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实录 - xp1024.com
《平津战役实录》


正文 序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在需要不断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追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对中国历史命运和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略性战役。

这几大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而且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对今天的人们无疑仍是不可多得的教材,仍具有重大的激励和教育意义。

平津战役的扼要情况是: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秘密进入山海关,随即与华北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百万人,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作战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平津战役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解放军以神速的动作切断了国民党军南逃和西窜的通路,将傅作义集团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并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的分割任务。在第二阶段,解放军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敌,使北平的国民党军陷于孤立。12月22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围歼了驻守新保安的傅作义精锐部队第三十五军军部和2个师。24日,华北军区、东北野战军部队在内蒙古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张家口,全歼守敌第十一兵团所属的1个军部、7个师和2个骑兵旅。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34万人对拒绝放下武器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了天津;17日又乘胜解放塘沽。第三阶段是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将军率北平守军25万人接受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华北地区基本解放。

这一战略性决战,距今已近60年,人们对其上述概况基本上是了解的,而对那些重要的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史料,或许并不完全清楚。诸如:毛泽东是否准备先解决阎锡山后打平津的作战计划、傅作义为何不听蒋介石调遣而要坚守平津、傅作义为什么要把并不多的兵力布成“一字长蛇阵”、毛泽东是如何提出“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的、林彪劝降陈长捷为何没能成功、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傅作义走向和平之路的、“绥远方式”是咋回事……

这些细节和实录对于人们较详细地了解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熟识我军统帅高超的智慧、谋略及指挥艺术,感知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等,也许更有意义。故,本书以为名,选择一些人们也许不太熟悉的视点,作全方位细致地描述。

侧重交代在这次战役中国共两党的斗争策略、战役决策、遣将用兵,特别是国民党军如何失败、人民解放军如何战胜的某些细节,并非是描写某些不能公开的内部秘密。

记叙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有半点虚假和随意。本书虽然采取的是纪实文学的笔法,但依据的都是有权威的史料,情节和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为此,我们参考了大量相关军史、战史资料和论著。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史料(附后)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正文 第一章 运筹华北

1948年深秋,是中国人民苦尽甘来、大获丰收的黄金时节。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下旬,中原黄伯韬兵团已被歼灭,淮海战役正进入第二阶段。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陷入华北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的夹击之下,成了惊弓之鸟,处在举棋不定的十字路口。发起平津战役的条件业已成熟,华北战略决战的局面开始出现。

实际上,早在辽沈战役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就开始了对华北的运筹。

<h3>华北决战局面的出现</h3>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华北的农村,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多次发动和领导了工人、学生运动和农民暴动。

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下,抢占了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并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华北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保卫了解放区。

1946年10月11日,绥远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部,侵占察哈尔省省会、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国民党政府欣喜若狂,认为“共军已经全面崩溃”,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傅作义也冲昏了头脑,公开致电毛泽东,说什么共产党、解放军是“武力倡乱,分裂割据,必遭毁灭”。毛泽东当即指出:蒋傅军队占领张家口,“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只是吞下了一颗炸弹”,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战局将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区军民将转入全面反攻,收复一切失地,取得最后胜利”。

华北军民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1947年上半年,先后发起了豫北、晋南攻势和正太、清沧、保北等战役,歼灭大量敌军,扩大了解放区。1947年10月,又发起清风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从此,华北战局也像全国各战场一样,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又一举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土地会议,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华北解放区广大农村经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发展生产、参军参战的热情,为解放华北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滥发货币,其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天津等城市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群众运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薄一波、聂荣臻分任第二、第三书记;成立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9月,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任主席。这时,华北野战部队已发展到3个兵团,11个步兵纵队,33个旅(包括两个炮兵旅),连同地方部队总计46万余人。

此时,华北国民党军已被孤立于北宁路的山海关、唐山、天津、北平,平绥路的张家口、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以及承德、保定、太原等点线上。这种局面,对东北野战军入关,会同华北野战部队对国民党军实施分割、包围、歼灭极为有利。

消灭了东北卫立煌集团,解决华北国民党军的问题也就提前成了毛泽东考虑的中心问题。

<h3>毛泽东曾预想先阎后傅</h3>

解决华北,主要就是消灭国民党军的两个战略集团,一个是傅作义集团,另一个就是阎锡山集团,解放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城市。毛泽东原来预想是,先阎后傅(先打阎锡山后打傅作义),即先取归绥,继取太原,消灭阎锡山集团,在绥远、山西解放以后,集中华北人民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主力,夺取北平、天津,消灭傅作义集团。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华北打3个战役。

1948年秋天,命令杨成武以华北第三兵团为主力组成西进兵团,配合东北野战军消灭卫立煌集团,牵制傅作义集团不得出关东援,向绥远进军,解放了察哈尔和绥远的大片地区,兵临归绥城下。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部署太原作战,命令徐向前、周士第的华北第一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争取于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

第三个战役就是平津战役了。按照这一部署,在辽沈战役结束前两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要求东北野战军除派先谴兵团两个纵队即行南下,进至蓟县、遵化地区休整待机外,“其余在沈(阳)营(口)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

1948年11月6日,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7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傅作义集团有可能采取三项方针:固守平津;放弃平津,傅作义嫡系部队撤回绥远,蒋介石嫡系部队撤至南京一带;放弃平津,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部队都向南撤。毛泽东考虑,如果傅作义采取固守平津的方针对我是有利的;如果采取撤退的方针,对我是利害各半,我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对今后作战不利,因为平津敌人保存了下来,以后还得打。这样,毛泽东就把指挥重心放到防止敌人撤退上,并开始考虑改变原定计划,适时发起平津战役问题。

通过权衡利弊,毛泽东提出了“抑留傅匪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总方针,并着重强调“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北平、张家口、天津、保定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逃跑”。

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毛泽东开始考虑华北第三兵团撤围归绥,首先集中华北第一、第二、第三兵团迅速攻取太原。

对于攻太原,徐向前(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周士第曾于11月8日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增加兵力的建议。

毛泽东接到徐向前、周士第建议增兵太原的电报后,认真地分析了华北战场形势,反复考虑了华北3个兵团的使用问题,认为:“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尚似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团其嫡系3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阎(锡山)匪则因空运未断,阵地坚固,我攻城兵力尚非优势,仍在负隅挣扎,企图在旷日持久中,增大我之消耗。”若要打破僵局,唯有增加太原前线的兵力。这样,“可助徐、周攻下太原,并使徐、周早日南下接替刘(伯承)邓(小平)在中原的任务,以利刘、邓率部渡江”。

毛泽东还估计,由于太原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在我攻太原时,傅作义按兵不动”,也有可能乘我华北第二兵团西出太原、平保线兵力较空虚之际,“再度进扰石家庄”。果真如此,则对我攻克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保地区是有利的。

然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毛泽东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总意图,对增兵太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停止攻击归绥是抑留傅作义集团的一个重大步骤,但仅此还不够。11月15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一建议立即为毛泽东所采纳。11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报,征询推迟攻击太原的意见:

徐周: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如何,盼复。

军委

16日5时

第二天,徐向前、周士第复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完全同意暂不攻太原的方针。华北第二兵团“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阻止敌人逃跑”。

<h3>傅作义是什么人</h3>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1908年,13岁的傅作义到运城河东中学堂学习。课余喜读、、《水浒》等古典小说,并喜欢模仿书中一些人物。1910年,他看到人民受人鱼肉,中华民族濒临灭亡,决心弃文学武。当时,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推翻清朝、振兴中华的革命浪潮,鼓舞着每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傅作义离别家乡,毅然来到太原,考入了山西陆军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傅作义满腔热情投身革命。他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山西起义,担任学生军排长,到娘子关一带作战。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全国上下一片愤慨,血气方刚的傅作义曾策划谋杀袁世凯。1912年,傅作义在山西陆军小学毕业,被学校保送到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深造。1915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时年23岁。

结束了8年军校生活,傅作义被分配到山西阎锡山部第十团当见习军官(排长)。3年后,升为上尉营副、营长。又过了一年,升为少校团副。1924年,随军出兵石家庄,因完成任务好,升任团长。1926年,阎锡山与直奉联军联合攻打冯玉祥,傅作义奉命守天镇城,冯军屡攻不克,被晋升为旅长,旋即又升为中将师长。1927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国共两党合作北伐,阎锡山分兵三路攻打奉军,傅作义部为中路军,从晋北直插奉军要害——北京外围的涿州城,他率部从蔚县东的九宫口入山,沿拒马河而下。这里是穷山绝谷,道路崎岖,行人尚且少有,更从无军旅进出。所以,当傅部来到涿州城下时,竟未遇到奉军一兵一卒。傅部先遣支队进抵涿州北门,适值奉军换防,北门无人防守,傅军长驱直入。在接近由南门而来、沿南大街北行的刚刚入城的奉军时,傅军突然举枪射击,奉军猝不及防,死伤大半,惊乱四散,仓皇而逃。

涿州位于京汉路北端的北京、保定之间,是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紧扼北京咽喉。傅军占领涿州后,引起了奉军的极度恐慌,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奉军军团长张学良,立即调重兵组成反攻涿州总指挥部,由张学良任总指挥,全力进行争夺。奉军先后组织了7次总攻,动用了炮、坦克及化学武器,飞机昼夜轮番轰炸。结果,涿州城岿然不动。奉军强攻不下,只好变为诱降。张作霖派其高参、原傅作义保定军校的战术教官于国翰,给傅作义递劝降书。傅在复信中说:“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因此不敢从命。”傅作义率部苦守3个月,城内粮食断绝,隆冬部队仍着单衣。傅作义出于对城内百姓和全体将士爱护,决定只身出城谈判。涿州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后,万分感动,一致表示:傅师长决不能出城,如师长出城,我们全城百姓愿与全体将士一起殉城。傅不得不遵从百姓意见,派旅参谋长朱锡章出城谈判,并授意朱:议和并不是投降,奉军答应以下三条,才能签字。一、战斗结束以后,傅部改编为国防军;二、涿州百姓因奉军攻城而造成的死亡及财产损失,必须给予抚恤和赔偿;三、我本人退出军界,不接受任何职务。张作霖接受了傅作义的条件,战事才得以平息。

涿州之战,表现了傅作义卓越的军事才干及爱民思想,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中国近代着名军事家、“守城名将”,声震中外。

1928年6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1931年任命为三十五军军长,率部移防绥远,并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东北三省,傅作义基于爱国思想,从9月22日起,先后以通电、致电、告民众书等形式,表示坚决抗日。在绥远向所属部队全体官兵进行了抗日动员,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响亮口号,并规定早、晚点名后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同时,专就对日作战的战术,开展战前大练兵。这些做法,对提高和坚定全军将士抗日的信心,作好抗击日军的军事技术准备,都起到了良好作用。

中国军队在长城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布防

1933年初,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企图侵占华北。傅作义数次致电国民政府,誓死抗日。同年4月,日军陷喜峰口、古北口,直逼北平北郊。任华北第七军团总指挥的傅作义,率部疾驰平郊。5月23日,日军大举向牛栏山一带进犯,傅部官兵抱定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同日军激战,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状态。当夜,傅部组织了500余人敢死队,正要向日军实施夜袭时,突然接到北平军分会何应钦的命令,要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及其全体官兵极为愤怒,提出:“必须日军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日军撤退后,傅部在当夜12点前后,才逐次撤出阵地,转移到高丽营一带。接着何应钦根据蒋介石、汪精卫命令,派熊斌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长城抗战至此结束。此役共击毙日军246人。傅部此次抗日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以“肉搏十数次,使敌失所长”、“沙场战士血,死也重泰山”等大字标题,赞誉傅部将士。

从1935年开始,日军唆使满蒙伪军进犯绥远。傅作义在全国人民要求抵抗侵略的鼓舞下,于1936年毅然进行了绥远抗战。11月中旬,首先一举击溃侵犯绥东红格尔图伪军,接着即对敌人在绥远的战略要点百灵庙发动进攻。毙敌30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首先发电祝贺,称赞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派南汉宸率代表团到绥远慰劳,参加了百灵庙祝捷大会,赠送锦旗一面,题词是“为国御侮”。全国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掀起捐款祝捷慰劳热潮。

12月初,傅部又收复了另一战略要点——大庙。

绥远抗战的胜利,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百灵庙、大庙战役后,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12月15日向傅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傅作义立即撤出绥远,开往山西,并限24小时内答复”。傅将军听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面对日本特务机关长说:“此事没有考虑的必要,马上即可答复,我是绥远省主席,边防守将,守土有责,决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在所不惧。”寥寥数语,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不愧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面抗战。8年间,傅率部转战于察北、晋北、忻口、太原、晋中、绥南、绥西等地,收复了多伦、商都,攻打了柴沟堡,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战、绥南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和五原战役。

绥远抗战中的赵承绶、傅作义、王靖国(右起)

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守卫太原的部署。会议从早到晚,整整开了一天,山西各将领,无人承担太原防务。傅作义拍案而起,他说:“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面对强敌,傅作义下定决心:“以身报国”。在他给家人写的信中说:“目前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我已奉命担任太原城防司令,肩负保卫太原之责……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返顾……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忠心,有如日月,可以先慰国人和家人矣!”

在傅将军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全军将士艰苦守城三昼夜,伤亡惨重。终因敌众我寡,装备悬殊,不得不突围撤出太原。

1938年初,傅的总部驻防离石县柳林村,中共中央派曾三、程子华等到柳林与傅会谈合作抗日。续范亭、程子华等曾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000余名青年,补充到傅部,增加了傅部的抗日力量。是年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并请求中共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到傅部帮助开展抗日工作。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就派了潘纪文、王一然等几十名干部和陕北公学的学员从延安来到河曲傅部,协助傅部创建政治工作制度,在团以上设立了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中共干部担任。从此,先进思想与优良作风在傅部逐渐培养起来,全军上下抗战歌声嘹亮,部队充满了生动活泼、坚决抗战的激情。

1938年冬,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绥西设立副司令长官部,从此傅作义脱离了阎锡山的晋军体系,在绥西五原组建了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直接受国民党政府管辖。

1939年4月,傅作义仿照中共在山西省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在绥远省县区乡也设立了“运动委员会”,动员各方力量进行抗战。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人。1925年任山西步兵第四旅旅长、第四师师长。1928年为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时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担任津浦线方面作战,兵败后其部被改编,任第七军军长

1939年12月,傅作义率部首先袭击了日军占领的包头,重创日伪军。傅作义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有利条件,取得击毙了日军水川中将、大桥大佐、桑原特务机关长,歼敌3400余人,俘敌300余人,缴获大炮16门,汽车50多辆的辉煌战果,赢得了五原战役的胜利。

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个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极大。全国各党派团体纷纷发来贺电,许多爱国华侨还组成慰问团,从香港专程来到八战区副长官部所在地绥西陕坝慰问。国内一些报纸称赞五原战役是“气吞河岳”、“历史上的空前伟绩”、“人类历史上的光辉记录”等等。

自1933年长城抗战起,傅作义将军满怀爱国主义激情,一直站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13年中,他率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9万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基本上保持不败。因此,完全可以说:傅作义将军是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他为保卫中华民族、抵抗外族侵略,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并命令傅作义率部自陕坝出发,积极执行“剿匪戡乱”政策。

1946年8月底,蒋介石派陈诚来到归绥,命令傅部与东路北平方面的李宗仁协同动作,夹击中共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

1946年9月5日,傅部进犯卓资山。13日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狂攻集宁。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至此,先后抢占了包头、归绥、卓资山、集宁、天镇、武川、和林、固阳、托县、和兴、尚义、陶林、凉城、张家口等地。

傅作义侵占张家口既是华北反共势力嚣张、得势的顶点,也是他们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947年4月至7月,晋察冀人民解放军转入主动进攻阶段,连续发起了正太、清沧、保北战役,取得三战三捷。特别是10月在清风店歼灭了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平津地区国民党失去了重要一翼,他们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

傅作义(1895-1974)抗战后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

1946年底,蒋介石把“战区”改称“绥署”。李宗仁北平行辕下辖保定绥署(原孙连仲的十一战区)和张垣绥署(即傅作义的十二战区)。1947年底,蒋介石撤销了保定绥署,人员合并到张垣绥署。此时,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蒋、李矛盾加剧。1947年3月李宗仁由北平飞往上海,北平行辕名存实亡。1947年12月3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管华北军政财文大权。

傅作义认为,战局与政局密切相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地方行政机构,军事上便放不开手脚,更不可能有所作为。为了组织一个得心应手的地方行政机构,他报请国民党政府委河北省参议会长刘瑶章为北平市长;调回他素有深交的沈阳防守司令楚溪春任河北省主席,对中下级行政人员也作了相应调整。他还认为,对解放军作战,不能光搞军事,也不能光靠正规军,要打总体战。他所说的总体战,就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向人民解放军展开全面进攻。为此,他大力扩编地方部队,把各种杂牌反共武装统一组编,以代替主力部队进行地方守备。成立地方军政干部训练团,轮训团以下的军官和县长以下的行政官员,以推行他的总体“清剿”战术。这种战术的主要内容是:背包流动办公,干部与还乡团结合,还乡团与地方部队结合,地方部队与野战兵团结合,实施全民“清剿”。

傅作义还认为,过去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处于被动,与军事部署上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有关。要争取主动,必须改变这种部署,实行新的作战方针。他将所有的正规军编为3个机动兵团,命李文的平汉兵团与侯镜如的津浦兵团驻守原地,随时准备机动;把他的三十五军、暂编三军和新编骑兵四师,部署在北平近郊和平、津之间,实行以主力对主力的机动作战新战法。他说,今后各个守备军或游剿部队如粘住解放军于战场,我会不失时机地运送机动部队,歼灭解放军于战场上,扭转过去想打打不上,不打又挨打的被动局面。

但是从1948年初起,他在涞水、察南、冀东、热西、保北等战役中,连连败北,丢城失地,损兵折将,一蹶不振。

<h3>中央军委为什么要东北大军提前入关</h3>

在辽沈战役结束即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要东北主力在“辽(阳)营(口)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

然而,到了11月上旬,毛泽东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他们率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这是为什么呢?

11月2日,我军解放营口市

毛泽东原定方针是先阎后傅,即先打山西阎锡山集团,后打傅作义集团。后来经林彪等建议,并同徐向前商量后,毛泽东改变了原来作战计划,即先打傅作义,缓攻太原阎锡山。

然而,撤围归缓、缓攻太原,这一系列欲擒故纵、以退求进的做法,只能在心理上减轻傅作义迅速决定逃跑的作用;如果傅作义要放弃平津,华北我军的部队仍难以阻止其逃跑,而这正是毛泽东最不放心之处。

毛泽东认为,华北的第二、第三兵团集结在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嫡系部队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蒋介石、傅作义两系部队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到目的。因为“敌共有3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沽逐步船运”。停攻太原,要华北第一兵团放弃已攻占的阵地,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匪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

这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让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了。主意拿定,11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们考虑东北野战军主力是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法从海上逃跑。”

第二天,军委作战室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回电说:“辽沈战役打了52天,兵员、弹药均需补充,至少需要休整两个月。”

朱德说:“待把平津敌人围起来,我批准他休整100天。”

毛泽东把目光转到军事参谋身上:“还是要发报给林彪讲清楚,平津的敌人是叫它跑了好呢,还是就地歼灭好呢?……”

朱德斩钉截铁:“思想不通,组织服从,有啥子困难自己克服,必须保证迅速入关!”说着盯了下毛泽东,“这可是个大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周恩来说:“我同意老总意见!”

毛泽东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已再没有时间商量了。11月18日,毛泽东下了最后决心,断然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性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h3>统帅们深夜论平津</h3>

1948年11月下旬。中共统帅部——西柏坡。

夜深了,大地在沉睡,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毛泽东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中共统帅部的几位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聚精会神地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朱老总说:“这回算轮到傅作义了!”

“对!这次要解决华北问题了。”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从一张木凳上站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说:“经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华北之敌已成惊弓之鸟。如果不抓住时机,就地予以歼灭,敌人就有可能由华北逃跑。华北蒋傅军多达60万,不管跑到哪里,对我们迅速解放全国都是不利的。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就地予以歼灭,才能加速敌人在全国的总崩溃。因此,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就成为当前华北战场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喝了两口茶,把烟蒂按灭,然后把目光盯在了沙盘上的北平、天津处。盯了很久,又若有所思地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为了不让敌人跑掉,我们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做法,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对当前全国和华北的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蒋介石如今在全国还有4个军事战略集团,只有华北傅作义集团是唯一能够机动的集团。这是因为:华东刘峙集团,正在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忙于守卫徐州的决战,自顾不暇。西安胡宗南集团,已被我西北野战军紧紧拖住,并要掩护大西南,不敢移动一步。华中武汉白崇禧集团,独自扼守武汉长江中游,并且要拱卫中南大门,他更不敢走一步。因此,只有华北傅作义集团,已处于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夹击之中,形似孤悬,是坚守还是撤逃,一时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趁其尚未撤退,就地包围歼灭为最好。为此,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后,必须不待休整迅速入关,和聂荣臻部队一起,完成对华北蒋傅军之战略包围,以加速全国胜利的早日到来。”

“对着哩!”朱德走到一张大幅军事地图前补充说:“目前傅作义要是逃跑的话,确是能够跑掉的。因为,我们华北40万野战军,要阻挡60万蒋傅军逃跑,那是困难的。根据这种情势,必须抓住傅作义守撤两难之际,命令林彪率部迅速入关,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分割包围,然后再一一歼灭。”

周恩来插话说:“根据刘仁最近提供的北平地下党判断,傅作义集团在目前势态下,今后动向不外下列三种:一是蒋傅军队全部坚守平津塘;二是蒋傅军全部南逃;三是蒋系24个师南逃,傅系20个师西逃。”

“傅作义集团上述三种动向,以第一种对我们最有利。目前,他们正处于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是最好的时机。”毛泽东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我们抓住蒋系24个师和傅系20个师于华北就地分割、包围,然后逐一予以歼灭。这样,一来有利于我东北野战军就近入关作战;二来将加速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全面崩溃,使蒋在江南的防线无法组成。如果让华北蒋傅军南逃、西跑,我们虽然不经一战而取得平津,但对未来的战局很不利。”

“从目前情况看,敌人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的可能性较小,”周恩来抬起头,望着毛泽东说,“当前最重要的是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为此,要通知林彪、罗荣桓,东北野战军入关时要注意隐蔽,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朱德说:“为了很好地执行这一作战计划,要让各级指挥员了解我们的作战意图。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分割包围敌人,在开始的两个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第二阶段的任务,将敌各个歼灭。必须向全体指战员强调,第一阶段的任务十分重要,只有把敌分割包围了,使其不能跑掉,我们就主动了。便可随心所欲,想打哪就打哪,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怎样打就怎样打!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赶快通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不作最后歼灭的布置。我看这是一步好棋。”

毛泽东说:“这一战役是由东北、华北两路大军共同完成,为了加强这一战役的领导,便于协同作战,我建议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由林彪担任书记。”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说:“我看主席拟就的这一计划还是比较周密的,为了争取时间,我马上下达东北和华北两军区,通知林彪、聂荣臻认真贯彻执行。”讲到这里,毛泽东又补充说:“还要告诉他们,如遇到新情况,或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他们及时提出来,加以修改补充。”

周恩来一看表,已经5点了,雄鸡在叫,中共领袖们又工作了个通宵,伟大的华北决战从此开始了。

<h3>傅作义“一字长蛇阵”是如何布置的</h3>

1948年的深秋,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大约还有60余万人。他的主力部队4个兵团,12个军,52个师,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600公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第一防区,为西翼张家口防区,包括傅系1个兵团,2个军,7个师和2个骑兵旅。防区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怀来、宣化、张北、崇礼、万全、柴沟堡、怀安等城镇。这个防区的指挥官第十一兵团司令名叫孙兰峰,是傅作义的心腹。孙率领兵团部和袁庆荣的一○五军3个师和保安部队,驻守张家口。傅系一○四军军部及其所属3个师驻怀来。傅系王牌主力三十五军3个师,由军长郭景云率领作为机动部队,来往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驻北平丰台,作为傅的保驾部队。傅系总部直属一○一军之二七一师,驻守宣化。傅系骑兵第五旅和第十一旅,驻守左卫、柴沟堡、怀安等城镇。

第二防区,为总部所在地北平防区,包括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李文的第四兵团和石觉的第九兵团。共有5个军,14个师和1个骑兵师,25万人马。防区以北平为中心,包括北平外围的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南口、良乡、涿县、八达岭、门头沟、房山、通县、固安等城镇。傅作义的总部驻北平中南海。傅系郭景云的三十五军,原建制属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但该军为机动部队,驻丰台,来往于北平至张家口之间。傅系的骑四师和新三十一军驻北平城郊区。李士林的一○一军军部和3个师,决定放弃保定移驻良乡、涿县地区。石觉的第十三军及其4个师,决定放弃承德,移驻通县、怀柔、密云地区,袁朴的第十六军军部及其3个师,驻南口、八达岭、昌平地区。

第三防区,为左翼津塘防区,包括蒋系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共5个军,16个师。防区以天津、塘沽为中心,包括唐山、芦台、汉沽、廊坊、杨村、杨柳青、宝坻等城镇。第十七兵团司令兼津沽防区司令侯镜如率本兵团及段沄的八十七军等部,驻守塘沽地区。津沽防守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领本部直属5个师和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刘云瀚的八十六军等部驻守天津市及其周围郊区。黄翔的九十二军军部和郑挺锋的九十四军军部及其所属共6个师,分驻天津之廊坊、杨村、杨柳青、宝坻等城镇。

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是煞费苦心的。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解放军主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向绥远逃之夭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敌人在平津固守,还是从平津撤退,在蒋介石、傅作义和美帝国主义三者之间,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蒋介石既想让傅作义固守华北,迟滞解放军南下,又想把华北兵力全部南撤,巩固江南防务,举棋不定;傅作义也脚踩两只船,想看看形势变化,平津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西逃绥远,不得已时就向南逃跑,但又摆出固守的架势,想捞取美援,扩充实力;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从援蒋武器中拿出一部分,直接供给傅系部队使用,好让傅作义固守平津,维护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h3>蒋介石原先设想的华北国民党军走向的三个方案</h3>

还是在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几次去东北中途住北京圆恩寺行邸,曾几次与傅作义谈到了关于傅作义五六十万大军今后的去向问题,曾设想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固守天津、塘沽,准备南撤。这种方案主张放弃张家口,集中兵力于天津、唐山间,并以塘沽海港为中心,构成60里半弧形滩头阵地,以便必要时可把华北60万守军由海上撤到江南。一来增强京沪的防御力量;二来可作为拱卫江南半壁河山的一个支柱。这个方案,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一个如意算盘。因为,蒋见自己的最精锐的美械部队,已在东北损失精光。为了保存军事力量,重建江南防线,恨不得能把华北60万蒋傅部队,在一夜之间就撤到江南才称心。但是,傅作义深怕中蒋的“调虎离山计”,不愿自己的20万部队跟蒋系40万军队南撤过江,他知道,如果那样,他很快就会成为空头司令官,一切听蒋摆布,就会像一只可怜的“笼中鸟”。实际上这种方案是蒋介石的单相思。

第二种方案,即西撤绥远。这种方案实际上是傅作义的个人愿望。因为察哈尔、绥远两省是傅部老巢。傅系部队大都是察、绥人,都不愿南撤过江。傅作义本人最怕蒋的调虎离山计,故不愿离开华北,更不愿轻易离开绥远。为此,傅作义曾向蒋建议说:海上南撤没有美国舰船是不行的,陆路南撤又太危险,与其如此,还不如把平津数十万部队西撤绥远,背靠西北“三马”和胡宗南,互为掎角,可保住大西北。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这种方案。因为,西撤只能撤走傅系20个师,蒋系24个师是绝不会西去的。这样蒋傅势必分道扬镳,美国就会因此停止美援,那对彼此都不利,这也只是傅作义的单相思。

第三种方案,即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这实际上是一个举棋不定、暂保现状的三凑合方案。也是美、蒋、傅三方经过多次磋商的一个折衷方案,美国所以赞成这个方案,是因为这个方案坚守平津,能够牵制东北和华北解放军南下,可暂时保住美国资本在华北的利益。如果情势支持不住,美国主张利用塘沽海口把蒋傅军撤往青岛。那时,傅作义出人,美国出枪,可把山东沿海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美答应运给傅7万支卡宾枪和2亿发枪炮弹,以供急需。

蒋介石所以表示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明确规定:“暂守平津,保持塘沽海口。”一旦傅作义支持不住,就可强令其南撤过江。傅作义所以赞成这个方案,是因为暂守平津,一来可借此接受美援,二来可用已掌握的军政财大权,加紧扩充新编军队。他估计东北解放军在经过辽沈决战后,至少要休整三个月到半年时间,才能入关作战。在这期间,他可争取扩大新军20至50万人。到那时,他可有百万之众,就可战可和可守,万一不行,西撤绥远也不晚。

狡诈多变的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暂时同意第三方案。10月31日,他在离开北平飞返南京前,把傅作义请到圆恩寺行邸说:“好,好,那就照第三个方案办吧!总之,今后华北的军政财大权都交给你了。美国司徒大使说,华北由你直接接受美援,希望美援武器快点运来,把你们新编的5个师装备起来。”傅作义说:“请委座放心,我尽力照你的意图去做就是。关于华北的防守,我认为按照第三方案部署是比较稳妥的。我已命令承德、保定等处过于孤立的守军,按计划逐步撤归平津,只留一个军驻守山海关,监视东北共军的动静。”蒋连连点头说:“我已告知王叔铭,要华北空军对东北共军进行多方侦察,密切注意其动向。必要时,你就照我的意图机断行事吧!”

<h3>蒋介石要傅作义集团撤至江南</h3>

在辽沈战役末期,蒋介石与傅作义谈定,要傅作义执行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方案。然而就在4天之后,即11月3日,傅作义就突然接蒋介石从南京来电,要他在11月4日飞南京,参加蒋召集的最高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蒋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等人。

这次会开了4天,主要讨论在辽沈决战大败后,在南北两线如何挽回败局。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在徐蚌地区同陈毅、刘伯承进行决战。在华北收缩防线,集中兵力于北平、天津、塘沽,牵制东北共军南下,必要时撤退过江,加强京、沪的防务。

为了促使傅作义同意放弃华北南下过江,蒋在会上宣布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并通过何应钦在会后同傅作义谈话,说华北军队经海、陆两路南撤过江,舰船已准备好,由傅全权指挥,以此来诱使傅上钩。

对此,傅作义采取了以攻为守的姿态,强调南下太困难,不赞同马上南撤,使得蒋介石拿他也没有办法。傅在会上坚决主张同共产党血战到底,以最突出的主战派面目出现,提出坚守华北,誓死挡住东北和华北共军南下,并说:“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时间,让总统在江南顺利组成第二线兵团,尔后就好组织反攻。”

5日,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傅作义在何应钦的官邸商讨华北作战方策,傅作义说:”委员长的意见,昨晚我考虑再三,也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东北失陷,对华北十分不利,但依我个人拙见,华北的战局还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战局的办法。南撤方案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宜实施。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今天这种场合,没有蒋介石在场,傅作义讲起话来顾忌自然少多了。傅、何、顾、白四人军衔、职位都无大的差别,加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南京政府还有赖于傅作义。

作战厅同意傅固守平津的意见,但希望傅能各个击破包围归绥的解放军华北三兵团和太原的华北一兵团,傅作义只是摇头,嘴里念叨着“难呀,难呀”!

蒋介石这一天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的进展和傅的态度他十分清楚。他听说傅作义的意见与自己原来想法不谋而合,他对向他汇报的何应钦说:“固守华北,这不仅符合党国利益,可以迟滞江北共军南下,有较宽裕的时间加强长江防务。同时,也可以使美侨在华北特别是在平津地区的利益受到保护,所以美国也会支持我们这样做。”

会议期间,蒋同傅几乎每个晚上都进行个别密谈。蒋一再要傅准备率部南撤过江,并要傅作义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指挥华东南四省蒋军作战。傅对蒋授予如此高官厚禄,始终采取婉言谢绝的态度。傅不愿南撤和接受蒋的高官大位,除了怕蒋的调虎离山计外,对于蒋家王朝的前途,也完全丧失了信心。

傅作义一回到北平,就向他的心腹幕僚们讲述了南京军事会议上的情况,他决心在林彪主力入关之前,抓紧时间,利用美援装备再扩编10至20个师。傅作义说:“只要手中有兵一切都好办。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大得人心,我们也搞‘耕者有其田’,争取人心。誓死坚持华北,实在不行,再到绥远去打游击。”所以,“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就成了傅作义当时处理华北战局的基本方针。既可守,又可逃,是这个方针的实质。

<h3>傅作义为什么力主坚守平津</h3>

还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前,傅作义就与其属下研究制订了华北行动的三个方案:一是适时放弃冀热察诸省,全军转入绥远休养生息;二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城市,一部暂时控制北平,主力集中于天津、塘沽,以便在情况不利时由海上南撤;三是蒋傅两系主力分别向津、沽和绥远转进。

实际上,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守和撤两条路。撤又分为向绥远和江南两路。但傅作义不愿意也不敢实行南撤。一方面,由于傅作义发迹的本钱是第三十五军,以及后来由三十五军逐渐派生出来的一○四和一○五两个军,起家的根据地是绥远,他的这些部队素称察绥军,基本成员是绥远和察哈尔人,故土难离,傅是很难将他们带往江南的。

另一方面,与蒋共事多年,傅深知蒋的为人,离开自己起家地盘,寄于蒋氏篱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排挤,甚至被吞并。因此,对傅来说,南撤等于死亡,西退绥远“老家”最理想。但蒋系中央军他带不走,且绥远经济落后,不利扩充实力,不利长期坚持,暂守平津,则有利扩充实力,并且,在这种局势下扩充实力,蒋不但会同意,还会给予支持。

傅作义的这一想法,在6日的南京作战会上得到验证。蒋问傅:“宜生,你固守华北,如何固守,你是怎样打算的?”

傅作义静坐无语。

“你固守华北”,蒋介石在补充自己的意见,“摊子不要铺得太大,要尽力收缩兵力,主力放在平津塘地区,即使万一支持不住,能迅速从海上南撤。”

蒋介石所说的“收缩兵力”,意在放弃察绥,将察绥兵力东移平津。但蒋没有直说,没有把话挑明。但是傅作义是理解蒋的意图的。没有挑明,正符合傅作义的心理,正好给傅留下了可乘之隙。傅作义在想,你要我收缩兵力,我就可以打起“收缩兵力”的旗号,撤守保定与承德,以便将你的中央军部署在北宁线上,将我的察绥军部署在平绥线上。

傅怕蒋对其“收缩兵力”的讲法再作补充或解释,马上扭转了话题,把蒋的思路引向了别的谈话内容,他说:“委员长,华北共军要想与我们决战,有赖东北共军入关。我估计林彪入关尚需3到6个月的休整补充,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扩军20至50万。这样即使林彪入关,我军仍可占优势。”

蒋介石:“好!好!我支持你扩军,你就扩吧,我给编制和装备。那么,咱们就这样说定了:一、固守平津;二、收缩兵力;三、扩军20至50万;四、等待第三次大战爆发。”

停顿一下蒋接着说:“我们的方针是:坚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对,就这16个字。”

6日夜里,在傅作义的下榻处,副参谋长梁述哉向傅作义汇报:“总司令,这两天我看望了几位老同学、老朋友,他们都说南京政府腐败不堪,自从沈阳丢失后,内部慌乱一团,逃往台湾的情绪到处可见,完全显现出垮台前夕的景象,他们都再三叮嘱,要我们早作打算,不可陪葬,即便战死疆场,人民也不会为我们收尸!这就是打内战和抗日的区别!”

傅作义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脸上冷漠、严肃,没有任何表示,静了好大一会儿,说:“今天方针已定,明天履行公事开个大会,我看中午就能结束,你检查一下飞机情况。会一散我们就返回北平,这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11月7日上午,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的客厅里,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傅作义以及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一些高参们,开会讨论华北作战方针。会议正像傅作义预料的那样,只不过是走走过场,把他们会下商定好的方案,以会议的形式确定下来,所以会议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早早结束了。

中午,天空云量骤增,副官段清文说:“总司令,看来天要下雨,是否明天再返北平?这样安全些。”傅不耐烦地说:“你以为在这里多住一夜就安全吗?南京是最不安全的地方!走,我们现在就去机场。”

“天雄号”起飞了,傅作义的心里好像轻松了一些,但是飞机越往北飞天空越暗,铅灰色的浓云翻卷着,太阳隐没于云海,不时在云层的缝隙里透射出橙黄色的光辉。机舱里傅作义盯着窗外,下意识地说了句:“倒霉!”

<h3>蒋介石试图把傅作义的“剿总”挟持到天津</h3>

淮海前线我华东野战军向被围的黄伯韬兵团发动攻击,包围圈越缩越小。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救援,收效甚微。黄伯韬全军覆没已在所难免。如果一旦刘峙集团在淮海失利,平津国军亦将孤悬于后,无可救助。蒋介石对站在身边的李及兰说:“还是撤守平津为好,即使现在不撤也要做好撤的准备,我命令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立刻移至天津,如傅宜生违抗此令,则由北平警备司令部相机行事。”

他要对傅作义下手了!

11月下旬的一天,天桥剧场里,北平警备司令部的部分国民党军官兵正在看戏。傅作义、陈继承均在座。

陈继承,何许人也?

原黄埔教官,蒋介石亲信。

此人安排在傅作义身边,是专门为了监视他的。

台上演的是《苏三起解》,崇公道念词:“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到底谁公道,自有天知道……”

陈继承的副官悄悄走来,对着陈继承耳语了些什么,陈继承用肩头碰了碰傅作义:“总裁特急电报!”说完,起身站在过道上,请傅作义去看电报。

傅作义起身向场外走去,前面走着陈继承的副官,后面跟着陈继承。

剧场出口处,坐着穿着少校军服的刘信。他发现傅作义走出剧场,警觉地站起来,跟出去。

陈继承的副官把剧场休息室的门打开了,傅作义走进去,陈继承也走了进去。

陈继承的副官把门关闭,挥了挥手,四五个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地从暗处走出,把休息室的大门看住。傅作义的随从被挡在一边。

剧场休息室里,只有两个人:傅作义和陈继承。

傅作义坐在沙发上,陈继承微笑地客气地倒了一杯水,放在傅作义跟前的茶几上。

傅作义问:“总裁特急电报在哪里?”

“在这里。”陈继承掏出电稿给傅作义看,“他命令‘剿总’移驻天津。”

傅作义轻蔑地一笑,说:“逼我和你一起入海吗?”

陈继承说:“这完全是为了指挥上的方便!”

傅作义问:“怎么个搬法?”

陈继承说:“当然是总司令带头前往喽!外面车子已经准备好了。”

傅作义说:“要绑架吗?”

陈继承说:“傅总司令对总裁命令一向积极贯彻,何言绑架?”他点起一支烟,得意地抽了一口。

“哼!”傅作义气恼地把摆在茶几上的电话耳机抓起来了。

陈继承按住电话机,“嘿嘿嘿嘿”地狞笑起来。

傅作义怒发冲冠:“卑鄙!”

陈继承依然狞笑着。他拿过傅作义手中的耳机,压在电话机上。

“丁零丁零……”傅作义官邸里电话响起来了。正坐在一旁绣花的军医金玉珠捉起了耳机。

电话是刘信少校打进来的。他说:“你是金军医吗?”

金玉珠说:“我是金玉珠。”

刘信说:“请你转告三十五军郭军长,傅作义总司令被蝎子蜇住了。”(陈继承外号蝎子)

金玉珠一惊:“你是谁?”

刘信说:“别管我是谁。给郭军长打电话要紧。我们后会有期。”

金玉珠的耳机里响了一下,对方把电话挂了。她怔了一下,怠慢不得,她连忙给郭景云打电话。

“丁零丁零……”剧场休息室里电话响了。陈继承急忙抓起耳机问:“嗯,你是谁?”

三十五军军部。郭景云握着耳机说:“我是你爹!”

陈继承火了:“你、你怎么骂人?”

郭景云说:“骂你是好的!老子敢出动一个师包围你的北平警备司令部!”

陈继承说:“你这是干什么?”

郭景云说:“你别他娘的装糊涂!马上把总司令放喽!”

陈继承说:“哎呀呀呀,我正在和傅总座议事,没有放不放的问题嘛!”

郭景云说:“你少他娘地啰唆!说你放不放吧?老子这就下命令包围剧场!”

陈继承说:“这、这……不要把事情闹大嘛!”他拿开耳机,问傅作义,“总座你看……”

傅作义只是淡淡地一笑。

陈继承喊:“来人哪!”

忽地冲进来四五个特务。

陈继承说:“马上把傅总座送回官邸!谁敢动傅总座一根毫毛,我就枪毙他!”

