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误解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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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我误解你了吗？》

序言日本并不成熟

眼下这本，书名与加藤嘉一先生所著《中国，我误解你了吗》标题相向而行。我仔细阅读了加藤嘉一的这本书，发现两书的区别在于着眼点：写中国的从小处着眼，写日本的从大事入手。我忽然也觉得这正是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的问题所在。

其实，中国人特别希望与日本和平友好，尽管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而事实的确，这些不愉快是日本带给中国的。以中国的文化看，即使是邻居，做错了事真诚地道个歉，关系依然会友好。可如果不道歉或道歉不真诚，这关系自然会堵在那里。中国有俗语：人活一口气。恐怕日本也未必不是这样。

加藤嘉一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最近在Ft网站撰有《日本人怎样看二战》的文章。文章由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说起，说了好多问题，但问题都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有一段讲，日本政府和老百姓普遍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向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了原子弹，对日本人来说，两颗原子弹足以使国民认识到我们是受害者。加藤先生说，二战败给美国，日本人的挫败感以及“受害者”意识特别浓厚。

在中国人看来，这段话听起来就比较怪：一是美国投了原子弹日本才投降的。但是战争的本质是日本侵略他国，包括轰炸珍珠港，不投原子弹日本就会不败吗？二是原子弹使日本感到“足以”是“受害者”，那日本铁蹄世界，杀人无数呢？是日本侵略别国才导致别国的反击，正义非正义应该是有的吧。

加藤先生继续说，日本人大部分不认为自己败给中国……

这些话，这些观点正是我说日本人总从小事着眼，而中国人一定是从大事着手的不同角度，分歧由此而生。

依中国人的观点，加藤的说法照旧很奇怪：一，日本人败给谁总是败，而失败缘于自己的错，并非别人可强加。二，中国进行了抗日战争并最终胜利是事实，谁多打了仗是细节问题，无关抗日战争本身。三，日本人是不是只服原子弹，因此才与美国友好？所谓服强不服弱，却又有“受害者”的深刻感觉，为何？

大是大非是：日本是战败国，日本杀了无数中国人。这个对吧？不，日本人不这么想，他想的是，日本人败给了美国，与中国何干？日本人杀了中国人，可美国人杀了很多日本人。中国人就是听不惯这个逻辑！

所以日本才不情愿向中国道歉，或道歉不真诚。

所以日本才要去靖国神社参拜包括东条英机这样的人：他们为国捐躯啊。

加藤先生说，这是自由国家的权利。

中国离日本很近，怎么差异会大到连谁对谁错都含混不清了？中国人由此对日本人有大意见。眼下这本讲的就是这些意见。

我倒觉得，既然这本书叫“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刻对话”，不妨，两国人民真可以就大的方面，激辩一番。弄清楚后，或会真正更有利于和平与友好。或者，本书代表团与加藤嘉一的代表团辩论一下？

2011年8月15日，日本《读卖新闻》网站报道，时任财务大臣的野田佳彦说，牌位被摆放在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并不是战犯”。

这种观点让中国人寒心，因为正是他们屠杀了大量的中国人。

加藤嘉一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让很多中国人不接受，我也不接受。

日本那点儿小心眼儿，我客气地说是不成熟。德国多大气，有镜子的啊。中国人因此而更尊重德国，相信全球都是。

大是大非，玩什么小逻辑。

2011年8月21日，陆川先生的《南京！南京！》终于获准在东京中野区公民会馆首映，有近千名日本民众前往观影。

在交流会上，一位日本观众问陆川：“日本至今仍存在一种声音，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如果这也指向这部电影，你会如何回应？”陆川说：“我希望他们都来看电影，电影里关于日本的内容都是根据日本老兵的日记和家书拍摄的，全部有证据可考。战后的德国马上就道歉了，是勇于承认错误而往前走。”陆川的话音刚落，回应他的是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另一位观众问陆川：“为什么你没有把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放到电影中去？”陆川说：“因为制定杀戮计划的军官有很多机会发言，而贯彻杀戮命令的底层军人和被杀害的平民则被忽视。”陆川说完，又是一阵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由此看来，更多的民间交流更有益于中日关系。只是不解，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设置那么多障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看，这根本不值得。所以我赞同本书的用意，与日本人民深度沟通，事情本已发生，历史已成过去，承认过去方可大步朝前。

中国人并不否认日本民族的优秀，本田车、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甚至还有瓷器。2003年我在江西短暂工作，曾想大篇幅向江西省撰文，力促做好景德镇这张江西的也是中国的名片，力促全方位引进日本生产工艺。可惜时间太短，未果。

中国人就是想不通，为何日本侵略了中国，还似有天大的委屈，以至于不认错，不道歉。

日本的不成熟已经影响了亚洲经济的发展，否则，亚洲未必不如欧洲，尤其未来。

因果有序，凡事皆有报应，这是中日两国共同的信仰。

是为序。

2011年12月20日于上海

前言日本人怎样看二战

在一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日本青年作家加藤嘉一的一篇文章在Ft中文网掀起网友空前广泛热议，热议的焦点主要源于文中的观点：日本是民主国家，所以在野党等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当属情理之中；日本国民是二战的受害者；日本败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来到中国，后取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可以说，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青年，与其他日本人相比，加藤嘉一对中日两国关系已经算是比较中立与客观。然而他的《日本人怎样看二战》的观点，仍然深深伤害着中国人民。这也恰是本书要与日本人民进行深刻对话的焦点问题。故在此，我们将其原文转发如下：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这个日子对日本国民的意味特殊而复杂。中午，东京日本武道馆，“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在炎热中举行，7200名二战遗属出席了仪式。天皇向310万名“战死者”表示哀悼，强调日本必须始终走和平道路。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了接受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作为日本国民，我自然也为“战死者”默哀了一分钟。66年前，日本人从战败的废墟中站起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制定了和平宪法，重建了国家社会。战后，日本自卫队没有杀过一个人，没有一个自卫队员被杀。事实充分证明，日本战后的发展路线是和平的。

此次，日本首相菅直人和执政党阁僚都没有参拜靖国神社，遵守了政治公约。至于52名在野党等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当属预料之内，情理之中。在信仰、言论自由且多元化的日本社会，让国民在面对一场历史事件时，采取统一的价值观，永远属于不可能。何况，就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客们而言，历史认识早就超越了个人信仰本身，而成为了夺取权力，迎合大众的工具。从功利角度出发，把历史认识和政治利益结合起来，挂钩在一起，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政治家的普遍谋生法。

前一阵，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为初中生采用了被部分中国媒体称为“美化战争，陷入自我历史观的右翼教科书”。从2012年春季4月开始的4年内，横滨市内149所市立初中学校均将使用育鹏社出版的历史和公民科目教科书。这一消息不仅在中国国内，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大争议。不少日本有识之士表示反对说，“使用此教科书对孩子们培养健康历史观不利，”支持方则主张说，“此教科书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科书问题是造成日中之间隔阂的老问题。教科书和普通书籍不一样，普通图书，由于出版自由，出版商出什么都可以。在日本有很多类似于“我们要打败中国”这样的书，就像中国网络上愤青之间也会流传“中国打败美国”的书籍一样，可以自由出版。

我阅读过饱受争议的“右翼教科书”。其内容确实有“美化战争”的味道。这本教科书对于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那段历史写得相对少一些，模糊一些。里面说，作为东方国家，在日俄战争中第一次打败西方强国的日本试图解放亚洲。这本教科书也提到日本走向扩张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卢沟桥事变起，那些对日本不利的负面因素或多或少被掩盖了。

如果作为普通书籍，此类书的刺激性和煽动性应该说很低。在日本，“歪曲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对本国历史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南京大屠杀存在吗？”等挑衅性的书籍众多。问题是，教科书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等于中国教育部）审批的。所有学校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教科书，而2005年4月，由“新日本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支持的扶桑社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在中国国内引起“反日游行”的重大起因。

由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之采用率不到0.1%。从这一数字能够发现，日本的教育机构、学校以及老师们还是有良知的，尤其在历史、语文、道德等对孩子人格影响重大的科目上，尽可能避免煽动性、情绪化的内容。当然，这绝不是采用率百分之多少的问题，把它审批通过本身损害国家形象，也给即将面向社会和未来的孩子们带来不良影响。

我曾在初中、高中阶段学习的教科书里有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描写，只是没有像中国孩子阅读的“抗日战争史”那么突出。它写着“至于死亡人数多少，在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立场上的不同，有待进一步讨论”，我的历史老师也这么告诉我们的。

有一点是难以避免，即每个历史老师的价值观五花八门，政府让所有学校使用审查过的教科书是一回事，使用教科书的历史教师怎么讲课，讲得多深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政府不可能统一所有历史教师的教学方法。每一个老师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方式，教育才能丰富多彩。教育的核心目的绝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以能吸引学生好奇心和注意力的方式去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否则历史教育变成洗脑课了，陷入本末倒置的长期恶性循环。

日本的教育平台可能与中国有些差异。日本有一些老师特别“右”，有些特别“左”。我曾参与组织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之间互访交流的京论坛（Jing Forum）。我专门安排让两校的学生参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和日本一所著名高中，并对老师和高中生进行采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采访日本高中老师和学生的中国大学生很惊讶，对我说，“日本每个历史老师的观念都不一样。”有一个女生跟我分享感想：“在这所高中，所有老师用的教科书都是一样的，但每一位老师之间的教学方法却截然不同。有的老师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有的不怎么用，完全以讲故事的方式与学生聊历史，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每一个历史老师对历史的观念、理解和立场不同，就跟中国的关系而言，有的老师热爱中国古代史，在讲解世界历史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讲中国史。有的老师喜欢中国，他们对当年侵华战争的态度甚至比中国人还激进。当然也有“偏右”、“极右”的老师，他们承认日本侵略了中国，但讲到侵略时却把侵略行为模糊化。

冷静下来思考，每一个人对任何一段历史的看法和立场不同，天经地义。我们不是死板的机器，而是会思考的人类。不同的思考肯定产生不同的观念和立场。

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在认识历史问题上存在较大差距，这再正常不过。生长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舆论处境不同。我不认为中国人要接受日本人的历史观，只是从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角度，渴望中国人知道一点点日本人的历史观为什么不简单地符合中国人的标准和要求，日本人对二战的认知为什么如此复杂、微妙。

日本人对中国、美国、二战、东京审判等认知错综复杂，至今为止没有丝毫的定论。大家天天讨论，“你不对，缺乏证据”；“你也不对，缺乏道德”；“你这个卖国贼，真丢脸”；“你这个缺乏国际视野的陈旧人物，滚出去”……这种讨论没完没了，至少在我生存的这个时代，应该不会结束，其实也不应该结束。历史认识也需要实事求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历史认识。它是通过人类不断的讨论和探索，一步一步梳理、更新、深化的进程。这一面对历史认识的基本立场应该成为全球公民的思想共识。

不言而喻，日本政府和老百姓普遍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向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了原子弹。对于日本人来说，两颗原子弹足以使得国民认识到“我们是受害者”。这里我说的是老百姓、国民，他们绝大多数也是无辜的，是被动卷入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败给美国，日本人的挫败感以及“受害者”意识特别浓厚。

然而，大部分日本人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中国，更不认为败给了中国共产党。此时此刻，我正好在日本东京，路过了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我在街上随机跟中学生们聊天，问及如何看待二战，他们表达得基本一致：“我们主动发动战争是事实，也侵略过中国，伤害过中国人，但在整个二战格局上打败日本的是美国，从而，我们成为战败国。我们并不是败给了中国。”据我所知，这一观念代表了大部分日本国民的“二战观”。其中一名似乎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男生跟我说，“对了，我想问一下，加藤哥，在日中战争上，始终与我们打仗的是不是国民党啊，其实共产党在前线没打几仗？”

“日本侵略中国”与“日本败给中国”是两个概念。中国人说“我们打败了日本”的时候，世界战争的局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日中战争不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也取决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受此影响的两国的综合实力。

日本人的认识是：“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日本是战败国之一，但日本没有直接败给中国。”之所以迫不得已投降，是因为被美国投了原子弹。

中国人的立场不一样：日本是侵略方，中国是被侵略方，中国为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壮大，在对国民党“内战”上占了优势，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

日本人值得认真反思：我们为什么总给中国人一种“不承认历史”的错觉？不可否定，对方国家政府的教育方式和媒体的宣传方式始终在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服务。以点盖面，故意放大的政治宣传比比皆是。但这也是对方国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需要，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干涉其内政。

既然历史问题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健康生存下去的责任，日本人应该更谦卑地思考：在历史认识这一点上，怎样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目前日本政府的表态、媒体报道、教育方式、民间舆论等议题上存在着哪些问题和矛盾？

不要指望对方应该怎么着，而必须从本国利益需求的角度出发，认真反思有什么问题，能做什么，该怎么改。相对来说，这既是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公平的方式。

2011年8月16日写于东京靖国神社

加藤嘉一此文于2011年8月17日早6时见于网上，不到两天，网友评论就多达364条，评论篇幅总计6万多字，是加藤嘉一此文字数的30倍。发评论网友范围除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外，还有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甚至日本。以下就每种代表性观点摘录如下：

几处明显的错误：

1.政治多元化显然不是有些“右翼”言论的借口。如果日本试图把自己列为民主国家，则需要接受政治正确的标准，有些话，比如种族歧视、纳粹等等是绝对不能说的。在德国，主张纳粹甚至是犯罪。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也自然不可能通过政治观点多元化来作为借口。政治多元化势必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底线的基石。日本目前就缺乏这个底线。从这一点看日本远非政治上的文明国家。

2.纠缠于谁打败日本这个问题和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宣传问题无关。并非是没有能力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就没有必要讨论谁打败日本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难道纳粹被美国打败了就该真心认错，被犹太人打败就应该不服气？不思考整个战争的正义性，纠缠谁打败了日本，真的是舍本求末，也反映了日本人在涉及到基本的是非观念上离政治文明非常遥远。

3.最后一段提到“不要指望对方应该怎么着，而必须从本国利益需求的角度出发，认真反思有什么问题，能做什么，该怎么改。相对来说，这既是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公平的方式”。问题是不知道如何从日本国利益需求出发，来认真反思，以及做到最公平的方式。要从本国利益需求出发，就无法展开充分的讨论，只可能纠缠于眼前的利益得失算计。在讨论清楚基本问题确立基本政治伦理之前，请不要考虑国家利益。正像作为个人，在明白做人底线之前，先不要急着赚钱。

就日本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一个二流国家。即使日本能把小东西做得足够好，但是没有思想的国家和人民无法实现真正的伟大。

我的老家有一座大型金矿，日占时期的劳工很多（不付工资）镇压残酷，镇子周围有多个“万人坑”，十几年的苦难记忆（但一般书上一句水深火热带过，没人去关怀劳工的遭遇），在当地被人说成“狗腿子”“日本子”比骂爹都难受。

谁打败了日本不是问题的核心，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才是实质。日本民间姑且不论，政府对二战的态度与德国是泾渭分明。也不是荷兰打败了德国，德国总理能在那里下跪。日本不认罪，永远是中国人的罪人。

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是中国人民，日本如果要真心道歉，可以直接对全体中国人道歉。纠缠于共产党、国民党，只是不道歉的借口。

相对于德国总理的下跪致歉，以及持续反省，日本差太多。这是事实。

日本的这种模糊态度，让中日之间再起战争成为可能。

其实在我看来，不论是中国战胜了日本也好，还是美国战胜了日本也罢，最终都是日本败了，而败的根源在于，日本的侵略是错误的。日本是不应该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这是日本败的根源。其实所有对于日本来说的受害国，都希望日本人民和政府能明白，侵略别人是错误的。希望日本能正视这个问题。爱国没有问题，但是更应该正视侵略和爱国之间的区别。

请问所有的日本人，包括加藤先生，你们是不是认为如果没有1942年12月4日美国参战，你们就能赢了那场大东亚共荣战争呢？

从1931年9月18日你们开始的那场战争，到1942年12月，你们打了11年都没能征服中国，你们以为真的可以征服中国吗？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蒋介石的空间换时间战略都是在1937年美国参战之前提出的，代表了全体中国人击败日本人的大战略。

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有翻盘的机会吗？1937年没有，现在更没有。还是正视现实吧。

我在德国学习工作生活了14年，现在巴黎工作生活。非常可惜：日本精英们还没有“是非”观念，不认为有“对”和“错”，认为所谓“国家利益”能使一切相对化。加藤明显不会为任何未来日本可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下跪的首相感到自豪！他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德国公民……

几点看法。

1.在历史，特别是二战这种历史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日本人不能有清晰和比较统一的认识，这本身证明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正常。

2.日本人的受害人情结是非常可笑的，一个杀人犯在受害人自卫的时候被打伤，那么杀人犯也可以被认为是受害人吗？这样的逻辑实在是强大。日本人不在历史问题上做反省，反而遮遮掩掩，耍无赖，这是在害自己。

3.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很好的遮羞布，以日本人的善于找借口和逃避责任，用言论自由来掩盖其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错误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不过对比德国，日本人应该想一想什么才是对日本真的有利的做法。

如果德国任何政客（甚至是普通百姓）去美化二战纳粹，都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在日本，美化二战的言行反而会获得选民更多的支持，甚至日本右翼在公共场合之下大肆叫嚣美化二战的言论，这在德国绝无可能。

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了50%以上的日本军队，又何来美国打败日本呢？二战不是一个局部战争，如果简单地说美国打败了日本，那么是否应该说是前苏联打败了德国？

个人认为：加藤的观点可能代表了大部分日本年轻人现在的心态，但是他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我父亲的祖母在日军进攻长沙的战役中，被日军抓住，拖上街用刺刀杀害。临死前，这么一个无助的妇女，只是无助地、大声地呼唤着她的儿子的姓名（我的爷爷），而我的爷爷也听见了母亲的呼救，但是他不能出来……最终，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请问，这种非人的、血腥的罪恶是不是都被日本的年轻一代忘记了？或者试图根本否认呢？作为受害者的后代，我不想让仇恨周而复始。但是，如果日本连说一句道歉都拒绝，甚至以拒绝道歉为荣，那么我们能和世仇和平共处吗？借用一句中国古语，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我的老家桂林市郊区的一个山洞，里面有累累白骨，是一个村子的人被日本人熏死后留下的遗骨，当地人称之为白骨洞。地点就在桂林市穿山乡和平村。我只想说这是证据，那些怀疑大屠杀的日本人可以自己来看看。

一位来自北京的人说了一句很典型的中国话：“正确认识历史，并不是为了中国人好，而是为了你们自己好。”值得所有日本人包括这位加藤君好好学习、深刻领会。因为这关系着大和民族的未来。日本人在不断挑衅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的同时，也在损耗着受害国人民对他们的最后耐心。加藤君的这篇文章，使得给过他教育的日本学校和中国学校蒙受耻辱。因为两国的学校都未能在这位受教育者的心中植入生长人类良知的慧根。

长久以来，中国人民有太多的话要对日本人民讲。此书的出发点是了解、沟通、和平共处，如果日本人民也以此为目标，请来切磋，同时也欢迎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日本人怎样看二战》原文及评论均来自Ft中文网，未及通知及许可，深表歉意。）

第一章谁更麻烦？——泄漏的不仅仅是核 1、赶不走的邻居

2007年2月，日本最具权威的政论月刊《文艺春秋》刊载“中国：这个麻烦的邻人”特辑。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中国民间掀起了为日本受灾民众捐款的热潮，中国政府也捐物资捐燃油，并派出救援队。

日本答复中国援助的时间略晚。“日本肯定把接受盟国或者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近国家的援助，放在第一位考虑。”

港媒引述《每日新闻》报道说，日本外务省方面声称，为了不增加受灾国的负担，国际社会原则上是支援国自行运送救援物资的。

日本这次灾害损失最大的，是失去了日本公众以至邻国的信任。核灾难后，空气中的放射线不说，还要往海里排放核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懂？

按照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说法，日本更像一个章鱼民族，日本社会是一个大章鱼罐，其中又分为许多小章鱼罐。每个都构成一个人际关系的“场”，在这个场中，需要保持平衡。

在历史上，日本人自古就喜食章鱼，特别是漱户内海沿岸到关西一带的人，神户西侧到明石一带是章鱼的盛产地。日本人视为好东西的章鱼，欧美人却视之为“恶魔鱼”，很忌讳，地中海沿岸的人也不太爱吃。

异常神秘的章鱼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呢？章鱼喜欢夜行于海底岸礁，以黑暗的洞穴或凹地为窝。由于它没有保护它的壳，所以喜欢悄无声息地躲藏起来。章鱼在窝前筑起“篱笆”，可能为的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伺机捕捉过往的猎物。章鱼很聪明、好奇，是一种敏感动物，它的神经系统是无脊椎动物中最复杂、最高级的。给章鱼一只装有螃蟹的瓶子，章鱼用不了多久便能拧开盖子，吃到里面的食物。章鱼善于伪装自己，它们会向来犯者喷出黝水，在水中形成一道暗色屏障，迷惑来犯者。同时章鱼又残忍好斗，异常凶狠，一旦抓住猎物，猎物几乎总是没法逃走。它也有点软欺硬怕，碰到比自己厉害的对手，它就施展“丢卒保车”的战术，如果碰到不及自己的对手，它必然把对方打败为止……

当你坐在飞往日本的全日空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看到飞行地图的时候，事情似乎再清楚不过：日本处在一只怒气冲冲的章鱼状的断裂带之上。

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出来的结果，“章鱼”由俄罗斯库页岛往南，贯穿日本全境，一直抵达中国台湾。1995年5月28日，章鱼的后爪蹬了一下，库页岛发生了里氏7.5级地震，约2000人死亡；1999年9月21日，章鱼的前爪剧烈地拍打，造成中国台湾“9·21”大地震，7.3级，2415人罹难。

早在2005年，美国前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伯茨博士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经过了2004年末的印尼大地震，亚洲·太平洋板块正在变得越发脆弱，地震和海啸也将越发活跃。尤其是亚洲东部的日本列岛已经处在了一个随时可能塌陷的“漏斗”之上。

2011年3月11日13∶46，日本本州岛海域发生9.0级强烈地震，强震随即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引发核危机。

远的就不说了，这个时间点，距离“钓鱼岛事件”发生不过6个月而已，离日本右翼团体的反华游行就更近了；此前，中日在东海油气田上的摩擦也是不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地震了，数十万人受灾——中国，这个日本人眼中“麻烦的邻居”，又做了些什么呢？

在日本地震发生13个小时后的千叶县，当地的一位地方官员看到的第一支来自外国的民间救援队，就是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和他的“民间救援队”。

在日本两天，陈光标和他的“民间救援队”已经跑了千叶、茨城、福岛三个地点，发放了三车救灾物资，从废弃的房屋中救出了三个人。据陈光标说，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还将前往受灾更为严重的仙台、宫城帮助救援。

陈光标这样叙述自己前来日本的经过：“地震发生的3月11日，我人在北京，得知地震的消息，我立即从银行取了100万现金，交给了一位日本企业驻北京的华人企业家，这让我在到达日本之后，立即能从另一位企业家手中领取1300万日元的现金。”

第二天早上4∶30，陈光标和他的救援队到达了东京，此时的救援队还是“零设备”。“通过日本的朋友，我租了三辆货车，一辆越野车，跑了六家超市，买了矿泉水、手电筒、面包、棉被、卫生用品等等一系列的物品，装了满满三车，直接开往千叶县市民集中避难的两所学校和一个展览馆。”

在赶去北京机场的路上，陈光标买了六面五星红旗，还有一小叠五星红旗的贴纸。陈光标的3辆“救灾车”车头上挂着的五星红旗分外显眼。“我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也带来中国人民的关心。”除了车上的五星红旗外，陈光标还在自己衣服上的左胸、右胸部位都贴上了五星红旗的贴纸，“这样即使不在救灾车上，大家也能知道我是中国人。”

在千叶县马路上经常能看到拿着救助箱的学生，陈光标会在箱中放上1万日元，这样“小额”的捐款，两天来陈光标也发了将近200万日元。陈光标还告诉记者，放入捐款的同时，他还会放进一张自己的名片：“让大家知道捐款的还有一位中国人。”

而在去救援的路上，他们的这个救援队还顺路救出了三个日本人。在行进的路上，千叶县居民告诉他们，在山脚下房屋里还有居民，他们就赶了过去。在一排被海水淹没的房屋里，一个窗户中有人用力挥动衣服。当时估计海水有1米多深，陈光标和救援队就蹚水靠近房间，把房间里的一对父子背了出来。

在福岛县，有位日本老人告诉陈光标已经倒塌的屋子里好像还有幸存者，陈光标立即赶到现场。“一楼完全塌了，二楼塌了一半，我用手电筒一照，门板下躺着一个40多岁的女性，门板上还压着柜子，我们很小心地把她背了出来。幸亏不是水泥板，不然估计她的命就救不回来了。”

身在日本，陈光标心里还有个“小疙瘩”，日本地震发生的前一天，云南也发生了地震。“下午2∶28得知云南地震，3点整我就捐了20万，还号召企业家关注。”但是去云南还是去日本，陈光标在心里掂量了一番。“想到汶川地震时日本救援队曾经也帮助过我们，我才决定到日本去当志愿者。”陈光标说，虽然核泄漏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但他和他的救援队还会在日本呆上几天，“日本救灾经验丰富，在这里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3月14日早晨，陈光标一行人因交通受阻滞留福岛，将三车原本运往仙台的救灾物资提前发放给福岛当地各避难所、救助站的受灾居民，并租用8台大型机械清理车清除道路障碍。在当地时间11时许，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陈光标描述说，“当时我们距离核电站47公里，能听到爆炸的巨响声，浓烟弥漫。”

在这之后，当地官方即刻组织撤离，并劝阻陈光标一行人停止北上仙台。2011年3月15日福岛核电站发生第二次爆炸，陈光标一行人的救援计划被迫改变。“我们所在的位置受到的辐射不大，有40多公里远。我自己一点也不担心，但福岛官方劝我们不要去了，我们只能先回东京。”陈光标把租来的8辆清理车全部结账退还，将救灾物资发放完毕，并驱车赶回了东京。陈光标称此行总共花费170万元人民币，若不是日本情况危急，难以施救，则不会考虑尽快回国。

除了陈光标之外，中国民间也掀起了为日本地震受灾民众捐款的热潮。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民间组织积极向日本灾区捐款捐物，各种救灾物资紧急驰援日本灾区。浙江省直接向日本友好城市静冈县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红十字会捐款2600万元人民币。北京、上海、吉林等地的高校学生，发起募捐活动，为日本地震灾区募捐。而且，一些在日华人通过网络表示，他们将不回国，选择留在日本朋友们的身边。

在民间援助之外，中国政府也积极行动。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中方愿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帮助。一天后，中国宣布向日本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人道救援。两天后，中国救援队最早抵达日本。三天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特意请日本记者转达：“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前期援助3000万元人民币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派遣救援队赴日开展抢险救援的基础上，根据日本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3月16日决定，再次向日本政府提供1万吨汽油、1万吨柴油的紧急无偿援助，价值1亿8000万元人民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说，在外交史上，中国仅向朝鲜和蒙古无偿提供过燃油。

2011年5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赴东京出席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专程前往灾情最重的宫城县、福岛县，看望受灾民众。

福岛市吾妻综合运动公园避难所，是当地接纳人数最多的避难所，高峰时曾有2500名避难者。运动馆里，受灾民众用硬纸板隔成一个个方格，每一个方格里住着一户人家。温家宝逐户看望。

52岁的谷田逸美原来的家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只有10公里。核泄漏后，她搬到了体育馆。当温家宝走到她面前时，谷田逸美请他为自己画一幅笑脸。日本有句俗语叫“笑门福来”，笑口常开，幸福进门。谷田求画，求的正是幸福常在。提出这个请求后，谷田又觉得有些唐突，没想到温家宝蹲下身来在她家的硬纸板上认真地画上笑脸，还写上“微笑着活下去”六个字，这让她惊喜万分。

中国百姓为日本灾民捐款，中国的总理在日本慰问灾民，中国的救援队也马不停蹄地在灾区进行搜救。

3月11日晚10点，中国国际救援队接到命令，搜救队员准备50人，医疗队员30人。彭碧波的医疗分队迅速集结，当晚11时，30名医疗队员迅速从工作岗位或家中赶往医院集结点紧急待命，用于救援的20大类医疗设备、1500余种药品及生活用品于第二天凌晨5点装箱完毕。

3月13日凌晨，武警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彭碧波作为首席医疗官随中国救援队出发，当日中午12时到达日本羽田机场，迅速抢卸4吨救援物资，随即又乘军用飞机赶往重灾区岩手县大船渡市展开救援工作。

从3月14日开始，他们每天早上6点半出发至受灾点进行搜救，直到晚上6时返回营地，吃完饭后，彭副主任作为医疗官再对每一名队员进行巡诊、检伤及对伤口进行处理和包扎，作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国际医疗组成员，彭副主任每天晚上还参加工作情况汇报，大约在12点以后才能休息。

他们白天搜救的时候，废墟里的房子经过地震又都经过海啸泡过水的，四面还透着风，又下着大雪，风刮得呼呼的，一吹就是五六天，晚上回去余震地动山摇的，帐篷就像雨伞一样，篷里篷外温度一样，零下几度，钻进睡袋里，浑身也是冰凉的，得一两个小时才能热乎，风吹着头就像风扇在一直吹着一样，整个人就蜷在睡袋里，睡不了两个小时，又得扫扫帐篷上的积雪，怕雪把帐篷压塌了。

5点半又得起床，通过海事卫星发回照片和工作简报，没有桌子也没凳子，就跪在冰冷的地上，要么就趴在睡袋上，一会儿脖子、腿、膝盖、胳膊都酸了，而且余震频繁，每天4级以上地震480多次，6级以上的达10次，7级以上的1次，感觉站着的腿在不停地抖，躺着在不停地晃。

由于那几天雨雪天气，救援服经常是湿的，全都是泥浆，搜索的屋子里都浸着水，他们戴的手套，在废墟中翻来找去的，时间一长，手里都结着冰，像戴了个铁手套，特别冷，走路都摇摇晃晃，全身都麻木了，可是队员们没有人因此而停下搜索，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量救出幸存者。

工作一天之后的队员们脸冻得都没有了感觉，肿胀发疼，一连几天都没有消肿。回到营地，泡点面条，本来想抱着面盒暖和一会，但热气被寒气快速地吸收了，成“冻面”了，怕营养不够，有时在面里加点猪肉罐头，把带着冰碴子的罐头一放进去，面立刻就凉了，打开娃哈哈八宝粥，都有一层冰碴子，香肠咬在嘴里像是铁棍子一样，硬邦邦的……

中国救援队早在3月11日就已提出要求前往日本，12日全体队员集结完毕。待命的队伍中有刚从新西兰地震救援现场归队的，也有从云南盈江地震灾区抽调的。中国救援队于3月21日顺利完成救援任务回国，又是国际救援队中最后一支撤离的。

第一章谁更麻烦？——泄漏的不仅仅是核 2、“不得已的措施”

这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第一次接受中国的救灾援助。3月13日中午，中国救援队的15名队员抵达日本，在东京羽田机场，日本官员向他们鞠躬致谢。日本民众也知道中国救援队的到来。“请你们帮助我们。”一些日本网友跟帖，其中大多都乐见其成：或者想以此为契机，消除反日反中的偏见；或者虽然不喜欢中国，但还是表示感谢。

“中国的救援队肯定比日本有经验，因为中国刚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而日本从阪神大地震以后，已经十几年没有发生这么大的地震了。”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庚欣的一名日本友人这样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

不过，这位日本人也有疑问：“为什么连中国台湾都派了25个人来救援，这么有救援经验的中国大陆却只来了15个人？”“这是我们与日方反复协商的结果。”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官方微博对此解释说，国际救援的人数是受援国安排的，“其实我们早已准备好一支80人至100人的重型救援队”。

3月12日一整天，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除了等待，只有等待。物资、装备，什么都准备好了，走不走，什么时候走，需要日本政府的一纸回复。

在等待的过程里，救援队的官方微博持续发布消息：“我们的队伍物资在晚上（11日）8点就完全准备完毕了，可以随时出发。可是日本政府还没有同意接受国际救援队进入。”11日，在地震发生当晚，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对外宣布，“中方已向日方表示，为帮助日本抗震救灾，愿意向日本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地震发生两天两夜后，中国国际救援队终于得到出发的通知。3个小时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首都国际机场，飞往日本。

事实上，美国救援队有200人、澳大利亚72人，韩国、墨西哥、新西兰、德国和新加坡救援队共有145人。“派出救援的人数很大部分是对方提出建议。”前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司长徐德施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最早的组建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次中国派出的人太少了。”

日本答复中国援助的时间也显然略晚。在中国救援队抵达东京之前，德国40人救援队、瑞士25人救援队均已抵达日本。“日本肯定把接受盟国或者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近国家的援助，放在第一位考虑。”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教授说，“况且，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本来也存在一些隔阂。”

在人命攸关的节骨眼上，中国人不计前嫌要往日本送钱、送物、送人，而日本政府首先考虑的却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用中国人的一句话说：热脸贴着冷屁股。

2011年3月29日，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东京都港区的中国大使馆召开记者会，对于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他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希望灾区人民早日重建家园。此外，程永华对日本在接受救援物资方面的做法提出批评，称应该使救援物资更加顺畅地送达地震灾区。

程永华表示，中方提供的矿泉水等第二批救援物资3月28日运抵日本后，日方称中方应负责卸货并将其运往灾区，对此感到不解。他提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方接受国际救援物资的情况，称国际上一般都是由接收方来安排运送的。程永华称，为了尽快将物资送往最需要的地方，中国大使馆已经安排运输公司运送。

另据报道，新加坡、香港等地欲送物资予日本灾民，也遇上障碍。新加坡早在地震当天已表示愿运水和毛毡到日本，但迟了8天才付运，原因是日本政府拒绝新加坡派军机运送；运抵东京后还要由新加坡政府租车运送。有舆论便批评日本政府在协调物资运送上官僚欠弹性。

有香港人也表示，曾联络日本驻港总领事，表示欲送水予灾民，但对方婉拒接收，据她所知，连特区政府也有同样遭遇，只是近日总领事改口风，向特区政府称可送杯面给予灾民，但运输及在当地分发物资，仍要特区政府负责。港媒引述《每日新闻》报道说，日本外务省方面声称，为了不增加受灾国的负担，国际社会原则上是支援国自行运送救援物资的。

此事披露后，引起日本网民各种议论。不少网民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指政府的表现比1995年阪神大震灾时差。灾区县的网民抱怨说，震灾两个星期了，当地的商店里还是由面包鸡蛋到电池手纸什么都缺，“现在才知道日本是发展中国家！”有网民为政府辩护，指出物资短缺是因为公路大面积毁坏，像瓶装水这类救援物资日本也不缺，只是没法运进灾区。但这种说法马上又招来反驳：“想运送的话，派自卫队直升机去总可以吧，怪就怪在没人下命令。”

残酷的地震总会让震区的钟表指针定格，日本地震定格在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这场大地震比88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更为强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相似的后果：沿海房屋倒塌严重，满载乘客的列车发生倾覆，海啸在很短的时间内到来，巨浪卷着垃圾和火焰把一切推平……也有显然不同的，88年前的人们没有听过“核能”一词，核泄漏更不属于他们的世界……

3月11日9.0级大地震发生时，福岛电站的1－3号堆正在工作，4－6号堆则因例行检修恰好停机了。根据设计，地震一发生，震源周边核电站的11台核反应堆马上自动停机了，福岛第一核电厂正在工作的1、2、3号反应堆也停机了。3月12日下午，1号堆外墙发生了爆炸，但随后，有官方机构解释，盛放核燃料的压力容器并未受损，随后，2、3号堆也都发生了爆炸。4天之内，因为一座核电厂的事故，核电厂方圆900公里几乎空了。

地震之后，“福”岛成了“死”岛。无数放射线就像一群看不见的魔鬼，成了这里的主宰。福岛周边“可能十年二十年不能住人”——日本首相菅直人说。

和地广人稀的乌克兰相比，日本地窄人多，暂时避难尚不好找地方，几万人背井离乡，易地重建家园，谈何容易？

日本这次灾害损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损失在于失去了日本公众以至邻国的信任。核灾难后，空气中的放射线不说，还要往海里排放核污。没有提前通知各邻国，却又不痛痛快快地承认，更是引起四邻不满。

2011年4月4日，东京电力公司宣布，从当天19时（北京时间18时）开始，工作人员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内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4号机组涡轮机房等处都有大量含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积水。东京电力公司解释说，由于来不及设置转移这些高放射性污水的临时水罐，现在只能先把废弃物处理设施内存储的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为高放射性积水腾出存放空间。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向海中排放低放射性污水是根据日本相关法律所采取的措施。这次排放的污水除了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内处理的约1万吨污水，还包括5号和6号机组附近合计1500吨含放射性物质的地下水。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由于这两个机组的部分设施有可能被水淹，影响机组安全，所以也要将这些地下水排入海中。

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说，向海中排放低放射性污水，是为确保有地方存放高放射性积水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韩国《中央日报》4月9日报道援引日本媒体消息称，日本政府在向附近海域排放核污染废水之前“得到了美国的同意”。这一消息的曝光有可能让周边国家对日本此举的反对声更加激烈。

得到美国的同意就可以把上万吨的核污倒进整个太平洋？美国人又不是上帝。

另外，向海中排放核污水，此举无论怎么看，都有损人利己的嫌疑。这倒让人想起中国上海那些老式弄堂里的居民，公共过道很窄，但仍有住户把自己的垃圾随意扔在门口，影响了楼里其他居民的生活。这种人，被认为是没有公共道德的，会遭到整楼居民的鄙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午后。书社！

不过，你们允许自己有这类“不得已的措施”，我们也理解你们的“不得已”，所以中国的专家们成天站出来安抚中国民众，说日本排放的核废水对我国无直接影响，韩国和俄罗斯都抗议了，中国人却忍了。

反之，中国若偶尔犯错了，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2008年发生的“毒饺子”事件让中国商品在日本的形象一落千丈，在日本媒体狂轰滥炸之下，日本举国震动，导致一些日本人至今仍对中国食品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输日食品的不合格率仅为0.27%，而欧美输日食品的不合格率则为6%。

2008年日本稻米歉收，引起一场大风波。日本的媒体也跟着报道，“中国米有沙子、老鼠屎”等等。于是，一场抢购国产大米的狂潮在日本兴起。遗憾的是国产大米虽好，却供不应求，且价格连连腾升，最后贵到是进口大米四五倍的程度。为钱包计，一些日本人只好忍痛割爱。外国大米为何就一定不如日本的？日本大米以新潟和宫城产的为最好，这两个地方分别位于新潟平原和仙台平原，纬度比较靠北，稻米生长期较长，所以味道比热带米要好。但依口味，很难分出与中国东北大米有什么区别。

日本人通常认为，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

据统计，日本产大米价格是美国米的5.6倍，泰国米的9.5倍。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对国产米趋之若鹜。进口米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吃”，更多的则是拿去造酒或当饲料。

在日本的百货店里，日产商品往往赫然标着“国产品”的字样，价格高得叫人头皮发麻，而另有一些款式和质地看上去不错的服装，价格却低得叫人难以置信，一看便知那是来自中国等国的产品。然而，生性节俭的日本人往往宁愿取贵舍贱，不在乎多花日元。这里固然有商品质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心态。

平常，日本人总是喜欢贬低和挑剔他国的产品，达到大惊小怪的地步，日本旅客到国外旅行时常常大包小包，从矿泉饮料到睡觉枕头，一应俱全。最令当地人不满的，是日本人去国外旅游时，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开的旅店，只和日本旅游公司打交道，当然也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消费。

第二章谁是君子？——日本右翼不好惹 1、狂人石原慎太郎

2010年9月21日，日本鹰派人物、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大发牢骚：“中国的做法好似黑社会。”

作为一个小说家，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头号极右翼人士。他曾说要把中国“大卸七块”，因为这样“便于管理并能提高效率”，其一系列主张被称为“石原慎太郎主义”。

日本右翼组织“奋斗日本”的核心人物田母神俊雄提出：“要建立能与中国对抗的势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国家，可能存在开发核武器的必要性。”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评价“鹰派”人物小泉纯一郎时指出，小泉最大的责任是煽动民族主义，导致日本国民素质下降，同时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闭塞的困境。

一位中国大学生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如果他正视历史，朋友可交；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法国画家安格尔说过：“奢侈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因为你总是过分地追求，更为不幸的是，你获得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己。”

“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为抗议日本不释放船长詹其雄，中国取消了多个官方和民间团体与日本方面的交流活动。对此，不仅日本当局表示震惊，日本右翼也气坏了。日本鹰派的代表人物、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气冲冲地说：“中国的做法好似黑社会。”

石原慎太郎还曾说要把中国“大卸七块”的梦话，因为这样“便于管理并能提高效率”。他的一系列主张被称为“石原慎太郎主义”。作为一个小说家，石原慎太郎在日本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头号极右翼人士，其观点厌美仇华，否认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

《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专访过这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并对他做了这样的描绘：在“双子之塔”7层的一间会客室，石原慎太郎走了进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你可以说他没有表情，也可以说他挂着礼节性的浅笑，脸颊上的老年斑清晰可见。这是他的开场白：“你有些问题比较尖锐，我的回答可能也就比较尖锐。”

采访开始还不到10分钟，他就一把扯掉了领带，扔在右边的桌上，“我讨厌系领带！”半个小时后，他又脱去了西装上衣，跷起了二郎腿。他主动提起了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批评美国和批评中国一样毫不留情，然而他对日本的用词却是最狠的，如果单看他的某几句话，恐怕有人会以为他不但“反华”“反美”，还“反日”。

他也一再声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采访中曾起身进屋拿来一本书送给记者，是中国台湾出版的中文版《我不结婚》。这是他70岁时写的小说，主人公是24岁的青年。他对照记者的名片看了半天，请翻译为他写出繁体字，然后才肯落笔签名，“简化字不好！”他又不时翻看记者带来的杂志，那期封面是“山西王阎锡山”，他看着那个微笑的老头儿，找了个机会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重填句子：“东京王石原慎太郎！”也笑。采访结束时，他“警告”记者：“你要是把我写坏了，我可是要扔炸弹的！”记者又提起《中国可以说不》以及《中国还是能说不》里对他的攻击，他手臂一挥：“你应该把他们带来！”

石原慎太郎确实是个性格鲜明的人，也是个狂人。他是东京市民投票选举出的市长。和普通的保守政治家、右翼学者、打着右翼招牌通过暴力榨取企业或个人钱财的黑道混混不同，石原有号召力，有极为热心的支持者，他甚至有实力问鼎首相宝座。日本媒体也认认真真地讨论过：如果石原当了首相，日本会成为什么样子？石原的右翼面孔从来都是毫不掩饰地大加展示的，和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政客大不一样。

石原慎太郎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之所以成为符号，和这个人的官阶未必有直接联系。比如被日本媒体称为新保守派的中川昭一，身为内阁经济产业大臣，职位比石原的东京市长显赫，能力也比石原强很多，在中国问题上也不时说几句对峙、对抗的话，但却经常成为媒体负面评论的对象，日本企业也担心让这样的人当大臣，日本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会不那么顺畅。

石原就不一样了，他经常地和记者吵闹，对中国的称呼更是有多少他知道的谩骂语言就用多少，他的做派远比中川昭一极端、激烈。但石原是个写小说的人，他骂中国，人们觉得这是个对中国有偏见的文人在放肆，媒体并不太多地苛责。

但石原骂中国的那些话却留在了日本人的印象中。于是他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的代表性符号。虽然真正相信石原慎太郎能当日本首相的人并不多，但这类呼声还是有的。石原本人在听到有人问他如果当了首相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一类问题时，总是立即满面春风，大有已经从东京市市长跃进到了日本首相地位的感觉，话说得也特别的宏伟，不仅要遏制中国，还大有和美国也较量较量的架势。

日本的一些人在听石原的反华讲话、看石原的反华文章时，总能涌出某种不可名状的优越感。60年前，日本人用“支那”这个词来称呼中国，话语里含着贬损中国人的意思。二战一败涂地后，没有什么人这样称呼中国了，但石原敢。一个当过25年自民党国会议员，当过内阁大臣，现任东京市长的人就这么称呼中国，让一些人重温到战前的那种“自豪”，至少能过一把嘴上占便宜的瘾。

