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 - xp1024.com
《群山回唱》


正文 第一章

<em>也献给我父亲,他或会为此骄傲</em>

我将与你在那儿相会。

那好吧。你们想听故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但是就这一个。你俩谁都别让我多讲。很晚了,咱们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和我,帕丽。今天夜里你需要好好睡上一觉。你也是,阿卜杜拉。儿子,我和你妹妹出门的时候,就指望你了。你母亲也要指望你。那好,一个故事。听着,你俩好好听,别打断我。

从前那个时候,魔王、精灵和巨人还在大地上来来往往,有个名叫巴巴·阿尤布的农夫,和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村子叫马伊丹·萨卜兹。巴巴·阿尤布要养活一大家子,所以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每天从日出开始,一直忙活到日落,犁田,翻土,照料他那几棵瘦弱的开心果树,弓着腰,屈着背,样子就像他整天挥动的那把大镰刀。他两手长满了老茧,还常常流血,每天晚上,头一挨上枕头,他就昏昏睡去。

我得说,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马伊丹·萨卜兹的所有村民都过着苦日子。往北走,在山谷里,有些村庄要幸运一些,它们有果树,有鲜花,有清爽的空气,还有小溪,流着凉凉的、干干净净的水。马伊丹·萨卜兹的意思是碧野绿田,却是个荒凉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它的名字带给人的那种诗情画意。它位于一块地势浅平、浮土覆盖的旷野上,紧邻着连绵的山脉。风是热的,吹起尘土,直入人眼。找水是每天例行的战斗,因为村里的井水总是见底,就连那些深井也不例外。是的,是有条河,可村民们得长途跋涉,走上半天,才能走到河边,即使这样,河水也是一年到头,浑浊不堪。现在,经过了十年的大旱,河水也变浅了。咱们这么说吧,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要付出双份的辛苦,才能讨得半份的生活。

尽管如此,巴巴·阿尤布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家,他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爱他妻子,从来不抬高声音对她说话,更不用说把手抬高了。他重视妻子的意见,有她的陪伴,他真心觉得快乐。说起孩子,他也很有福气,就像一只手有五根指头,他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一个他都当成掌上明珠。女儿们恭顺,温良,既有好品性,也有好名声。对儿子,他教给他们诚实、勇敢、友善,以及努力工作,从不抱怨的重要性。他们像好儿子都会做的那样,听父亲的话,也帮他种庄稼。

虽说这五个孩子巴巴·阿尤布都爱,可到底有一个是他心里最喜欢的,那就是三岁的老幺卡伊斯。这小男孩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不管见到谁,都会用响亮的笑声把人家迷住。他也是那种生龙活虎的娃子,总是弄得别人筋疲力尽。他一学会走路,就高高兴兴地走个没完,只要醒着,就整天不停,可让人着急的是,后来他夜里睡着觉也走。梦游的时候,他会走出家里的土坯屋,远远地走进月夜里去。父母自然觉得担心。万一他掉到井里怎么办?走丢了怎么办?最糟的是被夜里潜伏在旷野上的野兽叼走。他们用了许多方子,可没一个管用。最后,巴巴·阿尤布发现,最好的办法往往也是最简单的:他从家里一只山羊的脖子上,解下一个小铃铛,把它系到卡伊斯的脖子上。这样一来,要是卡伊斯半夜起来,铃铛一响,就会把别人弄醒。过了一段时间,梦游停止了,可是卡伊斯喜欢上了铃铛,再也不肯和它分开。于是,尽管铃铛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用处,却还是系在这娃娃的脖子上。当巴巴·阿尤布干完一天漫长的农活,回到家中,卡伊斯便从屋里跑出来,一头撞进他父亲怀里,那铃铛也随着他的小步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巴巴·阿尤布把他举起来,抱他进屋,卡伊斯专注地看着父亲洗手洗脸,吃晚饭的时候,他也要坐在巴巴·阿尤布的身边。等到大伙都吃完了,巴巴·阿尤布便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全家老小,憧憬着有朝一日,孩子们全都成了家,再生一堆娃儿给他,那会儿他就有了更大的一家子,得意洋洋地做起了老太爷。

唉,阿卜杜拉呀,帕丽呀,巴巴·阿尤布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出事的那一天,有个魔王来到了马伊丹·萨卜兹。它从山的方向走近村子,随着它的脚步,大地也在一次次地颤抖。村民们丢下铁锹、锄头和斧子,四散而逃。他们把自己锁在家里,抱成一团。魔王震耳欲聋的脚步声停止了,它的身影让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也变得昏暗。人家说它头上长着弯曲的犄角,粗硬的黑毛覆盖着肩膀和强健的尾巴。人家还说它两眼发着红光。可没人知道它确切的长相——你们肯定都懂的——至少没有活人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偷看,哪怕只看一眼,魔王也会立刻把他吃掉。村民们知道这一点,便明智地让眼睛死死盯着地面。

村子里人人都知道魔王为什么驾到。他们听说过它光顾别村的故事,却惊讶于马伊丹·萨卜兹竟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逃脱它的注意。他们琢磨,也许马伊丹·萨卜兹贫穷、严苛的生活反而成了优势,因为他们的孩子吃不饱,骨头上没多少肉。即使这样,他们的好运气也已经用光了。

马伊丹·萨卜兹颤抖着,屏住了呼吸。家家都在祷告,巴望着魔王从自家门前跨过,因为他们知道,魔王叩响哪家的房顶,哪家就得交出一个小孩。魔王会把这孩子丢进口袋,再把口袋甩到肩后,原路返回,再也不会有人看见那可怜的小孩。如果家人拒绝就范,魔王会把这一家所有的孩子抓走。

那么魔王把小孩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它位于峭壁之巅的城堡。魔王的城堡离马伊丹·萨卜兹非常遥远,你要经过几条山谷,几片沙漠,翻过两道山脉,才能到达。可是又有哪个神志正常的人会去送死呢?人家说,城堡遍布着地牢,地牢的墙上挂着切肉的刀,肉摇摇晃晃地吊在屋顶上。听说那里有巨大的烤肉叉和火盆子。还听说如果有人偷偷溜进去,被魔王抓住,那么它也会克服自己对大人肉的厌恶。

我猜你们都知道了,魔王那可怕的一叩,叩响了谁家房顶。巴巴·阿尤布一听到这动静,便不能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极度痛苦的叫喊,他妻子也不寒而栗。孩子们哭了起来,既因为恐惧,也因为悲伤,因为他们知道,手足分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天天一亮,家人就得把孩子献出。

我该怎样告诉你们,巴巴·阿尤布和他妻子那天晚上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哪个父母都不应该被迫做这样的决定。巴巴·阿尤布和他妻子躲在孩子们听不到的地方,讨论该怎么办。两口子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再说,再哭。整整一夜,他们翻来覆去,天将破晓时,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们猜不出魔王想要哪个孩子,也没办法横下心来,让它把五个都带走,而不是只要一个。最后,巴巴·阿尤布从门口捡回五块石头,大小和形状都一样,每块都刻上一个孩子的名字,刻完了,就把它们丢进一个粗麻布口袋。他把口袋递给妻子,可她直往后躲,好像里面装着毒蛇。

“我做不来。”她摇着头对丈夫说,“别让我选。我受不了。”

“我也下不了手。”巴巴·阿尤布起先也这么说,可他透过窗户看到,太阳很快就要从东山后面露头了。时间即将耗尽。他悲悲切切地注视着自己的五个孩子。不得不砍下一根指头,这样才能把手保住。他闭上眼,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石头。

我想你们也知道了,巴巴·阿尤布碰巧拿到的是哪块石头。他一看见上面刻的名字,就仰面向天,发出了一声尖叫。他把最小的儿子搂进怀里,心都碎了,可卡伊斯呢,还是对父亲充满了无条件的信任,高高兴兴地用胳膊搂住巴巴·阿尤布的脖子。直到巴巴·阿尤布把他放到屋外,关上大门,这孩子才意识到有不对劲的地方。巴巴·阿尤布站在屋里,两眼紧闭,泪水汩汩,背倚着大门,任凭他心爱的卡伊斯挥动着两只小拳头,在门上捶啊,砸啊,哭啊,叫啊,求巴巴·阿尤布让他回屋,可巴巴·阿尤布还是站在那儿,嘴里咕哝着:“原谅我,原谅我。”大地震动着,那是魔王的脚步,儿子尖叫起来,地面再度震颤,一波又一波,那是魔王正在离开马伊丹·萨卜兹,直到它完全消失,大地才最终恢复了平静,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巴巴·阿尤布仍在哭泣,仍在求取卡伊斯的原谅。

阿卜杜拉,你妹妹已经睡着了。拿毯子给她盖上脚。对,很好。也许我也该停下了。不?你想让我接着讲?真的吗,儿子?好吧。

我讲到哪儿了?噢,对了。接下来是四十天的居丧期。每天都有邻居来家里送饭,和他们一起守夜。人们有什么就送来什么——茶叶、蜜饯、馕、杏仁——还有吊唁和同情。巴巴·阿尤布甚至连个谢字也不说。他坐在角落里哭泣,眼泪流成了河,好像要以泪洗村,结束这一阵子的干旱。可你怎么敢让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也降临到这些最卑贱的人身上。

几年过去了,干旱还在持续,马伊丹·萨卜兹跌入了更为严重的贫穷。有几个襁褓中的婴儿死于干渴。井里的水位下降得更低了,而河水已经断流,它不像巴巴·阿尤布的苦水河,还在日复一日地不断上涨。他在家里已形同废人,不干活,也不祷告,几乎不吃东西。妻子和孩子恳求他,但没有用。剩下的两个儿子不得不接手他的农活,而巴巴·阿尤布每天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一副孤单而纠结的模样,呆望着群山。他不再和村里人讲话了,因为他认定别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他们说他是个懦夫,拱手交出了自己的儿子;还说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真正的父亲会与魔王搏斗,会为了保卫家人而死去。

有天晚上,他对妻子提及此事。

“人家没说这种话。”他妻子答道,“谁也没觉得你是懦夫。”

“我能听到他们说的。”他说。

“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声音,当家的。”她说。可她没告诉他,村里人确实在他背后说着闲话。但他们说的是他八成已经疯了。

后来有一天,他给了大伙一个证明。他在黎明起床,没有弄醒妻子和孩子们,往粗麻布口袋里装了几块碎馕,穿上鞋,把大镰刀绑到腰上,便出发了。

他走了好多好多天。他走啊走,直到太阳变成远方黯淡的红光。夜里,他睡山洞,风在外面呼啸。要不然就睡在河边,睡在树下,或者用巨石遮风避雨。他吃光了馕,然后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野莓、蘑菇,以及赤手从小河里抓来的鱼——有些天则什么都没有吃过。可他仍然在走。曾有路人问他要去哪儿,他答了,一些人听了哈哈大笑,另一些人则怕他是个疯子,忙不迭地赶快走掉,还有些人为他祷告,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孩子被魔王掳去。巴巴·阿尤布低着头,一路走下去。鞋裂开了,他就拿绳子把鞋绑到脚上,绳子也烂了的时候,他就赤着脚继续赶路。这一路上,他经过了沙漠,跨过了河谷,翻越了群山。

最后,他走到那座山下,山顶就是魔王的城堡。他太急于完成自己的远征了,于是没有歇息,便立刻开始攀爬。他的衣服已经褴褛不堪,双脚鲜血淋漓,头发被泥土粘在了一起,可他的决心没有动摇。岩石如锯齿,割破他的脚底。当他向上爬过鹰巢的时候,老鹰来啄他的脸颊。狂风凶猛,几乎将他掀落悬崖。可他还在攀爬,从一块岩石爬向另一块岩石,终于站到了魔王城堡雄伟的大门前。

巴巴·阿尤布朝大门扔了块石头。

何人如此大胆?魔王的声音低沉而洪亮。

巴巴·阿尤布报上自己的姓名。“我来自马伊丹·萨卜兹村。”他说。

你有心寻死吗?肯定是这样。竟敢到我的地盘上撒野!所为何事?

“我来这儿是要杀了你。”

门后沉默了片刻。接着,大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魔王就站在那儿,带着它梦魇般的不可一世,赫然耸立在巴巴·阿尤布的面前。

你要杀我?它用雷一般的声音问道。

“没错。”巴巴·阿尤布说,“不管怎么样,今天咱俩得死一个。”

貌似有那么一会儿,魔王就要一下子把巴巴·阿尤布从地上抓起来,用匕首般锋利的牙齿,一口结束他的性命。可是有什么东西让这怪物犹豫起来。它眯起了眼睛。也许是这小老头那一番疯狂的言语,也许是他的外表:破衣烂衫,满脸是血,从头到脚糊满了泥土,皮肤上还有溃烂的创口。或者呢,也许是因为,在这小老头的眼睛里,魔王竟然没有找到一丝的恐惧。

你说你是打哪儿来的?

“马伊丹·萨卜兹。”巴巴·阿尤布说。

这个马伊丹·萨卜兹肯定在很远的地方,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和你闲聊的。我来是为了……”

魔王抬起一只手爪。是的,是的,你来这儿是为了杀我。我知道。在杀死我之前,让我最后再讲几句话总还是可以的吧。

“行。”巴巴·阿尤布说,“不过只能讲几句。”

谢谢您啊。魔王咧开嘴笑了。我能问一下吗,我对您做了什么坏事,弄得死罪难逃?

“你夺走了我最小的儿子。”巴巴·阿尤布答道,“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爱的人。”

魔王哼哼了一声,又摸摸自己的下巴。我从很多父亲的手里夺走过很多小孩。它说。

巴巴·阿尤布怒气冲冲地抽出了自己的大镰刀。“那我就连他们的仇也一块报!”

我必须要说,你勇气可嘉。

“你对勇气一无所知。”巴巴·阿尤布说,“一定要有所得,有所失,才谈得上勇气。可我来这儿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你会失去生命。魔王说。

“你已经夺走了我的生命。”

魔王又哼哼了一声,上上下下把巴巴·阿尤布打量一番。过了一会儿,它说:那好,我同意和你决斗,不过首先呢,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快点儿。”巴巴·阿尤布说,“我快没耐心了。”可是魔王已经朝一条巨大的走廊走去,巴巴·阿尤布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它。他尾随魔王,经过了迷宫般的条条走廊,每条都有高耸入云的天花板,各有巨柱支撑。他们经过了很多楼梯井,而两旁的房间那么大,足以装得下整个马伊丹·萨卜兹。他们一路走下去,最后,魔王领着巴巴·阿尤布,进了一个巨大的房间,屋子的另一端张挂着帷幔。

走近点儿。魔王说。

巴巴·阿尤布站到了魔王身边。

魔王拉开帷幔,露出一扇玻璃窗。巴巴·阿尤布透过窗子,看到下面有个巨大的花园。成排的柏树围出了花园的边界,树下的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蓝色花砖砌成的水池,大理石的露台,翠绿的草坪。巴巴·阿尤布看见了精心修剪的树篱,在石榴树的树荫下,还有水声潺潺的喷泉。哪怕活上三辈子,他也想像不出这样的仙境。

可是让巴巴·阿尤布双膝跪地的,正是孩子们在花园里奔跑、嬉戏的场面。他们在通道上、在大树周围互相追逐,或是躲在树篱后,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巴巴·阿尤布的目光在孩子们中间搜寻,最后终于发现了要找的人。是他!是他的儿子,卡伊斯,他还活着,而且更加健康。他长高了,头发也比巴巴·阿尤布记忆中的更长。他穿着漂亮的白衬衫,下面是帅气的裤子。他一边快乐地大笑,一边在追两个小朋友。

“卡伊斯。”巴巴·阿尤布轻声说,他的呼吸给玻璃蒙了一层雾气。随后,他便尖叫起来,喊着儿子的名字。

他听不到你。魔王说。也看不到你。

巴巴·阿尤布上蹿下跳,挥舞着胳膊,捶打着玻璃,直到魔王把帷幔再次拉合。

“我不明白,”巴巴·阿尤布说,“我本来以为……”

这是给你的补偿。魔王说。

“什么意思?”巴巴·阿尤布大声问道。

当年我逼着你接受了一次考验。

“考验?”

一次爱的考验。一次严酷的挑战,我承认,我没有忘记它给你造成的重创。可是你通过了。这是给你的,也是给他的补偿。

“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选择呢?”巴巴·阿尤布叫了起来,“如果我拒绝了你的考验呢?”

那你所有的孩子都已经死了,魔王说,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已受到了诅咒,因为做他们父亲的是个软弱的男人,一个宁可看着所有儿女死去,也不敢自己背负良心谴责的懦夫。你说你没有勇气,可我看你有。你的所作所为,你同意承担的重负,都需要勇气。就凭这一点,我尊重你。

巴巴·阿尤布无力地举起大镰刀,可它从手中滑脱了,咣当一声跌落到大理石地板上。他双膝抖颤,不得不坐下。

你儿子不记得你了。魔王接着说。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你亲眼目睹了他的幸福。在这儿,他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衣服,还有友情和关爱。他接受艺术、语言和科学方面的教育,学习智慧与德行。他别无所需。有朝一日,等他长大成人,他也许会选择离开,到那个时候,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猜他会用良善去抚触许多生命,给那些陷于悲苦的人们带去幸福。

“我想见他。”巴巴·阿尤布说,“我想带他回家。”

真的吗?

巴巴·阿尤布抬起头,看着魔王。

那怪物走向帷幔旁边的橱柜,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沙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阿卜杜拉?沙漏?你知道。很好。对,魔王拿来沙漏,倒过来,放到巴巴·阿尤布的脚边。

我一定会允许你带他回家。魔王说。如果你选择这样做的话,他将永远不能回到这里。如果你的选择是不,那么你,你将永远不能再到这儿来。沙漏见底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的决定。

说完这些,魔王便走出了房间,留下巴巴·阿尤布来做另一个痛苦的抉择。

我一定要带他回家,这是巴巴·阿尤布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最大的心愿,每条血管都奔流着这个愿望:抱起小卡伊斯,亲着他的小脸蛋,抓着他柔软的小手,他不是成千次地梦到过这一天吗?可是……如果带他回家,回到马伊丹·萨卜兹,那么等待卡伊斯的又是怎样的生活?说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农民的苦日子,就像他自己的生活,这还得要卡伊斯别像村里那么多孩子一样死于干旱。巴巴·阿尤布问自己,你明明知道,因为你那些自私的理由,就把他拖离富足而充满机会的生活,那你还能原谅自己吗?可是如果丢下卡伊斯,又该叫他怎样忍受?明明知道儿子还活着,知道他的下落,却不能相见,他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煎熬?巴巴·阿尤布哭起来了。他是如此沮丧,竟抓起沙漏,用力掷到墙上。沙漏碎了,碎成了一千片,细沙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

魔王回到屋里,看到巴巴·阿尤布耷拉着肩膀,站在碎裂的玻璃旁。

“你这残忍的畜生。”巴巴·阿尤布说。

如果你活得和我一样长,魔王答道,你就会发现,残忍和仁慈只是一体两面罢了。你做出选择了吗?