傅作义站起来,拍打了一下军装上的尘土,扬长而去。

<h3>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h3>

中共平津战役总前委

东北野战军

东北第一兵团

东北第二兵团

第一纵队:第一师 第二师 第三师 独十师

第二纵队:第四师 第五师 第六师 独七师

第三纵队:第七师 第八师 第九师 独一师

第四纵队:第十师 第十一师 第十二师 独二师

第五纵队:第十三师 第十四师 第十五师 独九师

第六纵队:第十六师 第十七师 第十八师 独六师

第七纵队:第十九师 第二十师 第二十一师 独十二师

第八纵队:第二十二师 第二十三师 第二十四师 热独四师

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 第二十六师 第二十七师 察独七师

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 第二十九师 第三十师 独八师

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师 第三十二师 第三十三师 热独六师

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 第三十五师 第三十六师 独十三师

特种兵:炮兵第一指挥所 炮兵第二指挥所 高炮指挥所 战车指挥所 工兵指挥所

铁道纵队:第一支队 第二支队 第三支队 第四支队 骑兵师

内蒙古军区部队:骑兵第十一师 骑兵第十六师

冀热察军区部队

冀东军区部队

华北第二兵团

第三纵队:第七旅 第八旅 第九旅

第四纵队:第十旅 第十一旅 第十二旅

第八纵队:第四旅 独一旅 独二旅

华北第三兵团

第一纵队:第一旅 第二旅 第三旅

第二纵队:第五旅 第六旅

第六纵队:第十六旅 第十七旅 第十八旅

华北第七纵队:第十九旅 第二十旅 第二十一旅 华北炮兵第二旅

北岳军区部队

冀中军区部队

冀南军区部队

石家庄警备司令部

晋绥第八纵队:第十一旅 第十四旅 骑兵旅

<h3>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纵队(军区)以上干部名单</h3>

中共平津战役

总前委

书记:林彪

委员:林彪 罗荣桓 聂荣臻

东北野战军

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陈沂

参谋长:刘亚楼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

后勤部 部长:周纯全,副部长:李聚奎 朱理治;参谋长:谷广善;政治部主:任潘振武

第一兵团

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

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

第二兵团

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

政治委员:黄克诚

参谋长:黄志勇

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副司令兼参谋长:曹里怀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政治委员:吴法宪;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沙克;政治委员:罗舜初,副政治委员:刘西元;参谋长:何振亚;政治部主:任卓雄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政治委员:莫文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凯

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杨国夫 李作鹏;政治委员:赖传珠,副政治委员:刘其人;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曾克林;政治委员:吴富善;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甫仁;参谋长:高体亁

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梅生 张天云;政治委员: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王逸群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段德彰;参谋长:袁渊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方强;政治委员:周赤萍;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孔石泉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副司令员:周仁杰;政治委员:陈仁麒;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春圃;参谋长:舒行 何廷一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治委员:袁升平;政治部主任:陈志芳

特种兵:司令员:肖华,副令员员:苏进;政治委员:钟赤兵,副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政治部主任:刘登瀛

铁道纵队:局长:黄逸峰;第一副局长兼参谋长:李寿轩,第二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何伟;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武长久

东北军区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

副司令员:高岗 吕正操 周保中 肖劲光

副政治委员:罗荣桓 高岗 陈云 李富春

参谋长:刘亚楼 伍修权,副参谋长:边章伍 段苏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 部长:李富春,副部长:贺诚;政治部主:任周桓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政治委员:程子华(兼),副政治委员:黄火青;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冀热察军区:司令员:詹大南;政治委员:牛树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苏启胜;参谋长:李泛山 刘凯

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副司令员:覃国翰;政治委员:吴德,副政治委员:李楚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寿生;政治部主任:何兰阶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副司令员:王再天 那钦双合尔;参谋长:吉合;政治部主任:方知达

华北军区

司令员:聂荣臻

政治委员:薄一波

副司令员:徐向前 滕代远 肖克

参谋长:赵尔陆,副参谋长:王世英

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

后勤司令部 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黄敬;参谋长吴先恩

第二兵团

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

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易耀彩;政治部主任:陆平

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

第八纵队:司令员: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蔡顺礼;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应棠

第三兵团

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政治委员李天焕

第一纵队: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旷伏兆;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边奎参谋长:刘苏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韩伟;政治部主任:刘国梁

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新槐;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紫峰

第七纵队:司令员:孙毅,副司令员:周彪;政治委员:林铁;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参谋长:李波

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副司令员:肖思明;政治委员:赵振声(李葆华),副政治委员:李济寰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副司令员:周彪;政治委员:林铁,副政治委员:周秀峰 金诚;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参谋长:李波

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光华;政治委员:马国瑞;参谋长:孙卓夫;政治部主任:陈伯录

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曾涌泉,副司令员:叶楚屏;政治委员:毛铎

晋绥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姚哲;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长江;政治部主任:裴周玉

附注:东北军区和华北军区目内,只列所属参战的军区。

<h3>平津战役国民党军战斗序列</h3>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总司令:傅作义

副总司令:上官云相 冯钦哉 吴奇伟 宋肯堂 邓宝珊 刘多荃 李文 郭宗汾

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郑长海 梁述哉 康壮秋

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

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

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

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

第四师 第八十九师 第一五五师

第十六军军长:袁扑

第二十二师 第二九七师 第二九九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廖慷

第二○五师 第九十四师 第一○九师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

第一○一师 第二六二师 第二六七师

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第六十七师 第一五一师 第一五七师

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

第二十六师 第二八四师 第二九三师

第八十七军军长:段云

第二二○师 第二二一师 第二二二师

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

第二十一师 第五十六师 第一四二师

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

第五师 第一二一师 第四十三师

第一○一军军长:李士林

第二七一师 第二七二师 第二七三师

第一○四军军长:安春山

第二五○师 第二五八师 第二五九师

第一○五军军长:袁庆荣

第二一○师 第二五一师 第二五九师 第三一○师

独立第五十九师

骑兵第四师 骑兵第五旅 骑兵第十一旅 骑兵第十二旅

正文 第二章 大军入关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东北野战军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和要求,提前结束休整,唱着这首歌,于11月21日启程,以隐蔽、快速的急行军,从东北向关内开进,准备与华北野战军一道,共同围歼傅作义集团。

<h3>毛泽东催林彪尽早起程</h3>

“啪!”一只大手拍在桌子上。这里是军委作战室,坐满参谋人员。毛泽东正站在桌前给大家讲话。

1948年10月14日11时,东北我军集中5个纵队的兵力向锦州守敌发起总攻,至15日18时,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解放了战略要城锦州,完全封闭了沈阳敌军陆上南逃之路。

“……同志们,傅作义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他是听蒋介石的还是听美帝国主义的?我看他谁的都不想听。他是想利用我东北野战军休整的时间扩充军力。军队一到手,老蒋也好,老美也好,谁认得他们是老几呢?而我们要利用他扩充军力的时间调兵入关!他们不认得老蒋、老美我们不管,我们要强迫他认得我们!叫他认得人民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

雷鸣般热烈的掌声把毛泽东的讲话打断了。

一位参谋拿着电文走进来,交给了在座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了一眼,站起来说:“向军委作战室的同志们通报一个消息:傅作义今晨飞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消息很重要,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嘛!但细想起来又无关紧要,开会无非是吵架,有要坚持打下去的,有要停下来想跟我们搞和谈的;有要坚守平津的,有要撤守江南的……他们能开出什么结果?他们能让我们将要发动的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停下来,他们能拦得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脚步?他们不可能做得到!所以这样的会议完全可以不去管他!”

朱德站起来说:“现在唯调兵入关为重!”

一阵热烈的掌声。

朱德又说:“催促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的电报发出去几天了吧?”

参谋说:“东北野战军有的还没有穿上棉衣!”

朱德说:“东北铁路都通了,可以运嘛!棉衣一边运输,一边发放,一边入关,有什么不可以?”

毛泽东说:“同意老总意见!再催林彪尽早起程!”

值班参谋作着记录。

周恩来说:“在东北部队入关之前,华北杨罗耿、杨成武两兵团如何部署,需采取什么方针,需作决定。”

“马上研究!”毛泽东把目光投在值班参谋身上,“发报,立刻召见聂荣臻同志!”

<h3>聂荣臻策马飞奔西柏坡</h3>

1948年11月中的一天,月光如水。

一队轻骑在太行山里飞奔,头一匹战马上坐着聂荣臻。

聂荣臻,一位具有标准的军人风姿的将领,他身板挺直,穿戴整齐,容光焕发。

马蹄“嘚嘚”,荡击山谷,犹如战鼓。

聂荣臻鞭马。战马越跑越快。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宛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战马在波涛间蹋踏跳跃,似在浪尖,似在波底,时显时无。

夜色渐落,雾幕又挂起。战马在雾幕里奔腾,好像飞驰在云空里。

今日之聂荣臻,自然感慨颇多。1946年傅作义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在占领我军主动撤离的张家口后,曾狂妄得发疯,给聂荣臻发电报说,我佩服装备精良的林彪主力,我佩服生龙活虎的陈毅部队,我佩服战术高妙的刘伯承将军,让我佩服聂先生什么呢?今天我已占领张家口,如果聂先生能收复回去,我愿意在聂先生手下做一小卒。时光流转,傅作义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狂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已变成了惊弓之鸟。历史跟傅作义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日他将败在他昔日狂妄以对的那个人的脚下。聂荣臻想起这些往事也觉得好笑。

远望雾海中出现了一只红灯,好像夜海灯标,近看:原来是从一面窗子上透出的光亮。突然灯光熄灭了,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伸展双臂,眺望南天。

周恩来走进院子,说:“荣臻同志已经到了。”

毛泽东说:“先请荣臻休息一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

朱德的声音:“不谈他是休息不好的!”

毛泽东抬头,见朱德领着聂荣臻进了院子,连忙走下台阶,和聂荣臻握手:“你是怎么搞的?你经常给那些年轻的干部讲话嘛:‘同志们,莫急嘛!仗有的是给你们打咧!’”

他学得真的有几分像聂荣臻讲话。

在场的同志都笑起来。

“怎么你这位老将今天也沉不住气了?”毛泽东又说。

聂荣臻说:“我也是急想知道军委意图。”

“那好!”毛泽东引着大家向屋里走去,边走边说:“这次把你请来,是要你参加指挥平津战役。我们大家商量过,还是要搞个总前委嘛!你和罗荣桓任委员,林彪任书记,你属下部队都归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这样做好不好?”

聂荣臻说:“我服从中央决定。”

毛泽东说:“那就做好准备,东北主力入关后,马上走马上任。”

他们走进屋子,坐在沙发上。毛泽东把火盆的火拨旺,推到聂荣臻跟前:“既然你是平津前线指挥员,就可以发号施令了。华北杨得志、罗瑞卿的第二兵团离开平张线到机动位置集结待命,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归绥撤围到张家口以西集结待命,怎么样?”

周恩来说:“军委的意思是,给傅作义敞开西逃之路,使他不要老感到紧张,不要老觉得西逃无路了。否则,他会考虑南逃的问题。”

毛泽东说:“心里宽松下来,才会不慌不忙地想扩充军队的事情,也不想西逃了,也不想南逃了。”

聂荣臻说:“完全拥护军委的决定。”

朱德说:“东北主力入关前敌人围不住,奈何不了他,只能这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毛泽东说:“那就这样定下来:水路堵不死,陆路也敞开。”他看了一下周恩来,“还可以给徐向前同志发报,太原只围困,不攻击。阎锡山过早消灭了,傅作义没有了作伴的,也会感到精神紧张,惊弓之鸟会抖翅飞翔的。”

朱德:“华北无战事。”

周恩来:“大家皆从容。”

聂荣臻:“稳捉惊弓鸟。”

毛泽东指点着聂荣臻:“老总最聪明。”

屋子里响起了爽朗的笑声。

毛泽东说:“我看聂老总可以给傅作义写封信,你们是老对手了,不要再打下去。请他与我们和谈,化干戈为玉帛。蒋介石不把屠刀压在人民头上,我们这些人才不愿意打仗哩。”

聂荣臻点了点头。

<h3>军委对林彪下死命令</h3>

11月18日晚,西柏坡。

毛泽东走出屋子,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说:“我去军委作战室,越是这个鬼天气,敌人越容易逃跑。”说完,他跳到雪地里。

毛泽东踏雪走出大门。

毛泽东踏雪走在街上。

毛泽东走进了军委作战室。

李银桥一直在后面跟着他。

军委作战室里,朱德、周恩来正伏在桌上看地图,见毛泽东进来,齐直起了身子。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你来得正好。傅作义的很多军官在市场低价出售衣物、家什,这个情况说明敌人要跑。”

朱德说:“敌人还在青岛集中了大量船只,这个情况也说明敌人要跑。”

毛泽东脱去大衣递给李银桥,说:“不错吧?听你这个小鬼的要误事的。”

李银桥接去大衣,吐了吐舌头。

毛泽东双手伸向火盆,边烤手边说:“傅系要坐火车,蒋系要乘轮船,都要离开平津,看怎么办吧!”

朱德说:“我还是老意见,一定要督催林彪迅速入关。

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通过冀热辽边境的山地

不征求意见,不留余地,也不要求‘尽早’,早已不是‘尽早’了,就是命令一两天后必须以急行军速度出发入关!”

毛泽东说:“老总说得对!”他凑近桌子,捉起毛笔,写道:“林罗刘: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11月)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8日。”

朱德赞同说:“对林彪就是要下死命令!”

此电令发到东北野战军总部已是11月18日深夜。译电员不敢怠慢,立即译出交给林、罗、刘。

罗荣桓说:“中央军委下这种命令肯定是从敌情出发的,从大局考虑的,应该坚决执行!”

刘亚楼说:“一些准备工作没做完的,如补充兵员、武器弹药,能在路上做的可以在路上做,不能在路上做的,待部队到达战斗位置后,一面围隔敌人一面来做也可以,中央军委不是早有在围隔敌人情况下实行休整的打算?”

林彪说:“那就报告中央军委,我们11月22日出发。”

中央军委接到林罗刘的复电之后,又宽限一天,指令于1948年11月23日出发向关里进军。

如此大部队行动,只宽限一天,说明了当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东北野战军入关的迫切心情。

<h3>百万雄师瞒天过海入关来</h3>

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等率领下,开始陆续入关,踏上了当年完颜阿骨打、多尔衮和张作霖征服关内的老路。百万雄师的声势是骇人的,如此庞大的行军队伍这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12个纵队,1000门火炮、100辆坦克、130辆装甲车,还有上千辆卡车和几十万匹骡马拉着的大车,汇成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洪流。

毛泽东为了不惊动敌人,令东野主力不走山海关,全部自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入关;并令部队昼伏夜行,隐蔽行军。

毛泽东的瞒天过海之计十分周密。他考虑到沈阳必定有敌特电台,部队一动,敌特必有警觉,于是令沈阳附近的部队最后行动。

他在11月20日的电文中指示:除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告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当林彪、罗荣桓率东野总部南下一个多星期后,新华社还在播发林彪在沈阳活动的消息。

东北野战军的洪流冲向了平津,而傅作义尚无知觉。将百万雄师的行踪隐蔽得如此巧妙,这是毛泽东的杰作,也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夕阳西下,晚霞似火,锦州市郊外的大道旁,站着左路大军先头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领导韩先楚司令员、沙克副司令员、刘西元副政委,他们深情地注视着眼前动人的场面:在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大炮,全副武装、步伐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浩浩荡荡,川流不息,向前奔腾。

面对这浩大的行军队伍,韩先楚司令员与刘西元副政委豪情满怀地谈起住事。韩司令员说:“我们的部队确实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刘副政委深有感触地接着说:“就拿东北战场来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三年来给我们送了多少‘礼’,使我军的武器装备得以大大改善。过去,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的凶恶敌人,如今有了比较先进的武器,真是如虎添翼,不愁拿不下平津。”

三纵队11月20日接到东总下达的入关命令,到23日起程,的的确确忙坏了各级指挥人员。虽然他们思想上作了提早入关的准备,但由于纵队在辽沈战役中多次担任艰巨的主攻任务,伤亡较大,缺员一万多人。刚刚补充进来的8000多名新战士,有6700多人是刚入伍的翻身农民,其余1300多名是新解放的战士,都需要进行教育和训练。此外,进行入关教育,补充和调整干部,配备武器装备,筹备干粮柴草……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尽管如此,干部战士听说就要入关,无不欢欣鼓舞,情绪饱满地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纵队领导根据东总入关命令中规定的出发时间、行军路线,以及入关后的第一个目的地,制定了具体行动方案。

他们为了加快开进速度,决定分成两个梯队,纵队直属队、七师、八师为右梯队,九师、独一师为左梯队,同时出发,分路前进,在冷口会合入关。

11月23日,右路先头部队——第五纵队从辽宁的义县、阜新、彰武地区的驻地出发了,该纵也同三纵一样分两路开进,一路走龙王庙、羊山,进喜峰口;一路走阜新、朝阳、叶柏寿、凌源,也进喜峰口。他们遵照军委指示,隐蔽伪装,夜行晓宿,不顾风雪侵袭,天寒地滑,经过十几天的连续行军,行程千余里,于12月10日先后到达冀东的蓟县、三河地区集结。

继三纵之后,从冷口进入长城的还有位于鞍山、海城一线的八纵,位于营口以东地区的九纵,位于北镇一带的十纵;继五纵之后,从喜峰口越过长城,进至关内的还有位于新民以东的巨流河一带的一纵,位于大虎山、黑山一线的六纵(其所属十七、十八师经董家口越过长城)。

东北解放军不待休整、不怕疲劳,迅速投向平津战场,再图大举,这是蒋介石、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的。同时,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破天荒的伟大创举。

在东北大军长驱直进、急促入关的日子里,每到黄昏之后,在辽西和热东的广阔田野里,在大路小道上,布满了行军的行列,战士们大步流星地在赶路。这长达1600多华里的行程,一队接一队,一连接一连,浩浩荡荡。

14万匹战马和牲口,拉着各种火炮和辎重,3000多辆汽车,8000多辆大车,载着各种军用物资和弹药,沿着新修的或加宽的大路,从关外滚滚流向关内,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冀东,后尾尚在沈阳附近驻地,还未动身。

随部队行动的各级政治机关的干部,帮助连队做巩固部队和思想动员工作,他们发扬了红军、八路军时期战时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一边行军,一边工作,通过讲部队和个人的光荣历史,老战士觉得接近胜利了,决不能当孬种;新战士觉得战争只剩下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如不争取,以后再没有立战功的机会了;新补入连队的解放战士,大部分家在关内,一听说要入关打仗,高兴极了,说:“我现在当上解放军去见爹娘,我光荣,家里也光荣!”有些东北籍新战士,开始不愿意离开家乡,经过耐心教育,想通了,情绪高了。

部队行进的沿途,设立了宣传站,鼓动棚,门板上、村口、路旁刷写标语,张贴鼓动口号;宣传队员唱歌、说快板,自编自演;动员欢迎的群众呼口号,宣传鼓动工作,搞得热火朝天。部队政治机关编的口号生动活泼,内容恰当,效果很好。如:“华北不解放,东北不稳当!”“拿咱脚上的水泡,换取敌人的大炮!”“群众纪律要注意,办事态度要和气!”“部队要出发,纪律要检查,人民一针线,咱们不能拿!”“东北、华北解放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并肩作战把敌杀!”

大军进入冀东,立即受到了冀东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沿途刷满了“欢迎东北大军入关”“欢迎冀东人民子弟兵第九纵队入关”等标语,公路修得又宽又平,兵站的粮食、马草堆积如山,各乡各村都成立了进关部队招

华北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待所和油粮柴草供应站;大街上,用松柏树枝扎了凯旋门,村口、街旁摆着一张张桌子,放着开水、苹果、大枣、花生、煮熟的鸡蛋。过路的大军,一下子沉浸在冀东人民炽热的感情包围之中,一双双军鞋,送到战士手中;一件件军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大嫂烧暖的热炕,消除了战士的疲劳;大娘捧上滚热的姜糖水,驱走了战士的风寒和病痛;一到夜晚,各村各户,都提着灯笼,挑着开水,招待过路的部队休息、喝水、打尖;天将亮时,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着缕缕青烟,乡亲们早早烧暖了炕,等候着子弟兵来到家里宿营。

12月7日,九纵从冷口、桃林口越过了古老的长城,回到了战斗多年的冀东大地。

第九纵队,原是华北冀东地区的部队,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由李运昌、李楚离等和大批红军干部战斗在冀东,并创建了冀热辽根据地。1947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编为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奉命出关,挺进辽西,千里转战,四战四捷。在解放锦州战役中,该纵俘虏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中将范汉杰、兵团副司令中将卢浚泉、少将方济宽。而今,入关作战,解放家乡,解放华北,自然群情振奋,斗志高昂。

12月8日,连接华北、东北的雄关——山海关到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这一天,晴空万里,红日高悬。雄伟的山海关城楼上,一面鲜艳的大红旗迎风招展,“天下第一关”五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在那巨幅匾额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千里行军真铁脚”,下联是:“进关杀敌是英雄”!东北野战军最后进关的二纵、七纵、十二纵队,就要从这里踏上华北的土地。

<h3>平津战役的第一个指挥部</h3>

11月30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换乘汽车向关内开进。12月7日,到达蓟县孟家楼村,在这里设立了平津战役的第一个指挥部。

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蓟县孟家楼村

蓟县属冀东。罗荣桓说:“冀东位于辽沈和平津之间,东临渤海,西接平绥铁路,北靠万里长城,南扼津塘港口,是联络东北与华北的走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冀东又是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它孤悬于敌后,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冀东人民不仅坚持了武装斗争,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21个县10万工农大暴动,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它成为支援东北、华北我军作战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为了支援辽沈决战,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冀东部队配合华北我军成功地阻止了华北国民党军增援东北敌军的企图,保证了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关门打狗”意图的实现,取得了决战的全胜。由于冀东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即将展开的平津决战中,冀东既是战役进攻的前哨阵地,又是军需物资保障的战役后方。

战役指挥部设定后,司令部各处立即展开工作,布置环境,建立通讯联络,并电令所属各纵队、兵团报告所在位置及开进情况。

傍晚,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电文称:

军委:

一、我们于今晨到达蓟县以南20里之孟家楼,此地距北平、天津、唐山各180里。

二、昨日在遵化附近已与冀东区党委会面,并商量了战勤问题,已决定冀东军区机关的前梯队与我们同住一起,以便与各军分区联系。

三、由于山海关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经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军队经长途行军南下,敌每日均有飞机侦炸,已无秘密可言。昨日令我最后尾之3个军(三十九军、四十九军、四十四军)经兴城、绥中、山海关前进(《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林、罗、刘

12月7日18时

12月8日,已有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其中,五纵进至蓟县及其东北,三纵至丰润附近,十纵进至迁安附近,九纵进至建昌营及其东北,六纵进至喜峰口及其以北。另5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正在加紧入关途中,八纵队至建昌及其西南,特种兵进至绥中,七纵进至锦西附近,一纵进至朝阳附近,二纵进至黑山附近,十二纵进至新民以北。

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完全改变了敌我对比的形势。这时,集中在平、津、张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总共只有42个师的兵力,50余万人,而解放军仅东北野战军入关部队就达80余万,再加上华北军区的部队46万人,总数突破100万,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绝对优势。

<h3>林彪遇险</h3>

当林彪入关车队进至到遵化附近时,敌机发现了目标,盘旋扫射。

林彪的吉普车被打中。

林、罗、刘、谭等立即下车,疏散卧倒。数米以外的地上,飞机上扫射下来的机枪子弹打得尘土飞溅。

林彪遇到这种有惊无险的场面,在平津战役中并非仅有这一次。12月7日,野战军司令部进驻蓟县孟家楼。夜间,一名国民党特务潜入,枪杀了林彪房间门口的卫兵。

同林彪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秘书谭云鹤,听到枪声,连忙赶到林彪的卧室里。林彪不喜欢热炕,而是把行军床支在炕上睡。

谭云鹤来到炕前一摸,行军床上没有了这位百万大军的统帅,谭顿时大惊失色:“林总遇险啦!”

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谭秘书,我在这里呢。”

正是“101”的声音。

原来,林彪听到枪声,立即缩到了床下面的墙角落里。

正文 第三章 分割包围平津张

东北野战军入关,再加上华北野战部队40多万人,对分散在平、津、张地区的傅作义集团的50多万人,已形成了绝对优势。

中央军委在东北野战军还未入关时就命令,对傅作义集团巧妙地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切断其南撤西退之路,将敌由“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以实现抑留华北就地歼灭的目的。

<h3>两军部署</h3>

傅作义得知东北解放军大举入关的消息后,感到平、津间的交通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再次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实施分区防守,加强北平、天津和塘沽的防御力量,其具体部署是:

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防守区司令官,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等地,集中兵力防守北平;

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守区司令官,放弃唐山、芦台、汉沽,将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军分别撤至天津、塘沽,令第六十二军从北平回防天津,以集中兵力防守天津、塘沽。

各地部署的兵力分别是:

北平地区:华北“剿总”总部直属第三十一、第三十五、第一○一、第一○四;第四兵团第十六军;第九兵团第十三军。此外,还有1个新编骑兵第四师和1个补给区司令部等。张家口地区:第十一兵团第一○五军和整编第五骑兵旅、第十一骑兵旅。津塘地区:第十七兵团第六十二、第九十二、第八十六,第四兵团第九十四军,华北“剿总”直属第八十七军,天津警备司令部直属第三二六、第三三三师和第一八四师。

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是怎样进行作战部署的呢?

11月26日,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途中,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出:

“你们大军入关,敌情必有变化。作战计划部署必须适时决定。因此,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后方事务完毕,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你们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此点甚为重要。

“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但今后数星期变化如何,则难断定。

“因此,东北野战军主力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该地有九十四军两个师,估计可能增加兵力,你们必须首先歼灭此敌,并且必须准备歼灭北平方面可能增援之敌。因傅、蒋主力是在北平为中心的区域,分布于涿州、北平、通州、密云、张家口之线。你们必须准备和这些敌军之一部或大部增援兵力作战并歼灭之,方能达成切断平、津联系的任务。与此同时,应以必要兵力包围唐山之敌,使其跑不掉。

“在切断平、津和包围唐山两个任务达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天津、唐山间的第六十二军3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等部。

“第三个任务是歼灭唐山之敌。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跑掉的危险。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如杨李兵团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则程黄兵团从蓟县、杨罗耿兵团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合力歼击平张线之敌。

“第四个作战任务是夺取天津,歼灭第九十二军等部。

“第五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北平周围之敌。

“最后是夺取北平。”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平津战场的形势是: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将傅作义集团中傅系主力分割包围于平张线上,东北野战军主力即将对平、津、塘地区的蒋系部队实施分割包周。

<h3>林彪主张先打蛇头,毛泽东则要求先打蛇尾</h3>

对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从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开始,即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进行了认真的蹉商。

11月18日,毛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第一步作战目标是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重点是防止津、塘、唐地区的国民党军逃跑。但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估计:国民党军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冀东前进时,秦皇岛的守敌可能向海上撤退,唐山守敌可能退塘沽或天津。从就近用兵和便利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考虑,建议以位于冀东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兵团)于24日左右全力包围,唐山守敌可能退塘沽或天津,我先遣兵团以主力位于唐山以南进行顽强堵击,阻止唐山守敌南退,待东北野战军主力陆续赶到接替包围。届时程黄兵团或插至北平以东阻止北平守敌东退,或直接包围天津,依当时情况再定。

毛泽东认为,从傅作义西到张家口东到唐山、天津的一字长蛇阵的布局来看,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是北平,蛇尾在宣化、张家口。林彪主张先打蛇头唐山,阻敌南退,这是不妥的。因为在没有将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尤其是海上退路切断,在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唐山、天津尚远的情况下,先以一部兵力去打唐山,无异于打草惊蛇,会促使“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所以,11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子华)、黄(志勇)可以准备在25日至27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没完全否决林彪要先打唐山的意见,只不过时机值得考虑的话,那么,到了11月26日,毛泽东已更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先打唐山了。他说:“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因此,毛泽东明确规定了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切断平津联系,并以一部包围唐山。在完成这一任务后,第二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天津、唐山间敌第六十二军3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等部。第三个作战任务才是歼灭唐山之敌,然后夺取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最后夺取北平。

11月27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共中央军委表示:“平津行动均依军委命令实施”;“东北主力南下后,拟在平津间歼敌,时间与具体部署,须依当时情况作出方案,经军委批准实施。”

华北第二兵团由紫荆关向平张线疾进

毛泽东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先打唐山,那么,平津战役又应该从哪里打起呢?毛泽东认为,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的要害不在蛇头唐山,而在蛇尾张家口。因此,他提出要从西面打起,先揪蛇尾,迫蛇回头,即先攻歼平绥路平张段之敌,包围张家口。这是因为,(北)平张(家口)线是指平绥路东段北平至张家口一线,是连接平津地区与傅作义集团后方绥远的唯一交通线,也是傅作义集团西逃的唯一交通线,张家口则是平张线上的要冲。为了确保这一交通线的畅通,傅作义将他的嫡系部队10多个步、骑师(旅)部署在张家口至南口一线。我军如若包围张家口,切断平张线,就能打中傅作义的要害,傅作义必然要派兵来救。这样,我军就可以引敌向西,抓住傅作义集团主力,既阻止其西退绥远,又使傅作义很难舍弃嫡系主力南逃,从而达到拖住蒋系主力于平津地区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对东北先遣兵团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说:只要在12月份内抓住傅作义集团的步骑兵16个师于平张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为此,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切断平张线的行动计划。1948年1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华北第三兵团领导人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指出:“拟以你们3个主力纵队迅速秘密东进,协同詹大南部(冀热察军区)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使张家口之敌无法向平张收缩,吸引北平之敌派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傅(作义)军向南逃跑之时间。为此,你们3个纵队除在归绥附近之部队暂时不动,迷惑归绥之敌外,主力应准备待命于25日东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1月24日,再次电示华北第三兵团,要求他们率主力3个纵队于25日从现地出发,迅速秘密东进,以6天时间(越快越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处之敌不能逃掉。如周家河、怀安之敌迅速缩入张家口或张家口之敌迅速向东收缩,则应迅速向东,协同冀热察军区部队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宣化或下花园。“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

11月2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共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中央军委对华北第三兵团的部署,并建议杨得志的华北第二兵团和程子华的东北先遣兵团亦加入平张线作战。

毛泽东采纳了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建议,决定华北第二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也加入平张线作战。

<h3>攻克密云经过</h3>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入关后,受领了向平绥线进击,配合华北部队阻截傅作义集团的任务。北平东北部密云是十一纵队西进平绥路的必经之处,密云城内当时驻扎着1个国民党保安团的兵力。十一纵迅速组织其三十一师强攻密云城。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对此回忆道:

我十一纵于11月30日晚由蓟西出发,到12月2日进至峪口镇(平谷西北)南北地区。

密云城坐落在潮河和白河汇流的三角地带,是平承路上的一个重要县城,扼平古路要冲,是北平东北的屏障,控制着我纵向平绥线前进的道路。城墙四周及市街口均有坚固工事,其中以旧城东北角工事最为坚固,是核心工事。城外四周有深宽各7米的外壕,壕内侧密布明暗堡。城东南临潮河,西滨白河,北靠宝塔山,山河环抱,为其天然屏障。城北之营房、车站、宝塔山等均为密云之外围据点。

从地理位置看,密云为北平外围之据点,既能从侧翼威胁我东北主力向北平附近开进,又可阻碍我越过平古路向西进抵平绥线。平绥线是傅作义部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必要时即可由此退入他的老巢绥远。

我纵队受领横越平古路、直插平绥线、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后,密云即成为我西进平绥路的一个障碍,尤其是该城附近的白河、潮河,更是我西进必经之处。为了不影响切断平绥线的主要任务,使部队能很快过潮河、白河,对密云拟作相机夺取的部署,12月2日,当三十一师师长带领该师各团团长以及作战科、侦察科的同志,化装到密云东北面的一座高山上观察地形时,侦知城内只有1个保安团的兵力,加上警察才一两千人,便定下攻取密云的决心。根据敌情,纵队即令三十一师首先奔袭城东之潮河桥,然后由东、北两面包围密云;令三十二师袭城南之潮河桥;三十三师在密云西南占领阵地,并向怀柔、昌平之敌警戒,掩护三十一师攻城,同时派出侦察部队逼近怀柔、昌平。

12月3日,三十一师以九十一团夺取城东之潮河桥后,即以该团向营房守敌进攻,并以九十三团向宝塔山进攻。3日20时,九十一团占领了营房,守敌一部被歼,余部窜进城内。从俘虏口中得知,密云城外围据点,已由从古北口、石匣镇逃回之敌十三军一五五师四六四团、四六五团及二九七师第一团扼守。我九十三团因走错了路,至4日中午才占领宝塔山、车站等据点。外围据点诸残敌夜间乘此空隙全部收缩至密云城内。城内守敌增至四个团的兵力,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是时,三十二师已夺取城南潮河桥,大部渡过潮河、白河,纵队遂令该师留一个团向怀柔、北平方向警戒,其余又调转头来,以九十六团配合三十一师攻打密云,另一个团为师预备队。4日下午将敌紧紧包围在密云城内。纵队令三十一师5日一定要攻下密云城。

攻城的部署是: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附山炮5门,位于城东北角,担任主攻,九十三团在北门担任助攻,九十二团为师预备队;三十二师九十六团附山炮8门,由城西南进攻。三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东北角突破口外1公里的高地上。总攻时间定于12月5日拂晓。

我们攻取密云,原打算顺手牵羊,准备打1个团的敌人,没料到打出了1个师,因此被“粘”上了。兵团首长为了抢在敌人前面把平绥线切断,即调整部署,令第四纵队改为先行,迅速向康庄疾进!

5日5时总攻密云的战斗开始。城东北角、北门和南门同时打响。担任城东北角突破之九十一团一营,在炮火准备结束的瞬间,以两个连发起冲击。由于炮火未能打开突破口,部队又没有进行连续爆破,加之冲击道路选择不当,虽反复冲击,但均遭敌人阻止,我伤亡很重,第一次攻击未能奏效。与此同时,从西南角实施突破的三十二师九十六团,在20分钟的炮火准备打开突破口后,迅速通过城墙突入城内。三十一师第一次攻击受阻后,又调整兵力火器,令九十一团二营担任突破城东北角的任务,并令九十二团由城东迂回到九十六团方向,从九十六团突破口进入城内,协助该团扩张战果。

九十六团突入城内以后,未控制突破口,二梯队也未能跟上,突破口被敌人从两侧重新封闭,使该团突入城内的部队处于孤立作战的地位。敌人集中了两个多营的兵力实施反击,企图将我突进城内的部队消灭,战斗特别激烈。九十二团跑步前进,迅速投入战斗,一举又突破了九十六团失去的突破口,进入城内。此时,敌反击部队队形混乱。我九十二团乘敌混乱之际,以3个营分路迅速把这股敌人包围起来,一举将其歼灭,并与我九十六团突入城内之部队会合。尔后巩固与扩大阵地,积极向纵深发展。

就在敌人向九十六团方向实施反击时,三十一师主力发起了第二次攻击。部队接受了前次突击受挫的教训,选择了荫蔽地形进行冲击,并准备了足够的爆破器材。在5门山炮打开缺口、又连续实施爆破后,九十一团突击队于14时40分迅速勇猛地突破了城东北角敌核心阵地。这时,九十三团也由北门攻进城内,九十二团和九十六团亦发展到纵深。各部队协力向敌发起攻击,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至黄昏时胜利结束了战斗。

据统计,除敌师长和几名随从化装逃跑外,敌6000余人全部被歼,缴获追击炮6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50挺,长短枪2000余支,以及一批弹药器材。战后,九十一团二营五连荣获“密云尖刀连”称号。

密云的解放,不仅使我们西进平绥线的道路畅通了,而且打乱了傅作义的部署,从东北面形成了对北平的威胁。

<h3>毛泽东发出的平津战役作战方针</h3>

12月11日,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出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十六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第一○四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四纵由西南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和十六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四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钳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三十五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天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三十五军,以一个纵队阻住一○四军,两敌都被击退。

“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五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10天或15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三十五军之后)腾出四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五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9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据我们估计,大约12月15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月20日至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坊、河西务、杨村诸点,以5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此项办法,大体上即是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线上作战时期用过的办法。

“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

“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12月25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为着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同一天,为了加强对参加平津战役各部队的领导,中央军委电令:“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台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冀中军区并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亦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收平、津的干部配备,及管理平、津各项政策告知林、罗,同时加强电台通讯,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

<h3>林彪贯彻军委“隔而不围”方针的部署</h3>

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的方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插入北平、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间,隔断诸点之间的联系,具体部署是:

左路第八、第九、第七、第十二、第二纵队及特种兵主力,由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执行隔断天津、塘沽、唐山之敌的联系;

中路第三、第六、第十、第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由第一兵团统一指挥,执行隔断北平、天津之敌间的联系,并从东、南面威胁北平;

右路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由第二兵团统一指挥,从北、西面进逼北平。

从12月1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兵分三路开始行动,全力向平、津、塘地区挺进。

左路各纵队直插天津、塘沽之间。

第九纵队及十纵第二十九师,由丰润、玉田出发,直指北宁线唐塘段。13日占领唐山,14日占领芦台、汉沽,19日占领津、塘间重要据点军粮城,20日攻占津东外围据点欢索、范家庄、张贵庄及飞机场,并攻占塘沽以北重要据点新河,歼敌2800余人。21日进占咸水沽、新城一线,割断了天津、塘沽间的水陆联系。

进至天津、塘沽地区的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

第八纵队从宝坻、香河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天津城郊攻击前进。19日攻占天津以北重要据点杨村,歼灭新编第三三三师2000余人,俘师长宋海潮。20日攻占津北外围据点北沟、北仓、宜兴埠。21日攻占津西重镇杨柳青。22日进占白塘口、双港一线,切断了天津守军向大沽口的退路。

第七纵队于19日进至北塘、新河地区,第二纵队于20日进至北塘附近,特种兵及第十二纵正加速向津、塘地区挺进。

至此,左路大军切断了津、塘间的联系,形成了对天津、塘沽的战略包围。

中路各纵队直插平津之间。

三纵于11日从香河地区出发,13日进占北平以东牛堡屯、马驹桥、廊坊一线,17日攻占北平以南重要据点南苑机场,缴获飞机25架。19日,打退敌军的反击,巩固了阵地,并逼近北平城郊东南的五里店、马道、大小武基、五四营一线。

十纵从玉田出发,向廊坊攻击前进,14日攻克平津间重镇廊坊,切断了平津铁路,15日控制青云店、采育镇、廊坊、旧州一线。

六纵从蓟县出发,向安平攻击前进,16日进占永乐店、马头镇、张各庄、安平镇一线。华北七纵于13日占领房山、良乡,15日进占黄村、南苑、庞各庄、安定车站一线。

<h3>李天佑、梁必业的战前动员</h3>

当各部向前进发时,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的一所破旧的小学校里,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同志们,”纵队司令李天佑向干部们发表讲话,“辽沈战役后,华北国民党没有想到我们会马上入关,华北的敌人有50多万人,我们东北野战军一进来,再加上华北兄弟部队一配合,敌人就完全暴露在我军的铁拳之下。”

“是的”,政治委员梁必业将两个攥紧的拳头一对,兴奋地插话:“两只拳头,敌人受不了。”

“军委的作战方针是:目前对敌人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以便吸引平津的敌人,使其不好迅速决策逃跑,待我军部署完成以后,再将它各个歼灭。”

李天佑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在战役指挥上的错觉,不至于迅速海运平、津的敌人南下,毛主席还命令淮海战场留下敌人残部不作最后歼灭;山东我军控制南一段黄河;在华北战场上不将张家口、新保安敌人过早打掉。现在的平津形势是:在东面,我东北野战军已占领了天津东北的唐山;在西面,肃清了北平外围的丰台、石景山、万寿山一带的残敌,并准备迅速隔断这些敌人之间的联系。”

“淮海战役,在我们辽沈战役结束后很快就开始了。那里打得非常顺利。”梁必业接过来说,“可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淮海停一停呢?就是淮海战役要过早的结束,华北的敌人就必然沉不住气,就有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所以,我们北平以东的各纵队要做的就是,快点把敌人分割开来,天津和北平要它断绝联系。这就是刚才司令员说的,隔而不围。”

梁必业与李天佑对视了一下,李天佑点点头,宣布:“总部命令我们,要尽快插到北平、天津之间,隔断敌人,不让他们收缩和突围。”

梁必业强调:“要隔断它,分割它,抓住它!不让它南逃西窜!”