石原当然不限于反华，他也积极反美。同样态度强硬。石原写过《日本可以说“不”》，全书从11个方面纵论日美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书中猛烈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根植于人种偏见”的经济贸易政策，鼓动日本人应当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承担起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此书非常畅销，甚至日本以外的国家都有人跟风，写出过类似题目的书籍。

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系学生在石原的那本书最畅销的时候，曾开会讨论过石原对美国说“不”的内容。但他们除了在标题上找到了非常空洞的“不”这个词以外，并没有从书的内容里找到有实质性的在美国面前要仗义执言的东西。说“不”系列的书，皆炒作而已。

在日本政界，原首相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非常器重石原慎太郎；现任参议院议长扇千景，主张对华强硬的前财政大臣中川昭一，在领土问题上经常制造麻烦的参议院议员西村真悟，保守的政治人物龟井静香、平沼赳夫等都是石原慎太郎的亲密朋友、“同志”。并不是说石原慎太郎的政治朋友都有右翼倾向、都是右翼，但保守、主张对外强硬，这一点他们是共同的。

要表现“爱国”，没有领土问题的存在，“爱国”的热情就很难显得有多高。在日本有人说：石原慎太郎恨不能让自己长出一个和大象一样长的鼻子，好随时嗅出领土问题，并用这个问题说点事。

20世纪70年代初，在田中角荣力排众议访华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石原慎太郎就在策划侵犯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动。石原慎太郎率青岚会的成员，在知道关西一所大学的冒险俱乐部手头有丰厚的资金后，从俱乐部拿到钱，策划了去钓鱼岛建灯台的行动。接着他们又找到资金丰裕的右翼政治团体青年社，把青岚会的灯台扩建成了有些规模的灯塔。石原慎太郎自己用政治家的身份，曾指示日本运输省水路部加固岛上的灯塔，并一直在想办法把灯塔记载到海洋图上去。

石原慎太郎并不是为了海上航行的方便而参与灯塔的建设的。日本周边的岛很多，石原慎太郎专门在钓鱼岛上建灯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挑起领土争端，搞对峙，用这些来显示他在领土问题上的“爱国”。

灯塔建好后，如何把美国拉进钓鱼岛争端上来，石原慎太郎用心良苦。

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保守报纸《读卖新闻》需要用政治明星、演艺圈的人事、官僚来支持他们的保守舆论。石原慎太郎一人能兼数“职”，特别受这些报纸的青睐。

石原慎太郎在媒体最好的朋友莫过于《产经新闻》社长水野成夫了。到现在也是如此，石原慎太郎的政论文稿要先供《产经新闻》发表，那里给的位置，刊登的速度，不是其他媒体能比的，包括给天皇的公开信，均发表在这里。

一位日本大学的媒体研究教授看到中国国内一些媒体把《产经新闻》的报道当成了批评对象，感到很不理解：“《产经新闻》发行不过200万份左右，影响力有限，他们的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不值一谈。”但是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的《读卖新闻》就不一样了。《读卖新闻》的保守观点在日本读者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在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审定、中日领土争端等很多问题上，《读卖新闻》狭隘的日本民族主义格调的报道，极大地阻碍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同样是石原慎太郎的好友。

支持石原慎太郎的并不限于媒体机构，言论界的很多日本名流也是石原慎太郎的好友，如在经常刊登女性裸体照片的白领周刊杂志上撰文的保守派评论家竹村健一、电视评论家田原总一郎、电视导演伊藤特理等也和石原慎太郎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文坛，石原慎太郎更是如鱼得水。石原慎太郎的作品《太阳的季节》、《弟弟》等，出版时轰动过。石原慎太郎非常敬慕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至今依然能打动读者，他复活军国主义的美梦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终走向破灭的时候，他本人去自卫队剖腹自杀。石原慎太郎的命运就好得多。石原慎太郎不仅有《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捧场，还有一大堆作家、大学教授在吹捧他，这让石原慎太郎非常满意。这些作家、教授有：曾野绫子、中西礼、藤冈信义（东京大学教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代表）、日下公人（多摩大学教授）、唐津一（东海大学教授）等等。

在经济界，石原慎太郎同样是一些大企业老总心目中的红人。当然这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石原慎太郎是个极有代表性的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是个多面人物，他不仅是右翼政客，而且是现任东京市市长，又是知名作家，甚至是一个可能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留下名声的人。这样一个人，不论他的政治观点怎样，总是能在企业界里得到一些支持的。

2011年3月8日，口无遮拦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日本——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袭击的国家——应该发展核武器，应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构成之威胁。石原慎太郎说，日本可在一年内研制出核武器，向全世界发出强烈信息。“我们的所有敌人：中国、朝鲜和俄罗斯——都是近邻——都拥有核武器。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处于类似境地吗？人们谈论代价等东西，但事实是，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意味着核武器。”

他说，2010年发生的钓鱼岛冲突暴露出日本在亚洲的软弱无力，那场冲突以日本警方释放中国渔船船长而告终，这艘中国渔船被控撞击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言下之意，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侵犯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了。石原慎太郎还说，拥有核武器的日本还将赢得俄罗斯的更多尊重。俄罗斯在二战期间夺走了日本的四个岛屿。此外，他还建议日本废除对武器制造和出口的限制。

同样是右翼作家，1970年的三岛由纪夫只能选择剖腹自杀的方式来呼吁军国主义的复活，而1999年的石原慎太郎却能争取到东京市最多的选票，成为那里的市长。不到30年时间，主张对外强硬的右派政治家、右翼文学家的行动和观点为普通日本人接受的程度已大大提高。当然不能说东京市民选举石原慎太郎当市长就是为了给他提供实现右翼政治主张的机会，但不能不认识到：右翼政治家在日本公众中的形象已经和3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章谁是君子？——日本右翼不好惹 2、“鹰派”那些事

在2010年10月31日的《齐鲁晚报》上，有这样一段报道：“2010年10月，日本右翼围绕钓鱼岛所进行的示威游行活动，让许多在日华人大吃一惊——白刷刷的一片日之丸旗，几十年来罕见。而在日本右翼发动的一连串活动的背后，是日本的所谓鹰派政治家。他们当中，既有位高权重、被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前原诚司，也有长期煽动民族情绪的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还有为右翼摇旗呐喊的‘美女作家’樱井良子。”

这些人就是日本的右翼人士，也被称作“鹰派”。

在《环球人物》的描绘下，“民主党之鹰”的前原诚司，其形象跃然纸上。

前原诚司196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他读初中二年级时，在京都家庭裁判所工作的父亲，因投资房产债台高筑而卧轨自杀。从此，失去家庭经济来源的前原诚司，和母亲、姐姐艰苦度日。夏天，他只能在没有空调的家中，挥汗如雨地学习。1983年，他考入国立京都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师从日本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高坂正尧。高坂正尧是一位重视海洋战略的学者，二战后曾提出，日本应该以英国为师，“学做海洋国家”。老师的学术观点深深影响了前原诚司。大学二年级时，前原诚司崇拜上了日本历史上另一位主张做“海洋大国”的人物——明治维新时期的武士坂本龙马。他读完了八卷本的传记小说《龙马来了》，立志要像坂本龙马一样，成为“受天命之托而改变日本的政治家”。

1987年大学毕业后，在高坂教授建议下，前原诚司进入松下政经塾，学习从政技巧。这是一家由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资助举办的政治训练所，目的是培养保守派的“政策新人类”，被称为“保守政治家的摇篮”。1991年，29岁的前原诚司成为京都最年轻的地方议员。1993年，他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1994年，经朋友介绍，他与在人才公司工作的爱里相识，两个月后结婚。

为了在日本政坛脱颖而出，前原诚司为自己选择了“民主型鹰派”的道路：没有世袭背景，拒绝金权政治和暗箱操作，以强硬立场引起选民关注。2005年9月17日，民主党进行新一届党首选举。43岁的前原诚司深知自己没有菅直人那种老政治家的根基，便独辟蹊径，讲述了自己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经历。这打动了许多议员的心。“这小子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和以前的老头子们不一样”，成了议员投票给他的最主要理由。他以2票的优势险胜，当选日本民主党党首。

2005年12月初，被称为“民主党之鹰”的前原诚司，开始了他就任党首后的首次出访。他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提出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允许自卫队派兵海外，并行使“集体自卫权”；他还声称“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有必要采取毅然的态度予以对处”。这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美国媒体称其为“日本最鹰派的政治家”。

2009年8月31日，民主党在日本大选中获胜。由于民主党现任党首菅直人出身于街头政治活动，对外交、安保等事务并不熟悉，因此他出任日本首相后，不得不倚重精通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前原诚司。2010年9月17日，菅直人宣布任命前原诚司为外务大臣后，美国当即对这名“亲美派”外相表示欢迎。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与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会谈时称：“前原诚司是我的老朋友，在华盛顿也有许多熟人，非常关心美日关系发展，我们十分欢迎他上任。”

前原诚司任外相时主导了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全过程，导致中日关系迅速恶化，最后因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丑闻而被迫辞职。按日本共同社说法，向前原捐款者是一名72岁的旅日韩国女性，在京都市经营一家烤肉店。自民党议员西田昌司说，前原4年间接受这名女性20万日元（2440美元）政治献金。前原则说，他认识这名女性多年，但不知道自己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曾接受她的捐款。

2010年10月16日，由于不满日本被迫释放在钓鱼岛海域扣押的中国渔船，日本右翼在东京实施“包围中国大使馆”行动。在这次活动中，一名个子矮小、脸颊瘦削、总喜欢把头昂得很高的男子，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他就是日本右翼组织“奋斗日本”的核心人物、63岁的田母神俊雄。

在崇尚武力的日本右翼团体中，田母神俊雄是少数拥有完整从军经历的人。田母神俊雄也以此为荣，即使现已退休，每次露面，他依然重视仪表，走军人正步。在一群穿戴五花八门的右翼分子中，他是最醒目的，因此被右翼奉为“军神”。

田母神俊雄的身高只有162厘米，这严重影响了“右翼军神”的“威严感”。所以他总是尽量把胸挺得很高。一次，媒体问他：“最近很多人批评你发言不慎重，你怎么看？”他十分惆怅地回答：“我的问题，不在‘慎重’不够，而是‘身高’不够（日语中慎重与身高发音相似）。”

田母神俊雄1948年生于日本福岛县一个普通农家。其姓氏来源于当地祭祀的稻田守护神。她的母亲性格严苛，对年幼的田母神俊雄管束很严。当地十分讲究“棍棒底下出孝子”，田母神俊雄就是在父母的怒喝中长大的。日本一位心理学家曾分析说，长大后的田母神俊雄说话、办事动不动就走极端，与他年少时这种压抑、不健康的心理经历有关。田母神俊雄闻言大怒：“正是这种逼压式的教育，才让我产生了责任感，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小学五年级时，田母神俊雄转学到东京。他第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和明治神宫，“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此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立誓要以“奋不顾身、保卫日本”为人生信条。1971年，田母神俊雄从日本防卫大学电气工学专业毕业，进入航空自卫队，在高射炮防空部门服役。训练中，他脑筋灵活。军务之余，他善于和政界人士建立关系。后来，他的上司一接到社会活动邀请，就会说：“让那个田母神去吧。”田母神俊雄在自卫队中的地位逐年上升。

战后长达数十年的和平，使田母神俊雄的“奋不顾身”找不到实现的机会。于是，他把“奋不顾身”发泄到嘴皮上，经常发表强硬言论，成为自卫队中典型的“鹰派”人物。

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对田母神俊雄十分欣赏，2002年把他晋升为日本航空自卫队少将，2004年升任航空总队司令官，2007年又升任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相当于空军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发表右翼言论的频率，随着官职的攀高不断提升。

2004年，田母神俊雄提出“要建立能与中国对抗的势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国家，可能存在开发核武器的必要性”。

2008年10月31日，由日本一家地产公司组织的“真正近代史观”有奖征文活动揭晓，田母神俊雄撰写的《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获得最高奖项，奖金高达300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文中，田母神俊雄声称：“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这多多少少可能不是日本人干的；七七事变是在蒋介石和美国共同制造的阴谋下发生的，日本成了受害者，被迫卷入战争。”

此文一出，震惊世界，中韩美对其严词抨击。田母神俊雄的上级、日本防卫大臣石破茂也无法忍受了：“这是合适的举动吗？田母神俊雄，你不是作为个人发言，你是我的幕僚。与政府和上级见解不同的观点，不要拿出来讲。”2008年11月3日，田母神俊雄因“论文事件”被解职，并强制退休。

解职还不到一个月，2008年12月1日，田母神俊雄就跑到东京的外国记者协会上，侃侃而谈：“大家好，我是前航空幕僚长田母神。鄙人乃危险人物。不过，给我5分钟时间，我会让你知道我是如何的稳重。”有记者问他：“如果您是1945年时的日军司令官，对美国也有使用核弹的能力的话，会怎么办？”田母神俊雄竟然肯定地说：“我应该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场的数百名各国记者无不骇然。

此后，田母神俊雄开始组织右翼活动。2009年8月6日，广岛纪念原子弹轰炸64周年，他纠集一帮右翼分子，包围了纪念活动的举办地，并发表演讲：“日本作为唯一的核爆受害国，为了不再遭受第三次核攻击，应该进行核武装制造。”2010年10月，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田母神俊雄又故伎重施，组织“包围中国大使馆”行动。

在日本，有些人是靠攻击中国“谋生”的。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可能一无所知。作家樱井良子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容貌出众，她在日本很有名气。她并不是右翼组织的成员，但她比传统右翼分子的影响力更强。

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樱井良子到处发表言论和文章攻击中国，鼓吹日本要对中国实施强硬政策。樱井良子还曾撰写了一本名为《异形大国：中国》的书。她在开篇就写道：“相邻之国中国的存在，就是老天赋予日本的永远艰难。”她甚至还在一些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根本没有和日本友好相处的意思，想要和这样的国家友好是“很悲屈的行为”。

2007年12月，樱井良子担任日本国际基本问题研究所第一届理事长，并设立了专门的网页在上面撰写专栏。她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在一些杂志上撰文指责中国。迄今为止，樱井良子在《周刊新潮》上先后发表的430多篇专栏文章中，多数是指责中国的。

樱井良子1945年10月出生在越南，她的父母是在越南工作的日本人。出生后不久，樱井良子随父母回到日本，定居在大分县中津市。中学时代，樱井良子又随全家搬到新（音同细）县，在长冈市立东中学就读。高中毕业后，樱井良子考入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樱井良子从偏远的地方，闯进了大都会的高等学府，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在大学期间突然退学，直接跑到美国夏威夷留学。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樱井良子完全凭着奖学金和打工的报酬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坚持完成了学业。

1980年，长相漂亮、文笔犀利的樱井良子出任日本电视台一档重要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从那时起，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她几乎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樱井良子在担任电视新闻主持人期间，就表现出右翼倾向和歪曲事实的“本领”。1996年，她撰写的一篇新闻报道被一名医生起诉，告她名誉损害罪。在审判中，原告的辩护团队认为樱井良子的采访方法近乎于捏造。樱井良子因此离开了电视台，成为一名右翼作家。

1996年10月3日，樱井良子在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教职员研修讲演中，公然否定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她说，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没有强制抓捕女性到前线，慰安妇事件只是一种商业行为。

2007年6月14日，樱井良子所在的历史事实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题为《事实》的整版广告。广告用5个所谓的“事实”，反复强调“没有发现历史资料能明确显示女性被日军强迫卖淫”，“二战时日军强征亚洲女性成为‘慰安妇’的事实不存在”。

之所以要登这样的广告，是因为2007年6月26日由日裔美国议员迈克·本田等人提出的《随军慰安妇决议案》，将付诸美国众议院表决。由于支持议员很多，决议案有望获得通过。不甘心的日本右翼人士，便在《华盛顿邮报》的24版花大价钱刊登了这则付费广告，企图影响美国众议院的表决。

不过，根据《世界新闻报》的报道，尽管日本各大媒体都对樱井等人刊登广告的情况进行了报道，但美国媒体却似乎并不把此事看作一条新闻。记者询问了周围很多朋友，大多数人都表示，“很少看广告”。而偶然看了的朋友也说，今年4月，曾有美国民间团体利用登广告的办法，呼吁人们关注“慰安妇”问题。“可那毕竟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声音，外国人登这种观点算什么呢。”

然而，“事实”却在日本右翼意想不到的地方取得了“成果”。据说，美国副总统切尼读后，认为“内容令人气愤”。他指示助理彻查事件。

作为带头策划这一广告的樱井良子，在历史问题上，可谓是“右”得厉害，她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日本侵略的史实，认为反省侵略就是“自虐史观”，一直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个谎言”。同时，樱井是个地道的亲美派，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但也许是“自虐史观”言论惹恼了美国人，尽管她总是追捧美国，却很少从美国方面得到任何回应。

樱井在残缺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她幼年时便离家出走。她本人结过婚，但不久就离婚了。有人猜测说，是不幸的个人经历让樱井变得十分偏激。也有观点认为，樱井良子反华，并不是她和中国有什么私仇，而是她深受日本传统右翼的影响，形成了歪曲的历史观。

第二章谁是君子？——日本右翼不好惹 3、东瀛一条“狼”

说到日本的“鹰派”人物，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被称作“政坛孤狼”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日本政坛的首相换得如同走马灯，几乎每一位都会在任期中间摔下马来。这些年，坐稳了的只有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而且都是连任了三届。至今，中曾根康弘仍然在日本政界高山仰止，一旦有事，首相、党首到他家拜望是家常便饭。

与之相对，在任期中依靠炒作靖国神社问题和高喊改革而支持率甚高的小泉纯一郎，却成了几乎被忘却的人物。卸任以后的小泉，依然保持了其另类的作风。在2008年他表示不再参加众议院的选举。2009年，随着自民党众议院选举的失利，小泉失去了议员资格，宣布从政界隐退，其政治遗产移交给其子小泉进次郎，值得一提的是小泉在任上本来是“议员世袭”的最大反对者之一。因为这种行为，日本新闻界把他称作“日本政坛的孤狼”。

从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对小泉的态度，大概可以看出小泉转而“甘于寂寞”的原因。麻生曾是小泉内阁中深受赏识的干将，以其鹰派立场依然被任命为外相，可见小泉对其信任。而麻生担任日本首相前，曾专门借打高尔夫球与小泉沟通，借此表达小泉对其支持。

但当选后不久，麻生就与小泉发生决裂式的冲突。小泉表示要向麻生“当面开炮”，麻生则回敬小泉“脑子有问题”。表面上看两人的争执由于一些细节问题，究其根本，却是麻生发现小泉的所谓“改革”纯属花架子，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为了挽救政权不得不返回现实主义的道路。但否定邮政民营化等小泉所标榜的政绩，无疑将给他的威望带来极大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有关小泉的各种报道中，几乎都会谈到小泉对外交尤其是对东亚外交造成的损害。日本《东京新闻》曾分析指出，小泉出访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前后共去了8次，并与布什举行了13次会谈。中国虽然是日本的邻国，但是小泉在任期内只访问了3次，他去韩国的次数也差不多。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评价小泉时指出，小泉最大的责任是煽动民族主义，导致日本国民素质下降，同时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闭塞的困境。

回首过去，小泉对日本政治的“撞击”是最强烈的。2002年1月，小泉不做任何解释便更换了为自己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外相田中真纪子；2003年众议院选举前，小泉逼迫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两位前首相引退；2005年，邮政改革法案被否决，小泉马上解散众议院。面对抗议之声，小泉强硬不减，声称“就算被杀掉也无所谓”、“我就是冷血”。在小泉这种封杀异己的威压下，自民党内出现了小泉派一派独大的情况。

在经济上，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指数三年来上升了66%，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2010年增长了3%。经济复苏是小泉“最雄厚的资本”，也确实有日本人因此得到了实惠。但另一方面，日本财相谷垣祯一承认，小泉留下了很多棘手的财政问题。如日本的财政赤字已达到了GDP的6%，国债达到了GDP的160%。而小泉在经济上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带来了“差距社会”，这对于在“共同富裕”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很多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有一本书曾在日本很畅销，它叫《一个国家的尊严》。作者呼吁日本回归“传统美德”，并抨击全球化和市场“把社会分裂为少数赢家和多数失败者”。有一名叫须藤的日本人，他在一家补习学校工作。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从父母那里要钱，而是靠打工交纳学费，他感到日本社会在发生变化。须藤觉得小泉的改革让穷人多了起来。

在日本政界，家族与派系林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积极扩充军备，政府在横须贺港建造了海军工厂等军工企业，使横须贺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军港”。居住在横须贺的小泉由兵卫（小泉纯一郎的曾祖父）的包工头生意也越做越大，积累起巨额财富，使儿子小泉又次郎（小泉纯一郎的外祖父）产生了从政的念头。1908年，小泉又次郎成功当选议员，开创了三代（包括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小泉纯也）均是国会议员的历史。日本国会一共只有114年的历史，而小泉家族成员在国会占一席之地的日子就已经有94年。

小泉纯一郎的外祖父小泉又次郎是有名的“文身大臣”，从背上到手腕、脚脖子都是龙的文身。小泉纯一郎的母亲小泉芳江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石川初所生。小泉纯一郎的父亲原名鲛岛纯也，出生于鹿儿岛贫困的农村，后与小泉芳江恋爱，并成为小泉家的养子。1937年，鲛岛纯也当选国会议员，并正式使用小泉纯也这个名字，以至于外界经常误以为他是小泉又次郎所生。后来小泉纯也随岳父进入政界，是自民党内著名的鹰派人物，1964年当上日本防卫厅长官。

正是在家族的庇荫下，小泉纯一郎才得以青云直上。小泉家的保姆曾说：“最初的选举是家族和后援会为他（小泉纯一郎）铺好的轨道，他只是坐上去而已。”据日本《体育报知》报道，在小泉的事务所里，政策秘书是姐姐信子，弟弟正也是私人秘书，妹妹纯子也在这里上班。

在《与鬼为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4年6月14日，日本NhK电视台正在按照惯例直播国会参院辩论节目，68岁的民主党议员平野贞夫用一个质询让所有昏昏欲睡的观众精神大振——平野要求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来澄清，新闻界报道的‘小泉总理大臣曾因攻击女性（这是个客气的译法，平野的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强奸）被送进精神病院’到底是怎么回事。平野认为，这不单是小泉个人人格的问题，也关系到整个日本政府的名誉。”

作为反对党议员，平野提出这个质询显然不是要维护小泉的名誉，那明摆着是找碴来的。

根据平野提供的情况，这起事件应是发生在1967年4月，当时，小泉纯一郎在日本著名的庆应大学四年级就读，因在湘南对同在庆应大学读书的一名女生进行性攻击而被神奈川县县警逮捕。此后，小泉被免予起诉，但被迫进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小泉派系的议员对此进行质疑，认为此事纯属谣传。但平野早有准备，不但当场拿出新闻界对此事的大量报道作为证据，而且爆出一条猛料——日本著名记者木村爱二与小泉首相就此事一直在东京地方检察院打官司。令人新奇的是，和流行的名人官司不同，这个案件并不是小泉控告记者造谣或者侵犯隐私，而是木村控告小泉隐瞒历史给日本国民造成精神痛苦，要求精神赔偿！

一国首相居然曾经被送进过精神病院，堪称天下奇闻。不过小泉曾经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件事在日本并不能算新闻。

例如，日本的政经季刊杂志《真相的深层》，曾在2004年4月、6月、10月号连续以专辑的形式对“小泉性攻击”案件进行跟踪报道。凭着日本记者的认真劲儿，竟然把小泉当年入院治疗的病历都调了出来，根据他们的调查，在东京治疗精神疾患的都立松泽医院，的确有1967年4月至6月，小泉纯一郎在那里因“精神分裂症”治疗的病历。

根据日本的相关报道，小泉纯一郎在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曾在松泽医院治疗到6月间，此后，同年7月7日即飞往伦敦开始留学。小泉纯一郎在履历中写自己庆应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实际上他是在由英国回到日本后才完成了庆应的学业。

不过，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小泉不一定真的是有精神疾患，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奇遇”，与他的父亲小泉纯也有一定关系。因为小泉纯也当时担任日本防卫厅长官，而且亲自送小泉入院治疗，很可能是他利用权势胁改了神奈川警署对此案的调查，通过将儿子送到精神病院的方式避免其留下被捕经历。

木村爱二对小泉起诉的案件，双方的辩论集中在小泉当时入院是否因为“对女性的性攻击”，对于小泉入院和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事实小泉一方并未加以辩驳。法庭最后没有认可木村所要求的赔偿，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一点。但是，木村认为，通过此事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小泉的真实面目，没有得到赔偿，实际上官司也是赢了。

作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政坛曾如日中天，被视为日本改革的标志。但随着他的执政无方，日本不但没有走出泥沼，反而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经济上更加债台高筑，其政治形象和支持率日益下滑。

田中真纪子评价日本最近的政治家时，说小渊惠三是老实的“凡人”，娓山静六是当兵出身的“军人”，而小泉纯一郎则是“变人”，对这个“变人”，怎么理解在日本也是个问题，小泉自己说这是“变革之人”的意思，不过也有人翻译成“变态之人”。这种翻译法有些不确切，日语里“变”的意思其实是“不正常”。

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政界因为梳着独一无二的“狮子头”而引人注目。事实上这种喜欢标新立异的性格可能是小泉家的遗传。因为小泉纯一郎的祖父小泉又次郎就是这样一个个性人物，如同黑社会的成员一样，他在全身刺满了飞龙，所以当他担任日本的通信大臣时，就得到了“文身大臣”的绰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渊源，小泉纯一郎对于黑社会也很亲近，他的选举对策本部部长竹内清，原来就是暴力团稻川会的组员。

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罕见的单身首相，他对此的说法是——“因此，只要我不惹上有夫之妇，就不会有麻烦了。”小泉一直和自己的姐姐信子生活在一起，有人说他有些恋姐情结。实际上他早年曾经结过一次婚，做媒的就是上一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纠夫。然而，这次婚姻很失败，小泉离婚后表示再也不结婚了，因为“离婚比结婚费力气十倍”。

或许因为婚姻失败，小泉对子女表现出冷酷的一面。他离婚时有两个儿子，其妻佳代子正在怀孕。结果小泉获得了两个儿子的抚养权，而佳代子获得了腹中孩子的抚养权。然而离婚以后20年，虽然佳代子多次哀恳，小泉一直不让她探望两个儿子。妻子离婚后，没有再婚，一个人把小泉的第三个儿子生下来养大。可是小泉至今为止，就是不认这个名叫“宫本佳长”的小儿子。

2009年，小泉的第二个儿子小泉进次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长相和说话的口气，简直就是父亲的克隆。那么，小泉的大儿子跑哪儿去了？大儿子小泉孝太郎没有接父亲的班，却成了日本的影视明星。2000年，孝太郎瞒着父亲，偷偷报名参加了由石原艺人经纪公司主办的“寻找21世纪的石原裕次郎（已故日本著名男演员，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弟弟）”新星选拔活动。在半决赛中，孝太郎被淘汰了。次年，小泉当选为日本首相，人气冲天。于是人们终于发现，那位被淘汰的青年原来是小泉的儿子。2001年8月，孝太郎从日本大学经济系中途退学，搭乘父亲的顺风车一脚踏进了日本演艺圈，并立即参加电影拍摄。

孝太郎先后主演过《乌冬厨神》、《爱情呼叫中心》等电视连续剧，并参加了《跳跃大搜查线》等电影的拍摄，如今在日本是扣得上手指的年轻影星。

小泉在日本政界说话口无遮拦，有时会当众讨论性交一类的问题，其发言即便在性观念上比较开放的日本，也让人脸红。比如在日本政局会的发言中，这位首相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都这个岁数了前两天我居然会梦遗。当了首相以后身边没有女人——不变的恋人还是自己的右手！”

更离谱的是，在首相官邸会见作为亲善大使来访的韩国影星崔智友时，面对美女，小泉显然有些过分激动，竟然当众问道：“我知道有个温泉很好，一块儿去洗好吗？”此事被崔智友写入自己的网页，还差点在国际上引发外交波澜。

第二章谁是君子？——日本右翼不好惹 4、日本，听我对你说

说完了人，接下来要说点事。这件事并非历史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下，就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不久。

2010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纪念日。1972年的这一天，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排除了国内种种干扰，进行了来华访问建交的破冰之旅，与中国达成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38年后，也是这一天，也就是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17天后的下午3点左右，一辆中国游客乘坐的旅游大巴在福冈市中央区的福冈市议所门前的路上，被日本右翼分子的十几辆宣传车包围住了。这些右翼分子对中国游客乘坐的大巴进行了踢打，并谩骂中国游客。这个过程僵持了20分钟，最后日本警方及时赶到现场，旅游大巴安全地离开。

这个旅行团一共是13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游客。福冈市警方称，正因为这一天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38周年纪念日，所以日本九州各县的右翼团体纠集了50个右翼团体共160人，出动了60台宣传车。这些右翼分子在福冈市内集结之后，在四处游荡的过程当中，碰巧遇到了中国游客的大巴，因此发生了上述事件。

当时，其中一位福州游客倪自德看见一群男子包围着大巴，对车上的日本司机叫嚷，踢打车身，还企图上前拉扯旅游团成员。倪先生冒险拍下了一些视频，第二天下午，返回福州的倪先生拨打了《海峡都市报》的热线，他说回想起来仍然后怕不已。

那天中午，倪先生所在的旅行团前往福冈市政府楼参观。大巴行驶途中，倪先生警觉地发现大巴后跟着3辆汽车，装扮得跟装甲车一样，车头还插着旗子，倪先生发现车上的男子都身着统一的蓝黑色制服，倪先生示意导游要引起注意，那名中日混血的日籍导游安慰倪先生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倪先生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和老伴选择前往市政府楼参观，当他们正观看大厅里播放的电视节目时，突然传出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把他们吓了一跳。倪先生拉着老伴走到门口发现，刚刚遇见的那群男子已经包围大巴，开始踢打车身，倪先生当时便冒着危险举起相机拍摄。

在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那群男子高声对大巴车上的日本司机叫嚷，踢打旅游大巴，还有人爬到车底想抽取零件，随后有市政府楼里的工作人员冲出制止。倪先生看到，当时已经有一大半的旅游团成员购物后返回大巴内，几名男子还企图上前拉扯旅游团成员，但被几名工作人员扑过去制止，日本警方赶到后，驱散这群男子，护送旅游大巴离开。

倪先生和旅行团其他成员交谈得知，除去他们这辆大巴遭到围堵，还有该团的大巴在路上遭到围堵。倪先生表示，这次经历让他以后再也不想去日本了。

据凤凰卫视2010年10月16日晚间报道：周六下午，名为“加油！日本”的右翼组织，在东京六本木附近的青山公园集会，要求解散菅直人内阁、公开渔船事件的录像带、反对中国占有钓鱼岛。据说此次名为“包围中国大使馆”的行动，由日本保守派人物田母神俊雄和前众议院议员西村真悟等人发起，已通过书面和网络形式号召更多人参与，声称要“表达日本人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

集会上，右翼示威人群分为7个梯队，共约1800人，举着用中、日文写的“中国侵略钓鱼岛”、“保卫领土”标语，拿着大喇叭高喊着“反对中国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口号，向中国大使馆行进。

队伍中有不少右翼分子是推着婴儿车、抱着孩子来的。在游行过程中，有两名日本人手持“你们不要对中国人这样”的横幅，打算上前劝说，遭到右翼分子的殴打。下午5时左右，游行人群行进至中国大使馆门前。日本警方在使馆数百米外布置了警戒线，维持秩序。右翼分子叫嚣的“包围中国大使馆”计划落了空，抗议活动从包围改为了眺望。

不仅如此，据日本东京池袋警察署确认，为了钓鱼岛撞船事件，大约100名日本人在东京池袋地区华人区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东京中华街促进会理事长胡逸飞说，池袋地区是中国人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区，常住人口有1万人，华人商铺超过200个。当得知日本右翼分子要再次骚扰中华街，他给东京中华街促进会会员及商铺发送电子邮件，希望大家心理有准备。

他说，上次日本右翼分子闹事的借口就是说华人商铺把货品摆到了门外。“把货品摆到门外不合法，但同一地点的日本人商铺同样也这样做，这不过是右翼分子的借口。但我们提醒华人商铺，在游行当天不要给日本右翼分子借口。”

胡逸飞说，日本右翼势力很小，不是主流。但他们声音很大，媒体往往会注意他们。而且这些人又是不好惹的，如果有媒体批评他们，他们会到媒体单位门口继续闹事。他们背后有某些公司支持，一直以来他们把游行示威当作职业，只有时常出来游行，这样他们才有收入。

阳光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顾梓芹告诉记者：“这几天，东京都警视厅机动队、组织犯罪对策科以及池袋警察署不断来人，说是有4个日本团体递交了申请，准备星期天在池袋车站西口首先举行集会，然后游行。游行的路线有一站就是我们阳光城。”

顾社长说：“警方一方面对我们进行保护性指导，要求我们在那一天把现金等物品收管好，让员工也冷静对待，另一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也会到现场对我们进行保护。”顾梓芹还介绍说，2009年9月26日，曾经有30多名日本人拿着日本国旗和标语到阳光城来骚扰，高喊“坚决反对民主党的外国人政策”、“支那人滚回去”等口号，在这里闹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导致商店无法营业。此外他们还在这里动手动脚，拍女店员肩膀，拉扯她们的衣服，所幸这些举动都被警方及时制止。

他说：“阳光城位于地铁池袋站出口旁，位置重要，同时商店用中国红装饰比周围更醒目。右翼分子的目标是骚扰池袋地区的中国人，他们自然会把我们当作目标。”顾梓芹说，“警方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我们在周日游行时关门，但我谢绝了警方的建议。”

顾梓芹解释：“这么多人在我们门口，势必会影响生意。但我跟警方说，我不能因为有人在店门口游行就伤害我们顾客的利益，如果一游行就关门，我们的生意不用做了。因此，我们坚持开门营业。”

他介绍，上次右翼分子游行让商店损失上百万日元的流水。他们此前买了停业保险，但保险公司却要求当地警方开受害证明，但警方却表示“你们这是政治问题”而没有给证明。周日的游行正赶上日本三连休，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因此他们会再次损失上百万日元，而且向警方要证明也有难度，但他们做好准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他说：“周日那天，我们商店1楼将有9名员工。我跟员工说好，做到骂不还口。他们说的脏话非常难听，但如果我们不予理睬，不给他们借口，我想游行人群不会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的。”他强调说：“周日我一定会在店里应对。”中华街200余商铺均表示冷静迎接“骚扰”。

骚扰事小，只是我们不由得要问：这么深的偏见和积怨，究竟从何而来？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让某些日本人这么瞧不上眼？

这样的疑问，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也有。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日本，但是据他描述，很多地方让他非常失望：1995年10月，水均益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非常庞大，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他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他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

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水均益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他又耐心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看表情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水均益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他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水均益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没有一点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水均益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

还是没有声音。只见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水均益忍无可忍，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

水均益勃然大怒。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他，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这样说。

水均益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机票时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这让他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11月，水均益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是去日本的大阪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他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水均益便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阪市的街头。

但他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他们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水均益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拿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水均益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他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水均益给的车钱，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

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阪的国内朋友来看他。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水均益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录了下来。于是，水均益赶紧把摄像机抱到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他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操他妈！”

朋友告诉水均益，那位司机在他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水均益猛醒——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

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他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刘江永研究员曾做过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我们中国过去遭受了日本那么残酷的侵略，受到了那么严重的民族迫害。我们民族身上有疮疤，这个疮疤谁也不愿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头里去。他认为，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这些并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断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

后来水均益还采访了一位北京的大学生。他问对方，在什么情况下，会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这位大学生想了想以后说：“如果让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话，我会带他去一些地方，比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等，我会跟他谈日本侵华战争，把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是一个诚实可交的朋友的话，他会正视历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认为那场战争不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话，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后来，水均益把对这位大学生的采访放在了那一期《焦点访谈》的最后。因为在他们看来，他的话正反映了今天许多中国青年人向日本发出的信息。根据这些，他们做了一期《日本，听我对你说》的节目。

水均益说：“虽然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当然应该保持客观和冷静。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面对着这一切，我却无法时常使自己平静下来。想起日本，我的心中总会出现这句话：‘日本，听我对你说。’”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国的确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几百万、几千万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刀下成了冤魂。长达八年，日本人在中国的大半个国土上留下了数不清的罪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人的感情上，这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奇耻大辱。中国人善良。这善良就表现在中国人很容易接受曾经凌辱过他们的人的道歉，并与之重修于好。五十年前的事情不仅当时的人不会忘记，他们的下一代不会忘记，他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他们会记得，如此泱泱大国被小小日本蹂躏得片片焦土。而时至今日，日本却连一个正经的“对不起”都没有。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能太顽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在自己的历史上有一个污点，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因此而掩耳盗铃。我们要的其实并不多。我们没有要求你们拿出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我们没有要求你们的首相像当年的前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在我们的亡灵前下跪。我们要的不多，无非是一个说法。有的日本人认为对战争的反省就意味着你们的“自虐”，然而，你们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议当年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吗？你们不是总要为二十多万原子弹下的冤魂鸣不平吗？你们不是还用各种仪式表明你们对和平的热切向往吗？那么，为什么你们就不敢承认当年的日本皇军曾杀害了上千万亚洲无辜的平民呢？日本军刀将中国孕妇开肠豁肚难道不是像广岛长崎的蘑菇云一样残暴，令人发指吗？向往和平的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勇敢地面对一切，它也应该目光远大。然而，日本的顽固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去亚洲各国走一趟吧。去问问曼谷的市民、去访访新加坡的职员、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声，看一看有谁会认为那日本式九十度鞠躬的后面包含的是真诚和善良？！

我想说：日本，听我对你说，你不要太张狂。虽然借助于美国人的鼎力扶持，日本跃居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虽然日货铺天盖地，席卷了全世界，也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但是中国人民经过痛苦的思考，还是发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不能以此而有恃无恐。“抵制日货”的口号并不是某一个中国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并不仅仅是例行的外交辞令；围绕着钓鱼岛的愤怒也绝不会像昙花一般转瞬即逝。

第三章谁占了谁？——钓鱼岛只有一个 1、保卫钓鱼岛

2009年5月2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说：“（钓鱼岛）不存在领土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

中国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黄锡麟说：“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对于2010年9月7日的中日撞船事件，保钓志愿者张立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琉球人、日本人也都确实承认。”

2008年6月16日清晨5点20分，距钓鱼岛七八海里处，“全家福”海钓船全速前进，波涛滚滚，情势紧绷。在第二天的报纸中，中国台湾媒体一句一句地回放那一时刻那片海域的紧张对峙：晨曦中，日本巡逻舰喊话：“全家福海钓船，你们已进入日本领海，立即离开！”

中国台湾基隆海巡队长黄汉松还以颜色：“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这是我们的海域，我们船舶有航行的自由，请不要干扰它的航行。”

事后，黄锡麟回忆起来，仍然显得很激动：“走到距离钓鱼岛6海里到0.4海里这段的时候，双方的对峙最为激烈。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冲突最多的地方。日本保安厅的船要撞我们，我们中国台湾的巡海舰马上冲过去，把他们顶回去。这种动作连续好几次。日本的船还在我们前面蛇形行驶，弄得波浪很大。前面船要蛇形行驶的时候，我就跟船上的人讲：‘小心，小心，抓紧栏杆，快蹲下来。他们又要造浪啦。’”

“喷水的时候有喷到我们，但是离我们还比较远，不造成多少危险。如果近的话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喷我们，我们的海军也喷他们。两边互喷。距离最近的时候，两艘船距离不到两公尺。”

2年前，5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时候，起航的港口一直是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港，目的地一直是钓鱼岛，带队的一直是黄锡麟，保钓船一直是“全家福”号，船长一直是跟黄锡麟合作保钓十几年的老朋友游明川。

作为中国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黄锡麟与同伴们的2008年“保钓”之行虽仍惊心动魄，但较之以往，这一回因有中国台湾的护航舰保驾，保钓船没有落单无援而沦为日方船舰“老鹰抓小鸡”的冲撞欺负。但并非每次都这么幸运。

黄锡麟想起两年前2006年的8月16日，他和已去世的保钓英雄“赵老爹”赵德申携手并肩的最后一次保钓行动。那本是一次包括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在内50艘保钓船的大规模行动，却因陈水扁当局层层阻碍，最终只剩下了5人1船孤军奋战。

保钓联盟中像黄锡麟这样正值壮年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已经寥寥无几，众多20世纪70年代擎起保钓大旗的老将也都年事已高，“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谁愿意接手干？”黄锡麟说。还好，有“老保钓”一直解囊相助。“他们年纪大了没办法出海，就把保钓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2008年那一次，黄锡麟后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绕钓鱼岛的时候我们的船离钓鱼岛约0.4海里。很近，岛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再往前就会搁浅了。要登岛，只有一块可行的海滩，但日本的船就停在那边，我们不敢贸然下去。我们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被抓。虽然我们中国台湾这边有已经待命在那里的外援部队，万一我们人被抓走的话，他们马上会追上去解救我们，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一发不可收拾。我认为我们这次出来最主要就是要宣示我们的主权而已，我们不要有激烈的冲突。”

2008年6月16日清晨6点40分，“全家福”号完成绕岛一周，驶离钓鱼岛。

黄锡麟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情绪很高涨，高喊着‘日本滚出钓鱼岛！’日本保安厅的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离钓鱼岛40海里才返回。”

离开钓鱼岛的时候，黄锡麟告诉船上的保钓成员，“我们还会再来。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除了政府方面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严正声明外，民间保钓运动也一直未间断，从最早的海外留学生，到港台民众，再到两岸三地民众同时参与，从1970年开始算起，已经有41年历史。

1970年底，一本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其中重点提到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在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之间流传。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1971年4月10日，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

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

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

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登岛七人之一的张立昆，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

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中国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2010年9月7日的中日撞船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比画着船只的航向，“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第三章谁占了谁？——钓鱼岛只有一个 2、“大白船”很厉害

根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9月8日的报道：“9月7日上午，一艘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渔5179号’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与那国’号赶到钓鱼岛海域久场岛西北12公里处现场，试图‘驱逐’中国渔船，并冲撞‘闽晋渔5179号’。”

日本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共发生了两次冲撞。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两次碰撞没有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和燃料泄漏。“与那国”号巡逻艇甲板上的两根支柱断裂，“水城”号巡逻艇船体被撞出坑洼，另有五六根扶手被碰断。但其并未透露中国渔船的受损情况。

9月8日凌晨1点左右，日方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将中国渔船和15名船员全部扣押起来。被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是福建晋江人，其出生并居住的晋江市深沪镇港阜村是个典型的渔村。港阜村村委会主任詹灵兴说：“钓鱼岛是传统的渔区，村里渔民经常到那里捕鱼，这是中国的海域，我们渔民为什么不能去呢？”

深沪镇始建于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时称壁山里，宋时称弦歌里，元时始称深沪。在泉州32港的记载中，深沪独占两大港口。1000多年以来，打鱼一直是这个地方的传统生产方式。直到如今，以有2500户居民的港阜村为例，依旧有八成居民靠打鱼为生。

在深沪镇上住了60多年的老渔民陈义，已经有40年的打鱼经历。陈义说他们的村子离深钓鱼岛并不远，300多海里，船“突突”开过去，20多个小时就到了。每个船长都一直严格按照海防线的标识去打鱼。他们的手上和渔船机器上，都有一张海防图，中国的海岸线画得清清楚楚——当然，钓鱼岛也画在其中。而且，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那片海域里打鱼，渔民们从来不觉得，那是日本人的地方。

但渔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年去钓鱼岛打鱼，运气不好是要受气的。因为，日本人的巡逻艇，现在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了渔区，而且，巡逻艇的数量，又增加了几艘。

在老渔民陈义的记忆里，日本人的巡逻艇，是在1972年美国将琉球主权移交日本以后出现的，但那时船几乎碰不到，即使看到了，也就是示意渔民离开，态度相对温和。他们偶尔也会碰见中国台湾的渔民，但日本军舰对中国台湾渔民就不太客气，每次都会拿舰艇搅起大浪，逼迫中国台湾渔民离开，甚至还动用高压水枪。

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把钓鱼岛周围划分为3个巡逻区域：距钓鱼岛12海里的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12-24海里为“严格监控区”，24海里以外为“警戒监视区”。划分这个“警备体制”的目的就是阻止大陆及中国台湾民间船只靠近钓鱼岛。并且对进入“绝对禁止区”的中国渔船和保钓船只，采用撞击、高压水枪喷射等方式暴力驱赶。对于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航行的中国军舰及公务船只，日本海上保安厅通常也是采取尾随监视等方式，全程监督。