巴巴·阿尤布揩干眼泪,拾起镰刀,绑到腰上。他低垂着脑袋,慢慢走向门口。

你是个好父亲。巴巴·阿尤布走过身边的时候,魔王说道。

“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但愿你受到地狱之火的灼烧。”巴巴·阿尤布疲倦地说。

他走出房间,往走廊里去,魔王在身后叫住他。

拿上这个。魔王说。那怪物递给巴巴·阿尤布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黑色的液体。回家的路上喝掉它。一路平安。

巴巴·阿尤布接过玻璃瓶,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开了。

很多天以后,他妻子还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等他,就像巴巴·阿尤布当初坐在那儿盼着卡伊斯出现一样。过去这些日子,她对他回家的希望一天天在减少。村子里的人提起巴巴·阿尤布,已经像谈论死人一样了。这一天,她又一次坐到田边,喃喃祷告,忽然看见一个枯瘦的人影,从山那边走近了马伊丹·萨卜兹。一开始,她把他当成了迷路的苦行僧,只见他皮包骨头,衣不蔽体,两眼空空,双颊凹陷,可是不等他走近,她就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因为欢喜,她的心怦怦直跳,又因为宽慰,她放声大叫。

巴巴·阿尤布洗漱完,喝了水,吃过饭,便躺倒在家中,村民们围在他身边,不停地问这问那。

你去哪儿了,巴巴·阿尤布?

你看见什么了?

你究竟怎么了?

巴巴·阿尤布没办法回答,因为他想不起自己的遭遇。怎么长途跋涉,怎么爬魔王的山,怎么对魔王讲话,还有那宏伟的宫殿,挂有帷幔的巨大房间,他统统都记不得了,就像刚从一场已经忘记的梦中醒来。他想不起那秘密的花园,那些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不记得自己见过儿子卡伊斯曾在树丛中与朋友嬉戏。实际上,有人提起卡伊斯的名字时,巴巴·阿尤布还茫然地眨起了眼。谁?他问。他已经忘了自己有过一个名叫卡伊斯的儿子。

你懂吗,阿卜杜拉?要说抹去了这些记忆,那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是巴巴·阿尤布得到的补偿,因为他通过了魔王的第二次考验。

开春了,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终于开裂。这一次落下的可不是过去那样的毛毛细雨,而是瓢泼大雨。豪雨从天空倾泻而下,焦渴的村民抖擞相迎。整整一天,水做的万千鼓槌不停敲击着马伊丹·萨卜兹的片片屋顶,淹没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声音。沉重、肥大的雨滴从叶梢滚落。井水满了,河水涨了,东山绿了,野花也开了。多年以来,孩子们头一次有了嬉戏的草地,母牛也第一次啃到了青草。人人欢欣。

雨终于停了,村民们还要忙活一阵。有的土坯墙倒了,有的房顶垮了,农田成了片片泽国。可是,经历了十年的苦难,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无意抱怨。墙重新砌起来了,房顶修好了,灌渠疏浚了。当年秋天,巴巴·阿尤布种的开心果取得了这辈子最好的一次收成,其实呢,在第二年,第三年,不论产量还是品相,他的收成都越来越好。巴巴·阿尤布去了大城市搞买卖,坐在他的开心果金字塔后面,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全天下最幸福的汉子。马伊丹·萨卜兹再也没发生过旱灾。

没有多少可讲的了,阿卜杜拉。不过呢,也许你会问,有没有一个俊俏的青年,在展开伟大历险的途中,骑着马,经过这个村庄?他会不会停下来,在这如今水源丰沛的村子里喝口水?他会不会坐下来和村民们吃顿饭,说不准就在饭桌上遇见巴巴·阿尤布呢?儿子,我没法告诉你。我能说的就是,巴巴·阿尤布确实活得非常久,成了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子。我可以告诉你,他如愿以偿,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都成了家。我还可以告诉你,孩子们又生了好多孩子给他,每一个都给巴巴·阿尤布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还有啊,我可以告诉你,在有些夜晚,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巴·阿尤布就是睡不着。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老了,可是只要拄着拐杖,他那两条腿就仍然派得上用场。所以,每逢睡不着觉的夜晚,他便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拿上拐杖,走出家门。他在黑夜里行走,拐杖在身前点点戳戳,夜风拂面而来。他的地边上有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他弯下腰坐到上面。他常常来这儿坐一坐,有时一个钟头,有时更久,凝望星空,看流云飘过月亮。他回想自己漫长的一生,感谢所受的恩惠和和喜乐。他懂得,再有更多的索要,更多的欲求,便未免过于厚颜。他幸福地叹了口气,再听山风瑟瑟,夜鸟啁啾。

可是每隔一会儿,他便觉得万籁之中,别有异声。那高亢的声音一成不变,是一只铃儿叮叮当当。所有的绵羊和山羊都在熟睡,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孤孤单单地在黑暗中回响。有时他告诉自己,他并没有听到这声音,可有时他又确信无疑,便向黑暗中叫道:“有人吗?谁在那儿?出来啊。”可是从无应答。巴巴·阿尤布不明白。正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到这铃声,便总有一道波浪,宛如苦梦的尾梢,从他周身横扫而过,每一次都像不期而至的狂风,吹得他心里一惊。可是随后它便过去了,像所有过去的事情一样。它过去了。

就是这样了,儿子。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我再没什么可讲的了。现在真的很晚了,我也累了,你妹妹和我天一亮就得起床。所以把你的蜡烛吹熄,脑袋放平,闭上眼睛。好好睡,儿子。咱们早晨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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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十四章。——中译者注,下同</a>

正文 第二章

父亲以前从来没打过阿卜杜拉。没想到这一次他打了,狠狠打在他脑袋一侧,就在耳朵上方,下手很重,突然一巴掌。震惊的泪水一下子涌进阿卜杜拉眼里。他皱紧眉头,强忍住泪。

“回家去。”父亲咬牙切齿地说。

阿卜杜拉听见帕丽在前面抽泣。

父亲接着又打他,打得更重了,这一次扇在左脸上,阿卜杜拉的脑袋猛然甩向一边,脸上火辣辣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他的左耳嗡嗡作响。父亲上前蹲下,逼得那么近,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黑脸一下子把沙漠、山和天空全遮蔽了。

“我告诉你了,回家去,儿子。”他满脸痛苦地说。

阿卜杜拉一声也没吭。他把苦水咽进肚子,抬手挡住阳光,眼睛眨了眨,又眯起来,看着父亲。

帕丽待在前面的红色勒勒车上,叫他的名字,声音又尖又颤,透着恐惧。“阿波拉!”

父亲用刀子般的目光按住阿卜杜拉,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勒勒车。帕丽从车斗里伸出双手,来够阿卜杜拉。他让他俩先走,接着用掌端抹了抹眼睛,迈步跟上。

过了一会儿,父亲朝他丢了块石头。沙德巴格的孩子们也这样用石头丢帕丽的狗舒贾,只不过他们是真想砸舒贾,想伤害他。父亲的石头却落到阿卜杜拉身边几步远的地方,谁也伤不着。阿卜杜拉等着,等父亲和帕丽又往前走了,才再一次尾随而行。

终于,日头刚刚偏西的时候,父亲再次驻足。他朝阿卜杜拉的方向转过身,好像合计了一下,然后做了个手势。

“你这个倔种。”他说。

车斗里的帕丽赶快伸出一只手,阿卜杜拉把它握在掌中。她抬头看他,泪水涟涟,却在咧嘴笑着,好像只要阿卜杜拉站在身边,她就能远离一切灾殃。阿卜杜拉攥紧她的手。每天晚上,他和妹妹一起在小床上入睡时,也是这样手攥着手,脚缠着脚,头顶着头。

“你该待在家里,”父亲说,“陪你妈,还有伊克巴尔。我告诉过你的。”

阿卜杜拉心想,她是你老婆。我妈已经埋了。可这些话到了嘴边,他又知趣地咽了回去。

“好吧,那就去吧。”父亲说,“可是绝对不许哭鼻子。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警告你。绝对不许。”

帕丽笑嘻嘻地抬起头,看着阿卜杜拉。他低头看着她浅色的眼睛,圆圆的脸蛋,也冲她咧开嘴笑了。

此后,勒勒车在坑坑洼洼的荒漠里颠簸前进,阿卜杜拉握着帕丽的手,随车步行。兄妹俩偷偷摸摸地交换着喜悦的眼神,却一言不发,生怕一开口就招惹了父亲,毁掉他俩的好运。孤零零地走了很久,只有他们三个,视野中全无人烟,仅仅看得到深深的棕红色峡谷,高高的砂岩峭壁。大漠在脚下铺展,宽广而辽阔,仿佛特为他们而生,也只为他们而生。空气是静止的,热得灼人。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岩石发着光,在龟裂的荒漠中明灭。阿卜杜拉能听到的声音,仅有他自己的呼吸,以及车轮有节奏的吱吱嘎嘎。父亲拉着这辆红色的勒勒车,向北行进。

不久,他们停在一块巨石的背阴下歇脚。父亲呻吟了一声,把车把手放到地上,弯腰时疼得龇牙咧嘴。他抬起脸看了看太阳。

“还要多久才到喀布尔?”阿卜杜拉问。

父亲低头看着兄妹俩。他叫萨布尔,皮肤黝黑,长了一张苦大仇深的脸,瘦骨嶙峋,鼻子的曲线仿佛沙鹰的钩子嘴,眼窝沉陷,眉骨突出。父亲瘦若芦苇,但一生的劳作给了他强健的肌肉,紧绷绷的,犹如藤椅扶手上裹缠的藤条。“明天下午,”他把牛皮水囊举到嘴边说,“如果咱们走快点儿的话。”他咕嘟咕嘟喝着水,喉结起起落落。

“纳比舅舅为啥不来接咱们?”阿卜杜拉问,“他有小汽车。”

父亲把眼睛一翻,不看他。

“省得咱们走这么长的路。”

父亲什么也没说。他摘下沾有煤烟的便帽,用衣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帕丽突然从勒勒车上伸出指头。“快看,阿波拉!”她激动地叫着,“又一片!”

阿卜杜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路追赶,直到那片羽毛落入巨石的背阴,它长长的,灰灰的,仿佛烧过的木炭。阿卜杜拉走过去,拾起羽毛,捏住羽干,吹去上面的土。隼,他想,翻个面再看,也许是鸽子,要不就是漠百灵。今天他已经看见不少漠百灵了。不对,是隼。他又吹了吹,便把它递给帕丽,妹妹高兴地一把抓了过去。

在家里,在沙德巴格,帕丽有个马口铁的旧茶叶盒,藏在她枕头下面,那是阿卜杜拉送给她的。锁已经生锈了,盒盖上有个大胡子印度人,包着头巾,穿着束腰外衣,用两只手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盒子里装着帕丽收集的所有羽毛。这是她最心爱的财宝。几根公鸡毛,有的深绿,有的暗红;一支白色的鸽子尾羽;一根灰棕色的雀毛,夹杂着黑色的斑点;还有最让帕丽引以为荣的,那是一支绿色的、泛着虹彩的孔雀翎,顶端有只漂亮的大眼睛。

最后这一支是阿卜杜拉两个月前送给她的礼物。他听人说,邻村有个男孩家养了只孔雀。有一天,趁着父亲出门,到沙德巴格南面的镇上挖沟,阿卜杜拉便走路去了邻村,找到那男孩,跟他要一支家里的鸟毛。谈判随即开始,最后,阿卜杜拉同意用鞋子换鸟毛。等他把孔雀翎藏在上衣下,别在裤腰里,一路走回沙德巴格的时候,脚后跟都已经豁开了,地上一步一个血印子。蒺藜和小石子钻进了他的脚底板。每走一步,脚下都传来钻心的痛。

回到家,他发现后娘帕尔瓦娜就在屋外,弓着背,在泥炉里烤当天的馕。他赶快躲到家门口的大橡树后面,等着她收工。他从树后窥视,看她忙忙活活。这女人虎背熊腰,胳膊长,手糙,指头短粗,一张浮肿的大脸盘子,虽然名叫,却没有一丝蝴蝶的优雅。

阿卜杜拉希望爱上她,就像爱自己的妈妈,亲妈。三年半以前,阿卜杜拉七岁,妈妈生下了帕丽,却死于大出血。妈妈的脸曾经是他的一切,现在却不再属于他。过去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妈妈都会用双手捧住他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摩挲他的脸蛋,唱摇篮曲给他听:

他希望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新妈妈。他想,也许帕尔瓦娜也抱着同样的希望,爱他。就像她爱自己一岁大的儿子伊克巴尔那样。她总是亲伊克巴尔的脸,为他的每声咳嗽、每个喷嚏着急。或者像当初她爱自己头一个孩子奥马尔那样。他是她的小心肝,却死在了前年冬天,冻死的。他只活了两个礼拜。帕尔瓦娜和父亲刚刚给他取了名。那个严冬冻死了沙德巴格的三个宝宝。阿卜杜拉记得,帕尔瓦娜死死地抱着奥马尔裹起来的小尸首,也记得她一阵阵的悲恸。他记得那一天,他们把他埋到了山上,也记得那个小坟堆,下有冻土,上有灰天。谢基卜毛拉诵读经文,风吹起沙砾、雪花和冰碴,吹进每个人的眼睛。

阿卜杜拉担心,要是帕尔瓦娜待会儿发现,他拿仅有的一双鞋换了孔雀翎,一定会大大地动怒。父亲顶着日头拼命做工,才有钱买下这双鞋。阿卜杜拉想,等她发现了,恐怕会狠狠骂他一顿,甚至揍他。以前就有好几次,她对他动了手。她那两只手又厚又重,力道十足——阿卜杜拉猜想,准是因为长年累月地搬弄她那残疾姐姐。这双手也懂得怎样挥舞扫帚把,怎样又准又狠地抽嘴巴。

幸好帕尔瓦娜并不以揍他为乐。她也不是不疼爱继子继女。有一次,她拿父亲从喀布尔买的一匹布,给帕丽做了身银绿相间的衣裳。另一次,她带着惊人的耐心,教阿卜杜拉怎样打鸡蛋,同时打两个,而且不会把蛋黄弄破。还有一次,她给他俩示范怎样把玉米皮拧成洋娃娃,帕尔瓦娜和她姐姐小时候就是这么玩的。她也教过他俩怎样用碎布条打扮娃娃。

可是阿卜杜拉明白,这些举动都是姿态,尽她的本分而已。井分两口,有深有浅,她给伊克巴尔的那口要深得多。如果哪天晚上家里着了火,阿卜杜拉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帕尔瓦娜会抱起哪个孩子往外跑,一点都不带犹豫。说千道万,事情是明摆着的:他们不是她的孩子。他和帕丽不是她的。大多数人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没办法,他和妹妹不属于她。他俩是另一个女人留下的累赘。

他等帕尔瓦娜拿着馕进屋,又等她出来。她一只胳膊抱着伊克巴尔,另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大堆衣服。他看她慢慢走向河边,直到没了人影,这才溜回家。每一步踩到地上,脚底就一阵抽痛。一进屋他就坐下,换上他那双旧的塑料拖鞋。阿卜杜拉知道自己干了件很不明智的事,可等他跪到帕丽身边,轻轻把她从小睡中摇醒,像魔术师一样从背后变出那根大羽毛的时候,一切都是值得的了——值得让她露出先惊后喜的表情,值得让她在哥哥脸上一通猛亲,值得他用羽毛软软的一端轻轻刮她的下巴,逗得她咯咯乱笑。突然之间,他的脚一点也不疼了。

父亲又一次用袖子擦了擦脸。他们轮流从水囊里喝水,喝完了,父亲就说:“你累了,儿子。”

“不累。”阿卜杜拉说,可他确实累了,累得要死,脚也疼。穿着拖鞋翻越沙漠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父亲说:“爬上去。”

阿卜杜拉爬上勒勒车,坐到帕丽身后,背靠着木头侧板,妹妹背脊上一块块的小骨头顶着他的肚子和胸膛。父亲拉车前行的时候,阿卜杜拉眺望着天空和群山,一座座山包紧紧相挨,一排连着又一排,柔和地在远方铺展。他看到父亲的背,他拉着车,低着头,脚下蹚起一团团红褐色的沙尘。一支库齐牧民的大篷车队从旁边经过,烟尘滚滚,铃儿响,骆驼叫,还有个涂着眼影的女人对阿卜杜拉露出微笑。她的头发是小麦色的。

这让阿卜杜拉想起了妈妈的头发,他又一次思念起妈妈来了,思念她的温柔,她天生的快乐,她面对恶人时的不知所措。他忘不掉她笑得直打嗝儿,畏怯的时候,她会歪歪头。妈妈一向都是柔弱的,身材如此,性格也一样,一个弱不禁风、腰身纤细的女人,总有几缕碎发跑到头巾外面。从前他常常觉得惊奇,这样一副脆弱的小身板,怎么装得下如此多的欢乐,如此多的善良。当然装不下。会漏到外面,从她眼睛里往外流。父亲就不一样。他是铁石心肠。他目光所及的世界和妈妈的一样,可他看到的只有冷漠。无尽的辛劳。父亲的世界毫无仁慈可言。绝没有免费的东西存在。甚至爱。你得为一切付钱。如果你是个穷人,就只能拿痛苦当钱花。阿卜杜拉低头看着妹妹,她头发分线的地方结了皮痂,细细的手腕垂在勒勒车外。他知道妈妈快要死的时候,把有些东西传给了帕丽。她的乐于奉献,她的老实巴交,还有她那压不垮、踩不烂的乐观心态。帕丽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个永远不会,也永远不能伤害他的人。有些时候,阿卜杜拉感到,她才是自己惟一的、真正的亲人。

白日的颜色慢慢地灰下去了,远处的山峰变成了伏地巨兽晦暗的侧影。在此之前,他们路过了几个村庄,多数都像沙德巴格一样偏僻而破败。四四方方的小房子是土坯盖成的,有些向上修到了山腰,有些没有,只有道道炊烟从它们的房顶上升起。晾衣绳。蹲在炉火边烧饭的妇人们。几棵白杨树,几只鸡,牛羊三三两两,清真寺倒是村村都有。他们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子和一块罂粟地前后相连,有个正在地里剥籽的老汉朝他们摆手,还喊了句什么,可是阿卜杜拉听不见。父亲也朝老汉挥挥手。

帕丽说:“阿波拉?”

