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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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

前言

《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是我70年坎坷人生之记录。

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度过童年的。在我7岁那年冬天一个阴冷的夜，我们一家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从韩国庆尚北道前往满洲。到了目的地发现，满洲也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时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满洲的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到的地方都是人间地狱。我们一家人带着亡国奴的痛苦，天南海北不停地流浪。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的前一天我被强行征兵，差一点成为不幸的怨魂。

光复的黎明冲破长久的黑暗终于来到了，渴望早日回国的那一天也终于盼到了。但是，人生的航程并不是都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的。中国4年内战从东北开始爆发了。回国的路自此被切断，于是命运把我留在这一片土地，今天我已是73岁的老人了。

光复后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自1950年开始的25年间，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历任副科长、科长、副所长和所长。在这所监狱里关押着日本战犯969名、满洲国战犯61名、国民党战犯300余名。读者已经知道他们是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特别是在日本战犯中不仅有把无辜的老百姓当作靶台，让日本新兵射击练胆量的罪人，还有用石块击碎活人头骨吃脑浆的杀人魔王。对于这些人，中国政府没有处死他们，而是采取用人道主义的教育改造方针。我和同事们起初很不理解政府的这一方针，认为把那些抱定一死、闭口不谈、负隅顽抗的日本战犯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中国政府“憎恶罪行不憎恨人”的人道主义政策感化和管理所工作人员热情帮教下，他们终于叹服并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也有沉重的苦恼。

数年的艰辛使战犯们奇迹般地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到1964年，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之后，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也相继被释放。

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成立了自己的团体——归还者联络会，并四十余年如一日将精力倾注在和平事业和日中友好事业上。他们回国后立即写了许多回忆录，揭露自己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谴责日本侵略战争，并与当时在日本抬头的！日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这里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功夫下的比较多的战犯是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读者通过曾在世界各国上映过的《末代皇帝》已经有所了解，3岁称帝、在紫禁城成长、长大后又出卖国家保自身享乐的溥仪，无论是个性还是生活习惯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但他被改造成为模范公民，后成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国家政治，这真是奇迹。

在日本战犯中最后3人被释放的1964年，国内外报刊报道我是“人间灵魂专家”，也受到国家的荣誉称号。但仅过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一夜之间一落千丈从模范所长成为“有罪”的阶下囚。犹如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抚顺监狱长、日本战犯大村忍的下场。他虽然作为战犯被监禁在抚顺监狱，但他受到了人道主义教育和待遇，后又被释放回国了。而我则受到非人道的虐待和非法审问。当时主宰中国天下的造反派不是依据罪证审讯，而是用逼供捏造罪证。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认为“同情战犯的人不可能不是特务”。他们对当时被监禁的200余名国民党战犯拷问得死去活来，我担心他们的生死，这又成为我的新的罪状。我脖挎牌子被斗130次，最后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村进行劳动改造。

由于无休止的拷问，战犯中出现了许多患者，还死了数十人。事态继续恶化，已危及全体国民党战犯的今后改造工作。幸亏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下达了指示，我也结束两年下放生活，恢复原职。我回到管理所后，战犯们很高兴，他们微笑着迎接我，但默默无言的沉重表情中看得出他们眼中的泪水，那是哀求帮助的泪水，是在逆境中结下的崎岖因缘的纯洁的泪水。但是造反派只知主义不知人道主义。由于我倾注全力努力改善战犯们的生活和治疗他们的疾病，仅过几个月又被下放到农村。1975年，我又重返战犯管理所工作，并冲破重重阻力全力恢复。第二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终于结束了。

1979年，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先生的追悼会。溥仪先生出狱后的第8年也就是1967年，由于受到动乱的冲击和肾癌的折磨，结束了他坎坷波折的61年人生旅途。这是他去世12年后举行的追悼会。这一天我遇见了在狱中结下因缘的数十名奇特的朋友，是10余年后激动人心的相逢。他们出狱后在各地都作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样在动乱中受到极大的痛苦。造反派曾经找他们，逼迫他们检举“金源的罪行”，但没有一个人开过口。溥仪先生在他病重呻吟的最后时刻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对造反派大声疾呼，“金源所长是模范干部”。我听了此事后，感动得哽咽了。

全部战犯被释放后，我到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副校长，后任党委书记，数年前离休后过着平常百姓生活。期间国门开启，那些奇特的朋友们找到了我，我也到海外好几个地方找过他们。特别走动多的是日本。日本的归还者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有分歧分裂成两派，为了他们的统一我曾劝说过他们。

期间，日本归还者中有不少人已作古，现在大约有500人健在，他们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们把中国看作是“再生的故乡”，每年都要成群结队访问中国。1988年，他们在前抚顺战犯管理所正门内立了巨大的谢罪碑，发誓九泉之下也不忘记中国，并流下了忏悔的眼泪。

我本来想彻底忘却过去那些辛酸的日子，但在日本归还者和国内朋友们再三劝说下，在亲属和朋友们一再鼓励下，我下决心写了这部回忆录。由于水平所限，掌握的资料亦不够全面，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参与教育、改造付出大量心血的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悉心指教。

此书曾以《奇特的缘分》为书名，于1995年在韩国出版，协助我写作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的朴千均先生；现在此书又以《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为书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则是经过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崔哲先生将《奇特的缘分》翻译成中文之后，再经我的填补、修订所完成。在这里我一并对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得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中央档案馆热情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金源

1998年10月于北京

1 美丽的家乡黄田洞

美丽的故乡令游子神往，然而追忆我的故乡，那儿时的岁月是凄惨的——7岁的顽童牵着母亲的手，泪水洒落在亡命的路上……整整过去66年了，在异国他乡的悠悠岁月我无时不想念我的故乡——黄田洞。

我于1926年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奉化邑巨村里黄田洞。黄田是大自然造就的奇妙美丽的地方，它的背后是有名的小大山，远处是鹤架山，是一个秀丽而又幽静的小山村。

黄田的旧貌今天仍然像一幅画儿那样展现在我的眼前：村头小池塘里夏天盛开着艳丽的荷花，池塘中央小小的岛上长着一棵苍劲的古松……天公用神奇的手为黄田勾勒出美妙的景致。

黄田的象征——陶严亭子，它坐落在池塘边，亭檐仿佛燕尾般俏丽，常使过路人停下来观赏。这个亭子是为了继承八乡先祖的遗德于1704年（肃宗30年甲申）建立的，相传硕学知士们在此亭讨论过学术和国家政事。

村东头有两个柱形石头，它们仿佛是一对守卫村庄的哨兵挺立在村头小路两傍。两层石块叠立的东边那块柱形石头上边有个凹陷的小坑，村里老人神秘地对晚辈们说那个小坑是从前某个将军留下的脚印，并说由于村头有两个柱形石头守护，才使黄四岁岁平安。

黄田村南边是九峰山，山下有涓涓小溪流淌，东边是望月山。每年正月十五晚，村里人都要上望月山赏月。相传正月十五晚第一个见到月亮的人都将有好运，小伙子见了将会娶亲结婚，姑娘见了将会碰到好新郎过好日子。因而年轻人在太阳落山之前就迫不及待地上望月山，点燃篝火等待月亮升起。当月亮升起时，人们都要向着月亮磕头，祈求新年幸福。

被青山环抱的黄田有三个自然村落。以我们居住的山间小沟为中心，过了东边小坡是伯父一家居住的新沟，西边小坡后边是叔父一家居住的昔阳沟。这三个村的人都是义城金氏，他们大约300年前在此定居。

义城金氏是新罗王朝末代王第56代国王敬顺王和高丽太祖王建长女乐浪公主所生的讳锡始祖的后孙。家谱记载我是该家族中的第32代。

义城金氏迁入黄田的先辈是松山公。他的字而敬、号松山。他是义城君讳锡始祖的第21代后生，是詹事公讳龙庇先祖的第13代，是平章事公讳椿先祖的第11代。

松山公是先考讳梦乡先祖和先妣夫人真城李氏所生的四个兄弟中的长子。公从小就聪明伶俐。他很早就做了官，曾任过通训大夫、训练院举事、佥正等职。公迁居黄田有个有趣的故事。

松山公15岁也就是1568年（宣祖元年戊辰）春，公领着两个仆人带着猎鹰来到九峰山准备猎山鸡。当他们来到黄田村口时，正好有一只雌山鸡飞跑，公立刻放猎鹰抓捕。猎鹰迅速升空直奔山鸡而去。雌山鸡惊吓得边叫边飞进黄田村中心位置的一家厨房。正在厨房洗碗的美貌的闺秀急忙把雌山鸡藏在裙子里面。当时这个村是由英阳南氏子子孙孙居住的村落。雌山鸡飞进的屋子是英阳南氏宗孙南龟寿进士家，那个困秀是南进士的女儿。

“闺秀得到一只雌山鸡一定会高兴的。”松山公自言自语，看着屋里的动静。

后来，闺秀确认猎鹰飞走后将雌山鸡安全地放归山里。公被闺秀的仁慈感动了。他说“她对禽兽都这般爱护，可见其高贵的人品，以后她有子孙一定会格外关心爱护”。

公萌动了春心，决心与闺秀结百年佳丽。回到家里后，公向父母一五一十地讲了所见情况，恳求父母向闺秀父母求婚。

后来公的父母托媒求婚成功，公与闽秀结为夫妻。

公辞官后到妻子本家黄田安家。之后，南氏家族开始外迁。大约30年后这个村子便成了义城金氏聚居的村落。不过，自从松山公到黄田住下后每年都有灾害，生活相当清苦。因此，人们非常苦恼。有一天，自称是姓成的一位大师到黄田住了一宿，临走时他说：“鹤架山是火山，因而属‘火’，姓金属‘金’，黄田的地是黄土地属‘土’。虽具备‘火、金、土’，但缺‘水、木’，所以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在村子里挖荷塘，在村外头种树，这样就具备了‘水和木’，就能够抵御灾难，可成为于子孙孙繁荣富强的吉祥之地。”说完他飘然离去。

村里人按照大师所说的话，在村南挖荷塘种莲花，在村西南的平地种植松树和赤杨树，年年栽植、逐渐成林。从此，黄日再也没有遇到灾难了，子孙也开始繁荣了。我们离开黄田时，那里树木茂密，正月十五时，村里人在树林里举行庆典，年轻人伴着鼓乐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

我的故居位于山谷的中间。院子西边有几棵大枣树、栗树、木瓜树和柿子树。每到春天各种果树竞相开花，香气充满院落。我和邻居家的纪东氏一起春天捡凋谢的各种花瓣，秋天拾取那些成熟后掉地的栗子和柿子。论辈纪东氏是我的侄儿，但由于生于同年，实际是一对莫逆之交。

纪东氏的爷爷是我的堂伯叔，他叫成镐。他在日韩合邦前曾任宫庭礼官，后弃官还乡，所以我常叫他礼官叔叔。当时他是黄田的尊长，是个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地多，还具有丰富的学识。由于他已年迈，把家里事情全部托付给儿子办理，他自己则办了私塾教书以度余生。

我是兄妹四男一女中的老三。大哥从成镐大人那里学到了《论语》、《孟子》，而二哥怕老师教鞭鞭打，宁肯上山砍柴也不愿迈入私塾院，所以到最后也没有学会念书。我是在6岁时与纪东氏一起到成镐大人那儿学到了《千字文》。

翌年春，也就是大哥结婚后的第二年，有一天早晨父亲和大哥正在谈论学校的事情。他们谈话中说到，大哥已成为农夫，二哥不愿意学习，为了家里有人能出人头地就必须让老三念书。因此，这年春我和纪东氏一起进入乃城面公立普通小学校念书。当时要把子女送学校学习，家境必须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学校离黄田只有五里地，可是有80余户的黄田村念书的学生只有4名。

学校坐落在山坡下，校舍朴素雅致。校长是个矮小的日本人，班主任老师是大高个的朝鲜人徐老师。学生进校门后向老师们敬礼，而后脱鞋进入教室。

上学的第一天，我和纪东氏的衣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穿着朝鲜式服装的学生只有我和纪东氏，其他所有学生都着西服式的校服。虽然相距仅五里地，但是城镇和山村之间的生活差距相当大。同学们在我们背后笑话我们是“乡下佬”，老师也挑剔我们的朝鲜式服装。纪东氏是名门后孙，他已有买好的西服，只要换上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家里却没有西服，为此家里人很着急。母亲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去年秋天收获的棉花卖掉。第二天，父亲把棉花拿到市场出售后给我买了一套西服。

父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他们很怕误了我上学。我怀着全家人的希望热心学习。

当时，日本人在朝鲜人居住的村庄设了不少学校，但不是为了我们民族，是为了与经济掠夺同步灭绝我们民族精神而采取的文化侵略。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教授朝语课，以后都用日语讲课，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禁止使用朝鲜语，后来取消了朝语课，进行所谓同化我们民族的“皇国臣民”教育。

亡国民族处处受到日本人的蔑视和歧视。有一天，大哥赶集时被日本警察剪断了长发（当时朝鲜男人留长发），父亲被装有墨水的水枪浇了脑门。日本人是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剃平头穿和服。回家后父亲痛心地流泪叹息世道，他说“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真是痛苦无比。”

从前每当过节日时家家都要酿米酒熬麦芽糖，但从我念书的第二年开始被当局禁止，理由是浪费粮食。实际上日本强行吞并朝鲜，确立殖民统治权后，从1930年开始以朝鲜为跳板强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准备在中国东北全境发动战争，因而进一步加剧了在朝鲜的经济掠夺。当时朝鲜人人均口粮是日本人的一半，其借口是实行“节约”。

当时朝鲜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把朝鲜经济结构改变成其粮食和棉花供给基地，先后发布了奸诈的“土地调查令”和“不动产登记令”，并限期向总督府申报。但是，由于该规定内容含糊和办手续繁杂，加之人民抵日情绪大，农民没有向总督府申报私有土地，回避登记，结果大部分农民的私有土地被总督府、日本人经营的会社强行没收。因此，很多绅士一夜之间破产，大部分农民由自耕农破落为佃农，许多人为了生存到处流浪。黄田也不例外，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后，处境艰难，口粮无从解决。父亲连租佃的地也没有找到，他不得不在离村子50里远的山上砍树种大田，但千辛万苦干一年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家里野菜成了主食。村里的尊长堂伯叔实在看不下去亲自到山上找我父亲，并将父亲接到村里叫他种村里的“家族田”。黄田的义城金氏有12座坟茔地。为了这家族的坟地，村里的义城金氏集资买了水田和旱田各1800坪，并世代耕耘。种这“家族田”的人每年清明和中秋节负责家族坟茔地除草填土和祭祀活动。父亲很感激有这样个生路，开始种“家族田”。

得到土地等于获得新生。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倾注了全力，每年要积很多肥料向水田和旱田施肥，到了夏季他精心除草，因而连年获得好收成。母亲则养蚕和种棉，在家纺织丝绸和棉线。

村西北角梨树坡下有我家旱田一块，田间有一条小径。在我念私塾时父亲曾在此地种植过香瓜，并在瓜熟季节在地头搭个茅棚。每天三餐都由母亲送饭，中午时我常跟着母亲到香瓜地吃父亲摘下的香瓜。白天一些过路人常在我家香瓜地歇脚买瓜吃。记得那年卖香瓜的收入补贴家计不少。

父亲和兄长们精心耕作，每年“家族田”收获颇丰，但交纳租赁粮和各种杂税粮后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农闲的冬季，每天只吃两顿，每餐都是一半米一半黄豆叶或小豆叶掺在一起的主食，而掺一半白菜叶的饭只有客人来时才有此招待，如不这样调剂一年的口粮就不够吃了。度过春麦成熟季节，对于朝鲜农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贫穷的农民们忍着饥饿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春季。

我家种香瓜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上学的那年，父亲把一切种地的事情托付给兄长们，他自己则出门做生意去了，他认为只种地很难维持生活。那时每月有五个集市日，父亲每集都要去。开始他做买卖牛的中介活，后来摸到行情后就做牛的代销生意。有时牛没有被卖出，父亲就把牛牵到家里来，哥哥们就领着我上山割牛草。父亲做生意后，因为人手少，我家就雇佣一个劳工，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但他干活非常勤快。

三伏天对于雇工们来说是一个“节日”，因为主人们每到三伏天就做打糕和蒸糕送给雇工们吃。雇工们将主人赐给的各种米糕拿到田间，将柳枝插在地头，拴上纸条，磕头拜天，祈求丰收。然后，雇工们将米糕分给朋友们吃或拿到家里吃。母亲非常满意他们的举动，所以到了三伏天就按“初、中、末”三个伏天做三次米糕送给他们。

父亲还那么热衷于牛的生意，但买卖并不顺利。以前收市回家时，父亲常常买一点糖块分给我们，但到了夏季后就常常空手而归，他的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快到秋收时，父亲就没有回家来。两个哥哥四处打听父亲下落，但谁也不知他的去向。过了个把月他还是没有回家。正当全家人焦虑不安的时刻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已不在朝鲜，他到了满洲。后来才知道，父亲在牛市上被一个骗子骗去了代销的钱，因而将“家族田”作为债抵押了，他觉得无脸回到村里。另外，父亲也无脸见大哥。因为，大哥成家后，父亲将“家族田”交付给大哥种。按规矩，“家族田”转手他人种时要设宴招待村里老乡，这个宴是与大哥结婚宴安排在一起搞的。因此，父亲离家出走了。

大哥绝对对父亲孝顺，他想跑到天边也要找到父亲。他结婚还不到一年，但他为了找父亲将大嫂打发到娘家去，他自己走上了没有归期的寻父之路。

半个月之后接到了信。大哥终于在奉天（现沈阳）附近的于洪屯见到了父亲，并说他和父亲准备赚足了能还清债务的钱之后才回家。

2 满洲的风雪

我父亲把“家族田”抵债的消息传开后，整个黄田洞沸腾了。村里人纷纷责骂我父亲，一家人吓得连门都不敢出。那些债主又三番五次上门催债，真是没有办法，无奈，只有去满洲找父亲才有可能寻到一条生路。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信，内容是我们全家人去满洲。

冬至即将临近的一天夜里，母亲边收拾离家出远门的衣物边在那儿一个劲地叹气。在这样严冬季节出远门很不容易，而且又有这么多小孩。当时二哥只有10岁，在我下边还有一弟一妹，小妹才一岁。

离开故乡的那天，我们连亲戚也没有告知，因为我们一家人是背着村里人逃跑的。那天恰巧我舅舅到我家看我们，他家住在离黄田洞20里的东阳里，特地为我们送别。我们是趁着村里人熟睡的深夜启程的。在漆黑的夜晚，一家人背着布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往荣州。到了荣州后舅舅给我们买了汽车票，他把我们一家人送上车后回去了。我们从荣州乘汽车到了金川。在金川我们换乘火车向北去奉天（今沈阳）。坐了一夜火车后，于第二天早晨来到了奉天车站。

我们猜想父亲和大哥一定会到车站接我们，可是谁也没见到。这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我写信时根本就没有写清楚启程日期。后来才知道，父亲和大哥接到信后连续十几天到火车站接站都落了空，最后他们以为有变故不能启程了，便没再来接我们。而我们全然不知，一直到中午还在候车室里等候。

“珪源，珪源，你在哪儿？难道就这样生离死别吗？”穿着与众不同的韩式裙袄的母亲边呼喊边失声哭泣。候车室里都是中国人。

这时有一位个头很高的中年人走到母亲跟前用朝语问：“为什么这样？有什么事？”

中年人虽然穿着中式服装，可是听他说话是位朝鲜人。我们非常高兴，并向他详细说明了原因。他告诉我们将帮助寻找于洪屯，并劝我们不要着急，跟着他走就可以了。我们紧随着他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时间已到了中午，他说于洪屯离这儿有30里路，天又这么冷，必须得吃点饭再上路。中年人与饭店主人说了几句汉话后，跑堂的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碗热水。中年人从怀里拿出一张煎饼，也没让让我们就只顾自己边吃边喝热水。母亲从包里拿出蒸糕送给这位中年人一块，然后给我们每人一小块。

我们就这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后，又跟随中年人向于洪屯进发。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灰蒙蒙的阳光使天地一片昏暗。路上积雪过膝，每迈一步都相当吃力。我们走了好久之后，中年人转过头并用手指着于洪屯的方向后连头也不回地就匆匆消失在风雪中了。看到他这样匆忙而去，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疑，我猜想他是不是一个骗子？他是不是想劫我们？把我们引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想到这儿吓得浑身颤抖。而事实上中年人也是第一次去于洪屯，所以他为了找到于洪屯先行一步，找了好几个村子后返回来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不知所措，中年人已走得没影了，我们且在原地东张西望呢！正在这时远处有两个人顶着风雪连滚带爬地朝我们奔来，渐渐地看清楚了，那是我们热切盼望的父亲和大哥啊！在这风雪交加的旷野，我们这一家老小紧紧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每当我回忆起那个情景，总是两眼湿湿的。

父亲的外婆家有一位亲戚住在离于洪屯不远的朝鲜村。父亲和大哥就在这个村走家串户帮着打场糊口。这个村是个朝鲜人和汉人混居的村庄，其中朝鲜人有一百多户，他们非常善良。我们到的那天，村里人来了许多，他们边寒暄边打听朝鲜的消息。他们都没有空手来看我们的，有的人拿了米，有的人带来了辣白菜。

这年冬天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位汉族家的西厢房。房主是一对成家不久的年轻夫妇，是一对心地善良的小俩口。当我父亲求他们借住一间房时，他们二话没有说就答应了。这所房子中间是厨房，东边房间住着主人夫妇，我们一家住在西边房。这间屋分为南北两间，南边屋有炕，北屋是仓房，我们住在南屋，炕有两床被那么大，我们一家七口人就睡在这个炕上。

当时家中的所有财产是父亲和大哥干活挣的几元钱和他们打场后零星带回来的一堆稻草。到了腊月打场的活干完时，父亲和大哥闲在家里。不久有了包装啤酒瓶的活，就是用稻草编网包装瓶子。全家人起早搭黑忙一天收入也不多，不久改干编织草袋了。父亲准备稻草，我打草绳，两位哥哥用借来的一个编织机编草袋。人说穷人家孩子早立事，我虽然年仅7岁，但是打草绳打得很棒。每天我要打好两位哥哥编织30个草袋所需的草绳。村里人看到我家编织的草袋夸奖打得均匀。编草袋的收入使全家人吃饭不成问题了。

过了一个月到了年三十。村里家家户户在做打糕，忙着过年。但是我家依然忙着编草袋，三十晚上我们一直忙到深夜。我们刚刚躺在炕上准备入睡时，外边火光冲天，并响起了“枪声”和“炮声”。

“战争，是战争！”父亲边喊边叫，家里人惊吓得全部起来，不知所措。父亲招呼大家赶紧趴到地下，免得被冷枪打中。

外边的“枪声”一直到天快亮时才停止。我们全家人就这样趴在地上迎来了大年初一的早晨。外边静悄悄，天色也已大亮。不久发现，村里的男女老少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走家串户拜年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昨夜的所谓“枪声”是中国人过年放的鞭炮。大年三十放鞭炮是中国人过年的一种传统习俗，其用意是燃放爆竹驱赶鬼妖，祈求新年幸福。

严冬过后即将解冻的季节到了。距离朝鲜村以西40里的沙岭有日本人经营的开拓农场，农场的日本人到朝鲜村宣称，如果到他们经营的农场种地将提供口粮、种子、肥料等，还将有房子住，耕作也比较现代化，秋天保证能获得丰收。朝鲜村有许多人搬到日本人开垦的农场，我们家是在清明节前迁入农场的。

这个农场有一排排整齐的草房，井然有序。村中央是农场办公室，村西还有一个小学校。村里共有80余户佃农，他们都是刚刚迁来的朝鲜人。

开始日本人向我们提供了口粮、种子，开春还动用拖拉机给佃农们翻了地。我们家有三个壮劳力，租种了3公顷水田。当年水稻获得大丰收，到秋天打场后稻米堆积如山，父亲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收获过这么多粮食。但是，将总收成的60％作为租金交纳给农场，另外还要留种子、换化肥。那成堆的稻子就所剩无几了，就连过冬的口粮也成了问题。

武力强占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满洲各地开垦了许多农场，他们用欺骗的手法召募大批中国农民和朝鲜族农民，租给新开垦的农田，进行残酷的剥削。

在日本农场白白辛苦一年后，我们一家人在这年的腊月离开农场举家到了吉林省磐石县城附近的郊区落脚。开始以卖米糖为生。为此，父亲上山砍树打柴，母亲在家熬制米糖，我和两位哥哥上街出售。卖米糖的活只做了一冬。我们为了种地，又从磐石搬到30里外的石嘴。这是有200余户的大村庄，村里有70余户朝鲜人。这个村附近有日本人经营的铜矿，所以村子里有一半是农民，另一半是矿工。当时，抗日游击队经常出没于此，因此警戒森严，村子外围用圆木围了栅栏，村中央有村公所和警察分署。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种了两年地。第一年由于遭灾，还未到新年就开始借高利贷粮了。邻居有个被称做朴监督的青年人，他是在汉城念完中学后到日本会社当了矿山监督的。年已30还未结婚。母亲对他很好，只要家里有好吃的就请他来。他为了报答我们家，把大哥介绍到铜矿工作。大哥识字，还能写一手好字，所以，他干活之余帮着朴监督作工人出勤登记和其他文字记录。不久，朴监督又把二哥介绍到矿山并安排在办公室当勤杂工。由于两位哥哥上班，我们一家靠他俩的工资过了一个夏天。

第二年，我们在往铜矿去的路旁租了3公顷地，租期为两年。我们把3公顷旱田改为水田，这年稻子产量较高，口粮也充足了。

我家搬到石嘴三年后的春天，父亲遇到故乡的一个人，他说内蒙古雅鲁河附近地很多，农作物生长也好。于是，父亲只身一人去了内蒙古。正好这时朴监督调往靠山屯铜矿，他把两个哥哥也带走了。我家也随之搬到靠山屯。大哥在铜矿干了不长时间就出来了。这个矿的工人受抗日游击队影响较深，抗日情绪很强。大哥认为，在日本鬼子统治下穷人没有生路，必须先打倒日本鬼子才能过好日子。他和几个要好的青年人去通化地区投奔抗日游击队了。

我在家闲着没事，有一天在铜矿附近路边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块被废弃的农田。看样主人种了黄豆后也没有收割就丢弃了。我用锄头铲掉黄豆干校后，在这块田里种了玉米。有一天我正在地头看玉米秧时，有一位中年人站在路边注视了好久。

“学生，几岁了？”

“11岁了。”

“你干活真不错，到我们家干活怎么样？”

这个中年人住在磐石以西30里的村子，他姓李。他要我到他家给稻田除草。反正我无事可做，和母亲商量后就跟李先生去他地里干活了。他家的水田里秧苗已长到一尺高了，但李先生插秧后一次也没有除草。到他家的第二天就开始耕作了，李先生的夫人每天中午给我送饭。我干活很卖力气，1．5公顷的水田除了两次草。有一个老人每次看到我很能干就抚摸我的头说：“学生真是好样的！”他姓金。

日子过得真快，炎热的夏天已结束了，中秋节即将来临。我按奈不住思念亲人的心情，对李先生的夫人说想回家过中秋节。夫人给了我5角钱的路费，并一再嘱咐我过完中秋节一定回来帮着割稻子。我走出主人家的大门后，迫不及待地朝着回家的方向跑，真想早一点见到母亲和兄弟们。我狂跑一阵后突然想起夫人给的5角钱路费，可是手里攥着的钱不知丢到哪儿了。我只好往回走出十余里仍未找到钱。等我艰难地赶到家时天已黑了。

在家过完中秋节后，我如约又返回到李先生家帮着秋收。稻子全部是我一人收割的，村里人都夸奖我能干。特别是那位姓金的老人有一天把我叫到身边，问我家的情况。然后突然转过话题说：“我们家人口很少，只有我们老俩口和一个15岁的女儿。我觉得你忠厚老实，想把你招入过门女婿，你觉得如何？”

刚开始我认为老人在说笑话，可后来发现老人是真心实意地提出来的。我当时也拿不定主意，正巧这时父亲从内蒙古回来搬家，所以我不得不离开这个村子。

李先生送给我5麻袋大米，说是除草和收割的报酬。回到家后发现，我在矿山路边荒地种的玉米也收了4麻袋。我们把大米和玉米全部卖掉，换来了去内蒙古的路费。

父亲在内蒙古定居的地方是离成吉思汗站不远的西南屯。正如所闻，这儿地很多，也很平坦，很容易种水稻。父亲种的稻子很多，口粮也特别丰富。

可是，好生活的地方不可能给穷苦的人们带来长期的幸福。第二年春天，日本北海道青年开垦团来到西南屯和附近的大兴屯，并把居住在这儿的60余户朝鲜人全部赶走了。每当我们朝鲜族农民用汗水开垦出一片水田后，日本人就组织开垦团强行霸占。这次进驻西南屯的日本北海道青年开垦团实际上是不着军装的武装集团。农忙时他们种地，农闲时则携枪参加围剿抗日游击队活动。由于日本人抢占村子，搬来仅三个月的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又要流浪了。

离成吉思汗站40余里的碾子山下有个叫二道沟的地方。雅鲁河向西南流经二道沟，这里是几千年来没留下人迹的荒野。4月份有20余户农民来到这个地方，人们盖起了土坯茅草房便定居下来。

4月末，村里所有青壮年男子都去雅鲁河修水利工程去了。有一天我给父亲送午饭来到了河边。河边有一个水塘，塘里有很多鲤鱼和鲶鱼。中午时分阳光照得水面温度上升，这些鱼就贴着水面在草丛中游荡。不知怎的，这些鱼不怕人，用手抓它，它们也跑不远。我在水塘边不一会工夫就抓了五十多条。

父亲吃了午饭后，我拎着饭碗和准备晚上吃的几条鲤鱼往家走。河边离家大约有3里路。正拎着鲤鱼高高兴兴往家走时，突然发现村里浓烟滚滚。我跑步赶到村子，发现我家和邻居家被烧得一无所有。

“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啊！”母亲痛哭欲绝。

火是从邻居崔家开始燃着，又引着了我们家的。当时崔氏夫人在点火烧炕，她看小孩哭闹不止就上炕给孩子喂奶。未曾想，火从灶口冒出，点燃了低矮的屋顶。这次大火，我家一年的口粮和种子全部被烧光，衣服也只剩下身上穿的。穷人的日子本来就度日如年，这次又雪上加霜，不知今后生活会遇到什么困苦。

但是，人总要生活下去的，我们又重新选个地方盖了茅草屋，又借了高利贷粮。恰在这时离家出走一年的大哥回家了，他在通化地区未能寻找到抗日游击队，无奈在外流浪一年后返回了家。我家有了四个劳力，在一片荒地上开垦了水田，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捻一把泥土都能攥出油来。

秋天来到了，种的稻子长势非常好。那些种了一辈子田的老人们也感叹从未见过这么丰产的景象。可是，正当快要出稻穗时遭到霜冻，一夜之间稻田变得雪白雪白，未成熟的稻子全部被霜冻了。人们白白地辛苦了一年，但是为了生存，我们要外出到地里去捡收割后丢掉的庄稼。在我们住的西北方向的山坡下住着一些汉族人，他们种植旱田，秋收活干的很马虎，地头有许多落穗。我们全家人动手去拾粮食，将近干了一个月，全家过冬的口粮便有了着落。

3 求学

岁月悠悠，惜别可爱的故乡流落满洲大地的五年后，我已经13岁了。13岁的我心里最难受的一件事是这些年由于四处流浪，把学习的机会错过了。我常常在梦境中回味在老家上乃城面小学校念书的情景。那时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为了让子女有出息，还是把我送学校学习。可如今父母因家庭生活困难，只字不提子女学习的事，有时我难过地躺在炕上偷偷地哭泣。

大哥离家去济沁河租种他人田地的那天早晨，曾满含热泪地对父亲说：“我和老二已经成为农夫了，但下边几个弟弟怎么办？就是乞讨过日子，也得让他们念书。”

爸爸和妈妈无言以对，只是老泪纵横。

“人活着总是有办法的，天底下总有一条活路。不管今后如何，先把老三送到学校再想办法解决困难吧！”大哥好像下了什么大的决心似的边擦泪边郑重地说着。

父母无法拒绝大哥诚恳的要求，他们答应送我念书。

二道沟有一位吴先生。他虽然是一位从未执过教鞭的农民，但因他识文断字，村里人就叫他吴先生。他读过《论语》、《孟子》，普通学校（中学）也念了几年，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生活所迫，和年迈的双亲到满洲租地务农。他平生憾事是未能完成学业。听说我要上学很是同情，并亲自到我家对我说：“听说要上学，替你高兴。不过你年龄偏大，个头也高，从一年级开始念书不太好，我还是帮你补习一段，然后再考三年级或四年级怎么样？”

于是，我从别人手里借来了二年级和三年级教科书跟着吴先生学习。吴先生教书很有条理，而且对我非常热情。每当我去找他学习时，他总是放下手中的活给我耐心仔细地讲解课文。对于我来说，能够学点知识，多亏有吴先生这样大恩大德的人的帮助和教诲。

学校在离我们居住的二道沟25里远的李三店。李三店是个小镇，原来这个地方有李氏三兄弟开的客店，所以人们叫李三店，后来演变成地名了。在小镇有所小学校，我考上了该校的四年级。学校总共才有5名教师，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校长白乐善和该校创始人韩善职老师。

流落满洲的朝鲜有识之士认为，必须让后代念书，只有有知识才能光复祖国，所以他们热衷于创办学校。他们俩常常对学生讲：“只有学习好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学习特别认真，因为我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可是，我总觉得时时有中断学业的可能，理由很简单，每月9元的食宿费实在不好筹措。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呢？我曾几次想退学，而且找过韩善职老师。后来，韩老师给我找了一个富户人家，条件是给他的4个儿子早晚接送上学，包吃包住。这样，我的学习得以继续下去。

岁月流逝，一年过去，我升入五年级。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有一天，白乐善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微笑地注视我片刻，说：“这次考试你的成绩不错，我看考中学没问题。”说完，他拿出报考表格，劝我考中学。

考中学是我连做梦也未想到的事情。从我的家境来看根本无力支付我念中学的全部费用。于是我说：“我不能读中学了。”

“行不行先得试一试吗，如果不及格回来再念六年级，你不要想得太多，去考一下吧！”

听了白校长劝说后，我充满了信心，决心考中学。接着，我填写了入学表格，还借了六年级课本进行复习。

几天后，我特意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父亲面露难堪地表示：“我知道学习是件好事，可是咱家情况不允许啊……我已经老了，你大哥也不在了，日子越来越难了。”

我这才知道，大哥去济沁河种地后，在夏季发洪水时溺死了。在此之前，也就是我们一家到满洲的几个月后，妹妹也病倒了，她连药都未吃过一片就可怜地离开了人世。天灾人祸，这一年粮食又紧张，全家为糊口而发愁。想到这些，我感到考中学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啊！

“我真不懂事，长这么大了，也应该理解父母的苦衷，我回来种地吧！”我对父亲真诚地说。

这天夜里我辗转未眠，眼前出现了为了让我学习苦苦哀求父母的大哥的容颜，同时又浮现出白校长苦口婆心劝我考中学的慈祥的面容。我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和我睡一个被窝的二哥拍了拍我的后背不住地劝我，而我哭得更悲痛了。

第二天早晨。二哥对父母认真严肃地说：“大哥去世后，家里剩下三兄弟了。家里没有一个人念书怎么成呢？老三学习不错，让他继续考中学吧！如果考上中学，我一定想办法解决学费。只要冬天不休息上兴安岭山区伐木，一年的学费是能挣的。”

由于二哥的极力主张，父母终于同意我考中学了。我如愿以偿，考上了龙江省立齐齐哈尔第三国民高等学校。这年正是日军发动“大东亚战争”后的第二年——1942年。

齐齐哈尔是龙江省公署所在地，位于嫩江和松花江汇合口的东部平原上。当时城市人口约15万人，其中有少数朝鲜人。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中学时代，并亲眼目睹了日本战败的结局。

齐齐哈尔是军事要塞，城里驻扎着许多日军。日本关东军第2师和第14、第16、第1师都曾先后驻扎在这里。但长驻兵力有两个步兵团，骑兵、炮兵、工兵各1个团，空军加强团，哈尔滨731细菌部队，第516毒气部队。另有伪满洲军1个团。郊外有军用机场、野战兵器工厂、军需补给所等。

齐齐哈尔又是北满的文化都市，市内有日本人中学、高女、中小学校，第1、2、3高等学校，师范学校等。我念的中学是4年制的商业学校，学科有商业法律、商业要领、簿记、珠算等课。学校的宗旨是为满洲培养经济方面的中级人才。该校每学年级有3个班，其中两个班是中国学生、一个班是朝鲜学生。教师中日本人占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只有一名朝鲜人。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学校转变成军事体制。全校编成大队，年级编为中队，班为小队。学生胸前带名签，臂上有标明年级的白色线条。一名日军少佐和伪满洲军上尉为学校军事教官，指导军事训练。

当时的中学生在社会上算是知识分子。日本人把中国学生和朝鲜学生比喻成马戏团的老虎。马戏团的主人为了赚钱必须得养着老虎，但老虎再老实它毕竟是虎。谁也难以预料，某一天老虎被激怒后，回过头来咬主人的脖子。因此，学校的日本校长和教师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监视着学生。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被统治的民族之间的团结，故学校严禁学生无故聚会或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而且千方百计挑唆朝鲜学生和中国学生、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打架斗殴。如给予高年级学生特权，只要低年级学生忘系扣子或歪戴帽子，就遭高年级学生打骂，如果谁敢顶嘴就被拉到高年级教室里被打个半死。刚入学的第一年最怕挨高年级学生的打。新生因害怕高年级学生的打骂，都不敢走出教室。其中最怕的是二年级学生。因为他们总是把在第一年级时被上一年级学生打的怨恨全部发泄到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身上。二年级有些坏学生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早早到校门口等候，只要看到新生入校门就找借口打骂。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宣称，从小被打骂才能长大后具备武士道精神。

说是学校，实际授课很少。日军战局不利后，学校演变成服务队，什么建机场、修路、挖防空洞等重体力活都让学生干。没有活儿了，就开始军事训练。

北满抗日斗争开展得很普遍，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也更加残酷。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抢占满洲后，又于1934年成立了所谓满洲国，但在山岳丛林里的抗日游击队很活跃。日军为了维持统治，在边远山乡放火烧村，制造所谓“无人区”。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民众普遍存在反日情绪。

记得是初二的时候。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到齐齐哈尔视察，当时动员市内各中学学生参加欢迎仪式。女学生为溥仪做饭挑选大米粒，男学生参加街道欢迎。我们站在齐齐哈尔火车站到嫩江饭店道路两旁等着溥仪到来。学校要求学生在溥仪路过时都要低头膜拜。但是学生却在小声谴责出卖国家的溥仪。溥仪在护卫队的簇拥下经过我们这里，学生们弯着腰偷偷地看他。我清晰地看见溥仪正从车窗向外张望，胸前金光闪闪，威风凛凛。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中国最后的一位皇帝在几年后却作阶下囚在抚顺的监狱里与我结下了特殊的因缘。

4 光复前夕

我上中学不久，我们家从二道沟搬迁到了不远处的永安屯。家迁到这个村后，那年粮食打得很多，家境也有了好转。到了初三时，弟弟也从小学毕业考入我念的中学，兄弟俩在一个学校读书了，父母非常高兴。放寒假回家，有一天，父亲把我们兄弟几个招呼到一起说：“到了满洲后经历了千辛万苦，现在才有了生机。我们家出了两个中学生，真是了不得的事。现在也不愁吃饭难，你们把书念好也算是对得起我们了。”

他挨个瞧了瞧我们兄弟三人，接着又说：“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时你们很小，可能记不得。我在远离故乡时，我对祖宗和亲戚犯下了罪啊！”

父亲说到此沉浸在那痛苦的回忆之中，他沉默了片刻便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原由。当时，父亲到牲口市场买了牛后，对收税人员指责税金太高。结果被带到税务所里，挨了打还罚了款。又有一次受骗上当，让人诈去一些钱。从此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典当了家族田。家族田正是一般租种的农田，是为祖先的坟茔地而保存的全体义城金氏的地产。典当了这种田，其罪过是无比的。父亲恨不得早日离开这万恶的世界，但他不忍心撇下幼小的孩子，而是满含愧疚的泪水逃到满洲。讲到此，父亲从怀里拿出了300元日币放在我们面前郑重地说：“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没有脸见故乡的亲戚们。因此，你们三人中谁拿这个钱回故乡替我还债和向亲人们谢罪，那我将死而无悔。”

这些年父亲从来也没有给我们讲过什么家族田的事。可是他始终记着那个叫他心酸的往事，而且在这10年艰苦的岁月里一分一分地积攒下300元钱。

“你们之间必须得有一个去一趟老家。”说完父亲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兄弟几人。

那时二哥已经成家了，他不好离开家，而弟弟又年龄大小。完成父亲使命的只有我了。正因为有了这件事，在离开故乡11年后我踏上了去故乡的路。

重返曾被迫离别故乡的我，此时心情无比沉重。当我走到黄田洞家乡的路口时心里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我一眼就看见了东西走向的村落和村前的亭子。故乡的景色与我童年的记忆相比只是小了一点，其他一切都那么美丽。我走的路正是我们趁黑夜逃离故乡时走过的小径。我走在路上想到离开故乡的那个晚上我们一家悲惨的样子，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进了村后，我第一个去找我们家族的尊长堂伯叔。一见面他并没有认出我是谁，当我报父亲姓名时他惊喜地起来抱住我。

他说：“你们还活着？父母都好吗？”

“是，他们都很好。”

“这些年你们一定很辛苦了，不管怎么人活下来就是万幸了。”他把我拉到跟前坐下，并用手抚摸我的头。

我把举家迁到满洲后的主要事情向他讲述一阵。正讲时临近的好几位亲戚来了，他们对我相当热情。

“我这次来是为了代表父亲向诸位亲戚谢罪。期间，诸位尊长因我家的事受累了。父亲一直内疚着。这些年在外背井离乡，生活刚刚好起来，这才有可能回来看一看。”接着我把父亲的话转述了一遍，并把300元钱拿出来送给各位亲戚。

“父亲说，只要赎回家族田，他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

“听了这话就很高兴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无论如何知道你们还活着，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这儿的亲戚大伙齐钱已经赎回了家族田，所以你把这个钱拿回去交给你父亲吧！”堂伯叔说完又把钱推到我的前面。

我无法收回这个钱。我再三说明父亲的意思后，堂伯叔收下了钱，并当众说将把钱作为家族基金留着用。

我不能在故乡住得久了，因为家家户户都缺口粮。收成本来不好，又交税粮，家里剩下的口粮还不够吃一个冬天。我不断地盘算离去的日子。

这次回乡所见的景象惨不忍睹。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半岛变成了他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军需后方基地，他们到处抓人拉到军需工厂或矿山，还强行征兵，村子里青壮年所剩无几。总督府为了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炮制了“皇国臣民誓词”，要求每人都得会背，强行将日语作为日常用语，总督府还下令朝鲜人一律改称日本姓名。

在“大东亚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在满洲和朝鲜进行掠夺了。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也要捐“买飞机款”，还收缴了城市和农村的所有铜器用于制造炮弹。一年之内所有铜碗都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配给品”。有些家庭不忍心交出世代相传的铜器皿，如偷偷地把它埋起来，一旦被发现就要挨打或银挡入狱。

在满洲也和朝鲜一样，所谓秋天的税粮实际上是公开的掠夺。不管是丰收年景还是灾年，一律按分配的量收取税粮，有的地方连农民口粮也不留全部抢走。农民虽然种稻子，但他们实际吃不上大米，最后剩下的一点点大米用来换取发霉的高粱米或小米充饥。如有人把大米藏起来，被发现后轻则打的死去活来，重则还有可能被抓进监牢。

民众实在忍无可忍了。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话。

“从五台山下凡的神仙说，今年是最后一次交税粮了。”

“白头山出了九十九个勇士，再出来一个就把鬼子全部干掉。”

“长白山发现了白色野鸡，白色野鸡出来，天下就要变了。”

类似这样的传言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无论什么比喻，都在诅咒鬼子就要完蛋了。这种不知出自何人之口的“乡间新闻”传遍了满洲大地，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就像是洪水冲破河堤那样汹涌澎湃。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到处搜查反日传闻的来龙去脉，但他们无法查清，不得已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所谓“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其目的是为了堵住人们的口嘴。这“两个法”出笼后，一些路人如相互交头接耳或大声欢笑都要被带到警察所审问，只要被带进警察所先是一顿毒打，如果审问时态度不好或表露出反抗情绪，一律被遣送到铁矿或煤矿强行劳动，这些人几乎无一活着回来。

1944年，齐齐哈尔市的所有中学全部休学，学生变成名副其实的劳工队。我们吃高粱米饭和盐水汤，每天都要干重体力活。日本军人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学生。

那是进行阿民屯军用飞机场扩建工程的时候。我们学校二年级以上的所有学生在机场搭草棚，吃住在工地，干着机场扩建工程。一天下午，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在休息时间拿出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读。日本人发现后，立即跑过来抓住这个学生（朝鲜人）的衣领后打嘴巴子。被激怒的学生攥着拳头，逼近那个日本监工要和他论理。我是班长，见此情景立即上前制止。因为在工地闹事就会被扣上“怠工分子”的帽子。我劝同学们到了下班后再说。

晚饭时，我们把殴打学生的事通知了全体同学。一时间，不仅是朝鲜同学，而且中国同学也都义愤填膺。200余名学生每人手握一根木棍，包围了日本监工居住的帐篷。正在喝酒的日本人放下手中的酒杯，慌慌张张地躲到角落里。

“就是那个爱动手打人的家伙，你快出来！”

“把那个坏蛋拉出来！”

同学们高声呼喊，同时挥动着手中的木棒。正在这时，有一个日本人溜出帐篷跑到日本军本部报告情况。学生和日本人正在扭打在一起时，十多辆大卡车载着日本兵朝工地驶来。日本兵下车后，把学生团团围住。

“为什么无理取闹？”佩着军刀的一名日军少佐站在中央扯着嗓子冲着同学们喊。

“学生看书也犯罪吗？”几个班长和勇敢的同学质问日本兵。

“非常时期看什么书！”少佐又说了一些威胁的话之后上了指挥车。少住走后，日本兵整夜都在包围学生住的草棚。第二天早晨，日本人校长把学生集结在一起训斥道：“难道把你们全部处理退学吗？这次原谅你们。但有一条，不许把此次事件张扬出去，否则的话我将严惩不殆！”

这天，我们被带到别的工地。以后的日子我们学校成了警察署的主要监视对象。一些学生单独上街往往被警察无缘无故地殴打。

我中学毕业那年也就是光复那年。当时，学校的食堂主要由学生自己管理，会计和事务长都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一天，3名学生到中市场的石井洋行买菜往回走，忽然一名警察在西门处举着枪拦路喊：“你们是什么人？”

“你看到了，我们是买菜回校的学生。”坐在马车上的一名学生跳下车回答。

“买菜？你们买菜干什么？”

“能干什么？吃呗！”一个学生不满地说了一句。

“这小子，嘴巴还挺硬！”警察一把揪住学生的衣领。

一看事情不好，一名同学赶紧跑到学校通知大家。正在吃午饭的数百名学生闻此消息，立刻拎着训练用的木枪冲向现场。吓破胆的警察跑到派出所并锁上了门。同学们用木枪砸碎门窗玻璃，往里投掷石块。屋里的警察纷纷躲到书桌底下不敢出来。

这一砸派出所事件轰动了齐齐哈尔市。但警察局已没有机会查办这次闹事，因为他们的末日即将到了。

几天后的8月8日，苏联红军向日本宣战，全齐齐哈尔市进入战时状态。学校把朝鲜族17岁以下的学生全部疏散回家，只留下18岁以上同学守护学校。齐齐哈尔离苏联国境很近，因而市内日军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8月14日下午。9名朝鲜族学生接到征兵通知，其中就有我。日本人校长撕破自己的被里，写上“武运长久”字条后，给应征的9名学生佩带了。

这天下午被传到日本兵事部后立即被分配到部队。我们9个学生都想到一个地方去，但兵事部有意地把我们9个人全部拆散，我是被分配到炮兵。

到了野战炮兵部队后，有一个少尉接待我们新兵，他说：“你先去洗个澡，然后换军装。现在是非常时期，把脱下的学生服全部烧掉！”

按规定，新兵脱下的衣服和用品放在仓库保管，待复员时再归还本人。可是，日本人可能已预感到他的灭亡，所以要求烧掉学生服。这天分配到野战炮兵部队的学生共有100余名，没有一个能留下自己的学生装。

晚饭后，少尉把一百余名新兵召集一起，讲解战斗任务。他说：“你们全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这没关系。对你们来说，军事技能没有什么大的必要，当苏军坦克过来时，只要你们每人抱着一包炸药炸坦克就行了。”

说完，少尉拿炸药包给我们做了引爆的示范动作和注意事项，然后把我们乘坐的载重汽车开到防卫司令部，在那里我们等待命令。听了少尉的话，好像苏军坦克即刻就要冲过来。我不想抱着炸药包去拚死，我想应该找机会逃跑。我在观察周围的动静和身边人的表情。忽然我的目光和旁边的一位同学对视着。看样子这个人像是朝鲜人，于是我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他也抓住我的手，并轻轻地摇动了一下。我在他手心写了“是不是朝鲜人”几个字。他马上在我手心写了“是”。我再次写了“逃跑吧！”，他也写了“一块跑吧”的字样。我们就这样暗暗约好了。

夜12时吹响了出发的号声。100余名新兵在少尉的指挥下，跟在满载炸药的车队后面。这是通向死亡之路。于是，我们想跑，但一直没有机会。全体新兵吓得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是好。新兵中大部分是日本学生。在死神面前，日本的学生也好朝鲜的学生也好，全都紧张无措。不知是接到新的命令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前边的汽车在市区转一圈后又返回到野战炮兵部队营地。我们在这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是8月15日。早晨起床后发现，日本兵就像是霜打的茄子那样垂头丧气，低着头悲叹。原来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新兵们还不知详情。

8月16日早晨少尉对我们讲话：“你们现在全体回家吧！但穿军装在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得把军装脱掉。马上开仓库门，你们随便挑选衣服穿上走吧！”

仓库门打开后，隔层上放着许多布包，包里有衣服、帽子、鞋。这些是老兵入伍时脱下的。我没有脱军装，而是在军装上边套上一套便装，穿一双新皮鞋。

当时的国际法规定，8月14日以后入伍的军人不能算俘虏，就地解散，这样我们得以离开军队。结束了一天半的日本兵生活。

5 芦荡藏身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18日，苏军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进入了齐齐哈尔市。

“乌拉！乌拉！”

大街上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呼喊着。强行侵占满洲大地的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男女老少走上街头与苏军一起高呼“万岁”。

世道一天之内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前不久日本兵和日本人还在大街上到处耀武扬威，可如今他们不知躲到何处已无影无踪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歌笑语的人们。

伪满洲国军也以中国人的身份混在欢呼的人群中。他们开着满载食品的汽车来到大街上，向欢庆胜利的人群分发饼干、糖果，还发了鞋和其它小日用品。

我跟随人流在齐齐哈尔市大街上转。大街上到处张贴着墨迹未干的标语，什么“民主同盟”、“青年协会”等等。在南大街西边的商店门前，我发现“朝鲜留学生联络所”的招牌。当我进入贴招牌的房间时发现，原来是我同学家，屋里还有几名同我一起被日本军队征兵去的同学，他们正在谈论回国的问题。我在同学家住了好几天，一直等待回国的机会。我们正是20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想有朝一日回到祖国大干一番事业。但是，当时苏军和满洲国军还在与一些未放弃武装的日本小股部队打仗，因而火车也未开通，出门远行还是相当危险的。我在屋里实在无聊就去铁路上散步，我发现有一列苏军货车准备驶往碾子山方向。当时我突然想到了家。而此时火车恰巧爬坡运行，我拼命追赶，终于爬上了火车。

我们家在碾子山附近的龙德屯。车到碾子山站后，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家。我多么想看一看家里的亲人啊！当我跑到小山坡时，一眼就看见了我们的村庄，村里炊烟缭绕，家家在做晚饭。看来这里还很平静，我的心也轻松了许多。

我到家的那天是8月21日。家里的二哥回家也仅仅两天。他也是被日军强行征兵去的，日本投降后他才逃了回来。到甘南县避难的弟弟也是一天前才回到家。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全家人能够求得团聚，大伙儿特别高兴。

几天后，在济沁河住的义兄池浩俊到我家来做客了。他是我大哥生前到济沁河干活时拜的结拜兄弟。他和我们相处亲如兄弟。除了他外，附近的好多亲戚朋友来我们家聚会，家里就像过年那样热闹。

在义兄准备离开我家时，他邀我去他那里玩几天。父亲也劝我去看一看，不得已我跟着他去了济沁河。到他家的第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第二天早饭刚过，义兄就对我说：“弟弟，我和你说一件事情。在济沁河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他有个侄女从哈尔滨女高毕业正在他家住着。这姑娘心眼好，长像也不错。这次我到你家曾与你父亲谈过此事，我做媒请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你既然来了就见她一面吧！”

真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初我虽然对义兄要我同他一起回济沁河和父亲也劝我来的情况有些想法，但我未曾想到这其中会谈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是堂堂的中学毕业生了，婚事还要父亲和义兄包办实在是不能接受。

我说：“大哥，如果就因为这个婚事把我领来，那我立刻就回去，我已经不是不懂事的顽童了。”

我说话的语调显然激动，说完我就站了起来。虽然义兄一再挽留我，可我还是固执地穿上鞋走出他家。

因为当时是生气离开他家，心里很懊悔。既然出来了，又不好意思返回去，心里非常矛盾。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楚河农场前坡了，山脚下是平缓流淌的雅鲁河。从这儿过雅鲁河桥，再走10里路就到家了。我走下山坡发现有一片香瓜地，就顺手摘了几个，正准备吃时，发现从桥那边来了四五十名中国农民举着镰刀向我冲来，他们边走边喊：“抓住那个坏蛋！”

呼喊声明显是带着愤怒的情绪。开始我还愣站着想，他们要干什么？当时的农村民风特别单纯，过路人如果进入没有主人的香瓜地吃几个香瓜不算什么坏事。因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是来抓我的。我丢下吃剩的香瓜，拼命向来的路往回跑。不知什么时候把新皮鞋也脱掉了，赤脚跑过榛树林，穿过玉米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芦苇深处躲藏。我潜入水中后从芦苇缝隙中观察外边的动静。追赶来的农民们正在玉米地里搜查，骑马赶来的两个人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对此番情景，吓得我连大气都不敢喘。这些农民们一直到了太阳快落山时才悻悻地折回村子。

天已经漆黑一片了，我小心地走出了芦苇丛，奔向楚河农场。这个农场都是朝鲜人，而且我认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

当我敲响一户的门时，开门的老人发现我浑身泥水，回头就把门关上了。

“请给我喝一碗水吧！”

“噢，是一位朝鲜人。”老人知道我是朝鲜人后才开了门。

“为何在这么晚的夜里一个人……”

“是啊！遇到了倒霉的事情了。”

我把刚才发生的情况给他讲了一遍。

他说：“今天你拣了一条命。如果被他们抓住了，你还穿着日本的军装，不被打死也得残废。”

我听了老人讲的事情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我借了老人家的衣服穿，绕了很远的路才回到家。

这一年风调雨顺，田野到处是黄金般的稻穗，中秋节前就开始收割了，人们都在庆幸好世道来了。

没有治理的天下不可能太平。当时正是边脱粒边碾米的时候。地里的稻子经常被人偷走。几天后，天一黑就有成群的强盗进入村里打劫，盗贼席卷了整个碾子山一带，一些村庄被他们洗劫一空。

我们家在玉米地中央挖了一个地道，把衣物和口粮放在里面，到了晚上也在里面睡觉。有些人家到了晚上就进山躲避，白天再返回家里住，这些人家的屋里可用的东西全部被盗贼偷走。

然而，老这样躲避也不是办法，必须与盗贼抗争。村民决定，在屯子周围堆砌土墙，全屯人团结一致抗击盗贼。于是，全屯男女老少齐动员，打土坯砌围墙。在龙德村周围共有12个朝鲜人屯。我们屯改名为三排屯。龙德村共分为12个屯都砌了土坯围墙，晚上盗贼来犯，村民们就举着火把出击。附近的村民们也举火把来支援。

村子有了土围墙后，盗贼来的少多了。但没过几天，来了一帮更凶恶的强盗。他们向墙内投掷手榴弹，炸伤了数名村民。那时到处都能搞到日本兵丢下的武器和弹药。12个屯的代表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每屯出钱买12支枪，再选12名青年组成“警备班”。我有幸代表三排屯加入了“警备班”。离我们屯不远的鲁河车站有苏军驻守，每次盗贼来时，我们“警备队员”就求助苏军，苏军立刻帮助我们打跑强盗。

