滑倒了，脸摔在了割草机上。但我觉得他是被老婆打了。你见过他老婆吗？长得跟杰克·邓普西似的。”

那天，地下室的译码员告诉尼米兹海军上将，日军将在6月4日对中途岛进行袭击。他们还明确向上将指出，日军将在上午七点出现在环礁北面一百七十五英里的洋面上。

他们的语气非常确定。

埃迪很灰心。“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午饭时他对查克说。他同样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知道译码员揭示的日本强大军力。“它们在太平洋上配备了两百艘军舰——几乎全部的海军力量——我们呢？只有三十五艘！”

查克倒没有埃迪这么悲观。“但日军只有四分之一的兵力在太平洋上，其他都在本土和被他们占领的殖民地上，还有一些是预备役。”

“那又怎样？即便是四分之一，也比整个太平洋舰队强。”

“日本海军真正有实力的就是四艘航空母舰。”

“但我们只有三艘，”埃迪用拿着三明治的手指着干船坞里站满了维修工、舰身满是黑烟的航空母舰，“还包括这艘快成废铁的‘约克城号’。”

“我们知道他们要来，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严阵以待了。”

“希望真能达到尼米兹上将想象中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

“是的，我也这么想。”

回到地下室，查克得知，他被调职了。他被分配到“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执行任务。

“这是范德米尔在惩罚我。”那天晚上，埃迪泪光闪闪地说，“他想让你死。”

“别这么悲观，”查克为他打气，“我们也许能赢呢。”

攻击前几天，日军换了一套新的密码。地下室里的工作人员们长叹了声气，挠着头皮开始了新一轮的解码工作。但在日军展开攻击之前，他们的收获并不多。尼米兹必须按原来制订的整套计划去部署战斗，希望日军不要在最后一刻改变原来的一揽子计划。

日军希望打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轻松地用闪电战夺取中途岛。他们希望美国海军能调动全部舰艇进行还击。那时，日本海军将调用后续的备用舰只，把整个美国海军一举歼灭。达成这个目标的话，日本将成为太平洋上的王者。

没有了太平洋舰队，美国只能低下头来祈求和谈。

尼米兹准备在日军夺取中途岛前对日本舰队进行伏击，把偷袭扼杀在萌芽之中。

查克就是参加伏击计划的一员。

他收拾好旅行袋，吻别了埃迪。两人一起走到码头。

这时，他们撞见了范德米尔。

“没时间修水密舱了，”范德米尔告诉他们，“如果被打穿了，这艘航空母舰会像铅制的棺材一样往水底沉。”

查克按住埃迪的肩膀，尽力使他克制：“上校，你的眼睛怎么样了？”

范德米尔嘴巴一撇，露出狰狞的笑容：“同性恋，祝你好运。”说完，他就离开了。

和埃迪握手告别后，查克登上了约克城号的甲板。

查克很快忘了范德米尔，因为他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作为水兵出海——还是美军最为宏伟的航空母舰。

约克城号是美国所有航空母舰中最宏伟的一艘。舰上的甲板比两个足球场长，船员有两千多名。航空母舰上搭载着九十架战斗机：老式可折叠机翼的道格拉斯破坏者式鱼雷轰炸机，新式的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以及为轰炸机护航的格鲁曼战斗机。

除了飞行甲板上三十英尺高的岛状塔台之外，其他设施都不太高。岛状塔台包括了航空母舰的通信和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连着一座舰桥，舰桥下藏着无线电中心、海图室和飞行员休息室。舰桥后面是排成一列的三根烟囱组成的巨大烟道。

当航空母舰开出干船坞，离开珍珠港时，几个修理工还在进行着扫尾工作。查克激动地倾听着航空母舰驶入大海时引擎突突的呼啸声。当航空母舰行入深水，在波浪间上下起伏时，查克觉得自己像在跳舞似的。

查克被分配在了无线电中心，一个能利用上他信号工作经验的岗位。

约克城号航空母舰鸣着汽笛来到了中途岛东北面的约定地点，刚焊上去的金属块像新鞋似的吱吱直响。航空母舰上有个供应自制冰激凌的冷饮柜台。舰上的第一天下午，查克在冷饮柜台遇见了上次在“帽沿乐队”酒吧见过的特雷佛·帕克斯曼。他很庆幸在舰上遇见一位朋友。

在预定袭击日的前一天，6月3日星期三，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水上飞机在中途岛以西目击到一支日本海军的运输船队——船上运送的多半是攻下环礁之后派驻当地的占领军。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所有美方舰艇上，无线电中心的查克是第一批知道的人。这充分证明了他在地下室的同伴的判断是正确的，消息证实以后，查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一些讽刺的意味：如果译码员判断错误，日军进攻其他地方的话，自己就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了。

他已经在海军待了一年半，但还没参加过任何战役。匆匆修缮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却将成为日本鱼雷和炸弹的活靶子。约克城号正向千方百计想把它击沉的日军开去，查克也将同它一起沉没。查克的心情很复杂。大多数时候他出奇地平静，但时不时却会产生从航空母舰一侧跳下去，游回夏威夷的冲动。

那天晚上他给父母写了封信。如果明天就死，他和信可能会一起葬身海底，但他还是写了。在信里，他没有提及被调职到航空母舰上的原由。他的脑海中闪过向父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念头，但很快把这个念头抛到了一边。他告诉父母他爱他们，对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如果我在一场民主国家对抗残暴军事独裁的战争中死去的话，我的生命就没有白费。”在信中他这样写道。念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有些浮夸，但这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这一夜过得很快。飞行员凌晨一点半吃饭，查克特意去食堂对特雷佛·帕克斯曼表达良好的祝愿。为了补偿飞行员们的早起，食堂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牛排和鸡蛋。

飞机从甲板下的机库通过电梯送到甲板上，然后被手推到固定机位进行加油和武器调试。一些飞行员驾机起飞，出去寻找敌人的踪迹。另一些穿着全套行头坐在训令室，等待着前方发回来的消息。

查克到无线电室值班。六点前的一刻，他从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水上飞机那里得到电波讯号：许多敌机正在向中途岛扑来

几分钟以后他又收到一段不完整的讯号：

敌人的军舰

战斗的大幕马上就要拉开了。

一分钟后完整的电波讯号来了，来袭的日军正好在译码员预计的方位。查克既感到骄傲，又觉得害怕。

美军把自己的三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布置在了起飞的战斗机可以对日本舰队进行打击的攻击方位上。

舰桥上，站着五十七岁的长鼻子上将弗兰克·弗莱彻，他在上次大战中获得过海军十字勋章。上将说：“我们还没见到一架日军战斗机，这意味着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来了。”

查克知道，这正是美军的目标：在情报工作上领先对手一步。

日军无疑想复制珍珠港的情形，神不知鬼不觉地夺取中途岛。由于译码员们的努力，这一幕再不会发生，中途岛美军跑道上的战斗机也不会成为日军的活靶子了。日本轰炸机来临的时候，美国的战斗机都已经升空，准备与对方大战一场了。

无线电室的官兵们紧张地收听着中途岛和日军舰只之间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讯号。他们确信，狭小的环礁上必将爆发一场激战，但他们不知道哪方将取得胜利。

很快，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战斗机飞到日本舰队头顶，对日本的航空母舰展开了攻击。

据查克所知，高射炮在战斗中具有着相当的优势。在双方的相互空袭中，中途岛的美军基地只受到了象征性的打击。在美军方面，大部分投向日本舰只的炸弹和鱼雷都偏离了目标。双方在空袭中的战斗机损失却相当大。

双方似乎打了个平手——但查克却非常不安，因为日军的储备比美军多。

七点前一刻，约克城号、企业号、大黄蜂号三艘航空母舰折向东南行进。这个举措使它们不幸地远离了敌人，使舰上的飞机必须要在东南向的海风中起飞。

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加足马力，沿着跑道一架接一架地冲天而去。航空母舰的各个角落随着它们的升空微微地颤抖着。查克注意到野猫在甲板上加速时，有先提起右侧机翼再提起左翼的习惯，想起了许多飞行员对此的抱怨。

八点半，三艘航空母舰累计发出了一百五十五架对日军攻击群发动进攻的战机。

第一方阵的战机在预计时间抵达日军舰队上方。此时，日本航空母舰正在为刚从中途岛返回的战斗机加油和整顿军备。航空母舰甲板上蛇形的输油管旁零零散散地扔着弹药箱，如果轰炸机能准确投弹的话，日本的航空母舰将在一瞬间变成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

但这一幕并没有出现。

第一方阵的轰炸机几乎都被日军消灭了。

破坏者式鱼雷轰炸机已经老掉牙了，野猫也好不到哪里去，两者都无法与操纵灵活、快速机动的零式战斗机相比。这些满载着军火飞到日本舰只上空的美国战机都被日本海军航空母舰上杀伤力极强的高射炮火消灭了。

从移动的飞机往移动的航空母舰上扔炸弹，或是往航空母舰可能经过的地方扔鱼雷，都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一个遭受上下夹攻的飞行员来说更是如此。

大多数飞行员在尝试向航空母舰投弹的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没有一个飞行员命中目标。

美国的炸弹和鱼雷都错过了目标。从三艘美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三批次战斗机没有对日军的攻击战舰造成任何伤害。日军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军火没有爆炸，输油管也没有着火。日本参战的四艘航空母舰毫发无损。

听到无线电里的对话，查克更气馁了。

他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七个月前日军对珍珠港的空袭，审视出了对方的天才构想。袭击的时候，美军的舰只一艘挨着一艘拥挤地停泊在港内，是相对容易轰炸的静态目标。可能对舰只加以保护的战斗机已经在跑道上被炸毁了。等到美军架设好高射炮时，日军的攻击几乎都结束了。

但眼前的战斗依然在延续着，只有少部分战机抵达了目标区域。他听到企业号上有个空军军官在无线电中大喊：“攻击，你们快给我攻击啊！”可飞行员的回复也很简单：“照办，一找到那些浑蛋就开炸。”大多数美军的飞机都没找到目标呢！

幸运的是，日军将领暂时还没派战机轰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仍然按照既定方案，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中途岛。他已经知道自己正处于美军舰载飞机的攻击之下，但他也许还不知道美军的战舰分布在哪呢。

尽管占据了优势，但美军离胜利还差远了！

一瞬间形势变了。从企业号上起飞的三十七架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发现了日本海军的舰队。刚才和美军战机缠斗的零式战斗机降落到海平面附近保护日军的舰艇，美军的轰炸机借此幸运地飞到零式战斗机头顶，可以靠强烈阳光的遮蔽对零式战斗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没几分钟，约克城号上起飞的十七架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也到达了目标区域，其中一架的飞行员正是特雷佛·帕克斯顿。

无线频率里充满了激动的谈话声。查克闭上眼睛，试图分辨出飞行员们都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分辨出特雷佛的声音。

在谈话声之外，他开始听见俯冲式轰炸机俯冲时特有的嘶鸣声。美军的攻击开始了。

飞行员突然爆发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

“浑蛋，终于抓住你们了！”

“狗屎，要你们好看！”

“狗娘养的，快来受死吧！”

“先吃我一炮！”

“烧死他们！”

无线电室的工作人员疯狂地庆祝起来，却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几分钟以后，通讯中的庆祝结束了，无线电室过了很久才收到了比较清晰的战况报告。飞行员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没有把战情及时汇报回去。平静下心情飞回各自的舰只以后，查克才了解到这次攻势的大体情况。

特雷佛·帕克斯曼幸运地活下来了。

和前一次一样，大多数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有十来发炸弹命中了，这些炸弹对日本的航空母舰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加贺号航空母舰、苍龙号航空母舰以及日军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刹那间变成三个火球，只有飞龙号幸免于难。

“四艘之中消灭了三艘！”查克兴奋地叫嚷着，“他们还没找到我们在哪儿呢！”

这话说得太早，日本人很快找到了他们。

弗莱彻海军上将派出十架道格拉斯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侦察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的情况。与此同时，约克城号上的雷达却发现一队日军战机正从五十英里以外朝美国舰队所在的方向进发，这些战机应该是从幸存的飞龙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正午的时候，弗莱彻海军上将派遣十二架野猫升空迎敌。其他的战斗机也领命升空，避免在敌人发动袭击时停在甲板上被动挨炸。同时，约克城号的输油管线周围被喷洒了许多二氧化碳，以避免管线起火蔓延。

日本的战机攻击群由十四架九九式俯冲式轰炸机，以及为它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组成。

我的第一次战斗终于来临了，查克想。他突然想吐，连忙狠咽了一口口水。

在日军的攻击战机群到来之前，约克城号上的炮手们摆开了架势。舰上配备了四对炮管直径为五英寸的巨型高射炮，炮弹能发射几英里远。借助雷达对敌机方位的探测，炮兵向即将来临的敌机发射了一排五十四英磅重的巨型炮弹，把爆炸的时间定在了炮弹击中目标的那一刻。

根据飞行员用无线电发回的报告，飞在攻击敌机之上的野猫炸落了六架轰炸机和三架战斗机。

查克带着监听到的情报跑进塔台上的指挥中心，告诉指挥官没被击落的几架敌机即将接近美军的舰只。弗莱彻海军上将冷静地说：“除了戴上帽子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

查克望向窗外，看见日本的俯冲式轰炸机正以几乎垂直降落的角度向自己冲来。他克制住自己，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

航空母舰猛然转舵向左折转，任何避免被敌军的俯冲式轰炸机撞上的努力都值得一试。

约克城号的甲板上还配有四尊装备四根炮管的小口径短距离高射炮，此时这四尊高射炮齐齐发射，护卫舰上的长枪短炮也同时指天发射。

舰桥上的查克惊恐地发现敌人的俯冲式轰炸机飞得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和航空母舰撞上了。这时，甲板上的一位炮手瞄准敌机，准确地击中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一架。轰炸机断成三截，两截掉进海里，一截撞在了航空母舰的舰身。很快，第二架俯冲式轰炸机被击中了，查克欢呼起来。

但敌人还有六架俯冲式轰炸机。

约克城号突然向右折转。

剩下的六架俯冲式轰炸机冒着美军的炮火，依然紧紧追随着约克城号。

当轰炸机接近航空母舰的时候，飞行甲板两边狭窄通道上设置的机关枪也同时开火。五英寸高射炮、小口径短距离高射炮、机关枪高低不同的发射声混杂在一起，混合成一曲死亡的协奏曲。

查克看见了朝航空母舰飞来的第一颗炸弹。

许多日本炸弹都装了延迟导火线。炸弹不是一撞上目标就炸，而是会延迟一两秒。他们是想等炸弹穿透甲板，进入航空母舰内部时再炸，对航空母舰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

但这颗炸弹却在甲板上滚动。

查克满心恐惧地看着这枚炸弹。开始，这枚炸弹似乎造不成任何伤害。但很快，它就砰的一声炸开了，燃起一片火焰。近旁的两尊小口径短距离高射炮瞬间化为灰烬。临近的甲板和塔台也起了一点小火。

令查克吃惊的是，周围的人却像在会议室演练战术一样从容。弗莱彻海军上将即便在踉跄走过舰桥上摇摇晃晃的甲板时还在发布着指令。很快，损伤处置小队便带着消防水龙冲到了飞行甲板上，担架组抬起伤者，顺着陡峭的舱梯把伤者送进了甲板下的急救站。

航空母舰上没有燃起大火：输油管道周围的二氧化碳阻止了火势的蔓延。甲板上没有停留装着炸弹的战斗机，去除了战斗机起爆燃烧的可能。

没过多久，另一架九九式呼啸而下，投射的一颗炸弹击中了航空母舰上的大烟囱。剧烈的爆炸使航空母舰晃了几晃。一股黑烟从烟囱里喷射而出。航空母舰一下子慢下来了，查克意识到，炸弹一定损坏了发动机。

更多的炸弹没有击中目标，落在舰身周围的海里，把夹杂着受伤者鲜血的海水溅在甲板上。

约克城号慢慢停下了。受损的舰只停下不动以后，日军的俯冲式轰炸机朝舰上扔下了第三颗炸弹，炸弹穿过航空母舰前侧的升降机，在下方的某处爆炸了。

突然，一切都结束了，幸存的几架九九式俯冲式轰炸机爬升到太平洋上空碧蓝的天际里。

我还活着，查克庆幸地想。

航空母舰并没有被炸毁。日本战机还没远离，舰上的消防队便已经开始工作了。在甲板下面工作的工程师们说，他们能在一小时之内使锅炉恢复正常。维修组用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杉木板补上了飞行甲板上炸弹砸出的大洞。

但航空母舰的对外无线电通讯中断了，弗莱彻海军上将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他带着副官转移到阿斯托利亚号巡洋舰上，把战役的指挥权移交给企业号的舰长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

查克小声说：“该死的范德米尔——我活下来了！”

这话说得早了点。

发动机突突作响，重新恢复了工作。在海军上校巴克马斯特的指挥下，约克城号重新开始在太平洋里劈波斩浪。约克城号上的一些战斗机已经转移到了企业号上，另一些还在空中飞翔。约克城号重新起航后，这些战斗机飞回舰上，进行加油。无线电通讯中断，查克和战友只能组成一支旗语队，用古老的旗语与其他舰只联系。

下午两点半，为约克城号护航的巡洋舰上的雷达监测到了从西面飞过来的日本战斗机——估计是从飞龙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巡洋舰通过旗语把这条讯息传到了航空母舰上。巴克马斯特海军上校派十二架野猫升空迎敌。

野猫式战斗机没能阻止住日本轰炸机的前进，十架日军的鱼雷轰炸机贴近海平面，气势汹汹地朝约克城号直扑过来。

查克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轰炸机。它们是被美国人称为“凯茨”的中岛B5Ns鱼雷轰炸机。这种飞机的机身下面悬挂着一颗鱼雷，几乎有半架飞机那么长。

保卫航空母舰的四艘重型巡洋舰对准航空母舰周围的海里发射炮弹，掀起了一道水帘。但日本飞行员却没有善罢甘休，冒着危险飞过水帘。

查克看见直冲过来的第一架鱼雷轰炸机投下了一颗鱼雷。鱼雷溅入海水，向约克城号漂来。

鱼雷轰炸机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擦身而过，查克清晰地看见了飞行员的脸。除了飞行头盔以外，飞行员在头盔外面绑了条红白相间的头巾。他耀武扬威地向甲板上的船员挥了挥拳，然后开着飞机飞走了。

更多的鱼雷轰炸机从航空母舰的头顶呼啸而过。鱼雷的移动速度很慢，舰只有时可以躲过它们，但受损的约克城号却无法带着庞大的身躯在鱼雷之间穿梭绕行。“砰”一声巨响，航空母舰猛地一震：鱼雷的破坏力比常规炸弹大了好几倍。查克觉得鱼雷似乎撞在了舰尾。紧接而来的第二声爆炸却出现在查克近旁，这次爆炸似乎把整艘航空母舰抬了起来，把半数船员震到甲板上。很快，舰上的巨大发动机又哑火了。

没等轰炸机远去，消防队和维修队又重新投入了工作。但这次他们遇上了难题。查克加入了维修队，负责操作水泵，他发现航空母舰的钢铁外壳像块铁皮一样被撕裂了。海水像瀑布一样灌进裂口。没几分钟，查克感到甲板开始倾斜。约克城号正在慢慢向左倾斜。

水泵无法阻挡不断汹涌的水流。舰上的水密舱在珊瑚海战役中严重受损，短短几天的修理没能把它修好，这时更是完全不起作用了。

航空母舰在完全倾覆前还能坚持多久呢？

三点，查克等来了“弃船”的命令。

水手们从倾斜甲板高出的一端扔下绳索。舰上的工作人员在机库甲板上拉下绳索，几千件救生服像下雨一样从绳索掉落下来。护航的巡洋舰靠近航空母舰，把救生艇放进海里。航空母舰上的船员脱下鞋，然后跨过船沿。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把几百双鞋如同祭典似的整齐地排成一列。伤员们被送上担架运到等待着的尖尾救生艇上。查克跳进海水游得飞快，赶在侧翻之前远离约克城号。一阵大浪把查克推得很远，把头上的军帽也给冲走了。幸好自己是在温暖的太平洋：换了大西洋，没等到救援，他就会被冰冷的海水冻死。

查克被一艘不断从海里捞人的救生艇营救了，这样的救生艇一共有十来艘。许多船员从比飞行甲板低的主甲板登上救生艇。约克城号漂浮在水面上，暂时还没有沉没。

所有船员都转移到护航的巡洋舰上。

查克站在巡洋舰甲板上，远眺着西斜的太阳下缓缓下沉的约克城号。查克这才想起整整一天他还没见过一艘日本舰只。全部战役都由战斗机所完成。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新型海战的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航空母舰将成为未来战役的关键所在。其他舰只是指望不上了。

特雷佛·帕克斯曼出现在他身旁。查克很高兴他还活着，兴奋地拥抱了他。

特雷佛告诉查克，最后一波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升空的坚守者俯冲式轰炸机重创了日本舰队仅剩的飞龙号航空母舰，在舰上燃起了一片大火，彻底摧毁了飞龙号航空母舰。

“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都退出战斗了喽？”查克说。

“是的，全被我们拿下了，我们只损失了一艘。”

“这意味着我们赢了是吗？”查克问。

“是的，”特雷佛说，“我想应该是。”

中途岛海战之后，交战双方都明白，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将取决于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战斗机。日本和美国都加快了修造航空母舰的进度。

1943年到1944年，日本制造了七艘耗资巨大的巨型航母。

同一时段，美国制造了九十艘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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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三章

卡拉·冯·乌尔里希推车走进供应室，顺手关上门。

她必须行动迅速。如果被人抓住，这一刻所做的事会把她送进集中营。

她从壁橱里拿了几种伤口涂剂、一卷绷带和一罐消毒药膏。接着她打开药橱，从里面拿出减轻疼痛的吗啡、预防感染的磺胺以及退烧的阿司匹林，最后，她又顺了个没有打开包装的皮下注射器。

几周来，她经常改写领取记录。从这些领取记录来看，她偷走的药物和医疗器具都被合理地使用了。她在偷窃之前就草草写上这些领取记录，而不是之后。即便有检查，她也不过是粗心地超领了一些物品，而不是有意地偷窃。

她已经干过两次，现在已经不怎么怕了。

推着推车走出供应室以后，她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一个正常值班的护士一样：把病员所需的用药送到他们的床头。

卡拉走进病房，令她惊愕的是，厄内斯特医生正坐在床头给病人把脉。

医生们应该正在吃午饭才对。

现在改主意还不算晚。她强作镇静，做出和判断相反的举动，昂着头把推车推进病房。

厄内斯特医生抬起头，看到来人是卡拉后，露出了笑容。

贝特霍尔德·厄内斯特医生是医院里所有护士的梦中情人。他医术精湛，对病人很热情，样貌英俊。最重要的是，他还独身！他几乎和医院里所有漂亮的护士都谈过恋爱。如果流言没错的话，他和其中大多数都睡过觉。

卡拉对他点了点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她把推车推出病房，折入护士的衣帽间。

她的大衣挂在钩子上。大衣下放着一个编织购物袋，里面放着一条用旧的丝围巾、一颗卷心菜，以及一盒装在棕黄色纸袋里的卫生巾。卡拉拿出购物袋里装着的东西，飞快地把推车里的药物放进去。卡拉用绣着金色几何图形的蓝围巾盖住偷来的药物和医疗用品，这条围巾想必是母亲年轻时买的，接着她把卷心菜和卫生巾放在所有物品上面，把购物袋挂在钩上，最后用大衣遮住。

成功了，她琢磨着。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她做了个深呼吸，努力控制住自己。镇定下来以后，卡拉推开衣帽间的门——发现厄内斯特医生正等在门外面。

厄内斯特医生一直在跟着她吗？他准备告发她偷窃吗？可厄内斯特医生并没表现出敌意：事实上，他表现得非常友好。也许她可以把厄内斯特医生对付过去。

卡拉说：“医生，下午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他笑了：“护士，你怎么样？一切都还好吗？”

“还算好。”卡拉带着罪恶感奉承道，“医生，应该问的是您，一切都还好吧？”

“都很好，没什么可抱怨的。”他毅然决然地说。

卡拉心想：那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和我捉迷藏，戏弄够我以后才对我提出指控？

卡拉什么话都没说，等待着厄内斯特的反应，尽量不让自己动摇。

厄内斯特低头看着推车。“为什么把推车推进衣帽室？”

“我在找东西，”她随口编了一条理由，“找一块手帕。”她尽量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里的颤抖暴露出来。“结果在雨衣里找到了。”她告诉自己，别再说蠢话了。他只是个医生，不是盖世太保特工。但厄内斯特医生还是吓着了她。

厄内斯特医生饶有兴致地看着卡拉，似乎被她的紧张逗乐了。“这和推车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准备把它推回原处呢！”

“对护士来说，条理很重要。你是个非常优秀的护士……冯·乌尔里希小姐……还是说应该叫你乌尔里希夫人呢？”

“小姐。”

“我们应该找时间多聊聊。”

厄内斯特的微笑告诉卡拉，他并不是针对偷医疗用品的事情跟着来的。医生只是想约她出去。如果答应的话，她会成为十来个护士妒忌的对象。

可卡拉对厄内斯特一点都不感兴趣。她曾经爱上过同样衣冠楚楚的沃纳·弗兰克，但事实证明，弗兰克是个以自我中心的懦夫。她觉得贝特霍尔德·厄内斯特多半也和弗兰克一样。

但她不想惹恼厄内斯特。所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你喜欢瓦格纳吗？”厄内斯特问她。

卡拉知道他想干吗了。“我没时间听音乐会，”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事实上茉黛只有五十一岁，身体还好着呢。

“我有两张明晚演奏会的票，是《西格弗里德牧歌》。”

“是室内乐，”卡拉说，“真是好难得。”瓦格纳的大多数音乐都是规模宏大的交响乐。

厄内斯特露出欣喜的表情：“看来你很懂音乐。”

卡拉真希望刚才没说话，那句话给了厄内斯特勇气。“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母亲给人教钢琴课。”她只能继续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那你更要来了，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人照顾她一晚上的。”

“这是不可能的，”卡拉说，“但很感谢你的邀请。”厄内斯特的眼睛里爆发出一股怒气：似乎他很少被人拒绝。她转过身，开始把推车往外推。

“换个时间可以吗？”厄内斯特追问道。

“您费心了。”卡拉继续推着推车往前走，没有放慢脚步。

她害怕厄内斯特会跟过来，但她模棱两可的回复似乎让他缓和了一些。卡拉回头看，发现厄内斯特已经走开了。

她放好推车，呼吸轻松了一些。

卡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她检查了负责的所有病员，写完了当天的工作报告。接着就该和夜班交班了。

她穿上雨衣，用胳膊挎上购物袋。现在，她必须拿着偷来的东西走出医院大楼，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惧。

弗里达·弗兰克与她同时下班，两人一起离开了医院大楼。弗里达不知道卡拉拿着的是偷来的东西，两人在六月的阳光下朝电车站走了过去。卡拉之所以穿上外套只是不想把护士制服弄脏。

她觉得自己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弗里达却惊诧地问她：“你在担心什么事吗？”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你看上去很紧张。”

“我很好。”为了转变话题，卡拉把手指向一张海报，“你看那张海报。”

政府在大教堂前的卢斯特公园举办了一个展览，展览起了个略含嘲讽的名字“天堂般的苏联”，展览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描绘为犹太人的骗局，把苏联人称为二等的斯拉夫人。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时候法西斯政府也做不到事事顺遂，有人在柏林四处张贴这种讽刺性的海报，海报上写着：

电车站的遮阳篷上就贴着这样一张海报，卡拉的心一暖：“谁把它们贴上去的？”

弗里达耸了耸肩。

卡拉说：“这些人真的很勇敢。如果被抓的话，他们会被枪毙的。”说到这里，她想到了包里放着的东西。如果被人查出来的话，她也会被枪毙的。

弗里达说：“是啊！”

这时轮到弗里达紧张了。她会是张贴海报者中的一个吗？也许不会。但她的男朋友海因里希也许会。海因里希的使命感很强，也许会做出这种事来。“海因里希最近怎么样？”卡拉问。

“他想和我结婚。”

“你不想吗？”

弗里达小声说：“我不想要孩子。”这是句大逆不道的话：每个女孩都应该愉快地为元首多生养德国的下一代。弗里达看着非法海报说：“我才不想把孩子带到这样一个天堂呢！”

“我也不想。”卡拉说。也许这正是她拒绝厄内斯特的原因。

电车来了，她俩上了电车。卡拉随意地将购物袋放在膝盖上，好像里面没放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她看了看车里的其他乘客。庆幸车上没有穿着制服的军人或盖世太保。

弗里达说：“到我家去，我们可以用沃纳的唱机听爵士乐。”

“我很想去，但是不行，”卡拉说，“我有约了。记得洛特曼一家吗？”

弗里达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洛特曼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被人听见就麻烦了。好在周围没什么人，两人的谈话是私密的。“当然记得——他原先是我们家的医生。”

“他本来不能再行医了。伊娃·洛特曼战前去了伦敦，嫁了一个苏格兰士兵。她的父母却没能离开德国。伊娃的弟弟鲁迪是个小提琴工匠——制作技术相当出色——但他失业了，靠修乐器和为钢琴调音过活。”鲁迪每年四次上冯·乌尔里希家为施坦威钢琴调音，“我答应今天晚上要去他们家。”

弗里达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

“你‘哦’个什么啊？”卡拉问。

“现在我知道了，你为什么像里面放着个圣像似的抓着这个购物袋了。”

卡拉惊呆了。弗里达猜出了她的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老洛特曼本来不能再行医了，等于说他还在继续行医。”

卡拉知道自己把洛特曼医生出卖了。她应该说洛特曼医生被禁止行医。幸运的是，她透露的人是弗里达。卡拉说：“他也只能这样啊。穷人们找他，乞求他为他们看病，洛特曼医生也不能置他们不理啊！他赚不了多少钱——找他看病的都是犹太人和送他几块土豆或一个鸡蛋的穷苦人。”

“你不用在我面前为他说话，”弗里达说，“我觉得他很勇敢。从医院里偷药给他的你也同样很了不起。这是第一次吗？”

卡拉摇了摇头。“这是第三次了。我真没用，竟然让你给发现了。”

走进家门，卡拉听见楼上传来断断续续的钢琴声。茉黛又在教学生了。卡拉很高兴。能赚点钱对妈妈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

卡拉脱下雨衣，走进厨房和艾达打了声招呼。不久前茉黛告诉艾达，乌尔里希家已经付不起她的工资了，艾达问茉黛没工资的话能不能让她住在这里。艾达现在找了个晚间清扫办公室的活。她为乌尔里希家做些家务，以换取在她们家留宿。

卡拉把鞋子踢到桌子下面，揉着发痛的双脚。艾达给她端上来一杯小粒咖啡。

茉黛眼里冒光地走进厨房。“我收了个新学生！”说着她拿出几张纸币给卡拉看，“他每天都想来上课！”茉黛留下学生一个人在楼上练习，楼上传来的琴声像是猫在琴键上爬过一样。

“很好，”卡拉说，“他是什么人？”

“是个纳粹，但我们需要钱。”

“他叫什么名字？”

“约西姆·科赫。他很年轻，又十分羞涩。见到他的话，你千万别乱说话，表现得有礼貌一些。”

“当然可以。”

茉黛转身上楼去了。

卡拉畅快地喝着咖啡。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已经习惯喝粗糙的小粒咖啡了。

她和艾达随意地聊了两句。艾达原先很胖，但现在已经瘦下来了。德国如今胖的人非常少，但艾达却不是因为营养不良瘦下来的。残疾儿子库尔特的死对她的打击很大。儿子死了以后，她便没有了生气。她驾轻就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但工作完以后，她会没有表情地呆望着窗外，一连好几个小时。卡拉喜欢艾达，知道她的内心很不好受，却不知该如何去帮她。

琴声渐渐消失了。没一会儿，卡拉听见过道里传来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她母亲和一个男人正在说话。她猜测茉黛也许是在把科赫先生送出去，可很快她却惊恐地发现一个穿着整洁中尉军服的男人走进了厨房。

“这是我女儿，”茉黛高兴地介绍说，“卡拉，这是我的新学生科赫中尉。”

科赫是个二十来岁，表情羞涩的帅小伙。他留着一嘴小胡子，让卡拉想起了照片里年轻时的父亲。

卡拉的心跳得非常快，购物袋就在她身旁的椅子上，里面放着偷来药物和医疗器具。科赫会像弗里达那样，一眼看穿她的秘密吗？

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很……很高兴认识你。”

茉黛惊奇地看着她，不知道女儿为何会这么紧张。茉黛只是希望卡拉对科赫热情一点，使科赫把学业继续下去。茉黛认为把军官带进厨房应该没什么不妥。她完全不知道，卡拉的购物袋里放着偷来的药品。

科赫对卡拉鞠了一躬：“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艾达是我们家的女仆。”

艾达充满敌意地看了科赫一眼，不过科赫并没有发现，他才不会去注意一个女仆呢。科赫倾斜着身体，把身体重心放在一条腿上，想显得自在一点，没想到却给人留下了完全相反的印象。

科赫的举动比长相幼稚，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不谙世事，但对卡拉来说，他也同样是个威胁。

他把身体重心放在另一条腿上，同时将双手搁在摆放购物袋的椅子的椅背上。“你是个护士对吗？”他问。

“是的。”卡拉试着平静地思考问题。科赫知道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背景吗？他很年轻，应该不知道社会民主党是干什么的。九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了。冯·乌尔里希家和纳粹作对的名声应该早已随着沃尔特的死烟消云散了。科赫多半把他们家看作一个因为顶梁柱的死而陷入贫困的普通德国家庭，德国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面临这种境遇。

他没有理由去看购物袋里的东西。

卡拉强装愉悦地问他：“钢琴学得怎么样了？”

“我想我进步得很快，”他看了眼茉黛说，“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

茉黛说：“尽管刚开始学，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在钢琴上的天分。”为了让学生们付第二次上课的学费，茉黛经常说出这种鼓舞人的话语，但这时的样子却比平时要妩媚得多。父亲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母亲自然有权和男人调情，但她实在不该对年纪只有她一半的科赫下手啊！

“我决定在没有弹好钢琴之前，暂时向战友们隐瞒学琴的事，”科赫说，“日后他们就会对我纯熟的技艺大吃一惊了。”

“很有趣。”茉黛说，“中尉，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坐下来和我们聊聊。”她指着放购物袋的那把椅子，示意科赫坐下。

卡拉伸出手，想拿起购物袋，但科赫抢先了。“请允许我来拿。”他说。他往购物袋里看了看，最上面的是卷心菜：“今天的晚饭吗？”

“是的。”卡拉的声音直发颤。

科赫坐在椅子上，把购物袋放在离卡拉较远的脚边地上。“我一向觉得我也许有音乐方面的天赋，现在挖掘这方面天分的时间到了。”他跷起二郎腿，然后又把两条腿分开。

卡拉不知他为何如此烦躁，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呀。她突然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正在想男女方面的事情。面对着三个独身的女人，他还有什么别的好想的呢？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艾达给科赫上了一杯咖啡。科赫拿出烟，像十来岁的毛孩子一样手忙脚乱地点烟。艾达给他端来了一只烟灰缸。

茉黛说：“科赫中尉在本德勒大街的战争部工作。”

“是的！”本德勒大街的战争部是国防军参谋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军事核心机密都在这幢大楼内。科赫千万不能把在这学钢琴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即便科赫不知道，但他的一些同事也许知道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是反纳粹的。被外人知道的话，他就不能向乌尔里希夫人学钢琴了。

“很荣幸能在战争部工作。”科赫说。

茉黛说：“我儿子在苏联参战，我们非常想念他。”

“作为一个母亲，这很自然。”科赫说，“不过千万别悲观，我们已经击退了红军最近的一次反击！”

这是十足的谎话。纳粹的宣传机器尽力隐瞒着红军赢得莫斯科战役，把德军打退了一百英里的事实。

科赫说：“我们又开始向前挺进了。”

“你确定吗？”茉黛热切地问。卡拉的心情同样迫切。母女俩都害怕在失去了沃尔特之后，再失去埃里克。

科赫优越地笑了笑。“乌尔里希夫人，请你相信我，我对此非常确信。当然，我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次全新的攻势正在酝酿之中。”

“我们的部队有所需的一切——足够的食物，足够的武器……”茉黛把手搭在科赫的肩上说，“尽管这样说不好，但我还是担心我的儿子。中尉，我想我应该能相信你。”

“当然。”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科赫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我可以帮你问问。”他说。

“真的吗？”茉黛瞪大眼睛问。

卡拉想，母亲大概是为了这个才和小伙子调情的吧。

科赫说：“当然。尽管职位还不是很高，但我是总参谋部的一员，”他努力保持着谦恭，“这点小事还是能帮你的……”

“我儿子叫埃里克。”

“是叫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吗？”

“是的，他是个医务兵。战前，他进医科大学读书，想当医生。但开战以后，他上了战场，迫不及待地想为元首作战。”

这话一点不假。埃里克是个忠诚的纳粹——不过在最近几封信中，他更多流露出的，是心灰意冷的情绪。

科赫记下了埃里克的名字。

茉黛说：“中尉，你是个好男人。”

“没什么，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真高兴，我们将要在东线战场展开反击了。尽管非常想知道，但你应该不会告诉我具体攻击的时间。”

茉黛是想从科赫那里套取信息。卡拉不知道母亲有何用意。知道具体的进攻时间对她又不会有半点作用。

像是知道有个间谍在厨房窗外偷听似的，科赫压低了声音。“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看了看眼前的三个女人。卡拉知道，他是在观察她们的反应。也许平时很少有女人在乎他说了什么。刻意停顿了一会儿后，他又说：“蓝色行动很快就要开始了。”

茉黛瞟了科赫一眼。“蓝色行动——这名字太令人激动了。”她用兴奋的语气对科赫说，好像他答应带她去巴黎的丽兹大饭店住上一周似的。

科赫小声说：“6月28日开始。”

茉黛手按胸口：“太快了，真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啊！”

“我不该把这事说出来的。”

茉黛把手放在科赫的手上。“很高兴你能告诉我。你这么一说，我的感觉好多了。”

科赫吃惊地看着茉黛的手。卡拉意识到科赫不习惯被女人触摸。科赫把目光从茉黛的手转移到她的眼睛上。茉黛热情地笑着——母亲的笑容非常灿烂，让人丝毫看不出那是装出来的。

茉黛移开手。科赫按灭烟蒂，站起身来。“我必须走了。”他说。

感谢上帝，卡拉心想。

科赫对卡拉鞠了一躬。“小姐，很高兴见到你。”

“中尉，回头见。”卡拉大大方方地说。

茉黛把科赫送到门口：“明天老时间见。”

回到厨房以后，茉黛说：“真不错——找了个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笨小孩当学生！”

卡拉说：“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兴奋。”

艾达说：“因为长得帅吧！”

茉黛说：“他能把秘密情报告诉我们。”

“对我们有什么用？”卡拉问，“我们又不是间谍！”

“我们知道了德军展开下一次攻势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情报告诉苏联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们。”

“政府不是说我们被间谍所包围吗？”

“那只是他们的宣传。只要一发生不好的事，政府就说是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干的。事实上，许多事是被纳粹自己搞糟的。”

“但必定也有些真正的间谍。”

“怎么才能和真正的间谍联系上呢？”

母亲琢磨了一阵：“我去找弗里达谈谈。”

“为什么会想到弗里达？”

“直觉告诉我，找她准没错。”

先前在电车站，在卡拉为海报的张贴者迷惑不解时，弗里达却一声不吭。回想起这一幕，卡拉也有了同样的直觉。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便能找到间谍，我们真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茉黛激动起来：“必须打倒纳粹才行啊！”

“我比任何人都痛恨纳粹，但我还是个德国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便我生在英国，我也不想背叛德国。可只有输掉战争才能赶走纳粹啊！”

“我们怎么能为了输掉战争而把情报交给德国人啊？埃里克也许会因为这个在战争中阵亡啊！你难道连你儿子的命都不要了吗？我可不想亲手送走哥哥的性命。”

茉黛想开口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只能哭了起来。卡拉站起身，抱住母亲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茉黛轻声说：“不管怎样，他都可能会死，都可能会为纳粹献身。与其战胜而死，倒不如和纳粹一起覆灭更干脆呢！”

卡拉不敢相信母亲竟会说这种话。

卡拉松开手。“无论如何，请你一定在把那种家伙带进厨房以前告诉我一声，”说着她从地上捡起了购物袋，“幸好科赫中尉没往里面看。”

“为什么这么说？你在购物袋里放了什么？”

“为洛特曼医生偷来的药。”

茉黛的眼里闪着骄傲的泪水：“这才是我女儿！”

“他拿起购物袋的时候，我差点没背过气。”

“很抱歉。”

“这不怪你，你又不知道我从医院里拿药回来。现在我就把药送过去吧。”

“去吧。”

卡拉把雨衣套在护士制服外面，然后出了门。

她快步走到洛特曼医生住的那条街上。洛特曼家没有冯·乌尔里希家那么大，但相对而言还算是挺舒适的。不过洛特曼家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了起来，门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禁止行医。

洛特曼家曾经很有钱。尽管对穷人的收费很低，但洛特曼医生也有些有钱的病人。现在，洛特曼医生的病人都没有什么钱。

卡拉和洛特曼医生的病人一样，从后门绕进屋。

进门以后，卡拉马上知道出事了。洛特曼家的后门开着，走进厨房，卡拉看见贴着地砖的地板上躺着把断了琴颈的吉他。厨房里没有人，但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却有声音传过来。

卡拉穿过厨房，走进一楼过道。洛特曼家的一楼原有候诊室和诊疗室两个房间。现在，候诊室改成了客厅，诊疗室改成了鲁迪的手工作坊。鲁迪在作坊里放了工作台和一些木工用品，通常还放着十几把待修的琵琶、小提琴和大提琴。所有医疗用品都被放在了上锁的橱柜里。

卡拉没有在作坊里看到人。

橱柜开着，里面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地板上散布着碎玻璃以及混杂在一起的药片、药膏和药水。卡拉在地板上的杂物里还找到了一个听诊器和一个血压仪。听诊器和血压仪的部件散落在周围，显然摔到地板上以后还被人踩过。

震惊之余，卡拉非常生气：这些医疗器具都不能用了！

她探头进客厅，发现鲁迪·洛特曼躺在房间角落里。鲁迪二十二岁，健壮高大。此时他正闭着眼睛呻吟不止。

鲁迪的母亲汉尼洛尔跪在他身旁。汉尼洛尔本来是个金发美人，现在却枯槁和憔悴了。

“发生什么了？”尽管这么问，但卡拉害怕听到答案。

“被警察打的，”汉尼洛尔说，“警察以治疗雅利安病人的罪名把我丈夫带走了。鲁迪试图阻止他们四处打砸，他们却……”她哽咽地说不出话了。

卡拉放下购物袋，跪在汉尼洛尔身旁：“他们干了什么？”

汉尼洛尔恢复了说话的力气。“他们打断了他的双手。”她轻声说。

很快，卡拉就看到鲁迪的伤势。鲁迪的双手红肿，可怕地扭曲着。警察似乎一根一根地打断了他的手指。怪不得鲁迪会惨叫了。卡拉吓坏了。可她每天都在目击着白色恐怖，知道该如何抑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向鲁迪提供实际的帮助。“他需要打一支吗啡。”卡拉说。

汉尼洛尔指着散落一地的药品，说：“即便有，也分不出来了。”

卡拉出离愤怒了。医院缺乏药品储备——警察却把这么多宝贵的药物乱扔一地。“我带来了吗啡。”她从编织购物袋里拿出一瓶透明的液体和一支盒装的新注射器。卡拉飞快地从盒子里拿出注射器，往里面灌上药水。接着，她给鲁迪打了一针。

吗啡很快就起效了。鲁迪停止了呻吟。他睁开眼，看着卡拉。“你是个天使。”说完，他闭上眼，似乎睡了过去。

“我们必须接上他的手指，”卡拉说，“让骨头慢慢长好。”她碰了碰鲁迪的左手，左手没有反应。她抓起左手把它抬了起来，仍然没有反应。

“我没接过骨头，”汉尼洛尔说，“但看过好多次。”

“我也一样，”卡拉说，“但我们最好试一试。我接左手，你负责右手，我们必须在吗啡失效前把他的手指接上。天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就这么办。”汉尼洛尔说。

卡拉停顿了很长一会儿。茉黛说得对，必须尽一切所能停止纳粹的统治，即便意味着叛国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问题上，卡拉不会再有迟疑了。

“开始干吧。”卡拉说。

卡拉和汉尼洛尔开始为鲁迪接起手指的骨头来。

每周五下午，托马斯·马赫都会去坦嫩堡酒吧一次。

酒吧非常简朴。一面墙上挂着老板弗里茨的照片，照片是二十五年前拍的，弗里茨穿着大战时的军服，没有现在的啤酒肚。弗里茨声称，他在坦嫩堡战役中杀死了九个俄国人。酒吧里的桌子和椅子不多，大多数常客都坐在吧台边。皮套里的菜单非常简单：只供应带土豆的香肠和不带土豆的香肠两道菜。

酒吧的对面就是科鲁兹伯格街的警察署，因此坦嫩堡酒吧是警察聚会的场所。这意味着这里可以不遵守法纪。赌博是公开的，站街女郎可以在酒吧的厕所里卖淫，柏林的检疫人员更是不会踏进这里的厨房。弗里茨起床就开门，等到最后一位酒客回家才关上店门。

在纳粹掌权，马赫被突然提拔之前，他只是科鲁兹伯格街警察署的一个小警察。许多他以前的同事依然混迹在坦嫩堡酒吧里，他确信在这能找到一两个熟人。尽管职位远远超过了他们，成为警监和党卫队的一员，但他还是很喜欢和老友们交流。

“托马斯，要我说，你做得已经非常好了。”马赫1932年时的上司，如今依然还是个警长的伯恩哈特·恩格尔对他说，“小子，祝你好运。”说着，他把马赫为他买的一杯啤酒端到唇边。

“我不是夸你，”马赫回答，“但我还是想说，克林勒恩督察比你难侍候多了。”

“我对手下太软了。”伯恩哈特承认。

马赫的另一个老同事弗朗兹·埃德尔笑了笑，说：“你才不软呢！”

马赫朝窗外看了看，发现一辆摩托车停在酒吧门口，摩托手是个穿着浅蓝色皮带外套的年轻空军军官。这位军官似乎脸很熟：马赫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军官贵族气质的前额上飘散着一头红棕色的长发。年轻人走过人行道，进入坦嫩堡酒吧。

马赫想起了他的名字。他是沃纳·弗兰克，一家无线电厂老板被宠坏的儿子。

沃纳走进酒吧，问老板买骆驼牌香烟。尽管是德国造的仿制品，可这些花花公子还是喜欢美国式的东西，马赫想。

沃纳付了钱，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然后问弗里茨借火点烟。叼着烟正要走，他看见了马赫，想了想以后，沃纳对马赫说：“你是马赫警监吧？”

酒吧里的人把目光集中在马赫身上，看他会怎么说。

马赫不经意地点了点头。“沃纳，最近你过得怎么样？”

“先生，过得非常好，谢谢你。”

马赫很高兴，但沃纳尊敬的语气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印象中，沃纳是个傲慢、藐视权威的家伙。

“我刚和多恩将军从东线战场视察回来。”沃纳接着又说。

马赫感到酒吧里的警察们对他和沃纳之间的对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东部战场回来的人值得尊敬。旧日的同事们对马赫能和这样的精英为伍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赫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沃纳把烟盒递给马赫，马赫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杯啤酒，”沃纳对弗里茨说，接着他转向马赫，“支队长，能给您买杯酒吗？”

“帮我来杯啤酒，谢谢你。”

弗里茨满上了两杯啤酒。沃纳举起酒杯对马赫说：“我要谢谢你。”

马赫又吃了一惊。“为什么谢我？”他问。

旧友们仔细地聆听着他们俩的对话。

沃纳说：“一年前你点醒了我。”

“那时，你似乎并没感激我啊！”

“我为当时的唐突向你道歉。但之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你对我说的话，最终意识到你是对的。我的情感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你又重新把我引回了正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教诲。”

马赫动容了。他曾经非常不喜欢沃纳，对他口出威胁。但沃纳却把他的话记在心头，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马赫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为自己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感到骄傲。

沃纳又说：“事实上前几天我想到过你。多恩将军谈到捉间谍的事情，询问能不能通过无线电信号追踪间谍。但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

“这个你应该问我，”马赫说，“这是我的专长。”

“是这样吗？”

“坐下慢慢聊。”

两人把啤酒带到一张肮脏的桌子旁。

“他们都是警察，”马赫说，“但最好还是别在公共场合谈论这种事情。”

“这是自然，”沃纳低下声说，“但我可以信任你。这么跟你说吧，一些指战员告诉多恩，他们觉得敌人经常会事先知道我们的意图。”

“啊！”马赫说，“我早就在担心会发生这种问题了。”

“对于无线电信号的监控，有什么可以转告给多恩的吗？”

“正确地来说测向的问题……”马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尽管不能直接见到多恩这位有影响力的将军，但这却是一个能给他留下印象的机会。他需要清晰而不夸大地强调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幻想着多恩将军对元首说：“盖世太保里面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家伙——名字叫马赫——尽管现在只是个支队长，但办事却很有一套……”

“我们有种可以判别信号来自哪个方向的仪器，”他说，“把三台仪器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画出三条信号传递的路径。三条路径的交会点就是发报机所在的位置。”

“真是太神奇了。”

马赫随意地举起手，示意沃纳不要过于激动。“从理论上讲很容易，”他说，“但做起来很难。钢琴手——对了，这是我们对发报者的称呼——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让我们足以找到他们。处事小心的钢琴手绝不在同一地点发报两次。我们的仪器放在一辆车篷上挂着天线的车里，一移动就会被他们发现。”

“可你还是抓到过一些间谍啊！”

“哦，是的，也许哪天晚上你可以坐上侦察车和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你可以亲眼看到抓间谍的整个过程——把第一手情况告诉多恩将军。”

“这主意不错。”沃纳说。

六月的莫斯科温暖而舒适。午饭时，沃洛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亚历山大花园的喷泉等待卓娅。晒太阳的人流不断从沃洛佳身边涌过，很多是出双入对的。生活很艰难，为了节省电力，连喷泉都不出水了。但天很蓝，树上长满了树叶，德军也还远在一百英里之外呢！

回想起莫斯科战役，沃洛佳的心里满是骄傲。精通闪电战的德军已经到了莫斯科的门口——却被红军狠狠地击退了。苏联军人像杀红了眼的狮子一样保卫着自己的首都。

到了三月，红军的反击力度却开始消退了。红军收复了不少失地，让莫斯科人感受到了安全，但德军却在舔完伤口以后思量着再一次的进攻了。

斯大林依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沃洛佳看见了穿过人群向他走来的卓娅。卓娅穿着红白两色格子的裙子，她的双腿生风，淡金色的头发随着轻快的步伐不住地跃动着。男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在了卓娅身上。

沃洛佳和许多漂亮女孩约会过，但让他费心如此大献殷勤的却只有卓娅。多年来卓娅一直冷冰冰地对待他，除了原子物理，什么都没和他深谈过。出乎沃洛佳意料的是，这天卓娅竟然会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

卓娅在鲍伯罗夫被杀的那场骚乱以后不久邀请他看电影。从骚乱那天开始，卓娅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沃洛佳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共同的经历也许促成了他们的亲密。先前，他们已经一起去看过了英国班卓琴艺术家乔治·福姆比表演的舞台剧《乔治的活泼爵士舞》。这是出深受观众欢迎的舞台剧，已经在莫斯科一连上演了好几个月。剧情很不现实：乔治演奏的乐器竟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德国的潜水艇发报。面对如此愚蠢的剧情，沃洛佳和卓娅竟然笑得直不起腰来。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定期的约会。

今天，他们要和沃洛佳的父亲共进午餐。为了和卓娅小聚片刻，沃洛佳特地约了她午餐前在喷泉旁见面。

卓娅放射出灿烂的笑容，踮起脚尖亲了他一口。卓娅身材很高，沃洛佳却比她还要高出一些。沃洛佳享受着卓娅的热吻。卓娅的嘴唇很软，压得他很是舒服。只可惜这个吻结束得太快了。

沃洛佳仍然不确定自己抓没抓住卓娅的心。如同老一辈人所说，他们还停留在“出去逛逛”的关系上。他们一见面就接吻，但是还没上过床。他们已经不年轻了：沃洛佳二十七岁，卓娅二十八岁。沃洛佳感到，卓娅在身体和心灵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是不会跟自己上床的。

沃洛佳仍然不太敢相信梦中情人会跟他共度一夜。卓娅太漂亮，太聪明，太高大，太自我，太性感，任何一个男人似乎都很难配得上她。沃洛佳觉得自己不会有机会看着她脱去衣服，观察她美丽的身体，触摸她身上的每一处，和她抱在一起……

两人走过狭长的公园。公园一边是热闹的马路，另一边是克里姆林宫威严的高墙。“看着这座高墙，你会觉得苏联领导人是被百姓监禁的囚犯。”沃洛佳说。

“但事实恰恰相反。”卓娅说。

沃洛佳回过头，没人听到他们说的话。但说这种话实在是太傻了。“爸爸没说错，你的确挺危险的。”

“我原以为你和你父亲是一路人呢！”

“真能成为他那样就好了。父亲参加了席卷冬宫的战役，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我想我不可能像他那样改变历史的进程。”

“说得对。但他很保守，思想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狭隘。你比他开明多了。”

沃洛佳觉得自己很像父亲，但不想和卓娅争论这个。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卓娅问，“我想给你做晚餐。”

“当然有空！”卓娅还没请他去过住的地方呢。

“我弄了块牛排！”

“太棒了！”即便在特权阶层，牛排也是稀罕的玩意。

“科瓦列夫一家出城去了。”

这样就更好了。和许多莫斯科人一样，卓娅寄住在其他人的公寓里。她有两个房间，和科学家科瓦列夫及他的妻儿共用厨房和浴室。科瓦列夫家出城了，这套公寓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他的脉搏加快了。“我要带牙刷吗？”沃洛佳问。

卓娅神秘地对他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两人离开公园，穿过马路，进入一家餐馆。许多餐馆都歇业了，但市中心仍然有许多上班的人需要吃饭，因此一些咖啡馆和酒吧仍然开业。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坐在人行道上放着的餐桌边。克里姆林宫有更好的餐厅，但他更愿意被人看见出入于普通老百姓进出的餐馆里。他希望让人知道，自己并没有因为穿着将军制服而高人一等。只是，为了不让聊的话被别人听见，他选了张离其他人很远的餐桌。

格雷戈里不喜欢卓娅，但很难拒绝她的魅力。他站起身，吻了吻卓娅的两侧面颊。

三个人点了土豆饼和啤酒。除了这两样之外，餐馆只供应腌青鱼和伏特加。

“将军，今天我不想和你谈核物理方面的问题，”卓娅说，“但我仍坚持上次的观点，英美在核物理方面的探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不想惹怒你，这次还是谈点别的吧。”

“那就好。”格雷戈里说。

卓娅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你可以告诉我仗还要打多久。”

沃洛佳假装失望地摇了摇头。卓娅喜欢挑战他父亲。如果她不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的话，格雷戈里可能一早就把她抓起来了。

“纳粹被我们打败了，但他们不会轻易认输。”格雷戈里说。

卓娅说：“莫斯科人都想知道夏天会发生些什么——这个问题你们俩也许能够解答。”

沃洛佳说：“即便是深爱的女友，我也不会告诉她。”单单提出这个问题就能让卓娅被秘密警察枪毙，沃洛佳心想，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卓娅。

土豆饼来了，一席人开始吃饭。卓娅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着土豆饼。沃洛佳喜欢卓娅吃饭时的这股劲头，但他不怎么喜欢土豆饼。“这土豆吃起来像萝卜似的。”他说。

格雷戈里向他投来责难的目光。

“我没有在抱怨。”沃洛佳匆忙说。

吃完饭以后，卓娅进了厕所。卓娅刚一走开，沃洛佳就对父亲说：“我们认为德国的夏季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

“是的。”格雷戈里说。

“我们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尽管这样说，但格雷戈里的表情非常焦急。

“德军会进攻苏联的南部地区，他们想要高加索的油田。”

格雷戈里摇了摇头。“他们会返回莫斯科，莫斯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

“斯大林格勒也同样重要，那里是以领袖的名字命名的。”

“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德军如果占领了莫斯科，这场仗就打完了。夺取不了莫斯科的话，就算占领了大半个苏联，他们也不算赢。”

“这只是你个人的想法。”沃洛佳怒气冲冲地说。

“你的话也只是一家之言。”

“你错了，我手里有证据，”他朝周遭看了看，发现没人后又继续说，“德国下一次攻势的代号为蓝色行动，将在6月28日展开。”沃洛佳从沃纳·弗兰克在德国的间谍网了解了很多事情。“哈尔科夫附近坠毁了一架侦察机，我们在机上军官的公文包里发现了蓝色行动的部分细节。”

“负责侦察的军官才不会在公文包里带上战斗计划呢，”格雷戈里说，“斯大林同志认为这是德国的欺骗伎俩，我同意他的看法。德国人希望通过在南部地区的骚扰削弱我们对中部阵地的防守。”

这就是情报工作的问题，沃洛佳气馁地想。就算得到了真实的情报，固执的老一辈仍然会抱定自己的看法。

沃洛佳看见卓娅回来了，眼睛一直盯着她妩媚的身影。“你为何确定这是一场骗局？”趁卓娅还没回到桌前，他问格雷戈里。

“我有比你更多的证据。”

“什么证据？”

格雷戈里花了一点时间认真地揣度着这个问题，之后却杀了个回马枪：“把你的战斗计划拿给我看看。”

沃洛佳叹了口气。沃纳·弗兰克没能顺利地拿到计划文件。“如果拿到的话，斯大林同志会重新考虑吗？”

“如果你能拿到，我会说服他重新进行考虑。”

“行，我想办法去拿。”沃洛佳说。

沃洛佳有点太冲动了。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拿到蓝色行动的方案文本，却在父亲面前夸下了这个海口。沃纳、海因里希、莉莉面对着巨大的风险，但必须对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

卓娅回到桌边，格雷戈里站了起来。他们要去三个不同的方向，短暂的告别之后，他们就分开了。

“晚上见。”卓娅对沃洛佳说。

沃洛佳吻了卓娅。“我七点到你那儿。”

“别忘了带上牙刷。”卓娅说。

沃洛佳脚下生风，快乐地离开了餐馆。

女孩总能知道闺密的秘密。她也许不知道秘密的内容，却能像看透对方一样知道对方在隐瞒着什么。从闺密对日常性问题的警戒回答中，她能知道对方在和一个不能约会的人约会。尽管不知道名字，但她知道那个不能约会的恋人是个已婚的男人，是个黑皮肤的外国人，或是另外一个女人。女孩很喜欢闺密的一条项链，从闺密不置可否的态度中她可以敏感地察觉到这条项链是从不光彩的渠道得来的，可能要过很多年以后，她也许才会知道这根项链是闺密从年迈老奶奶的珠宝盒里偷拿出来的。

一想到弗里达，卡拉就有这种感觉。

弗里达有个秘密，这个秘密应该和抵抗纳粹有关。她可能已经跨越了法律的界限：也许弗里达每天晚上都偷偷打开哥哥沃纳的公文包，抄下机密情报，把情报传递给苏联间谍。也许弗里达不会如此出格：也许在帮人印刷和分发谴责政府的传单和小海报。

这样一想，卡拉便准备把约西姆·科赫的事告诉弗里达。不过，她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卡拉和弗里达在一家大医院的不同科室当护士，值班的时间不尽相同，因此她们没法每天都见上一面。

这时，约西姆每天都会来乌尔里希家上钢琴课。他没有透露进一步的军情，但茉黛还是和第一次上课那样和他调着情。“你知道我已经快四十岁了吗？”一天卡拉听到母亲对约西姆说。其实茉黛这时已经五十一岁了。约西姆完全被她迷住了。尽管约西姆是个非常天真的男人，但茉黛还是很享受自己对英俊年轻人的感染力。卡拉心想，母亲可能是沉醉于约西姆类似于沃尔特年轻时代的那口大胡子，但这看上去实在是太荒唐了。

约西姆很想讨好茉黛，很快便带来了埃里克的消息。埃里克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他的部队在乌克兰，”约西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希望他能有假回趟家。”茉黛不满足地说。

年轻军官犹豫了一会儿。

茉黛说：“做妈妈的总是会瞎操心。如果能见到他，即便只是一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安慰。”

“我也许能帮你安排一下。”

茉黛假装吃惊地说：“真的吗？你好能干！”

“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但可以去尝试一下。”

“即便是尝试我也非常感谢。”茉黛吻了吻约西姆的手。

一周以后，卡拉见到了弗里达。交谈了一会儿，卡拉把约西姆·科赫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像是谈着趣闻一样诉说着科赫的事，但很确定弗里达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如此简单。“你绝对想不到，”卡拉说，“他竟会把行动的代码和开始日期告诉我们！”说完她便耐心地观察着弗里达的反应。

“他很可能因为向你们透露了机密被枪毙的。”弗里达说。

“如果知道有谁能和莫斯科联系上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卡拉继续说道，似乎她们仍在讨论约西姆罪行的严重性。

“的确很有可能。”弗里达说。

看来没错了。换在平时，弗里达的反应会是惊诧，提起兴致，然后深入地提出问题。这天，她却只是不痛不痒地含糊了几句。回家以后，卡拉告诉茉黛，她对弗里达的直觉应该没错。

第二天，弗里达慌乱地出现在卡拉负责的病房。“我必须马上和你谈谈。”她说。

卡拉正在给一个在火药厂爆炸中严重烧伤的女孩换药。“去换衣间等我，”她说，“我换完药就过去。”

五分钟后，卡拉找到了在换衣间打开的窗前抽烟的弗里达。“找我有什么事？”她问。

弗里达熄灭烟头。“想找你问问有关科赫中尉的事情。”

“被我猜着了。”

“必须从他那里打听到更多的情况。”

“必须？你在说什么呢？”

“他能接触到蓝色行动的整个行动方案。我们知道了这个行动，可莫斯科需要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

弗里达的话本该使卡拉一头雾水，但卡拉完全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他……”

“不，必须让他把战斗计划给你拿过来。”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能。他不傻。你不会觉得——”

弗里达根本不听卡拉的辩解。“至少要拍张照过来。”她打断卡拉的话。弗里达从兜里掏出一个比烟盒略长略窄的不锈钢盒子。“这是个拍摄文件用的微型照相机。”卡拉注意到，盒子的边上写着“美乐时”的字样。“一卷胶卷可以拍十一张照片，这里有三卷胶卷。”说着她拿出三个哑铃形的盒子，盒子很小，正好能放进照相机。“像这样装上胶卷，”弗里达比画着说，“透过这扇窗，按下快门，你就能拍下一张照片。如果不确定学没学会的话，看这本手册就行。”

在卡拉的记忆中，弗里达从没这么跋扈过。“我必须好好想想。”

“没时间了。这是你的雨衣是不是？”

“是的，可……”

弗里达把照相机、胶卷和使用照相机的小册子塞进雨衣口袋。她似乎为能把这些东西脱手而松了口气。“我必须走了。”说着她走到门口。

“弗里达，你停下！”

弗里达停下脚步，直直地看着卡拉：“怎么了？”

“我想说……我想说这样做不像是我的朋友。”

“这事非常重要。”

“你把我逼得无路可退了。”

“要不是你把约西姆·科赫的事情告诉我，也不会演变成现在这个局面。别装样了，你本来就想让我利用这些信息做点什么的，难道不是吗？”

这是事实。眼下的紧张局面完全是卡拉一手造成的。只是她没想到情况竟会如此逆转。“如果他说不呢？”

“那你的余生就要在纳粹的统治下度过了。”弗里达说。

“我才不想呢。”卡拉说。

她独自站在更衣室里思考着。她甚至没办法不带风险地把小照相机处理掉。照相机在卡拉的雨衣口袋，她不敢把它扔进医院的垃圾桶里。她必须把照相机带出医院大楼，试着找个可以把它秘密丢弃的地方。

但她真想这么干吗？

尽管天真，但科赫不像是个能被说动把战争计划副本带出战争部大楼，拿给情人看的人。如果有人能说服他以身犯险，那只有找茉黛了。

卡拉非常害怕。如果被抓到的话，盖世太保不会对她表示丝毫怜悯。她会被捕，遭受虐待。她想到了被打断手指骨头痛苦呻吟的鲁迪·洛特曼，想到了被痛打一顿、释放后惨死在家里的父亲。她的罪名比他们严重得多，所受的惩罚也会更加残忍。她肯定会被折磨致死——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卡拉告诉自己，她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她不能接受的是，这样做可能让哥哥献出宝贵的生命。

埃里克就在展开蓝色行动的东部前线，约西姆证实了这一点：他也许会参加蓝色行动。如果卡拉帮助苏联人打赢这一仗的话，埃里克可能会战死疆场。她可受不了这个。

卡拉转身埋头工作。她的心思不在工作上面，犯了一些小错，好在医生没有注意，病人也不会发现。下班以后，她便匆匆地离开了医院大楼。照相机放在兜里沉甸甸的，可她却找不到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处理掉它。

她很想知道弗里达是从哪里弄来这样一部照相机的。弗里达很有钱，可以轻松买到这样一部照相机，但她必须说明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物件。这台照相机多半是一年多前苏联大使馆没闭馆时从苏联人手里弄来的。

回到家的时间，照相机还在卡拉的大衣口袋里。

楼上没有钢琴声：约西姆上课来晚了。母亲坐在厨房桌子边上，看到卡拉进来，茉黛笑着对她说：“看看是谁回来了。”

埃里克出现在她的眼前。

卡拉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哥哥。埃里克非常瘦，但显然没有受伤。他的军服又脏又破，但已经洗了脸和双手。他站起身，抱住卡拉。

卡拉不顾身上一尘不染的护士制服，紧紧地拥抱住埃里克。“没事就好。”她说。透过薄薄的军服，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埃里克的脊梁骨、大腿骨、肩胛骨和脊柱。

“眼下是安全了。”埃里克说。

卡拉松开手。“你怎么样？”

“比大多数人要好。”

“你们不会只有一件单薄的军服在苏联过冬吧？”

“我从一个苏联人的尸体上扒下件大衣。”

卡拉坐在桌旁，艾达也在厨房里。埃里克对她们说：“你们是对的。我是说，你们对纳粹的看法是对的。”

卡拉很开心，但不知道埃里克在指什么。“你看到他们怎么了？”

“他们屠杀百姓。这点你和爸妈老早就跟我说了，但我却不肯相信。很抱歉，我没能相信你们。艾达，我一直不相信他们害死了你的小库尔特。现在我信了。”

这是个巨大的反转。卡拉问：“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我亲眼在苏联看见他们屠杀老百姓。他们把城里的要人聚拢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杀戮犹太人，不光是男人，还有妇女、儿童以及对任何人都造不成伤害的老人。”泪水不断地从埃里克脸上往下流，“常规军不杀戮平民百姓——杀他们的都是秘密警察。他们把抓来的人带到城外，有时是某处采石场，有时是矿井一类的地方。有时他们还会让抓来的年轻人挖个大坑，然后……”

他说不出话了，但卡拉就想听他亲口说。“然后怎么了？”

“他们每次杀六组十二个人。有时丈夫扶着妻子，母亲抱着婴儿一起走下斜坡。行刑者等待他们走到预定位置，然后举枪发射。”说到这里，埃里克用军服的脏袖管擦了擦眼角，“砰，他们就都死了。”他说。

一时，厨房里没有人说话。艾达小声哭泣着。卡拉非常震惊，茉黛却板着脸一声不吭。

埃里克擦了擦鼻子，拿出几支烟。“很奇怪，他们竟然给我买了张机票，让我回家探亲。”他说。

卡拉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我只能在这待十二个小时。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成为战友们艳羡的对象。他们愿意付出一切换来一天在家的时间。韦斯医生说，我一定在高层有朋友。”

“是个叫约西姆·科赫的人，”茉黛说，“科赫在战争部工作，目前跟我学钢琴。我让他为你安排了休假。”说着她看了眼自己的手表，“几分钟后他就到了。他很喜欢我——可能是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身影吧。”

老妈，你搞错了，卡拉心想。莫德和科赫之间可没有半点母子之情。

茉黛又说：“他很天真，说6月28日德军会在东部前线展开一场新的攻势，他甚至提到了这次攻势名叫‘蓝色行动’。”

埃里克说：“让人知道的话，他会被枪毙的。”

