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 - xp1024.com
《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


序 成为历史的主人

今年夏天,我们的新杂志《全球商业经典》问世,能够在这个新平台上和志刚成为同事,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同为传媒人,志刚这几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当下中国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的采访和记叙之中,《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便是这项工作的一个成果。

是的,这一代企业家也到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梳理、再现”的时候了。这是一本试图对这个群体进行历史记录与观察的书,它记录了这个时代一些领先的人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从小处说,他们的品格来自于家庭、教育的影响;从大处说,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大时代紧密相关。

记录当下企业家群体也许并不是一件新工作,但志刚的写作还是呈现出许多特有的丰富。成为同事之前,我和志刚有过一次长谈,自然也谈到他的写作,谈到对自己的超越。应该说志刚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他在和企业家群体深入交流采访和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逐渐隐约感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呢?从对人物成长经历的记录到对人性的体悟,从对他们创业历程细节的探究,到对大环境影响的关切,最后找到并建立企业家个人命运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成与败、喜与忧——透过企业人物折射历史的烙印。事实上,黄怒波、朱新礼、陈年等人的写作已经更加关注外部世界和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与呼应。

志刚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深入精致,精于对企业家朋友内心世界的把握。看得出,他自己也在写作中逐渐缩短着与企业家的距离,成为他们信任的朋友。志刚用的是什么招数,让这个骄傲的群体,不再只说客套话,而是娓娓道来成长辛酸。我想志刚待人的诚恳与质朴一定是重要的原因。

但志刚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能拉开一点距离,找到企业领袖成长历史的内在逻辑;他希望能把对这个群体的写作,从真实、生动、深入发展到纵横捭阖,更有穿透力和沧桑感。那天谈话,我们提到了史景迁,提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平衡、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如何互相映照,彼此锤炼,共成画卷,完成从微观人物写作到历史写作的跨越。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没有办法脱离既往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变化的大背景。中国的商业写作也如此——这种大背景无疑具有某种特殊性——也许“中国模式”是一个有争议的表述,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企业家的生长与发展环境还是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实用和经验的结果,往往就是路径依赖,而并非模式——理论的创新,是的,这三十年我们其实还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至少在商业领域。所谓“中国特殊性”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充分尊重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自主性,同时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经验当成永恒并进行神化,其结果必然是作茧自缚,阻碍发展”。

显然,中国既往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普世经济学原理,是顺应了市场化、全球化基本原则和大趋势的自然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大体上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后发国家特点。但另一方面,中国也的确结合自身国情进行了探索。中国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历史是不是就此不会“终结”?中国人的道路哪怕只对中国人自己好使,也不错。毕竟,13亿人生活幸福而有尊严也是大好事情,不一定非要别人学习之,复制之。所谓“中国模式”更大的意义是,人类有没有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外,有其他的创新。这个事情要等到中国和中国的企业真正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全周期之后才能更加清晰。

企业领袖与企业的历史,正如美国企业史家钱德勒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知道构成美国历史的不仅有南北战争、林肯与罗斯福,还有卡耐基、IBM。尽管中国企业家在中国的地位仍有几分尴尬——一会儿是人们敬仰的财富英雄,一会儿又是社会不公的替罪羊。“日渐活跃的商业力量只拥有狭小的表演空间,表演者仍没有积累足够的表演技巧,中国企业家欲言又止的性格使他们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能力。”但我相信,这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一定会和历史共同作出正确的选择。

序史景迁说过:“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实际……”

若干年后,人们回顾既往三十余年中国这个被称做企业家的群体,会不会从诸如《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类书中,在历史风烟里了解往事的真相,让已经过去的沉睡在史料背后的人物从时光隧道中返回,成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主人?

<span class="right">何力(《全球商业经典》杂志出品人、总编辑) </span>

序 在宁静中成长

我承认,当我听到何力兄请小胖子——就是李志刚——出任《全球商业经典》总主笔的消息时,有几分小吃一惊的感觉。众所周知,何力兄在我们这个行业中,以对技术与品质的孜孜以求而著称,而小胖子李志刚,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以勤勤恳恳的采访、有力但粗拙的写作见长的记者,何老师委之以如许信任,足证李记者这些年来的武功精进。

从十多年前,在广州大道中289号那幢莫名其妙地拿了中国建筑最高奖项鲁班奖的丑丑的大楼里,第一次见到李志刚起,我就叫他小胖子。时隔十余年,我去北京公干,其时在《东方企业家》当首席记者的李志刚,已经娶妻生子,人到中年。旧同事相约酒聚,酒量不大的李志刚以他招牌式的朴实微笑,痛痛快快地敬完每人一杯酒后,我们仍然如当年啸聚于南方报业后院那座小楼时一样,唤他“小胖子”。

小胖子那时候只是《南方都市报》组版照排车间的一名扫图员,下得一手好棋,没事就爱往编辑部跑。也许是因为我个人出身于野路子,我在我主导操作的媒体中,都厉行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的用人之道。我至今记得,我通知小胖子到刚刚创刊没多久的《南方体育》来做围棋编辑时,他喜出望外的神情。其人次日就回到车间做自己的第一个版,施施然地朝着那些昔日多少有些欺负他的前工友比画版面组合。这是我头一回扎扎实实领略到传说中“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状态,当这个有准备的年轻人得到他渴望已久的平台时,哪怕他是个小胖子,他的脚步也是带着风的。

说实话,小胖子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编辑,他能组织到非常专业的稿件,却组合不出当时《南方体育》所推崇的风流倜傥的版面。然而他在默默用功,为了下好棋,更及时地追踪国际围棋资讯,他几乎是咬着牙自学了日语。这就像马晓春到广州做道场,小胖子敢从一大群棋迷中长身而起,奋而与大国手过招,而藤泽秀行在广州观光,他闻风而动,居然求得了登门拜访的机会。基于小胖子的扎实与坚韧,我把他调整到记者岗位,让他有机会天南地北地跟着新闻走。我当时以为小胖子会成为一个比较不错的记者,但我没想到,他能够用几年的时间把自己锤炼成一名即使放到全国范围内也出类拔萃的记者。

这些年来,小胖子由体育报道而突发报道,由突发报道而调查报道,由调查报道而人物报道,他完成了一个记者的工作循环。他在锲而不舍地剥开那只叫做“真相”的橘子,他在向他的采访对象发起挑战,他在贪婪地积累,就像一个天生的猎手,决不允许自己错过一切有价值的细节。

小胖子形容憨厚,行为举止有些朴拙。但就是在这小小的朴拙之中,他守住了一份大宁静。这份大宁静,是一个奋斗的年轻人对自己内心的忠实追随,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要去到哪个地方,因此很享受那种吾心安处即故乡的美好感觉。

平和、自信与骄傲,合乎小胖子从业以来的处世之道。在欲望如同长安街上密密麻麻的车流般令人不安的北京城,他安居于回龙观,像个苦行僧般守护经营着自己的职业规划。他还想好好拼几年,再拿出几篇过人的作品,然后回到他妻子的家乡成都,去过好日子。

这次小胖子把在《东方企业家》供职期间做的商界名人访谈结集出版,他对我说,主编,你是最了解我的人,这个作品集的序言舍你其谁。我写完这一千多字再想起他的话,觉得也是:由一个野路子出身的总编辑,为一个同样野路子出身的大记者作序,确实有些相得益彰的味道。

祝福小胖子与他那个岁月静好的梦想,祝福他的妻子,以及孩子。

是为序。

<span class="right">龚晓跃(曾任《南方体育》总编辑、《潇湘晨报》执行总编辑) </span>

序 九头鸟的九套方案

北川县城已成一片绝望的废墟,《体育画报》中文版记者李志刚往里摸索。废墟道上人越来越少,他没有在意,继续往深处潜行。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喜欢做沉默而犀利的鹰眼,扒出令人兴奋的幽微真相。旁边突然有几位武警战士往回头处掠过,他稍觉意外,再转眼间人影全不见了。他终于觉得有点恐惧,但职业天性驱使他继续前行。前方不远处就是北川堰塞湖堤坝,蓦然回首,除了道旁残存的死尸,人迹灭绝。片刻间,李志刚掉头夺命狂奔,他的恐惧也通过时断时继的电波直播给我。因为我正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网上疯传北川堰塞湖决堤,问他现在是否安全。我人生迄今为止最焦虑的时刻,就是我得知他是北川城里最后一个往外逃的人时,因为我难以想象如果有万一,我将如何向李志刚的亲人交代。众所周知,作为体育媒体,没有义务亲临社会灾难现场。

体育记者李志刚回到绵阳后,寡然不语,失魂落魄,把自己关进宾馆房间的洗手间内,来来回回搓了一天衣服。

那时候,易建联被形容为中国不世出的天才篮球少年,是继姚明之后第二位众星捧月的篮球国宝,人们习惯昵称他为“阿联”。但慢慢出现他隐瞒年龄的传闻。如你所知,几乎没有人愿意正视,关键的是,确证难乎其难。于是,这个涉及诚信的大事被人熟视无睹。李志刚决定去试一试。

他准备了八套方案。去易建联老家广东鹤山市,找易建联的父亲的同学、邻居和亲戚,被打发回来。再去跟易建联有关系的鹤山市体校,跟负责人纠缠一下午未果。再去易建联居住过的深圳某小区查档案,被居委会拒绝。再分别去易建联父母单位深圳电信局和深圳邮政局,吃闭门羹。再去易建联居住小区管辖派出所,派出所也不配合。

他最后拿出第九套方案。找到易建联读初中的深圳某中学,说要报道易建联成长史,当然包含中学教导有方。相关人员兴致勃勃地拿出易建联学籍档案,档案上的“生于1984年10月”赫然在目。此后此事在中美两国媒体引起轰动。

天上九头鸟,李志刚是湖北人。要做一个好记者,有三条秘诀,那就是独立、执著,加上必要的狡诈。

张朝阳不一定很难采访,但难的是你要采访他时,他不一定有时间接受采访。而一个前一天还没写过一篇财经报道的菜鸟财经记者,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作出一篇规定的有特色封面专访,可能就更不容易了。李志刚又决定试一试。

怎么着都是拒绝,眼看过几天就要截稿了,张朝阳起程去了雪宝顶雪山。菜鸟财经媒体人于是自问:那里有铁丝网吗?张身边有武警吗?就是个雪山嘛。没有那么多啰唆,就自个儿先坐飞机再坐汽车颠簸而去。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很傻,雪山不是谁想上就能上,营区还真有铁丝网。像诸多故事里的场面,大人物身边人上蹿下跳气急败坏不让进。李志刚心生一计,套上2005年和张朝阳一起到西藏登山时的冲锋衣。大人物随后飘来感叹道:看到你这件旧衣裳,我就想起从前跟明星赔笑脸的苦日子。你既然来了,那就一起上吧。

此前,张朝阳的形象是个越来越拙劣的作秀者;此后,我们看到一花一世界,他雪山顶上的沧桑。菜鸟财经记者李志刚连着四天只能吃干粮喝雪融化的水。电话不通,他妻子找我要人。下得山来,妻子和他抱头痛哭。我跟他开玩笑,别人做调查记者太危险也就罢了,你做个体育记者、人物记者,也经常被弄得警察抓、老天赶、生离死别的,倒是奇观。

潘石屹并不好写。关于他的报道太多,他旗下地产建筑的质量问题也颇受争议。人们都知道他穷孩子出身的故事。很笨的聪明人李志刚决定试一试。这回,他在采访过程中瞄上了潘先生的老父亲。两人一场象棋鏖战后,朴实得如老农的寂寞老父,决定拉开话匣子,陪这位看上去特别像农民的后生好好聊一聊。李志刚决定推倒从前的采访和拍摄,围绕着一对父子间的相互影响来做。这简直是折腾SOhO公司职员。他还希望早上五点钟就把七十多岁的潘老爷子拉出来跟潘石屹一起亮相,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李志刚相信,自己的诚意,和冥冥中父子间的宿命,能驱使他和潘氏父子走在一起。

潘石屹家族同样是大时代里一个惊心动魄的充满屈辱的故事。但好在他们父子从来没有放弃过。关于潘石屹有多方面的争议,但那一天,李志刚讲述了一对父子间的故事,照片拍摄借鉴比尔·盖茨父子。一个背景在古老的北京前门,一个背景在巴黎香榭丽舍;一个父亲脸上写着艰难时代刻下的印痕,一个父亲脸上满是自由世界中产阶级老人的尊严。对潘石屹来说,这篇文章还让他念想与世长辞的母亲,他决定陪着父亲回乡看看。

在写作上,李志刚几乎每篇文章都在提升。从最初的拙朴无华,到逐渐主动谋篇布局,到努力追求非虚构写作的灵魂。但无论怎样,署名“李志刚”三个字的文章总有两块标签,一个是搔到骨子里去的你很难发现的人生内幕,一个是良善子弟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李志刚在北京和成都各有房产一套,财经界诱惑很多,他只爱写作,虽难大富,但也不会受穷。徐徐独行,怡然自得。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分离让我不舍,而他独立、执著而狡诈的形象,更会让我一直记住。

<span class="right">魏寒枫(曾任《体育画报》中文版主编、《东方企业家》主编、《彭博商业周刊》常务副主编)</span>

序 还原真实的人生

记者李志刚还是很敬业的,采访我之前他认真做了许多功课,找到许多我不同生活阶段的同事、战友、朋友了解第一手资料,把握最真实的人和事,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被采访者的形象。

一个记者对人物的采访最重要的,不是按自己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去塑造一个社会形象,既不能故意地用局部的事件堆砌扭曲了一个人的面目,更不能为了创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锦上添花。用文字凭想象而描绘的假象总是会被事实推翻,虽然媒体有其发行量的影响力,但这个社会中真相传播的力量会远远大于媒体的发行量。尤其是今天已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支撑下的微博时代,民众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媒体的传播了。

因此,反映真实才是媒体的本质,不管这个被采访的对象有多少对与错,不管社会舆论曾经对这个被采访对象有过什么样的评论,真实的还原才是采访的目的。否则采访又有什么必要呢?恰恰是通过采访印证了真实,才会对社会已有的评论产生正和误的纠正作用,才能正确反映采访者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观。

信息的不对称常常让许多被采访者都只以一个局部面向社会,因为每个不同的媒体或采访者大多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那个方面的问题。他们习惯于集中精力写好某个单一方面的专题,习惯于专门挑拣采访中能引发社会争论的片段。于是大多数社会民众就只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部分,正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样就必然形成了媒体为吸引眼球而创造出来的“新闻”,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偏见。

全面地反映被采访者的情况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要从不同的视角和时代收集大量的信息,再将其浓缩在短短的采访时间里,表现在有限的版面中,这恰恰考验了采访者的智慧。

并不是非要用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能反映一个人的心理动态,也许许多人一生中也没有遇到一件可以称得上惊天动地的大事,现实生活中恰恰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事、那些在一般人眼中看来算不上事的事最终反映了人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而采访者的眼光正在于是否能发现和抓住这些细节,并找到能真实展现被采访者心灵深处的精华。

这本书中的采访也许正是想用一些并不被人注意的细节,真实地向社会还原一个被采访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形成的变化,告诉大家,只要不断地努力,都可以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用的人。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引子

1960年冬,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眼望去坟场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一块写着死者名字的青砖压在坟头上,方便亲人寻尸。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正苦苦哀求农场的人。她翻遍坟场的青砖,却找不到写有丈夫名字的那一块。动了恻隐之心的工作人员,找来一块青砖:“喏,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

女人带着这块青砖回了家。1975年,当她因煤气中毒去世之后,儿女们将青砖当做了父亲的尸骨,与她合葬在一起。

这个女人,是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他们一家就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七岁跟随母亲去了坟场,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寻尸的景象……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冰岛“岛主”

1960年冬,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眼望去坟场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一块写着死者名字的青砖压在坟头上,方便亲人寻尸。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正苦苦哀求农场的人。她翻遍坟场的青砖,却找不到写有丈夫名字的那一块。动了恻隐之心的工作人员,找来一块青砖:“喏,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

女人带着这块青砖回了家。1975年,当她因煤气中毒去世之后,儿女们将青砖当作了父亲的尸骨,与她合葬在一起。

这个女人,是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他们一家就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七岁跟随母亲去了坟场,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寻尸的景象。

黄怒波,1995年创办中坤集团,靠开发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中坤集团曾开发位于北京市西直门的长河湾住宅区,旗下持有大钟寺中坤广场、中坤大厦等商业地产。大钟寺中坤广场位于北京北三环,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宏村、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及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其最新开发的旅游项目是,投资一亿元重建的唐代名刹黟县梓路寺,以及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黄怒波以59亿元的财富身家排名161位。2011年9月6日,黄怒波宣布购置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打造生态旅游帝国。

距离北京西直门地铁一百米的地方,坐落着黄怒波的中坤大厦。这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大约三万元一平方米。黄怒波的办公室位于大厦十六层,是复式结构,分上下两层,约两百平方米。

办公室外,安着一个细密格子的铁笼。笼子两米多高,占地约七平方米。笼子里立着一棵枝干光秃秃的树,两只十几厘米高的小猴子在上面跳来跳去。黄怒波进办公室前,先笑眯眯地轻轻挠挠猴子的下颌,猴子将整个脑袋都埋进他的手里。

一跨入他的办公室,一匹狼的标本赫然立在角落里,龇着白森森的牙齿,眼睛露出凶光。多宝格占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上面摆满西藏佛像、和田玉、动物雕塑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收藏品。复式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西藏高僧亲绘的唐卡。后来,我在黟县梓路寺的墙上看到了同样的图,不过放大了几十倍。办公室上面一层是黄怒波的休息场所,墙角堆着登山用具。三根木桩上立着三只鸟,它们有着长长的、弯曲的、锋利的喙,这些鸟很凶恶,除了黄怒波本人以外,没人敢接近它们。

这是一个风格混沌又带着黄怒波鲜明个性的办公室,动物的凶猛野性和西藏密宗的神秘莫测混杂在一起,与外面车水马龙的现代世界隔绝。它清晰地表明,黄怒波是这块世界的主宰。

我问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大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很可爱,你可以给它爱,它又不会伤害你。”他在这个象征着权势的殿堂里感叹道,“人那么残忍,一旦环境变了,人比畜生还要坏。”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父亲受冤自杀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一个军人家庭。他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与一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副营级干部,转业至银川的汽车运输公司。黄怒波两岁的时候,举家搬至银川。1960年,在宁夏“双反运动”中,他的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年自杀身亡。此后,这一家子孤儿寡母,靠着母亲在建筑工地里做活养家糊口。

当时黄家住在银川郊区的三间土坯房。椽子上搭着席子草,席子草上糊着泥,抹平就是土坯房的屋顶。黄怒波的发小说,黄家有个箱子,钻进去,外面的光线都漏进来了,因为箱子满是窟窿。他家就是穷到这个地步。

幼年失怙的黄怒波,对父亲印象寥寥: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淘气,他父亲扇了他一巴掌;还有一次他靠着墙角迷糊睡过去之后,矇矇眬眬记得是父亲抱他上炕睡觉。父亲给他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五花大绑着被人拉走了。“这是梦还是真实的景象,我分不清了。”他说。

那不是梦。黄玉弟比黄怒波大三岁,清晰地记得父亲被人带走的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屋子里呼啦啦地冲进一群人,上来五六个人抓头的抓头、抓胳膊的抓胳膊,硬拽着他父亲出去。他拉着父亲不让走,被拨到了一边。挣扎中,父亲的一只鞋掉了。母亲抓起鞋追出门。刚到门口,不知是谁一脚把她踹了回来,跌翻在地上,胸口印着一个大脚印。四岁的黄怒波吓得差点哭背过气去,却没人顾得上他。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人,在屋子里翻东西,有什么砸什么,连衣服都给撕碎了。母亲紧紧抱着黄玉弟和黄怒波,被赶在墙角缩着,看别人在自己家里翻箱倒柜,如入无人之境。事后清点,母亲的两个金戒指和银手链都不见了。

悲剧缘于一次小口角。黄父性格耿直,与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不对付。书记找碴儿降他工资,黄父骂了书记,责问他凭什么。三天后,黄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黄玉弟遇到父亲的两位同事,他们说只要得罪了书记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黄父被人硬拽着离开后,就没消息了。没人告诉他们,在哪个地儿劳改。黄母堵在运输公司,天天坐在那里哭,没人理。

半年后,终于来人通知黄家母子看人。母亲带着黄玉弟去劳改农场,走了一天多还没到。第二天一辆马车车主让灰头土脸的母子俩搭上便车。天没亮就出门,直到晚上才到农场。那里有一个大棚子,坐满了过来看亲人的人。当时是冬天,风吹在身上,骨头缝儿里都冒寒气;沙子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农场的人说第二天早晨才准看人。在四面空空的大棚子里,抱着孩子的女人们挤在一起。没吃的,没喝的,干熬着过夜。

早晨叫号,轮到黄家母子,才知道人死了。母亲抱着黄玉弟哭,问怎么死的。农场的人说,“反革命分子”自杀了。他指了个方向:“埋在那儿,喏,去那里找吧。”顺着指点,母子俩去了坟场。一眼望去,平地上密密麻麻的布着几百个小土堆。人埋在地下,和筷子差不多高的小土堆就是坟头了。坟头上放着一块青砖,上面写着名字,供亲人寻尸。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就这样,黄母将代表她丈夫尸骨的青砖带回了家。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悲惨世界里的西北狼

在黄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前,黄家家境算过得去的。每周,黄父都会花上五毛钱买一只烧鸡给家人吃。他为人豪爽,结交了很多朋友。一些跑运输的朋友,会为他带狗肉、兔肉回来改善伙食。

当他自杀后,这个家几乎垮了。黄母每天拉板车去城墙上挖土,一车土卖几毛钱,靠这个养活一家人。重压之下,她脾气日益暴躁,整天没什么话,一火起来就抓住黄怒波打。黄怒波曾饿得从炕上掉下来爬不上去,母亲回家后见他哭鼻子,就火了,抓起来打了他两下。“我从小就缺少温暖。”父母并未给予细腻、温柔的爱的表达,这也许是黄怒波用粗暴和专制的方式向他亲近的人表达关爱的源头。黄怒波连下属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基本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他用严厉的呵斥来表达他的关爱。这或许为他公司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母爱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那时候,不仅是大人,连年幼的黄怒波也必须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地生存下去。

“那时候像狗一样吃东西。”黄怒波说。他们去野地里挖艾蒿、苦菜、蒲公英,用榆树叶和槐花掺上面蒸来吃。最好的日子是农民收割了白菜、甜菜之后,他们去地里捡烂叶子。

他在大街上捡过瓜皮,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大孩子去马槽里偷豆饼。一次,被人抓了个现行,大孩子翻墙跑了,他被留在了原地。抓住他的人心软,给了他两块豆饼。

黄家的邻居是厨师,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拎一口袋肉骨头回来。骨头上残余着一些肉和骨髓。好多孩子就在那里等着,等厨师扔下骨头就一哄而上去抢。他们用石头砸开肉上爬着蛆的骨头,挖出骨髓吃得一干二净。

黄怒波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饿狠了的胃受不了,本能地抗拒食物。“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他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

当黄怒波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到公园里偷果子,躲在树上看着守公园的人牵着狼狗走过。晚上去农田偷黄瓜,瓜棚下一团黑,他伸开手臂,往瓜棚下一荡,摸到黄瓜就摘下来;他们还偷西瓜,在瓜田里趴下身体借着月光看,反光比较亮的就是快熟的瓜。

对黄怒波来讲,人生最大的困难还是在童年,他弱小、只有些微的力量,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他还不够坚强,会难受,会恐惧,会痛苦。他被名叫厄运的铁锤反复捶打,才有今天的百炼成钢。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魇一样缠着他,令他终生不忘。

他记得,他的母亲一次挖土因城墙塌了,被土埋了,幸好被早晨捡牛粪的人救了,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回家。一些无知的小孩就学着她瘸着腿走路。她有时在街上哭,哭丈夫的早逝。“我母亲最惨的就是她作为女人,吃了一辈子苦。我的同学不懂事,动不动就学我母亲在街上怎么哭,这对我伤害很大。”

他还记得,他家好不容易养了一只兔子,工厂的人把兔子逮住,浇上汽油。着火的兔子痛得乱跑,那些人哈哈大笑。兔子被活活烧死。在那个是非颠倒、天良沦丧的年代,人对生灵丝毫没有怜悯之心。老弱病残皆可欺。

他更记得,他曾经与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来,头上流着血,那父子俩已经走了,围观的人哈哈笑,觉得“反革命家庭”的人就该打。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的疤。

过去与他父亲交好的朋友们,也躲得远远的。“谁要是跟你站在一起,就把他也抓起来。这个阶级斗争太残忍了,把人当畜生。”黄怒波说。

“这是谁家的野孩子?”这是黄怒波一次到同学家玩时,同学母亲说的话。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令黄怒波受到巨大刺激。“我们处在社会的底层,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谁都可以欺负我们。”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2010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贺兰山唤醒了他少年时代的记忆。那时,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就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觉得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时立刻心情就轻松了,山里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对人的警惕心比较强。”

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也没有人敢惹他了。

因为他像凶暴的野兽。“我玩命呢,你今天把我打了,明天我一定找你。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要不就砸你家玻璃去。”他曾带着人半夜摸到别人家里用砖头砸玻璃,屋子里的炕上还有婴儿,就这么直接扔了进去。“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黄怒波说。

他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父亲曾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

当年读书,黄怒波总挨批斗。学校每月开一次批斗大会,进行阶级斗争,把出身不好的孩子拉上去站一排,他们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指着他们,叫他们低下头。底下的同学就喊口号,批斗这些“坏人”。黄怒波死活不低头。红卫兵,也是他的同学,拿枪托砸他。黄母被叫到学校参观批斗大会,也在下面叫“打他、打他”,叫那些红卫兵打自己的儿子,她怕儿子不屈服会吃更大的亏。上千人盯着台上,可黄怒波始终不低头。工宣队领导说算了别打他了,这才了事。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口拦住用木头枪砸他的人。他用带金属扣的帆布腰带抽那人,一腰带抽上去血就流下来了。虽然心里害怕,他却咬着牙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这么野蛮,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了。”说这话时,他双手比画着,还哆嗦了一下。

黄怒波最不能容忍别人骂他的母亲。他的同学回忆,一次进教室,大家你推我一下,我搡你一下的。有人推了黄怒波一把,他撞上了一个坐着写作业的同学,把对方的本子划破了。那同学跳起来张口骂了一句“你妈的”。黄怒波一下子急了,那时候他长得高,坐最后一排。那同学长得矮小,坐第一排。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把人扯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正好涂老师走进教室,气得说:“你、你、你有本事再给我打一下!”涂老师一把把他俩拉到讲台上,说:“你有本事再扇他一下。”黄怒波真的抬手又扇了同学一耳光。他的同学和丽丽坐在座位上,心跳加速:完了,肯定又要挨批斗了。

少年时代的野性,至今仍在影响着黄怒波。

2008年10月,黄怒波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201米的西藏的卓奥友峰。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大本营附近,有边防哨所的藏獒出没,曾咬伤过登山队的队员。一天,黄怒波出去训练,回来时要经过一道深沟,突然蹿出四条藏獒,从四个方向朝他直扑过来。在200米外的旺加队长见黄怒波下到沟里后,又听见狗的叫声,大叫一声:“不好!黄总被狗咬了!”旺加狂奔过来时,黄怒波却冷静下来,拿出登山杖敲打了几下,再发出一声怒吼,四条藏獒在距他四五米的地方紧急刹车,然后掉头而去。黄怒波说:“我不知杀了多少狗,可能我身上有股杀气,我还怕狗?”

黄怒波当知青的时候身为民兵营副营长,经常打狗。有段时间,他插队的地方通贵村流行传染病,要灭狗。当地人都不敢杀狗,只好找黄怒波:“我拿起枪,对着狗,啪啪两声,狗就倒下了。所以,以后狗见我就怕。”说起这事时,黄怒波还用双手比画瞄枪的动作。

2009年4月,黄怒波登珠峰,刚到大本营时,有两个俄罗斯人喝完伏特加后,当晚在他们的帐篷内又唱又闹,附近几十个帐篷内的人都没有睡好觉。黄怒波也是彻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满眼血丝的黄怒波提着一个登山杖,掀开俄罗斯人的帐篷,怒骂一声,就要打人,两个俄罗斯人看见黄怒波通红的双眼,知道不妙,扒开帐篷,夺路而逃。

中坤集团曾受过敲诈,黄怒波听后,双眼圆瞪,猛地一拍桌子,怒吼着说:“他们不知道老子是头西北野驴!”立即命令下属搜集证据上告。黄怒波喜欢自称西北狼,至于“野驴”是否是口误,不得而知。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命运的转折点。

尽管生活困苦,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极爱干净的人。他总穿着一套洗得泛白的黄色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军装。虽然总穿着这么一套黄军装,但他的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从小都不是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就闻到难闻的气味——虽然黄怒波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成猪狗不如的人过活。

他没有放纵自己在烂泥里躺一辈子。他喜欢读书、写诗。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拼命地看书。他妈妈不让他看,他就搭个梯子爬上房顶,再把梯子抽上来,坐在房顶上如饥似渴地看书。他还在路灯下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过路的人把他摇醒的。

在插队前,能看的中外名著黄怒波都看了,、《家春秋》、、,就一个没看。他不仅借书看,还翻窗进图书馆偷书看。他给他的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保尔·柯察金的话。他少年时的伙伴、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工作的魏兴还记得,当年黄怒波爱讲《鲁滨孙漂流记》,他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当知青的时候,他每晚点着煤油灯读《反杜林论》、《资本论》,油烟熏得鼻子黑糊糊的。

他开始学写诗,深受苏联诗歌的影响,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13岁那年,他在《宁夏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但是学校在展览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给抠掉了,因为他的父亲。

当时,文学向他展现了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普希金、泰戈尔的东西怎么这么美啊?“野蛮的环境给了我野性,人类文学的精华熏陶了我内心儒雅的一面。”黄怒波说。他整天都在幻想,插队的时候也不断地写诗,发表在《宁夏日报》上。他梦想着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这段创作经历,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助推力。

黄怒波至今保持着写诗的爱好,在企业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之间游走。他不用电脑,在一个本子上手写,灵感来时,一口气写下去,如狂马在奔,不可遏止。他的诗人朋友欧阳江河认为诗歌是帮助黄怒波净化心灵的。

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的黄怒波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怀着命运何去何从的迷茫,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上,这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从青海巴颜喀拉山上的涓涓细流,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裹挟着泥沙奔流向北,一过青铜峡,奔腾咆哮的黄河在一马平川的银川平原上缓下了步伐,舒缓地流淌着,如脱缰的野马套上了辔头。2010年3月27日,我随同黄怒波一行来到离银川城三十公里的黄河边上。远远看去,河道弯弯曲曲,浑浊的黄色河水是静止的,两岸是绿色的田野。走近一看,黄河正值枯水期,河面有三四百米宽,波浪起伏不大。黄怒波说,四十年前,黄河比这宽多了,两岸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荒凉里,是浩浩荡荡的黄河水铺天盖地,充斥于天地间。这让18岁的黄怒波恐惧。那时候他还叫作黄玉平,饱受歧视与屈辱。黄河让他恐惧,又让他欢喜地享受着孤独。他看着浪涛不停地拍打着河岸,一个浪头盖过来、又一个浪头盖过来,堤岸的黄土一点一点地崩塌。坚韧的波浪一米一米地蚕食着堤岸,这让内心充满迷茫、不知命运何去何从的少年深受触动:“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

“我要去插队当知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他决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黄怒波,这个新名字后来伴随了他数十年。少年黄玉平永远地留在了黄河边上,有着新名字的少年期冀着受尽屈辱与歧视的黑暗过往被黄河愤怒的波涛撕得粉碎。他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黄怒波下乡插队前告诉涂老师:“我要愤怒。”涂老师在临别前送了他一床毯子和一个枕头。

下放到宁夏银川最穷的地区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这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忍,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窝在被子里哭过后,黄怒波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他扎实肯干,又没有城里人的清高劲,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不到三个月,他就入了团。后来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知青标兵。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宁夏日报》上、电台广播里。黄怒波18岁的时候大队发展他入党,上面有异议,说他父亲的问题。大队书记急了,与那些人争了起来:把他捧成标兵的是你们,不让他入党的也是你们。最后,黄怒波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入了党。

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上学是最好的路,毕业出来肯定是当干部。招工黄怒波不去,军区来人招篮球兵,这在当时是很好的路子了,他还是不肯去。他的野性呼啦啦地往外冒,他不想服从。“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他就像西北荒漠里的野狼,桀骜不羁,不可被驯服。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群众对他上大学没有一点意见,都心甘情愿让他走。”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在同村的知青看来,黄怒波在当地与大家关系打成一片,自己的东西都送给人家用了,和公社的领导关系也处得好。而且他很有表现欲望,有想法、有点子,不管当民兵营长还是做团委副书记,工作都做得比较好,也比别人别致,吸引眼球。“再加上当时知青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不保送他保送谁呢?”

从知青开始,一向面目狰狞的命运向他露出温柔的笑。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因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害怕自己也有一天会变成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黄怒波说:“我不能像青蛙一样在温水里慢慢被煮熟。(离开)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越来越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曾被停掉。停掉期间,出版社三十多人要生存,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这些人,这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一个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但他竟然把它变成一条涓涓细流,然后变成大江大河,现在奔向大海了,成了中坤集团。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黄怒波说:“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潘石屹也是在野性的环境生存,不然他也做不到现在。”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人性的复苏

从18岁到20岁,黄怒波在通贵大队做了三年知青。他说,这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体验到做人的尊严和快乐,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也让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作演讲,《宁夏日报》也常报道他的事迹。

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一千四百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吃百家饭,别人招呼他来家里吃饭,也不讲究,家常便饭,有啥吃啥,端起就吃,没有假惺惺的邀请,也没有假惺惺的推辞。“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黄怒波曾在村民段忠礼家养病40天。当时他一个人住在大队部,生病了,躺在房里。段忠礼去大队部打油,发现黄怒波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黄怒波要读北京大学,姨妈给他缝了一套被子、褥子。他背着这套被褥,坐上大队的拖拉机“铁牛55”,从大队到银川火车站。临走时,他穿一蓝色、打着补丁的衣服,来与姨妈告别。他背着姨妈缝制的被褥爬上了拖拉机。他已经长到一米八五高了,但很瘦弱。姨妈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哭了起来。

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姨妈。2011年3月29日,黄怒波委托中坤员工蒋江洁到通贵看望段家。他原定要来通贵,但28日晚临时有急事,改签机票回了北京。段忠礼已在几年前去世,段忠礼妻子谈到“黄怒波”的名字,仍然激动地哭了起来。

在通贵村,农民用最淳朴的善良温暖了黄怒波。他沸腾的血液也逐渐平息,他学会了忍耐、宽让。以前读初中时,曾经有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一次上课把他惹急了,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一次一农妇与队长闹意见,黄怒波也在场。农妇很泼辣,大吵大闹,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杨怀忠说,按理说,一般年轻小伙子被撕烂衣服肯定会踢她两脚、打她两拳。黄怒波也是有脾气的人,但他忍住了没动手。

他天性中的善意也在复苏。在段忠礼家养病的时候,黄怒波听说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他哥哥接济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

当时黄玉弟已经工作,冬天很冷,他怕弟弟黄怒波冻着,就拉半车煤给黄怒波。但是,过了一周他去乡下看黄怒波,很惊奇地发现堆积在院子里的煤都没了。他问弟弟:“这煤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弟弟让相熟的村民每人带走几铲子煤回家取暖用。黄玉弟还曾用蛇皮袋装上半袋土豆给弟弟。过两天,他去见弟弟,发现土豆没了。弟弟告诉他,土豆送给了村民。

在这里,他真正理解了中国的农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有一年,黄怒波他们刚收割了麦子,就连下了十几天的雨。麦子在地里重新发芽了,麦粒里都是黏黏的浆,没法磨成面。农民站在地头哭,黄怒波也哭。宁夏只能种一季的麦子,这一年他们全白干了。“你想想这一年怎么活啊?”

插队的经历也培养了他不少技能。他当大队会计,管着每个小队每年的结算、分红,对成本有了基本概念。他当民兵营副营长、当大队干部,常组织数百人上工或者上千人开大会,也很好地锻炼了他的管理水平。黄怒波说:“知青是我一生最丰富的时代,是我一生最宝贵的几年,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涂老师深深记得,1976年黄怒波还在当知青的时候,在他家的平房外,在皎洁的月光下,黄怒波跟他说:“老师,你对我这么好,如果我黄怒波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报答你。”涂老师说,黄怒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4年,她女儿考大学的时候,黄怒波寄来了很多复习资料。女儿去北京读书,也是黄怒波接待、照顾的。他女儿当时男友的工作,也是黄怒波帮忙找的。

2010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涂老师重聚,他动情地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我记得,初中时一次到同学家玩,他母亲问我,这是哪来的野孩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句话。”

2008年7月,黄怒波回到了通贵,看到通贵的小孩上学条件比较差,决定捐款200万元建通贵幼儿园:“这是我欠他们的。”

他让黄玉弟具体操办此事。黄玉弟到了通贵,当地官员说:反正是捐的,你们把200万元给我们,我们来建学校,建完了交给你们。宁夏处于地震活跃区,按国家相关规定,震区学校要求防震八级、烈度六级以上。黄玉弟和他们一细谈,当地官员给的设计图纸远远达不到防震要求,他决定自己建。

黄玉弟决定自己建学校后,以后再找当地官员办事,就没有人答理他了。“相关手续,都是我一个一个单位跑,办下来的”。在建校过程中,需要将学校旁边的医院围墙上打个缺口,好施工。即使黄玉弟承诺帮对方还原,对方也不干,后来只好赔偿了医院十万元。“这事我都没敢告诉董事长,他知道了恐怕要气晕”。目前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3月29日,我到幼儿园时,几百名儿童正在操场上高兴地玩游戏。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打造宏村,一举成名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30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和黟县梓路寺都是宏村的配套项目,杭徽高速(杭州到黄山)通车后,从杭州到黟县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

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西南麓,距黟县县城11公里,始建于南宋,是皖南一座奇特的古村落,人工水系贯穿全村。1985年,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黄怒波作为中央讲师团人员曾到过宏村,那时给他的印象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个徽派古村子虽然很破旧,但是太美了。有人说,宏村如果没有黄怒波诗人的眼光和情怀,如果当初只是一个商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不可能选中那里了。

宏村旅游开发公司汪国平主任回忆,1997年他在景区上班,虽然宏村规划成旅游景区,但因时间久,再加上缺乏资金,无法整饬。当时宏村路面的青石板大部分损坏,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村里到处堆着垃圾,散发着腐坏的臭味。

1997年,当时的黟县副县长姓杨,早年与黄怒波认识,希望黄怒波来宏村投资个十几万元。此前两年,黄怒波已经创办了中坤集团,并在宜昌、太原等地做房地产掘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汪国平见到黄怒波时,觉得这人个子高,眯着小眼,挺和气的,和当地的大老板不一样,感觉像个学者,文质彬彬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威严感。接触几次后,他觉得黄怒波做事很爽快,说到做到。对以前交代的事,记忆力超强,下次一定会过问。

在杨副县长的邀请下,黄怒波再次到宏村考察。中坤集团副董事长袁德津一同随行,他和其他高管见宏村是这么偏远、破败的地方,反对介入这个项目。“但黄总看问题,一是非常长远,二是预见性非常好。”袁德津说,“黄总当时认为,我们国家经济会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旅游肯定就成为大家生活中的需要。另外,对于地方偏远,黄总当时也看到了,交通问题国家肯定会发展。”如今,宏村年旅游人数超过100万,黟县到宏村是平坦的水泥公路,路边开满了油菜花,司机开车速度能达到80公里每小时。

在黄怒波的坚持下,中坤进入了宏村。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老百姓打啊告啊的。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我从小就不服输,他们越折腾,我越要把它做大。”他组织了全国知名的建筑专家以及徽派古建筑专家,制订了宏村景区开发规划方案,在黄山开论证会,同时由专家现场实际考察,经过论证,最后通过了景区开发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就花了三十多万。而宏村当时一年的总收入才17万,并且全部返还给村民。

袁德津当时负责景区建筑、装修和古建筑修复工作。他们严格按照规划方案进行修复、后续建设发展。更换腐朽的大梁必须到山里找那些原汁原味的材料。中坤曾在宏村景区外建了高规格的公共厕所,但联合国申遗考察组来了后,认为有碍景观,要求拆掉。当地人说,这么好的厕所拆掉太可惜了。黄怒波命令拆掉厕所,按专家说的位置重建。为此,中坤多花了几十万。宏村的垃圾桶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与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想扔垃圾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它,如果不想就不会发现它。垃圾桶的用材、风格、摆放位置都很有讲究:“你要是无意中就能看到垃圾桶,就是我们的失败。”袁德津表示。

中坤进入宏村时,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将17万元(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全部给村民,另加5%的门票分成,村民以为“北京人是傻子,收入全给我们了”。但后来随着门票收入增长,特别是2000年年底申遗成功后的2001年收入翻番至几百万。村民眼红了,打出“北京人滚出去”的横幅,有的在街上泼大粪,接待游客时倒垃圾。因此,黄怒波将协议调为给村民17万保底,另加10%分成。2002年,门票收入达到五六百万,县政府也坐不住了,要求重谈合同。黄怒波再次更改合同,将门票总收入的33%返给地方。

黟县当地除了宏村外,还有西递村等古村落。2000年年底,西递村和宏村一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坤进入宏村之前,1997年西递村的门票收入已达到240万,宏村仅为17万。现在,宏村一年游客流量达百万人次,门票收入5000万元,超过西递村一倍以上。按合同,宏村门票收入33%返给了地方,加上税收,5000万元门票收入约一半给了当地。“做生意不能太独了。”黄怒波说。

中坤在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转型做旅游地产——这一度让高管们不理解。2009年房价疯涨,有记者质疑中坤错过了时机,黄怒波表示:“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比你更有钱的、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何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而随着国进民退的到来,土地将离民营企业越来越远。”他反问记者,“大钟寺国际广场现在可以卖五万元一平方米,未来卖十万元一平方米也正常,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是43万平方米,是多少钱?”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中坤的“独裁者”

2010年3月21日上午,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集团高管在黟县梓路寺检查工程进度,这是他投资一亿元重修的唐代名刹,预定该年6月迎接香客。一进梓路寺,黄怒波微昂着头,踱着平缓的步子,在寺庙里四处指指点点。中坤集团总裁焦青立即从西装上衣口袋里掏出小本子,赶紧记录下老板的吩咐。

黄怒波身高一米九,和他说话需要仰着头。他即使坐着,也比人高出一截。在梓路寺住持的房间里,黄怒波听取黟县分公司管理层的汇报。他右手搭在椅背上,跷着腿,左手指着汇报材料指指点点。焦青则双腿并立,低头记笔记。中坤高管们讨论寺庙的公共厕所建在哪里的时候,黄怒波虚指着材料:“你们不要讨论了,听我的,建在这里。”焦青回答:“这样太麻烦,需要重新把水泥打掉,安装水管……”黄怒波说:“别凑合,给我修好一点,别像个茅房似的。这个庙的一草一木都在我脑子里,我了如指掌,我说建在哪就哪。别唠叨了,过!”

如连珠炮似的,黄怒波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别叨叨了,过!”他平均三四分钟处理一个问题。

在梓路寺开会时,中坤在黟县的工程部负责人赵伟手机响了,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摁断铃声。私下里,赵伟告诉我:“当时我连扔掉手机的心情都有,幸亏那是在寺庙,黄总又忙于吩咐工作,要在平常,肯定要骂我了。”

在梓路寺住持房间,黄怒波眼睛一瞟,看到墙上有两颗钉子,立即板起脸问:“这是怎么回事?”住持解释说是当地县政协主席给他写的一幅字,原先挂在那里,后来撤下来了。黄怒波说:“佛门净地,可不能随便钉钉子。”住持连声说:“是、是、是……”

黄怒波发现寺庙大门右侧有个房间关着的,就追问怎么回事。员工解释说是建筑施工方怕材料被偷,把门锁起来了。黄怒波马上说:“下午给我解决,大白天寺庙的门不能关着,听见没有!”

在奇墅湖,黄怒波眼尖,发现湖边有垃圾,立即厉声问:“怎么回事?”中坤集团副总裁姚勇面色有点难看,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来。黄怒波说:“你这里的保安不是没事干吗?叫他们来捡垃圾!”姚勇赶紧回身,小跑着挥手大声吆喝保安过来。

黄怒波如君王驾临一般,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他的领地。他的下属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在谈工作的时候,像奥林匹斯神殿里的宙斯,挥舞着神杖,噼里啪啦的闪电围绕着他如蛇一般乱窜。

黄怒波笑眯眯地告诉我,有时候董事长办公室里的女孩眼巴巴地望着他,问:黄总,您的东西准备好了,您什么时候走啊?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她们安静得很,鸦雀无声,不敢大声说话。“我估计我一走,办公室该放鞭炮了。”他笑了起来。

黟县中坤工程部负责人赵伟的母亲与黄怒波是初中同学,她告诉黄怒波:“赵伟见你时,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才好。”黄怒波说:“不应该呀,我对他们挺好的。哦,赵伟以前吃饭喜欢双臂合抱,倚靠在桌子上,这样不礼貌,我批评过他。”在他眼里,赵伟“挺内向的,话不多”,事实上赵伟私下和我们几个同龄人在一起时,有说有笑,非常活跃。

春节后黄怒波见黄玉弟干得累,就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多锻炼身体。结果黄玉弟到健身房锻炼,因为用力过猛,也是因为年龄大了,他已57岁了,第二天腿痛得不行。再到医院一查,发现骨质增生的问题。但他不敢告诉黄怒波,怕他责怪:“早叫你锻炼身体,让你休息都休不好。”

我采访焦青时,刚开始他顾左右而言他,不着边际。因为采访时间只有一小时,之后他有个重要谈判。我急了,就说:“焦总,黄总说让您放心大胆地说,说真话就是了。”焦青这才放开来。黄怒波告诉我,焦青和他吃饭时,都是双腿并立,毕恭毕敬。“这种公司文化不太好。”他说。

黄怒波交代的事吩咐下来,焦青感觉“像屁股上挂了一串鞭炮一样,逼得你往前冲”。黄怒波若吩咐了事给他,有时五分钟后会打个电话询问这个事落实没有,一盯到底。“你没有退路,让你今天干完你就必须干完。”焦青说。

黄玉弟说:“他很急躁,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如果他跟你说话,你能顺着他的意思说,那他还基本上跟你多对几句;如果你偏离了他的想法,马上就给你打回来。”

2003年,中坤开始做长河湾项目,焦青是负责人。当时,长河湾地块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单位,其中最大的是西直门长途客运站。这块地是当时海淀区治安最乱的地方,房子非常破旧,市政设施除了水电其他都没有。房子漏雨,雨水往房子里倒灌,还常发生倒墙事件。一赶上大雨天气,海淀区主管城建的副区长赶到那里,带着房管局的人,检查有无危险房,把人搬迁出来。这一直是区里乃至市里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并且,那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因为有个长途客车站,有些犯罪人员下手偷了东西,或者溜门撬锁完了,夹着包就来车站随便上个车就走了。这不像火车还有时刻表,这里随时都有开车的,往什么方向走的都有。这块地在中坤进入之前,来了五六拨开发商,都摇着头走了。这反而激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说:“那咱们就啃这块硬骨头,把这事解决了。”长河湾拆迁到了最后阶段,还有十栋房子还僵持不下。黄怒波下了死命令:“焦青,这十栋房子我不想看到,十天后我就想看到平地。”

黄怒波的威权作风也影响了焦青。很温和地和我聊天的焦青,在工地上却是“凶神恶煞”,有些人对着他脑子就空白。焦青说:“我跟打仗一样玩命,就喜欢李云龙那个劲。”他抓大钟寺商业广场这个项目,选的人都是一个顶一个,“干不成我根本不会饶恕,也甭给我休息”。他手下有一位女高管,带着孩子到工地上班,得到焦青的表扬。

2002年,中坤经历了一场内乱,让黄怒波对人性的贪婪、残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至今未能释怀。

黄怒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这场内乱:“突一日,一位外边的合作者无意间问我,是否又有一家新公司,我大吃一惊。仔细查来,差点没惊掉了牙,气碎了心。原来,这些厮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也被搞乱了账,弄不清去向。可怜的我觉得自己像猴子被众人耍着表演玩。被戏弄的感觉深深激怒了我,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

“一场酒后,我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人统统赶出了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保安调干部进京擒猴,封闭了所有人的办公室、电脑等。清查三天后,战果辉煌得让人悲痛欲绝。

“原来,几年中,那几个厮已完成了清‘猴’侧战略,财务、人事、重要部门,包括我的司机都已被洗脑策反。尽管所有人都是一一投奔我而来,但几年中,一是我基本不在北京;二是我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三是我定的财务报销制度严,那些人却串通了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员工;四是我采取的是强硬政策,那些厮运用了怀柔战术,往往是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安抚。我能训斥骂的都是关键部门的员工,他们也就收拢了置公司于死地的党徒。结果是,公司大量钱物被来了个乾坤大挪移,一些地产项目被偷梁换柱以别的公司名义立项运行。而且,他们开会确定了‘起义’的日子。老天有眼,就在足以导致我家破猴困、公司倒闭的当口,这些厮东窗事发,露出了马脚。我命贱,活得简单,翻了脸,顾不得羞耻,压不住怒火。不出几日,这些厮已被统统扫地出门,而且保留了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黄怒波给我口述了当时的经过,时隔八年后,他依然十分愤怒,说到当初酒后一脚踹门时,他的右手握成一个拳头,猛地往前一击。

虽然黄怒波很细致地解释了内乱原因,但作为绝对控股和拥有绝对权威的民企老板,部下这种程度的反水依然少见。“民企没有一个不分裂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心态容易失衡,他会认为凭什么挣这么多钱你是老板?他不想想资本是我挣的,项目是我拉来的。我过于信任人,但我的手段又过于强硬,他一下适应不了。而且连司机都是我亲自培养、调过来的,跟我多年,连他老婆的工作都是我解决的,最后也背叛了我。”

黄怒波感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们却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

焦青说,那次内乱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董事长很严厉,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骂得你狗血喷头,“但是黄总跟我说过一句话,‘焦青我骂你十句话,也可能就那么一句对,你就把那一句话记住,另外九句你忘了就完了’,对于批评或提醒,这些人不能正确看待。另外,黄总很仗义、豪爽,他会给你说个美好前程,但好多现实中是不能全部实现的,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愿望总比没愿望好。但是比如黄总跟那人说了一百条,九十九条都实现了,那人不记住这些好,只有一条没做到他就记住了”。

陶斯亮说:“黄怒波这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他不是很善于保护自己,有的时候他锋芒毕露,个性比较强,爱憎分明。也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有时容易招来一些攻击,无妄之灾,一些告状什么。他属于只管前进、不注意后面掩护自己的那种人,披荆斩棘向前走都是他自己。”

可能2002年的背叛教训过于深刻,黄怒波后来用人主要看忠诚度。中坤一员工说,黄怒波能够容忍你犯错误,但要忠诚。你如果犯了错误,他会继续让你干,这样你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中坤在安徽桐城和湖南岳阳项目的两个副总,是黄怒波过去的私人健身教练。焦青说:“他们开始不懂企业,也没干过,但是黄总制定好战略,他们执行,慢慢从外行学成内行,再加上忠诚度,企业也会发展得很快。”

这些年,黄怒波不知处理了多少人,他发现不忠诚的人就让他们走人了。“中坤接二连三出了好几次事儿,黄怒波不知道靠第六感还是靠什么,都不是人家揭发的,都是他自己感觉到、发现的,我就觉得他这个敏锐可能跟他是个诗人有关系,特别敏锐,突然他就觉得不对劲了。”陶斯亮说。

黄怒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个员工连买只八哥都要赚他500元。我很好奇,一个集团的董事长怎么会连一只八哥的行情都这么清楚?黄怒波告诉我,中坤以前要租一个大的广告牌,经办员工干完这事就辞职出国了。后来,出租方经办此事的员工也辞职了,黄怒波和出租方老板一对账,发现自己多花了30万,八哥的事是顺带查出来的。“对于人性我从小就看透了,我从小就被伤害,所以也无所谓了。”黄怒波说。

虽然从受尽白眼的穷小子,变成衣锦还乡的亿万富豪,但黄怒波遭遇的人性之黑暗和丑陋,是他的人生中飘荡不散的幽灵。有了解他的人给出了比较绕的分析:父辈遗传的野性、独裁和煅于丛林的精明,是他成功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善良和对温暖美好的渴求、诗人的随意、生活在别处的思维,却让他后院容易起火。结果产生一种外人看来很戏剧化的分裂,一面像柳传志、王石般君临天下,一面却像多愁善感的糊涂诗人。而后院起火的背叛,更加深他对人性的暗面深刻认识,于是逼得他更加独裁并寻求忠诚。黄怒波在以前的采访中也曾谈到自己是个独裁者,他认为民营企业本身没有民主,他不太认可现代公司制度。

当然,诗人的敏感与煅于丛林的野性,又让他能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理问题。

黄怒波对佛教情有独钟,一次他买了很多黄金,准备打几个小金佛,他委托一个相熟的画家,给画家买办公室,提供住房,高工资,后来他发现那人做的小金佛是镀金的。“没人向他举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感觉出来了,可能是他哪根筋动了,觉得不太对劲,让人一检验,就发现是镀金的。”陶斯亮说。黄怒波曾与陶斯亮在市长协会共事多年。有一次,陶斯亮问黄怒波:你怎么第六感那么强呢?黄回答:我就是感觉得到,我这人就是命好,几次要发生大事都被我感觉出来了,都及时制止了。陶斯亮觉得,可能跟黄怒波注意细节有关,“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都能发现不对劲,也可能是诗人的敏感吧”。

2009年的大半年时间,黄怒波主要在登山。焦青告诉我,黄怒波现在是抓两头,管集团战略和特别细的地方,中间的空间就留给他们发挥。比如延庆的葡萄酒庄,黄怒波就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具体的事务都由手下的团队与澳大利亚设计团队沟通。中坤一员工说,黄怒波每次出发前,都会安排好重要事情。他随身携带卫星电话,如果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打给他。有时,黄怒波在营地安顿下来后,也会打电话给高管。

去年中坤大厦招租的时候,焦青他们和一个集团谈,已经到了准备在合同上签字的阶段。当时黄怒波在登山,他告诉焦青,由你来签吧。等黄怒波下山后,合同还没签,不过双方已经做好了进场准备。但黄怒波发现按原有合同的设计,会影响到大厦结构,影响到其他业主的使用,必须推翻原有规划重新设计。他告诉焦青:“我要是在山上你签了就签了,签错了我也认了。但是我下山了,看出问题来了,对不起,就得按我的意见办了。”

黄怒波相当谨慎,他要求中坤负债率在20%之下,焦青就把贷款控制在20亿元以内,仅大钟寺国际广场这一个项目,资产就在百亿以上。

另一方面,黄怒波非常细致。袁德津说黄怒波看报告相当仔细,每一个错别字都会挑出来。有一次请示材料层层上递,中间经理、副总、总裁都签字过关,黄怒波却发现,有一个小数点标错了位置。他呵斥道:“这么多人签了字,都没有发现,为什么我董事长能够发现?这是责任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可解释的。”

过去,中坤文件订书钉钉的位置不固定,随个人喜好钉。黄怒波统一规定,钉在文件左上角距纸边一厘米处。

有员工下班时电脑关主机不关显示器,或者说不关插线板开关。黄怒波发现后,要求办公室每天检查,电脑全部关闭,一是为了安全,二是节约能源。在建中坤大厦的时候,他要求增加地插,取消插线板。

黄怒波留给诗友欧阳江河的第一印象是文质彬彬,看起来那么高大粗野的一个人,却很细腻。有一次,他们在纽约吃日本餐时,黄怒波还提醒欧阳江河离开餐桌的时候要注意,要把凳子前移,方便别人行走。欧阳江河说自己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都没黄怒波那么绅士,他很注意这些礼仪细节,且进电梯时,一定要请女士先进、先出。

黄怒波曾告诉陶斯亮,他能一边写诗,一边训他的部下。他的性格中既有粗暴也有细腻处。

有个女员工怀孕了,她在生小孩两个月前,按规定每天上下班,直到产前一周才能休假,但一天黄怒波告诉她:你挺着个大肚子还挤地铁,多不方便,你休息吧,生完孩子再来。她考虑到公司规定,没有休息。黄怒波第二天见她,再次让她提前休息,她仍然继续上班。到了第三次,有很多员工参加的会议上,黄怒波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们看,她认为我们离不开她!黄怒波既然这样说了,女员工只好回家休息了,但生完孩子的第三个月第一天,她决定上班了,她说:“国家规定的产假只有三个月。我已经休息了四个月,这四个月我的工资一分不少,肯定是黄总通知了财务,再休息我觉得对不起人。”

跟他干的时间长了,有点感情,不管司机,还是原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逐渐都会考虑你能不能上档案室,能不能到财务,能不能去外地。

他很念旧,中坤公司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在北京饭店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他把他小学时候的发小从宁夏请来了。然后陶斯亮抽奖,正好抽了一个最大的奖,给了他这个发小,黄怒波兴奋地说:我就希望他能得这个大奖。

让陶斯亮感动的是,1998年她母亲曾志去世,她有一段时间快崩溃了,老是做噩梦,不能睡觉。黄怒波看在眼里,特别着急,他说:大姐,我带您到西藏去,你到那儿可能会平复下来。她说,他就带我去了一趟西藏,他是很信佛的人,很虔诚。在西藏,他带我到各个庙里转了转,在广阔的高原待了八九天,我回来就平复了。所以我特别感激他。如果不是他陪我到西藏,我觉得到任何地方我的心都不会平复下来。

前两年中坤做大钟寺国际广场、中坤大厦等项目,有当年合作的建筑公司找上门来,当年这个公司不走正道,焦青他们都忘记了。但十几年前的事情黄怒波记得很清楚,他说,不可能和他们合作。我不会忘记的,做坏事的人就该受到惩罚。

而与中坤长期合作的另一建筑公司,和焦青谈价的时候,报了个最高数;焦青报了个最低数,中间是近2000万的差价。通常来讲,价钱最终会是个让双方接受的中间数。建筑公司的老板找到了黄怒波,黄怒波爽快地答应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焦青大吃一惊:“一两千万啊,我当时的眼睛都差点瞪出来了。”但黄怒波认为这家公司的工程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该奖励。这公司的老板也很感动,一直跟随黄怒波干。

焦青他们开玩笑说,好几个建筑商老总都被带成了亿万富翁,买了奔驰600。黄怒波对焦青说:“很高兴,他们的奔驰600不比我的车差。他们走正道赚到钱了,我们也应该有成就感。”有一个建筑商买了一辆路虎,比黄怒波的那辆路虎还要好,建筑商不好意思停到中坤大厦的楼下。焦青非要作弄作弄他,硬是把他送到路虎车旁:你就别天天跟我哭穷了,买这么好的车,还不想开过来。那些建筑商都说:“即使我顶不住我也死扛,否则没法见大哥。”他们把黄怒波喊作大哥。

陶斯亮说,黄怒波眼里只有黑与白,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好的人,他对他极好;坏的人,他一点都不答理。与陶斯亮共事的时候,黄怒波常常这么对她说:大姐,这个人不行,绝对不能用。那个人很好,你一定要重用。

黄怒波至今想不透,人为何那样贪婪和残忍。

2010年3月28日上午,黄怒波到贺兰山给他父母扫墓,从墓地回来,经过戈壁滩,我和他有如下对话:

我:你为何喜欢狼?