到转年的1月，八路军王明贵旅到了我们地区，碾子山一带社会秩序也迅速得到了恢复，我们“警备班”随之也解散了。

秋天被强盗搅得人心慌慌，到了冬天却迎来了太平盛世。没有人收租，也没有谁收税粮，家家都有充足的粮食。屯民们做打糕、酿米酒，生活一下子就好起来。

那些被弄去当兵和做服务队的年轻人都回到家乡了，整个村屯充满了朝气。趁丰收的好年景都纷纷操办儿女喜事。有一天，有人上门提亲来了。在父母的强迫下，不得已同意见女方。一问才知，她是我在李三店读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她叫郑英顺，那时她坐在我的前桌，我坐在她后排，我们之间小时候的事情相当了解。英顺的父亲是楚河农场的农民。光复后，由于强盗盛行，这个农场的50余户人家大部分回了韩国，只有家境困难的几户人家搬到四排屯定居。英顺家连秋收也没完就迁到四排屯。我住的三排屯和四排屯相距不过两里地，但那时女人是不能随便出门的，虽然近在咫尺，也如同天各一方。由于双方都很了解，婚事很顺利。过了几天后，我们就在2月13日举行了婚礼。

坎坷的人生，命运总是不顺。结婚的那天，还有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小插曲。

要说结婚，我连一身新衣服都没有。但总不能穿平时穿的破衣服举行婚礼啊。于是去朋友处借好衣服，到中国朋友家借马匹。由于轿子没有搞到，只好赶一辆牛车去接新娘。当我到了英顺家的村口时，一个携枪的苏联士兵拦住了我，并用手势让我下马。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只好遵命。那个士兵没说二话就把马牵走了。还好，四排屯有一位会俄语的人，他到苏军营房说了不少好话，总算把马给牵回来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我的婚事办得很寒酸的。

我和英顺结婚后，我们俩人前后参加了革命，在我参加革命不久的1947年4月，她参加了西满朝鲜民主联盟。后到哈尔滨朝鲜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在毕业后被分配到省财政厅工作。我们俩同舟共济，一同走革命的路，后来她也调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我们俩在革命队伍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走完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英顺性格温顺，对人慈祥忠厚。我们共生了二男二女，他们现在都结婚成家立业了。现在，我们全家和睦幸福，我们正在安度晚年的美好生活。

6 走向公安战线

长期被战火煎熬的中国人民期望着世道太平。恰恰相反，刚刚迎来光复的中国大地又陷入了内战的炮火之中。

当时在东北地区的所谓“光复军”和一些匪徒联合起来编成国民党军队，并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称第四野战军）在当地的部队考虑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不正面战斗，而是迂回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因而暂时放弃了一些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军队得意忘形，好像胜利在握了似的。

面对严峻的现实，驻守在朱家坎（现龙江）地区的部队首先进行了扩军工作。这支人民的子弟兵与国民党或满洲军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民军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而且每到一地就开展拥政爱民工作，帮助穷苦百姓恢复家园。所以，老百姓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军队，当部队招兵时，各地的适龄青年人非常踊跃报名参军。

1946年3月初，部队来到离我们屯不远的朱家坎征兵，我当即报名参军，附近还有90余人和我一样自愿加入了这支队伍。这90多名新兵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是50岁左右的宋锡沅，不过他只是个临时性的中队长。我被任命为副中队长，指导员是来自第2旅的干部张喜芳，我们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军事训练的。

军事训练进行了一个多月，励男副旅长到我们中队讲话。他分析形势后说，队伍在几天之内就要启程了，在部队开拔前将要求新兵正式填表登记人伍，因此，如有谁家庭困难可以不填表也可以返回务农。他说完后有一些人回了家，他们都是刚刚结婚或是怕打仗的人。后来过了几个月，这些人又自动回到部队来了。

正式入伍后，过了几天我们部队从驻地移防到齐齐哈尔以西40里的昂昂溪。当时，齐齐哈尔被“光复军”占领，他们企图与进军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联手消灭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把他们消灭。

我们部队到了昂昂溪后，全面投入了作战准备。当时形势很严峻。国民党的大部队已开进东北。美国向中国派遣由750名陆军和250名海军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还派出9万名海军陆战队先后占领了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现北京）和秦皇岛等主要城市。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蒋介石动用大量兵力包围共产党根据地，在东北集结51万兵力。

这时，我被分配到旅部敌区工作部做侦察员，这是因为我对齐齐哈尔市地形熟悉。一天早晨，敌工部队长张喜芳把我和其他3名队员叫来后布置了任务。从这天起，我们4人着便装，每天都赶着马车进出市内。我负责侦察齐齐哈尔市西郊地区。有时着学生服到敌兵营附近侦察，有时则着西服到“光复军”常出入的饭馆搜集他们的谈话内容。

4月25日晚9时，齐齐哈尔西郊上空升起3发红色信号弹，这是我军发起攻城战的信号，枪声响彻夜空，城区一片混乱。“光复军”万万没有料到有嫩江做天然屏障的西郊却出现民主联军。他们匆忙应战，抵抗不久就沿着大道仓皇逃向市东地区，一下进入了我们埋伏圈，不知情况的“光复军”成为瓮中之鳖。战斗很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数千名“光复军”全部俘虏。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军用汽车浩浩荡荡列队开进齐齐哈尔市，市民们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在附近驻防的苏军也在这一天离开齐齐哈尔回国了。

部队进驻齐齐哈尔之后，我们旅的敌工部改编成省政府公安处。尔后，从各部队抽调干部，组成了黑龙江省省政府。省长是于毅夫、公安处处长是我们旅的副旅长励男。

部队进入城市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宣传群众，具体工作是在大街上张贴庆祝齐齐哈尔市解放的标语，向市民讲解我们的各项主张。

市民都很认真地了解这支部队，特别是第一次见到人民自己的军队而备受鼓舞。

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部队是无敌的军队。齐齐哈尔市被解放后，东北西北部地区全部变成解放区了。这年年末，我返回公安处参加民主检查，总结一年来工作。在民主检查时，侦察队长张喜芳的问题被查出。他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枪法特别准，工作能力也很强，有威信。但他因犯错误，被励男处长点名批评，并被关禁闭反省。大年三十晚上，他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曾在大汉奸汪精卫手下干过，他是光复前潜入八路军的国民党特务。逃跑后，在哈尔滨市伪装成汽车司机，继续搞特务活动，几个月后他被抓住。根据公安处励男处长的指示，把张喜芳押解到齐齐哈尔市。当火车爬坡时，他从厕所的窗口跳下车跑向附近的村子。侦察员发现后跟着也跳火车追捕。

“抓住他！”侦察员边追赶边大声喊。

听到抓坏蛋的声音，村民们把张喜芳堵在村路口。追上来的侦察员本来应该喊“张喜芳”，但他按照平时习惯喊了“张队长。”

张喜芳突然转过身指着侦察员说，“那个人是叛徒！”村民们不知真假，把张喜芳放了，准备抓侦察员。张喜芳趁乱之机准备溜掉，但又被后来赶来的侦察员捉住了。

当时，国民党趁我军扩编之机在我部队内部安插了不少特务分子，但是不久他们陆续被查出真实身份，绝大多数被抓获。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从此，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进攻能力，而解放区日益扩大。1947年12月，我被调任齐齐哈尔市第3公安分局任侦察股长。1949年10月中旬，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进入沈阳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

我在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了一年。在即将结束进修时，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董玉峰科长找我谈话。他是河北省肃宁县人，1938年参加抗日联军，是位身经百战的干部。他虽然只有32岁，可是由于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看上去好像四十出头的人了。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和蔼可亲。开始他询问了我学习情况和家里情况，后来把话题引到正题。

他说：“听说你讲日语很流利？”

“能讲一般的话。”

“你能不能翻译《政治经济学》这类书？”

“能译出大概。”

对他这种意外的提问，我没有多想什么。

光复后，中苏交往频繁，因而在中国年轻人之中掀起了学俄语热。日语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人学日语。那时满脑子排日思想的中国人，对日本语也有反感。他为什么问我会说日语呢？我觉得有什么特殊的缘由。

我问他：“现在日语有什么用处？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回答：“敌人的语言也要学会，将来会有用处。”

董玉峰科长说完笑着瞧我的表情，他又告诉我立刻去政治保卫处接受工作安排。

政治保卫处办公室里已有几名与我一同学习的进修生，他们谁也不知道将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政治保卫处的一名负责人进来见我们几个人。从他的举止来看，至少是处级干部。他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几个进修生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所以把诸位叫来了。时间也许是短期的，还有可能是长期的。具体说的话，目前在苏联被监禁的日本战犯过不久就要引渡到中国。为了收容他们，在抚顺新设了战犯管理所。你们将全部到那里工作。管理战犯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新工作，估计会遇到许多难题。但是，这个事业具有巨大的国内外政治影响，应该认真履行这个任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并与斯大林就两国在政治、经济等许多领域加强合作问题举行会谈，会谈还涉及了处理日本战犯的问题。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只有苏联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为了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挑起了战争，企图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来说，粉碎美国的封锁，开辟外交渠道，走向国际舞台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因此，行使国家主权，处理日本战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可迫使西方国家从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出于上述战略上的考虑，经过协商，决定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政治保卫处负责人给我们讲了把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经过之后，要求我们几个人立刻前往抚顺赴任。

战犯管理所对我们来说是个特别陌生的地方。我们几个人都对这意外的工作任务不知怎么办好，大伙沉默寡言。一想到在高墙下与那些战犯朝夕相处，心里有股难以名状的情绪。改造这些豺狼般的战犯谈何容易？我有畏难情绪，接着去找政治保卫处负责人，要求调换工作或上抗美援朝战场上杀敌。那位负责人对我说，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天离开沈阳前往抚顺。抚顺市因有大型露天煤矿而名声远扬，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最多的地方。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抢过对中长铁路南端（长春至大连）的控制权，于1907、年成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掌握了长春至大连、安东（丹东）、沈阳等地的铁路管辖权，霸占抚顺煤矿，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至光复的40年间，抚顺成了日本的主要燃料基地。在煤矿当劳工的中国矿工们连米糠也吃不饱，却每天要被强迫干上12个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

抚顺市中心区位于浑河以南，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浑河以北高尔山山脚下。历史上有名的高句丽新城就在这座山坡上，山上的白塔是抚顺的象征。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抚顺监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为了监禁日本人犯人和朝鲜人犯人于1936年建了抚顺监狱。那时这座监狱设施是比较好的，监房多为平房，共有七栋，面积为4700平方米，可收容1500名犯人。后来，日本鬼子扫荡抚松、通化、集安等地抗日联军后，把抗日联军战士关押在这所监狱，从此抚顺监狱变为收容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不知有多少抗日联军战士和爱国志士被严刑拷打至残或被杀，这里是一个地道的死亡之地。日本看守常常把那些被拷打折磨至死的政治犯埋在监狱内。解放后，在整修监狱内花园时屡屡发现白骨。监狱内还有各种刑具、水牢和刑房等。光复后占领抚顺的国民党，把监狱一分为二，一半当作政治犯监狱，另一半充作马棚。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克抚顺后，这所监狱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直属监狱。

把战犯管理所设在抚顺除了抚顺监狱设施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原因外，还出于形势所需。当时，新中国政府刚刚成立，山海关以内才解放不久，东南沿海许多岛屿和西南地区还未解放。特别是朝鲜半岛形势非常紧张，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基于这种情况，不得不选择东北，而抚顺交通便利，即使朝鲜半岛的战火波及到中国，也有可能及时将战犯转移到东北北部或苏联。

7 接收日本战犯

面对新的任务和职能，抚顺监狱开始全面大修。给监房安暖气，扩大窗口，新建图书馆、礼堂、文化室、医院和浴池等，还把食堂设施更新了。虽然新中国财政困难，但在改善监狱设施方面却花费了不少资金。

我们赴任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还未满员。战犯管理所所长是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副所长是东北司法部狱政处长曲初，其他工作人员来自东北公安干部学校和东北军区，看守员来自公安三师，他们都是连排以上的军官。到职不久，我被任命为科员。

根据东北公安部紧急指示，于7月14日组成了战犯接收工作团。团长是操一口流利俄语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长陆曦，副团长是政治保卫处科长董玉峰，另有数名公安干部、翻译及100名负责押送战犯的警卫人员。我是以翻译身份参加了战犯接收工作团的。

7月16日晚，战犯接收工作团一行乘火车离开沈阳，第二天晚到了目的地黑龙江省绥芬河。在火车站以南不远处有一个住着30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里有几幢俄式风格的小楼房，其他都是中国式的平房。火车站以东是高山峻岭。这里的夏夜热的难以入睡，我们在此住了3天。白天，我上河里洗澡，有时上山上观看当年日本关东军与苏军激战的战场。站在山顶眺望东北方向，可以看到苏联边境城镇格罗捷阔沃市。刑，这些便是引渡到中国的人。

日本主要战犯已于1948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刑。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虽然不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但他们在中国领土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法有权单独处理这些日本战犯。

12时，押送日本战犯的专列驶离绥芬河车站。这列客车是战犯很熟悉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旅客列车。他们从门罐车转乘这样干净的客车，脸上流露出满意的表情。

“在车内不允许随便走动。”

“谁有事情举手报告。”

20岁左右的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宣布注意事项，翻译口译给日本战犯。这些战士没有携带武器，表情也没有任何恶意。

待战犯们坐在指定座席后，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挨着座席寻问有无病号。战犯们谁也不开口，都默默地坐着。但是，医生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患病的战犯，并给他们打针吃药进行简单治疗。

之后，又给每个战犯发了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等食品，战犯们很快就吃光了。晚餐是每个人一大碗大米饭、炒猪肉、炒鸡蛋和一碗汤，不够了还可以要。有一多半战犯多要了饭菜。我看他们狼吞虎咽般地吃着，便说：“一定很饿了吧！”一名战犯毫不犹豫地回答：“5年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日本战犯在苏联被收容的5年间，在建筑工地、伐木场和煤矿每天都要干10多个小时的重劳动，吃的是每天一斤黑面包和盐水汤。他们为了充饥，吃野菜，甚至吃老鼠和蛇。因此，今天给他们吃大米饭和炒猪肉，他们便发疯似的吞咽着。

但是，对他们来说最关心的事不是吃饭问题，而是列车前进的目的地。苏联战俘营的负责人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对日本战犯交待，要途经中国返回日本。日本战犯听说要回国，高兴得在战俘营内高呼万岁。可是进入中国国境后，列车的前进方向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想，与苏联人没有结下深仇大恨，但在中国他们曾有过杀人掠夺财产等历史。能安全地路过有数千万被害者生活过的中国土地吗？他们的心在颤抖，他们迫切想了解列车的终点。每次列车暂停时，战犯们都瞪大眼睛观察看守们的举动。

第二天凌晨，列车驶抵终点站。在解放军战士严密的警戒下，日本战犯走下了列车。

“这是不是抚顺？”

“是那个有露天煤矿的抚顺！”

这些日本战犯对东北地形很熟悉，他们一眼就认出已到了抚顺。他们还以为会在大连车站下车，未曾想来到抚顺。战犯们忐忑不安，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看样要挖煤了却一生了。”

“看样活着回去是不可能了。”

战犯们耷拉着双肩，失望了。可是一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他们迷惑不解。在车上给大米饭和炒肉菜，还给喝茶水和发香烟，这是什么意思？看守和医生对他们说话客气，犹如对待普通乘客那样，这又说明什么呢？

从抚顺车站到战犯管理所距离3里。将官以上战犯和患病战犯乘坐汽车，其他战犯徒步走向战犯管理所。道路两旁有解放军战士警戒，他们都背对着战犯。这情景又使战犯们疑惑，但他们谁也没有解开其中原由。他们在被释放回国时才得知，解放军战士正面冲向街道两旁是为了防止那些由于憎恨日本鬼子而行为过激的百姓。

我负责分配战犯们的监房。狱内共有7栋监房，其中第五、第六栋监禁校级以上战犯；第七栋是患病的战犯，第三、四栋是其他战犯。第一、二栋留给第二批引渡的伪满洲国战犯。校官以上战犯6人一间，尉官12人一间。

过几天后，战犯们洗澡，换穿了新衣服，并分给了被、手巾、香皂等日用品。

开始，绝大多数日本战犯们不清楚他们被监禁在什么地方。其中只有一个人非常了解这个地方，他就是日本占领东北时期抚顺监狱长大村忍。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成为自己建立的监狱中的囚犯。历史的惩罚是无情的。

8 接收伪满洲国战犯

1950年8月初，伪满洲国战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阮振锋，交通大臣谷次亨，军政大臣于芷山，劳动大臣于镜涛，经济大臣于镜远，司法大臣张焕相，兴农大臣黄富俊以及省长、少校以上军官等61人。

伪满洲国战犯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苏军俘虏的。溥仪是跟着关东军司令部高参吉冈中将准备逃亡日本途中，在沈阳机场被俘的，其他大臣和要员在长春被俘。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天早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惊慌失措地来到溥仪居住的同德殿，要求会见溥仪。山田乙三身材矮胖，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军界度过，平时行动总喜欢留有余地，但这天早晨异常慌张。

他见了溥仪说：“陛下，苏联向日本宣战了。我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大日本帝国是天下无敌的，一定要充满必胜的信念，必胜的信念，必胜的信念……”。

正说着，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山田乙三惊恐地望着窗外。外边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山田乙三没有再说什么，他的脸色苍白。溥仪惊吓得直立在屋里发抖，随后慌慌张张地跟着山田乙三进入防空洞躲避。从这天起，溥仪睡觉不脱衣服，手枪不离身。

第二天早晨，山田乙三又急急忙忙跑到同德殿见溥仪。

他说；“陛下，我们暂时放弃南满洲，准备迁都通化，今天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山田乙三说的好像苏军即将来临，他督促溥仪准备动身。溥仪舍不得丢下巨额财富。他踌躇地开了口。他说：“再急也不能今天就离开，得有点时间收拾东西，还有那么多家眷。”

“陛下的存亡只在旦夕，现在不是磨蹭时间的时候了。”山田乙三催促地回答。

溥仪看看山田乙三狐疑的目光，突然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日本人怀疑会危险的。

溥仪匆忙召集各大臣命令道：“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友邦的圣战，要与苏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4年来，溥仪在关东军控制之下练就了见风驶舵的本领。他把刚才自己不情愿走的态度，一下子改变成对“天皇陛下的忠诚心”。山田乙三看着溥仪的一举一动，没有再说什么离开了同德殿。

8月13日晚9时，日本关东军中将高级参谋吉冈安直来通知溥仪准备启程。溥仪无法再拖了，只好跟着吉冈安直走了。大臣和其他要员已经在车站等候。关东军祭把长桥本虎之助双手举着神棚在前边上车，之后是溥仪和其他人。无论徒步走，还是上下车，桥本虎之助总是在溥仪之前举着神棚打头。

这一行人的目的地是通化地区临江县大栗子沟，火车走了3天才到此地。原计划乘坐吉林至沈阳列车，但为了躲避苏军空袭，改乘吉林至梅河口列车。到了梅河口，两天前就抵达这儿的山田乙三迎接了溥仪，并再三强调要保持必胜的信念。可是，战争局势已不可逆转。一路上到处都是败逃的日本兵，还有一群群的难民。一些人堵住车，请求让他们搭乘。溥仪看到这些情景，心里凄凉万分。

大栗子沟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煤矿。13日到达后，溥仪一行住在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家里，在此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两天。

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吉冈安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溥仪。他低着头无力地说：“天皇陛下宣布投降了，美国政府担保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

听了这个消息，溥仪立即跪在那儿向天祈祷。他说：“谢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

“我们已与东京联系过了，日本关东军将护送陛下。”吉冈安直说完又补充道：“从现在开始，陛下要与我们一起行动。”

从此，溥仪寸步不离吉冈安直。

8月16日，在长春伪满洲国军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天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启程，目的地是日本东京。由于通化只有小型飞机，不得不到沈阳乘大飞机。吉冈安直要求溥仪将随员减至6至7个人。于是，溥仪让其弟溥杰、妹夫、侄儿、医生和侍从共8人上飞机。溥仪的其他随行人员都在哭求。

“把我撇在这么个偏僻山村，我怎么办！”皇妃李玉琴抓住溥仪袖子哭诉。

“哭什么，坐火车慢慢来就是了吗。”

“列车能开到日本吗？”

“怎不能，三天就可以到达。”

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溥仪已无暇考虑列车怎么能跨海抵达日本了。他匆忙将皇妃推开上了飞机。

这天，从通化机场先后起飞了两架飞机。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吉冈安直等关东军要员和溥仪一行，第二架飞机上坐着日本宪兵和其他随员。

飞机顺利地飞抵沈阳机场。溥仪一行进入机场休息室焦急地等待改乘大飞机。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名苏军伞兵在机场空降了。溥仪一行当即被俘，第二天被押往苏联。

没有乘飞机去沈阳的那些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破口大骂关东军和溥仪。谩骂解救不了他们走投无路的困境。他们吸取清王朝灭亡时依附日本取得所谓“成功的历史经验”，准备改投重庆国民党政权。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急忙赶回长春，通过广播宣布，接受重庆蒋介石的领导，成立“地方自治会”。说穿了，就是要充当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外围组织，欺骗苏军。

9月初，一名苏军上校带领满载士兵的3辆卡车和数辆吉普车来到了张景惠家。

他说：“有紧急会议，清阁下跟我们走。”

年轻的翻译译了上校的话后，张景惠连忙应道：“是，是，知道了。”

张景惠以为“地方自治会”得到苏军的认可，他满脸笑容。

他说：“那么，地方自治会其他成员也要通知吗？”

“已经通知他们了，请快上车。”

“啊，知道了，我带眼镜再出来。”

张景惠回到屋里取了手提包和眼镜后，急匆匆地往外走。

“喂，上什么地方这么着急？”张景惠的夫人跟着走到门口不安地问。

“夭无绝人之路，现在有活路了，苏军要与我们自治会商量要事。”张景惠对夫人小声念叨后，轻松地上了吉普车。

之后，苏军上校用同样的办法，把长春市内所有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带上车，将他们拉到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现改为苏军司令部的大楼。

上校下车后，站在门口引导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他们仿佛要参加早餐会似的，一个个神气十足地进入会客室。他们坐在沙发上互相面带微笑致意，祝贺自己的“成功”。

过了一会儿，苏军司令格瓦罗夫将军步入会客室。他没有坐下，而是站着看了坐着的这些人后，耸耸肩微笑着说：“诸位阁下，皇帝陛下现在非常惦记诸位。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想念皇帝陛下，现在将诸位送到皇帝陛下在的地方，今天就送到。”

大臣们这才知道自己被俘了。今天就送到，送到何地？他们垂头丧气地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

领着苏军上校挨家挨户找伪满洲国大臣和要员，并为苏军司令格瓦罗夫将军当翻译的那个年轻人就是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六儿子张梦实。张景惠虽然身居伪满洲国总理要职，但他总觉得与中国接壤的苏联早晚要取代日本，支配东北。所以，为了日后有备，他请一名白俄人做家庭教师，教六儿子张梦实学俄语。因此，张梦实俄语讲得非常流利。张梦实长大后由于婚姻问题逃离了家。张府有许多女佣人。张梦实没有同意父母介绍的名门闺秀，而是看上了侍候母亲的女佣徐明，俩人达到了生死之恋。张景惠为了切断他们俩人的关系，把张梦实送到日本留学，并把徐明赶出张府。但他俩的爱情在逆境中更加成熟。到了日本后，张梦实把父母寄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寄给徐明生活。后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与东京“爱国读者会”的人来往。这个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在这个会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后来加入了“爱国读者会”。194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他不顾父母和亲戚们的反对，与心爱的徐明结婚，并生下了二男一女。他回国后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李克农、邹大鹏等人取得联系，进行了情报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奉天株式会社社长，他带着父亲的名片任何地方都可以出入。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搜集了大量情报提供给共产党地下组织，还截留父亲经营的公司和工厂的大量资金，资助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日本即将战败时，共产党将张梦实介绍给苏军。所以，苏军轻而易举地全部抓获了伪满洲国的战犯。后来，张梦实与伪满洲国战犯一道被“押送”到苏联。他在苏联收容所与这些战犯生活在一起时继续为我做工作，他的这种身份连他父亲张景惠也不知道。他是在伪满洲国战犯被遣送中国前两个月于1950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回国的。回国后，他被分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与我在管理教育科携手共事了6年。

伪满洲国大臣和其他要员们被送到苏联后，在苏联赤塔收容所与溥仪见了面。后来他们又被移到哈巴罗夫斯克收容所。这个收容所是用木板建造的二层楼房。溥仪和他的一家人居住在二楼，大臣和要员们住在一楼。他们不像日本战犯那样干重劳力活，也没有受过饥饿煎熬。

溥仪单独住一间，仍在行使“皇帝”威风。他每天紧闭房门念佛，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住在一楼的大臣们每天都聚在一起议论中国形势，哀叹自己未来的命运。

伪满洲国战犯不仅对共产党犯下了罪行，也得罪了国民党。但他们希望中国成为蒋介石的天下，可是事与愿违，中国成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得不顺应中国现今的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一些大臣建议溥仪是否发贺电，这样对日后有利。

溥仪冷笑着说：“你们认为一封贺电就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

溥仪知道自己14年来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维持统治的千古之罪行。他想，大臣或其他要员或许能保留一条生命，但自己是皇帝，所以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不可能让他活下来的。他认为，必须逃到西方第三国才可能生存下来。在他看来，苏美是同盟国，也许有可能放他一条生路。如果那样，他可以携带到苏联的一汽车金银财宝无忧无虑地安度余生了。一天，溥仪偶然翻开报纸，且使他吓出一身冷汗。报纸说将把监禁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全部引渡到中国。溥仪坐立不安，想来想去，他从装满自己财宝的汽车上捧一堆黄金去找苏联收容所所长，请求把自己留在苏联，事成后他还将送来金银财宝答谢。所长连看都不看溥仪手里的黄金，拒绝了他的请求。之后，溥仪曾向斯大林写了3封信，恳求批准他留在苏联，但3封信都杳无音信。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战犯一道在绥芬河换乘中国列车。车窗全部贴上了厚纸，从里望不见外边。那些大臣和要员们总想了解列车开往何处，而溥仪更关心列车的去向。他想知道列车走向有何用？只要火车停下来，就会立即被枪决。溥仪坐在车上不时地发抖，突然又神经质地狂叫。

在引渡伪满洲国战犯之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东北战犯管理委员会，要了解掌握溥仪的思想动态，特别注意引渡时路上的安全。因此，押送溥仪的专列在驶往终点站抚顺前，在沈阳站暂停了一次，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接见了溥仪。

那天是8月2日上午。一辆大客车停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81号，这里是东北公安部办公楼。高岗要在二楼小会议室见溥仪。

汽车门打开后，溥仪先下车，而后张景惠等九名大臣跟在后边下了车。上楼梯时，也是由溥仪在前，那些大臣跟在后边，他们之间仍保持君臣差别关系。进入会议室后，溥仪低着头，两腿在抖动。他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扫视屋里每个角落，分明不是法庭，也不见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茶几上摆放着各种水果。溥仪等人这才放下心来，坐姿也恢复了正常。

过了一会儿，高岗在东北公安部长汪金祥的陪同下进入会议室，坐在中间沙发上。他请溥仪他们坐下，溥仪等人才胆战心惊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高岗要溥仪带头自我介绍，之后又听他们讲述在苏联被监禁的生活情况。

高岗严肃地讲：“由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4年来中国受到巨大的破坏，广大人民经受了杀人、放火、掠夺等残酷的灾难。你们作为中国人，背叛国家，成为日本傀儡，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必须坦白自己的罪行，揭发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宽恕，并被从宽处理。”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谈话自始至终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

溥仪他们一个劲地说“是”，他们完全沉浸在恐惧之中。

谈话结束后，溥仪他们一伙不知何故，没有按君臣之序先后出门，而是大伙混杂在一起出来了。溥仪站在那儿看茶几上的苹果，有人劝他拿几个苹果，但他低着头出了会议室。

几年后，溥仪在与我谈话时回忆了他与高岗会见的情景。他说，那天他以为进行简单的审判后，拉出去就枪决，所以他自己都不知怎么步出公安部大楼的。因此，他说一点也记不得高岗当时说的话了，也想不起来高岗长的是什么模样。

9 战争罪

1945年7月、26日，中国、英国、美国三国政府首脑就审判日本战犯问题签署了波茨坦宣言。8月8日，苏联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1945年9月21日，日本代表根据天皇和政府命令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后，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日本主要战犯，其他国家也分别单独审判了日本战犯。新中国政府在推倒国民党政权的国内战争期间共俘虏了140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是日本投降后加入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参与中国内战而俘获的，他们被定为双重战犯，监禁在山西省太原。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全部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依据有关国际法，中国可以单独对这两股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的日本战犯经过一段时期的教养，已经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有所认识，而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们虽然在苏联劳役了5年，但他们丝毫没有悔过之意，还自恃着所谓“武士道精神”。

抚顺战犯管理所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日本战犯可依照停战前的阶衔享受同中国国家干部相同的生活待遇。他们身入囹圄，但他们可以在狱中的花园自由活动，除了每天打扫监房卫生之外，什么活儿也不干。其生活水平比在苏联劳动时要好得多，可他们却对这种优厚的生活产生了偏见。有些人甚至说：“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优等民族，我们虽然是战俘，但中国政府不敢随意处理我们。”

这些日本战犯仍把中国人看作是“东亚病夫”。中国看守们对于日本战犯们的胡言乱语不予理睬。结果，这些日本战犯们更加自不量力了。

他们口出狂言：“日本人口多，且地少。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不得不对外扩张。”

“日本战败是由于犯了扩大战线的战术错误，但日本无疑是个强国，等着瞧，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

这批日本战犯中有不少人能讲汉语，他们公然在管理所工作人员面前趾高气扬地吹嘘日本强大。还有一些战犯带着肩章和军帽在院里大摇大摆地走动，并常常用恶毒的眼光紧紧地盯着工作人员。他们试图向中国管理人员宣示所谓“不成功便成仁”，故意作不向中国人低头的姿态。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空虚而又充满恐惧的。他们毕竟被监禁在他们曾经犯下弥天罪行的异国他乡，每当他们想到眼前的现实处境，一个个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连“武士道精神”也荡然无存了。他们在西伯利亚虽每天饿着肚皮干重体力活，可他们对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当时苏联法律规定取消死刑，最多判处25年徒刑。还有，他们与苏联人没有结下深仇大恨，只要熬过刑期，还有可能活着回国。可是，被送到中国抚顺已好些天了，中国管理人员闭口不谈遣送他们回国之事，因而他们认为到了仇国，凶多吉少，只有听天由命了。他们想到现实处境，都不敢想象明天会怎样。

一天早晨，有一个战犯大声喊叫：“你们看，我们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

监房墙上贴着每天起居、吃饭和活动时间表及注意事项。他们往往都习惯站着看墙上张贴的内容。

“再仔细看一看”有人说。

一个战犯手指“监房规定”的落款处，那儿写明“抚顺战犯管理所”。

他们这才知道，他们是以战犯的身份被引渡到中国来的。

他们在苏联时就希望不被定为战犯。在苏联5年的劳役过程中，他们的确没有定为战犯，到了中国成为战犯，他们全都瘫坐在地上了。也有发狂的人，说什么“最多是个死！”

有个战犯站起来撕掉了墙上的“监房规定”。

“过激的行为对后果没有好处！”另一个战犯说完，又用米粒重新把“监房规定”粘在墙上。

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后，每天徘徊在死亡的噩梦之中。他们认为，落入共产党手中必死无疑，活着回日本是不可能的，有人还试图自杀。中央人民政府了解这一情况后，指示战犯管理所“要绝对保证不发生越狱和死亡事故”。因此，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每天昼夜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强了岗哨和巡逻。但是泪杀事件还是发生了。一天，两个战犯进厕所后好半天不见出来。当看守打开门发现，一个战犯已死在里面。事情发生后，管理所负责人受上级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

期间，朝鲜战场局势已很严峻，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10月18日，中央来电指示将全部战犯转移到哈尔滨。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准备了1000多名战犯的过冬粮食和衣服，向农村疏散刚刚搬到抚顺仅两个月的家属。我的家迁到抚顺才一周，连搬家时的行李还没有收拾完，就又准备走了。我无暇顾及家务。跟大家连续奋战了4昼夜，总算完成了转移的各项准备。

当朝鲜战争进一步恶化以后，日本战犯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断定，过不了几天美军就会打过来，他们就可以得救了。

“强大的日本都抵挡不住美军，他们有什么办法挡住，妄想。”一些战犯在工作人员面前狂叫。

后来，日本战犯有组织地叫喊：“我们不是战犯，是俘虏，立即释放我们！”

在院中央，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中将挡住我的路，要求谈一谈。我把他领到管理所所长办公室。还没等准许他坐下，他却已经坐在椅子上。

“我要见毛泽东，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说完，他转过身望着窗外。

“将军阁下，有话请和我说好了。”在抗日战火中经受千锤百炼的孙明斋所长带着微笑平静地回答。

“我不想和你谈，我要见毛泽东。”藤田茂气势汹汹地说。

“不想说什么就回到监房去！”孙明斋所长按着桌子站了起来。

藤田茂转过身对视着孙所长说：“你们践踏国际法，按国际法结束战争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他还胡说什么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处理战俘。

“这里没有俘虏，只有双手沾满血迹的战争罪犯。你不要忘了，你是这些战犯中的主谋之一。要记住，新中国政府是代表遭受你们残酷迫害的人民大众的政权。”孙明斋气愤地严辞回敬藤田茂。

藤田茂猛地站起来，欲说什么，但又没说。实际上，他是向我们宣布“宣战布告”。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监禁的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是隶属于日本陆军第59师团。藤田茂在这些战犯中仍保持过去的上下级关系，而且很有号召力。

“我们是忠于天皇的军人。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依国际法规定，战争结束后应立即送还战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践踏国际法，我们向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的这种违法行为。”藤田茂以所谓国际法煽动部下进行抗议、请愿和绝食，企图策划“合法斗争”。

积极响应藤田茂主张的是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和警正鹿毛繁太。特别是鹿毛繁大举着双手咆哮：“战后才成立的你们国家是无权监禁我们的。”日本战犯们还推崇他为“民族英雄”。在他的煽动下，一些战犯围着监狱院里游动，边走边喊：“释放！释放！”

看守们义愤填膺，但因为上级有精神，又都抑制住了愤慨的情感，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结果，战犯们的反抗达到了顶点，不能再任其发展了。我们为了压制他们的气焰，在监狱四周显眼的地方架起了机关枪，增加了岗哨，当然机枪没有装子弹。还取消了自由活动时间，减少放风时间。并把挑头的鹿毛繁太等人禁闭在独号监房，取消了户外活动和供应香烟。

监狱各监房很快恢复了平静。加强警戒后有些战犯非常恐慌。

“无聊的言行总是没有好结果。”

“立刻拉出去毙了，又能怎么的？”

一些战犯们怨恨起那些煽动抗议的战犯头目。

几天后，我在路过监房时鹿毛繁太找我，对我说：“以前的事情是错了，请原谅。”

“你既然煽动那么多人，就该在那些人面前反省错误。”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

第二天，鹿毛繁大交了检讨书，没有任何内容。我让他重写，并让他在狱内广播中念出来。

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念。我没有让步，无奈他念了检讨书。

他说：“我检查日前煽动闹事的错误。作为俘虏违反了监狱规定……”

他承认带头闹事的错误的同时，仍在表白自己不是战犯，而是俘虏。不过，他的检查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监房内的战犯们从扩音器里听到鹿毛繁大的检讨声音后惊呆了。他们想不到心目中的这位倔犟的“民族英雄”会在中国人面前低头认错。

不久，朝鲜战场捷报传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不过两个月就把美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这是日本战犯们难以相信的结果，但这是事实。日本战犯们期盼美军打过鸭绿江来解救他们的一线希望已成为泡影，他们不得不开始屈服了。

这些罪犯提出的所谓“战犯”或“战俘”的是非问题，不是可以强制定论的事情，而是要用法律来解释，使他们认罪服法。大多数日本战犯不懂国际法规定，特别是二战后制定的战争法、战争罪等许多国际法规。

战争从本质上讲是政治的延续，是它的极端表现形式。根据第一次大战前的国际法，战争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所以，发动战争的行为不认定为战争罪行。交战中，军人只有违犯公认的战争法和规定，如使用毒气、杀害平民的行为才定为战争罪行。在这个历史时期，那些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19世纪初发动侵略战争的拿破仑被视为战俘，由不列颠政府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上，终身监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军事技术也急速发展，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也日益增大。同时，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滋长。期间，国际社会发表了许多遏制战争的公约和宣言，形成了处置战犯和俘虏的新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在持续6年的战争中，有61个国家被卷入，交战双方包括军人和平民共计死伤5120万人。

发动战争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懑。战胜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推出了一系列审判战争罪犯等国际性法规。

1942年10月，苏联政府提出按国际法严惩法西斯德国战争主谋的建议。当天，美国总统建议逮捕和审判一切战争主谋和主要军事头目。

1945年8月，苏、美、英、法4国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有史以来第一次详细规定战争罪等级和概念。根据此规定，战争罪行种类和等级如下：

1．反和平罪。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发动战争以及参与战争的共同计划等行为视为反和平罪。

2．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定和惯例的战争行为，如杀害平民、奴役平民，出于其他目的而杀害战俘、海上人员、人质，掠夺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破坏城镇、农村，除军事需要之外的破坏等行为视为战争罪。

3．反人道罪。战前或战争中，杀害平民，奴役、驱逐和其他非人道主义的战争行为构成反人道罪。

根据上述原则，策划战争的战犯定为甲级战犯，指挥者为乙级战犯，执行者为丙级战犯。在抚顺监禁的日本战犯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等罪行，他们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他们本国的刑律。

我们向日本战犯们说明了上述有关国际法规。他们不相信，有些人甚至捂着耳朵不听我们的解释。

当时，在日本战犯中有威望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对自己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他还通晓法律。我们把日本战犯召集在一起，开了古海忠之检讨会。他先检讨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变化。每个战胜国有权力单独审判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罚权力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古海忠之的检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此，日本战犯们再也不敢借国际法而闹事了。

10 暖流

教育改造战犯是一项难度很大政策性很强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它比与持枪的敌人面对面进行斗争更具复杂性。我们管理所的同志对这项工作谁都没有经验，大部分人难以适应，特别是有些工作人员都有一本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血泪史，甚至有的人全家被日军杀害，他们心中充满着复仇的火焰。他们对上级不允许谩骂战犯很不理解。

詹华忠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他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不平，他找管理所长说：“那些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不仅不低头认罪，还进行反抗，为什么让他们活得自在，还让他们吃得好？我真不理解！”

说完，詹华忠把腰间的手枪拿出来放在所长桌子上准备辞职。之后，有许多看守人员也纷纷要求辞职，返回部队工作。实际上管理所的领导中也有不安心这份工作的。

人们思想情绪已波及到对战犯的改造，个别看守违反管理所的有关规定，谩骂战犯，食堂工作人员有时不洗净米菜就下锅，理发师故意剪坏战犯头发，有些医生声称不能当“东郭先生”，拒绝给日本战犯看病。

我是从一开始就不情愿到战犯管理所任职的。每当想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我们一家人背井离乡，哥哥和妹妹都死于非命，我在念中学时被日军抓去当劳工等等苦难的往事，不由得对这些日本战犯非常憎恨，我觉得整天和他们打交道尤如过监禁生活般难耐。国内解放战争结束后，我原来打算脱下军装去朝鲜族较多的延边当一名教员或进机关工作，并好好孝敬年迈的父母。为此，我在前往东北公安干部学校进修前，已将在嫩江省财政厅当会计的妻子调到延边和龙县税务局工作，结果事与愿违，整天和囚犯在一起，思想不通了许多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管理所领导在压制战犯们的反抗改造的同时，又为稳定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以孙明斋所长为首的领导逐个找工作人员谈心，进行思想教育，组织学习改造战犯的政治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孙所长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用这些政策说服大家。

战争犯罪是历史的社会现象，具体来讲战争犯罪原因不是某个个人的原因，而是具有历史的社会原因。因此，不能把成千上万参与战争犯罪的人全部处以死刑。只有把他们改造成热爱和平的人，把破坏性的因素转变为进步性的因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因而，中国没有处死一个日本战犯，制定了教育改造他们的方针。关于改造战犯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放下武器投降的绝大部分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但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才行。不能强迫压制，而是让他们自觉进行改造。”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具有博大精深的哲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通过学习政策，转变了思想，树立了改造战犯的自信心。

思想情绪稳定后，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用批判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和实施人道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改造战犯工作中找到了突破口。

战犯的军国主义思想与其他一切反动观念一样，不进行批判是不可能自行灭亡的。我们没有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战犯个人，而是批判社会制度。开展批判的形式是讨论或自由交流思想。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多少灾难？

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的根源在哪里？

战争使你们得到了什么？

战犯虽然参与了多年的战争，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上述问题。他们通过批判和讨论渐渐地认识到过去的盲目性和战争的反动性。

把杀人当做职业的战犯的心里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有喜怒哀乐的人类属性，这一点就是能够改造他们的基础。我们认识到，对战犯的罪行必须坚决批判；但对战犯个人要给予人道关怀，了解他们的苦衷。有了这种认识，管理所的全体人员自觉地投入到教育改造战犯的行列中。

一天，一名战犯玩球时不慎将玻璃打碎。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后，看守人员急速赶过来了，战犯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想至少会被训斥一顿。但出乎意外，看守没有训斥，反而安慰他。

看守人员问“手没有伤着吧？”

战犯回答：“手是没有伤着，但玻璃碎了。”

看守说：“玻璃碎已经不能复原，只要手没有伤着就好了。”

是很简单的对话。但谈话的一瞬间，战犯冰冷的心里有一股暖流在通过。战犯为打碎玻璃而提心吊胆，而看守怕手伤了赶来安慰，没有指责，态度温和并给予安慰，这对几年的狱中生活的犯人来说，是首次得到公正的待遇。这名战犯在几年后被释放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开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个阴谋。但是，随着岁月的检验，我们从管理人员的言行中真正体会到了真挚的人间之爱。”

战犯们骚乱时，食堂的炊事员把饭盆放到监舍门口后用脚踢出声，以示开饭。也就是说不愿与战犯们搭话。可是，思想情绪转变后，他们的态度全变了。他们主动询问犯人，饭菜可口吗？饭量够不够？日本人喜食何种饭菜？并根据征求的意见不断改善伙食。

管理所规定，战犯平时不用的个人物品统一由管理所保管。战犯们的个人物品相当多，校官以上的个人物品一般都能装满五六个箱子。管理所把这么多东西一个不漏地登记在册，经常查看，以防损坏，布一类东西还经常晾晒，手表还保养上油去污。

曾任铁警军少将旅团长的佐古龙信有25米呢子，他认为这些呢子早就要烂了。后来，他家属来探监时，管理所将完好的25米呢子交给他的家属。佐古龙情把25米呢子打开看后，发现没有一点霉烂。

“保管员先生，太谢谢您了。我以为这些呢子全部会烂掉的，没想到还这么好。”佐古龙佑夫妇一再表示谢意。

一天，管理所的温久达医生领着一名战犯去抚顺矿物局医院诊病。车到医院门口时，战犯晕倒了，温医生毫不犹豫地把他背到三楼诊室。当时正是夏季，温医生全身被汗水湿透。战犯看到这一情景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我这样的人能得到治疗就已经是过分的事情，而医生先生还背着我上楼就诊，我不知怎样感谢才好。我也是有良心的人，我不会忘记中国政府的恩情。”

曾任过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因患脑出血半瘫了。他在任总务长官的5年期间颁布了许多法令，血腥镇压了东北4000万同胞。仅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的人就高达17.7万人。对这样的战犯，中国政府也实行教育改造。担任看护武部六藏的护士焦桂珍，每天都要给瘫痪的武部六藏洗脸、喂饭，还给他洗澡。武部六藏被假释回国时，焦桂珍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港。在告别时，武部六藏泪流满面，他说：“我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谢谢焦护士。”

由于全所人员增强了改造战犯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类感人的事情与日俱增。

1951年3月，战犯中流行一种怪病，开始有几名战犯突然视力减退，几天后脚趾渐渐麻痹，走路时鞋脱落了也没有知觉。而重病号下半身全都麻痹。

管理所发现此情后，急速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中央立即用飞机派来了专家和药品。诊断的结果是，多发性神经末梢炎。专家和医生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治疗，防止病毒蔓延。

据文献记载，世界上日本人是患多发性神经末梢炎症最多的民族。后来调查结果表明，伪满洲国战犯患这种病的人只占1％，而日本战犯却高达35.9％。管理所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是一样的，但发病率竟如此悬殊。发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和运动量不够。日本战犯在西伯利亚被监禁的5年期间，吃得极差，且干重体力活，身体相当虚弱。到了中国后，他们不活动，成天顾虑重重。特别是发生骚乱的那些天，许多日本战犯彻夜难眠，因而他们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周恩来总理了解这一情况，立即指示管理所要绝对保证战犯们的健康。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多种措施，首先注重预防，定期进行体检，加强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严格执行更衣、洗衣、洗澡、理发、休息、活动等规定，进一步改善伙食的营养搭配。

对战犯治疗时不惜用贵重药品，一些珍贵药品连中国老百姓都享用不上，却由中央卫生部特别供应。从此，战犯之中再也没有发生传染病。有不少日本战犯根治了诸如梅毒等原有的疾病，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治病过程中，战犯与医生之间逐渐有了共同语言和人之常情。那些病愈回到监舍的日本战犯，向其他战犯赞扬了中国医生们的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叹服真挚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这些事情中，有不少日本战犯受到感化，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196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忘记的一年，这一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赫鲁晓夫要求中方偿还债务，就连抗美援朝期间无偿提供的武器也纳入债务要求归还。因此，国家财政极度恶化。而在这一年中国又遇大灾，食品相当缺乏，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人们不得不扒树皮充饥。我们管理所的职员也受到饥饿的煎熬，有些人由于营养不良，甚至出现浮肿。我们为了解决眼前困难，到郊外开荒种地。我们每天连玉米面饼都吃不饱，但战犯们按规定吃大米饭和肉菜却一顿不少。战犯们感动地说：“管理所干部吃粗饭瓜菜代，而我们犯人吃精米白饭，这种监狱古今只有一个！”

11 日本战犯有“学习小组”

1952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东北战犯管理委员会，要使日本战犯自觉认罪自觉改造。自此，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要认罪必须要如实坦白罪行，这是很难办但是必须要办的事情。

通过感化教育，日本战犯从内心深处做到了感谢中国政府，有的对人道主义待遇感恩不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可是，一旦涉及个人罪行时他们却闭口不谈，或者把罪责推给上司。

怎么样才能使战犯们开口坦白自己罪行呢？管理所所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要求大伙开动脑筋想办法。

为此，我选读了理论书籍和政策文献，调查战犯们的思想情绪，并与管理教育科的同志就“如何教育改造战犯”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研究。犹如治病那样首先要确诊，找到病因，而后对症下药。教育改造战犯要找准他们的思想根源。那么日本战犯们的思想病根在哪里呢？其特征是什么样呢？毛泽东主席在1937年抗战初期发表的《论持久战》中精辟地分析了日本军队的长处。他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

毛泽东主席虽然是针对抗日战争讲述的，但其精神对于教育改造战犯也有指导意义。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近千名日本战犯可以说是日本社会的缩影。他们的身份各种各样，有军阀、知识分子、公务员，也有教员、工人、农民、商人、擦皮鞋的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几十年教育形成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它就是对天皇和鬼神的盲目崇拜、民族优越感、蔑视中国人的心理以及军阀主义的“武士道精神”等。不过根据他们身份和经历的不同，也有明显的区别。我们针对这种区别，对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

我们按照军衔不同将日本战犯分类，然后分析他们的社会地位、个人阅历和思想倾向。要求尉级以下战犯们回顾日本近代史和个人家庭经历。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教材。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对外侵略的需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在国内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搜刮。所以，有许多日本战犯曾在国内受到不同程度的遭遇，很多人有苦难的家庭和辛酸的经历。我们要求每个人回顾自己的过去，批判军国主义的罪行。虽然批判有些抽象，但是因为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很容易接受，使他们冷静地回顾参加侵略战争的过去岁月。

日本战犯之中60％人出身贫苦，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顽固，态度比较诚实。他们恳切希望活着回国，常常为未来的命运叹息。我们经常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帮助释解他们狱中生活的苦衷。结果有些战犯主动找管教人员叙述心里话。我们把这些诚实而又有影响力的战犯组织在一起，单独成立学习小组进行学习，参加学习小组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第一次自愿表示参加的人共有14人。

我是以管理教育科副科长的身份与管教人员张梦实、谢连壁、南在淳一道指导战犯学习小组活动的。我负责政治理论教育，张梦实负责历史教育。特别是张梦实对日本历史掌握较深，而且在苏联的5年经历使他对战犯们有很深的了解，因而他对具体教育方法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我们4位负责指导战犯学习小组的人共同制定学习计划，遇到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每天提前到学习室打扫卫生然后等待“学生”们的到来。

学习小组组织学习了《满洲事变——8·15光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列宁的《论帝国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理论书籍和历史资料，并要求战犯们谈读后感。这些理论书和历史资料对于战犯来说，因有许多新的观点和历史事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战犯们通过学习，了解到通过海盗式的掠夺掌握权力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后来对外侵略真相、因世界列强的矛盾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为实行对外侵略在国内镇压人民的日本统治集团的罪行等等历史，使他们重新认识日本历史和社会。另外，还根据战犯们的思想状况，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天皇的罪行。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天皇私人财产高达“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聚敛的。我们提出了天皇怎么能聚积这么多财产？其手段是什么等等问题。然后说明天皇的财产实际上是对内搜刮对外掠夺的结果，阐明天皇不是从天而降的神仙，而是军国主义集团的代表。

过去日本战犯们认为，天皇是神主，并盲目崇拜天皇，甚至为其献身。还认为，他们在国内受压迫和剥削是因为命不好。战犯们通过重新审视日本历史和个人经历之后，认识到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根源，认识了战争的罪恶和历史的欠账，意识到自己盲目顺从的结果成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炮灰。

我们还讲述了美国在朝鲜败下阵后提出停战谈判等国际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严酷的战争洗礼不断壮大，并成为强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我们列举了在武器和兵力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工农红军坚持8年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100万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事实，向他们讲明正义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而非正义的战争终究要失败的道理。

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通过学习了解了被“武士道”宣传歪曲的历史和许多前所未知的事实，他们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们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3个思考问题。

1．是谁把你们推向战争之路，使你们处在今天的境地？

2．迄今崇拜的日本天皇，为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恩惠？

3．要踏上新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办？

提出上述思考题后，为了打消战犯们的顾虑，我们又反复解释了“只恨罪行不憎恶本人”、“改过就有出路”的一贯政策。由于耐心的启发和诱导，使日本战犯能够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和天皇的罪恶，这对抗拒改造的日本战犯来讲是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每天早晨都要为天皇祈祷的日本战犯，开始批判天皇，这是他们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人的思想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朝一夕或通过一两次教育就能改变，而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阶段。认识到这些我们努力克服急躁情绪，每天下午谈上午学习的心得体会是例行公事。有一次，当我宣布请大家谈心得体会，一位少尉战犯三轮敬一立即起立反问道：“如果今天的学习是‘命令’，我将服从，如不是我将退出。因为我还得研究我的哲学呢。”

三轮敬一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专门从事过民族问题的研究。他在认识战争的社会根源时经过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反复过程。有一次，他主张战争的根源是民族间的矛盾，并以此辩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结果遭到批驳后他提出退出学习小组。

“学习是自愿的，你可以退出。”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人的思维是不能压制的。

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对战争的根源与三轮敬一有同感。如果战争的根源在于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有何种矛盾呢？

我向战犯们阐述了我的见解。我说：“三轮敬一说战争的根源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那么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而发生的吗？中国和日本有大海相隔，不存在领土纷争问题，中国人也没有去日本抢来什么。那又为什么日本人越过大洋，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

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显示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接着讲：“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丝毫的矛盾，所以数千年来和睦相处。两个民族矛盾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是日本财间集团贪图中国的资源而越过海洋到中国来发动战争后两国反目为仇的。但是人民没有罪，罪责是在社会制度和统治集团。”

学习就是在这种辩论中进行，由于辩论层次的深化，学习小组成员们的意识也有所转变。每当他们表现出认识上的进步时，我们都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

我们根据参加学习小组的日本战犯们思想意识转变的情况，逐步把批判的重点由抽象性的谴责引导到坦白个人罪行上。

我们指出：“军国主义不是抽象的空壳子，说到底存在炮制军国主义的人，有实施的指挥者，也有实践的部下。那么你们属于哪一类人，为军国主义干了什么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后，我们又反复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这时表现较好的是战犯大尉大队长宫崎弘。他的父亲是渔夫，母亲是纺织工。他在父母千辛万苦的关怀下，从师范大学毕业，而后被征为学徒兵到中国参战。他说，他在扫荡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中立过功，还为了图晋升快，杀害了300余名无辜的中国百姓，也杀过共产党员。他“坦白”了自己“罪行”后，还流着泪谴责天皇制度。

他说：“我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恶魔，应当受到枪毙。把我推向罪恶之路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度。我是为了揭露这个制度和消灭它，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因而死而无悔。”

宫崎弘的一番话，使学习小组里其他日本战犯惊呆了。杀了这么多人的刽子手，中国政府还能让他活下去吗？战犯们用恐怖和疑惑的目光面面相觑。

我为了打消他们的忧虑，立即讲明了我们的政策。我说：“共产党从来不把搞民族报复做为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军国主义、消灭战争。在一个坏制度之下好人可能变成坏人，甚至会犯下很大的罪行。但是，只要真正认清自己的罪行，就有可能再次成为好人。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认清自己的罪行，成为好人，与我们和睦相处。我对宫崎弘诚实的坦白感到高兴，因为坦白罪行是认识错误走向新路迈出的第一步。”

我肯定了宫崎弘的诚实的坦白，并多次给予表扬。从此，参加学习小组的战犯们消除了各种顾虑，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同时开始坦白个人的罪状。

一天，从学习小组自动退出的三轮敬一来找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要求重新回到学习小组。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探问过学习小组情况。特别是听了宫崎弘坦白后受到表扬而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宽宏大量，故决定重新加入小组学习。

学习小组14名日本战犯的坦白持续了3个月，战犯们在坦白过程中反复了许多次，也有许多苦恼和痛苦。我们4名管教为了早日转变战犯们的思想，也煎熬了许多不眠之夜。为了了解每个战犯的家庭情况、社会地位、思想倾向、心理状态、性格特征等，要翻阅有关档案，还要同他们面谈。此外还要研究教育方法，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自发地坦白自己的罪行。据初步统计，参加学习小组的14名日本战犯在战争期间共杀害了近千名我国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在事实面前，他们深刻反省。

学习小组一个阶段的活动结束后，我们进行了总结，孙明斋所长肯定了学习小组的经验，并决定在管理所全面推广，将所有日本战犯按军衔等级编排学习小组。参加首批学习小组的14名战犯被分在各个小组，并成为“义务宣传员”。他们向其他战犯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起的作用要比管教人员的作用还大。

日本战犯们的学习和坦白共进行了两年，期间有80％的战犯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12 “从内心深处忏悔”

1954年3月初，为了进行起诉战犯前的正式审讯，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派遣了工作团。代表团工作人员共计900余人，其中包括从北京来的检察人员700名左右，也包括管理所干部和从全国各地招来的翻译人员。工作团分成日本战犯审问室、伪满洲国战犯审问室、管理教育组3个部门。另外，工作团还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当时我以教育科长身份担任了工作团总支委委员兼教育组组长。

工作团来之前管理所比较平静，经过4年的学习和教育，绝大多数战犯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再也不为军国主义辩护，再也不崇拜天皇了。也没有为坦白自己罪状而苦恼，学习自觉、生活秩序稳定。

可是，几百名工作团成员进驻管理所并着手开展审问工作之后，没过几天日本战犯们情绪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面对即将决定自己命运的审问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还是那些高级军官有头脑，闭口不谈还能定什么罪，而我们很幼稚地全部坦白了。”不少战犯开始后悔。并开始怀疑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有的战犯找管理所索要自己的坦白书。并矢口否认不久前坦白过的罪状。

而那些从一开始就拒绝坦白、抗拒改造的个别战犯，企图趁此机会再次发动骚动。

战犯铃木太助警佐在中央工作团进驻管理所那天起宣布绝食。

“我吃够了监狱的饭！”铃木太助边喊边叫，他让管教把自己拉出去枪毙。

中尉鹈野晋太郎挥动拳头，威胁那些率先参加学习小组和坦白的战犯，他叫嚣道：“等着瞧，你们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

在苏联被收容期间曾组织过“黑龙会”的战犯市毛高友龙拉了一帮人，搜集参加学习和坦白积极分子名单，并阴谋对他们行凶。还有个别战犯试图在受审前自杀。

战犯们面对即将进行的审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言行。虽然其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但归纳起来有进步、后进和顽固三种类型。其中进步和顽固分子人数较少，而其影响力却较大。后进分子占战犯人数的大多数，他们的思想立场不坚定，经常左右摇摆，随着进步或顽固分子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针对战犯们的这一情况，制定了鼓励进步、引导后进、孤立顽固分子的策略。

