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陆)·后改革时代卷 - xp1024.com
《如果这是宋史(陆)·后改革时代卷》


正文 第一章 飞扬的梦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的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21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八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时，想到的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八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你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也算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词严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戗。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是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使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评论。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伎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做，所谓的大臣，只是把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任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

神宗当家做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关……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

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地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个部门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

正文 第二章 俺是兵部的

好，你在干什么？

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

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

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叠床架屋把职能名分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

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些浮财，一旦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

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5000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

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就是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

这两点好不好呢？说实话，还真是不好说。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大陆、海洋、岛屿，挨个比较，中国的这两个特色让人很郁闷。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没什么善恶了、道德了、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

岛屿国家更生猛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可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得可怜。比如日本，全境除了温泉之外，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可惜还没衰到家。

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为了省事，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非常方便烧了盖、盖了再烧。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蹿出来一个可恶、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日本人为了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二战”之后被打残了，开始走经济路线，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就算没有资源，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八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嬴政大哥的福，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有了这个，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外族入侵，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

这是托了“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的福，不过可恨的是，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

根深蒂固的家园、祖先、血脉等观念被无限放大，产生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行为指南，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轻、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

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臭不可闻的规矩；在朝廷里变成了“利不百，不变法”、“祖宗成法不可改”等圣经。

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还统统地嗤之以鼻，在一百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说了这么半天，只是要正视自身，发现问题。

好了，回到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以这个为蓝本，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我们把超级啰唆、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

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官，指的是寄禄官。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现在取消了，一律以相应的阶官代替。

新的阶官一共有25阶，比旧的寄禄官少了17阶。新官品仍然是九品制，每品分为正、从，共18阶，比旧官品少了12阶。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顾名思义，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就去办什么事。权力回归，谁也不许越界。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

比如三省，元丰年间改制之后，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改称“都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左为首，右为次，看着很传统，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沿用唐制，中书省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原则，实权在右相的手里。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东西两府分权，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宋神宗是没动的。东府宰相，西府枢密，仍然分庭抗礼，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

做完了这一点，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熙宁改革之前，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一个说要节流。

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铺开，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司马光的节流，使减少开支、削减官位也已经达到。

一出一入之间，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的。同一时间内，政、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半点都不比行政、财务两项的改革轻松。

宋朝原来的军制是“更戎法”。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兵走将不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军永远别想拥兵自重。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军队素质直线下降。

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为了对抗李元昊，西北长期驻扎重兵，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熙宁变法期间，这个成功的例子推向了全国，它就是著名的“将兵法”。

将兵法实行后，天下总分为两大防区，有92员大将。

第一防区在京师附近，辖有25名指挥使20员将，约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二防区在西北、东北两方面，配有42将，兵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其余军队散布全国，岭南地区也照顾到了。这些正规军之外，保甲法的推行越来越顺利，民兵总数量在70万以上。

这改变了宋朝以前军事力量的分配，除了边关、京城两点最强之外，各个州县城市也不再是空白。时间一天天地推移，每过一天宋朝的实力都增长一分，它完全不是传统史书里所说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改革就失败了的一片惨淡光景。

哪里来的失败？直到宋神宗死了，司马光才跳出来废除新法。在这之前，宋朝全国都在新法的实行之中，不管民间的经济变化怎样，国力、军事、行政三点立国之本空前旺盛。

人强命也强，关键时刻连老天都帮忙，改革之前王安石宋神宗最盼望的机会也适时来了。

正文 第三章 最伟大西征OR最沉痛西征

新法改革——积聚财富——出兵熙河——扫平西夏——征服辽国——产出利润。这个改革总链条之中的重中之重，扫平西夏的机会到了。

这机会是自己送上门的，说来也是党项人从李继迁时代开始就养出来的老毛病，他们姓错姓了。为什么要姓李呢？翻唐朝的老皇历，结果连种族命运也跟着变得和李世民的子孙一样。堂堂皇帝受制于后宫，每一代都活得窝窝囊囊。

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死时年仅21岁，西夏第三任皇帝李秉常即位时只有8岁，走到前台的人是他妈妈，当年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梁氏。命运是多么的光怪陆离，李谅祚最初勾引她只是为了得到政敌的情报，一旦成功之后，这个女人却牢牢地占住了西夏皇后的宝座。

一个汉族女人，不到十年时间竟然成了西夏第一实权人物。

有这样一个妈妈，李秉常的命运可想而知。他是一个皇帝，可起步的位置连一个平民都不如。没有自由，没有权力，到公元1076年，他16岁时，名义上开始亲政了，却发现他比他爸爸当年还要惨。汉人天生就是政治高手，梁氏家族比没藏氏强太多了，除了把持京城大权之外，连同整个国家各个部门都安插进了自己的亲族。

李秉常想了又想，明白想要夺回皇权，绝对不是在京城发动一场政变那么简单了。怎样才能成功呢？他非常聪明，内部既然不行，只能寻找外援。外援只有两个，辽国、宋朝，选哪个？辽国是不能招惹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近200年以来辽国从来没对周边种族善良过，除了狠狠打了50多年几乎两败俱伤的宋朝。

而宋朝，文明美丽善良稳重，从哪一点上看，都是唯一的选择。

可是怎样打动它呢？宋朝什么都不缺，除了土地……一个16岁的孩子是疯狂的，谁在这个年龄都没法精细稳重，为了可贵的自由，他付出的代价让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

有两点。

第一，西夏全境从此废除李元昊制定、梁氏推行的蕃礼，推行汉礼。这一点看似轻松，实际上和他妈妈已经势不两立了。梁氏苦心经营，她身为汉人，为了得到党项人的认可，在各个角度和宋朝作对，尤其是把她丈夫李谅祚当年推行的汉礼废除。

现在她儿子跟她唱对台戏，向宋朝示好。

第二点，就是让全世界都疯狂的开价了。李秉常派人去通知宋神宗，为了两国友好，他愿意把“河南地归宋”。河，指黄河。河南之地，指的是黄河河套平原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人发迹祖业的定难五州！

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是西夏立国之本，只要宋朝帮他，就都割让出去。

这个价码让人直接想到了李秉常的老祖宗，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李继捧为了稳固在党项人间的地位，把定难五州无偿地献给了赵光义。

可是不等价，这不止是定难五州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是党项人生存的根基命脉，真的割让出去，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比——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但是细想，仍然不等价。燕云十六州的最大作用是防守，失去它汉人没了军事基地，可财富数量并不受致命影响。党项人丢了这片土地，从此吃饭都成问题。

当然了，这片土地的面积在史书里记载得非常模糊。“以河南地归宋”，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微弱的小争议，说并非指上面所说的那么庞大，而是指河、洮等州与黄河以南原属宋朝秦凤路的一些历年战争所失领土。理由是，这个价码高到了火星上，李秉常应该不会这样疯狂。

……面对危险，变通人都有拔刀砍人进监狱的事，那是把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抛弃了。与之相比，李秉常为了皇位、为了生存，只是割出去些土地就很奇怪吗？何况河、洮等州一直是吐蕃的，这时更早被王韶拼回版图，关西夏什么事，李秉常拿什么权力决定这片土地的归属？

不用怀疑，土地就是那么大，诱惑就是那么强。消息传进东京城，神宗惊愕得就像当年辽国的皇帝耶律德光。

真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肉！还等什么，宋朝积极响应李秉常的提议，一方面派出使者商量接收，一方面积极备战。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种买卖不死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绝对没法成交，就算当年耶律德光也得御驾亲征，替干儿子石敬瑭砍人。

果不其然，宋朝正在准备中，有新消息传过来了。宋朝的好朋友、火星少年李秉常被他的妈妈梁太后一顿胖揍，赶出皇宫，关押在皇宫七里外的木砦。

砦，同寨字，堂堂的西夏皇帝城市变乡村，混到了最基层。

但是没关系，顺利接收不成，仔细分析，形势比之前变得更好。第一，宋朝出兵有名了。友好邻邦，与宋朝关系空前密切的西夏皇帝被反叛，这是件耸人听闻的噩耗、巨大的丑闻。宋朝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帮他夺回皇位。

第二，李秉常就算再无厘头，也是西夏皇族的代言人。他被老妈关禁闭不是关起门来母子之间的事那么简单。从李元昊死就开始的皇族、后族的争权变得更加惨烈，让惨烈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两败俱伤，一起瘫痪，宋朝好不劳而获。

李秉常在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被关押，在同一月份里，宋朝就积极动员军队，做出了宋初雍熙北伐之外的最大军事行动。

集中包括熙河在内的西北军团全部主力，分五路进兵西夏。第一路，由熙河、秦凤军总管宦官李宪率领，步骑近3万，汇合吐蕃董毡军3万，攻击兰州、灵州。如果灵州被友军攻破，变目标为凉州。

第二路，由鄜延军种谔率领。鄜延军共9将54000人，另拨调东京禁军7将39000人，总计93000人，出陕西攻米脂，再攻击夏州，最终目标是与河东军围攻怀州。

第三路，河东军由宦官王中正率领，步骑总计6万人，民夫6万、马2000匹、驴3000头，另有民夫5万人作为后备。先攻取怀州，后渡黄河，进入西夏腹地。

第四路，环庆军由高遵裕率领，蕃、汉步骑总计87000人，民夫95000人。他们是攻击的重点，先攻取清远军，目标是原宋朝重镇灵州。

第五路，泾原军由刘昌祚率领，由51062名步兵、5000匹马组成。会同环庆军攻占灵州。

综上所述，一个个数字罗列出来，稍微计算一下就让人瞳孔放大、全身发麻。五路西征，全军总计35万人，民夫20万，全加在一起是56万人左右。

想想当年雍熙北伐怎样，只不过30万人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唯此一次的攻击。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军队的数量，更是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所产生出的财富。

做出这些决定，宋神宗本人也惴惴不安，他找来了枢密院的人，问你们觉得怎样。军方一片沉默，好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慢慢地说了八个字。

——“举兵易，解祸难。不可。”

宋神宗很烦躁，像是在说服孙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西夏内乱，我不取则辽国取。难道我们要坐视辽国做大吗？”

军方再次沉默，宋神宗说的是对的，以耶律洪基没事都敢向宋朝勒索土地的贪婪，近于分裂的西夏算是什么？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陛下，这次西征的主帅是谁？

李宪。

这是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听到这两个字，军方的代表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好多好多的话堵在喉咙里，一时之间不知先说哪句好。

因为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是常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犯过这种错。李宪，是一位军事型的太监，王韶收复熙河时，曾经做过副手。这是资历，并且不讳言地说，宋朝的太监与唐朝的不同，与清朝的不同，与明朝也不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

正文 第四章 真宗朝的秦翰

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部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

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由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么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五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吗？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老种当年连使反间计，借李元昊的手杀了西夏的野利兄弟，小种在建立绥德城时风格也不那么慈善。

绥德城本在西夏境内，由名将嵬名山驻守。大约有300名首领，近2万户百姓，兵力在1万以上。这样的实力比当时的小种高太多了，蚂蚁要搬大象，招数就不能太平常。在一整套的招降手段里，他坑蒙拐骗、笑里藏刀、先斩后奏，把西夏人、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向、陆诜，甚至宋神宗都给骗了。

怎么骗的？无非八个字——“仁不统兵，义不行贾”，这是战场上的真理。因为与这次举国伐西夏无关，所以把细节省略掉，不说。

回到正题，在元丰四年的八月末，宋神宗展开了巨大的地图，向西北方向凝视。一个比雍熙北伐更加庞大、精细、有层次感的战略出台了。

抛开一连串的地名、人名，以最直观的方式结构，可以发现宋朝的五路大军在西夏的国境线上一字排开。从左至右，依次是李宪、刘昌祚、高遵裕、种谔、王中正。

看格局，最外围分别是两位大太监，宋神宗还是充分考虑到了谁的战斗力最强，把灵州这个攻击重点留给了刘昌祚、高遵裕两位将军，甚至扫荡定难五州的种谔也能起到牵制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斗志旺盛不可遏制的种谔强行留住呢？

这涉及战略的重点。

主攻在中央，那么偏偏在最旁侧启动，一定要把西夏的主力军团吸引过去。在这个战略思想下，最左侧的熙河兵团李宪部最早发起攻击。八月下旬，李宪出熙河，绕过兰州，向西市新城挺进。行进中，每个宋朝士兵都清楚，他们很快就能遇见西夏人。

因为王韶。

王韶熙宁开边时，把吐蕃人打垮，连带着把西夏人也牢牢地压制在边境线上。巨大的威胁让西夏时刻都警惕着，两方面都知道难免一战，只是时间早晚。

两军相接，宋军名义上是6万余人，可惜只有近3万是宋朝人，另外的3万是原来的熙河吐蕃部人，而遇上的西夏军团是两万余名纯骑兵。内部有问题，面对的是重兵，李宪的任务是必须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战前的目的。

激战开始，算是这股西夏军倒霉吧。他们都知道熙河兵团厉害，是宋朝最近一次在实战中有过辉煌大胜的部队，可是很不巧，几年不见，熙河兵团又长能耐了。

不再只是好勇斗狠、血腥拼杀，熙河兵团在旷野中摆下了一个奇怪的阵式。身为开化不久的民族，西夏人当然不知道这阵式的来历，或许连原创者是谁都不知道。

唐将李靖，六出雪花阵。

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千年不朽的传奇，以3000骑兵千里奔袭活捉突厥大汗的李靖！

说实话，千年以后，六出雪花阵到底有什么奥秘已经没人知道了，只是从这次的成绩来看，李宪没给前辈丢脸。西市新城外的野战宋军大获全胜，斩首2000余级，夺马500匹。接着乘胜追击，一直杀到了女遮谷，在这儿发了笔横财。

这里是西夏的一个军需库，装满了军粮、军械，宋军打仗怕的就是缺粮，得到这笔外财，比杀1万敌军还有利。

大胜之后，李宪的前方空空荡荡，西夏的军队跑光了，他完全可以一马平川地杀进西夏腹地。可是他停了下来，就近把兰州城夺下，把它建成了自己的帅府。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很快大批敌军迅速杀到，在兰州城外八九处险要地段驻扎，对他形成了包围。

八九股敌军，每支数万人，李宪完美地达到了宋神宗的战前要求，把西夏军队牢牢地吸引在了自己的身边。条件成熟了，到九月中旬时，包括李宪的熙河部在内，五路宋军终于一起发动，展开了声势空前浩大的元丰西征。

最先出彩，也出了最大彩的仍然还是种谔的鄜延军。鄜延军总计93000人的部队，是五路宋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他在九月十五日祭旗，二十四日出绥德，沿无定河北上，按原计划攻打米脂城。

这一战注定了很好玩，在西北有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叫“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西北最有特色的男女组合。现在近10万个绥德的汉子来攻打米脂城，效果怎么样呢？很遗憾，不怎么样，种谔连续强攻了三天，米脂城纹丝不动，里边的婆姨们长什么样一点没看着。

可是西夏的援军却杀到了。

来的是西夏正当红的后党大将梁永能，带来了8万大军。这时种谔身在敌境，背靠坚城，以9万多步骑参半的宋军对8万党项骑兵，从哪儿看也找不着半点优势。最要命的是，鄜延军不是熙河军，上一次兵团野外决战还是在李元昊时期。

就在那时，双方兵力总和也没有达到这时的近20万。突然之间，宋夏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野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天是九月二十七日，零时时分天色还没明朗之前，党项大将梁永能悄悄接近了米脂城。他非常有信心给宋朝人一个惊喜。

全军8万铁骑，在凌晨进攻，加上对地形的熟悉，还有米脂城内的守军，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宋军的命运已经可以确定。不是失败的问题，是想逃都没有路。8万骑兵，这是张覆盖百里、伸缩不定的大网，天生就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的克星。

随着前进，天色渐亮，又一个惊喜让梁永能加倍地兴奋。大雾，这一天竟然天降大雾，达到了对面不见旌旗的程度。太棒了，完美的闪击偷袭天气。

大雾中西夏骑兵接近了无定河，再向前是一座山谷，过了山谷就是米脂城……之后一马平川，党项骑兵会像洪水一样铺开，把宋军挤在米脂城下变成一团团肉饼。可惜的是，浓重的大雾里，他们突然间遇到了伏击。

激战瞬间炽烈，山谷沸腾了，西夏人从偷袭变成了应战。这让他们很懊丧，这只能说明宋朝人比他们先进入阵地，甚至先期准确地掌握了他们的行动。开战即被动，可是也无关紧要。庞大到8万人的骑兵军团一来没有避战的可能，二来如此规模的马军在山谷中回旋撤退本身就是自乱阵脚，找死。

梁永能命令全力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他相信实力就是实力，在米脂城下他有信心把宋军打垮，在山谷里也一样。战况验证了这一点，尽管非常艰难，可是阵地在前移，渐渐地宋军顶不住了，战线松动，终于被党项骑兵突入腹地。

这个过程用去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梁永能知道这期间他面对的敌人叫曲珍。他的心情变好了，这样强烈的抵抗说明宋军也尽了全力。全力之余不可能再有别的花样，只要继续突破，胜利就在眼前！

近在眼前的东西，他抓了整整4个小时，太阳升起，大雾都散开了，西夏人仍然没能冲出山谷。这时视野明亮，梁永能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现状。他发现自己的前军被宋朝人分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只能各自冲突，骑兵的优势在相对狭小的谷地里根本没法施展。

激战6个小时，一个上午快过去了，再骁勇的士兵也开始疲劳。正在梁永能犹豫是不是要撤出战斗、另想办法时，突然间山坡上传来了一阵鼓声。

后来他知道，那是宋军的主将种谔亲自击鼓。听到鼓声时西夏人在疲劳懊丧中一下子变得惊恐，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事，鼓啊锣的突然敲起来肯定有危险，却不知道危险从哪里来！

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直到这时梁永能也不能相信，和8万铁骑硬拼了6个小时的宋军居然没尽全力，宋朝的西军鄜延部到底是群什么样的疯子，竟然有那么多的兵一直静悄悄地埋伏着，冷眼旁观，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太狡猾了，也太疯狂了，这样的布置如果被骑兵突破，整个埋伏圈都会被甩到身后，成为一个空摆设，米脂城边将没有半点阻碍。

可是鄜延军做到了，整个上午的煎熬换来这时压倒性的优势。伏兵四起，最致命的攻击发生在山坡上，宋军一支精锐骑兵冲了下来，居高临下，名将郭景修身先士卒，两军相接“手刃两巨酋”，把党项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战斗再没有悬念，党项人“奔丧两道边”，在无定河水里浮尸成片，“血染银川为之尽赤”。鄜延军追杀20余里，斩首8000余级，夺马5000匹，其余旗甲等不计其数，俘获西夏枢密院都按官麻女赤多哥等7名将领。

梁永能跑了，上万骑兵给他做肉盾，就算潘美复生想砍他也不容易。在逃跑的过程中，他惊恐、迷惑、不解，更带着巨大的怨气，他搞不懂米脂城里的人都在干什么，这边打了整整一上午，很显然宋军都参战了，为什么米脂城没有来应援？

前后夹击的话，绝不会出这种事的！

他不知道的是，米脂城里的西夏人比他还郁闷。米脂城得天独厚，内外良田不下两万余顷，被誉为“七宝山”。多大的基业，怎么就是等不来救兵？山谷里的厮杀声他们听见了，可是让他们冲出去里应外合？这个难度还真是不小。

种谔临走前在城门外挖了一道壕沟，又深又长，一大排的宋朝大兵拿着明晃晃的大刀站在沟边上，想出城？很明显动作次序是先跳下沟、往上爬、挨一刀，再掉回沟里……这种运动，实在得仔细想一想。结果等他们想得差不多了，种谔也回来了。

带着党项骑兵血淋淋的战利品，接着亮出来矛盾、洞车等专业攻城器械，宋朝的大兵们开始竖云梯、过壕沟，不过他们都白做了，没等开打，米脂城的大门从里面开了。

正文 第五章 投降

鄜延军大胜后，从时间上顺延，第二个出战的是主帅李宪的熙河军。熙河军团从兰州出发，东进女遮谷。它周围有至少10万西夏部队监视着，刚从兰州城出来就被发现了。

西夏人输急了，没等全部主力集结就迎头扑了上去，从惯性思维上他们得出个结论。好容易宋朝人主动出城了，野外是骑兵的天下，是党项人的天下，女遮谷就是扭转局面的焦点。

李宪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想要野战，熙河兵团最开始就是从野战起家的！女遮谷之战没有大雾，没有算计，没有任何的行险侥幸，双方赤裸裸地列阵肉搏，近3个时辰之后，熙河兵团硬生生地把西夏人击退。在击退的结果里还附带着难度极高的技术性。

严密地控制住方向，把西夏人挤向一条深沟大涧。

西夏人扔下一大片死尸漂在水面上，狼狈逃到大涧对岸。还不死心，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不服气，野战怎么会输给宋朝人？！这不可能。于是他们做出了个非常“理智”的决定。

不逃了，隔着这条大涧先恢复一下，等体力缓过来再和宋朝人较量。在恢复的过程中，他们也没闲着，派出大批的弓箭手向宋军发射。

跟宋军玩弓箭，这是以后金、蒙军队都不敢想的事。自神宗朝开始，直到晚清末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近800年间东亚的大地上宋军的弓箭举世无敌——宋军的神臂弓。

隔着大涧，两军对射，西夏人像一个个靶子一样被点杀。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党项人跑路了，有多远跑多远，根本没有理由再受折磨。

李宪率领熙河军继续向西夏腹地挺进，他们的目标是李元昊时期精心打造的党项核心，西夏皇宫所在的天都山。

时间进入十月上旬，战火终于烧到了最焦点的地方。在一系列的外围激战之后，宋军的真正主攻方向，集泾原、环庆两军实力攻击灵州之战终于展开。

刘昌祚，字子京，河北真定（今河北真定县）人，出身军旅世家。这个人特点非常鲜明，如果说种谔是一匹狡猾的狼，充满了危险，他就是一只凶猛的老虎，有他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光芒都会被他夺走。他是一个天生的斩关夺隘之将。

在西征之前，他曾经与西夏人作战。当时夏兵入侵刘沟堡，刘昌祚率领2000骑兵迎敌，西夏人很有策略，把他引进了设在黑山的包围圈，那里有1万骑兵埋伏。

1万对2000，并且以逸待劳，占有天险。这样的仗换谁来想都是必胜之局，可是发生在刘昌祚的身上就郁闷了。他的确被包围、陷入苦战，可是西夏人怎么杀就是搞不定他。一直打到了黄昏快天黑了，西夏人的主帅终于忍不住，亲自领军冲锋，想来个了断。

真的了断了，刘昌祚一箭射去，把这位勇敢的主帅射了个对穿，趁此机会，他冲出重围，啥事没有回家睡觉去了。

这就是实力，在战场上最不讲理也最有道理的东西。想一想，如果前面的梁永能有刘昌祚的功夫，种谔再能埋伏又怎么样？只要被打穿，计谋设计得越精密，后果就变得越悲惨。

按照原计划，刘昌祚的泾原军沿葫芦川北上，在中段左右与环庆军汇合，两军合力突破西夏军队，围攻灵州城，实际行军跟计划中差不多。比如说沿葫芦川北上，突破西夏军，他真的在磨脐隘和敌人对上了，可是环庆军却左等右等都没见人影。

高遵裕失约了，他跑哪儿去了？这是个秘密，这人打仗是非常奇妙的，到他出场时大家才会知道他是什么动物。悄悄地说，这个衙内不简单。

87000人汉番步骑、95000人民夫的环庆军不见踪影，全军只有5万余步兵，5000人马的泾原军有点犹豫，这是五路大军中实力最弱的一支，在实施最后强攻灵州城之前，保存住实力是很理智的想法吧。本着这个理念，部下们劝刘昌祚躲躲风头，前往韦州附近寻找强大的环庆军。

刘昌祚听完了一大堆的啰唆，下达了一个命令——全军分成4队，盾牌手在最前面，第二排神臂弓，第三排弩手，第四排骑兵。全军迎敌，战胜之后赏金三倍！

说完他提起了两块大盾牌，一手一个，走向了最前列。

战斗开始，刘昌祚因地制宜快速地摆出了这个阵式。它看似简易，实则层次感分明。由他站在第一线，和盾牌手们组成了第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

这注定了很脆弱，如果西夏的骑兵冲击过来，比如铁鹞子等重甲骑兵，这道防线很快会崩溃。可是后边两排的组合就大有学问了。先由神臂弓超远距离狙击，有漏网的由弩手再次齐射，这样能冲到盾牌手跟前的就算有，也会是强弩之末了。

战况证明这个设计是非常成功的，两个时辰之内，宋军阵地固若金汤，而对面的敌人不论怎样精锐，4个小时不停地冲击，都难免精力不济。这时刘昌祚的底牌，宋军阵内一直隐藏着的第四排队伍，由郭成率领的800名精锐骑兵终于等来了机会。

郭成出阵，决战决胜，之前主将在内全军近4个小时的苦熬，都是为他创造这个机会。他率领800名骑兵冲了出去，片刻之间，敌我双方都血肉横飞。郭成身被数创，可越战越勇，720名敌兵丧生刀下，他一下子冲垮了西夏军的阵形。宋军乘胜追击，一直赶出去20余里，生擒敌军主将侄吃多理以下22人，阵斩2460余级。

胜利之后，宋军没有休整，继续赶路。到赏移口时他们有两条路走，一条正北方到黛黛岭，一条西北方到鸣沙川。走哪条呢？刘昌祚派出探子，很快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

鸣沙川里有宝贝，西夏人在那儿有座军需库。那还等什么，杀过去。身在敌境，粮食第一，先抢了再说。到了鸣沙川之后，他才知道这个惊喜有多大。这个仓库居然叫做鸣沙城，里面物资的丰富程度，让它在西夏叫“御仓”。

泾原军一下子精力倍增，齐心协力把御仓洗白，带着大包小裹满载启程，向灵州城进发。

与此同时，种谔的鄜延军占领了西夏的起家资本、定难五州中的银州、夏州，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艰难过程。之前无定河畔谷地里的野战，让这一片的西夏军力变成了真空，种谔横行无忌，处于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到哪里都是必胜的局面。

当然他记得原计划是什么，五路大军的总攻点在灵州，最后的目标是灵州背后的西夏都城兴庆府，拿下它们才是胜利。

为此，种谔只是扫荡了银州、夏州城里的西夏残余军力，毁掉敌方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派兵留守，仍然是全员进发，向下一个目标盐州挺进。

战争的焦点从中路向西边转移，李宪的熙河兵团突破女遮谷之后快速行军，在十月下旬时到达屈吴山，再向前就是西夏曾经的核心，由李元昊建立的天都山皇宫。

尽管都城是在兴庆府，可这里是党项人的精神圣地。不说战略意义，只说山上美轮美奂庞大的宫殿群，就是集西夏三代皇族才修葺完善的财富积累。那是钱，那是可怜的、贫瘠的、只出产青盐马匹等土特产的党项人几辈子才攒下来的。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李宪都触到了西夏不容商量的底线。就算另外四条战线再吃紧，也绝不容许他侵犯天都山。

十一月上旬，西夏紧急调集了数万精兵，集结在天都山下，与熙河兵团决一死战。又是一场野战，战争打到这时，相信西夏方面已经对宋军有了新的认识。种谔、刘昌祚都是在野外击败了他们，这时面对宋军中野战最强的熙河军团，他们有没有什么新办法？

答案是没有。

这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事，军队的能力、特色决定了它只能打什么样的仗，宋朝的西军是经过痛苦的换血、改进，才达到了现在的高度，西夏人想瞬间赶上，那是个不切实际的梦。事实上他们连打法都扭转不过来。

这一次的战斗是种谔在无定河畔谷地之战的翻版。当天又是一场大雾，迷漫的大雾里李宪命令前锋诈败，把敌人引进了包围圈。西夏人只逃出了后队，整个前锋都被歼灭。之后的事是西军前辈们如范仲淹、狄青、韩琦、张亢等人一生的梦想。

李宪冲上天都山，把李元昊留下的西夏皇宫烧得片瓦不留，变成一块寸草不生的焦土！

至此，宋军的熙河、鄜延、泾原三大军团已经和西夏军正面对决过，无一例外大胜过关，相继向西夏腹地挺进。其中动作最快的是最先决战的鄜延军。

种谔在战场上兜了个大圈子。他夺米脂、银州、夏州，逐步推进，翻越横山，逼近灵州、兴庆府，而不是从绥德出发，走最近的直线。那条线抛开了米脂等城，直奔灵州。

有些书籍上归结为种谔的战略思路，说他曾经宣称，西夏的主力集结在东路，即他所走的这条线上。如果他避开了走西路，那么势必会前有灵州坚城，后有西夏主力，自己往死胡同里钻。与其那样，不如“迎其锋败之，军声既振，千里行无敢抗者”。

遇强愈强，正面决战，何其壮哉！只是稍微翻阅地图就会发现种谔的不得已。他的确有迎其锋而败之的勇气和实力，不过命中注定了没法走捷径。

西路，是留给第一衙内高遵裕的。五路大军各有路线，你一个边将，想和高衙内争道？想都不要想，种谔、刘昌祚只是给大太监、大衙内们保护侧翼打前战的跟班儿。

尽管如此，英雄有自己的战绩为人生注解。种谔丢开所有的枝杈向灵州疯狂进军。他不顾一切了，西北严寒，进入十一月后已经冰封大地，必须要快，再拖延下去光是严寒就会终止这次战役！

月初进占麻家平，不等休整，八天后攻占盐州，鄜延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再向前不远处就是灵州城了。可是突然间天降大雪，种谔的军队里满是战争军械，要御寒的衣服却没有。他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们被冻死，雪后清点，减员五分之一。

更要命的是开始缺粮了。第一他不是主攻部队，粮草的接济本就不如李宪、高遵裕等人；第二他跑得太快，这让西夏人猝不及防，也让后面的运粮队追不上。

怎么办？当此关头，种谔没有畏惧，他相信有敌人吃的，就有自己吃的，只要能打胜仗夺过来！鄜延军团继续前进，下一个目标是白池，再下一个目标就是灵州。

应该说一下王中正了。同样是太监，李宪长驱直入锐不可当，他却一直没消息，真是让人着急，忍不住问一声，你死到哪儿去了？

王中正没死，他一直非常顽强地……坚持着。

他所率领的河东军出发得很早，比种谔还早了一天，在九月二十三日从麟州出发。说实话他是五路西征军里最幸福的一支，首先出发点就独一无二。麟州在河东路，与其他的西北军有天壤之别，有钱有粮、兵力强悍，之前的折家军等部队都在他的辖区里。

出发前管运粮的转运使庄公岳还专门赶过来请示，您需要多少天的粮？王中正很认真地想了想，说要半个月的。

庄公岳当时就沉默了，这也就是说，灭掉西夏国这样重大的任务只需要半个月就能完成？心里有这样的问号，可庄公岳什么都没多说。他是个成熟的公务员，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只是需要您亲笔签署这条命令。

王中正也真的写了，之后点兵出发。

出了国门之后，这位大太监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工作者的“谨慎”。他的谨慎是其他四路指挥官所望尘莫及的，是拍马都追不上的，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比如他不许士兵生火做饭，不许牲口鸣叫，全军不许发出任何响动，以免暴露军队的行踪，招来敌人。

可是他身在最外线，种谔走的又是东路，既让出了高衙内的道儿，又提前把他前方路上所有的敌军都砍倒，已经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危险了，你这个死太监还紧张什么？

没兴趣把宝贵的文字用在痛骂这个阉人身上，直接说河东军的出兵整过程。如此这般，一路之上没遇到任何敌军，冷、饿两点就折磨死了宋军两万主战部队。勉强支撑到了神堆，随军的民夫一听这里和种谔的绥德城非常近，立即就散伙了。

根本没法控制，虽然，民夫这样，但河东军的素质还是很高的。他们听从王中正的命令继续前进，只不过到了奈王井后，粮食全部吃光，不想死就只有退军。

十月底，河东军退回宋境，进行休整。步骑总和6万人，民夫6万、马2000匹、驴3000头。另有民夫5万人作为后备的强大部队，出兵40余天，只是进行了一次野外徒步，就结束了使命。

另一方面，刘昌祚的泾原军已经把战火烧到了灵州城门。

没错，不是城下，是城门。泾原铁骑狂飙突进，行动路线的选择，时机的把握空前成功，当他们出现在灵州城前时，守城的西夏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不懂，为什么层层堵截，宋朝人还能突然出现。

惊愕中西夏军队做出一个非常英勇，也最失算的决定。面对泾原军，他们立即派兵出城迎战，而不是第一时间坚守。

这是自信，可惜脑子太蠢，没能衡量出双方力量的起码对比。自古以来，最好的城防部队也别想和野战部队平地交锋，泾原军既然能突破一路之上那么多西夏的野战兵团，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是你们这些防守型的城墙兵能对付得了的吗？

可西夏人就这样冲到城外了。刘昌祚瞬间狂喜，苍天在上，这是他事前不敢奢望的好运，透过涌出来的西夏大兵，他看到的是大开着的灵州城门！

他命令前锋把敌军拖住，后军一拥而上，直接抢关。那一天眼看人马踩踏，灵州城的大门被蜂拥而上的宋军抵近，只差一点点就冲了进去。只要冲进去，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部队的给养，都迎刃而解。可是就在这时，有一匹快马发疯一样地从后面冲进了泾原军的队伍。

从后面来的，是自己人。这匹快马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快的速度带来了西征主将的命令。一直隐身的高遵裕终于现身了，他不知用了什么样的侦察力量，居然能这样准地把握住泾原军的一举一动，在最关键的时刻，送来了决定整个西征大局的命令。

他命令，泾原军停止攻击，不管战争进行到了哪一步，立即停下来。理由是他身为主将，正和西夏谈判，宋军就要不战而胜了。

刘昌祚瞬间僵硬，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稍微有一点点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破门而入是唯一的硬道理，与之相比，什么见鬼的谈判都是骗人的。退一万步讲，就算真在谈，也会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发生改变。很明显，高遵裕是要抢功，他不愿由刘昌祚攻下灵州城。

但是刘昌祚不敢违令。主将在做什么，副手没权力过问，不管是不是真有谈判，他必须得立即停下来……如此，之前的艰苦作战、百里疾行就都作废了，有了准备的灵州城绝对是一个空前坚固的堡垒。

刘昌祚严格执行命令，泾原军后撤，把西夏人让进了城门，再远远地退回去。天赐良机就这样随手扔了……泾原军全军将士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真是来时威风，走时稀松，来的时候狂风暴雨，回去的时候慢慢腾腾。

沮丧之余，大家的心里都浮上来个问号，高遵裕高大衙内，按他的生平履历来说，应该不会出这样的昏招，不会有这样低劣的人品才对啊。

高遵裕，字公绰，蒙成人。生于1027年，现在54岁了。看以往战绩，他是个乱七八糟、邪恶狡诈、让敌人一个头八个大的角色。

熙宁元年时，他在西北榆林做防御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位衙内很能吃苦，榆林那地方别说宋朝时，就是现在也是个不发达的县城，既艰苦又危险。尤其是这一年，当危险来临时，才发现还真是大啊。西夏发兵10万，其中有3000名铁鹞子，看实力已经相当于李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了。

高遵裕手边的兵力是两万，硬拼显然不行。在这种紧要关头，他向四周看了看。他看到了一条河，石门河。再向上看一眼天空，当时是盛夏，热得不动都一身汗。很好，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高遵裕的心灵习惯性地变得邪恶，一条阴谋诡计浮了上来。

他先是高挂免战牌，憋了对方十多天，之后派人过去约定日期，三天之后，石门河畔一决生死，不见不散。

西夏人很亢奋，终于可以打仗了，宋朝人终于不当缩头乌龟了。只是他们高兴得早了点，决战当天，高遵裕再次发挥了磨人本性，让西夏人在毒太阳底下整整等了一上午才露面。

西夏人当时都快晒出油了，临近中午时再也忍不住，都挤到河边去饮马喝水。凉森森的河水让他们非常享受，每个人每匹马都尽情地喝了个够。高遵裕就在这时出现在战场上。接下来事发顺序是这样的：西夏人抖动身体，甩开成片的水珠，古铜色的肌肤在烈日下非常的性感，他们举刀砍了过来，真是英姿飒爽。只是下一瞬间突然集体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有的还拉肚子。

这仗还怎么打，反应快的拉过马来就想逃跑，结果发现马比人还要狼狈，软得像一团团的烂柿子。

没错，他们都中毒了。高遵裕让他们晒了一上午的日光浴，效果差不多了，派人到石门河的上游去下毒，掐时间快发作了，才领人杀了过来。在这样的阴谋诡计下，胜负一点悬念都没有，西夏人当天死了1万多，被俘虏4万多，只跑回去不到4万。马匹、骆驼、辎重扔得遍地都是，根本数不过来。尤其是3000名铁鹞子，刀都没见着血就被集体活捉了。

这一战之后，高遵裕在敌我双方的眼里都变成了一个混账东西。仗，可以这样打吗？投机取巧，你丫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不过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高遵裕这种无原则打法，在元丰西征时再次发挥功效。

他率领的环庆军出了国境之后，突然改变了方向。原定在葫芦川附近和刘昌祚合兵的，他向旁边闪了闪，在韦州、清远军一带进入了瀚海沙漠。

这一招不仅大出西夏人意料之外，就连宋朝的友军也没想到。结果沙漠外边打得鸡飞狗跳的，每天都死好几千人。他老人家带着大队人马悠闲自在地走了十几天，突然间出现在重要地段。

时间刚刚好，所有的途中麻烦都躲掉，所有的重要情节都没上演。什么，已经上演了？那不行，立即掐了这段重播！

结果刘昌祚的泾原军在灵州城下被自己人挡住，眼睁睁地看着西夏人躲回城里，一切恢复原状……那天泾原军窝了一肚子的火往回走，天黑了正想休息，突然间又接到一道火速传来的命令。

这次的快马比上次还玩命，很明显高大将军真急了，命令居然是——我在30里以外遇袭，马上来救我！

泾原军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全军郁闷到要死。不是说正和西夏人谈受降的事吗？怎么突然间被袭击了？高大衙内，你是第一例宋代的疯牛病人类感染者吧，脑子里没褶了？！

全军一致同意，不去答理高遵裕，让他继续谈，没准儿沟通出奇迹，那些西夏人自动就停止攻击了。可是模范军人刘昌祚的为人太厚道，他想都没想，就下令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骑兵连夜支援。

一直疯狂赶路，玩命抢城的泾原军骑兵又上路了，跑了30里之后终于看到了环庆军。只见一片零乱，的确是发生过战斗，可是西夏人已不见踪影，早跑光了。

刘昌祚下马求见，按说一路上把所有的敌人都吸引在身边，孤军奋战。灵州城前被黑了一道，这时又深夜赴援，怎么说刘昌祚都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一个好哥们儿吧。作为前面这些操蛋事的总作俑者高遵裕是不是应该满脸堆笑，亲自迎出帐门的呢？

不，这样做了是人之常情。而所谓衙内就不是常人，尤其是做了这么多出格事的高大衙内。

高遵裕让刘昌祚在帐外边站了好大半夜，才让他进来。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质问：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西夏人都跑光了你才到，贻误战机了你知道不？

刘昌祚头晕，他连对面的这东西算不算人都不知道了！可是他的职业素养真的是太好了，为人真是太厚道，不仅没发火，还决定将厚道进行到底。

历史将证明，厚道有时是最要不得的。但这时，刘昌祚道了歉，以行动表达了自己的诚意。他说，关于灵州城怎么打，他已经有了成算。比如灵州靠着黄河，西夏援军无论是从水路还是从旱路，支援起来都很快速。我们应该先把黄河的就近渡口都控制住，来个围城打援，把灵州牢牢地孤立起来。

这样，以灵州为点大量杀伤西夏军队，时间稍长，灵州不攻自破。

实话说，这个办法是正解。如果当年赵光义打幽州时也这样，就不会腹背受敌了。可是刘昌祚怎么也想不到，高遵裕接下来的反应居然是——大怒。

你一个偏将，主攻大略是你可以决策的吗？！明天我只要带队冲到灵州城下，每人带一包土堆在那儿，马上就能登上城墙，用得着旷日持久地围什么城打什么援吗？

此言一出，满帐安静。这办法四五年前成功过，交趾人打邕州时就是这样进城的。这次也能成功吗？事没验证，话很难说。不过既然主将这样决定了，大家只有服从命令。刘昌祚想了想，决定告退。可是临出帐门，又被叫了回去。

高遵裕一脸的不耐烦，刘昌祚你这人太笨了，还不听指挥，你不配当一军的统领。现在你被撤职了，由……老天在上，他没在环庆军里选，而是指定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

姚麟，就由你来接替刘昌祚。

怒火升腾，面对衙内，服从和礼貌只会让衙内变得越来越不像人。军人之间的友谊是由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不会像商贩或者文痞那样，为了升官，利益随便抛弃。姚麟严词拒绝，就算是下级，也不是随便欺侮的！

一顿大吵，事情有了结果。刘昌祚还是泾原军的主将，只是泾原军退出了灵州争夺战，他们远离灵州城，在外围防守。

走出帐门时，刘昌祚心里很难过。不是为了遭遇才悲愤，他发现自己还真是笨啊，明知道对方怕他抢了头功，才在紧要关头下令停止攻击，这时还献什么策？在他想来这是本分，在高遵裕的眼里就是继续地争、不停地争。

