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伍)·王安石变法卷 - xp1024.com
《如果这是宋史(伍)·王安石变法卷》


正文 第一章 宋朝病人

高尚的人是尘世间的一块绸缎，柔软光洁，把每个人的丑陋都包裹了起来，看上去很美。只是一但他走了，那些人就又原形毕露。

比如宋仁宗之死。

我们先从正史记录的流程去看，蛛丝马迹，才能窥探到当年的真相，和那些人的演艺人生。赵祯死在深夜里，凌晨时分死讯才传到外面。一整套的官面文章都可以忽略，看主角。

皇太子赵曙赶到时，就像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乱兵”闯进了卧室。百官以宰相韩琦打头，手捧黄袍，请他即皇帝位。他的反应也很标准，一连声地喊：“我不能为，我不能为！”这都正常，推辞是必要的，可是下一瞬间就太独特了。

这人转身就跑，要在现场消失。

韩琦等人立即扑了过去，大佬，流程错了，没法演了！当天由于赵曙逃跑的决心太大，力量太足，他被自己的臣子给强迫了。只见顶级大臣玩相扑，把皇帝按在当场，有的紧紧抱人，有的解头换发式，有的宽衣解带往上套黄袍。

全折腾完，一位新皇帝正式诞生。只是大家左看右看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直到扶他出去面见百官，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才发现了问题。

赵曙的眼睛呆滞，神情僵硬，一片茫然地看着眼前跪倒一地，痛哭流涕的臣子，别说带头举哀沉痛悼念，连额头上散落下来的头发都不知道打理。如果说他和僵尸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还有两行泪水。

臣子们交头接耳，非常感动。早就知道这是位沉默低调的人，无声的泪水才是真痛苦啊，真是孝子！哪怕不是先帝亲生的……这种孝顺，在七天之后，嘉祐八年四月八日，仁宗大殓的日子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

新皇帝在先皇的灵柩前呼号狂走，来回乱蹿，把老爸的葬礼彻底搅场。这是在搞什么，就算杀父篡位的那几位大哥，如杨广、朱友珪，也没他这么彪悍吧。闹得实在没法看了，韩琦站了起来，拉帘子挡人，把赵曙拦腰抱住，叫几个太监直接扭送回后宫。

不敬死父，大逆不道！官方的解释是这娃实在太孝顺了，悲痛过度，导致失常……

回到后宫，悲伤在继续，孝顺在升级，赵曙变本加厉，开始对人动粗。先是打骂下人。要说这不算犯规，虽然仁宗一生对宫里的侍者都很友善，哪怕口渴都不忍心当场发作，怕他们失职有罪。但下人终究是下人，打打骂骂也是种变相的激励嘛。

可总有点理由吧。赵曙就不管这些，他说打就打，要骂就骂，实话说他就是手里没有斧子，不然侍者们个个都会缺少大门牙。

这种暴戾，居然也用在了他名义上的妈，曹太后身上。当时侍者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太后那儿去求情，您管管儿子成不，他刚进宫，有点认生！太后就去了，以曹太后前半生的修养和纪录来看，她不可能变成刘娥式的暴力妈妈。

温情的劝说，换来的是儿子的“不逊”。无书无真相，乱讲被雷劈，书上就是这么两个字。至于怎样不逊的，对话都被“隐”了，谁也不知道当天赵曙都说了些什么。结果是前半生从来没生过气的曹太后终于怒了，她转身出来，去找韩琦。

韩相公，你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竟敢对母后无礼！

韩琦很镇静，从这时开始，我们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韩琦登场了。或者可以说，以前一直隐藏得非常好的那个真实的韩琦露馅了。此人超强悍、恶毒并且不要脸。面对皇太后的指责，他选择的是反击。

竟然是反击！

他先给事情定性，皇帝是病了。一病遮百丑，怎样您都别在乎。接着来了这么一句：“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截止到这里，都还是人话，紧接着的是，“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

这是什么话？自古以来就算皇帝死了，无论是病死，还是被杀，除非是宫廷政变，由太后密谋害死，否则关太后什么事？退一步讲，我们往最善良的方向去理解。韩琦说的是一但皇帝死了，太后的地位也会不稳，是出于对太后着想。那也不对，太后的名位是永远不变的，就算再有新皇帝产生，也只会水涨船高，更加尊崇。何况这个儿子还是养子，死了也就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综上考虑，韩琦这样讲，只能有一个解释——皇帝出事了，你也别想好，肯定是你害的！

所以曹太后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她沉下了脸。“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我当然是用心的！

韩琦不为所动，继续往下说。绝妙的是史书上讲，此人这时是“正色”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说完转身就走。

走到外殿，他身边别的大臣终于忍不住，说了句话。“刚才你是不是太过份了？”韩琦到这时才叹了口气，说出了真话。“不这样讲不行啊。”

至于为什么不行，谜底先缓点揭晓，事情和病情一样，都得看得周全些，才好下结论，才看得清准！接下来的主旋律就是病情了，韩琦把一切都推到了赵曙的病情上，自然有病就得治。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喝药。

中国的中药汤很难喝，大人物喝药时就加倍的难。大家还记得话剧《雷雨》里母亲喝药得怎么办吗？妈妈不喝，儿子就得跪下劝，这才孝顺。到了皇帝这级别，就得所有人一起孝。

打头的就是韩琦，他手捧药碗，送到了赵曙的嘴边。按说这是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皇位，怎么的赵曙也得给点面子。赵曙给了，稍微尝了一点，立即就扭头。韩琦执着地端着碗，跟皇帝的脑袋保持距离，下一瞬间很震撼。

赵曙挥手就把药碗推开，说推都是客气写法，其实就是打翻了，因为药汤洒了韩相公一身。

这下子连曹太后都看不过去了。宋朝开国四位君主，哪一位都对宰执礼敬有加，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她立即吩咐内侍给宰相取一件新袍来换上。韩琦连说不敢，曹太后貌似同情地说了一句，“相公殊不易。”

你太不容易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这句话能让韩琦百味俱全，咬紧牙关。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谁让他当初选了这么个宝贝当皇帝！

从此上了贼船。

正文 第二章 病情加重

这时未来的神宗陛下，当时名叫赵铖的英宗长子出现，他跪下举起药碗请父亲喝，赵曙的派头更加隆重。理都不理，就当没看见。

“病”是越来越重了，不管他是心病，还是身病，还是没病装病，多年压抑一朝痛快看似有病，这个样子是当不了皇帝了。根本没法子办公。

大臣们商量了一下，就算天下大事由他们拿主意，至少得有个签字生效的人吧。于是曹太后被推上了前台，她苦熬了半生，终于成为刘娥之后宋朝的第二位垂帘听政太后。这样在所有人的心底里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一丝轻松。

新皇帝从最开始就极端不愿意即位，或许真是压力太大吧，才变成了目前三分之二型的白痴，现在由太后出面替他挡事，会不会好一点了呢？

答案是正相反，赵曙从行为失常发展到了彻底失常，这人说声好，能满面红光，健步如飞，做什么事都是个壮年男人的样。可是转眼之间就江河直下，一泄千里，说倒就倒下，卧床两三个月是常事。其突发性和持久性半点都不比他的养父仁宗皇帝临死前半年差。

大家这个郁闷，难道是仁宗附体了？还真像，最灵异的是他也变得沉默不语，从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开始，到年底十一月份，只要他在正规场合露面，就始终端坐装神仙，巍然不动，一言不发。直到他真正变身成畜牲的那一天。

十一月是给大行皇帝仁宗陛下送葬的日子，中国哪怕是到了现代，儿子都得持丧成服，痛哭流渧，那是爸爸！可赵曙就能一动不动，躲在深宫里就是不出面！

这个畜牲，那天在琼林苑祭祀现场，只有仁宗的遗孀曹太后孤零零一个人站在灵前，赵祯真的成了没有儿子的人了！

儿子呢？赵曙躲在宫里，就一句话。我病了，哪儿也去不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曹太后难过，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了。人伦之大，大于一切，连父亲都能漠视，你还能对谁好？这种愤怒不仅在赵氏宗族和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些朝臣中升腾，就连本是赵曙一派的人也站了出来。

比如现知谏院司马光。

司马光永远有办法把情绪转化成动力，让当事人没法发作，必须认真地接受他的意见。针对这件事，他没直接说赵曙你是个装病不孝的败类。而是非常巧妙地找了个发力点。

把太医院的医生都抓起来！

查皇帝的医案记录，太医们近期的报告都是“六脉平和，体内无疾。”那很好，为什么皇帝病到了连给老爸送葬都不露面的地步？！敲山震虎，让赵曙明白点，这是个科技时代，装病是掩盖不了你是个畜牲的真实本相的。

赵曙很听话，他终于走到了前台。四天之后，他勉勉强强地站到了仁宗的灵前，那一天四周哀声震地，群臣痛不欲生，可偶然抬头，竟然发现身为儿子的赵曙一脸木然，半滴眼泪都没有！

这个畜牲，当时群臣再也控制不住，一片哗然。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可连一点点的教养都没有吗？你亲生父母是怎么教导你的？！这不光是感情深浅的问题，连最起码的礼仪都说不过去！

但是世上的人，99%都是为权力而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尤其是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死的皇帝去得罪新皇帝。赵曙的这种没人性的表现居然被合法化了。宋朝的礼部官员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卒哭”。

卒，结束的意思。这是针对之前中国丧礼的传统流程。在这之前，父母死了，从死至殡，哭声不绝。殡后孝子思念父母，不择时间地点，控制不住就流泪。称作“无时之哭”。到赵曙这儿就算结束了，大佬们只需要祭祀在场就成，哭不哭的您随意。

从此之后，这成为被历代王朝所喜欢的新政策，可见人世间赵曙之辈所在多有，从来没有绝迹过！

这样的劣迹在宋朝的官员层渐渐地淡化了，每个人都留恋着宋朝无与伦比的官派享受，为什么要为了别的悲哀毁了自己的幸福呢？！所以从仁宗出殡到銮驾回京，只有一个人的愤怒与时俱进，越来越重。

曹太后，仁宗的遗孀，她再也忍受不了了。这一年中她完全看清楚了这个当年她曾亲手抚育，名义上不是养母，也是姨妈的孩子，是个怎样可耻凉薄无情无义的东西。在回京的路上，她下定了一个决心。

把这个混帐东西废掉！给大宋重新选一个至少是人的动物来当皇帝。

为此，她精心准备了一些东西，作为废立的理由，交给了……没办法，只能是韩琦。他是当朝首相。

这些东西是赵曙在皇宫里写的一些“歌词”，还有他的过失总列表。在回京的路上，由一个太监交到了韩琦的手上。久经考验的韩相公不动声色地翻看，看完之后，举动可以说是个乱臣贼子。

他拿起火烛，当场就给烧了。

赵普当年在政事堂里烧地方官员的文件都是罪过，那么烧皇太后的懿旨算是什么呢？更何况这是正在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奇妙的是，他还边烧边说，命那个太监传话。

不是说皇上有病吗？病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是罪过……平淡雍容地打发走了内侍，韩琦立即精神抖擞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危机到了，这辈子最大的危险就在眼前！他紧急通知同伙向他靠拢，出大事了，都过来。

欧阳修最先赶到，这是他这辈子不知所谓的行为中最古怪的一次。回忆一下，当初立赵曙当太子时他只是随波逐流上了个奏折，基本没他什么事，这次的危机更是与韩琦性命攸关，跟他欧阳修不搭界，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呢？这要从他一生的行为中去找答案。

他的原则，当普通官员时抽台谏官的耳光，当台谏官时抽宰执集团的耳光，无论何时何地从不抽皇帝的耳光。

知道了吧，这是向现任皇帝靠近的最好时机。

宰执集团逐个到位，他们是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枢密使张异，副使胡宿、吴奎。稍等一下，是不是觉得少了个人？对，富弼，四真在朝里的第一位，真宰相富弼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去了。这真是韩琦之大幸，仁宗的悲哀，等他再次出山时，局面己经无法挽回。

这些人迅速达成了一致，要怎样去面对愤怒中的太后，接着第一时间向皇宫进发，绝不能有半点的耽搁。万一太后抓狂真的再写什么诏书的话，她的命令现在就是宋朝的最高指示，谁也没权违抗。

半点都没夸大，如果要废掉赵曙的话，现在是最好、也是唯一的机会。首先曹太后目前垂帘听政，就算达不到刘娥的程度，臣子们也不敢公然反抗；第二，赵曙在仁宗葬礼上犯了众怒，机不可失，正好趁热打铁搞掉他。

更重要的是，皇权至上在中国根深蒂固，赵曙的皇位一但坐得久了，臣民们会自然而然地服从，那时什么都晚了。

韩琦深深地知道这些关键，在赶往皇宫的路上，几个人名在他心里起伏不定，那是他此时此刻命里的魔星。赵曙的父亲赵允让的胞兄赵允宁之子，沂州防御使、虢国公赵宗谔；宋太祖重孙、右卫大将军、蕲州防御使、安国公赵从古；赵曙的胞兄赵宗祐，这些人一年前还和赵曙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都是皇太子的竞争人选。

如果曹太后真的把集病、傻、不孝于一身的赵曙废掉，换上这些同一血脉的宗室人员，根本没有任何争议。宰相们想反对？几十年之后倒是真有位宰相反对太后选出来的皇帝，结果当场被否定，从此一败涂地潦倒终生，惨得一塌糊涂。

问那是谁？远比韩琦强硬恶毒上百倍的章惇章大宰相。

回到现在，如果皇帝换了人，从前的拥立之功就变成了错选之罪，别说韩琦本人，就连他的子孙都别想翻过身来。想到这些，他不由自主地发抖，只不过进了皇宫面对太后的第一瞬间，韩琦突然轻松了。他万万没想到太后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曹太后泪流满面，呜咽着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

吁——这样啊……全体宰执集团都抹了把冷汗，看来还是仁宗的家教好，把老婆调教得柔顺温馨，对谁都狠不起来。韩琦变得漫不经心，就像跟他二姨说话一样。“这是病了的缘故，病好了，就不会这样了。况且说，儿子有病，妈妈就不能容忍点吗？”

估计就是二姨也会扬手一个耳光扇过去吧，这个没大没小的破孩子！哪有半点面对长辈的尊敬。可是慈祥善良的太后陛下的反应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居然“愕然”，不知所措。

没经过实际斗争的同志，就是不知道怎样痛打无理手。面对韩琦的冒犯，其实是得到了出手的最佳时机，一声断喝“大胆！”就足以让韩琦低头服罪，不管他服不服，最起码在辩解前必须先施礼道歉。20余年后北宋史上最强硬的宰相王安石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皇帝面前被下层小官呼来喝去，不敢丝毫违抗，只是因为皇帝在前，臣子不许装大。

可这时时间一分一秒地遛走，每一瞬间之后，曹太后的威严都在急剧流失，直到韩琦的白脸效果彻底达到，唱红脸的人登场。

轮到欧阳修说话了，只见风流大才子一派温存态度，这样说。“太后服侍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天下皆知。妇人之性，鲜不妒忌，以当年温成皇后那样过分骄瓷，您也能处之裕如，始终包容，还有什么是您所不能容忍的呢？眼前母子至亲，又有什么是非得计较的呢。”

看着是赞美式的劝解，其实里边有多少骨头怎样硌牙，谁都听得出来。“妇人之性，鲜不妒忌。”居然当着女人骂阿婆。可要命的是，曹太后居然神色为之和缓，她的气开始消了。

她说，“你们能这样体谅，实为朝廷之幸。”

正文 第三章 强烈回忆

欧阳修立即跟进，“这不仅是臣等明白，普天之下谁都知道，您的仁德广为流传。”紧接着再动之以情，他突然之间对己故的仁宗进行了超强烈的回忆。“仁宗陛下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所以一旦晏驾，天下禀承遗命，无一人敢不从。今太后深居内宫，臣等到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

听出是什么意思了吗？多么自谦，他和韩琦等人只不过就是五六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根本不值一提，对天下没半点的威慑力。之所以天下都听命，是因为仁宗陛下的选择。

所以您这位深宫妇人，也别想违抗丈夫的命令！这才是所有谈话的真谛，欧阳修的学问就是高，没半点韩琦式的粗野，就让曹太后没法、更不敢废掉赵曙。

曹太后沉默了。她清楚，赵曙违逆了她，可她要废掉赵曙就是违逆了她的丈夫。这个扣子在一时半刻之间根本解不开。

在她沉默的时候，两府大臣们己经逐一施礼向她道别。谁胜谁负，心知肚明，办得很成功，把天下第一号寡妇给欺负了，在仁宗刚刚入土尸骨未寒的时候！走出了太后在内东门后的垂帘小殿，这些人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又泛上来无奈的苦笑。

事情到这步只是办成了一半，现任皇帝，那位说傻不傻说呆也呆的赵曙先生也得接受点再教育，皇帝不是这样当的！不把他搞明白，今后这样的事没完没了，总有一天出大事。

可是赵曙就没有曹太后那样好说话了，这时是皇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十一月，大半年以前他刚当上皇帝时出了件事，足以说明这人的心性和办事风格。当时仁宗暴亡，医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为首的先被贬到边远州县编管，其余的害怕之余跑去向新皇帝求情。

说仁宗起初时吃这两人的药还是很灵验的，后来这样，是天命己到，不是医官所能挽回。这话说得也没错，难道医术是万能的，世上有不死之人吗？

新皇帝的反应是板起了脸，问了一句话。“我听说你们都是两府推荐上来的，是吗？”

“是。”

“如此，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处吧！”

医官们一听，简直是魂飞魄散。让责任人（两府）去处理办砸了事的人（他们），那还有活路吗？这就是赵曙的作风，置身事外，不怕事大，两边往死里掐，根本不顾忌公平公正性。试问这样搞，得是什么样的宰相，才能先承认自己错误，再去处理最多只是技术原因上失职的医官呢？

以韩琦的公正性？

赵曙是冰冷的，在他这里没有原谅，没有理解，充满了对所有人的一种偏执性的挚拗。在不久之后，对另一位中枢大臣的处理上更能显示出这一特性。现在要强调的是，这种冰冷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自己永远没有错。哪怕是与名义上的母亲，至少是姨母的曹太后之争上。

他也没有错，面对来访的两府大臣，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太后待我无恩！”

这句话让韩琦等人明白了这人“病”到了什么程度，也知道了得用什么办法去治。联想起初进宫时，赵曙随身携带了那么多的书籍，真是让他们哭笑不得。

连最基本的孝、慈、礼、让都不懂，您都学过什么？

接下来的课程简直是学前班级别的，宋朝顶级官场的各位大佬轮番上阵，给皇帝恶补。先是韩琦，他举了前古圣君里以孝著称的“舜”。传说舜生母早死，父亲续弦，被继母、生父和异母弟残害，能让他上粮仓修顶，下面收梯子放火，能让他下井挖泥，往下扔大石头。种种危害都没死，舜对亲人仍旧友好。

这才是“孝”。

请问陛下，现在太后有舜父母的残暴吗？你的行为与舜差多少？“臣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孝者！”

平心而论，韩琦这番话说得很公正，在封建时代，讲究的就是父母慈爱儿女尽孝，这是正常的。如果父母不慈爱，儿子仍然尽孝，这才难得。不管现代人怎么看，当时这是正理。他正颜厉色的说了这番话后，赵曙的反应也是“有所悟”。

这人开始清醒了。历代史书说到这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很搞笑，请问30多岁号称爱书如命知识健全的赵曙居然要人来讲舜的典故、什么是孝，这是怎么回事？真是病了，神经错乱的话，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就是逻辑混乱，不会想事。

他居然一说就通，马上能改，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根本就没病！

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韩琦讲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人很多，挑三个主要的。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刘敞。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一个讲一个讲《史记》，属于借题发挥，强调孝道，内容和韩琦差不多。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而是直接说事。

司马光说，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必当回报。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第一，当年仁宗立你为皇太子，太后有居中之助；第二，仁宗驾崩之夜，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等你第二天早晨来即位；第三，太后垂帘听政，为你保证朝局稳定，等你病好上班。

这三项，有其中一个，就值得“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何况兼此三德。”你是仁宗之子，太后就是你的母亲，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

这种质问何其严厉，弦外之音，只要不是皇帝，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他的神智开始“好转”。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这涉及到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曹太后下班呢？

这在当时的宋朝100多年以来，都是没成功过的事。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至死都没有放权。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要想让曹太后放手，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

为了达到目的，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先把外围工作做足。第一，春天将近，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理由很充分，也合乎以往的惯例，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外出不大合适吧。

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皇帝自己觉得可以。

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皇帝服孝中，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

韩琦突然亲切微笑，那一点都不难。

至此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四月二十八日，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祈雨。沿途百姓围观，人山人海，不时传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激情呼声。

效果非常的好，皇帝君临天下，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祈雨归来，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要他在片刻之间就都做出批示。赵曙很争气，很快就都批完了。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

按程序，要太后审阅，才能决定是否下发。

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要知道政治问题，比如说黄河决堤，或者西夏和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才对，没有什么是具有唯一性的答案，更何况只是宋朝日常的一些工作。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

咬住了这一点，才能阻止赵曙复位。可惜，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频频点头。好，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

正文 第四章 太后撤帘

关于曹太后的撤帘，有正史和笔记共三种版本。先说笔记，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铁围山丛谈》，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强人，什么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试问他们哪个敢假传圣旨，金殿逼宫，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敢说干就干？

韩琦敢。

某次朝会，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皇太后圣德光大，许归政天子，今有诏书在此，请立即施行。”

帘内的曹太后大惊，没来得及回话，韩琦己经站了起来，命令左右内侍：“撤帘！”这两个字是决定性的，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就算是太后，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往内宫躲。撤帘行动就此成功。

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当她向后躲时，她的救星己经出面了。枢密使富弼。富弼母丧结束，己经回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官复原职，恢复首相。其中的理由，后面详细说。

当韩琦喝令撤帘时，富弼己经登上台阶，正要说话。可是帏帘突然间卷起，只有赵曙一个人坐在殿上。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

韩琦追了出来，陪笑解释：“事先未与富公通气，是怕意见不合，拖延了还政日期。”富弼根本不理他，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

这个版本到此结束。其中有真也有假，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变成了一对冤家，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

假的一面嘛，就是太儿戏了。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如果是赵曙的，很抱歉，现在是垂帘期间，他的命令不生效。那么是曹太后的，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彻底秀逗，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

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无论是服丧期间，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两人都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怎么会连嘴边上的一句话都不说，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拿来我看，到底是谁写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

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这个版本比上一种要精明得多，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天子印玺。

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至于怎么搞的，用词非常微妙，叫“留”。

不知怎么个“留”法。

御玺到手，韩琦胆子就大了，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话风一转，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曹太后勃然大怒（终于怒了），说：“教做也是相公，不教做也是相公，你们这样逼迫，是不是太过分了！”

韩琦没理会，命令仪鸾司撤帘。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立意比较新，破绽更巨大。第一，祈雨时太后不在场，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第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曹太后更清楚。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撤帘后都没交出去。

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

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

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其他大臣都走了，韩琦留了下来，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一个州官。

曹太后一听就懂了，她说：“相公安可求退？退的该是我。老身合居深宫，每日在此，甚非得己，且容老身先退。”

韩琦非常感动，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称赞了一次没尽兴，跪倒舞拜一番后，站来继续夸。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像是不想听了，准备回宫。韩琦抓紧机会，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

动作很快，帏帘卷起，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

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急事缓办，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她并不想揽权，垂帘是迫不得己，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把天子印玺留了下来。

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英气。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比较遗憾，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成绩呢，只是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

他向富弼、吴奎、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国家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宽治如何？”“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之类老生常谈，毫无意义的话。除此之外，就是把唐介招回京城，让他做御史中丞，显示风气开明。

其它的就都没有了，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去做他最想做、此前又不敢做的事。

赵曙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渐行渐远，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正文 第五章 公子绝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最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民间词，连当时的富商大贾们都不说，堂堂的大宋中心枢纽之地，居然变成了菜市场！他断喝一声，“絮是何言？”

韩琦不过是耸耸肩，没什么反应。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是平时的小意思，韩琦的这种特性还能让富弼走下坡路，从权力巅峰上跌下来。用什么办法呢？简单，我们大兵就是粗枝大叶，不那么“细心”的。

富弼的妈妈在仁宗嘉祐六年的三月份去世，按惯例富弼要辞官回乡守孝，可惯例中还有特例，宰执身份的官员可以遇丧起复，回去悲痛一阵子还回来上班，官职不变。仁宗当时先后五次派人带诏书，命令他回京重当首相，却不料富弼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问得急了，富弼才说出实情。原来他在临走前和韩琦有过一次谈话，内容就是宰执大臣遇丧起复是不是合适。傻子都知道富弼在说什么，他妈妈刚死！韩琦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此非朝廷盛典。”

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富弼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是在说他是个留恋官位的贪婪人。一生清廉自守，没留下任何污点的富弼怎么受得了这个。尤其是想一想都刺心，如果这时他回来还当首相，就等于默认了韩琦当初是当面骂人。

天大地位，品德最大，富弼的首相位置就这样丢了。绝妙的是，占了大便宜的韩琦倒非常的生气，他公开埋怨：“我只是随便一说，他倒怪起我来！”真是活见鬼，就不说全宋朝都知道富弼刚死了妈妈，就拿他自己的身份来说，以次相地位，来说国家官员制度，尤其是谈话对象还是当朝首相，你怎么能随便一说？！

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还能是卑鄙者的无罪证明。

抛开当时的恩怨，说赵曙即位之后两人的变化，富弼守满了三年孝，再回来时只能当枢密使，首相变成了韩琦。在他离开的这三年里，天翻地覆，韩琦有了拥立之功，加上文臣里最强武将的性格，他变得独断专行，为我独尊。

没人敢反对，可富弼不买他的帐，富弼同样以下级的身份（东西府平级，但威望职权稍逊）反抗韩琦，同样的拆上级台，拆得义正严辞，大快人心。

那是在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的第二个月，赵曙一边给亲生子女加官，一边给亲近大臣们升职。宰执大臣们人人有份，韩琦和富弼首当其冲。韩琦是首相迁右仆射，富弼是枢密使迁户部尚书。照例一番推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皇帝的礼，唯独富弼一连七次上书，我不要。

他的推辞理由，就是赵曙的劣行陈列表，其揭发力度和20多年前鞭笞仁宗时如出一辙。

——“……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官谕，料陛下亦自知之。”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此非太后本意，盖不得己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者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虫鱼草木皆沾德泽，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今日不忍见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

——“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

奏章写到了这个力度，效果等于零，赵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性格中的挚拗外加牛皮糖精神显露了出来，无论谁说什么，他都当耳边风。

那好吧，这是他自找的，富弼这种良言相劝不管用，只好由司马光出场。再次强调一下，司马光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对方不得不听他的。除了以后比他还犟的王安石之外，他所向无敌。

具体到这件事，司马光给皇帝搬来了一个台阶，赵曙不下也得下。

司马光以知谏院身份联合御史台，弹劾一个宫里的太监。此太监非同小可，除了没有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显赫军功之外，权力、资历半点不差。他就是从刘娥时期就隐在宫里的实权人物任守忠。

简短节说，司马光和御史吕诲列出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着实吓人，如果一项项都是真的，那他就是个从刘娥、仁宗时一直潜伏到现在的超级敌特，其实只看第八条就成了。“……规伺语言，撰造事迹，往来革面，进退异词，使两宫交斗，遂成深隙。”

赵曙和曹太后失和，完全是任守忠挑拨的。这个罪名有没有，实在不好说。任守忠到底有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法深究。要看的是弹劾背后的文章，司马光要求把任守忠斩首，说这样才能让两宫合好，那么作为赵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那就是说任守忠无罪，他和曹太后不和另有原因；答应了，就证明他的不孝是受人挑拨，是个不明真相的误会。

这个台阶好不好呢，只要赵曙还有一星半点的理智，就该借坡下驴，挽回自己的声誉了吧。事实上他也在犹豫中，这个人的阴暗心理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大爆发，让全天下人都鄙视。现在他的犹豫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觉得他另有隐情。

于是他的死党们就主动站出来帮他圆场，比如韩琦。首相大人说，“陛下登极之时，任守忠也有辅助之劳，可从轻发落。”这就有了个转折点。

却不料立即被富弼抓住了破绽，富弼抢上前去，高声对赵曙说，让全殿的臣子们都听得见——您的帝位是先帝仁宗亲自授予，由皇太后协助登基的，您只应该追念仁宗的顾复之恩，报答皇太后的拥佑之德，现在有人说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是他们而不是先帝与太后让您即位的吗？

赵曙立即头晕，不管他心里是多烦多恨仁宗，他都不敢在这件事上含糊。如果把仁宗抛开，他的皇位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合法。

没办法了，亲爱的韩琦，谁让你瞬间猪头三了呢？为了皇位，只好让你糗一次了。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当时正要上前辩解，看到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立即脸色大变，退了下去。

司马光成功了，任守忠被发配外地，赵曙到曹太后宫里承认错误，两宫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可韩琦却不想这么就结束，任守忠事件让他深深地警惕，危机终于出现了，富弼、司马光，也就是枢密院和知谏院，这两个部门非同小可，这两个人更加不容忽视。怎么办呢，只有立即出手，先发制人，打翻在地，这样才能把他唯我独尊的日子继续下去。

可惜他慢了一步，富弼己经开始行动了。

正文 第六章 公开争斗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份，可以说是再本份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少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作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遂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己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灵牙利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排名中一直浮动在第二三名之间，只有不久之后那位天地神佛都不放在眼里的伟人相公出场时，才能让他吃憋。韩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见他冷冷一笑，相公糊涂了吧，连起码的逻辑都搞得混乱。试问兵法为什么要用“先声”，那是因为没有实力，必须虚张声势。只能欺骗一时。现在我们增兵20万，不过10天，西夏人就会知道真相，那时让他们怕什么？

真要打过来，我们用什么抵挡？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悻悻地说，现在告示己经贴出去了，以后再不让百姓们充军边防也就是了。

说到了这份上，基本上等于投降，这次为了俺首相的面子，也得做下去，保证以后不玩了总行吧。司马光的回答是不行。

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这话连我都不敢信。

韩琦一脸地正义，我在此，你尽管相信。

司马光直视着他，非但我不敢相信，恐怕相公自己也不那么自信吧！

韩琦终于大怒，你何以这样藐视我？

司马光说，你长在此位，当然可以做到。可是你总有走的那天，别人作首相，看到了你的先例，你敢保证他们不会原样照搬吗？

至此韩琦终于理屈词穷，司马光句句都说在点子上，根本就不给他躲闪回避的机会。众目睽睽，韩琦还是有办法让司马光的努力变成零蛋。

他作愤怒状拂袖而去，尽管丢了面子，尽管没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听你的，你奈我何？陕西方面刺义勇的事还是照办不误。把大批的百姓扔上了边关，送到西夏人的刀枪之下冒险。

这种行为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能送给韩琦四个字——政治流氓。

从仁宗去世，赵曙登基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富弼很悲哀发现，绝对的权力果然带来了绝对的腐化。赵曙和韩琦与之前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赵曙多么克己守礼，淡泊名利。他在进宫之前曾有件事广为流传，给他竞选成功拉了很多的印象分。那是他父亲刚死的时候，一共28个儿子，分家产时他什么都不要，最后勉强留下了一条金腰带，价值50万贯。后来某件事急着用钱，托人去变卖，结果那人一时疏忽，居然给弄丢了。

那人吓坏了，跑来请罪，赵曙却一笑了之。丢了？那就算了……胸怀博大，潇洒磊落！当上皇帝怎么就这么多毛病了呢？

之前的韩琦更是没话说，战场官场哪一点都叫得响，人虽然强硬了些，但从没有小人过。做出了现在的事，一部分可以说是迫于无奈，选了赵曙就得挺到底，另一方面就只能从做人的底蕴说事。富弼当首相时人人心服，换到他整人的时候要拖累国家！

面对现状，富弼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心隐退。相信如果仁宗在朝，他不会对韩琦退让，相信他决心对抗，韩琦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再怎样，韩琦也比不上当年的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于富弼而言，有什么好怕的？可惜现在是赵曙的天下，他的对抗只会招来无休止的破坏，就像这次的刺勇事件，韩琦己经失去了理智。

关于富弼的这个决定，有些人不同意。认为对恶势力的退让，是对光明和公理的犯罪。但退让也是种勇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他看清了赵曙和韩琦的真面目，离开，是对他本人，也对当时的朝局最好的选择。

富弼先是用20余道奏章来辞官，再用八道奏章来拒绝退休之后的使相官衔，只以寻常职位离开了京城。在他临走前，留下了在英宗朝最后的一封谢表。

那是对赵曙和韩琦的不满以及警告。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辞职就是因为党争一样的官员倾轧，打击和报复己经没有限制，不仅是人身攻击，并且危害了国家局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在之前的北宋顶级官场一直都保持着平和、含蓄的工作气氛。这在一般的看客来感觉，是一潭死水。

没激情，没意思。

可往后对比，就会发现这种气氛的可贵。没有争吵，问题就很少会激化，而一但激化后，国家的主要精力就会用在内斗、争权、清洗、报复上。国家也就完了。

事实上，北宋就是这样灭亡的。

富弼离开后，赵曙变得随心所欲，纵观朝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在之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非常绝妙的事。

当皇帝就是过瘾。

他就像玩一样，拿国家的顶级官衔当玩具。比如说富弼走之后的枢密院。有一个人叫王畴，本是翰林学士，官做到了这个位置，文采是不必说了，王畴难得的是口才也非常棒。某天晚上，他和赵曙偶然闲聊了起来，没想到互相非常投机。

赵曙很高兴，两天之后，突然任命他做枢密副使。一般来说，翰林学士是两制官，从两制进两府，很合乎逻辑，没问题。但具体到王畴的身上问题就很大。

宋朝有规矩，无论是谁，出任两府宰执，必须得有在外地做省长以上领导的经历。一来这会让宰执人选有独立处理事务的经验；二来是防止那些总赖在京城里享福，资格熬到了一定程度的官场老油条们混进最高权力机构。

这位王翰林就正是一根正宗地道的官场老油条，从登科之后一直35年没离开过开封，人间天堂里过日子，哪里知道为政的艰难，百姓的苦楚？

眼看着出错，好在当天值班写诏书的知制诰钱公辅是个明白人，他动用了两制官的权力——“封还词头”。词头，是未生效的皇帝任命，只有两制官动笔按词头写成正规诏书之后，任命才会生效。而两制官一但觉得这个任命不妥，他有权把词头封还，拒写诏书，终止任命程序。

这是宋朝政府的一个非常开明，也非常英明的政策。就像当年赵普让赵匡胤得到一个小竹笼都等上两个月一样，为的就是制约皇权，防止滥用。

具体地说，就是防止赵曙这样的二杆子行为。不过二杆子之所是二杆子，其原因就是有个少根弦的脑袋。赵曙居然抓狂了，他也不想想北宋100多年间被封还的词头不计其数，从根本上讲这是两制官在认真工作，对他这个皇帝负责。他认为的是，这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任命两府官员，就被驳回了，实在没面子！

他命令把钱公辅贬官，知制诰不要做了，到滁州去当团练副使。不料这个词头发下去，又被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给封还了。这个惩罚太重，根本不合规矩。

赵曙都快气疯了，他感觉严重地被大臣们鄙视了。为了挽回影响，为了增强威望，他决定把祖无择一块贬官，都滚得远远的！

很可惜，这个命令也没能实现，他亲爱的首相韩琦赶了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这么搞简直就是不着调，皇帝不这样当的。

赵曙冷静了些，毕竟韩琦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但必须还得惩罚，钱公辅一定要贬到外地，祖无择嘛……知制诰继续当，罚铜30斤。这事儿告一段落，通过这件事，当时的大臣们心里稍微对赵曙摸到了点底。觉得他是个情绪大于理智的人。

那就好办了，只要过几天，缓一缓，气消了也就好办了。大家都在等，几天之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认为时机成熟了，那天他到便殿汇报审刑院工作，发现赵曙情绪非常好。于是他委婉地提出了大家对钱公辅被贬到外地的看法，真是有些太重了，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下？

赵曙当天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钱公辅仍然被贬，一年后，卢士宗被贬广德军。

这么点破事，过了一年居然还念念不忘，真让人很惊奇。但参照下一件事，就会发现卢士宗己经很幸运了，有个人基本上没犯什么事，而且相隔了一年多，还是被贬出京城，去当地方官。

大才子，庆历名臣蔡襄。

蔡襄是当时的三司使，他的作风很温和，除了早年的《四贤一不孝》诗之外，基本上不显山露水。是那种默默做事，本份做人的好同志。可不知为什么，赵曙从即位开始就极端地讨厌他，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一番，其没事找事的程度说来都让人发指。

某次蔡襄请了一天假，那是帝国排第三号的大臣，请天假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曙火了，他当场发飚。说三司省掌管天下钱粮，事务繁多，蔡襄近十天以来请了四次假（哇，记得清），何不用别人？

请假的后果居然是丢官罢职……韩琦和欧阳修连忙走了过来，蔡襄是他们的老朋友，尤其是从来不像富弼、范仲淹那样不讲情面，说什么也得保一下。

韩琦说，三司省近年来办事没有失误，罢职无名。况且这时要找一个才识比蔡襄更好的，也没人选。

赵曙仍然绷紧了脸，连韩琦的面子都不给了。

欧阳修选择动之以情，说蔡襄请假是为了尽孝。他妈妈80多岁了，近来多病，他没法不照顾。况且蔡襄只请朝假，不误起居，公事更没耽误过，罢免实在不应该。

赵曙意犹未尽，勉强不再追究。但大臣们惊奇地发现，打击蔡襄成了赵曙的主要工作了，从那次起，时不时地皇上就会关注下三司省的工作，变着法地找茬，总之一定要把蔡襄赶下台。