首先，我们肯定了率先参加学习小组活动和坦白的战犯们的进步，并明确表示将在审判过程中对他们宽大处理。

其次，着重加强占战犯绝大多数的后进分子的教育，他们都怕中国政府在审判过程中改变许诺过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而，我们管教干部分头找他们谈话，再三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和审判制度，使他们消除思想顾虑。

我们向战犯们解释的政策和立场是：为了最终审判必须彻底调查清楚每个战犯个人犯下的罪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进行判决。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最终判决，如果单纯为了判决，那么不经过坦白过程也可以查清战犯们的罪行，因为这些战犯全部是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罪行的，其罪行铁证如山。那为什么又要求战犯们自觉坦白自己罪行呢？那就是为了让他们认罪，通过认罪过程认识犯罪的思想、社会、历史上的根源。如果不坦白罪行，就不可能改过自新。中国政府推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是基于上述目的的。另外，中国的法庭不只依靠罪犯的自白或傍证就可定罪，主要是根据犯罪事实，以法律为准绳。

管教人员向战犯们讲解中国政府政策和立场的同时，耐心解答战犯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详细说明了中国法律制度和审判制度。

工作比较难做的是那些军衔较高、罪行大的顽固分子，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典型人物。但是，他们并不都是顽固不化的，实际上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有许多人叹服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和教育改造的机会，并有心坦白自己的罪行。但他们心有余悸，每次回想起在侵略战争中指挥部队烧杀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畏惧中国政府不会轻饶，坦白不坦白都会被判处死罪，与其这样不如不说。这些人中多数人也不想闹事，只有极少数分子只要有机可乘就表演一下。因此，我们将顽固分子也分为两类，即顽固分子和极端顽固分子。对于大多数顽固分子，积极开展感化教育，对于极端顽固分子开展批判，并从思想上孤立他们，使他们无寻机闹事的市场。我们把市毛高友龙作为极端顽固分子的典型代表，并及时揭露他私下搜集战犯中积极分子名单的阴谋，战犯们得知此事都异常愤怒，纷纷起来揭发他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战犯们谁也不愿意与市毛高友龙接近，无论吃饭、活动，他都被孤立了。

过了不久，我们为了改造市毛高友龙，找他个别谈了话，并教育其他战犯们不要欺侮他，要帮助他改造。

战犯们的思想波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每次经过思想波动后，战犯们的思想转化更快了。特别是顽固分子已开始动摇，其中4年来一直闭口不说的极端顽固分子主动找管教员谈心，坦白自己的罪行。这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做出的大胆行动，他们是特殊的一群。长时间受军国主义教育，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但是一旦有所觉悟，便不会反复也不会听信别人的鼓动，他们的主观意识比较强。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学习和坦白方面的积极分子，在许多方面起到了管教人员不能起到的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稳定了战犯的思想情绪，绝大多数战犯能够自觉学习，积极配合改造。恰在这时，中央指示我们对尉官以下战犯一律免予审讯，结合学习反省自己的罪行。当我们向战犯宣布中央指示精神后，尉官以下战犯们显得非常高兴。他们未曾想到中国政府对他们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连审讯都免了，只是进行思想改造，心里深感中国政府的不念旧恶之恩。而那些顽固分子也受到巨大的触动，他们叹服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并开始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战犯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主动找书和资料的战犯多了，在监舍闲聊的人少了。甚至有不少战犯提出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由战犯们民主选举产生。结果，被选举的学习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其他负责人都是那些在学习和坦白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战犯。学习委员会下设学习部、文化部、创作部、生活部、体育部等，一切活动都经过民主讨论后进行。

学习部下设学习小组组长，每次学习都由小组长讨论决定学习计划和内容，并组织安排学习活动。

文化部组织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电影欣赏等活动。

创作部指导战犯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写歌词、诗、小说和回忆录等。

体育部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比赛。

生活部管理监舍日常生活和伙食、生活日用品等。

由于各类活动都是由战犯们自己民主讨论后开展的，大家都很积极。通过各类活动，战犯们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曾任伪满洲国抚顺监狱监狱长的大村忍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过去，这所监狱臭气熏天，每天行刑的鞭打声和犯人号陶痛哭声震荡在狱中，而今天则充满了歌声和笑声。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一所监狱。这里的确不是监狱，而是一所培养人生的新生活的学校。”

全部日本战犯都和大村忍一样，把抚顺战犯管理所看作是学校。他们的思想是怎样转化的呢？由15名归国日本战犯执笔写的回忆录《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一书，比较客观地表述了日本战犯们思想转变的过程。

书中写道：“我们这些自暴自弃甚至负隅顽抗的人，在中国管教人员耐心的教育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化下，不得不叹服。”“就像过路人脱斗篷的故事那样，寒风刮得越猛，过路人不仅不脱斗篷，相反穿得越紧，但当和煦的阳光照暖了过路人时，过路人的斗篷便主动脱掉了。”“突然间世道变了，长期穿在身上的‘法西斯斗篷’已经过时了。我们吃穿有充分的保障，还有许多空余时间，许多人有了利用空暇学习的想法。”

“管教们了解到我们的想法后，向每个监房分发了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出版的《民主新闻》、《前进》等杂志。几天后，又给我们发了大林多喜二写的《蟹工船》和德永直著的《没有阳光的街道》等小说。”

“我们还可以借阅改造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全集》、野吕荣太郎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甚至能阅读印有‘满铁调查部’官印的文献书籍。”

“我们借来书后抓紧时间抄写，由于大家都在抄书，不得不限定借阅时间，规定每个监房借阅一本书不得超过10天。因此，借来书后，大家分段抄写，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抄写完。我们抄写了如《贫苦的故事》、《经济学原理》等书。”

“后来我们觉得有必要限定学习时间和组织集体学习。因而，我们自己选举了学习小组组长，并开始集体学习活动。”

“我们的学历、经历和军衔虽然不同，但求知的欲望是相同的。大伙凑在一块学习，对每个人都有益处。通过一阶段学习，我们的思想逐渐开始变化。”

“在毛泽东著作当中，我们最感兴趣而且体会最深刻的文章是《论持久战》一文。”

“日中战争爆发10个月后，毛泽东写了论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结局的《论持久战》一文。并在文中提出了‘弱而大的中国战胜强而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必须是持久战’命题，并阐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侵略别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必将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反对，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这些道理，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过去，我们不分是非，受社会环境的支配，盲目听从上级的命令。我们佩服中国领导人在战争初期就明确阐明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从理论上分析这场战争的意义。”

“中国为了取得长期斗争的最后胜利，在军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政治原则。军队内规定了三大政治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依据此原则，必须尊重士兵。第二是军民一致，必须尊重百姓。第三是优待俘虏，根据这一原则优待放下武器的敌战俘。”

“当我们了解到八路军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后，非常钦佩。特别是当念到‘必须尊重放下武器的敌战俘’一段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中国人为什么对我们这样亲切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解不开的谜。通过学习，我们解开了这个谜，管教们对我们亲切，就是实行优待俘虏的政治原则。”

“八路军虽然不佩戴军衔，但他们受到人民大众的信任。用民主主义武装的军队，除了八路军是没有的。那么日本军队是怎么样呢？”

“过去，我们的大队长不把士兵当作人。向上级汇报战斗结果时，从来不报告士兵的阵亡数，只报告敌军的伤亡数。我们的大队长只想自己立功晋升，根本不考虑士兵们的死活。”

“在日本军队根本谈不上尊重战俘。随意枪杀中国战俘的我们这些人，应该受到惩罚，是死有余辜的。”

“我们开始反省过去，重新认识军国主义和大和精神。”

“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战争是惨无人道的战争。每每想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从内心深处忏悔。”

13 把罪恶搬上舞台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日本战犯中有将官五名、校官210名，其余700多名都是尉官以下人员。

尉官以下战犯没有受审讯，自始至终都是自觉坦白自己的罪行的，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他们来说，自觉坦白顾虑重重，他们没有勇气和信心放下思想包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管教人员能及时找他们谈话，解除思想顾虑，增加认罪改恶从善的信心和勇气。尉官以下战犯是在逐渐理解中国政府政策的过程中得到思想动力的。是在认罪过程中感受到包括所有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人间之爱。他们认识到，共产党人不是那种他们过去听说的“共产共妻”的“赤党”，而是比任何人都有人情味、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惨无人道的匪徒实际上是他们自己。

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就连我们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我们是在教育改造战犯的实践中，抛弃了个人狭隘的思想，学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知识，真正理解了人道主义的含义。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战犯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在中国土地上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对他们千刀万剐也解不了心头之恨。但是杀死他们并不可能完全消灭战争，要消灭战争就必须在地球上根除军国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战犯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战争的被害者。他们作为人，也有过天真浪漫的童年，也曾憧憬过美好的未来。在战争期间，他们也时常想念可爱的故乡，也眷恋着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此，帮助他们恢复被战争混灭的人性具有深刻的意义，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管理所工作人员与战犯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转变，消除了历史的偏见，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管制与被管制的界限。

对于那些从内心深处忏悔自己罪行的尉官以下战犯来讲，管理所的管教人员再也不是管制者了，而是真正理解他们苦衷的诚实的朋友了。他们愿意与管教人员接近，找他们谈话。在管理所高墙之内，经常能见到管教人员与战犯促膝谈心的情景，他们之间的话题无所不包，如孩提时上学校的故事、故乡的情况、亲朋好友的事儿，还有失恋的故事等等。通过这些人情味丰富的谈话，那些尉官以下战犯真诚地低头认罪，并表现了对破坏和平的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无比憎恶。

对于觉悟了的尉官以下战犯们，管理所再也不是座监狱了，他们认为是一所古今没有过的特殊学校，是他们温暖的家。他们热爱这个家，一心想把这个家收拾得整洁。他们主动铲掉管理所内杂草，整理剪修花坛，给花草上肥浇灌等等。

我们针对尉官以下战犯们的表现，没有要求他们坦白或者反省，而是允许他们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并允许他们自由活动。然而，他们能主动坦白和反省，他们认为自己只有坦白才能变得诚实，只有反省才能少走歧路。而此时他们的坦白和反省已不是那种机械性的反复过程，他们已超脱了个体，是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和留给子孙后代以教训而坦白和反省。

在尉官以下战犯之中，有不少是文人和艺术家。他们之中，诗人写诗、作家写小说、音乐家唱歌，还有不少不是文人也拿起笔写回忆录和自传，控诉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

开始的只是由几名文人和艺术家兴起的这种创作活动，不久得到了迅速扩大，到后来700余名尉官以下战犯都参与了写作活动。一些文笔较差的战犯是在那些文人出身的战犯的帮助下完成文字工作的。鉴于这种气氛，学习委员会组成了创作组、戏剧组、美术组、书法组、音乐组、舞蹈组等小组，并有计划地统一组织各类活动。

为了更有利于组织各项活动，管理所根据战犯们参加各项活动的情况，重新调整了战犯们的监舍，指定活动场所，提供用于活动的笔、纸张、乐器、戏装、化妆品等物品。管理所成了名副其实的俱乐部，有唱歌的、朗诵诗歌的、演戏的、跳舞的、画画的等等。战犯之中也有岁数较大的，可是他们似乎都回到了童年那种天真烂漫的时代。

人的思想意识经过启蒙阶段“量”的变化，一旦进入觉醒阶段，那么“质”的变化有了飞跃，它好比冒着浓烟的柴草堆，只要遇到一丝风的吹助，便立刻会燃烧起熊熊烈火。从此，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改造高级别战犯上，而尉官以下战犯的教育改造主要由战犯自治组织学习委员会负责实施，学习委员会还根据战犯们的要求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在这种学习和改造氛围中，产生了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更加憎恶军国主义政治。他们在回忆录和自传等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转变过程。

对战犯的写作，管理所规定不许干涉日本战犯们写书的内容或形式，允许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文，就是与中国的政策有相悖的观点也是许可的。因此，我们并没有打算了解日本战犯们在写什么内容。可是，有一次几个日本战犯拿着原稿找到了我们，并要求检查。我说，既然允许自己创作，就没有必要进行检查。但日本战犯们坚决要求审阅，无奈我只好开始阅读他们的作品。我所读过的日本战犯们写的作品有几百万字，每篇作品都是一部较好的“史书”，有时我是通宵达旦地读日本战犯们写的作品。

尉官以下战犯们自己创作的歌曲、舞蹈、戏剧，我是一个也没有错过，全部观看了，那些情景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但迄今仍历历在目。其中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日本战犯以坦白书为主题创作的短剧。

幕拉起后，舞台上有一个破旧的草房。屋里是中国农民家庭常见的炕桌、长条凳子，门口有锅台。屋里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谈论家事。突然，皮鞋声响起，有3个日本兵端着枪闯入中国人的屋里。其中一个日本兵在屋子里翻来覆去搜索，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日军军曹命令另外两个士兵把中国农民捆起来。中国农民往后退了几步问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绑我？”

“刚才有一个八路跑到这里，是不是你藏起来了？快点说出来！”日本军曹说完抓住中国农民的脖领，手脚并用殴打中国农民。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和八路军串通一气，快老实交待！”

“我是种地的农民，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在撒谎！”日本军曹气急败坏，他拿起烧得通红的炉钩来烫中国农民的脸。

“啊！”中国农民晕过去了。

“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的妻子走到日本军曹面前哀求道。

日本军曹抓住妇女的头发说：“快快老实交待！”

“我不知道！”

问多少遍，中国农民还是回答不知道。

日本军曹相信这一对中国农民确实不知道，但他又怕放了他们会投奔八路军，于是他恶狠狠地拔出枪来将那个男的杀害了。

“你们这些杀人恶魔！”

晕倒在地上的中国妇女愤怒地喊。到此，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夕阳西下的傍晚。中国农民的尸体仍躺在地上。日本军曹抓住中国农民的妻子，要她说出八路军去处。

农民的妻子义愤填膺，她说：“你们这些豺狼，老天不会饶你们的！”

“你也不想活了！”日本军曹用淫荡的眼光看着农民的妻子，说：“你给我笑笑，那就不用说出八路军的去向。”

日本军曹欲对农民的妻子施暴。舞台逐渐暗下来，随着一声枪响，幕拉下来了。

舞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是日本战犯。扮演农民的是日本战犯中的官吏，扮演农民妻子的是尉级战犯，日本军曹是谁扮演的记不清了。他们从来也没有上台演出过，也没有受过什么演艺培训。但是，他们的演技很真实，演出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因为，他们是把自己在一个农村犯下的罪行如实地搬上舞台演出的。扮演配角的3个日本战犯是经过巨大的思想斗争之后才把自己的罪状搬上舞台的。虽然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苦，可是他们的痛苦远没有那些死去的中国农民大。他们通过演出切身体会到被害者的痛苦，以此来批判侵略战争。

当时，创作活动的积极分子泽田二郎是这样评说的：

“这部短剧的素材不是遥远的历史事情，而是10年前发生的真实的事实，是把我们犯下的罪行搬上舞台再现的。这部短剧是很成功的剧。这部剧是在反省罪行时演出的，可以说是谢罪的剧目。”

“反省罪行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一旦经过这一过程，犹如虔诚的教徒领悟到了深奥的教义时那般有一种难以明状的快感。回想过去，心中充满无限的内疚。在我的耳旁常常回荡着在日军铁蹄下抗争的中国人民愤怒的呼喊，也有那些失去亲人而哭泣的嚎声，我时常抑制不住感情而流泪。”

“我们渐渐恢复了人性。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很早以前听说过的词汇，好长时间我们是忘记了这个词。人性是正常人的情感和理性。也就是说把别人的疾苦和悲哀看作是自己的疾苦和悲哀，并给予同情和帮助。这是最低标准的人性。而我们是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是仅仅粗浅地认识和恢复了人性，只是真心地忏悔和谢罪而已。残杀数千万中国人民的我们如果继续坚持自己军国主义的立场，那我们真的是冷酷无情的野兽。只有完全彻底放弃杀人者的立场，坚定地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才有可能恢复人性。”

日本战犯演出的剧目都是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为主题的，其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写剧本是比较容易的事。把几个人的坦白书拿过来，经过简单的改写就可成为较好的剧本。此外，还演出了反映狱中生活的剧目和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剧目。其中还包括描写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的剧。广岛核爆炸对粉碎日本战犯们军国主义妄想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的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是第39师团官兵，他们大部分是广岛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亲属和朋友被原子弹夺去了生命。从这一悲剧中他们进一步认识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也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日本战犯还以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排了一出剧。

幕拉开后，舞台上呈现出日本战犯所熟悉的故乡美丽景色。随着轻快的乐曲又出现了海滨景色。那里有他们童年时学习过的校舍，过节时玩耍过的地方，是生长成长的故乡，在异国他乡日夜思念的故乡，永远不能返回的故乡。

台下有不少日本战犯看到舞台上故乡的美丽景象和听到那亲切的民谣乐曲，不知不觉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舞台上宁静的故乡山村景色渐渐退去，转眼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港口。一群日本士兵正在登上戒备森严的军舰。舞台上又变成了荒凉无际的满洲大地，日本军队杀人、放火……，满洲大地顿时变为一片火海。

舞台背景又转变成宁静的日本小城镇。突然警报声响彻广岛上空。伴着强烈的火光，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瞬间，广岛变为一片废墟，夺去了20余万人的生命。

在悲壮的乐曲声中，从一堆死尸中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慢慢爬出来了。他慢慢站起，已经分不清他是男是女了。他举着被鲜血沾染的双手愤怒地喊：“是谁发动了战争！把他处死！”

台下的日本战犯们也群情激昂。

“打倒军国主义！”

“消灭战争！”

演出结束了，但日本战犯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仁立在原地还在思索着。

泽田二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剧表现了‘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下场。是他们（注：天皇和军阀）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和死亡之路。原子弹的被害者是我们，当然我们既是被害者，又是凶手。我们不知道战争的性质，我们被带到中国土地手握杀人的武器在中国大地上制造了犹如广岛般的血海。是日本自己把国家和人民引向地狱之路。”

以自治形式的学习委员会组织进行的包括戏剧在内的各种活动，不仅给单调乏味的监狱生活带来了生机，而且把教育改造战犯的工作推向更深层次。

要搞一次演出，必须动员许多人。如需要写剧本、导演、演员、舞台装置、服装、化妆、照明、音响等等。参加演出的战犯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和统一行动。对他们来说，统一意向和行动的过程，就是理解和消化剧情的思想内涵的过程，也是不断改造自己的过程，更是从思想深处转变的过程。因此，参加演出的战犯们在正式演出前，他们自己已被剧情教育感化，并起到了先觉者的作用。

合唱演出也受到欢迎。参加合唱队的日本战犯们唱自己故乡的民谣，也唱在苏联学会的革命歌曲和中国流行歌曲。中国歌曲是管理所管教人员教会的。一天，他们学唱《歌唱伟大祖国》这首中国歌。因为这个歌的曲调轻快，容易上口，在日本战犯中很快流行起来，还在舞台上演唱过。

后来，有一名战犯看过新闻片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百姓唱《歌唱伟大祖国》那么嘹亮，而我们唱就没有活力？

提出问题这名日本战犯也许是单纯地发现了演唱方面的差异。但是，大多数日本战犯们在思考共性的差异原因时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演唱技巧方面的差异，而是情感上的差异。摆脱数十年殖民统治的中国百姓充满了喜悦，所以他们的歌声嘹亮，他们情绪像火一样热烈。而我们这些日本战犯虽然坦白了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行，但还没有从心灵深处忏悔，因而不可能像中国百姓那样生机勃勃、唱得气壮山河、响彻云霄。

战犯创作的百篇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中，在我记忆里印象很深的有几篇悔罪诗：

细菌实验

原日军关东宪兵司令部中佐课长吉房虎雄

……

在这里四千多名爱国志士，

有的被培育霍乱、鼠疫、肠炎、赤痢等细菌而惨死；

有的被活活拔出神经；

有的用作爆破实验而炸死；

试验枪伤而杀死。

总之，使他们遭受惨绝人寰的种种苦痛之后，加以杀害。

如今，那高高的烟囱在日日夜夜地向空中喷吐着白烟。

在那白色的烟雾里，

翻滚着中国的爱国烈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限憎恨和无言的抗议。

太行山下一魔窟

原日本野战医院院长野田实

……我重新握紧注射器，将胳膊肘顶住下腹，用尽全力猛推针管，针

管缓缓地移动了。当注入半管空气的时候，那中国人左胸脯——心脏跳动

过的地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声音那样的凄厉和悲惨。他的颚缓缓地

下来了……用听诊器只能听到胸脯里微微地响着断气后特有的一缕沙沙的

凄凉声音。

这声音，在十四年后的今天，依然真切地响在我的耳鼓。现在我闭上

眼睛，那座拥抱着太行山、守卫着河南沃野的美丽山峰，如那热爱和平、

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人民的雄姿，全部映现在我的眼帘。就在那

里，在大地的怀抱埋藏被我杀害的、怀着血海深仇的无数中国烈士。想到

这里，我的心如刀绞……

从我极其悲痛的体验中，深深体会到必须彻底反对侵略战争，同时，

对于唤醒我的良心、指给我光明道路，并赐予新生命的中国人民，我衷心

地表示感激。

制造无人区

前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

……在我的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满了汇集扫荡成果的报告书。这一份

份的报告书，我都当作自己的丰功伟绩而意气骄横地欣赏着。然而正是这

些堆积如山的报告书，一份份、一页页记下了铁证如山的滔天罪行。

仅仅在这里，我就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了640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十余

万人逼上了饥寒交迫的死亡线，将一百多户中国人民的房屋全部烧毁，把

反抗鬼子暴行的200余名中国志士，在他们裂发决眦、横眉怒目中惨加杀害。

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惨无人道地进行镇压。但是，中国人民毫无

惧色。抓了一名情报员，就会出现两个；杀了两名干部，立刻变成了四个。

这里镇压，那里反抗；那里屠杀，这里战斗。好像有一个强大的纽带，牵

引着中国人民的英勇斗志，却缠得我精疲力尽……

……那可怕的威力，任何暴力也无法阻挡。那是中国人民打击日本帝

国主义的伟大力量！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用尽阴谋诡计，也无法使历史车

轮倒转。……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制造无人区的阴谋，终于不能实现。中国

人民创造了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人家稠密的繁荣乐土。如今，山是

照样的林木青葱，水是照样的碧波荡漾，而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永远被埋

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个检查官的自白

伪满检查官沟口嘉夫

……指导员站了起来，是那样的沉着、冷静而又满怀自信。他斩钉截

铁地说：“你杀过中国人！”我大吃一惊。……非常狼狈。但是，我不甘

心失败，就站起来公开反抗：“我没杀过人！”

我回到监号，脑海里盘旋着两个公式：否认——处罚——死刑；坦白

——处罚——死刑，走哪条路，也难免一死。我想：压根不讲混不过去了，

就把我所处理的巴彦、木兰、东安大逮捕坦白了。……

……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全神贯注于指导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

拼命地想知道他到底掌握多少证据。

指导员又发话了：“你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在哈尔滨监狱里杀过中国

人。”我吃一惊。他指的是哪个监狱呢？是道里，是道外？……我把那次

杀人未遂的说了。指导员紧逼一步说：“问题是日本投降前那一次。”

啊！——坏啦！问的正是绞杀孙国栋的事！我陷入了恐怖的慌乱的绝

境“万事皆休”了！

我的心一横，一连串地说：“不知道！没有的事！”……可是不料想，

指导员又问：“你知道孙国栋的事情吧！”我的脸变成了铁青色。神不自

主地叫了声：“我不知道！”这是死里求生的惨叫。……我好像再迈一步，

就要从死亡的悬崖上跌落下去，因此，就拼命站住脚……

指导员拿出证据给我看……完了……可是，我想活呀！我还说：“我

不知道！我没干过！”……回到监舍，孙国栋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片刻也

不放过。我失败了！在和指导员的斗争中失败了！我觉察到死亡的来临。

既然如此，我就想开些吧！男子大汉，绝不该畏畏缩缩地贪生怕死。

第二天对指导员说：“孙国栋是我杀死的！很长时间叫你操心了！”

我想等着指导员怒喝一声：“坏蛋！”然后，再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

扑过来，拍着桌子，把六亿中国人民的愤怒，如万雷轰顶一般地倾泻过来。

我想过这一切，所以膝盖没有发抖，心境倒也平静。

然而比我更加平静的是指导员。

“好哇！你终于鼓起了勇气，你向人民的道路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我惊讶地抬起头。只见指导员锐利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这个刚刚被

罪孽深重的罪行所压倒的顽抗者。那真是一副严父在静听着坏孩子悔过的

慈祥面容！

啊！从前我不曾这样对待坐在我面前的中国人！从前，我不是咬牙切

齿、挥拳跺脚，就是怒气冲冲暴骂和殴打他们！我失败了！我彻底失败了！

指导员说：“你认了罪！这不是败给了中国人民而是败给了真理！”

……啊！真理原来是如此严峻，而又是慈海滔滔！我的眼泪流满了脸，从

泪花中，我看到了无限喜悦。这不是普通的眼泪，而是被真理唤醒时的欢

喜！是新生的眼泪！

在昏暗的和光明的未来之间，有一座认罪的梯，我终于抓住了再生的

希望，找到了赎罪的道路。……”

小小木偶

前日军59师团111大队中尉田村真直

（一）

小小木偶啊！

托在我的手心；

简直一模一样，

我想起了另一对年轻人。

那是三十年前，

铁蹄踏在中国的山东。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鲜血磨亮我的刀锋。”

“残暴”这两个字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个杀人魔鬼！

万恶的畜生！

（二）

这是普通的一座房。

春联散发着笔墨香；

彩纸剪成的红喜字儿，

刚刚贴上了纸格窗。

是谁家的姑娘，

在冬夜里守着灯光？

压住心跳把梦想和希望，

刻进那纸剪的鸳鸯……

噢！

是把新禧和婚礼，

一并迎进了这座新房。

“开始扫荡”！

我喊得那样猖狂，

像魔鬼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

军队一阵阵地嚎叫，

像扑食的恶狼；

枪声响处，哭成一片凄凉！

从房子里跳出一位老大娘；

仇恨的眼泪，

声讨着我这个杀人魔王！

啊！……

那是一对多么吓人的仇人模样！

我怕染污了屠刀，

就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紧紧贴着老人的头，

放出了血债累累的又一枪！

“放火”！

一声令下，大火飞扬！

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

还有那美丽的一对鸳鸯！

（三）

野兽们纵有万把刀枪，

杀不尽中国人民斗志昂扬！

纵使烧毁了万千个城市村庄，

也烧不尽中国人民的热血汪洋！

中华民族从血泪中站起，

侵略魔鬼被缴械投降。

如今

中国大地，万丈光芒！

从珠穆朗玛峰到遥远的黑龙江，

阳光普照，万里辉煌！

五彩祥云映长空，东海滔滔门金光，

长虹万里挂北京，

天安门上金鸟飞翔！

（四）

小小木偶啊！

我听到了你愤怒胸膛，

抛起了八万里滔天大浪！

美国佬！

任凭你基地多么长，

想捆住日本人民的反抗，那是妄想！

无耻的老狗们哪！

任凭你们怎样猖狂，

想出卖民族的良心，那是白费心肠！

东方出太阳！

草木点头迎阳光，

中国人民指给我们幸福大道，

无限宽广！

到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

美丽的祖国才是人民的江山，

巍巍的富士山，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到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

像可爱的木偶一样，

姑娘的步伐轻盈，

小伙子们齐声高唱；

如花似锦的大道上，

踏着锣鼓的风浪，

高声呼唤：

“万岁！共—产—党！”

14 高级战犯认准自己死路一条，对抗改造

在学习委员会组织创作活动、体育比赛等诸多文化娱乐活动时，第5、第6监舍里的战犯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这两座监舍里收容着校级和将级日本战犯。此时，对他们审讯正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

虽然，这些将校级日本战犯也和尉级以下战犯一样参加了学习改造和反省罪行的活动，但是他们的态度与尉级以下战犯相比有鲜明的不同。那些尉级以下战犯在坦白自己罪行时讲的具体确凿，而将校级战犯坦白的笼统抽象，把责任推向上级。甚至有些战犯还企图把自己的罪行说成合法。其中比较典型的人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在第一天进行的审讯中，把自己描绘成“仁人志士”。自称“我是主张日本国和满洲国一心一德的人。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满洲国的利益，所以没有可坦白的。”

武部六藏说完这句话后，拒绝审讯。我们没有强求他坦白，而是指出他犯下的几则罪状，并劝他深思之后再反省。

武部六藏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达到顶峰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总务长官表面上是辅佐总理大臣，可实际上是伪满洲国政府最高当权者。他主持由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星期二会），而各部所有次长都由日本人担任。伪满洲国所有的政策、法令和措施都是由“火曜会”炮制，而后再以溥仪皇帝的名义发布并实施。因此，“火曜会”成为伪满洲国的幕后指挥机构，是掌握实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武部六藏就是利用这个“火曜会”掌握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他为了维持法西斯统治，先后炮制了《治安维持法》、《时局特别刑事法》等强制性法令，并无情地镇压和残杀东北人民。东北的4000万百姓没有人权可言，他们每天都遭受蹂躏。武部六藏还制定所谓《5年开垦计划》，强行掠夺农民们的土地，而后从日本调入数十万名“开垦团”霸占中国的沃土。失去土地的许多农民过着流浪生活，最后还被抓去在铁矿、煤矿当劳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之后，武部六藏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几次实施了“治安肃正”，杀害大量无辜的百姓，毁灭了无数座村落，并出于军事目的设立所谓“集团村屯”。据《康德10年满洲国。现况》记载，自1943年春季至秋季，仅在热河省就有18万户农民强行被迁移，荒废了大片良田。武部六藏还制定《战时农产物增产对策》，榨取东北农民的血汗。他在各地设立“检问所”，到了秋季到农村挨家挨户搜查，掠夺农民的粮食，有的地方就连种子粮也被抢走了。他还规定禁止个人买卖农产物，违者被处以“经济犯罪分子”。仅1943年因违反“经济法”而被捕的农民就达6．7万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期间，东北地区有许多百姓饿死、冻死或被苦役折磨死。

武部六藏不是不晓得自己犯下的罪行，而是他认为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反正只有一死。

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在第一天的审问中，不是回答提问，而是狡辩道：“战争必然要造成交战双方的伤亡，我们的杀伤定为罪状，那么你们对我们的杀伤也应该定为罪行。”

佐佐真之助费尽脑汁想表现“大和精神”，但他做贼心虚，不由自主地在发抖。佐佐真之助不仅在中国犯下了许多罪行，而且极其残忍。他在中国湖北一带多次指挥侵略战争，摧毁了许许多多城市和村庄，并用各种恶毒的手段杀害了无辜的平民。1945年3月，佐佐真之助在襄阳城王家营村命令部下只要看到农民就抓起来，结果有18人无缘无故地被抓来了……佐佐真之助下令把18名农民的手掌用铁丝穿起来，然后让他们排成一排，叫那些新兵当活靶子练习刺杀。那些新兵由于胆小，乱刺一阵，而可怜的农民为了活命还在挣扎，过了一个小时18名农民全身是血。佐佐真之助每侵占一个地方，就想着法子更换一次杀人手法。占领襄樊市后，他命令部下将30名中国普通百姓用铁丝捆绑后，扔进江里活活淹死。他还允许“自由强奸”，被害的中国妇女不计其数。豺狼般凶狠的日军官兵不管是少女还是孕妇，抓住一个就强奸一个，而后还用刺刀捅死她们。

日本战犯中的高级战犯都是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掠夺、放火、杀人罪行的恶魔，是一群疯狂的战争狂。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然被他们迫害过的数亿中国老百姓不能解除心中的积怨。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为了未来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多次指示不要停留在把日本战犯定罪上，而是要改造他们，叫他们自己主动放弃军国主义思想。而难题就在这儿，我们是按照中央指示逐步改造和教化日本战犯，但日本高级战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过和自新的意思。他们是经过长期的系统教育和训练才形成军国主义者的，他们顽固不化。鉴于此，我们制定了诱导多数，孤立少数，从内部攻克“堡垒”的方针。

首先，我们叫最顽固最凶恶的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长长岛勤少将在他的部下面前做坦白。

坦白大会交由学习委员会主持。管教和检查官以旁听者的身份出席。

学习委员会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始后，长岛勤上台扫视了一下台下，他发现台下坐着的都是他过去的部属。

他说：“诸位都知道，我是对公务忠诚的大公无私的人。过去我常常告知诸位，不许伤害无辜的平民，不许掠夺财产。所以，我确信我的部下不会干非人道的事，……。”

“你是在坦白，还是在训话？”

“不要训活，要坦白罪行！”

会场上响起了愤怒的斥责声。长岛勤被这意想不到的斥责不知所措。这回他的部下们质问他。

“你是怎么指挥扫荡作战的？”

“莱芜县大屠杀是怎么造成的？”

长岛勤早在1938年开始任苏州地区特工头子，并因“功勋卓著”提升较快。1942年，他被晋升为少将旅团长之后，指挥日军在山东省泰安、莱芜、蒙阴、新泰、肥城、平阴、东阿、东平、济南等许多地方进行疯狂的扫荡作战，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放火烧毁的村庄不计其数，造成了许多“无人区”。1942年阴历8月2日，长岛勤指挥日军包围莱芜县刘白杨村，一把火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而后又抓来躲在山上的32名农民，并用枪刺刺死他们。农民刘奎力被抓去后，长岛勤手下的士兵挖去刘奎力的两只眼珠，而后又残忍地用军刀挑开刘奎力的肚肠。他们连一点点人性都没有。日军扫荡过的吉山乡、南梨沟村、羊庄村、岭东村、南文字村、常庄村等村落全部成为废墟。长岛勤命令部下杀人、放火、掠夺。在这些地区除了被日军杀死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是活活被饿死的。1945年1月，长岛勤扫荡东阿县时其野蛮的罪行达到了顶峰。日军到了该县马家海村后，长岛勤为了培养新兵的胆量，把抓来的抗日联军战士捆绑在一块，让新兵把活人当靶子练习。

觉醒的日本战犯纷纷揭发日军第54旅团的罪行。但是，长岛勤还是不肯低头认罪。

他说：“真的发生过那么残忍的事吗？无法相信，我的部下不可能干出那么恶毒的事……”

“别狡辩了，快坦白！”

“不要诡辩，要讲罪状！”

会场再次群情激昂，许多长岛勤的部下愤怒地呼喊。长岛勤依然若无所事地辩解。

他称：“如果发生那么惨无人道的事情，那大队长们为什么没有向我报告？”

“是你下令干的，报告有什么用？”

一个大尉军衔的战犯站起来反问他，并讲述了扫荡作战的前后经过。

长岛勤无法抵赖铁的罪证后，企图把罪责转嫁给部下。他说：“如果发生了夺取百姓生命和财产的事情，那就是一群流氓所为。我的错误是太相信部下。”

“你才是真正的恶棍。在表彰战功时你把所有的事揽到自己的功劳簿上，而今天责问罪行你却把责任推给部下，难道你不是战争魔王是什么？”

长岛勤试图把罪责推卸给部下，引起了部下们的愤慨。他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发长岛勤的罪行。

坦白大会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但长岛勤没有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过，他显然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傲慢的气焰，脸色苍白，他没有想到昔日的部下们会“变心”，他感到危难当头，陷入了沉重的苦恼。

这次大会之后，我们按照日本战犯原来的师、旅团编制，分别召开了坦白大会，让那些将校级战犯们在他们昔日部下们的面前坦白自己的罪行。在管理所的操场、礼堂、俱乐部同时召开坦白大会，尽管将校级战犯们很顽固，谁也不肯低头认罪，但将校级战犯们无法辩解昔日部下们揭发的罪行。

几天之后，我们找几个态度较诚实的将校级战犯举行示范性的坦白会。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与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一道制定了许许多多罪恶的政策和法令。仅在1941年就炮制出《产业统制法》、《矿产统制法》、《产业组合法》、《金属回收法》等法令，进行毁灭性的经济掠夺，并将数千万东北人民推向饥饿线上。这一年，古海忠之为了缓解军费紧张的问题，制定了《鸦片增产计划》，还亲自走上海、南京等地销售鸦片。1942年，又实施《国民勤劳奉事法》，强行要求东北人民干苦役。1943年，为了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颁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随意逮捕因失业而流浪的中国青年。被抓去的人送到东北各地“矫正辅导院”。所谓“矫正辅导院”是集中营，被抓去的人每天只吃6两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玉米饼，在矿山地下坑道每天还要干12小时以上的重劳动。谁要患病不干活，每天只发给4两玉米饼。矿山每天都有许多中国劳工死去，他们被人用破席卷上扔进“万人坑”。

古海忠之给4000万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他在高级战犯之中态度比较诚实，也承认自己的部分罪行。他在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他的思想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于是，我们把他选为示范对象，单独对他解释中国政策，而后让他在全体战犯参加的大会上坦白自己的罪行。

会场犹如一泓清泉宁静。古海忠之毫不犹豫滔滔不绝地坦白自己的罪行。他详细列举了自己罪行后，跪在台上泪流满面地说：“我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为了教育日本后代，为了使人们再也不进行残酷的战争，我恳求中国政府判处我死刑，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古海忠之跪着不肯起身，看守人员不得不上台把他扶到原来的座位。管理所负责人简单做了总结。首先，管理所负责人严肃地指出古海忠之犯下的罪行，而后又表扬了他诚实坦白罪行的态度。他说：“虽然过去是敌人，但他放下武器后不反抗和真心悔过，我们是给一条生路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今天古海忠之迈出了思想转变的重要的一步，我们希望全体战犯都要像古海忠之那样坦白自己的罪过，争取获得宽大处理。”

古海忠之的坦白成为突破口，对全体高级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带来了较大的冲击。4年来那些监禁在第5、6监舍的高级战犯们一直闭口不谈过去，但从现在起开口谈自己的罪行。

前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坦白的前夜一宿没有合眼。他想，眼前的趋势不坦白是不行的，但坦白前途也渺茫。

铃木启久是把部下训练成野兽般恶棍的臭名昭著的指挥官。1942年4月，铃木启久担任步兵旅旅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期间，发动了“丰润大讨伐”。他指挥下的第一支队侵入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后，不分老少见人就杀，见屋就放火，其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例如把刚刚学步的幼童用枪刺挑入火堆烧死，用刀划开孕妇肚子挑出胎儿，把青壮年活埋等等。用这种手段杀死了220名中国农民。1942年10月8日，指挥步兵和骑兵进攻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一天之内杀害了中国平民1280余人。其中包括活埋幼儿19名、强奸后杀死的妇女100余名。甚至还将数十名农民捆绑在一起后，试验了用多种手段杀人的方法。

1942年9月至12月，铃木启久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把居住在长城一带的中国百姓全部赶走，使这些地区成了无人区。当时有230余人因反抗被打死，170余人因饥饿而饿死，230余名青壮年被拉去为日本军队挖工事，最后被枪杀。

1944年10月17日，铃木启久指挥所属扫荡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火烧村落，杀害660名平民。

铃木启久是罪大恶极的战犯。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再宽大也不会容忍自己，因而他苦恼得连饭也吃不下。一天，炊事员以为他病了，就给他特意做了病号饭，并把煎鱼、炒鸡蛋送到他的牢房。铃木启久从床上起身看着丰盛的饭菜后长叹了一口气。

“啊！战败的将军落得个只吃鱼的地位。”

铃木启久没有吃饭，而是泪流满面。他以为这是临刑前的最后一顿饭菜。

我路过铃木启久监舍时偶然发现了这个情景。我对他说：“我们理解和同情你的苦衷。认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没有痛苦就不可能认真悔过。只要相信我们的政策就能摆脱痛苦，并能改造成为新人。中国共产党不杀害放下武器认罪悔过的敌人。我们只希望你们改造成为不挑起战争和热爱和平的新人。要认罪悔过就必须吃饭和身体健康才行。”

我反复强调中国政府的政策后，铃木启久开始吃饭了。

高级战犯们的坦白持续了一年时间，调查确认日本战犯罪行的工作一直进行，为此有数百人前往全国各地现场取证，查阅了数十万份文件，找到了数万人做了印证。

最后确定的资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8年期间，共杀伤了中国军民3000多万人，其中有94.9万人是被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们所杀害的。

15 岛村三郎露出狐狸尾巴

岛村三郎是日本战犯之中极少数抗拒改造的分子之一，因我与他接触较多，有些事情印象很深。

事情发生在日本战犯发动骚动后期。我带领两名看守人员巡查时发现一个监舍桌子上摆着一堆东西，地上还散落着饭团。

“这是什么？是谁干的？”

“……”

战犯们低着头，相互张望，谁也不开口。

“是谁干的？”我加重语气继续问。

有一个战犯举手回答：“是我干的。”

“你叫什么名字？”

“岛村三郎。”

这一天，我第一次认识他。

“这是干什么？”

“正在制做围棋子。”

原来，日本战犯们为了制做围棋子，用白炭和煤炭加饭搅拌后，揉成球状，放在桌子上晾干。他们口头说是制作围棋子，实际上是为了戏弄看守人员。就在几天前，有几个战犯故意将多打的饭菜倒入卫生间里。因而，我非常气愤。

我说：“你们是吃饭生活的人类吗！”

我很想大声斥责他们，但考虑讲理不能大吵大叫。

我接着以平静的口气说：“浪费粮食也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次能主动承认，就原谅了。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就不一定都是坏人，最坏的人是那些犯错误而不承认错误的人。”

几天后，岛村三郎又寻衅闹事，他与看守人员争吵起来。原来，早饭吃过，战犯们按规定都在监舍里读报，唯独岛村三郎站在走廊里大声唱歌，看守过来制止他唱时，他就与看守吵嘴，并用恶语中伤中国政府。看来他这个人不是一般老实人。我找来他的档案，详细了解他的过去，通过几天的研究定下与他谈话的方案。

一天，通知他我找他谈话。他那争吵时的“武士道”精神荡然无存了，耷拉着脑袋进了办公室。

“怎么身体不舒服吗？”说完，我让他坐下，并给了他一支香烟。

“不，不……”岛村三郎手里拿着香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你说一说，有什么要求？”

“当然有要求，我要求立即释放。”说完他瞧着我的表情。

“就这些要求吗？”

“当然很多，不过都与释放问题有关。”

“那当然。不过，你被释放回国之后想干什么？”

“没，没有什么志向。”他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在等待我说出他与看守吵嘴的事，他的神情显得特别紧张。我自己点燃一支香烟后，把火柴递给岛村三郎，意思是让他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我担心家眷。”

“噢，原来你在担心家里人，我也同情你。但是，在日本受痛苦的不只你们一家人。在日本有许多失去父母、丈夫、儿女的家庭受苦受难。你知道这种痛苦是怎么来的吗？日本的灾难和你的不幸，都是你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

“战争当然是错误的，但责任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

岛村三郎嗓音有些颤抖。

“我身为一名职员，只是执行了国家的命令。战争的罪责应该追究国家和天皇。”

岛村三郎提高嗓门，辩解自己的所谓“理论”。他的结论和主张是“执行国家的命令参加战争的人是无罪的”，因此应该立即释放。如果不批驳他的这种谬论，就不可能解开他思想疙瘩。

我说：“说到战争的责任在国家也是对的，但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掌握权力的军人、警察、官吏等等一个个成员组成的集团。国家有国家的责任，每个成员也有他个人承担的责任。你在警察机关任职期间，镇压和杀害了无辜的百姓。因此，你应该诚实地反省过去的罪行。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放过不认罪的战犯，如果放过他们，他们还会重踏中国大地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放过杀人犯就等于让他回过头来继续杀人。”

“是那样，但我没杀过人。”岛村三郎说完把身子转了过去。

“回去后好好反省吧！”我说完让岛村三郎离开了。

这天谈话整整用了一个上午。后来，我与岛村三郎就战争责任问题、民族矛盾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次“论战”。

岛村三郎心想自己是在与社会隔离的特殊机关工作过，他的罪行谁也不能掌握。因而，他辩解自己无罪，要求立即释放。他还煽动同学习小组的其他战犯进行请愿释放的所谓“合法斗争”。但是，正像狐狸尾巴藏不住那样，罪犯的罪行终归被揭穿的。

管理所从抚顺暂时迁移到哈尔滨当天，全部人员是夜间到达哈尔滨车站。翌日早晨，岛村三郎起床后往窗外一望，使他特别惊讶。两层灰色砖瓦楼，长方形的庭院，高高的围墙，这不是过去自己任过职的秘密收容所吗？俗话说冤家路窄，5年之后岛村三郎重又回到曾杀害数千名抗日斗士的犯罪现场。他被这意外的变动吓出一身冷汗，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他心想有谁会知道他曾在这所秘密收容所供过职呢？

这所秘密收容所直属于日伪哈尔滨保安局，是专门用来监禁高级政治犯的监狱。在这所监狱任职的警察和一般普通职员清一色是日本人，对外挂了“第二松花旅馆”的招牌。日本警察出入这里时一概以商人或职员身份进出，他们对手下中国人警察也从来不说出这所监狱情况。

这所秘密收容所不分昼夜审讯拷打“政治犯”，拷问的手段极其恶毒。如往犯人口里灌辣椒水、坐电椅、用烧红的铁板条烙、让犯人赤身穿纸衣后点燃等等。凡是被抓进这所收容所的人全部处死，就是那些被认定为无罪的人也要秘密处死，目的是为了“保密”。岛村三郎曾在这里任理事官，干尽了残害抗日志士的坏事，他每想到过去心里就慌乱。可是他总是故做镇定，以为收容所的前职员已全部回国，中国“政治犯”没有一人活着，没有谁能作证他曾在这所秘密监狱杀害过中国抗日志士。

俗话说漏房偏逢连阴雨，破船偏遇顶头风。一天早晨，岛村三郎看到哈尔滨日报登载的长篇纪实报道，题目是《血染肇州效外白雪的悲惨事件》。岛村三郎按捺不住颤抖的心情一口气读了两遍。

1941年1月末，岛村三郎从龙江省白城县副县长调任肇州县副县长。当时在肇州县境内中共领导的抗联第2路军第12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支队长是徐泽民，队员约600余人。岛村三郎出任肇州县副县长之际，徐泽民领导的游击队袭击了托古村公所和警察所，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后又袭击肇州县附近的肇源县公署，打死13名日本官员，抗日游击斗争席卷了周围3个县。日军紧急调集兵力，组成了数千人的扫荡部队，经过几天激战，游击队伤亡惨重，徐泽民队长也负伤被捕。肇州县监狱关进了许多游击队队员及涉嫌人员。岛村三郎负责审讯被捕的游击队战士。他下令把30名游击队员拉到肇州县效外枪杀，然后点燃汽油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报纸上的文章是英勇就义的游击队员张铭的妻子写的。岛村三郎读完这篇文章心惊肉跳，他暗暗侥幸自己的名字没有暴露，下决心继续隐瞒自己的罪行。

岛村三郎虽然顽固，但抹不掉的事实证据是不能否认的。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和伪满洲国大同学院，出学校门开始从政，他先后出任过三江省警务厅特务课长、哈尔滨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等职。他镇压和杀害了许多中国爱国人士和平民百姓。仅在1939年1月至11月期间，他就逮捕和杀害了2995名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的群众。

但是，经过数年的学习改造，最终还是使岛村三郎真心地反省了自己的罪行。他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承认自己犯下的罪状，并要求法庭判他死刑。

他说：“前年，我的大儿子去世了，是看了妻子的信后知道的。这天，我躲在操场角落哭了一天。天下有儿女的父母之心都是一样的。但是，过去我如同披着人皮的野兽，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善良的儿女而不眨眼，这就是我的本质，是军国主义的本质。我对过去11年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深表忏悔。”

说完，他往后退了几步，跪在地上放声哭泣。稍后他起身向法官鞠躬，他说道：“法官先生，判我死刑吧！我无悔无憾。”

最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岛村三郎有期徒刑15年，减去被捕至判决时间，刑期只剩4年。

宣判那天晚上我找岛村三郎谈话。他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

他对我说：“谢谢，这些年来金先生辛苦了。中国人民给了我新生命，我将珍惜这剩余的4年，一定要成为新人。”

4年刑期中，岛村三郎读书、反省，1959年他被释放回国。我现在还想起1959年12月21日——岛村三郎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对其宣布提前释放时的讲话内容。他说：“我现在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得到了提前释放的恩典。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了中国的领土，掠夺了中国人民的财富，并且还杀害了许多的爱国志士，镇压了人民，烧毁了房屋，抢劫了财物，犯下了种种的罪行。我们都是应该受到千刀万剐的人，可是现在却听到提前释放的命令，这决不是应有的事情。现在释放的命令颁布了，惭愧、悔恨、感激和喜悦的心情更加上了感慨无量的心情都一齐涌现在我的心头，我的这种心情实在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我们犯下了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世界和平的大罪，可是从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押以来直到今天，真是受尽了人道主义的温暖待遇，人格得到了尊重，受到了至矣尽矣的宽大照顾与关怀。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心还是如同恶魔一样，可是各位工作人员却都是耐心的教导我们，要我们成为好人，成为真正的新人。

岛村三郎回国后曾任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理事，他为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做了很多工作，他还发表了长篇回忆录《从中国回来的战犯》。在回忆录中，他主要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犯罪过程和在中国政府宽大人道主义政策感化下，自己思想转变进而迈出新生步伐的体会。（注：我翻译出版了岛村三郎回忆录中文版）岛村三郎在回忆录中描述法庭宣判那天情形时写道，“我流着泪要求宣判死刑，那泪水是我恢复人性后流下的首次眼泪。”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勇治在评论岛村三郎回忆录《从中国回来的战犯》一书时，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评语：

“1960年春，被判刑15年刑满释放的岛村三郎突然找到了我。那次相逢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是真心地憎恶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正确理解侵略战争本质的特殊人物。对于他脱胎换骨的改造结果，我不得不感到惊讶，以一般的思维是很难理解参加侵略中国的罪犯能够带来这样大的思想转变。岛村三郎不是普通的战犯，他的脑海中侵略思想、“大和思想”、“武士道思想”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一贯把侵略行为视为为日本民族的生存和执行天皇命令的神圣举动。”“岛村三郎在中国被收容期间，被认定是“顽固分子”。在监禁期间，他想方设法抗拒看守和管教人员，当自己罪行暴露之后还企图自杀。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四国地区高知县人那种特殊的性格，即主观和固执，因为我与他同乡，对高知县人的性格很了解。”“这本回忆录是记录岛村三郎艰难思想斗争过程的真实写照。这种奇迹并不局限于岛村三郎一人身上，与他一同被收容过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身上都发生过。被法庭审判的伪满洲国28名日本官吏的资料充分说明这一点。那么，这样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岛村三郎在回忆录中无所顾忌地剖析了自己，诚实地记叙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痛苦。”

“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审判并非与中国相同。岛村三郎在回忆录中还详细描写了在苏联被监禁5年的生活过程。中国的审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特有的。在对战犯们的审讯和审判过程中，始终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他们憎恶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但对战犯施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改造成为热爱和平的新人。所以，他们对罪行严厉，可对战犯个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照顾。他们采取许多教育战犯的方法，但始终把改造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改造绝不是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一种战犯自己通过学习、批判、自我批判过程改造思想。”“另外，这本回忆录通过岛村三郎亲身经历，真实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大地犯下的无数滔天罪行。当时，不仅岛村三郎，许多日本人都相信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所谓把中国百姓从军阀混战中解放出来、在中国土地上确立‘王道乐土’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谬论。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侵略战争、实施‘三光政策’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的财富。”

“只要读了这本回忆录，谁都会深深地忏悔过去。只有这种忏悔，日中两国人民的和平与友好才能打牢基础。”

16 藤田茂用经济学剖析战争

日本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原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煽动部下制造骚乱，以此来抗拒改造。

藤田茂出生于祖宗三代武士家庭，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教育，长大后成为天皇忠实的将领，是武士道精神继承者的活样板。

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顽固执行“三光政策”的刽子手，每到一地他都要烧杀掠夺，战争中他还使用了细菌武器和毒气。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武士道”者，最终还是被中国政府的政策感化了，踏上了诚实改造之路。

藤田茂性格刚直倔强。他反省过去罪行之后，斩钉截铁地与过去黑暗生活决裂，毫不动摇地走向新岸。他在军事法院被判18年徒刑。由于在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突出被提前6年于1957年释放。回国后，他被推举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一任会长，为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他被释放那年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但他不辞劳累从日本北端的北海道到最南边的九州进行全国巡回演讲，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与在日本国内正在抬头的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推进日中友好事业，他率团先后5次访问中国，拜会了周恩来总理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了他为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并向他赠送了一套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中山装。1980年，藤田茂离开人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把子女召到身边，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

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中国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我死了后，一定给我穿上那件中山装，这是最后的嘱托。”

藤田茂的前半生是战争狂的历史尽人皆知，而后半生却为和平运动奔走呼号一直到死，他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思想转化呢？

回国后，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做了许多演说，都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例如1977年7月7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纪念卢沟桥事变37周年举行的大会上，藤田茂演讲时说：

在山东省干尽了坏事的第59师团最后一任师团长就是我。那么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们日本战犯的呢？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这个问题。

1．战犯管理所中的生活

日本战败后的第5年，即1950年7月下旬我们从苏联乘火车被押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每天，起床、吃饭、休息时间都是固定的。上午学习，下午室外活动，晚餐后自由娱乐。学习不是强迫的，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我决定，为了不虚度时间，读过去未曾读过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同伴中有优秀的老师，所以我大概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日本经济发展历史。我懂得了所有社会都是以经济作为基础而发展的道理。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学习日本近代史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巨大的疑问。用经济学的眼光回过头来看小时学过的日本历史，不得不使人疑虑。对于满洲事变、日中事变等，我怎么思考也理解不透。满洲事变时，我任东京省教育军官，因而对事变是比较清楚的。当时说法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反击，引发了满洲事变。可是，从经济角度分析，这不成为事变的原因。事变发生前，田中向天皇呈上的奏章中写道：“日本的国防第一线是在中国的东北。因此，先占领东北而后征服中国是绝对必要的。”1927年，世界经济陷入空前的大萧条，日本经济也不例外。因此，日本侵略满洲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矛盾。满洲事变是因日本的侵略政策引起的。日中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事变也是有日本经济背景，当时日本企图用侵略手段发展国内经济。单纯从军事上讲，《日中条约》规定，日本为了保护旅中侨民，可在中国天津和北京各驻军一个大队。但到1937年初，驻天津和北京的两个日军大队扩充为全副武装的旅规模部队。日本人民谁也不知道这一事实。这个旅的一个中队于这一年的7月7日进行了夜间训练。训练是在当时中国军队中士气较高的宋哲元部队眼皮底下进行的。夜间训练本身就是不慎重的行为。说是日军反击中国军队，可是日中战争已经开战了。日军明文规定军事训练时不允许带实弹。日军立即实施反击，说明日军训练前已做好了作战准备。这怎么能说是正义的战争呢？把这场战争宣传美化成“圣战”的目的是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有计划地发动了侵华战争。通过学习经济学和日本近代史，我清楚地看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战争的性质。学习过程中，我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感到良心的谴责。经过多方面的学习，渐渐地省悟到我们的对华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特别是不得不叹服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宽大政策。因此，我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我15岁就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受崇拜天皇的军国主义教育。能够清除扎根于头脑的军国主义思想，绝对不是易事。学习后，听了管理所长的演讲，思想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心里有矛盾，思想上理不出头绪来。什么是主义？为了日本，为了国家是什么？为什么战争？由于总是考虑这些问题，后来我竟得了神经衰弱症。我吃不好，睡不着。看守班长为我费了不少心。他弄来安眠药给我吃，可我吃了药无济于事。一天，活动时间出外做体操时，我突然晕倒了。等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病床上。几天后，我恢复健康。此时，开始了对我们日本战犯的预审。

2．军事审判

预审前，已经在中国过了5年。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详细调查清楚我在中国犯下的罪状。在我指挥作战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百姓上诉了我的罪行。

“你认定居民上诉的事实吗？”预审官问我。

我只知当时作战情况，从来不过问杀了多少人，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报告。所以我回答道：“我不记得当时杀害了多少居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种情况发生，作为指挥官我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

1956年6月，开始了对我们的军事审判，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理。6月3日，我和其他同伴共8名日本战犯被押送到沈阳军事法庭。

审判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审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有我和其他师团长3人、旅团长2人、联队长1人、情报军官1人、军医1人，共计8名。第二次被判刑的人是伪满洲国官吏、警察、宪兵、特务和其他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8名。另外，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战犯也被判刑。