明摆着是不服嘛……

有必要说下灵州城的城防了。灵州在宋朝名下时只是塞外的名城，有一些战备意义罢了。从宋真宗能把它随便扔了，就能看出它的地位。

到了党项人手里就不一样了，这时的灵州城城高三丈，以黄河作为护城河，数十里周长的墙头上用浸了水的毡毯包裹，各种城防器械一应俱全。

平心来说，这种防卫体系除了军队的数量不如宋朝都城东京、重镇太原之外，中原各地的其余名城还真是都不如它。这时高遵裕手握环庆、泾原两军的主力，居然事先自废武功，抛开了一半的兵力不用，独自去攻打，这种自信真是让人没话说。

攻城开始，只见环庆军全军出动，各种办法齐上阵。土堆、爬城、放火、挖洞等全部出笼，热火朝天地忙了一上午，把灵州城闹得跟菜市场进了城管一样。正在折腾中，突然觉得身后边不对，声音居然比这边还大。

回头一看，在后边旁观的泾原军比他们还忙。只见从黄河的东关渡口拥进来无边无沿的西夏军，像蚂蚁一样扑了过来。事实证明刘昌祚猜中了，不管宋军想不想围城打援，敌人的援军转眼间就杀到了。

这一次西夏方面是真着急了，这是他们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之前就算辽兴宗耶律宗真痛打李元昊时也没惨到这地步。定难五州基本上全丢了，天都山皇宫也被烧了，灵州城再保不住，都城兴庆府就有陷落的可能。为此，他们派出了最后的底牌。

大将仁多零丁。

这个名字从这时起和宋朝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故事很多，在最起步的时候，起到的作用和辽国的一位战神很像。那个名字很久远了，但一直鲜活地闪耀在历史的长河里。

——耶律休哥。

回到正题，刘昌祚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他看到西夏援军觉得非常舒畅。闷的时候有人打，是每个男人的梦想。他带人就砍了过去，摆下了上次野战中大获全胜的阵式。

盾牌墙、神臂弓、弩手、骑兵队，这些设置仍然起了作用。西夏人几乎是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往上冲，冲到后来终于上了岸，突破了泾原军的前三道阻截之后，遇上了郭成的骑兵。

那天郭成在灵州外围露了这一生里最大的脸，同时也遭遇到了最大的失败。当时有一个西夏武士骑一匹白马在战阵中纵横无敌，刘昌祚一看非常不爽，大叫：谁去把他砍了？

郭成拍马就迎了上去，一个回合就把对方斩于马下。这是一个骑兵最大的荣耀，战马交肩过，英雄闪背回，敌人身首异处。这不是战绩，这是艺术。

可是没等他高兴，铺天盖地的西夏人拥了上来，他玩了命地砍杀，竭尽全力之后，发现潮水过去了，他还活着，西夏已经越过他，突破了泾原军的防线，冲向了环庆军。

泾原军的心情很复杂，没拦住敌人，说明他们失败了，可这给环庆军造成了非常的效果。这次阻击战还是很成功的，连仁多零丁本人都中了好几箭，想必西夏军整体战力也大幅度下降了。高大衙内只要凶狠点，不用独自都杀光，只要背靠灵州城顶住了，泾原军就能再推上去，里外夹击吃了这股援军。

可转眼之间整个泾原军就都傻眼了，高主将就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只见西夏人扑过去，消失了，灵州城门大开，西夏人进去了，门又关上，环庆军仍然在城下……也就是说，不仅没吃掉、没拦住仁多零丁，连对方的城门都打开了，居然也没能冲进去。

这还围攻个什么劲，根本就不是打仗的料儿，只是几万个废物聚在一起而已！

虽然是废物，但仍然是上级。刘昌祚把抢下来的西夏援军的辎重都收集起来，送到了高遵裕的大帐，希望能搞好关系。很可惜，他又撞到了枪口上。他不懂得，一个善良的人和一个邪恶的人，从根本上就不同。同一件事，往往是两种理解。

就比如这时送礼，不仅他错了，连以后的岳飞也这样错过。邪恶的长官正在火头上，送来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部下在炫耀，在打他的脸。

高遵裕大怒，说：刘昌祚你在外围防守，为什么没拦住敌军，坏了俺的攻城大事？来人，拖出去砍了他！

这条命令下达之后，整个军营沸腾了，泾原军拔刀子就冲了过来：高遵裕你这个腌臜匹夫，忒煞是欺负人，弟兄们做了他！眼看就要哗变，说实话，真要哗变了的话，对宋朝的命运来说还是件好事。可惜，刘昌祚的性格特点是顾全大局。

他主动出去劝说部下，一切以国事为重，不能内讧。

内讧没有发生，宋朝继续攻城。只是不管多么努力，注定了一事无成。机会错过了，上天曾经给过宋朝两次绝佳的时机。

一次是刘昌祚快速闪击即将突破城门，那时本可以一了百了；二是阻击仁多零丁，就算不能借机抢城，起码不能让援军进去。

两次都错过之后，灵州城不仅城坚池厚，连守军人数也急剧上升。此消彼长之后，宋军已经没有半点优势。可是高遵裕还不死心，他要继续尝试。

结果是屯兵坚城之下围攻18天。看时间是很不短了，应该给城里带来很大压力，可惜从实际效果来看，宋朝人只是自找苦吃。他们千里奔袭，需要速度，没法带重型攻城器械，勉强从周边收集资料想做一些，可都是些不成材的小树干，想搭个云梯都费劲。

半个多月过去，高遵裕急火攻心，拿灵州城没办法，继续拿刘昌祚出气。没有任何错，他就要杀个比他差一级的副手。结果可想而知，泾原军再次暴走，人没杀成，军心士气进一步低落。

经过这样反复的欺侮折磨，刘昌祚终于忧愤成疾，病倒在军营里。

郁闷中又一个致命的消息传来，粮道被劫了。离边境那么远，西夏这个穷地方，十一月底了天寒地冻，没有了粮想找片绿树叶子吃都没有。还敢耽误吗？立即撤退。

高遵裕这次没有犯晕，部下们怎么劝他就怎么听了。可是他忘了城里面的人是谁，仁多零丁，这人是西夏自李元昊之后最有军事天赋的人，继承了党项种的狡诈残忍。他没率军趁机杀出来，而是做了件狠到了家的事。

正文 第六章 扒开黄河

十一月底的黄河水冰冷刺骨，带着冰凌冲向了宋军营地。在撤退之前宋军终于被淹到了。幸运的是这个季节黄河的水量不是最充沛之时，人马辎重并没有一下子全毁。

宋军紧急撤退，边走边回望，几十年间丢掉的灵州城就这样留在了身后，它本应被夺回来的！可是管不了这么多了，这时最重要的是警惕四周，随时注意追兵。

他们多虑了，这时仁多零丁还是没有出城，黄河给宋军带来的噩运才刚开始。灵州一带为了发挥黄河的水利效益，修建了众多的水渠。这些水渠纵横交错，铺满周边大地，只要黄河的水流出来，就会一个个注满，是天然的阻挡路障。

宋军想越过去，只能毁了各种军械搭浮桥，分期分批地慢慢过。想提速的话，除非下渠里游泳。就这样，高遵裕率领环庆军在前，领头先跑，刘昌祚的泾原军给他们殿后，在他们的背后，灵州城的城门终于又一次地打开了。

仁多零丁的出现，迫使宋军加快了撤退速度，一小半的泾原军真的跳进了冰水里游过了长渠。等爬上来之后，百战精兵也开始打哆嗦，而他们的前方，长渠复短渠，水渠何其多！某一天的晚上，被迫在一条大渠、一条小渠之间扎营。

环庆、泾原两兵团分开了，仁多零丁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天晚时西夏兵大举进攻，泾原军独自应战，一边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边拼老命地挥刀子，终于打退了西夏人，可全军没一个人高兴。

都是老兵了，这个都懂。仁多零丁不是要一次性吞掉他们，而是在寒冷、缺粮、冰水、撤退中不断地消耗他们，一点点地折磨至死。

形势比人强，看懂了也得走上这条路。好容易越过各条水渠，第二次攻击在一个隘口发生，这次前边的环庆军良心发作，派了大将俞辛、任诚来支援，结果全部战死。泾原军主将刘昌祚的副手姚麟出战，才勉强过关；第三次攻击在韦州城下，饥渴劳累的宋军抢着进城，被西夏捡了个大便宜，死了很多人。

直到十二月的上旬，两支队伍才撤回宋境。这时他们已经用枪杆和弓箭来烧火取暖，全军冻饿伤病，损失惨重。

环庆军托了高大衙内的福，损失率是五分之一，受到重创的是泾原军。从始至终，它几乎冲杀在前，撤退在后，把西征重担独自扛在了肩膀上。这样巨大的消耗，让出塞时的5万余士兵、5000匹马，只回来13000人、3000匹马。

减员过三分之二。

刘昌祚悲愤交集劳累过度，在灵州城下就病倒了，勉强挣扎回到国内后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代猛将从此意志消沉，再没有什么作为。

最失望的人莫过于宋神宗。从战争开始后，他日夜处于紧张的守望中，他传令西北战报不分昼夜只要传来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这样，他在一个深夜里得到了灵州城失败的消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宋神宗在震惊中计点整个战役走向，发现倾全国之力发动的西征竟然继续不下去了。

高遵裕失败，王中正误事，李宪虽然节节胜利，但迟迟不能到达主战场，这时再孤军深入，已经没有意义，反而是送给西夏人的厚礼。

局势竟然急转直下，到了这步田地。

宋神宗在深冬黑暗的皇宫里一个人独自徘徊了一晚，心灵深处无数的念头升起又旋落，一百多年的宿怨，10多年以来的努力，帝国的命运，难道就这样失败了吗？

这不止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已，连带着的是千辛万苦才挣扎起来的经济国力、民心士气，这时失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振作！与之相对应的，反对派的呼声，甚至皇宫深处的阻挠，也会随之而起……难道真的是天不佑大宋吗？

这个念头让他非常痛苦。坐以待旦之后，他咬紧牙关签署了命令李宪撤军的指令。从这一刻起，他深深地知道，真的失败了，堂堂大宋煌煌天朝，真的又被西北的跳梁小丑给羞辱了。他，宋神宗赵顼，与太宗、真宗、仁宗一样，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中兴名主，只是个志大才疏的庸人罢了！

对人严，对己更严，这让宋神宗极力奋发年轻有为。可是这种性格有着巨大的自我折磨性，让他不能忽略失败，快速恢复。他陷入了低落的漩涡，无力，也不愿剥离出来。

转机没多久就出现了，种谔的鄜延军回来了。鄜延军在十二月中旬竭尽全力抵达了白池，这是最后的极限，他已经用了所有的办法，再也没有半点前进的动力。

这期间军队曾经分裂过，从城京调给他的3万禁军受不了西北的苦寒，在饥饿中他们逃跑了。为了能活下去，这股巨大的逃兵不仅带走了鄜延军的战力，还把种谔的后方搅了个乱七八糟。

他们饿，为了找到吃的，已经顾不得是西夏方还是本国居民，他们全都抢。

这股乱兵被沈括解决，他是西征部队的后方总负责人。只是迫于严寒、路远，他实在是供给不上种谔的给养。深冬时节的西北大地上，鄜延军已经身陷绝境，如果再不及时脱身，等西夏人包围过来，注定会全军覆灭。

实战检验出种谔的军事天才，进攻时机变百出，撤退同样是一门艺术。面对一向不讲信义、狡猾凶残的西夏人，种谔玩了个小花招。

他派人向西夏挑战，三天后决一死战。

西夏方面立即就全面动员了起来，集结兵力，保持警惕，鬼知道狐狸一样狡猾的种谔会不会突然偷袭。熬过三天之后，他们冲出营门，到了约定地点。结果左等人不到，右等还没来，派人去催才发现宋军的营地早就空了。

种谔在发出挑战书后第一时间就跑了……回到国内，他给宋神宗带来了最好的消息。五路大军中只有他这一路攻城略地带回来实力，比如说兰州、米脂两城，义合、吴堡、塞门、浮图等寨。至于银州、夏州、盐州等地，鄜延军虽然攻下来了，可是兵力有限，没法保住。

这些只是收获的一部分，他带回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是宋朝的信心。请问，五路西征真的是失败了吗？这要看怎样来定义。

如果说以灵州论成败，那么宋朝的确是输了；如果以战争本身为定论，宋朝无论如何都占据了上风。

永乐城之殇与党项人近百年的恩怨，宋朝在战争方面打出了几个阶段。最开始是大炮轰蚊子，以宋太宗赵光义时的充沛军力，抓不住像泥鳅一样滑溜的李继迁。

这是机动性不足。

后来在野战时期李元昊打遍东亚无敌手，宋朝尽管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张亢、狄青等大批名将也处于下风，勉强维持边境不倒而已。

这是野战能力太差。

李谅祚在宋朝面前占不到半点便宜，野战没机会，攻城时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往回跑。只是可惜，宋朝那时国力下降，没有远征的资本。

宋神宗这次五路伐西夏，不管在传统的史书里是怎样评价的，比如他惨败了，损失兵力、民夫总和近20万了，抛开这些看战绩，宋军的战斗力，尤其是野战能力全面压倒了西夏人。五路之中，除了王中正之外，宋军除了没能攻下灵州，其余所有战绩一律全胜！

即使是灵州之役，宋军的失败也不是西夏人造成的。第一当然是高衙内的脑子秀逗了，一个人玩死了帝国的梦想；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宋军其实是败给了天气。

偏偏选在西北苦寒时节出兵，除非摧枯拉朽毫无阻碍击破西夏全部防线，不然就得面临塞外的大风雪。不过这也怪不了宋神宗，谁让西夏国偏在这个时候内讧呢？

看过战绩再看得失。

这是个相对的问题，不是说宋朝有了损失就代表了失败，要看看西夏人同时期怎样了。双方的军队损失基本是相差无几的，不同之处在于西夏人是宋朝人杀的，而宋朝人是天气、黄河水杀的。抛开这些之后，由于战争是在西夏境内展开的，所有恶果都由西夏方独自承受。

史书记载：战争过后西夏“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物价飞腾，经济崩溃，民众流离失所，西夏立国之本的牲畜一片一片地死。

客观地讲，元丰西征是西夏军事、国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

这就是主动进攻的好处，哪怕战争本身打了个灰头土脸，仍然可以重创对手，让敌人元气大伤。这些战报随着战争结束一份份地呈交给宋神宗，让他敏感、有自伤倾向的心灵开始逐渐复苏。他的心灵有了一些难得的厚度。

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第一个战役。之前的熙宁开边、交趾之战都有王安石坐镇，胜负之间有一位不世出的超级智者掌控，他所需要的就是观摩与学习。这时不同了，独自驱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去征战，胜负的结果不止是对国家有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对他个人心灵的影响。

胜了，会骄吗？败了，会馁吗？一个成年男人心灵的厚度，是由一个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达成的。理性回归，宋神宗看到了宋朝军队质的变化，信心和欲望渐渐地又回来了。就像为了印证这些一样，两个多月以后，西北战场接连传来了好消息。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鄜延军经过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出击，种谔派出大将曲珍率两万步骑出东川攻击宥州。宥州的西夏守将反应很快，他派出3万人迎战。以逸待劳，人多势众。看着很保险，只是就像惯例一样，他们又被种谔忽悠了。

他们在东川等，计算路程鄜延军应该出现了，可是偏偏不见人影。正想组织人力再调查，在他们背后突然间冲出来大队人马。鄜延军出现了，出其不意，野战变成了偷袭，胜负还有悬念吗？那一天连西夏的宥州主将都当场战死。

曲珍没有停留，进一步攻击葭芦寨。葭芦寨只是一个建在荒山上的战斗堡垒罢了，没什么油水，可就是这里，改变了宋神宗的心灵走向，甚至扭曲了宋朝的历史。

这座寨子很不起眼，可要看建在哪座荒山上。横山（今陕西横山东南之横山），这是党项人的立国之本，像一座天然的长城一样阻峙在宋夏两国之间。

对宋朝来说，拿下横山的制高点，就像辽国掌握了燕云十六州一样，从此居高临下、一马平川，随时可以进入西夏腹地。而拿下葭芦寨之后，制高点到手了。

这让种谔空前兴奋，他和他的父亲两辈经营边关，一个详尽、庞大的战略计划早就生成了，这时终于可以实施了。他亲自进京，面见皇帝，说出长久以来的愿望。

——“横山延袤千里，出产战马，易于耕种，有盐铁之利，百姓骁勇善战。夺得横山，再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筑垒推进，一步步稳扎稳打，围逼灵州与兴庆府，逼使西夏就范。”

这是与之前五路西征截然不同的计划，从战略思想上来说，是和当年范仲淹的思路一脉相承的。虽然见效慢，可每一步都没有风险。西夏的国土面积并不大，以这时宋朝空前壮大的国力，对西夏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绝对可以把党项人的生存空间挤干挤尽。

最优越的一点，是根本就不用和对方的主力军团野战对决，只要发挥宋军最传统的守城优势，就足以让西夏眼睁睁地被蚕食，却没有半点办法。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就是见效慢、花费大。这要筑多少个城池，盖多少个寨子，何日才能见到党项人俯首称臣？

可刚刚挣脱了失败情绪的宋神宗不这样想，他又一次看见了希望。

种谔，你真是带来惊喜的人，你真是我心中的喜悦！为了让喜悦升级，他迅速派出了两个特派员，跟种谔回西北，实地考察操作难度。

种谔像一团春风，从西北吹向京城，当再吹回西北时，他觉得春天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心里变得忐忑，不安的感觉往上升，这两位特派员太奇怪了，让他看不懂，尤其是其中姓徐的那位。

两个特派员，一个是太监叫李舜举，另一个叫徐禧，官衔是给事中。李舜举就算了，他只是宋神宗的贴心人。一起在皇宫里生活嘛，无可避免的，敏感的神宗皇帝觉得太监值得信任。

而这位徐禧就正相反，他本来离得神宗无比的远。

徐禧是个没文凭的人，能混进公务员队伍，完全是托了改革的福。这位仁兄从小志向高远，不屑于读书，当他的同龄人都在钻研科考时，他走遍大江南北、边塞绝域，积累了一脑子新奇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让宋神宗大为倾倒。

神宗说：“朕阅人多矣，未见如卿者。”单从这句话来看，徐禧比王安石都厉害了。

这时派徐禧上前线，正好发挥他的特长。忘了说，这位徐先生虽然没当过一天兵，可超级喜欢军事。当年他游走天下时，最爱干的事就是蹲在一个个危险地段，脑子里急速旋转，想着怎样杀人。

种谔的不安感就来自于这些，徐禧走走停停，不按照种谔当初提出的计划来考察，很明显他的脑子里有了别的想法。三个月之后，种谔的不安终于变成了现实，徐禧完全破坏了他之前的构思。

为什么要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呢？这是一片多么巨大的土地，和新修一座长城有什么区别？何况建好了也只是第一步，要逐步向西夏腹地挺进，宋朝的国力会被这些土寨子抽空的！

并且人寿有限，得由几代人才能完成，很可能神宗皇帝本人都见不到覆灭西夏的那一天。

他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攻其全面不如一点，在广阔的两国边境上找到最敏感的那一点，全力以赴盖出一座坚城，在那里设重兵把守，它可以成为进攻西夏的桥头堡。在现在夺取横山制高点的前提下，起到的作用要比种谔之前的泛攻强得多。

根据他的考察，最佳的筑城点就在银、宥、夏三州的交界点永乐川（今陕西米脂西北）。

方案出炉之后，徐禧第一时间向种谔微笑，将军以为如何？

种谔的脸都绿了，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打出来的大好局面，反而成全了这个军事发烧友！他冷冷地回答，特派员先生，您了解永乐川吗？

什么意思？徐禧的脸比他冷得还快。大凡高傲的人都敏感，尤其是在急于证明自己的时候。

种谔心里郁闷得简直要爆炸，这还用问吗？这样浅显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吗？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选的那个筑城点没有水源。想与西夏对抗，这个城得筑多大，里边光士兵就要驻扎多少，你让他们喝什么？

我自有妙计，你只说听不听命令。

不听。

真不听？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违令是死，筑城也是死，与其死在西夏人手里，还不如死在军令下。你随便。

说到这里，两人没法再继续了，难不成徐禧真的因为这点反对意见就杀了种谔这样的边关大将？他想了想，其实杀了也没大事，宋朝就这规矩，军人是最没有地位的公务员。就算杀了也不会抵命，只是很可能耽误他修建永乐城的计划。

两下衡量，还是留下种谔一条贱命吧。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让他远远地生闷气去。就这样，种谔走了，鄜延军换了主人，成了徐禧的队伍。

宋元丰五年八月时，北宋决定修筑永乐城。由徐禧、李舜举、沈括率领鄜延军除种谔以外所有大将、4万步骑，以及禁、厢、蕃各军8万，民夫20万出边界，至永乐川筑城。

每个人都知道，西夏人随时都会出现。这是扎在西夏人心头上的一根刺！宋军全力以赴，30余万人只用了40天就造出了“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的永乐城。

站在这座城下，徐禧感慨万千，这是他的计划，是他的业绩。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会是西夏人的噩梦。宋神宗也很激动，他给此城赐名为“银川寨”。

这时盖出来的只是主城，还有一系列的附属设施，比如邻寨、水寨等都还在施工中。徐禧留下了曲珍、景思宜两人继续干，他和沈括带着一大批高官回了米脂。

他们刚走，西夏人就来了。

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西夏人会容忍宋朝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盖了这么大一座城，连续施工40多天了才有反应？说来这真是个冷幽默，是西夏人的情报出问题了。

他们最先得到的情报是：李宪从熙河到了泾原，要在原来是刘昌祚的地盘上对西夏大打出手。为了防备这位西征时全胜战绩的宋军主将，西夏掏出最后一点家底。他们动用了6个监军司兵力，唯恐不够，在民间征兵时达到十丁抽九的程度。

就算是全民皆兵，也已经挤干榨尽了。他们一共凑齐了30万兵力，带足了100天的粮食，向宋朝的泾原路集结。结果空等了40多天，李宪一点动静都没有，那边永乐城却建起来了。

西夏人又气又急，真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再也耽误不起了，全军开拔向鄜延路靠近，拔下永乐城这根钉子。从这时起，威名赫赫的鄜延军变得奇怪了。

在种谔时期，鄜延军是宋朝西路军里最狡猾最多变的一支部队。它往往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让敌人败得想不通。这里面，情报工作是最重要的前提。可是换成徐禧当领导，风格就变了。当西夏人30万大军在边境向他们迅速移动时，徐禧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只是好运还是站在了宋朝这一边。上天给了永乐城之战的宋军至少六七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历史也会改写。第一次，就在这时的情报失误上。

宋军不知道西夏人到了，这时鄜延军的主力都跟着徐禧、沈括回到了后方的米脂城，永乐城里只有不到5000兵力，外加10多万的民夫，可以说是不设防。

上天给的好运就是假如西夏人趁此机会，全力突击，攻破永乐城。这样战争早早就结束了，宋朝虽然亏本，但不伤筋动骨。

不过可惜的是，之前五路西征时种谔的表现太扎眼了，鄜延军的战斗力、危险性，让西夏人明知道有机会，也不敢随便进攻。他们潜伏在无定河的西岸，小心地窥探着永乐城的动静。这样，他们无可避免地被城里的宋军发现了。

第一个好运被扼杀，守城部队派人向米脂城紧急求援。

最先接到信息的是大将高永亨，他的哥哥是鄜延军中排名仅次于曲珍的高永能，两兄弟在西征的无定河谷一战中都起到了决定作用。

这样的人，在军中的威信足以得到尊重。

高永亨立即去见徐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城里兵少，没有水源，难以坚守。平心而论，这些话都是客观事实，高永亨只是在关键时刻提出来，请主将留神罢了。

徐禧的反应是大怒，在这种时候灭自家的威风，是在扰乱军心，把这个懦夫孬种关进大牢里去！之后他笑嘻嘻地看了一眼西北方，说了句非常牛的话：西夏人来送死了，这正是我建功立业取功名的好时候。

他下了两个命令。第一，请名义上的西北最高长官沈括坐镇米脂，理由是主帅不可轻动；第二，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赶赴永乐城，迎战敌军。

全体宋朝人一起发抖，其中最冷的是沈括，他后悔了。作为西北最高长官，永乐城计划没有他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施。由此可以判断，他昧了良心。

以他天文地理无所不精的知识面，会连永乐城没有水源这样巨大的缺陷意味着什么都不懂吗？明显地他把这座城当成了政府工程，而不是战备工程。

现在考验突然间来了，如果失败，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埋单。想了又想，他提醒徐禧说，兵力相差太悬殊了，敌军30万，我们不超过4万，这仗没法打。不如先放弃永乐城，等召集西北所有军队之后，再与敌军决胜。

实话说，沈括面临危机时显示出了极高的智慧。以他这个建议，会把之前五路伐西夏时的弊病都抹平。宋军的战斗力已经高于西夏人，只要不在恶劣气候里跋涉千山万水，直接与敌方对决的话，宋军必胜。

那么，以永乐城为诱饵，让西夏人吞不下，又不敢吐，不管是一战决胜负，还是持久地消耗，都会活生生地拖死这个国小地贫的土匪国家。

这是上天赐给宋朝的第二个好运——沈括的智慧。可是徐禧不同意。如果这样做，不用别人，换李宪过来，他这个一把手就当不成。

那样，这盖世功名还会是他的吗？

徐禧对沈括笑了笑，西北的事，尤其是永乐城的事，皇上已经全权交给了我。您是主帅，我给您留1万兵力，您就留在米脂城听我的好消息吧。

徐禧带着两万多人马上路，这样连带着永乐城原有的5000人，全军只在3万上下。我3万，敌30万，这个数字对比是不是很熟悉呢？对，和李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三川口等战役一样。

都是1∶10。

来到永乐城边，迎接他的是大将曲珍，第三个好运由曲珍带来。出于战局考虑，曲珍实在不想让徐禧进城，他说，您还是回去吧，在后方督促大将参战就是。

徐禧笑了：“曲侯老将，何其胆小也。”他是笑着进城的，有好多的想法他还没有实施，憋着多难受！进去后，他的第一条命令就把全军都雷倒了。

大家注意了，在这次战斗中，奖赏条例要变一下。以前以各人砍得的敌军首级论功，这样很不好，大家往往为了抢死人脑袋耽误了战局发展，嗯，还影响团结。现在为了专心杀敌，我宣布，军功平等，大家都一样！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懒得细说具体弊病了，大锅饭在什么时代、什么事情上都是最操蛋的政策。

正文 第七章 必须冲击三次

这只是徐禧的第一个想法，当九月九日西夏军队在名将叶悖麻、咩讹埋率领下进攻时，他的其他想法才一个个显露出来。得承认，他征服了宋神宗脑子里所产生的想法，不仅对宋朝军队是巨大的折磨，就算对西夏方面来说也有超常规的摧残。

叶悖麻、咩讹埋也打了好多年的仗了，还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两军的实力对比达到了1∶10，一的一方不说躲在城里，等着敌人爬城墙往下扔石头，反而走了出来，在城下列阵。

两人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前的战争里宋朝军队经常列阵在城外，以一敌十杀得西夏人到处跑，这次不会又上演了吧？他们很后悔，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兵力分配就出了大问题。

隔着无定河，西夏人得先渡过去，为了攻城方便，叶悖麻、咩讹埋先派了步兵过河，铁鹞子等重骑兵都留在河对岸，这时宋军出城，如果抢先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城头上的宋军也发现了这一点。本来徐禧派兵出城时，所有的将军都反对，鄜延军不是不能打硬仗，而是从来没这样忠厚朴实过。

我们非常习惯阴险地作战！

可是被徐禧一句话就否定了，他老神仙一样地端坐城头，说了一句古文：“尔可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此言一出，鄜延军集体一头雾水。老兄，俺们都是拿刀砍人的老粗，您学问大，都不懂哎。

这里简单介绍下，“王师不鼓不成列”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的一位神人。此人大名鼎鼎，中国人基本上都知道他叫宋襄公。说出这句话时，他正和春秋战国时公认的野蛮人——楚国人打仗。

楚国的军队渡河攻击，宋军有人劝他乘楚军渡河才一半，立即发动攻击，可以以多胜少。宋襄公大义凛然，说出了这句话。其结果就是被全军渡河的楚军打败，大腿上中了一箭，伤重而死。

几千年来他就是个大笑话，反面典型。这时居然被徐禧提了出来，仿佛还光芒万丈了一样。

多说句闲话，说来徐禧和以往的古人都冤枉了宋襄公。昨天晚上失眠时我偶然想到，宋襄公之所以要那样打仗，并不是他笨，也不是他贵族气息太浓，非要打出古典美，而是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了。

细数下“春秋五霸”的名单就会知道原因。依次排列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排在齐桓之后，齐桓公的称霸手段是他的座右铭。

齐桓公小白一生除了对少数民族狠了点之外，从没打过任何一次硬架，从来都是以老大哥身份出现，以所谓的长者、仁厚、道德之风来当领袖。这和后来的晋文、秦穆、楚庄等小弟截然不同，那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都狠得跟古惑仔似的，就知道拔刀子砍人。

宋襄公面对周王室、中原各国的公敌楚国，必须得打出礼仪之邦的样子，才有资格继任小白成为天下第二任霸主，于是才有了“渡河未半不击”、“王师不鼓不成列”等超级反常的举动。

可是无论哪种，都和宋朝神宗时的永乐城之战无关。徐禧，你只是个拿人工资、替人打仗的打工仔，装什么大象，以为你是宋襄公，想争霸主的人啊？！

徐禧不管，在宋朝空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他就是要打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来。于是第三个天赐良机丢掉了，叶悖麻、咩讹埋火速调铁鹞子重骑兵过河，想率先发起攻击。

没等他们动，宋军先攻击了。数千名手持雪亮银枪、身穿衣锦战袍的鄜延军骑兵冲向了5万余名重甲铁鹞子军。

这是不可思议的举动，除非是汉朝的虎贲军或者是盛唐时的黑甲骑，不然无异于找死。但鄜延军就这样冲了过去，带着徐禧下达的死命令。

必须冲击三次！

三次之后，后面的步兵才可以上阵。也就是说，不管这数千银枪骑兵的命运怎样，其余的友军只能坐视不管。

之后发生的事，真是让人无语，鄜延军的军纪真是太强了，徐禧的每一个要求都被严格地执行了。银枪军面对10倍以上的重甲骑兵，连续冲击了三次。第三次过后，铁鹞子终于反击了，无论怎样抵抗，数量、装备的劣势让银枪骑兵败了下来。

败的时候，正好迎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步兵——三次攻击之后步兵要上阵的！

鄜延军的骑兵倒卷进步兵方阵里，一片混乱，在6万余人搅杀在一起的局面下，没人可以力挽狂澜。鄜延军败了，纷乱地退向永乐城的城墙。

而这时，上天赐给宋朝的第四个良机出现了，只要把握住，宋军仍然可以胜利。

城头上大将曲珍在混乱中发现了战机，他向徐禧紧急建议。西夏人出动5万多铁鹞子，可以说精锐尽出，鄜延军应该立即派出剩下的所有骑兵绕到无定河边，那里剩下的必定都是西夏军队的老弱部分，以强击弱，猝不及防，西夏人肯定大乱。

那时铁鹞子回救，鄜延军乘势掩杀，败局立即就可以翻盘！

但是徐禧停表了。停表的意思就是他处于瞬间静止的状态，不说答应也不说拒绝，没有任何命令下达，而城门紧紧地关着。

战场不等人，5万多铁鹞子军像铁甲堆积而成的巨盾，把鄜延军挤向城墙。为了逃生，他们爬上了山崖，从那里跳进了永乐城里。

一共回来了15000余人，里边有银枪骑兵也有步兵，只是再没有什么分别。战马是不会爬悬崖跳城墙的，8000余匹战马都留在了城外，变成西夏人的俘获。

徐禧的停表还在继续，叶悖麻、咩讹埋盯向了第二个目标，那是永乐城的死穴——水源。城里没有水，城外边建立了水寨，一共打出了14眼井，派重兵把守，由总军需官李稷负责。

坏事就坏在了李稷的身上，这人是个天生的理财好手，生来就是爱财如命的小心眼。水寨里不仅有水源，更有为数不少的粮草，修筑永乐城的民夫、厢军有时会来讨要，他一律拒绝。而厢军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悄悄挖了一条暗道通了进来。

这条暗道被西夏人发现了。

水源重地被突然间击破，只在片刻之间，永乐城的致命伤就露了出来！消息传来，鄜延军全体将校都呆住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没法坚守了，只有求援。

神宗很快得到了消息，他严令西北各军立即向永乐城靠近，不惜一切代价解围。军令传达，希望点只有三个。第一，种谔；第二，沈括；第三，李宪。

种谔还在米脂城附近，如果他能快速穿透重围进入永乐城，重新掌管鄜延军，效果无疑是最理想的。可是军令传过去之后，种谔却拒不执行。

他不说自己有多郁闷、多愤怒、多委屈，他强调的是客观事实。手边只有几千名老弱残兵，你让我拿什么去对抗30万西夏人？！

皇帝，你脑子没毛病吧！

沈括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把全部军队拉出了米脂城，去救徐禧。可是没走多远，突然接到了一个内线消息。要说鄜延军之前的情报工作做得真是没话说，内线是西夏大将阿约勒的弟弟。

这位弟弟向沈括报告，他哥正带兵去攻打绥德，绥德城里有300名羌人做内应。

沈括一听就慌了，永乐城危急，再丢了绥德，宋朝西北防线就漏了。简单权衡之后，他带兵转向绥德，必须先保住后方的防线。

当他赶到绥德时，本该发生的战斗并没有出现，阿约勒一露面就撤退了。这并不是说情报有假，而是绥德城准备充分，当阿约勒杀到时，他看到的是城墙上挂满的羌人尸体，所有的内应都被宋军杀光了。

这样一折腾，沈括的援军也耽误了。

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李宪的身上，这位自从出世一直保持全胜战绩，包括帮助王韶平定熙河、五路征西夏等辉煌战绩的宦官将军冲破一道道封锁千里跋涉而来，临近战区时已是强弩之末，粮草也都吃光了，抬眼望去，永乐城外的西夏军营竟然厚达近10里！

什么是有心无力啊……同样地，就算再有实力，也别总陷入绝境之后再让别人来拼命吧！李宪是个有理智的统帅，他稍微退后些，驻扎在不远处一边恢复军力，一边观望势态。

如此这般，永乐城已经孤军无援，浮在了30万敌兵的汪洋大海里。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正当盛夏气候闷热，10多天过去滴雨未下，城里的鄜延军只能用马粪绞出来的汁来解渴。绝境中高永能提出了个建议，拿出所有的钱币奖励士兵，趁还有些战斗力，集中兵力突围，不出大的意外，至少能逃出六七成人。

这是上天赐给宋朝的最后一个好运，战争胜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有生力量才是最可贵的，尤其是鄜延军这些百战精兵，他们本身才是国家最难得的财富！

可是徐禧又反对了，他说，永乐城地势险要，怎可轻言放弃？何况主将逃亡，军心就动摇了。这样的话是对是错，实在没心情去理会了。这是个不分对错、只以自己心性做事的人。

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好处，绝境中徐禧登上城头，和士兵们一起防守。饿了吃烧饼，困了就躺在士兵的腿上睡，起码在个人操守上无愧于战场和军人。

徐禧这样拼命，暂时把鄜延军的疲惫和怨气压了下去，大家同心守城，面对30万敌军，永乐城始终不破。可是这也招来了一个煞星。

仁多零丁来了。

经过元丰西征的打击，西夏早就油尽灯枯了。永乐城实在是逼着他们上刀山，无论如何都得快速拿下。为此他们又一次派出了这张最后的底牌。

仁多零丁的残暴是罕见的，这人到位之后，西夏军的攻击突然升级，完全不顾及伤亡，每天派出万人以上的部队像蚂蚁一样往城上爬，相应地，每天城下都堆积下数千具尸体。最开始时，西夏人对自己的伤兵、尸体还是很尊重的，都用毯子包起来拖回去，后来强攻的命令让人发疯，就什么都不管了。

成千上万甚至好几万的尸体就堆在城墙下，还活着的就踩着他们往城上爬。这种攻击力度，纵观宋朝建国以来所有战争，就算宋太宗远征燕云时也没有达到，决定宋朝命运的澶渊之盟时也没有达到。

面对这些，堪称几千年才一见的死脑瓜骨徐禧也犹豫了。硬拼不是办法，援兵迟迟不到，他想到了谈判。不管怎样，就算拖延些时间也好。

他先派吕文惠去，仁多零丁要曲珍来才可以谈；再派景思宜去，对方终于提出了价钱。谈判可以，除非把兰州、米脂等城归还西夏。

徐禧苦笑了，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心答应，也超出了他的权限。这时仁多零丁出现在永乐城下，他有些戏谑地对城上喊：“汉人没水了吧，干吗还不投降？”

徐禧立即拿起一只水壶，把整壶的水倒了下去：“没水？这是什么？”

仁多零丁大笑：“也只有这么一点了吧。”转身回营，立即强攻。城上的鄜延军心都凉了，这个西夏人真鬼，比当年的李元昊还鬼。他说对了，整个永乐城里这时只剩下了两壶水，一壶在徐禧手里，一壶在宦官李舜臣手里。徐禧想用当年麟州城骗李元昊的老法子骗仁多零丁，可惜对方不上当。

干旱在继续，强攻在继续，直到九月二十日，这一天是鄜延军的命运日，天上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眼看一场瓢泼大雨就要下了。

鄜延军的致命干渴就要解决了。

仁多零丁疯了，眼见功亏一篑，他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哪怕都死光也要攻进城去。雨，终于下了，雨势变大时已经到了深夜，一片漆黑之中除了闪电没有半点光亮，没有火把可以在这时点燃，城内外数十万人在黑暗里殊死搏斗，他们看不清自己杀了谁，或者谁将杀了自己，黑暗终将吞没一切，这一时刻终于到了。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永乐城沦陷，随即被西夏人拆毁，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数字资料。

李稷死了，这位军需官冲到城门口，死在乱兵堆里；蕃军指挥使马贵死了，他力杀数十名西夏人，倒在了血泊里；大将高永能也死了，他本来是可以逃生的，他的孙子高昌裔在危急中牵马过来，告诉他有条小路，能逃出去。

可高永能悲愤难抑，在黑暗中大叫：“吾结发从军，未尝一败，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今日就是我报国之日！”

也有死得平静的，城破之时，宦官李舜臣拒绝了侍从牵过来的马。他撕下了衣襟，小心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臣舜臣死无所恨，愿陛下勿轻此贼。”

这是他写给神宗的临终报告，他至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忠告神宗千万别再小看西夏人。

活下来的军官只有三个人，他们都没走城门，而是从城墙上跳了下去。他们是吕整、李浦、曲珍。曲珍是鄜延军二号人物，早就上了西夏人的名单。当他只身逃亡，快被追上时，奇迹发生了，他在路边居然看到了一匹矫健的白马。

这匹白马驮着他逃到了米脂城，之后他命名它为“天赐白”。

最后要说一下徐禧，他的结局和他生前一样的奇妙。有说他死在战场的，可是找不到尸体。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没能找到。那么他没死吗？可是之后再也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消息。

如果他还活着，应该痛不欲生，再没脸见人；如果他死了，灵魂也不得安宁。他扭曲了一个帝国的命运，更亲手造成了20多万同胞的冤魂。

3万多百战精锐的鄜延军将士，十几万无辜的宋朝民夫，都死在了永乐城里。

战报和李舜举的遗表传到京城时，又是一个深夜了。宋神宗一直在黑暗的皇宫深处等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样的消息！

一战死难20余万人，这是自宋朝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居然被他这个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人创造了出来，多么的讽刺，多么的悲哀！

这一夜，神宗绕床苦郁，整夜不眠。第二天早朝时，和臣子们说到永乐城之败，突然间他痛哭失声，无法自抑。

他实在没法原谅自己，极端高傲敏感的心灵让他迅速地坠入自责自伤甚至自虐的情绪里。这一年他年仅35岁，是一个男人最风华正茂、精力旺盛的时段，可他的健康快速地衰败了。

思路越想越窄，越来越低落，要命的是他还非常的聪明。不用别人指责，他自己清楚两大战役败在了哪里——用人不当。

五路西征时王中正是个废物，高遵裕在重任面前居然变得自私，永乐城里的徐禧更是个千古笑话，他本该活在春秋以前的三代里，当个古人多好！

回想安石先生还在时，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战无不胜，王韶、章惇、熊本、郭逵每个人都独当大任始终其事，两相对比，他找出来的这几个都是些什么动物……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国力损耗、军队凋残、士气低落，如果说他登基以来还有什么贡献的话，就只剩下了熙宁改革。

但是，那条产业链条，必须要通过外战成功、收复土地，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利润，来回报被压榨的国内经济。现在外战打到这种程度，链条已经崩断，之前改革的弊病立即就会显露出来……这样一来，一生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

甚至连正面的意义都没有！

宋神宗深深地感觉到了绝望，以后的路还要怎样走呢？就在这时，又一个噩耗传来，种谔死了。种谔郁怒淤积，得了背疽，死时年仅57岁。

威名赫赫的鄜延军至此全灭。而这还不是最绝望的事，永乐城之败后半个月，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汉人的头上。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十月十日，宋神宗在皇宫里闲走，偶然心动去了秘书省的藏书阁。他在里边看到了一幅画像。像中人欣秀风雅微微含笑，虽然纸迹已黄，年代久远，可那人竟然像是与他早有前缘，让他久久凝视。