情况严重了，几个庆历老伙伴私下聚在了一起，问蔡襄你到底干了什么，把皇上惹成这样。蔡襄努力地回忆，可就想不起来。我真的冤啊，没事惹皇上干什么？

最后决定，由韩琦出面，去探听一下原因。之后就见韩琦脸色相当难看地回来了，仔细辨认，那不是事情难办的烦恼，而是吓的。

原来那涉及到了赵曙还在当皇太子时的一件隐密事。据说选了赵曙之后，仁宗半夜独自流泪，他想起了自己三个早逝的儿子，人近黄昏，连亲生的儿子都没有，怎能不伤心。这时亲近的内侍们出现了，比如任守忠之流，他们埋怨仁宗立太子太仓促，可以从容再选嘛，这个不理想！

这其中，也有“一二知名”的近臣，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奏章，都是关于另立太子的。幸运的是这些奏章一直都放在仁宗的卧床上，赵曙登基后不久就都烧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赵曙到底看见过没有，尤其不能确定的是，那“一二知名”近臣到底都是谁。

看韩琦的脸色，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说韩琦可能有心病，他当初就有过别的心思，写过那种奏章。而是说，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赵曙没亲眼见过，可是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个要命的心病，怀疑上谁谁就会倒大霉，还没法解释！

可也不能听之任之，几位大佬想了又想，决定得跟皇上讲清楚，这不止是蔡襄一个人的事，不搞不好大家都麻烦。

正文 第七章 惊天龌龊

某天他们集体进宫，由韩琦大着胆子问，皇帝知道有这么件事吗？这和蔡襄有关吗？

赵曙立即就精神了，说虽然没见过文字，但在庆宁宫，也就是他当皇太子时的寝宫时，就听说过了。是蔡襄写的。

韩琦长出一口气，没亲眼见过……是蔡襄。好，非常好。第一没实据，第二不是自己。他小心翼翼地劝说，说事出暧昧，到底怎样，得查清楚才能确定，总不能这样仅凭谣言就定案吧？那样以后随时都会有小人造谣生事，正经人没法活了。

这时候曾公亮加了一句，开封城是娱记最多的地方，狗仔队防不胜防，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市场，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可惜赵曙的样子是摆明了不信他们。蔡襄就是犯人，就是当初要害他当不了皇太子，现在当不上皇上的那个死对头！

要说还是欧阳修最有学问，他换了个角度说事。他这样问，皇上您觉得这事到底有没有呢？

赵曙更绝，把角度再颠倒了一次才回答。这时大家要注意，他的独特思维出现了。“虽不见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

是没看见实物，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吧。

与其说韩琦挤走富弼用的是流氓政治，赵曙这就是流氓逻辑。在证据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证明证据不是绝对不存在的！

欧阳修有点头晕，但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毕生的能耐就在以理著文，就是凡事先把道理想清楚了，才会动笔写字。这就要求他时刻处于辨析状态，任何疑难杂症在他这儿都有解。

他平静地劝说，皇上，无迹可寻的事不可信，其实就算有真凭实据的也作不了准。比如仁宗时期夏竦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陷两人密谋造反；前几年还有人伪造了我本人的奏章，建议减少宫里的内侍，结果弄得太监们见了我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人。这都是例子，所以别说没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别有内情。皇上您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劝说入情于理，拿事实说话，可以说非常到位了吧。不，赵曙的潜能完全被激发，他的流氓逻辑上升到了一个空前无耻的地步。

——肯定是蔡襄，不然，“为何造谤者不及他人？”

按他这么说，世上所有受害受苦的人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出事儿呢？为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说是一个皇帝，就算一个泼妇说出了这种话，都应该享受耳光级的待遇。完全就是欠抽型的。谈话到此结束，就算语言大师到了欧阳修的地步也没话可讲了。大家摇头苦笑出门去，今天实在长见识，蔡襄，算你命苦，到外地上班去吧。

蔡襄走了，换上来的人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吕夷简的二儿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比如他在之前就当过河北转运使，开封府尹，尤其是在至和年间就当过三司使。可是与赵曙的第一次谈话，聊到为什么这次还选他时，差点没把他气死。

赵曙说，你还记得当年吗？我做王子时嫌马匹不好，派人到三司去换。你说身为宗室，应当避嫌，就是不答应。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你了。

嗯，就是说选顶级大臣只看中浮光掠影的一些小事，不去评估整个官场生涯的贡献了？吕公弼越想越郁闷，这到底是夸奖还是否定，传出去别人会认为他当上计相，完全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小机遇，是个投机取巧之徒！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难受，相比之下，他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赵曙接下来提拔的人才叫好玩。比如三司度支判官皮公弼，这位老兄又贪又奸，是全开封著名的大贪官；再比如集贤院直学士王广渊，这是全体士大夫公认的钻营求职，不顾廉耻的人中第一名。

至于为什么会提拔他，很简单，王广渊是赵曙没当皇太子时的幕僚。

综上所述，乱七八糟，但也很容易就能挑出其中的主线，赵曙完全是以个人的一己好恶为标准，选国家的栋梁大臣。这是所有时代里做领导的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恶习。他自己是痛快了，可拿的是整个国家管理层的有效运行开玩笑！

打住，这很可恶，可从全面分析英宗朝事务的角度上看，还是片面的。因为这只是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事，还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已，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要从赵曙的特殊心理变化来解释。我们只有回到这一原始点，才能承前启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己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平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份，那么只给出名份。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份”、“名节”这种词汇己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100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更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赵曙、韩琦等一伙儿人做得实在过分。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还都是仁宗朝所遗留下来的，比如知谏院司马光，还有御史中丞贾黯。贾黯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无闻，可他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在司马光之下。

他是一位状元。宋史里状元多如牛毛，贾黯有他特立独行的地方。

贾黯是司马光和范镇的结合体。司马光为了刺勇的事进中书省和韩琦当面辩论，贾黯为了更加敏感，谁都知道是事关现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进中书省和全体宰执辩论。

和韩琦争吵，和欧阳修辩论，和曾公亮、赵概这样不作为玩沉默的大臣较劲。这样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摆明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结果从长远里看，是给他自己挖坑，更给子孙后代招祸。从近处看，就是他把自己气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远比范镇当年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头严重。这时是五六月时，到了九月份，贾黯就病死了……回到当时，欧阳修的“皇考”暗示出炉之后，大臣们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大有争先恐后的架式。大事不妙，韩琦们想出现新的一招。

你们不是能吵吗，那就都别吵了。由赵曙下令，前一个指令作废，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的命令作废，命令由专门机构，负责朝廷礼仪的太常寺出面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这个命令实在是英明，当时反对派的大臣们都面露悲愤——真是太卑鄙了，一来太常寺只是个小部门，中书省的话不敢不听；二来看一看其部门领导，大家就会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给赵曙争来太子位的范镇，铁打的保皇党！

不过事后证明，严重失望的恰恰是赵曙等人。范镇接到命令之后非常认真，他先是给出了答案，既尊仁宗为皇考，那么对濮王而言，不论是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规格都是错的。而且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来反驳欧阳修的《礼记》，把“皇考”说彻底否决。

最要命的一点，是他还把事情爆光了。范镇根本没给韩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机会，把上面的结论直接写成公文，上报给赵曙。你要太常寺的讨论是吗？这个就是！

韩琦气得目瞪口呆，这群该死的书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识抬举。他把范镇叫进中书省，满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喷得范镇满头满脸。不过真见了面，他张了几次嘴，只骂出了一句话：“范镇你搞什么，诏书是要你们资材料找根据，谁让你们这么快就递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这个错。

范镇不阴不阳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诏书，只能尽力去办。难道做得快了还是罪吗？

韩琦哑口无言。

韩琦没话说了，台谏官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御史台方面的吕诲站了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圣旨就跟做游戏一样，先让百官议论，没有结果就下放给部门定名，诏令反复，宋朝100多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皇帝，你不觉得脸红吗？

司马光的资历比他强，说的话更尖锐，第一次把濮议事件上升到了两派对立的层面。他说经过集体讨论，除了宰执之外，全体一致通过“皇伯”说。现在举朝之臣，除了“挟奸佞之心”附会两府蛊惑陛下的人之外，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不妥，您应该很容易就分清谁忠谁奸。

到此为止，矛盾还没有真正升级，只是要分出来谁对谁错而已，真正让矛盾激化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一个月之后，开封城大雨，雨大到了什么程度，以北宋为限，从所未见。先从民宅说起，只见大街就是黄河，小巷就是渭水，整个开封城就像个寨门清晰，规划合理的水军大营。街道上漂满了无边无际的家什杂物，牲畜尸体，而最多的就是人的尸体。

过百万的居民，能查出姓名的尸体就有1588具，没名没姓的可想而知。在这场劫难中，我们的赵曙先生仍然是最耀眼最闪亮的那颗明星，做得比每一个人都出色……不，是出格。

外面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他不说去找诺亚方舟，反而派人通知官员们照样上班。当天他坐在崇政殿里等着，快中午了，连宰相在内只到了十几位。他很不满意，正准备发脾气，有人来报告，皇宫也进水了，现在水位越来越高，您看怎么办？

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赵曙一怒之下说出了最常识的答案——开闸放水。把西华门打开，把水排出去。

这个命令真是太英明了，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当时宋朝空前庞大的衙内集团中的精英分子的本色。他不想想，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宫殿建在本地区最高最好的地段，哪有在坑里睡觉的大爷？这时皇宫进水了，皇宫外面的情况只有更恶劣，居然要打开城门往外“排”水？

西华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水巨浪排空，奔涌而进。我没有半点的夸张，看一下后果吧。大水直奔东殿，沿途把一长排的侍卫营房冲垮，连士卒带马匹淹死了一大批。这真是创了纪录了，赵曙以登基不过两年的时光就让北宋的皇宫内部一次性死了最多数量的人。

空前绝后，除了金兵灭宋那次。

这次灾难也有个好处，就是让赵曙害怕了，这位公子哥猛然反省，是不是上帝在跟他说话，用水灾来提醒他私心杂念不要太多，不孝忤逆也要有个限度？想到这个头皮发麻，他写了一份罪己诏，说下大雨都是我犯的错，各位员工，你们不要客气，把我错在哪儿都列出来吧。

司马光第一个响应，他列出了三点。一，听信馋言，对太后不恭；二，对两府弄权不查；三，不听台谏善言。

御史台方面由新任的监察御史吕大防出面，总结了八句话。由于内容基本雷同，为了节约篇幅就不赘述了。我们看的是结果。

结果是随着大雨的消退，赵曙他不怕了。罪己诏墨迹未干，他就使了些小手段，让对他说过话挑过错的人统统地消失不见。比如说前面提过的贾黯，这是自己病死的；他手下的御史台人员，派出三个出使辽国，远远地支开；知谏院这边是给司马光升官。

司马光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从今以后陪皇上谈天说地增进学识，至于烦人的公务嘛，那太俗了，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了。对于这个安排，司马光接受了。前面说过，他为国家利益只尽80%左右的努力，这时己经到了他的极限。

这一系列动作做下来后，宋朝的台谏官基本上就没人了。回顾一下，在仁宗朝，御史台方面大概经常保持在二十人左右，后期时减员也能有十多人，现在御史中丞病死了，没有新任官，下面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除去出使辽国的三个，只存活下来两个。

知谏院方面更惨，司马光走了，新任官也是空缺，他手下原来只有……别害怕，到了英宗朝只有一个官员，现在还被派去了辽国也当了使者。堂堂的大宋知谏院名存实亡。

整个台谏部门，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叫吕诲、范纯仁、吕大防。

这三个人以后都是威名赫赫的大佬，不过这时还只是官场上小苍蝇，名义上是能弹劾宰相的言官，实际上没有资历说话都没分量。

分量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个过程与所面对的敌人有关。有什么样的敌人就有什么样的成就。比如韩琦，与韩琦为敌，注定了火花四射，你死我活。

三个言官以吕诲为首，他在年底时抓到了一个机会，冬至日大朝会，他当众要求再次召集两府、两制官合议濮王名分。这个要求又被忽略。减少言官数量为的就是削弱声音，小小的一个吕诲正是被忽略的最佳对象。只是没想到吕诲做出了司马光、贾黯都不敢做的事。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韩琦，没有半点含糊，我说的就是你，当朝的首相。吕诲把韩琦上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总结了一下，最后归纳成一个对比。

“观韩琦之才，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而骄恣之色过之。”

上面列出的这四个人名，都是各个朝代里废过皇上，欺过太后，迫害同僚，人神共愤的角色。韩琦做出的贡献远远不如他们，讨厌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他建议罢免韩琦的首相职位，贬出京城到外地当官。

弹劾奏章交上去了，再次石沉大海。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来看，赵允让的皇考身份正在一天天地生成，各种消息像暗流一样四处浮动，声势一天天地变大。吕诲越来越不安，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继续斗下去，在其位谋其政，要对得起言官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完全可以放弃，此时大宋朝共有官员两万多人，他们这三个小言官宛如苍海一粟，要他们来对付整个两府宰执外加皇帝本人，就算放弃也没人笑话。

可是他选择了坚持。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间，他和范纯仁、吕大防联名弹劾全体宰执，把中书省里每一个大佬的错误都公开罗列出来。

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

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庇恶遂非，沮抑公议。”

至于曾公亮和赵概，他们俩的罪名是不作为。总而言之，这批宰执人员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应该全体罢免，像欧阳修这样的首恶更应该扔进大狱，严重处理。

面对这样的指责，谁也没法再沉默了。连当初吕夷简、甚至丁谓都没得到过“豺狼”的封号，韩琦和欧阳修哪受得了。宰执集团立即反击，和言官们掐成了一片。

宋朝的官场乱到了庆历新政时的规模。

现在我们要站得高一些，先抛开吵架的热闹，来分析另一件事。臣子们闹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三五个宰执之外，没有任何人赞同赵允让的“皇考”身份，为什么赵曙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呢？

为什么这么的固执？！

这不能用什么为生父争名分，进孝道有什么不对之类的废话来解释，根本没有半点的说服力。赵曙这样的固执是别有原因的，那是他们父子两代一直深埋在心底里，不敢对外人透一点口风，越埋越深，越深越痛的一段心事。

赵曙父子有个共同点，赵曙的人生经历我们都知道了。他因为仁宗无子，在幼年时曾经入宫，以皇子身份教养。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成长阶段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曾经是皇位的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以后这座花花世界锦绣的江山，就都是我的。

他等到了，果然没有意外，仁宗的三个亲生儿子都死了……他的父亲赵允让就没他这么幸运，赵允让其实是赵曙命运的翻版，两人在开始阶段如出一辙。

赵允让在仁宗出生前，也曾经以皇子的身份进入皇宫寄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刘娥居然用一个宫女给真宗赵恒生出了亲生儿子！

美梦落空，多大的打击。再到后来，这样的悲剧在赵曙的身上重演。当年的张贵妃一心给仁宗生出皇子，怎么会留着赵曙这个祸胎在身边，把他给赶出来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允让父子一直活在热切地期盼和巨大的失落中。

每一个皇子的诞生都是他们的灾难，每一个皇子的死去都成了他们的节日。历史没能记载下来他们的具体表现，可赵曙被正式选为皇子时的玩命拒绝，和在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在意。

当初我们迷惑他为什么认为当皇子是种灾祸，请参照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好东西时的惯常表现——福大祸也大，财去人安乐。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消停过日子最好了。

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强烈的话画音表现赵曙的心情——天哪，这是真的吗？真的死了？！赵祯终于死了？父亲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就此流下了哈喇子。

再回想他在仁宗灵前狂呼疾走，来回乱蹿——你也有今天，赵祯有种你爬起来看看，我就在你面前，我是皇帝了耶~~~~~你能拿我怎么办？！爸爸你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他还是死了！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发病了精神失常，是他乐极了有点过于亢奋。类似于现在一个穷光蛋突然中了30个亿的超级彩票，天上掉下了纯金的林妹妹，换谁都得瞬间断电。

明白了这种心灵动态，才能理解为什么下面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皇家子弟，礼仪廉耻天天挂在嘴边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忠厚诚实的好孩子，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

注意，在中书省和言官们吵成一片，眼看局面没法收拾时，突然间决定性的一击到来，把所有的争吵都一刀切了。

皇太后有旨——濮安懿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晴天霹雳，谁能想到不久之前还和赵曙闹到痛哭流渧的曹太后居然会下这种命令，由她把一个外人提升到和自己死去的丈夫同等的地位上？这太不正常了！

可无论怎样诧异，黄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赵允让不仅是“皇考”，是皇帝死去的父亲，更得到了明正言顺的皇帝称号，他和仁宗赵祯平起平坐了！

那一天开封城沸腾了，除了五六个人如赵曙、韩琦、欧阳修一党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骂街，沉稳些的想到了里边肯定另有猫腻，脾气燥点的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曹太后。这个死老娘们，仁宗有哪点对不起你，居然关键时刻卖夫求……不对，她到底求什么呢？搞不清楚，这女人肯定疯了。

同一天里，赵曙保持着空前的清醒，他一边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一方面非常谦恭地推让了些权益。他也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他没有接受赵允让称皇，三位夫人称后的指令，但保留了称亲。

看着很得体，另有小动作。他把赵允让的坟升格为陵园，再以园立庙，考虑到后面宋朝的皇帝们都是他的子孙，从此后四时祭祀不断，己经和皇帝的规格一模一样。

赵曙终于如愿以偿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没过两天，整个幕后经过就被吕诲查了出来，写成公文，大白天下。我们先不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先看看是怎样的经过。

照例还是有正史版、真相版。先看官方的正史。

正史里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祭祠，特意把他叫了回来。这时全体宰执到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太监送回了垂拱殿。

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任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力了，一个字都没提。

通过吕诲的公文，我们可以知道真相。

那是在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太监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朦胧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首相、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这就是我一直在骂赵曙是个贱人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去杀，去偷，去抢，甚至去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如朱温，那些虽然可恨，但不让人鄙视。那是阳刚式的犯罪，我做了，怎么着！可赵曙这种人渣是躲在阴影里，想做又不敢，不做又难受，只好鬼鬼崇崇地下软刀子，最可恶的是做了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他后面的作为才更让人作呕。

面对吕诲把事情挑白，公之于众的做法，赵曙害怕了。他不是怕他老爸的皇考身份再起争议，毕竟他是皇帝，他在五天之后就宣布濮议到此结束，这件事定案了。他怕的是后世史书上他的名声，坏事做完了才想到毁尸灭迹。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稀泥，先去安抚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位言官。这三个人自从曹太后的旨意生效之后，立即就交还了御史的敕告，回家抗议了。赵曙急忙派人把敕告送还，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三人说回来可以，但邪议必须废除，欧阳修等人必须法力。

“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份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己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但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份”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做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勾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之职。”

韩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了四个字。“非为此也。”然后赵顼立即就明白了。现在请问，赵顼明白了什么？浅一些的说法，这是提醒赵顼，他老爸随时会死，你要永远不离现场，提防两个弟弟，把该得的皇位牢牢握在手里。

可是请问，赵顼身为长子，两个弟弟和他是同母。既长且嫡，怎么会被两个弟弟夺走皇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韩琦所暗示的威胁在哪里？把思路拨回到矛盾的原发点就有答案。他们仍然在提防曹太后，宋朝的皇位兄终弟及早有前例，赵光义就这么干过。考虑到赵曙本身是过继之子，登基后又表现得一塌糊涂，曹太后借机再立一个年长的皇帝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真成了事实，赵顼自然当不了皇帝，韩琦这三年多以来的混帐行为也会被反攻倒算。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绝对含糊不得，所以才有下面韩琦不顾一切的表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赵曙的病情突然加重，宰执人等紧急赶到。韩琦上前提意，考虑到您的健康，请册立皇太子。赵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略微点了点头。韩琦立即命人把笔递到赵曙的手里，赵曙千辛万苦地写下了七个字。

——“立大王为皇太子。”

大王，就是他的长子，人人都知道是赵顼，可这不规范。韩琦再说，“这肯定是指颖王，请皇上写清楚。”

赵曙挣扎再写了三个字，“颖王顼。”千真万确，连封号再名字，再无疑意。这时全场的重心瞬间转移，紧急召见翰林学士，进宫草拟圣旨。

当天的翰林学士是张方平，等他进来时赵曙己经进一步衰弱，无论他怎样请旨，赵曙都说不清楚。史书记载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指在床塌上写画，张方平才明白了要立太子。

事情重大，就算韩琦拿着赵曙刚刚写成的亲笔诏书，张方平也不理会，他一定要赵曙当面再写一次。万般无奈，赵曙只有咬牙完成。当他终于都做完后，在场的人看到，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缓缓滑落。

他为什么要哭呢？

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两位名臣的对答。走出寝宫后，文彦博对韩琦说，“相公看见吗？人生至此，虽父子至亲也不能无动于衷。”

韩琦冷冷地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根据这个分析，赵曙是留恋皇位，想到病体难支要传位给儿子，他特别地难过。这让人想起了当年赵光义立太子时的咆哮：“人心皆向太子，将置我于何地？”他真不愧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超强的嫉妒心如出一辙。可是深想一层，设身处地，就能发现另有隐情。

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塌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20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100年，它己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己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

正文 第八章 流云方寸间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一样。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佑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

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客观地说，与前面的五位相比，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是指他即位之前。在他前20年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件拿得出手的显赫事件。除了他出生时的祥瑞。

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的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的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N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立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身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区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帐，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043100两，己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的115021200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青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搅尽脑汁想办法。

办法只能是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提出了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强算他是实力派吧，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强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那才是决定性的。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60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1，官人；2，信赏；3，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你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了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被残酷虐杀的往事。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司马光走后，下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经64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审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赵曙父子来说，富弼是个搅牙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地说，神宗和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世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竟然很常见。

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还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却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青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要说明的是，它在宋史中没有多大的分量，它被忽视了。历史证明，宋朝就亡国于此。宋徵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把中国的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在公元1068年时，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止是对方指出了皇帝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为了这一点，他才问出了下面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100余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汉人热血沸腾地追求了100余年，近来己经冷却了的一个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个20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20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然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国的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

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布置，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正文 第九章 法儒不同炉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进京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馆阁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只要进京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180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过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非常礼貌。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里扎了根。在这次求言过程中，神宗留了个后手，在帝国众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赵曙濮议耽误的政事中，对江宁府下了一条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事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怎么会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

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青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就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靡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但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己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青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

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

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正文 第十章 指点江山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平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对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初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真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怎么定性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啊，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正文 第十一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权力不足。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

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

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

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18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脑子的构造是不是比较异常。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重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

为什么？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说法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40%的利息。

其它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当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

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操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情，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洞吗？！

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但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己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经走漏出去了。

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消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

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对伟大的王相公说，您似乎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这个例子举得跟现实没关系，荒年时为了救人可以不顾一切，卖度僧牒真的没什么。

就算发兵到国外去打劫，也没人把你当暴君。只是请注意，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至于王道长什么样之类的争辩更是瞎扯淡，这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动物都一直在争议中。

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斗争概念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对，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认，我没这么想。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

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举了，我深深地信任当年教导我们的历史老师，他们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

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本人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不差太多……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无信，何况要取信于天下的法令。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里，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本人的决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以上的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的理念还没有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

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能作出结论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变法本身、变法与守旧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正文 第十二章 多面司马光

王安石走在公元1069年九月的开封城里，盛夏的阳光照耀着他，阳光炽烈，心情奋悦。他的青苗法终于出台了，推广之后的效果会怎样，与他本人的命运直接挂钩，正常想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可相反，它这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考虑也是白考虑，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清楚，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总会有意外发生的。那就省下来点心神，去应付那些挑事的。

王安石每天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办公室。政事堂里坐满了顶级高官，一个个都面目可憎不知所谓，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跟他唱对台戏。他有点奇怪，难道这几个月里他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吗？比如说，气死唐介，赶走吕诲，把他之前宋朝最牛的吵架王一个个都PK掉，还是震不住这票人？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四个月间、一个月前。

唐介总是和王安石吵架，两人之前没什么过节，基本上就近办公的机会都不多，可他从人品到能力，把王安石看得一文不值。于是吵架发生。结果可能是唐介老了，还有神宗不是仁宗，对他不是那么的小心呵护，他被王安石气得背上生疽死了。

这成了王安石的一大罪状。也就是说，大家要小心了，以后在工作上生活里，无论什么事，有什么想法，都要看准了对方是谁再说。老弱病残的一律直接认输，不然对方出什么意外你要负全部责任。对了，有一点得提一下，唐介死时61岁，这个年纪了还一贯的热衷吵架，气死了是不是件心满意足的事呢？

吕诲事件比较灵异，具体说来跟变法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没写。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英宗老婆，神宗的妈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而是岐王赵颢，爱到了每天必须见面，甚至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地做法，就是把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死得早，婆婆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了一个准则，就是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

其他的皇子一律赶到外面住，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女士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的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有个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之后，她勃然大怒，命令神宗治罪，从重从严的处理！神宗没办法，当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有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

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反对濮议时一个性质，都是对皇帝对道理负责，那么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

里面充满了大道理，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具体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罪状自然更经典，因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之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吧，吕诲被踢出京城，滚得越远越好。真是不知所谓，这种指责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王安石至少在外表上保持了大忠大信朴野等优点，这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

以上就是王安石干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之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宋朝官场了。但是这时不行，没人服他。比如他每次谈到新法都要引经据典，说是周王、孔子、孟子等大圣人的主张时，都被人嗤之以鼻。

当天他走进了政事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海边渡假村的风光，大臣们三五成群正在闲聊，见他进来，几句话就开始了唇枪舌剑。这时王安石感叹：“公辈坐不读书耳！”吃饱了闲坐没知识，都是一群文盲。

参知政事赵抃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气死你。

这段对话出自《续资治通鉴》，不用多高深的考证就知道有水分。注意称呼，王安石说“公辈”，这在当时是超级尊称，是对有身份的，皇帝职位以下的男子，最尊敬的叫法。

赵抃回的是什么？“君”。

一般来说，王安石是他的下属，或者学生，就非常合适了。可王安石是谁，不说当时的实权有多大，职务就不比赵抃低，凭什么小了好几辈？原因可以参照少年王安石向少年周敦颐求学记。

不过王安石也不会生气，与他马上就要面对的麻烦相比，赵抃这点小调侃真的只是毛毛雨。他很清楚青苗法出台之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了迎接挑战，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给一个人升官。

前面提过了一些王安石改革集团内部的人，貌似不少，其实非常可怜，能真心跟着王安石走的，不超过10个，后来还叛变了一些。就在这个可怜巴巴的数字里，还有一些是在以后陆陆续续加入的，在青苗法刚出台时，人影都看不见。

提升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以定期和皇帝面对面地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有比这个职位更恰当的了。

很快就会证明，这个决定有多英明及时。

同时另一项新法，农田水利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中，暴风雨就要来了，除了加强各种防护措施之外，主动进攻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奇妙，不是嫌新法不好，青苗法恶劣吗？上马个更新的，看你们怎么办。

这些刚做完，第一波打击就到了。只是迎接这份打击时，王安石实在提不起半点还手的欲望，说实话，也没有还手的必要。

富弼辞职了。公开的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作法让人很感慨。

比如说上书，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来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时，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他在不能阻止、不想参与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飘然身退。

不掺和了。

他临走时，神宗召见他，问你走后，谁来当首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之后，又问，王安石如何？

富弼默然。

此后就离开了开封，从这时起，他再没有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士。

近千年来，每个历史学者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有谁能做到“克己复礼”四字。

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个信息，一种立场。他当初上台，就是神宗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他的威望延缓消弱反对意见。

现在走了，是再明显没有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

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100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比如庆历新政、濮议等等都相形见绌。现在我们看几个代表人物的言论。

范镇、刘攽、曾公亮、赵瞻。

范镇，大家没忘记他吧？仁宗朝英宗朝都大出风头。他翻了下历史书，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的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其他三人的意见大同小异，为了篇幅不一一赘述。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了镇静，他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所深深忌惮的。

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司马光。

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己经到了入神坐照，不动声色的程度。这时他51岁，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个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一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地盯着他。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个政治家起码的素质。

可这时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直接威胁到了他本人的地位。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他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

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的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个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对不能容忍。

他也不写什么奏章，直接去找皇帝面谈。见了面直接切入主题：“吕惠卿逢迎陷媚，不是好人（非佳士），王安石现在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都是因为他。”

神宗摇头，回答：“王安石不好官职，自奉节俭，可称为贤者。”话里意思很明白，你别拿吕惠卿说事，王安石站得正，没谁能影响。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确实是贤者，可他不懂事又太倔，他不知道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是他的谋主，在幕后巧妙的指使他做事，这就让他背上了恶名。现在吕惠卿突然间被提升，很多人都不心服。”

神宗想了想，说：“吕惠卿说事时思路很清晰，像是个人才。”

“的确是人才，”司马光不动声色，话题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节奏里，“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是心术不正，愿陛下慢慢寺考查。江充、李训（汉朝、唐朝两大权臣）如果没才能，怎么会感动人主？”

神宗默然。

这个默然一般来说是讲皇帝对他不感冒，在结束谈话。可仔细查一下司马光的学术体系，再加上他平时对神宗的讲学，就会明白此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

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他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四类。

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四种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才德俱全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区别君子和小人。

那就是一个人的才能不够，可品德够高，只会很有限的造福于人类，不会作恶（好心做错事的呢？）。可一个人满肚子坏心眼，才能又特别大的话，就会四处害人没事找事搅乱世界，尤其是对没什么能力，又特别忠厚老实的君子们，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小人，有才能的小人才最危险，最要不得。

根据上面的理论，具体到吕惠卿的身上，是不是小人的头衔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首饰呢？当天谈话的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的目的。

作为一个超级官场斗士，司马光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对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地笼罩住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个终极罪名暗和。

历史证明，他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吕惠卿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可他的奸邪之名，却早早地就盖棺定论了。

几天之后，司马光对新政的攻击才真正展开。方式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在迩英阁给皇帝讲经上课时就近说事。

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开国时的事，曹参代萧何为相。这件事流传很广，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句成语“萧规曹随”。简单地说，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老了，退居二线，接任的是曹参。可是这人上任之后吃喝玩乐，任事不管，皇帝着急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派他儿子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曹参二话没说，操起鞭子，摁倒儿子，一顿狠抽。第二天上朝，给出了答案。

问皇帝，某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差点。

再问，您与开国之祖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

答案出现，我比不上萧何，您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着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神宗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他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来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的回答是北宋史上最雷人的一句话：“何止是汉朝，从夏、商、周三朝开始，它们的君主如果能格守禹、汤、周文、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不信吗？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结果盗贼充斥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法令，汉代就此衰落。所以说，祖宗的法制绝对不能改变！”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对他的话我不加个人分析，相信只要是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人，对司马大师的这番话自有判断。

好玩的是，历代史书里，包括近现代的宋史作品中，关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的理解，都像是坐进时光机器，返回到当时和司马光私下聊过一样，替他来了段注解。说什么司马光身为中国最为传统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其人品、学问都足以为万世之楷模，尽管他说出“三代之法不可变”的猪一样蠢的话，可绝对不是猪。

他只是举个例子给年青毛燥的宋神宗听而已，要看他的本意，不要细嚼他的每个字嘛……对此我再次无话可说，人要为自己说出的每个字负责，为自己做的每件事负责，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居然到司马光的身上就不适用了。

奇哉怪也。

针对司马光的这番高论，变法派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他可以行使职权，也给皇帝上课。只是上课归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时可以不被打扰，吕惠卿上台时，台下面坐满了大臣，外加司马光本人。

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请看实况转播。

这一讲的内容基本规范在《周礼》，这好理解，什么都要返本溯源嘛，周朝有孔夫子都崇拜的圣人周公旦，看看人家当初是怎么规定“先王之法”的。

吕惠卿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三十年一变的，是刑法的轻重缓急；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通过吕惠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起码是在用人类的语言来交流，就算周礼这种传说中的礼法真的存在，也得有个不断完善、各有适用的过程。

可是司马光就能把这些都抹平，要说一个人的才学、名望真的是非常管用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请看司马光的答辩。

——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肯定？）；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不是讲法律本身的变法。吕惠卿区解经义，实在可笑。

接着他开始发动群众。

——陛下，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里，您可以问问他们，国家的秩序己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三司省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以罢免，但宰相不可以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么可以用“例”？如果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的众位大臣欢迎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之中回了一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他说对了，司马光的讥笑全面展开。

——改革就像修房子，一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截止到这里，抛开各自的道理到底是谁对，先看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是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个政府职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这不是什么正义感超高，或者圣人指数过人，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个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的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抵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说“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的“君子”们对他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么能忽略呢？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保守派、司马光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过去了！

吕惠卿的话找不到了，司马光的话却被记载了下来。富弼辞职之后，陈升之升了宰相，当时神宗曾经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的宰相有什么看法啊？

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闽，指福建，陈升之是福建人；楚，指荆湖一带，王安石是江西人。依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陈升之狡诈凶险，王安石轻佻草率，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太祖皇帝赵匡胤曾经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

不知道这番话算不算是抵毁，呵呵，尤其还是在私下里聊天时说的。背后论人短长，好一个大宗师风范！更加好玩的还在后面，在这次皇宫内部辩论会结束之后，不管是司马光占了上风，还是吕惠卿被隐掉了话一语中的，反正新法该推行还在推行。

不仅是青苗法，连农田水利法也上台了。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是官还是平民，都可以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以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了配合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部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农业还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这个法令，只要是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好坏吧。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没像西汉时王莽做的那一套，把大批的农民迁徙到陌生区域去开荒，弄得新田没开好，熟田都荒废。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

错大了，司马光怒火万丈忍无可忍，决定发起总攻。这次他绕过了吕惠卿等爪牙，直接和王安石说话。大宗师是很有身份的，他决定先礼后兵，先给王安石写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窃见介甫（王安石字）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段话在历史里大大地有名，几乎被每一本写王安石的书所引用。司马光的意思是说，王安石30多年来名满天下，品德能力都太高了，谁都相信，他除非不当宰相，当了宰相，幸福太平的和谐社会立即就能实现！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客气话，先礼后兵中的“礼”而已，可是参照下“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大家是啥感觉呢？

这要是吕惠卿说的，就啥事也没有，可您是司马光，才德兼备没有瑕疵万世师表型的大宗师啊。

这封信非常长，非常有名，收录在司马光的个人文集中，哪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名字叫《与王介甫第一书》，字数超过了四千字，里边有三个议论点，可以说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可是换来的只是王安石的一份不超过百字的小回条。于是保守派们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们的首领被轻视了，王安石竟然这样傲慢。

可是无论换谁当王安石，估计都会只回这百十来个字。理由太简单了，四千多字的长信里林林总总把以前开会说的各次发言都总结了一通，汇合成一篇大记录，要我怎样回复？你当时说的我当时都回答了，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来个全面回忆？

你不烦我还烦呢。

事实上司马光就是不烦，他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罢休，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定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了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说实话这是他的一种悲哀。人都说他辩才无碍，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再把死的说活了，随心所欲怎样都成。可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的口才不是顶级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变成下属。

而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比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的找茬。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

比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明知道没法勾通，还是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值得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王安石，判断出这段时间内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的。

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五条，他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有奢侈滥用，大臣没有中报私囊，不是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这一条可以和“招致天下怨谤”结合在一起说。说来真是很好笑，王安石的外号谁都知道，叫“拗相公”。就是太倔太牛，谁的话也不听，甚至皇帝都得听他的。这是历代学者、百姓最看不上他的一点。

可是反向思维一下，他听了，是个能接受各方面意见的好同志，是个什么局面呢？前面的这些意见哪条是先承认新法是可行的，然后在里边挑出些小毛病，让王安石完善它，从而新法变得更加利民利国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所谓提意见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意见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废除新法，回归到从前的局面里。在仁宗、英宗的时代里，我们士大夫大臣们过得非常好，你这个万恶的捣蛋鬼，凭什么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特权生活？！

由此可见，两派根本是不可调和的，是属于改革还是不改革这样的水火不相融的大问题。这样的事，你让王安石怎么不“拗”？不拗的话，改革还改个屁啊？

到这里，我们仍然要保持中立，我们要看清楚这段历史，就要让自己的感情始终不倒向任何一边。话说王安石的信发出之后，立即就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三封。

这封信可以说是第一封的复制品，外加上对王安石人生走向的建议。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劝王安石，介甫，你还是就此退休吧，人生很美好，江南很美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抛开这条建议本身出自于司马光的好心还是别的什么，还有作为国家高级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要国家重要领导干部退休是不是合适，我们只留意一点，注意，这时司马光要的是王安石走，然后我们留意稍后他另一次的要求是什么。

平心而论，这样的第三封信要王安石怎样回复呢？是同样复制粘贴一下第一封百十来字的短信，还是告诉阿光，工作永远比休闲有意义，开封是我的第二故乡，坚决不辞职？

无论哪一样，都会引起新一轮的争吵，和无穷无尽的书信往来。王安石选择沉默，不再写信，是不是一种很高的姿态，很和谐的愿望呢？

但在司马光的心里，这就是王安石的诚意不够了。作为他，己经仁至义尽，无论是私人方面还是官方角度，都对王安石完成了“教育”，你王安石怎么能不听我的呢？！

古人云，不管自己多么伟大，不管罪犯多么丑恶，不教育就砍人是不对的（不教而诛），现在司马光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努力，王安石不听，那么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心理安得地为正义而奋斗了！

只是现实是无情的，一来王安石的职位比他高；二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站在一起。司马光站在朝廷上正义凛然，却没抓没挠，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不过只要留心，机会总是有的。司马光身为历史大宗师，当时的学院派领袖，得到了一个差使，主持最近一期的馆阁人员考试。

这是全国各地所有才子，考中了进士，得到地方性官职，干过一年之后的法定权力。他们可以进京来再次考试，向两制、两府等顶级高官迈进的途径。这次司马光给出的考题是——论“三不足”的对错。

所谓“三不足”，就是史书里总会提到了王安石先生最彪悍最好玩的三个不，即“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老实说，这三句话放在古代儒家学说统治全国的年代里，是百分之百大逆不道，泯灭人伦，反人类反社会的重罪。一般来说，只要说出口了，这个人就是从根子上坏透了，没救了。