“嗯?”

“你觉得舒贾伤心吗?”

“我觉得他还好。”

“不会有人欺负他吗?”

“他是条大狗,帕丽。他能保护自己。”

舒贾的确是条大狗。父亲说他肯定做过斗犬,因为有人剪了他的两耳和尾巴。可他能不能,或者说想不想保护自己是另一回事。他流浪到沙德巴格时,小孩们拿石头砸他,用树枝或生锈的自行车辐条戳他。舒贾从不反抗。折磨到后来,村里的小孩们不免兴味索然,这才对他不理不睬。舒贾却仍旧进退小心,举止多疑,好像仍未忘掉曾经受人恶待。

在沙德巴格,他见人就躲,只有帕丽是个例外。她让舒贾丢开了所有的戒心。他对帕丽的爱是浩瀚而不加掩饰的。她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早晨只要一看见帕丽走出家门,舒贾便一跃而起,全身上下哆嗦个不停,狂乱地摇着断尾巴根,跳起踢踏舞,好像踩在火盆上一样。他上蹿下跳,围着帕丽转圈。这狗整天跟着帕丽,一路嗅她的脚后跟,到了晚上,人狗殊途,他便卧在门外,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等待早晨的到来。

“阿波拉?”

“嗯?”

“等我长大了,我能和你住在一起吗?”

阿卜杜拉看着橘红色的太阳低落,已轻轻擦到地平线上。“只要你愿意。可你不会愿意的。”

“会的!我愿意!”

“到时候你就想住自己的房子了。”

“可咱俩做邻居也行啊。”

“也许吧。”

“你可别住得太远。”

“你要烦我怎么办?”

她用胳膊肘使劲顶了他肋骨一下。“我不会的!”

阿卜杜拉没看她,自顾自地笑了一下。“那好吧,很好。”

“你一定要在我旁边。”

“好的。”

“一直到咱俩都老了。”

“老掉牙。”

“永远。”

“好的,永远。”

她从勒勒车前面转过身看着他。“你保证,阿波拉。”

“永远永远。”

后来,父亲把帕丽背到身上,阿卜杜拉跟在后面,拉着空空的勒勒车。走着走着,他便坠入了恍惚状态,无思无念,只知道双脚起起落落。汗珠贴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帕丽的两只小脚丫一下下弹着父亲的屁股。他只知道,父亲和妹妹的身影在灰色的荒漠里渐渐拉长,如果他慢下来,就要和他们的影子分开了。

父亲这份新工作是纳比舅舅给他找的——纳比舅舅是帕尔瓦娜的哥哥,所以不能算阿卜杜拉的亲舅。纳比舅舅在喀布尔当厨子,兼做司机。他每月一次,从喀布尔开车到沙德巴格看他们,每次一听到那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村里小孩扎堆的吵闹,就知道他来了。孩子们跟着车跑。那是辆气派的蓝色小汽车,皮顶篷,轮毂锃亮。他们拍着车窗,敲着挡泥板,直到纳比舅舅熄了火,笑眯眯地下了车。他很帅,留着大鬓角,大背头,黑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穿一身超大的橄榄绿西装,白色的礼服衬衫,棕色的乐福鞋。所有人都出来看他,因为他开小汽车,哪怕车是老板的,还因为他穿西装,在喀布尔做事。喀布尔可是座大城市。

就是上次来的时候,纳比舅舅跟父亲说了这份工作的事。他给有钱人家打工,他们要加盖一套小客房,建在自家后园,连同浴室,跟主楼分开。于是纳比舅舅向他们推荐了父亲,说他是建筑工地上的行家。纳比舅舅说,这份工作待遇不错,估摸着一个月就能完工。

父亲确实是建筑工地上的行家。这方面的活儿他可没少干。自从阿卜杜拉记事起,父亲就外出打工,挨家挨户地敲门,找零碎活儿干,卖苦力。有一次,他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村里的长者谢基卜毛拉:假如我生下来是头牲口,那我敢保证,毛拉老爷,我肯定是头骡子。有时父亲去打工,会把阿卜杜拉也带上。他们到一个镇上摘过苹果,从沙德巴格去那儿要走一整天的路。阿卜杜拉记得,一直到太阳落山,父亲都得爬在梯子上,双肩耸起,脖梗子起了皱,暴露在灼人的阳光下,前臂裸露在外,粗粗的指头拧拽着苹果,一次一个。他们还在另一个镇上给清真寺打过土坯。父亲给阿卜杜拉示范怎样取好土:往深挖,颜色淡一些的就是。他们把土混合过筛,加草,父亲耐心地教给他,加水的时候要细滴慢渗,土坯才不会又松又软。过去一年当中,父亲扛过石头,也铲过土,犁过地,还曾到修路队里打工,铺沥青。

阿卜杜拉知道父亲为奥马尔的事自责。如果他多打几份工,或者找到更好的差事,就能给宝宝买更暖和的冬衣,更厚实的毯子,甚至一个正儿八经的火炉,让家里热乎起来。父亲肯定就是这么想的。别看葬礼之后,父亲就再没跟阿卜杜拉提起过奥马尔,可阿卜杜拉心知肚明。

他记得有一次,就在奥马尔死后几天,他看见父亲站在大橡树下。那棵树高出沙德巴格的一切,也是村里最老的老寿星。父亲说,要是这棵树目睹过巴布尔皇帝挥师攻占,他也不会觉得惊奇。他说他小时候,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树上树下度过的,不是待在它巨大树冠的阴影下,便是爬它那弯弯曲曲的大树枝。父亲的父亲,也就是阿卜杜拉的爷爷,曾经在大树枝上拴了长绳,吊起秋千。这个奇妙的玩意儿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岁月,活得比那老头子还长。父亲说他和帕尔瓦娜,还有她姐姐马苏玛一起轮流荡过秋千,那会儿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呢。

可是这些天来,当父亲干完活,帕丽扯着他的袖子,求他推自己荡秋千的时候,他总是累得要死。

也许明天吧,帕丽。

就一会儿嘛,,求你了,快起来嘛。

现在不行。下次吧。

最后她只好罢休,松开父亲的衣袖,乖乖地走开。看着她离去,父亲的瘦脸会突然失色。他在小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拉起被子,闭上疲惫的双眼。

阿卜杜拉无法想像父亲也曾荡过秋千,也曾是个孩子,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和小朋友们在野地里疯跑。父亲,他两只手上是累累的伤痕,他脸上刻满了疲倦的线条。父亲,他好像一生下来就拿着铁铲,指甲里带着泥垢。

当天晚上他们不得不睡在沙漠里。他们吃了馕,还有帕尔瓦娜给他们带的最后几个煮土豆。父亲生了火,支起壶,烧水煮茶。

阿卜杜拉躺在篝火旁边,和背朝他的帕丽一起缩在羊毛毯下,妹妹冰凉的脚底板紧紧贴在他身上。

父亲弯腰凑近火苗,点燃一支烟卷。

阿卜杜拉翻了个身,平躺着,帕丽也转过来,把小脸儿搁进他锁骨下面熟悉的位置。他闻着荒漠里的土腥味,看着头顶的星空,如同密布着冰晶,闪闪烁烁。一弯纤瘦的新月,捧着自己暗淡却圆满的魅影。

阿卜杜拉想起前年冬天,事事跌入黑暗,风从门缝灌入,呼号婉转,拖着长音,格外嘹亮,房顶每个裂缝都有风声齐吼。外面,村庄的面貌已被大雪抹杀殆尽。夜晚漫长,星光也不复存在。白天是短暂的,阴郁的,难得有一抹阳光出现,即使有,也只是露一小脸儿,很快便隐没了。他记得奥马尔声嘶力竭的哭号,后来便无声无息。再后来,便是父亲阴森森地削着木板,手里那把月牙形的弯刀,恰如此时高悬于头顶的新月。他记得父亲将木板砸进硬土,小坟堆顶上结了霜,明晃晃地烛亮这一方天地。

现在,秋尽的迹象又一次出现了。冬天已经在屋角潜伏,可是父亲和帕尔瓦娜谁也不提这一茬儿,好像一说出那两个字,就会加速它的到来。

“爸?”他说。

父亲在篝火的另一头轻轻嗯了一声。

“你同意我给你打下手吗?我是说盖客房。”

轻烟缭绕在父亲的烟卷上方。他呆望着暗夜。

“爸?”

父亲坐在石头上换了个姿势。“我看你可以帮忙和和泥。”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

“我教你。你一学就会。”

“那我呢?”帕丽问。

“你?”父亲慢吞吞地说。他吸了口烟,拿起棍子拨火。火星四下飞溅,在黑暗中蹦蹦跳跳地狂舞一番。“你来管水。不能让大伙渴着。因为男人要是渴了就没法干活。”

帕丽不吭声。

“爸说得对。”阿卜杜拉说。他估摸帕丽想把手弄得脏脏的,在泥里爬来爬去,所以对父亲分派的任务感到失望。“要是少了你给我们打水,那我们就永远建不成客房。”

父亲把棍子插到茶壶提手下面,从火上提起壶,放到一边,先让它凉一凉。

“我给你出个主意。”他说,“只要你做水工合格,我就再给你找点别的事干。”

帕丽翘起下巴,看看阿卜杜拉,面带喜色。她笑的时候露出了豁牙。

他记得她还是小不点儿那会儿,老枕在他胸脯上睡觉,有时半夜三更,他睁开眼睛,便发现她正龇着牙,冲着他笑,表情和现在一模一样。

帕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这是真事。别看他自己也仍然是个孩子。十岁。帕丽还是婴儿的时候,半夜里吭吭唧唧,弄醒的总是他。摸黑儿走过去,抱着她颠上颠下的也是他。他给她换脏尿布。从来都是他给帕丽洗澡。这不是父亲该干的工作——他是个大男人——再说了,他收工以后总是累得要死。而帕尔瓦娜怀了奥马尔,起个床都吃力,对帕丽一时照应不上。她也从来没有那份耐心,那份精力。所以带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阿卜杜拉头上,而他一点也不介意,做起来高高兴兴的。他喜欢这样,因为是他帮帕丽迈出了第一步,也是他惊喜莫名地听到帕丽说出第一句话。他相信这是自己的使命,是真主创造他的原因所在,好让真主先把母亲带走,再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照顾帕丽。

“巴巴,”帕丽说,“讲个故事。”

“太晚了。”父亲说。

“讲一个嘛。”

父亲生性自闭。任何时候都他都难得一次吐出两句以上的话。可是偶尔,阿卜杜拉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故事呼呼地往外冒,关都关不住。有时候他让阿卜杜拉和帕丽老老实实坐在面前,给他俩讲故事,不管这时候帕尔瓦娜正在厨房把盆盆罐罐弄得乒乒乓乓。这些故事是父亲小的时候他奶奶讲给他听的,现在把阿卜杜拉和帕丽也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苏丹和精灵,还有坏心肠的魔王和聪明的苦行僧。有时父亲也自己编故事,现编现讲。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他虚构和梦想的能力,总能让阿卜杜拉感到惊奇。父亲从来没有像讲故事的时候那样,让阿卜杜拉觉得他那么实实在在,表现得那么活力充沛,那么真诚。这些故事就像一个个针孔,可以借此一窥他那密不透风的、难以理解的内心世界。

但是,阿卜杜拉能从父亲脸上的表情看出,今晚不会有故事讲了。

“很晚了。”父亲又说了一遍。他抓住披在肩膀上的围巾一角,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杯茶。他吹吹热气,喝了一小口,篝火映红了他的脸庞。“该睡觉了。明天路还很长。”

阿卜杜拉拽起毯子,盖住自己和妹妹的头。在毯子下面,他对着帕丽的后脖梗哼起了歌:

帕丽已经困了,昏沉沉地哼出了自己那两句:

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打起了呼噜。

过了一会儿,阿卜杜拉醒过来,发现父亲不见了。他慌里慌张坐起来。火差不多已经全灭了,此时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余烬里星星点点的暗红。阿卜杜拉着急地看一眼左边,又看看右边,可是目光无法穿透巨大而令人窒息的黑暗。他感到自己的脸变白了,心脏在全速跳动。他竖起耳朵,屏住呼吸。

“爸?”他小声叫道。

一片死寂。

惊慌开始如蘑菇般在他心底疯长。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身体笔直,绷得紧紧地,听了老半天。什么都没听见。就剩下他俩了,他和帕丽,四下的黑暗正在逼近。他们被抛弃了。父亲抛弃了他们。阿卜杜拉头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沙漠甚至整个世界的浩瀚。一个人置身其中,多么轻易就会迷失啊。没人伸出援手,没人指点方向。随即,一个更坏的念头出现了,如蛆虫般在他脑袋里蠕动。父亲死了。有人割开了他的喉咙。土匪。他们杀掉了父亲,此时正在逼近他和帕丽,土匪们不慌不忙,享受着这一刻,就像在玩一场游戏。

“爸?”他放开嗓子,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声音都在颤抖。

无人应答。

“爸?”

他一遍又一遍呼喊着父亲,仿佛有一只爪子紧紧抓着他的气管。他记不起自己多少次,又是多么久地叫着父亲,可是黑暗中没有一声回答。他看见了一张张脸,藏在大地上隆起的群山中,带着狞笑,邪恶地俯视着他和帕丽。惊恐俘虏了他,摧折着五脏六腑。他开始哆嗦,低声哭泣。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放声尖叫了。

恰在此时,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人影从黑暗中现形。

“我以为你走掉了。”阿卜杜拉惊魂未定地说。

父亲在篝火的余烬边坐下。

“你去哪儿了?”

“快睡觉,儿子。”

“你别丢下我们。你别那样做,爸。”

父亲看着他,可是他的脸隐没在黑暗中,阿卜杜拉无法分辨他的表情。“你要把妹妹吵醒了。”

“别丢下我们。”

“闭嘴。”

阿卜杜拉重新躺下,妹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他的心还在怦怦跳,一下下撞击着喉咙。

阿卜杜拉从没来过喀布尔。他对喀布尔的了解都出自纳比舅舅讲的故事。跟父亲打工的时候,他到过几座小城镇,可从没去过真正的城市,而且明摆着,纳比舅舅说的那一套,丝毫没能帮助他做好准备,来面对全国最大、最热闹城市的忙碌与喧嚣。他看见到处都是交通信号灯、茶馆、饭馆,还有开着大橱窗的商店,挂着鲜亮的、五颜六色的招牌。小汽车轰鸣着,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一路按着喇叭,从公共汽车、行人和自行车的窄缝儿里嗖嗖钻过。马拉的戛力车叮叮当当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两个铁轱辘轧着路面,颠上颠下。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走在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香烟和口香糖的小贩,卖杂志的小摊,还有钉马掌的铁匠。在路口处,交通警察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吹着哨子,做着耀武扬威的手势,可惜好像没人搭理他们。

阿卜杜拉坐在人行道边的条凳上,腿上坐着帕丽,不远处是个肉铺。他们俩分吃一盘香菜酸辣酱拌的烘豆子,这是父亲刚从路边摊上给他们买的。

“看,阿波拉。”帕丽说,她指着街对面的一家商店。那窗户里站着个年轻的女人,穿一件漂亮的绣花绿衣,衣服上还挂着好多小亮片和小珠子。她包着长长的、颜色相配的头巾,戴着银首饰,穿深红色的裤子,纹丝不动地站着,漠然地看着行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直到阿卜杜拉和帕丽吃完豆子,那女人连指头都没动一动,此后也依旧纹丝不动。举目楼上,阿卜杜拉看见一张巨大的海报,挂在高高的大楼外墙。海报上有个年轻漂亮的印度女郎,身边的地上开满了郁金香,她站在倾盆的大雨中,顽皮地躲在一座小屋后面。她张着小嘴儿,羞答答地笑着,一件湿漉漉的纱丽紧紧裹出她的曲线。阿卜杜拉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纳比舅舅所说的电影院,也就是人们可以去看电影的地方,可他希望下个月,纳比舅舅能带他和帕丽去看一场电影。想到这儿,他咧开嘴笑了。

就在街上一座蓝瓦清真寺高声宣礼之后,阿卜杜拉看到纳比舅舅把车停在路边。他坐在司机位置上,身上还是那套橄榄绿西装,大摇大摆地下了车,车门差点儿撞到一个穿袷袢、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幸好他猛地一拐,躲开了。

纳比舅舅快步绕过车头,拥抱了父亲。他一看到阿卜杜拉和帕丽,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他弯下腰,把自己放低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

“小家伙,你们喜欢喀布尔吗?”

“好吵。”帕丽说。纳比舅舅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来吧,上车。你们坐到车上,还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上车前先把脚蹭蹭。萨布尔,你坐前面。”

后座凉凉的,硬硬的,和外面一样,也是浅蓝色。阿卜杜拉挪到窗边,坐在司机座位后面,又把帕丽抱到腿上。他注意到围观的人们带着羡慕的神色,瞅着这辆小汽车。帕丽扭头看他,两人相视一笑。

纳比舅舅开着车,城市的画卷从他们眼前流过。他说他要绕段路,带他们多看几眼喀布尔。他指着一座山,说它叫特佩马兰詹,山头有座俯瞰城市的圆顶陵墓,查希尔沙国王的父亲纳第尔沙就葬在那儿。他指给他们看希尔达瓦扎山顶的巴拉喜萨尔堡,并说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英军曾在此扎营。

“那是啥,纳比舅舅?”阿卜杜拉拍拍车窗,指着一座黄色的长方形大楼。

“那是大仓,新的馕厂。”纳比舅舅单手开着车,回头冲他挤了下眼睛。“这是我们的俄国朋友送来的礼物。”

做馕的工厂?这可真让阿卜杜拉吃惊。他回想起了在沙德巴格的家里,帕尔瓦娜在泥炉里把面团拍成饼的样子。

最后,纳比舅舅拐上了一条干净、宽阔的街道,路边整整齐齐,种着成排的柏树。这儿的房子都很漂亮,比阿卜杜拉以前见过的所有房子都大。房子有白色的,黄色的,还有淡蓝色的,大部分都是两三层,带着高高的围墙,金属大门分成两扇,关得严严实实。阿卜杜拉瞧见路边停着几辆小汽车,样子和纳比舅舅开的这辆差不多。

纳比舅舅把车停在私家车道上,道边是一排修剪整齐的矮树。再过去一点,便是一座两层高的白房子,看上去大得难以置信。

“你家好大。”帕丽吃惊地睁大双眼,轻声说道。

纳比舅舅仰面大笑。“那敢情好了。不,这是我老板的房子。你们这就能见到他们。一定得有礼貌,听见了吗?”