据悉，钓鱼岛海域的日本巡逻船均来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第11管区，其本部就设在冲绳岛，在第11管区中，与大陆和中国台湾船只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石垣保安部，“与那国岛”号巡逻船就隶属于这个部门，平时，石垣保安部的1-2艘巡逻船，每天都要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数次巡逻。

据陈义说，以前日本的巡逻艇或者军舰是渔船离岸15海里或者12海里才采取行动，而现在他们渔船离钓鱼岛还有40多海里，日本的巡逻艇就开始靠了过来。最多的时候，五六艘日本舰艇一起靠过来。现在几乎每年都会碰上。陈义说，日本军舰很大，会过来朝他们喊话。“喊什么，海上风大，我们从来没听清楚过。”老陈说，但他们从日本人的动作和语气，一般都会判断出是让他们离开。

如果到了晚上，巡逻船还在船头升起绿色信号灯，意思是要求渔船立即停止航行，准备接受检查。假如渔船毫无反应的话，日本巡逻船甚至会动用枪炮进行警告性射击，军舰会进行驱赶，直升机也会出来，它们会盘旋在渔船的上头，直升机螺旋桨的风很大，刮得人都站不稳。

其实，渔民们最怕的不是这个，他们最怕的是，渔船被日本巡逻艇逼停，这时日本人会带着枪械上来，对渔船检查。“这个时候最麻烦，一查就是好久，搞不好还要没收渔具。”陈义说，打鱼的渔船一旦被没收渔具，损失就是十几万元的事情。为了对付日本人，深沪镇渔民近年来添置的新渔船，船身多采用加厚的高碳钢板，防撞击能力有了提高。

中国台湾花莲县渔民阿祥是一位护送过多批中国“保钓”人士的老船长，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玩过多年的“猫鼠游戏”。他说，日本保安官会用中国话和英语连续喊话，大意是“这是日本的领海，请离开”。这些都是播放事先录制的广播，大意声称怀疑中国渔民有非法捕鱼行为，要求他们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000年，在钓鱼岛附近，阿祥因船上的柴油机出现故障而被迫下锚，当时就遇到过日本巡逻船，还被日本人搜船。

阿祥告诉《环球人物》的记者：“日本仔的管控确实严密，我们贴近钓鱼岛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确实不是个好兆头。”据他介绍：那些“大白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均被漆成纯白色）速度快、船体大，一旦和渔船撞在一起，就如同“砖头砸在鸡蛋上”。

曾被抓到过的一位渔民回来说，不少日本巡逻船上有那种多管连珠炮，打在船板上就像劈柴一样，将渔船的钢板一分为二。而且，“日本仔还在船上装了特制大剪刀，专门用来毁掉渔网”。

第三章谁占了谁？——钓鱼岛只有一个 3、争什么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同年10月25日，邓小平出席了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均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会场气氛陡然紧张。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保钓运动也好，撞船事件也罢，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中国民间的声音显然比政府更激烈。

无论如何，“钓鱼岛撞船”这档子事，我们都要讲讲道理。首先，没人否认，整桩事情绝非谁撞了谁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根据《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0月18日的报道，“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冲击波，在日本政界和民间反复震荡，执政党民主党推卸责任，民间爆发反华示威游行。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举国上下不分政治派别，群起攻击执政的民主党上层决定放还中国船长是“丧权辱国之举”。右翼组织趁势纠集人马上街游行，包围首相官邸，叫喊要定9月24日（放还中国船长的日子）为“国耻日”。那些黑色幽灵般的街头宣传车、高分贝的扩音大喇叭、疯狂的右翼人马（甚至有些人身着战前军服），透过现代媒体镜像迅即传遍全世界。

2010年9月29日中午，在邻近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东京麻布和广尾地区，同血社、大日本胜魂社等右翼组织举行反华游行，游行队伍打着“释放船长是耻辱”、“保卫尖阁诸岛”、“创设皇军”、“粉碎中华霸权”等标语，高呼“垃圾滚回垃圾箱”、“蟑螂滚回蟑螂国家”、“日中断交”等口号，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中国人，与中国断交。

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东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在撞船事件发生后高呼：“日本如果拥有核武的话，就不必惧怕中国了。”在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拥核论”一直是言论的禁区，过去类似的言论会遭到社会主流舆论的抨击，但是这一次，日本的各大媒体全面保持沉默。这些活生生的影像和不断传来的日本各方面的讯息，令中国人震惊。

截至2010年10月2日，除东京外，还有名古屋、京都、札幌等18个地方城市，举行了反华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之大、参与城市之多，为近些年来罕见。

据香港《亚洲周刊》观察到，在这些游行队伍里，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显示原来日本青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已经改变，“日本愤青”开始从虚无网络走上社会街头。

所有矛盾均集中在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

2003年，日本政府宣布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了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租借合同将长期维持下去。在通过“租借”方式获得钓鱼岛管理权后，日本海上保安厅开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构建海上巡逻与监控体系，对中国渔民及“保钓”船只的驱逐甚至抓捕强度也迅速提升。

2005年2月，日本政府宣布将日本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这实质上是对钓鱼岛宣示主权的行为，遭到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而在当时，按GDP计算，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

2008年12月8日，中国海监总队“海监46”号、“海监51”号船曾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范围内实施巡航。此后，日本海上保安厅对钓鱼岛“警备体制”进行了“深刻检讨”，认为必须进一步提升对中方公务船只的警惕。

不久，石垣保安部将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巡逻船数量增加到3艘，2009年2月更是开始使用宗谷级大型巡逻船。这种巡逻船的最大特点是海上续航时间长，不像普通巡逻船那样需要经常靠岸补给，船上装备有数门速射炮，火力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所有类似的海上执法船，船上还搭载有一架直升机和两艘巡逻快艇，形成海空立体监视网。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副幕僚长伊藤明夫中将认为，在敏感的钓鱼岛海域使用大型武装巡逻船“非常必要”，可有效维护“日本主权”。

除此之外，在学术范围内，关于钓鱼岛身世的争论也是十分激烈的。日本学者至今仍坚持1972年3月外务省发表的所谓《我国关于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有权的基本见解》。

日本学者的“基本见解”是：“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列入我国领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但相隔一条深深的海槽。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3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那么，在日本将其据为己有之前，钓鱼岛真的是无人岛吗？

先不说中国，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早有质疑。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经过查阅历史文献，在专著中指出：“明治时代（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他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琉球人、日本人也都确实承认。”

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日本1871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

在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书中使用的名称为“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据考证，《顺风相送》是现存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存有该书的誊抄本）。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只不过因为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军，而且这些岛屿又无法居住，所以没有实质上派人上岛进行管理。

这里面还有一个近代的史料：据日本方面称，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羽毛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请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竖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其实不然，因当时日本政府根本没敢立即批准，1885年日本明治政府反复调查后已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非无主地，而属中国，故未敢轻举妄动。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中国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胜利，中国政府忙着收拾战败的烂摊子，根本顾不上这个实际上住不了人的荒岛。况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真正的海权意识。于是日本政府在1896年作出了拥有钓鱼岛的决议，并划归冲绳县所管辖。二战日本战败，这些岛屿被美国接管，1967年美国决定将这些岛屿交还日本管理，日本顺便接收了钓鱼岛，并且以后就在事实上占有了她。但当时的中国任何政府都从来没有认可钓鱼岛归属日本。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旧金山和约》。二战后，美国和日本在没有中国到场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份和约。“有关琉球诸岛及大东岛协定归还我国施政权的地域之中”，“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后，其自然是日本的领土。”日本外务省还认为，“尖阁诸岛包含在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由美国施政的地区，中国并未对这一事实提出任何异议，这表明中国并没有认为尖阁诸岛为台湾的一部分。”

事实上，《旧金山和约》草案刚一出笼，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国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随后，在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的争议问题上，当初的“肇事者”美国却宣布保持中立。1971年，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即便到了2010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仍就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表示：“美国的政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一个东西，原本就属于甲，但丙拿到手后，没有征得甲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把它送给了乙。然后，甲乙为了争这个东西一直吵架。丙却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自己去抢吧。

钓鱼岛之争，从一开始就有美国插手的痕迹。对此，《世界知识》在2011年5月16日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就现在的局势看，美国要想跟中国单打独斗显然没有十足的胜算，即便打赢了，美国也可能会退出世界第一，这是它怎么都不愿意看到的和能够忍受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挑起一场代理人战争，这样既能消耗中国的国力，又能让自己从卖军火中大获其利。在美国看来，目前在中国周边能够担当如此大任的莫过于日本。”

第三章谁占了谁？——钓鱼岛只有一个 4、一桩小事

下面要说的，原本真就是一桩小事儿。只不过，因为眼下之种种，难以小事化了。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业余收藏家彭令在南京朝天宫一个古玩摊上发现了一本题为“记事珠”的写本。写本书法漂亮，金石字画内容驳杂，尽管摊主要价很高，彭令还是把它买了下来。连他也没有想到，他这本古书摊上淘出来的抄本，居然是佐证钓鱼岛列屿为中国固有领土的重要历史文物！

彭令买后回家翻看，发现书中一些题跋、底稿和信札中出现了署作有“勾吴钱泳”的名款。钱泳号梅溪是清代著名学者，因此彭令由此断定买到了钱泳的手稿。2006年，这一判断得到了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的鉴定证实。2006年春，彭令淘来的这批钱泳手稿在中国书店春季拍卖会上拍卖，起拍价10万元，但是因为太破烂而流拍。那年夏天，经人指点下，彭令把书分成了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和信札四部分，装裱成四册经折装。

可是就在2007年的秋天，他在查考杂记册《册封琉球国记略》时，偶然发现书中记录了齐鲲、费锡章、吴安邦与沈复几位清代人物在嘉庆十三年出使琉球的经历和见闻，书中有琉球红衣馆（妓院）的记载，文字风格写得很开放。彭令想到，前面是三位朝廷命官应该不敢这样写，最有可能的就是最后一位“沈复”先生。

像第一记《闺房逸情》就记录了沈复与夫人的闺房之事。彭令仔细查阅钱泳年谱，发现他并没有到过琉球，所以这本《册封琉球国记略》不可能是钱泳所写，彭令大胆猜测，《册封琉球国记略》很可能是沈复的佚文。

经多方考证，彭令撰写了《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2008年6月在香港《文汇报》连载，据专家研究，佚失的第五记《中山记历》记载的是琉球国轶事。在《记事珠》中，彭令就发现了钱泳自撰的的条目，包括《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六篇。这就证明钱泳是读过的。

中国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蔡根祥研究多年。他主动向彭令索要资料，研究后提出，《册封琉球国记略》应当就是抄自沈复卷五佚文《中山记历》（原名《海国记》）的一部分。钱氏所录的条目跟世传的前四记相对应，由此推断后面的二记也应该是对应的，而且钱泳不仅抄了第五记，还抄了第二记。

这些资料被公开之后，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几个日本人多次开出高价，想买下《海国记》中的书影照片，并要求收藏家秘藏原件30年。彭令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和4页《册封琉球国记略》书影照片后，有海外人士通过中间人跟彭令联系，提出以100万元买文献原件。被彭令拒绝了，他认为中国的古籍应该留在中国。2008年9月，又有两个中文流利的日本女孩到平遥找彭令，称愿意出价300万元买下这些文献原件。

他们的说法是，《海国记》记录了大量琉球历史风貌，对研究琉球历史和风土人情有很高的价值。当时，彭令对文献中的钓鱼岛“密码”还并不知情，但他感觉到了高价背后的隐情，因此他托朋友把文献原件放进了北京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以防万一。

2009年，又有日本人提出用300万购买18页《册封琉球国记略》书影的照片，同时也要求原件深藏秘锁至少30年。彭令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了，他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虽然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其中必有原因，直到2009年10月，在一位中国台湾学者的点拨下，彭令才注意到《册封琉球国记略》中的这段文字：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原来钱泳手抄的这段文字向世人证明：至少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时，钓鱼岛就不属于琉球国（现日本冲绳县），更不属于日本，而是在中国内海！距琉球国国界尚有约一日的航程。所谓“钓鱼岛属于琉球，琉球属于日本，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是历史的谎言。

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司原司长鹿守本教授分析说：“如果日本人得到文献并把未公布的14页文献篡改后公诸于世，30年后我们再拿出真迹，那么文献原件对于记载钓鱼岛在中国内海的史料价值将荡然无存”。

这份文献将向世界人民证明：其一，清人齐鲲、费锡章与沈复等人见到“钓鱼台”（即钓鱼岛）在中国内海的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比日本人宣称的古贺辰四郎于明治十七年（公元1884年）“发现”尖阁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时间早76年。钱泳手迹《册封琉球国记略》经鉴定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书写。这份手稿面世的时间，比日本所谓“发现”“尖阁诸岛”的时间早了61年。

2010年12月20日，这批被海内外专家公认为“钓鱼岛归属中国铁证”的佚文《海国记》钱泳抄本原件，以1457.5万元在北京拍卖，这部从地摊上淘出来的“破书”到的佚文，再到震惊海内外的“保钓宣传材料”，一块璞玉为世人所知历时五年。2010年11月，著名清史专家戴逸着令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组，将《册封琉球国记略》中关于“钓鱼台（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信息拍照，记入史册。

关于钓鱼岛身世的历史文献，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实在是觉得有些没意思——明摆着的事实，还要颠来倒去地重复。

第四章谁在篡改历史？——还南京大屠杀以真相 1、又来砍了吗

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说：“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美国学者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

中国学者说，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要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而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珍视和平。

一个普通的中国观众在看完电影《南京！南京！》后写了一封给所有日本人的信：“你们的首相，一年又一年，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当年侵略中国的甲级战犯，你们向他们鞠躬，为他们烧香，你们认为，这是你们大和民族的骄傲！那么我们呢，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前人交代，怎么向那些被你们集体屠杀、强暴、用作活体实验的几十万中国人交代？”

“斩”在日语里也是“砍”、“杀”的意思，“千人斩”是来自日本武士的一种称号，意思就是这个武士很厉害，杀死了上千个人。武士们都为这个称号而努力。日本民间流行一个故事：有个武士得到了一把新刀，便召集朋友，说我们今夜去试刀吧，大家都表示愿意来看。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看见桥头有一个乞丐睡着了，映着月光看去倒像是个肥壮的人。那么就砍这个家伙试试吧，“唰”地抽出刀来，当下砍了下去，随即又跑回来聚集在一起，说不逃其实也可以吧。大伙问砍着了没有，啊，还真砍着了，还砍到了板桥上呢。那么再去看看吧，回过去走到桥头，站在乞丐前后，那乞丐爬起来喝道：“又来砍了吗？”

这个故事当然是在讽刺武士的懦弱。不过值得指出，这便是“过斩”，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日本辞典里介绍：“在武人执政的时代，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的利钝，于夜间立于静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杀过路的人。”日本诗人还曾歌颂这种砍人的武士：“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

前后600年的武人统治中，这样被莫名其妙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只剩下了这样一个桥头的乞丐，来吆喝一声。这就是日本人的杀人风俗。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中国平民就是被这种杀人比赛杀害的。

1937年12月的南京，弥漫着一种颓败和绝望的气氛。国民党宋希濂部挡在城门，却挡不住潮水一般的残兵败将。十几名日军在教堂发现了无数难民，其中还有大量的中国军人。日军恐惧地大叫援兵，可中国人根本无意抵抗，麻木呆滞地举起了双手……

2011年5月11日，中国导演陆川拍摄的影片《南京！南京！》在美国纽约正式公映。同时，中国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进入尾声，该剧由中美影星参演，制作费超过6亿，这让被《南京！南京！》触动的日本右翼人士神经还未安定下来，又再一次让他们觉得坐立不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是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中国儒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中的“耻”单独拿出来做了一番改良，以符合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信条，也没有中国人那种相信正义的信念。在日本人的眼里，良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则模糊，对于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他们把这些烦恼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他们说是对的，那准没错，那就是标准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轻松松地去干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而从来不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人性之恶。

在这方面表现更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一书，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耻的自杀理论”，认为“知耻、雪耻、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耻的观念从此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二战时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

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

二战时，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曾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历了太平洋塞班岛上的战役，那里不仅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之战，还发生了最残酷的“自杀”事件。塞班岛是一个日本以南2100公里的火山岛，那里埋伏着3万多日本兵，还住着3万多居民，包括韩国和日本人。在这一战中，日本舰队出动了9艘军舰和430架战斗机；美国出动了15艘军舰和930架战斗机组成的舰队。一场历史上最大的舰队之战即将开始。

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把这场大战戏称为“马里亚那射火鸡大赛”。战事的结果是，日本3艘军舰被击沉，其余，全部撤退，美国全胜。但是，在塞班岛上，战争还未结束，甚至，比预想的更加残酷。

日本的自杀式战术才刚刚开始，誓死效忠天皇的3000名日本士兵连夜冲到了美军前线。他们是从海滩、树林和铁路上来的，带着棍棒和刺刀。是野蛮的、原始的进攻。而且差点儿就成功了。但是他们被炮兵队拦了下来，在炮兵强大的火力攻势下他们失败了。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

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在这次战争中，美军伤亡人数14000人，比之前任何一场太平洋战役都多。在近4万名日本士兵中，只有不到1000人投降，其他39000人都在战场上阵亡了。

更可怕的是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叙述，有的父亲亲手把孩子的喉咙割开，然后自己跳崖自尽，还有的母亲在分娩的时候把自己溺死了。有的岛民在自杀前还要进行仪式。有的一家人聚在一起，把手榴弹压在胸前，然后拉掉手榴弹的保险针。一个孩子的尸体浮了上来，接着是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二战结束后，一位英国将领说，我们经常号召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了。

究其原因，除了甘愿为天皇效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在里这样比较：西方军队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依然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无论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而日本军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死到底，在绝望的情况下，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会感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见，日本军人的爱国，是以生命为抵押的。

曾参加了松山战役的中国第8军第103师老兵回忆说，他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不要命”——“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那种投入战斗时像“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死狂”，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在战斗中假定必死而疯狂“求死”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获生的厮杀技巧。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杀事件就是在日本行将战败之际的“神风特攻”行为。日本人准备了几千架自杀飞机和自杀快艇，担任出击任务的飞机只携带单程燃料，而将空余的载重量全部携带炸弹，对敌方军舰的要害的烟囱、机舱、弹药舱等部位进行撞击，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为提高“特攻”的攻击效能，日本人还专门研制了自杀飞机“樱花”号。这种飞机装有2吨多重的烈性炸药，日军为了坚定特攻队员们誓死不回的决心，还采取了一个“绝招儿”：飞机的起落架在起飞后会自行脱落。这样，飞行员别无生路，只能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

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已经有2525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在自杀攻击中送命，日本空军有1387人在攻击中丧命。根据日本的一份正式记录，日本神风特攻队总共击沉了81艘舰只，击伤195艘。根据日本人的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自杀攻击给美国军队造成的损失占到80%。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将近2800次神风攻击导致34艘海军舰只沉没，损坏368艘，4900名海军官兵死亡，受伤者超过4800名。

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建立神风特攻队的大西泷治郎，在日本宣布投降不久自杀身亡。

1945年3月，54.5万美军攻打坚守冲绳岛的日军，这是二战中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一时间，与其被残杀，不如选择自杀的舆论弥漫冲绳岛。为了让冲绳的百姓更迅速地解决自己，日军将当时极度短缺的手榴弹分发给当地居民，鼓动他们宁可自杀也不可被美军俘虏。不少人还收到了两枚手榴弹，按照军队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将第一枚扔向敌人，然后用第二枚自杀。

随着日军节节败退，冲绳沦陷的命运已经注定，日军开始逼迫不愿自杀的冲绳居民为天皇“献身”。据冲绳人战后统计，冲绳庆留间岛的一个小村子130名居民中，有45人被逼迫自杀。仅在由21个小岛组成的座间味村，就有大约1200人丧生，其中402人被日军强迫实行集体自杀。

冲绳战役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万人丧生，包括约1.2万名美军官兵、9.4万名日军和9.4万名冲绳平民。据战后统计，在此次战役中遇难的冲绳居民，多数人并非死于美军枪炮之下，而是被日军强迫自杀或者被日军杀害的。这段沉痛的历史成了冲绳人心里无法散去的阴霾。

在冲绳县博物馆内，至今仍有一件雕塑作品形象地描绘当年日军士兵恶狠狠地用刺刀逼着7个冲绳人自杀的情形。雕塑上面还刻着“日本士兵屠杀平民，强迫他们杀死对方，然后自杀”的字样。现在冲绳岛上的和平公园最高处就是一座悬崖绝壁，走到悬崖绝壁的顶端再往下一看，只见近百米下就是太平洋，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冲绳岛的“自杀悬崖”。

1945年日本投降前，为永久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15年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

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日本政府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虽然各个“开拓团”都架有电话，可是当地日本人都没有得到提前撤退的通知，有大批的日本“开拓团”移民，原本想到大连上船回国，遭到苏联红军的阻击，道路隔断，他们就回头纷纷转向哈尔滨。哈尔滨也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了，大批日本人便涌向哈尔滨附近的方正总部。

各地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有2万多人，因为极其害怕被苏联红军赶上，他们只敢走山间小路。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一路上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子走不动了，就被扔到路旁，或者被推进河中淹死。有些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同路的日本军人开枪打死自己。有人将手榴弹绑在腰上自尽。一些绝望的日本人围坐在炸弹旁集体自杀或自焚。

据当地上辈人叙述：一群再也走不动了的绝望的日本人，有老、有小，也有妇女，决定自杀。他们堆起木柴，浇上汽油，围坐四周，母亲们用白布将自己小孩子的眼睛包扎起来，男人们开枪，将妇女、儿童和老人一一射杀。随后，男人们点火，自己再举枪在已经熊熊燃烧的火堆旁自杀。

追随着战争的脚步，瘟疫随后到来。到1946年春，来到方正的日本人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有1000多名是孤儿，后被中国家庭收养。

第四章谁在篡改历史？——还南京大屠杀以真相 2、不能否认

日本人把自己不当回事，他们不会同情弱者，也自然不会把别的民族当回事。把自己当作机器，把别人自然当成草木瓦犬，这样的生命意识，确实让别的民族不寒而栗。

然而，日本真正让中国人心寒的地方，不是你曾经杀过多少中国人、手段有多么残忍，而是时过境迁之后，你翻脸不认账——否认侵华、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坦白了当时的暴行。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1937年8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12月13日：33联队的1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2到30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地刺杀了中国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现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者，不计其数。

12月15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着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12月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攻占南京的日军共计6个师团、3个航空队和海军1个舰队。陆军中支队、联队、中队之类，总共不下30支队伍。外贺关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队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担架兵，行动受到限制，不能像随军记者可以根据需要到各处采访。所以他看到的仅是中华门外、宿营地、太平门外、下关等处屠杀俘虏和平民的实况。

关于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的市民问题，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中这样写道：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

该书由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所著，由日本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委员会编。赤星义雄在该书中又说：12月14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起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楚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赤星光雄所见到的扬子江中、岸边中国军民的尸体，是第6师团在上新河等地所杀害的。“此一暴行我已在《铁证如山》一节中论述。”赤星接着说，“看来至少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死尸之江’。”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如下：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我看到坦克发出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迷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感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

铃木二郎所说是日军在光华门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惨状。中国军队在城里准备进行巷战。但因唐生智下达了撤出南京的命令而未进行巷战。然而一经被日军发现便当即一一屠杀。铃木二郎又描述：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直向俘虏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把我错当成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幅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

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就俘虏中国官兵的“战绩”发出一篇新闻电讯稿，其中说：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城南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乎吃惊发愣，以至于我方由于人少是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

这么多的俘虏日本军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横田记者曾在电讯稿中提到给这些俘虏吃饭就是大问题，但未报道处理结果。两角部队指的是第13师团第65联队。该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后来在回忆录《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398号）中对如何处理这批俘虏做了回答：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

甚至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荻洲部队长荻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电训是“好好谋划！”这一道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示后，发来的电训也是“研究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暧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到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2万俘虏。

……再说，无论哪一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么都干了。

秦贤助说“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不完全准确，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接近南京城便开始了。

根据《现代快报》2007年12月13日的报道：早在1999年1月，美国政府就成立了IG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然而，IG起初的研究对象只针对纳粹德国，并不包括日本。后来之所以将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缘自美国国内的多种呼声。例如，美国西海岸众多的华裔人士一直在关注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199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一书反响强烈。再如，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的问题也非常关心。再加上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当过日军战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呼吁，美国政界也逐步改变了态度，将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到目前为止，IG已经解密了10万页有关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罪行的文件，涉及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惨案等种种细节。

例如，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由美国记者德丁发回的报道：“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日军占领下关门后，对守备队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尸体在砂袋间堆积如山，高达六英尺。到15日深夜，日军还没有清扫街头，两三天中，军车来往频繁，常常在人、狗、马的尸体上碾转而过。”

例如：日本军医保坂晃的日记，1937年11月29日，常州。“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统统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例如，1938年1月17日，广田弘毅电报：“几天前回到上海以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的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包括强奸年幼的儿童，对市民无情的残暴，这些内容持续地从各地报道出来，而这些地方的仇恨和杀戮仅仅在几星期之前才停止。日本军队在别处的这些暴行，令这里（上海）（良心）较好类型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羞耻，这种羞耻感更因为本地日本军人的系列疯狂行为而加强。今天的《华北日报新闻》报道了一个特别令人厌恶的事例：一个醉酒的日本士兵，因为找不到想要的妇女，开枪打死了3名超过60岁的妇女，打伤了另外几个手无寸铁的市民。”

上述这段文字是以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的名义，从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这封密电被美国情报中心截获并解密，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这是目前搜集到的最重要的日军在南京屠杀居民30万人的铁证之一。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表特别通告，宣布设置由中、美、苏、英及法国、印度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5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了诉讼，这场诉讼后来被称作“东京审判”。

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审判时，攻占南京的日军主帅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这样轻淡地描述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我在南京之战中小心谨慎，但在当时忙乱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冲动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

松井石根的“轻松”假面很快被美国牧师拍摄的历史胶片戳穿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攻占南京时留在南京城内，他目睹并用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的兽行，当这段一百零五分钟的历史影像作为证词在法庭上播放时，世界震惊了，连现场的日本记者都连用三个“惨”字来形容，日本记者写道“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高文斌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官，当年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时，他在搜寻材料中发现了两名参与大屠杀的漏网战犯，高文斌回忆：“一次，我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这张报纸在1937年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官持刀而立，他们刚刚进行了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头多。”

高文斌立即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汇报，经调查审讯，两名日军少佐在向南京进攻时，相约进行杀人比赛，共斩杀中国军民253人，两个杀人狂魔被从日本解回南京，由中国军事法庭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后期，远东法庭围绕着对战犯是否判处死刑曾发生过分歧，11名法官中，因有些人所在国未受日军蹂躏，不赞成对战犯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等慷慨陈词，力主严办首恶，最终以六对五的微弱表决优势，将7名日本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审判书中，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受害的中国人民，写下了十多万字。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948年12月22日深夜，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日本甲级战犯，先后走上了东京“巢鸭”监狱内的绞刑台，他们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和木村兵太郎。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与日军大小战斗16.5万多次，歼敌150万，占二战日本阵亡人数的70%。与此同时，中国山河破碎，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鲜血。蒋介石在日本正式投降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十年以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一些经历南京日本投降仪式的中国官兵记得，这场仪式只有15分钟，但为了这短短的15分钟，四万万中国人却为此奋战了整整14年。

事实上，日本许多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人没有受到追究，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缺乏了解。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还有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

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证据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的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联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绝大多数的军人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陆军参谋出身的计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8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很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踞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两千余名日本兵。

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后来给蒋介石做过顾问。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蒋组织，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更不能出国，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中国台湾船只偷渡去中国台湾的。

2007年1月3日，一位让中国人尊敬的日本老人，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逝世，终年95岁。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很多中国人自愿地竖起一个他的遗像，这是他当年鞠躬和跪地谢罪的地方，如今，不少中国人在他的遗像面前鞠躬告别，表达对这位“昔日敌人、今日友人”的敬意。

1987年，一个日本人来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鞠躬”，他不但对死去的遇难者墓碑不停地鞠躬，而且每见到一个中国人，不管对方是工作人员还是参观者，也都深深鞠上一躬，一边鞠躬，还一边喃喃自语：我是东史郎，我是一名东洋鬼子！我是来谢罪的……据说，那天这个日本老兵东史郎整整鞠躬了三小时，以后多年，东史郎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死难者表示悼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

这个名为东史郎的老人，191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中日卢沟桥事变后，当时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是日军第16师团步兵20联队上等兵。在他的日记里，当时年轻气盛的东史郎也和其他青年一样，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他入伍前曾经这样写道：“嘿，我们日本人！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

东史郎在他的中，曾经勾勒了他出征时的景象：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天皇思想狂热煽动得热潮高涨，在无数条随风摇曳色彩鲜艳的彩带与胜过怒涛的感动、兴奋的叫喊声中，激情澎湃地走上了出征中国的道路。后来他回忆，只有他的生母的激励与养母的哭泣和国民完全相反，可是在日本狂热的侵华战争口号中，没能牵动他对战争与人性的一点点思索。

作为上等兵的东史郎，来到中国先后参加了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战役。每到一处，他无不见识和参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和暴行，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向中、美、苏、英、法等国家无条件投降，已经是军曹的东史郎，带领几个日本兵从浙江慈溪押送一批武器前往上海缴械，当他们的船只到了十六铺码头时，负责接管的中国军官一眼就认出了东史郎，他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巧合的是，这位中国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藏身在重重死尸之下，从万死里逃生，可是历史又安排了他们的再度见面，面对这个中国军人的灼灼眼神，东史郎万念俱灰，日本军人对待俘虏的行迹让他万念俱灰，只求速死。可是那个中国军官却告诉他，中国人一定会惩罚战犯，讨还血债，但是不会用仇恨对仇恨。

那个中国军官的宽大，一直深深影响着东史郎，回国后，他先后开办企业，有电影院，还有丝织厂等，也娶妻育子，生活算是十分幸福。他经常对别人说，是中国人的宽恕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对自己以前在中国的侵略行为，东史郎永远不能原谅，他多次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还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987年，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在这个日记中，东史郎记录了他当时的战友桥本光治在南京原最高法院门前用邮政袋杀人的暴行。

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作为当事人的桥本光治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1993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操纵下，这位桥本光治状告东史郎等人“证据不足，损害名誉”，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三次判定东史郎败诉。

2005年，东史郎刚刚完成双腿动脉硬化手术，气色和精力明显已不如过去。但他还是办好了出国护照，并兑换好了钱币，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允许，终究未能成行。曾七次赴南京谢罪的他，打算最后一次到南京谢罪。他在日本京都府丹后半岛人町自己的家中，专程委托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南京人民再一次转达自己的忏悔与谢罪，去南京再一次谢罪忏悔，最终成了他未竟的遗愿。

他得病之后，曾多次表示，要在人生行将结束前站出来，披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战争罪行，还历史以真实，希望日中两国世代永远友好和平。他坚持认为，日本必须正视和承认这段历史，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才能发展真正的中日友好关系。就这样，拥有着承认和忏悔这两样品质的东史郎走了，而继承他的日本人，越来越寥寥。

第四章谁在篡改历史？——还南京大屠杀以真相 3、教科书“云里雾里”

以日本2010年度出版的教科书为例，通过翻阅日本40余种历史教科书，除了扶桑社的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日本历史教科书中都能提到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教科书通常使用日军进入南京的照片，但没有一本书中采用了南京市民被日军残害的照片，而日本学生们在这样的教科书中，根本找不到日军残暴行为的具体痕迹。

而在扶桑社的教科书中，提示战争概括如下。“日军攻克了中国首都南京。……因为南京战是激战，两军死亡人数在10多万。当时，在南京有20万一般市民，这些市民几乎都逃到‘安全区’避难，所以避免了大的受害。占领南京后，日军对南京的‘良民’进行了保护。”

这40多册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通常都包括正文、注解和照片。正文记录平均为2到3行，不到百字。其中，记录较详细的是实教出版社的《现代日本史B》（B代表从古代到现代的整体史），文中不但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情况，还引用了日军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和美国《纽约时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记录较少的是桐原书店出版社的《新日本史B》，尽管在注解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但正文中只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一句话带过。

日本的教科书中很多对南京大屠杀附上了注解，而且注解的篇幅普遍长于正文描述。正文一般都是笼统地说一下曾经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注解中则分为两部分，一是稍微详细地扩展了日军到底在南京犯下了什么罪行。二是介绍中日两国不同的学者之间对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数字的差异。几乎所有介绍了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的教科书中，在介绍中国官方说法“人数”的同时，也补充了日本学者间的不同见解。多数教科书中使用了20万人以上的说法，但只有扶桑社等极少数书中使用了受害人数还在争论中的暧昧论调。

日本学者把南京大屠杀概括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和“南京事件”三种。一般认为，虐杀可以译为中文的屠杀。有的日本学者承认屠杀，但对是否构成“大屠杀”表示怀疑。有的则干脆省略具有揭露罪行实质的“屠杀”二字，而简化为“南京事件”。用词的不同，实则反映了不同学者对此事件认识的差异。在这40册教科书中，大多数同时采用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说法。这也可以被视为混用和概念不清。

除了用词之外，对辅助照片的运用也值得注意。介绍南京大屠杀史，通常使用日军进入南京的照片，而没有一本书中采用了南京市民被日军残害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实教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日本史B》和《高中日本史》书中的注解处，提到了位于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文中说道“纪念馆内展示了被日军杀害的30万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情况”。这样的叙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更多真相的窗口。但是这种尝试在现行的教科书中还只是凤毛麟角。

在介绍完南京大屠杀后，教科书中都使用了“但是”一词，“但是，日军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时日本百姓对此并不知情”等。看日本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不能光看正文，还要看与上下文的衔接。因为编委们试图通过上下文向学生暗示导致日军侵华战线扩大及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那么，导致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各教科书中均未给出明确答案，而是采用了所谓“背景介绍”。背景介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写“从卢沟桥事件以来，日军在中国战线不断扩大，一路南下到达上海，随后又占领首都南京”。另外一种是“卢沟桥事件后，国共两党组成统一战线，日军遭到了中方的顽强抵抗”。

例如：山川出版社

正文：1937年（昭和十二年）1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日军杀害了包括非战斗力量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南京事件），随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注解：关于被杀害人数，有从数千人到30万人（目前中国的官方见解）的各种说法。尽管说法不一，但至今实际情况仍不明了。

日本各出版社还配套出版了教科书的教师用书和学生练习题集。比如三省堂出版的《高中日本史B》的教师指导资料中，就分析了产生南京大屠杀的五个理由，具体为：“一，日军对士兵尊重人权观念教育的欠缺。二，日军特有观念认为被俘虏是最大侮辱。这一观点也反映在对敌方俘虏的做法上。三，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蔑视。四，无视补给不足，以现地征集为幌子的掠夺。五，对（侵略）战争的目的不明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加剧了日方的怨愤。”

该书还特别补充说明了“虽然日本国内以田中正明为代表的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但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观点。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等人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屠杀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另外，三省堂、实教出版社等的习题集中，都通过填空题等强化了学生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比如实教出版社的题目是这样的，“侵占上海后日军向内陆侵略不断扩大，发生了民众屠杀事件（请回答代表事件），此外还使用了掠尽、烧尽、杀尽（请回答这被称作什么）的作战方式。”

以上介绍的都是一些被认为有历史良知的出版社的教师用书。

在教科书的事项解说中，编委们还对南京大屠杀作了单独介绍。原文如下：“南京事件，是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在6周时间里，杀害多数南京军民并被世界非难的事件。……今天，中国政府的说法是30万人被屠杀，但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南京的最大人口，几乎没有研究者支持这一说法。研究者对受害人数的见解分为三派，大屠杀派认为10万到20万人，中间派认为1万人前后，虚构派认为几乎不存在不法杀害。现在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午后。书社！

扶桑社的解释方法是欲将焦点集中到人数争论上，而其他很多出版社的材料中则认为“虽然关于受害规模还有不同说法，但攻占南京后的非战斗时期，多数中国人部分男女老少被杀害的情况是事实”。

很多日本的历史学家曾评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在历史和世界和平面前不会成功，笠原十九司教授在《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曾说过：“在历史学研究中，由史料所证实的历史事实是研究的共同出发点，这是最基本的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南京屠杀作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界的定说，南京事件的论争，也应该从这里出发。”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第四章谁在篡改历史？——还南京大屠杀以真相 4、中国人要的不多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3500万军民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友好相处，表示作为国家不要求日本作出战争赔偿。但多年来，中国以德报怨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就当年的侵略战争向中国表示过书面道歉，也没有向广大受害的中国民众表示谢罪。

2006年9月9日至15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第五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71岁的大江健三郎从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日程显得过于繁忙，但大江健三郎一再表示：他要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作演讲，要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12日，他来到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老人一言不发，而在座谈会上，他说：“我要把中国人的宽容带回日本。”

访华前，他接受专访时回忆：“我从12岁开始读鲁迅作品。那是1947年，看了一本《鲁迅选集》。当时读得不是很懂。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故事。我出生那年，也就是1935年，一位朋友送了母亲这本书。母亲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1937年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2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母亲就把那本《鲁迅选集》藏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取出来送给我。”

后来，他读了鲁迅的、、等作品。他现在还记得阅读那些作品时的感受。“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我叔叔曾在中国做过小生意，有一次他为我们做了中国样式的馒头，听说我正在阅读后，他就吓唬我说，作品里那个沾了血的馒头和厨房里那几个馒头一模一样。听了这话后，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感到阵阵绞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内心的绞痛”。

大江健三郎曾说过：“我们全家受中国古典作家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反对日本皇室的对华侵略政策。我父亲一再提醒：‘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的学生！’”在50年的创作生涯中，大江一直在读鲁迅的书。

大江先生在197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构建了一个通过现世的革命和建设建成的乌托邦。他说：“这个乌托邦源自于毛泽东的根据地。我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接触过根据地。后来在大学里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我就想，我的故乡的农民也曾举行过几次暴动，最终却没能坚持下来，归根结底，就是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可是日本的暴动者为什么不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呢？如果建立了根据地，情况又将如何？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并且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在中国，他还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这给当时25岁的大江健三郎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当时他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应邀访问中国。他回忆说：“一天深夜，我正打算睡觉时，中国同事告诉我：我们可能还有活动。不一会儿，有人带我们进入一座大楼的一个房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角，旁边还有一名翻译。中国同事和我们日本客人都围着桌子坐下，我坐在毛的对面。我看过毛的著作，因此我发现，毛经常引用他自己的著作里的话。周只是频频点头，几乎不说话。大约1个小时后，毛突然停止讲话，两眼紧紧盯着我，并对我说：‘你年轻，贫穷，你将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他说完离开了房间。”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叶渭渠回忆：“大江第二次到北京是1972年，因为之前他在国内表现得非常直率，所以来中国前，日本官员就跟他交代了，让他只带着‘眼睛’和‘耳朵’来。2000年大江第三次来中国，他说：‘我终于可以带我的嘴巴来了。’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他说日本侵华这段历史一定不能被遗忘，他也反对小泉修改宪法。第四次来，他就是专门来拜访中国作家莫言了。”

2005年10月，巴金去世时，大江于翌日清晨发了唁函。他在唁函里还提到了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9日他在北京演讲时表示，日本应改变毫无反省的现状。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日本国民对曾经的战争行为做出深刻反省。他说：“极端国家主义又在日本国内重新高涨，这使我对日本的走向感到忧虑。”

12日，大江健三郎来到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他5次访华中首次来到该馆。面对30万遇难者的亡灵，他也许备感沉重，感受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表达，参观中，一句话也没说，唯一的动作就是听解说时不停地点头。

13日，大江和南京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们座谈，当时有学者认为，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要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而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珍视和平，大江听后表示，加害方只有认识到自己当年的残暴、侵略和罪行，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大江说：“我回到日本，要把这种宽容告诉日本年轻人。如果加害者们不反思，就达不到宽容所期待的目的。”

“中国人的宽容”，并不仅仅挂在大江健三郎的嘴上。如果你去过中国江苏省泗洪县朱家岗烈士陵园，或许会更有体会。因为在那座庄严肃穆的安葬了73位抗日烈士的陵园内，还埋葬着13个日本士兵的尸体。全世界唯一的“敌我共墓”陵园，已在泗洪县安静地躺了60余年。

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孙彬走进了泗洪朱家岗烈士陵园。一进入大门，路两边是翠绿的青松，高大的纪念碑在青松翠柏下更显得庄严肃穆，73个墓碑就位于纪念碑的后面，上面刻着抗日烈士的名字。墓园西北角就是13个日本士兵的遗冢。

65岁的李松科老人，也是泗洪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他告诉记者，1942年12月10日，日本侵略军与新四军在泗洪县曹庙乡境内的朱家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新四军歼灭日本侵略军平林师团280余人，粉碎了敌人33天“大扫荡”，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有73名指战员为国捐躯。

为了纪念这些革命先烈，1943年10月10日，抗日军民建造朱家岗烈士陵园，立碑建亭，修筑公墓。鲜为人知的是，由于战败的日本侵略军仓皇逃跑，13具士兵尸体没来得及抢走。战斗结束后，淮北抗日军民也将这13具尸体收殓，埋葬于陵园一角。此后，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为此事专门立碑，墓碑后是这13位日本士兵的遗冢，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至今这些士兵的亲属也没有来过。

曾亲身经历那场残酷战斗、亲眼见到战友壮烈牺牲情景的老战士张崇芳，倒是经常来看望自己故去的战友。他说：“尽管这13名日本士兵是侵略者，但他们却是战争狂人的牺牲品。他们葬身在他们用枪炮不可能得到的土地上，也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铁证。只要日本人来到这块墓地，这里的一切就足以让他们内疚和反省。”

张崇芳说，允许侵略者的尸体埋在自己卫国战士的身旁，长眠在曾经侵略过的中国，这需要的勇气，并不比承认侵略来得小。

事实一直都摆在眼前。你们制造南京大屠杀，让血流成河、尸骨遍野，而我们收养你们的战争遗孤，埋葬你们的士兵——结果，中国人换来了什么？

一个普通的中国民众，在观看了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南京！》后，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给所有日本人的信：原谅我，我不知道到底该称你们为朋友、敌人，或者是其他什么。

中日停战已经64年，中日建交也已经37年，但为什么那一句“朋友”还是叫不出口。

请原谅，并不是我们记仇，并不是我们非要抓住过去不放，可那些带血的苦难，你让我们怎么遗忘！

70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飘絮，万古萧疏鬼唱歌。

日本的母亲们，当你们的婴儿安闲地躺在摇摇椅上对你们微笑时，你可曾想到，我们的孩子曾被刺刀挑起，然后狠狠地摔死在地上。

母亲们，告诉我，你们的心不痛吗？

日本的妻子们，当你们为了今晚要吃什么而费心时，你可曾想到，中国的女人们正被你们的丈夫压在身下，凌辱致死。

女人们，告诉我，那是怎样的耻辱？

日本的老人们，当你们可以在家偎着炉火安享晚年时，你可曾想到，遥远的中国，我们的白发苍苍的父辈饥寒交迫地倒在他们的犁上，苍老的脸上血泪横流。

是的，也许，也许你们根本就想不到，那是怎样的一幕幕惨剧。

关于压迫、凌辱、毁灭、破坏、杀戮和鲜血。

你们根本就想不到，南京的惨剧，你们就是始作俑者。

万里长江咆哮，声声是怒，却救不了天下战乱苍生苦；巍峨昆仑泣泪，滴滴成血，也哭不尽南京城里尘埃路。

这就是事实！血一样的事实！在70年前的中国，70年前的南京！

我们从来没想过，把这一切拍成电影，写成书籍，把民族带血的伤口一次次地撕裂给世界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要用你们的生命来抵清你们欠下的债。

是的，我们曾经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宽容。

我们默默地重建被你们烧成灰烬的家园，我们含泪埋下同胞未寒的尸骨，我们一遍遍告诉后代，是“战争摧毁了一切，我们要牢记历史，永远不要重蹈覆辙”。

是的，我们甚至拒绝了你们战后赔偿金，并且希望能够和你们冰释前嫌，永不再战。

只是，因为，因为，你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

但是，请你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们的教科书，用极其不负责的态度淡化了这场战争，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地描绘成“南京事件”，侵略中国被讲成“帮助中国”。