天变，这是上天神灵的最高指示，干旱几个月，或者雨下多了，天上闪个流星，皇帝都要深刻反省是不是最近人品有问题，在王安石这儿居然可以忽视，不理会，不惧怕；

祖宗，这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敏感神经，何况在中国古代家庭里一切财政、婚姻、丧葬等都由父母作主的时代里。祖宗是什么，祖宗就是神！

不敬祖宗是什么？猪、狗、不、如……

人言，这是王安石最让反对派痛恨的地方。纵观宋朝社会，不管是哪个时代，就算赵匡胤时期，太祖陛下随时手提一只大斧，动不动就敲断某人的大门牙，也没让士大夫们闭嘴。“言论自由、言者无罪”是宋朝最让人向往的地方！

王安石居然……嗯，对不起，王安石也没说不让你们说，只是不听罢了，可这就是罪无可赦的死罪！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分析，因为我们比王安石比司马光都有智慧，现代的教育让我们明白天旱的原因是什么，雨下多了怎么办，还有，天上闪流星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围观，甚至许愿。所以我们要返回到宋朝的时代去理解这件事。

王安石真的说出这三个不，那么他真是个吨位非常大的傻瓜。简直是没事找事，身在火坑里还给自己买汽油。但是，要说明的是，王安石本人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说过这三个不。

从来没有，最多只是含糊其辞地表达了些许的类似意见。但就被正气凛然决不说慌千古第一完人司马光给总结成了这三句经典无比的语录。

然后还广而告之，选成了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的题目。请问这是什么精神？是不是无中生有，捏造证据，往人头顶上扣屎盆子的精神呢？

面对这样的事，请问你是王安石能怎么办呢，去否认？去找证人，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死定了，有些事越描越黑，越否认越被人相信是真的。王安石顶着雷走到了皇帝面前，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日理万机，不留连声色，不贪图享乐，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百姓的安危，这不是害怕天变吗？陛下能广泛听取臣子意见，不管大小，只要有理，就不会拒之门外（这是真的，坏事就坏在这一点上），怎么能说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陛下自己想，仁宗在位四十余年，多次修订法律，怎能说祖宗之法代代相传，一成不变？

面对上面的记录，不管这种解释是不是最佳答辩，都映射出了王安石为人的本色。有事他不怕，绝不回避，正面交锋，不管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还是上阵交锋的战士，他都是个充满阳刚之力的男人！

王安石答辩之后，司马光沉默了，他己经找不到新的发力点，仔细地找啊，王安石身上还有什么能放大的东西呢？

默默地搜寻，这注定了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王安石不管政绩怎样，人缘如何，他身上的污点几乎可以归零。这足以让司马光找白了头也一事无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司马光沉默艰辛地努力中，从远方传来了一个喜讯。

前首相韩琦成了他的战友。这位三年前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一份奏章，这份文件的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它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这份奏章很长，为了节省篇幅明确要点，我整理了一下，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青苗法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的原文件不符。有严重的硬摊派行为。而且韩琦说，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

比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的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的利息就会少得，为了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可这公平吗？

第二，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大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慈悲了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您的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青的神宗皇帝给震住了。他的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地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成想害民到这种地步？”

接着他自动地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截止到这里，可以说无论是韩琦还是神宗说的都对。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城市不种田你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怒了（勃然）：“如果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是城市居民又怎样？”

一脑门子的钱，无可救药的钱痨！

好，说到这里了，我们就应该换个角度来想事了，然后两方面对照，来看哪个有理。

以韩琦奏章两个论点，第一，硬摊派。这是只针对上等有钱人来说了，不许硬摊派，那就是要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维护兼并人家的既得利益。让吃进去的再也吐不出来，除非改朝换代时天下大乱，全民成土匪去抢，才能挖出来，这就是对了吧？！

明白了这一点，请允许我稍微的动用些猜想，王安石到底知不知道下边在“硬摊派”，在向有钱的，成为国家蛀虫的兼并人家硬摊派。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可这有什么不好呢，青苗法的原始文件里的确有不许硬摊派这一条规定，可面对整个新法的大原则——济贫困、抑兼并来说，它是正确的！

一切都是阶级在作怪，伟大领袖说得对，一切的矛盾都存在于阶级矛盾里。大家要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到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经有篇文章计算过，以包拯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

请想像韩琦的收入！

再参照他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到北宋末年，连岳飞都是他们家的佃户。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树根。

再说第二，追债。

这真能让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四分利来追债，在韩琦的奏章里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请问民间一年七十二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出来说话，这时面对四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

一句话，不是国家追四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这断送了他们每年追七十二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青的宋神宗还是太年青了，他每天坐在金峦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道底下有这么多的鬼花样，根本就不知道韩琦的真面目是什么。

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有韩琦，就没有他父亲的皇位，没有他现在的皇位。于是，天下如果还有一个人可以相信的话，那就只有是韩琦……

正文 第十三章 士大夫阶层

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宋神宗下令废止青苗法。这条命令一出，王安石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另一面反对派们欢声雷动。

努力终于有了效果，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这是真的，截止到这里，新法只出台了三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其中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

一般来说，这事儿就是定局了。圣旨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动？可是别忙，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法令，都要有一个过程要走。那就是所谓的法定程序，得由主管行政命令的宰相们下令，由翰林学士们拟旨，才能在全国颁布实行。就在全国的富豪级家族、士大夫阶层、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臣弹冠相庆之时，有一个人有了个小想法，就是他的这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赵抃，前面说过的在政事堂里拿王安石开涮的那位副宰相，他作为一个标准的士大夫，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的法令实在是不大合适，因为面子问题。

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他现在还在京城，从官场行情，从以往惯例来看，他是注定了要在近期就辞职出京的。等到他走，我们再颁布废除法令，这才是一个有修养有品味的士大夫做事的方式。

两个首相曾公亮、陈升之看着他实在是哭笑不得，兄弟，都什么时候了，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刻不容缓的买卖，你怎么能突然间变态呢？

可不管两位首相大人怎样劝解、命令，赵抃就是不同意。本来嘛，仁人志士是不同于某些泥腿子南方佬的，记不记得伟大的导师孔夫子的贤徒子路是怎么死的？就连在激烈的肉搏厮杀中，都要把被打歪的帽子扶正了，哪怕因此而被杀死，那也是正义的死法，华丽的死法，符合道德情理的死法！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地过去，一共过去了多少天呢？请大家镇静，那居然是整整10天！事后想来，或许是赵抃真的很有底气吧。想想也是，一来圣旨有了，这是最高指示；二来宰相们都是自己人，尤其是从前和王安石关系很好的曾公亮、陈升之，他们俩比赵抃还要急。可以说是同心同德，铁板一块。

于是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吵，无所顾忌地拖吧！

直到10天之后……这10天在宋史里的地位独一无二，它决定了北宋的命运，让整个汉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之紧紧相联。10天之后，神宗皇帝突然间180度大转弯，他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不再说新法的任何不是了。

反对派们惊呆了，这样的变化实在是太不可理喻，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一共有三个。第一，吕惠卿捣鬼。这个“阴险小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和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地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这许多人，指的是太监。而太监在神宗朝里的地位，嘿嘿，那真是重新崛起，非同凡响；

第二，就与太监有直接关系了。话说神宗从来没有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地派了两个亲信太监，张若水、蓝元震出京，秘密调查青苗法到底反响怎样。

这两个太监回来说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全国；

第三，有一个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定位没有异议，历代史书里口径一致，把他归为“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

他的名字叫李定。

李定的简历就有问题，他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南方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王安石的老朋友，后来的敌人）推荐，成为京官。进京后他接触的第一个人是知谏院里的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

李定回答：“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的热门话题，你要看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是喜从天降。

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去见神宗，把南方的推广情况介绍了一遍。之后神宗也大喜，从此他再也没有怀疑过。

李定的奸邪之名就这样产生了，是他附合王安石，去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个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法收管。可是换个角度想一下呢，先不说青苗法在南方的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他进京之后见李常。知谏院的功能是什么，是防止宋朝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

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何况事后找茬报复，实在没有工作上的失误，就拿李定家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个人再重要，除非是王安石本身，不然和熙宁变法的总格局相比还是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另开一章，集中讨论下新法里各位“小人”的真假问题。

简单来说，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三点原因就是这样了。按惯例，我们动用下现代人的思维，以跟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的立场，再加上近千年来各位大师学者们无数口水仗打出来的成绩，来辨别下它们的真伪，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点是假的，第二点是真的，第三点保留性参考。

第一点，吕惠卿捣鬼。也许吕惠卿有这个心，我们再认为他有那个胆，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从宏观上看，连王安石在熙宁三年二月左右都没有绝对支配宋朝官场的能力，他一个小小的新法研究室主任有什么办法左右皇帝的意志？

再退一万步讲，想想濮议中宋英宗、韩琦、欧阳修等顶级三人组，在皇宫内院里灌醉曹太后得到议亲诏书，隔不了两天，就被外界的御史们查出真相的往事。如果吕惠卿敢做这样的手脚，反对派还能不吵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以肯定，没吕惠卿什么事。

第二点，神宗派两个太监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来这是神宗的一大绝症，北宋帝国在最接近完美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太监败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让宋帝国从前进一步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万丈悬崖的一线天阶段突然掉了下来，而本来，宋朝己经把胜利抓在了手里……

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亲口承认了。在不久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要是没有前边的分析，只看这句话本身，反对派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忠贞不渝啊！

第三点，关于李定进京一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熙宁二年时进的，可青苗法出台己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内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京广线、京郑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何况宋神宗只为一个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话，就既定这种级别的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100%支持新法的砝码。至于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梦。

由王安石进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谋确定下来的大宋国运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来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为至少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青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不是说他的本性中夹杂着软弱，细思量，其实是种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青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100多年以来的继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10天之内，他都另做了一件事，来拆王安石的台。

与司马光有关，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只有名誉、拟旨等特权的翰林学士，提拔到了国家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加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资格，那是能拟旨啊，有非常绝妙的好处。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也就是说，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请大家换位到王安石的角度来想事，不说这份诏书里指责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说司马光前后两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上一次，司马光写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位。这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来办工。老大，你真神仙，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有人会说，王安石不该生气。两次有区别，上一次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这一次是替皇帝说话，所以前言不达后语，也没什么奇怪。

不，细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写，宋朝的两制官有权不写自己认为有错的诏书；第二，他写时为了泄私愤加重了语气。弄得后来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出来继续变法时，得亲自道歉。

——“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

司马光仍然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期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乱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

文彦博。

这个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他再也不会喊打喊杀不可一世了，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比韩琦这次正面攻击青苗法更加成功。

搞掂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陷进了暴风雨一样迎面砸来的板砖里。这次的打击和名臣们用声望，用经验，用各种有风度有面子的方法，通过皇帝来打压王安石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合法的。

宋朝的台谏官们。

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错的！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圾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辞职了。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勾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勾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

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另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

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

——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

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为了“睦邻友好”！

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绝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

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涨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

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乘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

别急，王安石及时推出了保甲法。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的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

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作准备。

唯有保甲法。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却在武事，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

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

其它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最近的时代，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由哪个阶级哪种人组成？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其中贫苦的农民战绝大多数。

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材的河南农民。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地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

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国家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公务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些物资，架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的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

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被这边的衙门给忽悠了。

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瑕，直到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而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痛宰散户，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里，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

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100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它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其它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达到百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一直因为它有钱。

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地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召募想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召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召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20%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己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效果成绩，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了前台。

文彦博。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瞧，才三五年之间就回乡养老去了。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涨。

在以后，神宗年青的心灵里时刻都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说这时，文彦博随意找了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

这一点就比司马光高，阿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随时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

这时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形象，对24岁的神宗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来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

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

您是皇帝耶，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漩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我们就算站在现代人民权平等的大原则上，也没法否认，至少在满清灭亡之前，这就是中国官场上的真理。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更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

身处国家的头、尾两端的皇帝和百姓，他们中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

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新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官职不世袭的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等等等言论……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正文 第十四章 东明县事件

一个多月之后，大概是宋熙宁四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宋神宗、王安石都惊醒了一下。那就是著名的东明县事件。

这件事很乱，在官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发原因，也就是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件事给闹出来了。现在我们综合一下，先从双方公认的开头部分说起。

话说五月间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远处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封城的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生意兴隆，涌进来1000多个人。

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经死了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

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为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暂停，事发到这里，应该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

开封府尹，东京市长，这就是他的职责。

就算他是新法的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1000多人在开封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他不，他选择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事发之后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了，没有书面证据留下来，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的点子，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之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突入）王安石的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有谁见过在太平年月里，1000多个老百姓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

这事就发生在公元1071年的宋朝里。

那天王安石还没有上朝，出了这样的事，可以肯定地说，王安石虽然贵为首相，但他家里绝对没有能随时对抗1000多人的机动力量，这时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所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那天早晨，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这个距离里，新法的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九洲之大，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的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比较郁闷了，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民众自发行为，1000多个，就算有什么罪名，大家分一下，还剩下什么？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己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分为王安石版，以及御史台版。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并且存心恶毒，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要强调的有三点，第一，他不是变法派，一直是反对派；第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第三，他现在己经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并不是说分辨不出，而是没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前，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己经够闹的了，何况这只是个个案，为了缓和矛盾，让新法尽量快、平衡地推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你死我活。

在一千多年以后，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我啰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关于新法的推行，都有人敢耍花样。

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但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至少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

所以这个“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这些，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没有深究。

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果想成功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首先一步，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变法=军费”之谜。

研究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历代有两种层次。第一，就事论事。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与旧法相对照，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是先进还是蛮干。

基本这种分析，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而已。

所以，从立意上说，王安石是绝对对的；可是从细节上说，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

第二个层次，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结合历代史实知识，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如果不是，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

这种分析法出现，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比如青苗法。总有人强调，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在某地实行过，效果非常好，才在全国推广的。不，不是这样。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什么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老百姓。

再比如均输法，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这位在近期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其实也该骂，均输法都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飞腾，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

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这时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再比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其它法令，也能在各代史书中找到实施过的根据。于是结论出现，王安石的学识绝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超逸绝伦，冠盖当时。

他最多只是个传道者，往好里说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当于文贼，偷窃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声不好的各种法，真是脑子短路，难怪把宋朝搞得官场混乱、党争剧烈、外交僵化、经济崩溃，直至几十年后亡国……

持这种理论的主要有后来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以及后来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官方认知。

但这就够了吗？除此两层认识之外，就没有别的疑问存在了吗？比如说，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痴，他们作为当事人，总会知道这些法令在当时朝代里的成绩吧？

有那样的前科，怎么还会玩命的推行，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拿自己的国家猴耍，不耍死不罢休？

很显然他们都清楚，那么还这样做了下来，就一定有他们的用意。这就必须得有第三个层次的答案才能解释得清。

即“军费”说。

得出这个结论，首先要站在前两层认识的肩膀上，了解了第一层中宋朝当时的现状，再结合第二层里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却知难而进的行为，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参照之后宋朝七八年间发生的事情，才会得出“军费”说的结论。

而它的萌芽，却种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我们回忆，他上台之后曾经第一时间“求言”，让大家针对国事敞开了说。就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曾经也写过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和这个人在这之前什么都不是，而之后，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有一个疑问，一直以来，提起宋朝的军人，如果要排名的话，三百年间第一人没有任何争议，是岳飞。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

说潘美，那是从战绩上讲，平南汉灭南唐，攻燕云战辽国，潘美是宋初时汉人最强的将军，这无可争议。远比“模范军人”曹彬强万倍；说是狄青，公平地讲，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悲悯苍凉的无奈情结。

自古英雄多悲剧，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个人，他的战绩堪与潘美媲美，相比绝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而他的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传诵，而这个人始终处在争议的漩涡里，被历代的写史、传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个文人，走的是一条正统之路。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个小官，分配在新安县任主簿，后调到建昌军当司理参军。

他很求上进，任期中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且看他选择的路线，就知道他肯定是脑筋秀斗无可救药了。身为长江边上的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之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

十多年之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成语——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国家西北边疆上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异族的动态，这是命运的安排，当宋朝换上了一位年青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酝酿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一封奏章，呈交给了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孔明先生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的身份，事情的难度都很像。

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的发展方向，占荆州夺四川，出宛、洛得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这篇文章有了小瑕疵。而王韶的《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男性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的命运，它的意义又怎么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

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十一国里，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时期的枢密使王朴所写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的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也简单，在宋史里不只是王韶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政粘边儿，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平戎策》共分三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河湟部吐蕃的分裂。

河湟吐蕃的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和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病死后，局面乱上加乱。

继任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董毡。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两部中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

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个祸胎。

王韶在《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这时就不同了，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那时宋朝怎么办？

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

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

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这是后来对王韶的《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河湟部吐蕃一直以来都是“不侵不叛”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同于多开辟了一个战场。

万一打不赢，或者打得糊涂，变成温吞水，那时乐子就大了，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一点要指出，请注意，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完全是反对派的错。

他们以司马光为首，把宋神宗、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地还了回去，逼得后来的君主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之后，虽然多出了一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的西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

西夏得到河湟，是我们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一点都看不清，宋朝当时的反对派们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了铲除异己，连国济民生，举族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

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个概念就不对，应该是“收复”。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说，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说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

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然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这是历史基因，再看它的自给状况。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笨理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地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之后怎样后续也己经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从这个原则可以知道，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的汉人去移民。

那样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的种群，他们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四海为家，那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可是自己的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儿就会闹大。

篡汉的王莽就是这么死的。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通过他们再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再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者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宋朝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之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一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主，自给自足。具体的办法，他归纳出《和戎六策》。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述说了，它会在王韶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别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一长套关于王韶的事。

关于新政的核心所在——军费。要破解为什么王安石改革要走得那样急，那样乱。那关系到吐蕃旁边的西夏人。

好久没说说我们的老朋友西夏人了，大家是不是挺好奇的，自从李元昊死后，他们过得好吗？可以明确地回答“非常好”。

相比于微妙的宋史，西夏人永远过得精彩变态。现在我们闪回到李元昊刚被亲儿子砍死的时候，全面回顾下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李元昊死后，他的最小的儿子，“两岔”即位，没多久，两岔就变成“谅祚”，就这是夏毅宗官方名字的由来。

谐音真奇妙，不仅能让平娃变平凹，也能让两岔变谅祚。

由于李谅祚小同学的年纪实在太小，西夏的大权掌握在他的妈妈和舅舅的手里，也就是被宋将种世衡用反奸计害死的野利遇乞的寡妇、李元昊的情妇没藏氏，和国相没藏讹庞。这对兄妹非常的精彩，可以说西夏史在这段时间里之所以流光溢彩，香艳多姿，都是拜他们所赐。

各有各的好玩，以程度来说，从低到高的排列，应该从没藏讹庞开始。

这位国舅加宰相太好玩了，按说权倾朝野，就算西夏是个没有悠久传统，家底比周边的辽、宋，甚至吐蕃都薄得多的国家，可李元昊生前打家劫舍，无所不抢，总会留下点东西吧？他会缺钱缺好东西吗？

事实证明，他缺。

他的找钱办法，居然是派兵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今陕西境内窟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值，收入归己。听着这可真是个大买卖，土地耶，那是国王才有的资本。但是留意下面积就会晕倒。

只是几十里而已……

就为了这么点土地上的出产，就一边顶着西夏国内的骂声，一边派兵和宋朝不断掐架，来保住这么点收入。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这得有多少损人不利己的性格天赋，才能动用自己同胞的鲜血，来换这么点银子。再得有多大的贪婪，才能利欲熏心，变态到和李元昊生前都搞不定的敌人，与宋朝争利。

没藏讹庞都干出来了，并且与他后面的所作所为相比，这事儿还真的不算太大。

说到大，姓没藏的永远不怕事大。身为哥哥，没藏讹庞的症状还是轻的，为了二三十里土地的出产，他可以和宋朝闹僵，气得宋朝把西夏的经济生存命脉——边境榷场关闭，他一点都不在乎。管你国内青盐堆成山，换不来半尺布。只要我有钱有粮就行。这看上去相当的彪悍了吧？

不，他的妹妹皇太后没藏氏更上层楼。

追溯这位党项美女的一生，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动人的玫瑰色。婚前怎样不知道，史书未载，不可乱讲。结婚之后，有最初的丈夫野利遇乞，西夏皇帝李元昊，两人相继死后，她登上了国家的权力之巅，这时才显露出她真正的爱好。

年青强壮的男孩儿……她先是和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来又转向了李元昊的侍卫官保吃多。说来真是层次分明，连找情人都顺延着以前的丈夫排名。

这样香艳旖旎的生活，毁在了一个没情趣的男人手里。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这人也是奇怪，身为前贵族将领的一个账房先生，能和国母风流快活己经很幸福了吧，他居然吃醋了。

没藏氏，你怎么能这样不专一，有了我，又去找别的男人？！不行，我一定要惩罚你！

在某次没藏氏和保吃多去贺兰山打猎的途中，李守贵派人半路截杀，堂堂的西夏皇太后，就这样死了。没藏氏死后，他的哥哥大展神威，替她杀了李守贵一家报仇，紧跟着继承她的遗志，继续欺压她的亲儿子小谅祚。

大家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有写错。西夏人的作风就是母亲儿子世代死敌，就是从李谅祚和他的妈妈没藏氏开始的。

外戚和本家，一直你死我活的纠缠，直到西夏灭亡。

李谅祚小同学的日子越发艰难了，没等他享受下失去妈妈的快乐，他的舅舅立即就把他的表妹送进了皇宫。这就是他亲爱的妻子，现任西夏皇后了。

不带这样欺负人的吧！李谅祚欲哭无泪，人生怎么能这样暗无天日呢？他一怒之下，本性勃发，展现了他爸爸妈妈留给他的优秀基因，和他舅舅的儿媳妇也私通了……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呢？

话说权力，无数的私通事件之后，老谋深算的没藏讹庞并没有对外甥和儿媳妇的那些事在意，尤其是李谅祚当时刚刚过完13岁生日。这么点的小孩子能搞出什么鬼？

他错了，李谅祚是李元昊的亲生儿子，天生的人小鬼大。在名为皇帝，实者傀儡的日子里，他悄悄地向外界了解着情况。通过的渠道非常隐匿，是他幼年时两个奶娘的丈夫，两个小官高怀正、毛惟昌。按说这样应该名正言顺了，孤独的小孩子寻找奶娘有问题吗？

有，没藏讹庞不允许外界任何人接触这个既宝贵又棘手的外甥。他没客气，找个机会就把高、毛两家斩尽杀绝。

李谅祚的心凉了，从这时起，他真正明白了所谓的舅舅是什么动物。但是他仍然没屈服，这个孩子竟然是这么的聪明狠辣，一方面加紧了和舅舅的儿媳妇，汉人梁氏女孩儿的私通力度，一方面把手伸向了舅舅的政界死对头。

从此你死我活！

一年多以后，先是没藏讹庞的儿子受不了了，他的老婆经常白天进宫，晚上回家，全西夏的人都知道她在干什么。这样的气没法受，他怂恿老爸干掉这个傀儡表弟，反正权倾朝野了，索性就当西夏皇帝吧！

没藏讹庞想了很久，同意了。不为别的，小谅祚越长越大，想想李元昊当年胖揍所有邻邦，杀人百万，血流成河的纪录，没法不对这种血脉害怕。

说来在这件事上，没藏讹庞还是相当理智的。出于对李元昊留下来的威信，以及自己半斤八两的对比衡量之后，他决定把事情做得隐密些，来个小阴谋，把小谅祚做掉了事。可惜，他百密一疏，忘记了身边有颗定时炸弹。

儿媳妇梁氏。

这个女人早就不是他没藏家的人了，不管是身，还是心，早就飘到了李谅祚的身边。公公和丈夫所密谋的事被她偷听得一清二楚，大家可以想像下，这是她无意中知道的，还是天天都有意留神呢？

说偶然，鬼才信！

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梳妆打扮去皇宫，在她身后是她丈夫恨得滴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看你还能再嚣张多久！而在她的前方，是谅祚风流……潇洒……性感……，该死，无论哪个词都没法形容李元昊儿子的魅力。

因为李谅祚这时才15岁！

梁氏把听到的阴谋告诉了谅祚，谅祚抢先一步，约舅舅父子两人进宫议政。那一天伏兵四起，没藏讹庞的政敌联合起来拼死一搏。没藏氏全完了，全家族灭，留下的唯一活口，是谅祚的表妹，那位西夏皇后，她被贬为平民。

以上就是李谅祚夺权的全过程，接下来的日子应该说比较美妙。比如他亲政之后，把没藏讹庞抢的屈野河以西二三十里的耕地还给了宋朝，换回两国重开榷场。向宋朝求取《九经》、《册府元龟》和朝贺礼仪等书，推行汉礼。

类似的举动有不少，一时间宋、夏两国都很惊喜，这个孩子很有培养前途嘛，两国的未来是光明的！只是稍后就会发现，李谅祚的事很无奈，这孩子的基因有问题。

李元昊的凶残，没藏讹庞的贪婪，都融合在他的身上，每一个特征都变成了历史事件。

李谅祚和宋朝的故事，是由两个使者引起的。它发生在西夏的拱化二年（公元1064年），也就是宋朝的治平元年。

当时伟大的宋英宗皇帝终于登基了。

这种时候，西夏和辽国等所有宋朝的友邦都要派人来祝贺的，事情就发生在迎接的途中。这时就看出了宋、辽之间、宋、夏之间的微妙区别。

比如宋朝人见了辽国人，两家拱拱手，笑嘻嘻，大家国土差不多，仗得打不死不活，自然而然的兄弟之国；宋朝人见了西夏人就不同了。

以前的奴才，现在居然成了平级，而且每年还要给钱给东西，无论如何这口气都咽不下去。于是横眉冷对，冷嘲热讽就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这次出格了点。

据说那天西夏的使者吴宗和宋朝的接伴使互相看着不顺眼，吴宗强调他是西夏的大使，宋朝这边的言语不详，估计和“我看你就是一坨屎”差不多。于是你来我往，骂战升级，宋朝的这位突然间火冒三丈，来了句超级威武的宣言。

——“当用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

吴宗彻底被激怒了，怎么的，被俺们的前任皇帝李元昊打成那样还不服？现在我们少年老成，威武多情的两岔皇帝上任了，就想不认帐了？！

他回国，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了李谅祚。李谅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无法抑制。很多史书把这种心态归为强烈的自尊心，很抱歉，这基本不成立。

回顾党项人从李继迁开始，直到李元昊死去，再到李谅祚的独裁复辟，哪有半点的自尊自爱之心在里面？如果要解释这时李谅祚，以及吴宗的心态，只有一个可能——危机感，和没信心。

西夏人生存到这时，每时每刻都走在刀刃上，就在全盛期的李元昊，都好几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次次惊险、侥幸地渡过之后，这个民族养成了每时每刻都防范的习性。尤其在所谓的尊严上，哪怕有一点点的损害，都会暴跳起来。

俗话说得好，唯残暴者才胆小，同样，没自信的人才怕鄙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李谅祚小同学的怒火发得很没品味，可他终究是一国之君。

他发火，事儿就小不了。

当年七月，李谅祚带人冲进了宋朝的秦、凤、泾原等州县，成绩是有的，除了杀了些人，抢了点东西外，把宋朝的岁币、榷场又都丢了。

回国想了想，李谅祚决定不能服软，开打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挣不回来，别说自尊心了，就连岁币和榷场这两个命根子，对方也可能收回。

所以一句话，继续打，必须打明白。

之后的两三年里，李谅祚一直没闲着，不管实际得利多少，他始终派人不停地攻击宋朝边境。而在打仗之余，他充分发挥了党项人祖传的无赖精神，一边打着，一边继续派人去宋朝访问。使者们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待遇，一直都在两国的边境线上跑来跑去。

时间长了，李谅祚变得更加心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来一次有力度的打击！这一次，他决定亲自上阵。

公元1066年，宋朝的治平三年，他亲自率领精骑数万人攻打宋朝边境重镇大顺城。连续围攻了整整三天三夜，这次的成绩非常好，他本人都差点死在城下。

当时大顺城头万箭齐发，如暴雨一样射向城下的西夏人。李谅祚的帽子做工非常精良，替他挡住了尊贵的脑袋，可身上就顾不了了，挨了好几箭，带头往回跑。

这一次灰头土脸，可李谅祚就是有种牛皮糖精神，赢了很高兴，输了兴更高。他在边境线上扬言，俺还不回去了，一定要增兵再战。要“先得宋朝岁赐，再打宋朝城池。”

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宋朝的国都开封。

当时世间少有的一代孝子皇帝宋英宗己经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为这事他找来了最信得过的老部下韩琦，问下事大了，怎么办？韩琦的态度很平淡，基本上不屑一顾。

李谅祚这个破孩子，纯粹是没事儿找抽。咱们派个人到边境上去，告诉他会永久性关闭榷场，再痛骂他一顿，这孩子就懂事了。

当时宋英宗以为自己病得幻听了，没听错吧，那是西夏国王，就这样对待？同时文彦博也有点慌，他是主管军事的枢密使，觉得这样太冒险，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就在他即将展开睦邻友好等等经典碎碎念时，韩琦打断了他。

听我的，就这么干。

于是宋朝的使者就带着份斥责的诏书，和关闭榷场的命令来到了边境。说来真神奇，韩琦终究是当时大臣里唯一还活着的，和李元昊疆场殊死拼杀过的人，他真的摸准了西夏人的脉。

李谅祚屈服了，看到宋朝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乖乖地退兵回国，到家后写了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送到开封城。重申愿意做宋朝的善良的好朋友，从此和睦相处。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英宗己经有气无力，他躺在病床上，抬眼望了一下韩琦，只说了一句话——“一如所料。”

李谅祚时期的宋、夏战争到这里告一段落，其实也有韩琦所料不到的。那就是两岔同学的生命。当时还没满20岁的年青小伙子，身体、欲望都没达到顶峰的人，居然说垮就垮了。

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21岁。

回顾这个人的一生，也算是艰苦奋斗过，并且还成功了。可以说，对内得到了皇权，对外……保住了收入。表面上还是相当可以的。只是稍微深入下，就会发现他错大了，最重要的事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想想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他爹李元昊死得太突然，给他留下了纵欲无度的妈，和贪小便宜贪到死的舅舅嘛。他居然一点教训都没吸取。

21岁就死，没有兄弟可以继任，唯一的儿子才8岁，完全复制了他本人的童年。而西夏的皇权，也就成了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这一次粉墨登场的太后比上一任还要传奇。没藏氏当年是完全被动的，被李元昊偶然发现，无法拒绝，成了两岔的娘。新一代的太后属于婚姻自主，浪漫结合的典范。

就是那位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汉女梁氏。

梁氏上台，做得比没藏氏强得多，同样是整个家族鸡犬升天，他们懂得既要重点，更要普及。具体的做法是国相由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担任，其他的梁氏子弟以空前迅猛的速度占据西夏的各个重要职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牢不可破，它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牢牢地把持着西夏的权力。

当然，这是他们的内政，怎么玩宋朝管不着，只是他们的对外政策非常的嚣张。对宋朝，本是汉人的梁氏废除了李谅祚制定的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有人对此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越是汉人，身在西夏想站稳脚跟，就越得反汉。

不然怎样和党项人成一家呢？

正文 第十五章 北宋三人行

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宋朝的威胁更大，西夏开始对河湟下手了。

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还处在建国之初，没怎么滑落的时代里，去攻击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无论怎样对比，吞并都是迟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之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凤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倍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作的。

打仗要钱，“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个专门部门，从内库里提100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的各种物资的买卖。

具体作法是，由市易务召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的价格，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和国家之前买到的货物交换。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以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

到期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各种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它走了回头路，这不仅是打击了之前操纵开封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小商人赶尽杀绝。

国家垄断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在仁宗时期、英宗时期一直活跃的开封商市，在市易法实行之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召募的牙人主动辞职，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

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边疆上就是一条再好没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己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王安石们的准备己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

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

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

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

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

其它的就两说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

但是请问，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你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如果再深究一下，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

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

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

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

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王安石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声誉高，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

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没别的好说，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

是惩罚，但不残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

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什么都不用干了，一心养病吧。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心病还需心药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

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

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亦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天下的事还没有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吕诲临死的呼喊言尤在耳，司马光的反应却是向皇帝写辞职信。他请求政府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

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神宗允许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官场。他远远地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地盯着王安石等新法集团的一举一动。

静静地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经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的后退，是一种策略，有时的忍耐，比当场斗出个死活更有力量。

司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敌人们在熙河开边前的处境也介绍到这里。最后还要再罗嗦一点。前面我曾经提过的，从神宗朝开始，到北宋灭亡，一共三个主导国运，改变整个汉民族命运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个人，己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熙宁三年，一个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长，当时23岁。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己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以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它也威胁不到宋朝的腹地。

对不起，这不对。

明白了地图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势力范围。其中河州是他们的大本营，由唃斯罗的二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唃斯罗嫡系传人的根据地，由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之外，他们的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的地方达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阶州的上方，再向右一点就是宋朝的秦州，己经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与岷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的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提不到什么管理。区域内除了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

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有，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来当年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宋将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的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

但他怎样面对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我们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两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的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熙宁五年五月，真正的战斗开打之前，他己经用了两三年的时光来做这件事。

熙宁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体吐蕃人的眼里另具一番魅力。简单地说，真是人见人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珍稀动物。

一年前，熙宁四年时，王韶来到了秦州边境，在这里往西北方向望，满眼的都是异族人。当时他的手下们摩拳擦掌，很有士气，当然这里面有被王韶的市易法喂得很肥的原因。

请您指出方向，我们向哪儿砍。

王韶摇头，他要在真正开战之前，先树立起一个形象。宋朝的军人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个理念，他选中了第一个目标。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这个人的势力有多大，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他的部众有近二十万人，以最保守的计算，每十人中有一个骑兵为基数，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少了吧。

何况在他的领地里还有数字不详的羌人。

面对这样的异族人，以当时宋朝在当地的势力真空，王韶居然敢做出下面这样的事。某一天，他只带了几名骑兵，像游山玩水一样越过了国境，进入了吐蕃人的青唐。

王韶直接找到了俞龙珂，和他谈天说地，剖析吐蕃人的未来，两人说得很融洽，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王韶当晚居然就留在了俞龙珂的营帐里，坦然高卧，直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后，一切都解决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的胆量让吐蕃人折服，俞龙珂答应他举族归宋，从此做宋朝人的臣子。

纵观这件事，有人或许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就有宋朝人这样做过——青涧城的种世衡。老种相公当年能让青涧城变成西夏人的噩梦，就是迅速收服了附近的羌人，用的手法和王韶这次的很像。

可是那有区别，一来青涧城虽是初建，但终究在宋朝的西北边疆附近，宋朝的势力始终笼罩在那一片；第二，羌人不同于吐蕃和西夏，他们自从五胡乱中华之后，就再也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他们是墙头草，而青唐的俞龙珂是吐蕃人，他是河湟部吐蕃里的贵族！

所以王韶这次的危险系数，在北宋史上独一无二，一定要找到相比拟的史实，可能要追溯到西汉时汉人军功最强盛时代的一次壮举。

那由汉人史上最强的将军霍去病做出。

当时汉武帝连年征战，匈奴人再也没有了所谓的骄傲和强悍，他们在两次河西大败之后，浑邪王和休屠王决定投降汉朝。

汉武帝不知真假，他派出了王牌将军霍去病去受降。果然，在霍去病率兵到达黄河岸边的时候，匈奴人发生了内乱，军队开始哗变，浑邪、休屠两王也举棋不定。在这时，霍去病仅带领了几个亲兵，就冲过了黄河，直抵匈奴人的王帐。

永远无法想像，霍去病当年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勇气，敢单身犯险，命令两个匈奴王平息叛变。要知道他是匈奴人的死敌，杀了他或者扣留他，都是匈奴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胜利。

可他居然就镇住了近五万个匈奴人，带着他们回到长安。那一年，霍去病年仅19岁。

遥想当年，西汉雄风、盛唐气象早己经是过眼云烟，但整体的萎靡，无法掩饰某个时段里特殊人物的崛起，比如说这时的王韶。当年霍去病以全胜战绩成为匈奴人的克星，从心底里就压服着异族人，可王韶呢。北宋到了神宗时期，汉人的战绩在西北方面是个笑话，杀了他，对俞龙珂来说，简直没有任何后遗症。

甚至可以否认见过王韶这个人，宋朝有什么办法？谁让你只带几个跟班的就跑来送死。

但是后面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王韶的本质。这个人根本就不做没把握的事。俞龙珂去了开封城，面见宋神宗，在官职待遇都有了之后，提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听说包中丞是朝廷的忠臣，请赐姓包氏。

包中丞，指的是包拯。这位在正史里一般，野史里神仙的人物，是俞龙珂的偶像。神宗答应了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包顺。

这是问题的关键，王韶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之所以敢去见俞龙珂，是看准了这个人有宋朝情结，可招降的可能性。

熙宁四年就这样过去了，王韶在慢慢地消化着收编过来的异族人口。一年之后，他做出来的事迹，依稀仿佛让人们看到千年以前霍去病的影子。

王韶的根据地远在秦凤路的通远军，由这里起，他将孤军杀入千里茫茫异域，没有友军，更没有援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吉凶莫测，无法反悔的。

他选的第一个敌人，非常讲究，不是吐蕃人，而是羌人。这就颠覆了一个传统概念。不是都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吗？为什么放着正牌的河湟部吐蕃人不打，却去打跟班的羌人？