当纳比舅舅领着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进了门,他们才发现,这房子比原来想像的还要气派。阿卜杜拉估摸着,它大得足以装下沙德巴格至少一半的人家。他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魔王的宫殿。房后还有花园,打理得非常漂亮,种着成排的鲜花,什么颜色都有,修剪得整整齐齐,还有齐膝高的矮树丛,果树也到处都是——阿卜杜拉认出了樱桃树、苹果树、杏树和石榴树。走廊建在屋外,盖有顶棚,直入花园——纳比舅舅说它叫游廊——旁边的栏杆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瓦赫达提先生和瓦赫达提太太正在里屋等着他们。进屋之前,阿卜杜拉偷偷看了一眼厕所,里面有纳比舅舅说过的陶瓷马桶,亮闪闪的洗脸池,配着古铜色的水龙头。在沙德巴格,每个礼拜,阿卜杜拉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从公共水井里成桶成桶地提水,可人家只需伸手一拧,就能来水,这样的生活不免让他大为惊奇。

此刻,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坐在一个有金色流苏的大沙发上,背后是软乎乎的靠垫,上面有很多小小的八角形亮片。沙发对面,一幅画占去了大部分墙面,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石雕匠,伏在工作台前,正用木锤敲一块大石头。窗子宽大,配有带褶裥的窗帘,敞开着,窗外是装有齐腰高铁护栏的阳台。这房间里的一切都光亮而一尘不染。

阿卜杜拉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如此肮脏。

纳比舅舅的老板瓦赫达提先生坐在皮椅上,两条胳膊抱在胸前。他看着他们,表情虽然说不上不友好,却总之是冷淡而难以参透的。他比父亲要高,刚才他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阿卜杜拉就看出来了。他肩膀比较窄,嘴唇薄,脑门锃亮。他穿一套收腰的白西装,绿色的开领衬衫,袖口钉着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从头到尾,他说的话都没超过十句。

帕丽低着头,看着他们身前玻璃桌上的糖果盘。阿卜杜拉从来没想到,糖果还能有这么多的花样。有手指头模样的巧克力,上面带着一圈圈的奶油,有中间裹着橘子瓣的小圆糖,有树叶形状的绿糖,还有好多别的模样。

“想尝尝吗?”瓦赫达提太太问。一直都是她在讲话。“吃吧。你们俩。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阿卜杜拉看看父亲,请求允许,帕丽也学他的样儿。这姿势好像把瓦赫达提太太迷住了,她抬起眉毛,歪歪脑袋,露出了微笑。

父亲轻轻点了点头。“一人一块。”他低声说道。

“噢,那可不行。”瓦赫达提太太说,“这可是我让纳比跑了半个喀布尔才买来的。”

父亲闹了个大红脸,不敢看她。他就坐了沙发一个边,两只手攥着自己的便帽。哪怕刚才他把两个膝盖转向了瓦赫达提太太,可眼睛瞧的始终都是她丈夫。

阿卜杜拉拿起两块糖,给了帕丽一块。

“噢,多拿点儿。纳比一片苦心,咱们可不能白白浪费掉。”瓦赫达提太太娇嗔道。她朝纳比舅舅笑了一下。

“哪里哪里。”纳比舅舅的脸也红了。

纳比舅舅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身边有个很高的木头陈列柜,装着厚厚的玻璃门。阿卜杜拉看见,柜子里的搁板上摆着一些银色的相框,里面是瓦赫达提先生和瓦赫达提太太的照片。有一张是他俩和另一对夫妇的合影。他们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厚厚的外套,背景是一条白浪翻卷的大河。在另一张照片里,瓦赫达提太太手拿着酒杯,正在开怀大笑,光溜溜的胳膊搂着一个男人的腰,让阿卜杜拉想不通的是,那男人竟然不是瓦赫达提先生。还有一张婚纱照,他穿着黑西装,又高又瘦,她穿着飘逸的白裙子,两个人都抿着嘴唇在微笑。

阿卜杜拉偷偷看了她一眼,看她细细的腰,她漂亮的小嘴儿和完美的弯眉,她粉红的指甲和粉红的唇膏。现在他记起她来了。那是两年前,帕丽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纳比舅舅带她到了沙德巴格,因为她说,她想见见他的家属。她穿着一条桃红色的无袖长裙——他记得父亲脸上那惊愕的表情——戴一副黑色的太阳镜,宽宽的白色镜框。她始终面带微笑,问这问那,问村子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还问孩子们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举手投足之间,就好像她也属于这里,也住这样低矮的泥屋。她背倚着煤烟熏黑的墙,坐在蝇屎斑斑的窗边,一大张黑不溜秋的塑料布隔开了主屋和厨房——厨房也是阿卜杜拉和帕丽睡觉的地方。她把这次串门弄得风风光光,非要在门口脱掉高跟鞋,不要父亲自作聪明拿来的椅子,而是席地而坐,就好像她也是农民的一员。阿卜杜拉那时候只有八岁,可也能看出其中的名堂。

想起那次串门,阿卜杜拉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帕尔瓦娜像裹了尸衣一样的窘态。她当时怀着伊克巴尔,呆坐在角落里,一声也不吭,身体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就那样坐着,双肩收紧,两脚塞在隆起的肚子下,好像要努力缩进墙里,消失不见。一条脏兮兮的面纱像盾牌一样挡住她的脸。她紧紧抓着下巴底下的面纱,把它拧成了乱糟糟的一堆。阿卜杜拉仿佛看到,羞耻如水汽般从她身上蒸腾而起,看到她自觉何其渺小的那份难堪,他心头涌起了一种对后妈的同情,这种感觉让他自己也觉得惊讶。

瓦赫达提太太伸手拿起糖果盘旁边的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们刚才绕了段路,我带他们看了看街景。”纳比舅舅说。

“好的呀,好的呀。”瓦赫达提太太说,“您以前来过喀布尔吗,萨布尔?”

父亲说:“一两次,尊贵的太太。”

“那么,请问您印象怎么样?”

父亲耸耸肩。“人挤人。”

“是的。”

瓦赫达提先生揪了揪上衣袖子上的棉绒,然后低头看着地毯。

“人挤人,是的,而且有时也让人厌倦。”瓦赫达提太太说。

父亲点点头,好像听懂了一样。

“喀布尔其实就像一个岛。有人说它在不断进步,这话也许不错。我看这么说确实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它也和我们国家的其余部分失去了联系。”

父亲低头看着手中的便帽,眼睛眨巴了一下。

“不要误会我。”她说,“我衷心拥护这座城市一切进步的议题。真主知道,我们的国家会从中获益。不过有的时候呢,以我之见,喀布尔有点儿过于自得其乐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座城市沾染了自负。”她叹了口气。“它确实越来越让人厌倦了。我本人一向欣赏乡村的生活。我对乡村是一往情深的。那遥远的外省,那些啊,那些小村庄啊。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

父亲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我也许不赞同全部或大部分的部落传统,可是对我而言,那里的人们总是过着更真实的生活吧。他们坚守传统。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谦逊。也很好客。还有达观的性格。一种自豪感。可以这么说吗,苏莱曼?自豪?”

“别说了,妮拉。”她丈夫轻声说道。

一阵令人压抑的沉默随即出现。阿卜杜拉看到瓦赫达提先生不停地在椅子扶手上敲着指头,他妻子则保持着僵硬的微笑。烟嘴处留下了粉红的污渍。她两脚交叠,一只胳膊肘搭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也许我用词不当。”她打破了沉默。“也许该说尊严。”她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阿卜杜拉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牙。“这就对了。恰当多了。乡村的人们带着一种尊严感。他们身上就是有这种感觉,好像佩戴着勋章,对吗?我诚心诚意地说,我在您身上就看到了,萨布尔。”

“谢谢您,尊贵的太太。”父亲咕哝道,边说边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却仍然低头看着自己的便帽。

瓦赫达提太太点点头,将目光转向帕丽。“请恕我直言,你实在太可爱了。”帕丽用胳膊肘轻轻顶了顶阿卜杜拉。

瓦赫达提太太慢条斯理地背诵道:“今天我看到了我在寻觅的容颜,我看到了闭月,羞花,无法度量的优雅。”她笑了笑。“这是鲁米。你听说过他吗?你可以这样想,这是他专门为你写的,我亲爱的。”

“瓦赫达提太太是很有才华的诗人。”纳比舅舅说。

瓦赫达提先生走到房间这一头,拿起一块糖,掰成两半,咬了一小口。

“纳比嘴巴真甜。”瓦赫达提太太说着,热乎乎地瞟了他一眼。阿卜杜拉又一次看到红晕爬上了纳比舅舅的面颊。

瓦赫达提太太把烟屁股按到烟灰缸里,使劲捣了好几下,把烟掐灭。“我带孩子们出去转转吧。”她说。

瓦赫达提先生不高兴地深吸了一口气,两只巴掌往椅子扶手上一拍,好像要站起来,却没动窝。

“我带他们去趟巴扎。”这一次,瓦赫达提太太是在对父亲说话。“如果您同意的话,萨布尔。纳比给我们开车。苏莱曼可以带您看看后院的工地。您一看就明白了。”

父亲点了点头。

瓦赫达提先生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们起身往外走。

突然之间,阿卜杜拉希望父亲能给人家道个谢,谢谢他们的糖果和茶,然后拉起他和帕丽的手,离开这座房子,离开房子里的画和窗帘,还有满屋的奢华与舒适。他们可以灌满水囊,买齐馕和煮蛋,顺着原路回家。穿过沙漠,经过巨石,一路与群山相伴,父亲还可以给他们讲几个故事。他们可以轮流拉车,车上坐着帕丽。走上两天,也许三个白天,不管肚子里灌进多少风沙,腿上又有多么疲累,但终将再次回到沙德巴格。舒贾看见他们出现,一定会狂奔而至,围着帕丽蹦跳转圈。那时他们就到家了。

父亲说:“快去吧,孩子们。”

阿卜杜拉上前一步,想说什么,可是纳比舅舅伸出一只大手,放到他肩膀上,把他扳了回来。纳比舅舅一边领他穿过走廊,一边说:“不看看这地方的巴扎可不行。我说你俩,这儿的巴扎你们可没见过。”

瓦赫达提太太和他俩一起坐在后排,车里满是她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儿,还有一种味道阿卜杜拉说不上来,甜甜的,有点呛鼻子。纳比舅舅开着车,她连珠炮似的问他们问题。都有哪些朋友?他们上不上学?还问些家长里短的事,邻居如何?玩什么游戏?阳光照亮了她右半边脸,阿卜杜拉可以看到她脸颊上细细的汗毛,以及脖子上粉底的微痕。

“我有条狗。”帕丽说。

“真的?”

“那条狗蛮怪的。”纳比舅舅在前座上说。

“他叫舒贾。我只要一伤心,他就知道。”

“狗通人性。”瓦赫达提太太说,“他们比我遇到过的有些人还要好呢。”

三个女学生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汽车从她们身边驶过。她们穿着黑色校服,系着白头巾。

“我知道刚才我是怎么说的,可喀布尔也没那么糟糕。”瓦赫达提太太心不在焉地用手摆弄着自己的项链。她看着窗外,脸上忽然有些伤感。“我觉得春末的喀布尔才是最好的,下完雨之后,空气干干净净。可是夏天说来说来,就像太阳撞到山上,把这儿变成一个大火炉。”她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家里有个孩子就好了。闹腾闹腾,有点变化。有点活力。”

阿卜杜拉看着她,从这女人身上感觉到了某种让人担心的东西,隐藏在脂粉下,香水的味道和那楚楚可怜的表情中。某种在内心深处碎裂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想起了帕尔瓦娜烧饭时的煤烟,厨房架上那些罐子,胡乱堆叠的盘子,污迹斑斑的锅碗瓢盆。他怀念起了和帕丽同睡的床垫,哪怕它脏兮兮的,随时有可能被里面破烂不堪的弹簧扎穿。他怀念那一切。他从来没像这样想家,想得如此厉害。

瓦赫达提太太叹了口气,重重地靠到座位上,紧紧抓着她的手提包,好像孕妇抱着自己鼓凸的肚子。

纳比舅舅把车停在人来人往的街边。马路对面有座清真寺,建有高高的宣礼塔,旁边就是巴扎,里面回廊密布,有带拱顶的,也有露天的,迷宫一般。他们沿着通道边走边逛,有的货摊卖皮衣,有的卖戒指,上面镶着彩色的珠宝和石头,还有卖各种香料的。瓦赫达提太太和他俩走在前面,纳比舅舅殿后。因为到了户外,瓦赫达提太太便戴上了一副黑色的太阳镜,这让她的脸看上去怪怪的,很有几分神秘。

到处都能听见有人讨价还价。几乎每个货摊都在播放吵闹不休的音乐。他们经过了一些带门脸的铺子,有卖书的,卖收音机的,卖灯的,还有卖银色炊具的。阿卜杜拉看见两个当兵的在抽烟,穿着脏靴子和深褐色的大衣,一支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带着无精打采的冷漠打量着每个人。

他们在鞋摊前停下。鞋子成排,摆放在鞋盒上,瓦赫达提太太上前翻找。纳比舅舅溜溜达达去了下一个摊位,背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堆旧钱币。

“这一双怎么样?”瓦赫达提太太问帕丽。她手里拿着一双黄色的新运动鞋。

“好漂亮呀。”帕丽说。她看着那双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咱们试试吧。”

瓦赫达提太太帮帕丽穿上鞋,给她系上鞋带,扣好搭扣。她抬起头,透过眼镜看着阿卜杜拉。“我看你也可以来一双。真不敢相信你从村里一路走着过来,就穿着这双拖鞋。”

阿卜杜拉摇摇头,扭头看着别处。回廊里有个老头子,胡子乱蓬蓬的,长了两只畸形的锄头脚,在向路人乞讨。

“看,阿波拉!”帕丽抬起一只脚,又抬起另一只。她在地上又跺又跳。瓦赫达提太太叫过纳比舅舅,让他带上帕丽到回廊里走走,看看鞋合不合脚。纳比舅舅牵着帕丽的手,领她走进了通道。

瓦赫达提太太低头看了看阿卜杜拉。

“你认为我是个坏人。”她说,“你不喜欢我刚才说话的方式。”

阿卜杜拉看着帕丽和纳比舅舅经过锄头脚老头的身边。老头对帕丽说了些什么,帕丽仰起脸看着纳比舅舅,也在说话,然后纳比舅舅给了老头一枚硬币。

阿卜杜拉不出声地哭起来了。

“噢,乖孩子。”瓦赫达提太太说,她有些吃惊。“可怜的小家伙。”她从手提包里扯出条手帕,递到他面前。

阿卜杜拉把手帕猛地拨到一边。“请不要那样做。”他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她蹲到他身边,墨镜推到头上,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她用手帕轻轻擦了擦两眼,一些黑渍也随之擦落。“如果你恨我,我也不怪你。这是你的权利。可是……我不指望你能理解,现在就理解,可这是最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阿卜杜拉。真的是这样。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

阿卜杜拉仰面朝天,恸哭起来。就在此时,帕丽蹦蹦跳跳地朝他走回来了。她眼中充满了感激,她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父亲拿起斧头,砍倒了大橡树。谢基卜毛拉的儿子巴依吐拉和另外几个男人帮他。没人拦他们。阿卜杜拉和别的孩子站在一起,看他们砍树。父亲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卸掉秋千。他爬到树上,用刀子割断绳索,然后和男人们一起,砍那粗壮的树干,一直砍到下午很晚,老树才终于轰然倒地。父亲告诉阿卜杜拉,他们需要过冬的柴火。可他咬紧牙关,脸色阴沉,凶猛地在老树身上抡着斧头,仿佛再也受不了多看它一眼。

此时,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男人们还在劈凿那倒下的大树。他们的鼻子和脸颊冻得发红,刀斧敲击着木头,发出沉闷的回声。父亲对付树身,阿卜杜拉则从大树杈上扯断枝条。两天前,刚刚下过今年冬天的头一场雪。不大,还没到下大雪的时候,只是一个前兆。用不了多久,冬天将席卷沙德巴格,带着它的冰柱,一周又一周的降雪,以及转眼便能吹裂手背的风。现在,白色还没有将大地完全覆盖,只是斑秃一般,从村里铺往陡峭的山坡,淡褐色的地面星星点点,散露其间。

阿卜杜拉收拢一堆细枝,抱起来,走向附近越堆越高的公用柴堆。他戴着新手套,穿着雪地靴和冬衣。衣服是二手货,拉链本来坏了,父亲又把它修好,除此之外,它和新衣服一样棒——絮着棉花,外面是深蓝色的,衬里是橘黄色的毛皮。它有四个大口袋,可以咔嗒一声扣上,咔嗒一声打开,还有絮棉的帽兜,阿卜杜拉扯一扯帽绳,就能紧紧地捂住脸。现在他把帽兜从头顶推到脑后,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阿卜杜拉还能分辨出老磨坊,它光秃秃的,灰灰的,在村里一堵堵泥墙的映衬下,隐约可见。只要从山上吹来凛冽的狂风,房梁便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夏天的时候,多半是青鹭在磨坊安家,现在冬天一来,青鹭便飞走了,换了乌鸦进驻。每天早晨,阿卜杜拉都会在它们的大声抱怨和嘶哑的聒噪中醒来。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躺在右边的地上。他走过去,蹲下。

一片羽毛。小小的。黄色的。

他摘掉一只手套,拾起这片羽毛。

今晚有个聚会,他和父亲,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伊克巴尔要去参加。巴依吐拉刚生了男孩。有卖艺的穆特里卜要来给男人们唱歌,还有人打手鼓。晚会上有茶,有热乎乎的、新出炉的烤馕,有土豆汤。之后,谢基卜毛拉要把手指蘸到糖水碗里,再让婴儿吸他指头。他会拿出亮闪闪的黑石头,双面剃刀,掀起婴儿肚子上的盖布。寻常的仪式。沙德巴格的生活总要继续。

阿卜杜拉把手里这片羽毛翻过来。

不许哭鼻子。父亲说过,不许哭。我受不了。

真没人哭过。村里没有一个人问起过帕丽,甚至没人提起过她的名字。阿卜杜拉觉得吃惊,她竟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得如此干干净净。