审判前，法庭向每人分发了起诉书日文本，并让我们有何疑问提出来。起诉书中列举了我任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期间犯下的7条罪状。罪状里没有涉及军事上的问题。最大的罪行是奴役和杀害百姓、破坏民居、掠夺家禽和粮食、强奸妇女和杀害战俘等。在此之前，我通过从日本邮寄的杂志已了解了其他国家军事法庭审判过程。波茨坦宣言第9条规定，严惩虐待俘虏者。因犯此罪被处死刑的日本官兵达1200余名。我任师团长时曾指挥过“秀岭作战”，起诉书提到了这件事。我指挥的这次作战中，杀害了战俘86人。这一条罪状，足可以处我死刑。因此，对判死刑，我早有心理准备。

6月9日，开始了法庭宣判。阶梯形的法官席上审判长坐在最高席位，两边是审判员，最下边右侧是检察官，左侧是辩护律师，右侧后边坐的是证人，我们8名战犯面对法官站在中央。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整整念了一上午。

下午，法庭对第1号被告罪行证人做证。证人的证言，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们那愤恨的眼神和列举的证言，仿佛像一把利剑刺痛了被告的心。所有证人，异口同声要求法庭判处我死刑。在这里，我想说一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名证人。事情是在我担任联队长时发生的。我们接到共军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的情报。师团部下达了“立即歼灭或生俘”的命令，我接到命令后带领部队向上段村进发。拂晓时我们与55名共军交战，天亮时分结束了战斗。我认为共军还藏匿在村子里，所以下令扫荡全村。我当时位于村东头，我看到村子里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我想部下可能正在搜查，没有更多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起诉书上记载，当时，日军用刺刀刺死男女老少140余人，后将死人扔进水井里，还杀害了12‘名俘虏，烧光100余户民居。这天，站在证人席上作证的是一位62岁的老太太。在那次灾难中，她一家人全部被残害，她自己侥幸活下来了。老太太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气愤得痛哭流涕。我见过许多人们的喜怒哀乐。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太婆那样可怕的脸色，那是一种愤怒、仇恨、悲哀的心理凝聚后暴发的表情。老太太与一般证人不同，她多次试图冲向我，但都被法警搀扶着回到证人席上。我实在支撑不住了，我很难过，很痛苦，仿佛心肺都被掏出来似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我恨不得钻到地底下。我真的希望充满怨恨的老太太把我打翻在地，咬死我。我便支撑着。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位老太婆充满愤怒、仇恨、泪水的脸。这天，我整整站立半天，听了26名证人的证词发言。时间过得那么慢，真难形容。我意识到，这次必将被判处死刑。是的，听了证人的证词后，我自己也认为应该受到死刑惩罚。“被告，你对今天的证词有何想法？”审判长问。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辩护。因此，我说出了心里想的话：“完全符合事实，很对不起。”

法庭审判经过10天审理结束了。6月19日，法庭开庭宣判。我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这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18年刑期，包括日本投降后在苏联被关押的5年和引渡到中国的6年，共11年刑期。因而，7年之后，我可以回国了。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你对今天的宣判有何意见？”审判长问。“我对这意外的宽大处理表示谢意。在座的26名证人都要求判处我死刑，但这样轻地惩罚我，证人们会同意吗？”这是我由衷的话语。宣判结束后，辩护律师来到我的房间。他对我说：“藤田茂先生，今天的表现十分诚实，我对你站在人民的立场表示满意。”因为我充分理解证人们的心情，真正反省，感谢宣判结果，辩护律师也高兴了。这次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最高徒刑是刑期20年，最低是13年。

3．中国的宽大政策

我被判刑两个月后，看守班长来找我，要我赶紧理发。“还没有到理发的时候”说完我还是去剪了头。理完头发后，我被引到一间屋里。当我开门后惊呆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妻子坐在房里。我觉得这一切太突然了，妻子也激动不已，她站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从日本远道到抚顺探监的妻子，以为让她先呆在房里等着探监。她估计探监时按常规隔着铁窗在看守的监视下进行15分钟的会面。所以，她在房里等着看守叫她进监狱会面。可是，我突如其来开门进了屋。看守看我俩站着，他说：“二位慢慢谈吧！”说完他出去了。妻子被眼前的这般优待不知所措。她是听了可以探监的消息后，立即启程来中国的。她已做好心理准备，预料战争罪犯的妻子踏入中国大地一定会挨打挨骂。但进入中国后，受到礼遇，还安排她游览各地名胜。对此，日本人是不可能会想象的。她对中国的热情接待和关照非常感激。上次访问中国之后回来的一位朋友这样对我讲：“中国人都说‘忘记过去战争的事，要着眼未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幸福、和平和友好而努力’。中国人民真不愧为大国人民。他们不再追究受日本侵略的损失……”我听了之后，对他的无知感到可悲。被日本恶魔杀害父母兄弟姐妹的事情怎能忘记呢？祖宗传下来的房屋被烧毁的事又怎能忘怀呢？“忘记过去吧！”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中国人民真实的善意和内心的痛苦。

前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到平顶山访间。1966年访问这里时没有纪念馆，这次再访这里在山脚下建了较大规模的纪念馆。进入纪念馆，眼前是许多遗骸。据解说员讲，这些遗骸全都是从山脚下挖出来的。其中有母亲抱着婴儿的遗骸。死难者的遗骸堆积的像一座小山。

平顶山事件是日军制造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日军以抗日游击队进入平顶山村为由，把全村3000余名百姓赶到一起，而后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杀，最后浇上汽油焚烧尸体埋掉。平顶山村为死难者立的碑文写道：“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苦。”侵略战争的痛苦是绝对忘不了的。这个纪念馆成为教育后代而牢记历史的见证。我曾在广州参加过宴会。宴会上，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祝酒时说：“我的故乡是河北省。那个地方家家户户都有人被日本人杀害的亲属。我很久不能接受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党和政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使我们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对待。”从中国的东北到海南岛，只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魔爪伸到哪里，那里就留下了中国人民的血泪。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些，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是抹不掉的。只有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本质，从思想上憎恶和反对战争，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关于“忘记过去，为日中友好努力”的心情。只有反省过去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才能巩固日中友好的基础。

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我们，他对我说：“这次中日两国建交是值得庆贺的喜事。这是两个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总理在文件上署名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相互加深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增进信任，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和睦相处。要达到这样关系，还需要时间，为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吧！”

我认为，周恩来总理的话是代表了中国人民今天的心情。我将为反对侵略战争、谴责军国主义和推进日中友好，继续努力奋斗，并时刻准备献出我这老夫之躯。”

藤田茂于1971年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友好访华团来到抚顺，在抚顺平顶山“遗骨馆”前忏悔地说：“我们此次蒙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再次来到你们伟大的祖国参观访问。对于贵国政府如此深情厚谊的宽大关怀，我们和我们的家属、亲友以及许多同胞，莫不喜悦满怀、表示感谢。

现在，当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追念诸位烈士的时候，面对着各位英烈烈士遗属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的心情绞得我们肝肠俱裂。

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啊！每当忆念至此，这对于很多人成为力量的源泉，鼓舞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时机，从各个岗位上行动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持久和平！呼吁日中友好！”

17 让罪犯到犯罪的地方去

1956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由北京、太原、济南、内蒙古、抚顺等5个战犯管理所所长、副所长参加的会议。我作为代理副所长与孙明斋所长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安部第一局局长凌云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中国改造罪犯实行监狱劳改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社会教育包括让罪犯会晤亲戚朋友或通信，或者发动干部和群众揭发罪犯的罪行。对于战犯来说，接受社会参观教育是一种新的受教育的方式。周恩来总理在指示中谈及了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内容、方法、路途安全等具体事项。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是改造战犯工作的创举，打破了自古以来监狱与外界社会生活隔绝的惯例。特别是让那些不同寻常的战犯们走出牢门，到社会生活中与人民大众接触，这是古今中外也绝无仅有的事情。

从北京回到抚顺之后，我们向全体战犯宣布了中央关于让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开始，战犯们半信半疑，后来看到管理所正在做社会参观的各项准备工作再不怀疑。大部分战犯把进行社会参观看作是被释放的征兆。但也有少数战犯担心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着走街串巷在人格上受到侮辱，更怕被受害人报复。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社会参观活动具有职业兴趣，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事实，让战犯们认识用语言无法启迪的思想意识。大多数战犯，尤其是日本战犯们对建国以来中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无所知，他们还认为中国仍然是“东亚病夫”。当时，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报纸和广播每天都在报道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但是，日本战犯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真的像报纸和广播宣传的那样快吗？”“中国有工业吗？豆腐房很多，可工厂没有几座！”

日本战犯们的这种偏见，只能通过直观的教育才能扭转过来。另外，让他们亲自回到当年他们犯下罪行的地方，这对他们的思想转变都会起到促进作用。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将管理所内1000余名战犯编成3个参观大队。

自2月8日开始，战犯们的社会参观活动分别展开了。

战犯们乘坐洁净的卧铺车外出，而且对他们解除了警戒和监视措施，没有军警，也没有监狱看守跟踪他们，只有管教人员带队。他们在火车上享受与其他乘客相同的待遇，个个显得兴奋。他们认为被释放的日子快要到了。

日本战犯们先后参观了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武汉、上海、南京、北京等11座城市和附近农村。上述地方对这些战犯们来讲是再熟悉不过了。有些战犯因为在这些城市长期驻防过，对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相当熟悉。通过参观访问，日本战犯们对解放以来中国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赞不绝口。他们看到的是热气腾腾的工厂、丰收喜悦的农村、生气勃勃的学校、繁华热闹的大街、充满自信的百姓。所见所闻，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真实地体会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生动现实和美好未来。

特别是鞍钢的修复和生产的发展，让每一位日本战犯都感叹不已。原来鞍钢是日本人建的，称为“昭和制钢所”。日本人把这所“制钢所”看作是东北工业的中轴。日本即将战败时，他们炸毁了钢厂大部分设备，他们叫嚣：“今后中国人在这一片废墟上只能种植高粱”。日本战犯们认为，鞍钢要恢复生产，至少需要20年。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工人阶级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并把旧钢厂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大型钢铁企业。

在伪满洲国时期，主管钢铁生产并多次来过鞍山的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参观新鞍钢后惊叹地说：“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当他看到，新中国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鞍钢，厂房较前更宏伟壮观、设备更现代化、产量剧增的巨大成就后说；“真是飞跃，中国的工业化速度要比报刊上宣传快得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日本战犯们在沈阳参观了多家企业后，又参观了郊区农村。日伪时期担任过间岛省（日本占领时期延边地区）省长的歧部与平及其他10余名高级战犯看了大青村农业社时访问了一家农户，家里人都去田里劳动去了，屋里只剩下一个老太太。歧部详细地查看了这所极普通的三间瓦房后和老太太攀谈起来：

他问：“老人家，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很好。”说完老人脸上充满了幸福的微笑，她还详细地叙说了全家人劳动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

“老人家，毛主席号召消灭文盲之后，你们这个村情况怎么样？”歧部与平又询问。

“我这个老太太也能读上一段报纸，年轻人现在没有文盲了。”

“满洲国时期是怎么生活的？”有人突然提问。老人沉默地回忆了片刻，她的表情是痛苦的。

她说：“怎么生活呢？勉强维持了生命。因为缴税粮，农民拼死拼活种地也填不饱肚子，那个社会，只要农民吃大米就被认定是经济犯被抓走，谁谈论国事就被带上思想犯的罪名被捕入狱，那是吃人的社会！”

“老人家，过去你们老百姓受苦受难都是因为我们做的坏事。我们是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战犯，真对不起。”

歧部与平道出了自己的身份。老太太非常感到意外，她仔细地端详着他，平静地说：“我们反对的是侵略别国的军国主义，不是某一两个个人。诚实地坦白，会得到宽大处理，改造好了，老百姓是会原谅的。”

老人脸上那深刻的皱纹说明了中国百姓饱经风霜的苦难过去，而她那富有哲理的表述又说明了中国百姓宽大的胸怀。听了老太太的话之后，日本战犯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歧部与平在老太太面前跪下谢罪，其他战犯们也接着下跪谢罪。老太太站起来一个一个把日本战犯扶起来了。

日本战犯们参观的城市和农村，当年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得破败不堪同时又是洒满烈士鲜血的地方。日本战犯们每到一地，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犯罪的踪迹。

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日本战犯在工厂内一个房屋前站住了。他们发现了日本关东军细菌武器工厂痕迹。当时用于在活人身上试验细菌武器后把人火化的炉子还立在原地。中国政府在此地建汽车厂时，为了教育后代，保留下来了这万恶的炼人炉。

统称为石井部队的第731细菌部队，本部在哈尔滨市南郊平房。本部周围是高墙铁丝网，戒备森严，占地4平方公里。在这里，从30年代到光复前夕，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人体试验。在“细菌工厂”有职员3000多人，他们用各种手段每天生产大量的细菌生物武器，其中包括带毒虱子、霍乱菌、伤寒菌等。

“细菌工厂”内设有能容纳500人的监狱。这里监禁的是被捕的抗日爱国志士，还有被无辜抓进来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他们被称为“丸太”（原木），没有人格待遇，完全是试验用的“生物体”。

为了试验细菌武器，日军先给“原木”注射，还把细菌放入食物内食之，然后根据不同的反应采取“标本”，最后是进行人体解剖，验证细菌的作用。一些“原木”全裸地被放进充满细菌的铁箱里，看在什么温度条件下更容易感染病菌，什么条件下死去。甚至把人绑在柱子上，然后用细菌弹枪杀。这种试验在伪满洲医科大学和长春细菌武器工厂也如法炮制。据初步统计，被当作“原木”试验杀害的人，每年都达到600人左右。

苏军快要攻入哈尔滨时，日军731细菌部队为了消除任何证据，把活着的“原木”全部杀害了，销毁了所有设备和文书，炸毁了细菌工厂内主要建筑物。光复后，由于细菌工厂内带毒的跳虱泛滥，附近农村许多人受害，政府虽然动员了医务专家前往解救，但由于毒性发作，仅仅几天就有142人死于非命。

参观的当天，原第731细菌部队第162支队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少佐，应其他战犯们的要求，向他们讲述了日军建立细菌部队、细菌工厂、用活人试验等灭绝人性的罪行。讲完后，他跪在“炼人炉”旁痛哭流涕，向死去的中国人谢罪。

光复后，哈尔滨新建了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该馆所展示的实物集中揭露了日本侵略罪行。日本战犯们在抗日烈士遗像前低头认罪。这些烈士中，赵一曼是许多日本战犯都晓知的抗日女英雄。这位女战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联队政委，她于1935年在黑龙江省尚志地区与日军作战中身负重伤被捕的，后送到伪满洲国医院第7号病房监禁。她的不屈不挠的爱国心感动了许多医院里的人，她在医护人员和看守的帮助下逃出了医院，但后来被日军骑兵追上，再次被捕后不久被杀害。日本战犯中有几个人曾参与了追捕赵一曼和杀害她的过程。他们在赵一曼遗像前反省自己的罪行。

日本战犯们走访了长江南北广阔的新中国大地，他们每到一处都深刻认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行。有些地方因当年日军实施“三光政策”，迄今还是“无人之地”。

到了南京车站，日本战犯们站在广场上向这座城市死难的人默哀。当时，日军侵占南京时，杀害了30多万市民，美丽的南京城变成了遍地尸体的血海。

日本战犯们参观了抚顺露天煤矿后，进一步认清了过去在这里所犯下的滔天罪孽。

抚顺露天煤矿是黑暗的东北大地中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在这里，那些矿工受到牛马不如的待遇，抚顺露天煤矿东4公里处有一个平顶山村。这个村生活着800余户矿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这个村屠杀了3000余人，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屠杀平民事件。在3000多名死难者尸体下，有一个未死的儿童，她就是后来露天矿幼儿园园长方素荣。当时，她身上受了8处伤，但在一个矿工的帮助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她在舅舅家成长，她是平顶山村活下来的幸存者之一。

日本战犯们参观了平顶山万人坑后，要求会见方素荣女士。工作人员前去联系，结果幼儿园的职工全体反对，也没有通知方素荣本人。职工们认为，如果让方素荣院长见日本战犯，必将对她带来巨大的冲击，精神上将受到无形的打击。后来，工作人员又反复找了几次，说明了情况，讲了这次会见的政治意义后，方素荣女士也知道了情况，并提出要面见日本战犯，并用自己的经历讲述当时的真相。她的要求实现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是：

那是1933年中秋节的晚上。南满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军，打死了杨伯堡采煤区采煤所长渡边宽一和10余名日军守兵，并放火烧了日本人仓库。第二天下午，为了报复，日军守备队包围了平顶山村，挨家挨户搜查，把全村男女老少3000余名村民赶到平顶山山脚下，汽车上还架着6挺机枪。开始日军笑着讲，要给村民们照相。孩子们听了高兴，但大人们觉得事情不对头。

“你们的村子里藏着抗日游击队，不交出来要全部杀掉！”日军守备队长气恼地嚎叫。

但是，直到天色已黑也没有人开口。守备队长从人群中拽出几个人打骂，但仍没有人开口。

“你们全是抗日游击队的同伙！”

守备队长叫嚣着，他下令开枪射击。6挺机枪一齐向人群扫射，瞬间，血流成河，山脚下尸体成堆，3000余人全部倒下了。豺狼一般的日军机枪扫射后，用脚踢翻尸体，然后看到还有活气的就用枪刺补杀。他们看见那些在血泊中挣扎的幼儿，喊着“匪徒小息子也不能留！”，便用刺刀捅死。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又把村庄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把死者全部埋在山脚下的一个大坑中。

“对于我个人来讲，今天用刺刀杀死你们也解不了心中的仇恨。但我相信我国政府的政策，我不想讲我个人的仇恨。”方素荣女士哽咽着说完，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日本战犯。数百名日本战犯全部愧疚地低下了头。

参加过平顶山大屠杀的日本战犯江见俊男，跪在方素荣女士面前，请求她杀死自己。

他说：“我知道我犯下的罪行，我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

社会参观的最后一项是参观北京。日本战犯们在参观了这个古都后，进一步确信了中国6亿人民的力量。当年，200万人口的北京有60万日军，那时北京是日军的天下。如今人民掌握了政权，北京成为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战犯丸谷忠三激动地说：“我虽然是效忠天皇的人，但东京一次也没有去过。在中国犯罪的罪人，能够逛中国的京城，我无比地感动。中国是伟大的国家，还有团结的6亿人民，这种力量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抚顺多次煽动骚乱的战犯鹿毛繁太谈这次社会参观体会时说：“广阔的中国大地，到处都流下了被我们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们的鲜血，当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我痛切地反省自己的罪行，更加憎恨帝国主义。”

18 末代皇帝从头越

第1监舍收容了伪满洲国战犯61人。其中第3号牢房第981号战犯是特殊的战犯，他就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开始，我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日本战犯，因而对溥仪接触不多。但后来由于每次研究工作时溥仪总是成为谈论的话题，这样我也开始注意上他了。

溥仪是恐惧心理特别强的人。来到抚顺之后，他常常失眠，后来竟发展成为失眠症。有时门窗发出响声，他都误为荷枪实弹的军警进入牢房要抓走他，吓得发抖。

过些日子后，他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一天，溥仪住的3号牢房有人高声说话。我感到好奇，往里看了一眼。原来，牢房里的人正在围着一张报纸谈论。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是如何培养建设人材的新闻。

“搞经济建设，肯定需要人材。”

“也许给我们一条生路，或者用我们！”

伪满洲国的战犯们对报纸上的新闻发表各自的看法。但溥仪不介入他们的谈话，他背过身坐着。他完全自暴自弃了。

要改造一个战犯，就必须结合他的历史、生长的社会环境、家庭条件以及本人的个性。对溥仪也不例外，也得结合他的历史和身世进行改造。

溥仪于1906年在北京醇王府出生。其祖父奕囗是道光皇帝的第7个儿子，被封为郡王，后升为亲王，死后称为醇贤亲王。溥仪的父亲载澧是奕囗的第5个儿子。老大、老三、老四早年去世，老二载湉被姨母慈德太后推举为皇帝，也就是光绪皇帝。祖父去世后，溥仪的父亲继承王位。溥仪成为醇贤亲王的第二世长孙。但后来，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于1908年11月突然宣布，年仅3岁的溥仪为新的皇帝。

为了夺取权力连自己亲生儿子都可以舍弃的慈禧太后之所以选定溥仪继任皇位是有原因的。

清朝第七代皇帝咸丰皇帝执政时，慈禧太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后因受咸丰帝恩宠升为贵妃。后又为咸丰帝生了儿子载淳，载淳登基成为皇帝之后，慈禧被封为太后，又称为西太后。此时正是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耻辱的卖国条约的时期。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咸丰帝逃离北京，率众臣到达承德行宫。不久，咸丰帝驾崩，年仅6岁的皇太子继位。这时，在承德的3名御前大臣和5名军机大臣掌握朝廷权力，发号施令。西太后以自己的名义和东太后的名义写密信给也仗着外国势力正在北京形成新派系的恭亲王，并面见密谈后，将3名御前大臣和5名军机大臣逮捕砍头，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政变成功，慈禧以西太后和东太后联手治国为名将载淳皇帝年号改为同治。但是，西太后是权欲熏心唯我独尊的女人。她逐渐排斥了东太后，最后谋害了东太后。从同治到光绪两代皇帝的47年间，慈禧摄政，实行独裁统治。

在这一期间，北洋军阀袁世凯和庆郡王奕劻与西太后关系密切。汉族出身的袁世凯起初在满族主宰的朝廷中当了一个小官。极具投机能力的袁世凯认为，为了出人头地必须讨好西太后。为此，他给受西太后恩宠的庆郡王奕劻送了许多金银财宝。贪得无厌的庆郡王奕劻又将财宝献给西太后，以表忠诚。西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重用袁世凯和庆郡王奕劻。袁世凯被封为直隶总督和外务部常署，奕劻升为亲王，并负责对外事务，其子载振担任商业常署。结果，袁世凯逐渐成为大军阀，奕劻靠外国势力也横行霸道。几年前开始，西太后就把这两人视为心腹之患，并等待机会予以处置。西太后过了74岁寿辰不久卧床不起，光绪帝也突然患病，整个朝廷乱作一团。病榻上的西太后得到了袁世凯欲推举奕劻儿子载振为皇帝的情报，使她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袁世凯推举的载振继承皇位，那爱新觉罗王朝家族就要灭亡，西太后也会归天。为此，西太后抢先下手，她派奕劻到东陵工地视察工事，将驻守北京的袁世凯武装段祺瑞部调离京城，命令军事部常署铁良率领的部队进驻北京守卫。然后，急忙选定溥仪为皇太子，其父载沣为摄政王。

溥仪入宫第二天光绪帝驾崩，第四天西太后去世。结束葬礼后，溥仪登基成为清朝第十代皇帝，即末代皇帝。西太后认为选定溥仪就能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特别是与袁世凯不共戴天的光绪帝的亲弟弟出任摄政王，更有把握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但是，溥仪即位后第三年才第一次见到摄政王的面。光绪帝临终前写下了“处死袁世凯”的诏书，并交给摄政王载沣。摄政王载沣为报兄仇多次想杀死袁世凯，但由于力不从心，不得不躲起来。从此，爱新觉罗王朝开始崩溃，中国内战不断，陷入了大混乱局面。1911年，反对君主体制的孙中山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优待皇室8项条件”，强烈要求废除帝制。清朝皇室被迫接受8项条件，溥仪即位3年后退位。5年后的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攻占北京，并宣布恢复帝制，溥仪再次即位称帝。但张勋战败后的第12天，溥仪又退位。1924年，溥仪被赶出北京的紫禁城。他不得不在北京和天津寻找复位的机会。恰逢日本军阀欲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日本人了解到溥仪正想做皇帝梦之后积极预谋。1932年，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成为伪满洲国的“领导人”，1934年他正式登基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满洲国皇帝”。但是，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他不过是一个身在“帝宫”的傀儡皇帝，许多事情是日本人说了算。随着日本战败他也被捕获送至寒冷的西伯利亚监禁了5年。总而言之，溥仪的前半生与当时风雨飘摇的国家一样，充满了痛苦和灾难。

但是，溥仪的生活还是豪华奢侈的，这种生活是从小就养成的。溥仪入主紫禁城当上了皇帝，虽然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亲情，但他受到了那些恭顺的宦官们的侍奉。慈禧太后执政时宫廷里有1000余名宦官，但后来因财政拮据，溥仪登基后只留下包括少年在内的200余名宦官。这些宦官从早到晚都要服侍年幼的溥仪，每天起床后给溥仪穿衣服、洗漱，还要陪他玩耍，甚至解手后给擦屁股。只要溥仪说饿了，无论在何地都要摆桌吃饭。溥仪只要出门上外边玩就必须有一帮宦官列队侍奉。溥仪坐的轿子旁总是跟着两名宦官听候吩咐。溥仪下轿走路时，有两个宦官要撑着巨大的丝绸伞给他遮阳，前后还有数十名护卫人员跟着。

从小娇生惯养的溥仪长大后就连扣子也不会扣、鞋带也不会系，在生活中他一无所知。因此对他的教育改造，首先要帮助他养成生活自理自立能力。

为了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溥仪到抚顺监狱的20天之后，管理所有意识地把溥仪和家属分开。溥仪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穿衣服、洗衣服和起居。后来他表示实在坚持不下了，管理所允许他和家属住在一起，但数月后又让他们分开生活了。

中央领导和外国客人经常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因溥仪穿衣服特别不注意整洁，管理所只好特地给他准备了一套会客时穿的衣服。每次要会客时，3号监房的8名战犯都要一起忙碌。有时找到帽子又找不到鞋。

溥仪和其他战犯一样，对管理所的伙食比较满意。他胃口不错，吃得较多。而且他还贪食，只要喜欢吃的，他非要吃很饱不可。有几次因为吃的过量身体不舒服，深更半夜还叫医生看过病。为此，3号监房其他犯人们都有些恼恨他。在管教人员多次劝说和经过几次痛苦之后，溥仪改变了贪吃的习惯。

说起对溥仪的改造，确实不那么容易，经过初步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立能力大有长进，可是还不是那么熟练，动作总是迟缓。早晨起床洗脸用的时间相当长，有时开饭了，他还没有洗漱完毕。一天，他刷牙后忘记关水，水从盥洗盆往外溢，弄得满地都是水，而这时溥仪不是先关闭水龙头，而是拿起扫帚往外扫水，结果水还是照样往外流，他的衣服也全湿了。最后，有人发现帮他关掉水龙头才解决问题。

溥仪虽然对生活上的事情反应迟钝，但他对洗澡是绝对敏感的。只要澡堂开门，第一个进入的往往是溥仪。那时澡堂没有淋浴，而是大池子。每次，溥仪发现有人先于他进入大池子，他就不洗澡。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与他人一起用一个池子。

进出房间时，溥仪总是站在别人后边，等别人开门进去后，他跟着进屋。有时碰到没有人时，他用纸包住门柄再开门进入，他认为门柄是最脏的，尽量不去抓它。有一次，管理所组织打苍蝇周活动，并下达了消灭苍蝇的数量。战犯们为了完成任务，几乎苍蝇拍不离手。溥仪也遵命拿起了苍蝇拍子，但他不打苍蝇。一次别的战犯未拍死的苍蝇飞到溥仪头上乱转，溥仪没有打死它，而是打开窗户把苍蝇赶出屋外了。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罪过”。

溥仪经过清王朝崩溃的历史巨流的洗涤和充当所谓“满洲国皇帝”之后，他的性格变化很大，怪僻、暴戾，成了一个疑心和委屈心并重的人。

一国之君应该是尊贵的，但溥仪在长相平平、留着小胡子的吉冈安直面前如同摆设一样没有地位。

“皇军就是陛下的父亲”。掌握伪满洲国实权的吉冈安直见到溥仪有时就这样妄言，说完他还盯着溥仪看着他的表情。

“是的，知道是这么回事。”溥仪为了讨好吉冈安直边回答边躬着腰。

“哈，哈……”吉冈安直得意忘形地仰头大笑。

溥仪被吉冈安直专横傲慢肺都要气炸了。由于经常受到日本人的这种侮辱他非常恼火，而且常常拿手下人发泄心中之愤。他发脾气时，身边的人吓得都想钻到地铺下躲起来。特别是溥仪打侍从时非常凶狠、不顾死活，那种所谓“不杀生”一说纯系伪装自己。

由于种种原因，3号监房的犯人都对溥仪没有好感。有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攻击溥仪。

“你敢违抗政府的命令，不打苍蝇，这是什么态度？”

“每次都要第一个冲进澡堂池子，这是什么思想？”

溥仪被同室的犯人们集中地批判后，非常慌张，他不得不坦白检讨自己。

他说：“你们的批判是没有错的。但我也有改造好的地方，比如现在已经不首先冲入澡池子了，也改掉了用纸包抓门柄的习惯，不打死苍蝇是我的错，我一定改。”

这是溥仪来到抚顺之后进行的第一次反省，也是他一生中首次反省自己。

这天生活会上，担任溥仪管教的管教员表扬了溥仪反省的态度。受到众人的批判之后，反而受到管教的表扬，使溥仪由衷的高兴。此后，他能自觉地打苍蝇和完成任务指标。

管理所经常开展宣传政策和讲解时事的报告会。战犯们的情绪稳定之后，理论学习开展得也比较系统。大家集中学习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每次学习理论都要座谈，谈心得体会。许多犯人为了表示改造的觉悟，争先恐后地发言。但溥仪很少开口，有时发言也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他主要是热衷于记笔记。报纸上的社论或新闻以及别人的发言，他都记在笔记本上。管理所发的笔记本他领的最多。

溥仪并不是不善宣泄，也不是没有主见。他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认为话讲多了，必然要讲到自己的过去，这样将对未来判决不会有好处。实际上理论学习注重谈认识，并不要求犯人坦白自己的罪行。另一个原因是“自尊”，他认为随便谈认识，一旦说错了，成为别人的笑柄，将损害自己的“自尊”。由于他的上述做法和认识，受到其他战犯们的批评。

溥仪在长期的帝王生活中形成的“唯我独尊”的思想，受到多次冲击后，逐渐地有了变化。管理所为了保证战犯们的健康，让他们干一些轻体力劳动。长期在监舍生活的战犯们，对安排劳动格外积极。有一天，在劳动时溥仪和伪满洲国军队医院院长宪钧争吵起来。当时给战犯们安排的任务是为哈尔滨市一家铅笔厂做纸包装盒，就是把用机器压好的纸板叠好，糊上浆糊，做成纸箱。这个活小学生也会干，但对溥仪来说难度太大了。他费了很大劲总是叠不好，纸箱四个角不整齐。

“这也是纸箱吗？怎么好往里放铅笔？”宪钧看到溥仪的“杰作”后大声问他。其他战犯们看到溥仪的“杰作”都哈哈大笑。溥仪气得把自己的“杰作”拿过来扔进垃圾箱里。因此，他俩发生了口角。

宪钧不是劳动组长，也不是学习小组组长。那为什么他管别人的事呢？溥仪又为何因这点小事与他争吵呢？

管理所进行的理论学习渐渐地与坦白罪行结合起来，一些思想活跃的战犯们为了表现自己“改造的进步”，总想找机会表现自己，所以宪钧批评溥仪也带有这种色彩。这个医生出身的宪钧在日本医校学成回国后一直充当军医。他的一家都是亲日派，他自己又犯下许多罪行，因而他不敢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他认为溥仪是最大的战犯，说他几句他也不敢反驳的。

对于溥仪来说，他有他的想法。在苏联收容所里，宪钧还每天早晨来自己面前弯腰说声“圣上龙体安宁吗？”。怎么世道变了，这才几天就对我放肆起来？他一气之下同他争吵。

看到他俩发生口角，管教人员上前制止地说：“对于错误可以相互指出，并进行批评。但提意见的人必须心存善良，被批评的人也要心胸宽广。如果宪钧真心帮助就不应该带有讽刺，而是友好地教溥仪怎么干活。如果溥仪放下自尊，想得宽一些，就是言语难听也要虚心接受。这样双方才不致于伤感情，活儿也可以干得好。”

管教人员的话非常亲切，充满哲理，而且针对性强。宪钧听到“真心”二字后，心里不是滋味，而溥仪听到“放下自尊”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在年轻的管教员面前，宪钧和溥仪俩人双双脸面绯红。

19 毓囗的纸条：溥仪交出468件珍宝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战犯管理所临时迁移到哈尔滨，溥仪再次与家人分别。自此，溥仪结束了着衣穿鞋都有人服侍的皇帝生活，一切事情都由自己照顾自己，这对他来讲不啻于是一个莫大的人生转折。

每天早晨，溥仪起床穿衣时，要急急忙忙去卫生间，值班战犯提醒他应先整理好被褥和床；当他整理好床铺和洗漱完毕时，别的战犯已经吃完了早餐。年近50岁的溥仪仿佛是一位刚刚入托的幼童，他总比别人差半拍。

因为溥仪对生活常识性的知识懂得甚少，也成了其他战犯们笑谈的对象。

一天，战犯们在操场围着一圈玩一种游戏，他们围成一个大圈，中间一人被蒙住双眼摸周围人的手，猜中谁谁就得站到里头受罚。待转到溥仪来猜时，有个战犯是脱下鞋让溥仪摸。溥仪弯着腰摸了许久也猜不出，逗得其他战犯们捧腹大笑。

溥仪就这样常被其他战犯们戏弄，如果就此认为他是个笨拙的人就错了。与他呆滞的外貌不同，他是个很精明的人，脑子里鬼点子多得很。

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管教人员发现几天来溥仪频繁出入卫生间。这座监狱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建立的，卫生间就在牢房房间里。一天，管教人员发现溥仪在卫生间时间很长，便进去问他是否拉肚子，而他只是冷笑不说话。后来了解到，这几天因为一些事，与溥仪住在一个监舍的战犯们不理睬他。溥仪考虑不能明吵，就采取了频频上厕所向监舍放臭气的手段报复大家。由于监狱年久失修，下水道经常堵塞，每当堵塞只要打开坐便器盖子，满监舍就臭气熏天。溥仪就是假装拉肚子的情形，每小时去两三次厕所放臭味，战犯们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又无可奈何。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手下做所谓“满洲国皇帝”，时时刻刻都要看着日本人的眼神做事，天长日久，他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到后来演变成一种个性。他被捕后很少讲话，总是端坐着念佛，但他有他的计谋。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前几天，他把家眷召集在一块，秘密地达成了攻守同盟，到抚顺后他背地里仍在控制着家眷。

溥仪领着的家眷有他的岳父荣源、弟弟爱新觉罗·溥杰、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囗、毓嵣、毓嶦，以及侍从李国雄和御医黄子正。他们这些人深受三纲五常封建道德影响，对溥仪非常恭敬和崇拜，就是在监舍里，他们还毕恭毕敬地称溥仪为“圣上”或“陛下”，而且为他铺被、打洗脸水，甚至给洗脚。而溥仪对他们相当严厉，保持过去那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好像是把新京（长春）的帝宫搬迁到抚顺似的。

管理所对战犯们的学习改造由抽象问题逐渐进入具体问题、由理论渐入实际，步步深化，并开始触及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有些战犯们便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一些人动手写自传了。但溥仪一如既往，他想只要家眷闭口不谈，谁能知道过去那与世隔绝的帝宫秘闻。因此，他总是装做一个善良清白的人。

溥仪和家眷们看到别的战犯都在提笔写传，不得不跟着写，但溥仪写的是“含冤的历史”，他的家眷们则写了歌颂溥仪“德性”的传记，他们把溥仪描写成连昆虫生命都珍惜的“圣人”，是一位日本帝国主义的“被害者”，甚至宣称是一位“爱国者”。

溥仪在自传中详细叙述了他被日本人“绑架”到满洲的过程和日本关东军犯下的罪行，而后在末尾写了这样的话：

“当我看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又不能救他们时，我的心流下了血泪。我每天都期待着中国军队打过来，希望早日变天，祈祷着东北及早得救。这个愿望是在1945年变为现实。”

实际上溥仪并不是被日本人“绑架”到东北的。当时，他为了复辟清王朝，与日本的政界和军方多次接触。起初，他希望在满洲建立君主制国家，但日本人未同意。经过多次交涉，溥仪成了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共和制的“满洲国执政者”，两年后他才登上皇帝宝座。他在扮演伪满洲国皇帝的10余年间，靠出卖国家实现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溥仪在自传中把自己过去卖国的历史歪曲为“爱国的历史”，并且要求家眷们牢记他的“爱国历史”，将来要做“历史的证人”。因此，他的家眷们写的自传几乎看不到溥仪罪行，都是赞颂溢美之词。

溥仪家眷们只知道对溥仪的忠诚，有时这种所谓忠诚反而使溥仪难堪。

事情发生在溥仪与家眷再次分别之后。一天，溥仪正在庭院中散步，他的侄儿毓囗急匆匆地跟过来报喜地说：“叔叔，李国雄真是一片丹心，他昨天在与管理所科长谈话时说了许多叔父的好话。他说，在帝宫时，叔叔从来不打骂手下人，在旅顺时整天都关着门，不见日本人，还有……”

“他，他真笨，旅顺的事没有问，为什么主动说出来了！你回去告诉李国雄，关于旅顺和天津时的事情再也不要说出来，如果谁问，就说不知道。”

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打交道多年，后来在出任所谓“满洲国执政者”之前到了旅顺，住在旅顺大和旅馆达3个月之久，期间他与日本关东军要员密商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一些细节，如物色各大臣等。整个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实际上，溥仪秘密离开天津后，报纸登消息说溥仪失踪，当时外界谁也不晓得溥仪在旅顺住了3个月，而且与日本人勾结出卖东北。谁也未曾想，溥仪的侍从李国雄在与管理所科长谈话时把这一段历史说出来了。

溥仪的家眷与他分开住之后，也时常过来给溥仪打洗脸水、洗衣服、刷碗等。其中李国雄和溥仪的3个侄儿是最常过来帮忙的人，特别是毓囗最忠实于溥仪。

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时认定自己一定会被处死，为防万一，他已内定由侄儿毓囗继承他的“帝位”，并完成未来恢复清王朝的“大业”。毓囗是清王朝惇亲王的子孙。他的祖父兄弟3人，庚子年西太后逮捕并杀害8名大臣发动政变时，这3人受牵连，全部被罢免，从此家道败落，毓囗从小就生活困难。后来，溥仪怜悯他，把他接到新京帝宫，让他与其他家境困难的宗亲子弟学习。溥仪视为“内定学生”的几位侄儿之中，毓囗天资并不好，但由于他为人诚实，甚得溥仪偏爱。特别是在苏联的5年期间，毓囗几年如一日对溥仪恭敬，因而溥仪宠信他。后来，毓囗得知自己被内定为“继承人”后，对溥仪更是毕恭毕敬。

但是，在溥仪的家眷中，思想变化比较特殊的人也是毓囗。有一天早餐前，毓囗递给管教人员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管教先生，我有事向政府报告。”

吃完早饭后，管教人员找到毓囗寻问有何事要报告政府。毓囗犹豫一阵，他说：“我叔叔藏了不少金银财宝。从苏联过来时，是由我保管的。那些财宝都是国家的，应该交还给国家。”

说完，他还详细讲述了那些财宝藏在什么地方。

毓囗虽然不是战犯，但他同战犯们一样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许多书籍。参加学习之外，他还经常打扫室内外卫生，有时还帮厨干活，这样与管理所工作人员接触比较多，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梦想是多么愚蠢，并发现了没有君臣贵贱之别的新的人间世界。

在一次学习座谈会上，他坦白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说：“过去，我在帝宫中所知道的只有三纲五常。认为不侍奉皇帝是违背皇族体统的事，有时溥仪无缘无故地谩骂或殴打我，也绝对服从，并想只要皇帝让我死我就立刻死。通过学习，我开了眼界，认识到这种封建道德观念是错误的。”

从此，毓囗另眼相看溥仪。他认为，溥仪不是什么圣人，而是出卖国家的千古罪人，他必须进行改造，悔过自新。一天，他正在管理所所长办公室打扫卫生，不慎打坏了所长办公桌上的大玻璃。他吓得边哭边发抖。与他一起打扫卫生的管理所工作人员走过来亲切地对他说：“干活不慎打坏一块玻璃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哭什么？也不是故意打的。”毓囗感到这事如果是发生在帝宫就麻烦了，在帝宫只要一不小心出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管理所无论职位高低都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毓囗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世道更好的。

有一天，毓囗突然腹痛难忍，他在床上抱着肚子直喊，医生诊断结果是膀胱结石。当时哈尔滨没有治疗这种病的好药。于是，管理所派专人去北京取药给他治疗。毓囗过去在帝宫时多次病倒过，但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还要照常干份内的事情。

毓囗越寻思越觉得过去的生活是地狱般的生活。在新京帝宫里，有20多名14至15岁的少年，他们成天像奴隶般干活且整天吃不饱，还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儿。有的人干累了，稍稍休息一下就要遭到毒打。毓囗对过去日子的憎恨和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

毓囗每次路过溥仪监舍时，总是紧紧地盯着那个放在溥仪床边上的黑色大皮箱。那个皮箱底是双层的，夹层下边藏了许多金银财宝。其中有用黄锡石刻的乾隆皇帝的印玺。这些财宝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时，溥仪藏在皮箱夹层中的，剩余的还藏在衣服、鞋、香脂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溥仪让毓囗掷在野地里。从苏联到抚顺管理所，这些财宝一直由毓囗负责保管。毓囗对这些财宝不置可否，如果向政府检举他自己可能要立功，但同时他的叔父溥仪将罪上加罪，而自己置若罔闻又对不起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政府。他犹犹豫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下决心写个纸条交给管教人员。

管教人员立即将纸条上交所长。孙明带所长指示，要耐心地等待溥仪自己交出那些金银财宝，对毓囗要进行个别谈话加以鼓励，同时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理解政府的政策。

管教人员找毓囗进行交谈，并让毓囗给溥仪写条子。

条子的内容是：“叔父，我们都是罪人，只要主动坦白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不知您坦白没坦白我帮着藏在皮箱夹层里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没有坦白，最好是早一些向政府交代为好。”

吃晚饭时，毓囗把纸条交给溥仪。不知这天夜里溥仪是怎么度过的。第二天早晨发现溥仪在监房里坐立不安，情绪极不稳定。早餐时，溥仪只吃了几口，他的手在不停地发抖。高度的近视眼镜反射出他那疲惫而又带有血丝的眼睛，分明他是一宿未合眼。

溥仪把那些毓囗劝他交给政府的东西视为同生命一样贵重，是费尽心血藏匿至今的。他本来想带着那些金银财宝去日本度过余生，但未想到只是空想而已，他被关在苏联的赤塔和哈巴罗夫斯克，后来又被引渡到中国。到了中国，他认为这些财宝将是他和毓囗攻守同盟的物质基础，但万万未曾料到，毓囗劝他把金银财宝交出来。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毓囗的纸条给溥仪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溥仪不想轻意主动交出财宝，虽然他陷入两难处境，但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10天之后，管教人员又找毓囗，让他再给溥仪写纸条。

纸条上写着：“叔父，如果你不好向政府交出上次写在纸条上的那些东西，那我代你向政府报告”。

纸条上虽然写了两行字，但是为了回避“坦白和举报”等词句，管教人员和毓囗费尽心机，浪费了好几张纸。

管教人员和毓囗估计溥仪在接到第二次纸条之后会立刻做出反应，因为纸条上的用词虽温和，但实际上是让溥仪坦白，不然毓囗要举报。过了三天，溥仪也没有反应。第四天，溥仪递给管教人员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看守先生，我有事向政府报告。”

接到溥仪的纸条，孙明斋所长指定两名管教人员与溥仪进行谈话。

谈话是在管教办公室里进行的。溥仪开始谈了好长时间到战犯管理所后学习与受教育的体会，后来他把话题转到要求谈话的原因上来。

他说：“我向政府坦白，我手里有金银、珍珠、玛瑙等，还有外国朋友，不，外国人送给我的金表。有一些是坏了，还有一些被苏联人没收了。不过还剩一些，本来应该早一点交上去，但没有交，今天将全部交给政府。”

溥仪边说边观察管教人员们的表情，他一句一句地说下去。管教人员严肃地批评了溥仪不遵守有关制度私自藏匿东西的错误行为，并让他等待处理意见。

几天后，溥仪利用打扫卫生时间把他的金银财宝交到所长接待室。皮箱夹层里的金银财宝堆积在桌子上像一座小金山。

孙明斋所长质问：“这么多东西保存了一年之久未上交，你这是想反省自己的罪行吗？”

溥仪低着头开口：“我溥仪是没有良心的人，虽然受到政府人道主义的恩惠，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过。”

“反省罪行有何为难的事吗？”

“是的，有苦恼。我想即使坦白了也不会得到宽大处理……”

“那么说，你不相信我们的政策？”

“不，不是那么回事。”

“那为什么？”

溥仪不知怎么回答好。

孙明斋所长点了一下头，微笑着说：“你认为你是皇帝，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政府的宽恕？”

“是，我是那么想过。”说完溥仪抬头望一眼孙明斋所长，表示正是因为这种想法，使他苦恼，也失去了坦白的勇气。

“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有特殊的历史，你的想法肯定与众不同。再强调一次，我们的政策不论身份地位高低，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坦白从宽，改造好了减刑，立功奖励。”

孙明斋所长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之后，让工作人员清点符仪交的金银财宝。

保管员、管教人员和溥仪3个人一起清点，一共是468件。然后，复写了3份收据，其中一张放在管理所资料室，一张与东西一起放在保管室，最后一张当做收据交给了溥仪。

“这些东西是交给国家的，没有必要要收据。”溥仪表示不收收据。

“这些东西仍然归你，只是替你保管。我们不要你的东西，我们要你改造。”

孙明斋所长用命令的口气叫溥仪收好收据。溥仪不得不收下来。溥仪压根儿也未想到，政府会认定这些金银财宝是他个人所有物。

1959年，溥仪被释放时，管理所将468件金银财宝如数交给了溥仪。后来，溥仪将这些东西全部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馆。

20 众叛亲离

溥仪手提着装满金银财宝的皮箱进入所长接待室时，已做好了渡过难关的心理准备。他特别害怕一句问一句、刨根问底的审讯。令他意外的是，所长没有过问其他事情，只是强调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觉反省自己的罪过。

共产党在溥仪脑海里烙下的印象是：犹如洪水猛兽般无情，与人类文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群体。通过接触发觉，共产党与日本人宣传的“匪党”完全不同。溥仪回忆起一次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到同德殿，向他汇报战况的事儿：

那是1942年日军驻河北省绥中部队进行大规模扫荡，吉冈安直来到同德殿，向溥仪报告战况。他先吹嘘了日军在扫荡作战中采取的“铁桶战术”、“木梳战术”等，并声称为大日本帝国战争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溥仪不理解，平时吉冈安直把“共军”看作是不堪一击的“匪徒”，怎么今天大讲特讲什么战术？

他问吉冈安直：“为什么打不堪一击的匪徒还采用什么战术？”

听了溥仪的质问，吉冈安直觉得他自己讲的自相矛盾，于是用讥讽的口气说：“皇帝陛下，因为您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总是讲外行话。”

听了这话，溥仪为难地缩了一下脖子。

吉冈安直用挖苦的话封了溥仪嘴之后，又觉得应该做某种程度的解释。他向溥仪讲述了与共军作战的难处，举了几个陷入共军包围圈吃过苦头的例子。

他接着说：“共军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行动神速，不知何时何地会冒出来。也许是神出鬼没，有时就在眼前，一眨眼不见了。他们与百姓串通一气，也就是说像在红土地上种了红豆一样。”

他怕溥仪听不懂他讲的意思，又举了中国成语“鱼目混珠”一词来解释。他又说：“‘很奇怪，共军无论到何地都能与百姓相处很好。他们每到一地，都有人要求参军，他们的队伍在急速扩大，这是很害怕的。对了，今天我所讲的不是正式的评论……”

吉冈安直形容的像撒播在红土地上的“红豆”，现在掌握了政权。溥仪认为，这“红豆”如今仍把根插在红土地上。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三反运动”是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许多人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得到了宽大处理。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这方面的消息，而溥仪几乎没有放过一条这方面的消息。这些消息当中有儿子劝父亲自首、父亲牵着儿子自首，也有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劝说自首的事例。开始，溥仪不相信这些报道是事实。但后来不得不相信，因为他的侄儿毓囗还写纸条劝他主动坦白，这是与报纸上报道的事完全一样的事实。

经历了毓囗写纸条劝交代事件之后，溥仪愈来愈不安，他怕家眷们“变心”。

有一次，溥仪把自己掉了镜架的眼镜交给管教人员，让他转交给李国雄，要李国雄修理眼镜。李国雄手很巧，眼镜、手表、钢笔等都能修好。不管什么东西坏了，溥仪总是交由李国雄修理，而李国雄是全力以赴。不过这一天，李国雄的态度突然变了。溥仪住在另一个房间，他的家眷住在隔壁。监舍墙体较薄，说话声隔屋也能听见。溥仪听不清李国雄在说什么，但李国雄分明是声音较大，并且带有气愤情绪。过了一会儿，管教人员把坏了的眼镜拿回来交给溥仪，让他自己想法修理。溥仪确实没有能力修理眼镜，他再次求管教员将眼镜转交给李国雄，让他帮助修好。

李国雄不情愿地接过眼镜，愤愤不平地说：“请你告诉他，再也不侍候他了。”

其他房间的人都听到了。溥仪非常恼怒，心中充满了一种被凌辱的愤懑。

不久迎来了1953年的春节。这一年春节是战犯们自被捕以来过的最好的春节。晚上，俱乐部上演了战犯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其中有歌曲、舞蹈、短剧、相声。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是三人相声，是由溥仪的侍从李国雄、侄儿毓嵣、毓嶦表演的。节目内容为讽刺战犯们的错误举止。例如他们学“尖下巴”伪满洲国司法大臣张涣相，张涣相性格暴躁，总爱挑剔别人，吃饭时还有掉饭粒的习惯。他们用相声学张涣相的毛病，博得台下战犯们的阵阵喝彩。他们还学溥仪假装学习和做假坦白的模样，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可是装得特别像溥仪。台下的战犯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溥仪身上，他们发出了一阵阵嘲笑声，使得溥仪低着头，恨不得钻到地底下躲藏起来。

溥仪不相信他的家眷们“变了心”，对他们上台影射他只是抱着一种愤恨的心态。后来联系到毓囗的纸条之后，他认定家眷们已开始“变心”了。

溥仪最怕李国雄与他分道扬镳，一旦他开口反戈一击，那么溥仪的卖国丑行将公布于众。

李国雄的父亲在颐和园长期侍候过西太后，到了清朝末期朝廷大量减少侍从时，李国雄仍然被选进皇宫做皇上的侍从，当时李国雄年仅14岁。清朝皇室成员被赶出紫禁城后，李国雄跟着溥仪到了天津，经过一段学习又做了溥仪的贴身侍从。因为李国雄作为贴身侍从每天都在溥仪左右，对日本战败后出逃时溥仪还带他一起上了飞机。对此，李国雄感恩不尽，在苏联被监禁的5年中，他对溥仪是忠心不二。

对溥仪来说最敏感的历史问题是登上伪满洲国执政者的背景。“满洲事变”前夕，溥仪在天津突然失踪，后又突然出现在东北，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各种猜测。有说是溥仪被绑架走的，也有说是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日本侵略中国需要找一个代理人，而溥仪为了恢复清王朝也需要外部势力的帮助。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人称“户国通”的吉冈安直利用溥仪的复辟心理，通过留学日本利用暑假回国的溥仪之弟溥杰带给溥仪一封信，信中写道：“近期满洲可能要出事，望宣统皇帝陛下多多保重。”溥仪阅信后非常兴奋，特别是对“宣统皇帝”之称谓很是心动。溥仪不再犹豫了，他开始接近日本人，最终走上了彻底卖国之路。溥仪被捕后，把这一段历史说成是被日本特务绑架到满洲被迫做了傀儡皇帝。1948年，溥仪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出庭做证时是这样辩解的，在苏联收容所被审时也是这么辩解蒙混过关。真正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中国人只有李国雄一人。因而，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时，溥仪找李国雄专门交代，要他继续证明从天津到满洲是被日本特工人员绑架走的“所谓历史”。李国雄当即表示，“我对圣上一片丹心，请不必多虑”。而如今，李国雄竟然上舞台演起讽刺溥仪的相声，使得溥仪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在管理所的生活，使李国雄等人晓得许多世间的道理。管理所内，所有工作人员不分上下，彼此和睦相处，相比之下，夕日的帝宫是人间地狱。李国雄开始后悔把溥仪奉为真龙夭子，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他的悲惨经历。

溥仪认识到迄今在狱中还维持着的那种他与家眷之间的上下关系已经动摇了。他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政府的态度。比如管教人员反反复复强调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溥仪想，如果政府的政策真能兑现，那不妨痛痛快快地坦白一切罪行。但又一想，政府的政策还有一条“必须惩办首犯、从宽处理追随分子”的规定。溥仪想来想去，自己是皇帝，是属于“首犯”，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要受到惩罚的。溥仪又陷入巨大的苦恼之中。

管理所决定，让伪满洲国的战犯们旁听日本战犯们举行的坦白大会。伪满洲国战犯们是第一次参加坦白大会的，因为他们改造进程较日本战犯们慢了一个阶段。

坦白大会没有事先规定的顺序，只要台下战犯们谁先举手，谁就登台坦白。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台下的日本战犯们争先恐后举手上台。当有人在台上坦白时，台下一些战犯提出质问，有时还纠正或提示，会场始终气氛热烈。上台坦白的日本战犯们不仅列举犯罪种种，还从理论上分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日本战犯们在坦白大会上列举了许许多多毛骨惊然的杀人暴行。其中有使用各种方法枪杀的、强奸妇女后再杀死的、吃刚刚杀死的人心肝的等等惨无人道的兽行。上台坦白的日本战犯们毫无保留地坦白自己的罪过，同时又以被害者的立场剖析犯罪根由，并加以批判。

大会结束时，有28名日本战犯主动提交了被判死刑的申请书。其中不少人是当场以血书写的申请书。

“我不是人类，是一个杀人恶魔，只有我这样的恶魔消失，人类和平才有保障。”

“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再参加战争，申请给予死刑，立即执行。”

台上的日本战犯跪着流着泪请求上断头台，他们的请求是发自内心的。

日本战犯们的坦白，打消了伪满洲国战犯们的忧虑。在第二天举行的座谈会上，伪满洲国兴农大臣黄富俊坦白了在东北掠夺大量农产品的罪行，劳动大臣于镜涛坦白了强行征集民工修建日军秘密工事而后又残害民工的罪行。

伪满洲国战犯们的坦白会持续了几天。不少战犯先是坦白自己的罪状，然后又检举揭发了其他战犯们的罪行。伪满洲国司法大臣张涣相企图辩解自己的过去，因而遭到了其他人的围攻。张涣相是在光复后藏匿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肃反运动中被查出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他一向抗拒改造。这一天他对自己的罪行狡辩时称，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被“强迫”的，就是当了走狗也没有犯过罪行。实际上，张涣相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他在日本军队一师长的推荐下进入日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历任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东北军空军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向日军媚献了42种计策，讨得了司法大臣，后晋升为参议院参议。这些罪行瞒是瞒不过的，其他战犯们一件一件的揭发，迫使张涣相低头认罪。

溥仪看到张涣相被其他战犯围攻，吓的不敢发言了。但又想如果一句话也不讲，将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踌躇不定。

溥仪小心谨慎地拿出坦白书念道：“我在当满洲国皇帝期间犯下了千古罪行，给3000万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溥仪开始只谈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对自己的罪状轻描淡写，只讲了片言只语。他接着说道：“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布告之后，第二天吉冈安直下达总动员令，抵抗苏军。”

“那个军事动员令是吉冈安直下达的吗？”溥仪的五妹夫万嘉喜提出质问。

接着万嘉喜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他说；“9日晚我入宫时发现溥仪正在伏案写什么。张景惠和武部六藏早来一步等着见溥仪。我进入溥仪办公室他给我看了告示，那是命令。上写‘命令满洲军队与日本皇军协同作战，击败苏军的进攻’。他问我，向张景惠等人下达这样的命令怎么样？我回答，那样很好。关东军的罪行必须全部揭露，但把自己的罪行也推给关东军是不对的。你在那长篇坦白书中坦白了几条自己的罪状？”

溥仪沉默了许久。后来很随便地说出了几件自己所犯的罪。他说：“我违反了监狱的规定，偷藏了金银财宝，后来认识到错误，又主动上缴了。”

“你是主动上缴的吗？”毓嵣反问他。

硫嶦又问溥仪：“为什么只字不提关于纸条的事情？”

听了两个侄儿的质问，溥仪把坦白书放进裤兜里。他觉得家眷们都已“变心”了，自己卖国的历史再也掩盖不了了。

溥仪在坦白中极力辩解自己的一切罪行都是在日本关东军的强迫之下犯下的，他是想把自己描绘成“被害者”。结果，他的许多罪行被推到执行其命令的其他大臣和要员身上，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不满。本来这些大臣和要员们对溥仪没有好感，正好借此机会群起攻击溥仪，就连溥仪的家眷们也借机揭露了帝宫的“秘史”。

李国雄揭露了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频繁进出日本公使馆、炮制伪满洲国、被捕后在苏联收容所与家眷达成“攻守同盟”等事实。溥仪陷入四面楚歌的窘迫境地，他不得不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低下头。