神宗问：此是何人？

——回陛下，乃五代时南唐国主李煜。

原来是他，不愧为风流才子。

当天夜里，神宗在梦中见到了这位百余年前的风流才子南唐国主，李煜向他深深施礼，向他缓缓走近……就在这天夜里，他的第十一皇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名叫“赵佶”。

这是个超级优秀的孩子，当他成长时，整个帝国的少年没有比他更优雅多才的，当他掌权时，整个宋朝之前的所有皇帝，没有任何一个达到了他的高度。在某些成就上，连开国之主赵匡胤都无法企及，而他所完成的帝国理想，更是太宗赵光义所一生念念不忘、矢志追求的。

回到宋神宗，当经历了永乐城之败后，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上都说他彻底垮了，从此之后，闭口不谈战争，每天都在自责中度过，直到把自己折磨死。

不对，宋神宗的确在心灵上不算强大，但那是与开天辟地型的帝王比。比如说刘邦和项羽，没人敢说项羽不够强吧，可他在心灵上真的比刘邦弱。说来最后的胜利者都有个共同的素质——怎样面对失败。

刘邦面对项羽败到了底，老爹保不住，儿女可以扔掉，自己可以化了装逃跑，无所不用其极，但怎样都不在乎；项羽只经历了垓下一败，就彻底崩溃了，连回江东老巢重新再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相比之下，宋神宗还是仁慈了些、太在乎了些。两败之后就不再尝试，他的赌性不重，把自己百姓的命看得太重。

可这不代表他是软弱的，永乐城之败让他恨透了仁多零丁、叶悖麻、咩讹埋等西夏人。战争有胜负，有伤亡，这无可厚非，不足以成仇。可是两国交战，是战士之间的事，就算以当年耶律休哥之强，也放过了雍熙北伐时的随军民夫。

仁多零丁，你这个恶毒的东西，卑鄙到连手无寸铁的百姓都不放过，那是10多万无辜的生命！神宗下令，尽一切办法，把上述三个西夏人干掉。

仁多零丁、叶悖麻、咩讹埋三人的自我感觉很好，宋朝人的嫉恨是他们的光荣。干出了这么大的业绩，他们相信更大的成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他们。

从这时起，这三人有事没事就到边境上转转，杀人越货、抢劫掳掠，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升级版的李元昊，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却没料到边境线上有无数只热辣辣的眼睛在盯着他们，除了仇恨之外，在宋朝西军的眼里，这三个人都是金子打造的，宰了他们，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统统都有了。

一年之后，机会来了。叶悖麻、咩讹埋这对老搭档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了，想来把大的，带着好几万人越境围攻安远寨。

虽说只是个寨，可地点险要，守寨的人更大有来头，竟然是五路征西夏时泾原军的主将刘昌祚。这位哥哥彻底沦落了，怎么说呢，战争只看结果，人生忽略过程，不管怎样他战败了，只有一贬再贬从重发落。而且命运也继续捉弄他，让他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居然得病了。

好得很，叶悖麻、咩讹埋是血统非常纯正的西夏人，喜欢的就是乘人之危。俩人兴高采烈地带人砍了过来，满心以为既老又病心情也不好的刘昌祚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却不料临近安远寨，他们觉得有点不一样。

有点异常，不大对劲。

在这一年多里，宋朝军队一直缩在堡垒里，从上到下贯彻了安全至上小心防备的大原则，顶多有几次小规模的偷袭，从来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抗过。

可这次不一样了，一队队宋军从安远寨里列队出来，安静、整肃、杀气腾腾，这样子让叶悖麻、咩讹埋瞬间想到了宋朝西军里的三“最”。

最强野战的熙河军、最狡诈多变的鄜延军、正面冲击最强的泾原军！

刘昌祚虽然病了，泾原军虽然元气大伤，但兵还是原来的兵，将还是原来的将，没有徐禧那样的杂质来污染整体，他们面对的是原汁原味的泾原军。

没有多余的废话，泾原军直接就冲了过去，当年西征时一路正面推进，在野战中杀灭所有面对的西夏军队的战斗力重现。叶悖麻、咩讹埋带来的人根本不够瞧，片刻之后，战场上就倒下了一大片。之后泾原军愣了一下。

在他们想来，西夏人这一年多以来太牛了，快把自己当战神了，这样硬碰硬的场面一定会斗志高昂、死战到底吧。可惜错了，西夏人居然发挥悠久的老传统，面对强敌，逃跑第一。而且逃得非常彻底，管你是不是主将，自己的命才最要紧。叶悖麻、咩讹埋一不小心，居然落到了后边。

那还有什么客气的，泾原军一拥而上，刀枪齐施，等他们闪开时，这两个在一段时间里很牛的西夏人，已经分不出彼此了。

还剩下了仁多零丁，这位大将军是与众不同的，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宋朝不是狠吗？呵呵，能狠过五路西征时？能强过永乐城的防守？在这样的信心支撑下，他明知道叶悖麻、咩讹埋死了，还是满不在意地杀过了边境。

他带来的人很多，超过10万，地点还是选中了泾原路，看架势居然是想给两个同伙报仇。这时泾原路的主将是卢秉，这人的风格和刘昌祚不同，自己很少亲临战场，喜欢的是精致的算计。

对方人多势众，那就放进来。仁多零丁带着西夏兵团一路进攻，突破了层层防线，一直抵达宋军第十六堡，势头才被遏止。之后他表现得非常职业，兵分两路，一边围攻一边打劫，把周边的老百姓洗得干干净净，觉得满意了，才起驾回国。

回去的路上很悠闲，带兵过10万，称雄贺兰山，兵锋所指，随意掳掠。仁多零丁深深地感到骄傲，生而为男人，值了！正在得意时，他路过了静边寨，一支宋军突然杀了出来，人数不过几千，可迅速锲入了他的10万大军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军被劈开了一条人肉胡同，宋朝的军人杀到了他的身前。

宋将彭孙一刀砍下了仁多零丁的人头。

正文 第八章 10万军中取主将人头

总算出了口恶气，可神宗的心情却好不起来。想想更窝火，明明对方只是一群渣滓，很轻松就能灭掉的废柴，居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绊了他一跟头。

这时再杀了他们，还有什么意义，毕竟挽不回西征的胜负、永乐城的失败。这样的念头在神宗的心灵里每日每夜不断地盘旋，侵蚀着他的健康，同时庞大的帝国里无数的官员们还不断地让他闹心。

比如章惇先生、苏轼先生。

这两位大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里不断地闹出幺娥子，把神宗气得一愣一愣的。先说章惇，这位神宗年间最猛最狠的男人挑刺时也挑在了最敏感的时期里。

五路征西夏没能达到目的，坏事就坏在了后勤上，粮食、棉衣、箭镞等都没能及时运到前线。事发后神宗怒不可遏，决心一定要找到最直接的责任人。就算时过境迁没法补救战事，也得杀了这混账泄了这口恶气。

但是在宋朝当了皇帝，也没法活得随心所欲。想想开国之祖赵匡胤想要个手工编织的竹篮子都得层层把关等两三个月，杀个官员得走怎样的程序？

神宗想了想，特事特办，他亲自写了个御批，下令中书省以最快速度处斩某漕运官。

第二天，宰相蔡确、王珪率领百官上朝，他第一时间问：朕昨天御批的事，都做好了吗？

蔡确老神在在，回答——今天正要和陛下说这件事。

神宗立即满脑门的黑线，看见没，果然又啰唆。

——又有何疑？

——祖宗以来，国家没杀过士人，您不想开这个先河吧？

神宗郁闷，不是吧，杀个有罪的小官也要抬出太祖太宗等老爷子压俺？可是……祖宗的话是真理，没法不听的。

于是他退了一步——不能杀，那就把他刺面流放到偏远山区去。

蔡确犹豫，皇帝在让步，是不是臣子更得有风度？正在想，突然间章惇站了出来，说了句话——刺面啊……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此人。

神宗一时间很惊喜，爱卿赞同朕吗？你太可爱了。但转念一想就发觉不对头，强悍的公务员章惇先生除了对王安石之外没对什么人露过好脸，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

——卿何出此言？神宗问。

——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大怒，原来是这样，成心顶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么精密、庞大的西征毁在了无能的后勤小官身上，难道没有罪吗？

他声色俱厉，叫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换到任何朝代，对面的大臣们都得跪下磕头了，可是站在神宗面前的宋朝官儿们个个无动于衷，尤其是章惇，此人不紧不慢地又回了一句。

——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神宗彻底被撅得没话说了。

再说苏轼，坡仙大人在元丰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蜕变，和从前截然不同了。在那之前，他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蜕变之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

是一次锥心之痛和两次严重欠扁的猪头行为，让他进化成功的。

在那次痛苦之前，苏轼连个三流的诗人都算不上，看看他写的那些狗屁诗吧，怎么看怎么让人烦。比如《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猫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容，钓台寻暮烟。町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标准的记叙文，标准的六副对联组成了一首没咸盐的所谓诗。这一水平的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就是些地摊货，随便扔进明清诗人的集子里都找不出来。它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立意太水了。

整首诗里除了“佛脚”二字能确定在乐山大佛之外，其余所有的意境和文字，都可以任意安在中国各条水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珠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院厅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去了整整10年的结发妻子。

——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的词自动浮上了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份，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词的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正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神宗。非常凑巧，当时神宗正在看一份从杭州寄来的公文，两相对照，神宗立即就火大了。

这份公文就是苏轼错交的那位朋友寄来的。这位朋友我们很熟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括。以沈括之才，说实话，除了诗文一道之外，苏轼还真是全方位地比不上他，尤其是两者当时的社会地位。苏轼是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沈括早就是方面大员，是皇帝钦点的两浙察访使。

尽管如此，两人相比较还是苏轼比较牛。没办法，他已经是宋朝当时文娱界的第一大利器了，魅力压倒一切，就连沈括也没法抵御。沈括是带着几分崇拜之心去接近苏轼的。

两人本可以做好朋友，可惜坏事就坏在神宗的一句话上。

在沈括离京前，神宗特意交代了他一句话：“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好，怎样才算是好？领会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门大学问，沈括带着这个问号出京，想了一路，做出了一个在他想来万无一失的决定。

首先，一定要对苏轼友善，不能摆上级的架子。有必要的话，宁可把苏轼当上级对待；其次，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本着这种精神，事情就变味了。苏轼面对如此风雅和善的领导，忍不住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对沈括无话不讲，包括他对新法的看法。同时把自己所作的诗逐一向新朋友介绍。沈括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欣赏之余向苏轼提出了一个终极粉丝的要求。

偶像，你能把这些诗词亲笔抄一份，留给我作为纪念吗？

行！

苏轼一口答应。如此一来，沈括给神宗寄回的报告里就附带了苏轼亲笔所写的资料，与李定的一比，说服力急剧攀升，同时沈括发挥了李定所没有的能力，他以极强的文字功夫，给苏轼的诗文加上了自己的注解。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湖州。难得的艳阳天，苏轼正想晒一下自己珍藏的书画，一匹快马狂奔而来，给他捎来个信儿。这是开封城里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晋卿的小道消息，告诉他抓他的人就快到了，能跑就快跑。

苏轼愣了一会儿，苦笑一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真要是皇帝抓人，能跑到哪儿去？何况自己跑了，这一家老小怎么办？

他索性穿好官服，静等官差上门。之后的事就是御史台抓人流水线操作，苏轼被押解进京，等待他的是御史台的审问。更确切地讲，是李定的怒火。忘了说，李定这时就是御史台的长官。

面临大险，苏轼的心灵是与众不同的。临走前，他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也是王弗的妹妹王润之笑了，一边为妻子抹去眼泪，一边说：“夫人，前朝真宗年间有位隐士名叫杨朴，应召入宫。真宗问他能否作诗，他说不能，可临行时夫人给他作了一首。你想听吗？”

王润之点了点头。

苏轼笑道：“呵呵，听好。‘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夫人，今日我也进京，你不能像杨夫人那样写首诗为我送行吗？”

苏轼越潇洒李定越喜欢，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不然折磨起来还没意思呢。苏轼一路车马颠簸进了京城，住进了乌台大院。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偕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正文 第九章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地解释，哪一个敏感词如果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当天苏轼得意扬扬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了。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五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得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人。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皇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旦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五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五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二百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朝代1362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里程碑，不只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账下，不管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10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的，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地，北宋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宋神宗来为结果埋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在表面上。

千千万万的总结，这时只是开端。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定格在宋神宗这一时代，关于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结为一句话就好了。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正文 第十章 如此一生，复有何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神宗活得非常成功。他的光辉是荣耀，就连他的失意，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梦想了一生的人，作为有独立人格、不拘束于简单成败结果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应该认同他、欣赏他。

虽然在他个人潇洒之后，留给身后的是个比较烂的摊子，但要注意，之所以烂了点，不在于家底，更不在于政策，而是他选的大臣们有问题。

新一轮政治游戏上演，谁来当下一任皇帝，是在谁的推举之下产生的，这是封建时代最大的一票买卖，多少人血贯瞳仁地盯着呢。能实施的只有两个人。

首相王珪，次相蔡确。

这两个人分工很明确，王珪保的是皇上的儿子，蔡确想的是皇上的弟弟。要问为什么不齐心协力保一个人呢，因为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人物，都想独吞。

之后他们所做的事，证明了这些人的脑袋都是被驴踢过的，连怎么当上帝国宰相的都忘了。

重点说蔡确，这位蔡先生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大家都了解过了，他在新旧两派之间摇摆，现在暂时算是新党领袖。由于非常果断，注意，不是聪明，是果断。这种非常敢下手、敢说话的行为，对比三旨相公王珪来说，手下的能人就多了很多。

给他出主意的人就更多了。其中有个叫邢恕的最合他的胃口，出的主意让他心驰神往。至于原因嘛，出身决定一切。他走过的路和蔡确非常的像，先当反对派的学生，老师是司马光、程颢，捞足学分；再做王安石的信徒，找到好工作。

有共同语言啊。

西京耆英十五年

邢恕深信富贵险中求，不走寻常路。针对眼前的局面，他提醒蔡确，虽然神宗有儿子，但都太小了，宋朝是有兄终弟及这一传统的，这一次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理由有两点。第一，神宗的两个弟弟，赵颢36岁，赵頵30岁，都是最好的年华；第二，他们和神宗是同父同母的，那位母亲非常不一般，很有当年杜老太后的影子。

更何况两位皇弟非常有心，自从神宗病了之后，总是在皇宫里出没，甚至夜里都不回家。尤其是赵颢，这个弟弟最特殊，当年连王安石都敢惹，还敢和神宗吵嘴，逼得神宗吼出来换你当皇上的话。这样的人，很有当皇帝的潜质。

蔡确一听，心潮澎湃。嗯，这人我喜欢，就选他了。选择之后，事情进入实施阶段，学问就大了点。首先，是你选了人家，人家同意没？

这是要确定的。于是邢恕出马，找到了最关键的一点。高家。在这个时刻，宋朝最神秘最有实权的家族不再姓赵，而姓高。这实在是太特别了，要从神宗的爸爸宋英宗说起。

英宗一生颠三倒四，像灵前发疯啊，搞濮议给亲爹争名分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出格的。最让当时主流社会掉了一地下巴的，是他一生居然只有一个老婆。

不管是当皇帝，还是之前的皇室人员，居然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四个子女都由这一个女人生出来，这实在是太罕见了，在中国历史上貌似只有隋文帝杨坚这么做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皇后的权力超级膨胀，无论是皇帝活着时，还是死了后，该皇后都一手遮天。

邢恕看得很准，只要取得了高家的同意，赵颢就肯定一步登天。到时就算他本人不同意都没办法，要你当你就当，不当都不成。

为新皇帝铺路，扶新皇帝上路，想想都让人兴奋。某天，邢恕经过精确计算，找到了高家两个直系成员的空闲机会。高太后的两个娘家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处于满城游走、寻欢作乐的状态中。这太好了，他找上门去，发出了一个非常风雅的邀请。

——我家的桃树开花了，请两位雅士过府观赏。

高氏兄弟欣然上路，进门后发现根本没什么桃花，只有邢恕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一样的老脸。他很兴奋地说出了打算，满心以为会博得心有灵犀的微笑。

没想到下一瞬间高家人就都不见了，只留给他一句话：“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啊。”到这时邢先生才回过点味来，高家是什么身份，就算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没必要由他这个小小的京官来牵着鼻子走吧。

正中南墙，邢恕却毫不在意。哪怕是羞耻吧，也是一种情报——高家人不喜欢赵颢。

这太有用了，邢恕立即上报给蔡确，马上调整主攻方向。立即转头支持皇子，同时为了毁尸灭迹，即刻散播谣言，说赵颢图谋帝位，蓄意造反……可怜的雍亲王，没和蔡确集团有半点联系，就被连续利用了两次。

可是支持皇子的队伍太挤了，帝国首相王珪挡在路上，这个老东西要怎么消放？难道要排名在他后边，当个副手吗？

不，绝不。关键时刻邢恕的脑子快速运转，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哪怕最先是由王珪拥立的皇子，哪怕王珪是群臣之首，也要把头功抢到手。

这事太重大，蔡确亲自出马了，他找到了两个帮手。第一，找章惇。章惇位高权重，坚毅强悍，与之联手胜算大增。尤其是章惇忠于神宗，无论如何都会选皇子继位。更妙的是由于苏轼的原因，章惇很讨厌王珪，前两天还骂过架。第二，蔡确悄悄地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说来我写这部书的最初愿望，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我很较真，非常讨厌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比如历史是个漫长的衍化过程，一个民族从盛而衰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责任。

那么具体的责任在哪儿？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都没责任，就是说谁也没责任了？

活见鬼，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糟粕产生的混账理念，就像法不责众、大锅饭等深入人心的传统。这是最要不得的民性。

从量变到质变，一定会有某个具体的因素。

说盛衰，中华民族的转折点在宋朝，具化在一个时代，是宋徽宗。徽宗之所以堕落，原因在蔡京。没有这个人，徽宗就算不能保持最开始时的清明俊杰，也绝不会迅速地让国家万劫不复。

研究蔡京，可以清楚地知道北宋末年时的官场，可以从他一路波折几起几伏的人生里看到北宋从神宗起至徽宗止的官场文化。

从而找出中国人一直存在的思想、生活里的痼疾。

简化掉他的一切繁琐履历，他的官场之路走得充满了幸运，同时也注满了苦难。他从老家福建仙游和弟弟蔡卞进京赶考，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王珪。

王珪是当年的主考官。

第二个人是绝代人物王安石。

蔡氏兄弟之才，在某些方面绝不在苏氏兄弟之下。比如说书法、政治才能。尤其是早慧、品质出众的蔡卞。当时是熙宁三年，王安石掌控天下，主持改革，是朝廷第一权臣，他一眼就看中了蔡卞，把女儿嫁给了他。

蔡京几乎在仕途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和宰相挂上了钩，这比考中了状元还让人惊异。只不过王安石是与众不同的，他对蔡氏兄弟的要求很严格。

别想在京城里当太子爷，你们还年轻，都到基层去锻炼吧。

在王安石当政的九年时间里，二蔡奔走在边远州县之间，与高官厚禄无缘。不过这竟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当王安石罢相之后，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都对蔡京兄弟很有好感，认为他们有操守，淡泊名利，和邓绾、吕惠卿等趋炎附势之徒截然不同。

有了这样的官场评价，再加上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对他们很有好感。在元丰初年，蔡卞当上了起居舍人，蔡京当上了中书舍人。几年之后，当神宗病危时，蔡京高升为开封府尹。

当上了首都市长，职权很大了，蔡确想对付首相，直接找到了他。很多复杂的内幕都转化成了两句话。

蔡确：“我们支持皇六子赵佣。”

蔡京：“好。”

蔡确：“我们对付王珪。”

蔡京：“好。”

蔡确：“明天早朝，我和章惇一起向王珪摊牌，你带人守在政事堂窗外，他敢反抗，你杀了他。”

蔡京有一个极短暂的停顿，“好。”仍然如此回答。

上面的交谈有点古怪，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比如说蔡确为什么会去找蔡京呢？从关系上讲，王珪是蔡京的座师，是官场上非常牢固的嫡系关系。

连当年赵匡胤都非常头疼，弄出个殿试来亲自当老师，拆散这种官场裙带。为什么蔡确视而不见？很简单，有更牢固的关系。

北宋历史上姓蔡的高官很多，比如蔡确、蔡襄、蔡京、蔡卞。其实他们是亲戚，有非常近的血缘。蔡确和蔡襄是同一个爷爷，他们的曾祖和蔡京兄弟的曾祖是亲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蔡字，与这个比，什么座师也没用。

可是还有第二个异常的地方。

蔡京太乖了。无论蔡确说什么，他都满口答应，其听话程度，别说是兄弟，就连上下级都很少有这样痛快。说来这就是蔡京的苦难，同时也是他的特色了。

纵观蔡京一生，他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帝国最偏远的小地方考出来，就连王安石看上的也是他的弟弟。这样的出身，想往上爬的话，只好委曲求全。

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从最开始时就半点锋芒都不露出来，和每一个人打交道，都透出来足够的热情和周到。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官场存活方式——零拒绝。

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例，俗话说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不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男人要有脾气，女人更要有脾气，不然每个人都会欺负你。一句话，不善于说“不”的人，是没有地位，更得不到地位的人。

那么蔡京的前途会是怎样的呢？会成为一团任人揉搓的面团吗？

这些要拭目以待，一点点地剖析开，才能真正明白。现在要记住的就是他的特色——零拒绝。

可是零拒绝也得有个尺度吧。看看蔡确要他干的事，那是带人到皇宫深处的政事堂里砍当朝首相，真要是这么办了，别管王珪是不是能砍死，也不管是雍王赵颢上台，还是皇子登基，他本人都是铁定的死路一条。

明摆着是个火坑，蔡京怎么就一口答应了呢？

别急，蔡京现在的肚子都快乐抽了，他以无比、空前、绝后、变态的忍耐力才忍住没笑出声来，平静地把蔡确送走。然后集结人手，携带管制刀具，等着第二天的行动。

第二天，蔡次相、章大人率领了大批手下进入皇宫，与三省、枢密院的大臣汇合，去神宗寝宫前问疾（神宗还有最后一口气）。在神宗的病榻前，大家很安静，退出来之后，蔡确把大家领到了枢密院的南议事厅里。

这时王珪已经快虚脱了，他很老了，又生着病，这样来回折腾，基本就快坚持不住了。偏偏蔡确这时找上了他。

蔡确还好点，章惇一如既往地凶狠，他看着王珪就来气，这个老而不死的家伙怎么看怎么烦人，一次次地想坏事！

说，你是拥立皇子呢还是拥立皇子呢，今天你要是敢反对，要你人头落地！

大厅里鸦雀无声，大臣们都愣住了，大宋朝开国以来还从来没人在办公场所这样威胁过首相，现在皇上病重、首相丢脸，不是真的要出大事了吧。

却看见王珪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是真被吓傻了，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其实他是快气晕了，一种被恶搞的快感让他想跳起来骂街，也想仰天大笑，大叫真过瘾，太好玩了。

他本身拥立的就是皇子，现在蔡确和章惇拿刀子逼着他拥立皇子，而这个皇子早就确定好了只有皇六子赵佣一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同样微笑的还有躲在窗外、带着数十把钢刀的蔡京。以为他真的傻吗？蔡确找到他时，他一瞬间就搞清了这个逻辑，所以才答应得那样痛快。带刀就带刀，进宫就进宫，无论如何这事儿都不会流血，乐得做这个人情，把忠心表得鲜血淋淋。

好半天之后，王珪终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上自有子，复何议？”这句话出口，章惇立即长出了口气，神宗可以瞑目了，皇位没有旁落。

蔡确却勃然大怒，这等于向天下公开，皇位是自然传承，根本没什么拥立之人。这么半天都白忙活了？正想着再做点什么，章惇已经带着他走下一道程序了。

大臣们重新进宫，不管神宗还能不能准确地表达意识，得把由皇六子继位的诏书传下来。当天赵煦终于有了皇太子的名分，走出皇宫时，三位顶级大臣的脸色各自不同。

王珪神色灰败，油尽灯枯，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很快就将死亡；

蔡确咬牙切齿，意犹未尽，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得不能再老、懦弱得不能再窝囊的王珪会在关键时刻变得精明，一句话就毁了他的美梦；

章惇意气昂扬，他不管事件里有多少内幕，也不管谁有什么想法，重要的是目标达到了。就像是要让他更兴奋一些似的，出宫门时他迎头遇上了事件的死对头，雍亲王赵颢。

章惇对敌人下手，从来都表在明面上，要赢就赢得嚣张痛快。他迎了上去，大声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你觉得怎样？”

赵颢马上低头：“天下幸甚。”

哈哈哈哈，章惇大笑离去，他相信这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摆在明面上，让赵颢当众低头，彻底打倒，以后少了别样的心思，不仅是对国家，对赵颢本人也是爱护。

在他的身后，蔡确仍然贼心不死，他不甘心。这时邢恕又出现了，他的主意真的是很多。他要蔡确向外界宣扬——延安郡王赵煦是他带人进宫逼着王珪同意册立的。不管过程怎样，不管真相怎样，哪怕是谎言，也要不断地重复。

只要造成了影响，就是功劳。

蔡确照办了，他真的想迈出最后那一步，跨过咫尺之遥的距离，从次相升到首相。为了这一步，他的脑子乱了。

这就是蠢人的悲哀，他忘了是怎样当上帝国宰相的。那不是他的能力、资历，而是宋神宗想亲自掌握朝政，不想被任何手下阻挠，才选了这一届的领导班子。

换句话说，他和王珪只是办事员、传达员，御用的秘书而已。从这一点上说，王珪真的比他强，至少明白自己的处境，老老实实地当“三旨相公”。

谣言传出去了，蔡确如愿以偿，成了当时的头条风云人物，把将死的王珪、强硬的章惇都盖了下去。这真的给他带来了好处，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他被一位深宫里的贵妇人注意到了。

高太后。

她觉得很好玩，外边的这些人在搞什么，好像他们能决定什么似的。按传说中的套路，应该是先从她这里得到指示，然后才去外面宣传吧，现在好像正相反。难道想来个既成事实，要她照办？

为此她仔细回想了下自己之前留给官场的印象，是不是做得不够好，让他们误解了什么。神宗死之前，她流传到外界的事情基本上有三件。

第一，她很节俭。

当宋英宗只是个闲散宗室时，家里除了藏书之外没什么钱，她过得很清苦。这对于出身名家的贵妇来说很不舒服，但她从不报怨，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第二，她很贤惠。

中国的女孩儿嫁出去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品标杆就是“贤惠”，具体表现在对娘家人怎样。当她成为皇太后时，一年过花灯节，她的娘家人来参拜，按礼她要打赏。而赏的东西居然是年长者每人绢两匹，小孩子每人赏两个乳糖狮子。

薄到了这个程度，她的贤惠名扬天下。

第三，她识大体。

这是宋朝的君子们最赞不绝口的。回想王安石改革时，高太后、曹太皇太后曾经在后花园劝神宗贬走王安石，那一幕虽然没有立即生效，可传到外界，立即就成了反对派的贴心人。

以上三条，足以在士大夫阶层建立起她的正面形象，可这远远不是她的真面目。不在她身边生活的人，是绝不会体验到那种非人的恐怖感觉的。

她最大的特色是“跋扈”。由于之前隐身在深宫内院里，外人都不知道。事实上她的婆婆曹太后、丈夫宋英宗、儿子宋神宗这些在名分、实权上都远远高于她的人，都得听她的。

很可惜这些信息在元丰八年之前只是在宫廷里面流传，不然蔡确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他绝对想不到，之前的那些表演会给他带来什么，那是北宋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打击。

谁让他不知进退，敢和高太后抢功劳呢？

《宋史》里记载，真正给宋哲宗赵煦铺路的人是他的奶奶。高太后先是当众肯定了他的品德，说自从神宗病倒之后，这个10岁的孩子除了每天守在病床前给父亲端药之外，还默默地抄写了三卷佛经，为父亲祈福。

大臣们看到了佛经，上面的字迹端庄工整，可以看出抄写时的心情。

高太后还派人秘密地做了一套给孩子穿的小龙袍，只等神宗过世，立即给赵煦穿上。这些加在一起，是她拥立新皇帝的铁证。

事实上我们也要承认，她的确是一锤定音的人，赵煦能当上皇帝，最大的功劳就在她身上。可是不要因为这个就误解了她。她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一代知识女性，她有太多的事要做，而立一个10岁的小娃娃，才是她施展抱负的先决条件。

立赵颢吗？那是个36岁的成年男人了，她用什么来控制？甚至后宫的最高名分都要转移出去，交给新皇后；说她立赵煦是因为对神宗的爱，更是莫明其妙的判断。

真要爱神宗，为什么立即就毁了神宗一生的事业？

归根结底一句话，她忍了快40年了。在她的心里，仁慈深邃的仁宗皇帝是软弱的，大度谦退的曹太后是懦弱可笑的，英宗一生和臣子们纠缠，累死了只给父亲争到个虚名头，实在让她受不了，至于长子神宗，完全是个颠三倒四的小糊涂……整个世界都等着由她来拯救。

拯救的第一步是造谣。一定要给她心目中的最佳帮手找到最好的出山理由。于是她动用了刚刚死去的长子的名义。

在这段历史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宋神宗在死前一年说的。那是在一个宴会上，他对大臣们说，明年的春天立皇储，由司马光、吕公著做太子太傅。

但是，并没有指出要立的皇储是谁。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前面说得明明白白，在宋神宗马上就要死去，连话都说不出来时，众多大臣才紧急请示，要求立皇储。如果一年前神宗就明确安排好了，这时还折腾什么？

尤其是当时由中立派的王珪、改革派的蔡确当宰相，怎么会给未来的继任皇帝安排反对派师傅？成心拆自己的台？

这个谣言虽然拙劣可笑，但也是实在迫不得已，不这样做，她是请不出那几位传说中的君子的。以司马光为例，他隐居洛阳15年，看似完全退出了官场，可是地位更加超级，比15年前不知高出了多少。他和洛阳城里的老一辈君子大臣们的生活，早就成了一个传说。

在普遍的印象里，司马光这些年的日子很苦。比如他写书累得筋疲力尽全身是病，但仍然坚持，为了效率，他做了个醒枕。那是段圆木头，枕着非常不舒服，作用就是阻止他长时间睡眠，只要稍微动弹，木头就会移动，把他惊醒。

而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老派大臣都是被王安石逼出京城的，在洛阳应该是一幅凄凄惨惨的失意集中营景象。错了，正好相反，西京洛阳城里，是一段广为传唱，让历代文人学者流口水的神仙生活。

正文 第十一章 物资基础

这些大佬们每个人都腰缠万贯、手眼通天，要什么样的材料没有，要什么样的地段没有，住的地方怎么能马虎呢？不要说他们自己的房子，易学家邵雍著名的安乐窝都只是他们一时兴起盖起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的宅院。

西京洛阳城，官员宅第无数，光以宰相为论，就有五座。文相、富相、王相、二张相。文指文彦博，富就是富弼。

富弼的宅园一度是洛阳城中最奢华的，他不像一般的名园以前代隋唐名公的旧宅翻新，而是彻底新建，园中山水厅台湖榭楼台，每一处都体现着他数十年修身为官的品味。

富宅不轻易待客，史书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是易学名家邵雍来访，才偶然得以一游而留下的。从富郑公的起居室出来，先穿过探春亭，上一座小山，山上有四景堂可俯览全园。下山后过河，经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有方流亭。亭上远望，对面一片苍翠竹林，中间掩映着一座高堂，名叫紫筠堂。

紫筠堂向右是一片花海，名色名卉齐聚在百余步间，之后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向北别有洞天，是富宅的一大特色。

北园从土筠洞转入，迎面一片竹林，里面的景物不再是砖瓦，而是全由竹子搭建。竹轩之下水声潺潺，竹石流水，幽人往来，里面共有四洞五亭。

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厅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得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19岁高中魁首，29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让他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27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冒冷汗的程度。以北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公务员工费，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74岁死亡时居然还没建好。

一共历时48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地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5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他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5000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十五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看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七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八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轻，希望在哪里……连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十五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地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看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漠视他。而他也在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八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绚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驾到。先是向司马光致歉，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十五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十五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皇宫深处，高太后手捧这样一篇奏章，脸色开始变得灿烂。好，非常的好，把熙丰年间所有的成就都抹平了，把她亲生儿子一生的事业彻底贬低。做得实在太好了！

召司马光进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映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牍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作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十五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十五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要素，敢在这上面含糊，那就真的国将不国了。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的脸都绿了，三年，他都等了五个三年了，现在他连三个月都不能再等了！那么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作为一个名义上的纯儒，一个道德上圆满无缺的完人，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并且特别注明了，虽然是改动了神宗的法规，但并不是说神宗有什么错，错都在王安石、吕惠卿，神宗是被他们蒙蔽欺骗的。

……这是不是在隐晦地说，神宗很笨、很好骗呢？

抛开这个不讲，“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无论哪一条，都说不通。可司马光觉得理由足够了，高太后更觉得充分得过了头。在她心里，这件事只要经过了探讨，都是对她尊严的挑战。难道她想干什么，还要谁来批准吗？！

司马光如愿以偿，真的在神宗死亡三个月之后，就对新法动手了。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一百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窜，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四十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账，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正文 第十二章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司马光也算读过书、研过史，中国人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什么时候比异族人弱过？不说燕赵习武旧地，就以农民为论，中兴宋朝最强的武将岳飞本人就是农民，之后明朝戚继光等人的军队里，农民更是骨干力量，甚至近代新中国成立，也是由农家子弟打下来的天下，农民哪点给中国丢过脸？相反，坏中国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马光所力挺的禁军、厢军所造成的。

他的这种言论，是对整个中华种族的蔑视，是对已往所有历史的大不敬，可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后的共鸣。她所需要的国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隶，只有这样，她才会能活得轻松、活得自在，觉得世界真是和谐。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十五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糜烂的禁军身上。

当年新法登台是有步骤的，这时废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后。司马光是有头脑的，他先废了保甲法，卸掉农民身上的武装，下一步才能让农民回到水深火热的旧时代里。

废除方田均税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农民成了从前的农民，地主变成了以前的地主。

这只是开始，司马光的动作非常快，难得的是节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巅。要动手，先雷霆万钧，把新法集团打懵，保甲、方田均税两法废除之后，市易法、保马法也相继作废。

这四项搞定之后，帝国的军、政、商、农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确、章惇大怒，这是图穷匕见，上来就分生死！

可是他们一步慢，步步慢，刚想着反击，司马光的节奏感决定了一切。你们很生气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来！

帝国这时有件压倒一切的重量级事务要办，要以举国之力去办，根本就没半点精力留下来吵架——给宋神宗发丧。

这在封建时代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新旧两党不管是谁，必须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当权的新法集团党魁，比如蔡确。王珪死后，出殡的主持人，山陵使这个职务非他莫属。想想神宗皇帝这一生对你们多么的情深义重，你们好意思在丧期里添乱吗？

于是大家用心办丧事。

丧事过后，天下和谐，所有参与的人，不管新旧党，都升了官、发了赏。而且时间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连皇帝都死了一个，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于是蔡确、章惇、韩缜、司马光都回家各自过年，准备好年假过去后，再较量。注意，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想当官，想做事，都得按着这套程序走。

只是时间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里，新党集团发现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觉之中，都是按着官场的规矩办嘛，也没什么感觉，怎么就掉进了司马光的陷阱里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号为“元祐”。开门第一件事，旧党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确。这位一直走位飘忽，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的顶级大佬，突然间焦头烂额，怎么也没有想到，毫无征兆的，他居然大祸临头了。

其实他是有些预感的，也做了些努力来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问题上，在邢恕的鼓动下，他抢了高太后的风头。这实在很不妙，可是无论在谁的心里，也没把这事看太重。

因为宋朝太宽松了，别说稍微抢抢风头，就是当面让皇帝难堪，也没见有啥后果。只是事情总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奇迹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确拿到了这个历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在这种双重保险下，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一、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求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职。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只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宋朝担忧，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而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找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十五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旦得势，就对王安石新法废除得这样凶狠彻底的原因。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1/2的根基，居然只给了五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五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五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这浑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轻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时要注意风度，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已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股脑儿地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15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300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到全国。他司马光可好，五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躁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的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采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可心里的郁闷却呈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归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义，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问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马光当政的消息传遍天下，却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让他知道当年呕心沥血创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坏。可是免役法之争太大了，还是传进了王安石的耳朵里。

王安石愕然。他说，连这个都要废除吗？免役法是我与先帝共同创立，反复思索两年多才颁布的，内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备，是不能这样轻易废除的。

从这时起，王安石衰老伤病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思饮食，一天天沉默寡言。可是打击才刚刚开始，不久之后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试开始了，又一个消息传到了金陵。

当年王安石修改课本，改革科考，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课本中有他亲自批注的《诗》、、《周礼》，称之为新义。这是15年间宋朝全国举子们一直研究的学科，司马光临近考试突然宣布，废除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一切恢复熙宁以前。

不为王安石考虑，也要为天下无数考生着想吧，临近考期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手，抛开朝廷重臣、知识前辈的身份，司马光仅仅以一位长者的年纪，都不应该这样刻薄。

他这样做了，目的也达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绕屋步行，清晨时家人看到屏风上写满了字，没有任何谩骂词语，只有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

司马十二不曾想15年之后，你蜕变成了这样！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新的命令颁布了，严令官方人士、各地书馆翻看一本名叫《字说》的书。这本书，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吗？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一方面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迹；一方面禁锢王安石的作品，抹杀他在人间的思想。这样的行为要怎样定位，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骂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综上所述，全盘思考，才能知道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役法不用。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司马光的目的达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速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头。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为他的一生作一个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总结。但反复思考，我放弃了。

不是怕争议，更不是怕难度，而是我前面说得实在太多了，这时有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来反衬，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质。

还用得着多费笔墨吗？何况300年宋史里，我早就下了个决定，无论是哪位人物，我都会适时地给出自己的见解，唯独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认为我前面说得还不明白，更相信读者们自己的眼光和理解。

如此，算是我对荆公的推崇和尊重吧。

回到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时间段，在范纯仁、苏轼有话要说时，五天内废法行动一直在进行中。司马光在一片反对声中突然迎来了一股春风，一份公文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开封城周边州县按时完成任务，所辖地区内免役法全部废除，募役法已经生效！司马光惊喜交集，在这种时刻是谁这么乖，当了他的突击队长？

看公文署名，开封府尹蔡京。

蔡京……新党、王安石的亲戚，这实在犯司马光的忌，可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反而是最好的典型示范。想想连王安石的人都这样支持他，旧党党内该怎样反应？

他召来了蔡京，亲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同志，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办事，还有什么命令贯彻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捞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旧党党魁司马光赏识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埋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确。可从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吼吼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病急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五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正文 第十三章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再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免役法废除之后，青苗法、将官法迎刃而解，司马光在国内举世无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可是他非但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唉声叹气。他苦闷啊，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有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但是怎样操作呢？四位皇帝无数能臣都搞不定的事，司马光会有什么好办法？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这样的开价让西夏人疯了，宋朝人很怪耶！这是真的吗？！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接下来他们就看到了宋朝人的诚意。四座城真的还回来了，赏赐什么的也全数送来，至于回报，宋朝只要求西夏像从前一样称臣，每年写点格式标准的拜年信。

西夏人实在过意不去了，想了想，这样吧，我们也厚道些，把永乐城之战中抓到的几百个俘虏还给宋朝吧。如此这般，司马光终于安心了，拿着西夏人送来的称臣报表，他向全国宣布，西夏被我们征服了——！！

兴奋之余，司马光意犹未尽，他想起来王安石当政时期，好像还打下了一大片土地，现在叫什么熙河路。做人要诚实，要还一起还，把这个也还给西夏吧。

这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拿张地图给他看。告诉他你要死快死，别再说胡话了。看清楚喽，这片地原来是吐蕃人的，跟西夏人没关系。再看看地理位置，真要还给西夏，宋朝就被合围了！

啊，这样吗？

司马光勉强提起精神看了看，那好吧，熙河就留着吧。

以上的事件单纯地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地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到达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扇到他的脸。可是，那一点都不妨碍《宋史》在他的个人列传中写出这样一句来——“……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西夏，甚至辽国人都告诫自己的边将：宋朝由司马光做首相了，你们千万要小心，别去惹事！

别说在元祐时期西夏变得再次嚣张起来，退一万步，就算真的安宁了，也是人家手懒。想要的都白送过来了，还需要再动刀子去抢吗？

挣扎着做完这些，司马光终于快挂了，全部的精力都扔了出去，全部的心愿也都达成，他自己都感觉没有再不死的理由。可是在七月时，他突然间回光返照，从病床上跳了起来，钻进轿子往皇宫里赶。

紧急通报，有人在高太后那儿提议重新启动青苗法！

这还了得，我还没死呢就有人敢唱反调，必须掐死这个出头鸟。等他赶到皇宫里时，肇事者还没来得及跑，被他堵了个正着。

范纯仁，他站在高太后面前还在解释现状，阐述理由。司马光进来，没看任何人，直接对高太后说，是哪个奸邪劝陛下重施这个邪法？！

范纯仁立即闪到了一边，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奸邪，这顶帽子压过来，他的终生就得被定性，连他父亲都得被追贬。

司马光又成功了，哪怕奄奄一息，他都震慑全朝。可是天下的形势怎么办呢？要知道范纯仁并不是新党，他不会没事申请雷劈。他是看到了危险的现状，因为国库又开始空虚了。

青苗法、方田均税法被废，在原有的法令下，土地、农民又被地主们霸占，国家的利益重新缩水，这样的实际问题谁来解决？这些司马光不管，他只管废，兴什么，关我毛事？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真实写照，有一句他列传里流传天下的名句可以佐证。什么责任、什么危险，在他那里都能忽略掉。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奶奶的，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享年68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7000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无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了一句话，宋朝当局才赏了下来。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分，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叙夹议地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容。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著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百分之八十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地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俸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本纪”的待遇。