只有在舒贾身上,阿卜杜拉能看到自己的悲伤。那条狗每天都出现在家门口。帕尔瓦娜用石头丢他,父亲提着棍子吓他,可他总是去而复返。每天夜里都听到他在悲悲切切地呜咽,每天早晨都看到他卧在门口,两只前爪垫在嘴巴下面,一对忧郁的、无辜的眼睛眨巴着,仰望着要揍他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礼拜,直到有天早晨,阿卜杜拉看见他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山那边去了。沙德巴格再也没人见过他。

阿卜杜拉把这片黄色的羽毛放进衣袋,走向磨坊。

有时候,他会冷不丁地瞅见父亲脸上灰云密布,陷入难以言传的感情阴影。如今,父亲看上去萎靡不振,好像失去了支柱。他不是懒洋洋歪斜在屋中,便是坐在新买的大铁炉前烤火,把小伊克巴尔放在腿上,失神地呆望着火苗。他的声音也变得疲惫不堪,与阿卜杜拉记忆中的判若两人,说出的每个字都好像秤砣一样。他往往神情幽闭,长久地沉默无语。他再也不讲故事了,自打他和阿卜杜拉从喀布尔回来,就一个故事也没讲过。阿卜杜拉觉得,父亲大概把自己的灵感也一并卖给了瓦赫达提夫妇。

没了。

消失了。

什么都没留下。

一切都归于无言。

只听到帕尔瓦娜的这些话:只能靠她了。我很抱歉,阿卜杜拉。非她不可。

砍下一根指头,才能把手保住。

在磨坊后面,在风化中的石塔下,他跪到地上,脱掉手套,刨着地里的土。他想到她浓浓的眉毛,大大的脑门儿,豁牙的笑。他耳边总听到她清脆的笑声,一如从前,在家里滚滚而过。他想起从巴扎回来后爆发的那场厮打。帕丽惊恐着,尖叫着。纳比舅舅赶快把她拉走。阿卜杜拉刨着土,直到指头碰到金属。他探手向下,从坑里挖出那个铁皮茶叶盒,拂去盖子上冰冷的土。

最近他想了好多,想父亲在去喀布尔之前给他们讲的那个故事,老农夫巴巴·阿尤布和魔王。阿卜杜拉发现自己就站在帕丽曾经待过的地方,而她的离去好像一股无形的烟尘,从他脚下的土里升起,让他的腿弯折,让他的心坍缩,他渴望着喝一大口魔王送给巴巴·阿尤布的魔药,好让自己也能忘记。

可是什么都忘不掉。帕丽总是不请自来,徘徊不去,不管阿卜杜拉到哪儿,都能看见她在一旁侧立。她就像他衣服上黏附的尘土。她就待在那一个又一个的沉默里,那是如今家中习以为常的沉默,言语之间忽然喷涌的沉默,有时冰冷而空洞,有时潜伏着什么,却终究归于无言,像一片乌云,带着雨,却永远不会飘落。在有些夜晚,他会梦见自己又一次置身荒漠,一个人,四下都是山,只有一点点细小的微光在远处闪烁,明明灭灭,如同一句暗语。

他打开茶叶盒。它们全在里面。帕丽的羽毛,公鸡毛、鸭毛、鸽子毛;那支孔雀翎也在。他把黄羽毛丢进盒中。总有一天,他想。

他希望。

像舒贾一样,他在沙德巴格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这里已无可留恋。这里已不再有他的家。他会等到冬天过去,等到融雪的春天到来。他将在某个早晨,在黎明前起身,迈出家门。他将选准一个方向上路。双脚能带他走多远,他就走多远,远远地离开沙德巴格。如果有一天,他在旷野中跋涉太久,被绝望俘获,那么他将止步于半途,就此瞑目。他将想起帕丽在沙漠中发现的那片隼羽。他将想像着羽毛从飞鸟身上松脱,在云中,在人间千尺之上,在暴烈的气流中劲舞,激旋,被怒号的狂风裹挟,推送,飞越千里荒漠,百座高山,战胜一切险阻,最后万无一失,飘落于巨石脚下,并必将被妹妹发现。他将流连于这样的想像,它带来的不只初时的惊喜,还有继之而生的希望,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不过他也更清醒地知道,他要鼓足勇气,睁大双眼,迈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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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第三章

帕尔瓦娜还没掀开被子看,就闻到那味儿了。马苏玛屁股上蹭得到处都是,一直到大腿。床单、床垫和被子上也有。马苏玛回过头,抬脸看着她,怯怯地,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还有羞耻——这些年来始终不变的羞耻。

“对不起。”马苏玛小声说。

帕尔瓦娜真想大声咆哮,却强迫自己挤出一丝笑容。每逢这样的时刻,她就需要拼命提醒自己,别忘了这个粪堆是她自作自受的结果。她遭受的一切既算不上不公平,也不过分。她活该如此。她打量一下弄脏的床褥,对眼前的工作心生畏惧,不免叹了口气。“我这就给你弄干净。”她说。

马苏玛开始无声地哭泣,表情上没有丝毫变化,只有眼泪夺眶而出,簌簌落下。

清晨凛冽,帕尔瓦娜来到屋外,在烧饭的泥坑里生火。等火上来了,她便提着桶去沙德巴格的公共井里打水,再回来烧水。她在火前攥紧两手。从这儿,她能看到村里的磨坊,小时候谢基卜毛拉教她和马苏玛识字的清真寺,还有毛拉建在缓坡底下的家。再过一会儿,等太阳升起,毛拉家的房顶就会在周围的土色之中,变成鲜红夺目的方块,因为他妻子在屋顶晾了西红柿。帕尔瓦娜抬头仰望,晨星暗淡,漠然地对她半睁着眼睛。她费劲地站起身。

进了屋,她帮马苏玛翻过身,背朝上。她浸湿毛巾,擦净马苏玛的屁股,从她后背和肌肉麻痹的腿上清理掉粪便。

“为什么用热水?”马苏玛趴在枕头上说,“何必这么麻烦?你不用这样做。我分辨不出来的。”

“也许吧。可我就是要这样。”帕尔瓦娜说着,对着粪便做了个鬼脸。“行了,别说话了,让我收拾完。”

帕尔瓦娜的一天就此开始,一如往常,一如父母过世这四年来的每一天。她喂鸡,劈柴,一趟趟、一桶桶地从井里提水。她和面,揉面,在土坯房外的泥炉里烤馕,然后擦地板。到了下午,她蹲在小河边,和村里的女人们一起,在石头上洗衣服。接下来,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她要去坟地,给父母上坟,挨个做一遍简短的告拜。整整一天下来,在这些家务的间隙,她还得抽空儿帮马苏玛翻身,侧过来,再侧过去,把枕头塞到这边的屁股下,过一会儿再换另一边。

今天她碰到了萨布尔。碰到了两次。

她先瞅见萨布尔蹲在他家小土房外,对着烧饭的泥坑扇风,烟呛得他使劲眯着眼。旁边是他儿子阿卜杜拉。后来她又瞧见他了,正在跟几个男人聊天。那些男人和萨布尔一样,现在都成了家,可他们原先也都是村里的娃子,跟萨布尔打过架、一起放过风筝,追过狗,玩过捉迷藏。现在这段日子萨布尔可遭罪了,摊上了大不幸,老婆死了,丢下两个没妈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吃奶。现在他说起话来透着疲惫,听都听不清。他在村里拖着身子走路,倦怠,枯槁,和从前判若两人。

帕尔瓦娜远远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渴望,像傻子一样。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她努力挪开目光。如果无意中四目相交,他也只是冲她点个头,可她却热血上涌,满脸发烧。

当晚,帕尔瓦娜要躺下睡觉时,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是累透了。她躺到小床上,等待入睡。

此时,黑暗中传来呼唤:

“帕尔瓦娜?”

“在。”

“你还记得那次吗?咱俩一块儿骑自行车。”

“嗯。”

“骑得多快啊!大下坡。狗追着咱们。”

“我记得。”

“咱俩都在尖叫。然后就撞到石头上了……”帕尔瓦娜几乎可以听到姐姐在黑暗中微笑。“妈可生气了。纳比也是。咱们撞烂了他的自行车。”

帕尔瓦娜闭上了眼睛。

“帕尔瓦娜?”

“在。”

“今晚和我一起睡行吗?”

帕尔瓦娜蹬开被子,摸到小屋另一头马苏玛的床上,钻进被窝,在她身边躺下。马苏玛的脸枕着帕尔瓦娜的肩膀,一只胳膊环在妹妹胸前。

马苏玛小声说:“你应该过得比我好。”

“别再说这些了。”帕尔瓦娜低声答道。她抚弄马苏玛的头发,一下一下,慢慢地,马苏玛喜欢这样。

她俩轻言细语地瞎聊了一会儿,都是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事,暖暖的呼吸温暖着对方的脸。对帕尔瓦娜来说,这是相对快乐的时刻,常常让她想起她俩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也曾这样脸贴着脸,蜷缩在被窝里,低声私语,说着闲话,不出声地吃吃傻笑。没过多久,马苏玛便睡着了。她在做梦,出声地嘟囔着什么。帕尔瓦娜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思绪凌乱,东想一点,西想一点,终于滑落到她在一本旧杂志上见过的照片,一对面无表情的连体暹罗兄弟,共用肥厚的躯干。他们一体相连,无法分离,一个人骨髓里造出来的血,在另一个人的血管里奔流,他们的结合是永久的。帕尔瓦娜感到压抑,绝望,好像有只手死死攥住了她的心。她吸了口气,努力将心思转回到萨布尔身上,却发现思绪飘飘荡荡,坠入了她在村里听到的传言:他在找新老婆。她使劲不去想他的脸。她掐断了自己的愚念。

帕尔瓦娜生得意外。

马苏玛已经出来了,在接生婆怀中安静地蠕动,此时母亲却在大叫,另一个脑袋瓜从她体内露出了头顶。马苏玛的到来顺顺利利。接生婆后来说:她自己下凡来了,这个小天使。帕尔瓦娜的出生却是母亲久拖不去的痛苦,当然对婴儿也是极其危险的。接生婆费了好大的劲,才给帕尔瓦娜解开缠住脖子的脐带,它仿佛怀着与母体分离的焦虑,而变做了害命的工具。日后每逢情绪低落到谷底,帕尔瓦娜便不由自主,没顶于自厌自弃的洪水,心想,还是那根脐带最解人意。它想必知道,谁才是更好的那一半。

马苏玛按时吃奶,准点睡觉,只在饿了的时候或拉完才哭。醒着时,她既顽皮又活泼,动不动就乐,在襁褓中咯咯傻笑,高兴起来就吱吱呀呀地叫。她喜欢吮吸自己的拨浪鼓。

大伙都说,多懂事的宝宝啊。

帕尔瓦娜却是个暴君。她尽情施展威权,凌驾于母亲之上。父亲被这作威作福的婴儿弄得五心烦躁,干脆带上女娃们的哥哥纳比,逃到自己兄弟家睡觉。对姐妹俩的母亲而言,夜晚充满了史诗般的苦难,只有少许间隙,可以抽空儿喘上一口气。到了晚上,她便整夜抱着帕尔瓦娜,不停地颠上颠下,走来走去。她摇着她,给她唱歌。每当帕尔瓦娜张开嘴,对她肿胀的、已被咬破的乳房发起猛攻,用牙床撕咬她的奶头,仿佛要从她骨髓深处也吸出奶水的时候,她便疼得龇牙咧嘴。但吃饱喝足也于事无补:即便肚儿圆圆,帕尔瓦娜照样连踢带打,哭闹不停,任母亲怎样求告也无动于衷。

马苏玛待在房间角落里,带着忧郁无助的表情看着这一切,仿佛对母亲的处境心怀怜悯。

纳比原先可不像这样。母亲有一天对父亲说。

每个宝宝都不一样。

可那一个,我要被她弄死了。

会过去的。他说。就像坏天气会过去一样。

确实过去了。也许这孩子得了疝气,也许是因为其他不太严重的小毛病。可是太晚了。帕尔瓦娜留给人的印象已经难以消泯。

双胞胎十个月大的时候,正值夏末的一个午后,沙德巴格的村民参加完婚礼,在一起聚餐。女人们热火朝天地忙活着,把白米饭堆进盘子,弄成一个个松软的金字塔,再撒几片番红花。她们切馕,刮掉瓮底的米饭锅巴,递上一个个菜盘,里面装着炸茄子,上面放了酸奶酪和干薄荷。纳比和别的男孩们玩去了。村里那棵大橡树下,母亲带着姐妹俩,和邻居们一起,坐在刚铺的小地毯上。她不时低下头,看一眼并排睡在树荫下的两个女儿。

吃完饭,喝完茶,姐妹俩也睡醒了。眨眼之间,就有人把马苏玛一把抱了起来,高高兴兴地递来递去,娘舅递给大姑,大姑再递给大爷,在这个腿上颠几下,再到另一个膝盖上立一会儿。一只只手挠着她软软的小肚皮,一个个鼻子蹭着她的小鼻头。她顽皮地一把揪住谢基卜毛拉的胡须,逗得大伙哈哈大笑,抱着她又是一通疯摇。她表现得如此大方,合群,真让人啧啧称奇。他们举着她,赞美她粉嘟嘟的脸蛋,宝石蓝的眼睛,线条优雅的双眉,夸她是个美人坯子,过不了几年,她便要出落得靓丽夺目。

帕尔瓦娜留在母亲的膝头。马苏玛表演的时候,帕尔瓦娜安静地看着,带着一丝困惑。在一群如醉如痴的观众当中,只有这一位不明白,眼前的满堂喝彩到底是为了啥。母亲不时低头看看她,伸出手,轻轻捏一捏她的小脚丫,仿佛在以此致歉。听到人家议论马苏玛出了两颗牙,孩子她妈便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帕尔瓦娜都出三颗了。可是谁也没有理她。

姐妹俩九岁的时候,全家人去了萨布尔家,吃黄昏前的开斋饭,庆贺斋月的结束。屋子里沿墙摆放了一圈坐垫,大人们围坐着,高声聊天。你来我往,传来递去的,总也少不了茶、祝福和闲话。老头们捻着念珠。帕尔瓦娜安静地坐着,为能与萨布尔呼吸同样的空气,为他那双猫头鹰般的眼睛就在近旁而暗自欢喜。整个晚上,她时不时就瞥他一眼,看他在嚼方糖,在摸自己光溜溜的大脑门,或是被某位老大爷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如果他注意到她在看他,确有那么一两次他注意到了,她便赶快把目光挪开,因为难为情而不免动作生硬。她的腿开始发抖,嘴发干,几乎讲不出话来。

此时,帕尔瓦娜想起了那个笔记本,它就藏在家里,压在她一堆东西下。萨布尔老有故事讲,讲精灵,讲仙女,讲妖怪和魔王。村里的小孩经常围着他,屏息凝神,听他给大伙编故事。大概半年前,帕尔瓦娜听到萨布尔告诉纳比,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小说。此前不久,帕尔瓦娜和母亲去了一趟邻镇的巴扎,在一个卖旧书的摊子上,她相中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干干净净的纸上印着一道道的横线,本子皮是厚厚的深棕色皮革,四边压花。帕尔瓦娜把笔记本拿在手上,知道妈妈付不起钱,便趁卖货的不注意,飞快地把它塞进了自己的毛衣。

可是,半年过去了,帕尔瓦娜依然无法鼓起勇气,把笔记本送给萨布尔。她害怕他笑话她,也怕他看明白其中的含意,再把它退还。于是,她只能每天夜里躺在小床上,手偷偷伸在毯子下,抓着那笔记本,用指尖摩挲封皮上的压花。明天。她每晚都暗自发誓。明天我一定要拿上它,去见他。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吃过开斋饭,所有小孩都跑到外面去玩。帕尔瓦娜、马苏玛和萨布尔轮流荡起了秋千,那是萨布尔的父亲做的,吊挂在大橡树一根结实的树枝下。轮到帕尔瓦娜了,萨布尔却老是忘记推她,因为他正忙着讲新故事呢。这一回他讲的是大橡树。他说这是棵魔树,如果你想许愿,就得跪在树下,悄悄把愿望告诉它。如果树答应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它就会在你头顶落下树叶,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秋千慢下来,眼看就要停了,帕尔瓦娜扭过头,想叫萨布尔接着推她,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萨布尔正与马苏玛含笑对视。帕尔瓦娜看见,萨布尔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她的笔记本。

我在咱家发现的。马苏玛后来说。是你的吗?我一定想办法还你。我保证。你不会往心里去吧,会吗?我只是觉得那本子特配他。让他写小说。你看见他的表情了吗?看见了吗,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嘴上说不,她不会往心里去,可她的心都要碎了。她姐姐和萨布尔含笑对视的画面,他俩会心会意的表情,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眼前重现。帕尔瓦娜倒不如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萨布尔故事里的妖怪一样,省得在他俩面前当电灯泡。她为此痛至骨髓。那天夜里,她在小床上无声地哭泣。

等姐妹俩长到十一岁,帕尔瓦娜已经心智早熟,懂得男孩子们为什么在暗恋的女孩面前,会做出种种古怪的举动。尤其是她和马苏玛从学校走路回家的时候,她更是看得明明白白。所谓学校,其实只是本村清真寺的里屋,谢基卜毛拉除了在这儿教人背诵古兰经,还教村里的所有孩子读书写字,背诵诗歌。姐妹俩的父亲说过,沙德巴格有这样一位智者做头人,真是幸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姐妹俩经常碰见一群男孩子坐在墙头。小姑娘一路过,男孩们便要么起哄,要么扔石子。通常情况下,帕尔瓦娜会骂他们,用砖头回敬他们的石子,可马苏玛总是拉住她的胳膊,用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腔调催她快走,不让他们把她惹毛。可是她不明白,帕尔瓦娜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他们扔石子,而是因为他们只朝马苏玛扔。帕尔瓦娜知道:他们只是在扮坏,扮得越起劲,就表明欲望也越强。她留意到了,他们的目光一碰到她就弹开,统统飞向了马苏玛,由绝望转为惊艳,再也无力旁顾。她知道,在他们粗俗的戏谑和猥亵的坏笑背后,是马苏玛带给他们的惊悸。

后来有一天,有人扔出的便不是石子,而是一块石头。它滚到姐妹俩脚下。马苏玛把它捡起来,男孩子们窃笑不已,互相用胳膊肘顶来顶去。石头上用橡皮筋绑着一张纸。等她俩走到没人的地方,马苏玛才把纸展开,两个人一起读了那张纸条。