这是多么的荒诞，多么的可笑！

南京的万人坑还在，累累白骨是我们不知姓名的亲人，无数的照片和影像是如山的铁证，见证你们的残忍和疯狂。

这是我们的耻辱，但这更是你们的耻辱！

我们输掉的是城市，而你们输掉的是人性！

你们的首相，一年又一年，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当年侵略中国的甲级战犯，你们向他们鞠躬，为他们烧香，你们认为，这是你们大和民族的骄傲！

那么我们呢，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前人交代，怎么向那些被你们集体屠杀、强暴、用作活体实验的几十万中国人交代？

所以，哪怕你们禁播《南京！南京！》，但我们还有千千万万个张纯如、陆川，虽然民族的伤疤一揭开，就是尖锐的痛，但我们已经咬了牙，铁了心，因为你们一直欠中国人民一个道歉，一直欠世界一句“对不起”。

第五章拜的什么神？——靖国神社有“鬼” 1、招魂社

2005年5月2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说：“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不是罪人，如果在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被说成是件坏事，将会给后世留下祸根。”

靖国神社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问题是里面的灵玺簿上记着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作家余杰认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

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后，1938年3月松井石根复员回国，在伊豆山山腹烧制了一尊合十观音立像，起名为“兴亚观音像”。松井本人还对此像的含义作了解释，说：“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德国《新消息报》的社评称：假如德国也像日本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话，难以想像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据统计，日本全国目前共有大大小小的神社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说到神社，不能不附带说一说寺庙，日本的寺庙同神社几乎一样的发达，而且两者常常同处一地，隔壁邻居。在平常日本人的家庭里，如来、孔子、耶稣基督和当地的土地爷经常搁在同一块牌位下接受膜拜。因为这些神灵，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全请到一起来，岂不效用更大？这就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请来了佛教，却丢弃了佛家的戒律，在日本，和尚和尼姑是个职业，是个人的选择。日本和尚不仅可以吃荤，大部分佛教派别的和尚和尼姑都可以结婚生子，而且和尚可以和尼姑结婚，也可以在同一个庙里修行。更让佛家人士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佛教居然鼓吹杀人为乐。号称日本佛家一代宗师的亲鸾公然提出：“为了达到往生，即使千百人也能斩杀。”在他看来，杀人，就是替对方超度，还是一件善事。

日本人借鉴中国的道教设立了神道教，神道教不是以师法自然、尊重自然、维护个性为宗旨，而是以天皇为核心，将天皇封为天地之主宰，将皇权等同了自然之神，将政权和神权混为一谈，完全规避了道教敬天自然的规范。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自己做了恶事，只要不被别人看见就没事了。即使被人看见了，只要矢口抵赖也可逃避。

每年“8·15”日本战败日，日本右翼势力都通过参拜活动，美化侵略战争。日本的靖国神社旁边开有一家中餐馆，店老板是一位华人，她说，每年重要的祭祀节日，来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人络绎不绝。许多日本人参拜之后来此吃饭，这里是附近唯一的中餐馆。许多日本老人参拜完靖国神社之后，顿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神采奕奕、精神百倍，令她感到惊诧。

靖国神社成立不过百余年，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的意图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1869年6月由明治政府设立。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因此，靖国神社不同于一般的神社，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的军人的神社，它在日本众多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发出“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1952年9月，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

中国作家余杰为了研究和了解日本的历史，于2004年来到日本，来到了东京靖国神社，他对那天的所见所闻是这样描绘的：靖国神社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绿地，且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着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然而，仔细一看，每棵树木上都挂着“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联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

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让人感觉到困惑——这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还是在滋生侵略战争的温床？

靖国神社的大门简洁壮阔，有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参拜道左右两边对称的两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公然宣扬纳粹武功的纪念物。

大门口还矗立着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着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1869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创办“招魂社”，实行军事改革。日本人崇拜军事强人的心态，从这尊塑像中亦可窥见。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咒骂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

日本的治安挺好，平时看不到警察。可是一走进靖国神社，就会有大量的警车，到处都是全身戒备的警察。因为右翼组织的街头宣传车，简称“右街宣”成天在那儿闹腾，警察就是来防止有人闹事的。

所谓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从位于神殿右面的一个叫做“参集殿”的进口进去，里面有上白下绿的神官来收“玉签料”，就是香火钱，一般是1000到1万日元（打零工的工资基本上是800日元左右），再记上账，这里“记账”的意思就是签名。

靖国神社的正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大梁上挂着一面镜子。日本神道不是偶像崇拜，它供的神明无影无踪，不知道什么模样，就一面镜子。你要看看镜子里面有什么，那就是你自己。

神官念完了祭文，从刚才的来路再折回去，刚才驱邪的地方，有一位神官给一小杯日本清酒，喝完了整个仪式也就结束了，移动的距离不超过50米，时间大约5分钟。

这里要纠正一个概念错误，有人以为靖国神社供奉着牌位什么的，那是一个误解。日本神道的神社本身就没有什么牌位的概念。但靖国神社确实有一个战死者的名单，战前是从陆军省、海军省来，战后从厚生省来。用毛笔誊写在纸上，叫做“灵玺簿”，平时存放在一个叫做“灵玺簿奉安殿”的仓库里，就在正殿的后头，所谓“进了靖国神社”的意思就是上了那本名单，而“移出靖国神社”的意思也就是从那本名单上把名字抹了。大殿建于昭和47年，供奉有明治维新以来250万军人的灵位，包括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的灵位。

这个靖国神社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问题是那个灵玺簿上记着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

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这14名甲级战犯分别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

靖国神社还有一个叫做“游就馆”的地方。占地近一万平方米。以前主要陈列从各国掠夺来的战利品，炫耀“皇军”的“赫赫战功”。如今展出的多为战死者的遗物，其中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和“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游就馆”外的空地上摆放着火炮、鱼雷等，此外，还有悼念在战争中殉职的战马、军犬和军鸽的慰灵碑。

游就馆是不是特别公开宣传军国主义呢？专家指出，游就馆里没有一张照片和一句解说词可以简单地让人捏住把柄。它自始至终就不说这些战争（仅比较大的就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是极为“简明扼要”，例如，有一块展览板的题目是：“从日俄战争到满洲事变”，二十几年的历史就只有几行字。

日俄战争的胜利和之后的韩国合并，虽然解决了（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但国际形势并没有停止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本着日英同盟的情谊，我国向德国宣战，在攻占青岛和南洋诸岛的同时协力向地中海派遣舰队以及出兵西伯利亚。大战后，没有批准国联条约的美国想通过华盛顿会议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引进新秩序，但是中国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民族意识和排外感情朝向了打破既有条约。在满洲发生的排日运动和在满日本人的危机感成为了关东军主导发动满洲事变，建设满洲国的契机。

它又是怎么来叙述所谓“南京事件（NANJING I）”的呢？

昭和十二年12月，攻占了南京的松井司令官对麾下部队散发了关于保护难民区和外国使领馆的命令，承诺了“严肃军纪，取缔不法行为”。失败了的中国军队纷纷涌到下关周围，城里的败兵则脱下军装成为便衣队进行抢掠。

在说到台儿庄时又不一样了，人们看到的只是“包围中国大部队”的字样；在介绍所谓“满洲国”时，只能看到溥仪的大幅照片，看到伪满旗，看到大量脸上乐呵呵的不知道是谁的照片，如果不知道历史，大概真会以为那是个“皇道乐土”了。

这就是游就馆的手法：用真实的照片，真实的文物来指东言西，偷换概念。而不提战争的起因，不提日军的残虐。世间公认日军在亚太地区制造的万人以上的屠杀案：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铁道全是这样既不是完全不提，也不是完全否认，而是不知所云地在胡扯。

日本有个名词叫做“游就馆历史观”，与之相对应的是“东京审判历史观”。游就馆煞费苦心就是要推翻东京审判的结果，就是想说那场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不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是强加给日本的自卫战争。

批评靖国神社在日本是个禁忌。2008年，中国导演李缨拍摄了一部名为《靖国神社》纪录片。后来，他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起了拍摄该片的初衷——

1997年，李缨（在日本）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去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现场在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当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日本观众竟响起一片掌声，这就是中国导演要拍摄《靖国神社》的原因。

李缨提到，如今靖国神社已经禁止所有媒体进入内部拍摄，这样一来，所拍的这些素材就显得尤其珍贵。事实上，绝大多数日本人，至今都不知道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就是一把军刀。

在靖国神社中，被日本人顶礼膜拜的神体不是墓碑，也不是匾额，而是一把被供奉在密室中的日本军刀，即所谓的“靖国刀”。《靖国神社》就是用军刀贯穿始末的。曾为靖国神社制作军刀的老刀匠，目前仅存一人在世，影片就是以对他的采访为主线展开。

“菊花”和“军刀”，都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在全长120分钟的《靖国神社》中，日本人究竟是更爱“菊花”，还是更爱“军刀”呢？影片没有直接回答，留给观众自己思考。

众所周知，中日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日本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从安倍到福田，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不参拜”。

第五章拜的什么神？——靖国神社有“鬼” 2、“残忍心”

反对参拜，当然有反对的道理。靖国神社为什么要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这14人又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日本战后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之一、前内阁总理大臣广田弘毅的孙子广田弘太郎曾经表示，靖国神社在1978年开始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前，并没有征求他们家族的意见，他和他的家族反对靖国神社祭祀广田弘毅。

日本共同社援引当年67岁的广田弘太郎的话说，“如果（靖国神社）询问，（我）就会拒绝。”他还说，“我不记得曾同意供奉，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祖父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朝日新闻》也报道说，广田弘太郎在接受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整个广田家族都从未同意靖国神社供奉广田弘毅的牌位。但靖国神社发言人告诉《朝日新闻》，虽然靖国神社曾与一些被供奉者的家属接触，但并没有规定必须要事先征得家属同意才能供奉死者。

广田弘毅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务大臣，1936年1月发表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1936年3月，他在日本右翼军人兵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37年初下台，后又出任外相，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1948年12月23日，身为战犯的广田弘毅在东京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1955年4月，日本政府向这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移交骨灰，只有广田家族拒绝接收。

广田弘毅共有6个子女，现在都已去世，长子就是广田弘太郎的父亲。目前，广田家的家庙设在广田弘毅的出生地福冈县，而家族把广田弘毅的牌位放在了镰仓的一座庙宇内，那里没有广田弘毅的骨灰，只有他的一缕头发。广田弘太郎说，他们家族也没有加入由二战战犯遗属组成的团体。“我祖父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战死者。我认为靖国神社和广田家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日本媒体还曾经披露，已故日本天皇裕仁在1988年一次讲话的笔录显示，裕仁曾对靖国神社从1978年开始祭祀甲级战犯一事非常不满，并明确表示，这就是他此后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日本历史学家羽田也认为，广田家族明确反对靖国神社祭祀广田弘毅的表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二战结束前，靖国神社供奉的都是死于战场的军人，”他说，“这些甲级战犯可能自己都从未想过会被供奉在那里。对广田弘毅来说，这一点更加明确，他是一名外交人士，而非军人。”羽田认为，靖国神社时任宫司（负责人）松平永芳1978年把甲级战犯牌位移入靖国神社祭祀，可能是为了否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合法性。

那么，1978年10月17日其灵位被放进了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究竟是何等出身，生前又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军阀家庭。其父东条英教是一个从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军阀，甲午战争时期任日军大本营参谋，后任《日清战史》编纂部部长。日俄战争以后历任日军第八旅团旅团长、留守近卫第一旅团旅团长、朝鲜京城守备旅团旅团长；晚年从事兵学书编写，著有《战术麓之尘》等。

东条英机自幼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1899年9月至1904年5月，先后在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期间，经历了严格的军事化学习。东条学习成绩不算太好，打架却很厉害，从不服输，被别人称为“打架王东条”。同时，军事教官的“在战争中要勇冲猛杀，视死如归，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的“训示”对他影响很大。

1904年6月，东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4月毕业时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毕业前夕他带领第17期300名学员在皇宫振天府前宣誓：“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之后他来到中国东北，赶上日俄战争的尾声。

1911年至1915年，东条英机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陆军省副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整备局动员课长等职，并坚决支持日本军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东条英机兼任陆军通讯学校研究部部员等职。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任职于参谋本部，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1935年9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来到中国东北，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治安肃正”活动，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6年12月，东条英机晋升为陆军中将。翌年3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参谋长。6月，东条上奏日军大本营，鼓吹“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侵占张家口、大同、集宁、绥远、包头等地，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东条指挥的察哈尔作战，被称作“关东军的闪击战”，日本陆军部认为：“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东条也因此而获得日本政府的第一张“战功奖状”。

1938年5月，东条英机回国出任陆军次官，负责陆军省常务工作，兼任陆军航空部部长、航空总监。至1940年2月，东条就任临时军事参议官；7月就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他担任陆军大臣后，即派遣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并参与提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日本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授陆军大将衔。此前，他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同年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发表战争演说，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号召国民节衣缩食，“一亿国民齐上阵”。临时议会根据东条的要求，通过了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追加预算案。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根据东条英机的命令，陆续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12月8日，美国、英国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2年5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军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6月5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3500人。

1944年4月中旬，为加强中国日军与南洋日军的联系，东条英机命令在华日军执行“一号作战”手令，尽快打通横贯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东条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同年7月18日，由于日本在与美国的海战中屡遭重创，在侵华战争中连遭失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东条英机辞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职务，退出军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2日，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捕入狱。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审判重点，放在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上，东京审判期间出现了两次排队领旁听票的情况，一次是审判东条英机，一次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

当时被起诉的甲级战犯共28人，其中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途中，由于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受害国，因此美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列为头号甲级战犯，在指控日本战犯的全部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个人就占了54项，此前，美国宪兵逮捕东条时，他曾用手枪自杀，他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对记者说，战败后东条深恐为外国拘捕，故手枪始终不离身旁，他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画一墨圈，洗澡后仍将墨圈画回原处。但东条那一枪打偏了，他被送进美国医院，美国大兵献血救了他一命，他醒后说，“我没朝自己脑袋开枪，是怕死后人们认不出我”。

中国的梅汝璈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战犯们的印象：“每个法官座上都摆了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座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其余各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

作为九一八的另一名主谋，甲级战犯土肥原在法庭两年多的审讯中只说过一次话，当庭长问他是否承认有罪时，土肥原回答“主张无罪”，此后再不开口。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

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

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

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答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土肥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另外一名就是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对我国开始了大举侵略，所到之处都实行“三光”政策。到了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六朝古都南京。日本侵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占上海时受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攻占上海后，松井石根在12月1日晚7时，向部队发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

此时的南京已有半数居民和侨民撤离，但还有几十万的居民和少数外侨留下。在外侨划定的国际安全区域内，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12月9日，松井石根命令部队向南京城内空投所谓的最后通牒，并声称：大战即将开始，若中国军队必欲抗战，则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12月12日下午5时，国民党南京守备部队的高级将领弃城逃跑，数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却落入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

松井石根在入侵南京后，下令部队“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之后的六个星期，松井石根带领他的侵略部队在南京制造了一起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此外，令松井石根无以辩驳的证据是外国记者的相关报道：美国记者达丁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描述，“随着日军占领下关，出现了防守部队遭到集体屠杀的事件，尸体被混入沙袋中堆积起来，形成了6英尺高的小山。”

在国际安全区域里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也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里面的中国百姓许多人都被日本侵略军拖出难民营集体屠杀，众多妇女都被多次强奸。当时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创立委员、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教授贝蒂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作证说：“在72小时内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埋葬军民死尸大约30000具……我曾目睹5次强奸事件，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0000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次。”

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后，1938年3月松井石根复原回国，定居在日本东京以南的静冈县伊豆山。他竟然在伊豆山山腹烧制了一尊合十观音立像，烧制使用的泥土是从南京大场镇带回的红土。这座观音像还被起名为“兴亚观音像”。松井本人还对此像的含义作了解释，说：“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观音像不远处还建了一座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设有一座观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观音像前的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还立着两个牌位，写着“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中日双方战死者的祭奠。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仍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模糊这场侵略战争的事实。但是在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松井石根还是不得不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供认。

在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死刑后，其“灵位”被放置在观音堂祭坛的突出位置，祭坛两侧还陈列出许多与松井十分有关的实物，俨然成为一个“松井纪念馆”，之后这里更是成为祭奠包括1068名甲、乙、丙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全体阵亡者”的场所，因此被一些日本人视为“小靖国神社”。

尽管松井石根视中国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但他自己却是一个害怕死亡的人。当他被宣判死刑时，竟然因过于害怕而险些摔倒在法庭上，在《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一书中，对松井石根此时的表现这样描述道：松井石根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竟然在摘耳机时把眼镜也带了下来。他拾起眼镜，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未破损后复又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又脚底不稳，险些摔倒，幸亏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拉了他一把。随后，宪兵像挟小鸡一般，将松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的意味发生了改变。

余杰认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他说：“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分析得更透彻，他认为：“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

事实上，在靖国神社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之前，日本政府和日本战死官兵亲属之间一直有较为强烈的对立感情。日本战死官兵的亲属，固然可以接受为天皇战死的说法，但日本人通常并不把天皇和政府看作一体，我家的人是被日本政府带去的却没有带回来，要找政府算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得罪不得，但要讨好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日本政府就算有金山也无法填补他们的需要。这也是历届日本政府头疼的问题。

但是，靖国神社问题一出，日本政府的头疼就迎刃而解。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老兵家庭的支持，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站到了一条战线。按说，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占有绝对的道义优势，但是具体到日本每一个战死官兵的家庭，无论日军有怎样的罪恶，这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人毕竟是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或父亲，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些普通日本人无论是不是军国主义者都不会讲道义的。

于是，在日本国外的人认为靖国神社有甲级战犯在里面，日本人是要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的人则认为是外国人不让本国政府表达对于为自己战死者的尊敬和歉意，在这一轮的对抗中，日本政客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日本首相支持率不够高的时候去拜靖国神社，也就成了不二法门。

第五章拜的什么神？——靖国神社有“鬼” 3、一个普通人的愤怒

2001年8月上旬，离日本战败投降日越来越近。8月13日下午4点半，当选不到半年的日本第87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身穿燕尾服以首相身份去参拜。

韩国人愤怒了，20名青年人于8月14日在汉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剁小指抗议。报章上开始分析韩国人和中国人对这件事反应的差异。

同一天，下午4点多，一个中国青年人向公司领导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他按捺不住积压许久的情绪，琢磨着做点什么。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都在上班，不愿意一同出来，他只有一个人行动。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抗日影片《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一幕：一个中国人在夜幕下往日本占领区的柱子上刷上“还我河山”四个字。

他准备也这样做，买油漆，在靖国神社门口刷几个字。

靖国神社附近的地铁站叫九段下。一出站，他心就凉了，靖国神社附近到处是警察，黑色防暴警车也停了好几辆。那天他穿的是白色裤子。这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

他先到了附近的公园里，试用了一下油漆。他担心喷不成，又专门买了两罐玻璃罐的饮料，准备把饮料喝完，往里面灌油漆，然后摔到靖国神社里面。但喝完后，发现罐子口太小，灌不进去。

公园里蚊子很多，他有些烦躁。他又犹豫了，万一被抓，他在日本的前程可能就要中断。但他想：如果就这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脸在朋友面前谈论国家大事。

当他再次下决心“干”的时候，他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明天帮他去买机票，这是安排好的第二天的事情。老婆在山西太原即将进入临产期，他计划回国陪伴夫人生孩子。那时候，他喜欢背双肩包。包两边的网袋里各有一罐油漆，远看就像放着两罐饮料。他手里还提了一个纸袋，那里面也是油漆。

到了靖国神社南门，这里没有固定哨所。他趁警察不在的时候，选了一罐黄色和一罐红色的油漆，这是代表国旗的颜色。他先拿出红色的，猫着腰，喷了“该死”两个字，这个字喷在石雕的底座上。石雕是“一个像狗的动物”，看上去张牙舞爪，于是他站起来，把油漆“往狗口里喷”，喷满了，口里像流血一样。

越喷越起劲，他又往里走到门口，再喷了“该死”两个字。这时正好被一个日本警察发现，两个人都愣住了，警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就继续喷，那个警察拿出对讲机说：这里发现一个捣乱分子，请求增援。

不到30分钟，来了许多警察。他把油漆罐一扔，坐在地上。警察问他：你是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回答：中国人。

警察看到他身边的手提袋，问：“这个，可以打开吗？”他就打开了。“背包也能打开吗？”他又打开了，里面没有危险物品。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问我？我还要问你。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被带到了一公里以外的警察局。

4个月后，经过3次开庭审理，他被日本法院以“损坏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

这就是曾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用红漆在靖国神社东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喷写了日语“该死”字样的年轻人，就是冯锦华。他1970年生于山西太原，1994年赴日留学，先在日本学校学日语，后考上日本东洋大学学法律，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公司就职。

冯锦华被捕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公民个体在外国的刑事案件发表意见，冯锦华事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方进行了外交交涉，希望日方考虑政治与历史因素，对冯免予起诉，及时放人。

大使馆还帮他介绍律师，但收费有些贵，被他拒绝了。他的同事出200万日元把他保释出来。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上网一看，国内门户网站的头条都是他的事情，他觉得20多天的“牢”没白坐。在监狱里时，日本警察对他说：“日本的右翼很厉害，我们警察都惹不起，你别折腾。”冯锦华回来后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把刀。

在被拘留期间，办案的检察官就曾暗示冯锦华希望私下和解，可是冯锦华当时还气在心头，表示坚决拒绝。在9月3日保释后，一直到11月19日才开庭审理，延迟这么长时间，检察官也是有意为之，劝当事人庭外和解，并督促冯锦华的律师做他的工作。

冯锦华开始一直没有同意，后来看各方有些诚意，所以就同意试试看，检察官让他写一份书面的陈述给靖国神社。“但当我将写好的陈述书交给检察官后，他看后决定不交给靖国神社，他说你这样写肯定会使他们更为恼怒，还不如不和解了。就是到19日开庭之前，检察官还督促我的律师让我再考虑庭外和解之事。”冯锦华后来对《北京晨报》的记者说。

其实，靖国神社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冯锦华赔偿，赔20.9万日元，冯锦华当时就表示坚决不干，他说：“要是赔偿，就意味着我承认错误，向靖国神社道歉。”冯锦华表示宁愿接受日本法律的裁决，也不愿意向靖国神社低头。

后来冯锦华表示，因为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中国的外交部、驻日大使馆等多次交涉要求日本方面对冯锦华免予起诉并释放，但由于种种原因，东京的检察院还是决定起诉冯锦华，而并不是靖国神社要求起诉的。

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件为什么会上升到刑事案件呢，据冯锦华回忆，主要是他的态度“不好”，比较强硬。事前，冯锦华也向有关人士咨询过这类的损害物件的案件只要态度好点，承认错误，很快就会解决。“如果态度不好，可能就会升级。检察官一直希望这件事情能‘完满解决’，但是靖国神社提出的要求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只好开庭审理。”

那时候，冯锦华留了一头浓厚的头发，戴着大框眼镜，气质上仍像一个留学生。网络上，许多人把他尊崇为“民族英雄”、“中国脊梁”，但他似乎并不符合“粉丝”心目中的形象，许多时候他还在为日本辩护，他觉得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太多。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觉得中国外交、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看人家日本双簧戏唱得多好啊，一边是政府，一边是民间。”“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说话似的，那多恐怖。”

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不冷静之举，然而，事出有因。你我都清楚。

在美国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眼中，日本过去一直是“形象不错”的国家。德国《图片报》在欧洲范围内做的一个调查，甚至将日本选为“最受欢迎的亚洲国家”。但最近几年，由于日本“争常”、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一下子将它的本来面目暴露在西方公众面前。西方主流媒体开始纷纷撰文，谴责日本的强硬外交政策，以及它在历史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

德国《新消息报》的社评称：“二战已经结束60年了，日本始终没有承认历史错误，假如德国也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话，难以想象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绝大多数在联合国工作的国际职员，并不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但亚洲很多国家强烈反对日本“争常”一事，让他们看到了日本以前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有联合国官员甚至惊呼：“日本原来是这样的国家！”

《德国之声》等媒体认为，对于亚洲国家的抗议活动，日本政府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因为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的历史罪行，日本半心半意的道歉是不能让中韩等国满意的。瑞士《时代报》则在一篇题为《历史问题背后凸显日中韩战略分歧》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了日本的真正用心。

文章称：1945年由战胜国美国参与撰写的日本宪法规定，日本自卫队只能自卫，如今这支队伍却出现在了伊拉克；日本潜在的民族主义也因首相小泉纯一郎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而受到肯定……这一切都说明，日本正妄图改变它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德国国际媒体研究所负责人弗罗托教授就说过，以前，欧洲媒体很少关注二战后日本的表现，更不知道日本历史教科书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纷争、在亚洲国家的形象等，欧洲媒体也几乎不做报道。这次日本“争常”引发不断升级，不仅让欧洲媒体了解了日本与邻国矛盾的原因，更让普通百姓认识到，日本不正视历史的行为是不会赢得尊重的。

德国亚洲研究中心安东纽斯博士也说，日本是个很注意自己形象的国家，有详尽的国家形象推广计划。因此，多年来，欧洲人眼中的日本是先进、守信的，日本人也是彬彬有礼的。但近来，日本屡屡犯错，它对周边国家的强硬姿态让日本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很多人甚至认为日本人“不诚实”、“不负责任”、“自大”。这种转变会直接影响日本“争常”。在谈到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立场时，安东纽斯使用了欧洲媒体普遍使用的“修正主义”一词，这本来是欧洲媒体近来在谈论欧洲极右翼试图否定或篡改纳粹屠杀历史时所用的词汇。

美日一直是铁板一块的同盟，可是近来，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媒体上也出现了揭露日本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声音，同时希望美国不要一味偏袒日本。2005年4月11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称，日本首相小泉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寄托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以及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为保证美国政府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不提异议，日本刻意将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的字眼从教科书中删除。日本还不顾周边国家反对，迫不及待地想“争常”，让人怀疑其动机。

文章认为：“尽管日本政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称得上是‘道德败坏’，但美国对此却一贯保持沉默。二战中，中美两国在打击日本军国主义上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二战一结束，冷战开始，美国便不顾中国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的创伤，立即掉转枪口，与日本交好，企图扼杀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中国。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到了美国应该听取中国正当诉求的时候了。”

《洛杉矶时报》这样的文章在美国媒体上并不多见，许多媒体流露出对日本的偏袒。但媒体的关注，以及对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交恶背景的介绍，还是让读者了解了很多他们过去从未听说的信息。

退休老人洛佩兹·波蒂略说，《洛杉矶时报》这篇文章让她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她说：“我今年70多岁了，以前从未听说日本强征慰安妇、篡改教科书等事情，只知道二战时日本人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给美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其他民族尊重的。”

在各种压力之下，日本在“争常”上，国内媒体已不像以前那般胸有成竹了，甚至在日本感觉最能拿出手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上也出了问题。据日本共同社2005年4月11日报道，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公布的对22个成员国2004年度ODA援助额显示，日本已连续4年递减。从ODA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日本为0.19%，不仅低于法国的0.42%、英国的0.36%和德国的0.28%，更远低于联合国设定的0.7%的目标值，从上一年度的第19位下降到第20位。这成为日本“争常”的又一个障碍。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开始出现要求政府进行反思的声音。日本《朝日新闻》的社论称，中日关系在建交33年来沦落到这种境况，是“此前无法想象的”，而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文章称：“首相在去年9月表明要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非但没有得到韩国的支持，反倒激怒它，并开始阻止起日本‘争常’了。中国也因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日本的活动。试问在关键的亚洲地区都无法得到支持，日本采取的是怎样的战略呢？”文章最后指出：“首相强调要构筑‘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关系’，但如果在亚洲都无法稳固立足的话，日本只能成为依赖美国的寄生虫。”

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要首先尊重别人。这个道理，于人于国，皆如此。

第六章伤害有多深？——细菌战和慰安妇的疤 1、中毒

日本“提携公司”总经理西花丰曾在《国民新闻》上撰文指出：“化学武器并非遗弃，而是接收的，是前苏联军队从关东军手中接收后又转交给解放军的，因此管理责任在中国方面，日本政府并没有义务销毁。”

2007年6月，63名日本议员在《华盛顿邮报》上登载：“没有强征慰安妇，慰安妇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炮弹仍在不断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

对于日本政府处理在华遗弃化武的工作，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满意。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日方的行动太慢！”

当时64岁的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

2003年8月21日8时56分，在经过解放军203医院近3个小时抢救后，李贵珍最后还是停止了呼吸。仅仅18天，侵华日军当年留下的芥子气就耗尽了他的生命。李贵珍的父亲李国松和爱人刘爱萍一同走进重症室，可李贵珍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他的妻子刘爱萍，缓缓走到李贵珍身边看着她朝思夜想的丈夫，瘫在了地上，晕厥了过去。他的父亲李国松，嘴唇不停地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许久发出了一些声音，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满脸是泪。

事情还得从半个多月前的8月4日凌晨4时开始说起，在齐齐哈尔市北疆小区的施工工地上，挖掘机司机毕海岩正当班，4时30分左右，他开挖掘机正常作业，铲出了一个貌似很硬的东西。

他下车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两个生了很多锈、已经腐烂的金属桶。于是他上车继续作业，用铲车使劲铲了几下，一下子把桶铲坏了，一大股很浓的液体喷溅出来，他的挖掘机高5米，而金属桶内的气体喷溅的高度居然超过了他的挖掘机，足有6米多高，一股非常刺鼻的芥末油味道扑鼻而来。此时挖掘机的天窗还开着，虽然毕海岩马上关了天窗，但还是有些液体溅到了他的额头上、肚子上和脚上，因为喷溅得不多，毕海岩就用毛巾蘸着把喷到皮肤上的不明液体擦掉了，正是这种擦法救了他自己一命。

接着，毕海岩用翻斗把两个金属桶拖到工地旁边，很快又挖出3个一模一样的桶，也被他用翻斗运到工地边上。随后，工地上有很多人围观。毕海岩还到桶边用毛巾蘸了一下，并用手摸了一下，正是这一下才导致他手臂发黑。

随后，在齐齐哈尔市以收废品为生的河南人李贵珍，收购了那5个金属桶。当然，他压根想不到，这竟然是要了他命的毒气罐。在拆卸过程中，其中两个罐内的油状液体溅到李贵珍的身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

那天晚上，毕海岩开始感觉眼睛难受，并且特别累，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在意。5日零时许，症状开始加重，5日4时，他终于挺不住了，被送到了解放军203医院。而李贵珍在4日晚上10时就顶不住被送进了这家医院。经诊断，李贵珍全身芥子气吸收中毒，95%皮肤深Ⅱ度化学损伤，合并吸入性肺病损伤，肺部感染。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齐齐哈尔芥子气“8·4”事件。

2003年8月4日，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之后不久就被两个民工买下对其进行了切割，又造成两个桶内的油状物品外泄。这两个民工将金属桶全部转卖给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于挖出金属桶的工地上受到污染的残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了污染扩散。傍晚时候，就有三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当晚8点，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马上介入调查。

经技术分析，防化专家一致认定，诱发这次事故的5个金属桶，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为芥子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对眼、呼吸道和皮肤都有作用，中毒严重可引起死亡。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将其确认为致癌物。

自“8·4”中毒事件发生后，女军医颜新就一直在隔离病室，见证了病人入院和出院的前前后后，也见证了他们的痛苦。她说：“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动病人！”她不是对病有恐惧心理，而是害怕病人痛苦。“你眼睁睁看着那肉一点点溃烂，你都不敢用手动，一动那皮肤就烂了！平时接触的病人不少，可哪见过这样的病人啊！”

治疗期间，医院里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澳大利亚籍的扎伊卡先生，他是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捐赠药品的。扎伊卡的外祖父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扎伊卡生在哈尔滨，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做手术时，中国人为他输了血，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自己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扎伊卡先生所赠的26盒药品是从一种名叫鸸鹋的鸟身上提取的专门促进皮肤愈合的药，非常昂贵。但这种昂贵的药也没有能挽救李贵珍的生命。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伤害并未停止，中国人还在因为那场侵略战争而受伤，从精神到肉体。

2003年5月26日，《解放日报》记者陈煜骅和郭泉真，来到上海浦东新区牡丹路，走进了王岩松的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电扇，仅有一台电视机，也是9寸黑白的，再有就是摆满一屋的各式各样的消炎药瓶。王岩松也是一名毒气弹的受害者。

不等记者坐下，老人就迫不及待拿出厚厚一个资料袋，全是她受难毒气弹的照片、字据。“我们家按知青政策迁回上海时，最要紧就是带上这包东西，铁证呐！”

老人回忆说：那是1987年10月17日下午3点，王岩松工作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机械厂油料科办公室，大家被一杯神秘液体难倒了。听厂医说，附近工地偶然挖出个一米来高的大圆铁桶，不见任何标记，开盖满桶黑褐色液体酸臭扑鼻，用医院放射仪测试毫无反应，便一头雾水来求援。是不是特种石油？有人提议“烧烧看”，忽听一声巨响，大祸临头了！一股刺鼻气味使人窒息，王岩松本能就想逃，可身子怎么也不听使唤，好一晌才连滚带爬跌撞出门。

当天晚上，临睡前她一照镜子，把自己吓一大跳——嗓子眼、眼皮底、鼻孔里，全发起一排排恶心至极的大脓疱！呼吸困难，喉咙嘶哑，眼睛肿得像鸡蛋，王岩松说着说着，手微微颤抖起来。

后来经医疗机构测定，这罐“怪液”正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氮芥气混合毒剂，灌入炮弹爆炸后，毒液一沾人体就糜烂皮肉甚至致死，是二战毒剂之王。

王岩松嘶哑着嗓子告诉记者，她虽然捡回一条命，可是苦头吃足了，有时甚至是生不如死。由于毒气破坏了黏膜，16年来，喉咙一直红肿疼痛，说话超过半小时就哑声，眼皮翻开永远“结膜炎”，30多岁就戴老花镜，身体虚弱，出门散个步就会感冒。

最要命还是手指头，长年累月从指甲盖缝里往外冒脓水，又恶心又烦心，只能永远带瓶消炎水，没几年就不得不提前病退了。在家也难，洗个碗还得戴上胶皮手套，至于搓洗衣服就纯属痴心妄想：“脓水多时，我干脆把指头浸在消炎药水里一泡半天，明知这样对肾不好，可又能怎样？”

据王岩松说，当时中毒的其他6人中，有两位没多久就突然得癌去世。16年来她一直提心吊胆，能活到现在是赚的。“我当原告就为个公道，可铁证如山却败诉，连句道歉都听不到！”

王岩松提及的败诉，指的就是2003年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5名中国原告因遭受侵华日军毒气弹伤害而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的诉讼作出的判决。

担任该案审判长的法官斋藤隆在宣读判决书时这样说道：“原告等深受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侵华日军曾大量制造毒气弹，并将大量化学武器部署在中国，为了销毁证据，日军把这些毒气弹隐藏起来，战后仍继续隐瞒这一事实。”

但斋藤隆最终宣判说，在日本主权涉及不到的中国调查和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异常困难的，所以法院驳回原告的赔偿要求。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炮弹仍在不断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国有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而日本政府方面，虽然被迫承认5名中国原告受害事实，却强调在其他国家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不可能的，因而拒绝给予赔偿。

得知这个判决的时候，王岩松老人正在上海家中看电视，她一把攥住儿子的手说：“记住，我这辈子等不到胜诉，你等。你等不到，孙子等。子子孙孙等下去，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临别前，王岩松翻出电话簿，叫记者联系同批败诉的另3起受害案原告，“他们比我更悲惨。”

其中一位是崔英勋，两条胳膊从肘到手全是大脓疱，烂得像根“炸油条”！1950年他在齐齐哈尔当化学老师，那天见学生端来一碗浅黄液体，说是学校工地挖出个大罐，民工们撬开后舀来的。见像甘油，崔英勋沾了点抹在手上，谁想立马钻心疼，赶紧冲洗还是晚了，没几分钟脓疱起满两条手臂，很快皮肉一层层往里溃烂，直至露出血管在跳动！

赶紧上报查明，是无药可治的芥子气毒剂。有位民工喝了一口，没半小时就死了。无奈，崔英勋只能长一层脓疱剪一层，惨不忍睹。50年了，现年80岁的崔英勋一提这事就发疯，不停地喊：打倒帝国主义。家人要不给他吃“安定”药，便从早喊到晚！

还有一位叫张岩，脚背烂个大口子，白骨森森可见！家住黑龙江龙泉镇，1976年在镇里铁匠铺看稀奇，一颗大炮弹撬开全是毒液，张岩脚上溅了几滴，立马就连皮带肉烂开了。实在忍受不了，他用粗糙的泥巴蹭，用烧红的铁铲烫！还从此一“痨”不愈，至今咳不停。

还有一位张喜明，自己也说能活到现在是奇迹。1980年他在黑龙江依兰县自家院里刨土，没想一镐子炸响颗毒气炮弹，当场烂得体无完肤，在医院昏迷20多天才顽强苏醒，醒来了却也废了，两眼失明、全身偏瘫，还硬生生把这个18岁棒小伙逼得天天“羊癫风”。无法成婚、无法工作，老父临死直愣愣望着他不肯合眼！

东京方面宣判结果出来后，电话里，这几位原告最后问了同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如此痛苦，他们认个错却这么难？”

第六章伤害有多深？——细菌战和慰安妇的疤 2、认个错很难吗

当然，事情不会就这样了结。在中国民间，化学武器受害者一直在诉求着一个公道，2003年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日遗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在这场胜利的背后，就是一位中国律师持续8年的不懈努力。

1995年9月3日，齐齐哈尔《生活日报》一篇题为《爆炸，发生在50年后》的报道引起了一名律师的关注，同时也唤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决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遭受日遗化武伤害的同胞。8年时间里他自费调查取证，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余份，并两次以中国公民身份起诉日本政府。8年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13名日军毒气受害者全面胜诉。这位律师就是苏向祥。

苏向祥对《生活日报》的记者说：“诉讼和调查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事件的跨度从1950年一直到1982年，进行了七个事件的调查。我们为了获得证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无论是‘5·15’还是‘9·29’判决，对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都全部予以认定，包括历史资料。因为化学武器的事件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日本政府一直生产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1992年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我们通过诉讼，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这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正义的路上并不孤独，还有一位律师和他一样，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开始为正义讨回公道。她就是王选。

王选，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在那里生活了四年。1995年，王选很偶然地了解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这让王选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13岁的小叔叔被鼠疫夺去生命临死前的悲惨情景。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1995年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著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1997年她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在日本，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时731部队的官兵出庭作证。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队罪行，王选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努力赢得国际支持，贡献了她所有的时间精力，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

她说：“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将非常乐意全力协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拒不谢罪，最后的结果将不利于中日友好。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然而，无论是苏向祥还是王选，他们选择的这条斗争之路注定是漫长的。2003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对东京地方法院要求其赔偿中国化武受害者1.9亿日元的判决提起上诉，拒绝提供赔偿。

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指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问题，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属于国家行使权力所为。作为日本国，明明知道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所具有的危险性，可是一直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所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有关者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相当详细地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等情况。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日本国完全可以向中国方面提供这些信息，以避免伤害，但它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以至于屡有伤人事故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国家赔偿法应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但是，就在这么浅显的道理面前，日本政府还是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说是因为日本司法部门对类似事件判决不一致。据报道，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对“齐齐哈尔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诉讼律师团提出的会见要求，公然拒绝，并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政府正在就此事件的赔偿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商谈，此时会见诉讼律师没有必要。”

2004年7月1日，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中国，帮助指认二战时遗弃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并且在吉林省敦化市对当年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进行了辨认，由于多年过去了，记忆的模糊使他们并没有确定准确的埋藏地点，可是他们的举动还是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

小林利男时年84岁，户口好太郎时年82岁，他们是跟随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前来，其中包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律师团的律师。据《巷报》报道，这几位日本老兵关于化学武器埋藏地点的指认资料，将会通过中方律师团提交给中国有关部门，作为勘查化学武器的依据，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也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对日本政府不作为态度是个有力的回击。”

老兵们来到敦化市沙河沿镇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东机场进行了辨认。下午，到敦化市大桥乡河东村拜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遗孤。之后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位于敦化市西北的吉林省航空护林站，这里曾是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西机场，当年，两名日本老兵就是在这个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带到了西伯利亚的。

当记者问小林利男为何产生出到中国辨认二战遗弃化学武器地点的想法时，他说：“60年前战败的时候遗弃在中国很多弹药，其中有化学武器。我们心里一直留着这个伤痛，化学的东西腐烂以后，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说到此，小林利男流下了眼泪。

民众比政府更有良知。2005年6月，《哈尔滨日报》记者何秀丽随731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赴日本跨国取证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原队员田村良雄，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可怕的事情”：我进入731部队是1939年，在哈尔滨我们作为少年队的成员接受培训，当时我15岁，从那时起，我便渐渐地失去了人性。第一次进入解剖室时，我腿直发抖，浑身打颤。那个人被运到这里后，所有的人都经过防菌处理，或有防菌保护，同伴间语言无法沟通。我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个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脸也刷洗，剩下的情况我就没敢看。有一个人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就开始解剖了。我们的目的始终就是为了采取细菌，我就从被解剖的人的内脏中收集鼠疫菌。做完手术后，现场并不清理。

原侵华日本士兵松下胜治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追悔不已：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了，天将亮的时候，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长山下政义中佐带领100多名军士、军官，悄悄地向村庄北面树林子的背后移动过去，周围的村庄还沉浸在睡梦中。联队长发出命令；演习开始！就在瞬间，一股白烟腾空而起，转眼间就吞没了村庄。村民们连滚带爬地抱着孩子，背着老太太，拼命地跑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吸入毒瓦斯昏死过去。

大约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受山下联队长命令进行现场调查的军医中尉带着几名军士、军官若无其事地向村民走去。军医满脸堆着假笑说，唉，这真是对不起，本来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可突然风向变了。当时，部队长官说“这次毒气演习只不过是对部队的官兵进行防毒训练，后果是无意识造成的”等等，我听信了这种鬼话，真是个糊涂虫。

如果还有谁至今相信这番鬼话，我倒想问问，首先从放毒地点来看，为什么选择了四周都是村庄的中间地带呢？而且处在上风头的兵营里的军人们都戴着防毒面具，就连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能说附近的村庄没有危险吗？当时向日本驻军事先通报，令他们不要进入该地区，为什么却不通知处在该地区内的村庄呢？当天联队把全体军官集合起来，让军医报告了调查情况，然后强调说明毒瓦斯的功效，这又意味着什么？从这些事实看来，绝不能说是无意识的行为，事实正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多么周密地策划了这一罪行。

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他们践踏国际法，制定使用毒瓦斯和细菌来实现侵略的计划，他们反过来经常中伤别国使用毒瓦斯。其实，日本早就使用过毒瓦斯了，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日本军队不顾道德，无视神圣的国际法，还要隐瞒事实，他们在发射毒瓦斯的同时，还发射了大量的烟雾弹，日本政府还装聋作哑地向世界声称，日本军队绝对没有使用毒瓦斯。残暴与欺骗，这就是侵华日本军队的实态。

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心里很解脱。不管怎样，我要一直讲下去。

伊藤影明，侵华战争期间担当的工作是以老鼠为载体饲养跳蚤。伊藤说：当初不知道饲养跳蚤有什么用处，最初认为是提供给731部队，可能是从卫生角度考虑，进行防御之类的研究。后来逐渐认识到，生产跳蚤是为了制造炸弹。饲养跳蚤作为杀人的武器，这样的事是不能忘记的。当时我还自我庆幸是个日本人，因为中国人被利用作为实验对象。中国人听到了一定会骂我，我从心里向中国人民道歉，哈尔滨的中国人来之前，我不想说，有顾虑。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颠倒过来，日本人会怎么想呢？

截至2006年7月5日，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60个日遗化武埋藏点，范围遍布19个省（区）。其中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是截至目前最大的埋藏点。据中日双方专家探测，推算约有近40万枚化学炮弹。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少则几十件，多则成千上万件。

“8·4”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妥善处理本次事件，重视日本在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其实，早在1999年中日双方谈判时，中国就要求日本将化武运送回日本进行销毁。然而日本声称国内法禁止化武入境，国民也难以接受，加之遗弃化武大多严重锈蚀变形，有的已出现渗漏，运输难以确保安全。因此，请求中方允许在中国境内销毁。最后中方出于尽早处理此事的考虑，同意将化武在中国境内销毁。