黄:我喜欢狼孤独、自由自在的感觉。

我:但狼是有攻击性的动物。

黄:人不是比狼更残忍、更富攻击性吗?

我哑口无言了。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自由的诗人。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捐了一亿元,名列“北京大学十大名人”榜。有人说,这个名人是捐出来的。黄怒波不否认,他觉得:“我能挣来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北大不只是培养政治家、文学家,也培养企业家,这是当今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很坦然,证明我有本事。”黄怒波的办公室,写有北大现校长周其凤的题字“聚财难散财更难”等。从2006年开始,近几年,黄怒波在福布斯慈善榜上排名前十。

他对财富带来的自由感到满意:“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他觉得做100亿与做一个亿又有什么差别呢?现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诗集就出诗集,想办诗歌论坛就办。他不喜欢为商,但也不喜欢做一个穷酸诗人。他常说“不幸为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浪迹山野的诗人。不过他也说,如果没有钱,他的诗也不会为人所知。他捐赠3000万元成立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其中向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学会各捐赠1000万元,余1000万元委托中坤所属帕米尔国际诗歌交流中心(原帕米尔文学工作室)管理使用。他在柳传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诵刚在飞机上写的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每次见到黄怒波都说:“黄总,你的诗让我激动,太深刻了。”也有独立诗歌评论家认为,他的诗太直白了,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微博,只能说他爱诗爱思考。

2010年3月18日下午,黄怒波接受我采访,这天上午他刚刚拒绝了一笔生意。有一山东企业来中坤大厦谈租金的事。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家楼盘在谈,黄怒波就回答,我还不想给你呢。他跷着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商业计划书,他虚指着这些计划书,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银行谈贷款的事,到最后需要黄怒波签字。可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中坤总裁焦青让他再等两天,黄怒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能阻挡我去登珠峰。”焦青赶到首都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经起飞了。最后是银行一方的负责人与中坤财务总监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黄怒波签字。

2008年春,黄怒波与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了一段公路之旅。他们穿过田纳西州,在宽阔的公路上奔驰。车窗外大片大片的森林、田野飞速地掠过,时不时有漂亮的独栋别墅在眼前闪过。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在酒吧里听歌手吟唱猫王的歌。旅程的尽头是田纳西的湖,湖水闪闪发亮。他们停留下来,与一位退休飞行员谈生意。那位老人驾驶了一辈子的飞机,买了这块地,想修一个小飞机场、一栋房子,在此终老。可是金融危机让他的退休计划破产。欧阳江河说,黄怒波根本没和老人砍价,对方报价多少就是多少。黄怒波觉得那样一个人孤老了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梦想,却破产了,没了养老费,他不能和这样的人讲价。

他相当随性,尤其是酒桌上。“我这人就是这样,要是投了脾气喝了酒,就会帮人办事了。”这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2003年,黄怒波在新疆喝了六七场上马酒、下马酒,在酒桌子上喝高了的他一口应允了南疆克州、喀什、阿克苏、和田、巴州五地州的投资。尽管黄怒波本人已有南疆开发的计划,但看起来这个计划却因酒桌子而推进得太激进了。黄怒波宣称要在五至十年内对南疆投入14亿元,见《经济观察报》报道《黄怒波的南疆往事》。

他雄心勃勃,却未预料到很多事,尤其是政策政治问题。2006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一纸禁令,明确提出不允许企业经营文物景点,中坤当时经营的尼雅、小河墓地、唐王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均被归为整顿之列。在这些项目上,中坤已经有了较大的前期投入。黄怒波当即表示,全数无偿撤出。

2009年新疆“7.5事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新疆旅游迅速降温。中坤煞费苦心的宣传基本打了水漂。2004年至2010年,中坤在南疆投入了4亿多元,但经营惨淡,年年在赔钱。中途中坤甚至有撤资打算。“外界对中坤的非议开始增多。很多人认为这家公司名不副实、雷声大、雨点小,像一个骗子公司。‘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一位喀什的官员很婉转地表达了对中坤的评价,而大多数被采访的官员在谈及中坤时保持了沉默。”②

2010年,新疆重新稳定,新疆旅游重新升温。是年,中坤在南疆首次赢利,尽管数额很小,近百万元。这被黄怒波视作一个良好的信号见《数字商业时代》报道《中坤地产偷着胖》。

他不再被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苦难和麻烦的东西束缚。

1990年,他在城市出版社任副社长,发现下面有人倒卖书号。有上级来查,黄怒波就开放档案让他们查。这得罪了社里的人,他们想办法来干掉他,先拉他下水,不行;就干脆上告他,反反复复来人查他。“在这种体制内生活没有人格,八分钱一个邮票就能搞得你鸡犬不宁。”黄怒波感叹。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个商业活动开幕式,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像个土匪,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委曲求全必然有所图,那我不图你什么。我不要你的项目还不行吗?你再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中宣部的背景也给他带来一些好处,至少官员不会特别为难他。现在常有官员找他做项目。“那种心思存得很深的人也不来找我的。一般找我的,也是觉得我能把他们的项目做出彩,他有政绩。”

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比较懂得政策。他的政策水平始终没有踩到地雷线,保证他的企业稳定发展。他不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什么原罪感,“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的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握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保守刻板,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黄怒波觉得,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确实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生存的空间,但也是体制给了你空间。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的确出现了很多违规违法的事情。因为很多规则没变,所以就有灰色地带,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创新,进行毁坏性的创新、带有某种不道德性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得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了。”

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在政治上有一点东西,这是荣誉感还是安全感?他感到疑惑。“现在企业家拼命保护的是自己的财产权利,保护这一权利在中国不被侵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移民,他有一种恐慌心理、不安全心理。”

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望,有些人没有独立的人格。“热衷于官场,追逐名利,没有独立的传统,新社会文明从何而建?”

他的命运因政治运动而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困厄里目睹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深受摧残,丧失了尊严,给他带来锥心之痛。他说:“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强调人的自由、人权,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将人格的尊严解放出来。儒家尊称君臣、父子,伦理都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从来没有鼓励过尊重任何一个人,给他自由的权利。所以,在当下的政府行为里,他会说谁挡我一年发展我就整他一辈子。他连这种口号都喊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尊重个人自由的概念。中国社会没有开始也没有去完成一个人性的启蒙工作。这是一个大课,必须上。”

第一篇 黄怒波:残忍还是美好 孤独的登山者

黄怒波向我描述了他在珠峰上看到的景象:早晨快七点的时候,天亮了,整个群峰都亮了起来,8000米的山头都在底下。阳光从云层下打到上面,阳光就在云层背上一闪一闪的,云层背面涂满了锈黄。黄怒波低头往下看,大本营就在脚下。他感觉人想飘起来,有往下跳的冲动。他吓得赶快下意识地检查保险绳扣紧了没有。那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想到。

少年时代的黄怒波曾经两次面对死亡。一次是到贺兰山的树上摘杏,树枝断了,他从树上掉下来,掉到沟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躺在山上一户人家里,那家人拿土方童子尿给他喝。他运气好,醒了过来。喝了以后,他也是呆呆的,不知道疼。回家后,母亲几天没见他,以为他又出去调皮了,不分青红皂白,又打他一顿。“文革”期间,黄怒波一次爬上报刊栏看游行,好多孩子爬上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报刊栏就倒了,下面刚好有一女孩和男孩经过,被砸在下面。报刊栏倒下的时候,黄怒波正低头看连环画,别人跳下去,他没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躺在医院了,路过的那个男孩就在他旁边,大便都出来了,最后死在医院。“这个场景终生都忘不了。”他说。

“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好多次要死掉了,但都没有死。我就是觉得老天爷不让我死。我死都死过几回了,还怕什么困难!”黄怒波说。而在珠峰走神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的。

2005年,他随同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等人登上乞力马扎罗山。他喜欢海明威,但没在山顶上看到海明威写的豹子。从那次起,他对登山产生了兴趣,一发不可收拾。2011年4月13日,他踏上北极极点,成为世界第十四个、中国第八个完成“7+2”挑战的探险家。在20个月内,他攀上了亚洲珠穆朗玛峰(8844米)、南美洲阿空加瓜峰(6964米)、北美洲麦金利峰(6193米)、非洲乞力马扎罗峰(5895米)、欧洲厄尔布鲁士峰(5642米)、南极洲文森峰(4897米)、大洋洲查亚峰(5030米)七大洲最高峰以及南极、北极两极点。

在中国企业家里,喜欢登山的人很多,如万科董事长王石、搜狐CEO张朝阳、今典投资董事长王秋杨。与他们喜欢成群结伴登山不同,黄怒波喜欢一个人登山,带上两个向导与厨师。这可能是少年养成的习性,那时候他喜欢独自去贺兰山坐上一夜,让愤怒的心灵得到平息。

欧阳江河说:“他是很孤独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在他那儿得好处。他是唐僧肉,所有的人都想吃他一口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找孙悟空来画一个圈,谁都进不来,他就要到山上去感受更大的孤独,感受一个人都没有的孤独。他要从置身于人群中的孤独里逃开,进入另一种孤独。”

2009年,黄怒波攀登珠峰,在8700米的地方撤退下来了,他的手冻伤了,如果不撤,就可能保不住了。西藏登山队队长旺加告诉我,到了8400米的时候,登山的人很多。一般来说,走在前面的人是不理会后面的人的。黄怒波陆陆续续地给二十多位山友让了路。在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稍稍移动一点距离都要耗费很多体力。有一名山友被滚下来的石块砸伤了,倒在地上,血染红了雪地。黄怒波赶紧停下来帮忙救助这位陌生的山友。这不仅让他体力消耗极大,还让他因长时间停留将手冻伤了。因为疲劳、冻伤,黄怒波坚持到8700米就实在不行了,决定撤下来。就在这次登珠峰中,有山友执意登顶,下来后就因心脏衰竭而去世。“到了这个高度,很多人很难放弃,不仅是登顶的诱惑,还有钱不能打水漂的心理。虽然我花了一百多万,但明年还可以再来。”黄怒波说。

2010年5月,他试图从尼泊尔境内珠穆朗玛峰南坡冲击登顶。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并目睹别人陷入永恒的沉眠。在洛子峰(8468米),一位没有经验的俄罗斯人因为太累了,坐在那里睡一会儿,结果就在睡眠中停止了呼吸。黄怒波冲顶的时候,上面的人正把裹得紧紧的尸体用绳子系着,一点一点地往下放。黄怒波与同行的人挂在山壁上,看着那尸体慢慢降落。“第一次我下他上他是活的,第二次我上他下他是死的”。

在孔布冰川,黄怒波遇险。孔布冰川,又被登山者称做“恐怖冰川”。王石在他的博客里这么写道:“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主峰。冰川规模大,约有冰川600多条,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在南坡攀登珠峰,攀登者开辟的攀登路线有7条之多,但无论哪条路线,都无法回避穿越孔布冰川。穿越孔布冰川只是从海拔5400米上升600米,但却险象环生。南坡向阳,冰一融化,或倾斜冰体太重发生冰崩。雪崩可怕,但有葬身之地,冰崩更可怕,人被砸成粉碎,死无可葬之身。穿越孔布冰川,如同硬闯鬼门关。

“2010年4月25日凌晨两点,队伍出发穿越孔布冰川。按照经验,登山者必须在日出前,冰川相对稳定期间迅速穿越。

“头灯闪烁,沿着架好的安全绳上攀,脚下发出冰爪抓冰的嚓嚓声和着咚咚的心跳声。宽不过一米的冰裂缝,一跃而过,宽的裂隙甚至超过10米,陡峭的冰壁超过20米,过这些障碍就只有使用铝梯搭设的‘铝桥’和‘天梯’。咔嚓、咔嚓,每通过一座深不见底的‘铝桥’,紧张得手心沁汗,心脏狂跳得似蹦出喉咙。类似这样的‘铝桥’有近40座在前面等着呢。”

去年,一个夏尔巴人在孔布冰川整个人都不见了,只找到了一只鞋。珠峰冲顶成功后,黄怒波从孔布冰川下撤,突然,梯子松动了,黄怒波死死抓住梯子。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掉下去肯定没命。他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活着下去。”

还有另一次遇险。下撤的时候,黄怒波已经看到位于8000米的大本营了,这时候天色变了,起了雪雾。五米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眼前、脚底下都是雪茫茫的一片。这时,他正走在一个大斜坡上,一脚踩空了,他就趴着顺着斜坡,迅速往下滑。他身上还绑着50米长的绳子,但他不知道绳子是否会断,也不会知道自己是否会撞上石头。他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的时候,目睹一名登山家滑倒之后,越滑越快,最后撞在冰檐上飞了起来,死掉了。他面临的是同样的险境。

他一手拽着绳子,趴在雪坡上往下滑。他用脚使劲蹬石头,蹬着的都是浮雪,一点用都没有。他右手一下插入雪里,固定身体、降低速度。速度慢了一点,他立即使劲将左手插进雪里,一下子就慢了下来。他双手插在雪里,一动不动的,慢慢地又滑了六七米,最后停了下来。黄怒波趴在雪坡上,喘气,让狂跳的心平息下来。冷静了六七分钟之后他就喊人。但是前面的人都听不见,靠人没有用。他将手用力往雪里插,慢慢曲起右腿,用脚使劲踩,踩到冻硬了的雪层,才换左脚踩。最后慢慢站起来。

“回到大本营我再回头看这座山,我就说我恨它,我说我永远不会再翻过去,我永远不会的。”但是,2011年4月13日,黄怒波抵达北极点之后,认为这次北极之行太过顺利,他体力充沛,重新挑战珠峰——这一次从北坡登顶,2009年他正是在北坡失败的。

“我觉得我可能慢慢变了,忍耐力越来越强。登山的时候,我不问时间、不问高度,反正我要走,不能后退,不知道多少时间,反正我要登顶。反过来说,做企业家也不怕了,山上那么苦,死亡我都不怕,难道我还会怕一个宏观调控吗?我不着急,好好做企业,不急于求大,也不急于求成,向着这个目标走,一定能走到最后。”

王石感叹黄怒波与五年前不一样了。“他是北大的、又在中宣部待了十年,下海做生意也很成功。登山也跟别人不一样,无形中有一种‘我很强’的气质。但这种好强本身都有一种不自信在里面。我觉得他现在很自信,包容、随和。”

他的员工都说登山回来的老板一次比一次平和,更宽容了,不像以前那么急躁、会骂人。也许登山一直保持着低头走路的姿态,在威严的大自然前,人总会谦卑起来。

在黄怒波的诗歌里,有一个母题就是“巨大”,他对“巨大”心怀恐惧,“因为它太大了,你无法掌握它。在巨大的面前,个人的命运都变得荒诞”。“我们面对命运这只巨大的怪兽,是无法把握的。”他告诉王石,他从小就有一个梦,他围着一座大山无休止地跑,非常恐惧。这几年他不做这个梦了,因为现在自信了。

他在珠峰顶上,摘下氧气罩,朗读自己的诗歌。“我哭了,在世界最高处朗诵自己写的诗歌《珠峰颂》,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诗歌《珠峰颂》见附文)

“现在我觉得,我没那么伟大,但也没那么渺小。没那么伟大,不可能做什么都那么伟大。没那么渺小,毕竟,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自由空间,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他曾经憎恨着那些给他带来屈辱与苦难的人。而现在他更平和了,他说衣锦还乡也算是复仇,现在懂了这又何必呢?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也是受害者。我现在更多思考这个民族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残忍的阶段?

黄怒波也许永生不忘,但他学着释怀。他写下了如下诗句:“隔着桌子的烛光/总能让人把母亲突然回想/端杯的手有时颤抖/是身后的乡音/让我紧张/没有风雨的生存/也会双眼湿润/那儿时的痛苦/竟也会令人向往/这庭院的玫瑰/正在红遍/哪一朵有我故乡的沙枣花香。”2010年3月28日上午,黄怒波从银川市出发,拜祭他的父母。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穿过茫茫戈壁,乱石上偶尔可见野兽的白骨反射着微弱的光,远处雄浑的西夏王陵见证岁月如刀。灰蓝色的天空下,贺兰山拔地而起。大大小小的墓散落于山脚下。刻着黄怒波父亲名字的青砖与黄怒波母亲的尸骨也合葬于此地。

他自言自语:“回到戈壁滩上,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一个人走过戈壁,来到贺兰山下,我觉得安静、安全,我喜欢一个人孤独行走的感觉。”

在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墓地中,黄怒波父母的墓是最为气派的,坟头用砖石围了起来,浅灰色的墓碑有两米高,还刻着“祖上多善事,孝子福满门”。黄怒波先将花篮放在墓碑前,再从地上捧了几捧黄土撒在坟上,又恭恭敬敬地跪在坟前,伏着身子磕了三个头。随后,同行来的黄怒波的同学、发小们也磕了头。

挨着黄怒波父母合葬墓的,是一方低矮的坟。坟头是一堆苍灰色的乱石。墓碑上用朱红的油漆新描着“下乡知识青年金虹之墓”。金虹是黄怒波的同班同学,两人都是班篮球队的,常一起打球。金虹1975年因煤气中毒去世。黄怒波开始并不知道同班同学竟然葬在自己父母坟旁,直到几年前扫墓时才发现。当时,金虹的墓已是杂草丛生。“他是独子,如果他父母活到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我估计他父母早就去世了。”自那以后,黄怒波每次给父母扫墓,都会打理一下金虹的墓。

黄怒波放了一篮鲜花在金虹墓前,捡起几块石头放在坟头上。他神情黯然,悲伤得几乎要流眼泪了,他抹了一下眼睛,悲怆地说:“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埋在地下三十多年了。我们这代人,都是时代的悲剧,好多年轻鲜活的生命,都被时代给耽误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知足了。”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微微扭过头,把目光投向远处亘古不变的贺兰山。

<h3>附:黄怒波2010年5月17日登顶珠峰时朗诵的诗歌:</h3>

珠峰颂

此刻

我站在世界之巅

眼含热泪面向世界

我等待朝阳升起作证

在群峰点亮时我向它们致敬

第一声冰川雷鸣是在我脚下响起

醒来的世界被朝霞染红

举起手我以人类的名义抚摸天堂

我在天空划出金色的印痕

我在顶峰刻印白色的玫瑰

然后在花蕊中久久跪定

我祝愿我的灵魂永远干净

我希望我的世纪永远温情

我祈祷我的爱人永远美丽

我轻呼死去的山友在冰雪下安宁

一个世界已倾听了我

此刻是(2010年5月17日上午)10时30分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引子

西北有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的村子,一入夜就黑灯瞎火。狼潜入村子叼走张家的羊、李家的猪。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就是吃毛豆的时候被狼叼走,掏空了肚肠。甘肃天水潘集寨就是这样一个村子。老一辈的人常常用狼叼走孩子的故事吓唬小孩,村子里的猪羊也常被狼叼走。有位少年家里也养了猪,他天天捡菜、拌玉米,倒在猪槽里给猪喂食。少年觉得比较烦,猪天天都是他的负担。一天夜里,猪凄厉的嚎叫惊醒了少年和他的父亲。父亲提着煤油灯,抓着铁棒,呼喝着赶到猪圈。听到喊声的狼,跑了。跟在父亲后面赶来的少年看到被咬坏一半脸的猪淌着血,倒在地上抽搐。父亲举着煤油灯,凑近看猪死了没有。被咬坏了脸的猪紧紧地靠着少年,一直哆嗦着。在狭小、酸臭的猪圈里,少年强烈地感受到,在狼的面前,人和猪一下子没了距离,是多么亲近。

群山被黑沉沉的夜笼罩,像兽的脊背,静默地伏着。呼呼的风隐约送来呜呜的狼嚎。父亲手里的煤油灯拢聚起一点暗淡的光,围着少年和受伤的猪。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百亿富翁与猪

西北有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的村子,一入夜就黑灯瞎火。狼潜入村子叼走张家的羊、李家的猪。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就是吃毛豆的时候被狼叼走,掏空了肚肠。甘肃天水潘集寨就是这样一个村子。老一辈的人常常用狼叼走孩子的故事吓唬小孩,村子里的猪羊也常被狼叼走。有位少年家里也养了猪,他天天捡菜、拌玉米,倒在猪槽里给猪喂食。少年觉得比较烦,猪天天都是他的负担。一天夜里,猪凄厉的嚎叫惊醒了少年和他的父亲。父亲提着煤油灯,抓着铁棒,呼喝着赶到猪圈。听到喊声的狼,跑了。跟在父亲后面赶来的少年看到被咬坏一半脸的猪淌着血,倒在地上抽搐。父亲举着煤油灯,凑近看猪死了没有。被咬坏了脸的猪紧紧地靠着少年,一直哆嗦着。在狭小、酸臭的猪圈里,少年强烈地感受到,在狼的面前,人和猪一下子没了距离,是多么亲近。

群山被黑沉沉的夜笼罩,像兽的脊背,静默地伏着。呼呼的风隐约送来呜呜的狼嚎。父亲手里的煤油灯拢聚起一点暗淡的光,围着少年和受伤的猪。

当故事里的少年潘石屹给我讲述他这一亲身经历时,他已是SOhO中国的董事长,闻名中国的地产商了。我们交谈的地方是他盖的楼盘——朝外SOhO。楼盘坐落于北京CBD(中央商务区)核心区朝阳门外大街,二手房转让价格大约是四万元一平方米。以SOhO为名,潘石屹、张欣夫妇盖的类似大厦,在CBD星罗棋布了近十处,均设计前卫,满足无数中型公司进入豪贵之地的办公梦想,但有时也因写字楼的档次问题引起争议。

被狼咬坏脸的猪是潘石屹记忆最深刻的童年片段。他说学了《祝福》一课后,剥毛豆的时候常常联想到祥林嫂的阿毛。“和现在看恐怖片一样。”如今的百亿富翁说,“对城里人来说,读过鲁迅文章的很多,留下恐惧感的没几个。”

朝外SOhO11层的大厅里,摞着四头玻璃钢做的猪,长约2.5米,表面涂了一层乳白色的漆。还有两头猪并排在通往12层的楼梯口。潘石屹骑在一头支棱着耳朵的猪上,右手叉腰,左手抓着猪耳朵,笑呵呵地摆着姿势,任由摄影师拍摄。

屋下有猪(豕),方为“家”。猪在中国的农耕社会里,意味着富足、安康。放置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带的这六头猪,能部分体现潘石屹将本土文化和前卫艺术结合的一贯特点。但同时,这位已经微微发福的百亿富翁,打造这些艺术品时,是否也略有来自苦难少年时光的心理投射?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苦难的少年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和政治痛苦成为缠绕潘家不散的阴霾。

后来,当潘石屹赚得盆满钵满、名震天下的时候,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对贫穷、饥饿的回忆,他“如祥林嫂似的”一遍又一遍讲述他童年的饥荒。这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个亿万富豪发家传奇的几个花絮、一篇花团锦簇文章的几处闲笔。

但是,贫穷对于当年的潘石屹,以及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弟弟来说,意味着困厄、煎熬、羞耻,甚至屈辱。由于潘家是队上唯一的地主成分,队上搞批斗只能选择潘家。批斗、贫穷、病患、苦难层层地向潘家压了下来。

当年的天水农家少年,与当下的SOhO中国董事长,中间是看似无法跨越的鸿沟。前者鼓足全部勇气、穷尽全部想象力,既想象不到、也不敢想象,他的未来是200亿元身家的中国富豪。2010年SOhO中国销售额达238亿元,位于北京核心地区的、富有未来科幻世界气息的银河SOhO创下了中国单体项目年销售额最高纪录:146亿元。

当时,潘家是潘集寨最穷困的一户人家。潘石屹母亲毛昭琴1973年就瘫痪卧床。家里唯一的成年劳动力是潘石屹父亲潘诗麟,潘石屹自己算半个。那时候,潘诗麟最大的愿望是“全家人不饿死”。而他卧病在床的妻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全家人一人一床被,起码能不冻着。冬天,潘石屹一家子一半的时间在床上,两三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童年有两年因干旱发生严重的饥荒。村里六七成的人都逃荒要饭了,潘家没有。潘诗麟常说一句话:“你看,村子的人饭量都很大,吃得多,我家吃得少。所以别人逃荒要饭了,我们没有逃荒。”这只是自我安慰,一般是别人吃干饭,潘家喝稀饭。在潘石屹的记忆里,他小时候主要是吃玉米面,高粱、小米都是不常吃的东西。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办喜事的时候,才能吃到小麦细粮。

潘石屹是老大,他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妹一度送给别人,又要了回来。最小的妹妹因为母亲太饿没有奶水,而送给了一户姓董的人家。当时毛昭琴唯一的要求是:“谁家有奶羊,就送给谁。”这家姓董的,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家里有一头奶羊。

若干年后,在北京朝外SOhO,讲到激动之处的潘石屹伸手虚指远处:“天水往东,翻过秦岭,就是八百里秦川。”那是天水人向往的富裕地区。

1994年年初,已经在海南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和冯仑来到西安。万通准备在西安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花钱将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拆掉。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1979年离家去读中专的少年潘石屹预料不到15年后的这一天。当时他烦恼的是,如何在没有一分钱生活费的情况下,在学校活下去。

中专在省城兰州。潘石屹离家求学,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给他买了一张上兰州的火车票。潘诗麟送儿子去火车站。当时潘石屹只有16岁,因为生活不好,发育慢,长得很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包着一件棉衣和一条裤子。这就是他带走的所有家当。潘石屹瘦小的身躯背着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动,慢慢消失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望着儿子的背影,潘诗麟这位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

回忆往昔艰难生活的时候,潘诗麟语气轻松,那已是过往云烟。唯独忆起儿子在火车站渐渐消失的瘦小背影,他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

他用手背搓了搓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神情因激动而有些恍惚。他说,看到孙子条件很好,想起大儿子当初,心里很不好受。这是他最心酸的事,他和老伴觉得亏欠大儿子太多了。

如今的潘诗麟,和小儿子、潘石屹弟弟潘石坚住在SOhO现代城一套300平方米左右的复式房里,平常潘石屹只要有空,都会来看望父亲,一起聊天、吃面。另外,潘石屹每次出远门回来,也必定先来看看父亲。

少年时期,潘石屹需要为五分钱烦恼。在他的心里,钱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那时候,钱都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数字。对潘石屹来说,钱第一就是能看病、买药。自潘石屹有记忆起,当地一直是合作医疗,无论中药还是西药,所有的药都标价五分钱。为了给潘石屹母亲看病,就得凑够五分钱。五分钱,足以缓解病痛、延续母亲的生命。当潘石屹离家读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亲坐起来,坐在床上等他。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下海经商

摆脱穷困的渴求,压倒一切。

1984年,毕业于中国石油管道学院的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一个月工资40元,其中有一半他寄给读书的大妹妹。

在机关,潘石屹无所事事。“整个管道局里,除了输油调度处每天在做事外,别的部门全都无所事事,只会给人添麻烦,包括我自己。大家都守在机关里坐着,我20岁出头就在机关里坐着,开始比较新鲜,什么都不干,工资还比较高,下面的人还给我们送点苹果、大米什么的。下面单位有的还给我们送豆腐皮,大家高高兴兴的。但是坐了半年时间,觉得特别没意思。

“在廊坊最后有半年多时间觉得自己也是闲待着的,在一个机关里,有将近1000人,真正能够给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不是很多,剩下的人都是干部,干部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我对下海的愿望特别强烈。”

在别人的身上他看到自己相似的未来:一眼就望到头的一辈子。他写道:“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分来一个女大学生,我们处长就说,小潘,你去帮她抬张桌子去。结果这个女大学生特别挑剔,再加上那时候桌子质量也不好,她就说这个桌子这里不行,那个桌子那里不行什么的。我等得不行了,就说,这不就是一张桌子吗,赶紧抬回去得了。

“她就说:‘小潘,这张桌子我可得坐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这句话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回去后看了看我的桌子,又看了看我的茶杯,想想就一辈子这样度过吗?”

生存的压力以及不甘于平庸的冲动,成为潘石屹1987年离职下海的原动力。同期,与他作出同样选择、放弃铁饭碗的人不少。当时,“发财梦”如沸水里的气泡在无数人的脑子里咕噜咕噜地冒出。一部分聪明的人在政治风向的转变里闻到了商机,心思活泛了起来。1987年,中共十三大承认个体私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在政治上确保了私有企业合法化。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一篇文章里写道,1988年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大量党政干部和事业单位知识分子下海,构成了中国改革30年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仅仅1992年一年,中国有12万党政干部下海见《市场的逻辑》,作者张维迎,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潘石屹下海前,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潘诗麟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毛昭琴有点担心儿子,潘诗麟说:“只要政策好、社会大方向确定了,国家不走回头路了,儿子脑袋好使,饿不死的。”

1989年,潘石屹给家里第一次寄了1000元钱。这张汇款单上写着“巨额汇款”,当时一般的汇款也就几十元。潘诗麟对老伴说:“儿子在外赚钱,风险也大,我们给他存起来吧。”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海南淘金

潘石屹辗转反侧,几经折腾,到底来了海南,实现他的黄金梦。

1992年,海南房市火暴起来,无数人来到这南疆的海岛,带着发财梦。就像150年前,在大洋的彼端,无数淘金者怀着同样的美梦到了那“梦想实现之地”加利福尼亚州。

海南,是后来搅得中国房地产行业风卷云涌的一批大佬的发家地。万通的冯仑、阳光100的易小迪、绿城的宋卫平、今典的张宝全都起家于这弹丸之地。SOhO中国的潘石屹同样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和这五人并称“万通六君子”。如今,潘石屹、冯仑、王功权、易小迪这四人都在CBD光华路、朝外大街办公,彼此最远距离不超过两公里。

他们的第一桶金是九都别墅。

九都别墅,现在位于号称海口市CBD的国贸大道。在一块长60米、宽35米左右的平地上,排列着两排共八幢别墅。别墅约三四层高,总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保洁公司的刘先生说,有一幢别墅自他2004年来公司起,都一直没人住,也无人打理。这幢荒废的别墅,铁门紧锁,锈迹斑斑。防盗栏的铁锈染黄了白色瓷砖墙面的外墙。从铁门往里看,房间里堆着垃圾、破旧的沙发、拖鞋。二楼的阳台上长着杂草。刘先生说:“这肯定不是私人别墅,是私人的早就要么出租,要么卖了。”他说,这里并不适合居住,四周全是30层的高楼大厦,别墅区和城中村差不多,密不透风,热得很。

我问物业处保安能否租或买空着的别墅,保安说:“你想也不要想,要是能租早就租出去了,能卖也早卖了。那幢别墅是一家大公司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这与刘先生说法一致,业主不是私人。

其他的七幢别墅,改成了公证处、房地产中介、茶楼、旅馆等。有家旅馆门口立着一米高的红色木板招牌,写着“别墅级的享受,50元一晚”。一位老太太在旁边摆着水果摊,摊子上方拉了一条绳子,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

当我把现今的九都别墅照片给潘石屹看。他凑过来,晃着头看了照片两分钟:“这是什么地方啊?”我点破这是九都别墅。他一下子挺直身体,仰起脖子:“哦。原来是这里,我十几年没去过了。”

1992年,九都别墅周边还是农田。潘石屹他们以四千元左右一平方米的价位买进九都别墅,不久,以五六千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卖出。后来,九都别墅最高卖到八千元一平方米。最初的两幢是潘石屹卖的,他的销售天分在这里崭露头角。

2009年8月18日,九都别墅周边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向我介绍,目前九都别墅的报价是4500元一平方米左右。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天生精明的“潘老财”。

SOhO中国有着独特的经营方式: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做商业地产;引进国际建筑设计师,进行创新设计——这些设计大胆出奇,让人眼前一亮,有时也会引来“古怪”和“丑”的非议;在设计的时候注重空间的分割,将小块的空间零散售卖给投资地产的中国新富豪,快速实现资金回笼。SOhO中国拥有一个作战能力很强的销售团队;潘石屹本人也擅长通过媒体、互联网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他的客户里很多人是冲着他来的。SOhO中国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讲,过于拗口,但一说是“潘石屹的房子”,谁都知道。他的销售高管说,买房子的人未必认识SOhO中国,但一定认识潘石屹。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认为潘石屹是个精明的商人,首先有发现商机的眼光,其次有把便宜货卖出高价的本事。在同一地段,潘石屹的楼盘售价通常比其他楼盘高出20%。

潘石屹做生意精,而且抠。他对数据异常细致和严格。万通六君子之一、现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说:“当时我们其他人不太会算账,潘石屹对数字特别敏感,特别注重细节,执行力又强。关于贷款的利息、借款是否合算,都是潘算出来的。‘潘老财’的称号是一个朋友叫出来的,就是说潘石屹特别会算账。”当时,电脑还是新事物,潘石屹就上过电脑培训课,喜欢用电脑和数据来说话,给王功权他们很专业的感觉。

当时万通六君子做生意,房子什么价格进来、什么价格出去,其他人一看有差价就很高兴。但是潘石屹会算计,用计算器测算后,他会算出差价到底是多少,扣除税、成本之后到底能赚多少,算得很细。王功权说,潘石屹很在意这些细节,如果说略有一点问题,就是潘石屹与分公司经理或者总部其他干部对质时,丁是丁,卯是卯。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万通有些分公司经理和其他高层,都觉得潘石屹太抠门了。

他的抠门,是童年过惯了精打细算生活的延续。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存,潘诗麟和潘石屹父子俩不得不精打细算。

为熬过寒冷的冬天,父子俩四处弄柴火。他们去离村子八里外的砖厂做工,打土坯。在砖厂路边发现小小的煤粒,砖厂锅炉废弃的边角料,父子俩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带回家做燃料。

潘诗麟瞅见队上拆木板房,要建钢筋水泥房。他上前提要求,我帮你们拆房子,不要的草料、破木板都归我。队上表示欢迎,正准备找人拆呢,这下可省了人工。潘诗麟把那些草料和破木板带回家做了柴火。

就算是冬天,潘诗麟也带着大儿子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外面割干草。他回忆起,用天水话说:“没(mou)办法呀。”

他还动脑筋做一点小生意。他买来两元钱的木料,做成椅子能卖七元钱。木料剩下的边角料还可以当柴火烧,特别是刨花,用火一点就燃起来了。为了节省柴火,他还将灶改造了一番,用很少的燃料就能把饭做熟。

连路边一块不到一分地的空地都被潘诗麟充分利用起来。他在《农村日用大全》上看到如何种植一种长辣椒。当时大家都吃大辣椒,个头大,辣味淡。潘诗麟打算种的长辣椒则很辣。书上说长辣椒开花长小辣椒的时候,不能施肥,一施肥花就掉了。当时队里种辣椒都是一开花就施肥。潘诗麟照着书做,到辣椒三四厘米长的时候才施肥。最后,队里的辣椒又细又短。潘家种的辣椒足有十多厘米长,弯曲着,很招人喜爱。潘诗麟举着右手,把食指勾起来,眼睛笑得眯了起来,说:“这辣椒又长又弯,有15厘米长。”他把辣椒挑到天水城,城里人喜欢得不得了,两角钱一斤,共卖了120元。这相当于队里一亩地的出产,可以管潘家一年的开销。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个工分是四五角钱,一年最多能挣360个工分。

靠着精打细算的筹谋策划,潘家的人都活了下来,潘诗麟“全家人不饿死”的最大愿望实现了。如此严苛的生存环境,多半是造就潘石屹天生精明的土壤。

当销售金额从几百万变成几千万、几亿、几十亿,数字在不停往上翻滚的时候,潘石屹慢慢对数字麻木了。他印象里最深刻的、最得意的一笔生意,反而是他12岁卖香瓜。

潘石屹老家,有一块地种了香瓜。西北干旱,地里长出来的香瓜特别甜。潘集寨全村人都在打麦子的时候,正好是香瓜收割的季节。说到这,潘石屹顿了顿,强调了一句“香瓜特别好吃”。村里的小伙子把瓜拉到城里卖,晚上又垂头丧气地拉着瓜回来,没卖掉。

潘集寨有个放牛的老头,小名叫巴娃子。他对12岁的潘石屹说:“要不咱俩出去卖吧?”潘石屹说:“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能行吗?”老头说:“咱们不要拉太多,试一试。”潘石屹和放牛老头第二天用板车拉了两百来斤香瓜去火车站卖。当时没有公路,上上下下的山路,有七八公里。

到了火车站,潘石屹把瓜摆到大太阳下卖。他说:“卖瓜千万不能在阴凉处,再好看的瓜被阴影一遮,也不好看了。要在太阳下,晒得发亮、反光,看起来让人感到口渴、有食欲。”当时火车站也有类似城管的工作人员维持火车站秩序,但是没人管他们。因为卖瓜的两人老的老、少的少。放牛老头五十多岁,头发白了,牙也掉了,看起来特别苍老。潘石屹12岁,瘦瘦小小的。两人形象很容易博得同情。

这是潘石屹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经商经历。用卖瓜的钱,他买了冰激凌。那时候的冰激凌和现在不一样,没有牛奶,冰特别多。他买了两个,老头说:“这是什么,能吃吗?”潘石屹告诉他这是冰激凌。

放牛老头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多年后,潘石屹从北京回天水,他还问潘石屹:“那次我们吃的是啥呀?”

潘石屹讲他少年卖瓜,讲到兴奋处,探着头,眼睛睁圆,右手轻轻敲了敲桌子:“这是我第一次吃冰激凌。”

我们从一个成功商人的现在出发,寻找他过去的故事来印证他今天的成功,难免有穿凿附会的感觉。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潘石屹是个天生的生意人,他最擅长的正是销售。他做生意的精明与敏锐在12岁卖香瓜的故事里初露端倪。这些年来,潘石屹在房地产界,销售能力数一数二,任志强说:“他能把土豆卖出黄金价来。”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

“他的身上有勇往直前、不甘落后的精神。”潘诗麟评价他的儿子,“但他也相当小心,走一步也回头看看再往前走,绝不冒冒失失。”

潘石屹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2007年SOhO中国上市后,潘石屹曾发动全公司的人给他找地,提供资源的有相应的奖励制度,可见他也曾急着把钱花出去。但是这个过程很短,没多久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来了,他就谨慎了。“不像开始那样急着找地,很审慎,每块地都要测算好了才行,或者等着抄底。”SOhO中国销售总监金怀南说,“潘总这个人整体还是居安思危,虽然有钱,做事还是比较谨慎,这可能跟他吃过苦有关。他吃的那个苦可大了,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吃过苦的人不一样,不像那些人有了钱,拿去赌输十个亿都无所谓。他是口袋里有现金,心里就踏实。”

也许,他过去见多了批斗,见多了那个颠倒混乱年代人的浮沉起伏。这种命运无常的幻灭感让他尤其谨慎。潘石屹说:“无理性的人就像过眼云烟。中国房地产历史,一批一批的人太多了,五年一批、五年一批,很快就没了,就是因为缺乏纪律性和理性。”

因为理性,因为“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潘石屹曾从1993年海南房市破灭的泡沫里逃了出来。忆起当年,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水话脱口而出:“本子呢。”那本子是海口市规划局账本,海口市房地产所有的秘密曾在潘石屹眼前一览无余。

万通六君子在海口九都别墅挖到了第一桶金。据潘石屹说,卖房的收入缴完税后,纯利润有一两百万(王功权的说法是有400万元左右)。这笔钱对潘石屹来说,是巨大的冲击、难以言说的兴奋。钱转账到账户上,他想:这钱真的能用么?他第二天早晨特意取了一点钱,买了面包吃。面包咬到嘴里,这钱真的能用。他还买了份两角钱一份的《海南日报》。

卖楼、发财、再卖更多的楼、再发更多的财。潘石屹的发家,是如梦幻一般的真实事件。当时的海南就像无根之岛在海水中摇晃,摇得所有卷入房市的人都有这样梦幻的感觉。

绝大多数的人,只顾闭眼做梦,却忘记睁眼看清醒的现实。名叫贪欲的病毒,让被感染的人陷入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海南正在复制17世纪荷兰郁金香球根泡沫的狂欢景象。

当时的海南房市,完全是混乱的,上演着“楼疯”的荒诞戏码。从政府制定的政策看违规成本很低,很多开发商一算,多盖几万平方米的房子,卖了赚的钱比交给政府的罚款多得多,划算呀。那些违规的房子,办不了房产证。据在海口生活了20年的一家公司老板胡先生介绍,至今海口还有三千多套房子拿不到房产证。

当时的海南就是做着没房产证的房子交易,后来一人拿着房产证跟潘石屹做生意,让潘石屹起了疑心。

当时海南房市有多混乱?一个开发商搞建设,起码后面跟着十个人炒楼。买房的人都看不到楼,根本不知道房子在哪里,没法看。有时候一套房卖给好几家,直到收房的时候同时到场才发现上当了。“你要买房,你怎么知道对方还卖给谁了呢?没有房产证,不像现在可到房管局查。”

“就跟买股票一样,有几个买股票的知道上市集资的公司是干什么的呢?买房也是这样。像我一个朋友,我买一套房子卖给他,赚了;他不平衡,又卖了,又赚了。接手我朋友的人再卖,一直卖到最后接手的人,就卖不出去了。”海南省旅游协会推广中心总经理孙德清告诉我,他1987年年底到海南,是海南房地产从疯狂到泡沫破灭的亲身经历者。

孙德清说:“当时房地产荒唐到什么程度?1993年我到海南下面一个县的农场花了几百万元买地,连地是哪一块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正规手续,也就一张收据。当时都是这样,很疯狂。政府一会儿找我要修路费,一会儿找我要水电基建费,但一直没给我土地。直到2005年起诉,2006年判决。我亏了两百多万元,疼痛只能往肚子里吞。”

1991年年底,邓小平南巡前,孙德清以11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买了一幢楼。1992年春节过后,涨到1600元。他不卖。1992年6月,2000元,还是不卖。1992年年底,4000元,卖了。净赚两百多万元,“当时可开心了,钱用麻袋都装不下”。据国家统计局数字,1992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年是2556.12元。

孙德清说:“突然有了钱,当然开心啦。你开心,还有别人赚得更多、更开心。你挣了1000万,人家赚了3000万、5000万;赚了3000万、5000万的,上面还有人有了上市公司。”

进入这个市场的人绝大多数没有收手,直到楼市崩盘,逃不出来了。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银根全面紧缩,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哗啦啦,海南楼市倒了。42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800元,孙德清以4200元一平方米买的一幢楼,从高峰期的5000元一直跌到800元,直到2009年也就二三千元的价格。孙德清目睹了有人年初开奔驰、年末骑自行车的景象。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汇宇公司的老板,跑到了美国申请了破产,连出租车都不允许坐。这名老板卖完了楼,到下面的县里买了很多地。后来没人管,房子没盖起来,政府把地给收回了,打起官司。当时审判这桩案子的海南省高院审判员老刘,也审过孙德清的官司。他问孙德清:“汇宇是怎么回事?这么多人起诉他,有些请求只要他反驳一下就行了,诉讼是站不住脚的,他也不来应诉。”孙德清说:“可能他根本不管了,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无所谓了。”

泡沫破灭是不可承受之重。有的人跑了、有的人死了。

孙德清说:“我认识的好多人找都找不到了,不是他跳楼了,就是他无法面对的人跳楼了。”一些内地企业给别人钱炒楼,被套住了。泡沫破灭后,给钱的人跳楼了。

泡沫消散,留下的是成片的烂尾楼。

海口市海秀中路南大立交桥处,有一烂尾楼叫鸿泰大厦,成为流浪汉的天堂。几个光膀子的流浪汉在一楼用柴火煮饭吃。这里是海口市的商业中心区域。据保安说,当初投资跟不上是烂尾的主要原因。后来这幢楼的官司打了十几年,一直未了结,产权不明晰。曾经有很多公司问过这里想合作,都被复杂的产权关系吓跑了。

出租车司机陈先生1999年来海南,到处都是烂尾楼,他指着鸿泰大厦周边的几幢新建好的高楼说:“这些以前都是烂尾楼,这两年才修好。”

他说,早几年开车,路边接二连三,全是烂尾楼。每到夜里,黑糊糊的一片。

短短三年,总人数不过655.8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房价增长超过四倍。泡沫破灭后,留下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见《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泡沫警示》,作者杨彬彬,刊登于《财经》杂志。

潘石屹他们据说是及时抽身的极少数人。孙德清告诉我,当年在海南炒房的人百分之九十都亏了。

潘石屹说:“商人的嗅觉和普通人一样,只要你有健全的智力,都会有的。最关键的是,你敏感的智慧,可能常常被贪婪破坏了。明明有了风险,你觉得还能赚更多的钱,就想继续赚,和股票一样。结果砸了。不是说商人的嗅觉比普通人高多少,其实需要的就是普通的常识。不要让贪婪把常识和基本的智慧给破坏了。”

在海南,潘石屹他们炒了好几个房,最后一个房子叫“连依卢”(音),在山上,能看到海景,景观很漂亮。卖房人说,他有房产证,而且有每个门的钥匙。这在没房产证、没钥匙的海南房市是反常的。潘石屹在海口做了五六单生意,都只有土地局一个证明,规划局一个证书。“你这个房产证,哪个印刷厂都能印出来。钥匙,要做假太容易了。”这让潘石屹起了疑心。他觉得他该去规划局查查资料。

海口规划局的一个小伙子拒绝了:“资料保密。”

他从规划局出来,遇到一位朋友。朋友问他干什么,他答道:“我到规划局查资料,他们不让我查。”朋友说:“你在海南待了多年,还不知道海南人的规矩?”

潘石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举起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捻了捻:“是不是要钱?”

他笑了,他说:“我朋友告诉我,用不着给钱。就是五斤橘子、两条555香烟。这是标准啊!”

在海口规划局门前的一条路,他发现,路边全是卖橘子和555香烟的小贩。他用两个袋子装了五斤橘子、两条555香烟返回规划局,放在那小伙子桌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好讪讪地笑了笑。小伙子看都没看他,咣当咣当地将橘子和香烟装进了他的抽屉里,头也没抬地甩了一个账本在桌上。

那本子是规划局账本,海口市房地产所有的秘密都在潘石屹眼前一览无余。查了本子,他发现海口人均规划面积已有55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3平方米,美国人均也才二三十。回去后,潘石屹就觉得:“这地方不能长待,要撤。”人人吃海鲜的景象不可能长久。

后来,潘石屹逶迤北上,寻找新的项目。直至2001年,他才重返海南,在博鳌开发蓝色海岸。而孙德清打了十几年官司,直到2007年才将所有官司基本处理完毕,转身做旅游产业。他说:“我再也不敢碰房地产了,搞怕了。现在海口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乎都不是以前的。”

潘石屹的脑里,似乎安着一个警铃。在1993年的海南,他听到了警铃声;2009年6月30日,在北京广渠路15号地拍卖上,他再一次听到了脑里的警铃声。

2009年,“地王”频出,这与四万亿元的流向,企业的国进民退等现象,一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潘石屹说:“从市场气氛来看,房地产企业或多或少存在恐慌,才出现这么多地王。上海长风地块地价每平方米2.2万元,我去看过,我认为最多值一万元,旁边的地块是天虹拿到的,每平方米只有2200元。你说没有恐慌,不是事实。恐慌主要来自资本市场,这让要上市公司和已上市公司对土地有恐慌。为了拿地,万科增发100亿。前几天我们对十几家公司的土地储备进行了分析,万科还不算过分。最多的储备了153年,30年储备的公司多得不得了,万科的储备还算靠后的。越泡沫,越恐慌,越是靠后,越恐慌。最重要是要有定力,如果随波逐流,别人制造泡沫,你也跟着制造泡沫,可能破产的就是你。土地是好几十亿拿一块地,对别的行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块土地都可能决定公司的成败,所以要特别小心。”

金怀南说:“SOhO中国上市之后,我们再去拍地,发现国企拍地不计成本,你还是拿不到地。”

在多起拍卖里,2009年6月30日北京广渠门15号地的拍卖颇受瞩目。再后来,“地王”频出的新闻轰炸着人们的眼球,人们与房价紧紧绑在一起的敏感神经也在三天一“地王”的消息里被震颤得麻木了,再也没有像广渠门15号地拍卖那样的关注热度了。

为了这块地,潘石屹作了精心准备,对总价、单价、内部利用率、销售额等数据进行了详细测算。他觉得兜里钱多,银行也愿意按低利率贷款给他们,做了最高的预算35亿元。拍卖之前,他给任志强打了电话:“任总,我们去看看吧。”对方说:“你别去了,去了也买不着。”任志强认为已经在广渠路地块失手过的、急于储备土地的中化方兴,这次是志在必得。

在他眼里,潘石屹不是个志在必得的人。“潘石屹做什么事都没有志在必得。志在必得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做,就像富力对10号地一样。我认为一个好商人,不会干出让所有人觉得不合理的事,那不是好商人。”

2009年6月30日,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二楼的交易大厅。

搜房网记者黄光盖回忆,当天媒体特别多,他下午一点半就在门外等了,抢占位置。进场后一看,长10米、宽8米的大厅,挤了两百多人,乌压压的。一般情况下,公证处和拍卖师身边是不能站人的,但当天人太多,10个保安也维持不了秩序,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当时甲型流感还比较严重,保安全戴着白色口罩,人员进场前要测体温。

虽然有空调,但人太多,没效果。热气蒸腾的空间里,人人满头大汗。

下午三点多,拍卖开始。

在场没有一家外资公司。11家竞标的,除了SOhO中国以外,剩下10家全是国企。潘石屹前面坐着中信、左边坐着远洋,右边坐着万科,后面坐着保利、中化……

这10家国企代表除了中化方兴这一家外,另九家潘石屹全认识。刚进去时,他和中化方兴代表握手问对方哪家公司的?对方回答:“小公司!”

潘石屹说:“你看了现场后,就能知道,中国经济不景气,民营企业已经退出一线。各行各业,国企拿钱很容易,中化、中粮、保利、中信……利率非常低啊。小企业拿不到钱,你看碧桂园发的债,利率是12%。我们资金负债表好,银行肯用低利率贷款给我们。刚贷的款,16亿,不到3%的利率。

“外国资本不了解,民营企业,基本没了这样的优惠,我们算是一个另类吧。现在情况下,整个市场格局已经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国有企业老板一般在职时间比较短,三年五年任职,又是上市公司老板,先把股价作上去,股价和土地储备量大小是有关系的。至于以后,他管不着了。”

拍卖数字升到33亿后,SOhO中国总裁阎岩才开始举牌。后来,只剩下SOhO中国、保利、中化方兴在竞争。SOhO中国、保利代表举牌前都会先按计算器,但中化方兴代表根本不考虑,别人一举他就举。

黄光盖说,潘石屹始终保持着招牌式笑容。当SOhO刚举34.2亿元,中化方兴代表马上叫价35亿。潘石屹回过头,冲身后的中化举牌人笑了笑。

到了38亿元,潘石屹发现手上没有测算数据了。阎岩问他,是否还举。潘石屹悄悄示意,再举一次吧。“最后举到39.5亿时,我说算了吧,跟他开这个玩笑干什么嘛。举一次就是加一个亿,玩笑开大了。楼面价已经是1.6万元一平方米了。万一他不跟着我举,那我就被套牢了,亏大了。”潘石屹说。2009年9月上旬,潘石屹在望京核心区域拿下的地块,200米高的标志性建筑,楼面价才一万元一平方米。他说:“当时我心里都很发虚,我看(中化)他们的势头很猛,他们三个人都不商量就举牌了。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我举多少,他都会压住我。”

SOhO中国最后一次举牌,39.5亿元。拍卖师叫了三声后,保利代表随即叫价39.9亿元。拍卖师话音未落,中化方兴代表立即举出40亿元。现场一片骚动,“噢、哦、啊……”的声音和鼓掌声此起彼伏,持续了近半分钟。此时,潘石屹拍着手掌,再次回过头望着中化代表。

拍卖完毕,成交额40.6亿元!

潘石屹转身举起大拇指冲着中化方兴代表说:“你牛!”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吃干净的饭

没有带一分钱生活费,潘石屹在兰州的中专读了两年,直到两年后考上了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潘诗麟曾问大儿子怎么过来的,儿子说:“别人不喝的玉米粥,不要钱,我喝。”中专供应的饭一半是杂粮、一半是细粮。很多来自城镇的女孩子不吃杂粮,她们嫌弃的杂粮,转为潘石屹肚子里的救命粮。

这些经历多少影响了潘石屹,他当年创办SOhO中国后,对公司销售员工实行“末位淘汰制”。一方面,他对金钱有欲望,公司早期也缺资金;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能力、抗压能力超乎寻常,末位淘汰制对他来说,并不残酷。

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每季度执行一次。开始共五个销售小组,淘汰业绩排名在后的销售人员。后来,潘石屹觉得光淘汰销售人员对带团队的人压力不大,要加码。他又从销售副总监开始淘汰,五个副总监中,销售额排最后的一个走人。他的团队被打散,能力强的被编入别的小组,能力差的也走人。这竞争就残酷了。

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引起过媒体热议。后来,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目标责任制。金怀南说:“单纯的末位淘汰制,会激发人性里一些丑恶的东西。破坏别人的单子、拆台,只要他不被淘汰,别人被淘汰就行了。”原先的淘汰制是就算你完成目标但是排最后一名,照样淘汰。增加了目标责任制之后,完成目标的人都不会淘汰。

潘石屹说:“公司刚创立,用各种制度刺激销售。用末位淘汰制,立竿见影,效果明显得不得了。这个制度一直实施,过程中也有好多副作用。现在也在实行,但修改了。人在竞争的环境中发挥了他的潜能。”

在SOhO中国做销售,屁股上如同有一根刺。销售副总监张祖邦国庆节去贵阳探亲,去了三天就待不住了,心里发慌,回到北京。

金怀南告诉我,SOhO中国销售员很辛苦,工作没有时间点,客人来了随时得去接待人家。同其他公司的销售员不一样,别人是坐在那里等客户上门。SOhO中国的销售员只要客户来北京,就需要开车接送,陪着。“这不是我们要求的,他自己就得那么做,因为你服务不好,客户就不找你了。”

他们还得去矿区、山沟里找客户——SOhO中国很多客户来自于内蒙古、山西那些靠能源发家的地区。公司支持这些上山下乡的行动,给予费用上的支持。

也有些公司模仿SOhO中国的末位淘汰制,但是学得不像。金怀南说,很多公司发佣金,都是给你期待却一拖再拖,直到你留不下去了。但是潘石屹制定了规则,从不拖欠销售员佣金。就算你走人,该给你的一分钱不少。

2009年10月前后,SOhO中国的销售人员大概有160人,要淘汰百分之十。但是,如果你干得好,三个月就能赚几十万元。金怀南说:“有猎头公司来挖人,都不愿意走,因为给不了这个待遇。”张祖邦手下有一个人2009年第三季度做了2.18亿元的生意,国庆后被提为副总监,到另一个团队当头了。张祖邦说:“这很公平”。有一个卖保险的女孩,来了SOhO中国后,2008年个人收入税后400万元。这是SOhO中国销售员中顶级的收入。

有些被淘汰掉的销售员,在外面做个一年半载,找到新的客户,又找上潘石屹,说“老板,我又找到大客户了”,重返前东家。他们在SOhO中国,看到成功的梦,而且有人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潘石屹始终要求公司成员,第一诚信,不说假话;第二,不允许说对手的坏话。金怀南说:“他(潘石屹)做人的标准,就是秉承诚实做人的原则。”

北京中宇大厦是SOhO中国的三里屯SOhO销售中心,我在这里见到了金怀南、张祖邦等人。金怀南曾经做了十几年医生,20世纪90年代援助非洲回国后,开始做房地产销售。他原先在邓智仁的公司,这家公司代理过万通北京公司的万通新世界销售,潘石屹当时是万通的总经理。从1998年起,金怀南就跟着潘石屹干。

金怀南告诉我,他们最大的一笔生意是16亿元。还有一笔是4亿元,算是比较大的单子。

经朋友介绍,张祖邦认识了一位山西的客户,一直保持联系。2008年4月,他去山西出差的时候,在客户的办公室里谈定了SOhO北京公馆的生意,一套公寓加一个商铺,共二千六百多万。他当天晚上订了机票,带客户一同去北京签约。但是,去机场的高速公路修路,他们晚到了10分钟,飞机已经关舱门了。张祖邦立即改订下一班航班,没有了。

他又赶紧订第二天一早的航班,打算在太原附近找酒店住下来。等他把退票、手续费等手续办完后,客户心里犯嘀咕了,觉得波折太多,打算放弃。张祖邦给他做工作,但是客户说:“因为我们做生意的人很讲究这个,这个事情波折太多,可能就不会顺利,我给你订一个机票,你回去吧。”

张祖邦说:“你也不用给我订机票,我暂时不回去了。”2600万元的单子因为十分钟就一下没了,他一气跑到五台山上散心。

2009年2月,潘石屹去山西搞客户联谊活动。张祖邦又邀请这位客户来,他一直和这位客户保持着联系。客户说:“是不是吃饭就得买房啊,那我就不来吃了。”他说不用。

客户来了。潘石屹他们也带来了SOhO北京公馆的沙盘。当时已卖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一套特别好的。客户看了很满意,说周末过来,却一直没过来。张祖邦专程飞过去,到了他办公室,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第二天,客户跟着他来了北京,签了约,花了5000多万元,买了500平方米的房子。

签完约,客户就回去了。第二次再来付款的时候,张祖邦开车拉着他在三里屯、工体西门等转了一圈。当时是晚上10点到11点,正是那一带灯红酒绿的浮华时刻。第二天早晨,客户付款的时候又买了价值三千多万元的房子,总成交额达到八千多万元。

我采访的时候,一位二十多岁的女销售员带着一叠合同找张祖邦签字,这是一单1900万元的生意,成交一套360平方米的商铺。

在中宇大厦23层的三里屯SOhO销售中心的大厅里,放着九张桌子,每张桌子前坐着三三两两的人,很多买家是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销售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女性,走路风风火火,高跟鞋在地面上敲打出急促的声音,五六分钟就要接一个电话。如果成交一笔1000万的生意,她们大约能赚上6万元。而这里最小的一单生意是500万元。

在走道上,我遇到一位保洁员。她穿着绿色工装,脚上套着一双胶底鞋。她40岁出头,一个月工资到手的有1050元。她说:“我十辈子也赚不了一套房子呀。”她经常听说哪个女孩子又发了几十万的奖金。她忍不住感叹,“我为什么没有这么会赚钱的女儿呢?”