<em>花园也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叶,什么是花。</em>

<em>鸟儿心烦意乱,分不清哪是食物,哪是诱饵。</em>

这是鲁米的诗,谢基卜毛拉教过的。

他们越来越老练了。马苏玛说,咯咯一笑。

在这首诗的下面,那男孩写道:我想娶你。再下面,还有如下歪七竖八的附言:我有个表弟给她。绝对配得上。他俩可以到我舅的地里放羊。

马苏玛把纸条撕成两半。别放在心上,帕尔瓦娜。她说,这帮蠢货。

大白痴。帕尔瓦娜表示同意。

她费力挤出笑容。纸条实在差劲,然而真正刺痛她的是马苏玛的反应。那男孩并没有明确表明纸条是写给谁的,可马苏玛上来就以为那首诗给她,表弟给帕尔瓦娜。这是第一次,帕尔瓦娜通过姐姐的眼睛看到自己。她看到了姐姐如何看她。和别人看她的方式一样。马苏玛的话让她内心翻江倒海,仿佛遭到了没顶之灾。

再说了,马苏玛耸耸肩,笑着说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纳比回来了。他每个月回来一次。他是家里光宗耀祖的门面,或许也是全村的门面,因为他在喀布尔做事,因为他开着车回沙德巴格。车是老板的,一辆大大的、亮闪闪的蓝色小汽车,车头上立着发光的老鹰脑袋。所有人都围拢过来,看他驾到。村里的小孩们又喊又叫,跟着车跑。

“过得怎么样?”他问。

他们仨坐在小屋里喝茶,吃着杏仁。帕尔瓦娜想,纳比蛮帅的,他有刀削般的颧骨,淡褐色的眼睛,大鬓角,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从脑门往后,梳得像墙一样。他穿着那身常穿的橄榄绿西装,衣服看上去太大了,差不多大了整整一号。帕尔瓦娜知道,纳比以这身西装为荣,他不停地抻袖子,抚平翻领,扯直裤线,可他身上有股子挥之不去的烧洋葱味儿,总也没办法清理干净。

“嗯,昨天霍梅拉王后来喝茶,还吃了点心呢。”马苏玛说,“看到咱家的装修这么优雅,她赞不绝口。”她乐呵呵地看着哥哥,露出一口黄牙,纳比低下头,瞅着茶杯哈哈大笑。在喀布尔找到工作之前,纳比帮帕尔瓦娜照顾过马苏玛,或者说,照顾过一阵子。可他做不来。对他来说那太难了。喀布尔就像纳比的逃亡地。帕尔瓦娜羡慕哥哥,可也说不上打心眼里妒忌他,即使他确实让人妒忌——她知道,他每月拿钱给她,并不只是出于愧疚。

马苏玛梳过头发,又抹了点眼影,纳比每次回来她都这样。帕尔瓦娜知道,她这样做只有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更多的是因为喀布尔,纳比是她与喀布尔之间的纽带。在马苏玛心里,正是纳比,让她与魅力和奢华有了联系,与城市的车水马龙和灯光璀璨,与那里的高档餐馆和王宫有了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帕尔瓦娜还记得很久以前,马苏玛说过,她本来是个城里姑娘,却不幸落难到了农村。

“你怎么样?找到老婆了吗?”马苏玛顽皮地问。

纳比摆摆手,笑而不答,就像父母以前问他同样的问题时一样。

“哥,你什么时候再带我去喀布尔转转?”马苏玛问。

纳比带她俩去过一次喀布尔,前一年去的。他来沙德巴格接上她们,开车去了喀布尔,在城里的马路上到处转,带她们看清真寺、商业区、电影院和餐馆。他指给马苏玛看圆顶的巴格巴拉宫,它坐落在俯瞰城市的山上。到了莫卧儿皇帝巴布尔的花园,他把马苏玛从汽车前座上抬出,抱她去看巴布尔的大墓。他们三个人在沙贾汉清真寺做了礼拜,然后在一个蓝色泳池边上,吃了纳比给他们带的饭。这也许是出事以来,马苏玛过得最快乐的一天,帕尔瓦娜因此对哥哥心存感激。

“很快了,托靠安拉。”纳比说,一根指头轻轻敲着茶杯。

“纳比,你能帮我挪挪腿下面的垫子吗?哦,这样就好多了。谢谢你。”马苏玛叹了口气,“我爱上喀布尔了。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一大早我就会跑过去。”

“也许有一天吧。”纳比说。

“有一天什么?真让我跑着过去?”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马苏玛大笑起来,纳比也咧开嘴笑了。

到了门外,纳比把钱递给帕尔瓦娜。他侧倚着墙,点了支香烟。马苏玛在屋里午睡。

“我刚才看见萨布尔了。”他搓弄着指头说,“真是可怕。他跟我说了宝宝的名字。可这会儿我又忘了。”

“帕丽。”帕尔瓦娜说。

他点点头。“我没问他,可他跟我说,他想再娶一个。”

帕尔瓦娜扭头看着别处,假装不在意,却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

“我告诉你了,我没问,是萨布尔主动提的。他把我拉到边上。他把我拉到边上告诉我的。”

帕尔瓦娜怀疑纳比知道,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对萨布尔有意思。别看马苏玛是她孪生的姐姐,可最了解她的还是纳比。但是帕尔瓦娜又不明白,为什么他操这份心,告诉她这样一个消息。有什么用?萨布尔需要的是个没被拴住的女人,没有拖累的女人,能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他,给他儿子,给他新生的女儿。帕尔瓦娜的时间已经耗尽了。被占用了。她整个人生都搭在里面了。

“我肯定他能找到。”她说。

纳比点点头。“下个月我再过来。”他把烟头踩碎,和她道别。

帕尔瓦娜走进小屋,惊讶地看到马苏玛醒着。“我以为你还在睡觉。”

马苏玛慢慢地、疲倦地眨了眨眼,将目光移向窗外。

姐妹俩十三岁的时候,有时会替母亲去一趟邻镇拥挤的巴扎。街道是没有铺过的,升腾着新洒过的水的味道。她俩在巷道里闲逛,两边的摊位在卖水烟筒、丝披巾、铜壶或旧表。被杀掉的鸡倒挂着,在大块的牛羊肉上方慢慢地打着转。

在每一条回廊里,帕尔瓦娜都能看到,只要马苏玛一出现,男人们便两眼发直。她看到这帮人努力想表现得无动于衷,可他们的眼神流连不去,根本无力挪开。要是马苏玛朝他们那个方向瞟上一眼,他们便像白痴一样喜不自胜,想像着和她共有了一时之乐。她让谈话的只说半句,吸烟的只吸半口,便戛然而止。她让一个个膝盖抖颤,让一只只茶杯泼溅。

有时候马苏玛无力应对,好像羞怯难当,便告诉帕尔瓦娜,她想整天待在家里,不愿意被人看来看去。在那些日子里,帕尔瓦娜觉得,也许在内心深处,她姐姐隐隐约约地懂得了,她的美是一件武器,一支上了膛的枪,枪口却对着她自己的头。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受人注目还是让她喜在心里。大多数情况下,她乐于小试牛刀,演练一下自己的力量,只用一个转瞬即逝却工于心计的微笑,便足以让男人方寸大乱,瞠目结舌。

看了她这样的美貌,眼睛会长水疱的。

别忘了还有帕尔瓦娜。她胸部扁平,面色灰黄,在马苏玛身边躲躲闪闪。她头发卷曲,脸糙皮厚,神情沮丧,还有那粗壮的腰身和男人般的肩膀。一个可悲的影子,受着双重的折磨,一边是妒忌,另一边是兴奋,因为她在和马苏玛一起被人观看,分享他人的目光,就像低处的一株草,吸吮着灌溉过百合花的水流。

从出生到现在,帕尔瓦娜坚决不肯和姐姐一起站到镜前。在马苏玛的脸旁边看见自己的脸,如此直接地看到自己始终遭到拒斥的原因,必会使她的希望灭绝。可是出了门,每一只陌生的眼睛都是一面镜子。她无处可逃。

她把马苏玛搬到外面。两人坐在帕尔瓦娜挂起的吊床上。她检查了一下,看是否摞好了垫子,好让马苏玛舒舒服服地背靠着墙。夜晚是宁静的,只有蟋蟀吱吱的叫声,夜晚也是黑暗的,只有几扇窗透出微弱的灯光,而月亮缺失了一角,铺洒下纸一样的白光。

帕尔瓦娜把水灌进水烟壶的烟瓶,取两块火柴头大小的鸦片膏,再捏一撮烟丝,混起来揉一揉,放进水烟壶的烟碗。她把炭放到金属的烟盘上点燃,然后把水烟壶递给姐姐。马苏玛叼住烟管,深吸一口,斜躺到靠垫上,还问能不能把脚搁在帕尔瓦娜的大腿上。帕尔瓦娜伸手搬起那两条软绵绵的腿,放到自己的膝头。

马苏玛吸着烟,脸渐渐松弛了,眼皮耷拉着,脑袋摇摇晃晃,歪到了一边,声音也变得慵懒,漠然。一缕笑意在她的嘴角浮现,古怪,倦怠,与其说是满足,倒不如说是沾沾自喜。每当她这个样子的时候,她俩便不再讲话。帕尔瓦娜听着微风在吹,水在烟壶里咕嘟作响。她仰望群星,头顶烟雾缭绕。沉默是愉快的,无论是她,还是马苏玛,都不急着用多余的话,来打破这沉默。

后来是马苏玛开了口。“帮我做件事行吗?”

帕尔瓦娜看看她。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喀布尔。”马苏玛慢慢吐出一口气,烟打着转,绕着圈,眨眼之间就变换了形状。

“你当真吗?”

“我想看看达鲁阿曼宫。上次咱们没有机会去。也许可以再去一趟巴布尔墓。”

帕尔瓦娜凑近了,观察马苏玛的表情。她想找出顽皮的迹象,可是在月色下,她从姐姐眼中看到的,只有平静和坚定的目光。

“至少要走两天。也许三天。”

“想像一下纳比脸上的表情嘛。咱们站到他门口,给他来个惊喜。”

“都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马苏玛无精打采地甩了甩手。“他说过他住哪一片。咱们敲敲街坊的门,问一问就行了。又不难。”

“那咱们怎么去?马苏玛,你现在这个样子。”

马苏玛从嘴里扯下水烟壶的烟管。“你今天到外面干活的时候,谢基卜毛拉来了,我跟他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我告诉他,咱们要去喀布尔待几天。就你和我。最后他给了我祝福,还有他的骡子。所以你看,都安排好了。”

“你疯了。”帕尔瓦娜说。

“好了,我就想要这个。我的愿望就是这个。”

帕尔瓦娜摇摇头,回身靠墙坐好。她的目光飘飘荡荡,升入了暗云斑驳的夜空。

“我等死等得好无聊,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一声长叹,看着姐姐。

马苏玛把烟管拿到嘴边。“求你了。别拒绝我。”

十七岁时的一个清晨,姐妹俩并排坐在大橡树的高枝上,脚在空中摆荡。萨布尔要来提那事了!马苏玛尖声细语地说道。

提哪事?帕尔瓦娜问。她没听明白,至少没有一下子听明白。

好吧,不是他,当然不是。马苏玛用一只手捂住嘴,笑着说。当然不是。是他父亲要来提亲了。

现在帕尔瓦娜明白了。她的心跌进了冰窖。你怎么知道?她张开麻木的双唇问道。

马苏玛打开了话匣子,字字句句从口中狂涌而出,可帕尔瓦娜什么也没听到。她眼前全是姐姐与萨布尔结婚的画面。孩子们穿着新衣裳,提着装满指甲花的花篮,后面跟着吹唢呐的,打多霍勒鼓的。萨布尔掰开马苏玛的拳头,把指甲花膏抹在她掌心,再用白丝带把手包好。祷告的话语,对结合的祝福。贺喜的礼物。透过绣着金线的面纱,这对新人相互凝望,然后再给对方喂一勺甜甜的果子露和马利达甜糕。

可是她呢?帕尔瓦娜呢?她将待在宾客们中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人们会希望她露出笑脸,拍手称快,哪怕她的心都裂了,碎了。

一阵风刮过橡树,摇动着她们周围的树枝,叶子也簌簌作响。帕尔瓦娜赶快扶稳。

马苏玛已经不说话了,而是咬着下嘴唇在笑。你刚才问我怎么知道他要来提亲。我这就告诉你。不,我给你看。

她扭过头,背对着帕尔瓦娜,手伸进了衣服口袋。

接下来发生的事,马苏玛一无所知。就在姐姐扭过脸,在衣袋里取东西的时候,帕尔瓦娜两手撑住树枝,抬起屁股,再往下一坐。树枝晃了一下。马苏玛闷叫一声,失去了平衡。她狂乱地摆动着胳膊,身子朝前摇摇欲坠。帕尔瓦娜看到自己的手在移动。这两只手所做的,倒也算不上真的推了一把,可是在马苏玛的背和帕尔瓦娜指端的肉之间,确实发生了接触,瞬间产生了难以察觉的推力。可它持续的时间比一眨眼的工夫还要短暂。帕尔瓦娜马上伸手去够姐姐,去抓她衬衣的下摆,此时马苏玛在叫她的名字,她也叫着姐姐的名字。帕尔瓦娜抓住了衬衣,好像这一瞬间,她已经可以救起马苏玛了。可是紧接着,那衬衣便撕破了,从她紧握的手中滑脱了。

马苏玛从树上掉了下去。似乎永不停止,这长久的坠落。在下坠的过程中,她的躯干不断重击着枝杈,惊飞了鸟儿,撼落了树叶。她的身体旋转着,弹跳着,一路将小枝条折断,直到下方一根粗大的树枝中止了她的摆荡,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清脆可闻的玉碎之声,扛住了她的后腰。她向后弯卷过去,几乎是对折。

几分钟后,人群围拢到她身边。纳比和姐妹俩的父亲伏在马苏玛身上不停地叫喊,试图把她摇醒。许多脸俯看着她。有人拿起她的手。那只手仍然紧紧地团握着。他们掰开她的指头,发现掌心里是已经破碎的树叶。叶子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马苏玛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说:“你必须现在就做。如果等到天亮,你就狠不下心来了。”

在她们周围,越过帕尔瓦娜用灌木和枯草引燃的暗淡火光,是荒凉的、广阔无垠的沙海和被黑暗吞没的群山。她们已经在这灌木丛生的野地里走了将近两天,往喀布尔的方向走。帕尔瓦娜把马苏玛绑到骡子背上,她自己步行,牵着马苏玛的手。她们沿着陡峭的小路艰难行进,山路起伏弯曲,在嶙峋的山岭中忽进忽退,脚步所及,土黄色和石灰色的野草斑驳其间,长长的、蛛网一般的裂纹侵蚀了地面,向四面八方爬行延展。

帕尔瓦娜此时站在火边,看着马苏玛。她在篝火对面平躺着,像一个蒙着毯子的土堆。

“那喀布尔怎么办?”帕尔瓦娜问。

“哦,你应该比我聪明才对。”

帕尔瓦娜说:“你不能让我做这种事。”

“我累了,帕尔瓦娜。这不是生活,我过的不是生活。我的存在对咱俩都是一种折磨。”

“咱们回去好了。”帕尔瓦娜说,她开始哽咽起来,“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让你走。”

“不是我走。”马苏玛哭了,“是我在让你走。我放你走。”

帕尔瓦娜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马苏玛坐在秋千上,她推她。她看到马苏玛每次荡回到最高处之前,总是伸直双腿,脑袋后仰,长发披散,像晾衣绳上的床单一样振翅欲飞。她记得她们一起用玉米皮做假娃娃,给它们穿上旧布头做成的嫁衣。

“跟我说点什么,姐。”

泪水已经模糊了帕尔瓦娜的视线,可她强忍住了。她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他儿子阿卜杜拉,还有他小女儿帕丽。你觉得自己能像亲妈一样爱他们吗?”

“马苏玛。”

“能吗?”

“我会尽力。”帕尔瓦娜说。

“那就好。那就嫁给萨布尔。照顾他的孩子。你自己也要生。”

“他原来爱的是你。他不爱我。”

“他会的。给他时间。”

“都怪我。”帕尔瓦娜说,“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地,这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人们会理解的。帕尔瓦娜。谢基卜毛拉一定会告诉他们。他一定会告诉他们。为了这件事,他给过我祝福。”

帕尔瓦娜仰起脸,望着黑下来的天。

“高兴起来,帕尔瓦娜。求你高兴起来。为了我。”

帕尔瓦娜几乎脱口而出,告诉她一切,告诉马苏玛她大错特错,别看曾经同住一个子宫,可她对自己的妹妹了解得多么少,而帕尔瓦娜这些年来的生活,又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没有说出的抱歉。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她自己的解脱岂不是又一次让马苏玛受罪?她咽下了这些话。她已经让姐姐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想抽烟。”马苏玛说。

帕尔瓦娜刚开口反对,马苏玛便打断了她的话头。“到时间了。”她说,语气中更加不容辩驳,说得斩钉截铁。

帕尔瓦娜从挂在鞍头的口袋里取出水烟壶,双手颤抖着,开始往烟碗里加烟丝和鸦片。

“多放点儿。”马苏玛说,“往多了放。”

帕尔瓦娜开始抽噎,脸上湿乎乎的一片。她又加了一撮,又一撮,还在不停地加。她点燃烟炭,把水烟壶放到姐姐身边。

“现在,”马苏玛说,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脸颊,她的双眼,“如果你曾经爱过我,帕尔瓦娜,如果你曾经是我的亲妹妹,那就走吧。不要吻我。不要说再见。别让我求你。”

帕尔瓦娜张开嘴要说什么,可是马苏玛痛苦而哽咽地叫了一声,背过了头。

帕尔瓦娜慢吞吞地起身。她走向骡子,收紧鞍具。她抓住那牲口的缰绳。她突然意识到了,如果没有了马苏玛,她可能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她该怎样忍受马苏玛不在的日子?她将要扛起的担子,会远远重于有她在的时候。马苏玛离去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她又该如何学会在这洞口的边缘独行?