当时，对于日本政府处理在华遗弃化武的工作，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满意。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日方的行动太慢！按照约定的时限明年就要到期了，可日方连一枚化学炮弹也没有销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快！”

刘毅仁表示，在华日遗化武到底有多少，日方最清楚，遗憾的是日方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提供有关化武的埋藏资料。不过，有资料证明自1929年开始至1945年止，日本生产了7000多吨、700多万发毒气弹，绝大多数运到了中国。

根据《禁化公约》规定，自1997年生效起，日本应在10年内，也就是2007年之前，完成对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然而，日方通过向相关组织申请，将期限延迟至2012年。

第六章伤害有多深？——细菌战和慰安妇的疤 3、“慰安妇”

如果说，日本政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虽然对于赔偿推三阻四，销毁工作也慢条斯理，但好歹认了，也总算处理了。可是，“慰安妇”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糟糕了。

根据《中国国防报》的报道，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居住着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们是李凤云、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当年在被强征到日军在我国构筑的东宁要塞作“慰安妇”时，她们受尽蹂躏。

东宁要塞坐落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境内，据县文物馆的领导介绍，“二战”时，侵华日军曾在这只有3.5万人的小县里屯驻关东军3个师团计13万人，从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数百个现代化的军事工程，被日本人称为“永久的东方马其诺防线”。面对这么庞大的队伍，为了稳定军心，日本人便用火车运来了1000多名慰安妇。仅有据可查的当年东宁5镇就设有慰安所达39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些慰安妇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1000多名慰安妇绝大多数隐姓埋名或客死异乡，即使活下来的年龄也都在75岁以上。

没想到的是，几位老人平静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凤云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叽里呱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翻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赶紧掏出了一叠钞票递给李凤云说：“只要你不再说过去给日本军人当过‘慰安妇’，这些钱就全是你的啦！”

李凤云听明白这个日本人是想收买自己，放弃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权利，愤怒地说：“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几辈子都忘不了。用钱就能堵住我的嘴吗？我活一天就要骂狗强盗一天。”

当年和李凤云一样曾在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遭受过蹂躏的“慰安妇”幸存者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提起过去伤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泪流满面：“现在我忍不住伤心呀！可当时我在那些禽兽面前从没有掉过一滴泪！”

一个日本人问道：“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会得到金钱补偿。”“他们在说谎！你有母亲吗，你有妻子吗，你有女儿吗？去问问她们，给她们多少钱，她们愿意每天被好几十个日本兵糟蹋！”

有记者谨慎地问道：“池大妈，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钱赔偿吗？”池桂花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责，赔偿多少钱能换回我的尊严！日本一定要公开道歉，要把这段历史清清楚楚地写进他们的书本里，让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看看日本侵略军当年的罪恶行径。”

然而，这条中国“慰安妇”的索赔之路，异常崎岖难行。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老人对《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说：“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继续说，“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后，艾香同样分到一间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炕和一个放东西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一面镜子。一扇木门挨着走廊的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挂在柜台那里。前来寻欢的日本兵先向柜台点人，再拿着日本钱给她，她不认识上面写着什么，但每次是一张纸钞或一个铜板。她再拿着钱去老板那里换一个纸壳做的，上面写有“2”字的票。

第一次，进来一个日本兵，把她吓坏了，然后，一个接一个……还是处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说，每天达不到15个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让吃饭，还要打耳光、泼凉水、罚跪。

后来，艾香知道了自己这间慰安所叫“爱简所”，另一个叫“东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队等着，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个人，有时达到休克为止。

等得不耐烦了，日本兵们就用脚踢门，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时左右；军官从晚8时到次日晨2时，但只要有军人到，慰安妇就不能休息。慰安妇多数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断。艾香说，完成任务的慰安妇吃的是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过年时高粱米里掺一些大米，没有钱。没有完成任务的慰安妇饿得受不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里打，边打边取笑。

每次慰安妇接待完了，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笑脸迎接下一个。否则，一经发现，就打得死去活来，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对于生病的慰安妇是不给治的，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艾香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姐姐病死后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两个日本兵抬到山顶扔了下去。

慰安妇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四面都是日本兵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抓回来。

3年，1000多个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自由、爱情、尊严，全都埋葬在这间慰安所里。

1945年的夏天，艾香发现这天早晨一个日本兵都没来。老板也没了，她和姐姐们走出去，发现天上是轰鸣的战斗机。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妇四处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生活下来。19岁时，艾香嫁给了当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他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31岁时，艾香又找了一个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世，这段屈辱的人生经历始终深埋于心。

当记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势力称“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且收入稳定，也可以存钱，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的言论说给艾香听时，她大声喊叫，并从炕上冲出屋去。这是老人气愤至极的表现。她不忍当着客人面发作，过了10多分钟，老人才回来，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却仍是心绪难平。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律师康健回忆说。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

第六章伤害有多深？——细菌战和慰安妇的疤 4、拖到死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幸存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估计有几百人，而经过有关机构调查访问到的只有五十几名，她们最小的已经71岁了，而最大的已有92岁，并且大都疾病缠身，生活艰难。

日本亚洲女性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松井耶与里说：“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等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决这件事。”

不仅是这些活人证等不得，连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死物也岌岌可危。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南京利济巷2号民国老宅“慰安所”显得破乱不堪。一个月后，这里就被拆迁了。

2003年11月20日，82岁的朝鲜老人朴永心来到利济巷2号。这里曾是国民党将领杨普庆的私产，“南京大屠杀”之后被日本人征作“慰安所”。这是一栋两层、每层约30个房间的筒子楼。朴永心站在雨中痛哭良久，然后喃喃地说：“就是这里了。”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向媒体表示，“利济巷2号－18号的九栋楼及周边附属设施，约4800平方米的范围，是侵华日军的重要罪证。尤其是2号，是目前唯一被健在的‘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

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介绍说，利济巷2号所在的南京白下区长白街科巷地块，经市政府批准，纳入2003年南京市土地储备计划，系以危旧房为主的旧城改造区。由于这一地块所涉及的建筑（包括曾经被韩籍“慰安妇”指认的“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目前并没有被确认为文物单位，遵照新拆迁法，市房产局经过严格审查后，依法颁发了拆迁许可证。作为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都和利济巷2号一样，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且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1991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下了高速的轻轨，穿过繁华的四川北路，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围林立的商厦比，这几幢房屋矮小、寂寞。20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1号门口附近2个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种的盆栽；地面上当年的彩色花纹，亦大半褪色。走进屋，白天要打开灯；踏上木质楼梯，“吱吱”声传来。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个老头，住这里几十年。去年刚走了。”1号屋里一个阿婆说。她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这些年来，随着楼里人家增多，他们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装修房子。原来相连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来。眼下，1号楼住着20多户人家，3幢楼住户近100家。

虹口区公平路是条小路。公交车经过时，路有点嘈杂。记者找到这条路425弄12号前，得穿过一个一个公厕。

“这里和对面原本有墙隔开。”12号居民老徐说。实际上，真正隔开对面房子的是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当时，他的主人是一个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儿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中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45名“慰安妇”。1944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10天后便死了。遗体暂放海军那儿。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如今，“慰安妇”们陆续离世，当年的“慰安所”也相继被拆，所有事情都会成为过往，没错，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会被人遗忘。拖着，等着，等她们去世，等它们被拆，然后拍拍手说：我没干过，否则你拿出证据来。什么样的人，会干出这种事？

2001年10月4日，美国联邦法院法官驳回了15名慰安妇对日本政府的起诉，称由于日本是主权国家，因此无法在美国起诉其政府。

据路透社报道，原告15名妇女只是当时20万慰安妇的小部分，她们来自朝鲜半岛、中国大陆、菲律宾及中国台湾。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她们被日本军方强迫提供性服务。这些妇女认为在美国法院更容易打赢官司，于是，2001年5月她们在美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但却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日本政府的反对。

2001年12月4日，荷兰海牙一个针对日本“慰安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松井石根等8人因为二战时期在亚洲推行“慰安妇”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可是，日本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判决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个模拟法庭的宣判只是民间行为。在模拟法庭进行的判决结果没有法律效力。

2010年3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了8名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此前一审判决称“原告即使有赔偿请求权，也超过了时限”，二审认为“中国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放弃了个人赔偿请求权，因此原告失去了索赔权”。

第七章谁威胁谁？——日本财团“布控”中国 1、穿西装的军团

2010年的博鳌论坛上，日本经济学家山崎养世说：“日企搬到中国引发日本高失业率。”

日本三井财团就如一艘核潜艇——它就潜伏在你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

对于日本经济，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本土经济，遭遇天花板而步履蹒跚；另一个则是它的离岸经济，在全球配置资源，暗自发力，由跨国公司与财团为单位串联起来的庞大帝国已经悄然形成。

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曾在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写道：“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长谷川庆太郎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人们可能不知道三井，但肯定知道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这几个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它们竟然都属于同一个财团——三井财团。而由这些企业组成的经理会称为二木会，是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作为三井财团的最大分支，三井物产早在1995年就排名世界500强第二，并且连续5年以上进入世界500强前三名。

日本有6大财团，三井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三井背后投资，此外，三井资助过孙中山，二战期间，三井是军国主义的帮凶，三井类似于中国温州的“商帮”，是一个将贸易、投资和产经结合在一起的财阀。

三井集团有很多企业没有加三井的名字，比如说东芝、索尼、石川岛播磨重工、王子造纸。三井对500强排名从来都不屑一顾。三井财团体系内的500强企业有一大把，财团所属的成员企业就有丰田、东芝、索尼等全球行业翘楚，财团投资、参股的关联企业则延伸到通用、西门子、爱立信等全球顶级阵营。如果三井想争500强排名的风光，只需简单地将财团所属企业的财务报表并进三井，就可以轻松坐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三井财团资产总额为3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亿），雇员近24万人。核心成员有24家大垄断公司，其中银行2家、保险公司2家、工矿企业15家、商社1家、大百货商店1家、房地产行业1家和运输企业2家。

在世界范围内，三井投资、参股的企业几乎无所不在，三井财团的经理会成员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共达150多家，但是在三井关联企业的身上基本看不到三井的名称。三井就如一艘核潜艇——它就潜伏在你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

2008年10月中旬开始，一本名为《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的书在网上热传，被认为是继后，又一振聋发聩之作。白益民，这个在三井公司服务了12年的北京人，揭开了日本经济的秘密。

他有一段自己在日本三井的工作经历：北京轻工学院毕业后他在一轻总公司工作了2年，当时大家都想去外企，他也应聘了很多公司，都不成功，没想后来倒被三井录用了。那时他和大家一样，不知道三井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三洋、索尼、松下等。他外公那年90岁，他知道旧上海有家三井银行，说是家大公司，这是他当时知道的唯一信息。

据他介绍，当时三井在中国只有一个办事处，不经营，只收集信息，并协助东京本部工作。1995年，他帮助公司将一船玉米（5万吨）卖到中国，这是历史首次，引起了总部的轰动，调他到东京本部“研习”3个月，这样白益民才有机会真正了解三井。

到东京“研修”的白益民，一下就被震撼了，日本不产玉米，卖的都是美国玉米，但在国际玉米贸易中，却起着重要作用。三井每年向中国台湾和韩国出口200万吨玉米，日本与美国同时报价，美国到岸价100美元，日本却能报99美元。很多人会问，那不是做的亏本买卖吗？

白益民解释道，其实不亏本，三井是用现货与期货对冲，将盈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三井根据对本地市场信息分析，推断出未来价格变化的空间，这样就可以放低现货价格，大量购进，当价格上浮时，日本人就赚钱了，即使价格下跌，他们也可以通过现货贸易、深加工等减少损失。日本财团是金融、产业、贸易一体的，便于现货与期货对冲操作，这样相互支撑，大大降低风险，相比之下，美国期货都是单独的公司在做，没有贸易、产业支撑，是纯粹的投机。由于有对冲机制，三井可从事大宗购买，这样物流也便宜。

白益民专门研究过，日本经济源于农耕文明，非常精细，而美国经济更像游牧文明，相对粗放。日本的商业文化是中国传过去的，包括“三井”这个名称都来自中国温州。中国宋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体，以后明代也有所恢复，但最终都被游牧民族消灭。“大量的宋、明移民到了日本，我看过一份资料，其中80%的移民来自江、浙、闽、徽，这恰恰是中国商业最繁荣的地区，相比之下，今天中国温州商帮实际上是正在恢复我们的传统商业文明”。

日本的财团近似于中国温州的“商帮”，商帮有钱庄和商会，分别负责经营和金融；日本财团更现代化，金融中包含保险、银行等，经营则由商社负责。日本财团和美国不同，美国收购企业是为了包装一下再卖掉，赚“快钱”，而日本财团的盈利都是通过经营，仿佛温州“商帮”，遇到一个好的实业，大家都投入一点，经营好了大家分利，很少拿钱去股市投机，或炒卖公司。

日本财团一般只购买企业10%左右的股份，但购买数量非常大，可能达几千家，这样，你的产业上下游都被人家买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日本财团不控股，很少引起企业的警觉，不知道自己实际上被控制了。这有点像下围棋，其实你早被围住了，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用美国经济学的理论，很难理解这一点，美国企业更偏好控股。

有人会问：不控股，日本财团如何控制企业？

白益民介绍：“比如钢铁行业吧，日本财团可能只购买一家企业10%的股份，这样，他就知道中国钢铁企业的成本构成、利润空间、管理模式等，同时，财团大量收购矿山等资源，这样，当你想进口原材料时，所有的矿山都有他的股份，人家对你的价格底线一清二楚，很容易取得最大利益。与此同时，钢铁生产线、工艺、销售、维护等公司，都有日本公司的股份，这样，它就很容易控制你。”

例如，三井财团把新日铁引入上海宝钢。当时有德国跟日本竞争，但是日本报价远低于德国，所以宝钢一期就让新日铁中标。新日铁看准了中国钢铁生产大量高档产品必须进口的现实，以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先导进入了中国的钢铁行业：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引进自新日铁……

然而，某些“意料之外”的麻烦，也为中国钢铁行业日后出现的困境埋下了伏笔。例如，日本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位的铁矿石，因此建成后的宝钢只能选择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高品位的铁矿石；再如，为了满足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需要，宝钢建设的计划中也包括了可停泊十万吨以上矿砂船的港口和配套设施，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同样成为了这些项目的受益者。结果日本人建完宝钢一期后让中国人大跌眼镜，最终完成工程要比当初德国人的报价还要高得多。中国按照日本指引的路被牵着鼻子走，进口一些价格偏高或没必要的设备，仅宝钢购买新日铁公司的技术费用，就相当于日本战后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东丽公司尼龙技术花费的100倍。

2004年7月30日，宝钢、新日铁和法国阿赛洛共同投资建立了“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65亿元，宝钢出资50%，新日铁38%，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当时日本没有告诉宝钢地基存在问题，而是让中国用高价买日本钢材坚固地基；宝钢进口铁矿石，还要通过日本港口用日本五万吨船舶转运到上海。

2005年，宝钢的代表产品冷轧汽车板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了51.6％。一汽的载重汽车、小红旗轿车、捷达轿车、上海大众桑塔纳以及神龙、广州本田、风神汽车等都整车或大批量采用宝钢汽车板。在汽车钢板市场独占鳌头的宝钢，自己又获得了多少利益呢？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的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甚至部分钢板母材也一度从日本进口，宝钢也没有掌握多少话语权。

白益民说，日本财团在谋求控制中国产业，换言之，这是一场看不见的产业战争，日本财团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努力，目前在钢铁、It、家电、汽车等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日系车在广东等地，每年给当地政府缴税就有100亿，这产业规模多大？“有人说，可以算一下日本财团在中国的总投资，就能了解他们控制产业的规模了，我说那是胡说，即使你算出来了，你也无法揭示其对中国产业的控制程度。日本经济非常特殊，不能用美国派的观点来看问题”。

白益民说他也不同意“阴谋论”，人家事实上一直是公开的，你不知道，所以你就觉得是“阴谋”。所谓产业战争，都是正常商业行为。“日本进入，中国也有益处，会带来一些新的技术和市场，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产业链整合。但长期来看，日本财团要达到的是长期控制、为我所用的目的，我们不应沉醉在田园牧歌中。”

对于日本财团，白益民有这样的比喻：日本财团实际上就是穿着西装的军团，而且是一个可以进行海陆空三位一体协同作战的现代化军团。财团中的综合商社、制造企业、金融机构分别扮演海陆空各兵种的角色。在日本财团中，综合商社对贸易、物流、信息和人才等拥有综合协调能力，就像军队的“参谋部”和“后勤部”；银行及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就是军队的“弹药库”和“给养库”；众多的大型制造企业则如同各兵种的“野战军”和“特种兵”。综合商社负责调研、规划、人员组织和信息反馈等复杂而琐碎的工作，制定总体“战略部署”，银行体系提供强大的“弹药补给”，一线的制造企业才能在随后的“战争”中勇往直前，所向无敌。

第七章谁威胁谁？——日本财团“布控”中国 2、猎杀“上广电”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25日的报道，日本财团这种“主力财团＋强力后援”的投资模式在对付习惯各占山头的中国企业时是十分有效的。从上广电和京东方这两个难兄难弟的遭遇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二者几乎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的能力，而又都视称霸国内市场为己任，进而也就都被来自日本的大财团和其他外资企业所包围，最终成为了打工的苦力。

2009年4月，上海广电集团（下称“上广电”）突然在一夜之间陷入休克状态，等待根据上广电旗下两家上市公司2008年业绩预亏公告的解释，导致两家公司巨亏约18亿的“罪魁祸首”，都与液晶产品生产有关。

有人算了一笔账，上广电为了液晶五代线，已经花去了100多亿元，2008年巨亏了18亿元，这次托管的第一笔“救命钱”就是10亿元。上海仪电有关负责人称，眼下要着力化解五代线造下的巨额债务，力保五代线不停产，这个窟窿还要填进去多少钱，谁也说不清。而上广电早已资不抵债。不过需要看清的一个事实是，对于中国内地而言五代线的技术还算前沿，但在日本已是一条濒临淘汰的生产线……

上广电（SVA）集团自1995年成立以来，经过发展，与京东方并列本土平板显示双雄。其三大高端产品液晶彩电（LCD）、等离子彩电（PDP）和高清光学背投彩电（DLP）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前三，数字机顶盒产能国内第一。在这样的经济成就背后，是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上海工业百强、上海知名品牌、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还是有些东西让人疑惑，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上广电真是“中国造”吗？

根据上广电自己的解释，SVA这三个字分别代表超越（Surpass）、价值（Value）和行动（A）。

十多年来，几乎所有顶尖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都向上广电抛出了橄榄枝。中国市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在上广电的核心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有合资公司参与。在众多巨头的环抱之中不断壮大，是SVA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NEC（属日本住友财团）——提供tFt-LCD液晶面板；旭硝子（属日本三菱财团）——提供玻璃基板；液晶之父夏普（属日本三和财团）——提供包括液晶电视在内的白色家电；松下（属日本三井财团）提供等离子显示器；东芝（属日本三井财团）——提供CRt显示器必需的荫罩；富士胶片（属日本富士财团）——提供液晶面板所需的彩色滤光膜（CF）……

在与上广电合资的外国企业中，日本的企业数量最多，合资的规模也最大。事实上，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终于得以掌握中国电子显示行业从制造到贸易物流整套的产业链。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上广电国际贸易的三井物产中从总经理到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除了国内部门和人事部门以外，全部由日本人操控。也就是说，上广电的外贸渠道实际上掌握在三井财团的手里。

“花大价钱买来的生产线，技术竟然还在人家手里，交了‘学费’学不到技术，更别提自主创新上台阶了。”一位长期关注中国液晶面板产业的经济观察家如此感慨。

很容易看出，日本财团才是与上广电合资的真正赢家，只不过这个合资者表面看来不过是许多家没有多大联系的公司而已。

从此可以体会到日本财团的投资模式，就是以若干财团为主力，通过所属或关联制造企业与目标对象合资合作，接着通过综合商社为目标对象提供贸易和物流服务以掌控除生产制造外的各种渠道；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的日本公司甚至是财团提供相应的支援，与主力财团一道分享战略合围带来的好处。

在国内市场一片人仰马翻、好不热闹的时候，三井、住友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在设备采购、技术使用、产品销售、相关产业等领域，这些财团获取的利润远非国人能够想象。只要上广电之类的企业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还没有停止追随产品的升级换代，日本财团就还会从中国市场上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更进一步，无论上广电和京东方是否会倒下，日本财团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国内众多削尖脑袋想进入高端产业的企业中培养下一个“上广电”和“京东方”。

第七章谁威胁谁？——日本财团“布控”中国 3、海外日本

中国习惯用GDP衡量发展，人们认为日本经济负增长或者不增长，是日本经济衰落了，但实际情况是日本在海外不断增长，是用GNP衡量，而不是用GDP衡量。就像温州商人一样，温州的GDP现在在浙江排名靠后，但温州在全国和全球的投资、贸易活动，盈利是非常大的，赚的钱是非常多的。你能说温州经济衰退了吗？

日本的经济活动也差不多，更多是它在海外的活动。“海外日本”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国，换言之，中国GDP进步中，有一部分是日本GNP增长。

在传统的合作模式中，中国企业扮演的是生产、贴牌（终端），而利润最高的环节均被日企等海外企业控制，这一模式，多年来一直重复上演，直到今日，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因此得到显著提高。

日本有六个著名的财团，即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些财团与银行、制造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各大成员企业间形成松散的联合体。这六大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著名的四大财阀——安田、三井、住友、三菱，二战之后，这些财阀表面上分崩离析，实际上解散之后的各个企业之间以“经理会”的形式长期保持合作关系。

日本财团在中国的布局即是以综合商社为主导，以制造企业为武器，在财团的统一整合下掌控全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商业布局。

如此看来，索尼、东芝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松下电器、丰田汽车不过是财团推到消费者面前的品牌表演者而已。而真正主导日本经济的力量来自于以三井最为著名的六大财团。六大财团同时也是构筑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

至2010年末，日本持有海外净资产已连续19年称冠全球，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金额达到13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趻从2000年开始，日本已经有八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于日本经济，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本土经济，遭遇天花板而步履蹒跚；另一个则是它的离岸经济，在全球配置资源，暗自发力，由跨国公司与财团为单位串联起来的庞大帝国已经悄然形成。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有个比喻：“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GDP，海外企业的收益和海外资产的收益也是重要指标。就像一户农民，你不能光看他田里种粮的收获，还得看他儿子在外打工、经商、办企业的收入。不能光看他乡下的土砖房，还得看他在城里买的小洋房、门面房和工厂厂房。”由于有着庞大的海外布局，日本制造产业的许多GDP被统计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但在GNP上日本一直保持了高增长，单从经济上看，它已经在海外打造了一个新的日本！

只说宏观，似乎很空洞。其实，放眼身边，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环节，都因为“海外日本”而发生了变化。

首先，不得不提一下我们吃饭时用的筷子。和中国一样，一次性筷子是日本人外出就餐或吃工作餐的常用餐具。但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几乎全部是从中国进口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到17％，为什么日本要从中国进口一次性筷子呢？

原来，日本人早在江户时代就发明了适合日本饮食习惯的一次性筷子。到1990年，日本国产一次性筷子的产量达到了240亿双。由于一次性筷子消耗了大量木材，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一次性筷子是否破坏森林资源的讨论。一些厂商于是将目光转向海外。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都是依靠进口，其中从中国进口的一次性筷子占全部进口量的99％。也就是说，日本约96％的一次性筷子来自中国。

据说，最初把一次性筷子介绍到中国的是一名日本商人，中国对日本大量出口一次性筷子也是因为一名日本商人。上世纪90年代初，当一些日本商人开始在海外开拓一次性筷子的加工基地时，一名日本商人首先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一家小厂。这家厂子一开始还不是直接利用中国的木材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而是使用了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进口的白桦木进行加工生产。后来，看到有利可图，不仅日本商家大量进入中国，以合资方式在华投资设厂，就连中国本地的一些企业也开始转产一次性筷子。这样，中国的一次性筷子在向日本出口的同时，也开始在国内普及。

中国的一次性筷子对日出口虽然给一些地方带来了收入，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项产业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据日本一位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人士介绍，如果按一棵成年树木能够生产出一万双筷子计算，那么中国每年对日出口的200多亿双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250万棵树，需要砍伐掉数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这对我国的林业资源是极大的破坏。

另外，日本政府虽然曾在1995年、1996年先后对我国进口日本的牛肉和猪肉采取过限制措施，但在一次性筷子问题上，日本政府却从1999年年初开始把进口关税由原来的5.2％下调到4.7％。这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带有破坏他国资源性质的进口问题所持的态度。

说完了吃饭，马上就是穿戴，随着人民的物质生活改善，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注重自身的穿着，“羊绒制品”就是当前比较新潮的一种服饰。

山羊绒，又名“开司米”，是世界稀有珍贵的动物纤维，被称为天然纤维中的一颗明珠。我国山羊绒的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较快的增长，中国原绒产量近年达到12000吨，占全世界近75％。世界上最优质的山羊绒几乎全部产在中国，产地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辽宁等地区。

目前，山羊绒出口是我国主要的创汇产业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加大，山羊绒市场行情近年来一直看好，山羊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牧区牲畜头数增长过快，草原超载放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剧了我国北方地区草地退化、沙化，使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据有经验的牧民说，山羊啃食青草的速度极快，它们每天的摄食量达2～2.5公斤鲜草。草场好，它们沿着地皮吃；草场差时，能用蹄子把草根刨出来吃掉。它们不管路多难走，即使是悬崖峭壁，只要有草有树，山羊照样能爬上去啃食。绿色的草原就这样在山羊的啃食下，变成了大片大片的荒漠。所以有牧民形容山羊是“一把刀子和四把小镐”，所过之处往往是寸草难生。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草原上养山羊，就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产一次性筷子一样，同样出自日本人的“指引”。据《青年文摘》里的一篇文章说，日本人在1981年以前是在自己国家养山羊，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养山羊带来最大的问题——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于是，他们将山羊繁育基地挪到了中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用雄厚的资金和原鄂尔多斯毛纺厂合资成立了羊绒厂。

1979年5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工业公司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双方签署了合同，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羊绒加工技术设备，开始筹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1981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正式投产，结束了我国只出口原绒和羊绒初加工的历史。1993年，伊盟羊绒衫厂更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从此，内蒙古大草原开始了噩梦！

日本人很会做生意。20世纪80年代，牧民的羊绒可以卖到280元一斤，而现在仅是七八十块钱一斤。他们先用高价吸引你大量养殖山羊，再压价收购。羊毛不是粮食，只能卖给羊绒厂，羊毛便宜了，就再多养一些来维持生计吧，于是多养一些山羊，带来的后果却是价格压得更低，山羊养得更多！

从全球羊绒生产格局看，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美国本土大生产企业逐步退出。接着是日本的很多羊绒产业，在过去的几年中萎缩。由于本国的环境成本高，日本本土的纺织业纷纷将工厂搬到中国的大陆生产。很显然，中国大面积的草地被沙化，与日本纺织业的“战略转移”以及日本国民大量需求的山羊绒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200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本土羊绒产业萎缩的日本，却是世界羊绒制成品消费的大国，仅羊绒衫的购买量就达500万件！毋庸置疑，这500万件羊绒衫绝大部分是从草原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进口的。

第八章中国可怕吗？——算算中日的历史账 1、“狼来了”

《朝日新闻》报道，92%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会强大，但表示担心中国会对日本构成威胁。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人感到了威胁。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中国（唐朝）的首次正面较量。此后，大唐成了日本的师傅，但同时也成了日本一心挑战的对象，因为只有打败“唐人”才能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

近代日本的强大从明治维新开始。1885年，福泽谕吉号召“脱亚入欧”，这位得力于汉学修养，能写一手漂亮启蒙文章的东洋思想家，叫嚷着扫荡一切“汉魂”。

日本考古人类学家江上波夫说：日本人兼有游牧、农耕民族的双重属性，对外是游牧式的，对内是农耕式的，善战与爱和平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2010年4月，日本《产经新闻》书评版对日本作家河添惠子的新作《中国人的世界霸占计划》进行了介绍。河添惠子上个世纪80年代曾到中国留学，据说当时与中国人相处出现过一些问题，著有《不要对中国人说爱》等书，是知名的反华作家，这本书的主题着重于“中国人向世界扩散的后果”，称：“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达到八十万，这三年新增加的足有五万人……再不能让这些有害有毒的蚂蚁继续发展下去了，应该把排除他们作为日本的国家政策。”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很有市场，把中国人称作有毒有害的蚂蚁，倒也别致，算是反华分子的又一个发明。

2011年5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据“维基解密”披露的驻日美国大使馆呈给美国国务院的两封密件，前日本自民党政府曾大力向美国建议，联合俄罗斯组成“日美俄”包围网，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

两封密件：一封是2007年6月自民党安倍晋三访俄罗斯后，日本外交部给美国的报告内容；另一封是自民党首相麻生太郎在位期间，日本外交高层招待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谈话。

2007年，日本一名外交部官员向美方官员指出：“俄罗斯对亚太事务开始表示关切……日本已准备协助俄罗斯进行区域整合。”但他也向美方表示，“倘若俄罗斯在区域整合上失败，那么危险性会升高，它就会与中国深化战略关系。因此，希望您转达华盛顿，日本坚信美国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

对于日本的这套说法，美国官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是想把中俄劈开来。”

日本媒体分析称，那段时间，正逢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以及人民币问题，闹得不太愉快。日本当时的外交心态，其实是想网罗俄罗斯到日美框架内，形成一个对华包围网；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在这个框架内支援日本，协助它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

两年后的7月份，日本的外交政策局长别所浩郎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午餐时，也谈到了相关事宜。

日本官员向美国报告说：“北方领土的问题进行得不顺利，而日美俄三国的协议却是有用处的。”

维基解密网站掌握的美方密件至2010年的2月份为止。报道说，在现有文件中，无法看出美国的积极表态。只能找出坎贝尔当时向日方官员说：“日俄的和解十分重要。”

对于维基解密掌握的美方外交密件中的谈话内容，日本现民主党政府表示，不想给予任何置评以及确认。

二十年前，日本列岛就响起“狼来了”的惊呼声，这头狼来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人感到了威胁：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的经济秩序还能维持吗？日本还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吗？

日本国民大都知道，在日本街头活动的极端右翼分子，大多是日本社会素质较为低下的一群混混，日本百姓对他们的态度也多是敬而远之。他们驾驶着黑色宣传车，奏着高亢的旧日本军歌，呼喊着带有反共、反华、反左派口号，在车上插着造型怪异的旗帜于大街上行进，成为东瀛街头令人不快的一景。

右翼团体经常雇用社会流氓，造成其整体形象更加不堪。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至日本时，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右翼在长野曾发生冲突。那一次，日本右翼分子举着的旗帜中，竟然可以看到“膺惩支那”这样仿佛上一个时代的标语。他们的据点“狐狸庵”前堆满了酒瓶，大喇叭的喧嚣震耳欲聋。

在那一次传递圣火的活动中，当日本右翼分子攻击了“瓷娃娃”福原爱以后，连日本警方也被惹恼，直接将其控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丘上，让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不受干扰。

这类右翼人士多是年轻人，政治上激进，行为上暴烈，普通百姓都将他们视为极度危险分子。日本警方等相关部门也将他们列为监控和管制对象。日本大多数民间右翼团体都有暴力团的背景关系，由于暴力团形象极端恶劣——有些暴力团干脆就摇身一变“结社”而成某某政治组织，许多右翼包括极右翼组织及人物臭名昭著。所以，尽管他们折腾得厉害，但对普通国民却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但说到政界、学界、经济界、宗教界、媒体一些保守的右翼人士，因为话语权都被握在他们手里，更容易对普通百姓产生重大影响。

以媒体为例，除了那些极端的右翼媒体，主流媒体中就有知名度极高的极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发行量很大的保守派系报纸《读卖新闻》；杂志类有《周刊文春》、《周刊新潮》、《思想战士》、《青年战线》、《原理日本》等，媒体右翼聚集在这些报纸刊物旗下，形成了媒体鹰派右翼势力。

在日本有两个和《产经新闻》紧密相关的右翼组织，一个叫做“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还有一个是“同台经济恳话会”，这两个团体的会长都由濑岛龙三担任，这个人是原关东军参谋，现在身兼日本Ntt顾问、亚细亚大学理事长、日本美术协会会长、稻盛财团会长等职。旧军队及自卫队出身的许多人都加入了这两个组织，之外，包括政界、宗教界、文化学术界的名流在内，还聚集了很多财经企业界的巨头。

钓鱼岛事件折射出的日本右翼势力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右翼势力三大阵营不仅会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惹是生非，制造麻烦，他们还会在靖国神社参拜、篡改历史教科书等许多个问题上与中国为敌。失落的二十年，让日本社会跌进挫折郁闷、躁动不安的深渊，右翼势力极端的意识形态像弥漫的瘴气在渐渐吞噬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1990年5月，一个名叫村井友秀的大学副教授在日本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此公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国防战略变化深感不安，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耸人听闻地声称：“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模式，即强者成为霸主并统治世界。”此公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这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近二十年来不绝如缕，据《平成三十年》一书的预测，到2018年，日本的经济将极度萎缩，曾经多达六十万家的建筑公司只剩三家，除了修路别无事情可做，日本在制造业、医疗和保健业的地位完全被中国取代，长江中游沿岸住着五万名无力在本国生活的日本移民。

这种惨状在《日本封印》中有更严重的描写：日本因秘密开发军事卫星激怒了美国，中美两国联手对付日本，中国要求日本交还冲绳，中国和美国还对日本实施封锁，并将大批难民输入日本，企图占领这个岛国。日本一位研究所的所长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将影响日本人的基本生活，中国对食品的巨大需要将占领国际市场，使日本出现粮荒副食荒，十几年后，普通的日本家庭很可能再也吃不上他们喜爱的生鱼片和寿司等。

2005年，继丑化韩国的漫画书《嫌韩流》在日本热卖后，如法炮制的《中国入门》又在日本颇受追捧。虽然书名叫《中国入门》，但不是为了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而是以中日之间的各种争端开头的。

此书共分六章：“日中文化摩擦与文明冲突”、“中国人民的反日狂奔”、“中国政府反日的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从世界革命到世界霸权”、“迷走的巨大国家”。该书称南京大屠杀是杜撰、中国人还吃人肉……就是这样一本满纸“荒唐言”的书，几个月间竟在日本销售了18万册。《中国入门》看似是本普通的漫画书，封面花里胡哨，大红色的封皮上印着黄色的书名，自称能回答“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这一问题。

该书出版社——飞鸟新社的口气很大，在封面的包书条上放言“这本书能让你了解一切”！还标榜“此书用漫画的形式介绍了这个忽视政治、经济、外交等国际规则，不断受到困扰的邻国的真实情况”。

翻开这本厚达300页的书，“真实情况”一幕幕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中国是“世界娼妓业强国”，国家10％的GDP都是妓女贡献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本皇军之所以派731部队去东北，是因为日本人在中国受了欺负……在书的后记中，“文艺评论家”福田和也“高度”评价道：“中国正通过向台湾、蒙古、东海扩张，来掩饰和挽回内政的失败与破产，不仅对东亚，而且对整个国际秩序造成了威胁，利用这一本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危险而且卑鄙的邻居的真相。漫画《中国入门》是一本将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对中华文明的幻想完全吹散的救国解毒剂。”

该书对中国人进行攻击，但却没有为其说辞提供任何证据，比如人吃人的事情发生在哪省哪县等等。书中甚至搬出一个漫画人物警告说：“日本所暴发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都是来自中国。”《中国入门》一书是日本右翼的丑剧。书的主要作者是日本人秋山乔治，他负责整部书的创意和漫画，文字稿是由一个名叫黄文雄的中国台湾人撰写的。黄文雄在日本名气不小。他旅居日本40年，前后写了《中国食人史》、《中国没落史》、《中国应该向日本谢罪的9大理由》、《日中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日本建立了现代中国》、《中国已经开始摧毁日本》等等50本关于中国的书。在他的书里，中国人永远是一个丑陋卑鄙的民族，“只有饮食还算有吸引力”。

正可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日本销售右翼书籍书店里，和《中国入门》放在一起的也是清一色的反华书籍，诸如《黑暗大陆中国的真实》、《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如此喜欢战争》、《濒死的中国》等等。

对于日中之间的各种摩擦，如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该书声称责任完全在中国，是中国在无理取闹，强加自己的历史观。在第一章中，借用“日中友好亲善仁义会”一名代表的口，介绍了中日在冲之鸟、钓鱼岛、东海等的争端。

书中指出，钓鱼岛不过是当时前往琉球路过时使用的航标，并非中国领土。书中还特意借用小泉首相的口说“中国还主张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传统的王土王民史观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中国的”。

在“日中生死观的不同”一节中，断言“‘死者悉皆成佛’是日本传统的生死观”，“靖国是日本文化和灵魂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没有置喙的资格和权利，小泉不再搞出卖灵魂的外交太好了”。实际上，日本文化界泰斗梅原猛曾明确指出：“日本的传统是，含恨而死的人被作为怨灵神祭祀。因为人们担心他们会作祟。因此，本来中国等亚洲的牺牲者也应该祭祀。只祭祀为国而死的军人和其他人等的靖国神社，是违背自古以来的传统的。”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中国的诗书礼乐、典章制度不见了，而是断章取义地以血淋淋的画面声称中国古代史完全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的食人有史以来不断发生，进入唐代以后食人开始多元进化，实际上，从唐代到20世纪初期，人肉公然在市场上出售。”“拥有食人文化的恐怖大国”一节断言：“中国的食人文化随着黄河文明的诞生而诞生，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成熟。食人并非单纯吃人，而是作为多元的食人文化发展起来的。”

在“落后30年的医院设备”一节中，借用小泉首相的口说：“听说在日本大流行的疾病几乎都是从中国来的。”另一人物则指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缺乏卫生观念。”此外，书中还着重强调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大约占外国人犯罪的一半左右。

而日本的侵华战争，则成了来帮助中国，并且日本才是受害者。书中说：“进入20世纪，中国是所谓的‘一穷二白’的社会，每年都饿死100万到上千万人，那时，日本政府和军队将中国国民从饥饿中救济了出来。”

在“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一节中，指出南京当时人口只有25万，日军入城后增加到30万，最后借用小泉首相的口说：“我明白了，原来中国把历代王朝不断重复的大屠杀复制下来，捏造说日本也干了同样的事。”书中还介绍：“中国每当发现万人坑，就建设声讨日本的纪念馆，自然，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日本军队干的。”书中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那就是“实际上，从1937年到1938年的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日中战争中的真正战斗就结束了。此后的战斗不过是各地方政府间的小摩擦”。

在“生化武器的受害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队”一节声称：“本来731部队是日本军队的给水部队。实际上，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是中国的权力斗争中经常使用的，毒杀政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为此，日本军队对中国生产制造生化武器的工厂和研究所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并将其没收。同时，731部队为了防卫开始研究细菌武器。”

《中国入门》虽然书题是漫画，但是似乎是为了增强说服力，里面还有不少来自共同社和日刊体育新闻的照片。在介绍当今中国的情况时，专门选择表明中国落后、肮脏、愚昧的照片。

据美国媒体评论，日本不断出现侮辱亚洲邻国的书籍，反映出日本自身混淆不清的身份认同，即面对亚洲邻国自觉优越，面对西方又感到低人一等。在这些书中，日本人均以白人形象出现：黄头发、大眼睛、高鼻梁。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是黑头发、小眼睛，亚洲特征很明显。更好笑的是，在讲述日俄战争的漫画里，日本人长得比俄罗斯人还要欧化，往深里看，这种审美观点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就抱有的“脱亚入欧”之梦。

这些图书的编者对中国和韩国充满了蔑视。西尾干二是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主将，也是《嫌韩流》的作者之一。西尾干二说，1885年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就提出，日本要摆脱落后的邻居，学习西方先进的国家，但“我不知道他们（中韩）为什么一点也不长进。他们不改变自己，我不知道他们为何不学无术。”但同时，西尾干二又不得不承认，现在日本无法忽视中国和韩国，“从经济上讲，这是很难的，但在心理和精神上，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继续我们对中国和韩国的态度。”日本一桥大学的教授吉田丰说，现在否认南京大屠杀几乎已经成为日本的某种“宗教”。

纵观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直至今日，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戒之心，想尽一切方法加以扼制。事实上，日本已先后两次成功地阻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次是1895年，日本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之后割让中国台湾，巨额索赔，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其时中国近代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起飞，却被这股力量无情截断，使中国陷于战乱的深渊。

尽管日本人的“中国威胁论”不断，但纵观历史，中国从未欺负过日本，即便是在最强盛的时候，反之，中国倒是扎扎实实地被这个邻居欺负了两回。

第八章中国可怕吗？——算算中日的历史账 2、蛇吞象

自公元7世纪以来，日本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强化一个“神国说”，即日本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天皇家族，天皇家族来自于太阳女神，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开天辟地的太阳女神的孙子，此后，神武天皇的子孙便由天神立法，世世代代统治日本。

日本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自明治维新之后，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证明这个神话，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在奈良地区发现了日本天皇家族的古墓群，古代天皇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高丽（朝鲜）或类似于高丽甚至中国的手工艺品，这使日本人非常担心棺材打开后还会发现什么对他们更为不利的东西。因此，日本宫内厅以“皇室古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为原因，至今未发掘石棺。

大和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先人来自于何方，在渺茫的史诗和纷纭的传说中早已不可追寻。据日本历史学家研究，至少前十余代天皇，无法考证，其后的谱系也多有不足凭信之处。

在日本石器时代（绳纹时代）行将结束的公元前400年，中国已经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由富裕的贵族和贫穷的平民组成的帝王之国；人们居住在高墙保护的城镇中，国家正处于向中央集权过渡的阶段，此后不久，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到了这时候，中国人至少已经有了900年的文字书写史，1500年的金属工具史，并且刚刚发明世界上第一个铁器。这些发展同样传播到韩国。

事实上，日本古代历史还要到中国史书中进行考证，公元2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汉朝的鼎盛时期，亚洲大陆先进文明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日本列岛，随着移民不断的迁入，日本列岛的生产力条件大大提高，社会阶级分化加剧，各部族军事首领的战争形态也日益激烈，导致了日本列岛的部族大混战。

据《三国志》中《魏志·东夷传》倭人条（通称魏志倭人传），用了约两千字的篇幅介绍了三国时代倭国的情况。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女王国叫作“邪马台国”，下属30多个小国。统治该国的女王就是“卑弥呼”。书中记载道，邪马台国虽然历代也以男人为王，但是在连续六七十年的战乱之后，他们拥立了卑弥呼担任女王。卑弥呼擅长用鬼神之事迷惑百姓，年纪虽然很大却没有结婚，只有弟弟辅佐朝政。卑弥呼为王以来从来没有外人能够见到她的面，只有千名仕女以及一名送伙食的男人出入宫闱。

据记载，公元238年，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明帝曹叡。魏明帝赐予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邪马台国与另一个由男王统治的狗奴国向来不和，她特地再次派遣使者来到魏国求助。魏明帝派出使者表示支持邪马台国，但是狗奴国对魏明帝的檄文却似乎并不在意。在长期的战争中，卑弥呼去世了。邪马台国拥立了一名男性为王，但是国中却引起大乱，只好再度拥立卑弥呼一族的女性“台与”为女王，这才平息了内乱。后来，台与再度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此时三国时代已经结束，晋朝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往后，邪马台国就从中国的史书中失去了踪影。

据有关专家考证，邪马台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对日本人此后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日本民族的精神和风俗在这个国家得以奠定成型，中国语言学家郑张尚芳认为邪马台是Yamato（日语大和）的音译。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可见一斑。

邪马台国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分七级。中央一级官员由大倭、大率、大夫组成。大倭管理市场，大率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大夫是刺史。对外，卑弥呼遣使曹魏，受封为亲魏倭王，对内专心对抗狗奴国。而那些不接受邪马台统治的小国，则认为自己是吴泰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第一代君主）之后，与吴国亲近。

