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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99年作品》 正文 宝贝儿 契诃夫1899年作品 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①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朝这儿移动，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借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象故意跟我捣乱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接着朝奥莲卡说： “瞧！奥尔迦·谢敏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恨不得痛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轻歌剧、梦幻剧，请第一流的讽刺歌曲演唱家，可是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 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接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 简直要命！看戏的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辈子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涌上她的眼眶。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引起一种真挚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坐在一个黑房间里的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每隔两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这以前，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好心的、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顺、柔和，身体十分健康。男人要是看到她那丰满、红润的脸蛋儿，看到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到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是啊，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人呢，在谈话中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喜爱地说：“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郊的茨冈居民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的奏乐声，鞭炮劈劈啪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卧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沮丧的神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帐，发工钱。她那红润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象在放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现。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的、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在戏剧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享受，才会变得有教养，变得仁慈。 “可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出《小浮士德》②，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③和我换演一出庸俗的戏剧，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准备上演《俄耳浦斯在地狱》④。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戏剧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借给他们少量的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只是偷偷地流泪，可是不向丈夫诉苦。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剧，只有短期间让出来，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魔术师，或者本地的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亏损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抚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大斋节 ⑤，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有关“季沃里”的事。可是到受难周⑥前的星期一 ，夜深了，忽然传来令人惊恐不安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使劲捶那便门，就跟捶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水洼，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伊凡·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要跟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 奥莲卡回到家，一走进房门，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谢敏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十分哀伤。凑巧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回家，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头戴草帽，身上穿着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那样儿与其说象商人，不如说象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谢敏诺芙娜，”他庄重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顺从命运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和她告别，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重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过了不久，就有一位她不大熟悉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象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吃午饭以前待在木材场里，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帐，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⑦只好每年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的时候，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出了城，驶往远处。她还梦见一 大批十二俄尺长、五俄寸⑧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 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看杂技也好。”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郑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 ，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感动的神情。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又吃馅饼。每天中午，在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的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烤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沸腾，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夫妇俩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还不错，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象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 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租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着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缓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的是听他谈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端庄，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她喊住他，说：“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俩就在圣像前面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中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思喝足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越来越重，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 “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吧。……”她穿上黑色的丧服，缝上白丧章 ，不再戴帽子和手套了。 她不出大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 ，打开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的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染来了病。 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一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 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张罗晚饭，谈牛瘟，谈家畜的结核病，谈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到我们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⑨，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是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象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劈劈啪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反响了。她漠然瞧着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象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事物，也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事物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 样。 渐渐地，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居民区已经叫做大街，在“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造起了一座座新房子，出现了一条条巷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长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瞧着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玎眬钟声的时候，往事就会突然在她的脑海里涌现，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可是这也只有一分钟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那日益衰老的心灵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日子就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炎热的一天，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象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头发已经斑白，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伍，离职后上这儿来试试运气，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如今我的儿子应该上中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妻子和好啦。”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起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儿，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的全身充满活力，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各有一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地说：“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称为岛，’”他念道。