卡拉说：“约西姆不是唯一会被枪毙的人。我把他说的事情告诉了一个人。她让我说服科赫，设法把蓝色行动的行动方案拿到手。”

“老天啊！”埃里克震惊了，“这是严重的叛国行径——你们的处境比东线战场的我还要危险。”

“别担心，科赫才不会那么干呢。”卡拉说。

“这可说不准。”茉黛说。

卡拉、埃里克和艾达同时把视线转到茉黛身上。

“他兴许会为我这么做，”茉黛说，“如果我能用正确的方法把他说服。”

埃里克问：“他真有那么天真吗？”

茉黛目中无人地说：“他爱上我了。”

“天哪。”想到母亲被人爱上，埃里克觉得非常尴尬。

卡拉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把情报传递给苏联。”

埃里克问：“为什么不能？”

“如果苏联赢了，你也许会死的。”

“就算赢了，我也可能死。”

卡拉发现自己的声音提高了八度：“那样一来，就变成我们帮着苏联人害死你了。”

“我仍然希望你通过他拿到作战方案。”埃里克暴躁地说。他看着桌子上的格子台布，心里却想着几千英里以外自己目击的那幕惨象。

卡拉无所适从。即便埃里克希望如此。她说：“何苦呢？”

“我总是想着手牵手沿着坡道走下采石场的那些人，”埃里克紧握双手，一只手的手指深深嵌在另一只手里，几乎要把它掐肿了。“如果能阻止他们，即便要了我的命，我也在所不惜。我想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能对自己，对德国感觉好些的话，我的这条命不要也可以。卡拉，如果能行的话，请你把战斗计划送到苏联人手里。”

卡拉还是犹豫不决。“你确定吗？”

“我求你了。”

“好吧。”卡拉说。

托马斯·马赫告诉三个手下——瓦格纳、里特尔和施奈德——把各自最好的表现拿出来。“沃纳·弗兰克尽管只是个中尉，但他是多恩将军的直属手下。我希望他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队伍留下尽可能好的印象。不许骂人，不许讲笑话，不许吃东西，除非必要，不许使用暴力。如果抓到共党间谍，可以往他屁股上狠狠来一脚。如果没逮到人，你们也别仅仅为了找乐子随便逮一个。”平时马赫对这种事情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处抓人能叫老百姓长记性，没什么不好。但沃纳有点神经质，有必要让手下在他面前安分一点。

沃纳骑着摩托车，准时出现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抵达以后，马赫和他的手下把沃纳带上了车顶装有天线的侦察车。车里放满了无线电设备，显得非常拥挤。里特尔坐在驾驶座上，五个人在傍晚敌人最喜欢发报的时候，踏上了绕城环形侦察的路途。

“为什么都在傍晚发报？”沃纳不解地问。

“大多数间谍都有自己的正职，”马赫解释说，“那只是他们掩饰身份用的。他们白天在办公室或工厂上班。”

“这倒是，”沃纳说，“我从没想过这个。”

马赫担心他们整夜抓不到一个人。他害怕会因为德军在苏联所受到的磨难而遭到责备。他已经倾尽了所有，但在第三帝国，有时即便努力也得不到奖赏。

侦察车时常整夜都捕捉不到一次信号，有时却能同时捕捉到两三个。这时，马赫必须选择追踪哪个忽略哪个。他确信柏林存在不止一个间谍网络，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马赫必须用有限的工具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接近波茨坦广场时，车上的仪器捕捉到一个信号。马赫听出了声音的含义。“这是个给苏联人当间谍的钢琴师，我们暂时还不想动他。”他松了口气说。至少，他可以向沃纳证明这套仪器是有效的。他说的这位钢琴师正在接连传送五位数组成的数组。“苏联情报机构喜欢运用两位数代表一个字母的密码，”马赫对沃纳解释说，“比如说，11代表A，用五位数字传递信号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真正要看的是相邻的两位数字。”

操作仪器的电气工程师曼恩大声读出了一组坐标，瓦格纳用铅笔和尺在地图上画了根线。里特尔加大马力，向新的目的地进发。

钢琴师还在发报，哔哔声在车里响个不停。马赫恨透了这个间谍钢琴师。“该死的共党分子，”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在总部的地下室，为了让痛苦早点结束乞求我快点让他死。”

沃纳的脸变得苍白。这个人不适合警察工作，马赫心想。

过了一会儿，沃纳重新打起精神。“你说的苏联密码似乎不难破译。”他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马赫对沃纳这么快抓到要点感到很开心，“但其实没那么简单，他们对算法进行了包装和改良。把信息转化为一系列数字以后，钢琴师会不断在这些数字里插入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某处地名——对它进行编码。把第二组数字从第一组中减去以后，他再把结果发报出去。”

“如果不知道关键字，译码就无从下手了。”

“说得很对。”

车子在被烧毁的议会大厦附近又停下了，瓦格纳在纸上又画出一条直线。两条线交会在市中心以东的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

马赫让司机朝东北方向拐，把他们带到交会点附近，这时他又在纸上画了不同角度的第三条线。“经验告诉我们，多考虑一个方向是必要的，”马赫告诉沃纳，“仪器只能做出大体的估计，多做一种考虑会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每次你都能抓住间谍吗？”

“才不是呢。大多数情况抓不住。通常，我们会慢一步，眼睁睁地看对方溜走。对方常常在发报时改变频率，使我们找不到他的踪迹。有时对方会突然中断，换个地方继续发报。他也可能派个眼线盯着我们，看到我们来了就给他通风报信。”

“障碍可真不少。”

“但我们早晚会抓住他们的。”

里特尔停下汽车，曼恩确定了第三个方位。瓦格纳地图上三根铅笔画的线在东区车站附近形成一个小三角。钢琴师在铁道线和运河之间的某个地方。

马赫把位置告诉里特尔，对他说：“赶紧开过去。”

马赫注意到，沃纳出了汗。车里是有点热，年轻中尉也许还不习惯参加这类行动。应该让他知道盖世太保的工作是怎样的。这样很好，马赫心想。

里特尔开车沿着华沙大街向南行进。穿过铁道线以后，侦察车拐进了一个由仓库、堆放场、小型工厂组成的落后工业区。几个士兵背着行囊走进东区汽车站后门，无疑是要被送往东部前线。附近有人用谍报手段正在出卖这些小伙子，马赫生气地想。

瓦格纳指着车站外一条狭窄的小街。“他就在方圆一百码以内，但两边都有可能，”他说，“如果把车开近的话，对方会看见我们。”

“小伙子们，你们很清楚该怎么办，”马赫说，“瓦格纳和里特尔负责左面，我和施奈德负责右边。”他们都拿上了长柄大锤。“弗兰克，跟我来。”

街上没什么人——一个戴着工装帽的男人脚步飞快地朝车站走去，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太太正要去收拾下班之后的办公室——他们行色匆匆，显然不想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

马赫和施奈德进入每幢大楼察看，两人交替着走在排头的位置。大多数公司都下班了，因此他们必须先去门卫室。如果门卫一分钟不开门的话，他们就会砸开大门。进门以后，他们会检查楼内的每个房间。

钢琴师不在第一个街区。

再往右走，他们走到了第二个街区右手边的第一幢楼，楼外挂着一块字迹渐淡的广告牌：“时尚皮草”。这是一个两层的小工厂，主建筑在沿街的小巷子里。尽管看上去早已没有人用了，楼房却装了道铁门，窗户也上了木板：皮草工厂自然需要严密的戒备。

马赫带着沃纳沿小巷往前走，试图找到厂房的入口。旁边那幢房子被炸弹炸毁，早已人去楼空。瓦砾已经被人从巷子里清理干净，残垣断壁上挂着一个手写的警示标牌：“危险——禁止进入。”从残留的铭牌看，这里以前应该是个家具仓库。

他们跨过瓦砾和一堆碎木头，一边观察两边的情况，一边尽可能快地往前走。厂房后方有一面仍然立着的墙。马赫绕过这道墙，发现了一个通往隔壁工厂的小洞。

他有个强烈的预感，钢琴师应该就在隔壁的工厂厂房内。

马赫钻过小洞，沃纳跟在他后面也钻了过去。

他们走进了一个空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椅子，只有张铁桌，桌子对面放着个文件柜。墙上钉着柏林人还能买奢侈皮衣的1939年的年历。

马赫听到楼上有脚步声。

他掏出手枪。

沃纳没有带枪。

他们打开门，踱进一条走廊。

马赫看到几扇开着的门，一段向上的楼梯，以及楼梯底下一扇可能通向地下室的门。

马赫沿着过道走到楼梯脚下，发现沃纳正在打量着通向地下室的那扇门。

“似乎底下有什么声音。”沃纳说。他转了转门把手，但门松松垮垮地锁上了。他退回一步，抬起右脚。

马赫说：“别——”

“没问题——我听见他们了！”说着，沃纳一脚踢开了门。

门被踢碎的声音在空旷的工厂里回响着。

沃纳冲过门，很快就不见了。黑暗中出现了一道光，光线中出现了一道石头楼梯。“不许动！”沃纳大声嚷，“你们被捕了。”

马赫跟在沃纳后面冲下楼梯。

马赫冲进地下室。沃纳站在楼梯底下，一脸迷茫。

地下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天花板上吊着也许是晾衣杆的横杆。角落里扔了一卷厚重的黄表纸，多半是以前进行加工包装时用的。但没有无线电和给莫斯科发报的间谍。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马赫对沃纳说。

他转过身，跑上楼梯。沃纳紧跟在后面。他们跑过走廊，往上跑到二楼。

二楼的玻璃屋顶下放了一排工位。这排工位旁想必一度坐着一群纺织女工。现在，这里却空无一人了。

一扇玻璃门连接着消防通道，但却锁上了。马赫朝玻璃门外看，却没有看到人。

他把枪收起来，气喘吁吁地靠在工位上。

地板上有几个烟蒂，其中一个还沾着口红，看上去才扔掉不久。“他们刚才还在这里，”他指着地板上的烟蒂对沃纳说，“一共两个人，他们听见你的叫声就逃跑了。”

“我真是太傻了，”沃纳说，“对不起，只是我还不太习惯这种场合。”

马赫走到转角窗前。楼下一男一女正在飞快地沿着街道向前走，男人手里拿着个棕色的皮箱。很快，他们走进火车站不见了。“该死！”马赫骂了一声。

“他们应该不是什么间谍。”沃纳指着地板上的东西说。马赫低下头，看见一个皱巴巴的避孕套。“用过了，但里面没有精液，”沃纳说，“男方多半还没有开始射精。”

“真那样就好了。”马赫说。

约西姆·科赫答应送来行动方案的那天，卡拉没有去上班。

上早班的话，她也许能准点到家，但“也许”是不够的。如果发生大火或严重交通事故的话，她必须延迟下班，处理蜂拥而来的伤者。于是她就整天留在家了。

最后，茉黛还是想办法让约西姆答应带来行动方案。他原本说要取消课程，但很快又吹嘘说，自己可以带着行动方案的副本穿过城过来，只是会耽误些时间。“等你来再开始上课。”茉黛说，约西姆答应了。

吃午饭的时候，厨房里的气氛很压抑。卡拉和茉黛喝了一点肉骨头和干扁豆做成的汤。卡拉没有问茉黛做了什么，或答应做什么才说服的约西姆。也许她告诉科赫，他在钢琴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好不要落下一节课程。她也许会对科赫说，你的职位不会低得处处要受到别人的监视吧，这种话会刺激科赫，科赫一直在茉黛面前说自己的职位很重要，适度的贬低可以促使他表现自己，证明茉黛的看法完全错了。卡拉不愿想的只有一点：茉黛是用性诱惑让科赫上钩的。茉黛大胆地和科赫调情，科赫像未经人事的大孩子一样积极地予以回应。也许正是这种无可抵挡的诱惑促使科赫忽略了内心理智的声音：“别他妈再犯傻了。”

情况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他也许已经看清其中的利害关系了。下午来的时候，他带来的可能不是装有复写纸的包，而是一个带着几只手铐的盖世太保小分队。

卡拉往“美乐时”相机里装了卷胶卷，然后把照相机和剩下的两卷胶卷放在低矮橱柜最上面一格抽屉的毛巾下面。橱柜旁就是窗户，那里的阳光很足。卡拉可以在橱柜顶上把文件拍下来。

卡拉不知道如何把曝光的底片送到莫斯科，不过弗里达让她別操这份心。卡拉猜测弗里达会找个推销员——医药推销员或是销售德文版圣经的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可以利用在瑞士推销商品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胶卷传递给伯尔尼苏联大使馆的什么人。

下午很漫长。茉黛回房午休去了，艾达忙着清扫房间。卡拉坐进了平时白天不常待的餐厅。她想读点东西，但怎么都集中不起精神。报上都是谎言，没什么可看的。她要为下一次护士学考试做准备，但课本上的专业词汇却像小蝌蚪似的在她眼前晃动。最后她只能拿起了一本出版了很多年的《西线无战事》，这本书在德国很畅销，却因为对艰苦的战地生活描写得过于逼真而遭禁。卡拉拿着书，目光却投向了窗外喧嚣都市里的六月阳光。

等了很久，科赫终于来了。卡拉听到外面的马路上传来脚步声，连忙站起身看。科赫穿着紧身的制服和闪亮的靴子，像个要去参加生日聚会的孩子似的，脸上充满了期待。他没有带人，对盖世太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和平时一样，他的肩上挎着个帆布包。他会信守诺言吗？包里放着蓝色行动的行动方案吗？

他按响了门铃。

卡拉和茉黛盘算好了从这时开始的每一步行动。在计划里，卡拉不用去开门。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母亲穿着紫色的丝绸睡袍和高跟拖鞋穿过过道——像个妓女似的，卡拉觉得既羞耻又尴尬。她听见门开了，然后又很快关上。过道里传来丝绸睡袍的窸窸窣窣声和意味着拥抱的呢喃声。接着穿紫色睡袍和灰绿色西装的男女穿过餐厅门口，上楼不见了。

茉黛首先要确定科赫带没带文件。她会先看看文件，对科赫说些仰慕的话语，然后不经意地放下文件，把科赫带到钢琴边。接着她会找个理由——卡拉试图不去想那是什么样的理由，通过双开门把科赫从客厅带到隔壁的书房，书房很小，挂着红色的丝绒窗帘，放着个表面下垂的旧沙发。进书房以后，茉黛会向女儿发出信号。

无法预知行动的进展状况，母女俩事先商量好了代表着同一种意义的几种不同信号。最简单的是重重的摔门声，让房子里的人都能听见。其次，茉黛也可以按下壁炉旁的通知铃提醒卡拉，通知铃原先是招呼厨房里的仆人用的，现在早已经不用了。她们还商定，在接近不了门和壁炉的情况下，茉黛还可以失手打碎花瓶或歌德的大理石像给卡拉发信号。

卡拉走出餐厅，站在过道往楼上看，楼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看着厨房。艾达正在清洗做汤的铁锅，她用的力气很大，显然心情非常焦灼。卡拉试着鼓励地对她笑了笑。卡拉和茉黛原本不想把这件事告诉艾达，不是不相信她——艾达对纳粹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更强烈——而是因为怕她参与叛国而受到暴虐的惩罚。只是她们和艾达处得太久了，任何秘密都瞒不住她。

卡拉听到母亲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她熟悉这种笑声。笑声是强装出来的，意味着母亲已经把自己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可科赫有没有把文件带来呢？

一两分钟后，卡拉听到了钢琴声。琴声无疑出自科赫之手，他弹的是一首描述雪地里小猫的儿歌：“一，二，三，小猫咪在雪地里跑。”这个歌父亲对她唱过不下百遍。想到这，她不禁一阵哽咽。纳粹让那么多的儿童成为孤儿，身为纳粹的科赫怎么好意思弹这首歌啊？

弹到一半，曲子突然停了下来。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卡拉压抑着自己的恐惧——想听到母亲发出的脚步声或铃声——却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

出问题了——但会是什么问题呢？

她看了看厨房里的艾达，艾达停下擦拭，摊开双手，做出“我也不知道”的姿态。

卡拉必须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了。

她轻声走上楼梯，在磨破的地毯上悄无声息地向前行走。

站在客厅外面，卡拉依然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没有钢琴声，没有走路声，没有任何声音。

她尽可能轻地推开门。

卡拉往里瞧了瞧，没有看见人。她走进客厅，四处看了看，母亲和科赫都不在客厅。

科赫的帆布背包不见了。

她看了看通向书房的双开门，双开门中的一扇虚掩着。

卡拉踮着脚尖走过客厅。没有地毯，只有打蜡的木质地板。走动时会发出轻微的响声，但卡拉管不了这么多了。

接近书房的时候，卡拉听见里面传来轻微的声响。

她走到门旁，紧贴着墙壁，冒险往书房里看了一眼。

茉黛和科赫站在书房里，拥抱着接吻。科赫背对着门和卡拉：这个位置显然是茉黛精心设计的。过了一会儿，茉黛停止了接吻，眼神和科赫背后的女儿相遇了。她把手从科赫的脖子上移下来，急切地用手指比画了一下。

卡拉瞧见了椅子上的帆布包。

她很快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当茉黛诱使约西姆进入书房的时候，约西姆没有把包留在客厅，而是警醒地把它带进了书房。

卡拉必须把包取走。

她按捺着心跳走进书房。

茉黛小声说：“甜心，我们继续吧。”

科赫叹息着：“亲爱的，我爱你。”

卡拉向前两步，拿走帆布包，转过身，静悄悄地走出书房。

帆布包非常轻。

她飞快地走过客厅，气喘吁吁地跑下楼梯。

走进厨房以后，卡拉把帆布包放在桌上，解开书包带。包里放着当天的《柏林挺进报》，一包刚买的骆驼烟和一个黄褐色的文件夹。卡拉用颤抖的双手拿起并打开文件夹。文件夹里放着份复写的文件。

第一页的标题是：

第四十一号指令

最后一页有一行供签名的下划线。下划线上没有签名，无疑这是副本，但打在线旁的名字的确是阿道夫·希特勒。

标题和下划线中间的正文就是蓝色行动的内容。

卡拉一阵狂喜，又感到紧张和恐惧。

卡拉把文件放在厨房窗户边低矮的橱柜上。她拉开抽屉，拿出美乐时照相机和两卷没装进相机的胶卷。她认真地放好文件，然后开始一页接一页地给文件拍照。

卡拉没用多少时间就拍完了照。文件只有十页，她甚至没用上备用的胶卷。她成功了。她成功地偷到了行动方案。

父亲，这是为你做的。

她把照相机放回抽屉，关上抽屉，把文件塞回文件夹，把文件夹放回帆布包，最后合上包，系上书包带。

她尽可能轻地把帆布包送回到楼上。

回到客厅，卡拉听到母亲在说话。母亲的声音清晰而有力，似乎故意想被人听见。卡拉立刻意识到这是母亲对她的示警。“别担心，”茉黛说，“只是因为你很兴奋，我们都很兴奋。”

科赫的声音很轻，而且非常尴尬。“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蛋，”他说，“你只是碰了碰我，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卡拉猜得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没有和男人亲热过，但在和别的姑娘，尤其是与护士们的交谈中听说过男女性事。科赫一定是早泄了。弗里达告诉卡拉，海因里希也是这样。两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海因里希早泄过好几次，并因此很难为情。但他很快克服了。弗里达说，早泄多半是紧张引起的。

茉黛和科赫的分开给卡拉制造了难题。摆脱了男女之爱以后，科赫的警觉性一定会提高很多，很可能会注意到身边少了些什么。

这时，茉黛一定在尽力使科赫背对着门口。如果卡拉溜进去几秒钟，不被科赫发现把帆布包放回到椅子上，事情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

伴着激烈的心跳，卡拉穿过客厅，走到书房门口。

茉黛劝慰地说：“这种事经常发生——因为身体忍耐不住。没什么的。”

卡拉把头伸出门框。

两人仍然站在刚才的位置，紧紧挨在一起。茉黛的视线越过科赫，看见了卡拉。她把手按在科赫脸上，防止他转向卡拉。茉黛对科赫说：“再亲亲我，对我说没有因为刚才的不快而恨我。”

卡拉踮着脚走进书房。

科赫说：“我要抽根烟。”

在他转身之前，卡拉快步退出了书房。

她等在门边。科赫是从军服口袋里拿烟，还是想从包里拿盒烟出来呢？

她的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我的包呢？”科赫问。

卡拉猛地一沉。

茉黛的声音镇静而又清晰：“你把包落在客厅了。”

“没，没有忘在客厅里。”

卡拉穿过客厅，把帆布包放在椅子上，然后踮着脚走到楼梯口，站在那儿偷听客厅里的声音。

她听见母亲和科赫从书房走出来，回到客厅。

茉黛说：“没错吧，包就在这儿呢！”

“我没把包放在这儿，”科赫固执地说，“我一直没让这个包离开我的视线。除了刚才吻你的时候。”

“亲爱的，你只是对刚才的挫折感到灰心而已。试着放松一下吧。”

“一定有人进过这个房间，趁我分心的时候……”

“太荒唐了。”

“我不这样认为。”

“像你喜欢的那样，和我肩并肩坐在钢琴旁，快到我这来。”尽管这样说，但茉黛的声音近乎绝望了。

“这幢房子里还有谁？”

听到这话，卡拉赶忙跑下楼梯，躲进厨房。艾达惊慌地看着她，但卡拉实在没时间解释了。

楼梯上传来科赫的靴子声。

没一会儿，科赫就拿着帆布包走进了厨房。他怒气冲冲地看着卡拉和艾达。“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动过我这个包了。”他说。

卡拉尽量沉住气。“科赫，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她说。

茉黛出现在科赫身后，经过他身旁走进厨房。“艾达，给我们每人来一杯咖啡，”她明媚地说，“科赫，坐下慢慢聊，好吗？”

科赫没有听她的话，仔细地审视着厨房。看到窗边的矮橱柜，他的目光突然一亮。卡拉这才发现，尽管收好了微型照相机，但两盒备用的胶卷却放在外面。她害怕极了。

“这应该是八毫米的胶卷吧？”科赫问，“你们家有微型照相机吗？”

突然间，他不再像是个小男孩了。

“这是八毫米胶卷吗？”茉黛充楞装傻，“那是我的另一个学生落在这儿的。事实上，他是个盖世太保。”

这个解释很圆满，但科赫根本不买账。“他应该也留下了微型照相机了吧？”说着，他打开了抽屉。

微型不锈钢照相机像块污渍一样放在白毛巾上。

科赫表情惊恐。他原本只是为性事上出丑而感到懊恼，却没料到竟然犯下叛国大罪。现在，他第一次看清了事实。刹那间，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握着抽屉把手，恍惚地看着抽屉里的微型照相机。卡拉突然发现，科赫变成了一个爱情破碎的年轻小伙。她知道，这样的人发怒了会非常可怕。

过了一会儿，科赫抬起头，看着面前的三个女人，最后把视线落在茉黛身上。“是你计划好的，”他说，“你骗了我，你将为此遭到惩罚。”他把相机和胶卷放进兜里，“冯·乌尔里希女士，你被捕了。”他向前跨了一步，抓住茉黛的胳膊，“我要把你带到盖世太保总部。”

茉黛挣脱科赫，向后退了一步。

科赫收回手，用尽全力在茉黛脸上打了一巴掌。他又高又壮，还很年轻。茉黛受了重重一击，颓然倒地。

科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你让我看上去像个傻瓜！”他尖叫着，“我相信你，你却欺骗了我！”他完全歇斯底里了。“我们会被盖世太保折磨死的，是我们自找的！”他一边说，一边用脚猛踢地上躺着的茉黛。茉黛想躲到一边，却被炉子挡住了。科赫用右脚上的靴子狠狠地踩着茉黛的肋骨、大腿和肚子。

艾达冲向科赫，用指甲抓他的脸。科赫猛地一挥手，把她推出老远。然后他又踢了几下茉黛的头。

卡拉行动了。

作为一个护士，她很清楚身体大多数部位的病患都是可以治愈的，只有头部的损伤是永久的。再被他踢下去，茉黛就要神志不清了。卡拉没有多想便开始了行动。她拿起艾达刚刚费力擦好的铁锅，握着长柄将铁锅高高举起，然后用尽全力把锅砸在科赫的头顶。

科赫惊骇地蹒跚了几步。

接着，卡拉又用铁锅狠狠地砸了他一下。

科赫瘫倒在地，不省人事。茉黛从科赫倒下的地方挪开身体，直起身，捂着胸靠在墙上。

卡拉又一次拿起锅。

茉黛尖叫道：“不！快给我停下！”

卡拉把锅放在厨房的桌子上。

科赫动了一下，试图从地上站起来。

艾达拿起锅，愤怒地朝科赫头上砸。卡拉试图抓住艾达的胳膊，但狂怒中的艾达却根本停不下来。艾达一次次地用锅敲击着科赫的头，直到筋疲力尽才停下手，把锅“砰”的一声扔在了地板上。

茉黛挣扎着跪在科赫身旁，审视着他的情况。科赫的眼睛张开，眼珠一动不动。他的鼻子歪在了一边。头盖骨似乎已经被砸得不成形了。鲜血从他耳朵里流出。科赫看上去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

卡拉跪在科赫身边，把指尖放在他脖子上，看他还有没有脉搏。没有。“他死了，”卡拉说，“哦，天哪，我们杀死了他。”

茉黛说：“这个傻孩子啊！”说着便大声哭了起来。

艾达气喘吁吁地问：“现在该怎么办？”

卡拉意识到，她们必须把尸体处理掉。

茉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卡拉发现，母亲的左脸肿起来了。“老天，这地方可真疼，”她扶着左腰说。卡拉猜测母亲一定是断了根肋骨。

艾达低头看着科赫：“我们可以把尸体藏在阁楼上。”

卡拉说：“藏不太久，邻居会闻到味的。”

“那就把他埋在后院吧。”

“如果有人看到三个女人在民宅的花园里挖出一个六英尺长的洞来，他们会怎么想？难道会以为我们是在找金矿吗？”

“我们可以晚上挖。”

“晚上挖别人就不起疑了吗？”

艾达挠了挠脑袋。

卡拉说：“我们必须找个地方扔尸体，公园或运河最好。”

“怎么把尸体运过去呢？”

“他不太重，”茉黛悲伤地说，“虽然壮，但体形精瘦。”

卡拉说：“体重不是问题。我和艾达完全搬得动他，但搬他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别人起疑。”

茉黛说：“如果能有辆车那就好了。”

卡拉摇摇头说：“现在谁都弄不到汽油。”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窗外，太阳落山了。艾达拿了条毛巾，包住科赫的头，不让鲜血弄脏了地板。茉黛低声哭泣着，泪水从极度痛苦的脸上往下流。卡拉希望安慰安慰母亲，但在那之前，她们必须把眼前的尸首处理掉。

“我们可以找只盒子把他装起来。”茉黛说。

艾达说：“只有棺材有那么大。”

“用家具装怎么样？餐具柜就可以。”

“太重了，”艾达若有所思地说，“我房间里的衣橱倒没那么重。”

卡拉点了点头。女仆不会有太多的衣物，也用不上红木家具，因此艾达房间里有只廉价松木做的窄衣橱。想到这点，卡拉不禁有几分尴尬。“就用它吧。”卡拉说。

艾达原来住在地下室，但那里已经改装成了防空洞，所以她搬到了楼上。卡拉和艾达走上楼。艾达打开衣橱，从横杆上把所有衣服拿了下来。艾达的衣物不多：两件外套，几条裙子，一件大衣，都穿得很旧了。艾达整齐地把这些衣物放在单人床上。

卡拉斜过衣橱，靠在自己身上，艾达抱起衣橱的另外一头。衣橱不重，但体积有点大，她们用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橱抬出门扛下楼。

用了不少时间，她们才把衣橱横放在过道里。卡拉打开橱门，这时衣橱看上去有点像是个带着铰链盖板的棺材。

卡拉回到厨房，朝科赫的尸体俯下身。她从科赫的口袋里拿出微型照相机和胶卷，把它们放进厨房的抽屉里。

卡拉抱住科赫的双臂，艾达拉住他的双脚，两人合力把尸体从厨房拖到过道，然后放入衣橱。艾达把盖在科赫头上的毛巾挪正位置，尽管那里早就不流血了。

要不要把科赫身上的军服剥下来呢？卡拉寻思着。脱下制服的话，尸体就很难辨认出身份了——但这样一来，丢弃这套军服又是个麻烦。卡拉决定不把军服剥下来。

卡拉拿起帆布包，把它扔在衣橱里的尸体旁边。

她关上衣橱门，拿钥匙锁上，防止门意外被打开。卡拉把钥匙放在裙子口袋里。

她走进餐厅，朝窗外看。“天快黑了，”她说，“现在搬正好。”

茉黛问：“别人会怎么想？”

“他们觉得我们在搬家具——也许是卖了换食物。”

“两人女人搬一个衣橱——看上去会不会显得有些奇怪？”

“男人不是参军就是战死，女人搬家具是件很平常的事。现在汽油很难买，到哪去找搬场车啊？”

“人家会问你们为什么天黑了以后才搬。”

卡拉露出了挫败的神情。“妈妈，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被人问起的话，我必须编套说辞。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尸体留在家里。”

“尸体被人发现以后，警察很快就会知道他是被杀的。一看伤口就看出来了。”

卡拉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对此我们毫无办法。”

“他们也许会调查他今天去了哪。”

“他说没告诉任何人上钢琴课的事。他想让同事们对他的钢琴技巧大吃一惊。运气好的话，没人会知道他来过这。”

运气不好的话，卡拉想，我们都会死。“他们觉得谋杀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警察会在他的内裤上发现精液吗？”卡拉继续着自己的提问。

茉黛把目光移向一边，“是的。”她尴尬地说。

“他们也许会认为是情杀，有可能是和另一个男人，由爱生恨导致了谋杀。”

“警察要这么想就好了。”

卡拉还是不太放心，但也实在是没辙了。“扔到运河里去吧。”她说。扔进运河的话，浮上水面的尸体迟早会被人发现。警察必定会开始刑事案件的调查。会不会追查到她们身上只能听天由命了。

卡拉打开屋子门。

她站在衣橱正面的左边，艾达站在衣橱背后的右面。两人同时俯下身子。

比卡拉更有搬运经验的艾达说：“抬起衣橱侧面，把你的手放在下面。”

卡拉照艾达的指点抬起衣橱一侧，把手放在下面。

“你那头再往上抬一点。”

卡拉依令而行。

艾达把双手放在她那一边的衣橱下面：“弯下膝盖，用肩膀把衣橱扛起来，然后慢慢直起腰。”

两人把衣橱竖到腰部的高度。艾达弯下腰，用肩膀扛起衣橱。卡拉也照她那样做。

接着两人直起了腰。

从门前的台阶走到人行道时，衣橱稍微向卡拉这侧倾斜，好在这点重量她完全能承受得了。走到街上以后，她们开始沿着人行道朝几个街区外的运河走去。

天完全黑了。没有月光，只有几颗孤独的星星在闪着光。因为灯火管制的原因，她们有机会把衣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运河边。让卡拉犯难的是，这么大一个衣橱挡在前面，她很难看得清自己到了哪。她怕自己会绊倒摔跤，把衣橱摔碎，使衣橱里的尸体暴露在外人面前。

一辆救护车从她们身边经过，车头灯被垂直狭缝的罩盖遮住，这辆救护车可能正赶往附近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发地点。灯火管制时经常会发生交通事故。这意味着附近可能会有警车。

卡拉想起灯火管制开始时候的一起情杀案。一个男人杀死了妻子，将妻子的尸体放进包装箱，趁着茫茫黑夜，把包装箱放在自行车后车座上横穿整个城市，抛尸在哈弗尔河中。警察会因为那起案件怀疑携带大件行李的过路人吗？

想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有辆警车正好从卡拉和艾达身边开过。车里有个警察看了搬着衣橱的两个女人一眼，但警车没有停下。

衣橱似乎越来越重了。晚上天很热，卡拉很快就全身是汗了。她的肩膀被衣橱上的木头压得生疼，她本该在衬衫里放块折叠的手绢做垫肩才对。

两人转过一个街角，正好遇上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运送木材的八轮卡车和一辆梅赛德斯轿车撞上了，梅赛德斯完全变了形。警车和救护车亮着车头灯，把事故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被毁的梅赛德斯旁聚集了许多人。事故肯定刚发生不久，因为梅赛德斯上的伤者还没有被救下车。救护车上的急救员把头伸进梅赛德斯的后门，或许在检查着车上伤者的伤情，观察伤者能不能被挪下轿车。

卡拉吓坏了。罪恶感使她迈不开脚步，一下子站住不动了。但没有人注意到她和艾达以及她们俩抬着的衣橱。镇定下来以后，她意识到她们必须转过身，沿原路折返，换条路走到运河。

她转过身，但这时有个警惕心很高的警察把手电筒的光对准了她。

她想放下衣橱就跑，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警察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如你所见，我们在搬衣橱啊。”整理好思绪以后，她镇定地对警察说。为了掩饰住紧张，她又好奇地问：“这里究竟是怎么了？”为了显得正常一点她又补充了一个问题：“有人在事故中死了吗？”

作为一个护士，卡拉知道执行紧急任务的人最烦围观者的说三道四。如同她所预料的一样，警察朝她挥了挥手。“没你们的事，”他说，“一边去吧。”他转身，把手电筒对准了撞坏的车。

这边的街道光线很足。卡拉突然灵机一动，做出了个决定。她和艾达抬着装有死人的衣橱朝事故现场的方向走去。

她看着光圈中的一小群急救员们。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的工作上，没人注意到抬着衣橱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卡拉和艾达。

两人提心吊胆地把衣橱抬过八个轮子的大卡车。把衣橱抬过车尾以后，卡拉突然心生一计。

她停下脚步。

艾达问：“怎么了？”

“这边。”卡拉绕到卡车后面的马路上。“把衣橱放在地上，”她轻声说，“千万别发出声响。”

她们轻轻地把衣橱放在人行道上。

艾达小声问：“就把尸体放这吗？”

卡拉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衣橱的门。她朝前看了看，急救员们依然聚集在二十英尺以外卡车另一边的梅赛德斯旁。

卡拉打开衣橱门。

约西姆·科赫无神地张开着眼睛，头部被一块被血浸湿的毛巾紧紧地包裹着。

“把他弄出来放在车轮边。”卡拉说。

两人斜起衣橱，科赫的尸体轻轻地滚出来，正好落在轮胎的旁边。

卡拉拿掉被血浸湿的毛巾，把毛巾扔进衣橱，然后将衣橱里的帆布包扔在尸体旁边：能摆脱掉这个帆布包真是太好了。她关掉并锁上衣橱的门，然后和艾达一起抬起衣橱走开了。

衣橱比刚才轻多了。

在黑暗中走出五十码后，卡拉听见远处有个声音在喊：“老天，这里还有另一个遇难者——像是有个行人被车给轧了。”

两人转过街角以后，卡拉大舒了一口气，终于把尸体给摆脱了！如果回家前没人对她们加以注意，如果没人在壁橱里看见那条染血的毛巾，她就安全了。不会有罪案调查，约西姆·科赫只是个在宵禁的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倒霉蛋而已。如果真的被车轮在鹅卵石路面上拖了一会儿的话，科赫头上很可能会出现类似锅底重击所产生的伤口。有经验的验尸官也许能分辨出其中的区别——可没人会觉得需要尸检。

卡拉本想丢掉衣橱，但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即使扔掉毛巾，衣橱里也留有血渍，会引得警方进行刑事案件的调查。必须把衣橱带回家擦干净。

回家的路上，卡拉和艾达没有遇见任何人。

他们把衣橱放在过道里。艾达从衣橱里拿出毛巾，放进水槽，在冷水龙头下冲了冲。兴奋之余，卡拉也感到了一些悲伤。偷得了战斗计划，她却杀害了一个愚蠢但并不邪恶的年轻人。把心放平下来之前，她也许会为这件事抱憾许多天，甚至许多年。现在，她只是觉得太累了。

卡拉把丢弃尸体的过程告诉了茉黛。茉黛的左颊浮肿，连眼睛都睁不开。她按着左侧肋骨，似乎想平缓肋骨上的疼痛。她看上去很痛苦。

卡拉说：“妈妈，你非常勇敢。我非常佩服你今天的表现。”

茉黛疲倦地说：“没什么可佩服的。我很羞愧。鄙视自己。”

“是因为你不爱他吗？”卡拉问。

“不，”茉黛说，“因为我爱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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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四章

格雷格·别斯科夫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他可以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以避免服兵役，但他不想当科学家，他想在另一个领域攫取更大的权力。战争结束以后，军队的履历对从政会有不小的助益。因此，他参军了。

不过，他也不想去参加实战。

在关注欧洲战场的同时，他向华盛顿许多认识的人施压，以便找到一个在国防部的文书工作。

德国的夏季攻势于6月28日开始。德军迅速地挥师东进，没受到什么抵抗，便突进到前称是察里津的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受到苏联红军强有力的抵抗。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德军的补给出了问题，德军在缺乏弹药和食物补给的情况下，形势越来越危急。红军似乎给他们下了个很大的套。

进行了最初的一点基本操练以后，格雷格就被招进了上校的办公室。“工程兵团要在华盛顿招收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上校说。“你在华盛顿服役，但并非我理想中的下属——你看，你连自己的衣服都弄不干净——你学的是物理，去工程兵团正好能派上用场。”

格雷格说：“先生，谢谢你。”

“如果这样嘲讽地对你的新上司说话，你一定会为此而后悔的。你将成为格罗夫斯上校的助理。我在西点军校和他一起念过书。他是我这辈子遇见过的最难缠的人。祝你好运！”

格雷格打电话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迈克·彭福德，发现莱斯利·格罗夫斯直到最近为止一直担任美军的基建部长。格罗夫斯负责营建过美国国防部庞大的五角形建筑，被称为五角大楼的新办公大楼。不过现在他被调去负责一个不为人知的新项目。有人说他因为多次冒犯上级而被降级，另一些人说他的新职务远比原来重要，只是因为涉及国家最高机密而不能对外宣布。但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

“所有人都恨他吗？”格雷格问。

“不，只有那些招惹过他的人才恨他。”迈克回答。

五角大楼，即国防部的办公大楼，坐落于第二十一街和弗吉尼亚大街拐角处，格雷格·别斯科夫中尉忧心忡忡地前往格罗夫斯的办公室。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是曼哈顿工程局的一分子。曼哈顿工程局听上去和军队没有什么瓜葛，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隐瞒他们正在制作一种使用铀的新型炸弹的事实。

格雷格非常吃惊。他知道，在铀的低阶同位素U-235中蕴藏着难以计数的能量。他在科学月报中读过几篇相关的论文。不过这项研究已经好几年没有发表过最新的进展了。现在，格雷格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据说罗斯福总统嫌项目进展太慢，于是派功绩卓著的格罗夫斯负责。

在格罗夫斯履新后的第六天，格雷格加入了工程局。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为格罗夫斯的卡其布衬衫钉上象征着军衔的小星星，格罗夫斯刚被授予了准将军衔。“这是为了便于和民间科学家打交道才授予我的军衔，”他满脸不悦地说，“十分钟后，我要去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开会，你最好和我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简要情况。”

格罗夫斯很胖。他身高一米八左右，体重却足有一百一十公斤，甚至可能达到了一百三十公斤。他的军裤吊得老高，帆布腰带下腆着一个啤酒肚。他的栗色头发一旦过长，就会显得卷曲。他额头很窄，面颊肥胖，下巴宽厚，嘴唇上留着一圈不易察觉的小胡子。格罗夫斯看上去毫无魅力，格雷格不太愿意为这样一个人效命。

格罗夫斯带着包括格雷格在内的下属离开五角大楼，沿着弗吉尼亚大街朝国家广场走去。在路上，他对格雷格说：“揽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们说新武器能帮我们打赢这场战争，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但我的任务就是要发明并使用这种武器。你的任务和我一样。”

“是的，先生。”格雷格说。

国防部长暂时还没搬进尚未完全完工的五角大楼，仍然在宪法大街老旧狭长的“临时建筑”火药大楼里办公。

国防部长斯蒂蒙森是个共和党人。为了平息议会中的党派纷争，全力投入战争，罗斯福总统特地安排斯蒂蒙森这个共和党人出任国防部长。斯蒂蒙森身材矮小，胡子全白了，七十五岁的他在政坛浸淫多年，是个资历很老的政治家。尽管年迈，斯蒂蒙森淡灰色的眼睛里却仍然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参加会议的人穿着盛装，与会者中包括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等许多大人物。格雷格很紧张，在如此场合下，昨天还是个普通上校的格罗夫斯却宠辱不惊，格雷格不禁敬佩起他来。

格罗夫斯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计划案，他准备向曼哈顿计划中的几百个民间科学家和十多所物理研究所下达的命令。他根本就没想过遵从眼前这些自认位高权重的人的命令，言谈中没有用到“你们允许的话”或“如果你们同意”这种息事宁人的语句。格雷格不知道格罗夫斯会不会因为惹怒某个上层而遭到解雇。

从格罗夫斯的陈述中，格雷格听说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事情，想拿支笔记录下来。环顾四周，没有人在做记录。格雷格按捺住自己，也没有做笔记。

陈述结束，有个参会者询问格罗夫斯：“听了你的讲解，我觉得铀的储备对这个项目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的铀储备够吗？”

格罗夫斯回答：“我们有一千二百五十吨储藏着铀同位素的沥青铀矿——在斯塔顿岛上。”

“我们最好能弄些沥青铀矿。”提问者说。

“先生，周五我就把斯塔顿岛上的沥青铀矿全买下来了。”

“周五吗？你被任命的第二天？”

“是的。”

国防部长强忍住笑。格雷格对格罗夫斯傲慢的偏见，瞬间变成了五体投地的崇拜。

一个穿着上将制服的男人说：“这个项目的优先级怎么样？你应该和战时生产局做好协调。”

“先生，我周六见了唐纳德·尼尔森。”格罗夫斯说。尼尔森是战时生产局的局长，是个民间人士。“我让他提高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优先级。”

“他怎么说？”

“他说不行。”

“这会是个问题。”

“不再是了。我告诉他，我会向总统报告，曼哈顿计划会因为战时生产局的不合作而被取消。听了这话，他答应把项目的优先级提到最高的三A级。”

“干得好。”国防部长说。

格雷格又一次受到了触动。格罗夫斯是个真正的狠角色。

斯蒂蒙森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将受到一个向我报告的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建议由以下九位……”

“不可能，绝不。”格罗夫斯说。

国防部长问：“你说什么？”

格雷格想，格罗夫斯这次的确有点过分了。

格罗夫斯说：“部长先生，我无法向九人委员会报告。我对付不了这么多人。”

斯蒂蒙森笑了。他很老练，不会被这种交锋惹怒。他温和地问：“将军，你认为几个人会比较合适呢？”

格雷格觉得格罗夫斯可能会说“不需要人监督”，但他说的是：“三个人刚刚好。”

“好吧，”令格雷格惊奇的是，国防部长竟然答应了格罗夫斯的要求，“还有别的事吗？”

“我们需要很大一片场地，需要六万英亩土地建立铀浓缩工厂和相关的其他设施。田纳西的橡树岭符合要求。那里人迹罕至，即便出了事故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什么事故？”上将问，“有可能会发生事故吗？”

格罗夫斯没有隐藏对愚蠢问题的奚落态度。“我们是在造一种以前没有的炸弹啊，”他说，“只要一颗就能炸平一个中型城市，傻子才会觉得制造这种炸弹会万无一失。”

上将似乎想争辩，但斯蒂蒙森插话道：“继续说下去。”

“田纳西的地很便宜，”格罗夫斯说，“电也很便宜——我们的工厂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在那里建厂最合适不过了。”

“你是建议在那买地吗？”

“我想先过去看看，”格罗夫斯看了看表，“事实上，我现在就要去赶前往诺克斯维尔的火车了，”他站起身，“先生们，我赶时间，请原谅我的失礼。”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惊呆了，连斯蒂蒙森本人也有点不知所措。在华盛顿，没有人会自说自话地中途离开部长级会议，这是对体制的大不敬。但格罗夫斯似乎一点都不在乎。

他成功了。“好吧，”斯蒂蒙森说，“我们不耽误你了。”

“先生，谢谢你。”格罗夫斯说完，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格慌忙跟了上去。

国防部新大楼最漂亮的非军职女秘书是玛格丽特·科德里。她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和性感的大嘴。如果你把目光投向坐在打字机后面的科德里时，她抬头朝你微笑，你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已经爱上她了。

科德里的父亲把烘焙业发展成批量生产的工业集团。“科德里饼干，就像妈妈的味道”，美国人都知道这句广告词。玛格丽特原本不需要为生活打拼，但她决定为战争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约玛格丽特之前，格雷格首先确定对方知道自己也是百万富翁的孩子。女继承人通常只和有钱人的孩子约会：至少对方不是看中钱才找上她的。

十月，天很冷，玛格丽特穿了件海军蓝大衣，是垫肩和收腰的时髦款式，头上还戴了顶军队式样的贝雷帽。

他们去了丽思-卡尔顿酒店，却在那儿的餐厅里看见列夫和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在一起吃饭。格雷格不想四个人一起吃，便向玛格丽特解释了情况。玛格丽特对他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去街角的大学女子俱乐部吃饭，我是那里的会员。”

格雷格没去过大学女子俱乐部，但记得似乎和那有过什么瓜葛。他想了一会儿，但什么都没想到，于是把这个念头赶到了脑海之外。

走进俱乐部，玛格丽特脱下大衣，露出衬托她体形的宝蓝色裙子。和其他上层阶级女性一样，外出吃饭时，她没有脱下帽子和手套。

和以往一样，格雷格喜欢搂着美女出入公众场合的感觉。大学女子俱乐部的餐厅里没几个男人，但看得出，仅有的几个男人都非常羡慕他。同和女人睡觉一样，他喜欢被人羡慕的感觉，只是从没向人承认过这点。

他点了瓶红酒，玛格丽特像法国人一样在红酒里加了点矿泉水。她对格雷格说：“我不想把一下午都耗在纠正打字的拼写错误上。”

格雷格对玛格丽特说起了格罗夫斯将军的事情。“他太厉害了。除了衣着差一点，他几乎和我老爸完全一样。”

“所有人都讨厌他。”玛格丽特说。

格雷格点头说：“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惹人生气。”

“你爸爸也这样吗？”

“有时是，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会用上自己的个人魅力。”

“我爸爸也一样。也许所有成功人士都是这个德行。”

餐点很快就上来了。华盛顿的餐馆都加快了上餐速度，也许这是因为战时人们都有工作要赶。

一个女侍应给他们拿来了甜点单。格雷格看了女侍应一眼，吃惊地认出了杰姬·杰克斯。“你好，杰姬！”他说。

“你好，格雷格，”杰姬掩饰着紧张，回答道，“最近你怎么样？”

格雷格这时才想起，自己请的侦探说杰姬在这儿工作。那时，他正困扰于杰姬的不告而别。“我很好，”他说，“你呢？”

“我也非常好。”

“你的情况还和以前一样吗？”格雷格很想知道父亲是否还在给杰姬提供津贴。

“完全一样。”

格雷格猜想某个律师在按约定支付这份津贴，列夫肯定早就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就好。”他说。

杰姬想起自己还在上班。“今天要来些甜点吗？”

玛格丽特要了水果色拉，格雷格要了冰激凌。

杰姬走了以后，玛格丽特说：“她很漂亮。”然后期待地看着格雷格的反应。

“是很漂亮。”格雷格说。

“没戴结婚戒指。”

格雷格叹了口气。女人就是如此敏感。“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和一个未婚的黑人姑娘交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实话。十五岁时我和她交往过一阵子。希望你没有被吓着。”

“当然吓着了，”她说，“我已经愤怒至极了。”她既不认真，又不像是在开玩笑，而是两者之间的状态。玛格丽特并不是真的很生气。格雷格觉得，她可能不想在两性关系方面，给他留下很随便的印象——至少在第一次外出吃午饭时，不会给他留下可乘之机。

杰姬端上甜点，问他们想不想要咖啡。他们没时间喝咖啡——军队的午休时间不长——玛格丽特问杰姬要账单。“这里客人一般不需要付账。”她解释道。

杰姬走后，玛格丽特说：“你还是很迷恋她。”

“我迷恋她？”格雷格惊讶了，“多半是沉迷于回忆吧。我不介意重回十五岁。”

“她却相当怕你。”

“她才不怕呢！”

“怕极了。”

“我不这样认为。”

“相信我没错。男人通常比较迟钝，这种事，女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杰姬送来账单的时候，格雷格认真观察着她，玛格丽特说的没错——杰姬仍然在害怕。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杰姬都会想到乔·布列胡诺夫和他那锋利的刀片。

格雷格很生气，杰姬有权平静地生活。

他必须做些什么才对。

聪明过人的玛格丽特说：“我想，你应该知道她为何如此害怕。”

“我父亲把她吓跑了。他怕我会娶杰姬。”

“你父亲很吓人吗？”

“他总是一意孤行。”

“我爸爸也一样，”她说，“平时很温和。一旦触怒了他，就会变得很凶。”

“很高兴你能理解。”

他们回到五角大楼继续办公。整个下午，格雷格都非常生气。父亲的威胁仍然在对杰姬的生活造成危害。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父亲会怎么办？可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列夫会一心一意地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不会在乎此过程中伤害到了谁。格罗夫斯将军也是一个样。我也能那样，格雷格想，毕竟：我是父亲的儿子啊！

格雷格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方案。

下午，他看了一份芝加哥大学冶金学图书馆送来的中期报告，并做了摘要。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里，包括第一个设想出核链式反应的科学家莱奥·齐拉特。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在1933年纳粹对犹太人举起屠刀之前，一直在柏林大学读书。芝加哥大学这支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是意大利人恩里克·费米，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在墨索里尼颁布《种族法》时，费米离开了意大利。

格雷格很想知道，法西斯分子是不是知道，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把这么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拱手送给了敌方。

他是学物理的，完全明白报告里写了些什么。费米和齐拉特认为，一个中子撞击铀原子以后，产生的撞击力可以衍生出两个中子。两个中子和铀原子撞击，可以产生四个中子，然后是八个、十六个，以此类推。齐拉特把这称为核链式反应——这个理论源于他超群的洞察力。

这样一来，一吨铀可以释放出三百万吨煤的能量——理论上说是如此。

只是理论尚需通过实践的检验。

费米和他的团队在芝加哥大学废弃的斯塔格橄榄球场，建了一个铀反应堆。为了防止反应堆自爆，他们把铀埋进吸收中子、扼杀链式反应的石墨中。他们想逐渐提高放射性，等到产生的放射性大于被吸收的放射性——在产生的能量炸毁反应堆、体育场、芝加哥大学校园和整个芝加哥之前，马上关闭反应堆。

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试验还没有取得成功。

格雷格写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让玛格丽特·科德里打出来后马上交给格罗夫斯。

格罗夫斯将军读了第一段，问：“反应堆能正常运作吗？”

“这个——”

“你不是该死的科学家吗？我问你，能运作吗？”

“先生，能。”格雷格说。

“很好。”说完，格罗夫斯把报告扔进了垃圾桶。

格雷格回到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把目光投向了对面墙上挂着的元素周期表。他确信核反应堆是有用的。对他而言，他更牵挂的是如何让父亲不再对杰姬有威胁。

早前，他考虑过以牙还牙。现在，他开始计划起实施的细节。格雷格希望营造一种戏剧性的效果。

行动计划在格雷格心里慢慢成形。

可他有勇气去挑战自己的父亲吗？

傍晚五点，他离开了五角大楼。

回家时，他在理发店买了把折叠式剃刀，非常锋利。理发师对他说：“用这把刀刮胡子，比安全剃刀好用得多。”

格雷格可不准备用它来刮胡子。

他住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父亲的常包房里。格雷格到的时候，列夫和格拉迪丝正在喝鸡尾酒。

他还记得七年前第一次见到格拉迪丝的情形，那时她也坐在同一张天鹅绒沙发上。现在，作为明星的格拉迪丝，比那时更有名了。列夫安排她出演了一系列夸张的战争片。在影片中，她嘲笑纳粹，哄骗日本人，护理英俊的美国飞行员。格雷格发现，她已经没有二十岁时那么漂亮了，皮肤没当初光滑，头发也没那么柔顺了，还戴着以前不屑一顾的普通棉质乳罩，但那双深蓝色的大眼睛，仍然亮丽迷人。

格雷格拿了杯马提尼，坐了下来。他真的要违抗父亲吗？七年前，第一次和格拉迪丝握手以后，他就没有再违抗过父亲了。也许现在正是时候。

我会用他的办法治他，格雷格想。

他喝了口酒，把酒杯放在靠墙的细长腿茶几上，开始和格拉迪丝聊天。“十五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演员，她叫杰姬·杰克斯。”

列夫瞪大了双眼。

“我想，我不认识她。”格拉迪丝说。

格雷格从兜里拿出剃刀，但是没有打开。他把刀拿在手里把玩着。“当时，我爱上她了。”

列夫说：“为什么要旧事重提？”

格拉迪丝感觉到了套房里的紧张气氛，一脸焦虑。

格雷格说：“爸爸生怕我会娶她。”

列夫夸张地假笑一声：“你要娶个下贱的黑女人吗？”

“她才不是下贱的黑女人。”格雷格说，“我认为她是个真正的好演员。”说着，他看了看格拉迪丝。

她被格雷格意有所指的嘲讽弄得脸红了。

格雷格说：“父亲去找了她，带着他的手下乔·布列胡诺夫。格拉迪丝，你见过乔吗？”

“应该没见过。”

“你很幸运，乔有一把类似的剃刀。”说着，格雷格把剃刀打开，露出刺眼的锋利刀片。

格拉迪丝倒吸了一口凉气。

列夫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别忙，”格雷格说，“格拉迪丝还想听完这整个故事。”他对她笑了笑。格拉迪丝显得很害怕。格雷格说：“父亲对杰姬说，如果再跟我见面，他就让布列胡诺夫把她的脸划花。”

格雷格用刀锋指着格拉迪丝，逼近了一点，她惊呼了一声。

“你他妈闹够了没有！”列夫朝格雷格走过来。格雷格高举着拿剃刀的手。列夫停下了脚步。

格雷格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拿刀伤害父亲，不过，列夫也不知道。

“杰姬就住在华盛顿。”格雷格说。

列夫粗鲁地说：“你又和她搞上了？”

“没有，我没和任何人乱来。不过，想把玛格丽特·科德里追到手。”

“那个糕点大王的女继承人吗？”

“为什么这样问？你想派乔去威胁她吗？”

“别傻了，威胁她干吗？”

“杰姬现在是餐馆的女侍应——她一直没得到希望得到的角色。有时我会在街上碰见她。今天她在餐馆里替我上了菜。每次见到我，她都会觉得乔要找上她了。”

“她太神经质了，”列夫说，“要是你不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起她。”

“能这么对她说吗？”格雷格问，“不然这事对她来说都会是块心病。”

“随你怎么说都行。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那好，”格雷格说，“听你这么讲，她一定非常高兴。”

“把该死的剃刀拿开！”

“等等，我还想给你个警告。”

列夫一脸怒容：“你敢威胁我？”

“如果杰姬遇到了任何危险——不论是什么情况……”格雷格轻轻晃了晃刀片。

列夫满不在乎地说：“别告诉我，你要去割乔·布列胡诺夫的脸。”

“不。”

列夫有点害怕了：“你要割我的脸吗？”

格雷格摇了摇头。

列夫生气地问：“那你要对谁下手？”

格雷格看了看格拉迪丝。

格拉迪丝看见了格雷格投来的目光。她缩在天鹅绒沙发上，用双手护住脸颊，发出比之前更大的一声惊呼。

列夫对格雷格说：“你这个小杂种。”

格雷格收起剃刀，站了起来：“爸爸，这就是你的处世之道。”

说完，他摔门而去。

出来后，格雷格靠在墙上，像刚刚剧烈运动过一样喘着粗气。他从没如此害怕过，但也感到了胜利者的喜悦。他战胜了父亲，用自己的谋略回击了他，甚至还小小地吓唬了他。

他走到电梯口，把剃刀揣进兜里，呼吸也平缓了许多。他回头望着宾馆走廊，觉得父亲或许会追过来。但套房的门紧闭着。格雷格进了电梯，下到大堂。

他走进酒吧，点了杯干马提尼。

星期天，格雷格决定去找杰姬。

他想把好消息告诉她。他记得杰姬的住址——付给私人侦探一大笔钱只换来区区一个地址。如果没搬家的话，杰姬应该就住在联合车站对面。他告诉杰姬他不会去她那里，但现在造成两人不能见面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他叫了辆出租车。穿城而过时，他对自己说，很高兴能和杰姬做个了断。他对初恋情人难以忘怀，却不想和她再有什么瓜葛了。这样分手，他的良心也好过些。这样，两人再相遇时，杰姬也不会吓个半死。他们可以礼貌地问声好，闲聊一会儿，然后各走各的路。

出租车把他带到一排寒酸的平房前，有个很小的花园，被一段破破烂烂的篱笆围了起来。格雷格很想知道，杰姬这么多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人生活的这些年，杰姬晚上都在做些什么呢？想必应该和女性朋友看过几场电影。她看过华盛顿红皮队的球赛吗？看过国民队的棒球比赛吗？问到杰姬有没有男朋友时，她的样子似乎有点神秘。也许她已经结婚了，但是买不起戒指。回想起来，她也已经二十四岁了。如果先前还没有男朋友的话，现在多半也已经找到了。但她没说自己嫁人了，格雷格请的私人侦探也没这么说。

出租车最终停在一幢前庭摆着盆花的小房子前——杰姬住的房子比格雷格想象中更具有家庭气息。推开院门，他便听到一阵狗吠声。这完全说得通：独居女子养条狗会更安全些。他走上台阶，按响门铃。狗叫得更欢了。听上去像是条大狗，但人很容易被迷惑，格雷格很清楚。

没有人来应门。

狗不叫了，停下来歇口气，格雷格立刻感受到了那种空屋子特有的寂静。

门廊上有把木凳子。他坐下来等了几分钟。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好心的邻居过来告诉他，杰姬是出门片刻、一整天，还是两个礼拜。

他走了几个街区，买了《华盛顿邮报》的周末版，然后走回到杰姬家的门廊上看报纸。屋里的狗察觉到门廊里的他，不住地大声吠叫。十一月了，寒意袭人，格雷格庆幸自己穿了橄榄绿的厚军装，戴了军帽。周二就要进行中期选举，《华盛顿邮报》预测民主党会因为珍珠港事件受到重挫。珍珠港事件改变了整个美国，格雷格惊讶地意识到，到目前，这起事件竟然还未满一年。此时此刻，一群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美国人，正在一座以前从没人听说过名字的小岛上，和日本人浴血奋战，那座岛叫瓜达尔卡纳尔岛。

门“咔哒”一声，格雷格抬起头。

杰姬起先没有注意到他，正好给了格雷格观察她的机会。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戴了一顶朴素的呢帽，手里拿着一本黑色封皮的书，显得非常庄重。如果不了解杰姬的话，格雷格一定会以为她刚从教堂回来。

杰姬身边还有个小男孩。他也戴着帽子，穿着呢子大衣，牵着她的手。

男孩先看见了格雷格：“妈妈，看啊，这里有个大兵。”

杰姬看见了格雷格，惊得用手捂住了嘴。

他们走到门廊里的时候，格雷格迎了上去。一个孩子！杰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也解释了晚上她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家里。他从来没往这方面想。

“我对你说过，永远别到这儿来的。”她边说边把钥匙插进锁眼。

“我是来告诉你，不用再害怕我父亲了。我不知道你已经有了个儿子。”

杰姬领着男孩进了屋。格雷格期盼地站在门口。屋里的德国牧羊犬朝他吼了两声，然后抬起头看着杰姬，等待主人的命令。杰姬瞪了格雷格一眼，显然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他关在门外。但过了一会儿，她长叹了口气，转过身，让门开着。

格雷格进了屋，对狗伸出了左手的拳头。狗警觉地嗅了嗅，暂且为他放行。格雷格跟在杰姬后面，走进了一个小厨房。

“今天是万圣节。”格雷格说。尽管不信教，但他在寄宿学校学过基督教节日的知识。“所以你去了教堂吗？”

“我们每周日都去。”杰姬回答。

“今天真是充满了各种惊喜。”格雷格轻声说。

杰姬脱下小男孩身上的大衣，把他安顿在桌边的椅子上，给了他一杯橘子水。格雷格坐在男孩对面，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乔治。”虽然声音很小，但非常坚定——他一点儿都不害羞。格雷格认真地审视着他。乔治长得很像杰姬，有一张弓形大嘴，相貌很清秀，但皮肤却比杰姬要白，像是奶咖的颜色。和平常的黑人不同，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乔治让格雷格想起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在格雷格观察他的时候，乔治也热情地注视着格雷格，眼神清澈得令成年人生畏。

格雷格问：“乔治，你多大了？”

乔治转身看着杰姬，向母亲求助。杰姬诧异地看了格雷格一眼，说：“他今年六岁了。”

“六岁！”格雷格说，“你是个大小伙子了，不是吗？你为什么……”

格雷格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一下子不说话了。乔治是六年前出生的，他和杰姬相爱是在七年之前。他的心一阵颤抖。

格雷格瞪着杰姬：“他不会是……”

杰姬对他点了点头。

“他出生在1936年。”格雷格说。

“五月，”杰姬说，“是我离开布法罗公寓八个半月后出生的。”

“我爸爸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让他知道的话，我就完全被他捏在手里了。”

杰姬的敌意消失了，眼前的她看上去非常脆弱。格雷格从杰姬的眼中看出她在发出请求，但他完全不知道她在请求什么。

格雷格重新打量着乔治：浅肤色，绿眼睛，与黛西不可思议的相像。你是我的儿子吗？他琢磨着。这是真的吗？

他知道，乔治就是。

他的内心充满着奇怪的情感。乔治在他眼中似乎变成了一个在残酷世界中无可依靠的柔弱男孩，格雷格需要照顾他，保证他不受任何伤害。他冲动地想抱起男孩，但又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吓着他，于是没有伸手。

乔治放下手里的橘子水。他跳下椅子，绕过桌子，站在格雷格身边，然后直视着格雷格问：“你是谁？”

这也许是乔治所能问出的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格雷格想。他该怎么回答呢？让六岁的男孩突然接受一个父亲真是太难了。我是你母亲以前的朋友，他琢磨着。我只是路过这里，和你母亲打声招呼，没什么大事。也许会再次见到你，也许不会。这样说似乎也不怎么好。

他把视线转向杰姬，发现她脸上满是乞求的神情。他意识到杰姬在想什么，她非常害怕他会拒绝乔治。

“这样吧，”格雷格把乔治抱上膝头，“叫我格雷格叔叔好吗？”

在壁球场，格雷格浑身哆嗦着走在没有空调的观众通道里。壁球场位于芝加哥大学西侧，在废弃的体育场西看台下方，费米和齐拉特在这儿建造了他们的核反应堆。目睹着这里的一切，格雷格深感敬畏。

核反应堆是个通向球场屋顶的灰色立方体，安静地靠着一侧墙壁，墙上仍然看得到几百个圆点状的壁球印。反应堆耗资一百万美元。出事故的话，它蕴含的能量可以炸掉整个芝加哥市。

石墨是制造铅笔笔芯的原材料，石墨散发的粉末覆盖了整个墙面和地板。所有在壁球场的人都像矿工似的黑着脸，身上的白色实验服也都积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石墨不是爆炸物的原料——把它用在核反应堆上是为了抑制核反应堆的放射性。不过反应堆上的一些砖块上钻了小洞，小洞里充满了能传播中子的二氧化铀。反应堆里有十根放着操纵杆的管道，操纵杆由十三英尺长的镉制造而成，镉对中子的吸收力比石墨还要强。目前，这些操纵杆保证着反应堆的平安无事。如果把它们抽走，反应堆就要爆炸了。

铀元素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致命的射线，不过石墨和镉把这些射线吸收干净了。不断“滴答”响的计数器和默不作声的圆柱形描笔式记录器，都在对射线的能量进行计算。格雷格所在通道旁的控制器和仪表，是这里唯一能散发出热量的东西。

格雷格参观反应堆的这天是12月2日，星期三，风很大，天气非常冷。这天，预计反应堆将第一次达到临界值。格雷格代表格罗夫斯准将观摩这次实验。有人问他，格罗夫斯为什么不亲自来。格雷格暗示，格罗夫斯准将生怕爆炸，遇到不测，所以派他来。这么说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事实上，格雷格承担了一项更为邪恶的任务。他将对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科学家进行初步评估，判断谁也许会造成安全上的风险。

曼哈顿计划的安保工作非常艰巨。项目的领导者都是些外国人。参加项目的美国人也大多是共产党人或有许多共产党朋友的左翼分子。如果把全部可疑的人都解雇的话，就没人为这个项目干活了。格雷格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最具有安全风险的科学家剔除。

恩里克·费米大约四十岁。他个子矮，鼻子小，没多少头发。观察惊人的科学实验时，费米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背心，外面套着大衣。上午，他下令实验开始。

他下令技师在反应堆里只留一根操纵杆。格雷格问：“一下子拿走这么多吗？”他觉得这么做似乎太猛了一些。

站在格雷格身边的科学家巴尼·麦克休说：“昨天晚上我们就拿过这么多，反应堆运行得非常好。”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格雷格说。

矮胖的大胡子麦克休在格雷格的嫌疑名单上排得很靠后。他是个美国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他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是他的妻子——她是个英国人，这不算一个优点，但因此叛国似乎也不大可能。

格雷格以为操纵杆的进出需要一种复杂的装置，实际上比他想象得要简单。技师循着一个靠着反应堆的扶梯攀爬上去，爬到一半时用手将操纵杆从反应堆里直接取出来。

麦克休告诉格雷格：“我们本想在阿尔贡森林做这个实验的。”

“那是哪儿？”

“在芝加哥西南二十英里处，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不会造成任何破坏。”

格雷格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在五十七街的市中心做这个实验？”

“雇来的建筑工罢工了，我们只能自己建。这样一来，反应堆就不能离实验室太远。”

“你们想把芝加哥所有人的命都搭进去吗？”

“应该不会出这种事。”

格雷格原本觉得不会有事，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费米正监视着一台报告实验各个阶段射线水平的监视器。他下令把最后一根操纵杆拿出来一半，显然实验最初几个阶段都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了。

项目组准备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射线强度升得过高的话，一根悬挂在反应堆上的加重杆会自动落下。为了防止加重杆失灵，一根用绳子系在过道栏杆上的横杆会将其取代，一个看上去很傻的年轻物理学家拿着把斧子站在栏杆旁，在危机来临时会把绳子割断。

项目组的最后一招，是安排在房顶附近的三人敢死队，他们站在建造房子时留下的电梯平台上，拿着大罐硫酸镉，准备在射线强度突然失控时，像浇灭篝火一样倒在反应堆上。

格雷格很清楚，中子的数量会在千分之一秒内成倍增长。费米说增长的速度没那么快，可能要好几秒才会成倍增长。如果费米的判断正确，那实验就没问题了。如果他的判断错了，那么拿着罐子的敢死队和拿着斧子的物理学家就会在眨眼间汽化。

在格雷格耳中，滴答声趋于平稳。他急切地看着拿计算尺的费米。费米看上去很开心。格雷格想，费米这样很自然，如果发生不测的话，厄运会降临得非常快，在场的人来不及想任何事就会随着反应堆的爆炸而灰飞烟灭。既然这样，还担心什么呢？

滴答声的频率变慢了。费米笑了笑，命令技师再把操纵杆拉出来六英寸。

更多的科学家穿着冬天的厚重冬装——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登上了台阶。格雷格对安全措施的匮乏感到吃惊。没有人检查这些科学家的证件——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为日本效命的间谍。

在这些人中，格雷格认出了早已名声在外的齐拉特。莱奥·齐拉特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圆脸，有一头厚重卷曲的头发。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原子能可以把人类从苦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看到原子能将用于战争，他的心情很复杂，但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个项目组。

操纵杆又被拉出来六英寸，滴答声的频率更快了。

格雷格看了看表，这时是十一点三十分。

突然一声巨响，所有人都跳了起来。麦克休说：“该死。”

格雷格问他：“发生什么了？”

“哦，我明白了，”麦克休说，“射线的强度触发了安全机制，放下了紧急操纵杆，没什么大不了的。”

费米大声宣布：“我饿了，大家吃午饭吧。”他的意大利式英语非常难懂，格雷格听成了“我是匈牙利人，我们去午摊吧”。

这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想着午餐呢？但没人跟他争辩。“谁都不知道实验需要多久，”麦克休说，“也许要整整一天，趁可以去吃饭的时候，赶紧去吃吧。”格雷格被他们不紧不慢的态度急坏了，气得直想大吼大叫。