这就是王韶的特殊智慧。

请问，战局初开，就先直奔要害，和吐蕃人你死我活，局势会变成怎样。那时吐蕃人会纠集起羌人，抱成一团来对抗宋军。可要是先动羌人呢？

吐蕃人的心理会有微妙的变化，为了奴才，主子不会轻易拼命，甚至还会坐壁上观，看一下敌人的真正实力。

战局的发展完全印证了王韶的观念。他挥兵直入，迅速侵入了位于秦州以北，洮水附近的抹邦山、竹牛岭一带，那里有人数众多的蒙角罗、抹耳、水巴等羌人。

到了地头了，王韶和手下兵将的差别也显了出来。宋朝的标准士兵们按习惯，就准在山角下的平原地带列阵，等着山上边的敌人冲下来。

列阵……等待……王韶觉得很头晕，看来宋军真的是被李元昊的部队打出心理障碍了，无论什么时候等的都是防守！

这时的局势是宋军主动进攻，来入侵了，尤其是要趁着吐蕃人不明虚实，不愿、甚至是来不及出兵时，先把这里的羌人打垮。这就必须得争分夺秒。如果在山下边列阵，不说到底能不能打败羌人，对方只需要不下山，坐在山上看你摆阵玩，宋朝人都耗不起！

摆在宋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强攻上山。为此王韶下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宋军的攻势开始了，翻开地理图册，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当时的情况。

陕西、青海、四川三省之间的山都是什么样子的，生长在内地平缓地带的中原人，要身披全副铠甲，举着兵器，冒着箭雨擂石向上仰攻，这几乎是完不成的任务。而更要命的是攻到一定坡度时发生的事。

羌人很狡猾，生长在这片山地里，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宋军才会最狼狈，就是等宋军攻到一定位置时，前进很累、后退有点远，这时他们才突然冲下去。

没办法，宋军立即就支持不住，开始败退。这时在阵后面，王韶开始换衣服，他脱下了文官的袍子，穿上了一身铠甲。古今中外无数次战役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不管军队的装备怎样，战局如何，最重要的是士气。

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弟兄们，给我冲！”，一个是“弟兄们，跟我上！”哪个大兵都知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令里，哪个才是真把他们当弟兄的人。

王韶就是这样，他穿上铠甲，挤进了冲锋的队伍里。在整个战局中，他是最清醒的一个，此战不胜，多年来的准备会变成乌有，甚至京城里的王相公都会被连累，变得一无所成！

殊死的搏斗开始了，没有什么计谋，没有半点的侥幸，王韶带领队伍反攻得手，冲上了山顶。由此乘胜追击，“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

使“洮西大震”。

可没时间高兴，大震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敌人杀过来了。吐蕃人己经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河州方向的吐蕃之王木征火速派来了援军。王韶刚刚强攻得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防守。当然，也可以不防，在敌军到来前迅速退回秦州，那样毫发无损。

但是打了这一仗，爬了这么高的山，还死了那么多的人，为的是什么呢？

这时王韶给出的答案与之前宋朝所有的战例都不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入侵一片土地，不管是繁华密集的燕云十六州，还是荒凉广阔的河湟之地，最重要的都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就会像宋太宗赵光义那样，围城不下，被敌军集结后一战溃败；相反，看辽国入侵北宋，总是寻找宋军主力对决，杀倒一片，当地就会出现真空状态，辽军可以为所欲为。

城？

当城里只剩下老百姓时，就只是敌人的金库，再没有什么抵抗力。

王韶看透了这种军事理念，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惊险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防守，为什么要撤退，我是来入侵的。

他命令自己的部下，名将景泰的儿子景思立率领宋朝西军中的精锐泾原兵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而他本人，率领主力人马悄悄转向西方，向武胜的方位前进。

大地茫茫，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武胜？前面的《平戎策》里说了，它是宋朝与西夏势力消涨的契机所在，同样的，在宋朝与吐蕃的河湟之战里，它也一样敏感。

至少河州的木征明白这一点，他派来的援军，就从武胜远远地兜了过来，想打王韶个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这是他和前代的宋朝将领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你要战，便决战，他求之不得。在王韶的军事生涯里，从来没错过和敌人主力对决的机会。

两军在武胜附近遭遇，木征派来的人名叫瞎药，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看一次少一次了，并不是说他会死，而是跟王韶打架的吐蕃人都会有后遗症……武胜之战，来偷袭的瞎药被宋军反偷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会突然间和宋朝人遭遇。

王韶挥军力战，史书里给出的记载是瞎药大败，率军逃跑。可这太片面了，把当年的战况彻底淡化。有一个事实得注意到，王韶此行的风险有多高。

不是说吐蕃人有地利，他们的骑兵多强悍，而是瞎药有个占决定性的优势——武胜堡。它当时己经是个堡垒，它在吐蕃人的手里！

王韶不仅要大面积迂回，寻找敌人主力对决，更要防止瞎药和武胜堡联合起来。实战的结果是他不仅把瞎药打得落荒而逃，更加趁势直逼武胜堡，把吐蕃人从据点里赶了出去！

从此武胜落入了宋朝的手里。王韶立即就开始了建城，它有了个新名字，叫镇洮军。首战大捷之后，王韶没有乘胜追击，他停了下来，因为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

给朝廷写奏章。

报功是必须的，但却是次要的。在这封奏章里，他貌似非常欠扁地写了一句额外的话——皇帝以及各位宰相注意了，俺得说明下。这次打仗，没用朝廷一纹铜钱，都是俺开荒经商自己赚的。

参照一下宋朝的以往历史，就会知道王韶这是在没事找事。比如太宗时期的曹彬，只是掏自己腰包给边关士兵打赏，就被贬官处理；看仁宗朝，张亢、滕宗谅在边关打了那么多胜仗，可是一点点的财务账面不清，也得丢官罢职。

前车之鉴不远，为什么王韶会顶风作案，哪壶不开提哪壶？答案分前因、后果两部分。先看前因，三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泾上下两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之间，有上万顷一直荒废，没有开垦的良田。国家应该派人开荒，同时实行市易法，农商两手抓，把当地的经济搞起来。

看着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吧，可事情的发展非常奇妙，充分地体现了指鹿为马，指驴是猪的封建官场卑鄙性。

首先当时西北军队主帅李师中反对，他说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么良田，只是当地弓箭手们的土地罢了。不信可以来查。

神宗怕的就是不较真，下边有人要求了，那还等什么。于是派人去，查出来的结果超级有才。回答：土地是有的，但是只有一顷！而且所有权还有争议，几个地主正在打官司呢……这个结果让人无话可说，对此，我只能以“指驴为猪”来形容。

如果不是猪，怎么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呢？茫茫大地，偌大的陕西四路，居然只有一顷土地，难道李元昊当年是只蚂蚁，在一顷地里敌我双方十几万人厮杀玩命；或者当地突然间人口暴增，每人都拥有超大的私有土地，国家都没法强占？

估计最郁闷的人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人应该很鄙视自己。敌对方就算想骗人，也不必这样没技术含量的来吧！没别的，连李师中带派去调查的人都贬职撤走，给王韶腾出地方来。但问题马上又出现了。

关于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得由国家出本钱的，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绫罗绸缎往边疆上运，朝里的大佬们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摆着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没事都要去打劫，放这么多钱过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气乐了，他回了一句：“西北那边儿的地主老财都敢屯积家产，堂堂国家居然害怕被抢。这还有天理吗？国家大臣不去想法强国，居然每天想着装穷躲贼，这还有王法吗？”

等等等等，一通乱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实行。所以现在王韶在赚了钱，打了胜仗之后，要强调一下效果。可是他还是太幼稚了，不要以为赚到了钱就是好事，更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是硬道理，在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么样的驴，都会变成一头猪。

军方大领导、枢密使文彦博说——大家明白怎么盖房子吗？建筑商在开工前，总是会把预算说得很低，引诱房主动工。等到盖到中途时，各种要求就都提出来了，那时不得不盖，不得不被宰。现在王韶的所谓胜利，也不外如是。

几十年间没有的外战大胜，就换来部门领导这样的评语，换你能气死不？还好神宗说了一句话，把文彦博打哑。

——请问爱卿，房子坏了你不修吗？

一般来说，皇帝问到了这句话，中国历代的大臣们都会有些不同的反应。汉朝的，会怒目扬眉，脱掉朝服换铠甲。

——陛下，我帮你去盖房子。用不着那个招人烦的王韶！

晋朝的会很温存，他意态优雅，轻摆拂尘，和皇帝用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细细地谈一下盖房子的问题。基本上会从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没有必要有房顶，都会一一道来，娓娓动听。说到兴起，还会招来三五同好，加入论点；

唐朝的很特别，他一边像汉朝的臣子那样换军装，一边在换的过程中不断和皇帝交流。注意，态度不会太友好，无论是藩镇还是内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顶得七窍冒烟的时候。其结果嘛，多半衣服也换好了，皇帝也被说服了，这场架不必打了。

当然，一少半真就操家伙冲了出去，到外国砍人了事；

元朝很统一，杀人是唯一的硬道理。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种军事、政治活动，而是一种传统运动……

明朝的官员不必多讲了，义之所在，虽千万记大板子，俺也一往无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脱掉裤子打屁股的心理准备；

清朝的很可爱，皇帝的脸色稍有不对，立即跪倒磕头，痛哭流涕，同时念念有辞。拜众多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宫戏所赐，全国百姓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奴才该死，奴才有罪，奴才……

这还是满人的嫡系，如果是汉人，奴才二字都没资格说出口，得自称“臣”如何。谁让你是外人。

好了，罗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突然兴起，凑点字数换稿费，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烦躁；二来这里面也有个大学问大论点。

——论，中华民族为何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每况愈下，底气越来越不足，到后来比个孙子都不如？为什么就没了当年执理直言，坚持不屈的气魄？

这也许才是我们读史、研史的价值所在，不想这些，历史就只是些陈年变质，或好玩或无聊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回到原点，宋朝的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家里只要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因为互相没有交心啊，没有吵闹。自古以来男人都是种特殊的动物，心里不爽，不是当场骂出来，就是事后使绊子，反正绝对忍不住。

除非您是圣人。

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这是可贵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时，就是个操蛋品格。于是这就形成了宋朝官场的普遍风气。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抛开沉默了的文彦博，嗯，对不起，他只是暂时沉默。回到王安石的变法强国之梦上去，河湟之战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者说是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

甚至不是只两处、只三处、只四处。神宗朝的气向，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宋初时赵匡胤的时代，或者更前些，是后周柴荣的时期。争战不断，恢复国土，为中华大国正名。

可在刚开始时，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得替赵光义擦屁股。太多当年没做成，一直是隐患的事，都在办公桌上摆着。谁都知道，可谁也不做。

现在王安石终于把那份材料拿了起来。

正文 第十六章 冏之王唐坰

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

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个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一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

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

稍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为什么要拿起来烫手？于是多年以来，只要乱子不大，宋朝所有的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根本不用怕出身低，强盗这种职业，才是人有多大胆，能抢多少钱！

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的一次，是由宋初时名将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九十处。看着数量很大，战果却半点都不辉煌。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九十个小村子，平均来说，每个村不会超过100人。

可不要以为这是潘美的孙子也退化了，事实上派谁去都这样。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开打的问题。

官兵来了蛮族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在一千年前，抗日战争时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就都懂了。

熙宁五年七月份之前，摆在王安石办公桌的文件很有诱惑力。据当地内线说，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南北江（今湖北沅陵）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的蛮人都在向往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

这个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的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

七月左右，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以宋朝从糜烂到争吵的官场，以各种战争临时动员法一样的新法争集到的钱财，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之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的安危兴亡。

但他决定了，一切细节都服从于最初的决策。既然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到了军费，就必须要尽快地打赢战争。这样才会顺利地把前面提到的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实现。为此，他派去了自己的亲信章惇。

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

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荆南，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情况对头，顺势就把人拉回来。

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一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

蛮族人也是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帐东西。砍完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来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

消息传进了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章惇，虽然让你带去了兵，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

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疑奇扰命）。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是一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戒惇勿轻动）。

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个人有多强硬，有多敢干，放在整个三百年的宋史里，都首屈一指。

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罗嗦，这些蛮人在别人的眼里是牛皮筋，在章惇的眼里就是块牛皮糖，不过就是难啃点，但仍然很甜！

历史将会证明，当章惇发火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是苏轼也好，是司马光也好，甚至是宋神宗也好，神宗的妈、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

但是也别存下个念头，比如章惇就是头野牛，遇谁撞谁，蛮不讲理。不是，他做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眼光独到，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这一次，朝廷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同意他蛮干，可他就是杀过去了。理由抛开蛮人内部仍然混乱之外，他抱定了一个大宗旨——敌人杀了朝廷命官，不管该命官是不是格外操蛋，这是对政府的挑衅。本来对宋朝就一直不服，这样局面再不处理，以后的摊子会乱到没法收拾！

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外，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逻辑虽然很混帐，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青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份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

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

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

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己经没人手。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己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己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仁宗的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名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它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摩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青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个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都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要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要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他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的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以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优生优育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一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法控制。

但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的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实在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的那条冻僵的蛇，一但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

根本不去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里有多道德，而是面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

他是个疯子。

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5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20多道弹劾，这不是一般的力度。

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然想大事化小。可是唐坰跪着不起来，一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办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比如误会唐坰是要像从前的谏官那样，经常性对皇帝的私生活之类的事进行批判。

神宗升座，唐坰的机会来了。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疯子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

好，所有的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插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说了句北宋百余年间最牛的话——“王安石到御座前听取札子！”

王安石愣了，他搞不懂的不是唐坰怎么会突然间翻脸，而是宋朝从来没这个规矩，你要念什么就念好了，哪有让当朝首相出列恭听的？你当你读的是罢相制啊！

可沉默是不管用的，在一个彻底翻脸，成心找茬的人面前，只会让耳光来得更猛烈些。就在王安石稍微迟疑中，唐坰己经变命令为呵斥，吼出了这样一句话。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的威力无比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祖宗也不怕的王安石立即听话，乖乖站了出来，到御座前躬身听命。唐坰说得很明白，他再犯倔就是蔑视皇帝了。

唐坰展开奏章开始读，大家的耐心要好一些，回忆下前面吕诲的弹劾很著名吧，一共才10条，而唐坰先生居然总结出了……60条。我们挑其中的重点介绍。第一点，直指中心，王安石专作威福，和曾布、吕惠卿等人表里为奸，窃国大权，天下人只知道有王安石，而不知道有皇帝；

第二点，王安石烦人，传统士大夫阶层也很讨厌。文彦博、冯京等两府高官什么都清楚，可胆小怕事，别说对抗，连说句话都不敢（知而不敢言）。尤其是王珪，他对王安石恭敬得就像家里养的奴仆一样！

说着无敌的目光瞪向了王珪，王珪当即承认真的没有唐兄你的魄力，俺认输，他低下了羞愧的头颅；

唐坰的重磅打击留在最后的第三点——元绛、薛向、陈绎，这三个人是王安石的家奴，根本不是朝廷命官，由着他颐指气使；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四处无事生非，陷害忠良；台谏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随时咬人，入骨三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己经是朝中之朝，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了，宋朝就要坏在他们的手里！

一封奏章，60个要点，到此终于结束。唐坰先生旁若无人地读完，之后谁也没理，潇洒异常地下殿走人。他走后，史书记载满殿的侍卫们相顾失色，目瞪口呆。

值班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过这样的猛人！

其实不止是侍卫，当天大殿上所有人都非常郁闷。王安石就不说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突然间破了100多年的官场纪录，在皇帝面前被人呼来喝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首相哎，真丢人！

反对派也不好过，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唐坰这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骂王安石连带着文彦博，谁的面子也不给，哪边的队伍也不站。

最愤怒的还是皇帝。神宗真是搞不懂了，他和唐坰到底谁是皇帝。理论上应该是他，可是被人强迫升座，又被人借用头衔去砸王安石。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听着好像是维护皇权，可就这样就把首相喊立正了？我是皇帝也从来没这么牛过！

之后的事情更衰，唐坰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期间神宗好多次喝停，可人家理都没理，直到读完，终于理了。唐坰指着御座说了一句。

——“陛下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

宋神宗的脑子嗡嗡做响，当皇帝也有几年了，还从没被人当面这样诅咒过。不听他的，连皇帝都当不成？！正在迷糊中，唐坰己经走出大殿，当下班了！

以上三方的怒火，决定了唐坰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先被贬到潮州当别驾，罪名是渎乱朝仪。接着一贬再贬，到广州军资库去看仓库，到吉州酒税去当科员，最后彻底贬成平民，返朴归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个疯子的原因，为了不该发火的事，向所有大佬开火，一点退路都不留。这样的事做出来，除了精神病之外，好像没有第二个名词可以解释。

这些事都发生在熙河开边，以及荆湖平蛮期间。王安石的新政集团既要在七八十年间一直萎靡不振的外战纪录里打出一片新天地，更要在内部顶住各方各面的反对压力。包括像唐坰这样独特的、不常见的非典型疯子的突袭。

可以把他当做个案，可职场里不认偶然事件，只看结果。经过此事，王安石的形象再一次被弱化，尤其是他在神宗心里的高大感也开始悄悄地松动，在荆湖方面，就一再坚持己见，不用王安石的嫡系章惇，而去选择对立面的蔡烨。

好在朝廷里在争论，章惇己经在不断地进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敢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出漂亮的成绩，让上面不得不按着他打出来的节奏走。

章惇这样，王韶也一样。他们都清醒，公元1072年是改革派气运的分水岭，如果他们打不出好成绩，之前各种新法就真正了100%的横征暴敛，短期见效，长期有害的本质都会暴露。如果打出来了，一切都好办。就好比先秦时商鞅得到了河西之地，近代满清时雍正初期年羹尧扫平青海。

仗打赢了，什么都好说！

可谈何容易呢？不说河湟地区汉人己失去了200余年，早成了塞外异域，也暂时忽略掉荆湖南蛮的崇山峻岭，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宋朝真正的危险其实不在西北与西南，甚至也不是西夏。

而在东北。

按照王安石们的灭敌步骤，是河湟——西夏——辽国。从简单容易的下手，直到最后收复燕云降服契丹。计划蛮好，可也要看辽国人愿不愿意。就在这段时间，辽国人在边境蠢蠢欲动，巡境兵都过了拒马河！这是宋、辽的传统边界，那么看一下宋朝的准备如何。

哪有什么准备，河北方面的宋朝百年无战事，早就都退化了。宋朝要在河湟开打，同时牵制西夏，没有半点余力去支援北方。

好有一比，北方疆界，就像一只庞大的虎皮蝴蝶。它张着翅膀，露出可怕的花纹，以这种姿态暴露在足以致命的敌人面前，那是种怎样胆战心惊，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只要辽军敢于强攻，宋朝四面受敌转眼就会崩溃。

正文 第十七章 异域铁血铸辉煌

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宋军开始主动出击。以艰险，以危难，首推王韶主攻的河湟之战。进入深冬十一月，一个好消息传来，大家还记得上次被王韶痛打的那位叫瞎药的吐蕃大将吧。

他主动投降了。和俞龙珂一样，有了宋朝的官和宋朝的名字，“包”成了一个非常时尚的姓，他叫包约。

转过年来，西北苦寒，还在二三月间，王韶主动出击，目标是河州城的木征。最初的战略是层层突进，第一战，攻击河州路上的必经城——香子城。

香子城一战陷落，王韶没有停顿，直接杀向河州。这是河湟吐蕃部现存的两大首领之一木征的根据地，按说以当年唃斯罗的威风，就算30年后实力等而下之，以王韶孤军深入，也必须得接近李元昊的程度，才有把握战胜。

可让人惊讶的是，王韶居然一战击败木征，连城都顺势夺了过来。这是怎么搞的？真是吐蕃人退化了，给唃斯罗丢脸了吗？

不见得，这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让宋军的实力空前暴涨，与之前的军队无法比较。第一，武器的精良。有宋一代，一直都有几样神奇的武器，是当时汉人所独有，在后世如元、明、清三代也没法仿制出来。

就在这时，它们出现在宋军的制式装备里。

第一，斩马刀。

这种刀由皇宫内臣领工制造，做出样刀交给神宗，由神宗向边臣传样。它刃长三尽，柄长一尺，刀头有大环，精钢雪亮，无坚不摧。这段时间里造出了数万把，装备给边防部队；

要说明的是，斩马刀虽强，并不算宋朝独有。第二种，才是宋人智慧的结晶。

它叫神臂弓。

神臂弓，一直存在着争议。由于它的功效过于强大，工艺又超级复杂，在当时宋军部队里就有严令，无论是追敌还是退兵，就算情况再危险，也必须要带着神臂弓退。实在来不及，也必须砸毁。

绝对不让敌人知道它的原貌。

这就是它的奇妙点所在，一但把它拆毁，就算原件都在，也没法组装得起。这在后来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的笔记中可以得到证实。

神臂弓最后的制作图本在《永乐大典》里，可是有图、有尺寸数字，纪大才子仍然没法复制它。于是就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神臂弓只是一个传说，它并不存在，或者被夸大了。

但又怎么解释后来金军、元兵在神臂弓下的狼狈呢？号称善射的游牧民族，在它面前死伤累累，在两军对射中一败涂地！

好了，现在就介绍下它的出处和基本性能数字。

按照各方面史书记载，它是在熙宁元年时，由一个归降宋朝的西夏羌族首领李定研制出来，献给了神宗皇帝。再由内侍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西上阁门使李评加以改良制成。

弓身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总长加在一起只有数寸，1宋寸为3.12cm，按6~8寸计算，就是19~25cm。射程在340余步，合现代520米。520米之后的威力是“入榆木半笴”。

这样的威力，产生于构造。它不是单木体弓，而是复合的。由多种材料，“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登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扎丝为弦。”成品之后，弦力之强，根本没法用手臂拉开，要把弓放在地上，用脚踏住，才能上箭。

所以，实际上它不是弓，而是弩。

由于它的力量过大，在后来弦力有所减低，射程控制在240余步。但工艺仍在，射距随时可调。240步也足够了，大名鼎鼎的完颜宗弼，也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金兀术，在四川就被它射得躲在岩石后边喘粗气，抬不起头来。

这时木征的运气非常好，正好撞在枪口上。340步、520米的射距，大家可怜他吧，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制式54式手枪的有效射程才只有50米远！

武器精良，更重要的是战士的素质。在这一点上，宋朝的军人，乃至于整个五千年里汉人的军队，都有个非常奇异的现象。

以宋军为例。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岁月里，仁、英两朝的军队战斗力普遍低下，以最强的西军来说，每次与西夏的战斗，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忠勇士兵。

为数既少，而且忠大于勇。实战起来真是让人摇头。

怎样才能提高呢？以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强、生存来练兵的成规，至少10年左右才能有一支崭新的军队出现，基本上等同于一代新人成长了。宋朝却彻底打破了这个纪录，熙宁改革至王韶开边之战仅过去了5年，短短几年之间宋军的战斗力脱胎换骨，完全不同。

到后来靖康国破，金兵视宋人如草芥，往往是以一胜千这样的比例打垮宋军。可是仅仅过去了两三年，局面就开始翻转，再过些时间，宋军岳飞、韩世忠、两吴兄弟的军队就能硬撼对手，取得完胜。

这是怎么搞的？

宋人血气始终都在，只要混帐糜烂的文官、皇帝不加压制，随时都会暴涨！宋之亡，不在武将与民间，真正的祸害就是一些祸国殃民的文臣宰相，外加几个百世难得一见的“精彩”皇帝。

回到熙河战场，木征被打得晕头转向，直接跑路了。宋军没什么说的，进城就是。河湟吐蕃中的“河”己被拿下。但是才高兴不到三分钟，立即传来一个消息。

后边香子城出事了。

木征非常顽强，在他来想河湟是我家，打不过也要打。何况宋军的传统就是战马少，他只要发挥游牧民族的优势所在，利于速度在河湟大地兜圈子，宋军很快就会像从前的战绩一样被绕晕累死。比如这时他围攻香子城，看王韶怎么办。

救，你没有吐蕃战马快，会一直被牵着走；不救，后路都被截断，而前边还有大片的吐蕃人，就此陷进包围圈。

战况真的按他所设想的发展了，王韶决定回援。为了不丢香子城，他命令部将田琼率领800名士兵星夜行军，必须抢在香子城陷落之前赶到。

田琼做到了，还在半夜时，他率军杀到了香子城，与吐蕃人立即接战。后果非常惨烈，全军覆灭无一生存。这是没办法的事，木征相当于在围城打援，在这样急迫的情况下，就算百战精兵，也一样没用。

战国时围魏救赵，稍后些蒙古灭金，都用的这一招，把敌人的精兵一举击溃。

半夜里的木征很得意，城算什么，他可以住帐篷，现在他找到了对付王韶的办法——运动战。用这一招他可以把宋军拖死，就像当年耶律休哥面对宋太宗空前庞大的汉人部队一样，猴子溜大象，看谁先倒！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没到天亮，他就又遇到了宋朝的军队。是王韶派来的第二拨救援人马，由将军苗授率领的500名骑兵。木征搞不懂，怕死软弱的宋朝人是怎么了，明知道深夜赶路，人马缺少，就算到了也只是把肉往狼嘴里塞，可为什么一拨刚死光，又一拨杀过来了？

但没什么，来一个杀一个。可是这次的邪门了些，这500名宋朝骑兵的战力超出他的想像，竟然没法支持，被苗授赶出了战场。

香子城之围等于解了。

被打败的木征没回过神来，紧跟着王韶的主力大军也出现。直至这时，才能明白王韶的作战思想。他是用生命换时间，第一拨田谅、第二拨苗授，都只是棋子，不是仅仅保住香子城的问题，而是要拖住木征的手脚，把他钉在原地，直到王韶的大军到位。那时总攻，一劳永逸，杀光河州境内的吐蕃军主力。

木征一点都不傻，不管他看没看出来王韶的意图，他都知道不能和宋军硬拼。兜圈子重新开始，只是他这次反应得慢了点，两天之后，终于在架麻平这个地方被宋军堵住。激战开始，吐蕃人箭如雨下，然后撒腿就跑。嗯，估计是宋军那边的雨更大~

箭射不过对方，更郁闷的是吐蕃人发现跑路似乎也不顶用了，逃出去好几十里地仍然没法摆脱宋军的追杀。最后扔下了四千多具尸体，才勉强逃走。

阵斩四千多，这是辉煌的野战纪录，回忆下幽州城下赵光义大败，也不过才损失一万人而已，可以知道王韶的战绩有多漂亮了吧。

可是旧事重演，没等他高兴，消息又来了——木征跑去袭击河州，趁宋军空虚，己经收复老巢，进屋睡觉了……

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人命换时间的办法都用了出来，仗却打回到了原点。河州还是吐蕃的！想一想之前宋朝各次主动进攻的战争的过程，就会发现王韶己经掉进了坑里。

宋军每次都是开头时势如破竹，相持中被人脱垮，最后一败涂地。王韶此时面对吐蕃人的死缠烂打有什么例外吗？

有，王韶是北宋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取胜的方法与之前汉、唐两代的汉族名将们截然不同。卫青、霍去病很多程度上是以硬碰硬，战而胜之；李靖、李世绩、侯君集等唐将狡猾机警，往往突然启动，让异族人防不胜防。

到了宋朝，具体到王韶，他没有汉军举国征发的大兵团，也没有唐代胡风混杂国情里拥有的骑兵部队，注定了力量有限，更没有速度。可他用行动告诉了吐蕃人，你们有快步，汉人有脑子。

宋军做战，必须先胜在战略上。

看王韶的布置，他先是稳住阵脚，在香子城就地驻扎，并开始扩建，把这里彻底变成宋军的堡垒。接着派王君万轻装快马，袭取摩宗城（今岷县东）。另一边遣将渡过洮水，扫荡山南。自己亲率大军出动，修筑康乐城、刘家川、结河等军寨，沿途各处都安放军粮，先期畅通了自己的粮道。

这些准备之后，一张大网初步形成，成扇子面对河州形成了包围。可木征没有半点的惊慌，也实在没必要惊慌，这个包围圈只是个虚拟的态势而已，木征有广大的后方可以退却，游击战的空间很大。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下一瞬间王韶的举动突然大胆，他率军直接迂回到了河州后方的踏白城，出奇不意，一战而胜，斩杀吐蕃人3000多，占领踏白城。

到这时，包围圈形成了，并且把有可能从湟州来的吐蕃援军阻断。

到了这时，王韶仍然没动木征。他要的不是赶跑这人，要的是把河州吐蕃彻底打垮。这就要考虑到哪一方面的对手。

洮州还有木征的弟弟巴氈角。洮州在河州和四川之间，如果包围圈不紧，让他们两兄弟汇合，就算能战胜，他们也必将流窜进四川，或者青藏部分的吐蕃老巢去。

为了彻底战胜，王韶选了一条艰险万分，其他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行军之路。从踏白城到洮州，宋军翻越露骨山，那根本就没有道，全军几乎是下马步行，走完了全程。

艰苦的代价是巨大的，等宋军抵近洮州城时，巴氈角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作为本地的吐蕃人，都没想到会有军队翻越露骨山。

战局可想而知，洮州城光复。直到这时，木征才在梦里惊醒，这人一直躺在河州老家里，精心饲养着他的战马，就等着王韶杀上门，他好上马就跑，再次兜圈子。可噩梦醒来是绝望，他惊醒后，猛然间发现身陷重围，四面八方都被堵住了。

要说木征真有两下子，这个时候还是没慌。几次交手，他清楚王韶的兵力并不多，这样大范围的撒网，根本就是处处都防，处处都弱。他决定反偷袭，集中人马冲向宋军的一个点，造成局部优势冲出去。

可是他又错了，王韶撒下了网，但同时也在钓鱼，每一时刻都紧盯着河州的动静。他刚率兵出城，王韶就得到了情报。宋军分成了两股，一支由王韶亲自率领，迎头杀过去，与木征决战。另一边由景思立率领，他的任务是躲开主战场，直接去抢河州城。

王韶和木征在河州古城附近相遇，仓促出战和蓄谋已久有本质的区别，战争突然开打，快速结束，问有多快？王韶结束战斗之后汇合景思立冲向河州，河州城里的吐蕃人还以为是木征回来了，开门就放人。

河州城是不费一刀一枪自动贡献来的。占领河州，紧接着马不停蹄攻下了岷、叠、宕等州。至此熙河开边之战的第一阶段结束，王韶转战1800里，拓疆近3000里，招附番人30余万口。是北宋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开边行动，同时完成了对西夏的侧翼包围。

但可惜的是，河州古城下的一战，木征仍然漏网。

塞外苦寒，二三月份间的西北大地荒无人烟。王韶在河州城里向北方凝望，千不情万不愿，可仍然要结束战斗。

按说这时冻土覆盖，生机灭绝，丢了城池家当的木征没法养活大部队，宋军只要穷追不舍，除了战死只有投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可他这时却只能眼睁睁地停下脚步。宋朝的边将，最大的敌人不是国境线外的异族人，而是国都开封城里唧唧歪歪的诸位大佬相公。这群大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压制边将，随时公开宣称，边将不许掌权，不许坐大，不许立功。

尤其是不许向异族人挑衅。

这都是武人想升官，想发财的私心发作，才去故意惹是生非。哪像我们文臣，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去想官职高低，一心为国家分忧（文彦博语）。这时王韶立功了，他得向上次一样，马上回京城去汇报工作。请问各位领导，下一步要怎样办，是进兵是屯守，或者调换我的工作？

请领导尽快指示为盼。

因为时间长了，冻土荒原会长出青草，木征会死而复生。更北边的湟州城里还有河湟吐蕃部唃斯罗的正牌继续人董毡，小心他突然间杀过来，那时河州城刚刚收复，孤悬塞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担心也是白担心，快马加鞭往南跑吧。

镜头切换，到西南方向的荆湖北路，看章惇在做什么。三路发兵夺取懿、洽、鼎三州的过程很顺，梅山峒蛮最大的氏族苏氏来归降，这是个空前利好的信号。章惇打破了之前100余年间宋朝所有治梅山蛮族的纪录，不是打了就跑，撤兵还原了！

梅山蛮族14800余户，26万多亩山田划入宋朝户籍，章惇细心走访定下了各地的赋税，为了招抚优待，这些山民的赋税比内地减半，每年只缴一税。

做到这一步，一般人都会见好就收了。任务完成，超额达标，还要怎样？章惇却不满意，梅山搞定了，后面还有南北两江。

而且在进一步发兵之前，他想到了一个很不理智的事。官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任、后任的政绩和自己没关系，只扫门前雪，不管身后事。具体到梅山，章惇在自己的任内把事情解决了，这就是政绩，这就很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多管。

可他不一样。章惇打服了蛮人，每年不止是收赋税，更在当地建立了学堂，把汉族尊崇的诗书礼仪向蛮族推广。这件事的意义非常重大，有一个对比，翻西方史，可以看到各个时期，不管欧洲穷、乱到什么程度，都一脸自豪地向世界各地派传教士。

那单单是出于宗教信仰，为上帝服务吗？不，那是价值观的传播。有了共同的理念、人生观之后，人类才会被同化，才容易被征服！

章惇做的就是同样的事，为了防止蛮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叛，只有把他们的思想改变，才是真正的一劳永逸。

同时修筑了武阳、开峡两城，设置安化县，一步步向南北江逼近。在这种态势下，熙宁六年十月，南江蛮向永晤、舒光银两部先挺不住了，他们向章惇投降。南北江的缺口终于打开，蛮族人不再是铁板一块了。

也有始终不服的，比如田元猛。这位兄弟的信念坚定，他不管社会形势怎样，不管抢劫了、杀人了都是些很不道德的犯罪行为，认准了老祖宗的生活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美好无比的！嗯，话说他这样想也有几分道理，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韩琦等仁人君子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于是激战开始，章惇非常高兴有人跳出来做反面典型，他派兵把田元猛部落扫平，让当地的蛮族明白个真理——先进的管理方式不仅有课堂，不服的都可以去战场。

较量个清楚明白！

南江基本搞定，北江的形势更复杂。章惇只好停下脚步，认真消化这片蛮夷之地。这时仍在熙宁六年之内，西北、西南两方面同时开战，战事都没有真正结果。在同一时间里，荆湖的更西边，一片新的战场也铺开了。

四川的边远地区。大家都知道，四川之外，云贵方向，有我们美丽的云南省。在现代的中国，那里的昆明、曲靖、丽江、香格里拉、玉龙雪山等等区域，都是让人流口水的好地方。

宁可每时每刻都节省，也要攒钱去旅游啊！

可是在宋朝时，甚至在宋朝更前的朝代里，那片土地有一个统称——南荒。荒蛮未开化之地，自汉朝以来，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莋都、冉駹、白马氐等割据小国，名字很多变，气质很统一。都跟夜郎国一样。

所谓夜郎自大，从来不去考虑自己的国力怎样，汉人王朝的力量如何，闲着没事在国内死掐，什么时候高兴了，就联合起来出山打劫。

宋神宗时期，这片人又自信膨胀，即将爆炸，由两个泸州的酋长，一个叫晏子（晕死，和春秋名人晏婴一个名）；一个叫斧望个恕。这两人把晏州山外的六姓、纳溪二十四姓生夷勾结在一起，打算在淯井入侵内地。

宋朝派去了一个叫熊本的人去平叛。熊本，字伯通，番阳人。此前名不见经传，可查他的履历会知道很不一般，在他少小读书时，曾受过一个名人的点拨。

范仲淹。

查年代，那是在范仲淹被贬离京城，四处为官的时期。范仲淹每走过一个地方，都会留下他的独特足迹。或者是仁政，或者是爱民识人。熊本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范仲淹就非常看重他。

宦海游历，几十年过去了，熊本做过京官，到西北边防做过转运使，也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做过通判，对西南蛮夷的习俗非常熟。王安石看中了他的这个特点，把平叛的工作交给了他。

一个内行的人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抓到问题的根本点，熊本上任之后，很快就确认了主攻的方向。他把泸州的那两个蛮族酋长扔到了一边，淯井这个预先侦察到的入侵点也不去理会。

中国人被入侵，从古至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内鬼。如果没有这些民族的渣滓，汉奸的存在，以中国民众之多，生产力之先进，就算对付北方大漠草原上的蛮族会吃力，南方这些潜藏在深山老林里，骑的马都没汉地驴子大的夷人们，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泸州方向的夷人敢冒险，都是因为有附近12个村子里的刁民给他做向导，当内应。熊本找了个理由，把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那一天，这些内鬼以为等着他们的是鲜花美酒，却不料是冷冰冰的板刀面。

100多颗血淋淋的人头在泸州河畔被砍下，挑在木杆上示众。这一招比什么教育都管用，剩下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宣誓效忠。熊本也对得起他们，请示朝廷，像刺史、巡检这样的官都封了出去。

胡萝卜加大棒管用，板刀面加乌沙帽能让人发疯！局面一片大好，更好的稍后也出现了。不服的终于跳了出来，是个叫柯阴的酋长。熊本纠集晏州十九姓地方豪强武装，加上广南西路（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强弩军，由大将王宣、贾昌言率领，讨伐柯阴。

柯阴充分表现了当地的传统精神，把自大的性格膨胀、膨胀、再膨胀，结果在一个叫黄葛地方悲惨地爆炸了，被宋军打得一败涂地，没命往深山老林里跑。在他想来，这就算完事了。打不过就跑，进林子就收工。一切可以重来~

哪有那样的好命，他不知道最近的行情有变，在荆湖北路那边就开始了，宋军非常喜欢翻山越岭抓人玩。抓来抓去，柯阴终于崩溃了，他乖乖地走出来投降。把自己名下的人口、土地、珍宝、马匹都献了出来。

熊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柯阴的例子是抓给泸州的两个匪首看的，这种穷追不舍，赶尽杀绝式的战斗让晏子、斧望个恕彻底绝望。他们认命了，由斧望个恕出面，把他的儿子乞弟送到了熊本身边当了个小官。算是臣服的象征。

人质。

之后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主等各部夷人都争相内附，由提点刑狱范百禄主持，立誓永为汉官奴。这道誓书被刻成石碑，立在武宁砦。

熊本还朝，神宗很欣慰，说：“卿不伤财，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晋升熊本为三品官。可是转眼之后，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愁云惨蒙里。

西北出大事了。

王韶临走前所担心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事实。先是木征卷土重来，这在意料之中，可怕的是湟州董毡的行动非常迅速，他派自己的副将鬼章率兵两万来围攻河州。