战犯们的学习和坦白结束后，开始了正式的审讯。坦白只是学习活动中的一部分，不带有法律性质，而审讯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战犯们都很清楚，正式起诉前审讯结束后，将审讯结果交付法庭，因此正式审讯开始后，战犯们的神经高度紧张。部分战犯们绞尽脑汁思忖着已坦白的罪行要承认到何种程度，还有一些战犯们因为没有彻底坦白罪行而心神不安。唯独溥仪表现得平静。他的罪行已彻底被揭露了，不存在坦白不彻底的问题，无须掌握分寸。他只担心，一部分大臣们出于个人憎恨，给他枉加罪名。如果否认政府可能不相信，而要承认又无根据可谈。

审讯开始第10天，轮到溥仪受审了。第一天的审讯比预料的要顺利，溥仪只是按时间顺序把罪行叙述了一遍。第二天的审讯使溥仪汗流浃背。

审讯员没有问溥仪的罪状，而是问他写的控诉书中的一些事情。他问：“据你揭发，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下令一年内从东北掠夺了1．6万吨粮食。请问，你说的一年是指哪一年？1．6万吨这个数字从那儿获得的？”

“不知是哪一年，不过日本鬼子有多少粮食就抢去多少。”

“东北一年的粮食产量有多少？”

“……”

“你的控诉书是以什么为根据写成的？”

溥仪无言以对。他想了一阵后说，他是以在监狱里大臣们的闲谈为依据写成的。

“那么，你能确定大臣们谈的话吗？”

“这个……”

“连你自己都不能确认的事情，为什么写在控诉书中，是出于什么目的？”

“……”

“不管是谈自己的罪行还是检举他人的罪状，都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

这一天的审讯到此结束了。

起诉前的审讯工作持续了近二年。许多战犯经历了多次审讯，唯独溥仪只接受了两次审讯。在第二次审讯中，溥仪对审讯员提出的许多问题无法回答，只是低着头听审讯员一连串的提问。当他迈出审讯室时，心里想到那些给他枉加罪名的大臣们也一定会遭到如此尴尬的局面。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反倒轻松了许多。

21 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令：要千方百计弥合溥仪夫妻感情的裂痕

1955年夏季开始，允许战犯与家眷书信往来和探监，故每天都有许多战犯家属前来管理所探视，有的家属已来过两三次。但是，没有人给溥仪来信，也无人来看他。

那么有没有人要来看望他呢？

过去溥仪的皇后是婉容，可她已去世，而且他俩生前感情并不相投。被认为第一夫人的是他的贵人文绣，但她是早已陌生的离婚之女。对溥仪来讲，夫妇感情较好的是谭玉玲，但短命的她早已离开人世。这样看来，溥仪只剩下清王朝末代贵人李玉琴膊仪对她抱有一线希望。

李玉琴出身于贫苦家庭，是4女2男兄妹中排行老四。他们一家原籍山东，因遭大灾，她爷爷举家迁到东北，以租地为生。她的父亲由一位好心人推荐来到长春一家饭馆干活。后来他们一家生活有一些改善便供她读书，她就读于新京南岭女子优级（高级）小学校。

1943年3月，溥仪爱妃谭玉玲被日本医生扎一针后，再也没有醒过来，离他而去。因此，帝宫内一片哗然。这时，关东军中将高级参谋吉冈安直推荐一位日本姑娘，做新的皇妃。溥仪断然拒绝了他的推荐。溥仪认为，娶了日本妻子生了子女，那他将再也保不住自己皇帝的宝座。他还猜疑，正因为吉冈安直这种阴谋，才夺去了他的爱妃谭玉玲的命。吉冈安直发现溥仪的心事后，大张旗鼓地为溥仪物色中国姑娘。他派人到长春市内各学校挑选长相漂亮的少女拍照。照片不知有多少张，吉冈安直从中挑选200张交给溥仪挑选。李玉琴就这样被选为皇妃，15岁进入帝宫。

清王朝皇室制度规定，皇帝后妃分7等。地位最高的是皇后，以下顺序是贵妃2人、妃4人、嫔6人，贵人、常在、答应这三种人数不定。后、妃、贵人等都被名为慈禧、隆裕等号。

但到了溥仪执政时，由于皇室衰败和经费拮据，减少了妻妾人数，只册封皇后婉容、贵人文秀和谭玉玲。李玉琴接替谭玉玲，应该被册封为贵人。那么应起什么号呢？溥仪想来想去，他觉得李玉琴出身贫民入宫是有福的，她有福自己也有好处，所以他给李玉琴贵人前加了福字，称她为福贵人。

但对福贵人来说，戒律森严、礼节繁杂的帝宫生活不如她原来生活的寒舍那般自由。已年届40岁的溥仪根本没有把她视为妻子，高兴了在一起聚聚，不高兴了把她当成侍从。溥仪从通化山沟准备逃难时，压根就没有带走李玉琴的想法，他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说，匆忙上车自己逃走了。而此时，溥仪很想知道也许已改嫁的李玉琴的下落。

管理所从1952年开始寻找战犯家属。寻找工作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战犯填的原住址都是日本战败前的地址，另外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人流离失所。别人还有原先的地址，而李玉琴是在通化山沟与溥仪分别的，她连过去的地址也没有。管理所经过几年四处寻觅才找到李玉琴。她住在长春亲属家，在一家工厂工作，她还未改嫁。

溥仪得到李玉琴的地址后，当天写信给她。10天后，李玉琴回了信。她在信中写到：“盼望已久的你的信，10年才收到，我非常高兴，像做梦一样。接到在北京的五弟媳信之后，才相信这不是梦。是天天期盼的好消息……”她在信中讲述了从通化分别后所受到的苦，讲了对新社会的想法。

“我还年轻。我通过新社会的教育和政府有关部门同志们的帮助，懂得了靠自己劳动生活的道理。所以，不顾有人反对我担任了夜校的老师。现在青年男女愉快地上班，为祖国建设出力。他们多么光荣啊？”

溥仪读罢信，不由得有些惆怅。5页信中写了许多受苦的经历，夫妻情写了一点，但不深切。溥仪寻思几天后，决定再写一封回信。可突然接到李玉琴前来探望的消息。

“你好，我是溥仪的家属，能见他吗？”

李玉琴要求见溥仪。她中等个头，是未满30岁的少妇，性格大方爽快。

管理所很快同意她探监。溥仪和李玉琴握着双手，相互对视。他们分明是在寻找10年前的对方容貌。

“你和10年前一样，我老了吧？”溥仪先开口，他的语音带着悲切之情有些颤抖。

“是的，快50岁了，能不老吗！”说完李玉琴用爱恋的目光望着溥仪。

他俩在会客室流着泪回忆了分手后的生活情况。

李玉琴回去后，给溥仪邮寄了糖果、日用品和信。

她在信中写道：“上次探望虽时间短暂，但很高兴。过去的10年，是有许多曲折。可是夫妻之情使我始终想念你。相信总有一天会见到的。”

后来，李玉琴连续两次来探望溥仪。每次见面，他们谈话较长，显得相亲相爱。李玉琴回去后，溥仪差不多每3天写一封信，她的回信也是较快寄来。1956年初春，李玉琴冒着寒冷第4次来探望溥仪。李玉琴回去第二天，溥仪给她写了信。

溥仪在信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从第一次会晤那天起，我重新懂得了什么是夫妇、什么是爱情。1956年春天来到了，我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政府的宽大政策、人民的宽容和夫妻亲情。”

不知溥仪是否真的感受到夫妻之情，可对李玉琴来说，感到夫妻感情更冷淡了。

“我越来越对溥仪失望。”李玉琴在结束第4次探望回去前对我说了这样一句。我问她为什么，但她没有回答。

管理所把这件事向中央公安部汇报了。罗瑞卿部长指示，要教育他们弥合夫妻感情裂痕。根据上级领导有关指示，我们主动向李玉琴介绍溥仪学习改造情况和将出狱后的出路等，还打破监狱惯例，让李玉琴探监时俩人过夫妻生活。

第5次探监后，李玉琴几个月来不再写信，也不再来探监。一天，她突然来管理所。她的表情严肃。她对溥仪说：“我们应该郑重地谈一次。”

“什么事，你说吧。”溥仪与第一次会见时一样显得腼腆。

“什么时候出狱？”

“……”溥仪低着头不回答。

“究竟被判几年徒刑？”

“现在还没有审判，所以不知道。不过我是罪人……”

“我来一次这里不容易，只能呆不一会儿。你在这里看来很舒服，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失业。我对你来说有没有无所谓。这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还不如早一点断绝为好。不然对谁也没有好处。我不愿听别人说我做皇后之梦的讥讽。”

李玉琴背过身哭了一阵后，擦干泪水，回过头冲着溥仪说：“我们干脆断绝关系吧。”

“我们不是等了10年吗？”

“是的，我也是这么地等了。可你身陷囹圄，就是将来出狱了也不能得子。将来你先去世了，留下我一个人，你们一家人也不会正眼看我，那时我怎么办？”

这天，李玉琴递交了离婚申请书。回去后，她给溥仪寄来了日用品和问候信。我们认为，她可能回心转意了。一个月之后，她又来到管理所。这回她在见溥仪前，先找管理所领导谈话。

“我是来办离婚手续的。”她没有多说什么，单刀直入地说明来意。

我们劝她。她立刻生气了。

她说：“你们只关心溥仪，为什么一点不过问我的难处。就是溥仪立即被释放，被封为高官厚禄也不干，他有病，他不能干男人干的事。”

后来才知道，溥仪从小在皇宫享乐世界中耳闻目染，从小受不良习惯影响，梦遗特别严重。

他们10年后重新寻回的夫妻之春就这样结束了。

李玉琴回去后，我考虑溥仪有思想包袱，去找他谈话。他的脸胀红了。他已有思想准备。

他对我说：“说实在的，我没有一点离婚之念。但是，我们的结合从开始就不是自愿的，是强迫结合的。对方坚持离婚，我只能遵从她。她小小年纪入宫，受了不少苦。论岁数，我已50出头，她才只有30来岁，还很年轻。为了她的幸福，我同意离婚。”

溥仪把与李玉琴之间短暂的夫妻之春当作南柯一梦，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已经着手写作的回忆录不能再拖延了；另外专心写书驱散了苦恼和杂念。他每天都很认真地写上几千字。有一天，溥仪的七叔爱新觉罗·载涛领着溥仪的两个妹妹意外地来探监。

载涛是溥仪直系亲属之中唯一的长辈。在1954年选举中，他代表全国200万满族，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与中央领导坐在一个会议室里。

“这位就是溥仪叔父载涛先生。”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载涛。

“噢，是吗，很高兴见面。”毛泽东与载涛亲切握手。

“听说，溥仪在抚顺学习很好，找个时间去看望他吧。”毛泽东主席建议载涛去看望溥仪。

会议结束后，载涛立即领着溥仪的两个妹妹来到了抚顺管理所。10年后在狱中相逢，他们叔侄、兄妹之间悲喜交加，激动万分。载涛首先说明了这次来探监的原因。

他说：“这次探望，是毛主席劝导的。”

“毛主席？”听了载涛的话，溥仪和溥杰都惊住了。

“是的，毛主席劝我探望。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市长，给我们三人准备了6套新衣服，路费也是国家负担。”载涛边说边摸着自己穿的衣服，他情绪很激动。

“叔父，你常和中央领导一起开会或吃饭吗？”

两个妹妹向溥仪和溥杰详细介绍了叔父载涛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后的工作情况。

“叔父是全国代表？”溥仪反问。他觉得皇室成员也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对溥仪和溥杰来说，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认为，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只能有过去穷人的地位，而过去有钱或有地位的人，像叔父这样的人是无立足之地的。

“我是代表全国200万满族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

“200万满族？”又是溥仪问。

抗战胜利前，全国满族人口仅有7～8万人。现已增长到200万是很大的数目。辛亥革命使清王朝崩溃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下，满族处处受歧视，工作也不好找。所以，许多满族把姓改为赵、王、金姓等汉族姓氏，隐瞒了满族的身份。溥仪的父亲在天津居住时，把姓改为金。被这样歧视的满族，解放后，在新中国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下，重新更改姓氏和民族身份，所以全国满族人口迅猛增长到240万人。

“真是伟大的政策。”

“是古今中外没有的！”溥仪和溥杰连连赞叹。

载涛和溥仪的两个妹妹在抚顺逗留了几天。他们每天与溥仪和溥杰见面谈话。

关押期间，溥仪见了邓小平、李先念、贺龙、聂荣臻等许多领导人。中央领导来辽宁视察工作时，都要来到抚顺管理所了解战犯改造工作情况，会见溥仪等人，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改造。

1955年3月，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来辽宁视察军工企业后，来到抚顺管理所。他们听取战犯改造工作汇报之后，会见了溥仪和伪满洲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溥仪食欲较好，又无苦恼，他的脸色很好。贺龙元帅看了溥仪后开玩笑地问他，“帝宫的饭菜和管理所的饭菜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过去在帝宫吃什么山珍海味也总是没有食欲，可到管理所后吃什么都香，吃包子一顿能吃一斤。”“所以，历史上皇帝很少有长寿的。”贺龙元帅说完哈哈大笑。

两位元帅亲切地说，早日出狱，多见一见社会主义新气象，努力学习和改造。

溥仪和张景惠这天听了两位元帅的话之后，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见到了冲破黑暗的人生新的黎明。

1959年12月初，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包括溥仪在内的10名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几天后的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溥仪等人。

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土地上出生和生长的人，应该热爱国家。论民族问题，清朝时期，溥仪先生年幼，没有责任；但后来满洲时期，应该负责任。”

周总理再次强调了热爱自己国家的重要性。

1961年初。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家里准备一桌故乡湖南饭菜，邀请了溥仪等5位非共产党老人。溥仪是被特赦的10人中惟一面见毛泽东主席的人。毛泽东在吃饭时闲谈中劝溥仪找个生活伴侣。

吃完饭后，毛泽东主席与5位民主人士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溥仪始终把它挂在床头墙壁上。

22 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假证

1959年12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特赦令，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共30余人特赦释放。接着，他们出狱在北京崇内旅馆住了两个月。他们逗留在这里一是等待工作通知，二是学习观光。

溥仪与其他战犯一样，出狱后对过去历史污点总是深深地自责。他常常从内心自责的往事是在天津和旅顺与关东军勾结的历史。在狱中，溥仪坦白了这一段历史和自己的罪行，但没有详细说明自己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歪曲历史所做的证

溥仪出狱后，在北京第一次与我见面时对我说：“我牢记周总理关于我对满洲历史有责任的话，历史是严肃的问题，应凭良心如实地反映。”

他向我认真地说明了当年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假证的过程和内容。后来，我查阅了当年报道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内容的报纸。

1946年8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传唤溥仪出庭作证。此事引起了各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而其他国家报纸报道，溥仪前往东京作证后将返回苏联。各国报纸还大书特书溥仪在法庭上的证言的重要性。

为出庭作证，从苏联押送到东京后溥仪顿感对自己一生最严峻的时刻即将来临。虽然让溥仪出庭作证，但溥仪有自己的打算，他考虑的不是出庭揭露日本战犯的罪行，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命。他想把所有罪行全部推给日本战犯，把自己说成一个傀儡皇帝，甚至企图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把日本战犯的罪行全部说出来，必然要露出他自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的罪行，结果他将由证人变成战犯。溥仪为此绞尽脑汁，苦苦冥想。

审判是在前日本陆军部大厅进行的。在来自澳大利亚的审判长主持下，审判持续了两年6个月。法庭审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28名日本战犯，其中8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包括前关东军军官土肥原贤二、怂恿溥仪去满洲的坂垣征四郎和前首相东条英机。

8月16日早，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法庭内坐满了人，旁听席已座无虚席。溥仪入场后，记者相机闪光灯争先恐后地闪亮。一般作证人都由一名宪兵警护入场，而溥仪由两名宪兵带进法庭。

原来人们认为溥仪是不善说辩的迟钝的人，可是法庭开始让溥仪作证后，当地报纸报道溥仪在法庭上临机应变，回答如流。他面对检察官和美国、日本等律师表现出了毫不逊色的雄辩能力。溥仪使他们愤怒，还捉弄他们，最后他们相互争吵。

“你叫什么名字？”

美方首席检察官按惯例问证人姓名、简历。溥仪简要地说了他3岁登基当皇帝一直到被捕的历史。法庭静得鸦雀无声。溥仪说到辛亥革命时，提高嗓音赞扬孙中山，称他是伟大的人物。

“我的母亲隆裕大后早就见过孙中山，她赞成民国，她决定把权力交给革命党。”

谁听了都会晓得溥仪在编造，而且与证词关系甚远。

“你离开天津到旅顺后，与日本人进行了什么样的接触？”检察官单刀直入提出要害问题。

对于溥仪来说，这件事生死攸关，而又是不可回避的事情。法庭为了证实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的罪行，把这件事作为重要依据提出来了。溥仪作证时，只谈到他与日军司令香椎浩平的会谈过程，隐瞒了在天津与土肥原贤二夜谈的事实。当时，溥仪是主动找土肥原贤二询问日本人要成立的“满洲国”是帝国制还是共和制。确信未来的“满洲国”是帝国制和自己又能实现皇帝梦之后，他同意前往“满洲国”。

“为什么去了旅顺？”

溥仪开始对一连串的提问惊慌失措，后来他渐渐地平静下来。

溥仪在回答关于旅顺之行问题时，把事先编造的谎言说出来了。他讲，他是在日本人“胁迫”下被强行带到旅顺。检察官再提问时，溥仪说他与坂垣只谈了一般性的问题，隐瞒了他提出以建立帝国为前提条件前往东北的事实。

“你为什么顺从日本人？”

检察官的这一提问明显存在漏洞。溥仪抬头望了一眼对面坐成一排的11名法官，而后他嘲讽似的回答法官。

他说：“当时，有那么多民主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无可奈何，而我一个人怎么能抗拒得住日本人呢？”

对这意外的反驳，检察官不知说什么好。溥仪看了一眼表情为难的检察官后，带着哭腔编造了他被“胁迫”的过程。

他说：“那完全是关东军有预谋的行为。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将会受到严惩。”

溥仪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所讲的是事实，把曾任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的名字也列举了。

听了这话，站在被告席上的坂垣征四郎用愤怒的目光直盯着溥仪。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一天他的证言达到了高潮。他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只是傀儡皇帝，揭发了关东军的罪行。

他辩解说：“我连会见亲属的自由也丧失了。只要亲属来访帝宫，必须做详细的记录。甚至不容许我参拜祖先陵墓。”

“那件事说到为止吧！”检察官中断了他的话，并提出了其他问题。

在回答关于谭玉玲贵人死因时，溥仪气愤地直视吉冈安直。他说：“23岁时，她得了病。她有较强的爱国心，她总是安慰我要忍耐和等待，总有一天会夺回被占领的领土。可是她被日本人毒死了。谁是元凶？就是站在那儿的吉冈安直。”

溥仪用手直指吉冈安直，愤怒地大喊。

实际上，谭玉玲的死因当时是个谜，吉冈安直是嫌疑犯之一。但是，溥仪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并博得人们的同情，把罪责全部推给吉冈安直。

这天法庭旁听席也是爆满。人们都在静静地听溥仪的证言。溥仪得意忘形，竟然以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身份滔滔不绝地发言。

他讲：“东北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强行夺取了土地，被赶到不毛之地生活，还被强制性劳役。‘劳工服役法’出台后，18岁至40岁的青壮年全部被日军抓去，当作牛马劳役。干活生病以后不给诊治。没有身份证哪儿也不能去，不允许随意搬家，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此外，日本人在东北大量贩卖鸦片，赚了20万亿元，补充了军费。”

溥仪善辩流畅的证言吸引了所有旁听者。这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出法庭大门。

第二天继续由溥仪作证。

审判长说：“我们不是审判这名证人。我们关心的应该是他的可信赖性，到现在为止我们听取了这位先生为何帮助日本人的辩解，我认为证据充足。”

但辩护团想继续提问。特别是日方辩护团抓住溥仪作证中的矛盾部分，企图减轻日本战犯们的罪行。他们与溥仪进行了6天的舌战。

21日是溥仪最难堪的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人辩护律师站起来，他就是日方辩护团代表鹈泽。他的提问特殊。他问，“溥仪3岁当皇帝时是否在天坛祭过天？退位后想没想过有朝一日迎来“康乾盛世”？首席检察官认为鹈泽的提问偏离主题要求制止，但审判帐继续让鹈泽提问。

溥仪点头表示，他祭过天，也想过“康乾盛世”。鹈泽又问，举行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时，是否在长春南郊进行过大典？他的目的是想证实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是被胁迫的还是自愿的。

溥仪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讽刺的语音回避了提问。他说：“如果孔子复活搞政治，世界一定会太平的。”

溥仪的嘲讽，引起了法庭内听众的笑声。鹈泽垂头丧气，灰溜溜地退下去了。

溥仪放心地长出一口气。

突然，美方律师布雷克提问：“那么，你见过李顿的报告了吗？”

还是想弄清楚溥仪当满洲国皇帝的历史背景。溥仪开始说记不清了，但他回避不了律师的再三提问。1932年，国际联盟向东北派遣了李顿调查团调查溥仪出任满洲国元首的过程。那时，溥仪对调查委员会说是“受民众的拥戴来到了满洲”。美方律师拿出文件记录，念了一段溥仪对调查委员会说过的上述话。溥仪对美方律师的提问，做出了戏弄的回答。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当时，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我向调查委员会说出实话，那么今天我就不会以证人身份出现在这里了。”

布雷克没有停下来，接着又提问了10余个问题，他拿出溥仪英语教师乔治顿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念了一段。内容是，溥仪从天津准备前往满洲时与乔治顿的最后一次谈话内容。布雷克问溥仪，书上写的与事实是否相符？

溥仪不得不作回答。他说：“那时，乔治顿确实在天津，可我没有和他谈过那样内容的谈话。乔治顿是为了写书赚钱才杜撰了那段谈话内容。希特勒写了世界上有名的《我的奋斗》一书……我还没有读完。”

“不要再讲了！”审判长中止了溥仪讲话。这天法庭取证这样结束了。

22日下午，布雷克继续提问。身为美国法务部少将的布雷克，是一位能力很强的法官，他掌握了许多资料，提问的顺序很严谨。这天，他拿出了1931年11月工日溥仪写给日军参谋部次长的信。如果证明这封信是真的，那将证实溥仪是自愿前往满洲当皇帝了。

溥仪如何回答呢？法庭内气氛十分紧张，人们注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当法官让溥仪看信时，溥仪无法掩饰惶恐心态。他蓦然抬起头大喊；“那是伪造的！”说完，他把信丢在地下。

“那么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不知道。”溥仪气恼地喊。

布雷克也生气地大声提问：“你是不是想把一切罪行推给日本人？你也是罪人，最终将受到中国政府的审判。”

这时，站在被告席上的东条英机和土肥原贤二脸上泛起微笑。

溥仪坚持说信件是伪造的。侥幸的是，信上只有溥仪的玉玺，而无签名。溥仪急中生智，他发现信上无签名，这样无法从笔迹上判定是溥仪亲自写的信，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坚持信是伪造的，急中生智地度过了一次难关。

布雷克没有退却。26日，他向法庭出证了乔治顿的一张照片，上有溥仪签名。但由于专家们鉴定不一致，没有下结论。尔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出示了一首诗，这首诗是溥仪访日时写作的。诗是这样写的。

万里雄航破飞涛，

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这首诗如实地描写了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事实。溥仪再也不能否认自己的笔迹，他承认诗是自己写的，可辩解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述。

他说：“我闲空时常常写诗，写他们高兴的诗句，但不能只从字义上理解。我不想在这儿非难你，你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你是想按着你的意愿让我歪曲真实情况，所以我不想与你论争。”

法庭上，溥仪一旦觉得对自己不利，就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有机会就反问提问者，极力把自己描绘成被害者。

读者或许不会相信，法庭上一位美国法官对溥仪接连不断回答“不知道”，气愤地发了火，而最后他不得不表示歉意。

美方法官愤慨地说：“东方人士受压力时，你且想回避作证！”显然，他忘记了坐在法庭内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绝大多数旁听席上的人是东方人。会场内哗然，人们表示不满和愤怒。美国法官窘促地站起表示歉疚，并更改了自己的发言。

出庭作证期间，溥仪度日如年。这天是他第8次出庭作证，也是最后一次。法庭检察处出示了日本驻天津领事于1931年呈报日本外务省的一份文件。

文件上这样记录着：“土肥原贤二大佐已带着溥仪逃离天津。溥仪秘密乘车驶离住处直接驶往码头，在携带两挺机枪的4名警卫护卫下乘船航行至塘沽后，换乘日本船。”

《世界日报》在报道溥仪对此作证情况时写道：“据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透露，因土肥原贤二胁迫溥仪，才引起了1931年的天津暴动，证实溥仪是在武装军人保护下乘船”。该报以此认定溥仪是被胁迫出走东北的。

但是，此报道与法庭出示的当前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文有矛盾。

电文内容有：“溥仪听了恢复帝位将会受到日本皇室的欢迎消息后，非常想复位。”

电文说的虽然是事实，可当时法庭无法证实电文的情况是否属实。

溥仪结束了为期8天的法庭出证。

溥仪给我讲述法庭出证过程之后说，他出狱后仍然时常反省自己过去。

他说：“因为当事者已经全部死了，如果我不说出在国际法庭作证的过程，谁也不可能了解真情。但为后代留下的历史，应该凭良心正确说明。”

23 溥仪出狱

溥仪被特赦后很高兴，但新的苦恼又萦绕在心：一个罪人走上社会，被人们鄙弃生活着，那还不如就在狱中了却一生呢？

为了解除溥仪的心中苦闷，我给他讲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新社会人品。那时中国确实是太平盛世，夜晚不锁门也可以安心地入眠。人们走在大街上拾到钱包，谁也不占为己有，总是主动上交公安部门处理。把这个时期，中国称为“雷锋时代”。雷锋是年仅20岁的解放军汽车驾驶员，他在路上见到病人就护送到医院治疗；发现老人背包沉重，他就回过头来帮助；哪儿有灾苦，就将不多的津贴寄给遭灾的地方。他不知干了多少这样的好事。针对雷锋式的人物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我向溥仪讲了像雷锋那样来生活，并安慰他不必担心人们对你的不信任。但是，溥仪仍然半信半疑。

出狱后，溥仪前往北京。为了消除他的苦恼，组织决定我与负责溥仪的管教人员一同专程护送他。从抚顺去北京，要在沈阳换车。途中的第一站开车后，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背着10多岁的孩子上车了。坐在门口的我和管教人员站起来让她们坐下。

管教人员问她：“儿子吧？得了什么病？”

“不是儿子，是我教的学生。上课时，他突然说肚子痛，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父母，这是上沈阳看病。”她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边回答。

“很单薄的人背了那么大的学生上了车。”溥仪边看她边说。

“你看，新社会人与人之间宛如一家人。”

溥仪微笑着点头。看到他的表情，我有些放心了。

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在沈阳站下车了。负责溥仪的管教人员一直陪同溥仪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因住处还未定下来，溥仪暂时住进他的七叔家。

溥仪决心学习新社会新人的优良品质，做一名好公民，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倒垃圾，扫街道。有一次，他扫街道很长一段距离，等他回过头返回家时，竟然迷了路。

一天，溥仪的妹妹领着溥仪逛大街。这天恰逢周日，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公共汽车站人较多，上车很拥挤。溥仪觉得自己是犯过罪的人，绝不能抢先上车，所以一让再让。

一些亲朋好友为庆贺他释放归来，多次上饭店赴宴。宴席中，他怕服务员小姐太累，总是站起来接菜盘子。

两个月过后，民政部安排溥仪到北京市植物园工作，并赋予了他公民的权力，不久又确定为国家公职，使溥仪兴高采烈。他虽然登过3次基，成了中国皇帝登基之最，但从未像这天如此这般兴奋。他为了成为一名好公民、好公职人员，积极主动地工作，他恨不得一天干10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一天，植物园的民兵们在院里进行军事训练。溥仪找领导要参加军训。民兵是35岁以下青年方可参加，领导向溥仪解释了这一情况。溥仪根本不听解释。他说：“过去我出卖国家，犯了大罪。现在虽然晚了，可我想干保卫国家的事情，请你给予关照了。”

“哎，你这个人真不好说服，我也因超龄不能参加民兵组织。”领导再一次解释道。

溥仪仍然争论：“保卫国家的事，与人的年龄有何关系，请照顾照顾。”

在溥仪的坚持下，年过50岁的他被批准当民兵，成为一名“超龄老民兵”。

溥仪出狱后就是这样向新社会优秀公民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两年后，溥仪被任命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期间，他在许多同事和朋友们的关心下，结识了后来成为其贤妻的李淑贤女士。

李淑贤是北京市东城区医院门诊部护士，年龄40多岁，但未婚。国民党时期，她就是医院护士。她在舞厅认识了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剿共总指挥部副司令，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他也是建国10周年时被特赦释放的，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听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关心溥仪婚事之后，便开始为他物色对象，最终得知李淑贤还未出嫁的消息，首先把她介绍给溥仪。

溥仪步入老年方组成真正的家庭，所以他很珍惜这迟来的爱，周围的人都称他是“模范丈夫”。

在长达9年的管理所生活中，溥仪与我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因此，溥仪出狱后，我俩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溥仪经常给我写信，信中谈及国事、家事，还谈学习和思想改造情况。甚至家庭里一些事不好处理时，他也写信听取我的意见。到了年末，他来信贺新年的同时，把一年来情况会详细地告知我。书信往来中，我总是处于被动。

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会议或出公差，每次到了北京，别人可以不见，但溥仪总是要见上一面。有几次因时间仓促，未来得及通知溥仪。可溥仪不知从何得到我到京的消息，他每次都到宾馆来看我。他考虑我白天工作忙，故每次都是晚间来。我们只要一见面，总免不了长谈，有时是通宵达旦。

1962年秋。溥仪搬进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附近的新居。我出差到北京为他的乔迁登门拜访。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听了敲门声，溥仪夫妇一起出来开门，他俩都卷着袖子，看得出正在干活。他们的新居是典型的四合院。进屋后发现，厨房炉子上正烧着午饭，里屋一角堆了脸盆和脏衣服。

我问：“正在洗衣服吧？”

“我们家有分工，按规定今天他洗衣服，我烧饭。”溥仪的夫人回答。她的性格爽快。她接着说，上周日溥仪做皈，她洗衣服。溥仪把米下锅后，出来帮着夫人打下手，结果忘记看火，一锅饭全给烧糊了。说完，她捂着嘴笑。

吃午饭时，李淑贤显得很主动，她讲了许多家庭趣闻。

她说，一天，溥仪找不到自己心爱的怀表，为此，他失眠了。这块怀表是他当伪满洲国皇帝时，某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他被关押期间，这块怀表一直由管理所保管。出狱时，管理所金所长将怀表退还给溥仪。可溥仪说：“这样贵重品应该送给博物馆。”

“不，必须收下，这是政策问题。”

在我说服下，溥仪收下了怀表。他把这块表当作管理所的纪念品，非常珍惜。他丢了这么有价值的表，不能不着急上火。第二天起床时，怀表从村裤腿中掉出来了。原来，他把怀表放在西服马甲兜里时由于有个洞，表掉进了村裤里。李淑贤说了事情经过后，又朗朗地开怀大笑。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他们把知名人士视为“反动”分子，拉到大街上游行。这次来京找公安部有关部门办事，了解到溥仪病重住进协和医院，便去看他。

“金先生……”溥仪看到我进入病房，高兴得欲起身，但他实在不能起来了，他向我招手。

“金先生，我在这么好的医院接受治疗，死也瞑目……”说完，他哭了。

“怎么这样说呢，现在的药很好，一定会痊愈的。”我安慰他。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说完，他疼痛的皱眉头。

医生示意让我结束探望。我从病房走出后，与正在护理他的妻子李淑贤谈溥仪的病情。

她说：“我家先生明知自己得了绝症，可他情绪很好，他怀着对中央领导人的感激之情。”

说着说着，她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当时，在莫斯科发生了殴打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几天前，被打伤的大使馆官员回国治疗，住进了溥仪隔壁病房。全国各家报刊大力宣传了他们，称赞他们是反修正主义的英雄。李淑贤说，溥仪认为，他能够在反修英雄住院的医院治疗，是莫大的光荣，并以此为动力与病魔斗争。

在这之前几日，溥仪遇到了感动的事情。打针时间到了，主治医生在10余名红卫兵的前后挟持下进了溥仪的病房。其中一个头头抓住主治医生的衣领说，像溥仪这样的反动分子也弄到这么好的医院治疗，你们是什么立场！他还让医院立即把溥仪赶出病房。不知谁把情况反映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来电话直接命令红卫兵头头“立即撤离医院”。红卫兵这才灰溜溜地离去。

“我和我家先生，永生不会忘记周总理。”李淑贤感动地说。

从北京返回抚顺后，我受“特务”嫌疑开始被批斗。造反派说，那么关心战犯怎么不是特务呢？我做什么解释和辩解都无济于事。10年文革动乱后，我听李淑贤说，溥仪因我也受了不少苦。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调查我的所谓罪行，多次找躺在病床的溥仪审问。

“老实交代金源的罪行，不然没有好下场。”造反派把笔和纸递给溥仪。

“金源所长是我的恩师，是全国有名的模范干部。他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以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身份和金源先生的学生身份担保。”

溥仪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每次都重复上述的说法，为我辩护。因而，他受到更大的痛苦。我听了李淑贤的话厅，心里很难受，眼里流着泪水。

1967年12月，溥仪因患肾癌，朝夕难保。一天，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不再呻吟，睁开眼，微笑着，抚摸着夫人的手。

他深情地说：“淑贤，我的一生做过皇帝，也做过普通百姓。我觉得，自己生命的结局是好的。改造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容易的，任何国家也不会有的。”

这句话就是溥仪对夫人说的临终遗言。他出狱8年后去世，享年61岁。他去世时，我因被游街挨斗，对他的去世噩耗一无所知。1979年，溥仪去世12年后，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溥仪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弟弟溥杰和杜聿明等老人。12年了，他们已哭干了对故人悼念的泪水。这天的话题主要是讲文比大革命的动乱。他们说了许多在周总理保护下，躲过动乱灾难的事情。

改革开放开始后，我参加了反映溥仪一生的电影拍摄，是影片中唯一真实的人表演自己。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战犯》一片时，我担任顾问；中意合拍《末代皇帝》一片时，我参加了宣布特赦令的拍摄。

《末代皇帝》是1984年筹拍的。意大利导演在写剧本时，频繁找我谈剧本。剧本是改编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但这本回忆录描写管理所生活很少，我补充了许多部分。我与意大利导演经常见面。每次见面，总是从早谈到天黑。他提问不同时期的歌曲、大街上的标语、流行的服饰。我为了真实地再现溥仪的生平尽最大努力帮助剧组。

剧本撰写完后开始拍片时，意大利导演还不时地找我谈片，听取我的意见。一天，导演请我出演影片的一场戏。我回答他，我连活报剧也没有演过，电影就更不能拍了。但他说，戏不长，为了保证电影的真实性，辛苦一次吧。不好再谢绝了。我按照他的要求，翻出原来在管理所穿过的旧服装，去了拍摄现场。戏不过1分钟。因演技问题，这场戏从一早拍到傍晚。这天我才知道，拍电影如此艰难。

电影拍完后，被有关部门审查时，我以顾问身份参加了审查工作。电影基本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但是，关押期间管教人员谩骂和殴打战犯的场面是完全捏造的。我向两国导演提议修改这一部分。

意大利导演要求给予谅解。

他说：“这部影片将在世界各国放映。战犯管理所与外国的监狱一样。看守和犯人亲如一家人，那别的国家人们不会相信，进而对这部影片的真实性也会产生怀疑。那么，花费巨资拍摄的影片就卖不出去了。请予谅解。”

他再三这样请求，但我始终坚持不能歪曲历史。

这部片子在世界许多国家上映，并获得了奥斯卡奖，特别是在日本反应较大。日本战犯们说，影片中将出现金所长，所以举家带口去影院观看。之后，我每次访日时，总是受到日本战犯们的质问。他们对影片中描写看守打骂战犯歪曲历史的场面很不满。我借该书向读者澄清电影中歪曲历史的事实。

24 溥杰迟到的日期

爱新觉罗·溥杰是在其兄溥仪被释放的第二年即1960年获释的。无论从地位还是从罪行来讲，溥杰应当早于溥仪获释，但之所以晚一年被释放是与当时的形势相关。

根据建国10周年特赦令，我宣布特赦名单，排名第一的是溥仪，这是谁也未曾料想过的。溥仪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大为震惊，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听觉。镇定后确信自己名字时，他极为兴奋。没有被列入特赦名单的其他战犯们也表现出兴奋不已的样子。他们想，伪满洲国头号战犯也被特赦，那么不久他们自己也将获释。

面对特赦的突如其来，对其他人将会产生什么反响？此次未被释放的战犯，特别是溥杰会有何感受？在他们之中，表现较大苦闷的是溥仪之弟溥杰。在研究释放对象时，我们曾考虑过这一问题。

为了减轻溥杰的苦恼，我劝溥仪在出狱前找其弟溥杰谈一谈，一是告别，二是多多安慰他。溥仪爽快地答应了，并于出狱前一天找弟弟谈话。我和负责溥仪的管教参加了这一活动。可是，谈话中溥仪的态度变了。他不是安慰弟弟，而是训斥他。

他说：“我承蒙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出狱了。弟弟为什么未被释放？弟弟的妻子是日本女人，也许是特务。所以要警惕。这是兄常常为之担心的事。干脆一刀两断如何？中国也有许多女子，何必、跟一个日本女子……”

“明天就要分别了，说一说别的事吧！”管教人员中断溥仪的话。

溥仪训斥时，溥杰一句话也不说，坐在那儿低着头听。我和管教说了许多好话，安慰溥杰，平息了他们兄弟之间的龃龉。

溥杰生于1907年，他比溥仪小1岁。溥仪个子较高，偏瘦，而溥杰个子较矮，偏胖，很像一个日本人。

他们兄弟俩早在紫禁城时，密谋借外国势力复辟清王朝。后来，溥仪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联系，将溥杰和三妹夫润麒送到日本学军事。1929年，溥杰到日本后，在东京学习院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后来进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两年10个月，在日军见习3个月。1935年回国后，任日军驻长春步兵团中尉小队长。一年后，再次赴日，入步兵专门学校就读。1937年，正在日本读书的溥杰与日本姑娘嵯峨浩结婚，他们俩年龄分别是31岁和23岁。第2年，溥杰携日本妻子回国，任皇宫警卫队上尉中队长、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室上尉勤务、伪满洲国治安部少校科员、伪满洲国军官学校少校中队长等职。1944年再次赴日就读于陆军大学一年后，回国任伪满洲国军事部中校神道。当时，伪满洲国军队与日军一道，每天早晨要向神祈祷。日本战败前，溥杰任侍从武官。

以上述经历可以看出，溥杰是经过日本军阀严格训练而培养的御用人物。

溥杰的妻子嵯峨浩是昭和天皇侄女辈的远亲，是日本名门家庭的女儿。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帝御用挂”的名义，实际扮演溥仪辅佐官角色的吉冈安直，为了结国亲进而控制伪满洲国，他曾建议溥仪娶日本女子为妃子。但遭到溥仪的回绝。吉冈安直被拒绝后，非常气恼。他不甘心失败，他想到了正在日本就读的溥仪弟弟溥杰。他向溥杰介绍了嵯峨浩。因此，溥杰夫妇有这种政治婚姻的背景。

溥杰与日本女子结婚后，溥仪预感到自己的前途更加险峻。不能生育的溥仪最怕弟媳嵯峨浩有孕。恰在此时，关东军补充《帝位继承法》，规定如无皇太子，将由皇帝弟弟之子继位。因此，一旦有朝一日嵯峨浩生儿子。溥仪就将被迫让位。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但溥仪不想放弃帝位。溥仪与溥杰关系慢慢疏远了。溥仪总是警惕溥杰夫妇。每次过节，溥杰夫妇带着山珍海味或从日本带来的糖果之类来晋见溥仪，可溥仪总是担心放毒，让手下人把礼品原封不动地扔进垃圾桶。

嵯峨浩与溥杰婚后，大失吉冈安直期望，接连生下两个女孩。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吉冈安直开始冷眼对待嵯峨浩，对她的态度不如对手下侍从好。嵯峨浩也想过自己的未来，她觉得生女儿要比生儿子侥幸。如果生儿子，丈夫和大伯就要上演争帝位的惨剧。她不愿看到这种结局。她宁愿过安逸的家庭生活，做贤妻良母，服侍丈夫，培养女儿。

嵯峨浩对帝宫的事从不过问，专心料理家务。溥杰对她的处事很感激，并更加爱她。随着岁月流逝，他们俩口子从开始时陌生的政治夫妇，发展为相亲相爱的好夫妻。

他俩婚后没有一天分离过。日军战败的1945年8月，在通化山沟挥泪离别了。之前，嵯峨浩已将大女儿送到日本娘家寄养，身边带着小女儿。伪满洲国大臣们被苏军俘虏后，嵯峨浩与琬容在通化大栗子沟的山沟里东躲西躲，后被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抓获。她们在通化公安局二楼办公室监禁半年后，被送到延边图们监狱。在监狱，琬容因无鸦片，挣扎了几天后死去了。嵯峨浩和小女儿被监禁半年后获释。后她经沈阳准备回日本。她在锦州葫芦岛国民党战犯管理所少校所长蒋文鹤的帮助下顺利成行。回国后，她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流浪的王妃》。书中，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关东军的险恶侵略诡计，写了在蒋文鹤的帮助下回国的经历，并标榜国民党、诽谤共产党。日本战败后的第2年，国民党特务勾结日本残兵，发动了暗杀共产党领导人和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民主政权的事件。当时，民主联军司令部的一名警卫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他接到任务后，几次掏出枪对准民主联军领导人，但想到平时民主联军领导对自己待如亲兄弟，他最终没有下手，而是坦白自首了。因此，那些准备反革命暴动的国民党特务和日军残兵全部被捕，其中几名头头被公开审判后枪决。嵯峨浩在通化公安局二楼被拘留时，看到了反革命暴动头目被拉出去枪决的情景。她写这件事时，把共产党描写成残暴的组织。她的《流浪的王妃》，为当时在日本抬头的军国主义者反华宣传帮了大忙。军国主义分子将回忆录拍成电影，在全国巡回上映。

嵯峨浩回国后，到处打听溥杰的生死消息，但未得到任何信息。几年过去了，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已离开人世。1955年春，也就是她与丈夫分别10年后，突然收到一封信。看了信封上的字迹分明是丈夫溥杰。这难道真的是他写来的信？她双手颤抖，打开信后证明确实是溥杰的亲笔。战犯管理所于1955年春开始，允许与外界亲朋好友书信往来，溥杰在当天就给远在日本的妻子写信。接到信那天起，嵯峨浩便进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溥杰的签名活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签名，又掀起了一股反中国浪潮。

第二年，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嵯峨浩来找李德全将签名名单交给她，并要求将签名单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与此同时，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有关特赦战犯的决定，研究特赦名单。本来溥杰可以与其兄溥仪一同释放，但考虑如果释放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将把此事宣传为自己斗争的胜利结果，而且有可能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华浪潮。所以说，嵯峨浩的签名运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使溥杰释放晚了一年。

再说嵯峨浩回国后苦苦地等待丈夫的音讯，已是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而使她雪上加霜的事又发生了。当时在东京学习院就读的大女儿，与同一学年级的日本男青年相爱了，并准备结婚。但是，嵯峨浩坚决反对他们的结合。

她说：“你父亲是满族，与中国的汉族结婚都不行，何况与日本人结婚。这事绝对办不到。”

大女儿每次回家，她总是这样劝女儿断绝与那位日本小伙子的关系。因此，她的长女几乎每天都要流泪。一天，夜深人静了，可长女未回家。她平时在校完成功课后总是按时回家陪伴孤苦伶什的母亲。嵯峨浩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她立即招呼亲戚开始四处寻找，但毫无结果，后来报告了警视厅，动员大批警察搜寻，7天后在东京郊外海边山坡松树下，找到了俩人的尸体。她的长女头枕着心爱的恋人胳膊死了。周围有吃剩的罐头瓶和酒瓶。小伙子右手旁有一支手枪。他俩没有勇气冲破爱情的障碍，最后选择了这样悲惨的结局。

嵯峨浩恨不得离开人世去九泉之下安慰悲惨死去的爱女。可她眼前浮现了丈夫严肃的面孔。她想，我还不知他的死活，就是跟着女儿走向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啊。死也不是，活也不是，怎么打发日子呢？一天，她突发闪念，开始执笔写回忆录《流浪的王妃》。

她在写完《流浪的王妃》之后，正着手出版时，接到了溥杰的信。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尾谈到这本回忆录，并要求溥杰写序。溥杰写完了序之后，拿着写好的序找我，让我把关。这个草稿原来保存在管理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因时间长久，我记不清序的详细内容，大概是按时间顺序写了从通化山沟分别后的生活过程。

几个月后，《流浪的王妃》出版了，并给溥杰寄来了一本。溥杰读完之后，找到我说，让我有时间读一读。我问他，内容怎么样，他说有一部分事实被歪曲了。我仔细读完这本书之后，将书交给溥仪的妹夫万嘉熙和润麒，让他们译成中文。书译完我进行校译，尔后报给中央公安部。公安部将书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完书后，指示辽宁省和吉林省调查核实事实真相。调查结果说明这本书内容除了政治观念和部分事件外，基本属实。

1960年末，溥杰获释后，与家人团聚。第二年春，周恩来总理邀请溥杰一家人到中南海家里做客。溥杰、嵯峨浩和她的母亲、小女儿一家四口人应邀前往，溥仪也同行而来。中午，周总理夫人邓颖超亲自上厨烧菜。吃饭时，话题谈到《流浪的王妃》一书。

周总理问嵯峨浩：“我也读过这本书，夫人现在怎么看这本书？”

“总理阁下先生，很对不起。那本书错了，犯了罪，犯了罪！”说完，嵯峨浩郑重地站起来鞠躬谢罪。

“谈不上犯罪，书本来写好不容易。如果写错了，可以重新写嘛。”周总理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

过去在伪满洲国低三下四生活过的嵯峨浩，头一次见到这样慈祥的人，像父亲一样。

席间，周恩来夫妇说了很多笑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快到宴席结束时，嵯峨浩问周总理。她说：“总理阁下，我们现在遇到很难解的问题。”

“赶紧说，大家一起研究一定会解决的。”

“对不起。”嵯峨浩说。

她说，小女儿又与日本小伙在谈恋爱。这次，她还是反对这门亲事。因此，家里闹了多次矛盾。

周恩来总理听完后，问做父亲的溥杰有何想法。溥杰说，应当尊重女儿的意愿。周总理又问做伯父的溥仪。溥仪的态度与溥杰一致。周总理微笑着点头，他望着嵯峨浩。

他说：“现在夫人不是与中国人组成了家庭吗。那么女儿不能与日本人结婚的理由是什么？溥仪先生和溥杰先生说的对，我赞同两位先生的意见。女儿与日本青年结婚后，如果想到日本生活可以去日本，如果在中国生活也可以留在这儿。即使去日本生活，也可以回来探望父母。”

周总理又讲了不能干涉子女婚事的许多道理。

“对不起，我的想法很浅。”嵯峨浩说了对不起的话。

嵯峨浩受到周总理热情接待后，显得非常兴奋，难以入眠。她强烈地感受到必须改正诬蔑中国共产党的《流浪的王妃》错误。后来，她用几年时间周游全国，写了洋洋30万字的纪实著作。

溥杰获释后一直住在崇内旅馆，到了1962年春分到了房子。我出差到北京又去祝贺乔迁新居。这是他获释后，我俩的第一次相逢。

溥杰见到我高兴地拥抱起来。

他向夫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常念叨的恩师金所长。”

“啊，是吗，常听您的尊名，今天来看我们，非常感谢。”

我第一次见到嵯峨浩，是位性格温顺的女人。作为日本女性，她的个头还算较高，那白哲的皮肤把她衬托得更美丽。

他们住在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52号。房是他的父亲醇亲王府的一部分。原来这所房子由北京市政府管理，溥杰出狱后，进行了维修，然后交给溥杰居住。这所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式四合院，院落较大。大门是较大的双开门，门上有一对铁铸的虎头门环，大门两旁有大大的圆型石柱，高高的门槛，像小公园的庭院，花坛中的假山和盆栽很有生机，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宅院。

正房是卧室和书房，门窗都挂上了豪华的门帘。东西两个厢房分别用作客房和厨房，南屋是客厅。他们夫妇把我引导到客厅。客厅相当大，屋子里用四节屏风相隔。家具是红木做的，天庭上挂着宫灯，墙上挂着书画，还有珍贵的盆花，客厅豪华又古色古香。

溥杰是位知名的书法家。这天我虽然对他的书法新作观赏很多，但更多的是听他们充满喜悦的家庭生活情况。

“是伟大的祖国给我们出路和新生活。我们的想法是把余生献给国家。”

他俩反复强调，做梦也未曾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幸福生活。

后来，我曾多次访问过溥杰一家。到了北京给溥杰家打电话总是嵯峨浩先接。因为溥杰任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公务繁忙，时常在外。接到电话后，嵯峨浩马上听出我的声音，并在电话里长时间交谈。1988年她患病住院治疗，但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离开人世，享年74岁。出殡那天，溥杰握着我的双手，为亡妻而哭泣。

25 起诉名单

调查确认战犯的罪行特别是日本战犯的罪行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首批审讯对象是校级以上的100余名战犯，他们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犯下了数不清的弥天大罪。但由于许多罪行时间长，证据不清，有些被害人因语言不通，不清楚日军部队番号和日本战犯的姓名。审讯期间，部分日本战犯没有谈罪行真相，有的伪造事实，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根据调查结果，在抚顺管理所监禁的969名日本战犯杀害的平民和抗日联军，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手段也更恶毒。为证实战犯们坦白的罪行，进行的实地取证结果表明，日本战犯的罪行包括杀人后吃人肝、脑浆等等，真是令人发指。这些日军是披着人皮的一群野兽。许多证人讲述的日军犯下的罪行，使负责取证的工作人员增添了无比的仇恨。因此，上级再三强调，工作人员要克制感情，要客观准确地调查事件的真实情况。

整个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首次确定的起诉对象是107名战犯，其中70人被列入处极刑名单。

1955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将起诉名单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听取报告之后做了指示。他说：“我们处理日本战犯的原则是，一个人也不杀，一个人也不判无期徒刑，罪大恶极的人必须判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这就是党中央的决定。”

谭政文检察长和孙明斋所长返回抚顺后，召开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共90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宣布党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也不判死刑后，会场内一片哗然，有的人当即站起来，要求党中央改变决定。不仅一般干部不能接受，就连一些领导干部也想不通。

我们许多干部和亲属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曲初，在抗日战争年代，失去了许多战友，他自己也九死一生，腿被日军打伤，落得终生残疾。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名炊事员在院里正巧碰上了曾杀害过他父母兄弟的仇敌。有一名日本战犯在操场被两名炊事员截住了。其中一人指着他喊道：“你给我站住，今天是我报仇的日子。”炊事员气愤地拉起架式，准备扑上去揍这名战犯，被正路过的一名护士制止了。这名战犯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一会儿，翻译走过来向他说明了刚才炊事员为什么冲着他发火。他听了之后，吓得脸色苍白。

那是10年前，即194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担任日军第59师第111大队分队长的他领着部下到山东一个农村，强行要求农民们交新割的小麦。日军已多次掠夺过，农民手里已无小麦可交了。他看农民们谁也不开口，下令把全村老少全部赶到村东头池塘边，枪杀后把尸体抛进池塘中。那时管理所的炊事员才10岁。当时他一家人全都被杀，他是躲在墙脚下才幸免于难。他亲眼目睹了父母死在日军刺刀下，还看见小姐姐被日军强奸后被刺刀捅死的惨况。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日军分队长凶恶的脸。他记住的那个杀人恶魔就是眼前的日本战犯。

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处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谭政文检察长带着工作人员的意见，再次进京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干部群众提出的种种意见，并提议中央改变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周恩来总理听了谭政文检察长的汇报之后沉思片刻。他沉重缓稳地说：“理解干部和群众们的心情，但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只要领导干部思想通了，下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就好做了。从长远看，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是正确的。目前可能一些同志无法理解这个政策，但20年后会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党中央的政策要坚决贯彻落实。再重申一次，一个人也不能杀，不能处以死刑，最大限度地限制判刑人数。”

谭政文检察长回到抚顺后，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多数干部仍然不能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认为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

东北工作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审议了起诉战犯的名单。结果起诉名单从原来的107人减到45人，取消了处以死刑的70人名单。最后，向军事法庭递交的日本战犯的名单如下：

1．武部六藏，1893年生于日本石川县，历任关东军总长、日本企划院次长、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

2．古海忠之，1900年生于东京，历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财务处特别会计课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企划局长等。

3．斋藤美夫，1890年生于东京，曾任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治安课长、警务课长、满洲国中央特务委员会委员、满洲国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代理干事长、新京日本宪兵队长、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驻华南宪兵队长、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校处长等。

4．中井久二，1897年生于日本鸟取县，满洲国锦州地方法院副审判长、黑河县副县长、司法部参事官、司法部劳教局长。

5．三宅秀也，1902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曾任满洲国热河省警务厅警务课长、承德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干事，北安省、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

6．横山光彦，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满洲国奉天高等法院审判官兼奉天地方审判长，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高等法院审判长兼治安厅长。

7．杉原一策，189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矫正课长，锦州、哈尔滨、新京高等检查厅次长。

8．佐古龙佑，1892年生于日本山口县，满洲铁道警护军总队总监部警备课长、防卫课长，锦州铁道警护队长兼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委员，吉林、牡丹江铁道警护军少将旅长。

9．原弘志，1895年生于日本岗山县，曾任满洲铁道警护军总队总监部警备课长、锦州铁道警护队长，铁道警护军旅长兼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委员，吉林铁道警护军旅长，铁道警护军少将参谋长。

10．歧部与平，1895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任满洲国牡丹江省次长，东安省次长，间岛省省长，满洲国厚生会理事长。

11、今吉均，1906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任满洲国奉天省昌图县参事官，滨江省公署总务厅文事课事务官，龙江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警务总局警务处长。

12．宇津木孟雄，1895年生于日本千叶县，曾任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3课课长，满洲国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和满洲国中央政务统制委员会委员、干事，北新京日本宪兵分队长，佳木斯日本宪兵中队中住中队长。

13．田井久二郎，1903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满洲国三江省兴山警察署长、热河省警务厅特务课副课长兼特高课长、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课长。

14．木村光明，1906年生于日本鸟取县，曾任承德日本宪兵队特务课长、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少佐分队长。

15．岛村三郎，1903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特务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

16．鹿毛繁太，1899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满洲国奉天省柳河县警务局首席指导官兼山城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通化省临江县警务课副课长、锦州市警察局警务课长。

17．筑谷章造，1894年生于日本鸟取县，曾任满洲国奉天警察厅特务课长、宾江省警察厅司法课长兼特别巡察班主任。

18．吉房虎雄，1897年生于日本长崎县，曾任驻朝鲜日本国境守备队配属宪兵长、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3课课长、大连日本宪兵队长、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中住高级副官。

19．柏叶勇一，189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满洲国抚顺市警务处长、警察局长。

20．藤原广之进，1897年生于日本爱媛县，曾任榆树镇日本宪兵分队长兼榆树镇地区警务联络委员长、密山日本宪兵分队长、穆陵日本宪兵分队长、汤原县日本宪兵分队长。

21．上坪铁一，1902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曾任日本陆军第7师第27步兵联队中队长，鸡宁、东安、四平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

22．蜂须贺重雄，1896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县，曾任满洲国皇姑屯金岭寺铁道警护队长、锦州铁道警护队警察课长、奉天铁道警护团上校联队长。

23．掘口正雄，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鸡宁日本宪兵队临时队长、锦州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

24．野崎茂作，1893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曾任奉天省日本宪兵队组长、满洲国宾江省警务厅官员兼河东五县毛儿山治安肃清事务处长、吉林省警务厅警备课副课长、永吉县警务副课长、德惠县警务课长。

25．沟口嘉夫，1910年生于日本长崎县，曾任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查官、哈尔滨高等检查厅检查官。

26．志村行雄，1902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曾任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长、关东军第1特别警备队中佐教育队长。

27．小林喜一，1895年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东条兵团配属宪兵长、奉天日本宪兵分队长、奉天日本宪兵队专务课长、兴安日本宪兵队少住队长。

28．西永彰治，1899年生于日本山口县，曾任日本派遣间岛省宪兵长、图门宪兵分队长、哈尔滨道里宪兵分队少住分队长。

29．铃木启久，1890年生于日本福岛县，曾任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独立守备步兵第12大队大住大队长、第15师团第67联队大位联队长、第27步兵少将联队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独立步兵第4旅团旅团长、第117师中将师团长。