最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曹里怀给各师布置任务:向南疾进,直捣平津线铁路。

至此,中路大军隔断了北平、天津间的联系,切断了北平守军退往天津的道路,从东、南面逼近北平城郊。

右路四纵于14日进至南口、八达岭—线后,即在该地布防,防止北平国民党军向平张线的增援。

五纵、十一纵分别从沙河堡、清河镇和羊坊镇、白羊城地区,经北平西郊向丰台、宛平、石景山之间攻击前进。

14日,十一纵占领西郊机场,15、16日占领海淀、门头沟、西黄村、南北辛店和石景山等地。五纵于14日进占北平西南郊重要据点宛平、丰台。

17日,五纵、十一纵进逼西直门和德胜门,与中路部队一起,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

与此同时,华北军区调集冀中、冀南军区部队及地方武装,部署在保定、石家庄、衡水、沧州地区,防止平、津敌军可能经平汉、津浦路南逃,并准备堵截平津溃散的敌军。

<h3>罗荣桓等向各纵、师下达的作战政工动员指示</h3>

为激励全军英勇作战,12月11日,林彪、罗荣桓(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政治委员)、刘亚楼、谭政向各纵、师下达了《目前作战的政工动员》的指示:

“(一)我军到达冀东后,即将协同华北友军作战,以歼灭傅作义部队及其所指挥的蒋系各军,攻占平津、唐山,完成华北全境解放。

“(二)目前形势于我极其有利。敌在全国虽有五个战场(平津、太原、西安、武汉、徐州),但兵力最大、对于全局有决定作用的,仅为两个战场,即徐州战场与华北战场。此两大战场现均处于危境。徐州为我华东野战军占领后,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22个师,由徐州向安庆方向逃窜,又为我华东主力全部包围于萧县、砀山、永城、蒙城纵横20里之地带,已歼其3万人,其余正在歼击中。由平汉南段向徐州方向增援之黄维兵团11个师,亦为我中原主力及华东一部包围于宿县、蒙城、蚌埠、永城4点之间,激战已10余天,再经若干天后,即可最后解决。华北敌人在南线敌人遭受严重挫败与东北我军大举入关之后,已感极大孤立,军心恐慌,进退失据。傅作义主力被阻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之线,而蒋系各军则分布于平津、塘沽、唐山等地,兵力既形分散,其联系随时都可为我切断。这种情况就利于我军分割敌人与各个歼灭敌人。东北我军与华北友军会合后,我作战兵力已达百万人以上,这样雄厚的兵力,是华北敌人所招受不了的;又有我经过8年抗日战争到现在的广大老解放区,我全部歼灭华北敌人,攻占平、津,甚有把握。

“(三)如我能做到全部歼灭华北敌人,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胜利。不但华北全境可获解放,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且在华北我军歼灭傅作义,华东、中原我军歼灭杜聿明各军之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即无主力。那时长江以北局势即可稳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从此即可巩固建立起来。故这一作战关系极大。华北敌人数量还相当众多,其中若干部分且有战斗力,必须经过激烈的战斗方可取得胜利,任何轻敌观念因而放松作战准备,那就是极其有害的。望各部到达集结位置后,即依此进行作战动员,鼓励士气,振奋全军,不骄不傲,为消灭傅作义及华北全部敌人而战。这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其次,由于冀东与华北解放区人民对于东北我军入关作战寄以热烈厚望,而我们作战亦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否则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作战。同时还由于我们所攻占的目标,又是平、津等大都市与文化商业中心,我军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与国际人士所注目。这就需要我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如果我军没有良好的纪律,如果我们不切实整顿纪律,如果我们之中有一部分不守纪律,我们就将受到广大人民及友军的指责与鄙视;我军声誉与我党在中外人士中的政治影响,必致同遭损失。为了整顿纪律,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程度,必须:

“第一,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骄傲不谦虚的表现,在他们面前以劳苦功高与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理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必须反对。

“第二,为了主动的团结友军,应在各种场合给他们以可能的关切与照顾(例如在行军宿营或作战之时),充分发扬我军的友爱互助精神。而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理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情感。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

“第三,在城市工作与城市政策问题上,严格执行军队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部队必须检讨,不从政策观点统一集中观点出发,而从自私自利目无纪律的本位主义出发的思想与严重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正。”

12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又给各纵、师下达了《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全体政工人员,全力到下面去鼓动作战。

<h3>聂荣臻等关于东野作战后勤保障的安排</h3>

早在战役发起前的一个月,即1948年10月31日,中央军委就电示东北局,为便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应“争取一个月内修通沈锦线、彰武义县承德铁路,整理热河及冀东境内主要公路,以利军运,并迅速运囤粮弹;否则,将无法供应大军作战”。

1948年11、12月,中央军委又多次电示东北局、华北局,部署东北野战军入关以后,保障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的作战供应问题,对人粮、马料、经费、柴草、民工、道路、运输等事项,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安排。

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后勤补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为此,12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就支援平津前线作战给冀中、北岳区党委发出指示:

华北军区领导人薄一波(右)、聂荣臻(中)、腾代远(左)合影

“革命战争胜利发展,华北形势已起重大变化。我华北人民解放军,以风驰电掣之势,驰骋冀热察绥之间,屡歼敌军,连克多城,已使敌军疲于奔命,穷于应付。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则乘解放沈、锦,肃清辽南之余威,雄师百万,进军关内,声势浩大,先声夺人,军行所至,势如破竹,敌军望风披靡,弃甲曳兵而走,榆关、秦皇岛、唐山等要地,不战而下,冀东广大地区,尽人掌握。现正陈师平张、平津之间,截断铁路交通,肢解敌军,将包围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聚而歼之。在此形势下,平津解放已指日可待。傅作义虽尚企图负隅顽抗,但大势已去,终难逃避覆灭之命运。平津一下,则华北蒋介石势力,即在基本上被肃清,这对于全国革命形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将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我华北人民,为了全部解放华北,为迅速解放全中国,对于解放平津的战争,必须踊跃参战,积极支前,以争取迅速胜利。尤其对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应该发挥真挚的兄弟般的友爱,给以充分的爱护,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对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都起着决定作用,建立伟大功勋,华北人民应该感谢他们,酬劳他们;他们远道行军,备尝艰辛,华北人民应该欢迎他们,慰问他们;对于他们的任何冷淡和歧视,都是不应该的。你们必须教育和动员人民,对我们东北人民解放军,作诚挚而热烈的欢迎、爱护和支援。”

16日,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指示冀中军区和华北第七纵队:“你们应该根据军委、军区历次指示,不惜疲劳,不惜使用大的人力财力,全力支援东北我军作战。应绝对听从林、罗、刘指挥,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就注意与华北同志团结致电各部:“我华北军区已从各方派出负责干部到平津前线组织支前工作,华北首长一再通令各地积极参加作战,坚决服从命令,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各纵、师在与各地同志接洽中,必须十分注意以阶级友爱的同志态度交涉问题,要充分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实际性,向他们提出要求时,必须估计到客观情况,对于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必须尽可能予以完满答复。对于部队必须很好的管理约束,使其遵守纪律和团结友爱。

此外,中央还考虑到东北、华北两区货币不统一,边区币不能通用的现状,拨给了东北野战军能够通用的银元1100万元,为东北野战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为保证平津决战的顺利进行,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参谋长)、李富春(东北军区副政委兼后勤部长)、黄克诚(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东北第二兵团政委)、薄一波(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滕代远(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领导同志,亲自抓支前工作。

东北、华北领导机关以及冀中、北岳、冀东、冀热察等地区领导机关都发出了支前指示或动员令,并建立了支前指挥机构。

东北军区和野战军为适应部队入关作战的需要,建立了军区司令部运输部和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并令两个后勤分部先行入关,布置兵站线,铁道纵队加紧抢修北宁铁路,以保证物资、弹药、粮食的运输。

12月21日,华北局致电冀中、北岳军区,就后勤布置和组织联合后勤指挥部的问题作出指示:

“为全力支援东北军作战,后勤布置:我东北主力在解放全东北后,未及休整,则远道入关,连续作战,长途跋涉,备历艰辛。由于他们到西面后,人地两疏,和大军集中作战,故在粮秣、油、盐、柴、菜供给上当会遇到许多困难。为此,我华北全体党政军民,尤其是冀中、北岳要尽一切力量踊跃支前,保证我东北部队在粮食、柴、草、油、盐、菜蔬供给上和伤员、弹药转送上不受困难或少受困难,减少其后方顾虑,集中力量歼灭华北蒋、傅匪帮,迅速完成解放平津、解放全华北的伟大任务。为此,关于后勤支前工作,特作如下决定:

“(一)由冀中、北岳组织平津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以王奇才为司令员,罗思川为政治委员,肖思明为副司令员,李济寰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冀中、北岳支前工作。并确定丰台至天津地区由王、罗负责,丰台至清河镇由李负责,王、罗和李要建立电台与地面的联系。

“(二)王或罗和李济寰同志即分别亲到林、罗处,程、黄处受领任务和接受指示,并经常保持联系取得指示,以便适时的进行工作。

“(三)应速派支前干部,随各兵团及纵队办理随军支前工作,及时解决问题。

“(四)各地粮草油盐应迅速向前赶运,在未运到前,即按东总指示办法就地征借,并将粮食和副食随时报告东总、程黄和我们。

“(五)为了及时解决部队困难,除在一般的情况下,有关支前重大问题须遵照报告请示制度外,如遇有战地的必须紧急处理的事项,王、罗、肖、李可一面机断处理,一面报告我们,以免误事。

“总之,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而在支前实施中,要先东北部队,后华北部队,先野战部队,后地方部队。以上王、罗、肖、李应将办理情形,随时告东总和我们,或及时汇报和请示军委。”

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对平、津、塘地区国民党军实施“隔而不围”的同时,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对包围在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实施了“围而不打”的方针,严密包围,待命攻击。

华北第二兵团在包围新保安后,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早日攻克新保安,歼灭第三十五军这个老对头。

<h3>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建议军委消灭傅作义的“王牌之王牌”</h3>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全套美式武装,兵员充足,士气较高,被称为“王牌之王牌”。

1947年10月,聂荣臻(右四)在前线部队接见于清风店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左一)。右一为萧克、右五为杨得志、右六为耿飚、右七为罗瑞卿

12月10日,杨得志、罗瑞卿、耿飚致电中央建议:在不妨碍整个作战方针实施的情况下,待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炮兵、弹药增援到来后,以先歼敌三十五军为好。

11日,程子华、黄志勇也向中央军委建议,待怀来追歼战结束后,即以兵团主力参加歼击第三十五军。

中央军委从抑留并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的全局考虑,决定对新保安“围而不打”,并强调指出:“目前全力防敌突围,大约10天以后方能攻歼该敌。你们预做攻击准备是可以的,但不要实行攻击。”

华北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说:“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是我华北部队的冤家对手,过去曾多次与我纵交锋。这次抓住它,恨不得马上一口将它吃掉。同志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有个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全歼敌于华北战场,是平津战役的根本目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平津战役的战略决策。新保安只是一个局部,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在战役整个部署就绪之前,对新保安守敌围而不打,是为了防止张家口和平、津、塘敌人西窜和南逃,是为了就地全歼华北之敌。为了实现战役的总意图,毛泽东同志具体规定两星期内对新保安等地之敌围而不打。”

一天,曾思玉来到前沿阵地视察,战士们一见到他就围上来说:“司令员,赶紧下命令攻城消灭三十五军吧!”

“你们有点着急了吧!消灭三十五军很容易,现在是围而不打,这着棋是毛主席将傅作义的军。我们牵着他的鼻子走,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他好比是猴子拿辣椒,吃不得,丢不下,跑没本钱,守没力量。等我部署完毕后,就一口吃掉它。那时,蒋介石在华北战场上的重兵集团就要被我就地全部歼灭。你们说哪样好哇?”

战士们听完司令员的解释,都欢笑不已,齐声回答:“妙极了!”

杨得志说,这个围而不打的决策确实非常英明,但是要广大的基层指战员在短时间内理解毛主席的决策,需要做很多工作。为此,罗瑞卿亲自组织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述暂时“围而不打”,服从全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在讲明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之后,大家提高了认识,心情更为振奋,克服了急躁情绪。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杨得志调整了部署,把重点放在防止第三十五军向东突围上。以三纵主力位于新保安东南桥家营、东西水泉、宋家营、上下八齿、二台子一线,以1个旅位于新保安以南李家房、王家房、吴家堡、朱家屯、碱滩、马圈、小屯一线。

以四纵位于新保安以东永安村、山青店及东北上下八里、枣口以及东南东八里、大屯、马家台、辛庄线。

以八纵主力位于新保安以西及西南阎家房、金堂房、韩家房、西黄庄及西北梁庄、鸡鸣驿一线。

各部队占领阵地后,构筑层层工事,有针对性地展开战地练兵活动。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华北第三兵团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全力包围张家口,防止敌人逃跑。其具体部署是:

以一纵布防于张家口以南、以东和东北地区,控制沙家房、沙岭子、榆林堡、乌拉哈达、朝天洼、西甸子一线;

二纵布防于张家口西南地区,控制宁远堡、北辛堡、北辛渠、孔家庄、郭磊庄一线;

六纵布防于张家口以西、以北地区,控制南天门、汉诺坝、水关台、正北沟、苏家桥、万全一线。

兵团领导要求各纵队构筑三至四道阻击阵地,昼夜严密监视敌人。各纵队按照部署,进入指定阵地,迅速构筑工事,切断张家口对外的所有道路,至10日前完成了对张家口的第一道包围圈。

第三兵团前委还颁发了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严格执行命令,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牺牲,不轻敌,不疏忽,不让一个敌人跑掉。谁的阵地上跑了敌人,谁就要负完全责任。

15日,各纵队相继占领轿顶山、西甸子、十三里营房等外围据点,进一步收缩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圈。

同一天,北岳军区部队及骑兵第三、第四、第五师解放张北县城,旋即解放康保、商都等地,形成了第二道包围圈。

同时,晋绥第八纵队及晋绥军区地方武装在集宁、丰镇、卓资山一线,形成了第三道包围圈。这样,张家口守军已被解放军层层包围起来。

不过,尽管包围了张家口,但在兵力对比上,解放军并不占优势。

当时,张家口守军有1个兵团部、1个军部共7个师旅计5.4万余人,华北第三兵团有8个旅,连同地方部队也不足6万人。

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左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左五)、第二纵队政委李世民(左一)、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左二)、政委莫文骅(左四)会师后合影

因此,中央军委在12月15日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天焕,指出:华北第二兵团以9个旅对付第三十五军的2个师及一部杂军,自可保障胜利。但一旦第三十五军被歼,张家口守军有突逃的可能,华北第三兵团以8个旅包围张家口守军5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有无确实把握,是否需要从南口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调出一部分兵力,增强华北第三兵团包围及万一在张家口守军突逃时追歼的兵力,请杨罗耿、杨李考虑电复。

15日12时30分,杨成武、李天焕复电中央军委:现张家口守军还有兵力在5万以上,我在数量上不占优势。我们估计在华北第二兵团开始攻歼三十五军或三十五军已被歼时,张家口守军有极大可能突围逃跑,逃跑的方向基本向西,向东可能性极小,而且最大可能是集中兵力行宽正面在张家口、万全公路以南、以北,清水河以西,在飞机掩护和归绥守军接应下向西突围。如东面东北野战军或华北第二兵团能抽出一部兵力加强张家口外围,防敌突围,则更为妥善。

同日18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也复电中央军委:最好能调东野第四纵队增强张家口方面。

16日8时,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张家口5万以上守军无论如何不应让其逃跑,应当在华北第二兵团攻歼第三十三军以前增加一部兵力,可考虑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主力3个师加强到张家口方面。

同日16时,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复电表示:第四纵队可全力开张家口归杨成武、李天焕指挥,协同华北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

17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3个师4万余人即从南口出发,20日抵达宣化、张家口地区。

这样,包围张家口地区的解放军兵力增至近10万人,张家口守军无论是固守还是突围逃跑,都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

到12月中旬,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在继完成对平张线之敌的包围之后,又切断了平、津之敌的海上退路。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已被人民解放军腰斩成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段。傅作义集团一下子变得欲收不能,欲逃无路了。

<h3>傅作义60万大军最终是如何被分割包围的</h3>

当东北百万大军入关时,毛泽东令华北一兵团缓攻太原,急令杨成武,李井泉的三兵团主动撤围归绥,不使傅作义感到太紧张,随后又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以便掩护林彪主力秘密入关。

11月25日,由杨成武等率领的三兵团,以3个军的兵力进入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对张家口、宣化敌人的包围态势,毛泽东的这一着很灵,傅作义果然着了急,立即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五军,驻守怀来的第一○四军,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以便形势不利时能够保住逃往绥远的通路。

这样,傅作义的大部分嫡系部队共10万人,已被我军钳制在平绥线上,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野战军入关的第一步计划。

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十一纵队向延庆地区集结,先头部队一举攻克密云,歼敌十三军一五五师。傅作义误以为解放军要攻北平而大惊失色。于是亲飞张家口部署三十五军撤回北平。

6日,张家口、宣化之敌,为打通张宣之间的联系,分东西两面向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几次指示华北三兵团,必须加强兵力切断张家口、宣化两敌之间的联系,不使敌人会合或逃窜。然而,在这里防守的部队,工事简单,缺乏纵深,警惕不足,因而被敌轻易突破,致使傅系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乘汽车300余辆,扬长东去。

“堵住!必须堵住三十五军东逃;牵住!必须把三十五军牵在张家口附近。”从西柏坡发出的一份又一份电报,夹带着统帅的焦急、盼望,飞向平绥前线。

12月6日,也就是三十五军越过沙岭子,继续往新保安逼近之时,毛泽东起草的一份急电发给了杨成武、李天焕并转给了华北第二兵团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东北野战军入关先遣部队的程子华、黄志勇,以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文如下: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务必明白,只要宣化敌4个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9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尔后难以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4个师,再歼灭张家口5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队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承担了责任,向中央军委作了检讨,兵团对部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下了死命令,不准敌人突围,从哪里突围,哪里要负全责。各部队要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包围。

12月7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往前线。收报人是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电文如下:

“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两个师竟敢乘车300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观,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果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击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之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也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便5日不能到达,6日上午也应该可以到达。三十五军于6日13时由张家口附近东逃,只要杨、罗、耿6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也跑不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

经过批评教育之后,华北第三兵团一纵队将功赎罪,大显雄威。他们当即占领了沙岭子周围村庄和庙鬼山阵地,斩断了张、宣段通路。宣化守敌有两个师,1个师弃城逃进张家口,另1个师被一纵全歼,该师师长被生擒。12月7日,宣化宣告解放,随即完成了对张家口守敌1个兵团又7个师(旅)的包围。

12月9日,由程子华、黄志勇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赶到了平绥线,立即向怀来、南口间展开进攻。9日夜,东北四纵包围了西援三十五军的第十六军军部,及其所属一○九师全部和二十二师一部,10日拂晓,该敌向八达岭突围被我全歼,接着又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一线,断绝了一○四军的后路。

一○四军遭东西两面夹击自身难保,不得不舍弃三十五军东逃。10日下午,该敌二五○师、二六九师及十六军二十二师一部,企图经十八家、横岭关,沿日伪时期修筑的沙丰线回窜北平,被华北四纵,十一纵包围在横岭关一带于11日全歼。

至此,解放军在平张线已歼敌两个军5个师,并将敌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五军等部分别包围于新保安、张家口,调动了津塘之敌第九十二、九十四、六十二军进到北平地区,从而不但打乱了傅作义的整个防御部署,而且拖住了傅作义集团,使他不能迅速决策南逃或西撤,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分割包围天津、北平、塘沽地区之敌赢得了时间。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第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队迅速构成对天津、塘沽等地之敌的包围。这是部队陆续通过山海关,向天津、塘沽地区开进

在华北兵团西线行动的掩护下,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80万人马,拖拽着各种大炮、辎重,夜行晓宿,分三路神速入关,进入蓟县、宝坻、兴隆地区。傅作义的飞机天天在长城内外侦察,有时飞得很低,机翼都快擦着长城了,可是它始终没有发现解放军的行踪。部队白天睡觉,夜间行军。

热河至长城之间的丛山密林是难得的天然屏障,队伍兵分多路,隐没其间。傅作义的眼睛里蒙着一丝不易觉察到的阴影。他虽然得到了统治华北、坐镇北平的地位,但他一日比一日更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大火燃起,他的几十万大军随时可化为灰烬。

12月11日,毛泽东主席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就战役的方针和部署发出重要指示。指出:“被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包围于徐州西南地区之敌34个师,有在10天内外解决之可能。此敌解决,蒋军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中待命之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平、津、塘、唐诸敌之计划”,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此,东北野战军主力应加速向平津地区赶进,“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隔断平、津、塘、唐诸地的联系,“务使敌人不能跑掉”。为稳住敌人,“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从海上逃走的决心。“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12月25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因此,东北野战军主力“应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按“第一塘芦区,第二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的顺序,从容攻歼各敌。“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中央军委还于12月11日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山东军区“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向青岛逃跑。

就这样,东北和华北150万大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2月25日以前,已将傅作义60万军队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并先后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的分割,实现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目的,为尔后逐次歼灭傅作义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文 第四章 突袭新保安

新保安是平张公路上一个仅有千来户人家的城堡,位于下花园和沙城之间,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东西山涧起伏。它前镇张垣(张家口),后卫京畿,素有“锁钥重地”之称。

毛泽东指挥杨成武率领的三兵团对张家口、宣化之形成包围态势之后,傅作义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而当我十一纵攻克密云后,傅作义大惊失色,急令三十五军回防北平。当其三十五军进至新保安时,被我华北第二兵团第三、第四和第八纵队围歼。此仗也全面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帷幕。

<h3>毛泽东设计调动傅作义“心尖子”</h3>

西柏坡,军委作战室里。

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傅作义这个人。陈继承斗不过他傅作义,现在他对于抑留蒋系于平津的权力更大,作用也更大了。但是他命令傅系西走的可能性也增加了,特别是扩军无望会使他很快作出西走的抉择。”

朱德说:“我的意见命令杨成武在张家口附近发动攻势,适时包围张家口。把傅作义的精力扯到平绥上,还可以掩护我东北主力入关。”

毛泽东说:“斩断平绥线,会不会使傅作义决策南下?青岛那里的船只不是早准备好了?”

“一般不会。”周恩来说,“傅作义是一个很重感情、很重义气的人,即使南下,他也会把平绥线上的部队收拢在一起一块南下。我们包围张家口,他的一○五军等部队被围住了,他怎么南下?”

毛泽东说:“这么说他会派兵救援张家口?”

周恩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的事情了。”

毛泽东说:“他可能派哪个部队去援救呢?”

周恩来指着地图说:“配置在平张线上康庄、沙城一带的一○四军。这里离张家口最近。”

“不!”毛泽东说,“一定要把他的王牌军、保驾军三十五军调出来援张,然后予以包围……”

大家都听着毛泽东继续说下去。

毛泽东:“我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有钱人往城里跑,腋下都要夹个钱匣子,钱匣子是他们的命根子;傅作义是大将军,自然不要钱匣子,但他走到哪里肯定会把三十五军带到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法要他命令三十五军驰援张家口,只要抓住了三十五军,就揪住了傅作义的心尖子,我们就有可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叫傅作义西走无路,南逃不忍。”

朱德说:“好得很喽!可是有啥子办法把三十五军从傅作义身边调出来?”

周恩来说:“办法只有一个,命令杨罗耿兵团派部队破击平张路。”

“要得!”朱德向周恩来翘起大拇指,回头对毛泽东说:“只要铁路一破,救援张家口就只能靠步行,那是不行的。傅作义援张心切,这就有可能逼着他把他的唯一的摩托化军放出来!”

毛泽东万分激动:“此计甚好,命令即颁!”

<h3>中央军委为平津战役投下的第一枚棋子</h3>

平绥路是华北“剿总”联结傅系军队绥远后方的生命线,张家口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咽喉要冲,是傅系军队西退绥远的重要支撑点。因此,包围张家口,切断平绥路,攻其必救,引敌向西,抓住傅系,是毛泽东及中央军委为平津战役投下的第一枚棋子,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1948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电令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李天焕:

(一)傅敌有收缩各外围据点,集中平、津向南逃跑之可能。

(二)为阻其逃跑,歼灭傅敌于平、津、张、唐之目的,东北我军决早入关。为守秘密,不要下达。

(三)拟以你们3个主力纵队迅速秘密东进,协同詹大南部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使张家口之敌无法向平、津收缩,吸引北平之敌派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傅敌向南逃跑之时间,为此,你们3个纵队除在归绥附近之部队暂时不动,迷惑归绥之敌外,主力应准备待命于25日东进(《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3页)。

11月24日,军委再次电令杨、李、李:

华北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后,指战员在构筑工事

(一)成武率主力3个纵队于明25日由现地出发,以6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二○一师及骑十一旅),以1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张、宣两处各有1个师),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处敌不能逃掉。如周家河、怀安之敌迅速缩入张家口或张家口之敌迅速向东收缩,则你们应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宣化(1个师)或下花园(1个师)。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

(二)北岳集团迅速开至大同附近,监视大同之敌,不使向东或向西跑掉。

(三)井泉率姚八纵留在绥远。

11月25、26日两天,三兵团第一纵队由卓资山,第二纵队由官村、隆盛庄,第六纵队由集宁出发,采取急行军,分三路并进。

张家口,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一向被人们,特别是被兵家称之为战略要地。1945年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从日伪军手里夺回了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以及国共调处执行部3人小组均设在张家口。

但是,祸国殃民的蒋介石政府,是不会给人民以任何权利和自由的。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撕毁了双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

当时,张家口是解放区中有数的较大城市之一,它的存在不仅是解放军分割东西两面之敌的依据,而且是与东北解放区保持联系的枢纽,也是与蒙古联系的重要通道。8月,蒋介石命令孙连仲与傅作义,分别从北平、绥远两面调集军队进攻张家口,晋察冀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张家口保卫战,进犯张家口之敌遭到沉重打击,在歼敌2.55万余人后,中共党、政、军机关于10月11日撤离。从此,张家口陷入傅作义部队之手。当天,南京《中央日报》就发布消息云:今晨11时30分,傅作义部队克复(旧)万全,午后2时进驻张家口。

傅作义部占领张家口后,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大胜利,当即宣布“共军已总崩溃”,“可在3个月至5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蒋介石也于次日下令一个月后的11月12日如期召开没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

现在,眼看张家口又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了,解放军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向东迅速逼近。11月29日,全兵团分别集结于怀安以南(一纵)、渡口堡(二纵)、洗马林(六纵)地区。

11月29日夜,进逼张家口之敌的外围作战开始了。二纵以勇猛突然的行动,向柴沟堡之敌发起进攻,于30日攻占柴沟堡,即日晚继占左卫。一纵攻占了怀安、深井。六纵攻占了万全、郭磊庄。各纵一天的战斗,歼敌2200余。此后,二、六两纵并肩突击,一举攻占了张家口以西的黄土梁、吴家窑、赵家窑、孔家庄等外围阵地。同时,一纵转向攻击张宣线。30日夜,一纵冒着塞外严寒,涉渡洋河,部队踏破薄冰,在齐腰的水中前进,尤其是炮兵,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把一门大炮拖过去。由于在冰冷的水中站得太久,不少炮兵干部、战士在渡过洋河后,立即转进野战医院,有的肌肉坏死,只好忍痛截肢,落下终生残废。至拂晓全纵完成涉渡,占领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切断了张、宣敌军的联系。至此,华北三兵团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h3>傅作义作兵援张家口决策</h3>

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剿总”司令部。

傅作义坐在沙发上,垂头,掩面,深思。

“咣!”门开了。他抬起头不安地望着梁述哉副参谋长进来。

梁述哉手里拿着电文,不无惊慌地说:“总座,共军包围张家口!”

“什么?”傅作义一愣,接过了梁述哉手里的电文。电文是守卫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和一○五军军长袁庆荣打来的,上面说:“张家口被重兵包围,共军来势汹猛。”

梁述哉叹口气说:“唉!我们晚了一步呀,西走之路给堵上了!”

傅作义深感愧疚,他打开了自己的脸:“都怨我!都怨我!”

梁述哉赶紧劝止:“总座你……”他把傅作义打脸的手捉住。

傅作义说:“命令一○四军援救张家口”

梁述哉说:“已经不行了。共军破坏了平张线,从康庄到张家口要走四五天呀!”

傅作义说:“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梁述哉说:“要不,要不就狠心丢掉一○五军他们吧!”

傅作义大怒:“你说什么?”

梁述哉惊慌失措,张口结舌:“我、我……”

傅作义说:“都是同生共死的弟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梁述哉忙说:“我错了,我错了!”

“给我掌嘴!”

梁述哉学着刚才傅作义的样子,自己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错了!我该死!我错了!我该死!”

傅作义捉了梁述哉的手,要他不要再打,说:“还是要想出一条办法来快些救援张家口。”

梁述哉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命令三十五军……”

傅作义好一阵在地上转圈子,半晌才下定决心说:“告诉景云,驰援张家口。要驱除共军,保住平绥线,万一不行,就配合孙兰峰、袁庆荣突围,把他们接回北平;当然如果他们合伙西进更有把握,那就一起西进吧,我随后坐飞机赶去就是。”

梁述哉说:“三十五军一走,你身边可就……”

傅作义说:“为了驻守张家口的全体弟兄,哪能把我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

梁述哉说:“是!”

11月29日中午,驻丰台地区的傅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傅边踱步边说:“秀山,你带上一○一师和二六七师到张家口去一趟,我看这次张家口吃紧,是华北解放军的局部性行动,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现在东北共军尚在东北各地庆功、祝捷、整训,华北共军不会有大的行动。你到张家口后看看情况,有仗打,就速战速决;无仗打,就把在那里捣乱的杨成武驱散了,赶跑了,你就快回来,北平这里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们的三十五军。”

“总司令,你放心,我到了张家口,狠狠地揍他们一顿,看他杨成武还敢不敢再来捣乱!”郭景云十分傲慢地说道。

“你们这次乘汽车去,在路上如果碰上小股共军,不要恋战,解张家口之危要紧。”傅作义停下步子,不紧不慢地说。

“总司令,您就看好吧!我会速去速回,不会给您惹出麻烦的,您放心好啦。”郭景云满怀信心。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如果总司令没有什么再嘱咐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田士吉参谋长,让他通知部队,作好出发准备。我迅速返回军部,最晚下午2点也就可以发车了。”

傅作义说:“你们头先走,我再告诉安春山(一○四军军长),把他驻守怀来的二五八师移至宣化地区,归孙兰峰指挥,以增强张、宣防卫力量。”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为了确保平张线不被共军所切断,我已下定决心:把驻昌平的二六九师调到怀来,驻涿县的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及其以西地区。”傅作义的话讲得很慢,好像是一边思考一边说出来的。“至于以后如何布防,视情况的发展而定,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三十五军先后共有4任军长,即傅作义、董其武、鲁英麟、郭景云。前3任都是山西人,又都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唯独郭景云与他们不同。

郭景云,字秀山,陕西长安人,出身贫寒,没有读过书,逃荒要饭流落到天津,在大沽盐场做工。后立志从军,先投在国民党徐永昌部当兵,后随马延守旅编为孙楚的正太路护路军。以后在董其武任内的三十五军一○一师任团长、师长。1948年1月,涞水战役军长鲁英麟自杀后,郭景云升任三十五军军长。到任后召集部署讲了一次话。他说:“三十五军是长胜军,军长不好当,前任军长已经给我做出了样子,如果你们给我打了败仗,丢了人,我也自杀!你们不想让我自杀,就得好好给我打!”郭景云作战勇敢,号称“猛将”,很受董其武、傅作义赏识。但他一向刚愎自用,狂妄骄横,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

次日,(11月30日)三十五军的摩托化部队就出现在平张公路上。400多辆汽车拉着大炮和步兵组成了几十里路的长龙,好不威风。

11月30日下午2时,三十五军开抵张家口,郭景云向孙兰峰请示命令、了解情况后,随即将一○一师的三○三团用汽车送至张家口西北平门外去万全县的大道上,在距万全十多华里处向万全县城展开攻击前进,企图在万全县城附近与解放军展开一次决战。当双方前哨刚一接触,解放军即主动撤出万全县城,向西南方向转移。三○三团团长梁兴留下一个营防守万全县城,其余撤回张家口。

12月1日拂晓,解放军一部由怀安方面向张家口以南约15公里处的宁远堡进攻。三十五军军部和二六七师均驻在宁远堡附近,郭景云一面命令二六七师在正面与解放军接战,一面命令一○一师实行迂回包围,企图于宁远堡附近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华北解放军一个所谓歼灭性的打击。激战至下午4时,解放军又主动撤退,使傅部计划完全落空,不得不由“应战”变为“待战”,等待解放军向张家口进攻时再行决战。

<h3>毛泽东料敌如神</h3>

西柏坡。

军事参谋拿着电文匆匆走进毛泽东的宿舍兼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主席,三十五军调出来了。”

毛泽东正在写一篇文稿。他一面思索着一面说:“好哇!”

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经过要图

参谋有些着急:“应急令杨罗耿兵团抓三十五军呀!”

毛泽东说:“他刚刚出城,气势汹汹,还没碰什么钉子,何必着急抓它呢?再说,他看破要抓它,缩回去怎么办?”

参谋不解地:“那什么时候抓他呀?”

毛泽东说:“它现在是西去,等他东返的时候再抓它不迟。”

参谋更不解了:“东返……”

毛泽东说:“对!此敌肯定东返。”

“肯定?……”参谋眨着迷惑的眼睛。

“三十五军出动几时了?”

“两个小时了。”

毛泽东放下狼毫,拿起桌上的马蹄表:“你记住,从北平到张家口204公里,一天可以走到,城外有杨成武兵团会把它拦截在宣化,叫三十五军在冰天雪地里打几天仗,挨冻挨饿挨炮弹的滋味叫他们都尝一尝,郭景云就不那么凶了。你再看……”他领着参谋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下,“我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经入关,要请他们做出包围北平的姿态。不管怎么说,张家口和北平相比还是北平重要。这样傅作义会命令三十五军东返,保卫北平。那时我们再放出杨罗耿兵团这只虎,一定会出奇致胜!”

参谋惊讶地:“哎呀!主席,你想得真周到!”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足挂齿,尚待实践检验,此乃纸上谈兵!”

事情常有不测。中央军委在命令华北第三兵团——杨成武兵团执行包围张家口任务时,多次嘱咐杨成武及李天焕(李系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隔断宣化敌人与张家口之联系,他们未遵照执行,并允许三十五军顺利通过宣化进入了张家口。这就造成了两种情况:让敌人抱团不利于尔后歼灭;让敌人抱团容易使敌人合伙西窜。毛泽东因此对第三兵团提出严厉批评。就在这时,12月5日,正像毛泽东预计的那样,东北野战军主力一部进至延庆,并一举攻克密云,傅作义以为解放军要攻北平,急令三十五军回援北平。但又因华北第三兵团没有执行“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的命令,防守兵力薄弱,工事简单,轻易被敌突破,使傅系三十五军扬长东去。

一定要抓住三十五军,决不允许它再回北平!

三十五军的回援北平,在西柏坡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震惊。因为统帅们早预料到此点,并决定在平张线上为三十五军筑起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围困张家口的第三兵团)。还在三十五军从张家口出发回援北平的3天前,华北第二兵团——杨罗耿兵团已经接到命令由集结地河北易县向平张线宣化(不含)至怀来(不含)段出发了。天下起大雪,寒风刺骨,又都是崎岖小路,行动自然有些困难。至12月4日夜,毛泽东又给第二兵团杨罗耿发去一封电报,严令“务于明日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构筑向东向西两方面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家口敌人不能东退”(构筑向西向东两方面的阻击工事,意在一方面阻击东退,另一方面阻击西援之敌)。而这时杨罗耿兵团距宣化、怀来段尚有一天多至两天的路程,如何来得及阻敌东窜?他们即用电台寻找几天前曾在这里执行破击平张线任务的兵团所属四纵队十二旅。天助之也!他们联系到了,该旅由四纵队政治委员王昭带领,正在宣化至怀来间的新保安附近集结待命。杨罗耿随即下达任务给他们。

王昭带领的十二旅不敢怠慢,遂于12月6日扫清新保安及附近土顽,展开在新保安以西之西八里村至新保安以东之东八里村,在长达16华里的地段上构筑工事,准备以节节阻击的办法(因是弱军对强军)对付由张家口东退之敌。

天寒地冻,这时我十二旅官兵在西八里村堆起雪墙而后倒上水筑起冰雪工事,正在等待着郭景云率领的王牌三十五军到来。率领主力由集结地向平张线赶路的四纵司令员曾思玉给十二旅发来电报说,即使十二旅官兵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也不能放三十五军再逃回北平。

12月7日清晨,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从上面召来18架飞机,猛烈向十二旅的西八里阵地轰炸,大炮也疯狂轰击,炸弹、炮弹急落,土块、冰块、石块四处飞扬,打得我十二旅官兵们抬不起头来。过了一会儿停止了轰炸,随后就发起猛烈进攻,十二旅誓死坚守阵地,打垮敌人多次冲锋。

经过敌人多次用飞机、大炮轰炸,阵地破坏严重。我军撤出西八里阵地进入新保安阵地继续坚守。中午以后,又转至东八里阵地继续坚守,牢牢地卡着敌人驰向北平的通道。

郭景云见我军且战且退,占领新保安后自认为打了胜仗,狂妄劲头又上来了,说,老子打仗打累了,睡一晚上再走。决定就地宿营。就在此时,杨罗耿兵团主力陆续向新保安地区开来。

毛泽东知道了三十五军被我围住,立刻决定通报嘉奖十二旅。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四纵也分别发布了嘉奖令。十二旅官兵备感兴奋鼓舞,以后作战更出色了。

<h3>傅作义在张家口的秘密会议</h3>

12月4日下午,在张家口第十一兵团司令部里,傅作义正在召集师、旅以上部队长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一○五军军长袁庆荣,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察哈尔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警备司令暨防守司令靳书科,一○一师、二六七师、新三十二师、暂十师、暂十一师、二一○师、骑兵五旅、骑兵十一旅的师旅长们。

解放军华北三兵团包围张家口后,傅作义于12月2日、3日都飞来张家口,了解战况,部署防务。今天上午飞来后,一头扎进十一兵团司令部,召集孙兰峰、袁庆荣、曾厚载(察哈尔省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靳书科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听取和研究了有关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的一些军政情况。在这个小范围的会上,傅作义只是听别人讲,很少插话,很少表示可否。但是,他开始意识到:解放军围攻张家口,不是什么局部行动,但真正的意图何在呢?他还没有琢磨透。这才确定下午召开师旅长会,一方面听听师旅长们的意见,一方面再给师旅长们鼓鼓气。

傅作义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师旅长们,口气和缓、声音低沉有力地说:“大家相互看看,我们这些高级人员、带兵的将军们,每个人都是红光满面,看不出有什么倒霉的样子。目前,虽然军事情况非常紧张,但只要我们在座的诸位指挥运用得当,将士用命,官兵奋勇作战,局势尚非不可挽救。”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几天来,大家对如何防守张垣问题有各种说法,现在我们就讨论研究一番,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良久,大家彼此相觑,谁也不肯先做声。傅作义又说:“现在是我们察绥军胜利、失败和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应该尽量谈出来,以挽救当前的危急。”

傅作义这几句话打动了一些人的心,二一○师师长李思温首先发言:“张家口这个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从地形上看,易攻不宜守,特别是兵少了无法防守,而眼下我们又没有那么多部队。从战略上讲,防守张家口必须先守住外围的万全、宣化等几个重要据点,如果这些地方失去,别说当前部队少,就是部队多也无法防守。”

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虽然话没有直说,但都隐隐约约同意李思温的意见。

警备司令靳书科说:“关于张家口应否防守的问题,我认为从整个军事决策来看,不应单从政治影响而决其取舍。如果在军事全局上需要,不但不应该放弃,而且应该以重兵坚守;如果在军事全局上无大的必要,即应马上撤退,将兵力集中使用于需要的地方,以免兵力分散,遭受共军的各个击破!”

又是一阵沉静,最后,傅作义未作任何肯定指示,只是说:

“大家提的意见都非常好,只要大家有必胜的信念,能够很好地练兵作战,完成这次交付的任务,相信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会散了,究竟张家口的仗如何打?师旅长心里没有底。当他们慢慢腾腾离开会场时,都怀着一种遗憾和不知所措。

会后,傅作义又召集孙兰峰、袁庆荣、靳书科、曾厚载开了一个秘密会。傅作义十分机密地说:“看来,张家口不能再守了,就是守也很难守住。从现在起,你们就着手将所有的军事物资,包括武器、弹药、服装、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作一次清点,在撤退时能带的尽量带走,不能带的一律造具清册,将储存物资的库房加封上锁,留交不愿意跟随我们走的当地工作人员,替我们作一次‘荣誉交待’”。停了一会儿,又说:“这项工作只可以秘密进行准备,不要向下边说明其意,更不能宣扬出去。”

下午4时多,“剿总”副参谋长梁述哉打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在密云及其以东地区,发现东北解放军向西开进,华北解放军由紫荆关向北开进,判断似有切断平张线企图……

傅作义接完电话,把方才获悉的情报告知孙、袁,并说:“张家口何时撤退,是否撤退,以及三十五军的行动,待我返回北平后研究研究再告你们。”说完,匆匆忙忙飞返北平了。

<h3>王牌军被困新保安</h3>

12月4日,傅作义由张家口飞回北平,闻报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经秘密入关,并且正在猛攻密云,顿时把他惊呆了。他拍着大腿连连叫道:太快了!太快了!傅作义确实没有想到,他一直认为,东北解放军在辽沈大战之后,至少也要休整3到6个月才能入关。哪里知道仅仅1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密云。于是,他作了如下部署:

急令三十五军星夜撤回北平,限5日中午通过新保安;令一○四军为第一梯队、十六军为第二梯队,由怀来、南口地区向西接应三十五军东撤;令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六十二军由津塘地区开往北平;令十三军放弃怀柔、顺义,集中于通县附近;一○一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和门头沟一带,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御。

傅作义部署完毕之后,又在作战室里踱步。他想:这样,从北平到新保安,一个军接一个军,军军相连,互相支援,这不仅可以安全地接回三十五军,也可保证前去接应的部队万无一失。

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接到傅作义回师北平的命令后,却不以为然,依然没有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认真对待。

6天前的11月29日,傅作义让他率部驰援张家口时,他挺着胸脯,向傅夸下海口,说什么一定把杨成武驱散赶跑,不能再让杨成武在所谓的“他的地盘上捣乱”,让听候他的佳音。可是,事到如今,他的佳音何在?

郭景云回想这几天的作战情况,怎么向傅作义交账?他想来想去,觉得如把修配厂搬到北平去,在守北平城的战斗中一定用得上,并能给傅总司令解决很大问题,这样也算不白来一趟。于是,他下令该军把修配厂的机器全部拆下来运回北平。

郭景云这么一折腾,三十五军回师北平的消息传开了。在张家口的那些官员早就想去北平,于是都找上门来,请郭军长把他们带到北平。其中有察哈尔省参议会议长杜济美、省党部委员马仰贤、察蒙党部特派员赵城壁、书记长杨润霖、张市参议会议长高炳文、《商业报》社社长贺天民等,郭景云一口答应。这些官员们带着自己的家誊以及金银细软、大米白面,装了十几部汽车。

随三十五军去北平的还有一些大商人、大地主,他们用钱“铺路”,也被获准。有一个商人,存有400桶汽油,言明每辆车上捎带一桶,到北平后三分之二归郭景云。这样顺手之财,郭军长岂能不要!