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广，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让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小房间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⑩，”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啦。”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佳。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读书，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海枣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过头来说：“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从没有象这一回那么深；她的母性的感情越燃越旺，以前她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忘我地、无私地、欢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的整个生命，而且愿意含着温柔的眼泪愉快地交出来。这是为什么？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带着笑容，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谢敏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 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则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正是萨沙讲过的话。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安顿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喵……喵……喵。”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了，害怕得透不出气来，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了下来，她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注释」 ①奥尔迦的爱称。 ②法国作曲家埃尔维（１８２５—１８９２）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③库金的名字伊凡的爱称。 ④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１８１９—１８８０）所作的轻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⑤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⑥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⑦瓦西里的爱称。 ⑧１俄寸等于４。４厘米。 ⑨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⑩萨沙和萨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正文 《新别墅》一 新别墅 一 离奥勃鲁恰诺沃村三俄里的地方正在造一座大桥。这个村子高高地建在陡峭的河岸上，从这儿望出去可以看见桥的栅栏状的骨架。不论是下雾的天气还是在宁静的冬日，桥的细铁梁和四周的脚手架总是披着重霜，构成一副美妙以至神奇的画面。大桥的建造者库切罗夫工程师，偶尔乘一辆轻便马车或者四轮马车穿过村子。这是个体态丰满、肩膀很宽、蓄着胡子的男子，头上戴一顶揉皱的软制帽。有的时候，遇到假日，在桥上工作的流浪汉就到村子里来。他们乞讨施舍，调笑村妇，偶尔还偷走一点东西。不过这种情形是少有的。通常，日子总是过得安静而平稳，仿佛根本没有那个建筑工程似的，只有到傍晚桥旁边燃起一堆堆篝火，风才隐隐约约传来流浪汉的歌声。白天有的时候也传来金属的悲凉的响声：咚……咚……咚……有一天工程师库切罗夫的妻子到他这儿来。她喜欢这个河岸，喜欢有村庄、有教堂、有畜群的绿色盆地的美景，就开口要求她的丈夫买上一小块土地，在这儿修建一座别墅。她的丈夫依了她。他们就买下二十俄亩的土地，在陡岸上原先奥勃鲁恰诺沃村民放牛的林边空地上盖起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有凉台，有阳台，有塔楼，房顶上竖着旗杆，每到星期日，旗杆上就飘扬着一面旗子。这座房子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盖成，后来他们整个冬天栽种大树，等到春天来临，四下里一片苍翠，新庄园上已经有了林荫路，花匠和两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工人在正房附近挖掘土地，一个小喷水池在喷水，一个镜面的圆球光芒四射，望过去刺得眼睛痛。这个庄园已经起了名字，叫做“新别墅”。 五月末，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有两匹马被人牵进奥勃鲁恰诺沃村里来，到当地的铁匠罗季昂·彼得罗夫家里换马掌。 它们是从新别墅来的。那两匹马毛色雪白，身材匀称，膘头很足，而且长得非常相象。 “简直是一对天鹅呀！”罗季昂带着敬慕的神情瞧着那两匹马，说。 他的妻子斯捷潘尼达、他的儿女、他的孙辈都到街上来看马。渐渐地围上来一群人。雷奇科夫父子走过来了，他们天生不长胡子，脸孔浮肿，没戴帽子。柯左夫也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一把狭长的胡子，手里拿着一根弯柄拐杖；他老是眫着他那对狡猾的眼睛，露出讥讽的笑容，好象他知道什么机密似的。 “它们也不过是毛色白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给我的马喂上点燕麦，它们的皮毛也会这么光溜。这两匹马应该套上犁，拿鞭子抽才对。……”车夫光是轻蔑地看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铁匠铺里生火，车夫就一面吸烟一面讲起来。农民们从他嘴里知道了许多详情：他的东家很有钱，太太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出嫁以前原本住在莫斯科，很穷，当家庭教师；她善良，心慈，喜欢周济穷人。他说，他们不会在这个新庄园上耕地，播种，他们住到这儿来只是为了散散心，呼吸新鲜空气罢了。他办完事，牵着马走回去，身后跟着一群小孩子，狗汪汪地叫。柯左夫瞧着他的背影，讥诮地眨巴眼睛。 “什么地主哟！”他说。“盖房子啦，养马啦，可是连吃的东西都未必有。什么地主哟！” 不知怎么，柯左夫从此恨那个新庄园，而且又恨那些白马，又恨那个漂亮而丰满的车夫。他是单身一人，老婆早已死了。他生活得乏味（有一种病妨碍他干活，他时而说这是疝气，时而又说是闹蛔虫），他的生活费是由在哈尔科夫一家糖果点心店里工作的儿子寄来的。他一天到晚总是在河岸上或者村子里闲散地溜达，如果，比方说，看见农民运木头或者钓鱼，他就说：“这是枯树上的木头，朽了”，或者说：“在这种天气，鱼是不会上钩的”。遇上天旱，他就说，不到严寒，不会下雨，等到天下雨了，他又说，现在庄稼都要在地里烂掉，全完了。他一边说，一边老是眫眼，仿佛知道什么天机似的。 庄园里每到傍晚就放焰火，放爆竹，一条挂着小红灯和张着布帆的小船驶过奥勃鲁恰诺沃村。有一天早晨，工程师的妻子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带着小女儿坐一辆黄色车轮的马车，由一对深栗色的矮马拉着，到村子里来，母女俩都戴着宽边草帽，帽边压到耳朵上。 这当儿正好是送粪肥的时令。铁匠罗季昂，这个又高又瘦的老人，没戴帽子，光着脚，肩膀上扛着大叉子，站在他那辆肮脏而难看的板车旁边，心慌意乱，瞧着那些矮马，从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以前从来也没有瞧见过这样小的马。 “库切里哈①来了！”四下里响起低语声。“瞧，库切里哈来了！”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打量那些小木房子，仿佛想选择一 所似的，然后让马车在一所顶简陋的小木房门前停下，这所房子的窗子里伸出好几个孩子的头，他们的头发有的淡黄色，有的黑色，有的火红色。罗季昂的妻子斯捷潘尼达是个胖老太婆，她从小木房里跑出来，头巾从花白的头发上滑下来，她迎着阳光瞧那辆马车，脸上现出笑容和皱纹，好象她是个瞎子似的。 “这是给你孩子的，”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送给她三个卢布。 斯捷潘尼达忽然哭起来，跪在地下叩头；罗季昂也扑在地下，露出他那块很大的褐色秃顶，同时他那把叉子差点戳在他妻子的肋部。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感到尴尬，就坐车回去了。 正文 《新别墅》二 二 雷奇科夫父子在自家的草地上逮住两匹供使役的马，一 匹矮马、一头鼻面大的阿尔加乌兹种牛犊，他们就跟铁匠罗季昂的儿子，头发火红色的沃洛德卡一块儿把这些牲口赶进村子。他们叫来村长，邀集证人，去查看踏坏的草地。 “好哇，行啊！”柯左夫眨巴着眼睛说。“行啊！看他们现在怎么办，这些工程师。你当是没有王法了？好哇！去叫巡官来，告他一状！……”“告他一状！”沃洛德卡附和道。 “这事就这么算了，那我可不干！”小雷奇科夫嚷道，嗓门越来越高，这样一来他那张没有胡子的脸似乎越发肥了。“他们这是什么派头啊！要是由着他们的性儿干，那他们就把草地都糟踏了！你们可没有权利欺压老百姓！现在没有农奴了！” “现在没有农奴了！”沃洛德卡附和道。 “咱们当初没有这座桥也活下来了，”老雷奇科夫阴沉地说，“咱们又没有要他造桥，咱们要桥干什么用！咱们用不着！” “弟兄们，正教徒们！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好哇，行啊！”柯左夫眨巴着眼睛说。“瞧他们现在怎么办！什么地主哟！” 他们走回村里，小雷奇科夫一面走，一面不住地用拳头捶胸膛，一路叫喊着，沃洛德卡也跟着喊叫，附和他的话。这当儿，在村子里，在那头良种的牛犊和马匹四周，围上了一大群人。那头牛犊很窘，从眉毛底下往上看，可是忽然低下嘴去凑近地面，扬起后腿，跑了起来。柯左夫吓了一跳，朝它挥动手杖，大家哈哈大笑。后来他们把牲口关起来，等待着。 傍晚工程师打发人送来五个卢布，赔偿踏坏的草地。那两匹供使役的马，那匹矮马和那头牛犊，又饿又渴，回家去了，它们搭拉着脑袋，象是自觉有罪，仿佛是被人拉去执行死刑似的。 雷奇科夫父子、村长和沃洛德卡拿到五个卢布以后，就坐船过河，到对岸的克里亚科沃村去了。村里有一家酒店，他们在那儿开怀畅饮了好半天。可以听见他们唱歌和小雷奇科夫喊叫的声音。本村的妇女通宵没有睡觉，放心不下。罗季昂也没有睡。 “这事可不妙，”他说，翻来覆去，不住地叹气，“老爷一发脾气，往后可就要吃官司了。……他们得罪了老爷。……唉，他们得罪了老爷，这可不好啊。……”有一回 ，一些农民，包括罗季昂在内，到本村的树林里去划分草场。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工程师。他上身穿一件红布衬衫，下面穿一双高统皮靴，身后跟着一条猎狗，吐出很长的舌头。 “你们好，弟兄们！”他说。 农民们站住，脱掉帽子。 “我早就想跟你们谈一谈了，弟兄们，”他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从今年一开春，你们的牲口就天天到我的花园和树林里来，什么都踩坏了，猪把草地拱得坑坑洼洼的，菜园全给糟踏，树林里的小树都毁了。你们的那些牧人简直叫人没办法，你好好要求他们，他们却出口伤人。我的草地天天给踩坏，我都没有怎么样，我没有罚过你们钱，也没有告过你们状，可是你们却把我的马和牛扣住不放，硬拿去我五个卢布。这样对吗？难道这象做邻居的样子吗？”他接着说，他的声调那么柔和，婉转，目光也不严厉。“难道正派人该这样办事吗？一个星期以前你们有人砍掉我树林里的两棵小橡树。你们把通到叶烈斯涅沃村去的道路掘坏了，现在我只好绕三俄里的弯路。你们为什么处处跟我作对呢？看在上帝面上，你们说说看，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呢？我和我的妻子极力要跟你们和和睦睦地相处，我们尽心竭力帮助农民。我的妻子是个善良的、热心肠的女人，她没少帮助过人，她的心愿就是做一些对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有益的事。你们呢，却对我们以怨报德。你们不公平，弟兄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们象对待自己人那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该照这样还报我们才是。” 他说完，便转身走了。农民们又站了一忽儿，戴上帽子，也走了。别人对罗季昂说话，他素来不是按照对方的意思去理解，而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一次他叹口气，说：“得还钱了。他说，弟兄们，你们该还钱了。……”他们默默地走回村子。罗季昂回到家里，祷告一下，脱掉靴子，跟他的妻子并排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和斯捷潘尼达在家里总是并排坐着，到了街上总是并排走路，他们吃喝睡觉总是在一块儿，他们越老，相爱得越深。他们的小木房里又挤又热，到处都是小孩子，有的在地下，有的在窗台上，有的在炉台上。……斯捷潘尼达尽管上了年纪，却还在生孩子。现在，看着这一群孩子，很难分清哪个是罗季昂的孩子，哪个是沃洛德卡的孩子。沃洛德卡的妻子卢凯丽雅是个年轻而难看的女人，生着暴眼和鸟喙样的鼻子，正在揉木桶里的面团。沃洛德卡本人坐在炉台上，搭拉着两条腿。 “在大路上，靠近尼基达的荞麦地……工程师带着一条小狗。……”罗季昂歇了会儿，开口了，搔着两肋和胳臂肘。“他说，得还钱。……还钱，他说。……有钱没钱，每家都得出十个戈比。他们把老爷得罪苦了。我替他难过。……”“我们当初没有桥也活下来了，”沃洛德卡说，眼睛没有看着任何人。“又不是我们要造桥。” “瞧你说的！桥是公家造的。” “我们不要。” “人家又没有问你要不要。你多什么嘴！” “‘人家又没有问你’……”沃洛德卡讥诮地重复他的话说。“我们又不坐车到什么地方去，要桥干什么？要过河，坐小船也能过去嘛。” 有人在外面敲窗子，敲得那么用劲，似乎整个小木房都颤动起来了。 “沃洛德卡在家吗？”小雷奇科夫的说话声响起来。“沃洛德卡，出来，走！” 沃洛德卡从炉台上跳下地，开始找他的帽子。 “别去了，沃洛德卡，”罗季昂胆怯地说。“别跟他们一块儿去，儿子。你傻，跟小孩子一样，他们不会教你干出什么好事来的。别去了！” “别去了，儿子！”斯捷潘尼达央告说，眫着眼睛，要哭出来了。“他们大概是叫你上酒馆去。” “‘上酒馆’……”沃洛德卡学着她的话说。 “又要喝醉酒回来了，狗东西！”卢凯丽雅说，恶狠狠地瞧着他。“去，去，巴不得让酒把你活活烧死才好，没尾巴的魔鬼！” “喂，你闭嘴！”沃洛德卡叫道。 “他们把我嫁给这么一个蠢货，断送了我这苦命的孤儿，这个红头发的酒鬼，……”卢凯丽雅哭起来，伸出一只粘满了面的手擦着脸。“叫我的眼睛别再瞧见你才好！” 沃洛德卡打她一个耳光，走了。 正文 《新别墅》三 三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小女儿步行到村子里来。她们在散步。正巧那天是星期日，妇女和姑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到街上来了。罗季昂和斯捷潘尼达并排坐在台阶上，对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女孩点头，微笑，仿佛见了熟人一 样。十几个孩子从窗口瞧着她们。他们脸上现出困惑和好奇的神情，嘁嘁喳喳地低声说：“库切里哈来了！库切里哈！” “你们好，”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站定下来；她沉吟一 下，问道：“哦，你们过得怎么样？” “谢天谢地，我们过得还好，”罗季昂回答道，说得很快。 “自然，我们将就着过罢了。” “我们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斯捷潘尼达说，笑一笑。“您看得明白，太太，好人，真是穷啊！一家十四口，挣钱的只有两个人。说起来是铁匠，可是只有个空名，人家牵马来钉马掌，这儿却没有煤。没钱买啊。我们愁死了，太太，”她接着说，笑起来，“嘿，真愁死了！”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在台阶上坐下，搂住她的小女孩，呆呆地想心思；从那小女孩的脸色看来，她的头脑里也有些不愉快的思想在活动。