当时河州的守将是景思立。他真的是位忠勇顽强的将军，可是，过分的勇敢有时不是好事。分析下当时河州的形势，熙河开边后王韶训练的新兵随着国境的开拓而分散，必须得各处都有守军，河州身处国境的最顶端，给他留下的只有不足一万。

兵少、路远，这是块有大危险的绝地。

可是面对鬼章的挑战，景思立率领6000人马冲了出去，与吐蕃赞普的副将野战争胜。六千对两万，景思立把部队分成了前后左右四队，各有将官主领，名字很多，要注意的是后队将军李楶。激战开始，景思立的信心是有根据的，面对三倍多的敌人，激战数个时辰，交锋十几个回合，宋军不落下风。

紧急关头，鬼章发挥了兵力上的优势，他悄悄地分出了一只人马，包抄景思立的后军。李楶登场，终于有后军表现的机会了，难以想像是，此人竟然直接躲开，不是战败，而是避战！

宋军的中军、前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袭，将军王宁战死，韩存宝、魏奇重伤，战况紧转直下。景思立命令突围，由他和弟弟景思宜断后，全军向附近的山岭转移。

断后之战，景思立以百骑痛击敌军千余人，眼见形势好转，关键时刻，李楶居然再次不追而逃……真是好水川之战的重演，每一个勇士都被断送在一个败类孬种的手里！

败回到山上，景思立悲愤交集，向部下怒喝：“我为主将，刚才以百骑胜千人，为何没人来助我？！今日兵败，只有一死谢朝廷！”

说着他伸手拔剑，被部下拦住。在这种情况下，景思立想的仍然是击败敌人，把鬼章从河州城边赶走。他再次激励部下，冲下山和吐蕃人决战……景思立阵亡，余下的兵退进河州城，开始死守待援。

消息传进开封城，反对派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建议神宗直接放弃河州，把所有占领的土地都还回去，保持原样，不是很好吗？

真不知他们当的是宋朝的官，还是吐蕃的官。真不知道他们念的是中国的书，还是藏族人的经。失落了200年的领土，就真的是外国了，抢回来都要拱手送回去！

神宗命令王韶和一个叫李宪的太监星夜兼程赶回熙河，主持大局。李宪，这是一个在历史里留下了名字的宦官，他本身就决定了宋朝熙宁改革的成败，在他身后，还有一位更加有名的徒弟，该徒弟创造了宋史里一项独一无二的纪录。

太监受封为王爵。

回到战场，王韶、李宪赶回军营，这时在原武胜后镇洮军的城里一片严防死守的气氛。王韶命令立即撤围，把军队集结起来，现在要的是进攻！可是要怎样进攻呢，在群情激昂，大伙儿都喊着杀向河州，为景思立报仇的时候，王韶摇头反对。

在王韶的心里，战争永远不是个斗力的活儿，而是智力游戏。他问部下，河州之所以被围，是因为什么？为的是他们有援军，木征和鬼章互相勾结。我们直接杀过去，他们会围城打援，那么我们何必杀过去？

解救城池，不在硬拼，要杀光的是他们的援军人马。在这种战略思想下，王韶集结两万精兵，先是扫荡结河，把西夏有可能派兵的路线掐死。紧接着大迂回，越过河州，攻击踏白城，切断鬼章的退路。鬼章发觉后立即后退，河州城先解了围。可他退得慢了点，在踏白城之西正好被王韶堵住，一场激战，吐蕃人被阵斩千余人。紧接着就是追逐战。

王韶在银川追上了鬼章，这一次破敌十余堡，焚烧帐蓬七千余座，斩首两千余级，把湟州外围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稀巴烂。这一次王韶行军54日，涉1800里，先后斩首七千余级，焚两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头。鬼章逃走，木征率80多个酋长归降，也改名了，叫赵思忠。

消息传回京城，神宗大喜，晋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不久后升任枢密副使。

短短5年间，新法使宋朝内外一新，焕发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如果要比拟的话，只有宋初立国时赵匡胤时期才有这样凌厉风发的事迹出现，到赵光义兵败燕云之后，近百年间宋朝一直在沉沦迷茫中度过。

神宗在紫宸殿里接受群臣的祝贺，当众解下了腰间的玉带，系在了王安石的身上。这条玉带名叫“玉抱肚”，有14粒稻谷宽，为稀世之宝。王氏子孙一直珍藏，直到南宋绍兴末年，才献给皇宫。

王安石在这一刻登上了人生的顶点，谁能想到呢，四面八万如此辉煌的成果，换来的，是他第一次罢相。

这时准确的时间是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新政改革己经进行了5年，有必要进行总结了。以职能划分，归为三个方面。

军、政、财。

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三元素。5年期间，最先做的是“财”。通过各种新法，宋朝的国库赋税成翻增长，皇家内库也从仁、英两朝的见底状态徒然间拔升，景福殿里分成了三十二间库房，每间都装得满仓。神宗特写了一首四言八句诗，每一间以其中一字为名。

诗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库，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其中五季，说的是晚唐以后的五代，梁、唐、晋、汉、周；猃狁，本指西周时西北少数民族，这里特指西夏与辽国。艺祖，大家都知道，指赵匡胤。

全诗意思是说，当晚唐离乱，五代时国家失去了土地，异族猖狂欺凌。宋太祖于艰险万难中创立国家，重振声威，要惩罚入侵者。所以设立了内库财富，用以招募壮士。现在到我这个曾孙了，怎么敢忘记祖辈的夙愿伟志。

诗成后意犹未尽，继写了一首五言。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大意是说每晚都虔诚忧惧的入睡，体会祖先的遗志，以他并不英武的天赋，何时才能达到目标。

这首诗贴在每间内库的显眼地方。

说这些，是要证明王安石新法关于敛财的成功。反对派们会说，这完全是横征暴敛的结果，民间都冤声载道了！我们站在21世纪里，公平地讲，每项逐条地分析，可以得出精确地结论。这在前文都详细探讨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需要列出的是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可以体现出王安石和他的新政给宋朝带来的实惠。通过它来佐证，要远比用空洞的、各执一词的理论说事，更让人信服。

《文献通考》卷四载，熙宁年间诸路共垦田数计四百六十多万顷，合六千九百万多亩。这是什么概念呢，有个对比，以新中国20世纪超过宋朝版图近三倍的国土面积，可耕地也只在18亿亩左右，而且还在逐年减少中。

这是开垦荒地，再用农田水利法等有效措施增产，每亩单产从三斛增至约四五斛。宋朝一斛为五斗，两斛合一担，每担合现代一百余斤。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六千九百万乘以亩净增额100多斤，是多少产量。

除非《文献通考》里的数字是假的，不然以这样财富相积累，王安石敛财用得着逼着人家破人亡吗？再结合熙河、荆湖、四川三地的接连大胜，无论怎样看，王安石的变法都处于顺风满帆，乘胜前进的时候，他怎么会突然间丢官罢职的呢？

我不太好选取形容词，是可悲，还是可笑，或者可怜呢？居然是天气。

宋朝发展到这时，人们总会说它是中国封建时代文明最高峰的时代，甚至N多的专家大师们也都举出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点。好，就算是真的吧。至少我们一直为之自豪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都在宋朝发明或者成熟。虽然非常遗憾，这个让国人一直自豪的“四大发明”既不是国人提出的，真实意义上也和中华文明的主旨不符。

这个词由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在《维京百科》里最早提出。相对于中国五千年里历史里无数的发明，他单单选了这四个，原因就在于他是西方人。这是他们的口味。

指南针利于航海，让西方人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让他们能有目标的前进，去开垦殖民地。这真是太伟大了；

火药让他们战无不胜，一切冷兵器都成了废物。让他们创造出100多个人征服了印加帝国，16000多人，包括日军8000人，俄军4800，英军（主要是锡克兵）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50人意大利军53人就打进了19世纪时中国的首都的奇迹。

多么伟大啊！

还有造纸术、活字印刷。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东西，与平民百姓挂不上钩。不要以为在宋朝可以平民高考当官了，就全民族都认字看书了。现在还有文盲呢。

真正可以体现中国特色，与人为善，勤劳致富等特质的四样东西，其实应该是丝绸、茶叶、陶瓷之类。好了，闲话多说了些，就在这样文明先进发达的国度里，居然让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给搞晕了头。失去了振作国家，抵御未来巨大灾祸的最佳时机。

该仰天长笑，真好玩啊，还是俯首痛哭，为何当时有那么那么那么多的糊涂混帐人，硬生生地砍了自己的树根呢？

正文 第十八章 王安石罢相

准确地说，当时砍的人大义凛然，义愤填膺，满头满脸的正气。其理由既有远古圣人的训言，又有近代圣人的发现。

——谓之“天人合一”。

这四个字超级经典，相信每个中国人，以至于外国人都知道。不过和汉学的兴盛无关，倒是拜中外影视剧所赐，连《功夫熊猫》里都能运用一下。

具体到宋朝，就是各种自然界灾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军事挂上钩。至于为什么挂上的，内蕴就太丰富玄妙了。当时就没几个人懂，现在……现在还有谁认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啸之类的现象和人类的思维意识变化有联系吗？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猜测。可惜却总有人坚信不移。熙宁年间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熙宁六年。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泥石流翻滚而下，灾害相当不小。

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下，华山崩塌，原因就是政治昏暗，百姓受苦，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有了宏观根据，文彦博还能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

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嗯，很风雅，也很有宗教信仰。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吾乃孔门弟子，誓不与和尚为伍！”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难道文彦博不知道？并且多年以后，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来抵毁王安石的人品，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

闲话又多了些，回到正题。文彦博峨冠博带，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心情大好，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

他看见相国寺内，以及御街商行里，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让文彦博非常不爽。

“瓜果之微，锥刀是竞，竭泽专利，所剩无几。”这样分毫必争，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其结果，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使自己国民离心。更要紧的是，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让他们看见了，会耻笑我们的！

大家什么感觉？按文彦博说的改正，这些都倒过来，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狼异族给吞了，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

当时各处战争吃紧，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可是第二次时，神宗第一个害怕了。熙宁七年，宋朝北方大旱，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查一下史书，这次干旱的规范是超大的，不仅宋朝北部这样，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

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疆域太广大，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尤其是，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文明”，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把旱情上纲上线，弄个“清楚明白”~

宋神宗的性格特点在这时显露，此皇帝胜不骄，却备加小心，时刻提防敌人报复；败，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不用敌人施压，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提心吊胆。

后来，他就死在了这上面。

面对旱情，他不用臣子们提醒，自己就整天的念叨，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爱卿，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像“保甲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输法等等法”都应该废除呢？

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5年的新政改革，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他们一律躬身静听，面色沉重，若有所思，绝不开口。大家都清楚，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

终于有一天，神宗问到了王安石。

面对宋神宗的恐慌，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他说，天旱、水灾这样的事，就算在上古圣君，如尧、舜、禹、汤时也在所难免，都只是些自然现象。我们尽力而为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何况这5年来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按比例来说，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

总而言之，这都是小事（细故），上天有它的意愿，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益修人事）。

这种回答，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本来嘛，尧、舜、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只要以人力抗争，不仅会战胜，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他这番话就错了。错得非常彻底，可以说，这是5年改革以来，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

神宗说，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我们都做错了！

错了？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去做，尤其是他始终相信，神宗和他的约定，会全心全意地协助他。两人是坚定的战友。

于是他只是再次强调，只是小事，一点细故，没什么大不了！接着就又放眼天下，寻找可以生财致富，教化国民的好办法去了。

在他身后，当时年仅27岁的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王安石的态度更加印证了他的担心，不畏天的人，怎会被天所原谅？这5年来做的事，不仅人不同意，看来连天都反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安石一如既往地改革做事，宋神宗开始写罪己诏，承认自己这些年做事对人错误深重，请天下臣民共同替他回忆，都错在了哪里。

必将改正，争求上天的谅解，获得减刑处罚。

诏书经过中书省，王安石还是不在意。有什么大不了的，水旱灾出现，哪个朝代的君主都会这样做。比如近些时的宋仁宗，除了罪己诏，都能给自己加肉体惩罚，大半夜光脚到外边站着去。所以神宗皇帝这样做，也很正常，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站在王安石的立场上，的确可以这样想。试问，皇帝是同党，政迹很突出，外战超辉煌，政敌？司马光之流早就被踢出京城，到外地残喘去了。最近连唯一敢对抗的文彦博都被贬到外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难关尽快度过去，才能让年青、心慌的小皇帝镇定下来。

从而对改革的信心更大！

但是现实状况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对他不利的事从这时起，一件接一件，不断地涌现出来。第一个，他的老朋友司马光从远方加急送了一份奏章，积极响应皇帝的挑错号召。

他一共总结了6条，眼光独到，我们实在有必要一条条地详细研究，才能看出大名鼎鼎、光辉伟大的司马温公有多么高超。

1，“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不知他从何得出这种结论。宋史的资料残破离乱，深究文字绝对没法证明出谁对谁错。可是后来人从宏观上就能辩明真伪。比如这一句，就算是民间因为青苗法苦不堪言，而官府居然一无所得？

那32间封桩库的钱帛是从哪儿来的？

2，“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说得不准确。上户的役是免了，可一样交钱。真要是不让上户交了，可能就没这样唠叨了。敛下户之钱不假，可按户分等，各有税款，只要不是东明县事件里别有用心的人，把等级故意搞混，有什么不公道的？养浮浪之人，这句是最脑残的一句话。

按司马光说，那些无正当职业，无不动产实业的，都是浮浪人。好，东京城里做小买卖的，夜市上的人，是不是都是浮浪人了呢？这些人就算都浮浪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国家出钱，雇佣他们做事，一来有了正当职业和身份。二来这样做了，他们就都不浮浪了，从此社会加倍安定，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3，“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简直逻辑混乱，市易法的确与民间贸易抵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北宋自由商业的高度运转，走回头路了。可是要注意，对国家快迅积累资金却有着极大的好处，军费，这条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均输法还是青苗法，都没有市易法来得快。

司马光居然选择无视了，“实耗散官物。”说梦话吧。

4，“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最让人忍无可忍的就是这一句。敢情只有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了，才能走出国门，去收复失地？那样还需要关注敌人对态，寻找最佳的出兵良机了吗？最起码的战争常识都没有，不知这人写时是不是有另外一副脑浆。

另外“侵扰”，用词多好。作为历史大师，河湟之地与中国是什么关系，他居然不知道！“得少失多”，他住的洛阳离边境更近，吐蕃人和西夏人走得有多近知道不？不知道，那么闭嘴。知道，说了这些话就是该死。王韶开战前，这两国的首脑贵族都开始通婚了！

5，“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凶器，看来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刀枪之类东西一律禁止触摸，以免变得暴戾。嗯，这个想法很好，和后来元朝蒙古人不谋而合，最好是让农民们提前100多年就七八家合用一把菜刀，那样就真的“纯朴可爱、便于畜养”了。

他怎么就看不见，没有保甲法之前，北宋每隔几年就会闹一次民变或者兵变，实行保甲法后这几年里，没有一启造反事件，连带着民事犯罪率都在下降。在他的眼里，居然是“疲扰农民”了。就算是疲，也是疲了有特殊身份，知法犯法的人。就算是忧，也只是忧了司马温公这样的“圣贤”！

6，“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让数字说话吧，“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合计约三千六百多万亩。其中官地约20万亩。这些土地都是假的？哪来的什么狂狡之人，怎么能说到是“妄修水利”？！

多余的话还用再说吗？大家一起欢呼，司马光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您身体健康吃嘛嘛香，不多不少就比王安石多活一年，好把北宋的大好乾坤像童年的那口缸一样砸碎……

每条都不成立，可每条都搏得了巨大的欢呼。5年了，终于有人为曾经无比荣耀，现在被逼进绝境的士大夫阶层说出了心里话。

只不过，心里话并不等同于真实话。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年人都知道，没有几颗心灵是完全出于道义良知而说话的。为的，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利益。

面对司马光的突然袭击，王安石没在意。他没就此事和宋神宗会谈，也没写专门文章反驳。帝国千头万绪，改革初见成效，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呢。这么一个手下败将，突然写封奏章，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仅仅几天之后，新法，全部的新法就被突然间罢除！

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王安石被震傻了，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甚至整个变法集团，包括号称才干突出精明强悍的吕惠卿、奸诈诡谲无耻钻营的邓绾等等反面角色，也都没有查觉出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一切都翻了天。

这暴露出了王安石，以及其集团的最大弱点——警觉性太低，政治手段太劣。

众多的史书都说王安石此人品行高洁，私德无亏，连他的政敌们都说不出他的坏来。这一点暂时存疑，我会在后面专门论述，其实他在生前就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万事都要讲证据，单就眼前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幼稚。

政治，不止是治国，更重要是治人。就是怎么整人。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证明，两派相争，根本不必驳倒对方的见解主张，只要在肉体上消灭了对手，就等于彻底胜利。

王安石就倒在了这上面，他身为帝国首相，总揽大权近5年，这是什么权威。纵观北宋历史，之前的赵普、吕夷简等宰相的任期比他长，可没一个人做到他为相时的权威。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让命根子一样的新法突然被废，都不知道怎么出的事！

还有比这更呆的吗？换句话说，还有比这更天真更纯良，不整人不搞事的首相吗？

两天之后，谜底被宋神宗解开。那根本与司马光无关，而是一个与王安石有些瓜葛的无名小卒暗中搞的鬼。这个人叫郑侠，当时的职务是个守城门的。

简单地说下这人的生平。郑侠，字介夫，福建人。宋英宗治平年间考上的进士，先到光州（司马光生地）当司法参军。后调进京城，在安上门当差。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刚调进京时王安石非常器重他，可是交流了几次之后，发现时隔几年，心灵变迁，郑侠己经不是当年的弟子了，而是一位坚定的反改革派。

两人不再往来。其过程未出恶言，未见恶行。

这时中原大旱，各地的灾民涌向都城，郑侠站在城门上，一眼望去，只见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灾民无边无沿，他心里顿时极其痛苦。

这都是王安石的新法害的啊！灾民就是证明，人民在受苦；大旱更是证明，连老天都愤怒了！于是他写出一份奏章，里边历数王安石新法弊端，声称罢免新法，苍天必雨。如果10天之后还不下，可以把他砍了。又把千万灾民苦难状画成了一幅图画，名为《流民图》。都写好后，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皇帝看着呢？这是个问题！

他职务太低了，尤其是走正常途径必须得先由中书省王安石过目，这不行。他想了个办法，先到开封城外，声称这是密奏，以加急驿马，送进银台司。

神宗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年青的小皇帝被《流民图》所震撼，史书称彻夜不眠，第二天早晨谁也没和谁商量，就下令全国罢免所有新法。

这是事情的基本始末。现在简单分析下，第一，神宗为什么被震撼了呢？貌似我在说废话，灾民可怜呗。但是有一点，有资料显示，此皇帝终生没出过京城。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见过灾民啥模样。唉，人生的第一次都是不假思索，感情用事啊；

第二，郑侠为什么这么激动？又是废话，灾民可怜嘛。但是，我们抛开新法是否得罪天地混帐可恶，只提一个问题。请问，新法时遇到天旱，和从前旧法时遇到天旱，两种情况下的灾民有区别吗？

新法是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旧法时大家满面红光穿绸挂缎开着房车出来旅游？！见他郑侠的活鬼，难道你活这么大只见过一次大旱，只见过这一群灾民不成？

以前怎么就不见你画什么《流民图》？！

郑侠走的是非正常途径，宋神宗怕是当时的真理——上天意志。这是熙宁变法第一次失败的官方原因。可是，里边还发生过一些非常微妙的“小事”，它们的决定性更大。

首先是一次家庭谈话。

史书记载某一天阳光明媚，天气良好，宋神宗到后宫去看望老妈和奶奶。几句家常话后，从前的曹太后，现在的太皇太后说了句话：“我从前只要听到民间的疾苦事，都会告诉仁宗皇帝的，仁宗都会批准我，让民间好过些。现在也应该这样。”

神宗非常警觉，回答了四个字：“今无他事。”奶奶要干政，立即就堵死。

但是奶奶继续说，“我听说现在民间青苗法、助役钱都不合理，你应该罢免它们。”

神宗回答：“这是利民，不会苦的。”

老奶奶直接提出最重要要求，“王安石的确有才，但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要真爱惜他，就让他暂时出京补外职吧。实在想用，过一年再招回来。”

神宗再次驳回，“不行，现在的大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

每句话都被驳回，太皇太后的老毛病发作，她泄气了，像当年被韩琦等人欺压一样，不再说话。这时神宗的弟弟岐王站在旁边，插了句嘴：“太皇太后说的都是至理名言，真理啊。皇上，您得多想想。”

这时神宗满腔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对弟弟吼了一句：“是我败坏天下吗？那就换你来当皇上！（汝自当之！）”

岐王哭了，他非常伤心，说：“至于这样吗？”（何至是也）。

大家看完上边的记载有什么感想，觉得神宗小题大做吗？我们来真正映射神宗的真实感受。无论是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弟弟，都在做着封建时代里最危险、最恶毒的一件事。

——干涉皇权。

居家是父子，临政是君臣，这才是皇权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说话，曹老太太，和岐小弟，都是在找死，犯了祖宗家法。

自赵匡胤开始，到赵光义成熟，宋朝的制度就是皇族不许插手政务，连当上了驸马的人，也终生只有闲职。就算是宋朝的皇帝超宽容，不会因此而治他们的罪，他们自己也要明白犯的错有多大。

可好玩的是，老奶奶无动于衷，心安理得。而小弟弟居然还哭了，貌似他哥对他太残暴，让他伤心了？！真是活见鬼。

不是血亲的奶奶，和一个不懂事的破小弟，这两人意见神宗可以忽视，可以怒吼，可轮到生身母亲出场了，情况就会不一样。

未来无比神勇彪悍的高太后第一次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态度居然很煽情。她哭着对儿子说，你就让王安石走吧，他把天下都搅乱了，快没法过日子了！

宋神宗默然，上天发火，后院也起火，让他怎么做嘛。就在这时，《流民图》、司马光的奏折相继出去，让他彻底失去自制，把苦心经营了5年新法全部罢除。

以上是关于皇宫内部事件的经过，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另一件事。神宗的奶奶、妈妈、弟弟是出于什么原因说的这些话。传统的史书给出的答案是，王安石的确非法乱政，搅乱天下，三位顶尖皇族出于天下公义，才冒险这样做的。

这让人联想到反对派们的一句口头禅，他们每说一句话，都会加个注解——“天下皆以为然”。动辄一副官场代言人，举国代言人的架势。

好，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有个非常准确的数字。王安石当政6年，改革5年间，反对派们被贬出京城的官员总数是30人左右，其中包括13位台谏言官。这个数字和宋朝超级庞大的官员总数相比，宛如九牛一毛吧。就算他们都是京城大佬，每人都有大批人脉关系，就能达到“天下汹汹”的程度？

真要像他们所说的，全体官场都反对王安石，那么5年间这么多的政绩都是由谁干出来的？

很明显，出于公义根本不靠谱。这些躲在皇宫里表面上任事不管的富贵散人们，其实就在半年前被王安石砍掉了命根子，断了财路。

总体来说，王安石得罪了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阶层只是个统称，里边还有各种详细的划分。比如地主阶层、官僚阶层等等。新法多种多样，把它们得罪了个遍。

如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易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伤害了神宗奶奶、妈妈、弟弟利益的新法，叫“免行钱”。

话说东京是全地球最繁华的地方，想在这个地方过着最享受的生活，得用什么办法呢？就比如皇帝、皇族、大臣，这些人上之人，看中了某些好东西，要怎样得到呢？

拿钱买？开玩笑，那还是权力阶层吗？宋朝的办法非常巧妙，是收税之外的再摊派。也就是说，在开封城里做生意，除了要交正常的税之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都向各个相关的商行无条件、无支付地索取。具体的做法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

这就是他们能保持在繁华之都的顶层享受最佳生活的奥妙所在，他们不是参与劳动，而是直接当上了最大的没本钱的老板。可“免行钱”把他们的梦幻生活突然间砸碎。

免行钱，就是政府在正常收税之后，按一定标准再收一笔钱，这笔钱之后，商行不必再向任何方面交任何钱。

相当于一刀砍断所有皇亲国戚京城大臣的发财之路，从此之后，他们全体贵族、上流人物都只能凭有数的工资过日子，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不是把人往死路里逼吗？

于是，才有了奶奶、妈妈不顾皇权流泪劝告，弟弟更是敢于挑战哥哥的至高无上地位，对国家的法令说三道四。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这次皇宫内院里罢免王安石事件的真正内蕴，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这事情太隐匿了，除非他像以前的吕夷简、文彦博那样和太监交情深厚，才能得到些警告，不然，只能蒙在鼓里。

可是，熙宁六年五月时实行的免行钱，熙宁七年四月间他罢的相，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是受过非常刺激的事件来警告的，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没有提防，就只能说明他太不善于“整人”了。

对政治的危险性严重估计不足。

那件非常刺激的事，发生在熙宁七年元月的花灯节上。历史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王安石劣迹之一。其过程充分表明了王安石有多么的骄狂跋扈。

当时神宗下令登城观灯，百官一齐出席。作为宰相，王安石显得很特殊，他骑着高头大马，带了很多的从人，到了皇宫的宣德门了还不下马，进了城门仍然不下马，再往里走，将要出城门进入皇宫内部了，终于被当值的侍卫喝止。

侍卫非常生气，在怒喝的同时，出于愤慨，抽伤了王安石的马。截止到这里，是不是应该说侍卫们的举动非常合法呢？毕竟皇权至高无上，哪有作臣子的骑着马进皇宫的道理？侍卫们就算粗鲁了些，也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嘛。

有功无罪。

而王安石的反应，就与之正相反了。不仅不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化骄狂为撒野了。

王安石大怒，下马去找皇帝，要神宗把执班的侍卫都送交开封府治罪，不知什么原因，还牵连到了一个御药院的太监，也一起扭送。

神宗都答应了，可是开封府尹蔡确却不同意，其理由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侍卫忠于职守而已，真要处罚的话，以后还有谁敢为皇帝站岗呢？

尽管说得有理，可仍然有10个侍卫被打了板子，与之相对应的王安石骑马擅入皇宫之罪却不了了之，皇帝根本不过问。

上面的就是流传得最广的上元夜宣德门王安石骑马入皇宫事件始末。公道地讲，真要是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什么好说的，真就是骄狂成性，不知羞耻，做出这样的事，太丢人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这件事的版本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内幕，哪一个说起来，都和这个版本截然不同。

第一个，是关于宣德门是不是必须下马的讨论。

事发之后，王安石在宣德门的通道里被打伤了座骑，连同他的从人们也被打伤。当时他并没有发作，而是想着或许真的犯错了，等见到了神宗，他先是回忆往事。在他执政之前，他跟着首相曾公亮入朝，从来都是进了门才下马。

他执政之后，这些年里也一直是进门才下马。为什么偏偏这一天，侍卫们突然间找事，不由分说，面对当朝首相，先是喝骂，接着鞭打，出手之重，从人和马匹都受了伤。

这是怎么搞的？

神宗听了也很疑惑，他也回忆了一下。当年他作皇子时，入朝的班序在宰相之后，也是进门之后才下马。可见城门内外之争根本不存在藐视皇权的罪名。

君臣二人都在努力想事，这班侍卫是怎么突然间抓狂的呢？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照例在旁边插了一句，老臣俺入宫上班几十年，从来都是在门外下马……只此一句，再没其它。

宋神宗和王安石一起郁闷，这明摆着是说，你们两个小毛孩子，知道什么惯例，记得哪些往事，就算你们一直都是门内下马，也只能说明你们一直都是错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谁是谁非必须得有个说法了。不然王安石不仅是白挨了一顿臭骂，创下了首相上朝挨鞭子的记录，还得被扣上无知蠢材，犯法都不自知的丑名。

下来之后，王安石先翻史料，浩如烟海的各部门记录中，他终于找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行首司的工作日记，里边记载所有大臣都在门里下马（并于门内下马）。有了书面依据，他又去找副宰相冯京。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与王安石同龄，迟两届考中进士。

考中时天下轰动，为北宋年间科场的传奇人物。在三级考试中，连得解元、会元、状元，号称“三元及第”。这份殊荣，远超一切名臣，是北宋年间首屈一指。这样的年青才俊，连富弼都动心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说来真是非同小可，看他在这件事情里的表现。冯京仔细地回想，想了又想，再想再想，终于开口说话：“安石，非常遗憾，我忘了。”

三元及第的脑子居然把每天上朝的礼仪经过给忘了！最绝妙的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又隐约记得，曾经在门外下过马。”

多么成熟的政治修养，先定下原则——“我忘了。”就此推开所有可能的罪名，接着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赞同文彦博。

王安石面对软中带硬的牛皮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再去找线索。这次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切实，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有线人说，中书省驱使官温齐古曾经亲眼所见宣德门当天值班打人的侍卫们事后聊天。一个说，把宰相的马和从人打伤，这罪名可不小啊。

另一个叹了口气，我难道不知道吗，只是上面逼得紧，无可奈何！温齐古听到后，立即报告给了另一位副宰相王珪。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进士，资历相当深厚，在翰林院里一干就是18年。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在文字高手不计其数的宋朝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其能力可想而知。呵呵，看他的做事风格。

此人后来当上首相，有个外号叫“三旨相公”。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己得圣旨”，是一位再乖巧不过，听话好使唤的好同志。

这样的妙人遇到了宣德门宰相被抽事件，只会有一种反应，那就是王安石得赶紧跑，最好一瞬间就出现在温齐古面前，抓紧时间问。要不然，王珪就有本事把证人同化了。

事情果然是这样，等王安石赶到后，温齐古己经神情痴呆，一脸懊丧，恨不得抽自己两嘴巴。怎么就这么多嘴！那是多大的火坑，自己跳进去注定尸骨无存！

王安石无论怎样问他，他的回答都只有一个，我记不得当时说话的是哪两个侍卫了……王安石凝视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何苦为难一个芝麻小官！王安石不再追问什么，让这条线索断掉。

这个版本也就此打住了，王安石是否应该在门外下马，察遍史料、证人都没有正解，成了个无头公案。下面看第二个版本。

上一个有头无尾，看得很闷，这一个就机灵巧诈，显示了当事人聪明伶俐的一面。话说在这个版本里，王安石不是一个人进宣德门的，而是由一位地位显赫的亲王殿下半拖半拉带进去的。

这位亲王就是前面提到的岐王。当天上元夜君臣欢聚赏花灯，不仅邀请了宰相重臣，连亲王、太后、太皇太后等皇族也一起出席。王安石来的时候，正巧遇上了岐王，不管王安石是想在门里还是门外下马，岐王“搀”安石先入。

亲王赏脸，总得接着吧，王安石就是这样被拖进了城门洞里。接下来就发生了抽马事件。考虑到皇宫深处奶奶、妈妈、弟弟强迫神宗贬王安石的过程，岐王这种“搀”扶举动是不是早有预谋呢？事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岐王被送交开封府等待处理，王安石自动请求离职。

耶——————！目地达到了！宋朝的宰相必须温文有礼，举止端庄，大家都应该记得，两个宰相互相吵一架，都得各自贬职，何况是和亲王发生了打斗场景！

如果真的是两败俱伤，也就没什么了。好玩的是岐王的等待处理等出了别的花样，不仅没有罪了，还能坏事变好事，给另一个人铺出条升官之路。

事情交到了开封府，府尹是蔡确，每天里各种公务忙得没完没了，突然间被皇帝召见。神宗问他，岐王的罪名定了没，怎么处理啊？

蔡确突然间怒了！他愤慨地说：“陛下你错了。开这个花灯节，为的是让太皇太后、太后欢乐，顺便友爱兄弟，给天下臣民做出表率。王安石是首席大臣，应该带头响应。现在反而因为打伤了几个从人，就治亲王的罪，让太后们怎么乐得起来？”

注意最后一句话——“若必以从者失误，与亲王较曲直，臣恐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矣。”他是说，不管王安石有没有委曲，都不能处罚岐王。不然，神宗本人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会达到从此失去至尊无尚的地位的恶劣程度！

神宗大吃一惊。是啊，不仅是他，每个看到这段的人，相信都大吃一惊。因为蔡确说的太有逻辑了。以他的论点，是这次处罚了岐王，王安石会加倍的飞扬跋扈，宋神宗再也治不住他了，皇权不再权威。多好玩，换个角度来想呢？

如果不处罚岐王，这次亲王的地位会怎样变化？连国家首相都敢欺侮，且没有责任，他得牛到什么程度？还会畏惧自己的哥哥，神宗皇帝吗？

要知道亲王与皇帝只有一线之隔，都是同一血脉，要篡位，有亲王的也没有王安石的。就以当年王莽篡汉为例，他也是当时太后王氏的亲侄儿，以王安石这种光杆资历来说，哪有说篡就篡，说成功就成功的？由此可知，蔡确纯粹是在颠倒黑白。

可是回到史书里，神宗的惊讶非常耐人寻味，一惊之后他很喜悦。

——“卿乃敢如此言安石耶？”

蔡爱卿，你竟然敢这样说王安石？宋神宗大大地欣赏蔡确，认为其有胆有识，忠于皇权，体贴皇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臣子。

从此之后，决定重用他。

综上所述，非常无语。抛开蔡确言论正确与否，单看宋神宗的反应，就知道这个版本的真假。改革5年以来，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以国家兴亡托付，要说大权旁落，那早就己经旁落了，会用这点小事、5年光阴之后才猛醒？

不必再浪费笔墨了，混乱的逻辑，加上不附实情的“忠贞”，只能证明这是宋史编纂过程常见的无耻勾当——造假。用来毁掉王安石的形象，给日后为宋神宗推脱改革干系做准备。我们忽略它，再看第三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最刺激最微妙的一个。在这个版本里，王安石带着从人来到了皇宫宣德门左边门外，正要往里走（将入），侍卫执事官出现了，他拿着一种仪仗叫骨朵的东西，吆喝王安石下马。注意这个骨朵，它形状像个长把的小铁锤，其功能也比较相似，在赵光义的时代里它曾经出过一次风头。

在辽国那边，萧太后的情人韩德让曾经在金殿上，用骨朵把一个辽国皇族的脑袋打碎。这时侍卫老哥拿着这种东西走向王安石，命令他下马。王安石很明显没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拗相公性格发作，继续向前走（马势不止）。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场，是位大有历史、历久弥新的大太监，名叫张茂则。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回忆下宋仁宗最后几年里，有一次突然发疯，披头散发冲出皇宫门口，他当时大喊：“皇后和张茂则谋逆！”

皇后，就是现在的太皇太后，上次皇宫谈话里的主角儿；张茂则，近10年之后再次登场。他突然出现，对王安石大喝，王安石立即就停下了马。这不是胆小，而是规矩。皇宫里太监说话，绝大多数不是他本人在说，而是在转诉皇帝的命令！

这时张茂则用目光命令侍卫官把给王安石牵马的从人抓住，拿骨朵狠打。打的过程中没有记载王安石的反应，他反没反抗，求没求饶都不清楚，记述的重点是那位打人的老兄，该侍卫官打着打着突然间转移目标，大叫了一声：“相公马有何不可！”

举骨朵把王安石的马也打伤了。

张茂则非常欣赏这个举动，他及时地发表了打人打马的合理性解释：“相公怎么了，他不是臣子吗？这样蔑视皇帝，是不是想当王莽？！”

堂堂首相被一群侍卫和一个太监突然横加侮辱，并且是暴力式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事发现场时，王安石忍了。他选择见了皇帝再说。

见到神宗，王安石说了经过，陈述张茂则等人打伤了他的坐骑和从人。宋神宗的回答让每一个精研宋史的人都愕然。当然最愕然的还是王安石本人，宋神宗居然说：“哦，打伤了？真的打伤了？好，派人去验伤……”

王安石立即如坠冰窖，这是比宣德门打马事件更大的侮辱，以首相之位，位极人臣了，受到这样的欺侮，皇帝居然还不相信！此朝廷再没有立足之处。

王安石立即提出辞职。

第三个版本到此结束。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答案举世皆知，因为王安石的确辞职了；另一方面，张茂则是否受到处罚，就没有半点明文史料可查。在他的宦官列传里，没有这件事的记载，自然也就没有处罚记载。只有纵其想象，才能稍微联系到一些。

在第一个版本里，除了宣德门打马的侍卫们被仗责外，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御药院太监也被处罚，只是没有记录下他的姓名。那么，这个太监会不会就是张茂则呢？

而张茂则一直是仁宗的曹皇后，这时的太皇太后的亲信，联想到太皇太后和神宗的谈话，会不会有很多的疑团升起？

——免行钱毁了京城里皇亲国戚的财路，曹氏也无法幸免，在她出头之前，由她的亲信太监先出马羞辱王安石。能赶走再好不过，赶不走再出曹氏出面。

这个计划的步骤怎样？

这样详细地介绍宣德门事件，不是为了替王安石叫屈，为改革派出气，而是在说王安石的失败原因。3个版本无论哪个是真的，都传达出一个信息。

即王安石失败的必然性。

他实在是太大意了，强敌环绕身侧，与所有旧势力为敌，有了宣德门外赤裸裸的攻击行为，居然还没有先发制人，半年之后，还让敌人捣了鬼，新法废除了整整两天之后，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他不失败，谁失败？

回到郑侠上《流民图》时，这人说了皇帝罢除新法，10天不下雨，可以把他砍头。之后的事让千百年来拥护新法，站在王安石一边的人极度郁闷，因为仅仅3天之后，一连憋了10个多月的雨，竟然真的瓢泼而下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人家郑侠就是对的，新法就是错的，老天爷给出了最大的真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对此抱以问号。第一，看大雨之后的结果。像宋神宗这样谨小慎微、敬天畏命的人，如果真的面对上天如此真切的灵迹，他会怎样做事？毫无疑问，他会把新法罢免到底，从此只讨老天爷的欢心嘛。

但真实的历史人人知道，宋神宗在两三天之后，也就是大雨刚下，或者刚刚下完时，就180度大转弯，宣布除了“方田均税法”之外，新法全部恢复。为什么会这样呢，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改革派的无耻。