郭景云为了落个“人缘”,也贪图一些小便宜,在张家口多呆了一天多,到12月6日13时,他才动身东返。推迟东撤,为解放军争取了时间。

当第三十五军行驶过宣化后,开始遇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前方远远地传来稀疏的枪声。长长的车队停了下来。郭景云有些不耐烦地吩咐参谋处长贾承祖说:“你快到前边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想不会有什么大的情况吧!告诉冯师长,不要因为小情况耽搁前进。”

贾承祖刚走出去不远,就见一○一师师长冯梓乘坐小汽车疾驶而来。冯梓向郭景云报告说:“下花园以西通往北平的公路被共军挖断了,在前面阻击的共军人数不多,三○一团正在一面战斗,一面修路。”

郭景云催促说:“赶快修好公路,继续前进。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

突破城防

第三十五军在解放军的阻击下,走走停停,下午4时左右到达鸡鸣峄时,天已接近黄昏,郭景云对参谋长田士吉说:“今天天色已晚了,就在鸡鸣峄宿营吧,如果没有什么情况,明天早晨再走,这样比较安全些。”

本想在鸡鸣峄安安稳稳睡一觉,第二天再返北平的郭景云,当天晚上却被一连串不祥的消息搅得无法入睡,心神不宁。郭景云披衣起床,翻看着摆放在桌子上的一份份侦察报告:

——从鸡鸣峄以北高地下来的共军很多,分别在公路以北及山下构筑工事;

——从下花园以南山地下来的共军部队不少,在公路以南构筑工事;

——下花园方向亦有共军在构筑工事;

——新保安与鸡鸣峄之间的公路及两侧,有很多共军在构筑工事;

——鸡鸣峄四周,发现共军在频繁调动。

骄狂自大的郭景云打仗是员猛将,但少智寡谋,遇到这种情况后一时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急忙把副军长王雷震、参谋长田士吉、一○一师师长冯梓、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参谋处长贾承祖等找来,连夜开会研究对策。这些将领们一致认为当前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能叫解放军在夜里顺利地构筑工事,应派兵扰乱,否则明天就不可能顺利返回北平。

郭景云对第三十五军的战斗力十分自信,听了众人的发言后,想了想,很有把握地说:“既然要打仗,就叫弟兄们今晚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早晨以二六七师作为前卫,给共军来个拂晓攻击,一下子就可以冲过去。其余部队在早晨8点以前准备完毕,待命出发。”

郭景云行动迟缓,判断失误,使得华北第二兵团抢得了宝贵的时间,连夜修筑好阻击阵地,为第三十五军套上了死亡的绞索。

12月7日拂晓,第二六七师按照郭景云的部署开始行动,一走出鸡鸣峄就与解放军的阻击部队交上了火。郭景云听到前方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有些放心不下,几次要电话向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询问战况。温汉民知道郭景云是傅作义手下有名的悍将,一向争强好胜,所以每次接到郭景云的电话,都简单地回答说:“正在激战中。”不肯把攻击受阻、进展迟缓的真实战况告诉郭景云。

郭景云一直等到中午12点,见二六七师还没有打开通道,火爆爆地对参谋长田士吉说:“你马上用报话机向总部报告情况,要求飞机快来助战。我去前方看看。”

说完,郭景云就带着几个参谋,驱车前往二六七师督战。田士吉也马上与北平华北“剿总”总部联系,请求派飞机前来支援。时间不长,从北平方向果然飞来了几架飞机,协助三十五军向解放军阻击部队的阵地发起攻击。解放军见敌军攻势猛烈,便按计划逐步后撤。当天下午6时许,三十五军步履艰难地到达了新保安。

第一○一师师长冯梓到达新保安后,正好碰上军长郭景云。郭景云一见他的面就气愤地说:“空军这帮王八蛋是怎么搞的,又炸着自己人了。那架飞机的号码是905号,我已向总部发电报追查此事。飞机上怎么也有了共军啦,这仗还怎么打?”

冯梓有些担心地说:“军座,咱们还是打过新保安快前进吧,这里的地形不好,对面的敌情又不太清楚,此地不宜久留。”

郭景云满不在乎地说:“今晚不走了,就在新保安宿营。共军善于夜战,如果我们在夜晚行军,部队受的损失要比白天大得多。今晚让弟兄们在新保安好好休息一下,养足精神,明天咱们一口气打回北平去。”

第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老成持重,是傅作义特意安排到三十五军辅佐郭景云的。自到张家口之后,王雷震就患病卧床休息,这一路上也一直呆在轿车里,很少过问军中事务。当他听说郭景云想在新保安宿营时,勉强撑持着病体,前去劝阻。王雷震对郭景云说:“傅总司令的电报催得很急,我们应该尽量争取时间赶回北平。根据当前的情况看,共军可能有后续的大部队到来。新保安的地形,北靠大山,南临洋河,县城如同在锅底一样,在此狭隘地区宿营,万一发生情况,把道路的两头堵住,势必造成我军进退无路,补给断绝,要求增援也不容易。既然我们奉令回北平,就没有在这里宿营的必要。如果现在马上行动,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怀来,这样对我军比较有利。”

刚愎自用的郭景云平时就不怎么把王雷震放在眼里,根本就没接受王雷震的建议,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住下吧,待明天再走!”便自顾自地走开了。王雷震讨了个没趣,惹了一肚子的气,索性撒手不管,由着郭景云自己去瞎折腾。

郭景云怎么也没有料到,华北第二兵团第三、第四纵队和第八纵队在当天晚上把新保安团团围住,并连夜构筑工事。站岗的哨兵胆战心惊地向郭景云报告说:“新保安四周都是锹镐声,共军正在通宵达旦地赶筑工事。”

骄狂的郭景云并没有理会部下的报告,仍命令部队按原定计划,安心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攻击前进。郭景云始终认为,凭借三十五军的实力,击破解放军的阻击,返回北平是不成问题的。然而,12月8日,第三十五军猛烈攻击了一整天,竟然未能前进一步。只得又退回新保安。正在这时,华北“剿总”总部又给郭景云发来一封急电,催促他说:“林彪一部进关后向该方面移动,希迅速击破当面之敌,赶回北平。”

郭景云这时才有些着急了,自信心大为动摇,后悔当初没听王雷震的劝告。

12月9日晚9时,郭景云把各师师长、团长召集到军部,垂头丧气地说:“据侦察发现,当面的共军是聂荣臻的第二、第三纵队和东北林彪部队的1个炮兵旅,还有其他东北进关的部队,番号不详,总兵力约有3个纵队之多,实力大大超过我军。以我们现在仅有的兵力继续攻击前进,不但兵力少、牺牲大,并且很难有突出去的把握。大家看看,目前我们应该怎么办?”

与会的将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过了半晌,还是郭景云自己打破了难堪的沉默场面,提出意见说:“目前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只能暂取守势,以待援军,总司令是不会不管我们三十五军的,这是他的老部队。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

第三十五军的师、团长们看到连自认为所向无敌的郭景云此时都没有突围的勇气,他们为自身的安全考虑,所以一致赞同郭景云的意见,固守待援。郭景云见众人都赞同自己的主张,马上又来了精神,吹起了牛皮:“守!坚决守住新保安!我们三十五军有跟傅总司令守城的经验和传统。当年,直奉联军跟我们作战时,我们守过天镇;北伐战争中守过涿州;抗日战争守过太原。这几次守城战,可以说没有不胜的。现在守个新保安,更没有问题!”

郭景云当即进行防守部署:(1)第二六七师附保安团及1个山炮连,担任新保安东半城和东关的防守,就地构筑工事;(2)第一○一师附1个山炮连,担任西半城防守,重点置于西门外,就地构筑工事;(3)各师在城外警戒部队的据点,应尽可能构筑比较坚固的工事;(4)各部队即于12月10日拂晓前进入指定地点开始构筑工事。

自郭景云决定固守新保安后,12月10日这一天,第三十五军各部开始在城内外构筑工事。与此同时,解放军也在构筑工事,双方相距仅2公里,彼此相望,仿佛在进行构筑工事比赛。

郭景云虽横下一条心要死守新保安,但他内心还是在盼望援军马上到来。他与手下的参谋们议论过,认为傅作义可能派三路援军来救援他们:一路是南口方面袁朴的第十六军;一路是驻张家口的袁庆荣第一○五军,还有一路是驻怀来的安春山第一○四军。郭景云自信地说:“不要说整个三十五军,就是那400多辆汽车,也是傅总司令的命根子,他不能不要,一定会派大军来救援我们的。”

郭景云的话一点也不假。从接到三十五军被困新保安的电报后,傅作义急得火烧火燎。他知道三十五军处境十分危险,如果稍有迟疑,等解放军的后续部队赶到,想救也救不出来了。傅作义即令驻张家口的一○五军和驻怀来的一○四军同时前往新保安营救三十五军,并电告郭景云:“已电令安、袁两军前往解围,希径与联系。”

郭景云接到傅作义的电报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在新保安城内安心等待这两支大军的到来。不料,12月10日上午9时,第一○五军军长袁庆荣电告郭景云说:一○五军先头部队在沙岭子遇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现正在激战中。到下午4时,袁庆荣又发来一电,称:数次攻击都未能冲过解放军的阻击阵地,部队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张家口,待机再动。郭景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现在他只好把解围的希望寄托在安春山的一○四军身上。

<h3>郑维山“擅自”行动</h3>

国民党一○四军是怎样行动的呢?它首先遇到了我三纵的阻击。

1948年12月6日黄昏,华北二兵团第三纵队进至矾山堡与涿鹿之间。7日,接兵团命令,要三纵火速前进,务于8日晨从新保安以西和西南包围三十五军,不得使其跑掉。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当即决定:九旅从新保安西面,七旅从新保安西南面包围敌人,八旅作为二梯队配置在新保安以南的大黄庄,纵队指挥所设在金堂房,要求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新保安疾进。

任务下达了,可是郑维山的心情丝毫没有感到轻松。多年的战斗经历使他联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三十五军东返中受阻,傅作义必然派兵接应。接应之敌来自哪个方向?我军在此方向有多少部队?能否挡住接应之敌?……他思来想去,作出这样判断:接应之敌最大可能是来自新保安以东的怀来之一○四军;我军在新保安以东除了四纵十二旅外,就是为数不多的冀热察地方部队,显然没有把握阻挡住一○四军。为此,郑维山派了一个侦察班,沿洋河南岸向东侦察,并要他们特别注意怀来方向的敌情。

部队出发了,十来天的连续行军,指战员们已经相当疲劳,但他们知道这次行动是为了消灭三十五军这个老对手,个个士气高涨,劲头倍增。全纵队于8日凌晨4时到达新保安西南,按预定部署展开完毕。此时,四纵和八纵也分别占领了新保安东面和北面的有利地形,把三十五军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

上午11时许,郑维山司令员接到了侦察班的第一次报告:沙城地区有枪声。郑维山马上意识到敌一○四军接应三十五军的行动开始了。于是他拿起电话要通了负责新保安以东防务的四纵司令员曾思玉,问沙城地区有无我军部队,曾司令回答:沙城地区没有四纵部队,四纵的任务就是在新保安以东和东南阻击三十五军,防止其向东逃窜。

郑维山放下电话自言自语道:“看来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了”。下午3点,郑司令接到侦察班的第二次报告:有大股敌军在土木以南沿洋河以北乡村土路向西运动。郑维山判断:前来接应三十五军的敌人原来沿公路运动,上午的枪声是遭到我地方部队袭扰时发生的战斗。此后,敌人为了隐蔽行动企图争取时间,便改走乡村土路,秘密接近新保安。他又拿起电话将这一情况通报了的四纵首长。

敌情清楚了,如何处理呢?郑维山十分焦急。新保安以东没有我军部队,这就意味着接应三十五军之敌可以毫无阻碍地接近新保安,直捣东面包围三十五军部队后方,按路程计算,当晚即可向我发动攻击。到那时三十五军势必拼死向东突围,使我东面围城部队腹背受敌,突围成功。所以,当务之急是坚决挡住西进之敌。但三纵的任务是在新保安以西和西南阻击敌人突围,东面阻击救援之敌不是三纵的任务。郑维山正在踌躇难决时,恰又接到兵团领导一份电报。电文称:

1.你们现在应构筑多层阻击阵地,以一切方法把敌人包死,并坚决打破敌人可能数次、数十次甚至更多次的突围企图,并不轻易让给敌人一个阵地,待命攻歼该敌。

2.三、四两纵队都应有对东防御的布置,以准备万一詹、苏(指詹大南、苏启胜部)抗击不住暂三军(即一○四军),还能切断敌两军之联系。

3.军委已严厉责备我们到达太迟,致使敌三十五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并要我们确实包围住敌三十五军于现在地区,并隔断其与怀来的联系。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任。因此,我们也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4.你们要反复进行政治动员,以鼓励士气。你们要动员所有干部(包括你们自己),不要怕疲劳,不要因疲劳而疏忽,不要怕伤亡,怕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不要因有点困难和伤亡大一点而沮丧。只要我们做到这些,我们就一定能歼灭此敌,完成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杨、罗、耿、潘

8日14时

郑维山读完兵团电报,心情更加沉重,他想:从来电看,兵团领导只是估计怀来敌一○四军可能西来接应三十五军,并没有发现敌一○四军已距新保安不远,如按兵团要求只是“有对东防御的布置”,不确实阻止援敌西进,势必形成援敌直捣我四纵背后的局面……他不愿再想下去,拿起电话,让话务员接通兵团指挥所,想上报侦察到的敌情,提醒兵团早作防范准备。可是,话务员说:兵团指挥所现在何处尚不清楚,纵队一直没有与兵团建立起有线联络。

怎么办?面对当前的敌情,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上级的命令,郑维山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一直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把自己的注意中心放到那些对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行动上。当前情况如此明显,要全歼三十五军,就必须挡住接应之敌。三十五军突围的主要方向是向东,如果拘泥于战斗任务的区分,四纵必然腹背受敌,不但十分困难且相当危险。目前,我们三纵只有分兵主动阻击接应之敌才是正确选择。想到这里,郑维山不再犹豫,将自己的判断和想法告诉了政委王宗槐,王说:“我完全同意你对敌情的判断和阻敌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把作战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能使敌人的企图难以得逞。”

得到了政委的支持,郑维山的心情稍稍轻松了一点,随后他和政委作了如下决定:在确保包围新保安必要兵力的前提下,立即抽调足够力量迎击接应之敌。因纵队与兵团指挥所无法沟通有线联络,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们一面用电报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一面召集各旅首长作如下战斗部署:

九旅及七旅的1个团共4个团,按原部署继续包围新保安,其中九旅抽1个团作为围城二梯队,随时准备加强东线阻击,纵队主力立即出发迎击接应之敌。

这样部署兵力,即使三十五军突围,我4个团也能顶住,无论东面还是西面万一出现不利情况,还可随时调整兵力应付不测。

傍晚,郑维山下达了“立即出发”的命令。此时,部队还没有吃完饭,只能拿着干粮边走边吃。深夜,当郑维山司令员率前卫团刚到达沙城西南的宋家营村便与敌军接火,郑司令员当即命令前卫团就地展开迎敌。随后召集有关干部在碱滩开会,研究敌情并作如下部署:七旅(欠1个团)在碱滩、马圈地区构筑三道阻击阵地,正面阻击敌人;八旅进至沙城南侧,从敌人侧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阻敌的七旅作战;再从围城的九旅中抽调1个团,部署在马圈和新保安之间,作为二梯队:纵队指挥所设在沙城西南小高地附近。

这一带村落稀疏,碱滩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四周都是开阔地,根本不适合作阻击阵地,但它是靠近宋家营的唯一村庄,只能以它作为阻击依托。冰冻的土地很难挖建防御工事,再加上没有顺手工具及构筑掩体所需的材料,战士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到天亮时也只挖了一些单兵掩体和少量的机枪阵地。三纵将凭着这些简单工事与西进之敌展开激战。

9日7时,敌一○四军在12架飞机和密集炮火掩护下,向三纵发起猛烈攻击,三纵第一、二线阵地多次失而复得,得而又失,与此同时,三十五军亦猛烈向东突围,东、西之敌两相呼应,情况十分危急!

正值此时,郑维山接到兵团发给他并同时上报军委的一份电报,中心内容是:郑维山擅自把三纵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三十五军跑掉,郑维山要负完全责任!郑维山看毕,心中反倒平静了许多,他想:这封电报大概是对他8日所发电报的批复。现在与一○四军的激战已证实了此次行动是正确的,兵团了解这里的情况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想到这,他立即复电兵团:“我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兵团速令四纵支援我一至两个团。

9日下午,四纵参谋长唐子安带领两个营来到郑维山司令员的指挥所。四纵的支援说明兵团首长已经理解了郑维山的“擅自”行动。到下午4时,敌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和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集团队形全力猛攻,占领了碱滩村边解放军部分阵地。此时,东、西两敌相距已不足4公里,火力相接,厮杀之声相闻。郑司令员多年积累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只要顶住敌人这次冲击,天一黑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于是,他令八旅由沙城向敌侧后出击;二梯队团从马圈两侧配合正面实施反击。战至黄昏,敌首尾不能相顾,纷纷溃逃。八旅紧追不舍。郑维山为顾全大局,命令八旅不许贪图眼前小利,停止追击,并传令各旅连夜回师,按原来部署包围新保安。

当夜,三纵接到兵团的嘉奖电报,表扬他们这次阻击敌人的胜利。10日凌晨3时,中央军委致电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华北第二兵团,表彰三、四纵队。

此次碱滩阻击战的胜利是解放军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又一成功体现。郑维山司令员能顾全大局、随机应变,也充分显示了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

<h3>十六军葬身八达岭简况</h3>

为救援三十五军的十六军命运如何?

12月3日夜,东北四纵接到了期待已久的兵团作战命令,为配合华北兄弟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蓟县地区出发,尾随十一纵渡过潮白河,直插永宁、延庆地区。

吴克华司令员看完兵团电报,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召集纵队领导到司令部,研究如何胜利完成入关后的第一个战斗任务。纵队其他领导传阅兵团电报后,都集中在地图前思考,室内没有一点声响。

吴司令员首先打破沉默,他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北平、天津的西北侧,画上了一个粗粗的红箭头,直指延庆、康庄、怀来。

参谋长李福泽说:“只要我们掐断了平绥路,蒋、傅的部队就别想从这里经过!”

“是啊,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迅速赶到平绥路?”

“我们全体指战员在长白山下、辽河两岸经历了三插敌后、四保临江的锤炼,一个个都练就了两条铁腿,连续几昼夜的急行军不成问题。”莫文骅政委充满信心地说。

四纵出发了,日夜兼程向平绥路疾进!5日9时,纵队接兵团电报:为使十一纵集中兵力攻取密云,令四纵由后卫改为先行,立即从密云、怀柔间超越平古路直插平绥线。

8日13时,兵团根据敌情变化又令四纵:务于12月8日夜切断康庄与怀来、康庄与南口敌军的联系,并包围康庄守敌。

9日拂晓,四纵三个师突然出现在平绥线上的怀来、康庄、八达岭一带,按纵队的作战部署投入战斗。

天亮后,十一师来电话报告说,先头团与敌人接火并消灭了敌人1个营。从俘虏口中得知,企图接应三十五军的十六军先头团已经到达怀来与一○四军会合了。得此情报,吴、莫两人心情顿时紧张起来。

不久,电话又响了,十师报告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康庄守敌,其中有敌十六军指挥所、一○九师、九十四师1个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等部。”这就是说,敌十六军大部还没有过去,还留在康庄。

接着,八达岭方向传来了阵阵炮声,十二师电话报告说:他们打退了企图继续西援的敌人装甲火车的冲击,保证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这时,吴、莫的紧张心情才算松弛了下来。参谋长李福泽说:“真险啊!要是我们晚到一步,敌十六军和一○四军会合了,再一同向西去接三十五军,势必给包围三十五军的华北兄弟部队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敌十六军、一○四军、三十五军一旦会合并撤回北平,肯定会给整个平津战役顺利进行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当康庄守敌发现包围他们的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时,立刻害怕起来。因为前两天他们刚刚收到华北“剿总”一份《敌情通报》,通报上说:辽沈战役中守塔山的第四纵队现在已经进关了,要华北“剿总”所属各部特别注意,不可麻痹轻敌。既然总部能为一个纵队发出通报,这不正说明了这个纵队的厉害吗!所以,恐敌思想在康庄守敌中很快蔓延起来,吓得不少人叫苦连天,不知所措。

9日午夜,康庄敌人开始向东突围。

解放军二十九团三营发现敌人突围逃跑,立即向团里作了报告。团与师电话尚未连通,全团住地分散,又是黑夜,团政委刘玲带领机关人员追在最前面,身边只有七八个参谋、干事。在公路上,他们遇到了一股敌人,便利用夜暗敌人分辨不清,大家扯着嗓子喊道:“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晕头转向的敌人乖乖地把枪扔在了地上。当他们透过星光看清解放军人员不多,企图再拿起枪来顽抗时,跟在刘政委后面的1个营上来了,他们也只好就此作罢,慢慢腾腾地走进了俘虏的队伍。

10日凌晨3时30分,敌人已突围到三十六团三营防区,解放军警戒哨仍未发现敌人行动。此时,团政治处保卫股长阎寿湖起来查哨,发现敌人在眼前逃跑,立即鸣枪。团部闻到枪声,团长江海、政委王淳立即赶到阵地,组织部队占领西拨子西北公路和铁路之间的有利地形,以火力正面阻击敌人,并迅速向师报告情况。此时,已有300多敌人突围出去。

拂晓,敌人被解放军正面火力压住,想从两侧突围。江海团长立即命令1个连从营城子方向出击,从南向北包围、堵截敌人;同时,三十五团1个连从北面向铁路包围过来。敌三面被堵,便调头回窜。此时,尾追突围之敌的二十九团七连也赶了上来,把敌人重新包围在外泡以东的西拨子地区。8时许,突围逃窜之敌被解放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全部歼灭了,康庄宣告解放。

四纵自进到指定位置,一天多的时间,歼灭敌十六军6885人,缴获山炮15门和其他军用物资,取得了进关后的第一个胜利。

<h3>一○四军覆灭记</h3>

袁庆荣第一○五军败回张家口后,傅作义认为第三十五军能否脱险,关键在于第一○四军军长安春山能否积极增援。他为了鼓励安春山的积极性,加强安春山的责任感,使他能拼命把三十五军救出来,特意委任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指挥官,统一指挥一○四军、三十五军和第十六军,命令他全力以赴,内外夹攻,迅速击破包围新保安的解放军,接应并掩护三十五军安全返回北平。

安春山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立即作出部署,命令第二五○师师长王建业统一指挥第二五○师和第二六九师,连夜赶到沙城以南的贾家营附近集结,向占领新保安外围宋家营、赵家营、马圈的解放军发起攻击,并夺回这些外围阵地,打通宋家营、马圈、新保安之间的通路;命令副军长王宪章率工兵营、通信营迅速抢修永定河北岸桥梁,以保证对二五○师和二六九师的粮弹补给;命令十六军派1个团守怀来,在一○四军和三十五军自新保安撤退回来之前,要确保怀来不失。

第一○四军在安春山的指挥下,一度曾攻到距新保安仅有七八里地的马圈子村,但在此处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屡攻屡败。安春山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在此停止不前,通知郭景云从新保安突围出来与他会合。

郭景云与安春山素有芥蒂,平日里谁也看不上谁,形同仇人一般,此时碰到一起,真是“狭路相逢”。适逢傅作义又给安春山头上罩了一顶“西部地区总指挥”的高帽子,更加激怒了郭景云。他一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就愤愤不已地对自己的部下们说:“我郭景云怎么能受安春山的指挥呢?”当他接到安春山让他突围出去,到马圈与一○四军会合的电令后,当即在报话机中语气强硬地对安春山说:“傅总司令命令你来解新保安的围,你的部队就应该打通道路,到新保安城下来接三十五军,不然,我就不走!”

安春山也不肯示弱,回答郭景云说:“新保安是死地,不能防守。我的部队打进去,万一共军占领了马圈,我们还得打出来。甚至你我都出不来了,这又是何苦呢?”

郭景云认为安春山是在有意讽刺自己,赌气答道:“老子就是不走了,你看着办吧!”

安春山见事情弄僵了,便缓和了一下语气,劝说道:“老兄,请你快出来,我在怀来等你。”

“你是想在怀来收容我吗?”郭景云怒气冲冲地问道。

安春山有些愕然,说道:“你这是什么话?请你在患难之中不要胡思乱想,不要闹意见……”

安春山的话还没有说完,郭景云却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安春山,你小子居心不良,有意看老子的笑话!等老子将来突围回到北平后,再和你小子到傅总司令那里去打官司!”

不等安春山答话,郭景云早已摔下了话筒。安春山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郭景云为什么说自己要“收容”他,想了想,命令机要参谋拿来了傅作义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的电报,仔细一看才发现,译电员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他这才明白郭景云发脾气的由来。安春山也很生气,心想:我不计前嫌,好心好意前来搭救你,你郭景云不但不领情,还对我出言不逊,我何必还要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他当即致电傅作义,称:郭景云拒不听命,致使救援行动受阻。

郭景云也向傅作义告状说:“安春山救援不力,迟滞不前,故意看我的笑话。”

两人从相互攻讦到彼此谩骂,你来我往,打起了电报官司。傅作义也无法调解郭、安二人之间的矛盾,只好打电话恳求安春山说:“无论如何还是请你亲自去把郭景云拉出来吧。”

安春山以无奈的口气说:“从马圈到新保安,一目可望,中间没有任何障碍。傅长官命令他,他都不肯出来,我有什么办法把他拉出来?”

就在安春山与郭景云僵持不下之际,安春山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报告,有一路解放军已经从第一○四军的侧后猛扑过来,在康庄歼灭第十六军一部,一○四军回北平的道路已被切断。闻此惊变,安春山目瞪口呆,竟然好一阵子没有说出话来。此时,他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根本就顾不上替郭景云解围,甚至连个招呼都未打,便于12月10日晚率一○四军急速向怀来撤退。

第一○四军经过三昼夜的连续激战,又经急速撤退,官兵们到达怀来时已疲惫不堪,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希望能在怀来喝口水,喘喘气,好好睡上一觉。但安春山迫于形势紧迫,一到怀来就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安春山焦躁不安地说:“康庄的十六军已经被共军给解决了,康庄、怀来间的通路也被截断,共军的先头部队已逼近怀来。围攻新保安的共军,将会以少数兵力阻止三十五军突围,而以主力先在怀来解决我们。怀来城有坚固的工事,原本可以固守,但我们没有在这里储存粮食和弹药,而且即便固守下去,也不可能得到援兵的救应。如果打回北平去,八达岭是天险,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我们要通过共军占领的八达岭返回北平已不可能。当前唯一的生路,就是经过十八家子、横岭关,沿着日伪时期修筑的沙丰线撤退,还有可能返回北平。”

安春山说到这儿,忽然听到会议室里响起“呼噜呼噜”的打鼾声,他向四下里一张望,见有几名团长竟歪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安春山皱了皱眉,让人把他们叫醒。这几个团长揉着红肿的眼睛,不好意思地说:“军座,我们实在是困乏到了极点。”

安春山也知道他的部队已成强弩之末,但为了能逃得活命,还是硬着心肠接着说:“目前情况非常紧急,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判断沙丰线这条路虽然要经过共军的老根据地,但共军的主力都已调到西边去了,这一带不会有大部队,我们可以出其不意由此突围出去。当然,这么做不可能没有一点危险,以这样大的部队行动,不会不被共军发觉,他们定会对我军进行追击、截击。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在康庄、怀来间的共军会与我们平行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到了十八家子,他们就会占领横岭关。现在就看谁的动作更快了,如果让共军抢先占领了横岭关,我们就会全军覆没。只要能因利冲过横岭关,就算逃出了大半的活命。”

听了安春山的分析后,与会的军官们一致同意立刻向横岭关方向突围。

担负追歼一○四军的是我东北野战军四纵。

10日上午10时30分,怀来方向传来了猛烈的炮声。司令员吴克华要通过十一师的电话询问怀来敌情有何变化。十一师报告说:怀来守敌一○四军正以猛烈火力袭击我冀热察军区骑兵旅在南辛堡的阵地,并派了一些部队向三十五团阵地突击,看样子是要逃跑。11时10分,十一师又报告,一○四军在三家子火车站焚毁装甲车。

吴克华、莫文骅及其他纵队领导围在地图旁边,研究敌人可能逃窜的方向。吴克华司令说:“敌人西窜新保安、张家口与三十五军、一○五军会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里有华北二、三兵团包围着,不可能放他们过去;沿铁路东返北平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知道那将重蹈十六军的覆辙。最大的可能是南逃,因为南面只有冀热察军区的1个骑兵旅,防守力量单薄,并且有一条日本时期修建的公路,虽年久失修但仍可将就通行。”

李参谋长说:“敌人炮轰我冀热察骑兵旅,已表明他们的企图就是想从南面逃跑。”

“狗急跳墙嘛!在东西都逃不掉的情况下,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便成了他们眼中的唯一‘生路’,他们就会冒险从这里突围逃跑!”莫文骅的话既像分析敌情,又像对敌情判断作结论。

最后吴司令说;“没什么不同意见,老李下命令让十一师严密监视敌人动向,切实作好追击敌人的准备。并把上述情况通报十师和十二师。”

命令下达了,但四纵领导思想上的压力依然很重。敌人即将逃跑,四纵用多少兵力去追歼?去少了,敌人是1个军,上万之众,很难将敌全歼;全纵出击,固然有把握全歼逃敌,但阻击南口方向敌人西援的任务谁来完成?情况如此复杂,该怎么办?发报请示兵团恐怕来不及。吴克华在考虑,莫文骅也在考虑……

“机断专行,敢于打没有命令的胜仗!”解放军的传统做法在四纵领导的脑海中闪现着。是的,我们既要完成原来的阻击任务,也要配合冀热察骑兵旅追歼南逃之敌。

吴克华认为:康庄敌人被歼,怀来敌人又准备南逃,这说明南口、昌平地区的敌人用大兵西犯可能性不大;根据两天来的战况看,十二师占领八达岭一带的有利地形可以完成阻击任务,而他们只要再坚持一天多,打密云的十一纵就会赶到。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纵队其他领导,大家都表示赞同。最后吴克华决定拿出两个师与华北骑兵旅,准备追歼逃敌。

莫政委说:“对!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积极歼敌的军事思想和平津战役的作战意图。”

于是,李参谋长下达了行动命令:十二师原地不动,准备阻击南口方向增援的敌人;十一师、十师准备追击南逃之敌。

10日下午1时,敌人开始行动了。

首先,敌约1个营的兵力进至达子营、段庄一线,同时,敌骑兵大队突破了冀热察骑兵旅的阵地。

14时10分,怀来城内之敌开始出城了。

十一师发现后,即令三十二团大部、三十三团一部迎击敌人,三十一团集结于花园待命追击。

16时,纵队根据十一师报告的敌情令十师1个团占领十八家子东西之线堵击敌人。

16时30分,敌按二五○师、军部、二六九师(欠1个团)、十六军一部的顺序拥出怀来城,成多路纵队向十八家子逃窜。纵队立即下令:十一师沿十八家子敌人逃窜路线跟踪追击;十师以两个团抄近路经大山口、从左侧取小道直奔内长城边上的横岭,再插镇边城,切断进敌退路,尔后会同十一师在横岭、镇边城地区歼灭逃敌。

此时,兵团发来通报,告知四纵:十一纵已占领南口,其主力沿外泡向白羊城地区南进。吴、莫看完兵团通报,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他们再也不担心十二师完不成阻击南口方向西援之敌的任务了,立即率纵队指挥所,指挥十一师和十师二十九团,随十师主力之后追歼逃敌。

逃跑的敌人是傅系的三大主力之一,用的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空中还有飞机掩护,沿着公路行进,速度非常快。

解放军部队单凭两条腿,虽然以每小时7到9公里的速度猛追,从太阳偏西追到太阳落山也没有追上敌人。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不是敌人在沿途丢弃的罐头盒、汽油桶等杂物给解放军引路,要追上敌人还真得费点事呢。三十二团三连是十一师的尖刀连,他们循着敌人留下的痕迹追进一条山谷,只见两边的山峰高耸入云,一条公路蜿蜒曲折地穿行在中间。

叭!叭!……突然,子弹从三连战士们的头顶掠过,曳光弹划破了漆黑的夜空。“追上啦!”战士们异常兴奋,在漆黑的山谷里一阵风似的向前冲去。敌人胡乱打了几枪,又慌忙逃窜。三连紧盯住敌人开火的方向全力追击。

“谁?”敌人慌张地问着。三连的同志们没等敌人弄清是怎么回事就把敌人逮住了。审问俘虏知道眼前的敌人是一○四军的后卫营,敌人本队就在前面。

三连的同志们得知这个消息,抖擞精神快速前进。三连的冲杀,吓得敌人更加慌乱了。坐车的加大油门,开足马力,猛向前开;徒步的哭喊着,拼命往人群里钻。人挤人,车撞人;人堵车,车堵人,车堵车,车撞车,车子翻下了山沟,歪倒在路旁,有的油门尚未闭死,马达还发出隆隆声响,为摔进山沟里的敌人唱着哀歌。

三连的战士们,冲过敌人一个整师,又越过敌人军部,也没有追到敌人的“头”。眼看已到长城线上的横岭了,再向前去就是镇边城,如果敌人从横岭上挤过去,出了镇边城,想再抓住敌人就困难多了。三连同志们心里着急,跑得更快了。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把敌人的‘头’拦住!”

突然,他们发现敌人挤成一团团,慌张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原来,从左侧平行追击的十师三十团和冀热察军区独七师一部,已经跨过了长城,在横岭石洞子一带把敌人的头堵住了,十一师尾追的部队,这时也赶了上来,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敌人像一池死水,再也流不出去了。冀热察独七师奉命追击,连续跑步30多华里,赶到石洞子时,有3位同志吐血牺牲了。

敌人被解放军两头一堵,又有三连在敌人群里猛打猛冲,简直蒙头转向,丧魂落魄,不知东南西北,哪里是生路死路,只是拼命地向周围的小山沟里钻。三连追到一条几十米宽几百米长的山沟里,三面都是高耸的陡壁,像一条死胡同。当他们冲上去的时候,敌人早已一团团,一伙伙,跪在地上,双手高举枪支,等待三连去收!

天快亮了,我们的大部队围拢上来。三连便向已经失去战斗力的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解放战士张克勤、史文岳向敌人喊话:“我是在东北兴城被解放过来的,这边很好,你们缴枪不杀。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敌人争先恐后地走到我们战士身边,把武器放下。一会儿,武器堆的东一堆,西一堆,俘虏们也挤得这一群,那一伙了。三连清点了一下,共有3000多名。

12月11日清晨,吴司令和莫政委等,领着指挥所的人员,迎着初升的太阳,来到长城线上,正在巡视尚未打扫的战场,忽然后面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警卫排押着二三百名俘虏上来报告说:刚才从山沟里钻出来溃散的两营敌人,他们涌到路上,把指挥所和警卫排隔断了,警卫排一个冲锋,打了几梭子,这两营敌人就缴械投降了。

吴司令等继续向前走着,看见路旁有一个班在休息,莫政委问:“是哪一部分的?”“报告长官,是军部的!”那个班全体立正,战战兢兢地站在路旁。莫政委等一听答话不对头,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吴司令、莫政委等仍装作无事一般,叫敌人“坐下休息”,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吴、莫等一面掏手枪,一面悄悄告诉身边的参谋,过去缴了敌人的枪。沿途三三两两的敌人还是不少。四纵队的指挥所也变成战斗队了,一边走一边抓俘虏,开始叫俘虏们把枪栓取下来交给指挥所的同志们,让他们扛着空枪走。后来,俘虏抓得多了,枪栓指挥所的人也拿不动了,就让俘虏们把武器放下,空着手跟着走。这样走了20多华里,纵队指挥所抓的俘虏才交给了押送俘虏的连队,让他们跟着一长列一长列的俘虏队伍,往北回怀来去了。

横岭、石洞子一带的激战于11日8时结束,东野四纵在此次追击战中共毙伤敌284人,俘虏7831人,缴获汽车、大炮等大批战利品。

部分侥幸闯过镇边城的敌人在军长安春山的带领下,继续向马跑泉、白羊城东南方向逃窜……

东野十一纵队,在12月5日解放密云后经过两昼夜急行军,于7日到达延庆附近的前后八里店、孟庄一带集结。10日下午,先遣兵团命令十一纵立即出发,走山地取捷径直插水涧、白羊城一线,截断敌一○四军逃路。11日黄昏,十一纵到达水涧、白羊城一线,敌一○四军先头部队亦窜到水涧,解放军三十三师九十八团立即占领有利地形,给敌以迎头痛击。12日清晨战斗结束了,一○四军残部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据十一纵统计,共歼敌3319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但在俘虏中没有发现军长安春山。

就这样,傅作义三个主力军之一的一○四军被解放军东野四纵、十一纵及冀热察军区部队协力歼灭了。

12月10日下旬,怀来敌一○四军向南突围,被我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纵队全歼于横岭、白羊城地区。这是第四纵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汽车

后来,被追歼的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回忆当时被追逃的狼狈情景说:

到了深夜,我率队到达黄土洼,原来走错了路,本应向东南,我们却走了东北。向东南,是奔向门头沟;向东北,是走向南口和九峰山。南口已为解放军所占领,黄土洼距南口约25里。我们在途中并未遇到解放军,但后续部队并未赶上来,只好令军直属部队休息等待。我坐下来,倒在堰头便睡着了。约一小时后,醒来时,东方大亮,看见空中从西北向东南发射很多红绿色信号弹,判断是康、怀间解放军追了上来。我赶快把部队唤醒,继续前进。但部队仅走了十多里路,就花费了约两个多小时。这时大概是10点钟,官兵都乏得走不动。到了马跑泉附近,我认为说什么也应让部队休息吃饭,喝点水,否则便没有一点战斗力。于是我决心令部队休息吃饭。这里隐约听见我们来的方向有枪炮声,我派了一个骑兵班返回侦察。在这之前,我在途中已派过多次探骑,都是去了再不回来。我又命令通信营架起电台,与总部联系,报告我们的情况,要求派飞机支援。

大约是午后4点钟,解放军约1个营从高崖底的西山上向我们攻击。当时我身边的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大队约200多人,警卫营还在我们后边约二里的另一个村内,只好令骑兵进行抵抗。我率副军长王宪章、参谋长郝勤福及参谋处若干人,向东山突围。

在突围前,据悉除第二五○师第九十三团一部由门头沟突围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在横岭关以西至十八家子间截为数段,分别予以歼灭。

我向东山突围后,军属骑兵大队顺着马跑泉那条沟突出去。我只带了20多人,翻过东山,进入一条长沟,只见四面山头都有三五成群的民兵,注视着我们的去向。我们遇到村庄也不敢前进,因为这里是解放区,怕有民兵活捉我们。这时地图已经丢失,我们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只是盲目地在高山深沟之间乱窜,随从越来越少,最后踉踉跄跄走到妙峰山附近被解放军俘虏。这时我已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身份。解放军纪律严明,优待俘虏,看我年老,发给我回北平的还乡证和几元人民币作路费,我便乘机赶紧找捷径返回北平。

<h3>王牌军最后的下场</h3>

第一○四军原为救援而来,自己反而先被歼灭。傅作义在北平闻听两路援军一伤一亡,铩羽而归,第三十五军仍被围困在新保安,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面对郭景云一封接一封的求援电,傅作义无计可施,一律给予四个字的答复:“固守待援。”可是援军在何处?

指望援军解救成为泡影,郭景云急得抓耳挠腮,他几次召集幕僚们开会研究对策。这些幕僚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抛弃汽车,徒步向南突围,如能逃进南山,就可以脱险;二是出其不意向大同方向突围,但途中桑干河流域都是山地,也不能要汽车。郭景云听了后连连摇头,否定说:“别的都好说,这400多辆汽车是傅总司令的命根子,不能不要。”

既然是无路可走,郭景云只好决定按照傅作义的命令,固守待援。他一面命令部队加紧整顿防务,构筑工事,一面不断到各师、团去训话,鼓励士气。郭景云总是对官兵们说:“大家要安心防守,要相信总司令,他决不会舍下三十五军不管。”

可是左等右盼,总也听不到援军的消息,官兵们都沉不住气了,郭景云无咒可念,只好搬出测字算命的一套玩艺儿来欺骗官兵。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为将者就怕犯地名。那一年,我们三十五军前任鲁军长在山西跟共军作战,有个地名叫‘破虏堡’,那天本该在那儿宿营,但因‘虏’与鲁同音,鲁军长一挥手,队伍又走了十多里,另找了个村子住下,别看这一字之躲,鲁军长胜了。”

郭景云越说越起劲:“今天我们守新保安,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平安无事!弟兄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返回北平,这是天助我也。”

我军某部二营四连的战士,在炮火掩护下奋勇登上新保安城墙

然而,郭景云凭借这些鬼话并不能挡住解放军的进攻。自12月15日以后,解放军对新保安的攻击愈来愈猛烈,不但白天攻,晚上也攻。郭景云眼见援兵无望,便致电傅作义请示,准备利用夜间,把400辆汽车都浇上汽油,集中在一起放火焚烧,然后乘弥天大火率部拼死突围。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办法,傅作义犹豫再三,下不了决心,一来他舍不得那400辆崭新的美国卡车,二来害怕三十五军在突围途中被解放军全歼。最终,傅作义没有批准郭景云的突围计划,给他的复电还是四个字:“固守待援”。

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为了不使被围困的第三十五军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在发起总攻前给郭景云发出紧急劝降书。

郭景云军长暨三十五军全体官兵:

你们被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的命运。

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南苑、廊坊、唐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就要全军覆灭。一○四军、十六军在怀来、康庄之间已大部被歼,一○五军也被我包围在张家口,同你们一样欲逃不得。傅作义既然救不了一○四军、十六军和一○五军,又怎能救得了你们?既然保不了北平、天津,又怎能保得了新保安、张家口?因此,你们不要想任何增援,你们不就是因为增援张家口而陷入重围的吗?一○四军、十六军不就是因为增援你们而被歼灭了吗?你们也不要幻想侥幸突围出去,本军对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东至北平,西至张家口沿途到处都是解放军,不要说你们没有长着翅膀,就是你们长着翅膀也是飞不出去的。你们更不要幻想你们所筑的那点工事能够固守,请问新保安的工事,比之石家庄、临汾、保定等处的工事如何?更不要说济南、锦州、长春、沈阳、洛阳、开封、郑州、徐州等等地方了。本军以压倒优势的火力,只要向你们集中轰击几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立刻就会使你们全军覆灭。

本军为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学长春郑洞国、新七军的榜样,本军当保证你们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和你们随身携带财物不被没收。本军所要求你们的,只要投降时不破坏武器,不破坏汽车和所有军事资财,不损坏全部文件等。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地歼灭你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在此紧要关头,谅你们中当不乏能作聪明的人。时间不会太多地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司令部谈判。

平张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 杨得志

政治委员 罗瑞卿

12月18日

解放军的劝降书到了新保安城,被围困在城里的郭景云,仍然拒不出降,坚持顽抗到底。他命令新保安东西防区各部队,加紧修筑工事,准备固守。郭景云检查了各处工事后,甚为满意,十分狂妄地说:“让共军来吧!没有20天、30天,休想打进来。”但广大下级官兵,却普遍呈现绝望情绪,许多人发牢骚说:“死活快点,不要活受洋罪!”