反观，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又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正文 第十四章 圣人PK文豪

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他们沾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15年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其次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辞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

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

在宋朝的历史上，帝师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真宗、仁宗的老师们百分之百的荣宠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升到了宰执位置，而且由于他们和皇帝的特殊关系，从小养成的信任依赖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

一句话，前途远大，无比远大。

程颐是北宋历史上文凭最高的帝师，哲宗只有9岁，处于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年龄，这样的组合非常让人期待，他们一定会产生火花，积极互动，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的。

事实上有苦自己知，哲宗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程颐什么事都管，比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花木繁茂，哲宗在深宫中凭栏观景，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程颐瞬间出现，喂，你太残忍了，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每一种生物都有生长的权利，哪怕是一棵柳树。你是上天之子，要仁慈，要博爱，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柳树，之后像爱柳树一样去爱你的子民，这样才是好皇帝……

哲宗忍。

比如哲宗穿戴整齐走向课堂，准备接受教育。程颐拿起书本，却突然问：喂，你昨晚洗澡时是不是脚边有只蚂蚁？

是。

你怎么处理的？

我给它让了路。

好！程颐击节叫好，学生开窍了。你终于做对了，由柳树到蚂蚁，它们都是生命，都是你的子民，你终于爱护它们了，你要终生这样做……

哲宗很安静。

比如9岁的哲宗一觉在深宫里醒来，突然发现围在身边的不再是昨晚之前的姐姐妹妹，而是一律年过50岁的大姨妈。这是怎么回事，他很想尖叫，很想怒吼，他身上流着激烈如火的神宗的血，绝不是任人摆布随意揉搓的懦夫孬种！

可是程颐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好皇帝都是不好女色的，女色……嗯，孔夫子曾经曰过，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所以要从小抓起，哪怕你只有9岁。

哲宗恢复了安静。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早熟的孩子、早熟的皇帝是有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在他这样的年龄上做到他那样的理智、坚忍、深沉，把所有一切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尖端时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深深地躲在垂帘之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像一具灰色死寂的孩童石像，默默无声地生存着。

传说100多年前北宋刚刚建国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和第一位首相赵普有过一段对话。赵匡胤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这种话赵匡胤很喜欢问，比如他进佛寺时就曾问过和尚，我用拜佛吗？很明显是要和佛祖比比大小。和尚很识相，笑嘻嘻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您不用拜。”

比神灵都大了，天地间还有比皇帝还牛的吗？答案只此一个——皇帝！

可是赵普想了很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道理最大。”

这个传说在宋史里非常有名，一直被几十年后纵横宋朝唯我独尊的理学家们奉为源头。至于真实性嘛，没法证明。宋史里这样的手段太多见了，哪个宗派想达到某些目的，总会穿越时空，找些无敌型的名人添加资料，让自己的行为神圣合法。

抛开上面的真实性，“道理最大”就是理学家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披着宋朝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词忠君爱国，可是在行为上敢于做一切他们认为对的事。比如程颐在现实中的身份不过是个有光明的未来，可眼下还只是个低官阶的芝麻小官，他就敢上管君、下管臣。

他堂而皇之地挡住了宋朝的官员队伍，在这个队伍里有宰执、有两制、有三司、有台谏、有亲贵，哪个都是他碰不得的，可他站得非常稳，面沉似水。

你们要去哪儿？

司马光府啊。

去吊唁吗？你们都错了。程颐以一贯的教育家嘴脸给宋朝的顶级官员群落上集体大课——孔夫子曾经曰过，如果某天悲痛哭泣过，就不能再寻欢作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皇宫里欢乐过，这时再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是对亡灵的不尊重。

官员大队哑了，面对这个嚣张的扫兴人，得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哪怕他是帝师，这时也是自找没趣，官大一级压死人，当面斥责、背后出招，哪一种都能让他不死不活。可程颐就不同了，他是理学宗祖、当代大儒，尤其还端出了孔夫子，从哪一点上说，都动不得。

沉默中有人打了个哈哈：“孔夫子是说过哭的当天不能欢乐，可没说过欢乐那天不能哭嘛。”搞个小怪，闪出个台阶，大家都退一步多好。

可是程颐不退，他是理学宗师，讲究的就是诚心正义、无愧天地，最厌恶的就是这类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东西。他怒了，站在当街坚持真理，无论怎样都不放官员们走。

这时官员队伍里走出了一个人。前面说过，这世界很大，以程颐的神圣光环，也仍然有极少数的人不怵他。这人就是其中之一，现任翰林兼侍读苏东坡。

谁都很生气，可走出来的仍然是苏轼，这人的天性是太强烈了，有话要说，就一定得说。他笑嘻嘻地走到程颐面前，转身面对大家。

程大人说的是有根据的，这是汉朝名人叔孙通定下的礼仪，是很有名的啊。

瞬间大笑，在场的每个人都学识丰富，叔孙通……那是汉朝时蒙冤被斩首的一个衰人，程颐学谁不好，非得向这样的例子看齐。

程颐哪儿受过这个，苏轼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油嘴滑舌的极品市井小调的高人，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敢对他无礼！

大怒之下，他转身就走。还好他理智尚在，没选择和苏轼单挑，和宋朝第一文豪打嘴仗，他铁定当街吐血。程颐走了，官员们比刚出皇宫时兴致更高，一路踏歌走向司马光的灵堂，集体行礼，然后各回各家。

回家之后，又有新的笑料传来。苏轼意犹未尽，在家里给程颐起了个绰号，叫“鏖糟陂里叔孙通”。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地名，非常偏僻，土里土气。这句话连起来读，意思就是在那个偏僻的没人去的冒傻气的地方有个人叫……程颐。

哇哈哈哈，全开封的官员们都拍案叫绝，苏轼骂人都这么有水平！实在是高！程颐在没进京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名望，本质上就是洛阳伊水边上的一个农民，鏖糟陂里，亏他想得出来。

欢笑在继续，在人们的心中，甚至在苏轼的心里，这只是一时的调笑，人生是需要嘲笑以及自嘲的，这本是社交的一部分。可是谁能知道呢，就是刚才的这些小玩笑，让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

官场的噩梦开始了，宋朝在这时开始变味儿。

宋朝是最风雅的时代，截止到司马光去世，北宋官场是一种雍容端穆的气质。每一个官员都讲究举止礼仪端庄，哪怕身为宰执，都会因为发言时声音过高丢官罢职。

在宋朝，一个没有风度的男人，不是男人。

这一点在司马光吊唁事件上也得到了体现，苏轼讽刺得轻描淡写，程颐离去时口无恶言，仍然保持了各自的风采。只是私底下怎样就不好说了，比如在翰林院内部。

帝师、侍读平时都在翰林院坐班，苏轼、程颐每天都要见面，午饭也得一起吃。厨子们开始作难了，河南的老夫子仁慈得像和尚，从来不吃荤，他们得给做素菜；出身美食之乡的蜀川苏学士却是位举世闻名的饕餮，此人无肉不欢，就算在流放的途中，也想方设法吃猪肉。

生来的死冤家，早晚出事。

年底十一月，馆阁人员的考试开始了，两人又斗了一次，程颐还是输家。作为当世第一大儒、理学始祖、帝师的身份，馆阁考试的出题人竟然不是他，而是嘻嘻哈哈伶牙俐齿的苏轼。

苏轼很开心，他决定出个有难度、有力度、切实际、能发挥的题目，一句话，得体现出他苏轼本人的性格、水平。

平心而论，他达到目的了——“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于刻。”

翻译成普通话是，现在朝廷想恢复仁宗时代的忠厚风格，但是怕没有压力官员们得过且过（媮，苟且），想延续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但又怕各大监督部门不能真正理解，执行得过于峻刻严厉。

这个题目怎么样呢？

非常不好说，每件事都有不同侧面的体现，每个人又都有各自不同的视角，所以说到底，就看什么人想从什么角度去说事了。

考题刚一公布，立即有人跳了出来。贾易、朱光庭，这两人是台谏官，他们弹劾苏轼大逆不道，这个题目严重污辱了仁宗、神宗。一个是苟且，一个是峻刻，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就是这样的吗？

大帽子压过来，苏轼马上反驳。第一，这个题目切中时弊，哲宗时代处在岔路口上，宋朝要往哪里走，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何况馆阁人员是未来的顶级高官，他们参与进来，正是为将来打算。第二，他不是只出了这一道题，这道之所以当选，是由皇帝钦点的。

御笔亲点，应该没事了吧。事情大了，谏官是什么，每天的工作就是想着怎么挑皇帝的错，苏轼想抬出皇帝来压人，纯粹是妄想。

贾易、朱光庭加大力度，制造舆论，一定要苏轼低头认罪。这时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了，另一位台谏官吕陶出面，他认为苏轼的考题没有问题，宋朝是允许大臣说话的，就算仁宗、神宗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有人挑他们的错，为什么这时就不行了呢？明显是有人别有用心。

他请皇帝注意，贾、朱两人是河南人，都是程颐的弟子，程颐和苏轼在百官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时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情况，很明显是自成一党，欺负他乡人。

哦，大家的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内幕。可是转眼间看向吕陶的目光也变得复杂了，没别的，因为吕陶本身是四川人……

说同乡，大家都是同乡；说结党，不是哪一方单独结党！苏轼脑袋都快大了，吕陶简直是越帮越忙。可是这才是个开始，突然间有人插进来一脚，这人既不是河南帮，也不是四川帮，看上去一点关系都没有，却是点燃火药桶的最后一根烟头。

王岩叟。

这又是一位言官，本来和苏轼没有任何瓜葛，可他对苏轼的指责是最可怕的。苏轼罪不可恕，他在本质上坏掉了。首先他把两位皇帝的业绩当考题，任由臣子们评判就是错的。当错误发生后，又把责任推给现任皇帝，错的就不只是业务能力，还有道德品质！

言官队伍里集体喝彩，王大人威武，同样是言官，看人家这力度。苏轼也知道危险了，这次他没再口头答辩，而是拿起了笔。

拿起笔的苏轼是个可怕的存在，就像同样一句我爱你出自如花姐姐或者包租婆是截然不同的，同样的事，由苏轼来阐述完全有两个结局。

他居然能影响到圣旨。

考题事件涉及了祖宗，小皇帝是不能沉默的。官方在上一次贾易、朱光庭弹劾苏轼，苏轼作出口头答辩时，给出的处理结果是赦免苏轼无罪；这一次苏轼笔答之后，官方把上一次的圣旨收回来了。

王岩叟大怒！

敢情他出手了居然还比不上贾、朱两人。圣旨赦苏轼无罪，是指有罪而不罚；追回了赦免诏书，那是认为苏轼根本就没犯罪，言官们指责错了。

这时就看出了王大人和贾、朱两人的区别，无论是贾、朱两人，还是四川籍的吕陶，从传统上来说都是宋朝官场上的边缘势力。河南自古文风不盛，川人从苏轼开始才走出低谷，怎么能和王岩叟相比。他有自己的圈子，那一直以来都是北宋官场的核心力量。

他在御史台、知谏院的本职部门里转了一圈，又到三省六部里走了走，随意地和几个同僚交换了些意见，突然间把矛盾无限制升级。苏轼算什么，考题不重要，他把火烧到了皇宫深处最神秘的地方。

王岩叟说：“愿陛下不以牵制之爱而夺是非之正，天下幸甚！”希望皇帝不要因为某些能影响你的人的特殊喜好而混淆视听，这样天下才会有福。

某些人是谁呢？整个官场都知道，可没人敢说。这是苏轼的最大护身符，只要有这个人在，天下虽大，却没一个人能伤害到他。

透露个小秘密，几年前的某个夜晚，我正在屋子里发呆想心事，一个朋友来找我，说被他女朋友当面无视了，郁闷得深夜暴走，很想撞墙。

那女孩儿对着月亮说她最爱的是苏东坡，那个有才、专情、人性各方面都完美的伟人……我听着心里都难受，这么好，你嫁他去得了，还出来逛什么街嘛。对不起，我也犯酸了。

这就是苏轼的护身符，各个时代的女人都爱他、珍惜他、保护他，在北宋哲宗初年时，这种爱护是无敌的。在乌台诗案中，弥留之际的曹太后为他求情，在神宗去世后，他迅速升官重回京城，无论谁反对都没用，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本人或许是在几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才偶然知道的，可坊间八卦早就传遍了京城。

那天晚上他在翰林院里值班，这是两制官的工作特点，皇帝的命令随时都会从宫里传出来，每天12个时辰，必须至少有一位翰林在班上等着。那晚苏轼的遭遇很奇特，宫里有人来，却不是传命令，而是召他进宫。他见到了高太后和年幼的哲宗。

高太后问：大学士进京前的职务是？

汝州团练副使。

如今何职？

翰林学士。

你知道为什么会升得这样快吗？

苏轼迟疑，小心地回答说：是陛下的错爱。

不。高太后摇头。

苏轼更小心：是太后的赏识。

不。高太后仍然摇头。

苏轼一下子站了起来：臣虽不才，尚知自爱，并不敢结交亲贵，图谋官职。说这话时他很痛心，升官不是官方的意思，就只剩下了同僚、上司的推荐，这对他来说是种侮辱，还被太后当面质问。

却不料高太后说：升你的官，是神宗皇帝的遗命啊。他当年吃饭时看文章，看得入迷，每当那时，内侍们都知道那一定是你写的。他说你是奇才，只是可惜没来得及召回你，他就去世了……

苏轼痛哭失声，太后、皇帝也都流下了眼泪。

这三种泪水各有缘由，时间长了才会看清楚。现在只说这件事，到底是神宗爱苏轼，还是高太后本人喜欢呢？

一个谎言而已。

神宗爱才，乌台诗案不杀苏轼是证明，但要说他有遗命召苏轼回京重用，就是搞笑了。他病危后连皇太子的册立都说不出话来，还有安排苏轼的闲心？退一万步讲，真有这样的命令，高太后就一定会执行吗？笑话啊，她这样听儿子的话，还会抹杀儿子一生的事业印迹吗？

她想做，她才会去做，这是元祐时期的铁律，唯一的主旋律。这时王岩叟明知道她是苏轼的后台，仍然动了苏轼，没有效果之后，居然直指后宫，把事儿挑明，给她曝了光。

高滔滔女士很愤怒，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敢挑衅她呢？比如这个王岩叟，一个普通京官而已，居然敢用她孙子的名义来警告她。

没有王法了嘛！

当然她绝不会去想，王岩叟是言官，别说她只是太皇太后，就算是皇上本人，也是照说不误。问题是，皇帝在高滔滔的眼里什么都不是啊，这一辈子她见得最多的就是皇帝，上至仁宗、英宗，下至神宗、哲宗，哪个都拿她没办法，一向无法无天惯了的，突然间被个小小的言官顶撞，她很不适应。

不适应的结果是，她使出了之前战无不胜的必杀招数——撒泼骂人。

在宋朝的历史上，北宋、南宋各有一位皇后是极品，她们没说没管，无论什么事、面对的是什么人，她们都敢第一时间龇牙咆哮。南宋那位到时再说，北宋的就是这位高女士。她剽悍到了何种程度，有件事表现得很生动。

她丈夫一辈子只有她一个老婆，这可不是宋英宗本人的专情指数太高，实在是高滔滔太狠了。某年某月英宗突然春心萌动，想搞些小动作，想想不敢，他走了个迂回路线。尽管他很不喜欢继母曹太后，但还是请她老人家求个情，让他娶个小老婆吧。

曹太后答应了，她觉得很不好意思，高滔滔是她的外甥女，三从四德当年也是学过的，现在居然嫉妒到了这种地步，让丈夫连一个小老婆都没有，真是有辱家风啊。

后面的事才让她真正地受辱。在她想来，官面上她是当时的皇太后，宋朝女性第一人，法定的号令天下；从私人角度上说，她是姨妈。无论怎么说，高滔滔都只有听话的份儿。于是她派了个内侍去，替她传了这个话。她满心以为，高滔滔会按规矩办事，除了无条件接受之外，还得亲自到她宫里来一趟，表现出认错的态度。

她想得美，高滔滔和她彻底平级。你派人来传话，我把话原样递回去。就说赵十三的事我做主，老人家自己管自己的吧！

曹太后就管自己去了，她贤良忍让了一辈子，终究不能和外甥女叫唤吧。之后高滔滔就明白了，身处在她这个时代，皇宫里的位置，只要她变得嚣张，注定了天下无敌。

四位皇帝因为各自的原因都对她无可奈何，从曹太后开始到宋哲宗的皇后，三位皇后因她郁闷终生，连带着哲宗的婚姻也毁了进去。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独霸习惯，早就让高滔滔变得极度自信。她是唯一的，她是不可争执的，她是不可仰视的！

可惜当她把手伸到皇宫之外后，遇到了另一群人，宋朝的言官。尤其是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就是从这一刻起，宋朝金銮宝殿上的风气变了。从前君臣之间雍容大度，哪怕是讨论生死大事，也都风度闲雅，别说是措辞不妥，哪怕声音大了些，都会被人鄙视。

自从高滔滔因为苏轼的事和言官们较量了之后，大殿就变成了菜市场，太皇太后和言官们隔着一片竹帘互相指责，高一声低一声，谁也不服谁，哪怕是宰相吕公著、名臣范纯仁这种等级的人来劝架都没用。高滔滔实在是快气疯了，怎么就掐不死这两三只小蚂蚁呢？！

就在她濒临暴走，快要失控时，王岩叟等人突然间消失了，这伙无法无天又臭又硬的家伙没有任何征兆，闪到了一边去，再不说话。高滔滔松了口气，终于还是她赢了，就算再难苏轼还是保下来了。哼，臣子就是臣子，怎么可能较量得过她呢？

这种快乐没保持多久，很快她就会知道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有多大的能量，苏轼的事对他们来说真是不值一提。甚至他们这时候闪开，也是有预谋的，争吵的重心转移了，另一位牛人登场，实在没必要搅局。

圣人程颐耐不住寂寞，他有了新表现。

在不久前把小皇帝三番五次地调教之后，程颐的教育范围扩大了。先是四朝老臣、活化石级别的人物文彦博成了典型。文大佬这时89岁了，这个数字在古代是个恐怖的存在，一般来说这种年纪都可以去冒充神仙了，俺长生不死。

可文彦博发挥余热，放着洛阳的超级大宅不享受，坚持陪在小皇帝身边。他是真正的守礼伴君，以快90岁的高龄，只要小皇帝出现，他必定躬身站立一丝不苟。时间长了，程颐的麻烦就来了。

因为圣人很自尊，在给学生讲课时，永远都是坐着……当有人问他，文彦博以四朝元老身份都要站着时，你坐着合适吗？

程颐有自己的解释——他是四朝元老，必须得恭敬；我是个布衣百姓，不自重些，谁会把我当盘菜？

以此理论，文彦博实在该吐血。元老的恭敬，在程颐看来是种自保的手段，是向皇帝表现臣服。那么随意一些，甚至强硬一些的，都要去死了？宋朝有那么黑暗吗？而老师的尊严，是由摆架子摆出来的，强迫别人不得不尊重的。

那么他的才学呢，孔孟之道的新解，不正是请他来当老师的根本吗？在他心里，这些竟然都没什么分量，都没法给他带来自信，他得去另找办法硬充身份，才能自尊。

他所坚持的理学信念是什么？

听到这番话，很多人都摇头。一年前程颐和文彦博还在洛阳称兄道弟，这时转眼间就不留情面。果然是圣人心海底针，谁也猜不透。

事实上，从这时起到程颐被踢出开封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人猜不透。

平心而论，程颐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比如说工作认真。他每天准时出勤，到班之后不说笑不打闹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这本是很好的，可要命的是他还有另一条原则。

推己及人。

这四个字说白了就是将心比心，把别人当自己一样对待。大家都是中国人，相信都认可这一条吧，这是传统美德、保持社会良知的标准。但到了程颐的手里，就出大事了。

他真的像要求自己一样去要求别人了。话说开封城里的六月天，热得跟印度的新德里一样，很多人或中暑或伤风或腹泻，皇帝与民同“乐”，小哲宗也得了皮肤病。这实在太难受了，他是皇帝，只要出现必须全套穿戴，想想全身发痒，还罩着隆重的龙袍，这日子还能过吗？

哲宗请假了。

程颐接到消息之后很沉默，他没有带着教材回家，而是走出翰林院，到四处走了走，最后转到了议事大殿。他看到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碌中，像高太后了、宰相吕公著了，都在处理公事。见到了这一幕，程颐突然间愤怒了，而且瞬间达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

他走到了垂帘前，板起了脸问道：太皇太后，皇上病了您知道吗？

高氏很奇怪：我当然知道。

哦，您知道……既然皇上病了，太皇太后怎么能单独垂帘听政呢？

高滔滔一下子呆住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没法回答。不管她有多剽悍，怎样以母改子、以祖欺孙，她都不是宋朝的合法主人。所谓垂帘听政，帘后边必须是两个人，她的位置不许超过小皇帝的龙椅。

可是她愤怒，谁规定的理亏就不许生气？在她的心里，这是又跳出来一个挑衅的，程颐，亏你还是司马爱卿推荐的人，居然这样顶撞哀家！很好，看老身怎样虐待你……正在酝酿情绪，程颐已经掉转了枪口。

宰相大人，对，说你呢？吕公著，别看别人，你知道你的问题吗？

吕公著有点蒙，这里有我的事？

程颐冷冷地盯着他，你知道怎么当宰相吗？宰相手册读过没？皇上生病了没上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失职；知道而不问候，是不忠。你自己说，你是失职呢，还是不忠？

吕公著不说话。

整个大殿没人能说出什么话来。

当天程颐威风凛凛地下殿走了，背后是一片哭笑不得的目光。这人不是热出病了吧，如果高太后要篡位了，像武则天一样杀子灭孙，那么这样搞很正常，大家都会为程颐欢呼鼓掌。真爷们儿，你有种。可是这时宋朝的天下很稳，哲宗根本没危险，你整得像政变一样，有必要吗？

高滔滔知道，至少是有必要往外踢人了。程颐被罢免帝师，降职成侍读，没几天又被贬出京城。圣人的京都生活结束了，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疑团，在学术界、政治界都引起了经久不息的争论。比如说，他真的是推己及人吗？

他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于是也同样要求别人，这才符合他社会道德标杆的身份嘛。这是理学派系的看法。虽然迂腐，但是可爱，一个拒绝腐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只是很奇怪，他在区别自己和文彦博之间的不同时，表现得很个人啊，他很清楚怎样给自己争地位，那时可看不出他和凡人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清贯穿宋朝，主导当时华人生活的理学的根本性质——说一套，做一套。对己宽，对人严，勇于对任何人批判，且批判时不管时间、场合、身份、地点。

在最后这一点上，不用到南宋，北宋这时程颐的学生就完全达标了。贾易，不久前他和朱光庭一起修理苏轼，在修理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得到了王岩叟等人的大力支持，尽管如此，还是失败了，苏轼躲在高太后的背后逍遥自在。

之后王岩叟一派突然撤退，程颐也被赶出京城，洛党的势力一下子崩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换谁都会低调做人了吧，比如朱光庭就闪了，可是贾易没有。

他死死地咬住了苏轼，由苏轼咬到苏辙，在二苏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御史台里的同事吕陶。怎么打击呢？就事论事太小儿科了，他仔细地搜集了一下苏家兄弟身边的四川籍同僚，凑了些人数之后，归纳出一个响亮的名称——“蜀党”。

这个词出现之后，吕陶立即落荒而逃。他主动辞去了言官职位，连京城都不待了，申请调到外地工作。在他想来，这样他所谓的蜀党身份，连带着蜀党是不是存在都不言自明了吧。

怕了你，不玩了，我躲行不行？

贾易说，不行。你就是蜀党，哪怕到地方上当官，离着苏轼十万八千里，你也是蜀党！这时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当朝资格最老的元老文彦博、首相吕公著、前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这三位最有号召力的人出面，劝贾易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

这样大的面子，换谁都能满足了吧？贾易不，他转身回家写奏章，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都是蜀党的幕后老大，就是他们在搅风搅雨，让宋朝不得安宁……

到了这步，大家都看清了，这就是传说中最无赖、最凶残的招数——疯狗咬人。使出这一招的人，根本无视一切的行为规范，想咬就咬，有咬无类。那么事情简单了，疯狗都得乱棍打死，贾易一个小小的言官，这样犯众怒，咔嚓了他不就得了？

郁闷的是，宋朝最大的这三位大佬，居然默默无声地退了回去，他们忍了。而所有的大臣们就像有了默契一样，谁都不再出面，随便贾易想怎样就怎样。

很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蜀党”这两个字上。

说实话，贾易真是很高明，他做了件划时代的事。在这之前，习惯上人们总说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是新党，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是旧党。但这只是习惯上的，官方不认可，当事人也不认可。往前推几十年，庆历新政时也提出过结党问题，可争来争去都只是些名词解释。

什么是君子，谁又是小人？

就算吕陶为苏轼说话，提出了籍贯问题，也只是隐约地透露了点官场的潜规则——乡土社火。这是无可厚非的，谁的老乡谁不亲呢？可没想到贾易借题发挥，突然间提出了党派划分。

党派，是宋朝最忌讳的东西，谁沾上了边儿，谁就是自绝于人类社会。以范仲淹之贤、欧阳修之名、韩琦之威，也落得灰头土脸，何况是文彦博之流。

所以大家有多远躲多远，哪怕吃了亏惹了气，都拒绝再玩。

贾易爽了，他在开封城里达到了目空一切、神阻杀神的境界，以一介言官做到这样，绝对是300年宋史里独一无二的人物。

最后终于让终极大boss看不下去了，高滔滔，再这样下去，她都要失去优越感了！太皇太后亲自下令，命首相严惩，把他赶走。吕公著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党派为护身符，也只有皇权才能出面制裁。贾易被贬职，出任怀州。

截止到这里，看似高滔滔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赶跑了疯狗，清理了官场。可是，这是她在元祐年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其危害性比废除宋神宗的新法还要严重。

换了法令，只是国家的利益受损；而党派之争，会让国家的基础垮台。官员们陷在派系争端的漩涡里，一天到晚提防着暗算，根本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干本职工作。能在这样的氛围里出头的，都是些害人的高手、搞事的精英，哪还会有正经工作者立足的余地？

而高滔滔在这时只看到了贾易本人的讨厌，以为把他打压下去就行了，根本没去想“蜀党”这个名称的危险性。不仅如此，从她后面的作为来看，她不仅不认为党派争执有什么不好，甚至鼓励这种现象，不遗余力地把朝臣们划分出了党派，亲自战斗在第一线，让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

她实在是个有激情的女人！

回头说贾易，贬到外地之后，他咬人的境界再次提升。咬在当面算什么，远隔千里仍然入骨三分才是咬中的极品。苏轼真不知是前世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惹到了这位老哥，他被一封封来自怀州的弹劾公文搞得焦头烂额。反驳吧，贾易求之不得，下一封弹劾信的理由有了；沉默吧，更让人抓狂，显得理亏是一回事，堂堂苏东坡，当代文坛盟主，居然被人骂得低头不语，实在太憋屈了。

时间久了，苏轼筋疲力尽，放下了京城里的事业。说实话他被高太后感动了，一心想做点实事回报她的。可是挺不住了，他也要求外放，到地方上躲清静。

贾易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所谓的蜀党垮了，党魁离京出走。只是在成功之余，他也给自己和老师程颐争取到了一个名称——“洛党”。以君子甚至圣人的名义打击小人是别想了，下场比苏轼一伙还要惨。蜀党方面苏辙还在京城里，不久之后升到了宰执的位置，成为元祐名臣。洛党全体离京不说，还得罪了整个朝廷，直到北宋灭亡，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正文 第十五章 毁灭北宋的种子

杂鱼都下线了，剩下的才是精英。在这期间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很安静，当然这只是假象，他们的属性是与众不同的，从宋帝国诞生时起，就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官场的统治地位。

他们被称为“朔党”。朔，泛指北方，具体些说的是黄河以北。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从秦、汉、隋、唐直到宋朝，都是士大夫阶层的老根据地。无数的官僚士绅组成了无边无际的关系网，牢牢地把持了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力。

直到王安石变法，格局才被打破。大批的南方籍官员北上，以王安石为中心，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为骨干，在15年期间统治了宋朝的中心。

老实说，这是北方士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危机，千多年的垄断被打破，托拉斯帝国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他们和洛、蜀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

洛、蜀两党想的是恩怨斗气，朔党要的是重返巅峰。

巅峰，前党魁司马光的确把新党击败了，可是效果仅仅达到了削弱的程度。他本人和王安石同年死亡，算是互相抵消；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李定等人仍然有很高的公职，新法运动只是两年前的事，民间官场的影响都在，这些加在一起，他们随时能够卷土重来。

要怎样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彻底根除呢？这个命题是很难的，可绝对是必要的。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非常耐心地寻找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洛、蜀两党斗得水深火热时，机会终于来了。

历史性的机会由一个官场的异类创造。这位异类名叫吴处厚，出身是很正规的，考上来的进士，出名的方式却独一无二，和宋仁宗生不出儿子有关。

皇帝生不出儿子，在古代绝不是医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人品道德问题。以此为准，像宋仁宗这样几十年生不出一个健康儿子的，那么道德上的力度就要加大。

吴处厚有本事把力度加大到穿越时空，从北宋一下子返回到春秋战国时。在那时地域最广大的国家——“晋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的晋国还没有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后来赵国的祖先，当时晋国的豪族赵氏被政敌屠岸贾陷害，满门抄斩。唯一的孤儿赵武在两位义士程婴、公孙杵臼的保护下活了下来，后来报仇雪恨，逐渐坐大，建立了赵国。

这件事很有名，在几千年里一直流传，在近代，演化出了京剧里著名的一出戏——《赵氏孤儿》。在古代它更是教科书里必备的一章，它太符合儒家的“忠义”思想了。

很老旧的一件事，吴处厚给出了新解释。他认为程、公孙两人不仅仅是忠义的代表，更是爱护幼儿的典范，其巨大的爱心足以穿越千年保佑宋朝的皇子。为了让这两人开工，宋朝应该先有表示，给他们立庙，隆重地祭祀，之后就可以预备庆典，迎接仁宗的太子诞生了！

仁宗很高兴，吴处厚有了前程。只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仁宗无论如何也没生出儿子来，吴处厚的前程也就连带着变得黯淡，在近20年的时光里他大概都用在和程婴、公孙杵臼讨论为什么没把爱婴行动进行到底上了。他的官运一塌糊涂，直到神宗都去世了，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场小芝麻。

哲宗当上了皇帝，他人生的曙光终于再一次降临了，站在角落里仰望权力之巅，他突然看到了一位熟人，元祐元年时的次相蔡确。

蔡确……想当年他还跟我学过赋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吴处厚喜从天降，第一时间给次相写信，深情追忆过去的时光，重温当年难忘的友谊，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请给我一个大官当当吧——！！

等了很久，没有次相的回音。蔡确早就把他忘光了，就算是当年学赋时，也不过是文士间的探讨，还真把自己当成启蒙授业的恩师了？巨大的落差让吴处厚崩溃了，蔡确的形象变得恶毒，成了断送他升官发财美梦的最大罪魁，他恨他！

可是峰回路转，蔡次相拒绝他，王首相却接纳了他。王珪保荐他当上了大理寺丞，他真的一步登天了。重新回到天堂，吴处厚满足了，他不再恨谁了，只要能一直保持这样，哪怕不再升了，也很好。但是命运再一次拐弯，这一次蔡确主动找他了。

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法院，理论上除了极少数的超特权阶级，比如皇室成员及近亲之外，全体国民的刑、民两法的审理都由它负责。

吴处厚在这个位置上感觉非常优越，官是人上之人，最高法院的院长是官上之官！翻一下以前的案例，有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这里摧眉折腰，他甚至可以幻想一下蔡确跪在他的办公桌前受审的快感。

可惜好梦不长，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个位子有多烫手。

一个案子发下来了，王安礼、舒亶互相指责对方贪污。手捧卷宗，刚开始时吴处厚没觉得心烦，首先这两人都是官员，王安礼是前首相、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弟弟。嗯，来头不小，可惜该弟弟和王安石不一样，投靠的是旧党。

吴处厚向四周望了望，元丰八年，还是新党的天下，那么简单了，舒亶是坚定的新党，不保他保谁？方向准确，正要操作，忽然传来了一张神圣的纸条。首相王珪指示，王安礼是他的好朋友，要关照他。

吴处厚心领神会，王珪是首相加恩相，他的话是最高指示，必须照办。可是紧急关头又被挡住，又有指示到了，蔡次相说，舒亶是他的好朋友，你一定要关照。

关照谁？

抛开感情谈利益，新党的势力里不能当拦路石，分量明显不够，随时能掉沟里；可是恩相的话能违背吗？毕竟王相公才是他的靠山。想来想去，他只有拒绝蔡确。

他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一来报效了真领导；二来报复了小怨恨，从哪方面来说，都让他愉快加妥帖。事实证明他做对了，不久之后王珪投桃报李，对他的忠诚给出了回报，推荐他进入馆阁。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他至少会是两制官，与百官之首的宰执只有一步之遥。

美梦成真，美梦终于要成真了！但是，他的生命里充满了但是，王珪的推荐居然没生效。他想不通，平时一位翰林当推荐者都足够了，他有首相的推荐怎么还会失败？很快消息传来，他一下子就僵硬了……原来是蔡次相不同意，投了坚定的一张反对票。

蔡确……蔡确！你不知道打碎一个人的美梦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吗？不明白那会让碎梦者产生多么巨大的怨恨吗？不清楚那会给你带来怎样惨烈的报复吗？！

蔡确根本无动于衷，你是谁啊？摁死一只小蚂蚁需要负责任吗？需要吗？你就是我生命里偶然出现可有可无的一粒尘埃，全部使命只是为了我的大厦堆积出哪怕一微米的厚度。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敢作对的话，不坚决摁死，怎能震慑其他尘埃，免得它们见样学坏？

蔡确心安理得地生活着，半点都没理会吴处厚的怨念，直到小半年之后，帝国换了主人，神宗死了，哲宗即位；权力机关跟着重组，王珪死了，首相换成了蔡确。

蔡确的记忆力非常好，在百忙中回忆起了生命里的每一件事。他真正做到了对敌人“一个都不原谅，一个都不放过”，连吴处厚这样的小人物都积极打击。吴大院长被下放了，到汉阳去当知州。截止到这里，蔡确已经凶残地终结了一个官员的政治生涯。虽然官员的职位是不确定的，还有再升的可能，但是作为没有背景、死了靠山的吴处厚来说，已经可以判定终身了。

所以蔡确没有任何担心，那就是一粒尘埃、一只蚂蚁而已。可是一年半之后，他自己也被贬出京城，到安州当知州。

汉阳，今湖北武汉市西南；安州，今湖北安陆。人生机遇，殊为难料，从前两人一个在天下，一个在地下，谁能料到居然有一天会变成平级的邻居。

可就算这样，蔡确仍然把吴处厚看成是空气，平级只是表面现象，下放的中央领导和地方上的中层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资历决定一切！老实说，这次蔡确是正确的，不管别的时代，至少在宋朝有宰执经历的官员，哪怕到了地方上也有超然的身份。比如说富弼、韩琦、范仲淹、王安石，这些人都从宰相位置上掉下去过，但到哪里都是爷。

于是蔡确继续了对吴处厚的鄙视加折磨，哪怕是公务，都敢拒不执行。某次他境内的静江厢军要移防到汉阳去，他像忘了一样就是不下命令。

吴处厚怒了，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蔡确，当年在开封城里我惹不起你，现在大家是平级了还混成了邻居，你真以为还像从前吗？你给我件红外套，我就得宣布自己是地瓜？

鉴于蔡确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光是折磨吴处厚还远远达不到让他消愁解闷、抵消贬职痛苦的程度，苦闷中他决定出去转转。当地没什么名山大川，只有一座小山还有些特色。它叫车盖亭山。

车盖亭，这三个字从蔡确登山走了一回之后，在中国的历史里变得非常有名。多有名呢，决定北宋的命运。

话说北宋四蔡无一凡庸，诗词歌赋样样全能。当蔡确带着满腔的负面情绪爬了一天的山回到家后，他作了10首诗。因为他的地位，这些诗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当地迅速流传了开来。

吴处厚第一时间看到了，他捧着这10首诗看了很久很久，终于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里附带了他对这10首诗的注解。

由于篇幅的原因，原诗不引用了。吴处厚像前些年的李定一样，别有用心地曲解了，至少是夸张了蔡确诗里的含义，说他讽刺朝廷，尤其是把高滔滔比成了武则天。

这封承载着吴处厚个人卑劣欲望的检举信送进了开封城，引起了一连串的剧烈反应。先是高滔滔，这位老年妇女自从当上太皇太后就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每天与新党斗、与言官斗、与斗，让她不停地在垂帘后面怒吼。这封信的出现让她加倍地紧张，因为她最怕的是和旧账本斗。

她的权力来得不正，时刻都警觉着各方面的质疑。蔡确作为前宰相、新党政敌的身份写诗揭露她，很容易会掀起宋朝全国性的八卦浪潮，到时全民大讨论，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蔡确曾经亲身参与了皇位的更替，有太多的猛料加隐私可以提供，想到这些她没法不发抖。

从重、从严、从快地办了蔡确！

高滔滔以火线速度下达了处理蔡确的决定，可是却被一帮人给阻止了。朔党同仁们现身，机会来了，他们不动则已，一动则惊天动地，看似一点点的理由，足够让他们操作到打倒全部敌人，让新党万难翻身的程度。

之前隐藏在王岩叟背后的人走上了前台，朔党领袖刘挚，三巨头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他们是北方政客的代表。在洛、蜀两党两败俱伤之后，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宋朝的言官职位，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精密的人脉网络，覆盖着宋朝军、政、财各个角落。

吴处厚的信落在他们手里，就绝不仅仅是蔡确一个人的事了。他们指出，蔡确作为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前首相，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死党，都是危害国家败坏社会的奸邪小人，蔡确诗里的含义是这个集团的共识思想，蔡确有罪，这些人个个都有罪。

朔党由梁寿出面，把这些人的名单列了出来。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新党集团里大小干部都有份。由于这些人是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提拔使用的，这份名单又叫做“元丰榜”。

要记住元丰榜，要记住它产生的过程和时间，这是一切争斗的源头。世事复杂，很多貌似很成熟的人总是说，争斗都是相互的，是没有对错的。不，物种起源都可以逆流追溯到几百年前，发生过的具体事件怎么会没有对错、没有责任源呢？

元丰榜，是一切的源头。

这份名单报上去，高滔滔顿时神清气爽、老怀大畅。众位北方爱卿，真乃国家的传统栋梁，一切照办。当然，为了突出重点，蔡确仍然要从重处理……嗯，算了，还是由哀家亲自来办。

高滔滔找来了首席元老文彦博，问怎么处理蔡确。文彦博，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他就是例子。当年平定内敌支援西北的鹰派人物不见了，他对外非常的软，第一个赞同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给西夏；对内异常的凶残，他建议把蔡确贬过岭南，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去当官。

宋朝时的岭南地区是荒蛮之地，把半老的蔡确贬到那里去，和当年贬寇准到海南一样，是明摆着的政治迫害，要置蔡确于死地。

这个决定别说是新党，在旧党内部都通不过去。范纯仁找到了逐渐升到权力核心的吕大防说，岭南荆棘之地至今有七八十年没有政治犯下放了，现在贬蔡确过去容易，我担心不久之后斗争升级，我们一旦失手，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吕大防心惊肉跳，从熙宁到元祐，政坛风水已经换了三次，有没有第四次谁说得准。想来想去，他带人去见高滔滔，贬蔡确可以，换个人道点的地方成吗？

不行！

高滔滔厉声在垂帘后喝道：“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领袖发狠到这地步，谁还能说什么，蔡确就这样被贬到了南海之滨。随后是元丰榜上的人，各位新法名人们注意了，从这时起他们身边有无数只眼睛盯着，有天才的吴处厚为榜样，鬼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罪名掉下来，把谁砸成蔡确第二。

最小心的人是吕惠卿。他的处境是最尴尬的，旧党视他为死仇，新党看他是叛徒，里外不是人，天下虽大，他却没一个朋友，还要提防每一个人。

怎么办，还要生存下去，百般无奈，只好严格要求自己。在9年之间，他小心到连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他生怕自己稍一不留神得了感冒，都有人告发他在旧党领导下的光明世界里活得不快乐。生病绝不单单是身体的问题，心灵的阴暗才是主要原因！

其余的人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在不断地折磨下，有些人消沉了，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些人却在沉默中积聚着怒火，这是不公平的。当年新党上台，大批的旧党官员出京外职，可王安石从来没有迫害过他们，甚至给的职位都是肥缺，才造成了后来他们阳奉阴违扰乱新法。

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礼敬有加，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从始至终既尊且富。可是旧党上台，居然对新党大打出手，不仅后果残酷，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

新党成员李定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被大肆宣扬，用大文豪、万人迷的凄惨遭遇反衬新党都是小人；车盖亭诗案就被刻意地淡化了下去。两相比较，同样是文字狱，李定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朔党放了新党全体所有人。谁是小人，什么是恶毒，显而易见了吧。