两个大奸邪吕惠卿、邓绾跑到神宗面前痛哭流渧，说皇帝您这些年废寝忘食，日夜努力，好容易达到了现在的局面，怎么能因为一个狂夫的乱语，就罢免新法呢？于是神宗回心转意，出尔反而，全面恢复新法。

只要有点起码理智的脑子都会看出这假到了西伯利亚去。用最起码的逻辑就能推算出史书里这段记载的真伪。试想面对最神圣的苍天意志，连王安石制定下的新法都被废除，那么皇帝怎么会给王安石两个手下这么大的面子，来扭转乾坤，翻转局面？

怎么可能？！

所以这场大雨根本就没有，是不存在的。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雨之后旱情并没有缓解，当时宋朝北方的干旱继续，辽国燕云地区的干旱继续，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第二，数字太微妙了，让人浮想联翩。

3天，3这个数字很好玩，为了强调某个意义，它是重复肯定加重意义时用得最普遍最直接的数字。比如随处可见的现代歌词：“……加，加，加，加德满都。”这是近代欧洲发现了尼伯尔的雪山探险活动后，流行的一首曲子。

中国本土在古代时用得更多，不列举了，大家自己回想。

第三，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天气的灵异。我们知道，狄青之死有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重大水灾闹出来的。开封城被水淹了，欧阳修等人说这是“武将阴气太重”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只针对狄青一个人。从前领袖朝廷达数十年之久的吕夷简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当年与西夏开战，范仲淹等人顶到前线，吕夷简坐镇中央，为了政令的统一，有一阵子他身兼首相与枢密使，成为宋朝东西两府的唯一大首领。

这实在是犯戒了，帝国权柄集于一身，以他当时权倾朝野的实力，正邪兼顾的手段，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了当时开封城里的异常天气变化——“天地昏冥，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风里异声不断，使人股栗……”就跟现代电影里妖精出场时一样。

结果是吕夷简被罢免枢密使。如果这全是真的，史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信，是不是这场大风和狄青死时的水灾，也都是真的有上天的指示呢？

21世纪的今天，不会再这么迷信了吧！

答案非常遗憾，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管是21世纪还是31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该迷的永远都迷，区别只是迷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人类的基因里有些漏洞，导致自身永远都不自信，必须得迷点什么才能活得踏实。好了，言归正传，如果这一场雨，这场在宋朝之后，每一代史学家都公认的百分之百曾经下过的暴雨，竟然是个谎言，根本没下的话，那么宋神宗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呢？

前面说过，他迅速地180度转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复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嘛！

对不起，主导人世间的事情的，永远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这些看似虚无飘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瞬间改变的，而且一但改变，就再也没法恢复到当初。

前后只是相差两三天，当事人的心情完全改变。焦点就在两个人的身上，一，王安石；二，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场景。身为皇帝，宋神宗可以说出下面这些话。

——爱卿，你每次辞职，都让我寝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够好（待卿不至之处）。你是不是因为宣德门打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细，这事背后没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谢，但辞职态度坚决。

宋神宗继续说。

——不是宣德门的事……爱卿，那一定是你看出来我不是个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见朕终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抛弃我。

王安石摇头。不，不是的，你很聪明，很求上进，一定会成功的。而在我之后，也一定会有新的才俊来铺佐你。

宋神宗更难过了，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王安石强调，他身体有病，实在支撑不住了。神宗立即紧张，换了个追问焦点。

——爱卿得了什么病？京城里什么药都有，我派太医每天去给你治疗，这是在南方所没有的条件，你还是留在京城吧。何况天下的事刚有头绪，你一走，怎么了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管对我说（但为朕尽言）。

王安石这次话都不说了，保持沉默。

宋神宗还不罢休，他进而动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进京为官，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身有才能，要济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没。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皆非为功名也）。我们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宋神宗激动复激动，温馨再温馨，可王安石始终铁石一样，不为所动。

看到这些，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借坡下驴，真的把皇帝当成了妈，受多大的宠都理所当然了？

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它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融，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稍安勿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意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意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须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份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

正文 第十九章 人只为己，天诛地灭

弄清楚了这些问号，王安石的辞职原因，宋神宗为什么会答应，才有头绪。王安石是很伤心的，也是太累了。

仅仅5年时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枪舌剑，这种累法不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心灵的压抑，王安石己不再是6年前那个“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意气风发之人。

他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显得非常有诚意，可最后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还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吗？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动摇。他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信念，而是见识、能力上的不足。

失败的种子，就埋在了这时同意王安石辞职时。

在他来想，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一，他顺从了奶奶和妈妈的要求。妈妈说得多么通情达理啊。

“王安石诚然有才，可树敌太多，让他暂时外放，你实在喜欢他，过段时间再调回京，不也一样吗？对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种爱护。”

宋神宗认同。现在局面太紧张了，缓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时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几个月之后再回来，精神焕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说首相任免，不能太频繁的话，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场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来回换。

第二，关于新法，一方面全国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韩绛，副相是吕惠卿。这两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传法沙门”，一个是“护法善神”，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稳妥吗？

的确很稳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来，改革己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新法都己经形成规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那么就走吧。

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行，悄悄离开了京城开封，没有惊动一个官员和百姓。

飘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潇洒。只是他和宋神宗两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振作的机会。来日大难，不仅是宋人就此沉沦，就连华夏民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人性的弱点。从概率上讲，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法真正洞察身边人的心灵。比如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视其为父，当他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变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联如此，宋朝也一样。

王安石走后，首相韩绛是一位非常沉稳，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总揽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领导能力继续改革大业，而是要他来稳定改革派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之下，才是精明强干，能力超群的吕惠卿。

注意吕惠卿。王安石没走之前，反对派就把他定性为奸邪，甚至于他的位置凌架在王安石之上，按宋史里的说法，是他蛊惑王安石，以超级巧妙的手段支配王安石，进行的熙宁变法。

也就是说，王安石只是个傀儡。

总而言之，他是这样的让人不放心。可是，第一个跳出来窝里斗的变法派人物却不是他，而是曾布。曾布，字子宣，南丰人。他大有来头，其职场寿命、官职都非同小可，甚至对北宋的灭亡都负有直接责任。就算在这时，也是变法派里的骨干力量。

这样的人物，我却一直没提。在最初时介绍熙宁年间与王安石有关的那几位大人物里，也没有他的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让人讨厌了，他不配称为王安石的战友。这并不是说，作为王安石的战友有多荣耀，而是说，他的人品有问题，贯穿一生都有重大缺陷。他位列于宋史的奸臣传里，还真是不冤枉他。

好了，说下他的来历。曾布13岁时变成了孤儿，家里很穷，可是在读书受教育上，他有着得天独厚，和苏轼兄弟差不多的好运。他的哥哥就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

有这样的哥哥来当老师，曾布的学问不必怀疑。他进入新法集团后，脑筋超级清醒，第一时间提出了变法的核心问题所在。

他对神宗说，当此变法大计时，皇帝一定要让臣民知道“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要确立威信，不然大臣们不服命令，比如富弼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推行青苗法；小臣们随意议论，反正言者无罪。这样的氛围下，根本没法改革。

这样的意见让神宗很惊喜，王安石很喜欢。他平步青云，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是三司使。己经是国家第三把手，堂堂的计相了。这么高的位置，突然间变法领袖离职了，大家想想看，曾布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怕了。

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都是因为变法。现在王安石倒台了，权力层必将重组，那么他曾布要给王安石作赔葬品吗？不，这绝不行。曾布想了又想，决定重新站队，他要让皇帝知道，他和从前也不一样了。

开封城内这时的矛盾焦点就在“免行钱”和“市易法”上，这两条彻底断了皇族、贵臣财路的新法被疯狂围攻。在王安石离去，变法派空前弱势，最急需团结的时候，曾布选择了向内部开炮。

炮打司令部，攻击的就是掌管市易务的吕嘉问。

吕嘉问，字望之，寿州人。不管他以后怎样，在当时他是一个变法的坚定拥护者。说来这一次被曾布攻击，毛病也就出在了过份积极上。他火上浇油，本就闹得天翻地覆的免行钱，他违反规定，多收了。不过没贪污，而是全部上缴国库。

这么做，明显的是追求业绩，讨领导欢心。

曾布不管这些，只要你是违法就好了。他展开弹劾，直到这一刻，他的真面目才暴露了出来。因为他弹劾的不止是违规的吕嘉问，他的重点是王安石的新法。

——免行钱、市易法这两项法令，自从秦、汉两代以来，连最衰弱混乱的时代里，都没有出现过。他曾布在大街上随便叫住几个人，询问看法，行人居然是流着泪来控诉！

他这么说，惹火了两个人。第一个自然是宋神宗，不管他允许王安石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本人都是喜欢新法的。证据极端确凿，因为终他一生，都在坚持着新法。

还要别的证据吗？

所以呢，有人攻击吕嘉问没问题，攻击王安石也没问题，但别拿新法说事。尤其是改革集团内部的成员。神宗火了之后，命令由吕惠卿去调查此事。这一次，皇帝可真是找对了人，他怎么就不翻翻老黄历，找一下各位同志历年工作的恩怨关系呢？

吕惠卿早就看曾布不顺眼了，很早的时候，他就认定了曾布和他唱对台戏，一心颠覆他的地位。

那是在改革初期，最紧张的时刻吕惠卿家里出事了，他的妈妈病故，按历必须守孝。可新法的进程不能被耽搁，于是之前叫“置制三司条例司”，后来改成“司农寺”的新法核心部门就换了主管。由曾布暂时代替吕惠卿。

在吕惠卿来想，这只是代替。等他回来后，官职照旧，权力照旧，他还是改革集团里王安石以下第一人。可是在曾布的心里，这就是个机遇。

必须要把握住！

曾布积极参与工作，把吕惠卿做过的工作都升了级。比如吕惠卿殚精竭虑想出了“助役法”，嗯，这不够，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免役法”。不管免役法是不是比助役法更好，变得更彻底，在当时的工作范畴里，曾布就徒然间站到了吕惠卿的肩膀上。处处显得比原来的男二号，风光无限的吕惠卿高出一头。这样的事，别说是强悍精明，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吕惠卿，换成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小科长，都没法忍受。

当他守孝期满回到开封之后，敌视的目光就一直盯紧了曾布，只是因为有王安石存在，改革集团一直都笼罩在王安石对事不对人，公平无私的气氛里，才暂时相安无事。

王安石一走，就像仁宗皇帝死后一样，各色人等的本来面目都突然间显露。难得曾布自己找死，送上了门来。吕惠卿按皇帝的命令去调查，那还等什么，公报私仇是件很合法的事。

尤其是以处理变法集团内部叛徒的罪名去办。

吕惠卿出手，立即就让朝廷上下都冒冷汗。与其说王安石是拗相公，从来不听别人的话，是很可恶的。那么吕惠卿是更上一层楼了，他是根本不让别人说话。他比王安石有脾气多了，改革这么多年里，里里外外是凡与新法结仇的，与他本人结仇的，都别想好。

一朝权在手，快意雪恩仇！

先是对内部。曾布、吕嘉问被各打五十大板，一起贬官，到外地反醒去。这让曾布和吕嘉问结成了终生的死仇，再也没法化解。期间曾布飞黄腾达时，吕嘉问一直被打压，等到晚年，曾布失势时，他在吕嘉问的手里抄家治罪。

同时曾布、吕嘉问两人也把吕惠卿恨到了骨头里，变得终身势不两立。这些吕惠卿毫不在意，管它以后怎样，至少在眼前，打压掉这两人，他真正确立了王安石走后的改革派大当家的地位。

对外，吕惠卿做事精明强干的一面全面展示，他先是要求神宗向全国颁布诏书，王安石的离职与新法无关，绝不会开倒车。接着他狠狠地打压了一个叫李师中的人。这人当时的官职是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一个馆阁人员，天天都能和皇帝见面。

于是天天和神宗唠叨，现在天旱啊，现在百姓苦啊，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马上招回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老臣，让他们重新治国。最起码也要把苏轼、苏辙两兄弟叫回来，这个国家还是得由君子做事，才能有好日子过……

吕惠卿冷眼旁观，手心发痒。好日子，嘿嘿，你先操心自己的好日子吧。还以为是王安石时代，你们说什么都没事吗？李师中被贬出京城，到和州去当团练副使，令当地州府严加看管他。

这只是个开头，他在向四面八方示威，要天下人知道，首相韩绛是个废物，眼下的天子第一重臣是我，吕惠卿！

可是没人买账，那位特别喜欢画图，喜欢较劲，喜欢拿脑袋说事的郑侠又跳了出来。呵呵，就算是王安石俺都敢弹劾，你吕惠卿算什么？

郑侠现在今非昔比了，他不再只是个看城门的，而是一位抗暴的志士。一个忠于理想，体现仁义，坚贞不屈的硬汉子！

简单回顾下不久前发生的事，相信大家都会有个问号。就是如果那场暴雨是不存在的话，为什么郑侠还活着呢？他不是应该在10天之后就被砍头的吗？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么您可真是太傻太天真了。宋朝的祖宗家法是什么，“言者无罪”。

别说是奏章里写了“十日不雨请斩臣头”，就算是“臣以全家、举族担保”、“臣罪该万死”之类的词出现了，也没见真的杀了谁。

就是个一本万利，没有风险的好买卖。

这时眼见成绩良好，王安石倒台，只剩下了一群虾兵蟹将还自相残杀，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郑侠决定再接再励，把美术进行到底。

这次由于有经验了，他的准备更加充分，内容更加丰富。先是画图的出发点，那真是非常的严重，不由得他不画。因为上天又一次愤怒了。

王安石当政，上天是10个月不下雨；吕惠卿当政，京城刮起了超级大风，天上下起了雨夹土。对，是土，不是雪。两者相加，到地上变成了稀泥，有好几寸厚。于是郑侠又一次最先反应了过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对宋神宗说话。

照例还是奏章加美术。画图方面，以唐朝的几位最著名的宰相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为蓝本，题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用来影射现在宋朝的几位当朝宰相。有人说这涉及到历史知识，谁和谁怎么对号啊？

超简单，回想一下，在之前像吕诲、唐坰等威猛人类不止一次地把李林甫、卢杞重合到王安石的身上，那些弹劾奏章都当成了反对派们的党章经典，所以这次谁也不会误会。对号入座，心知肚明。

奏章方面就更炉火纯青了。郑侠在前后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找出了原《流民图》所附奏章的不足之处，添上了5000多个字，完成了这次的大作。

不要小看这5000个字，里边全都是最新版的宋朝政治黑暗事例，以及民间苦难纪实。想想真是佩服他，是什么渠道让他这样迅速地掌握了那么多的第一手资料呢？只能说明他很有才，他的才华集中体现在了文章结尾处的收官之笔上。

——王安石都是吕惠卿带坏的，现在真正的首恶浮上了水面，陛下您要加倍的提防！从前唐朝天宝之乱，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还活着，当时都说奸贼的本体还在。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一样。

吕惠卿就是最大的那个奸邪！

吕惠卿只觉得怒发冲冠，凭栏处，差点气出脑膜炎。这个该死的东西，第一次时怎么就不真杀了他，都是王安石手软留下了祸根！

十几天前郑侠上《流民图》的时候，改革派把他恨到了骨头里，可是一来罪名不大；二来王安石凶狠得有限；三来宋神宗喜欢。搅尽脑汁想办法，也只是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小小处罚下了事。只不过就是送奏章的渠道不合法而已。

这一次不同了，事情落到了吕惠卿的手里。政治是个非常深奥的学问，同样性质的事，发生在同一时段，由不同的人来执行，就能搞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来。

在王安石时，郑侠毫发无伤，并且搏得天下大名。在吕惠卿的手里，这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就真的要了他的命。

郑侠被罢免职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编管汀州。汀州远在长江以南，接近福建，这人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再也没露过面。

郑侠上路，开封城里的政界大佬们都松了口气，认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那他们可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不再是王安石。

再没有半点的恕道可言，也没有所谓的雍容大度的宰臣气量。有的，只是牙眼相还，还本付息式的报复！这时郑侠正在发配的路上，突然间被叫了回去。开封城里有了新的说法，吕惠卿灵机一动，决定把他致于死地的同时，再发挥点余热，把朝廷里一直做对的人也拖下水。

话说有两个人一直是吕惠卿的死敌，一，冯京；二，王安国。冯京是公事上的矛盾，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和王安石谈话。由于学识渊博，态度良好，所以说了什么也不受处罚。于是就变成了改革派脚下的一条细腻温存的绳子，无论做什么事，都绊腿。

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人恨透了他。

王安国是个好玩的人。他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可是处处和哥哥作对，无论是政见，还是私下里的交际往来。比如他总是在公开场合和新法唱对台戏，刚开始人们总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给首相点面子，不去计较。可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终于有一次，曾布说话了。说，你是安石的弟弟，国家变法，与你何干（何预足下事？）。这句话半点错都没有，曾布说得非常堂皇。因为国有国法，官有官职，你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就算首相是你哥，你也没有干扰政务的权力。

可是王安国勃然大怒，说出了另一番理由。他说，宰相是我的哥哥，宰相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宰相都是因为你们这班小人的搬弄才做了错事，将来家破人亡，全族遭祸，甚至会波及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这还不关我的事吗？！

这番话的对错，我不予评论。中国人一向都有把工作的成败和个人遭遇挂钩的习惯。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国从此变强，直到统一天下，都没改动他的法令。

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吧？

不，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他太失败了。因为他被秦孝公的儿子五马分尸，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下场差不多。于是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形像就差劲透了，绝不是个好榜样。

孰对孰错，众说纷纭，这里先不讲，别偏了题。接着再讲王安国别的行径，比如他和吕惠卿。

曾布都让他愤怒，吕惠卿还想得好吗？这是王安国心目中最可恨可危险的坏人。某天吕惠卿在王安石家里商谈政务，两人谈得正欢，突然间院子里有人吹笛子，曲调相当讨厌，以王安石的涵养都受不了，探头一看，正是三弟王安国。

王安石在屋里说了一句：“宜放郑声。”

院子里王安国回了一句：“愿兄远离佞人！”说完笛声依旧，该吹还吹。佞人，小人也，当时吕惠卿恨得咬牙，明知是说自己，可没法发作。只能都记在心里。

这个版本比较多，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国在西京洛阳作国子监的小官时，被司马光等遗老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每天里和向往已久的正人君子们不得相见，痛苦之余，开始放浪自弃。主要就是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什么的。王安石很生气，以大哥的身份从京城寄去一信，里边写“宜放郑声。”

而王安国回了那句“远离佞人”。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明文记载了吕惠卿大怒。

其实吕惠卿真的没必要大怒的，王安国不仅对他们这样，对自己的亲哥哥也没手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堪称人间少见。

据伟大的历史学家，严谨的私人笔记记录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说，王氏兄弟曾有次争吵。王安国把宋朝改革的局面归纳为天下汹汹，大祸将成。而这一切，都是他哥哥的错。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哥哥一定要听他的，把变法停止，最不济也要抽身而退。

要不然会家破人亡的！

王安石没听，王安国太伤心了，他转身泪奔，跑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大哥太固执，才让咱们家灭门的啊！

这件事要先确定是不是真有。两种可能，第一，有。

如果真有的话，王安国以宰相的弟弟身份，不管官职够不够，都可以在家里，以私人干扰国事，这还有半点的国家公务严肃性吗？

在这个前提下，王安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是他真的有理，也说错了场合。他完全可以在办公场合公开反对。尤其是到影堂里向祖先哭诉，我不知在他身后王安石是什么心情。

一般来说，农村妇女们掐架时这招常用。

第二，这事没有。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事情出自《涑水记闻》。请问一直隐居在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王氏兄弟在家里，影堂附近的争吵的呢？除非是当事人向外界宣扬，那样就会尽人皆知，何以只有司马光的笔记里才有？

像苏轼、苏辙等日记一族为什么都没录用？

此外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影堂”。影堂，即家庙，祠堂，供奉祖先遗象、牌位的地方。这时王氏兄弟是在开封京城里，他们的祖先祠堂也搬进京城来了？这事是需要考证的，从常理来说，宋朝官员的升迁谪落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宰相。不管是谁，赵匡胤定下的制度，宰相必须快速轮换，防止专权。

这样注定的调动，估计不会有人把祖先随身带着的。那样“回乡祭祖”一词就失去了意义。

综上所述，这事如果是假的，诚信的代表、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先生的人品就有大问题了。捏造事实也就算了，难得的是他借了王安国之口说出了如此恶毒的话——王安石一族家破人亡！

这是怎样的诅咒啊……

抛开这件事的真假，王安国和郑侠之间有来往，这尽人皆知，都是因为他们太潇洒，太倜傥了。话说王安国一直用心良苦地拆自己哥哥的台，拆来拆去没效果，所以对能拆他哥台的人极其欣赏。

《流民图》事件之后，郑侠某次上街，正遇上王安国骑马出门。骑得高，看得远，王安国先看到了郑侠，立即眼前一亮。

他在马上举鞭示意，深施一礼：“君可谓独立不惧！”

郑侠的表情很遗憾：“我也不是不得已。想不到宰相被小人所误，到了如此地步。”

“不，”王安石出人意料地反驳了，或许他这时才想起来那是他亲哥哥。他说，“我哥哥做官，总是忠贞不二，他认为作臣子的必须要为朝廷当事，有成绩归陛下，有怨恨自己承担。这样才是尽忠于国家，所以现在九州四海之怨，都集于我兄长一人之身。”

郑侠冷冷一笑：“你说得古怪。我从没听说过皇帝是尧、舜，臣子是夔、契，九州四海会有那么多的怨恨。”这时满大街的人都在听着，不由得一齐点头。

好啊，郑侠说得好啊，有道理！

这段谈话，把王安国和郑侠栓在了一起，这就是罪证，他们是同党。可仍然不够，冯京还逍遥法外呢。再想办法，吕惠卿从郑侠的第二封奏章里看出了破绽，那里面除了民间疾苦之外，还谈到了些宫廷内部的隐密事件。

吕惠卿找到了神宗，说这很奇怪。像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都是举国皆知的事，郑侠知道不奇怪。可宫廷内部的事郑侠是怎么知道的？我得到了确切消息，是冯京告诉他的，副宰相指使他人诽谤皇帝，不信您把郑侠召回来问问就知道了。

郑侠走到了半路被押回来，三堂会审，揪出了郑侠的门人吴无至，和集贤校理丁讽。就是这两个人给郑侠和冯京来回通信。

这四个人无一例外，都被贬到外地。郑侠最惨，在英州编管，人身自由都没了。冯京被踢到四川，瞬间之间从官场顶峰跌落到剑门关外，彻底歇菜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吕惠卿做到了这些，实在让天下人都悚然发抖。什么是狠人，这才是。与之相比，王安石实在是傻得很憨厚，善良得太懦弱，根本不像个政治家。

好戏还在后边。

吕惠卿一刻都没有停息，借着威慑天下的气势，他迅速提出了自己创立的新法——手实法。这个法充分体现了吕惠卿既精明又强悍的本性，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

手实法是免役法的一个补充。免役法里根据宋朝的九等户籍，规定每等人出多少钱可以免除徭役。可是家产随时变更，不好统计。那么就来个彻底的统计。手实法规定，由中央政府定下来每件东西值多少钱，然后进百姓家里查到底有多少东西。

这样每家每户有多少家产就一清二楚了。

有了资产总数后，国家取息是“逢五取一”，也就是20%。在这里我得承认这实在是太高了，在各种税息之后，再取20%，这是个官逼民反的数字了！

但是在吕惠卿的头脑里，还有办法让这个法迅速实行，家家户户争着抢着的实行。因为有威逼，还有利诱。手实法规定，谁家隐瞒了数字，被别人告发的话，以隐瞒数字的三分之一奖赏……谁家有仇人的话就得小心了，这是公报私仇的最佳时机。

此风一涨，不知民间会有多少仇恨滋生。

截止到这里，吕惠卿打击了异己，有了自己独创的业绩，不知不觉间他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连神宗皇帝都没有预料到，他这样快就达到了两个目的。

第一，首相大人害怕了。韩绛万万没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副手。吕惠卿充分发挥了参知政事这个官衔的本来面目。它本身就是赵光义用来制约首相权力的。这时和吕惠卿同等职位的冯京倒了，每天办公时，韩绛无时无刻都在吕惠卿的压力之下。

他如芒刺在背，可是无可奈何。

第二，吕惠卿身边迅速地聚笼了一大群亲信，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些人本来都是王安石的手下，变法集团内部的主力。

这不用他刻意去拉拢，官场就是这样的奇妙，只要你在赢，在迅速的攀升，达到了能代表一群人利益的位置，那群人自己就靠过来，变成你的亲兵。

在这里，有件小事要提一下。强者运强，在一个人走宏运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得利，哪怕是古代最怕的火灾。

这段时期内宋朝的皇宫里起了一场大火，火场中心在三司。当时烈焰腾空，1800余楹的房子付之一炬。楹，古文里“列”的意思，知道火有多大了吧。神宗皇帝都被惊动，他担心会不会旧事重演，像他太爷爷宋真宗那样，一场大火把内库都烧了个精光。

那是他改革5年来拼死拼活，没日没夜才攒下来的家当！

可是这样的大火，在当时根本没法去救。有个前例，仁宗和他妈妈刘娥就差点烧死在火灾里。当天神宗站在西角楼往下看，急得恨不得自己跳下去挑水。满皇宫散乱奔忙的人群里，他突然间发现了一队人马有条不紊的奔赴火场，真的有人去救火了！

为首的人是章惇，他结束了荆湖两江地区的平叛，回到开封城了。这时距离他到荆南时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他的功绩不必由我来说，用公认的历史大家王船山的话来总结再妙不过。

——“章惇经制湖北蛮夷……沣、沅、辰、靖之间，蛮不内扰，而安化、靖州等地，迄今为文治之邑。其功岂可没乎？”

答案是可以没，当司马光掌权时，这些都是错，必须得改回来。

话说远了，章惇回京之后，当的官是知制诰，职务是军器监，当皇宫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侍卫们去保护宫眷，太监们实力有限，宫女们忙着练习尖叫，其他的官员？对不起，除了在金殿上吵架，回家写奏章之外，顶级大佬们啥也不干。

只有章惇这样敢逗老虎玩，敢孤身攀悬崖，敢深入不毛之地平乱的人，才会率领有限人手冲向火场。他让神宗记住了他，大火之后，他接替原改革派人士元绛，当上了三司使。

这是章惇的升职，更是吕惠卿的好运。换来换去，仍然是改革派掌握实权，而且章惇的资历很浅，根本没法和他分庭抗礼。

天下，眼看就是他的了。

为了真正拥有天下，吕惠卿在个人声望提高，实力加厚之后，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在年底的冬至日郊祀大典时，宋朝有惯例要赦免一些有罪犯错的官员，特殊情况的还有些恩赏，以表示朝廷的仁爱。这一次，吕惠卿显得非常忠于老领导，他微笑着提醒宋神宗，王安石的官职有点低，在这普天同庆的好日子里，您给他加上节度使的头衔吧。

节度使，这是唐朝时实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各地诸侯，可在宋朝就只个荣誉头衔，没有半点的实权。唯一的好处就是工资，高于当朝首相。

乍一看真是件好事，毕竟王安石这时只是江宁知府，最大头衔是观文殿大学士。可是神宗猛然间惊醒，吕惠卿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而且把整个朝局都扯了过去，陪着他一起冒险！

那一天，神宗盯着他，缓缓地说了一句话：“王安石离职不是有罪，为什么要用赦免复官？”这才是问题的焦点，真的答应了吕惠卿，王安石就变成了个罪人，从此之后，永远失去了当首相的资格。

吕惠卿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皇帝的话代表了什么。这一步踏出，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他成了宋朝100多年历史里极其罕见的一个特例，他成了个叛徒，从里到外地背叛了自己的领袖——王安石。

这和之前的曾布是不一样的。曾布是说了新法的坏话，可是那在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内，曾布是对法不对人，针对王安石而言，他始终都是信徒。

吕惠卿不是了，这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官场仕途，从这一刻起，他注定了是王安石的敌人。此后，不管是改革派当权，还是反对派复辟，都跟他再没有半点的干系。

他只剩下了自己另起山头，自负盈亏的命运！

正文 第二十章 辽国分水岭

果然，不久之后宋神宗就派人到江南去召还王安石。王安石这次没像第一次出山时那样，在路上游荡四五个月才进京，他的速度空前迅猛。

7天，就从江宁赶到了开封。

这样的速度很能说明问题，貌似他和宋神宗都害怕了，吕惠卿在造反，一定要尽快地铲除他！其实这只是因素之一而已，试想吕惠卿反的是王安石，又没有反宋神宗，犯得着这么拼死拼活的吗？看一下历史同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才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宋朝君臣永恒的噩梦终于降临，最怕的事到了，辽国人在安静了20多年以后，再一次在宋朝最关键的时刻出来捣鬼。

很久没有提到辽国人了，这时他们聪明、精明、善于敲诈勒索的耶律宗真先生已经变成了辽兴宗，有了自己的庙号，融入了契丹人伟大的历史长河里……他死了，早在1055年，宋朝的至和二年时就死了。如果要找个参照时段，宋朝当时正发生什么事的话，很简单，那时宋朝正在闹水灾。为六和塔减水计划吵得鸡飞狗跳。

纵观耶律宗真的一生，他实在是很好玩，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贪小便宜吃大亏。仔细想，他的成就来源于贪婪，比如每年多从宋朝收20万两银子的保护费，比如他不管仗打得怎样，始终让李元昊俯首称臣。

可都留下了致命的缺陷。

不守信用，让宋朝人一直记着辽国人的仇，几十年后突然爆发，让辽国人还本付息；对西夏轻易动武，损伤了契丹人天下无敌的神话，让背后的各个更野更蛮的民族悄悄地打起了小算盘。

这都让辽国吃不了兜着走。可更好玩的还在后面。他处理国内事务时，贪婪和精明都不见了，他蠢得和当年的赵匡胤有得一拼。

赵匡胤重用弟弟，耶律宗真简直是对弟弟感恩戴德。在他年青时，他的妈妈要废掉他，是他弟弟耶律宗元报信，才让他先发制人的。这个情他记了一辈子，给弟弟的回报是一连串无与伦比的官职。

历官——北院枢密使、南京（幽州）留守、知元帅府事。赐金券，封皇太弟。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

也就是说，他弟弟才是辽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根本没他亲儿子什么事。

亲儿子名叫耶律洪基，字涅邻，契丹名叫查剌。说来真是大名鼎鼎尽人皆知，看过的人，都应该记得，他就是萧峰的结义大哥。

看他的经历就会知道他老爸的思维有多纠结。耶律洪基6岁被封为梁王，11岁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封燕赵国王，19岁领北南枢密院事，21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

这一连串的超级官衔把辽国军政大权总揽一身，除了缺个皇太子的头衔之外，和国家继承人差在哪儿？于是一边有洪基，一边有皇太弟，两者的关系直到辽兴宗咽气也没分出个大小。

还好，耶律重元这人在关键时刻总掉链子，头一次当了老妈的叛徒，这一次也没拉哥哥的后腿，让侄儿顺利登基。他换回了一连串更高的头衔加待遇。

——免拜不名，天下兵马大元帅，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册封为皇太叔。

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这些头衔真的很贵重，无比贵重，可惜，与耶律洪基的成长道路太接近，这些都是侄儿玩剩下的。这就是这件事的真相，他被哥哥忽悠之后，再被侄儿用同样手段忽悠了第二次。

一般来说，这种忽悠是平凡的人一生可望不可及的，多幸福！但当事人永远不会这样想。身在百尽杆头的人，和站在平地上的人，是两种动物。

没有当年的努力，哪来杆头地位。有了杆头地位，怎会再有平常人的心理？具体到耶律重元身上，就算他有，他的儿子也没有。

他的儿子名叫涅鲁古，在兴宗朝受封为安定郡王、楚王、惕隐，耶律洪基当政后，他晋升为吴王，楚国王，武定军节度使，到辽国清宁七年时，他当上了南院枢密使。

重元父子相加，等同于辽国军队总指挥……这就是耶律洪基的智商的体现，他的真实底蕴只有一句话——草包。他根本不配当皇帝，连最起码的、最重要的一条戒律都不懂。

忠诚绝不是买卖，花钱、给帽子绝对换不回来。当领导的人必须得有那种没法解释，却每时每刻都存在的魅力，有了这个，才能让手下俯首称臣，为之肝脑涂地。

事情在辽清宁九年，公元1063年激化，涅鲁古长大成人，决心推翻草包堂兄，自己当皇帝。说来这个过程真的是没有金庸老先生写的那么惊心动魄，诡谲多变。

在里，重元父子趁耶律洪基出京打猎的机会，集结辽国绝大多数兵力，扣住驻京军队的家属，连耶律洪基的老妈、老婆、各阶层小老婆等等等等都抓住，软硬两手都准备好后，才杀过来和皇帝摊牌。于是在这种绝境下，萧峰才能上演绝地反击，以一人敌百万，孤身平叛的好戏。

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这样，辽国的军制是斡鲁朵，是皇帝、重要皇族自己的亲卫军，除了直属者之外，无论何人都别想指挥。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词听着威风八面，真正意义和宋朝的节度使差不多。涅鲁古想当皇帝，只能想方设法使暗招子。

他先是向外宣称父亲病了，以耶律重元的地位，全辽国上下都得来探病。就等着耶律洪基送上门，一刀砍倒，血淋淋穿上龙袍，这才是草原民族的正统即位方式！

可惜他们怎么等，耶律洪基就是没来。但也不必怕，绝不是消息走漏了，皇帝有了准备。耶律洪基对他们的信任依旧，还是最亲最近的叔叔、弟弟。

于是第二套刺杀方案才能上演。

小说里的第一幕出现，耶律洪基真的带人出去打猎了，地点在滦河附近。这两位头衔里集合了全辽国80%以上兵力的父子决定破釜沉舟，你死我活。在这样的决心下，他们召集了……别怕，是400个人，悄悄向耶律洪基的御营接近。

这个过程里他们终于漏馅了，以皇帝亲属的斡鲁朵实力，这400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第一次接战，捏鲁古被杀，耶律重元逃走。按说逃就逃远点吧，可是终生一直在退让的耶律重元居然勇敢了一回，第二天的黎明，他居然带了2000个人又杀了回来。

御营里的人有点懵，皇太叔就是不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能反击！只是再一接触，比上次的400人还不堪一击。原来这都是附近的奚族猎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是被重元骗来的。

耶律重元父子都死了，但他们完全不必悲伤愤怒。他们的这次叛乱，让御营里的两个人出人头地，从此平步青云。一个是辽国最后一位“于越”，这是辽国最高的头衔，终辽国200余年，只有四个获得。他之前，就是那位契丹战神耶律休哥。这个人名叫耶律仁先。从他的一生来看，这是个好人。

另一个就非常奇妙了，他是辽国历史里首屈一指的权臣，坏到了极点、成功得让人目瞪口呆的奸臣。他的出头，完全替耶律重元父子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余富。

他的名字叫耶律乙辛。

耶律乙辛，字胡睹衮，辽国五部院人。纵观他的一生，竟然和宋朝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很像。两人除了善恶不同，各自达到一个极点之外，他们所走的人生之路，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全凭个人努力，从低到高，位极人臣，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耶律乙辛出生在一个极其穷困的家庭里，穷到了什么地步哪，他老爸的外号就叫“穷迭剌”。但这掩盖不住耶律乙辛的光芒，这孩子还没出生时就与众不同。他妈妈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抓住了一只羊，掰断了犄角又拔掉了尾巴。

一个算命的恭喜她，说“羊”字去掉头尾，是一个“王”字，你的儿子日后要当王爷！

以当时耶律乙辛家的穷法，他父母很自然地把这当成了讽刺，没去留意。其实很好玩的，我们转念想一下，穷困的契丹人用汉字来算命……比较古怪。

其后还有两个神迹，是关于新生儿洗澡和庆贺的。本来不想写，可是太特别了。耶律乙辛生的时候，父母正在赶路，没有水给他洗澡，可是就在他降生之后，刚刚撵出的车辙里居然冒出了一股清泉！

这仅仅比佛经故事里，释迦摩尼降生时天降甘泉为之洗浴差了一点点而已！

最奇妙的是耶律乙辛长大后放牧时的梦。某一天，天色将晚，他还没有回家。他父亲在草丛中找到了他，发现他睡得正香，就把他叫醒。耶律乙辛醒来后大怒，说他正梦见一个神人手捧日月给他吃，已经吃掉了月亮，太阳正吃一半，突然被吵醒，真讨厌！

不管这事儿的真假，从此后耶律乙辛的命运改变了。他父亲不再让他放牧，而是学了一些别的本事。他放鹰行猎，在武事上是契丹人中的一等男儿，这还很普通，顶多能当个出色的军人。可他还有另一项在契丹人中非常罕见的素质。

耶律乙辛风采翩翩，仪容出众，外貌温文尔雅，尤其举止动态深有教养，根本就不像是野外生长的穷家子弟。

这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他独有的天赋吧。之后他的勇武让他当上了辽兴宗，也就是耶律洪基老爸的亲兵侍卫。职位是文班吏，掌太保印。这是个俏活儿，就像宋朝的馆阁人员一样，可以随时见到皇帝，甚至陪皇帝出入宫廷。

某一次进到内宫，耶律乙辛的好运来了。当时的皇后立即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伙子，他“详雅如素宦”。就像一个经过专门培训的太监一样，既温顺又雅致。他被留了下来，做笔砚吏。

笔砚吏这个差使职位很低，可是与文班吏相比，是俏上加俏。因为这和辽兴宗的个人爱好有关，辽兴宗对汉人的诗词歌赋很有造诣，他画的山水丹青，翎毛花鸟境界很高，曾经特意送到宋朝给他的皇兄看。宋仁宗以飞白体书法回赠，在当时是一段风流佳话。