用心。她仿佛听到马苏玛这样说。

帕尔瓦娜拉起缰绳,牵着骡子转身,迈开脚步。

她走入黑暗,如破浪前行,一缕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如刀割。她一直低垂着脑袋。后来也只回过一次头。泪眼朦胧,篝火已化作一颗遥远、暗淡、细小的黄斑。她仿佛看见姐姐躺在火边,一个人置身于黑暗。用不了多久,火就会熄灭,马苏玛也将冷去。一种本能叫她往回走,去用毯子盖上姐姐,再钻进去,躺到她身边。

帕尔瓦娜原地转了一圈,继续向远处走去。

就在此时,她听见了什么。一个遥远而沉闷的声音。帕尔瓦娜停住脚步,侧耳细听。她的心开始狂跳。她害怕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马苏玛改了主意,在叫她回去。也许只是胡狼,或是沙漠里的狐狸在黑暗中嗥叫。帕尔瓦娜吃不准。她想,也许是风吧。

别丢下我,妹妹啊。快回来。

要想弄清楚,惟一的办法就是原路返回,帕尔瓦娜也正要这样做。她转过身,朝马苏玛的方向走了几步,却又停下了。马苏玛说得对,如果她现在回去,那么等到太阳升起,她就再也无法鼓起行动的勇气。她一定会心软,会接着熬下去。她会熬一辈子。现在是她惟一的机会。

帕尔瓦娜闭上眼。风吹起她的头巾,抽打着她的脸。

不会有人知道的。谁也不会。这将成为她的秘密,一个只有她和群山知道的秘密。问题是,她能不能守着这份秘密活下去?帕尔瓦娜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她已经守着许多秘密活到了今天。

她又一次听到了那远远的悲号。

人人都爱你,马苏玛。

不是我一个。

那又为什么,姐姐?那我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事?

在黑暗中,帕尔瓦娜一动不动地站着,站了很久。

最后,她做出了选择。她转过身,垂下头,走向看不见的地平线。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望。她知道,如果她回了头,就会心软。她一定会失去现在的决心,因为她将看到一辆旧自行车从山上飞驰而下,在石子路上颠簸,铁车架撞击着她俩的屁股,每次出脚,急急地减速,都会搓起大团的尘土。她坐在车梁上,马苏玛骑着车座。她在全速时拐了个急弯,弄得自行车歪斜欲翻。可是帕尔瓦娜不怕。她知道姐姐不会让她从车把上飞出去,也知道姐姐永远不会伤害她。天旋地转,幻化成兴奋的光影,耳边都是呼呼的风声。帕尔瓦娜回头看着姐姐,姐姐也看她,两人放声大笑。野狗追逐着两姐妹。

帕尔瓦娜迈步向前,走向自己的新生活。她不停地走着,黑暗仿佛母亲的子宫,包裹着她。当夜幕拉升,当她抬头望向黎明的晨雾,只见东方展露一缕微光,洒落在巨石一侧。这种感觉就像即将出生。

正文 第五章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伊德里斯卡卡:

赛俩目。

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

顺致敬意

罗莎娜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罗诗江:

赛俩目。

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

伊德里斯卡卡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

“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

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

“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

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

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

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

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

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

“哦。”

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

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

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

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

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

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

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

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我……”他张了嘴。

“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

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

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

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

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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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第七章

“你爸爸很了不起。”

阿德尔抬起头。原来是马拉拉伊老师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是个圆滚滚的中年妇人,肩膀上围着一条紫色披巾,上面缀了好多小珠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知道。”他小声答道。

好。她张开嘴巴,不出声地说。

他们站在本镇新建女校的正门台阶上。这是一幢四四方方的淡绿色楼房,平平的楼顶,宽大的窗户。阿德尔的父亲,他的巴巴江,做了简短的祷告,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聚集在他们面前,有孩子,也有家长和老人,大约一百来号,在正午灼人的热浪包围下,眯缝着眼睛。他们都是当地人,家住小镇沙德巴盖瑙,也就是“新沙德巴格”。

“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阿德尔的父亲说着,朝天竖起了粗大的食指,玛瑙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这番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还有几嗓子喝彩。阿德尔扫视了一下听众的面孔。他们心醉神迷地仰望着他父亲。巴巴江站在他们面前,高大,强壮,魁伟,两道黑黑的浓眉,满脸的大胡子,肩膀几乎和身后的楼门一样宽。

父亲继续讲话。阿德尔和卡比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卡比尔是巴巴江两个保镖中的一个,此时手拿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面无表情地站在巴巴江的另一侧。他戴着一副飞行眼镜,阿德尔可以从黑色镜片上看到人群的影子。卡比尔又矮又瘦,简直弱不禁风,一身西装颜色俗艳,淡紫,青绿,橙黄,可巴巴江说他是老鹰,谁要是小看他,可就犯了大错,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我要对你们讲,阿富汗年轻的女儿们。”巴巴江开始总结,他伸出两条又粗又长的胳膊,做出了欢迎的手势。“你们现在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要好好学习,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不仅要让你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你们骄傲,也要让咱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感到自豪。她的未来在你们手里,而不在我手里。我请求你们,不要把这座学校当成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这只不过是一座楼,楼里装着的才是真正的礼物,那就是你们。你们才是礼物,年轻的姐妹们,你们不仅是给我的礼物,不仅是给沙德巴盖瑙全体人民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你们是给阿富汗母亲的礼物!真主保佑你们。”

群众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有几个人喊了起来:“真主保佑你,指挥官!”巴巴江举起一只拳头,咧开大嘴笑着。因为骄傲,阿德尔差一点掉下眼泪。

马拉拉伊老师递给巴巴江一把剪刀。通往教室的楼门两边绑起了一块红布。群众想看得更清楚,越挤越近,卡比尔朝几个人示意,让他们后退,还推搡着其中两人的胸口。很多人高举手臂,拿着手机,给剪彩录像。巴巴江接过剪刀,迟疑了一下,然后转向阿德尔:“来,儿子,你来代劳。”他把剪刀递到阿德尔面前。

阿德尔眯起眼睛。“我?”

“去吧。”巴巴江说着,冲他使了个眼色。

阿德尔剪断了红布。掌声经久不息。他听到好几台相机按着快门,人们高呼“真主至大!”

巴巴江此后站到门口,学生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她们都是小姑娘,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包着白头巾,穿黑灰相间的条纹校服,这是巴巴江送给她们的。阿德尔看到,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都会腼腆地向巴巴江报上自己的名字。巴巴江亲切地微笑着,轻轻拍拍她们的头,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祝你成功,玛丽亚姆小姐。好好学习,霍梅拉小姐。给我们长脸,伊尔哈姆小姐。”

后来在那辆黑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边上,阿德尔站在父亲身旁,热得直冒汗,看着他和当地人握手。巴巴江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捻着念珠,身体微微前倾,皱着眉,点着头,对每个人都很专注,耐心地听着男男女女向他道谢,祝福,表达尊敬,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求他帮忙。有位母亲,孩子病了,需要去喀布尔看医生;有个男人想借钱,开个修鞋铺;还有个机修工想要一套新工具。

司令官,请您行行好……

我实在没办法了,司令官……

阿德尔从来没听到过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用任何不是“司令官”的字眼称呼过巴巴江,哪怕现在俄国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哪怕巴巴江已经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年头,一枪都没开过。在家里,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巴巴江参加“圣战”时期的照片,每一张阿德尔都牢记在心:一辆满是灰尘的老吉普,父亲倚靠着挡泥板;一辆烧焦的坦克,他蹲在炮塔上;他们击落的一架直升机,旁边是他和手下人摆着姿势,意气风发,子弹链横捆在他胸前。还有一张是他穿着马甲,背着子弹袋,跪在沙漠里,脑门触地,正在做礼拜。阿德尔的父亲那时比现在要瘦得多,而且在这些照片上,他身后总是荒凉一片,只有沙漠和群山。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圣战的意义。牺牲。你牺牲掉你的手脚,你的视力,甚至你的生命,可你牺牲也欢喜。他说,圣战也可以给你带来某些权利,让你获得特权,因为真主一定会让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得到最公正的回报。

此生如此,来生也一样。巴巴江说着,伸出粗粗的指头,先朝下,再朝上。

看照片的时候,阿德尔真希望自己也打过圣战,在那些比现在还要危险的日子里,和父亲并肩战斗。他喜欢想像自己和巴巴江一起,朝俄国人的直升机射击,炸掉坦克,躲避炮火,住在山上,睡在洞里。父子英雄,战地佳话。

还有一张装裱过的大照片,巴巴江微笑着,和卡尔扎伊总统肩并着肩,拍摄地点是阿尔格堡,喀布尔的总统府。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上拍的,巴巴江因为在沙德巴盖瑙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表彰,他完全配得上这个奖。新女校只是他最近一个项目。阿德尔知道,过去镇上经常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但在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诊所,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助产士,他们的薪水由父亲自掏腰包。在诊所里,镇上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沙德巴盖瑙的所有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巴巴江派了工程队,确定了全镇的取水点,打了井。也是在巴巴江的帮助下,沙德巴盖瑙接通了全天候的电力。至少有十几家生意是靠他的借款做起来的,阿德尔从卡比尔那儿了解到,这些钱如果不是全部有去无回的话,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

此前和老师讲话时,阿德尔所言不虚。他知道,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他确实是幸运的。

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握手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德尔发现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在向他父亲靠近。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窄框眼镜,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牙也小小的,像烧过的火柴头。他身后跟着个男孩,岁数和阿德尔差不多,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运动鞋,两个大脚趾头顶在外面。头发趴在他脑门上,像一丛茂密的、纹丝不动的乱草。他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泥土,而且太短了,短袖衫却正好相反,几乎耷拉到了膝盖。

卡比尔挡在老头和巴巴江中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会儿不行。”他说。

“我就跟司令官说几句话。”老汉说。

巴巴江伸出胳膊,搂过阿德尔,温柔地把他扶上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咱们走,孩子。你妈等你呢。”他也爬进车里,坐到阿德尔身边,关上了门。

阿德尔坐在车里,茶色玻璃窗升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卡比尔对老汉说了句什么。阿德尔听不见。随后,卡比尔从SUV前面绕过来,坐进司机位置,将冲锋枪放到副座上,发动了汽车。

“什么事?”阿德尔问。

“没什么要紧的。”卡比尔说。

他们拐到路上。有些孩子从人群里跑出来,追了一会儿,直到陆地巡洋舰加速开走。卡比尔开着车,穿过沙德巴盖瑙拥挤的主干道,它将小镇一分为二。碰到有人挡路,他得时不时按响喇叭。人人都会避让。有些还挥手致意。阿德尔望向两边拥挤的人行道,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让他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停留:死畜挂在肉铺的钩子上;铁匠摇着木轮,用手摇泵的风箱鼓风;水果贩子守着葡萄和樱桃,拿扇子轰苍蝇;还有街头理发师,正用挂在藤椅上的皮带磨着剃刀。他们经过了好几家茶叶行,烤肉馆,一个汽车修理厂,一座清真寺。卡比尔把车拐进了镇上的公共大广场。广场中央有座蓝色的喷泉,一尊高过两米七的黑色石雕像,这是个圣战游击队员,面朝东方,脑袋包着头巾,肩扛火箭筒。巴巴江亲自从喀布尔找了位雕塑家,建起了这尊雕像。

公路北面有几片住宅区,大部分都只有狭窄的街道,路面未曾铺过,平顶小屋刷成了或白,或黄,或蓝的颜色。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立着卫星天线,许多窗口松松垮垮地挂出了阿富汗国旗。巴巴江告诉过阿德尔,沙德巴盖瑙的大部分房屋和商户,都是最近十五年里盖起来的。他对许多建筑伸出过援手。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把他看成沙德巴盖瑙的建立者。阿德尔还知道,镇里的长者们曾经提议,用巴巴江的名字为本镇命名,但他拒绝了这份荣誉。

由此出发,沿公路北行,三公里开外,便是沙德巴盖库赫纳,旧沙德巴格。阿德尔从未见过老村几十年前的面貌。巴巴江让他和他母亲从喀布尔搬到沙德巴格时,村庄几乎已经完全毁弃。所有人家都没了。往日的遗迹只剩下一座风蚀的磨坊。到了沙德巴盖库赫纳,卡比尔左转,下了公路,拐上一条没有铺过的宽阔岔道,它大约四百米长,从公路通往阿德尔和父母住的大院,院外建有厚厚的围墙,高达三米七。如果不算老磨坊,那么这就是现在沙德巴盖库赫纳惟一没有倒掉的建筑了。此时,SUV在小路上跋涉着,颠簸着,阿德尔可以看到白色的围墙,墙头拉着一圈圈的铁丝网。

一个穿制服的卫兵敬了礼,开了大门,他总是站在这儿,守卫着院门。卡比尔把SUV开进院内,沿着碎石路,开向家里的大宅。

房子三层高,刷成了亮粉和松石绿。它有高大的柱子,突出的房檐,还有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屋外建有胸墙,游廊镶嵌着亮闪闪的马赛克,阳台宽大,配有熟铁制成的弯花护栏。房子里有九间卧室,七个洗手间,阿德尔和巴巴江玩捉迷藏的时候,他有时要转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把父亲捉到。洗手间和厨房里的所有台子,都是花岗岩和大理石做的。近来很让阿德尔开心的是,巴巴江一直在说要在地窖里修个游泳池。

卡比尔驶入正门外的环形车道。他关掉了引擎。

“等我们一下。”巴巴江说。

卡比尔点点头,下了车。阿德尔看着他走上门口的大理石台阶,按了门铃。另一个保镖阿兹马赖开了门。他是个矮小、粗壮、脾气暴躁的家伙。两人说了几句话,便站在台阶上,一人点了支烟。

“你非走不可吗?”阿德尔问。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南方,视察他在赫尔曼德的棉田,还要去他在那儿开的棉花加工厂,见一见工作人员。他要去两个礼拜,时间这么久,对阿德尔来说似乎无比漫长。

巴巴江扭过脸,看着他。他占去了多半个后座,阿德尔在他面前如同侏儒。“我也不想去,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我今天很自豪。是你让我自豪。”

巴巴江把大手放到阿德尔腿上。“谢谢你,阿德尔。非常感谢。不过我带你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你学习,让你理解,对幸运者,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只希望你别老出门。”

“我也希望啊,儿子。我也希望。可我明天才走嘛。今天晚上我还是在家的。”

阿德尔点了下头,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你看,”父亲用温柔的声音说道,“镇上这些老百姓,他们需要我,阿德尔。他们需要我帮助盖房子,找工作,养家糊口。政府有自己的问题,帮不了他们。所以呢,如果我不出手,就没人能帮他们了。那么百姓就会受苦。”

“我知道的。”阿德尔小声说。

巴巴江轻轻摸弄着他的膝盖。“你想念喀布尔,我知道,你也想朋友。适应这儿很难,你和你妈都不容易。我也知道我老是出差,老得去开会,许多人占去了我的时间。可是……看着我,儿子。”

阿德尔抬起头,看着巴巴江。父亲的双眼在两道天篷一样的浓眉下,慈祥地注视着他。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对我更重要,阿德尔。你是我儿子。我乐意为你放弃这一切。我可以为你放弃生命,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眼睛有些湿了。巴巴江说这种话的时候,阿德尔有时会感到自己的心脏在不断膨胀,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巴巴江。”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好。那就亲一亲你父亲。”

阿德尔伸出双臂,环住巴巴江的脖子,父亲紧紧地,久久地抱着他。阿德尔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当他在午夜做过了噩梦,哆哆嗦嗦地去拍父亲肩膀的时候,父亲都会掀开毯子,让他钻进被窝,搂住他,亲着他脑瓜顶,直到阿德尔不再发抖,重回梦乡。

“我从赫尔曼德给你带点什么吧。”巴巴江说。

“不必了。”阿德尔说,声音含含糊糊的。他的玩具已经太多了,根本玩不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件玩具,能填补父亲不在时的空白。

当天晚些时候,阿德尔躲到楼梯拐角,偷看楼下发生的一幕。刚才门铃响过之后,卡比尔去开了门。现在他靠着门框,双臂抱在胸前,挡住门口,和门外的人讲话。阿德尔看到,是早前学校里那个老汉,满口黑黑的火柴牙、戴着眼镜。鞋上有洞的男孩也在,就站在他旁边。

老头问:“他去哪儿了?”

卡比尔说:“公事。南边。”

“我听说他明天才走。”

卡比尔耸了耸肩。

“他要去多久?”

“两三个月吧。谁知道呢。”

“我听说不是这样。”

“你在考验我的耐心,老头。”卡比尔说着,放下了双臂。

“那我等他。”

“在这儿不行。”

“我的意思是到路上等。”

卡比尔不耐烦地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那随你便。”他说,“不过司令官很忙。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回。”

老汉点点头,退下了,男孩跟着他。

卡比尔关上了大门。

阿德尔撩开家庭娱乐室的窗帘,透过窗户,他看见老汉和男孩上了大院通往公路的土道。

“你对他撒了谎。”阿德尔说。

“我挣的就是这份钱:保护你父亲,不让那些秃鹰靠近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找工作?”

“差不多吧。”

卡比尔走到沙发边上,脱掉鞋,抬头看了看阿德尔,冲他挤了下眼。比起阿兹马赖,阿德尔更喜欢卡比尔。阿兹马赖蛮讨厌,难得跟阿德尔说一句话。卡比尔和阿德尔打扑克,拉着他一起看DVD。卡比尔喜欢看电影。他攒了一堆从黑市上买的片子,每个礼拜都要看十一二部,伊朗的,法国的,美国的,当然还有宝莱坞的,甭管哪儿的,他统统不在乎。有时候,要是阿德尔的母亲不在屋里,而且阿德尔保证不告诉父亲,卡比尔就会把卡拉什尼科夫的弹夹倒空,让阿德尔端起枪,扮一扮圣战游击队员。眼下,卡拉什尼科夫就靠着墙,立在门边。

卡比尔在沙发上躺下,两只脚搭到扶手上,开始翻看报纸。

“他们看上去不像坏人。”阿德尔说,放下窗帘,转向卡比尔。他能看到报纸下面保镖的脑门。

“这么说,我应该请他们进来喝杯茶。”卡比尔小声嘀咕着,“再给他们来点蛋糕。”

“别开玩笑。”

“他们全都不像坏人。”

“巴巴江会帮他们吗?”