所有的操纵杆被重新插进了反应堆，锁进其既定位置。然后所有人都离开吃饭去了。

大多数人去了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的餐厅。格雷格买了个烤奶酪三明治，坐在名叫威廉·伏龙芝的物理学家身旁。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穿得很不讲究，伏龙芝却与众不同，他身着一套绿西装——扣眼、领衬、肩垫、肘垫和袋盖，都用棕色麂皮缝制。在格雷格的嫌疑人名单中，伏龙芝排得很靠前。他是德国人，但在30年代中期去了伦敦。他反对纳粹，但不是共产党——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娶了个搞艺术的美国女孩。吃饭时，和伏龙芝聊了一阵后，格雷格觉得没理由怀疑他：他似乎很喜欢住在美国，除了事业，对其他都兴趣不大。但谁也说不清，一个外国人内心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吃完午饭，格雷格站在废弃的体育场上，看着千余个空旷的坐席，想到了乔治。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有个儿子——甚至对玛格丽特·科德里都保密，即便他很享受和她的亲密关系——但他想告诉自己的母亲。

不知为何，他感到非常骄傲——除了简单地让杰姬受孕之外，他什么都没为这个男孩做过，但他还是感到骄傲。他尤其感到兴奋。他似乎在开始某种冒险。乔治要长大，要学习，要改变，将来还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格雷格会一直守护着他，观察着他的成长，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下午两点，科学家们重新集合。走道里，监视仪器的科学家大约有四十来人。实验被小心地重置到了他们饭前的状态，费米不时过来看一眼仪器上的数字。

过了一会儿，他说：“把控制杆拉出来十二英寸。”

滴答声变快了。格雷格期待声音像上午一样逐渐平稳下来，但那种效果并没出现。滴答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发展成持续不断的咆哮声。

格雷格发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描笔式记录器，这才意识到射线强度已经超过了计数器的最大值。好在计数器的数值范围是可调的。随着射线强度的增大，数值范围也不断扩展。

费米举起手，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反应堆到了临界状态。”接着，他笑了——却什么都没做。

格雷格想尖叫，该死的，赶紧关掉吧！可费米仍然在不紧不慢地看着描笔式记录器。费米的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链式反应发生了，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他让反应发生了一分钟，接着又是一分钟。

麦克休喃喃地说：“我的上帝啊！”

格雷格不想死。他的理想是当上参议员。他想和玛格丽特·科德里一直腻在一起。他想看到乔治上大学。我的人生还没过完一半呢，可不能现在就死，他想着。

最后，费米命令把控制杆推回反应堆内。

计数器的滴答声慢下来，最后完全停止了。

格雷格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麦克休欢呼雀跃。“我们证明了这个理论，”他说，“链式反应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它是可控的。”格雷格说。

“是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点更为重要。”

格雷格笑了。从哈佛的经验看，科学家都是如此：对于科学家来说，理论和现实无异，世界在他们眼里无外乎是个不甚精确的模型。

有人从草编篮里拿出一瓶意大利红酒和几个纸杯。科学家们每人都喝了一小口。这是格雷格不愿成为科学家的另一个理由：他们连找乐子都不会。

有人让费米在草编篮上签字。他在篮子上签了字，接着在场所有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技师关掉监视器。人们互相道别，陆续离开。格雷格留到了最后，观察着这些人。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过道里只剩下他、费米和齐拉特三个人了。他看见费米和齐拉特，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正在热烈握手。齐拉特是个圆脸胖子，费米是个瘦小的矮个儿。看到他们，格雷格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劳莱和哈代。

接着，他听见齐拉特说话了。“我的朋友，”他说，“我觉得，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格雷格琢磨不透：齐拉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格雷格希望父母能接受乔治。

这不会很容易。突然被告知有个隐瞒了六年的孙子，他们一定会紧张不安。他们也许会很生气。除此以外，他们还可能会轻视杰姬。但他们没有立场摆出倨傲的态度，格雷格苦笑——他们自己就生了个私生子——而这个私生子就是他，格雷格本人。但任何人遇上这种事都不可能保持理智。

乔治是个黑人，格雷格不确定这件事对父母的影响会有多大。在种族观念上，格雷格的父母还算开明，不像他们那一辈的大多数人，都把黑人称为黑鬼，但如果知道家里有个黑人血统的孩子，他们的想法也许就变了。

格雷格觉得，父亲可能比较难沟通，因此他决定先去找母亲谈一谈。

他趁圣诞节的几天休假去了布法罗母亲的家。玛伽在城里的高档住宅区有套面积很大的公寓。她一个人住，但有一个厨子、两个女仆和一个司机。她有一个装满了珠宝的保险箱和两个停车库大的衣柜。可她没有丈夫。

那天晚上，格雷格和母亲在公寓里一起吃了晚饭。他穿了件无尾礼服取悦母亲。“我喜欢看到你穿得有板有眼的。”母亲常说。他们吃了鱼汤、烤鸡，以及格雷格小时候最爱吃的桃子派。

“妈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女仆倒咖啡的时候，格雷格紧张地对玛伽说。他生怕母亲听了会勃然大怒。他自己不害怕，只是为乔治感到担心。他琢磨着，也许这就是为人父母的感觉——相对于担心自己，更为儿女的成长和发展忧虑。

“什么好消息？”她问。

母亲近些年胖了不少，但四十六岁的她还是很耀眼。即便曾出现过几缕白发，她也让理发师巧妙地遮掩了。这天晚上，她穿着黑裙子，戴着钻石项链。

“非常好的消息，但我觉得也许会让你有点吃惊，请听了之后千万别发火。”

玛伽抬了抬眉毛，但什么话都没说。

格雷格从无尾礼服的衣兜，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乔治骑在一辆红色自行车上，车把上有一根丝带。自行车后面有一对使自行车不致侧翻的稳定轮。男孩看上去非常开心。格雷格跪在他身边，很自豪的样子。

格雷格把照片递给母亲。

玛伽审视着照片。过了一会儿，她说：“这辆自行车是你送给小男孩的圣诞礼物？”

“是的。”

她抬起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格雷格点了点头。“他叫乔治。”

“你结婚了吗？”

“当然没有。”

她扔下照片。“天哪！”她怒气冲冲地说，“别斯科夫家的男人究竟是怎么了？”

格雷格非常失望。“为什么要这么说？”

“又一个私生子！又一个独自把孩子养大的母亲！”

格雷格意识到，母亲把杰姬当成了年轻时的自己。“妈妈，我当时只有十五岁……”

“你为何不能和别人一样呢？”她厉声说，“以耶稣之爱的名义，组建一个正常的家庭，有什么不好吗？”

格雷格低下头：“我没做错。”

他感到非常羞愧。在这之前，格雷格一直把自己视为始终被动的一方，甚至是落入父亲和杰姬圈套的受害者。母亲却没这么看。她说得没错。

他想都没想，就和杰姬上床了；杰姬告诉他，不用担心避孕的问题，他也就没多问；杰姬离开后，他又不敢直面自己的父亲。没错，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既然到了可以和女人上床的年龄，就要承担因此造成的后果。

玛伽还在发脾气。“你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吗？‘爸爸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这儿睡觉？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上黛西家去玩？’还有，上学以后别人叫你小杂种，你打过的架。该死的帆船俱乐部拒绝接纳你为会员时，你是多么生气啊！”

“我当然记得那些事。”

玛伽狠狠地往桌上砸了一拳，水晶玻璃杯晃了晃。“那你怎么能让另一个小男孩再遭受这样的折磨呢？”

“两个月前，我才知道他的存在。爸爸赶走了这孩子的母亲，最近我才和他们重逢。”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杰姬·杰克斯，是个女演员。”说着，格雷格拿出了另一张照片。

玛伽叹了口气。“很漂亮的黑人姑娘。”她平静了一些。

“她本来想当个女演员的，但我想，乔治的降生使她放弃了这个梦想。”

玛伽点了点头：“孩子比其他生活上的打击，更能让女人放弃自己的事业。”

在母亲眼里，女演员必须和对她的事业有帮助的男人上床，才能真正获得提升，格雷格想。她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思考了一会儿，他释然了，在遇到父亲时，母亲只是一个夜总会里的驻唱歌手……

他不愿意走这条路。

玛伽问：“圣诞节，你送了她什么礼物吗？”

“一份医疗保险。”

“很聪明，比毛毛熊好多了。”

格雷格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父亲来了。格雷格赶在父亲进门之前匆忙问母亲：“妈妈，你愿意和杰姬见一面吗？你愿意接受乔治当你的孙子吗？”

玛伽用手捂住嘴：“老天，我竟然当奶奶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震惊还是高兴。

格雷格凑近母亲，对她说：“我想让爸爸认这个孩子，请您帮帮我！”

玛伽还没来得及回答，列夫就走了进来。

玛伽对列夫说：“亲爱的，今天过得还好吗？”

他坐到桌前，看起来很暴躁。“所有鸡毛蒜皮都要向我汇报，能过得不好吗？”

“可怜的，你吃饱了吗？我可以马上为你做份煎蛋卷。”

“随便吃点就行了。”

乔治和杰姬的照片就放在桌子上，但列夫没有注意到。

女仆过来说：“别斯科夫先生，你想要杯咖啡吗？”

“不用，谢谢。”

玛伽说：“拿瓶伏特加来，等一会儿说不定别斯科夫先生要喝酒。”

“好的，夫人。”

格雷格注意到母亲对父亲的一喜一怒非常关切。这也许就是列夫在这儿，而不是在奥尔加那儿过夜的原因。

女仆回来时端着一个银质托盘，里面搁着一瓶伏特加和三个小酒杯。列夫依然喜欢用苏联人的方式喝温热的烈酒。

格雷格说：“爸爸，杰姬·杰克斯——”

“怎么又提她了？”列夫生气地问。

“是的，因为她的一些事情，你还不知道。”

列夫竖起耳朵。别人知道的事情他都想知道。“怎么了？”

“她有个孩子。”说着，格雷格把照片推到桌子那头。

“是你的吗？”

“孩子今年六岁，你认为呢？”

“她瞒得倒是很好。”

“她非常怕你。”

“她以为我会做什么，把那孩子煮了吃吗？”

“爸爸，我不知道——你很容易就能把人吓个半死。”

列夫严厉地看了他一眼：“你学得也不赖！”

列夫指的显然是格雷格用剃刀吓唬格拉迪丝那件事。也许我的确擅长恐吓人，格雷格想。

列夫问：“为什么让我看这些照片？”

“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自己有个孙子。”

“一个只想抓住有钱人的小演员生的孙子吗？”

玛伽说：“亲爱的！别忘了，我也只是个一心想嫁给有钱人的驻唱歌手。”

列夫非常生气，他瞪着玛伽。过了一会儿，他的表情柔和下来：“你说得对，我没有资格去评判杰姬·杰克斯。”

格雷格和玛伽看着列夫，对他突如其来的谦逊感到不解。

列夫说：“我也一样。在娶了老板的女儿奥尔加·维亚洛夫之前，我也不过是个来自彼得堡贫民窟的小人物。”

格雷格看了一眼母亲，发现母亲不易察觉地耸了耸肩，似乎在说：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列夫又看了一眼照片。“除了肤色，这孩子和我哥哥格雷戈里几乎一模一样。真是太奇怪了。我还以为这些皮肤黑黑的家伙都长得差不多呢！”

格雷格激动地问：“爸爸，你愿意见他吗？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见你的孙儿吗？”

“当然可以。”列夫拔掉瓶塞，往三个杯子里倒了伏特加，然后分别把杯子递给玛伽和格雷格，“顺便问一声，那男孩叫什么名字？”

“乔治。”

列夫举起酒杯：“为乔治干杯。”

三个人共同举杯，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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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五章

在一条狭窄的上坡山路上，行进着一队绝望的逃亡者，走在队尾那人正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他气息平稳，对这样的山路习以为常。他已经翻越过好几次比利牛斯山了。他在自己的登山帆布鞋上绕了好几圈绳子，以防在山路上打滑。还在蓝色工作服外面套了件厚实的大衣。虽然现在阳光很好，但等他们到了高海拔，太阳也落山了，气温会降到冰点之下。

队伍中有两匹强健的马、三个本地人，以及八个疲惫而满身泥污的逃亡者，人和牲畜都带着很多行李。逃亡者中有三个美国飞行员，他们驾驶的B-24“解放者”轰炸机在比利时坠机，这三人幸免于难。队伍里，还有两个从斯特拉斯堡战俘集中营里逃出来的英国军官。剩下的三人，一个是捷克共产党员，一个是带着小提琴的犹太女人，还有一个神秘的英国人，叫沃特米尔。在劳埃德看来，这家伙很可能是个间谍。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历尽艰辛。这是旅途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险的一段。一旦被德国人抓到，他们就会遭受严酷折磨，还要交代沿途帮助过他们的每一个人。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特蕾莎。对于不习惯爬山的人来说，这一路非常艰苦。他们必须一路小跑，躲避敌人。劳埃德发现，有特蕾莎这个娇小的漂亮姑娘走在前面，大家都走得飞快，生怕跟不上她。

山路逐渐平缓、宽阔了，他们走进了一片空地。突然，有人用德国口音的法语对他们大喊：“都站住！”

队伍随即不动了。

两个德国兵从岩石后面冒出头来。他们各拿着一杆毛瑟手动栓式步枪，这种枪可以装五发子弹。

劳埃德的手伸向大衣口袋，里面装着一把鲁格九毫米手枪。

逃出欧洲大陆变得越来越难，劳埃德的工作也愈加危险起来。去年年末，德国占领了整个法国南部，他们根本没把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放在眼里。德军在西班牙边境设立了纵深十英里的禁区，此刻，劳埃德一行人就在这个区域内。

特蕾莎用法语对德国兵说：“先生们，早上好，一切都顺利吗？”劳埃德很了解特蕾莎，听出了她声音里的恐惧。劳埃德暗暗祈祷，德国兵千万别注意到特蕾莎的这种异常。

法国警察中有不少法西斯分子，也有一些共产党人。无论是何身份，他们都很懒散，没人愿意在天寒地冻的野外追捕逃犯。但德国人不一样。进入边境城市后，德军就开始派兵在劳埃德和特蕾莎经过的山路和小道上巡逻。好在这些巡逻兵不是德军的精锐部队，精锐正在苏联打仗——他们刚经历了艰苦漫长的战斗，成功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大多数派驻在法国的德军是老人、小孩、以及还有一定战斗力的伤员。但这反而使他们急于证明自己。和法国警察不同，他们很少睁只眼、闭只眼。

两个德国兵中，比较年长的那位身材瘦削、头发灰白，他问特蕾莎：“你们要去哪儿？”

“去拉蒙特村，我们给你和你的战友们带来了日用品。”

德军的这支连队驻扎在偏远山区，离民居非常远。驻扎之后，他们才意识到食物补给是多么不易。能想到以合理的利润出售食物给德国兵，特蕾莎真是聪明极了——等于争取到了一张通过禁区的通行证。

瘦削的德国兵狐疑地看着他们身上的背包。“这些东西都是带给我们的吗？”

“是的，”特蕾莎说，“山上也没有其他人会来买吧。”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这是爱森斯坦中士签发的手令。”

士兵认真地看了看，然后把手令还给特蕾莎。接着他把目光投向胖胖的美国飞行员，空军中校威尔·多纳利。“他也是法国人吗？”

劳埃德的手按在了口袋里的枪上。

逃亡者的外貌是个麻烦。不管是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往往又矮又黑，几乎所有人都很瘦。劳埃德、特蕾莎和当地人很像，捷克人和拿小提琴的犹太女人也没大问题。但英国人和美国人就蒙混不过去了。英国人的肤色很白，美国人都人高马大的。

特蕾莎说：“纪尧姆出生在诺曼底，他从小就吃黄油，所以才会长成这样。”

那个年轻的德国兵是一个戴眼镜的苍白少年，他对特蕾莎笑了笑，似乎觉得她比较容易打交道。“你们带红酒了吗？”他问特蕾莎。

“当然带了。”

两个德国兵的眼睛都亮了。

特蕾莎问：“现在就来喝点儿吗？”

年纪略长的德国兵说：“站在太阳底下就觉得特别渴。”

劳埃德打开其中一匹马背上的驼蓝，拿出四瓶鲁西永白葡萄酒递给他们。两个德国兵每人拿了两瓶。大家突然都笑着握起手来。年长的德国兵说：“伙计们，继续赶路吧。”

逃亡者们继续朝前走。劳埃德并不想遇上麻烦，可你永远不知道逃亡路上会发生什么。眼下，顺利通过了德国人的岗哨，劳埃德如释重负。

他们又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拉蒙特村。村子很小，只有一些空羊圈和几幢简朴的石头房子。村子坐落在一片山地上，山上的春草刚刚发芽。劳埃德觉得，住在这里的人真是可怜。他们原本就拥有得不多，可德国人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生活必需品，也给夺走了。

一行人走到村子里，开心地把身上的负重卸了下来，却马上被一群德国士兵围住了。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劳埃德心想。

爱森斯坦中士带领着一个十五到二十人的排。排里的士兵都过来帮忙卸东西：面包、香肠、炼乳和罐头食品。士兵们很高兴能得到给养，看到新面孔更是开心。他们开始和送食物来的人聊起了家常。

逃亡者们说得越少越好。稍不留神，他们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份。有些德国人的法语非常好，可以轻松地分辨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口音。即便法语基本过关的特蕾莎和劳埃德，也有可能因为语法用得不对而暴露自己。比如说，外国人很容易把“靠近边境”说成“边境之上”，而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为了不让对方产生怀疑，队伍中的两个法国人主动挑起了聊天的责任。一有德国兵找逃亡者说话，他们就会上前插科打诨。

特蕾莎给中士递了张账单，中士花了一点时间核对金额，然后数了钱给她。

最后，他们终于能带着空背包上路了。离开村子后，他们一下子都放松了。

沿着向下的山路走了半英里，他们分成两拨人各自离开。特蕾莎带着法国人和马匹下山，劳埃德和逃亡者走上了另一条向上的山路。

空地上的两个德国兵也许是喝醉了，没有注意到下山的人比上山的要少。即便被问起来，特蕾莎也会说他们留下来和士兵们打牌了，马上会跟过来的。换班以后，德国兵自然就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劳埃德带着逃亡者们走了两小时，停下来休息了十分钟。劳埃德事先给了他们瓶装水和小包的无花果干，以补充能量。逃亡者对不能携带其他东西很不高兴：根据以往的经验，劳埃德知道，背着珍本书、银器、装饰品和唱片在身上，途中会变得越来越重，因此闯关前就让他们都扔在大雪覆盖的峡谷中了。

这是逃亡路途中最艰难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只会更黑、更冷，山路也会更崎岖。

在雪线之前，他让逃亡者们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用溪水把水壶灌满。

夜幕降临了，他们继续前进。停下睡觉非常危险，睡着了就会被冻死。他们非常累，还可能在石路上打滑或摔跤，但他们还是继续走着。速度减慢不可避免，劳埃德只能尽力不让队伍分散得太开：掉队的人很可能会迷路，很容易掉进陡峭的山谷。到现在为止，劳埃德还没有让任何人掉过队。

大多数逃亡者都是军官，凭着比劳埃德高的军衔，挑战他的权威。劳埃德下令继续走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和劳埃德争吵。正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劳埃德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午夜，当逃亡者的士气下落到最低时，劳埃德大声宣布道：“你们在中立的西班牙了！”逃亡者们有气无力地欢呼起来。事实上劳埃德根本不知道边境的确切位置，只是在逃亡者最需要鼓舞的时候给出这样的宣告。

破晓时，逃亡者们的劲头又来了。尽管他们还有不少路要走，但从现在开始都是向下的山路了，他们冻僵的四肢也都开始活络了。

日出时，他们路过一个小镇，镇子里有个破旧的教堂，坐落在山顶。又走了一会儿，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巨大的谷仓。里面停着一辆盖着帆布的平板货车。这辆车足够宽敞，所有逃亡者都顺利坐了进来，驾车的是劳埃德的同事——有西班牙血统的英国大叔，席尔瓦上尉。

出乎劳埃德意料的是，主管泰-格温情报课程，反对、或者说是妒忌劳埃德和黛西友情的劳瑟少校竟然也在车里。

劳埃德听说劳瑟被调到了英国在马德里的大使馆，猜测他也许在英国的秘密谍报机构M16工作，但没想到会在离马德里这么远的地方看见他。

劳瑟穿着一身昂贵的白色法兰绒西服，但看上去皱巴巴的。他像个主人般站在车旁。“威廉姆斯，从这里开始交给我吧，”他看了一眼其他逃亡者，“谁是沃特米尔？”

沃特米尔也许是个代号，也可能是个真名。

神秘的英国人上前一步，和劳瑟握了握手。

“我是劳瑟少校，我会把你直接送到马德里。”接着，他转身对劳埃德说，“恐怕你得带着剩下的这些人步行到最近的火车站了。”

“稍等，”劳埃德说，“这辆车是我们部门的，”劳埃德用M19部门提供的帮助战俘逃跑的资金，买了这辆卡车，“司机得听我的。”

“说这些没用，”劳瑟尖刻地说，“把沃特米尔送到马德里是现在的第一要务。”

英国的秘密情报机关总觉得自己有优先权。“我不答应，”劳埃德说，“我们应该按计划从这里开到巴塞罗那。到了那儿以后，你再乘火车送沃特米尔到马德里。”

“小子，我没问你的意见。照我说的办。”

沃特米尔比较理智，他插话道：“我很乐意和这些小伙子一起乘卡车。”

“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劳瑟对他说。

劳埃德说：“这些人刚刚翻过比利牛斯山，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他们最好在继续赶路前休息一会儿。”

劳埃德摇了摇头。“太危险了。山上小镇的镇长同情抵抗力量，因此我们才在这儿逗留。但山谷那边的政治气氛就完全不同了，那里都是盖世太保——大多数西班牙警察都站在他们那一边，而不是我们。这些人很可能因为偷渡，而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你应该很清楚，即便什么罪都没有，逃出佛朗哥的监狱也非常难。”

“我不想在这里跟你废话，我的军衔比你高。”

“不对！”

“什么？”

“我也是个少校，别再叫我‘小子’，不然我就狠狠地揍你的鼻子。”

“我的任务非常紧急！”

“那你为什么不带自己的车辆呢？”

“因为这辆车完全可以用！”

“没我的允许，你就不能用。”

大个子美国人威尔·多纳利向前一步。“我站在威廉姆斯少校这一边，”他拖长了声音说，“他刚刚救了我的命。而你，劳瑟少校，屁事都没有做。”

“少插嘴，这件事和你无关。”劳瑟说。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多纳利说，“卡车由威廉姆斯少校管理，劳瑟少校想用这辆车，就必须征得威廉姆斯少校的同意，否则就不行。结论就这么简单。”

劳瑟说：“走开，这里没你的事。”

“我是个中校，职权比你们两个人都大。”

“可你在这里并没有管辖权。”

“你也没有，”说完，多纳利转身看了看劳埃德，“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按我说的做！”劳瑟气急败坏了。

多纳利转身盯着劳瑟：“劳瑟少校，”他说，“闭上你的臭嘴，这是一道军令。”

劳埃德说：“好吧，所有人都上车去。”

劳瑟恼怒地瞪着劳埃德：“你这个威尔士小杂种，我早晚要你好看。”

水仙花谢的季节，黛西和博伊去找了他们的私人医师。

这个主意是黛西提出来的。她受够了博伊对她生不出孩子的指责。博伊一直拿她和安迪的妻子梅尔相比，安迪和梅尔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他语带攻击地说。

“我小产过一次。”想起那次小产的经历，她不禁眉头一皱。接着，她又想起了那段时间劳埃德对她的照顾，另一种心痛袭来。

博伊说：“在那之后，可能发生过导致你不孕的事情。”

“也可能是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孕的根源也可能在于你。”

“别傻了。”

“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她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应该用父亲列夫的手腕来处理这件事，“如果你去做个检查的话，那我也和你一起去。”

博伊吃了一惊。他踌躇了一会儿，说：“好吧，你先去。如果问题不在你身上，我随后就去。”

“不，你先去。”黛西说。

“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你会遵守诺言。”

“好吧，我们一起去。”

黛西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为生不出孩子一筹莫展。她不爱博伊，早就不爱了。她爱的是劳埃德·威廉姆斯，他正在西班牙执行一项不愿对黛西细谈的战争任务。但她嫁的是博伊。博伊和好几个女人有染，背叛了她。不过她也和劳埃德好上了，也有通奸的罪过。黛西不能在道德上指摘博伊，只能维持着目前的状态，得过且过。她觉得如果能履行妻子义务的话，至少还能让她守住最后一点自尊。

医生诊所在离他们所住的中产阶级街区不远的哈利街。诊断令人不快。医生是个男人，他对黛西迟到了十分钟牢骚满腹。他问了黛西的健康状况，经期是否正常，与丈夫的“性关系”保持得如何，一边听一边用圆珠笔把黛西的回答记录下来，对黛西却一眼都没看。记录完以后，他把几样冷冰冰的仪器放在黛西的阴道口。“不必担心，这种检查我每天都在做。”说完却露齿一笑，但这让黛西愈加担心起来。

走出诊疗室时，她暗自希望博伊反悔，拒绝检查。他却没遂她的愿，尽管表情难看，还是进去了。

等待的过程中，黛西又看了遍同父异母的弟弟格雷格写给她的信。他有了个孩子，是十五岁时和某个黑人女孩交往后生下的。黛西万万没想到，格雷格这个花花公子，竟然会因为有了儿子而欢欣鼓舞，急切地想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目前他以叔叔的身份陪在孩子身边。更让人吃惊的是，列夫去见了这个孩子，还说他很聪明。

格雷格从没想过要有孩子，却一夜之间有了个孩子。博伊盼望着能有孩子，却连孩子的影子都没见着。这可真是讽刺啊！

一小时后，博伊走出诊疗室。医生答应一周后告诉他们结果。中午时分，他们离开了诊所。

“我想喝一杯再回去。”博伊说。

“我也一样。”黛西说。

他们看着街道两边的联排房屋。“这里很荒僻，连个酒吧都找不着。”

“我不想去酒吧，”黛西说，“我想喝杯马提尼，酒吧可调不好马提尼。”她曾经在切尔西区的王首酒吧点过一杯马提尼，结果他们却上了难喝的热苦艾酒。“去克拉里奇酒店吧，走五分钟就到了。”

“这主意太妙了。”

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里都是她们认识的人。战时菜单上允许列出的餐点很有限，但克拉里奇酒店找到了一个漏洞：政府的规定对赠送的食物不起作用，因此他们对餐点进行免费赠送，只对酒水征收高价。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供应许多道菜了。

黛西和博伊坐在装饰华丽的酒吧里，品尝着美味的鸡尾酒。黛西的感觉稍微好了一些。

“医生问我是否有腮腺炎。”博伊说。

“你不是得过腮腺炎吗？”腮腺炎多半是儿童会得的病，但博伊却是在成年以后患上的。他随部队在东安格利亚驻扎过一阵，住在教区牧师家里。牧师的三个儿子把腮腺炎传染给了他，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他向你解释过，为什么要这样问了吗？”

“你很清楚医生是什么样的。他们什么事都不肯告诉你。”

黛西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乐和幸运了。过去，她从没想过自己的婚姻竟然会是这样的。她总是像中的斯嘉丽那样，“等明天再去想吧”。现在，黛西再也没有过如此逍遥的日子了。也许她已经长大了吧。

博伊又叫了杯酒。这时，黛西看见了劳瑟少校，他穿着皱巴巴的军服走到酒吧门口。

黛西不喜欢这个人。自从猜到黛西和劳埃德之间的关系以后，他就一直试图和黛西套近乎，表现出与她保守着同一个秘密的亲近。

他不请自来地坐在他们的桌子边，把烟灰往卡其布裤子上弹了弹，问侍者要了杯鸡尾酒。

看他的表情，黛西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劳瑟的眼神里透露着恶意，他过来的目的，显然不是享用鸡尾酒。

博伊说：“劳瑟，我有一年多没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马德里，”劳瑟说，“不能向你透露过多。你懂的，那些事都是秘密。你怎么样？”

“我大多数时间在训练飞行员，最近也执行过几项飞行任务。现在，我们快要去轰炸德国了。”

“真是太好了，该让德国人也尝尝挨炸的滋味。”

“你可以这么说，但飞行员里议论可大呢！”

“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军事目标这类说法都是胡扯。轰炸德国的工厂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德国很快会把它们重新修好。因此我们把目标放在了工人阶级的密集住宅区，他们总不能这么快地替换批工人吧。”

劳瑟很震惊：“你是说，我们的政策是杀戮平民。”

“正是如此。”

“政府不是曾经保证过……”

“政府说了谎，”博伊说，“但轰炸机的机组成员知道这件事。大多数人觉得有命令执行就好，但一些人感觉很不好。他们觉得如果是正确的事情，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做。但如果是错的，就应该马上停止。”

劳瑟看上去有点不安。“我们也许不应该在酒吧里谈论这个。”他说。

“是啊。”博伊说。

第二杯鸡尾酒来了。劳瑟侧头看了看黛西：“年轻的女士，你怎么样？”他问，“你一定肩负了后方的一部分后勤工作。有句谚语说得好，‘魔鬼会给游手好闲的人找麻烦’。”

黛西不带任何情绪地说：“空袭结束以后，救护队不需要女性救护车司机了，我现在和美国红十字会一起工作。我们在帕尔摩街有间办公室，尽一切所能帮助在这服役的美国兵。”

“男人们总想有女性陪护，不是吗？”

“大多数人只是想家了，他们想听美国口音。”

劳瑟眨了眨眼。“你在抚慰他们这方面，应该很有一套。”

“我只是在尽我所能。”

“我想你在这方面一定做得很好。”

博伊问：“劳瑟，你是不是喝醉了？你应该很清楚，这样说非常不合体统。”

劳瑟的表情变得很狰狞：“博伊，算了吧，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难道瞎了吗？”

黛西说：“博伊，拜托，送我回家。”

博伊没理她，而是问劳瑟：“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问问她劳埃德·威廉姆斯的事。”

黛西说：“你不送我的话，我要一个人回家了。”

“黛西，你认识这个劳埃德·威廉姆斯吗？”

他是你哥哥，黛西想。她有一种冲动，当场揭穿这个秘密，击垮博伊。但她调整了情绪。“你认识他，”她说，“他和你一起在剑桥读书。多年以前，他带我们去过东区的一个音乐厅。”

“是他啊。”博伊想起来了，他困惑地问劳瑟，“你指的是他吗？”博伊很难把劳埃德这种来自东区的人视为对手，他轻蔑地补充了一句，“怎么可能？他可是个连西装都买不起的家伙！”

劳瑟说：“三年前，劳埃德参加了我在泰-格温的情报课程，当时黛西也住在那儿。我似乎还记得，你当时正冒着生命危险驾驶飓风轰炸机在法国上空和德国人激战。她却在和那个威尔士小子调情——就在你家的房子里！”

博伊的脸涨得通红：“劳瑟，如果你敢编瞎话，我非踹死你不可。”

“问你的妻子去！”劳瑟奸笑着说。

博伊转身看着黛西。

她没在格温公寓和劳埃德睡过。空袭期间，她和劳埃德在劳埃德妈妈家劳埃德自己的床上睡过觉。但他无法在劳瑟面前向博伊解释，再说这也不过是个细节。通奸的指控没错，她不准备加以否认。既然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她所想的只是保持一些尊严。

她说：“博伊，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可以告诉你——但不能在这个一直向我抛媚眼的浑蛋面前。”

博伊吃惊地提高了声调：“这么说，你不准备否认？”

邻桌的客人面露尴尬地看过来，然后马上转过脸去，假装注意力还在自己的酒杯上。

黛西也提高了声调：“我拒绝在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里，被你们两个人盘问。”

“你承认了，是吧？”博伊大声嚷嚷。

酒吧里安静下来。

黛西站起身。“在这里，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任何事。回家以后，我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文明人在家才会讨论这种事情。”

“上帝啊，你竟然背着我，和他上床了！”博伊咆哮道。

侍者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站着看这场好戏。酒吧的顾客就更不用提了，纷纷把目光转向这里。

黛西向门口走去。

博伊大声骂着：“你这个娼妇！”

黛西不想带着这个名声离开。她转过身。“你最了解妓女了，不是吗？我有幸见过你玩的两个妓女，你难道忘了吗？”她环顾了一下酒吧里的人，“没记错的话，一个叫乔妮，另一个叫皮尔，”她轻蔑地说，“有几个妻子受得了这个？”在博伊开口之前，黛西走出了酒吧。

黛西踏上一辆待客的出租车。出租车开离之后，她看见博伊从酒店里出来，上了后面的一辆出租车。

她把地址告诉司机。

从某种程度来说，说出事实使她松了口气。但她也非常伤心。黛西心里清楚，和博伊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菲茨赫伯特家离克拉里奇酒店只有四分之一英里。黛西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下，博伊的那辆出租车也停了下来。

博伊跟在黛西身后走进门廊。

黛西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和博伊住在一起，一切都结束了。她不会再和他同处一室，更别提同床共枕了。“请给我个手提箱。”她对管家说。

“夫人，我这就去。”

她看了看菲茨赫伯特家的这幢房子。这是幢建于十八世纪的别墅式家宅，配备有当时很少见的旋转楼梯，但黛西对离开这里并不感到难过。

博伊问：“你准备去哪儿？”

“去酒店，但不会是克拉里奇酒店。”

“去见你的情人吗？”

“不，他出国执行任务去了。但我确实爱他。博伊，我感到很抱歉。你没权评判我——你做的事情比我还糟——但在这件事上，我的确需要自省。”

“别废话，”博伊说，“我要和你离婚。”

黛西意识到，这正是长久以来自己一直在等的一句话。它代表着这段婚姻的正式终结。她的新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

她叹了口气：“感谢上帝。”

黛西在皮卡迪利区租了套公寓。公寓里有带淋浴头的美式浴室。还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是专门给客人用的——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这种过度的奢侈，简直荒唐。

幸好，钱对黛西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外祖父维亚洛夫留给她很大一笔钱，美元，她从二十一岁起就能自由支配。

新家具很难买到，因此她淘了些价格便宜的旧家具。她在墙上挂了幅亮眼的油画。她雇了两个女佣，年纪大的帮她洗衣服，年轻的那个专门负责打扫。一个家没有管家和厨子，特别是没有娇生惯养的丈夫，反而更便于打理。

梅菲尔街菲茨赫伯特家的仆人把她的衣服打好包，放在一辆家具搬运车里送过来了。黛西和洗衣妇用一下午时间打开包裹，把所有衣物理得整整齐齐。

虽然受了辱，但她也解放了。总的来说，她觉得这种情况也不错。离婚的伤痕需要抚慰，但摆脱博伊终究是件好事。

一周以后，她突然想起检查的结果还没去看呢。医生自然会把检查结果告诉作为丈夫的博伊。她不想去问博伊，再说这件事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她把去拿检查结果的事忘在了脑后。

她喜欢装饰新家的感觉。头几周，她一直在忙这件事。装饰好后，她决定探访一下一直以来忽略的那些朋友。

她在伦敦有很多朋友。毕竟，她来这儿已经七年了。最近四年来，博伊不在家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多，她一直独自参加各种派对和舞会，因此有没有丈夫，对她来说，并没有实际性的不同。当然，菲茨赫伯特家的派对是不会再邀请她了，但伦敦上流社会远不止他们一家。

她买了几箱威士忌、琴酒和香槟，这些酒大多数是从黑市上买到的，少数是从合法渠道买来的。她给朋友们发了请帖，想要办个特别热闹的派对。

回复来得出人意料地迅速，所有人都拒绝了她的邀请。

她含着泪打电话给伊娃·穆雷，“为什么没人想参加我的派对啊？”她在电话里哭着问。

十分钟后，伊娃就赶过来了。

伊娃带着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奶妈——贾米六岁，安娜四岁，最小的卡伦只有两岁。

黛西带伊娃参观了她布置的公寓，然后叫女仆上了茶。贾米把沙发当做坦克，带着妹妹们玩开了。

伊娃用夹杂着美国、德国和苏格兰口音的英语说：“亲爱的黛西，这里可不是罗马啊！”

“我知道。你觉得待在这里快乐吗？”

伊娃正怀着第四个孩子，肚子已经很大了。“能让我把脚抬起来吗？”

“当然可以。”黛西递给她一个坐垫。

“伦敦上流社会是很讲等级的，”伊娃说，“别以为我很赞成这种风气。我也经常被他们排除在受邀名单之外。可怜的吉米有时也会因为娶了个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妻子而遭到排斥。”

“太可怕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有时我真恨这些英国佬。”

“你忘了美国人是什么样的吗？别告诉我，你忘了自己把布法罗的那些女孩都称为势利鬼的事情。”

黛西笑了：“那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离开了丈夫，”伊娃说，“在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当众指摘他，这太惊世骇俗了。”

“我才喝了一杯马提尼，真不划算！”

伊娃露齿一笑：“真希望当时我也在场。”

“如果不去克拉里奇酒店的酒吧就好了。”

“告诉你，过去三周，伦敦上流社会的所有人背地里都在议论这件事。”

“我想，我应该能预见到这一点。”

“现在，任何受邀出席你聚会的人都会被认为是通奸和离婚的同道者。我上这来和你一起喝茶都不敢让我婆婆知道。”

“这不公平——是博伊先出轨的。”

“难道你以为女人会和男人一样被公平对待吗？”

黛西想起，相对于自己的被轻视，伊娃还有很多挂心的事情。伊娃的家人还在纳粹德国。菲茨通过英国在瑞士的大使馆询问过他们的处境，得知伊娃的医生父亲已经进了集中营，她那位制作小提琴的弟弟被打断了手指。“想到你所受的苦难，我真为自己的抱怨而羞耻。”黛西说。

“千万别，取消派对就行了。”

黛西取消了派对。

但这样日子就难熬了。白天，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到了晚上，她就无处可去，无事可干了。她每周看两次电影，翻了几页，但觉得这书太乏味了。周日，她去了教堂。皮卡迪利区公寓对面的圣詹姆斯大教堂在空袭中严重受损，因此她去了圣马丁教堂。博伊没去做礼拜，但菲茨和碧都在。礼拜时，黛西一直看着菲茨的后脑勺，对自己竟然和这个男人的两个儿子陷入爱河感到不可思议。博伊和他母亲长得很像，却和他父亲一样自私。劳埃德兼具了父亲的英俊外表和艾瑟尔的包容之心。黛西很不解，为什么我现在才看明白这一点呢？

教堂里的人她基本都认识，礼拜结束以后却没人和她说话。在战争中的异国，她感到非常孤独。

一天，她搭出租车去了阿尔德盖特区，敲响了莱克维兹家的门。艾瑟尔一开门，黛西就对她说：“我来向你儿子求婚了。”艾瑟尔笑着拥抱了她。

她从美国空军的一个领航员那里买了听牛肉罐头当礼物。对实行配给制的英国家庭来说，牛肉罐头是种奢侈的礼物。黛西和艾瑟尔、伯尼一起坐在厨房，听着收音机里的舞曲。他们唱着弗拉纳根和艾伦演唱的，“弗拉纳根就出生在我们东区，”伯尼自豪地说，“本名是查姆·鲁本·温特洛普。”

莱克维兹一家对最近炙手可热的政府文件《贝弗里奇报告》非常兴奋。“由保守党总理策划，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撰写，”伯尼说，“内容却体现了工党的诉求！当对手使用我们的理念时，从政治上来讲我们就赢了。”

艾瑟尔说：“工作的人每周都得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这样他们在生病、失业、退休和丧偶的时候就有钱用了。”

“建议很简单，却能改变整个英国，”伯尼动情地说，“这样一来，从生到死，国民就都有保障了。”

黛西问：“政府接受了吗？”

“还没，”艾瑟尔说，“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丘吉尔施压，但丘吉尔不肯签字。财政部觉得花钱太多了。”

伯尼说：“必须赢得选举才能推行这项举措。”

艾瑟尔和伯尼的女儿米莉插话说：“我一会儿就走，亚伯正独自在家看孩子。”米莉最近失了业——即便有钱，英国女人最近也不怎么买高档时装了——好在亚伯的皮具生意很红火，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伦尼和帕米。

黛西、艾瑟尔、伯尼和米莉喝着可可，谈到了他们共同想念的人。劳埃德没有什么消息。每隔六到八个月，艾瑟尔就会收到一封劳埃德用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信纸写的信，信上说他很好，正在为打击法西斯主义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另外，他升职当了少校。害怕被博伊发现，劳埃德一直没给黛西写过信，但现在他可以写了。黛西把新公寓的地址给了艾瑟尔，记下了劳埃德在英国部队的邮箱号码。

他们很想知道劳埃德何时能放假回家。

黛西对艾瑟尔和伯尼讲了同父异母弟弟格雷格和他私生子的事情。她知道莱克维兹家的人非常开明，听了这种消息一定会很高兴。

黛西还说了伊娃在柏林的家人。伯尼是犹太人，听到鲁迪被打断了手指，他不禁流泪了。“一有机会，他们就应该和法西斯分子面对面斗争，”他说，“我们在英国就是这样干的。”

米莉说：“我的背上还有警察把我们推向商店橱窗时留下的伤疤。之前我一直为这道伤疤感到羞耻——亚伯直到我们结婚六个月以后才见到了这道伤疤，但他却说他为这道伤疤为我骄傲。”

“卡布尔街的场面可不怎么好看，”伯尼说，“但我们制止了他们的无理取闹。”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眼镜。

艾瑟尔抱住了丈夫的肩膀。“那天，我让大家都留在家里，”她说，“我错了，你是对的。”

伯尼惨然地笑了笑。“大多数时候都是你对。”

“但卡布尔街的冲突是有用的，冲突后政府颁布的《公共秩序法》结束了英国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艾瑟尔说，“议会禁止民众穿着有政治意义的服装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条法令结束了法西斯政党的胡作非为。无法穿着黑衫在公众面前上蹿下跳，他们就什么都不是。有一说一，这的确是保守党的功劳。”

莱克维兹夫妇是政坛上的活跃分子，他们已经在谋划着战后由工党推动的改革了。工党领袖、功绩卓著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丘吉尔的副手，工会主席厄尼·贝文是劳工部长。他们的愿景使黛西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米莉走了以后，伯尼也很快睡觉去了。厨房里只剩下艾瑟尔和黛西以后，艾瑟尔问黛西，“你真的愿意嫁给我们家劳埃德吗？”

“当然愿意。你觉得我们结婚合不合适？”

“肯定合适。你有什么顾虑吗？”

“我们的家庭背景不同。你们为民生而工作，都是些非常好的人。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爸一心只想着赚钱。”

“我们家的米莉也这样，她像伯尼的哥哥，满脑子都是钱。”

“她的背上还有卡布尔街留下的伤疤呢！”

“这倒也是。”

“劳埃德像你。他把政治作为一种兴趣，而不是负担——政治是他生命的重心。而我爸爸却是个自私的百万富翁。”

“我认为爱情有两种，”艾瑟尔若有所思地说，“一种是适合结婚的。夫妇俩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养育儿女，互帮互助，互相安慰。”黛西意识到，艾瑟尔在说自己和伯尼的婚姻，“另一种是疯狂的，充满了激情、欲望、性和惊喜，但那个对象可能完全不适合你，甚至是你不喜欢也无法尊敬的人。”这是在说她和菲茨的那段恋情。黛西屏住呼吸——她知道，艾瑟尔正在告诉她自己生命中的事实真相。“我很幸运，拥有过这两种爱情，”艾瑟尔说，“我给你个建议。如果有机会尝试疯狂的爱，伸出双手抓住它，然后，让它见鬼去吧。”

“哇哦。”黛西惊叹一声。

几分钟以后，黛西离开了莱克维兹家。她觉得艾瑟尔看穿了她，并为此感到荣幸。回到空空荡荡的公寓以后，她的精神劲又没了。她调了杯鸡尾酒，却又把酒倒了。她在炉子上烧上水，但很快把水壶拿下来了。收音机里的广播很快也没了声。她躺在冰冷的被子里，心想，如果劳埃德在这儿该多好啊！

她把劳埃德家和自己家相比。两家都曾经有过麻烦，但艾瑟尔却在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家庭，黛西的母亲却一直没做到这点——当然，列夫对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要更大一些。艾瑟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劳埃德继承了她身上的许多优良品质。

劳埃德在哪儿？现在又在做什么呢？无论在哪儿干什么事，他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当黛西摆脱枷锁终于可以嫁给他的时候，他不会在战场上死去吧？如果劳埃德死了，她又会怎么样呢？黛西觉得，劳埃德死了的话，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没有丈夫，没有情人，没有朋友，甚至连国家也不是她的。午夜过后，她哭着睡着了。

第二天，她起得很晚。中午，她裹着黑色丝绸睡袍，坐在自家饭厅里喝咖啡。没多久，十五岁的女仆就向她报告：“夫人，威廉姆斯少校来了。”

“什么？”黛西尖叫一声，“不会吧！”

劳埃德挎着旅行袋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很疲惫，胡子也有好几天没刮了。劳埃德身上的制服也很皱，显然，他平时是穿着制服睡觉的。

黛西伸出双臂，动情地拥抱着劳埃德，亲吻着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劳埃德回吻着她，脸上禁不住露出笑容。“我身上很臭，”他在接吻间隙对她说，“我已经一星期没换过衣服了。”

“你闻起来像一座奶酪工厂，”她说，“我喜欢这种味道。”她把劳埃德拉进卧室，开始帮他脱衣服。

“我去冲个澡。”劳埃德说。

“不用，”她把劳埃德拉上床，“我不想再等了。”事实上，黛西喜欢他身上强烈的气味。这股气味本该不讨人喜欢，此刻却恰恰相反。这是劳埃德，她原以为可能牺牲了的爱人，他回来了，他的气息充满了她的鼻腔和肺部。她应该喜极而泣。

脱裤子前需要先脱靴子，黛西觉得这太麻烦了，因此没脱劳埃德的裤子，而是把上面的扣子解开了。她脱掉外穿的黑色睡袍，把里面的睡裙褪到腰部，整个过程中，始终愉快地注视着劳埃德粗布裤子下挺立的阴茎。接着，她跨坐在劳埃德身上，放松下来，俯下身，和他接吻。“老天，”她惊叹道，“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想你。”

黛西坐在劳埃德身上，她没有多动，而是一遍一遍地亲吻着他。劳埃德用双手捧住她的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告诉我，这是真的，而不是又一个欢快的春梦。”他说。

“当然是真的。”黛西告诉他。

“如果真的是一场梦，我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是啊，我希望我们一直保持这个姿态。”

“好主意，但我快坚持不住了。”劳埃德开始在黛西身子底下挪动。

“那我来吧。”她说。

黛西主导着劳埃德，两人在床上亲热了一番。

过后，他们躺在床上，交谈了很长时间。

劳埃德有两周的假期。“在这儿住下吧，”她说，“白天你可以回家看父母，但晚上我要你在这里。”

“我不想影响你的名声。”

“我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呢？伦敦上流社会早就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了。”

“我听说了。”劳埃德在滑铁卢车站给艾瑟尔打了电话，她把黛西和博伊离婚的事情，以及黛西公寓的地址，都告诉了他。

“我们必须考虑避孕这件事，”他说，“我去弄些避孕套来，不过你可能不太想用。对吗？”

“你不想要我为你生孩子？”黛西问。

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里透露出一丝悲凉，而且劳埃德也听出来了。“别误会，”他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我是个私生子。妈妈在父亲的问题上跟我说了谎，知道真相的时候，我受了极大的刺激。”劳埃德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决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私生子，决不。”

“我们不用对孩子说谎。”

“要告诉孩子我们不是夫妇，你的丈夫另有其人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会在学校里被欺负的。”

黛西没能被劳埃德说服，但显然避孕对劳埃德很重要。“那你说怎么办？”她问。

“我想和你生孩子，但必须在结婚以后。这样对我们都好。”

“我明白，”她说，“那我们……”

“我们只能再等等。”

男人很难猜透女人的心思。“我不是个传统的女孩，”黛西说，“但有些事……”

劳埃德终于知道黛西在说什么了。“哦，你指的是这个啊，稍等片刻。”说着他直直地跪在床上，“黛西，亲爱的……”

黛西忍不住大笑起来。劳埃德穿着军裤，阴茎却还没塞进裤子里，看上去有趣极了。“能保持这个样子，给你拍张照吗？”她问。

劳埃德低下头，看见了自己的狼狈样。“哦，真是对不起。”

“别……别转换话题。保持这个姿势……把你刚刚要说的话，告诉我。”

他露齿一笑：“黛西，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没问题。”黛西说。

他们抱在一起，又躺下了。

很快，黛西对劳埃德身上的味道就不感到新奇了。他们一起走进了浴室。黛西给劳埃德身上涂满了肥皂，洗到私密处时，因为他的尴尬表情而忍俊不禁。黛西给劳埃德抹上洗发剂，又用刷子用力刷着他脏兮兮的脚。

劳埃德洗干净以后，坚持要帮黛西洗澡。刚接触到乳房，他就忍不住进入了她的身体。他们站在淋浴头下，任由水柱冲刷着身体。劳埃德显然已经忘了自己反对未婚先孕这件事，黛西也不介意。

结束后，劳埃德站在镜子前刮胡子。黛西用一条大毛巾裹住自己，坐在马桶盖上看着他。劳埃德问：“你要多久才能办完离婚？”

“我不知道，这事儿得和博伊谈谈。”

“不是今天就好，今天我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你什么时候去看父母？”

“也许明天去。”

“那我明天去找博伊。我想赶紧解决。”

“很好，”劳埃德说，“就这么定了。”

回到曾经和博伊一起住过的房子，黛西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前，这里还属于她。她可以自由出入这幢房子，不需人允许就能进出每个房间。仆人们没有任何疑义地执行她的每道命令。现在，她却完全成了外人。她没脱帽子和手套，像个客人似的，由管家领进了起居室。

博伊没有和她握手，也没有吻她的面颊，一脸义愤填膺的表情。

“我还没请律师，”黛西一边坐下一边说，“我想先和你私下里谈一谈。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不憎恨彼此的前提下解除婚姻关系。毕竟，我们没有孩子要抢，我们两家也都很有钱。”

“你背叛了我！”博伊气势汹汹地说。

黛西叹了口气。像她希望的那样和平分手，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我们都在外面有了人，”她说，“是你先出轨的。”

“我蒙受了耻辱。你让我在全伦敦人面前丢脸。”

“我尽力让你不在克拉里奇酒店出丑——你却一直在羞辱我！你多半已经把那个令人讨厌的劳瑟伯爵摆脱掉了吧。”

“为什么要摆脱他？他帮了我的忙。”

“在俱乐部悄悄告诉你才算帮忙。”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上威廉姆斯那个乡巴佬。我对他做了点小小的调查，他妈妈曾是个女仆。”

“艾瑟尔是我认识的最具吸引力的女人。”

“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你恐怕没想过这一点吧。”

最伤人的讽刺也不过如此吧，黛西琢磨着。“我知道他父亲是谁。”黛西说。

“谁？”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你不知道。”

“这跟我们离婚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

“当然有关系。”

“也许我该找个律师给你发封律师函，”说着她站起身，“博伊，我曾经爱过你，”她悲伤地说，“你很风趣，可惜我配不上你。希望你快乐，找个适合你的女人，给你生一堆孩子。你有了孩子以后，我会为你高兴的。”

“算了吧，我不会有孩子了。”

黛西已经快走到了门口，但博伊的话让她转过身来。“为什么这么说？”

“我从医生那里拿到了检查报告。”

黛西早就忘了做检查的事。分开以后，这事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医生怎么说？”

“你那边没问题——你可以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不能生的是我，成年人的腮腺炎有时会导致不孕，我就是其中一个。”说着，他苦笑一声，“可恨的德国人没能制服我，牧师的三个小崽子却让我绝了后。”

黛西为此感到悲伤：“博伊，我很为你难过。”

“那你就再难过点吧，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黛西的心一凉。“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我离婚？”

“我为什么要劳神和你离婚呢？我不会有孩子，我也不想再结婚了，让安迪的孩子继承家业好了。”

“可我想嫁给劳埃德！”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能有孩子，我却不能有？”

黛西几乎要崩溃了。咫尺之遥的幸福会不会在几乎抓到之前溜走呢？“博伊，你不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认真的，我这辈子从没这么认真过！”

黛西悲切地说：“可劳埃德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他在搞……搞别人的老婆之前，就该想到这一点。”

“那好，”她轻蔑地说，“我要提出和你离婚！”

“以什么理由？”

“当然是通奸了。”

“你没有证据。”黛西正准备说她会找到证据时，他又奸笑着补充了一句，“我会确保让你拿不到证据的。”

如果他谨慎行事的话，黛西的确拿不到。想到这一点，她就慌了神。“可你把我赶出去了啊！”她说。

“我会告诉法官，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来。”

黛西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从没想过，你会这么恨我。”她悲凉地说。

“你不是也一样吗？”博伊说，“不错，让你知道也好。”

这天中午，劳埃德·威廉姆斯在博伊·菲茨赫伯特最清醒的时刻，去了他在梅菲尔路上的家。他告诉管家他是威廉姆斯少校，是菲茨赫伯特家的远亲。劳埃德觉得男人间的对话或许值得一试。博伊总不会把一生中余下的时间都耗在复仇上吧？劳埃德穿着军服，想用战士之间的情谊感化博伊。给博伊留下好感，余下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他被带进博伊读报抽烟的起居室。用了好一会儿，博伊才认出他。“你！”回过神来的博伊狠狠地说，“你他妈的快滚！”

“我是来求你同意和黛西离婚的。”劳埃德说。

“快滚出去。”博伊站起身。

劳埃德说：“看得出你在盘算着打我一顿，但我想告诉你这并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比你矮一点，但我是个次重量级的拳击手，赢过很多场拳赛。”

“我才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呢！”

“很好。那我要问你了，你会考虑离婚吗？”

“完全不会。”

“有件事你不知道，”劳埃德说，“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让你改主意。”

“应该不会，”博伊说，“但既然来了，你就把它说出来吧。”他坐了下来，但没有请劳埃德也坐下。

胜负在此一举，劳埃德琢磨着。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既然你如此好心，那就请你再看一眼我这张照片吧。”劳埃德把照片放在茶几上博伊的烟灰缸旁边。

博伊拿起照片。“这不是你。照片看上去像你，但军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一定是你爸爸的照片。”

“事实上，这是你爷爷的照片。把照片翻过来。”

博伊看了看照片背后的题字。“什么，这是菲茨赫伯特伯爵吗？”他嗤之以鼻地说。

“是的，是你的爷爷上一任菲茨赫伯特伯爵——自然也是我的爷爷。这张照片是黛西在泰-格温找到的。”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你对黛西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你错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父亲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我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停顿了一会儿，等待着博伊的回答。

博伊笑了：“真是荒唐透顶。”

“第一次听说这事时，我的反应和你完全一样。”

“我承认，你的确让我吃了一惊。我原以为你会编个比这荒唐笑话更加好点的故事呢。”

劳埃德原以为揭示真相会让博伊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但这办法没有奏效。劳埃德只能继续进行劝说。“博伊，你听我说——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嘛！在名门望族中很常见。漂亮的女仆，好色的纨绔子弟，干柴烈火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孩子出生了，丑闻必须隐瞒下来。别装得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

“的确很平常，”博伊的自信动摇了，但他还想硬撑，“许多人想和贵族扯上关系，你也一样。”

“我才不想和你们家扯上关系，”劳埃德轻蔑地说，“我从没想过要一步登天。我出生于一个社会党人家庭，外祖父是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创立者。我从来没想过要和托利党贵族扯上关系。父亲是个伯爵，想想都让我尴尬。”

博伊又笑了，只是没刚才那么自信了。“你尴尬什么，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

“我没有。不论家庭出身，我比你更有希望当首相。”劳埃德意识到两人开始打嘴仗了，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不提这个了，”他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你不该把余下的生命都用来报复我——就算看在我们是兄弟的分上。”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博伊把照片放在茶几上，拿起一支烟。

“我起先也不相信。”劳埃德仍然在试图说服博伊——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和黛西的未来就在此一举了，“后来我发现母亲怀孕的确是在泰-格温做女仆的时候，加上她又一直对我父亲的身份语焉不详。另外，在我出生前不久，母亲不知从哪儿得到一笔钱，在伦敦买了套三居室的公寓。根据这些线索，我当面向她提出了我的疑问。她在万般无奈之下承认了这个事实。”

“真是太可笑了。”

“你很清楚这是真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这种事。”

“你知道。作为兄弟，你不能表现得绅士点吗？”

“当然不能。”

劳埃德知道，自己是没有胜算了。他非常沮丧。博伊有能力毁了劳埃德的生活，他决意要使用这种能力。

他拿起照片，放回兜里。“你可以向你父亲求证这件事。你不可能忍着不问，你必须找出真相。”

博伊不屑地哼了一声。

劳埃德向门口走去。“你父亲一定会告诉你的。博伊，再见！”

他走出起居室，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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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Moby Dick）是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于1851年发表的一部海洋题材的小说。起初，因篇幅太长等原因，并未引起大众注意，在出版70年后，即1920年，这部小说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a>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六章

在1943年5月的哈尔科夫会战中，阿尔伯特·贝克上校的左肺中了一颗红军的子弹。他很幸运：战地医生替他做了胸腔引流，勉强救下了他的性命。因为缺血和不可避免的感染，他被火车送回德国，送进了柏林卡拉所在的医院。

贝克是个四十多岁的坚毅战士，他的头发早秃，下巴像维京人的战舰一样高高突起着。第一次和卡拉说话时，头脑昏昏沉沉的贝克很不慎重。“这一仗我们肯定要输了。”他说。

卡拉立即警觉起来。牢骚满腹的军官是潜在的信息源。她轻描淡写地说：“报纸上讲，我们的东部防线正在持续缩短。”

贝克嘲讽地笑了笑：“那就是说，我们正在撤退。”

卡拉尝试着套出更多的话来。“意大利看来也不妙。”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坚定盟友——已经下台了。

“你还记得1939年和1940年的情况吗？”贝克感伤地说，“那时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

贝克的意识形态显然和纳粹不相符，从政治上来说也不一定支持纳粹。他只是一个不再欺骗自己的爱国战士而已。

卡拉引导他继续说下去。“军队不会从子弹到内裤样样都缺吧？”这种稍微有些犯上的对话在这时的德国已经不少见了。

“我们自然样样都缺，”虽然受了伤，贝克的咬字却非常清楚，“德国生产的枪和坦克远远及不上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总和——在我们的武器工厂轮番遭炸的现如今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杀了多少苏联战士，红军似乎总能招来更多的新兵。”

“你觉得这一仗的结果会怎么样？”

“纳粹当然不会承认失败，因此死的人会更多。因为要维护自尊，我们还要死几百万人。疯狂，真是太疯狂了。”说完他便沉沉地睡去了。

只有病人和疯了的人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卡拉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这么想。尽管政府还在徒劳地做着胜利的宣传，但很明显，希特勒正在输掉这场自己一手炮制的战争。

警察没有调查约西姆·科赫之死。报纸上说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克服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卡拉不时会想到自己曾经杀死过一个人，不断想起科赫死在她眼前的那一刻。想到科赫死时的情景，卡拉经常会全身颤抖，不得不坐下来。好在这样的情形在她当班的时候只发生过一次，她用饿过头的解释蒙混过关了——这个理由在战时的德国完全说得过去。母亲的情况还要更糟。很奇怪，茉黛竟然会爱上愚笨懦弱的科赫。但爱情是无法解释的。卡拉也曾觉得沃纳·弗兰克是个强壮勇敢的人，没想到他又自私，又软弱。

贝克出院以前，卡拉和他聊了很多，希望能了解他是哪一种人。身体恢复以后，贝克再也没抱怨过战争。从交谈中得知，贝克是个职业军人，他的妻子死了，已经嫁人的女儿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以前是柏林市的议员：贝克没有说属于哪个政党，因此不会是纳粹党或纳粹的任何一个同盟。他从没说过希特勒的坏话，不过也没说过什么好话。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他也没有任何偏见。在纳粹德国，这种态度等同于违抗上级。

贝克的肺会逐渐痊愈，但他再也不能激烈运动了。贝克告诉卡拉，他会被调到总参谋部。进了总参谋部，就能接触到战争的一切机密。卡拉从贝克身上看见了机会。但说服他反对纳粹不是那么容易，甚至要冒上献出生命的危险——但值得冒这个险。

卡拉知道，贝克不会忘了他们第一次交谈时他说的话。“你很真诚，”卡拉在附近没人时，低声对贝克说，“你说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贝克的眼睛里闪现出恐惧。他不再是病床上那个胡子拉碴思路不清的糊涂蛋了。他洗了澡，刮了胡子，穿着纽扣扣到喉咙口的深蓝色睡衣端坐着。“你不会是要给盖世太保打小报告吧，”贝克说，“在我看来，人不应该对他们生病意识不清时所说的胡话负责。”

“你没有意识不清，”卡拉说，“你很清醒，但我不准备给任何人打小报告。”

“为什么不？”

“因为你是对的。”

贝克吃惊了。“那我要去告发你了。”

“如果你告发我的话，我会说你在呓语中攻击了希特勒。为了不被我告发，你故意编了个故事来陷害我。”

“如果我告发你的话，你也会告发我，”他说，“这样一来，我们两个都会倒霉。”

“但你不会告发我，”她说，“我知道，因为我了解你。我照顾过你，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因为对祖国的爱参了军，但你憎恨战争，也憎恨纳粹。”卡拉基本能确定贝克对纳粹的态度。

“这样说太危险了。”

“我知道。”

“现在的对话应该不是什么闲聊了，是吗？”

“是的。你说因为纳粹维持自尊不肯撤退，还有几百万人要死。”

“我这么说过吗？”

“你可以帮助这几百万人中的一些人。”

“怎么去帮？”

卡拉停顿了一下。她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贝克对接下来这句话的反应了。“我可以把你弄来的军事情报传达给适当的单位。”说完她屏住呼吸。如果看错了贝克的话，她就没命了。

她在贝克眼里读出了惊奇。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做事麻利的年轻护士会是个间谍。但他相信她，卡拉从他眼中能看出这一点。他说：“我想我能理解你。”

卡拉递给他一只医院的绿色空文件夹。

贝克接过文件夹，“用它干什么？”他问。

“你是个士兵，你知道怎么伪装。”

贝克点点头。“你赌上了自己的命。”他说。卡拉在他眼中看到了他的敬佩之情。

“现在，你也和我一样了。”

“是的，”贝克上校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一大早，托马斯·马赫把沃纳·弗兰克带到夏洛滕堡郊区的普芦茨湖监狱。“你应该看看这个，”他说，“然后你就可以告诉多恩将军我们的效率有多么高了。”

他把车停在街上，带着沃纳绕到监狱后门。他们进入一个长二十五英尺、宽十五英尺的房间，等在那里的是一个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和白手套的男人。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香水味，沃纳不禁皱了皱眉。“这是行刑人莱克哈特先生。”马赫说。

沃纳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么说，我们是要观看一次行刑过程了？”

“是的。”

沃纳装出轻松的样子问：“为什么穿这种奇装异服？”

马赫耸了耸肩：“只是传统而已。”

房间里挂了道黑色帘子。马赫拉开帘子，露出房顶铁梁下吊着的八个挂钩。

沃纳问：“是绞刑时用的吗？”

马赫点了点头。

房间里还有一张带有缚人绳索的桌子。桌子的一头是一台特殊形状的装置，地上放着一只沉重的提篮。

年轻中尉的脸色顿时煞白。“这是断头台。”他说。

“是的，”马赫看了看表，“他们很快就到了。”

房间里一下子涌进好多人。其中几个熟人朝马赫点头致意。马赫对沃纳耳语道：“根据法律规定，法官、法警、典狱长和牧师都得在场。”

沃纳干咽了一口唾沫。他不喜欢这个。马赫看得出来。

马赫不是无缘无故带他上这里来的。马赫的目的不是讨好多恩将军，而是要震慑一下沃纳。他很担心沃纳，沃纳身上有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他至今都难以参透。

没错，沃纳的确是在为多恩将军工作。他陪多恩将军去了次盖世太保总部。多恩随后写了段笔记，说柏林的反谍报措施令他印象深刻，笔记中还提到了马赫的名字。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马赫得意极了，带着满心的骄傲四处执行任务。

但一年前，在东区火车站附近废弃的皮毛加工厂，他们几乎抓到间谍时，沃纳的反常举动，马赫一直忘不了。沃纳吓坏了——是真吓坏了还是装的？不知是巧合还是纯属意外，他给了钢琴师足够的提醒，使对方得以逃脱。马赫一直对沃纳的惊骇存疑，他觉得沃纳其实很冷静，当时他的举动完全是故意的。

马赫没有胆量逮捕和折磨沃纳。当然，这样做完全没问题。但多恩也许会进行干预，马赫会遭到不喜欢他的上司克林勒恩督察的质询。克林勒恩督察会找他要不利于沃纳的铁证——但是，他没有这种证据。

但愿今天的行刑能让沃纳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门又开了。两个狱警带着一个名叫莉莉·马克格拉芙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马赫听见沃纳重重地吸了口气。“你怎么了？”马赫问他。

沃纳说：“你没说受刑的是个小姑娘。”

“你认识她吗？”

“当然不认识。”

尽管还像个少女，但马赫知道，莉莉·马克格拉芙今年二十二岁。早上，莉莉的满头金发已经被剃掉了，现在，她的头发和男人一样短。她跛着脚，弯着腰走路，似乎腹部受了伤。她穿着没有领子的蓝棉布裙，眼睛哭得通红。狱警牢牢地架住她的手臂，不给她任何挣脱的机会。

“莉莉是被一个碰巧在她房间里发现密码本的亲戚告发的，”马赫说，“就是苏联的五位数密码本。”

“她为什么那样走路？”

“审讯审的。但我们没从她口中问出任何线索。”

沃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真是耻辱，”他说，“她也许能帮我们找到其他间谍，但这些人竟审不出来。”

马赫没有看出沃纳装样的迹象。“她只知道自己的联系人姓海因里希——名字根本不知道——这个姓多半也只是个假姓。我们很少能从被逮捕的女人嘴里问出些什么来——她们知道的原本就不多。”

“至少你拿到了她的密码本。”

“价值很有限。苏联人经常改换他们的关键字，因此我们仍然要不断地破译他们的密码。”

“太遗憾了。”

房间里的一个男人清了清喉咙，让足以让所有人听见的声音说了几句。他说他是主审法官，说完便宣读了死亡判决。

狱警把莉莉架到桌子前。他们本想让她自愿躺上去，但莉莉却后退了一步，他们只能强行把她按在桌子上。莉莉没有反抗。狱警把莉莉的脸朝下，在脖子上套上绳索。

牧师开始祈祷。

莉莉开始求饶。“不要，不要……”她机械地叫着，语调里没有丝毫情绪的起伏，“不要，请放我走，请放我走……”她语调麻木，听上去似乎只在让人帮她个小忙。

带着礼帽的行刑者看了看主审法官，法官对他摇了摇头：“现在不行，必须等祷告结束。”

莉莉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我不想死，我怕死，请不要这样对我！”

行刑者又一次看了看主审法官，这次主审法官没有理会他。

马赫打量着沃纳，沃纳看上去好像有点恶心，但房间里的其他人也和他一样。马赫的测试并没有取得成效。沃纳的反应稍微敏感了一些，但并不足以说明他是个叛国者。也许该想想其他的办法。

莉莉开始尖叫。

连马赫都看不下去了，他悄悄地背过了脸。

牧师飞快地读完了余下的祷告词。

牧师说“阿门”的时候，女孩不再尖叫，似乎知道覆水难收了。

主审法官轻轻地点了下头。

行刑者移动了一根杠杆，负重的刀片开始往下落。

轻轻一声，刀片穿过莉莉的粉颈。她那短发的头颅朝前滚落，留下一摊血水。头颅重重地砸在篮子里，似乎留下了一连串回声。

莫名其妙地，马赫想知道，那颗头颅会感觉到疼痛吗？

卡拉在医院走廊里碰到了穿着军服的贝克上校，她的表情突然变得非常惶恐。自从贝克出院以后，卡拉每天都在担心他会出卖她，盖世太保会把她抓走。

贝克却笑着说：“我是来找厄内斯特医生复检的。” 真是这样吗？贝克已经忘了他们之前的对话吗？他是不是在装傻充愣？门口不会有一辆盖世太保的囚车在等着吧？

贝克手里拿着个绿色的医院文件夹。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癌症专家过来了。他走了以后，卡拉轻松地问：“最近你怎么样？”