30．藤田茂，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日本陆军第20师第28骑兵联队大佐联队长、第12军第4骑兵旅团少将旅团长、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

31．上报胜，1892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任日本陆军第110师团第16联队大佐联队长、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

32．佐佐真之助，1893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日本陆军第22师团第85联队大佐联队长、第13军少将参谋长、中将参谋长、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

33．长岛勤，1888年生于日本埼玉县，曾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

34．船木健次郎，1897年生于日本富山县，曾任日本陆军第15独立混合旅团第77大队中住大队长、第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

35．鹈野晋太郎，1920年生于日本广岛县，曾任日本陆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2大队少尉情报主任、第232联队本部中尉俘虏监督官兼情报主任。

36．(木神)原秀夫，1908年生于日本冈山县，曾任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防疫给需部少佐部长、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少佐支队长。

37．城野宏，1914年生于日本熊本市，曾任日本军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总务课少尉副课长、政治课中尉副课长，太原陆军联络部情报班中尉副班长、班长，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部队，任第2作战区司令部合谋社军事组上校副组长、组长，特务联队司令部上校副司令官，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部长、暂编第10独立总大队少将副大队长兼政治部长，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副总队长兼政治事业处长。

38．相乐圭二，1916年生于日本福山县，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3独立混合旅第10独立步兵大队少尉小队长、中尉通信班长、中队长、大尉大队副官、第9独立步兵大队长等。日本战败后，参加国民党军进行反共活动，他搜罗日军残兵败将，组成第10独立总队，任上校参谋长，后升为少将参谋长。

39．菊地修一，1915年生于日本宫城县，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2独立混合旅第7独立步兵大队第3中队少尉、中尉中队长，第1中队中尉、大尉中队长，第3独立混合旅独立炮兵大队大尉大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国民党军队，任阎锡山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参谋长、总队炮兵旅旅长。

40．永富博之，1916年生于日本熊本县，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37师第37步兵联队司令部情报室上等兵、兵长、伍长，山西省霍县保安队联队部指导官，北支那派遣军第5独立警备队第27大队本部情报室军曹，山西省闻喜县、安邑县保安联队指导官等。日本战败后，带领一些日军残兵加入阎锡山军队。

41．住冈义一，1917年生于日本大阪府，曾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4独立混合旅第13独立步兵大队少尉小队长、机枪教育队少尉教官、大队部中尉教育主任，第14独立步兵旅第244独立步兵大队中尉、大尉中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任山西省第6保安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山西省保安总司令部上校教育课长、暂编第10独立总队上校联队长、太原休整公署教导总队上校联队长。

42．大野泰治，1902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满洲国宾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课外事课长，阿城县公署警务指导官，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镇北政治厅警务厅副厅长、警备课长，应县公署参事官，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长。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搜罗日军残兵组建炮兵联队，参加反动的“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任该组织机关刊物《产业技术研究史》少将编辑。

43．笠实，1906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曾任山西省临汾县公署财务辅佐官、山西省壶关县新民会首席参事、昆管县政府顾问。日本战败后，任“亚洲文化会”代理组织部长，后加入阎锡山暂编第10独立总队野战医院任少将军需事务长。

44．神野久吉，1908年生于日本爱媛县，曾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镇北政治厅平鲁县警察队警卫部警卫指导官，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指导官、首席指导官。日本战败后，参加阎锡山军队，任大同保安总队少将副总队长、情报主任。

45．宫永顺太郎，1895年生于日本东京，曾任满铁总局警务处第2对外课长、防务课长、铁道警务局警务官，北宁铁道局警务处警务指导员、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先务班反共班班长、满铁北支那事务局警务班长，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保安课长，铁道外事警察班长、资业局第2交通课长、第3调查昼间警务局中央特务班长、北支那交通团“宫永机关”主事。日本战败后，参加国民党军队，任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情报部干事长、蒋介石国防部第2厅北平工作队中校副队长。

26 赦免释放：1017名日本战犯回国

1956年6月21日，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上午9时整，几辆满载日本战犯的大客车驶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大门。日本战犯们已被通知去向。

这天是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第3天。审判、判决过程对日本战犯们来讲是决定人生新转折点的严峻时刻。是生，还是死？受重刑还是被判轻刑？战犯们无法控制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

满载日本战犯的汽车停在抚顺市原日本女子中学操场。这所学校礼堂设有军事法庭。操场周围是荷枪实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警戒，礼堂入口是两排士兵列队执勤。

日本战犯们怀着不安的心情依次入场，按指定的坐位入座。

法庭中央是检察官席，后边是旁听席。

场内有许多记者，他们在做各种采访准备。

首席军事检察官王之平少将进入法庭，场内全体起立。

王之平少将坐定后，检察官和翻译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

“上中正高、大矢正春、川田敏夫、丸田善市……”

开始念长长的日本战犯名单，共计335名。

检察官和翻译同步在念法庭决定。

“本检察院已对上述335名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了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结果表明，上述335名日本战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他们在中国人民面前都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其中上中正高、大矢正春等38名战犯在日本投降后加入阎锡山反动集团，进行了旨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活动，并妄图在山西省建立再次入侵中国的基地。按他们的罪行，应该送交法庭，处以应判的刑律。”

检察官稍做停顿后，用严肃的口吻继续念道：“但是，考虑到日本投降后这10年间的变化和目前情况，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上述战犯们在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且属于下级战犯，本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第1条第1项，决定对上中正高等335名日本战犯作宽大处理，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

听到预料之外的喜讯，日本战犯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感动得低头哭泣。

当战犯们停止哭泣抬头环顾四周，场内检察官席和旁听席已空了，周围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也不见了。战犯们不知向何处去，他们站在原地东张西望。

一位着便装的官员用流利的日语宣布归国事项。

他说：“祝贺诸位。我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我刚刚接到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免予起诉和释放诸位的决定。从现在起一直到诸位归国，由我们红十字会负责接待诸位。关于诸位归国事情我们已与日本红十字会用电文联系了。诸位将被送到天津，等待归国乘坐的日本船。明天就启程，因此现在先回到管理所作启程准备。”

战犯们在红十字会官员的引导下乘车返回了管理所。管理所大门口全体工作人员列队鼓掌欢迎日本战犯。

“谢谢，谢谢！”战犯们握着所内工作人员的双手，边说边流着热泪。

战犯们被领到管理所宁静的后院，这里是冬季滑冰的地方，送别晚宴将在这里举行。

夕阳西下，西边那火红的天渐渐暗淡了。宴会场华灯初放，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孙明斋满面笑容，他站起来祝酒。

他说：“祝贺诸位被释放。诸位今天依据我国政府宽大政策被释放了，今天的释放也是诸位一致努力的结果。诸位经历了艰难的坦白和学习过程。我们真心地对诸位真诚的努力表示敬意。我代表管理所全体人员衷心祝贺诸位归国。希望归国后多多保重，建立和睦幸福的家庭。最后，我提议，为了诸位的身体健康和旅途平安，大家举杯，干杯！”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战犯们高举酒杯，连声高呼万岁。战犯们发自内心的万岁声，回荡在高尔山，响彻在晴朗的夜空。

战犯们频频与管理所工作人员碰杯。他们不知用何种语言表达内心的话语，只是不住地流着激动的泪水，这是感激的泪水，也是仔悔的泪水。

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才结束。

夜里战犯们都难以入眠，他们在兴奋中迎来了黎明。这一天又是风和日丽的天气。

管理所工作人员正在为归国日本战犯们忙碌着。

仓库门口，工作人员按名单顺序归还保存了6年之久的个人物品。

在院内的另一侧，向归国的日本战犯发送新衣和皮鞋。

战犯们还领到了零用钱。

这天晚上，335名归国日本战犯乘火车离开了抚顺。管理所的管教人员、看守、翻译、医生、护士等许多人到车站送行。火车鸣笛启动了，日本战犯们挥着手依依惜别。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决定的第1条做了如下规定：

“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此决定，于1956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21日分3次赦免释放了1017名日本战犯，其中包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收容的日本战犯。

根据中国政府宽大政策被赦免释放的日本战犯移交给日本红十字会后，以日本侨民的身份在天津塘沽港乘日本兴安丸号游船回国。日本战犯们上船前，前往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献上花圈，他们流着泪水再次谢罪。他们还在烈士们的面前真诚地献上了以下的悼念文字：

热爱祖国为了抗日一直勇敢奋斗到底，终于壮烈牺牲了的花岗烈士们，

请看一看吧，现在我们都站在您们的面前了！

我们都是曾经杀害您们的可憎恨的刽子手。我们对于热爱故乡、保卫

祖国的您们的正义事业，作了残酷的蹂躏，将您们从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热

爱着的这个丰饶富裕的中国土地上硬给架走，把您们送往遥远海外的日本

深山中去，使您们在严寒酷暑中，在鞭打饥饿之下，强制从事坑内劳动，

剥夺了您们活着的权利，逐渐地残害了您们的生命。

不但如此，对于您们的父母兄弟，我们也是公然地蹂躏国际法和人道

主义，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捉住了您们的父母兄弟——仅仅是在这块土

地上，希望着和平幸福的生活、勤勉劳动的善良的您们的同胞，便拿他们

作“刺枪训练”或是“试刀”之用。包围了和平的村庄而后放火烧光；所

到之处，连病人和儿童也难幸免；或是散放毒瓦斯、细菌而进行屠杀等等。

用那些不忍作出来的残酷野蛮的手段，使您们所热爱着的祖国的美丽山河

染遍鲜血，使无数村庄都被包围在可诅咒的火焰之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灾难。

再加上，在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尚且

不知改悔，据军部的命令，妄图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掺在阎锡山匪军

之中，继续和您们的英雄的解放事业对抗，用尽了一切野蛮手段，犯下了

对正义的中国人民进行屠杀的双重罪行，我们都是些不能得到宽大的日本

战争犯罪分子。

我们都是犯下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但是，现在都受到了曾经受过我

们残害的您们的亲属和继承您们遗志的中国人民的宽大释放，竟至被允许

回到我们怀恋着的祖国和我们的家人中去，于是我们现在站在了您们的面

前。

这是一种怎样的矛盾心情啊！我们现在真是被惭愧和悔悟之念填满了

心头，真是不知怎样谢罪才好！简直觉得没有适当的语言可以表达我们此

刻的心情。

各位烈士！！

我们曾经摧残了您们的肉体，但是我们却毁不掉您们的英灵。您们表

现出来的热爱祖国和热爱同胞的热情，是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您们

所惟一热爱着的祖国的解放和独立，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

导下，在对日本帝国主义赢得胜利的基础上完全实现了，在这中国的广大

土地上，正在进行着惊人的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

各位烈士，请您们看一看吧！

过去曾经被我们破坏尽净的无数城镇及其郊区，现在已有现代化的工

厂和住宅鳞次栉比，在被我们蹂躏过的山河村庄上，已有大规模的水利发

电站建立在那里，拖拉机和康拜因也带着丰收的喜悦而驰骋在田野上，六

亿中国人民形成一条心，在一天比一天美好幸福的生活中，燃起了欢乐的

希望的火炬，充满了勇气和信心，而向着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5年计划突

飞猛进着。现在的新中国，已成为亚洲和世界的强大和平堡垒，成为保卫

和平的支柱，并成为全世界人民向往的目标。正如您们一生之中片刻也没

有放弃过的愿望，不惜献出宝贵生命而为之奋斗的理论，现在都已经得到

了实现。如果您们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切的话，如果能够亲自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的话，您们会是怎样喜悦啊！

可是您们却不能亲眼看到自己祖国这一伟大的姿态，也不能亲身体验

到这种幸福的滋味。当我们想到这里时，我们真觉得不知应该怎样谢罪才

好，惭愧的心情真使我们觉得肝胆欲裂。

当您们的父母兄弟各位亲属们，愈是看到自己祖国这样强有力的发展，

愈是过着这样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对于您们的悲惨遭遇就会更加悲痛，

对于我们这些夺去了您们宝贵生命的刽子手们的仇恨，就会更加强烈！虽

然如此，您们的亲人们，在我们改造的6年中却始终一贯地抱着以德报怨的

崇高精神，给我们宽大的待遇，尊重着我们的人格，保障着我们的生活和

健康，并且一贯地怀着父母那样的深情，为使我们走上新的人生道路，诚

恳地给予我们帮助，仿佛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注意着我们的成长，并从心

底里替我们高兴。现在竟给予我们以宽大赦免，使我们能够回到故乡的父

母兄弟那里去，与亲人团聚。

各位烈士，请看一看吧！

我们这样精神旺盛地满怀着光明希望和喜悦，并从您们的父母兄弟那

里，领到了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就连给我们家人买的土特产都准备好了。

您们的父母兄弟们，由于我们对您们的残酷的行为，曾和您们作了悲痛的

诀别；而我们的父母兄弟，不久就会和我们团聚，而被包围在欢乐的气氛

之中。当我们想到这些情景时，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我们的未来，完全是您们的父母兄弟——中国人民所赐予我们的。这

种胸襟是怎样的崇高和伟大啊！

各位烈士！！

您们活着的时候，是伟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是被全世界人民景仰

为永垂不朽的英雄。现在继承您们的遗志而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建立起

了一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耸立在亚洲与世界的巍然的和平堡

垒。中国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而为全世界人民所羡慕。与此相反，曾对您

们犯下了野蛮罪行的我们，却使我们自己的祖国，在史无前例地被他国军

队占领下而陷入了隶属他人的痛苦之中。不仅把我们的父母兄弟推入悲惨

的境遇里，连我们自己也都被黑暗的罪恶所玷污而成为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成为全世界人民憎恶的对象。

这种严酷事实，清清楚楚地显示了您们以死来坚持的道路才是真理之

路，而我们盲目走过的道路，则完全是邪恶之路。您们以死来坚持的这条

道路，也定将成为我们后半生的道路。

从我们所犯下的罪行来看，本来应该根据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主权，

在热爱正义的人类面前，在憎恶的视线之中，受到应有的严惩。可是，现

在要从曾经受过我们残害的中国人民手中，得到了宽大释放，这也只有是

胜利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从他们热爱全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他们的宽阔

胸襟和伟大的精神中才能作出的宽大处理，也是基于对我们祖国日本的父

母兄弟正在陷入逆境的同情而作出的无私帮助，同时也是使日中两国人民

友谊向前发展的衷心愿望的体现。

我们就在受过我们残害的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这种比父母还要深

切的崇高温情中，使我们懂得了真理，使我们深深懂得了什么是侵略战争，

深刻认识到军国主义才是导致人类于不幸和使我们陷入罪恶的根本源泉，

我们又怎能把生命重新投入到罪恶之中呢？！今后，我们又怎能够对于日

本人民的真正朋友——把日本人民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的中国人民“以

怨报德”呢？！

我们今后绝对不允许妄图使人们再次卷入战争而互相敌视和彼此再以

武力相见的任何企图。

我们一定要反对侵略战争，要和日本人民一起认真地工作，通过我们

的亲身体验，把中国人民的友谊传达给日本人民，而使两国人民紧紧握住

友爱之手，把曾被我们破坏了的日中友好关系恢复起来，并为民族的真正

独立、自由和永久和平的斗争，而献出我们自己的后半生。

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才是酬报您们崇高遗志的惟一道路。

各位烈士！

我们现在抱着勇气和希望，将要向新的人生迈出第一步。我们确信，

我们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胜利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后所要度过的后半生，乃是真理的、正义的，并

有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有着六亿中国人民的绝对支

持的。

曾犯下了严重罪行的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块长期以来“以德报怨”，

并以极大耐心教诲我们的再生之地——您们的美丽的祖国和您们的亲人的

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忏悔和决心陈述了出来，作为我们献给您们的追悼之

词。

各位烈士！！

请您们安安静静地长眠吧！

被宽大释放的全体日本战犯于天津

1956年8月30日

第二批回国的日本战犯，离开天津时还向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了许多诚挚的信。其中，迄今未公开发表过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中国的各位、管理所长先生以及各位工作员先生：

我们现在受到中国人民的宽大赦免，而能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去。

我们怀着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谢意和感激，将要开始走向新的人生的第一步，这真是如同作梦一样。

过去给予中国人民那样深重灾难的我们，现在能受到这样宽大的处理，这决不是应该的。

在人类很久的历史上，都是杀人者受死刑，盗物者受徒刑，这从法律上或是从道德上来说都是应该的。

但是和我们所预期的相反，这一不应该有的事情竟破例地成为现实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六年如一日地帮助着我们的各位的身边，而回到久已怀念着的祖国，和等待着我们归来的家人们，共同欢度快乐的生活了。

在这一事实面前，使我们充满了有生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喜悦！

但是我们单纯的欢喜是不行的！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给予我们这样欢喜的再生恩人，正是在我们过去所进行的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给予极度残酷祸害的受害者。

而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而我们将要回去的祖国日本，又是处在多么悲惨的境遇！

我们过去生活在贪婪无厌的军阀和财阀们所统治的日本社会里，从幼小的时候起，就受到野蛮的军国主义欺骗教育的影响，丧失良心，变成公然做出损人利己，恬不知耻的行为的人了。

于是把那丑恶的战争认为是“正义”的、为了“国家”的，积极地从事战争，而从中做着“飞黄腾达”的迷梦，狂奔于追求自己的利益！

在十几年前，我们拿着凶恶的杀人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国领土，公然地违背国际法和人道，把勤劳、朴素、勇敢、智慧，为了和平和幸福生活而劳动着的中国人民当作“敌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我们只要看到中国人，就肆意地加以逮捕、奴役、刑讯和强奸，并且以令人难以目睹的残忍手段把他们杀害了。

我们用解剖活人、驱使军犬咬死人、剖开孕妇肚子挖出胎儿或用石臼把人脑袋砸碎等等残忍手段，一直在杀害着中国人。

不仅如此，还公然施放毒瓦斯和撒布细菌，夺去了难以数计的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

像这样的行为，只要稍有人性的人，是绝对不会干出来的。

我们是多么令人可怕的鬼畜啊！

我们一侵入进来你们的和平生活就遭到破坏。一瞬问，那美丽葱翠的土地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就这样，1200万你们父母兄弟的宝贵生命和500万万美元以上的财富，被我们夺走了。

我们给予中国人民的，就是这样的悲惨生活，血泪的悲伤，难忘的憎恨。

我们做出了不可挽回的罪恶！

我们犯下了在历史上不可消灭的错误！

尽管如此，在战败这一严峻教训面前，愚昧无耻而又野蛮的我们，还不曾反省到自己的罪行，仍然继续作着丑恶的反抗。这也就是说，在手里虽不拿着杀人凶器，但在内。心里却仍然抱存凶恶的复仇武器。

毫无疑问，像这样罪恶深重的我们，理应受到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严惩。但是，当我们被苏联移交中国后，却遇到了完全和我们想象相反的事实。中国人民对于我们的温暖态度和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宽大的人道待遇，和我们过去对待中国人民的残虐行为，丝毫没有相同之处。

过去，我们把中国人民关禁在无衣无食和疫疠流行的牢狱里，在苛重的奴役和鞭笞之下，一个一个地毫无理由地杀害了他们。而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环境是：宽广的运动场、周围环绕有花坛的明亮清洁的房间、露天剧场、俱乐部、澡堂和理发室以及设备完善的医务室等等。

我们只要翻开这里的一层土，在那里就埋有11年前被日本人狱吏所暗害的烈士的遗骨，而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却每日过着歌唱和舞蹈的生活。

我们过去甚至连水都不想给中国人民喝，在他们有病的时候，把牙粉当作药给他们吃，来戏弄人。不仅如此，在感到麻烦时就把他们杀掉。

但是，中国人民每年都给我们以按尺码量做的崭新的夏季和冬季的衣服，还按照我们的要求制定菜单，尽他地吃着可口的日本饭菜。在严寒的冬天，还给我们吃着暖窖里栽培出来的鲜红的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连点心、水果、茶叶和香烟等也都发给我们。

这不过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日本人的关系，而尊重我们的生活习惯给予了这样人道主义的温暖与关怀。

我们不仅生活在经常进行消毒和清洁检查等很完善的卫生环境里，在我们有病的时候，即使是由旧社会带来的宿疾或是由于自己不注意而引起的病痛，无论是在深夜或是非常忙碌的时候，都能得到大夫先生和护士们及时的确切的科学治疗。

有时任性的病人无礼取闹，就连我们自己人都不愿意理睬他的时候，医务工作人员和班长先生们都能耐心地温和地和他讲道理安慰他。

不仅如此，我们还有很多的同伴们，住在市内的医院和疗养所，受着和中国人民同样甚至还要好的亲切治疗。由于得到这样的关怀，我们的同伴们不知有多少人都从生命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了。

中国人民不仅在衣食住和卫生方面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也保证了为了使我们能恢复人类真正情感的文化生活。

我们过去在旧社会里，除了做着牛马般的劳动和杀人以外是一无所知的，统治者们所给予我们的，只是那丑恶的杀人凶器，而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的却是价值高贵的数十种乐器、近300部的各国影片、数千册的图书、各种运动用具和娱乐品。

我们得到这样的关怀，我们能够学习文化，发展体育，扫除文盲，而且逐渐懂得了世间的道理。

仅仅是在这短短的一年问，我们就举行了29次文娱会和24次的大、小运动会，完全保证了身心的健康。

特别是到了今年，有一个月的期间，我们坐着火车，住着旅馆，参观了广大中国11个省市建设和生活的发展状况。对于管制中的战争犯罪分子，能许可做这样的参观，这种极端旷达的胸怀真是史无前例的。

如上所述，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待遇一贯是人道的、宽大的，正因为他过于深厚，这绝不是能用我们这样拙劣的笔墨和言辞所能说得完的。

回顾一下，过去6年的生活，对我们说来，是从死亡的绝路走向光明再生的过程。并且这又是在我们的冥顽的头脑和身体里，赋与新生的力量，而使我们苏生过来。

我们在这一期间的生活中，所直接接触到的客观的现实，不论是日常生活中多么细小的事情，或是需要注目的大事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持久和平与幸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崇高和正义的意志。通过中国的政策，它也反映在给予我们的生活上面。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到：只有人民当了国家主人的国家，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清楚地理解到这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从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的灾难中站了起来，并且摆脱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一切障碍而赢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真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正因为在过去受尽了灾难，所以决不愿意别人在今后再受这样的灾难，为反对使自“己和全人类陷入不幸和悲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斗争。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要互相帮助，所有的国家都要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任何国家都不能威胁他国的独立。

中国人民才是真正国际主义和保卫持久和平的伟大民族！

中国人民并不是如我们过去受欺骗所认为的日本人的“敌人”，而是两千年来一贯和日本人民有着深厚友谊的亲密的朋友。我们从这一事实中对于现在想要切断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一小撮反动集团的恶毒阴谋，抱有无比的憎恨！

同时，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清楚地看出，六亿中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向着建设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而迈进的力量的源泉。

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伟大真理，现在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坚强信念。

我们由于接触到了这样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们痛切地感到和平和劳动的伟大以及人类生命的宝贵。

中国的各位，管理所长先生，工作员先生：现在我们将要回到故乡，在幼时就住惯了的那个美丽的土地上，和家人们一起过团圆的日子了，可是，被我们所杀害了的中国人民，却永远也回不到你们富饶的土地上来了！也不能再和各位一起谈笑了。

想到这件事情，当现在要和各位分手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惭愧和对不起人的心情，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的生命，是从不记前仇、只谈论着将来而用笑脸对待我们的各位所赐予的。

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再生恩人和重生的父母。

现在我们从心里真正地明白了。

各位先生，在这几年的时期里，真是太谢谢了。在这一时期，我们所有的恬不知耻的态度和任性的行为，是多么伤了各位的心啊！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衷心地表示歉意。对于各位，我们是终生难忘的。

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得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中，要为人民、为社会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我们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那个丑恶的侵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都是一种无比的灾难；对于我们自己也是没有丝毫利益的，我们今后要为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和平而斗争。

我们既然亲眼看到人民当了国家主人的中国是怎样的美好、富饶和幸福，我们今后就要献出生命，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而且，我们既然亲身体验到中国人民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对于日本人给以无限的同情的这一事实，我们就要毫不迟疑地勇敢地为中日人民永恒不变的友谊而斗争。

只有如此，才是我们惟一的生路。现在，我们真诚地在各位面前宣誓。

中国的各位，在这很长的期间，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当我们将要和重生父母的各位离别的时候，我们衷心表示感谢，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幸福。

我们一定要把各位的教诲印在心中勇猛前进！

我们期望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以人民的资格再与各位见面的欢喜的日子的到来。以此作为向诸位告别之辞。

中国的各位，再见吧！

第二批获释的全体日本战犯

1956年8月18日

27 军事审判：45名要犯各有刑期

1956年6月至7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自6月9日至19日开庭审判8名日本战犯。他们是：日本陆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第59师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第3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甫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少住支队长(木神)原秀夫、第39师团第232联队本部中尉俘虏监督官兼情报主任鹈野晋太郎。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是袁光少将，审判员是张向前和牛步东上校。出庭的还有国家检察院首席检察官王之平少将、检察员权维才、田志洪、王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全国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沈阳的工厂、学校、机关代表数百人出庭旁听。

法庭开庭前5天，日文本起诉书送达给被告——日本战犯，辩护人还与被告进行了接触。

6月9日上午8时30分，审判长袁光将军宣布开庭并宣读了与被告有关的事项。

他说：“你们在法庭可以向证人和检察官提出质问，可以邀请辩护人辩护，还可以自己辩护，也有最后陈述的权力。”

尔后，首席检察官王之平将军宣读了对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的起诉书。

9日上午开始，法庭调查被告的犯罪事实。

法庭调查证实，铃木启久等8名被告，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法庭首先传讯了铃木启久。传讯中对铃木启久起诉的罪行如下：

1．在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乡杀人、放火、强奸。

2．在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杀害居民、掠夺粮食和财产。

3．在长城附近广阔地方建立所谓“无人区”。

4．在河北省遵化县刘备寨村，杀害居民掠夺牛马。

5．在河北省遵化县东新庄，杀人、放火、掠夺。

6．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家峪村，杀人、放火、掠夺。

7．在河北省长垣县小渠村，集体屠杀村民。

8．战败后，在吉林省白城子炸毁火车站、医院、桥梁、仓库等。

法庭传讯结束后，证人开始出庭作证。潘家戴庄农民周树恩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1942年10月28日凌晨4时许，铃木启久部队包围了潘家戴庄肥全村老少全部赶到村口，并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几个日本兵找来铁锹，让男性村民挖坑。大坑挖好后，日军把村民赶进坑里，上面盖上草和庄稼秆，然后放火烧了。村民们哭叫着，爬上来，日军就把他们踢进坑里。村民戴作胜从坑里爬上来时，被日军用木棒打碎了脑盖。日军把男人杀害后，把100多名妇女赶到一边，集体强奸她们之后用刺刀捅死。周树恩是趁烟火浓烈时爬上来躲藏在草堆里才幸免于难的，但他全身烧伤严重，落得终身残疾。他向法庭审判官展示烧伤的伤痕，哭诉道：“这天，我们村有1280余人被残忍地夺去了生命。大部分是被烧死，还有一部分人是被刺刀刺杀了。我的父亲兄弟、媳妇等6人被活活烧死。日本侵略军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一言难尽的，我恳切地要求法庭严惩这些凶手。”

“铃木启久，周树恩证人说的属实吗？”审判长问。

“证言全部属实，我真心的谢罪”铃木启久低头认罪。

检察人员向法庭递交了与铃木启久有关的罪状起诉书181件、证词45件、调查笔记89件、调查报告1份、照片38张。

法庭接着传讯了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等人。法庭传讯过程中，揭露了日本战犯杀害老百姓和俘虏、掠夺粮食和财产，用活人当靶练习刺杀等惨无人道的罪行。

最后，法庭传讯了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木神)原秀夫。被告于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指使部下大量生产细菌，制造细菌武器，疯狂地准备细菌战。

法庭传讯结束后，开始了法庭辩护。检察员列举了8名被告犯下的种种罪状，提议给予法律的严惩。辩护律师开始为被告做辩护。担任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的律师徐平说，这3名被告虽然都是日本陆军高级指挥官，但重大的作战行动必须受前线最高司令官的指挥，且这些人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从宽处理。公诉人与被告辩护律师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铃木启久第一个进行陈述。他说：“开始，我想隐瞒自己残暴的罪行。但是，受中国人民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化，开始反省和认罪了。论我的罪行，在法庭上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但法庭给我找了辩护律师，还允许我自己辩护。我感谢中国人民，我真心的谢罪。”

其他被告在最后陈述中，都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表示认罪服法。

被告陈述全部结束之后，法庭用3天进行评审。19日上午8时30分，宣布判决书。

与此同时，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城野宏等9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在7月1日至20日期间，审判了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战犯。

沈阳和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判决的45名日本战犯结果是：

1．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

2．古海忠之，有期徒刑18年。

3．斋藤美夫，有期徒刑20年。

4．中井久二，有期徒刑18年。

5．三宅秀也，有期徒刑18年。

6．横山光彦，有期徒刑16年。

7．杉原一策，有期徒刑18年。

8．佐古龙佑，有期徒刑18年。

9．原弘志，有期徒刑16年。

10．歧部与平，有期徒刑15年。

11．今吉均，有期徒刑16年。

12．宇津木孟雄，有期徒刑13年。

13．田井久二郎，有期徒刑16年。

14．木村光明，有期徒刑16年。

15．岛村三郎，有期徒刑15年。

16．鹿毛繁太，有期徒刑15年。

17．筑谷章造，有期徒刑15年。

18．吉房虎雄，有期徒刑14年。

19．柏叶勇一，有期徒刑15年。

20．藤原广之进，有期徒刑14年。

21．上坪铁一，有期徒刑12年。

22．蜂须贺重雄，有期徒刑12年。

23．掘口正雄，有期徒刑12年。

24．野崎茂作，有期徒刑14年。

25．沟口嘉夫，有期徒刑15年。

26．志村行雄，有期徒刑12年。

27．小林喜一，有期徒刑12年。

28．西永彰治，有期徒刑12年。

29．铃木启久，有期徒刑20年。

30，藤田茂，有期徒刑18年。

31．上报胜，有期徒刑18年。

32．佐佐真之助，有期徒刑16年。

33．长岛勤，有期徒刑16年。

34．船木健次郎，有期徒刑14年。

35．鹈野晋太郎，有期徒刑13年。

36．(木神)原秀夫，有期徒刑13年。

37．城野宏，有期徒刑18年。

38．相乐圭二，有期徒刑15年。

39．菊地修一，有期徒刑13年。

40．永富博之，有期徒刑13年。

41．住冈义一，有期徒刑11年。

42．大野泰治，有期徒刑13年。

43．笠实，有期徒刑11年。

44．神野久吉，有期徒刑8年。

45．宫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

法庭判决的日本战犯中有一人是因病假释，因而实际被判刑后继续关押服刑的人数是44名。另外，刑期包括在苏联和中国关押的时间，一日抵押一日，因此余刑也不长了。有3人判决后达到服刑期，故立即被释放。剩下的战犯中，有一半人是在宣判后1至2年之内被释放的，判处最高徒刑的日本战犯也是在1964年5月前全部释放回国。

日本投降后，苏联、美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等11个国家法官组成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日本主要战犯，被侵略的其他国家也开庭审判了日本战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将300余名军曹以上日本战犯送交法庭审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将高级战犯雇为反对共产党和人民的内战顾问；还将一手策划济南大屠杀和强占上海的日本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宣布“无罪”释放。

在中国监禁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在侵略战争中，公然践踏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应当受到严惩。特别是送交法庭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也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单纯惩罚他们，中国政府和人民期望的是永久的和平。当时，绝大多数日本战犯通过学习和反省，痛恨自己的罪过。当年，日本国内由于美国强占，全民受到巨大的痛苦。经受过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中国人民不可能不同情日本人民。具有两千年友好历史的中日两国应及早恢复正常关系，重新和睦相处。中国政府基于未来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信念，最终宽待了日本战犯，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严肃而宽大的处理结果，受到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好评。出席第6次国际民主法律事业家协会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律师青柳盛雄高度评价中国法律，他说新中国的法律制度具有建设性和现实性的意义，对人民是有利的。日本红十字会调查课长牧内利三在广播讲话中称；“考虑到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犯下的暴行，中国政府在中日建交前释放日本战犯，这是宽宏、光明正大的人道主义表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高桥勇治关于日本战犯审判问题这样写道：“中国的判决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具有独特的特色。在对战犯进行传讯和罪行取证过程中，始终应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和实事求是’的革命队伍内的原则。他们只憎恨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对战犯千方百计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热爱和平的新人。他们对罪行特别严肃认真对待，而对罪犯本人则宽宏大量。所以，中国改造战犯的工作能够成功。”

28 归还者的呐喊

中国政府赦免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先后分三批回国。

他们回国之后，常常从日本寄信来叙说回国后的生活情况。这些信有的是写给管理所的，也有的是直接写给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信中有报喜讯的；也有述说不幸的。我们经常可以通过这些来信，捕捉到他们的思想脉搏：

“呜——”

兴安丸号响起了启航的笛声，它仿佛是日本战犯惜别再生土地的呐喊，又像是离故土11年之后重返故里的呼叫。这些归还者从此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兴安丸号缓缓地离开了港口。日本战犯们站在甲板上久久地眺望越来越远的天津港。站在码头送行的中国工作人员身影已看不清了，但日本战犯们仍站在甲板上遥望码头。

他们上了回国的轮船后，仍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踏上回国的旅程，他们觉得这是一场梦。船开航后，他们想到了将在日本舞鹤港迎接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他们想，自己的亲人在这场战争中是怎样熬过来的呢？故乡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他们每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诸位，现在可以随便谈话了。”

“说一说心里话吧！”

记者们打破了船舱里的沉默。

“说什么心里话？”一名归还者用讨厌的口吻反问记者。

“说一说在中共监狱不敢讲的话好了。”

日本战犯将要释放之前，一些日本记者奉反中国政府的岸信介政府旨意，来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多次采访。但是，所有日本战犯都赞扬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对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感恩戴德，没有一句批评中国政府的话。

“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之恩。”日本战犯们异口同声重复同样的话。

归还者之一泉毅一是记者出身。在天津港码头等候上船时，数名记者围着他提问。两天前，泉毅一在管理所向日本记者详细讲述了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来的生活情况。但是，记者们摇着头，表示不相信。所以，他们决定到天津码头之后再次采访泉毅一。在管理所没有采访到任何“好新闻”，因而记者们猜测如果到天津港候船时会挖掘出一些新闻。

一位记者说：“泉毅一先生，说一说吧，在中共监狱一定会有许多苦难。”

“马上就要回国了，有什么不敢讲的。”另一位记者说。

“我不是不敢讲。”泉毅一回答。

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我们在关押期间会见了许多探监的家人和亲戚。他们听了我们的话后，都为中国的人道主义而感动。有良心的人都相信我们的话，唯独诸位记者先生们不相信。我也曾干过记者行当，记者的天职应该是向人们宣传事实真相。可是，你们却想让我讲子虚乌有的谎话，诸位先生丧失了自己的本分，记者应当诚实和忠于事实。”

听了这话，记者们不再纠缠泉毅一了。

“都到了码头还不敢说实话，看来中共的赤化教育是相当严的。”采访失败的记者们小声嘀咕着。

岸信介政府御用的这些记者，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记者们推断，只要上了回国船，这些归还者一定会讲述心里话。船启航后，记者们逐个船舱采访，但归还者们的回答一如从前。有一名记者死缠着归还者讲心里话，结果被归还者轰出船舱。

被中国政府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的日本首批战犯回国后，日本《朝日新闻》于1956年8月2日发表了题为“归国战犯‘忏悔’之谜”的采访报道：

这次释放回来的战犯，只要一开口，总是清一色的“忏悔”。他们说

话的内容就好像预先商量好了似的，一点漏洞也没有。前来迎接的家属和

当局人士都感到莫明其妙。要想从刚刚上陆的这些人口中打听出能够解开

“忏悔”之谜的谜底来，是件很难的事。但是，这里还是可以举出能够找

到线索的几件事来：

归还者总代表宫崎弘原先是大尉，柔道五段、东京高师毕业。他叙述

11年间的心境变化时说：“自昭和25年7月由苏联移交到中共为止，绝对没

想到自己是战犯，但从同抚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一接触，立刻意识到自己

错了。”然而，促使他觉悟的原因据说是；由于管理所的既公正又富于人

情的待遇，对病号给予意想不到的良好照顾，病重患者会被一级一级送往

高级医院，管理所当局这样做意图何在，姑且不论，反正会让人低下头来。”

“日本国民绝不把你们当作战犯，关东军最高责任者山田乙三都已经

回国了，唯独把你们拘留了10年之久，对这件事怎么看？”虽然向他们提

出了这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回答仅仅是：“与这件事没关系，反正我们过

去所作的事从结果来看，是残害中国人民和违反人道的。”

援护局干部曾这样说过：“管理所里没有劳动，每天只有两三个钟头

的学习，尽给好吃的、又不劳动，让你去思考，照这样的话，谁还能不按

照管理所指示的那样去‘反省’呢？……”“归还者援护局的一部分人说，

忏悔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害怕阿克积夫（积极分子）的监视。但大部分人

的意见还是：由于中国人特有的耐心工作，获得了效果。”

归还者写来的首封信，多数讲述了一路上日本记者们的丑行和到舞鹤港后家人、亲友迎接他们的情况，他们在信上讲述道：

载着335名日本战犯归还者的船驶抵舞鹤港。码头人山人海，归还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流着泪迎接了离别正亚年之后活着归来的亲人。但是，岸信介政府不仅不同情和关心这些归还者，反而视他们为“危险分子”，并对他们进行监视。

归还者踏上故乡土地伊始就面临着生存的严峻考验。335名归还者代表国友俊太郎在信中详细写了在舞鹤港发生的事。

归还者抵舞鹤港上岸后，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

《告日本国民书》写道：

我们竭尽一切力量进行了战争，其结果使我们成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苏联和中国被拘留了11年，这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宽大政策下获得释放，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

我们现在已站在我们片刻都未曾忘怀过的亲爱祖国日本和我们怀念的同胞——您们的面前了。我们是怎样地梦寐难忘地等待着这个日子的到来啊！我们现在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日本人真是幸运。

现在映在我们眼帘里的蔚兰的海和秀丽的山，正像10余年前我们“为了祖国”手握枪杆向您们告别，坐在将要离开祖国港湾而去的输送船上所看到的美丽的山河一样。自我们幼时起那哺育了我们的这些山河和我们记忆中的风景没有多少变化，映在我们眼帘的依然是美丽的日本。

但是自从那时以来，转眼已过了十数年，而我们在这十余年时间的生活内容，即是：战争、失败、俘虏和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经历。

祖国日本的各位：

你们每逢有事总是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期望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真诚愿望，竟背道而驰，受了极少一部分统治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的欺骗，把自己的生命和热情贡献给了错误的目标，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是流着怨恨的鲜血和燃烧着诅咒的火焰。

我们对于那些和你们同样热望和平幸福的生活，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民，用你们所完全不能想象到的各种野蛮残酷的方法，犯下了无数卑鄙可耻的罪行。使富饶的中国大地变成了活地狱，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完全无法估计的深重灾难。

我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罪行，我们亲手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战火的痛苦和悲哀。我们虽然做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但却走上了最可耻的道路。错误地度过了前半生。当我们现在站在美丽祖国日本这块景色秀丽的国土上，站在本来就崇尚正义和清廉、尊重节操、热爱美好与和平的日本国民各位的面前，想到我们污秽而罪恶深重的自身的时候，感到羞愧而无地自容。我们现在庄严地谨向富于民族自尊心和有着两千数百年独立传统的祖国日本和日本国民各位低下头来，衷心谢罪。

照理来说，我们本应当在正义和人类所憎恨的名义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惩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宽大政策，同时，在日本国民各位一贯的同情和援助下，我们却获得释放，得以回到祖国。为此，我们充满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民各位感谢的心情，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

祖国的各位！

谢谢您们，我们在您们的关怀下，就这样以充沛的精神，迈上了充满光明、希望的新人生的第一步。

正因为这场战争，致使我们美丽的日本成了外国军队所占领的地方，损害了独立的传统和民族的自尊心，并破坏了具有长达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日中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道路，给予两国以无可估量的损害。

战争破坏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生活，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惨的深渊。更夺去了我们本身的人性，使我们犯下可耻的罪行。但是战争也教育了我们自己，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

战争除了有利于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以外，从我们自身来说，从祖国来说，都是没有丝毫必要的。祖国日本和人们生活所必要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环境。

在这样美丽的祖国日本和我们的头上怎么能够容许再来一次广岛和长崎的惨祸呢？！

只要认识到本身过去所犯的错误，那么如何能够再次地去犯错误呢？！我们绝对反对战争，绝对反对把人们驱向战争道路的军国主义。我们的愿望是要以我们亲身所体验了的错误的前半生，做为所有人们的教训，不让人们再走我们所走过的黑暗和罪恶的道路，不让两千数百年来有着独立历史和民族自尊心的祖国日本受到损害和玷污，要保持和近邻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深厚友谊并和平共处，在美丽祖国日本的大地上继承祖先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遗产，面向新日本的未来，以光明的希望和理想同所有的人们和睦地共度和平幸福的生活。

怀念的祖国日本各位同胞：

我们现在回到各位的怀抱里来了！

这次我们真正地对祖国日本尽忠，对父母尽孝，和国民各位一道敦厚情义，接受各位的教导，为和平幸福，为日中友好而全心全意地工作，为多少能够为各位做些有益处的事情而贡献我们的后半生。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是没有社会生活经验的，请各位同胞体念我们此刻回国后的心情，希望对任何事情都给我们以指导和帮助，用此谨作归国之词。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被我国政府宽大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还向日本政府递交了这样的请愿书：

……

我们原来都是些在家庭、工厂、农田、海上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人，

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突然间，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战争，为了国家政治、

军事上的需要，许多日本国民被派往中国。在此期间，我们应征入伍，决

心与国家同命运，誓为天皇及政府尽忠。我们为此留下了怀念的父母、兄

弟姐妹、妻子儿女，舍弃了职业，放弃了学业而到了他国领土——中国。

我们就这样对天皇及政府尽忠地执行了军国主义的命令，献出了自己

的生命和青春。

对于中国，我们所到之处都被化为血海与火海，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

法估量的损失。

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我们在苦闷与悲痛中接受天皇结束战争的敕语，

遵照军部命令停止战争，放下武器成了俘虏。有些人在混乱中依照军部的

命令和计划依然坚信“必胜”、“祖国再起”而留在原地继续作战。自此

以后，

我们被苏联和中国俘虏，自昭和二十五年后，我们全体在中国受到监

禁。正是由于我们尽忠天皇及政府，积极参与战争，因而对中国人民犯下

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根据这一客观事实，我们成为日本战争罪犯不得

不接受长达11年的监禁生活。

战争和监禁夺去了我们的青春，摧残了我们的身心。很长时间，我们

不得不与祖国、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别离。以我们为惟一依靠的家属

因我们的离去而流落街头，这种情形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悲惨啊！

这些都是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是我们被政府强征参战、

忠实地遵守命令执行战争政策的结果！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由于我们亲手犯下的罪行应当由我们自己承担责

任，因而我们受到了11年的监禁，这也是无可非议的结局。

但是，迫使我们犯下罪行的战争的发动者的责任，担任战争统帅和指

挥的责任，无论如何应由日本政府承担。我们认为这一点正是构成战争犯

罪的根本责任。因而，我们认为：政府应对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

任，即，对于我们由于在此11年的监禁生活产生的一切问题，政府应当负

责解决。

按理说来，对于停战后被免除军设的人，政府应当保证其获得补偿因

战争而丧失的利益的权利，这就是说，对于我们本应通过脑力、体力劳动

而理所当然获得到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加以补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由

于11年的监禁失去了青春，有些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残废等等。总之，

我们许多人由于这场战争失去了一切。因而，政府有责任对我们遭受的损

害加以补偿，并进行合理的清算。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时刻怀念的祖国日本，但是对于明天的生活

却没有信心和把握。因为我们长期离开祖国，丧失了就职的有利条件，不

得不从新开始。然而，我们缺乏社会经验，还要承担家庭的主要责任……

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

综上所述，希望政府体察我们的现实情况，理解我们的恳切心情，容

纳我们的要求，给我们以生存保障，并使其迅速加以解决。在此，陈述我

们的各项要求以示请愿：

一、对全体人员一律支付自停战起至归国期间的“特别未归还者的津

贴”。

二、支付全部的复员津贴或退职金。

三、保证全体归国人员就职；并支付至就职为止的生活费，立即解决

无家可归者的住宅。

四、对战争、监禁中的负伤者、患者支付全部医疗费、疗养费。对已

故人员的遗属支付抚恤金或补助金。

为了解决归还者与政府之间的交涉事项，政府须承认归还者的代表人，

交涉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

日本政府对归还者的这些要求曾经拒绝接受。后来归还者聚集在国会前进行了抗议斗争。日本国会不得不召开非常会议，研究决定接受归还者们提出的部分要求。

第二批归还者到达舞鹤港后，日本政府借口“不许旅居中国日本侨民入境”，曾经拒绝296名归还者入境。归还者代表小山一郎和宫崎弘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在舞鹤港进行数十天抗议斗争的经过。

最后，他们写道：“中国诸位，回国后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将为了受中国人民教育而晓知的真理作斗争，做一个诚实的人，好好生活。”

第三批回国的354名归还者到了舞鹤港之后，要求政府在发放退伍金之前先发生活费。他们没有离开港口，在码头进行了为期4天的抗议斗争，并得到了日本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和声援。最后，日本国会不得不采纳他们的部分要求。

当日本战犯们回到日夜想念的祖国后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艰难的生存环境。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和住房，他们无处安身。他们要找工作时，雇主了解他们身份后，以在中国“洗过大脑的人”为由拒绝聘用。梦里怀念的祖国，对他们是冷酷无情。他们自踏上祖国大地就成为被歧视和监视的对象。他们在日本社会无立足之地。为了生存必须斗争，为了斗争就必须团结，这是1000余名归还者的共同感受和要求。

前日本陆军第39师团中队长宫永正三等人为了生存，联系全国各地归还者，准备一年之后，于1957年9月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本部设在东京，全国各地分设54个分部。会长是被判18年有期徒刑后提前6年被释放的原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

归还者联络会会规第二条规定：

“本会是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并犯下各种罪行的人组成，本会的宗旨是本着人道主义，反省过去罪行，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推进日中友好。”

1000余名归还者在40余年来始终坚持联络会宗旨，为中日友好积极工作。

日本战犯被赦免释放回国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从二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法庭判刑后释放出来又重新登上日本政坛的岸信介，把在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怂恿下建立的警察预备队改编为自卫队，并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了日本陆海空军。归还者们与妄图重走战争之路的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站在斗争前列的是藤田茂会长。他为了唤起民众的反战和平运动意识，先后5次巡回全国各地进行讲演，他反省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的同时，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全国各地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也纷纷在各地举行演讲会，在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战和维护和平的斗争热潮。

联络会本部从归还者“忏悔录”中挑选15篇文章和15张历史照片，编辑出版了书名叫《三光》的书。该书出版后，购者踊跃，连续6次再版，成为战后出版册数最多的第二大畅销书。

在关押期间曾提出所谓“民族论”，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辩解过的三轮敬一和五十岚基久联名执笔了《三光》前言。

他们写道：“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战争，不仅把日本人民推进人间最底层，而且对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悲惨的灾难。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把祖国和青年推向可恶的战争，绝不允许再现残害百姓的罪行。”

军国主义分子为了阻止《三光》书的发行，动员暴徒打砸书店，威胁出版社。但是，联络会本部寸步不让，在《三光》一书中新加入前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的忏悔录《无人地带》和9张历史照片，并加了编者按，使《三光》一书又一次修订再版发行。

日本著名和平人士风见章在再版序言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少数不愿放弃战争行为的人，日本的反动派企图与他们携手。为了再也不让这本书上列举的巨大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重演，我们要把余生献给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的伟大事业。”

联络会本部出版发行《三光》之后，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侵略》、《天皇的军队》、《战争狂》等回忆录，揭露和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大罪。

归还者的回忆录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民众的和平运动。日本即将投降之前回国的前日军士兵古屋荣一读了《三光》一书后，主动写了回忆录《诞生》，反省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向中国人民表示了真切的谢罪之意。

日本各地许多中小学校，把归还者写的回忆录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向学生进行反战和平教育。

归还者们在日本民众和平运动中站在了前列。

二战后，美国与日本签署《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纳入美国的全球扩张势力范围。这种条约是违反日本宪法的。日本政府恢复了崇拜天皇的纪元节、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等，美化过去侵略历史。因此，反对政府的国民运动席卷全国，示威群众包围国会，最后把岸信介赶下了台。在这次民众运动中，归还者们有力地揭露了岸信介及其同伙的战争罪行和反对和平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名字誉满全国。

归还者们积极投身和平运动的同时，积极推进日中建交和友好关系的发展。

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升级，日本采取反共立场，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签署条约。作为日中友好协会主体会员的联络会不顾日本政府的反对和阻挠，大力宣传中国的同时组织友好往来活动。

联络会本部为了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出版了《监禁录》、《围墙内的自由》、《我和中国》等前日本战犯亲自耳闻目睹过的在中国的经历，宣传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人道主义。

1958年被释放回国的前日军第39师团俘虏监督官鹈野晋太郎撰写洋洋60万字的《菊花与军刀》一书，他在书中列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东条英机等5400余名战犯的罪行，摘录了被判死刑的1068名战犯的遗书，并用中国政府赦免释放1017名日本战犯的资料作比较，赞扬了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战犯的政策。

联络会岛根县支部成员编辑在中国学会的100余首中国歌曲，出版了《中国歌曲集》。他们还举办了中国歌曲演唱会，听众达到了万人。

1956年10月14日被我国政府免予起诉宽大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在东京举行文艺演出，向日本国民汇报了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的文化生活情况。

归还者文艺公演地点、时间及剧目为：

地点：千代田区公会堂大厅

日期：10月14日下午1时至4时

10月14日下午6时至9时

第一部分

1．归还者代表致辞

2．来宾致辞

3．大合唱甲、告诉祖国各位（报告归来之歌）

乙、东方红（中国歌曲）

丙：大渡河（中国歌曲）

4．乐器演奏甲、朝鲜舞曲

乙、西藏舞曲

丙、迎春舞曲

丁、太阳一出满天红

5．舞蹈甲、新疆舞（向北京致敬）

乙、蒙古舞

6．小合唱、独唱甲、五月江南好风光

乙、欢乐的高原

丙、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丁、夏天的野营

7．舞蹈采茶捕蝶舞

第二部分

8．乐器演奏甲、铁匠炉曲

乙、海参崴之夜

丙、日本音乐新“卡剁雷”舞

9．日本民谣甲、最上川、马夫歌、秋田民谣

乙、种田歌、安来节

丙、一人角力（口技）

丁、秋田音头

戊、八木节

第三部分

10．合唱黄河大合唱

11．大合唱和平友好万岁

1000余名归还者都成了义务宣传员。一名归还者回到家后，把所有家庭成员和亲戚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中国收容所的生活情况。

他的母亲听了儿子的话之后感动的流了眼泪。

“你说，中国在什么方向？”他的母亲问儿子。他告知母亲中国方向之后，他的母亲从那天晚上起头朝中国方向睡觉了。

一些归还者为了永远铭记中国的恩德和中日友谊，给自己的子女起了“亲善”、“真理”、“友好”等名字。

联络会本部动员归还者宣传中国的同时，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发起了3000万人签名运动，开展日中民间交流活动，寻找战争期间被强行拉到日本劳役而死去的中国劳工遗骸，安全送回从施工现场逃离并在光复后10年才从深山逃出的中国劳工刘连仁。

从中国回国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中只有1个人背信弃义，走上了叛逆之路。曾任过伪满洲国高等法院兼任官并镇压杀害中国人民的饭守重任回国后，在其兄（曾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引荐下，出任了东京地方法院法官。1960年，日本全国掀起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的群众示威，愤怒的示威者砸毁了美国特使的汽车。日本政府动用军警镇压示威群众，逮捕了许多示威者。饭守重任在审理此案时，连被告的辩护律师都宣判有罪，并投入监狱，此事影响全国，被称为“饭守重任事件”。联络会本部决定将饭守重任从联络会除名，并在报纸和杂志上撰文揭露饭守重任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在广播电台播放了他在管理所反省的录音。之后，联络会展开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要求罢免饭守重任的职务。日本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撤了饭守重任法官职务。

归还者联络会走向日本社会之后，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它成为日本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活动的主要力量。

29 谢罪信

（1）

伪满战犯和日本战犯释放后，来了很多谢罪情，现选录部分：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和管理所当局的感谢信

1956年7月25日

我们以非语言能形容的感激和喜悦心情，聆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我们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宽大赦免的命令。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再生之地——新中国，返回亲爱的祖国日本去了。现在，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要和比自己亲生父母还要更关怀我们的各位先生离别的伤感心情，同时，也不断地涌现出在管理所6年生活的种种回忆。

回想起来，几年前的我们，是多么污秽丑恶啊！每当想到这里，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十几年前，我们参加了贪婪的日本财间和军阀们所发动的侵华战争，手握屠刀侵入了神圣的中国领土。从幼小就受到野蛮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我们，相信这场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圣战”、“为了国家”，并梦想借此机会“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其结果，就是将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杀害了难以计数的爱国人士、掠夺财物、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等等，用尽了各种手段，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在战争中，我们丧失了人性，变成了血腥的魔鬼。我们为了练胆量就随意杀人，毫无顾忌地散播细菌、放射毒瓦斯，就连无辜的老人和天真的儿童也不放过。我们所到之处，顷刻间就会变成血与火的海洋，将宁静的村庄、美丽的山河化为一片片废墟。由于我们犯下了如此罪行，有多少人们丧失了亲爱的骨肉、失去了美好家园而饥寒交迫流落异乡！又有多少血泪流淌在中国大地上！我们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恶。

战争也同样给我们的同胞造成了数不尽的悲痛与不幸，有两千年历史的祖国陷于外国军队占领的悲惨命运。正是由我们参与的这场战争给自己的祖国、同胞带来了如此灾难，日后，我们有何面目再见父母同胞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成了俘虏。1950年7月，我们由苏联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我们这些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管制，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以无数牺牲而赢得的当然权利，是神圣正义的事业。然而，我们在管制的最初阶段，竟否认自己犯有滔天罪行的事实，并认为我们不应被管制，因为这种管制就是整治我们，我们将受到中国人民复仇行动的悲惨待遇。

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中国人民给予的待遇，是和我们过去对中国人民干出的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毫无相似之处、不可相提并论的。自从我们被管制以来，始终一贯地被管理所当局保证我们做人的人格尊严，被保证着我们的文化生活和身体健康。我们每天吃着管饱的大米饭，吃着有充分营养的菜肴，此外，还经常能吃到日本人习惯的“紫菜饭卷”、“鱼糕”、“油炸食品”、“酱汤”、“小豆年糕汤”等等。每年夏冬季节都要给我们每个人崭新合体的夏装和冬装。我们住的是有暖气设备的房间，用的是充足的日用品、香烟，还供给我们苹果、蜜柑、梨等水果及各式点心，我们至今从未有过一次饥饿和寒冷的感觉。

为了增强我们的健康，管理所当局给我们安排了充分的娱乐时间，娱乐设备有：排球、篮球、乒乓球、网球、克郎棋等等体育用具，并备有30多种乐器，还有数千册的图书以及各种报刊杂志，我们还看过200多部世界各国的电影。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愉快、欢乐的。有许多人自从来到管理所，学会了唱歌、跳舞、吹奏乐器，一些文盲甚至学会了几千字。

中国人民和管理所当局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卫生条件：住的是没有苍蝇、蚊子、跳蚤的屋子，洗澡、理发都很自由。管理所当局还定期为我们安排身体健康检查、进行预防注射等等。每当我们患病时，在设施完备的医务室里，医护人员就会迅速为我们治疗，使我们及时恢复健康。这些医术高明的医务人员对我们的病痛比我们的父母还要关怀备至，当病情需要时，他们毫不吝惜地给我们使用珍贵的药品。我们当中受到他们的关怀而恢复了健康的人真是太多了。当然，我们一旦得了重病，就会被立即送往市内大医院进一步妥善治疗，以保证我们恢复健康。我们中间患有肺病的人都曾被送往市郊疗养院疗养，享受着同中国人民一样的专门待遇。有几十个同伴的生命就这样从病危中得到了挽救。

管理所当局始终尊重我们的人格，在那里，我们从未遭受过殴打辱骂。即使我们违反所规而表现出丑恶的反抗态度的时候，管理所的指导员先生、班长先生们始终以诚恳的态度对待我们，为我们的切身利益着想，以极大的耐心向我们讲清道理，温暖的语言给了我们深深的教诲。先生们的态度，丝毫没有复仇心理，也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感觉。相反，完全出自真心实意希望我们能生活得好些，能看到我们的光明前途。