采访完毕,我站在中宇大厦的23层落地窗前眺望。旁边是三里屯SOhO工地,装修即将接近尾声。我被1900万、8000万、4亿、16亿这些不停翻滚的数字弄得恍恍惚惚。金怀南告诉我,如果销售员年收入只有二三十万元,就得准备卷铺盖走人。在中国,二三十万元可能是一个记者能拿到的最好待遇了。

这个社会“仇富”情绪日益炽烈。这有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等种种因素,企业家“为富不仁”的形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房地产开发商的形象尤其不好。在人们眼里,中国房市横流的金钱之海里,浮泛着无数灰色、黑色的地带。

潘石屹母亲瘫痪后,潘诗麟想尽办法在农闲的时候挣钱。他利用下雨天,做木椅子来卖。做椅子的时候,11岁的潘石屹得打下手,帮父亲画线。一天,他对妈妈说:“人家小孩下雨天都去玩了,只有我爸要我帮着干活。”潘母严肃地告诉他:“你现在太小不知道,等你长大成人后就知道了,我们再辛苦,吃的也是干净的饭。你长大后,会知道你父母的饭是靠自己劳动、靠本事挣来的,是干净的。”

不干净的意思是,当时一些妇女跟村长、会计等村里有实权的人拉关系,靠这个吃饭。潘诗麟说:“农村里有些人吃饭肮脏得很,他妈妈的意思是说,她不一定能看到潘石屹长大。但是要让他知道,父母亲是正派人,靠劳动吃饭,饭是干净的。”这次过后,潘石屹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懂事了,再也不抱怨了。每逢下雨天,他就主动把木料搬出来,帮父亲做椅子。潘诗麟说:“在农村不努力就没法存活下去。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往前走,但是要走正道,从不想歪的、邪的点子。”

我没有问潘石屹是否还记得“吃干净的饭”的故事。

不过,潘石屹如此评价王石:“万科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和王石正派很有关系。我觉得,王石对万科的贡献、对房地产的贡献,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正派的人。我推崇正派的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他喜欢跟任志强做生意:“和不正派的人合作,会怕他在合作条款上做些猫腻,得让你处处小心。可是任志强这人很正派,如果和他谈好了,他从不反悔,哪怕他吃亏了。”从潘石屹在万通当总经理起,任志强和他合作过四五次。“每次交易我们是很简单地解决一些问题,不像很多人需要长时间谈判,为繁琐细节扯皮。”

有一次,他俩的交易是在烟纸盒上写几个字就成交了。还有一次,在昆仑饭店咖啡厅的菜单子上写上几个字,双方签上名,几十亿的生意就成交了。

我问任志强,为什么喜欢和潘石屹合作,他说:“应该说我们都遵守商业契约,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不需要谈,这些是律师的事。我们只需要谈关键的价格问题,我也不操心,他也不操心。我和潘石屹相对比和别人合作容易一些。我们可能双赚,也可能我赚他亏,也可能他赚我亏,但我们说好的就不会反悔。”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家贫出孝子

当我专门就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这个问题采访潘家父子俩时,和私下里聊天谈笑风生颇为不同,潘诗麟面对众多相机和身边的人群,很拘谨,说不出什么。

采访和拍摄安排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家餐厅,餐厅有三层楼高,正对着正阳门。正阳门的另一侧就是天安门广场。正值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选择拍摄地址的时候,我问潘石屹,国庆期间这地方能进去吗?他说:“这儿相当于我的家,我想进就进。”前门大街是SOhO中国的首个自持物业,潘石屹在这个中国心脏象征的地段拥有五万多平方米商业地产。

潘家父子俩都穿着黑色西服、白衬衣、黑皮鞋。餐厅三楼在装修,地面杂乱地堆放着木头、电线。潘石屹小心翼翼地搀着潘父手臂,绕过杂物,穿过工地,来到阳台。潘诗麟72岁,头发稀疏,八字眉又粗又浓。他始终笑呵呵的,眼角、嘴角都是笑意,是“慈眉善目”最好的注解。仔细端详,潘石屹是年轻版的潘诗麟。可能很少在这么多人面前拍照,尽管这是儿子的地盘,潘诗麟仍显得拘谨,他双手下垂,有时用手扯扯衣角,时不时眼睛望向儿子。

每次拍摄前,潘石屹先双手扶着父亲,将父亲位置摆好;再检查父亲的穿着是否弄乱了。父亲扎入皮带的白衬衣有一块翘起的衣角,潘石屹细心地将衣角塞进去,抹平褶皱。他理了理父亲的衣领和袖口,再轻轻拍拍父亲的肩膀。之后,他自己才站好位置。在拍摄时,他会告诉父亲,眼睛应该看向哪个方向。

潘诗麟话很少,对摄影师很配合,让他站哪里就站哪里,丝毫没有百亿富豪老太爷的架子。问他话,他多数时候说:“这个场合我儿子来说吧。”拍完照后,潘石屹问父亲:“达达,要不要吃点饭去?”“达达”是天水话里的“爸爸”。

摄影师王涛感叹,潘诗麟一看就是老实忠厚的人,没有锋芒、没有棱角,“有这么一个爹,儿子即使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潘石屹说他和父亲的相处是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没有西方的见面拥抱等习惯。“我和儿子好像表面上很一般,但心是相通的。”在14岁前,潘石屹与父亲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干活。这正是少年性格成型的阶段,父亲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父亲对我的第一个影响是快乐,好像他没有发愁的时候。我妈说,你爸永远是高高兴兴的。只有一天,妈妈说:你爸昨天晚上没睡着觉,米缸空了,明天要借粮了。另外,父亲对别人是非常慷慨的,尽管我们家缺衣少粮,可是周围的人有困难的话,我爸都会帮忙。如果说我家是小家庭,村里的二十多户人家就是大家庭。这在城市是没法想象的,城市里一个楼道的住户,相互不认识。村里的人不仅认识,而且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情,任何一个家庭发生事情,全村人都知道。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时,我们相互帮助。”

我几次造访潘诗麟的家。摆满书的书架上摆置着两张黑白照片,是潘石屹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潘老爷子一听说下棋,乐了,赶紧摆好塑料纸棋盘。我们两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下棋期间,他吩咐保姆准备我的午饭:“小李是南方人,今天就吃米饭吧。”我问潘诗麟:“潘老,你平常喜欢吃什么?”他说:“我们习惯吃面食,吃米饭吃不惯。”

潘集寨前村支书、68岁的潘林书说:“潘石屹的性格和以前没啥变化,现在还是艰苦朴素。他家吃的、穿的,还是很平常,1995年、2003年我去过两次潘石屹北京的家,吃的就是面条。一般的人都吃肉,亿万富翁怎么会不吃肉?”

吃完饭,保姆收拾桌子。潘诗麟随手将地上的菜渣捡起来,丢进垃圾桶。保姆说:“爷爷,我来吧。”潘诗麟说:“小事。”

下午有一姓王的棋友来找潘诗麟。棋友已80岁,是一位老八路,住在附近。潘诗麟拿出一张照片给王大爷看,是潘石屹趁父亲和他下棋时,给他拍的一张照片。他笑得合不拢嘴:“你大儿子照得不错,把我照得年轻多了,看起来只有六十多岁。”潘诗麟在一旁含笑不语。

潘石屹跟家里人感情很深。刚开始,他一个月拿21元钱的工资,大妹上铁道学院,他每月寄给大妹10元。等他工资涨到40元,仍然分一半工资给大妹。从他在海南起,二妹则一直跟着潘石屹做,现在SOhO中国市场部。潘石屹老家的邻居,一位64岁的老太太说:“潘石屹妈妈瘫痪三十多年,他是个大孝子。”在北京,潘母外出,若潘石屹在,总是他推轮椅,不假手于人。

在潘石屹的眼里,他的母亲性格特别温柔,对人特别好,到任何地方都能和别人打成一片。就算重病住院,也会和同房的病人成为好朋友。“她从不和人吵架,家里人都认为她胆小,怕事,不敢惹别人。其实,她是非常善良的人。”潘石屹说。

我采访张欣时,请她说一件对潘石屹印象最深的事情。她想了一会儿,正色说:“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2008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儿子和母亲特别亲近的关系,他妈妈对他的影响,他对他妈妈的思念。”

潘母去世后,潘石屹带着母亲的遗物,把他母亲葬在家乡的玉米地里。农村里设有灵堂,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潘石屹带着张欣他们站在灵堂前。每个吊唁的人来,他都非常谦卑地表示感谢。张欣觉得,这是中国很浓厚的家庭情感的故事,母亲从农村出来,几十年一直坐在轮椅上,和家人特别亲近。大儿子肩负前程重担,每一点行动都渗透着对母亲的爱。

“我自己也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我想,这种母子关系,可能是全世界最最亲密的关系了。”张欣说。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和气生财

2009年6月,潘石屹到陕西榆林做推广,和客户一起吃饭。同行的还有销售总监金怀南、潘石屹随身摄影师小蔡等人。当时进来一个客户,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旁边有人扶着。吃完饭后,所有人与潘石屹合影。“因为潘总是明星企业家嘛,人家跟他合影有一种和明星合影的感觉。”金怀南说。大部分人是主动找潘照相。潘石屹发现,所有客人都合完影了,只有那位残疾人坐在那里,因为他腿脚不方便。“我跑到他前面,蹲下来和他合影。一周后我们回到北京,发现他跟我们成交了一亿元。”说起这事,潘石屹笑得合不拢嘴。

王功权评价潘石屹:“聪明、亲和、谦和。”潘石屹的招牌式笑容、谦和性子我在2009年8月的海南博鳌房地产峰会时期深有感触。

8月14日上午九点半,博鳌蓝色海岸,早餐完结后,潘石屹准备离开了,他逐一与餐厅工作人员合影,经理、前台、收银员、厨师、服务员,潘一个都不漏过。海南上午的太阳已经很毒辣,潘西装革履,站在阳光下,额头已经有汗,仍坚持每人半分钟,一一照完。潘诗麟说:“潘石屹介绍他的员工,都说‘这是我的同事某某’。”

潘石屹说:“对我来说,所有的错误都能犯,但不能老自以为是,不可以对任何人存在偏见。”具有亲和力的笑容成为他的招牌,你可以在杂志、电视、互联网上,甚至包括在电影上,看到他的笑脸。

这与任志强截然相反。任志强讲了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小孩生下来,有人会说“望子成龙”,也有人会说“他早晚会死”。潘石屹属于说“望子成龙”的,他自己则可能说“人总是会死的,早晚会死。”

潘石屹自己也讲了一个段子:进来一个人,是个瘸子。任志强可能会说“你这个瘸子”,如果对方不高兴,任志强会追加一句“你难道不是瘸子吗?”他自己则可能说:“这人行动不方便。”

任志强说:“潘石屹随和,为了不得罪人,可能不会真实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他不愿意直白。我们会直接说出来。他比较喜欢拐弯抹角。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直接,拐弯抹角,藏着掖着,不敢去说。”他认为,潘石屹是典型的商人,在他的身上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以商为贵”的特质。“商人的本质比较油滑,谁都不得罪,除了得罪我等几个朋友外,他一般不会得罪政府部门。

“我和他一个重大区别就是,他没有接受过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教育,应该说我和他是两代人。在早期,我们经历了阶级斗争过程,意识形态的冲突远远多于他经历的。他长大时,已经到了改革阶段,错误东西已经扭转了,他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如果在过去,他是国民党后代,会失去机会,他肯定不会评论政府的对错。但我不一样,我从小就要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努力为国家、党的进步和改革努力,两者完全不同。潘石屹说了,他只做合法的商人,他不关心政治,他不关心改革怎么样。”

任志强讲话素来直接,也常把潘石屹拿来奚落一番。我问潘石屹,你的心理素质好像很强,别人说你、批评你,你都不着急,笑呵呵的。他说:“有时我也急,但急有什么意思,他说他的,你说你的,听众会明白,你以为听众是傻瓜?人家都会明白。”

当年潘石屹的家庭出身不太好,他爷爷是黄埔军校学生,他父亲是右派,他生活中处处受欺负。只要开批斗会,就是他家。“我从小经历多了,心理素质强多了,无所谓了。”

潘石屹在博客里写道:“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的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被一位十岁少年唾面自干的隐忍、体恤家人的早熟而震撼。

从潘集寨最破落的家庭一下子变成富豪之家,这个变化让彼此知根知底、生活境况也差不多的村民心里有了微妙的变化。潘石屹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陌生感。潘诗麟说,六七年前回老家,有个远房亲戚,在老伴去世后爱赌,穷困潦倒。他来潘家走亲戚,潘诗麟看他穿得穷酸可怜,给了他400元钱。亲戚走后,他老伴就告诉他:“老头子,你给他4000元、4万元,我都没意见,但是你今天把人得罪了。”潘诗麟还纳闷:“我给了他钱,我怎么会得罪人呢?他走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

一个多月后,潘诗麟他们返回北京,收到这个远房亲戚的信。信上说,潘诗麟给的钱太少了。他觉得潘诗麟儿子有钱,该给得更多一些,所以他很不情愿地给潘诗麟写信。这下印证了他老伴的话:“老头子,你看看,是不是得罪人了?”

潘石屹母亲去世的时候,好多亲戚都来了,就是那个远房亲戚没来。

潘石屹有钱后,很多人找上门来借钱,都是和潘石屹关系亲密的同学、同寝室的、创业期间帮助过他的。有32个人,最少一笔是3万元,最多一笔是700万元。借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借钱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说:“我急需,过段时间,下个月就还你。”但是,借钱后,这些人都不再跟潘石屹联系了。

在跟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潘石屹拿出手机,左手大拇指按着手机按键,上下翻看电话号码:“有些人还在手机里面。亲朋好友逢年过节一般都要发个短消息,但借我钱的人从来不给我发短信。有时想起这个事,我好难过哦。”他的情绪低了下去,声音低沉。“我好难过哦”,这句话是天水口音。这是潘石屹的习惯,讲到忘情处,家乡话就冒出来了。他说:“他们不打电话、不发短信,是他们觉得对不起你,他们愧疚。所以我一笔勾销,一把火烧了借钱人名单,当从此没有这笔债务。”

“否则是没完没了的仇恨。”潘石屹说。无论是将童年灰暗记忆铺陈于网络,还是一把火烧掉借钱人的名单;尽管做不到完全释怀,但潘石屹用自己的方式消解这些充满屈辱、伤痛的记忆。一如对待曾经不堪的少年往事的方式,拔掉仇恨的刺,隐忍就能像电影里盛放的莲花一样,成为成功所必要的优美技术品质。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海龟与土鳖

在谈到潘石屹与他的SOhO中国的时候,他的妻子张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1995年,潘石屹与张欣夫妻共同创办红石(SOhO中国前身)。张欣被视作对潘石屹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王功权告诉我:“张欣对他的影响是转折性的。原来潘石屹和国际资本对接不是特别强,张欣在国际大投行干过,所以一下和潘结合,如虎添翼。我认为张欣对潘石屹的影响,主要是国际化思维方式,包括交往的人际关系,很多老外成为他们的朋友。潘石屹本人学习能力特别强,迅速走到了我们前面。”张欣的国际化,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采访完张欣后,我还在收拾东西,她已经走出门外,用英语吩咐她的秘书、美国人韩杰。

有人说,潘石屹不就是娶了个好老婆吗?我在采访潘石屹时,谈到了这个话题。像闪电一样,刹那间,潘石屹的脸色微微变了,旋即恢复平静,他说:“张欣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她的国际化视野。还有一点,我们所有建筑的设计,主要是她负责。”

采访张欣前,我给张欣秘书发提纲。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你,SOhO中国可能做不了这么大,可能也造不出这么多比较时尚、前卫、具有现代感的房子……”秘书在电话里告诉我,要将“可能”二字改为“肯定”。他还指出了几处问题,我改了其他问题,但正好没改这“可能”二字。我见面采访张欣之前,秘书拿着打印好的提纲再次告诉我,“可能”二字要改为“肯定”。

任志强说:“张欣在设计上起到很大主导地位,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个团队,不是完全凭潘石屹一个人的治理。如果没有他老婆在金融融资、上市等的安排,以及建筑艺术上的研究,可能潘不会这么成功。他们夫妻这么一个有机的结合,是潘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欣出生于北京,14岁就移居香港,她曾在香港工厂里做过一阵子女工。后来留学英国,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张欣成为华尔街的一名白领精英,操着流利的英语,拉着行李箱穿梭于各大机场。

她穿着考究精致,对上镜的要求额外高。即使是我认为很得体、足以上杂志的一身装扮,她却说没有准备好,拒绝了拍摄的请求。

她相当直率。她问我,我看过你们杂志的文章,不过几千字,你们能写出一万字的文章吗?这与任何时候都试图与人交好的潘石屹截然相反。在中国做生意,人际关系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

我看了不少有关潘石屹和张欣的文章。人们在关注张欣的“海龟”身份、国际化视野的同时,常常把潘石屹描绘为来自黄土高原的“土鳖”。在鲜明的对比里,“土”所联想到的落后、小农意识等负面含义被凸显出来。而“土”的本义,千万年积累起来的厚重、沉稳的形象却被淡化了。

张欣这样形容生意场上的潘石屹:“有的人个子看起来很威猛,其实很害怕挑战。潘石屹刚好相反,个子不高,态度很谦和,但他总是敢于接受新的挑战,胆子很大,原创性很高。”说到这儿,她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摊开双手哈哈大笑。

在她眼里,潘石屹“最难得的是,他是个很有原创性的人。这可能和他在大西北的大山里长大,没有在城里闹哄哄的烦嚣有关”。张欣认识潘石屹的第一天,同时也认识了王功权、冯仑。她觉得王功权有诗人气质,冯仑有哲学家气质。可潘石屹在他们中是最有原创精神的,他的想法一定是他自己想的,不是从某一篇文章学来的。

张欣说:“我以前是比较西方的传统思维,潘石屹给我了一种原创性的思维方式,不要受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约束。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愿望大家都有,但同时打破西方传统思维的束缚,是潘石屹给我的启发。”

在中国文化里,“土”是根,是“厚德载物”,是家族绵延百年的精神气的载体。这种精神气隐埋于生活的点滴细节、在一言一行的潜移默化中传承下来。不管是大富大贵,还是家贫如洗,在家族大起大落的命运里,在国家动荡飘摇的历史里,这种精神气在苦难的拷打中一遍又一遍地夯实,是家族扎根厚重黄土不倒的根本。

潘家祖上在天水一带是读书人家,也算富过。曾经拿着铁棒呼赶野狼的潘诗麟告诉我:“我太爷爷是读书人;我爷爷是秀才;我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团长;我考上了大学;潘石屹也上过大学。我们家是读书人家,没有断代,传承下来了。”

潘诗麟父亲,即潘石屹爷爷20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读过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又去了广州黄埔军校读六期步科。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团长,参加过中条山抗战。潘诗麟说他父亲,再热的天风纪扣都是扣得严严实实的。

潘诗麟20世纪50年代初即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因父亲去世没有生活费,中断学业,回乡找工作。他骄傲地向我细数家里有谁上大学,他的妹妹是甘肃工业大学毕业的,他的弟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三兄妹的后代共有18个大学生。“我们的下一代有上清华北大的、有上浙江大学的、有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我们家族重视教育,在那年代大家都看不起教育时,我们尽量让孩子们上学。”

潘集寨过去的学校原本是座庙,庙的厨房权充了潘石屹与他同学的教室。桌子、椅子都是土坯,坑坑洼洼的。潘石屹母亲给他缝了个小垫子,他父亲给他做了块木板好让写作业时平稳一些。其他小孩还跟他抢小垫子和小木板用。

他曾经因为没有钱买笔和本子完成作业,被罚在教室外罚站。他母亲找来了一角钱,买了铅笔,潘石屹才完成了作业。

潘石屹说:“小时候,同学们都很聪明,他们都比我强,但家庭氛围不一样。我家是读书人家庭,家里穷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书。记得我小时候,我爸让我姑姑送来一套《毛选四卷》,他天天在看。别的小孩很聪明,但只是个人聪明,他家没有读书的氛围。家里读书气氛特别重要,我看书的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受益了一辈子。”在当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学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哪怕他成绩再好都是要被打压的,而不是鼓励学生要学习好。“如果没有上进心和荣誉感,是念不好书的。”潘诗麟说。

在潘家始终坚持读书人家的骄傲里,隐约可摸索到这种精神气的脉络。潘诗麟家的客厅有两面墙是书架,书很杂,天文、地理、历史、中医、欧洲文学、日本古典文学……潘诗麟平常就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练书法、下棋。和父亲一样,潘石屹特别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书是《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他看了七遍,小说主人公孙少平和孙少安的经历和他的经历都特别像,他们深深激励并改变着潘石屹。

无论是潘家穷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潘诗麟仍让潘石屹姑姑给自己送来一套红色的《毛选四卷》的做法;还是潘家忍痛送女,叮嘱收养人家供女儿读书的坚持;还是潘诗麟对潘氏家族18名上大学后辈如数家珍地自得;还是潘石屹祖屋后门门楣挂着的匾额“耕读第”,你都可以窥探到,这个家族是如何坚持着读书传统,坚持着对知识的汲汲追求,在最穷困的时候都没放弃对精神的追求,以不屈的意志坚持自我的道德修养,不甘沉沦、不随波逐流、不走歪门邪道,始终保持着纯正的精神气。

这种精神气,浓缩于潘诗麟的一句“少年难买家来贫”中。正是这种精神气,带给潘石屹不甘平庸、不甘沉沦的坚志,带给他修身养性的自省。虽然在他的人生中对金钱的渴求一度占了上风,但是潘家的家风更容易影响他,“不为恶、不干邪事”;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潘石屹就从少年贫困的境遇里摆脱出来,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容易让他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可从财富超脱出来,追求思想的升华。

到了那个时候,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说:“我的家族,一百年来,大起大落,财富有时有了,有时没了。人如果不能超越这些财富,如果把注意力、心都会聚在财富上,那么,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的财富能把人气死。所以,一个人和家族的健康,要超脱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才是最本质的。只有精神才能驾驭财富。”

金怀南记得在现代城这个项目发展还是很难的时候,潘石屹专注写了一本书叫作《茶满了》,这是他最早的一本书。茶满了的意思是,如果人把茶倒满了杯子,就不能再添加新的茶水了,好比知识满了再有新的你就接收不到。所以潘石屹提倡到了一定时候要把茶倒掉,杯子空了,就能接受新的东西。在资金、销售都很难的情况下,潘石屹还写书,追求创新意识,这让金怀南受到很大影响。“有些开发商有钱了可能去喝酒、赌博、打球,但他都没有。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读书。”

潘石屹出版这本书之前,将打印稿给王功权看。王看后非常震撼:“之前,他赚多少钱,我早就服气了,在思想和文笔上,我不觉得他比我强。但看了那本书后,我心里感慨这小子思想能升华到这个地步。我不认为钱是他追求的东西,我感觉他的梦想是一个人文方面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衣锦还乡

2009年8月25日,我从北京出发,穿过广袤的华北平原,渡过黄河,越过八百里秦川,走进黄土高坡,翻过秦岭,才到了甘肃天水。从天水火车站出来,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潘集寨。司机说:“那不是大老板潘石屹的家乡吗?很好找。”

从天水火车站到潘集寨约八公里,现在全程是水泥路。310国道经过潘集寨学校大门口,沿途全是满载货物的集装箱式的大货车,基本上看不到其他车辆,路上尘土飞扬。天水本地车辆除了的士外,再就是上车起价三元的三轮摩托。

当地人主要靠种玉米为生,因为地里不长其他庄稼,还有一些人种了少量的葡萄。潘集寨村民吴大嫂说,她家有两亩多地,基本全种了玉米。一年能收两千来斤玉米,全部用来换口粮,二斤玉米换一斤面粉。如果只是种地,一年收入才二三千元,只够吃饭。

潘集寨的家家户户,如果家里没做生意的话,青壮年男人都去外面打工。吴大嫂的老公在天水市区给人送矿泉水,一年到头挣个七八千元,差不多是儿子一年的学费。吴大嫂的儿子2009年刚考上山西一所大学。

由于正处于310国道边上,村里能干的村民很多开了修理铺,专门给过往车辆修车;还有一些人开小卖部。餐馆则大都是外地人开的。

潘集寨位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群山怀抱。虽说是山,站在潘集寨看,也不过两三百米高。潘石屹的祖屋占地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三面砖瓦房围着一块水泥空地。后门的门楣上挂着“耕读第”匾额。潘家祖屋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废弃的土坯房,墙表层的土都剥落了。大门是两块破木板,门楣上写着“东方红”,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子。院子里杂草丛生,屋子的墙上没有门窗,只保留着几块方正的黑洞洞的缺口。潘集寨前村支书潘林书告诉我,潘石屹家当年的屋子,就是类似“东方红”土坯房。

公路边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双臂合抱坐在水泥地上,蜷缩在潘石屹的祖屋门前晒太阳,他说希望下辈子能沾点潘家的好运。

从潘石屹祖屋门前走上三百多米,有一条潺潺小河,过了用一根树干做成的独木桥,再左拐走上四五百米的田野小径,可发现有条三百米长、三米宽的鹅卵石路,路两侧栽着三排一米高的青松。鹅卵石路的尽头是一块平坦的草地。草地平平地嵌着几块方正的石碑——这是潘家的祖坟,借鉴了西方墓地的形式。2008年7月,潘石屹母亲毛昭琴去世后下葬于此。在潘家祖坟附近,没有传说中的其他乡亲为图吉利,靠近潘家祖坟建墓。

潘石屹花10万元征了当地村民的九分九厘地,建潘家祖坟。吴大嫂有点遗憾地说:“怎么就没看中我家的地呢?”

潘石屹赞助800万元修了潘集寨学校。当年他读书的时候,没有纸笔,操场上的土,就是作业本。学生拿着木棒在地上划土做作业。老师批改作业则是用脚在旁边打钩、打叉。潘石屹祖屋前的水泥路,长四五百米,宽五米,也是他出钱修的。他把祖屋建成潘集寨的幼儿园,在祖屋前修了个标准的水泥地篮球场,供村民戏耍。

几年前,潘石屹曾带着凤凰卫视记者去甘肃天水老家。凌晨三四点钟,他们爬到山顶上。在黎明的微光里看脚下的村子。

原来潘石屹觉得这座山很高,村很大,就跟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看不到边一样。“现在觉得山很矮,村子很小。”潘石屹说。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引子

“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脸色看,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碴儿。那年中秋节,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齐跃说,“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审计局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的狱友也互相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学外语,学了900个单词。尽管被冤入狱,任志强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齐跃说。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享受被扔鞋的“总统待遇”

2010年5月7日下午2点50分,“大连住宅和房地产业高峰论坛”主席台上,准备发表演讲的任志强正埋头看电脑。一位穿着运动装、戴眼镜的年轻小伙子,大喊几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他抬头瞬间,小伙子大叫着“闭嘴吧!”将臭烘烘的运动鞋扔向了主席台。在短暂的混乱后,任志强自嘲受到了总统待遇,继续神态自若地演讲。

此前,主办方播放了的一点片段。是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它描述了年轻的城市白领为居高不下的房价焦头烂额的困境,以及权贵官僚是如何与不法奸商进行权钱交易、轻而易举获得年轻女性投怀送抱的故事。任志强在发表演讲前,调侃播放片段中贪官宋思明开的车比蜗居还贵,这直接激怒了“扔鞋男”。

“扔鞋男”25岁,大连本地人,与父母共同居住,家里的积蓄不够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先后两位女友因房子问题离开他。他正是当下陷入高房价困境的中国年轻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扔鞋举动,被反应迅速的媒体放到网上,赢得很多网友的叫好。这正折射了贫富尖锐对立的中国房市如火药桶一般,“房奴”或者被无房困扰的网民们怨气冲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倾两代人三个家庭的所有,也许还不够一套房子的首付。而任志强屡出“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买不起房就该回农村”惊人之言,被敏感的公众视作高房价的鼓吹手、“吸血鬼”地产商的代表。搜狐视频首席运营官刘春在与任志强首次聚会前,在微博里写:“明天我准备和任老板刺刀见红,给他普及一点中国贫民的知识。”

2005年,任志强被评为网民最想揍的人之一。但是,近几年,他的公众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2009年,他当选中国真男人的代表。当下流行的微博,更是让网友看到一个“知心大哥”形象的任志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耐心看他长篇大论的、枯燥的博文,他们觉得,任志强是讲真话的,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

这些博文通常是对政府房产行政调控的分析,对当下高房价、高地价现象的阐释。他鼓吹市场经济,尖锐批判政府过多干涉房地产,指出政府正是中国房地产行业最大的受益者。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专栏里写道:“任志强也许是地产界读书最多、最清醒的人,也是最具有思考能力的人之一,可他又是最被批判、最被妖魔化的人。”

在任志强鼓吹市场经济的同时,他又相当相信政府行政调控的力量。当楼市下滑的时候他呼吁政府救市。当中央出台房产新政,使劲打压房价上涨的时候,他撰写博文号召房产商顺应政策“降价”。他在市场和行政调控之间的摇摆,一如他微妙的身份。2011年4月20日,由于已到退休年龄,他辞去华远集团董事长职务,但仍是上市公司华远地产董事长。华远集团是北京西城区区属国企,任志强不止一次抱怨说他是给国企打工的丫环。很难相信那些对中央推行的政策的激烈炮轰,是出自一个国企领导之口。

为什么任志强呈现于公众面前的是傲慢、咄咄逼人的形象,以至于公众形成对他长年的偏见呢?任志强的批判政府行为与他的国企领导身份微妙错位的背后,以及他在市场经济与行政调控之间的摇摆,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与逻辑做支撑?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傲慢的任志强

任志强留给公众的印象是相当固定的:多年保持不变的发型、宽脑门上紧锁眉头刻下的深纹、绷紧的腮帮子、几乎瞪出眼眶的眼珠。他似乎每时每刻都是这副严厉的、愤怒的、咄咄逼人的模样。几年前采访过任志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告诉我:“当时他在等我,假装在看书。开始爱理不理,后来很客气。”

在任志强的办公室里,我采访过他两次。隔着宽大的办公桌,他往后斜倚着靠在椅背上,脸上没有表情。当他强调他要表达的意思时,眼睛会直直地瞪着你。第一次采访耗时一个半小时,任志强总共有八次打断或反驳我的问题:“你的概念是错的”、“你这个问题太无知了”、“你们将问题想偏了”。第二次采访他,他依旧是面无表情的模样。我说:“任总,上次在这里采访过你,还记得吧?”他斜靠在椅子上,眼睛向上挑了挑说:“我知道你。”

他的老战友阎阳生曾是某杂志社总编,他带一名年轻女记者去任志强办公室采访。任志强面无表情,把女记者吓得直打哆嗦。阎阳生怪他把小姑娘吓成什么样了,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一笑那女孩更害怕了。“任志强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阎阳生说。

华远集团前副总裁、与任志强共事20年的齐跃说,很多人不愿意去任志强的办公室,哪怕是跟他非常熟的人。在外面他还会说笑,一回到办公室,就变成了瞪着眼、没什么笑容、面无表情的人。

华远地产人力行政总监李春晖在美国进修的时候,任志强去探望她与其他同事。大家拍了一些照片,刊登在华远内刊上。有同事打电话给李春晖:“你们带任总去什么好玩的地方了?看把任总乐得,嘴角笑得那个开啊。”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学校里的喷泉前合影罢了。任志强得知这事之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自己为何在办公室总是绷着脸。“我一到工作环境中,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很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自然而然就进入这个情景,面部表情就会相对严肃了。离开办公室后,我就放下这些东西了,也会笑。”他说,有时候你们看着我皱着眉头,不是觉得你哪里不好了,而是我在皱眉思考事情,不会冲着你笑罢了。任志强曾是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华远集团董事长,现华远地产董事长。从规模来讲,在全国房地产公司里,华远地产不算大,2010年营收17.79亿元。从个人财富来讲,任志强也不过是个替国有企业打工的“丫环”,远谈不上房地产行业里赚钱最多的人。但是,任志强就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多次撰写万言书,以尖锐的言论著称,他是地产界抨击政策声音最响亮的人,也是地产界最具有争议性的公众人物。

他对中国房地产政策研究有着非常的嗜好。2003年,他牵头与几家企业联合成立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房地产的数据。“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中国最系统的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任志强说。他的地产界朋友、生意伙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前与人PK,会发短信向他求助,索要数据。曾经多次和任志强一起参加论坛的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他确实比很多专家,像易宪容、谢国忠等强,那些专家没有数据支持,而任志强有。”任志强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顾问,地方政府也时常到他那里索要数据、征询意见。他自诩是在做“开启官智”的事,从对政府23号文件的质疑到参与18号文件的起草,任志强在中国房地产的“国策顾问”这一条路上越走越远。

李春晖透露,任志强要求华远高管看《新闻联播》,他认为《新闻联播》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导向,它传递的是政府政策导向,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政府现在支持什么,要做什么。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卷入时代洪流的“红二代”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当时,属于高干家庭。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外表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生活其实是相当困窘的。家里人口多,有任泉生父母以及四个孩子。任泉生夫妻两人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家里六口人,还得接济在河南的任母兄弟等亲戚。任志强记得,他母亲总往老家寄钱,“河南省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如果不靠他们寄钱,可能我舅舅他们都死了。”即使现在他母亲已经90高龄了,仍保持着寄钱这一习惯。

任志强小时候去照全家福,穿的都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他们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接一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就接着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饿的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是稀粥加一片窝头,中午是红薯面、高粱面的窝窝头。

在父母被打成右派之后,家里日子更加难过了。

回忆起母亲,他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手握成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人每逢吃饭,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竖起右手食指,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那一半饭量比她多。”

在2010年5月18日的采访里,我问他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了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2009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他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给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孩子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我跟着到处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

潘石屹和任志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次,潘石屹、任志强和曹景行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谈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诉我:“曹景行年龄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触,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任志强家是高干,他家的桌子都贴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标签。我说我小时候家里没有桌子。”

任志强说:“潘石屹家再穷,一张破床也是他私人的。当时国家公务员都是供给制度,我家里穷得连自己的一张床都没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惨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在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这在当时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家庭离散,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以天生该如此的态度坦然接受。1968年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父母)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与他同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现是在国防大学任教的少将,他记得,他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先是坐了两天火车到陕西铜川。第三天,部队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到延安;第四天又坐卡车到延安郊区李渠,在那里大队的驴车正等着他们。行李放驴车上,人跟着走,走上三四十里路,到了冯庄公社。在冯庄歇了一夜,第二天又起来赶路去郭庄。

在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革命圣地,好。如果天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旱涝保收,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多斤,主要农作物是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面积种细粮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成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填不饱肚子。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元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1971年的延安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水平。

2010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四十公里,全程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居住过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洞口约两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子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是个羊圈,比这还破。

刚下郭庄的时候,任志强想去延安宝塔山“朝圣”。他与其他知青结伴,半夜两点出发,步行60里路抵达李渠,再在李渠公路边上拦截过路车辆,搭上顺风车一路坐到延安。耗费了六七个小时之后,这群知青终于来到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花上三毛钱,到了宝塔山,照了相作留念,又当天返回了郭庄。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分口粮,一个人只有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郭庄的老百姓对任志强很好,觉得这个后生肯干、能吃苦,也很好学。

郭庄没有干净的水。黄泥塘里的水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缸里的沙土能积半缸。舀水的时候不能搅动,一搅沙子都起来了。“经常缸里跳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说。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认为吃苦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人的性格成型,都是在青春期奠定的。17岁的任志强在郭庄经历了一段与过往不同的岁月,与一群他从未接触过的、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生活了一段日子。这段下乡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等于是确立了他一生的轨迹。

任志强回忆起过往,说:“当然了,我们不会忘记背着麻袋上山背粪、犁地、扬场的经历。后来我在部队干农活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一个城市来的人怎么所有农活都会干。因为我在农村待过,我可能比有些农村来的当兵的年轻人更熟悉这些东西。”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争强好胜的拧巴本色

1969年8月,任志强离开郭庄,成为“万岁军”38军的一名士兵。阎阳生同在38军,比任志强早一年参军。“我们这个部队受林彪影响很大,有一股子争第一不服输的劲,另外做事很精明。”阎阳生说。

38军的战士们,比唱歌能把嗓子唱破,比武也是拼了命地比。阎阳生是尖子班班长,任志强是特务连工兵班班长,谁也不服谁,吵起来就跑到连队的仓库里比摔跤。阎阳生一个背甩摔飞了任志强,但任志强快倒地前一拳头打过来,把他打倒了,他们同时落地。阎指责对方犯规,任反驳部队打仗没有什么犯不犯规的。两人算打了个平手,也是不打不相识。

阎阳生高兴地告诉我,他至今仍保存着一张当年在部队他和任志强打桥牌的记分纸。“珍贵在哪儿呢?当时我是刚学,竟然赢了他。这纸估计给了他,他还会生气。”

任志强争强好胜的一面在军队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挖坑道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和老乡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给大家点烟。炭在任志强的大手里烧得嘶啦啦地响,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大家全都愣神了,任志强催促道,赶快点,就这么拿着炭点了一圈烟。战友们被吓得够呛,他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

他决不肯以软弱的姿态活在世上。在部队时,他当工兵班班长,经常钻地道搞爆破,很容易受伤,他对他姐姐讲,如果他受伤了,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的人没用了,干脆把他拧死算了。后来他哥哥出车祸,任志强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他在飞机上下了决心,如果哥哥不行了,就掐断输氧管不让哥哥受罪做植物人。他的强悍、铁血可见一斑。

任志强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就是一个人憋在屋里,双眉紧锁,不会说话,也不会找人倾诉,一个人死扛。每次遇到难解的大事,他一着急就高烧不退,马上住医院,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和任志强共事20年,齐跃见他住过三四次医院。

1985年,任志强因冤入狱一年多。就算在监狱,他也处处争老大,干什么活都要比别人强。监狱里不能抽烟,去了检察院办公室,任志强二话不说上来就抢人家烟抽,弄得连法院、检察院的人都觉得他特别拧巴。

潘石屹说,在房地产业界,任志强很受欢迎。因为他聪明、坦诚、敢作敢当、直来直去,就是跟王石有点不对头,原因是任志强太争强好胜了。一次,汶川地震后王石因捐款的言论受到网友的猛烈炮轰。潘石屹跟任志强开玩笑说,任总,你老跟王石争这个行业的老大,争来争去,你没有把他打垮,网友把他打垮了。任志强听了这句,特别不高兴。他说,哪是网友把他打垮的,原来我就是老大。

前几年,任志强被评为中国人最想揍的第三个人,排在他前面的是陈水扁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阎阳生说任志强听后哈哈大笑:为什么不是第一位?在大连被人扔鞋抗议时,他调侃自己比得上总统待遇了,接着从容不迫地把话讲完。阎阳生说:“我特理解他,他肯定不慌,没准还觉得挺兴奋,他喜欢这种冲突。他争强好胜,没有挑战反而难受。当年他和华润分家,再创新华远时,已经50岁了,就是因为喜欢挑战才再创业的。”

好多记者采访任志强,但他本人觉得都写不到点子上,给阎阳生说:“你来写,你这么了解我。”阎阳生写了篇《叫板任志强》的文章。但编辑怕对任志强影响不好,为他着想,删掉了很多章节。阎阳生讲起这事,任志强说删掉了就没意思了。

而他的争强好胜,特别表现在抬杠上。一般人见面都会问好,最近怎么样?但是,你见任志强都不能用这种温柔的话问,他会觉得怎么这么没劲。有一次潘石屹见任志强问:最近和别人吵架了吗?任志强想了想说:还没吵。潘又说: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这日子跟没过似的,难受。潘石屹说,任志强和人吵架后反而很高兴。他最激烈的一次吵架就是几年前和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吵架。吵完架以后,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任志强下来后说:这回终于把老汪给骂了。汪光焘出去后跟人说:这回把他们叫过来臭骂了一顿。

1993年,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公司总经理,在北京东边办公,华远办公室在北京西边,潘石屹和任志强首次合作,双方合作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潘石屹那方占95%,任志强这边只占5%。一天,潘石屹接到任志强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原来,潘石屹用这家子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小车,再用子公司的名义把车租给母公司,并按市场价格付租金。任志强认为这是侵占小股东权益,找来一大堆证件、发票做证据。最后一计算,潘石屹确实占了任志强两三毛钱的便宜。潘石屹急了:“任总,你打电话叫我来,折腾了一下午,我从东边跑过来,汽油费都不止两三毛钱呢。”算出这个结果之后,任志强说:“算了,就这样吧。”

“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抬杠。”齐跃说,“北京人讲抬杠长知识。他今天跟你抬杠,如果没抬过你或者谁也没说服谁,他会马上回家找书,看上一夜。看明白了,第二天接着跟你抬,一定要把你抬服了才罢休。抬着抬着,他被逼成了专家。”

“而且他今天跟你抬这个论点,他没说清楚,他下回抬的时候,你跟他说上回你不是这么说的。他不会承认原来说错了,只会说自己没表达清楚。他把上回的论点给你拧回来,这回再把你抬得服服帖帖的。”

遇到他抬杠输了,他也不会直接称赞对方。他认输的方式很拧巴。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他遇上下属说得对的情况,他就从车的后备厢里拿出一个挂历:“哎,这个挂历特好,送给你。”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任大炮”

2004年12月12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中国大饭店举行。会上,任志强出惊人之言:“地产商只盖最好的房子,并且只有把这些房子高价卖给富人,政府才能把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转移到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中去。”“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一时,舆论哗然。

2005年,任志强在“2005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声称:“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任志强再次语惊四座:“没有巨大的利润支持,无法建设品牌,因此房产品牌就应该具有暴利。”当主持人询问“在未来几年内最不希望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情”时,一名观众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任志强2004年就说过“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在这个论坛上,任志强也毫不含糊,“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公众对任志强存在长年的偏见,恐怕有九成是因为任志强那张毫无遮拦的大嘴。

潘石屹说:“(任志强)观点有对的,也有错的,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谁的观点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关键是他的表达方式有时候比较伤人。”

一次,潘石屹与任志强同做论坛嘉宾,当场有一位年轻记者非常客气地提出问题,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留在了北京,现在北京房价太贵,以他一个记者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房子。任志强回答,你买不起房子就证明你劳动生产力低,不应该留在北京,你应该被淘汰到二线城市去,二线不行就三线,再不行,回农村,还有宅基地。那位记者慢慢地坐了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一个解决的答案,可是你可以安慰他一下,好好地努力,不要刺激人家。如果对方是个脾气不好的人,肯定要跟他当场嚷嚷起来。”潘石屹说。

“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潘石屹可能会说‘望子成龙’,我则会说‘人迟早都会死的’。”任志强说,“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直接,拐弯抹角,掖着藏着,不敢去说。”

他被称做“任大炮”,他像一条喷火的暴龙,四处点燃战火。其傲慢的姿态、刺耳的言辞让他饱受诟病。他曾经呵斥热衷打拖拉机的下属:“你们真是纯农民,就会开拖拉机!”

他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他的身上打下了20世纪50年代的深刻烙印。在他同学赵晓航的记忆里,他少年时代就个性张扬,不怎么合群。

潘石屹说:“‘文革’前后培养出来的50年代、60年代这一批人,还是有革命精神的。像吃苦、理想主义、为了别人着想这些东西都是革命情怀好的一方面。革命情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粗糙,生活比较粗糙、比较野蛮。”

任志强不讲究吃穿的生活品质。他的平头很多年都是他的副总齐跃给理的,齐跃插队的时候练出了理发的手艺。齐跃说,在食堂吃饭,很多人都会挑剔这不好吃那不好吃,但任志强没说这个话,给什么吃什么,并且永远吃光,从来不剩。

任志强一次请潘石屹在高档餐厅吃鲍鱼。他没用勺子,直接端起盘子将鲍鱼倒进嘴里。潘石屹就觉得这真是一个革命战士。“其实王石跟他是一样的,王石要含情脉脉地跟你表达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平路都不走,老往山上走。”潘石屹说。

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总受到青少年经历的局限,不太能超越这局限。潘石屹说:“革命的年代把人磨炼得特别粗糙,其实就是把皮给磨厚了。原来是细皮嫩肉,表达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温柔的,现在为了生存下去,就得把人锻炼得皮厚一点。吃、穿、说话都比较粗糙。如果讲究精致的话,那就承受不了,会要命的。”

“你说让他客客气气地讲礼貌,他就从来不会。另外,他觉得这些东西无聊。从他的价值观来说,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当我问任志强,你经常批评潘石屹,会不会考虑对方的自尊?他呵斥我:“你们这些社会上的人太浅薄了,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朋友之间还会考虑这些吗?”

当年和任志强一块儿干农活的郭庄村民郭志爱告诉记者,其他知青和当地人吵架,任志强在旁边劝知青:“我们是从城里来的,读过书,不要和农民计较。”虽然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话里泾渭分明的身份划分,带着红二代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造就他骄傲性子的部分原因。

任志强最受人诟病的,就是那些直接打在人痛处的话,例如“买不起房就回农村”、“穷人就不该买房”。这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居高临下,满不在乎对方的感受。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柔软的心

任志强嗜好看武侠小说,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武侠小说他都看过,连东一句西一句、下文不接上文的盗版书都看。齐跃说:“可能他内心里是有点大侠情结的。他本身武侠小说看多了,骨子里有江湖气,好当英雄,仗义,也好面子。”李春晖证实,在华远图书馆里,有很多任志强捐赠的武侠小说。

他的优越感和大侠情结,让他喜欢锄强扶弱。对于他言辞犀利、姿态咄咄逼人的形象,齐跃认为,在外面的傲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对人挺好的,第一他不害人,第二朋友有了难处,他能帮的,一般都会帮”。

毕京京告诉我,在郭庄插队时,他年纪小,只有14岁,经常不干活,坐在家里看任志强做饭。当时村里百姓都吃糠做的窝窝头,吃不饱。任志强看到小孩来到知青住处,趴在门口眼巴巴地看他做饭,他就会说“来,来,来”,把孩子叫进房子,赶快用碗盛上自己做的小米粥、玉米渣子粥给他们吃,还会往他们兜里塞土豆。

四五年前,任志强与潘石屹见一位大领导,领导想拿宏观调控收拾这些地产商,就先批评潘石屹。任志强跳出来一句一句地把话顶回去了。“他这个人平时可以欺负我,可是别人要欺负我的时候他帮助我。”潘石屹说。

西单附近不少物业属于华远。早些年,西单有一冰棍饮料摊的兄弟三人比较强悍,无人敢惹。有一次,他们和任志强他们发生了矛盾。任志强急了,一拳打过去,把人打退了好几步,把人身后的几筐汽水都撞倒了。任志强当过工兵,力气特别大。

但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华远负责西城区的拆迁改造工作。有位老太太,见任志强来了,一巴掌对着他的脸打了过去,把他的眼镜打飞了,接着又揪他的头发。任志强没有还手。事后阎阳生看到他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小块。任志强说很痛,只能硬挺着,对方是老太太,不能动手。

虽然任志强嘴巴大、脾气臭,但和他接触久了,很多人还是乐意与他做朋友。因为他坦诚,讲契约精神。

任志强谈判的时候态度强硬,有啥说啥,有什么问题都直接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做生意很讲诚信。谈判他很强硬,但很爽快。谈完之后,说好的事情他一定照办,绝不会留后手。这总比有后招、设圈套好多了。”潘石屹说。

他和任志强做生意很简单,谈好价格,在随便一个烟盒子或者随便一张菜单上签字就能算数。

李春晖说:“任总是特别诚信的人。只要生意谈成了,他一定会将后续的交接工作做好。有些土地有硬伤,很多公司会隐瞒,能不说就不说,这在我们公司是绝对不存在的。”

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正式实施。其第六章第七十条明确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早在2004年,华远即尝试所开发的小区实行“公共区域业权分配”。简单地说,就是业主在小区公用面积上拥有发言权和收益权。比如小区电梯张贴了广告,那广告收入就属于业主。但在当时,相当多的业主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一部分收益就归开发商了。“我们最开始做这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明摆着外人不知道这些钱,你可以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你非要把它晾出来。晾就晾呗,弄这么大声势,把我们也弄得不好办。”李春晖说。

任志强说:“这就是最严格的契约精神,我们从来不坑消费者。”

在李春晖眼里,任志强的外表看起来很粗糙,但内心很柔软。李春晖与同事在美国进修时,任志强去看望她们。她因为身体不适提前回了宿舍,躺在床上。等她休息好了,起床准备出去吃饭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碗面。别人告诉她,任志强吃饭之前,先点了一碗面送到她宿舍。就这一碗面,让在异国他乡的李春晖一下子热泪盈眶:“如果在国内,未必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在异国,就觉得很温暖。任总是粗中有细的人。”

华远实行末位淘汰制,这些年房地产业发展不错,被淘汰的人也比较容易找到新工作。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一方面华远面临着经营上的压力,另一方面房地产业遭遇寒冬,找工作不易。这种情况下,华远决定暂停淘汰制。2009年元旦,在华远员工与家属共同参加的年会上,任志强特别骄傲地宣布了此事。“你能感觉到他很自豪,我这个企业在为员工做一些事。”李春晖说。

1999年,任志强与毕京京等人聚会,当时他们已离开郭庄30年了。任志强提出,他们应当回村里看看,给村里办点事。2000年,任志强等七名知青回到了郭庄。他一个人拿出十万元,捐给村子开垦荒地。在插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老百姓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其余的知青也捐钱给学校买了一台大电视机。2009年,郭庄来人到北京,他还专门让毕京京问,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县里回话说,这些钱用来改造了50亩良田。

潘石屹去上海开发房地产,觉得人生地不熟。给任志强一说,他就专程抽出一天来,早晨飞到上海为潘石屹引荐朋友,当晚飞回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上要放烟花,任志强知道阎阳生喜欢摄影,专门请他到家里吃饭,拍烟花。他家正好可以俯视鸟巢和水立方。那次任志强亲自下厨做饭,对阎阳生说:你这爱吃大肉的,我全用大块肉招待你。那天,光是虾就吃了七八斤。

搜狐视频首席运行官刘春曾想和任志强“刺刀见红”,但2010年5月在潘石屹夫妇组织的聚会上,刘春第一次接触到任志强,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人,绝顶聪明,童心未泯。大家拿他逗闷子,开玩笑。“他是个很好玩的人,像老顽童,我行我素,不会考虑外面的反应,有他自己的看法。”聚会时任志强拼命发微博一直没抬头,张欣的孩子问:“妈妈,那个叫任志强的为什么傲慢得一直没抬头?”在微博上,任志强很长时间只关注潘石屹,那天聚会,潘强迫他关注了其他人。

潘石屹、李春晖都提到,唯一能改变任志强的人只有他女儿。任志强曾在公司里很自豪地说,我女儿在班上收男生写的情书呢。他为女儿长得漂亮而感到骄傲。

一次宴会,任志强带了女儿来。他蹲下身跟女儿说,这是潘叔叔。潘石屹认识任志强20多年来,极少见到他这样的低姿态。“我觉得能够管住他的,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女儿。”

我采访任志强时谈到他女儿,他难得地露出笑容,甚至嘴微张成O形。我问他:你一个月才见你女儿一两次,你不想她吗?任志强说:“我有我想女儿的方式,比如说我桌子上摆了很多我女儿的东西,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我女儿写的字,这都是一种思念。”说着,他开始围着他的半弧形的办公桌扭来扭去,找女儿的照片、女儿用过的东西……突然,他看到了桌子上的招财猫,一把抓起来,眯着眼睛,咧着嘴笑呵呵地说:“我女儿的招财猫!”

相对来说,任志强的表达方式,他的朋友、生意伙伴、下属等身边人更易于接受,他们更强调任志强心眼好、说真话的这一面。而站在与公众沟通的角度来看,他的表达方式过于激烈,令人反感。

苏小和说:“他是刻薄的,不宽容的,唯我独尊的。真正有思想的人,总是和颜悦色的,而任志强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他采访任志强,聊了四个小时。一开始任志强还在敲打电脑键盘,后来就对苏小和比较客气了。“如果他发现你有几把刷子,会把手头的活丢下和你聊。”苏小和说,“他爱沟通、爱思考,又比较骄傲,比较挑人。他是个特别矫情的人,自以为很有才华,很能思辨,不正眼看人。”

潘石屹说:“最起码,我觉得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无论是政策,还是思想性的东西,他是个聪明人。至于他的表达方式,人不能太小心眼儿,你若是跟他小心眼儿的话,你没办法跟他交往。”

任志强告诉我:“人心本来是善良的。主要是他们(记者和外人)不太了解、也不想了解我。”

吴晓波在其专栏里写道,任志强正反映出“当代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来与大众沟通”。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实话实说的倔头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任志强在军队已经待了十来年,他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他向父母报喜时,父母却告诉他:“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早已有更值得夸耀的成绩了。”“这或许对任志强是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他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的目标比较高。”齐跃说。

对于一个具有野心、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在和平年代从军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任志强后来当了华远负责人,我们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任志强的个性只适合当一把手,当二把手会干不好。”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延安郭庄插队的知青赵晓航说,“任志强是个倔头,一条道走到黑。”

1980年,任志强转业,下海经商。他到一朋友开的公司任副总经理,主要经营百货、餐饮等业务。齐跃去任志强负责的公司应聘兼职财务。这是齐跃第一次见到任志强,他回忆:“当时是冬天,任志强像个土匪头子,在一个小房间里,穿一身绿色的军棉袄,理着非常短的小平头,典型的北京干部子弟的发型。见面时,他很严肃,坐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你,基本没有笑容。”

任志强最早是做百货,在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租了一间房,做批发兼零售。1982年,他开始做餐饮,员工卖油条,他收钱。再后来,他又从山东贩卖苹果到北京。

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问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呵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无权又无职了,我们发展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他又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官员如果贪污,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他们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要说干部子弟身份给他带来的好处,应该是比常人更早一点知道政策变化的风吹草动。任志强说过:“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见《地产狂人任志强》,作者彭征、张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本职工作在一家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

任志强这些年仍旧保持了倔强作风,说话直接,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齐跃说:“这些年任志强变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毕京京说:“他说的那些大实话,我估计是插队对他的影响。在插队期间,他亲眼看到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尊重自然规律,旱了就没有收成,涝了也没有收成。他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按规律办事,实话实说。”

2007年1月,任志强在《答复网民的提问》一文中提及自己1985年9月进过看守所的事,并在那里待了14个月,最终经检察院证实无罪而释放。

任志强并未详谈自己为何被冤入狱的原因。齐跃当时是公司会计,也一同受牵连入狱。因为齐跃妻子快生小孩了,检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为由,将他提前释放了。齐跃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强得罪人了。当时华远算新兴公司,西城区的审计局有时会来审计。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来开会,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任志强非常重视。就在此时,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约任志强他们谈话。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约了一帮工程师正开会,我今天不能接待你。”

“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脸色看,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碴儿。那年中秋节,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齐跃说,“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审计局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的狱友也互相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学外语,学了900个单词。尽管被冤入狱,任志强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齐跃说。

任志强出狱后,齐跃到他家探望,发现他的白头发比进去之前多了三四倍,当时他才35岁。

我问任志强:“华远遇到重大事情时是你一个人拍板决定还是集体讨论?”任志强说:“我们过去由党委作决定,现在是董事会作决定。我从来不自己作决定,因为我被在监狱里关过,所以我更知道自己作决定要承担责任。我一定会找个挡箭牌,坚决不自己作决定。你们恰恰都说错了,这都是极端错误的认识。”

不给面子的实话实说给任志强带来不少麻烦。李春晖说:“任总有时说话或发表文章后不久,会有一些国家相关部门来查我们,比如查我们的税收,看你是否合法。这确实让我们很被动,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但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接待他们,要把账本给他们看。实际上,查完了又没有问题。”

齐跃说:“任志强这种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虑得罪不得罪,只考虑真与否。比如有时候央行出了一个政策,任志强会写文章评论。什么贷款啊或者办事,华远马上就会收到反应。”

“一般人会说算了,别跟国家较劲,犯不上,也不是我们家的。(任志强)他那韧性就是,这事我觉得对,我一定要坚持。”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经济都有用,你不能说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

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晖有时候劝阻任志强别说得这么犀利,委婉一点。任志强说:“别人都不说,你们还不让我说。”

他以前放炮时遇到麻烦,经常是华远的老书记周坚给他抹平。周坚是开国上将周士第的儿子。1996年,老华远在香港上市时,香港多家媒体和香港联交所收到一封揭发任志强1985年入狱的匿名信。周坚到北京市检察机关查阅十多年前的档案,并从西城区检察机关取得无罪的证明,才摆平了这件事。周坚现已退休,我多次寻找未果。周坚退休后,任志强还有一批特别能干的人,对外沟通能力都很强,这也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有一次,任志强告诉阎阳生:不说不行,人家以为任志强被抓起来了,所以还得说,不说对公司影响更大。阎阳生说:“任志强不怕麻烦,有一些事低低头就可以过去了,但他不低头。他就是这种牛脾气,其实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强说,他父亲对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不光是我父亲,应该说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这个观念。当他们对革命事业有追求的时候,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任志强有一个哥哥在战争年代寄养于老农家里,后来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为了革命事业而作出牺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数出千千万万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抛弃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精神。我想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参军的时候他打桥牌,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没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后后查了他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于是就有了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协。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说:“任志强应该是很纯真的人,因为我们都到了耳顺之年,都是60岁的人了,很清楚社会的险恶、站在对立面的压力和来自媒体的压力。但他单纯得像一个说皇帝没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样。他老捅窗户纸,你说他不童真吗?”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忠诚的少数派

虽然任志强屡遭炮轰,收了网民板儿砖无数,他仍坚持他的少数派本色不改。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同读一个班,又同在一个地方插队。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的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者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粱等其他粗粮做的馒头。我们就是不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论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

这时任志强一个人一方,另外六人是另一方,他们开始争论。任志强坚持他的观点:细水长流,粗水不流。

“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咱们到底是吃的两面馍、三面馍,还是吃白面馍我不记得了,这场争论还是记得很清楚。任志强是少数派,当时是一比六的局面,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赵晓航说:“现在是走市场还是顾民生,是讲效率顾公平,还是先公平后效率,这些都是目前社会上很难解的难题,当时面馍事件也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可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强就很固执,甚至很顽固,不惜拉下脸。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和事佬。”从任志强发表的众多文章来看,他的核心观点是各司其职,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政府则负责保障性住房。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宏观调控。李春晖说:“媒体太断章取义了,任总很早以前就主张住房市场的保障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住房问题解决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建保障房体系,结果媒体只抓住了任总所说的一个局部‘开发商只给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总说的大力建保障住房体系,矛盾就不会激化成现在这样了。”

“我接受的是共产党教育,经历了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教育阶段,我从小就要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努力为国家、党的进步和改革努力。”任志强说。他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这也许是他屡次对房地产政策进言的行动原点。

“年轻的一代总觉得反对就一定要打倒,根本不懂什么是忠诚性反对。”在谈到他批判政府的行为时,任志强这么驳斥,“改革是政府提出来的,我们只是在改革上和政府商量,怎么能说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了呢?”