“好得不能再好了。也许我再也不能带领部下奋战沙场，但完全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他们身旁不断有人来人往，卡拉担心贝克找不到私下里和她说话的机会。

但贝克却一直很镇静。“我想为你的善良和职业而谢你一声。”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护士小姐，再见！”

“上校，回头见！”

贝克离开的时候，文件夹已经到了卡拉手里。

她匆匆走回护士更衣室。更衣室里没人。她用脚顶住门，确保没有人进来。

文件夹里有一个用随处可见的廉价软皮纸做成的大信封。卡拉打开信封。里面放着几张打字纸。她没有拿来，而是隔着信封看了看第一页上的大标题。标题上写着：第六号行动计划

堡垒行动

这是即将发生在东线战场的夏季攻势的行动计划书，是价值连城的情报。

必须把信封赶紧交给弗里达。但弗里达不在医院：今天正赶上她休息。卡拉考虑着是否要在上班时离开医院，去弗里达家把信封交给她。但她马上抛却了这个想法。表现得正常一点为好，不要引来过多的注意。

她把信封塞进一个挂在衣钩上的肩包，然后用一块藏东西用的蓝里带金的围巾盖在肩包上。她站了一会儿，让呼吸恢复正常，然后走回病房。

卡拉尽自己所能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接着她穿上外套，离开医院，向地铁站走去。走过一幢被炸毁的民宅时，她看见残骸上画了些涂鸦，一个不甘心接受失败的爱国者写道：“我们的墙也许会破碎，但我们的心永远不会。”但也有人讽刺地写上了希特勒1933年时的竞选口号：“给我四年，我会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德国。”

她买了张到动物园的车票。

在地铁上，她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他的乘客都是忠诚的德国人，她的包里却有叛卖给莫斯科的秘密。卡拉不喜欢这种感觉。没人在看她，她却觉得人们是在避免和她进行眼神交流。她想尽快把信封送到弗里达手里。

动物园地铁站在蒂尔加滕区的边缘。因为防空需要，高射炮台边的大树都被砍矮了。动物园这里的高射炮台高一百英尺，顶上的四角各有一门重二十五吨的一百二十八毫米高射炮。柏林一共有三座这样的高射炮台。为了更好地融入动物园的景色，炮台的水泥基座被漆成了绿色。

尽管非常丑，但柏林人都很喜欢这座炮台。当敌军开始轰炸的时候，炮台发出的炮声至少能让他们知道，还有人在还击。

卡拉提心吊胆地从地铁站走到弗里达家。这时是下午四点，弗里达的父母应该都不在。鲁迪在厂里，莫妮卡多半出去串门了，有时她会去找卡拉的母亲聊天。卡拉在车道上看见了沃纳的摩托车。

男仆为卡拉开了门。“弗里达出门了，不过应该很快就回来了，”他说，“她去卡迪威百货商店买手套了。沃纳先生重感冒躺在床上。”

“我还是在弗里达房间里等她吧。”

卡拉脱下大衣上了楼，手里仍拿着提包。进了弗里达房间以后，她踢掉鞋子，躺在床上看城堡行动的战斗计划书。她像上紧了发条的钟一样紧张，但能把偷来的文件交给弗里达，她又感觉轻松了很多。

隔壁房间传来哭泣的声音。

她很吃惊。那是沃纳的声音。很难想象那个没有担当的花花公子竟然会哭得如此痛心。

但哭声的确出自沃纳，他似乎在压抑着自己的悲痛，但是没有成功。

卡拉不禁为沃纳感到难过。她告诉自己，沃纳多半是被哪个有主见的女人以正当的理由抛弃了，不需要为他担心。但她实在无法对沃纳发自真心的悲痛置之不理。

她下了床，把战斗计划书收进包，走出弗里达的卧室。

她站在沃纳的卧室门口，听着门里的声音，沃纳的哭声更清晰了。卡拉不忍心放着他不管。她推开门，走了进去。

沃纳双手抱头坐在床边。听到推门声，他惊恐地抬起了头。他的脸上都是泪水，脸涨得通红。他的领带松松垮垮，领子没有翻好，眼中满是悲切。他像是被人击倒无法站起来，因为太过痛苦，已经不介意被人知道了。

卡拉不想装出于己无关的样子。“你怎么了？”她问。

“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沃纳说。

卡拉关上门。“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砍下了莉莉·马克格拉芙的头——还逼我在旁边看着。”

卡拉吃惊地张大了嘴：“你究竟在说什么啊？”

“她只有二十二岁，”沃纳从兜里拿出块手帕，擦了擦脸，“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如果再告诉你这些，会更危险的。”

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联想。“我大致能猜到，但请把全部情况告诉我。”

他点了点头。“无论如何，你马上都会知道的。莉莉帮助海因里希向苏联发报。如果有人在一旁帮你读发报的数字或字母，发报的速度就会很快。发报越快，就越不容易被盖世太保抓住。但没想到的是，莉莉的表姐去她那儿住了几天，在她的卧室里发现了密码本。该死的纳粹婊子！”

沃纳的话验证了卡拉最坏的猜测。“你知道我们在做间谍的事吗？”

他讥讽地笑了笑。“这事儿是我在管。”

“上帝啊！”

“这就是我不能插手被杀戮残疾儿童的事的原因。莫斯科方面让我别插手那件事，他们是对的。丢了空军部工作的话，我就无法接触到机密文件，也接触不到能够告诉我秘密的那些人了。”

卡拉必须坐下来和沃纳好好谈一谈。她坐在床边，靠近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的工作前提是所有人被折磨以后都会开口。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不会背叛任何人了。可怜的莉莉被他们折磨得很惨，但她只认识现在已经回莫斯科的沃洛佳和海因里希。即便是海因里希，她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其他任何事。”

卡拉的心猛地一凉。所有人被折磨以后都会开口，这真是太可怕了。

沃纳说：“很抱歉告诉你，但看到我这样，你终究会猜到的。”

“我完全错怪了你。”

“不是你的错，我故意误导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我鄙视了你两年之久。”

“我一直想向你解释。”

卡拉伸出双臂，抱住了沃纳。

沃纳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你能原谅我吗？”

卡拉拿不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她不想在沃纳如此情绪低落的时候抛弃他。“当然，当然可以。”

“可怜的莉莉，”沃纳说。他的声音像耳语一样。“她被打得很厉害，走到断头台的时候腿一瘸一拐的，可直到最后，她都在乞求盖世太保，让他们饶她一命。”

“你怎么会在那啊？”

“我认识了盖世太保的托马斯·马赫支队长，是他带我去的。”

“马赫吗？我记得他——我父亲就是他逮捕的。”卡拉回忆起了那个黑色小胡子的圆脸男人。一想到傲慢无礼的马赫带走她父亲，又把他折磨致死的情形，她的心头充满了愤恨。

“他怀疑我，所以带我去行刑现场观察我的表现。也许他觉得我会失去控制出手干涉。还好，我通过了这一次测试。”

“如果你被捕的话……”

沃纳点了点头。“所有人被折磨后都会开口。”

“而且你还知道一切……”

“是啊。我对所有特工、所有的密码都很了解。我唯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发报地点。我让他们自由选择发报地，他们也没把发报地告诉我。”

他们安静地手牵着手。过了一会儿，卡拉说：“我本来是有东西要交给弗里达的，但现在完全可以交给你。”

“什么东西？”

“城堡行动的方案。”

沃纳猛地一惊。“我搞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成功！你是从哪儿弄到的？”

“从参谋部一个军官那儿，也许我不该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别告诉我。但这份文件是真的吗？”

“你最好亲眼验证一下。”她走进弗里达的房间，把浅黄色的信封拿了过来。卡拉从没想过这份文件有可能是假的。“看上去像是真的，但如果是假的，我也分辨不出来。”

沃纳拿出打印纸。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份东西千真万确，太棒了。”

“我很高兴。”

沃纳站起身。“我马上把这份文件给海因里希送去，编码以后，今晚就发报。”

尽管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但卡拉还是对两人的亲密时光如此之短暂感到失望。她跟在沃纳后面走出卧室的门，从弗里达房间拿了手提包，然后下了楼。

走出屋子的大门以前，沃纳对卡拉说：“很高兴和你做回朋友。”

“我也很高兴。”

“你觉得，我们能忘掉那段不快吗？”

卡拉不知道沃纳到底想说什么。他是想恢复两人之前的恋人关系，还是说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呢？“这事儿可以稍后再谈。”她不卑不亢地说。

“很好。”他弯下腰，飞快地吻了一下卡拉的唇，然后打开了门。

卡拉和沃纳一起走出屋子，沃纳骑上了摩托车。

卡拉从车道走到街上，向地铁站走了过去。沃纳很快从她身旁开了过去，经过她时沃纳摁了声喇叭，挥了挥手。

独自一人以后，卡拉可以冷静地考虑一下和沃纳之间的关系了。她是如何感觉的呢？两年来她一直恨着沃纳。但与此同时，她并没交到关系比较固定的男朋友。她是不是一直还爱着他呢？抛开其他的不谈，卡拉在内心深处仍然对沃纳怀有一丝眷恋。今天，看到他如此垂头丧气，卡拉的敌意彻底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心底的深情。

她还在爱着他吗？

卡拉不知道。

马赫坐在梅赛德斯的后座上，沃纳坐在他旁边。马赫的脖子上挎着个学生用的书包，他没背在后面，而是放在了身前。书包很小，正好被扣着纽扣的制服遮掩住了。包里伸出根细线和耳机相连。“新发明的小玩意，”马赫对沃纳说，“离发报地越近，声音越响。”

沃纳说：“比挂着天线的车谨慎了许多。”

“两者要结合起来用——用天线寻找大致范围，然后再用耳机确定确切地点。”

马赫眼下处境不妙。城堡行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失败。攻势尚未开始，苏联红军就袭击了德国空军的集结地。失去了飞行员，城堡行动一周后就取消了。即便如此，红军的突袭还是给德军造成了无以弥补的损失。

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时，德国领导人总爱把过错归在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身上，但这次他们说的没错。红军显然在计划开始前就知道了整个行动的内容。在克林勒恩督察看来，这完全是马赫的错。作为柏林的反间谍头目，马赫显然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的前途变得越来越渺茫，面临着免职甚至更糟的境地。

他只有寄希望于突然的反戈一击，对所有暗中破坏德国战争成果的间谍，一网打尽。这天晚上，他给沃纳设了个陷阱。

如果沃纳无辜的话，他倒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车前座上的步话机发出“哧哧”的响声。司机拿起步话机。“我是瓦格纳。”他发动了汽车，“我们上路了，”他说，“通话完毕。”

行动开始了。

马赫问瓦格纳：“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克罗伊茨贝格区。”那是柏林南部人口密集的工人住宅区。

车刚一发动，空袭警报就拉响了。

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很叫人头疼。马赫看着车窗外面。探照灯亮了，灯光像巨大的柱子一样转来转去。马赫觉得探照灯的灯光也许能照到敌人的战斗机，可他从来没目睹过这一幕。警报声不再响以后，他听见了来袭战斗机的轰鸣声。战争早期，英国的轰炸机群只有十几架战斗机——已经很让人头疼了——现在每次却要派出一百多架。没扔炸弹前，它们发出的近地面飞行声已经够让人胆寒了。

沃纳说：“我们最好取消今晚的行动。”

“不行。”马赫斩钉截铁地说。

飞机的呼啸声越来越大。

快到克罗伊茨贝格区时，英国战斗机开始往地面扔照明弹和小型燃烧弹。这个区域住着许多工人，这些人正好是皇家空军目前的杀戮对象。丘吉尔和艾德礼宣称他们打击的是军事目标，民众的伤亡只是附带的牺牲品，英国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及民众。柏林人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说实话。

瓦格纳在火光照亮的街道上把车开得飞快。除了防空人员外，街上没有任何人。依据德国战时的法律，空袭警报响以后所有人必须躲进防空设施。除了他们的车外，街上只有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

马赫偷偷地打量着沃纳。沃纳很神经质，他一边焦急地看着窗外，一边紧张地踏着车内的地板。

除了几个手下之外，马赫从来没把自己的猜测告诉过任何人。他很难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向一个被怀疑为间谍的人展示盖世太保的行动。他可以在地下室里对沃纳上刑，逼他说出真相。但在十分确定之前，他并不准备这么做。如果无法抓住沃纳的狐狸尾巴，他就只能再抓一个间谍向上级报功了。

如果怀疑是真的，他不仅要逮捕沃纳，而且还要抓他的家人和朋友，并告诉大家自己摧毁了一个大规模的间谍网。这样一来，形势就瞬间扭转了。马赫不但不会被降职，甚至还有可能得到晋升。

随着空袭的继续，皇家空军投下的炸弹有了变化。马赫听到了高强度炸药发出的撞击声。目标被点燃以后，皇家空军会扔下汽油弹和炸药使火势加剧，不让灭火人员有机会灭火。这样做很残忍。但马赫知道，德国空军用的也是这种战法。

当他们的汽车开过一条两边都是五层公寓的街道时，马赫的耳机里响起了熟悉的发报声。这个区域正在被英军空袭，好几幢大楼刚刚被炸毁。沃纳颤抖着说：“老天啊，我们正处在空袭的中心区域，你还要抓间谍吗？”

马赫完全不在乎：无论如何，生死都在此一举了。“钢琴师也会有这种想法，”他说，“认为空袭时不必担心盖世太保。”

瓦格纳把车停在一幢起火的教堂旁边，指着一条小巷说：“我们要抓的人就在那里。”

马赫和沃纳跳下了汽车。

马赫和沃纳飞快地沿着小巷往前走，瓦格纳跟在他们后面。沃纳问：“你确定声音是间谍发出来的吗？不会是别的什么吧？”

“哪还有什么别人会发出无线电信号啊？”马赫说。

马赫仍旧可以从耳机中听到发报声，但只能时断时续地听到。刺耳的空袭声压倒了一切：飞机声、炸弹声、高射炮声、房屋瘫倒声和大火的呼啸声完全压倒了窸窸窣窣的发报声。

他们经过了一个马厩，几匹马正在马厩里嘶鸣。这时，耳机里的发报声清晰了一些。沃纳紧张地四处张望。如果他是间谍的话，他会担心同伙被盖世太保抓住——琢磨自己该做些什么。他会重复上次的方式，还是用一种新的方法给同伙提醒呢？如果他不是间谍的话，今天的这出戏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马赫摘下耳机，交给沃纳。“你来听。”他继续朝前走。

沃纳点了点头。“的确越来越响了。”他的目光愈加狂乱了。他把耳机还给马赫。

抓到你了，马赫得意地想。

一枚炸弹落进他们刚刚经过的大楼，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转过身，发现火舌正在肆意吞噬着面包店的窗户。瓦格纳惊呼一声：“老天，差点就炸到车上了。”

他们来到一所学校，学校里有一幢低矮的砖房和一条沥青跑道。“他应该就藏在学校里。”马赫说。

攀上几节石头阶梯，三个人走到学校门口。门没锁，三人径直进了门。

他们身处一条宽大走廊的一头。走廊的另一头是一扇可能通向学校礼堂的门。“往前直走。”马赫说。

马赫掏出了他的九毫米鲁格手枪。

沃纳没带武器。

碰撞声，炸裂声，声音越来越近。走廊上的所有玻璃都炸裂了。操场上一定落下了一颗炸弹。

沃纳大喊：“所有人都赶快离开，这楼马上要塌了！”

马赫觉得，大楼没有坍塌的危险。沃纳是在向钢琴师示警。

沃纳开始狂奔，但不是跑向他们来时的路，而是继续朝前，跑向礼堂。

马赫想，沃纳是在向朋友们发出警报。

瓦格纳掏出枪。马赫却说：“别！别开枪！”

沃纳跑到走廊尽头，推开了通向礼堂的门。“都快跑啊！”他大声喊。但他很快就不再大喊，站在原地不动了。

礼堂里，马赫的同事电气工程师曼恩正在一台手提电台上胡乱地敲击着些什么。

施奈德和里特尔持枪，分别站在他两旁。

马赫得意地笑了笑。不出所料，沃纳跌入了他设置的陷阱。

瓦格纳走到礼堂门口，把枪对准了沃纳的头。

马赫说：“下贱的布尔什维克，你被捕了。”

沃纳行动很快。他迅速避开瓦格纳的枪口，抓住了他的胳膊，把瓦格纳拉进礼堂。瓦格纳暂时帮他躲过了众人的枪口。接着，沃纳把瓦格纳猛地一推。瓦格纳踉跄两步，跌倒在地。趁着众人发愣的当口，沃纳一步跨出礼堂。关上了门。

此时走廊里只有马赫和沃纳两个。

马赫用鲁格手枪对准沃纳：“不准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你不会开枪的，”沃纳迎面朝马赫走去，“你需要审讯我，审讯出我的同党。”

马赫用枪对准了沃纳的腿。“我可以在你的膝盖上留下一颗子弹，然后再审讯你。”说着，他朝沃纳的腿开枪了。

但没有打中沃纳。

沃纳撞向马赫拿枪的手，马赫手一松，枪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沃纳从他身边飞速跑过。

马赫捡起枪。

沃纳跑到学校门口。马赫又瞄准他的腿部开枪了。

前三枪没有击中，沃纳很快就出了门。

马赫对准敞开着的门开了一枪。沃纳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马赫沿着走廊拼命往前跑，后面传来几个部下跑出礼堂的脚步声。

这时，砰的一声，在剧烈的撞击下，楼顶破了个大洞，大火在汽油弹的作用下像瀑布蔓延开来。马赫惊叫一声，但很快便全身着火，痛苦地倒在了地上。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沉默和黑暗。

医生们在医院大厅给病人分诊。发炎和割伤的人被分到门诊病人等候区，等待年轻护士派发消炎药或清理伤口。病情严重的病人留在大堂里进行紧急手术，术后送入楼上的加护病房。死者被扔到院子里冰凉的地上，等待家属来认领。

厄内斯特医生检查了一个不停嚷嚷的烧伤病人，给他开了点吗啡。“把他的衣服脱掉，在烧伤处上点凝胶。”说完，他就去诊治下一个病人了。

卡拉给针管加上药液，弗里达脱去了病人烧黑的衣服。病人的身体右半边全都烧伤了，左半边情况要好些。卡拉发现他只有左侧屁股上的皮肤和肌肉还完好无损。正准备注射时，她认出了病人的脸，一下子僵住了。

她熟悉这张肥猪般的圆脸，熟悉鼻子下那片污渍般的小胡子。两年前，他在乌尔里希家的过道里逮捕了卡拉的父亲。父亲被放回家后，马上就死了。这是她的杀父仇人——盖世太保的托马斯·马赫。

你杀害了我的父亲，她想。

现在我可以杀了你。

杀死马赫很简单，只要给他注射四倍剂量的吗啡就可以了。没人会注意到注射过量的事情，尤其是今天这样一个忙乱的晚上。注射完以后，马赫很快就会失去知觉，几分钟就没命了。缺少睡眠的医生会把他的死归因于突发的心脏病。没人会怀疑这个诊断，没人会提问题。马赫只是千万个死于空袭的遇难者之一，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她知道沃纳一直担心马赫在盯着他。沃纳任何一天都可能被马赫逮捕。所有人被折磨以后都会开口，沃纳会供出弗里达、海因里希和其他人——这里面就包括了卡拉。她可以在分秒之间解救这些人。

但她犹豫了。

她问自己为什么，马赫是个折磨杀害普通民众的刽子手，死上千万次都不足惜。

卡拉已经杀过人了，她杀了科赫，或者说协同艾达杀了科赫。但那是科赫在差点把茉黛踢死的情况下才动手的，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马赫是个病人。

卡拉不信教，但她遵守着一些信条。她是个护士，病人给予她完全的信任。她知道马赫会不加犹豫地折磨和杀死她——但她不像马赫，她不是那种人。这和马赫无关：这完全是卡拉一个人的事情。

卡拉觉得，如果她杀害了某个病人的话，她就再也不能从事护士这个职业，无法再照顾病人。她会觉得自己像个偷钱的银行家，像个接受贿赂的政客，像个见了第一次来忏悔的姑娘就勾起性欲的神父。她会背叛自己当初的信仰。

弗里达说，“你还在等什么啊，平静不下来的话我根本没法给他上药。”

卡拉拿起针管，扎进托马斯·马赫的身体，他很快就不再乱喊了。

弗里达开始给马赫烧伤的皮肤上药。

“这个人只是受了些惊吓。”厄内斯特医生在说另一个病人的情况，“不过他的背上中了一枪。”他提高音调和病人说话，“你是怎么中枪的？皇家空军今夜唯一没向我们扔的东西就是你身上的子弹。”

卡拉转身看了一眼。病人趴在床上，背朝着她。他的裤子被剪掉了，露出大腿的后侧。他是白种人，背后有一小片体毛。他身体虚弱，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事情。

厄内斯特说：“你是说警察的枪走火了吗？”

病人的声音清晰了一些：“是的。”

“我准备把你身上的子弹取出来，这会有点疼，但我们这的吗啡不多了，比你惨的情况多着呢。”

“没事，你现在就取吧。”

卡拉用棉签为伤者的伤口消了毒。厄内斯特医生拿出狭长的医用钳。“咬住枕头。”他说。

他把医用钳伸入伤处。病人发出低沉的吼声。

厄内斯特医生说：“放松肌肉，不然你会更疼的。”

卡拉觉得这话蠢极了，没有哪个病人在医用钳伸入伤口时还能放松的。

病人狂吼：“该死，疼死我了！”

“我碰到子弹了，”厄内斯特说，“试着平静下来。”

病人逐渐平静下来。厄内斯特医生夹出子弹，扔进托盘。

卡拉擦干净伤处的污血，在伤口上放了块纱布。

病人翻过身来。

“不能这样，”卡拉说，“你必须——”

她说不出话了，这人竟是沃纳。

“卡拉？”他试探地唤了声。

“是我，”她欢快地说，“我正准备用绷带包扎你的屁股！”

“我爱你。”沃纳说。

卡拉用极不职业的姿态抱住他：“亲爱的，我也爱你！”

托马斯·马赫慢慢地醒了过来。一开始他处在梦境中，接着他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被医生打了吗啡。马赫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医院：他的皮肤烧伤得很严重，尤其是右半边身体上的皮肤。他知道，药物极大地减轻了疼痛，但不能完全使疼痛消失。

马赫慢慢地记起了来这的原因。他所在的学校大楼挨炸了，如果不是追踪那个逃犯，他肯定也会烧死在大楼里。跑在他后面的人一定全死了：曼恩、施奈德、里特尔和年轻的瓦格纳。他的支队全没了。

但他抓住了沃纳。

真的抓住了吗？他击中了沃纳，沃纳倒在地上，接着炸弹便炸下来了。马赫逃过一劫，沃纳或许也逃过了这一劫。

现在只有马赫知道沃纳是个间谍，他必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上司克林勒恩督察。他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他想喊护士，张开嘴却发不出声。很快，他就精疲力竭地睡着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他知道已经是晚上了。医院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他睁开眼，看见一张脸出现在他的头上。

是沃纳。

“现在你要离开这儿了。”沃纳说。

马赫想求救，却说不了话。

“你会去一个新的地方，”沃纳说，“在那里，你不能再折磨任何人了——事实上，你会在那儿被人折磨。”

马赫张开嘴，想大叫出声。

一个枕头落在他的脸上，压紧了他的鼻子和嘴。他发现自己无法呼吸了。他想挣扎摆脱，四肢却一点力量都没有。他试图大口吸气，周围却没有空气了。他惊慌失措，开始把头向两边摇晃，但脸上的枕头压得更紧了。最后，他沉闷地哼了一声，但也只不过是一声喉音。

眼前的光逐渐收缩成一个斑点。

最后，完全熄灭了。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七章

“你愿意嫁给我吗？”沃洛佳·别斯科夫屏住呼吸问。

“不，”卓娅·沃洛茨采娃说，“但我要谢谢你。”

对任何事，卓娅都习惯实话实说，但这次她回答得未免也太草率了。

在莫斯卡瓦酒店的房间里，沃洛佳和卓娅正躺在豪华的大床上，两人刚亲热过。卓娅已经来过两次了。她最喜欢让沃洛佳舔她。当他跪在她双腿之间时，她喜欢躺在一堆枕头上。在他们的关系中，沃洛佳是从属者，完全自愿，而卓娅也会热情地回报。

他们已经约会一年多了，两人的关系进展得非常顺利。卓娅的拒绝让沃洛佳完全不知所措。

沃洛佳问：“你爱我吗？”

“当然，我很爱你。你一定也很爱我，所以才会向我求婚。”

谈话的氛围轻松了一点。“那你为什么不肯接受呢？”

“我不想让孩子降生在这个战乱的世界上。”她说。

“好吧，这点我能理解。”

“等打了胜仗，再向我求婚吧。”

“那时，我也许就不想娶你了。”

“如果这样反复无常的话，今天的拒绝反而是好事。”

“对不起，我忘了你不爱开玩笑。”

“我要尿尿。”卓娅下了床，赤身裸体地穿过酒店房间。沃洛佳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有这样的眼福。卓娅的身材比时装模特和电影明星还要标致，她皮肤雪白，头发金黄——美得不可方物。她没有关上门，直接坐在了马桶上。沃洛佳听着里面的水声，她这种不拘小节的个性，总是能给他带来惊喜。

这个时候，他本该在工作的。

每次盟军领导人来访的时候，莫斯科秘密情报机关的工作秩序总会被打乱。10月18日开始的部长会议又一次打乱了沃洛佳的工作安排。

来访的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签署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国协定。斯大林觉得这完全是无理取闹，搞不懂英美为何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赫尔已经七十二岁了，还不停在咳血——他的医生和他一起来到了莫斯科——但疾病并没有使赫尔软弱，他一直在积极地促成四国协议的签订。

会议期间，NKVD——相当于秘密警察，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得不和老对手，红军情报部门联手进行治安和情报工作。酒店的房间里都安置了窃听器——这里也有一个，不过沃洛佳把电线拔掉了。来访的部长和他们的助手们必须时时在苏联的监视之下。他们的行李必须每天打开检查，他们的电话会被录音，然后译成俄语进行分析。他们碰到的大多数人，包括侍者和酒店女服务员，都是秘密警察。如果在酒店大堂或街上，他们和其他人说话，那个人就倒霉了。轻则被调查背景，重则关起来毒打审讯。对秘密警察和军队情报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作。

沃洛佳很兴奋。他在柏林的线人传送了重大的情报。他们把德国夏季最主要的攻势，“城堡行动”的行动方案发报了过来，红军根据这份情报对德军进行了致命的一击。

卓娅也很高兴。苏联重新开始原子能探索，卓娅成了研制原子弹团队的一分子。因为斯大林的怀疑，苏联已经在这个方面落后西方很多了，但在英美共产党间谍的帮助下，其中包括了沃洛佳的老朋友威廉·伏龙芝，这段差距得到了有效的弥补。

卓娅回到床上。沃洛佳说：“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你似乎不太喜欢我。”

“我不喜欢男人。”卓娅回答，“现在还是不喜欢。大多数男人不是醉醺醺的，就是爱恃强凌弱。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判断出你和大多数男人不同。”

“谢谢你的夸奖，”沃洛佳说，“但男人真有这么糟吗？”

“看看你周围的，”卓娅说，“再看看整个苏联的男人。”

他伸手越过卓娅的身体，打开了床边的收音机。尽管拔掉了床头板后面窃听器的电线，沃洛佳还是不敢太大意。很快，收音机里传出军乐队演奏进行曲的声音。确定没人偷听以后，沃洛佳说：“别担心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不会阴魂不散的。”

“你知道我父亲是如何落魄的吗？”卓娅问。

“不知道，我父母没提过。”

“是有原因的。”

“告诉我吧。”

“妈妈对我说，爸爸厂里举行过一次参加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选举。一个孟什维克的代表带头反对布尔什维克。我爸爸去听了他的演讲。我爸爸既不支持孟什维克，也没有给那个人投票，但所有听他演讲的人都遭到了解雇。几周以后，我爸爸被逮捕，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

她说的是设在卢比扬卡广场的NKVD总部和监狱。

卓娅说：“我妈妈去找你爸爸，请求他出面帮忙。你爸爸马上带她去了卢布扬卡监狱。他们救下了我爸爸，但他们说，另外十二个工人遭到了枪决。”

“太可怕了，”沃洛佳说，“是斯大林把他们——”

“不，那是1920年的事情。那时斯大林还在苏联和波兰的战争中担任指挥官呢！当时苏联还处在列宁时代。”

“是列宁时代发生的事吗？”

“是的。你明白了吧？不是斯大林和贝利亚。”

沃洛佳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完全被动摇了。“怎么会这样？”

门开了。

沃洛佳伸手去床头柜的抽屉里拿枪。

但进来的只是一个穿着毛皮大衣的女孩。沃洛佳前后看了看，跟她一起来的没有其他人。

“沃洛佳，对不起，”穿着毛皮的女孩说，“我不知道你有伴儿。”

卓娅说：“该死的，她是谁？”

沃洛佳说：“娜塔莎，你怎么能开我的门的啊？”

“你给了我把万能钥匙，这把钥匙能开酒店里所有的门。”

“算了，但你至少应该敲敲门的。”

“对不起，我只是想把坏消息快点告诉你。”

“什么坏消息？”

“我照你吩咐的进了伍迪·杜瓦的房间，但是没能完成你交办的任务。”

“你做了什么？”

“这样。”娜塔莎掀开大衣，露出自己的裸体。她的体态丰满，阴部有一丛黑色茂盛的阴毛。

“好吧，我知道了，扣上你的大衣，”沃洛佳说，“他说了些什么？”

娜塔莎转换成英语说：“他说‘不要’。我问：‘不要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需要的反义词。’接着他打开门，直到我离开房间才关上。”

“麻烦，”沃洛佳说，“我得想想别的法子了。”

下午三点，当范德米尔上校红着脸醉醺醺地走进对敌情报中心的时候，查克·杜瓦知道麻烦来了。

珍珠港的情报中心得到了扩展。之前名为“海波”的情报中心已经更名为太平洋战区联合情报中心。

范德米尔带来个海军中士。“嗨，你们两个娘娘腔，”范德米尔说，“客户来投诉了！”

战争开始以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特殊任务。查克和埃迪的任务是，当美军一座接一座岛屿地横穿太平洋时，画出他们将要登陆的岛屿的地形图。

范德米尔说：“这是多尼根中士。”多尼根中士个子很高，看上去非常坚毅。查克猜测，范德米尔上校多半已经不再为性方面的错乱而困扰了。

查克站起身：“中士，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杜瓦军士长。”

查克和埃迪都得到了晋升。成千上万新兵应征入伍以后，军官有了很多的空缺。遵守纪律的老兵晋升得非常快。查克和埃迪被允许在基地外居住。他们共同租了一套公寓。

查克伸出手，不过多尼根没有和他握手。

查克坐了下来。他的级别比多尼根高一点，不想对粗鲁的人以礼相待。“范德米尔上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在海军中，上校有许多法子可以消遣军士长，范德米尔上校恰巧对这些法子都很精通。他调整了轮班表，使查克和埃迪得不到同一天休息的机会。在海军中，报告必须是“优秀”才算基本合格，因此他给查克和埃迪的报告总是评价为“良好”。他故意给军需官传达混淆的信息，使查克和埃迪不是少拿就是晚拿军饷，必须花好几个小时来澄清原委。他总是能冠冕堂皇地找他们的麻烦。现在，他又想出一个新花样来折磨他们。

多尼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然后打开了。“是你画的吗？”他气势汹汹地问。

查克接过地图。这是所罗门群岛中新乔治亚岛的地图。“让我看看。”他一拿过来，就知道这是自己画的地图，他决定先不说，而是拖延时间，跟他们周旋。

他走到文件柜前，打开一个抽屉。他拿出新乔治亚岛的文件夹，用膝盖顶上抽屉。接着他回到书桌旁坐下，打开了文件夹。文件夹里放着多尼根手上地图的副本，“是的，”查克说，“地图是我画的。”

“告诉你，你的地图根本狗屁不通。”多尼根说。

“怎么说？”

“你看这里。你画的地图上丛林一直延伸到了大海，但事实上那里有四分之一英里宽的海滩。”

“听你这么说，我感到非常抱歉。”

“抱歉！”多尼根和范德米尔喝了同样多的啤酒，一心想着和查克干上一架，“我们在那儿死了五十多个自己人。”

范德米尔打了个嗝：“杜瓦，你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查克震惊了。如果他犯的错导致了五十个士兵的死亡，那绝对有理由受到斥责。“这是我们报告的来源。”他说。文件里放着一张可能是维多利亚岛的不精确地图，一张显示了海水的深度但几乎看不到地形的海军航向图，没有任何实地报告和无线电解密的信息。除了这些，文件里就只有侦察飞机拍摄的模糊不清的照片了。查克把手指放在照片上的对应地点，说：“看上去丛林的确一直延伸到了海岸边。这是海潮吗？如果不是海潮的话，海滩上的沙子在照片拍摄时一定被海藻遮住了。海藻会一下子迸发开来，也会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尼根说：“如果你本人在那儿打仗的话，就会细心点了，真他妈的操蛋。”

也许他说的对，查克想。多尼根的确粗鲁，的确得理不饶人，又在充满恶意的范德米尔的煽风点火下怒气冲冲，但这不意味着他说错了。

查克试图对多尼根进行巧妙的反驳，琢磨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多尼根的主意其实也不错。也许他应该去现场目睹实战，他早已经对文案工作厌倦了。多尼根的建议完全可以采纳。

从另一方面来说，打仗意味着要冒生命危险。

查克直视着范德米尔的眼睛。“上校，这个主意非常好，”他说，“我自愿到前方去。”

多尼根非常惊讶，似乎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错判了形势。

埃迪第一次开口了：“我也一样，我自愿到前方去。”

“很好，”范德米尔说，“你们也许会在了解了那里的情况后顺利回来——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

沃洛佳没有办法灌醉伍迪·杜瓦。

在莫斯卡瓦酒店的酒吧，他把一杯伏特加放在年轻的美国人面前，用蹩脚的英语对他说：“你会喜欢的——这是苏联最好的伏特加。”

“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尽管这么说了，但伍迪没碰眼前的酒杯。

伍迪身材瘦长，看上去有点天真，因此沃洛佳把目标放在了他的身上。

伍迪通过翻译向他发问道：“别斯科夫在苏联是个很常见的姓吗？”

“并不常见。”沃洛佳用俄语回答道。

“我是从布法罗来的，我们那里有个远近皆知的商人，他的名字叫列夫·别斯科夫，不知你们之间有没有亲戚关系。”

沃洛佳吃了一惊。他父亲的弟弟就叫列夫·别斯科夫，他这个叔叔在一战前去了布法罗。但他很小心。“我得回去问问我父亲。”他支吾着说。

“我和列夫·别斯科夫的儿子格雷格一起在哈佛上大学，他也许是你的堂兄弟。”

“也许吧。”沃洛佳紧张地看了看吧台周围的盯梢者。伍迪不会理解，苏联公民一旦和美国牵扯上的话，就会在身上落下怀疑。“伍迪，在我们苏联，拒绝别人的敬酒是不礼貌的。”

伍迪灿烂地一笑。“在美国不是。”他说。

沃洛佳拿起酒杯，看着吧台边装扮成平民和外交官的秘密警察们。“干杯！”他说，“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干杯！”

吧台边的人都高举起酒杯，伍迪也举起了酒杯。“友谊万岁！”所有人异口同声地高喊。

除了伍迪，其他人都喝了杯子里的酒。伍迪杯子里的酒却一动没动。干杯之后，他又把酒放回去了。

沃洛佳开始觉得，伍迪也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天真。

伍迪把身体探过吧台。“沃洛佳，你应该明白，我这没有任何机密可言，我的职位太低微了。”

“我也是。”沃洛佳说。但这显然不是事实。

伍迪说：“我想说的是，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就尽管问。如果我知道答案，一定言无不尽。因为我知道的事都算不上什么秘密。所以你既不用把我灌醉，也不用派妓女到我的房间里。你可以直接向我提问。”

沃洛佳觉得伍迪是在拿他开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个人会无所保留的。但他决定迁就一下伍迪。“好吧，”他说，“我需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你们的代表团，你们的国务卿赫尔，你们的总统罗斯福。你们想从这次会议中得到些什么？”

“我们希望苏联支持四国协定。”

这是美方的标准答案，但沃洛佳决定探究下去。“这正是我们弄不明白的地方，”这时的他很真诚，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要真诚得多，但直觉告诉他应该开诚布公一点。“谁要和中国签订什么协定啊？我们希望在欧洲战场击败纳粹。我们希望美国帮助我们。”

“我们会伸出援手的。”

“你们做到了吗？你们说今年夏天会派兵到欧洲来的。”

“我们确实派兵了，我们派兵进入了意大利。”

“这远远不够。”

“我们答应明年进入法国。”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签协定？”

“这么说吧，”伍迪整理了一下思绪说，“我们必须告诉美国人民，派兵欧洲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向民众解释这个？罗斯福不是总统吗？他派兵过来不就行了吗？”

“明年是选举年，他想再次当选。”

“所以呢？”

“如果美国民众认为，罗斯福总统不必要地把他们拖入了欧洲战场，明年选举时，他们就不会给他投票了。因此罗斯福总统想把进军欧洲作为他世界和平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如果签订的四国协定能显示我们正准备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美国的选民就会认为进入法国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必要步骤，从而把选票投给他。”

沃洛佳说：“他是总统，却要解释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称之为民主。”伍迪说。

沃洛佳隐约地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的确有可能是事实。“因此说，这份协定是劝说美国选民进军欧洲所必须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

“那为什么要把中国牵扯在里面？”斯大林对美英硬要把中国放在协定之中感到非常生气。

“中国也是我们的盟国，只是弱了点。”

“放弃掉不就得了。”

“如果中国被抛弃在外，他们的士气会受到打击，对日军的作战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

“那又怎么了？”

“那样的话，我们就得把一部分兵力放在太平洋战场，这会削弱我们投入在欧洲战场上的军事力量。”

这一点提醒了沃洛佳。苏联同样不希望美英盟军把兵力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战场。“所以你们对中国示好，只是为了给进军欧洲保存更多的兵力吗？”

“是的。”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很好。”伍迪说。

11月1日清晨，在南太平洋岛屿布干维尔岛附近的军舰上，查克、埃迪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战友们，正在享用牛排早餐。

布干维尔岛长约一百二十五英里，岛上南北方各有一个日本海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在防守松懈的西岸登陆。他们要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并夺取足够的土地，以建立一个能对日军基地发动袭击的飞机跑道。

七点二十六分，查克来到了甲板上。戴头盔、背着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开始陆续翻下舰身一侧的绳网，跳到登陆艇上。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条精力旺盛、始终保持警觉的杜宾犬。

登陆艇快到岸边的时候，查克发现了他准备的地图上有个小错误。汹涌的巨浪拍打在陡峭的海滩上，激起一阵阵涡流。没过一会儿，一艘救生艇就侧翻在海浪里，很快完全倾覆了。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们只能游向海岸。

“我们必须在地图上显示海浪的情况。”查克站在甲板上，对自己身边的埃迪说。

“我们怎么能确定海浪的情况呢？”

“侦察机必须飞低一点，把浪花的大小和形状拍成照片。”

“敌人的基地这么近，他们不可能飞得很低。”

埃迪说得对。但他们必须想出个对策。查克把这作为此次任务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这次登陆他们所用的信息比以往要多。这次他们靠的不是不可信的地图和辨认不清的航拍照片，而是六星期前在岛上登陆的侦察队发回的侦察报告。侦察队标出了四英里长海岸线上十二处适合登陆的方位。但是他们没有提到海浪的情况。也许他们侦察的那天浪头还不够高吧。

到这时为止，查克地图的其他方面都是对的。岸边有一百码宽的沙石滩，还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棕榈树和其他植被。根据地图上的示意，沙石滩后面应该有片沼泽。

沙石滩上有少许防卫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员们游向沙石滩后不久，查克就听见了一阵枪炮声，一发炮弹落在眼前的浅海里。炮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军的射术显然还要改进。陆战队员登陆的紧迫感增强了。他们从登陆艇跳到岸上，跑向沙石滩准备建立美军的滩头阵地。

查克很高兴，来这儿的决定做对了。他从来没有在自己画的地图上马虎过，不过实地看一看自己画的地图如何拯救生命、一个微小的错误又是如何置人于险境，还是有益的。这次出征前，他和埃迪就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他们请求重拍模糊的照片，对进行侦察的人员进行问询，并打电报给各个地方，寻找更清晰更准确的地图。

这么高兴还有另一层原因。自己终于来到深爱的大海了。他和七百多个男人共住在同一条船上。他喜欢战友之间的情谊，喜欢大家在一起时开的玩笑、唱的歌，喜欢拥挤床铺和多人共浴的那种亲近感。“我的感觉和进入女子寄宿学校的正常男人完全一样。”一天晚上，他对埃迪说。

“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我们却真真实实地在这样的一条船上。”埃迪说。他的感觉完全和查克一样。他们深深地相爱着，但并不介意看到赤身裸体的水兵们。

这时，七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全都跳下了军舰，以各自最快的速度登上了岸。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海滩上的其他八个登陆点。把陆战队员放到岸上以后，登陆艇马上会回到军舰旁，接下更多的陆战队员，但整个过程却似乎出人意料地慢。

藏在丛林中某处的炮手终于有了准星。一发炮弹正好炸在几个美军中间，他们的武器和身体碎片四处乱飞，他们的血把沙石滩染得鲜红鲜红。

查克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屠戮的惨景。这时，军舰上空传来飞机的呼啸声。他抬起头，看见一架日本的零式轰炸机沿着海岸线低空飞行。看见机翼上的红色太阳，查克平添了几分恐惧。上一次，他看见类似的红色太阳是在中途岛战场上。

零式轰炸机对海滩进行了扫射。刚从登陆艇上跳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好被抓个正着。一些人平躺在浅水里，一些人躲在了登陆艇的艇身后面，还有一些人朝丛林跑了过去。陆战队员纷纷倒下，海滩上血肉横飞。

轰炸机很快就飞走了，在海滩上留下了一堆尸体。

很快，查克又从另一片海滩听到了轰炸机的扫射声。

轰炸机还会回来的。

美军应该会派战斗机参战，但查克一架都没看到。美国空军的空中支援就是这样，需要时他们永远都无法及时赶到。

等所有海军陆战队员都不顾一切地上岸以后，登陆艇把医务兵和担架员也送到了岸上。接着，他们开始运送给养：弹药、饮用水、食物、药品，以及各种军备。回程时，登陆艇再把伤员送回到船上。

查克和埃迪作为非军事人员和给养一起被送上了岸。

划登陆艇的人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海浪。他们把艇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方位，把斜坡的一头放在沙地，任凭波浪拍打着船舷。装着给养的盒子从斜坡滑到海岸上，查克和埃迪则跳进海水，淌水向海岸走去。

查克和埃迪一起上了岸。

刚一上岸，一挺机关枪开火了。

开火的机关枪手似乎藏在离岸四百码远的丛林里。他是一直潜伏在那里，还是从另一个开火点转移过来的呢？埃迪和查克猫着腰，向海岸上的树丛处奔去。

一个扛着一箱子弹的水手惨叫一声，跌倒了。箱子同时掉到了地上。

查克身旁的埃迪突然惨叫一声。

等反应过来时，查克已经往前跑了好几步。他转过身，看见埃迪抱着腿在沙滩上打滚：“妈呀，我的膝盖！”

查克跑回去，跪在埃迪身边。“没事的，我在这儿！”他朝埃迪大喊。埃迪虽然双眼紧闭，但是他还活着。除了膝盖，查克没有在他身上看见任何伤口。

他回过头，看见送他们来的登陆艇还没卸完给养，仍然停在岸边。他可以很快把埃迪背回登陆艇，但机关枪在持续开火。

他蹲伏在地。“可能会有点疼，”他说，“要喊你就尽管喊出来吧。”

他把右臂放在埃迪的胳膊下面，用左臂撑住埃迪的大腿。承受了埃迪的全身重量以后，他挺身站了起来。埃迪随着伤腿的摆动而尖叫起来。“亲爱的，挂在我身上就好。”说完，查克转身走向登陆艇。

突然，一阵无法忍受的剧痛从他的大腿、后背一直延伸到他头上。这一秒，他只想着不能把埃迪丢下。但下一秒，他就明白自己快不行了。这时，查克的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让他完全睁不开眼睛。

终于，查克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

轮到休息日，卡拉就会到犹太医院帮忙。

是洛特曼医生请她来帮忙的。洛特曼从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除了纳粹，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被放出来，纳粹也没有把放他出来的原因说出来。他瞎了一只眼睛，腿一瘸一拐的，但至少他还活着，至少还能给犹太人和贫苦人看病。

医院在柏林北部工人阶级聚集的维丁区，但那里的建筑没有一丁点儿工人阶级的特征。维丁区的建筑都修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正是柏林的犹太人繁荣兴旺之时。洛特曼医生的医院有七幢精美的建筑和一个大花园，这七幢建筑由楼间的通道相连，病人和医院的员工可以在建筑间畅通无阻地通行，不用担心会被坏天气影响。

犹太人医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柏林剩下的犹太人非常少。他们成百上千地被聚集起来，随特别列车离开柏林。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等待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据说他们被送进了大肆杀戮的灭绝集中营，但很多人不愿意去相信这类流言。

留在柏林的少数犹太人生病后不能被雅利安医生和护士看诊。归因于纳粹种族主义紊乱的逻辑，这家医院得以保留。这家医院的职员是犹太人和那些算不上雅利安人的家伙：东欧来的斯拉夫人、先辈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以及那些和犹太人结婚的人。但医院没有足够的护士，因此洛特曼医生请卡拉过来帮忙。

医院经常被盖世太保骚扰，缺少装备，尤其是病人的用药。另外医院人手不够，几乎没有可用的资金。

给空袭中断腿的一个十一岁小男孩量体温时，卡拉就已经犯了罪。从她本人的医院偷出药品拿过来用更是个不得了的罪名。可她却想证明，不是每个人都在纳粹面前屈服，哪怕是向自己证明也好。

巡视完负责的病房以后，卡拉看见沃纳穿着空军的军装站在病区门外。

沃纳和卡拉一连好几天生活在恐慌之中，生怕有人从被炸的学校里生还，指控沃纳是个间谍。不过现在她们知道那些人已经全死了，没有别人知道马赫的猜疑。他们又一次逃过了一劫。

沃纳很快便从枪伤中恢复过来。

他们成了恋人。沃纳搬进了乌尔里希家大而空旷的宅子里，每天晚上和卡拉一起睡觉。双方的长辈都没反对：每个人都可能没几天好活了，人们应该从艰辛和磨难中享受一点点快乐。

但这天隔着病区的玻璃门向卡拉挥手的时候，沃纳的表情严肃了很多。卡拉挥手让他进来，和他接了吻。“我爱你。”这句话卡拉总是说不够。

他总是愉快地予以回应：“我也爱你。”今天也是同样。

“你来这干什么？”卡拉问，“仅仅是和我接吻的吗？”

“我带来了坏消息，我被调到了东部前线。”

“哦，不。”卡拉哭了。

“能捱到现在才上前线已经是个奇迹了。多恩将军不可能一直罩着我。军队里的半数人是老人和学生，我是个二十四岁的适龄军官，我自然应该去了。”

卡拉小声说：“请你千万别死。”

“我会尽力的。”

卡拉仍旧保持着很轻的声音：“但我们的谍报网怎么办？一切都是你在操办，你走了以后谁来负责？”

他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卡拉意识到沃纳在想什么。“不——不能是我啊！”

“你是最佳人选。弗里达是个跟随者，而不是一个领袖。你已经在招募和指挥新人上展示了自己的才干。你从来没有被抓过，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记录。没人知道你在阻止t4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当局而言，你只是个无可指摘的护士。”

“沃纳，我害怕极了。”

“你可以不接受这项工作，但你不做就没人做了。”

这时他们听见一阵吵嚷声。

隔壁病房住的都是些精神病患者，平时很少有叫嚷或尖叫的声音，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有人正在隔壁病房厉声争辩着，声音很大，而且似乎有理有据。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声音，说话的人是柏林口音，语气霸道，显然是医院以外的人。

卡拉走到走廊里，沃纳跟在后面。

外套上绣着一颗黄色星星的洛特曼医生正在和一个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家伙争辩着什么。平时紧闭的通向精神病区的双开门，此时正向外敞开着。病人们正在离开病房。两个警察和几个党卫队队员正驱赶着一列患有精神病的男女走下楼梯。这些精神病患者大多穿着睡衣。有的抬头挺胸，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有的则走路歪歪扭扭，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什么。

卡拉立刻想到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和沃纳的弟弟阿克谢尔，以及阿克尔堡的那个所谓的医院。她不知道这些病人会被送到哪里去，但知道他们将会被杀害。

洛特曼医生气愤地说：“他们是病人，他们需要得到治疗！”

党卫军军官答道：“他们不是病人，是疯子，他们应该到疯子应该待的地方去。”

“去另一家医院吗？”

“你会按程序得到通知的。”

“这个答案不能令我满意。”

卡拉知道自己不能插手这件事。如果党卫军发现卡拉不是犹太人，那她的麻烦就大了。她长着黑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不太像雅利安人。如果她保持沉默，他们多半不会找她的麻烦。但如果对党卫军的行径提出抗议，那她就会遭到逮捕，受到审讯，最终被党卫军发现是违法到这儿来帮忙的。因此她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巴。

军官说话更大声了：“赶紧——把这些白痴送到车上去！”

洛特曼继续据理力争。“你必须告诉我，他们要被送到哪里。他们是我的病人。”

他们算不上洛特曼医生的病人——洛特曼不是精神病医生。

党卫军军官说：“如果你这么关心他们，你完全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洛特曼医生的脸变得刷白。一起去就意味着死亡。

卡拉想到了他的妻子汉尼洛尔、他的儿子鲁迪，以及他在英国的女儿伊娃，心里不禁一阵恐惧。

党卫军军官笑得狰狞：“突然就不那么关心了吗？”

洛特曼挺起了胸。“正相反，”他说，“我接受你的邀请。多年前，我曾经发誓要尽我的一切去帮助那些患病的人。我不打算违背我的誓言。我希望带着我的良知平静地死去，”说完，他一瘸一拐地走下了楼梯。

一个敞开着睡袍露出裸体的老妇从卡拉身旁经过。

卡拉无法再沉默下去了。“已经十一月了！”她嚷道，“她连件出门穿的外套都没有！”

党卫军军官严厉地瞪了她一眼。“上汽车就热了。”

“我去拿件厚衣服，”卡拉转身对沃纳说，“跟我走，再找些毯子过来。”

卡拉和沃纳在精神病病房内穿梭，从病床和壁橱里拿出毯子。两人各抱着一摞毯子，匆匆奔下了楼梯。

医院的花园天寒地冻。医院门外停着辆灰色的大巴，发动机空转着，司机在方向盘后面吸烟。司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和手套，车上显然没有装暖气。

几个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聚在车上，冷眼看着上车的病人。

最后，几个病人都上了车。卡拉和沃纳跳上大巴，开始给病员分发毯子。

洛特曼医生站在大巴的最后面。“卡拉，”他说，“你……请你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汉尼洛尔。我必须和病人们一起去。我别无选择。”

“当然。”卡拉的声音哽咽了。

“也许我能保护这些人。”

尽管不相信，卡拉还是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抛弃他们。”

“我会告诉她的。”

“告诉她我爱她。”

卡拉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洛特曼说：“告诉她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爱她。”

卡拉点了点头。

沃纳拽起她的胳膊。“我们走吧。”

他们下了大巴。

一个党卫队队员对沃纳说：“穿空军制服的那个，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沃纳非常生气，卡拉生怕他会挑起一场争斗。好在沃纳很镇定，他对那个党卫军士兵说：“给受冻的人分发毯子，这违犯了哪条法律？”

“你应该在东线战场和红军作战才对。”

“我明天就去，你呢？”

“小心你说的话。”

“如果好心在出征前逮捕我，你也许能救我一命呢！”

党卫军士兵转过脸去。

发动机轰鸣，大巴起动了。卡拉和沃纳把目光投向大巴，看见每扇窗后面显现出一张脸。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胡言乱语，流口水，歇斯底里地大笑，心神不宁，或因痛苦而表情扭曲——全都很不正常。精神病病人都被党卫军带走了。疯子把疯子领走了！

大巴开走了。

“如果能让我看看这里的景色，也许我会喜欢上苏联的。”伍迪对父亲说。

“我也是这样想。”

“我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拍到。”

他们坐在地铁站入口旁莫斯卡瓦酒店的大堂里。他们已经打好包，正准备回美国。

伍迪说：“尽管沃洛佳不是那么开心，但我会把遇见他的事告诉格雷格·别斯科夫的。我想应该不会错，他们姓氏相同，长相又……”

“应该不会错。”

“无论如何，我们达成了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盟国都决定要加入新成立的联合国了。”

“是的，”格斯满意地说，“说服斯大林颇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最后他同意了。我想，你和别斯科夫开诚布公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爸爸，你为此奉献了一生！”

“我承认，签订协议的时候确实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瞬。”

伍迪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想法。“你不准备就此退休吧？”

格斯笑了。“当然不。我们的确达成了协议，但这项事业才刚刚开始呢！”

科德尔·赫尔已经离开了莫斯科，但他的一些助理还留在这，这时赫尔的一位助理走近了杜瓦父子。伍迪认识这个叫雷伊·贝克尔的年轻人。“参议员，我这儿有个消息要向您通报。”他看上去非常紧张。

“你正好赶上——再过会儿，我可就要走了，”格斯说，“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有关您儿子查尔斯——查克的消息。”

格斯的脸色突然变得刷白，他问：“雷伊，到底是什么消息？”

年轻人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先生，是坏消息。他参加了所罗门群岛的一场战役。”

“他受伤了吗？”

“不，先生，比这更糟。”

“哦，我的上帝！”格斯哭了起来。

伍迪从来没看见父亲在他面前哭过。

“先生，很抱歉，”雷伊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他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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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八章

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伍迪站在卧室的镜子前。他穿着美军第五百一十伞兵团的少尉制服。

制服是请华盛顿知名裁缝定制的，但穿在他身上并不好看。卡其布使他形容消瘦，大衣上的军徽和肩章使制服看上去非常不整洁。

他完全可以不服兵役，但他决定参军。他也盘算过继续帮助父亲，格斯正在为罗斯福总统计划避免更多战争的世界新秩序。他们似乎在莫斯科赢了一城，但斯大林很善变，似乎正在制造新的麻烦。前年，十二月的德黑兰峰会上，苏联领导人又拿出世界议会这个不伦不类的旧方案，罗斯福必须劝他放弃这个念头。联合国组织的成立显然需要付出更多不懈的努力。

但格斯完全不用伍迪的帮忙。伍迪对眼看着别人参战越来越不安，他不能在家里坐享其成。

他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不错，于是到客厅展示给母亲看。

罗莎正在接待一个穿着海军白色制服的年轻人。过了一会儿，伍迪才认出这个满脸青春痘的青年是埃迪·帕里。埃迪在沙发上和罗莎坐在一起，拿着根手杖，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伸手和伍迪握手。

罗莎表情悲戚，她说：“埃迪正在跟我说查克死那天的情况。”

埃迪坐回到沙发上，伍迪坐在他的对面。“我也想听听。”伍迪说。

“很快就能说完，”埃迪说，“我们刚在布干维尔岛登陆，一个藏在沼泽地里的机枪手便开火了。我们跑向树林寻求掩护，但我的膝盖中了几颗子弹。查克本应该跑到树下面去的。战场上的法则是——伤员留在原地让医务兵处理。查克违背了这条原则。他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帮我。”

埃迪停下来不说话了。沙发旁边的小茶几上有杯咖啡，他拿起来喝了一口。

“他把我撑了起来，”埃迪说，“真是够傻的，把自己变成了活靶子。但我想他多半是要把我送上登陆艇。船舷很高，而且是铁制的。如果能顺利爬上登陆艇的话，我们就安全了，而且我还能在登陆艇上得到及时的医治。但他没能回到登陆艇。他刚一站直，身体就被一连串子弹击中了——腿部、背部和头部都中了弹。我想，他在倒地前应该就已经死了。事实上，我抬头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生气。”

伍迪看见母亲正在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觉得母亲一旦哭了，自己一定也会跟着一起哭。

“我和他的尸体在海滩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埃迪说，“我一直握着他的手。之后医务兵拿了副担架来抬我。我不想跟他们走，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说着，他低下头，双手掩面，“我这么爱他，他却走了。”埃迪说。

罗莎抱住埃迪宽阔的肩膀，拥抱了他。埃迪把头靠在罗莎胸前，孩子般地哭泣着。罗莎抚摸着埃迪的头发，“好了，没事了，”她说，“好了，没事了。”

伍迪意识到母亲应该知道查克和埃迪的伴侣关系。

过了一阵，埃迪慢慢恢复过来。他看着伍迪说：“你应该知道这种感觉。”

他是说乔安妮的死。“是的，我知道，”伍迪说，“这是世上最糟糕的感觉——但留下的伤害每天都在减少。”

“希望如此。”

“你仍然在夏威夷吗？”

“是的，我和查克在对敌情报中心工作，曾经。”说到这儿，埃迪又哽咽了，“查克觉得我们应该体验一下我们画的地图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和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布干维尔岛的原因。”

“你们一定完成得非常好，”伍迪说，“我们似乎在太平洋战场上击败了日本人。”

“一步步把他们逼退了。”说着，埃迪看了看伍迪的制服，“你这是要驻扎到哪啊？”

“我一直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做伞兵的培训工作，”伍迪说，“现在我就要去伦敦了，我明天走。”

伍迪注意到母亲正在看他。罗莎似乎突然变老了，脸一下子显得非常消瘦。她的五十岁生日已经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伍迪猜想，谈论查克的死讯时，又让她看到他穿着军服，母亲一定非常不好受。

埃迪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听人说我们今年要进入法国，打击那里的德国占领军。”他说。

“我想，这就是伞兵训练提速的原因。”伍迪说。

“你应该到战场上亲自去看一看。”

罗莎低声哭泣着。

伍迪说：“我希望能像查克一样勇敢。”

埃迪说：“希望你永远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那一天。”

格雷格·别斯科夫带着浓眉大眼的玛格丽特·科德里，参加下午场交响音乐会。玛格丽特拥有爱接吻的性感大嘴，但格雷格还怀揣着别的事情。

他在跟踪巴尼·麦克休。

跟踪麦克休的还有联邦调查局探员比尔·比克斯。

巴尼·麦克休是个杰出的物理学学者。他正离开美军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秘密实验室在外休假，带着英国妻子在华盛顿旅游。

联邦调查局事先就得知麦克休要来看下午场的音乐会，比克斯特工设法为格雷格弄了两张票，座位就在麦克休夫妇后面，只隔着几排。对秘密接头来说，可以允许数百人自由出入的音乐厅再合适不过了，格雷格很想知道麦克休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很可惜，他们曾经见过面。在芝加哥原子核反应堆测试的那天，格雷格和麦克休说过话。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了，但麦克休或许还记得格雷格的相貌。因此，格雷格必须确保不被麦克休看见。

格雷格和玛格丽特到的时候，麦克休夫妇的座位还是空着的。座位两边坐着的都是相貌平常的普通人。左边是穿着灰条纹西装的中年男子和他的胖太太，右边坐着两个年纪很大的女人。格雷格希望麦克休赶快出现。如果他是间谍的话，格雷格希望能快点拿到证据。

音乐会将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看来你喜欢古典音乐。”演奏者开始调音时，玛格丽特打趣地说。她一点都不知道被带到这的真正原因。她知道格雷格正在进行秘密进行的武器研发，但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她对原子弹的事情毫不知情。“我还以为你只听爵士乐呢！”

“我喜欢俄国作曲家——他们的曲子真是出神入化。”格雷格说，“我想，这种爱是渗透在我血液里的。”

“我是听交响乐长大的，爸爸常在午餐会时请来一支小型交响乐团。”玛格丽特非常富有，当她炫耀的时候，格雷格经常觉得自己像个乞丐。但格雷格还没见过玛格丽特的父母。他担心他们会阻止她和好莱坞最有名的好色之徒的私生子交往。“你在看什么？”玛格丽特问他。

“没看什么。”这时，麦克休夫妇到了，“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

“雷诺香水。”

“真好闻。”

麦克休夫妇看上去很开心，和常见的来华盛顿度假的年轻夫妇没什么两样。格雷格心想，他们也许是因为在酒店房间里做爱才会晚到的吧。

巴尼·麦克休坐在穿灰条纹西装的中年男人旁边——从材质的僵硬程度来看，这应该是套廉价的西装。中年男子没有看刚在他身边坐下的麦克休。趁还没有开始演奏，麦克休夫妇开始做起了填字游戏，他们亲密地把头靠在一起，看着巴尼手里拿的报纸。没几分钟以后，指挥踏上了舞台。

开始曲是圣桑的一首曲子。战争开始以后，美国举行的音乐会就不再演奏德国和匈牙利作曲家的曲目了。常去听音乐会的人会发现乐队演奏一些替代的曲目。西贝柳斯这类音乐家重新又流行起来。

麦克休很可能是个共产党人。格雷格是从罗伯特·奥本海默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奥本海默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家，他是洛斯阿拉莫斯秘密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是整个“曼哈顿计划”的带头人。奥本海默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情结，但他一直说自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比克斯特工曾经不解地问过格雷格：“军方为什么要招募这么多左派分子？难道不能让美国年轻的保守派科学家去沙漠里去做科学探索吗？”

“没有那么多，”格雷格告诉他，“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招募他们的。”

相对于热爱自己的国家，共党分子有时会更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也许会觉得把原子能开发的秘密与苏联人分享是理所当然的。这和把情报传递给敌人完全不是一回事。苏联是美国对抗纳粹的盟友——美苏两国的战斗投入事实上大于其他国家的总和。但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传递给莫斯科的情报很可能会泄露给柏林方面。再说，停战以后，没人会以为美国和苏联还会是朋友。

联邦调查局认为奥本海默是个安全隐患，一直在劝说格雷格的上司格罗夫斯将军，将他解雇。但奥本海默将军是当代原子能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将军力排众议，坚持把奥本海默留了下来。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奥本海默点出麦克休这个潜在的共产党人，这也是格雷格跟踪麦克休的原因。

联邦调查局对此表示怀疑。“别被奥本海默耍得团团转。”比克斯有一次这样说过。

格雷格对比克斯说：“我不相信，我认识他一年了。”

“和他的妻子、兄弟夫妇一样，奥本海默是个该死的共产党人。”

“他每天工作十九小时就是为了让美国士兵用上更好的武器——这算是哪门子叛国者啊？”

格雷格希望证明麦克休是个间谍。这样不仅能够消除奥本海默的怀疑，加固格罗夫斯将军的可信度，还能提升格雷格本人的地位。

音乐会的前半部分，格雷格一直把视线锁定在麦克休身上。麦克休没有看坐在两边的人，似乎完全沉浸在了音乐之中，只是偶尔把目光从舞台挪开，满怀爱意地看上柔弱的英国妻子一眼。奥本海默对麦克休的判断错了吗？或者说这样做真是为了把嫌疑从自己身上引开？

格雷格知道，比克斯也在监视着麦克休夫妇。比克斯特工在音乐厅二楼的前排座位上。也许他看到了什么情况。

幕间休息的时候，格雷格跟在麦克休后面走出音乐厅，排在他后面取咖啡。中年夫妇和两个年轻的夫妇都没有出现在格雷格的视线之中。

格雷格非常挫败。他不知该如何去想。他的怀疑错了吗？麦克休夫妇来这只是为了看场音乐会吗？

和玛格丽特回到座位以后，比尔·比克斯来到他身旁。比克斯年过三十，略微有些胖，头发差不多掉光了。他穿着一件腋下有汗渍的淡灰色西服。他轻声对格雷格说：“你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

“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那家伙了吗？”

“穿着灰色条纹西服的那个吗？”

“是的。他是尼古莱·叶科夫，苏联大使馆的文化专员。”

格雷格叹道：“天哪！”

玛格丽特转过身：“你说什么？”

“没什么。”格雷格答道。

比克斯走开了。

“你心里有别的什么事，”他们坐下时玛格丽特说，“圣桑的曲子你一个音节都没听进去。”

“只是在想工作上的事情。”

“不是另一个女人我就原谅你。”

“当然不是。”

后半部分开始以后，格雷格紧张起来。他没发现麦克休和叶科夫之间有什么交流。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传递东西——没有文件，没有信封，更没有胶卷。

交响乐结束了，指挥放下指挥棒，观众们开始从音乐厅鱼贯而出。格雷格的抓间谍之旅眼看就要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大厅后，玛格丽特去了女厕所。格雷格在外等待的时候，比克斯走到他身旁。

“没有任何发现。”格雷格说。

“我也是一样。”

“也许麦克休坐在叶科夫身边只是个巧合。”

“不可能是巧合。”

“也许他们遇到了什么阻碍，比如暗号没对上。”

比克斯摇了摇头。“他们一定传递了什么东西，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

麦克休夫人也去了女厕所。和格雷格一样，麦克休也等在大厅里。格雷格从一根石柱后面审视着麦克休。他没带公文包，没有穿可以隐藏小包或文件的雨衣。但格雷格总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到底是哪里呢？

格雷格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张报纸没了。”他说。

“什么报纸？”

“巴尼进音乐厅的时候带了张报纸。等待演出开始的时候夫妇俩一直在玩填字游戏。现在那张报纸却没了！”

“不是扔掉了——就是给了叶科夫，里面还藏了什么东西。”

“叶科夫和妻子已经离开了。”

“他们也许还在音乐厅外面。”

比克斯和格雷格朝门口跑了过去。

比克斯推开涌向出口的观众朝前走，格雷格紧跟在他身后。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以后，两人急切地朝马路两边看。格雷格没有看见叶科夫，但比克斯的眼睛比较尖，“在马路对面。”比克斯大喊。

叶科夫和肥胖的妻子站在马路边，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正慢慢朝他们驶来。

叶科夫手拿着一份折叠的报纸。

格雷格和比克斯跑过马路。

豪华轿车停下了。

和比克斯相比，格雷格跑得更快，他首先冲到了街对面。

叶科夫没有看见他们。他不紧不慢地打开车门，然后往后退了一步，先让妻子上车。

格雷格撞向叶科夫，和叶科夫一起倒在地上。叶科夫夫人发出一声惊叫。

格雷格跌跌撞撞站了起来。司机下了车，绕过车身走到人行道一侧。这时比克斯对他大喊：“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边说一边亮出了自己的徽章。

叶科夫把报纸掉在地上，他伸手去捡，但格雷格比他更快一步。他拿起报纸，后退一步，然后把折叠的报纸打开。

报纸里面夹着一叠纸，最上面一张是份图表。格雷格马上认出了这份图表。图标显示的是钚炸弹的内爆机制。“上帝啊，”格雷格惊叹一声，“这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叶科夫跳上车，关上车门，把车门从里面锁上了。

司机回到车上，开着车扬长而去。

星期六晚上，黛西在皮卡迪利区的公寓高朋满座。一定有一百多人吧，她琢磨着，心里充满了快慰。

她成了美国红十字会驻伦敦人员的社交领袖。每周六，她都会给美国军人办个聚会，同时邀请些圣巴特医院的护士加入。他们畅饮着黛西取之不尽的威士忌和琴酒，随着留声机里格伦·米勒的舞曲翩翩起舞。黛西知道，这可能是军人们的最后一场舞会，因此她尽全力让他们开心——除了接吻，她全都愿意。但其他护士和军人接吻，她就管不了了。

黛西从不在自己举办的聚会上喝酒。她有太多问题要想了。情侣们总是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隔间里，有时他们会被尿憋不住的家伙从隔间里拖出来。如果某个重要的将军喝醉酒，黛西还要想法把他安全送回家。聚会上的冰块经常不够用——她老是无法向手下的英国办事员解释清楚，一场社交聚会究竟需要多少冰块。

在和博伊·菲茨赫伯特分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能和莱克维兹家的人来往。劳埃德的妈妈艾瑟尔从不对她妄加评论。尽管艾瑟尔现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但她以前也犯过错，更能理解黛西的苦衷。每周三晚上，黛西仍然会去阿尔德盖特区艾瑟尔的家，和劳埃德的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喝可可。对黛西来说，这是每个星期里最美好的夜晚。

她已经被社交界抛弃了两次，一次在布法罗，一次在伦敦。她灰心地觉得，这也许就是她的错。也许黛西确实和那些谨小慎微的贵族不同，无法遵守他们那些严苛的律例。想融入上流社会的念头简直是太傻了。