她在沉思中玩弄着从她母亲手里接过来的一把漂亮的镶花边的阳伞。 “穷啊！”罗季昂说。“操心的事很多，我们不住地干活，没完没了。瞧，上帝又不给雨水。……不用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顺心哟。” “你们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得苦，”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不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你们就会幸福了。” 罗季昂没有听懂她的话，光是对着空拳头咳嗽一声作为回答。可是斯捷潘尼达说：“好太太，阔人就是到另一个世界也会过得挺顺心。阔人在神像前面点蜡烛，出钱做礼拜，阔人周济叫化子，可是庄稼人能干什么呢？就连在脑门上画个十字的工夫也没有，自己又穷得连叫化子都不如，哪儿说得上拯救自己的灵魂。再说，人一穷，罪过就多了，心里有了苦恼就会不住地骂街，象狗一样，说不出一句好话，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好太太，求上帝保佑，别弄到这个地步才好！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在另一个世界上也好，幸福我们总归是得不到的。所有的幸福都让阔人得去了。” 她讲得挺高兴。显然，她早已讲惯了她的苦生活。罗季昂也微微地笑；他看到他的老伴这样聪明，能说会道，心里很快活。 “阔人舒心，那不过是从表面上来看罢了，”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其实，各人有各人的苦恼。就拿我们来说，我和我丈夫过得不算穷，我们有产业，可是难道我们幸福吗？我还年轻，可已经有四个孩子；孩子们老是生病，我也有病，经常去找大夫。” “你有什么病？”罗季昂问。 “妇女病。我睡不好，头痛使我不得安宁。比方说，现在我坐在这儿谈天，可是我的脑袋不舒服，周身发软，老实说，与其这个样子，还不如让我干最重的活儿好。我的心也不踏实。我经常为我的孩子，为我的丈夫担心。每家都有每家的苦恼，我们家里也有。我不是贵族。我的祖父是普通的庄稼人，我父亲在莫斯科做买卖，也是个普通人。我丈夫的父母却有财有势。 他们不愿意让他跟我结婚，可是他不听，跟他们吵架，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原谅我们。这就弄得我的丈夫心神不安，常常激动，老是发愁，他爱他的母亲，爱得很深。这样，我心里也就不踏实了。我心里难过。“ 在罗季昂的小木房旁边已经有许多农民和村妇站着，听他们讲话。柯左夫也走过来，站住，不时抖动一下他那把狭长的胡子。雷奇科夫父子也走过来。 “事情很清楚，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不是处于合适的地位，那就不可能幸福而满意，”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接着说。 “你们各人都有各人的一块田地，你们人人劳动，也知道为什么劳动；我的丈夫造桥，一句话，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可是我呢？我光是走来走去。我没有一块地，我不劳动，我觉得自己象是一个局外人。我说这些话是要你们别从外表下断语。要是一个人穿得阔气，有家产，那还不能说，他满意他自己的生活。” 她站起来要走，拉住她女儿的手。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地方，”她说，微微一笑，从她那淡淡的、羞怯的笑容可以看出她确实身体不好，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她有着一张苍白消瘦的脸、两道黑眉毛、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那女孩长得跟她母亲一样，头发淡黄，脸庞消瘦，模样秀气。她们身上发出香水的气味。 “这条河，这个树林，这个村子我都喜欢，……”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接着说。“我可能要在这儿住一辈子，我觉得在这儿我的身体会好起来，我会找到我的位置。我想，我一心想，帮助你们，对你们有益，跟你们接近。我知道你们穷苦，至于我不知道的情况，我也能用我的心感觉出来，揣摩出来。我有病，身子弱，我也许已经不可能按我的心意改变我的生活了。不过我有儿女，我要尽我的力量教育他们，要他们跟你们处熟，喜爱你们。我要经常开导他们，要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你们的。只是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央告你们，要信任我们，跟我们和好地生活下去。我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不要惹他激动，不要招他生气。他对一丁点小事都敏感，比如昨天，你们的牲口闯到我们的菜园里来，你们有人拆毁我们养蜂场的篱笆，这样对待我们，惹得我的丈夫又急又气。我请求你们，”她用央告的声调接着说，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我请求你们，对待我们要象对待好邻居一样，让我们和睦相处！俗语说得好：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争吵强，不要买田产，而要买邻居。我再说一遍，我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如果一切都顺利，那我就应许你们，凡是我们的能力办得到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我们会修路，我们会给你们的孩子造学校。我应许你们。” “那我们当然太谢谢了，太太，”老雷奇科夫眼睛瞧着地下，说，“您是受过教育的，您懂得多。不过呢，比方说，在叶烈斯涅沃村有个沃罗诺夫，是个富足的农民，也答应造一所学校，嘴上也说，‘我给你们办这个，办那个，’可是只搭了个房架子就不管了，后来硬逼着乡里人盖房顶，造完，花了上千的卢布。沃罗诺夫倒不在乎，他光是摩挲一下胡子就算了，可是乡里人就不好受了。” “那是一只乌鸦②，现在呢，又有一只白嘴鸦飞过来了，”柯左夫说，眨巴一下眼睛。 响起了笑声。 “我们用不着办学校，”沃洛德卡阴沉地说。“我们的孩子到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去上学，那就让他们还是到那儿去好了。 我们不要办什么学校。“ 不知怎的，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忽然有点胆怯了。她脸色发白，一下子显得瘦了，缩起身子，仿佛给什么粗硬的东西碰了一下似的，她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她越走越快，头也不回 . “太太！”罗季昂叫道，跟着她走过去。“太太，等一等，我有话要跟您说。” 他跟在她后面，没有戴帽子，轻声说着，仿佛要饭似的：“太太！等一等，我有话要跟您说。” 他们走出村子，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走到一棵老花楸树的树荫底下，在不知什么人的板车旁边站住。 “你别生气，太太，”罗季昂说。“这没什么！你忍一忍吧。 忍上两年就好了。你自管在这儿住下去，忍一忍，往后就没事了。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好，都安分，……老百姓挺不错，我对您说的全是真话。你别理睬柯左夫和雷奇科夫父子，至于沃洛德卡，你也别理他，他是我的傻小子：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另外那些人都本分，一声不响。……有的人，你知道，很想凭良心说句话，给你打抱不平，可是说不出来。这种人有灵魂，有良心，可就是缺舌头。你别生气，……忍一忍吧。……这没什么！“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瞧着那条宽阔、平静的河，呆呆地想心思，眼泪淌下她的脸颊。这眼泪使得罗季昂心慌意乱，他自己也差点哭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嘟哝说。“忍它两年吧。造学校也可以，修路也可以，只是不要一下子都做。……你，比方说，打算在这个高坡上种粮食，那就先得拔掉野草，搬开所有的石头，然后耕地，折腾来，折腾去。……对老百姓呢，你明白，也得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直到叫他们心服了为止。” 那一群人离开罗季昂的小木房，在街上走着，往花楸树这边移动。他们唱起歌来，拉响手风琴。他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妈妈，我们离开这儿吧！”小女孩说，脸色苍白，依偎着母亲，浑身发抖。“走吧，妈妈！” “到哪儿去？” “到莫斯科去。……我们走吧，妈妈！” 小女孩哭起来。罗季昂急坏了，满脸大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又小又弯，象月牙似的、粘满黑麦面包渣的黄瓜，塞到小女孩手里。 “得了，得了，……”他嘟哝说，严厉地皱起眉头。“把这小黄瓜拿去，吃吧。……哭可是不行啊，你妈要揍你一顿的，……回到家里要把你告到爸爸那儿去。……得了，得了。……”她们往前走去，他仍旧跟在她们后面，想对她们说点亲热动听的话。后来，他看见她们只顾想自己的心思，浸沉在她们自己的忧愁里，没有注意到他，他就站定下来，手搭凉棚，遮住阳光，久久地瞧着她们的后影，直到她们消失在她们的树林里为止。 正文 《新别墅》四 四 工程师显然变得爱生气，小题大作，把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看成盗窃或者侵占行为。他的大门甚至白天也上锁，夜里有两个看守在花园里巡行，敲着铁板，他再也不雇用奥勃鲁恰诺沃村的人做短工了。好象故意捣乱似的，有人（也不知是农民还是流浪汉）从一辆大车上卸下新的车轮，换上旧的，后来，过了不久，有两个笼头和一把钳子给人拿走了，连村子里的人也开始有怨言了。大家纷纷说，雷奇科夫家里和沃洛德卡那里应该搜查一下，正在这个时候，钳子和笼头却在工程师的花园的篱笆下找到了，不知是什么人偷偷丢在那儿的。 有一次农民们成群地从树林里走出来，又在大道上碰见工程师。他站住，没有向大家打招呼，只是气冲冲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开口说：“我请求过你们不要在我的花园里和院子附近采菌子，留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去采，可是你们的女孩子天一亮就来了，后来连一个菌子也没有剩下。请求你们也好，不请求你们也好，反正都是一样。请求也罢，亲热也罢，劝告也罢，我看都没什么用处。” 他把愤怒的目光停在罗季昂身上，接着说：“我和我的妻子把你们当人看待，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你们呢？哎，说这些有什么用！大概到头来总要弄到我们看不起你们了事。也只能这样了！” 他极力控制自己，压住心头的怒火，免得说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就转身走了。 罗季昂回到家里，祷告一下，就脱了靴子，在一条长凳上挨着他的妻子坐下来。 “是啊，……”他叹口气，开口了。“刚才我们走啊走的，迎面遇见库切罗夫老爷。……是啊。……他在天亮的时候看见一些女孩子。……他说：”为什么不送菌子来？‘……他说：“为什么不送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后来他瞧着我，又说：”我跟我妻子要周济③你们。‘我想对他跪下，可是又胆怯。……求上帝赐给他健康。……求主给他赐福。……“斯捷潘尼达在胸前画个十字，叹一口气。 “这是位好心的、厚道的老爷，……”罗季昂接着说。“‘我们要周济你们’，这话他是当大家的面应许的。……我们到了老年……真要这样倒不错。……我要永生永世替他祷告上帝。 ……求圣母给他赐福。……“ 九月十四日举荣圣架节是本地教堂的节日。雷奇科夫父子一清早就到对岸去了，回来吃午饭的时候已经喝得大醉。他们在村子里游荡了很久，时而唱歌，时而用难听的话相骂，后来打起架来，他们就到庄园里去告状。先是老雷奇科夫走进院子，手里拿着一根山杨木的长棍子。他犹豫不决地站住，脱掉帽子。这当儿工程师和他家里的人正坐在凉台上喝茶。 “你有什么事？”工程师叫道。 “老爷，大人，……”雷奇科夫开口说，哭起来。“求您发发慈悲，给我做主。……我儿子弄得我没法活下去了。……我儿子花光我的钱，打我，……大人。……”小雷奇科夫也走进来。他没戴帽子，手里也拿着木棒。他站住，抬起醉眼呆呆地瞧着凉台。 “我不管你们争吵的事，”工程师说。“去找地方自治局或者警察局。” “我到处都去过，……状子也递过，……”老雷奇科夫说，放声大哭。“现在我能到哪儿去呢？莫非他现在能把我打死吗？ 莫非他什么事都能干吗？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吗？自己的父亲？“ 他举起木棒，打他儿子的脑袋，那一个也举起木棒，照准老人的秃顶使劲打下去，弄得那根木棒甚至倒绷起来了。老雷奇科夫连身子也没有摇晃一下，又打他儿子，打他的头。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打彼此的脑袋，这不象是打架，倒象是玩一 种游戏。大门外围着些农民和村妇，默默地瞧着院子里，大家的脸色都挺严肃。这些农民是来拜节的，可是看见雷奇科夫父子都觉得难为情，就没有走进院子里来。 第二天早晨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就带着孩子们到莫斯科去了。传说工程师正在卖他的庄园。……五 大家早已看惯那座桥，很难设想那个地方的河没有桥了。 造桥工程留下来的碎石堆上早就长满青草，至于那些流浪汉，人们倒把他们忘掉了。现在大家不再听到《杜比努希卡》的歌声，却几乎每个钟头都能听到过路火车的隆隆声了。 新别墅早已卖掉。现在它归一个文官所有，这个人每到假日就带着全家从城里来到这儿，在凉台上喝茶，然后又回到城里去。他的帽子上有一个帽徽，他讲起话来，嗽起喉咙来，好象一个大官，其实论官位他只不过是个十品文官罢了。每逢农民们对他鞠躬，他一概不理。 奥勃鲁恰诺沃村里的人都老了；柯左夫已经死了，罗季昂的小木房里的孩子越发多了，沃洛德卡的脸上生了一把火红色的长胡子。他们依旧象先前那么穷。 这年早春季节 ，奥勃鲁恰诺沃村的人在火车站附近锯木柴。这时候他们做完工，正在走回家去，一个跟着一个，不慌不忙；宽锯子呈弓形横在他们的肩膀上，在阳光底下闪光。沿岸的矮树丛里夜莺在歌唱，天空中的云雀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叫声。新别墅里安安静静，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些金黄色的鸽子在房子上空飞翔，说它们呈金黄色，是因为被阳光照耀的缘故。所有的人，包括罗季昂，雷奇科夫父子，沃洛德卡，都想起那些白马，矮马，焰火，那条有灯的小船，想起工程师的妻子，那个相貌漂亮、装束考究的女人，怎样来到村子里，对他们十 分亲切地说话。这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一切象是一场梦或者一个童话。 他们身体疲乏，一步一步地走着，暗自寻思。……他们想：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达理，敬畏上帝，叶连娜·伊凡诺芙娜也安分，心好，温和，谁看见她那模样都会觉得可怜，然而为什么他们处不来，分手的时候象仇人似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雾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最重要的事情，而只看见踏坏的草地、笼头、钳子以及现在回 想起来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的种种小事呢？为什么他们跟新的房主人倒能相处得和睦，跟工程师却合不来呢？ 大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才好，都沉默着，惟独沃洛德卡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罗季昂问。 “我们当初没有桥也过下来了，……”沃洛德卡阴沉地说。 “我们当初没有桥也活下来了，我们又没有要求造桥，……我们用不着它。” 谁也没有答理他，大家搭拉着脑袋，沉默地往前走去。 「注释」 ①即库切罗夫的妻子，带有戏谑的意味，下同。 ②在俄语中，音译沃罗诺夫，可用作人的姓，亦可作“乌鸦的”解 ③在俄语中，“瞧不起”和“周济”两词词形相似，只有一个字母不同。 