任志强的经验都来自于他的实践。他最初是很苦的,做小生意,在施工队干过。他对相关政策很关注,这不光是学术上的关注,还因为政策跟他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

华润时期的老华远曾经占有北京房地产市场15%的份额,是当时北京市场的老大。2000年前后,业界有“南王北任”、“南万科、北华远”的说法。这有点像“南慕容、北乔峰”,任志强狂迷武侠小说,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见《地产江湖》,作者肖宾,长安出版社。2001年9月,任志强从华润辞职,老华远和华润分家。任志强带走了“华远”这块牌子,再次创业,成立新华远。尽管新华远发展很快,但像当年独占北京15%市场的盛况,是不可能再出现了。“因为在房地产界他曾经当过老大,很自负,所以他经常表现出一种得理不让人的态度,没理也搅三分。”阎阳生说。

虽然潘石屹说“20年前,北京每个区县都有两家房地产公司,但现在,北京区县一级的房地产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华远一家。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华远作为区属的房地产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毕竟与当年风光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的人生诉求或许就是做中国房地产的“国策顾问”,这是另一个领域的呼风唤雨。

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断裂的经济逻辑

任志强对政治有着敏锐的看法。赵晓航告诉我,一次同学聚会,有同学问任志强:“老四(任志强在同学中的绰号),你是政协委员,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个提案,就是市长、局长在就职的时候,除了组织上给他发任命书以外,他是否应该在一定的公开场合做就职宣誓?”没想任志强马上就在饭桌上说:“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因此不可能向公众宣誓。”赵晓航说:“因为所谓的宣誓只是向委任他的上级宣誓,我们官员的权力表面是人民给的,但是实际却是上级给的。他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毕京京记得,在郭庄插队,17岁的任志强就说“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任志强告诉毕京京,农民干公家活的积极性不太高,大量的时间弄自留地去了。那时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即人头占粮食配额的70%,劳动只占30%,老百姓说苦干一天,不如生一个肉蛋。肉蛋就是小孩,因为多生一个小孩就多一份人头粮。

不过,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的双重身份,造成了任志强学术研究上的模糊地带。我问任志强:“你本身是个开发商,你的发言和文章是否带有开发商的利益呢?”任志强反问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带有自己的利益?你的概念错了,如果我仅仅站在开发商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政府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更多是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政府才有可能接受。恰恰是不能从开发商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任志强在商人与学者之间左右摇摆。黄怒波说:“我觉得他做学者可能比做商人的角色更清晰一点。因为做商人,得把公司做大。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万科,或者后来的好多公司。当然他又是国企,这个身份就更怪。纯做学者,也没什么意思。任志强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我也不希望他改变,改变就不是任志强了。”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曾说:“我怀疑他(任志强)能否在政策研究中放下企业家的嗜好,正如他能否在企业中放下他的学者情结一样。”

任志强是对市场走势判断很准的人。1998年和1999年,房产调控比较厉害的时候,他拿下北京三元桥附近华润凤凰城的土地。那次土地储备占用了很大一笔资金,有人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质疑。任志强却认为调控是暂时的,房地产将会有个很好的走势。但是,华润只保留了凤凰城一期的土地。在经营上得不到支持,至少是任志强离开华润的部分原因。后来市场形势好转后,华润又高价买回二期、三期的土地。

2009年8月和2010年8月,我连续两年参加了海南博鳌房地产论坛,晚上的嘉宾论坛几乎是任志强一个人的表演专场。2009年他说自己的感受是“惊弓之鸟”,2010年则劝其他房地产商“我都从了,你们也从了吧,如果不从,政府将会有更严厉的政策出台”。果然,2010年9月29日,力度更强、调控面更广的房地产政策出台,验证了任志强的判断。他的评价是:“我希望政府用市场化的手段调控,而不是坚持用非理性的、非制度化、非法律化的行政手段进行恶性的干预。”

前几年任志强坚持房价上涨论,与部分认为房价会跌的专家形成鲜明对比。早几年骂任志强的网友,现在却说“如果早点听任志强的……”但是,你很难说清楚,任志强的预判出色,是出自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还是出自对政策的深刻洞察。正如张维迎所说的,中国企业家花费很大的才能和精力来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

潘石屹说,从任志强的文章观点来看,他还是坚决捍卫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是相信政府,相信政策。所以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研究政策,呼吁政府要来救市这个上面。在这一点上他是跟我完全相反。中国过去的五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房地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基本面,最强大的力量还是市场的力量、供求关系的力量。所以,任志强整个精力和关注点大部分都在政策上,而我对政策的研究远远没有他这么透。可是我对市场上需要什么东西,下一步的供求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研究较多,我更侧重于市场,发现市场的力量。”

《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编辑唐学鹏认为,任志强的很多言论让人感到他是自由经济的盟友,他对政府管制的批评具有深度和洞见。不过,一旦触及对高房价的异议,任志强的经济逻辑便会自动“分裂”:他抨击宏观调控,但是遇到房价下跌,他又大声疾呼政府救市;他尖锐批判政府控制土地是造成高房价的祸首,又同时主张“所有土地必须要先国有化之后——被地方政府低价征收、然后拍卖——才是合法的住宅土地”,反对民间的集体性土地交易。

“最有趣的是,任志强从2005年评为‘最想被揍的人’变成2009年的‘真汉子’的过程恰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急速扩大化的过程。政府无度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胀预期,迫使更多人不得不加入按揭债务的阵营,此前政府对房地产的‘救市’又强化了‘房价不倒的神话’,更多人加入泡沫意味着更多的人悲剧性地爱上泡沫。而以理性自诩、但经济逻辑断裂的任志强是一个缩影,他象征着一种‘有利于我就是市场、不利于我就是计划’的商人哲学,更暗示着一种更为广泛的‘小民讲法制它耍流氓、小民耍流氓它又开始讲法制’的强权哲学正在流行。”见《任志强的经济逻辑是断裂的》,作者唐学鹏《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29日刊登。唐学鹏写道。

苏小和认为,受时代的局限,任志强的思想是零碎的。他的人生经历了“文革”,造反、下乡、从军,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他的整体思想框架是毛泽东时代、“文革”时代的思想。“他谈企业,无非就是官商结合,他们把官理解成政治,商理解成经济。他将政治经济学理解成官场上的经济学。马克思的那套分析,非常落伍。但他接触了市场第一线,又学了法学。他的思想很混乱,价值谱系不清晰。有些还是相对冲突的。”

任志强对毕京京说:“你要批评这个社会,你必须掌握批评的武器。”他17岁时就读马列的书,比如《联共党史》这样有关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书,然后读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还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一些老政治经济学专家写的,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一个简本。知青们当时每天凌晨四点半左右出工,然后晚上七八点才回窑洞。每晚任志强就点着油灯看书,他是知青中读书最刻苦的人之一。

少年时代的任志强没有什么儿童读物。在他记忆里,除了《十万个为什么》,再就是《趣味数学》。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说他语文不好,于是他从父母书架上拿书看,看了、等古典文学。“文革”中期国家恢复了一些旧的读物,任志强接触到苏联第四代、第五代作家的作品,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这些作品反映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些变革,对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我们开始设想了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任志强说。后来蹲监狱的一年多时间,任志强将《法学概论》读得烂熟,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养成了法学思考的习惯,喜欢用法律上的语言来思考和回答问题见《任志强的逻辑》,作者苏小和,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任志强嗜好读书,号称一天看六万字。他什么书都看,看得很杂,有时齐跃和任志强一起去打高尔夫,就顺手帮他拎一下球包。“哇,好沉!打开一看,一堆书,至少有十几本。晚上睡觉有空他就看。另外,他在飞机上基本上不睡觉,都在看书。”齐跃说。

“他是个爱学习的人,同时也是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完善的人,他的缺陷比较明显,在某种意义上,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缺陷。他的改进意识是比较强的,刚开始自我改进。好多中国人到了80岁也没有改进,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苏小和说。

“我理解错了,你可以批评,但我不能有意见不说。”也许这才是任志强最固执的坚持,与论战者对峙,与自己较劲。

插队的经历让他实事求是、吃苦耐劳,部队的锻炼让他直爽、粗犷,“红二代”的出身让他天生有一种优越感。种种因素的叠加,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任志强。

潘石屹说:“可能年龄越小的人越不能理解他的这种粗糙,什么事情都不讲究。这是革命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人的特征。我觉得‘50后’这一批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语言都很难跨越时代的鸿沟。不过,任志强是非常聪明的人,很多人在博客上跟他吵架都吵不过他,他反应快、有理有据。因为他的聪明、他的吃苦精神、他的求知欲,他就有能力跨越这个鸿沟,与年轻人对话。你看,他上微博后,天天人家问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这还真需要毅力。”

通常让人以为傲慢生硬的任志强,却出人意料地在网上极其愿意跟网友沟通。仅2010年11月8日这天,从早上7点10分到晚上22点58分,任志强共发了61条微博。截至2011年6月9日,他的粉丝已经过了400万。迥异于其他名人,任志强甚至到了有话必回的知心大哥境界,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他有关考试、找工作等人生问题。网友“幻影蓝色画师”在任志强微博上留言说:“任总,你已经取代李开复,成为新浪微博的知心大哥了。”

以前经常呵斥别人的任志强在微博上开始尊重网友。比如潘石屹在微博中提到有人来“拜访”,任志强回复潘石屹“小潘,忘了平等了?”潘石屹认为,微博这种互动式沟通,或许能部分改变任志强。任志强的微博,现在更多言论是关于传统智慧的人生之道,以及解答青年人的人生困惑。他有这样一条微博:“我没有能力推动变革,只能管好自己的乌托邦,但我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推动改革,也许会失败,但至少不会因为没努力去做而后悔。”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引子

少年时期从福建逃到台湾的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跟人说,如果他没去台湾,可能现在还是个乡下老头,李开复则不这么认为:“如果我家没去台湾,我认为凭着我们家的教育和影响,我依然能成功。”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开始新的闯荡

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

在这片科技热土上,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中国大学密度最高的区域;同时,它也是中国It公司密度最高的地区,联想、新浪、搜狐、百度等均在此起家,无数创业公司活跃在此地,他们怀着成为下一个Google或者Facebook的梦想在这里创业。

学府云集,意味着潜在的人才;公司攘攘,意味着蕴藏的金矿。

李开复,理所当然地在这里开始他新的闯荡。2009年8月辞去Google中国区总裁职位后,他创办了创新工场,从一名高薪职业经理人成为一名创业者,自己做老板。

依他的设想,“创新工场”是天使投资+孵化器的模式。对有好点子、有创业激情的青年,“创新工场”将投入一二十万美元作为创业者的启动资金,并为创业者提供场地、法务、公关、培训等服务。他将“创新工场”定位为,一位投资者、一位辅助者、一位教练。他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苹果、微软、Google工作的17年,是和乔布斯、比尔·盖茨、埃里克一起工作的经验,是他对跨国企业如何运营、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理解。他说,“创新工场”不是慈善事业,目的是赚钱。不过,他希望不仅自己能赚钱,而且还能帮助青年人成功。最初,创新工场安家于清华科技园——北靠清华大学,西临北京大学,与Google、微软、网易、搜狐为邻。

清华科技园16层,出了电梯,拐角的墙上贴着一张A4纸大小的告示:“创新工场左转”。游敏丽——创新工场“点心”项目研发总裁——第一次到这里就对此印象深刻:“创新工场名气这么大,但到了它门口,居然不知道怎么走。我在走廊上碰见过好几次拖着箱子一脸迷茫找不到路的人,因为告示太小了。”

“他原本可以舒适地找一个国际机构,拿着数百万美元的年薪,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创新工场第一批投资人之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现在的开复比以前务实多了,他忙的是创新工场能不能成事。”2009年,李开复曾和俞敏洪探讨过创业的问题。俞敏洪说:“你快50岁了,再往后还有出来创业的机会吗?”

俞敏洪的问题也许让李开复下了决心。他带上汪华(创新工场管理合伙人)、王晔(创新工场产品总经理)、王肇辉(创新工场新闻发言人)一起创业。汪华与王肇辉出生于1978年,王晔是1982年。而李开复,1961年生人。他的资历、人脉、经验远优于他们。一开始,创新工场就是一个中年创业者带着三个年轻人做。

这并不常见。就我所接触的创业公司,更多的是几个资历相似的年轻人共同打拼,或者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年龄也远小于李开复)带着构架较成熟的班子闯荡创业之路。

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范围里来看,李开复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样本:他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一个“外省人”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他少年时求学于美国,耳濡目染西方开放文明十余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做过同学;他先后在世界最著名的三家It公司——苹果、微软、Google就任,以跨国公司高管的身份与中国大陆发生紧密的联系,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为Google在中国开疆辟土;2009年他进行职业经历上的转身,做了一名天使投资人,创办创新工场,旨在帮助中国的年轻创业人,并且获得投资回报。

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说:“开复的创新工场其实最重要的产品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人才。在他血液里面,他一直都在想怎么样把科技跟中国的年轻人结合起来,再加上大家的创意。”他亦是创新工场第一批投资人之一。

从台北到北京,直线距离1700公里,直飞航班需三小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地并不通达。横亘彼此之间的,是被历史强行隔断的遥不可及的空间,是同宗同源却渐行渐远的文化。

2005年,李开复辞去微软的工作,跳槽至Google。微软以一纸诉状将李开复和Google推上法庭,引起全球轰动。最后,此案经调解,不了了之。李开复披露他决意走的原因:除了Google的年轻、创新吸引着他以外,他还希望Follow My (跟随我心),回到中国工作。纵观他这些年来的经历,离不开以下几个词: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你难免会好奇追问,支持他回中国、推动他热衷于中国青少年教育的精神内在驱动力,是什么?

也许,这需要回溯他的前半生,一直至他生命的原点——台北。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在台北的外省人

1961年,李开复出生于台北一个“外省人”家庭。“外省人”是区别于台湾本省人的称呼。1949年前后,数百万人随国民党迁徙至台湾。他们及其子女,被称做“外省人”。

李开复的父亲李天民,随国民党迁台,与妻儿离散。1950年,李天民妻子带着儿女变卖家产,将金子焊在手电筒里藏着,一路辗转,不顾关山险阻,离川赴台,与李天民团聚。从四川到台北,这段路,走了半年之久。

李天民,四川华阳人,1909年生。他是黄埔六期学生,与罗瑞卿大将是同学。当时罗瑞卿个子最高,有个绰号叫“罗长子”,排队排第一个。李天民个子矮,还没枪杆高,排最后一个。叶挺担任过他们的教官。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当晚发生枪战,叶挺还对李天民说:“小鬼,趴下。”第二天,李天民他们坐船到九江,很多年龄大的同学参加了南昌起义。

后来,李天民受人资助去了日本,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客居异乡五年。当时物资匮乏,思乡之情久久缠绕心头,一名中国留学生太太常唱阳关三叠以解乡愁。李天民在台北与儿女忆起,每每动容。

留学归国后,李天民在南京担任当时的《中国日报》总编辑,后去国民党“中央党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青年团干事长。1947年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他获得高票当选。

1949年,李天民随战事节节败退的国民党迁台。在台北,他看不惯当政者的腐败等种种行径,政治兴趣淡了,将精力转移到国际事务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1984年起,李天民接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所的邀请,在硕士班开设“中共党史”,在博士班开设“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共人物专题研究”等课程,直至去世那年3月因病入院才辞去教职。

李天民夫妇一生共养育七名子女,李开复是老来子,在台北出生。李天民秉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一生清贫。他在台北郊区很偏远的名叫永和的地方购买了房子,将一家人安置下来。

据李开复五姐李开敏回忆,那是很老的房子,他们七兄妹与父母住在四间房里。院子里有莲雾树、槟榔树。门口有鱼塘,邻居在里面养鱼。附近只有几户人家。为了生计,李天民夫妻一直很忙,不忙的时候家里很热闹、很开心。如果忙起来,李开敏就只能和狗一起玩,很寂寞。

作为幺儿,李开复很受宠爱。李开敏说:“我感觉自己成了灰姑娘,爸妈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他身上,我觉得自己失宠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李开复遭遇微软起诉的时候,李开敏和三姐一起在美国陪他。

国民党迁台之后,小小的台北市能尝到中国的五大菜系。来自各省的大厨汇聚在台北,很多大厨是从将军、高官家里的厨师做出来的。李开复记忆里的台北,充满了美味。“太好吃了,我从小就贪吃。”他的母亲王雅清以前在四川时,跟着婆婆学,也做得一手美味川菜。

迁台,给台湾带去的不只是五湖四海的中国美味,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在高等学府里薪火相传,还在普通人家的家庭教育中得以传承。

少年时期从福建逃到台湾的台达电董事长郑崇华跟人说,如果他没去台湾,可能现在还是个乡下老头。李开复则不这么认为:“如果我家没去台湾,我认为凭着我们家的教育和影响,我依然能成功。”

李天民是传统的中国父亲,甚少言语,与孩子并不亲密,不会直接表达“我爱你”,父爱隐埋心底,以身体力行对孩子产生毕生的影响。李天民与最小的儿子李开复差了半个世纪的年龄。他们很少聊天,每天独处的时光是李开复早晨上学,李天民送他上校车。父子俩一起散步。一前一后地走,儿子有时小跑着跟上父亲的步子。

李开复堂哥李开钊忆起,1929年,李天民曾教李开钊父亲李天福唱《国际歌》。那时候,李天民20岁,李天福15岁。这是哥哥教给弟弟的第一首歌。“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关注的就都是中国的前途。”李开钊说。

李天民很关注李家后代的教育。他曾给李开钊的孩子寄书,都是非常传统的、讲忠孝的书。李开钊觉得,李天民的一部分在他的儿子李开复身上延续了下来。无论在四川大学还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演讲,李开复关注的都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传统的教育,在开复身上没有丢。”

“我父亲很少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很放权。他都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观察父亲如何做人处事,从中学习如何做事。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李开复说。

李开复记得父亲满架子的书,他记得里面最显著的一本是《苏俄在中国》。他知道父亲最尊敬的人是胡适、钱穆、张大千。钱穆在世时,父亲春节必亲自拜望请益,年年如此。钱穆手书一副对联“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是李天民的立身存世之道。去世前,他将这副对联赠送给了最小的儿子李开复。这副对联也随李开复辗转于美国、中国。

虽然少小离家去美国求学,但李开复的中国传统教育没有断过。母亲要求他每周都写家书,她对儿子的每封家书都会认真校对,修改每个错别字,再把原信寄回给李开复。在美国读大学,他学中国古文,其中一文是梁启超。文里一句我们耳熟能详:“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母亲总要求他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李开复保留严谨的作风至今,他永远是西装革履,天再热也如此。一次,清华大学的讲座结束后,他汗流浃背,西装都滴水了。Google中国是个年轻化的地方,大家穿得都很随意,我也目睹Google中国很多员工穿着拖鞋、短裤上班,但就李开复一个人西装、衬衣、领带一样不少。一次活动,大家让李开复把正装换成便装,别让新员工觉得拘束。他听从了意见,回去换便装。但大家发现他的便装概念就是把领带解了。

2005年李开复从微软去了Google。也遭遇人生最大的一次危机。微软以违反竞争协议为由将李开复推上被告席,也将他推到了全世界媒体焦点的位置。当时李开敏和三姐、四姐到美国看他,整个夏天一直陪着他,帮他搬家。每天面对诉讼,天天都有人来搬电脑,拿资料,所有私密的东西都会被拿走。李开敏感觉:“天哪,这跟‘文革’差不多,以前是抄家,现在是抄电脑和私人资料。”

那是李开复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他不大开口,外人也看不出来。“每次见开复,他从不提工作压力如何大,看起来都很轻松,他和父亲一样,将压力埋在心里。”李开敏说。

Google中国前首席战略官郭去疾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实习过,后来被李开复推荐到微软工作。郭去疾回忆,李开复打官司时,他已准备去亚马逊公司,李开复打电话邀请他回国创办Google中国。郭去疾告诉李开复:“我一定去Google跟你共同渡过这个难关。”在打官司期间,李开复的沉着冷静给郭去疾留下很深的印象。在Google中国的这几年,Google屡次遇到公关危机,他也从来没有看到李开复表现出有压力的样子。

Google中国前公关负责人崔瑾记得牌照事件那次,“大家都几乎绝望了,但李开复每次都是轻松笑脸,从未发过脾气,从未看到过愁眉苦脸。”

“开复像爸爸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胸襟开阔,为人宽厚。”李开敏说,“爸爸这一生,我从没听过他口出恶言,从不参与朋友间的指责,开复这一点很像他。”崔瑾一次与李开复出差,她和另一名同事睡过头了。醒来后,发现李开复已经悄悄上飞机了。“他不会开口要求我们该干什么。”崔瑾说。李天民也从不向儿女开口提要求,当年就是以81岁高龄独自从台湾去四川探亲。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忠孝传家

李开复在台北读书时,籍贯填的是“四川省华阳县”,但他极少听到父亲说他的故乡四川。李开复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李天民觉得不大可能回到大陆时,非常悲伤、沉默,他不提故乡二字,这是他最爱但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李开敏说,父亲是很深沉的人,只有在写春联的时候才流露怀乡的情绪。她记得每逢春节,父亲会写“时时勤秣马,年年望还乡”的对联。

不只李天民,这种情绪也激荡在当年羁旅台北的许多人心中。于右任曾写《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不少迁台的“外省人”,死后葬于海岸,葬于高山,海浪、明月相伴,游子孤魂飘飘荡荡,遥望大陆。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两岸处于冰点的关系隐隐有了解冻的希望。1986年5月,中国国航和台湾华航就降落广州的台湾华航交接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达成协议,签署了“两航会谈纪要”。这次商谈是两岸在隔绝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导下的第一次公开接触谈判。

李天民有了回大陆的机会。1990年9月,两岸红十字会就双方组织参与见证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大陆偷渡者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12日签署了“金门协议”。该月,81岁的李天民独自一人返回四川。他西装革履,见了弟弟李天福后的第一句是“再也不会影响你们了!”此时,他最爱的母亲已去世30年,他黄埔六期的同学罗瑞卿已去世12年,而他的小儿子李开复在美国计算机博士毕业后刚进入苹果公司工作。

见到李家人,李天民谈及他母亲,泪流满面。他在母亲坟前亲手栽下两棵柏树,为自己无法尽孝道号啕大哭,长跪不起。后来到成都文殊院,李天民为其母做法事,白发苍苍的老人又跪了一个小时。他三弟的儿子李开钊见老人年龄太大,赶紧将其扶起,代其跪拜。

李天民返台时,随身带了一方印章,刻着“少小离乡老大回”。据李开钊回忆,这是李天民回乡探亲的时候自言自语的一句话,一位金石名家刻成印章送与李天民。回台北后,李天民常看着印章不能自已,老泪纵横。他体内始终奔涌在沉默的熔岩下的情感爆发了,他反复提及他在四川老家的事,逢人就说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后辈。1993年,李天民去世,葬于台北。1990年那次四川行,是他唯一一次从台北返回故乡。

台湾小说家、白崇禧儿子白先勇在小说《梁父吟》里写道:“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裳佩挂是要紧的。”

2009年是李天民一百周年诞辰,李开敏说父亲的遗愿是葬于他母亲坟旁。但如果这样,做子女的要拜祭他,就难了。他们打算将父亲当年留下的一顶帽子送回四川,在奶奶坟旁建一个衣冠冢,让父亲永远陪伴他的母亲。李天民去世五年后,1998年李开敏第一次踏上了寻亲之旅,到了四川。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她去了两次灾区,做心理咨询,用四川话与灾民沟通。她说:“如果爸爸在世,看到四川遭受的劫难肯定痛心疾首。”李天民一生只说四川话,数十年乡音不改。因父亲离世太久,父亲的口音李开复有点淡忘了。但他去四川,听到正宗的四川话之后,恍然觉得父亲再世。他说:“我去成都,和人说四川话,别人都嫌烂,不跟我说。”2004年,李开复第一次到四川,见了李家的堂兄堂姐们,到了奶奶坟头上香,并在四川大学作了演讲。2009年3月,他到四川雅安的四川农业大学演讲,他的叔父李天福曾任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堂兄李开钊等亲人生活在雅安。

李开复的遗憾是从小未能见到自己的奶奶:“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而且我想到,我的父母亲对我的孩子的爱,就觉得我的童年还是少了一些什么,当然不是孤儿,但还是有些失落。我的爷爷很早就过世了,奶奶是一名非常伟大的女性,80年前,她就将三个儿子都送上名牌大学了。”

同样是外省人,李开复和李安、马英九有很多相似点:都有不苟言笑的父亲,父亲身上的家国传统都很深,对子女为中国未来的努力都寄望很重。我问李开复自己感觉到没有,李开复说没有深想过,但他开玩笑说:“也有区别的,马英九父亲对马英九的期待是做‘总统’,我父亲没这样的要求。”李开复和李安的相似点还有,父辈当年留在大陆的亲人,都遭受过人间至痛。李开复回过老家,而李安到目前都没有回过他在江西德安的老家。

李开敏说:“父亲的愿望也是开复回中国的一个原因,开复是孝子。”李开复一有假期,就回台北陪90岁的母亲。李开敏说:“他这么严肃的一个人,一回妈妈家就发疯似的,开玩笑,说笑话,模仿别人逗妈妈笑,就像是那个曾经的七八岁顽童。”李开复还学打麻将,“这样可以用妈妈的语言跟她沟通。我妈妈当时看到一个Google的总裁居然连麻将都会打错,她会高兴地哈哈大笑”。

在《我的父亲李天民》一文里,李开敏写道:“(李开复)他和爸爸年龄上差了半个世纪,但他在父亲病榻前挖空心思购食、喂食,一概亲自服侍。弟妹先铃是现在少见的贤淑女性,全心相夫教子,任劳任怨,乐在其中。他们的婚事,由父亲幕后安排,见二人恩爱,最令爸爸安慰。”

“父亲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作《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给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

李开复说,以后要把父亲的遗愿——未写就的《中国人未来的希望》一文完.FReexs.成。他看了《刘少奇传》,这是父亲去台湾后写的第一本书。他找了专卖旧书的一家网站,将《刘少奇传》全买了下来。

李天民没有看到李开复到大陆闯荡的那一天。1998年,李开复从美国返回中国建微软中国研究所,2005年创建Google中国,父亲的影子始终跟随李开复。在中国,他恐怕是最热衷于与中国大学生打交道的跨国公司高管了。这不仅是工作的需要——微软和Google当年在中国都需要吸引年轻的人才,同时也是他个人的兴趣——从父亲那里延续下来的兴趣。李开复不仅写公开信给大学生,还在全国各高校作了无数次演讲。这些信和演讲都赢得了中国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共鸣。

李开复印象里最深的一次演讲是在清华。有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要回中国。他说:“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间迸发了对中国的感情,想起父亲对我的期待。从小父母告诉我,希望我以后要对中国有所贡献,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人会记得,中国崛起的时候,李开复曾经回到中国,帮中国做了一些事情。”

亚嵌首席科学家陈怀临评价李开复对中国大学生的意义:“对年轻大学生世界的启蒙远比一两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章来得重要,意义更深远。李开复在中国的这些年,写的那些文章,是为忠。对中国人民的忠,对中华民族的忠。这一点,我是从来不怀疑的,是确信的。我可以看出其文章字里行间的期盼。李开复的忠来自何方?我个人认为来自于他的孝。”

“可以说,李开复开创了一个历史先河,即如何以一个高级企业管理人的身份将职业与其私人的理想抱负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看见第二位这样的人。”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Follow My Heart

Follow My ,某出版社人士跟随李开复进行签名售书活动时,常见李开复在扉页上写下这句英文赠予读者。这是李开复不遗余力广为宣传的理念。如果缺乏身体力行,这句话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漂亮口号。只有用生命的每一天来实践,才能将其变成信念。理想主义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早年,李开复成名的起点是卡耐基梅隆大学——1987年,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在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上作出了划时代的突破。1984年,李开复从他的导师罗杰·瑞迪手里接过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这一课题。经研究实验,他决定违背当时的主流方法,另创一种新方法。尽管他的导师表达了反对意见,但他仍坚持走自己的路。罗杰·瑞迪,这位开明的导师本着“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的精神尽可能地帮助他的学生。他赞赏学生反对自己的勇气。李开复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李开复不缺乏勇气,尤其是敢冒风险开拓新领域的勇气。1998年,他在中国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2005年,他创建了Google中国。他两次跨国公司高管的经历,实际都是一场新的创业。

在他的父亲身上,亦能看到这种舍弃旧世界闯荡新世界的勇气。不满政坛腐败风气的李天民远离政治之后,转而研究中共党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很少。但李天民认为,台湾不应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留下空白,应抛开政治立场与成见去看待历史。50岁时,他开始学英文,后来去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交游广泛,欧、美、日均有朋友来往。他去英国玩,还特意拜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每到一地,他必去找图书馆、书店。在四川逗留的期间,行程匆匆,他亦不忘去图书馆翻书。他的儿女小时候还帮他抄书。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近代史的资料,60岁之后陆续出版了《刘少奇传》、《林彪传》、《周恩来传》等著作,有的还被译成日文和英文出版。

有父亲的典范在前,如此也能理解李开复为何能在知天命之年放弃风险小的、条件优渥的一些机会,而走上创新工场这条艰难的创业之路,尽管他积攒半生的良好口碑与深厚人脉能够让他的创业比其他人的创业更容易一些。Follow My ,从微软到Google,从Google到创新工场,这是李开复走出来的信念。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中国专家”遭遇中美文化冲突

但是,Follow My 的李开复,需要在美国人的心和中国人的心之间斡旋调和,使其合奏出他希望听到的旋律。这很难,比做好一碗完全复制妈妈味道的牛肉面难得多。

Google有专门的大厨为员工做饭。李开复创建Google中国的时候,也将这一套带到了中国。他本人好美食,每次和朋友去高档餐厅吃饭,谈起美食眉飞色舞,但他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是母亲做的川味牛肉面,他曾带马英九回家吃母亲亲手做的牛肉面。他把食谱交给Google中国的大厨,大厨做了进化版的妈妈牛肉面,李开复加了二十多种调料,通过十多次品尝,优化到现在的最终版。

如同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中餐招牌菜Kung Pao Chi(“宫保鸡丁”),经过改良,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他所领导的Google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处境。

在Google之前,已有多家互联网国际巨头折戟中国,或者陷入泥泞。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固定、清晰的边界,它的边界有着弹性,可扩大或缩小,而且它还有一些规则,你看不见,你只有触碰到它,你才知道它的存在。这需要有“中国式生存智慧”的人。

李开复恰好看起来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人选。

王肇辉对李开复这么评价:“李开复既能在四合院和人喝茶吃花生米,也能在五星级酒店和外交官喝鸡尾酒。他能自由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无论是微软还是Google,请他做全球副总裁都是看重他在两个文化圈里自由游走的能力。”

微软起诉李开复的理由之一是,李开复是搜索方面的专家。但是,郭去疾认为,Google雇用李开复,因为他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他能在中国积累这么高的人气,是他的个人努力。在李开复一场接一场的大学演讲里,他也成为微软、Google最好的公关。尤其在微软进入中国的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李开复很好地提升了微软的形象。最开始,Google在中国招聘,就是打着“做李开复的关门弟子”的旗号。

李开复回国创办Google中国并不容易。与总部沟通是最大的困难之一。说直接一点,就是放权不放权的问题。总部给Google中国多少权力,能否接受中国的特殊国情等问题。而另一个困难则是很难招到既符合Google价值观,又了解中国网民需求的学生,学历和创造力不能匹配。他这些年到中国几百所大学作了演讲,堂兄李开钊一次开玩笑地问他:“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大学生能不能接受你的想法、做法?”李开复没有回答。

李开复说,Google是一个放权的公司。“虽然埃里克和我认识有十年了,私人关系不错,但不可能根据长期的私人关系来给我放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中国作出一定成果,无论是市场份额、中文搜索技术,还是最新的创新,都让我们在总部有相当的信誉和话语权。”李开复说。

他提醒,埃里克对中国市场有过承诺:“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对在中国的成功也有五千年的耐心。”李开复认为,过去跨国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失败,主要原因是不放权。正基于此,他来中国是得到充分放权的。

李开复特别举出音乐搜索的例子。做免费产品大家可以理解,但像Google中国这样先花钱帮用户买单的例子鲜见。“有些公司就可能会等法律在打击盗版上执行得更好再来做这个产品,或者不做。Google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要赢得中国市场,必须谦虚地去理解用户,用户永远是对的。用户习惯地认为通过网络搜索获取音乐应该是免费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可改变,他们这样认为不是他们的过错。”

他也强调,Google中国不是一个独立公司。任何违背总部价值观的产品都会损失Google中国在总部的信誉。总部也不希望中国这边把公司的技术平台搞乱。任何时候能用总部技术,就用总部技术。“我们不会说Google中国有300个工程师就不用总部8000个工程师的成果。”李开复说,“必须做到用户的需求和总部的价值观评估机制结合,才有可能胜利,这是双赢。”

他向我展示Google中国创新产品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最有特色的是,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合法的搜索。”

但是,从Google中国落地北京开始,事情就不顺利。2006年4月,Google发布中文域名Google.——这在总部并不是所有人赞同,并因借用赶集网的ICP牌照而在中国陷入麻烦。崔谨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几乎很绝望了,为什么在中国做事情这么难呢?”

2009年6月18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称:Google中国存在大量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严重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炸了锅。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讲,这都是难以忍受的大灾难。李开复到医院做个小手术。在进手术室前,他给公关部的人说:“手术两个小时就完成。两个小时之后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出院了。”可知当时他压力有多大。

李开复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是要完整、公正、客观地提供搜索业务,前提是要合法。法律定义了不良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坚持在其他信息方面保持完整性。中国政府欢迎外商合法的投资,我们应该更重视理解中国的法律法规。”记者则通过另外途径得知,有关方面封杀Google中国的同时,跟李开复聊天时还说,从个人认识角度,也不愿意这样。

他对Google中国有很大自主权,但公司价值观是不能改变的。在强硬的Google总部与复杂的中国之间,李开复像一个烹饪大师,却终是众口难调。对于他和Google中国,互联网观察家刘兴亮认为,李开复是个综合素质比较均衡的人,“他没有明显的短板,搞技术出身,又有在苹果、微软多年的管理经验,同时还是Google中国最大的公关经理。”

财经作家陆新之则认为:“李开复在Google的四年,我觉得是声势大于实际。这四年,李开复个人知名度增加了,但比起四年前看不到Google中国更大的进步。和同行相比,Google中国的增长幅度也慢多了,Google全球是超一流发展,阿里巴巴、百度是一流发展,Google中国只能算二流发展了。”但也有资深人士指出,某种程度上,Google中国在中国的发展,相比于对手,并没有得到同等公平的机会。

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认为李开复带的Google的发展比很多忠实用户预想得要慢,另外,他也没推出具有创新性的重要产品和本土团队。但是,“这几年,他很稳定地存在并发展着,这也是很多人意料不到的。当时我也跟很多人了解过,他们认为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在中国没办法生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无论社会环境还是商业环境”。

李开复这个能够在不同文化圈子“自由游走”的职业经理人,如同在三峡高空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总部与中国监管部门利益的关联。或者说,他是那个用胶水涂抹裂痕的人。

最终,在李开复辞去Google中国区总裁职位之后,我们看到了裂痕剧烈扩大的结果。2010年1月13日,Google美国总部在官方博客中发表声明:“这些(来自中国的)攻击和攻击所揭示的监视行为,以及在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使得Google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重新评估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这将导致Google可能关闭Google.,并撤出中国。事实上,到现在为止,Google.是一张简单的页面,无法进行搜索,点击它会跳转到Google在香港的服务器Google..hk。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做所有人都欢迎的事

在李开复宣布创办“创新工场”之后,他告诉我:“Google在道德承担方面非常正面,但很不幸,还是有风险。”他说:“平衡非常不容易,做得很辛苦,自己心里很自豪,尽管看起来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还是恪守了公司的价值观,又依旧守法。”

他表示,在中国做媒体的确压力和风险比较大,而做创新工场,所有人都欢迎,无论官方、资本还是年轻人。刚宣布要做“创新工场”,官方就有互联网方面的协会,要评他为年度创新之星。他以知天命之年出来创业,一开始网上就有一些质疑,比如年龄大了、赚够钱了等等。李开复觉得很可笑,驳斥道:“第一,我的年龄大了,才能够辅导这些青年,你找一个经验不足的,能帮助人成长吗?第二,我不缺钱,才表示我要做我有激情的事情。一个人努力工作,应该来自他的激情,而不是他的贫穷。你看创业成功的,有多少是因为太贫穷而成功的?”

他每天工作20小时,谈到“创新工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这是Follow My ,“要有勇气跟随你的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李开复说:“我的每一个选择、改变,都与这三个关键词有关:创新、中国、青年。这三个关键词这次套在了一起,满足了我的愿望,应该算是完美了。”

2000年夏天,在美读研究生的郭去疾回到北京微软中国研究院实习。李开复时任研究院院长,他准备给实习生做关于互联网未来的演讲,把提纲发给每个人。郭去疾回了邮件,说院长的观点是错误的。李开复回邮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郭去疾再次批驳。后来,李开复让秘书送了郭去疾一件t恤,并告诉他不用去听他演讲,因为他已经知道内容了。郭去疾当时认为:“他是个开放的领导,尽管是受人尊敬的院长,但认真回复一个实习生的邮件。”后来有一天,李开复在取咖啡时,郭去疾告诉他:我是那个和你辩论的Alan,说来我们还算半个四川老乡。

郭去疾后来跟着李开复去了Google中国。2009年2月,他辞去Google中国首席战略官的职位,自主创业,做了“Lighe box(兰亭集势)”这一面向海外的电子商务网站。他的第一笔资金来自天使投资人徐小平。

徐小平原是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在新东方上市之后他积累了一笔财富,转为做天使投资。过去五年里,他花了一千多万美元,投了三十多家公司,每笔投资也不大,小的也就一二十万美元。他投的项目包括郭去疾的兰亭集势、龚海燕的世纪佳缘、陈欧的聚美优品。

像徐小平这样给予创业者少量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的投资者被称做天使投资人。他们是创业者上路时的第一根拐杖。

Google的创始资金是一张20万美元的支票;后来这张支票的主人、SUN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安迪·托尔斯海姆获利近三亿美元。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也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20万美元的梦想启动资金。

在美国,活跃的天使投资人超过25万人。2007年,全美国天使投资总额为260亿美元,投资的创业公司总数为57000家,投资每家创业公司的平均金额为:45614美元见《美国的天使投资人》,作者查立,发表于网易科技。在中国,除了徐小平以外,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还有薛蛮子、周鸿祎、雷军等人。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做的也是天使投资,但有一点区别。他希望创新工场做得更多,不仅仅是投钱。他打算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与人脉也用于这些公司。因此,创新工场是天使投资+孵化器的混合体,不仅对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云计算等领域的创业团队早期阶段进行投资,还为这些创业团队提供招聘、行政、公关、法务等外包服务——就像创新工场办公室里的鸟巢灯一样,一堆蛋卧在鸟巢里。按李开复的设想,创新工场所投资的项目经过三至五年的孵化后,便脱离母体。

2009年8月,李开复拉上汪华、王晔、王肇辉规划创新工场。在李开复的家里,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四个人就开会。李开复和汪华在会上讲创新工场的模式设想。美国中经合董事长刘宇环帮李开复介绍了一些美国的投资人,李开复他们也研究了硅谷的一些模式。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可以凝聚一批创业者,带着一批工程师做公司。这就是创新工场的起点。

自2009年9月创办起,到2010年9月恰好一周年的时间内,创新工场募集了10亿元的资金,12个项目,收到了10万份简历,招聘了180个工友(工友是创新工场对员工的专门称呼)。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创新工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大约二十六岁。在创新工场投资的各个项目小组中,大多数人是从名校刚毕业的硕士,或刚工作两年的,他们穿着普通的t恤。还有一部分海归,或者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就相对讲究多了,穿着质地很好的衬衣,皮鞋擦得锃亮。创新工场创始人、新闻发言人王肇辉清楚地记得,2009年12月,他到北京市主管户口的部门,希望政府能够给创新工场的应届生办理北京市户口时,对方非常吃惊,这不像一个创业公司的人才架构,完全是跨国公司的要求。

不管创新工场的人经历如何,他们面容和善,带着微笑,眼睛发亮。创新工场用户体验总监吴卓浩说:“他们眼睛里闪着光,好像有无尽的激情,给人一种特别想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业的感觉。这让我回想起2006年年初我刚加入Google的时候,看到工友眼里有类似的光芒,好像时光倒流。这让我下定了加入创新工场的决心。”吴卓浩就有一双忽闪忽闪、会说话的大眼睛。

某未公开的项目负责人包炬强此前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海分公司,今年年初创新工场邀请他过来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毕竟老东家在国内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汪华的一句话打动了他。包炬强说:“我可以说是因为这句话而加入创新工场的,人活着需要一点理想,虽然有很多风险。但我还年轻,有本钱搏一搏。”打动他的这句话就是:“1999年的互联网浪潮你没赶上,2010年这一波移动互联网浪潮你赶不上,就可能要再等十年了。”他现在做的项目尚未公开,他说,这个领域未来肯定会出现一家伟大的公司,可能是他的公司,也可能是别人的。

“点心”CEO张磊,之前是百度无线事业部负责人,点心项目早就存在,张磊是创新工场花了很久找到的CEO。张磊是个很理性的人,凡事喜欢分析一二三。来之前,他曾犹豫过,妻子告诉他“男人要有一颗骚动的心”。这样,他将外地的房子也卖了,举家搬到北京。

游敏丽此前是腾讯无线产品运营总监,被汪华他们邀请来做“点心”研发总裁。“我在腾讯待了七年。腾讯平台太大了,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上面都会被放大,你的个人能力也会被放大。我出来,不是对自己有自信,相反是因为没有自信所以才出来的。接手项目后,我压力很大。以前做好了不觉得能得到什么,做差了大不了老板再另起一个摊。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响应Follow My 。

这大概是李开复父亲乐意见到的。李天民喜欢与年轻人交往,据李开敏回忆,当年父亲很喜欢将孩子的朋友叫到家里来玩,让妻子给大家做好吃的。他尤其夸赞认真向学的年轻人。家人劝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的李天民辞去教职,他却始终舍不得放弃和学生相处切磋的机会以及学校继续求学的环境。李开复继承了他父亲这一点。他不仅喜欢,也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懂得如何打动他们。

李开复给中国的大学生写了六封信,鼓励他们“做最好的自己”,并且将美国商业文明的一些优点,如开放、创新等,介绍给中国的年轻人。他在大学做了无数场演讲,被誉为中国大学生的精神导师。这是他的个人兴趣,全用业余时间来作。在与微软打官司期间的2005年8月,李开复三个星期作了二十多场巡回演讲,每天两到三场讲座。一般五点起床,七点乘飞机,中午抵达目的地,下午和晚上各作一场演讲。在Google的时候,只要有时间,一般周末的时候,李开复就和王肇辉到全国各地给大学生演讲。Google员工说,这是他个人的事情,与公司没有多大关系。但也有员工愿意自费陪他一道去演讲。

他的演讲在当地学校都能引起轰动。在武大,为听李开复演讲,玻璃门被挤碎。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演讲厅里有两千人,场外还有两千多人在外面看背投、听音箱,临时请来的防暴警察手拉手维持秩序,学生们在寒风中听了两个小时。一次在北大演讲,400人的场地来了800人。他请400人离开,两小时后再请离开的400人进来,重新讲两小时。

他所写的《做最好的自己》,据出版方人民出版社透露,印数有上百万册,这让我有些惊讶。“我的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帮中国做点事情,帮助中国大学生也更符合他的想法。”李开复说。

在创新工场,他延续了这个角色。

创新工场有很多单身It男,不那么讲卫生,夏天有的人加班三四天都不回家洗澡,直接睡在公司,把办公室搞得有味道。李开复专门发邮件说,年轻人应该适当注意卫生,不然会找不到女朋友,会让投资人尴尬,会让朋友说你有异味,最后他给大家推荐几款不错的香水。“开复会关注到生活的每个细节,但说出来又会比较幽默,不会让人难堪。”

创新工场手机照片处理和分享软件“魔图精灵”的前团队负责人宓金华,她担任起这个职责的时候,仅有25岁,是浙江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生。2010年,我采访她时,她穿着粉红长袖t恤,扎着马尾,看起来像路边的小草一样不起眼。但就是这个姑娘,大胆地向李开复提出,将原本是“点心”项目一部分的“魔图精灵”独立出来,自己来负责。她立下三个星期内推翻原来规划的保证书,重新作出新的框架设计。“我战战兢兢,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开复说‘我相信你,你绝对能做出来’。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这个团队的气势就要崩溃了。”

宓金华提出重做“魔图精灵”后,过了周末两天,周一她再来上班,发现什么都准备好了。不管自己需要什么人,对方都会出现在她需要的地方。“我觉得像走了狗屎运,好像观音菩萨从天上飘过来帮了我一把的感觉。”在宓金华眼中,李开复有点像父亲,你想玩耍,他会在玩具房里搭好小木床、游戏台、准备好玩具、书具等,然后他就默默离开了,他不会像妈妈一样陪你玩,而是让你自己尽情地在里面玩。

这让我想到了罗杰·瑞迪的理念“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李开复深受其影响。几位跟随李开复多年的下属都告诉我,李开复喜欢用聪明人,能把你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同时眼里像是看不到你的缺点。更准确地说,他能容人,能宽容对待你的缺点。像郭去疾、汪华这样的人,都是极聪明的人,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创新工场也打上了李开复的印记,有着宽松、开放、温和的气质。

创新工场人才众多,怎么协调也是问题。汪华告诉游敏丽,创新工场有各种各样的聪明人。“我喜欢跟聪明的人在一起,加一把火就可以烧得更旺,和不聪明的人在一起,就是一堆柴渣,永远也烧不起来。”游敏丽说。但她也顾虑,聪明人在一起很难协调。汪华反过来问她:“你觉得有我们在,会很难协调吗?”

第一个带团队加入创新工场的创业者、乐啊网创始人田鸿飞说:“大家的性格都比较相似,不会出现那种粗暴的,或自认为自己牛气冲天的人。大家都比较谦虚,互相帮助。各个团队之间交流很密切。经常外人过来,不知道这是好多家公司,以为是一家公司。”

在创新工场,如果有一件事是必须要李开复亲自做的,那就是环境和文化的塑造——如何让这一批有理想的人,能够融洽地、努力地发挥他们的才华。李开复还希望这些公司在独立出去以后,还能记得一些李开复是如何做环境和文化的。“我希望他们在这里能耳濡目染地学到,怎样做一个基业长青的、有价值观的、不做坏事的公司。所以,每次开员工大会的时候,我会很谨慎考虑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第四篇 李开复:从台北到北京 创业影响中国

李开复正成为一个标杆,不仅被一些大学生崇拜,也是中国政府要树立的一个标杆,各地政府都给予了创新工场不同程度的方便。

据《南方周末》报道,创新工场在中关村第三极大厦1700平方米的新办公室,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将免除他们三年的房租。2010年9月8日,创新工场在这里举行了一周年发布会,这是个具有现代艺术感的办公室,是利用环保、便宜的材料布置的,和普通办公室装修费用差不多。

2009年年底,李开复接到了好多城市的邀请,比如重庆市委书记、台湾马英九、南京市委书记、杭州市市长、深圳市市长、成都市市长。有六七位市委书记或市长亲自和李开复及创新工场团队促膝长谈,希望把创新工场这种新模式引到他们任职的城市去。

2009年10月,国务院一位局长到创新工场考察,双方都是第一次见面,但局长一上来就说:开复,你听听我描述创新工场,看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位局长想在It界以外复制创新工场的模式,比如说,国家有没有可能用资金、人才在制药业、传统制造业,以及别的行业来复制创新工场。”

王肇辉介绍说,杭州市希望李开复在杭州也开办一个分公司,但创新工场暂时未能考虑。杭州市于是自己办了一个“杭州市创业工场”,市长在讲话里提到:北有李开复创新工场,南有杭州市创业工场。

在俞敏洪眼中,李开复是创新思维的前锋。一个国家对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是要鼓励的。他创业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他表明了对中国政治的信心,如果对中国政治没信心,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对中国政治的信心很重要,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改革期,有识之士能带动无数的人,开复这样做就给很多海外投资者、归国华侨带来了信心。”

“如果李开复成功了,就会给一些国际化公司高管带来一些创业的梦想。这些人由于有国际化大公司的科技管理经验,又有国际资本资源,如果他们敢于出来创业的话,会带动一批中国新的公司模式的发展。他们更会利用国际资源,因为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中西文化都熟悉,英文和中文讲得同样流利。”

据他了解,好几个知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首席代表在观望李开复。一是李开复自己能否做出来,二是政府给了他什么样的土壤,给了李开复多大的支持。“至少他勇于去踩一条路,至于他能不能踩得通是另一回事。后面一定会有人跟着去走,这是特别重要的。”俞敏洪说。

我问李开复,他的创业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怎么办?他说:“也许创新工场的回报不怎么样,只保住了本金,但我们也帮中国培养了几千个人才。他们当中总有一批人未来会成为中国富豪或It精英,也许在他们手里会诞生中国的下一个腾讯或百度。我无法预测是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过我们的投资,但我们一定会有这种荣誉感,因为可以看到他们未来的成长和成功。”

徐小平比李开复表达得更直接。在西方社会长期的学习生活让徐小平清晰地看到,商业是改变社会和个体命运最重要的力量。西方国家之所以繁荣富强,民主自由固然是其精神的地基,但商业发展才是其文明大厦。一个公司的成长,隐藏着一个国家强大的秘密。

“自由职业选择和独立创业之路,是青年人控制自己命运之路和获得自由之路。创业就是时代的最强音。创业意味着创造就业,创造财富,创造成功,创造幸福。”徐小平说。

“创业还意味着创业者的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个人能量的解放,标志着个人意志的自由,人成为自身命运的终极主人。如果更多人能够拥有创业的勇气、能力与冲动,那这个社会一定有无限活力。”见《中国周刊》封面报道《天使徐小平》。

李开复说,中国崛起了大家都高兴,“父亲要达到的,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做到。我只能尽我的能力为中国做一点事。青年创业了、中国人有钱了、中产阶级出来了、中国富强了,中国自然会更好。”他说这话时,恰逢他的父亲李天民一百周年诞辰。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引子

现在联想的年轻人很难见到柳传志着急的模样。经过大风大浪后,如今的柳传志沉稳老练,不动声色。联想老人张祖祥还记得,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柳传志急急忙忙坐飞机赶到香港,立即召开会议。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这是国家的财产,把你们全家的资产、全家性命都拿到公司来。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不打无准备的仗

当着我的面,柳传志从裤兜里掏出乐Phone。他身体微微向前探,问:“你知道我用乐Phone做什么吗?”接着,他用手指轻快地划过手机屏幕:“你看,里面装有百度客户端。除了打电话,乐Phone对我最大的用处是搜索,比如说今天下午有客人来拜访,我用乐Phone一搜索,这位客人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全出来了。包括你,你来之前,我搜索过,你发表过什么文章,我都知道。”他带着有点得意的语气说。

在错失2005年PC市场消费领域兴起的机会后,乐Phone被联想集团寄予了厚望——他们期望赶上这一波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网浪潮。2010年4月19日,在乐Phone发布会上,柳传志作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演讲,他称联想站在悬崖边上,到必须背水一战的时候了。

对于乐P评论家谢文说:“只要联想集团仍旧是It产品制造业的传统思维,定位不从产品制造商转为产品服务商,就不可能提高收入规模和利润。所以,联想集团的移动战略,就是卖点便宜货,卖完后跟联想没关系了,那是电信的事。”

柳传志对此不以为然:“对于联想这样的企业来说,你如果走一条新路,投资巨大,但最后不能引领市场,会死掉的。DEC(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就是例子,当时是比惠普还要大的公司,为了跟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竞争,DEC把大量的钱用在开发一种叫阿尔法的芯片上,最后没争过,整个就死了。”

“像联想,大家可以积极地要求我们,应该跟美国人拼一把,但我可得算准了,赢不了会死人的。”他很推崇毛泽东的一句话“不打无准备之仗”,并在这句话基础上总结出“要瞄着打,不能蒙着打”。

在乐Phone手机发布会上,柳传志作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他眼睛放光,脸因激动而涨红。“他明显老了很多,但兴奋劲头和1976年那次批判‘四人帮’的演讲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联想创始人之一、联想集团前副总裁张祖祥说。

35年前的冬天,在中国科学院一间普通会议室里,一场针对“四人帮”的批判大会正在进行。当时,32岁的柳传志身穿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他目光如炬,双手紧握拳头,额头青筋暴起。这给张祖祥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欣然接受柳传志的邀请,共同创办联想。

现在72岁的张祖祥退休有11个年头了,闲暇时四处游山玩水;而67岁的柳传志一直担任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董事长等职位。近十几年来,他被誉为“联想教父”、“中国企业家之父”。国内的企业家对他是一片称赞声。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柳传志的财富在富豪榜上排不上号,但每逢企业家聚会时,大家很自觉地将柳传志排在第一位。美国《时代》杂志曾将他评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之一。我接触过柳传志几次,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和蔼,低着头和每个人交换名片,和人握手时,脸上微微挂着笑容,让你觉得很受尊重。柳传志不喜欢拍照,采访前,联想控股的员工就告诉我:柳总不爱拍照,拍摄时间只有十分钟,时间长了他会不自在。实际上只拍了五六分钟,柳传志就和摄影师商量:“可以了吧,要不就这样吧。”柳传志说过,如果让他摆样子拍照,就不是他了。

他的下属觉得他不怒自威,这是长年居于上位的天然威仪。“和柳总说话前要打好腹稿,没考虑清楚前不要轻易开口,否则可能受批评。”一位联想控股员工说。

在柳传志的掌舵下,从1984年的20万元起家,联想控股已经成为庞大的企业,2009年综合营业额约1063亿元,员工总数近3万人,其旗下有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等五家子公司,其中联想集团于2004年收购IBM的PC业务,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另外,联想控股直接参与的天使基金联想之星,自身也在做企业,主要涉及化工、大农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三大领域。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联想就是我的命根子”

2010年四五月正是联想集团新财年部署开局的时候,那段时间柳传志忙得他自己几乎受不了。之后,他就比较放心了。联想集团的事基本上路了,他和杨元庆定期通个电话,了解了解联想集团的事就行了。他更多的精力放在联想控股上。这和2009年大不一样,整个2009年,他对联想集团是比较揪心的。

2008-2009财年,联想集团全年亏损2.26亿美元。财报糟糕的直接后果,即是当时的CEO阿梅里奥走人,杨元庆接任CEO,柳传志复出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这是一场赌博,所有人都在观望,如果联想没有起色,柳传志数十年不败的赫赫声名将蒙尘。

柳传志问我,如果你家小孩在马路上玩,汽车眼看着要过来了,你是冲上去拉他一把,还是先考虑万一把自己撞死了怎么办?他说:“联想就是我的命根子,如果需要我,我随时会上。”反对他复出最坚决的是他妻子,理由是“你岁数这么大了,身体可能受不了”。当时柳传志血压不正常,联想控股这边又刚刚启动联想之星。“有些事情离开我是有一定困难的,如果我再去抓联想集团的事,身体是否吃得消?将这些事情考虑得很周到细致后,我才决定从联想集团复出。”

我问他,复出压力那么大,有没有着急到坐立不安的时候?他指着在一旁的联想控股女员工,提高声音说:“你问问她,我什么时候坐立不安过?”