这样的理念在新党人心里生成，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本来性格就强硬刚烈的那几个人。这时施压的人或许想不到，他们压抑的是火山，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等岩浆喷发出来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这时唯一的人性光辉闪耀在首相吕公著的身上。他在一片肆虐报复的疯狂中向高滔滔提醒——“录人之过，不宜太深。文景之治，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

高滔滔难得地冷静了一下，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没几天，吕公著居然病死了……

正文 第十六章 高滔滔摆乌龙

元祐四年，随着吕公著的去世，朔党把持了政治大权。宰相变成了吕大防，严格地说他还是比较公正的，是个做事派，对政治群殴没多大的兴趣。可是资历、能力都决定了他最多只是个正常运转的办公室，让宋朝的官方机构能每天开工而已。

天下是朔党大佬们的，他们每天意气扬扬指点江山追忆往事，寻找下一个可以撒气的倒霉蛋。可是新党都被打倒了，旧党里剩下的都是徒子徒孙加粉丝，从概率上讲，日子要变得乏味寂寞了耶。

别忙，三巨头之一刘安世在关键时刻有了新发现，给党内无处发泄斗争欲望的同志们找到了突破口，只是目标貌似太艰巨了些，居然是……皇上。不过朔党是什么，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开封城管级帮派，没有任何标的能让他们放弃。

事情是这样的，话说元祐四年年底十二月的某天，刘安世在自己的大宅里对一个老妇人大发脾气，说她根本不配号称是开封城里的妇幼协会民间主席，只是找一个奶娘嘛，整整一个多月了居然一个都找不到，他哥哥的孩子等着吃奶，快饿死了！

老妇人的表情很遗憾，她已经很尽力了，但就是找不到啊。为了证明她的能力仍然坚挺，接下来她透露了一个业内秘密——据可靠消息，皇宫正在搜集奶娘，一天就拉进宫十个以上，以此类推，开封城里的优质奶娘就此断销了。

刘安世大惊！这还了得，他是20多年的老资格京官了，皇城内外各路消息他都门儿清，尤其是皇室成员的资料，这是一个成功的京官必备的本领，让他随时决断出各种或凶或吉的事件真假。比如这时的奶娘事件，有奶娘必有婴儿，有婴儿必有孕妇，有孕妇必有男人！

那么谁是那个男人？皇宫搜集奶娘，只有代表了皇室的男性才有这待遇，有这待遇的男人只有皇帝，神宗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可能。

哲宗。

可哲宗只是个小男孩儿啊，他搞出了什么……

哲宗这一年是13周岁，放在21世纪是初中学生，严禁发展校园爱情；穿越到两晋五胡时期，以他的超阶贵族身份，已经可以为了某些利益结婚。

具体到宋朝，这个年龄一般来说不会当爹，可是接触到女性是很平常的事。既然平常，那么讲还是不讲呢？刘安世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讲。

但是得有策略，刘安世凭着自己多年从政做人的经验，把这事做得非常有技巧。他写了份奏章，直接询问皇宫选奶娘做什么，之后没等有官方答复，立即把帽子扣到了小皇帝的身上。警告他做皇帝的不能好色，更不能这么早就好色。

朔党同僚们闻弦歌而知雅意，一般暗地里纷纷向刘安世竖起了大拇指，一边精选人才，推出了第二道攻击波。创作组的重要成员范祖禹入选，由这位仅次于司马光的历史大家执笔，写了两份奏章。一份是给哲宗的，里面博古通今历数前代，把君王好色的问题推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简直是篇家国一体天人感应学说的范文。

另一份是给高滔滔的，内容就很不客气了，点出皇宫里全是女人，对男性的诱惑力太大了，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高滔滔本人更是有责任，她应该像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对待仁宗那样，既要爱，更要严，杜绝一切不良习气。

之后朔党同仁静等皇宫的反应。

看上面的举动，大家以为怎样？抛开刘安世、范祖禹是不是小题大做、没事闲的之外，对这两人做事的手法有何评价，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真是高明。

所谓避实击虚，直指要害。刘、范两人绕过了最大的暗礁，不仅表现得忠君爱国，还把真正的意思清晰地传达了进去。

奶娘事件有难言之隐。宫廷是什么，用不世奇人韦小宝的话来说，那是与妓院等量齐观的世间两大最虚伪、最污秽的地方。

只有外界想不到的，没有内廷做不出来的，尤其是人世间最敏感的男女问题。现在婴儿出现了，到底是谁生的，谁敢确定这孩子一定是小皇帝的龙种？万一是某位不甘寂寞的宫中贵妇的小麻烦，突然间由言官们以官方公文方式给挑明了，这个麻烦会炸死多少人？

从最开始直接推给小皇帝，彻底绕过这些，再给高滔滔写封信，点出宫里的环境有问题，其余的什么都不说，大家心照不宣。

以上这些，看着是不是很聪明呢，传说中的老谋深算啊。可惜结果一落千丈。很快高滔滔给出了答案，皇宫是在找奶娘，可不是因为哲宗生了什么孩子，而是为神宗最小的女儿准备的。

这简直是赤裸裸地骗人，高滔滔以一个活了60多年、生过4个儿女的老女人身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应该直接扔到猪圈里，让她去训练母猪爬树。

这时是元祐四年，也就是说神宗死了四年多了，以理论上的可能计算，他死后留下了遗腹女儿，最小也有3岁了，还需要奶娘吗？何况皇家有明文档案，神宗最小的女儿是哲宗的同母妹妹，后来嫁给宋朝开国大将潘美曾孙潘意的徐国长公主，当时都快6岁了。

根本没法自圆其说，可是朔党接下来的表现就好玩了。刘、范两人接到高滔滔的解释必须得有回复，他们居然是……原来是这样啊，臣等误会了。前面的奏章写得鲁莽，请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关键时刻拉松了。

这就是旧党里的精英——“朔党”的真实底蕴。敢于挑事，却虎头蛇尾。面对那么大的破绽，你倒是继续啊。这样就软了，如果高滔滔直接承认就是哲宗搞出了孩子，你们又能怎样？

完全不知所谓。

这件事不了了之，唯一的结果是皇宫里的小哲宗又一次被祖母大人恐吓了，这给他阴郁的少年时代涂上了更加灰暗的一笔。他是个非常罕见的孩子，心灵受到的每一次波动，都深深地印刻下去，变成一个个强烈的愿望。

在这时的宋朝，没人注意到一个少年的心情积累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多年以后，旧党的人才明白，如果说高滔滔有一点点像从前的刘娥的话，宋哲宗半点都不像宋仁宗！

可惜那时什么都晚了……

奶娘事件之后，朔党走到了顶峰，党魁刘挚高升，从御史台长官升为次相。这时放眼大宋官场，朔党根基之牢、人脉之广、党内之团结程度、党魁职务之高前所未见，从哪方面看，都必将形成吕夷简、王安石般长期执政的势力。

可刘挚连同庞大的朔党在8个月之后就灰飞烟灭了，只因为一封私人信件。

信写给一个哲宗登基前夕的风云人物——邢恕。邢恕是个有来头的人，他出身在程颐的学堂，受司马光、吕公著的喜爱，当官后一度和王安石走得很近，在新党集团工作，关系网横跨新、旧两党，生活那叫一个复杂。在复杂中，和刘挚有点交情。

这些年里，他因为当初押错了宝，一直在下面被贬来贬去，当刘挚升官时，高滔滔从百忙之中想起了他，决定一次贬个够，让他从西北过长江，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去体验生活。

邢恕悲愤，没这么欺负人的！五六年了，有啥过不去的仇啊，居然越玩越狠……他发誓要报复，可是眼前却只能听从命令。长途跋涉中路过了京城，他想了想，给刘次相写了封信。看在从前的情分上，给兄弟讲讲情吧。

刘挚一时心软，情是没讲，回了封信，里边有这么一句安慰话——“……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邢老弟你不要郁闷，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去吧，好好改造，等待将来的好运。

很平常、很正规、很温馨嘛，可是经过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之后，北宋官场的文字能力提高得实在是太快了，什么样的词句都能有新注解。

有两个京官，名叫郑雍、杨易，他们把“休复”定位成“复子明辟”，结合刘挚信里整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成——邢老弟你不要郁闷，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去吧，好好改造，等待太皇太后哪天还政。

还政，即“复子明辟”的官方用语，指的是高滔滔撤帘，把皇权还给小皇帝。郑、杨两人义愤填膺，刘挚当着太皇太后的官，居然盼着领袖下台，为将来做别的打算，他是个居心叵测的奸臣！

除了这件事，好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也被翻了出来。王安石变法之前，新、旧两党矛盾还没有激化时，刘挚在自己的家里指点过章惇儿子读书。

两件事合成的弹劾奏章送进了皇宫。

刘挚、王岩叟他们一点没慌。第一，说文解字的功夫他们更到家，郑雍、杨易想陷害他们，简直是妄想。作为朔党，他们的注解才是官方的答案。

关于章惇儿子的事，刘挚也给出了答辩，官员之间的走动很平常，就算不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也不能证明背叛了旧党。毕竟章惇本人都是刘挚带人赶出京城的。

第二，郑雍、杨易是御史台的人，刘挚作为前长官兼旧党前辈，应该万事好商量。

他们想错了，不仅看错了高滔滔，更不懂旧党集团的真面目。高滔滔看到奏章之后，先是惊讶接着变成了沮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官场符号，刘挚之所以当上御史台长官，凭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强忠贞作风，他是旧党里首屈一指的纯洁牌，哪想到背地里有这样的勾当。

反差太大了，高滔滔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甚至越是解释，越让她反感。

旧党集团的真面目更可怕，只要有人挑事，马上就一窝蜂地闹了起来，两三天里近20封弹劾信连续出现，形势急转直下。刘挚完了，整个朔党跟着他一起没落，九成以上的人被贬出了京城。

至此元祐年间的党争终于告一段落。事件很杂，人员倏忽往来，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看看旧党到底是什么。从司马光开始，这个被压抑了15年之久的官员集团一直在“战斗”。打击新党、自身分裂、洛蜀朔三党互斗，终于朔党独大，突然间涌现出了新秀……真是生命不死，战斗不息。

这就是在中国从南宋起，一直被元、明、清三朝歌颂膜拜，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被认可的君子群体。我实在是搞不清，这些人到底君子在哪儿？

站在时代的峰顶，引领着这些君子们长年累月的内斗，就是高滔滔的全部工作。除了这些，还剩下了什么呢？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随着旧党人员大量返京，神宗改革的官员制度被冲击了。这本身高滔滔是不在乎的，和儿子唱对台戏是她人生最大的快乐！只是官员变多了，收入变少了，开支都成了问题。

于是还要再裁员。

在旧党内部裁员是个地道的噩梦。没事都要掐得水深火热，现在想动俺的职位俸禄，来吧，你想怎么死？在这件事里，首相吕大防、次相刘挚反目成仇，大批的被裁官员拉帮结伙到御史台、知谏院告状，闹到后来，搅得高滔滔也不知怎么善后。

混乱中一个沉稳精明的人站了出来，出了个主意。他说现在不能硬性裁员，而是应该不再往现有机构里塞人。等到在职的人员不断老化退休后，人数自然就少了。至于时间嘛，会比较长，估计需要十年。

这个主意真好，立即被全体旧党官员接受，高滔滔、吕大防、刘挚都长出一口气，真是天才啊，居然同时符合了所有方面的利益。就这么办了。

我们细想一下，这真是个好主意吗？十年，这是在乱世中创建一个王朝的时间；是宋、辽两国从幽燕城下激战到君子馆失败，决定两国命运走势的时间；是王安石改革，全面改造一个国家每个角落的时间。在这里，居然是用来减化国家官僚机构人数的时间……

而官僚的一个最大的本质属性就是听命令，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合格的官员吗？

旧党同仁们已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政府要裁员，都得照顾体贴到他们的情绪才行。最后说一下，提出这个主意的人叫苏辙。

就是在历史里一向被认为精明、干练、独立、沉稳、有才的苏辙。关于他，我一直没有细写。第一，他身处在元祐年间，在这种大环境里注定了无所建树，没什么好写的；第二，从这件可以作为他政绩代表作的事件上，可以看出他的执政能力，实在没心情写。

不往现有机构里塞人，等在职官员自然老化退休，这样的确避免了眼前的争端，可是职能部门的活力怎样保证？整整十年啊，一群群既老且废还特别暴戾的临退休高级公务员们，不说临走前大捞最后一笔是古今中外的共识，能带给国家怎样的损失？光是占住了位置，压抑了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才，这种损失哪个国家、哪届政府能承受得了？

类似这种乌龙高氏政府在八九年期间摆了一道又一道，次数多了也很累，导致高老太婆的身体崩溃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元祐五年的秋天，也就是奶娘事件的第二年。

高滔滔生平第一次请了长假，好多天没去上朝。这下子旧党大佬们慌了，别看平时和高滔滔隔着帘子互吼，他们心里很清楚，高氏是他们的靠山，没了这人旧党根本站不稳。

以吕大防为首，三名宰执入宫探病。他们走进了宋朝当时最神秘的一座宫殿。

严格地说，这座宫殿既是高太皇太后的寝宫，也是哲宗皇帝的寝宫。这是宋朝前所未见的，自从登基以来，小皇帝一直睡在奶奶的身边，两者间只有一片厚重的帷幕。每天哲宗除了和各位侍读在一起学习的时间外，上朝时和奶奶坐在一起，下朝后和奶奶睡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在高滔滔的视线之内。

这也是里贾母对宝玉用过的办法，为的是防备宝玉和女孩儿们做出点什么。现在清楚了吧，在“奶娘事件”里哲宗有多冤，旁边三米开外就是高滔滔，换了他爷爷宋英宗都别想玩什么花样！

回到探病现场，走进寝宫，吕大防等三人看见的是厚重的黄色幔帐，床全都被遮住。哲宗站在床的左侧，吕大防等站到右侧。

“太皇太后圣躬万福。”这是吕大防的原话。

幔帐里传出了一个苍老愤郁的老妇人声音——“老婆待要死也。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

这是高滔滔当时的原话，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临死之际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心里话。她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每件事都是全心全意为了保护宋哲宗才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对得起宋朝的列祖列宗，保住天下的太平。这样光明正大的理由，以她走极端无所顾忌的性格，似乎问心无愧，哪怕死了，也心无挂碍。

真的吗？那最后两句怎样解释？

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

这两问，明显地泄露出她心里没底。她做了什么自己知道，空前的跋扈压制了皇帝在内的整个官场；军、财两大国政全废，国际地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国内政治一塌糊涂，党争之祸在她的手里生成，这是北宋亡国的原因！

不仅她这样，宰执们也心里有数，面对她的提问，吕大防等人沉默不语，根本不知怎样回应。难道他们能说皇帝不知道、天下不知道？

不想活了吧。

说皇帝知道、天下也知道……皇帝就站在他们身边，给一段历史盖棺定论还轮不到他们。沉默是难堪的，沉默有时也是结束，可就在这次谈话很可能就此结束时，一贯沉默、四五年里在官方场合一言不发的宋哲宗突然说了一句话。

——“大防等出。”

吕大防，你们出去。这是宋朝历代皇帝从来没有用过的语气，祖、宗、真、仁、英、神六位皇帝从来没有谁这样对宰相说过话，简直是往外赶人。

吕大防等人立即出去了，看得出小皇帝愤怒了，几乎没有掩饰的愤怒。他们根本没法想象，把他们赶走之后，寝宫里还会发生些什么。

小皇帝会对跋扈的奶奶做什么吗？在奶奶重病将死的时候。答案是不知道，史书里关于这个片断的资料缺失了，吕大防等三人退出后，寝宫里发生了什么，一直都是个谜。能确定的只是高滔滔的生命堪称坚强，她恢复了，很快又重新坐在了垂帘后面，当她的幕后太上皇。

哲宗也恢复了沉默，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哲宗奇特的、堪称宋朝皇帝中唯此一份的个性在这之前也曾经偶然流露过，据统计前后一共有四次。四次中有对大臣的，有对高滔滔的，每次都流露出哲宗无法遏制的情绪波动，他暴怒、他孤愤、他怨怼、他忍无可忍，可是都被无视了。

第一次是在神宗的葬礼上。当时的首相是蔡确，不管蔡确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甚至他到底是新党还是旧党，他对哲宗是非常好的。多年以后，哲宗亲政时曾深情地回忆，在刚刚即位的两年里，他身为皇帝可使用的餐具、茶具等，都是陶器。

是蔡确亲自过问，才换成了铜器。

在神宗的葬礼上蔡确很担心，宋、辽两国通好，像彼此皇帝的葬礼都会派使节来致哀。他担心哲宗太小了，突然见到神态凶猛衣冠特殊的辽国人会惊恐。于是他一遍遍地向小哲宗介绍辽国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习惯说什么话，唯恐漏掉了什么。

哲宗安静地听着，直到蔡确不说了，才问出一句话：“契丹人也是人吗？”（彼亦人乎？）

当然是。蔡确吃惊地回答。

更让他吃惊的是哲宗的下一句话——既然是人，怕他什么？！

那一刻蔡确一定看到了和刚刚死去的神宗一样的眼神，坚强、刚烈、骄傲的血脉，他当时仅仅9岁。

第二次是在皇宫深处的经筵学堂。年幼的哲宗在学习，有时高滔滔会来看他，偶然间发现了一件怪事。小哲宗不知为什么，使用的书桌是旧的。

换成新的。高滔滔下了命令就走了。可是几天之后她发现，那张旧桌子又出现了，哲宗还在使用它。高滔滔奇怪，这样一件小事，自己亲自下了命令，居然没生效？

问过才知道，是哲宗自己要求送回来的。高滔滔不解，她问孙子为什么。年幼的哲宗好一会儿才回答。

——这是爹爹用过的。

不知高滔滔作何感想，是喜是悲抑或是恐惧，这个孩子是这样强烈地热爱着自己的父亲，而她把神宗的一切都毁掉了。

异地而处，换作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这时都应该想到补救。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怎样挽回孙子的好感，尤其是这个孙子还是实质意义上的皇帝，是刻不容缓的事。

可是高滔滔不管，她的事业刚开始，外面全国上下划党派列名单政治运动热火朝天，她怎么能因为顾及一个小孩子的心情去破坏这些？开玩笑，一个能对自己亲生儿子都痛下杀手抹平一切的女人，会对儿子的儿子手软？

于是才有第三次。

这次发生在奶娘事件刚结束时，某天高滔滔在严肃、认真、积极、愉快地办公之后，突然间发现了身边还坐着一个人，她的长房长孙现任皇帝赵煦。这个一贯沉默的孩子，在奶娘事件之后变得更加的阴郁，可以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一言不发，像个没有生命的摆设。

高滔滔一时高兴，问了句话：“孙子，你看每天有这么多的大臣来说事，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难得一见的关心，真是皇恩浩荡，却不料哲宗的回答是：“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俾，指卑微弱小。整句话是说，尊贵的娘娘您都处分好了，还要我这个卑微的小世说什么呢？身为皇帝，说出这样的话，怨愤之心有多强烈可想而知。

可惜毫无作用，高滔滔继续我行我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于是哲宗的郁闷岁月在延长，看不到半点的光亮，直到高滔滔第一次病倒，他说出了第四句话。

“大防等出。”

结合前三句时的遭遇，完全可以体会出哲宗这时的心情。高滔滔躺在病床上向宰相们宣称：“……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说得多么的冠冕堂皇、博爱慈祥，想一想13岁的少年都被她“保佑”得一脸木然跟活死人一样了，亏她老着脸皮说得出口。

还当着当事人的面。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和侮辱！稍有一点点血性的人都没法再忍耐。哲宗小小发作了一次，把吕大防等外人赶走，这透露出他当时的难堪。

高滔滔是怎样待他的，他知道，这些宰执们更知道。就是这些人，每天上殿奏事，眼里只有高滔滔，根本毫不理会他这个皇帝。在他亲政之后，有一天他忍不住对父亲的臣子，那些新党成员，如章惇等人说出了真相——“每大臣奏事，但决于宣仁后，朕每日只见其臀背。”

这些势利眼的大臣们，有高滔滔撑腰，把宋朝的皇帝都忽视掉。每天都面向着垂帘后面高滔滔的方向跪拜舞蹈，哲宗只能看见他们的后背和屁股。这在儒家学说里是重大的邪恶事件，为臣不忠，无礼于主上，没有比这更重大的罪恶了。

联想下前面洛蜀朔三党争端里那些因为只言片语就指对方是奸邪小人，甚至捏造事实曲解本意搞文字狱的行径，和这种大罪比怎样？这就是旧党君子们的真面目。

吕大防等人都在其中，现在高滔滔当着他们的面问出这样无耻的话，让哲宗无地自容，等于是当着臣子们的面打他的脸。不赶他们出去，难道还要给他们继续演戏的机会？

当天的事过去了，随着高滔滔恢复健康，世界变得和从前一样。他继续忍，局面不仅没有好转，忍的方面反而变得更多了。他一天天地长大，到了17岁，一件人生中必须要做的事摆上了桌面。他到结婚的年龄了。高滔滔海选天下官绅士族，以她自己的喜好，给他选出了皇后。

皇后姓孟，是一个安静、有礼、体贴的好女孩儿，出身不算很高，但是足够高贵，她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可惜事情和高滔滔挨上了边儿，一切就都变了。孟皇后是两宋所有皇后中命运最颠沛流离、最奇特、最反复的一个。究其原因，就在于她是高滔滔选的，不是哲宗本人选的。

亲手导演了这出悲剧之后，高滔滔的生命圆满了。在外部，她摧毁了宋朝的军事优势、经济根基，政治也一塌糊涂，让官员队伍自相残杀，埋下炸毁王朝的地雷；在内部，她在宋哲宗从9岁到18岁，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发育阶段始终郁闷怨愤，不仅导致他性格变得偏激，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导致哲宗英年早逝。

而且临死前还尽最后一份心力，把哲宗的婚姻给毁了。这让哲宗后宫生活长期不和，始终没生出健康的儿子……死后只能从兄弟中选继承人。

这样的奶奶，让人说什么好呢？

高滔滔的生命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走到了尽头，七八月间她觉得自己不行了，又一次把宰相们召到了病床前，这一次她显得非常伤心。

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因为受到了神宗皇帝的临终托付，才和官家升殿听政。九年过去了，你们说心里话，我曾经给娘家人什么好处吗？只因为必须做到公正，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死了，都没有见到。”说完她流下了眼泪。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她这时说的是实话，流出的是心底里真正酸楚的泪。人之将死，她再没有必要虚伪。

也因为如此，可以看出她真正的问题。头一句话，她给自己正名，之所以垂帘听政，都是神宗安排的，她没有贪恋权位。

可信度有一半。哲宗实在太小了，神宗临死前只能托付老娘，这合情合理。但是另一半呢，神宗准许她垂帘听政，只是要她当监护人，谁让她以母改子颠倒乾坤的？难道这也是神宗给她的权力？

更何况哲宗17岁大婚了，她仍然不还政，这仍然是她不贪权？

活见鬼！

至于9年期间对娘家很吝啬，这实在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往高处拔的话，她抑制了外戚的实力，避免了汉朝时母党的嚣张。可这是宋朝啊，以前那么多的皇后，见过哪个的娘家出格过？她把这个当政绩，实在应该去买张逻辑卡去充值。

就像她随时可以扮演武则天，只是由于道德太隆重了，才不忍心似的。

她应该做的，是坚持宋朝的传统，对皇室、后族成员大发赏钱，高官大爵钟名鼎食，无穷尽地享受，却不给半点实权。这样既雍容又平安，有必要弄得刻意去压制娘家人，显得自己多清白吗？

说得刻薄些，农村的老太太才讲究这些，女人顾娘家是没教养。最后儿子女儿病了死了不去探望，这让我很无语，实在想不出有任何崇高的地方。翻开宋朝历史，赵光义病重时赵匡胤去探病了，拿起艾火往自己身上炙，试探痛感，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长兄对幼弟父亲一般的疼爱。

真宗为年老的姑母做寿，像对母亲一样尊重；仁宗给失明的长姐舔眼睛，让整个亲族感动。与这些对比，高滔滔简直是不知所谓。毁掉长子一生业绩、压抑孙子直到临死、儿子女儿病重身为母亲不去看望，种种劣迹加在一起，说她天性凉薄已经很厚道了吧。

平心想来，她也不是天性凉薄，她是笨。假定上面她临死前所说的话都是真心的，那么“笨”是她最明显的属性。

证据是她的眼泪。

把什么都做错了，哪一点都经不起推敲，她本人却被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是超越了凶狠、奸诈、厚黑等传统政客精神内核等级之上的超级存在——纯天然。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回首一生，什么都是对的，这样还需要什么奸诈厚黑之类的东西吗？这实在是最可怕的一种人，这种素质像雨点一样砸向大地，无数的人身上都带着这种特质。比如说超级倔的车夫、特别粗暴的店员、比公安局长还牛的看门人、每个男人婚后十年以上的老婆，当然也有超级富翁、国家总统、艺术大师、超级特种兵。

也就是说，能力上有差别，性格上差不多。在宋朝，两大代表是王安石、高滔滔。

两个极端自信、永不言错的人，他们带领宋朝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同时都坚信自己才是最正确的。怎样才能区分他们俩呢？简单，一个聪明，王安石；一个笨，高滔滔。如此而已。

自信与顽固，真的只差一点点啊。

所以做人，不管能力怎样，还是要保持着一些清醒，经常怀疑一下自己。有个圣人不是说过吗，“一日三省吾身”。

高滔滔死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死时带着很深的忧虑。她仿佛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把之前贬出朝廷的一些重臣召了回来，重新安排到重要岗位。比如苏轼、范纯仁。这是她为保住自己创建的理想社会留下的最后一道保障。

关于她，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她的安葬规格。作为太皇太后，她的墓本应是园陵，可是建成了山陵。那是皇帝才有的资格。她的随葬物使用了纯金，而宋英宗、宋神宗只用了镀金。

她生前一直自我标榜、最自豪的一点，是节俭。

高滔滔死后的一个多月是宋朝近10年以来最安静的日子，没有争斗，没有诬陷，没有黑名单和派系，笼罩在开封城上的政治空气是透明的。

久违的清新宁静终于又出现了，这在仁宗去世之后，已经有近30年没有过了。多么美好的日子，最后还是被旧党人打破了。

吕陶和范祖禹，这两位神仙哥连篇累牍地写了好几篇奏章，表达了他们很着急很焦虑的心情，至于原因，只是因为小皇帝太安静了。

吕陶的奏章里说：皇帝你好，这一个多月里你都在想什么呢？估计你啥也想不清，所以我指出两点。一、不管你要起用谁，要做哪些事，都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二、关于伟大的故太皇太后，她是我们完美无瑕的太阳，哪怕陨落了，也不能怀疑她曾有的光辉。我建议你向仁宗皇帝学习，当年刘太后去世后，他下令不许任何人议论天圣年间的是非，保证了朝局的安稳，更维护了刘太后的尊严，同时也造就了仁宗自己的孝子之名。这才是你应该所思所想所要做的事。

奏章送进去了，哲宗继续安静。

吕陶们先是迷惑后是愤怒，这个破小孩儿变坏了，开始不听话了！这还了得？范兄，请你接着上，不服就整服他。

范祖禹刚想出手，局势有了新变化。哲宗颁布了他亲政以来的第一条命令，给六个内侍复官。范祖禹立即抓住了新重点，奏章就拿这件事说起。他说：皇帝你好，你现在亲政一个多月了，天下人都看着你，你没有施行一个善政，没有访察一个贤人，却给身边的太监升官，这会让天下人说你闲话的，能不能注意点？

哲宗仍然保持安静。

范祖禹火了，没回答是吧，我要求追回任命太监的诏书。

哲宗还是安静。

范祖禹决心顶到底，他要求面谏，和皇帝当面说清楚。

这次哲宗同意了，给了范祖禹当面说话的机会。范祖禹不愧是位在斗争中幸存的精英分子，见面之后他立即把太监扔到了一边，说起了整个旧党集团达成共识一致关心的问题。

怎样打压新党集团，防备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危险。

范祖禹发挥自己宋朝公认的唐史第一大家、还活着的人中第一历史大宗师的功力，全面回忆从熙宁变法到元丰改制这十五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论述从王安石到蔡确、章惇每一个变法派高层的奸诈本性。长篇大论精彩纷呈，说了好半天，发现哲宗仍然还是安静。

时间到，他只好告退走人。总不能拎起哲宗的领子，命令皇帝一起高喊变法派该死吧。

消息传开，旧党一片茫然，小皇帝到底在搞什么？这样安静，实在让人心惊肉跳。不过也很可能什么都没搞，因为他和高太皇太后在世时一样嘛，一、直、很、安、静……安静中有的人变得松懈，有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闪人。

在斗争中幸存的人都有独特的预感，尤其是那些被斗争的人，比如苏轼，他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地逼近。

他的预感对了，不久之后，哲宗全面开始对章惇、吕惠卿、曾布等新党人复官。复官，并不是一下子恢复到原来的官职，而是一点点地向上升，从闲散的、只有工资没有权力的“宫观”职，比如章惇这时是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只是主持了一个道观。

从这个基础上升起，给一点点的小实权。

只是这种程度的升职，苏轼立即决定撤退。他写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放。哲宗同意了，在临走前苏轼写了一份奏章，这份奏章在历史上很有名，因为历代公认，苏轼当时说得太理智、太耐心、太切实了。

里面说：“……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换成普通话，他说，皇帝你是超级天才，年龄处在最好的阶段。臣希望你放弃高傲遵循道理，在什么都没有去做之前，先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臣子们的心性。要观察三年，等你看得清楚，心里有底，然后再找个好机会开展工作。这样，你做了之后，天下苍生才不会产生怨恨，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看似合情合理，哲宗的反应却是厌恶。为什么呢？我们切换视角，以哲宗的眼光来看就会明白。

关于吕陶，他提出的两点让哲宗蔑视。自从亲政以来，哲宗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会怀疑到新党重新登台？开口闭口是国家利益，似乎只有旧党才能代表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引用新党，就是败坏国家利益了？

谁给你的唯一确定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

第二点让人更加忍无可忍，以高滔滔九年来的作为，哲宗身受其害，不追究也就算了，吕陶居然要求哲宗出面，去压制要求清算的声音。士可忍孰不可忍，尤其过分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还搬出了仁宗对刘娥的例子。这简直是荒谬。

试问刘娥改变过真宗的国策吗？她唯一废掉的是真宗时代的拜神风波。透过这两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吕陶的小心思，不用新党、尊崇高滔滔，这两点达到，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出这两点，哲宗能保持沉默已经相当有涵养了。

关于范祖禹，他提出的太监问题看着很正义、很光明，里面却有内幕。首先注意是复官而不是升官，这个区别很重要，意味着这几个太监以前是被贬职的。被谁贬的呢，之前的时代高滔滔一手遮天，只能是她。事情清楚了，这些太监得罪了她，而哲宗急于奖励他们，证明当初发生的事是因为哲宗而得罪了高滔滔。

忠于皇帝的，难道不是忠臣？为什么不可以表彰？

答案是不可以，以旧党所坚持的真理标准，内侍一律都是小人，不可以亲近，不可以封赏，实在要赏，也要排到正人君子之后。这个理论看似不错，至少汉朝唐朝的历史证明了太监真是妖孽一般的生物，他们强大了之后，大臣、皇帝、将军、国家都会死得难看。

所以必须压制，不能给好脸。

但是哲宗最生气的也正是这一点。

太监不好，可太监忠于我；你们大臣好，可都做了什么？众所周知，哲宗极为尊重自己的父亲，他的一生都沿着父亲走过的脚印前进。

他也爱自己的母亲，他像天下每一个儿子一样，希望母亲健康、快乐、尊荣。可是，这些他都做不到，在奶奶高滔滔、旧党大臣们的压制下，他既没法延续父亲的事业，连母亲应有的权益也不能维护。

哲宗的母亲姓朱，开封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里；她的父亲叫崔杰，很早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她改嫁朱士安，因之姓朱。这些她都不知道，甚至对朱家的印象都很模糊。她还在童年时，就被寄养在一个叫任廷和的人家里。

一个失去生父、继父也不愿养在身边的女孩儿，生得还很美丽，她的命运会怎样呢？很简单，几乎没有例外——及早嫁出去。幸运的是，朱氏“嫁”进了皇宫。说嫁其实是不标准的，她最初只是一个御侍，一个没有身份的下人。不过根据皇宫法律第一条，皇帝对所有女性都有合法侵犯权，说嫁也能贴一点点的边儿吧。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被神宗侵犯了，命运随之改变，她居然怀孕了，这孩子就是哲宗。从这时起，母以子贵，她一步步在杂乱森严的后宫里有了地位，再之后，她又生下了蔡王赵似，以及几位公主，成了一位身份稳定的贵妇人。

身份巨变，她的想法却不多。神宗的儿子很多，哲宗只是第六子，以这样的排名顺位，加上她本人低微的出身，根本不能去想什么。奢望会害死人的，只要她的儿子都健康，两位亲王封号稳稳到手，她也就知足了。可是人生只在潮流里浮沉，谁能主持自己的命运？到神宗去世前，哲宗的五位哥哥全都病死了，他变成了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哲宗登基，当上了皇帝。朱氏身为皇帝的生母，地位反而走低了。高滔滔从前是跋扈型的儿媳妇，现在是凶狠型的婆婆，她从当年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了真理，想独霸后宫，必须压制每一个敌人，哪怕是潜在的。朱氏首当其冲，首先是不给名分。

朱氏本应是皇太后，只给了皇太妃。皇太后是神宗的正室向氏。向氏出身名门，是从前名相向敏中的后代。在高滔滔的眼里，她是没威胁的，第一早就服了；第二向氏没儿子，注定了是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拿她去打压朱氏，真是绝配。

下面是具体的打压手段。

经大臣们提议，高滔滔批准，在神宗去世的三年内，皇太妃要服丧，衣服褥裍等用品的颜色要浅淡；每年的生日、例行年节日，所得物品及冠服的等级颜色，比皇太后减损五分之一；出行时只可用青色伞，乘车用肩舆，俗称檐子，不许用皇太后标准配置六龙舆；每月费用与其他嫔妃混在一起，不单独别立；不立宫殿名；不许单独走皇宫正门宣德门。

三年过后，可以使用红色伞，不许用黄色；用五龙舆；不许单独走宣德门。

这些不公平，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不仅没法改变，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上朝静坐之外，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

这些，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九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都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想来，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九年里他做过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记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则可以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十五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来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九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有点绕，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废除了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搞得农民很穷；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一直没结果，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他去，争来争去定不下来，水灾越来越大；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希望边境安宁，没想到适得其反，异族人气焰嚣张，胃口更大了；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商业活动反而滞殆衰弱。世界上的事，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结果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必须改，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

大家觉得怎样，冷汗下来没？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从农业到科考、从役法到救灾、从商业到外交，统统地失败。

很震撼，一般来说，这样全方位的否定，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不这样说，就没有推翻的理由。

可这是顺延时期的宋朝，至于这么血淋淋地批判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哲宗亲政之后的政治精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谁在这九年里干了什么，都要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首先从施政纲领上做起。

这种全面的否定在九年前出现过，高滔滔、司马光把熙宁新法全废了，如果不是抱着全面的否定，怎会做出以后的事？既然做了，就不要怪受害人反击。

这道考题发下去后，新、旧两党的新一轮战斗展开了，各自的先头部队在考场里就地厮杀。第一轮由考生们出场。

面对考题，考生们知道这已经是新一届政府的政治大方向。有的人很清醒，记得自己是为什么来的，顺着潮流走，才有眼前的功名，他们选择了批判；有的人勃然大怒，恨不得在考场里喊口号找同志，立即反批判。

这种人是主流，九年的老式教育，他们本身就是“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这伙儿的，头一句就被骂了，拿什么不生气？

愤怒中他们有不同的发泄方式。

有一个叫尹焞的人出了最大的风头。他看过考题之后二话没说站起来交了白卷，就出去了。走出考院之后他对着外面的人群说了一句话。

——难道可以这样去博取功名吗？

说完直接离开了京城。他身后是一大片旧党人激动欣赏的目光。这真是个卓尔不群的好苗子，他是谁，谁教出来的这个君子仔？答案很快出现，尹焞，洛阳人，圣人程颢的亲传弟子。堪称根红苗正，旧党里的旧党，从这一刻起，他成名了。

其他的人选择了更实惠的方式，他们精心构思写了一篇篇的反批判论文，反驳李清臣在考题里对元祐政绩的指责。

这种行为在明清两代够杀头的了，没事都能搞出来文字狱，何况这样明目张胆拉帮结伙地搞事。可是在宋朝很平常，指责政府，甚至指责皇帝，都是气节学识的表现。想当年二苏兄弟考馆阁就这么做过，为了成功率他们定下了一正一反的策略，由苏轼演红脸，赞美仁宗抬高时政；苏辙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宗骂了个狗血淋头，连带着韩琦等大臣也没跑了。

事后怎样，苏辙啥事也没有，这时都做到次相了。

第二轮战斗在考官中进行。卷纸收上来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选谁？贬谁？出乎意料，反驳派居然赢了，主考官站在了旧党的一边。

问题严重了，这个结果相当于哲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施政方向刚出炉就被否定，让天下人怎么看，让他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展开？没别的办法，面对反抗，必须打压下去。哲宗宣布这次考试作废，还是原来的题目，重新考。

这一次换了考官，终于选出了熙宁新党的追随者。

哲宗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信息传出去了，相信影响很快就会波及全国，同时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也会随之改变。新党新政，当年的盛况终于要重现了……他高兴得有点早，他把事儿挑明了说，仍然有人敢反对他。

苏辙。

这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乖乖宝、沉默好人的小苏同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写了两份奏章，第一份的内容太彪悍了，就算司马光从坟墓里爬出来都别想猜到。

他说，我看到了这次的考题，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捣毁元祐政事，要恢复熙宁新法。这样做您错了，您不知道神宗的真正理想，我们在元祐年间做的，都是神宗的遗愿，都是为国为民为先皇为陛下，半点错都没有。

这是总前提，下面是核心。

——“……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历史，之前司马光之所以敢废除新法，是在“以母改子”的理由下进行的。哪怕是牵强，毕竟抬出了长辈。可苏辙这时说，政治上有错误，哪朝哪代都出现过，父亲做错了，儿子来补救，这是圣人提倡的孝道，是崇高的品德。

崇高你个眉山猪！哲宗气得要爆炸了，苏辙把这九年里高滔滔、元祐党人做过的事都扣到了他的头上，是他废除的新法，毁了神宗的业绩，居然是他！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堂堂的副宰相、大文豪居然当面撒谎，把满世界都知道的真相让受害者承担，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吧。

写到这里，还只是这份奏章里的一部分。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生动形象，苏辙接下来举了个例子。他说当年汉武帝对外开战，大修宫殿，把父祖两代积攒的国库都花光了。于是把盐、铁、茶等国民命脉收归国有，弄得民不聊生，差点动乱。

他的儿子汉昭帝任用霍光，把苛政废除了，天下才重新安定。

言下之意，宋神宗就是汉武帝，同样对外开战，对内剥削，搞国家垄断，压榨民脂民膏，幸亏死得早。现在哲宗登基，好比是汉昭帝，事实检验真理，废除苛政是唯一出路。

而且您已经这样做了……当然，不管是不是摄政王高滔滔的具体实施，都记在您的名下。现在盛世已经来到，长达九年的内外平安，千万不要破坏它！

文章到此结束，宋哲宗已经说不出话来。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才华、怎样的胆魄，才能一次性地否定两位政绩卓越功在千秋的进取型皇帝呢，尤其是能逼着现任皇帝去否定、去更改、去补救自己父亲的“失德失政”。

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确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确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没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听点，也得饶蔡确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确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同情心杀死，她不惜赤裸裸地说出真相，把之前公开定案的理由推翻。她说，蔡确的罪不在那几首诗上，而是他对国家利益有害。为了公益，他必须死。接着她问在场的顶级大佬，爱卿们，这事儿关系重大，你们怎么看？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先表了态，刘挚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中，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回到现实，经过回忆，哲宗明白了苏辙的本质，事情会变得简单了。哪怕面对再大的挑衅，为了目标的顺利达成，也要忍住。他选择了继续沉默，他绝不想像元祐年间那些大臣们隔着帘子和高滔滔互吼，在吼叫中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邪门。

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正文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胜负，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大河里尽情折腾。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之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神宗盛德大业，跨绝古今，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九年之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九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

这个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儿们集体发抖，这招儿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有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极力避免这种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胜后，把手下与袁绍暗自勾结的书信当面烧掉，一概不问，立即稳住了军心士气。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么可以主动窝里反？

乍听觉得说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战时，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的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的文官就应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

张商英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了第一个目标。苏轼，这个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九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边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实在是高。把人气得抓狂，还拿他没办法。谁让人家的文采好呢，还有高滔滔罩着。但是啥事都怕万一，高滔滔是人，她总要死的。而文采，永远是文字狱的化肥+发酵粉。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还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复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闸了，他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受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这两句话稍微翻译一下，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互相怒视拿目光杀死你。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些，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过之后是付账，苏轼在六七年之后被定案，他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广东英德）去反省。

他是继蔡确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虽狠，但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九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老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料到的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和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九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确到底有没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于岭南。

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统统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比如贬刘挚——“……始以傅会权臣，奉承风旨，既又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诬底圣考，愚视朕躬。”

说得挺狠，但句句属实。在朝廷里搞小集团，说他“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不亏他吧；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说他“诬底圣考”没错吧；眼里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说他“愚视朕躬”准确吧。

很解气，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

——“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

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苏轼捧、他贬，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哪儿都是毛病。当时就犯了众怒，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什么手段没见过，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