自从郭景云被围以来,他几乎天天和傅作义通报联系。他一会儿接到傅作义要他突围的命令,一会儿又接傅作义要他固守待援的命令,前后矛盾,举棋不定,弄得郭景云昏头昏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12月20日夜,郭景云又接傅作义一个电令说:“决定明晨(21日)派30架飞机前往新保安,空投150吨弹药和给养。”又说:“本部对于解新保安之围,已有了妥善办法。”郭接电后,一夜通宵未睡,两眼盯着手表,看时针一点又一点的移动。到了21日早晨9点,郭却不见一架飞机的影子,急得几乎要发疯。当天下午1时,郭景云正在向北平总部发电报,埋怨傅作义不该骗他的时候,忽听新保安东关炮声如雷,连大地都被震得抖动起来。解放军发出劝降书,在等待3天之后,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开始攻城了。

“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歼灭它!”1948年12月22日7时10分,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接着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关发动猛轰。一霎时,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方圆约100米左右的阵地上,5分钟就发射了8000多发炮弹,把东关城厢工事全部摧毁。9时许,四纵十一旅在东南面从炮火轰开的缺口首先攻入城内;接着,十旅以集团爆破炸开了东门相继而入,两旅巩固了突破口即勇猛向纵深发展。与四纵十一旅突破的同时,三纵九旅亦从西门实施突击,在四纵的策应下,爬梯突入城内,迅速打到鼓楼以西。这时,二十一团亦爬梯入城,这两支先头部队不顾街头堡垒和房顶火力的压制,三五成组地向敌一○一师防区勇猛穿插,将敌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从房上打到房下,穿墙破壁,逐院争夺,枪炮声,军号声,响成一片。敌一○一师师长冯梓见势不妙,即命其属下打起白旗投降。

打到下午3时,解放军多路人马的攻击矛头指向郭景云的三十五军军部,这时枪炮声、喊杀声震撼着郭景云军部所在的半个城区。郭束手无策,在军部里紧张地向北平总部发电报,报告解放军已拥入城内,并表示他本人决心战死在新保安。这个电报还未发完,一个解放军战士已经爬到郭景云军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子弹打掉了无线电天线。郭一见连忙躲入掩蔽部,其他幕僚人员顿时乱作一团。郭景云这个战争狂徒,见大势已去,急忙命令副官说:“快去推汽油桶!推到掩蔽部门口点火。”郭打算把自己和副军长王雷震、参谋长田士吉等人,全部关在掩蔽部里烧死。军部政工处长张鸿恩,一见急忙说:“我去看看!,就一个箭步跑出去,令人把汽油桶移走了。郭景云一见火烧不成,乃拔出手枪自杀身亡。副军长王雷震、参谋长田士吉等人束手作了俘虏。至此,号称傅作义“王牌”主力的三十五军,以及张家口随军东下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共两万多人,只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就在新保安全部被歼灭了。

正文 第五章 围攻张家口

当郭景云第三十五军被全歼后,张家口军顿时慌作一团,完全丧失了坚守的信心。国民党军在张家口的守军主要有:孙兰峰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和袁庆荣第一○五军,下辖有第二一○、第二五一、第二五九师、独立第三一八师、整编骑兵第五、第十一旅、察哈尔省保安第三、第四、第五团等部队,共6万余人。

我军参加包围张家口的部队是华北第三兵团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北岳军区部队第四纵队,围攻部队约10万余人。

<h3>傅作义的密令</h3>

傅作义闻报三十五军全军覆灭,多年为其拼战的战将郭景云自杀身亡时,不禁痛哭起来。傅氏是靠三十五军起家的。在抗日战争时,他靠三十五军扩充实力,占有热、察、绥广大地区。日本投降后,他以三十五军各师为基础迅速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形成拥有1个兵团、4个军、20多个师的军事集团。

现在,情势突变,起家的三十五军被歼灭了,由三十五军一个师扩编而成的一○四军,也在怀来被歼灭了,由三十五军另一个师扩编成的一○五军,也在张家口濒临覆灭的境地,为了保存这支部队,12月22日下午6时,他向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和一○五军军长袁庆荣发出电令说:“新保安已失,郭军长壮烈殉职。据确息,共军即将进攻张家口。兹特密令:孙兰峰、袁庆荣,立即率张市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由袁庆荣统一指挥这次突围行动。”

<h3>张家口守敌乱成一团</h3>

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孙兰峰认为,兹事重大,成败在此一举,应召集师、旅长、民政厅长等共同研究突围计划。袁庆荣唯恐人多嘴杂会泄露机密,表示反对。他们两个人匆匆忙忙商议了一下,确定于12月24日拂晓突围。由于仓促行事,具体负责执行突围计划的袁庆荣不知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而为,竟没有将突围计划和时间通知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

12月24日上午,靳书科照例对警备司令部的人员进行“升旗讲话”,吹嘘说:“我军昨晚出去,大获全胜,防守张家口绝对没有问题。”正在这时,张家口市警察局长阴燕英突然跑来说:“我有要紧事向司令报告。”

靳书科把阴燕英让进办公室,阴燕英屁股还没有坐稳就慌慌张张地说:“部队昨天晚上开始撤退啦!您还不知道吗?”

靳书科惊愕地说:“这是谁说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明明是队伍出击,怎么能说是撤退呢?部队撤退这样大的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阴燕英说:“情况绝对真实,各分局都有报告。部队将所有的大车都毁掉了,把眷属也都带走了。如果是出击,他们毁大车带眷属干什么?”

靳书科听阴燕英言之凿凿,不由得他不信,急忙跑到十一兵团司令部去见孙兰峰。他一进大门,就见兵团司令部的官兵们正在捆扎行李,待命行动。靳书科气愤地质问孙兰峰:“为什么你们决定撤退,到现在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孙兰峰假装不知地说:“袁军长没有告诉你吗?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消楚,完全是袁军长计划的。我想不是他不通知你,而是因为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袁军长走时在电话上对我说:他先带着部队去打一下,如果能够打出去,我们就决定撤退;如果打不出去他们还是回来固守。过早通知你怕市上发生骚动,对城防有影响。等袁军长来电话我再通知你。”

靳书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转身离去。他怕孙兰峰抛下自己偷偷溜走,于是派了一名参谋专门到十一兵团司令部侦察动静。将近中午时分,这名参谋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孙司令官带着兵团司令部的人马已经出城走了。”

靳书科忙对副官和卫士说:“赶快收拾行李,马上撤退。”

<h3>杨成武围攻张家口的部署与三旅的作战行动</h3>

对于敌人突围方向的判断,是很重要的一项指挥工作,依据当时解放军兵力的情况,三兵团杨成武司令员与有关同志一起拟订了行动方案:对西边和西南边,部署了二纵及一纵的一、二旅;在北面,杨成武命令六纵及一纵的三旅,依山据险,作好阻击敌人集团冲锋的准备。此外,其余部队也作了相应行动安排。

为了指挥方便,不耽误时间,不失战机,杨司令员于22日夜里在西太平山上开设兵团前进指挥所。

午夜刚过,进入23日刚一个时辰,敌人开始行动了。杨成武直接观察到大镜门外有敌人活动的征侯,六纵也电话报告,敌人有出大镜门向北突围的迹象。与此同时,二纵报告,在孔家庄东、大洋河北发现敌人的骑兵,敌人有向西南突围的迹象。

杨司令员当即命令六纵堵住大镜门向北的大沟;又命令二纵密切注视敌人,防止敌人突围方向转向西南继而向西。

果然不出所料,敌骑兵向西南突围,被二纵迎头挡住,展开猛烈激战。此时,骑兵已经发现,他们上司的突围计划是步兵出大镜门向北,让他们向西南转向西,是为了吸引解放军的火力和兵力,以便向北突围。

敌人的突围,由于组织仓促,指挥不一,步骑相争,队形混乱,人马车炮互相拥挤、践踏,道路堵塞,动作十分迟缓,拂晓时才开始出大镜门。

接着,山下传来了轰隆轰隆的炮声!炮弹在西甸子、朝天洼三旅的阵地上爆炸了。有的炮弹直接命中工事,但那些工事屹立不动,坚如磐石。塞外天寒,地冻如石,没有办法挖掘,他们用石头垒成工事,再浇上水,水和石头冻在一起,如同钢筋水泥那样坚固。在20多里长沟的尽头,形成了好几道300米宽、2米高、3米厚的栏墙。

杨司令员把望远镜转向三旅旅长张开荆的指挥所。

张开荆的指挥所设在朝天洼旁边的小山包上。密集的炮弹闪烁着火光,只待几十秒钟,黑色的烟幕就连成一片,把那一带完全笼罩了。

我军向张家口发起冲锋

再住河滩上看,似乎就在眼皮子底下,不需要望远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好家伙,敌人真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了。从大镜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敌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挤成了一个疙瘩,敌人的整个大队人马,全涌到了这里。攻击的敌人,由几个国民党的旗帜引路,在挥舞着大刀的督战队的驱赶下,密密麻麻地扑向三旅阵地。看样子,敌人下决心死拼了,非杀出一条血路不可!

针对敌情,杨成武下达了围歼敌人的命令:三旅坚守西甸子、朝天洼阵地;二纵从黄土岭向大镜门出击;察哈尔蒙骑两个骑兵师插到五十家子、麻地营子、汗诺坝、甸门口、广土坝及其东南地区,构成第二、第三道堵击线;东野四纵一个旅插到朝天洼、西甸子东南,与六纵(含一纵三旅)形成南北夹击;另两个旅和一纵、二纵并肩由东南、西南向张家口市攻击。这样就构成了天罗地网,把敌人置于绝境。但是部队从现在位置到达指定地点需要时间,命令规定,各路截击侧击部队于当日晚10时到达指定地点。

从下达命令到晚10点,要度过整个白天,在这段时间里,正面阻击的三旅要承受全部压力。

三旅是支老部队,有着光荣的历史。旅长张开荆,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红军长征后的艰苦岁月里,坚持过闽赣一带老苏区的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开辟江北根据地,在沙家浜指挥三个连出色地抗击了“忠义救国军”的进攻,把几倍于己的敌人消灭殆尽。几年前,他由延安党校转来晋察冀,任一纵队参谋长,后任三旅旅长。这场阻击战,对三旅、对到职不久的张开荆旅长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炮火刚一停歇,敌人即以两个师的兵力向三旅西甸子、朝天洼阵地猛攻。

敌人第一次集团冲锋被击退,第二次,又是两个师。在那样狭窄的地区,投入这样多的兵力,真是少有的。这与解放军两个营的阻击兵力相比,悬殊太大了。

敌人进至一连阵地前六七十米的洼地,突然卧倒不动。与此同时,一连右侧山头上出现了敌人。那山头居高临下,原是个空白点。敌人从那里用机枪、迫击炮、榴弹炮的火力压制着一连,霎时间,一连阵地上硝烟弥漫。就在这个时候,伏在阵地前面洼地的敌人,一窝蜂地仰攻上来。一连指战员仍奋勇投弹。敌人不顾伤亡,前面倒下了,后面又跟上去。在那一小块斜面上,手榴弹一直响个不停,手榴弹爆炸的浓烟,遮断了人们的视线。当爆炸声停息、烟雾渐渐散去后,整个斜面上布满了尸体,横七竖八,一个挨着一个,甚至几个压在一起。但是,阵地仍在一连的勇士们手里!

打退敌人这次冲锋后,一连剩下的子弹、手榴弹以及六○炮弹都不多了,还没等他们喘息,右侧山头上的敌人又俯冲下来。他们在阵地上一弹不发地等待着,最后,当敌人走到相距六七米的地方,双方仅隔一道石墙,敌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都能听得到了,敌人指挥官高喊:“里边没有人了,冲啊!”

“我让你冲!”一连副连长一顺枪,那个家伙两臂一张,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剩余的敌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争相逃命,溃散而去。一发子弹,打退了敌人一次冲锋,与其说是靠火力,毋宁说是靠我们指战员那种气吞山河的威力。敌人实在是被我们的战士们打怕了!

这种奇迹,在三旅阻击阵地上并不是绝无仅有,在代三十窑子阵地,出现了用几颗手榴弹夺下敌人一个山头的英雄事迹。

敌人在西甸子被打得头昏眼花,只好抽出1个师并1个骑兵旅,闯进八团八、九两个连防守的代三十窑子。当双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敌人抢上阵地旁边的一个制高点,使八、九连受到了威胁。营教导员把夺回制高点的任务交给了二排。

二排长侯国忠问教导员:“还有弹药吗?”

“没有多少了!”

侯国忠看出教导员的难处,对战士们动员说:“谁是英雄,谁是好汉,全看这一着!就是靠手榴弹,也要坚决夺回这个山头!”

他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没有任何火力掩护。他们上得既猛又快,直到接近山顶时,敌人才发觉,侯国忠向敌人投出几颗手榴弹,敌人向他们也投来了手榴弹,他们就捡起冒着烟的手榴弹反投回去,敌人吃不住这股猛劲,慌慌张张地溜下山去,制高点夺回来了!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市重归人民手中。这是我军进入大境门

在三连的阵地上,涌现了“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壮举。三连副指导员赵彭身负重伤,仍然带领着已负重伤的战士张凯、赵贵、张发、宋玉祥等,同从三面冲入阵地的敌人拼杀格斗。战至最后一枪一弹,他们将武器摔坏,高呼着“共产党万岁”!一齐滚下了1000多米深的悬崖。该团二营利用朝天洼的有利地形,在教导员张波的率领下沉着应战,提出“人在阵地在,决不让敌人过门坎”的号召,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四连仅剩下10余人,仍坚持战斗。工事被炮火摧毁了,就利用弹坑作掩体,节节抗击,一直战斗到黄昏,全营只剩下70余人,仍坚守在阵地上。17时,敌继续向我乌拉哈达西山、黄土窑阵地攻击,均被三旅和十七旅合力击退。此时,敌人进攻锐势已经大减。解放军牢牢控制了佛山、陶赖庙、黄土窑子一线阵地,堵死了企图向北突围之敌的一切道路。

突然,张家口市内枪声四起,华北第一、第二纵队和东野第四纵队,已突进张家口市,并乘胜追击出大镜门外,将敌拦腰切断,俘敌万余。这样,前堵后截,最后将几万敌人压缩、包围在大镜门外、朝天洼、西甸子以内20里长的狭小的沟里。敌人车辆人马争相夺路,骑兵踏倒了步兵,大车翻进了人群,一大串无法开动的汽车付之一炬,火光冲天,人叫马嘶,乱作一团。敌人虽然还在东突西窜、南跑北逃,拼命挣扎,但建制已经混乱,失去了战斗力,陷入了绝境!

夜幕四合,山峦、林带、村庄、河流等景物的轮廓越来越模糊,最后融成了一体。这是张家口最后一个黑暗的寒夜。

12月24日,解放军对敌人展开了全面的围歼战。拂晓,解放军在久经战火锻炼的张家口人民的全力支持和民兵的有力配合下,展开全线攻击,逐一分割围歼。二纵由大镜门以北向西北实施攻击;六纵于朝天洼至大镜门北侧由北向南攻击;东北四纵由朝天洼东南向西北攻击。由于解放军动作迅猛,敌人逃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使得敌人简直没有招架之功,成千上万的敌人当了俘虏。到下午3时,将最后踞守乌拉哈达北山之敌约1个师歼灭后,战斗宣告胜利结束。

<h3>杨得志会见被俘的敌军总指挥</h3>

张家口战役,除敌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化装成伙夫带几个随从逃窜外,突围之敌5.5万人全部就歼。其中生俘5.039万人,连同外围作战歼敌1.03万余人,共歼敌6.5万人。在俘敌中,有敌将级军官13人,缴获各种炮410门,各种枪支16480支(挺),各种车辆423辆(节),战马2435匹。解放军伤亡2900人。

24日24时,中央军委给华北二、三兵团发来贺电:“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12月28日,这是张家口解放后的第4天。上午9时,华北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在张家口东山坡一个机关里,正式会见张家口敌军总指挥官一○五军军长袁庆荣。

12月22日,新保安解放后,华北二兵团奉命西征归绥,部队从张家口路过,杨得志、罗瑞卿在张家口小住一两天。杨成武和杨、罗自野山坡分手,杨、罗挺进冀东,杨成武率部南下紫荆关,这两部分兵力后来编为二、三兵团,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执行战略钳制任务,拖住傅作义所指挥的华北60万敌人,不能使其出关,配合辽沈战役,不知不觉已经近半年了。这次相见,老战友们话阔别,谈胜利,心情愉快、舒畅。当他们谈到袁庆荣时,都想见见此人。于是,杨成武找来敌工部长,让他安排。

敌工部部长去不多时,将袁庆荣带到,后面跟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袁庆荣,40来岁,个子不高,脸型近方,面色微黑,胡子待理,神情颇为颓丧。他身着士兵服,木呆地站着,失去了往常的骄横与傲慢。

敌工部长指着他介绍说:“这就是和我们作战的指挥官、一○五军中将军长袁庆荣先生。”

我军在张家口街头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

然后,敌工部长向他介绍了4位领导姓名与职务。

袁庆荣没有说话,只是叹了一口气。

杨成武指了指凳子说:“请坐。”

他坐下了。开头气氛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缓和了下来。

4位领导请他谈谈这次战役的感想。

他悲叹地说:“张家口和新保安被贵军分别包围后,敝人深知前途很不乐观。但总部仍命令两地坚守待命,万勿擅自行动。我们为了及时了解情况,自形势紧张后,电报联络一刻也没有停过。当21日下午5时两地联络突然中断后,我曾亲自命令电台密切注意新保安的情况,发现任何呼号立即向我报告。可惜,可惜,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

他不停地摇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了下去:“接着贵军就对张家口发动了总攻。我们根据总部命令,立刻组织突围,原以为贵军主力布置在西边,于是我们出大镜门向北突围。为了牵制贵军主力,我令骑兵、汽车、大车向西突围,不料突围受挫,他们又转向大镜门了。这一下子就乱了!人拦住了车,车挡住了人,马难以奔,人不能跑,建制混乱,指挥失灵……”

说到这里,他两手一摊,摇头叹息地补充说:“就这样,大势已去,不可收拾,遭全军覆灭。同时,贵军行动也实在太快,不到一天时间,部队都转到北面来了!”

袁庆荣的供述,真实地道出了张家口敌人失败的根本所在。

<h3>中共中央给华北前线的“大捷电”</h3>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部队主力丧失殆尽。绥线全部被解放军控制。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张家口获得解放。

社论指出,1946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曾郑重宣布:“我们是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快,就越回来的快,我们一定要回来跟张家口的人民团聚,现在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了。

社论强调,张家口的收复,傅作义嫡系部队的被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傅匪军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着全部被消灭”。

1948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华北前线发去了“大捷电”,全文如下: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以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不意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期间内歼灭了敌正规军14个整师,解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靖、安次、静海等各城、重镇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敌军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平津而战!”

<h3>傅作义痛哭失声</h3>

12月25日清晨,在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里,傅作义看完了一段“当日新闻摘抄”,双手慢慢地撕碎了这张摘抄,五指分开,深深地插进头发里。

傅作义现在正在经历着平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大痛苦的煎熬!他那颤抖的右手抓起了一把牙签,暴怒地塞到了嘴里,牙齿用力地咀嚼起来,左手伸向办公桌,把桌面上的东西,统统横扫落地。

室内的声响,惊动了外屋的副官段清文。他推门而入,去劝阻傅作义。傅作义甩开段的手,跌跌撞撞冲向卧室。他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板上。段清文呼唤一声“来人”!两个贴身警卫破门而入,协助段将傅扶起。傅失声大哭,精神有些失控。哭声中夹带着不时的自语:“完了,完了,全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刚才看了什么新闻?什么新闻能使他这么伤心、痛苦,使他产生“一切都完了”的悲观感呢?

今日拂晓,傅的新闻秘书收听了新华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排在第31位。新闻秘书如同往常一样,将这条消息记录后,连同记录的别的消息,一并于上班前放在了傅的办公桌上。

傅作义看到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大惊失色。傅作义就害怕平津问题和平解决后,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这一消息传来,他认为证实了他的顾虑是正确的,是有根据的,不是凭空主观臆想的。甚至他后悔派人出城去谈判。

三四天来,平津战役战局的突然变化,使傅作义忧心忡忡,度日如年。12月21日下午,华北二兵团扫清新保安外围作战的枪声一响,傅作义就如坐针毡,饭不想吃,觉不思睡,等啊,等啊,他所等到的是22日傍晚,新保安之战以三十五军全军覆灭而宣告结束。

接着,他为了保存实力,立即发电给孙兰峰、袁庆荣,告以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解放军即将进攻张家口,密令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

24日,张家口突围之敌又遭全歼,傅作义赖以起家的老本——三十五军、一○四军、一○五军全部被歼。这在傅作义的政治生涯中,不能不说是头等大事,无比重要的大事。所以他几天来,基至不吃不喝,闭门谢客,他一个人呆在屋里,痛心疾首,懊悔万分。

<h3>一个司令官的回忆</h3>

靳书科,系国民党察哈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张垣地区防守司令,在我解放张家口中被俘。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为题,对这场战役作了简要回顾,现节录一部分如下:

12月19日上午,傅作义给孙兰峰、袁庆荣和我来了一份急电,令由张家口自卫队中征集兵员千余名,补充一○五军缺额。孙即召集我和袁研究。我因早在三四月间发动自卫队员参加这次保安团以后,绝对不再从张垣征兵。现在我就不好出面了。想从逃到城内的宣化等县的地方保安团内,各抽一部拨补。但各县县长都不同意。袁庆荣要求从两个保安团内拨两个营。保安团是我一手组织起来的,并由我亲自示范带头训练出来的。是我的主要城防力量,我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由保安司令部命令省会警察局长阴燕英将全市自卫队集中在“察干团”大操场内,由第一○五军派员从中挑选千余人。当时说明:参加兵役的队员,每人家中发给小米两石,棉布一丈五尺,以作安家之用。选拔时,自卫队员家属闻讯赶来,父要子、子要父、妻要夫,哭骂声不止。

20日夜晚12时许,第一○五军参谋长成于念,第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第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焦达然同我5人(都是山西上党同乡,多年要好朋友,彼此来往密切),在我的办公室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一些分析:认为北平大军包围,新保安突围不出,张家口重兵围困,彼此互相支援不上,最后必遭各个击破。成于念和焦达然两位参谋长的意见是:就目前战局看来,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扭转不过来,今后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战死,就是俘虏,战死太无价值,抗战八年没有战死在抗日战场上,今天死于内战,实在死得无意义。同共产党打了多次内战,虽是同胞兄弟,实已成为仇敌。如当了俘虏,必受屈辱,甚至会遭恶果。

他们主张同共产党谈和起义,并愿推我为首(因我是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可以代表察省军民率领两个正规师、1个保安师(辖3个团)和张家口市2万多自卫队员同共产党和谈起义。韩天春不同意这样做。韩说:“傅总司令当年守涿州时,我在傅部任见习排长,一直随傅到现在,当了师长。早年守涿州,那样艰苦,都没有投降奉军,今天绝不能叛傅投共,应以作战情况和傅总司令的去留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如共军围攻北平,我军守城失败,傅总司令像卫立煌一样乘飞机离开北平走了,我们无头领了,那我就同意以书科老弟为首率领我们同共产党和谈起义。如果傅作义总司令不是像卫立煌那样,而是坚决打到底,那我们就要死守张市,战斗到底。”郭跻堂主张:“不论到何地步,也要同共产党打到底,傅飞走了也要坚决战到底。傅在,那就不用说了。最后不行,就上山打游击,也不能向共产党投降。”

我听了他们4人的发言后说:“各位老大哥(因我年龄最小)说的都有道理,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确实是败局已定,无法挽救,失败只是时间而已!战必败,败了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战洽和是一条生路。但我等随傅总司令抗战八年,同日本鬼子打了数十仗,出生入死,流了多少血汗,受了多少艰苦,傅总司令对我们多年培养教育才有今天,我们怎能叛傅投共去作他的叛徒呢?此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认为守温(韩天春的字)大哥的意见比较妥善可行,我很同意。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向大哥们讲一下……”于是我将我在北平参加完扩军会议回张时傅对我讲的:“大事用不着你们管,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最后不会牺牲掉你们的。”讲给他们听后,大家认为这几句话大有文章,值得研究。是不是傅要同共产党谈和平呢?因为傅作义是一个爱国者,长城抗战时,为了保卫古都北平,曾在怀柔战役,不惜一切牺牲,抗击日本侵略军,使日寇未能进攻北平,保卫了古都的安全。今天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绝不会让文化古都,毁于战火之中,使北平市内的父老兄弟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损失,肯定会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的。最后决定5人相依为命,采取一致行动。如傅在北平同共产党和谈我们就一齐跟着起义,如让我们坚守张家口我们就不惜牺牲,战斗到底。另外还谈到如共军先打北平,傅作义像卫立煌一样坐飞机走啦!我们就一起联名参加起义,跟着共产党走。并要随时联系,坚持一致行动。

12月22日,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这天上午8时许,傅作义给孙兰峰来电:“本日上午10时,军机一架飞张,着张慎五(察哈尔省银行经理)、曹朝元(号善初,察哈尔省田粮处长)、白宝瑾(察哈尔省财政厅长)3人即乘该机来平,希先通知。”3人走后,舆论大哗。

22日下午,傅作义给孙兰峰、袁庆荣2人来电,告以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解放军即将进攻张家口,密令:“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军事指挥系袁庆荣负责,袁为了保密,未召开部队长会议研究突围计划,即自行决定全军由大境门外突围向商都方向撤退。他只找了几个师、旅长,口头上作了一些指示,就开始行动,袁庆荣在当天行动之前还给过我一个通知,大意是:张市外围的解放军对我军威胁甚大,拟于今晚令第二五九师向大境门附近进行“扫荡”,希饬城防部队严加防守,并相机支援出击部队。我信以为真,并作了部署。

当晚11时许,平日不常来往的国民觉中央通讯社分社社长王华灼(中统特务分子)打电话告我:“日本军队10万,已于今晚在塘沽登陆,协助我们消灭共军,华北将有一场大的决战。”当时我断定这是特务造谣。一夜过去,次日(23日)7时我照常“升旗讲话”,并对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说:“我军昨晚出击,张垣防守绝无问题。”7时,照常在会议室听取各处室的汇报。汇报刚开始,省会警察局长阴燕英突然推门进来,惊慌地说:“我有要紧事向司令报告。”我同他到办公室内,还未坐定,他说:“部队昨天晚上开始撤退啦!您还不知道吗?”我说:“这是谁说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明明队伍是出击,怎么能说是撤退呢?部队撤退我还能不知道吗?”他说:“情况绝对真实,各分局都有报告。部队将大车毁掉,有的人把家眷都带走啦,如果是出击,他们毁大车带走家眷干什么?”我急忙到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去见孙兰峰。一进大门就见院内人们都扎好行李,待命行动。我质问孙兰峰:“为什么部队早已撤退,到现在还不通知我们一声?”孙说:“欣然没有告诉你吗?详细情况我也不大了解,完全是欣然计划的。我想不是欣然不通知你,而是因为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欣然走时在电话上对我说:“他先带着部队去打一下,如果能够打出去,我们就决定撤退,如果打不出去,他们还要回来固守。过早通知你怕市上骚动,对城防发生影响,等欣然来电话我再通知你。”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回到司令部后,立即通知各城防部队:除留少数警戒部队担任掩护撤退,其余即向大境门外东山坡下集结待命,并先派联络军官一名,到该处接受命令。同时用电话通知市内有关单位,即行准备随部队撤退。但此时各单位已经混乱不堪,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我将以上情况作了紧急处理之后,一面派参谋处长周树华先到集结地点同部队联系,并了解第一○五军突围撤退情况,一面又派高世宏参谋到兵团司令部侦察孙兰蜂的行动。

我正考虑如何突围撤退的腹案,突然高参谋回来说:“孙司令官带着兵团司令部的人马已经出城走啦。”我看表,正是上午11时。

这时,我突然想起在12月4日,傅作义曾讲过:“向共产党做‘荣誉交代’。我即对参谋长焦达然说:“我们坚守不退,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局势有无什么变化(主要是看北平有何变化)。这样无计划的突围撤退,肯定突不出去。与其突围出不去当俘虏,还不如向共产党做‘荣誉交代’,以免军队遭伤亡,人民受损失。你认为如何?”焦考虑后说:“好是好,这样做是不是背叛了傅作义呢?”此时,韩天春师长突然进来说:“书科,你怎么还不收拾一下撤走呢?”我说:“孙、袁两位既然抛下我们走了,我不打算走啦!我想代表傅作义主席向共产党做‘荣誉交代’呢?”韩着急说:“到什么时候啦,还耍小孩子脾气?赶快收拾一下走吧!我在大境门外东山坡等你。”并对我的副官和警卫员说:“赶快收拾行李放在马上撤走。”说完,他着急地走了。

当天下午2时,我率保安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沿东山坡马路经长清大桥到大境门时,在大马路上,碰到骑兵第十一旅副旅长郁传义,带着部队也往大境门走。我问他:“你们骑兵部队怎也由大境门外撤走?”郁说:“我们由南营房,七里茶房出去十多里路,听说暂十一师(即二五九师)已将退路打通,所以我们又来跟着步兵一齐撤走。”我一听,“噢!原来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行至大境门里时,碰见防空指挥部副指挥官王振宇正坐在一辆三轮卡车上等着我(王和我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我们走到大境门外一看,连一条比较宽阔的行进路口都没有开辟出来,工事外边的铁丝网、鹿砦、地雷等一点也没有拔除。一个原为行人通路的小出入口,挤满了官兵,大家争先恐后,大队的骑、步兵走不出去,人喊马嘶,乱成一片。因踏响地雷而死伤的时有发生。

出大境门不到半公里,前面的部队又堵塞了。听到陶赖庙方面炮声大作,派员联络,得悉第一○五军遭到解放军阻击,突不出去,正在战斗中。这时前边的部队突不出去,后边的部队无法进。一条长达20多里的大境门外的山沟路上,部队好像进了条未封口的口袋,危险异常。我与韩天春研究,将部队重新作部署,便开始向崇礼方面突围前进了。

事后据第一○五军参谋长成于念对我说:袁庆荣在12月22日下午5时许,接到傅作义的突围撤退的密电后,独自一个人在地图旁边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决定先让第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率该师于夜间9时许向大境门外作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侦察一下围城兵力情况,如果能打开一条出路,就当晚全军突围,如攻击受挫,打不出去,再退回城内。由于第二五九师未遭到强大阻击,袁庆荣遂于当晚12时决定全军突围,向商都方向前进,结果遭致全军覆没。如果袁在接到傅的命令之后,召集师旅长以上干部共同研究一下突围撤退计划,并对突围的方向、路线、特别是步骑兵的协同配合等作一周善部署,绝不会一支部队也突围不出去,而遭致全军覆灭。那时的突围方向如果不选在大境门外至陶赖庙20多华里山谷口袋之中,而由七里茶房、沈家屯、杨家屯、老鸦庄之间地区突围,中间用铁甲车开道,两侧由骑兵掩护,再利用赐儿山的制高点火力支援,利用开阔地区向洗马林方向撤退,绝不会全军被歼。反之,事前既有突围不出回军坚守之决定,即应急速回军坚守张市,未有这样果断去做,实为失策。

当时的突围部署是:(1)令驻防张北附近的整编骑兵第十二旅鄂友三部,由张北附近出发向狼窝沟方面之解放军攻击,并于23日上午10时前占领该地,掩护张家口我军突围撤退。(2)令第二五九师郭跻堂部为前卫,由大境门外突围经狼窝沟同鄂旅会师,掩护全军通过后,改为后卫向商都转进。(3)令整编骑兵第五旅,整编骑兵第十一旅,由整编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统一指挥,由七里茶房向老鸦庄、沈家屯、杨家屯方向突围,经高庙堡、洗马岭一带向商都方向转进。(4)令第二五一师掩护全军突围后改为后卫,在本军后跟进,向商都转进。(5)其余为本部,按第二一○师、军司令部、等二五八师、新编张副元师(新兵师,人数不多,正式番号及装备尚未发给)之顺序,沿第二五九师撤退路线向商都方向撤退。为了保密,这一部署命令,除向整编骑兵第十十旅鄂友三部电报下达外,其余均未正式下达,书面命令,都是由袁庆荣将各部队长分别找来下达的口头命令。

这里将各路突围经过分述如下:

(1)整编骑兵第五旅和整编骑兵第十一旅的突围经过。12月22日晚5时许,胡逢泰与卫景林领到袁庆荣的口头命令后,由于他们事先侦知解放军在老鸦庄、沈家屯一带筑有堑壕及其他防御工事,骑兵通过不易,便决定每旅各派1个团为前卫,分别由指定地点先打突围,打通出路,占领适当有利地形,掩护全旅撤退。并决定以连为单位,能突出去多少就算多少。当时卫景林旅派的是杨占山团,胡旅派的是张汉三团。两团在突围战斗中没有遭到强力阻击,比较顺利地到达郭磊庄附近,并占领有利地形。就在这时,卫景林从电话中偷听到袁庆荣给孙兰峰打电话说:“郭跻堂师已将大境门外的出路打通,大军可以即时通过。”这时卫景林一方面担心孤军出去,中途遭截击,难以走脱;一方面认为步兵的退路既已打通,骑兵即可在其后边安全撤退出去。于是遂改变计划,令已突围出去的在郭磊庄一带的杨占山、张汉三两团又复撤回张家口,经由下堡出大境门跟在步兵后边一同撤退。没有想到郭跻堂部并没有真的打通出路,而是在陶赖庙地区遭到解放军的强力阻击,用尽全力也没有打出去。结果整编骑兵第五旅随着第一○五军在陶赖庙附近地区被歼,整编骑兵第十一旅跟着我和韩天春所率的保安各团和第二五一师,在乌拉哈达以南山地被歼。只有卫景林因在突围前就准备好了便衣,临时化装市民逃往北平;当第二五一师和保安各团在乌拉哈达以南山地同山突破军战斗时,骑兵第十一旅张汉三团长,率200余骑兵乘隙绕山突围出去;卫旅杨占山团长,在陶赖庙地区,利用第一○五军和解放军激战时,率部百余名突围逃脱。

敌第三十五军被歼后,张家口守敌于12月24日急向张北方向突围,我军主力追击,歼灭敌5.4万余人。这是张家口外围的我军炮兵

(2)第一○五军在陶赖庙地区突围战斗经过。第一○五军前卫部队第二五九师郭跻堂部,22日夜10时出大境门向当面解放军作试探性的突围攻击,开始进展比较顺利。拂晓时先头部队进至陶赖庙附近地区,遭到解放军的强力阻击。该师虽猛攻多次,毫无进展,激战至上午9时,未前进一步。这时袁庆荣带着后续部队3个师赶到。袁令该师全力发起总攻,并令炮兵在陶赖庙通崇礼县的拐角路旁放炮,支援该师攻击,想迅速打通一条出路。不料解放军的兵力越打越多,愈战愈强,袁庆荣部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孙兰峰赶来视察情况,经过与袁研究,决定集中炮兵火力,掩护攻击部队,实行强力突围(时已下午2时半)。孙还亲到炮兵阵地指挥炮兵射击,战斗非常激烈。同时孙还令骑兵部队进行冲锋。激战至下午5时许,仍无进展。这时,各级指挥人员均感突围已成泡影,便各想各的逃走办法,于是整个部队失去了掌握,数万大军四散奔逃。天将黄昏时,孙兰峰脱离战场,不知去向。袁庆荣也在天黑前和部队失去联络。其他各级指挥人员,也都乘天黑一个一个地溜之大吉。这时解放军到处猛冲,猛杀,并发起政治攻势,叫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就这样,一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5万余人,经过一夜的战斗,于24日上午9时全部被歼。大卡车、小吉普,都推翻在沟里。成千匹骡马,到处嘶叫,遍地是武器、弹药、物资和成群的骆驼。除孙兰峰逃出外,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和郭跻堂、张副元、李思温、张惠源等几个师长以及其下的团、营、连长都当了俘虏。

(3)第二五一师及保安部队在突围中的战斗经过。我同第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在大境门外见到陶赖庙突围的部队都猬集在沟内走不出去,感到跟在第一○五军后边突围已不可能,我即同参谋长焦达然,韩天春师长、兵站总监赵蔚、防空副指挥官王振宇几人商量说:突围出去,恐不可能,不如回去给共产党做一次“荣誉交代”比当俘虏要好。焦、韩二人不大同意,赵、王二人坚决反对。后遂决定另找一条出路,由东窑子经乌拉哈达、高家营子之间地区向崇礼方向撤退,先逃出包围,然后再绕道张北附近转向绥远方向。我们一面令第二五一师第九十四团派兵一营,向大境门外东山坡山头的少数解放军实行攻击,以掩护我军撤退;一面令第九十六团为前卫,向乌拉哈达和高家营子之间方向突围前进;其余为本队,按第二五一师司令部、第九十五团、保安司令部、崇礼县政府及该县保警团、保安第四团、保安第五团、第九十四团的顺序前进。保安第五团当时担任着大境门外一带任务,须在各部队完全撤出后始得撤退,因为撤得迟了些,解放军追击部队突然赶到,一经接触,溃不成军,团长张兴成以下完全被俘。我同韩天春率领所部,一路没有遭到阻击。行进非常顺利。第七兵站总监赵蔚和张市防空副指挥官王振宇得意地说:“我们这条路选对了,不然我们非当俘虏不成。”晚8时许行至乌拉哈达以南地区河边附近,正准备涉水渡河,突然发现解放军汽车数十辆,沿张家口、崇礼县公路向崇礼方向驰进,我们遂改变路线,绕道山沟向乌拉哈达东北方向转进。是夜,天降小雪,乌云满布,天色墨黑,伸手不见五指,走不多久,前后失去连系。前卫部队第九十六团在行进中又丢了一个营,谢克刚团长带着两个营由高家营以南地区渡河,天明时逃至狼窝沟附近一个有堡子的小村内,突然解放军的追击部队赶来,战斗了两个多小时,因弹尽无援,缴械投降。

我同韩天春师长所带的主力部队,在山地转了一夜,24日天明仅走出30多里。为了躲避解放军追击,决定到高家营附近再转向张北方向前进,下午2时,竟和东一股、西一股、拉着马四下乱窜的骑兵第十一旅走到一起。他们旅长胡逢泰、副旅长郁传义,早于23日夜间在东窑子附近被俘,团长有的早已脱离部队,有的混在部队中不愿意露面。正在此时,突然发现崇礼方向的对面山路中,出现了大股军容整齐、行动迅速的部队,大约有两师之众,向我方迎面而来。我和韩天春两人用望远镜一望,看见既不是友军,也不像是华北人民解放军(华北解放军穿的是黄色军装),仔细一看,这支部队穿的和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穿的服装有些相仿,但肯定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后来一想,这一定是东北解放军从新保安方向开来截击我们的。话尚来说完,就看见东北人民解放军发现我军正在混乱行进的军容之后,即令步兵展开,炮兵占领阵地,开始放列,集中火力向我们迎头痛击,接着步兵发起猛烈攻击。我们一面命令第九十五团占领左右两边的制高点,进行迎击,一面急调第九十四团迅速增加上来,进行侧击。但保安部队,尤其是骑兵部队,由于遭到解放军猛烈射击,已乱成一片,山上山下好像炸了群的野马,都在拚命狂奔。在这紧急关头,陈怀初自告奋勇,率领400余人,抢占了一个有利山头,集中轻重机枪火力,向接近我们的解放军进行阻击,一直打到弹尽,陈怀初拔枪自杀,其余悉数被俘。据跟陈的人说,他是叛徒,作恶多端,因畏罪而顽固到底。

我同韩天春率领该师的特务连和第九十五团的两个营,在陈怀初部队的掩护下脱离开正面战斗,向侧后绕进,仍图突围出去。刚绕过一个山头,又碰上正由侧面向我们包围的解放军,遂令第九十五团的一个营就地展开战斗,掩护我们继续绕道突围,并拟采用转山头、绕山沟的办法,脱逃出去。但这时官兵们都将武器甩在山坡上,不愿再打下去,自行脱离我们。最后我和韩天春仅带着20多个警卫及亲信人员了。韩天春因为跳山沟摔伤了头部,不能再走,我因突不出去,就在一个半山腰隐藏起来,拟天黑人静后再行设法逃走。不想黄昏时,解放军搜山部队清扫战场,我终于被发现,当了俘虏。

至此,最后剩下的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第一○五军和两个骑兵旅,1个新兵师,两个保安团,总计5万余人,继怀来的第一○四军和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之后,全部干净彻底地被人民解放军所消灭。除孙兰峰一人逃脱外,军师旅团各级指挥人员,基本上被解放军活捉。

正文 第六章 包围北平,隔断津塘

当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和防守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被歼灭后,也即随着张家口地区被解放军占领,平绥全线的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化作了泡影。傅作义在慌忙中不得不再次收缩防区,放弃唐山、芦台、南口、涿县等地,加强平、津、塘防卫。同时,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中央军委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求他们务必迅速先攻克塘沽再克天津,切断敌人东逃之路,把北平变成一个四面无援的孤岛。

<h3>白崇禧“逼宫”、蒋介石下野内幕</h3>

1948年12月24日,当傅作义在北平为他的第十一兵团在张家口被歼痛心疾首之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正陷入内部斗争的空前危机之中。

这天,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从武汉发出《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交蒋介石,这是桂系公开逼蒋下野的重大行动。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下野以促进和谈。

消息不胫而走,合众社驻沪记者当日发出了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大地震,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

蒋介石绝望之极,自北伐战争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桂系的力量本不足虑,可他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那就是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

早在马歇尔来华调停之时,蒋介石就与他没有搞好关系。那位退役的五星上将没想到在中国栽了跟头之后,反而官运亨通,一回国就当上了国务卿。杜鲁门总统对他言听计从,深深地影响了华盛顿当局的对华政策。早在1947年8月,美国人就在考虑让蒋介石下野的问题,并开始物色新的代替人。当时,美国特使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公然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毫不掩饰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失望。同年9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奉命到华北视察,目的在于考察当时的华北军政长官李宗仁是否堪当蒋介石接班人的重任。事后,他向马歇尔国务卿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

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于是年10月公然致信蒋介石,要求竞选副总统。1948年春,当李宗仁与蒋介石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斗争白热化时,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作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

4月29日,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这是桂系势力崛起的明显征候。当时,有人说:

“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又为李宗仁所打败。”

蒋介石视“小诸葛”白崇禧为国民党内第一高人,他不能容忍李宗仁与白祟禧在朝中联手,于是将白崇禧外放武汉。

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

白崇禧本来不愿去武汉赴任,曾一度跑到上海当“寓公”,蒋介石派说客几次上门劝其赴任,均被拒绝。后来,桂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黄绍竑出马,一番点拨,乐得“小诸葛”连忙出山。

黄绍竑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白崇禧坐镇江城的日子里,蒋介石进行了两场赌博,一是投注在战场上的精锐兵团输得精光,二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上押错了宝。

美国人暗中支持李宗仁,拆他的台,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无论杜鲁门政府援助多少亿美元的军械,蒋介石还是不能感激杜鲁门和马歇尔。正如杜鲁门、马歇尔毫不掩饰对他的失望一样,蒋介石也对他的“大恩人”十分失望。1948年夏天,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捐献大笔资金帮助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

当时,纽约华人普遍认为杜威将以绝对优势击败杜鲁门,这是蒋介石投注于杜威的原因。陈立夫返回上海后,还在《新闻天地》上发表谈话,声称:

“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不幸的是,杜威没有当选。11月7日,大选结果出来了,杜鲁门连任总统。蒋介石的赌博又输了。

11月9日,沮丧的蒋介石不得不致信杜鲁门,对其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在这封信里,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宣言。杜鲁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11月28日,宋美龄飞赴美国,使出浑身解数游说美国朝野人士,企图力挽狂澜,使美国当局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战争。马歇尔和杜鲁门对这位东方帝国的第一夫人一点面子都不给,对她以哀求的口气所提出的要求一概加以拒绝。

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放出风来,说:“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是进行和谈的前提条件。”

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仅要输掉战争,而且他的总统宝座也没法坐稳了。12月17日,他派人告诉李宗仁,说准备下野,并试探李宗仁的态度。

李宗仁当仁不让,表示“愿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随后,李、白每天通电话,研究接替蒋介石之后的政策。谁料日子一天天过去,蒋介石仍没动静。

白崇禧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着名的《亥敬》电,开始逼蒋下野。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的问题,他当然不会甘心拱手交权给桂系。从“前台”隐退“幕后”,再瞅准时机复登“前台”是旧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蒋介石深谙此道,此前他曾两次引退,又两次复出,把政治玩得溜溜转。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引退之前紧锣密鼓地作人事安排,为幕后操纵做准备。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逼宫”,又发《亥全》电: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南京政要40余人到黄埔路官邸举行晚宴。宴会厅灯火辉煌,圣诞节时的装饰还没有拆掉。这是蒋家王朝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个盛大迎新晚会。摇摇欲坠的政权使每个人都无法像往年那样为新年的到来而喜气洋洋,宴会始终是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

蒋介石的表情非常古怪,脸上挂着一层虚假的笑容,比哭还要令人难以忍受。他在与人碰杯时,没有一个人敢正视他的眼睛,所有的人都预感到今晚要发生一件大事。

果然,晚宴结束后,蒋介石板着面孔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个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的字)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

张群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文告,开始念道:

“……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亦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蒋介石关于“下野和谈”的《元旦文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蒋介石首先问坐在右侧的李宗仁:

“德邻兄对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CC分子谷正纲、张道藩等慷慨陈词:“总裁不能为谋和而下野,下野必导致人心涣散,士气消沉,后果不可收拾!”