问题在于，她非常喜欢这些形形色色的聚会、野餐会、体育比赛以及其他人们盛装打扮的各种聚会。

但是，她知道自己已经不需要王族或贵族的头衔了，她有了自己的社交团体，这比贵族的社交圈有趣得多。一些在她离开博伊之后不和她交往的人强烈暗示，很愿意参加她在周六晚上举办的聚会。很多客人在吃过梅菲尔街礼仪繁琐的晚餐后，都会来黛西这里彻底放松一下。

今晚的聚会最为盛大，因为劳埃德放假回家了。

劳埃德公开地住在黛西的公寓里。她不知道人们会怎么想：她在贵族社交界的名声已经被毁了，不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了。其实，仓促的战地爱情也不只是她和劳埃德这一对，许多人都有他们这样的经历。王侯贵族的帮佣们可能对这种事很刻板，但黛西的雇员都很崇拜她，因此她完全不用假装和劳埃德分用两间卧室。

黛西喜欢和劳埃德一起睡觉。劳埃德的技巧没有博伊那么纯熟，但他用强烈的感情投入弥补了这一点——他也渴望着能做得更好。每天晚上，黛西和劳埃德都要在双人床上展开一场探索之旅。

看着客人们喝酒吸烟，谈笑打闹，劳埃德笑着对黛西说：“开心吗？”

“还好吧。”黛西回答。

“还好是什么意思？”

黛西叹了口气。“劳埃德，我想有孩子。我不介意我们没结婚。唉，算了，其实我挺介意的，但我还是想要个孩子。”

劳埃德的脸黑了下来。“你很清楚，我不想要个私生子，我当私生子已经当够了。”

“是的，你向我解释过了，但万一你死了，我还想留有你的一部分。”

“我会尽全力活下来的。”

“我知道。”但如果劳埃德像她猜测的那样在占领地做间谍的话，他很有可能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那样被处死。如果劳埃德死了，黛西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知道，上百万妇女都面临这个局面，但我无法面对没有你的生活，我想我会死的。”

“如果能让博伊和你离婚，我们就能有孩子了。”

“算了，聚会的时候不适合讨论这个。”黛西把目光投向客厅另一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真想不到，伍迪·杜瓦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伍迪穿着少尉的制服。黛西走过去，向他致以问候。相隔九年的重逢，使她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不过，他的样子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老成了一点。

“这里已经有上千个美国士兵了，”两人随着《宾夕法尼亚6-5000》的曲子跳起了狐步舞，“我们一定在准备攻入法国，对吧？”

“军方上层不会把机密告诉我们这些吃苦打仗的，”伍迪说，“但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如果不是那个理由，我不会被派到这的。我们不能让苏军独自和德国人抗衡。”

“你觉得会什么时候开战？”

“进攻通常在夏天开始。大家都觉得不是五月下旬就是六月上旬。”

“那就快了！”

“但没人知道在哪儿发起攻势。”

“在英吉利海峡，从多佛尔到加来的距离最近。”黛西说。

“因此德军把防守力量都放在了加来。也许我们会让德国人大吃一惊——比如说在马赛附近的法国南部登陆。”

“也许这场战争就如此结束了。”

“没那么简单。一旦建立了桥头堡，我们还需要占领整个法国，然后还有德国。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天啊，太糟糕了。”伍迪似乎需要振奋起精神。黛西知道只有女孩能起到这个作用。伊莎贝尔·赫尔南德兹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目前正在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攻读历史，伊莎贝尔非常漂亮，但因为太聪明，男孩子常把她称为“敌视男性者”。但伍迪不会介意伊莎贝尔聪不聪明。“伍迪，这是我朋友贝拉，她来自旧金山。贝拉，这是布法罗的伍迪·杜瓦。”

伍迪和贝拉握了握手。贝拉个子很高，有着一头黑发，以及和乔安妮·罗赫那样的橄榄色皮肤。伍迪对她笑了笑，说：“你怎么来伦敦了？”黛西走开了，把他们两个单独留下了。

临近午夜，她让仆人们端上了晚饭。除了美国运来的汉堡和鸡蛋，黛西还弄了些黄油三明治。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边吃边聊，有点像看戏时的中场休息。她看见伍迪·杜瓦仍然和伊莎贝尔·赫尔南德兹在一起，似乎在深入地交谈着。确保所有人都没被晾在一边以后，黛西走到角落里，和劳埃德坐在一起。

“如果还能活下来的话，我已经决定好战后要做些什么了，”他说，“当然，是除了和你结婚以外的事情。”

“做些什么呢？”

“我想试着去竞选议员。”

黛西听了非常激动。“劳埃德，简直太棒了。”她搂住伍迪的脖子，动情地亲吻他。

“离庆祝还早呢。我已经把名字登记在了与母亲选区相邻的霍克斯顿选区。但选区的工党也许不会推举我。即便推举我，也有失败的可能。霍克斯顿选区目前的自由派议员非常强。”

“我想帮你，”黛西说，“我想成为你的得力助手。我会帮你写演讲词——我很擅长写这个。”

“很高兴你能帮我。”

“那就说定了。”

年纪大的客人们陆续离开了聚会，但音乐在继续，其他客人们仍然在尽情地喝着酒。聚会变得越来越热闹了。伍迪正在和贝拉跳着一曲慢舞：黛西觉得，这应该是乔安妮死后，伍迪第一次恋爱。

夜愈深情愈浓，人们纷纷消失在两个卧室里。他们没法锁门——黛西把钥匙拿掉了——因此常有几对男女共处一室的情况，但没人介意这点。黛西曾经在放被子的橱柜发现过在彼此胳膊上熟睡的男女。

午夜一点，她丈夫来了。

她没有邀请博伊，但博伊带了几个美国飞行员，黛西只好装作不在乎地放他进来了。博伊稍稍带着点醉意，他和几个护士跳了舞，然后礼貌地请她跳舞。

博伊是仅仅喝醉了，还是对她的态度软化了呢？如果是后者的话，他会重新考虑离婚的事吗？

她接受了博伊的邀请，和他跳起了吉特巴。大多数客人不知道他们是夫妻，但知道的都非常惊讶。

“报纸上说，你又买了匹赛马。”黛西找了个话题。

“那匹赛马叫‘幸运莱迪’，”他说，“我花了八千基尼——破纪录的价格。”

“希望它值这个价。”黛西也很喜欢赛马，她原以为她能和博伊一起买赛马，一起训练赛马，博伊却不想和妻子共同享受赛马的乐趣。这也是这段婚姻中一个让她颇为沮丧的地方。

博伊看出了她的心思：“我让你失望了，是吗？”

“是的。”

“但你也让我失望了。”

黛西从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会儿，她问：“对你的不忠，我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是的。”博伊喝醉了，不介意说出事实。

黛西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你觉得，我们还要相互惩罚多久？”

“惩罚？”博伊问，“谁惩罚谁了？”

“没离婚就是相互惩罚。我们应该像成年人一样，心平气和地办理离婚手续。”

“也许你是对的，”博伊说，“但现在是尽情欢乐的时光，我们别谈什么离婚不离婚的。”

黛西看见希望了。“回头我去找你吧？”她说，“找一个两个人都清醒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好吧。”

黛西决定乘胜追击。“明天怎么样？”

“好吧。”

“做完礼拜以后，我会去找你。时间就定在中午十二点？”

“行吧。”博伊说。

伍迪送贝拉回南肯辛顿贝拉朋友的公寓。经过海德公园的时候，贝拉亲吻了伍迪。

乔安妮死后，伍迪还没接过吻。起先他愣住了。他很喜欢贝拉——除了乔安妮，她是他遇见的最聪明的姑娘。两人慢舞时，贝拉紧贴着他，那时他便知道，如果他吻贝拉的话，她绝对不会拒绝。但他一直没有那样做，他还在想着乔安妮。

贝拉却采取了主动。

她张开嘴，让伍迪品尝她的舌头，这却让他想起了乔安妮，她也曾这样和他接吻。乔安妮不过去世了两年半。

他想礼貌地拒绝，但身体的感觉占据了上风。他完全被欲望吞没了，忘情地吻着贝拉。

贝拉积极地回应着他的热情。她抓住他的双手，把它们放在她两只又大又软的乳房上。伍迪无助地呻吟着。

周围漆黑一片，伍迪什么都看不见，但从旁边树丛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判断，不少青年男女也正在做着和他们相同的事情。

贝拉把身体完全靠在伍迪身上，他知道她感觉得到他的勃起。他非常兴奋，觉得自己任何一刻都可能达到高潮。贝拉看上去和他一样疯狂。他感觉到贝拉正用手指忙乱地解开他裤子上的纽扣，一双冰凉的小手紧握在他滚烫的阳具上。她把它从裤裆里掏出来，接着跪了下来，贝拉的动作让伍迪又惊又喜。当她的嘴唇含住它时，伍迪完全失去了控制，射进了贝拉的嘴里。她品尝着，表情愉悦。

高潮过后，贝拉继续亲吻着伍迪的下体，直到它完全软化才放开。她温柔地替伍迪扣好纽扣，然后不舍地站了起来。

“太刺激了，”贝拉小声说，“谢谢你。”

他原本打算感谢贝拉的，但他没有说话，而是抱住了她，把她拉向自己。伍迪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谢，禁不住流泪了。这时，伍迪才意识到，今晚他是多么需要女人的抚慰啊！他精神振奋，似乎从某种阴影中摆脱了。“我无法向你倾诉……”他希望向贝拉解释，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言语。

“那就不必说了，”贝拉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得到。”

贝拉把一根手指按在伍迪的嘴唇上，不让他说话。“去吧，赢下这场战争。”她说。

说完，她走进了公寓。

星期天，黛西参加了最近不常去的礼拜。她没有去会众冷落她的西区教堂，而是乘地铁到阿尔德盖特，参加骷髅地福音堂的礼拜。两边的教义有很大的不同，但黛西却一点儿也不介意。东区教堂的赞美诗更动听一些。

她和劳埃德是分开去那儿的。阿尔德盖特教区的会众知道她是谁，他们宁克让一个体面的恶棍坐在其中一张廉价的座椅上，也不能容忍黛西牵着情郎的手，在教堂里走来走去。艾瑟尔的弟弟比利说：“耶稣没有谴责偷钱，却告诉她别再犯了。”

礼拜时，她想到了博伊。昨天晚上的妥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一时喝醉的妄语呢？博伊离开时，甚至和劳埃德握了手，这代表他原谅劳埃德了吗？但她告诫自己，别抱太大的希望。博伊是她遇到的最自私的人——比他父亲菲茨，以及黛西的弟弟格雷格，更自私。

做完礼拜，黛西通常会去艾瑟尔家吃午饭。但这天，她让劳埃德和家人们先回去，自己一个人匆匆离开了教堂。

她回到西区，敲响了丈夫在梅菲尔街的家门。管家把她带进了起居室。

博伊一进门就冲她大嚷：“这是什么鬼玩意？”他把一张报纸扔在黛西面前的地上。

黛西经常看见博伊怒气冲冲的样子，但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在一次博伊出手要打她，黛西拿起一只沉重的烛台说要揍他一顿以后，博伊再也不敢拿她怎么样了。

虽然完全不害怕，但黛西很是失望。昨天晚上他的情绪还这么好，但一晚上过后，情势却完全变了。但也许他还肯听解释。

“什么让你这么不高兴？”黛西平静地问。

“看这张该死的报纸！”

黛西弯下腰，把报纸捡了起来。这是当天的《星期日镜报》，是一份销量极大的左翼报纸。首页刊登了博伊新买的赛马“幸运莱迪”的照片，配发的标题是：幸运莱迪

相当于二十八个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

昨天的报纸刊出了博伊以创纪录的价格买进赛马的消息，但今天的《镜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评论。评论指出，博伊买下赛马的价格，相当于死难矿工的遗孀们拿到的抚恤金的二十八倍。

菲茨赫伯特家族的财富正来自矿井开采。

博伊说：“爸爸很生气，他想在战后当上外交部长，这篇社论很可能断送掉他的前途。”

黛西恼怒地说：“博伊，你得向我解释，为什么这是我的错？”

“看看是谁写了这篇该死的社论？”

黛西看了看。

作者：比利·威廉姆斯

阿伯罗温地方议会议员

博伊说：“你男友的舅舅写的。”

“你难道认为他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会征求我的意见吗？”

他挥了挥手指，“不知为何，威廉姆斯家憎恨我们。”

“他们觉得在矿工接受不平等交易的同时你们却大肆花钱是不公平的。你应该很清楚，劳资双方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你花的也是继承来的钱，”他说，“昨天晚上，你在皮卡迪利区的公寓也没多少战时紧缩的迹象。”

“你说的没错，”她说，“但我把钱用在了即将出征打仗的战士身上，你却花在了一匹赛马身上。”

“这是我的钱！”

“这些钱却来自矿井。”

“你和威廉姆斯家的浑蛋鬼混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和那些布尔什维克合穿一条裤子了。”

“这是我们分手的另一个原因。博伊，你真想和我保持婚姻关系吗？你完全能找到合适的人。至少一半伦敦女孩都想成为阿伯罗温子爵夫人。”

“我才不会为该死的威廉姆斯家做任何事呢。另外，我听说你的男朋友想成为议会的议员。”

“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议员。”

“有你拖后腿，他才当不上议员呢！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你是个前纳粹。”

“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知道会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等着看报上的消息吧，你会和我一样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你大概会把这件事告诉《星期日邮报》吧。”

“用不着——他的对手会这样做的。记住我的话，只要有你在，劳埃德·威廉姆斯一辈子当不了议员。”

六月的前五天，伍迪·杜瓦和手下的伞兵排以及其他一千个左右的军人被隔离在伦敦西北部某处的一个机场。机场的一个机库被改造成宿舍，长长地排列着几百张小床。待命期间，战士们可以看电影，听爵士乐唱片。

他们的目标是诺曼底。通过精心制定的伪装计划，盟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他们的登陆地点在诺曼底东北二百英里的加来。如果德国人被成功愚弄，发动攻势的盟军在最初几个小时内不会遇到太大的抵抗。

盟军的伞兵将在半夜第一批降落在诺曼底。紧跟而来的是分乘五千艘船只抵达的十三万主力部队，他们将于黎明时分在诺曼底海岸登陆。那时，伞兵应该已经摧毁了陆上的据点，控制住了关键的交通枢纽。

伍迪的排必须在黎明前占领离海岸线十英里伊格里斯镇上的一座跨河大桥。控制住大桥以后，他们的任务是：阻挡住希望通过大桥对海岸进行增援的德军，等待主力前来汇合。他们要付出一切代价，挫败德军炸桥的企图。

等待开战的时候，艾斯·韦伯一直在和牌友玩牌，赢了一千美元以后，又把这些钱全都输光了。列夫蒂·卡梅隆反反复复地给伞兵常用的M1折叠枪托半自动卡宾枪清洗和加油。罗尼·卡列根和托尼·巴诺尼亚互不喜欢，却每天一起去做弥撒。彼得·施奈德天天磨那把他从伦敦买来的剃刀，最后终于可以用这把刀刮胡子了。帕特里克·蒂莫西不仅和克拉克·盖博长得像，而且长着盖博式的大胡子，他喜欢用四弦琴一遍遍地弹奏同一首曲调，让所有人都感到难受。迪福中士给妻子写下很长的一封信，写完以后再撕了重写。马克·特里夫和乔·摩根为彼此剃了个平头，觉得一旦头部受伤，平头更容易被军医所治疗。

大多数人有了个绰号。伍迪发现自己的绰号叫威士忌。

登陆日定在了6月4日，星期天，后来却因为天气恶劣延后了。

6月5日，星期一晚上，上校对伞兵们发表讲话。“战友们，”他大声说，“今晚我们将进攻法国！”

伞兵们高声庆贺，表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了。伍迪觉得这一幕很好笑。在这又安全又暖和，伞兵们却急于离开这里，从战斗机上跳伞，降落在想杀了他们的敌军手里。

军方给出征的将士准备了一顿壮行宴，宴会上拿出的都是官兵们喜欢吃的东西：牛排、猪肉、小鸡肉、薯条和冰激凌。伍迪不想吃这些东西。他想到了将要面临的形势，不想饱着肚子进入敌军的地盘。他喝了咖啡，吃了个甜甜圈。咖啡是美味的美式咖啡，比难喝的英式煮咖啡好喝许多。

他脱下靴子，躺在小床上。他想到了贝拉·赫尔南德兹，想到了她迷人的微笑和柔软的乳房。

朦胧中，他听见外面鸣响了警笛。

一时间，伍迪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参加战斗杀戮敌人的噩梦。接着他才意识到听到的警笛声是实实在在的。

伞兵们都穿好跳伞服，整理好了装备。他们带的装备非常多。有的是必要的：一支带有一百五十发三十毫米子弹的卡宾枪、反坦克手雷、一种叫做“腌猪腿”的手榴弹、必要的食物、洁水药片，以及一个包含吗啡的急救包。另一些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挖掘工具、刮胡刀和法语语法教材。他们背的东西实在太多，夜色中，小战士们费尽力气才上了排列在跑道上的运输机。

他们乘坐的是C-47运输机。微光中，伍迪吃惊地发现这些运输机在机身上都抹了显眼的黑白线条。他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坏脾气上尉波纳说：“那是为了防范我们自己人误击才涂上去的。”

上飞机之前，伞兵们都称了重。多尼根和波纳尼奥在腿上挂着的包里放了拆开的火箭炮，使他们的负重增加了八十磅。波纳上尉对总负重的增加感到非常生气。“你们带的东西超重了，”他对伍迪咆哮，“我不会让这些浑蛋飞上天的。”

“上尉，这不是我决定的，”伍迪说，“和上校说去吧。”

迪福中士第一个上了飞机，走向飞机的前端，在通向驾驶舱旁边的拱门旁坐了下来。他将是最后一个跳伞的伞兵。他会把那些最后一刻不愿溶入茫茫黑夜的伞兵从运输机上往下推。

包里放着火箭炮配件和其他必需品的多尼根和波纳尼奥在战友的帮助下步履艰难地登上了飞机。作为伞兵排排长，伍迪最后一个登上了飞机。他将第一个跳伞，第一个落到地面。

飞机内部是一条两边放着铁制座椅的长长通道。伞兵们费力地为自己所带的随身物品系上了隔离带，但也有几个人压根没系。舱门一关，飞机引擎便开始呼啸起来。

除了害怕，伍迪也有几分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想投入到战斗中。他想立刻跳下地面，遇到敌人，与他们交火，希望现在的等待能够赶快结束。他十分惊讶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次见到贝拉·赫尔南德兹。

飞机滑行在跑道上时，伍迪觉得滑行得特别艰难。过了一会儿，飞机终于慢慢地提升了滑行速度，却似乎像要永远轰轰隆隆地在跑道上滑行下去似的。伍迪不禁想，这该死的跑道到底有多长啊。最后，飞机终于起飞了。伍迪没有在天上飞的感觉，飞机离地面似乎并不远。他坐在七扇窗的最后一扇旁边，接近舱门。他朝窗外望去，发现基地灰暗的灯光正在离他们远去。他们真的在天上了。

天上有很多云，云层微微地透出一点光亮，这也许是因为云层后面已经升起了月亮的关系。两侧机翼上各有一道蓝光。伍迪看到自己乘坐的运输机和其他的运输机组成了一个编队，组成了一个“V”字形。

机舱里的噪音很大，伞兵们必须对着彼此的耳朵说话才能被听见，很快就没人说话了。伞兵们不断在坚硬的座椅上挪动着身体，徒劳地想让自己更舒服一点。一些人闭上了眼，但伍迪觉得没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睡得着觉。

飞机飞得不高，应该不过一千英尺，伍迪经常能看见河水与湖水反射出的青灰色的闪光。他还看见过一群人。几百张面孔仰面朝天，看着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的运输机。伍迪知道，这时共计有一千多架飞机从英国南部上空飞过。在那些仰望的人眼里，该是多么壮观的一幕啊。他意识到，这些人正在见证着历史，而他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半小时后，他们飞过了海岸的观光地，到了海面上。月光一度穿过云层，撒在海面上。循着月光，伍迪看见了海面上行驶的军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海面上几千艘军舰像移动城堡似的排成不那么整齐的队伍向东行进。他正准备让战友们见证这难得一见的奇观，云层却又一次遮住了月亮，海面上的一幕像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飞机沿着弧形不断向右飞，到了法国海岸线的最西端以后，再沿着海岸线东移，根据地貌特征判别伞兵跳伞的预定地点。

海峡群岛虽然靠近法国，却是英国的属地。1940年德法战役快结束的时候，德军一并占领了这里。当机群经过海峡群岛上空的时候，德军布置在群岛上的高射炮开始猛烈地呼啸起来。飞得如此之低，运输机的境遇十分危险。伍迪意识到，自己在到达战场之前就有可能死。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死不瞑目的。

波纳上尉在空中走起了“之”字形，以躲过高射炮的袭击。伍迪非常佩服机长的对策，但乘客倒霉了。包括伍迪在内的所有伞兵都晕机了。帕特里克·蒂莫西是第一个撑不住的，他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在了机舱的地板上。腥臭的气味使其他人感觉更糟了。接着，彼得和其他几个伞兵也纷纷吐了起来。他们吃了太多牛排和冰激凌，现在这些东西都要请地板吃去了。机舱里臭气熏天，地板变得异常滑溜。

离开海峡群岛以后，飞机的行进路线开始变得平直起来。几分钟以后，法国的海岸线出现在他们眼前。飞机倾斜转弯，开始折转向左。副驾驶站起身，附着迪福中士的耳朵说了几句。迪福走到同排战友的面前，向他们竖起十根手指。十分钟后跳伞！

飞机的速度从巡航时的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时降到了适合跳伞的一百英里每小时。

突然飞机遇上了雾。雾很浓，伍迪连机翼上闪现的光点都看不见了。他的心跳加快了。对编队飞行的飞机来说，这种状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还没参战就因撞机而死，那该多么悲惨啊！但波纳除了沿直线飞行以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冀望于机群的步调一致了。一丁点的方向改变都会引起撞机。

和扎入大雾时一样，飞机顷刻间离开了漫天大雾的包围。伍迪往机窗外看去，两边的飞机仍然保持着完美的队形。

几乎与此同时，地面上的高射炮万箭齐发，炮弹在队列间爆炸，冒出致命的火光。伍迪知道，飞行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维持现在的速度，直接飞向目标地点。但波纳却违背命令，脱离了飞行编队。他把引擎加到最大马力，尽全速向前飞。机头在加速时向下沉了一点。伍迪发现许多机长和波纳一样不遵守命令。他们无法抑制救命的冲动，纷纷不顾一切往前飞。

门上的红灯亮了：还有四分钟跳伞。

伍迪觉得机组亮灯太早了。他们无疑是想赶快抛下这些伞兵，飞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时刻表由他们掌握，伍迪根本无法争辩。

他站起身大嚷。“起立，把拉绳挂好！”大多数人听不见他的话，但很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们站立起来，把拉绳挂在头顶的绳索上，以免意外被抛到机舱外。舱门打开，大风呼啸着往机舱内涌，飞机仍然开得很快。从这个速度的飞机上往下跳会非常危险，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保持如此快的飞行速度的话，着陆的人相隔地会非常远，伍迪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把手下人重新聚在一起。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将会延后，任务也将相应地延期。他大声地责骂着波纳。

飞行员为了躲避炸弹，继续不断地变换着飞行的方向。伞兵们拽着拉绳，努力在充满呕吐物的滑溜地板上保持着平衡。

伍迪朝舱门外看去。波纳在维持速度的同时降慢了速度。飞机在五百英尺的空中——对跳伞来说又太低了一点。伞兵们可能还没把降落伞完全打开就摔在了地上。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迪福中士到他这边来。

迪福站在他身边往下看，然后对他摇了摇头。他对着伍迪的耳朵喊：“如果从这个高度跳伞，一半的人会摔断腿的。带着火箭炮零件的那几个家伙肯定会摔死。”

伍迪做了个决定。

“让他们先别跳！”他对迪福大喊。

伍迪解开拉绳，推开两排站立的伞兵，朝前走入驾驶舱。机组有三个人。伍迪扯着嗓门大喊：“往上飞，往上飞！”

波纳毫不示弱地朝他喊：“快回去跳伞！”

“没人会在这种高度跳伞！”伍迪探过身体，指着刻度显示是四百八十英尺的高度仪说，“在这个高度跳伞无异于自杀！”

“少尉，离开驾驶舱，这是军令。”

伍迪的军衔较低，但他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你不爬升我就不走。”

“现在不跳的话，飞机就飞过目标地点了！”

伍迪实在耐不住了。“飞上去，你这个该死的浑蛋！”

波纳的表情很生气，但伍迪动也不动。他知道波纳不想带着满满一飞机伞兵回去。如果那样的话，军方肯定会对此展开调查。这一趟波纳已经违反了太多的规定了，肯定不希望有什么调查。他骂了一声，把操纵杆退回原位。机头重新朝上，飞机开始降速往上升。

“满意了吗？”波纳咆哮道。

“当然不满意！”伍迪不准备立刻回机舱，留给波纳改变策略的机会，“到一千英尺我们才会跳伞。”

波纳加足马力。伍迪把视线集中在高度仪上。

高度仪指针到了一千英尺时，伍迪回到了机舱内。他推开手下走到舱门口，朝舱外看了一眼，竖起拇指示意，然后跳了下去。

伍迪的伞很快打开了。在伞完全打开之前，伍迪的降落速度很快。打开之后，速度就慢多了。几十秒以后他落进了水里。一开始他非常恐惧，生怕懦弱成性的波纳把他们全扔在了海里。接着他的脚碰到了坚硬的土地和一些软土，意识到自己落在一片灌溉过的农田里。

降落伞的丝绒包着他一头一脸。他挣脱出丝绒的包围，解下身上的套具。

他站在两英尺深的水中环顾四周。这应该是块水田，不，更应该是德军为了阻挡盟军的进攻而在这块地上放的水。这里既没有敌军，也没有友军，连动物都没有一只。但隐约看得到微弱的灯光。

他看了看表——这时是凌晨三点半——然后看了看指南针，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方位。

接着，他从枪盒里取出M1卡宾枪，展开枪把，把装有十五发子弹的弹夹推入枪槽，然后把其中一发上了膛，合上了保险栓。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儿童玩具似的小锡块。按压锡块，就会发出一种滴答滴答的响声。每个人都领到了这样的锡块。以便在不对英语暗号的情况下认出彼此。

做好准备以后，他又看了看四周。

他试着按了两下。没一会儿，前方响起一声回复的滴答声。

他扑着水往前走，很快闻到一股呕吐的气味。他轻声问：“是谁啊？”

“帕特里克·蒂莫西。”

“我是杜瓦少尉，跟我走！”蒂莫西是第二个跳伞的，因此伍迪觉得沿这个方向找下去，能够找到更多的同伴。

走了五十码以后，他们又碰上了已经会合的马克和乔。

他们从被水淹没的田垄走到一条小路上，发现了团里的第一例伤亡。包里放着火箭炮部件的罗尼和托尼落地太重了。“我想罗尼应该已经死了。”托尼说。伍迪检查了一下：托尼说得没错，罗尼已经没有呼吸了，看上去像是摔断了脖子。托尼自己也不能动，伍迪觉得他很可能摔断了腿。他给托尼打了针吗啡，然后把托尼拖离小路，放在前面一块地里。托尼必须等待医疗队来救他。

伍迪让马克和乔藏好罗尼的尸体，以免德国人顺藤摸瓜找到托尼。

他试图看清周围的景物，竭力想辨认出与地图上标识相关的东西。在黑夜里，他很难辨认出什么。如果不知道身处何地的话，他怎能把兄弟们带到目的地呢？他唯一知道的事情是，他们没有跳到预定地点。

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接着便看见了一道光。

他示意所有人猫下腰。

伞兵应该不用手电筒，而法国人民正在接受强制的宵禁，因此来人很可能是个德国兵。

在微光下，伍迪看见一辆自行车。

他站起身，用卡宾枪瞄准了自行车。他本想立刻向骑车者射击，但无法在不清楚来人是谁的情况下动手。他只能用法语大喊：“停车，停车！”

自行车停下了。“你好，少尉。”骑车者说。伍迪这才认出骑车者是艾斯·韦伯。

伍迪放下武器。“你是从哪儿弄来这辆车的？”他难以置信地问。

“一间农房外面。”艾斯简洁地说。

伍迪领着众人沿着艾斯过来的方向朝前走，觉得其余没找到的人大致应该在这个方向。他努力想找到和地图相符的地貌特征，但天实在太黑了。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他是个军官，必须能解决这类问题。

他在这条路上又找到了几个手下，这时他们走到了磨坊的风车下面。伍迪觉得不能再瞎转找路了，于是走到磨坊前敲了敲门。

楼上的窗户打开了，有个男人用法语问：“谁啊？”

“是美国人，”伍迪说，“法兰西万岁！”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是来帮你们取得自由的，”伍迪用不熟练的英语说。“但首先我想让你帮我看下地图。”

磨坊主笑道：“我马上下来！”

过了一会儿，伍迪进入了厨房，把丝质地图摊开在餐桌上的明亮灯光下。磨坊主告诉了伍迪他们所在的方位。情况比伍迪想得要好。尽管波纳上尉的怯懦使他们偏离了方向，但他们离伊格里斯也只有四英里。磨坊主为伍迪在地图上画出了到达伊格里斯的最佳路径。

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睡袍走进厨房。“妈妈说你们是美国人。”小女孩说。

“是的，小姐。”

“你知道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吗？”

伍迪笑了。“当然知道。事实上，我还在一个朋友的父亲那里，见过她一面呢！”

“她真的很美吗？”

“比你在电影上看到的还要美。”

“我就知道！”

磨坊主要拿出红酒给他喝。“谢谢，不用了。”伍迪说，“等我们打赢了再喝吧。”磨坊主激动地亲了亲他的两颊。

伍迪走到屋外，领着手下朝伊格里斯进发。一开始的十八个伞兵，连他也算在内，现在只剩下九个了。罗尼死了，托尼负了伤，等待救援，还有七个人没有跟他们会合。他得到的命令是不用等所有人都到齐。执行任务的人数够了，就可以向目标地挺进。

七个没找到的伞兵中很快就有一个归队了。彼得从地沟里钻出来，没事人似的向大伙打了声招呼，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在地沟里干吗？”伍迪问他。

“我还以为你们是德国人呢，”彼得说，“所以我才藏在那儿呢。”

伍迪看见了丝质降落伞在地沟里发出的光。彼得必定一着陆就藏在那里了。他显然是吓坏了，缩成一团躲在沟里，但伍迪接受了他的说法。

伍迪最想找到的是迪福中士。迪福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伍迪本想在很多方面倚重于他。但哪里都不见他的身影。

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时，他们听见了一些噪声。除了摩托车引擎空转的声音之外，还有两三个人的闲聊声。他命令所有人趴在地上，跟在他身后匍匐前进。

爬了一会儿，他看见前面有个骑摩托车的人正停下摩托车和两个步行者说话。三个人都穿着军服。他们说的是德语。十字路口有幢建筑，不是小旅馆就是面包店。

他决定等一等。这些德国军人多半很快就会离开。他希望能不引起注意，悄悄地抵达目的地。

五分钟以后，他的耐心耗完了。他回过身。“帕特里克·蒂莫西！”他小声说。

有人小声揶揄：“呕吐帕特，威士忌找你。”

蒂莫西从后面爬了上来。他身上还有一股呕吐物的气味。现在“呕吐”这个词竟然成了他的绰号。

伍迪见过蒂莫西扔棒球，知道他扔得又狠又准。“把手雷丢到摩托车那里。”伍迪说。

蒂莫西从包里拿出手雷，拉掉引线，用力朝摩托车扔了过去。

“哐当”一声，其中一个德国人问了句：“什么东西？”接着，手雷就爆炸了。

爆炸声响了两次。第一声爆炸把三个德国人都震倒在地上。第二声响是摩托车油箱爆炸的声音。油箱产生的烈火把三个男人都烧着了，释放出一股烧焦的臭肉味。

“待在原地别动！”伍迪对手下大嚷。他看着十字路口的那幢建筑。里面有人吗？五分钟过去了，没人开门或开窗。房子里要么一个人都没有，要么都躲在了床底下。

伍迪站起身，示意手下人都跟上。踏过三具烧焦的尸体时，伍迪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他的命令导致了这三个人的死亡——他们有自己的父母、妻子或女朋友，有的可能还有儿女。现在，他们只是一团团肮脏的血肉。伍迪原本应该有种胜利者的喜悦。这是他第一次遭遇敌人，他成功地消灭了敌人，但感到的只有恶心。

走过十字路口，伍迪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他让手下不要说话也不要吸烟。为了保持体力，他吃了部队发下来的巧克力。他嚼了一口，巧克力像加了糖的砖块一样难啃。

半小时后，他听见远处来了一辆车，他让战士们都藏在田里。汽车开得非常快，在公路上飞驰。这辆车可能属于德国驻军，但盟军也通过运输机运来了吉普车和反坦克炮，因此这也可能是友军的车辆。伍迪趴在树篱下，看着它开了过去。

车行驶得很快，分不清是敌是友。他吃不准该不该让手下射击。不攻击了吧，他做出决断，他们最好把重心放在正执行的任务上。

他们穿过了伍迪能在地图上辨认出的三个小村庄。他们时而能听到狗叫，但没人出门探寻村里到底出了什么事。被德国侵占期间，法国人显然学会了少管闲事。在异国的黑夜里行走，屋子里的人兀自熟睡，丝毫不介意窗外致命的炮火。这种感觉是多么怪异啊！

最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伊格里斯的外围。伍迪让手下们小歇一会儿。他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坐在了泥地上。战士们对着水壶喝水，吃着分配的口粮。伍迪仍然禁止大家抽烟——即使离得很远，香烟的火点也能被看见。

十分钟后，他下令继续前进。这时，他不必下令禁止说话——伞兵们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他们拖着步子，静悄悄地沿着街道朝前走。他们沿着街道一边，经过民宅、教堂和店铺，以几乎听不见的步伐向前迈进。一扇开着的窗里突然响起一连串猛烈的咳嗽声，伍迪猛地一惊，差点拿起卡宾枪对准窗户射击。

与其说伊格里斯是个小镇，不如说是个大一点的村庄。走了没多久，伍迪就看到了河水的闪光。他举起手，让所有人都停下。大街沿着一条缓缓的下坡道通向桥面，使他完全能看清河上的情况。水面大约有一百来英尺，桥有一个桥拱。他觉得这座桥一定有些年头了，因为桥身狭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

问题是桥两头各有一座碉堡，两个圆顶中间有射击口的水泥碉堡。两个哨兵在碉堡之间来回巡逻，会各自在桥头稍作停留。靠近小镇的哨兵对着射击口说笑着，多半是在和里面的人闲聊。接着，他和河对岸的哨兵在桥中间碰头时，探头看了看桥下漆黑的河水。他们神态轻松，应该还不知道进攻已经开始的消息。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丝毫松懈。始终保持着清醒，以适度的警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伍迪猜不出碉堡里有多少人，更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武器。射击口里放着的是机关枪还是普通的步枪呢？机关枪和步枪所制造的威胁区别非常大。

伍迪觉得自己能有些战斗的经验就好了。该怎样面对如今的形势呢？一定有几千名新上任的军官和他一样，刚上任就必须自己做决定。如果迪福中士在那该多好啊！

摧毁碉堡的最佳方法是悄悄接近，从射击口扔一颗手雷进去。经验丰富的战士可以在不被哨兵发现的情况下爬到近处的碉堡那里。但伍迪需要同时炸掉桥两头的两个碉堡——不然攻击必将提醒桥那头的守卫。

如何能在不被巡逻哨兵发现的情况下到达桥那头的碉堡呢？

“彼得，”他说，“你爬到近处的碉堡，从射击口扔颗手雷进去。”

彼得面露惊恐，但还是接受了任务。

接着，伍迪叫来了排里射术最佳的两个战士。“乔和马克，”他说，“瞄准两个哨兵。彼得一扔进手雷，你们就把两个哨兵给解决掉。”

乔和马克点了点头，把枪瞄准了哨兵。

迪福不在，他决定任命艾斯为自己的副手。他又点了四个人的名字，说：“你们跟随艾斯行动。乔和马克一开枪，你们就飞奔过桥，端掉桥那头的碉堡。如果动作够快的话，你们到那儿的时候，碉堡里的人可能还在熟睡呢！”

“好的，长官。”艾斯说，“那些浑球还不知道被谁偷袭，就要下地狱了。”他一定是故意这么说，想为自己壮胆，伍迪想。

“剩下的人，都跟我到近处的碉堡。”

伍迪把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艾斯和跟着艾斯的四个人，自己则承担了相对轻松的任务。对此，伍迪感觉很不好。但他知道军官不能去冒不必要的危险，如果他死了，这支队伍就没人指挥了。

由彼得领头，那一队人向桥面走去。这是个异常危险的时刻。即便在夜里，这么多人走在路上也不可能长时间不被注意。任何人碰巧往那个方向瞧一眼，就能发现他们的动静。

如果驻守在碉堡里的人很快能得到示警的话，彼得也许就到不了了近处的碉堡，这次进攻就起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了。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近桥梁。

到了一个拐角，彼得停下了脚步。伍迪猜测彼得是在等近处的哨兵离开碉堡外面的哨位，走到桥中间去。

两个狙击手找到隐蔽的地方，猫腰缩了进去。

伍迪单腿跪地，示意其他人也学他的样。跪在地上以后，众人把目光都投向了近处的哨兵。

哨兵吸了一长口烟，把烟蒂扔在地上，踩了两下让它熄灭，接着嘴里吐出一口烟。他直起身，把枪带套在肩膀上，开始朝桥面走去。

桥那边的卫兵也开始向桥上走。

彼得跑过最后一幢房子，到了街的尽头。他趴在地上，迅速向碉堡爬了过去。到了以后，他马上站起身来。

没人注意到他，两个哨兵仍然在向桥中心会合。

彼得拿起手雷，拔掉引信，等了几秒。伍迪猜彼得这样做，是不让里面的人有机会把手雷扔出来。

彼得走到射击口，把手雷轻轻地扔了进去。

乔和马克的卡宾枪响了。近处的哨兵中枪倒地，但远处的哨兵却没有被击中。这个卫兵并没有转身就逃，而是单膝跪地，甩出了他的手枪。但他的速度还是慢了点：乔和马克双枪齐发，把他打倒在地。

很快，砰的一声，彼得的手雷在近处的碉堡里爆炸了。

伍迪全速向前奔跑，他带的人紧跟在后。很快他们就到了桥边的碉堡处。

碉堡有扇木头矮门。伍迪推门走了进去。三个穿着德军军装的士兵躺在地上，死了。

他走到射击口前，观望着外面的情况。艾斯和他带的四个人飞奔过桥，一边跑一边向远处的碉堡射击。桥只有一百英尺长，但还是多了一半。他们快跑到桥中央时，碉堡里的机关枪开火了。桥上的美国大兵没有掩护，被困在狭窄的桥面上进退不得。机关枪疯狂扫射着，很快五个美国士兵全部倒下了。机关枪又扫射了一会儿，确保他们都死了——事实上，也确保了两个德国哨兵的死亡。

枪林弹雨过后，桥面上的人都没了动静。

整个世界一片死寂。

伍迪身边的列夫蒂·卡梅隆惊呼：“耶稣基督！”

伍迪强忍住泪水。他已经让五个美国人和五个德国人去见了阎王爷，但却还没有完成任务。敌人仍然据守着桥那头的碉堡，可以阻止盟军过桥。

他还剩下四个人。如果再次试图一起跑着过桥的话，他们也会被消灭。伍迪需要制定新的战斗方案。

他回想着这一带的地形。该怎么办？要是有部坦克就好了。

行动必须要快。镇上其他地方或许也会有敌人，他们可能已经听到了枪声，马上就会过来支援。如果两个碉堡都占领的话，问题应该不大，不然就会有麻烦了。

如果他的人不能从桥上过，伍迪心想，也许可以从河里游过去。他决定看一下河岸。“马克和乔，”他说，“对另一个碉堡开火，看看能不能把子弹打进射击口。牵制住他们，我到外面侦察一下。”

卡宾枪开火以后，伍迪走出了碉堡。

伍迪藏在碉堡后面，审视着上游河岸的情况。看完以后，他又跑到路那头观察另一边河岸的情况。好在敌人的碉堡里并没有发射出子弹。

桥两边的河岸都没有河堤，平地和河流由一块向下的斜坡贯通。尽管没有足够的光，但伍迪觉得，河对岸的情况应该也是一样。水性好的伞兵应该能游过这条河。从桥拱下游过去很难被敌人发现。游过河的伞兵可以把彼得刚才做的重复一遍，把手雷塞进碉堡的射击口。

看着桥的结构，伍迪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桥栏杆外面有块一英尺宽的横档，胆子大的人完全可以攀着桥栏外侧从横档上走过去，对面碉堡的射击口正好看不到桥栏外的横档。

他回到已经占领的碉堡内。剩下的人里面，个子最小的是列夫蒂·卡梅隆。他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没那么容易被击垮。“列夫蒂，”伍迪说，“桥栏外有一块敌人看不见的横档，多半是工人修桥时用的，你从那上面穿过桥去，把手雷扔进敌人的碉堡里。”

“遵命。”列夫蒂说。

对于目睹了五个战友阵亡的列夫蒂来说，这是个非常勇敢的回答。

伍迪转身对马克和乔说：“掩护列夫蒂。”两人端起卡宾枪，开始向外射击。

列夫蒂问：“如果掉下河该怎么办？”

“桥离河面只有十五到二十英尺，”伍迪说，“你会没事的。”

“好吧，”列夫蒂走到门口，“但我不会游泳。”说完，他就冲出去了。

伍迪看见列夫蒂穿过桥面，看了一眼桥栏就跨了过去，他在在横档外站好，沿着横档走了几步就消失在伍迪的视线中了。

“保持火力，”伍迪对马克和乔说，“他已经上路了。”

他们往碉堡外望去。外面什么动静都没有。伍迪意识到，这时已经是黎明了，小镇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但镇上的居民一个都没有上街：他们知道外面正进行着战斗。也许有一支德国部队正从另一条街上匆匆赶来，不过到现在为止，外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担心列夫蒂会不会掉进河里，关注桥那边有没有落水声。

一条挺大的杂种狗翘着尾巴蹦蹦跳跳地上了桥。它好奇地用鼻子闻了闻死者的尸体，然后径直走开了，像是要奔赴重要的约会似的。伍迪看见它走过桥那边的碉堡，往镇的另一面去了。

黎明意味着盟军的主力在法国的海岸上登了陆。有人说，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海陆两栖登陆战。他很想知道主力部队是否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背着沉重的军械涉水上岸，对步兵来说非常危险，埋伏在沙丘后面的机关枪手，完全可以借助广阔的海滩对他们展开屠杀。伍迪觉得非常幸运，身在如此坚实的碉堡里真是太好了。

列夫蒂很长时间都没动静了。他无声无息地掉到河里了吗？是不是其他地方出了什么岔子？

接着伍迪看见了他。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在跨越桥那一头的桥栏。伍迪屏住呼吸。跨越桥栏以后，列夫蒂趴在地上，爬到碉堡边，站起来背靠着碉堡一侧。他用左手拿出手雷。拔掉引线，等了几秒，最后突然闪到碉堡正面，把手雷扔进了射击口。

砰的一声，射击口出现了骇人的火光。列夫蒂像比赛的胜利者一样把手臂高举过头。

“浑蛋，趴下，回来！”伍迪说，但列夫蒂听不见他的话。附近的建筑里完全有可能藏着正等待为战友报仇的德国兵。

他多虑了，没有什么复仇的子弹。庆祝了一会儿，列夫蒂走进了碉堡。伍迪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过，现在还不能确保绝对的平安。这时，如果有十来个德国兵对桥进行突袭的话，很快就会重新夺回它。他们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他强迫自己再等一会儿，看有没有敌军出现。等了一两分钟，外面仍然什么动静都没有。看来伊格里斯镇上就只有这几个守桥的德军了——他们也许每十二个小时从几英里外的营房过来换一次班。

“乔，”伍迪说，“清理掉这些德国兵的尸体，把他们扔进河里。”

乔把三具尸体拖出碉堡，扔进了河里，对桥面上两具德国哨兵的尸首也做了同样的处理。

“彼得和马克，”伍迪说，“去桥那头的碉堡和列夫蒂会合，注意时刻保持警觉。我们还没把法国的德国兵全杀完呢！如果发现敌军接近你们的碉堡，不要有丝毫的犹豫，只管向他们开枪就行。”

彼得和马克走出碉堡，向河对岸的碉堡行进。

河对岸的碉堡现在有了三个美军士兵。如果德军试图夺回这座桥的话，必须投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才行。在光线充足的白天，夺桥的难度可比晚上要大得多了。

伍迪意识到桥上的美军尸体会让前来换班的德国兵知道碉堡已经失守了。不能让他们有所准备，而是要出其不意地进行全歼。

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人的尸体处理掉。

他告诉身边的人他要去处理同伴的尸体，然后走出碉堡。

清晨的空气既清新又干净。

他走到桥中间，测了测每个战友的脉搏。毫无疑问：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一个一个地抱起这些战友，把他们扔下桥栏。

最后一个是艾斯·韦伯。听到他落水时，伍迪说：“伙计，安息吧。”他低下头，闭上双眼，为了让战友的灵魂得到安息，祈祷了一会儿。

伍迪转过身，看见新一天的太阳正在升起。

盟军统帅担心德军会迅速加强在诺曼底的兵力，以强大的反攻把登陆的盟军赶回海里。这样的话，敦刻尔克的惨痛历史就要重演了。

劳埃德·威廉姆斯的任务就是不让这段历史重演。

发动反攻以后，帮助战俘回家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劳埃德现在正在与法国的抵抗力量一起工作。

五月底，英国广播公司发出暗号，号召抵抗力量在德占法国进行破坏活动。六月的头几天，几百根电话线被割断，这些电话通常设置在很难被常人找到的军事要地。另外，德军的油罐被引燃，车辆轮胎被扎破，路面也被树干给堵上了。

劳埃德的任务是和一个自称为“铁路无产者”的铁路工人无产阶级团体联手抗德。几年来，这个团体一直灵活地进行着破坏活动。德国的军列有时会诡异地被引上支线，开了几十英里才调过头来。有时列车的发动机会突然失灵，导致车厢出轨。铁路系统的运行状况非常糟糕，德国不得不从国内调来列车工人。1944年春天，法国的列车工人开始对铁路进行破坏。他们捣毁铁轨，破坏移除毁坏铁轨必须用到的起重机。

纳粹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几百个铁路工人被处决，更多的铁路工人进了集中营。但斗争仍然在继续。登陆日这天法国有些地方的火车甚至不通了。

登陆日后的第一天，劳埃德躺在诺曼底省首府鲁昂主线铁路路堤的最高处。下面是铁道和隧道的连接点。从制高点向远处看，他可以看见一英里开外徐徐开来的列车。

和他在一起的是代号为“退伍兵”和“雪茄”的两个人。退伍兵是当地抵抗力量的领导人，雪茄是个铁路工人。劳埃德带来了炸药。武器供给是英方对抵抗力量进行支援的主要任务。

三个人藏在长满野花的草丛间。劳埃德觉得，晴朗的天气带女孩来这再合适不过了，黛西一定会喜欢的。

火车在不远处出现了。雪茄一直凝视着愈行愈近的列车。他大约六十岁，个子瘦小，长着一张一看就烟瘾很重的满是皱纹的脸。当列车离隧道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他失望地摇了摇头。这不是他们要等的车。列车冒着黑烟从他们眼前经过，钻入隧道。火车头拖着几节四个人坐的车厢，车厢里都坐满了人，平民和士兵都有。劳埃德的目标显然不是这个。

退伍兵看了看表。他皮肤很黑，留着大胡子。劳埃德猜想，他的某个祖先有可能来自北非。退伍兵有点神经质。现在是白天，他们在人人都看得见的路堤上。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被人发现。“还有多久？”退伍兵担心地问。

“再等等吧。”瘦小的铁路工人说。

劳埃德用法语说：“想走你可以走，一切都准备好了。”

退伍兵没有回答。他不想错过这次行动。为了保持权威和尊严，他对劳埃德说：“我待在这儿。”

雪茄遥望着远处，突然全身一紧，眼睛周围的皮肤因为用力而起了皱。“应该是这列……”他语义不明地说。接着，他直起了身子。

劳埃德还没看见列车，更不知道它是哪种车，但雪茄比他警觉。劳埃德觉得，这列车似乎比前一列快一点。当列车靠近的时候，他发现这列车非常长：约有二十四五节车厢。

“就是它了。”铁路工人雪茄说。

劳埃德的脉搏加快了。如果雪茄判断无误的话，这应该是德军派往诺曼底战场的军列，载有一千多名德军——应该是多列运兵车的第一列。劳埃德的任务是不让这列车和随后的德军军列通过这个隧道。

接着他观察到其他一些情况。一架飞机正在追踪这列军列。他看见这架飞机跟着军列亦步亦趋，还在慢慢降低高度。

飞机是英国的。

劳埃德认出这是架霍克式对地攻击机，一架单人驾驶的战斗机。霍克式对地攻击机经常深入敌境，执行干扰敌方联络的危险任务。驾驶飞机的一定是个非常骁勇的悍将，劳埃德心想。

但攻击机的出现搅乱了劳埃德的计划。他不希望军列在进入隧道前被毁。

“真该死。”他小声骂了一句。

这时，攻击机对列车车厢开火了。

退伍兵说：“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劳埃德用英语说：“鬼知道。”

这时，他清晰地看到火车上既挂着旅客车厢，也挂着运送家畜的车厢。不过家畜车厢里载的也可能是德国兵。

在越过火车时，飞得越来越快的攻击机不断猛烈地向车厢发射炮弹。飞机上配备四门有炮弹带的加农炮，“咔哒、咔哒”的炮弹声盖过了飞机的引擎声和火车的隆隆声。劳埃德不禁为火车上那些成为活靶子的德国兵惋惜起来，他们根本无处可逃。他不知道飞行员为什么不发射火箭炮，虽然没有一般的炮弹精准，但能给火车和汽车造成重创。也许已经在之前的交战中用光了吧。

一些德国兵勇敢的把头伸出窗外，用步枪和手枪向飞机射击，但发射的子弹连飞机的边都碰不着。

不过，劳埃德很快就发现德国兵在机车后面的平板车后面架起了一门轻型的高射炮。两个炮手手忙脚乱地架起炮，填上炮弹。炮座微微偏移，炮口对准英国的对地攻击机。

飞行员似乎没有看见那门高射炮，他继续沿着车厢的顶部朝前飞，发射的炮弹不断撕裂车厢的顶棚，在车厢中炸开。

高射炮开火了，但没能击中英国战斗机。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认识这个战斗机飞行员。英国此时仅有五千名空军飞行员，其中许多参加过黛西的聚会。他们中有赫伯特·圣约翰，赫伯特是个剑桥的高材生，几周前他还和劳埃德一起回忆过两人在剑桥的青葱岁月。有丹尼斯·乔瑟，乔瑟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毕业于圣三一学院的他对英国淡而无味的饭食牢骚满腹，每顿饭都有的土豆泥尤其令他苦不堪言。有布莱恩·曼特尔，曼特尔是他最后一次穿越比利牛斯山时带着的澳大利亚飞行员，曼特尔非常勇敢，和劳埃德交情很好。

高射炮再次射击，但还是没有击中。

飞行员不是没看见高射炮，就是觉得高射炮不能对自己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他没有躲避高射炮的打击，而是冒险飞在运兵车顶上，继续对车厢进行打击。

列车快要开进隧道时，战斗机终于被高射炮击中了。

飞机发动机燃起大火，接着喷出一股黑烟。这时，飞行员才把飞机驶离火车轨道，但已经太迟了。

火车进隧道了，车厢从劳埃德眼前疾驰而过。他看见每节车厢里都有上百名德国士兵。

对地攻击机朝劳埃德的方向掉了下来，一时间劳埃德还以为飞机要掉在他躺着的地方了。他平躺在地，愚蠢地把双手抱在头顶，觉得这样就能保护自己似的。

攻击机在他头顶一百英尺的高度挣扎。

退伍兵按下了炸药的按钮。

隧道里传出雷鸣般的爆炸声，接着是车厢出轨相互碰撞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起先，满载士兵的车厢继续在往隧道里涌入。但很快，列车车厢就和前面的车厢相撞，被阻拦在隧道外面。最后两节更是腾空而起，形成了一个倒转的“V”字。车厢里的士兵发出痛苦的悲鸣声。所有车厢都冲出了路轨，像散落的火柴一样躺在隧道口两侧。铁皮像纸张一样皱着，碎玻璃雨点似的落在路堤上，掉在三个破坏者身上——退伍兵、雪茄和劳埃德很有可能被自己引发的爆炸害死。他们几乎没做任何交流，便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远处狂奔。

到达安全的距离以后，一切都结束了。隧道里涌出浓浓的黑烟：不大会有人会在如此激烈的碰撞和剧烈的爆炸后活命。

劳埃德的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不仅消灭了成百上千名军人，还破坏了通往诺曼底的铁路线。隧道里的列车残骸需要好几周才能清理干净，德军向诺曼底增援变得愈加艰难了。

劳埃德感到一阵后怕。

他在西班牙目睹过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但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死亡。而且是他一手造成的。

又是一声强烈的碰撞声，霍克式对地攻击机坠落在地。战斗机在燃烧，但油箱并没有爆炸，飞行员也许还活着。

他跑向战斗机，退伍兵和雪茄跟在后面。

战斗机侧翻在地，一只机翼折断了，黑烟从战斗机的单引擎直往外冒。驾驶舱被烟所遮蔽，劳埃德无法看见飞行员的面容。

他踏上机翼，打开了机罩卡钩。雪茄打开了另一侧的机罩卡钩。两人齐心协力将驾驶舱的舱顶掀了开来。

飞行员不省人事。他戴着头罩和护目镜，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劳埃德分辨不出这是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他不知道氧气罐在何处，也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被点燃了。

退伍兵和他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必须在飞机爆炸前把他弄出来。”他说。

劳埃德把手伸进驾驶舱，解开了飞行员系的隔离带。他把双手放在飞行员的胳膊底下，往外拉。飞行员的四肢都不能动了，但劳埃德不知道他伤在哪儿，他连对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劳埃德把飞行员拉出驾驶舱，扛在肩上，送到离燃烧的飞机很远的地方，仰面放在地上。

劳埃德听到一种介于“嘶嘶”和“咚咚”之间的声音。他回过头，看见整架飞机烧起来了。

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移掉了飞行员戴的护目镜和氧气面罩，看见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庞。

飞行员是博伊·菲茨赫伯特。

博伊还有呼吸。

劳埃德擦去博伊鼻子和嘴边的血。

博伊睁开眼。起先，他神情木然，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但很快他就认出了劳埃德：“怎么会是你！”

“我们炸掉了火车。”劳埃德说。

除了眼睛和嘴，博伊似乎什么都动不了。“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他说。

“谁说不是呢！”

雪茄问：“他是谁？”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是我弟弟。”

“老天！”

博伊闭上了眼睛。

劳埃德对退伍兵说：“必须找个医生来。”

退伍兵摇了摇头。“我们必须先离开这儿，德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调查列车出轨的原因。”

劳埃德知道他说得对。“我们必须带他一起走。”

博伊睁开眼睛，说：“威廉姆斯。”

“博伊，怎么了？”

博伊的嘴角露出微笑，说：“你可以和那个婊子结婚了。”

他死了。

听说博伊牺牲的消息以后，黛西难过地哭了。博伊是个无赖，对黛西很不好，但她曾经爱过他，在性爱方面，他教了她很多。对他的牺牲，黛西非常难过。

博伊的弟弟安迪成了子爵，将继承伯爵爵位。安迪的妻子梅尔成了子爵夫人。根据贵族的传统，黛西现在是阿波罗温子爵的遗孀——如果嫁给劳埃德，她就会失去这个名头，改叫威廉姆斯夫人了。

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现在开始更是如此。这个夏天，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希望破灭了。7月20日，德国军官谋杀希特勒的企图被粉碎。德军在东线全线撤退。八月，盟军占领了巴黎，但希特勒执意要战斗到鱼死网破。黛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劳埃德，更别提嫁给他了。

九月，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阿尔德盖特区的威廉姆斯家，她见到了兴高采烈的艾瑟尔·莱克维兹。“好消息！”黛西一走进厨房，艾瑟尔就对她说，“劳埃德被选为霍克斯顿选区下一任议员的候选人了。”

劳埃德的妹妹米莉正带着两个孩子莱尼和帕米坐在厨房里。“真是太好了，”她说，“总有一天，他会成为首相的。”

“是的。”黛西重重地坐了下来。

“看得出来，你不太高兴。”艾瑟尔说，“就像我的朋友米尔德里德说的那样，像是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冷水。黛西，你究竟怎么了？”

“我在想，和我结婚的话，一定会对他不利的。”因为爱，黛西才如此伤心。她怎么能阻断他的前程呢？但她又怎能放弃他呢？每当想到这些问题，她的心愈发沉重，生活的希望似乎也变得渺茫了。

“因为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吗？”艾瑟尔问。

“不仅仅是这个。博伊死前曾经告诉我，劳埃德绝对不会找一个前纳粹做老婆。”她看着即便伤人也总是说实话的艾瑟尔说，“他没说错，对吗？”

“只说对了一部分。”艾瑟尔说。她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然后坐在黛西对面，“我不会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不该气馁。”

你和我完全一样，黛西心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爱上我并不奇怪——我和艾瑟尔年轻时完全一样。

米莉说：“没关系，爱能战胜一切。”这时，她发现四岁的莱尼正在用木头兵击打两岁的帕米。“别打你妹妹！”她朝儿子大声嚷。接着她回过头对黛西说：“我哥哥把心都交给了你。告诉你，我觉得他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我知道，”米莉的话让黛西直想哭，“但他有改变世界的宏伟抱负，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挡着他的道了。”

艾瑟尔把哭泣的帕米抱在膝盖上，帕米很快就不哭了。她对黛西说，“准备面对质疑和敌意，但不要躲避，更别隐瞒你的过去。”

“我该怎么跟其他人说？”

“你就说你像成千上万普通民众一样，被法西斯主义蒙蔽了。但你在大轰炸期间驾驶过救护车，希望已经借此偿还了旧债。和劳埃德好好商量一下，看看这话该怎么说。自信点儿，拿出你的魅力，别让这件事把你击垮。”

“这会有用吗？”

艾瑟尔犹豫了。“我不知道，”她顿了顿，“我真的不知道，但你必须试一试。”

“如果为了我而放弃理想，那真是太可怕了。这件事会让我们结不成婚的。”

黛西希望艾瑟尔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她只是重复道：“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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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九章

伍迪·杜瓦很快适应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时的阿登战役中受伤的。推进到德国边境的盟军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反击。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师的战友被阻挡在交通枢纽巴斯托涅小镇上。当德国人送来请求投降的信件时，麦考利夫将军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呸！”

圣诞节这天，伍迪的右腿被机关枪打了个稀巴烂，他的伤势很严重。更糟的是，一个月以后，一零一空降师才突出重围，把他送进了真正的医院。

他的骨头会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适应跳伞的强度了。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在西线的最后反攻。在那之后，德军再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攻。

伍迪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住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天天得听母亲的唠叨。拆了石膏后，他去父亲办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参众两院所在的国会大厦地下室和父亲谈起了难民问题。“我们认为，欧洲大约有两千一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格斯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准备对他们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开始帮助他们，”伍迪说，“红军已经快打到柏林了。”

“美军离柏林也只有五十英里了。”

“希特勒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还有点理智的话，他现在就应该投降。”

伍迪低下声音说：“有人告诉我，苏联人找到了一个大规模杀戮的集中营。纳粹在那一天要杀死几百人。在波兰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

格斯严肃地点了点头。“是真的，公众现在还不知道，但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有人应该为此而被处死。”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已经为此工作了好几年。他们制作了战犯列表，正在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如果战后能保住联合国的话，有人就会因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联合国当然能继续存在下去，”伍迪有点生气了，“罗斯福以此为基调参加了去年的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几周以后，联合国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对伍迪来说，旧金山具有特殊的意义，贝拉·赫尔南德兹就住在那儿，但伍迪还没向父亲提起过她。“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国际合作，以保证这类战争再也不会出现。谁会对联合国的存在进行反对呢？”

“这样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数共和党人尽管都是好人，却觉得其他国家的世界观完全和我们不同，没什么可以和它们交流的。共和党内部的极少数强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对联合国的存在。真他妈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惊，他从没见父亲这么骂过人。

“这些人在30年代策划了针对罗斯福的叛乱，”格斯说，“比如亨利·福特这样的生意人。福特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强大领导人，十分优秀。他们还参加了右翼组织，诸如‘美国第一’。”

在伍迪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如此生气。

“如果让这些傻瓜肆意妄为，肯定会发生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格斯说，“我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如果我能有孙子的话，我绝对不希望他也死于战争。”

伍迪的心一阵刺痛：如果乔安妮还活着，她或许已经为格斯添了个孙子。

现在伍迪连个约会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替格斯添什么孙子了——除非能在旧金山偶遇贝拉·赫尔南德兹。

“我们对这些白痴一点办法都没有，”格斯说，“但我们也许能对付范登堡参议员。”

阿瑟·范登堡是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是保守派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持反对态度。不过范登堡是格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同事。

“他是个很大的威胁，”格斯说，“自负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连总统有时也不得不向他让步。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和我们一样，但我怕他会倒退。”

“为什么会倒退？”

“他是个积极的反共产主义分子。”

“这没什么，我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但范登堡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执。只要他觉得我们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就会坐立不安。”

“怎样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们会在旧金山达成什么协议。我们同意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独立国家，这意味着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拿到了三票。我们必须把苏联留在联合国——但如果让步太大的话，范登堡会对联合国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美国是否需要继续参加提出质疑。到了那一步的话，参议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绝批准加入国联一样把联合国拒之门外。”

“因此我们既要在旧金山让苏联人满意，又不能触怒范登堡参议员。”

“是的。”

他们听到一阵急速奔跑的脚步声，这在庄严的国会大厦是不多见的。两人都转头去看。伍迪惊讶地发现，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过道里狂奔。他穿得和平时差不多，灰色双胸袋西装，波点领带，但没戴帽子。和平时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没助手，也没特工。他跑得飞快，气喘吁吁，没看任何人，目标明确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其他人的反应也和他们一样。

杜鲁门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后，伍迪问：“出什么事了……”

格斯说：“总统肯定已经去世了。”

沃洛佳·别斯科夫乘着一辆斯图贝克U56军用十轮卡车进入德国。这种卡车制造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用铁路运到巴尔的摩，运上船横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波斯湾，然后用火车从波斯运到苏联中部。沃洛佳知道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苏联的二十万辆军用卡车中的一辆。苏联人非常喜欢这种军用卡车：它们坚固可靠。苏联人常说，刻在车身两侧的“USA”代表“Ubit Sukina syna Adolf”，就是“杀死那个狗娘养的阿道夫”的意思。

苏联人也很喜欢美国送来的食物，尤其是“斯帕姆”牌的罐装午餐肉。这种肉呈现出奇怪的粉红色，高脂肪，很合苏联人的口味。

沃洛佳之所以被派到德国是因为他从柏林间谍那里得来的情报已经没有直接从德国战俘那里问来的情报新了。流利的德语使他第一批被送到德国，进行前线战俘的审讯工作。

过境时，他看到一张苏联政府的海报：

<small>你们现在到了德国的国土上。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到了！</small>

在各种各样的海报中，这样的宣传还算是隐忍的。一段时间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煽动红军士兵对德国人的恨意，相信这样能让士兵战斗得更为勇猛。政治委员计算出——他们宣称计算出——战斗中战死的红军战士人数、被焚烧的房屋数量，以及每个村庄和城镇里，那些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斯拉夫人或犹太人而被杀的平民总量。许多前线战士得知了死于德军之手的家乡人民和被毁的房屋数量后，急切地想给德国人造成同样的伤害。

红军到达了贯穿普鲁士南北的奥得河，这里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壁垒。一百万红军战士到了离柏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时刻准备一战。沃洛佳是第五突击军的一员。等待开战的时候，他拿起了军报《红星报》。

报上的内容把他吓了一跳。

《红星报》上宣扬的恨意比他之前读到的更浓。“如果一天不杀一个德国人，你的一天就白费了，”报纸上这样写道，“如果你在等待参加战斗，那你就在战斗之前杀死一个德国人。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没什么比把德国人的尸体垒起来更有趣的了。杀死德国人——这是家中妈妈的祈祷词。杀死德国人——这是你孩子请求你做的。杀死德国人——这是苏联大地的呼声。不要退缩，不要放弃。杀吧！”

沃洛佳觉得，这种宣传实在有点病态。但更糟的还是一些隐含的内容。作者怂恿红军战士打劫：“德国女人只是失去了本就是偷来的毛皮大衣和银质餐具。”还有一些旁侧敲击，纵容他们强奸：“苏联士兵不会拒绝来自德国妇女的恭维。”

士兵们本来就不是绅士，1941年德军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更是触怒了全体苏联人。苏联政府用这种仇恨的宣传方式点燃了红军队伍的恨意。现在，军方的报纸更是向所有战士挑明了，为了击败德国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一把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盼望战争能快点结束。

他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在韦斯医生的带领下，在一个新教教堂建立起一所战地医院。接着他们无所事事地坐在教堂的大殿里，等待马拉的救护车送来严重枪伤和烧伤的伤员。

德军加固了希洛高地，这是俯瞰奥得河、通向柏林的要津。埃里克在后方的急救站，距离前线一英里。

韦斯医生在军情处有朋友，他说，德军正以十一万兵力应对苏联的百万大军。他用一贯的讽刺语气说道：“但我们的士气高涨，加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以我们一定会赢。”

打胜仗是不可能的，但德军士兵依然在顽强地作战着。埃里克相信这是传回来的红军暴行所导致的。红军所到之处，所有战俘都被处决干净，民房被烧毁，妇女遭到强奸后被钉在了谷仓的门上。德国士兵相信，他们的抵抗是为了不让家人遭到共产党的暴行。克里姆林宫的仇恨宣传起了反作用。

埃里克却想快点失败。他希望杀戮赶紧停止，他想马上回家。

他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他也可能很快会死。

埃里克在长条凳上睡着了，但4月16日凌晨三点，这天是星期一，他却被苏联人的炮声惊醒了。之前，他在前线听过两军交战时的炮声，从远处听，声音却比身临其境大了十倍。这也许是因为在前线时他们的耳朵早已被震聋了吧。

黎明时，伤员陆陆续续来到战地医院。埃里克、布劳恩、韦斯医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们截断溃烂的四肢，接上断骨，取出子弹，清洗和包扎伤口。他们不仅没有药，连淡水都找不到。对那些痛得大喊的伤员只能打一针吗啡。

可以行走拿枪的士兵在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前线。

德方坚持的时间比韦斯医生预测的要长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时，德军依然坚守着阵地。天黑以后，送来的伤员少多了。他们三个轮流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沃纳·弗兰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轧碎了。

沃纳现在是个上尉。他和他的手下们带着三十门八十毫米高射炮守卫着一块前沿阵地。“每门炮只有八发炮弹，”韦斯医生巧妙地将他的骨骼碎片归位时，沃纳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发打击苏联坦克，最后一发留给自己，不让高射炮落在苏联人手里。”操纵高射炮时，一发苏联炮弹把他掀翻在地，“还好只是手受伤了，”他说，“要是炸在头上，我就没命了。”

手腕被绑起来以后，他问埃里克：“卡拉给你来信了吗？”

埃里克听说妹妹和沃纳成了一对。“我已经好几周没收到信了。”

“我也是。听说柏林的情况很糟糕，希望她没事。”

“我也很担心。”埃里克说。

令人吃惊的是，德军又据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没有得到前线失守的消息。正在给新的一批伤兵做治疗时，七八个苏军闯入了教堂。一个红军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开了一阵机关枪，埃里克和所有能动的人连忙卧倒在地。

看到教堂里的人都没武器，苏联人放松下来。他们在大殿内走了一圈，把德国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表取了下来，接着就离开了。

埃里克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陷在敌人的阵线之后。他们应该放弃战地医院，试图赶上撤走的军队吗？他们撤走的话，这里的病人们还会安全吗？

韦斯医生做出了决定。“继续自己的工作吧。”他说。

几分钟之后，一个苏联士兵抬着战友走进教堂大殿。他拿枪指着韦斯，飞快地说了一连串俄语。他非常慌乱，背上的战友全身都是血。

韦斯非常平静。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不必拿枪指着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红军战士把战友放在了桌上，韦斯医生带着埃里克和布劳恩开始了治疗。红军战士一直把枪口对准着韦斯医生。