邪马台国形成了日本最初国家的雏形，支配着日本民族后来的本土信仰和日常习俗。在邪马台国，其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之上的，人群被划分为贵族（大人）、平民（下户）、奴隶（生口和奴婢）几个等级，大人皆四五个妻子，是上层统治者，下户则有两三个妻子。两者间的地位与尊卑差别明显。而奴婢和生口则具有奴隶性质。政治权力在以国王为中心的贵族中按等级分配。邪马台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和国都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这种等级制度在日本人心中形成了极其牢固的等级思想，并在大和国建立后更加强化。对内，日本人把人们分成天皇、贵族、武士、农民和商人、贱民等若干等级。对外，日本人则把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排在了地球人的第一等，以下依次是欧美人、中国人、朝鲜人、蛮夷人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家汤重南指出，日本天皇的血统问题是日本历史学的一段公案，至今无解。即便在日本学者那里也没有统一答案。首要的原因是日本早期历史记载一度是个空白。“日本国没有完整的历史，而更多的是神话传说。其中包括许多虚构的历史”。

现在研究者把日本民族的起源归于以下几个版本：来自中国东北通古司的骑马民族；来自稻作文化发达的中国江南；来自阿拉伯文明；来自中国云南，因为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有“黑齿”的习俗；此外，还有东南亚、蒙古高原等说法。汤重南分析，日本人的祖先的确应该有中国血统，但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族杂交的日本民族。

有学者认为，日本最早的天皇应该是公元6世纪在位的继体天皇，之前并没有相关记载。后来日本为了美化和延长自己的历史，编撰了一个“辛酉年革命”，于是把时间前推，从公元601年一直往前推了1260年，并且人为制造了一个神武天皇，作为日本天皇历史的发端。实际上，连日本研究者也承认这个神武天皇是不存在的。继体时期日本还非常野蛮落后，中国已经到了隋唐时期，日本还是部落等地方政权割据。部落的首领叫做大王，后来才演化为天皇。更多的人相信，“继体”这一称谓就是表明了当时的日本体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应该是日本天皇雏形最早出现的时期。

打开世界地图，人们很容易发现，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面，太平洋的西北角。在大约1.5万年前，日本列岛仍旧与亚洲大陆相连，此后，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了日本海，先后形成了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等。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距今1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从日本往东，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从日本往北，是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日本往南，是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以上三面，都决定了日本人被上帝安排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绝望境地。可以说，日本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使它最有可能成为地球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日本资源极端匮乏，其陆地上除了盛产木材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能源。日本本岛65％以上是山地，不利于农耕。在狭窄的日本岛上，只有20％的田地适合于耕作，而且每块耕地平均面积不超过2.5英亩。日本还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台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洪水暴雪，一样也没少。在日本列岛周围，每天3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四次，日本国内共有活火山83座，占世界活火山总数的1/10，而且日本1/4的国土被火山喷出物覆盖着。日本国内没有大江大河，不具备产生原始文明的条件。更可怕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属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贫瘠又狭窄的岛屿上，又必须承载着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让日本人株守孤岛，没有外援，那么，这个地方迟早就会变成一个死岛。

可是，造物主在它的西面，安排了一个最敦厚的邻居，那就是汉文化发源地，世界上最古老繁荣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离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为700余公里，通过朝鲜半岛陆路来华也不过50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安排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跨海袭击日本，700多公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中国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是大陆民族。

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有了5000多年，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期的汉朝开始，日本文明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露出了身影。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日本人历史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中国人。

中国的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大约是说，在朝鲜附近的大海上，有倭人居住，那里的人身材矮小，所以称为倭人。倭，就是矮小的意思。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古代的日本人只能住在土洞里，其土木建筑技术是朝鲜人传授的。日本历史记载，5世纪后半期，新罗送来了一个叫猪名部真根的木匠，雄略天皇命令他建造房屋，他使用中国人的规矩和准绳，把中国的建筑样式第一次正式传授到了日本。日本天皇的陵墓也是拥有中国技术的朝鲜人设计建造的。

直到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人仍旧没有自己的服装。当时的日本人，没有针、剪，穿得很不成样式，《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的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日本的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而且男子无论大小，都“鲸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这就说明此时的日本人还没有衣服，男人身上像缠了个麻袋，女人身上像背了床单被，而且浑身刺满了图腾物，他们还处于原始人部落社会的状态。

公元283年，朝鲜半岛的百济首次向日本人送去了缝衣的女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接受缝衣技术。

同年，一群自称是秦始皇后代的部族人也从百济进入日本，给日本人带去了养蚕和纺织技术，这是日本首次大规模地接受纺织技术工人。

日本最早的制革术、绘画术、历法、医药、文学和儒学，乃至后来的全部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都源于中国。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6个世纪中，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出现了，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285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公元645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663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朝鲜举起了武士刀。

公元663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8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朝鲜半岛自四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互相争斗，此消彼长。一直打到公元七世纪。公元594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8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在这三国中，新罗和唐朝关系密切，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文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公元663年3月，日本又增兵2.3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公元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岂料首日水战一开，两军战船相撞，日本的竹木船多不敌唐军的松木巨船，隔船相搏，日本的倭刀虽锋利，也难敌唐军的长矛勾枪。

《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朝鲜）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次日，唐朝和新罗的舰船阵中，引三国时吴蜀联军火烧赤壁的战法，突然连连发射燃火的矢箭，敌方猝不及防，四百多艘战船顿然陷于火海。大多士兵跳入滚滚江水中溺水而亡，未死者皆投降，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也促使日本退守本土，900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但是，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此后，大唐帝国不仅没有惩罚日本人，反而以更加慷慨的姿态资助日本的发展。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四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

唐朝的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师傅，而且长期在世界上处于最强者的位置。要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就必须打败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只有击败中国唐朝，才能证明自己学成出师，也只有征服中国人，日本人的神国地位才能得到确认。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都是把唐朝视为挑战的对象，中国被称为唐域，中国人被称为唐人。

自唐朝衰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势趋于衰弱，日本就很少再派遣遣唐使过来朝贡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使他们只认可强者的国度，对于弱势国家，他们基本没有兴趣。

在白村江之战被打败后的日本人在此之后对唐朝更加恭顺，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挑战大唐的意愿没有任何改变，此后的日本人，特别注意学习唐朝的军事。同样，对于邻国朝鲜，有文字记载的1000多年的日本历史，就是一部对朝鲜民族实施侵略、杀戮和凌辱的历史。

大和国大约兴起于公元3世纪末，在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的除北海道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但新兴的大和国在立国之初，就将征伐朝鲜作为自己的目标。公元4世纪中叶，大和国即开始策划进攻朝鲜，公元4世纪60年代，大和国终于攻入朝鲜半岛，征服了今朝鲜半岛庆尚南道地区，建立任那地方政权，并设立“日本府”对朝鲜人进行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被迫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公元4世纪末，大和朝廷随着国势的增强，更加加紧了对朝鲜人的殖民掠夺。据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倭（指大和国）于公元391年渡海击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成为臣民。公元399年，倭寇大举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直到公元404年，倭军才被高句丽打败。

日本最早的史书就有关于早期日本人企图欺凌朝鲜的记载。早在公元200年的时候，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统治者神功皇后就以“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

《新编日本王室史话》这样记载：神功皇后不仅“容貌秀丽”，而且“聪明睿智”。她的丈夫仲哀天皇死后，她为了稳定军心，决定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她一改仲哀天皇攻打熊袭（当时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叫狗奴国的地方），决定西向出征朝鲜半岛，公元232年，倭人围攻新罗都城金城。新罗王亲自率兵迎战，才将倭人打退。但是，神功皇后没有白来，倭人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图书，班师回国。

从此之后，每当日本人想要攻打朝鲜人的时候，总是要先把这位神功皇后的“功业”重新炫耀一番，以激励那些继承神功皇后“事业”的子孙们。此后，掠夺朝鲜人便成为了日本人的一项基本国策。到公元5世纪的时候，经常渡海侵掠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任那”殖民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大肆抢掠朝鲜人的财富。公元530年左右，日本人终于从朝鲜人那里获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先进技术——百济国同意向其贡献五经博士、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药剂师、乐工、僧侣等高级知识分子，对促进日本文化的进步，赶上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552年10月，百济国又向日本大和国贡献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从此佛教传入日本。

尽管朝鲜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财富和技术，日本却并不满足，继续增兵扩大对朝鲜的占领，无奈技不如人，公元563年，日本人被新罗军队赶出了朝鲜半岛。日本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朝战争才算告一段落。公元571年，多次策划攻打新罗的钦明天皇一病不起，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攻占朝鲜半岛。

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先占朝鲜。

16世纪末，在日本列岛，中部尾张国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继续其统一日本列岛的事业。天正十八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后，深知各大领主如德川家康等对他的服从是不坚定的。而且在全国领地的重新分配中，丰臣秀吉所得的直辖领地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只要德川家康等一些大武士联合起来，他将处于劣势。

因此，丰臣秀吉希望打击这些大领主的势力。将大领主所积蓄起来的人力物力，引向能够消耗其实力的战争中去。于是，丰臣秀吉物色了朝鲜，作为制造这样一场战争的目标。

此外，丰臣秀吉还企图以陆军通过朝鲜，从而入侵明朝。

丰臣秀吉的这一企图，早已有之，早在征讨毛利的时候，丰臣秀吉就写信给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在征服高野寺以后，在给一柳末安的信中也说“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1589年，他致书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大明，使其四百州尽化吾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1592年4月（明万历二十年），日军的先遣部队渡过对马海峡，于4月13日在釜山登陆，战争正式开始。这一年是壬辰年，所以朝鲜称此役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则叫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在庆长二年发动了第二次战争）。

小西行长首先在釜山登陆成功后，加藤清正率后续部队继续登陆，庆尚道的朝鲜水军则彻底被九鬼嘉隆所败，右水使元均竟自焚船舰，根本无法配合陆军阻止敌人登陆。结果小西行长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东莱城。然后整个先遣队按照计划分成三路：小西行长猛进密阳，直指忠州；加藤清正则攻打彦阳、蔚山，企图在忠州同小西行长会师，进而直逼京城（汉城）。黑田长政则越过秋风岭北上，以策应友军。与此同时，日军水军则攻占了庆尚、全罗、忠清等道的沿岸地区。

同陆军的接连胜利相比，日本水军却是连连受挫，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全罗道的水军节度使李舜臣。此人弓马娴熟，精通兵法，尤其善水战。4月20日，他就调动全道的水军赶往庆尚道去重新编组被击溃了的庆尚水军。5月7日，在玉埔海面突然袭击了停泊在这里的日军50艘舰艇，共击沉了26艘，其后在追击到永登浦时又破坏了5艘。紧接着李舜臣第二天在赤珍浦偷袭了日军的补给船队，又击沉13艘。结果使得秀吉“水陆并进”的企图失败，陆军的补给开始出现危机。

而此时的日本陆军在占领京城后兵分两路：小西行长过开城向平安道进发，加藤清正攻打咸镜道，直抵中朝交界的会宁，这时朝廷宣祖已经逃到了义州。结果釜山登陆不到两个月，陆军就已经控制了除平壤以北，全罗道沿海外的全部朝鲜半岛。要不是水军惨败，补给缺乏，无法扩大战线，恐怕朝鲜不等中国出兵就已经灭亡了。

此时的大明王朝尽管朝政腐败，但余威尚存。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遂决定援朝以巩固辽东和京师。于是明朝于1592年6月2日命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两万援助朝鲜。6月15日先锋戴朝弃、史儒率部渡过鸭绿江，6月16日进驻朝鲜李王所在的义州。6月21日副总兵祖承训、游击王守官带大部队也进入朝鲜。

为了及时补给陆军给养，日方九鬼嘉隆又派出了三路舰队侵朝，同李舜臣舰队在闲山岛前展开决战。闲山岛水深，利于朝军，一开始朝军就利用小规模攻势诱使日军进入包围圈中，待日军全部进入后，隐藏在闲山岛北的朝军主力立刻摆开了鹤翼阵，同时从正面和侧面击溃了日军。击破了59艘敌舰、数千日军，史称闲山岛大捷。这是被写入马汉《海权论》里的著名战例。之后李舜臣又在安骨浦完全消灭敌残余部队。

7月17日拂晓，中日两国军队终于开始发生冲突。祖承训认为日军“蛮夷野人，安能与天朝大军抗衡哉？”轻率地调动全部兵力进攻平壤。当时连续降雨，道路泥泞，以骑兵为主的明兵很难施展威力。当冲入好像是空城的平壤时，立刻遭到了小西行长部的伏击。日军的火枪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戴朝弃、史儒当场身亡，其余兵将更是死伤惨重。祖承训一天之内退到大定江，然后撤回国内。平壤攻防战使本来对明朝尚有一定戒心的丰臣秀吉不可一世，立即派岛津义弘增兵朝鲜，企图从陆地支援小西、加藤、黑田部。

出乎丰臣秀吉意料，大明朝10月17日任命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提督，大规模援助朝鲜。李如松43000大军于1593年1月3日进驻肃川，第二次平壤攻防战宣布开始。

1月6日，明军包围平壤，次日总攻开始。小西行长占有地利，退缩在练光亭的土窟中用火枪不断射击，而李如松则凭借数量优势强攻，同时以火攻对抗。双方均伤亡惨重，连李如松坐骑也中弹而死。最后明军疲劳过度，被迫撤退。但小西行长同样筋疲力尽，无力再战。小西行长连夜率残兵跨过冰封的大同江，向南逃去。李如松派兵从后面追杀，又歼灭600余人。一共消灭了1646名日军、生擒5名，明军伤亡为796人。

2月19日，明军进驻开城。加藤清正此时已经将其屠掠一空，焚城南逃。2月27日，李如松领两千人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同日军发生遭遇战，幸亏大将杨元赶来救援，才退回开城。当时京城日军有4万多人，是日军的精锐部队，绝对数就比朝中联军要多。李如松决定先确保开城一线，一边等国内新增援兵，一边整顿朝中联军。明兵部尚书还主张和谈，而另一方面丰臣秀吉得知己军受挫，粮饷不足，疾病流行，也打算撤兵。双方不谋而合，虽然朝鲜国王极力要求复仇，但明朝还是决定和谈。

3月22日，明使沈唯敬前往龙山同宇喜多秀家谈判，议定日军4月19日退出京城，明军随即进驻。5月2日，侵朝的日军大部分退到了釜山一带。丰臣秀吉不甘心就此失败，遂一方面在庆尚、全罗道修了18座城堡，一方面运用外交手腕，派小西如安前往北京递交日本的和谈条件，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打打停停的“和谈”时期。

鉴于日军可能不会再有大的军事活动，明军大半在1593年8月回到国内，只留下一万人驻守朝鲜。李舜臣被朝廷任命为三道水军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海军的总司令官，整饬军队，建造战船。而秀吉也不断地利用谈判时间补充兵力，运送武器给养，以备再战。

明、日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596年9月，仍然处于僵局状态。秀吉认为日军已经有能力再战了，但首先他要设法除掉李舜臣。1597年1月，小西行长用秀吉的计策，派人在汉城散布谣言，陷害李舜臣，结果李舜臣被捕入狱，被押送到京城。

得知反间计成功后，秀吉立刻于2月21日再度调动14万陆军和数万水军侵朝。从动员到集结就绪共花费5个月时间，在7月准备完毕。明朝因日本毁约大为震怒，也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淞的水军，再度援朝。

7月7日，九鬼嘉隆要一雪前耻，一举重创元均为首的朝鲜水军，又配合陆军水陆夹击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朝军几乎全军覆没，日军控制了制海权。8月1日，14000日军三路进攻全罗道，正好赶上明军进驻全罗、忠清。大将杨元率3000人守卫南原，但寡不敌众，2700余人战死，杨元负伤。

8月19日，明军除守卫稷山外全线退至汉城，日军占领了全罗道全部地区。李舜臣重新被任命为三道水军节度使，但此时他手中只有12艘船和120名士兵而已。于是李舜臣整顿了残余部队，在碧波亭水域悄悄准备恢复实力。

9月7日黑田长政10000人分攻稷城和舒川，被明将解生打败。这时明将邢玠和麻贵统兵四万和朝鲜权粟元帅会师，大举南进。丰臣秀吉情知不妙，加上李舜臣又在鸣梁海峡以少胜多，大败日水军，所以日军连忙战略后撤，令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长守顺天、岛津义弘守泅川，形成沿海要点的守备态势。

联军经过侦察，决定先进攻只有两万人的蔚山。12月23日午夜，明军三路直捣蔚山，李如松交战后佯退，会同友军消灭了500余日军。正在监督西生浦的加藤清正连忙返回蔚山，亲自守城。明军连续四天猛烈强攻，仍旧没有攻下城池，其间加藤清正也难以支撑，就送信给明军乞求讲和，被拒绝。双方僵持之时，西生浦13000多日军赶来增援。1598年2月9日，明军屡攻不下，被迫撤退。

蔚山战役后，双方都调整了战略。秀吉眼见反攻无望，只得继续确保防线，在朝鲜南部站稳之后再蚕食朝鲜。而明军虽经蔚山惨败，但主力未损，而且国内又派陈遴和邓子龙的水军前来助阵。所以明军开始同时进攻三座要塞：蔚山、泅川、粟林。同时明水军和李舜臣的联合舰队控制了南朝鲜海权，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这时候在朝日军只有6万人，而中朝联军则有11万之众，明显占有优势。

8月18日，征战一生的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在气急败坏中病死于伏见城中。临死前遗命退兵。这对朝鲜的日军无疑是雪上加霜。小西行长进退不能，再次提出和谈，并再度遭拒，只能坚守城堡，等待援军。

9月20日，中朝联军水陆并进，向小西行长驻守的顺天进攻，同时明军还袭击了晋州。一直到10月2日，顺天仍未被攻破，而袭击晋州的明军已经占领晋州，以近3万人的强大兵力攻打泅川。本来战况顺利，但不料明军火药库突然爆炸，结果全军大乱，又遭日军追击，伤亡高达800多人。

到了11月，日军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小西行长再次准备厚礼送至李舜臣营中，希望和谈，还是遭到拒绝。绝望的小西行长向岛津义弘求救，岛津于是集结近500艘船，企图冲破联军防线，打通回国的渠道。在露梁海面，与陈遴、李舜臣的水军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水战。战斗中李舜臣、邓子龙先后战死，但岛津的舰队也被歼灭了200多艘。

12月上旬，日军全线后撤，幸亏日本国内派兵救援，方屈守一隅，联军因为李舜臣之死而变得迟钝，日军终于大部分勉强撤回了日本。日本的这轮单挑无功而返。

战争结束后，朝鲜在汉城建了“大报坛”以感谢明朝相救，之后明军回国，朝鲜对明的感激之情甚至持续到了清初。

因为丰臣秀吉之死和朝鲜战争的惨败，刚刚恢复秩序的日本又陷入了文吏派与武将派的纷争。德川家康（秀吉的大将）的嫡系部队因为没参加战争而丝毫未损，两年后关原之战爆发……德川幕府诞生。

满清入关后，清朝国力鼎盛，日本人在200年间未敢轻举妄动。但清朝道光之后，国力急转直下，终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既让日本看到了欧洲列强侵略的恐怖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挑战中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明治维新（1868年）后的第三年，日本国力刚刚有所上升，国内的武士阶层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征服朝鲜（三韩）。明治六年，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台湾，明治八年，日本人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与清朝解除册封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改名冲绳县。至1895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彻底改变了近2000年来的力量对比。

第八章中国可怕吗？——算算中日的历史账 3、扫荡“汉魂”

要说日本真正地开始强大起来，还真是从脱亚入欧以后开始的。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叫做福泽谕吉，号称“日本的伏尔泰”。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多年来习惯了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加上自己的武士身份，使得他不用太辛苦劳作就可以得到比普通人要优越的生活。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跟随日本驻外使节游历西洋。当福泽谕吉第一次走进美国的饭店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而绒毡在日本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只有那些极为富有的人才可能买到一小块，用来做钱包或一些用于炫耀的挂件。后来他们又到了巴黎，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

百闻不如一见，福泽谕吉跟驻外使节一起，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处处感受到西方社会的发达与先进，面对这一切，福泽谕吉“开始惊讶”、“接着迷恋”、“最终狂热”。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同时将之与日本本国对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于是回国后的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他提到：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顺便提一下，这位得力于汉学修养，能写一手漂亮启蒙文章的东洋思想家，后来却叫嚷着扫荡一切“汉魂”。

如同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一切都模仿西方最发达国家的发展样本。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建立起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日本经济体系。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这就是俗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样日本在经济上终于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结束后，日本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与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崇拜强者，本来无可非议。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的强者崇拜中，缺少公正的气度。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自卑感于是变成优越感。赖肖尔还发现，日本人每次向外学习最后都转向对抗，优越感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然不是什么“穷了、落后了几千年”，日本更不是特别富裕、人种优秀的“神国”。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国富了、先进了几千年，形势只是在最近不到100年的区间才突然急转直下，中国由巨富而挨打遭暴抢，由挨抢被打坠入贫困的深渊，而日本当时不但绝不是什么阔主儿，而是穷得叮当响的小国。

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不但是日本从来不能和不敢想象的，它也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25％的水平，说白了这是至今无可匹敌的经济总量的世界纪录。

但是，1840年中国却被经济总量不及自身九分之一的英国打败了。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当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大清的经济总量依然还是日本的七倍。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并不比中国人好，他们缺衣少食，甚至连当年作威作福的武士们，也经常吃不饱饭。中国北方喂马的荞麦，在日本便是作为主食的，“炖牛蒡”这样的菜已经是大户人家待客的佳肴。

或许正因如此，面对战败对手，压榨得更变本加厉，而使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瞠目结舌。回顾甲午战争时日军的兽行，就可以知道这一切。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

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

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天皇恨不能把“圣岳”富士山变成金山、铁山、钢山、火药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战舰。他不要慢节奏的跋涉，他一开始就要求他的国家“冲刺”。

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逼入坎坷凶险的途径。甲午战争惨败源于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战败。当时，日本使用了偷袭的方案，并对战争的结果准备了三种预案：如果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获胜，则在中国登陆，打平的话，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拉锯。正如以后众所周知的那样，清帝国在那场决定性的海上会战中严重受挫，从而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接着在日本海陆进攻下，输掉了整个甲午战争，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举实现了“大陆政策”的前三期计划，中国台湾、朝鲜、辽东半岛都收进囊中。而2.3亿两的战争赔款则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这笔意外之财，让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说：“这笔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数万万元的大数位。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日本《女学杂志》曾沾沾自喜地写道：“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遨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甲午一战，由此埋下了日后日本举全国之力试图吞并中国的伏线。

1927年，日本完成了大陆政策，认为“欲征服中国，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这一政策表明，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已把中国作为其整个扩张战略的重要步骤。在这个战略指导下，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入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大，是没有什么感觉和体会的。只有到了中国以后，见识了中国以后，才会慨叹中国何其大。

中国很大，一个四川省，就相当于法国的面积；全国面积之和超过中欧、西欧加起来的十几个国家。中国是日本国土面积的30倍，当年中国人口比日本多20倍（现在比日本多10倍）。

日本军队再多，到了中国以后，就像撒胡椒面一样，只能零零星星地分布。当年的中国是农业国，是农业经济，日本打赢几个战役，占领一些地方没有用，占了一些城市也没有用。中国的优秀军政人才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把农村、农民组织起来，的的确确形成了强大的抗击力量。

1940年，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后，对华北的情况作了调查。据他统计，华北每平方公里只有2名日军。活动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每天都在消耗日本兵，正面战场国民党正规军又与日军大规模作战，战争天天都在打，每天都在死人，日本如何经得起这种消耗呢？

中国是一个各种地貌地形极其复杂的国家。有高山，有平原，有沙漠，有山地，有丘陵，有青纱帐，有江河水网地，还有热带丛林，等等，每一种地形地貌，都可化为军事利用。适应这种地形，另一种地形却不一定适应。中国很大，地形分三级阶梯。成阶梯状的地形，对中国有利，中国军队居高临下作战，日军的优势战力发挥不出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八年，日军只占领第三级阶梯内的区域：即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地盘。而且日军占领的东部的这些区域，还成块状地东一块，西一块地分布着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中日对垒，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日本有多少胜算呢？

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提出的“以时间换空间”，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打消耗战。中国很大，所以，有足够的本钱来打持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使日本决定尽快占领法国、荷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佑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其中称“要根据我们皇道之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正式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由“东亚共荣圈”和“南方共荣圈”两个部分构成。东亚共荣圈主要由“日、满、华”组成，“南方共荣圈”主要是指原来属于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南方共荣圈”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在安全上起保卫核心圈的作用；二是取代欧美列强的宗主国地位，形成一“南方经济圈”，以满足战争经济自给自足的需求。

日本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利益，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日美矛盾尖锐起来。当然，美国这种“不使战争升级”的政策，也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不能影响到它的根本利益。而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则被美国认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于是立即给予强烈反应。

1941年7月28日，日军占领了越南。这个行动大大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总统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更加强硬的禁运。在日本占领越南的前两天，美国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同年8月1日，又宣布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美国一领头，英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埃及等国家也对日本实施了制裁措施。这对于日本打击太大了。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绝大多数战略物资需要进口。美国带头禁运，等于掐住了日本的脖子，美国报纸说：“这一招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的打击。”

面对美国的制裁，日本高层极为担忧。海军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估计，现在日本的石油储备可用两年的时间，如果打起仗来，只能使用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定不惜对美一战。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正式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如果至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时，即决心对美开战。”

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草案》，规定战争的要领为：“实施闪击战，摧毁美、英、荷在东亚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根据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同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安全，造成长期自给自足的态势；用尽一切手段，引诱美国海军，适时加以歼灭。”

1941年12月6日，是美军官兵所谓的“神圣的周末”。然而，就在此刻，珍珠港周围却是杀机四伏。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日特遣舰队正向它全速逼近。另一支潜艇特攻部队，已按照战斗序列包围瓦胡岛，其中多数潜艇已潜抵珍珠港外。

7日7时55分，偷袭行动正式拉开序幕。日军第一波俯冲轰炸机像晴天霹雳一般，骤然出现在希卡姆陆军机场上空，轮番对机库、航空、防空火力进行轰炸和扫射，美海军福特岛机场、陆军惠勒机场同时遭殃，飞机、跑道和机场其他设施悉数被毁。5分钟之内，瓦胡岛美军空军力量即已陷入瘫痪。几乎与此同时，日军鱼雷机、水平轰炸机、战斗机相继进入各自作战空域，对港内的舰船、机场实施猛烈攻击。第一波突击历时45分钟，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便顺利完成作战任务。日军第二波171架飞机于7时15分起飞，8时55分进入战斗，突击持续约1个小时，在第一波次攻击的基础上，扩大了战果。

这是一场海上、水下、空中闪电式的立体袭击战，在短短的1个多小时里，日军共投掷鱼雷40枚，各型炸弹556枚，共计144吨。击沉、击伤美军各型舰船总计40余艘，其中击沉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2艘和油船1艘；重创战列舰3艘、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2艘；击伤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1艘和辅助船5艘；击毁飞机265架。美军伤亡惨重，总计2403人阵亡，1778人受伤。日军只有29架飞机被击毁，70架被击伤，55名飞行员死亡，6艘袖珍潜艇被击毁，1艘袖珍潜艇被俘。

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

“珍珠港事件”中，日本为达成作战的突然性，采取了大量保密措施以掩盖己方的真实企图。例如，严格控制作战计划的知情范围，及时更换所有舰船的呼号，断绝攻击舰队与外界的直接通讯，出发后实施电波封锁并禁止船员向海中投放垃圾等等。

然后到了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战役时，这种小心谨慎、一丝不苟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日本军队的放松警惕和麻痹大意主要源于对敌人智慧和战斗意志的极端低估。甚至有日军指挥官说：“总说什么保守秘密，其实泄露一点也没啥。如果美国人出来的话，那正好可以像老鹰捉小鸡一样，轻而易举地干掉它。”

日本军队过于自信的“胜利病”在密码的使用问题上得到充分暴露。美国早在1942年1月就从被击沉的日本“伊—124号”潜艇上捞出了一批有关“JN-25”密码的密码本，然而日本人却放心大胆地照用不误，甚至用来收发有关作战细节的重大机密。

杜利特空袭后，日本海军在疯狂追击美军舰队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无线电信号，也为美军破译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到4月底，美军情报机关对日本海军坚持使用的“JN-25”B型密码已经非常熟悉，每天都能破译截收到全部密码电报的二十分之一。对此一无所知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由于深信他们的双层密码无人能破，将更换密码本的日期一再推迟到5月底，结果使美军得以提前知悉其作战计划并做好充分准备。

而日军在锡兰和阿拉斯加实施的佯攻，也被尼米兹轻松识破而成为徒劳。如果日本人少一点自信，如果他们早两个月更换密码，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战役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1945年夏，日本基本败局已定。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等四个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10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后20年中缓慢地走向死亡；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处在爆心极点影响下的人和物，像原子分离那样分崩离析。离中心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一刹那间被烧毁的男人和女人及儿童的残骸。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虽侥幸还活着，但不是被严重烧伤，就是双目被烧成两个窟窿。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然可以感到闷热的气流。当时广岛人口为34万多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死者计8.8万余人，负伤和失踪的为5.1万余人；全市7.6万幢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4.8万幢，严重毁坏的有2.2万幢。

但是，广岛的悲剧并未使日本立即同意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即无条件投降。他们竭力掩盖广岛事实真相，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但8月8日，日本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回答是：日本仍在继续进行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停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苏联政府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宣布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就在苏联出兵这天的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从而酿成了广岛以来的又一次悲剧。

1945年秋，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远东的形势急转直下。8月9日，苏军出兵当天，日本首相铃木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无限地进行战争，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外，我们无路可走。

但强硬的日本陆相阿南认为，日本仍可调动的力量还有53个步兵师团和25个旅团，另外指挥官还能召集400万陆海军加入战斗，加上内阁刚通过一项措施，将征兵范围扩至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5岁的女子，日本的防御力量可再增加2800万人。日本内阁围绕战还是降激烈争吵。最后，只好由天皇来决断。8月9日夜，天皇裕仁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了御前会议，他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财产，我感到痛苦。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宣言。”

御前会议结束时，已是8月10日凌晨，日本内阁立刻致电中立国瑞士和瑞典驻日使馆，请其向中、美、苏、英四国转达投降之意，战后被赦免的纳粹战犯蒂佩尔斯基希，在其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记述，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决定接受敌人的要求，它只希望天皇作为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其特权不会受到损害，同盟国对此表示同意，条件是，日本的最终政体要根据波茨坦决议，由日本人民自决。

8月14日早上，东京居民看见天上飞来一架美国B29型轰炸机，但飞机上落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上面这样写道，美国飞机今天不会轰炸你们，美国飞机在抛洒传单，因为日本政府已经表示要投降，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利知晓投降条件。

天皇裕仁看到传单后，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当天夜里，裕仁就在皇宫的演播室里录制好了投降的《终战诏书》，诏书共815个字母，用宫廷语言写成，裕仁录了两遍，第一遍漏了几个词，第二遍声音又太尖细，他想录第三次，但被管家制止。次日凌晨，强硬派军人为阻止录音播出，曾发动政变，但很快被镇压，陆相阿南自杀。

此时，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最先嗅到日本败亡气息的是沦陷区的民众，杨多杰在《北平沦陷后的市井生活》中，记述了大栅栏精明眼镜店学徒王永斌的经历：1945年上半年，王永斌在店中站柜，突然进来三个挂着手枪的日本军官，一进店就把手枪掏出来扔在了柜台上，这把全店的伙计都吓坏了，以为日本人又要明抢呢，结果发现好像不是，几个日本人连比划带说的，意思是要把枪给卖了，就这也把掌柜的吓得够呛，赶紧把这几位请走了。

当时，在日本东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皇宫前，日本全国所有活动都停止了，8月15日正午12点，东京的广播里奏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接着，日本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了天皇的声音，人群开始哭泣，一家报纸写道，所有群集宫外哭泣之人员，均以无限羞耻之态度鞠躬至地，哭声不时被清脆的枪声打断，那是军人在用手枪自杀，东京居民木村良平回忆，虽然我们都不太清楚《波茨坦公告》的具体内容，但这一刻大家知道，日本真的已经战败了。

而在中国，在老百姓欢庆胜利的同时，一场对侵华日军的受降行动也在全国迅速展开。当时，国民政府将全国划为16个受降区，100多万日军在指定地点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而在东北，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仍在与出兵远东的苏军作战，日本军官不愿接受天皇的“诏书”。8月16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说，军人应服从天皇命令，那些顽固坚持作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再继续战争。

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也说，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山田乙三最终把自己的佩刀交给了前来受降的苏军上校，随后与50多万日本关东军俘虏一道，被苏军运往西伯利亚，成为战后苏联重建的劳力。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中国代表徐永昌出席，曾参与中国抗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作为时任美国第10集团军的司令，也见证了这一时刻，而与中国人共同抗战八年的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却未被邀请参加，他难过地说，八年来，我唯一的雄心就是打败日本，我多么希望能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失败。

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于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书。九点十五分日本代表开始签署降书，小林总参谋长帮着磨墨，这是历史的一幕，冈村大将签字完毕，亲手把降书呈递给何总司令，于是日本民族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

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强盗闯入一户人家，家里的妇女和儿童拼命反抗、防卫，虽然身负重伤仍揪住强人不放，后在邻居壮汉的帮助下将强人扭送给警方。

强人以为败在弱者手中很丢人，便强调说是壮汉将自己制服的。

警察问他：“你抢成了没有？逃脱了没有？”

强人说：“没有。”

警察说：“敢与强盗作斗争，并阻止了强盗行为的，当然是英雄行为，所以才赢得壮汉的支持！”

——日本，你以为败给美国比败给中国光荣吗？别忘了，你是在中国侵略，又是在中国投降的！

第八章中国可怕吗？——算算中日的历史账 4、寓军于民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督促日本通过了和平宪法，放弃了战争权。但后来美国放弃了这个主张，转而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建成美国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舰，利用日本的武装力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效劳。

而日本政府则乐见美国人的转变，开始积极配合，争当美国人在亚洲的马前卒。日本人也不是无偿为美国充当棋子的，也有自己的务实考虑。那就是借以发展自己的实力。

2010年12月，在拖延了整整一年之后，日本政府终于推出了民主党执政后第一份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并且在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上予以通过。这份新的大纲将成为日本今后整整10年国防建设的指南。这份新的防卫大纲首先可以用“变脸”两个字来评价。该大纲对中国“变脸”，第一次明确地指出邻国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忧虑事项”。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在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国近年来每年军费都有不透明地增长。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也作出了让日本不得不抗议和交涉的事情。所以，中国是令人忧虑的已经成为日本的基本认识。”简而言之，日本是用一种“忧虑”的表述，把中国确立在与朝鲜相等的至少是“对手”乃至“敌手”的位置，变相地把在日本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写入国防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这是日本自民党执政时期都没有做出的事情。

一般来说，情绪型的民族擅长艺术，不擅长军事，日本却有点例外，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出产于东瀛列岛，日本在近代武力扩张的劲头和能力，令人瞠目结舌。日本考古人类学家江上波夫说：日本人兼有游牧、农耕民族的双重属性，对外是游牧式的，对内是农耕式的，善战与爱和平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2011年3月，一则有关日本的消息出现在各大媒体，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艘“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在横滨市交付自卫队正式服役。一艘军舰为什么会引发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其中的关键还是因为它带有明显的航母特征，比如1.85万吨的满载排水量，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轻型航母水平，比如直通式甲板，只需进行小幅改装，便可搭载“海鹞”垂直起降战斗机甚至是F-35B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机，随时可以把它变成货真价实的航母。

日本是世界上较早发展航母的国家之一，其研发的“凤翔”号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艘专门设计建造的标准航母。二战期间，日本共建造了20余艘航母，并一度称霸海上。基于战败国的身份，二战后日本从法律上不再允许建造航空母舰。然而，由于日本拥有建造航母的先进技术，加上挥之不去的海上称霸之梦，在此情况下，日本改变了策略：不再“直言”建造航母，而以发展大型运输舰、护卫舰的名义，以走上实质拥有航母的道路。

1988年日本通过制定宪法解释，实质上允许了自己建造“防御性轻型航母”，“日向”号是“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第一艘舰。“伊势”号是“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第二艘舰。

“伊势”号舰长197米，宽33米，标准排水量1.395万吨，满载排水量1.8万吨，在吨位上已经超过意大利“加里波第”号、泰国“皇家公主”号航空母舰。其船型采用与航母相同的直通式甲板，上层建筑位于甲板一侧。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伊势”号还装备“宙斯盾”相控阵雷达以及先进的火炮、导弹和指挥通信系统。

日本22DDh舰是日本最新型直升机驱逐舰。这艘仍被日本官方称为“驱逐舰”的舰艇吨位高达2.4万吨，装备有3部“密集阵”近战武器系统和2部“拉姆”导弹发射装置，甲板和机库共可搭载14架舰载直升机。22DDh舰从吨位、布局到功能都已和驱逐舰这一称呼相差甚远。日本财政账目表明，22DDh舰设计尺寸急剧增加的原因之一是，日本计划将V-22“鱼鹰”倾转旋翼飞机作为这些舰艇主要的空中力量。这些账目也清楚表明，F-35B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联合攻击战斗机可视作为这些舰艇的主要系统装备。显然，22DDh舰的设计中也包含运行无人机的考虑。

日本在武器研制方面的频频异动与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的转型密不可分。从1992年的“海外派兵法”到1999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再到2001年的反恐三法案和2002年的“有事法制”三法案，日本在“做有军事实力做后盾的政治大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干预型”的逐渐转变，“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也开始日益被右翼分子提上日程。日本前首相小泉也声称必要时要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先发制人”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在采取军事行动上的优先权。

日本二战期间的军阀企业在美军占领时期遭到了重创。此后由于战败国的地位以及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一直无法明目张胆地发展军事工业。不过，虽然没有独立的官方军工企业，但日本的一些世界级大公司几乎都从事有关的军品科研生产，如三菱重工、三菱电机、川崎重工、东芝、三井造船、住友重工等，这种军工生产方式其实也是有日本特色的“寓军于民”。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的军事技术已经崭露头角。当时，美国的报纸就曾指出，如果没有日本的电子产品，美国的精确制导武器就无法实施精确打击。

据称，美国的激光制导武器中，70%的电子产品是日本生产的。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外国军事技术专家认为，在半导体领域，日本至少领先美国5年。

据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金庆敏所述，1998年朝鲜发射了“大浦洞1号”导弹。随即日本宣布将构建第四代间谍卫星体系以及导弹防御系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像履行诺言一样完成了这一目标。地球上空的日本第四代间谍卫星对朝鲜半岛的情况了如指掌。

根据中新社2009年4月15日的报道，日本的间谍卫星拥有最尖端的技术，由第二代光学卫星以及第二代雷达卫星组成，能够分辨地面上大小为1米的物体。该间谍卫星能够免于海洋以及阴云等天气条件的干扰，24小时持续不断地收集情报。预计在短时间内，日本间谍卫星的性能将进一步提高，能够分辨大小为30厘米的物体，由此可以推断出日本间谍卫星的性能。

日本能够利用液体燃料火箭将10吨重的人造卫星送入位于300千米上空。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国的火箭技术能够将重达200千克的人造卫星送入300千米的低轨道，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国的导弹可以打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伊朗试射成功的人造卫星“希望号”的重量为27千克，而韩国“KSLV-1”型火箭搭载的卫星的重量大约为100千克。考虑到这些情况，日本的火箭发射技术可以说已经到达了世界最高水平。

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日本的火箭发射技术已经能够与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并驾齐驱。其中，日本的固体燃料火箭M-V系列也能够将1.5吨的卫星送入300千米上空的低空轨道，因此该系列的火箭具有将导弹投向世界任意地点的实力。

韩国的固体燃料火箭开发需要依靠美国，火箭的射程被限定在300千米以内，与日本的技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与将人造卫星发射进入宇宙的商业火箭不同，导弹还需要重新回到地球表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研发出了能够使火箭再次进入大气圈的装置“OREX”。也就是说，只要日本下定决心，任何时候日本都可以制造出洲际弹道导弹。

现在日本已经完全能够建起导弹防御系统。日本拥有的6艘宙斯盾级舰艇上装配有韩国相同级别的舰艇上所没有的SM-3导弹，该导弹能够拦截大气层外的物体。日本已经以东京为中心建立起了完备的导弹防御体系，能够用PAC-3型导弹拦截进入大气层内的导弹。而驻扎在车力地区的驻日美军还拥有高频率的“X-BAND”雷达。

《国际在线》2010年11月24日的报道称，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自卫队武器装备的90％由日本国内生产，只有10％从国外引进。日本一家研究机构预测，若允许日本不受限制地出口军火，日本将雄霸世界舰艇市场的60％，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的46％，航天市场的25%～30％；一旦需要，日本可在3～6个月内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在一年内生产出1000～2000枚中程和远程导弹。

如“爱国者”导弹、Ah-64D“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都已实现了在日本生产。日本F2战斗机即以美国的F16战斗机为基础，1988年开始研制，主承包商为三菱重工，2000年10月首架F2开始服役。在F2战斗机机身建造过程中，采用了最先进的复合材料一体成型建造技术，每架战机造价高达120亿日元，是世界上最贵的战斗机。

由三菱重工研发的90式主战坦克，单价高达850万美元。从1990年开始，日本开始投产并装备。主炮为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授权日本生产的120mm滑膛炮。由于配备了自动装弹机，乘员降至3名。该坦克在2004年DMS国际武器预测小组公布的世界坦克性能排名中位列第三。

日本“亲潮”级潜艇，其制造技术处于世界最前沿水平。水下排水量达到3000吨，在世界上也属于吨位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潜艇外形为最先进的加长水滴型，流体动力性能良好，采用了最新的隐形措施。最大下潜深度达到500米左右，鱼雷和反舰导弹均属世界一流。而“苍龙”级潜艇水下排水量达4100吨，并加装了AIP系统，可在水下潜航3～4周。

二战期间，日本曾动员部分汽车企业转产军用飞机。日本近年的汽车产量都在1000多万辆。工业界通常将350辆汽车的资金和物质消耗，折合为1架军用飞机，按此计算，日本若有战事，只需将30％的汽车生产能力转产飞机制造业，便可年产1万架以上的军用飞机。

在日本军事工业中，军用飞机工业约占国防需要的75％。它可以仿制美军F-15型战斗机、P-3C型大型反潜巡逻机以及Mh-60型大型反潜直升机。日本还具备自行设计制造高性能战斗机F2的能力，战时完全可以自行大量生产作战飞机。近年日本还一直加紧开发隐形战斗机。

海湾战争是日本先进技术在美国尖端武器上的集中展示。比如美国“爱国者”导弹中使用的日本半导体元件，实际比美国国产元件还多，有些在全世界也只有日本能够提供。

目前，日本自卫队装备的导弹有90％是国产战术导弹，其性能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称，日本采用尖端技术生产出一种名为“惠子”的肩射对空导弹，其性能优于美制“毒刺”式导弹，命中率几乎达到100％。在日本生产导弹元件的有关企业中，生产电机和洗衣机电机的厂家占有很大比例，这为战时转产导弹提供了广阔天地。

法律禁止日本以军事目的进行航天开发，但日本通过发展空间运载火箭等航天产业，已达到一流的水准，很容易转到军事轨道上来。目前日本所研制的各种固体燃料火箭只要稍加改造，就能变成各种中远程导弹。日本的tR-1A火箭只要将实验舱换成700公斤的弹头，就能变成射程超过750公里、可覆盖整个朝鲜半岛的中程导弹；M-3S2火箭的第三级和卫星舱换成弹头后，就可以成为具备攻击东南亚地区能力的中远程导弹。

目前，日本主要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和小松制作所三家企业生产坦克，仅三菱一家就有2000辆坦克的年生产能力。

日本的机械制造业还能够提供雄厚的转产潜力，按45辆汽车转产1辆坦克计算，日本汽车业以15％的能力转产坦克，就可年产3万辆左右。假定未来战争日本陆军按每1个步兵师装备60辆坦克的标准计算，可装备近500个师。

目前日本火炮的年产能力近万门。日军现装备各种火炮5000余门。二战时（1941年），日本用于生产火炮的钢材占当年钢产量的3％。如以2006年日本钢产量1.16亿吨为准计算，以3％即348万吨钢制造火炮，按每门火炮用钢10吨估算，可年产火炮35万门左右。

船舶工业如有20％转产军舰，几乎就达日本舰艇总吨位的2倍；登陆舰大隅号48小时即可改装成航母。

日本军舰的转产能力也不容小觑。如果日本将目前造船能力的20％转产军舰，按照5吨商船转产1吨军舰计算，每年就可生产70万吨军舰，这几乎是现有海上自卫队舰艇总吨数的2倍。也就是说，届时日本海军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扩大6-8倍以上，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庞大的舰队。