立心不正。

后面的几句是重点，翻译成现代话，是说神宗死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老奸擅国），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

老奸擅国，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面对这些，哲宗犹豫了。九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可是一来他不想刚开始亲政就手段暴戾，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家丑不可外扬，皇家的体面要紧。

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你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你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独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要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取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陈瓘说得有道理吗？看似有理，中国人一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搞来搞去折腾几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横飞、自虐自残，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情绪内核到底怎么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确。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谁给他的权力，把新党归为“左倾”、旧党归为“右倾”的？谁说两个对立的团体必须是左右对称型的，为什么就不会是旧党是左或者右，而新党是船中央？！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谬不可言。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见了活鬼！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拜托脑残无耻也要有个界限。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之所以我要着重地提出来，是发现它历久弥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1世纪都有市场，实在没法不重视它。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九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脑子没被门挤过的，都知道后果是安乐死吧。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的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卑鄙手段，目的无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往往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树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乞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光风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可居然写进了宋史列传里，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可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讨账，想真正两清，旧党还得给出九年的利息。

年底时重拳出击。

以蔡卞为首，新党组成的史学团队耗时一年，拿出了新编的《神宗实录》。这是针对由高滔滔主持，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修撰的第一本《神宗实录》的反驳。新、旧两本书差别非常大，简单地讲，神宗即改革，两者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很多的事截然相反。

把这本书重写，一来给神宗正名，二来给改革派正名，这是清算运动中的坐标，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个东西，章惇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

之后的事是痛快淋漓的扒皮章成名经过。

先是把范、黄、秦等当年的主编贬职流放，接下来哲宗在第二年的郊祀大典上宣布，所有元祐时期的罪人遇赦不赦，永不录用。再到年底，打击面扩大，从元祐各大臣波及中层干部，导致开封官场大换血，各个职能部门变成了新党天下。

新党集团从这时起，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

第三年，旧账翻到了奶娘事件上，刘安世、范祖禹被再次降职，从长江边贬到了广东海南。这时章惇快意恩仇，看这些贬职的过程，扒皮章根本就没把旧党大臣当人看。比如刘安世从南安军（今江西大庾）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时，章惇想了想，不经意间想起了一些传说。

传说刘安世命硬，他妈妈在怀孕期间进四川，从马上摔进山谷，大家都以为她死定了，没想到一棵大树接住了她。这是没出娘胎第一劫；长到10多岁时，刘安世得了眼病，远近名医束手无策，眼看着生活没法自理变成残疾，可是一位兽医出现，居然把他治好了……之后否极泰来中进士当高官，位极人臣。

大家都说刘安世命真好。

是吗……章惇看了看地图，你命好，那再往南点，去昭州好了。

以此为例，把贬人当游戏。苏轼字子瞻，好，去儋州；苏辙字子由，查地图没有由州，找个形近字吧，由与田相近，贬他到雷州；刘挚字莘老，莘、新同音，贬他到新州。

其他人以此类推，九年间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元祐党人成了章惇的玩具，生死荣辱全在他一念之间。回望屈辱，这是大丈夫牙眼相还、酬恩报怨，不亦快哉！

可向更远处回首，当年满怀兴邦救国热情的青年到了哪里，这时满心酷戾一意泄愤是他的本来面目吗？

所幸的是，章惇始终没有忘记新党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没像那些卑污的旧党人那样除了党争之外什么都不做。在他的领导下，宋朝迅速焕发着生机，很快就取得了神宗朝都无法想象的辉煌。

正文 第十八章 西线百年第一人

生机与辉煌是同步出现的，分别体现在国家的内外两端。生机遍布在全国每一个角落，在元祐九年里荒废的农、商各项指标随着熙宁新法的恢复逐渐上扬，这是个缓慢提升的过程，急不得，更不能急。

辉煌从边疆传来，终北宋一朝每一个君主都致力于开疆拓土，恢复汉家故有疆界。这方面宋太祖干得最漂亮、宋太宗做得最崩溃、真宗仁宗互有胜负、神宗最有突破，熙河地区的收复是空前的创举。

而最震撼人心让举世震惊的，是宋哲宗。

哲宗朝深深地打下了他年轻、奋锐、睚眦必报、偏执一样的上进心等精神烙印。当然这里也饱含着北宋史上堪称最强硬、对内外一律铁腕的宰相章惇的行政风格。具体到辉煌的边疆，是另一位姓章的大臣的功劳。

章楶。

都姓章，和章惇有关系吗？没错，这两个人都是福建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严格地说，从官场上的发展来看，他比章惇这一支要快得多。章惇一支最早当官的是他父亲，章楶在爷爷章频的时候就登堂入室，做到了开封城里的御史。

只是姓章的人似乎天生和女士们犯冲，章频对当时的章献太后刘娥很不柔顺。结果可想而知，对宋真宗都不大柔顺的刘娥哪受得了这个，直接把这个南方倔老头儿赶过长江，回老家反省去了。

等章楶长大时，他得从头做起，一步步考上去。这没什么，章家人最不怕的就是考试，比如章惇，本来考上了都不报到，因为他侄子比他的名次更高，他宁愿回去再忍一届，也绝不丢这份儿。虽然这个侄子比他整整大了10多岁。

轮到了章楶，科考变得更诡异。到了京城正温习功课，突然传来了个消息，他父亲在魏州出事被关进监狱了，案子很急，马上开庭。考试重要，老爸更重要，章楶没有选择只能请假往魏州赶，给老爸打官司。当时的考官们看着章楶，眼睛里充满了遗憾。

章孝子，魏州虽然离开封不远，可来往的时间加上官司流程，这一科你是不用想了，准假的同时，就是在跟你告别。但是很快他们就惊呆了，章楶几乎是闪电般赶了回来，不仅赶上了开考的时间，还带回来了洗清罪名的老爹！

牛，这是北宋史上最牛的一个考生了。更牛的在后面，也许是杀到魏州给老爸当讼师的过程太刺激了，章楶的状态大火，他的成绩是当年的礼部试第一名。

以这种成绩进入官场，章楶的仕途一片光明。他从陈留知县做起，一路飙升到提举陕西常平、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入为考功、吏部、右司员外郎。按现代的职称来说，他是从县长升检察院长再升省长，成为方面大员，之后一步登天迈过最关键的一步，进入京城当上了部级官员。

顺畅得让人发疯的过程，止步在高滔滔的面前。没有什么能摆到台面上的过失，他被踢出了京城，到西北边疆上站岗。显然，这是元祐年间官场重新洗牌的一个小缩影。之后历史证明了，这是章楶人生中的一个小波折，却是整个宋朝国运走向的一个关键契机。

章楶到了庆州，面临着宋朝边境上最黑暗的时代。之前哪怕是李元昊时期，宋朝节节败退，也始终保持着抵抗与反击。可这时高滔滔与旧党要求边境时刻保持微笑，对西夏人必须友好，哪怕他们拿刀子砍过来。

那么事情简单了，西夏人每年都拿刀子砍过来。当时西夏掌权的梁乙逋砍得兴高采烈，每次都带着血淋淋的刀子回国，向李元昊的子孙族人们叫嚣——以前嵬名家族的人掌权，有没有我这样的战功？南朝有没有这样怕我们？

西夏人举国欢呼，新时代到来了，他们每年随时杀过边境去抢汉人的东西、汉族的美女，能遇到的抵抗只有少数几座大城的城墙，除这之外随便杀随便抢。要是在野外遇到了宋军的袭击，那简直是再幸福不过的事了，一个外交抗议就能让宋朝当局自己去惩罚这批不开眼的宋军，之后带着道歉慢悠悠地回国。

如果某时手懒，实在不想动，也有天上准时掉下来的大馅饼往他们的头上砸。宋朝就是个不折不扣纯度极高的贱人种族，别管被砍得多惨，每年的岁币都会准时满额地送到。

屈辱吗？难堪吗？旧党人半点都不觉得。在国境线以内安全地拿着丰厚的年薪，每天杀完新党杀旧党，杀完旧党杀派系，杀来杀去也是很威风的嘛！

章楶就是在这种局面下来到了边疆，他知道自己是旧党严厉打击仔细看管的对象，可并没有选择小心做人装傻保命。从这一刻起，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足以告慰神宗在天之灵，都是王安石、王韶等改革前辈梦寐以求的中兴盛迹。

章楶上任后悄悄地做了些手脚，在环庆路内修了些不大起眼的堡砦，把庆州城里的直属边防军派出去，远远近近形成了有层次感的防御圈。

这是他为边防做的第一次努力，也是他第一次违反军规。

这时要体谅一下旧党人的幻想，他们在外交上一点都不古板，相反非常爱做梦。在他们的心里，西北完全可以复制东北的局面。辽国人之前也和宋朝打得你死我活，规模比西北大多了，后来通过忍让协商不是达成了兄弟友邦吗？

可以感化契丹，同样也能感化党项。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不过遗憾的是人种基因决定一切，契丹人虽然凶狠但重视合同，党项人软弱些可是有足够的猥亵，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信用”这两个字怎么写。

但这并不妨碍旧党人继续做梦。感化和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有耐心，体现在边防上，就是各处边将必须保持忍让。至于安全嘛，各州的主官们都很安全，比如庆州的城墙足以保证章楶平静地躺在里面，等待西夏人的感化进度。

章楶没那耐心，他的小动作越做越多，渐渐地环庆路变样了，好几次西夏的邻邦友人们进来打劫都满头满脸血地往回跑，次数多了之后，西夏当局憋不住了，集体认为这是对西夏尊严的挑衅，是对党项人良好心情的践踏，是对梁家尊严的亵渎！

一长串的愤怒之后，被亵渎的梁家人派出了他们的大领导，西夏太后梁氏御驾亲征，率领10万大军杀出了国境。

梁家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声东击西，先奔向了奇鲁浪，那是宋、夏边境上面对泾原路的前哨，等着宋军作出反应向泾原集结后，突然转向杀奔环庆路。

完美的佯动，由全骑兵兵种的西夏人实施，10万兵马疾风掠过平原，迟钝懦弱的宋军注定了失去先手。并且早就打听明白了，环庆路全军只有蕃、汉掺杂的5万人，只要第一击足够沉重，宋朝的大门立即就能被砸开……为所欲为，是多么开心的习惯！

梁氏和西夏大兵们都在这样想，一周之后他们变得欲哭无泪，事先怎么能想到呢，他们面对的章楶是集宋朝自从第一代抗夏将范仲淹、韩琦等到熙河战役的王韶，近60年来集所有名将特点于一身的怪物。

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章楶做不到的。

战争开始时一切正常，西夏人怎么打怎么有，一路推锋直入，接战的宋军、修建的砦堡，坛坛罐罐被他们砸了个稀巴烂，到后来远远地看见他们杀过来了，宋军直接撤退，那模样真是再纯粹没有的元祐牌。

这时他们当然不知道，章楶给出的第一条军令是命令负责抵抗的宋军“贼进一合，我退一舍”，让他们尽情地打。

直到打到环庆路中心，庆州城下。到这里任是谁也有点累了，就算是无敌型的拆迁队这么一路搞过来，也得喘口气喝口水。

喝下第一口水，西夏就注定死梗了。章楶是个非常彻底的人，他把庆州城附近的水系里都下了毒，你们人多马多是吧，除非能回西夏运水过来，不然只有全体中毒一个下场。

这招像谁，很有高滔滔她叔，当年第一衙内高遵裕的影子吧。之后章楶变身范仲淹，铜墙铁壁流出现，庆州城下10万多西夏兵玩命地攻城，打来打去只是用人命去换砖头。

这样的买卖没法做了，集体中毒加上又高又厚的城墙，一向作威作福无法无天的梁氏也觉得希望渺茫。好了，发挥老传统，收兵回国沿途抢劫，捞一票肥的当旅差费。

这次开始时仍然很正常，他们保持队形边走边抢，宋军很元祐地缩在各自的堡砦里，目送他们走远。这样的路一直走到了快到边境的肃远寨。这个寨很穷，是纯粹的军寨，没有钱只有刀，西夏人向来是不理会这种地方的，他们很安静地路过，继续走远。

当他们接近下一个军寨洪德寨的时候，突然间后面火光冲天，在黑夜里一片光明。那是肃远寨，难道那群宋朝大兵要搞什么花样？

答案是错，花样就在他们身边，已经等了他们好久了。肃远寨点起的大火是信号，告诉前边的伏兵可以出来砍人了！

砍人的是位名人，西北府州折氏。凶狠美丽的折家，占传说中北宋武勋传奇杨家将一半血统的折家。这时折家的主将名叫折可适，他率领环庆军主力1万人从西夏兵入境之后，就一直埋伏在这里。

伏击是个技术活儿，1∶10的兵力对比，哪怕是在深夜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折可适先是放过了西夏大军的前头部队，在中部拦腰砍了进去。过程很刺激，血肉横飞，西夏人迅速倒下了一大片。可是最初的突袭阶段过去后，西夏人的整体优势显露了出来。

人太多了，全是骑兵，他们迅速调来了最精锐的兵种铁鹞子，以重甲骑兵列成方阵，既阻挡了宋军的攻击，还快速地反压了回来。

折可适立即就退兵了，他身后就是洪德寨，里边早准备好了，要什么有什么。等铁鹞子冲过来，先是一轮神臂弓，接着是更新式的武器虎蹲砲，砸得西夏骑兵满地找牙，同时发现战马很痛苦，很多都瘸了。这时才发现，洪德寨的周围撒满了铁蒺藜，是刚才那批偷袭的边跑边扔下的！

这仗没法打了，黑夜里谁知道宋朝人还有什么怪招。撤，结果撤退时刚刚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折可适突然间又冲了出来，没完没了地追击。西夏人一时心急，在黑夜里跑错了方向，向一条大山沟冲了过去……黑暗的大沟是张巨大的茶几，上面全是党项牌杯具，事情到了这一步，连梁氏都吓瘫了，她把首饰珠宝皇袍玉带什么的都扔了，套上件大兵外衣，逃回了西夏老家。

空前大胜，五六年里从来没这么爽过！可是折可适，还有庆州城里的章楶却在跳脚骂娘。狗日的，只差了一点点，本来可以把这批西夏人全逮住的。

折可适的伏击只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另一员大将李浩带着双倍的军力，足足两万人在战区外迂回赶路，应该在洪德寨附近出现，配合伏击，全歼来敌。可是深夜跑了整整100里，搞得人困马乏，临近战场时，元祐神经发作，不相信折可适已经大胜，驻兵观望，让西夏人顺利脱离伏击圈，越跑越远了。

洪德寨伏击战给西夏人带来了打击，给宋朝开封城里的旧党大佬们也带来了折磨。这个章楶太闹心了，多事！

有战报吗？压下；有军功吗？再议；章楶本人？先平静再冷却，别说升官发财，洪德寨之战过去没多久，他就被调离西北，到南方当官去了。

旧党要的是安宁，是安宁不懂吗？！斗争永远只能在内部展开，对外，一定要温存婉转和颜悦色，得让各处友邦都舒坦喽。

洪德寨之战后西夏很舒坦，从梁太后往下整个皇亲集团被打得皮开肉绽，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脑子里只有黑暗、火光、神臂弓、铁蒺藜、满天飞的大砖头（虎蹲砲）、大山沟等刻骨铭心的痛感，兴不起半点抢劫的欲望，等到缓过劲来时，已经到了宋朝的绍圣三年。

这一年的九月，西夏人倾巢而出，不管是为了胜利还是为了安全，他们这次动员的规格是宋、夏战争有史以来最高的，梁氏、小皇帝李乾顺亲自带队，全军总数50万。

这个数字就算有水分，实际数量也绝对惊人了。看宋朝这边儿，新党刚刚掌权，全国百废待兴，尤其是军事方面，这不是说提速就能立即见效的。眼看着边防空虚，西北快被打漏，紧张中最后传来的消息让人心里稍微有了点底。

西夏人杀向了鄜延路，那里的主官是新党资历上最高的一位元老——吕惠卿。

吕惠卿自从背叛了王安石之后，成了北宋史上唯一的一个集旧党死敌、新党公敌于一身的人。在他后半生里只有一个人对他是友好的，想让他重新回到最高权力层，参与到振兴新政的改革事业里。可惜阻力太大了，尽管这个人凶狠强硬没人敢惹，可在这件事上，新党仍然全体反对。

这个人也无能为力了，哪怕他是章惇。

吕惠卿的能力不容置疑，面对50万大军他无力对抗、无力偷袭、无力伏击，可防守起来简直让人抓狂。他比全骑兵兵种的西夏人动作还快，等他做完了战前准备之后，西夏人冲进鄜延路，发现面对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啥也没有。

没百姓、没牲畜、没粮食、没美女、没布匹、没草料，啥也没有！全都就近收进各处军寨堡垒，鄜延路彻底做到了坚壁清野。

西夏人在广阔的鄜延路大地上转来转去，情况用旧党人写成的、被列入宋史奸臣传的《吕惠卿列传》本文来说，是：“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即拔栅去。”

只是在西夏人回军的路上，攻破了金明寨。这是鄜延路上仅次于州府的军事重镇，虽然比起第一代铁壁相公时期守军下降了很多，可仍然是重中之重。50万大军合围，吕惠卿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站在延州城头向北方凝望。

眼睁睁地看着金明寨覆灭。里面5万石军粮、1000万石草粮被焚烧一空，2800名守军只有5个人活了下来……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熬过了这一关，宋朝把重心转向了西北，把之前战绩最好的人调了回来。章楶终于回到了边境，没有这个人，哲宗朝的辉煌无从谈起。

章楶回来之后没有急着报仇，他还是悄悄地搞着自己的小动作，看上去都是些轻飘飘的东西。比如花了很多的钱给些游手好闲、行踪不定的人，这些人到处乱走，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比如不定时地派出很多小股部队在边境两侧游荡，时不时地冲进西夏那边，杀几个人立即蹿回来；再有就是盖了很多的小堡垒，一串串地向西北延伸，悄悄地漫过了边界……

的确都是些小动作，可西北四路一起来做，动静就太大了。单说越境杀人这一条，到绍圣四年的四月时，西夏人总共被砍11650个，和一场超级战役的死伤数字差不多了。

这些让西夏人很闹心，却不知道章楶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他是北宋集60年间名将招数于一身的人，精研西北战事，几次最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不断浮沉，他有个空前大胆的设想。

把宋军史上损失最大的那个坑反挖给西夏人！

这个计划是经过他个人深思熟虑，由宋朝上层批准的，为了配合他，开封把他从原来的环庆路调到了泾原路。

泾原路的地势更险要，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夏人想入侵，最佳途径只有一条——没烟峡。在这附近章楶要修一座超级军城，用来“东带兴灵西趣天都，濒临葫芦河”。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是绍圣时期宋、夏双方最重要的地理位置。

这个论调、这个行为看着是不是眼熟？瞬间就让人回想起了永乐城……宋军空前大败，死伤军民20多万，神宗皇帝彻夜不眠，导致英年早逝。这是多么惨痛的回忆，章楶怎么还敢重蹈覆辙呢？

这是一个人水平的体现，敢为人所不敢为的首要条件是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章楶有一个能独立思考的脑子，他看到了永乐城之败里隐藏着巨大的潜在胜机，它不仅仅是宋军的噩梦，它本应是敌我双方共存的死穴，只看谁能在那时做到什么。

谁做得好，就能让对手在城里城外流干鲜血！

这个想法很冒险，得有足够的胆量才能想到它，得有更大的胆量才敢实施它。在这一点上章楶是幸运的，他的亲戚章惇是北宋史上胆子最大、性格最狠的一位首相，可以说这个想法简直是为章惇量身定做的，就是要在当初倒下的地方爬起来，用西夏人最骄傲的战法玩死西夏人！

牙眼相还，像对旧党那样清算旧账。

这座城的具体地点在现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西北约38公里的黄铎堡村境内，为了能顺利地建起来，章楶做了两手准备。第一，他要求西北各路除泾原以外的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熙河路集体开工，大修堡垒，把西夏人的注意力转移走。

第二，他秘密筹集大量建筑材料加民工，先掺杂进前面四路的建筑工地里去，再悄悄地向筑城点移动。另一方面他抽调了各路的精兵，有熙河军3万、秦凤军1万、环庆军1万，加上泾原军本路兵马，共计8万，归他统一指挥，确保这座超级军城的顺利建成。

8万人马，对外宣称30万，接近元丰年间五路伐西夏时的一路主力军团了。章楶没有把它堆在建筑工地旁边单纯地防守，那简直太低能了。

军事行动最重要的一点是掌握主动，8万大军要做出攻击态势，把西夏人压制在边境以外，让他们提防、发抖、始终戒备着，等回过味儿来时，城早就盖完了。

这才是高手做的事。

在出发前的军事会议上，章楶反复强调了行动的最高、也是唯一的准则——突前不许超过100里，也就是说必须控制攻击的范围。这一点全军统帅王文振没意见，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可是一位猛人觉得很不爽，他和他的军队是特殊的，100里实在太小了，让他们散步都不尽兴。

熙河军团苗授。

熙河军团是西北军里最擅长穿插奔袭的部队，从第一代主帅王韶开始就以比异族人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转移范围著称，打仗一定要有空间、要有速度，这是他们的准则。

苗授笑嘻嘻地说，从元丰年间打西夏人开始，我军从来没有兵力集中到这种程度，光是恐吓掩护不大合适吧。章大人，不如我们先攻击后修城？

章楶很严肃，先修城，没商量。

嗯，服从。苗授重复了下命令，为了效果更好，是百里内外是吧？没问题。

章楶更严肃，他玩的就是脑子，瞬间听出了苗授的真实意思。他说：“按你说的，灵州城是不是也算百里之外，天都山、兴庆府也是吧？”

少打马虎眼。

苗授没话了，这个大人真倔头。京城里的章大是扒皮·章，这里的章二就是死心眼·章！没办法，只好听命令了。

8万大军出边塞，行军途中每一位将军都在强大的军阵中热血沸腾。靠近边境，走出边境，前哨探到了敌军来袭！西夏紧急抽调了六州精锐共10余万兵马，由名将阿埋、妹勒率领迎上来了。

苗授向主帅王文振靠近，低声问：“大帅，我们怎么办？”

王文振向周围看去，将军们的神色告诉了他同一个心声，迎战（然诸君远讨之意犹在也）！

翻开北宋西北军团高官们的履历，几乎每个人的账本上都血迹斑斑，谁都不是个良善人，作为主帅的王文振尤其如此，看到手下这种状态，他根本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打！

具体打法体现了他作为主帅的素质上。请战最强烈的苗授先留住，毕竟熙河军对这片儿地形不熟，他派出的最先头部队是章楶的直属嫡系折可适。折家军骁勇善战土生土长，打头阵最适合。

折可适带着环庆军冲了出去，一路疾行直奔没烟峡。这是敌我双方必争的地方，他没想着能抢先抵达，只想天险为双方共有，打一场公平的决战。毕竟对方是西夏名将阿埋、妹勒，尤其是阿埋，他的全名是嵬名阿埋，是西夏的皇族战将。

如他所愿，宋、夏先头部队在没烟峡遭遇，没有多话，直接开打。折家军从上午打到中午，竭尽全力把西夏人击退，追出去40多里，带着100多颗人头回来复命。

王文振很满意，作为一个老西北，他很清楚折可适刚才做到了什么。先锋对决，以西夏人的胶黏难缠，折可适战之能胜，把敌人赶出主战场，赢得干脆利落，非常漂亮。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熙河军主将苗授始终在撇嘴。

忙活老半天，跑了一身臭汗，只带回来100多颗人脑袋，你很牛吗？嘿嘿，一会儿就让你臊得没脸见人……他没跟任何人商量，瞒着主帅王文振悄悄地派出了2000多名熙河军，已经冲向了前面的没烟峡，相信很快就有巨大战果传回来。

尤其是趁着西夏人刚刚战败、溃不成军的时候。

他抱着这样的打算，成心给所有人一个惊喜，所以一直压着这张超级底牌，没让任何人知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全军向前缓缓地移动，他想要的消息一直没有传来。

等他发觉不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熙河军的确是西北军团里的主战力量，他派出去的更是精中选优的精兵，2000人全是骑兵。单是这份家当，就不是环庆、泾原等军里全都有的。

这股骑兵快速隐蔽地接近西夏人，只要能保持住突然性，打击力度必然是毁灭性的。而且打完了就跑，敌人想追都来不及。

可是他低估了嵬名阿埋，这个党项皇族战将很有李元昊的传统，打仗时诡谲百出，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折可适刚才为什么只追出去40多里立即就往回赶，就是怕突然间遇到伏兵。

他躲过去的，熙河军正好撞上。

狂奔中的熙河军被拦腰截成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形势突然危急，西北军中的精锐部队却一点没慌，立即选择了各自为战，尤其是被割裂开的前半段骑兵，他们顺势发力向西夏人突击，遇到伏击又怎样，所有敌人都劈开，他们有这个把握！

可惜的是，他们这时有个先天的劣势——地形不明。

没烟峡一带，顾名思义，既有悬崖又多烟尘。这时战场时几千匹战马纵横飞驰卷起的烟尘遮天蔽日，眼睛里满是敌人的熙河军，看不到别的，也根本不去管战斗之外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西夏人把他们引向了一片绝地。

一片隐蔽的悬崖……1000多名骑兵的脚下突然空了，全都掉了下去。

精锐中的精锐这样窝囊地覆灭，消息传回来，全军懊恼得想杀人。后边负责的章楶尤其愤怒，他的命令被打了折扣，明明要他们控制范围，限制在100里之内的！

愤怒中章楶始终保持着清醒，他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筑城，这座城必须按计划筑出来，后面的一系列安排才能逐步实施。

前方的部队回缩，保护住施工现场，前后一共22天，两座新城出现在西北前线。一座是主城，原名石门，后改平夏；一座小些，原名好水寨，后改灵平寨。

平夏城，这座城建起之日，就是西夏国运走低、梁氏本人灭亡之时。

这些都是后话，在主客易位优劣互换之前，梁氏是不懂什么是后悔的。这时她和西夏只觉得好气又好笑，宋朝人为什么这样无聊呢？传说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有文化的种族居然像个一根筋的白痴一样，总是在同一个坑里爬进爬出。

难道他们忘了永乐城是怎么变成20多万汉人的集体公墓的了吗？没办法，只好让他们重新回忆一下。

平夏城竣工后的第五天，西夏发动了攻势。由阿埋、妹勒亲自领军，共10多万人全副武装外加实用型外挂，冲向了宋军阵地。

这些外挂都是有针对性的，每个西夏大兵右手拿刀左手铁锹背后一大捆干草，随时准备杀人、填沟、拆城。接近平夏城，他们先扔出了干草，想象一下不管宋军挖出的壕沟多深又宽，10多万捆干草扔下去是什么状况，至少某一个地段的沟瞬间被填平。

两军接战，形势迅速向西夏人预料的方向发展，不管宋军有多英勇，人数比例放在那儿，哪怕章楶集结的8万大军都摆在第一线也不够瞧，对方第一次冲锋就用了10多万。没过多久，宋军第一条防线被冲破，全军被压向城门。

危机到了，如果就势躲进城去，永乐城的战况就将重现。西夏人以绝对兵力屯兵城外，宋军只有死路一条。考虑到章楶之前已经是集西北诸路联军出战了，不可能迅速组织到第二拨救援队，怎么看都无法避免永乐城悲剧的重演。

关键时刻一个传奇出现，大宋百年西北军中有两大传奇姓氏，一个姓种，另一个姓姚。姚氏，在平夏城之战中第一次崭露头角。

正文 第十九章 熙河军姚雄

姚雄在熙河军很有头脸，可惜和熙河军一样长年在境外作战，本土战绩很少，以至于谁都不知道他。这不要紧，狼行千里吃肉，狠人到哪儿都搞得一身血，越到危急时越能制造神奇。

不然凭什么千万战士中，他是传奇？

10多万西夏人冲上来，姚雄带着7000人反攻过去。当他出现时，一群群的西夏人已经冲向了城墙，正用铁锹拆城，局势已经没法再恶劣，眼看城墙倒塌，全线崩溃。

姚雄没管城墙，他冲向了壕沟，那里最初时被干草填平的一块地段是西夏人源源添加兵力的缺口，他要堵住这里，斩断西夏人的后援部队。

没有比这个更关键的点了，也没有比这里更凶险的地段了，姚雄一下子陷进了西夏人的漩涡里，只有7000人，随时能被冲进来的敌军吞没，更何况正在攻城的西夏人随时能回身反扑。没人能明白，他为什么选中了这一点，这明显是送死，转眼就会完蛋，根本没有价值。

可就是在这样的必败绝境中，姚雄奠定了姚家军的传奇地位。

区区7000人，不仅挡住了前进的西夏援军，更把身后反扑的攻城部队隔断，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只能互相看见，就是汇合不到一块儿。

其他的宋军如梦初醒，迅速加入了战斗，可怜的西夏人，这条人工挖成的壕沟成了他们的噩梦，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让他们越来越绝望。随着时间流逝，双方都达到了极限，结果出来了，沟外边的西夏人狼狈退走，沟里边的被迫投降，投降的人数是……3万！

7000降3万，姚雄一战成名，从此在本土奠定下了他传奇战将的声威。

这次失败之后，西夏人有些被打傻了，失败过，可没这样失败过。之前李元昊时期、永乐城时期，宋军的勇将层出不穷，可都是在绝境中宁死不屈，没见过姚雄这样的在绝境中把敌人逼向绝境！这简直没有道理嘛……郁闷中西夏人想起了老上级。

辽国。

梁氏很懂得怎样揣摩大人物的心理，她以一个可怜无助的寡妇身份向上级哭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上最牛的大佬，现在宋朝这样暴戾，您是不是得出面呢？很快她赢得了辽国的国际援助。

辽国给宋朝发了份正式国书，用词非常傲慢，充满了上位者的优越感。

——我亲爱的兄弟宋朝皇帝，你好。西夏是个主权国家，曾经两次娶过辽国的公主，是我的亲戚和下属。近来它写了很多的报告向我申诉，说你们宋朝无故发兵抢了土地、杀了百姓、毁了合同，这实在太让人遗憾了。现在我要求你辙兵，归还侵占的土地，毁掉私建的城堡，希望你能答应。如果不听话，小心我有别的举动（如尚稽违，当遣人别有所议）。

这份国书哲宗看到了，章惇看到了，按照传统，不管怎样都要有个礼貌得体的回复，谁让宋朝是礼仪衣冠之邦呢？可这次辽国被彻头彻尾地侮辱了，它写了这么长一封信，连根毛的回应都没有。以为你是谁啊，大爷没空理你！

“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伟大领袖的话放在哪个时代里都靠谱。辽国人被忽视了，可忽视了又怎么样，西夏人悲愤地发现，宋朝人转眼之间变得比牛魔王还牛，元祐时期的窝囊废彻底不见了。

连西夏人和辽国人联手都不怕了？！

还真就不怕了，让他们加倍郁闷的是，本应暴跳如雷跳上马砍人的辽国人比谁都平静，被漠视之后啥表示都没有，宋、辽之间非常平静！

西夏人坐不住了，毕竟平夏城顶在他们的喉咙上，这根刺必须拔掉。他们认真准备了近一年，到第二年，宋朝的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十月时，发动了第二次平夏城之战。这一战西夏人拿出了最后的家底，在几次失败后，再一次集结了30万大军，由皇太后梁氏率领，越过了两国边境。

粗略计算一下，这种规模的战役，几年里西夏已经至少发动了3次以上。就算游牧民族打仗成本小，考虑到西夏小国的底子，也快被搞崩溃了，那么为什么这么不依不饶地一定要打呢？

一方面是平夏城的位置太特殊，像美国人的星球大战一样，逼着苏联玩军备竞赛，最后被搞废经济国家解体；另一方面牵扯到西夏国内的政权分配。

梁氏想继续压倒嵬名氏独霸西夏，必须要拿得出闪亮的成绩单，他们得像元祐时期那样，随时暴打宋朝，叫嚣东亚无敌才能过关。现在宋朝变硬了，怎么的也得重新压下去。

为了这个，梁氏才一而再地亲自出马。

回到战场，这一次梁氏真的很用心了，有资料显示，她一直把百年前的契丹女杰萧燕燕当做人生偶像，想在西夏复制出无敌型红颜传奇。当然这个愿望很好，只是尴尬的是，萧燕燕世代贵族父祖三代公卿将相俱全，从小接受的是女王的教育。

西夏梁氏一个从通奸另嫁起家的，没超过两代的镀金贵族能比得了吗？更不用说萧燕燕掌权之后，儿子、情人亲如一家，萧家、耶律氏一直保持和睦。梁氏把西夏国搞得乌烟瘴气，和李元昊的子孙打生打死不共戴天，两者哪一点相似呢？

都是女人？

笑话之所以是笑话，关键点就在于当事者执迷不悟，具体到战争中的梁氏身上，她总是想以一些女氏特有的小聪明，去干一些豪赌国运一掷乾坤的大事情。

越过边境线后，西夏兵团没有四散出击，也没有确定主攻点，而是远远地吊在宋朝西北四路的中间地段，像是对每一点都保持了打击性。

对于这一点，宋朝的枢密院很重视，给章楶下令，密切注意敌情，确保境内每一处安全。

反观章楶，他从第一刻起就把赌注都押在了平夏城上。道理超级简单，如果不是与之前的失败有关，仅仅是例行入侵打劫，西夏人会集结到30万人吗？用后脚跟想想都能搞清楚，目标必是平夏城，唯有平夏城！

所以枢密院是外行，梁氏更是头企图爬上树的母猪！没有技巧就不要炫耀，白白地耽误了战机。

在梁氏忙着“愚敌”时，章楶从容地调拨兵力，先确定了平夏城的主将，再四路征兵组成了攻击阵容。注意，不是救火队，而是攻击性的伏兵。

这时要说一下章楶的平夏城计划了，它在表面上看和之前的永乐城计划很像，可是在根本点上截然不同。永乐城是建成一个大举进攻西夏本土的桥头堡，为之后的一系列远征计划服务。所以在初期时，配备的兵力虽然不少，但都集中在城里。

在外围没有专属性质的军事梯队，这就造成了永乐城被围攻时，只能临时下令各驻地人马向永乐城驰援。这样效果从先天上就没法保证，因为是无准备之仗。

平夏城计划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坑，在双方必争之地上建城，逼着西夏人来围攻。宋军在城里设下重兵防守，外围潜伏着强大的伏击兵力，等到西夏人围城久攻不下后，外围伏兵四起，城里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把西夏人埋在城下。

这个计划很诱人，如果成功，肯定是宋、夏百年战事里宋军最辉煌的战绩；可是失败了，会内外崩溃不可收拾，到时谁也没法善后。

这把双刃剑怎样才能只砍敌人不伤自己，最关键的一环是要找到一个能在城里死死守住，并且能及时爆发的将军。这个活儿不是谁都能干的，这既是那位将军的个人独特才能，更是主帅战术体系的标签。

战争是门艺术，是带有创造性的作品，一定要承认它的唯一性。古往今来每一场重大战役都铭刻着主导者独一无二的印迹。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从来都不是由集体来完成的，都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个体的成绩。

比如说唐代千里奔袭抓住突厥王的只能是李靖，侯君集只能去修理高昌；汉朝大将军卫青只能在沙漠中心击败匈奴大军，突破漠北屏障封狼居胥的只能是霍去病。

唯有其绝世锋芒，才能纵横无碍。

具体到章楶，他的身上集合了北宋之前各代西北宿将的特点，像是个全能型人才。可是在两次平夏城战争中，他露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他巨大的胜利欲望、处于绝对劣势的兵力，决定了他要想获胜就必须冒险。

而冒险，他实在干得很专业。

以冒险为事业的人，最大的特征不是勇敢，而是细心。就像近代英国的特种兵，他们有一句传世名言：“我们从不蔑视危险，相反我们敬畏它。唯有敬畏，才能安全。”

章楶就是这样，为了选出平夏城的守将，他在西北五路军海选，每个人都有机会，谁都可以提出意见，他个人完全服从民意。最后中选的人叫郭成。

郭成是泾原军第五副将，参加过灵州战役、交趾战役，在资历上无可挑剔，在特点上缜密稳重，理论上说是守城的最佳人选。

时间紧急，章楶当机立断，就是郭成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写来了一封匿名检举信，说郭成有巨大的缺陷，他好喝酒。章楶的脑子嗡的一声，立即就头晕了。这不是要人命吗，让一个醉鬼担任这种任务，纯粹是祸国殃民。

但是他非常冷静，没有直接换人，而是命令各路主将紧急集合，等人来全了，他宣布任务——喝酒。今天是给你们临战壮行，大家放开量喝。

喝的过程中章楶的心越来越沉，根本没必要仔细观察，酒局里的郭成是最耀眼的明星，此人酒到必干，杯杯见底，从开始到散局从来没拉过空……到这份儿上章楶仍然没崩溃，等人都走了，他单独留下了郭成。来，我们聊点正经的。

章楶和郭成聊军事谈战略分析眼前态势重点了解守城器械，一大堆的专业谈下来，章楶放心了。原来这世上真有越喝越精神的人，郭成的状态比没喝酒时还出色。

没问题了，郭成连夜赶回平夏城，随时准备被30万人群殴。

很快西夏人来了，神奇的梁太后觉得“愚敌”已经愚得很到位了，她带着全军30万人，扑向了平夏城。看她这时的架势，还真有几分女中豪杰、军中之花的样子。

西夏军团穿越没烟峡进入泾原路，走过之处全部控制，到达平夏城后，布下连珠大寨，东抵葫芦河，西连石门峡，绵亘百余里，声势空前浩大。实事求是地说，数遍北宋发兵史，都没这般规模的。之前宋太宗的幽燕之役、雍熙北伐，神宗时的五路伐西夏，哪怕人数上超过了30万，也从来没有凝结成一路军团的时候。

人数多等于拳头大，拳头大还很谨慎。梁氏在外形上看还真不太像草包，她把重兵集结在平夏城下，攻城由嵬名阿埋负责，另分配出去一部分精骑由妹勒率领，远远地兜到外围，时刻警惕宋朝的援军。

除此以外，在更远的大外围，派西夏驸马罔罗屯兵罗萨岭牵制熙河兵团，大首领布心屯兵梁柽台、嵬名济驻守白池，抵御鄜延、秦凤诸路。

这样远近搭配形成梯次，既围城又打援再牵制，可以说面面俱到了。按着梁氏的思路，战争以这种形势进行，宋朝胆小的话，她可以稳稳地拿下平夏城，拔掉这根钉子，顺便砍死一大批宋朝官兵，重现永乐城战绩；如果宋朝胆大，敢调动兵力四下增援的话，她能把平夏城周边变成屠宰场，让无数的宋军死在这一战里。

那时会产生一个新名词，叫“平夏城搅肉机”。

算盘打得啪啪响，充分发挥出女性同志们的工作特点——欲望大、心眼细、特别狠。可惜她这次遇上的人不对，宋军从主将章楶开始，每一个参战的人选都透出来一股股的邪气。

除了平夏城里的醉鬼守将外，看看外围的几位援军大佬。援军的主将是泾原路副都总官王恩，其余的是环庆军种朴、秦凤军王道、熙河军苗授。四路联军人数并不多，应该没超过上次的8万人，之所以变少了，一来是宋朝的军事主管枢密院慌神了，他们严令章楶要兼顾全局，不能把赌注只押在一点上；二来是平夏城想中心开火，必须得给郭成以足够的实力，如果郭成先顶不住了，一切全倒。

人少是固定了，下面看这几位将军都是什么样的货色。

种朴是种世衡的孙子，姓种的人不必说了，没一个是按常规打仗的，坑蒙拐骗、借刀杀人、设局出千，什么样的招儿管用他们用什么，往好里说是智将，要是换成西夏人的话，就是……狗日的杂种、缺德的东西！轮到第三代小种相公种朴时，这种风格继续得到了发扬。

他是当时西北军里最优秀的参谋。

苗授我们都知道的，他独断专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主将就在身边都敢搞小动作，这是个合格的军人吗？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搞出了上次那样的大乌龙，连累1000多名精锐骑兵掉悬崖，上级都不严惩他，下级继续信服他，是因为什么呢？

此人是战场上的英雄，就算犯规也是为了胜利！

秦凤路的王道不大出名，是个实干派，没什么好说的。重点聊一下援军主将王恩。能相信吗？这样重大任务的负责人，他的履历表上第一行字居然是——胆小，遇到敌人时转身就跑！

王恩跑时运气很衰，正巧被当时的长官一把抓住。这下好了，杀一个逃兵，振奋本军士气，这买卖哪个指挥官都会干。眼看着未来的王主将就要被执行战场纪律，关键时刻奇迹出现，那位长官犹豫了一下，居然把他放了。

这是绝对的奇迹，因为当时的长官是……苗授！为胜利不顾一切的苗授竟然没杀临阵脱逃的王跑跑，怎么看都透着诡异。

诡异是这两人之间的主旋律，好多年之后，当年的逃兵居然当上了苗授的上级。这中间有什么古怪吗？答案是没有。要知道王恩、苗授都是神宗时代的军官，在这个时间段里，每一个军人都充满了机遇，每一个士兵都有升官的可能。

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与战力。

王恩一生之中只在最初的战斗里逃跑过，初临战场严格地说这不是罪过，之后王恩的表现是惊人的，不管他别的方面怎样，在战场上他像战神一样常胜不败。

王恩的勇敢是冷兵器时的典范，他曾经在兰州城下冒着西夏人的枪林箭雨厮杀，身中数箭反而更加勇猛；曾经面对数万敌军单人独骑出阵与敌将较胜，震慑整个战场。他身处西北，让东北方面的辽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号，称之为“泾原王骑将”。