现在联想的年轻人很难见到他着急的模样。经过大风大浪后,如今的柳传志沉稳老练,不动声色。联想老人张祖祥还记得,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柳传志急急忙忙坐飞机赶到香港,立即召开会议。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这是国家的财产,把你们全家的资产、全家性命都拿到公司来。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柳传志跟张祖祥他们列出的联想规则中有一条,公司是国家投资20万元的,国家是船主,我们是船长。“我们一定要有船长的心态,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在这个公司,要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摆清楚。把公司办好,就是要为国家把公司办好。”

2007年年底,柳传志、张祖祥等几个联想创始人去俄罗斯旅游时,开了一个小会。那时候,柳传志已有感觉,联想集团的问题很严重。他准备了好几个方案,其中一个就是迫不得已的时候他将复出。张祖祥等联想老人都觉得他此时应该站出来,但柳传志说再想一想,还需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如果调整不好,实在不行的话,他就上。“当时我也很紧张,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的话,联想集团是会毁掉的。”张祖祥说,“我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一个企业要有真正的主人,敢于负责。一般的人大概会先想到自己,如果做不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一名联想控股员工告诉我:“柳传志从联想集团复出的一个原因是,联想集团的国外投资人对杨元庆做CEO还是缺乏足够的信任,杨元庆做CEO的前提是柳传志得当董事长,因为他们对创始人是绝对信任的。”

2009年3月,柳传志在联想集团复出后,联想集团前工程师、半导体博士王艳辉因事拜访了联想集团部分高管。“此前由于很多位置被老外掌控,国内的高管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柳传志复出后提拔了几名中国高管。阿梅里奥离开后,国内高管信心十足,觉得他们的机会来了。”

王艳辉一直认为柳传志未必是千里马,但一定是中国最大的伯乐。前阵子他见到柳传志,柳传志告诉他:“一个董事长或CEO,两个品质最关键,一是容人,容忍那些比你强的人,第二是让利。容人很多人做得到,但让利这个度很难把握。让早了,对方不一定具备相应的能力。让晚了,这个人才很有可能会走。我自己在某方面未必比你强,但是我一定要把你用到极致,并且我会让你获得该得的利益。”

柳传志的放权,让手下的人有了成长的空间,这避免了重蹈诸葛亮的覆辙。诸葛亮事事亲力亲为,却留下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王艳辉说:“杨元庆这人学习能力挺强的,收购IBM算是柳传志为杨元庆挖的一个坑,他也在赌杨元庆能成长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杨元庆跳出这个坑了。”

联想控股人才济济,柳传志下面有杨元庆、郭为、朱立南、赵令欢和陈国栋等人,杨元庆下面又有马雪征(联想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兼CFO)、刘军、陈绍鹏、王晓岩等高管,这些人下面又有一大批中层管理者,形成阶梯式的人才厚度。“提到海尔大家就会想到张瑞敏,提到华为就是任正非。但提到联想你会想到很多人,柳传志这些年主动将这些人往外推,跟媒体打交道、参加活动,让外部认识他们。”联想控股的某老员工说。

另一联想控股员工说,外界都在关注柳传志的接班人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联想集团是杨元庆负责,但他在联想控股没有任何职位,因为联想集团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朱立南是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仅次于柳传志。”

柳传志希望挑中的人有主人的意识和责任感。王艳辉说:“国内能像杨元庆这么拼命的我见得很少,他以前可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而且他能坚持10年、20年,别人能做得到吗?反正我做不到。”

柳传志说:“杨元庆是比较能吃苦的,他并不愿意到美国过日子。罗利,美国一个比较偏僻的城市,你叫人家在那过日子我觉得挺别扭的。一家老小都在中国,在家里还有他老婆给做饭,到美国多亏!但是,他是有事业心的人,能吃苦。”

柳传志复出后的结果比较顺当,好像2.26亿美元的亏损,只是一艘巨轮在航行中遇到的短暂风暴。依靠中国以及亚非拉市场的拉动,联想集团连续五个季度增长速度快于行业整体水平,据分析机构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0年第二季度数据,联想集团的全球市场份额首度超过10%,达到10.2%。“联想集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重新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8月19日,手执20102011财报第一季度盈利8200万美元的成绩单,柳传志笑了。

联想集团高管对阿梅里奥的评价除了“操盘高手”之外,再就是“追求即期效益”见《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柳传志、杨元庆的形与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卖掉了联想移动——这个柳传志、杨元庆他们认为应该保留的、符合未来3G融合趋势的、企业战略性方向的产品。

“CEO希望把手机卖出去,因为是他负责,其他人不应该予以干涉。我有不同看法,但尊重CEO的意见,卖了就卖了。不过在我心里,一直认为这块业务将来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柳传志说。在他的协调之下,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以一亿美元的价格接手了联想移动。后来,联想集团需要手机业务,又以两亿美元的价格买回来了。

“如果是职业经理人的话,他就一定不会干。因为这种牵扯到关联交易的事本身很讨厌。”柳传志说。

这事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对西方企业职业经理人机制的看法更加审慎了,打造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他希望他的接班人在精神上继承他的“血统”,将联想当成家。“没有主人的话,这种事谁都要躲,没有人愿意做。”

“另外,个人的声誉也很重要。我做这事的时候,公司董事会内部、员工内部,甚至包括媒体,没有人怀疑我的个人动机,因为我确实声誉还比较好。如果我以前在这种事上捣过鬼,今天再做这事就会很麻烦。”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做一个正直的人

作家迟宇宙在其《联想局》一书中写道:“2003年9月5日,柳传志父亲柳谷书去世。9月15日上午,八宝山,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在念悼词的时候,柳传志说,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

1944年4月29日,柳传志出生于上海,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他的父亲柳谷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的董事,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其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多个部门工作;1961年任黑龙江省银行国外部经理;1965年8月调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任法律处副处长;1975年9月任江苏外运公司副经理;1978年8月任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创办了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简称CPA),之后创办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柳谷书是中国知识产权的先驱之一,其创办的CPA是国务院批准的最早的三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之一。柳传志在致父亲的悼词里说:“您圆满地处理了迪士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63岁的柳谷书高龄创业,最初的启动资金是80万元贷款,为了省下6毛钱的电车费,他下雨天徒步上班。王正发1988年时任CPA总经理,他回忆中的柳谷书生活低调、淡泊,当时CPA已经颇具规模,也花了不少钱给员工买房子,但是柳谷书夫妻仍居住于华润大厦C座50平方米的房子里。王正发劝柳谷书搬到更大一点的公寓,而柳坚决不同意,说“房宽不如心宽”。后来,王正发见柳谷书屋内挂了一副有人送他的、在面积上与他的斗室不甚相称的大对联,上面写着“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见《柳谷书四年祭》,作者王正发,刊登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第17期。

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他想当飞行员,经历了层层选拔之后,成为学校唯一的入选者。但在那个讲究出身、政治成分的年代,柳的舅舅是“右派分子”,这意味着家族的污点。柳传志因为这一“污点”被刷了下来。柳谷书告诉他:“不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儿子。”见《联想风云》,作者凌志军。

柳谷书以身体力行教诲自己的儿子,而他的教诲也成了儿子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正直的清誉让柳传志安然渡过惊涛骇浪,也为他做事带来很多便利。无论是2000年联想集团的分拆重组,还是联想移动的左手换右手,以及引入泛海控股,都有柳传志的人格作保。“引进泛海本身没有任何阻力,泛海的老总卢志强和我在1994年就认识了,有十六七年交情,因为长期在一块儿,为人作风都太熟悉了。”柳传志说。

1984年,为了创办公司的事,柳传志和王树和(联想首任总经理)特意买了一包三块七毛钱的、带锡纸的香山牌香烟,上门游说张祖祥。之前,金燕静办信通公司,融资300万元,找张祖祥过去当副总经理,被张拒绝了。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但这一次找上门来的柳传志只有20万元资金,张祖祥却答应了:“我觉得柳传志非常靠得住,对人诚恳。”

联想创业之初,开总经理室成员会议,制定了三条天条。第一条是,不吃回扣。柳传志说,有的外商要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们可以吃糖衣,但是炮弹我们要打出去,不能吃里扒外。第二条,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许在桌子下做小动作。另外,有人来找总经理或副总谈事情,总经理或副总要了解,这人是否和总经理室的任何一人谈过,他的意见是什么,避免下面有人钻空子。第三条,子女不能到公司任职。

联想的天条让张祖祥深刻地意识到“柳传志是一个不搞小动作的、正直的、能够团结一大群人来为联想的发展做事情的人”。

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这是柳传志的底线。联想创业初期,曾有高干子弟通过父辈关系,找批条,弄到计算机配件,打算和联想合作,贩卖这些配件。柳传志拒绝了:“这会带来长远的麻烦。”

1991年左右,联想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一些年轻人见联想生意好,又是国有企业,因此建议柳传志另创公司转移业务。“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可能我的个人财富比今天多得多,但我的心永远不会舒服。我相信,这甚至对打算做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人也是个打击:任何人都信不得。”

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南房地产很热,外界传说利润如何之高,有人就鼓动柳传志:“老柳,咱们去干干!”柳传志说不行,一是越界的事不能做,当时搞房地产柳本人也知道一些内幕,主要靠关系。二是联想的主业是计算机,没有那么大精力和资金去做其他的。“如果当时不是一心一意只做计算机,别说后来在国内领先,打到国外去,恐怕在国内生存也难说。”张祖祥说。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以身作则

北京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联想控股总部,柳传志办公室铺着厚实的米黄色地毯,棕色的书桌上摆着一盆白色的蝴蝶兰,堆着一尺多高的书。墙上挂着一书法横幅,上面写着“弘毅”。“弘毅”二字出自里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迟宇宙认为,这句话可以比较准确地概括出柳传志的性格。

2010年8月2日,在柳传志大办公室旁的会客室里,柳传志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穿着浅蓝色的短袖衬衣、灰黑色西裤。花白的头发、松弛的面颊、深刻的皱纹——虽然比起同龄人来,他算皱纹少的了——但也向我提醒他的年龄。他跷着腿,身子轻轻斜倚在浅黄色皮沙发的靠背上。他紧闭着嘴,嘴角有两条下垂的深刻线条,看起来凛然不可侵犯。

但他一说话,我就强烈感觉到他富有感染力的激情。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时不时作出简洁有力的手势。讲到联想控股的构架时,他立即起身快步走到用于书写的玻璃白板前,拿起笔快速写起来。

柳传志喜欢盯着你说话,眼睛炯炯有神。每逢开会,他都要求每个人都得盯着他眼睛看他说话。开大会时,灯光打到舞台上,下面的观众处于暗影中。柳传志就立即要求:“将台上的光弄暗一点,把下面的灯打开,我要看到你们。”

他喜欢和年轻人沟通,在联想控股内部网潜水,有时候也会匿名回帖。他看、《明朝那些事儿》,还向人推荐。他说,“那本书真的是只有在大型外企职场干过的人才写得出来,很真实,我还让在高盛工作的闺女看过。像琼瑶的书,天天都在想白马王子,有什么意思,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事。”他还约《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一块儿吃饭聊天。

柳传志喜欢看毛泽东的书。毛泽东喜欢的他有两三次打算认真看完,看到四分之三处就放弃了。“腻烦得很,弄点螃蟹也写上好多字,男孩女孩来来回回这点事,发个小脾气什么的就完了。我觉得娶媳妇,薛宝钗比林黛玉强多了,真的,弄林黛玉当媳妇干什么呢……这种人不能在联想干。”

他经常看手下的员工在玩什么。“他们说偷菜怎么好玩,后来我弄明白了,因为谁都想犯点规,捣点鬼,但又不能犯大错。跟英国足球流氓差不多,白天上班是个绅士,晚上就闹上了。”谈及这些他觉得有趣的事,柳传志偶尔也会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

柳传志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随后就到在家附近的、只有十分钟车程的高尔夫球场打上两小时的球。九点左右就在球场花五分钟洗个澡,九点半准时上班。

1984年,联想刚创办不久,一天早晨八点半开会,张祖祥在门口遇到熟人就聊了两句,结果迟到了。当时柳传志说:张总,你今天迟到了,罚站一分钟。开完会,柳传志专门对张祖祥说:“张总,对不起,为了建立这个制度,叫你第一个就罚站了。”张祖祥说:“以前计算所的科研人员开会很不守时,柳传志定了这个规矩后,再没人故意迟到,迟到就罚站。”

有员工告诉我,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站。那时,联想还在一幢小楼里办公,电梯坏了,当时还没手机,身边也没人,柳传志没办法,只能在电梯里憋着等人来处理,结果迟到了。还有一次是在外面开会,他被中科院领导拉出去说话。柳传志身边没人,又没法跟领导说“我不能迟到,得赶紧走”,所以又迟到了。这两次都罚站了。

柳传志曾谈过,他的父亲极重信誉,“像不迟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做得最好。什么时候请人吃饭办事情,从来守时守点,说出去的话一定要做到”。见《联想局》,作者迟宇宙。深受父亲影响的柳传志,将“不迟到”在联想贯彻了下去。

在他的以身作则下,联想执行力很强,自上而下能保持一致。我采访联想的人,有强烈的感觉,他们好似大大小小的齿轮经过精密计算后咬合运转。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在重大问题上相当谨慎,口径一致。“成绩有十分,说六七分不行,说明你没本事;说十分也不行,柳总不容许我们吹牛。十分里说九分,留有余地,这是柳总的要求。”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联想控股公关的员工说。

2010年9月,柳传志和一员工到合肥参加中国企业500强的发布会,在路上聊天时柳传志告诉对方:“现在外界有些人、有些媒体说咱是联想教父、中国企业界教父,也有说是It企业教父,咱还没到那个份上,咱心里头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你们对外说话啊,要千万注意。”

“当时只我和柳总两人,是私下聊天,他说得很诚恳,语重心长。”该员工说,“有些老板喜欢手下人将自己在外捧得很高,但柳总却希望往下走。”

自2003年起,周自强一直担任柳传志的翻译,直到2010年才转为担任联想之星教育长。柳传志要求他与其他同事对控股下面的三家与投资有关的企业作投资管理报告,这三家分别是联想投资、弘毅投资和融科智地。报告不仅要求对三家公司的业务作出评价判断,而且要评价三位CEO。这意味着员工要评判朱立南、赵令欢、陈国栋,这三人分别是联想控股的常务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和副总裁。

“他们都是联想控股副总裁以上的领导,我们敢说什么?但柳总说,既然你在这个部门就得作评价。怎么评价?我不能听了一两个人对朱总的评价,就打分,得了解周全,还得跟朱总去交流沟通,还得和他下面的人沟通,尽可能全面地、客观地了解这个人。并且,在用词上要尽可能实事求是。柳总非常在意一些词,比如非常、极其、特别等。”周自强说。

如果员工说出“特别”二字,柳传志会问:你凭什么说这个词?每个词背后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非常好或非常不好,都得要理由。即便是选择一些中庸的词,比如“不错、还可以”,也不行,不疼不痒的,柳传志也不爱看。下属给柳传志打报告,先在部门内部进行反复讨论,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讨论多次后才敢向柳传志汇报。就算如此,汇报的时候还是害怕出错。“永远是如履薄冰地在做事。”周自强说。

一次联想控股某部门写了部门职能介绍交给柳传志,用语比较文绉绉。这篇文章将发给所有联想控股员工看。柳传志把部门负责人叫了进去,让他读这篇文章。读完后,柳传志厉声质问对方:“你现在随便叫一位控股的员工进来,看他能不能读懂你写的这些话?你想要显摆文字别在这儿摆,咱联想是怎么说话的?能这么说话吗?”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柳传志曾评价自己:“我总体上很好斗,外面太方,不肯吃亏。老早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说道,让我外圆内方。我现在慢慢地比较圆滑一点。”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柳传志录音。

柳传志告诉我:“我一路走来基本是荆棘丛生,身上被划得全是血道子,我现在常和很多企业家交流,大概我身上划的血道子算是多的一个。其他人真的没有我那么多精彩,现在这条路,基本是走出来了。”

他有眼光,有做大事的魄力,但又善于忍耐,小心谨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柳传志让我联想到古代在皇权高压下的权臣,对于风险有着天然的敏锐触觉。他们知道如何不触及掌管他们身家性命的皇帝的底线,又知道如何在皇帝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柳传志说:“当时创业是有红线的,如果你迈出一点就会被抓起来,但你要是不迈的话,你根本活不下去。因此你要很巧妙地压在红线的边上走,想想当年在中关村创业的公司,到今天活着的有几家?”

联想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兼CFO马雪征和柳传志谈到她当初离开中国科学院的原因,中科院的一些人做关系不做事,根本不是结果导向,做事的人爬也爬不上去。柳传志告诉她:“我也在干部局做过,如果我还在干部局,我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局长。你决定在这儿做,你就要看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做合适。别既不改变自身适应环境,又改变不了环境,只会发牢骚。最后忍着忍着,忍到60岁,一事无成。”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马雪征录音。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与柳传志是同时代的企业家,和柳传志同台领过奖。当时褚时健一手将亏损厉害的红塔集团变成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一两百亿元的纳税大户。而联想2000年前后整个公司营业额才两百亿元。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好股权激励问题,褚时健因贪污入狱。这事对柳传志触动很大:“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要经得住诱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这不是说我们要股权是错的。我们做联想冒了很多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商业风险。但到了最后,利益完全跟我们没关系,就好像你是一艘大船的船长,到达胜利的彼岸后就跟你没关系了。”柳传志说。

联想创办后,柳传志得想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企业要有当家做主的心态,但怎样才能让大家有主人心态?光靠精神恐怕不成了,当时社会上已经有跳槽的现象了,哪工资高上哪去。

他意识到,要靠精神和物质的结合。早期创业时,联想利润按5∶3∶2比例的分成,就是5成做发展基金,3成做奖励基金,2成做福利基金。当初20万元起家时,利润很有限,运营中没有按照这个比例来兑现。柳传志和中科院谈,如果想让大家有主人翁意识,就得拿股份、分红。1993年批下来了,联想员工持有一定股份,但实际上多年也没分红,只是文件摆在那儿。直到200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批准联想股权制改革,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科控股)占65%,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个人股权才算落实了。

“如果改得太早,拐个急弯,做不成就干脆自己捞,像红塔就出事了。柳传志提倡拐大弯,水到渠成就成功了,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张祖祥说,“他有个特点,不看眼前利益,看长远,好多事情都属于拐大弯。你要说柳传志能想出20年以后的事情这是瞎吹,但看五年后或者更远一点的事,他是有这个智慧的。”

柳传志说:“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仍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界风云人物,如周冠五、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见《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作者苏小和。

2009年9月8日,联想控股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正式宣布,作为联想控股股权挂牌期产生的唯一一家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成为联想控股的第三大股东,持股29%,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后,联想控股新的股权结构为:国科控股占36%,仍为联想控股第一大股东,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占35%,泛海控股占29%。从1993年到2009年,联想改制是一段漫长的、惊险的航行,需要小心翼翼地避过暗礁,绕过冰山,不能搁浅于沙滩,不能迷失于磁场,不能被旋涡吞噬,不能被巨浪掀翻,最终安然无恙,达到胜利的彼岸。至此,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最具有价值的一笔——他是少有的、成功解决了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家,是少有的、成功解决股权激励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

对柳传志来讲,这够了吗?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产业报国的终极梦想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兼CEO郭为谈到,他进联想前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见面。这次见面谈起了当时的出国热,柳传志说:“很多人出国就是自己刷刷盘子,然后读读书、长长学问,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搬到海外去,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震动了郭为来自2003年迟宇宙采访郭为录音。1989年,在一次员工大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提出民族工业的口号。

2010年,在乐P观察家、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对此感到失望:“联想集团好不容易成为一家国际公司了,现在又重新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这有一点你已经成年了,却还要回到妈妈的怀里撒娇的感觉。”

“民族”是柳传志这一辈人习惯的话语体系,更是这一辈人割舍不掉的情怀。2009年4月左右,柳传志和周自强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开联想集团董事会。天气乍暖还寒,他俩在酒店外的绿化区域缓缓散步,顺便聊起联想之星这个事。周自强说,大家都说这事难度太大做不成,但他觉得,如果联想将此事做成了,就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事。柳传志告诉周自强:“你光这样想还不够,这事不在于别人说难度如何高,或者是别人怀疑做不成。此事真正的意义是,如果做成了,对整个国家,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巨大贡献的。你只有这样想才能把这事真正走下去,这事大到对国家,往小是对中科院,再往小对公司,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他有产业报国的情怀,并且特别明显,这是像他这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情怀。”周自强说,“‘文革’耽误了他很多年,柳总每次和我聊天时,都说中国经济比当年好得不得了。他告诉我,每逢节假日他特别爱逛商店,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特别高兴。柳总说:‘“文革”时,我连吃肉都吃不上,天天挨饿,什么都没有。今天看到那么好,真的特别高兴。’”

1984年,柳传志40岁开始创业。在他的前4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他觉得憋得很厉害,“一直想做事情,要把这点劲使出来,所以后来走这条路很自然”。

他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起日本入侵中国,国人怎样受欺压,父亲讲得义愤填膺,柳传志听得义愤填膺。后来,他看了一些历史书籍,觉得是耻辱,“真的觉得太耻辱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大都经历过了。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他所在的军事院校里又有一些高干子女。那些政治运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你稍微露出来一点就是反革命,那肯定是枪毙的罪。不露出来又会憋死你,只好找要好的几个朋友发牢骚,把门一关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从来不说特亏心的话,但在那时真的非常非常难受,憋得受不了了。终于到了改革开放,有了能做事的感觉,很想试试自己有多大能力,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做好了,还有天生的一种责任感,公司那么多人,我得为他们负责任。”

除了他的父亲柳谷书,柳传志最尊敬的人是邓小平。邓小平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过去中国以阶级斗争为主,根本不谈经济,邓小平提倡以市场经济为主;第二,邓小平解决了老人政治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中国完全不可能发展成这样。

周自强感觉2005年后柳传志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经常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各种场合接触。近几年,他越来越多地站出来为民营企业说话了。他希望政府在各个方面支持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联想之星既是为了投资赚钱,也是为了扶持民营企业家。

作为从中科院走出来的企业家,柳传志觉得,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大体有三个:机制、观念和人才。其中,人才特别是科技创业型CEO的发现和培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和难点。从2008年起,联想控股和中科院共同发起成立联想之星,联想控股设立四亿元的天使投资基金,通过“创业培训+天使投资”,发掘并培育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帮助他们成为科技创业的明日之星。

联想之星有针对CEO的培训班,第一期培训班主要针对中科院系统内、有创业想法的科技人才。每个班的第一堂课由柳传志主讲,“联想之星”第一次开课前,培训大纲经柳传志修订了九次。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何洪臣是联想之星第二期学员,2010年他的公司营业额有两亿元左右。2009年7月,他从媒体上得知联想之星在招收学员的消息,立即报了名,到北京经过几道面试,被联想之星第二期培训班录取。这期共有31名学员,大都是像何洪臣这样的企业家或希望创业的科研人才。培训班学期一年,联想之星对学员进行十次培训,地点在全国各地,不但不收培训费用,而且学员住的都是四星级宾馆,每人一个房间,吃住免费,培训期间还有聚会、唱歌等互动环节。“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就签了约。但如果三次不来上课,或者不能如期交作业、答辩,那你就要赔偿15万元。”

何洪臣说:“柳传志做这个平台,我觉得是为了实现他产业报国的终极梦想。”

从联想控股的角度来看,旗下有联想投资、弘毅投资两大针对企业中后期的投资公司。加上类似天使投资的联想之星,联想控股的投资链将覆盖早期、中期和末期投资,并且这三者之间还可以互相打通。在联想之星的两期CEO学员中,联想系已经对第一期的一家大连企业进行了投资,在2010年7月30日的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上,柳传志还感慨投少了。另外,联想系和第二期的个别企业在意向洽谈中。

第五篇 柳传志:船长 不服老的船长

中关村融科资讯中心联想控股总部的宽敞大厅里,整整一面墙镶着大块的蓝色玻璃,上面嵌着龙飞凤舞的繁体字——“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在每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控股公司”。这是柳传志定下来的联想控股的愿景。他感叹:“现在,联想集团算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了。”

另一面墙刻着联想的历史。黄铜铸的雕塑看起来像抽象化了的大船,斜插下方的姿态带来乘风破浪的寓意。“船”是柳传志发言时喜欢用的比喻。柳传志说:“联想现在是统一领导的一艘大船,但真正开到国际的大洋里又是一艘小船。前面的海域是什么你也不清楚,所以要认真去看方向。”

从联想控股的愿景与布局来看,柳传志更希望把联想从一只大船变成一支舰队。他不满足于仅仅一个联想集团,他的工作重心是联想控股直接投资的企业,涉及化工、现代服务业及农业。他希望在这些领域再造几个“联想”。2010年9月12日,联想控股斥资180亿元,在山东枣庄打造煤化工基地。9月15日,联想控股投资12亿元,获得神州租车超过51%的绝对控股权。另外,联想控股的大农业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

联想控股直接投资的企业与联想投资、弘毅投资两家投资公司不同,后两者是财务上的投资,迟早会被出售。而联想控股投资的上述领域的企业不会被出售,将会是控股的核心资产,会一直持有。联想控股的目标是通过投资构建核心资产,并长期持有,用五至七年的时间运作上市。柳传志丝毫未考虑到七年后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产业报国是我的第一愿景。如果能做好,特别是农业这块,就真的实现了产业报国。”

采访联想多人,他们几乎都会提到“大树和小草”的典故。这是柳传志女儿上中学时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她问柳传志:你是愿意做大树还是做小草?柳传志回答,当然想做大树了。“我想这句话寓意很深刻,这个世界本身真的是靠大树在往前拉动,要是没有邓小平这棵大树拉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哪里会有今天呢?没有很多民营企业家站出来,就不会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我相信,尽管当大树再难,总会有人前赴后继,总觉得会有人愿意当这棵大树。比如像我,我自己就是不管不顾,坚决要当这棵大树。”说到此时,柳传志情绪稍有点激动,稍直起身,手在胸前握成拳。

“未来联想控股也会上市,利远大于弊。市盈率高的话,会有10%至20%的股份转让出去,就会带来比较大的资金回报。有了资金回报,我们再往里投入。”谈到联想控股的规划,他眼睛发亮,原本斜倚着沙发靠背的身体一下子挺直了,右手一挥,“我喜欢千军万马一块儿动,这个比打高尔夫球更好玩。”

如果每天能打上两个小时的高尔夫,对他来说就是非常愉快的事了。柳传志说,以后每天如果能打上两个小时球,还能看看两个小时的电影或小说,找一些爱聊天的人瞎扯淡那就更好了。

“我觉得民营企业这个行业太好了,如果下辈子有机会还干这个。为什么呢?凡是说到的事都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我顶多被唐旭东(联想控股副总裁)他们监督。咱们一块儿讨论,之后大家都同意,策划清楚,一步一步做成,这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如果从政的话,“上面、下面由得了你吗?根本由不了,办不到的事我坚决不做。”

柳传志希望,只要不犯老年痴呆病,百分之二三十的时间做工作,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休闲,最为合适。“我相信有一件事我是要管的,就是联想控股的员工持股会。它将会变成一家公司,因为将来联想控股上市的话,不改制是不行的。这家公司的领导人,除非我糊涂了,大概永远是我当着了。这样的话,控股里的这些领导人拥有这家公司一定的股权,他们的股份将是镇山之宝,使得公司不管将来有其他的合作者也好,其他股东卖了多少也好,这块总是一体的,使得公司的大方向能有所保证。”

洪波认为,柳传志最根本的压力在于,他那个宏大的梦想,需要一个更有支撑力的平台,对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研发能力等很多东西有很高要求。这是联想集团不具备的,联想集团只是一个制造公司,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我觉得柳传志最大的梦想与联想集团实际能提供给他的支持上,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他通过运作资源来弥补这种落差,但我认为,有些东西靠运作、靠资源是弥补不上的。”

柳传志觉得,如果将他的梦想实现之路比喻为十公里的话,他觉得现在走了两三公里:“最起码开了一个好头了。”

迟宇宙说:“我希望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能够功成身退,安然地退休。如果他们不能安然地退休,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企业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时代容不下下一代企业家。”

即使是用五至七年时间完成联想控股上市的计划后,七十多岁的柳传志依然不会停歇下来,只要不是老糊涂了,他会一直干下去。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的自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柳传志的写照。周自强说,柳传志的性格决定了他就是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的性格中有不安分的因子,不断在追求。柳传志的功过应该十年后再来评价。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引子

2005年,陈年自觉该写一点什么纪念他的亲人们,“我的根还是读书人”。他从2005年8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2006年4月。“就好像失恋一样,傻了,晕了,满屋子乱转,记忆被真正地唤醒,全忘记的事情都回来了。”

他在大兴的别墅太空了,写着写着就害怕了。“过去的亲人全都回来了。平时这些人已经和你与世隔绝,但那个时候记忆全被唤醒了,你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你会想,某一个亲人是不是在客厅里坐着啊,是不是在书房里坐着啊。我写着写着就看一眼,看这个那个房间会不会有人,一个人越想越怕。”陈年说。后来他在西屋国际旁租了一间特别小的屋子,专心写作。尽管“中间有一万个不写完这本书的理由”,但是陈年最终完成了这件很重要的事。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门外汉做服装

坐在我面前的陈年,斜倚着椅背,椅背上搭着杰尼亚黑色暗条纹西装。他的头发像茶壶盖一样扣在宽宽的脑门上。他一笑,细小的眼睛就眯成缝,露出两颗龅牙。他穿着蓝色衬衫,袖子挽到齐手肘的地方。衬衫是“VANCL”出品,一百多块钱。

“我昨天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投资商会议,穿的是VANCL第一批牛津纺衬衣,已经有三个年头了。”说着,他点燃一支熊猫牌香烟,摆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有六七个烟头。

VANCL,中文名叫凡客诚品(以下简称凡客),是陈年2007年创办的快时尚品牌。这家在互联网上售卖服装的公司,正以每年300%以上的速度扩张。2008年销售额为1.6亿元,2009年6亿元,2010年20亿元,而2011年它的销售目标是100亿元。

四年前,陈年尚是不折不扣的服装业门外汉。

20世纪90年代初,从大学中途退学的陈年怀揣着文学梦想,做了“北漂”一族。刚开始,他住在圆明园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里,没有固定收入。他东家干三天,西家干两天,有时候写东西赚点稿费。如果没人让他写,就断粮了。

他当过《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做过《书评周刊》的主编。2000年,雷军(金山董事长、知名投资人)和王树彤(现敦煌网CEO)邀请他去卓越网负责图书事业部,后来升职为卓越网执行副总裁。2004年,卓越网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亚马逊公司之后,陈年选择了离开。2005年,他创办了网络游戏道具交易平台“我有网”,结果失败了。

2007年,市面上有一家在互联网上卖男士衬衫的公司正铺天盖地地打广告。雷军再次找上陈年,准备模仿这家名叫PPG的公司做一个公司。当时,陈年的目标是做PPG第二。他找来原先在卓越网的老下属们,搭起了“VANCL”的班子。创业初期的七位创始人,只有来自苏州一家制衣厂的刘浩做过服装。刘浩讲面料、讲制衣,这些只卖过图书和音像的高管如听天书。“这里面水太深了,少用一根小细纱,衣服就要便宜不少钱。”凡客高级副总裁姜晓怡说,“如果卖出了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花钱收回来。”早期他们付出过这样的代价,一次收回了不合格的毛巾,还有一次收回了缩水率过大的衣服。

当2007年陈年创办卖衣服的B2C网站的时候,国内的服装产业已经很发达了,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服装品牌。这些品牌往往来自于温州、宁波、晋江等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那些地区历来是服装加工厂集中地,为不少国际品牌做代加工。一些聪明的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从裁缝出身,从夫妻档、兄弟店做起,以“前店后厂”的模式做起自有品牌。这些家族企业发展路子也相似,砸下重金,邀请明星做代言人,在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投放广告,通过直营店和加盟店的形式在中国三四线城市遍地开花。但是,没有人想到在网上卖衣服。对于他们来讲,互联网太神秘了,电子商务尚是雾里看花的东西。

陈年掏出六七百万元来创业。这些钱主要来自于他在卓越网当职业经理人的股权收益,基本掏空了他的家底。这一举动,让他的高管们心里更踏实,知道陈年玩真的了。陈年前期融资的200万美元,在网站上线后才陆续到账。

早期,陈年和他的合伙人们在北京中关村西屋国际商住写字楼一套140平米方的两居室里办公。凡客副总裁王春焕刚去的时候,屋子里连办公桌都没有。邻居是一些做电脑器材批发的经销商,来来往往全是搬电脑的,非常嘈杂。“苹果是从车库里出来的,我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王春焕说。

当时,凡客的第一次“筹备大会”,只有七个人参加却找不到合适的开会地点。雷军借出金山的办公室给陈年他们。那间办公室位于北京北四环的柏彦大厦顶层,气派敞亮,视野开阔,对面是崭新的北京奥运大厦,脚底下是车轮滚滚、奔腾不息的北四环。就在那里,天天穿杰尼亚、BOSS的陈年与他的高管们对打算做的事有了最初的构想:“我们是杰尼亚或BOSS的颠覆者,用最好的工厂、最好的面料,价格是杰尼亚或BOSS的五分之一。”这个颠覆者的名字他们还没想好。王春焕说:“现在想来是比较可笑,我们根本不可能颠覆它们。”

最初,他们准备在北京木樨园布匹批发市场进货,拿到大兴一家服装厂加工。经过朋友的指点,才去了江浙一带寻找代工厂。他们在代工厂那里碰了不少壁。对方爱理不理的,搞不明白衣服到底在网上怎么卖。有能接受新思想的老板,愿意试一试,但是提出的条件很苛刻,需要凡客支付30%、甚至50%的预付款;并且,出货之后就要支付余款。

最让姜晓怡崩溃的是,整天关在小屋子里选模特,后来她看谁都觉得丑。陈年当时也跟着去选模特,这个做过杂志主编的人,以他“有洁癖的眼光”来挑剔:这个人太老、那个人头有点凸、另外的人气质不行。

他们跌跌撞撞地摸索着走。第一期DM(直接邮递广告)杂志展示了两款衬衫、一款裤子。衬衫分带领尖扣和无领尖扣两款,各三种颜色。因为经验不足,仅仅是给衬衫摆造型就把姜晓怡他们折腾得够呛。公司员工不分职业高低,都来叠衬衫。他们尝试塞杂志在衣服里,太硬邦邦了;塞海绵,又鼓鼓囊囊不平整。无论怎么做,都无法作出像其他品牌服装饱满漂亮的造型,最后在外面找来高手救火。他们又觉得大牌的时尚品牌模特都牵着一条狗,就去村里借狗,结果狗不配合,要拿着肉包子来逗。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时尚大爆炸。

2011年3月3日早晨7点30分,我来到凡客旗下的物流公司如风达北京昌平配送站。站点设置在昌平区沙河一住宅小区里。这时候,有二十来位员工穿着背后印着“VANCL”的黑色羽绒服领取货物。他们戴着红色的摩托车头盔,腿上绑着内里带毛的皮护腿——当天气温是8℃~-3℃。配送员张龙来自甘肃,褐色的面孔因为日晒风吹而发红,他自己的力帆摩托车后座载着26个印着“VANCL”logo的牛皮纸包装盒,我离开时,他正在加固绳子。

我与一凡客员工跟随站长助理邢玉通出发,目的地是回龙观,他开着一辆松花江牌的自家小面包车。从抵达客户小区起计算,完成一单货的交易大约需要十分钟时间。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客户问:“为什么你们有内裤,没有内衣?”邢玉通笑着说:“我们公司会马上增加新的品种。”那客户又问:“今天怎么来了三个人?”邢玉通继续笑着说:“您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将用最好的服务。”客户“嘿嘿”笑起来。

最开始的海淀站分为海淀站、上地站;分出的海淀站又分为万柳、海淀、中关村三站;上地站又分为昌平、上地、清河三站;昌平站又将分为昌平、回龙观两站。如同细胞分裂生殖一样,从2010年5月起,不足一年的时间,如风达海淀站已扩张为七个站。

截至2011年3月,如风达在全国开通了25个城市送货服务,有站点九十多个,员工两千六百多名。在如风达总经理李红义的规划里,2011年年底员工人数将达到一万人。2009年年底,这个数字才一百多。2008年的时候,如风达尚需要接外面的活计来养活自己,2009年陈年就告诉李红义,只做凡客的生意。如风达现在每天送货七万多单,承载了凡客53%的运货量(其余由第三方物流公司负责)。

终端消费者所接触到的凡客是这样一家公司:面带微笑、穿着干净的配送员;结实、讲究的牛皮纸包装盒;价廉物美的衣服;三十天内免费无条件退换货的服务。

它还在不断进化:2010年圆领t恤有三百多款花色,2011年增加到一千五百多款花色,以避免用户撞衫的抱怨;它在西班牙、美国、日本、韩国寻找设计师合作,试图将全球最新的流行趋势带给客户;它不断增加品类,包括跟服装不相干的体温计、煮蛋器、台灯等家居用品。

它试图更快、更多、更high fashion,试图在消费者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印上“VANCL”的logo。你以为陈年想打造一个网上的Zara,实际他在做一个网上的Zara+宜家。

凡客变成了代工厂眼里的香饽饽,他们主动找上门来,愿意接受凡客严苛、挑剔的条件。凡客供应商之一、江阴福汇纺织有限公司高管黄得原说,一般公司100件如果出现五个次点(比如线头等),可以容忍。但凡客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次点,只要有次点它都会退货、返厂整修。“但是,凡客的订单量大。”

2010年,凡客平均每天产生八万个左右订单。卖得最好的产品是价值29元的圆领t恤,总共卖出400万件。2011年,他们希望这个数字达到1000万件。江阴福汇纺织2010年为凡客加工了27万件圆领t恤,2011年的订单是100万件。

2007年,陈年创办凡客,定下的“雄心壮志”是2010年销售收入有两三亿元。这位前卓越网副总裁想的是,“卓越六年过亿,那VANCL三年过亿就很成功了。我真的很恍惚啊,第一年就超过一亿、奔着两亿去了”。

现在他的愿景修改为,2015年凡客销售额达1500亿元,有1亿用户在购买凡客产品,卖出15亿甚至更多产品,公司员工达到20万人,另有40万生产线工人为凡客服务。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野心勃勃的少年

这个从小就不安分的人,野心勃勃。

1969年4月,陈年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薛店镇丰乐庄。丰乐庄地处黄土高原,当地地势被叫做“塬”,村民在塬上挖窑洞做居所。陈年的父亲是闻喜县第一位考上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他的母亲出身北京高干家庭,与他父亲是大学同学。在他父亲在老家已结婚的情况下,他的母亲带着身孕来到丰乐庄,在陈家生下陈年。当时陈年父亲在武汉接受知识分子再教育,陈年母亲天天盼着他回家,白天等不着晚上接着等,问陈年奶奶:“妈,他晚上回来过没有?”但是,陈父没有回来,可能是因为接受再教育中途跑回家的话,会遭到处理。在陈年出生25天之后,久等他父亲不归的母亲离开了丰乐庄,将他留给了他奶奶。

陈年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归去来》一书中写道,直到19岁,他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母亲,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

奶奶既当爹又当妈地一手拉扯大陈年。那时候孩子没奶吃,陈年奶奶弄来一只羊,煮羊奶给他喝。他长得瘦小,大脑袋支在细脖子上,晃悠悠的,好像会轻易折断。他和另外三个没妈的堂兄弟跟着奶奶长大。奶奶每天给他们做面条、蒸馒头吃。家里穷,没有白面,是黑黑的高粱面,更吃不到肉。在陈年小学老师张金桃的印象里,陈年经常生病发烧,总夹着一支体温计。张金桃家和陈年家是邻居,她的丈夫和陈年父亲是发小,两家有几代人的交情。陈年不到一岁时,她曾去过天津看望陈年母亲并告诉她:“奶奶管得挺好的,你别操心了。”当时陈母提起自己的儿子就掉眼泪,托张金桃带了一大堆当时最时髦的营养品炼乳回乡。陈年的小学同学畅金娟记得,老师问大家:你们最爱的人是谁?同学们都说爸爸妈妈,陈年写的是奶奶和爷爷。“那次我看他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发呆,看起来很可怜。其他同学兴高采烈的,他一个呆呆的。”

陈年在中学时一度去大连,与生父和继母居住在一起。他没有怎么读高中,就跑回了家。村里人猜测,毕竟和继母隔了一层,不好处。回老家后,他做了薛店镇中学的英语老师。教了一阵子书,他又返回大连读高中,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在大学又中途辍学。之后,他去了北京,追逐他的文学青年梦。

陈年大舅妈(实际是他堂兄的大舅妈,陈年亦称呼大舅妈,下同)回忆,陈年20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没地方住,在桥洞里睡了半个月,每天买些榨菜、方便面吃。他给奶奶写信说没钱,奶奶卖了家里的粮食,凑了一百多元,寄给了他。这是奶奶去世后,有一年清明节陈年回来,讲给大舅妈听的。说起这事,陈年眼睛都红了。

在去卓越网之前,陈年的朋友、专栏作家许知远问:“为何非要做生意?”陈年说,这个社会太势利了,在这个时代证明你自己的方法就是挣更多的钱。

我问陈年,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说:“金钱是游戏规则,更多的金钱意味着,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你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过得富足。金钱是最公平的。”

摆脱贫穷,是陈年渴求成功最初的动力。即使在他符合社会通常的“成功”定义的时候,他也没有装腔作势地说,我不是为了钱。钱能解决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困居塬上窑洞的少年最朴实的想法。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西方名牌的反叛者

最初,凡客要做杰尼亚、BOSS的颠覆者。这个设想停留在头脑里。

但这不妨碍陈年在2011年放话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把LV收购了,然后就卖跟凡客一样的价钱,我也希望把匡威收购了,帆布鞋就卖50块,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结果。”

他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但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王春焕认为,陈年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虽然他也给自己妻子买过LV包,也推崇过这些名牌的文化,但不等于他会一直推崇,从不质疑。“他是一个有文化沉淀、历史沉淀的反叛者,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质疑的。”

在《归去来》一书里,陈年写道:“一年前就是在国贸,我开始了对名牌和奢侈品的迷恋。迷恋的程度可以概括为:我不需要超过五分钟的思考,便可以为任何一种五万元以内的东西付账,只要它足够大牌并且简洁到看不出是品牌。”

他说这是写故事的需要,夸张了事实。不过,他承认自己追捧过名牌。2004年离开卓越网之后,陈年手头有了一些钱,也算是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了。“在此之前,穿的都是几百块的衣服。感觉好像突然功成名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用花钱这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它。对,就是虚荣心。”他告别黄土高原,去那个梦想的繁华之地——北京;而此时,他能用钞票告诉北京:“我来了!”

他斜倚着椅背,跷着二郎腿,手指抠了抠脸颊,说:“我去年才认真思考什么是时尚。在此之前呢,其实就是不穿错原则。挺忙的,一年就那么几身,衬衫多一点。”

他又瞅了瞅我穿的衬衣:“我当年做记者是穿二三十元的衬衫对付一下,别人告诉我有衬衫卖一百元一件,我觉得这简直是抢钱。”自凡客出Polo衫之后,他穿的颜色多了起来。像粉红色这样以前根本不敢尝试的颜色,他现在也穿着登上杂志封面。

陈年在大连读高中的时候,住的大院是半军事化管理区域,大家一年四季都穿绿色的确良军装衬衫,冬天就套个棉的军大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包括穿着,都有一套刻板的、富有政治意义的审美规范,灰蓝绿的中山装、干部装、军便装是主流。出生于1969年的陈年,与出生于1945年的学者周国平交流,发现虽然隔了一辈,但对童年的记忆几乎是一致的。那个时代是一潭死水。

1987年起,生活有了剧烈的变化,街头色彩多了很多,爆炸头、蝙蝠衫、喇叭裤、蛤蟆镜成为一时的流行。“都是很可笑的变化,胡穿。”陈年说。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穿衣服了。在城市、乡镇的街头,你都能看到穿着袖口缀着商标的西装、踩着球鞋的人。1993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回国的张欣第一次见面,张欣发现潘石屹光着脚穿皮鞋。

国门的开放也让国际品牌们涌入中国,如今中国是奢侈品最大的新兴市场。每一个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的国际品牌,都渴望得到中国人的垂青。在被遍地山寨的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华伦天奴教育过一轮之后,中国人开始追捧LV、el、Burberry等。既有乘头等舱到巴黎时装周扫货的富豪,也有背着LV挤公交车的上班族。在淘宝这个集贸市场上,爱慕名牌又花不起那个钱的消费者,可以找到无数廉价的原单、尾货、A货。他们相信,这样离时尚很近。

“时尚早期是阶级的产物,古代中国颜色都是有等级的。做时尚的人呢,眼睛往上看。很多品牌在做的过程中编故事,思考它的加价率,似乎加价率越高就越时尚。”陈年说,“VANCL没有给自己编故事,2010年,我实在被人问急了,编了一句话‘时尚就是正确的自我表达’。”

陈年做卓越之后,和许知远印象里的文学青年不一样了。一开始,陈年说他每晚要看两张碟,为了内心安静下来,达到一种平衡。后来,他与朋友交流,谈得更多的是投资,不再像以前那样谈马尔克斯。亚马逊买下卓越网之后,许知远发现陈年对西方公司很不屑,常说打倒美帝国主义。

当时亚马逊年销售额有60亿美元,按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8.2来计算,即500多亿元,而卓越网还不到1亿元。陈年用了五个月的时间,眼看就要到2005年春天了,还确定不了2005年全年的预算。他崩溃了:“为什么亚马逊可以这样?因为它是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他们看不起你,你所有经验在他眼里都不值钱,我们是鸡蛋撞石头。我对所谓西方民主的所有幻想就破灭了。我蒙了,你以为有什么平等的游戏规则,全扯淡。”

在凡客的办公室里,陈年用手有节奏地敲着桌子:“当时我和郁达夫的感慨一样,祖国啊,快强大起来吧!郁达夫才华横溢,可一个日本妓女都可以看不起他。亚马逊总部派一个黑人小孩来,就对你指手画脚,你就只能听他的,我的天哪!”他感叹道。

自觉“有洁癖”的陈年无法忍受,拂袖而去。“后来我一看,亚马逊股票当时才三十多美元,做凡客时朝100美元去了。利益上来说,牺牲了很多钱。那时候我还是不太懂事,要离开了,还闹得很激烈,直到今天卓越也不跟我合作。”

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说:“亚马逊对卓越的改造,走大而全的模式,放弃陈年的小品种大批量的模式,伤了他的自尊心。对卓越过去的否定,实际是对陈年的否定。”凡客最早复制了陈年的小品种大批量模式,但是规模上去之后,品类不断添加,凡客走上了大而全的路子。某种程度上,过去的争执可能来自站的高度不同。

2007年,为了给筹备中的电子商务网站取名字,陈年他们煞费苦心。一开始是雷军起的头,他说:“美国有亚马逊,你们能不能起个尼罗河?亚马逊最宽,尼罗河最长。”陈年他们一查,尼罗河“几百年前就被人注册了”。这一群没有出国生活过的中国“土鳖”,翻了字典,查了工商局注册信息,取名“Evan”。已经准备定下来,域名、注册都照着这个做的时候,陈年与方力钧、张晓刚等艺术圈的朋友吃饭,把“Evan”在饭桌上一说。方力钧他们说名字太土老帽了,土得掉渣。陈年深受打击,回来把王春焕等人骂了一顿:“你们取的什么名字,让我出去丢脸!”

最后,他学法语的妻子起了一个名字:VANCL。“其实就是听起来洋气,没有其他含义。”王春焕说。

陈年究竟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是一种怎样纠结复杂的心态,外人很难得知。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发现他谈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有这么一个细节:80年代陈年深受西方哲学、文化影响。1999年年底是他继80年代之后的又一个阅读高峰。当时,陈年在报社做了一次“千年阅读”的活动,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他突然一下子回到了宋朝、明朝,他看朱熹、王阳明,发现“写得特牛×”。这位80年代深受西方自由思潮影响的人,过去看不上中国文学和哲学。这一次“千年阅读”对他来讲,又是一次思想上的冲击。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转向自己民族文化寻求认同,会将他拉到一个更远的距离看待西方。

卖着29元的t恤、79元的帆布鞋、169元的衬衫的陈年说:“经过我瞎琢磨后,所有做品牌的,每天都琢磨着向上看,我要高雅、要雅致、要贵族,把模特打扮得像服务生似的。那个小领结,就是贵族化嘛。”那一声“嘛”尾音上扬,带着一点不屑的味道。

“高级品牌为什么热衷来中国,因为中国有个新贵阶层,是急需为自己贴上精神标签的,用LV作一个替代。波尔多红酒只有在中国才开得出那个价,都说这个红酒背后的文化可牛×了。是什么让它起来的,是中国新贵文化,是大家的虚荣心。”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人民时尚背后的平民情怀

从上海出发,沿京沪高速往北,一进江苏境内,就是中国乡镇企业最发达的苏南地区。我往车窗外看去,高速公路两旁,一闪而过的是成片成片的浅灰色的厂房。2011年3月25日,汽车在京沪高速上跑了两小时后,我抵达了“中国百强县级市”第一名江阴县,凡客的一家供应商——江阴福汇纺织有限公司就坐落于此。

这家公司背靠长江,交通便利。它是全球排行第三的面料供应商,总部位于香港。它也是凡客最大的面料供应商,凡客20%的服装面料由它提供。它同时也为凡客加工圆领t恤、卫衣等基本款服装。

工厂里,一排一排的工人正在忙碌地做着裁剪、缝制、整烫等各种制衣工序。他们多数是20岁的年轻人,穿着深蓝色的工服,表情严肃。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聚集着无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背井离乡,在工厂里挣着两三千元的工资。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对我们来说,是沉默的、陌生的一群人,面目空白。

去年,陈年最爱讲述的故事就是,浙江凡客代工厂生产线的年轻工人们穿着凡客。“‘我们下班回家上网买的,凡客我们买得起啊’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我第一次讲这个话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

“我说,在VANCL之前,这些生产线上的小孩,他们所做的东西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他们买不起,他们只能去早市、动物园(位于北京服装批发市场聚集区)。但在VANCL这里,他们第一次买了自己做的东西。我想通了,VANCL就是人民时尚,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全世界最时尚的款式做成大家都买得起的服装。”

在凡客的客户里,按收入分,70%来自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群;按年龄分,70%是“80后”。凡客喊出了“人民时尚”的口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年有着读书人惯有的清高劲。他说做《书评周刊》主编的时候,个人主义强烈,洁癖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符合自己的审美。这洁癖带到卓越网,就是脾气大,特别不尊重人,下属做得不好的话,陈年在大办公室里当着人的面就骂开了。他不满意王春焕做的营销方案,把后者刚买的笔记本电脑差点敲碎了。凡客高级副总裁柯林丽说:“他有时候等不及第二天再骂你。晚上打电话来,说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你就等着他一直骂。他不是喋喋不休,而是说完一句,就停一下。这沉默的片刻,我就特别紧张,不知道下面要说什么。”她自1999年《书评周刊》起就跟随着陈年。

做凡客的时候,最初陈年深入到业务的每个细节,网页的一个标点符号、一个错别字、一个平面广告色差问题他都要抓。当时在《读者文摘》上打平面广告,红衬衣印出来变成玫瑰红。陈年大发脾气,罚了负责广告的王春焕等人几千元。

陈年是个出色的营销大师,在卓越网期间,擅长抓住热点话题来拉动销售。其以两三元的价格购买《大话西游》DVD,然后以10元价格搭配其他书来卖。当时《大话西游》已在年轻人群体里成热点话题。卓越此举一下子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销量上了一个台阶,从此前每天几百单一下子飞跃到几千单。当时负责采购音像的柯林丽找音像公司谈合作,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在网上卖碟,比如购物满99元加1元就送周杰伦唱片。“这个方法没有什么玄乎的,就是以特别低的价格吸引新用户,但当时没有人这样尝试,我们一尝试就成功了。”这是电子商务营销的经典案例。他让图书编辑寻找图书最打动人的卖点,将“黄仁宇系列”这样的冷门学术书也做成了畅销书。

陈年曾经认为弯下腰迁就平庸的消费者是“媚俗”。他曾觉得“周六大家在一块儿,谈的都是房子,你会觉得无聊,怎么这么低级趣味”,现在他认识到“其实那才是火热的生活”。

“我现在觉得,自己那时候真的是挺晕的。历史可能是读书人写的,但生活肯定不是读书人创造的。那时候我还同意有‘媚俗’两个字,现在觉得什么媚俗不媚俗的,本来大家都是俗人。凡客这两个字不就找到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过客,浩瀚的时间长河里,每个人算什么啊?你可能最后被历史所记住了,不是因为你不俗,而是你恰好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位置。”

他与世界规模最大的袜子制造商梦娜袜业的老板交流,对方告诉他,15年前他家外面全是农田。“六十多岁的人,15年前就是一个种田的,现在给我讲丝袜原料如何从石油里萃取,讲得头头是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人民的活力创造了中国的奇迹。”

我在山西闻喜县转了两天,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很难找到陈年的老家。来之前,只知他是山西闻喜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线索。《归去来》一书中提到的平阳镇,我查遍闻喜县的乡镇,没有这个地名。至于书中提到的官道庄,后来张金桃告诉我,只有本地人才知道这个名字。陈年的老家难找的原因还有一个是,陈年是笔名。即使我到了闻喜县薛店镇丰乐庄,我向多人询问陈年,很多老年人的第一反应都反问我:“陈年是谁?是不是伟伟?”伟伟是村里老人对陈年的昵称,陈年原名叫作王伟。这是陈年邻居,与他同龄又读过《归去来》的王先生告诉我的。

丰乐庄的村民过去在地上挖窑洞,现在都住砖房了。村里人少,见着的人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或者十来岁以及更小的小孩。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了。这是一个北方极其常见的村庄,陈年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少年时代。

我找到陈年的大舅妈,她给我打开了陈年奶奶家的门。2010年,陈年花了一万多元,找舅舅砌了三面砖墙,把窑洞围了起来,院子里也铺上地砖。原先窑洞杂草丛生,三面都是土坯。

陈年对舅舅说:“这是我童年、少年成长生活过的地方,我要一直保存下去。”窑洞保持着原貌,约有两米高,洞顶和墙壁都是夯实了的黄土,角落结着蜘蛛网。墙上贴着一张1998年年历,上面画着老虎,题名“威震五岳”。炕头贴着发黄的报纸,炕上积满了灰,盛米的缸、木头桌子、白色瓷碗都照着原样放着。

2003年10月,陈年的奶奶因煤气中毒去世,陈年开车赶回来。他满脸泪水,扑通一声,跪在了奶奶棺材前,号啕大哭,伏在地上一个多小时不肯起来。他大设灵堂,请来了运城市蒲剧团,在村里的广场唱了三天三夜的戏。

2005年,陈年自觉该写一点什么纪念他的亲人们,“我的根还是读书人”。他从2005年8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2006年4月。“就好像失恋一样,傻了、晕了,满屋子乱转,记忆被真正地唤醒,全忘记的事情都回来了。”

他在大兴的别墅太空了,写着写着就害怕了。“过去的亲人全都回来了。平时这些人已经和你与世隔绝,但那个时候记忆全被唤醒了,你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你会想,某一个亲人是不是在客厅里坐着啊,是不是在书房里坐着啊。我写着写着就看一眼,看这个那个房间会不会有人,一个人越想越怕。”陈年说。后来他在西屋国际旁租了一间特别小的屋子,专心写作。尽管“中间有一万个不写这本书的理由”,但是陈年最终完成了这件很重要的事。

我想,《归去来》的写作过程,也涤荡了陈年的精神世界,将读书人的清高与功成名就的虚荣心如浮尘一样地拂去。《归去来》正是陈年内心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如同这本书的书名,他去了彼方的繁华世界,最终归于出生之地黄土高原。他再次亲近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对自己塬上老王家的孩子这一身份产生深切认同,对童年各种纠结释然,也是对养育他的亲人的再次亲近。此后他能够用更平等更平和的眼光去看待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

“陈年是有良心的人,他记着小时候我们帮过他,后来他帮助我的儿子。每年清明节回来,他都会给我500或1000元的红包。”陈年大舅妈说。

柯林丽说,陈年有平民情结。他关心配送员冬天是否穿得干净暖和,希望在闻喜县开设库房,让老家的人也能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二十四小时配送服务。

“我觉得像老板这样达到了精英评判标准的人,他得往下看,在他本身所处的社会阶层上往下看,拉着所有的人,包括供应商、设计师往下看,一层一层地向下看,为中国普通人服务。”负责凡客品牌的副总裁杨芳说。

即使是Zara这样奉行“只穿一季,扔了也不可惜”的平价时尚品牌,进入中国之后,其价位也难免沾染上一点贵族的派头。这年头,服装已经开始玩命地涨价。如果去商场,没有100元买不了一件衣服。一位资深服装行业人士告诉我,通常一件衣服出厂时的价格只有商店售价的十分之一。经过各道经销商利润截留、商场进场费、店面装修费、人工费等层层加码之后,一件成本100元的衣服卖到了1000元。

“衣服已经贵得没法看了。当然,这几年原料、人工都在涨,但没有涨得这么离谱。”姜晓怡说。这为凡客留下了可作为的空间。凡客正是瞄准了这样一群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诞生的、互联网已成生活常态的一群年轻人。从经济上来讲,他们可能买不了价位很高的时尚品牌,但是他们通过互联网看到另一个时尚的世界。他们也渴望跟这个世界同步。

“年轻人,天天瞅着巴黎是什么样的、美国什么样的,希望更得体地去表达自己。十年前的快递员一身土,现在很多的年轻快递员也会注意时髦。他们渴望世界扁平化、渴求自由平等,凭什么你在巴黎、你挣钱多就要比我得体、比我干净呢?这凭什么?这不平等。互联网已经把这个世界拉平了,自由和平等成为骨子里的精神,每个人渴望更有尊严。人与人的第一次接触,基本先看衣服。用我的服装表达我是谁,通过这种很快速的方式,来与人沟通。

“像他们这些一直做互联网的人,或者像我这样做过时尚,然后做互联网的人,我们骨子里就是想打破所有东西,打破各种束缚,把东西提供给普通的消费者,将原先昂贵的品牌附加值让利给消费者。

“这就是人民时尚,就是把人民和时尚结合,让所有人能买到高性价比的、能负担得起的东西,让自己更得体,更体面,拥有尊严。”杨芳说。

“时尚”是一个舶来词,英文叫做Fashion,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高利润的产业,它是艺术、文化与工业的混合体,它是设计师、模特与时尚编辑、时尚评论家共舞的纸醉金迷的行业,它是让红男绿女为之痴迷癫狂、一掷千金的行业。它是小众的,是精英的,是尖端的。在风行一时的电影《穿普拉达的女魔头》里,站在时尚产业权力顶端的时尚杂志主编米兰达说了这么一段话:

“比如你挑了那件蓝色的条纹毛衣,你以为你是按你自己的意思认真地选出这件衣服。但是,首先你不明白那件衣服不是蓝色的也不是青绿色或琉璃色,实际上它是天蓝色的,而你从没搞清这个事实;而实际上你也不知道,2002年Oscar De Aa Renta的发布会第一次出现了天蓝色礼服。然后我记得,伊夫·圣·朗洛也随之展示了天蓝色的军服系列,很快,天蓝色就出现在随后的八个设计师的发布会里。然后,它就风行于全世界各大高级卖场,最后大面积地流行到街头,甚至在那些肮脏的拾荒者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事实上,这种天蓝色,产生了上百万美元的利润和数不尽的工作机会,还有为之付出的难以计算的心血……你觉得你穿的这件衣服是你自己选择的,以为你的选择是在时尚产业之外,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穿的衣服实际上就是这间屋子里的人,替你选的,就是从这一堆玩意儿里。”

这段话精确地展示了一小撮时尚界的高端人士是如何一步步地影响大众审美的。这足以昭示,当陈年以莽撞的言辞称LV、GUCCI不值那个价的时候,时尚圈人士为何愤怒。这不是谁看不起谁的问题,这纯属两个产业的逻辑。基于互联网诞生的凡客,它的“人民时尚”,更多地侧重于“人民”。从某种程度来讲,一旦是人民的,就是反时尚的。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谁把韩寒用得最好?