这天晚些时候，德国伤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车的后车厢由红军士兵押往了东面。埃里克看着沃纳·弗兰克作为战俘消失在眼前。小时候，埃里克经常听人讲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战中，罗伯特叔叔被苏联人抓作战俘，后来却从西伯利亚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国。埃里克不知道沃纳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

更多的苏联伤兵被带了进来，韦斯、埃里克和布劳恩像对待德国兵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忙碌了一天，当埃里克筋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战俘。

在盟军逼近柏林的同时，战胜国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起来。伍迪觉得这样的会议很乏味，他只想快点联系上贝拉·赫尔南德兹。

在登陆日进攻、法国的战斗，以及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贝拉一直浮现在伍迪的脑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后一学期，贝拉曾经计划着要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除非贝拉在校园边租间公寓，不然她多半会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

不幸的是，伍迪还没能和贝拉联系上。

他给贝拉写了信，但没收到回信。当他拨打黄页电话本上的赫尔南德兹家的号码时，一个他觉得是贝拉母亲的中年妇女冷冰冰地对他说：“她现在不在家，我可以给你带话。”贝拉却没给他回电。

贝拉可能有个正式的男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伍迪希望贝拉亲口跟他讲。但也许她母亲私自把他的信藏起来了，也没把他的口讯传达给贝拉。

伍迪也许应该放弃。再追寻下去，他可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但他不会轻言放弃。他回忆起不屈不挠地追求乔安妮的往事，琢磨着自己为何总会遇到这种状况：这是他的宿命吗？

与此同时，每天早上他会和父亲一起去费尔蒙特酒店的空中花园，听国务卿斯特蒂钮斯做前一天联合国会议的情况简报。斯特蒂钮斯是在科德尔·赫尔被送进医院以后，继任国务卿之位的。此时，哈里·杜鲁门也接任了死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之位。格斯·杜瓦觉得，在世界局势如此紧要的关头，美国由两个经验不甚丰富的新手来领导，真是个很大的遗憾。

事情开始得很不顺利。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会前碰面时笨拙地惹怒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情绪很不好。他宣称如果联合国不接纳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的话，他就马上回苏联。

伍迪不希望苏联开溜。没了苏联，联合国就不成为联合国了。大多数美国代表希望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妥协。但立场强硬的范德博格参议员却坚持不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达成任何协议。

一天上午，伍迪正好有几个小时空，于是他去了贝拉父母家。

赫尔南德兹家住的时尚社区离诺布山上的费尔蒙特酒店不远，但伍迪仍然需要用拐杖走路，因此他叫了辆出租车。赫尔南德兹家位于高夫路，是一幢漆成黄色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应门的女人穿着华贵，应该不是家里的女仆。她像贝拉一样对伍迪扬起嘴角一笑，一看就是贝拉的母亲。伍迪礼貌地说：“夫人，早上好。我是伍迪·杜瓦。去年我在伦敦遇见了贝拉·赫尔南德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再见她一面。”

女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审视着伍迪：“看来你就是那个人了。”

伍迪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是贝拉的母亲，卡罗琳·赫尔南德兹。”她说，“你最好进来。”

“谢谢你。”

她没有和伍迪握手，显然对他抱有敌意，伍迪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她还是请伍迪进屋了。

赫尔南德兹把伍迪让进了一个能看到海景的大客厅。她指着一把椅子，不算客气地示意他可以坐下。赫尔南德兹夫人坐在他对面，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你在英国和贝拉相处了多长时间？”她问。

“几个小时，但从此我就忘不了她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赫尔南德兹夫人说：“在牛津上大学的时候，贝拉就和一个名叫维克托·罗兰德森的聪明小伙订了婚，他们从小就认识了，感情一直不错。罗兰德森夫妇是我和我丈夫的老朋友——至少在贝拉回家突然要取消婚约之前是。”

伍迪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她只说她意识到自己并不爱维克托，我猜她一定是遇见了别的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她遇见的是谁了。”

伍迪说：“我不知道她已经订婚了。”

“她戴着的钻石戒指你总不会看不见吧，你糟糕的观察力造成了一场悲剧！”

“我非常抱歉。”伍迪说。然后他告诉自己不要太过软弱。“或者说，其实我并没那么抱歉，”他说，“我很高兴她结束了这段婚约，因为她是个完美的女人，我很想娶她。”

赫尔南德兹夫人不喜欢这样的表白：“年轻人，你还嫩着呢！”

伍迪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说不出的讨厌。“赫尔南德兹夫人，刚才您用了‘悲剧’这个词。我的未婚妻乔安妮在珍珠港死在了我的怀里。我的弟弟查克被机关枪打死在布干维尔的海滩上。登陆日战役中，为了争夺伊格里斯镇上毫不起眼的一座桥，我亲自指挥艾斯·韦伯和其他四名年轻的美国战士去送死。夫人，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悲剧，破裂的婚约绝对算不上。”

赫尔南德兹夫人吃了一惊。伍迪猜想她大概不常遭到年轻人的反驳。她没有说话，但脸色逐渐苍白。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没有任何解释便离开了客厅。伍迪不知道她想让自己干什么，但还没见到贝拉，他绝不会撤退。

五分钟后，贝拉走进了客厅。

伍迪站了起来，觉得自己心脏狂跳。一看见贝拉，他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贝拉穿着一条与她满头黑发和咖啡色皮肤形成强烈反差的淡黄色裙子。伍迪觉得，贝拉和乔安妮一样，穿得越简单越是好看。他想抱住贝拉，拥紧她柔软的身体，不过他还得等贝拉给他发出爱的讯息。

贝拉看上去很不安。“你来这儿干吗？”她问。

“我来找你。”

“为什么找我？”

“因为我忘不了你。”

“我们连相互了解都谈不上。”

“可以从今天开始了解。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餐吗？”

“我不知道。”

伍迪穿过客厅，走到贝拉站着的地方。

拄着拐杖的伍迪，让贝拉很意外。“你怎么了？”

“在法国战场上，我的膝盖中了一枪，枪伤正在慢慢恢复中。”

“太不幸了！”

“贝拉，我觉得你很完美，我相信你也喜欢我。我们又都没有婚约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贝拉嘴角一扬，绽放出伍迪最喜欢的那种笑容。“不是担心，而是尴尬，为伦敦那天晚上的事而感到尴尬。”

“就那点儿事吗？”

“对第一次约会而言，那已经很过分了。”

“那种事天天都在发生。当然，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那天晚上，你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你觉得我会在战斗中牺牲。”

她点了点头。“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甚至和维克托在一起时也没做过。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在公园里和你那样干。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妓女！”

“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伍迪说，“你是个心胸宽广，聪明美丽的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忘了伦敦的那一晚，像教养良好的年轻人那样开始互相了解呢？”

贝拉的态度软化了一些。“我们真能那样吗？”

“完全可以。”

“那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七点来接你，好吗？”

“没问题。”

伍迪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还是有些犹豫。“我无法形容再见你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他说。

贝拉第一次直视着他。“伍迪，我也是一样，”她说，“我也非常开心！”接着她搂住他的腰，紧紧地拥抱了他。

伍迪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拥抱着贝拉，把头埋进她的头发。他们维持这个姿势站了很长时间。

过了很久，贝拉才从伍迪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七点见。”她说。

“七点见。”

伍迪开开心心地离开了赫尔南德兹家。

他直奔大剧院旁的老兵大厦而去，参加联合国督导委员会的会议。四十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坐在一张长桌子前，格斯·杜瓦这样的助理坐在代表的后面。作为助理的助理，伍迪只能在墙边坐下了。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做了开场演讲。伍迪发现他的外表并不是很出众。莫洛托夫已经有点秃顶，留着整齐的胡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看上去更像是他父亲那样的商店职员。这样一个人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幸存了很久。在革命之前，他就是斯大林的朋友，一手炮制了1939年的苏德协定。他工作努力，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而有了“石头屁股”的雅号。

他建议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他指出，这两个加盟苏联的共和国遭受了纳粹的侵略，而且分别为苏联红军贡献了一百多万名战士。有人提出反对，指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依附于苏联，不能单独作为成员国。但苏联代表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属于英联邦，却作为两个成员国加入了联合国。

投票没有异议。伍迪知道，事先都安排好了。拉丁美洲国家威胁投反对票，除非接纳支持希特勒的阿根廷。其他国家做了让步，保证他们能投出支持票。

随后出现了意外。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突然站了起来。马萨里克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登上过1944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他建议让波兰也加入联合国。

美国人坚持波兰不进行自由选举就不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作为一个民主派人士，曾经试图在斯大林的监视下在捷克建立民主制度的马萨里克，应该支持这个立场才对。为了让马萨里克放弃自己的信念，莫洛托夫一定给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马萨里克坐下时，脸上一副吃了难吃东西的厌恶表情。

格斯·杜瓦的表情同样很严峻。在白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问题上的妥协本应能让会议顺利进行下去，莫洛托夫却给他们出了一道大难题。

和美洲国家代表坐在一起的范登堡出离愤怒。他拿出笔和便笺本，奋笔疾书。片刻之后，他从便笺本上扯下一页纸，点头招呼伍迪过去，他把这页纸递给伍迪，说：“送去给国务卿！”

伍迪走到桌前，伏在斯特蒂钮斯的肩上，把刚刚撕下的那页纸放在他面前，说：“先生，这是范登堡参议员给您的。”

“谢谢。”

伍迪回到靠在墙边的座位上。我在历史上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这样想着。他在转交纸条时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范登堡在简短而富有激情的字句中要求国务卿拒绝捷克方面的建议。斯特蒂钮斯会采纳他的建议吗？

如果莫洛托夫在波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一意孤行的话，范登堡很可能在参议院提出反对加入联合国的议案。但如果斯特蒂钮斯采纳了范登堡的建议，莫洛托夫很可能现在就离开会场回家，那样的话联合国就胎死腹中了。

伍迪屏住呼吸。

斯特蒂钮斯拿着范登堡写的纸条站了起来。“为了苏联的利益，我们遵守了《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他指的是美国在《雅尔塔协定》中支持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权，“与此同时，《雅尔塔协定》的其他条例也需要得到遵守。”接着，他根据范登堡那张纸条的提示，说，“呼吁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波兰自治政府。”

会议室里到处是交头接耳声。斯特蒂钮斯公然对莫洛托夫提出了挑战。伍迪看了一眼范登堡，发现他正轻松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除非波兰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斯特蒂钮斯又说，“否则大会不会承认现在的卢布林政府。”他直视着莫洛托夫，以范登堡纸条上的语句说，“不然我们会给世界人民做出背信弃义的肮脏示范。”

莫洛托夫看上去火气很大。

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直起身子，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蒂钮斯。他说话很有礼貌，但言辞犀利。“我们政府没办法知道波兰人民支不支持他们的政府，”他说，“因为苏联及其盟国不让英国观察员进入波兰。”

伍迪发现会议的风向开始不利于莫洛托夫。苏联代表团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莫洛托夫激烈地和助理讨论着什么，他的声音非常大，连伍迪都能听出他语气中的怒火。他会走出会场吗？

光头双下巴的比利时外长提出了个折中方案。他提出动议，希望会议结束前波兰能及时地组成新政府，并派代表出现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

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莫洛托夫。比利时外长给他找了个台阶下，可他会接受吗？

他依然很生气，但不容置疑地微微点了点头。

危机避免了。

很好，伍迪心想，一天里收获了两场胜利。形势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卡拉出门了，排队取水。

水龙头已经两天不出水了。不过，主妇们发现，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多年不用的和地下井相连的老式水泵。这些水泵大多数已经生锈了，但惊奇的是，其中很多还能继续工作。因此，每天早上，在水泵这里，女人们都会端着盆盆罐罐来排队接水。

也许是敌人快要进城的缘故，空袭突然停止了。但红军仍然在向街上射击，因此街上还很危险。卡拉不知道苏联人在担心什么，大半座城市都已经被毁了。整幢整幢的建筑乃至一大半街区都被炸成了平地。所有的公用设施都被切断了。火车和汽车都终止了运营。上万人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有上百万人。柏林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但射击还在继续。大多数人一整天躲在家里的地窖或公共的防空洞里，但他们必须出门取水喝。

在永久性断电之前，英国BBC广播说，苏联红军已经解放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在柏林北部，显然苏联人不是直接进入柏林，而是先在外围将其包围。卡拉的母亲茉黛断言苏联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美军、英军、法军和加拿大军队从西面快速进入柏林。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控制了柏林就控制了德国，控制了德国就控制了欧洲。”

但德国军队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人数和武器远远少于盟军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领袖的命令下扑向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凭着意志力奋勇作战，然后成百上千地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其中就有卡拉深爱的两个人——哥哥埃里克和男友沃纳。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对敌作战，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卡拉终止了间谍活动。战争进入混战的最后阶段，战斗方案已经不需要了。来自柏林的秘密情报对节节胜利的苏军来说没什么价值，已经没必要进行间谍活动了。间谍们烧毁了自己的密码本，把无线电发报机藏在了瓦砾之中。他们同意再也不提曾经从事过的这项工作。他们非常勇敢，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让战败的德国民众这样看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的勇气将永远不为人知晓。

卡拉走到水龙头前时，一支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坦克小队经过，他们踏着步子，向东边的战场行进。队伍里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和十多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他们都骑着自行车，车前把上绑着新型反坦克步枪。军服和军帽对孩子们来说太大了，如果不是他们面临的可悲命运，旁人看到他们头戴的庞大军帽一定会发笑的。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到前线与苏联红军作战。

他们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转向一边：她不愿记住这一张张脸。

拿桶接水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雷克夫人小声问：“你有个朋友是医生的老婆，是吗？”

卡拉浑身一紧。雷克夫人显然说的是汉尼洛尔·洛特曼。医生和犹太医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踪了。汉尼洛尔的儿子鲁迪扔掉了身上的黄星标志，和柏林剩余的一些犹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谓的贫民区“潜水艇”，只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汉尼洛尔还住在他们家原先的房子里。

十二年来，像雷克夫人问出的这种问题——你有个朋友是犹太人的老婆——几乎就等于指控。她到底想干什么？卡拉不知道。雷克夫人是个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无法完全信赖。

卡拉关掉了水龙头。“小时候洛特曼医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她戒备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另一个女人站到水龙头前，用一个以前显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洛特曼夫人被人带走了，”雷克夫人说，“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

这再正常不过了。人们时常会被“带走”。但如果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仍然会觉得心头被猛地一击。

没必要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发问也很危险：询问亲戚和朋友为什么会消失的人，自己也可能会突然消失。但卡拉必须要问：“你知道他们把她带去哪儿了吗？”

这次她得到了答案。“在舒尔大街的转送站里。”卡拉感觉到了希望，“是维丁区一家废弃的犹太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卡拉偶尔会非法地去那家医院帮忙，她知道政府占据了那里的病理学实验室，并用铁丝网将那儿围了起来。

“希望她没事。”另一个女人说，“斯特菲生病的时候她帮了很大的忙。”说完，她关掉水龙头，提着水罐离开了。

卡拉匆忙地朝和女人相反方向的家里走去。

她必须为汉尼洛尔做些什么。把人从集中营里弄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被打破了，也许能想个法子把汉尼洛尔给弄出来。

她把水桶带回家，交到艾达手里。

茉黛排队去领配给的食物了。卡拉换上护士的制服，希望到时候能派上点用场。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艾达，又一次离开了家。

她只能步行去离家两三英里的维丁区犹太医院。她不知道她应不应该这样做。即便能找到汉尼洛尔，也许她也帮不上忙。但很快，她就想到了在伦敦的伊娃和不知藏在柏林什么地方的鲁迪——如果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失去母亲，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必须尽力一试。

街上站着军警，他们截住过路人，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军警们三人一组，形成即决法庭，主要针对兵役年龄的男性。他们对身穿护士制服的卡拉不感兴趣。

奇怪的是，苹果树和樱桃树竟然在这个被炮火袭击的城市里开出了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在爆炸的间歇，鸟儿像往年春天一样，欢叫着。

卡拉恐惧地发现，灯柱上竟然吊着几个男人，有几个竟然还穿着军服。大多数尸体的脖子上挂着写有“懦夫”或“逃兵”的牌子。显然，三人即决法庭认为他们有罪，对他们处以绞刑。纳粹杀了那么多人还不满足吗？卡拉痛苦得直想哭。

一路上，她三次找地方躲避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最后一次躲避时，她离犹太医院只有几百码，红军和德军似乎就在几条街外进行着枪战。射击非常猛烈，卡拉差点掉头就跑。汉尼洛尔多半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也许已经死了——卡拉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呢？但枪声暂歇以后，她还是迈开步子，继续往医院的方向行进。

到那儿时，已经是晚上了。医院在舒尔大街和伊朗大街的拐角处。街道两旁的大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征用做转运站的实验大楼被重兵守卫着。卡拉本想走到士兵面前，解释自己的来意，但这样做似乎胜算不大。她琢磨着是否能从医院四通八达的过道里穿过去。

卡拉走进医院主楼。医院还在正常运行。所有的病人被转移到了地下室和过道里。医生和护士在煤油灯的光照下进行工作。厕所里一股恶臭，显然已经有段时间没被清洗了。这里唯一的水源是花园里的一口古井。

诡异的是，德国士兵纷纷把受伤的战友往医院里送。这时，他们倒不顾忌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犹太人了。

卡拉顺着花园下的地道走到实验大楼的地下室。和她预想的一样，连接地道和地下室的门那里有人在守卫。好在年轻的盖世太保看到白色的护士制服就挥手让她过去了。他也许很久都没什么事，已经疏于职守了吧。

卡拉已经身在了转运站里。她不知道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也这么容易。

这里的气味比主楼更难闻，卡拉很快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地下室里挤了太多的人。几百个人被关在四间储藏室里。他们或坐或站，幸运的人可以找面墙靠一靠。他们身上都很脏，散发出一股怪味，像是都筋疲力尽了。他们用无动于衷的目光看着从门外走过的卡拉。

几分钟后，她看到了汉尼洛尔。

医生的妻子不算漂亮，但她是个端庄的女人，五官鲜明。现在，她却骨瘦如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灰白的头发像枯草。她的脸颊下陷，无力地站着。

汉尼洛尔正在和一个少女说话，后者看起来很早熟。女孩已经有了成熟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却生着一张娃娃脸。她坐在地上大哭，汉尼洛尔跪在她身旁，握住她的手轻声抚慰着。

看见卡拉，汉尼洛尔起身质问：“老天啊，你上这儿来干吗？”

“我想，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不是犹太人，他们也许就会放你走！”

“你真是太勇敢了！”

“你的丈夫拯救了许多生命，现在应该有人站出来救你。”

汉尼洛尔眉头一皱，似乎马上要哭了。接着她眨了眨眼睛，摇摇头说：“这是丽贝卡·罗森，”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她的父母今天被一颗炮弹炸死了。”

卡拉说：“丽贝卡，我为你难过。”

女孩没有说话。

卡拉问：“丽贝卡，你几岁了？”

“快十四岁了。”

“你马上要变成大人了。”

“为什么没让我死？”丽贝卡问，“我就在他们身边，我也应该死，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不是一个人，”卡拉果断地说，“我们和你在一起呢。”她转身问汉尼洛尔，“谁负责这里？”

“一个叫沃尔特·多布尔克的人。”

“我去告诉他，必须放你放。”

“他现在不当班。现在当班的是一个满脑子雅利安人至上的军士。但吉塞拉过来了，她是多布尔克的情妇。”

走进房间的年轻女郎非常漂亮，奶白的肤色，柔顺的金发。没人抬眼看她，她似乎被激怒了，一脸愤怒的表情。

汉尼洛尔说：“她和多布尔克在楼上心电图室的床上做爱，以此来交换额外的食品。除了我以外，这里没人和她说话。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能以对方的无奈之举来判断一个人。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地狱里。”

卡拉却不这么想，她是绝对不会和一个跟纳粹睡觉的犹太女孩交朋友的。

吉塞拉看了看汉尼洛尔，不再那么生气了。“上面下了道新命令给他。”吉塞拉说话非常小声，卡拉必须集中注意力才听得清她在说什么。这时，吉塞拉却迟疑了。

汉尼洛尔说：“快告诉我们，命令是什么？”

吉塞拉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射杀这里所有人。”

卡拉的心突然收紧了。所有人——包括汉尼洛尔和小丽贝卡在内。

“沃尔特不想这么干，”吉塞拉说，“他不是一个坏人。”

汉尼洛尔认命般平静地问：“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枪毙我们？”

“很快。但他想先销毁这里的记录。汉斯-彼得和马丁正在把文件扔进壁炉。这项工作很耗时，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也许红军能及时把我们救出去。”

“也许赶不及，”汉尼洛尔干脆地说，“可以想办法劝说他违令吗？看在老天的分上，战争都快结束了。”

“以前我总能劝他听我的，”吉塞拉悲伤地说，“但他已经玩腻我了，你们知道男人的德行。”

“但他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盟军马上就要接管这里了。盟军将会惩罚纳粹的战争罪行。”

吉塞拉说：“如果我们都死了，谁会去指控他？”

“我会。”卡拉说。

汉尼洛尔和吉塞拉一言不发地瞪着她。

卡拉意识到自己尽管不是犹太人，但也会因此而被枪毙。

她沉思着说：“如果多布尔克放了我们，也许会有助于他和盟军打交道。”

“这个想法不错，”汉尼洛尔说，“我们可以签份声明，说他救了我们的命。”

卡拉打探地看着吉塞拉。吉塞拉面露狐疑，却说：“他也许会答应的。”

汉尼洛尔看了看四周。“那是希尔德，”她说，“多布尔克经常让她干些杂活。”她把希尔德叫过来，解释了她的方案。

“我会为所有人打一张释放证明，”希尔德说，“我们先让他签下文件，然后再给他我们的声明。”

地下室没有卫兵，卫兵都在连接一楼和外侧通道的门边，因此犯人们可以随意在地下室里走动。希尔德走进多布尔克在地下室的办公室，先打了一份声明。汉尼洛尔和卡拉在地下室转了一圈，解释了她们制定的方案，并让所有人在声明上签了字。与此同时，希尔德为每个人打了份释放文书。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午夜。在第二天早晨多布尔克出现之前，她们没什么可做的了。

卡拉躺在地上，和丽贝卡·罗森睡在一起。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她躺平。

过了一会儿，丽贝卡开始小声哭泣起来。

卡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想安慰丽贝卡，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该对一个刚刚父母双亡的孩子说些什么呢？压抑的哭泣声继续着。过了一会儿，卡拉侧过身，抱住了丽贝卡。

她很快就明白自己做得很对。丽贝卡把头压在她的乳房上，蜷起身体依偎着她。卡拉像对婴儿一样拍着丽贝卡的背部。哭泣声慢慢停止，丽贝卡终于进入了梦乡。

卡拉没睡。整个晚上，她都在筹划着该对转运站长官说些什么。有时候她赞扬他美好的天性，有时候她又以盟军的审判相威胁，还有些时候她会从对方的利益出发，冷静地跟他分析形势。

卡拉试着不去想被枪毙的事情。埃里克告诉她纳粹在苏联每组杀十二个人，纳粹在这的效率也差不到哪里去。很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痛下杀手，还是不去想为好。

如果现在或第二天一早离开转运站，卡拉也许能逃脱被枪杀的厄运。她不是囚犯，不是犹太人，身份文件也完全对付得过去。她可以穿着白色的护士制服沿进来时的路出去，但那意味着抛弃汉尼洛尔和丽贝卡。无论多么想离开犹太人医院的地下室，卡拉就是无法做出这样的事情。

街上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中断了一会儿。黎明时，战斗重新开始。这时，外面机关枪的枪声和炮声一样清晰可闻，苏联人越来越近了。

一大早，卫兵送来了一罐清水似的汤和一篮被人丢弃的发霉面包。卡拉喝了汤，吃了面包，然后万般无奈地用了充满恶臭的厕所。

她和汉尼洛尔、吉塞拉、希尔德一起上楼等多布尔克。炮轰又开始了，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危险，然而她们想在多布尔克来以后第一时间跟他交涉。

多布尔克没有在平时的上班时间出现。希尔德说，他通常会准时到这里。也许他被街上的战斗耽搁了。当然，多布尔克也许会在巷战中被杀。卡拉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多布尔克的副手埃伦斯泰因是个说不通道理的蠢蛋。

一小时过去了，卡拉渐渐丧失了希望。

又过了一个小时，多布尔克出现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看到一楼大厅里的四个女人时，多布尔克不解地问，“几个母亲聚在这里谈育儿经吗？”

汉尼洛尔说：“这里的囚犯都签署了一份声明，说你救了他们的命。如果你肯接受上面的条件的话，说不定你也能逃过一劫。”

“别胡扯了。”多布尔克说。

卡拉说：“根据英国BBC的广播，联合国手里有一份参加大规模屠杀的纳粹军官名单。再过一个星期，你就有可能遭到审判。你难道不想有一份证明你没有杀我们的签字声明吗？”

“听英国BBC的广播节目是项重罪。”

“比杀人要好得多。”

希尔德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她说：“我打好了释放这里所有囚犯的命令。如果你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就把那份声明交给你。”

“我直接把那份声明从你们手上抢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都死了，没人会相信你的无辜。”

多布尔克对自己的处境非常生气，但又无法摆脱免责声明对自己的诱惑。“我可以因为你们的无礼行为枪毙你们。”他说。

卡拉不耐烦地说：“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们已经习惯被命运所左右了。”

多布尔克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卡拉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了，希望能收回刚才所说的话。她瞪着生闷气的多布尔克，尽力不显示出怯懦。

这时，一发炮弹在大楼外面爆炸了。门“咯吱、咯吱”响着，窗户被砸得粉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猫下了腰，不过没有人受伤。

重新站起来以后，多布尔克的表情改变了。愤怒被失落所取代。卡拉的心跳加快了，他真的放弃了吗？

埃伦斯泰因军士跑进来报告：“先生，没有人受伤。”

“非常好！”

埃伦斯泰因刚走开，多布尔克便把他叫住了。“转运站关闭了。”他说。

卡拉屏住呼吸。

“先生，要关了这吗？”埃伦斯泰因军士的声音里有不解，更有反抗。

“刚下的军令。让兄弟们……”他迟疑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去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地堡报到。”

卡拉知道多布尔克是在矫造军令，埃伦斯泰因也起了疑心。“先生，什么时候报到？”

“马上。”

“马上吗？”埃伦斯泰因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多布尔克进一步的说明。

多布尔克瞪着他，瞪得他不敢再说话。

“遵命，先生，”埃伦斯泰因军士说，“我去告诉兄弟们。”说完他就离开了。

卡拉感觉到一阵胜利的喜悦。但她告诉自己，现在还没有自由。

多布尔克对希尔德说：“把你打出来的声明给我看看。”

希尔德打开文件夹。声明有十几页纸，纸的上半部分打着相同的语句，下面写满了签名。她把这些纸交给了多布尔克。

多布尔克叠起这些纸，把纸塞进口袋。

希尔德把释放文书放在他面前。“请签在这里。”

“现在不需要什么释放文书了，”多布尔克说，“再说，我也没时间签几百次名。”说完，他站了起来。

卡拉说：“街上有军警，他们把有逃兵嫌疑的人吊在灯柱上。我们需要释放文件。”

多布尔克拍了拍口袋。“发现这个的话，我也会被吊死的。”他走向门边。

吉塞拉朝他大喊：“沃尔特，带我走吧！”

多布尔克转身看着她。“带你走？”他说，“我老婆该怎么办？”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吉塞拉哭得像个泪人。

卡拉走到门边，打开门，看着多布尔克快步离去。盖世太保都走了：他们遵守了多布尔克的命令，离开了这座转运站。

到了街上，多布尔克撒开腿跑了。

他没把大门关上。

汉尼洛尔站在卡拉身边，难以置信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我想，我们自由了。”卡拉说。

“我们必须赶紧通知其他人。”

希尔德说：“我去告诉他们。”说完就下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卡拉和汉尼洛尔沿着从实验楼入口到医院大门的小道心惊胆战地往前走。他们迟疑着，不时看对方一眼。

汉尼洛尔说：“我们害怕自由。”

一个女孩在她们身后大嚷：“卡拉，别抛下我！”丽贝卡沿着小道追了上来，乳房在肮脏的上衣下面直晃荡。

卡拉叹了口气。我凭空多了个孩子，她想。我还没准备好要成为一个母亲。但我又能怎么办呢？

“跟我们走，”她说，“但要做好往前跑的准备。”她意识到自己不必为丽贝卡的活力担心：丽贝卡无疑比她和汉尼洛尔跑得都快。

她们穿过医院的花园，走到大门口。然后停下步子，朝伊斯兰大街两边看了看。大街上没什么动静。她们穿过马路，跑到街角。卡拉朝舒尔大街上望去，看见大街那头正在猛烈地交战，耳旁一阵突突的机关枪响。她看见德军向她这边撤退过来，红军战士则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

她看了看四周，除了树的后面，什么地方都没法躲。即便躲在树后面，也无法保证不被敌人的子弹打到。

一发炮弹落在五十码开外的大街上，然后在她们眼前爆炸了。卡拉感受到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力，但幸好没有受伤。

没有经过商量，卡拉、汉尼洛尔和丽贝卡又跑回了医院。

她们回到了实验楼。一些囚徒仍然站在铁丝网以内，像是不太敢出去似的。

卡拉对他们说：“那里虽然很臭，却是最安全的地方。”她走进实验大楼，从楼梯走到地下室。其他人都跟了上来。

卡拉不知道自己还得在这里待上多久。德军肯定会投降，但会在什么时候投降呢？她完全无法想象希特勒会在何种情况下投降。希特勒整个一生都在狂叫自己是正确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承认自己错了、自己蠢呢？他会承认自己屠杀了千百万人，导致国家被炸成碎片吗？他会甘心作为历史上最邪恶的人被纪录于史册吗？希特勒显然不会。他要么负隅顽抗，要么耻辱而死，要么把枪放在嘴里，按下扳机自杀。

但这要等上多久？一天，一个星期，还是更长时间？

这时，楼上传来一声大喊：“他们过来了，苏联人过来了！”

接着卡拉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这么好的靴子苏联人是怎么得到的？美国人给他们的吗？

接着他们走进了地下室的房间。四个、六个……八个、九个，一共进来了九个满脸污垢、手提轻机枪的红军士兵，他们表情狰狞，像要打死这里所有人似的。士兵们占据了室内很大一块地方。尽管苏联人是来解救他们的，但囚徒们还是纷纷把身体蜷缩起来，尽量远离他们。

士兵们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囚徒们面黄肌瘦，而且大多数都是女人，构不成威胁，于是他们纷纷放下了枪口。一些人走进了相邻的房间。

一个高个士兵卷起了左手的袖管。他的手臂上戴着六七块表。他用俄语高声喊了几句，用枪托指着那些表。卡拉觉得自己知道苏联人在喊些什么，却震惊得不敢相信。接着，他抓住一个老年妇女，转过她的手，指着她手上的结婚戒指。

汉尼洛尔说：“他们想把纳粹给我们剩下的那点财产全给抢走吗？”

苏联人的确是这么想的。高个士兵似乎有些失望，试图把戒指从老妇的手上硬拉下来。意识到苏联人想要她的戒指以后，老妇摘下戒指，交给了高个子苏联人。

士兵点了点头，然后用枪指着其他人。

汉尼洛尔向前一步，用德语说：“这些人都是被纳粹抓起来的。他们不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家室，纳粹原本是要处决他们的。”

不知道听没听懂，他对汉尼洛尔的话无动于衷，而是把枪托一直对准了手臂上的那些表。

少数几个财物没被偷走或没有用来换食物的囚徒，把身上的财物交给了这些苏联人。

被红军解放不像多数人向往的那样是件开心的事。

但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高个士兵拿枪指着丽贝卡。

一个略矮的士兵抓住丽贝卡，把她拉走了。丽贝卡尖叫起来，矮个士兵像是喜欢听到这种声音似的微笑着。

卡拉心一沉，她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矮个士兵紧紧抓住丽贝卡，高个士兵粗鲁地揉着她的乳房。高个子用俄语说了句什么话，两人都笑了起来。

周围的人嚷成一片，声讨着苏联士兵的罪恶行径。

高个士兵抬起了枪。卡拉害怕他真会开火。如果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扣下扳机的话，马上就会有十多人送命。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危险，都不说话了。

两个士兵带着丽贝卡朝门口走去。丽贝卡一边大叫，一边死命挣扎，但就是逃不出矮个士兵的掌心。

他们走到门口时，卡拉上前一步大声说：“等等！”

话音中的某种特质使他们停下脚步。

“她太小了，”卡拉说，“只有十三岁。”她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明白她的话。她举起两只手，伸出十根手指，然后又用一只手竖起三根手指。“才十三岁啊！”

高个士兵似乎听懂了她的话。他微微一笑，用德语对卡拉说：“女人就是女人。”

卡拉忍不住说：“你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女人。”她慢慢走上前，“换我吧。”她挑逗地对他们一笑，“我不是孩子，我知道该怎样做。”她离士兵更近了，近得能闻到他们一个月没洗澡的酸腐气，她试着隐藏自己的厌恶，低声说，“我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她暗示着碰了碰自己的乳房，“放开那孩子。”

高个士兵又一次看了看丽贝卡。丽贝卡的眼睛哭肿了，鼻涕流个不停。她看上去更像个孩子，而不是女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卡拉。

卡拉说：“楼上有张床，要我带你们去吗？”

她还是不知道苏联人有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但她拉过高个士兵的手，把他带到了一楼。

金发的矮个士兵放开丽贝卡，也跟着上了楼。

成功地让他们放走丽贝卡之后，卡拉却对自己的义举有些后悔了。她想挣脱苏联人马上逃跑。但他们也许会开枪把她打死，回过头再去找丽贝卡。丽贝卡昨天失去父母已经遭到了很大打击，如果再被强奸，她的精神说不定就崩溃了，甚至可能会发疯。卡拉必须从悬崖上把她拉回来。

我不会被强奸击垮，卡拉心想。我可以度过这个难关，重新变成原来的自己。

她把两个苏联士兵带到了心电图室。她觉得很冷，似乎心脏都冻结了，思维都缓慢了。床边有一罐医生为了增进热电笔导电性能而用的润滑油。卡拉脱下内衣，用刷子蘸了一大抹润滑油，抹在自己的阴道里。这或许能让她不出血。

卡拉必须把刚才的挑逗继续下去。她转身看着跟过来的两个士兵。让她害怕的是，除了他们，心电图室里又涌进三个苏联士兵。她试图对他们笑，但根本笑不出来。

她躺在床上，分开双腿。

高个士兵跪在她的双膝之间。他撕掉卡拉的护士制服，露出双乳。卡拉看见他玩弄了两下自己的阴茎，使之挺立起来。然后压在她身上，进入了。卡拉告诉自己，这和她与沃纳在一起时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她把头侧向一边，但士兵抓住她的下巴，把她的头扳过来，让她在他上下冲刺时看着他。她闭上眼睛。她感觉到对方在亲吻她，正试着把舌头伸进她嘴里。他的呼吸像臭肉一样难闻。她的嘴巴紧闭，对方狠狠地抽了她两个耳光。她痛哭出声，红肿的舌头迎向了他。她试着想，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处女碰到这种事，那该有多糟糕啊！

士兵咕哝了一声，在她体内射精了。卡拉尽力不露出恶心的表情。

高个士兵下了床，金发的矮个很快就爬了上来。

卡拉试着停止思考，让身体进入游离状态，把身体当成一部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机器。矮个子没去吻她，但他吸吮着卡拉的乳房，用牙齿咬乳头。卡拉痛苦地叫起来时，他非常兴奋，动作力度更大了。

过了一会儿，他也射了。

接着，又一个苏联士兵翻身压在了卡拉上面。

卡拉意识到，被他们强奸以后自己连澡都没得洗，城里早已经没自来水了。想到这里，她的心猛地一沉。他们的精液会留在她体内，他们的气息会留在她皮肤上，他们的唾液会留在她嘴里，她却没法把它们洗干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比被苏联人强暴更糟。她绝望了，大哭起来。

第三个士兵满足了以后，第四个又爬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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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2 流血的季节 第二十章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一处地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星期后，周一晚上七点四十分，英国的军事情报部宣布德国已经投降。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被宣布为二战胜利纪念日。

黛西坐在皮卡迪利区公寓的窗台边，看着庆祝游行的队伍。街上满满地都是人，轿车和公共汽车根本没法通行。女孩们亲吻着每一个穿军装的人，几千个军人收获了满满的热吻。中午刚过，许多人都醉倒了。黛西听到远处传来了《希望和光荣之地》的歌声，群情激昂的人们一定在白金汉宫门外唱着这首爱国歌曲。她分享着众人的快乐，但劳埃德还身在英国或法国某处，他是黛西唯一想亲吻的士兵。她祈祷着，劳埃德千万别在战争的最后时刻牺牲。

劳埃德的妹妹米莉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她的公寓。米莉的丈夫亚伯·埃弗里也在部队里没回来。米莉带孩子到西区参加胜利游行，她们从人群里挤出来，到黛西的公寓休息一会儿。长久以来，莱克维兹家都是黛西的避难所，她很高兴有机会回报。她给米莉倒了茶——帮佣们都参加胜利游行去了——为孩子们端来了果汁。莱尼五岁，帕米三岁了。

因为亚伯参军的关系，米莉经营起了埃弗里家的皮草生意。亚伯的妹妹诺米在店里做会计，销售是米莉在负责。“我们的经营方向马上要变了，”米莉说，“过去五年最好卖的是牢固的靴子和鞋子。现在我们要把目光放在软一点的皮革制品上，比如小牛皮或羊皮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奢侈品市场复兴以后，我们就有得赚了。”

黛西想起父亲列夫和米莉一样，总会提前预见到商机，从市场上找到可能的机会。

伊娃·穆雷带着四个孩子也来了。八岁的贾米带着其他几个孩子玩起了捉迷藏，公寓瞬间变成了儿童乐园。伊娃的丈夫吉米已经升职当了上校，现在也在德国或法国某处服役。她和黛西、米莉一样焦心地等待着伴侣的归来。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消息，”米莉说，“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伊娃还非常想知道柏林娘家的消息。但在战后的喧嚣中，她可能要几周或几个月才能得知父母和弟弟的情况。“不知道孩子们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外祖父母。”她悲伤地说。

下午五点，黛西调制了一大罐马提尼。米莉走进厨房，用惊人的速度做了喝酒时吃的沙丁鱼土司。调制第二罐马提尼时，艾瑟尔和伯尼也来了。

伯尼告诉黛西莱尼已经识字了，帕米也学会了国歌。艾瑟尔说：“典型的长辈心态，觉得孩子只有自家的聪明。”但黛西打心眼里知道，艾瑟尔同样为莱尼和帕米感到骄傲。

悠闲地喝第二杯酒时，黛西舒心地看着聚在自己公寓里的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儿会受到欢迎，没接到邀请就自己过来了。他们属于黛西，黛西也属于他们。黛西意识到，他们就是自己的家人。

她感到非常幸运。

伍迪·杜瓦坐在莱奥·沙皮罗的办公室外面，翻看着一叠照片。这些照片是乔安妮死前几个小时在珍珠港拍的。胶卷在照相机里放了好几个月，不过后来他还是把这些胶卷冲成底片，印成了照片。看着这些照片，伍迪悲从中来，他只能把照片扔在华盛顿公寓的卧室里，不去看它们一眼。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伍迪永远忘不掉乔安妮，但他终于又开始爱了。他爱慕着贝拉，而她对他也是相同的感觉。在旧金山城外的奥克兰火车站道别时，伍迪告诉贝拉，他爱她。贝拉回应：“我也爱你。”伍迪准备向贝拉求婚。他想马上求婚，但似乎太急了点——他们重逢还不到三个月——他不想让贝拉的父母找到反对的理由，毕竟他们对他始终抱有敌意。

同时，他需要对未来做出决定。

他不想跨入政坛。

他知道，这会让父母大吃一惊的。他们觉得他会追寻父亲，成为家族历史上第三个杜瓦参议员。他原本也会不做多想踏上这条路。但在战争中，尤其是受伤后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自问如果能活下来的话想做些什么，答案绝对不是政治。

现在离开正是时候。父亲实现了毕生的梦想。参议院对承认不承认联合国进行了辩论。当初国联成立时就进行过这样的辩论，但留给格斯·杜瓦的却是惨痛的回忆。但这次，格斯却在参议院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范登堡参议员说这是“人类大同的梦想”，参议院以八十九比二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格斯的工作收到了成效，美国加入了联合国。格斯应该不会对儿子不愿参与政治感到失望。

伍迪希望父亲也能这样看问题。

沙皮罗打开办公室的门，示意他进屋。伍迪起身走了进来。

沙皮罗比伍迪想象的年轻一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沙皮罗是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沙皮罗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问：“我要怎么为杜瓦参议员的儿子效劳？”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让你看些照片。”

“当然可以。”

伍迪把照片摊开在沙皮罗的办公桌上。

“这是珍珠港吗？”沙皮罗问。

“是的，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

“我的上帝！”

伍迪坐在对面，他看到的影像是上下颠倒的，但还是忍不住哭了。照片里有美丽的乔安妮，有快乐地和家人及埃迪在一起的查克。接着，日本人的战斗机就来了，他们投下炸弹和鱼雷，在军舰上引发了爆炸。水兵们慌忙翻过船舷，掉进海里，纷纷游向岸边逃命。伍迪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这段史实。

“这是你父亲，”沙皮罗说，“这是你母亲，我认识他们。”

“这是我几个小时后被炸死的未婚妻。这是我后来死在布干维尔岛的弟弟。这是我弟弟最好的朋友。”

“太珍贵了！你想要多少酬劳？”

“我不要钱。”伍迪说。

沙皮罗惊讶地看着他。

伍迪说：“我想要一份工作。”

欧洲胜利日之后十五天，温斯顿·丘吉尔决定在英国举行大选。

莱克维兹家对此非常惊讶。和大多数人一样，艾瑟尔和伯尼会以为丘吉尔会在日本投降之后才进行选举。工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建议在十月选举。丘吉尔给了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劳埃德·威廉姆斯少校从军队回来以后，当上了伦敦东区霍克斯顿选区的工党候选人。劳埃德对工党未来的愿景充满了期盼。法西斯被消灭了，英国人民得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福利社会。为了避免过去二十年间的灾难重演，工党制定了周密的一揽子方案：建立大范围的失业保险，以帮助贫困家庭度过难关，为避免又一次“大萧条”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对策，积极参与能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

“你一点儿机会都没有。”这天是6月4日，星期一，劳埃德的继父伯尼在阿尔德盖特区家里的厨房里这样说。伯尼的悲观不是没道理。“丘吉尔打赢了战争，选民都会把票投给保守党人，”他的语调非常悲观，“和劳埃德·乔治在1918年时的大获全胜一样。”

劳埃德想说话，却被黛西抢先，“战争不是靠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打赢的，”她义愤填膺地说，“是靠一起工作、共挑担子的劳苦大众，是靠在战争中出力的每一个人。这才叫社会主义。”

劳埃德最喜欢黛西充满激情的样子，但他显然更深思熟虑一点：“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些会被老一代托利党人谴责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政府控制铁路、矿山和船运，这些都是丘吉尔引入的政策。战争时英国的经济都是厄尼·贝文在管。”

伯尼机警地摇了摇头，劳埃德总会被他这种世故的态度所激怒。“选民选举用的是心，而不是脑子，”伯尼说，“他们想表达对丘吉尔的谢意，绝对不会把选票投给工党。”

“没必要坐在这里跟你吵，”劳埃德说，“我这就和选民谈谈去。”

劳埃德和黛西向北坐了几站，到了肖迪奇区的黑狮酒吧，和霍克斯顿选区的工党拉票团见面。劳埃德知道，拉票团的任务不是说服选民投你的票，而是分辨哪些选民会投工党的票，确保他们能在选举那天前往投票站。工党的坚定支持者都做了标记，其他党派的支持者都被划线去除。只有还没打定主意的选民需要费上些工夫：他们有机会和候选人直接谈一谈。

劳埃德吃了些闭门羹。“你是个上校吗？”一个女人问，“我家的阿尔夫是个下士，他说你们这些军官差点输掉这场战争。”

还有些人对任人唯亲大为反感。“你是阿尔德盖特区议员的儿子吗？怎么，议员的儿子就能当议员吗？”

劳埃德想起了母亲的建议。“永远别把选民当傻子，那样的话，你是赢不了选举的。谦逊一点，礼貌一点，千万别发脾气。如果哪个选民对你又粗鲁又抱有敌意的话，感谢他为你腾出时间，然后走开就好了。这样他会有时间考虑他是不是错看了你。”

工人阶级选民是工党的坚定支持者。许多人对劳埃德说，艾德礼和贝文战争期间干得很不错。犹豫不决的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当人们说丘吉尔赢得了战争时，劳埃德引用艾德礼有理有据的反驳说：“英国政府不是一个人的政府，反法西斯战争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丘吉尔把艾德礼描述为一个过于谦和忍让的人。艾德礼的手段没那么残忍，因此也更为有效——至少，劳埃德是这么想的。

几个选民提到在职的霍克斯顿选区自由党议员给他们帮了不少忙，他们会继续把票投给他。选民们认为遭遇到政府、雇主或邻居的不公时，才会找选区议员帮忙。这是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但能赢得选民的投票。

总的来说，劳埃德还没摸清选举的走向。

只有一个选民提到了黛西。这位选民塞着一嘴食物走到黑狮酒吧。劳埃德说：“佩金森先生，晚上好，你一定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吧。”

“你的未婚妻是个法西斯。”这位选民咀嚼着食物说。

劳埃德知道这位佩金森先生一定读过了《每日邮报》，这份报纸上登了一篇让人倒胃口的文章《社会主义者和子爵夫人》，对劳埃德和黛西进行肆意的污蔑。

劳埃德点了点头：“和许多人一样，她只是暂时地被法西斯主义蒙蔽了。”

“社会主义者怎么能娶法西斯分子为妻呢？”

劳埃德朝周围看了看，看见黛西以后，他向她点了点头：“佩金森先生问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前法西斯主义者当未婚妻。”

“佩金森先生，很高兴见到你。”黛西和这位选民握了握手，“我很理解您的担心。30年代，我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法西斯主义者，那时我支持了他。”

佩金森点了点头。他也许认为，妻子的确应该支持丈夫的政治观点。

“我们真是太傻了，”黛西说，“但开战以后，我前夫就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他加入了皇家空军，作战时和大家一样勇敢。”

“这是真的吗？”

“去年他在法国飞一架对地攻击机，炸毁了一列德国军列。他的飞机却被德军的高射炮打了下来，他本人也壮烈牺牲了。这么说来，我也算是一个战争寡妇了。”

佩金森吞咽着食物。“真是太遗憾了。”

黛西还没说完。“我本人战争期间一直住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我一直驾驶着一辆救护车穿梭在伦敦的大街小巷。”

“你可真勇敢啊！”

“希望你能觉得我和我前夫都尽到了公民的义务。”

“我无法这样断言。”佩金森乖张地说。

“就不占用您过多时间了，”劳埃德说，“谢谢您前来向我阐述您的观点，晚安。”

离开以后，黛西对劳埃德说：“我觉得我们没能说服他。”

“一次谈话很难让人改变主意，”劳埃德说，“但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晚上在酒吧里再谈到我们时他就不会夸夸其谈，尽说我们的坏话了。”

“嗯。”

劳埃德知道，自己的话并没有让黛西信服。

拉票团的聚会很早就结束了。今天晚上，两党要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第一次的收音机辩论，所有助选的职员都要回去听。丘吉尔获得了第一个演讲的资格。

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黛西对劳埃德说：“我很担心，我会成为你选举时的软肋的。”

“没有哪个候选人是完美无瑕的，”劳埃德说，“这种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候选人应对弱点的功力。”

“我不想成为你的弱点，也许我该置身事外才对。”

“正相反，我希望所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存在。如果你是我的弱点的话，我就不参与政治了。”

“别，千万别。如果因为我，你放弃了志向，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

“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的。”劳埃德说。但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使她平息心头的焦虑。

回到努特利街的家里以后，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收音机旁。黛西握住劳埃德的手，说：“你不在的时候，我经常过来，我们经常一边听爵士乐，一边说你的事情。”

劳埃德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丘吉尔开始发表讲话了。他粗声粗气的说话声非常鼓舞人心。在过去无比艰难的五年中，他的声音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劳埃德非常丧气——连他都想把支持票投给丘吉尔首相了。

“朋友们，”首相说，“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政策是和英国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

没事，这只是保守党人惯用的乱棒打死的伎俩。所有破除陈规的理念都被他们斥为外国的舶来品。但丘吉尔首相又能给民众带来什么呢？工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治国方案，保守党相应地会提出什么方案呢？

“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丘吉尔说。

劳埃德的母亲艾瑟尔说：“看来他不准备说我们和纳粹一样。”

“我想，他不会的，”伯尼说，“他会说，我们已经击败了外部的敌人，现在我们必须打倒我们内部的敌人。标准的保守党思维。”

“人民才不会信他的呢。”艾瑟尔说。

劳埃德说：“别争了，听他接下来怎么说。”

丘吉尔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了各方面的改造以后，就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了。”

“这句话够狠的。”艾瑟尔说。

“但我会做得更好，”丘吉尔说，“我发自内心地告诉你们，没有政治警察，他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

“政治警察？”艾瑟尔气愤地说，“他是怎么想到这种陈词滥调的？”

伯尼说：“从某种方面来讲，这对我们反而是好事。找不到我们的软肋，他才会拿一些压根和我们无关的事情攻击我们。可恶的骗子。”

劳埃德大声说：“算了，仔细听他还会说些什么！”

丘吉尔说：“他们会求助于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

众人都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大声抗议，首相的演讲声很快被淹没了。“浑蛋，”伯尼把拳头伸向马可尼牌收音机，“浑蛋，真是个浑蛋！”

平静之后，艾瑟尔说：“这就是他们的竞选策略吗？编造关于我们的瞎话？”

“看来是这样了。”伯尼说。

劳埃德说：“但人们会相信他吗？”

新墨西哥州南部，离埃尔帕索不远，有个叫死亡谷的地方。从早到晚，火辣辣的日头炙烤着针刺灌木丛和剑叶丝兰。这里的常住民只有蝎子、毒蛇、火蚁和蜘蛛。现在，“曼哈顿计划”的项目组人员正在这里测试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

格雷格·别斯科夫和科学家们站在离实验现场一万码以外。他有两个愿望：第一，炸弹能达到项目要求。第二，炸弹的威力波及不到一万码开外的地方。

7月16日，星期一早上，东部时间五点零九分，倒计时开始了。这时，天刚亮，东方微微泛出了鱼肚白。

测试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格雷格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命名，耳朵特别尖的资深犹太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引用了诗人约翰·邓恩的一句诗：“三位一体的上帝，请猛击我心吧。”

奥本海默是格雷格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作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他能说六种语言。他读过卡尔·马克思的德语原版《资本论》。他唯一不太喜欢的是佛教中的梵文。格雷格喜欢他，也很佩服他。大多数科学家是不善与人交流的怪才，奥本海默却是个例外。他身材高大，讲话幽默，具有亲和力，非常讨女士们欢喜。

在荒漠中央，奥本海默让工程兵部队在水泥基座上竖起了一百英尺高的铁塔。铁塔顶端有个橡木搭建的平台。星期六那天，炸弹被吊到了平台上。

科学家们从不称其为“炸弹”，而是爱把它叫做“小玩意儿”，炸弹的中心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钚金属球，它是核反应堆的副产品。金属球重十磅，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金属钚。有人估计这颗球价值一亿美元。

金属球表面的三十二个探测器可以同时启动，产生使钚元素更稠密，更容易达到临界值的向内压力。

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设立了一个彩池，一美元赌一次，预测小玩意儿爆炸的能量相当于多少吨烈性炸药。爱德华·特勒预测四万五千吨，奥本海默预测三百吨，官方的预测是两万吨。测试的前夜，有人让恩里克·费米预测爆炸的当量能否抹平新墨西哥。格罗夫斯将军觉得这种预测没什么好玩的。

科学家们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讨论，研究这次爆炸会不会引燃地球的大气层从而毁灭这颗星球。他们得出了“还不至于”的结论。如果他们判断错了的话，格雷格只希望地球的毁灭进程能快一点。

测试原定于7月4日，但部件的测试过程老是出错，整体测试的日期被延后了好几次。星期六，在阿拉莫斯，一个名为“副本”的模型没有成功点燃。诺曼·拉姆齐在彩池里选择了零号球，赌小玩意儿是个哑弹。

这天，测试原本放在凌晨两点，但那时沙漠上打了一阵雷——很难想像，这样的沙漠竟然会打雷。雨水会把小玩意儿里的放射性物质带到旁观测试的科学家头上，爆炸又被延后了。

黎明时，雷电停了。

格雷格站在控制室的一处地堡外面。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为了更清晰地看到爆炸过程，他没有走到地堡里面去。好奇战胜了恐惧，这些人都留在了地堡外面。如果测试最终失败，几百个人的努力——还有两亿美元，会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测试成功，他们也许会在几分钟后被这颗炸弹炸死。

格雷格旁边站着威廉·伏龙芝，他在芝加哥认识的年轻德国科学家。“威廉，如果刚才的雷电引燃小玩意儿的话，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伏龙芝耸了耸肩：“没人知道。”

射向空中的一颗“华利”照明弹把格雷格吓了一跳。

“五分钟倒计时。”伏龙芝说。

安全工作做得非常随意。离阿拉莫斯最近的小镇圣达菲到处都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们穿着花呢外套，戴着领带靠在墙上，一看就和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牧童靴的当地居民不同。

联邦调查局还非法窃听了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几百号人的电话。格雷格对此感到茫然。国家的执法机构就能有系统地违犯法律了吗？

但是，军队安全机构和联邦调查局还是找到了几个间谍，并把他们悄无声息地移出了项目组。巴尼·麦考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找出所有的间谍了吗？格雷格无从知道。格罗夫斯将军承担了队伍中混有间谍的危险。如果他解雇了联邦调查局让他解雇的所有人，那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制造炸弹了。

不幸的是，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物，他们中没有一个保守派。他们觉得科学发现就要被全人类分享，绝对不能被单一国家秘密使用。由此，当美国把“曼哈顿计划”作为国家头等机密时，科学家们却在讨论着要把原子能技术拿给所有国家分享。奥本海默本人就是个嫌疑人：他不是共产党员的理由，仅仅是他从不参加任何俱乐部。

这时，奥本海默正和他的共产党人弟弟、杰出物理学家弗兰克躺在一起。他们手拿着黑色玻璃片，通过它观察小玩意儿的爆炸。格雷格和伏龙芝手持差不多大小的黑玻璃片。一些科学家戴上了太阳眼镜。

又一颗照明弹升上天空。“一分钟倒计时。”伏龙芝说。

格雷格听到奥本海默说：“天哪，这些照明弹快把人急疯了。”

格雷格很想知道，这算不算是奥本海默的遗言。

格雷格和伏龙芝躺在与奥本海默和弗兰克相邻的沙地上。他们都把黑色玻璃片放在眼前，察看实验地点的情况。

面临着死亡威胁，格雷格想到了父亲、母亲以及在伦敦的姐姐黛西。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他们会不会思念他。他还带着微小的遗憾想到了因为遇到了一个愿意和她结婚的家伙而甩了他的玛格丽特·科德里。但他把大部分思绪放在了杰姬·杰克斯和他们九岁的儿子乔治身上。他非常想亲眼看着乔治长大，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小家伙是他想活下去的最主要原因。这孩子悄悄融入了格雷格的灵魂，偷走了他的爱。这种惊人的情感力量，吓了格雷格一大跳。

一声锣响，这种声音在荒漠中很不和谐。

“还有十秒。”

格雷格产生了转身就跑的冲动。这个念头实在很愚蠢——几秒钟又能跑多远呢——他强迫自己安静地躺在地上。

炸弹于五点二十九分四十五秒准时爆炸。

先是一道惊天动地的闪光，明亮得不可思议，比阳光还要刺眼。格雷格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耀眼的强光。

接着，一大团奇异的火焰，像是从地底喷出来的，以惊人的速度冲过山顶，冲上云霄，群山都在它脚下。

格雷格轻声惊叹：“上帝啊……”

大团火焰铺展开来。仍然比正午的阳光更亮，远处的群山被照得清晰可见，格雷格甚至能清楚地看见山上的每道皱褶和每块岩石。

接着，火焰的形状又发生了改变。底下出现了一根火柱，像上帝的拳头，直冲天际。火柱上方的那团火焰则像伞一样，不断地打开，直到形成了一朵横贯七英里的巨大蘑菇云，混杂着地狱般的橙色、绿色和紫色。

一股呛人的热气直奔格雷格而来，像是有人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火炉似的。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阵天穹裂开似的爆炸声。这种声音远比自然界的雷声要响，隐没了近旁的一切声音。

闪光开始消失，爆炸却一声比一声响，似乎永远都停不下来。格雷格觉得这声音预示着世界的灭亡。

爆炸声消退以后，蘑菇云也逐渐散去。

格雷格听到弗兰克说：“测试成功了。”

他哥哥奥本海默说：“是啊，我们成功了。”

两兄弟握起手来。

世界仍旧在眼前，格雷格心想。

但世界永远地改变了。

7月26日早晨，劳埃德·威廉姆斯和黛西前往霍克斯顿市政厅旁观计票过程。

如果劳埃德输了，黛西准备跟他解除婚约。

劳埃德一再否认黛西是政治上的软肋，但黛西知道她的确对劳埃德不利。劳埃德的政敌叫她“阿波罗温女士”，暗讽她的贵族出身。选民们对她的美国口音非常愤怒，好像她无权参与到英国的政治生活中。

甚至连工党成员都对她态度有异，询问相对于喝茶，她是不是宁愿喝咖啡。

和劳埃德说的一样，黛西可以用自己的魅力消除人们对她最初的敌意，让他们尤其是女人们站到自己这边。但这就够了吗？选举将给出确切的答案。

如果要劳埃德放弃毕生的事业，黛西就不准备嫁给他了。劳埃德说，他甘愿这么做，但真是这样的话，也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一想到劳埃德在银行或公共部门不开心地工作，强装这不是她的错，黛西就感到害怕。她不想看到这一幕在生活中出现。

不幸的是，所有人都觉得保守党将在选举中获得胜利。

选举中也出现了对工党有利的一面。丘吉尔“盖世太保”的言论伤及了他自己。连保守党内部都对他的这番言论深感失望。第二天，代表工党在广播辩论中演讲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嘲讽地说：“昨天晚上，我听了首相的演讲，他对工党的政策做了肆无忌惮的歪曲，我马上意识到了他的目的。他希望选民们知道，作为战时英国领袖的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作为保守党领导人的丘吉尔先生有多么大的不同。他害怕，战时接受他领导的人不再对他感恩戴德，继续跟随他。在此我要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选民觉醒，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艾德礼的斥责让丘吉尔看上去像是个跳梁小丑。人民已经不需要战时的那种激情了，黛西觉得，理所当然会选择过和平时期的平静生活。

选举前一天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工党会赢得大选的胜利，但没人相信这一结果。只针对少数选民的调查难以令人信服。同样进行了民意调查的《新闻纪事报》预测双方会打个平手。

其他所有的报纸都说保守党会赢。

黛西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投票选举，但现在她的命运就维系在这些选票上。她看着选票被拿出投票箱，整理计数捆扎，然后又重新计数。负责整个过程的是选举监察人，担任这一职务的通常是市政厅的办事员。参选的各党派都会派观察员监督计票过程，防止出现不严谨和欺诈的情况。计票的过程很长，黛西一直都非常焦虑。

十点半，他们听说了别的选区传来的计票结果。战时的内政部长、丘吉尔的门徒哈罗德·麦克米兰，在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输给了工党候选人。十五分钟后，伯明翰选区传来捷报，工党在那里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市政厅不允许携带收音机入内，黛西和劳埃德完全靠外面的流言判断选举的进程，黛西不知道哪些该信，哪些不该信。

正午时分，选举监察人把参选者和他们的助理叫到屋子一角，在对外公布选举结果前把结果先告诉他们。黛西想跟劳埃德一起过去，却被拒绝了。

选举监察人轻声对参选人交代着什么。除了劳埃德和现任的霍克斯顿选区议员外，参选人还包括了一名保守党人和一名共产党人。黛西观察着他们的表情，但判断不出谁赢了选举。监察人和四名参选人走上讲台，屋里没人说话了，黛西非常紧张。

“我，米切尔·查尔斯·戴维斯，作为霍克斯顿选区的选举监察人……”

黛西跟工党的计票观察员们站在一起，把目光集中在劳埃德身上。她要失去劳埃德了吗？这种想法攫住了她的心，让她呼吸不畅。她已经两次选错了男人。查理·法奎森和她父亲恰恰相反，优雅但却软弱。博伊和她父亲很像，自私而利欲熏心。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劳埃德，善良坚强的劳埃德。她不是因为劳埃德的社会地位以及劳埃德能为她做些什么而选择了他，而是因为他是个特别出色的男人。他既绅士又聪明，完全可以信任，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爱她。黛西用了很久才意识到劳埃德才是她梦寐以求的男人。之前她真是太傻了。

选举监察人读出了每个候选人的选票数量。候选人是按姓的首字母排列的，威廉姆斯是最后一个。黛西紧张极了，根本记不住前面几个候选人拿到了多少选票。“雷吉纳德·西德尼·布莱金索普，五千四百二十七票……”

劳埃德赢得的选票数被读出来以后，黛西周围一片欢腾。她用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劳埃德赢了。这时，她发现劳埃德的表情不再紧绷，他露出了笑容。黛西使劲拍手，大声叫好。劳埃德赢了，她不用离开他了！黛西觉得整个人生都被拯救了。

“我宣布，劳埃德·威廉姆斯当选霍克斯顿选区议员。”

劳埃德是议员了！黛西骄傲地看着劳埃德上前一步，发表任职演讲。黛西发现这种演讲都有一定的程式。劳埃德先感谢了选举监察人和全体计票员，然后对败选的对手表达了谢意。黛西觉得很不耐烦，她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他。演讲最后，劳埃德简单地列举了眼前的任务，提出重建百废待兴的英国，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他的演讲在更加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下了讲台，他径直朝黛西走过来，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她，吻了她。

黛西说：“亲爱的，你干得太棒了。”然后她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上了前往运输大楼工党总部的公交车。在那儿，他们听说工党已经获得了一百零六个议席。

这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所有的专家都错了，大多数预言都被证明是谬误。全部结果出来以后，工党获得了三百九十三个议席，保守党仅有二百一十个议席，自由党十二个，共产党只有斯特普尼顺利当选。工党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晚上七点，战时英国的伟大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前往白金汉宫，辞去了首相一职。

黛西想到了丘吉尔对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嘲讽：“一辆空车过来了，下来一个克莱门特。”丘吉尔认为无足轻重的一个人却无情地挫败了他。

晚上七点半，艾德礼坐着妻子维尔勒开的车前往白金汉宫，乔治六世国王宣布任命他为首相。

在努特利大街的家里，劳埃德听完广播后，问黛西：“竞选获胜了，你能嫁给我了吗？”

“当然，”黛西说，“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

沃洛佳和卓娅的婚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小宴会厅里举行。

苏德战争结束了，但苏联百废待兴，奢侈的婚宴会受到指摘。卓娅穿了条新裙子，沃洛佳还是穿着军装。好在克里姆林宫里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沃洛佳的双胞胎外甥外甥女跟着沃洛佳的妹妹安雅，以及她令人讨厌的丈夫伊利亚·德沃尔金过来了。他们早已经不是六岁小孩了。黑发的德米卡安静地坐着看书，蓝眼睛的塔尼娅则在餐桌间来回奔跑，让客人们很是头疼。他们的性别倒像是弄反了。

卓娅穿着粉红色的裙子，美丽极了。沃洛佳真想马上带她离开婚宴，去床上欢爱一番。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爸爸的朋友包括一些等级极高的将军和高层政治家，沃洛佳和卓娅必须招待好他们。格雷戈里暗示稍后会来一个位高权重的客人：沃洛佳希望这位客人不是令人可鄙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快乐没有让沃洛佳忘了他目睹的暴政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重错误。秘密警察不可言传的暴虐，斯大林对几百万条生命的屠杀，让红军士兵像野兽一样虐待、屠戮德国民众的暴力宣传，这些都使他对从小相信的社会主义准则产生了疑问。他不安地想，德米卡和塔尼娅会在什么样的国家长大啊。不过，今天显然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参加婚宴的苏联高层人士的兴致都很高。他们赢得了战争，战胜了德国。苏联的老对手日本已经快被美国人击败。日本人的自尊不允许他们放下架子投降，但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因为他们的自尊，更多的日本和美国军人会化为尘土，更多日本的妇孺会被美国的轰炸机炸死，这真是悲剧。但结果不会变，日本一定会战败。可悲的是，美国似乎拿不出有效的手段尽快获胜，以避免不必要的死亡。

喝醉了的卓娅父亲高兴地说：“红军占领了波兰，德国再也无法把波兰当作入侵苏联的跳板了。”

老同志们欢呼雀跃，兴奋地敲起了桌子。

“在西方国家，共产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去年五月的地区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祝贺法国的同志们。”

老同志们又高声欢呼起来。

“环顾世界，牺牲了如此之多热血男儿的苏联革命……”卓娅父亲泪光闪动，声音越来越小。发现周围鸦雀无声，他重新打起了精神。“革命的果实从没像今天一样稳当过。”

众人举起酒杯，“革命万岁，革命万岁！”然后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门打开了，斯大林同志走了进来。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他头发花白，神情疲倦。斯大林大约六十五岁，身体不怎么好：传闻说他中风过几次，心脏也不好。今天他的心情却很不错。“我是来吻新娘的。”他说。

他走近卓娅，把双手放在她肩上。卓娅比领袖略略高一点，她识趣地佝偻着。斯大林吻了吻卓娅的脸颊，长着灰白胡子的那张嘴在卓娅的脸颊上停留了很长时间，沃洛佳不禁心生反感。接着，斯大林退后一步说：“给我来杯酒吧？”

有人赶紧给他送上了一杯伏特加。格雷戈里坚持让斯大林坐在主桌的中间。宾客们又开始低声聊天了，但都克制了不少：不仅心存畏惧，而且对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个动作都很小心。斯大林打个响指就能让人送命，而且经常这么干。

又送上来不少伏特加，乐队开始演奏起一曲俄罗斯民间舞曲，人们慢慢放松下来。沃洛佳、卓娅、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跳起了俄罗斯的四人舞，这种舞非常滑稽，让人发笑。接着许多对男女纷纷跳起舞来。男人们玩起了跨步踢，他们先把身子蹲下来，然后向外踢两只脚，因此总是会摔倒。沃洛佳时刻用余光看着斯大林——宴会厅里的许多人都这样——斯大林似乎很开心，跟着舞曲的节奏，用酒杯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卓娅、卡捷琳娜和卓娅的上司瓦西里——炸弹项目上的资深物理学家——跳起了《三套车》的舞步。沃洛佳坐在桌边，看着他们跳，这时婚礼的气氛突然有些异样。

一个穿着普通的助理走进宴会厅，沿着墙绕了一圈，径直走到斯大林身旁。助理没有客套，直接俯身在斯大林耳边，急促而小声地对他说了些什么。

斯大林先是一愣，然后突如其来地提问了，接着又问了个问题。他神色大变，脸色苍白，一时间似乎六神无主了。

沃洛佳轻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舞者们没注意到，坐在主桌的众人却面带惊恐。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站起身，坐在他身边的人马上诚惶诚恐地纷纷站起来。沃洛佳看到父亲还在跳舞。触怒了斯大林的话，他会为此吃枪子的。

但斯大林没多看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便带着助理离开了。他穿过舞池，直接向门口走去，正在兴头上的舞者慌忙退到一边。一对舞者倒在地上，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舞池的人都不动了。斯大林闷着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宴会厅。

一些将军脸色惊恐地跟了出去。

又一个助理走进会场，接着又来了两个。他们走到各自的上司面前，低声地交代了些什么。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年轻人径直走向瓦西里。卓娅似乎认识这个人，凑到他们跟前听他们说话。刹那间，她的表情变得非常惊恐。

瓦西里和助手离开了宴会厅，沃洛佳走到卓娅跟前问：“到底是什么事啊？”

卓娅嗓音颤抖着说：“美国向日本投了原子弹。”她那美丽的脸庞比以往更显苍白了，“日本政府起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弄清了原委。”

“确定了吗？”

“炸弹炸平了五平方英里的土地，预计七万五千人在顷刻间死于非命。”