蒋介石将目光射向戌装披挂的黄埔将领,竟无一人发表意见。蒋介石大失所望,这些平日将“校长”挂在嘴边的家伙,关键时刻居然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当谷正纲声泪俱下地说:“总裁万万不可下野!”时,蒋介石借机大发脾气,指着谷说:“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蒋介石说完,愤然离开宴会厅。大家都望着李宗仁,李宗仁将身板挺得笔直,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第二天,蒋介石的《元旦文告》通过报童的大声吆喝,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早就将这一爆炸性新闻传向了世界各地。

同日,蒋介石邀李宗仁谈话,说:

“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新年的第一天,京沪一带盛传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是桂系“逼宫”所致。

<h3>平津前线总部地图上的红箭头</h3>

平津前线总部,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指向塘沽、天津。

中央的电令来了,上面写着:先打塘沽,后取天津。

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华北国民党军唯一的出海口。它不仅控制着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为了确保这一出海口,以便必要时从海上逃跑,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单独划为津塘守备区,以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为司令,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进行重点防守。

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初,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首先攻占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联系。防守塘沽的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见状马上加强了塘沽的防务。他根据塘沽地形狭窄的特点,把国民党独立第九十三师和交警第三旅放在塘沽正面,派保安第五团担任塘沽以北和东北的防守,而将主力八十七军部署在新港纵深地带,以三一八师为机动部队。此外,他还将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马纪壮率领的主力舰“重庆”号等数十艘军舰,停泊在渤海湾内,一方面增强塘沽守军的火力,另一方面也准备掩护守军从海上撤退。

平津战役第二阶段经过要图

12月20日,林彪致电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七纵主力在北塘附近集结,以一部逼近塘沽进行侦察。塘沽战役的指挥由你们担任,参加攻击的兵力待敌情弄明后再决定。盼你们即详细进行侦察并提出整个作战意见。如塘沽之敌向军粮城前进,接应天津之敌突围时,则须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12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12月25日,邓华、吴富善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塘沽地形情况:

“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亦很难封锁海口,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

“除渤海、海河之外,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腹,潮来更深,除铁路电道与铁路东一条小道原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

“北宁路南有断续房屋,较好接近。西北直至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潮湿泥泞,挖沟有水,不便部队展开及攻击。

“市街狭长,虽可并肩由西向东打,但部队展开亦有限度,且形成平推,最好是南与北腰斩敌人为几段。但地面地形很坏,虽然在铁路、公路以东有一条小道,但河沟更多,不可能成为主攻,故断市内敌人之退路,与分割新港敌是困难的。

“市内河沟池沼亦多,市街断续空地很多,便于敌人采取纵深据点配备。我则是连续的突破,费劲、费时,而敌陆海炮火均可配合。

“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个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二纵、九纵及炮兵均须于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至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据我们估计,塘沽为平津敌人唯一退路,如不打而跑的可能较少(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便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反正迟打、早打,退路步兵难切断的,还是以充分准备,细密组织为好。我们当尽一切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请指示,保证坚决执行。”

<h3>林彪、刘亚楼等建议军委“放弃攻打两沽计划”</h3>

林彪将邓华、吴富善的报告转报中央军委,同时派刘亚楼去塘沽前线实地考察。

12月16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有何指示,盼告。”

同日2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

“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

“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你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

“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之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请令杨成武部在张家口休整待命,姚喆、王平蒙骑察骑等部,可以准备插断归绥、包头之间,但暂时不要出动。

“杨罗部或者仍去包围大同不变,或者停止围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请酌定。

“不要放走傅作义代表,并应停止其与傅作义通电。

“平津敌可能乘我兵力分散,于数日内即突围,请你迅即作出对付敌人突围的整个计划电告。”

同一天24时,中央军委为了防止平津敌人向南突围,致电林彪、刘亚楼:

“永定河架桥情形如何,你们是否已派部队控制卢沟桥?假如平津敌向南面突围,你们如何对付?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平津敌向西面突围的可能性不大,北平敌突围和天津集中,然后会合天津、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因我有充分力量位于平津两沽之间,故敌必不能成功。我们认为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平、津两处之敌则向南面突围,会合于石家庄或德州,然后沿平汉路或沿津浦路南下,此种可能性较大。如果你们在永定河上架设多数桥梁的计划不能迅速实现,永定河变成了你们部署追击的障碍,则南面就是我们最空虚的方面,敌向此方向突围的危险性就最大。同时因为杜聿明尚未歼灭,我刘、邓、陈、粟不能部署堵击,此种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一)请速以必要的兵力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二)请速在永定河上架设多数桥梁。”

27日,刘亚楼向林彪报告:“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两沽之敌则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

他提出,我军就以时刻准备堵击北平之敌突围为主要任务,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两三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平敌突围,则集中在北平、天津周围的9个纵队堵歼平敌。如平敌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歼天津之敌。

同一天,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暂停攻击两沽及调杨成武部开赴北平附近:

“张家口敌被我歼灭后,傅作义必估计我西面部队将全力攻北平。故该敌可能企图利用我攻两沽时突围。现我虽暂不攻两沽,则敌突围信心当更小。但仍有乘我两杨未到前突围的可能。否则他只有背城一战,或索性在打响前投降。目前,其企图究竟如何,不明。

“我军决暂停止攻击两沽,等候四纵到达北平附近,和等候两沽结冰。如在结冰后敌仍未突围,那时我们拟佯攻两沽,诱敌突围而歼灭之。如敌仍不突围,则以速决战动作,歼灭两沽之敌,以便集中对付平津。

“如敌突围,则平津及两沽之敌必将同时动作。敌总共30个师,我军虽有胜利的充分把握,但比较紧张,难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故杨成武部,仍以开北平附近为好。该部如去绥远,则扑空的可能最大,不很合算。杨得志部,目前可用两个旅的兵力,插到大同西北,抓住敌人主力,可在现地待命;其行动,或继续在现地待命,或顺便打下大同,然后向太原前进,配合徐、周攻太原,或与徐、周一同南下,抓住西安之敌(留一部监视太原)。两杨行动,请军委决定。

“如敌向南突围时,我追兵可自卢沟桥、固安、安次、杨柳青四处过桥追击。我已在漷县镇、采育镇、旧州之线布置了堵击阵地,从正面堵击敌人。主力自宛平、通县两个方面,从敌后突击。对天津、两沽之敌,拟共留两个纵队对付,以主力歼灭敌之主力。”

12月2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应有与平、津敌30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敌可能在我打一处时,其它两处同时动作,以孤注一掷之决心,以侥幸成功。为慎重起见,我两杨兵团皆开北平附近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即令我军在作战过程中有某些差误,亦能有余裕力量补救。大同之敌,则有杨罗部留下的两个旅加上姚喆就能保障其不能逃跑,归绥之敌则横直不易打着。以上请考虑决定。”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调华北两兵团参加平津会战。

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计划:

“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亦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进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天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

“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

“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同日23时,军委复电:“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并决定由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攻取天津,预定攻津作战大约在10天以后开始。

30日,刘亚楼率5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共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

一纵向杨柳青挺进;

二纵向王庆坨挺进;

七纵向欢蛇挺进;

八纵向汉沟挺进;

九纵向大任庄、大寺挺进;

炮纵向杨村挺进。

目标是天津周围各要点。敌人的要点有一大片,但要害之处是杨村、白塘口、军粮城。

杨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敌人进出天津,解放军进攻天津,无不在此落脚。八纵一部赶到杨村后,全歼守敌新编一○五军1个师及两个团,切断了天津守敌与北平守敌互相连通以至会合一处的通道。

攻取了白塘口,就能堵死天津之敌逃向大沽口的退路。八纵一部从武清出发,以急行军直插天津东南交通要道白塘口。天津之敌要向白塘口突围,必经此地。八纵抽调部分兵力,沿着津塘公路两侧构筑起了十分坚固的工事。为了万无一失,林彪还下令将十二纵调到天津与军粮城之间,防止敌人向塘沽逃窜。

东北野战军将大战指挥所转移到了杨柳青以东的桑园,这里距天津市区仅20里。

<h3>抢占丰台</h3>

1948年12月10、11、12日三天,东北先遣兵团消灭了敌十六军、一○四军后,傅作义利用险要地形,在北苑、清河、圆明园至望儿山、红山口、万寿山、玉泉山、卧佛寺北山、香山、妙峰山一线部署防御,企图阻滞解放军逼近北平。

敌人的部署是:一○九师位于清河、北苑、圆明园;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在望儿山、红山口、青龙桥;六十五团在万寿山、玉泉山;新编三○六师在碧云寺;青年军二○八师在卧佛寺北山、黄道岭、玉皇顶;保安二旅在香山、门头村;一○一军在丰台地区。

12月13日上午,正在行军中的东野五纵接军委及东总电令:五纵暂勿向北平以南前进,应全力切断宛平、丰台敌人退路,抢占丰台,协同南苑方向第三纵队切断敌人南逃和东窜天津的道路,从南和西南方向包围北平。

万毅司令员看完电报,就在清河西北大路边的一户百姓家里召集纵队领导开了一个飞行会议。万毅说:“丰台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又是华北‘剿总’联勤总部所在地,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如果我们占领了丰台,三纵占领了南苑机场,两相配合,就从空中和地面切断了北平敌人的逃路,配合其他纵队,完成对北平的包围。正因为丰台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在丰台及其周围有敌重兵防守,我们要攻占丰台,必将是一场恶战;占领后,敌人不甘心,必然会反扑,又是一场恶战,这一点我们应有思想准备。”

话说到此,万毅低下头去,在地形图上看了看,接着说:

“关于纵队的具体部署问题,我先谈谈我的意见:十三师在左翼,由红山口、圆明园一线突破,经颐和园两侧,向田村、新北京发展,直插丰台;

十四师在右翼,由卧佛寺北山、玉皇顶一线突破,经石景山、古城,直插宛平、卢沟桥;

十五师为二梯队,在十三师后跟进,视情况支援十三师并保障十三师侧后安全;

“独九师为预备队,在十四师后跟进,视情况投入战斗。

十三师是主攻师,由吴瑞林副司令员和郭成柱副主任随该师行动,以加强纵队对该师的指挥。”

政委刘兴元说:“同意万司令的敌情分析和部署意见,我只补充一句话,就是我们部队前进和作战区域越来越靠近古都北平了,在北平的近郊有许许多多文物古迹、名牌大学,刚才万司令讲部署时,就提到了圆明园、颐和园、卧佛寺、玉皇顶等等,还有石景山工业区,我们行军打仗都要特别注意,加以保护。这些地区即便有敌人顽抗,也不准用炮轰,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以一股兵力把他们看起来,用政治攻势劝其投降,大部队绕过去继续前进。”

五纵急促地向南挺进着,十三师在红山口、望儿山、黑山扈一线受到了敌人有组织的抵抗,十三师经过短暂准备,先头三十九团消灭了黑山扈红山口西山敌一个营,俘敌800余人,很快进至青龙桥一带。

纵队正在为解决颐和园敌人商讨办法时,接东总紧急电示:为保护文物古迹,对颐和园的敌人不要实施攻击,用部队监视起来,待后边部队解决,你们的主力应从颐和园东西两侧绕进。

东总急电刚刚传达下去,颐和园敌人惧遭歼灭,偷偷地逃走了。五纵即从颐和园以东经海淀插向西郊,主力经玉泉山、田村、五棵松直扑丰台。

十四师当面是高山密林,道路狭窄,行动困难,13日24时才到达黄道岭,迅即组织兵力和炮火向401.9高地、573.1高地、玉皇顶一线发起攻击,与守敌二○八师、三○六师展开战斗。十三师突破红山口敌人防御后,动摇了全线敌人的防御信心,14日1时许,十四师消灭了敌人一部,俘敌400多,余敌进向香山以南。该师除留一个营继续攻歼碧云寺、香山之敌外,主力向石景山方向挺进。

纵队突破敌人防御后,乘夜暗向丰台疾进。半夜时分,随十三师行动的纵队副司令员吴瑞林接到三十九团报告:从一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傅作义发现我军向红山口、香山等处进攻,判断东北大军已迫近北平城,便收缩兵力,令西郊各部队向北平城及近郊集中,现正在调动中。

吴副司令当即令副师长翟毅东传令各部提高警惕,注意掌握情况,作好与敌人遭遇的准备。

夜,黑黑的,掩护着向丰台急进的五纵,也隐藏着紧急收缩的敌人。五纵悄悄地疾驰在北平西郊的道路上,右边有一支部队与五纵十三师平行前进,队伍中还有两辆大马车,驭手吆喝着,甩着响鞭向前闯。参谋人员一问,是保安二旅十六团。吴瑞林副司令员悄悄传达口令:作好准备,一声令下,扑上去抓活的!十三师的突然行动,使不少敌人直着嗓子叫:“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保安十六团!”战土们回答:“误会不了,抓的就是保安十六团。”几分钟的工夫,没开一枪,敌人一个团800多人,全部缴了械。

十三师前卫部队通过田村火车站时,由西面石景山方向开来一列火车。车上装的是敌人,还是物资?谁也搞不清楚。吴瑞林、郭成柱与师领导研究,决定在列车进站后停靠站台时将其歼灭,这一任务由师警卫营、工兵营完成,师主力继续前进。

两个营部署好后,令车站调度发出火车进站信号。“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炸毁了,被震醒的敌军官钻出车厢大骂:“他妈的,怎么回事?”解放军指战员冲了上去,严厉地对敌军官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不要误会,我们是保二旅的,自己人嘛。”

“谁是自己人,我们是解放军,就是来抓你们保二旅的。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到半小时,俘敌1000多。

前卫三十七团三营,在营长邢嘉盛与七连长魏同东带领下,走在最前面,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奔走如飞。14日凌晨2时许,部队到达五棵松进入新北京。据抓到的傅部零散人员供称,傅作义“剿总”指挥所十多分钟前才撤入北平城,但军官教导团和坦克训练基地一部分还未撤走。解放军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团即向敌人展开围攻,30分钟结束战斗,敌人大部就歼,俘敌200多人,击毁、缴获装甲汽车、坦克40余辆,解放军七连一个班在堵击敌坦克时,用手榴弹、爆破筒与敌人拼,被敌坦克撞击、碾压,全班壮烈牺牲!

部队在夜幕下继续疾进着。

14日清晨7点多钟,五纵先头进抵丰台以北岳各庄,抓到一个俘虏,称:在丰台以北地区是一○一军二七二师,其余各师在丰台以南看丹地区,现正在集结,准备撤往北平城里。根据这一情况,吴瑞林召集十三师领导开飞行会。吴副司令说:我们要乘敌人调动之机抢占丰台,具体做法是把现在的战斗行军队形,调整为向丰台展开进攻队形,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为第一梯队,三十八团为第二梯队,迅速发起进攻,不要失掉敌人调动的大好时机。

副师长翟毅东根据吴副司令指示,具体区分了战斗任务,最后说:全师抢占丰台后,立即利用地形、房屋构筑环形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扑。

14日上午,十三师各团乘敌混乱之机,开始了勇猛果断的攻击行动。

三十七团在师属山炮16门、团属迫击炮20多门的支援下,攻歼了大井之敌,迅速冲入丰台。该团及师警卫营、工兵营将敌歼灭并占领了西仓库,俘获华北“剿总”联勤大部人员,“剿总”直属战车大部和修理厂、陆军医院、军马医院、弹药、军需、粮秣仓库的人员;缴获大批美国援助的各种枪支弹药、被服、汽车等物资。三十九团消灭了小井、周庄之敌后,直插前后泥洼、樊家村及丰台车站。

丰台,已是我十三师的天地了!

十四师插向丰台右翼,在师长彭龙飞、政委丁国钰指挥下,突破黄道岭、香山一线敌防御后,主力直插宛平。路过石景山,歼敌一部,进至大瓦窑、东西五里店地区,遇宛平守敌二七一师八一四团向丰台方向溃逃。四十团向敌展开进攻,俘敌300余,乘机占领卢沟桥、宛平城,该师即令一个团向东发展,进至看丹及以东地区,协同十三师作战。

二梯队十五师,在前卫十三师后跟进,一路上顺顺当当,平平安安。

14日凌晨4时,部队前进在西苑机场附近的道路上,突然路边一片混乱,人叫马嘶,有三四百人从另一条路上并在了解放军前进的路上,也由北向南疾进,开始解放军以为是兄弟部队,没有当做一回事。走着,走着,在这伙人中,有的人发起了牢骚,“老子没有被共军打死,像这样跑法,也得把老子累死!”

这位讲得好,一句话说明了他们不是自己人,是敌人,是跑了很远路程的敌人。

师长王振祥令参谋悄悄传令,告诉部队旁边走的是敌人,听命令一齐动手缴敌人的枪。

王师长一声令下,敌人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当了俘虏。经审问,这伙敌人是傅系主力一○四军的残部,该军在横岭、马跑泉、白羊城一带被东北先遣兵团及冀热察军区地方部队大部消灭,残部企图逃回北平。

十五师继续前进着,当进到新北平时,又遇到由宛平向北平撤退的敌后勤运输队,四十三团迅猛冲杀过去,将敌消灭,俘敌160人余,战马20余匹。

14日早8时,四十三团进抵丰台东北财神庙、莲花池、跑马场一带,与敌八一四团接火,战斗近20分钟,歼敌一部,余敌逃向广安门。解放军尾随直逼广安门下。

13时,敌约两个团的兵力,在坦克、装甲车的引导下,向十五师发起攻击。十五师利用村庄和临时构筑的工事,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将敌击退。该师立即抢修工事巩固阵地,协同十三师准备迎击敌人更大的反扑。

独9师由师长廖中符、政委钟民率领,在十四师后跟进。14日14时进至石景山、八角村、古城、衙门口地区,遇到退守石景山之敌三○六师及保二旅各一部,共千余人。先头独三十五团准备向敌发起攻击,敌惧怕遭歼,伪称投降,其真实意图是拖延时间,伺机逃跑。该团一个排突入石景山钢铁厂,占领了水塔,俘敌300余人。独九师急于奔赴丰台,只留少数部队监视敌人,主力继续前进。

敌人见解放军主力已走,便向占领水塔的分队发起进攻。解放军一个排顽强固守,激战一天,大部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4人。此时,东北十一纵闻声赶到,将该敌歼灭,才救出了这4位战士。

截至14日下午,东北五纵圆满完成了抢占丰台的作战任务,十三师攻占了丰台,十四师占领了宛平及卢沟桥,十五师进至广安门西南地区,独九师进至卢沟桥以西地区,纵队指挥所进至看丹。丰台这个铁路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完全被五纵控制,北平守敌南逃的去路至此堵死了。

12月14日早晨,傅作义刚刚起床,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梁述哉和作战科长雷立法就向他汇报了丰台失守的情况。

在傅作义“一定要把丰台夺回来”的指令下,华北“剿总”纠集了7个师,于12月15日清晨,分路由复兴门、西便门、广安门出城,向丰台地区的解放军展开了反扑。这一天,国民党军损兵近千人,“剿总”组织了更大规模、更加激烈的反扑。

两天的反扑,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相反又大大损伤了国民党的军力。据不完全统计,死伤4000余人。当然东野五纵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死伤达1700余人。守纱帽园的十三师三十九团八连,打得只剩下了15人,始终坚守在阵地上,岿然不动。

<h3>隔断平津,包围北平</h3>

平津前指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指示,将隔断平、津和从北平东、南两面包围北平的任务交给了东北第一兵团,配属第一兵团指挥的有东北三纵、六纵、十纵。

肖劲光司令员接到平津前指关于“隔断平津”命令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他想:纵观战争全局,华北“剿总”所属国民党军虽然已成“惊弓之鸟”,但是,他们人数众多,若干部队还有相当战斗力。一兵团所属3个纵队的防区位于平津铁路、通(县)津公路的要冲,如果北平敌人决心向天津突围,到时候必有一场恶战。于是,他立即电令三纵,改道南行,取捷径直逼通县及其以南地区,切断北平至天津敌人之联系。

12月11日傍晚,正在向西急进中的东野三纵,已由蓟县进入三河县境内,部队刚刚停下休息、打尖,纵队司令部机要秘书快步来到司令员韩先楚身边,边敬礼边报告说:“司令员,兵团急电!”

韩司令员接过电报,急促而认真地阅读着,阅毕交给身边的罗舜初政委,尔后对沙克副司令员说:“下命令,改道南行,直逼通县城关及其以南地区,切断通县至天津的公路。开进中作好战斗动员,准备与由北平逃向天津的敌人作战!”

13日后半夜,当三纵部队进抵通县城关时,通县已宣告解放,小神庙电厂和双桥广播电台也刚刚被冀东军区第十四分区部队接管。

林彪(左二)、罗荣桓(左三)、聂荣臻(左一)在部署平津战役

14日,三纵又歼灭了大兴县青云店附近的国民党部队,至此,三纵从北平的东南方向包围了北平。

12月12日,刚刚到达冀东玉田以南林亭口、李公庙、黄土坎地区的东北十纵,接平津前指电令:除你部二十九师应立即出发插到汉沽以南铁路上,配合由唐山方向向芦台前进之九纵歼灭敌人外,你纵主力应迅速向北平东南青云店、采育镇、廊坊前进。13日,十纵到达采育镇、廊坊一线,与三纵共同执行防止北平敌人向天津逃窜和天津敌人北上接应北平之敌的任务。

12月14日,在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里,林彪、罗荣桓正在向六纵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下达作战任务。林彪说:

眼下北平之敌企图向天津突围,天津之敌亦准备进至武清一带接应他们。另外,天津之敌还有向塘沽海上逃跑的迹象。针对这种情况,总部的作战方针是两个截断,一个是截断平津之敌,防止北平的敌人向天津逃跑:另一个是截断津、塘之敌,防止天津敌人由塘沽经海上逃跑。

接着罗荣桓对六纵的任务作了具体交待,他说:你们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截断平、津敌人的联系,防止敌人从北平向天津逃跑。你们要不怕疲劳、不顾一切地以最快速度,昼夜兼程赶到香河一带。

林彪十分严肃地说:总部对你们的要求是,不论敌人怎样突围,也一定要拼死拼活地将其消灭。如果敌人从你们那里跑了,你们要负全责。

洪学智、赖传珠受领任务后,连夜率部向西进发,于16日到达香河县徐官屯地区。十六师位于香河县平津公路两侧之永乐店,十七师位于得河正西之廓县镇、马头镇,十八师位于香河正北之张各庄,独立师位于香河西南之安平镇,纵队司令部设在马头镇。

东野三、六、十纵切断平津铁、公路之后,一兵团根据平津前指的电令,对3个纵队的防区位置和战斗任务,统一进行了部署。

平津前指在部署东野三个纵队切断平、津铁、公路的同时,生怕赶不到北平敌人东逃之前,贻误战机,于12日16时电致华北军区,建议冀中七纵进至马驹桥地区,截击东逃之敌。华北七纵,继1948年11月22日解放保定后,遵照华北军区指示,乘胜北上。12月5日,攻克高碑店,全歼守敌700余人。7日解放深县,围歼琉璃河、松林店、窦店等地的敌人。12日,包围房山、良乡。房山守敌一部及地方杂顽2000多人,依托工事顽抗,拒不投降。至13日黄昏,两处敌人全部被歼,房山、良乡宣告解放。

我炮兵部队沿平绥线向北平进发

正当华北七纵攻打房山与良乡时,华北军区收到了平津前指发给军委并告华北军区的电报,华北军区于当日14时30分电示七纵:“为不使北平之敌向东逃走,以便东北主力到达后合力歼敌,七纵全部立即出发,取捷径于14日拂晓进至北平以南之黄村、庞各庄地区,沿北宁路及两侧构筑纵深防御阵地(如黄村无敌主力则驱逐之,而于黄村、丰台间占领第一线阵地),应不顾一切牺牲代价,坚决阻滞可能沿铁路向天津撤退之敌,不使其逃脱。占领丰台和黄村是防敌东逃的关键,前指立即令所属部队迅速向指定地点前进。”

七纵从房山、良乡出发了,途经永定河时,河水较深并有浮冰,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到达指定地点,决定徒涉过河。由于天寒水深,牺牲了30多人。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奔袭,十九旅一部于15日8时占领公议庄、葫芦垡地区。15日晨二十一旅进至黄村以南庞各庄一带,下午7时占领黄村,黄村一带敌地方武装1300多人向二十一旅缴械投降。二十旅15日19时占领庞各庄,刘秉彦旅长带领一个团跑步前进占领廊坊,同东野十纵会师。

为了彻底切断北平敌人与外界的联系,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根据平津前指的指示,于12月15日命令东野三纵尽快占领南苑机场。17日清晨,三纵七师二十一团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指战员们奋勇冲杀,机场国民党守军九十二军二十一师仓皇向广渠门逃窜,我军乘胜追击,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南苑机场,缴获各种飞机34架(其中能修复的10余架),汽油1.18万多桶,润滑油8000桶,棉花5万多公斤,发动机2000余台,枪弹1万多箱,还有其他物资。

傅作义对于丢掉这样一个军事据点,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的,他一面命令北平市长刘瑶章在城内抢修简易机场,迅速恢复空中运输,一面派兵反扑,企图夺回南苑机场。

几天之后,最先进关的东野十一纵,奉命进驻东垣镇、通县一带。进关较晚的东野一纵也开到了廊坊、武清以南。平津前指电令一兵团:华北七纵、东野十一纵、二纵,均归一兵团指挥。这样,在北平的东面有十一纵堵截,西南面有华北七纵布防,而在最关键的东南和正南方向,也就是在平津铁路和通津公路上,成梯次地布设了三纵、六纵、十纵、一纵4道防线,中央军委关于隔断平津之敌的战略意图得到了完全的体现,通往天津的路被彻底堵死了!

<h3>解放石景山简况</h3>

12月14日凌晨,东野十一纵三十一师进抵卢沟桥,向黄土坡、黄村一线开进。14日下午,三十三师进抵北平西郊,占领西苑机场、万寿山、青龙桥;在西直门附近击退敌坦克的反扑,突进敌第二监狱,攻占五塔寺、老虎庵和花园等据点。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也获得解放。15日,十一纵部署于海淀、门头沟、西黄村、南北辛庄、古城、田村一带,形成了对北平西北部的弧形包围,就地构筑工事,并准备扫清北平西郊的外围据点。

15日下午,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了解到石景山有一部敌人,决定以三十二师九十五、九十六团并附山炮8门攻取之。

石景山,位于北平城正西20多公里处,山势不高。山的北麓与鬼子山、黑山头相连;山的西侧紧紧靠着永定河。

在石景山、鬼子山、黑山头相连的东南侧,矗立着炼铁厂和发电厂,这在解放前来说,就是重工业的标志了。尤其这座华北最大的发电厂,是北平城内水电供应之源,关系着200多万市民的生活。华北“剿总”深知此处重要,在原有400多名警察的守护下,又增派了一○一军二七三师八一七团加强守备。贺晋年司令员考虑:我军及早拿下石景山,不仅可以防敌破坏,保障城区人民的水电供应,还可以给傅作义增加压力,促使他早日接受和平谈判条件。

敌八一七团进驻石景山后,在原来只有十几处单个碉堡的基础上,又加筑了许多碉堡群,其兵力部署为:两个营驻守炼铁厂和发电厂,一个营分布在模式口、老虎山一带,企图凭借工事顽抗。

15日17时进攻石景山的战斗打响了。九十五团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迅速攻占模式口及其附近碉堡群,继而向老虎山、石景山攻击前进,一举包围了老虎山和石景山的北部。九十六团亦同时包围了石景山的东南面,激烈的枪炮声响彻了石景山的四面八方。突然,发电厂新厂房五楼的制高点上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循声望去,是8名解放军在制高点上,射击着周围的敌人。这8位解放军怎么进的发电厂?怎么占领制高点的呢?这8位是东野第五纵队的,他们是在追击逃敌中和部队失掉了联系,在指导员王世珍的带领下一下子冲进了发电厂,时值发电厂警卫与国民党守军正在换班,敌人没有发觉。进厂后他们立即抢占了新厂房5楼制高点,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进了发电厂守敌的心脏。8位指战员是指导员王世珍、副排长于长富、耿忠礼,战士孟清山、李生、孙仁、何玉林、迟风山。事后,他们被人们称为解放石景山发电厂的尖兵,被赞誉为“八勇士”。

15日上午,由于战事紧张,国民党石景山守军八一七团频繁地调动部队,当新调来的敌军刚刚进至发电厂前区时,八勇士立即向敌射击,敌人连连毙命。这时,敌人才发觉电厂制高点已被解放军占领,于是他们立即还击,围攻发电厂。8勇士巧妙利用地物,先后击毙敌兵16名。

由于通往5楼的楼梯很窄,解放军又居高临下,敌人很难攻上去。因此,敌人在黑山头和石景山顶用机枪猛烈扫射新厂房。这时,已经组织起来的护厂委员会为了保护机器和工人的安全,下令停运了正在运行的煤粉炉。

在战斗的间隙,护厂委员会负责人沈根才、于运海和几位工人端着自己的午饭、提着开水送到5楼制高点,给勇士们充饥。为了不影响勇士们的视线和听觉,护厂委员会又把正在运行的运煤皮带停了下来。八勇士得到护厂委员会与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援,像一根根钉子牢牢地钉在制高点上,与敌一个连相周旋,无一伤亡。

八勇士和敌激烈射击时,沈根才、于运海正在主任办公室里值班。驻守在黑山头的敌营长打来电话询问什么人在楼上打枪,沈根才在电话里沉着地说:“新厂房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办公室在后面。你们特务长不是在厂子里吗,你问他吧!”说着,敌特务长跑进办公室,问是不是八路军进厂了。于运海说:“发电是我们的责任,守卫是你们的事,厂里进没进来八路,你不问问你自己,你来问我们,我们怎么能知道?”

下午两点左右,敌一连长带着几名士兵闯进了主任办公室,杀气腾腾地质问道:“你们这里一定有暴徒,厂子里进了八路,你们不知道吗?”于运海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厂子的主任,发电是我的职责,至于看守那是你们哨岗的事,进来什么人,你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知道!看来,看门的哨兵都是白吃饭的。”那连长无言以对,也只好气呼呼地退出了值班室。

下午3点,国民党守军无法靠近八勇士固守的厂房大楼,又打来电话威胁说:要在厂房对面山坡上用炮轰厂房大楼。于运海以北平城内眼下尚需供电为由,回答说:如厂房机器遭受破坏,不能供电,北平陷入黑暗,责任可得由你们负!国民党守军不敢承担破坏停电责任,只得打消炮轰的念头。

下午5点,敌营长带着队伍驻进了主任办公室,向厂内外胡乱射击。护厂委员会针对这种情况,下令将正在运行的5号机也停了,把工人撤到了安全地方。5号机一停,全厂停电,各机组也都无法启动。于是,北平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市内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催促发电的电话接二连三打来。这时,石景山守敌见不能攻下制高点,拟要使用毒气弹和枪榴弹袭击八勇士。于运诲、沈根才得知这一情况后,又利用市内催促供电为理由,对敌守军说:“如用枪榴弹攻击,必然引起煤粉仓爆炸,致使机器遭破坏,那可就永远也发不了电了。”同时,于运海还用电话向城里报告了守敌的这一打算,敌营长一看不妙,只得罢手,眼巴巴地看着那座令他们生畏的5楼制高点,无可奈何!

16日清晨,十一纵三十二师继续向敌发起进攻,经过5小时激战,九十五团攻克鬼子山,占领了黑山头,发电厂守敌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南逃窜。八勇士立即冲出新厂房大楼,追杀厂区内残敌,在护厂委员会和工人的引导下,很快地消灭了隐藏在地堡内的敌人。下午2时,八勇士与九十五团会师了,石景山发电厂——这座华北最大的发电厂,终于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九十六团从石景山东南逼近炼铁厂,将敌压缩在该厂一座钢筋水泥的楼房内,经过激战,敌人伤亡惨重。当时如果实施爆破,一举可歼此敌,但该团炸药已不够用;师属山炮炮弹也已打光,不得不停止攻击,待翌日准备完毕再攻。该敌慑于被歼,于16日晚乘夜暗弃楼逃走,向西偷渡永定河。九十六团发现后,立即向敌猛追,17日凌晨3时,俘敌200余,敌落水溺毙220余人。

战斗结束了,十一纵在解放石景山战斗中,共歼敌1679人,缴获轻重机枪28挺,长短枪764支,炮6门和一些弹药、器材。

十一纵在平郊的战斗中,严格遵守东总关于保护学校、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工厂仓库和外侨等各项政策纪律的规定,做到了秋亳无犯,原封不动。12月21日,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各兵团,并转各军、各师,表彰十一纵。

正文 第七章 第二条战线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之间进行的明火执仗的战争;第二条战线,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广大学生、工人以及其他各界的群众,采用政治、经济、反间等手段,并配合第一条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斗争。在平津战役中,在北平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异常活跃,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h3>北平地下党概况</h3>

北平,这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古城,有壮丽辉煌的宫殿庙宇,有无与伦比的风景园林,有宏伟壮观的城门城墙及全国着名的最高学府。但是,由于常年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的8年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破坏,解放前夕的北平,已是满目疮痍。

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市委下设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撤销了北平市委,改组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领导。这时城工部迁到河北沧县境内的泊镇,对外名义是“永茂公司”。

北平学委成立后,任学委委员的先后有:佘涤清、杨伯箴、任彬、赵树材、铁岗、孙国梁、张文松、陆禹、崔月犁、张大中、王汉斌等。由于工作调动,人员有过一些变化,但是学委经常保持四五个人。佘涤清担任书记。

1946年秋季开学后,原在大后方昆明的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疏散到昆明联合成立)全部迁回平津复校,这时北平的学生运动是由南系、北系共同领导的。南系是指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学委,负责人有袁永照、黎智、王汉斌、李之楠等,他们的直接领导人是南方局的钱瑛。1948年11月,南系北系学委正式合并。王汉斌是合并后的学委委员,分管大学工作。

1947年末到1948年初,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学委下面又设了4个委员会。一是大学委,张大中任书记,委员有宋汝棼、项子明、肖松(南北系合并后参加);职青委(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崔月犁任书记,委员有沈勃、张彭、徐伟;中学委,杨伯箴、李霄路先后任书记,委员有杜平、于英、李营、黎光;中小教委(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薛成业任书记,委员有梁以俅,张天泳。

解放战争时期,大、中学校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铁道大学、蒙藏学院、华北文法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院等12个大专院校都建立了党支部或总支。在50多所中学里,男三中、男四中、师大男附中、河北高中、女一中、女二中、女三中、师大女附中、辅仁女中、贝满中学、育英、汇文、崇德、求实、成达、志成、艺文、大同、惠中、育青等绝大部分市立、私立以及教会中学、职业学校中,也都建立了党支部。各大、中学校都有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联支部。

北平地下党到解放前夕,已发展有党员(含南系)3300多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约5000人。在工厂、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也都有地下党支部或党员。他们领导着工人、学生、手工业者、店员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使得国民党当局,华北“剿总”如同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终日惶惶不安!

<h3>地下情报收集工作的三大系统</h3>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后,华北之敌已成惊弓之鸟,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携带家小细软纷纷南逃。华北“剿总”加紧扩充部队、调兵遣将、加固城防,准备与解放军决战。为了及时掌握敌人情况,尽快解放北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所属的在平情报部门,认真贯彻“大胆放手、积极进攻、提高警惕、分清内外、区别远近、多线管理”的方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机智,深入虎穴,搜集国民党政治、军事等大量重要情报,对解放军实施正确的重大军事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系统,主要任务是做党和群众工作,附带搜集一些情报;第二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主要任务是情报工作;第三是解放军敌工系统,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以及策反敌军工作。

中央社会部在北平搞情报工作的有4个单位: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晋冀鲁豫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工作站(即原晋绥平津情报工作站,1948年6月后,归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站长冯基平;冀察热辽社会部冀东北平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安林。

晋察冀社会部在北平设有甘陵、张勉学等直属情报小组;有平西、平北、满城、石门(即石家庄)、太原、冀中、冀东7个情报联络站。晋察冀社会部下属的冀中区社会部设有平保(定)情报站(站长张烈),并在北平有直属情报小组。晋冀鲁豫社会部设有北平、天津情报站。

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解放区社会部合并为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副部长杨奇清、卜盛光。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情报部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解放北平这一总方向出发,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为目标,以搜集军事情报为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工作方法,搜集了以下几种情报:

1.敌军的军事调动与部署、作战计划、兵力、编制、番号、武器装备情报;

2.城防工事的构筑情报,敌军使用的暗语、密语等通讯联系方法及交通后方、给养运输等情报;

3.敌军指挥官的姓名、特性、指挥能力、官兵关系,士兵作战情绪及其内部矛盾、思想动态等情报;

4.敌特务组织情况、任务及活动情况的情报。使我党我军判断敌情、定下决心、部署力量都有准确可靠的依据。

<h3>策反</h3>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守敌团团被围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真正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政府殉葬者,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负责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想退路,找出路。这就为地下党创造了一个策反的大好时机。敌工人员紧紧抓住这一良机,向国民党党、政、军、特内部主动进攻,加紧宣传,进行政治瓦解,促使一些头头起义反正,为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那时,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个铁甲车总队,下分一、二、四三个大队,担任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的防守任务。

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是东北讲武堂第8期毕业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于维哲在东北军何柱国任军长时的五十七军一○九师通讯连任连长。1935年冬直罗镇战役中,于维哲当了红军的俘虏。

1936年初,于被送到瓦窑堡红军办的“白军军官学习班”学习。学习中,他进步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学习结束后,被派回东北军工作。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为党做了不少秘密工作,后来与党失去了联系。北平解放前夕,好不容易同华北局工部地下党员魏焉联系上了。解放军开始围城时,城工部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告诉城工部负责做敌工工作的王苏,找于维哲联系,于是,王苏与魏焉一起来到沙滩于家。王与于谈妥,一旦解放军攻城,发出信号,铁车一大队就从前门火车站攻向永定门,突破缺口,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进城(王苏:《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解放军刚刚把北平城围住,崔月犁通知王苏:“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告诉学委的李霄路,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希望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你出面跟他联系。”王苏与李霄路见面后,确定由李带王到池峰城家见徐宗尧,用“王博生”的化名,身份是中共地下党代表。

12月18日,王苏按约来到池峰城家,池亲自开门,把王让进了一间非常阔气的客厅。王苏坐下后,池峰城开门见山地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军统头子毛人凤下令亲信王蒲臣,把军统北平站长的职务移交给徐宗尧,大概是要徐做个‘替死鬼’。现在徐宗尧正等待接任,并急于同地下党取得联系,打算投诚。”话说至此,池峰城突然停止了。接着,他两眼集中在王苏的脸上,问道:

“你愿意见见他吗?”