2010年,北京街头的凡客广告牌换上了韩寒和王珞丹巨大的画像,旁边堆着看似随意实则精心组织的文字,“我是凡客”四个红色大字特别显眼。张金桃现随子女定居北京,有时她在家门口散步时,会路过王珞丹的广告牌,她晚上睡不着觉,想起陈年小时候他奶奶为他喝羊奶上火着急;也想起,陈年到大连上学的那段时间,返回老家时说,有时候一个人在那儿住,晚上刮风挺害怕的。“我说那么可怜的孩子,现在事业做这么大,真不容易。”

2009年5月,陈年在北京长安街边的东方君悦酒店举办婚礼,刚送走部分客人,他就抱着67岁的张金桃呜呜地哭了四五分钟,旁边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张金桃也哭了,“太不容易了,他闯出来了。我觉得这孩子,这么多年一个人闯世界,到40岁了才成家,我太激动、太高兴了。”

虽然张金桃对王珞丹的凡客广告印象深刻,但是凡客更引起轰动的是韩寒的代言。在广告牌上,韩寒穿着29元的t恤,旁边写着:“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爱29块的t-S,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

韩寒是一名作家兼职业赛车手。他出生于1982年,少年以文字成名。在很多人眼里,他是自由、叛逆、独立的象征,他常就公共事务发布尖锐批判的文章,在网络上获得广泛的追捧,他的一篇博客点击率可达到一百多万次。2010年4月,韩寒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他是很多网民的精神偶像,也被很多人视做“80后”的领军人物。

这一次韩寒、王珞丹的代言,在网络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凡客体”运动,很多人模仿广告牌上的文字,编出不同的段子,或恶搞,或抒发爱慕之心,或宣扬自我。这让凡客也大喜过望。“这个代言广告收益值13亿元。”杨芳说。

May是一名“80后”,考了美国的注册会计师,现在一家外资公司做财务工作。我见她的那天,她穿着凡客的粉底波点雪纺裙,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Coach包,这是她在美国花了三百多美元买的。她的衣柜里有一百多件“VANCL”出品的衣服,她在凡客网上买的第一样东西是199元的雪地靴。过去她觉得凡客就是便宜、好用,但谈不上什么生活方式。在韩寒、王珞丹的广告之后,May觉得凡客变得不一样了。原来她会庆幸凡客的雪地靴没有logo,现在她觉得VANCL的logo很酷。“我跟我爸爸说,如果我要创业,我得弄个像VANCL这样酷的网站。”

May和她的朋友正在参加凡客举办的“凡客达人”活动。这是一个鼓励凡客用户上传照片的活动,你可以在“凡客达人”的平台上展示自己用凡客产品搭配的衣着,并且可以分成赚钱。May说:“在这里的世界,可以拍自己喜欢的照片。”她和她的朋友在镜头前自然地做着各种搞笑的动作。

她是中国“80后”的一员,在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期间诞生的一代。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商业社会里成长起来。他们普遍接受了高等教育,能熟练地使用互联网,能迅速地接受新鲜事物。比起上两辈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审美情趣更多元化;他们更关注自我,更坦然地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外向,更强烈地释放自己的情感,更敢于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鲜明观点;他们喜欢秀、喜欢“晒”;他们通过“宅男”、“文青”等标签划分人群,寻找同类;他们喜欢镜头,喜欢闪光灯,认同张爱玲那句“成名要趁早”。

“VANCL倡导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我普通,可我就是我。我觉得这特符合‘80后’、‘90后’的心理。”May说。

这应是近几年国内最经典的广告案例之一,也是将韩寒运用得最棒的品牌广告。它如一把野火,呼呼地烧遍原野。为什么是凡客?我相信,老板的审美趣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年的审美趣味体现于凡客很多细节里,例如受到台湾诚品书店启发的品牌中文名,例如不惜成本做得考究的外包装盒。连凡客卖29元的圆领t恤(简称Vt)也有体现,他向设计师推荐将林觉民的、毛泽东的诗词做成Vt的文案。

无论是“人民时尚”,还是韩寒,陈年显现了一种很难得的特质——洞察这个时代的精神与心理。许知远说:“他这人特别精明,他的点掐得很准,在他做文学批评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当年他做书评周刊时,选题的点非常精准,他是对时代有把握能力的人。”

2008年起,凡客就在考虑代言人,一会儿rain,一会儿金城武的,总定不下来,陈年觉得哪都别扭。直到2010年年初,凡客做当年大热的一款t恤“樱花t”,讨论代言人选时,不知是谁提出了韩寒这个名字。陈年问:“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找韩寒代言凡客?”似乎因为这炸弹太重磅了,会议陷入了静默。然后,大家变得激烈起来。有同事蹦了起来,带着哭腔说韩寒如何好。隔了一周,陈年说,就韩寒吧。

早些时候,杨芳向陈年提出女代言人人选王珞丹。陈年不认识她,杨芳找来《奋斗》的片段给他看。他看了两三分钟,说:“这个随你们吧。”

杨芳说:“我觉得首先是韩寒的某种精神让陈年有期待。王洛丹更像一个演员,所以触动他内心不是那么深。韩寒非常符合凡客的特质,就是有独立的见地、敢于去打破、敢想敢为、向往自由,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互联网精神。他在这点上和凡客骨子里特有的骄傲,是相通的。”

如同韩寒高中辍学一样,陈年也曾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两度辍学。他所读的大连高中的校友现在都还知道陈年,这个唯一从学校里跑了的人。“我小时候特理想主义。在高一高二应该老实读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突然看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书,它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又看不太懂,价值观混乱了。这对一个听话的小孩造成的扭曲比较大。”1984年、1985年,社会变得特别开放,温元凯、苏晓康等人整天“胡说八道的”,总理可以随便骂,十分自由化。“小孩本没有什么固定世界观,一看,原来这个世界可以这样。”他读、读,刚出第一版的《麦田守望者》让他感到“原来牛×的小孩就是这样”——他的中途辍学有受此书的影响;他也读了柯云路的,以及李泽厚、顾城、北岛等人的书。

他做主编的时候曾郁郁不得志,发现自己太不自由了。这个长那个官的文学爱好者,都喜欢写上几篇拿到他那里发。他必须为这些文字腾出版面,有时候他改动、删减一下,也会被某某长托人带话。

我问陈年:你是个理想主义的人么?他说:“我肯定不算。真正理想主义者,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人,真正的英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我不算。”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深谙中共党史的企业家

我注意到,在陈年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是书架,上面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白崇禧口述自传》等书。一位互联网分析师说:“陈年极其喜欢研究中共党史,这一代互联网企业家里研究中共党史的,只有马云、周鸿祎,再就是陈年。”

陈年喜欢讲林彪的战术四快一慢。你在什么时候都会快,但是真正发起总攻的时候一定要慢、要细,把它想清楚以后就跑得快了,大规模去做,无所顾忌,执行力强。

事实上,从陈年批判卓越的“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以及他倡导的“人民时尚”里,也可以管中窥豹,除了受到儒家经典、西方自由思潮的影响以外,陈年还深受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话语体系影响。他对中共党史极其稔熟,对语录与经典信手拈来。

他倡导集中优势打歼灭战(毛泽东语),在现阶段不考虑线下开店,因为那是过于陌生的事情,牵扯精力过多;他奉行“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语),相信只要高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下面的员工机会就越多,成就感也越大,不用讲什么管理方法。陈年说:“什么时候才讲管理呢?就是大家没事干了,讲站队、讲论资排辈的时候。”

面对公司规模扩大,组织结构日益庞杂,容易产生小团队的问题,他采取“老人做新事,新人做老事”的办法来解决。从5亿元到20亿元,可能会有部分老员工觉得这当中部分钱是自己弄出来的,陈年说你要搞清楚,这不是你一个人弄的,是一堆人合力弄出来。他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旧势力,需要打破。“你不是很厉害吗?那拿2000万去,把一个新事情做出来。”至于旧项目,已经有规范了,可以交给新人来做。这也让我联想到当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

王春焕说陈年现在也受到柳传志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的一些影响,现在主要负责建班子、定战略的事情,很多事情放手给下属做。陈年推崇“不争论”原则,这是他从历史里学到的。在推进一件事的时候,把各种不确定性的论证、争议全都挂起来,用最后的结果来说话。他认为邓小平就是使用“不争论”原则的典范。在管理公司的时候,尤其是凡客早期,多数时候这种“不争论”原则让陈年将细枝末节的乱七八糟的争议都扔开了,强力推进事情。

陈年读高中时一度退学,回老家教书教了一阵子,又去考大学,后来考上大学后又退学,再到北京谋生,很是折腾了一阵子。陈年说:“挺能折腾的。小时候特别闹的孩子长大了可能慢慢温和,过去循规蹈矩的同学,30岁以后开始愤世嫉俗。我越来越温和,很少冒险。做事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不顾不怕的劲头,实际都是想明白了以后才这么做的。”

陈年做卓越,刚开始很激动,但很快就面对互联网的寒冬。怎么办?一个字“熬”。2003年,一家股东撤资,联想也不愿意再往里面投钱。当时卓越网账面上只有三百多万元,欠款一千多万。陈年天天面对讨债的供应商,想办法拖欠债款:要不,你把书拉走,我不给你卖了。但是卓越网对书商来说量不小,没有一家书商敢说,不给卓越供货了。有书商要联名抵制,陈年料定对方不可能放弃这个渠道,死活不给钱。

他的身上有一点“混不吝”的精神。这让他熬过互联网寒冬、也让他创业失败后迅速爬起来。他评价PPG的失败:“如果我们撇开任何道德判断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团队太脆弱了。创业的过程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你跑什么呢?如果大家说你乱花钱、或者收入不够多,你就调整嘛。当时已经有了凡客这么好一个榜样在身边。当初凡客不是学你吗?现在你学它啊。你看当年,人家当当也活不下去了,后来卓越起来了,当当天天跟在卓越屁股后面学,那不就完了吗?现在李国庆不也成功了吗?”

雷军算得上是陈年的“贵人”,是雷军找到陈年做卓越网,我有网也是雷军投资的。尽管陈年中途撂担子跑去写书,我有网也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但是雷军仍然投了陈年的凡客。1998年他俩就认识了,雷军也是爱读书的人,陈年推荐书给他,他玩命似的也要读完。陈年说,历经多年合作,友谊能保持下去的原因是有好的规则,“我们的合作都很阳光,不存在兄弟分赃不均的问题。先有个规则,规则决定了朋友也可以好好合作。如果没有规则,朋友之间撕破脸是正常的。我们幸运的是,一开始合作有好的VC规则在那里,按规则办事就行了”。

雷军和王树彤找上陈年,说正在学习亚马逊,做卓越网卖书,找了半天朋友圈里就你懂书,你来做吧。起初,陈年抱着帮忙的心态去做,觉得不可能合作得长。虽然平时是好朋友,但陈年自觉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上和他们不是一路人。这一帮就是四年。2002年,王树彤就离开了卓越网。“因为我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陈年说。

在一互联网分析师看来,陈年的心智超出常人的成熟,做卓越的时候陈年30岁出头,却看起来很成熟。雷军是陈年的老板,却看起来像他的小弟。无论是财务回报还是带出来的团队,陈年是卓越获益最大的人。

尽管在陈年眼里“卓越是个很恶心的创业案例,哪天掰开了揉碎说”,但是,卓越给他带来最大的财富——团队。凡客运营关键环节上的人基本是过去陈年在卓越的班底,有些人跟随陈年离开亚马逊,有些人去了其他电子商务公司,有些人留在了亚马逊。在创办凡客的时候,这些人聚集起来,将从亚马逊和其他电子商务公司学到的经验也带了过来。“凡客三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没有这个基本班底的话是跟不上的。大家老跟我说,为什么凡客这个团队看上去这么高级呢?原因很简单,这个团队我培养了十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善良的人”,因此那些老员工都信赖他。

王春焕说,陈年具有领导者的气场,人很容易不自觉地被他说服、拉了过来。更重要的是,他总是能把事情办得特别漂亮,同时他值得信赖,大家跟着他做事,有前景。

在卓越,陈年熬过了互联网的寒冬。他说:“在这个过程里,锻炼我如何管理一个企业,而且是数字说话的企业。”柯林丽认为,“他在市场、营销这方面的敏锐嗅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风险控制和谨慎,确实是在卓越形成的。”

陈年曾经因冒进而上当。从大学退学回家之后,陈年从村民手里收购了古董,想发一笔财,结果拿到城里检验,是赝品,整整亏了700元。他气得连续几天躺在炕上,茶饭不吃,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盯着窑洞顶发呆。他奶奶说:娃儿,天大的事也要吃饭啊。这才把他劝住了。后来这笔钱,在大连的父亲还了一部分,奶奶还了一部分。

在陈年的自述里,他对钱刻骨铭心的第一次,是1992年的6000元。他与几个朋友倒钢材赚了6000元,结果做下一笔生意的时候,被人全骗了。

闻喜产药材,创办凡客前,陈年考虑过做药材生意。他在当地了解原材料,到太原、北京了解销售市场。几个月后,他决定不做了,觉得中药材市场太小了,“他不是乱来的,他是在调查的基础上作决策的。”陈年的二舅李温安(实际是陈年堂兄的二舅)说。

陈年特别重视投入产出比,他经常问下属:一百万的投入能带来两百万、三百万的销售吗?如果不能,那先放着,必须有数据衡量。凡客所有的推广都要求有这个考核。王春焕说:“他风险意识很强,根本上还是偏保守的人。每天看数据,属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如果没有真东西出来,不会冒进。”

陈年的保守主要在控制公司现金流。2010年凡客才做线下广告,到2011年还没做电视广告,与他保守有关。他是先小规模地尝试,直到验证之后才大规、以猎豹奔跑的速度跟进。

生存在互联网上的凡客,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公司。“互联网每秒钟都会给你数据,你的及时调整是瞬间的,所以你从细节里面会看到趋势。我说了,今年要有100亿的规划,有一些环节会按100亿的规划去做,但有些核心环节还是会随着市场变化去调整。我们的库存会随着每天的进展去调整,去预期下个月,快速反应。”陈年说。

数据甚至能预防公司组织官僚化的问题。陈年说,公司不能在数据上有隐患。数据是准确的,绩效体系就是透明的,做得好就是做得好,谁也拿不走你的成绩。所谓官僚,就是整个绩效体系不透明,靠一层又一层的小老板、大老板一句话来定人的好坏。

第六篇 陈年:归去来 未来的考验

2011年3月10日下午三点,在北京网络零售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推进会上。陈年和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见了面,他们笑嘻嘻地握着手站在一起。这俩人是中国电子商务B2C领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3月30日,在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峰会上,凡客和京东并列为“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电子商务50强”第一名。

自2010年年底,当当、京东、卓越进行了激烈的价格战,陈年也适时跳出来煽风点火,他称卓越会是炮灰。后来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实在是看不过去,我是希望卓越他们打得凶一点。”他认为亚马逊是一家坚韧的公司,有强大的后台系统,会在中国坚持下去。

他觉得B2C的竞争会更加惨烈,这是针对做渠道的B2C——他自认为自己是看热闹的人。他更看好刘强东,认为后者的耐力、韧性以及疯狂,会让他胜出。

在洪波看来,陈年与刘强东未必不会狭路相逢。陈年现在打造的是自有品牌,京东是渠道品牌,看似没有竞争关系。但未来,凡客会认为我有这么大的用户群,为何不卖更多的东西?家乐福能卖自有品牌的东西,京东也可能会推出。这两个模式会越来越靠近。

凡客以年均30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列以350公里/小时速度飞驰的列车,让人为它捏一把汗。它会不会因为轨道上多余的一块小石头,或者车厢间一个松动的螺丝而脱轨?

一位电子商务分析师认为:“凡客的销售高速增长,但人员管理、人员的能力能否跟得上?今年要翻四五倍,供应链能否赶得上这个增长水平?陈年在卓越从零到亿,有很多经验。但从20亿到100亿,如何做,就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了。除了他和京东,没有往这方面走的。”

对今天的凡客来讲,只有20%的属性属于互联网,更多的属于传统服装业——面料、设计、销售、物流、渠道、仓库。在如此高速的增长下,上述每个环节都能够成为陈年手中的积木,随心所欲地搭建吗?

凡客已经发生过两次爆仓的情况。因为物流未跟上趟,大量订单滞后在仓库里。为此,陈年两次公开道歉:“2008年我第一次写公开道歉信的时候我满心内疚,我觉得真××太气人了,我们几千单都送不出去,这公司将来怎么办呢?咱怎么说也是在卓越一天做过几万单的人啊。第二次(2010年5月)的公开信是害怕,我们几十万的订单都在库房里送不出去,你知道几十万用户在骂你,压力很大。”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凡客这一高速飞驰的列车,已经快得令人惊出一身冷汗。但是,身在这趟列车上的人,习惯了在疾速中修补问题,机会远比其他更重要,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市场机会。

在柯林丽的眼里,陈年永远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能抓住所有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凡客没有走弯路,没有犯很大错误,能走这么快的原因。他有机会就坚决不放掉,他告诉下属,你不要做挡路的人,也不要做掉队的人,你可以跑慢一点没关系,不能掉太远。公司的发展不等人。

2008年的时候,陈年有一段时间考虑是不是先夯实基础,发展太快了,容易出问题。但是,有很多市场机会放在面前,不容错过。他们“小马拉大车”,只要不出问题,就先绷着。“做500单和做十万单是不一样的,但没做到十万单,就不知道十万单会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方向没有错,大的钱财物掌控好,问题出来我们就解决。我们出过的问题非常多。”

2011年4月14日21点48分,我给妻子订了三件女式M号的Vt,次日上午10点半收到衣服。一件合身,另两件偏小。我想换衣服,从当天上午11点开始拨打凡客的客服,拨了五六次电话,直到16日深夜零点50分左右才打通。接线的男生态度不错,他解释说,业务太忙了,导致电话打不进去。花了一分钟时间,他完成了换货订单。16日17点10分,两件换货的衣服送到了我家。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引子

2010年12月8日,优酷网登陆纽交所上市。其创始人、CEO古永锵敲响了当天的上市钟。“9点29分30秒开始,全场人鼓掌。29分50秒时,我按下开市钟按钮,整整10秒不松手。”古永锵说。随行的优酷一高管一直盯着股价飙升,有人在打赌开盘价,但没有人想到会超过30美元。直到33分钟后才有人以27.8美元卖出第一单,“原来我们这么值钱,太不可思议了。优酷的时代来了。”另一高管开玩笑说,“我一下子觉得,除了月球以外的地方,我都能去了。”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互联网新贵的诞生

从克莱斯勒商务车下来,古永锵一见到我就竖起右手大拇指。当他心情高兴的时候见到熟人,会冲着对方作出这个标志性动作:“牛!”此刻,2010年12月14日下午三点,他刚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从美国抵达北京,旋即直奔北京东南四环的摄影棚,接受采访与拍摄。

他将箱子里装着的满满三盒名片递到我面前:“路演时投资人给的,有三百多张。”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专访与拍摄里,他始终笑容满面,兴致很高地任随服装师、摄影师“摆布”,这样的配合与敬业程度在企业家群体里并不多见。

2010年12月8日,优酷网登陆纽交所上市。其创始人、CEO古永锵敲响了当天的上市钟。“9点29分30秒开始,全场人鼓掌。29分50秒时,我按下开市钟按钮,整整10秒不松手。”古永锵说。随行的优酷一高管一直盯着股价飙升,有人在打赌开盘价,但没有人想到会超过30美元。直到33分钟后才有人以27.8美元卖出第一单,“原来我们这么值钱,太不可思议了。优酷的时代来了。”另一高管开玩笑说,“我一下子觉得,除了月球以外的地方,我都能去了。”

当日,优酷收盘价为33.44美元,较发行价12.8美元,上涨161.25%,在中国概念股上市首日涨幅排行里仅次于百度。五年多前的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首日涨幅曾高达353.85%。此后,优酷市值最高一度曾超过新浪,截至2010年12月21日,优酷市值31.8亿美元,直接或间接持股41.48%的古永锵身价13亿美元,一跃而成互联网新贵。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资本高手

搜狐CEO张朝阳告诉我:“华尔街很疯狂的,Victor(古永锵英文名)也不容易,这么多年终于修成正果了。”

至少在这一轮资本市场竞赛中,优酷领先于土豆。这两家创始人均有海归背景的视频网站,分别排名第一、第二。2010年11月9日,土豆向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IPO申请;11月16日,优酷申请IPO。由于土豆CEO王微的婚姻纷争,土豆IPO进程暂停,截至2011年7月尚未上市。优酷成为第一家在美独立上市的视频网站。

王微曾告诉我,他完全不了解国内股市,从没买过A股股票,比较了解的是美国股市的操作规则。“i美股”创始人方三文说,在中国,像优酷这样的公司根本没法上市,因为中国股市的制度是希望通过发行审核挑出一些好的公司上市,而美国不认为能审核出好东西,只要符合一定规则就能上,上了之后让市场去优胜劣汰。

2010年年初,古永锵觉得预期的收入和流量规模已经足够大了,一两年内即可上市。2010年6月,他去美国转了一圈,和几位关键的投资人聊天,觉得优酷上市的条件已经具备,随即开始着手筹备。“(优酷)这种高增长的中国公司,对美国资本市场来讲是值得期待的。”古永锵说,“金融危机以后,很多资金都在等待机会,闲钱特别多。现在资本市场里,盈利的公司很多,但能持续增长的公司并不多。为什么优酷是百度之后表现最好的一家公司?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是高速增长的视频行业,我们的团队在媒体运营和资本运作上有丰富经验并合作很久,我们的条件非常适合那些等待机会的闲钱。”

对于华尔街来讲,“中国+互联网”是美味的蛋糕。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在线视频用户数目8220万人;2009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3.09亿人,预计2012年将达到5.27亿人。至少在目前,中国互联网的人口红利依然是华尔街对中国概念股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

古永锵经历了华尔街对中国互联网的两轮热捧。他的职业生涯与资本运作紧密关联。

优酷是古永锵操作的第三家上市公司。第一家公司是在新西兰,当时他就职于风险投资公司富国集团;其后是2000年搜狐纳斯达克上市,他时任搜狐高级副总裁兼CFO(首席财务官)。2001年,纳斯达克崩盘,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股价一再下挫,大家对互联网的信心跌到冰点。有不同的人来游说古永锵离开,有一条路就是创业做旅游。再三考虑之后,古永锵下定决心,门户网站这个业务模式没有证明完,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完才走。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搜狐股票最低跌到0.6美元,2003年又冲到40美元。这段经历给古永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着公司上市,又目睹股价跌穿地板的滋味,想来他毕生难忘。

古永锵出色的资本运作能力,被认为是优酷后来居上排到行业第一的重要原因。

从2005年11月创办合一网络(优酷)起,古永锵五年六轮共获1.6亿美元融资。同时,古永锵直接或间接持有41.48%股权。另一家视频网站土豆五轮融资1.35亿美元,王微持股13.4%。洪波对此评价:“古永锵能严格控制股权,不被大幅度稀释。这样的融资规模,在过去的中国互联网没有过。尽管过去陈天桥和丁磊股权比例比这高,但他们融资非常少,陈天桥最后才融资4000万元。古永锵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既需要资金,又能严格控制股权。”

如果说2006年还是视频网站的繁华期,那到了2008年就是一个淘汰期。对于优酷与它的竞争对手来说,2008年是五味杂陈的一年。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烧钱的视频网站发现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王微说:“融资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2008年金融危机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那时候我必须控制成本、压缩带宽,让用户体验变得差,那是最痛苦的一年。”当年4月,王微融资5700万美元。

古永锵说:“金融危机刚开始时,短期内有点压力的感觉,但中国回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比较幸运,在2008年7月拿到5000万美元融资,9月金融危机爆发。你可以说运气好,也可以说我们董事会眼光好,我们公司每年都是11月、12月完成融资,只有那次是例外。”资本的充裕程度在2008年让在血海里厮杀的视频网站们拉开了差距。

12天,11个城市,85场路演。古永锵和他的团队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欧洲、美国。他感叹,这次路演比十年前轻松多了,2000年搜狐IPO,他们团队做了三个多星期。他说:“最精髓的概括就是,钱在找靠谱的人和事。”

古永锵说他自己挑资本挑得很厉害。“每个想投你的人的钱都要的话,是很可怕的事。要了投资就是跟他订婚了。”他很看重投资的长期性,“你看优酷从创办到现在,没有融过一元人民币的风投。尽管我和刘德乐(优酷CFO,古永锵前富国同事)都是做资本出身的,但我们没拿风投的钱,我觉得这会有一个资金的期限。我们有两个长期基金、五个上市公司的资本集团,没有一家是有期限的。”

受到疯狂追捧的优酷,也有不少人质疑当中的泡沫到底有多少。因为其财务数据并不被好看。优酷招股书披露,2010年前三季度,公司净营收为人民币2.346亿元(约合3510万美元),净亏损为人民币1.67亿元(约合2500万美元)。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在新浪微博中发难:“昨天和几位从硅谷来的风险投资者聊到最近中国的IPO热。都感觉华尔街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追崇在重现1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大把烧钱、概念炒作、没有清晰赢利模式,我把它叫互联网泡沫2.0。”

古永锵说:“(路演)开始时,也有投资者问盈利这个问题,我说我的收入规模、流量都远远超过以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它们很多上市时也没有盈利。”“我们很明确地说,我们要继续投入,提高市场份额。因为我们的领先地位,投资人比较认可我们的做法。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证明,我们能把流量转化成收入,这个市场的广阔和我们收入的增长都有目共睹。盈利只是时间问题。”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媒体情结

在纽交所敲钟之后,归来的古永锵给我讲述这么一个小细节:“合一网络(优酷)成立于2005年11月21日,我们在2010年11月21日进入路演状态,第一天到香港,住在香港四季饭店,当服务员递给我门牌号1121号时,我还愣了一下,简直太巧了。三个‘1121’,简直是天意。”这让我愣了一下,很难想象一个理性的人会有点迷信。我又一次比较明显地意识到面前的人是出生于香港,尽管少小离家,仍受到了香港文化讲风水、拜大仙的影响。我上次有这种他并不是土生土长大陆人的感觉,是因为他的口音。古永锵形容自己的中文带有南方口音(他的父亲老家在中山市)、北方口音(他的母亲是天津人)、美国华人口音(他在美国待了十年之久),至于他的英语,混杂着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口音。

1966年,古永锵出生于香港,14岁就求学于澳大利亚,五年后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待了十年。28岁古永锵到中国时,连中文都说得不太流利。

古永锵第一次到澳大利亚,从悉尼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到一个很偏僻的小镇,学校有两三百名学生,基本是白人。学校有一位日本老师,他有两个小孩在该校读书。古永锵走进教室,同学们都用日语“你好”和他打招呼。可能在他们的词典里,亚洲人就是日本人。少年古永锵从未见过那么多的白人在一起,这给他带来很大冲击,有点儿像电影《阿凡达》里演的那样,到了全新的世界。

抵达学校的当天,父母就离开了,古永锵开始住宿舍的独立生活。他感觉自己像被扔在大海里独力求生,在一个完全陌生、文化差异巨大、语言不怎么通的地方为自己思考、为自己行动、为自己跟别人打交道。

古永锵在澳大利亚时,基本不会说脏话,那些老外特别看不惯,问他为何不说任何脏话。有一次,十来个澳洲少年围住了他,要他讲一句脏话,否则不让走,古永锵只好说了一句脏话。多年后,回想起这事时,他说:“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都能生存,适应能力是培养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古永锵回过国,到中山市祖母的老家访亲。那时候,他眼里的大陆很贫穷,与香港差异很大,但有着奇特的吸引力。

在斯坦福完成MBA学业之后,他决定回到中国。“当时我应该是斯坦福同班同学中,唯一来中国的,大家都当我是疯子,觉得硅谷那么好,为什么一毕业就跑到中国来?”在他的眼里,中国遍地是黄金,在北京破旧灰败的老胡同里,他看到了机会。1994年,古永锵以富国集团副总裁的身份回到了中国。

他只有中学二年级的中文水平,下了决心彻底本地化,为此专门到北京大学学了几个月的中文。1999年,古永锵代表富国集团与张朝阳谈投钱给搜狐的事,张朝阳反而邀请他去搜狐做首席财务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搜狐一直做到2004年年底,离职时职位是搜狐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古永锵优酷办公室的柜子上,摆放着一张他与张朝阳、姚明合影的照片。优酷有很多从搜狐过去的员工,在他们眼里,搜狐时期的古永锵,永远是在公司最大的会议上,出现在张朝阳之后的第二个。张朝阳第一个讲,他第二个讲。张朝阳永远讲理念,他讲理念怎么通过一些方法去落地。

在搜狐的职业经理人生涯,给古永锵带来了莫大的帮助:“经过一个同行业的创业公司,积累了很多经验,以前犯过的错误,希望能牢牢记住,下次不要犯。同时,在行业里也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合作伙伴也好,客户也好,投资者也好,这都是资源。”

他创办优酷,找来的团队成员好些是搜狐的老人。搜狐的好人文化也延续到优酷。一位优酷高管说,他对搜狐的诚信正直印象最深刻,“当时在整个搜狐,这是被领导们直接印在后背上的,也在优酷完全留下来了”。2004年年底,古永锵向张朝阳提出离职。经过旅行、修学,放松了一阵子之后,他整顿人马,拉来300万美元投资,开始创业。在视频、网络支付、电子商务等几个领域摇摆之后,他选择了视频。在一定程度上,这受了他喜好媒体的因素影响。古永锵小时候住在香港被称为“五台山”的广播大道(当时因云集香港电台、商业电台、亚洲电视台、无线电视台和佳艺电视台而得名)。在浓厚的媒体氛围里耳濡目染,他自小就对电影、电视、明星的敏感度非常高。

在大学期间,好的片子他都背得出演职员名单,别人称他是“活的MDB(影视数据库)”、“娱乐百科全书”。那时候他订的刊物有八九本,主要是媒体和科技刊物。优酷上市后,古永锵跟别人开玩笑说,如果他做电子商务千万别跟他干,因为他对买东西没兴趣。

创业五年,他说最难的时候是开始,折腾了大半年就是为了决定做什么。最开始作选择最难,有时候没有选择是最好的。当你作了选择后,你就要奔着这个方向一直努力。

2005年湖南卫视举办的明星选秀大赛“超级女声”特别火暴,古永锵看到了电视台跟互联网互动的机会。他的理念是三网合一,把不同的屏幕结合起来互动。但是,没有平台、没有用户,电视台要么不答理他,要么提出霸王条款。最后,古永锵发现没有平台不行,还是得自己干。

2006年11月21日,古永锵正式推出优酷网。同年,酷6上线。此前,2004年11月乐视网成立;2005年上半年,土豆网、56网(56.)、激动网相继上线。

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Youtube的商业故事激起了中国互联网新的掘金梦。最多时,中国有超过200家视频网站。

而古永锵创办优酷的2006年,被视作视频网站发展元年。古永锵说:“第一,2006年宽带的普及率正好达到临界点,视频可以流畅地播放;第二,我做平媒出身,接着做门户网站,有过投资、运营经验;第三,这真的是兴趣,如果从养家糊口的角度来讲,搜狐已经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了。未来十几年想干什么,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我喜欢媒体,媒体在我血液里。”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理性的赌徒

古永锵是职业经理人形象的典范,优酷高管用“高级灰”来形容古永锵给人的感觉:理性、低调、绅士。别人喜欢黑色奥迪,古永锵更偏爱灰色的。尤其是前几年,古永锵担任搜狐CFO,随时随地穿着质感讲究的西装。创业做优酷之后,反而更随意一些,追求舒适一点,经常穿优酷自己的t恤。

但是,在另一方面,“高级灰”也暗含着有分寸的距离感。古永锵笑容亲和,彬彬有礼。优酷CtO姚键说:“他的笑声很有穿透力,隔50米外都能听到。”不过,如果深入交流,你会发现,他与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有节制的热情。这跟他多年在海外生活有关,优酷的员工说,Victor是工作和私生活分得比较开的人,他西式的工作习惯容易让人感觉到距离感,“他不是那种会跟员工有很多私密交流的人”。

他的情感不轻易外露。2009年优酷年会,他喝得比较多。想到这些年的发展,好多同事挨个儿抱着古永锵哭,说了一些很煽情的话。一女员工告诉我古永锵也哭了:“他是很理性的人,能红一下眼睛已经难得了。”

他像一块产自瑞士的精钢机械手表般精确运行。2009年12月月末,我第一次和古永锵接触,是电话采访,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两点整,在机场候机的古永锵拨电话打给了我,三点钟一到,古永锵说他要登机了,挂了电话。第二次采访约在了2010年1月23日11点。当天他有个记者见面会。11点整,身着黑色西服、灰色条纹衬衫的古永锵微微弯了一下腰,向在座的20多名记者鞠躬说:“不好意思,我马上还有一个重要约见,让我的总编辑陪你们聊吧。”

优酷高级副总裁魏明说:“他对时间算得很准,来得很准时,说要走,也一定要准时走,准时走是为了下一次准时到。”古永锵平常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魏明说,假如一天他能处理十件事,古永锵则能干20个活,“他什么时间干什么事,非常有节奏感,可能和他早期做创业投资的要求有关,讲究方法论。我们和他干活,要事先想好,多长时间能把这个事搞定,在这个时段里他的时间全给你。但一到点,就结束”。

相对其他企业家来讲,古永锵的日程表上,生活和工作也界限分明。优酷一员工告诉我:“古总周一到周五上下班都很准时,但一到周末,你就别找他了,他不会出来。”在周一到周五过了朝八晚十的日子之后,周末古永锵留在了家里。他承认,从创业到现在,周末他从未去过公司,“周一到周五,大家聚在一起,高效率地工作,周末应该陪陪家人”。

等到小孩睡觉后,古永锵还是会上网工作的,像打机关枪一样发电子邮件。优酷首席财务官刘德乐说,古永锵有一个习惯,一般从周日下午就开始回复邮件,有时要回几百封邮件,一直回到周一凌晨两点。“任何创业型公司,不可能不勤奋、不耗费大量精力,古永锵周末不工作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团队帮他分担很多”。通常,公司位置高一点的领导一天会收到数百封邮件,有些人看邮件多了,就不回复了。“如果领导回了,代表这些事他盯着。下面人以为他忘了,他一直记得。他知道进展到哪一步了。有同事不愿意过问的问题,他一定会过问。你以为会含糊过去,但你跑不掉了,他盯着呢。”

古永锵的思维方式像电脑一样严谨,他将所有事情都流程化了,并将所有问题细化成可以控制的单元格。

2001年,搜狐业绩最低的时候,在内部会议上,张朝阳讲业绩一定要增长;古永锵则负责讲怎么增长。“古永锵当时说业绩要翻番,所有人都惊呆了。他将行业切开,一二三地讲,会有很多方式和数据告诉你,其实翻番是有机会的,大家按具体方法去做就能实现。”魏明说。

这种凡事讲一二三的作风他带到了优酷。在优酷,古永锵会将最重要的问题拆分成一二三四五,他的左臂右膀又将每个点分解成三到五个小点,便于具体执行。

刘德乐介绍,优酷一年有三大会,无论哪个会,古永锵都准备得很充分。技术、市场、战略合作、研发、财务、人力等部门的主要项目进展到哪里了,关键问题在哪,古永锵都知道。甚至会议怎么开有效,他都要跟踪。

魏明举例说,优酷的一次改版,涉及某一个板块的图片位置,古永锵本来很喜欢原先的方案,下面的人通过具体的数据证明用户不喜欢这个,他就会考虑放弃,但他会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有结论为止。

优酷买影视剧,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按数据说话,比如该剧在百度上被搜索了多少次,卫视有无上星,收视率如何,观看人群是谁,和哪些广告匹配,销售前景的分析等。如果流程出现问题,就要优化。各个部门都会参与流程的制定,一旦确定,就必须严格执行。

当然,古永锵也有非理性的时候。他说他是西单女孩的粉丝,因为她的声音很好听。西单女孩真名任月丽,是一位在西单地下通道卖唱的女孩。一位网友将她翻唱的《天使的翅膀》DV传到优酷。这个视频打动了许多人,成为点击率攀升最快的视频之一。西单女孩在优酷成名后,有一段时间优酷办公室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出现了好多卖唱艺人。

在优酷高管眼里,古永锵是个水平非常高的管理型领导。从第一天开始,优酷公司管理量化就很强,财务、运营、技术,都有量化的指标,形成了很强的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的DNA。做了多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古永锵将对数据负责的习惯沿袭下来。虽然在行业内,很多人认为创业公司的数据没有意义,理论上什么都不必透露,因此放纵了一些人说大话。“优酷的所有数字,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有些可以不讲,一旦开口,必定是真实的。讲出来的就是真的,这也是古永锵性格的体现。有些数据不好看,如果需要讲出来也讲真的。丑媳妇也是要见公婆的,丑就丑吧,容不得掺水。一个企业的灵魂和老板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

2006年年底,古永锵提出视频网站“三个一亿”门槛的说法:2007年资金投入超过一亿元,2008年视频播放数超过一亿的流量,2009年广告收入突破一亿元。当时,大家蜂拥而上做视频网站,一时热闹非凡。古永锵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视频不是谁都能随便玩的金钱游戏,可想会遭到什么样的非议。“当时没有人信,人人说那怎么可能?2008年就成现实。平常人很容易讲得很high,一high就没节制了,反正吹牛不犯法、不上税。然而他必然是节制、理性的。”优酷市场副总裁陈英说。

古永锵电脑般的思维,还体现在他回忆过去的时候。

我问他过去的事,他摸了摸后脑勺,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不是他不愿意谈,而是他的过去像电脑存储器一样,将过去的事分类打包、分门别类存下来了。

“我的脑子里有个数据库,所有以前的东西都分类了,你让我找一个东西,你要引领我,比如某年某月,我在做些什么事情,我才可能想得出来,你让我回忆过去四年的事,我上面可能有一万个数据,都归类了。”古永锵说。

魏明说:“他的思维、记忆都程序化了,他将他以前的数据都压缩打包存储,你让他想以前,他得先解压,再寻找,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他很乐意讲未来三年会怎么样。他不喜欢说以前做过的好或不好。你问他过去的事,这跟问历史博物馆有多少个收藏品一样。”

他不擅长回顾过去,他擅长展望将来。“你要说未来他会很high,他告诉你未来会怎样,将来的事实又证明他的判断,这让他很high。有些人是high在过去,说当年怎么样,说未来不知道。很多人high在过去,有些人high在未来。”魏明说。

理性与逻辑是古永锵的鲜明特色,任何事情他都能画出个矩阵。他是理性的赌徒。陈英说:“你看他是很稳的人,但他的人生充满了豪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赌得越大的人成功的概率越大。”古永锵在斯坦福读MBA是贝恩支付的学费,贝恩规定毕业后在公司干满两年。可古永锵为了回国,归还了所有的费用,完全清零,再赌一把。富国集团借给他两万美元,以归还贝恩。古永锵父亲支持他:“你还年轻,输了又怎么样?”“人很容易患得患失,就算是零,甚至是负,又有什么了不起?”

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说:“古永锵是心里非常有数的创业者。一般创业者只是看上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市场,并且做自己擅长的。他更多是从未来的投资价值来考虑。他和出于冲动的创业者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明确,我做的是一门生意,而且是很大的生意。”

此言非虚。陈英问古永锵,2007年为什么敢砸那么多钱进去?花的钱可是当年几个新浪那么多。他回答,门户网站你可以想象成平面媒体的网络版,这个都有几十亿的广告市场。那视频是电视的网络版,你说这里面该有多大的市场呢?

从这一点上看,古永锵投资的是优酷的未来。要知道,视频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也是近几年的事,能产生多大的商业价值,尚待证明。如果在年轻人这个群体里,视频能取代电视,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代表未来的,也很可能瓜分目前电视占有的广告份额。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称,2009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达到675.82亿元,同比增长66.66亿元,增幅为10.94%。相比之下,视频广告尽管收入起点低,基数小,但增长很快。据易观国际统计,进入2010年后,中国在线视频行业的市场规模迅速发展,2010年第二季度因为重大活动、赛事密集,环比增长64.6%;2010年第三季度增速有所放缓,环比增长20.3%,市场规模达到6.2亿元人民币。奇艺CEO龚宇估计,2010年网络视频广告总额约为20亿元。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优势不只是资本

“如果只看到优酷的资本优势,有点低估我了。”古永锵说。

在56网CEO王建军看来:“优酷能后来居上的原因,第一,优酷进入的时候,市场刚开始,很多人对未来的思路并不清晰。但优酷思路很清晰,比如它当时为了保证视频流畅、快速播放的理念,不惜血本砸入重金。第二,得有有效的团队去执行。他的核心管理团队在2006年年底全部搭建完善,很多网站可能还只是以产品为中心,没考虑核心团队搭建的事情。第三就是资本,它的资本确实比较充裕。”

与很多公司不一样的是,优酷选择了自己搭建后台系统,到全国各地铺网络。优酷副总裁朱辉龙有电信背景,对全国运营商的构架比较熟悉。优酷应该在哪里安排节点都作了详细分析,有专门的系统运营团队负责,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在半年内把(内容分发网络)系统建起来了。

优酷CtO(首席技术官)姚键回忆,2006年,当时土豆、六间房如日中天。当年流行的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就是在六间房发布的,还上了央视,“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打下六间房”。那时候优酷问题很多,服务器还经常宕机。现在看来,选择自己建系统是明智的,节省了成本。“如果平摊下来的话,我们是最省钱的,价格只有使用厂商服务的视频网站的一半左右。”

2006年年底,演员张钰曝光娱乐圈潜规则的视频导致优酷流量暴增。为了保证正常播放,优酷将网站其他很多功能给停掉了。公司的司机连夜开车将服务器送到天津机房。这是姚键记忆里优酷最紧张的一次。王建军说:“张钰事件正好是优酷后来居上的时间节点。他的团队很成熟,能抓住事件热点,也做好了后台服务器和带宽的准备。否则,用户来了,你不一定承受得了。”

2006年到2007年,古永锵主要抓产品、用户体验。“我们的基本理念是简单易用,不要很花很炫,不搞另类的词。视频就是视频,电影就是电影。不直白的都改掉。”

“用户体验不是我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如果遇到我跟工程师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我会直接说出我的观点,但专业上相信他。虽然我学过编程,不过那是幼儿园级别和研究生级别的差距。”

每逢周末,古永锵要发十来封信给姚键他们,比如他今天发现哪个按钮位置用着不方便、哪里文字措辞不太恰当。“我们得判断这是个别用户的偏好,还是普遍的问题。Victor是很好沟通的人,如果我们觉得应该这样而非他觉得的那样,他也可以接受。”

优酷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中关村中钢国际广场,现有两层,分别是五楼、十一楼。古永锵的办公室在五楼,与大家共在大办公区域里,优酷的高管都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他直接往桌子上一站,跟我们开会。我蛮喜欢的,透明、直接对话的方式。”优酷副总裁兼制片人潘沁说。潘沁有央视背景,她主要负责优酷的自制剧,优酷热播的自制剧《老男孩》等由魏明负责、潘沁的团队打造。

古永锵说:“你说优酷能够做到今天,最大的元素不是资金,是团队,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看来,优酷的团队高效而可靠。很多公司永远只能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但在优酷,遇到事情时,会有几个人站出来,从不同维度发表意见。古永锵更希望将他的团队介绍给记者,他说:“你应该多多了解我的团队。”在2009优酷牛人年度盛典活动中,他的部下比他上台的次数还多,他唯一一次上台露面,是在活动快结束时和另外一人一起上台的。

古永锵在斯坦福学过半年心理学,喜欢九型人格分析法。他告诉陈英:“心理学对商业非常关键,强调人的情商,我在这方面的修为很好,比如像换位思维,怎样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发点、核心的观念。”在斯坦福,他的导师说,你们是千里挑一的人,智商不是问题,我要锻炼你们的情商,每个人不要执著于自己的思路,而要成就别人。放弃自己成就他人,这是古永锵在斯坦福学到的,优酷的合作第一便来自这里。

优酷招聘总监以上的员工时,实行360度考核机制。比如该总监的主管是魏明,魏明会将这名总监委托给优酷首席财务官刘德乐以及其他高管考察,不仅看对方的业务能力、经验,更重要的是看和团队合不合。

另一家视频网站的高管告诉我:“古永锵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先想好,规划好。他创办优酷的时候,他找的技术、销售和市场人员都是相当成熟的。可以这样比喻,优酷就是国军、正规军,人家都是军校训练出来的那种,所以你看优酷这几年没有犯过什么大错,速度各方面都是最快的,口碑很好,它能成为业内第一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名高管称优酷为“国军、正规军”,其实是褒义。

一位优酷高管如此解读“国军”,有板有眼,有游戏规则,他认为古永锵将人情归人情,业务归业务,管理公平、专业,不会受非理性的影响,按照规则,清清楚楚,做得好就是做得好,做得不好该批评就一定批评,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耽误事。

我拿“国军”问古永锵。他“嘿嘿”笑了两声说:“大家都会看到我比较有规划的理性的一面,但是大家也忘了,我其实已经在中国本土奋战十几年了,能正规化地打架,我们尽量正规化。反正中国互联网的游戏规则,我也是略知一二的。你要是跟我邪着来,我自然也会。十来年陆海空都打过了,每个角色我也都当过。”刚回国那一年,他压力特别大。MBA刚毕业,在国内负责一个3000万美元的项目,在外企与国企之间担当协调两方的角色。“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背疼、胃疼,就连我的敌人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这是我职业生涯最辛苦的一年,很多人说我现在辛苦,其实比起当初,一点都不苦。”古永锵说。

那时候他的谈判对象都是五十多岁的厂长、副厂长,他发觉,这些人在工作中和私底下,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工作中他们会将各种毒招都使出来,互相拆台,挑拨离间。私下里他们又是上海好男人的形象。谈判到五点半,副厂长对厂长说,不行啊,我要下班回家做饭。

不知道是否因为身经百战,古永锵保持着很好的乐观心态。

“创业阶段会遇到很多问题,前几天有个记者拼命问我古永锵最愁什么,我告诉那个记者,加入优酷后,我从未见老古发过愁、发过飙。并不是没有挑战、没有烦恼,其实事很多,我也问过老古,他反问:‘发愁有用吗?任何事都有解决办法,愁完了还是要解决,搞得自己还不爽’。”魏明说:“他的乐观是在骨子里,在血液里,可能是和他的人生经历、哲学有关,一般人对事持怀疑比较多,他持怀疑比较少。估计很多创业家都是这样的。如果不乐观,就不会冒险。”

现在政府对视频网站监管越来越严格,并要求网站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网站雇佣很多人。魏明他们曾有抱怨,但古永锵告诉他们:“政府监管、重视这个事情,反而证明这个行业是有前途的。”

对于优酷面临的竞争,古永锵说:“有这么多竞争对手,有那么多负面新闻,是因为树大招风,要理解别人。”

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视频网站不好过。古永锵认为“金融危机反而使强者更强”。

目前,优酷员工数量已达五百多人。“我希望公司尽量多招大气的好人。不是好人,在优酷很难做下去。肯定有性格不好的人被淘汰了,这不好点名。我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古永锵说。

朱辉龙说,古永锵相当宽厚,是乐意给人机会的人。有些销售做得不好,古永锵也会给很多时间,或者换到别的岗位去。优酷只有通报嘉奖,没有通报批评。“以前他有精神洁癖,要入他的眼难。现在做老板了,更包容、更易于交流了。”

奇艺CEO龚宇和古永锵在搜狐做过同事。龚宇说:“Victor非常聪明,公司基础比较好,长远来看发展潜力应该是巨大的。我觉得他比以前更成熟了,以前是从职业经理人角度思考问题,现在是从企业家角度出发,眼光更高远了,心态也更平和了。”

古永锵总结自己的创业心得:“一、首先要自己喜欢;二、最好有和自己互补的团队;三、寻找长期资本,得和你的商业计划相匹配。”

第七篇 古永锵:第一的逻辑 版权风波

2010年1月23日,我到上海采访古永锵,此前一天,另一家视频网站酷6宣布起诉优酷。古永锵告诉记者:“我们有一个片单,是他们侵我们权的。而且,你去看每家公司的历史,在以前说过的话里面,有多少句是真的,多少句是假的,你自己去评估。”

据我了解,张朝阳、古永锵、酷6的创始人李善友曾经在一起见过面谈合作,三方都差点要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了。优酷一员工说,我都在起草发布会的发言稿了,但不知何故又闹翻了。

个中暗战,不得而知。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视频网站之间因版权而起的诉讼战、公关战是近几年最热闹的战斗之一。早年的视频网站是以Youtube为榜样,采用了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由网友上传视频。用户无任何约束,这导致盗版泛滥。为了吸引流量,视频分享网站默许、放纵了盗版的存在。避风港原则也成为应对责难的盾牌。

但是,在视频网站后进者采用hulu(一家美国视频网站)的模式之后,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搜狐视频以及百度旗下的奇艺,都是采用hulu模式的视频网站,即与影视版权方达成协议,通过授权点播向用户提供免费的视频资源。这一模式因无版权纠纷的、高质量的视频受到广告主的青睐。

2008年3月,提供的数字显示,因为盗版问题,只有3%到4%的Youtube视频流植入广告,而ube尚未实现盈利的情况下,2008年hulu在美国市场营收达到6500万美元,毛利润为1200万美元。

正因如此,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也相继采用了“Youtube+hulu”的模式。

2009年下半年,对于优酷是比较痛苦的。2009年9月15日,激动网、搜狐联合优朋普乐等公司联手启动“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联盟对优酷、土豆、迅雷等主要视频网站1000余部涉嫌侵权的国内影视剧取证保全,并对优酷网涉嫌侵权的503部国内影视剧提请诉讼。

优酷一时深陷版权泥沼,舆情压力空前。当时我接触优酷员工的时候,感觉到他们气氛比较紧张。据优酷向SEC提交的F-1文件显示,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前9个月(截至9月30日),优酷网遭到的版权诉讼的数量分别为2个、34个、252个和160个,一共448个。

陈英说:“我觉得优酷一直是发展最顺的企业之一。凭直觉,我觉得不应该那么顺,(古永锵)他说这里面的暗礁和暗流是你们无法理解的,但他也不肯多提。”她觉得2009年的版权事件对优酷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全面提升了整个优酷的战斗力以及从大战役里得来的协同感;第二,对行业秩序、企业自身的反思也是很好的机会”。

2009年版权大战的直接影响就是,版权支出水涨船高。《2010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称,由于优酷、酷6、土豆等视频网站的发展,电视剧网络版权价格获得提升。过去一部电视剧网络播出权每集只有几百、上千元,现在一部品质优秀的电视剧网上播出权达到上万甚至数万元。

龚宇说:“现在中高档剧每集的网络版权费至少15万元,一部30集的中高档剧至少要四五百万元。”优酷招股书称:“与2008年的价格相比,2009年电视剧平均授权费用增长了200%。截至目前,2010年的电视剧平均授权费用较2009年上涨了100%。与2009年相比,今年电影的平均授权费用也增长了90%以上。随着网络视频广告盈利化前景的提升,视频网站正在获得更多营收,也在流行电视剧和电影授权上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内容投标的激烈竞争,导致内容授权支出出现了飞速的上涨。”

优酷、土豆申请上市前,大批量删除涉嫌版权纠纷的视频。在美国上市,版权纠纷将遵循美国法律,这将极大地提高赔偿金额。2007年,维亚康姆对谷歌和它旗下的Youtube提出版权侵权诉讼,索赔10亿美元。相对的,优酷在国内的448个版权诉讼,大约70%的诉讼通过原告撤回或者双方庭外和解结局。在优酷输掉的官司中,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前9个月(截至9月30日)的赔偿金额分别为10万元、40万元、140万元和10万元,总赔偿金额为200万元(约30万美元)。

2010年12月22日,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发了一篇微博:“为了不被断章取义,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优酷今天已经是一家非常优秀和成熟的公司,但优酷也好、其他一些领先的视频公司也好,当初都有过版权方面的瑕疵。从这个意义上讲,优酷的成功上市对中国年轻的创业者们来说可能并非好的示范,因为这很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做‘根儿上就正确’的事并不那么重要。”

龚宇说:“视频网站收入规模增长最大的障碍还是盗版,广告主不会把自己的广告投放到盗版视频网站或者盗版视频上。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收费,面对的是普通的用户,普通用户对盗版问题不敏感。因为在网上随意找到盗版的同样的电影,你收费是非常困难的。”他表示,可以大家坐下来谈判,某些内容大家一起收费,别用免费模式了,“但这个一定得市场清静下来。怎么清静呢?第一个条件玩家要少。第二个,大家认为最终的利益是共同利益。不是说相互打仗,相互拆台。这行业现在已经好多了,已经踏实多了。”

优酷试图探索更多的赢利模式。

“优酷是一家互联网电视公司,它将flix(一家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的两大模式进行结合,并做到了Youtube的规模”,这是优酷向华尔街讲述的中国故事。

flix,是北美一家提供电影视频流媒体服务和DVD租赁业务的公司,业务范围覆盖美国和加拿大,除了提供线下碟片租赁服务以外,还为用户提供线上付费点播视频的服务。flix是美国最大的视频内容供应商之一,流量占全美流量的20%左右。在转型为流媒体播放服务商之后,flix的股价在近两年时间内从28美元冲到180多美元。

flix的成功,除了其在资源渠道和版权库存上具有巨大优势以外,还因为美国消费者的正版消费意识。优酷试水付费服务,以flix为目标。这意味着,优酷除了需要解决正版资源的问题,还需要挑战中国用户的免费消费习惯,培养付费市场。古永锵表示,优酷一个多月前才开始对点播模式进行尝试,“我们有2亿用户,只要有1%的用户(接受付费模式),就很不错了。”

王建军说:“flix原先是租碟的。如果没有线下租碟的积累,直接做网上,到底有多少用户接受,也是一个问号。换个角度来说,他把线下收益转到线上收益。这和中国没有可比性。”

除了赢利模式的继续探索,优酷们还需要应对不确定的政策风险。来自政府监管的外力,也是推动视频行业格局激变的一大因素。2007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宣布将颁发网络视频牌照。2008年奥运会前酷6、优酷先后拿到牌照。土豆迟至当年9月10日才拿到牌照。至于56网,陷入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勒令整改关停的旋涡里。当56网恢复运营的时候,江湖已经不是那个江湖了。

除了两年前的网络视频牌照,2010年8月,广电总局向中国网络电视台(tV)、上海文广、杭州华数互联网集成播控平台发出首批三家互联网电视牌照。民营视频网站没有一家获得。优酷高管表示,以后会拿到互联网电视牌照。洪波说:“一辆车本来能装100人,由于管理部门的介入,车只能装十个人,降低了车的拥挤度,上了车的人就会很舒服。实际上管理部门的准入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已经进入的这些企业,阻止更多的对手进入。对优酷、土豆来说,也是利好。”但是,鉴于视频网站浓厚的媒体色彩,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应对不可捉摸的监管政策。这是一件麻烦事,但你不得不去做它。如何游走于危险的边界,在网民关注的热点与政府敏感的禁区之间取得平衡,这需要高超的技能。当然,古永锵是一个熟知中国的人。目前,优酷与土豆模式相似,用户上传在做、正版影视剧在做,还包括自制剧、付费点播。奇艺、搜狐视频主打hulu正版,我乐网、六间房向在线视频社区转型。

优酷上市,再次刺激中国视频行业。若干网站表示未来将寻求上市,而新浪、搜狐、百度、盛大这四家老牌互联网公司,也在这一行业加速布局。古永锵表示,互联网的马太效应和规模效应已经在很多领域被证明了。

根据Google ad planner全球网站排名,截至2010年11月,优酷全球排名18位,独立访客数(UV)8800万,页面访问量(PV)27亿;土豆排名23位,UV6700万,PV22亿;56网排名30位,UV4600万,PV8.8亿;酷6排名34位,UV4200万,PV6.7亿。一线阵营和二线阵营泾渭分明。

对于华尔街对优酷的追捧,方三文说:“有的人是买现在,有的人是买未来,有的人是买梦想,有的人是买狂想,买的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买的是什么。当然核心取决于它的价值。”

而通过上市,获取资本市场的认可,古永锵得以迅速上位,跻身互联网主流。Youtube+flix也罢,至少,古永锵离他心中的梦想又更靠近了一步。

第八篇 张朝阳:惑 引子

1995年,张朝阳怀揣着互联网的梦想,以一家美国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的身份回国。

西装革履的他,在清华留校同学王忠的办公室里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向王忠展示互联网是怎么回事。一输入波兰,波兰的地图、人口等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出来了。

“喏,你看,这上面没有中国。我回来就是要填这个空。”张朝阳说。

第八篇 张朝阳:惑 2010年夏季的反思

张朝阳左手绕过后脑勺,抱住头,深深埋下身,几乎与咖啡桌平行,陷入了三四分钟的深思里。他又抬起头:“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他相当纠结,不想回答问题,又很难拒绝我的提问。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这样抱头沉思的冷场重复了数次,他几次问我:“你真的了解我吗?”这是一次拉锯战似的采访,我始终试图说服,甚至用语言刺激他更敞开一点。

这与2009年5月的他不一样,那时在四川雪宝顶雪山上,他如竹筒倒豆子般地回答我的问题。彼时,畅游刚上市,表现大好。搜狐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人有人。“我现在跟你谈的话,和登山时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我正在反思,寄情于山水,考虑有哪些人来接班。但现在不是。”2010年12月18日,在北京三元桥附近一家星巴克里,张朝阳对我说。

就像有什么偶然的事件扣动了他生命的扳机,张朝阳像一颗火热的出膛子弹。也许是某一个竞争对手在互联网掘金的规模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让他猛然醒悟过来,搜狐这个昔日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公司,正面临着挑战。