当初的王跑跑，已经是位铁血军人，成为西北军的军中之胆。章楶选中了他，看中的就是他能在危境中给军队以必胜的勇气。

勇气之外的是狡猾。

前面说过西夏梁太后的布置堪称面面俱到，无论宋朝怎么搞都死定了。她连营百里分路设防，把几百里周围都变成了西夏军的防区，看着多周密啊，可惜半点用都没有。王恩、苗授、种朴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带着好几万人在30万敌军的集聚地里找到了空子，运动到了平夏城周边的一个山坳里。

鬼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真是上帝不知道、梁氏不知道、整个西夏兵团都不知道，当围攻平夏城的战役打响之后，西夏人半点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最先抓狂的是一位宋军将领，他先觉得不对头了。这人名叫郭祖德，是援军里的一员，他听见不远处喊杀连天终于动手了，立即坐立不安。

城里的郭成是他的结义兄弟，平夏城有多少料、西夏军有多少人他一清二楚，常识告诉他绝对守不住，他得迅速出击救出他的兄弟。可是回头看一下，援军的各位长官一个个悠闲自在闭目养神，一点开战的意思都没有。

郭祖德急了，事实证明，叫这个名字的古往今来没一个不是毒蛇。祖德兄走到各长官面前说：平夏城有多重要不用我废话了，丢了它泾原路立即被打穿。你们率领精兵领命救援，这么干等着不懦弱不失职吗？况且我大哥郭成在城里，一旦有危险，你们就忍心不管吗？

这些话立即把各长官里的王炸药、苗炸药点燃了，两位刚想爆炸，轰的一声一个姓姚的炸药堆已经爆炸了。熙河军里的姚雄也在这儿，他当时就要带人冲出去。西夏人算什么，老子什么时候懦弱过？！

群情鼎沸中，只有一个人仍然很安静。鄜延路，种朴。他只说了一句话：郭将军，要出击也得知道战场情况，就由你带人出山谷去探视一下吧。

郭祖德二话没说，领了1000人就冲了出去，好大一会儿，满身是血地回来了。他说了两个情况，第一，敌军无边无沿简直像蚂蚁一样，“充满川谷不见前后”，他出去就被淹没了，玩了命才冲回来；第二，他一点都没退缩，相反更加急迫。

敌军强盛，平夏城危在旦夕，再给我几千人，我要冲进城去，和我大哥共存亡！

郭祖德的话把所有的火药桶都点燃了，几十年前好水川、三江口等战斗中的前辈，如武英、任福、王珪等人都是这样宁可战死都绝不放弃同伴的英雄。同样是西北军，难道他们都退化变成了孬种？

热血越来越烫，脑子越来越简单，操家伙干他娘的，这是人类所有时代里大兵们临战时的通用语，时间到了，大脑清盘，只想着砍人就好了。

慢，有人拦住了他们。仍然是种朴，这个人像块冰一样，从头到尾没半点波动。他问这伙儿血贯瞳仁的大兵哥，请问外面有30万西夏人，我们出去能杀光不？

不能。情绪在低落，这是事实。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失败？

是。情绪继续低落，这还是事实。

我们失败后，西夏人拿着我们的东西到平夏城底下炫耀，守城部队会怎么想，会不会军心涣散？

会。情绪变得沮丧，这都是事实。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还记得任务吗？

大家彻底无言，毕竟章楶有全盘详细的计划，他们只需要执行。在计划的最开始阶段，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平夏城被30万人围攻，并且祈祷攻得越狠越好，让西夏人在平夏城下把战力、士气都消耗光了才最理想！

那么，只能等着了。不远的平夏城方向，火光剧烈升腾，西夏人从最开始就用上了专业攻城器械。

近百年来的宋、夏战争既锻炼出宋朝最强的部队西北军，同样也给了西夏巨大的收获。党项这个没有历史底蕴的民族有了文字、统一了衣冠、细化了政府职能，更丰富了战争兵种。

他们不仅会骑马，更会攻城了。这一次梁氏起倾国之兵来攻打平夏城，库房里的家什全都带出来了。先是铁锹队上阵，一顿尘土飞扬，等他们收队之后平夏城外整条壕沟都不见了。

接着营房里一片叮当乱响木屑横飞，折腾好半天，推出来了好几百辆木制的、高达十几米的、下边带轮子的战楼。这些战楼每个能装好几百个士兵，外边蒙着牛皮厚毡，顶着雨点似的箭向平夏城推了过去。

眼熟吧，这东西本来是宋军的建制武器，名叫“对车”，外号“喜相逢”，从制造工艺到使用方法都是宋朝的专利，西夏人怎么学会的呢？

别忙，这还只是其中之一。上边有高大的战楼直接顶到城头上强攻，下边也没闲着，西夏人悄悄地溜到了城墙底下，开始挖洞。他们的手法非常诡谲，只是挖进去了一截，充其量只够到城墙的一半厚度就停下了，接下来架木板木杠支撑起墙体，继续挖、继续撑，到达一定量之后人都撤出来，放火烧木头。

还是眼熟吧，这明明是宋太宗远征幽燕时宋军的毁墙手法，里边包含着精确的土木丈量手段，不是随便找来几个挖矿的都能干得了的。

类似的还有很多，追查一下到底是怎么搞的，会发现并不是党项人种基因突变变聪明了，而是宋朝在每次战争里付出的代价。汉人的工匠是当时世界上最值钱的财产，远到后来的蒙古人，近到这时的党项人，他们抢工匠的劲头比抢美女还足，近百年玩命抢下来，科技自然突飞猛进，宋朝人会什么他们就会什么。

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冬天的平夏城头上，郭成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指着城下大骂，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是搞不懂也不想懂什么狗屁的民族大融合、互相都受益的吊诡理论，比如通过战争，宋朝人有了党项人的勇猛，建立了强大的西军；党项人有了宋朝人的智慧，有了文字、衣冠和战争工具。

他只想号叫——章大帅，你骗我，你没说过西夏有了源代码级的外挂，这仗要怎么打嘛！

号叫过后郭成变身了，他既是主帅又是发明家更是破坏家，做出来的事让敌我双方都看傻了眼。

按常识来计算，打幽州城时宋太宗的军力没到20万，攻城时没器械只有弓箭加地洞，半个月之后韩德让就快崩溃了。

现在平夏城跟幽州城比只是个小民居，城外边西夏人达到了30万，快是一倍的增幅，外加好几百辆攻城战楼，无论怎么看，他都绝对撑不过当年韩德让的极限。

可是半个月没到，先崩溃的居然是西夏一方。梁太后快疯了，她每天看着平夏城内外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她的战楼一台台地变成礼花炮台，她的地洞兵一群群地埋进地道里，每一个招数都失灵了，她怀疑是不是宋朝早想阴她，故意抛出这些废物技术！

更可恨的是，每天晚上都是西夏人的噩梦。白天累得死梗的西夏兵刚想睡着，小小的、烟熏火燎的平夏城居然敢派兵出来偷袭，一砍一个准，每晚的方向、地点都不同，除非撤销围城躲远点，否则根本防不住。

这还不是最恶劣的，十天之后西夏人惊闻一个噩耗，身为游牧民族的他们，居然被农耕民族的宋朝人把粮道劫了，直到这时他们才理解到之前宋军每次都跟不上给养的悲愤，真是防守容易攻击难啊。

就算这样，梁氏仍然想克服重重困难，把平夏城拔掉，这对她的政治生涯、人生幸福无比重要。可是又过了三天，她一生中最衰的时刻到来了。那一晚狂风大作，整个西夏军团大难临头。

除了城墙存在，什么都不存在了，大风吹倒了战楼，吹飞了帐篷，吹得火光冲天，西夏100里连营变成了一条火龙，30万人像洪水里的蚂蚁，只能随波逐流。梁氏原形毕露了，这女人号啕痛哭，像个死了满圈肥猪的农妇一样，再没了半点的贵妇形象。

她知道完了，谁也救不了她的军队，更救不了她，她还得像上次一样，披头散发扔掉首饰，化装成个西夏大兵才能逃回去。

逃的过程很刺激，大火烧起来后突然间一大群宋军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标准的趁火打劫无所不为，一路砍他们跑出好几十里才停脚。梁氏以为没事了，再有不远就回到边境那边了，可谁知道刚想喘口气，又一支宋军冲了出来，比刚才那批还狠，往死里砍往死里追，一直追到西夏那边儿才不依不饶地回来。

这是援军的另一处埋伏，从最开始就分出了最强的1万人，不管前边打到什么程度，一直潜伏在边境线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终于安全了……漫山遍野的西夏大兵们欲仙欲死欲哭无泪，奇迹啊，一夜之间啥都没了，这简直太魔幻主义了。看看身边，别说住的，连吃的都烧得精光。这时是农历十月中旬的西北荒原，没粮没草没帐篷，要走回兴庆府去，搞不好得人吃人才行。

苦难……哀叹中他们等来了一个更加魔幻的命令。

梁太后命令，全军立即转身掉头重新杀回宋境，目标是边境线不远处的镇戎军军城，这个目标不大，驻军不多，历史悠久，最妙的是军用物资丰富，在全线溃败时突然杀个回马枪，宋朝人肯定料不到，把这座城洗白了，对政治意义、军事态势，当然最重要的是救命的物资，都有巨大的好处！

正文 第二十章 太后英明

全体西夏大兵们泪流满面，集体膜拜梁氏超高的智商，没说的，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回家，大家跑起来，抢啊——

实事求是地说，梁氏这条命令真的是集歹毒、突然于一身，在全盘崩溃时用出来，绝对出人意料。而且目标明确理智，以镇戎军的规模，哪怕是逃命中的20多万人，它也挡不住。

历史证明梁氏都料准了，章楶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押在了平夏城一线，13天的攻防对抗结束后，他已经手无寸铁，甚至西北四路都处于虚脱状态，无论梁氏返回身攻打哪里，基本上都会得逞。

可是打仗是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不是说谁战力超强智谋高深就一定能赢，有时双方比的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人品。

等西夏大兵们千辛万苦不顾一切地赶到镇戎军城下时，天气又变了，这次不是大风，而是下起了漫天大雪。没粮没草没帐篷……来回地跑还得继续跑，面对这些谁都发抖，很大一部分西夏兵决定不玩了，他们选择了直接冻死。

第二次平夏城之战以西夏彻底失败告终，30万大军能活着回去的不足一半。梁氏怕了，全党项族都怕了，损失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宋朝接下来的报复。

这种情况下，再来一次五路伐西夏，党项人不如直接去自杀。

危急中，能用的招数西夏人都用上了。向辽国人乞兵，申请国际援助；在宋、夏边境上全面戒严，所有州城挖地窖，把粮食藏地底下去；边境地区的游牧人内迁，来不及藏的东西都毁掉。

坚壁清野，配合着马上就到的寒冬，希望能把宋朝人挡住。

这只是一方面，西夏人里一部分被打怕了，想的全是怎么防守保命。另有一些人很兴奋，他们认为机遇到了。李元昊的嫡系嵬名氏族，他们被后党压制好几十年了，梁氏的失败哪怕拖着西夏国力一起下水，都让他们高兴。

趁此机会收回军权，打几个漂亮仗，党项皇族会就此翻身。

执行这个计划的是嵬名阿埋、妹勒等实力派战将，为了加大筹码，他们又拉了一个名门之后——当年仁多零丁的儿子——仁多保忠。他们主动请命，带人驻扎到天都山，顶在了西夏防线的最前端。打算好好练一冬天的兵，到春天了再发动攻势。

理论上这又是一个完美的攻守计划，怎么看都至少能让西夏渡过眼前的难关吧。这也是整个西夏国的共识，他们认为，最保守的计算，眼前的这个冬天还是安全的。

可惜的是，他们的对手是章楶。这人守的时候能让西夏人掉进大坑里，他进攻时更让敌人做梦都想不到。平夏城之战结束后一个月，西北彻底进入了严冬气候，农历十一月中下旬，冰冷的荒原上是所有生命的墓场，连耗子都躲到地洞里了，宋朝西北泾原路帅司里却是人头攒动。

章楶命令，四路选将，精中选精，集结1万人，全骑兵兵种，由折可适、郭成、李忠杰等人率领，出去干票大买卖。

这票买卖是北宋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举，在此之前，宋朝有过两代战绩辉煌的将军群落，分别是建国初期和神宗时期。

纵观名将，如建国前夕五代时残留的名将如符彦卿，建国中的传奇名将如潘美，神宗时立功西域开疆拓土的王韶等人尽管各有所长，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战绩，可这时章楶要干的事是他们不敢做、甚至都不敢想的。

章楶彻底违背了军事常识、自己兵种天赋上的缺陷，他在数九寒冬的天气里，派出宋朝的骑兵，千里奔袭跨越冻土冰原，杀上天都山，给驻守在那里的西夏主将以毁灭性的打击。

命令折可适等人轻装简骑，各自率领数千骑兵，具体细节自己去想，目标是天都山上的嵬名阿埋、妹勒、仁多保忠。这三个人是西夏仅存的名将，是西夏的信心来源，不是打算来年春天时大举出兵挽回颜面吗？章楶决定就在这个冬天里把这三个人都干掉，让西夏彻底落魄丧胆。

计划很疯狂，实施时加倍地小心。为了成功，章楶动用了他长期以来创立的谍报网，在这一点上，他几乎做得和种世衡一样好。老种相公当年借刀杀人，忽悠李元昊杀了手下最得力的大将野利兄弟，章楶则把情报工作做到了战争的最核心位置——敌人的前线指挥部里。

内线说，阿埋、妹勒等人在天都山的锡斡井。一来觉得很隐蔽；二来觉得自己很能打，他们身边带的人很少，机不可失，正是时候。

章楶没犹豫，几乎是立即就下令集合，出兵偷袭了。与之前不同，这次他没有交代任何作战细节，只有一个要求——快！有多快就多快，斩首行动必须一击必中，如果慢了的话，不是说能不能顺利杀人，就算杀完了人也跑不回来。

阿埋、妹勒身边没多少人，不代表天都山周边人少。那是西夏的最前沿也是最重要的防线，绝对是重兵驻守，只要稍微耽搁立即就是重兵合围。

那时远离大后方，全军只有1万人，就算岳飞提前出生二十年，也别想把人带回来。

说干就干，1万精骑分成6路，悄悄溜过边境线，向天都山掩了过去。话说这条路虽然是出国了，可是宋朝的大兵们还是很熟悉的。

天都山在李元昊时期不是一般的牛，李元昊把皇宫建在了这里，二姨太被安置在这里，每天每夜地泡在这里，总之这里是西夏集神圣、庄严、妖媚、糜烂于一体的集成地，不论哪一种都不许靠近不容侵犯。

可惜他的后人不止一次地丢了这座御花园，最惨的一次被宋朝的军神级大太监李宪带兵杀了上去，一把火烧成了一片白地。依照宋朝人的传统，收兵之后一路上的经过、地图都详细记录归档存根，成了每一个西北将官的必修课。

所以道儿是很熟的，尤其是还有折可适这个在血统上很标准的党项人，实际上他几乎每年都回老家探亲，每次都杀得全身血淋淋的。次数多了，还担心迷路吗？

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天都山，绕过一个个明桩暗桩，折可适、郭成顺利抵达了锡斡井。远远地望过去，阿埋、妹勒的帐篷里篝火旺盛、人影晃动，很明显在进行冬天里男人最爱的社交活动——烤肉喝酒。宋军一见火冒三丈，士可忍孰不可忍，冲上去捆翻丫的！

嵬名阿埋、妹勒，这两个有理想有实力一直在盼望春天的西夏主将就是这样变成宋军的俘虏的，直到被抓住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法相信这是事实，不是怕，实在是太冤了。

天都山沸腾了，6路宋军各有任务，阿埋、妹勒落网的同时，仁多保忠也被袭击了。他的运气比较好，继承了他父亲仁多零丁凶残谨慎的秉性，他的驻地稍微比阿埋的后移了些，这点平时不显眼的距离救了他的命。当李忠杰发起攻击时，这人的反应超快，一边把身边的亲兵往前派，一边掉头就跑。

等李忠杰把他的部下都杀光后，发现他跑得太远了，已经没法追上。

接下来的事是对宋军最大的考验，天都山周边的西夏重兵迅速合围，快得让宋军稍微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普通士兵什么样就不说了，连主将折可适的战马都因为劳累过度没法再跑。危急中郭成要把马让给他，要折可适突围，他来断后。

折可适明白，这是要舍一保一了，他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要死就死在一起。这是个英明的决定，是宋军和西夏兵在本质上的区别。当折可适下这个决心时，他的士兵们疯狂了，全军在千里奔袭之后展开决战，战斗的结果让人无法置信。

在理论上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变成了事实，他们在天都山击败了西夏人数倍于己的驻军，押着嵬名阿埋、妹勒冲出重围，重新长途行军，返回了宋朝边境。这还只是一部分，他们还带回来3000多名俘虏、10多万头牛羊，外加一个西夏公主！

这样的战绩让人无言以对，用最简单的数字说话，假设宋军1万名骑兵满员都在，也是每三个人押着一个俘虏外加赶着30只牛羊赶路，这样的编制居然回到了本国国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有一个答案，宋军和西夏兵在本质上的区别。

近百年的宋、夏战争中，宋军无论处于怎样的劣势，都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哪怕全军覆没，基本上也能拉上同等数量的敌人垫背；反观西夏兵，他们是五代十国时期中原部队的翻版。

一群土匪兵，打赢不打输。赢了，他们玩命地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输了，立即是一盘散沙只顾自己逃命，什么荣誉了、主将安危了都是笑话。十几年前仁多零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带着全建制的部队走在行军途中，遇到突袭说死就死了，除了宋军当时的决心、斩首欲望之外，西夏军队的缺陷也是主要原因。

总之一句话，在这段历史里，抛开感情谈实际，宋、辽、金、西夏、蒙古各国军队中唯有西夏人让人看不起。其他国家没器械有勇气，没战力有纪律，没计谋有决心，唯有他们，是战力低下不讲信用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尤其军纪涣散的一个。

要说它为什么能长期生存着，唯有一个原因——牛皮癣性质。藏在一片穷山恶水里，打它没油水，它打完了又躲回去，全部的国史就在重复这个过程，熬垮了宋朝磨金国，耗死了金国磨蒙古，直到彻底惹火了成吉思汗才把它在地球上抹平。

只留下几座孤零零的叫西夏王陵的黏土堆，证明它曾经存在过。

说远了，回到这次斩首行动成功后，宋朝方面不用说了，一系列的庆功受奖，哲宗在紫宸殿升座，提升章楶为枢密院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中太夫。折可适、郭成等边官将士各有封赏。

重点说的是西夏方面，大败之后的反应实在是太精彩了。在宋朝的史书里，只是记载了四个字——“夏主震骇”。

这实在是太春秋了，就算简洁也没这么概括的。把旧党写的垃圾扔到一边，看看西夏发生了什么事，才会知道这场胜利带来了什么。

它改变了一个王朝。

天都山被偷袭，嵬名阿埋、妹勒被俘虏，仁多保忠被击败，这意味着西夏都城兴庆府外围最近的一条防线也崩溃了。

火终于烧到了西夏上层的眉毛底下，各个靠抢劫发财生活的党项大佬都慌了，他们拥向皇宫，向梁氏要说法。到了之后发现，梁氏正火冒三丈地向辽国要说法。

她是彻底什么都不在乎了，生死关头本性勃发，什么是贵族、什么是脸面、什么是智慧，在她这儿统统消失不见。说来也是，发迹靠通奸、致富靠抢劫，这样的生活方式怎么能培育出聪明优雅懂得分寸的脑子呢？

梁氏不去思考局势为什么变得这样恶劣、她自己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而是把危机转嫁到辽国的身上。她一连三次向辽国求援，要求辽国向宋朝施压要求出兵要求粮草要求……没完没了地要求，根本不去想辽国会有什么感觉。

易地而处就对了，如果是辽国打了败仗，实力受损，向附属各小国施压要这要那很正常，这时凭什么上级听下级的话？输得倾家荡产还要向强盗世家伸手要钱，脑子被门框夹得不轻啊。

辽国皇帝没理她。

这已经很客气了，至少没趁火打劫。梁氏却更加愤怒了，面对她的请求，辽国居然不予理睬，这简直太伤人了，太不把她放在眼里了。愤怒中她习惯性地口吐莲花，在各种场合问候了辽国皇帝的人品……事情简单了，辽国皇帝很快就知道了这些，他想了想，这个女人真极品，得给她点赏赐。

在第二年春天快到时，一队辽国骑兵穿越大漠走进了兴庆府，给梁氏带来了一件小礼物——一杯酒。这杯酒放在梁氏面前时，她彻底地呆住了。不远千里带来了这东西，只有一种可能。

酒里有毒。

可是在西夏国内，毒死她这个掌权的皇太后，实在太天方夜谭了吧！她想反抗、想拒绝，却发现什么都变了。连她的儿子李乾顺都恨不得她早死，这样他才能有真正的皇权，才能把西夏从这群既疯又蠢的梁家人手里解救出来。

梁氏被毒死了。在她身后，李乾顺一边向辽国人示好，请求与辽国通婚；一边向宋朝示好，赌咒发誓他亲政了一定当个超级乖宝宝；一边把屠刀砍向了梁氏家族，和他们的同党。

西夏改天换地了，主动权掌握在宋朝的手里。局势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漠视辽国的威胁、处在崩溃边缘的西夏，宋军连战连捷，握着这样满把的好牌，谁都知道要怎样打吧。

把战争进行下去，就算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毁灭西夏，也要乘胜追击进一步削弱它，让它再也没法给宋朝添乱。

理论与现实差得很远，宋朝居然答应了西夏的求和。两国的关系迅速回到了从前的老路上，西夏卑躬屈膝当孙子，宋朝每年给孙子送出大笔压岁钱。

郁闷啊，连年血战，章楶等前线将士耗尽了心血，可以说把西夏国的喉咙卡得死死的送到开封城里，只要大佬们肯为民族为安危为仇恨举起刀来，随手挥下去，西夏就别想好。就算不能灭国，至少能逼着李乾顺修改合同，把岁赐去掉。

可是，现实居然是走上了老路！除了向前方缓慢推进了堡垒所占据的土地外，什么都没有得到。如此结果真让人费解，宋朝当初何必要开战，何必把战争打到这个规模！

史书里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没钱了。

说到钱，这是宋朝的生存命脉，更是1000多年来研究、喜欢宋史的人挂在嘴边的话题。宋朝有多少钱，各个时期有多少，每一仗花了多少钱都是说不清还必须说、找证据却没证据的东西。

为什么会没证据呢？《宋史》里食货志等栏目里有很详细的记录嘛，还有《长编》等文献里各时期的君臣对话、奏章都有据可查，流云你怎么敢乱说话？！

小心乱讲被雷劈。

但是谁能告诉我下面这个关于钱的问题呢？宋朝的钱从仁宗时代就一直告急，到了英宗达到最穷，进入神宗之后突然暴富，可是官方记载，到哲宗时又没了。

高滔滔前九年的折腾，不创新只废除，不经营只花费，的确让宋朝的家底空了。章惇努力恢复新法，可是局面一直没达到熙丰、元丰时期的水平，又打了不少的仗，从理论上讲，旧党写的官方记录似乎没有错，真的是没钱了。

那么哲宗之后的神奇皇帝徽宗，他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无所不为，把开封城当成后花园，把整个宋朝当成玩具加工店，蔡京都喊出了“丰亨豫大”这四个字，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只有两个方面。一是蔡京等人的能量超强，一边在宋朝全境刮地皮，边刮边玩，供养着整个上层建筑空前的糜烂生活。这是主流说法，可是按照主流们的记载，宋朝民间的地皮早就被王安石、章惇刮到地核了，根本一点油水都没剩下，这是变法派的最大罪证，不容更改的。

前后矛盾，哪个准？总不能一种罪杀两条命吧。

第二个可能是宋神宗的钱流传了下来。宋朝的官方记录是相当的混乱，在主流说法之外有各种版本的坊间传说，其中就有神宗新政产生的金钱一直到北宋灭亡还有余存。

那么到徽宗时还有，哲宗时怎么就空了呢？

既然发动了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连辽国都得罪了，在大好形势下怎么会轻易就放弃了呢？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绝对不是钱！

那只是一个掩盖、一块遮羞布而已，用来挡着一个个不足为外人道的丑闻。而年轻的哲宗皇帝就生活在这些丑闻里，耗尽了自己短暂的生命。

丑闻之一，哲宗的婚姻。

话说这世上为什么要分出男、女两种人呢？各种答案都有，流云的看法是，这是上帝为了阻止男人变成新的上帝，给男人下一个套儿。这个手脚做下后，男人们的生活就彻底变样了，至少北宋男性的皇帝们，被女性的皇后、太后们不断地折磨。

要命的还是总用一种手段。

当年刘娥给仁宗包办了次婚姻，结果很不幸福；高滔滔有样学样，也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哲宗娶了个老婆，这件事从开始到结局就是个闹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

第一，选人。

皇后是一国之母，与皇帝为一体，何等的崇高尊贵，选谁来当，简直是件天大的事。高滔滔也真的很重视了，她命令在京各级官僚家庭都要把适龄女孩儿的名单资料上报，由她率领的以各大宰执人员组成的核审团挨个挑选。

忙了大半年，终于有一位女孩儿杀出重围，站在了命运之巅。这位女孩儿真是太出色了，首先她长得好，花容月貌；其次她品德好，贞洁贤淑；最后她出身好，是已故军方第一人，战功卓著的枢密使狄青的孙女。

这好那好，可惜高滔滔看不上。她以一个女人的直觉第一瞬间发现了问题，这个女孩儿无论如何不能当皇后，当了肯定天下大乱。

因为实在是太彪悍了，这位狄小姐居然有三个妈妈。分别是狄青长子狄谘的夫人、狄青次子狄咏的夫人、狄咏的妾。

有点乱，说白了也简单，她是庶出的，最后那位妾才是她的亲妈。这种社会地位让她出生就很郁闷，被虐待后老爸一时心软把她送给大伯去抚养。

这样的情节一般来说对老年妇女很有杀伤力，如果女孩儿再长得柔弱婉约些，简直就是她们的宠腻掌中宝。可惜这对高滔滔无效。高老太婆第一时间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妈妈多，等于外戚多，等于对皇家权力的侵犯，后患无穷啊。作为对皇家权力正在进行时的侵犯者本人来说，这实在是太让她敏感了。于是她下令，这次选的作废，重新再选。

这一次她调整了选人的标准，给出了明确的条件——出身要低，家庭要小，为人要低调。只有这样的孩子才好管理，才不会造反。

三个月之后，人选出来了。完全符合她的要求，女孩儿姓孟，爷爷是已故马军都虞侯孟元，外公是非常罕见的被新、旧两党共同鄙视的王广渊。

王广渊没文凭，官却当得不小，原因很简单，他是高滔滔丈夫宋英宗的贴心人，鉴于宋英宗本人完全被高滔滔彻底贴心了，于是贴心数值被无限延伸，薪火相传，孟家的女孩儿让高滔滔很放心。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哲宗大婚。这个婚礼简直处处透着诡异，在旧党这些号称最正宗的儒学家的主执下，简直不伦不类。

先是规格超高，高滔滔把整套宰执班子都派了出去，充当婚礼主持。首相吕大防任奉迎使、司徒韩忠彦任副使；太尉苏颂任发册使、王岩叟任副使；次相苏辙为告期使、皇叔赵宗景为副使。此外像梁焘、刘安世这些人也都集体参与，各管一摊。

规格是真的很高了，可是婚礼举行当天，堂堂的皇帝大婚，居然没有鼓乐班子。

吕大防等人集体讨论，引经据典，说这一天举行大婚，就是不能有音乐闹场。至于为什么，一箱子一箱子的古书会砸过来，念整整一年的可能都有。

对此高滔滔服了，这票大臣们什么事都敢跟她叫板，实在是惹不起他们。她想了想，没音乐显然是太寒酸了，可是有音乐婚礼会变成辩论大会场。怎么办呢，她想了个好办法，《长编》记载，钦圣（高老太婆尊称）云：“更休与他宰执们理会，但自安排著。”

她在宣德门里边隐藏了一个皇家乐坊小队，等迎亲的轿子进皇城了，就开始吹奏……这是什么事啊，真的是明媒正娶的女孩儿吗？貌似只有古代二嫁三嫁时的女人，才会偃旗息鼓地进夫家吧。

更加奇怪的是结婚的这一天。

五月十六日，道教认为这一天是天地合日，人间的夫妻要分房睡，不然会折损寿数。这样有害，为什么哲宗大婚的日子非得选在这一天呢？

是不知道？开玩笑，京师什么人没有，会出这种错？不说别人，哲宗的亲妈朱太妃沉默了一辈子，唯独这件事不干了，她找到高滔滔，说为孩子着想，这一天实在不合适。

她不说还好，说了高滔滔立即板起了脸。我堂堂大宋以儒教立国，道教的东西不见于正规典籍，不足为信，就定在这一天了。

……不知道她这句话让她爷爷宋真宗听了会作何感想，老子当年万里迢迢满地球地拜神仙，道教里认了十七八辈子的亲了，居然敢说不足为信。

联想到孟家女孩儿后来和哲宗的婚姻状况、哲宗的身体状况，高滔滔真的是说得好，做得更好！不管怎样说，高滔滔又一次如愿以偿了。她费尽了心思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了这么一位称心如意的好孙媳妇，真是大功一件，必须选个日子去太庙举行大礼，告慰祖先。

那一天盛况空前，当代文坛泰斗不世出的文豪苏轼作卤簿使，引导圣驾出宫到太庙。行进途中万众瞩目，神圣无比、庄严无比、高贵特权无比的皇帝仪仗队突然间乱了。一辆赭红伞盖犊车、一辆青盖犊车为首，十多辆车子斜刺里出现，强行插入队伍里。

谁这么大胆呢？

新媳妇儿闪亮登场了……

这是孟皇后一生无数个传奇桥段的开端，作为两宋300余年里命运最波折起伏最跌宕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再低再高、幸免于难、迁徙万里、力挽狂澜、福寿始老的女性，她的人生真是太丰富多彩了。

用高滔滔的话来说，就是：“斯人贤淑，惜福薄耳！异日国有事变，必此人当之。”这是被旧党史书称作女中尧舜的人说出来的，来证明伟大的高太皇太后简直有鬼神莫测之机、远照国家命运的智慧。

好玩的是，你是给孙子挑媳妇的，明知道她福薄，还挑她干什么？是玩这个苦命的小女孩儿，还是玩你自己的孙子啊？

真是活见鬼。

不过这也符合最初时海选的目的，就是要选个小户人家的孩子，啥也不懂才好，才能随便指使、有效教育。这时新皇后开场就摆了个大乌龙，成心给皇帝拆台，高滔滔你看着办吧。

高滔滔不管，她在大半年之后就很着急地去死了，对哲宗的这场婚姻，她的立场和国政一样。管它后面如何，我活着时按我喜欢的去做就好了，我死之后，即使洪水滔天，与我何干？

孟皇后就是这样进入的后宫，一个没有根基偶然发达的中层干部家庭出身的女孩儿，突然间住进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宅门里，光是这个大前提就注定了她最初的命运。

她不适应。

没人能适应，或许有人会说，在她之前宋朝有一位出身更低的女人，那人爬上了令人目眩的高度，曾经统治宋朝10多年，开创了仁宗盛世的前期。对，刘娥。刘娥能行，为什么孟氏不行？

要注意，刘娥开始也是失败的，被真宗赵恒府里的奶娘暗算，告到了宋太宗那里，把她赶出了王府。她在赵恒的亲信家里一住近十年，每天看书识字重塑身心，才变成了一个合格的政府管理员。

以刘娥之才，都得经过那样的苦难，孟氏凭什么顺利成功？

没多久，她就演砸了。

最初时的生活她还适应，哲宗和她走得很近，他有良好的教养、清秀的面貌，哪一点都能让她觉得安宁妥帖。很快的，她觉得幸福来临了。

她怀孕了，给哲宗生了个小公主。这是哲宗第一个孩子，他很喜爱。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孟皇后觉得自己适应了，这和她之前的生活没多大的区别。

可惜，这是她唯一改变命运的时机，被她白白地错过。她不懂，夫妻之间从最初的新鲜到淡漠到厌倦是很快的，尤其男人的身份越高，这个过程就会越快。她得展示魅力，必须得展示魅力，才能把哲宗紧紧地拴在身边。

因为后宫女性无数，到处都隐藏着她的敌人。

敌人出现了，是一个姓刘的婕妤，她把哲宗牢牢地迷住了，以至于孟皇后一个多月都见不到哲宗一面。这让她实在太难受了，要命的是难受之余，她想不出半点办法来应对。

这就奇怪了，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的同类，另一个女人呢？何况她是皇后，拥有后宫至高无上的权力；更何况她的对手实在是太没成色了，哪一点都比她差得天高地远。

孟皇后出身中层家庭，刘婕妤的出身根本找不着，甚至有传说她是之前皇宫全城征集奶娘中的中选者；孟皇后没有高深文化，刘婕妤大字不识；孟皇后没有大宅门女性应有的层次深度，刘婕妤成天嬉笑跳脱，往好里说是明艳动人，难听些就是一个村姑本色。

孟皇后比哲宗大三岁，刘婕妤官方生年在公元1079年，小哲宗三岁，可是以此推断，1089年寻乳婢时她才11岁，根本构不成勾引皇帝的条件。如果她的出身是准的，那么她比哲宗大的应该不止三岁。

种种对比，怎么看刘婕妤都死定了。可要命的是，孟皇后就是不知道怎么出招。她没在这种程度的宅门里生活过，她的亲人也达不到这个层面，别说是怎样主动攻击，连被动应战都狼狈不堪。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非常有代表性。

第一件，某天孟皇后率后宫嫔妃去景灵宫朝拜祭祀，礼毕后皇后就座，各嫔妃按阶次站在皇后身旁。这是礼仪规矩。而刘婕妤一个人站在了门帘旁边，背对着皇后。

这是大不敬，孟氏完全可以拿出皇后的职权贬她、罚她，甚至交给宗室公开处理她。这是在祭祀场所，面对的是列祖列宗。

多好的机会，她呆愣愣地坐在那儿不知所措。只有她的使女陈迎儿看不下去，站出来呵斥刘婕妤，但对方充耳不闻，不理不睬。

第二件，某次冬至日，后宫嫔妃去向太后宫里请安。孟氏以皇后之尊，坐的椅子是黑红相间的锦缎饰以金带，别的嫔妃一律平常。刘婕妤来了，一看大不高兴，命人换了一套和皇后一样的座椅。这时怎么办，简直是欺负到头顶上来了，半点顾忌都没有。

其实孟氏应该高兴，这让刘婕妤送上门来找抽。她都不用自己动手，直接报告给向太后，神宗的大老婆自然给她出气。这样无论把刘婕妤搞得多惨，哲宗都说不出话来。

他敢不敬嫡母？！

可惜的是，孟氏的呆呆症再次发作，她又一次不知所措了。处理的办法是：下边人故意使坏，先是高叫一声太后驾到，全体起立迎接，趁机悄悄地撤走了刘婕妤的座椅，等大家落座时，闪了她一跟头。

全场哄笑，刘婕妤哭着走了，向哲宗大诉不平，引起对孟氏的更多恶感……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时的孟氏在面对挑战面对希冀时什么办法都没有，都是底下人自动跳出来帮她出气。

这有点让人小感动，可恨的是，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剧。

事情开始时仍然发源于孟氏的呆呆症，这女孩儿不知是不是先天有些问题，一旦遇上点什么事，立即就大脑短路，暂停工作。

这一次是她的女儿病了，御药院等正规部门治了很多次，都没什么效果，她立即乱了，不知怎么办好。其实很简单，皇家的御医不是万能的，像从前仁宗皇帝的病就是由一位长公主用偏方治好的，这时没效果，就该讲给丈夫听，让哲宗想办法，满开封城、遍天下地找医生，这才是正路。

她没有，她只是呆呆地坐着，让自己流眼泪心口疼，似乎这样她女儿就会好些。

这时神秘帮手A出现，她姐姐拿着一张轻飘飘的黄纸走来。“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孟皇后一见，立即心惊胆战。

这东西她印象深刻，在她小时候曾经得过一次重病，各种医疗手段都无效，就是它治好的。不过此时此地见到它，只会让她害怕，半点惊喜都没有。

因为这是符箓。

符箓是中国道教的特产，是用朱砂等特殊材料为墨，画在黄纸上的符号。不同的符号有不同的用途，其中有捉鬼用的，有治病用的。用来治病的，要烧成灰化在水里给病人喝，据说非常灵验。

可是符咒太敏感了，在古代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救人，而是害人。所以命越是值钱的人家越是离这东西远远的，比如说皇宫、皇帝。孟氏这时突然间见到姐姐把这东西亮了出来，马上就吓坏了。她一把夺了过来，交给手下人藏好，同时警告老姐，这是违禁品，宫里绝对不许出现，为了大家的安全，以后千万别带这东西进来。

她姐不置可否，显然觉得这事太小，搞这么大惊小怪的，至于吗？孟氏急火攻心，正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中下层妇女，突然间有人通报，说她丈夫宋哲宗来了。

这时孟氏做了一件看起来非常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举动，她把刚刚藏起来的符箓拿了出来，主动向哲宗交代，说这是偶然事件，保证绝不会再犯了。

哲宗静静地听完，笑了笑没在意：“你这也是为了女儿的病，是人之常情。”很宽大。孟氏高兴了，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对，既向丈夫表明了态度，更让不知者无罪的姐姐当场受到教育，让皇帝教她轻重！

可惜，她为什么不想想，坦白的错误也是错误，绝不会变成亮点的。不管怎样说，哲宗亲眼见到了她宫里有这个玩意儿！

后面的事让人很怀疑上面这出戏的真假，如果孟氏真的知道皇家对符箓的忌讳，很能坚持原则的话，后面的那些事本应该不会发生的。

孩子的病只是暂时的，重要的事是哲宗对孟氏的恩宠。这才是重中之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为了让哲宗回心转意，一大群的神秘救星出现，把孟氏包围了。

神秘救星B，最强大的一位出场，她是孟氏的养母，可以随意出入宫廷的听宣夫人燕氏。这女人是当时最闪亮的一颗明星，其轨迹从普通的民妇变成京官家里的高级仆妇，再到随意出入皇宫，是皇后的养母，简直是整个宋朝官场的另一半，官妇群落、仆妇群落的楷模。

这让她精通所有女性问题的解决办法，尤其是怎样挽回丈夫的心、毁灭小三。

这就需要神秘救星C出场，相比于燕氏的官场能量、人脉广度，她提供的是技术。她能制作各种高难度、定向作业的符箓，去完成咒死谁或者诱惑谁的目的。这真是非常神奇，只是奇怪的是这女人居然是个尼姑，叫法瑞，要知道这是道士的饭碗。

最后一位是神秘救星D，这是个专管落实的人。是宫里的太监王坚，无论法瑞画出了什么符，除了极特殊的几张之外，都要由他隐蔽地放到特定地点。

这样一个从出谋到技术到落实的一条龙工作小组成立了，他们的工作迅速展开。第一个，勾魂定身符。把这张符烧成灰化在水里，洒在哲宗的必经之路上，可以让他瞬间心潮翻涌想起生命里的第一个女人，他的结发妻子孟氏，进而脸泛桃花无法忍耐，直奔正宫而来。

此符成功了，哲宗真的很快就来了。

第二个，画一张回心转意鸳梦重温符，把它烧掉化在茶水里，等哲宗来后让他喝下去。他就会忘记这几年里的一切不快，瞬间穿越回成亲的那一天，和孟氏再度一次蜜月。

旧日重现，人生能够重来，多么让人心动！可惜的是，那一天哲宗无论如何都没渴，那杯茶一直放在茶几上，等他走了都没喝，它成了一个原装正品没开封的杯具。

这招失败后，第三个出炉，这一次堪称是必杀技，由ABCD四大救星共同操作，群策群力，全力以赴。先由孟氏她姐到民间去收集驴驹、媚蛇雾、叩头虫等邪物，再交给法瑞精工细作成超品符箓。与此同时，王坚用南方的枫木为孟氏做成一个微缩版的小祠堂，为她诚心祷告，祝她成功。最后由燕氏出马，劝孟氏拿着这张符箓到哲宗的寝宫去，把它悄悄地放在哲宗的床上。

参见前面最开始时孟氏向哲宗坦白符箓的桥段，这时她应该带着这张超级符箓去见丈夫，把养母、尼姑等全部的ABCD都上缴，这才够皇后嘛。

可是让人大跌眼镜，只隔了这么几天，她就180度大变身，带着超级符箓一步步地逼近了丈夫，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任务。

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是之前的那次坦白是个骗局，旧党出于各种考虑编出了这个洗白人品的谎言，还是孟氏过于理智了，女儿的生死问题太小，可以坦白；自己的幸福是大，必须不择手段呢？

无可查考，不过无论原因是哪个，孟氏的行为都很不崇高。

前三招用过，静静等待成果，一天天过去了，他们滚烫的诅咒热情越来越冷，哲宗没有来，更加没有回心转意。一个巨大的问号生成，他们必须得搞清楚——为什么符箓没有生效？

课题太庞大了，很显然短时间内没希望搞懂。那么换个思路，有鉴于古代术界有句名言——“法不可以制众，术不可以施之于贵宗。”就是说再强大的法力，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因为民众太多，法力无法笼罩；再狠毒的诅咒也要分清楚打击对象，如果对方是传承悠久的贵族大家，很可能会失灵。因为贵宗家世绵长，福缘深厚，免疫力太强。