据军事专家分析，同传统军事强国英国相比，除了在核武器、远程轰炸机、核动力潜艇等少数几个领域外，日本的军事实力已相当于或超过英国。还有专家指出，日本军备不断扩充，已具有了“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它的海上自卫队综合战斗能力甚至已经超过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第九章日本，还欠一个道歉 1、为啥不道歉

2010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65周年纪念日。中国清华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表示，日本欠中国一个正式道歉，对于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日本理应有所表示。

1937年，在日本本州北部山区的一所学校里，一个小学生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就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棍，并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200个中国人。”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教育中的一个片段……

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说：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觉中，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

与德国不同的是，由于害怕亚洲各国复仇，战败后日本紧紧抱住了美国的大腿，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日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惩罚，因此负罪感并不强。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

中国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确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传统，和平的前提是双方互相尊重，而尊重的前提则是消除怨恨和隔阂。

《环球时报》曾登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937年，在日本本州北部山区的一所学校里，一个小学生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就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棍，并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200个中国人。”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教育中的一个片段。

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比起德国纳粹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令普通日本人神魂颠倒的迷惑力也并不比德国纳粹差多少。当年在日本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孩子们用充满稚气的嗓音呼喊着“为天皇而死！”当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传到日本时，竟有十多万人站在东京街头默哀致敬。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日本兵在美军的包围下为负隅顽抗，竟将同伴杀死后吃掉……

每年的8月15日都会勾起很多人心中隐隐的痛楚。时值今日，要求日本就二战中的侵略和奴役行为道歉的呼声，不断在亚洲国家响起。2010年“八一五”适逢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65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再次引起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2010年10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向韩国发表了谢罪讲话。菅直人在讲话中说，“就历史上对韩国的殖民统治给韩国带来的诸多损失和痛苦，再次表示痛彻反省，并由衷地表示歉意”。不过，菅直人的道歉并没有完全得到韩国国民的谅解。韩国一些媒体和民众质疑这份道歉声明内容空洞，未承认日韩强制合并的违法性，也未涉及慰安妇赔偿问题等内容，因此显得“诚意不够”。

日本过去究竟对中国道歉过了没有？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表示：“日本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口头上对侵华历史问题反省和道歉有过先例，唯一的缺憾是迄今未在官方文件中写入‘道歉’的字眼。”刘江永提到：“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进行道歉，是对日本的一种约束，至少是道义上的约束。没有这种文件作支撑，日本政界就容易做出言行不一的举动。当年小泉向亚洲人民道过歉后，又去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个例证。”

刘江永指出，日本欠中国一个正式道歉，对于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日本理应有所表示。“一个国家，不用说是侵略了，就是无意识地惹了麻烦，闯了祸，都要道歉，更不用说是国家的行为造成生灵涂炭。日本不仅要对侵华历史正式道歉，而且要在道歉前面加上由衷二字。”

对于二战，日本人认为自己败给了美国，根本不把中国这个战胜国放在眼里，日本是否真正反思对中国人民的巨大伤害……

直到今天，不少日本人对于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为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一些日本人的历史观可以用混乱来形容。

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村山谈话”首次承认对亚洲国家施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此后，小泉首相、福田康夫首相也曾在不同场合作出类似表述。

在1998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本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对华侵略，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但未写入“道歉”二字。2008年5月，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也未加入日本就侵华战争“道歉”的字眼。

刘江永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愿在官方文件中写入“道歉”二字，说明日本有些人的历史观是模糊的。他们不愿意承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战争。用书面形式确认道歉，无异于会让日本担负更多的历史责任，类似赔偿一类的战后遗留问题会随之而来。由于缺乏正确的历史教育，很多日本人甚至连南京大屠杀的事实都不清楚，即使知道的人也认为中国夸大了遇害者人数，由此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日本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模糊历史观，被一些日本学者归结为“缩小的意识”文化。

刘江永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确很看重日本方面的道歉，但“光施加舆论压力是没用的，我们该期待的是日本主动地、发自内心地道歉。”“一句道歉也并不能解决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问题。像民间索赔等战后遗留问题，日本政府迄今还未出台有效的解决措施。战后遗留问题不解决，日本再作多少次道歉，也无法实现中日两国心灵上的和解。”

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光田明正曾对媒体表示，日本国民善于忘记，不会分析，“一般来说，日本国民也知道对华战争是侵略，也说日本有责任，但认为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战争的责任，因为战争中杀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道出了日本人的历史观：日本人缺乏历史感。中国是一个有深沉历史责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国人说到历史，是白纸黑字记录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确实、非常庄重的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中国这样，而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觉中，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

第九章日本，还欠一个道歉 2、丛林法则

在历史上，日本野心不可谓不大，但一般不表现出来，他们只是埋头努力，条件成熟，野心自然显现。中日两国的民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说到底，民族性格与个人性格是一样的，都要受到环境及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昌盛和先进的国家，稳居世界中央，中国之名或许来源于此。自古以来，中国的内部展开过反反复复的惨烈争斗，王朝一个又一个频繁更替，历史一遍遍被刷新改写。由此，中国人更像老子的太极图中所体现的，虚虚实实，老于世故，处变不惊。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描述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无论人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

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是“缺乏紧张”感，日本这个民族从小就是在忧患中长大，由于饱受风霜磨砺，他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众所周知，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而且时时刻刻处在地震、海啸、火山的威胁之中。和地大物博的中国相比，日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全靠白手起家。所以，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向来十分节俭。

在历史上，日本从来也没有像朝鲜、越南那样，心甘情愿地以小事大。他对中国从来都是心怀叵测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称“国王”，唯有日本自称“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和中国一样，自称“神州”，而且自称是“日出之国”，在写给中央帝国的第一封国书中，开头写道：“日出之国君主致日落之国君主”。这个弹丸小国自尊心之强十分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自卑才导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先进国家身边，日本没法不为自己的体型瘦小文化落后感到深深的自卑。他们把自己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理解成是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超越并战胜中国一直是日本的目标。

2000年8月15日，在日本的石川县，突然多了这么一块碑，高达12米，上书“大东亚圣战大碑”。纪念碑每个字都有一个人高，显得巨大壮观。这座耗资1亿日元的纪念碑据称由旧关东军作战参谋以及日本的战友会、遗族会的400个团体共同建立。发起建设这座碑的有关人士透露，要以此告诉日本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征并非错误。他们更扬言“大东亚战争”是一场解放亚洲的圣战。

二战结束已经一甲子有余，今天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年轻人，已经是战后第三代了。比起战前、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他们这一代，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在想什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交往？对历史的认知情况如何？

手上沾有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鲜血的日本军人，绝大多数都已过世了，如果让今天的日本年轻人上溯两三代为祖上去反省谢罪，是否可能？

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后代绝不会为前朝的“罪行”负任何责任，正因为前朝有“罪”，才要取而代之。但日本，如果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公元前六七世纪）开始算，“万世一系”，至今已有125代天皇了，有“换代”而从未“改朝”。时过境迁，根据中日双方调查，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脑子里，传统的历史观和欧美的现代思想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他们心目中，即使老一代有罪，也轮不到他们来赔罪、道歉——爷爷、太爷爷的作为与我何干？而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成了是在动辄拎起“上辈子问题”敲打日本。

《国际先驱导报》分析称，究日本人“厌华”缘由，往往是所谓“中华思想”——主要是指自秦汉以来，中国自以为世界之中心，中国人又惯于强烈表达自己的主张。日本人一般隐藏得很深，从不说出来，而是藏在心里，但到了压不住的时候，就会以很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日本战败投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内始终不认真道歉和认错，并不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极右势力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日本自身的原因之外，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的对日政策难辞其咎。

日本投降后，美国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出发，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在开罗宣言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的强硬立场上不断退步，同日本作了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对战犯的惩治也极不彻底，这为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保留了孽根。

美国督促日本通过的和平宪法的内容是：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此，“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换句话说，就是规定日本无权对他国开战，也不得保有武装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宪法被称作“和平宪法”。

然而，就在美军对日本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改革的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主要对手已经变成了苏联。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所谓NSC13号文件。此后，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于10月9日正式形成了NSC13.2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美国军政两方经过协调后形成的，所以它大体上确定了新的美国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和目标。

可以说，以这个文件的形成为标志，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不再想削弱和打击日本，而是要扶植日本，要把日本培养成美国在东亚的基地。

1948年10月，远东委员会同意美国关于结束甲级战犯审判的提案，东京审判仅仅进行了第一批战争嫌疑人的审判便草草收场。包括岸信介等重要战犯在内的其他在押的嫌疑人大多在此后陆续被释放，这些战犯在未对其战争罪行做任何反省和改造的情况下，很快就重返政坛。

关于赔偿。1948年3月21日，美国陆军部公布了“斯特瑞克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强调恢复日本经济需要外部援助，因此，其规定的赔偿数量，比原鲍莱方案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Draper）偕同斯特瑞克再次到日本，并于6月又发表了“德雷珀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所规定的赔偿额又比“斯特瑞克报告书”大为减少。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考埃发表声明，最后宣布停止实施赔偿计划。

与此同时，“冷战”仍在不断地激化。1950年6月，“冷战”终于演变为“热战”，朝鲜战争爆发。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促使日美关系由“敌国”变成了“盟国”。在此期间，美国的政策在日本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将日本作为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决定重新武装日本。违反战争结束前夕盟国约定的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协议，与日本单独媾和，并把日本纳入所谓“自由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从此一跃而起。

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国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与美国单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决定美军在媾和后长期驻扎日本，日美关系变成了同盟关系。

与联邦德国相比，即使是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褫夺公职的处分也不十分彻底。战后初期，在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实施了非常严厉的“非纳粹化”政策。

例如，在美国占领区，对18岁以上的所有德国人都发放了询问表，调查其与纳粹的关系，其结果有占成年人人口四分之一的344万人受到了起诉，有78万人受到了各种处分。为了不使纳粹重要分子漏网，甚至不得不采取了轻罪重判的做法。

在法国占领区，至1945年末已经撤换了45%的官吏，其范围涉及从国境边上的小镇到曾经短时间参加纳粹党的最有名的大学教授。在英国占领区，则解散了所有曾经与英国有债权关系的商业公司。苏联占领区对纳粹分子的追究更加严厉。全德国有112万人受到了解除公职的处分。

在亚洲，由于苏联和中国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媾和条约之外，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监督和牵制美国。这也就更加深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美国的战争、日本是败给了美国、日本人只对美国人负有战争责任的错误认识。

此外，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还实行所谓“间接统治”，这种占领方式与盟国对德国的“直接统治”有很大的区别。在德国，占领军完全抛开德国政府，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在日本，则保留了日本政府，美军是通过日本政府行使统治权。

历史是连续的，在改革没有触及的角落，一旦国际国内条件成熟，还会沉渣泛起，造成影响。即使是在60多年后的今天，一部分日本人还是不肯就对外侵略的罪行诚心认罪，少数右翼分子甚至还从根本上否认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一些日本人依旧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纠纷不断，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的警惕和不安正在增加。所有这些，都是战后改革的不彻底性给当今日本造成的恶果。

第九章日本，还欠一个道歉 3、德国，错了就是错了

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参战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为标志性的事件，在每年8月15日，这个当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日子，日本国内虽然有来自民间的正义力量组织了一些反思纪念活动，但是从来没有形成日本国内自发的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二战反思纪念活动。

而在2010年8月15日，一些右翼分子身穿二战日本皇军军装，公然在靖国神社招摇过市，而在德国，类似的公开纳粹早已被宣布为非法。与德国在每年4月25日的表现相比，日本在每年的8月15日，他的表现，是不是有意无意的遗忘了什么？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开始对包括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等在内的22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高层战犯进行审判。最终，戈林等12人被判处绞刑，7人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3人宣告无罪。

如今，65年过去，这个对德国人来说独具意义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在2010年11月一改过去的有限开放制，实行对公众的永久开放。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德国的普通民众也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这与二战的另一个战败国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著名的反纳粹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前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且对他说，二战结束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居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简直是德国的耻辱。

这“一记耳光”开启了德国国内清算“历史遗留问题”的浪潮。一年以后，库特·基辛格黯然下台，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成为总理。

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访问波兰，众目睽睽之下跪在了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做的人下跪”。这著名的一跪为勃兰特赢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为德国赢得了举世的尊重。整个70年代，世界舆论对德国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

无疑，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省是相对彻底的，虽然这个反省的过程也在持续的博弈之中，但是，今天的德国人对于过去那段晦暗的历史并不是三缄其口，禁止谈论。相反，在公众层面，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历史的健康讨论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在2007年的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中，电影的结尾有一段十几分钟的真实采访，受访对象是今天的德国年轻人，访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谁是阿道夫·希特勒吗？”年轻人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人回答说是演员、运动员，也有人模模糊糊回答说是个政客，还有人坦白地说不知道。能正确说出希特勒身份的人还不到整个采访人数的一半。电影以一种调侃的方式表达了忧虑：对于历史的不断“重温”，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功课。

为了让德国的年轻一代牢记历史，2010年10月15日，一个名为《希特勒与德国人》的大型展览在德国历史博物馆举行。这是德国打破自1945年以来的禁忌，首次举行与希特勒有关的展览。德国从未举办任何与希特勒有关的展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任何同情美化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

根据1994年9月联邦议院通过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德国不仅禁止使用纳粹的各种标志、口号和敬礼仪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希特勒的头像作为纳粹的最主要象征，更是严禁使用。而对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或宣扬种族歧视、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大屠杀犯罪行为者，可依法判处3至5年徒刑。正是由于过去的德国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才使得今天“纳粹”这个词没有成为困扰德国的一个词汇。

但日本却有些不一样，到今天为止仍然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不肯向当初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正式书面道歉，甚至都不愿意提战败投降这个词，而是选择了一个中性的词语“终战”。

这对二战时的难兄难弟，战前高度一致，战后却反差巨大，引起了许多文化研究者对日本和德国的思考。为什么日本对于强加给他人的战争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拒绝认错呢？

然而这就是现实，二战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曾经处在类似的位置上，它们都一度被同盟国占领，接受了对战争罪行的审判。但是，与德国不同的是，由于害怕亚洲各国复仇，日本紧紧抱住了美国的大腿，由于冷战，美国对日本表现得又如此“大度”，不计前嫌，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日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惩罚，因此负罪感并不强。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祷告了。而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甚至启用一些日本战犯如冈村宁次之流充当马前卒。

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先是脱亚入欧，后又与英美同盟国诸强反目，战败后接着实行脱亚入美，与美利坚的战车绑在一起，成为美国控制亚洲的前哨。日本民族至今以欧美人自居，身份不明，迟疑不定，定位不清，也是造成日本人对战争心态的主要原因。日本看似外表强大，其实内心恐惧脆弱，大概因为日本时刻都怕被别人吞并了，所以日本人在外表上装得很刻苦，很强大，但这改变不了日本内心的不安，日本的文化里就没有了是非曲直的道德观念，只有众所周知的野心。这个民族在过于苛求自己的同时，也深深地束缚了自己，他们外表谦恭的点头下，掩藏着一颗脆弱敏感的心。要解除日本人内心中的困惑，日本政府需要改弦更张，重返亚洲大家庭，同时又要祛除对美国的依赖感，与亚洲人民平等相处。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4月18日报道称，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据统计，80%的日本人对中国很有好感。而在2010年8月，日本非营利性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公布了在两国分别实施的联合舆论调查结果，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达到72.0%。99%的日本人没有和中国人说过话，更没有中国朋友，可是为什么将近72%的人会讨厌中国呢？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也知道这个问题当前很难在日本找出答案。

提起日本，在中国不论男女老少肚子里都有话，为什么呢？中日两个国家渊源太深了，我们无法选择邻居，就像我们无法选择父母一样。离得也太近了，同时恩怨也太多了。要说渊源深，从日本民族一出世，中日便开始交往。现在日本的文字，官方文字当中，还保留着许多汉字，这个在世界上别的国家极其少见。另外，日本反过来对中国也有影响，比如现在中国使用的词汇，近五成都是从日本词汇里传过来的。走在日本的街上一看，中华文化历历在目。

假设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各方面都强于日本，如果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当然这是假设，如何以自强、自重、理性、自爱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确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传统，和平的前提是双方互相尊重，而尊重的前提则是消除怨恨和隔阂。对比德国，日本应当反省！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1、精致

日本人加藤嘉一写了一本《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从生活中的各处小细节出发，阐述他对中国的意见。说起来，在一些小事上，中国人确实不如日本人，例如你接下来会看到的方方面面。但是，中国人有一点和日本人明显不同：我们更看重大事，比如大屠杀、靖国神社、慰安妇等等，这些大事解决了，小事上我们向邻居虚心学习改正，都不是问题。你说呢？

日本人是一个特别讲究的民族，生活过得精致无比，很多中国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人家物质生活条件极大丰富了才会有的现象，其实不然，日本人的精致并非完全是物质方面的精细和讲究，更主要是日本人干活办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和认真细致的作风。

老百姓生活无非是衣食住行，先说衣食住行中的衣。成年人的衣着普遍精致到繁琐，日本和服世界知名，好看是好看，但若想穿上一套正宗的日本和服，光“穿”所花费的时间，就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而且穿上之后，行动还非常不便。虽然现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日本女性都不常穿和服了，不过日本女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着装，依旧有许多繁琐的讲究。例如礼服。根据场合不同，礼服要求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若长期生活在日本，又有一定社交圈子的人，起码得准备下面几种场合的礼服以随时备用：孩子进入幼儿园或学校时的入园式或入学式的礼服、婚宴礼服、丧事礼服、周末派对时穿的半礼服、参加日式茶会时的礼服还有听音乐会需要的晚装等，每套服装当然要配备不同饰品与不同的手袋与鞋子，由此计算一下成本，这样的精致与繁琐还挺花钱的。

只是礼服也就罢了，毕竟礼服是用来在重要场合穿着的，讲究一点也是应该的，但日常生活中的便服也要根据场合不同来分类。一般日本主妇光是围裙就有十多条，烧饭、染布、给果树喷药、去菜田摘菜、种花插花，总之你能想到的家务活她们都要单独准备一件衣服。

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现在连小学生都开始特别讲究。日本小学生去上学，每天必须准备三双鞋子：一双运动鞋，用来在大街上行走；一双白色布鞋，用来进学校玄关的时候更换入室，因为日本的小学进教室前都得换上室内专用鞋；还得另外准备一双体操鞋，这双体操鞋是在室内体操场上体育课时专用的；配套的衣服也是各式各样：正常上课适用的校服、体育课使用的体操服和体操帽、游泳课使用的游泳装等等都是最常见的。小学生一般还不会自己处理自己的衣服，一般都是家长跟着整理，家长每周拎上一大堆去学校，到了周五又再拎回家来清洗，中国家长可真是闻所未闻了。

再说衣食住行中的“食”。网络上流行一个比较经典的说法：中国人的美食要用舌头吃（意思是讲究味道香），法国人的美食要用肠胃吃（意思是法国菜比较注重营养搭配），日本料理要用眼睛吃（意思是日本菜特别讲究好看）。日本料理的餐具种类繁多，吃蛋羹得使用专用的小木勺，吃鱼得使用鱼盘，吃天妇罗得使用天妇罗专用的篮子，咸菜也有专用小碟，酱油、盐和胡椒等调味品还要配专用的浅口小杯，一个人吃一顿饭，可以占用满满一桌子的空间，真难为了日本的主妇们是怎么伺候这些大老爷们的。

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记者，回国后写了他在日本蛋糕厂打工的见闻。

那家蛋糕厂是日本规模较大的，设在远离市区环境良好的深山里，厂区周围空气清新。厂区从内到外都是干干净净。进入生产车间，首先要换白色的工作服，戴上帽子、口罩和一种制作食品专用的手套，穿上雨靴似的鞋子，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穿戴完毕，大家还要相互检查一下，如头发是不是完全包在帽子里了，工作服上有没有头发等。

开工前，要在手套上喷上少许消毒酒精。蛋糕是在流水线上制作的，在圆形的大蛋糕上加各种“佐料”，如奶油、水果，每个人放一两样，最后圆形的大蛋糕被切成若干三角形，再包装起来。有一次，一位工作人员在包装蛋糕时发现上面有一根头发，她大声惊叫起来，生产线紧急停止，虽然搞不清到底是谁的头发，生产线的班长还是把大家狠狠地训了一顿，重申了食品卫生问题。实际上，他几乎每天都要说一些同样的话，不外乎“我们制作的是消费者要入口的东西，所以要格外小心”等。当天训话花了半小时才重新开工。我们的工资是按时间计的，延误了半小时，厂家就要多花一些成本了。每天生产结束后，都要进行卫生大清扫，所有的机器要清洗，一些器具还要消毒，地板用水彻底冲洗。

后来，记者又到一家面包厂打工，面包厂同样有严格的卫生管理程序，面包包装时大批量通过传输带传来，有时候难免掉下一两个，不管地上多干净，掉下的面包绝对要废弃。

还有衣食住行中的“住”，也处处体现了这种“精致到极致”的日本式生活观。日本的建筑工程，档次纵有高低之分，品质则无优劣之别。中国人通常的观念可能都认为低档次的建筑工程当然伴随着的是低质量，一分钱一分货嘛！但在日本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日本人认为档次高低只是体现在建筑材料的名贵程度、房屋建筑设计的考究程度、内部装饰的奢华程度、空间大小程度、住宅周边环境等等，都是一些外在的可控的东西，而不是责任心和做工的细致与否。

一个社区附近路面上的交通标线画得一丝不苟，好似美术学院专业的工笔画，社区里公共道路所用的方砖更是精雕细琢，房间内部的边边角角都严丝合缝，在这些由人控制的方面，日本人是绝对拒绝粗糙这个词语的。房屋建筑在规划时就已经处处透着精致，在大城市密度比较高的住宅区里，有多少套房屋，就会有多少个停车位，最少要保证每家一个车位，当然高档豪华小区车位要更宽裕一些，一家有两个甚至三个停车位，那就另当别论了。即便是在地价昂贵、人口稠密的居民区，也都建有儿童游乐场，人员密集的场所里多少人必须拥有一部公用电话，这都是市政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像中国的很多小区连基本的健身设施都看不到，更有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图，将设计图上本来有的绿地完全改做其他用途，只为了能多几套房屋赚取更多的利润。

衣食住行中，“行”是一大难点。到过北京的外地人对北京有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太大，想找个厕所十分不方便，即便北京本地人，只要出去办点事也多次遭遇过这种内急的煎熬。不过日本的市政设施却将日本式的精致展现得一览无余。在城铁站等场所，站在任意位置，只要环顾四周，一般能很容易地看到卫生间、指路牌等标志，一些卫生间指示牌上甚至会注明从此地到公共厕所拐哪几个弯，距离是多少米，这个数字有时还能精确到个位数。日本的地铁运行十分高效，列车运行时间间隔精确到秒，极少发生晚点现象。在日本生活久了的中国人都已经完全依赖地铁了，在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时，都会依据地铁时刻表，每天早上几点几分出门，几点几分坐哪一班地铁，几点几分准时到达什么地方，走几分钟路到公司。由于长期依照这一规律办事情，你会发现同一班车上的乘客都似曾相识，因为他们每天也都是固定乘坐这一班地铁的。

日本的服务业也处处展示着精致。各地的主要报纸，规格完全一样。超市里蔬菜按份儿卖，水果按个卖，同样价钱的商品，顾客基本挑不出来谁优谁劣。日本的所有食品都写明消费期限，应在几月几日前食用。而不是只写生产时间。消费期限让顾客更加明了，更加放心地选择自己需要的食品。日本的寿司店在旋转带上的寿司如果超过一定时间没被顾客取走，就要被倒掉了，规定的时间一般是15分钟。

超市里的食品都有保质期，一旦接近保质期，超市就会有相应的告示，同时开始打折减价处理，过了保质期的商品，统统销毁，绝不会挂羊头卖狗肉。各个大小餐厅一般会在大厅摆出本店提供的食品模型，让人一目了然，为顾客点餐提供最大的方便。

日本的精致，还在生活、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因此有人曾经形容日本社会说：整个日本就是一台精密仪器。日本式的精致提升着社会生活的效率、秩序、品质与和谐程度，更是高度文明的象征。最近在中国的职场上流行一个词语叫细节决定成败，说得一点没错，日本人正是有了这种对于细节近乎苛刻的追求，才让他们拥有了精致的世界级产品和高品质的生活。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2、严谨

日本人的严谨，从垃圾分类这件事上就可见一斑。

在日本，家庭里的垃圾属于生活垃圾，主要分为两大类，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可燃烧垃圾，主要是做饭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在日本又叫做“生”垃圾。因为它有味道，所以一周中有两天可以扔这个生垃圾。生活在日本扔这个生垃圾可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如果忘了就得忍受它放在房间里时间长了的味道。你不可能把它放在屋外，因为猫呀狗的还有乌鸦会把垃圾袋咬破，垃圾会乱洒一地。

纸张类等当然也是可燃烧的，但如果稍大就可以回收再利用，所以书籍报纸甚至装糖果糕点的纸盒都另外留起来，在一个月两次的这种纸类垃圾的回收日里扔到垃圾站点。这些垃圾不会烧掉，而是经过处理再次利用。“再生纸”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做成的纸。

还要再说说用过的油的处理。做饭用过的油如果倒在水道里，会污染环境。在日本超市里卖一种凝固剂，把它放在不要的油里，凝固后用报纸包好，作为可燃烧垃圾处理。

不可燃烧垃圾包括玻璃类、陶器类、金属类、塑料类、泡沫塑料类、皮革类、橡胶类、木头树枝、小型家用电器（大型家用电器是要收费的）和其他一些如玩具、枕头、席子、蜡笔、水彩等。其他的一些不能燃烧的垃圾，如罐头盒、玻璃瓶（不包括装油的瓶子）和塑料瓶是另外回收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再利用。

为了减少垃圾，增强回收利用，日本各地纷纷采取新应对措施。横滨市最近就重新订制垃圾分类标准，将生活垃圾按等级分成十类。为此，市政府还特别发送给市民一本长达27页的手册，指导他们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

这本手册共列了518项条款，其中规定：唇膏属于可燃物，但是唇膏用完后的唇膏管则被归类为“小型金属物”或塑胶类。要把锅壶丢掉前，还得先拿尺量一量，如果口径超过十二寸，就不能算“小型垃圾”，而要归为“大型垃圾”。

袜子还有单双之分。如果单只，是可燃物，成双就在“穿破，左右脚搭配”的情况下，归为旧衣料。领带也可归类为旧衣料，但是要先“洗过、晾干”。

在日本，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居民，扔垃圾已是一件必须严格遵守和认真执行并已形成规矩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已经做得非常细致的事情。

每年的12月份，居民们都会收到一张来年的特殊“年历”：每月的日期都由黄、绿、蓝等不同的颜色来标注。在“年历”的下方注有说明：每一种颜色代表那一天可以扔何种垃圾。“年历”上还配有各种垃圾的漫画，告诉人们不可燃的垃圾都包括哪些，可回收的垃圾都包括哪些，使人一目了然。有了这张“年历”，在这一年里，人们都要按照“年历”的规定日期来扔不同的垃圾。

日本民族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民族。虽然扔的是废旧物品，但人们仍然是经过认真处理后，按规定放在固定的地点。

举例来说，扔报纸书本时，人们都会将报纸书本捆得整整齐齐并码放好；废旧电器的电线缠绕起来并固定在电器上；仍然可以骑的旧自行车贴上一个小纸条，说明是自己不要的；即便是生活中的普通垃圾，如果有水分的要控干水分，再放到垃圾袋里；带刺或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再放到垃圾袋里；用过的带有压力的喷雾罐等，一定要扎一个孔，以防止出现爆炸事件……这样做的结果，使垃圾的种类不易混淆，回收工人的操作也更加便利、安全。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3、礼仪

自古以来，中国就自称“礼仪之邦”。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蛮荒之邦，要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打死我也不信”。柏杨认为，日本才是礼仪之邦，日本人把礼仪落实在行动上，中国人则停留在书本上。

在日本，每天你都会接受无数人给你的鞠躬。电梯口、楼道中，只要碰面了，无论认识不认识，人们都会互相浅浅地鞠一躬，并真诚地说一声早上好或中午好，这就是日本。

购物进店从进大门就有人向你施鞠躬礼问候，不论到哪个柜台，只要与售货员目光相对，一定会听到温和的问候声。收钱、找钱当着你的面一五一十点清楚，然后纸币在下，硬币在上双手交到你手里。绝不是扔在柜台。售货员递东西时都是用双手送过来，声音很温柔地问候，一种很亲和尊重的感觉。到商店买东西，无论多少，就算你只买了一颗图钉，收银员也会一边客气地说“谢谢”一边给你鞠个躬。到饭店吃饭，进门的时候有人给你鞠躬，出门的时候也是一连串的鞠躬。甚至走在大街上，你向路人问路，他连说带比画，仔仔细细说明白后，还要给你鞠上一躬，好像不是你给他添了麻烦，倒是你帮了他多大忙似的。更有出奇的，在AtM机上取款后，满头银发的老爷爷老奶奶居然也会对着AtM机鞠上一躬。据一家日本媒体统计，日本人几乎每人每天都要鞠上千个躬，其中最多的是大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平均每人每天要鞠1820个躬！

日本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大量的生活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公共场所坐扶梯，都是自觉地站到电梯的右边，左边都是空着的，给那些有急事要走的人留出来的。虽然中国也开始实行了，但遵守这一规则的人并不常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要好一些，在其他中小城市基本见不到。如有人因急事赶路，那种急切的心理应该不少人有过，但急匆匆赶到电梯口想赶上徐徐停站的地铁时，却无奈地看着爆满的电梯干着急，眼睁睁地瞅着地铁关门呼啸而去。而日本人却能做到人人自觉，个个遵守。这就不是一句“素质较高”能说清的了。

在日本任何时候都是自觉排队等候，没有随便插队的。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是有卫生纸的！公共厕所的马桶都是通电的，一坐上去是暖烘烘的感觉，而不是冷冰冰的。

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残疾人的专用通道和电梯，在冲绳琉球古王国的遗址不准建任何设施，但建有残疾人专用的电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照顾，这个不是作秀能行的，遇到残疾人来，服务员都主动上前帮助服务，真的很让人感动。

在日本，只要是你要把钱从口袋里往外掏的地方，你就能时时刻刻感觉到被热情服务的感觉。而且买东西从来不会觉得被店家欺诈。在日本买电器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买一样东西通常会从你看到它的价格到最后去柜台交钱，会越买越便宜的。店员会弄得好像自己在买东西一样，告诉你有哪几种优惠，如何才能得到最大的打折，这里买电器通常都会送点，以后用点也可以在这家店买东西。一点就相当于一日元，店员会教你怎样用现金和点凑起来得到最大的优惠。在递东西给别人的时候，都是双手递过来，并且鞠躬等着你，并不是随手一甩，甩出来扔给你。

在日本，你还能时时刻刻体会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虽然日本以车辆众多著称，可走在大街上，听不到看不到按喇叭相互催促或是争相抢道的情况。而遇到行人过马路时，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都会早早停下来让路。

最值得中国人称道的就是日本的“政府机关”，他们的办事作风不像是在行政，倒像是在推销产品。通常无论什么人进入大门，都有人热情接待，亲切地问你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告诉你下班时间提醒你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计划。如果了解了你要办的事，他们会亲自带着你走到相应的办事窗口，招呼里面的工作人员，并提前向他们介绍你所要办的事情内容，以及你的特殊要求比如时间紧请快点等等。

在日本和韩国合办世界杯时，进场时的检查也是十分认真而有序。检查人员在将入场人员的全身上下、随身包裹一一安检后，会把所有动过的东西放回原处，然后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无论入场的人数有多少，他们脸上始终保持着礼貌的微笑。这还是在国内，他们的球迷去国外看球，包下一个看台，比赛结束后，你在这个看台找不到一点纸屑。日本人很有修养，很有礼貌，也不是别人要求他们这么做，而是他们自视很高，他们觉得自己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不能做不高尚的事。

日本是真正的“守礼之邦”，普遍开展礼仪教育，进行讲解示范、检测考试。国民天天讲礼，时时实践。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让人感觉到礼仪之邦的风度。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政府倡导国民创造真善美的社会风气，提出人人都有“小善行”活动。奈良小学生清除河边垃圾、残疾人每周都有人服务。1991年，日本人上交拾物410万件，大大超过报失的290万件。1998年，每名公务员有5天时间志愿从事救助慈善活动。

有中国人认为，日本人的礼节“重外而轻内”，缺乏“慎独”等内在道德修炼，而中国“重内而轻外”，讲究内心修养。不过没有礼节待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所谓的道德修养。还有中国人说，日本人礼节虚伪，还有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自私”、“狭隘”。梁启超却认为，中国虽然道德发达早，但都是私德，“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能够使“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可谓慧眼如炬！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4、警察

在中国，警察一般叫做公安，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公共安全的。中国人大多都有过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小到外地问路，办身份证户口本，孩子上学、迁居等，大到交通违法，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可以说都与警察有关。

我们普通人对于警察的印象，往好了说就是不太坏、还可以等，往坏了说就不那么好听了，执法粗暴，态度冷漠，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有贪污滥权之名。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没机会与刑警打交道，毕竟还是好人多嘛，坏分子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见到最多的往往是交通警察，看看日本的交通警执法，有时候真是一种享受。

日本警察是一警多职，不分交通警和治安警，这倒是充分利用了资源。日本的警察署，相当于国内的公安分局，在门口站岗的警察所用的器械极具特点，这与中国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们手中拿的武器不是枪，居然是一根长木棒，真不知道这样的木棒能起到什么威慑作用。也许日本的警察署根本就没想过要威慑谁，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只是要表示警察正处在执勤状态。

日本警察在勤务状态时基本上都是文明执法，非常认真、礼貌。即使是日本首相带着他的政府官员在街头演讲，负责保卫的警察也没有那种煞有介事、如临大敌般的姿态，相反显得特别亲民，似乎那不是国家元首，而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像什么大声吆喝、拉警戒线、禁行等都看不到，他们只是很礼貌地维持秩序。当首相乘车离去时，执勤的警察们为了让首相车队先走，好像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样，一个劲向路人道歉，那种文雅的执法态度让人很难将他们与威严的警察联系起来，日本人对这些习以为常，处之泰然。

一位外国游客出了地铁后迷路了，分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候正好看见了地铁口站着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他走上前用外国口音的日语问路。只见那个警察突然一改刚才的严肃，面部表情马上变得柔和起来，还露出了笑容。待他听明白求助内容后，他先问对方用什么交通工具去，然后再不厌其烦地告诉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需要的时间，然后就详细地边指着方向边告之行走路线。等对方彻底明白后离开时，他还不忘给人家鞠一躬，仿佛不是他帮助了对方，而是对方帮了他一个大忙。

一辆私家车似乎不小心开到了警察署的大门口。只见手持木棒的值勤警察赶紧站到那辆汽车的前头，拦住去向。然后非常客气地向司机说：“对不起，这里不能随便进入，您是不是开错了方向？”那位司机很不高兴，悻悻地倒车将车开走，嘴里似乎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那个警察朝着司机鞠了个躬后又退回到站岗的位置，丝毫不见他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呵斥或者更出格的举动，甚至连被骂的怨气都没有，不得不让人叹服日本警察的职业精神。

日本警察最大的特点是脾气好，他们礼貌、细心、语气温柔。有时，被犯了错误的当事人劈头盖脸地骂一通后，也基本看不到日本警察会发火，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日本的警察简直就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样。一名日本司机由于忘了系安全带，被警察拦下开罚单。他竟然火了，大骂警察都是饭桶，只会欺负老实人，没有胆量去捉真正的坏人，小事来精神正事没脾气。让人没想到的是，被骂的警察居然丝毫没有生气，就那样静静地听着，跟听评书差不多，等人家终于骂不出什么新词来了，警察才一边说着对不起请原谅之类的话，一边还是坚决地掏出了罚单。这个故事听来十分解气，不是为了司机的叫骂，而是为了警察那种执法时的态度。因为他们让人感觉到，警察并没有特权，即使在执行公务时，他们也是在例行公事，并非要针对谁，犯错就罚，至于对方的态度好不好，不在他警察的职权范围内，他无权为此做任何其他反应。

不过，不要因为这样的例子就认为日本警察都是不管事的窝囊废，其实日本警察办起事来是非常认真的，执法起来通常很少有通融的余地。日本警察都是忠于职守秉公办事的，如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抓住，最好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听从，你可以让警察给你讲清楚你错在哪里，充分阐述你的理由，但不要心存侥幸而过分争辩。遇到违规被罚的倒霉事，发火是没有用的，强词夺理更是不可取的。

一位中国官员在出差到日本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后来回国后还经常提起。他在东京街头开车超速，被警察拦住。警察根据交规要罚款，但他却指示随行的同事兼临时翻译，按照在中国的习惯向警察申诉或者叫狡辩：我是外国人不懂规矩，路不太熟，又是初犯，抬抬手就过去了，何必那么死板呢？想让那个警察放他一马。说了半天，警察静静地听着，偶尔还同情地点点头，最后笑眯眯地对他说：“你的情况和理由我了解了，的确是让人很同情，但是今天如果我不对你处罚，那我明天就会被开除，工作就没了，我无法做到职权以外的事啊，希望您多理解，请接收罚单吧！”话说到这里，就是苏秦再世张仪重生，恐怕也没什么挽回的机会了，这个官员只好乖乖地接受处罚。事后他就经常对员工讲：如果违法就赶快认了，千万别跟日本警察求情，白费。

在中国当警察，可能收入上要差点，不像在公司或大企业上班收入要高很多，但绝对是有面子。中国人也爱炫耀自己家里谁谁是警察，多么神气等等。比如你要是闯了红灯或超速挨罚，一准有哥们拍着胸脯说：没事，我跟我那兄弟说一声，有什么呀！或者要有个邻里纠纷甚至打架斗殴的事，通常也是找找关系通融通融，能过去也就过去了。这个说不上是什么特权，但警察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们的工作确实不一样，就那身警服装备，还有别在身上的证件，看一眼就能让人肃然起敬。警车开在路上，可以随时停车，可以超速，反正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执行公务！

那么日本警察有没有这样的待遇呢？答案是：想都别想！在马路上，日本警车是最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只要不是在执行紧急任务，警车一般都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因为警察条例规定，警车如果违章，一样要接受处罚的，概莫能外。如果警车违章超速或闯红灯，回去后一定会有调查人员让你解释原因，是不是在执行公务，执行什么公务，是否必须违章才能完成任务。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样要挨罚。而且同一名警察如果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饭碗怕是保不住了！

日本的便衣警察往往西服革履，一副绅士模样，让你根本想不到他会是一名警察。一旦发现违法者，警察们马上就会换上一副严肃面孔，认真起来。不过，这样的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在日本并不很多，所以日本的警察还真没有中国警察那么大的办案压力，一年下来能碰到一两个小偷小摸的案子就算是全年的重要工作了。日本经济发达，自行车这样的小物件根本不值钱，所以人们也不当回事，出于五花八门的原因，城市到处都是被人随手扔掉的自行车。有个中国留学生丢了一辆自行车，只是因为他上学路过派出所，所以就顺路报了案。但从此后，警察们像接一个大案一样，严格依照执法程序，一丝不苟地侦破查找，还多次找那位留学生询问自行车丢失的细节，像什么形状颜色啦，什么时候丢的，丢在什么地方啦，当时的天气情况啦等等。很长时间过去了，连留学生都忘了丢自行车的事，可万万想不到的是，警察竟然能从上千公里远的地方找回自行车，并兴师动众地开着小货车将擦拭一新的自行车送上门来，让留学生目瞪口呆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日本警察办案的认真劲让人实在挑不出什么瑕疵来，真正体现了“有困难找警察”的精神！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5、专业

“专业精神”、“将工匠意识运用”——这是日本经济的特点之一。假如没有此，日本的二战后的经济大发展肯定也不会成功！例如说人们所熟知的丰田、松下也都有这种精神！至于电子行业、自动化行业如东芝、三菱、富士、OMRON、安川……不胜枚举！而当直接跟日本的企业和产品打交道时就会充分明白其民族特点。就连所谓色情行业AV也充满了这样的精神和特点。

在经济上，日本从1868年始，不到50年工夫就成为世界5强之一，二战之后，只用了20多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的亚军，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3年起即超越美国人，成为世界“首富”。日本资源紧缺，却以大工业见长，是世界上头号重工业国家。

要分析日本奇迹，不能不说日本人对工作的态度，走进日本的街道上，很少有人不被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所感染。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每个日本人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整个日本社会也像一部机器，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

日本人对工作敬业的态度，表现在社会的各方面，而日本人也以制造机器的能力闻名于世。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机器的本领最高的当属德意志民族，但自从出了日本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就从欧洲转到了日本。日本造犹如一股飓风，横扫寰宇，不仅德法英这些老牌的工业强国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就连世界科技的领军者美国人，也无法与大和民族在制造业上交手。

日本人与日本制造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而且不知疲倦。

日本战后几十年了，经济发展水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跻身世界前茅。但即使在富得流油的今天，东京夜里11点时，大部分的办公楼仍然亮着灯，上班族还在无偿加班，这在日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在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又体现出日本人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是日本人区别于欧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而这也是理解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依赖心理。在集团内部担心被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赖，所以有“羞耻”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团内部所表现出了行动和认识的强烈的一致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心理也许是日本人集团内部凝聚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代日本社会百面观》一书记载了日本工厂中工人和机器人同场干活、难分彼此的情景：法那克以“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工厂”而闻名，在这里，即使在深夜时分，工人们下班了，机器人还在忙活。整个工厂的一切都被刷成黄色，包括工人的工作服和帽子，女职工的制服、文件夹和信封也全是黄色的，就连会客室擦手的毛巾也是黄色的。在这里，穿黄色制服的工人与黄色的机器人一起干活。在这里，由于总经理喜欢黄色，所以一切都弄成黄色，不允许有其他颜色存在。在这里干活的工人与机器人一样，都必须唯总经理的命令是从，不得有任何违抗。

无论是茶道，还是插花，日本人做事讲究“形式”，无论办什么事情，先要摆好架势，穿衣也是一样。一般情况下，日本人运动时要穿运动服，休闲时会穿家居服，对抗灾害时要穿上防灾服。

“制服”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每次日本发生地震灾害时，日本首相官邸的特别指挥部成员要穿上特殊的工作服。据首相官邸工作人员介绍，指挥官穿这种统一的工作服，不仅方便奔赴灾区，还可以保持身体清洁。日本的医疗行业、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工作着装，称为“白色制服”。目前，90%的日本初中生和高中生规定必须穿着校服。午后。书社！

日本的工作服非常注重细节，如在日本有个展会，日本伊藤忠株式会社展出的工作服涉及到了多个细分的方面，如东京消防服、昭和ShELL石油服、自动车联盟服、世界万国博览会服务员服、东京电力系统服、马自达公司的职业服、日本电力电信系统服、东京地下铁路系统服、餐厅服、美容院服、OFFICE服等。从这一点看，制服文化是日本民族强调集体性、专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6、“忍”者

大和民族精神内核是什么？如果允许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忍”。忍，不是单纯的，是需要伴随相当的心理操作和外在对应的“技术”的。自古以来，经受过千千万万自然灾害的日本民族，对应自然，相当娴熟。可以说，日本人的忍辱负重，能屈能申，即使是越王“勾践”也望尘莫及。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一文化现象和日本的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日本国土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尤其短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列岛没有原生的居民，都是移民，而且日本列岛直到近代才统一成日本国，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流传着“日本岛沉没”、“日本人沉溺太平洋”等恐怖预言，日本人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

所以，日本民族的性格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由强烈的危机感促成的“忍”，即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要生存便要不断“忍受”，直至成为强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都要拼命成为强者。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切都应由实力来说话。除了实力说话，日本人从不真正同情弱者，也不理会别的游戏规则。

强者意识是了解日本民族的一条主线，而受强者意识的影响形成了许多衍生的观点和态度，如在日本人心中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也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的分别，只有强弱之别、等级之别、贵贱之别等等。总之，通过力量的对比，日本人很快就能建立起规则——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没有平等协商的余地。