再没有比互联网更令人兴奋的产业了。这个产业,以先锋的思想、开放的精神、创新的技术,不停地打破人类想象力的天花板,重构世界。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微软这样的巨人拖着疲缓的步伐,他的血肉被其他后来者啃食,IE市场份额一再下降;虽然Google依旧风光无限,但霸主地位却受到了Facebook的威胁。而成为《时代》年度人物的扎克伯格,他与他创造的Facebook是一年以来互联网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还有绝地反击的“苹果教”教主乔布斯与他的iPhone、iPad以水银泻地的攻势颠覆了硬件、软件产业的秩序。

即使是在自成一统的中国互联网,其相对稳定的格局也在不断变化。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三巨头傲视群雄,分别在IM(即时通讯)、搜索、电子商务领域具有核心统治力;抓住新产品机遇的互联网新贵也在迅速崛起,2010年年底在纽交所上市的视频网站优酷市值超过搜狐;因把握住庞大网民的需求,360也在互联网占有一席之地,在浏览器、安全领域与收入远超它的多家巨头一较长短。与搜狐同时代的、沉寂很久的老牌互联网公司新浪,老树开新花,依靠微博的爆发赢得用户以及资本市场的青睐。

作为最早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尽管搜狐仍然保持着“第二门户”的地位,但受到了腾讯等对手强有力的挑战。2010年第二季度,腾讯的网络广告首次超过搜狐,当时搜狐为5705万美元,腾讯为5860万美元。第三季度,搜狐以5910万美元重新压过腾讯的5710万美元,夺回第二位置。在视频领域,搜狐借鉴有成熟赢利商业模式的hulu,不遗余力地砸下2亿元重金,购买正版高清长视频,冲击行业前三;在网游领域,畅游目前在中国网游行业排名第五,净利润超过第四名完美时空;搜狗输入法占据了近八成的市场后,搜狐又力推搜狗浏览器,但搜狗搜索的市场份额仅占1%左右。至于目前张朝阳主抓的“最高战略产品”搜狐微博,正开始艰难追赶新浪微博。

与过去几年更愿意隐身幕后的张朝阳相比,2010年他高调得多。3月份,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之后,他说“我要出来战斗”,力推旗下的搜狗搜索;从9月开始,他猛推微博,宣布要“再造搜狐”,他表示,现在的互联网是资金规模在数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搜狐如果再不爆发就会沉默,好像非洲原野的野兽,如果腿瘸了受点伤跑不动或者速度慢点,就会抢不到食物或者被其他野兽吃掉,这是丛林法则”。

他说:“如果公司没有希望了,你的人才都会流失掉,你的创造性、你的市场份额都会被拿走了,你稍微松劲就下来了,我意识到了这个残酷性。往上走的话,搜狐还是有很多机会。经过整个夏季的思考后,(我)比以前勤奋多了,搜狐又开始重振旗鼓。”

他在接受《中欧商业评论》采访时表示,他被自己的知名度骗了。他说:“两年前离开(搜狐)就是想有自己的时间,玩得多一点,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放又不放的局面。也许是因为我可能对硅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注不够多,不够敏锐,比较麻痹,觉得畅游也拆分了,有很大的现金流,有几个能干的人帮我撑着就可以了。但是eb2.0的革命在中国爆发得如此之快,靠某个部门、靠某个团队的局部战争根本没法打,这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容易看到企业家张朝阳谈他的公司,常看到的是思想家张朝阳谈他的人生哲学。在功成名就后,张朝阳过了一段看起来不务正业的日子。“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人常犯的错误或者大家常想的事情,在他身上都有影子,他也喜欢享乐,也喜欢欣赏美女,喜欢玩,有时候容易懈怠,这是很正常的。”一位搜狐员工说。

“从西安郊区小镇的兵工厂到西安中学,从西安中学考到清华,再到美国几乎接近10年的流离失所的奋斗,到最后回国创业,很艰苦。”张朝阳说。美国10年的留学生涯,也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据张朝阳在美国同宿舍的舍友透露,那时张朝阳每一个party必到,喜欢梳奇怪的发型,喜欢杰克逊,学跳舞,当群众演员。一知情人告诉我:“可能传统的留学生会觉得张朝阳很张扬,特得瑟,但我觉得不是。他就是把玩当成工作的人,我甚至觉得他到现在都是这样。”“他工作很努力,玩也很努力。很刻意地玩,有时候开玩笑说是恶补青春,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张朝阳告诉我:“在美国,作为亚文化状态的边缘人,不受重视,生存都没有希望,但是同时又被尊重自由和民主所影响。个人奋斗的思想,可能减弱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对我的影响。还有,美国这段经历给了我发达国家的人做事情的逻辑和理性,以及危机感。”

他认为,深重的危机感,坏处就是焦虑很重,至今张朝阳思考的一个人生命题就是如何摆脱焦虑;好处就是不太可能犯大的错误。“如果我没有出过国,我的业务也做到这么大,我可能会很high,感觉自己能呼风唤雨。但因为在美国待过了,危机感造成我还是有平民心态,但有时候中气不足,没有那种顶天立地的气概。”

他不愿回忆早年创业经历。他说:“压力太大了,太难了,没有人理解我为什么要做互联网。融资艰难,被别人耻笑。人不是越磨砺越刚强,磨砺多了,那股气就给消磨了,人就蔫了。我已经蔫了,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起来。人不能过度被打击,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不对的。”

我问他是什么伤害,可否谈谈。他说:“这个可不行,会伤害到其他人。”他陷入沉思,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显得不太自然。

“不知道当年董事会发生过什么,只知道当时确实很惊险,但是到底怎么发生的?他也不说,只是偶尔会提及当时很悬,但悬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搜狐焦点网总经理曾伏虎说。

第八篇 张朝阳:惑 互联网的拓荒者

2010年12月16日,搜狐大厦七楼的过道上,张朝阳穿着考究的黑色呢子大衣、Dolce&Gabbana的黑色细格子西装、黑色闪光面料衬衣,精神抖擞,在镜头前配合地摆出奔跑的姿态,有个女员工跑上来找他签名。46岁的张朝阳,精瘦的身体像年轻人一样。他保持着每天健身的习惯,跑步或游泳一小时,期望自己能活到150岁。在搜狐生活运动会上,张朝阳与一帮年轻人比赛400米,拿了第四。休养身心后的张朝阳又回来了,他抖擞精神,要再造搜狐。

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认为搜狐没有明显的危机,但如果你看不到公司的未来增长潜力,这是挺危险的。一位在搜狐工作多年的前中层员工王力(化名)说:“他更在乎个人尊严,搜狐肯定死不掉。它一直在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在对手的钳制下成长。同一条新闻对手可以上,搜狐不能上。还有对手举报他,而这事张朝阳是不屑于做的。他瞧不起某些人,但被那些人嘲笑,是他不能忍受的。这也是张朝阳下决心做微博的原因,涉及面子和尊严问题。”

时光倒流至16年前。那时,张朝阳怀揣着互联网的梦想,以一家美国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的身份回国。

西装革履的他,在清华留校同学王忠的办公室里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向王忠展示互联网是怎么回事。一输入波兰,波兰的地图、人口等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出来了。“喏,你看,这上面没有中国。我回来就是要填这个空。”张朝阳说。

据搜狐元老级员工、前市场部负责人陈英回忆,1997年她第一次见到张朝阳,印象是:“这也是老总?”她印象里的老总都是很有派头、端着架子的国企老总。而张朝阳穿着导师送给他的大衣,看起来像大学生。“他不是很健谈,但很真诚,这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张朝阳父母均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安医科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父亲曾是西安东郊庆华医院的副院长,母亲曾是庆华医院儿科医生,张朝阳有兄弟姐妹四人,他是老大。张朝阳深受儒家事业心理念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2010年7月,我曾到西安东郊的庆华工厂采访,这里以前曾是兵工厂。庆华中学老校长刘帮定告诉我:“张朝阳初中在庆华中学,高中在西安中学。张朝阳的学习成绩很好,我家二楼,他家三楼,我跟他父亲说,将你儿子(张朝阳)的智慧通过暖气管传点给我家孩子吧。”

从小父母对张朝阳的学习要求很严,但父母思想很开放,允许他随便看书。有一次,张朝阳迟到了,刘帮定问他:干啥了?张朝阳说前一天晚上看书时间长了。后来刘帮定到张家,见到张朝阳妈妈,她说:“张朝阳经常看书看到晚上十一二点。不光是课本上的书,很多课外书也看。”父母的宽松教育,使得张朝阳从小知识广泛,并且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

1981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据张朝阳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副主任王忠回忆,学生时代的张朝阳很普通,虽然他们是上下铺,但他对张朝阳并无特别深刻的印象,每到冬天,张朝阳经常冲冷水澡,并且坚持了好几年。“我那时觉得张朝阳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

当时物资匮乏,也没有什么时尚可炫耀。张朝阳每天穿中山装,王忠穿的是工人服。“要多土有多土,没有谁特立独行。”王忠说。

他们通常去七食堂吃饭。那时候七食堂还是平房,食堂里只有桌子没有椅子。大家都用毛巾系在搪瓷碗上,打个结,方便携带。当时生活费15元一个月,一个月难得啃一个苹果。一天五角饭钱,一个菜一两角钱,像炒三丁就二角钱。最好的鱼香鸡蛋、红烧肉是四角钱,那是吃不起的,张朝阳也吃不起。王忠记得当时有个福建同学,每顿吃饭加个两角钱的红香肠,把他们羡慕得不行。

在王忠眼里,清华的日子是单调的,大家埋头学习,看课外书都算娱乐活动。他们极少讨论敏感、开放的问题,没有思考那些比较虚的事。在柴静的笔下,那个时候的张朝阳,年轻的生命背负上第一、成绩、奖学金的重负。

央视知名记者柴静曾在2003年写过一篇文章《张朝阳——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文中提到,张朝阳喜欢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并骑自行车去看作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可以想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怎样浸淫了一个人孤独内省的年轻时代。”

谈到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张朝阳告诉我:“各个阶段不一样,但是老是感觉要做一些大的事情。曾经有了二胡,想当一个最好的二胡家;画画想当一个大画家;后来学习物理,一定要去成为大物理学家,总之对自己有很大的期望……”陈英记得,她进搜狐第一天时,张朝阳当时说要做中国的微软,她觉得太大了,“那时候我们算是什么公司?就是因为公司的这种敢为人先,就是什么事都敢做,让搜狐闯出来了”。

最初,张朝阳在北京租了一套公寓,办公室兼住房。每天拎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到处做推介。

1998年,搜狐成立。现搜狐焦点网副总经理曾伏虎清晰地记得,当时他正找工作,看到《北京晚报》上刊登的广告,搜狐成立。

他看到招聘启事,一看是著名企业啊,在长安街办公啊,就发了简历。人事给他电话,问他愿意来不。曾伏虎明说:“著名企业,在长安街,我愿意。”周四面试,周五人事就给他电话,告诉他工号多少。工资一月2500元。“当时我乐死了。”曾伏虎回忆道。

曾伏虎从做内容的普通编辑开始,1999年年底就做到新闻主编。工资涨了,但是没翻番。各个网站互相拼命挖墙脚,他身边的人走马观花似的换着。他还算比较安心做着自己工作的,只是偶尔奇怪一下为什么没人来挖他这个主编。

作为互联网的拓荒者,张朝阳是第一家引入风险投资的创业者,是第一个开拓了门户模式的人,也是第一个娴熟借用各种事件进行公关宣传的人。搜狐真正的市场建设始于1998年10月,其突出标志是张朝阳被美国《时代》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他的个人品牌和搜狐品牌一朝天下知。至今,搜狐的市场营销能力也是数一数二的,以门户网站收入/用户比来说,搜狐是2.2美元/人,新浪是1.9,网易是0.5,腾讯是0.4数据来源:瑞银《解读谷歌的全球网站1000强榜》。,据Google全球网站排名显示,搜狐的流量在四家网站中低于腾讯和新浪。

张朝阳说只要为了公司,他都可以豁出去。互联网早期,竞争激烈,公司资金也不够多。当时搜狐以营销为导向,通过创意策划来引起大众关注,推广搜狐这个品牌。“任何能让公司活下来的尝试我都愿意做。”张朝阳说,“其他公司都不能做到以这么低成本获得这样的效果。”为此,他在天安门玩滑梯、在时尚杂志上半裸了一把,一时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搜狐前娱乐中心总监陈砺志说:“某种程度上,我会产生错觉,把他当成娱乐明星。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陈砺志认为,以前张朝阳是为了公司宣传而出镜;后来,张朝阳是在以明星的身份出镜。“我觉得他很聪明地利用了媒体,他十年来为公司节约了太多的公关费用。”

1999年起,搜狐进入多事之秋,一直到2001年,这三年多灾多难。曾伏虎隐隐觉得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董事会的影响。上市后,资本市场向搜狐要业绩。当时收入不太好。这对张朝阳来说是很大的麻烦。2002年搜狐第三季度开始盈利。2002年,搜狐的短信业务救了大家一把,挣了不少钱。搜狐于是面临着转向短信发展还是向广告发展的局面。张朝阳坚持,媒体一定要发展。这是他很典型的特点——坚持,认准了的一定要坚持。现在看来,短信只是救了搜狐一把。之后,短信业务越来越不好做。

2000年7月,搜狐上市。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股票。曾伏虎也有。如果原始股捏到现在,肯定老值钱了。张朝阳也在大会上讲:这个股票以后会怎么值钱。但是期权激励这东西,当时大家并不感冒。2000年,纳斯达克从5000点一路向下,泡沫被挤掉,投资者对搜狐的信心也被无情地挤掉。

2001年,搜狐的股价跌破1美元。张朝阳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给所有员工解释搜狐的股票。当时搜狐还没有大办公室,就在搜狐的小会议室里,能容纳五六十人。张朝阳用同一套PPt(Po),每次讲上两个小时,口干舌燥。一连讲了六场,花了一周才给全部员工分批讲完。曾伏虎忘记当时张朝阳讲什么内容了,但是对张朝阳重复讲六场,每场两小时,每次内容一模一样这一点印象深刻。他说:“没有坚强的自信心,是不可能连讲六场的,并且是重复相同的内容。”张朝阳说,2001年自己压力并不大,主要是舆论压力。他本身是很乐观很自信的,当时要把这种乐观传递给员工。

2003年下半年,曾伏虎升为副总编辑,管新闻和体育,他一直对和新浪的竞争耿耿于怀。这也是张朝阳的心病。曾伏虎觉得如果能拿下奥运,会对搜狐影响很大。2004年年底他调到商务发展部做总监,专心做奥运。张朝阳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去瑞士了解内幕。2005年5月,奥组委才开始发标书,被邀请的公司就三家,网易放弃了,竞标过程变成了新浪和搜狐的角逐。曾伏虎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做标书。张朝阳没有直接参与,但他非常支持。最后的价钱是由他定的。“不管标书写得多么漂亮,价格还是最重要的。”曾伏虎说。“张朝阳的眼光决定了搜狐获得奥运会赞助商资格。”他说。

搜狐首席财务官(CFO)余楚媛回忆,她2004年刚来搜狐不久,当年8月搜狐被中国移动停了无线。出来要发公告,那天上午搜狐停牌,重新调低财报。“算是我来搜狐五年的最低潮、最狼狈、最难过、最丢人的一次。”余楚媛说,“但公司整个团队很坚强。”当时搜狐股价是十多美元。隔了半年,余楚媛用自己第一年的工资奖金全部买了搜狐股票,她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相信搜狐,唯以押上自己的财产来证明。她记得很清楚,她16美元买入,2008年88.66美元的价格卖出。之前的最高点是91.50美元。

2009年4月2日,搜狐分拆出去的游戏公司畅游上市。以前张朝阳接受记者采访必谈新浪,但在2009年5月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没有提关于新浪半个字。我想起,4月30日这天,搜狐一高管告诉我,畅游(当天股价31.5美元)的市值接近17亿美元,刚刚超过新浪。以前张朝阳经常说,搜狐公司的市值要超过新浪,2009年4月,搜狐的子公司都已超过新浪了。但是,新浪凭借微博的火暴,现在的市值再次超过搜狐。

第八篇 张朝阳:惑 上一次再造:回归技术驱动

张朝阳在我面前感叹:“互联网这个领域真的是风云变幻,一般早期的企业往往不一定能活到最后,这个在美国也得到证明,后来的企业可能看到更新的东西,所以互联网领域的企业不断地被取代是一个常态。”

因为微博,一向在股市上表现不温不火的新浪,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矿。微博客(Microblog),简称微博,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平台。2009年8月,新浪成为门户网站里最早推出微博这一应用的网站。按惯例,你能在美国互联网找到对应的原型——tter;即使在中国,它也非是新生的,2007年5月,中国第一家类tter的微博客饭否即诞生了,只是它的创始人在规避政治风险上经验不足,而导致饭否在2009年7月被关闭,直到505天后才重新开放。

但在老练的、深谙中国规则的新浪的手里,微博发展迅猛。这深深地刺激了张朝阳。至少,他决意在这一领域对新浪发起挑战。他喊出了“我要出来战斗!”的口号,要再造搜狐。

长期以来,搜狐依靠收购形成门户矩阵以及跟随营销策略,成为仅次于新浪的门户网站,在互联网行业展开多元化竞争。张朝阳先后收购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aRen(2000年)、最大的在线游戏网站17173.(2003年),以及房地产网站焦点网(2003年)、Go2map(2005年)等。但是,这些网站后来大多在各自的细分领域丧失了领先优势。

张朝阳说:“aRen的关系太简单了,局限于老同学。人们的关系是多重的、开放的,有熟人有生人。老同学一年半载聚会一次,要在这个关系上构建一个新的东西是很困难的。aRen失败有搜狐的原因,也有这个产品形态的原因。产品没有及时转型,被新形态取代了。作为单独产品开发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体产品布局上是被历史给抛弃了。”

洪波说:“总体上来说,搜狐在第一代互联网公司中还算是做得不错的,毕竟它几次潮流也都赶上了,从开始的短信,到门户广告,再到网络游戏,每次赚钱的机会,它都没落下。”

“张朝阳比较注意地去布局了一些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领域。它认识到了网络游戏未来巨大的商业潜力,就坚持做,所以畅游成为搜狐营收的主要支柱。搜索也一样,他很早就认识到了搜索的价值,公司投入了力量去做搜索,并且也在市场上猛推过几次。”

但洪波认为搜狐没有核心竞争优势,“他这么多年,给搜狐到底奠定了什么东西?没有东西。我觉得这是张朝阳心慌的原因,会发现跟谁竞争都没有优势。门户早年说超越新浪,现在反而被腾讯超越了;当时说要做搜索,做得也不算晚,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地位。当然,输入法是最好的,但这很难成为核心竞争优势”。

“张朝阳不是技术出身,比如像李彦宏、马化腾都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有兴趣,对技术趋势的把握也很准,在这方面张朝阳没有优势。而且,他不专注。大家都不看好IM的时候,只有马化腾坚持到底了;马云从中国黄页开始就是电子商务,到最后阿里巴巴做成中国电子商务的领袖;李彦宏在美国就做搜索,回国后一直也做搜索。但是,张朝阳专注于什么呢?”

搜狐其实很多领域都尝试过,像搜Q(IM)、搜狐商城、搜索、游戏等等,但并没有专注某一领域。这样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东方不亮西方亮。但弱点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目前游戏成功了,搜索还在坚持做。

张朝阳说:“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多数结构上有缺陷,如何再造自己的公司是个问题。历史上曾再造过几次,也不是很彻底,曾经错过一些好的事情,错过一些机会。”2010年开始的再造搜狐不是他第一次给搜狐动大手术。2004年,张朝阳对搜狐实施技术驱动的转型。早前,人们对搜狐的印象就是很会做宣传的公司。张朝阳说,“当时搜狐没有技术,aRen团队过来发现搜狐是荒芜的,感到很失望,后来团队分崩离析。”

搜狐CtO兼搜狗CEO王小川说,搜狐吃过很多亏,做出来的邮箱老崩溃、IM用户一装机就死掉。后来发现很多成功的公司技术相当好,才开始真正重视技术。“老板重视,正确把握方向,和技术人员每周都交流,也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才一步步做起来了。”

搜狐前高级副总裁、56网CEO王建军说:“技术驱动是搜狐的回归。像王志东、丁磊、马化腾都是技术人员,他们创办的公司有技术基因在里面,技术驱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张朝阳不是技术人员出身,早年从媒体角度、市场运作角度切入,但切入过程中,发现很多想法到最后实现不了。”

1999年起,搜狐与百度合作,做分类搜索服务。早期的搜索曾为搜狐提供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到2003年,搜狐被百度“欺负得厉害”。百度向搜狐提供6000万网页的数据库,却在自己官网上发布一亿网页。搜狐开始自主研发搜狗。

在搜狗上线当天,2004年8月3日,搜狐的彩信业务被移动给停了。搜狐股价从四十多元跌到十几元。搜狗刚生下来就断奶,人员投入受到很大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搜狐游戏收入爆发。

王建军说:“搜索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当时市场已经没有时间让我们花费很长时间摸索,谷歌、百度经验丰富。我们只是一个部门,他们是一个公司,我们是几十人上百人,他们是几百人。最根本的是,我们对搜索艰巨性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对市场作出非常清醒的判断。”

“搜狐的搜索,是看到有很大市场才决定做的。很多公司做是怀着理想,像Google是怀着管理人类信息的理想。百度最早做搜索,是为人们提供好的搜索,李彦宏也不知道未来能做成什么样,到后来才发现巨大商机。如果按利益来做,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利益达不到要求的时候,整个团队就会懈怠、失望等等。如果作为信仰来做,就会不断完善,当然也可能做砸。但是互联网很多公司确实是因为信仰才最终成功的。”

那张朝阳,他的信仰在哪里?

第八篇 张朝阳:惑 信仰:媒体情怀与儒家精神

2009年5月5日,我跟随张朝阳及他的高管们前往四川雪宝顶雪山大本营。走到五分之三的路程,大家筋疲力尽,稍作休息。张朝阳有些累了,躺在石头地上,距悬崖只有两米。他喘着气说:“人啊,第一重要的是活着,第二是解决渴,第三才是饥饿,第四是性,第五是感情,然后才是工作、事业、成功、成功后的享受……”

说完,他问娱乐中心总监邓晔:“邓晔,你的茶叶鸡蛋还在吗?”邓晔回答说在包包里,并问他要吃吗?张朝阳说:“留到下一站吧,我想起前面有茶叶鸡蛋在等我,就会信心百倍。”

拥有如同默多克新闻集团那样的媒体帝国,可能是张朝阳所说的茶叶蛋。他深有媒体情结。搜狐最早是美国热连线的模式,招聘很多人,写东西,在网上发布。1998年新浪上线后,更坚定了搜狐走媒体的道路。奥运会时张朝阳以记者身份采访明星,除了个人品牌最大化利用以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有很深的媒体情结。“他在美国多年,可能很喜欢媒体。而且过去媒体很难被民营企业掌握。”王建军说。

2011年1月17日,搜狐焦点员工马磊在搜狐微博爆料:“新搜狐的大楼融科中心名字叫搜狐媒体大厦。”管中窥豹,张朝阳的媒体情结可见一斑。这可能与他喜欢思考社会、历史、道德层面的东西有关。“总体上,他内向、爱独立思考问题,他是学物理的,很愿意探索事物的本源。”王建军说,“张朝阳的媒体情结,决定了搜狐的方向是媒体。他希望传播声音、掌握话语权。在1998年,搜狐抓住门户网站这样一个媒体属性,成就了搜狐;但也因为媒体情结,搜狐对很多用户参与的东西不是特别关注。”

搜狐前新闻中心总监覃里雯说,张朝阳认为四大门户之争,外在的竞争仍在于媒体竞争。张朝阳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媒体帝国,由于现实所限,在时政领域不太可能有大的作为,但在娱乐产业上有。他发起打击网络盗版的运动、投资电影、发力视频,都是想整合资源做一个媒体帝国。

搜狐媒体副总裁于威记得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张朝阳很激动,每天都会从15楼的办公室跑到12楼的新闻中心,用手指着灾区地图,和编辑商量应该怎么做,充满年轻的激情,他也感染了身边的年轻编辑。大家都士气高涨,他们觉得,老板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这个时候,张朝阳看起来像一家媒体的总编辑,而非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的CEO。

他也尽力让搜狐秉持媒体的公信力。2009年1月9日,“2008年搜狐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章子怡、赵薇都和搜狐有合作,当天章子怡和赵薇都到了现场,但年度女明星却颁给了并未到场的周迅,因为张朝阳和评委认为“2008年周迅在演艺、公益等方面的表现更起眼”。至于年度民营企业家,则授予了腾讯马化腾,代表马化腾上台领奖的是腾讯副总裁兼网站部总经理孙忠怀,孙忠怀说:“很高兴马化腾先生能获得这个大奖,我们的同行能这么大气,将这么一个奖颁给一个竞争对手。”

于威表示,搜狐将奖项大气地颁给竞争对手,对方不来,反倒是显得小气了。

另外,于威介绍,2008年下半年的毒奶粉事件,搜狐坚持将相关新闻链接挂在首页,虽然有企业或公关公司打电话来说情,都被搜狐顶住了。于威说:我们的销售也知道,媒体的公信力是底线,如果没有公信力,谁还来这里看新闻?

因为那些在美国的负面记忆,以及对当时小布什政府的反感,很长时间里张朝阳排斥着美国。但在美国诞生了首位非裔总统之后,他重新审视美国。这两年,他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重燃对美国的兴趣,尤其是对美国媒体的兴趣。在游历美国的时间里,他大量地阅读,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及当地小报从头读到尾,最喜欢看的是《名利场》。他意识到,美国完善的人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管制上的宽松,让聪明人都在媒体上说话。“所有的问题都有最聪明的人在媒体上写文章出来,这个社会充满了智慧,所以这个国家不会出大错。独立媒体让人们说话,这很重要。”

“我就不看国内的东西,中国的文章写出来全都是千篇一律,根本什么都没有,现在国内值得尊重的杂志很少。”

张朝阳自诩是一脚踩在中国体制内,与各部委打交道,熟知中国的商业环境;一脚踩在美国,他在美利坚多年漂泊,使其深入了解美国。“我有一种责任,我必须告诉中国人,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奇迹,是人类迄今为止到达的最高高度,它是一个衡量很多国家到底是不是够先进的标尺。”

他想得更为深远:“400年前的文艺复兴和200年前的启蒙运动,真的是一矢中的,一下点出了人类社会想要发达的本质。必须得讲求人的自由、解放和民主,以及权力的制衡。这也是后来西方比我们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想超越西方,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这是我去美国体会最深的。

“我最近比较纳闷的一件事,国庆期间在美国,我观察西方人,其实从人种的角度来说,他们进化得并不如我们好,他们如果到了六七十岁,老得都不能看,皮厚肉糙的。我们中国早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吃的是精细的粮食和熟食,当时西方人的祖先还在吃生肉、喝生血。中华民族是进化更精细的民族,按说人种的进化更精细,大脑也更聪明,但是历史也不是必然的,也有偶然性,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没有在中国产生?构成社会可能有100件事,但其中有几件事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在200年前西方人被选中了?这件事让我很纳闷。

“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文化出人头地的教育,这种要成功的事业心,是所有中国人都具备的。陕西人也好,江浙人也好,大家都很勤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除了勤奋和出人头地之外,还有一种报国之心,这也是儒家情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深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同时,陕西秦地的厚重文化传统,也让他更为关注道德层面的问题。“因为有搜狐的影响,我还是比一般老百姓有更多话语权,我希望力所能及地来推动社会进步。我相信改良主义,这个社会真的需要改良、需要进步。在地球上,不要说中国崛起了,还差得远呢。”

他说:“我可以不说话,我不说话我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我一去美国,就觉得如果中国不进步,我在美国人面前没面子,这让我很郁闷。有时候美国人在公共场合很蛮横的。在回国的头等舱里,一个老外嫌服务员对他服务不好,乱发脾气,嘴里骂脏话。如果中国特别强大,我就特有底气。如果人家特先进,我们没有希望,那人家蛮横就蛮横吧,我也没面子。我就觉得如果我还有一些社会责任,我就希望中国进步,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活得更加有面子。”

2009年10月15日,张朝阳在搜狐大厦和我谈完上述一席话。2010年2月3日,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他作了《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的演讲,一时舆论沸腾,给很多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强烈抨击“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支持或垄断的原因不会有消亡的威胁,不管优秀与否都会存在,管理层也不完全承担企业兴衰的责任,因为是国资委任命的,相比之下,活下来的民营企业一定是最优秀的,是由市场选择的”,他呼吁更深化的改革,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这是继10年前《跨越300年的自卑》之后,张朝阳最令人惊叹的演讲。他更为大胆、更为冷静、更为尖锐,更为直视中国人自己的缺陷,而非一味地挥斥“民族主义”的激情。

洪波说:“20世纪末有知本家的说法,没钱没关系没有传统的社会资源,但你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实现个人奋斗的价值。互联网为中国草根带来实现‘中国梦’的可能性。从一个普通百姓,变成互联网的一个领军人物,张朝阳是‘中国梦’的一个代表。”

“但是,2009年开始的国进民退的态势,让草根出身的互联网企业家感受到竞争的限制,这会毒化市场。如果靠你的技术能力、竞争手段都没法实现目标的时候,就会想到去投靠政府,吃政策饭,这会让市场变坏。张朝阳意识到这些苗头不对,才出来讲话。”政府监管的愈加严厉,让判断政治风向成为中国企业家必备的才能,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来研究政策,作出决策的时候也需要把政治因素纳入考虑中。2010年7月,搜狐微博、网易微博都因不明原因而暂停两天,公开的解释是系统维护。但是在公共事务里扮演越来越活跃角色的新浪微博,却因为其娴熟的审查制度,小心翼翼地避过了高压线,至今未发生过任何问题。目前,新浪微博仍戴着“测试版”的帽子。张朝阳承认,他低估了政府对微博的容忍度。此前他以为,在中国,微博不会很好地生存。这是他错失搜狐微博发力的缘故。

洪波说:“我一直在说,你们是做互联网的人,你们今天所有的地位、所有财富全部来自于互联网,来自于过去的自由竞争,在这个东西逐渐被破坏的过程中,你们都不说话,你们让谁来说话?我一直在这么说,而有的人不但不说话,反而替政府帮腔,政府的管制对于净化互联网,对于维持互联网的秩序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种帮腔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我觉得当时张朝阳出来说这个话,是一件很好的事,至少这个群体没有整体沉默,总是有人要发表一下意见。”

互联网观察家胡泳写道:“你会发现,他对于理想的追求战胜了一些现实的考量和算计,让他忍不住说出心里话。”《张朝阳与互联网精神》,作者胡泳,刊登于《中国周刊》。

2006年10月月底在搜狐10楼,张朝阳面试于威。这是于威和张朝阳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她感觉这人没有架子,没有大多数老板的咄咄逼人,比较平易近人。2006年11月,张朝阳约她在东方君悦酒店面谈。“他看起来很随意、轻松,像一个不羁的年轻人。”“坦然、自信、满不在乎。这都建立在他功成名就的基础上。”于威说。她最欣赏张朝阳从不说假话。她觉得这点对女生很有吸引力。

余楚媛惊讶这些年来张朝阳一直特别真实。他有点我行我素,他用他的方式方法面向世界。“对我来说,我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就不说。但对他来说,他就是只跟你讲真话。”余楚媛回忆,每一次搜狐和投资者的见面会前他们给张朝阳写了一个充满官腔的发言稿。上台时,前两段他还记得住,后面他就按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没办法,Charles(张朝阳英文名)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们有时要跟他说,不断提醒他,否则他会忘了。这一点没变过,他的喜怒哀乐表达得很直白。如果他同意了说官腔的话,但他的表情、他的身体语言,能看出他说假话的难受。”

搜狐一高管表示,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演讲之后,可能对搜狐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很难说没有间接的。比如这事不让搜狐干,让别人干;或者不跟搜狐合作,跟别人合作。“可能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连老板自己都不知道。”

第八篇 张朝阳:惑 搜狐的好人文化

在公司内部,他们称呼他“Charles”,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们称他“老板”。张老板是搜狐绝对的核心人物。搜狐是一家带有很强烈的张老板色彩的公司。

陈英说:“我跟Charles在一块儿永远会紧张。不是说哆哆嗦嗦的那种紧张,而是内心觉得要认真提起精神来,跟他对话要严阵以待,我跟他那么多年,但是直到现在跟他说话还是挺谨慎的。他也不批评你,他是非常好的老板,我自己想可能是太珍惜他的思想了,他是我精神上的导师。”

像陈英这样的老搜狐人对张朝阳的感情很深,2004年她离开搜狐之后每年过节都会给张朝阳发短信,“我觉得这是知遇之恩”。

前搜狐中层员工王力说,搜狐员工能得到充分锻炼,一般能尽可能按自己想法做。管理相对比较人性化、宽松。张朝阳以前几乎从不开除人,搜狐无论在职的,还是离开的,都说老张是好人,对张朝阳、对搜狐充满感激。优酷高级副总裁魏明曾在搜狐工作多年,加盟优酷后,他告诉我,他在一次演讲时提到“我们搜狐人如何如何……”说完才知道说漏了嘴,“搜狐的企业文化影响太大”。

洪波说:“搜狐这么多年,在张朝阳的苦心经营下也算是走得还不错,他在公司内部也拥有威望。他也是一个好人,但不是那种没有底线的人。”我与张朝阳多次打交道的时候也有感悟。2010年12月18日的采访数次冷场,最后,他拿着我的四页采访提纲,仔细看了五六分钟,然后说:“太详细了,我今天状态不太好,有些不好回答你。”他又犹豫了一下,“改天我们再聊。”对他自己为难的事情,他也很难粗暴地拒绝。

“张朝阳推崇聪明的好人,只聪明,不是好人,张朝阳会讨厌;只是好人,很听话,老实,但没本事,张朝阳也不会喜欢。”一位女高管说。这与张朝阳本人性格紧密相连。张朝阳本身是个nice、温和的人,多位女高管都说“Charles是个很nice的人”,搜狐前高级副总裁王建军也认为张朝阳很nice,“他不是一个很尖锐的人,他不霸道,不会轻易批评一个人,也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在搜狐,张朝阳树立了好人文化。在一个丛林法则肆意的互联网行业里,坚守底线、做一个好人是极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搜狐出来的搜狐人,将好人文化带到其他地方,这对互联网的影响比开发一个新产品更重大。古永锵创办优酷之后,将搜狐的好人文化进行改良,将优酷的文化定义为“大气的好人文化”。

张朝阳过去不会给人特别大的压力。曾伏虎说:“这是他用人的风格,第一他坚持,第二他相信,能一年两年三年都等你,很有耐心。”他认为这有利有弊。比如畅游这样需要时间、需要投入的项目,就成功了。但他也表示,王韬做畅游的时候就想明白了,一切需要靠自己,因此团队很努力、有干劲,和搜狐整体的文化不一样,一直保持着进取的速度。张朝阳这样用人风格的弊端是,容易造成吃大锅饭,“销售最简单了,能拉来钱就行,数据说话。技术是最后端的,很容易推托掉责任”。

在曾伏虎的记忆里,张朝阳很少发怒。1999年12月,IC发布互联网报告,搜狐被排在第三,落后于竞争对手新浪和网易,往常都是新浪第一、搜狐第二。曾伏虎记得,当时他们在开会,“老板的脸色就沉下来了,会也不开了,让市场部想办法去。后来就很难见到这样的景象。他很难为一件身外的事那么动怒了”,“越往后,他对公司业务越有耐心,越觉得自己能把控得住”。

但是,光是nice,并不能管理好这么大一个摊子。最显然的例子就是张朝阳对董事会的清洗。张朝阳说:“董事会主要问题是老外不懂互联网,只看财务报表,只看数字,当一个公司以财务数字来领导发展时,很危险,你做的很多东西他们看不到。董事会不讨论产品和技术,他们看不到。如果一个季度业绩不错,他们会很满意;如果一个季度业绩不好,他们要把我换掉,特别简单粗暴。”

2001年之后,张朝阳意识到董事会是最大障碍。他一方面表面听话,一方面暗暗改组。花费了漫长的三年时间,用了各种办法将那些不懂中国、不懂互联网的老外全部清洗出局。究竟各种办法是什么办法,张朝阳语焉不详,只是告诉我:“要学会观察,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我能闻到权谋的气味。一位高管告诉我:“张朝阳同时兼具西方人的理性与东方人的注重人情关系的中庸。2003年他基本掌控搜狐全局。这个时候,张朝阳感到他对搜狐是如臂之使指。2004年他意识到搜狐技术是短板,开始花力气做研发。”

“好人”意味着这人诚实、善良、温和、为他人着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她不咄咄逼人,不强势——张朝阳不喜欢太过强势的人。

2008年12月15日,搜狐公司突然宣布,COO(首席运营官)龚宇将于2009年1月10日正式离职。宣布龚宇离职的消息在搜狐内部引起了较大震荡,消息公布时,搜狐一部门正在开例会,据说与会者当时惊得张开了嘴未合拢,“啊——”了几秒钟。龚宇当时在搜狐分管的部门有:焦点房产网、无线、内容部、奥运,并曾分管过游戏等部门,已是张朝阳之下权力最大的高管之一。

谁也想不到他会突然离职。搜狐公关稿称:“2008年12月15日,搜狐公司宣布,首席运营官龚宇因个人原因,将于2009年1月10日正式离职。”龚宇离职后去了北京无限讯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首席运营官兼总裁,该公司旗下拥有商旅网站12580。2010年4月,龚宇创办的奇艺网正式上线。在长视频领域,成为搜狐视频的主要竞争对手。

第八篇 张朝阳:惑 再造搜狐

2010年8月9日,在分拆搜狗新闻发布会的当天,张朝阳把部门总监级别以上的员工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说:“我们快要二流了,我们再不发愤图强不行啊,同志们要准备打仗啊。”这时候,曾伏虎意识到,可能过去一些认为成功的东西将被淡化了,比如好人文化。搜狐好人文化的核心就是先做好人,现在更重视能力和结果。

以前,张朝阳几乎不开除人,还很喜欢用老人。搜狐的核心岗位现在都是SOO,现在是搜狗CEO;邓晔(娱乐副总裁)等人都是从普通员工升上来的。

必须注意的是,搜狐并非是一味讲人情的公司,它有“以结果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在搜狐,张朝阳是负责战略部署的。其余的,他基本都交给高管做,放手让下面的人做事。给予自由的同时,搜狐企业确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互联网很明白的,做得成与否,数据能很明显地表示出来。”张朝阳说。

不止一名高管向我提到,搜狐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要想提升,就得对现有的事业作出证明;做得好,就会在工资单、职位提升上表现出来。

“因为他比较重感情,可能有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员工,相对业绩偏低的时候,他也会维护,这恰恰是我欣赏的优点。”陈砺志说。有些老员工离开后,愿意回去,是会被优先提拔的,简称“回炉”。“现在,搜狐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中的传统公司。如果搜狐想再变成创业公司,必须在机制上进行改革。如果还是老人做,他还是原来的思维、原来的系统、用原来的人,怎么可能重新创业呢?”王力说。

张朝阳决意在“再造搜狐”里改变,“如果做得好就有回报,做得不好就得被解雇。做好做坏不一样,必须得有一些紧迫感,这是搜狐再造的责任心。我们以前可能过于温和,现在会有更加严厉的管理。必须信守承诺说到做到全身心来做才能活下去”。

“我不像马化腾、马云那么拼命,他们非常拼命。但是我希望我手下人帮我拼命。”张朝阳表示,再造搜狐“不只是个分拆战略,是整个公司的文化建设、管理风格、管理目标以及资金的投入、选择的领域等都要进行深刻反思和改变。两年之后应该是一个新的搜狐,而且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赢的搜狐”。

曾伏虎说,张朝阳感到很多难以描述的框架套在这儿,让人施展不开,张朝阳想给人很自由的空间,“不是所有人像王韬(畅游CEO)那么牛,但有这个框架在,可能换谁来都不行,不过打开枷锁可能就有人行”。

再造搜狐,搜狐每个事业部都写自己的商业计划书,等于二次创业。“说简单点,立军令状,你给我800人,我把对面山头占下来,否则我就下课。老板第一是好人,第二是慷慨的人,你做到那份上自然就有,你要做不到就甭谈。”曾伏虎说。搜狐焦点网2011年的目标是数个亿。他认为,分拆战略对焦点网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选择,获得的可能是对员工的激励,资本市场的回报;但损失也很多,失去搜狐平台的支持、搜狐用户的支持。

然而,再造搜狐的瓶颈恰在搜狐缺乏人才尤其是运营人才这一短板上。一位搜狐前高管认为:“搜狐的高管只有出没有进,没有新鲜血液,如果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负责人只会从搜狐内部提,不会从外部找优秀人才。张朝阳对外面招人,也不放心。可能年龄大了,张不愿意接触太多的陌生人,也不信任别人,只信任当初跟他打天下的人。”

在搜狐,张朝阳给下属的命令几乎都是手写的,秘书复印后分发给各下属,下属戏称为手谕。他觉得发邮件容易泄露信息,手写他觉得是安全的。“你都想象不出来,一直以来,他有深刻的不安全感。他用熟人,不用生人,还是有不安全感。”王力说,“搜狐的执行力局部可以,但整体比较差,部门和部门之间是互相制衡,而不是协调的。各部门之间,看得过去就可以了,执行不深,没有延续性,为啥它的运营文化起不来,和它的人事制衡是有关系的。张朝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制衡,虽然他没有这样说,但手下可以感受到。你仔细观察,各部门之间互相制衡,这来源于他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推崇。”

洪波说:“比方说新浪可以协调各个部门的力量一块儿来推微博,而搜狐就很难,因为他可能涉及不同部门的考核目标不一样,就是部门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之上,而且再加上他的这种分拆策略,就更导致部门利益最大化。”

王建军说:“好在,张朝阳对所有人都能摆平,也只有他能摆平。但是有一个问题,张朝阳有一段时间经常不在公司,下面的人经常见不到他,这会误事。”

张朝阳说:“搜狐的文化再造,要解决公司内部执行力的问题。我会投入更多时间,我得更勤奋,看到什么事情必须盯下去。2010年年初的时候盯着搜狗的事情,微博的事情没盯住,最后一失足成悔恨,这件事没守住。”

“无论博客、微博、视频,当他盯时,产品执行很快,当他不关注时,产品就执行不下去了,导致没落,毕竟他个人精力有限。搜狐的很多产品都等着老张发话,如果他发话或重视,就成了,如果他不关注,就做不好。这是不对的。如果他任何事都亲力亲为,他就变成战术的执行者,这对一个董事长是不合理的。他应该考虑战略层次的问题。另外,他本身不喜欢管理细节的、具体的事务。这很矛盾,他本人是不愿意亲力亲为的,但搜狐的事又只能他亲力亲为才能做成。这和他的不安全感、人事制衡是有直接关系的。”王力说。

对于“再造搜狐”,搜狐内部的人更为乐观,他们信任张老板。曾伏虎说:“我觉得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士气衰落,觉得搜狐已经远远干不过别人了,放弃了。你放弃了,什么都甭谈了,就彻底完蛋了。我觉得只要张老板不故步自封,只要他自己往前冲,我们就还有信心。不怕出问题,谁的企业不出点问题。只要张老板亲自出马一吆喝,还是绝对管用的。这一点我们对老板深信不疑,这怎么说呢?可能只有他能调动公司的资源,他要想明白了,这事我们就想明白了。”

曾伏虎觉得,老板是一个好人,大家乐意跟他,他也是一个慷慨的人,畅游、搜狗的期权时间都不长。好人、慷慨的人、有号召力的人,这样的老板能带他们打赢这一战。张朝阳一到年度员工大会,就爱讲公司压力,灌输大家对搜狐的认知,让他们意志坚定。“很多公司能否做大和老板有很大关系,老板如果觉得上完市,拿股票换钱走人,管够一辈子花的钱就行了,那公司肯定做不大。”曾伏虎说。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新买的别墅,坚定地买了二手房,因为这样更环保、没有污染。他说他要活到150岁,他真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做的。所以我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他所坚持的事情是非常追求的。这也是我们对老板有信心的一点吧,他真的是身体力行,不会嘴上一套行动上一套。”

除了eb2.0,搜狐布局大热的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2011年1月11日,搜狐在其新年营销大会上宣布,搜狐旗下产品将在2011年全线移动化,从视频、金融、汽车等领域切入,实现产品由媒体向服务业实体的转变。并且,搜狐焦点网通过团购平台做大搜狐的B2C业务,同时投资四亿元进入二手房交易领域,包括一亿元现金以及价值三亿元的搜狐平台广告、推广资源。

这次新年营销大会的主题是“刷新我们”(REFREShUS),其媒体平台、娱乐、汽车、焦点房地产、金融、无线以及eb2.0等重点产品一一亮相。搜狐联席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王昕表示,随着视频和产业应用服务上的不断完善,搜狐已经实现了从媒介平台向营销策略中心的结构转型。2011年,搜狐焦点、搜狐汽车与搜狐金融将由此前的资讯平台向服务平台升级,通过车商宝、房产家居商业联盟、车房联展、银行卡增值服务等方式,打通房产投资、汽车消费与金融理财这三大紧密相连的消费领域。

2011年,搜狐矩阵产品将全线移动化,借助搜狗输入法、搜狗浏览器、手机搜狐APP应用工具,打造新型用户入口。曾伏虎介绍,搜狐将从团购入手,将于2011年以内达到2亿~3亿元的流量,以此为基础打造搜狐的主力B2C业务。

201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搜狐搜索收入540万美元,同比增长134%。但是搜狗基数较小,市场份额在1%左右。洪波说:“我认为机会不是特别大,除非整个搜索产业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并且搜狐又恰恰是掌握了引领变革的那把钥匙。在这样的一场重大变革发生之前,我觉得你很难去颠覆百度已有的优势。”搜狗CEO王小川说:“只要不被搞死掉,搜狗就会有机会。2011年搜狗将会推出秘密武器。”

2010年第三季度财报也显示,畅游营收8560万美元,净利润4530万美元,排名第五(前四分别为腾讯、网易、盛大、完美时空)。畅游已经与完美时空很接近了。同期,完美时空营收9840万美元,净利润3190万美元。就畅游收入主要来自于的局面,搜狐希望推出后能有所变化。

在视频领域,据王昕在新年营销大会上介绍,搜狐实现了流量进入行业前三的目标,并在长视频领域取得行业优势。除了业绩已经趋于稳定的游戏,i美股(一家财经专业网站)认为,视频战略也成为“再造搜狐”战略中最靠谱的一个。

王力说:“搜狐应该进入一些未来的新兴领域,比如收购一些小公司、引进新鲜血液,并放手让新人去做,否则仍是原来的人、原来的思维,变化不会太大。”畅游的成功就是因为游戏和搜狐其他部门的关联性较小。截至2011年1月,搜狐的现金有近六亿美元,有充足的弹药。有搜狐高管也认为搜狐应该收购一些新兴的、有潜力的公司。

“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从好玩向有用转化。一个好玩的互联网产生的价值很有限。互联网未来更大的机会在于让互联网有用。中国的互联网还很幼稚,刚起步而已。这里面还有很多机会。”洪波说。

2011年8月1日,搜狐2011年第二季度财报发布,数据显示,总收入达到1.987亿美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36%。摩根士丹利发报告称:“搜狐二季度全方位获得上佳业绩,其中游戏、网络视频以及搜索广告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我们维持对搜狐股票的‘增持’评级。”

尽管发布了表现强劲的财报,但是搜狐当天的股价不涨反而大跌12%。张朝阳在他的搜狐微博上难抑怒火:“华尔街暂时失明,把欣欣向荣业务规模空前的搜狐市值打得很低,的火暴好像没看见,搜狐视频正在逼近领先者,搜狗则处于爆发性成长阶段,这些好像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市值,搜狐微博的市值就更没有了,搜狐微博不仅不停止,而且要继续做大,中国的web2.0还处于早期,搜狐微博及搜狐的SNS将会像游戏视频搜索一样终成正果。让不信者见鬼去吧!”

第八篇 张朝阳:惑 张朝阳的焦虑

谈到人生,张朝阳说他有五种焦虑。我问他是哪五种,他右手臂向前一挡说:“这个可不能告诉你,是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他说焦虑是健康最大的敌人,一般人都会有十几种焦虑,只是有些没意识到。

也许,他的焦虑里包含搜狐。但我不认为分拆几个公司、挣多少钱、市值是多少,这些是他的焦虑。对于一个既被儒家精神耳濡目染过,又被西方崇尚平等、自由文化熏陶过,有着宏伟抱负的人来讲,也许他的焦虑在于,他曾经是颇具开拓精神的拓荒者,引领过时代潮流。他追求的是,公司真正能做到中国第一,尤其在思想、技术或者模式上站在先锋地位。陈英惊叹自己当年在搜狐感受到的大气魄:“梦想很大,格局很大,张朝阳一下来就是普度众生那种感觉。”

但在度过一段安逸的日子后,他意识到自己落后了,他决定“再造搜狐”。

他说:“四十多岁的男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自己不在舞台中心的担忧。”他拿自己作比,我从自己身体的感觉上来讲,觉得自己处于三十岁的状态,但社会认为我已经人到中年了,所以你的鼎盛时期已经过了,人生舞台的中央地带没你的位置了。尽管,你觉得自己在事业上还没有到达鼎盛。

互联网观察家谢文说:“多数企业创始人,千辛万苦,杀出重围终于有了如今的江湖地位,反过来就制约这个企业的创新。这是很多商业方面的书都写过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由家族企业、创始人企业转换成一个公共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迎来第二春的案例,真的不多。”

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曾经创造个人电脑而开创苹果的一时辉煌,又因在市场上不敌竞争对手节节败退而被逐出苹果董事会。在十年流放之后,重掌苹果的乔布斯,再造了自己。“他既延续了他过去创新极致的核心价值观,又在做人、公司管理上成熟了很多。他的创新不是一个,是一片,很吓人。所以,过去十年,被人恨也罢,爱也罢,苹果都是值得尊敬的公司。”谢文说。

张朝阳说:“(乔布斯)他是被赶走的,而我是一直牢牢在位的。他的心路历程比我漫长,漫长得导致身体都受到了影响。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没有付出巨大的身体代价,也没有情感落差,而是靠一种反思和逐渐自我调理的方法继续前进,我的代价没那么大,但要付出时间的代价。”

张朝阳是搜狐的灵魂,再造搜狐意味着他个人在思想、精神上的重生。47岁的张朝阳还能凤凰涅槃吗?未来有无尽的可能。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引子

1998年10月,王苗和妻子到清华看望一对儿女,一家四口在“清华园”牌坊下合影。当时女儿读大四,儿子读大二。这是王苗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唉,13年前的事了”。

如果说王兴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庭给他输入了原始的商业基因,为他开阔眼界、独立思考打下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那么,在清华的这段校园生活,则完成了王兴的创业启蒙。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创业者的典型样本

2011年4月20日晚上九点,北京中关村五道口“赛百味”连锁店,我正等着采访王兴。他匆匆赶来,落座之后急忙点了一份三明治,三口并两口地吃掉。

这次采访直至11点结束。在两小时内,王兴中途接了一个电话,长达40分钟。3月17日我第一次采访他,他接了八个电话。比起我过去采访的企业家,王兴还属于草创阶段。他不仅会亲自回复记者要求采访的短信,而且还不能错失每一个电话。

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去外地出差基本上是当天往返。他的母亲到北京来照顾儿子的生活,常常是她做好了饭,儿子却晚上12点才回来。有时候她一觉醒来,发现凌晨三四点儿子还在电脑前工作。她的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在北京待了整整一周,没和弟弟吃上一顿饭。她很担心儿子的身体:“龙岩人有喝汤的习惯,但他长期顾不上。他是事业型的,不是享受型的,停不下来。”

这个时刻,王兴必须争分夺秒。

他所创办的美团,正是当下火热的团购行业领先者之一。其公布,2010年销售额达2.3亿元,2011年目标是16亿元。这如同“大跃进”的高调,在外界看来并非是夸夸其谈。现有的榜样摆在美国:作为团购网站的鼻祖,Groupon创建于2008年11月,2009年营收3000万美元,2010年剧增至7.6亿美元。曾有谷歌花费60亿美元收购Groupon的流言,但最终没有实现。而最新的新闻是,它启动了IPO,估值150亿~250亿美元。

王兴恰好是把Groupon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以其为模板,创办了美团。此后,如雨后春笋,冒出了数千家团购网站。这场“千团大战”,比前几年的视频行业竞争还激烈。视频之后,团购是最清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比起视频动辄耗费数亿元烧带宽、烧版权的高门槛来,团购门槛低得几乎不存在。同时,它是互联网极少见的预付费、能立即见到现金流的商业模式。可以想象,创业者与投资者是如何在这杯“团购”的美酒里醺醺然的。

如同视频行业一样,团购面临着残酷的洗牌。在多位互联网观察家眼里,全国性团购网站可能会剩下三四家大的,比如美团、拉手网以及进军中国的高朋(Groupon)。

王兴必须马不停蹄,必须始终保持先发优势,一直笑到最后。这是他创业以来前景最明朗的一次。

这位32岁的年轻人有八年的创业史。2003年,他中断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学业,回国创业至今。在他的手上相继诞生了校内网、饭否网、美团网等,分别引领了中国互联网的校园SNS、微博、团购风潮。

王兴拥有异常精准的眼光,百合网创始人之一慕岩认为他更适合做天使投资或VC,因为他超乎常人的敏锐,能让他迅速判断出哪种模式更具有前景。但另一方面,他屡受挫折,校内网因融资失败、资金链断裂而卖给了千橡互动集团董事长陈一舟。陈一舟接手之后,从软银孙正义处融来4.3亿美元。饭否网在2009年7月7日因为某些敏感的问题而被关闭,直至505天之后才开放,错失微博发展的最好时机,新浪微博后来居上。

饭否关闭的期间,他再次创业,2010年3月4日美团网正式上线。

尽管他被安上“连环创业家”这样略带嘲讽的头衔,但是王兴始终坚持自我,一波接一波地创业。他是千万创业大军里的一员。如今中国,创业浪潮滚滚,尤其在互联网这个门槛相对低的行业——只要你有头脑有眼光,有几台电脑,有一定资金就可以拉开创业的架势。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王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创业样本。他家境优裕,不像很多企业家出于生存而创业。就我采访所感受到的,虽然他会有“如果我们不抓紧美团会怎样”的危机感,但整体上他的心态是比较舒展平和的,他并不为生存焦虑。他算得上“富二代”,却是典型的草根创业,像每个草根创业的年轻人一样,缺乏资金、人脉等资源,从零起步,几乎未受益于“富二代”的身份。而他的失败在当下中国也具有典型意义:他曾经融资失败,受困于资金窘迫;他曾经因联合创始人的意见不一致而卖出公司;他曾经因为涉及敏感话题而被关闭服务器。他经历了每个创业者可能遇到的失败。

更典型的是,他每一次创业都能引领互联网的模仿风潮。他学习美国的创业者,中国的创业者学习他。

这是一个悖论: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具有创新意识的创业者,聪明、敏锐、有远见。但他同时也被视作一个“抄袭者”。他最擅长的,正是他最被诟病的。“他对美国互联网的趋势把握非常准。你不能说他仅仅是个抄袭者。为什么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抄?这个问题是核心。中国互联网上存在大量复制国外的网站,但很多都是别人做了他发现有戏才跟风。只有一次首先发现,那是运气;王兴每次都是第一个,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五季咨询合伙人洪波说。

这就是我如此关注王兴的原因。他为什么痴迷于互联网创业?他为什么具有如此深邃的远见,屡屡洞察互联网的几波变革?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富二代”的创业启蒙

2011年4月23日,王苗开着妻子的宝马3系车载我到他的水泥厂。他自己的车是奔驰350,但他嫌车太大了,交给司机开。王苗是王兴的父亲,这位瘦小的福建男人,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县开设了一个水泥厂,总共投资六亿元。王苗是大股东,占有40%的股份。这个厂出产的闽福牌水泥,是当地最好的水泥,2010年销售额大约六亿元,2011年预估超过七亿元。福建多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从龙岩到永定,不过三四十公里的路,沿途都是海拔五六百米的山。过去有“闽道比蜀道更难”的说法,现在交通发达,全程都是水泥公路,只有几处隧道和桥梁证明当年山路的艰难。穿过一座座桥梁的时候,王苗自豪地告诉我,造桥用的水泥就是他工厂生产的。

王苗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年是龙岩二中的教导主任、龙岩歌剧团的编剧,“文革”时被污蔑为“龙岩三家村的大掌柜”,1966年自杀。母亲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导师是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资本论》译者王亚楠。

在父亲死后,王苗掉到了社会最底层,回到农村种田。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当时的招工、考学、当兵都没有他的份。1979年农村搞副业,王苗去社办企业当泥瓦匠,后来承包小的建筑工程,做了包工头,1981年赚了三万元。1986年至1989年,社会掀起全民经商的浪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王苗投资开办了选矿厂,筛选精矿出口贸易。1989年经济形势不好,他关闭了选矿厂,静待时机。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王苗嗅到商机,马上将十几年积累的资金300万元拿出来,与人合办了一家年产8.8万吨的水泥厂。2003年,他再次和人合伙投资六亿元,办了年产200万吨的水泥厂。现在,年过60的王苗已经不再管理水泥厂的具体业务,转而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

“我抓住了中国大时代的脉搏。”王苗说。奇妙的是,他这种敏锐的嗅觉似乎在儿子的基因里传承下来。在王兴的创业故事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如何精准地踩到了每一次互联网创新浪潮。

王苗对儿女的教育一向宽松、民主,充分尊重儿女的意见。他希望王兴能做陈景润,专注科研,他不认为儿子有经商才能,希望儿子能读完博士。在王兴卖掉校内网之后,他还问王兴能否到美国继续完成博士学业。“他对我创业与否,不支持也不反对,尊重我的意见。”王兴说。王兴高中班主任吴老师觉得王苗在教育上很放松,不像有些家长把孩子盯得死死的。

王苗家里从不打麻将,也不会大吃大喝,“家里有好的环境,大人勤勉做事,小孩也不会偷懒”。他喜欢书,买了很多书,也鼓励儿女博览群书。“儿女都是理科生,但人文素养都还可以,不像有的大学生,除了专业知识以外,人文知识少得可怜。我认识的很多有钱人,家里什么豪华家具、家电、车都有,就是没有书,很糟糕。”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王兴,在师长眼里是个独立、有想法的人,在同伴眼里是个敢于挑战老师权威的学生。他喜欢科技,热衷于动手作实验,与赖斌强、陈亮等同是科技爱好者——后来,这两位伙伴先后加入他创业的行列。