“美国投了多少颗炸弹？”

“一颗。”

“仅仅一颗吗？”

“是的。”

“天哪。难怪斯大林会脸色发白呢！”

两人呆立着。宴会厅里的人们显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多人枯坐在那里。一些人起身离开，前往各自的办公室忙活去了。

“美国的原子弹改变了一切。”沃洛佳说。

“也包括我们的蜜月，”卓娅说，“我的婚假肯定黄了。”

“我们还以为苏联可以永保平安了呢！”

“你爸爸刚才还说，革命果实从没像现在这样稳固过。”

“没什么是稳固坚实的。”

“是啊，”卓娅说，“除非我们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这是杰姬·杰克斯和乔治第一次前往玛伽在布法罗的公寓，格雷格和列夫正好都在。这天是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他们去了洪堡公园。路上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孩子在池塘里嬉戏。

格雷格既高兴又骄傲。原子弹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落在长崎和广岛的两颗原子弹尽管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但它们加速了战争结束的进程，拯救了千百万美国士兵的性命。格雷格也做出自己的贡献。乔治将在自由世界中长大。

“他九岁了是吧？”格雷格和杰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列夫和玛伽则带乔治去买冰激凌。

“我不敢相信他竟然这么大了。”

“我很想知道乔治将来会从事什么。”

杰姬生气地说：“他是个脑瓜好使的孩子，不会去干表演或吹号这样的蠢事。”

“你想让他和你爸爸一样当上大学教授吗？”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格雷格不知杰姬会有什么反应，不太敢把这个话题往下深入了，“他应该进所好学校。”

“说说你的想法。”

“寄宿制学校怎么样？他可以进我原来读过的寄宿制学校。”

“他会是那里唯一的黑人学生啊！”

“不一定。我读那个学校的时候，班上有个叫卡马尔的印度学生。”

“只有一个不是吗？”

“是的。”

“他被其他学生欺负吗？”

“是的，我们叫他骆驼。但孩子们很快习惯了他的存在，他还交了几个朋友。”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成了一名药剂师，据说在纽约开了两家药房。”

杰姬点点头。看得出，杰姬不反对他这个方案。毕竟，杰姬也来自一个做学问的家庭。尽管年轻时叛逆地离开了家，杰姬却知道教育的重要价值。“学费怎么办？”

“我找我爸要去。”

“他会替我们付吗？”

“应该会。”

“乔治不一定能适应寄宿学校，”杰姬担忧地说，“他只是个有白人父亲的黑人男孩。”

“我知道。”

“你母亲公寓里的很多人，都当我是女佣——你知道这事儿吗？”

“知道。”

“我没去纠正她们的偏见。如果他们知道你母亲把黑人当成座上宾的话，天知道会有什么麻烦呢！”

格雷格叹了口气说：“对不起，你说得对。”

“乔治往后的人生肯定会很艰辛。”

“我知道，”格雷格说，“但我们会支持他。”

杰姬露出了少有的微笑。“是的，”她说，“他有我们陪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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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一章

婚礼后，沃洛佳和卓娅搬进了自己的公寓。在苏联，这样的幸运儿非常少。之前四年，苏联主要发展的是军工业，城市里没造什么住宅楼，许多住宅楼还被炸毁了。不过沃洛佳是红军情报部门的上校，父亲还是个将军，能够找关系弄到一套房子。

公寓很小：客厅里只能放饭桌，卧室里只能放张床。厨房站两个人就嫌挤，浴室里刚好容得下一个洗脸池和一个小淋浴间，过道里摆上一只放着他们衣服的衣橱，就无法容身了。客厅里一打开收音机，整个公寓都听得到。

他们马上把公寓变成了自己的爱巢。卓娅买了一个明黄色的床罩。沃洛佳的母亲送给他们一套陶瓷餐具，这是她1940年就为儿子准备好的结婚礼物，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拿出来。沃洛佳在墙上挂了军事情报学院的班级毕业照。

他们做爱更频繁了。搬出来住和沃洛佳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和卓娅在父母的公寓，以及卓娅的合租套房睡觉时，他从没感到不便。现在却要顾及邻居了。他们必须小声呻吟，不让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还要提防有人突然闯进来。其他人的家也是一样，私密性很差。

他们通常早起做爱，然后躺在床上聊上一小时，再穿衣服上班。一天早晨，沃洛佳和往常一样躺在卓娅的大腿上，回味着刚才的性爱。沃洛佳随口问：“想要喝点茶吗？”

“好啊，去帮我弄点茶。”卓娅头搁在枕头上，慵懒地伸开四肢。

沃洛佳穿上睡衣，从过道走进厨房，在茶壶下点燃了煤气。水槽里放着昨天晚饭没洗的碗和碟子。“卓娅，”他大声嚷，“厨房脏透了！”

卓娅在卧室里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我知道。”她回答。

他走回卧室：“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洗碗？”

“你为什么没洗？”

沃洛佳从没想过男人要干这种活，不过他说：“我要赶着写报告。”

“我太累了。”

沃洛佳被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暗示激怒了。“我讨厌脏兮兮的厨房。”

“我也很讨厌。”

卓娅为何如此迟钝。“讨厌的话，那就洗掉！”

“我们一起洗吧。”卓娅伸开双腿跳下了床，笑着推开了他，走进厨房。

沃洛佳跟着她走进厨房。

卓娅说：“你洗，我擦干。”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干毛巾。

卓娅仍旧一件衣服都没穿，沃洛佳忍不住笑了起来。卓娅很苗条，个头又高，皮肤嫩白如雪。她上围丰满，胸部也很挺，金色的阴毛非常浓密。婚后，卓娅的乐趣之一就是光着身子在家里做事。她的裸体，沃洛佳想看多久就能看多久，卓娅似乎也很享受。沃洛佳凝视她的时候，她不但不显得尴尬，反而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沃洛佳卷起睡袍的袖子开始洗碗，洗完后让卓娅擦干。洗碗不是男人干的活——沃洛佳没见父亲干过——卓娅却觉得家务活就该两个人来做。这实在太稀奇了。卓娅是不是有超前的男女平等的念头呢？他是否太软弱了呢？

他觉得外面似乎有什么声音。他朝过道里看了看：房门离厨房水槽只有两三步，门口没什么异常。

接着，门被砸开了。

卓娅尖声惊叫。

沃洛佳拿起他刚洗的切肉刀。他绕过卓娅，站到厨房门口。一个警察拿着大锤站在被毁的门外。

沃洛佳又气又怒。他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一个贼眉鼠眼的矮个子走进客厅，来人正是沃洛佳的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他也是个秘密警察。今天他戴着一副皮手套。

“伊利亚！”沃洛佳说，“你这个蠢货！”

“说话尊重点。”伊利亚说。

愤怒的同时，沃洛佳非常不解。秘密警察和军队的情报机构井水不犯河水，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看来只能用帮派斗争来解释了。“你为什么让人踢坏我的门？我可以帮你开门的！”

陪同前来的两个秘密警察走进门厅，站在伊利亚一边。尽管还没到秋天，但他们都已经穿上了带独特标志的皮衣。

沃洛佳非常害怕。到底是怎么了？

伊利亚用发颤的嗓音说：“沃洛佳，把刀放下。”

“不必害怕，”沃洛佳说，“我只是在洗这把刀而已。”说着他把刀递给站在身旁的卓娅。“请到客厅，我们可以趁卓娅穿衣服的时候谈一谈。”

“你以为这是串门吗？”伊利亚凶神恶煞般反问。

“不管是哪种拜访，我想你总不会想看见我妻子裸体的样子吧。”

“我在执行警察的公务。”

“为什么派我小舅子来？”

伊利亚压低声音说。“你难道不明白，换人来的话会更糟吗？”

看来他们遇上了大麻烦。沃洛佳努力虚张声势。“你和这些浑蛋到底想要什么？”

“贝利亚同志接受任务，负责整个核物理项目的全局。”

沃洛佳知道这事。斯大林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指导核物理的研究，任命贝利亚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贝利亚对物理一窍不通，无法胜任组织专项科学研究的任务。但斯大林信任他。这是苏联政府工作的通病：忠诚但没能力的人常常能被提拔到他们应付不了的工作岗位上。

沃洛佳说：“贝利亚同志需要我妻子马上回到物理实验室去，你们是不是开车接她来了？”

“别美了，美国在苏联之前就造出了原子弹，我们得查查原因在哪儿。”

“也许是因为他们把物理研究看得更重要一点。”

“资本主义科学不可能比共产主义科学更为先进。”

“这是众所周知的。”沃洛佳很疑惑，秘密警察究竟为什么要抓人，“那你们觉得因为什么？”

“一定有人在搞破坏。”

秘密警察就爱做这种荒唐的臆想。“什么破坏？”

“有些科学家故意延迟了苏联原子弹发展的进程。”

沃洛佳开始了解他们的来意了，感到非常害怕。但他还是据理力争——在这些人面前示弱总是不对的。“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是叛国者——你妻子就是其中的一员。”

“杂种，最好别这么下断言——”

“我是来逮捕你妻子的。”

“什么？”沃洛佳彻底无语了，“这简直太疯狂了！”

“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你们根本拿不出证据。”

“到广岛去看看，那里有的是证据。”

尖叫以后，卓娅第一次开了口：“沃洛佳，我跟他们走，不然你也会被捕的。”

沃洛佳指着伊利亚的鼻子说：“你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我只是在执行自己的任务。”

“让让，我妻子要回卧室穿衣服。”

“没时间了，”伊利亚说，“她必须现在就跟我们走。”

“别胡闹了！”

伊利亚翘着鼻子神气活现地说：“一个值得尊重的苏联公民才不会光着身子在家里乱走！”

沃洛佳不知道妹妹嫁给这种浑蛋是什么样的感觉。“既然秘密警察认为裸体不道德，为什么还要让她光着身子跟你们走？”

“裸体正是她腐化堕落的证据，少废话，让她跟我们走！”

“别做梦了！”

“滚开！”

“是你要滚开，让她先穿好衣服。”沃洛佳转到过道里，伸出胳膊挡住三个特工，使卓娅能从身后绕进卧室。

卓娅刚一走动，伊利亚就伸出胳膊抓住了她。

沃洛佳打了伊利亚两个耳光。伊利亚叫了两声，蹒跚着往后退。另两个秘密警察走上前，抓住了卓娅的胳膊。沃洛佳朝一个秘密警察脸上扇耳光，但被他躲过了。两个秘密警察一人抓住沃洛佳的一只胳膊。他奋力挣扎，不过他们很强壮，而且这种活似乎已经做了好多次了。两人合力将沃洛佳扔到了墙上。

两人把沃洛佳按在墙上，伊利亚捏紧戴着皮手套的拳头，狠揍沃洛佳的脸。一拳、两拳、三拳、四拳……又朝他的肚子一顿乱打，直到沃洛佳咳血才停下来。卓娅试图干预，但伊利亚很快也给了她两拳，卓娅尖叫着倒在地上。

沃洛佳的睡袍前襟敞开了。伊利亚踢他的睾丸，然后又踢他的膝盖。沃洛佳瘫软下来，无法站立，伊利亚却让两个秘密警察扶他站起来，一顿猛揍。

过了好一会儿，伊利亚才按着指节退后了两步。两个秘密警察放开沃洛佳，沃洛佳瘫软在地。他呼吸不畅，一动都不能动，但神志还算清醒。从眼角的余光依稀可以看到，两个壮警察抓住卓娅，把她裸体架出了公寓，伊利亚跟在了他们身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刺痛感渐渐变成了连续的隐痛，沃洛佳的呼吸慢慢开始正常。

他试着动了动四肢，觉得身体能活动以后，他慢慢站了起来。沃洛佳走到电话机旁边，拨通了父亲的工作电话，他希望他还没下班。听到父亲的声音，他顿时松了口气。“他们逮捕了卓娅。”沃洛佳说。

“该死的浑蛋，”格雷戈里说，“抓人的是谁？”

“伊利亚。”

“什么？”

“帮我找人问问，”沃洛佳说，“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先去把身上的污血洗干净。”

“什么污血？”

沃洛佳挂了电话。

沃洛佳没几步就走进了浴室。他脱下带血的浴袍，走进淋浴间。温热的水让他发肿的身体得到一定的舒缓。伊利亚尽管诡计多端，但远远说不上强壮，沃洛佳的身体没有一处骨折。

他关掉淋浴龙头，看着浴室镜子，他的脸上到处是瘀肿和撕裂伤。

沃洛佳没有费事把身体弄干，用了好一番工夫把红军制服穿在身上。他希望这身制服能给他带来一定的权威。

颤抖着双手把鞋带系上时，格雷戈里赶来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咆哮道。

沃洛佳说：“他们想找我干一架，我很笨，竟然先动手了。”

格雷戈里起初并不同情：“我还以为你会圆滑一点呢。”

“他们不让卓娅穿衣服，坚持马上带她走。”

“该死的畜生！”

“你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还没。我和几个人谈了谈，没人知道内情。”格雷戈里表情忧郁，“如果不是有人犯了愚蠢错误的话……就是他们对这次的指控非常有把握。”

“开车送我回办公室。莱米托夫一定会气疯的。他不会任秘密警察如此胡作非为。如果可以对我做这种事的话，他们对所有的红军特工都能做这种事。”

格雷戈里的车和司机都等在公寓外面。司机把车开到霍登卡机场。格雷戈里留在车里，沃洛佳一瘸一拐地走向红军情报中心。走进大门以后，沃洛佳直接朝上司莱米托夫上校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他敲了敲门，然后走进去对莱米托夫上校说：“该死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我老婆。”

“我知道这事儿。”莱米托夫说。

“你知道？”

“我同意的。”

沃洛佳吃了一惊：“到底怎么回事？”

“先坐下。”

“到底怎么了？”

“坐下，闭上嘴，听我好好跟你说。”

沃洛佳浑身都疼，他坐进了椅子里。

莱米托夫说：“我们必须有原子弹，而且还要快。现在，斯大林还能跟美国人玩硬的，因为他知道美国还没掌握足以荡平苏联的核武器。但美国人正计划建造更大规模的核武器，他们为此建立了一个核反应堆，不久的将来，新型的原子弹还会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只有拥有了对等威力和数量的原子弹，才有资格和美国对话。”

这番对话于沃洛佳来说根本没有意义。“我妻子不可能在被人殴打的同时设计原子弹。这太疯狂了。”

“闭上你该死的臭嘴。我们的问题是，尽管掌握了几种可能的方案，但不知道哪种能奏效。美国人用五年时间找到了正确的方案。我们没有那么长时间，必须把美国的方案偷过来，为我所用。”

“可我们还是需要苏联的物理学家模仿他们的方案进行设计啊——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而不是在卢布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威廉·伏龙芝的人？”

“我和他过去是同学，我们一起参加了柏林童子军。”

“他给了我们许多有关英国核研究的有价值信息。之后他搬到了纽约，继续原子弹项目的研究。内务人民委员会驻华盛顿的人员联系了他，但那些人办事很不专业，把他吓跑了。我们需要重新联系上他，让他为苏联收集情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信赖你。”

“这可说不准，我和他十二年没见面了。”

“我们希望你去美国找他谈。”

“但为什么要逮捕卓娅呢？”

“保证你能回来。”

沃洛佳告诉自己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办。战前他在柏林甩掉过盖世太保的跟踪者，和潜在的间谍人选接触，招募他们，把他们发展成秘密情报的可靠信息源。这种工作不可能很轻松——尤其是说服对方叛卖国家的时候——但他却对这种活很有一套。

但这次是美国。

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分别去过德国和西班牙，但这和现在的美国有本质的不同。

他被亲眼看到的这个国家震撼了。以前他一直听人说好莱坞电影描绘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得都很贫困。但从抵达美国的第一天起，沃洛佳就发现，电影里的一切并没有夸大，马路上的确很难看到穷人。

纽约的马路上到处是汽车，许多车的司机显然不是公务员：年轻人，穿工作服的通勤者，甚至还有出门买东西的女人。每个人都穿得很好！所有男人似乎都穿上了最好的西服。女人的小腿上都套着透明的长筒袜。所有人似乎都穿着新鞋。

沃洛佳提醒自己，别忘了美国坏的一面。美国一定有地方存在着贫困：黑人被肆意地杀戮，南方的黑人没有选举权，犯罪率也居高不下——美国人常说自己的国家罪恶猖獗——奇怪的是，沃洛佳却没发现这种说法的证据，他觉得走在街上非常安全。

到的前几天，他在纽约到处闲逛。他用不熟练的英语与人交流，但这根本没关系——纽约到处是口音很重的人。他熟悉了几张跟踪他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脸，知道了几处可以轻易甩掉他们的地方。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沃洛佳没戴帽子，穿着灰色的宽松裤和蓝色衬衫，像是办些杂事去去就回似的离开了纽约的苏联领事馆。一个穿黑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很快就跟了上来。

他走到了第五大道的萨克斯百货，买了一套内衣和一件棕黄条纹的衬衫。跟踪沃洛佳的人也许会觉得他只不过在购物呢！

领事馆的秘密警察头子告诉沃洛佳，他在美国期间会有专门一组人跟在他后面，保证他在美国期间行为端正。他无法发泄对囚禁卓娅的秘密警察的恨意，无法抓住秘密警察头子的喉咙把他勒死。沃洛佳必须保持平静。他嘲讽地指出，为了完成任务，他必须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甩掉，这意味着同时把秘密警察的人给甩掉，他说他希望秘密警察的人能一直跟下去。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没五分钟他就能把两方面的跟踪人员全都给甩掉。

这次跟踪他的多半是联邦调查局特工，略为保守的穿着印证了这一点。

沃洛佳提着放有衣物的纸包，从萨克斯百货的侧门出来，打车离开了。出租车开走时，跟踪他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还在路边使劲挥手，努力地拦车呢！拐过两个街角，沃洛佳扔给司机一张纸币，下了车。他冲进一个地铁站，然后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在一幢办公楼下停留了五分钟。

黑西装的男人再没出现过。

沃洛佳走向宾夕法尼亚车站。

他仔细检查了车站两边，确保自己没有被跟踪，然后买了张车票。他仅仅拿着个购物袋就上了火车。

去阿尔伯克基花了他整整三天时间。

火车不断地穿过富饶的农庄、喷着黑烟的大工厂，以及耸立着一幢幢摩天大楼的大中城市。苏联也很大，但除了乌克兰以外，苏联大部分地区都被结冻的草原和松木林覆盖。沃洛佳从没看到过如此繁茂的大片领土。

除了财富之外，沃洛佳隐约觉得这里还有一桩事情和苏联不一样，但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后来他知道了：这里没人查他的身份证明。经过了纽约机场的边检站以后，沃洛佳就再没出示过护照。在美国，人们似乎不必得到允许或说明原因就能到火车站、汽车站买张车票去任何地方。沃洛佳产生了一种自由的愉悦。他想去哪就能去哪！

美国的富裕使沃洛佳加深了对苏联所面临危机的忧患感。德国人几乎摧毁了苏联。美国有德国的三倍大，财富更是德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果美国有意侵入苏联的话，那苏联该怎么办？他害怕苏联会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这种想法使他暂时忘了秘密警察对他和卓娅的所作所为，暂时打消了对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的怀疑，把精力放在目前的任务上来。如果将来有孩子，他绝不想让孩子在美国行使霸权主义的世界上生活。

火车途经了匹茨堡和芝加哥。一路上，没人注意过他。他的衣服是美国人常穿的；他没和人说过话，因此没人注意过他的口音；他靠手指比划买吃的；他看别的旅客扔下的报纸和杂志，察看文章里的图片，凭借自己掌握的一丁点英语尝试理解内容。

火车的最后一段旅途，让沃洛佳领略到了南方的荒凉之美。远处的雪山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血红色，难怪这里会被称为“基督之血山脉”。

他在厕所换了套内衣，穿上在萨克斯百货新买的衬衫。

沃洛佳觉得阿尔伯克基火车站会有联邦调查局或军队特工，而且的确在站台上看到了一个穿着格子外套，目光警觉的年轻人——九月的新墨西哥穿着外套稍嫌太热——他的腋下鼓鼓的，明显放了个枪套。但这位特工显然把注意力放在了从纽约或华盛顿来的长途旅客身上。沃洛佳没戴帽子，也没有外套和行李，看上去更像是个短途旅行的当地人。他走到汽车站，买了票，坐上一辆前往圣达菲的长途车，年轻人并没有跟上来。

傍晚时分，他抵达了圣达菲。他看见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两位特工也观察了他一阵子。但他们无法跟踪下车的每个人。沃洛佳又一次凭着平凡的外表摆脱了他们。

他装作知道去哪的样子在街上逛。印第安式的平顶房和阳光中低矮的教堂使他回忆起了在西班牙时的情景。人行道边都是些沿街一面开商铺的公寓楼，给人非常温馨的感觉。

他没住镇广场上教堂旁边的拉方达宾馆，而是入住了设施也不错的圣弗朗西斯旅店。他付了现金，自称罗伯特·彭德，让人以为他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后裔。“我的行李随后送到，”他对前台的漂亮女孩说，“如果我出去的时候行李来了，你能帮我把它送到房间里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女孩说。

“谢谢你，”道完谢以后他又用了句火车上经常听到的感谢语说，“我真的很感激你。”

“如果我不当班的话，其他人会帮你处理的。只要你的名字在行李上就行。”女孩说。

“上面写了名字。”他没有任何行李，但女孩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女孩看着旅客登记簿上的签到记录：“彭德先生，你是从纽约来的吗？”

女孩的声音里带着些许的怀疑成分，无疑这是因为他的口音不像是个纽约人。“我是瑞士人，在纽约工作。”沃洛佳故意提到了一个中立国的名字。

“难怪我不熟悉你的口音。我从没遇见过瑞士人。顺便问一句，瑞士怎么样？”

沃洛佳没去过瑞士，但见过很多瑞士的照片。“瑞士经常下雪。”他说。

“那来这里就对了，新墨西哥的天气非常好。”

“我会喜欢这里的。”

五分钟以后，他离开了旅店。

从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同事那里听说，一些科学家住在阿拉莫斯的实验室附近，但阿拉莫斯比较破落，大多数有钱的科学家在圣达菲租了房子或公寓。威廉·伏龙芝很有钱：他妻子是个漫画家，多家报刊同时连载了她那部主人公名为“懒洋洋爱丽丝”的漫画，而她本人的名字恰好也是爱丽丝。作为画家，爱丽丝能在任何地方工作，因此夫妇二人在历史名城圣达菲安顿下来。

秘密警察在纽约的办公室向沃洛佳提供了这个信息。他们认真地调查过伏龙芝，沃洛佳得到了伏龙芝的地址、电话号码和车的型号——白胎壁的战前普利茅斯敞篷车。

伏龙芝住的那幢公寓楼的底楼有家画廊。楼上的公寓都有一扇向北的大窗户。房子外面停着那辆普利茅斯敞篷车。

沃洛佳不太想进去：屋子里可能被窃听。

伏龙芝夫妇还没孩子，沃洛佳觉得周五晚上他们不会闷在家里听收音机。他决定等一等，看夫妇俩是否会出门。

他在画廊里流连了一会儿，欣赏着待售的艺术作品。他喜欢没有过多装饰的写实作品。离开画廊以后，他在街上找了家咖啡馆，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这里能看见伏龙芝家公寓楼的大门。一小时后，他离开咖啡馆，买了张报纸，站在公车站上假装看报。

在漫长的等待中，沃洛佳发现没有其他人在监视伏龙芝家的公寓，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的安全机构没有把伏龙芝列为安全隐患。伏龙芝是个外国人，但项目上的外国科学家非常多。除了是个外国人之外，看来没有其他地方于他不利了。

伏龙芝家不在居民区，而是地处镇中心的商业区，街上的人流很多。但几个小时之后，沃洛佳还是担心自己会引人注意。

这时，伏龙芝夫妇出门了。

伏龙芝看上去比十二年前胖——美国在二战中没有出现过食品短缺。才年过三十，但伏龙芝已经开始脱发了。一如既往，他还是那副严肃的表情，身上穿着美国人常穿的运动衫和卡其布长裤。

爱丽丝穿得倒不保守。她把一头金发扎了起来，头上戴着女式软帽。她穿着松垮的普通棉布裙，手腕上戴着各式各样的手镯，手指上还有好几枚装饰戒。沃洛佳记得，希特勒执政前，德国的艺术家都爱这么打扮。

夫妇俩在街上漫步，沃洛佳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他不知道爱丽丝的政治立场，不知道她的出现会给本来就很艰难的对话带来些什么。伏龙芝在德国的时候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老婆不太可能是个保守人士，从衣着看她就更不像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爱丽丝也许不知道丈夫给苏联提供过秘密情报。总之，爱丽丝是谈话中的不可知因素。

他宁愿单独和伏龙芝谈谈，考虑着是否就此放弃跟踪，明天再试试运气。但旅店的前台服务员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外国口音，因此第二天很可能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跟着他。尽管这里不是纽约或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但沃洛佳觉得他完全对付得了联邦特工。但明天是星期六，伏龙芝夫妇可能整天都待在一起。沃洛佳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伏龙芝一个人出现呢？

间谍工作从来都不是容易的。权衡利弊后，沃洛佳决定今天晚上就出手。

伏龙芝夫妇走进一间餐馆。

走过餐馆时，沃洛佳往里看了看。这是个带有隔间的廉价餐馆。他本想马上进去坐进伏龙芝夫妇所坐的隔间，但马上改变了主意，决定让他们先吃点东西。饱餐以后他们的精神状态会更好。

他等了半小时，从远处观察着餐馆门口。接着，他不安地走进了餐馆。

伏龙芝夫妇已经吃完了晚饭。沃洛佳穿过餐馆时，伏龙芝抬头看了他一眼，但很快就把目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伏龙芝显然没有认出他是谁。

沃洛佳在爱丽丝坐的长条凳上轻轻地坐了下来，轻声用德语说：“威廉，你好，还认识我这个老同学吗？”

伏龙芝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接着突然笑了起来：“别斯科夫？沃洛佳·别斯科夫？真的是你吗？”

沃洛佳顿时松了口气。伏龙芝仍然对他很友好，没有敌意的障碍需要他克服。“是我。”沃洛佳说。他和伏龙芝握了手。然后转身用英语对爱丽丝说：“抱歉，我的英语说得很不好。”

“不用说英语，”爱丽丝用流利的德语说，“我家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国移民。”

伏龙芝吃惊地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跟你同姓的人，他叫格雷格·别斯科夫，因此最近还想到过你呢！”

“是吗？我爸爸有个弟弟是1915年来美国的，他叫列夫·别斯科夫。”

“我认识的别斯科夫中尉可没那么老。对了，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沃洛佳笑了。“我是专门来见你的。”在伏龙芝细问前，他就兴奋地聊开了，“上次见你时，你还是新克尔恩区社会民主党支部的干事呢！”沃洛佳的第二步是通过恢复朋友关系提醒伏龙芝不要忘了年轻时的理想。

“那段经历告诉我，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没用，”伏龙芝说，“在凶悍的纳粹面前，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苏联人才能阻止他们。”

伏龙芝说得完全对。沃洛佳很高兴伏龙芝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这句话表明伏龙芝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舒适生活而软化。

爱丽丝说：“我们要去街角的酒吧喝几杯。星期五晚上很多科学家都去那。和我们一起去吗？”

沃洛佳不想和伏龙芝夫妇一起在别人面前露脸。“我不太想去。”他说。事实上，他和伏龙芝夫妇在餐馆里已经待得太久了。现在该是第三步了：提醒伏龙芝他所犯下的可怕罪行。沃洛佳靠近伏龙芝，压低嗓门说：“威廉，你事先知道美国会朝日本扔原子弹吗？”

伏龙芝迟迟没有答话。沃洛佳屏住了呼吸。他给自己设了个赌局，打赌伏龙芝正受着自责的煎熬。

一时之间，沃洛佳还以为自己逼得太紧了，伏龙芝像是随时会哭似的。

伏龙芝做了个深呼吸，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爱丽丝生气地插话说：“我们以为美国军方会通过演习展示原子弹的威力，让日本早点投降。”沃洛佳注意到，爱丽丝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前就知道了原子弹的存在。这并不奇怪，男人很难把这样的秘密瞒住他们的另一半。“我们觉得未来的某个时间在某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次核爆炸，”她接着说，“但我们以为军方会摧毁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或是一个没多少人驻扎但有大量武器的军事基地。”

“那也许能算公正，”伏龙芝说，“然而……”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没人想到他们会把原子弹扔到城市里，炸死了八万名男女和儿童。”

沃洛佳点点头。“我原本就觉得你会这样想。”他正等着这个。

伏龙芝说：“谁不会这样想？”

“问你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是第四步，“美国会再这样做吗？”

“我不知道，”伏龙芝说，“军方可能会再这样做。天父原谅，他们可能会再这样做的。”

沃洛佳掩饰着自己的愉悦。他成功地让伏龙芝对核武器过去和将来的应用感到有责任。

沃洛佳点了点头。“我们正是这么想的。”

爱丽丝敏锐地问：“我们是谁？”

她很精明，也比丈夫更为世故。爱丽丝应该不那么好骗，沃洛佳决定冒摊牌的风险，对她据实以告。“很好的问题，”他说，“我不会骗我的老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红军情报机构的上校。”

夫妇俩吃惊地看着他。他们可能已经想到这种可能性了，但沃洛佳的坦率还是让他们诧异不已。

“我有些事需要跟你们谈，”沃洛佳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找个地方私下聊聊吗？”

夫妇俩看上去很迟疑。伏龙芝问：“去我家可以吗？”

“那里可能被联邦调查局窃听。”

伏龙芝有过秘密工作的经验，爱丽丝却大为吃惊。“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她难以置信地问。

“是的。我们可以开车出城吗？”

伏龙芝说：“我们在城外有个经常去的地方，我们经常在傍晚的这个时间去那看日落。”

“很好。回你们的车那里，坐进去，等着我过去。我一分钟后上你们的车。”

伏龙芝付了帐，和爱丽丝一起离开了餐馆，沃洛佳跟在他们身后离开了餐馆。走了一小段路以后，沃洛佳确定没人跟踪，于是回到普利茅斯车旁，坐了进去。三个人坐在这辆美式车的前排。伏龙芝开出了圣达菲。

汽车沿着一条土路开到小山山顶。伏龙芝停下车。沃洛佳示意夫妇俩下车，担心车上也藏有窃听器，他把伏龙芝夫妇带到了一百码开外的地方。

看着硬土地前方徐徐落下的太阳，沃洛佳执行了第五个步骤。“我们觉得下一颗原子弹会落在苏联的某个地方。”

伏龙芝点了点头。“上帝保佑，但你可能是对的。”

“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沃洛佳理性地阐述着自己的见解，“我们没法做防范，没法做有效的防御，没法保护我们的人民。苏联对你们造的原子弹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知道。”伏龙芝内疚地说。如果苏联受到原子弹的攻击，伏龙芝显然会觉得那是他的责任。

该运用第六步了。“唯一的办法是我们也拥有原子弹。”

“你们想用它震慑美国吧。”

“也许是。”

爱丽丝说：“我们不想让原子弹扩散出去。”

“我也不想，”沃洛佳说，“但唯一可以不让美国像对待广岛那样向莫斯科扔原子弹的方法，就是苏联也能拥有原子弹。”

爱丽丝说：“威利，他是对的。真该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看得出，爱丽丝比丈夫要强悍得多。

沃洛佳压低声音，开始了说服工作的第七步。“美国现在有多少颗原子弹？”

这是关键的一步。如果伏龙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就完全越界了。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是在泛泛而谈。现在，沃洛佳要触及的是最核心的秘密情报。

伏龙芝思考了很久，最后把目光投向爱丽丝。

沃洛佳看到爱丽丝不易察觉地向丈夫点了一下头。

伏龙芝说：“只有一颗。”

沃洛佳掩饰住胜利的喜悦。伏龙芝在他的说服下背叛了美国，这是多么大的成功啊！最困难的第一个问题问出来了，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伏龙芝又说：“但他们很快又能造出更多的原子弹。”

“这是场竞赛。输了的话，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沃洛佳急迫地说，“在美国掌握足以炸平苏联的原子弹之前，苏联必须拥有一颗自己的原子弹。”

“你们能做到吗？”

伏龙芝的问题给沃洛佳要进行的第八步提供了理由。“我们需要得到各方面的帮助。”

沃洛佳发现伏龙芝的脸色难看起来，猜想伏龙芝可能想到了促使他拒绝和苏联秘密警察合作的那件事情。

爱丽丝对沃洛佳说：“如果我们不能帮你，你会怎么办？这真的太危险了。”

沃洛佳继续按直觉行事。他举手做投降状。“我就回苏联报告自己失败了，”他说，“我不想让你们做你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不会用任何方法强迫你们或向你们施压。”

爱丽丝说：“你不威胁我们吗？”

沃洛佳的猜测没错，秘密警察显然恫吓过伏龙芝。秘密警察对所有人都威胁恐吓：他们只会这一套。“我甚至没想说服你，”沃洛佳对伏龙芝说，“我只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其他都取决于你。如果你想得到帮助，那我就留下来做你的线人。如果你有不同看法，那这件事就结束了。你们都很聪明。即便我有骗你们的企图，也骗不了你们。”

夫妇俩又一次看了看彼此。沃洛佳希望他们觉得自己和上一个拜访他们的苏联特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等待的时刻让人非常难熬。

爱丽丝开口了：“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这远非同意，但要比拒绝好得多，并自然而然地推进到了沃洛佳计划中的第九步。“我妻子也是个核物理专家，”沃洛佳希望通过这一点和他们套近乎，不让他们把自己看成纯粹的操控者，“她告诉我原子爆炸有几种可能的方法，我们没时间把这些方法一一试过。如果知道哪种方法能奏效，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很有道理。”威廉说。

第十步是异常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知道扔在日本的是哪种原子弹。”

伏龙芝的表情异常痛苦。他看了看妻子。这次爱丽丝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看上去和丈夫一样痛苦。

伏龙芝说：“是两种型号的原子弹。”

沃洛佳既激动又吃惊。“两种不同的设计吗？”

伏龙芝点了点头。“广岛用的是火炮点火的铀弹，我们把这种铀弹称为‘小男孩’。在长崎，我们用的是内爆引发的钚炸弹‘胖子’。”

沃洛佳激动得难以自持，这是最核心的关键数据。“哪种效果更好些？”

“两种炸弹的效果都非常好，不过‘胖子’更容易制造。”

“为什么会这样？”

“找到足够一颗原子弹使用的铀需要好几年。钚可以很快弄到手，有个原子反应堆想要多少都行。”

“苏联应该复制‘胖子’是吗？”

“是的。”

“为了拯救苏联于水火，你还可以做件事。”沃洛佳说。

“什么事？”

沃洛佳看着他的眼睛，说：“把设计图纸交给我。”

威廉的脸色刷白。“我是美国公民，”他说，“你是在让我叛国，对应的惩罚是死刑。我会为此坐上电椅的。”

你妻子也会，沃洛佳心想。她是你的同谋。幸好你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说：“在过去几年间，我让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提供情报。一些憎恨纳粹的德国人，冒着难以想象的危险为我们提供了过去那场战争的关键情报，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我对你们说的还是那句对他们说过的老话：‘如果你们不干的话，会有很多人因为这而死的。’”接着他就不说话了。这是沃洛佳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他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

伏龙芝看了看妻子。

爱丽丝说：“威廉，是你造的原子弹。”

伏龙芝对沃洛佳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两天后，伏龙芝把原子弹的资料交给了沃洛佳。

沃洛佳把资料带回了莫斯科。

卓娅从监狱被放出来了。对于受监禁，卓娅并没有沃洛佳那么生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革命的成果，”她说，“我没有受伤害，只是感觉有点糟，像是那种非常差的旅店似的。”

卓娅回到家第一天，两人做完爱以后，沃洛佳对卓娅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一样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东西。”他翻身下床，打开抽屉，拿出一本大书。“这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商品目录，”沃洛佳坐在卓娅的身旁打开这本书。“你看这个。”

目录展开到女士的裙装页。穿着这些裙子的模特非常苗条，布料也亮丽多彩，图案有格子的，也有一色的。有的裙子有荷叶边，有的扎了皮带。“太美了，”卓娅把手指按在其中的一条裙子上说，“两美元九十八美分非常贵吗？”

“不算很贵，”沃洛佳说，“美国人的工资大多是一周五十美元，房租是工资的三分之一。”

“真的吗？”卓娅非常吃惊，“那大多数人都买得起这些裙子了？”

“是的。只是我不清楚美国的农民买不买得起。但这些目录就是分发给那些住得离最近的店铺一百多公里的农民。”

“怎么可能？”

“客人从目录里挑选好商品，把钱寄给百货公司。几周以后，邮递员就能把你订的东西送上门。”

“简直像沙皇一样。”卓娅从沃洛佳手里拿过商品目录，翻看着页面，“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裙子，”卓娅指着四美元九十八美分的外套和裙子套装。“这一套也非常优雅。”她说。

“继续看。”沃洛佳说。

卓娅吃惊地看着目录上的女式大衣、帽子、鞋、内衣、风衣和长筒袜。“普通人可以买到吗？”她问沃洛佳。

“当然可以。”

“这里一页上的东西就比苏联的整家店要多！”

“是的。”

卓娅慢慢地翻着目录。后面是男式服装和儿童服装，种类和女式服装一样齐全。卓娅指点着一件十五美元的男孩毛料大衣说：“以这个价钱，所有美国的男孩都买得起。”

“也许吧。”

服装后面是家具。二十五美元可以买张床。如果每周挣五十美元的话，目录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能买得起。目录上有几百种苏联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玩具，化妆品，吉他，精美的椅子，电动玩具，彩色封套的小说，圣诞装饰品和电烤面包炉。

目录里甚至有拖拉机。“美国的所有农民都能买上拖拉机吗？”卓娅问。

“只要他们有钱。”沃洛佳回答。

“他们不用登记，再等上几年吗？”

“不用。”

卓娅合上目录，严肃地看着他。“如果能拥有这些东西的话，”她说，“那谁还想当共产党员呢？”

“问得好。”沃洛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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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二章

柏林的孩子们玩起了一个叫“女人，快过来”的游戏。这是男孩捉弄女孩的十几种游戏中的一种，但卡拉发现这种游戏有着新的寓意。男孩子排成队伍，去捉一个女孩。抓住女孩以后，他们高喊“女人，快过来”，然后把女孩扔在地上。他们会把女孩按在地上，轮流压在她身上模仿性交的姿势。这种游戏是七八岁男孩在目睹红军士兵轮奸德国妇女之后发明的。所有进入德国的红军士兵都知道这句德语：“女人，快过来！”

为什么强奸她们的是红军士兵呢？尽管一定会有，但卡拉还没见到哪个德国女人被法国兵、英国兵、美国兵或加拿大兵强奸的。与之映衬的是，她认识的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女人至少被一个苏联兵强奸过：她妈妈茉黛，弗里达的妈妈莫妮卡，他们家的女仆艾达，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但她们还算幸运的——她们都活下来了。一些女人在遭受了几十个苏联士兵一小时接一小时的凌辱后被摧残致死。据说有个德国女孩甚至被苏联人咬死了。

丽贝卡·罗森幸运地逃脱了被强暴的厄运。卡拉在犹太人医院被解放的那天，救出了丽贝卡，之后，她就搬进了冯·乌尔里希家。乌尔里希家在苏联控制区，但丽贝卡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她像个囚犯一样在阁楼里躲了好几个月，只有等夜深人静，残暴的苏联人烂醉如泥时才下来待一会儿。卡拉会抽空到阁楼上去陪陪她，一起玩牌，彼此诉说一些往事。卡拉希望丽贝卡把自己当成年纪略长的姐姐看待，丽贝卡却把她当成了妈妈。

卡拉发现自己真的快要做妈妈了。

茉黛和莫妮卡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可能怀得上孩子。艾达很幸运，没有怀孕。不过卡拉和弗里达都怀上了强暴者的孩子。

弗里达做了流产手术。

流产是违法的，对流产者判处死刑的纳粹法律在德国依然有效。因此弗里达用五根烟找了一个老年助产士。在做流产时，引发了感染，要不是卡拉从医院里偷来的一点青霉素，弗里达也许就没命了。

卡拉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她对这个孩子的感觉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孕吐时她会对那个侵入她身体，留下这个负担的野兽怒不可遏。其他时候她则会按着肚子凝神静思，思考要给孩子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接着她会想，孩子的模样会不会让她想起强奸她的某个男人，使她仇恨自己的孩子。但孩子也应该继承一点冯·乌尔里希家的基因吧。她既期待又害怕。

1946年1月，卡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她又冷又饿，衣食无着。肚子明显大了以后，她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加入到百万失业大军之中。食物每十天配给一次，每人每天只能摄入一千五百卡路里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还是要付钱的。即便有钱有配给卡的顾客，有时也会遇上没有食物可买的状况。

卡拉考虑过以战时做过间谍，来要求苏联方面给以特殊对待，可海因里希的可怕遭遇断了她这个念头。红军情报机构希望海因里希继续做他们的间谍，为他们刺探美国的军事情报。海因里希说他不想干，他们便威胁要把他送进劳动营。因为不会说英语，苏联人才最终放过了他。听说了此事后，卡拉决定，自己曾为苏联做过间谍的事情，从此只字不提。

这天，卡拉和茉黛都很高兴，因为她们卖掉了一个五斗橱。这个新艺术风格的橡木五斗橱，还是沃尔特的父母在1889年结婚时买的。卡拉、茉黛和艾达把五斗橱搬到了借来的手推车上。

乌尔里希家仍然没有一个男人。埃里克和沃纳是几百万失踪德国士兵的一分子，他们也许都已经死了吧。贝克上校告诉卡拉，东部前线死了三百万德国兵，更多的则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里——因为饥饿、寒冷和疾病。但有两百万名德军战士还活着，在苏联的劳动营做苦工。一些人已经回来了——有的是从劳动营中逃跑的，有的因为病重无法劳动被送走。这些人离开劳动营以后，就流亡于东欧各国，试图找到回家的路。卡拉和茉黛写了好几封信让苏联红军替她们转交，但一直没收到回信。

对沃纳的回归，卡拉很矛盾。她仍深爱着沃纳，希望他好好活着，但又怕沃纳发现她被人强暴，还怀了孩子。尽管这不是卡拉的错，但她还是觉得非常羞耻。

三个女人推着手推车穿过街道。她们把丽贝卡留在了家里。苏联红军已经不像刚到时那样胡作非为了，丽贝卡也离开了阁楼，但漂亮女孩在街上走还是很危险。

原先德国精英阶层漫步的菩提树下大街，挂上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幅画像。柏林的大多数道路都被清理过了，破损建筑的瓦砾每隔几百码堆成一堆，便于再次利用，但不知道德国人是否还能重建他们的家园。整幢整幢的房屋被炸平，有些地方整个街区都不见了。德国需要好些年才能重建这些地方。废墟中有上千具死人的尸体，整个夏天柏林都闻得到这股略有点发甜的尸体气味。现在，只有雨后才能闻得到这种味道。

这时，柏林被分成了苏联占领区、美国占领区、英国占领区和法国占领区。许多没有被炸毁的楼房被当地的占领军所使用。柏林人只能随便找地方住，大多都住在挨炸楼房仅剩的几个好用的房间里。柏林恢复了供水和时断时续的供电，但暖气和烧饭用的煤气还是短缺。五斗橱也许被买去的人当柴火用了。

她们把五斗橱推到了法国占领军治下的维丁区。她们用五斗橱跟一个彬彬有礼的法国军官换了一箱“吉塔尼”烟。苏联印了很多占领区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通常用香烟来完成实物的买卖。

回程路上，茉黛和艾达拉着空手推车，卡拉走在她们旁边。一路推过来让她浑身都疼，但她们好歹有了点钱——一整箱烟足够她们生活一阵的了。

天黑了，温度降到了零度以下。回家的路上她们会途经一段英国的占领区。卡拉有时会想，如果英国人知道了茉黛所经历的苦难，他们会不会出手相助。但茉黛已经到德国二十六年了，她哥哥菲茨赫伯特伯爵尽管有钱有影响力，但在茉黛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婚后却拒绝帮助她。菲茨赫伯特伯爵是个固执的家伙：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对妹妹的态度。

走了不远，她们看见三四十个衣衫不整的德国人站在一幢被英国占领军征用的房子外面。卡拉、茉黛和艾达停下步子，观察他们在看些什么。通过窗户，他们看见房子里灯光明亮，男男女女们举着酒杯高声欢笑，服务生们端着盛有食物的托盘在人群中穿梭。卡拉看了看周围。人群中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柏林乃至德国已经没剩下几个男人了——他们像被抛弃在天堂门外的罪人，贪婪地看着窗户内的情景。这一幕让人看得心疼。

“太气人了，”茉黛愤愤不平地说。接着，她朝宅子的大门走了过去。

守在门口的英国卫兵用德语对她说：“不行，不行。”这也许是卫兵唯一会说的德语单词。

茉黛用过去常说的上层阶级英语对他说：“我必须马上见你的长官。”

和往常一样，卡拉对母亲的勇气和英姿敬佩不已。

卫兵狐疑地看着茉黛破旧的大衣，沉思了一会儿，他还是敲了敲门。门开了，一张脸探了出来。“有位英国女士想见长官。”卫兵说。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一对男女站在门口。他们像极了讽刺画上的英国军官夫妇：男的穿着晚礼服，戴着黑领结；女的穿着长裙，戴着宝石。

“晚上好，”茉黛说，“很抱歉打扰了你们的聚会。”

军官夫妇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个破衣烂衫的老妇人怎么会用英国上层阶级的口吻跟他们说话。

茉黛说：“我只是在想，你们也许应该看看自己对外面这些可怜的人都做了些什么。”

军官夫妇看了看聚集在屋子外面的人群。

茉黛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至少应该放下窗帘。”

思考了一会儿，军官夫人说：“乔治，我们是不是做了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能吧，但我们是无心的。”军官粗暴地说。

“能送些食物给他们，以我们的弥补过错吗？”

“可以，”茉黛飞快地说，“这样做既道歉了，又体现了你们的仁慈。”

军官的表情有点犹豫，把食物分给饥饿的德国人也许触犯了他们的某项规定。

军官夫人祈求道：“亲爱的，行不行？”

“行，当然行。”军官赶忙说。

军官夫人转身对茉黛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说完，茉黛便离开了。

几分钟后，客人们端出放着三明治和蛋糕的盘子，把它们分发给屋外的妇女和儿童。卡拉笑了。冒失的母亲又一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拿到一大块水果蛋糕，两三口就吃完了。这块蛋糕里的糖分比她过去六个月摄入的总量还要多。

窗帘放了下来，客人们回到屋里，房子外面的人也很快散了。茉黛和艾达重新推着手推车往前走。“妈妈，做得很好。”卡拉说，“一箱烟和一顿免费的晚餐，真是完美的一天！”

卡拉觉得，除了苏联人，其他国家的占领军对德国人都还不错。卡拉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奇怪。美国兵经常给德国人分发长条巧克力。自己的孩子在德军占领下忍饥挨饿的法国人也对德国人非常仁慈。尽管德国给法国造成了这么多苦难，卡拉心想，他们也没有那么恨我们，真是够奇怪的。反过来一想，德国历经了纳粹、红军和空袭的折磨，他们或许会觉得，德国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惩罚了吧。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她们把手推车还给了借车给她们的邻居，又送了包烟当作酬谢，然后回到了家。家里的大多数窗户都已经没了玻璃，石板上都是弹坑，但并没有遭受结构性的破坏。这个家还能使她们免遭恶劣天气的侵袭。

这时，四个女人睡在厨房里。到了晚上，她们就把卧室里的床垫拿到厨房。她们没法使整幢房子都暖和，只能使厨房比外面暖和一点。厨房的炉子原本烧煤，但煤早就弄不到了。好在她们早就想好了其他可以拿来烧的东西：书，报纸，旧家具，甚至网眼窗帘。

她们两个人和两个人在一起睡。卡拉和丽贝卡一起睡，茉黛和艾达一起睡。和父母身亡那天一样，在卡拉的臂膀里睡着以后丽贝卡常会在梦中哭泣。

走了那么长的路，卡拉精疲力竭，很快就躺下了。艾达用丽贝卡从阁楼上带下来的旧杂志把火炉烧旺。茉黛在中午吃的扁豆汤里加了水，准备待会加热当晚饭吃。

坐起来喝汤的时候，卡拉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肚子疼。她意识到这不是推车引起的疼痛，应该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适。她计算了当天和犹太人医院解放的那天之间的间隔。

“妈妈，”她害怕地说，“我想孩子快要生了。”

“太快了吧。”

“怀孕三十六周，我已经开始感到宫缩了。”

“那就做些准备吧。”

茉黛上楼去拿毛巾。

艾达从餐厅里拿来个木凳。她用从被炸的房子里拿来的一段弯铁当锤子，把凳子敲成段，扔进炉子里取暖。

卡拉把双手放在胀大的肚子上。“孩子，你也许应该等暖和点，再到这个世上来。”她说。

很快，卡拉就疼得不觉得冷了，她从没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疼痛。

但疼痛持续了很长时间。整整一夜她都在临产状态中。哭泣呻吟的时候，茉黛和艾达轮流抓住她的手。丽贝卡的脸吓得刷白，眼睛一直盯着她看。

当青灰色的阳光透过厨房报纸钉的窗户照进来的时候，新生儿的头终于钻出来了。尽管疼痛没有立刻消退，卡拉却像卸下了包袱似的，松了口气。

一番激烈的推拉后，茉黛从卡拉的双腿间把孩子拿了出来。

“是个男孩。”她说。

茉黛拍了一下男孩的脸，他张大嘴哭了。

她把婴儿递给卡拉，扶卡拉坐起，靠在从客厅里拿出来的几个枕头上。

新生儿长了不少黑发。

茉黛用一小块棉布扎住脐带，然后把它剪开了。卡拉解开外衣的纽扣，使新生儿的嘴对准自己的乳头。

卡拉很担心自己下不了奶。孕期结束的时候，她的乳房应该开始肿胀，能够滴出奶水，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是因为婴儿出生得太早，或是母亲的营养不足吧。但经过一番吸吮之后，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痛感，奶水出来了！

小婴儿吃饱以后，很快就睡着了。

艾达拿来一盆温水和一块布，轻轻擦洗婴儿的脸和头，然后继续擦其他地方。

丽贝卡小声说：“他太漂亮了。”

卡拉问茉黛：“妈妈，我们能叫他沃尔特吗？”

卡拉没想那么多，茉黛却已经完全崩溃了。她脸一皱，弯下腰，痛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恢复了镇定：“对不起。”但很快她又悲痛得不能自已，“哦，沃尔特，我的沃尔特！”她哭喊着死去丈夫的名字。

最后，茉黛终于止住了眼泪。“对不起，”她再一次道歉，“我没想小题大做，”她用袖子擦了擦脸，“我只希望你父亲也能看到这个孩子。太不公平了。”

艾达让母女俩吃了一惊，她背诵了《约伯记》第一章里的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卡拉不相信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她却从这段经文中感受到了安慰。生命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切——既包括儿女出生时的痛苦，也包括亲人离去时的悲哀。茉黛似乎也感同身受，情绪平复了不少。

卡拉慈爱地看着新生儿沃尔特。她暗暗发誓，不管前面有什么困难，她都会让他吃饱穿暖。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她会永远永远爱着他。

新生儿醒来了，卡拉又把乳房凑到他的嘴边。他满意地吸吮着，在四个女人的注视下发出“哒哒”的咂嘴声。在温暖昏暗的厨房里，一时间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

议会议员的首次演讲称为“就职演说”，通常这种演讲都很乏味。演说必须顾及方方面面，说上些套话虚话，主题也不能有明显指向性。同僚和对手会对新议员表示祝贺。只要遵守了这个传统，新议员就算是融入到议会这个大家庭了。

成为议员几个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才在国家保险法案的辩论中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讲，这对他才是真正的挑战。

准备演讲词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雄辩专家的形象。外祖父大卫·威廉姆斯喜欢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他在教堂里用，但在工会谈及煤矿工人的艰辛以及面对的不公正时则用得更多。在讲到矿井、矿床和埋葬矿工的坟墓时，大卫常会用到辛劳、罪恶、贪婪这几个短小精悍却寓意丰富的词。

丘吉尔也是一样，不过他具有大卫·威廉姆斯缺乏的幽默。他的宏伟长句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或韵味无穷的比喻作结。1926年大罢工期间，作为政府喉舌《英国公报》的总编时，他曾经这样警告过工会领导者：“你们可要想好啊，如果你们再搞一次总罢工的话，我们就再出一份《英国公报》作为回应。”劳埃德觉得演讲中就是需要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它们像面包里藏着的葡萄干一样让人惊喜不断。

但站起来以后，他马上就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句子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听众们似乎也有一样的感觉，会议大厅里五六十个议员明显开起了小差。劳埃德感到一阵恐慌：他怎么能把一个意义深远的议题如此轻率地在这么多议员面前呈现出来呢？

在政府包厢的前排座位上，他看见了出任教育部长的母亲艾瑟尔和出任煤炭部长的舅舅比利。劳埃德知道，比利舅舅十三岁就下了矿井，母亲也在同一年龄当起了泰-格温的女仆。演讲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积，但却事关这些人的生命。

讲了一会儿，他放下讲稿，开始自由发挥。劳埃德说，由于残疾和失业，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常常饥寒交迫，这类家庭他曾在伦敦东区和南威尔士的矿区亲眼见到过。声音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情感，有时透出几分苍凉，但他还是继续演讲下去。劳埃德感觉到议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演讲上来，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了实现就业保险、去除失业恐慌而大声呼吁的外祖父，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们。结束演讲时，议员们大声欢呼起来。

劳埃德的妻子黛西在观众席中自豪地笑着，直冲他翘大拇指。

他带着一丝满足聆听着辩论中其他人的演讲，觉得自己通过了作为议员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

辩论结束以后，劳埃德在议院的大厅里遇见了保证本党议员投票无误的纪律委员。对劳埃德的演讲表示祝贺以后，这位纪律委员问：“你愿意成为一名政务次官吗？”

劳埃德非常激动。每个政府部长或国务大臣至少有一个政务次官。事实上，政务次官仅仅是个拎包的角色，但这个职务却是成为部长和大臣的必经之途。“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个职务，”劳埃德说，“谁将成为我的上司呢？”

“厄尼·贝文。”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贝文是外交大臣，是和首相艾德礼走得最近的人。两人的出身天差地别，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艾德礼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律师，本人是牛津毕业生，在一战中当过军官。贝文则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十一岁就开始干活，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运输个人工会。他们在体形上也完全两样：艾德礼瘦削沉静，贝文又高又壮，还喜欢高声大笑。外交大臣常把首相称为“小克莱门”。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点，他们却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对劳埃德和几百万英国人民来说，贝文是他们心里的大英雄。“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劳埃德说，“但贝文不是已经有了个政务次官了吗？”

“他需要两个，”纪律委员说，“明天早晨九点到外交部开始上班吧。”

“谢谢你。”

劳埃德匆匆走过橡木装饰的走廊，朝母亲的办公室走去。他让黛西辩论后等在那里。“妈妈！”他进门便大声喊，“我被任命为厄尼·贝文的政务次官了！”

这时他发现办公室里除了劳埃德，还站着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用带着惊异和厌恶的目光瞪着劳埃德。

尽管吃惊不小，但劳埃德还是注意到自己的生父穿了件剪裁精细的灰色西装和一件双排扣马甲。

劳埃德看了一眼他的母亲。艾瑟尔很平静。她对菲茨和劳埃德的相见一点也不吃惊，这一定是她事先安排好的。

伯爵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艾瑟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瞪着这个给予他生命的人。即便在如此尴尬的局面下，菲茨也不卑不亢。尽管因索姆河战役患上了睑下垂，但他还是很英俊。那次战役后，他就拐杖不离身了。虽然还有几个月就六十岁了，但他衣着得体，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劳埃德也喜欢着装整齐。他琢磨着，原来这个习惯是从伯爵那儿遗传的。

艾瑟尔走过去，站在菲茨身旁。劳埃德很了解母亲，知道她这样做有什么含义。想说服对方的时候，她经常会用这一招。可劳埃德不想看到母亲对这个对她始乱终弃的男人如此热情。

“听到博伊的死讯，我非常难过，”她对菲茨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更珍贵了，不是吗？”

“我必须走了。”菲茨说。

在这以前，劳埃德只是和菲茨擦肩而过了几次。以前，他从没有和菲茨长时间在一起，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尽管不怎么舒服，劳埃德却很愿意遇上这个场面。虽然脾气暴躁，但菲茨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菲茨，”艾瑟尔说，“你有个还不认识的儿子——一个你应该为之骄傲的儿子。”

“艾瑟尔，你不能这样做，”菲茨说，“男人有权忘掉年轻时的错误。”

劳埃德非常尴尬，但艾瑟尔却不依不饶地问：“为什么要忘记呢？我知道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犯下的错，但你看看现在的他——刚刚做了篇令人激动的演讲，还被指定为外交部长的政务次官。”

菲茨故意不去看劳埃德。

艾瑟尔说：“你把我们的那段感情看成是青年男女之间的厮混，但你很清楚事实是什么。是的，我们那时的确很年轻，的确很蠢，经不起异性的诱惑——你和我都一样——但我们确实深爱着彼此。菲茨，我们那时是彼此相爱的。你应该承认这一点。你知道吗？如果否认事实的话，你就是个失去自我的人了。”

劳埃德发现，菲茨的表情很不平静，他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劳埃德知道，母亲又点中了问题的实质。菲茨不怎么在乎自己有个私生子，但自傲不允许他承认自己爱上过一个女仆。劳埃德觉得，他可能爱艾瑟尔更甚于自己的妻子，但这却违背了他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大部分信条。

劳埃德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先生，博伊死时，我和他在一起，他很勇敢。”

菲茨第一次看了眼劳埃德。“我儿子不需要你的赞许。”

劳埃德觉得自己似乎被抽了个耳光。

连艾瑟尔都很惊诧。“菲茨！”她大声说，“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呢？”

这时，黛西走进了门。

“菲茨，你好！”她开心地和菲茨打了个招呼，“你也许以为摆脱了我，但现在又成了我的公公了，这不是很有趣吗？”

艾瑟尔说：“我正在试图说服菲茨和劳埃德握手。”

菲茨说：“我尽量避免和社会民主党人握手。”

艾瑟尔在打一场没有胜算的仗，但她不准备屈服。“看看他身上那些你的影响吧。他长得像你，穿得像你，和你一样对政治感兴趣——也许他还会当上你一直想当的外交部长呢！”

菲茨的表情更加阴沉了。“我不可能当上什么外交部长了，”说着他朝门口走了过去，“如果外交部长神圣的办公室被这个布尔什维克杂种占据，我也不会高兴的，再说那也不太可能！”说完他便扬长而去。

艾瑟尔被他气哭了。

黛西抱住劳埃德。“我为你难过。”她说。

“别担心，”劳埃德说，“我既不震惊也不失望。”这只是个托词，但劳埃德的确不想显得很可怜，“很久以前，我就被他抛弃了。”他看着黛西，眼含爱意，“但我很幸运，拥有这么多如此爱我的人。”

艾瑟尔泪眼婆娑地说：“这事儿怪我，我不该让他来的，我早应该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别介意，”黛西说，“我这有好消息。”

劳埃德笑着问：“什么好消息？”

黛西看着艾瑟尔：“心情转换过来了吗？”

“是的。”

“别绕圈子了，”劳埃德说，“你就快说吧。”

黛西说：“我们很快就要有孩子了。”

这年夏天，卡拉的哥哥埃里克奄奄一息地回来了。他在苏联的劳动营里染上了结核病，因为病得无法工作，他被放出了劳动营。他在外面露宿了几个星期，靠坐货运列车和搭便车回到了德国。回到冯·乌尔里希家时，他光着脚，衣服破破烂烂的。他两颊深陷，像个骷髅头。

但他没死。也许是因为和爱他的人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天气慢慢暖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他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了。他的咳嗽渐渐好转，已经有精力在家里忙活些家务了。他把砸破的玻璃都给补上，把房顶的瓦片都给排好，把堵塞的水管都给疏通了。

弗里达·弗兰克撞上了好运。

路德维希·弗兰克在毁灭工厂的空袭中丧生。在那以后，弗里达和母亲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贫困。不过弗里达很快在美国占领区当上了护士。去那没多久，她就告诉卡拉，几个美国医生让她把他们多余的食物和香烟拿到黑市上卖，换上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一些她可以截留下来给自己用。之后，她每周带着一小篮子东西出现在卡拉的家里：保暖的衣物，蜡烛，手电筒电池，火柴，肥皂，食物——培根，巧克力，苹果，米饭，还有黄桃罐头。茉黛把食物分成几份，分给卡拉其中的两份。卡拉毫不犹豫就接受下来，不是给自己吃，而是给刚生下来的宝宝瓦利吃。

没有弗里达从非法渠道弄来的食物，瓦利不可能长得这么好。

瓦利长得很快。出生时的黑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毛茸茸的金发。六个月大的时候，瓦利的眼睛颜色越来越接近茉黛的绿眼珠了。脸蛋成型以后，卡拉注意到，小家伙的眼角上斜，她觉得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个西伯利亚人。卡拉已经记不清强暴她的那几个人了，大多数时候，她都闭着眼睛。

她不再恨那些人了。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又十分自然。她很高兴能拥有瓦利，不再去多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了。

丽贝卡被瓦利吸引住了。尽管才十五岁，但丽贝卡却开始有了母性，她非常希望帮助卡拉为瓦利洗澡，为他穿衣服。她经常和瓦利一起玩。一看到她，瓦利就开心地笑开了。

埃里克觉得身体完全恢复以后，马上加入了共产党。

卡拉非常不解。在苏联吃了这么多苦，埃里克为何还会加入共产党呢？但她很快就发现，埃里克讲起共产主义的那副认真劲和他十年前阐述纳粹主义时完全一样。卡拉只能希望这次他的幻灭不要来得如此之快。

同盟国希望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体，柏林的选举将在1946年的下半年进行。

卡拉觉得，只有把权力交给人民，柏林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她决定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柏林人很快发现苏联占领军对民主有着独特的看法。

十一月，奥地利的选举结果，把苏联人吓坏了。奥地利共产党人本打算和社会党平起平坐，结果在一百六十五个议席中却只占据了四席。选民们似乎觉得，共产主义和红军的暴虐是一码事。没有经历过民主选举的克里姆林宫显然没料到这一点。

为了防止在德国出现同样的结果，苏联建议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阵线管理国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个建议。在德国东部，苏联开始像1933年的纳粹那样大肆抓人了。在东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实现了联合。但柏林的选举是由四个盟国监督进行的，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不需要和共产党联合执政。

天气温暖以后，卡拉重新开始排队领取食物。她用枕套包住瓦利，带着他一起去——瓦利没有婴儿穿的衣服。一天早晨，卡拉在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领土豆时，吃惊地发现弗里达坐在一辆美国军用吉普的副驾驶座上。中年的光头司机亲了亲弗里达的嘴唇，弗里达从车上跳了下来。她穿着蓝色无袖裙和一双新鞋子。下车以后，弗里达便拿着小篮子匆匆前往冯·弗里达家了。

卡拉瞬间明白了一切。弗里达的东西不是黑市上来的，也没有所谓的以物易物的医生们。她成了美国军官包养的情妇。

这在当时并不鲜见。许多德国的女孩子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看着你的家人挨饿，还是和一个大方的军官睡觉。法国女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留守在德国的军官夫人们谈到这种事的时候都愤恨不已。

但卡拉还是很吃惊。她以为弗里达很爱海因里希，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他们原本打算生活一上正轨就马上结婚。卡拉觉得一阵心寒。

排到队首，买到自己的配额土豆后，卡拉就匆匆回家了。

她在楼上的客厅见到了弗里达。埃里克打扫完房间以后，正在往窗户上贴报纸。没有玻璃的话，报纸是最能御寒的。窗帘早就当床单用了，但客厅的大多数椅子还保留着，只是椅套有些褪色。家里的大钢琴还保存得很完好。一个苏联军官看到了这部钢琴，说第二天要用吊车来拉走，但他却并没有再来。

看到卡拉，弗里达立刻接过了卡拉抱着的瓦利，对他唱起歌来。“A，B，C，小猫咪在雪地里跑。”根据卡拉的观察，没有孩子的丽贝卡和弗里达都很溺爱孩子，但逗弄一会儿就没耐性了。自己生过小孩的茉黛和艾达尽管也很喜欢瓦利，但会用切实可行的方法照料他。

弗里达打开琴盖，示意瓦利在她唱歌的时候按琴键。这架钢琴已经有好几年没人弹奏了：茉黛的最后一个学生约西姆·科赫死了以后，就再也没人弹过它了。

过了一会儿，弗里达问卡拉：“今天你很沉默，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知道你带给我们的食物是从哪儿来的了，”卡拉说，“不是黑市交易来的，对吗？”

“怎么会！”弗里达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今天早晨，我见你跳下了美军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希克斯上校顺便带了我一程。”

“他亲吻了你的嘴唇。”

弗里达把视线移开了。“早点下车就好了，我应该在美国占领区下车的。”

“弗里达，你准备拿海因里希怎么办？”

“他不会知道的。我发誓我今后会更小心一点。”

“你还爱他吗？”

“当然爱他，我们还准备结婚呢！”

“那你为什么……？”

“我过够苦日子了！我想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夜总会跳舞。”

“你才不是这种人，”卡拉坚定地说，“弗里达，我们是这么久的朋友了，你骗不过我，快告诉我实话！”

“实话吗？”

“是的，请告诉我实话。”

“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我是为瓦利这样做的。”

卡拉惊呆了。她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细细想来，很有道理。她相信弗里达的确会为她和她的孩子做出这种牺牲。

但她还是觉得太可怕了。这让她感到对弗里达这样作贱自己负有责任。“你不能这样做——总有办法解决的。”她说。

弗里达抱着怀里的婴儿，突然从琴凳上站了起来。“不可能，你不可能有办法的。”她说。

瓦利吓哭了。卡拉从弗里达手中接过瓦利，拍着他的后背，轻轻地摇着他。

“你想不到办法的。”弗里达的声音小了点。

“你怎么知道？”

“去年冬天，医院里送来了许多报纸包来的、因为饥饿和寒冷而死去的婴儿尸体。我都不忍心看他们一眼。”

“哦，天哪！”卡拉抱紧了瓦利。

“冻死的时候，他们全身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蓝色。”

“别说了。”

“我必须说，否则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没有这些食物，瓦利很可能也会变成蓝色的婴儿尸体。”

“是的，”卡拉小声说，“你说得没错。”

“珀西·希克斯是个好男人。希克斯在波士顿有个乏味的老婆，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性感的女人。他动作很快，总会戴上避孕套。”

“你应该终止和他的关系。”卡拉说。

“你口是心非。”

“是的，我是有点口是心非。”卡拉承认了，“这才是最糟的。我觉得有罪。我是个罪人。”

“你不必感觉有罪。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德国女人必须做这种艰难的决定。我们在为德国男人十五年前的轻率选择付出代价。比如认为希特勒上台有利于做生意的我爸爸和为安保法案投支持票的海因里希爸爸。父亲一辈所犯下的罪恶要由我们这些女儿来偿还了。”

有人在楼下重重地敲门。丽贝卡怕是红军，喘着粗气跑到楼上躲着去了。

楼下传来艾达的声音：“哦，是您啊，早上好！”她吃惊的声音里夹杂着一点点担心，但并不害怕。卡拉不知道谁会给家里的女仆带来这样的感觉。

楼梯上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接着，沃纳走进了客厅。

他全身都很脏，胡子已经很久没刮了，瘦得像根竹竿，但英俊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是我！”他热情洋溢地说，“我回来了！”

接着，他看到了卡拉手里的婴儿。他目瞪口呆，笑容不见了。“哦，”他说，“怎么……谁……这个孩子是谁的？”

“亲爱的，是我的孩子，”卡拉说，“你听我解释。”

“解释？”他发怒了，“还需要什么解释？你都有别人的孩子了！”说完，他转身便要走。

弗里达说：“沃纳，这个房间里站着两个爱你的女人。别不听解释就走，不说清楚你不会明白的。”

“我觉得我什么都明白。”

“卡拉被强暴了。”

沃纳的脸变得苍白。“强暴？被谁？”

卡拉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沃纳语无伦次了，“难道……难道还不止一个？”

“五个红军士兵。”

沃纳的声音小了：“五个吗？”

卡拉点了点头。

“但……你不能……我是说……”

弗里达说：“沃纳，我也是。还有我们的妈妈。”