正文 公差 公差 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和本县的医师坐着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验尸。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结果他们不是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午，而是在黄昏，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里停下来过夜。在这儿，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凑巧摆着那具尸体，地方自治局的保险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尸体。这个人三天以前来到绥尔尼亚村，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住下，叫人送来茶炊，然后就十分出人意外地开枪自杀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边放好各种凉菜以后才了结性命的，这种情况有点蹊跷，使许多人有理由怀疑是凶杀案。这就需要验尸了。 那位医师和侦讯官在前堂抖掉身上的雪，顿着脚，他们身旁站着乡村警察伊里亚·洛沙津，他是个老人，手里拿着小小的铁皮灯，给他们照亮。有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 “你是什么人？”医师问。 “巡警，……”乡村警察回答说。 他就是在邮政局里也是这样签名：巡警。 “证人们在哪儿？” “大概喝茶去了，老爷。” 右边是一个干净的房间，“客房”，或者老爷住的房间，左边是一间杂屋，里面有一个大炉子和一张高板床。医师和侦讯官以及跟在他们身后、把那盏小灯举得高过头顶的乡村警察走进那个干净的房间。这儿的地板上，有一具长长的尸体，一 动不动地躺在桌腿旁边，身上盖着白被单。在那盏小灯的微弱光线下，除了白色的盖布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双新的胶皮套鞋。这儿的一切都阴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乌黑的墙壁、那寂静、那套鞋、那纹丝不动的尸体。桌上放着早已凉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着一些纸包，大概包着凉菜吧。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开枪自杀，这样做多么不通人情！”医师说。“既然起意要往脑门子里射进一颗子弹去，那就该在自己家里，一个什么堆房里下手才是。” 他依旧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和毡靴，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他的旅伴，侦讯官，在他对面坐下。 “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经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医师苦恼地接着说。“要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就把报纸翻得沙沙响；要是他跟您一块儿吃饭，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并不因为您在座而有所顾忌；要是他起意开枪自杀，他就在村子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为的是给大家多惹些麻烦。这些老爷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都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就因为这个缘故，老人们才十分不喜欢我们这个‘神经的时代’。” “老人们不喜欢的事儿多着呢，”侦讯官打着呵欠，说。“您该对老人们指出从前的自杀和现在的自杀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前的所谓上流人自杀，是因为盗用公款，现在呢，却是因为厌倦生活，苦恼。……哪种好一点呢？“ “厌倦生活啦，苦恼啦，不过您会同意，他本来可以不在这个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的。” “真倒霉，”乡村警察说，“真倒霉，简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爷，他们已经有两夜睡不着觉了。孩子们哇哇地哭。 该给母牛挤奶了，可是女人们不敢到牛棚里去，害怕。……她们生怕那位老爷在黑暗中显灵。当然，她们是些蠢娘们儿，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们就不敢单身走过这所小木房，总是成群结队地走。证人也是这样。……“医师斯达尔倩科是一个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着眼镜，侦讯官雷仁生着淡黄色头发，年纪还轻，两年前刚在大学毕业，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大学生。他们俩坐在那儿，不说话，沉思默想。他们因为来得太迟而懊恼。现在他们得等到天亮，只好在这儿过夜了，可是此刻刚五点多钟，他们面前有漫长的傍晚，然后是漫长的黑夜，烦闷无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们俩听着阁楼上和烟囱里哀号的暴风雪，想到这一切跟他们所希望过的以及从前所梦想过的生活多么不同，想到他们俩和他们的同代人隔得多么远，那些人如今正在城里灯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没有注意到坏天气，或者这时候正准备着到剧院去，或者坐在书房里看书。啊，现在只要能够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走一走，听一听悦耳的歌唱，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钟头，他们情愿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啊。……”呜—呜—呜—呜！“暴风雪在阁楼上歌唱，外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恶狠狠地砰砰响，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外的招牌吧。”呜—呜—呜—呜！“ “您爱怎么样随您便，反正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斯达尔倩科站起来，说。“现在才五点多钟，睡觉还嫌早，我要坐车出去一趟。冯·达乌尼茨住得离这儿不远，离绥尔尼亚村不过三俄里路。我要坐车上他家去，在那儿消磨这个傍晚。警察，去对马车夫说不要把马卸下来。那么您怎么样呢？”他问雷仁。 “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觉吧。” 医师把身上的皮大衣裹一裹紧，走出去了。可以听见他在跟马车夫讲话，那些冻僵的马脖子上的铃铛颤动起来。他坐车走了。 “你，老爷，在这儿过夜可不合适，”乡村警察说。“到那边房间里去吧。那边不干净，不过反正住一夜，对付得了。我马上到庄稼汉家里去取一个茶炊来，给它生上火，然后我给你铺上点干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老爷。” 过了不久，侦讯官坐在那间杂屋里一张桌子旁边喝茶，乡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门口讲话。这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点驼，白发苍苍，脸上现出纯朴的笑容，眼睛里含满泪水，老是吧嗒着嘴，好象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袄，脚上穿一双毡靴，一根拐棍总不离开他的手。侦讯官的年轻显然引起他的怜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跟侦讯官亲热地讲话。 “乡长费多尔·玛卡雷奇吩咐我说，区警察局长或者侦讯官一到，就得报告他，”他说，“那么，事情既是这样，我现在得走了。……这儿离乡里有四俄里路，正碰上暴风雪的天气，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听，呜呜地叫呐。” “我用不着乡长，”雷仁说。“这儿没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瞧瞧老人，问道： “告诉我，老大爷，你当乡村警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吗？足足有三十年了。农奴解放①以后过了五年我就当差，那你就算一算嘛。从那时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东奔西走。外头已经是复活节 ，教堂里敲着钟，基督复活了，可我还是背着个背包赶路。一忽儿到地方金库去，一忽儿到邮局去，一忽儿到区警察局长家里去，一忽儿到地方自治局去，一忽儿到税务局去，一忽儿到执行处去，一 忽儿到地主老爷家里去，一忽儿到庄稼汉家里去，反正各个正教徒的家里我都去过。我带着邮包啦，传票啦，税额通知书啦，信件啦，各种单据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爷，如今时兴这么一 种表格，要填数目字，有黄的，白的，红的，每位老爷，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农民，每年必得填十来回：种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麦有多少石②或者多少普特，燕麦有多少，干草有多少，还有，你知道，天气怎么样，各式各样的虫子也得写上。当然，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只是公事罢了，可是我就得东奔西跑，发表格，然后又东奔西跑，把表格收回来。比方说，眼前这位老爷就用不着开膛破肚，你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劲，不过把手弄脏罢了，可你还是得辛苦一趟，老爷，跑到这儿来，因为这是照规矩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为这些照规矩办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还不要紧，暖和，干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时候我差点淹死，有的时候差点冻死，什么事儿都出过。有些坏人在树林里抢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还吃过官司。……”“为了什么事吃官司？” “为了诈骗。” “怎么诈骗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文书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别人的木板卖给包工头；你知道，他这是骗钱。我也给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了，因为他们打发我到饭铺里去买酒；其实，文书并没有分钱给我，连一杯酒都没有请我喝过，可是我穷，人家看我这模样，就认为我大概是个靠不住的人，没出息的人，我们俩就都给带到法院里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总算宣告无罪，给放出来了。法庭上念了这么一个公文。他们都穿着制服。我是说那些法庭上的官儿。我跟你说吧，老爷，我们这份差事叫没干惯的人去干，那真倒霉透了，简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干起来，倒也没什么。不出去跑，反而会腿痛。待在家里，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乡公所里不出去，就得给文书生火啦，给文书送水啦，给文书擦皮鞋啦。” “你挣多少钱薪水？”雷仁问。 “一年八十四个卢布。” “恐怕总还有点外快。这总有的吧？” “哪儿有什么外快！这年月老爷们很少赏酒钱。这年月老爷们变得凶了，动不动就生气。你给他送公文去，他生气，你在他面前脱掉帽子，他又生气。他说，‘你走错了门，’他说，‘你是个酒鬼，嘴里有一股葱臭味，’他骂你笨蛋，狗崽子。当然，和气的老爷也有，可是从他们手里哪儿拿得到什么钱？他们光是耍笑你，给你起各式各样的外号。比方拿阿尔土兴老爷来说吧，为人倒还和气，看上去挺清醒，有头脑，可是一见着我，就嚷开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起了个怪外号。他说你这个……”乡村警察说了几个字，可是声音很低，听不清楚。 “什么？”雷仁问。“你再说一遍。” “行政人员！”乡村警察大声又说一遍。“他早就这样叫我，有六年了。你好，行政人员！不过我也不在乎，随他去叫吧，求上帝保佑他。有的时候，某位太太吩咐人给我一杯酒喝，一小块馅饼吃，我呢，就为她的健康干杯。庄稼汉倒大半都肯给我点什么，庄稼汉是厚道人，敬畏上帝：有的给一小块面包，有的给点白菜汤喝，有的请你喝一盅。乡长总是在饭铺里请人喝茶。刚才那些证人也出去喝茶了。他们说：”洛沙津，你替我们待在这儿守着吧。‘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戈比。他们不习惯，害怕。昨天他们也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还请我喝了一盅。“ “莫非你就不害怕？” “害怕，老爷，不过要知道，这是我份内的事，我的差事嘛，那就不能躲开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着一个犯人进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好狠呐！好狠呐！四下里是田野和树林，你能躲到哪儿去？眼下这件事也是这样。这位列斯尼茨基老爷，我还记得他这么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得他父亲，也认得他母亲。我是涅多肖托瓦村人，列斯尼茨基老爷家离我们不过一俄里路，甚至还不到一俄里，我们两家的田界紧挨着。列斯尼茨基老爷有个姐姐，是个老处女，敬畏上帝，心地仁慈。主啊，让你的奴隶尤丽雅的灵魂安息吧，让它永生吧！她没有出嫁，临死把她的全部财产分了，把一百俄亩土地送给修道院，把二百俄亩土地送给我们，涅多肖托瓦村社的农民，来纪念她的灵魂，可是她的弟弟，那位老爷，却把那张纸藏了起来，据说放在火炉里烧掉了，把所有的土地都霸占了。你知道，他当是这于他有好处，可是，不行啊，你等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靠了弄虚作假是混不长的。后来这位老爷有二十年没有到神父那里去忏悔，你知道，他不进教堂的门了，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忏悔，他的肚子胀破了。他胖得不得了。他的肚子一下子就胀破了。后来少东家，也就是谢廖查③，欠下了债，他的财产全给人家拿走抵了债，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一点也没剩下。他呢，学问又不大，什么事也不会干。他舅舅当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的主席，心里寻思：”把他，谢廖查，弄到我这儿来当个代理人，让他做保险代理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可是少东家脾气高傲，也想把日子过得有气派，有排场，自由自在，所以，你知道，要他坐着一辆破板车在全县跑来跑去，跟庄稼汉谈话，他就觉得难受了；他走来走去，眼睛老是瞧着地下，瞧啊瞧的，一句话也不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叫一声：“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就回 过头来说一声：”啊？‘随后又瞧着地下了。现在呢，你瞧，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干掉了。这不象样子，大人，不对头。谁也不明白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慈悲的主啊。