“也许吧。”卡比尔叹了口气,“你父亲就像人民的河。”他放低报纸,龇牙一笑。“这句话哪儿来的?告诉我,阿德尔。咱们上个月看过的。”

阿德尔耸耸肩,往楼上走。

“《劳伦斯》。”卡比尔在沙发上叫道,“《阿拉伯的劳伦斯》。。”阿德尔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卡比尔又接着说:“他们是秃鹰,阿德尔。别上他们的当,那都是装出来的。一有机会,他们会把你父亲啄得一根毛都不剩。”

一天早晨,就在父亲离家去了赫尔曼德两三天后,阿德尔来到了父母的卧室。隔着门,音乐还是很响,很吵。他进了屋,发现母亲只穿背心短裤,在巨大的平板电视前,跟着三个汗津津的金发女人做着一连串的动作,或跳,或蹲,或扑,或伏。她在大妆镜里看见了他。

“想跟我一起做吗?”她气喘吁吁地叫道,声音盖过了喧闹的音乐。

“我就坐这儿好了。”说着,他一屁股出溜到地毯上,看着母亲像青蛙一样,在房间跳过来,跳过去。

阿德尔的母亲叫阿丽娅,生得小手小脚,小鼻子微微上翘,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很像卡比尔有的一部宝莱坞电影里的女演员。她没什么肉,灵活,而且年轻——嫁给巴巴江的时候,她才十四岁。阿德尔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母亲,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巴巴江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每隔一个来月,等巴巴江带阿德尔去那儿串门的时候,他才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亲妈和后妈互相嫌恶,可是跟她们俩不一样,阿德尔和异母哥哥们相处得很好。到贾拉拉巴德看他们时,他们会带上他一起去公园,逛巴扎,看电影,还去看马背叼羊赛。他们和他玩《生化危机》,一起在《使命召唤》里杀僵尸,而且和邻居踢足球时,总是让他和他们自己一队。阿德尔非常希望他们也住在这儿,待在他身边。

阿德尔看着母亲躺在地板上,两腿朝上伸直,再放下,她光着脚,夹着一个蓝色的塑料球。

说实话,沙德巴格的乏味真让阿德尔受不了。住在这儿都两年了,他连一个朋友也没交到。他不能骑自行车去镇里,肯定不能自己去,这一地区的绑架案正在遍地开花,不过,他偶尔也能溜出去一小会儿,但只在大院周围活动。他没有同学,因为巴巴江不准他进当地的学校,他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于是,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家庭教师登门,给他上课。大部分情况下,能让阿德尔打发时间的只是读读书,自己和自己踢踢球,要不就和卡比尔一起看电影,翻过来掉过去,常常还是那些玩意儿。他无精打采地在巨大的房子里瞎转,在又宽又高的走廊里徘徊,每个大空屋都晃上一圈,要不然就坐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看着窗外。他住的是大宅子,却生活在一个小世界。有些日子实在无聊,他连啃木头的心都有。

他知道母亲在这儿也是极为孤独的。她想用按部就班的生活填满自己的日子,早上锻炼,淋浴,然后吃早点,然后读书,种花,到了下午,就看电视上的印度肥皂剧。巴巴江出门时——他经常出门——她总是穿着灰色的运动服、运动鞋,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她不化妆,头发拢到脑后,扎成发髻。她很少打开首饰盒,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戒指、项链、耳环,都是巴巴江从迪拜给她买回来的。有时她和喀布尔的家人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隔两三个月,她姐姐和父母会过来待上几天,只有这个时候,阿德尔才能看到母亲有了生气。她穿上印花的长裙和高跟鞋,抹上粉,化上妆,两眼放光,整幢房子里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到那时,阿德尔才能瞧上一眼,隐约看出他母亲从前是个怎样的人。

巴巴江不在的时候,阿德尔和母亲便互相解闷。他们玩拼图,用阿德尔的ii打高尔夫和网球。但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阿德尔最喜欢的消遣是用牙签盖房子。母亲在纸上画出立体的建筑图,有前门廊,人字形的屋顶,房子里有楼梯,各屋之间还有隔墙。他们先做地基,接着是内墙和楼梯,细心地用胶水把牙签粘好,消磨掉好几个小时,再让各部分晾干。阿德尔的母亲说,她年少的时候,没嫁给阿德尔的父亲之前,曾经梦想着做建筑师。

有一次他俩盖摩天大楼的时候,她跟阿德尔讲了自己怎样和巴巴江结婚的故事。

其实他想娶的是我姐。她说。

娜尔吉丝阿姨?

是啊。那是在喀布尔。有天他在街上看见了她,就是这么回事。他非要娶她。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家,他,还有他五个手下。他们差不多是硬闯进来的。谁也没脱靴子。她摇了摇头,哈哈笑着,好像巴巴江干了件好笑的事,可她笑起来,又不是她平时觉得什么事好笑时的样子。你真该看看你外婆和外公脸上的表情。

他们在客厅落座。巴巴江,巴巴江的手下,还有她的父母。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在厨房沏茶。有个麻烦事,她说,因为她姐姐娜尔吉丝已经订了婚,许给了一个表哥,他住在阿姆斯特丹,正在读工程学。他们怎么可能解除婚约?她父母问道。

就在这时,我进来了,端着个大盘子,里面放着茶和甜点。我给他们倒了茶,把食物放到桌上,你父亲瞅见我了,然后,我正要走的时候,你父亲他开了口:“也许您说得对,先生。解除婚约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您告诉我这一位也已经许出去了,那我恐怕就没有选择了,只能认为您看不上我。”说完,他放声大笑。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她拿起一管胶水。

那会儿你喜欢他吗?

她微微耸了下肩。要说实话,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害怕。

可你现在喜欢他,对吗?你爱他。

当然了。阿德尔的母亲说,这还用问。

你不后悔嫁给他。

她放下胶水,停了几秒钟才回答。看看咱们的生活,阿德尔。她慢慢地说道,看看你身边。有什么可后悔的?她笑了一下,轻轻扯了扯他的耳垂。再说了,那我不就没你了吗。

现在,阿德尔的母亲关掉了电视,坐到地板上,喘着粗气,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

“大早上的,你干吗不自己找点事做。”她一边说着,一边活动着肩膀。“我要去冲个凉,再吃点东西。刚才还想给你外婆外公打电话来着。好几天没和他们说话了。”

阿德尔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的房间位于这房子另一头的二楼。回到屋内,他拿了足球,穿上齐达内的球衣,这是上一个生日,他十二岁时,巴巴江送给他的。下楼的时候,他发现卡比尔在打盹,报纸铺开着,像被子一样盖在胸口。他从冰箱里抓了一听苹果汁,溜出了门。

阿德尔上了通往大院门口的石子路。武装警卫站岗的亭子空着。阿德尔知道,现在正是卫兵换岗的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走到外面,又把门在身后关好。一下子,他就感到呼吸比在墙里顺畅多了。有些日子,大院的感觉实在太像监狱了。

他顺着院墙宽宽的阴影,往大院后面走去,离公路越来越远。在那儿,在大院后面,是巴巴江特别引以为荣的果园,占地有一二十亩,树木成行,并排而立,一眼望不到头,种的有梨树、苹果树、杏树、樱桃树、无花果树,还有枇杷树。阿德尔和父亲在果园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巴巴江会把他扛到肩膀上,让阿德尔摘两只熟透的苹果,一人一个。大院和果园之间是一块空地,除了一个园丁们收纳工具的棚子,大部分地面都空着。此外就只有一个平平的树墩子,从外表上看,它以前是棵大橡树。巴巴江曾经和阿德尔一起数过它的年轮,最后认为,这棵树很有可能见过成吉思汗的大军由此经过。他悲哀地摇着头说,不管是谁把它砍倒的,都必定是个傻瓜。

这是个大热天,烈日灼人,天空碧蓝如洗,蓝得就像阿德尔小时候用蜡笔画出来的天。他把苹果汁放到树墩上,开始练习颠球。他最好的成绩是连续触球六十八次,不让球落地。这个纪录是今年春天创造的,现在已是盛夏,他还在努力打破自己的纪录。颠到二十八下,他就发现有人在看他。是那男孩。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老汉想找巴巴江说事,这男孩就跟老汉在一起。此时,他正蹲在砖棚的阴凉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德尔问。他想把这句话吼出来,就像卡比尔跟陌生人讲话那样。

“乘凉呗。”男孩说,“别告我状。”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也不该。”

“什么?”

男孩咯咯直乐。“当我没说好了。”他伸开两条胳膊,站起身。阿德尔想看看他衣服口袋鼓不鼓,说不定他是来偷果子的。男孩走到阿德尔身边,伸出一只脚,把球挑起来,飞快地颠了两下,然后用脚后跟把它踢给阿德尔。阿德尔拿起球,抱在自己胳膊底下。

“你们家打手让我们去哪儿等,路边,我和我爸?那地方没阴凉。天上一丝该死的云彩都没有。”

阿德尔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卡比尔的名誉。“他不是打手。”

“哼,我跟你说,他非要我们大饱眼福不可,看他那支卡拉什尼科夫。”他瞅了一眼阿德尔,慢条斯理地咧开嘴,乐不可支地一笑。他往脚底下吐了口痰。“我看得出来,你是头槌鬼的球迷。”

阿德尔想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是谁。“你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就看扁他。”他说,“他过去是最棒的。他是中场魔术师。”

“我见过更棒的。”

“是吗?比方说谁?”

“比方说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阿德尔义愤填膺地说。他以前就跟贾拉拉巴德的一个异母哥哥争论过这事。“马拉多纳是个骗子!‘上帝之手’,记得不?”

“谁都会骗人,谁都会说谎。”

男孩打了个哈欠,迈开步子,准备要走。他和阿德尔差不多一样高,也许只是高出来一根头发,阿德尔想,他俩大概年龄也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路的样子很老成,不紧不慢的,很有几分气度,好像什么该见的他都见过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大惊小怪。

“我叫阿德尔。”

“吴拉姆。”他们握了手。吴拉姆手劲很足,手掌干涩,结着老茧。

“你到底多大了?”

吴拉姆肩膀一耸。“十三,我猜的。这工夫也可能十四了。”

“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吴拉姆龇牙一笑。“我敢说你肯定知道你生日。我敢说你肯定成天掰着手指头,就盼着过生日。”

“我不是的。”阿德尔辩解道,“我是说,我没掰过手指头。”

“我该走了。我爸一个人等着呢。”

“我以为那是你爷爷。”

“你以为错了。”

“你想玩点球大战吗?”阿德尔问。

“你是说踢点球决胜负?”

“每人五个……最好。”

吴拉姆又吐了口痰,朝公路的方向斜了一眼,这才扭过头,看着阿德尔。阿德尔注意到,他的下巴相对脸来说有点小,虎牙外龇,和别的牙叠在一起,有一颗残缺不全,已经龋烂。他左边那条眉分成了两半,中间是条短而细的疤痕。而且他臭臭的。可是将近两年了,不算每月一次去贾拉拉巴德串门,他从没和同龄的男孩说过话,更不用说玩游戏了。阿德尔做好了败兴的准备,没想到吴拉姆耸了耸肩,说:“狗屁,踢就踢。可是得我先射。”

他们用两块石头摆成了球门柱,相隔八步远。吴拉姆射了五次,进了一球,两次偏出,阿德尔轻松地扑住了两个。吴拉姆守门的本事比射术还糟。阿德尔罚进了四球,每次都骗得他扑错方向,只射失了一次,因为他根本就没踢正目标。

“我操。”吴拉姆两手撑着膝盖,弯着腰说。

“再赛一次?”阿德尔努力不让自己太得意,可这太难了。他心里乐开了花。

吴拉姆同意了,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他还是只进了一球,而这一次阿德尔五罚五中。

“就这么着吧。我喘不上气儿来了。”吴拉姆举手投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树墩前,身心俱疲地呻吟了一声,坐到上面。阿德尔抱起球,挨着他坐下。

“这玩意儿大概只能帮倒忙。”吴拉姆说着,从牛仔裤的前兜里摸出一包香烟。只剩一支了,他拿出火柴,只划了一下,就把烟点着,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接着把烟递给阿德尔。阿德尔很想接过来,只是为了给吴拉姆留个好印象,可他没接,担心卡比尔或母亲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聪明。”吴拉姆仰起头说。

他们闲扯了一会儿足球,出乎阿德尔的意料,吴拉姆知道得又多又牢靠。他们聊了自己最喜欢的比赛,谈了最喜欢的进球,各自列出了五大球星的名单。两人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吴拉姆的名单里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而阿德尔的罗纳尔多是葡萄牙人。他们免不了要花些时间,谈一谈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在阿德尔看来,头槌事件是个痛苦的回忆。吴拉姆说他看了整场比赛,和一大帮子人,在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橱窗外头看的,那地方离营区不远。

“营区?”

“我就是在那个营里长大的。在巴基斯坦。”

他告诉阿德尔,这是他头一次到阿富汗。他过去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贾洛扎伊难民营,他也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贾洛扎伊就像一座城市,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帐篷,有小泥屋,还有用塑料布和铝墙板搭的住所,一条条狭窄的过道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垃圾和粪便到处都是。它又像城中城,位于一座更大的城市的腹地。他和弟弟们都是在营里长大的。他是老大,比大弟弟年长三岁。他和弟弟们,还有母亲、父亲、奶奶一起,住一间小泥屋。他父亲叫伊克巴尔,奶奶叫帕尔瓦娜。在难民营的小巷子里,他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

“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

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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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 致谢

表达谢意之前,还有几处背景方面的问题。沙德巴格村是虚构的,不过,在阿富汗某地,也许确有这样一个名字存在。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涉足。阿卜杜拉和帕丽的儿歌,特别是“伤心的小仙女”,受到了已故的杰出波斯语诗人福鲁格·法鲁赫扎德(Fh Farrokhzad)一首诗的启发。最后,本书书名的部分灵感来自威廉·布莱克的美妙诗作《保姆歌》。

我要感谢鲍勃·巴尼特(Bob Bar)和德宁·豪厄尔(Deneen )、凯特·斯塔克(Kate Stark)、萨拉·斯坦(Saraein)、莱斯利·施瓦茨(Leslie Scz)、克雷格·伯克(Craig D. Burke)、海伦·延特斯(us),以及更多我未曾提及的人士,他们协力将本书送达读者,我对此感激不尽。

感谢我出色的文字编辑托尼·戴维斯(tony Davis)大胆地出离于使命召唤之外。

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才华横溢的萨拉·麦格拉思(Sarah),感谢她的洞见和视野,以及温和的督导,并且帮助我让本书成形,其建议之多,我已无法一一历数。萨拉,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愉快的编辑过程。

最后,我要感谢苏珊·彼得森·肯尼迪(Susaersen Kennedy)和杰弗里·克洛斯克(Geoffrey Kloske),感谢他们对我,对我作品的信任与毫不动摇的信心。

致谢

感谢你们,tashakor[感谢],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亲人,你们一贯支持着我,耐心、坚定、友善地容忍着我。一如以往,我要感谢我美丽的妻子罗娅(Roya),你不仅阅读、编辑了本书的多份手稿,还操持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从没有一句怨言,让我得以写作。如果没有你,罗娅,这本书早就死在了第一页、第一段。我爱你。

正文 评评论

这是胡赛尼迄今最令人信服、最扣人心弦的小说。

抓住了他早期小说中许多相同的主题: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往事对现实的纠缠,并以同样的兴味描绘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一个是异彩纷呈的寓言的世界,另一个是更模糊,也更为阴暗的现世。

胡赛尼先生成功地将书中人物的生活融入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合唱曲中,这既是他对人物内心生活有深刻了解的证明,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老派小说家之实力的确证。

——《纽约时报》角谷美智子

作者的新书是一部关于牺牲、背叛和亲情力量的传奇。

这部小说比和更壮阔,它跨越了三代人,将流亡者和救援人员、父母和子女、医生和毒枭的故事相互交织。胡赛尼展示出,人对自己本该守护的东西,会何其轻易地加以恶待和抛弃。但他最终成功彰显了家庭的力量和亲情的永恒。

——《人物》杂志

胡赛尼的新作文笔优美,技巧圆熟,跨越将近60年的阿富汗历史,审视了一次绝望之举给两个幼小生命留下的创痛,它所导致的连串后果。

小说虽然充满了令人心痛的悲情,却洋溢着爱的辉光:经久的兄妹之情;龃龉不断却紧密相连的表亲之情;暗自亲昵、终至密友的主仆之情;以至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对战争受害者的承诺。为了强调爱的重要与偶然,胡赛尼以一个梦中的场景收尾,回忆往昔,已逝的幸福尤为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它多么脆弱。

——《洛杉矶时报》

的开篇如雷贯耳。关于爱的局限,胡赛尼提出了许多重要而艰深的问题。他似乎想说,爱是最伟大的杠杆,超越语言、阶级和身份。在这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中,无人能够免于爱的冲击。

——《欧普拉杂志》

胡赛尼通过他的第三本、也是他迄今最具野心的小说,清楚地表明,他无意止步于现有的盛名。胡赛尼所有的热点皆在其中——乡愁,精妙的细节,必然的成功——无论从地域还是情感上而言,都比他此前的作品覆盖更广。直到胡赛尼将小说进行到令人痛惜的结束,你才会充分欣赏他的成就。

——《娱乐周刊》

我不是那种容易在读小说时动感情的读者,但是胡赛尼的新书让我才看到四十五页就热泪滚滚……在这样的短评里很难做出足以匹配这部作品的评价。我想讲述的东西有整整一打。不过,我要强调的只有一点:胡赛尼又再次回到到畅销图书排行榜了。

——《华盛顿邮报》

胡赛尼在小说——包括和,特别是纯熟的新作——中所展现的天才,就是运用灵巧的手法展现和传达一个地区的本质。是一部精美的小说,不论你身处何处,只要对存在的意义感兴趣,就都必须阅读它。

——《今日美国》

胡赛尼的作品充满了自信与魅力,当他阔步前行,结果令人振奋。

——《旧金山纪事报》

胡赛尼再次将他深情书写的阿富汗放在舞台中央,述说欢乐、悲伤与背叛是如何让数个家庭聚散离合。然而这回他扩展了自己的观察,描绘了身份认同感是如何影响人物的抉择和在异乡的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极具可读性,作者用细致入微且诗意的语言探察人物的灵魂。相较前两部作品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标志着这位极富天赋的故事讲述者持续不断地成熟。

——《迈阿密先驱报》

胡赛尼带着他美丽又带些苦涩的新作回归了,这本书就是。

——《芝加哥论坛报》

胡赛尼完美地铺叙这个以阿富汗和巴黎为背景的故事。关于阿卜杜拉,直到故事的最后,胡赛尼才交代了隐情:他一直牵念着失散已久的妹妹,并希望能够重聚。阿卜杜拉说:“她是那么完美。”这句话也能用来评价此书。

——《圣路易斯邮报》

凭借内省和完美的节奏,胡赛尼巨细靡遗地描摹每一丝感受。他巧妙地编织各种元素:人性弱点、善良的天性、坚韧、宽恕、妒忌、友谊和欢乐。他的叙述从来不会粉饰:生活的无情被揭示,人们按照本来的面目出现在作品里,不论善恶。

——《奥斯汀纪事报》

极具价值的新作。胡赛尼作为故事讲述者的那种超凡能力使其勾勒出神话寓言般的普世意义。在发掘人类经验的真谛时,胡赛尼深入开拓,奉献出闪耀的钻石!

——《星期日独立报》

一幅复杂的镶嵌画,由强烈的寓言风格和精细刻画的人物构成,结构充满创造力。我读过的特别吸引人的小说。

——《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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