耶律乙辛在这种风流环境里如鱼得水，官职很快升到了护卫太保。到耶律洪基当皇帝，他爬升得更快，只几年的光景就升到了北院枢密使、赵王的高度。一个穷小子真的当上了王爷！至于秘密何在，也很简单，耶律洪基是他父亲的升级版，他父亲的每一个特征都在他这里发扬光大。

每一项。

包括喜欢诗词，他娶的老婆是契丹历史上第一才女；包括佛教，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规模之大，是辽国历史之最；包括向宋朝挑衅，很快他就要向宋神宗叫板。

耶律乙辛的工作就是什么都顺着他，唯一一次的反对却正中要害，得到了最大的一次彩头。就在耶律重元的那次叛乱中。话说叛乱前还是做了一些前期工作的，比如陷害当时最大的忠臣耶律仁先。各种办法用过之后，终于让耶律洪基动心了，准备把仁先赶到南方去。

决定前，他征询了耶律乙辛。

一向低调顺从的乙辛难得地摇了次头，说他刚刚主持重要工作，经验实在不足，必须把能干又忠诚的仁先留下。

后来的事被证明，留下仁先是平叛的最大优势，而这个优势，就是耶律乙辛一手促成的！

把到手的独自得宠的机会扔了，甘心退到第二位。这不是眼光太远，看得太准，就是运气实在太好了。无论哪一种，都非常不得了。

平叛以后，耶律乙辛晋升为北院枢密使、魏王，有了个特殊的封号，叫“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这时局势明朗，他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只在耶律仁先之下，是辽国的真正男二号。那就好办了，皇太叔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再来。耶律仁先，这位最后的于越，很快就被赶到了辽国的南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仁先和乙辛的根本区别。那不是什么善恶美丑，而是能力上的对比。

仁先徒有虚名，辽国到了耶律洪基的手里，已经有了亡国的迹象，官衔满天飞，像于越这样的顶级头衔都可以随便给人了——只是平定了400个人叛乱的功劳，就能和耶律休哥平起平坐了……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可耶律洪基的感觉很好，他很放心地把军政大事都交给了乙辛去做，自己游山玩水，行围打猎，如果实在有什么事要麻烦他，比如官员的任免，他也能在百忙中抽空做一下的。

他会在酒桌上，用掷骰子的方法决定。

耶律乙辛的好日子来了，他一手遮天，随心所欲。在东亚最大最强的国家里说一不二，谁阿谀奉承他，就会升职，谁敢和他作对，一律诬陷之、打击之、贬蹿之。一句话，他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这样美好的生活，中止于一个孩子的出现。

耶律洪基的长子耶律浚渐渐长大了，这个孩子是光明的，每一个方面都完美无缺。他由皇后所生，既嫡且长，是天生的皇储。生来俊秀聪明，在文学上“幼能言，好学知书”，在武功上，“七岁从猎，连中二鹿”。可以想象他的父母有多爱他。

他在六岁时受封为梁王，八岁时成为皇太子。这时再没有什么皇太叔，皇太弟之类的接班人来捣乱，他注定了会成为下一任辽国皇帝，君临天下。

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好，不仅辽国不会骤然衰落，迅速亡国，就连宋朝也不会有靖康之难，仓皇南渡。可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它安排了耶律乙辛在这时出现。

耶律乙辛是这个时代的灾星。

耶律浚根本就注意不到这些。一是年龄制约了他，再出色也不过是个少年。还是在锦绣丛中，罗绮堆里长成的，他怎知人心是鬼域，尤其是官场之中，世间最凶残最无耻的恶鬼都盘踞在这里；第二，他有健康的父皇，贤德的母后，身为皇太子，有什么必要去注意一个臣子的感觉？

于是他走进官场，聪明仁德，让每个官员都衷心地夸奖，您“法度修明”，真是太出色了。他看不到，在他不远处，耶律乙辛的眼神越来越阴暗。

要怎样毁掉一个孩子呢……也许最好的一招，就是先毁掉他的妈妈！针对耶律浚的位置，一大半都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儿子，而皇后这时有很多的破绽。

她叫萧观音，是她丈夫耶律洪基的父亲辽兴宗的生母萧耨斤弟弟的女儿，说来比丈夫长了一辈。这不算什么，世界各国的皇室婚姻都是乱七八糟的，只要血统纯正，就百无禁忌。何况她实在是太杰出了，在辽国200多年的历史里绝对独一无二。

她不像是个契丹姑娘，不爱好马上运动和军事生活，喜欢的是清淡雅致的诗词歌赋。她的造诣有多高，由于资料的缺失，现在都找不到了，只是几百年之后满清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对她都非常推崇，对她一生遭遇之惨痛，更是念念不忘。

成也诗词，败也诗词。萧观音的文采让她的公公、丈夫都非常欣赏，尤其是耶律洪基，这样独特的老婆，放眼整个亚洲，连号称最富有最风雅的宋朝皇帝都没有。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只不过男人的心理是非常古怪的，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让他骄傲的东西，一但出了什么错，就越会让他愤怒抓狂。

那么怎样毁掉这样独特的一个女人呢，耶律乙辛苦思冥想，一个堪称天衣无缝的计划渐渐生成了。

这个计划在公元1075年时实施，那时条件成熟了，耶律洪基和萧观音正好不在一起。出于辽人的习惯，耶律洪基在打猎。说到打猎，真是让现代的都市人很不理解。

这种游戏真的很好玩吗？契丹人是这样的热爱它，以至于后来金国猛攻，眼看就要国破家亡时，辽国的皇帝都能抽空去打猎。

这一点我们不理解，要命的是萧观音也不理解。她很不喜欢丈夫成天舞刀弄枪，搞得双手血淋淋的，坐在一起吟风咏月秀恩爱不是更好吗？于是她总是劝，劝来劝去，就把丈夫给劝烦了，把她留在皇宫里，自己跑到野外去露营。

挣脱了女人的束缚，耶律洪基奔跑在白山黑水之间，快乐地当上了野生动物终结者。可是没多久，他突然间收到了一封紧急公文。这份文件很有名，叫《懿德皇后私伶官疏》。相信这个题目映入眼帘的一瞬间，耶律洪基头上的青筋就会暴跳起来，懿德皇后是萧观音，伶官指的是皇宫里的御用乐手，私……只有一个解释，私通！

公文详细记录了萧观音和伶官赵惟一的私通全过程，起因是皇帝让皇后寂寞了，多才多艺的皇后很悲伤，她像汉武帝的陈皇后那样，想写些诗词感化丈夫那颗疏远的心。于是她写了《回心院词》十首。因为是写给丈夫的，可想而知非常的香艳私密。

比如其中有“铺绣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魂。铺翠被，待君睡。”“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十首词，词牌规格都是一样的，节省篇幅不赘述。要说明的是，写诗不要紧，香艳也没问题，怪就怪在追求完美。萧观音想给这十首词配上曲子，亲自唱给丈夫听。那就要找专门人才，伶官赵惟一出场。

赵惟一进入深宫，好戏开场。在这份公文里两人见面、调琴、互唱，进而饮酒、入帐，甚至床上的谈话内容都一一记录在案。

其香艳程度，比那十首《回心院词》强太多了。我不想复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阅一些明清香艳小说。总之一句话，是相当地限制级啊。

看到这里，应该知道耶律洪基的感受了，这是他老婆在怀念他，居然和别的男人怀念得上了床。可是别忙，文章还没结束。也许是赵惟一给她的快乐太大了，萧观音在床上又有了新灵感，她即席写了十首《十香词》，分别描述了她的发香、乳香、腮香、颈香、吐气香、口脂香、玉手香、金莲香、裙内香、浑事香。

写过这些仍然不过瘾，她又写了首《怀古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这四句里暗藏着赵惟一的名字。

综上所述，没别的好说了，《回心院词》跟这些比，可真是太老土了。

事情本来很隐密，可惜皇宫里人多，宫娥婢女遍地都是，一个叫单登的都看在了眼里。而赵惟一也是个地道的下半身动物。和皇后如此这般一番，聪明人只会守口如瓶，他却觉得中了大奖，如果不向别的男人吹嘘一番，怎么对得起这种程度的奇遇？

他拿着萧观音亲笔写的《十香词》原稿向另一个伶官朱顶鹤炫耀，朱顶鹤二话没说，劈手就抢了过来，联合宫婢单登，向上级部门报告。

上级部门就是耶律乙辛，他掌管着辽国当时的军政大权。虽然有皇太子在，他亲妈的这种事也不好去污染他纯洁幼小的心灵吧。

问题的关键是耶律洪基的心灵，他太受伤了，之前有多自豪这时就多自卑，之前有多恩爱这时就有多耻辱！他没有怎么深入地调查，或许在他来想，越深入罪证就越多，他越丢脸吧。他直接下令，给萧观音送去了一条白绫，供她上吊专用。赵惟一那个小白脸，全族抄斩。

萧观音就这样死了，临死前想亲眼见一次丈夫，两人直接交谈一次都没得到恩准。千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冤枉的，所谓的奸情根本不存在。不仅赵惟一入帐的事纯属诬陷，就连《回心院词》也是耶律乙辛的阴谋。

他拿着写好的十首《回心院词》，献给了萧观音。说这是宋朝皇后写的，如果您重抄一遍，可称二绝。萧观音大喜，立即照办。写完后意犹未尽，加上了那首《怀古词》。结果她的手迹变成了罪证。

种种猜想，没有确凿的资料证实。拜金兵毁灭所有辽国印迹，包括修在深山老林里的辽国古墓都不放过的功劳，我们是没法验证这事的真假了。要注意的是结果，耶律乙辛以告密的方式搞垮了皇后，他也就此站上了悬崖。

该皇后有儿子的，耶律浚是皇太子，他早晚有一天会给母亲报仇！

这对耶律乙辛来说不是什么大事，皇太子要报仇吗？很好，那就连他一起干掉。没等耶律浚有什么动作，他先发制人了。

罪名很老套，皇太子谋反，要提前当皇上。耶律乙辛组织了大批的人力物力搞材料、找证人，忙了好半天，结果不理想。

证据实在是不足，皇太子太乖了，想栽赃都没办法。但是耶律乙辛在失败中看到了希望，他敏锐地发觉到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耶律洪基没生气。注意，不是耶律洪基对有谋反报告的儿子没生气，而是对他没生气。这就好办了，耶律浚并不是不可触犯的！

明白了这一点，耶律乙辛当机立断，马上把栽赃升级。这一次他用的是七伤拳套路，先伤己再伤人。派了一个亲信，当时是牌印郎君（皇家仪仗队长）的萧讹都斡去自首。说他本身就是要谋反的，一切都计划好了，先杀掉耶律乙辛等国家重臣，接着就颠覆耶律洪基，让皇太子当皇上。

可是事到临头，突然害怕，为了家人的安全，才迫不得已来自首。

这一次耶律洪基坐不住了，皇家卫队出乱子，这是离他最近的刀把子，真要叛变比之前的皇太叔容易得多了。不用搞什么突袭，转身拔刀就出事。

他命令耶律乙辛和汉臣之首张孝杰一起审这个案子。张孝杰非同小可，他是辽国科考的状元，这时的官是北府宰相，为人有句名言，叫“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又贪又狠，有才无德的人。

这就是耶律洪基之所以是个草包的原因，耶律乙辛加张孝杰，这两个人之前已经合作过了。萧观音的案子就是他们办的，这时儿子出事，仍然让他们搞，猪头都能预料出是什么结果。

结果是一定了，过程很精彩。耶律乙辛是个妙人，能把阴谋做得光明正大，让受害者都替他说话。

为了打消耶律洪基的疑虑，耶律乙辛来了次公审，在衙门的院子里摆上了刑堂。当时是三伏天，不动都冒汗，他命令把犯人都押在大太阳底下。

这些太子党被戴上了超重的枷锁，每人的脖子上套着一条细麻绳。一声令下，开始狠勒，等到犯人眼球突出呼吸困难眼看要勒死时，绳子又放松了。别高兴，这只是开始，喘上几口气，绳子再次勒紧，再一次勒到窒息。

如此翻来覆去没完没了，换谁都得崩溃了。这时犯人们异口同声，承认他们真的谋反了，真的是太子党，随便怎么定罪，只有一个要求——让他们马上死。

最好玩的事在这时发生，犯人们到了这一步时，耶律洪基派来监督视察的人才到，听到的看到的都是皇太子有罪……耶律洪基的草包基因二次发作，他把儿子贬为庶民，赶到上京看管。

为什么说他是草包呢，骨血至亲，翻脸成仇，只有两种处治办法。要么是直接杀掉，永除后患；要么就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管，让他时刻都没法作乱。这时他把亲生儿子贬到外边，不是给儿子重新造反的机会，就是给仇人糟践自己儿子的机会。

可怜耶律浚只有后者的命运，这个孩子离开父亲的视线，立即就掉进了地狱里。一般说来，他这个身份的人被看管，只是限制人身自由，别的条件和皇族成员没有区别，一样住在高房大厦里，还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到了上京，发现的是耶律乙辛给他特别盖的一间“房子”。

用砖石胡乱垒起来的一个空心石堆。

这样的生活也没维持多久，耶律乙辛恶人做到底，一天夜里，他派了两条壮汉潜入石屋，活生生掐死了太子。为了证明死信，太子的头还被割了下来，送给耶律乙辛去看……隔了一段时间，耶律洪基终于知道儿子“病死”了，他一阵难过，做出了第三个草包决定。

召见儿媳，询问儿子最后的岁月。

这实在是逼着人犯罪嘛，皇后害死了，太子害死了，难道还留着一个太子妃？耶律乙辛一不作二不休，派人等在半路上，太子妃走着走着就把命给丢了。

老婆、儿子、儿媳连续非正常死亡，换另外一个人，只要稍微有点正常理智的都会起疑心吧。耶律洪基就没有，他再次证明了草包的真正含义。

与其费神思量，不如扔到一边。反正死也死了，伤心难过什么的能让他们都活过来吗？他选择了继续享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两年后的一天，他才猛然间觉得有点不对劲。

那时他再一次猎性大发，要冲到城外去野营。耶律乙辛没拦他，只是有个建议。您出去了，把皇孙留下吧，那样国家好歹有个领班人。耶律洪基觉得有道理，正要答应，这时有个大臣萧兀纳走了过来，跟他耳语了一句话。

——您出去，皇孙留下，他年岁太小了，没有好的监护人，难保会出什么事。这样吧，您一定要这么做，把我留下，我保护他。

耶律洪基瞬间想起了好多的事，所有的非正常死亡场景一一重演。他若有所悟了，当场决定打猎依旧，只是把皇孙带在身边。至于他忠实的、亲切的、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的耶律乙辛，先是继续信任，等打猎回来就开始贬官，一降再降，直到削断他所有党羽，比如北府宰相张孝杰等人。到了辽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耶律乙辛终于被捕入狱。

他浑身绑满了大铁链，被囚禁在来州。

到了这一步，耶律乙辛仍然很有活力，他知道在辽国呆不下去了。那么天大地大，逃出去就是。他的目标是宋朝，只是人单势孤，道路不熟，半路上被追了回来。他的人生之路被一根牛筋结束。

像被他害死的萧观音那样，也像被他在太子案里酷刑凌虐的那些人一样，他被勒死了。事情截止到这里，似乎辽国好日子终于来了，耶律洪基已经拨乱返正，为老婆、儿子、儿媳报了仇。可是不对，非常遗憾的是，耶律乙辛的死跟上面三个人的死对不上号。

他的罪名是“鬻禁物于外国”，只是个贪污犯而已。这就给以后辽国的大屠杀、大清洗、大报复留下了祸根。那个皇孙，就是先太子耶律浚的儿子，后来的天祚帝耶律延禧。这个孩子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记着。

20多年以后，耶律延禧即位。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奶奶、父亲、母亲报仇。他派人挖了耶律乙辛、张孝杰、萧十三等仇人的坟，戮尸解恨，措骨扬灰。这些人的宗族亲人一个都没跑了，被杀了个干干净净。当时辽国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里，人人自危，不管是谁，只要和当年的案子贴上一点边，马上就会人头不保。

辽国真的衰败了，从内部开始瓦解，而就在那个时候，北方有一个民族突然兴起，空前强大的战斗力像洪水一样爆发，腐朽消沉的辽人像一堆腐烂变质的渣滓一样，被彻底清洗……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结果，根源就埋在了耶律洪基时代。

前三次草包行为害死了最亲的三个亲人，这很愚蠢，但不致命。最要命的是第四次草包症发作，迟不迟早不早，偏偏在皇孙遇害前他清醒了。

救谁不好，非得救耶律延禧，历史证明这是辽国8个皇帝里最不知所谓的一个。前面那7个皇帝所有的毛病他都有，在每一项上都青出于蓝，好像他就是上天派来败坏辽国的。当然，这里也有他爷爷耶律洪基的功劳。耶律洪基是个罕见的长寿皇帝，在位一共46年，活到70岁才死。

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再由天才孙子接着败家，如此这般，辽国想不灭亡都难。这都是后话，我们转回头来，看公元1075年的春天。

这个时段里萧观音马上就要被诬陷处死，宋朝方面改革集团内部乱成了一锅粥，吕惠卿正在积极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来取代王安石。就在这时，辽国派来了使者，说要重新划分国境线。这是自从32年以前富弼出使辽国确定领土问题之后，辽国又一次提出的无理要求。

贪心发作，和当年的耶律宗真一样，耶律洪基也想在宋朝占些便宜，来显示他是合格的强盗级皇帝。这里顺便提一下，为什么辽国的皇帝都这么喜欢做这种无赖一样的事呢？其实平心说来，这也不算是罪恶。平民抢东西是罪恶，国王抢东西是美德。

历代皇帝死后，各有规格不等，其中就有个特殊待遇，叫“神功圣德碑”。这个碑严格地说，在生前没有抢到别国土地的，或者丧失了自己国家土地的皇帝，都没资格立。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宋朝除了赵匡胤、赵光义之外，谁都没资格立。

……当然，宋徽宗赵佶是有资格的，如果他后来没到北方旅游的话。

正文 第二十一章 习惯性诬陷

宋神宗一生的愿望，就是在死后能有块神功圣德碑，那上面刻着他恢复了盛唐时的疆界，把燕云十六州、大理、交趾、河套等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失地都重新夺回。刻着他报了曾祖父太宗皇帝伤重而死的旧仇，覆灭宿敌契丹……

等等功迹，如果能一一达成，他纵然死去，也会含笑九泉。

可是人生就是场电视剧，不管情节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没完没了的折磨主角。人强命不强，宋神宗想拖着宋朝从谷底里往上爬，迎头就遇上了150多年以来东亚地区最大的二世祖集团，那些腐烂骄横的辽国皇帝们。

提起辽国，这是宋神宗最大的心病。他和以前的5位宋朝皇帝不同，赵匡胤对辽国面露微笑，不怀好意，在他的时代里辽国从来没在汉人手里讨到便宜，他总在自己的国库里转圈，想着用多少钱能买到一颗契丹人头；

赵光义不用说了，他对辽国大打出手，杀了很多辽国人，也死了更多的宋朝人，虽然处于下风，可始终倒驴不倒架，宋朝是只长满了刺的刺猬，扎得辽国手疼；

真宗赵恒很奇妙，看着最没用，可情况急转直下，辽国人死也没弄明白，倾国发兵，打了个你死我活，居然变成小弟弟了！

而仁宗可以保住所有需要保全的东西，在他手里，宋朝一切都没有变化。就算宋英宗这个废物耽误了几年光阴，也能延续着平稳。直到宋神宗登基。

他突然发现自己矮了好多辈，当时辽国掌权的是耶律宗真的老婆，耶律洪基的妈，那是和宋仁宗一个辈的人，他得叫奶奶，连带着管辽国的皇帝叫叔叔……这是什么命啊，最要脸最争份儿的人居然偏偏掉了份儿，儿皇帝都不算，竟然是孙皇帝。

神宗大怒，对群臣大发了一通脾气，说我管她叫阿姨成不，和他儿子论兄弟好不好？满朝文武都沉默，人人看着地板找蚂蚁。神宗狂怒，他前几天才和这帮人讲过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说出去了，他就和辽国人不共戴天，成了死仇。

关于赵光义是怎么死的。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箭伤复发，医治无效。可在宋神宗以前，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是官场里的禁忌，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

宋神宗第一次当众证实，他的曾祖父死于辽国人的箭伤，当时他悲愤落泪，有仇不能报，反而称兄道弟，这是多大的耻辱！

现在兄弟也当不成，竟然是孙子……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念着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等口号的大臣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

尴尬中当时的第一君子站出来了，伟大英明的司马光。他代表众多的仁人志士对宋神宗说，名份只是小事，重要的是平安。和辽国都是亲戚了，亲戚间叫几声奶奶是应该的。

……名份是小事，真想请他翻阅他自己写的的开篇总章。

如此这般，都已经是往事了。宋神宗投入到振兴国家、威服四夷的事业中去，对这些意气之争渐渐地不大上心，可并不代表他不再把辽国当回事。相反，辽国始终是北宋君臣心里最大的噩梦。这个噩梦之深，并不因为近50年以来宋、辽的平静，以及党项人的崛起，李元昊对四邻拳打脚踢，宋辽两国同时鼻青脸肿而改变。

这也怪不了宋朝人，这是中国从古至今，到现在还没治好的顽症。

中国有个习惯，只要你曾经达到达什么高度，就会永远是什么高度。明星永远是明星，从没有过气这一说。作家永远是作家，不管你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书。具体到战场上，只要被打败过一次，就有80%的可能成为终生苦手，比如足球上的恐韩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绝不会像传统论调那样说“各种因素”、“因人而异”等等腐词滥调，凡事必须叫真，必须得有答案，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和读者的时间，就好比现在写的王安石变法，一定要找到谁对谁错。

只要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如对国家有利这一点上，就一定有答案！

回头说恐惧症，我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敬祖情节、惯行思维这两点致命伤上。敬祖情节让我们始终有着牢固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这没什么不好。

可是只能止步于私德。上升到办公做事上，就实在要命了。它让我们怀疑自己，总是觉得前人、祖先比自己强太多。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里，万事开头都是要以古人当如何说起。

具体到宋朝恐辽情节上，神宗有过一段遭遇。他的雄心壮志曾被人嘲笑——以太祖神威，终生不能攻下太原；以太宗之能，尚有燕云之败。你小小年纪怎能口出大言，要威服契丹？

具体到全民族的心态上，表现在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在中国仍然要讨论“古不如今”，还是“今不如古”这样的白痴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吗？其实只要看讨论的结果就有答案。即便得出了“今不如古”的所谓正解，难道还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吗？

大到时代，小到个人，都是没法复制的。历史的车轮无法后退，能做的只能是着眼现在，眼前的一瞬间才最重要。敬祖情节必须见鬼去，中国人的心灵才能轻松点。

而惯性思维，是比敬祖情节更可怕的东西。

打败过一次，就会留下阴影。听着很泄气，可历史上是真实。比如北宋史上的燕云大败、雍熙北伐大败、君子馆全军覆没等败迹出现后，宋人的心理一下子就全完了。由柴荣、赵匡胤以不败战绩培养起来的民心士气突然间说不见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同样是战争，同样是失利，看外国、异族人的战争史，有很多打了100多年、200多年，只要不胜利、没达到愿望就一直战斗下去，直至家园恢复，荣耀回归。这里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堂堂中华上国，号称最讲气节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艰难奋起，却迅速萎缩呢？

我无法不想到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史。回忆一下，当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灌输谦虚谨慎为美德，进而达到“温、良、恭、俭、让”的完美社交品德时，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局面就是直到20世纪末几年时，中国的一少部分父亲，才会对儿子说：“儿子，我为你骄傲。”在球员的休息室里，才出现教练员对球员们大吼：“你们是最强的，我们一定会赢，你们做得太棒了！”这样肯定又自信的西方式话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来一直格守的群体性格是多么的内敛低调，多么的灰色！这是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当胜利时不敢追逐更大的胜利，当失败时迅速地转入苦守，从来不去想怎样反击。

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宋朝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五胡乱中原、五代十一国时是汉人的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放弃过追求。可是赵光义上台之后，这问题就突然出现了。我个人对此有些解释，可要放在宋史完成时作为总章归纳。

现在要留意的是，宋朝全体军政首脑对辽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辽国派来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带来一封信。里边全面回顾了双方近80年的真挚友谊、欢乐岁月，为了让欢乐继续下去，提议把两国的国境线重新规划。

老调重弹，还是趁着宋朝和西夏掐架的机会来勒索，而宋朝的反应也和32年前一样，从一开始就全体紧张了，尤其是宋神宗本人，他迅速开动了自我折磨程序，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宋朝的西北边境线，一方面不断地向河湟地区增兵移民，消化这块庞大的新得地；一方面保持对西夏的压力，时刻准备出击，也时刻提防着西夏人的反弹。在这种局面下，突然间辽国铁骑杀了过来，一时间刀光血影，尸体遍地，宋朝军民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这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年来东北方的防线早就腐烂了，一点都没经营。

那还等什么，只能谈判，迅速地谈判，本着友好协商的综旨，绝不互利的原则，去换取老朋友不发脾气。四条指令紧急下发出去。第一，由少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秘书丞吕大忠为使者，陪着萧禧到边境上和辽国的谈判团见面；第二，由大臣韩缜带着国书去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第三，派人紧急赶往洛阳，向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咨询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他命令王安石立即回京。

在他想来这是动用所有力量了，国家有难，新旧党必须、也一定会同心同德为国出力。想得很美，不久之后各方面都有了回音，他一个个看过去，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哭笑不得。

先是国境线上的消息，刘忱和吕大忠临走前，他特意亲手写了诏书，告戒说：“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

意思很明显，辽国那边都是野人，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爱卿不必吵架，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了。

可是刘、吕两人把他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两个都是死硬派，爱护国土人人有责，和辽国谈判团一见面，立即就掐是水深火热，你死我活。双方回顾历史，追溯源头，把大地图铺开，一寸一寸地讨价还价。一大堆的地名，比如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等等等等纠缠了几天几夜，终于都顶了回去。

辽国人情急无奈，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分水岭。

虚的乱的咱都不说了，把细节都删除，就以分水岭为界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刘、吕两人一听就火了，新的一轮较量开始，我们再来。结果又吵了N久，双方终于接近崩溃，都吵不动了。这时理智回归，想到了一个新问题。

——喂，哥们，问一下，分水岭……到底在哪儿？

双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一会儿后，各自收拾行李回家。吵还是很想吵下去的，只是资料严重不足，连地名都搞不清，吵个什么劲嘛。

边境协商就此结束，等刘忱和吕大忠回到京城后，发现路更远的韩缜早就回来了，比他们快得多。原因很简单，韩缜去了辽国都城，可被耶律洪基给凉那儿了，一直没见着人，想继续等下去？对不起，外交有政策，宋辽两国互派使者，最多只能在对方的国都里呆10天。

逾期必须走人。

宋朝的君臣恼火之余变得更加紧张了，辽国人很明显是玩真的，传统礼仪都不守了，别的事一定也会干得出来。不过说实话，他们还真是多虑了，在这个时期别说是宋朝人，连辽国人甚至耶律洪基的老婆萧观音想找他都费劲。

辽史记载，耶律洪基有匹宝马名叫“飞电”，风驰电掣瞬间百里，载着他在广阔无垠的辽国大地上疯跑。那速度让他的侍卫都追不上，往往跟着跟着人就不见了，然后只能在各大深山幽谷里去找。萧观音为这事专门写了封正式书信，劝他注意安全。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她实在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全。别以为有才、还美就没人打，扫丈夫的兴在哪个时代里都很危险。

焦急中宋神宗盼来了元老院的回音，韩琦、富弼、文彦博都有了各自的回复。由于内容比较雷同，加上韩琦马上就要死了，我们只看韩琦的意见。

韩琦一直很痛苦，王安石改革以来，只要有新法出台，他一定会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一连声地喊：“泣血！泣血！”

也就是说，他哭出血来了。这时终于盼来了皇帝的咨询，他在激动之余强撑病体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意见全面地说了一遍。

在中国人想来，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都是由点及面遍布全身，所以头疼医头、脚疼治脚永远是错误。基于这个原理，韩琦认为外侮必须和内政联系起来。

那么辽国人为什么会来找事呢？是因为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期间做了太多的错事，实在难以尽数，韩琦站在辽国人的立场上，总结出来7点，来证明辽国人来找事是很可以理解的。

1，高丽国来进贡了。

高丽在哪儿？现在的朝鲜加韩国，从地理位置来看是在辽国的背后。这让辽国人太不安了，完全是后院起火，宋朝的手伸这么长，是不是有颠覆辽国的企图？

2，攻占河湟，夺西夏52砦。

这是对辽国的友好邻邦动武，难免让辽国人心惊害怕吧。今天可以打吐蕃、党项，明天是不是就要轮到我们契丹人？

3，植榆柳于西山制约蕃骑。

这是辽国人最受不了的，辽国之强全在骑兵，宋朝栽了那么多的树，简直比长城还要讨厌。

4，实行保甲法。

这也很要不得，中国人开始成天地打打杀杀，弄得全民皆兵了。这么大的备战工作没完没了地干，当邻居的没有安全感嘛。

5，筑河北路城池；6，设都作院大量生产先进武器，比如神臂弓、新式战车；7，河北路新置37将，武官们的权力突然见涨。

以上种种，招致天怒人怨。别说外国，连我们内部也达到了“农怒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的程度。要想让外国人安静，一定得先从根子上把自己的毛病改好。

韩琦建议，把王安石的一切政策都删除，回到改革之前，辽国人自然就老实了。嗯，如果还是不老实呢？韩琦的解释非常振奋人心，按他的预测，只要内部的问题完全解决，辽国人只要敢来，一定可以打得他们逃回沙漠里去，“一振威武，恢复旧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连以前的旧仇也都一起报了。

说得非常好，大家鼓掌！只是很奇怪，比如仁宗时，那时没改革，您韩相公也正当青春年少，那时怎么没能做到这一步的呢？别说辽国，连新兴的小土匪李元昊都没搞定。

说完了这些话没多久，韩琦就死了。他的死是当时的君子集团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是乎死的过程和结局都变得规格高档。

死的前一天晚上，有一颗巨大的星星从天而落，刚好砸在韩家附近；死后百官集体歌颂，韩琦的一生是忠厚朴实的一生，死后家里连余财都没有。

……没钱，昼锦堂是怎么盖的？数千里的良田都是谁攒下来的？把这样的财主忽略掉，让以后的岳飞上哪儿去打工呢？

韩琦死了，宋神宗很伤心，派士兵给他造坟，亲自写了碑文，题名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这个名目很有玄机，两朝指的是哪两朝呢？英宗朝是定了，另一个是仁宗朝还是神宗朝？

只能是英、神两朝。韩琦是英、神两宗的恩人，是仁宗朝的罪人。扶植赵曙、支持濮议，只要他稍有人性都没脸在地下再见仁宗。

其它的还要再说他什么呢，总结他的一生，身为北宋史上知名度排进前十甚至前五的名臣，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在文臣中军功最高，在武将里文彩最好，文臣武将都算上，官做得最成功。这是非常奇妙的，他的一生里打压长辈如吕夷简，阻挠同僚如范仲淹、富弼，欺负小辈王安石、苏轼，甚至连仁宗皇帝、曹皇后都敢去勉强。

刻薄到了这种程度，临死前还当了一回辽国代言人，为什么还能得到忠臣良相的好名声？个中奥妙非同小可，每一个想在官场上有所发展的仁兄都应该引为典范，仔细钻研。

回到正题，神宗长叹一声把这份奏章扔到一边。就算真是对的，也不敢照办。按韩琦所说，那是把全身的铠甲都脱光光站在虎狼面前。只要让对方相信自己手无寸铁还生性善良，狼就很高兴，不张嘴咬人了？真的这么做，可真是位“大勇”之人啊。

迷茫中，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故人自远方来，安石进殿。

王安石回来了。近6年的无私合作让双方无话不谈。只有面对他时，宋神宗才说出了心里话。以下是史书记载里他们的对答。

神宗：“辽国人来要土地，怎么办？”

王安石：“不给。”

“他们坚持，怎么办？”

“慢慢谈，拉长时间讲道理，备战。”

神宗突然心慌：“要是真的打起来呢，怎么办？”

王安石摇头：“绝不会。你不要怕，更别示弱。鬼都是怕出来的，过分示弱，对方本不想打，也会开打。”

神宗的情绪更加低落：“我怕的就是辽国会突然出兵。”

这是思维的死胡同，什么都为敌人着想，把自己的权力、主动都拱手让出。这还怎么做人呢，起码的生活安全都保障不了，何谈发展强大。王安石郁闷中有些发火，他说：“辽国现在是强盗，抵在家门口抢劫，如果只想花钱免灾，直接给钱割地就是。如果不想，就马上备战，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是怕我们北方空虚，来不及准备吗？”

神宗点头，他怕的就是这个。

王安石把一件件的报告摆在桌上。公元1069年三月，辽国大臣耶律使逊煽动北部准布部落叛乱，辽国花了很大力量才镇压下去；同年十二月，辽国五国各部落又叛乱，辽国动用皇室斡鲁朵才能平叛，这改变了辽国力量的格局。

在以前，辽国北疆的实力足以搞定任何叛乱，根本不用中央军队出动。比如当年萧燕燕的大姐，足以自立一国；

公元1071年，辽国北方大雪灾，南方大旱灾，遍地饥民，国力大降；公元1072年元月份，辽国北部又叛乱，乌古敌烈部自立为帝，辽国再派斡鲁朵平叛，一连打了几个月才成功。经此一役，辽国北部很多部落被斩尽杀绝，夷为平地。同年辽国国内大饥荒。

这些之前，是公元1063年的皇太叔之乱。辽国这样的状态根本自顾不暇，眼看着就会四分五裂，拿什么来攻击军事实力空前增涨的宋朝。

摆事实讲道理到了这份儿上，还有说不通的人吗？答案是有，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竭尽全力地劝某人别办傻事，可那个人像是发了疯一样，跳着脚的要往坑里跳。

心理上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治好的。

不久之后辽国人又来了，萧禧这次的准备很充足，带来了辽方认定的分水岭地界图，指图划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为了显示决心，他使出了上门要债最常用的一招——赖着不走。

宋、辽两国明文规定，双方使节互访，留京的最长期限是10天，过期必须走人。可萧禧就这么赖着，人至贱则无敌，作为礼仪之邦，宋朝总不能把他轰出去吧。

使馆里的萧禧很得意，他的态度、边界上渐渐集结的辽兵，加上带来的这些地图材料，三管齐下，宋朝人这次肯定会屈服。他万万没想到，事情坏就坏在地图资料上了。宋朝当时有一个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水利、冶金等等等等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基本上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能超过他。

他是个神话，天文方面他提出了新历法，和现代用的阳历相近；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400多年；数学方面，他首创隙积术、会圆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和已知圆的直径、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凡此种种，都只是他庞大知识的冰山一角，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集成了他一生的学术。

书的名字叫《梦溪笔谈》，作者沈括。

沈括这时是右正言、知制诰，宋神宗指定他接待辽国使臣。接到命令之后他没进驿官去接什么待，而是远远地站着，出神地想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走进了枢密院的资料室。这是个庞大、巨大、无比大的资料室，里边分门别类保存着自宋朝立国开始直到神宗年间所有的邦交往来公文。在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里沈括整整呆了一夜，天亮时出来他捧着一叠旧纸，那是60多份辽国历年与宋朝签订的边境合约原件。

上面显示，这次辽国人所要的土地，以古长城分界，只有30余里远，根本不像之前双方认定的数百里土地。宋朝上下大松了一口气，证据确凿，拿给萧禧看，这是你们自己写的文件，还有什么话说？

萧禧没有话说，不等于辽国人都沉默。沈括跟着他出使辽国，扮演当年富弼演过的角色。不过他的待遇远远没有富弼好，主要原因是辽国的君臣一代不如一代。耶律宗真时期各种花招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充满了技术含量，到了耶律洪基手里，辽国变得简单粗暴。

会谈现场像个菜市场，没有隔离带没有隔音墙，一堆一堆的契丹人围着宋朝使臣，足有1000多人，对沈括等人进行无情的围观。谈判的过程没法介绍，第一次数太多了，前后一共6次；第二辽国人千篇一律，就是要钱要土地，至于理由？堂堂的辽国宰相杨益戒能说出这样话来：“你们宋朝人太小气了，几里大的土地都不舍得，还能算是兄弟之邦吗？”

无耻到这个地步只能用无聊来形容，拜托打劫也要有个响亮的口号好吧。这里要表扬一下沈括的镇定，腹有诗书气自华，学问到了他的地步，面对各种非难总会有办法。他居然在原有的30余里基础上，又让辽国人作出了让步。

“舍黄嵬，以天池请，括乃还。”

回来的路上他也没闲着，把辽国的山川道路风俗民情写成了一本书，名叫《使契丹图抄》。图文并茂，献给宋神宗看。

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如何都接近了尾声。从结果上看，不管是以分水岭，还是黄嵬山、天池等地为界线，宋朝都是吃亏了。花钱买平安，再一次受气。可终究换来了北线的平安，让之前确定下的先河湟再西夏最后辽国的平定计划得以实施。

可是突然之间事情又有了变化，辽国人再一次反悔，他们派来了一个叫耶律普锡的人到边境上要求重新谈判。从前的结果全部推翻，价码回到了最早时的要价。

宋神宗长吁一口气，觉得天都阴了，没完没了的辽国人，贪得无厌的辽国人！他召见王安石，问这次又得怎么办？

这一次王安石也沉默了，他盯着北疆地图默默出神。好一会儿后说了8个字：“姑欲取之，必先与之。”然后拿起笔来，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把黄嵬山以外近700余里的土地都割让给了辽国……

这太意外了，这还是王安石吗？前些天还振振有辞绝不割地宁愿开战的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懦夫卖国贼。

这成了王安石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宋史上说他这大笔一挥把代北最后一道门户雁门关天险都割出去了，从此之后宋朝彻底没了北大门，辽国人想入侵就和吃饭散步一样的方便。要注意，这个事实——王安石割让领土700里；这个后果——宋朝失去北疆天险，是历代史书都认定的信史，直到现代新中国建立之后，仍然是官方主流史实。