当然，你父亲有钱，你穷，你心里难过，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总得将就着活下去嘛。从前我也过得好，老爷，我有两匹马，有三头奶牛，养着二十来只羊，可是临了只剩下一个背包，而且就连这个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们涅多肖托瓦村里，说句老实话，那就数我的房子最糟了。当初莫凯伊用过四个听差，眼下莫凯伊自己做了听差。彼特拉克本来有四个雇农，现在彼特拉克本人成了雇农。“ “那么你是怎么穷下来的呢？”侦讯官问。 “我那些儿子死命地灌酒啊。他们那种灌法简直没法说，说了你也不信。” 雷仁听着，心想：他雷仁迟早总会回到莫斯科去，而这个老人却要永远留在此地，老是东奔西跑。他雷仁在这一生中不知还会遇见多少这种破衣烂衫、很久不梳头的、“没出息”的老人，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钱币、一小杯酒以及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靠弄虚做假混不长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种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雷仁听腻了，他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上面有枕头，有被子，本来可以把那张床搬过来，可是那个死人在床边差不多躺了三天（他临死以前也许在床上坐过），现在要睡在那张床上就会不舒服了。 …… “现在刚七点半钟，”雷仁看一下表，暗想。“这多么可怕呀！” 他不困倦，可是又没有事情可做，无法消磨时间，他就躺下去，盖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进进出出跑了好几次，吧嗒着嘴，不住地叹气，老是在桌子旁边走动，最后拿着他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仁在后面看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头发和伛偻的身体，心想：“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下来了。大概月亮藏在云后面，因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呜—呜—呜！”暴风雪唱着。“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哀叫着，或者听起来象是那样。“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敲着墙。“哗啦！” 侦讯官细听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那是风在吼叫。 他觉得冷，就把皮大衣盖在毛毯上面。他渐渐暖和过来，心里想：这一切，暴风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啦，这一切同他所希望过的生活相隔多么远，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陌生，微不足道，没有趣味啊。假如这个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什么地方自杀，而必须进行侦讯工作，那就会有趣味而且意义重大了，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也许甚至会害怕；可是，这儿，在这个离莫斯科有一千俄里远的地方，这一切就好象换了样子，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只是象洛沙津所说的那种“照规矩”存在着的东西而已，这一切在记忆里连一丁点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他雷仁一坐车走出绥尔尼亚村，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儿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着大显身手，扬名天下，比如做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做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你什么也不会想望，很容易听天由命，做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生活里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赶快走掉。于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到熟人家里去拜访，会见亲人和同学。 他想到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使过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脱离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还不算迟，前面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等到他的思想开始紊乱，他渐渐落入迷迷糊糊的境界，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里的长廊，想象自己起立发言的样子，想象他的姐妹们，想象一个乐队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这样吵闹：“呜—呜—呜！呜—呜—呜！” “砰！哗啦！”这声音又响起来。“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员讲话，有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到办公桌跟前来。这人生着一对黑眼睛，一头黑头发，眼神很不愉快，就象午饭后睡得过久的人一样，这种眼神破坏了他那秀气而聪明的脸相。他穿的那双高统靴跟他不相称，显得很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现在明白了。 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觉得现在自己身旁好象就有一个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态走动似的。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的心凉了半截。 “是谁？”他惊恐地问道。 “巡警。”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老爷，是来问一声。您刚才说用不着找乡长，可是我担心，他也许会生气的。他本来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 趟？” “走开！我厌烦了，……”雷仁懊恼地说，又盖好毛毯。 “他也许会生气的。……我去了，老爷，祝您在这儿睡得舒服。” 洛沙津走出去了。前堂里响起一些人的咳嗽声和低语声。 大概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早点让这些可怜的人走吧，……”侦讯官暗想。“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 他刚昏昏睡去，忽然又响起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脚步声并不胆怯，而是又急又响。房门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是说话声，划火柴的声音。……“您睡了？您睡了？”医师斯达尔倩科匆忙而生气地问道，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气。 “您睡了？起来，我们到冯·达乌尼茨家里去。他打发马车来接您了。走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象人那样吃顿晚饭，睡一觉。 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马是好马，我们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雷仁睡意蒙眬，很不痛快，穿上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长耳风雪帽，跟医师一块儿到外面去了。严寒已经过去，然而刮着刺骨的大风，顺着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这些雪花仿佛吓得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和台阶上都积起高高的雪堆。 医师和侦讯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车夫弯下腰去，给他们扣上车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暖和了。 “走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④……”侦讯官一面瞧着拉边套的马怎样迈动着四条腿，一面懒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里都点着灯火，仿佛是大节期的前夕似的：农民们都没有睡，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阴郁地沉默着：大概刚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口的时候，等得厌烦了，如今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在达乌尼茨家里，”斯达尔倩科说，“他们听说您留在这所小木房里过夜，就都责怪我为什么没有带您一块儿去。”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车夫忽然扯着嗓门大叫一声：“让开路！” 有一个人闪过去了，他已经从大路上走开，站在齐膝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一根弯柄拐棍、一把胡子、一个斜挂在腰间的包，他觉得这人好象就是洛沙津，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这条路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向前伸展，后来就变成一条宽阔的林间通路了。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闪过一片小桦树林，闪过一些高高的、有节疤的、年轻的橡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刚砍掉树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气中，在雪雾中混成一片了。车夫说他看见一片树林，可是侦讯官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脊背吹来。 忽然马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达尔倩科生气地问道。 车夫一句话也没说，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开始绕着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好象他在跳舞似的，最后他跑回来，坐上雪橇，往右转弯。 “迷路了还是怎的？”斯达尔倩科问。 “没—什—么。……” 他们走到一个小村子，那儿一点灯火也没有。又是树林，田野，又迷了路，于是车夫跳下雪橇，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着，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碰击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呼啸着，那响声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辆雪橇仿佛正在冲到一个深渊里去似的。突然间，门口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射进人的眼帘，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人的说话声响起来。……他们到了。 他们在前厅里脱掉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 U verre de Cliquot》⑤，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顿脚。来客立刻感觉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里常有的那种温暖的气氛，在这种地方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人们总是生活得温暖，干净而舒适。 “这才好，”冯·达乌尼茨说，握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个胖子，脖子粗得惊人，留一把络腮胡子。“这才好。欢迎欢迎，跟您认识很高兴。要知道，我跟您好歹还要算是同行呢。从前我做过副检察长，然而时间不久，总共只有两年，后来我到这里来料理家事，就在这儿逐渐年老起来。一句话，老家伙了。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显然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和客人们一起走上楼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让我介绍一 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是年轻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连衣裙，头发也梳成同样的款式；她们的表姐也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达尔倩科已经跟她们认识，就立刻请求她们唱个歌，有两位小姐口口声声说她们不会唱歌，也没有乐谱，反复地说了很久，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她们就用发颤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 《 U verre de Cliquot》又弹奏起来，孩子们就跳跳蹦蹦，顿着脚打拍子。斯达尔倩科也跟着跳。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道过晚安，去睡觉了。侦讯官笑着，跳卡德里尔舞，向小姐们献殷勤，而心里暗自想着：莫非这是一场梦吗？ 本来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间杂屋，墙角上一堆干草，蟑螂的沙沙声，使人厌恶的贫苦环境，证人的说话声，大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可是忽然间有了这些明亮、华美的房间，钢琴的声音，美丽的姑娘，头发卷曲的孩子，欢乐而幸福的笑声，他觉得这种转变象是神话；而且这样的变化居然能在三俄里的距离以内，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碍他欢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断片，一鳞半爪，这儿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甚至为那些姑娘惋惜，她们在此地，在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生活着，日后就在此地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杀案都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桩自杀案，它在普遍的生活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都可以加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穷乡僻壤，在这儿四 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见生活，那就意味着这儿根本就没有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列斯尼茨基。 “他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斯达尔倩科说。“如果我能做主，我就要禁止神经衰弱患者和一般神经系统不健全的人结婚，我要剥夺他们繁殖他们这类人的权利和条件。在世界上生下一些神经有病的儿童是犯罪。” “这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冯·达乌尼茨说，轻轻地叹气，摇摇头。“一个人事先得怎样地左思右想，经受怎样的痛苦，才能最后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啊。 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而这是可怕的。这种事是难于忍受的，难堪的。……“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听着，现出严肃的脸色，瞧着她们的父亲。雷仁感到他也得说几句才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就光是说：”对了，自杀是一种不良现象。“ 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睡觉，躺在一张软和的床上，盖着被子，下面铺着一条新洗干净的细布床单，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没有感到舒适；也许这是因为医师和冯·达乌尼茨在隔壁房间里长时间地谈着话，同时上边，天花板上面，烟囱里，暴风雪也象在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样喧嚣，那样悲凉地哀叫：“呜—呜—呜！” 达乌尼茨的妻子两年前死了，他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情；他不管说什么，每一次都要提起他的妻子，在他身上，检察官的影子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难道将来我也会弄到这个地步吗？”雷仁想，隔墙听着他那低抑的、仿佛孤儿似的声调，昏昏睡去。 侦讯官睡得不安稳。屋里热，不舒服，在睡梦中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达乌尼茨家里，不是躺在一张软和干净的床上，而是仍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躺在一堆干草上，听着那些证人压低嗓门说话。他觉得列斯尼茨基好象就在近处，离他十五 步远。他在睡梦中又想起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那个黑头发、白脸、穿着扑满灰尘的高统靴的人，怎样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边。“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后来他梦见在田野上，在雪地里，列斯尼茨基和乡村警察洛沙津仿佛在肩并肩地走路，互相搀扶着，暴风雪在他们头上飞舞，风吹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老人活象歌剧里的魔法师，这两个人确实在唱，仿佛在剧院里似的：“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你们那儿温暖，你们那儿明亮，你们那儿舒适，我们却在严寒里，在暴风雪里，在深深的雪地里奔走。……我们不曾有过安宁，不曾有过欢乐。 ……我们肩负着我们和你们的生活的全部重担。……呜－呜－呜！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啊走，走啊走。……“雷仁醒了，在床上坐起来。多么混乱的恶梦啊！怎么会梦见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在一块儿呢？多么荒唐呀！这时候雷仁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床上，用两只手抱住头，觉得那个保险代理人和那个乡村警察在生活里确实有一种共同点。 他们在生活里不就是肩并肩走着，互相搀扶着吗？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然而有意义的、必要的联系，甚至在他们和达乌尼茨中间，在所有的人中间，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联系。在生活里，甚至在最荒凉的穷乡僻壤，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一个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要理解这一点，光是思考还不够，光是推断也不够，大概还需要有一种洞察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把自己的生存看做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伤透了心的、自杀的、医师称之为“神经衰弱患者”的人和那个一生当中天天为人奔走的老农民，是偶然现象，生活的片断；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理解这一点的人，则认为他们是这个神奇而合理的整体的一部分。雷仁这样想着，这是一个早已深藏在他心里的思想，只是现在才在他的意识里充分而清楚地显现出来罢了。 他躺下去，开始昏昏入睡；忽然，又梦见他们在一块儿走，唱着：“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我们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难和哀痛，而把轻快和欢乐留给你们，让你们在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冷静而头头是道地议论为什么我们受苦和死亡，为什么我们不象你们那么健康和满足。” 他们歌唱的内容也是以前他想到过的，不过这个思想在他的头脑里不知怎的总是隐藏在别的思想背后，胆怯地闪现一下，好比大雾天气里远处的一个灯火。他感到他对这桩自杀案和那个农民的痛苦负有责任。这些人顺从自己的命运，承受生活中最沉重最黑暗的一切，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这是多么可怕呀！一方面对这些熟视无睹，一方面又巴望自己在幸福满足的人们当中过一种光明而热闹的生活，不断地渴望这样的生活，这就无异于渴望新的自杀案，渴望那些被劳动和烦恼压倒的人或者那些软弱而被抛弃的人一个个地自杀。关于他们，人们只有偶尔在晚饭桌上谈起，有的人心烦，有的人讥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接着，又唱起来：“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仿佛有个什么人用小锤子敲他的太阳穴似的。 一清早他就给嘈杂声惊醒了，头很痛；隔壁房间里，冯·达乌尼茨正在大声对医师说：“您现在不能走。您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您不要争了，最好去问一问车夫吧：这样的天气就是给他一百万，他也不肯送您走。” “可是只有三俄里路啊，”医师用恳求的声调说。 “哪怕半俄里也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您坐上车子，一 出大门，就是漆黑的地狱，不出一分钟就会迷路。随您怎么样，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您走。” “这场暴风雪到傍晚大概就停了，”一个正在生炉子的农民说。 医师在隔壁房间里开始讲到严峻的自然环境对俄罗斯人的性格的影响，讲到漫长的冬季限制活动的自由，阻碍人们智力的发展。雷仁烦躁地听着这些议论，瞧着窗外在围墙那边积起的雪堆，瞧着布满整个肉眼看得见的空间的白色雪尘，瞧着那些时而拼命向右弯、时而向左弯的树木，听着风的呼啸和砰砰的响声，阴郁地想：“哎，从这种天气哪儿引得出什么大道理来呢？暴风雪就是暴风雪，如此而已。……”中午他们吃早饭，然后在这所房子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站在窗前。 “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呢，”雷仁暗想，瞧着旋风卷起的雪尘在雪堆上发狂般地打转。“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证人也在等着呢。……”大家谈到天气，谈到暴风雪照例只闹两天两夜就停了，很少超过两天。六点钟大家吃午饭，然后打牌，唱歌，跳舞，最后吃晚饭。这一天过去了，他们上床睡觉。 夜间，将近黎明，风雪停了。早晨人们起床，看着窗外，光秃的柳树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枝子衰弱地搭拉下来，天色阴沉，没有一丝风，仿佛大自然在为自己的胡闹羞愧，在为那些疯狂的夜晚，为了放纵自己的感情而羞愧似的。从早晨五点钟起，车子已经套上马，马儿排成纵列，站在台阶边等待着。等到天色大亮，医师和侦讯官就穿上皮大衣和毡靴，跟主人告别，走出来。 在台阶旁边，跟车夫并排站着的是那个熟悉的“巡警”伊里亚·洛沙津，他没戴帽子，肩上斜挂着一个旧皮包，周身是雪，脸孔通红，汗水淋淋。一个听差走出来要扶客人上雪橇，给他们盖腿，他严厉地瞧着洛沙津，说：“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老鬼？走开！” “老爷，老百姓心里不踏实，……”洛沙津说，满脸洋溢着纯朴的笑容，他终于看到他等了那么久的客人，分明很满意。 “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孩子们哇哇地哭。……他们以为你们又回城里去了。……发发慈悲吧，我们的恩人。……”医师和侦讯官什么话也没有说，坐上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了。 「注释」 ①指一八六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 ②指俄石，旧时俄国容量。散体物：１俄石等于２０９。９１升；液体：１俄石等于３。０８升。 ③谢尔盖的小名。 ④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五章 ，第二节 .——俄文本编者注 ⑤法语：《一小杯柯里科酒》。 正文 带小狗的女带人 带小狗的女人 一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罗夫已经在雅尔塔生活了两个星期，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也开始对新人发生兴趣了。他坐在韦尔奈的售货亭里，看见堤岸上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在走动，她身材不高，戴一顶圆形软帽；有一条白毛的狮子狗跟在她后面跑。 后来他在本城的公园里，在街心小公园里遇见她，一天遇见好几次。她孤身一个人散步，老是戴着那顶软帽，带着那条白毛狮子狗；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都简单地把她叫做“带小狗的女人”。 “如果她没有跟她的丈夫住在这儿，也没有熟人，”古罗夫暗自思忖道，“跟她认识一下，倒也不坏呢。” 他还没到四十岁，可是已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了。他结婚很早，当时他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纪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b”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里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谈到女人，他总是这样称呼她们：“卑贱的人种！” 他认为他已经受够了沉痛的经验教训，可以随意骂她们了，可是话虽如此，只要他一连两天身边没有那个“卑贱的人种”，他就过不下去。他跟男人相处觉得乏味，不称心，跟他们没有多少话好谈，冷冷淡淡，可是到了女人中间，他就觉得自由自在，知道该跟她们谈什么，该采取什么态度；甚至跟她们不讲话的时候也觉得很轻松。他的相貌、他的性格、他的全身心有一种迷人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使得女人对他发生好感，吸引她们；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同时也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把他推到她们那边去。 多次的经验，确实沉痛的经验，早已教导他说：跟正派女人相好，特别是跟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的莫斯科女人相好，起初倒还能够给生活添一点愉快的变化，显得是轻松可爱的生活波折，过后却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最后情况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可是每一次他新遇见一个有趣味的女人，这种经验不知怎的总是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他渴望生活，于是一切都显得十分简单而引人入胜了。 有一天将近傍晚，他正在公园里吃饭，那个戴软帽的女人慢慢地走过来，要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下。她的神情、步态、服饰、发型都告诉他说，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已经结过婚，这是头一次到雅尔塔来，孤身一个人，觉得在这儿很寂寞。……那些关于本地风气败坏的传闻，有许多是假的，他不理会那些传闻，知道这类传闻大多是那些只要自己有办法也很乐意犯罪的人们捏造出来的；可是等到那个女人在离开他只有三步远的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就不由得想起那些关于风流艳遇和登山旅行的传闻，于是，来一次快当而短促的结合，跟一个身世不明、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干一回风流韵事这样的诱人想法就突然控制了他。 他亲切地招呼那条狮子狗，等到它真走近，他却摇着手指头吓唬它。狮子狗就汪汪地叫起来。古罗夫又摇着手指头吓唬它。 那个女人瞟他一眼，立刻低下眼睛。 “它不咬人，”她说，脸红了。 “可以给它一根骨头吃吗？”等到她肯定地点一下头，他就殷勤地问道：“您来雅尔塔很久了吧？” “有五天了。” “我在这儿可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他们沉默了一忽儿。 “光阴过得很快，可是这儿又那么沉闷！”她说，眼睛没有看着他。 “讲这儿沉闷，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说法罢了。一个市民居住在内地城市别廖夫或者日兹德拉，倒不觉得沉闷，可是一 到了这儿却说：”唉，沉闷啊！哎，好大的灰尘！‘人会以为他是从格林纳达①来的呢。“ 她笑起来。后来这两个人继续沉默地吃饭，象两个不认识的人一样，可是吃过饭后他们并排走着，开始了一场说说笑笑的轻松谈话，只有那种自由而满足的、不管到哪儿去或者不管聊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才会这样谈天。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谈到海面多么奇怪地放光，海水现出淡紫的颜色，那么柔和而温暖，在月光下，水面上荡漾着几条金黄色的长带。他们谈到炎热的白昼过去以后天气多么闷热。