由于家庭富裕,王兴是龙岩市里第一批拥有电脑的人,他甚至和陈亮他们动过卖上网卡的脑筋。他也是市里最早接触互联网的,陈亮记得县城刚有互联网接入的时候,王兴带他们去了邮电局。王兴有亲戚在邮电局工作,为他们触摸互联网提供了便利。通过浏览器打开雅虎的首页,在一个中国的小县城里就能看到美国最新的NBA(美国男篮职业联赛)新闻。互联网的神奇魅力在他们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是1995年的事。这一年通常被视作中国互联网商业元年。丁磊在宁波搭建了他自己的BBS(电子公告板);马化腾在深圳创办了PonySoft站台;马云在杭州开设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张朝阳戴着ISI公司首席代表的头衔返回了中国。

吴老师回忆,当年王兴个性很强,学习有自己的主见,不功利。他能主动找到老师扣掉错误多算的分数,尽管这会影响他的成绩排名。他一次不落地参加以培养党员为目的的党章学习小组活动,却不入党。他向吴老师解释,暂时还不想入党,只是想了解一些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吴老师觉得,高三这么紧张,大家都拼命学习,他还花时间去学跟高考无关的东西,“他是求真知而不是求分数,一点都不功利,很难得”。

学校开展学生申请无人监考的活动,王兴是实验班的班长,按理是第一个站出来申请的,可他没有去。吴老师问他,他反而问,为什么要申请?我们本来就没有偷看。有没有人监考,对我们来说没有关系,申请这个没有意义。虽然吴老师说服了自己学生去申请无人监考,但他意识到“王兴即使当兵都要当有头脑的兵,要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

谈到王兴后来的创业,吴老师觉得王兴家的经济实力起了很大作用,家里情况允许他不是为谋生而读书,也允许他失败。从王兴与他姐姐对家里财富的态度来看,两人对钱都不太看重,喜欢靠自己的能力挣钱。王苗以前告诉他的儿女,不指望他们赚多少钱,如果他们愿意搞科研,对国家作点贡献,他可以在资金上支持,让他们生活不至于太清贫。但是他的儿女都没有走科研的路。王兴姐姐清华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在硅谷做工程师,自己买别墅和车,没找父亲要一分钱。王兴除了最初的创业资金来自于父亲,再也没要过父亲的钱。他在北京的房子也是自己买的。他们都告诉父亲,不会继承他的财产,让他多捐钱。“总不能留下钱给他们,让他们只做个富二代吧?如果将来他们的孩子还花我的钱,那是悲剧。”王苗说。

1998年10月,王苗和妻子到清华看望一对儿女,一家四口在“清华园”牌坊下合影。当时女儿读大四,儿子读大二。这是王苗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唉,13年前的事了”。

如果说王兴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庭给他输入了原始的商业基因,为他开阔眼界、独立思考打下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那么,在清华的这段校园生活,则完成了王兴的创业启蒙。

“清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最主要还是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不是专业课,而是前辈做事的高度。”在清华,王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像雷达这样的专业课他并不喜欢,他更投入于软件这样的课程。他与同寝室的王慧文合买了一台电脑,整天上网鼓捣各种东西。王慧文后来成为校内网的三个创始人之一。

王兴加入了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成为活跃分子。1998年,协会主办清华创业计划大赛,这是国内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协会邀请了不少人来演讲,包括张朝阳——他的“搜狐”刚刚发布不久。王兴记得他是在张朝阳演讲之后第一个举手提问的人。通常只要有演讲提问这个环节,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是慕岩创办的,他是第一任会长,是百合网创始人之一。第二任会长杨锦方如今与王兴同在美团,主要负责销售工作。第三任会长倪正东,是清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鼎盛时期协会有三百余名会员,核心会员有三四十位。后来,不少人创业或者做风投。“这个协会对很多人来讲是创业的启蒙,除了讲授一些关于创业、风险投资的课程以外,更多的是观念上的改变,清华不仅是政治家和工程师的摇篮,将来也会是企业家的摇篮。”倪正东说。

慕岩回忆,1996年他和杨锦方在中关村打工,找了几家中关村的小软件公司,发现都是北京大学的文科生开的。他傻乎乎地问,你们学哲学、历史的,怎么能开软件公司呢?对方回答,我们定下方向,找你们清华的程序员写写就完了。这让他们深受刺激。回学校后,他们就写了创立“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的申请。

1998年,王兴加入协会。倪正东对王兴的印象是聪明、认真,是个怪才,说话不是长篇大论的,而是跳跃的,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慕岩觉得王兴是典型的清华人,技术很强,对产品挺下工夫,人实在,不太会忽悠,这导致了他融资不怎么顺利。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资金链断了

2001年清华毕业后,王兴到美国读博。2003年冬天,他向导师请了一个长假,回国创业。他写邮件给自己的伙伴王慧文、赖斌强等人,描述了美国SNS的发展情况与前景。当时六度空间理论正流行,理论假设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可以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王兴算了算,他还真能通过六个人结识总统。这一理论也成了他做SNS的基础。

王兴的回国,成为这群伙伴共同创业的引爆点。“大家心里都有朦胧的创业想法,创业是迟早的事。如果没有引爆的话,可能会迟几年才发生。”赖斌强说。当时,王兴与导师请了长假,不算完全退学。与王兴是本科时候的室友王慧文则彻底退学了。

一开始,王兴、赖斌强、王慧文三人的创业就显得非常不正规,几个年轻人没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人脉上的积累,找不到有工作经验的人合作。王兴父亲支持了他30万元,赖斌强和王慧文也各自借了十多万。这三位在家长眼里“不老实读书、找工作,整天尽瞎折腾”的年轻人,在清华附近的海丰园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开始了创业。在三十来平方米的客厅里摆了六张桌子,每人一张桌子,面对面工作。每人一个卧室,睡的是一百多元一张的折叠床。房间没有暖气,冬天只有小小的取暖器供暖,一点也不暖和。王慧文说:“关于海丰园的回忆,在阿赖的心里都是冷的。”

除了冬天有点难熬之外,他们过得很快乐,王慧文说他们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心态非常好”。他们每天晚上做到一两点钟,早晨八九点起来,牙都不刷直接干活,中午饿了再去刷牙吃午饭,每个周末会有一天去爬山,另一天就讨论手头做的东西。

他们林林总总地尝试了十几个项目,包括SNS网站“多多友”。当时他们对SNS的理解还停留在六度空间理论上,比较教条,没有很深入地去理解社交平台。最开始高亢、兴奋的情绪,在做了十几个项目之后变得有点低落。“最困难的是迷茫,脑子里有隐隐约约的前进方向,但怎么试都没有什么反应,明明知道前面有一个矿,但这里挖,那里挖,却都挖不出来。”赖斌强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想着创业的事,有点着急。

多多友用户增长数字不理想,他们意识到多多友对人群没有任何区分,看似包容得很多,其实什么都包不到,转而讨论校园SNS。他们隔一段时间就讨论一次,想法慢慢清晰起来。

2004年2月4日,Facebook成立。谁也不知道这个毫不起眼、仅向哈佛学生开放注册的网站,会刮起席卷全球的风暴。2005年夏,王兴发现了Facebook的存在,他们再次讨论校园SNS,决定模仿Facebook做一个校园SNS。

2005年12月8日,校内网正式上线。这一次,他们挖到了矿。

最早的时候,王兴他们只选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大学做推广。这三所大学是中国顶级大学,离他们住的地方又最近。当时他们没多少钱,能用在推广上的经费不多。他们花了几千元赞助清华美术学院的学生节,在网站上发起学生节晚会门票抽奖活动。这让校内网获得了一千多人的基础用户。他们还拉了三十来位朋友,每十人负责一个学校,在晚自习的时候冲进教室,迅速在黑板上写上校内网的宣传语和域名,趁着自习的学生未反应过来的时候赶紧闪掉。

到了年底,赶上大学生放假回家过年,他们拉来赞助,组织大巴送学生到车站。活动的规则是网友将回家火车票时间发到校内网,如果在某个时刻需要到火车站的人超过一定数量,就发一辆大巴。当时校内网是封闭的,只能通过学校邮箱来登录,大家都觉得比较安全,敢在上面公布自己的真实信息。

2006年1月,校内网加入第四个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到当年暑假,校内网已经向100所“211大学”开放。他们采用校园大使的办法进行线下推广,在学校里寻找喜欢校内网的学生,任命为校内网校园大使,给一些经费,让其负责校内网在该校的推广。

许多创业者跟风而动,名目繁多的校园SNS层出不穷。2006年4月,陈一舟的千橡推出5Q校园网;一名从哈佛回来的留学生创办了占座网。

竞争加剧,校园代理、推广都需要大规模地做,不能再小打小闹了。王兴开始寻找融资,红杉找上门来了。但是,最终红杉将钱投给了号称占据了几百家学校邮件系统的占座网。王兴他们跟美国一家投资机构接触,签了框架协议,金额大约是100万美元。投资者7月来到中国,四处走了一圈,拜访了腾讯、千橡等公司。之后,他问王兴:你们是不是对这个竞争形势估计得不对?这么多巨头要做这个业务,你们就融这一点钱?他提出多找几家机构合投,多一些钱。王兴他们说没必要,搞那么多钱没什么用,100万美元就够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位投资者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当他回到美国,就撤回了框架协议。

“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没谈成资金就没了。”王兴说。他承认,借钱可以再撑一段时间,但如果没有更多资金进来,竞争也很困难。当时想的是100万美元就够了,后来看来远远不够。

在别人眼里,当时王兴的团队太稚嫩了,就几个“生瓜蛋子”,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杂牌军。投资者问他们商业模式,王慧文心里想,这不是有病吗?有这么多用户,早晚会有办法赚钱的。但又不能公开说自己不认可商业模式这句话,凑合着回答,答案自己不满意,投资者也不满意。“你要是周鸿祎,说我现在没有模式,但将来会有很多用户,VC也认了。但两个不靠谱的年轻人说,人家会觉得你在吹牛。”

在四处寻找融资的时候,陈一舟也在和王兴接触,他不断地开出收购价码,一次比一次高。在校内网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三位创始人出现了分裂。赖斌强强烈赞成卖,王慧文强烈反对卖,王兴是居中偏向不同意卖。王兴家并不缺钱,可以向他父亲借钱。但是这个想法最终没有践行。赖斌强认为在没有拿到融资的情况下,校内网拼广告没有什么胜算。借钱去砸广告,这对创始人来说压力太大了。“这是我和他们俩性格深处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俩比较偏执,比较不考虑退路。我可能会考虑一下退路,不想借了几百万的债,最后倾家荡产。我不一定大富大贵,但也不要背一屁股债去创业,这很沉重。如果卖掉的话,有了现金,我们完全可以再继续开始。”赖斌强说。最终,校内网卖给了陈一舟。由于有保密协议,王兴他们得到了多少钱不太清楚,坊间传闻是500万美元。“拿到钱以后,大家都有点疲劳了,没有什么中500万大奖的感觉。”赖斌强说。

陈一舟将校内网与5Q合并。2008年,他向软银孙正义融资4.3亿美元。后校内网改名为人人网,面向全年龄段网民。2011年5月4日,人人网在美纽交所上市,融资8.5亿美元,上市首日市值超过70亿美元。

王兴说:“校内网融资失败,我不能将责任归于外界环境,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当时也有对手融资成功。可能和投资人沟通有问题,无法让对方对我们有信心。”

互联网观察家谢文认为王兴当时还是太年轻,没经验,以比较朴素的眼光来看互联网的创造和运营,想得比较简单,不善于将自己的思想完整表达出来。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服务器停了

卖掉校内网,对于王兴来讲,是意犹未尽,好戏刚刚开始就收场了。杨锦方觉得校内网卖了挺可惜的,王兴显得很平静,他说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去想它。杨锦方觉得王兴的心态很难得,想要做大事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躺在过去的事情上。

在千橡度过锁定期之后,王兴离开了千橡。尽管协议规定,如果王兴多待一年,可以拿到额外的一笔钱,但是他觉得即将要做的事情比这笔钱更重要,就放弃了。他打电话给王慧文、赖斌强,这两人正在东奔西跑,游山玩水。“我还没玩完呢,再玩一段时间,你先搞吧。”王慧文回答他。

他准备做的事情是创立饭否网。2006年6月,在大洋彼岸,埃文·威廉姆斯和杰克·多西创办了tter,一个每次只能发送140个英文字母的微型博客。这个微型博客吸引了王兴的目光。2007年5月,王兴与穆荣均等人一起,推出了饭否网,一个类似tter的网站。穆荣均原先在百度工作,收入不错,还有一些股票。王兴邀请他一起创业,穆荣均应允了,他说:“王兴对创业表现出一种不会放弃的态度。一个容易撂挑子或者随便赚一笔就走的人,不容易把事情做好。”

“我不是把创业本身当做一个特怎么样的事情,这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创业会怎么样的问题。创业像是被闪电击中的感觉,非干不可。”王兴说。

他的创业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享受创业的过程,心态平和,不是特别注重追求回报,更注重自己的感觉,注重这事是否具有革命性。想好方向之后,不管外界有多大诱惑他都不关心,只关心他想做的。王兴对钱看得很淡,虽然父亲有钱,但他觉得他不需要。他不想继承父亲的产业,让父亲多捐款。他和穆荣均一起创业的时候,就始终拿着公司的最低工资。钱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

3月17日,我采访王兴时,美团的办公室位于北京海淀中街的远中悦莱酒店三层。办公室是常见的写字楼装修——光洁的地砖、明亮的白炽灯、上百个格子间。这是王兴创业条件最好的一个公司。2011年4月月底,因人员扩大的缘故,美团又搬到了北京北苑附近。此前的校内网和饭否网,都是租用住宅。饭否网是在华清嘉园一个150平方米的房间里诞生的。这次,饭否网也一同搬到了远中悦莱酒店。饭否网办公区域有两扇关闭的磨砂玻璃门阻隔了视线,门上贴着两张一尺见方的海报,上面写着“饭否,I'll be back”。推开玻璃门,映入眼帘的是浅蓝色的背景墙,上面嵌着“饭否”两字以及网址.fanfou.。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美团网与饭否网的办公室是截然不同。美团网是热闹的,塞满了笑嘻嘻的人;饭否网是冷清的,只有光秃秃的桌子、凌乱的网线。偌大的办公室,找不到一点人气。

这让你充满伤感。原本这应该是一个热闹的地方。2009年上半年,饭否网已经有了上百万的注册用户。和校内网一样,王兴精准的眼光在饭否网上得到验证。这种易于传播消息的微型博客引起了网民们的兴趣。难以避免的,同类的网站也一窝蜂出现了,例如嘀咕、叽歪等等。在汶川大地震等新闻事件里,网民通过饭否网迅速分享消息。快速、高效的传播方式,也埋下了祸根,它容易触动政府敏感的神经,不利于他们进行网络信息的管控,这会让他们觉得局面失控,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手段来阻止信息传播。2009年6月月底,王兴父母去美国探望女儿,王兴送他们到机场,兴奋地说:“网络改变了世界。如果发生重要事情,三四个小时就能传遍世界。”

但是,不久后王兴母亲在美国上网,发现饭否被停了。“我很担心王兴,他从小很要强,做事认真,这次对他打击太大,事情做得那么好,却被停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我要他不要太伤心,他反而安慰我说,没事,很快会恢复。”王兴母亲哽咽着说。

王兴他们起初以为过两天就好了,结果却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由于这是直接通过运营商将饭否网的IP封掉,王兴他们找到机房服务商,但对方也不太明白。“困难在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任何人都没法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穆荣均说。

王兴说:“其实我还是习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确实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媒体,我们觉得我们在做一个单向沟通的工具。实际上,它确实成为一个新闻信息的加速器跟放大器。我们在媒体方面没有充分的认识。”穆荣均认为王兴的社会阅历在做饭否网时还不足,没有跟政府打过交道,思虑不全面。在做美团的时候王兴就很注意了,说美团是个很和谐的事情。

尽管突遭变故,但王兴他们并未有太大的惊讶,毕竟有过前例,这并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一方面,王兴四处寻找关系,另一方面饭否的团队继续运行,有很多改进任务要做。一开始方向还比较明确,但做完之后,没有用户使用,团队因为得不到反馈而陷入了迷茫中。

在饭否员工王悦蒙的眼里,当时的团队是相依为命,“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或下一周,事情会有怎样的进展”。

奇怪的是,这个团队没有散,505天的停滞期里只有两个人离职。穆荣均说:“王兴是一个坚持的人,影响了大家。如果他轻易放弃,大家也不会坚持下去。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自己逃跑,找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除非公司彻底解散。”他觉得王兴的坚持和毅力正是创业所需的最可贵的东西。王兴心态很好,从没有因遭遇某个挫折而睡不着觉,穆荣均则会。

只是饭否何时重开的问题一再拖延,对团队士气也有一定的影响,王兴想不妨找点事情来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2009年12月他们讨论起各种路子,12月月底,确定做美团。

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年会,讨论“假如这个公司明天就不存在了,大家会怎么样?”这勾起了一些伤感:为什么我们要待在这家公司?为什么每天要这么辛苦地做事?王兴动容了,哭了起来。一些同事也哭了。

与此同时,一些饭否的忠实用户在豆瓣、BBS、QQ群里坚守,等着饭否回来。在豆瓣上有一个“爱饭否”小组,每天凌晨都有人发帖:公元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一起等饭否。“网友没有放弃,我们一定要弄回来。”王兴说。

2010年11月25日,离别505天后,饭否回来了。这不是解开一个IP这么简单,饭否搬了机房。更明显的变化是,饭否获得了中国经济网的投资。中国经济网是《经济日报》主办的经济信息门户网站,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

这时候,微博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浪微博一马当先,身后是腾讯、搜狐等财大气粗的老牌互联网公司。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很多人对饭否抱着遗憾的心情。但是,在一些用户看来,饭否自有它的吸引力。知名人士老黑(化名)在新浪和饭否都有账户,他觉得新浪更像表演的舞台,发一些美食之类的东西,饭否更私密,写写自己的心情。新浪有很多特别讨厌的人,尤其是有组织的水军,想掌握话语权;饭否则干净得多。尽管饭否冷清了,但它也在扩大,每天老黑都会增加十几个粉丝。

饭否现在是独立的公司。除了中国经济网,饭否还获得了松禾资本1000万元的投资。“VC是不考虑感情的,他们考虑到和移动互联网结合,饭否是有发展空间的。”王兴说。现在,他仍在参与饭否的事务,但不再具体负责。

我问王兴,饭否办公室的空座怎么办?他回答,将来会坐满的。“我很幸运,生在中国,生在这个时代。如果早生30年,我能参与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不是生在中国,而是利比亚、刚果,那也不一样了。我很庆幸生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内心的想法,不是装的。没有什么不值得乐观的,这很简单:有事做、有希望、有人爱。”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这次有戏了

在美团的办公室,一个个的小格子间插着一面面小旗子,上面是一个个地名:大连、沈阳、长春……更吸引人目光的是,一面墙前立着长约四米宽约四米的展板,展板上绘着中国地图,相对应的城市贴着写着地名的红色方块纸: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美团每在一地开设分部,就在地图上贴上这么一张小纸条,华北、华东地区纸条数量最为密集。

截至2011年6月2日,美团已在全国开了近100家分部。由于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成绩不理想,撤掉了当地的分部,现还有80家左右。

王兴公开陈述的商业理论有两套,一套是互联网有四大类应用:资讯、社交、娱乐、商务。SNS在这四大类分别产生影响:tter对应资讯,Facebook对应社交,偷菜对应娱乐,团购正好对应商务。

另一套是金字塔理论:互联网营销的发展模式,第一阶段是门户网站,赢利模式是展示广告,目标客户是能够投放昂贵广告的大企业。第二阶段是搜索引擎,服务中小型企业,只要你有几万块钱就能买关键词,做广告,一下子将投放门槛降低了很多,精准度也高了很多。第三阶段就是团购,通过交易来对消费者进行更精准的推广,服务的商家都是本地的小型企业。这构成了金字塔,塔基是团购服务的商家,塔尖是门户服务的商家,中间是搜索引擎服务的商家。

2010年,美团获得红杉千万美元投资。是年,团购成为互联网最火的商业模式,大笔资金蜂拥而入。2011年,不管我在北京的街头,还是在杭州的街头,不管是在公交车站台广告上,还是在地铁上的移动数字电视上,团购的广告铺天盖地,拉手网、团宝网、大众点评网……

与其他团购网站融资之后大量砸钱做线下广告不同,美团着重做的是网络传播。王兴没有背离他的理论,团购是SNS影响商务的模式:“我们很多信息传播是通过口碑传播、通过社交媒体来发生的。”据他介绍,美团的会员70%是通过朋友介绍加入的。“我们和其他团购网站差别很大,找什么样的商家、提交什么方案、使用什么样方式呈现。就像你写文章一样,但文字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美团一上线,王兴就感觉到“井喷”的快感。这也意味着快速扩张的美团,对这个从未管理过这么多人的年轻CEO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的创业伙伴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赖斌强和王慧文关掉自己的淘房网后,来到美团和王兴一块儿干。“相对于之前的迷茫来讲,我宁愿选择这种压力。迷茫就很无助,用拳头打墙壁一样难受。压力来自于执行力的知识不足,同时也是促进我们进步的重要动力。”赖斌强说。

王兴不断地和不同的人聊天,他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的前COO(首席运营官)都交流过,这些COO经历了公司的创业期、高速增长期以及上市期。他还求助于书本,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斯、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都是他学习的对象。

他认为CEO的职责是三件事:第一,设定公司目标和总体战略,并确保传达给执行相关者。第二,招募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第三,确保公司有足够现金。“其他事情都应该找最专业的、最好的人来做。”王兴说。

在杨锦方的眼里,王兴是一个出色的CEO,战略眼光很精准。杨锦方曾在Oracle(甲骨文,全球最大的信息管理软件及服务供应商)工作过。Oracle的CEO拉里·埃里森就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人。1976年,埃里森意识到关系型数据库是数据库发展史的转折点,他抓住这个机会,让Oracle成长为让IBM头痛的对手。“做CEO的人很多,能够这么看问题的,就一个。CEO就是作决策,领导大家往正确方向走,下面有个执行力强的团队。”杨锦方说。

美团推出逾期不消费退款的条款,是王兴作的决策。之前,很多消费者在团购网购买了服务产品,但没有去店里消费。这部分钱就转为团购网站的利润。王兴逾期不消费退款的决策,改变了团购行业的规则。其他团购网站纷纷跟进。“这就是眼光的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发现这一个点交给行业带来的改变。”杨锦方说。

第九篇 王兴:富二代创业记 他为什么总是第一个?

更能体现王兴战略眼光的是他的三次踩准行业热点,从校内网到饭否网再到美团网,他都做了引领行业潮流的第一人。不同的人,评价王兴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聪明”这个词。王兴的脑门比常人宽得多,据说这是聪明的象征。他可能是中国最具有天分的创业者之一,学习能力强,眼光敏锐,执行力也强。我问王兴为何总是引领创业潮流,他回答:“我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说:“我正在做很有趣的事情。”小学时他曾和同学去爬火车,老师问他们怎么这么顽皮,他回答:“我们在研究蒸汽机。”“他对新事物感兴趣,他对感兴趣的东西喜欢思考。”王兴的小学同学陈伟山说。

在赖斌强的眼里,王兴的三次第一,绝非偶然。“他发掘能力很强,常常一个浏览器开上几十个国外的科技网站,所以他总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技术。同时,他能干。有些科技博客博主看到了未来,但光评论,不动手。王兴有动手能力,身边有人,能马上去做。”

王兴对细节的把握非常强。“同样画一个东西,他就能比别人做得好。”赖斌强说,“校内网出来以后,两三个月就有类似的网站出来。不论从功能上还是细节上,校内网都比其他网站好。”做网站一个页面10个按钮,王兴会告诉员工右对齐比中间对齐好,如果员工不信,他会找出一堆文章来论证这件事。

在他的创业伙伴与员工的眼里,他不是一个严厉、霸道的人。虽然初次见面的人容易觉得他不太好沟通,但实际上他很nice。他比较坚持,只要有足够的理由就能说服他,又不会很固执。同时他是苛刻的,追求完美的,他不会骂人,但要得到他的赞许很难。他始终给人一种压力,你必须跟顶级的东西看齐。

他是典型的“极客”,浸淫互联网多年,也对自己的产品体验至深。他去珠峰,一路行程通过饭否发布出来;他聚会的时候,会将周围的人手机借来发消息到饭否,对比不同型号手机在饭否上的效果。他在美团上消费,亲身体验后,增加了美团网短信评价的功能。用户消费之后,可以通过短信来点评这次消费。逾期不消费退款的条款也是他有了体验之后提出来的。

“发现眼光、执行力、细节,决定了他能很快冲出去,百米赛跑起跑中他跑得很好。”赖斌强说。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孙谦谈及王兴为何先知先觉,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非常聪明;第二,他对互联网有很强的好奇心;第三,他对互联网比较敏感,他在里面浸泡的时间很长,从2000年就非常着迷,看各种新公司、商业模式。有一本中文名叫《异类》的书,提到一些人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在这个行当泡的时间超过一万个小时。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会触类旁通,比一般人更敏感。比如巴菲特为何比一般人的投资成功,因为他从小对投资比别人感兴趣。”

“和国内其他人相比,王兴的眼光是全球性的,他不是紧盯着中国,也没心思跟着中国已有的。他学有潜力的、有未来的。这是他的长项,也是他的短处。长处是善于发现具有巨大潜力的新东西;短处是对新东西没有二次创新。但他能发现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已经非常难得了,其间他看了几百个公司、几百个模式,才筛选出这个东西。”谢文说。

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前《创业家》杂志主编申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王兴知道美国有什么,并能看出这在中国是否有市场,这是他的优势,但我们希望他能作出更多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王慧文告诉我,当年,他们的美国投资人在拜访腾讯、千橡等公司之后对校内网的未来感到忧虑,打了退堂鼓。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假想中的腾讯、千橡是如何张牙舞爪地吓唬投资人的。我忍不住笑起来。

在中国,“创新”前面加了一个“微”,变成了流行的“微创新”概念。多数时候,它只是“抄袭+改良”的遮羞布罢了。小公司指责大公司山寨他们,让小公司没有活路;但是,放眼望去,小公司的创新多半也能在国外找到相对应的原版。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尴尬:为什么中国出不了Facebook?

谢文认为陈一舟收购校内网之后,急于做收入,急于上市融资,没有将校内网往平台打造。它学开心网,急于做应用,讨好身为年轻人的核心用户,以娱乐为主。等它向全社会开放的时候,已经没人认同了。“人人就是个社交娱乐网,赚了点钱,没有了后劲,离Facebook越来越远了。”

这个始终严厉批判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的创新意识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创业者过于实用主义,追求短、平、快,哪个产品火就做哪个,缺乏Facebook的创新意识和颠覆意识。

“国内的SNS做得有好有坏,但离Facebook差距太远了。一方面,国内有QQ,抢占了不少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与美国整体差距挺大的。做一个顶级公司,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团队能搞定的。从IBM、微软、Google到Facebook,是四代顶尖It公司。做到这个程度,不是个人和团队的努力,而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水平的体现。差距是全方位的,如果我做,我也做不到Facebook那级别。像百度在中国很牛,但和Google不是一个量级的。”王兴说。

2011年春节,王兴去美国姐姐家过节。他姐姐也是软件工程师,在硅谷安了家。这一次硅谷之旅,对王兴冲击很大。“硅谷真的相信科技改变世界,他们已经走出了It的圈子,生命科学、能源等都冲到了前沿。硅谷有个民营公司做火箭发射,做了八九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将15亿美元的合同交给了这家公司。为什么发射火箭一定要让政府干?他们真的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一位Facebook的普通员工带着他参观了公司的里里外外。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Facebook,王兴感受到了优秀工程师和普通工程师的巨大差距。Facebook大概有500名工程师,大概十来名工程师管理着图片应用的十万台服务器,Facebook用户每天上传上亿张照片。“在中国拥有500名以上工程师的公司太多了,但工作效率没法跟美国比。”王兴说。在Facebook,他听到这一句话:好的工程师和差的工程师,差距是10万倍。这让他感到震惊,他以为觉得是10倍甚至100倍的差距。

自2006年在美国投资人那里融资失败后,他再也没找过美国投资人。这次硅谷之旅,他见了美国一批顶级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不仅关注财务回报,还关注是否能够改变世界。“我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我们注定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在别的世界里,所以我们做好事情,改变世界,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像云计算这样根本的变革,国内外的差距如同100多年前外国有蒸汽机中国没有的差距。他为此着急。

在他眼里,国内的创业环境正变得更好,“各个角落都在改善,融资也更容易了,VC更多了,天使投资也更多了”。对于国内时时刻刻在提的“创新”,他认为“创新很难直接鼓励,只能鼓励尝试,甚至鼓励失败”。

在谢文眼里,王兴是这一代年轻人出类拔萃的代表。同龄的创业者里,他认为豆瓣的杨勃、Discuz!的戴志康,与王兴一样,有理想、有创新精神、有强烈的追求,品质不错,正是他理想中的年轻人。

2011年上半年美团每个月的收入都有七八千万元。王兴说,下半年增速会更快。这个小学时候就觉得自己当校长能做得更好的年轻人,这个始终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年轻人,这个被视做理想的年轻人的代表的创业者,现在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接下来的问题是,等美团成功之后,他会在创业的路上走得更远吗?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引子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30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史兆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普通果农。

五月的阳光灼烧着黄土高原。灰黄的泥土轻轻一捏就变成纷纷洒洒的干粉。50岁的史兆兰正在自家的苹果园里仔细巡视每棵苹果树,若果树树皮有腐烂的地方,他得用小刀刮掉,并涂上防治果树腐烂病的药。

他穿着洗得起了球的、印着“基尔乐饲料”的红色t恤和卡其色的裤子,脚上踩着沾满黄土的黑色敞口布鞋。高原上暴烈的阳光和常年的田间劳作,让他肤色呈现泛红的古铜色。他头发花白,根根冲着天,脖子上绷着几条凸起的青筋;下垂的眼角透着隐隐的愁苦。

这是一棵主干只有齐胸口高的苹果树,向四面横逸出五六根碗口粗的分枝。史兆兰攀着一根高过头顶的树枝,抬高腿,一脚踩在齐腰高的横枝上,使劲一蹬,跃上了苹果树。他的右腿伸直,抵着主干与横枝分叉的地方,稳住身体重心。他弯着左腿,蹲伏在树枝上,小心翼翼地拨开树叶。他的右手戴着已经磨出好几个窟窿的白色棉纱线手套,拿着镶着木头把柄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刮去黑色的腐烂树皮,直至露出黄褐色的树干来,再用小刷子涂上药水。

每天早晨六点,他来到这个位于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高村乡高村的苹果园开始劳作,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再回家吃饭。下午四点,他继续在果园工作到七点。这个年产量3.5万千斤的苹果园,全年就靠着史兆兰夫妇俩打理。

1987年起,高村的农民开始种植苹果。当地天太旱,一亩土地才出产小麦几十斤。种粮食靠老天,老天不下雨就没指望了。史兆兰家的苹果是1993年种下的,三年挂果,第四年开始有收成。

史兆兰算了一笔账,水两元一立方,一亩地一次浇水要120立方水,一年浇三次水,每年每亩地浇水费用720元。另外,每亩地化肥、农药费用是400元,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亩苹果地的成本约1300元,收入约四千多元。史兆兰家的果园七亩地,年毛收入是三万多元,利润大概是两万元(不算人工费)。

他的儿子在运城一家印刷厂打工,一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史兆兰是家里的经济支柱。2010年他养了五六十头猪,赚了1000元。但喂猪要看运气,2009年他养的猪得了口蹄疫,死了不少。地里没活的时候,他还外出打零工。

万荣县总共种植了70万亩苹果,绝大多数种植户都是像史兆兰这样的农民。2005年前,万荣县50万亩苹果找不到销路,最低卖到五六分钱一斤,堆积如山的苹果烂在地里了。

2005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汇源在万荣投厂。史兆兰,一个普通的果农,命运因另一名从沂蒙山区走出的农民企业家而改变。他的3.5万千斤苹果,有一万多斤红富士鲜果以1.3元一斤左右的价格卖给了水果商,剩余的两万斤秦冠、花冠等口感差一点的苹果卖给了汇源,大约七毛钱一斤。“有一个保底的价,不愁卖不出去。”史兆兰说。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梦命运的巨变

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顺义汇源总部的一间会客室里,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接受了我的采访。会客室铺着浅褐色的编织地毯,摆放着灰色布艺沙发,上面罩着印有“汇源”红色LOGO的白色沙发罩——这透着一股浓浓的20世纪80年代的味儿。茶几上摆放着汇源各式低浓度果汁产品,旁边竖着巴掌大的告示牌:“开启喝完是喜欢,剩余带走是珍惜”。汇源的员工告诉我,这告示牌的摆放是朱新礼的命令,汇源任何部门都如此执行。墙上挂着一幅祝贺汇源集团成立十三周年的匾额,落款是“中共万荣县委员会、万荣县人民政府”。

朱新礼穿着灰黑西装、浅蓝衬衣,斜倚在沙发上。他面相和善,在三个多小时的交流里,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时候,他的脸一下子拉长,紧闭着嘴,腮帮子也绷紧了。自商务部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叫停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之后,一心想做上游产业的汇源无奈调头,一口气招聘了数千名退役军人做销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销售系统。虽然重做下游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汇源布局上游产业一直马不停蹄,除了水果种植,朱新礼还盯上了有机农业。汇源在密云建成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又与山东省德州市政府合作,建设1万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说:“汇源现在处于圈地阶段,其上市所做的饮料生产在集团中只占其业务一部分。”朱新礼预计需要30亿到50亿元来做有机农业,“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去做有机农业,股东的钱只能做果汁”。

从果汁到有机农业,朱新礼始终与中国的农业紧密相连。30年前,正是国家政策这一只巨手,让朱新礼这个沂蒙山区的农民命运发生了巨变。从济南出发,经G2京沪高速及G22青兰高速往东,转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车程约180公里。车窗外,迅速闪过的,除了苹果树还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

这是朱新礼的老家。与如今国道、省道、乡道密密铺陈于中国大地,连通起一张主动脉、毛细血管齐全的公路网不同,在朱新礼的童年时代及青年时代,东里镇一直是个四不靠的村。这里是沂蒙山区腹地,离每个县城都有数十公里,封闭落后,靠天吃饭。

汇源将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礼的老家东里镇东里东村,在那里建了一个乳品饮料加工厂。厂坐落在山脚下,沿着红砖砌成的围墙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围墙内停靠着八排七列共56辆整装待发的运货车。朱新礼的老家就在这山上,离厂房只有200米,俯视整个工厂。

沿着上山的羊肠小道,我寻找朱新礼的老屋。石块与黄泥砌成的农舍三三两两地散落于山间,路上不见人影,只闻恶狗狂吠。幸寻得一位八十多岁老太太给我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间屋,黄褐色的石块砌成,屋顶铺着红瓦,木条镶成的门框歪歪斜斜的。

1952年,朱新礼出生于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离别故乡。他的母亲生了六个儿子,他排行老二。在朱新礼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种田园山水的诗意,难掩当年中国农民生存条件的严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组织生产,东里镇只种玉米、地瓜、小麦。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中国暴发大面积的饥荒,饿殍遍野。朱新礼保留了大饥荒的记忆,他记得身边很多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子,饿得眼睛都浮肿了。他曾跟首钢老总朱继民聊天,后者的一个姐姐就是活活饿死的。

他家算是在饥荒里挨得过去的。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读过私塾,颇比普通农民有远见。在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丰收年,他父亲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开荒,从秋天开始动手,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挖土,将房子四周刨出像战壕一样的深沟,又从山下挑来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沟里,再铺上一层积攒的鸡粪、羊粪。一层土一层粪,如此交叠。好处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让土壤保持疏松,还多了很多有机肥料。来年春天,栽上南瓜。到当年秋天南瓜成熟的时候,一个就有几十斤重。摘下来,放在屋子里。只要保持通风,不冻着,南瓜能够贮藏很久。满满一屋子的南瓜,让朱家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能挨过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它救了中国农民的命。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改革。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敬学认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学者划分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产品从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同时,相对城市人口收入来讲,农民收入在这一时期是增长最快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中国农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勤劳、能干,大量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乡镇企业小巧灵活,如同水蛇在国企那些庞大笨重的乌龟身边游动穿梭,抢占了不少市场。在8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即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自新中国成立后,东里村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当起了村支书。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了一番规划。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焐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外面世界的富裕震动了这些未走出过沂蒙山的农民。之后,朱新礼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户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从村支书到果汁大王(李志刚拍自朱新礼办公室)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1000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除了40户葡萄种植专业户之外,其余七百多户人家的劳动力由这些工厂消化。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四百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500斤面粉。

谈起当年,朱新礼兴奋难抑,感慨万千,他提到温元凯——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位风云人物,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所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礼这批青年里传递,他们如饥似渴地从文章里汲取思想与信念。“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解放了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际一直在解放生产力。”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创业就是战斗英雄”

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那些我所见过的位于CBD、中关村豪华气派的写字楼,与汇源总部一比,空间都显得太逼仄。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2000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会展中心的风格则截然相反,一眼就能看出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都强调着这栋建筑的威严、庄重。会展中心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16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隆隆,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他没当过兵,这是他的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因为“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到好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进行激辩。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因而,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多数人仍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的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和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英雄主义的浪漫激情鼓荡于他心中,他主动要求去县里最差的企业。管工业的县长列了一串名单,他挑了最差的一个——水果罐头加工厂,即汇源的前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果难一直是个问题。从跑水果运输开始,朱新礼就目睹了无数水果烂在山里、树上。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于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已三年没开工了,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多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元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朱新礼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150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一样,“光想着媳妇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要求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立即出现大量的三角债。汇源有2000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吸引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

那时,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又做得了多少呢?”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卖果难”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做果汁,看运城。

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运城市,面积一万四千余平方公里,集中了汇源、海升、中鲁、安德利等十家果汁加工厂。

2005年,在运城下属的万荣县果园核心区,汇源投资了一个每天加工能力为2000吨的浓缩果汁加工厂。万荣县共种植了70万亩果树,早年有50万亩找不到销路,农民把苹果倒在了路边。当地县长找上朱新礼,接连登门拜访八次,最后一次他送来了万荣的苹果,上面有字“向朱新礼总裁致敬,万荣人民欢迎你”。这是在苹果套袋的时候,特意给苹果套上剪有字样的袋子,经日光照射,自然形成的。

招商引资,对于很多基层的县市来讲,是政府工作重点,有时候一个知名企业的落脚能够改变这个县城的经济面貌。有时候他们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汇源就吃过亏。曾经有某个县假报当地水果种植面积达多少万亩,汇源花了几个亿投资,结果一开工,一个星期水果就没了。汇源连着亏了八年,这八年还买来苗子送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种。这个厂现在才刚刚好转。调查是朱新礼亲自去的,他记得冒着雨去橙子园调查,结果那地方就一个橙子园。

万荣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朱新礼,他也确实调查到万荣苹果产量的真实性。第一期工程投资两亿元,2005年6月开始建厂,2006年即开始生产。万荣工厂书记孙世增是当地人,他记得2005年前苹果只有五六分钱一斤,好苹果两三毛一斤。2006年苹果收购价格就升到三四毛,然后再涨到五毛钱。

自运城沿着233省道一路向北,经50公里便到了万荣。灰色的水泥公路将一望无际的苹果林劈成两半。在万荣县,汇源有五个合作的苹果园基地,种植面积共19.6万亩,预计年产量37万吨。基地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农户按村、按地块分编号种植,有专门的植保管理员监督,使用肥料与农药都需要记录。汇源拒绝收购基地外的苹果。

高村是汇源在万荣的一号基地。高村有人口两千三四百,果树是村民的主业。平均家庭收入三万元左右,好一点的家庭一年收入五六万元。有一户果农家里地多、人多,舍得投入,打了深井牵了管道安上水龙头浇灌,年收入达十几万元。

38岁的史中山不爱种果树,基本在外面做修路的活。他的妻子在家种苹果,家里共十二三亩地,亩产四五千斤,口感较差的秦冠就卖给汇源,大概七八角一斤。红富士可以鲜吃,价格高一点。“如果都是百万富翁,谁愿意种田呢?种苹果比较可靠,在外打工不可靠,老板跑了的话就拿不到工钱。”史中山说。

高村1985年才实行分田到户。一开始分田后,家家种小麦,穷得叮当响。1987年,有些人家就开始种苹果树,种得早的就发财了。红富士1995年曾经卖到三元一斤。现在大概1.3元一斤。

现在高村的人基本不住窑洞了,窑洞都用来贮藏苹果。村里五百多户人家,每年都有三十多户盖新房,再过个三五年,基本上家家都会住新房。在修新房的时候,他们会在院子里挖地窖。从地面经一条深约两米的竖井下去,就看见长15米、宽4米、高5米的地窖。墙壁用砖砌成,上面是拱形穹顶。果农每年11月采摘苹果,用保鲜袋装好,放到地窖里,能储藏至次年的四五月份。每个地窖可储藏40吨苹果。

史致康是高村果农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不种苹果,专门把果农组织起来收购他们的苹果,再卖给汇源。他的穿着相对史兆兰他们更考究一点,穿着白色衬衫、深灰西裤。2008年他在村里买了房,花了13万元。房子大门用棕红瓷砖贴面,三米多高,嵌着匾额“福海金涛”,两扇门是仿古的,漆成大红,上面嵌着黄澄澄的铜钉,以及黄澄澄的做成狮子头的铜门环。整个房子透着一股大红大金的喜庆的艳俗。

1989年,史致康初中毕业之后,就在河津市(运城下属县级市)打工,辛苦了一年没有拿到钱。后来回到村里打工,一天工钱三五元。他父亲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帮外来的水果商做信息员,当中介,帮他们收购水果。后来,在路上因意外事故而去世。在史致康父亲做信息员那两三年,家里每年有一万元多的收入。在父亲去世后,史致康接手了水果生意,最远曾押运苹果到湖南衡阳。有一次收购价1.4元一斤,但运到岳阳只卖了四五毛钱,一车苹果亏了两万多元。2003年,史致康开始给果汁厂送货,最早是给陕西一家果汁厂,第二年给运城另一家果汁厂送苹果。2006年,他开始给汇源送货。

现在万荣不存在卖果难的问题了,因为方圆100公里内有近十家果汁加工厂,汇源和其他厂一样,存在收果比较难的问题。但汇源优势比较大,建在万荣核心果园区,同等价格果农更愿意卖给汇源。汇源不欠款,口碑比较好。2011年3月,汇源就把史致康的账全结了,有一家工厂到5月还没有结账。另外,汇源做内销,果农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也给了果农安全感。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十年后谁种地?”

汇源常务副总裁赵金林曾去安徽砀山调查,当地有几十万亩的梨,一名果农管一两亩地。赵金林去的时候正赶上水灾,单兵作战的果农根本无法为果园提供防洪、排涝的资金和设备,眼看着水果烂了。“包产到户作为阶段性政策是可以的,长时间不行,抵御不了风险。”赵金林说。

目前,汇源与果农合作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到水果收获季节,技术人员直接到果园验收;第二种是与果农签保护协议,果农按照汇源的要求种植、管理,汇源负责收购,有一个最低保护价——万荣即属于这种;第三种是汇源直接向果农提供苗木、技术以及田间管理,这是汇源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重庆市万州区,汇源即建立了一个无公害的柑橘苗木示范基地。柑橘的苗木从国外引进,以六元一棵的价格卖给果农,到柑橘成熟季节,汇源再收购加工。

西起重庆市江津区,东至三峡之末湖北宜昌,这一片三峡库区被划作三峡库区优质柑橘产业带,汇源在库区拥有3万亩柑橘示范园。万州就藏在三峡库区腹心,在长江边上,大巴山、巫山山脉绵延起伏。层层叠叠的柑橘林密布于丘陵,灰砖砌成的农舍偶尔在密林的空隙闪过。

2002年,汇源在重庆万州建成一个年产30万吨的果汁加工厂。中国柑橘研究所前所长、现重庆柑橘产业化有限公司首席顾问沈兆敏教授一开始建议先建原料基地、后建加工厂。朱新礼说,建10万吨也是建,20万吨也是建,30万吨也是建。我要建就建30万吨。沈兆敏问他,这样投资是不是太大,太浪费了?朱新礼回答:浪费?要是加工的时候生产能力赶不上,怎么办?沈兆敏一下子觉得这是个做大事的人。朱新礼另有想法,先超前建厂,让果农放心去种柑橘,不愁销路。但2010年,因全国性水果价格上涨,汇源万州工厂也面临水果收购难的问题。

在万州区甘宁镇牌楼村果园基地,沈兆敏站在山坡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果树,感慨万千:这里以前全是一片荒坡,引来水、修了路、种下树。每逢开花的时候,都能闻到橘子的香味。到十月月底,果实成熟的时候,一片金黄。他常去村里指导种植果树,与农民和果树感情都很深,有些村子会把第一个摘下来的橘子特意留给他。2006年,重庆遇上百年一遇的大旱,持续100天没下雨。他在家里睡觉,都盼着下雨,“水果、水果,得要水呀,没有水得死啊。”下雷阵雨的那天,他正躺在床上,听见屋外风声雨声,一跃而起,往窗外眺望大雨,激动得连眼泪都下来了。

万州区高粱镇新店村支书万久明,大学毕业,拥有建筑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在外工作20年后回到家乡新店村当村支书,月工资600元,基本上是倒贴。因为他在外有公司股份,加上在建筑工程担任总工有薪酬,还有一些房产出租,能够补贴生活。他告诉我,看到家乡几十年没有变化,想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为家乡做一些事。

汇源在新店村租赁了一千多亩土地,用于种植柑橘,租金一百多万元。另外,万久明要求汇源就近雇用务工果农。基本上村里没有外出打工的人,都是因文化和年龄限制,在外面干不了活。在高峰期,汇源果园每天雇用两百人左右;低谷期,也有五十人以上。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新店村不足八分地。目前,新店村种田的人基本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壮劳力基本外出务工。最初,汇源租赁土地,涉及15个生产小队的土地。农民不干,天天吵,天天闹,一个生产队至少开上30次会才通过。因为种田的基本上是老人,土地是他们的保障,万一汇源垮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新店村农村户口6773人,1171个60岁以上的人。每月开会,万久明就看到下面一半以上是老人:“有时候我想都不敢想,以后的农业该怎么发展?”

四五十岁的村民,在外面打工,见过了世面,他们对种田没有多大的兴趣了,看到了城市的变革和发展之后,就问为什么我们村不这么做?二三十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基本都跟着父辈在外务工,什么叫种田他们都不知道。至于十多岁的青少年,文化结构基本都是初中、高中以上,能写能读。现在汇源在新店村租赁土地,再也不见之前吵架打架的现象,不用开会通知,带上合同挨家挨户签字就行了。

万久明开会的时候常问一句话:“十年后谁来种田?”基本上没人能回答,来开会的基本是50岁以上的人。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要打造新的农业结构,让你的子孙万代都觉得这是个好地方,这才能留住人。

万久明认为,汇源的来到让农民们意识到流转土地的好处,并且解决了当地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他给我算账,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在外已经无法挣钱了。但在当地,除了收土地租金以外,还可以给汇源打工,做拔草、打药的工作,日薪25元,一个月做25天,做10个月,能挣上6250元。

万州是三峡移民最多的地方,动态移民26.3万人,占据三峡库区五分之一的移民量。万州甘宁镇牌楼村村民伏德清即是三峡移民。175米水线以下的就要搬迁,他家在148米,老家全淹完了。2001年,他移民至牌楼村。国家共给了五万元,买房子花了两万元。每月每人有660元移民补助,夫妇两人共1320元。

伏德清在汇源果园打工有五六个年头了,通常早晨五点起床,七点到果园打农药、修枝、锄草,中午休息,下午三点到七点继续干活,一年工资大约一万元。另外有几分菜地,满足日常生活;喂了两头猪,一年吃一头,卖一头。毛猪七元一斤,一般一头猪有250斤。刨开各种开支,他每年能存下两万元。

移民到牌楼村十年,伏德清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老家。他的老家在长江南岸,距现在居住地二十多公里,需从大溪渡口坐小船过去。他曾和儿子回老家,他说:我又回家了。他的家已经在江水下。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儒家文化与乡土情怀

汇源上市的部分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尽管在高浓度果汁占据了52%的市场份额,但是在低浓度果汁这一块市场,汇源并不擅长,不过占据6%~7%的市场份额。万荣、万州等地的果园基地,以及密云有机农业基地,都属于汇源集团未上市的部分。对于朱新礼来讲,他更希望做产业的上游供应商。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牵涉上百亿元资金的产业,更符合这位喜欢宏大场面,又有乡土情怀的涉农企业家的梦想。

几年前,他打算将汇源上市部分卖给可口可乐。众所周知,2009年3月,商务部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叫停了“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

朱新礼在并购案中,说了一句著名的“卖猪论”:企业要当儿子来养,当猪来卖。这句话是他在广州上培训班时,一位教授讲的。那位教授说,中国创业的人,总是把企业当儿子,最后再当老子。创业人死了,企业也死了,很不懂得把这个企业当成一种商品,在交易中创造更多的价值。

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里,我唯一见到笑呵呵的朱新礼变脸,就是谈到“卖猪论”。他拉长了脸,笑容瞬间被抹去。他用冷嘲的语气提及抨击卖猪论的专家:“这种人我觉得很可笑。但不要和他理论,理论的话我觉得自己丢人。”

他觉得只有农民才会明白农民对猪的感情、猪对农民的意义。他记得家里父亲喂猪的时候,伺候那个猪比照顾儿子还好。父亲每次都亲自喂猪,看着猪吃得欢,站在一边就高兴。儿子吃饭,父亲肯定不会亲自喂。

并购被叫停,对汇源是次伤筋动骨的打击。员工士气低落,可口可乐提高工资的承诺化为泡影,有些人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期权也没了。汇源解散的营销体系又要重建。但是朱新礼仍没放弃上游产业的梦想,甚至进军有机农业。

农村、农业、农民,是朱新礼心头一抹挥不去的故乡的影子。我询问他有关外资企业在中国农业的投资,他回答:“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农村里出来的,对中国的农村农业非常熟悉,熟悉就有感情。这和外资不一样,他们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投资农业周期长风险大,所以他们对农业这一块还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觉得,外资对农民有一点惧怕,感觉很难组织。实际错了,中国的农民,只要你帮他,不和他们抢利益,非常好相处。”

他本性里有儒家文化做底子,又受到中国乡族传统观念的熏陶。

朱新礼的父亲原名朱世智,他那一辈的兄弟都按照仁义礼智信排序取名的。新中国成立后,朱父改名为“朱世庆”。朱世庆少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朱家院子里挂满了给村民写的对联。朱新礼小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消遣,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生产队里的人都上朱家,围着朱世庆坐上满满一圈。朱世庆就讲故事,讲孔融让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朱新礼也坐在一边听。他家的教育非常传统,家里来客人应该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要求严格。在路上见到老人,应该站到路边,让老人过去再走。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朱新礼,用人第一条,孝敬父母,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他不跟你玩。他认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谁敢和你共事。汇源的多名员工均告诉我,每年春节都有老人奖。有父母的人发500元现金和价值300元的果汁,如果父母不在,就发给岳家(婆家)。他要求员工交回寄钱寄货的回执。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乡亲父老是一个整体。富甲一方,即意味着泽被一方的责任。同村、同乡、同族,这是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坚固纽带。朱新礼先是捐献200万元给东里村修新房、新路,后又捐献1000万元给东里村(700万元给东里东村,300万元给东里西村)支持新农村建设。村里的水泥路都是他修的。东里东村81岁的王京法当年曾和朱新礼一起共事,王京法说:“他(朱新礼)从老家发迹了,没有忘记老家。”

如果“族”还存在的话,朱新礼将是一名“族长”,是整个族里掌握最高权威的大家长。事实上,他就是汇源的大家长。他事无巨细地管理着整个公司,巡视下面分公司,会如同家里老人一般与员工唠嗑,问一些“家是哪儿的,在哪个学校毕业的,结婚没有,老婆是干什么的,孩子多大了,在哪儿上学”的家长里短。他既管着汇源数十亿元资金的集团战略,又管着招待客人的果汁浪费没浪费的问题,连员工搬新房同事祝贺乔迁之喜他都要规定不许送礼。他的大家长作风,也注定了汇源的管理文化具有“骂你才是信任你的”的成分。赵金林刚来的时候,常遭到朱新礼指名道姓的批评,觉得脸上挂不住,但后来习惯了,觉得应该这样。他说,尽管朱总常生气、发火,但从不记仇,说完就过去了。对于下面的员工来讲,有时候老总不批评了反而是边缘化的迹象。原先有个厂长就问:朱总好久没批我了,是不是对我有看法?后来这人离开了汇源。

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大大农业的梦

朱新礼是如此传统的人,很难割舍他的出身,也难抹掉时代对他的影响。“我的父亲追求安全第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村里曾被日本人35架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在兵荒马乱里不要被日本飞机炸死成为第一的追求。我那时候,能上学能吃饱饭是第一的追求。很幸运,后来有了小平南巡,我有了显示自己价值的机会。”朱新礼说。他的价值追求,就是大农业。

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农业是落后的,由于机制的问题,让千家万户农民单兵作战,无力搞科技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面临贫困的压力,让造假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几年国内屡屡爆发食品安全问题,蒙牛、伊利、双汇等数一数二的企业都牵涉进去,源头来自于散户提供的产品不合格。“五亿农民你不能拿五亿的执法部队去管,你一个人盯一个人,你盯不过来的,这个管理成本太高了。”

他投入的有机农业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做果业的时候,汇源的员工遭遇过这样的问题:汇源与果农签订合同,交付定金后。到了收购季节,因部分中间商收购价格更高一点,果农直接反悔,卖给中间商,而不履行与汇源的合同,将定金退回。

在万州,他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汇源租地建果园,雇请当地农民当工人。

汇源在密云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也采取了这种形式。进入汇源密云基地大门后,汽车开在一条笔直的水泥公路上,两侧是蒙着薄膜的大棚或者玻璃大棚,再远处是山,偶尔见到保安在路边晃悠。我疑惑不见其他车辆,同行的员工告诉我,这条十公里长的公路是汇源专属公路,连山也属于汇源。我目力所及,都是汇源的地盘。

原先这里是废弃的砖厂。砖厂不种地,土地没有施过化肥。汇源把这块地买了下来,还买了村民的地,果树另计费。当地农民被招工进来,成汇源职工,基本工资是1200元,另有加班费等,一个月到手一千七八百元。

有机农业成本极高,首先不用化肥,果树、蔬菜自然成长,成长期长、产量低,施化肥的桃树三年挂果,有机的得等四年。施化肥的蔬菜一个大棚能产万斤,有机则只有五六千斤。其次,只用生物制成的有机农药,效用有限。打普通农药,一小时病虫就掉干净,有机农药还得等病虫吃到带农药的叶子才能掉下去。有些病虫害目前技术受限,为了避免传染,只能毁掉整个大棚的菜。“就跟养个狗、猫,突然生病没了一样,心里完全不是滋味。毁掉大棚,是情感与理智的煎熬。”密云汇源基地负责人李同伟说。

这里的有机蔬菜,售价15元一斤,通过“城市梦想农庄俱乐部”这一渠道,配送到别墅区、高级公寓的住户。另外,还直接与一些大公司合作,提供给他们的员工食堂。

1993年,因通货膨胀的缘故,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这激发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稳步增长,1998年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产量达411公斤。但接下来因为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甚至收购价低于成本价。吴敬学说,当时计算过,种一亩小麦要亏100元钱。1998年之后,粮食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33公斤。为着粮食安全问题,自2004年起,政府连续出台一号文件。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才超过1998年51230万吨的水平。

由于CPI指数的上涨,今年农产品价格持续创近几年的历史新高。2011年6月下旬,猪后腿肉价格达30.58元/公斤。吴敬学说:“你不能完全靠提农产品价格来弥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民收入低还是劳动力生产率太低,没有实行规模化生产。”在他调研的黑龙江省,有农民经营一万亩的土地,年收入达二三百万元。

汇源密云基地果树大队队长代连生,是当地农民。他拥有一片李子林,十多亩地。在汇源上班之后,他仍然在种地。他一个月工资收入是一千七八百元。我和他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十几亩地的收入有多少呢?

代:没我上班钱多。

我:那你还种它干吗?

代:那不行,我的地不能不种。

我:租给别人种呢?

代:家家都有地,租给谁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农民生产。

1983年,朱新礼当东里村村主任,从村民手中集中土地,交给专业户种植葡萄。

2003年,重庆万州新店村,汇源租赁农民土地做柑橘果园,为此村里连开30次会议,以说服农民。

2005年,山西运城万荣县,一些果农将土地租给了种植大户,自己外出打工。但是,土地不能卖,万一我儿子找我要土地怎么办呢?

从山东到北京再到重庆,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再到三峡腹地,汇源和中国农民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土地流转。

“你知道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朱新礼说。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认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才是未来的路。这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2008年的“一号文件”谈到了土地进一步合理、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问题,但这些年又淡化了。

吴敬学认为,中国农民的土地除了具有经济性以外,还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过去城乡之间保障体制存在很大的差异。除非中国建成全覆盖、无缝隙的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土地流转的顺畅。只有这个前提建立起来,才会实现大规模的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会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2011年6月,我去河北涞水县明义乡司徒村。从北京天桥车站出发,917公交车直达涞水县。县城四处大兴土木,崭新的电梯公寓拔地而起。楼盘广告的设计与北京的楼盘广告几无差别。从涞水县坐车坐上十多公里,即到了司徒村。远远看去,麦浪翻滚,一直延伸至低垂的天际线。走近一看,田地分割成长二十米、宽四五米的狭长条形,间隔地种着小麦、花生、土豆、草莓等,这些土地都分属不同的农户。有商贩来收购草莓,大的草莓两元一斤,小的草莓八毛钱一斤。这个村人均只有一亩二分地左右,村民种地能解决温饱问题,要盖新房子,过上好生活,还得到北京等大城市打工。

夕阳西下,司徒村的农民骑着自行车荷锄而归。一入夜,村子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在距离北京116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星光比灯光还多、还亮的村庄。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