当然，这些仅仅是我们所受到的待遇中的一部分，更让我们难忘的是，从今年开始，所方用一个月的时间安排我们外出参观。我们乘坐的是专用卧铺列车，住的是一流的旅馆。我们亲眼见到了中国人民为建设自己的伟大祖国突飞猛进的光辉成就，看到中国人民在和平繁荣的祖国幸福生活的情景，使我们心灵受到震撼，从另一方面看，能让我们这样的罪犯参观社会，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新中国，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我们所犯的罪行来说，我们本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中国人民反而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以这样的待遇！

原来我们也是人！受到这样温暖的关怀，接触到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胸怀，怎么能想不起自己那些丑恶的罪行呢？！怎么能不感到过去所犯下的那些严重罪恶的可耻呢？！就这样，终于使我们长期被掩埋的良心复苏了！

在这样优厚待遇的环境里，我们逐渐从前半生的噩梦中清醒过来，恢复了人的良心和人的情感。同时，我们对中国人民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博大宽厚的胸襟，从心灵深处不能不为之感泣！

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呢？显然，中国人民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同我们区别开来，是把我们的罪恶同我们个人区别开来，并希望我们能早日清洗过去的罪行和错误思想，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成为爱好和平的人们中的一员。从这里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民深深地痛恨帝国主义和战争，但绝不是憎恨日本人民，相反，对日本人民的灾难给予同情，这完全是为了世界和平而着想的。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关心着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我们这些人，并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

谎言终究是站不住脚的，真理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绝不是日本人民的敌人，而是日本人民真正的朋友，是伟大的人民！

我们过去走过的侵略战争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罪恶黑暗的道路，是违反真理的道路，我们的行为是蹂躏正义与人道的鬼兽行为。我们进行的那场战争，绝不是“为祖国”，也绝不是“为了亚洲和平”的“圣战”，而仅仅是为了少数财阀和军阀利益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对日中两国人民完全是不应该发生的。明白了这一道理，我们也就清楚了做为一个正直人的前进方向，那就是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道路，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的道路。因为只有和平才能防止战争，才能真正地使我们的父母兄弟得到幸福。也只有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牢固的友谊，才能保证和平，这也是日本民族能够得到幸福的惟一途径。做为一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社会发展而斗争，这是崇高光荣的事业，有了这样的理想，我们也就感觉到了新的人生意义。

回想起管理所，对我们来说真是一所对人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学校，在这6年的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永远无法忘记的。中国人民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伟大崇高的宽大政策，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更谈不上奔向光明前途的未来。

在6年生活当中，始终如一地教导我们走上重新做人的道路的中国各位、管理所所长先生、指导员先生、大夫先生、护士先生、班长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先生们，现在，我们对于你们的充满慈爱的指导和种种关怀，由衷地深深感谢！

各位，真是太谢谢了，今后，我们无论怎样，对于先生们在我们六年生活期间所给予的亲切关怀，是永生难忘的。

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宽大处理，赦免了罪恶深重的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故乡重见父母兄弟，安度和平生活。我们即将回到梦中思念的祖国，很快就能和期盼着我们的骨肉团圆。然而，被我们亲手残害而含恨九泉之下的难以计数的中国的爱国人士、无辜的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他们的亲人了！他们也无法看到用自己的宝贵生命顽强斗争而终于建立起来的美好新中国了。一想到这里，我们就会感到心痛欲裂、惭愧万分！

中国的各位先生：我们对于祖国那葱翠的山、碧绿的水、樱花盛开的美丽故乡怀着无限深情。正因如此，我们把战争的教训和中国人民所给予我们的不记前仇、不分国界的崇高恩情深深铭刻在心。为了我们的父母兄弟，为祖国和同胞，为人类持久和平，我们要把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后半生贡献出来，用以报答深情厚谊的善良的中国人民。

现在，我们已恢复了人的良知和感情，我们怎么能再犯过去的错误呢？！又怎么能再用枪口对准中国人民呢？！我们绝不能再走侵略战争的道路，绝不再受军国主义的欺骗，我们一定成为真正的人，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人类和平。我们在各位面前庄严宣誓；我们为日本的真正独立和民主，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尽我们全部力量继续奋斗！

尊敬的中国各位，再见了！管理所的各位，再见了！

受到宽大释放的全体日本战犯

（2）

伪满皇帝溥仪被特赦释放回到北京后，致管理所的信。亲爱的金所长、李科员请转管理所工作人员各位：

管理所所长和全管理所各位，当我离开您们，我心里是那么难过，实在是难舍难分。十年来对我的起死回生的教育改造，父母般的温暖照顾、关怀，费尽了苦心，才逐步使我认识了阶级罪恶本质和过去的罪恶，明确的认识了什么是真理，辨别了是非正邪，从鬼变成了人。今天蒙特赦回家，我身体离开了管理所，我的心永远在所长、李科员和各位的身边。所长、各位所叮咛和嘱咐我的话，我永远记在我的心里，以后一定以实际行动争取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真正新人。你们放心吧，您们的溥仪是绝不能丝毫辜负党的期待和您们的希望。我把您们教导我的话，作为我去社会上的指南。所长又亲自送我到沈阳、再三的切嘱叮咛，李科员亲自送我到北京。我们所长告诉我一定要保重身体，要健全思想、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保护自己的新生，听党的话等等一再叮咛。我今后一定时常写信，向我敬爱的所长同志、李科员同志和管理所各位保持联系，反映我的情况。您们不知道，我早就想给您们写信，我知道您们一定等着心急了，我这几天简直没有时间，刚要写信，不是这个来了，就是那个来了。除家族外，还有记者照相，今天还有大公报二位记者访问，谈了3个钟头，我告诉他们还要写信，他们说要不然下午来。我想中午还要到我二妹韫和家中吃饭，并且在上午想写信也写不完，于是又把原定计划变了。今天晚间我才写信，请原谅我！

我向所长和各位报告，就是我这几天内所见的家属，他们的思想和看问题有许多不同，有先进的有落后。在12月9日我到五妹家中后，记者给我们又照了许多像。他们走后，我们吃早点时，我和他们互相谈话，我说我的新生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我的灵魂也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祖国繁荣富强，才有人民当家作主和幸福的一切，同时也才有我这罪大恶极的犯人得到学习教育改造，使我从鬼变人，认识真理和今天得到特赦和家人团聚的一切。我的蒙特赦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共产党为了我，曾费了多大苦心来说服人民，才得到人民的点头，这一点头可是难了。我的新生是党给的，我说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一样。我闲谈中我的堂兄溥佳表示像杜幸明真有血债的人都得到特赦，像您没有直接血债的人，更和他不同。我对他的这种错误看法，不能不对他进行反驳和帮助他。所以我向他说，不是这样的，杜幸明是对人民有血债，可是比较起来我对人民的血债比他多。由于我为日寇走狗，作它的帮凶，造成东北人民14年的严重灾难和痛苦，更由于我把东北的人民物力财力支援日寇侵略战争。我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同胞牺牲1000多万人、损失人民财富5000多亿美元，因此我的血债比杜幸明大得多。溥佳虽没有说什么，也点头似乎认为我说的对。我和溥佳、溥任（金支之）往我七叔家去看他。二妹韫和三妹韫颖、润麒、郑聩凯，后来溥亻间（画家）又来了，他们和载涛的五子溥仕，大家团聚，互道短长。我说了特赦的感想，说明自己今后的决心，要立功赎罪等话。我的七叔载涛说，过去在日本压迫下（大意）乃是不得已。我不能不帮我的七叔要正确认识问题，所以我就历述我怎样和日寇互相勾结，我怎样要复辟清朝，给南次郎写信，如何在“九·一八”后为汉奸，以后签订卖国秘约来换取日寇的正式承认我当执政；以及日满议定书的签订，把秘约合法化，以及把东北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日寇侵略战争等事实列举出来，说明我不是不得已的，而是卖国投敌。这样我的七叔也就无话。载涛招待我和家族一齐吃饭喝酒，我的从兄（五哥）溥亻间（画家）过去清室“看陵”大臣来了，看见我直要哭。我说五哥，我就和他握手。万想不到我这位五哥竟对我说“嗻”、“嗻”。（这是过去对皇帝答话的用语——“是”的意思）。我对他进行了说服教育。你是我的五哥，你怎么对我还答应“嗻”、“嗻”，我们应根绝旧关系，那是我犯罪的道路，我们应树立新的家庭关系，我对他们讲述了封建皇帝的本质——最大的地主头子，它是如何使少数人享福，大多数人受罪。封建制度如何停滞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欺压人民……。最后我说，要不然我们可以开个辩论会。溥亻间当然不能驳我的话，也就随我的话而点点头。听润麒说他后来对溥亻间进行批评帮助，溥亻间自认不对，不应当对我这样说话。

下午我和我六弟溥俭到厂桥派出所办户口、登记，很快就办完了手续。当天又发了本月粮票、油票、肉票。现在我还补充是我七叔的事情。载涛让我住在他家里，说万嘉熙家中小，他这里吃喝一切方便。中间又有民族事务委员关福禄给载涛打电话关心和问我的住址，载涛说要和我商量一下。我仍愿意住在万嘉熙家里，这样就仍然决定住万嘉熙的家中。我的七叔很关心我，对我说，你生活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并给我一块表，我说不要，我有表。他不信，我给他看，我说人民给我了这块表。我七叔给我一件大衣，又给我50元零用钱，我说不用。他一定要给，我就收下了。晚上我的从兄溥亻斤见我和五妹、俭六一同吃饭，我一看忻大哥来，我心里想这一定和溥亻间一样（溥亻斤的兄弟）对我还要“嗻、嗻”。出乎意外在谈话中没有表露旧关系，而且说我的改造比他们彻底，我心（也许判断错了）想也许溥亻间碰了钉子，告诉了他的哥哥？！

12月10日本想快写信给管理所，并打算给二弟溥杰以及在押战犯写信。记者来，又搁下了。当天我和五妹韫馨从兄弟溥伦和记者（辽宁画报）一同参观了我们伟大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并拍了照片，我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回忆起我初回国时，自念必死，我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看见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

10日晚又往我的三妹韫颖、润麒家中吃饭，润麒的五姨、三姨、大姨、小孩等都在那里。这次吃饭算有老（润麒的姨夫）夫妇、润麒夫妇合请我们吃饭。有溥俭、万嘉熙和我二、三妹同吃饭（有画家还有过去使用人，我在这些男男女女一同喝酒吃肉的情形下，我想起电影中“家”来，仿佛有这样一点气味！？）。

当天，民政局找我去，由姓殷的一位同志交给我政府给我的临时补助费（半月30元），并说你有什么困难随时提出。我说一个月用不了这么多。这位干部说你领取吧，你的意见我可以反映上去。党和政府对我这重重温暖照顾，我的感激之情是无法形容的，使我落下了感激的眼泪。

11日早，大公报记者二人来和我谈话，仔细的问我在学习改造期间思想怎样转变的并让我说具体的例子。谈话约3小时多。中午我二妹韫和约我在她家中吃饭（郑陨凯工作在外）。这里吃饭仅有我，我的二妹和我六弟溥伦。二妹殷切嘱咐我，您在所里真是在大学校一样，您现在也别忘了学习、别忘了党的恩情来鼓励我，我同二妹和溥伦上百货大楼购买一些日用品，回来后宗光（润麒的次子）说他的母亲让他告诉我，民革的王家恢打算明天12日10时访问我，要我写些历史资料。

12月12日早，王家帧来见我，他希望我写一个关于东北近代史的材料，他说希望我写我从天津到伪满时期的一段，他还说他可提供东北材料。我问他通过组织了吗？他说通过了。他告诉我，他是属于“历史资料研究会”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副主任委员是申伯纯、王世英，还有3个常务委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我告诉他我在管理所曾写了一本书《我的前半生》，我过去的一切，那本书上全有，我向管理所联系一下再定。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怎么办才好，是否将来把《我的前半生》书寄来两本，我留一部，给他们一部，怎么办好请所长来信告诉我。感到空虚，每遇到问题和谁说呢？幸亏万嘉熙他在编译局工作，有他的组织。这样我便通过万嘉熙间接对他们党组织保持联系。可是我自己还没有直接对党的联系，尽管我写信给所长同志，但有时事情来了我怎么能及时报告所长，替我想办法呢？那是来不及的，我通过万嘉熙联系编译局党委，但今后我怎样和党随时保持联系的问题。万嘉熙向编译局党委做了反映，党委告诉让我直接和民政局联系。我说民政局那样多人，我找谁？万说他联系一下再告诉我，民政局工作人员可来我这里谈话。

所长，科员，我今天写到这里，以后随时报告，请时常给我来信。

祝所长同志、李福生科员同志健康、快乐，请代问全管理所工作人员各位好！衷心祝各位越来越健康！

您们的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

1959年12月12日

（3）

我军事法庭判处13年徒刑的细菌战犯(木神)原秀夫，在刑满释放回国后，致郭沫若同志的信。敬爱的郭沫若先生：

我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人道待遇，在患病中获得释放的(木神)原秀夫。

我曾经扛着枪侵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不幸和灾难，并且我还犯过更不人道的，参加细菌战的进行。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给我们报复，反而给我们这些战犯以人道的待遇，在患病时还不惜一切地给我们医治。这真使我对中国人民感激不尽。

最近，我在国立医院又做一次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两侧肺尖部有局部性病变，需作短期的住院疗养。因此准备在最近病房一有空位就入院。我肺部的病变由于在中国得到了热情的治疗，因而不是进行性的。我对中国人民伟大的人道主义和宽大的处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回到了我所怀念的故乡——冈山市，使我感到，冈山县和冈山市人民都怀着促进日中友好的热情。这和郭沫若先生的缘分（郭沫若先生曾在冈山县读过书）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郭沫若先生所赠的为冈山县人民所夸耀的陈列在著名的“后乐园”里的“友谊之碑”，象征着日中友好前途发展，正健康的成长着。

我决心在恢复健康后作为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一员，为促进日中友好，献出我的微力。

我的长子宽树，今年4月考入神户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将来哪怕能够很少的为日中友好而做些事，我也是高兴的！

今天当着冈山县访华和平代表团出发之际，把我对中国人民感谢之意，托他们带给我所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另外，我大胆的、冒昧地，烦您把我感激的心情转达给中国人民所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若能如愿真是幸甚。

最后祝郭沫若先生健康，并由衷地期待伟大的新中国的发展昌盛。

(木神)原秀夫

1957年6月5日

（4）

中归联山口支部负责人广中万石致管理所的信所长先生、各位先生：

您们好！听到伟大中国飞跃发展的消息，我内心说不尽的喜悦。

辞别您们快3年了，回忆过去在管理所的生活，没有一样不使感到怀恋。在您们父母般的亲切教导关怀下，使我能够成为新人继续活下去，使我身心健康，直到现在没得过一次病。现在，我在从事家务工作，从9月起至明年6月止，从事精制食品的行销贩卖，从6月至9月，则从事冰类食品的贩卖。因为在乡村收入有限，还过着贫苦生活，但仍勤恳地劳动着，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在去年得了一个男孩儿，起名叫“一男”，长得很胖很可爱，到现在一年7个月，体重已达10多公斤，比我的身体还结实。今年11月间，还将添第二个孩子。我爱人身体很好，除了和我一同承担家务外，还从事制作洋服、打毛衣的工作，以补助家庭生活。

常有病的妈妈现在精神也很好，帮助我们带孩子。虽然，有时因生活困难和我爱人闹点矛盾，但由于我的劝解，彼此间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而我也得到了家庭的信任，甚至得到了社会上信任。无论农村问题还是日中关系问题，只要我一出来说话，周围的人就会说：“他说的没错……。”大家的信任也越加鼓励了我。在过去的“地方统一选举”和现在将要举行的“参议院选举”竞选中，我一贯投票选举那些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立场上，同时以废弃“安全条约”和恢复日中邦交为政治目标的候选人，井继续为此而努力。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在人们的鼓励下，每周一次从晚8时至11时到离家3公里的邻街去学习，参加学习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们街里已有几个朋友从7月起自己组织一个学习会。对在学习中空谈理论、死记硬背的会员，我就把我在中国的学习经验告诉他们，并常常开展自我批评。对某件事，直到今天我还有哪些错误想法，今后应当如何改正如何实践等等。他们对我的这种学习态度很抱好感，因而对学习有了新的热情。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好评，全都是曾经遭受我残害的中国人民教育的结果，在此，我由衷地深深感谢。

4月12日，我们邀请了国友常任理事，举行了今年第二次支部总会。出席总会的有开地六彦、山本邦彦、冈田武正、羽田正丰、伊藤玉男、波多野正男、河上末义、德光茂男、田村贞治、大村胜、藤本好洋、坂本武人、林福美、道中秋穗、重永悦美、上风吕武三、广中万石17人。

总会的召开，战胜了不利的条件，始终在友爱的气氛中进行，首先由我报告了支部工作，然后大家座谈了近3个小时。吃午饭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爱人做的盒饭打开让大家品尝。大家一面吃一面谈论当前的形势，大家还一块儿照了纪念像。经讨论，大家一致决定了山口支部今后的工作目标：

一、要发挥“中归联”的特殊性加强共同斗争的组织性（特别是加强目前正在进行的废弃安保条约的山口县民会议的组织工作）。

二、加强互相援助。使每位会员共同前进，特别是加强对于联络不够的会员的援助，把这件事当作今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加以注意。

三、通过《支部报》指导每位会员的学习，保证办好《支部报》。

四、扩大参加“中归联互助会”的会员。

五、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反对和废弃“修改安保条约”的运动，努力使“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普及。

总会对以上各项工作作了决定，大家度过了愉快有意义的一天。

另外，在总会上大家曾打算联名给管理所各位先生写封信，但由于时间关系，以及准备不充分而没能做到。散会后，每位会员各自给管理所写了封信，现将收集的这17封信给您们寄去。

我们受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鼓舞，战胜了生活上的困难，正在从事反战和平的斗争。我确信不久的将来，日本一定会成为一个和平独立的国家。为了争取能把各位邀请到日本的日子尽早到来，我们将竭尽全力奋斗！

最后，敬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并祝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成就。

广中万石

1959年5月10日

（5）

被中国政府免予起诉宽释回归的田村贞直给正在服刑中的日本战犯鹈野晋太郎的信。鹈野晋太郎并转正在服刑中的全体人员：

老没有写信了，真是对不起。

我想你们各位都很好吧。

我们自从得到了宽大的释免和你们分别以来，已经快8个月了。我也是悔恨和喜怒哀乐互相错综着的，而有种种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在这段期间内，除了自我反省之外，还抢着打算把这经验中的一部分向你们去讲的心情，而直率的写出来。

像是我那“回到日本以后，书籍是很多的，用功是充分可以作得到的吧！”专往好处想的想法，乃是完全错误的。像是这样的事，虽然也曾由所方当局指导员先生对个人谈过，但是现在才知道这样的事真是被摆到面前来了，首先是为生活所迫，买书的钱很不容易有；并且时间也很不容易挤出来。在这既复杂又把人忙得头昏目眩的社会现实中，单是想要正确的方法应付的这件事来说，就已经真正是筋疲力尽了。

固然，由于是这样原故，才非更要学习不可，但虽然知道是明明如此，而用功却很不容易办到，则是实情。当在中国的时候，是被给予以很好的机会，真应该拼命地去读很多的书用好了功，这真是让我后悔。

不论怎样虚张声势的说：“我已经有了底了，”和“已有了信念。”但是在这复杂的人民感情之中，在这使人头昏目眩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没有理论，真是身子连一动也动不了，现在就拿一个例子来看吧；前些日子，光文社（日本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曾把我们在中国所写的实际体验记实，名曰《三光》一书出版了，我的母亲把它读过之后，她说：“战争确是会把人变成恶人的。不过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像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做出了这样坏事的呢？我真不明白！”这本来难怪，我自己也曾为了要使她们从这种想法中得到解答，费了相当的苦心。如当人问道：“真是不好事，所以我反对战争。不过是为什么竟会作出这样的坏事来呢？”的时候，而拿那是因资产阶级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原故作回答。我母亲也好，其他的人们也好，是很难得到理解的。理论水平低的人，每次讲什么原则或是“生吞活剥”地来谈所谓什么“本质”，这样是反会得到人们反感的。我现在知道：自己虽然觉得仿佛是懂得了似的，其实一碰到实际的问题，其实真并没懂得的事情还是很多呢？回来以后，虽然出席过许多次的演说和座谈会，但经常使我痛感到用功的不够。

还有，经常被人所指责的话，例如：“光说中国的好，我是不能理解的。虽然说是新中国，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吧？”又如“听到你们所说的话，就使人听着会觉得仿佛像是一点也不想回来似的。哪有这样的道理！我简直不能明白。”等。这是由于只在谈一种固定形式的原则论，或是片面的光凭感情而说着“中国好，中国好。”这样，是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的。要把为什么好所以然，用通俗易懂的话，使人人都能听懂……。真是不用功是办不到的。使我痛切感到，必须很好很好地向所方工作人员各位先生的既有自信，并且还恳切，而又有坚强耐心的优良的态度去学习才行。同时还有，如果是理论的基础不够巩固的话，那是绝对运用不好的。

其次是资产阶级的用尽各种手段的大力宣传的问题。它实在是有组织的、不间断的，并且是从所有的角度上网罩下来的，这个大力宣传的“威力”确是了不起。不论是在睡觉的时候，醒着的时候，人们都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漩涡中生活。报纸广播不用说，从商店的广告起，从事务的组织起，直到体育、娱乐一切，全都被组织了起来，我们在过去所生活的社会固然都是这样的，但因为是在其中长大起来的，因而也就当上了它的俘虏，于是走向了战争……。由于受到在中国学习的庇荫，所以现在对于那里的事情是很了解的。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很敏锐地一样一样地感受得到。不过是，如果一不加小心，就会在这个有了充分组织的宣传之中，不知不觉间把敏锐的神经给减弱下去，致渐渐地就会连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这是可能的事！

比这个还可怕的事情是：自问自答地说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这一点点的事情，可有什么办法？”而对于一些事情作了让步。回国之后，首先碰到的就是找工作的问题。于是便自己向自己说：“现在如果是把旗帜打得太明鲜了，就会找不到工作的。”不久之间，就会逐渐地在“为了找工作”的前提，恬然地作出反共、反华的事情来，于是也就会有了对于最高裁判所长的弟弟进行馅媚，恨不得把他家的门都要踏破似的那样的人，真是非得认真的用功，把良心努力洗涤干净不可的。

还有认罪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从前曾经工作过的机关里复了职，但曾经和我一同搞工作的同寮们在中央则是当了“系长”或“副科长”；在地方也是比我出身晚4年的后辈都当上了科长。在我这里，在东大24年毕业的人就是个“副科民”。至于工资，由于是属于复职一类型的关系，我所挣的比他多，但在实际上，我仍是受着人家的驱遣。虽然是真正办不了的事，但是可有什么法子。11年的空白，真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我固然并没有想在公务员地位上再向上爬，也没想长久地去作这样的工作，但由于一个普通凡人的心眼窄小，总觉得难堪的事正正不少。当然想到，这也是在补赎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以及想起被害者的事情……时，也曾自作譬解地经常在想，有大的志向的人，这些事又算得了什么！最近公安调查厅方面对于“背景关系”特别是中共、日共的关系，已开始作了很严格的调查。我现在虽然也“在拼命地努力着，但仍是非常不够的。我现也正在用功，请你们也务必往深处去学习钻研，而对我们加以鼓励！

你们现在还留在中国，当然这在个人来说固然是因于有着相当的责任，但作为是一些侵犯了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犯来说，则我们单独地回去了的这件事，真是认为对于你们是对不住的。光就此而论，我们更是非去我们应作的事不可的。从私情方面来说，真是盼望你们能够尽早地回来，特别是当想到你们的家属，那更不用说了，甚至于有了想从事请愿的心情。不过是这个问题是和你们自己深知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怎样简单的事情。

当这次发表了回国的消息后，日本政府不用说了，也暴露了日本人民也都是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了的。在你们各位之中，是否是也有人认为这次回得去，就连我自己也曾想过：是不是更多的人都能得到释放？但是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我认为我认识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的，可是这次却使我认识到，在实际上我对此的认识还是如何的不够啊！据说毛主席曾对于访问中国的冈山县代表做了如下意思的谈话：

“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愤怒是非常大的，对于它的罪行在感情上是极其强烈的”。从这一点来看，真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得到缓和为止，战犯是不能够放回去的。我们愈是理解到在这11年之间，等待着我们回去的家属的殷切盼望之情，那么也就会很好地知道受过祸害的中国人民的愤怒。当我想到我自己的身上事情时，真是怎能居然会得到了宽容呢？！也是因为如此，我是很强烈地感到了自己的责任。

对于愈是憎恨罪恶而愈能打算站了起来清算自己罪恶的人，谁不欢迎呢？请大家不要焦躁，好好地从事学习罢，信赖着中国人民罢！……对于已经明白这种道理的你们各位，说这样不成熟的话，也许是用不着的事情吧，但是即使能快些回来，在这混混沌沌，污浊至极的日本社会中，这对于他本身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幸福的事。现在田原新治和细谷香两个人是死去了，还有甚至因为回了国的丈夫没有工作添了一个吃饭的人，而致不能糊口，因而自杀的太太。

一方面日本民主势力，不用说是在一天天发展着。“禁止原子氢弹运动”现已成为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对于日中贸易的要求，结果是让美国也说出了“对于日本的要求对中共贸易的立场表示同情”的话来，如果是无视上述的两个问题的话，在日本就绝对执掌不了政权。关于这一点，这已经是你们所知道的了。

同时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对于军国主义的反省，以《三光》的出版作为契机，现愈发高涨起来了。当身为编辑者的光文社的神士先生遭到了右翼团体的恐吓，停止了出版的时候，从各方面都发生了反应。在很多的来信中都说：“不要停止出版！应当趁着这个机会，叫国民对于战争做一做反省的！”也有的发行社说：“光文社如果不干，我来干也可以！”本来么在两星期内就卖了5万册，这两个星期时间内都是属最高出卖量第二位而在出版界内成为问题的一个著作。就在这“赞与否”的两种论调之下，在所有的报纸、杂志上简直没有不登载关于这部书的评论的。光就这一点来说，仅仅在两个星期就停止了出版，当然会成为问题的了。把话又扯到亭校去了，不过是我认为对于我们同伴的这种痛恨心情写了出来的，对于丑恶面目的揭露，竟会成为问题的这件事来说，毫无疑问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人民对于战争是在做认真的反省的。

我们是有着很多的好同伴好前辈的。上次的“五·一”节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乃是一次最大的而且是个最明朗最快乐的劳动节。在报纸上我认为大概已经都看到了的事情，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以国家公务员的资格是有着“团体交涉权”的。从去年年底起至“五·一”节为止，曾在“总评”的旗帜之下以普遍提高2000元的基本工资和最低工资制为目标，参加了斗争。曾有几次在议院、首相公馆前举行了示威游行，和警察队打过架，也作过“静坐斗争”。就是在“总评”的旗帜之下，因为也有很多的非常靠得住的同伴，所以是既起劲又觉得有了仗恃。今年的“国铁”、“炭劳”的共同斗争是大为成功的。国家公务员对于要夺回被剥夺的罢工权也是主要的目标。参加斗争，也是一件极痛快的事情。

其次是把我们同伴们状况说一下：

以被释放的战犯为主体，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为中归联），发行了会刊《前进、前进》，以此作为紧密联络，把事务局设置在东京都都连会里面。大家都和和睦睦地在一起工作着。在排除困难的余暇打算大家在一起乐一乐，于是就在前些日子的5月5日，为了身心的休养，到三浦富士山去了一趟。因为天气既不好且由于联络的关系，并没有聚集了多少人。尽管这样，还是和家属在一起，和和睦睦地过了快乐的一天。照片就是在那时拍摄的。下次有机会时，寄给你们看。

就像所看到的那样在大部分之中，成双成对的人增多了。这时正是结婚的时候，特别是从中国回来的占了上风。“一个姑娘八个女婿”这句话那已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则完全相反，甚至于有因为对看对象（就是说结婚对象候补人之多）过多而为难的。

这也可以说是“神武以来”的事情吧！就像这样被大吹大擂起来的“神武以来”的繁昌，它的繁荣也将过去“子午时”而走“下坡路”。从今年的后半期起，恐慌就会许到来。就因为如此，所以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是认真的。和人民的要求结合起来，我们也是为了日中友好和平，虽然力量是有限的，但是都正努力着哩。请大家也务必保重身体，和我们携起手来努力学习吧！你们各位家属也都很好的。请代问所当局的各位工作员先生好！

此致

鹈野兄

田村贞直

1957年5月7日

（6）

前日军三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被我军事法庭判处十八年徒刑，在服刑期因身患癌症死亡，将其骨灰托付住冈义一（刑满释放回国的战犯）捎给家属后，佐佐真之助的妻子佐佐富美子给管理所的信：管理所所长和各位先生：

暑气正盛，遥想所长和各位先生都在健康地正在从事工作。这次我的丈夫得病死去，他是服刑中的人，可是却曾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照顾，骨灰和遗物都得到亲切的保管，还委托这次回国的住岗给带回来。在上月的26日已由我的长子在神户收领了。我对此谨表深厚的谢意。8月8日已作了正式的殡葬。在管理所的当时，他曾受到所长和各位先生10年之久的教导与温暖关怀。因此他很高兴的往家里来信。去年夏天他曾来信说患了胃病，家里人都很挂念，今年3月因病重入院受到治疗，但因所患的是胃癌，所以我们除了认命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又听说管理所的各位先生在百忙之中尚始终看守着他，对他作了仁至义尽的看护。6月10日他的来信中曾表示了非常感激之情。在1956年家属前去探望时，我的第三个孩子曾去和他爸爸作了尽情的会晤，因此他曾高兴已极。当时我正在闹病，在这17年以来一直未能和他见面而成为人生的永别。这固然是一件遗憾的事，但总也是人生的命运啊。我因为突然得到噩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以致身体小有不适，所以直至今天才给您们去信致谢，实在太抱歉了。谨祝所长和各位先生的健康！此呈

佐佐富美子

1959年8月20日

（7）

伪满战犯郭文林中将被特赦释放回家后致管理所的信。重生的恩人敬爱的金所长：

自12月8日在沈阳离别后，我一路平安到了家。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切都很好，请您勿念！我于9日早6时到达了人民首都北京，在北京停留了8小时。我利用这个时间在兴奋和感激的心情中，参观了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重要部分和象征着伟大的中国的北斗星、光辉灿烂金碧辉煌伟大庄严的天安门。这个时候我想起北京解放后天安门才放出它的光辉灿烂的光。在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伟大领袖也就是我再生的恩人——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人民在这里欢呼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欢呼伟大的祖国站起来了；欢呼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天空。我想到这里在感激、兴奋、悔恨的心情中落下了止不住的眼泪，欢呼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同时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天高地厚的恩情，也感觉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才能把应该处死的我而不处死，并且在今天能够同人民一样地参观伟大的天安门，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啊！我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我于12月9日15时20分由北京起程，10日6时25分一路平安的到达了呼市。到家后，在感激、高兴、欢喜的流着泪和离别14年之久的家属得到了团聚。我的爱人见我在欢喜感激落泪，她激动地说：彬儒（这是我的别号）你真的回来了吗？这是梦吧。我说这不是梦，而是现实，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回来和你们团聚。这时我的妻子、儿女们由心坎里欢呼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思想中深深感到犯了滔天罪行的我，该死而不死的能活到现在，这是蒙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特赦之恩，才回到人民的行列与家人团聚，这是多么幸福，这是谁给的呢？我深深认识到这是和金所长以及各位领导人的起早贪黑费尽心血、十多年如一日父母般地尽力照顾、热心教育分不开的。我的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人民领袖毛主席给我的。所长和各位领导人给我的。我和家属只有感谢外在纸上是形容不出来的。只有我和家属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不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跟着共产党前进！！我把一切力量贡献给党和人民，老老实实的和人民一道为建设美好的祖国而努力，这样才能报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以及所长的恩情。

敬爱的金所长：您是我重新做人的恩人，您对我临别前所教导我的金玉良言，现在还在我的耳边，它永远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请敬爱的金所长放心，我在认罪的基础上，学习学习不断的学习，改造改造不断的改造，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以报答您的恩情！

郭文林

1959年12月20日

（8）

被宽大释放的归国战犯冶士友繁致管理所的信。所长和全体工作人员先生：

现正当酷暑之际，中国的各位先生近来一切怎样？实深惦念，现在我是在我的快乐家庭中给你们写的这封信。

现在当我拿起笔来给所长、指导员先生、大夫先生、护士先生、炊事员先生、锅炉房、面包房和理发员先生们写信的时候，觉得各位先生的面貌都一位一位地映现到我的眼帘来。不由得使我流出了怀恋的热泪，在被拘押期间真是蒙受到各种的照顾。

应该怎样致谢才好呢？简直使我没有适当的语言可表达出来。当我回到家中一看时，村庄的面貌在表面上是漂亮起来了，街镇也漂亮起来了，不过是它的内部却是乱糟糟的。

当我回到家中时也是如此，职业无法找，第二天起将拿什么糊口呢？前途是渺茫的，每天只是以信步东奔西走来过日子。但是在这样的苦恼中，在我心里却有一种欢喜和对于将来的希望却像太阳般地照耀着。

家属和附近的人们虽然都以欢喜的心情来欢迎我们，但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回来的原故，悬念我们是不是都成为共产主义者？然而在表面上，对我却戴着一副假面具来对待，可是在我内心中，是有着坚固的信念的。

就连对于我自己的家属们也是不能向他们吐露自己的真心话。不过我相信，总会有一天能够使他们能理解的日子。

村中一部分青年的思想变化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果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

文化方面也是很腐败的，电影是诲盗诲淫的居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剧以及“剑道”“柔道”和“射的”游戏等。儿童则是做着战争的游戏，对于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的。

物品是应有尽有，只要有钱什么样的生活都能做得到。可是穷人是没有钱的，买东西的时候，就仿佛金钱是万能的。

我愈想到了这样实际情形的时候，我就愈发感到自己的责任，而建设祖国的热情，就越发高涨起来。

在我村镇中，对于苏联的理解由于受到从苏联回来的人的对苏联反感的影响，由于归国者的自身极“左”的行动，对苏联抱有反感。关于对中国的看法则是由于他们听到中国的真实情况，所以正直的乡民都在说“中国是伟大的”并说“非得建立那样的国家不可”。家属或村民们对于我所说的话很能理解，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情。

在起初对中国没有苍蝇和没有强盗等事，他们是有些不信的，但都逐渐地也都有了理解。村中的人们，反对战争的思想，是很强烈的，但在一部分人们（青年）中间，也还有非从事战争不可的那样思想，像是认为自卫队是必要的想法也在鼓动着。对共产党的想法，在村庄中多数的人都认为共产党是不济事的。虽然认为在上面做领导的人是好的——对于德田球一则称赞为是一真正的好人，但对于细胞组织中的人们，则认为他们是光会“耍嘴皮子”对于附近的一般人不作日常的交际，所以是不济事的。共产党员减少了一半，而社会党的人望则是非常之好。但我是有耐心认为不久当可让他们得到理解。

我们已选派了4名代表赴东京，从事于在9月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提出要求事项——对11年来的保证和就业等问题的斗争，各县也把第一批、第二批回国的人集聚起来，加以组织，协同着民主团体进行着斗争。

自从8月1日在舞鹤上陆以来，已经得到了两次的胜利：第一次是在上路之后，要回乡的时候。政府方面曾对于一个中国回来的普通平民，因为他在东北的时候，他们的双亲全已故去，遂说成他是中国人，不承认他的日本国籍，连火车费和车中饭费也不发给他，于是我们就团结起来，开始了斗争，提出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件事我们就呆在这里一步也不走。经过一昼夜的交涉结果（在开出第一次列车的时候，我们谁也没上车）终于使政府承认了这件事。第二次是当我们回乡之际，我们福冈县的13人互相商议好，大家先说不回家，就到县厅去提出要求的事项。县里对我们说：“欢迎你们的家属和村、镇居民都在等待着，先回家去吧！”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认为脱离村民而采取行动是与己不利的，于是就暂且回家了，然后再赴县里交涉。当临走的时候，向县厅代表说“8月9日还到县厅来，请届时准备住处！”说完就走了。

到了9日的那天，又来到县厅，他们说县里不给开付住店费。我们13人的食宿费县里应当替我们支付。我们又进一步责问他们：县厅的职员吃喝玩乐的时候，给妓女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了。这是第二次赢得的胜利。

我们从上述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坚固的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够得到胜利。

中国的各位先生！现在我认为从你们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一件的事情，现在已经仿佛结了果实似的。不论碰到怎样的困难，只要一想到自己过去的罪行和6年来中国人民的关怀的时候就是身在困难之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光明前途来更向前迈进。

现在的警察正在注视着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逃过了他们的视线，而得到了确实的信心。在正义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的。当想到我有六亿的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和日本人民的援助时就愈产生出了勇气来。虽然也有一部分人采取了自卑的行动，但如果向他们去作说服，他们也会理解的。

现在我正在听着长崎县原子炸弹世界大会的状况广播，就此搁笔。我仅祝中国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胜利和祝管理所长以及各位工作人员先生的身体健康！还请代我问候我的各位同伴好！

此致！

怡土友繁

1956年8月11日

抗议书

对“教科书事件”致文部省的抗议书文部大臣小川平二阁下：

我们“中归联”是由1950年7月在中国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收容，并于1956年6月以后被释放回国的人们集合在一起，为了反省侵略中国的罪恶行为，为了维护和加强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而成立的组织。

最近文部省检查实施教科书的过程中，把“侵略”篡改为“进入”的问题，这是要隐蔽历史事实的卑劣行为，是要把日本民族引向从亚洲各国中孤立起来的危险道路。我们“中归联”绝不能容忍这一事件。对于造成中国1000多万人生命死亡、数千亿美元财富损失的侵华战争，这一事件不认真地承认和反省，怎么能够同曾经蒙受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在新的友好与和平的道路上前进呀？！

这次篡改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是违反被害者的心情，是刀剜旧伤口的行为，把我们国民陷入了没有良心、不知羞耻的地步了。这种无视国民心情的做法，必然像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背离正义而战败那样也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是以本身对战争的体验和反省为基础的，我们对文部省这种违背史实的举动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迅速改正。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1982年8月16日

30 国民党战犯

1956年，绝大部分日本战犯被赦免释放后，管理所正准备裁减工作人员之际，公安部下达了接收国民党战犯的指示。我刚接到调任辽宁省公安厅的调令，但仅过两天调令被取消，这样在管理所任职长达20多年之久。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的8年国内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兵数百万。

建国初期，因恢复生产、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等原因，研究制定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方案一直未有出台。1953年下半年。西安市公安局向中央公安部提出了关于处死3名国民党被俘将军的报告。罗瑞卿部长在报告上批示：“不杀为好，杀了是可惜的人物。”后将报告呈报中央。党中央接到这个报告后，研究了处理国民党战犯的决定，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分散关押在全国的国民党俘虏数量。

第二，成立以罗瑞卿公安部长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上

第三，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争取战犯。

第四，不审讯，不审判，集中起来，改造他们。

“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告之后，初步确定了926名战犯，其中有72名中将、388名少将，校级276名，省党部书记27名，省主席和厅长46名，情报系统处长以上117名。

从1956年1月开始，分散在全国的国民党战犯向北京、济南、西安、内蒙古、抚顺等监狱集中。是年下半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的战犯，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为了便于管理，各监狱的管教科长在战犯移交到抚顺管理所的同时，也调任到抚顺管理所。骤然间，我们管理教育科就有7名科长，他们大部分人是抗日干部，非常老练。到了抚顺后职务下降，但他们没有丝毫怨气，工作非常负责。

国民党战犯们刚来时，脸色普遍发黑。那时正好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战犯们认为中共因匈牙利事件教训，一定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枪毙或永远监禁，他们特别怕报复。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实行三民主义，可他的命短暂。其继承者蒋介石则实行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扬言：“认可将半壁江山转手让给日本军队，也要消灭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个，也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年轻的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失去了几十万名党员，到了几乎被消灭的境地。国民党战犯们就是那次政变的“功臣”，是日本投降后发动内战的罪人。所以，他们认为报仇雪恨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党中央对他们的方针是：“不审讯，不审判，集中改造”。对此，没有一个战犯不叹服。转移到抚顺的350名战犯中，在地方被判死刑的有6人、死缓10人、无期徒刑15人。党中央决定宣布后，这些人全都感动得哭泣了。因此，较之日本战犯或伪满洲国战犯，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更容易一些。政策交待后，他们很快摆脱了苦恼。

改造国民党战犯的方法与改造日本战犯类同，但其目的和具体措施不一样。如果说，改造日本战犯的目的是把他们从战争狂改造成热爱和平的人；那么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的是把他们从寄生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思想观念来说，国民党战犯要比日本战犯有厌恶战争的长处，相反，在他们身上封建军阀的腐败观念根深蒂固。

为创造物质富裕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一切财富是劳动中创造的。但是，过去过着高官厚禄寄生生活的国民党战犯们，轻视劳动，蔑视劳苦大众。把他们改造成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因此，让他们反省罪行的同时，侧重劳动改造。这一点与日本战犯的改造方法完全不同。

出于这种目的，我们设了农场，种了果树、蔬菜，养了禽畜。此外，做饭、理发等都交给战犯自己干。后来盖了工厂，让他们干技术劳动。开始，有些战犯怨声载道，说什么“凤凰掉进水里，连鸡都不如”。另外，对他们来说，什么活都是很累的，干起活来非常吃劲。上旱田，准备除草时，因为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苗，站着不敢下锄。管教和看守手中拿着杂草和庄稼苗，教他们区分，而后又教他们除草的要领。这样，初期的劳动成了管教和看守干，战犯在一边看。管教和看守人员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战犯们虽然开始学的较难，但很快就熟练了。他们毕竟有文化，领会快，干得又很认真。半年后，他们的劳动都是自觉进行的。

劳动是辛劳的，可是其成果——收成是令人高兴的。他们吃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吃起来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他们开始珍惜劳动的果实，他们开始产生了对耕田农民和工厂工人们的理解的思想。

战犯们逐渐地成了劳动的主人。而对他们的监视和监督成了法律上的形式。劳动时，没有看守，他们反而更自觉负责地干活了。那时管理所有几头牛。一天，一名看守领着几名战犯到山脚下割牛草，大伙儿分散进行，其中一名战犯割草进入山沟迷了路，待他返回原地时，一同来的人和车都已经走了。无奈，他背着沉重的青草走了10余里路才返回管理所。他回来后，看守这时才发现一同去的战犯少了一个。战犯检讨没有及时返回，而看守向战犯道歉没有点名，让他背草走那么远的路。

在抚顺管理所集中的国民党战犯中，有不少南方人，他们主食是大米，而当时供应的粮食中米少面粉多。管理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种了几亩水稻。因无引水，计划挖井灌溉。水田由战犯们平整，水井由管教和看守挖掘。战犯们看到管教和看守挖得全身都是泥水，过意不去地要求换着干。随着井的加深，危险也会增大。

“让我们也参加挖井工作吧！哪怕是一阵工夫也行。”

战犯们真心地要求与管教和看守们共甘苦。可是，不能让他们干危险的活，负责他们的安全，责任重大。还是管教和看守坚持到最后。

工作人员为改造战犯们而倾注的人间爱是热情又纯洁的。一天，上大田干活，突然下起了暴雨。正在地头上干活的工作人员脱下自己的雨衣，把战犯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包起来。战犯们的衣服没有湿，而两名工作人员被雨水浇透了。事情虽平凡，而对战犯们的教育是巨大的。

劳动改造从开始的单纯劳动，渐渐结合进科技知识。根据战犯们的年龄、健康、爱好、特长，自愿安排劳动科目，并相应地固定工种，教他们相关的科学技术。为此，管理所从外单位聘请了科技工作者，并挖掘战犯中的人才办起了工厂。其中较有成果的是电机厂。电机厂于1958年8月开始建设，到年底竣工，第二年初开始生产。工厂生产的电机由于质量好，供不应求。当年扣除投资额后，获纯利25万元。

1959年9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全国人大第2届第9次会议上通过了对改造表现好的战犯给予特赦的决定。自此，每年都要释放一部分国民党战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期间，全国5个监狱中关押的国民党战犯约400人。文革动乱期间经历了艰难时期，至1975年，也就是被关押25年之后全部被释放了。

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参与国家政治。此外，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了在狱中学到的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发挥自己在狱中学到的技术，结合实际，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全省农民提起白玉昆无人不晓。后来，他的事迹报到中央。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当时从台湾投诚到大陆来的国民党空军军官时，特意邀请白玉昆一同参加。

在狱中学到电机技术的前国民党少将参谋长曾傅坦于1961年释放后，被分配到广东省北海市运输队修理厂。期间，他进行多项技术革新，改进许多设备，提高了生产力。他那以厂为家认真负责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一次，工厂厂长准备淘汰陈旧的球磨机，买一台新机器。曾傅坦觉得只要修一修还可以用。他与其他几名工人一道，利用下班和休息日把球磨机修好了。他为工厂这样节约的经费不知有多少，成了厂里的先进模范。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国民党战犯出狱走上社会后，人人为成为好公民而尽心尽力，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可是，当时为国民党战犯找工作时却遇到了困难，谁也不想接纳战犯。最后，地方政府只好以行政命令安排的，还有个别战犯是受家属排斥无家可归。对此，管理所想办法给他们解决难题。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市市长尚传道释放后，回到北京家中，可夫人拒之门外。夫人说：“你是在外乱搞，又是战犯，我早已忘掉你了。”因此，管教人员先后3次找她家属谈，但夫人说“早已离婚了”。后来，我以管理所的名义邀请她。她无奈应邀。我和管教人员一同谈话，做工作。

我说：“我们理解夫人的心情。尚传道年轻时，做了许多对不起夫人的事。但现在他已变成新人。我们应该对这种转变而高兴。夫人应该比我们更加高兴才对，不是吗？”

在我和管教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夫人态度有所转变。3天后，夫人不再挡驾，尚传道得以与家人团聚。后来他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到北京出差时，常去看望他。每次见面，他总是谈及那次我做他夫人思想工作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管理所向全国各地派人了解战犯们释放后的情况。我们发现了不少问题。释放较早的个别战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单位。一些战犯工资也不能按时领取，生活相当窘迫。我们与有关地方政府联系，为他们逐一平反。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又发现有10名国民党起义人员被错定为战犯。我们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纠正了错误。根据中央指示，对这10名同志给予与统战干部同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他们感激万分。

31 黄维的“永动机”

如果在日本战犯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藤田茂，那么在国民党战犯中印象最深的人是黄维。

黄维生于江西省贵溪，是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很早就受到中国“四大家族”之一陈立夫的宠爱，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后来他与蒋介石长子蒋经国共事多年，结下深厚的交情。1944年，蒋介石组建“青年军”时，黄维被任命为副总监。他后来建了青年军学习团东南分团，蒋介石把准备重用的年轻干部送到这个学习团学习。黄维深得蒋介石信任，30岁当上师长，后升任军长。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升为上将的高魁元、王异都曾是他的部下。

平步晋升的黄维，自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其命运急转直下，踏上了充满坎坷之路。

日本战败后，黄维任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自1949年1月10日开始，解放军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65天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黄维在为被围困的黄伯韬军解围增援时被解放军包围。当时，指挥淮海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多次劝黄维投降，但他施放毒气，负隅顽抗，最后被活捉。

26年后，即1975年3月19日，他与293名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释放了。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当时公安部长华国锋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黄维代表战犯做即兴答谢发言。当时，海内外许多报刊采访这次宴会。3月22日，《香港时报》以“祝贺黄维将军释放”为题刊载了采访文章。

提起黄维，不少人还是了解他的。在狱中，他也很盛气凌人，连走路都挺着肚子，一副将军的模样。说他“倔”或固执恐怕过于偏颇，总之他的性格并不一般。他总是表情严肃，在部下面前从不露笑容，不仅对部下严厉，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从不染指女色或赌博。留学外国后，一点也不流露西方特色。因此，蒋介石把他看做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担任了自己兼任的武汉陆军学校校长。

黄维在华东被捕后，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监狱。在关押期间，他觉得很烦闷，向看守要书看。当时，没有让犯人看政治书籍的决定，看守便给他拿来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一天，他在翻阅机械学一类的书时，他想到了儿时看到的家乡水车。他想水车能否不靠水的压力而靠自己的重力转动呢？火车不用煤、汽车不用汽油、机器不用电能否启动呢？他想，作为扬名在外的一员败将，即使将来世道变化了，也不可能重返军界，那只有科学研究是惟一的出路了。从这天起，他以发明不用燃料或外界动力而永远转动的“永动机”为目标，进行科学研究。自此，他大量读机械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并着手设计。那时，监狱没有让战犯们从事生产劳动，犯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看书，黄维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永动机”的发明工作上。

1956年，黄维转往北京功德林监狱，后移到秦城监狱。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黄维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的8年抗日战争是依据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取得胜利的。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8年抗战并不陌生，因此他们对《论持久战》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读后所谈的体会也很深刻。前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黄维发言过后一句话再也不讲，只是听别人议论。

“黄维，你对学习怠慢！”管教说了他。

“我是因为战争而成为罪人，我没有再打仗的想法，也不想读关于战争的书。我要研究科学。”黄维反驳管教。

“这里是监狱，不要胡思乱想。”同事们出于好意劝说他。

黄维还是坚持己见，他说：“谢谢，你们不要愁这份心。”

在秦城监狱，不论管教人员，还是战犯，提到黄维，谁都摇头表示不理解。不管大会批判，还是小会批评，都无济于事。他对学习或反省一概不闻不问，专心研究他的“永动机”。

管教单独找黄维谈，做他思想转化工作。

“你为什么不学习，也不反省？”

“我致力于科学研究。搞科学研究要比‘我是有罪’这样做空洞的反省更实际一些。”

“你是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吗？”

“不是，科学研究是为百姓做好事。”

“战犯应该接受改造。”

“正因为接受改造，才研究科学。”

严厉的批判，还是和气的劝导，对黄维起不了什么作用。

后来，动员他的夫人做黄维的工作。黄维的夫人在国民党战败前去了台湾，建国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当时监狱有煤气管道设施，因此战犯家属可以带肉鱼之类，探监时可以烹调。受管教委托后，黄维的夫人带了许多肉和菜，烧了好几道菜与黄维共餐。

她说：“你是个罪人，搞什么科学研究呢？按要求把学习搞好……”

“要来说这些话，就别再来看我。”黄维大声责怪夫人，他把筷子放在桌子上。

他又说：“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菜。你也别来看我！”

夫人无法说什么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监狱。黄维被定为抗拒改造的“顽固分子”被批斗，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没有放弃研究他的“永动机”，因此他经受了更加痛苦的折磨。

当时，每天都有“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被送进监狱，使监狱人满为患。1967年，秦城监狱的部分战犯被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黄维算二进宫，再次转送到抚顺管理所。来所后，他主动要求找我谈话。

他对我说：“我听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成功地改造日本战犯的模范监狱，我相信我来这里后一定会改造好的。因此，想与你谈谈心里话。”

黄维开始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详细谈了10余年来在狱中的生活。他既谈好的方面，也谈到了坏的方面。他说的是很真诚的。

不管他过去犯下多么大的罪行，但对他的诚实我们是加以同情的。

我说：“我相信你的话，那么有什么要求？”

对于我的提问，黄维没有立即作出回答。他思绪片刻。他说：“我在管理所存有几百元钱。把这些钱寄给我女儿，做为父亲我还未见到她……”

黄维止不住流泪，哽咽了。

黄维的女儿与母亲一块生活在上海。“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下乡到延边农村。（当时上海中学生有5万人下乡到农村）她极不适应农村生活，常常犯病，后得了肺结核。这个女儿是在淮海战役时怀胎的，迄今父女未曾见一面。

“我对她是没有用的父亲，请答应我的要求。”黄维说不下去了。

“存的是你自己的钱。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负责替你寄钱。”

“太谢谢了。”

“没有其他要求吗？”

“只有一个要求，请允许我研究水动机。”

“永动机”是幻想。但抱幻想，对每个人都是正当的。有些人对黄维研究“永动机”的举动说成是抗拒改造的手段，并对他进行批判甚至斗争。但我考虑，应该肯定他的幻想，同情他的举动，以此找出帮助他转变思想的突破口。

于是，我对他讲：“我对你研究的永动机很感兴趣。如果成功了，对人类将是莫大的贡献。不要有顾虑，要继续研究，希望成功。”

“这样亲热的话，今天第一次听到……”

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天谈话结束后，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不久，全国掀起批判邓小平的运动。我被定为“小邓小平”而送到“五·七干校”批判。黄维也成了战犯中被批判的对象。

一年后，我再次返回管理所任职时，黄维再次提出了“永动机”的问题。我又重新恢复了原来的科研小组。开始，人们对这项工作不积极主动。后来当他们得知这是为了对特殊的战犯进行特殊的改造而进行后，才给予重视和积极参与。

“永动机”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一切都是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进行制作。有些技术性较高的配件委托机械厂加工。为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花费了一些经费。

一个月后，“永动机”样机终于制作完了。试验那天，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战犯围在“永动机”周围。我指示设计者——黄维试验。

“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

黄维脸色紫红，低着头站在机器旁。

“永动机失败了。但不能灰心，要有勇气。失败是成功之母。606号杀虫药是经过606次试验后取得成功的。仅凭一次试验就能成功这也不可能，嘲笑失败的人是无知的人。”

我在安慰黄维的同时，警告那些讥讽黄维的人。

黄维猛地抬起头，向前跨一步说：“没有成功。但对我来说，有了比成功更加珍贵的收获，我今天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我真心钦佩。”

这是黄维在监狱20年来第一次发自肺腑的反省。

1975年，即将释放前，黄维因心脏病住院治疗。公安部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黄维的病。这里有特殊的背景。黄维在华中被俘后，国民党当局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中央日报》”大肆渲染“与中共斗争中壮烈牺牲的黄维将军业绩”。因此，如果黄维在狱中去世，那么就证实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真实的……因此，黄维在住院期间，沈阳医科大学教授组成医疗小组负责抢救工作。

不久，黄维病愈了。而正好此时颁布了特赦令。但考虑黄维有心脏病，怕他激动过度而再度犯病，便没有让他参加特赦大会。几天后，我去医院。与黄维谈了许多事，后来我找个机会告诉他被特赦的消息。他高兴得把我抱住了。

出狱后，黄维任全国政协常委，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也没有放弃“永动机”，继续研究。后来，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让他把“永动机”的模型拿过去看了。1979年6月，黄维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就开发“重力”能源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要支持黄维提出的科研项目。后来，黄维年迈无精力搞科研，将研制“永动机”的项目交给在江西机械厂当工程师的儿子继续他的目标进行研究。

32 张铁石之死仍是个谜

1975年3月，最后释放的293名国民党战犯中，有10人要求去台湾。他们是前国民党军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军调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江西东部青年服务队少将队长蔡省三、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第204师上校团长张海商、第105师上校团长杨南屯阝、第68军政治处上校处长张铁石、第281师上校团长赵一雪。他们之中除蔡省三之外，其他人的家眷都在台湾。

释放他们前，毛泽东主席曾做了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对全体被特赦释放的战犯给予公民权利，能工作的给找适当的工作，

有病的要像我们的干部那样免费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要抚养。要求回台

湾的人，要给他们足够的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后要返回大陆，我们

要欢迎。

被释放的战犯，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和零花钱100元，在北京举行欢送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并宴请了他们，还组织他们观光了北京城。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北京、抚顺、山东、西安、内蒙古5个战犯管理所分别召开特赦大会，宣布释放名单，宣读毛泽东的指示。

这个消息当时成为海内外舆论的中心话题。特别是对台湾震动较大。特赦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即3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以《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释放战犯的动机和阴谋》为题，发表了社论。其内容有：

“这里至少有三个动机。第一是表现他们的‘宽大’政策；第二是表

明其内部安定；第三是暗示未来对台湾的武力冒犯。被毛泽东共产党监禁

的各界反共人士，虽然被毛泽东共产党戏弄，当作统一战线工具，但我们

给予他们无尽的关怀和同惰。”

3月22日，国民党机关报《香港时报》在一篇题为“向黄维等将军表示敬意”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台湾当局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此次发布特赦令，实际上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其意图是让

我们政府难堪。但他们不知我们政府早有对策措施。毛泽东下达特赦令不

过24小时，中央通讯社发表公开声明，欢迎被释放的军政人员回归台湾，

香港政府也允许他们入境。其结果，毛泽东的宣传起到了反作用。”

台湾当局把特赦令看作是中共的宣传策略，认为10名战犯回台湾的要求是欺诈行为，所以，他们喧嚣什么“热烈欢迎”、“亲切关怀和同情”等等。可是，出乎意外，10名战犯按预定日程抵达香港。申请去台湾时，台湾当局开始丑态百出，他们立即变了态度，诬蔑10名战犯是“间谍”、“特务”，“是中共的统战工具”等，并为他们入境设置了许多障碍。

巧合的是，10名战犯抵达香港的那天正好是蒋介石的葬礼日，即4月14日。这个成为台湾当局的口实。台湾当局的发言人在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称，“中共选择国葬这一天让10名前国民党将领回台湾，对此政府非常讨厌。”台湾驻香港代表与《星岛杂志》记者谈话时说，“我们并不重视这10名战犯，他们必须以偷入境香港的难民身份办理申请入境手续。”