王苏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可以。”

池峰城走出客厅,不一会儿,就把徐宗尧带来了。然后,池很知趣地走了出去,客厅里只留下了王和徐两个人。

徐宗尧客套了几句后就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我继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并命令我布置军统潜伏组,您看我到任不到任?”

王苏见徐态度诚恳,也就十分明朗地说:“您愿弃暗投明,我们党是欢迎的。你既然决定投诚,当然可以到任。不过你要把情况不断向我方汇报,争取立功。至于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

徐宗尧思量片刻说:“我现在想去解放区。”

“去解放区这事我要请示上级。不过,我个人意见,你要立功,最好的地方还是在北平。”王苏既在答复徐提出的问题,又在做徐的思想工作,指明徐投诚的最佳方案是“带罪立功”。

谈话结束了,王苏当天就把这个情况通过崔月犁向刘仁作了汇报。第二天清早,刘仁就通过地下电台发来指示:可以和徐宗尧继续联系,并令徐做好三件事,即保护档案、保护政治犯、留在北平当站长。

12月19日上午,王苏再次与徐宗尧在池峰城家会面,王告诉徐:已经请示上级,嘱咐你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北平立功。徐表示这次蒙共产党允其投诚,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此后,王与徐又见过几次面。在这期间,徐大致上完成了党命令他做的三件事,并把北平站及军统内部的情况向王苏作了详细汇报。解放后,北平市公安部门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反特斗争,徐宗尧是有一份功劳的。

1949年1月30日晚上,王苏约徐宗尧到池峰城家见面。这次王苏坐着一位早已投诚的敌军官的小汽车、徐坐着自己的小汽车到池家去的,见面后,他们各坐各的车,一同来到东四弓弦胡同军统北平站机关,从后院地窖内把军统存在里面的一批枪支弹药、电讯器材搬出来,运到了那位已经投诚的军官家。这批东西中,有美制全新左轮手枪5箱(每箱12支),美制新式收发报机4部,零散的手枪半麻袋,子弹若干。

北平解放前夕,拥有2700多人的地方杂牌军司令周文龙,经常活动于房山、涞水、涿县地区,为了争取周文龙起义反正,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下属的房涞涿情报站长阎塘做了很多工作。周文龙起义后,在房涞涿情报站所在地——龙洼村受了短期训练,启发他觉悟,希望他带罪立功。他主动提出和北平城里装甲师司令邹立静关系好,愿去做邹的工作。

北平围城期间,邹的装甲师驻守在西便门到永定门一线,周文龙进城见到邹立静后,以自己的亲自经历,向邹讲述军事形势、共产党的政策,邹很受教育。邹想:周文龙在房涞涿一带是有名的“杀人魔王”,共产党对周这样好,不咎既往,保证一家老小安全。我没杀过人,共产党肯定会对我更好的。于是,邹很快同意率部武装起义,并接受了党布置的任务:一旦解放军攻城,邹率部做内应。

<h3>地下电台</h3>

建立地下电台,沟通北平地下党与解放区我党领导机关的联系,使地下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把战斗在敌人营垒内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及时安全地送到解放区,这是刘仁多年的夙愿。

在朝阳集战役中缴获敌军的美制三用电台

早在1942年,刘仁先从分局电台物色了机务人员李雪。1943年春,又从冀中军分区调来报务员赵振民,同年7月,把赵派到天津,掩护在一个同志家中。赵在天津地下日复一日地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报,赵的任务是:熟悉城市生活环境,摸清地下工作规律,进行“技术练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处在根据地包围之中的北平,被国民党抢占了去。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城工部在北平设立了5个工作委员会。1946年7月,刘仁把赵振民派往北平,建立了收讯点,城工部在解放区的电台及报务员艾山开始发报。从此,赵每天都能收到由艾山发给他的“家”中的消息,但是,艾只发,赵只收,为正式通报作准备。

1947年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地下斗争的需要,刘仁派李雪来到北平建立地下电台,准备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正式通报。

1948年4月,刘仁派艾山进城。在这之前,地下党学委曾把在北平国民党中央社兼七区管理局稽查台的报务员、地下党员王超向转到了地下收讯台。这样,3个报务员——赵振民、艾山、王超向都全了。译电员岑铁炎由学委书记佘涤清直接领导。6月,刘仁又派了译电员方亭入城。

人有了,还要有收发报机,这才称其为电台。那时,在国统区可以买到通讯器材,但发报机则是“违禁”的非卖品。怎么办?只有自力更生。

为了解决自己制作发报机的问题,李雪经组织同意,用地下工作经费,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一个“龙云电料行”,作为电台的一个据点。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找来刘志义出面任电料行经理。刘在北平交往甚广,家却住在一个尼姑庵中,这样很有利于掩护。赵振民派到城里后,就住在刘家,与解放区电台试验通报。电料行的“股东”是李雪,赵振民当“伙计”。这位“股东”和“伙计”利用电料行提供的各种方便,躲在后院,自己动手组装了4部发报机,3部留在北平用,1部运到天津,供天津地下党用。

有了发报机,收报机比较好办。刘志义通过关系买来1部,又托人在天津买了1部,共用了二两黄金,另1部是李雪用短波收音机改装而成的。

除了龙云电料行外,地下电台还有另外一个据点,就是开设在西单商场内的九九照相馆,这是地下党买来的一个现成的照相馆。

李雪是照相馆的“掌柜”,电台交通员张彬任会计,另一位交通员吴宽德借晚上值班看房子为名在这里存身。白天,吴在商场北门外摆个临时小摊卖香烟糖果,暗地里中转电报。崔月犁的交通员徐书林以“买香烟”为名,经常来取送电报。

人有了,机器有了,但要想隐蔽下来,长期开展工作,总得有个进行工作的合法的容身之处。于是党组织给他们都建立了“家庭”。

这些“家庭”,是由于革命的需要建立的,其成员虽不是一家人,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比一家人还要亲。

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家”都布置的很像个样子,很像个“富裕人家”。拿赵振民那个“家”说吧,余谷似在西单北糖果店有股份,住房挺宽敞,外人看来生活也颇富裕。她还故意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照片挂在墙上,作挡箭牌。开车行的保长来串门,余谷似就和他谈生意经,故意显示自己有家业、有根底。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兵,地下党拿出一两黄金作酬谢,由余谷似通过关系,给赵振民买了一张国民党骑兵上士的身份证作护身符。

艾山和方亭母亲后来住的房子,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新婚居室,党的一个地下关系在这个飞行员携家匆匆南逃之前,连房带家具一起买了过来。新翻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布置的挺漂亮。

像这样深居简出,不惹是生非、规规矩矩的“富裕人家”,国民党的特工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去注意它呢?

李雪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电台的设置、经费的筹措、技术的指导、机器的维修,等等,全由他一手包办。必要时,他还负责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多次来往于北平城与解放区之间。他经常戴一副墨镜,骑一辆摩托车,在北平城内风驰电掣般奔跑,势利眼的国民党军警,大概把他当成了哪位有钱人家的阔少,从没遇到盘问,从没受到怀疑。

地下电台是极其秘密的,是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搜索、捕捉和破坏的目标。1948年春,国民党有10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城内进行流动侦察,因此,刘仁要求电台人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电台的同志,为了保护好电台,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对付敌人。

“多变”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3个报务员都搬过几次家,变更住地。

1948年9月以前,发报量不太大,3个台轮换作业,收发报时间互相错开,来往电报的电文要尽量的短。这样,敌人很难抓住我们电台的活动规律,不易发现我们的电波信号。即使一时听到可疑信号,又很快消失了,再想找也找不到了。

当时还规定,凡是送到电台来的电报稿和从电台送出去的电报,一律使用密写。由于电文很短,可以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携带方便,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也可及时处理。

地下电台使用的密码,是在刘仁参与下,电台人员精心编制的。从1946年起,刘仁先后与李雪、何钊苦心研究了几套密码,并且从搜集到的若干版本的字典中选定四角号码字典作为电码本。刘仁说:搞密码要学会利用合法的条件,例如一些公开出版的小说、歌本、字典,这些都可以作为密码工具。方亭到北平后,在西单商场书摊上买了两套同名的章回言情小说,四册一套,书的内容很无聊。方随意确定其中一册中的一页若干行作密码底,然后密写通知刘仁的译电员何钊,连同那套小说一块通过地下交通送回城工部,何钊校对校正后通知方亭。从此,她俩就使用这套密码开始工作了。

收发报机是地下电台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电台工作人员特别是报务员把机器收藏得很严密,防止敌人破坏。

艾山把机子藏在床边壁厨的夹层里,上边堆满了衣物。赵振民则在墙上凿了一个洞,机器藏在里边,外边钉着挂衣架。王超向的电台藏在电话机木板后面的墙洞里。电台使用的天线,也都设法加以伪装。

据当年的译电员方亭回忆说:我们的电台没有发生过电影中那些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惊险镜头,没有格斗,也没有枪击。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平凡琐碎的工作,小心谨慎的行动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蒋介石集团重要巢穴的北平,我们三处地下电台,一处也未被敌人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奇迹”。其实,“奇迹”并不奇怪。这是因为“除了采取以上种种技术措施之外,我们电台工作人员还自觉地执行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

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笔者再想找来地下电台收发了哪些内容的电稿时,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据城工部在解放区内电台的译电员卡笛回忆说:地下电台译出的电报是不留底稿的,但解放区收发的电报都必须留存。北平解放不久,刘仁和她一起将所有的电报加以整理,包成一包,上交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存档。

据当时地下电台工作人员回忆,他们发出的电报有:1948年10月二十几号,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的情报;11月,傅作义从南京开会回来,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控制有多少部队,多少飞机,他想交给毛主席指挥,希望毛主席派代表来谈判;12月份,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每天都能搜集到有关敌军调动、敌人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地下电台几乎每天都要向“家”(他们对解放区的亲切称呼)中汇报。这类电报译发的次数特别多,什么三十五军、暂编三(即一○四)军、十六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三军等等,这些敌军的番号,以及新保安、张家口、南口、昌平、丰台、廊坊、塘沽等地名,它们的阿拉伯电码,译电员都能背下来了。

解放军围城后,切断了敌人陆地和空中通道,敌人在东单修了临时飞机场。解放军为封锁住这个机场,断绝敌人空中逃路,向这里开炮。开始命中率很低。那时炮兵瞄准器材比较落后,又没有校正炮弹的侦察机。于是,地下党派人直接观察每发炮弹具体落点,然后通过电台报告解放区。在地下党的配合下,终于校准了弹道,很快用炮火封锁了东单飞机场。

还有,在解放军准备攻城阶段,地下党曾接受任务,弄清各个城门、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弄清后的资料也是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的。

1949年1月29日,电台收到了刘仁电报:“1月31日中午1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欢迎。通知地下各委负责人,30日下午在何钊家里开会。”

第二天下午,刘仁乘吉普车风尘仆仆来何钊同志家,刘仁进门后,一眼看到正在院中等侯的李雪,第一句话就问:“电台出事没有?”李雪汇报说:大家都很平安。刘仁当场宣布:“通知电台,停止联络。”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北平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胜利结束了自己的战斗!

<h3>女儿傅冬菊与爸爸傅作义</h3>

1948年11月3日的深夜,在傅作义的卧室里,大女儿傅冬菊站在书架前,不耐烦地翻阅书籍,以消磨时光。突然,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的字样映入了她的眼帘。她抽出来一看,书页上满是圈圈、点点、直杠、曲线,画得满书皆是。

突然,一阵喇叭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把《论联合政府》一书放在桌子上的明显位置,迎出门去。

傅作义推门进来,顺手将摘下的军帽交给傅冬菊,关心地问:“菊子,这么晚了还没睡?”傅作义放下手中的文件包,靠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这时他发现卧室里的灯亮着,假装生气地说:“你又在我屋里干什么?对你们这些做记者的,真是没办法。耳朵长,嘴也长。耳朵长点倒没什么,嘴一长,到处乱讲就要遭到人家的反对了,人家以后什么也不敢给你讲了。”

“爸爸,你放心,我这次到北平来,请了长假,是专门来伺候爸爸的,你最近工作不顺手心情不好,弄得身体也欠佳。有些生活上的事,你又不愿意让勤务兵干,有点小病小痛,也总忍着,这样迟早会把身体搞坏。所以,爸爸你不必担心,报社没有分配我任务,我也不想在北平采访什么,报道什么。你们打仗的事,我不懂也不感兴趣,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做这方面的文章的!”

上个月,天津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让她以到北平采访、组稿为名回北平暂时躲避。十多天过去了,她完成组稿任务准备乘火车回天津时,《平明日报》记者李炳泉追到火车站,对她说:“地下党组织让你留在北平,做你父亲的工作。”

开始,由李炳泉和闻黎智(闻一多的侄子)与她联系,后来,南方局学委的北平负责人王汉斌直接领导她,时间不长,北方局学委书记佘涤清与她接上头。由于她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涤清还以为她只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她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傅冬菊没说什么,照他说的办了。她第二次入了党。

40多年后的今天,傅冬菊谈起这段往事,也禁不住笑出了声。她说:“我第一次入党是1947年秋天,发展我入党的是坐在我对面办公的天津《大公报》记者李定同志。李定与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就互相认识,他知道我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曾想介绍我入党,当时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就这样拖了下来。抗战胜利后,我们又都到了天津《大公报》工作,1947年秋天,他再次提起此事,我便答应了。李定说:你写个自传,在宿舍里等着,会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俩就算一个小组,在一起过组织生活。那一天,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那个神秘人物的到来。怎么也没想到,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男朋友周毅之。开始,我认为他是有别的事来找我,他看见我不解的目光,手中的报纸摆来摆去,我理解了他就是我要等的人,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到北平后,佘又要我入党,我当时年轻,对他让我再次入党不知怎么回事,又爱面子,不便多问,就答应了。”(根据1985年采访傅冬菊整理)

傅冬菊在北平二次入党后,佘涤清给了她试探傅作义将军的任务,她以孩子对大人征询意见的口气说:

“爸爸,今天我见到一位同学,他十分关心我,也十分关心您。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过去是抗日英雄,并且当年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合作抗日,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方面希望您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避免文化古都遭受战火摧残!”

傅作义一听,马上问道:“你说的人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可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更不是军统。”

傅作义沉思了一下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考虑考虑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女儿,特务们肯定会注意你的。”

<h3>争取傅作义起义的4条渠道</h3>

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周围的人,做傅的工作。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同事相互谈心、谈形势的方式,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中共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合作,促使傅将军思想转化,为在解放全华北的决战中,兵不血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到1948年秋,平津战役发起的前夕,北平地下党经过艰辛努力的工作,开辟了4条直通傅将军的渠道,一刻不停地做傅将军的思想工作,使傅将军每次制订重大军事决策之前,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以及他和他的嫡系部队。

第一条渠道就是通过傅部的少将参议刘厚同。

1948年春天,刘仁通知北平学委负责敌工工作的王苏,到泊镇来一趟。王到泊镇后,刘仁把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曾常宁介绍给王苏,并当面向他俩交代任务,通过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

曾延毅,湖北黄冈县人,和傅作义都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曾是炮科的,傅是步兵科的。二人关系甚密,曾拜过把兄弟。傅作义守涿州时,曾任炮兵团长,与傅共过患难。

1937年11月初,傅率部守卫太原城。当太原战役进入紧张阶段时,副军长曾延毅借口出城巡察阵地,率领手下亲近人员从南门出走。消息一传开,人们把“副”军长传成了“傅”军长,说傅军长跑了,城就无法守了。太原失守后,曾回到天津赋闲,当了寓公。

曾常宁在泊镇把她家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了王苏,约定了王到天津同她父亲见面的时间。几天后,王到天津,与曾延毅见了面。第一次见面,曾延毅就谈形势。他说:“蒋介石政府很腐败,但你们共产党要打倒它,也不容易。”

后来,王苏每月都要去天津一二次,和曾见面长谈。

王与曾熟了,也可谈些比较深的问题了。王苏对曾说:“你到北平去,跟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必要时可以发挥作用。”曾为此去过北平,找傅要求带兵打仗。傅虽然很客气,但不肯给他实权,只答应考虑给一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见这位把兄弟不怎么讲交情,只好作罢,又回到天津。他向王苏表示:尽管他难以直接做傅的工作,但他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再做傅的工作(王苏:《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

刘厚同是傅作义的老师,又是傅部参议。住在天津,常去北平。傅作义很尊重他。1948年10月,解放军战略反攻开始后,国民党江河日下,傅作义把他请到北平来住,以便有事随时商量。刘厚同有个女儿,叫刘杭生,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是地下“民联”的盟员。前些日子,她到泊镇去了一趟,刘仁亲自与她谈了话,她很高兴做爸爸的工作。她离开泊镇时,天气已经冷了,刘仁把一件皮大衣送给了她。之后,刘厚同与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直接联系,约定每周在北平高级法院院长吴煜恒办公室见两次面。

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同志有过工作来往,吴待人诚恳,对和平解放北平很热心,为刘、崔见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见面还设宴招待了刘和崔。

崔月犁与刘厚同见面,是在谈判,也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崔月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交朋友,刘老送给崔一张他们全家人的照片。当时军统特务活动很猖狂,刘厚同说:“如果一个星期(即两次)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特务抓了去,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有两次,崔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查来查去,也没查到同仁医院的李献农大夫(崔的化名和掩护身份)。后来见面时,刘告诉崔:没有找到你,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倒是找到了。由此看来,刘老先生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

刘、崔直接接触3个月的时间,刘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力。从当时刘老先生所谈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傅作义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及刘老对博所做的思想说服工作。

第二条渠道,就是通过傅作义将军的长女傅冬菊。

傅冬菊,聪慧伶俐,又是傅将军第一个夫人张金强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傅作义很是疼爱。抗战初期,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中共党驻重庆办事处或《新华日报》社来玩,周恩来经常与她促膝谈心,以她的思想再去影响她的父亲,所以她不仅思想进步,而且还参加了地下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救亡组织“号角社”。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她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每当傅作义反对共产党、进攻解放区时,她都要与父亲谈形势,讲利害。比如,1945年秋和1946年秋,傅作义两次公开致电毛泽东主席,说什么共产党打了内战的第一枪,劝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以及后来傅率部占领张家口后,傅冬菊专程来到张家口,与爸爸谈了个通宵。她以傅作义抗日胜利后说的一句“想解甲归田”为引子,大做文章。她说爸爸“表里不一,言行两样”,一面高唱“解甲归田”,一面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使傅作义无言以对。她现在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北系学委书记佘涤清与南系学委书记王汉斌商定,将她和她的爱人周毅之(地下党员)调来北平做长驻北平的记者,以便留在她父亲身边,做说服和规劝她父亲的工作。此外,她还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由,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这就可以了解到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开始谈判后,傅冬菊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崔月犁(有时是佘涤清)见面,她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崔月犁(或佘涤清)。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转圈子(在室内长时间地踱步),嚼牙签,甚至想自杀。对傅作义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地下党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情况地下党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平津前线指挥部。

解放后,聂荣臻司令员对刘仁谈起此事时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条渠道,就是通过华北“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

李腾九,字荣骅,河北任丘人,1903年4月生,1919年8月至1923年8月,在保定军校第9期步兵科学习,与傅作义可称为前后同学。1932年到绥远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任中校团副,1933年升上校参谋长。1935年任三十五军通讯处长、1938年5月任绥远游击军少将参谋长。1941年任第八战区军务处长,1945年8月改为第十二战区军务处长。

李腾九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胜利,20多年,一直追随于傅作义左右,患难与共,甘苦同事。1946年8月,傅作义成立第十二战区驻平办事处,命李为办事处处长。办事处设于东城史家胡同,负责接待傅部来平办事人员及北平有关单位的联络事宜。1947年傅的总部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迁至张家口,办事处改称为张垣绥署驻平办事处。1948年1月,傅作义升为华北“剿总”司令,总部进驻北平西郊罗道庄,办事处改名为华北总部联络处,地址迁到御河桥二号院,即原日本大使馆。联络处对外又叫联谊处,任务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客人,并替傅部出席城内非军事性的比较重要的会议。联络处名义上是华北“剿总”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的关系,而直接受傅作义领导,对傅负责,实际上是个独立单位。

李腾九有个堂弟叫李炳泉,1919年3月生,1938年秋,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1940年12月在联大由李晨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春,他回到北平后,先后在《道报》、《益世报》任记者。是年秋,他听说在傅部工作多年的堂兄李腾九回到了北平,于是,他特地来到东城史家胡同傅部驻平办事处来看李腾九。兄弟多年未见,聊起了别后的经历与遭遇。从此,他们交往密切。

傅作义每次来平,一般都要举办记者招待会,或接待记者采访,这些活动通常由李腾九组织和主持。李炳泉当时是《益世报》外勤记者,这种活动李腾九都事先告诉他,请他参加。后来,李炳泉听说傅作义要在北平筹办《平明日报》,希望堂兄介绍他去。主持筹办《平明日报》的负责人,也就是以后担任社长的崔载之,是李腾九多年老同事,而且报纸筹办期间的经费及与各方面的接洽事宜,都由李腾九所负责的驻平办事处协助办理。当李腾九向崔介绍了炳泉后,崔欣然同意。二人见面,谈得很融洽。李炳泉进入了《平明日报》并当上了采访部主任。

李炳泉是中共党员,属南系学委。他是受党的指示进入《平明日报》从事地下工作的。到《平明日报》后,他有了较好的职业和合法身份,可借工作之便,深入搜集党所需要的情报。

当时,李腾九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他有时到李腾九家去,谈些国民党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必然灭亡,共产党顺乎民意、迟早会取得胜利这类有关时局的话,堂兄也未怀疑他是中共党员,因为当时一般有识之士和思想进步的青年,都持这种看法。李炳泉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的情形,耳闻目睹,亦甚憎恶,所以他们是一唱一和,十分投机。李腾九认为:凭他们兄弟之谊,可以畅所欲言,无须避讳。事实上,李炳泉这些言论,都是在潜移默化地做堂兄的思想工作。

崔载之很敏感,他和李炳泉共事不久,就感到李炳泉思想左倾。一次,他征询李腾九的看法,李说:“炳泉眼光锐利,思想进步,工作能干,是个不错的青年,决不会有其他问题。”崔笑着说:“他如果是这个(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八字),也不会公开告诉你。”不过,崔载之政治上比较开明,特别是对李炳泉的工作比较满意,因而有时还给李炳泉种种方便,并竭力注意李炳泉的安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一天,李腾九听说东北解放军可能很快就要入关了,他感到局势严重,华北难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个人命运如何,也茫然不知,心情烦闷不安。这时,他想起了堂弟李炳泉,何不去找他谈谈,看他有什么良方妙法?

李腾九来到东城乃兹府大草厂甲16号李炳泉家时,炳泉及其胞弟炳璜均在。李腾九毫不避讳谈了他的烦闷。

李炳泉说:“会有办法的。事在人为,傅先生如能认清形势,还是有希望的。”

李腾九问:“希望在哪里?”

李炳泉沉思了一下,说:“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主力就要会师,北平行将被围,兵临城下,怎么办?还是以和平解决为最上策。傅先生如果仍自不量力,幻想支撑危局,甚至企图负隅顽抗,孤注一掷,不仅这座古都将毁于战火,兵民伤亡无数,而且傅先生也将身败名裂,成为人民的罪人。东北决战中,国民党六十军中将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当他们拉到解放区,老百姓和解放军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饭莱,热情地迎接他们。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肖华接见了曾泽生将军,并请曾将军继续任军长。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对俘虏还讲优待,不杀,不打,不搜腰包,对起义的部队或个人,一定会更宽大,更优待的,一定会给予妥善安排,会有光明前途的。”

李腾九讲:“炳泉弟所言极是,我深为赞同,我一定寻找机会向傅先生进言,务期必成。”

李炳泉见堂兄态度坚决,接着说:“我是奉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和你谈话的,中共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请你相机动员傅先生抛弃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北平问题。”

李腾九听后,兴奋异常,不安的情绪一扫而光,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炳泉弟,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啊,是策动傅先生起义的北平地下党的代表啊!有你这些话,我心里就有了底数,向傅先生进言也就有勇气了!”

12月6日,三十五军在返平途中,被华北解放军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北平合围之势,也行将完成。此时傅作义感到形势严重,日益焦虑不安。经常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李腾九认为这是向傅进言之机,便乘傅先生独自思量之时,悄然入见。

李腾九问:“今后方针大计,究竟如何?”

傅反问:“你说如何?”

李说:“至此,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只有和。”

傅问:“如何和法?”

李答:“我的堂弟李炳泉以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身份,奉命来谈,希望通过我能与总司令秘密会见。不管谈的结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对方意图。”李腾九在说这些话时,傅作义将军一直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睛听着,面部没有表情,貌似平静如常。

李谈完后,傅睁开眼睛说:“这要妥善研究,你可继续联系,无论如何要注意李炳泉先生的安全,必要时可住到你那里。”

第四条渠道就是通过杜任之。

杜任之,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济南战役后,首先对傅作义将军进行了策动,希望傅能效法吴化文将军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此后,杜与傅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0月20日前后,弟弟杜敬之告诉他:“刘厚同已经来平,住御河桥二号‘联谊社’,你要不要见见他,你们共同做傅先生的工作,力量不更大些吗?”

杜任之同意后,杜敬之当即打电话与刘厚同打了招呼,说他哥哥杜任之去见他,有事同他商议。

杜任之来到联谊社后,刘厚同非常热情,对杜也很尊重。他们首先漫谈了全国军政形势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当即杜含蓄地提出:在这种形势下,傅将军是否可另作他图?”

刘老先生说:“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今年2月间,宜生把我从天津接来北平商谈军政大事,我就对他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打胜仗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合人民心理,违反历史潮流,必然失败。现在各战场连遭失败,恐怕南京政府维持不到一年半载了。”

杜任之觉得刘厚同对政治问题很敏感,也有一定眼光,于是说:“你既然看清了形势,按你和宜生的关系,是否可以劝宜生与中共和谈,和平解放北平?识时务者为英雄,这样宜生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嘛!”

刘厚同说:“前一个来月,共产党刘仁派人来见我,要我劝宜生效法吴化文帮助解放军解放济南的方式解放北平。我对来人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傅宁肯杀头也不会投降,那人没说什么就走了。你是了解宜生的,你看他能向共产党投降吗?”

“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决不是投降,就国共对峙的战局来说,也可以说是起义。”

刘说:“我认为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可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宜生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行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杜说:“首先和平解放北平影响全国,对国家对人民对宜生都大有好处,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最近,蒋先生(指蒋介石)在北平,宜生工作很忙,我见不到宜生本人,希望你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与宜生深切地谈谈这个问题。”

刘说:“如果与中共和平谈判,先在北平组织联合政府,通电全国,推动全国和平,我很愿意与宜生谈谈,我想他也能接受。”

杜任之心想,要紧的是先和谈,和谈一开,一定会有发展、变化,刘既答应找傅去谈,他就不便再驳刘的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了。于是,他就告辞,刘厚同热情地把他送出联谊社。

一两天后,杜任之听杜敬之说:蒋介石为了挽救东北败局,命令傅作义组织兵力,偷袭石家庄、西柏坡。杜任之听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去找刘厚同。

杜说:“宜生此举甚是愚蠢,一则不可能袭击成功;纵然能取得某些胜利,他的军队也必然要在中途遭到解放军歼灭,不可能再回来。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要加深与中共的恶感,堵上和谈之路,请你立即告诉宜生,快快电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撤回。”

刘厚同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向傅作义说明利害和杜的意见。这以后,杜任之在见不到傅作义的情况下,常去联谊社看望刘厚同,转达地下党对傅作义的希望。有时,刘厚同也把傅作义的想法带给杜任之。

<h3>和平老人一席话拨亮了傅作义迷蒙的心灯</h3>

北平台基厂前日本大使馆,是傅作义总部的高级招待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多日了。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经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现在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出谋划策之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先生。

傅作义把他从天津请来,经常与他商讨军政要事。这位老先生与傅作义有深交,也与共产党有交往。这样,他便成了共产党与傅作义接触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共产党与傅作义的桥梁式的角色。

刘厚同为北平和平解放劳累奔走了数个月,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

一日晚间,刘厚同再一次去傅作义住所游说:“宜生,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要顺应人心,和平谈判,万万不可自我毁灭,万万不可!”

傅作义不吭声,过了好久,他才说:“走和谈的路我不是没有想过,前些日子我不是告诉你可以谈吗?可是后来一想,这么走了也是绝路,对不起中央军,会被人看成是叛逆。”他的心理负担很重,讲这话时声音低沉。

刘厚同给自己的学生讲起了商汤放夏桀、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他说:“汤是桀的臣,武王是殷纣王的臣,夏桀和殷纣王是历史上着名的暴君,汤率诸侯和奴隶一举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武王推翻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后人不但不称汤和武王是叛逆,反而还赞美他们。应该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个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认清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民众会箪食壶浆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古语有言:一言可以兴邦。刘厚同关于“汤和武王是叛逆吗”的一席话,真是一语中的,傅作义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心想对蒋介石的叛逆却顺应了共产党的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这种叛逆行的是正道,也许是一条唯一正确光明的道。

想到这里,傅作义似乎全身轻松了许多,忙向老师道别,同时脸上露出了近几个月来少有的笑容。

正文 第九章 傅作义率部队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置北平守敌于绝境,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条件,率部出城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次和平改编敌军25万人的辉煌胜利,产生了影响巨大的“北平方式”。

<h3>傅作义固守北平最后的挣扎</h3>

当天津解放后,被围困在北平城内的傅作义仍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他摆出一副要固守北平城的架势,急急忙忙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整补军队。由于第三十五军和第一○四军在归绥线上已被解放军歼灭,为恢复自己的实力,傅作义下令把麇集在北平城内的河北省的几个保安旅改编、补充到他的部队中,重新组建三十五军和一○四军,委任第二六二师师长朱大纯为三十五军军长,侥幸逃脱回来的安春山仍任一○四军军长。

第二件是以中南海为中心积极布置城防。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部警卫团担任中南海内部的警卫;以暂编第十七师担任中南海外围警卫;以新编起来的三十五军和一○四军担任北平内城的防务;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担任北平近郊和北平外城的防守,并委任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任北平城防司令。傅作义如此安排部署兵力可谓煞费苦心,这时他有两大顾虑,一是外部,顾虑解放军攻进城来,所以他把武器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嫡系部队都派到外围去防守;二是内部,顾虑蒋介石会密令嫡系将领李文、石觉等人对他采取行动,其至挟持他做不愿做的事。为防后患,他把自己的部队都安排在身边,而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派到城外。

第三件是修筑城防工事。北平城郊原来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除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傅作义任命富有经验的副总司令郭宗汾专门负责构筑城防工事。

第四件是在东单和天坛开辟临时飞机场,接受空投援助。自南苑机场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北平城内外隔绝,城内的200多万军民每天要吃要喝,给养供应成为最让傅作义头疼的问题。几十万军队日用浩繁而库存空虚,只好靠空运来解决。最初这两个临时机场还能勉强降落飞机,后来便被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再也不敢降落了,只好用降落伞空投,结果有不少的空投物资都落到了北海里。

除给养供应问题让傅作义头疼外,军容风纪败坏也是让他感到棘手难办的一件事情。20多万军队龟缩在北平城内,军民杂处,不时发生问题。许多高级军官,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明知大势已去,成了瓮中之鳖,绝望之余,拼命地追求享乐。他们纷纷以聚赌、跳舞、吃喝玩乐来消磨其最后的时光。下级军官和士兵则以四处骚扰滋衅为能事,对城内的居民明抢暗夺,打人骂人的事,时有发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北平城折腾得乌烟瘴气,使老百姓不得安生。

虽然傅作义虚张声势地采取了一系列固守北平的军事措施,但他心中十分明白:解放军兵临城下,自己完全处于欲战不能、欲守不得、欲逃无路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开导,傅作义经过反复思考,终于鼓起勇气,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号召,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

<h3>北平和平解放谈判经过</h3>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总编辑杨格非正在编辑部看稿,社长崔载之打来电话,请他立即去崔的住所,说有急事相商。

到后,崔对杨说:“傅先生决定与共军进行和谈了。我刚才从总部回来,傅先生亲自嘱咐同李炳泉去执行这项任务。为了绝对保密,我此去须直到完成使命才能公开露面。傅先生让我转知你要好好照料社里的事情,如果有重大问题,你可到××医院找李腾九商量。”

12月14日,天刚蒙蒙亮,崔载之、李炳泉同报务员、译电员及司机共5人,携带电台,乘吉普车,由王克俊把他们从广安门送出城。他们原拟去平山县西柏坡,希能见到中共负责人,谈判平、津、张、塘全线的和平解决。但出城后,被第十一纵队抑留于纵队司令部。第十一纵队向平津前线首长报告后,接到上级指示:护送傅方代表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平津前线司令部很快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中央军委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后,于16日16时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电报,明确指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二、北平绝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三、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作义的代表试探,傅作义又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四、这次傅作义派人出城谈判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为,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派代表出来的。

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方代表。

苏静,1910年生于福建省澄海(今龙海)县。在高小、师范读书时,专读鲁迅、茅盾及“左”翼作家的书和邹韬奋等主编的进步报刊。师范毕业后,他在家乡做小学教师。1931年,苏区的工农红军打漳州时,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救国的,是完全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人民军队。于是他投笔从戎,参加了红军。参加革命后,他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不久,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侦察科长。红军东征时,任东征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分同志去山东开辟根据地时,他任山东军区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为了开辟东北根据地,他随军从胶东半岛渡海去东北,在东北军区任参谋处长(亦称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源源入关。他随军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并自始至终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3次谈判工作。

对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和内幕,苏静是了解得最全面、最具体的人之一。他在《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卷)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记述。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当得知傅作义派代表来谈判后,罗荣桓政委对我说:“傅方代表来后,由你负责接待。为了保密与避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你可另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接待他们。通过与他们接触,了解敌人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12月16日天刚亮,苏静找了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作助手,向管理处何敬之处长要了一名管理员,向通信处张瑞处长要了一名报务员,另外带了10余名战士,一起来到了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庄西头周庆海家号了房子。以前这是本村地主侯云台的宅第,现在作为接谈地点。然后苏静让王朝纲按时到通往三河的公路上迎接傅方代表。

17日上午,第十一纵队的一个警卫排护送傅方代表到达八里庄。

这次接触,不算谈判的开始,只是互相交谈和了解情况。这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十分寒冷,双方代表坐在炕上,或围在火炉旁随便交谈,没有确定的议题,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崔一再表示:“我们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纯属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他对和平谈判早有考虑,现在的军事形势对和谈也的确是个有力的推动”。他还说:“傅为想及时了解谈判情况,同时要求绝对保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指令其联络处长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带的电台就是李腾九给的,专供同傅作义联系使用。”

傅方的想法是,要我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他们还提出这样一些条件和要求:为了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为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要我方放出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城内,我军可与其一起进城,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傅有保全自己力量的意图,并打算举起和平的旗帜。苏静立即将傅方所谈的内容报告了平津前线首长。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来到八里庄,与崔、李谈了一上午。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他说:“蒋介石已自顾不暇,静观待变纯属幻想。”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和平津前线首长的指示,阐明了我们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还可给傅部编两个军。

崔、李当天下午通过电台向傅作了报告。显然,傅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与我们的基本方针距离很大。傅当时回电表示: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如果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等。但未提出其他问题。

首次接触谈判,双方提出各自的条件,未获结果就搁下了,只能说是试探性的。

12月23日,崔、李收到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余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暂维现状。请求贵军稍向后撤,恢复交通秩序。在当前,千万不要搞阵前缴械的方式责余为难。今后军队如何处理,可派人商谈解决。

在傅作义最后下定决心与我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受我地下党派遣回到了北平。傅冬菊一方面以父女之情,尽心在生活上照顾傅作义,另一方面及时向我党反映情况。

1949年元旦,中央电示平津前线领导,派一位可靠的人,通过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向傅讲清我方6条意见。这6条意见的大意是:

1.不同意发通电,因为通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可能受到蒋系军队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他的这种做法。

2.傅追随蒋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地位立即加强。他可以借此机会大做文章,表示除了坚决与我们打下去再无别的出路,而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太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使我们有理由赦免他。

3.允许他编两个军。

4.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已经收到,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应按上述办法办理,我们才能接受。

5.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希望今后再来联络,以传达双方意见,同时我们还希望傅方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载之一道来谈判。

6.傅没有去南京开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去,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当第二个张学良的危险。

经研究决定,派李炳泉进城,通过崔载之或李腾九的引见,当面向傅转达上述6条意见。据李炳泉后来回到八里庄说:傅作义听了这6条意见后,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我方条件的决心,只是忧郁地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1949年1月5日,平津前线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表了《告华北蒋军官兵书》,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出路,阐明了获得我军宽大的条件,表示了我军和平解放平津问题的诚意,号召蒋军将领向郑洞国学习,希望蒋军务部派人谈判。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文章,揭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和平通电”玩弄假和平伎俩,妄图以和平停战来保留其反革命军事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以各种形式念和平经,如召开和平促进会,以国大代表或参议会名义发出文告、通电,表示愿与我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希望双方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但北平的和平运动却受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因进行和平活动,为反动分子所忌,特务在其住宅放置炸弹,使其女儿被炸死,何本人也被炸伤。但他还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城表示要保全北平古城文物名胜,不惜牺牲,促进北平和平解决。北平的群众团体也纷纷推派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为代表出城,向围城我军请求停止军事行动,呼吁双方局部休战,和平解决。北平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

1月6日,以傅部少将土地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为代表,按我方接头办法和路线出城。在经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部时,程子华司令员接待了他们,同他们谈了整个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等问题,并留他们在司令部驻地住了一夜。次日,派人用车把他们送到八里庄。

1月6日,中央电示平津前线首长,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聂荣臻司令员于1月8日乘车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面谈。据周北峰说,傅要他谈清以下几点: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聂司令员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休息,并约定次日再谈。

1月9日,林彪、聂荣臻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东荪会谈。周北峰除转达傅作义的上述4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作了如下回答: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司令员着重讲了当前形势和傅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林、聂的谈话,周北峰、张东荪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说: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将军一定能够接受。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行休会。以后又谈了一次,主要是谈一些他们想要了解的军队的改编办法,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以及人员的安排等。所谈的主要内容,经过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傅方代表周北峰在谈判纪要上签了字。张东荪说:“我不用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去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在谈判中,还特别指明于1月14日以前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在《谈判纪要》上也写了这一条。《谈判纪要》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这次会谈,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大家都很高兴。临别时,林彪兴致勃勃地议论应送点什么礼物给傅方代表,作为这次谈判的纪念品。聂司令员说;“有什么战利品也行。”苏静说:“咱们缴获的高筒皮靴不错,每人送一双吧!”这样,便送给他们每人一双皮靴。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据反映,傅作义虽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又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不肯明确表态。

在这期间,傅在城内开辟了天坛、东单两处临时机场,南京来的飞机起落频繁,由此可见傅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傅方全权代表,同我方进行第三次谈判。他偕同周北峰按我方指定的路线,经清河镇来到五里桥。早在榆林时,邓宝珊曾多次到延安与党中央领导同志有过接触,傅作义知道这个关系,而且邓宝珊又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由他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在傅看来是最合适的了,因此派专机把邓从绥远接到北平参加和谈。

13日下午,林、罗、聂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周会晤。

林彪对邓的到来首先表示欢迎,接着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再次提出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

林彪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也强调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我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而且曾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邓宝珊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

林彪说:“3天。”

邓宝珊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非打下来不可。”

罗荣桓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周即在五里桥等待继续谈判。

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天津。至此,北平20多万守敌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打破了傅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残存幻想。

邓宝珊将谈判的情况发电向傅汇报请示时,傅的回电总是“请邓,周斟酌办理”。

1月15日,林、罗、聂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再次会谈。

这次谈判从早晨开始,时间长达3小时,经过谈判,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月16日清晨,苏静、李炳泉部将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告诉邓、周两位代表。当天下午会谈继续进行,聂荣臻谈了我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即后来称之为绥远方式),要邓转告傅。为了敦促傅作义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林彪把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一封信,当面交给邓,请邓带给傅。邓随后提出要我方也派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并说这是傅的希望。林彪当即答应由苏静随邓一起进城。

邓宝珊对林、罗致傅的这封信很重视,急于想知道其内容,在送走林、罗、聂后,即将信(未封口)抽出来看。看完后,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并说: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他讲话的神色很忧郁,也有征求苏静的意见的样子。苏静未看到信的内容,不好表态,但觉得此事应该向林、罗、聂报告。

晚饭后,苏静回到宋庄向林、罗、聂汇报了邓宝珊看过这封信的态度。林彪听完后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1月17日,苏静和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刁可成、邓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一起上路了。在路上邓又提到带给傅的那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看。苏静根据林彪的意思对邓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邓听后点点头。

1月18日晚,傅作义偕同王克俊、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在崔载之陪同下来到苏静的住处,先是对苏静表示慰问,然后当着在座的人表示他的态度,说:“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苏静对傅作义的慰问表示了谢意,并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1月19日,苏静同崔载之等根据在城外已达成协议的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地具体化,提出一条,研究一条,写上一条。争论不多,时间也不长,就达成了一个18条的协议。苏静将协议通过电台报告平津前线首长,请示作最后决定。这个具体协议上报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台发回,遂成为正式协议,于1月21日由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在协议上签了字。当天,傅作义将协议中的某些要点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协议,基本精神是:迅速结束战争,使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得以实现,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化古迹,使国家和人民的物质财富不遭受损失。

协议规定双方22日停火,但至21日晨仍无动静,苏静有些着急,便找崔载之面谈:“明天是协议生效日期,你们现在还没有动静,万一打起来怎么办?”崔立即反映上去。午后,王克俊拿给苏静一个文件,并说明天骑兵第四师从永定门出城,随后还有一○一军随时准备出城——这就是执行协议的行动了。

苏静立即电告林、罗、聂。当日收到林、罗、聂的电示:

(一)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官员,待北平接收后,可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

(二)盼转告傅,骑兵四师、一○一军出城后,两个城门仍须傅方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接收。

(三)盼转告傅,自23日以后由北平出发的部队,应分驻沿平汉铁路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之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则驻三河、香河一带。各部开出秩序,盼预先电告,以便我们指定便于就粮的驻扎地点。

(四)23日约有数名干部可进城。

(五)你在城内勿回。

1月23日,《平明日报》发表了协议的主要条文,崔载之和联谊处的人员都非常高兴。崔载之意味深长地说:“当年袁世凯当皇帝时,其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我们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拟定协议18条,也是在这个地方。签订21条时,民怨沸腾,从北平到全国一片抗议声。我们这个协议公布后,迎来的是人民大众的欢呼和喜悦。大家感到由衷的高兴,松了一大口气,看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协议签订后,傅作义也很高兴,他召开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会议,还派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协议的主要内容。

<h3>傅作义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将领会议</h3>

为及时执行协议,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1月21日上午,亲自主持了最后一次军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会上由“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讲述了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会上宣读了已达成的协议条文,征求了到会将领的意见。

协议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其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市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上述协议于1月21日下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出城待编;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

到会将领们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协议,有的还表示说,这样可以免除北平文化古都的一场浩劫,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牺牲和破坏,个人也可避免充当历史的罪人,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但也有如蒋系的两个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十六军军长袁扑那样,当场抱头嚎叫:“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这说明,在人民胜利的形势下,终究有些人不甘心失败,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李文、石觉等迫于形势,最后表示同意协议的条文,但又提出了让他们回南京去的请求。傅作义根据会议的情况,当众宣布决定将协议在《平明日报》上发表,并当面告诉李文、石觉等:你们可以走,但不能影响部队的安定和协议的执行,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随后将协议的主要条文以“剿总”名义下达守城部队,通知各机关、各单位,要保护公共财产和档案文书,准备移交。

随后,傅作义又分别召集北平市负责人和“军统”、“中统”的头头开会,或进行个别谈话,要他们做移交的准备工作,释放政治犯,将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工人、进步人士释放出来。

我接防部队达朝阳门,傅作义部队官兵列队迎接

1月26日下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就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等,在周北峰陪同下一起进城。当晚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款待。邓宝珊、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和周北峰、崔载之、阎又文等人出席作陪,双方频频举杯,共祝北平问题和平解决。

宴后,傅作义等同我方代表共同研究了国民党军出城的顺序,分批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双方联合办事机构,工矿企业、政府机关移交等事宜。确定“剿总”司令部改称“结束办事处”,保留1个警卫团,担负傅作义和“结束办事处”的警卫。同时还确定“结束办事处”于1月30日前从中南海移驻五棵松原华北“剿总”旧址,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根据总前委的决定,于1月31日分别与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顺利地交接了防务,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

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戌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

叶剑英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

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

程子华为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明治、吴克华为北平警备区副司令员;

莫文骅为北平警备区副政治委员;

刘道生为北平警备区政治部主任。

北平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开始了它历史的新篇章。

<h3>一封非同寻常的信</h3>

1月25日,苏静返回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苏静一进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答:“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林彪问:“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赴城外?”