皇帝是贵中之贵，无极之贵，也许这就是诅咒不灵的根本原因。

呵呵，想到这个就轻松了，咒不倒皇帝不等于咒不倒嫔妃，何况一个小小的婕妤，在后宫等级里连嫔妃都算不上。按等级，婕妤之下有美人、才人各九名，她之上是九嫔，有昭仪、昭容、昭媛等，再之上是夫人，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贵妃之上才是皇后。

皇后与婕妤，仿佛九霄与黄泉！

非常好，ABCD们决定，去诅咒刘婕妤，身份的差距、咒术的精良，从哪方面来说都赢定了……就是不去想，以两者十万八千里的身份差距，搞定个小奴才，需要用这种歪门邪道吗？

魇镇刘婕妤开始，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次诅咒的全过程居然和近现代战争步骤暗合。

第一步，超远距离打击。

太监王坚出马，凭着高超的记忆力记住刘婕妤的相貌，找人画出来，挂在皇后宫里的隐秘处，由燕氏每天在特定时辰用大头针在心口等特定位置狠扎。

第二步，空降近距离打击。

由孟氏她姐出公差，到民间去搜集一样重要道具——五月间死的痨病人尸体。把它烧成灰，秘密地带进宫里。

太监王坚把这种骨灰悄悄地带到刘婕妤的住处，均匀地撒在地面上。

第三步，把诅咒和骨灰之力结合，全面提升狠毒程度，变成七家针、骨灰符箓混合灰，一边在皇后宫里积极作法，一边分批次、大剂量投入到被诅咒者的家里。

这样一来二去，刘婕妤的身边不停地出现种种反常物质，次数少还行，可以当做不明垃圾处理掉，次数多了换谁都发毛，尤其是细心敏感的女孩子。

刘婕妤发现了，作为一个出身民间的女孩子，她第一时间就明白出了什么事。真是聪明！她直接一路泪花哭着奔向自己的男人，宋哲宗。把所有的悲伤恐惧一点不落地全都倾诉在报案流程里。

和前面孟氏的呆呆症症状正相反。

宋哲宗会怎么想，哪怕一千万个不相信，他的脑海里都会自动浮上来前些天孟氏亲手交给他看的符箓，有了这片阴影，对孟氏来说，最乐观的估计都是立案调查。

哲宗把案子交给皇城司内押班梁从政、御药院苏珪共同审理。这是非常正确的，皇城司管的是皇宫安全，出入证件、卫士值班、宫门关闭等事都归他们管。而御药院是皇宫内部的药局，负责皇家人员的医疗护理，像符箓、骨灰之类的东西正好由他们鉴别。

北宋皇宫里前所未见的事发生了，一声令下，皇城司全体出动，把涉案人员抓了起来，关在一座偏殿里，不分身份的贵贱，像燕氏了、孟皇后她姐了，一视同仁，统统按倒了严刑拷打。打出案情后，到御史台找了个叫董敦逸的御史过来，帮忙录口供。

至此结案。

除了皇后孟氏没有到庭之外，所有人都招了，拿着这样的案情还要哲宗说什么？真是神棍家族出来的小姐，一家子都歪门邪道。

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九月，哲宗亲自到延和殿向各位宰执大臣宣布废掉皇后。孟氏出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其他的与案人员，如燕氏、法瑞、王坚等人全体处死。

案子结了，事儿没完。废皇后操作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流程——“儿女”出面调解。话说君如父臣如子，爹妈闹离婚，儿女就算阻止不了，也得哭着喊着打人情牌。

为孟氏出牌的是许将、李清臣、曾布。这三个人很用心，和哲宗面对面时不仅讲感情，更提到了技术要点。比如太监王坚给孟氏建祠堂，不是还没建成嘛；给你倒茶水，你不是没喝嘛；把魇镇物放到了你和刘婕妤的房间里，不是也没死人嘛……真让人怀疑他们是来劝人的，还是来撮火的。

看他们的劝词，多像2009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里，球迷扯出来的一面横幅啊——“踢了没断不算严重……”

横批“中国足协，你真天津”。

理所当然的，哲宗愤怒了，一贯清秀端庄的好青年难得地变了脸色，说：“朕待皇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

之后赶人出宫，这事到此为止。

他想得美，满朝大臣都是皇后的“儿子”，这三个不顶用，还有别人呢。一位御史站了出来，陈次升，这位仁兄很有名，他是被旧党所认可、在新党执政时也能当官的高人。作为一个官方检查人员，他提出的是审查方式不对。

他说，事情和皇后有关，应该交给外廷的大臣来审理。现在由太监们定论，万一里边有猫腻，会让后世人笑话的。

哲宗气得一脑门子的黑线，怀疑这个公务员的忠诚性。你也知道这和皇后有关，相当于你老妈犯事了，你不说遮着盖着在家里处理，非得交到外面，大庭广众的随便人围观。你可真孝顺，可真聪明！

难道皇宫内部发生的事，交给皇宫专职防卫部门皇城司来处理，不合规矩吗？

何况还有一位御史同案笔录。

下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位笔录。董敦逸在定案后一个月里连续写了两封奏折，说废孟氏时天上阴了，是老天不想废她；人都发愁，是人不想废她。现在废了，实在是不应该啊。

哲宗大怒，法官推翻自己的判罚，而且是连续推翻两次。你当国家法令是过家家？！

下令，把董敦逸罢免，贬到南方边远地区反省。这条命令一下，清静日子彻底不见了，朝廷里最大的大佬全涌了过来。

章惇、曾布、蔡卞、许将、李清臣等三省大臣全体到位，一起劝说。

中心议题是一点，当初让董敦逸参加审问就是为了取信于人，现在处罚他，不是公开承认审问中有错误吗？自乱阵脚的事不能干啊。

这是好话，可惜哲宗彻底气晕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最后面对喋喋不休的众多唐僧，他大叫一声：“三省与一知军！”

意思是把三省全体官员都罢免，去到边疆当军寨负责人。

很吓人，可惜对章惇没用，章惇像强迫型推销员那样对哲宗一通压迫式劝说，终于让皇帝回心转意了。这时先饶了董敦逸，过半年再收拾他……如此这般，事情终于定案，孟氏住进了皇家道观里，成了一位清心寡欲的修行人。

在之后的10多年里，她真的是在不断地修炼着。等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她彻底变样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生物出现，她让宋朝在最危难时因她而受益，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母太后。

这都是后话了，在她被废除时，留下的最后一点余波，是关于新党人，具体来说就是章惇的劣迹。宋朝官方的说法是，她是政治牺牲品，是章惇为了彻底抹杀高滔滔时期的印迹做的无数坏事中的一件。

这么说太荒谬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党曾经陷害过她，相反事后为她出面的全是新党首脑，不惜为她和皇帝吵翻了天。何况说实话，她的分量太轻了，章惇就算想害人，也轮不到她。在这个时段里，章惇有一个整体构思，要由微入渐，从浅到深，把旧党连根拔起，再留不下一丝一毫的存活率。

为了这个目标，章惇什么都不顾了，让空洞的正义、纯洁见鬼去。当年的王安石倒是纯洁，看他到底留下了什么，宋朝之所以到今天的局面，都是他对旧党斩草不除根的毛病！

章惇拟定的计划的第一步，是毁掉旧党的精神支柱司马光，在贬他的官、毁他的碑、收他的谥号、收回子弟恩荫之后，要进一步地挖他的坟、掘他的墓、鞭他的尸、晒他的骨！

正文 第二十一章 同文馆之狱

天这个提议是三省宰执官共同向哲宗提出的，哲宗很心动，只是几次举手想拍板，可就是有点小犹豫。犹豫中他发现宰执队伍里有两个人表现得有点小消极。

散会。

哲宗遣走其他人，单独留下了他们。一个是许将，一个是曾布。从这时起，曾布的老毛病犯了。翻他的案底，当年王安石改革，他是最先倒戈的核心，从性质上说，他比吕惠卿更危险。

吕惠卿反的是王安石本人，于变法始终不渝；曾布反对的是改革法令，从根本上和新法划清了界限。可惜的是，在宋朝讲究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这种小叛变往往显得高大独立。

随着改革派复兴而重新登台的曾布，从这时起不断地和章惇唱反调，直到把北宋推向无底的深渊。

这时曾布、许将说：“发人之墓，非盛德事。”乍一听很有理，挖坟掘墓的事无论是官方干还是私人干，都很缺德，当然了，“考古”除外。

哲宗听了点头，对，你们说得对，“朕亦以为无益于公家。”这事儿到此为止，司马光的坟保住了。

所有的史书都称赞曾布说得对、宋哲宗做得对，章惇实在是太凶残太恶毒太小人了，连死人都不放过，实在过分。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分析。挖坟的确不高雅，可要分对象。针对当时的形势，参考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旧党对北宋、对民族的危害。在北宋时，他们破坏了新党执政期间对异族的绝对上风，到了南宋时，旧党的思想成了宋朝官方的唯一准则，这些准则导致了汉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境亡国。

追根溯源，司马光的影响巨大，甚至到了现代，他仍然在形象上光芒万丈。请问为什么，一来是宋朝官方对他的认可；二来是一本的作用巨大。中国人牢固的敬文人思维作怪，认为大作家必是圣贤，大文豪绝对不会是混蛋！

其实哪儿跟哪儿，无数的例子证明过，古今中外有才无德的人遍地都是。司马光算什么，人类历史上排得进前十的全才弗兰西斯·培根，大哲学家、思想家、作家、科学家，科学之光、法律之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这人牛吧。

和他超全面的天分成正比，他的私德丑恶得一塌糊涂。

回到正题，要想防患于未然，把旧党彻底毁灭，司马光的光环必须磨灭，必须把他从人格到履历、从官方到私人，全方位地抹杀。

历史将证明，章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大公无私远见卓识的，对照宋朝后来的灾难，会发现之前他所做的每一件貌似恶毒、凶残的事，都是为了宋朝好。

早听他的，绝对没有靖康之乱，没有南渡之惨。

可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更悲哀的是，想让多数人理解都是件奢望的事，尤其是事发当时。章惇的提议被哲宗否决之后，他没有气馁，而是把精力投入到那个更大的、系统的打击计划里去。

这个计划起源于旧党的小内讧。

在旧党庞大的人脉关系里充满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派系网络。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主流一直很敌对，文彦博系、韩琦系。

这两人都是超级大佬，都有自己的光辉事迹。只是文彦博显得更幸福些，他做得比韩琦少，收获比韩琦大，尤其是官位保持得超级长久，韩琦都死很久了，他仍然活跃在顶级官场里。这实在让韩琦系的官员们不爽，于是小报复开始。

朔党党魁刘挚就是韩琦系的，他在执政期间带动整个朔党跟文彦博为难，导致文大佬以超级资历仅仅得到平章军国事这种近似荣誉头衔的虚职。等文彦博死后，他再接再厉打压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

文及甫在老爹生前在京城当卫尉、光禄少卿，混得还行，老爹刚得病退休，他立即被调到外地，等老爹死了，服丧快结束后，文及甫深深地觉得前途黑暗，刘挚这匹夫一定会继续打压他的。在每天不断地担忧中，他想起了一个好朋友，把满腔的郁闷化成了一封信，寄了出去。

这个朋友叫邢恕……没有意外了，邢恕身为纵横新、旧两党，唯恐天下不乱的持久型导火索，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事隔多年，他仍然保留着信的原件。

上面写着，亲爱的邢哥，下个月俺服丧期就结束了，想了很久，进京当官的事没有把握，和你相见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朝里的当权派妒贤嫉能，党羽众多，加上“粉昆”两人，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必定会对皇上有莫测之心，实在是让人忧虑。

重点在“粉昆”、“司马昭”两词上。

粉昆，粉字指的是“粉侯”，这是历代对驸马都尉的别称。在文及甫写信时，宋朝的粉侯是韩琦的儿子韩嘉彦；昆，指哥哥。两字合在一起，特指韩嘉彦的哥哥、当时的次相韩忠彦。

司马昭，说的是元祐时期的大宰相吕大防，这人当首相的时间太长了，外界说他独揽大权。

前后联系起来，这封信里潜藏着可怕的内容。文及甫指证，吕大防为首，韩琦系官员刘挚、韩忠彦等人为爪牙，他们有司马昭之心。

何为司马昭之心？废除魏明帝是也。对照到宋朝，吕大防等人对宋哲宗不利。

这封信成了章惇全盘计划的基石，有了它，可以给全体旧党首脑安上弑君造反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抄家灭族。说干就干，章惇迅速把最关键的证人，文家的二世祖文及甫抓进了京城。

文少爷终于如愿以偿地返京了，只是下榻的地方不再是玉堂金马的堂皇大殿，而是摆满了刑具的同文馆。这个地方在后来非常有名，因为他在这里受审，整个过程被称为“同文馆之狱”。

文少爷慌了，谁想到当年一封发牢骚的信会突然间引出这么大的麻烦，虽然他作为文彦博的儿子，非常高兴看到韩琦系的人倒霉，可是万事有个限度，文、韩都是旧党的元老，他怎样都不能变成新党人手里的刀。

那会让他失去立身之本的。

但是章惇怎样应付？别说是他，旧党有多少名人现在还漂在江南生死不知，敢不合作，扒皮章随时能捏死他。思前想后，他决定有限度地合作。

文及甫玩起了文字游戏，把信里的关键字“粉昆”、“司马昭”重新解释了一下。司马昭不再指吕大防，而是刘挚；粉昆也不是韩忠彦，而是王岩叟。

粉，是因为王岩叟皮肤好，所谓面如敷粉；昆，指王岩叟的表字叫况之，况字如兄，可引申为昆。

平心而论，文少爷真是煞费苦心了，说文解字改得漂亮。经他这番解释，把德高望重的前首相、韩琦的大公子这两个最敏感的人剔除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朔党人身上。这不是很好吗，反正刘挚、梁焘他们现在都在流放中，死猪不怕开水烫，重点轻点都无所谓了。

就当是为党国又做了点贡献。

扒皮章看着这份口供有点小满意，又有点不满足。不满足是说打击面缩小了，没有预想的华丽；小满意呢，是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大的方向没变。

而且吕大防已经死了，韩忠彦和新党走得很近，这两人放过也就算了。

宋哲宗看着这份口供有点恍然大悟，有点迷惑不解。他一直对元祐年间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想不通，他是皇帝，早晚亲政，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可为什么吕大防、刘挚等人就敢于漠视他呢？如果用一直想颠覆他、谋害他来解释就清楚了。

他们是敌人，自然不会尊重他。

可是万事讲证据，无论是文及甫最初写的那封信，还是这时的另类解释，都只是单方面指证，拿这个定罪还不如直接杀人让人心服，这一点让他很迷惑。

他找来了办案人问，这些元祐大臣真的谋反了吗？有没有证据？

回答是，他们确实有叛逆的打算，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微妙吧，这句话要看怎样去理解。大多数人会说，这根本是欲加之罪，没有表现出来的罪过，怎么可以定罪呢？这是个冤案，旧党是被冤枉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刘挚等人对宋哲宗的蔑视可以说是叛逆的前奏，至于没有实施具体行动，可以和带着炸药走进人群视为同例。

没爆炸就不算犯法吗？！

就算解释起来很牵强，但在君权时代、专制时代里，这理由足够了。宋哲宗下令，把刘挚、梁焘从南方流放地押回来，进京受审。命令没过长江，南方的消息传进了开封城。刘、梁两人在各自的流放地不约而同地死了。

死了……死了也不算完，下令刘、梁的子孙全部迁过岭南，地方严格监管；王岩叟死得早，子孙勒停官职，南迁；命好的刘安世让他在南方尽情地旅游，带着他的老娘在“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最恶劣最恐怖死人最多的八个州挨个贬过去，看他能挺多久。

这些做完之后，旧党的元老们基本上都死翘翘了，旧党剩下的兵卒们在颤抖之余开始庆幸，章惇再狠全砍光了还能怎样，终于熬过了这道坎。

他们想错了，这一步只是章惇的铺垫，更大的目标在后面。

章惇提出了一个问题。问，从高滔滔得病到死，无法办公的这段时间里，宋哲宗并没有亲政，那么国家的事务是谁处理的？

这很尖锐，问到了要害。要知道高滔滔的命是相当硬的，不像仁宗那样突然死亡，而是拖了很久。这段时间里到底谁才是国家元首、谁在行使着天子权柄？

经过仔细查问，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陈衍，一个叫张士良，都是太监，具体的职务在御药院。御药院在北宋皇宫里很重要，当差的人地位很高，最高时它的主管在宫里当差，能遥领外界的团练使。

团练使，和苏轼被贬时一个级别了。

另外它负责着皇帝的健康，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御药院的人就会24小时守候，这就造成了每一个最高领导人卧床不起时，御药院都和领袖零距离。

陈衍利用这个机会当了好几个月的皇帝，每天大臣们的奏章送进宫里，都由他接着，怎样处理随他心情。批好了之后，他会有选择地念给高滔滔听，高滔滔有指示他记录，没指示他盖上御玺，就成了宋朝的官方最高命令——圣旨。

在这个过程里，有时他会看到些特别的奏章，是催促高滔滔还政的。这时他会把奏章狠狠地扔到地上，咒骂一句：“这个不忠不孝的人！”

种种行为，显示他是高滔滔的死党，无论如何都敌视宋哲宗，侵犯皇帝的合法权力。

张士良是他的帮凶，负责书录谕旨、登记在案。

有人会问，这两人这么搞，会没人察觉吗，要在五六年后才由章惇揭露出来？答案是错，早就有人盯着他们了，哲宗刚刚亲政，就把他们发配到了大地的最南端，靠海的雷州城。

现在是章惇发现了他们的剩余价值，不利用一下实在太可惜了。

怎样达到目的，是一个很讲究的学问。陈、张两个人，要他们配合，得用什么办法？章惇想了想，派人到南方先就地杀了陈衍。

这是个死硬派，对哲宗的仇、对高滔滔的爱都达到了顶点，没法动摇他。杀了正好震慑张士良，让他知道拒绝的下场。

张士良被万里押解进京，扔进了大牢里。蔡京、章惇亲自出面，摆出了一整套的刑讯工具，鼎、镬、刀、锯俱全，告诉他，老实交代当年的所有机密，说得好官复原职，还去御药院当官；不配合马上体验逼供设备，保你不死不活。

张士良吓坏了，他全都招了，很多没问世的第一手资料就此曝光，堪称高滔滔执政秘史。

据张士良说，高滔滔的政治能力很白痴，绝大多数时刻里非常迟钝，大臣们汇报工作，别说立即反应过来、洞察秋毫，就连正常的探讨理解都成问题。好在她有特长，不管对错，特别地能坚持，为了达到目的，能和大臣们隔帘子吼半天，不赢不行，不死不休。

所以还是能镇得住场子的。

但长此以往，不是办法。高滔滔某天灵机一动，悄悄地给陈衍派了个任务。从此陈衍和大臣们亲密来往，比如和首相吕大防互赠礼物，和两制官苏轼请客吃饭，在交往中他提前知道了三省长官们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于是晚上报告给高滔滔，并且给她出主意，明天怎样和宰执们说话。

张士良还承认了陈衍的确滥用皇帝御玺，哪怕在高滔滔弥留之际，都独揽大权，架空宋哲宗。

蔡京很高兴，章惇很高兴，这不是冤枉吧，狼子野心罪大恶极！张士良，继续老实交代，高滔滔临死都不放权，宁可放纵死太监都压制亲孙子，她到底有什么用心，是不是曾经密谋废除哲宗皇帝？！

说着鼎、镬、刀、锯火花四射，大放光明，提醒张太监这些东西是很可怕的哟。

可惜失败了，张士良仰天大哭，说：“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何可欺也？”宁可去死，也不承认高滔滔有谋废宋哲宗的想法。

蔡京傻眼了，他再想表现，再想通过立功走上升官发财的光明大道，也不能真的狠打张士良。这是手边唯一的人证了，打出了事死无对证，全盘计划都会落空。

事到如今，好像真的没有办法了。之前哪怕是弄虚作假，哪怕是屈打成招，都有个名义上的罪证。现在没人指证高滔滔，没控告怎么定罪呢？

别人没办法，不等于章惇就绝望，他的心里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只有获得没有所谓正义或者邪恶。他想做，就一定要去做。

他坚信自己是对的，历史必将用惨痛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章惇把蔡卞叫来，两人私下里商量了很久，写了一篇文字。只能叫它是文字，因为它绝对不是奏章，它的语气、用辞、命令格式等一切的一切，都是最标准的宋朝官方最高指令。

圣旨。

章惇不想在这事儿上再犹豫了，他决心一锤定音，哪怕宋哲宗本人还要迟疑都无效，他写好了给高滔滔定罪的诏书，哲宗可以停顿大脑了，只要明天上朝颁布就成。

历史的进程摆在了宋哲宗的手里，看着这份诏书，他非常明白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颁布出去，破坏神宗朝政局、打压新党官员、开历史倒车的旧党立即会万劫不复。只要宋朝还存在一天，哪怕后面出现了纯度达到99.9999%的旧党思维皇帝，都没法给旧党翻案。

除非他想背上不敬祖宗忤逆不孝的罪名，那样皇帝也就当到头了。

宋哲宗可以终结一切，他郁闷的早期生活，变得死气沉沉、经脉错乱的宋朝，都会因为这条命令而获得释放和新生，乃至于后世子孙，哪怕到了南宋，都不敢有反对意见。

千载一时的机遇，他在烛光前犹豫不决，突然间阻力到了。

神宗的皇后、哲宗名义上的嫡母向太后一路哭喊，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从太后寝宫冲进了哲宗的卧室。历史记载，这女人当晚已经睡下了，可是突然间知道这事，立即不顾一切地跑了过来。

跑来后声泪俱下地哭诉：“我天天随侍在太皇太后的身边，她做了什么我都知道，那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明亮，如何现在有追废她的命令？”

说着痛不欲生，就差立即死了。

哲宗看着这个女人，很长时间不说话。他实在不想理会这女人，就是她，在高滔滔的指使下打压他的亲妈朱太妃，堂堂皇帝的亲生母亲，在儿子亲政后居然只是个嫔妃！这时她来哭，嘿嘿，哭死算了……以宋哲宗恩仇必报的性格，实在是想趁机扔给她两个铜板，让她哭得更卖力些。

可惜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令他无法拒绝的人出面了。尘世间亿万生灵，只有这个人才能勉强他。

正文 第二十二章 与弗，取，反受其咎

哲宗的亲妈。朱太妃闻讯也跑了过来，她也哭了，说：“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她说皇上你一定要这么做，是不想让我活了。

哲宗一听心就软了，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亲妈的眼泪打动了他，他没有再往深里考虑，就把章惇送进来的诏书放在了烛火上面，当着两个妈的面烧了。

后宫顿时一片欢腾，人人喜笑颜开，歌功颂德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宋哲宗真是位难得的孝顺、理智、仁义、智慧的好官家啊！

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早朝时章惇和蔡卞按计划请求哲宗颁布诏书，哲宗摇头，再请求，哲宗突然大怒，把身边的纸本扔在地上，怒吼了一声：“你们是不想我再进英宗皇帝的神庙了吧！”

英宗，是高滔滔的丈夫、宋哲宗的爷爷。这是亲的直系血统，理论上真的废掉高滔滔，还真是以孙灭祖，没脸去见爷爷。

百圣孝为先，这顶大帽子扣下来，章惇也没办法了，只好郁闷地退了下去。至此，元祐旧党基本都打压成功了，只是在废掉高滔滔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上出了差错，导致功亏一篑。

事情的过程就是这些，我们仍然先回顾正规史书上的评价、主流史学家们的看法，再对照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到的。

主流们一致认定，以上的事，无论是“同文馆之狱”的前期对旧党大臣们的调查、定罪，还是后面对高滔滔的指责，都是以章惇的新党刻意的诬陷。所以旧党人是无罪的，高滔滔是清白的，章惇等人是卑劣的。

是的，我承认这些都是诬陷，没一个是有足够证据的铁案。

可是章惇却远远不是什么卑劣的人。那么是什么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

首先高滔滔是不是真像正午的太阳那样光明正大？开玩笑，哲宗太年轻了，他的本质还是个大男孩儿，没有深切地理解到政治有多邪恶、有多龌龊。因为他太善良，所以没看出来破绽。

请问，章惇秘密写成的诏书有多机密，出于他手，入哲宗之目，为什么向太后那么快就知道了？！

唯一的解释是，哲宗的身边一直有内奸，几乎随时可以和高滔滔的残余势力沟通联系，甚至于敢在哲宗面前耍花招。

这是对第一个可疑点的剖析，可以说是很致命的，但对追废高滔滔事件来说，还不足以影响全局，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疑点。

疑点二：向太后知道了就算了，为什么一向对政治一窍不通，总是扮演被欺负的可怜虫角色的哲宗亲妈朱太妃也瞬间就知道了？难道她也安排了眼线在儿子身边不成？

这完全是向太后一伙的招数，她知道哲宗的软肋在哪儿，及时通知了朱太妃，真正做到了一击必中。

不出所料，宋哲宗退让了。千载一时的机遇被浪费，高滔滔保住了，连带着向太后本人也安全了。不久之后，这一点不仅害得宋朝倒霉、整个汉民族集体倒霉，就连宋哲宗本人也身受其害。

他在临死前眼睁睁地看着向太后当面弄鬼，可就是无可奈何！

古语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老天爷把机会放在你手心里，你偏要放弃，那么转眼就会遭到报应，被敌人所毁灭。

这都是后话了，随着追废高滔滔事件受阻，一时间搅动天地的“同文馆之狱”结束了，宋朝进入了短暂的安静期，这段日子很短，一年之后就到头了。

这一年是宋哲宗一生中最珍贵的快乐日子，烦恼、仇恨、憎恶等负面情绪基本没有了，因为外敌压服、内奸除去、新政渐复，所有他喜欢的都已达到，所有他仇视的都已去除。

多么舒心的日子，连他的私人生活都变得甜蜜。

他立刘婕妤为皇后，新皇后立即就给了他最隆重、最渴望的礼物，他有儿子了！这让他欣喜若狂，好多年了，他17岁结婚，这时25岁，一个儿子都没有，简直是他的噩梦，甚至是他工作上的巨大污点。

好了，一切都完美了，年轻的皇帝，健康的皇储，保证宋朝两代无忧。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只要能保持平稳继续下去，剩下的时光都将是享乐。

可惜太短暂了，哲宗朝注定是朵昙花，尽管绚烂璀璨，却只有短暂的时光绽放。造成这一点的仍然是高滔滔。她真是太高明了，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

宋哲宗的健康急剧恶化，从少年时起积累的老病复发了。他是个早熟的孩子，从10岁到19岁这段长身体的最重要的时间里一直受到压抑，甚至仇恨着，这种负面情绪毁了他的身体。

据记载，哲宗少年时有宿疾，时常咯血。身为皇帝，经常性咯血，这是多大的事了，动用全国力量治疗都是正常程序吧。可是高滔滔不，她竟然阻止治疗。

她严令第一不许病情外传；第二不准请医生；第三咳嗽时不许用唾壶，要用手帕接住，之后内侍藏起来，不许任何人知道。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是出于政治目的，对领袖健康保密的话，第四点简直是对幼年哲宗的谋杀。前面三项实施之后，哲宗的病已经只能在内部秘密治疗了，可是御医看病之后，居然下令不许说什么气虚体弱之类的话……连气虚体弱都不准说了，还怎么治疗咯血呢？

这是亲奶奶对亲孙子吗？还有脸在临死前对宰执哀号，她对哲宗是多么的用心、多么的保护，保护成肺结核了还敢居功！

这就是被旧党宣传成女中尧舜的人，事实证明，她和她丈夫宋英宗真是一对绝配。丈夫是自私自利的不孝畜生，老婆是恬不知耻坏事做尽的邪恶老太。

这样一对宝贝，是多大的几率才能凑在一起的呢？

哲宗朝就毁在了这一点上，先倒下的是只有三个月大的皇储。这婴儿先天不足，哪怕哲宗倾尽所有挽救，也没能救活。事后想想这很正常，从少年时就咯血的父亲，怎么能生出来强壮的儿子呢？

哲宗很悲伤，紧接着他也垮了，到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的年底十二月，哲宗的身体虚弱到了可怕的地步。他整天咳嗽，不思饮食。刚刚勉强吃下点东西，只要一弯腰，立即就呕吐出来。胃里全都是药，各种各样的药不停地吃，整夜失眠，处理政务不能升殿，只能送到寝宫里。

就这样，本是一片光明、空前光明的西线战事，被后宫里女人争宠、朝臣间互殴清算给毁掉了，封建制度是独裁制度，哲宗身体垮掉，宋朝在这一时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到这一步，哲宗的危机到了，不是说他的健康问题，而是政治局势。他独处深宫，病得越来越重，下床都困难。章惇等亲信大臣只能偶尔进宫，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

股肱分离，这是君王最大的忌讳，何况他周围还布满了向太后的眼线，种种劣势、禁忌他都犯了。这直接导致后来发生的事，只是一些官方的叙事记录。

从宋元符三年正月初五日起。大年初五，宰执大臣们提前结束年假，到朝堂集合，申请觐见皇帝，近距离观察哲宗的病情。可是一会儿太监出来了，说皇帝病重不接见。不仅今天，明天后天仍旧不接见。

大臣们满心郁闷地回家，等到初八后很兴头地又来了。这一天很特别，不仅是上次的大后天，有可能接见了，更是哲宗的爷爷宋英宗的忌日。按理说只要哲宗还能支撑，就一定会出来祭祖。

这一等，直接等到了晚上。宰执大臣们看着殿外缓缓飘落的雪粒，心越来越沉。哲宗是认真的、要强的，只要稍微能动，他一定会出来，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消息……入夜后，消息来了。哲宗一直挣扎，可是没能起事，这时呕吐越发地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太监说，看到哲宗流泪了。

宰执们面面相觑，知道要做什么了。从初九开始，由章惇主持在京城各处做斋戒祈禳，为哲宗纳福；曾布建议大赦天下，命天下五岳名山祠庙为哲宗祈祷。

开始尽人事、听天命了。

初十那天，大臣们终于见到了宋哲宗。这一天是景灵宫大定殿竣工后安放宋太宗神位的日子，大臣们替哲宗主持完后，以汇报为理由，终于走进了哲宗的寝宫。

福宁殿内，宋哲宗戴着帽子，穿戴整齐地坐在御座上，虽然消瘦但神情安宁愉快，他和章惇、曾布交谈了几句，都是些询问病情、汇报工作等官面上的话。很快就散了。

这是第一个机会的丧失。

当天晚上，命运给了哲宗、章惇第一次警告。

初十夜，大臣们都没回家，留在皇宫深处，观察等待宋哲宗的病情。御药院好几次来通报，说吃药已经没效果，开始使用炙艾。

炙艾是很疼的，可是宋哲宗失去了身体的知觉，直到炙五十壮的时候才感到疼，一感到疼之后立即无法忍受。

他彻夜未眠，早上感觉极其疲倦。这时天亮了，他没有旨意发出，宰执大臣们熬了一夜，开始回家休息。

这是第二个机会的丧失。

身体到了这步田地，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为身后事做准备了。他实在应该把章惇留住，几件最重要的事要去做啊。

命运还给了他第三次机会。正月十一日，大臣们又回来了，由曾布率领进入内廷，他们又见到了宋哲宗。史书记载，这时哲宗头戴白色角冠，身披坎肩，拥被坐在床上。

也就是说，他没法像前一天那样穿戴整齐，升座接见了。

他更加地瘦了，脸色憔悴，面色发黑，可仍然清秀镇定。他的呕吐好了些，能说话了，和曾布讨论了下病情，问了些祈禳、大赦的事，又散了。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上苍给了他三次挽回命运的机会，这是多么慷慨的奢侈！可他都放弃了，那么就不能再怪别的什么了。

正月十二日，命运日到了，大臣们仍旧留在皇宫里，到五更时分，天将亮未亮时，御药院突然传来了消息，让大臣们快速赶往福宁宫。说哲宗的病情急剧恶化，从四更起就在急救了，这时非常危险。

等他们赶到福宁宫时，发现宫门垂下了一道帘子，这是一道天堑，任何外臣都无法越过——宫里有皇后或者皇太后。

章惇、曾布等人的心都凉了，这意味着他们无论怎样都没法再见到宋哲宗了。而皇储是谁还没有确定，这是最重要的事，他们没法插手，连宋哲宗最后的遗言是什么都没法亲耳听到！

在那片竹帘的另一面，福宁宫内部，一个老妇人终于现身了——向太后，之前她一直藏在皇宫的深处，不管宋哲宗得病也好、病重也好、见人也好、病危也好，她都忍住了，绝不露面。

直到这时宋哲宗奄奄一息眼看要死时，她才突然出现。时机的把握像前面挽回追废高滔滔的诏书时一样地准确、及时！

帘幕内的福宁宫，哲宗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盗汗不止，这样子落在向太后的眼里一点都不出奇，更不可怕。在她的一生里，至少见过三个这样重病至死的人了。

宋英宗、宋神宗、高滔滔。

这三个人是她的公公、儿子、婆婆，身为儿媳和母亲，她全程目睹了死亡的转变，到今天她能准确地把握住哲宗生命的流失。直到这时，她仍然保持着沉默。

最后的关头还没有到来，还有最后一关没有通过。

很快，她等的人来了。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一路痛哭，赶了过来。到这一步，她才赶过来！明显地晚了，哲宗眼神涣散，还能认出这是母亲，他想说什么，可是身体不受控制，什么也说不出来。

朱太妃痛不欲生，号哭着扑向了哲宗，她在病床上抱住了儿子。

生离死别，人间惨剧，在他们的身后，向太后仍然冷冷地看着，仔细观察。到这时，她终于确定宋哲宗彻底失去了表达能力。

向太后突然拉住朱太妃，把她从哲宗的身上扯起来，拉到一边，说：“他已说于我了。”

他……他说什么了？

悲痛中的朱太妃很懵懂，她快哭傻了，儿子刚才说什么了？说给向太后听了？自己听漏了？很多疑问中，她条件反射一样地问，仍然没意识到危险。

向太后很庄严，一字一顿地说：“让我立端王。”

这五个字像耳光一样把朱太妃劈醒了，端王，是赵佶，神宗的第十一子，生母陈氏。平时很乖巧，对朱太妃很尊敬，可在这时突然间立他当皇帝，这简直不可思议。

朱太妃不止宋哲宗这一个儿子，她还有另外一个！简王赵似，就算哲宗无子，兄终弟及，也轮不到别人，只能是赵似才对！

可是这时向老太婆以太后的身份说，刚才宋哲宗对她亲口说的，要立赵佶做皇帝。

什么叫后悔莫及呢？前些天当断不断，章惇把写好的诏书送给哲宗，哲宗不同意，结果高滔滔没废成，连带着向太后也保住了。

现在哲宗眼睁睁地看着、听着向氏在他面前捣鬼，却说不出话，更没法阻止。

哲宗，后悔否？

前些天一路狂奔，跑向儿子阻止诏书成立，现在被向氏欺压，另一个亲生儿子即位的希望立即渺茫。

朱太妃，后悔否？

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心情，所以不能乱猜，只能从结果上去看。事情是很惊人的，在亲身经历这种赤裸裸的谎言，以太后之尊来骗人的把戏之后，朱太妃没有愤怒，没有想办法挽回，而是愣了一下，接着低下头转身就跑了。

就连奄奄一息马上就死的儿子都扔下不管，跑了。

她为什么要跑呢？也简单，联系前面她被长时间欺压，却转而为欺压她的人说话这一点来看，她就是个根深蒂固不可救药型的受虐狂。她的出身、她的经历决定了她只是社会规范的遵守者，哪怕被冤枉、被欺负，也习惯了忍受。

只有贵族，只有规范的制定者，才不遵守规范。如向太后。

这女人目送着敌人跑远，再转回目光盯着宋哲宗咽下最后一口气，转身发布了一系列命令。令，殿外的宰执大臣们觐见；令，所有皇子进宫；令，为大行皇帝小殓。

最重要的事是第一项，她很清楚，大臣里有刺儿头，掌权的新法集团一贯和她作对，尤其是章惇。她想做点什么，必须得和这人较量一番。

见面时，向氏第一时间哭了，她边哭边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要立谁当皇帝，得早做决定啊。

章惇厉声回答，当立大行皇帝的同母弟简王赵似。

他是首相，有权力第一个回答。他有胆量，连第一老太婆高滔滔都敢废除，何况这个次等货色。由谁掌权太重要了，不是哲宗，怎么有新法集团的复兴，所以这个皇位，必须落在赵似的头上，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旧党复辟。

向氏很稳，她抛出了一个看似绝对正大光明的理由——“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多博大，我没儿子，所以谁也不偏向，所以什么同母不同母的，根本不是即位的首选条件。

章惇郁闷，没法反驳。谁让哲宗亲政的六年里，居然没把生母提到太后的位置！他只好转移话题，说自古即位不嫡则长，现在没有嫡皇子，那么就要选年龄最大的，是申王赵佖。

说出赵佖，在场的人都鄙视了一下章惇，首相今天很幽默嘛，这种事儿上也开玩笑。申王赵佖一只眼睛是瞎的，自古以来残疾人当大臣都不合适，谁听过瞎眼人当皇帝？

果然，向氏很轻松地就驳回了这一条，她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向氏说，有一个人福、寿、仁、孝俱全，是皇帝的最佳人选。这四字评语不容怀疑、不容反驳、不容抗拒，因为是大行皇帝宋哲宗亲口说的。

这人就是端王赵佶。

可以定论了，这句话里的含金量是超恐怖的。出于上任皇帝之口，由太后转诉，还有更高的规格吗？谁想搞事，简直是和太后作对，和刚死的皇帝作对，和马上就要即位的这位四佳皇帝作对。

两个字，找死。

但是真的有人跳出来了，章惇在这件事上都敢唱反调。他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轻佻，指不稳重、不沉着。看似没什么，可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由此可以推断章惇的出发点。

他和赵佶没有私怨，赵佶也不是旧党，他没有半点必要和赵佶过不去，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只能是对宋朝前途的考虑。

机会出现了，在中国的古代，一个皇帝的诞生，哪怕是开国皇帝，都有一个必要的程序。那就是全体通过，不当不行，哭着喊着说不干也不行。例子请参考赵匡胤、郭威被黄布包起来的过程。

和平年代也一样，除了有明确的传位遗诏，不然更得全体通过。现在章惇豁出一身剐，要把赵佶拉下马，向氏就算是皇太后也不好办，毕竟反对的人是首相，该首相手下还有整整齐齐的超庞大死党，这么多年了，改革派有多能折腾，谁都清楚。

就在这时，就在章惇最需要帮助时，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声音的主人在这之前所有的岁月里，都是以一个平和、仁厚、体贴、不过分、让旧党都普遍喜欢的形象出现的。曾布，这个在宋神宗时期和王安石唱反调、在宋哲宗时期和章惇打对台的人，在决定新党命运、宋朝命运的最关键时刻说话了。

——“章惇，听太后处分！”

这句话决定乾坤，向氏、章惇两人立即冰火两重天，知道了各自的输赢。章惇输了，没有皇帝的支持，没有新党集团的支持，他再强硬能做什么！

他退了下去，当天再没有说半个字。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了，这时只能安静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离皇子们进宫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大臣们会被允许进入福宁宫，见哲宗最后一面。

宫里的御榻上，躺着一套冠冕齐全的皇帝袍服，与平时不同的是皇冠的下面，还遮着一块帛帕……那是遮脸布，下面盖着哲宗死后的脸。那套皇帝袍服，遮盖着他年仅25岁的遗体。

大臣环绕，太监揭起了帛帕，据说哲宗神色平静，面如敷粉，没有什么特殊的痛苦样子。或许他真的解脱了，可是他知道他的帝国、他的事业，还有他个人的历史评价都变成了什么吗？

帝国与事业太遥远，没发生的事不可以预知，更不能评论。这时看一下《宋史·哲宗本纪》里最后的“赞”。赞，是记录皇帝平生事迹之后的最终评价。为了方便，我为大家译成现代普通话。

——赞曰：宋哲宗以儿童年龄即位，由高滔滔辅佐，共同治理天下。初期，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废除青苗法等苛政，恢复常平法等善政，开科取士任用言官，天下人心都很喜欢，元祐年间简直可以和宋仁宗时期相比。可惜熙宁、元丰时期的奸臣搞复辟，把前面的成就都毁了，列党籍分派系，打击贤良君子，导致宋朝的政治越来越惨淡。

最后四个字是：“吁，可惜哉！”

知道什么是欺负死人了吧，一切的错都推在新党身上，推在哲宗的身上。元祐年间才是光明万丈的、完美无缺的，什么经济衰退、对外懦弱、压制皇帝、陷害大臣等一字不提。相应地，哲宗击败西夏、威服党项更是半点没有。

在这个时刻，历史真的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哲宗死了，他的一页翻了过去。新的皇帝带领宋朝走向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全新而未知的，辽、宋、西夏等老三强都会变成配角，新生的强者主宰一切。

而在宋朝一方，这位新皇帝本是极有希望的一个。他有宋朝之前所有皇帝，不包括赵匡胤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优点，他取得的成绩更是自赵光义以下所有皇帝都没能达到的，甚至是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梦寐以求的！

可惜的是，他为什么生在了这个时代，这时代充满了矛盾、屈辱、死亡、新生、荣耀、激情！

它流光溢彩传说纷呈，明暗交错真假难辨……它是我们民族永恒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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