古罗夫说他是莫斯科人，在学校里学的是语文学，然而在一家银行里工作；先前他准备在一个私人的歌剧团里演唱，可是后来不干了，他在莫斯科有两所房子。……他从她口中知道她是在彼得堡长大的，可是出嫁以后就住到斯城去，已经在那儿住了两年，她在雅尔塔还要住上一个月，说不定她丈夫也会来，他也想休养一下。至于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省政府呢，还是在本省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古罗夫还打听清楚她名叫安娜·谢尔盖耶芙娜。 后来，他在自己的旅馆里想起她，想到明天想必会跟她见面。这是一定的。他上床躺下，想起她不久以前还是个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还在念书，就跟现在他的女儿一样，想起她笑的时候，跟生人谈话的时候，还那么腼腆，那么局促不安，大概这是她生平头一次孤身一个人处在这种环境里吧，而在这种环境里，人们纯粹出于一种她不会不懂的秘密目的跟踪她，注意她，跟她讲话。他想起她的瘦弱的脖子和她那对美丽的灰色眼睛。 “总之，她那样儿有点可怜，”他想着，昏昏睡去了。 二 他们相识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是节日。房间里闷热，而街道上刮着大风，卷起灰尘，吹掉人的帽子。人们一整天都口渴，古罗夫屡次到那个售货亭去，时而请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喝果汁，时而请她吃冰淇淋。人简直不知躲到哪儿去才好。 傍晚风小了一点，他们就在防波堤上走来走去，看轮船怎样开到此地。码头上有许多散步的人；他们聚在这儿，手里拿着花束，预备迎接什么人。这个装束考究的雅尔塔人群有两个特点清楚地映入人的眼帘：上了年纪的太太们打扮得跟年轻女人一样，将军很多。 由于海上起了风浪，轮船来迟了，到太阳下山以后才来，而且在靠拢防波堤以前，化了很长时间掉头。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举起带柄眼镜瞧着轮船，瞧着乘客，好象在寻找熟人似的；等到她转过身来对着古罗夫，她的眼睛亮了。她说许多话，她的问话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刚刚问完就马上忘了问的是什么，后来在人群中把带柄眼镜也失落了。 装束考究的人群已经走散，一个人也看不见了，风完全停住，可是古罗夫和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却还站在那儿，好象等着看轮船上还有没有人下来似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已经沉默下来，在闻一束花，眼睛没有看古罗夫。 “天气到傍晚好一点了，”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要不要坐一辆马车到什么地方去兜风？” 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这时候他定睛瞧着她，忽然搂住她，吻她的嘴唇，花束的香味和潮气向他扑来，他立刻战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有没有人看见他们？ “我们到您的旅馆里去吧，……”他轻声说。 两个人很快地走了。 她的旅馆房间里闷热，弥漫着一股她在一家日本商店里买来的香水的气味。古罗夫瞧着她，心里暗想：“在生活里会碰到多么不同的人啊！”在他的记忆里，保留着以往一些无忧无虑、心地忠厚的女人的印象，她们由于爱情而高兴，感激他带来的幸福，虽然这幸福十分短暂；还保留着另一些女人的印象，例如他的妻子，她们在恋爱的时候缺乏真诚，说过多的话，装腔作势，感情病态，从她们的神情看来，好象这不是爱情，不是情欲，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事情似的；另外还保留着两三个女人的印象，她们长得很美，内心却冷冰冰的，脸上忽而会掠过一种猛兽般的贪婪神情，她们具有固执的愿望，想向生活索取和争夺生活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这种女人年纪已经不轻，为人任性，不通情理，十分专横，头脑不聪明，每逢古罗夫对她们冷淡下来，她们的美貌总是在他心里引起憎恨的感觉，在这种时候，她们的衬衣的花边在他的眼睛里就好象鱼鳞一样了。 可是眼前这个女人却还那么腼腆，流露出缺乏经验的青年人那种局促不安的神情和别别扭扭的心态；她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好象忽然有人出其不意地来敲门似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这个“带小狗的女人”，对待刚发生过的事情的态度有点特别，看得十分严重，好象这是她的堕落，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这是奇怪的，不恰当的。她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她的长头发忧伤地挂在她的脸的两边，她带着沮丧的样子呆呆地出神，好象古画上那个犯了罪的女人②。 “这是不好的，”她说。“现在您要头一个不尊重我了。” 房间里的桌子上有一个西瓜。古罗夫给自己切了一块，慢慢地吃起来。在沉默中至少过了半个钟头。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神态动人，从她身上散发出一个正派的、纯朴的、生活阅历很浅的女人的纯洁气息。桌子上点着一支孤零零的蜡烛，几乎照不清她的脸，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她心绪不好。 “我怎么能不再尊重你呢？”古罗夫问。“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求上帝饶恕我吧！”她说，眼睛里含满泪水。“这是可怕的。” “你仿佛在替你自己辩白似的。” “我有什么理由替我自己辩白呢？我是个下流的坏女人，我看不起自己，我根本没有替自己辩白的意思。我所欺骗的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自己。而且也不光是现在，我早就在欺骗我自己了。我丈夫也许是个诚实的好人，可是要知道，他是个奴才！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些什么事，在怎样工作，我只知道他是个奴才。我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岁，好奇心煎熬着我，我巴望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对自己说：”一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一心想生活得好！我要生活，生活。……好奇心燃烧着我，……这您是不会了解的，可是，我当着上帝起誓，我已经管不住自己了，我起了变化，什么东西也没法约束我了，我就对我的丈夫说我病了，我就到这儿来了。……到了这儿，我老是走来走去，象是着了魔，发了疯。……现在呢，我变成一个庸俗下贱的女人，谁都会看不起我了。“ 古罗夫已经听得乏味；那种天真的口气，那种十分意外而大煞风景的忏悔惹得他不痛快。要不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人就可能认为她是在开玩笑或者装腔作势。 “我不明白，”他轻声说，“你到底要什么？” 她把她的脸埋在他的胸脯上，偎紧他。 “请您相信我的话，务必相信我的话，我求求您，……”她说。“我喜欢正直、纯洁的生活，讨厌犯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老百姓说：鬼迷了心窍。现在我也可以这样说我自己：鬼迷了我的心窍。” “得了，得了，……”他嘟哝说。 他瞧着她那对不动的、惊吓的眼睛，吻她，亲热地轻声说话，她就渐渐平静下来，重又感到快活，于是两个人都笑了。 后来，等他们走出去，堤岸上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这座城市以及它那些柏树显得死气沉沉，然而海水还在哗哗地响，拍打着海岸，一条汽艇在海浪上摇摆，汽艇上的灯睡意蒙眬地闪烁着。 他们雇到一辆马车，就到奥列安达去了。 “刚才我在楼下前厅里看到你的姓，那块牌子上写着冯·季杰利茨，”古罗夫说。“你丈夫是德国人吧？” “不，他祖父好象是德国人，然而他本人却是东正教徒。” 到了奥列安达，他们坐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条长凳上，瞧着下面的海洋，沉默着。透过晨雾，雅尔塔朦朦胧胧，看不大清，白云一动不动地停在山顶上。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知了在叫，单调而低沉的海水声从下面传上来，述说着安宁，述说着那种在等候我们的永恒的安眠。当初此地还没有雅尔塔，没有奥列安达的时候，下面的海水就照这样哗哗地响，如今还在哗哗地响，等我们不在人世了，它仍旧会这么冷漠而低沉地哗哗响。这种持久不变，这种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和死完全无动于衷，也许包藏着一种保证：我们会永恒地得救，人间的生活会不断地运行，一切会不断趋于完善。古罗夫跟一个在黎明时刻显得十分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神话般的环境，面对着这海，这山，这云，这辽阔的天空，不由得平静下来，心醉神迷，暗自思忖：如果往深里想一想，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惟独我们在忘记生活的最高目标，忘记我们人的尊严的时候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是例外。 有个人，大概是看守吧，走过来，朝他们望了望，就走开了。这件小事显得那么神秘，而且也挺美。可以看见有一条从费奥多西亚来的轮船开到了，船身被朝霞照亮，船上的灯已经熄灭。 “草上有露水了，”在沉默以后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 “是啊。该回去啦。” 他们就回到城里去了。 后来，他们每天中午在堤岸上见面，一块儿吃早饭，吃午饭，散步，欣赏海洋。她抱怨睡眠不好，心跳得不稳；她老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一忽儿因为嫉妒而激动，一忽儿又担心他不十 分尊重她了。在广场的小公园里或者大公园里，每逢他们附近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热烈地吻她。十足的闲散，这种在阳光下的接吻以及左顾右盼、生怕有人看见的担忧，炎热，海水的气味，再加上闲散的、装束考究的、饱足的人们不断在他眼前闪过，这一切仿佛使他更生了；他对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她多么好看，多么迷人，他火热地恋着，一步也不肯离开她的身旁，而她却常呆呆地出神，老是要求他承认他不尊重她，一点也不爱她，只把她看做一个庸俗的女人。几乎每天傍晚，夜色深了，他们总要坐上马车出城走一趟，到奥列安达去，或者到瀑布那儿去。这种游玩总是很尽兴，他们得到的印象每一次都必定是美好而庄严的。 他们在等她的丈夫到此地来。可是他寄来一封信，通知她说他的眼睛出了大毛病，要求他的妻子赶快回家去。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就慌忙起来。 “我走了倒好，”她对古罗夫说。“这也是命运注定的。” 她坐上马车走了，他送她去。他们走了一整天。等到她在一列特别快车的车厢里坐好，等到第二遍钟声敲响，她就说：“好，让我再看您一回 .……再看一眼。这就行了。” 她没有哭，可是神情忧伤，仿佛害了病，她的脸在颤抖。 “我会想到您，……念到您，”她说。“求主跟您同在，祝您万事如意。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也别记着。我们永远分别了，这也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该遇见。好，求主跟您同在。” 火车很快地开走，车上的灯火消失，过一忽儿连轰隆声也听不见了，好象什么事物都串通一气，极力要赶快结束这场美妙的迷梦，这种疯狂似的。古罗夫孤身一个人留在月台上，瞧着黑暗的远方，听着螽斯的叫声和电报线的嗡嗡声，觉得自己好象刚刚睡醒过来一样。他心里暗想：如今在他的生活中又添了一次奇遇，或者一次冒险，而这件事也已经结束，如今只剩下回忆了。……他感动，悲伤，生出一点淡淡的懊悔心情；要知道，这个他从此再也不能与之见面的年轻女人跟他过得并不幸福；他对她亲热，倾心，然而在他对她的态度里，在他的口吻和温存里，仍旧微微地露出讥诮的阴影，露出一个年纪差不多比她大一倍的幸福男子的带点粗鲁的傲慢。她始终说他心好，不平凡，高尚；显然，在她的心目中，他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这样说来，他无意中欺骗了她。……这儿，在车站上，已经有秋意，傍晚很凉了。 “我也该回北方去了，”古罗夫走出站台，暗想。“是时候了！” 三 在莫斯科，家家都已经是过冬的样子了，炉子生上火，早晨孩子们准备上学、喝早茶的时候，天还黑着，保姆就点一忽儿灯。严寒已经开始。下头一场雪的当儿，人们第一天坐上雪橇，看见白茫茫的大地，白皑皑的房顶，呼吸柔和而舒畅，就会感到很愉快，这时候不由得会想起青春的岁月。那些老菩提树和桦树蒙着重霜而变得雪白，现出一种忠厚的神情，比柏树和棕榈树更贴近人的心，有它们在近处，人就无意去想那些山峦和海洋了。 古罗夫是莫斯科人，他在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回到莫斯科，等到他穿上皮大衣，戴上暖和的手套，沿彼得罗夫卡走去，每逢星期六傍晚听见教堂的钟声，不久以前的那次旅行和他到过的那些地方对他来说就失去了一切魅力。他渐渐沉浸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每天津津有味地阅读三份报纸，但却说他不是本着原则读莫斯科报纸的。他已经喜欢到饭馆、俱乐部去，喜欢去参加宴会、纪念会，有著名的律师和演员到他的家里来，或者他在医师俱乐部里跟教授一块儿打牌，他就觉得光彩。他已经能够吃完整份的用小煎锅盛着的酸白菜焖肉了。 …… 他觉得，再过上个把月，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在他的记忆里就会被一层雾盖没，只有偶尔象别人那样来到他的梦中，现出她那动人的笑容罢了。可是一个多月过去，隆冬来了，而在他的记忆里一切还是很清楚，仿佛昨天他才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分手似的。而且这回忆越来越强烈，不论是在傍晚的寂静中，孩子的温课声传到他的书房里来，或者在饭馆里听见抒情歌曲，听见风琴的声音，或者是暴风雪在壁炉里哀叫，顿时，一切就都会在他的记忆里复活：在防波堤上发生的事、清晨以及山上的迷雾、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轮船、接吻等等。他久久地在书房里来回走着，回想着，微微地笑，然后回忆变成幻想，在想象中，过去的事就跟将来会发生的事混淆起来了。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没有到他的梦中来，可是她象影子似的跟着他到处走，一步也不放松他。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她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显得比本来的样子还要美丽，年轻，温柔；他自己也显得比原先在雅尔塔的时候更漂亮。每到傍晚她总是从书柜里，从壁炉里，从墙角里瞅他，他听见她的呼吸声、她的衣服的亲切的窸窣声。在街上他的目光常常跟踪着来往的女人，想找一个跟她长得相象的人。……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他，他渴望把他这段回忆跟什么人谈一谈。然而在家里是不能谈自己的爱情的，而在外面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谈的人。跟房客们谈是不行的，在银行里也不行。 而且谈些什么呢？难道那时候他真爱她吗？难道他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关系中有什么优美的，富于诗意的，或者有教育意义的，或者干脆有趣味的地方吗？他只好含含糊糊地谈到爱情，谈到女人，谁也猜不出他的用意在哪儿，只有他的妻子扬起两道黑眉毛，说：“你，德米特利，可不配演花花公子的角色啊。” 有一天夜间，他同一个刚刚一块儿打过牌的文官走出医师俱乐部，忍不住说：“但愿您知道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个多么迷人的女人！” 