“忍”的上面，是一把刀，放在心上，有被迫的意思。而从语态上讲，也属于是被动行为，意思就是现在有危机逼迫着你，你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忍受。试想一下，把你放到一个四面环海的岛上，山多地少，还要经受时不时的地震，你的心情会如何？如果你能身临其境般的去感觉，你就能了解岛国日本人“忍”的根源。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日本人的心态里，埋下了“忍”的基因。“忍者”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这个称谓正式使用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但忍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据说在日本首次派遣“忍者”完成任务的是圣德太子。在当时，忍者普遍被称为“忍”，同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对忍者也有其特有的称谓：如飞鸟时代称为“志能便”，奈良时代称为“斥候”，战国时代叫法很多，其中流传最广是“乱波”，由武田信玄命名，而江户时代使用的就是和今天一样的“忍者”。

江户时代是忍者这一名称正式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和平时期的开始，这导致忍者失去了活动的舞台，作用越来越小，终至于淡出人们的视野。许多忍术也因而失传。关于忍者活动的最后记载，是1637年的“岛原之乱”，忍者作为幕府的部下参与了这场战斗。

忍者的特点，主要是为主君进行秘策、破坏、暗杀、收集敌方前线情报、搅乱敌方后援基地等种种背后的谍报活动。因此，日本关于忍者的历史记录寥寥无几，目前只发现忍术秘本中记录了圣德太子身边的一位忍者，忍者的起源也成为一个历史难题。

目前，日本各地虽有无以计数的忍术流派，但追根究底，忍术的源头都要上溯到伊贺（三重县西北部）、甲贺（滋贺县南部）两地。两者祖出同缘，多有亲戚关系。但若彼此的雇主（主君）处于敌对关系，他们便不得不同室操戈，甚至兄弟阋墙。

忍者世界中，有四项基本戒律：不准滥用忍术（只能用在公事上）、舍弃一切自尊（逃命要紧）、必须守口如瓶（即便为此失去性命）、绝对不能泄露身份（这条最为根本）。忍者在以下三个时代最为活跃：11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源平时代、13世纪的南北朝、14世纪中旬至15世纪末的战国时代。

要做到“忍”字，必须隐藏起来，与黑暗为伍，也不能留下只言片语，以免日后东窗事发。阴谋、鬼祟都是其特征。日本人的军事才能，突出地表现在擅长奇袭上。中国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趁天黑夜深、偷偷袭击的情节，这些并非凭空杜撰。近代史上，日本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借助这种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要数1941年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的成功。

成功的奇袭，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忍耐”，就是不管如何艰险漫长也能忍耐的劲头儿，二是“突发”，就是时机成熟给对方以致命打击的爆发力。这两个条件日本军队都具备，日本人的“性格”，早已为此作了铺垫。

偷袭珍珠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日本55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必须横越太平洋，航行将近3000英里的路程，途中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被美军侦察机发现，而前功尽弃。凭着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耐心，日本海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攻击目标，趁周末美军戒备最松懈之际，对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军舰和瓦湖岛上的飞机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于瞬间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

从战术上看，奇袭的威力毋庸置疑，但也不是万能，假如对方防范严密，它就无机可乘。而从战略上看，它是一把两面刃，有可能带你走向胜利，也可能导致灭亡。

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麦克阿瑟说日本人还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跟你闹。为什么成年人怎么会像孩子般乱闹？事实上，与中国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同，日本的统治自古以来都是“密室政治”“阴谋政治”，他们喜欢玩“保密”，不希望“外人”看明白，就如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一幅微笑的面孔，对“琐事”的方式、方法，拐弯抹角的暗示，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敲打，其实可能隐藏着晦暗不明的其他企图……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当你用绝对的力量震慑他，获得尊重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日本作家阿川宏之在《山本五十六》里这样描写，山本在华盛顿驻美大使馆工作时，和一位名叫法华律孝太的人下将棋——

饭后，山本走到法华律面前说：“你会下将棋吧？”“会。”法华律的话音刚落，山本便马上要来了将棋，布好棋子儿，两个人下了起来。趁对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时，山本发动突然袭击，从中路飞“车”，法华律没料到他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华律头脑很冷静，他边下边仔细观察山本棋艺的特点。他发现，山本只注意猛烈的进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进攻中主要利用突袭的方法，以求速战速决。法华律针锋相对，先是主动采取守势，以软克硬，顶住对方的猛烈进攻后，再转守为攻。这一招使山本进攻受阻，处于被动状态，结果连失三局。据说从那以后，山本再也没有主动要求同法华律下棋。

这次下棋提醒了法华律，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稍微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军主要将领山本五十六个性的话，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可能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

山本的性格，可以说是日本军人性格的典型代表，这种“性格”用于战争，确实有相当恐怖的一面，感觉迟钝的民族碰到这样的对手十之八九要吃亏，通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得一败涂地，失去还击能力。中国吃过这种亏，俄国吃过这种亏，美国也吃过这种亏，历史的教训太值得总结了。

就日本而言，往往重战术，忽视战略，因小失大，不可避免地变成灾难的根源，短视把日本送上了失败之途。现在日本人研究发现，当时日本陆军只擅长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的军官们从小学直到老死都在军队里混，完全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这群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民族精英”，会做出什么荒唐事情来呢？

克劳塞维兹的军典《战争论》名闻遐迩，但日本帝国陆军虽少有人仔细拜读，但却视之为圣典般盲目的跟从。错误概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只是一部谈及可能的战争及可预测性的战争的书，是部尚未完成的书。1806年，在克劳塞维兹26岁时，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在仔细检验后，他得到了一个假设，即战争的天性就是要制服敌人，且是用暴力去实现自身的意图。而且，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然而实现自身意图，常常被消灭敌人的抵抗能力所取代，后者反而成为战争的目的。根据绝对战争的哲学，这即成为歼灭型战争的理论。

然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克劳塞维兹发现歼灭型战争只见于1805年、1806年，以及1809年的三场战争。其他战役则为有限战争，换句话说，仅只为肉搏战。所以，克劳塞维兹必须自我辩解说绝对战争论虽然逻辑严谨，但无法被用在现实上，而且他又说，“在战争中，实际经验比任何抽象的事实还有用”。

克劳塞维兹也以现实战争论为基础称：“那种一旦战争发生就得把政治观点丢置一旁的说法，除非是纯粹的敌意使得每场战争都成为生死存亡的斗争，否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就像我们曾说的，那不过是政治本身的表示；将政治观点臣属于军事实在荒谬愚蠢，因为是政策制造了战争……”自其备忘录出版以来，克劳塞维兹转变了他对战争的观点，并宣告他将修订《战争论》。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声称假如在他死前《战争论》的修订版尚未出版，而未修订的该书却出版了，它恐怕将引起误解与批评。事实是克劳塞维兹果真在他的《战争论》修订版出版前辞世……之后这部书被德国和日本引为军事圣典。

所谓日本的军国主义，即军事绑架了国家，政府不能管军队，军队直接向天皇负责。反过来，军队却能管政府！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有了这条规定，内阁对军部就只能唯命是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而且不派新大臣就行了。这样内阁只能垮台。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所谓日本“小队长”，其实就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像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南方总军”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有关具体事宜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政府一概无权过问。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指挥他们的是长官，师团长、大队长之类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照道理，参谋应该是为长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作战计划的。长官管参谋，这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只能是上一级参谋长。

全面陷于压服敌军的总体战观念的日本帝国陆军，其实并未认识战争的天性。不过，由于日本有一个平行于行政力量的古怪的“统帅权独立”系统，因此没能力准备一场总体战。由于这个条件的限制，日本栽进突然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也只有面对可怕的失败。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7、大日本

2010年3月，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大文字祭”。过去，经济的成功令日本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涨。“日本奇迹”、“日本神话”等光环纷纷往日本人头上砸。“经济强国”、“最安全的国家”、“最长寿的大国”等描述，让日本人沾沾自喜。书店里《超大国日本》、《大日本的时代到来了》等吹捧日本的图书也风靡一时。而如今赶上经济大衰退，日本又开始用“日本大沉没”、“大和民族的斜阳时代”来形容本国的不景气。

“大”字在日语中俯拾皆是。日本人把自己的民族自豪地称为“大和民族”，把自己的祖先称为“天照大神”。统治者在年号中也喜欢来一个“大”字。日本采取的第一个年号“大化”取自“伟大的变化”之意，此外还有“大宝”、“大同”、“大治”、“大永”、“大正”等。每年新年日本天皇在皇宫接见市民时的讲话则被称为“大昭”。

1889年，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向外扩张的野心，日本将国名定为“大日本帝国”，并仿照德国宪法制定了新宪法，名曰《大日本帝国宪法》。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为了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策划了以“大日本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阴谋。

为什么不使用其他文字，而单单看中一个“大”字呢？因为日本人相信，“大”字不仅能增强国民的信心，还能表达出岛国人征服世界的野心。

日本人对“大”字的偏爱，可以追溯到3世纪。古代日本以职业确定姓氏，大概有八种姓——臣、连、君、别、直、首、造、史。姓氏有高低贵贱之分，以臣、连、君为最高阶层。为了突出“高层”人士的身份，人们常在其姓之前再加个“大”字，于是就有了“大臣”、“大连”、“大君”等“大字辈”。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大”字是个好字，雅字，并具有“夸大”和“炫耀”的意义。历史上，日本列岛被称为“倭”。在7世纪后半叶大化革新后，“倭”以法治国家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开始对外称“日本”，对内在“倭”前冠以“大”字，即“大倭”，后又改为“大养德”，直至改为“大和”。

正因为“大”字受到日本人的如此推崇，汉语中的“非常有人气”或“超人气”，在日语中就是“大人气”，“热烈欢迎”是“大欢迎”，“非常喜欢”是“大喜欢”，“学术权威”是“大先生”，“优秀学者”是“大儒”，某领域的卓越人物是“大人物”，“国家最高领导”是“大统领”，等等。

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只有大和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日本人重精神，他们认为这种精神只有日本人才有，这种精神包括有耐力，意志坚定，有时间观念，有责任感，重视权威和名声，他们认为其他国家民族不具有这样的精神，所以干不成什么事。日本人善于把自己伪装起来在暗地观察世界。在日本人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他们爱的，一类是他们不爱的。日本人因为太清醒，所以极度消极的面对这个世界。

日本这种“自负”的思维就像日本影片《男人的大和号》里的表达方式一样，影片中有这样一段字幕：米军发动了对日本冲绳岛的全面进攻。日本称美军为“米”军。

日本人也是一个擅长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据说他们在总结自己在“二战”中的失败，而中国在朝鲜战胜美国的经验时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之所以能打败美国而日本却战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对美国的称呼不同，中国称之为“美”国，而日本则称之为“米”国。

其实日本人为什么把美国叫“米国”这个问题，蒋介石早在70多年前就已经回答过。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中说过这么一番话：“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其次，他叫俄国叫什么呢？他叫‘露西亚’，露是雨露的露，这个‘露’字，是表示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自比日本为太阳，将俄国看作是露水，太阳一照到露水，那露水马上就要干！由此可见日本的国策，早已决定，他非消灭俄国不可。再看他叫美国叫什么呢？我们是叫‘美利坚’，而他日本则叫‘米利坚’，亦叫做米国。米原来是人们一种必需的食粮，他拿这个字来叫美国，意思就是决心要把美国吃下去！”

“美”对“米”，前者即尊重对手又颇为生动贴切，足以彰显出中国人对敌人的尊重。而“米”的含义么，就不必多说了。其实在这场“美”、“米”之争中，某种意义上也解释了中国和日本在面对同一个对手时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和日本人做生意，你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考察期获得认可，他们会看你在多大程度上和他们一样。一旦生意启动了，几十年都会做下去轻易不会变。

日本人是自恋情绪很浓厚的民族，自恋是很容易扩大化的。过分地热爱自己所属的组织或集体，如自己工作的公司、居住的城市和所属的民族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导致的战争，个体的自恋以扩大了的民族自恋表现出来，对整个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人这种只认为自己国家优秀的思维，在生活中也是体现得很透彻。在日本，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是日本原产的，标价就一定是最贵的。这种思维和中国不一样的是：日本人真心认为外国货肯定不如自己人做得好。

日本的食品价格很贵还与其限制农产品进口有关，以大阪、京都等日本关西地区城市为例，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自动售货机以及便利店，里面的矿泉水以及饮料价格大都在110～150日元之间，按目前汇率，约相当于人民币8～11元，上海目前自动售货机以及便利店里面的矿泉水以及饮料价格大都在人民币2～4元，日本的价格约是上海的3～4倍。中午或晚上在外面吃快餐，包括吃一碗面条，一般约需要700～1500日元，约相当于人民币50～110元，上海目前大约需要6～30元。在水果价格方面，2010年夏天，神户三个小苹果卖300日元，一个苹果约人民币7元，这样的苹果目前在上海每个值大约1.5元，日本约是上海4.5倍。一个在上海卖20元左右的西瓜，在日本一般需要人民币120元左右。日本的肉食品主要是猪、牛、鸡肉和鱼、虾等海产品。在一家超市里猪肉片100克158日元，500克约合人民币59元。日产肥牛肉价格也奇高，100克680日元或780日元，500克约当人民币255元或290多元。澳大利亚牛肉也很好，但价格便宜得多，100克298日元。鸡肉最便宜，100克78日元，相当猪肉价的二分之一。

日本人通常认为，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

据统计，日本产大米价格是美国米的5.6倍，泰国米的9.5倍。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对国产米趋之若鹜。进口米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吃”，更多的则是拿去造酒或当饲料。

日本的政治、宗教等都与农业及水稻有很深的关系。日本人自称“食稻米民族”，而西方人则称日本人是“生活在水稻茎秆里的民族”。古时候，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成“丰苇原瑞穗国”。丰苇原指肥沃的土地，瑞穗则是指水稻丰收的景象。直到现在，日本女孩还喜欢用“瑞穗”做名字，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就是其中之一。“田”也是日本姓氏中常出现的字，据日本一位学者推断称，日本天皇其实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田氏。该学者称：在日本前200大姓氏中，“田”字的使用率占有绝对优势，如福田、丰田、织田、武田等，这就是因为“田”这个字是神圣的，代表他们是当年齐国田氏的后裔。这里首先要解释一点，那就是日本人古代是没有汉字的，他们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后来引入了汉字，于是他们就用汉字来代替自己语言中的发音，这种习惯一直发展到现在。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8、神国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曾公开宣称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引起舆论大哗。其实早在此前日本泡沫经济鼎盛的时候，前首相中曾根就发表过类似的意思：“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纯酒那样纯洁。”他将日本人与西方人比较，认为日本人在西方与法国人最接近，但优于法国人；美国人不如日本人聪明，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的总体文化水平。

日本政客以“失言”的方式吐露的真音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早在三百多年前，日本民族主义学者山鹿素行就称日本为“中央之国”“本朝当天地之正，得地之中枢。”“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时过境迁，日本已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神国”观念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日本人，这是为什么？

尽管在日本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都没有掌握实权，不问人间世事。日本的历史是动荡的，充满了野心勃勃的惨烈战争，让外国人最为惊奇的是，天皇家族却从未因此中断过，虽然也不是没有被臣子废弃、谋害的天皇，可中国历史上那种“今天李姓人当皇，明天朱家人称皇”的情况却始终未曾出现过。

本居宣长（1730-1801），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学说对日本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说法，也由他正式提出。本居宣长不满中国的朱子学在日本大行其道，希望重新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他认为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

和本居宣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等都先后指出了本居学说中的漏洞。从表面上看，日本天皇确实是“万世一系”，菊花王朝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王朝，从建立至今，拥有着125位天皇，虽经过不少坎坷，却从没有被其他王朝取代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万世一系”不过徒有其表罢了，天皇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后至明治维新的1200年间，天皇能够亲政的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年。天皇虽然拥有了连中国皇帝难以比拟的“神权”，却丢失了中国皇帝手里望而生畏的实权。历代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过起了“非人”的日子，为扮演“神”的角色舍弃人世间的快乐和权利。

与天皇相比，操控了实权的幕府、将军和武士则必须为争夺兵权而奋力厮杀，因为他们没有“神权”作为护身符，手中的军刀便成为唯一能说话的依靠。与中国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不同，从唐朝后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日本的历史只是单线条地被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是在权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权的“院政时代”，几任天皇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为伴。二是在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国家大权更是掌握在武士们手中，他们为国家制法，还将朝内的敌对大臣驱逐出去，他们拥有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权。从战国时代开始，直到江户时代，将军都是日本实际权力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天皇根本没有政治权力。由此可见，由于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其实从一千年前就已经铸成了。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引进和模仿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就大致上终结了。而奈良时代主要从大唐帝国主要引进两个东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并颁布了“大宝律令”；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但是，这两个引进的东西一开始在日本社会内部就严重“水土不服”，陷入剧烈的互相冲突、尖锐斗争。其实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据中国学者韩毓海考证：公元764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她十分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皇亲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

奈良时代的终结其实就是与这种贵族官僚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而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从奈良迁都于京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平安朝时代”是以原来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这里还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非常短暂，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就指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家”制度。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贵族大权独揽，他一个人“摄政”就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家”制度自然导致了天皇与外戚的冲突，而恰恰又是天皇与外戚的长期尖锐冲突，最终才使得军事贵族集团崛起和寺院势力复活，它最终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时代确立的、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而日本历史的主角：军事贵族集团，这个时候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平安朝后期，天皇与外戚为了巩固自身，都力图借助军事贵族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而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天皇和外戚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贵族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而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贵族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镰仓幕府时代其实也是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并成功地在海上借助“台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击败蒙古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神话从此得以流行。只是当蒙古的威胁不在的时候，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而三个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这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

1333年，掌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讨伐“天皇叛乱”，当时的醍醐天皇妄图“复位”惨遭失败，被幕府流放到歧隐小岛，而他却如拿破仑一般成功从岛上逃脱，在讨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将军效法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摧毁了镰仓幕府，进而在京都挟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为中国人所知的一休和尚也是出生在这一个时代，一休法名一休宗纯，真名“千菊丸”（因是天皇家族后代，而日本天皇自号神之后裔，故无姓），1394年1月1日生于京都，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是日野中纳言的女儿伊予局，一说是藤原显纯的女儿藤侍从。

当时的日本在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统治下，结束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南北对峙的局面，政权中心从镰仓转移到京都。由于一休的母亲是被击败的南朝权臣藤原氏人，足利义满逼迫后小松天皇将其逐出宫廷。足利义满令一休从小就在京都安国寺出家，据日本史料记载，一休公开声称自己“淫酒淫色亦淫诗”，而且在1471年78岁时，遇到一个名叫森的盲女，彼此产生爱情。在题为《梦闺夜话》的诗中，一休这样写道：“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当时的日本佛教、禅僧和女人私通更是公开的秘密。也曾流行这样的谚语：“不为者佛，隐匿者上人”。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乱世，但却是文化上的“盛世”。一方面，围绕着后醍醐天皇的名义上的任命，日本南北两个朝廷同时存在，并分别声称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时分裂为“南北朝”，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代政治上一塌糊涂，地方势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但城市和商人阶层却与地方势力同时发达起来。

随着日本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恢复，中国的货币“永乐钱”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如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乱世的风气往往是奢靡，而作为“乱世的哲学与美学”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

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爱好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在战乱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一次才最终使得日本从中世纪的战乱中走出。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

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了他固定的居所——城堡。而武士同时还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完成自我修养。作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室”和“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坚信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人与神的结合体，是日本人的祖先。受神道教影响颇深的日本，格外尊崇祖先，天皇对人们的统治是神圣的，为神庇佑治理的日本自然要肩负起统治世界的使命。在二战中，最能鼓舞日本士兵士气的口号莫过于“对天皇效忠”。为了天皇，这些士兵从不顾及自身生死，远离家乡的他们，时常会对着日本皇宫所在的方向叩拜，仿佛天皇就在眼前，他们以这样的礼节表达对天皇效忠的决心。而在绝大多数日本士兵眼里，由神圣的天皇宣布发起的战争，毫无疑问也是神圣正义的，不容怀疑。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国内很快便开始了对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评价工作，为了了解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真实想法，日本《读卖新闻》特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调查将“昭和”，也就是裕仁天皇在位的年代，以战争的结束为界，划分成“昭和初年到战败”和“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两个年代，结果有13%的人认为“昭和初年到战败”是日本的“辉煌时代”，认为其是“晦暗年代”的占74%。同时，有89%的人认为“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一时期是“辉煌的时代”，也只有9%的人认为战后的日本是晦暗的。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战后的昭和时代表示认可，也并没有认同举国狂热的战争时代。调查又发现，大部分对战败前作出高评价的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轻人绝少有对那个时代作出“辉煌”评价的，另有20%的年轻人干脆表示自己对战败前的状况很不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认为战前是“晦暗时代”。而从来都在政事上各抒己见的各个党派，在对战前战后的看法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都认为战前的日本是晦暗的，认为战前“非常晦暗”的自民党人占总数的33%，社会党人占了41%，共产党则占了60%。

几乎没有哪个阶层认为战后的日本不“辉煌”，无论人们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大家都普遍认为战后是“辉煌时代”，亲身经历了残酷战争，并耳濡目染战争狂热气氛的70岁老人为83%，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为86%。

已故裕仁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新登基的明仁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日，在被调查者中，有82%的日本人都希望能将这两天作为节日，而反对把天皇生日当成国家节日的只有2.9%，令人惊讶的是，越是年轻人越希望定这两天为节日，在20岁的被调查者中有91%的人都赞成把这两天当成节日，这些从没有受过皇权教育的年轻人，对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天皇和皇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天皇不管是人是神，都是日本的象征。战后初期，国势衰微，日本人开始剥去了天皇神圣的外衣，对天皇制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他们对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样。而随着国力的恢复，日本人的民族感也被唤醒，埋藏于他们心底多年的天皇情结也一齐苏醒。

附件日本人的几件事 9、压力

军事家蒋百里，他的名气在日本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和他的抗日战略理论。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轻松夺得第一名，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剑取走了，他的同学荒木贞夫之流后来是打太平洋战争的日军主要将领。

蒋百里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人的悲剧情结：日本人喜欢吃鱼，尤其喜欢吃活鲤鱼。日本人把鲤鱼比做武士，因为鲤鱼放在案板上，即使挨了刀子也不会动弹。日本民族切腹的传统估计与吃鲤鱼有关。日本人吃鱼要看着活活宰死才吃，觉得这样才有风味。所以，日本人有残忍性，还保留着岛国人吃人肉的遗传。

蒋百里认为，日本人属于血气热腾的人种，不适合寒带生活。与同是英国的岛国相比，日本没有伦敦那样的雾，浓雾天气锻炼了英国人的体魄和眼光，而日本人不具备。与同在东亚的中国人相比，日本没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培育了中国人浩瀚的胸怀和悠远的风度，而这些日本人不具备。日本的自然环境明净艳丽，刺激这个血气旺盛的民族的眼睛，使他们时时关注外部世界，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外部世界缤纷复杂，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焦急的、容易陷入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发，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日本人一种心理阴影。”蒋百里认为日本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容易性急，也容易陷入悲观和浅薄。

英国女作家拉梅曾写过一部小说《龙龙和忠狗》，故事的背景是在19世纪的比利时。有一天，一位修女造访了安特卫普镇的大教堂。这位修女仰望着鲁宾斯“圣母升天”画，回忆一下子坠入到20年前……少年龙龙和爷爷以帮人运送牛奶为生，生活过得相当清苦。一日，龙龙和爷爷在路上捡回了被五金行老板欺负得奄奄一息、弃置于路边的老犬阿忠。这样的缘分展开了龙龙与阿忠的患难情谊。紧接着，没有能力看病吃药的爷爷撒手归天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村子此时居然又发生了大火，没想到村人居然认为龙龙是纵火犯，让悲伤又无助的龙龙根本无处遁逃。失去爷爷的龙龙，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大教堂，龙龙心想“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

这部小说于1872年发表。事实上发表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口碑不佳。原因就在于小说的悲惨结局不讨人喜欢。好莱坞曾经4次将此作品拍成电影，但每一次都把结尾替换掉，改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然而，在全世界都不受欢迎的悲惨小说，却在日本取得了极大的反响。20世纪初期该小说被介绍进日本之后，屡屡重译重版，1975年拍成动画片，此后反而开始从日本出口到全世界。由于日本人的努力，《龙龙和忠狗》现在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名著。

为什么这个故事唯独在日本受到如此的欢迎呢？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日本人眼里，死亡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为了友情而遭受挫折，从而以死来明志，所以，这部小说完全符合日本人的价值观。一般来说，比较寒冷的地方，会有崇拜死亡的传统。北欧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但是，要把日本也算作寒带国家有些牵强，他们对于死亡的独特看法是如何形成的，还是很值得研究。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曾在其作品《滇缅公路》中写道：“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自杀事件就是在日本行将战败之际的“神风特攻”行为。这是由日军基层官兵创造并经过决策层大肆渲染的一种作战方式。日本人准备了几千架自杀飞机和自杀快艇，担任出击任务的飞机只携带单程燃料，而将空余的载重量全部携带炸弹，对敌方军舰的要害的烟囱、机舱、弹药舱等部位进行撞击，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为提高“特攻”的攻击效能，日本人还专门研制了自杀飞机“樱花”号。这种飞机装有2吨多重的烈性炸药，日军为了坚定特攻队员们誓死不回的决心，还采取了一个“绝招儿”：飞机的起落架在起飞后会自行脱落。这样，飞行员别无生路，只能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日军飞行员们的疯狂自杀行为让人们无法理解：这些驾驶飞机进行自杀性攻击的都是一些年轻的飞行员，而且都是自告奋勇加入的。因此，二战中的神风特攻队则成了国家的英雄，体现了对天皇的忠勇。

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已经有2525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在自杀攻击中送命，日本空军有1387人在攻击中丧命。根据日本的一份正式记录，日本神风特攻队总共击沉了81艘舰只，击伤195艘。根据日本人的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自杀攻击给美国军队造成的损失占到80%。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将近2800次神风攻击导致34艘海军舰只沉没，损坏368艘，4900名海军官兵死亡，受伤者超过4800名。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建立神风特攻队的大西泷治郎，在日本宣布投降不久自杀身亡。

1945年3月，54.5万美军攻打坚守冲绳岛的日军，这是二战中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一时间，与其被残杀，不如选择自杀的舆论弥漫冲绳岛。为了让冲绳的百姓更迅速地解决自己，日军将当时极度短缺的手榴弹分发给当地居民，鼓动他们宁可自杀也不可被美军俘虏。不少人还收到了两枚手榴弹，按照军队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将第一枚扔向敌人，然后用第二枚自杀。用手榴弹来自杀在二战后期的日本军人中是比较常见的行为，但是此前还没有发生教唆日本平民殉葬的事情。

随着日军节节败退，冲绳沦陷的命运已经注定，日军开始逼迫不愿自杀的冲绳居民为天皇“献身”。据冲绳人战后统计，冲绳庆留间岛的一个小村子130名居民中，有45人被逼迫自杀。仅在由21个小岛组成的座间味村，就有大约1200人丧生，其中402人被日军强迫实行集体自杀。冲绳地区的庆良间列岛上，居民大规模自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和严重。除了强迫居民集体自杀外，日军还疯狂屠杀了很多冲绳人。绝望的日军不仅出现了偷窃为妇女和儿童准备的粮食的不齿行为，还出现了霸占冲绳居民藏身的山洞，强迫居民出去自杀，或者干脆杀死他们的残暴行径。日军甚至开始出现对百姓的大屠杀，日军司令部就曾以涉嫌间谍为由杀害了上千名冲绳百姓，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只说本地方言，来自其他地方的日本人听不懂。

冲绳战役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万人丧生，包括约1.2万名美军官兵、9.4万名日军和9.4万名冲绳平民。据战后统计，在此次战役中遇难的冲绳居民，多数人并非死于美军枪炮之下，而是被日军强迫自杀或者被日军杀害的。这段沉痛的历史成了冲绳人心里无法散去的阴霾。

在冲绳县博物馆内，至今仍有一件雕塑作品形象地描绘当年日军士兵恶狠狠地用刺刀逼着7个冲绳人自杀的情形。雕塑上面还刻着“日本士兵屠杀平民，强迫他们杀死对方，然后自杀”的字样。现在冲绳岛上的和平公园最高处就是一座悬崖绝壁，走到悬崖绝壁的顶端再往下一看，只见近百米下就是太平洋，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冲绳岛的“自杀悬崖”。

“切腹”自杀正是日本独有的现象，有其深沉的历史文化背景。也称为“割腹”、“屠腹”、“腹切”，在中国常被意译为“剖腹自杀”，乃是用短刀切开腹部以自杀的手法。一般认为起始于日本的平安时代、成形于镰仓时代、盛行于中世及近世。切腹起先并非特限于武士，但随其仪式化及荣誉化，便在近世作为一种特别对武士施行的“闰刑”而与武士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肯定“武士道”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切腹现象的研究者，多认为切腹乃日本之国粹，源于日本原始信仰。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新渡户稻造（1862－1933年），他在日本打败了中国的甲午战争结束后第四年，挟已跻身列强的日本国之国民的自豪感，出版了《武士道：日本之魂》一书，对武士道及切腹自杀充满了褒美之辞。

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据说这是剖腹的最早来源。剖腹的盛行，是在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的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而被誉为日本第一名将的源义经被自己的哥哥幕府将军源赖朝逼迫之下，先杀老婆和孩子，然后从容切腹，并且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大笑而死。

切腹在战国时代一直是一种可以视之为荣誉的死法，如果主君赐死武士，不允许其切腹，将是对武士最大的侮辱。因为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是寄居在腹部的，切腹的意思也是“我把我的灵魂掏出来给你看，证明我的忠心（或者清白）”。

在日本关于武士的描述中，通常武士腰间有两把刀，长的叫大刀（主要有太刀和打刀两种），这是必备的，无论是正式武士还是野武士都要备的。骑士和高级武士一般配太刀，刀反（刀的弧度）大，适于马上劈砍并且外观华美，但是由于其佩带方式为刀刃向下挂在腰带上，所以一般都在腰上只配一把太刀，而肋差（尺寸比较短的刀）放在怀中，常用来杀自己，可作为切腹专用刀具。

低级武士由于佩带打刀，而打刀的佩带方式为刀刃向上插在腰带里，所以可在腰上插两把刀。大刀长度大约在66厘米到72厘米之间，肋差长度大约在30厘米到60厘米之间。

切腹者剖腹后由于未必会即时死亡，剖腹自杀者为了减轻剧烈的痛楚，可能会于剖腹后找来“介错人”（助手）在最痛苦一刻替其斩首。仪式通常如下，切腹者穿着庄重服装，用来剖腹的刀或剑放在他正前方。刀可能用特别的布料垫着。武士会作死亡的心理准备。待他和身旁的介错人助手准备好，剖腹者揭开衣服，进行切腹。

切腹分为一字切，二字切，三字切，还有十字切，顾名思义，就是拿刀在腹部划一个十字，但是此过程中不能把刀抽出来，要划回去然后换个方向再来一次。所以切腹也是考验勇气的自杀方式，要是切到一半手软了会被人嘲笑。还有切完了不能叫喊，否则也被认为是懦夫，同时不能后倒，那样也是懦夫的行为，要向前伏倒。

通常，腹部受伤一般要两个小时左右才死，这中间的过程异常痛苦。当然亦有强悍的人切完之后自己再往心脏补上一刀。

还有一种切法称之为“隐腹”，这种切法是按照庖丁解牛的手法来的，专门往腹部空隙处切，这样把自己切了之后不会流太多血，不会太疼，能够再活12小时以上，是切腹最难之技，为著名的茶人千利休首创，知道丰臣秀吉想杀自己后为避免受辱而隐腹自杀，在床上直躺到第二天使者到来。

在日本战国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剖腹者并没有“介错人”协助斩首，会直接于腹部割开十字形状，内脏爆裂流出，直至失血过多死亡。这种剖腹方法称为“十文字切”。医学一般认为刀锋到达内脏时，剖腹者会失去知觉。最后使用十文字切方式自杀的，是1912年的乃木希典上将。

日本这个民族，当人自杀的时候，当血溅出来，他可以是审美的，但是中国人是绝对不行的。这是一种文化差异，日本民族的精神，其生命状态是在两个极端之中。按照古礼施行了切腹自杀的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年），生前在向英国记者解释日本切腹仪式时也称：“我无法相信西方的原罪，因其不可见。但在封建时代，我们相信罪恶潜驻于我们身体的内部……这种自杀方式是日本独创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模仿炮制。”

三岛1965年以自己的小说为蓝本自编自演的同名电影预示了他的结局。影片中一位忠于天皇的日本上尉在1936年的政变失败后切腹自杀。1968年，三岛组织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盾会”，声称要保存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并且保卫天皇。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三岛于1970年11月25日将他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当天三岛交付了《丰饶之海》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并指示将过去发表的“异类主题短篇小说”集结成书《殉教》，随后带领4名盾会成员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以“献宝刀给司令鉴赏”为名骗至总监办公室内，将师团长绑架为人质。

三岛在总监部阳台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日本人发财了，得意忘形，精神却是空洞的，你们知道吗？”呼吁“放弃物质文明的堕落，找回古人淳朴坚忍的美德与精神，成为真的武士”，随他发动兵变，推翻否定日本拥有军队的宪法，使自卫队成为真的军队以保卫天皇和日本的传统，但是没有人响应，甚至大声嘲笑三岛是疯子。

三岛随后从阳台退入室内，按照日本传统仪式切腹自杀。三岛由纪夫在额际系上了写着“七生报国”字样的头巾，用白色的布将预备切腹的部位一圈圈紧紧地裹住，拿起短刀往自己的腹部刺下，割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肠子从伤口流出来。随他同来的两位盾会成员之一的森田必胜用名刀“关孙六”为三岛进行“介错”，但连砍数次都未能砍下他的头颅，三岛由纪夫难忍痛楚，试图咬舌自尽，还沉吼低呼着：“再砍！再砍！使力！”第四次介错改由学习过居合道的盾会成员古贺浩靖执行，终于成功。之后森田必胜也切腹自杀（亦是由古贺浩靖进行介错）。

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时，不少作家赶到现场，只有川端康成获准进入，但没见到尸体。这个事件让川端很受刺激，他对学生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三岛自杀之后17个月，他也选择含煤气管自杀，未留下只字遗书。类似川端康成自杀的作家还有很多：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太宰治、田中光英等。这是日本在生死问题上特有的文化心理表现。日本人认为，死是生之延续，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修身律己的行为。

文学的诱导性无疑在影响着日本新一代。在岩井俊二的电影《梦旅人》中，两个年轻人在自杀之前徒劳地向太阳开枪，当枪声响过，世界依然宁静，太阳纹丝不动。日本传统文化观念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一旦死亡就清白了，而且人死都会变成神佛。绝大多数日本人觉得，有人尽管生前做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错误就一笔勾销了。所以一些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试图以死谢罪，以死换取别人的原谅。

日本人经常在寻找捐躯的目标，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避免自己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使自己蒙受羞辱。

据日本警察厅2011年3月3日公布的报告显示，该国2010年共有3.169万人自杀，这也是日本的自杀人数连续13年每年超过3万人。几乎平均15分钟就有一人自杀。就在日本警察厅公布这份自杀报告前，日本最大电机公司之一的NEC公司前社长西垣浩司被发现在自己家中上吊身亡，终年72岁。据统计，日本2010年的自杀人数是当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6.5倍左右。

数年前，一部名叫《自杀俱乐部》的电影，成为日本当年最卖座的惊悚片之一。影片的开始，54名女中学生在东京一个地铁站旁一字排开，在列车疾速进站的一刹那，这些女孩一起跳入了铁轨……

早在1993年，日本作家鹤见济还出过一本《完全自杀手册》，此书引起日本社会以至亚洲轰动并引发强烈讨论。该书主要介绍药物、上吊、跳楼、割腕与刎颈、撞车、瓦斯中毒（煤气中毒）、触电、投水（投河、投海）、冻死及其他自杀方法诸如饿死、被动物咬死或以其他物理形式致死方法。《完全自杀手册》地图里面的“树海”，指的就是位于富士山山麓的“富士树海”。因为这一地区生长的树种单纯，走在树海中每个地方的景观都很类似，再加上地底下蕴藏有磁铁矿，指南针无法正常作用，为登山者指引正确的方向，整片树林茂盛浓密，遮天蔽日，也没有办法用太阳来判别方位。因为种种原因，“富士树海”才会被当成自杀胜地，因为一旦迷失其中，就仿佛走进了迷宫，很难走得出来。每隔一段时间，警方都得上山收尸。

1998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的自杀率一下子上升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峰，自杀人数较前一年陡增8000余人。此后十几年来，日本的自杀率一直在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一。在自杀者的男女比例上，男性一直居高不下，占到了整体的70%以上。近几年，日本年轻人自杀的问题开始逐渐凸现出来。据统计数字显示，20岁至40岁的青壮年人口中，自杀已经成为死亡原因的首位。

近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类似的以征集自杀“伙伴”为内容的网站。网站内容通常是“想在去天国的路上有个伴吗？征集一起自杀的同伴……”之类的话题，通过互联网召集志愿者的事件，在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网站中，既有充斥着各种能够致人死亡的自杀药品邮购内容的主页，也有认为独自默默自杀过于孤独而建立起来的“死党征集”网页。这种类似的“死党征集”的网页大都采用开辟“殉情告示板”的方式征集“志同道合”者。他们常常会通过匿名方式在网页上发帖子，共同策划自杀方案。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一起赴死。

一名多次自杀未遂者回忆说：“我割过手腕，服过安眠药，但均自杀未遂。我不想一个人去死，每天点击募集自杀网站，这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接受过精神病医生的检查，但一听到集体自杀的“成功例子”，心里十分羡慕。他说：“如果找到志同道合的自杀者，大概我现在就不在人世了。”

精神病医生分析说：“如果遇到募集自杀帖子，过去不曾选择死亡的人也可能轻易选择自杀。这是集体自杀就不会感到可怕的想法。”关于年轻人集体自杀现象，一名警察指出：“要是一个人自杀，他们怕会不成功。如果有人一起同行，那么就毫不担心了。”在因特网上，网民互不相识，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死亡，因此难以制止自杀行为。而且，自杀自愿者大多性格孤僻。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要去死，希望不是孤独一人，而想找一个同伴。集体自杀事件由来已久，而因特网加速了它的扩散。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自杀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日本文化和历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种追寻自我毁灭的传统。日本人崇尚自杀，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在捐献生命之际，能体验到一种道德升华的慷慨凄凉的满足。当自杀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一种对日本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良文化时，人们对自杀的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就压倒了对自杀者的同情。

后记道歉不能随便

日本女作家曾野绫子曾对一位常驻日本的美国记者说，日本已经道了歉，不能让儿子替老子做的坏事道歉。对此，旅日作家李长声评论说：“且不说国家大事用父子作比之不伦不类，道歉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各国心知肚明，日本何曾真诚道过歉，倒像是孤儿被众人欺负，委委屈屈，而心里在骂娘。”

在美国生活了24年的日本人高木哲也，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曰《不道歉的美国人，立马道歉的日本人》。在书中，他首先比较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在道歉这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读来倒也有趣。

高木哲也说，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在道歉这一点上，日本人和美国人大不一样；前者满嘴道歉话，而后者讨厌向人道歉，从他们嘴里说句对不起很难。其实，岂止美国人，大概除了日本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不讨厌道歉的人了。

《朝日新闻》曾刊发一篇通讯，关于日本遗孤在中国的，全文大意是说，吃高粱米长大的男子汉不肯随口说对不起，日本人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个在中国长大成人的日本人是按照中国习惯对待日本的道歉。

在日本，有歌手伤愈复出，对热情的歌迷们他不说多谢关心，而是说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诚如高木所言，日本的这类道歉话语早已脱离了原来的意思，不过是作为寒暄用语挂在嘴上罢了。内容是虚的，彼此了然。你随便说说，我随便听听。但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道歉伴随着责任，是别有一番沉重的。岂是可以随随便便的？

其实，正因为清楚日本人道歉好像吃面条一般顺嘴，没有实质，压根不打算负什么责任，世界尤其亚洲才会对日本就侵略战争的道歉不依不饶。事关生命与尊严，难道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吗？所以，请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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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俞天任：《冰眼看日本》，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

66.曹卫国：《中国导演耗时十年拍〈靖国神社〉闯入美电影节》，《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月23日。

67.《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2011年3月18日。

68.《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人民网转自《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26日。

69.《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转自新华网，2005年7月11日。

70.李一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珠海出版社，2004年1月。

71.余杰：《我到了靖国神社》。

72.冯锦华，社会活动者，1970年出生。1994年赴日留学，2001年因不满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神社两边的石兽座上喷漆抗议，造成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2001年岁末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

73.《欧洲舆论批评日本》，《环球时报》，2005年4月15日。

74.中日两国政府于1999年7月正式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方在“备忘录”中表示铭记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化学武器，承诺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诚实履行作为遗弃缔约国应承担的义务。

75.《中国境内已发现60个日遗化武埋藏点遍布19个省》，《黑龙江生活报》，2006年7月6日。

76.《一段尘封56年的历史追踪亚洲最大要塞里的慰安妇》，《辽沈晚报》，2001年4月2日。

77.《日本人竟想收买东北“慰安妇”》，转自《中国国防报》网络版，2001年8月24日。

78.万爱花，中国第一个公开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内蒙古自治区旧和林格尔县人，1930年1月1日生。1942年起，三次被日军抓走遭到性暴力侵害，全身多处骨折，165cm的身高缩至147cm，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生过一次死胎，至今不育，养女一人。2007年6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对慰安妇事件进行了专访报道。

79.《慰安妇索赔风雨15年：还历史真相需全民共同参与》，《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6月7日。

80.《在华做过“慰安妇”的朝鲜妇女赴宁寻证》，南京《现代快报》，2003年1月18日。

81.《中国“慰安妇”索赔风雨15年》，《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6月7日。

82.《“慰安妇”索赔风雨15年》，《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6月7日。

83.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9月。

84.《警惕日本对华产业战争》，《竞报》，2008年12月15日。

85.《“三井”潜入——外资如何布控中国钢铁市场》，《环球财经》，2006年12月6日。

86.《谁主上广电沉浮》，21世纪网，2009年4月24日。

87.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第三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9月。

88.《〈外储称王〉日本持有海外净资产连续19年冠全球，拜弱日圆所致》，经济通，2010年5月25日。

89.《失去日本制造的日子》，《商界评论》杂志，2011年4月12日。

90.田刚：《日本奢侈消费中国森林，257亿双筷子96%来自中国》，《环球时报》，2004年4月21日，第14版。

91.《日本右翼极端反华口号令人震惊》，《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0月18日。

92.《从〈平成三十年〉热销看日本社会心态》，《文汇报》，2002年10月8日。

93.《〈日本沉没〉凸显岛国心态》，《环球时报》，2006年7月20日。

94.《〈中国入门〉调查》，新浪网转自《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11月27日。

95.黄文雄（1938年－），台湾高雄州冈山郡（今高雄市冈山区）人，现已入日本国籍。1964年赴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毕业、得到明治大学西洋经济史学硕士学位。以《中国的没落》一书声名大噪，从此展开长期旺盛的写作生涯，作品涵盖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是继陈舜臣、邱永汉之后，当今仍活跃于日本、深具影响力的台籍畅销作家。（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96.《日本畅销书乱造谣污蔑中国是卑鄙民族》，新浪网转自《环球时报》，2005年11月24日。

97.《肆意谩骂诬陷仇华反韩两漫画书惊现日本并畅销》，新华网，2005年11月22日。

98.周兴旺：《日本人凭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99.《古坟藏秘密日本天皇祖先是中国人吗？》，凤凰网转自《北京科技报》，2009年10月20日。

100.周兴旺：《日本人凭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101.福泽谕吉（1835.1.10－1901.2.3），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东京学士会院的首任院长，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主张脱亚入欧论，影响了明治维新运动，谕吉的肖像被印在日本银行券D号1万日元（最大面额，1984-2004）和E号1万日元（2004年始用）的纸币正面。（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102.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九州出版社，2010年11月。

103.（英）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104.1927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著名的“田中奏折”），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战略。

105.《日本第2艘直升机母舰伊势号交付自卫队开始服役》，新华网，2011年4月1日。

106.《日本军事战略转型加速研发各式新武器》，《新京报》，2005年7月20日。

107.《日本自卫队扩张势头强劲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军》，新华网，2007年5月12日。

108.《不愿以官方文件进行道歉日本何时对华正式道歉》，中国新闻网，《世界新闻报》，2010年8月17日。

109.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冲击》等。因罹患帕金森病，于2010年7月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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