“天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发生了地狱里才会发生的事。”弗里达说。

沃纳重重地坐在破旧的皮椅上。“我原以为我遭遇的才是地狱呢！”他把脸埋在双手中。

卡拉抱着瓦利穿过客厅，站在沃纳面前。“沃纳，请你看着我。”她说。

沃纳表情扭曲地抬起头。

“地狱般的生活不会再来了。”她说。

“你确定吗？”

“确定，”她坚定地说，“生活很艰难，但纳粹被消灭了，战争结束了，希特勒已经死了。那些红军恶魔也或多或少被控制了，噩梦结束了。我们都还活着，现在又聚在了一起。”

沃纳伸出手，握住了卡拉：“你说得对。”

“我们有了瓦利，过一会儿，你还会见到我阴差阳错认的女儿丽贝卡。我们必须在战争的残骸上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如同在废墟上新建的这座城市一样。”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需要你的爱，”她说，“丽贝卡和瓦利也一样。”

沃纳慢慢地站了起来。卡拉期待地看着他。他什么话都没说，但过了一会儿，他伸出双臂搂住了她和孩子，温暖地抱在了一起。

根据仍然通行的战时规定，英国政府可以在不考虑土地所有人感受的情况下到处开煤矿。赔偿金只是征用土地上农田或商用设施的大致收入。

煤炭部长比利·威廉姆斯下令，在菲茨赫伯特伯爵的世袭领地阿伯罗温郊外的泰-格温建造一处露天矿。

因为不是商业用地，菲茨赫伯特家拿不到补偿金。

此举引起下议院的保守党议员一片哗然，“你们竟然把脏兮兮的煤矿建在了伯爵夫人卧室的窗户底下！”一个愤怒的托利党人提出抗议。

比利·威廉姆斯笑了。“伯爵脏兮兮的煤矿已经在我母亲的窗户底下待了五十年了。”

工程师开始钻洞前，劳埃德·威廉姆斯和艾瑟尔陪同比利到了阿伯罗温。劳埃德不太情愿离开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生产的黛西，但这是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在场。

他的外祖父母都快八十岁了。尽管戴着水晶眼镜，但外公的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外婆也驼着背。“很好，”大家齐聚在厨房的旧餐桌前时，外婆说，“我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她端出萝卜炖牛肉和涂了猪油的烤面包，给每人倒了一大杯加糖奶茶。

劳埃德小时候常吃这些东西，现在却觉得它们太粗糙了。他知道，从苦日子熬过来的主妇都很不容易，即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法国女人和西班牙女人也会设法用香草来配菜。他为自己的挑剔感到羞愧，尽量开心地吃喝起来。

“泰-格温的花园可惜了。”外婆不合时宜地说。

比利不乐意了。“什么意思？英国需要煤炭。”

“但大家喜欢那些花园，它们很漂亮。我从小时候起，每年至少要去那儿逛一两次，破坏那些花园真让人难过。”

“阿伯罗温的休闲场所有的是！”

“这不一样。”外婆平静地说。

外公说：“女人不懂政治。”

“是啊，”外婆说，“我是不懂你们所谓的政治。”

劳埃德看了一眼母亲。艾瑟尔笑着，什么话也没说。

比利和劳埃德住在小卧室，艾瑟尔在厨房搭了张床。“参军前，每天晚上我都睡在这里，”躺下后，比利说，“每天早晨我都会看见窗外该死的矿堆。”

“比利舅舅，小声点儿，”劳埃德说，“你不想让外婆听到你说粗话吧。”

“没错，你说得对。”比利说。

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后，他们沿着山道走向泰-格温。天气阴沉，但没下雨。山岗上长着一些翠绿的青草。看到泰-格温以后，劳埃德觉得，和阶级压迫的象征比起来，它更是一幢美丽的大房子。只要一牵涉到政治，任何事都不会简单。

花园美得令人震惊。大道两旁的栗树枝叶繁茂，几只天鹅在湖面上嬉戏，花圃中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劳埃德觉得，为了让花园保持在最美的状态，伯爵一定费尽了心思。

劳埃德不由得同情起菲茨来。

市长开始做情况说明了：“镇上的人都反对建立这个露天矿，”劳埃德很吃惊，市里的议会被工党把持，市长实在不应该这样说话，“一百多年来，这座花园的美丽治愈了生活在这个艰苦工矿区的人们。”他丢开讲稿，抒发着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让我妻子再去那棵雪松下站一会儿。”

他的演讲声被类似钢铁巨人脚步声的“哐嘡哐嘡”打断了。回头一看，车道上开来了一部庞大的机械，似乎政府把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挖土机调了过来。挖土机上有个九十英尺长的巨大吊杆和能放进一辆卡车的巨大抓斗。它的钢铁履带只要在地上一滚，附近的大地就要跟着颤抖。

比利骄傲地对劳埃德说：“这部挖土机够大吧，它一次能抓起六吨土。”

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渐渐开上车道的挖土机。

劳埃德对工党只有一点疑虑。许多社会主义者有清教徒的倾向，他的外祖父是这样，比利舅舅也是这样，他们完全不能容忍感官上的享受，他们更容易接受牺牲和自我否定。他们觉得花园的美是浮华的，他们完全错了。

艾瑟尔和劳埃德与他们完全不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外祖父和舅舅因为被压迫而产生的那种破坏一切的快意吧。劳埃德希望事实就是这样。

当挖土机开到指定位置时，菲茨在粉红色的砂石路上发表了演讲：“煤炭部长让你们以为煤炭资源正在枯竭，因此这座花园要被纳入他所谓的积极的复兴计划中，”他说，“我在这里告诉你们，那是一派胡言，我的祖父和父亲用了一个多世纪把这座花园开发得这么美，我愿意再用一个世纪把它建设得更美。”

挖土机的吊杆慢慢落下来，和西花园的灌木和花床呈四十五度角，抓斗正好落在门球草坪的上方。机械停顿了一下，人群非常安静。比利大声喊：“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开始干吧！”

一个戴着圆顶礼帽的工程师吹了声哨。

抓斗砰的一声撞在地上，它的钢牙钻入翠绿的草坪中。拉绳绷紧了，挖土机发出咯吱咯吱的吃力响声，开始把抓斗往上拉。抓斗经过向日葵花圃、玫瑰花圃、一棵七叶树和一棵木兰，里面满是泥土、花朵和树枝。

抓斗随即抬到二十英尺的高度，松散的泥土和花瓣不断从抓斗上掉落下来。

吊杆横向一扭。劳埃德发现吊杆比房子还要高，生怕抓斗会撞碎楼上房间的玻璃，好在挖土机司机训练有素，及时停止了转动。吊绳松开了，抓斗往下一斜，六吨泥土掉在离别墅入口不远的空地上。

抓斗回到原来的位置，抓土过程又重复了一遍。

劳埃德看了一眼菲茨，发现他正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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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三章

1947年初，全欧洲的国家似乎都有了赤化的倾向。

沃洛佳·别斯科夫不知道全面赤化还是全面民主化会给欧洲带来更大的希望。

红军占据了东欧，共产党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获胜。共产党因为抵抗纳粹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在战后法国的选举中，五百万选民投了法共的票，使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的第一大政党。在意大利，意共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联盟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得到了战后政府的领导权。

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红军在这两个国家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在柏林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百三十个议席中的六十三席，共产党只获得了二十六席。但德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缺衣少食之中，苏联希望德国人像在大萧条时倒向纳粹主义一样在困境中向共产主义伸出求援之手。

英国的局面让苏联很失望。只有一个共产党员进入了战后的下议院。工党政府提供给老百姓所有共产党政府能提供的东西：社会救济、免费的医疗保险、全民教育，甚至连矿工都能一周休息两天。

但在其他欧洲国家，资本主义无法把民众从贫苦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连天气也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当洋葱形圆顶房屋上的雪越积越厚时，沃洛佳这么想着。1946年和1947年之间的冬季是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连圣特罗佩都下了雪。英国的铁路和公路都无法运行，大多数工厂停了工——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法国，食物的配给量比战时还低。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一百万欧洲人每天只能摄入一百五十卡路里的食物——几乎要造成营养不良。随着生活物资的减少，人们开始感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革命成了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

苏联一旦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就再不能挡它的路了。沃洛佳的妻子卓娅和她的同事们在科协的二号实验室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苏联给原子能的研究基地起了二号实验室这个讳莫如深的名字。核反应堆在他们的孩子康斯坦丁出生六个月后的圣诞节达到了临界值，此时，康斯坦丁正躺在实验室的托儿所里。卓娅小声对沃洛佳说，如果实验有什么纰漏，科特亚离实验室一英里还是两英里根本不会有差别：莫斯科的中部地区都会被炸平。

儿子出生以后，沃洛佳在原本对未来的矛盾心情上多了一层顾虑。他希望科特亚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他觉得苏联配得上统治欧洲。在四年严酷的战事中，和纳粹军队血战的是苏联红军，其他国家都在旁观，只是在最后的十一个月中打了些零星的战役。他们的伤亡总和与苏联红军的伤亡总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但接着他又想到了共产主义的含义：任意妄为的大清洗，秘密警察在地下室的酷刑，红军战士在被征服土地上的肆意妄为，庞大的国土被一个比沙皇还要残暴的国家元首所统治。沃洛佳真的想把这种严酷的政体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吗？

沃洛佳回忆起到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时，买车票既不用开证明也不用查身份证件，这种感觉多么让人愉悦啊。他早就烧掉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几百页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目录，但那些商品都还记忆在他的脑海中。苏联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繁荣仅仅是宣传，但沃洛佳知道那的确是真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沃洛佳希望共产主义能被资本主义击败。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将在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所决定。

现在已经升职成了上校的沃洛佳负责会议的情报工作。为方便起见，会议在莫斯科饭店附近飞机制造厂的华丽大办公室举行。和以往一样，外长和他们的翻译坐在圆桌前，助理们坐在他们身后的几排凳子上。苏联外长，外号“石头屁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支付十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美国和英国反对这一提案，认为这一提案会给本已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带来致命一击。但这也许正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

沃洛佳又见到了伍迪·杜瓦，伍迪这次负责整个大会的摄影报道工作。伍迪也结婚了，他给沃洛佳看了张一个黑发美女抱着婴儿的照片。在克里姆林宫拍摄了些照片以后，伍迪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对沃洛佳说：“你们知道德国没钱给你们赔款，是不是？”

沃洛佳的英语有了进步，两人尽量不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沃洛佳说：“既然没钱，他们怎么能养活那么多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国家呢？”

“当然靠我们援助了，”伍迪说，“我们给他们建立了援助基金。如果要德国给你们战争赔款，那钱事实上是我们出的。”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美国在战争中发了笔横财。我们苏联却基本上被摧毁了。也许你们的确应该付这笔钱。”

“美国的选民们不这样认为。”

“美国的选民们也许错了。”

伍迪耸了耸肩：“即使他们错了，也是他们的钱。”

政府又一次屈服于选民，沃洛佳心想。在上次的对话中，伍迪也曾提到选民的看法高于一切。美国人说起选民和苏联人谈到斯大林完全一样：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的决定必须遵守。

伍迪摇下车窗。“不介意我看下莫斯科的街景吧，这里的街景很美。”他不迭地按着照相机的快门。

他知道他只能在允许的地方照相。但街上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只有几个女人在扫雪。但沃洛佳却说：“请不要这样做，”他把手伸过伍迪，摇上了车窗。“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拍照。”

正准备问伍迪要照相机里的胶卷时伍迪突然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和你同姓的朋友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沃洛佳当然记得。威廉·伏龙芝也提到过一个姓别斯科夫的，也许他们是一个人。“不，我不记得了。”沃洛佳撒了谎。他才不想和西方可能的亲戚扯上什么关系呢，这种联系只能给苏联人带来苦难和猜疑。

“他在美国代表团里，你应该和他谈谈，看看你们是不是亲戚。”

“我会的。”沃洛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见到那个人。

他决定不向伍迪要胶卷了，普普通通的街景没什么大不了。

在接下去一天的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四个盟国应该废除在德国划分的界限，把德国统一起来，使德国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矿业、制造业和流通业的中心。

这是苏联绝不想看到的。

在赔偿金的问题解决之前，苏联拒绝讨论让德国统一起来的议题。

会议陷入胶着状态。

沃洛佳觉得，这正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局面。

格雷格·别斯科夫觉得，国际外交圈很小，英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年轻助理劳埃德·威廉姆斯，恰好是格雷格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的丈夫。起初，格雷格不太喜欢劳埃德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样，但接触后发现，劳埃德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莫洛托夫就是个小人。”几杯马提尼下肚，劳埃德在莫斯科饭店的酒吧里说。

“那我们该对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些没完没了的拖延。在德国驻扎的经费我们承受不起。冬天一到，存在的问题更是要总爆发了。”

“你知道吗，”格雷格边想边说，“如果苏联不肯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抛开它自己玩。”

“我们自己怎么玩呢？”

“美国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格雷格掰起手指算了起来，“我们需要统一德国，进行民主选举。”

“这也是英国希望实现的目标。”

“我们希望废除废纸一样的德国马克，创立一种新的货币，使德国的经济正常运行起来。”

“我们也是。”

“我们希望德国远离共产主义噩梦。”

“这也是英国的想法。”

“苏联不愿加入讨论，我们无法把上述想法在东部德国实施。所以只能把他们扔到一边置之不理。我们拥有德国四分之三的国土——我们可以在这部分国土上实现我们的想法，就让东德走向毁灭吧！”

劳埃德若有所思。“你和你的上司谈过这个吗？”

“没有，这是我才想到的，但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也许会向厄尼·贝文反映一下的。”

“我跟国务卿说说看。”格雷格喝了口酒，转变了话题，“伏特加是苏联唯一还过得去的东西。对了，我姐姐怎么样？”

“她在待产，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黛西当妈妈怎么样？”

劳埃德笑了：“你怕她会不合格吧？”

格雷格耸了耸肩：“她不是当家的料。”

“她有耐心，很稳重，做事井井有条。”

“黛西没有雇六个女佣人帮她照顾孩子吗？”

“就请了一个。这样晚上她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通常是参加政治集会。”

“哦，那她可真变了。”

“没完全变，她还是很喜欢举办聚会。你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我正在和一个名叫内莉·福德汉姆的姑娘认真在交往。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有了个教子吧？”

“是的，”劳埃德说，“黛西跟我说过乔治的事情。”

从略显尴尬的表情可以看出，劳埃德知道乔治是他的私生子。“我非常爱他。”

“那就好。”

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走进酒吧，格雷格朝这个人看了看，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这个苏联人三十多岁，尽管剃了头军人的短发，长相却很英俊，有着一双令人生畏的蓝眼睛。他礼貌地向格雷格和劳埃德点了点头。格雷格问他：“我们之前见过吗？”

“也许吧，”苏联人说，“我在德国上过学，加入过柏林的童子军。”

格雷格摇了摇头。“你来过美国吗？”

“我没去过美国。”

劳埃德对格雷格说：“这就是那个和你同姓的家伙，他叫沃洛佳·别斯科夫。”

格雷格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对沃洛佳说，“我们可能是亲戚。我爸爸列夫1914年离开怀孕的女朋友移居到美国。后来那个女朋友嫁给了他哥哥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我们会不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沃洛佳的态度很快就变了。“肯定不是。”他说，“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沃洛佳没买酒就离开了酒吧。

“我太唐突了。”格雷格对劳埃德说。

“是啊。”劳埃德说。

“他似乎被惊到了。”

“肯定是被你说的哪句话惊到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沃洛佳告诉自己。

格雷格告诉他，格雷戈里娶了个被列夫弄大肚子的姑娘。如果这是真事，那他一直叫爸爸的这个人可能只是他的伯父。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或许那个美国人只是在挑事而已。

但沃洛佳还是在震惊中无法自持。

沃洛佳在平时到家的时间回了家。他和卓娅都被提拔得很快，已经在父母居住的政府公寓有了套自己的公寓。和大多数晚上一样，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这天也在小科特亚吃完饭的时候到了沃洛佳的家。卡捷琳娜给孙子洗澡，格雷戈里则一会儿给孙子唱歌，一会儿给他讲童话故事。科特亚九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但很喜欢爷爷讲的睡前故事。

这天晚上，沃洛佳一直魂不守舍。他试图和平常一样行事，但就是没办法和父母说话。他不相信格雷格的话，却一直在想这件事。

科特亚睡着以后，格雷戈里在准备和卡捷琳娜一起回家的时候，问沃洛佳：“我的鼻子上是不是长疖子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一晚上都在盯着我看？”

沃洛佳决定说出事实。“我遇见了一个名叫格雷格·别斯科夫的人，他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他觉得我和他可能是亲戚。”

“有这个可能，”格雷戈里的口气很轻松，似乎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他的脖子都憋红了，这是他压抑着自己情绪的明显反应，“我上次见到我弟弟是在1919年，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格雷格的父亲叫列夫，列夫有个哥哥叫格雷戈里，这个格雷戈里应该就是您吧。”

“那格雷格应该就是你的堂弟了。”

“他说他是我弟弟。”

格雷戈里的脖子上更红了，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卓娅插话说，“这怎么可能呢？”

沃洛佳说：“这个美国的别斯科夫说，列夫临走时有个怀孕的女友，后来这个女友嫁给了列夫的哥哥。”

格雷戈里说：“真是荒唐至极！”

沃洛佳看着卡捷琳娜：“妈妈，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接下去的很长时间谁都没有说话。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如果格雷格在说瞎话，他们有什么好考虑的？一种奇怪的寒意像霜冻一样落在沃洛佳心头。

卡捷琳娜终于发话了：“那时我是个轻浮的女孩子。”她看着卓娅说，“和你老婆现在一样，还不知道男人的好坏。”说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对我一见钟情，可怜的家伙。”她对丈夫慈爱地笑了笑，“但他弟弟列夫却总能弄到香烟，漂亮衣服，买酒的钱，还有一帮喜欢到处惹事的兄弟。相比格雷戈里，我更爱列夫！我真是个傻子。”

沃洛佳惊奇地问：“那就是真的了？”他心中的某一部分仍然希望否定这个传闻。

“列夫做了他那种男人经常会做的事情，”卡捷琳娜说，“他让我怀了孕，然后离开了我。”

“这么说列夫才是我的父亲，”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说。“你只是我的伯父！”他觉得脚下的地在摇，自己似乎都快跌倒了，周围像是发生了一场地震。

卓娅站在沃洛佳的椅子旁边，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在使他平静，也可能是不让他发作。

卡捷琳娜说：“格雷戈里做了他这种男人常会做的事情：代替弟弟照料我。他爱我，他娶了我，还供养我和我的孩子。”她坐在沙发上握着格雷戈里的手说：“本来没想嫁给他，我也配不上他，但是上帝把我许给了他。”

格雷戈里说：“我担心这一天的来临，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在担心了。”

沃洛佳说：“那你为什么要保密呢？你为什么不说出事实呢？”

格雷戈里哽咽了，他泣不成声：“我无法对你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爱你。”

卡捷琳娜说：“亲爱的儿子，我来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在乎你以后是不是还会听我的话，但这次一定要听。忘了美国那个引诱了傻女孩的陌生人，好好看看眼前这个满脸是泪的男人，这才是你要珍惜的人，这才是你的爸爸啊！”

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格雷戈里脸上乞求的表情打动了他的心扉。

卡捷琳娜又说：“这个男人给你吃饭，给你穿衣，无怨无悔地爱了你整整三十多年。如果父亲意味着这一切，那他就是你的父亲。”

“是的，”沃洛佳说，“我知道这个。”

劳埃德·威廉姆斯和厄尼·贝文交往得非常愉快。尽管年纪相差很大，但他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点。在四天穿越白雪皑皑的欧洲大陆的火车行程中，劳埃德偷偷地告诉贝文，他和贝文一样，也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他们都积极反共：劳埃德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贝文是因为看够了工会中共产党员的种种伎俩。“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奴隶，却是其他所有人的暴君。”贝文说，劳埃德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劳埃德就是没办法喜欢上总像是出门前才匆匆套上衣服的格雷格·别斯科夫，格雷格的衣服纽扣总有几颗没有扣好，领子总是耷拉着，有时甚至连鞋带都没系。格雷格很精明，劳埃德试图对他建立好感，但又觉得格雷格在随意的姿态下隐藏着一种冷酷。黛西说列夫·别斯科夫是个强盗，劳埃德觉得格雷格也有同样的天性。

贝文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德国的问题上，“你觉得他的话能代表马歇尔的意思吗？”外交部长用西部农村的口音问。

“他说不是马歇尔的意思，”劳埃德回答道。“你觉得这法子会有效果吗？”

“我觉得这是我在该死的莫斯科过的三个星期里听到的最好的主意。如果他是认真的，安排个非正式的午餐，我们这边就你和我参加，他们那边让他和马歇尔一起来。”

“我马上去办。”

“其他人谁都不许说。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听到风声。他们会说我们背着他们在搞阴谋诡计，事实也确是如此。”

第二天，他们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见面了。大使馆位于斯帕索皮斯卡广场十号，这栋革命前修建的新古典主义别墅十分豪华。马歇尔又高又瘦，活脱脱一个军人。贝文圆滚滚的，近视，嘴角常叼着香烟，但两人都是开诚布公的人，一见面就热络起来了。贝文曾经在斯大林一篇极不绅士的演讲中遭到过谴责，这正是对一个外交部长的最好的奖赏。马歇尔也曾和斯大林针锋相对过。在油漆屋顶和枝形吊灯下，两个斯大林的对头研究起如何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复兴德国的计划来。

他们很快在最基本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建立新的货币，把英占区和美占区合并在一起——可能的话，把法占区也加入进来；西德的非军事化；民主选举；穿越太平洋的新型军事同盟。讨论完以后贝文突然唐突地说：“你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些都不会起作用的。”

马歇尔吃了一惊。“我不明白，既然不起作用，我们还坐在这儿讨论干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欧洲在不断衰落。如果老百姓都吃不饱的话，我们的目的很难实现。对付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斯大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希望德国一直贫困下去。”

“我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德国进行重建。但我们不可能空手重建德国。我们需要拖拉机、车床、挖土机、车辆——这些我们现在没钱买。”

马歇尔知道他要说什么了。“美国不愿对欧洲再施舍了。”

“我明白，但一定有办法让美国借钱给我们，让我们购买美国生产的机械设备。”

会谈中止了一阵子。

马歇尔不喜欢废话，这阵沉默却出乎意料的长。

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外长会议持续了六个星期。启程回国的时候，外长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岁时，伊娃·威廉姆斯开始长臼齿。伊娃的其他牙齿都长得很顺利，这几颗臼齿却一直在发炎。劳埃德和黛西什么都帮不了她。伊娃很可怜，她牙齿疼得无法睡觉，这样一来，劳埃德和黛西也无法睡觉，他们同样很可怜。

黛西有很多钱，但他们住得却很普通。他们在劳埃德的霍克斯顿选区买了一幢联排房屋，邻居是一个商店店主和一个建筑商。他们买了辆最高时速为六十英里的莫里斯八座车。黛西仍旧喜欢买漂亮衣服，劳埃德却只有三件外套：一件晚礼服，一件去下议院穿的条纹西服，周末见选民时穿的呢子大衣。

一天晚上，劳埃德穿着睡衣，一边摇伊娃睡觉，一边翻看着《生活》杂志。他看见杂志上登着莫斯科拍摄的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照片拍的是莫斯科街道上一个包着头巾，大衣上连着个包裹形状东西的老妇，她脸上都是皱纹，正在街上铲雪。光线打在她脸上的方式给人出生一种永恒的感觉，似乎她已经在那一千年了似的。他找到了照片的拍摄者，发现照片的拍摄者是他在外长会议期间遇见过的伍迪·杜瓦。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听见了厄尼·贝文的声音。“打开无线电，”贝文说，“马歇尔在发表演讲。”没等劳埃德说话，他就挂上了电话。

劳埃德抱着伊娃下楼到了客厅，然后打开了收音机。这档节目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莱昂纳德·米亚尔播报的《美国评论》，此时莱昂纳德正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发来报道。“国务卿告诉这里的校友们，欧洲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比当初预见的更为艰巨的努力。”米亚尔说。

有希望了，劳埃德兴奋地想。“伊娃，别闹哦。”他对女儿说。这次，伊娃总算安静下来了。

接着，劳埃德听见了马歇尔冷静低沉的声音。“欧洲在接下来的三到四年中购买外国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严重不足——主要来自美国——需要得到持续而额外的帮助……并且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面临严重恶化的局面。”

劳埃德兴奋得难以自持，“持续而额外的帮助”正是贝文向马歇尔所提出的要求。

“办法是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民对经济的信心，”马歇尔说，“美国愿意做一切能使世界经济恢复正常的事情。”

“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劳埃德开心地对不谙世事的女儿说，“他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必须向我们提供援助。但以何种方式提供多少呢？又在什么时候提供呢？”

收音机里的声音变了，米亚尔对听众说：“国务卿没有给出向欧洲提供援助的明确时间表，他说这取决于欧洲各国制定的草案。”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他的全权委托呢？”劳埃德急切地问伊娃。

收音机里又出现了马歇尔的声音：“请求援助的倡议必须来自欧洲。”

报道结束了，电话铃同时响起。“你听了吗？”贝文问。

“他这是什么意思？”

“别去问，”贝文说，“如果你问的话，他一定给你一个你不想听的答案。”

“好吧。”劳埃德觉得有点莫名。

“别去管他的意思。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做。他说倡议必须来自欧洲。这意味着我和你。”

“我能做什么？”

“收拾行李，”贝文说，“我们这就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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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Part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四章

“我叫劳埃德，你是谁？”

布拉格的雪很大。

沃洛佳想念卓娅和小科特亚。科特亚已经两岁了，认字的速度非常快。孩子身上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似乎天天都会变个样。卓娅又怀孕了。沃洛佳不愿和家人分别整整两周。代表团里的大多数人把这当成一个脱离妻子的好机会。他们喝很多酒，和野女人打情骂俏，但沃洛佳只想回家。

差不多整整一小时，他们都在聊家常。乌尔里希家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也不介意诉说这些苦难，但劳埃德还是觉得他们没有说出最糟糕的那部分。他把黛西、伊娃和大卫的事简单地告诉了他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走进客厅，询问卡拉她是否能去朋友家玩一会儿。

“我不知道如何空运足够的补给。”克莱说的还是老一套。

但他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在了目前的工作上，通过现在的工作，他可以在剩下为数不多的一些信仰上做些事情。

沃洛佳的上司莱米托夫把这个阴谋看成苏联对外关系的灾难。马萨里克原本有机会向世界证明，东欧国家可以在苏联的羽翼下保持自由和独立。他本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个采取西方民主体制，但又和苏联友好合作的国家。这是个完美的安排，愿景中的捷克政府既可以让美国安心，又能让苏联得到它们想要的一切。但这种均衡却因为苏联秘密警察的横插一杠而被打破了。

伊利亚却还在叫嚣：“资产阶级政党必须被打倒！”一天晚上，他在饭店的酒吧这样对沃洛佳说。

这天下午，卡拉出发去市政厅，参加下午四点开始的会议。接近市政厅的时候，卡拉发现十几辆红军的卡车停在市政厅周围的街道上，卡车司机一边四处走动，一边吸着烟。这些卡车大多是战争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支援到苏联的。这时，卡拉听见周围传来流氓的吵闹声，她大致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了。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的秘密武器大概就是暴民的恐吓了吧。

乔治·马歇尔把不成熟的主意发展成一个计划。这主要得归功于英国外交部长厄尼·贝文的机智。在沃洛佳看来，贝文是反共分子中最危险的一类人：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尽管身材臃肿，他的反应却足够敏捷。贝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巴黎召开了一次由欧洲各国参加的会议，对马歇尔的哈佛演讲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政治家需要找个老婆。”

过了一会儿，克莱抬眼看了看布赖恩爵士。“他说美国空军可以运任何东西。”

伊利亚愤慨地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本主义政党想接受美国的贿赂。”

“你之前从没跟我提过他。”

星期五下午，布赖恩爵士去见克莱将军，劳埃德受邀作为随员参加他们的会谈。布赖恩爵士对克莱说：“苏联人会在装甲车队前的高速公路上设路障，看你们是否有胆量进行攻击。我想他们总不会射落飞机吧。”

“我在等适当的时候。”

市政厅前，红旗在几千人的人群中高高飘扬，大多数人都戴着共产党员的袖章。卡车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愤怒的演讲，人群大喊：“打倒分离主义者！”

“没错，我说的就是煤。”

侍者拿来了菜单，两人一起看着。“博洛尼亚肉酱意大利面。”格雷格说。

苏联秘密警察似乎正竭尽全力阻止马歇尔计划在国会通过。“参议院本打算否决马歇尔的这项提案，”沃洛佳对伊利亚说，“美国的纳税人不支持这项提案。但布拉格发生的阴谋让他们觉得有必要让这份议案得以通过，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崩塌的危险。”

施罗德夫人不是这么容易被吓倒的。“根据规定，苏联不能为其他几个国家的控制区制定法规，”她坚定地说，“制定柏林的法规时，必须征求各方的意见。”

“你肯定爱她。她们家也是从政的吗？”

丽贝卡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劳埃德觉得，她一定是沃纳夫妇收养的孩子。

他睡得很好，并且按照生物钟在六点准时起床。起床以后，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仔细一想，应该是昨晚和伊利亚的那段对话。当时，伊利亚说的“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应该是马萨里克，“以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处死。

伊利亚早早上了床，这意味着他们今天一大早就要开始行动。

我是个傻子，沃洛佳心想。这么多迹象都放在我眼前，可我现在才想到。

他跳下床，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

“我是他喜欢的叔叔嘛！”

他开始步行。切尔尼宫离帝国饭店只有一到两英里路。他朝西面走，经过布拉格优雅的市中心，穿过查尔斯桥，快步朝建在小山上的切尔尼宫而去。

马萨里克没有在等他，也不会听取一个红军上校的意见，但沃洛佳确信，马萨里克见到他一定很好奇。

他快步走过雪地，在六点四十五分抵达了切尔尼宫。这是幢巴洛克式的建筑，楼上三层各自树立着一排科林斯石柱。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没有什么警卫。一个警卫向他指了指切尔尼宫的正门，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地穿过了一楼华丽的大厅。

他原本以为会在前台遇到秘密警察的蠢蛋，但前台没有什么秘密警察。这是个不好的兆头，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公园长凳上，和你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很爱你。”

周六，劳埃德找了个军车司机，开了辆军车到苏联占领区进行私人活动。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十五年前拜访过的冯·乌尔里希家。

沃洛佳作为苏联红军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布拉格参加了和捷克军队的会谈。他们住在帝国饭店装饰豪华的房间里。

沃洛佳抬起头，内院两侧，两排窗户像士兵一样排列着。为了御寒，所有窗子都关上了——只有男人正上方的那扇窗，完全敞开着。

似乎曾经有人从那扇窗户里被扔了出来。

“需要多久就多久。”劳埃德坚定地说。

死者正是扬·马萨里克。

卡拉的哥哥埃里克穿着警察制服。让家人失望地加入了共产党以后，他在苏联统治者建立的东德警察局当上了警官。埃里克说西方联盟试图把德国一分为二。“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是分离主义者。”他像以前模仿纳粹宣传一样引用着社会主义教条说。

6月18日，星期五，西方各国同盟告诉德国人，他们将在晚上八点发表一份重要的声明。卡拉一家在厨房里围坐在收音机前，把频率调到法兰克福电台，焦急地等待着声明的发布。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了，可他们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德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联合还是分裂，自由还是受奴役，未来是繁荣富强还是一片荒芜。

“你为何如此确定呢？”

接着，他听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别这么议论人，太不礼貌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的确没有过。”劳埃德回答。

“妈妈！”女孩不高兴地嚷着。

“美国人不想再打仗了。”

“是啊，有个私生子已经够糟了，有个黑人私生子一定会毁了你的前途。”

“他父亲呢？”

她把目光转向另一边。“哪个党派？”她机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格雷格不知道自己哪句话使她失望了。“当然是共和党。”

“我爱她！”

“你马上就要退出军队了。你今后准备干些什么呢？”

克莱拿起电话。“替我接通威斯巴登的勒梅将军，”他说。过了一会儿，他问：“柯蒂斯，你那有能运煤的飞机吗？”

“谁干的？”沃纳生气地问。

一个叫罗伯特·洛克纳的美国军官开始了在电台里的讲话。他在德国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说，从周一早上的七点开始，德国西部将通用一种新的货币，这种新货币叫德国马克。

她的话又引来一阵抗议。但二十六名共产党议员却觉得转移会场不会有好处，如果投票在苏联控制区外进行，共产党的威吓就完全不起效了。简短的讨论以后，一个共产党议员站起身，叫示威者都出去。共产党示威者唱着《国际歌》鱼贯离开了会议厅。

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已经到了，另一些人在卡拉之后也到了。六十三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的大多数通过了共产党示威者的重重阻碍。卡拉顿时松了口气，敌人没能把他们吓跑。

茉黛的样子让劳埃德吓了一大跳。茉黛才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她头发花白，面容憔悴，蓝色丝绸裙子全都抽了丝。茉黛用干枯的嘴唇亲了亲劳埃德的面颊。“劳埃德·威廉姆斯，很高兴见到你。”

“天作之合。”

丽贝卡快十七岁了。卡拉和沃纳办了领养她的手续。她学习成绩很好，在语言方面更是天赋异禀。

柏林陷入了层层包围之中。

“我马上要结婚了，新娘名叫内莉·福德汉姆。”

他停顿了一会儿，听着电话那头的回复。

“我知道。”

“和黑人妻子几乎一样糟。”

格雷格被激怒了。“别这样嘲讽人！”

格雷格知道她在撒谎。一时他盘算起迎娶杰姬的主意来。异族通婚在美国非比寻常，在黑人中间会引来和白人中间一样多的敌意，但许多白人还是和黑人结了婚，还承受了由此带来的后果。他从来没像喜欢杰姬那样喜欢过其他女孩，甚至连和他恋爱多年、因为等不来他的求婚而负气分手的玛格丽特·科德里也一样。杰姬伶牙俐齿，但他很喜欢这点，也许因为他母亲也这样。如果三个人能一直待在一起，那也不错，乔治会渐渐学会叫他爸爸的。他们可以在居民思想开明的地方买座宅子，也许是乔治城那种有很多学生和年轻教授的地方。

接着他看见乔治的年幼金发女伴被父母叫走了，女孩表情凶恶的白人母亲侮辱性地向乔治挥了挥手指。这时他意识到迎娶杰姬是世界上最糟的念头。

乔治回到格雷格和杰姬坐着的地方。“学校里怎么样？”格雷格问他。

“你受伤了，”沃纳说，“我们去医院吗？”

“我的数学就很好。”格雷格说。

她做了个深呼吸，开始往人群里挤。

格雷格站起身。“我必须得走了。”说着，他捏了捏乔治的胳膊。“小子，把数学学好。”

他们看着小乔治，他正在和一个金发女孩聊自己的年龄。他的Keds鞋的鞋带散了，衬衫下摆也露在外面。他十二岁了，并且还在一天天长大。他的上唇长出了一点毛茸茸的胡须，个头看起来似乎又比上周高了三英寸。

格雷格朝乔治挥了挥手，离开了。

杰姬无疑和他一样，也在考虑着结婚的事情。她知道离开军队对他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迫使他对未来进行思考。杰姬不会真以为他会娶她，但必定抱着一份内心的期待。现在他亲手粉碎了杰姬的期待，这实在太糟糕了。即便她是白人，他也不会娶她。他喜欢杰姬，喜欢他们的儿子乔治，但他还有前途要考虑，他要娶一个能给他带来支持和关系的女人。内莉的爸爸在共和党很有权势。

他走到离公园没几个街区的意式餐馆“那不勒斯餐馆”。内莉已经到了，绿色的小帽下面伸出几缕铁红色的头发。“你看上去很不错！”他说，“希望我没迟到。”说着他坐了下来。

“那孩子也爱你。”

“他是你的教子？这可够奇怪的，我也没见你去过教堂。”

很快，这些人就走开了。

“我来得有点早，就去公园坐了会儿，”她说，“你没注意到我，我觉得自己像个偷窥的私人侦探，所以我离开了。”

“他叫什么名字？”

“乔治·杰克斯。”

“不，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

劳埃德害怕柏林的危机会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参加了前后两场世界大战，可不想再参加第三次。他希望他的两个孩子都能成长在和平的环境中。他和世界上最美最有情趣的女人结了婚，他想和她生活得更长久一些。

离开市政厅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大多数示威者都散了，但一些顽固分子还流连在市政厅门口。一个年老的女议员在离开时，被示威者拳打脚踢。警察在一边冷眼旁观。

“十二岁了。”

“那他出生时，你才十六岁。对一个教父来说，你也未免太年轻了点吧。”

埃里克似乎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这天晚上同样在厨房餐桌旁的茉黛，正在替美方做翻译。她是最优秀的翻译，经常受邀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翻译工作。

第二天上午，苏联宣布把德国马克带到东德是违法行为。这其中也包括了柏林，声明中说，“包括苏联占领区一部分的柏林”。美国立即对这份声明进行了谴责，宣布柏林是四方共有城市，不能被苏联所独占。两大阵营间的剑拔弩张在升温，卡拉的心情非常焦急。

格雷格摇了摇头。“杰姬一个人过。”侍者过来了，格雷格问，“来杯鸡尾酒好吗？”也许鸡尾酒能舒缓一下神经。“两杯马提尼。”他对侍者说。

卡拉的心情没有平复。“这些地痞流氓一直把持着国家大权！”她哭泣着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侍者刚一走开，内莉就问他：“你不就是这个男孩的父亲吗？”

她的表情很痛苦：“天啊，当然不会！如果要我在你和‘酸浴杀手’之间做个选择，我还会要求给我时间好好想一想呢！”

“她当然爱你。她为何没再婚？她这么漂亮，只要想找，她一定能找个接受她儿子的男人。但她爱的是你，你这个木头脑子！”

“他也许是个黑人，但他很像你。他的鞋带松散，衬衫也没塞进裤子，你在这方面也一样。他把和他说话的金发小女孩迷倒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你的孩子。”

格雷格不再争执了。他叹了口气说：“我正准备告诉你。”

英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总部。

“西方联盟没有进行分裂，”卡拉反驳道，“他们打开了控制区之间的边界。苏联为什么做不到？如果苏联能打开控制区边界的话，那德国就又能成为一个整体了。”埃里克似乎根本没听见她这番话。

“对不起。”他很尴尬，但并不是很后悔，内莉无非是闹一闹罢了。

“我也一直这样问自己。”格雷格说。

马提尼上来了。格雷格举起酒杯说：“为婚姻中的相互体谅干杯！”

一开始，她悄悄地往前走了几步。接着，有人认出了她。“美帝国主义婊子！”那个人指着她大喊。卡拉继续坚定地往前挤。有人朝她吐唾沫，她的裙子上被人吐上了几口痰。她继续往前挤，但心里却非常害怕。周围尽是些憎恶她的人，卡拉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她真想拔腿就跑。卡拉被人群推来攘去，她却仍旧试图保持平衡。一只手抓住了卡拉的裙子，她奋力挣脱，裙子发出响亮的撕裂声，她真想开口大叫。他们想把她的衣服都剥下来吗？

<hr />

但她更希望知道，自己的三个孩子将在怎样的一个国家生活下去。

她是我姑姑，劳埃德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只是茉黛还不知道艾瑟尔已经把劳埃德的身世告诉了他。

沃洛佳碰了碰门，发现是开着的。

“是吗？”要是在昨天，格雷格一定会马上否定内莉的话，但在今天的对话之后，他不能这样确定了。

“我无法如此确定。”

卡拉不知道该怎样进入市政厅。十几个警察在人群旁边百无聊赖地旁观着，丝毫没有帮助进入会场的意思。卡拉痛苦地想起了十五年前纳粹冲锋队捣毁母亲办公室的一幕。她确信共产党议员都已经进入了会场。如果社会民主党议员无法进入会场的话，少数共产党员将会通过这项法令，使法令合法化。

六月，两个阵营的敌对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卡拉和家人正好在这场冲突的正中心。

“我要走了。”内莉站起身来。

格雷格不太习惯这种被女人抛弃的场面，他觉得这太让人不自在了。他已经魅力全无了吗？

“我想娶你。”格雷格说。哪怕在他自己听来，都有点孤注一掷的感觉。

她以前被苏联红军的军车带到过市政厅，但离开家时她还是非常害怕。苏联当局完全可以将她监禁。苏联当局和纳粹一样，使用武力都不计后果。他们甚至还恢复了纳粹时代的集中营。

她直直地看着他：“你结婚了吗？”她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说完，她走出了餐馆。

马歇尔计划由杜鲁门总统签署，成为一项法令。援助的第一船物资已经到了欧洲的港口，克里姆林宫对此非常生气。

“我得睡觉去了。”

苏联在东德取缔了社会民主党，但柏林被四个盟国所设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所管辖，这个委员会反对取缔社会民主党，因此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幸运地得到了保留。在柏林进行的民主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完胜，共产党取得的选票不到三分之一，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落在社会民主党身后。苏联被惹火了，竭尽所能阻挠民选的议会。卡拉很会心，但她并没放弃从苏联独立的希望。

沃纳开始做些小生意。他在父亲挨炸的工厂搜索了一番，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电子元件和收音机部件。德国人没钱买新收音机，但所有人都想把旧收音机给修好。沃纳找来了厂里原来雇佣的一些工程师，让他们修理旧的收音机。他既是经理又是销售员，一家一家上门寻访，招揽修理收音机的生意。

洛克纳说，西德人民可以用通货膨胀后的六十老马克兑换三德国马克九十便士。

“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

沃洛佳把地上那具已无生气的身体翻过来，看见了男人的脸。

“他多大了？”

工作成瘾的美方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命令参谋制定一个方案，使得装甲部队可以从德国西部的赫姆斯塔德从高速公路通过苏联控制区直抵柏林并扫除其中的一切障碍。

卡拉对此并不奇怪。原来通用的老马克每天都在贬值。如果德国人有工作的话，他们都能拿到老马克作为工资，但老马克只能买配给的食物和公共汽车票，但所有人都想得到香烟和日用百货。沃纳给工程师发老马克的工资，而他自己会为了五根香烟、三个鸡蛋通宵或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

“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把海外的部队往回调，”格雷格说，“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但红军还没撤。造成的后果是，他们驻在德国的军队是我们的三倍。”

黛西没有配陪劳埃德一起去柏林。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大卫才六个月大。黛西和伊娃·穆雷正在霍克斯顿筹办一个节育诊所，这个诊所也马上要开门了。

卡拉意识到，有人跟在她身后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她回过头，看见了弗里达的丈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海因里希赶到她身旁，和她并排往前挤。海因里希的动作很猛，他踩着人群的脚，用胳膊推搡着身边的人。两人越挤越快，最后终于挤进了市政厅。

卡拉上床以后，思考着苏联会怎样行动。她睡在沃纳身边，一边考虑这着心事，一边聆听隔壁有没有动静，生怕瓦利会突然大哭。过去几个月，苏联占领者变得越来越暴躁。一个名叫迪特尔·弗里德的德国记者在美国占领区被苏联秘密警察绑架，然后被监禁。苏联方面先是否认，然后说他们是以间谍罪逮捕弗里德的。三个学生因为在杂志上批评苏联而被从大学里逐出。更糟的是，一架苏联战斗机在英国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于加图机场降落时，与其发生碰撞，削掉了客机的机翼，造成客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十名乘客及苏联战斗机飞行员的死亡。当苏联人发怒时，总有人会遭殃。

“你看到我的教子了吗？”他强装高兴地说。

周一，西德发行了新货币。

周二，苏联红军派了辆车，把卡拉带到了市政厅。

“我也不知道，”布赖恩爵士说，“但在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先空运些物资试试。”

著名的红色市政厅已经被炸毁，现在的市政府位于帕罗齐尔大街的新市政厅。新老两座市政厅都在卡拉居住的米特区，米特区在苏联占领区内。

代理议长路易丝·施罗德马上看出了关键所在。“你是不是告诉我们这适用于柏林的所有占领区？”

“太壮观了，”卡拉的眼里闪烁着光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卡拉从茉黛那听说，新货币已经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过了。苏联要求获得新货币的图版以印刷这种货币。但印刷老马克过多而造成老马克贬值的罪魁祸首正是苏联方面，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发行新货币就毫无意义了。最后，西方各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苏联对此非常生气。

“他们不会反对的，”说着他递给她一张纸。“这是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签署的法令。明天你把它带到市议会。”

深夜上床以后，卡拉对沃纳说：“苏联的策略很明显，如果市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话，再向西方盟国要求推翻这项法令就难了。”

“市议会不会通过这项法令。共产党的市议员比例非常少，没人想用老马克。”

他的思绪转到了这次的任务上面。两天前，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墓前的一个仪式上，见到了扬·马萨里克。托马斯·马萨里克既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象征，也是扬·马萨里克的父亲。穿着毛领大衣的扬·马萨里克光着头，站在雪中，显得非常压抑。

“我猜到了。她几岁啊？”

白天，卡拉听说了不少来自西德的流言。新货币在西德制造了奇迹。一天之后，更多的货物出现在了商店橱窗里：一篮篮的樱桃，附近农村送来的胡萝卜、黄油、鸡蛋和油酥饼，以及新鞋、手提包、长筒袜等奢侈品。新货币的出现使人们愿意拿出货品与人进行交易。

“你不是他的什么叔叔，”内莉把自己的那杯酒推过桌子，“你把我的酒喝了吧。”

卡拉八点到家，埃里克还没回来。

两军间的会谈在稳步进行中，沃洛佳此行却另有任务，他的任务是报告军队情报机关死对头——苏联秘密警察，在布拉格的愚笨行动。

但噩梦还没有完。市政厅里也有几百个共产党的示威者。卡拉和海因里希必须从走廊挤进会议厅。会议厅里也有很多示威者——旁听席和议席上都有。他们的行为和会议厅外的示威者一样具有攻击性。

两星期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抛弃了他们的政治同盟，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捷克著名的二战英雄、反共先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被监禁在了他的办公楼——切尔尼宫的楼顶。苏联秘密警察无疑是这起阴谋的幕后黑手。事实上，同样住在帝国饭店的沃洛佳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就参与了这个阴谋。

“是的。所以我在想索科洛夫斯基上校会有什么秘密武器。”

她变得不耐烦起来。“哦，别再跟我来这套了！”

这像极了1933年的情况——恐吓，侮辱，民主被暴行所摧残。卡拉非常失望。

现在，西方决定抛开苏联，自主发行德国马克。卡拉很高兴，因为新货币将给德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她非常担心苏联的反应。

格雷格想：哦，真他妈该死。

施罗德夫人站在讲坛上，呼吁所有人保持克制。她的话被示威者的嘲弄声和口哨声所打断。她提高嗓门大喊：“如果市政厅无法进行有效的辩论，我就把会场转移到美国控制区去。”

从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间谍那沃洛佳得知，贝文决意将德国归入马歇尔计划，而把苏联排除在外。斯大林号召东欧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这正好落入了贝文的陷阱。

会场终于安静下来。施罗德夫人解释了苏方的要求，她说除非被其他盟国批准，苏方的这项动议无法在苏控区外实施。

一个共产党议员起身发言，谴责施罗德夫人听从美国方面的指令。

卡拉吃惊地在旁听席吵嚷的人群中看到了哥哥埃里克的身影。她朝埃里克大喊：“你在纳粹的统治下生活过，你难道什么都没学到吗？”

“他妈妈是干什么的？”

卡拉、海因里希和几个朋友从边门离开，希望悄无声息地赶快回家。但一个骑自行车的共产主义示威者监视着边门。一看见他们，这人就飞快地骑上车给其他示威者报信去了。

杰姬说：“总算找到共同点了。”

议员们各自整饬了一番，没有人受重伤。生怕示威者会卷土重来，他们又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共产党的示威者们并没有再次出现，他们已经闹腾得够多了。

布赖恩爵士希望通过空运给柏林补给物资。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计算，柏林每天需要四千吨汽油和食物。世界上有这么多运输机给柏林空运吗？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布赖恩爵士命令英国皇家空军起这个头。

卡拉忍不住哭了出来。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英国的军事指挥中心。这时正处议会假期，厄尼·贝文去英国南海岸的沙洲地带度假了，不过他对柏林的局势很是担心，他派劳埃德去柏林观察新货币的引入过程，让劳埃德随时把柏林的情况通报给他。

他动作飞快，穿上厚厚的外套、围巾和帽子。饭店外面没有出租车——时间还早。他可以叫一辆红军的公务车，但叫醒司机，把车开过来至少还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还是那帮人，”卡拉说，“只是从纳粹变成了共产党员，搞的也还是1933年的那一套。”

沃纳抱住了她。

为了应对苏联对西欧的入侵，三天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紧急作战方案。

“他妈妈是个女仆。几年前她做过演员。她在荧幕上的名字叫杰姬·杰克斯。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我父亲的摄影棚里拍电影。”这些话或多或少是真的，格雷格不安地想。

“能保持多久呢？”

劳埃德和英国驻德国总督布赖恩·罗伯特森爵士同时听闻了这一消息，罗伯特森用军人直截了当的口吻说：“如果克莱这么做的话，打仗就免不了了。”

格雷格吃了一惊：“为什么这么问？”

卡拉用力地摇了摇头。“不用上医院去，”她说，“只是有点肿了，更糟的情况我都经历过。”说着，她瘫倒在椅子上。“老天，我累了。”

卡拉又怀孕了，不过她没告诉沃纳。她很激动。沃纳收养了个女儿，有了个继子，这次他终于能有自己的孩子了。她知道沃纳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激动，决定一段时间以后再告诉他。

“亲爱的，别反应过度。我已经道过歉了。”

“我说的是运煤。”克莱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又一阵停顿。

“是吗？”

沃纳把两岁半的瓦利抱在膝头坐在卡拉身边。他们已经在一年前悄然成婚。卡拉又当上护士了。她还是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弗里达的丈夫海因里希也是一个市议员。

他知道茉黛仍旧住在这里。艾瑟尔和茉黛在战争末期恢复了通信。尽管生活艰苦，但茉黛总以勇敢的形象示人。她没有在信中寻求帮助，事实上艾瑟尔也帮不上什么忙——英国还在实行强制的食物配给呢！

第二天的早报上说，从周五开始，柏林将有两种不能通兑的货币老马克和德国马克。据说，美国用标记为“泥土”和“星球”的木箱把二十五亿的德国马克运到柏林，存放在各处。

杰姬问：“内莉知道乔治的事情吗？”

他认出了替他开门的女仆。“艾达，你好，还记得我吗？”劳埃德问，“我是劳埃德·威廉姆斯。”

屋子里的情况比外面好多了。艾达带他去了楼上的客厅，客厅钢琴上的玻璃瓶里插了些鲜花。沙发上放着块色泽明亮的毯子，无疑是用来遮盖沙发上洞眼的。糊在窗户上的报纸折射出异常明亮的阳光。

一个两岁大的男孩走进客厅，好奇地打量着劳埃德。小男孩长得像东方人，穿着手工缝制的衣服。“你是谁？”男孩问。

劳埃德坐在车里，盯着这幢房子看了一会儿。上次来这儿的时候他才十八岁，那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年轻的劳埃德没有想到，在这之后，世界上会发生这么多恐怖的事情。没人会想到，法西斯主义者差点统治了整个欧洲。没人会想到，世界各国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最终击退了法西斯主义。他的心情有点像眼前的这幢房子，受摧残受压迫却依然挺立。

“我叫瓦利。”说完他就跑出了客厅。劳埃德听到男孩在跟其他人说：“那人说话很滑稽！”

显然我的德语说得不怎么好，劳埃德想。

议会发言人要求大家维持秩序，一个共产党议员却站在凳子上呼吁示威者都留下。他看到卡拉时大喊：“叛国者都赶快出去！”

“外婆，对不起！”

“别跟我讨价还价！”说完，卡拉转过身，继续和劳埃德聊天。女孩拖着步子走出了客厅。

但一切还没有完。

“现在就做。”卡拉坚决地说。

“是的，”沃洛佳说，“但我觉得它会起效果。我们的战时同盟正在组成一个反苏联的集团。”

“你的婚姻怎么样了？”

“这是我们的女儿丽贝卡。”卡拉对劳埃德说。

“你知道美国参议院发生了什么吗？”沃洛佳温和地问，“参议院老牌的孤立主义议员范登堡发表了八十分钟的演讲，支持‘马歇尔计划’。他的演讲得到了热烈的鼓掌。”

“做完作业了吗？”卡拉问女孩。

看到她身上的肿块和被撕的衣裙，沃纳很是惊恐。“怎么了？”他问，“你还好吗？”

抵达市政厅以后，卡拉发现代理议长路易丝·施罗德和其他一些人也被红军的车辆送了过来，苏方协调官奥特什金上校把他们招来开会。他告诉他们，东德的货币会进行改革，未来在苏占区内只有东德马克是合法货币。

“我是他的教父！”

“没错，每个美国人都这样想。杜鲁门为了赢得十一月的大选，会竭尽全力避免又一次战争。但这场仗还是有可能要打的。”

他们聊到了目前的紧张局势。作为市议员，卡拉正好处于危机的中心。她对柏林的未来非常悲观。她觉得为了得到整个柏林的控制权，让西方各国屈服，苏联会继续实行对柏林人的饥饿政策。

“我带你们看点东西，你们也许就不会再这样想了，”劳埃德说，“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坐车去看吗？”

停机坪上停了十几架C-47运输机，一些运输机上画着美国的星形标志，另一些上画着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飞机的货舱门开着，门后面各停着一辆卡车。德国搬运工和运输机的机组人员正把飞机上的物资往卡车上卸。货物里有成包的面粉，大桶装的食用油，一箱一箱的医疗用品和放着几千瓶牛奶的木箱。卸下货物的运输机起飞接货，更多的飞机则在滕佩尔豪夫机场徐徐降下。

“我喜欢这孩子！对他也非常好！”

茉黛留在家带瓦利，不过卡拉和沃纳跟着劳埃德一起去了。劳埃德让司机把他们带到美国占领区内的滕佩尔豪夫机场。到那以后，劳埃德把他们带到了楼上一扇可以俯瞰跑道的窗户后面。

卡拉问：“美国和英国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吗？”

“不是能保持，而是必须保持。”

这天晚上，苏联的新闻机构发布了一条通告。从早上六点起，所有进出西柏林的客货交通工具——火车、汽车、运河轮渡都被禁止运营。任何物资都不能被从西柏林送到东部：德国的东部地区再也得不到西方的食品、牛奶、药品和煤炭的供应了。因为发电站将因此而关闭，所以他们已经停止了对柏林西区的电力供应。

美国和英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注释：

。柏林拒绝被恫吓，被侮辱。卡拉在劳累之余，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Part3 冰冷的和平 第十二十五章

1949年8月29日，二十世纪快过去一半了，沃洛佳开车疾驶在哈萨克斯坦里海以东的乌斯秋尔特高原上。这里是苏联南部的荒漠地区，游牧民族仍然在按照一千多年前的方式骑马放羊。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沃洛佳的军用卡车磕磕碰碰地前行着。太阳出来了，荒漠上出现了岩石、沙地和低矮的树丛。一头瘦骨嶙峋的骆驼孤寂地站在路边，幸灾乐祸地看着从身边经过的军用卡车。

沃洛佳依稀看见远处被聚光灯照亮的炸弹试验塔。

卓娅和其他科学家根据沃洛佳在圣达菲从威廉·伏龙芝那里弄来的设计图制造了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种内爆引发的钚炸弹。设计方案还有其他几种。但钚炸弹曾经成功地爆炸过两次，一次在新墨西哥，一次在长崎。

今天的爆炸实验也必须成功。

这次实验的代号叫RDS-1，但参测人员都称之为“第一次闪电”。

沃洛佳的军用卡车停在试验塔脚下。沃洛佳抬头仰望，看见几个科学家正站在平台上拿着连接炸弹表面触发器的弯曲电线做着些什么。一个穿着蓝色连体服的身影往后退了两步，沃洛佳看见连体服之间钻出了几缕金发：是卓娅，沃洛佳感到一阵自豪。卓娅既是苏联的顶级科学家，又是我那两个孩子的母亲，他自豪地想。

她和两个男人商量着什么。三个人把头凑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沃洛佳希望千万别出岔子。

这颗原子弹关系到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

在其他方面，苏联诸事不顺。

西方强制在占领区推行民主政治，通过丑化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利用援助物资收买人心不断打击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甚至没能控制整个柏林：当英国和美国的空运毫无停歇地进行了一年之后，苏联只得恢复了铁路和公路运输。在东欧，斯大林只能靠强权维持统治。杜鲁门连任总统，自认为是世界的领袖。美国生产和储存了许多核武器，在英国部署了几架新型的B-29轰炸机，随时准备把苏联炸成一片焦土。

今天是改变这一切的关键一天。

如果这颗原子弹能顺利爆炸，那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地位又将平衡了。能对美国进行核威慑的话，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将告一段落。

沃洛佳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这颗原子弹不能爆炸的话，卓娅和沃洛佳都将遭到清洗，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或直接被枪毙。沃洛佳已经和父母交了底，他们同意照顾科特亚和加丽娜。

如果沃洛佳和卓娅在实验中牺牲的话，孩子也只能由他们来照顾了。

在加强的灯光下，沃洛佳看见，离试验塔或远或近的地方有一些奇怪的建筑——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子，一座孤零零的桥，前往某种地下设施的入口。军方显然想借此测量爆炸的效果。接着，他又看见了一些卡车、坦克和战斗机，显然它们也是因为同样的目的而被放置在那里的。科学家们还将评估爆炸对生物体的冲击：爆炸地点附近放置了马、牛、羊和狗舍里的狗。

平台上的讨论似乎有了结果，三个科学家重新开始了工作。

几分钟以后，卓娅从试验塔上走下来，和丈夫打了个招呼。

“一切都顺利吗？”

“我们觉得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只是觉得吗？”

卓娅耸了耸肩。“我们从没做过这种试验。”

他们坐上军用卡车，穿越一片已经废弃了的农田，来到远处的控制堡垒。

其他的科学家跟着他们也进了堡垒。

倒计时开始以后，所有人都戴上了电焊遮光眼镜。

倒计时六十秒时，卓娅握住了沃洛佳的手。

倒计时十秒，沃洛佳对卓娅笑了笑，说：“我爱你。”

倒计时一秒，沃洛佳屏住了呼吸。

爆炸的那一刻，太阳像是突然从平地上升起一样，一道比正午阳光还要刺眼的亮光遍洒在荒漠上。在爆炸试验塔的方向，一团火球升得出乎意料的高，直接朝月亮飞奔而去。沃洛佳被火球耀眼的光芒惊呆了——绿色、紫色、橘黄色的光芒，鲜艳无比。

火球变成蘑菇状，蘑菇的伞盖越升越高。接着传来响声，先是“砰”的一声的枪支击发声，接着又出现了让沃洛佳联想起施劳弗高地战役的炮声。

最后，蘑菇云开始渐渐散开，声音也逐渐消失了。

控制堡垒里一阵长时间的静默。

有人说：“老天，我可没料到会发生这个！”

沃洛佳抱住妻子。“你成功了。”他说。

卓娅神情肃然。“我知道，”她说，“但这有什么意义？”

“你拯救了苏联革命。”沃洛佳说。

“苏联的原子弹，是根据我们在长崎投掷的‘胖子’制造的，”特工比尔·比克斯说，“一定有人把图纸给了他们。”

“你怎么知道的？”格雷格问他。

“从苏联的一个叛变者那里听说的。”

这时是早上九点。格雷格和比克斯正坐在比克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比克斯脱下外套，尽管开着空调，他的衬衫腋下却透出了点点汗渍。

“根据这家伙的说法，”比克斯说，“红军秘密情报机关的上校从‘曼哈顿计划’团队的一个科学家那里弄到了那份图纸。”

“他说是谁了吗？”

“他不知道是哪位科学家。这正是我给你打电话叫你来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出这个叛徒。”

“联邦调查局当时已经把他们都检查过一遍了。”

“大多数人都有安全风险！但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好在你和他们私下里都认识。”

“那个红军上校是谁？”

“我正是为这个来的。你认识他。他叫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

“我的堂弟！”

“是的。”

“你一定会怀疑我，换个立场的话我也一样会怀疑你。”格雷格笑着说，但心里却非常不安。

“我们当然怀疑过你了，”比克斯说，“对你的调查非常彻底，二十年来局里最彻底的调查也不过如此了。”

格雷格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没跟我开玩笑吧！”

“你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很好，是不是？”

“你是说我的教子吗？”

“格雷格，我说过了，我们对你的调查很彻底。我们知道他是你儿子。”

格雷格很生气，但他很好地抑制住了这种感情。在军队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期间，格雷格打探过许多嫌疑人的个人秘密。他无权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示抗议。

“你是清白的。”比克斯说。

“你的话让我松了口气。”

“苏联的变节者说，情报来自某个科学家，而不是在项目上工作的军队人员。”

格雷格若有所思地说：“我去苏联的时候，沃洛佳说他从未到过美国。”

“他撒了谎，”比克斯说，“1945年9月，他来过，在纽约住了一周。之后的八天，他把我们甩掉了。重新出现以后没两天，他就返回了苏联。”

“把你们甩掉了整整八天吗？”

“是的，的确让人很尴尬。”

“足够去圣达菲逗留几天，再返程回纽约了。”

“是的，”比克斯把身体探过桌子。“但你仔细想想，如果那个科学家已经被招募为间谍的话，苏联为什么不派他的联系人去和他接头呢？为什么要从莫斯科找人过来和他谈呢？”

“你觉得这个叛徒是在这次行程中被他招募的吗？看来似乎太快了一些。”

“也许他以前替苏联工作过，但后来断了联系。无论怎样，我们估计苏联肯定会派这个科学家以前就认识的人。这意味着沃洛佳和科学家中的一人以前就有过联系。”比克斯朝放满了灰色文件夹的茶几做了个手势，“答案就在这些文件夹里，这些是能够接触到原子弹，设计图的科学家的档案。”

“你想让我做什么？”

“把它们看一遍。”

“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吗？”

“我们已经看过一遍了，但却没找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你能发现被我们漏掉的东西。我会坐在这里陪你，帮你做些记录。”

“这是一项很费功夫的工作。”

“你有一整天的时间。”

格雷格皱起了眉——他们知道他？

比克斯自信地说：“你这一天应该没其他事了。”

格雷格耸了耸肩：“你这有咖啡吗？”

他喝了咖啡，吃了甜甜圈，然后又喝了更多的咖啡，午饭时他吃了个三明治，然后拿香蕉做下午茶。他阅读了每个科学家，以及他们妻子和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童年生活、接受过的教育、职业经历、恋爱和婚姻、个人成就、怪癖，乃至曾经犯过的罪行。

香蕉咬到一半时，格雷格惊叫道：“天哪！”

“怎么了？”比克斯问。

“威廉·伏龙芝加入过柏林的童子军。”格雷格像打赢了一场胜仗似的把文件扔在桌上。

“这又……”

“沃洛佳也加入过童子军——他跟我这样说过。”

比克斯兴奋地敲了敲桌子。“他们是校友啊！那就没错了！终于找到这个浑蛋了！”

“我们没证据。”格雷格说。

“别担心，他会承认的。”

“你怎能如此确定呢？”

“这些科学家觉得知识就应该由全人类来分享，而不应该由一国来独占。他肯定用维护全人类的利益来为自己辩护。”

“也许威廉就是这样想的。”

“他也会因此坐电椅。”比克斯说。

格雷格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威廉·伏龙芝看上去似乎人不错。“他会被判死刑吗？”

“当然了，你看着好了。”

比克斯没说错。威廉·伏龙芝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并在电椅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妻子也一同被处死了。

黛西看着丈夫戴上白色的领结，穿上和最好的西装配套的那件燕尾服。“你看上去非常棒。”黛西说。她没有夸张，劳埃德看上去像电影明星似的。

她还记得，十三年前，劳埃德穿着借来的西服参加三一学院舞会的样子。回忆过去，让她很愉悦。尽管西装大了两个尺码，但劳埃德看上去还是非常英俊。

他们住在黛西父亲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长租套房。劳埃德现在是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这次他是来美国进行外交访问的，劳埃德的父母艾瑟尔和伯尼很高兴能替他们带一周外孙外孙女。

今晚，劳埃德和黛西将参加白宫举行的舞会。

黛西穿着克丽斯汀·迪奥设计的丝缎裙——梦幻的曳地粉红百褶裙外层，笼着闪烁的薄纱，十分引人注目。经过了这么多年战时的艰苦，黛西终于又能在巴黎买上时装了。

她想起了1935年布法罗帆船俱乐部的舞会，那次舞会几乎毁灭了她的一生。白宫比帆船俱乐部更有威望，但她心里明白今晚没有任何事情会威胁到她。当劳埃德为她戴上艾瑟尔的玫瑰色钻石项链时，她还在回忆着往事。

十九岁的时候，黛西急切地希望上层社会能接纳她。现在她不会为这种事劳神。只要劳埃德说她看上去不错，她就不再去管别人会怎么想。除此之外，唯一她想得到认同的人，就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艾瑟尔出身低微，从来没穿过巴黎时装。

所有女人在回首往事时，都会觉得自己年轻时非常蠢吗？黛西想到了年轻时也曾干过蠢事的艾瑟尔——被已婚的雇主弄大了肚子——但艾瑟尔从没对以前的事发过牢骚。也许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吧。

黛西细数着自己犯过的错误：跟查理·法奎森订婚，对劳埃德的追求置之不理，嫁给博伊·菲茨赫伯特。她不怎么回首往事，过去的这些事都错得太离谱了。

直到被上层社会彻底抛弃，在阿尔德盖特威廉姆斯家的厨房寻找到温暖以后，她的生活才慢慢变好。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后，黛西便不再要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了，也因此找到了快乐的源泉。

她不再为地位而担忧，对聚会却比以前更为热衷了。

“准备好了吗？”劳埃德问她。

她已经准备好了和迪奥女装配套的晚礼服。他们乘电梯下楼，离开宾馆，踏进候着的豪华汽车。

圣诞夜，卡拉劝母亲弹首钢琴曲。

茉黛已经好多年没有弹钢琴了。也许这会让她悲伤地忆起沃尔特——他生前总是和茉黛一起边弹边唱，而且她时常向孩子们提起，自己多么想教沃尔特弹奏拉格泰姆，但始终教不会。

茉黛已经很长时间不说这件事了，卡拉觉得，钢琴可能也让茉黛想起了约西姆·科赫，来乌尔里希家学钢琴的科赫，被茉黛欺骗、和她调情的科赫，被卡拉和艾达在厨房里杀死的那个科赫。卡拉总是摆脱不了那个晚上噩梦般的回忆，尤其是抛尸。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她们做得没错——但她还是想忘了那一切。

无论如何，茉黛还是答应了，他们唱《平安夜》，她来弹琴伴奏。沃纳、艾达、埃里克，以及丽贝卡、瓦利和新生儿莉莉，围着客厅里的施坦威钢琴站着。卡拉点了一根蜡烛搁在钢琴上，烛光下，她凝视着家人们，一起唱着熟悉的德国赞美诗。

再过几周，沃纳怀里的瓦利就要四周岁了。在大人们的指点下，他试着独唱。瓦利长着一副东方面孔，和他的强奸犯父亲一样。卡拉决定教育他善待女人，作为对自己不幸的“复仇”。

埃里克热情地哼唱着《平安夜》，他像以前支持纳粹一样盲目地支持苏联。起初，卡拉既不解又生气，但现在她明白了其中令人悲伤的逻辑。埃里克和众多害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懦弱者一样，情愿屈服于暴政。他们愿意按政府的命令去做，愿意按政府希望他们想的那样去想。他们既愚蠢又危险，但这样的人恰恰有很多。

卡拉充满爱意地看着年过三十却依然非常英俊的沃纳，回忆起十九岁那个夜晚，在格伦沃尔德夜总会前那辆漂亮的车子旁亲吻他的情景。现在，卡拉还是很喜欢吻沃纳。

想到在那之后经过的这些岁月，卡拉不禁生出许多遗憾，其中最遗憾的，莫过于父亲的死。她经常会想到父亲，每当想起他被盖世太保残酷折磨，没等到医生来便死在家门口的地上，她就会失声痛哭。

但每个人都会死，父亲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德国人能更勇敢一些，纳粹绝不会这般为所欲为。卡拉想做父亲做过的所有事——把孩子抚养好，让德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爱别人，也被人爱着。

最重要的是，当她死的时候，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她看待她父亲一样，觉得她的一生很有意义，世界因为她而变得更好了。

《平安夜》进入了尾声。茉黛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瓦利把头伸到钢琴盖上，吹灭了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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