那个文官坐上雪橇，走了，可是突然回过头来，喊道：“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 “什么事？” “方才您说得对：那鲟鱼肉确实有点臭味儿！” 这句话平平常常，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惹得古罗夫冒火了，他觉得这句话不干不净，带有侮辱性。多么野蛮的习气，什么样的人啊！多么无聊的夜晚，多么没趣味的、平淡的白天啊！狂赌，吃喝，酗酒，反反复复讲老一套的话。不必要的工作和老套头的谈话占去了人的最好的那部分时间，最好的那部分精力，到头来只剩下一种短了翅膀和缺了尾巴的生活，一种无聊的东西，想走也走不开，想逃也逃不脱，仿佛关在疯人院里或者监狱的强迫劳动队里似的！ 古罗夫通宵没睡，满腔愤慨，然后头痛了整整一天。第二 天晚上他睡不稳，老是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或者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讨厌他的孩子，讨厌银行，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想谈什么话。 在十二月的假期中，他准备好出门的行装，对他的妻子说，他要到彼得堡去为一个青年人张罗一件什么事，可是他动身到斯城去了。去干什么呢？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想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见面，谈一谈，如果可能的话，就约她出来相会。 他早晨到达斯城，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顶好的房间，房间里整个地板上铺着灰色的军用呢子，桌子上有一个蒙着灰色尘土的墨水瓶，瓶上雕着一个骑马的人像，举起一只拿着帽子的手，脑袋却打掉了。看门人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消息：冯·季杰利茨住在老冈察尔纳亚街上他的私宅里，这所房子离旅馆不远，他生活优裕，阔气，自己有马车，全城的人都知道他。 看门人把他的姓念成“德雷迪利茨”了。 古罗夫慢慢地往老冈察尔纳亚街走去，找到了那所房子。 正好在那所房子的对面立着一道灰色的围墙，很长，墙头上钉着钉子。 “谁见着这样的围墙都会逃跑，”古罗夫看一看窗子，又看一看围墙，暗想。 他心里盘算：今天是机关不办公的日子，她的丈夫大概在家。再者，闯进她的家里去，搅得她心慌意乱，那总是不妥当的。要是送一封信去，那封信也许就会落到她的丈夫手里，那就可能把事情弄糟。最好是相机行事。他一直在街上围墙旁边走来走去，等机会。他看见一个乞丐走进大门，于是就有一 些狗向他扑过来，后来，过了一个钟头，他听见弹钢琴的声音，低微含混的琴音就传过来。大概是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在弹琴吧。前门忽然开了，一个老太婆从门口走出来，后面跟着那条熟悉的白毛狮子狗。古罗夫想叫那条狗，可是他的心忽然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由于兴奋而忘了那条狮子狗叫什么名字了。 他走来走去，越来越痛恨那堵灰色的围墙，就气愤地暗想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忘了他，也许已经在跟别的男人相好，而这在一个从早到晚不得不瞧着这堵该死的围墙的年轻女人的处境里原是很自然的。他回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吃午饭，饭后睡了很久。 “这是多么愚蠢，多么恼人啊，”他醒过来后，瞧着乌黑的窗子，暗想：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不知为什么我倒睡足了。那么晚上我干什么好呢？” 他坐在床上，床上铺着一条灰色的、廉价的、象医院里那样的被子，他懊恼得挖苦自己说：“你去会带小狗的女人吧。……去搞风流韵事吧。……你可只能在这儿坐着。” 这天早晨他还在火车站的时候，有一张用很大的字写的海报映入他的眼帘：《盖伊霞》③第一次公演。他想起这件事，就坐车到剧院去了。 “她很可能去看第一次公演的戏，”他想。 剧院里满座。这儿如同一般的内地剧院里一样，枝形吊灯架的上边弥漫着一团迷雾，顶层楼座那边吵吵嚷嚷；在开演以前，头一排的当地大少爷们站在那儿，把手抄在背后；在省长的包厢里头一个座位上坐着省长的女儿，围着毛皮的围脖，省长本人却谦虚地躲在门帘后面，人们只看得见他的两条胳膊。 舞台上的幕晃动着，乐队调音化了很久时间。在观众们走进来找位子的时候，古罗夫一直在热切地用眼睛搜索。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也走进来了。她坐在第三排，古罗夫一眼瞧见她，他的心就缩紧了，他这才清楚地体会到如今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她，这个娇小的女人，混杂在内地的人群里，一点出众的地方也没有，手里拿着一副俗气的长柄眼镜，然而现在她却占据了他的全部生命，成为他的悲伤，他的欢乐，他目前所指望的唯一幸福；他听着那个糟糕的乐队的乐声，听着粗俗、低劣的提琴的声音，暗自想着，她多么美啊。他思索着，幻想着。 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一同走进来、坐在她旁边的是一 个身量很高的年轻人，留着小小的络腮胡子，背有点驼；他每走一步路就摇一下头，好象在不住地点头致意似的。这人大概就是她的丈夫，也就是以前在雅尔塔，她在痛苦的心情中斥之为奴才的那个人吧。果然，他那细长的身材、他那络腮胡子、他那一小片秃顶，都有一种奴才般的卑顺神态，他的笑容甜得腻人，他的纽扣眼上有个什么学会的发亮的证章 ，活象是听差的号码牌子。 头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丈夫走出去吸烟，她留在位子上。古罗夫也坐在池座里，这时候就走到她跟前去，勉强做出笑脸，用发颤的声音说：“您好。” 她看他一眼，脸色顿时发白，然后又战战兢兢地看他一 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双手紧紧地握住扇子和长柄眼镜，分明在极力支撑着，免得昏厥过去。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她坐着，他呢，站在那儿，被她的窘态弄得惊慌失措，不敢挨着她坐下去。提琴和长笛开始调音，他忽然觉得可怕，似乎所有包厢里的人都在瞧他们。可是这时候她却站了起来，很快地往出口走去；他跟着她走，两个人糊里糊涂地穿过过道，时而上楼，时而下楼，眼睛前面晃过一些穿法官制服、教师制服、皇室地产管理部门制服的人，一概佩带着证章 .又晃过一些女人和衣架上的皮大衣，穿堂风迎面吹来，送来一股烟头的气味。古罗夫心跳得厉害，心想：“唉，主啊！干什么要有这些人，要有那个乐队啊。……”这当儿他突然记起那天傍晚他在火车站上送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时候，对自己说：事情就此结束，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这件事离着结束还远得很呐！ 在一道标着“通往梯形楼座”的狭窄而阴暗的楼梯上，她站住了。 “您吓了我一大跳！”她说，呼吸急促，脸色仍旧苍白，吓慌了神。“哎，您真吓了我一大跳。我几乎死过去了。您来干什么？干什么呀？” “可是您要明白，安娜，您要明白，……”他匆忙地低声说“我求求您，您要明白，……”她带着恐惧、哀求、热爱瞧着他，凝视着他，要把他的相貌更牢固地留在她的记忆里。 “我苦死了！”她没有听他的话，接着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您，只想您一个人，我完全是在对您的思念中生活着。我一 心想忘掉，忘掉您，可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呢？” 上边，楼梯口有两个中学生在吸烟，瞧着下面，可是古罗夫全不在意，把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拉到身边来，开始吻她的脸、她的脸颊、她的手。 “您干什么呀，您干什么呀！”她惊恐地说，把他从身边推开。“我们两个都疯了。您今天就走，马上就走。……我凭一 切神圣的东西恳求您，央告您。……有人到这儿来了！” 下面有人走上楼来了。 “您一定得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接着小声说。 “您听见了吗，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我会到莫斯科去找您的。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我现在不幸福，将来也决不会幸福，决不会，决不会！不要给我多添痛苦了！我赌咒，我会到莫斯科去的。现在我们分手吧！我亲爱的，好心的人，我宝贵的人，我们分手吧！” 她握一下他的手，开始快步走下楼去，不住地回头看他，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也确实不幸福。……古罗夫站了一忽儿，留心听着，然后，等到一切声音停息下来，他就找到他那挂在衣帽架上的大衣，走出剧院去了。 四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真的动身到莫斯科去看他了。每过两三个月她就从斯城去一次，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去找一位教授治她的妇女病，她的丈夫将信将疑。她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商场住下来，立刻派一个戴红帽子的人去找古罗夫。 古罗夫就去看她，莫斯科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有一回 ，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前一天傍晚信差来找过他，可是没有碰到他），他照这样去看她。他的女儿跟他同路，他打算送她去上学，正好是顺路。天上下着大片的湿雪。 “现在气温是零上三度，然而下雪了，”古罗夫对他的女儿说。“可是要知道，这只是地球表面的温度，大气上层的温度就完全不同了。” “爸爸，为什么冬天不打雷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也解释了一下。他一边说，一边心里暗想：现在他正在去赴幽会，这件事一个人都不知道，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凡是要知道这种生活的人都看得见，都知道，充满了传统的真实和传统的欺骗，跟他的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样；另一种生活则在暗地里进行。由于环境的一种奇特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认为重大的、有趣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凡是他真诚地去做而没有欺骗自己的事情，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弄虚作假，他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他的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象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包藏在秘密里，也许，多多少少因为这个缘故，有文化的人才那么萋萋惶惶地主张个人的秘密应当受到尊重吧。 古罗夫把他的女儿送到学校以后，就往斯拉维扬斯基商场走去。他在楼下脱掉皮大衣，上了楼，轻轻地敲门。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穿着他所喜爱的那件灰色连衣裙，由于旅行和等待而感到疲乏，从昨天傍晚起就在盼他了。她脸色苍白，瞧着他，没有一点笑容，他刚走进去，她就扑在他的胸脯上了。仿佛他们有两年没有见面似的，他们的接吻又久又长。 “哦，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他问。“有什么新闻吗？” “等一等，我过一忽儿告诉你。……我说不出话来了。” 她没法说话，因为她哭了。她转过脸去，用手绢捂住眼睛。 “好，就让她哭一场吧，我坐下来等着就是，”他想，就在一 个圈椅上坐下来。 后来他摇铃，吩咐送茶来，然后他喝茶，她呢，仍旧站在那儿，脸对着窗子。……她哭，是因为激动，因为凄苦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他们只能偷偷地见面，瞒住外人，象窃贼一样！难道他们的生活不是毁掉了吗？ “得了，别哭了！”他说。 对他来说，事情是明显的，他们这场恋爱还不会很快就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越来越深地依恋他，崇拜他；如果有人对她说这场恋爱早晚一定会结束，那在她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他走到她跟前去，扶着她的肩膀，想跟她温存一下，说几句笑话，这当儿他看见了他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他不由得感到奇怪：近几年来他变得这样苍老，这样难看了。他的手扶着的那个肩膀是温暖的，在颤抖。他对这个生命感到怜悯，这个生命还这么温暖，这么美丽，可是大概已经临近开始凋谢、枯萎的地步，象他的生命一样了。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的心目中老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寻求的人，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错了，却仍旧爱他。她们跟他相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幸福过。岁月如流，以往他认识过一些女人，跟她们相好过，分手了，然而他一次也没有爱过；把这种事情说成无论什么都可以，单单不能说是爱情。 直到现在，他的头发开始白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他相亲相爱，象是十分贴近的亲人，象是一对夫妇，象是知心的朋友。他们觉得他们的遇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们不懂为什么他已经娶了妻子，她也已经嫁了丈夫；他们仿佛是两只候鸟，一雌一雄，被人捉住，硬关在两只笼子里，分开生活似的。他们互相原谅他们过去做过的自觉羞愧的事，原谅目前所做的一切，感到他们的这种爱情把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以前在忧伤的时候，他总是用他想得到的任何道理来安慰自己，可是现在他顾不上什么道理了，他感到深深的怜悯，一心希望自己诚恳，温柔。……“别哭了，我的好人，”他说，“哭了一阵也就够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吧。” 后来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躲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处境。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呢？ “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呢？”他问，抱住头。“应该怎样做呢？” 似乎再过一忽儿，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两个人心里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注释」 ①指格林纳达岛，位于西印度群岛中向风群岛南部。 ②“犯了罪的女人”此处指“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载，她本是个妓女，因受耶稣感化，忏悔了过去的罪恶。她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曾多次出现。 ③在当时俄国流行的一个由英国作曲家琼斯（１８６１—１９４６）创作的轻歌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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