只不过万事都怕有心人，真相只有一个，只要用心去查，没有什么是查不出来的。这里吁一口气，抹把冷汗，俺真是用了好多的功夫，到处搜集资料，才得出的下面的结果啊啊啊啊啊啊~

资料的总方针不外乎两条，第一，地理位置。到底割让出去的土地有多少，在哪里，乃至于前面频繁出现的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还有分水岭这些地方都在哪儿。查清楚了，真相自然浮出水面；

第二，彻底清查王安石工作履历表。他是什么时间第二次拜相，又在什么时候第二次罢相。还有宋、辽这次领土纠纷的结束时间，三者对照，是不是王安石干的立即一目了然。

废话少说，马上切入主题，先把最重要的概念搞清楚。宋、辽两国的精确边境在哪里，是怎样划分的。两国边界，以太行山为中心分为两段。太行山以东，宋朝是河北路，辽国叫南京道。分界点是白沟，就是今天的海河及其支流拒马河的故道。

白沟变成了界河，这真是上上大吉。请想象在茫茫大地上以天然河流为边界，真是醒目显眼，只要它不像黄河那样经常改道，基本上就永远没有争端。

事实也是这样，太行以东的边界从来没有争执。问题都集中在太行山以西。

太行山以西，宋朝叫河东路，辽国叫西京道，一眼望去，哪叫山峦起仗沟壑纵横……除非秦始皇复生，再修一条长城，才能明确规定哪儿是宋朝哪里是辽国。

没法精确规定，就有了各种模糊事态的办法。在太行山的西段，两国都在各自的边境上留出数里到数十里不等的土地，让它荒芜。两国的百姓、军队，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这片空地，叫住“禁地”、“草地”、“两不耕地”。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问题呢？恰恰相反，事儿更多了。眼放着一大片无主地，谁看谁眼红。这里不能光说辽国的不是，宋朝人也不怎么样。从边官将军到有钱的财主，以各种借口利用荒地生钱。只不过像辽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勒索，就实在是出格了。

出格的程度有多大，关系到了王安石到底有多卖国。在宋朝的官方史书里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王安石卖了500里。出自《宋史·吕大忠传》；第二，王安石卖了600里。出自《宋史·韩缜传》；第三，王安石卖了700里，出自《宋史·韩琦传》。

到底哪个才对呢？这就要问另一个人，和他写的一本日记了。这就是宋史的奇妙之处，如此重大的国策，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大事，国家档案处记载的不算数，要以一个私人笔记为准。不许笑，不许怀疑，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以他老爸的名字为证，没人敢不信。

这人名叫邵伯温，他父亲叫邵雍。邵雍是位活神仙，是让宋朝顶级权力层俯首膜拜的人。他一生钻研的是《河图》、《洛书》、《伏羲八卦》这样的国学精粹，成就那是相当的高，据权威考证，像《铁板神数》了，《梅花心易》了这样用来摆摊算命的专业书籍都是他写的……

由于他算命极准，理论高深，在洛阳隐居教书时，把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君子元老们折服，大家想了想，怎样表达由衷的敬佩之情呢？当时这些顶级大佬们正热衷于在洛阳建小别墅养老，于是乎各人集资也给他盖了间。

取名为“安乐窝”，邵雍于是自命为“安乐先生”。

先生后来就变成了“子”，称为“邵子”。这就非同小可了，称“大”者，如大尧、大禹、大舜，是千古圣君；称“子”者，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这是几千里最了不起的圣人才有的头衔。

对，没有错，邵雍就是圣人。

看下圣人留下的最脍炙人口、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事迹。话说宋英宗时期，邵雍已经名动天下，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某一天，他和几个来求教的人到洛阳城南著名的景点天津桥散步，悠闲自在随意交谈之间突然听到了几声鸟叫。

邵雍一下子愣住了，接着面色惨然，像是突然遇到了巨大的不幸。

客人连忙问是怎么了。

邵雍长叹一声，说这是杜鹃鸟啊，洛阳以前从来没有。现在它们从南方飞来，国家从此有变，不幸从此而生。

杜鹃鸟和政治有关？客人摸不着头脑。

邵雍摇头。这些你们就不知道了，万物皆有联系，以为论，世间兴衰有它的迹象可循，不光是人间怎样，大千万物都会有征兆的。你们想懂吗？嗯，我这里有总结出的各篇文章专门论述……

客人也摇头，您还是直接说好了。

邵雍说，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会启用南方人当宰相。那时南方人结党乱政，天下将大乱矣。

客人大惊，几声鸟叫居然能推算出三五年后的国运，这真是太神奇了，请您务必解释清楚。

于是邵子不厌其烦，披露真相。他说——国将大治，地气会从北向南；国将大乱，地气从南向北。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现在南方之气已经深达洛阳，各位想开封城会怎样？大批的南方人会像杜鹃鸟一样涌进京城，国家在他们的治理下，必将一塌胡涂！

他哀叹，北方人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几年之后王安石当政，变法开始。他至少说中了一点，北方的“君子”们的确没了好日子。

算得非常准，着实的让人佩服。事实上北宋之后的读书人都对他这个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成真理。这里我们就不说，这种预言在宋史里超多，基本上都是知道事实之后，反对派编的马后炮。单纯地以邵雍的理论来判断，都能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天下大治，地气从北向南；天下大乱，地气从南向北。”

以此论调，北方人天生是天下之主，南方人注定了是奴才，绝对不能当领导人。当了，国家民族就要完蛋。对此谬论实在不想多说，只举一个例子。朱元璋创立明朝就是以南统北，这是错事？这就是邵雍作为大预言家的本事，明朝建立距离天津桥上听杜鹃不满300年，居然没算出来。

说，你为什么没算出来？！

这样的本事和论调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邵伯温。邵伯温在预言算命方面没能超过老爸，他另有强项，写书。《邵氏闻见录》，从名字上就知道内容都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王安石弃地500之说，最早就出现在他的这本书里。

这本书严格地划分，有前、后卷之别。前卷由他，后卷是他的儿子邵少傅接力完成。父子两代对北、南两宋的事全面记载，内容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当成杂谈小说来看，那是相当地不错。

知道了出处，500里、600里、700里之说不辨自明。现在查正史资料，看看到底割让出去了多少。有个原始资料，是熙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宋朝资政殿上呈给神宗皇帝的一份报告，《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里边有这样几条：

1，蔚州地分，本朝以秦王台、古长城为界；北朝称以分水岭为界，所争地约7里以上；

2，朔州地分，往前已经定夺，以黄嵬大山北脚为界；今北朝称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30里；

3，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铺为界；北朝称以瓦窑坞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10里以上；

4，应州地分，本朝以长连城为界；北朝称以水峪内分水岭为界。

要注意的是武州，之前没提过，它是辽国当时的地名，在朔州辖区内。这份报告可以作为整个边界纷争的基调，这是沈括入辽之前萧禧的要价，就算宋朝全答应了，看看割出去的地盘能有多大。

无论如何也没有500里，从哪儿算出来的600、甚至700里呢？尤其是宋朝人怎么看辽国人怎么不顺眼，在谈判中问了句话。

——分水岭？分水岭上也是领土，怎么分。

辽国人答，以分水岭上的土脊为准，一概平分。

宋朝人面无表情——岭上没土的怎么算。

辽国人诡谲一笑，到辽国去算。

之后才有沈括带着大批量档案文件入辽，让辽国自己让步。至于后来辽国无耻到出尔反而又来勒索，所能得到的可以在同年年底十一月宋廷批给韩缜的谈判条件里找出根据。

——东水岭一带从雁门寨北过分划；西陉地合接石长城处分划；瓦窑坞地合案视分水岭处分划；麻谷砦水窗铺当拆移。

综上所述，争执集中在两国边境上蔚、朔、应三州交界的5片零星小地段。辽国得到的好处精确计算，在平原地段得到了3处，大的纵深10多里，小的几里多。另外两片是山地，包括面积最大，纵深约30里的黄嵬山北麓和天池庙地区。

像宋史里所说的，以分水岭划界，把雁门关天险都丢了的情况根本不存在。第一个问题到此解决，看第二个，王安石当时在做什么。

聚精会神查资料，在熙宁八年年底十一月，宋廷作出谈判批示时，王安石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明确记录，他病得很重，宋神宗派太监去探望，一天从早到晚来回跑了17次。等他好了，给10天假，没够，又补了3天。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安石没办公。哪儿来的在皇帝面前手划地图，说“姑欲取之，必先与之”这8个字呢？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割地事件的截止日期。

宋史里记载的是王安石割出700里之后立即就解决了，可各种资料显示，直到熙宁十年的冬天这次领土纠纷才结束。那时王安石早已第二次罢相近一年了。

割地事件到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来没割出去那么多的地，用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战略上积蓄力量攻打西夏的时间；二来这事儿和王安石没有关系。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到底谁才是割地的真正主使者呢？

正文 第二十二章 陌上花落

算来算去，只能是宋神宗本人。从宏观上讲，他不拍板这种事没法成交。从微观上细想，当时司马光在洛阳，没参与此事，王安石卧病而且从来态度坚决，不惜一战。

除这两人外，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他的施政纲领。

还有他无可救药的恐辽情结……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只是他不必为劣迹签名买单，神宗朝里所有的错事、坏事，都有王安石来顶着。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的南宋朝廷的修史总纲领。

地割出去了，辽国人走了，宋朝却没盼来渴望的安宁。开封城比以往的五六年间更乱了，起因是王安石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经义》，准确点叫《三经新义》。

三经，指《周官》、《诗》、。这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经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为之注释，阐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样当，人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团结一起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用来改造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武器。

神宗很高兴，做事要同心同德，有个总的规范才有前进的目标嘛。他给了王安石一大笔稿费，同时加官进爵，加封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时给他儿子王雱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头衔上。按照惯例王雱要推辞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辞的时候，突然间吕惠卿跳了出来，劝皇帝答应。说王雱一介青年，没有贡献，何况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无私性格，怎么能让长子走这样一条侥幸富贵的路呢？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惠卿说得对，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办了，在他们身后，王雱愤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吕惠卿。

一个叛徒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敢主动挑衅！如果不把这样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进泥里，这世上还有天理公道吗？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在宋史里他是个无恶不做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聪明才干。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神童传说，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有客人送来两只野兽，一只獐一只鹿，关在同一只笼子里。

问家里的小孩儿，哪个是獐哪个是鹿呢？

小孩儿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反应敏捷，无懈可击，让周围的人一片惊叹。这个小孩儿就是王雱，当年他只有5岁。

简短地说，王雱18岁以前就著书立传，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考中了进士，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关系走后门才考中的衙内恶名。之后他帮助父亲改革，主管军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实地贡献。可是这些对他的名声没有半点帮助，他就是一个邪恶父亲所生的暴戾儿子，做了太多太多实在是太多的混帐事。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作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8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它。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1032年，王雱生于公元1044年，只相差8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作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责任嘛。可这就是儒家哲学的好处，一个人首先要讲的是道德，身为兄长，弟弟们犯的错也有你管教不严的罪。

吕惠卿想了想，好吧，辞职。

他辞职的请求被宋神宗驳回了。理由非常亲切，爱卿有大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这样的话很温暖，吕惠卿说了些酸溜溜的话，比如王安石这次复相之后不爱办公，很可能是因为我，我走了他就会变正常之后，就回去继续上班了。说到底，他是个非常有才，心灵敏感的人，这也是改革集团内部的通病，需要官职上的重用，更需要经常性地抚慰勾通。

蔡承禧的弹劾到此告一段落，吕惠卿回到政事堂见到的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刚刚发生过的这一幕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他悄悄走了出去，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成，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见了邓绾。

邓绾现在是御史台长官，身为宋朝第一御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料是最全最丰富的。从理论上讲，只要他想弹劾谁，理由总会有，办法总会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问他一句话。继续跟吕惠卿，还是回来？邓绾想都没想，回来。

这就是邓绾的本质，前面谈到他发迹时，曾经分析过他貌似粗鲁，实则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这时，他的本质才彻底爆光。当年他曾经说过一句超级经典的话，有人骂他无耻，只为当官时。他回答：“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被当成他的罪证，千年来无数人鄙视。

可他最恶劣的行径，直到这时才做了出来。

王安石走，他跟吕惠卿；王安石回来，他立即就卖了吕惠卿。王雱跟他说，蔡承禧那些料根本办不成事，要找出吕惠卿本人的错来。他立即就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吕惠卿兄弟曾经合谋在南方，向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的富户强借了500万贯钱，还曾在秀州勾结知县张若济强买民田。

这是罪恶，不再只是劣迹。王雱笑了笑，很满意，他拿着资料走出御史台，去找另一个人，吕嘉问。这是改革集团里又一个骨干，由他和邓绾一起提出立案，专审吕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王雱的目的达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动了起来，开始倒吕行动。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立案、调查、上报，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国家领导人宋神宗的手里。

当时神宗的心情非常恶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爷又一次出来搅场。

当年十月，天上出现了慧星。沉寂了很久的反对派又站了出来，用天变来说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紧张，找来王安石，说据反映，老百姓近来很苦啊，连慧星都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这种话在近6年以来简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烦不胜烦，所以回答得也火爆了点：“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顾恤！”

宋神宗觉得郁闷，我是仁君耶，我抱负远大，我纯洁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观点，可我誓死捍卫人民说话的权力！根据这条真理，他反驳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没有吧！”

王安石二话都没有，我病了，我请假。

宋神宗立即软了，爱卿别生气，更别生病，只有你才是帝国的救星……正说着王安石已经开始往外走，这时他终于听到后边宋神宗的声音变得冷淡平静。

——爱卿，回来看看这是什么。

王安石回头，看见宋神宗递给他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吕惠卿一长串的罪名，他不解，为什么给他看这个？宋神宗笑而不答，又递给他另一份文件。

这一份上，写着王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

王安石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这8个字是致命的罪名。前一份文件上吕惠卿的只是些贪财的小错，这8个字却是做臣子的最大罪名。恍惚间他看了下文件署名，赫然写着吕惠卿。

他实在是搞不懂，吕惠卿怎么突然间这么疯狂，这不是跟他分大小，这是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思量间，又听见神宗慢悠悠地问了句。

——爱卿，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王安石老实回答。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宋神宗没再追问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那就回家仔细想想吧。

一路上，王安石想了很多。事情肯定不是片面的，吕惠卿被弹劾、吕惠卿弹劾自己，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必定有内在的联系。

回到家后，真相大白。王雱把经过都告诉了他。王安石越听身上越冷，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无力和失败，真真切切地知道，终于众叛亲离，无力回天了。这和他第一次罢相时不同，那时他和皇帝有默契，与亲信们同心同德。

有“护法善神”，有“传法沙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王雱不解，他不懂为什么他的父亲变得这样低沉。王安石一一给他解释，他才知道自己错到什么地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首先“传法沙门”韩绛变了。他受不了吕惠卿的霸道，才请回了王安石，可是王安石重新当政，他又从根本上和改革唱反调。

他劝王安石不要再用那么只盯着“利”的官员。王安石摇头：“既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却居位自如。”这是变法的根本，不去追求实际意义上的利润，又不回头走从前的老路，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义，这个官还怎么当呢？

韩绛选择不当，他辞职了。

变法派中坚人物只剩下了吕惠卿，这就是王安石一直容忍他的原因。为了大局，领导有时也得牵就下属，与整个天下大事相比，王雱的龙图阁学士的虚名，甚至王安石本人的尊严，能算是什么呢？

可惜年青的王雱只遗传了王安石的聪明和脾气，却没有父亲的博大胸怀，被一时的愤怒遮住了眼睛。他以为支使邓绾搞小动作很隐蔽，殊不知吕惠卿也党羽满朝，弹劾奏章刚递上去，马上就被他知道了。他选择第一时间反击。

于是新政集团彻底内讧，一二号首领两败俱伤。

一片死寂，父子两人都陷入了沉默。王安石在失望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正犯着一个更惨痛的错误。他没料到他的儿子会背着他做出上面的事，更没有料到儿子在知道底蕴后，会变得怎样。

王雱是个走极端的人，他不原谅别人的错误，更不原谅自己的错误。伤心惨于伤身，世上有种人会被心情杀死，王雱就是其中一个。

当他知道坏了父亲的大事，甚至让国家命运都改变之后，他病了，急火攻心得了背疽。这是当时的绝症，很快就病危了。在病中他知道了自己斗争的结果。他赢了，吕惠卿被贬出开封，到陈州去当地方官。从此之后，新旧两党都视其为眼中钉，再没能重回权力高层。

目的达到了，却没半点的兴奋之情。

王安石独立朝臣之巅，他仍然是宋朝的第一臣子。首相，大权在握，可是纵目四望，再没有一个并肩同行的人。这样的彻底，还得感谢邓绾。他把王安石可能存在的帮手都铲除了。吕惠卿贪污夺田案被上纲上线，一大批改革派中上层干部被牵连进去，一起赶出京城。

其中就有三司使章惇。

做完了这些，邓绾仍然意犹未尽，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总原则。有王安石才有一切，才有改革派，才有他邓绾。为了保住官位，他向神宗建议，为王安石及其家属在京城修建大宅第，好在京城永久定居。之后为王雱请命，这个杰出的年青人应该破格提拔，为国效力。

神宗看着这种报告，心里不由自主地对王安石产生了反感。王先生，这是你授意邓绾做的吗？如是，你怎会是这种人品；不是，你所选的人怎会这样自私狭隘！

他没对王安石说三道四，君子终身不出恶言。只是把邓绾的奏章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的感觉就是宋神宗刚才的感受，惭愧、羞赧，自己一生操守洁白无暇，连敌对的保守派们都说不出污点来，却接连因儿子和下属蒙羞。

——邓绾有失国体，请黜落。

这是王安石的回答，他只能就事论事把邓绾贬官。至于因这些事而起的误会、恩怨、荣辱，只有听之任之，让岁月帮助咀嚼，凭每个人各自不同的心性来消化了。

正文 第二悄十三章 巅峰悄然退

心灰意懒，却不能归去田园。宋朝的南方突然间有外敌入侵。王安石就算再烦，也得先把帝国宰相的职责尽到。

南方这次的问题不再是叛乱，而是地地道道的被入侵。敌人是之前的附属国，非常乖，非常可爱的交趾，即今越南。

往远里说，它一直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往近里看，直到仁宗朝的末年，甚至神宗朝熙宁八年改革派内斗以前，它仍然是宋朝的臣子。看两者的关系，从宋仁宗开始，赐它的首领李乾德为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封交趾郡王。

神宗时再加官到同府仪同三司。这样的对待，换来的是李乾德的一份报表。说他身为宋朝的忠实臣子，为宋朝办了件好事。占城国（今越南东南部）一直没向宋朝进贡，他实在是看不过眼，一生气，就给灭了。

多么感人。只是几个月之后，郡王就变成了皇帝。李乾德称帝，帝号为“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又改称“神武”。

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越南的传统。国家小，资源少，特别穷，可从来都不自卑，一定要向中国看齐，甚至要超过才会满意。这从古代、现代的一大堆两国交战史上都可以证明。

这次的入侵，在交趾方面有个说法，不叫侵略，而是预先防御。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个非常感人的口号，他们是为宋朝人民谋富利来了。说预先防御，给出的理由很好玩。因为宋朝在南方边疆大力发展经济，积极训练士兵，让他们不安了。

于是就发兵。

这个理由不是不能成立的，只是要看清自己是谁。交趾是辽国的话，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就不奇怪。可那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强的辽国，而且就算是辽国，近70年来也只是威胁，从来没敢发过什么兵。区区一个弹丸小国，说出这种话，办出这种事，只能认为他们是发疯了。

至于改善宋朝人民的生活，可以证明李乾德的脑子是相当的与时俱近。很灵活的，他知道宋朝正在做什么事。他发出了一份告示，上面说宋朝人你们太苦了，成天被青苗法、免役法什么的倒吊着，我来救你们，从此就自由幸福了！

王安石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离秀逗的国家，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无过于一个理智的正常人被迫和一大群的疯子打交道，还必须得从理论到实践都赢才成了。王安石这时就要去做这种事。

拗相公，继续忍受你的人生吧。

王安石亲自草拟了《讨交趾诏》，动员军队，与李乾德交战。只是动作太慢了，限于古代的交通，消息传进京城时，交趾军队已经侵入了国境。等到京城做出了反应，战火已经烧遍南疆。

交趾出动了6万军队，号称8万。分水陆两线侵入宋境，突破点在广南西路。水军渡过北部湾，十一月二十日，攻克钦州；二十三日攻克廉州（今广西合浦）。陆军忽略沿途各处关隘，直奔宋朝南疆的重镇邕州。

邕州，如果大家还记得侬智高叛变，就该知道邕州的重要性。它是广南西路的中枢，拿下它宋朝南疆就将失控。而交趾人非常有信心拿下它，一个理论数值让他们很冲动。

当年侬智高纵横宋朝无人能挡，邕州城是叛军的据点。交趾人却曾把侬智高抓回交趾扔进大牢，这样的心理优势比什么样的战前动员都有效。他们杀向邕州，简直迫不及待。

老实说，他们没想错。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据点根本拦不住他们，到了邕州城下，发现除了城高壕深之外，别的战备，比如出战的士兵，守城的士兵等等都寥寥无几。

城里真的没多少兵，近7万百姓只有2800人守卫。知州苏缄是个纯粹的文官，看各种数字都注定了是一城最适合抢劫的对象。可是大家要记住苏缄，这个名字在宋朝的史书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他远比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坚贞伟大。

所有人都想着逃跑，苏缄下令关闭城门，这是西南门户，要为国家守住这条防线。这时有个校官叫翟绩，想悄悄地溜出城。苏缄抓到他下令斩首示众。这人不服，大喊有种让你的儿子也别走。

苏缄的儿子叫苏子元，是桂州的司户，不久前带着妻小来探亲。面对翟绩的质问，他要儿子准时回去上任，但把妻小留下与城池共存亡。这让翟绩死得心服口服，让满城的百姓都没话说。

恶战展开，如果勇气可以决定一切，苏缄必定会成为岳飞、文天祥一样的英雄。2800人守城，他居然没有满足于固守，而是派出了数百名敢死队冲出城去，一次就杀敌200余人，杀象数十头，击毙两名交趾首领。

迎头痛击之后，邕州守卫战终于开始了。面对20倍以上的敌军，苏缄率全城百姓苦苦支撑。这期间他派兵求援，援军也出动了，可惜被隔离在100里开外，无法前进；他拿出官府、私人全部的积蓄奖励士卒，可惜兵实在太少，而钱也买不来急需战争器械。

连上天都与他作对，邕州地区突然干旱，滴雨不降，连井水都打不出来。城里干渴难耐，不断有人死去，最后发生了瘟疫。

瘟疫都发生了，他到底坚守了多少天？答案是42天。这一个多月里，邕州城外遍地都是交趾人的尸体，前后累积，达到了15000余人。这是个可怕的数字，交趾出兵6万，一少半要分给水军，陆军顶多4万，一个邕州城就埋藏了他们三分之一以上，想想这样的消耗能支撑他们打到哪儿？

恐慌中交趾人想到了撤兵，可是突然间有了转机。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盛产英雄，也永远都有汉奸存在。一个当地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好笨，每人背一大袋子土，堆到城墙下，几万人同时动手，马上就能直接登上去嘛。

交趾人大喜，人多欺负人少，这招实在太妙了。就这样邕州城终于陷落了，面对潮水一样涌进来的敌人，苏缄仍然选择了战斗，他仍然没有逃跑。巷战展开，苏缄战斗直到无法支撑，才骑马赶回家里，面对30多个亲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吾义不死于贼手！”

苏家老幼自尽，苏缄自焚而死。

邕州城里的百姓和他们的知州同一命运。全城死难，无一人投降。中国的南大门失守了，至此军队溃败，百姓伤亡只以邕州、钦州、廉州三城为限就达到16万以上……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神宗悲痛交集，他事先怎样也不会想到小小的交趾居然这样凶残，侵略如此庞大的宋朝，敢这样血腥杀戮，对平民百姓都不放过！

没有别的好说，讨回这笔血债。

宋朝一边命令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军队迅速向潭州（今湖南长沙）、桂州（今广西桂林）集结，一边派出了北方禁军。这时没有狄青了，王韶也在西北熙河方面无法脱身，由谁来担当南征大任呢？

选来选去，一个个精英人物被否定。其中包括优秀军人赵（上占下内）、宿将燕达，还有一位太监，此前帮助王韶平定熙河的李宪。这些人都不行，最后脱颖而出的是一个到处都不受欢迎，和谁都处不来的问题人物。

35年前，大雪纷飞的西疆三川口，有一个名字让人长久怀念，勇将郭遵。我不赘述当时的战况，我相信每一个看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牢牢地记住他。

35年后，宋朝选出来的这个问题人物，就是他的弟弟郭逵。

郭逵文武双全，豪爽倜傥。相传他当年读书时从来不在安静的书斋里，而是带着《汉书》，揣着两张饼，一壶酒上酒楼去看。饼只两张，酒随干随添，直到天晚才漫步回家。

这是他一生的风格。率情纵性，我行我素，只干自己认为对的事。

长大之后，郭逵进入军界，和哥哥一样被派往西疆，在那里他非常幸运的遇见了北宋史上最著名的一位大衙内葛怀敏。第一，他没被选进葛大衙内的战斗部队里，没有英年早逝；第二，他准确地判断出了定川寨之战的结果。

军队里杀人的功夫很常见，有战略眼光的人却不多。这只是郭逵军事才能的一个例子，之后他在范仲淹、庞籍的手下当差，在西北对抗西夏，在东线周旋辽国，在荆湖地区剿匪，帝国所有的战区几乎走了个遍。他的官职迅速冒升，到神宗朝时已经是静难军留后、宣徽南院使。

郭逵的能力是很大的，更大的是脾气。他几乎和所有的同僚都处不好。比如在西北秦凤地区，和后起之秀王韶就搞得相当不愉快。宋神宗要在那儿设置市易司收复熙河，就得先把他调走。

类似的事很多，他渐渐地被定性了。战争时他是无价之宝，和平时他是个讨厌分子。这时面临比侬智高叛乱还要危险的局面时，宋朝终于想起了他。

可是无论用谁，哪怕是狄青复活，都没法迅速解决南方问题。看进度，熙宁八年十一月间交趾人打了进来，年底时邕州城，也就是现在的南宁陷落。如此悲愤惨痛，举国激怒，也只能到第二年的夏天时军队才能越过长江，到达南方。

这期间，整个岭南地区都处于无防守、甚至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和当时军队的调动速度有关，也和当时广西方面的实际情况有关。宋朝这次征调的只有一少部分是开封城内的禁军，更多的是西北秦凤两州方面的部队。这是宋军的现状，禁军退化了，北线腐烂了，只有西北军团越来越强。

强虽强，路太远。再半个世纪之后，西北军团又一次被派往江南平叛，之后马不停蹄赶回西北和异族人交战，来回折腾，终于让宋朝最珍贵的家底崩盘。

广西方面的情况让人绝望。按考证，广西这时全境的人口不超过120万，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到1%80之间。全境只有军队近万人，其中邕州2800，最多的桂林只有3000。这样的基础和实力，拿什么反攻，连拖住交趾人的脚步都做不到。

所以说，交趾人没能冲出广西南路，打到长江南岸，真是件幸运的事。

公元1076年的夏天终于到了，郭逵的征南部队越过了长江，进入岭南。第一个目标就是邕州，这时不再有昆仑关归仁浦之战了。郭逵完全不必有狄青当年的谨慎，他身率10万北军，是狄青的3倍多，而交趾人伤亡超过两万，陆军方面只剩下了两三万左右。

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邕州、廉州、钦州，一个个城池被收复，交趾人伤亡惨重，带着抢来的东西往老家跑。在他们想来，这事儿就算到此为止了。按宋朝的老传统来看，从赵匡胤、潘美开始，这两个人超级牛吧，也没杀过边境，到交趾这片儿砍人来。

等他们回到老家，开始清点赃物作发财梦时，才发现自己这次错得有多厉害。郭逵脚前脚后就杀了过来，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宋军兵分两路，由副将燕达先攻打交趾的广源州（今越南广渊）。燕达一举攻破城池，俘虏5000多人，抓住了李乾德的军师刘纪。旗开得胜，不过没什么，这不是主攻的方向，只是为了防守自己的侧翼，顺便多抓几个人。

主攻的方向是决里隘，在这里交趾人积集了重兵，配备了他们最重型的秘密武器——大象。这真是太不仁道了，每次越南人都会派大象出来和宋朝人打架。这真实地反映了古越南人缺乏历史知识。

回忆一下当年潘美平定南汉的过程，就会知道在宋朝军队面前，大象只是些吃了过量生长素的肥猪。神臂弓、斩马刀上阵，大象被射得掉头就跑冲进了交趾人的阵地，跑得慢的被砍得血肉横飞，连鼻子都断了（强弩射象，刀断象鼻）。

第一次兵团决战，宋军大胜，进占领门州（今越南同登）。

大败之后，交趾设下了一个埋伏。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也想弄个像样的防线出来，可惜越南自古以来就穷得要命。一条稳固长久的防线，比如古代时中国的万里长城，现代时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那都要动用超级庞大的资金、物力，再由卓越的设计能力、无数的人力施工才能完成。

越南根本做不到。

只能因陋就简，在一处穷山恶水的险地设下埋伏。在他们想来这就很安全了，想想宋朝军队从来没有进入过交趾，地理不明，一定上当。那样就会捞回来上次的损失。如果不上当？那就是宋朝撤兵了，一了百了，再好没有。

这就是交趾人的悲哀，坐井观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地球上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比如宋朝的西北军团都干过了什么。

在熙河战场上，在王韶的率领下西北军团曾经穿越天险，让吐蕃人在自己的地盘里被客军偷袭。这时战场换成了越南，这里的所谓险要，能和苦寒高原的熙河相比？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埋伏本身就是个笑话，试想身率10万重兵在客境作战，稍有点脑子的指挥官都会派出大量的刺侯探兵，四面八方所有的动静都得掌握在手里。

想偷袭？换成是葛怀敏式的衙内还差不多。

郭逵很快就知道了交趾人埋伏在哪儿，夹口隘。问题再简单不过，西北军团再次上演穿越好戏，他们从兜顶岭绕了过去，把埋伏甩在身后，直接扑向了富良江。

富良江就是现在的红河，河的对岸不超过90里路就是交趾人的都城交州（今河内）。直接威胁对方的心脏，这一招郭逵把对方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自己站在了刀尖上。

宋军什么都有，只是没有船。这是没办法的，千里行军不停地打仗，怎么能背着船从宋朝国内一直杀到交趾的富良江边？

现造船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想想10万大军加上必要的战械，得用多少船，多少航次才能运过对岸？这些问题让全体宋军变得沉默，能变魔术的人据说姓刘，不是姓郭，郭逵怎么也没法瞬间搞到百十艘大船吧。

事实上就算搞出来了也没用，富良江宽阔的水面上漂着400多艘交趾人的战船，宋军的主力是西北人，他们基本都是旱鸭子，上了水面难保赤壁的故事不在古越南上演。

种种猜疑之中，郭逵下达了几项命令。第一，派人砍大树，尽最快速度造超级大木筏；第二，收集大块石头，给投石器备粮；第三，全军在江边呆两天，然后退向兜顶岭。

第一条命令让军队泄气，明显是临时抱佛脚，就算造出来够用的大木筏，难道想用这东西去跟战舰打仗？第二条命令忽略，宋朝军队一直在军械上领先于全世界，准备点石头砸交趾人，这活儿很开心；第三条最让人看不懂，全军退向兜顶岭，那是原路返回了。可就是撤军，也没必要抬着木筏、背着石头走路的吧？！

尽管郁闷，大将军的命令还得执行。奇迹就在执行中发生了，等着宋军逐步原路退回，而且在退却的过程中人数显示越来越少时，突然间交趾人的军舰发疯似的冲向了北岸，上边爬满了交趾兵，他们快速过江，主动挑战来了。

郭逵等的就是这个。他算得准准的，以交趾人既贪又狠的性格，宋朝人如果强攻富良江，他们会一味死守；如果宋军示弱，像现在这样在天险面前退缩，想收兵回国，他们一定会贪小便宜过江追杀。如果杀得足够多，还会顺势再杀回宋境，来个二次抢劫。

郭逵在山上冷冷地看着交趾人在江面上像蚂蚁搬家一样的忙，把壮丁运过来、运过来、再运过来，直到南岸没人了，他才觉得火候到了。事后证明他当时有多冷静，有多么的凶残。让所有的交趾人都过来，一个不留！

总攻开始，宋军伏兵四起，分工明确。有抄敌后路分割包围的，过了江的交趾人被挡在江边无法回逃；有装弹发炮轰击交趾人军舰的，那都是些木船，在攻城军械的打击下像门板似的碎成满江的木片；大木筏最后上阵，一部分宋军乘筏追向逃走的敌舰，要一举覆灭交趾的水军。

最激烈的战斗爆发在江边的陆军格斗里，交趾人过江的人数相当多，足有数万人，由李乾德的太子李洪真率领。宋军全军皆起，围住了狠狠打，郭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此一役，把交趾人的军队全杀光。战后清点他做到了，当天交趾人的死尸被扔进富良江里，江水被阻断近三日无法流动。

那些死尸里，就有交趾太子李洪真，郭逵真正做到了寸草不留，唯有这样才能告慰邕州城里近8万百姓，还有苏缄……只是全胜之后，他还是要面对宽阔的天险富良江。

世上有种人很奇妙，他们做事时总让别人看不透。其实原因很简单，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向某个愿望狂奔，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奔跑中提前看到目标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从而突然间停住脚步。

比如富良江畔的郭逵。

空前巨大的胜利，别人看到的是进一步越过富良江，杀进交趾都城，杀光烧光彻底覆灭这个养不熟的小国，来个一劳永逸。可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军队，心立即就冷了。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宋朝入交趾的作战部队大约近10万人，负责运粮的民夫有20万。这些人中战斗减员很多，更多的死于瘟疫、疾病、饥饿。严重的水土不服，让剩下的士兵也变得虚弱，这时不顾一切地强攻，过了江之后战况会怎样？

什么是能做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心里有数。可要是不过江，他个人就惨了，宋朝派出这样规模的军队，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为的就是灭国，其它的所有结果都不考虑，他敢在这种叫劲的时候撤退，小心回国就判刑。

就这样，宋军在他的沉默中留在了富良江北岸，像是休整，像是随时都能杀过江去。在这种平静中，郭逵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李乾德紧急派人过江送来了投降书，连带着一船一船的物资、人口，那都是他在宋朝抢回来的。服得不能再服了，他发誓永远做宋朝的顺民。

郭逵不再犹豫，下令撤军。这时全军高兴，只是有人好心地提醒，这样回去，将军你自己会很危险。郭逵一笑，我不能抓住李乾德报答陛下，这是天意。与之相比，我更不能让十余万将士、民夫为我的官运去冒险。

当年酒楼读书的少年仍然洒脱倜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问心无愧就好了。

宋军回国，此战除了没能攻进交趾首都，抓到李乾德之外，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战后盘点，交趾人杀了16万以上的中国平民，中国军队杀了他们近8万以上的军队。两相对照，两个国家的性质，两国军队的性质一目了然。

这个讨厌的种族，到宋室南迁之后压力突然增大，那时才是他们受罪的时候。

郭逵回国，果不其然被文官系统弹劾。用意是相当地善良，一来可以为死去的将士们讨个说法。在文官的心里，郭逵实在是指挥无方，耗费了如此军力物力，居然不能覆灭这样一个小国，实在是无能。必须严惩；第二，这也是对郭逵本人的爱护。

他出征前就是宣徽南院使了，如果立功回来，狄青当年的枢密使位置还跑得了吗？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也要打压郭逵。

尤其是这种呼声道出了宋神宗本人的怨气，他是满心满意要杀光交趾人为邕州百姓报仇的。试想他连辽国、西夏都不能忍受，怎么会包容交趾这个小丑国家？郭逵真是让他郁闷到死。

郭逵被贬为左卫将军，西京洛阳安置，此后10年里不得升官。

这样的结果很厚黑，和近7年以来宋朝的主流风气不符。王安石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不为郭逵讲话，身为首相怎能容忍这样的冤屈事发生？

王安石已经不在了，郭逵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班师，在两个月以前，十月份时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江宁府。

重回南方当年初起步的地方，7年一梦终于醒来，王安石走了。这时的走，和当时的来，都是对宋神宗的支持。就像郭逵从富良江畔撤兵一样，王安石当时同样面临着决择。如果他想留，他仍然是大宋首相，天子阶下第一人，宋神宗绝对不会赶他走。

他们的关系，仍然是牢固的。像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所编造出的“上益厌安石”，“安石叹息，天下事只从得四五分也得好矣”等谎言，根本不值一驳。就以王安石失去信任，哀叹宋神宗不听他的话了，四五分的听从都没有这句来说，就错乱无聊。

他们在这段史书里为了抵毁王安石，同时还记载着另一件事。宋神宗和王安石那次为了天上闪慧星，民间有饥苦的事吵架，王安石立即称病回家，不再办工。神宗派人去请，王安石的亲信们就劝，为了获得权力，要把以往神宗不同意的事都报上去，逼他答应，从此确立权威。

王安石照办了，宋神宗为了让他工作，全都照办。那么请问，既然全都照办了，王安石怎么会哀叹“天下事只从得四五也好”？

矛盾百出，漏洞百出。

王安石的离去，完全是为了宋神宗着想。这时王雱死了，助手离散，满朝大臣放眼望去都是敌人。他留下只会给帝国添乱，让反对派整天围着他吵架。活儿谁干？国家怎么办？那样真是贪恋权位，让人齿冷了。而他离去，一天的云彩都散了，留给宋神宗的是一片广阔清新的天地。

国库充裕了，政令刷新了，军队强大了，熙河收复了……下面的路，要由29岁的宋神宗自己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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