10名战犯要求回台一事，在香港和台湾掀起了风波。对10名战犯各界人士众说纷纭。4月18日，严家淦出任总统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表态。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所有大陆救灾民会要求救灾的人。但为了国家的安全，在接收他们时要慎重考虑，制定出预防措施。”

4月23日，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了比严家注和当局更加露骨的对策。

“期间，共匪开展释放战犯等统战攻势的同时，于4月14日出于统战

目的将蔡省三等10名战犯派到香港。几天来，他们这些人在香港散布了极

为荒唐和阿谀奉承匪徒的言论。这表明，他们是共匪统一战线的工具，遭

到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他们如果真的信念自由，应该公开表明反对共

产党和毛泽东，回归台湾的立场，并依法办理入境手续。”

4月末，10名战犯在台湾当局驻香港大陆救灾民会负责人谢伯昌的私人关系沟通下办理了申请入台湾的登记手续。本来说是几天之内办理签证，可是到了6月初仍没有办下来签证。原来，入境申请书应该呈送到台湾警备司令部审批的，但他们的申请书却送到行政院长蒋经国直接掌握的国家安全局。5月3日，英文版《弘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台湾当局拟派特别小组审查10名前国民党将领。”6月4日，《政报》报道，“这个特别小组由台湾调查局5名高级干部组成，他们已到达香港，并已对4名以上被释放者进行了调查。”

台湾当局根本不打算让10名战犯入境。4月25日，《远东经济论评》单刀直入地论述本原因。

“台湾当局将这个问题拖下去，对国民党产生不利的宣传效果。因为，

他们一直把战犯们称作‘不是敌人是同志’。可是一旦10名战犯回归台湾，

那么26年前撤退到台湾的400万国民党中，有许多人会想起在大陆的家人，

这一点台湾方面是很清楚的。”

因为这种原因，10名战犯未能实现去台湾的宿愿。

1992年3月，我应蔡省三先生的邀请访问香港。蔡省三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遭到的各种非难，他给我拿出来当时各种新闻杂志报道的有关他们的情况剪贴。从中我了解了一直想知道的10名战犯的归宿。

10名战犯到达香港后，在中国旅行社安排下住进帝国饭店和兰宫饭店。这两家饭店仅隔一条地下通道，距离很近。

他们一行还未住进房间，记者就围上来了，电话昼夜不停地响。晚上来的电话，几乎都是威胁恐吓的内容。“你们到香港后注意嘴巴”、“宣传共产党要你们的命”、“要想办签证手续，立即离开那个饭店”等。三五成群半夜三更来敲门进行威胁。他0海天过得心惊胆颤。

5月11日，王秉钺不声不响地走出帝国饭店。5月14日，张铁石也走出兰宫饭店。报纸报道，他们“失踪了”。

6月3日，蔡省三、陈士章、周养浩、段克文为办理香港逗留延期手续去了国际饭店。他们已办了5次延期手续。头一天未办成，办事人员让他们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下午。他们之中岁数较小的蔡省三来到国际饭店。他看见“失踪”几天的张铁石与大陆灾民救济会的一名官员步入国际饭店。他看见蔡省三后，转过头去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这天，住在兰宫饭店的人去取延期手续时也见到张铁石，他还是有意躲避他们。

下午4时，蔡省三取回延期手续后返回了帝国饭店。过一会，电话铃响了。

“先生们之中有叫王浩然的人吗？”总警察署政治部袁先生打来的电话，蔡省三到达香港后与他见过一面。

“没有这么个人。”

“好像是假名，这个人在富都饭店自杀了。”

蔡省三接完电话，立即通知了中国旅行社。不一会，来了几位记者提了几个问题后去了富都饭店。第二天，报纸报道“张铁石在富都饭店自尽”。

昨天还为办延期手续奔忙的张铁石怎么能自杀呢？他们对新闻不敢相信。

张铁石享年61岁。他生于辽宁省铁岭县，是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讲习班第1期毕业生，是“复兴社”忠实的一员，长期在军界搞政治工作。他后来升为国民党第68军上校处长。1949年，掩护国民党首脑机关撤离作战中在厦门战役中被俘。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期间，张铁石从不苦恼，总是快活的样子。他性格活泼，爱逗笑话，喜欢轻喜剧，上舞台演出时总是演卓别林。到了香港后，他每次申请台湾入境签证时都说：“我有90高龄的老母和妻子、儿女、孙子，四代人在台湾，请给予照顾吧！”

这样迫切希望与家人团聚的张铁石，怎么能把家撇在飓尺而自尽呢？

6月6日上午，他们接到警察署通知后，前往香港公共尸体室验尸。中国旅行社经理黎汝湛走在前边，后面是段克文、赵一雪、蔡省三等人。尸体是出事当天移到这里的。

进入阴沉的尸体室，在一个长形台上尸体用白布盖着。白布被人揭开了，人们惊讶地退了几步。这怎么可能呢？死者确实是张铁石。他的白衬衣特别脏，面色已黑，双目紧闭着，耳朵旁有一寸长的紫红的青肿。是上吊自尽的痕迹。奇怪的是，上吊自尽的人通常舌头伸出来，可他嘴口紧闭。他们觉得有疑点，但警察认为是“自杀”。

因为他死的太可惜了，同事们都号啕大哭。

如何处理丧事，中国旅行社负责人发表声明指出：“香港的中国旅行社受中国旅行社总部委托，负责10名回归者的生活和一切归还事项。因此，对张铁石先生的尸体、遗物、遗书等后事全权负责。香港中国旅行社于昨天电告在台湾的张铁石先生家人，通知他们参加葬礼。”

中国旅行社将张铁石的尸体移到香港葬礼社后宣布，葬礼于6月10日举行。

张铁石去逝后，人们才知他是用王浩然的假名住进了富都饭店。富都饭店是由台湾立法委员徐亨经营，是专门接待台湾客人的饭店。这说明，张铁石投住富都饭店，已与台湾方面有过相当深的接触。

6月5日，《明报》第一版登载“张铁石自尽”为题发表了有关事件。其内容是：

“昨天下午，张铁石在美登岛富都饭店804号房间上吊自杀。事件发生后，香港的左派人士或右派人士都为之惊讶。他在遗书中写道，‘对回归台湾绝望了’。记者就此事件寻问警方。警察署发言人回答，认定是‘自杀’。死者是于5月14日用王浩然的假名投宿饭店。昨天下午，是饭店女清洁工在房间浴室发现尸体的。昨天下午，记者前往饭店采访时，不知是否出于保守自杀事件的秘密，饭店职工矢口否认发生类似事件。”

同一天，《明报》报道了采访台湾大陆灾民救济会总干事谢伯昌的内容。其内容是：

“据谢伯昌推测，张铁石因台湾方面长期不允许入境而忧郁不安，最后自尽。记者问除了这个原因外，有没有其他原因时，谢伯昌说不知道。他又指出了这样的事。前天下午5时，张铁石来到九龙本会的谢伯昌办公室，他说这天上午与九龙本会一个人一起去移民入境事务处，办理了滞留香港延期手续。入境事务处接收申请书后，将中共发的‘往返通行证’没收了。通行证被没收后，张铁石感到担心。张铁石在自杀前，几乎每两天都要来见一次谢伯昌，寻问台湾入境问题。他每次都是表情焦虑。他说了多次，急切地想见父母妻儿。谢伯昌说，张铁石到了香港后，其子随时都给他寄钱，所以，不像是因经济困难而自杀。”

《远东情报社》于6月10日报道独家新闻，其内容是：

“据本社独家采访，张铁石自杀有隐情。张铁石自杀前，台湾特使到香港处理了对特赦犯入台湾境的事情。但，那个特使为了独吞财物，制造事件，目前这名特使生死情况不详。这样处理公事和私事，这是多么荒唐啊！那位特使姓钱，湖北人，年龄大约45岁左右。他毕业于中央军事学校，在台湾他的公开身份是某土产公司经理。张铁石去逝前，钱氏已奉命到香港，住进美丽和饭店。谁也不知他与张铁石谈了什么。但，他对张铁石说，如果交一定数额的美元，可以去台湾。钱曾用同样手段担保南越华侨去台湾。所以，不长时间，钱氏口袋里美元装得鼓鼓的。6月3日晚，有人见两名大汉将钱氏挟着上了停在西环海边的游船。这艘船于凌晨驶向台湾。那两名大汉是台湾国际刑警。从此，钱氏消影行踪。第二天，张铁石自尽了。”

报纸对张铁石自杀事件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没有一家拿出确凿的证据。因此，他的死迄今仍是谜。

中国旅行社宣布葬礼之日，并多次电告张铁石家人，但没有答复。可是，6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突然打破沉默，登载长篇报道。其内容是：

“现任国泰航空经理，即张铁石之子张润佩今天下午在台北国际机场对本报记者说，他希望香港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将其父尸体还给他，让他们做儿女的为父亲办葬礼，并不使其父尸体成为毛泽东共产党的宣传物。他把找回父亲尸体的事交给他的律师。对于父亲的死因，他断然否定是因为长期得不到签证而自杀的说法。他说，他与父亲经常通电话，在6月2日最后一次通话中，他还告知父亲，签证不久就要下来了。据他了解，其父之所以到富都饭店住是为了摆脱毛泽东共产党的控制。4月18日，他因公务到香港时，通过关系见了父亲，并父子俩谈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知道家人在台湾富足，家人都盼望早日相逢。父亲曾问他签证何时能批下来，他说，这件事台湾上头正在研究，估计需要时间。他交给父亲生活费很多，并嘱咐在香港国泰公司的亲朋好友多多关照父亲。”

6月13日，张润佩抵达香港。他立刻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指责中共，为要回其父尸体向当地高等法院起诉。

对此，中国旅行社发表声明：“张铁石先生之子张润佩先生即已到香港，将授权香港葬礼社把尸体和火葬证一同交给张润佩先生或他委托的人。”

结果，“争夺尸体”的法律诉讼因无对象不了了之了。

可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祭主张润佩没有举行葬礼就匆忙离开香港返回台湾。14日，他到香港葬礼社在父亲尸体前叩拜后，急忙离开了。17日，张润佩的一位朋友替他火化了张铁石的尸体。7月11日，骨灰由别人护送到台北。

张铁石是去世后进入台湾境内。那么其余9名归还者命运如何呢？

杨南屯阝、张海商、赵一雪三人因签证迟迟批不下来，在香港滞留140天后，返回了大陆。

杨南屯阝回大陆之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他的夫人和子女都在台湾。其女儿是台湾空军医院护士长，但其父回大陆前被解雇。杨南屯阝通过香港朋友往家里寄了多封信，可一次回信也没有得到。后来，他觉得可能给家人添麻烦，没有再写信。

赵一雪返回大陆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他的故乡是湖北，但他在夫人和五个子女居住的上海安家了。其叔父，即他的养父在台湾。他是因为90高龄的养父要见他一面，所以申请去台湾。

张海商返回大陆后，任湖北省政协委员。他有两个儿子在武汉。夫人和四个子女在台湾，所以他申请去台湾。他给夫人和子女写过许多次信，但杏无音信。

周养浩去了儿子定居的美国洛杉矾。陈士章去了女儿定居的美国印地安那州。王秉钺去美国后无消息。他的夫人是台湾国大议员，办理入境手续容易，但最终还是未去台湾。段克文原来在美国无亲属，可是因在四川工作的儿子不愿见父亲，所以他去了美国纽约。政府为他们父子和好做了许多工作，但未获成功。

王云沛和蔡省三于当年9月22日凌晨离开帝国饭店后，在香港朋友帮助下定居下来。

蔡省三在香港开了一家小诊所。其夫人是医科大学毕业生。他又开一家公司。’但生活并不富裕。他主要是专心著书，成为《新报》专栏作家。他写道：

“我不想官、不想财和享乐。我将成为历史的发言人，写书，为真理而大声疾呼！”

33 周恩来的指示

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期间我是战犯管理所所长）和“特务”的罪名，撤销一切职务，先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下放到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公社马前寨大队四小队当农民。全家人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三年。好在我们的适应性很强，对生产劳动我们不是外行。这年春节刚过，又迎来了播种季节。

农村春耕，又忙又有乐趣。农民们干活休息时，喝上几杯泡在水田水里的米酒，高兴了还要跳舞。

往水田里插秧我仍是负责运秧苗。与往常不同的是我不是孤独地一个人来回背，而是与村民们有说有笑地干活。这样干起活来，也不知累了。

我和农民们正在为新一年的丰收而辛勤地劳作时，一天，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知我立即赴会，我心里极不情愿，因为不会有什么好事落到我的头上。我已经是农民了，上省里开什么会呢？第二天又来了通知，可我还是按兵不动，心想上头通知几次未见人到会取消通知的。第三天，半夜一辆汽车驶进我的家门。见面是一辆很熟悉的吉普车，司机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

“怎么这样……”

我心发抖。多年被人拉出去斗来斗去，使我对有人突然来临极为不安。

“让你去参加会议。”

“会议，什么会议？”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不吉利的预感，所以不想去。但车子已经来了，看来不去是不行了。

我们村离抚顺300里。吉普车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到达管理所。管理所负责人已在办公室等待。

“你立即去省公安厅军事管制委员会。”

他没有多说几句，催促我赶紧动身。我马不停蹄地去了省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接见我。

他说：“今晚乘夜车进京。车票已经买好了。回住处准备吧。”

此时，一直悬在半空的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我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没有告诉我进京的原因。可是，这次进京的几个人的身份说明，此行不同寻常。同行的有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富、辽宁省军管会劳改局军管组长独立二师参谋长李彦明。此外，还有劳改局局长、抚顺战犯管理所军管组负责人等共6人。

翌日早列车驶抵北京。公安部一名工作人员把我们一行接到北京饭店。这一天没有安排什么事。

第二天，我们一行参加公安部召开的会议。公安部李震部长和刘复之副部长参加会议。他们先说明了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死亡人员日益增多的情况（此时日本战犯已全部被释放）。尔后，他们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指示如下：

谢富治并陈锡联同志：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仅两个月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13名重病号，并无急救办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预防措施，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好，应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国外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请对此事，重议一下再报。

周恩来

1971年5月17日

公安部是根据周恩来这个指示召开此次会议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济南、太原、内蒙古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监狱等5个监狱负责人，他们都是军人。

李震公安部部长念完周恩来总理指示，环视周围问：“哪一位是金源？”

“报告，我是金源。”我站起来敬礼。

“啊，你就是金源同志！”

李震部长从坐位上站起来，走过前几排来到我这里与我握手。

“很高兴，早就听到你的名字了，很幸会。”李震部长与我打招呼后，给大家介绍我。

他说：“这位就是1964年被评为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在改造日本战犯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说完，他又握住我的手。

他说：“听说，你现在下放到农村。要回到管理所工作。”

在3天会期中，提出了战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改正对策。辽宁省的与会负责人不好意思抬起头，因为周恩来总理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辽宁省领导人的做法。

会议结束后，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负责人张国富副主任单独与我谈话，对过去一些错误做法表示道歉，并要求我回来工作。据他讲，周总理接到战犯死亡数字增多的报告后，打电话问公安部领导，“原抚顺管理所所长金源在什么地方？”公安部不知我的下落，打电话问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可他们也不知我身在何处。后来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才知我已被下放在偏僻山沟的农村里。他们把我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质问公安部，“金源有何罪？”公安部回答，“金源犯了路线错误”。听了这样回答，周恩来总理非常气愤，下命令：“这次会议一定让金源参加”。

张国富副主任讲述了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后，再次劝我回来工作。

他说：“金所长，你再次出来辛苦吧！只有那样管理所的工作才会走上正轨。”

“感谢张主任。可是我打算扎根农村，还盖了三间房子。管理所的工作还可以找别人干，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话不是客套话，也不是嘲弄的话，是慎重考虑后说的。对别人来讲，结束下放生活是一件喜讯。可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喜讯。一想到管理所就厌烦。再次返回那里，这是不能草率决定的事情。

“我理解金所长的心情。但也得考虑工作。希望不要计较过去对你的不公和冤枉，出来重新工作吧！”

“现在，管理所的许多人下放在农村。我先回来不合适，另外我一个人工作也……”

“知道了。”

张国富副主任打断我的话，向前挪动身子后说：“这样吧，金所长先回来，其他该回来工作的人你提出名单，其他事交给我办。把家属也全部带回来。”

“如果那样，我可以考虑。也得考虑我的处境。”

我不愿再伤他，他在会上被批评后脸色一直不太好。我说到这里，再没有谈什么。

公安部会议一结束，我径直返回农村。没过几天，管理所来电话催我赶紧回来工作，可我还是无动于衷。过了半个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下达了任命书。“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有什么任命状或解除令之类，只凭领导人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处理干部。此时，下达任命状显然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我不能再怠慢了。那时，与我一同下放到农村的管理所“57干部”有6人一同和我回到管理所。

回到管理所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抚顺市数万名“57干部”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金源从农村返回来了？”

“金源又当上所长了！”

他们将我复出的消息传来传去，可他们许多是不知我长的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听到我的姓名。在抚顺市数万名干部中，“罪行”像我这样多的人也没有几个。因此，那阵子我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金源都复职了，看来，‘五·七干部’都会被解放的。”

“解放”一词与“释放”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双重意义。“五·七干部”们从我的复职看到自己的“解放”。

重新回到管理所，这里的一切已经陷入极大的混乱。但“造反派”却认为，那不是混乱，而是所谓革命的战场。“造反派”否定建国以来的所有工作，打倒所有领导，根据自己的极左理论，扬言要与过去历史彻底决裂。按他们的理论，对战犯们的人道主义政策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只有与他们毫不留情地斗争才是“彻底的革命”。因此，他们让战犯只能维持在延续生命程度。那又为什么不整死战犯呢？他们说，战犯们头脑中还有未交待清楚的历史资料。所以，战犯当中不可能不产生“病人”。

我回到管理所的第一天起，努力改善战犯们的伙食，治疗患病犯人，整顿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原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被下放后，“造反派”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彻底性”，他们随意虐待战犯。他们动辄打骂战犯。当时，这种现象全国其他监狱也是很普遍存在的。其典型是北京的秦城监狱，他们只顾审讯，对人犯生活严格限制，每天只给3杯水，那时，被定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罪而被入狱的原交通部部长刘建章同志就在秦城监狱监禁。他的夫人探监时看到虐待人犯的情况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反映情况。毛泽东主席得知秦城监狱恶劣情况非常愤慨，他在信中批示说：

清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总理看了信和毛泽东主席批示后，对公安部长等有关同志做了如下指示。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做一次彻底的清查。凡属主席指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虐待殴打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作废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给我无穷的力量。接到指示当天，我向管理所工作人员和战犯们宣布中央领导的指示，开始整顿监狱秩序。工作中发现，管理所内不仅存在虐待战犯问题，还有个别人的经济问题。据从农村返回的保管员反映，在仓库保管的战犯们的个人物品有些丢失了。任会计的英顺说，期间战犯们的存折中的钱也少了不少。战犯们明知这些情况，但谁也不敢说出来，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将此情反映到上级后，组成了调查组进行彻底清查并进行了妥善处理。战犯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又恢复了”。

但这种形势没有维持多久。正在经受动乱之苦的中国政局，一年内又有几次变化。

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1975年，把打倒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走资派”邓小平，说是“难得的人才”，恢复了他的职务，让他整顿经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不到半年将全国经济状况进行了扭转，老百姓无不称赞。可是，江青一伙搞阴谋诡计，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回潮”的运动。此时，毛泽东主席因患病卧床不起。中央的权力实际上由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操纵。江青借毛泽东主席名义掀起的这个运动席卷全国，中央打倒邓小平，地方批判“邓小平”。管理所内“造反派”喜出望外，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说我是“小邓小平”分子。

“金源穿着新鞋走老路。”

他们在大字报上这样写了题目。他们指责我复职后，还是老样，只关心战犯们的生活。我又被送到“抚顺市五·七干校”。那里有许多下放回来工作不久又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罪名是“小邓小平”。这次没有审讯，而是进行思想批判。

我反驳他们：“现在干革命为什么这样难？我为了中国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这样的人能走资本主义的路吗？我不是自己决定改善战犯的伙食和给他们治病，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也有错吗？”

我接连反问他们。“造反派”无言以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也使他们厌烦了。批判只是走过场，草草地收场了。这时，全国又掀起全国学大寨运动。整个冬天，我们忙于协助农民修梯田。

修梯田工作即将结束时，又有人来通知我立即返回管理所。我说，死也不回去了。但后来还是跟他返回了管理所。

管理所领导成员已在管理所等着我。他们是接到中央的紧急指示后才找到我的。中央公安部决定，特赦35％战犯，并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告特赦名单。可是，没有人能起草那份名单。我刚进屋就开会了。会议由辽宁省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彭金主持。将近有半个小时谁也不开口，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了解战犯情况的人不多。他们都在等着我讲话。

“还是金所长提出草案吧！”同志们说。

看来，我不说，会议开不下去，所以，我提出名单并说明他们的罪行和改造的表现。当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大约有100多人。根据中央公安部的要求，提出了35％的特赦名单。

写完特赦报告后，彭金、公安厅预审处长和我进京参加公安部会议。这次会议也是5个监狱派代表参加。公安部副部长施首之、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长罗青长等人听取了5个监狱的报告。会议开了7天。这次会议最后确定的特赦名单报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和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批示：“关押时间已很长了，35％太少，希望重新研究。”

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重新召开会议，提出了除了罪大恶极的25名战犯外，全部特赦的方案。周总理看了报告后，转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接到报告后，批示全部释放那些战犯。

在全国5个监狱关押的战犯就这样全部释放了。

34 含泪相逢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带来曙光的一年。这年11月，我作为中日友好使者访问团成员出访了日本。

此次访日是应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邀请而安排的。由于江青一伙的阻碍已拖了几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成行。

前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任联络会会长。他被释放后，先后5次访问中国，他每次来中国时都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人员访日，但每次都未能如愿。1976年，是藤田茂会长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他在访问期间对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说：“能在日本招待一次中国战犯管理所先生们，我将死而无悔。”

他说：“我对中国的访问这是最后一次。现在岁数大了，走动不方便。日本的归还者十分想念中国的恩师们。我每次出访前，他们都恳切地对我说，一定要让中国管理所的恩师们来日本作客。这次不能如愿安排，那我回去后无颜见那些归还者。希望这次一定要满足我们的宿愿。”

80高龄的藤田茂会长虽然结束访问中国的日程，但他没有回国，而是等待中方的答复。廖承志会长把此事报告中央。当时，掌握中央实权的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但成行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

访问团的团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芸生，成员有5人。当时，我因军人身份未被批准出访。但是，日本归还者想见的是战犯管理所职员，所以代表团中必须有一名管理所职员。最后，我以抚顺市民政局局长身份加入了代表团。

我们正在准备出国前各种准备工作时，江青一伙被打倒了。我们不想拿着江青一伙掌权时期的手续出国，为此又重新办理了出国手续。这样又拖了一个月。

11月11日下午5时，我们乘坐的客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走出记者的“包围圈”，发现巨大的横幅，上面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着“热烈欢迎中日友好使者代表团”的标语。后边，归还者列队站成两排等待我们。我们一行步出出口便被人们围了起来。归还者们走过来拥抱我们。在中国监狱分别20年后，在日本东京机场相逢，是含泪的相逢。

“让中国恩师来我国作客的宿愿今天实现了，我们十分高兴。今天是生平难忘的一天。真像是梦一样！”藤田茂会长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摇动。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泪水在夕阳下闪亮。

在归还者热情的欢迎下，我们到宾馆下榻。不知何时来了许多记者，他们已堵在门前。我们的团长无法阻挡他们的采访，记者们问，为什么过去的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也就是与过去的敌人结为朋友？东京的报纸以“狱中结下的因缘”、“20年后的含泪相逢”、“过去的敌人今天的朋友”为题大量报道了我们代表团对日访问，电视和电台新闻也是大量播报我们的访日情况。

晚上是招待宴会，第二天上午是欢迎大会。全国各地的归还者都来参加，日本著名的和平友好人士也参加了大会。

欢迎大会刚开始，一位50多岁的夫人举着写有“故大(木规)市郎”的牌子入场。她是已故大(木规)市郎的夫人。她从福岛乘车到东京后直接来到会场。大(木规)市郎被释放回国后，任福岛县日中友协会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60年代，在日本和平人士发起的调查光复前中国人被害情况运动中，积极工作。他虽然生活拮据，但筹资建立了中国人受难者纪念碑。他听说此次中国访问团访日消息后，为筹集欢迎经费上街演说。在我们访日前几天，他上街准备演说时，不幸发生车祸去世。他的夫人为了却丈夫等待中国访问团的心愿，带着丈夫的牌位参加今天的欢迎大会。她说：“今天，我代替我的先生来看望中国的恩师。我丈夫十分想念中国恩师，每天都念叨多次，但他不幸离开人世了。但是，今天我见到了诸位先生，九泉之下的丈夫也会高兴的。”

我们访问团成员听到夫人的讲话后，抑制不住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场内的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对于故人的友善和夫人的真情，不能仅仅用几句话表示谢意。我们代表团团长要来笔墨挥笔写道：“大(木规)先生安自吧！”然后，王芸生团长将代表团5名成员签名的题词交给夫人。

他对夫人说：“表示沉重的哀悼。很可惜大(木规)先生去世了。但是，为中日友好而献身的大(木规)先生将永远活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

会场内全体人员起立。夫人从王芸生手中接过哀思之词。

欢迎大会结束后，连续两天进行了座谈会。归还者们回忆20年前的收容生活时有时开怀大笑，在反省战争期间罪行时又流下忏悔的眼泪。

第3天开始，按日程安排观光旅游。藤田茂老人自始至终给我们当向导。每到一地，我们都见到归还者。我们好像又回到20年前的管理所的生活。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游览东京附近箱根时令人难忘。箱根是较高的山，风景独特。山的顶峰火山口冒着白烟，小山顶上的天池中热气腾腾，山脚下到处温泉涌流。把鸡蛋泡在温泉里一会就能煮熟而颜色变黑。据归还者讲，在这里的温泉中煮鸡蛋吃了一个长寿10年，吃了两个长寿20年，并要我们多吃几个。山顶天池因水蒸气多，见不到水面。我们上了山顶后，望见了远处白雪覆盖的富士山。

这天，我们住在密林深处一个静谧的旅馆。从外表看有些简陋，但里边设施尤如宫殿般华丽。在这里举行了晚宴。宴席中央是一块巨大的冰雕龙，我们50多位就围着这冰龙坐席。参加宴会的除了归还者之外，还有这个地方的名流。

宴会开始了10多分钟，说好今天因故不能同行的藤田茂会长突然开门进来了。

他说：“今天，让中国先生访问这里后，我一直不放心，原来的想法错了。我省悟到，宁可私事放一放，绝对不能慢待诸位先生，所以虽然这么晚了，我还是要来这里，真对不起。在座的诸位不知有没有人反对中国，但我是把中国当作再生的故乡。我是参加了侵华战争，杀害许多中国人的前日军中将。原来，我是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今天，这里坐着当时的科长现在的所长金源先生。这位教育我们成为新人的主人。虽然他比我小，但他是我的恩师。慢待恩师是不对的。来晚了，请原谅！”这是藤田茂老人的肺腑之言。

归还者们禁不住激动之情，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宴会在真诚、激动的谈话中度过了良宵。

原来，安排的游览路线是有意挑选归还者较多的地方。要见的人很多，但时间又紧。藤田茂老人事先通知归还者们集中起来。归还者们向我们讲述了归国后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们讲什么时候结婚、干什么工作、遇到过什么困难，甚至讲夫妻吵嘴的事儿。我们的聚会有许多归还者的家属也参加了。有一位夫人讲，使她高兴的是丈夫原来特别霸道，是个法西斯式的丈夫，可回来后变成一个温和的民主主义丈夫。

“战争生下敌人，和平产生朋友。”

这是他们经历过巨大灾难后的共同体会。

此次访问结束后的第8年即1984年，我以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职员访问团团长身份对日本进行了第二次访问。此次访问团8名成员都是管理所职员，他们包括管教、看守、翻译、医生等。

这次访问具有一定的工作性质。日本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由于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政见不一，分裂成正统派和非正统派。正统派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内政全是正确的。而非正统派认为，虽然中国内政都正确，但只有把那么好的恩师们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因双方意见分歧大，最后竟然两派分道扬镳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且仍然两派分立，未实现统一。虽然正统派代表大河原孝一为了统一组织，走访全国各地，做两派人员思想工作，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未能实现和解和统一。1984年，他来到抚顺管理所，恳切地要求帮助他们恢复统一和团结。他返回日本后，我收到了归还者邮来的一封信和一盘磁带。信是正统派代表大河原孝一和非正统派代表富永正三联名写来的。信中内容是：

“因我们的过失，归还者联络会分裂成两派。现在我们想重新统一，但因部分问题未得到解决实现不了统一。我们希望，中国管理所的诸位先生像从前那样帮助我们的工作。为了迎接先生们，我们两派达成协议，在先生们面前绝不争论，不说一句不愉快的话。假如有个别人争吵，希望只当作小孩子在父母面前吵嘴罢了。为了我们的工作，恳切地希望访问一次日本。先生们的访日，将成为我们重新统一的巨大力量。”

他们俩寄联名信的同时，又邮来了要求中国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的谈话录音。

此时，因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出国访问比较容易。

我是有访问过归还者的经历，可其他人是28年来第一次相逢。此外，访问团成员都是归还者熟悉的人。我们在羽田机场相逢时，仿佛一家人久别相逢。已变成白发苍苍老人的归还者们在机场犹如孩童，抱着我们号啕大哭。那些资深记者也无法理解归还者们何以这般动情。

晚宴再现了28年前管理所的生活。酒未过一巡就开始唱歌跳舞了。生活在东京的归还者矢崎新二着蒙古服，手拿弓，跳起了骑马狩猎的舞蹈。这个舞是有一年春节在管理所舞台上跳过的舞蹈。从那时起已过了28年，矢崎新二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没有忘记那个舞。1956年被释放回国时，管理所将跳舞时的服装和道具作为纪念品送给矢崎新二一套蒙古服和弓。他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够见到中国的恩师，所以他把衣服和弓珍藏起来。矢崎新二回国后，生活较困难。但他为了相逢的那一天，每月都存了一点钱。由于年长日久，积攒的钱数额不小。他听说我们要访日后，与妻子商量（他的原配已去世，现在的夫人是几年前后续的）。他对她说：“我和已故前妻商量好后，从28年前积存了一笔钱。我想把这些钱用于接待中国恩师的费用。你看如何？”

“真是好主意。不能忘记恩师。大姐同意的事，我是赞成的。”日本的风俗是，后娶的妻子称前妻为大姐。

等待相逢的不只矢崎新二一人。他们都有使人催人泪下的故事。每次聚会都要争吵的两派，终于丢弃前嫌和好如初，实现了和解和统一。

我们一行怀着愉快心情游览了东京、神户、广岛、大皈等城市。每到一地都安排了与归还者们的聚会。

广岛是归还者较多的城市。日本战败后，在中国四平被苏军俘虏的前日本陆军第39师团官兵都是广岛人。他们从中国归国后找到了故乡。但是，归还者失去了父母妻儿，无家可归。因美军投掷原子弹使广岛成为一片废墟。他们流着眼泪讲述刚刚回国时的惨状。

我们到广岛第二天夜里，有一位老者找到我们。我们参加一天活动后，都已入睡了。我突然听到敲门声。

“找谁啊！”我下地开门。

“啊，金科长先生！”

我还未认出他。可老人已双手握住了我的手。我仔细辨认，原来也是一位归还者。

“我本来早该死，可还活着。归国后，我按先生说的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现在，我在种植果树。为了用我亲手栽培的水果招待先生们，我才这样来找你们。”

老人从远离广岛的农村装了两箱自己种的葡萄和橘子特意跑很远的路来找我们，可是因不知我们住处，白天转了一天直到深夜才摸到这里。有些归还者是找了好几个地方后，才与我们见面的。在访问期间，在1000余名归还者中，我们至少见了700多人。他们感到错过此次相逢机会就再也不容易相见了，所以个个都不远千里寻找和追赶我们的行踪，畅叙久别之情。

35 谢罪碑

抚顺战犯管理所过去是监禁战犯的场所，如今变成吸引海内外客人的参观之地。人们一踏进这里，战犯管理所的正门一块高大的谢罪碑肃立在院中央。

“为谢罪而树立的碑，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游客望着谢罪碑感叹。

这块谢罪碑是在中国受教育后被释放回国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出资并设计建造的。他们认为，中国是“再生的故乡”，战犯管理所是真正人生的“学校”。树立谢罪碑是他们多年的宿念。1988年10月22日上午，举行了谢罪碑揭幕式，来自海内外的200多名宾客参加了仪式。日本归还者联络会富永正三会长率领19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参加仪式。由富永正三会长和抚顺市对外友协王锡义副会长共同揭幕。

谢罪碑高5.37米，宽1米。白色的碑的正面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的烫金大字，碑的侧面用中文和日文刻着碑文。碑文如下：

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

掠夺的令人发指的大罪。战败后，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收容期间，受

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憎恶罪行不憎恨当事者”的革命的人道主

义待遇，从而我们开始恢复了人类良心。之后，根据宽大政策，没有一人

被判处死刑，全部人员被释放归国。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今天，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缮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立碑，向抗日殉难

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和日中

友好做出贡献。

1988年10月22日

日本归还者联络会

揭幕式在庄严的气氛中进行。揭幕后，联络会代表团19名成员在碑前站成一列，进行长时间的默哀。他们流下了忏悔的泪。

之后，宫永正三会长致词。其内容概括起来是：

“我们被押送到这里时认定，绝对不可能活下来，所以自暴自弃，抗拒改造。但是，代表中国人民的管理所诸位先生，始终坚持不懈执行‘憎恶罪行不憎恨当事者’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没有一点报复或污辱人格的言行。我们被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化了，开始恢复了曾经失去的人性，经过6年改造，我们认识到自己受到多大惩罚都是应该的，忏悔自己的罪行。可是，包括太原的全部1000多名战犯中，只有45人被送交法庭审判，其余都被免予起诉释放。被法庭审判的45人中，没有一人被判死刑，最高是20年有期徒刑，最低是12年有期徒刑。刑期包括在苏联关押的5年和在中国关押的6年，实际上最高徒刑也只剩9年。而且在押期间如表现良好，还可以提前被释放。因此，一多半的人是提前获释，最后3人是于1964年获释，这样全员归国了。”

“回国后我们想，我们不能仅限于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而且要继续反省错误，彻底追究把我们推向战犯的根源，不能再重犯过去错误，要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和平旗帜。所以，组成了归还者联络会，并坚持到今天。我们从开始就摸索表达我们心情的某种方式，一直在想能否有一个让我们站在因我们而牺牲生命的人面前谢罪的途径。”

“1956年归国后，我们联络会第一项工作是出版了《三光》（三光：杀人、放火、掠夺）一书。书编辑了我们在管理所写的文章，内容是记述了战争期间日军暴行。这本书震动了全日本，一次就售出5万本。可是不久，在日本右翼势力威胁下出版被迫中断了。之后，1988年发生教课书事件后，我们觉得应该进一步揭露侵略战争的真情，再版了《三光》一书，这次售出25万本，收入达1600万元。这些钱是因为写了我们残暴罪行而获得的，因此应该用于向被害者表示谢罪方面，这才着手建立谢罪碑。”

“中国诸位对我们总是说‘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展望未来’的话。1986年，联络会再次统一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中国方面出于礼节说这番话。可是，我们不能不正确理解其意。实际上，过去的不愉快的事不是较易能忘记的。加害者容易忘记加害事实，但被害者从不忘记被害事实。被害者都没有忘记被害的事实情况下，加害者忘掉加害事实，那怎么能有友好之情呢？所以，加害者永远也不能忘记加害事实，这是真正友好的原动力。我们联络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树立的谢罪碑，将成为永远不忘记加害事实的标志。今天，谢罪碑终于建立了。这意味着我们新的反省的开始。”

开始，联络会成员准备将谢罪碑立在日本，但因未找到适当的地方而放弃了。后来，他们得知将修缮恢复抚顺战犯管理所原貌，变成战犯改造陈列馆的消息后，向中国政府提出放置谢罪碑申请并得到批准。他们在着手准备谢罪碑设计和资料的同时，将每个人数十年来珍藏的历史资料30余箱，派会员来帮助陈列。他们强调，在抚顺立谢罪碑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历史上的重大行动。联络会常任理事72岁的小山一郎，虽然老母住院，家里无人照料，但他携夫人一同参加了谢罪碑揭幕式。代表团副团长78岁的三尾豊这样说：“根据宽大政策被释放之后，我已第6次访问中国。去年，在中国人民政府的关照下，我参加了陈列馆建立仪式。当时，我虽然刚刚动了胃癌切除手术，但一定要来。这次启程时，因病未愈，家里人都反对。但我觉得无论有什么大事，谢罪碑揭幕式一定要参加。建立谢罪碑是联络会历史性的行动，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了。借这次谢罪碑揭幕之机，我想应再一次深深地反省过去罪行，并为了和平事业和日中友好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做斗争。”

岁月带着一代人的喜怒哀乐流逝了。日本战犯被释放归国已40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抚顺和太原的管理所职员也陆续调离原单位。当年在管理所工作过的看守、管教、翻译、医生、炊事员等，他们听说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建立谢罪碑之后，不远千里都来参加仪式。原来年轻的看守，现在也两鬓斑白。在他们的管制下过监狱生活的联络会成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40年后在管理所院里相逢，真是百感交集。过去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今却是真诚的朋友。

过去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回忆了40年前的往事。震撼心扉的那些往事，多年来一直活生生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在收容期间，度过死亡噩梦的矢崎新二说出了使他永生难忘的那个夜晚。

“我到管理所几个月后犯打嗝儿毛病。一天深夜，我因打嗝儿无法入睡，站在窗口。一位姓陈的看守不放心地从外面往里看我，他问我，为什么站在那个地方，我说没有什么事，打嗝儿一会就好了。不知何时他端来了一碗热水和药。他说，‘吃了药躺下一会儿就会好’。我吃了药后果然不打嗝儿了。事不大，但对这位看守先生的关照感动得一夜没有合眼。还有想到过去自己干的事，觉得很惭愧。我转过身发现，那位看守先生仍然站在那个地方观察我。我装做睡着以后他才放心地离开去。现在我还记得那位看守先生仁慈的面孔。”

归还者代表团19名成员中，有6人是联络会会员家属，还有5位是非会员。他们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为了日本民族的和平事业和日中友好参加了揭幕式。57岁的女团员蛭田美江在座谈会中，谈到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感想。她说：“在短短的11天访问中，我所见所闻全部超出了我的想象。真的，做为一个像井中之蛙那样，只标榜经济大国的日本，不知外面的世界的一个日本人，我自己觉得很幼稚。我受到的感受犹如泰山高如大海一样深，但只想说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联谊会上听到的关于前管理人员的故事。开始对管理所领导说的‘舍己救人”的话不理解。但是，当听到为了战犯们的吃住、医疗、健康、娱乐等事，管理所工作人员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后，渐渐理解了。对那些杀死那么多人、用细菌、践踏人权的战犯们，给予热情的关照和宽待，这种精神从何而来？”“被称为‘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杀戮’的冲绳战斗中，军方上层头头全部跑光了，死的全是一般人和妇女儿童。这说明了昏迷的日本。我曾访问过冲绳。我的叔叔在那里战死。我心想，‘在这土地下安眠着数万死者魂’，我无法迈动步伐了。这次踏上中国土地，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我想绝对不能以经济大国姿态光是游览和购物。只有通过在中国能体会到的感受来教育自己，我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决心为日中友好贡献微薄的力量。”

后记

1956年七八月间被我国政府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已40多年了。我曾先后11次应他们的邀请去日本进行访问。我在日本最北面的北海道到南端的九洲，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地走遍了全日本，看望了他们在回国后生男育女、安居乐业、建立起来的和平幸福的生活情景，使我深感和平的宝贵。在这11次访日活动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下列两次，也是在书中没有涉及的两件事，在后记里做个补充。

那就是1995年10月22日至11月4日，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以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纪实影片《最后证言者》的顾问身份，赴日本协助拍摄这部影片。

我们抵达日本后，拍摄组6人在良知的日本朋友陪同下，当然我是第一次来到日本靖国神社，我们观看和拍摄了那里陈列的内容。在宽广的神社院庭内从日本各地赶来参拜的前日本陆、海、空军战友会的会员组成的队伍来来往往。他们穿着旧军服、胸前配戴着军功章、头带战斗帽、足蹬马靴、高唱军歌，似乎行将入伍。在战败50年之际，他们也在靖国神社内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在陈列室里陈列着将军们的军装、军功章、兵器、军需品和遗物。在说明书上大肆宣扬日军孝忠天皇和保卫大和民族的权益而战的“英雄战绩”。颠倒黑白地把侵略战争说成为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战死的将士说成是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战的“英烈”。在那里不经许可不能观看的神社中央供奉着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神位。使我十分吃惊的是战争已结束50年后的今天，还有完全否定侵略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这般顽固不化。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我国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的历史事实是不可否定的。我们第二天采访了一位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的老人。他住在日本山形县上山市高松282—999—31号，现年85岁的土屋芳雄。他干1911年10月1日生，自从1931年应征入伍来到“满洲”，编入满洲独立守备队，1934年成为宪兵，而后直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的15年里，在齐齐哈尔市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在宪兵队里历任伍长、军曹、特高班长、少尉副官等职，共逮捕了3000余人，亲自参与杀害350余名爱国志士，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是一名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犯罪分子。

土屋芳雄由苏联移交我国初期，畏罪怕死，抗拒改造，不肯认罪。我从1950年7月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起，到该所撤销为止，一直在那里从事教育改造战犯工作。我一开始就注意观察土屋芳雄，对于他改造期间的思想转变，我是比较熟悉的。土屋芳雄于1956年8月被我国政府宽大释放回国曾先后给我来了50多封信，1987年他还写了一本《我的忏悔》一书，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在群众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无情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他个人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恶事实。同时客观地叙述了他在我国关押期间的亲身感受以及他从不认罪到心说诚服地认罪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我国教育改造战犯工作的巨大成功。他回国后继续反省，把在中国关押期间漏掉的罪行写成补充坦白书寄给管理所，还专程到中国向被害者的遗属谢罪。

土屋芳雄回国当初，被人称之为“洗脑子”，饱受社会的冷遇，然而他积极参加了上百次的和平座谈会、现身说法的演讲会，用举办反战和平展览会、画展会、自编自演的独幕剧的演出等形式进行了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的宣传活动，据统计，听众、观众达两万多人次。

另外使人深受感动的一件事，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原辽宁文艺出版社总编刘丹华与土屋芳雄两人合著的《人鬼角逐》一书的出版问世。59年前刘丹华是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爱国诗人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革命青年；土屋芳雄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本宪兵。刘丹华当年就是由土屋芳雄亲自逮捕、刑讯、投入监狱的。土屋芳雄在中国政府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恢复了人的良知，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已是衷心维护中日友好、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者、躬行者。他偶然在《从地球的一个角落》上发现了刘丹华撰写的一篇文章，方知刘丹华就是他在59年前逮捕入狱的被害者。他千辛万苦地积极寻找到刘丹华的通信地址后开始了通信。就这样昔日一对年轻的异国仇敌，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竟成为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好朋友。

他们以切身经历翔实地写了这一部书，是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拍摄组在土屋芳雄家整整逗留了一天时间，拍摄了刘丹华、土屋芳雄两位老人的历史资料、交流的信函、纪念品和书中的内容。这些内容真实生动，感情强烈，形象鲜明，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并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正义能战胜邪恶，真理能战胜强权，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还有1996年4月25日，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邀请，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归国40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六次全国大会。在“中归联”会长、赞助会员、各界友好人士、我驻日使馆和中国访日友好代表团参加的隆盛大会上，“中归联”秘书长高桥哲郎先生郑重宣布《归国战犯的后半生）——“中国归还者联络会’，40年史正式出版。我回国后，怀着极其敬佩的心情读完了这部长达780页的巨著。这是“中归联”40年来为反战和平与中日友好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之生动记录。它将流芳百世，并成为鞭策人们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的好教材。

回忆起1956年七八月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在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决定》，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释放回国前夕，我们曾在管理所大院里举行了盛大欢送宴会，在宴会上被宽释人员纷纷表示：在回国后一定要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奋斗终生！这一情景仿佛是在昨天，然而时光已过去40年，这40年来，我们时常思念着他们，今天专心阅读了当年发誓后回国的各位朋友们40年来为实现自己的诺言，顽强地克服种种困难，进行艰苦斗争的感人事迹，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他们当年庄严发誓时的情形，使我更加感到钦佩。

回顾“中归联”的斗争史，使我深为感动，1956年释放人员回国不久，就成立了“中国间还者联络会”，总部设在东京，各都、道、府、县设立了支部，以后陆续回国的人员都毫无例外地参加了该组”织。“中归联”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为宗旨，利用一切机会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制造的悲惨事件的历史真相。例如，1993年7月7日开始为期两年多时间在日本各地30多个大中城市进行的“731”部队罪证巡回展中，“中归联”的朋友们纷纷发表证言，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前来观看的青少年观众多达30万人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归联”还先后派出数十个友好访华团，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和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每年都派来访华团组，这十多年来共派来50余个团组，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把帮助我国四化建设作为长期的重大任务。

总之，由昔日战犯组织的“中归联”已成为一支推进日中友好，反对侵略战争的独树一帜的特殊力量。从战争狂人到反战和平的战士；从仇敌到朋友，这是多么深刻而不可思议、而又实实在在发生了的巨大变化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对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和伪蒙战犯并没有施以民族的报复手段统统予以杀戮，而是从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力促重建中日和平友好的大局，肩负起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使命，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教育、改造战犯，使昔日的战争狂人转变成反战和平的力量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成功的教育改造了日本战犯、伪满伪蒙战犯，国民党战犯，创造了人类惩治战犯审判史上和改造罪犯史上的奇迹。

回想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在出版社和当年的战友们、朋友们的建议与支持下，用纪实的形式将我经历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教育今人和后人，很有意义。由于水平和时间的仓促，肯定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欢迎同志们和朋友们指正。

作者

1997年8月

序序

（一）

刘复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审判。它第一次确认了非正义战争是一种犯罪，应该受到国际法的制裁。

无论是日本战争罪犯或者是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和伪满、伪蒙的战争罪犯，他们都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犯下了巨大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同这些战争罪犯算帐，给以严厉惩处。然而，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的长远政治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对这些战争罪犯并没有施以报复手段，而是对日本战犯实行“一个不杀，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的宽大政策，对国民党、伪满、伪蒙战犯，也同样“一个不杀，分别释放”，并且本着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分别组织他们从事劳动生产或政治学习，并在生活上、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上给以人道的待遇，采取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的是逐步清除他们的罪恶思想，使他们转变立场，弃恶从善，改造成为新人。尽管对这些人进行改造非常艰难，但在中国政府英明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认罪服罪，表示重新做人，并在获得释放后，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有益的工作。这一教育改造政策的成功，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和改造史的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连那些一贯敌视新中国的势力也不能不折服。

本书的作者金源同志于1950年7月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起，至1975年4月战犯全部释放，一直在那里从事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使战犯改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公安部于1964年授予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书是金源同志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战犯改造回忆录，记录了改造的全部过程，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的全貌。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本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我国近、现代史的教育，激发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大有益处的，在当今还有人企图歪曲、篡改历史时，出版这本书就更有着现实的意义。

（二）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富永正三（日）

我首先热烈祝贺《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一书出版问世。

金源所长于1990年在抚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奇迹》——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一书的开头就写到：我于1984年10月20日率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团抵达成田机场时，受到被我国政府释放归国者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代表们的热情欢迎。

翌日，即21日，在日本各新闻媒介以“管制者应被管制者之邀来日访问”。“30年后的相逢”等标题报道了我们与中归联会员久别30年后相逢的激动场面。期间，日本媒介又提出“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本来是敌对关系在中国怎么会变成朋友？”等疑问。

几年前，中、英、意三国合拍的《末代皇帝》影片，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仅3岁就登基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幼年起在宫中环境里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意识，但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改造政策指引下，改恶从善，成为一名普通公民。改造溥仪的具体实践者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所长及其工作人员。

伪满皇帝溥仪，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教育改造，终于认识到自己前半生所走的路完全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的罪恶道路。最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59年12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时候，被宽大特赦释放。影片《末代皇帝》中，宣布特赦人员名单的人就是金源所长。

对末代皇帝来说，经历了由皇帝到平民的改造过程，我们同溥仪一样也经历了由杀人狂到恢复人性、热爱和平的改造过程。1950年7月，在中苏边境车站绥芬河，苏联政府将我们移交给中国政府，并被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我们抱着畏罪怕死的心理和自暴自弃的悲观绝望的心态，不肯低头认罪，反而抗拒改造的时候，和我们预料相反，管理所工作人员对我们给予了革命人道主义的对待。当时，对于我们军国主义的日本军人来说，不可能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才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战犯虽然犯下了严重罪行，但他们是人，必须尊重他们的人格。

管理所的各位工作人员都是我们的受害者，他们压抑着心中的仇恨，忠实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工作人员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深深感化了我们冷酷的心，我们才逐步觉醒起来，开始批判和反省自己前半生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我们又都产生了推卸责任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是奉上级命令干的，所以，一切责任应由上级军官承担。甚至替自己的罪行辩护，仿佛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侵略者是无法理解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的苦难心情的。然而，随着我们学习改造的步步深入，我们终于完全觉醒了。由于加深了认罪思想，开始萌发了谢罪意识，进而融化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铁壁鸿沟，逐渐培育起了友好情感。

1984年，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访日团来日访问时，日本新闻媒介根本理解不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次出版的金源所长的回忆录，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铲除非正义战争的思想根基，成功地改造战争狂人的伟大实践的记录。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是这一实践的具体体验者。希望更多的人们阅读这本书，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改造政策。

1996年10月

（三）

蔡省三

我作为“蒋介石集团战犯”（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自1956年冬至1975年3月19日获得特赦释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20年。这期间，始终都在金源先生和其他诸位先生的管教之下。第一次见到金先生是1956年12月26日，我们来自中南的一批战犯，乘火车抵达抚顺车站。正值零下30多度的严冬，我们一个个浑身颤抖，旋即见到一位像是一般干部的人，提着热开水和饼干来到车厢，送到我们手里，叮嘱我们：“先吃点东西，饱暖饱暖……”这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温馨。后来知道，他就是管教科长金源。……1975年特赦释放离开管理所，金源先生早已是所长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在管理所大俱乐部举行宴会欢送我们的那天，金源先生再三叮嘱我：“保重！”宛如亲人话别。

长期在金先生等诸位春风化雨的改造中，我个人认为：金源先生是一位朴实的“改造人的艺术大师”。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艺术迷”，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实践，我认为改造人、教育人是一门“综合艺术”，从金源先生身上，突出地让我切身体会到这种“综合艺术”的重要、宝贵的质素。

艺术不是完全抽象的、空虚的，它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实际生活的“基因”，其核心应该是“真”，金源先生管教我们处处表现出“真诚”、“务实”。他虽身为所长，为全所最高领导，却经常同管教班长一齐到监号值班，直接同犯人接触，观察掌握犯人生活与思想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他找犯人谈话，犯人也乐意向所长汇报。监号情况复杂，常常发生争吵，金先生处理问题时，总是让双方各自陈述经纬，耐心地听，然后平静地劝导双方。每每在金先生和言细语的劝导下，争执得以平息。就我所知，金先生从来也不曾大声训斥他人。

金源先生常常深入了解犯人的心病，以求对症下药，解除思想包袱。最突出的是“黄维水动机事件”。黄维与我是旧识，又是江西同乡，他从北京转到抚顺时，一身多病，极其消沉。我俩谈心，黄维说：他在佳木斯关押期间，偶尔看到一本机械学的书，他反复钻研，引发了发明“永动机”的念头，决心后半生从事此道以报效人民。却不料他的这些想法后来被斥为“借故逃避、对抗改造”而遭批斗，一些同犯亦借此侮辱其人格，加之体弱多病，刚到抚顺时，他曾万念俱灰，深感绝望。后来，金先生了解到黄维的内心想法，同他谈话，肯定黄维有心靠拢人民的愿望，并由所方作出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黄维进行“永动机”实验。虽然试验失败了，金先生还是安慰黄维“创造切莫灰心”，并送黄维到沈阳住院治病，从而使黄维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改造积极性。黄维曾感动地对我说：“我现在才体会到，共产党的政策是真要挽救我们的……”

在六十年代中苏分歧以前，我曾暴露过对苏联、对斯大林以至对赫鲁晓夫不满的言论，而多次受到同犯的围攻，要求开大会批斗我。而金先生却耐心教导说：“大胆暴露思想，通过学习，求得解决，是改造之路。”我虽被同犯视为“顽固”，但是，金先生从来未曾“强加于我”，让我始终心情开朗，敢说真话。今天，我愈益感到，以金先生为代表的“真”使人心悦诚服。

一切艺术都不是冷酷无情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和善、温馨的感染力。金先生同其他管教人员贯彻“不打”、“不骂”、“不辱人格”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与人为善”的精神。更令人感动的是，金先生及诸位不仅“善始”，每批战犯到来，都有盛大的动人的欢迎晚会，让犯人有受到热烈欢迎的自然感觉。尤其特别注重“善终”更为难得。每个病故的战犯，不论其生前表现如何，都一视同仁地得到郑重的火葬，并以精致的骨灰盒存放骨灰。例如，江西的杨不平，在文革中，曾被视为“极端反动”，为此曾想投水自杀。此后，金源先生回所，杨不平正患喉癌，金先生送他到沈阳住院治疗。杨病故后，所方同杨的亲属联系，派专人将杨不平的骨灰同遗物送至南昌。

军统骨干廖宗泽病故在管理所，我1975年释放来香港后，同周养浩一起偶逢西德来的廖宗泽的女儿廖天琪，她问及其父情况，我们告诉她可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查询，一定能领取其父的骨灰。她先还有些怀疑，后来决定同她德籍夫婿马汉茂一起去抚顺试探一下。她们夫妻从抚顺返港后告诉我们：金源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见到其父的骨灰盒保存完好，确实意想不到。

文革中，战犯死亡率上升，死者仅被草草收殓。金源先生复职回所后，恢复常规。我同组的广西人陶松病故，金源先生亲自在场安排火葬，他让我们拿来陶松内外的全套新衣裤，并亲手替陶松更衣，后发现外裤缺条皮腰带，金先生又让我找来皮裤带为陶松系好。金先生对在场者说：“这是为死者送终，不可马虎。”此事至今令我难忘，这正是可贵的“善终”的“善意”呀！

艺术之“善”，真诚的“善”，它就像磁石吸铁一般，深入肺腑地感召人。

一切艺术创作，她都是或大或小的“美”的结晶，给人带来的是心灵的喜悦与享受，从而助长人的活力。

抚顺战犯管理所环境的美化是极其突出的。大俱乐部前后的花园常年盛开的各种鲜花，监房四周与来往通道两旁都是连接不断的五颜六色的铺地锦，还有果树与葡萄。监号与走廊都围绕着天蓝色的墙裙，衬托着雪白的天花板与透明的玻璃窗，光洁照人。文革前夕，一位“造反英雄”来到管理所，惊讶地叫嚷：“这里简直是一座大花园嘛！比一般旅馆都好，哪里像监狱，不行！……”于是，管理所内外一片荒芜，连接待室的沙发都扫光了，带给犯人的是一片灰暗与消沉。

我个人长期是管理所负责搞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金源先生强调：“文娱是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改造需要文娱，需要愉快的情绪。”我于1957年刚到管理所，便组织同犯化装多种少数民族，演出红男绿女、色彩缤纷的民歌大汇演，演得全场欢腾喝彩。我卸妆后走出前台门口，那里是干部和家属在看演出，我不经意地听到金源先生说：“蔡省三的表演是艺术啊！”我大为惊喜：管教干部也欣赏犯人的“艺术”，这本身就是感人的“艺术”！后来，我们得到所方大力支持。我在管理所期间负责安排各种演出共计2000多个节目，多数是同犯自编自演，自我教育，自我鼓舞。每逢节日，连场文娱会自不待言，加以张灯结彩，使所内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这一切都驱散了沉闷，就我个人而言，多是在欢乐中渡过了那段岁月。胸怀开朗，得以保持身体的健康。现离开抚顺转眼20载了，已年近80，我深深感到：如果那段漫长的时光，要是一片沉寂灰暗，没有“美”感，没有希望，没有保持我对艺术的一贯陶醉，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了。

饮水思源，我衷心感激共产党的“给出路”的光辉政策，感激卓越执行政策的金源先生以及诸位管教先生。

欣闻金源先生的大著《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即将付梓，作者索序于我，我虽然未曾得窥大著的全貌，但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攀附骥尾，略述我对尊敬的金源先生的印象，谨候明教。

1997年11月20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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