苏静对北平城里的情况,作了汇报。他说:协议达成后,傅作义曾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协议并征求意见,除李文、石觉、袁扑态度不好要求走之外,大多数赞同按协议办。傅作义答应李等可以走。傅作义的骑兵第四师刘春芳部首先开赴城外,听说是刘春芳比较听傅的话,对北平和谈表现积极,部队阻力小,工作好做。骑四师开赴城外,可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时骑兵部队在城里时间较长了,草料也是一个问题。真正能控制城内局势的,是我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压力,并不是靠傅系的那一点力量。城内的局势,在我刚进城那天晚上,驻守在朝阳门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曾发生一次兵变,被镇压下去了。第二天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特务在何思源的家里放了一颗炸弹,何思源被炸伤。再未听说发生什么问题。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做了一些工作,情况一直比较平静。这几天,来往于南京的飞机也不多了。

汇报到此,罗荣桓说:“好吧!你今天回城里去,还要利用时间看看指挥机构进城后驻在哪个地方合适。”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从联谊处打听到邓宝珊住在亲戚家里。急忙乘车到隆福寺的一个胡同——孙家坑51号找到了邓宝珊。先说了一些寒暄的话,然后转到要说的话题:“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了吗?”邓愣了一下,困惑不答。苏静会意他尚未交给傅,于是便同他商议,我们是否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邓踌躇着说:“好吧!”

于是苏、邓二人一同乘车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热情的接待。邓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苏是傅作义的客人,是解放军的代表。此刻,傅作义自然要与苏静多谈些话,邓便到傅的书房,将信交给了傅冬菊,让她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打开一看,也感措辞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直到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以前,没让傅作义见到这封信。

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于1月16日给傅作义的这封通牒。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

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邱、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庐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各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

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

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

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责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得获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l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1949年1月16日

傅作义耐着性子把信看完之后,非常气愤地拍着桌子说道:“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于是,于2月3日致函林彪、罗荣桓,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大意是: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

2月4日,林、罗、聂就准备与傅作义谈话的内容致电中共中央,其中说道:“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

电文将他们准备与傅谈话的具体内容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宴前对《人民日报》于2月1日发表的那封公开函的问题,彼此作了坦诚的交谈。

下午3时许,当傅作义的车子徐徐停在北平饭店门前时,林、聂、叶等快步走下台阶迎接。傅急忙跳下车来抢先与他们一一握手致意,而后一同步入一楼小会议厅。

林彪说:“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们。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必须党内和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表示:“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所考虑。”

林彪指出:“傅将军说得很好,关于《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的。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作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至于平津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在东北、华北战场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的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聂荣臻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加以解释:“我们的民主是对90%的人实行民主,对10%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叶剑英对傅作义所谈对北平的政权接收问题的态度,表示钦佩,并指出傅自我批评之重要。

邓宝珊表示完全同意大家的谈话,他的心愿与共产党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不是共产党而已。今天的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他很满意。

这次谈话在座的还有陶铸、苏静和南汉宸三人。

北京饭店的谈话圆满结束了。谈话后,在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宴请傅作义、邓宝珊的席间,大家互相举杯祝酒,共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伟大胜利。

<h3>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入城式</h3>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北平城的防务。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结束。

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5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月31日,我军在群众欢呼声中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8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庄严入城式。上午10时,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入城正式开始。这天,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行列,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整整走了6个小时。沿途受到北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全市欢迎的中心——正阳门城楼上,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和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检阅着英武行进的解放军各部队。当部队行进至珠市口同欢迎的行列相遇时,顿时鼓乐喧天,欢声雷动。部队的行列在右面,欢迎的行列在左面,人们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一天,古都人民完全沉浸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欢乐之中。

在这同一天,北平和全国解放区报纸都刊出了中共中央祝贺解放平津的贺电。贺电说:“祝贺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属1个‘剿总’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0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

<h3>和平改编北平国民党军</h3>

北平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基本点,是解决北平的国民党军,按我军指定地点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使我军不战而解放北平,成为一种方式。

协议规定“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以解放军方面4人,国民党华北总部3人组成联合办事处。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由傅作义指定参加者为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郭宗汾为副主任。

联合办事处,在军事方面首先解决的是国民党军的改编。接受改编的计有1个总部、两个兵团部、25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25万人。联合办事处经过协商提出改编方案,报平津前线领导批准后实施。

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郭宗汾主持会议,国民党军的师以上军官出席。

陶铸首先宣布了改编方案:

(一)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和8个军部三级指挥机构全部结束,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各兵团部和各军部,其25个师改编为解放军独立师,特种兵部队与解放军的特种兵部队合并。

(二)国民党军中的政训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应经过训练,再行录用。

(三)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享受同等待遇。

(四)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五)愿意回家的国民党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3个月薪饷和车资票,在解放区沿途供应食宿(包括家属)。除武器及公用资财外,私人财物可全部带回。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本人系地主家庭,其土地财产不论分或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3条规定处理。本人今后要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欢迎。

陶铸说:采取以上的政策、措施,是因为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兵有功国家,有功人民,并给全国树立了和平解放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加以奖励和优待。

接着,林彪、罗荣桓在讲话中强调:这次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要使国民党军在实质上成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为人民、解放人民、属于人民的军队,这就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作风上来个彻底转变。至于个人去留,只要愿意参加革命,拥护中共政策的人,一概允许参加工作。

最后,刘亚楼宣布关于改编部队的指挥关系、补给关系,并宣读了《关于改编北平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命令》,内容是:

顷奉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在北平周围候编的原国民党军队,军队上指挥机关即行结束,其所属各师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师改编后之番号规定如下:

原十六军二十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五师。

原十六军九十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一师。

原十六军一○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四师。

原九十四军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一师。

原九十四军一二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九师。

原九十四军一五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七师。

原一○一军二七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五师。

原一○一军二七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一师。

原一○一军二七三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二师。

原二十三军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七师。

原二十三军八十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六师。

原十三军二九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师。

原十三军二九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八师。

原九十二军二十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三师。

原九十二军五十六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五师。

原九十二军一四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七师。

原三十一军二○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六十二师。

原一○四军二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一师。

原一○四军二六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二师。

原一○四军三○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四师。

原三十五军一○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七师。

原三十五军二六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师。

原三十五军二六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九师。

原三一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八师。

原新骑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独立第五师。

各独立师的负责干部另行公布之。

此令

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改编部队的指挥关系宣布完毕,改编会议在愉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不久,平津前线司令部又落实了北平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师长以上干部的起义政策,宣布被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负责干部的任命。任命如下:

任命李士林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任命葛晏春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

任命郑世通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

任命孙学仁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任命张辑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副军长。

任命郑邦捷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副军长兼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七师师长。

任命朱大纯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副军长。

任命刘文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一师师长。

任命何宝松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

任命梁诗传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五师师长。

任命黄燮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九师师长。

任命李君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一师师长。

任命张鹏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四师师长。

任命栾乐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五师师长。

任命刘化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一师师长。

任命郑海楼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二师师长。

任命潘如函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六师师长。

任命巫剑峰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八师师长。

任命唐南勋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师师长。

任命王念三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三师代理师长。

任命陈寿恭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五师代理师长。

任命王凤歧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七师师长。

任命王建业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一师师长。

任命慕新亚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二师师长。

任命赵树桥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四师长。

任命梁津池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七师师长。

任命孙英年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八师师长。

任命唐文佐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师师长。

任命刘一民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九师师长。

任命刘春方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独立第五师师长。

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另有任用。

联合办事处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市政机构的交接工作。人民政府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接管了北平市原国民党所辖的近千个单位。由于政策正确,双方共同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接,使得秩序正常,金融、物价基本稳定,水、粮、煤、电尽力供应,物资、仓库未受损失,为和平接管大城市取得了经验。

接管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改编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只用两三个月就有条不紊地进行完毕,这是个奇迹。

<h3>傅作义发向全国的通电</h3>

傅作义将军,从1月30日解放军入城接管北平防务之后,一连数日,看到全市人民的欢腾,古城出现了空前欢乐的景象,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留名青史的大好事,但未亲自面会毛泽东主席总觉得心中还不踏实。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乘机到达石家庄,然后改乘汽车前往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傅作义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欢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的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是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地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

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

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4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傅作义将军的通电后,4月2日就复函表示欢迎,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毛泽东写道:“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番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h3>毛泽东两次接见傅作义详情</h3>

北平解放后,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国、全世界发表通电,并由其部下少将处长周北峰等组成“通电起草委员会”开展工作,但文稿草就近一月,傅作义却迟迟没有定稿。加上其他事情的误会,傅作义闷闷不乐,精神不振。

傅作义虽然抗战有功,曾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但毕竟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真枪真刀地干了3年。在这3年里,解放军歼灭其军队无数,但许多解放军战士也倒在了他部队的枪口下,就这一点来说,他对人民是有血债的。共产党能否对他宽大处理,仍是他此时最大的顾虑。他决定亲自见毛泽东主席,摸摸中共的底数。一天,他对周北峰说:

“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将傅作义的这一意见立即报告了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叶剑英即电告毛泽东请示机宜。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表示欢迎傅、邓来谈,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叶剑英接电后即给周北峰回话说:

“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就请傅先生乘这架飞机去吧!”

第二天,即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在石家庄机场一下飞机,就受到西柏坡专程赶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热情迎接。傅作义一行在石家庄稍事休息,换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

吉普车在土路上颠簸,多数人已经昏昏欲睡,傅作义却毫无倦意,他在推测着见到中共领导人时的情景及对他的态度。上午,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招待所,周恩来已早早地在这里等候,并热烈欢迎。

傅作义说:“作义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对傅作义说:“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将傅作义到达西柏坡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并说:

“我已经和傅作义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毛泽东听后很是高兴,笑呵呵地说:

“情绪好就好,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情绪。不要让他来,而是我去看他。”

2月的太行山,天气仍然很冷,山风呼呼地吹着,不时发出一阵阵啸叫。毛泽东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乘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

车在傅作义住处门口停下,傅作义已在门口等候了,未等车子停稳,他便上前几步,伸出双手,紧紧地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风趣的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则深怀内疚,以负荆请罪的语气说:

“毛先生,我是46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说,“我要谢谢你,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就像看透了傅作义的心思,这几句话就像专对他的思想顾虑说的,使傅作义几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

这就是说,毛泽东、共产党摒弃前嫌,把他当做亲戚和朋友看待了。

这时,毛泽东拉着傅作义的手,与他一起进了会客室。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得多。”

说着,毛泽东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一边让傅作义,一边自己点燃后吸了一口,非常真诚坦率地和盘托出了北平和平解放时的全部思想:

“我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两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傅作义被毛泽东如此推心置腹的态度所深深打动,深感佩服。

接下来,毛泽东像是在总结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又像是在评价傅作义的功劳,扳着指头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真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军队就会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尽管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傅作义仍深感不安和内疚,他旧话重提:

“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过毛先生,还吹过大话,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宽恕。”

这时,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爽朗一笑,插话说:

“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高级领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很尊敬他们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毛泽东接过话来说:

“既往不咎,这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一边给傅作义让茶,一边说:

“和平解放北平,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队来说你也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团聚。特别是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英法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把紫禁城打毁了,闻名古都都被破坏了,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

毛泽东又讲到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

“而且,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bdo>?99lib?</bdo>军有战功,这些人民都没有忘记。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抗日也是坚决的,是我们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内战。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了。”

毛泽东在评价一个人时,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既看到他的过去,又看到他的现在。这是共产党人才能有的宽广胸怀。

毛泽东又告诉傅作义: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还是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或集团谈判的。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了。到北平之后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你也可被邀参加会议,也可在政府里工作,你有功,也有代表性。到那时,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说到这里,毛泽东微笑着说:

“邓宝珊将军,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邓将军曾数次访问延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

邓宝珊不时地点头称是,极为兴奋。

傅作义回想起平津战役的过程,以十分钦佩的语气说:

“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地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平津战役,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毛泽东介绍当时的决策内幕说:

“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命令他们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对于毛泽东在陕北拖着20余万国民党军转圈,将其一口口吃掉的过程,客人们都有一种神秘感,提出请毛泽东谈谈陕北战场上的情况。一提起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毛泽东的思绪一下子活跃起来,详细地给客人讲了当时的艰难情景,他说:

“胡宗南进攻时,我们主动放弃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得不留部队守延安。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你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有什么好吹的,过了不多久,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里。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三个胜仗。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连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赶鸭子那样,一直赶到葭县。他们占领了葭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葭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个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主力师,就是三十六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虽说蒋胡军把我们如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却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作一件好事吧!”听了这一介绍,傅作义连连赞叹:

“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当话题转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时,傅作义感慨地说:“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谦虚地说:“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发明的,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傅作义是国民党党员,孙中山的信徒。毛泽东这样说,非常符合历史,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使傅作义感到十分亲切。

当傅作义提出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对他说:“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作过详细地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改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在谈到对傅作义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过去你俘虏我们的干部都放了,现在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然后都送到绥远去……”

当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的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傅作义听到毛泽东此话,大惑不解,忙问道:“都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笑道:“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说共产党对他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会很有用呢!”

毛泽东又告诉傅作义:有了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听了毛泽东这番谈吐,傅作义十分激动,良久才说:“我个人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好弥补我的过错。”

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真诚地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会谈在热诚和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此次与毛泽东的会谈,使傅作义深受教益和鼓舞,他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了顾虑。24日,傅作义回到北平。从此精神振奋。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风趣地说,“毛主席一席谈,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这次会谈后大约一个月,傅作义又来到香山双清别墅,登门拜访毛泽东。

此时的香山,莺飞草长,花吐芳蕾,一片欣欣向荣。

傅作义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在门外的草坪上迎接这位立下大功劳的原国民党将军。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从不拘礼节,不迎不送,但对于党外人士,十分注意礼节,每每有人造访都在门外迎送。

这次会见的气氛,同西柏坡后沟时的那次会见,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相互间像老朋友一样地亲切交谈着,充满了信任和诚挚的亲热气氛。

毛泽东亲切地把傅作义将军让到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

进门后,傅作义环视办公室,简朴的摆设,随便的布置,与他想象中的毛泽东办公室真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分。他望着衣着整洁朴素的毛泽东说:“主席住在这里离城较远,生活不大方便,工作又很劳累,这房子也比较陈旧。现在条件好了,主席的生活还是这么简朴啊。”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的环境安静,生活也不错,比西柏坡条件好多了,更不要说比陕北了。房子虽然旧些,但还是要比西柏坡的土坯房子好多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诚恳地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两个月了,你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不顺利的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及不足之处,请你提出来,咱们今后要长期共事,尽可能快些筹备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海外爱国华侨、各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多具体事要与党外志士仁人协商解决。”

北平和平解放以来,傅作义受到优厚待遇和热情相待,处处受到尊重,所部官兵也和解放军一样待遇。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爱护群众,深受群众欢迎,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十分感动和钦佩,他深有体会地说:

“毛主席,我坦率地说,对共产党的政策,在3个多月与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事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看见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不说空话,只办实事,没有胜利者的那种傲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那次去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中无数,想去摸摸你的底,也就是说,当时我有思想顾虑。如今证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政策兑现。”

毛泽东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每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即使是在战犯名单上的人,只要他能效法傅将军的做法,争取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也还可以立功赎罪,站到人民方面来,这样矛盾就转化了。相反,若顽抗到底,坚决与人民为敌,虽然我们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战争中犯了新罪行,他还是要升级到战犯那里去。比如有个人不过是一个兵团司令,不够战犯条件,可是他在战争中使用了毒气,犯了新的罪行,我们把他也列为战犯。”

这时,傅作义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请求。原来,他这次登门拜访,是特意请求毛泽东准许他到绥远省去工作的。他说:

“毛先生,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想还回绥远去工作,我对水利工作很感兴趣,想在绥远省当个水利局长,好好治理河套地区的水利,搞水利建设工作。”和傅作义一起来的邓宝珊将军也说:“傅将军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我想去修水利,办农垦。”傅作义又说。

对于傅作义的请求,毛泽东没有答应,颇不以为然地说:

“省的水利局长,对于你是太小了,不够你施展才能的。如果傅将军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那就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治理治理全中国的水利,尤其是黄河淮河流域,还有海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成灾。首先要把黄河和淮河治理好,再把海河治理好。以后还有长江等大江需要我们治理,我们要兴建好多水利工程,你就将全国水利建设工作抓起来。再一方面,傅将军也是一个军事家,对军事工作也很有研究,也还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共同研究国防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当副主席。”

毛泽东接着对傅作义和邓宝珊说:“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换话题,从军事说到政治:“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个党吧。”

傅作义忙说:“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搞不来。”

邓宝珊也说:“我们不会办党。”

看到二人都面有难色,毛泽东也就免提此议。但傅、邓二人对毛泽东替他们想得如此周到深为感动。

此后的半年,毛泽东又几次接见傅作义。一次,毛泽东与傅作义同游天坛,当两个人漫步到回音壁前时,毛泽东指着一块补疤说:“宜生,你看我们工人把这块补得可好?”

傅作义点头赞道:“补得好,补得好,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毛泽东又借题发挥:“如果我们前几个月兵戎相见,北京城千疮百孔,这墙补也补不得喽。”

傅作义说:“那我就成千古罪人了。”

毛泽东说:“你现在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说:“哪里哪里,毛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傅作义和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傅作义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和重用,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1974年4月15日,傅作义病危。当时周恩来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在罗青长陪同下到医院探望傅作义。周恩来总理向傅作义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处于弥留状态的傅作义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表现出心里十分激动,眼里闪着泪花。

4月19日,傅作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正文 第十章 “绥远方式”

由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时,明确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两军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举行起义。另外,把贸易、交通、邮电、金融搞起来,由华北人民政府派人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接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对“绥远方式”作了进一步阐述。

1949年1月8日,在北平第二次和平谈判中,傅方代表提出平、津、塘、绥一齐解决。中央军委答复,平、津、塘、绥均应解决,先解决平、津问题,后解决绥、塘问题。16日,在第三次谈判中,聂荣臻向邓宝珊转达中央军委的意见:绥远问题,准备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请他转告傅作义。22日,傅作义对外公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的第二天,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官董其武飞抵北平,向傅作义表示,愿追随他走和平道路。

<h3>董其武飞赴北平谒见傅作义</h3>

1949年1月21日夜里,董其武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问题和平解决。董其武虽然早已料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是仍然感觉有些突然,使他又惊又喜,一种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一起涌上心头。新保安、张家口两地解放后,董其武两次打电话到北平,但都不是傅作义接的。一次是王克俊接的,一次是阎又文接的,他们只是告诉董其武:傅将军很忙,心情也不太好,让他听候安排,掌握好部队,不要乱,其他没有再说什么。这期间,董其武表面表现镇静,可内心有些惶惶然。所以,一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他就很想知道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详细情况,随即打电话到北平总部,要求派飞机接他到北平去看看。

1月22日,董其武下了飞机,直接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谒见傅作义。

傅一见董面就说:“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董说:“正是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傅接着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傅稍微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讲了下去。他从辽沈战役结束开始讲起,讲到他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脱离蒋介石的决心。返平后,通过冬菊与中共取得了联系,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个电报,希望派代表来平谈判。接着又讲到南京派徐永昌、蒋纬国、郑介民来平,拉拢与胁迫他率部南下,都被他回绝了。接着,又讲到了他是冒着三个死来做北平这件事的。讲到此,他加重了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坚定地走人民的道路。”

停顿了一下,傅又说:“你回绥远后,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现在,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还小,没有解放的地方还大,形势发展,很快全国都会解放,家属再送到什么地方都不是好办法。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道路”这句话,董其武听傅作义说不止一次了,但这次比哪次印象都深,涵义也广,好像这次对他的启示更明确,理解更深刻。这时,董其武急切地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中,怎么没有提到绥远?”“绥远问题,等我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再定吧。在第三次和谈中,聂荣臻司令员曾对邓(宝珊)先生说:毛主席说只要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绥远问题就会以更加和缓的方式来解决。至于如何和缓,等我见到毛主席再谈。”

董其武听了这段话,眼巴巴地盯着傅说:“我多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可是,绥远的情况相当复杂,不能拖延,应尽早安排,免得夜长梦多。”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赞同董其武的话,接着,傅又说:“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能办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也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道路。”

夜深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还没有休息。他们的谈话明确了绥远的去向问题,董其武要求傅先生及早派人赴绥,协助他做转变军政干部思想的工作。

傅对董的请求,未加可否。踱步良久后用征询的口气说:“你看卫景林如何?”

“张家口战役后,他回到了北平吗?如他在北平,当然好。他到绥远后,能帮我办好多事,能起很大作用。”董其武很有信心地说。

“他回北平了,现在就在家里,没事干。”傅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这样吧,我让王赞臣(傅部人事处长)先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然后你再打电话请他去。”

夜里12点许,董其武要通了卫景林家里的电话,说:“今天与傅先生整整谈了一天,明确了绥远也要走北平的道路,明天我就要回归绥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绥远,帮我做些工作。”

卫景林说:“我接到了王子襄(王赞臣的字)的电话,说傅先生要我考虑是否随董主席回绥远帮助做些起义工作。依我本人看,既然绥远也准备走北平的道路,我去不去用处不大。”

董说:“正是要走起义道路,所以事情才更多,需要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定会有复杂的斗争。再说,你到绥远后,随绥远一起起义,这也是立功的机会。”

卫思索了片刻说:“那好吧,明天什么时候走,我还有点家务事处理。我老婆刚生孩子,才三天,还住在医院里,我总要到医院和她说一声吧。”

“当然,当然。那我明早乘车去接你,尔后去医院,从医院出来,直接到东单上飞机。”

卫景林就这样随董其武到了绥远。

<h3>绥远军政首脑会议</h3>

1949年1月28日下午,在绥远省府东院董其武公馆的小会议室里,绥远省军政首脑正在开会。

会议从下午1时就开始了。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为首,一上来就以陶卜齐国民党绥远驻军与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发生武装冲突,归绥以东60华里地区已完全解放为由,提出要董其武立即行动,向西撤退至河套地区。他们还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绥东解放军求战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向西进军,特别是旗下营这一战,国军溃败,解放军定会乘胜追击,企图占领归绥。因此,归绥全城早已惊恐万状,军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据属下汇报,有的机关单位已经开始焚烧卷宗、档案;有的官员及富商,有汽车的,收拾细软,携带家眷早已捷足先登,逃之夭夭了;没有运输条件的,也已拖儿带女,聚集火车站,争坐最后一趟西去的火车,向包头方向撤退。谁都知道,后套粮多,容易补给,难道我们这些负有领导职责的人,连这点妇孺皆知的常识也不懂吗?我们如不趁此有利时机赶快组织党政军西撤,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将无脸以对领袖,以对党国!(卫景林:《绥远之光》,《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伙人的发言,慷慨激昂,多有不尊董主席之词,故意夸张事态,制造紧张空气,企图威胁董其武立即作出西撤之决定。

另外一派,即所谓的亲傅派或者说是傅作义之嫡系派,这其中有:驻绥部队指挥所副主任孟昭弟、参谋长王兴、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二五八师赵晓峰、三一○师长张副元,随董由平来绥的卫景林以及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副议长阎肃、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一些地方人士。他们认为:国民党败势已定,这是谁也挽救不了的历史潮流,现在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绥远只有效仿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否则别无出路。你一言,我一语,陈述着不能西撤的理由。最后,指挥所参谋长王兴归纳了大家的发言。

他说:一、从目前看,陶卜齐战斗是局部的战斗,因为其他方面没有发现解放军进攻的征候,因此,在处置的时候,也不必采用牵动全局的做法。二、绥远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从当地征集来的,乡土观念十分严重,不撤退还能稳定一时,一旦西撤,势必引起大量逃亡,造成局势混乱,不可收拾,无法控制,我们这些人都将变成光杆司令。三、包头以西的地区,无险可守,如果还打算继续西撤,投靠二马(马鸿逵、马步芳),那就更不可能了。二马之所以和我们有信使来往,取得联系,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定的实力,可以做他们的挡风墙。如果我们放弃了绥远,去投靠他们,那时,他们就会看不起我们,你就是给他们下跪,也不会收容我们。四、如果打算将后套地区作为根据地,放弃归绥一带固有地区,上山去打游击,那就更是“班门弄斧,自取灭亡”。(孟昭弟、赵晓峰:《九·一九起义的片断回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兴的分析有理有据,在场的多数人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原来还被主撤派的说法搅得迷惘的人也清醒了过来。

董其武主席的内心,非常同意王兴的分析,但在表面上,对两派的发言都未置可否。他心想,这样辩论辩论也好,事情越辩越明嘛!其次,他不加可否还有另外原因,那就是:反正我不下命令,谁也不能把部队和机关拉走。最后,他抓住会场短暂冷静、无人发言的机会,为会议作了结论。他说:“维持现状,不战不逃,以观其变。散会!”

<h3>绥远和平协议的签署过程</h3>

1949年2月上旬,北平解放后不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诸将领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将军。席间,林彪对傅作义说:“在通县谈判时,决定绥远问题在北平解放后再谈,现在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与傅将军商谈,请傅将军指定谈判人员。”

贺龙司令员接着说:“解放军方面李井泉(当时任晋绥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潘纪文(当时任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两位同志为代表,绥远方面请傅将军指定人员,就在北平进行商谈!”

傅作义将军早已成竹在胸,未加任何思索即说:“那就让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三人为代表吧。”(周北峰:《绥远九·一九起义侧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后,双方代表在北平饭店设立了联络办事处,开始了秘密协商绥远和平协议。

在秘密协商初期,双方代表共同学习了毛泽东关于“绥远方式”的几次谈话,在逐渐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于3月23日,双方达成了“暂维现状、划界驻军、平绥铁路全线通车、人民币在绥远全境流通使用和互派联络员等条款。”

根据上述条款,代表们首先谈了解放军绥蒙军区姚哲司令员的部队与董其武部队的就地停火问题。

谈判由李井泉任组长,当傅方代表提出董其武对停火线的划定要求时,李井泉经过与华北局、绥蒙人民政府联系后,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定了一条停火线。这条线的拟定是从卓资山旗下营北山后大滩到清水河县境内的黄河北岸喇嘛湾村。停火线经过几次与董方电报来往协商,意见基本一致。唯独在喇嘛湾村的归属上出现了分歧。喇嘛湾村当时已是解放区,由于该地紧靠黄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适合种鸦片,董方坚持要划到董的驻防,而我方以已是解放区为由,不肯让出。和平谈判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恰在此时,贺龙、李井泉要离平去前线,中央决定绥远和平解放的商谈由华北局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负责。由于李井泉离平,华北局又增加了张友渔为谈判代表。从此之后,就在聂、薄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协商。

3月29日凌晨3时,双方代表继续会谈。刚一开始,王克俊拿出董其武致傅作义的电报,其内容要点为:国共两党的全面和谈即将开始,如成功,绥远问题自随之解决,如不成功,绥远本边陲之地,亦无关重要。现双方如互派代表处理问题,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绥远补给有被断绝之可能。关于交通贸易诸问题,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决,以人民身份进行交易。

中共方代表传阅此电之后,对此电产生了怀疑,认为此电很可能是傅方伪造出来的,作为拖延商谈或讨价还价的口实。

潘纪文代表当即表示不满,说:“我们是以傅作义将军为商谈对象的,与董其武将军无直接关系。如傅将军自认为不能代表董将军,不愿再谈下去,即可停止谈判。如认为可以代表董将军,我方愿意继续商谈。我们不因董将军有此一封来电,即拒绝谈判,是否继续谈下去,由傅作义将军决定。”

傅方代表考虑再三,最后表示愿意谈下去,并确定由傅将军派人去做董的说服工作。

谈判进行到4月1日,双方都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草案,作具体的一条一条的协商,争论很多,也很激烈,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进展很大。但仍有以下五点分歧:

一、在划界上,我方要求傅方让出喇嘛湾,傅方表示须征得董其武的同意。傅方要求所划乌兰花北20里之界线应北延至国界,我方认为蒙古人的地区不划为宜。

二、在交通上,傅方仍主张铁路分段管理,如统一管理,除给绥远另外特殊照顾外,董有调运铁路车辆权。我方坚持统一管理,但对后者可以考虑给董以运输上的便利,运费上的照顾,具体办法由铁道部拟定。

三、在金融问题上,傅方提出的白洋交人民银行驻绥办事处向平津等地兑换,在比价上予以照顾,我方表示可以酌办。

四、在贸易问题上,傅方同意前几次所谈结果,但补充一点,即双方公营贸易机构向私人买卖货物,须向对方公营贸易机构登记。

五、傅方要求绥远部队夏季服装由华北人民政府协助解决或将在北平接收“剿总”的布匹,退给董部,我方表示此事不在商谈讨论范围之内,只能回去向主要负责方面反映。

在这次商谈结束时,傅方提出:如绥远军政费由人民政府负责,铁路便可统一管理;如华北人民政府只协助解决部队服装,铁路仍须分段管理。

针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副主席及时指示我方谈判代表:应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要理解他们的爱国心愿,他们希望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思想是主导的,但也有幻想、顾虑,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有许多是我们不理解的,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想法。所以允许他们有思想反复和暂时的观望、拖延,但我们要坚持“绥远方式”不变。

4月9日早晨5时至7时,双方代表又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双方意见基本趋向一致。关于交通问题,决定维持统一管理,照顾绥远一方的原则以我方草案为基础,略加文字修改。但在附注中说明:俟傅作义立即派人赴绥,经与董商量后,始作最后决定。关于划界问题,根据双方草案,划一折衷线。关于绥远部队的服装问题,决定由傅方另与聂、薄直接商洽。

至此,商谈协议的工作,暂告结束。

4月27日,傅作义将军派周北峰、王克俊到华北局见薄一波并提出三点请求:

一、请求我方在北平接收的原华北“剿总”的布匹(据说约两万尺)拨给绥远部队做夏装;

二、请求薄政委安排时间与傅将军谈一次话;

三、给傅两份参考消息看。

薄政委对周、王提出的三个问题的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当即答应。唯对第一个布匹问题须请示中央以后再定。

28日上午,薄一波政委将谈判情形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毛主席、周副主席了解详情后,即令我方代表全部同意傅方所提条款,于是协议草案很快达成。

傅将军为了加速绥远的进程,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就派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傅的随从参谋刘庸生,携带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赴绥,请董其武将军校核协议,并传达傅将军的讲话。

傅作义说:“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要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损失。”

董其武听了刘庸生、安春山二位的传达,深深感到: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绥远起义的政策实在是伟大英明,毛泽东对他及绥远的军政干部不咎既往,亲切关怀,他从内心深处感到温暖。他说:“几个月来,特别是自从绥远和平解放秘密谈判以来,我的思想顾虑重重:一怕蒋介石闻到和谈风声,马上停止对绥远军政方面钱饷及物资的供应,造成绥远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生活困难与军心动乱,不好维持馁远的局面;二怕绥远部队中的中央系(原一一一军与骑兵整编十二旅)及杂牌部队向解放军挑起事端,造成对实行“绥远方式”的不利;三怕国民党特务挑拨离间、公开捣乱破坏,延长起义时间,或影响完整起义。所以,这几个月,我是正处在各种矛盾的旋涡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混乱,造成内部分裂。”

董其武说:“至于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大多数反对内战,倾向和平。但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加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歪曲和造谣,不少人对共产党不了解,存在着对自己信任不信任、使用不使用、算不算历史上的旧账、身家安全有没有保障等一系列顾虑。在中上层干部中,有少数人存在对立、恐惧心理和情绪。如果骤然提出和平解放绥远,将会发生意外事变,影响起义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因势利导,由上而下,由浅入深,既要依靠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又须保持各派势力的平衡;既要限制特务的破坏活动,以保障进步分子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又不敢公开逮捕和镇压张庆恩等特务分子。所以,我的工作和处境是非常困难、复杂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这样关怀绥远问题,这样信任我董其武,给我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决定:迅速分别召集军政和地方首脑共同研究和平协议草案,并传达傅作义将军的讲话指示,你们二位对此安排有何意见?”

刘庸生与安春山对于绥远情况不甚了解,自然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于是,在绥远军政和地方代表人物中,董其武首先传达了傅作义的讲话,然后逐条、逐句、逐字研究讨论协议草案。

顷刻间,各类人员的嘴脸暴露无遗。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五类:

1、多数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既住不咎,宽大为怀,继“北平方式”之后,又提出了更加和缓的“绥远方式”,等待我们这些人慢慢觉悟,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条件成熟了,再实行完整起义。我们应该体会中共对绥远干部的亲切关怀和使绥远各族人民免遭战争苦难的良苦用心,积极响应,做好自身工作,尽快实现绥远和平解放!

2、少数人认为,现在条件尚不成熟,谈什么划界、通商、接通铁路等等都为之过早。所以,我们对这所谓的协议,无法表态。

3、也有少数人,如同在鸡蛋里挑骨头,对每一条、每一句都要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修改意见。很明显,这些人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否定协议。

4、更有甚者,谩骂协议是投降书,说什么“傅作义出卖了北平,现在又来出卖绥远”。

5、极个别人怒气冲冲,还声言要以武力进行威胁。说什么“老子手里有兵,不能当屍包,谈不成就打”。

董其武认为,有分歧意见是正常现象,但绝对动摇不了绥远走人民道路和接受和平协议的意向和决心。于是,在传达协议草案和傅作义讲话后,董其武一方面做个别人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派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代表他去北平,向傅作义汇报对协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并履行签字手续。

参加绥远和平解放协定签字仪式的双方领导人:傅作义(右三)、唐延杰(右二)、蔡树藩(右一)、蓝公武(左二)等

康保安到北平后,详细向傅作义陈述了修改协议草案的过程、修改了哪些条款及修改的依据,经傅作义完全同意后,才交双方开会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董其武的修改意见。至此,绥远和平协议已经达成。

1949年5月28日,对于傅作义、董其武以及绥远广大人民、驻绥国民党军官兵、绥远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日子。这一天,在故都北平,在天安门前西交民巷的华北局机关所在地(原银行俱乐部),隆重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10时许,当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刘秀峰、蓝公武,华北局书记兼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中共方面谈判代表张友渔,以及傅作义将军、傅方谈判代表王克俊、周北峰、绥远董其武的代表康保安等,缓缓走向签字大厅时,他们愉悦的心情,集中表现在互相问候、互道祝贺之中。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首先在协议上签字,随后,康保安代表董其武在协议上盖了董其武的个人名章。签字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当天,毛泽东主席就批准了《绥远和平协议》,并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傅作义。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陶铸等人。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主席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h3>绥远和平协议</h3>

1949年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协议原文如下:(裴周玉:《绥远方式的胜利》第二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依据3月23日北平饭店会谈暂维现状,以便改进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经双方协议如下:

A、关于划界问题:

一、双方同意以陶卜齐与白塔间之古立板乌素为中点,向北、向南划定界线,停止一切冲突,并尽可能撤退沿线驻军,和平相处。其界线为:自古立板乌素向北经庄于上、保二合少与奎素之东北,经小小泉、三道沟、水坝子、天桥子、巨成滩、沙拉木兔、五鸡(东)后哈卜齐、北克莎、留犋牛、羊坡子、东西巨子(西)、北路(西)至东营以北;西向经鸡登、官府、白旗在南、至哈里善兔与羔沙兔之间;由古立板乌素向南,经南地、新营村以东,经五色忽洞、水林沟、舍必崖(西),西向经二道营、前水泉(北)、马群沟(北),至斗成窑、黄家、一间房子,至乌不浪,西向经入楞沟、米粮沟(北)、子兔(南)、杨喜梁(北),南向经小乌拉西盖(东)、黄家水泉(西),北经小石(北)至黄河岸。

二、界线经过之村庄,自古立板乌素以南者(包括古立板乌素)归华北人民政府管辖,以北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

三、为防止土匪利用所划界线滋扰人民,今后发现土匪时,双方协同剿除之。

四、所划界线以西曾经进行社会改革地区,应保护群众一切既得利益,严禁一切报复行为。

B、关于交通问题:

一、双方同意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

二、旧有职工原则上暂不更动。

三、购票以人民币为计算标准(包头至白塔段银元与银元券得按牌价折收,路局所收银元与银元券,得按牌价在董其武将军管辖区域使用)。

四、对董其武将军所属军政之公用运输,在改造思想之过渡时期,予以特殊之优待及便利,其详细办法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与董其武将军依此原则另行商定。

五、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之下,设平绥铁路西段管理处,其组织办法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规定之。

C、关于贸易问题:

一、双方同意根据自由贸易原则,互相进行贸易,不得阻碍留难,并不得在边界征收出入口税,但所有双方公私商人,均不得携带违禁品并不得有违法行为。

二、公管贸易: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董其武方面在北平,各设一贸易机构(双方所设贸易机构得派员至包头、天津依法进行贸易),以下列两种方式经营贸易业务:

甲、双方贸易机构,订立合同,办理贸易。

乙、双方得与私商直接贸易。但倾向当地主管贸易机关办理登记。

D、关于金融问题:

一、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其武将军所管辖区域内均得自由流通。

二、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一办事处,办理下列业务:

甲、归绥与华北区间之商业汇总。

乙、代贸易机关办出纳手续。

宣读绥远和平解放协定条款

丙、根据市场自然价格,与归绥之绥远省银行协商决定人民币与银元、银元券之比价,并挂牌公告。

三、为帮助董其武将军克服金融财政上之困难,依据实际情况,酌量收兑若干金元券(比价数额另定),并得以人民币预定货物。

E、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问题:

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与董其武将军及其所指定之人员,协商解决一切临时发生之具体问题,并负责领导中国人民银行与贸易总公司驻归绥办事处,并得与当地军政人员联络感情。

依据上述各款,由华北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派驻董其武将军所管辖区域之人员,与董其武将军派驻北平贸易机构之人员,双方相互负责保证其安全。

F、其他:

一、解放区书报得在董其武将军所管辖区城内自由流通,目前除由董其武将军自行大批购进以供军政干部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外,并在归绥约定书报代办所,以便人民自由订购。

二、董其武将军应即自行整饬军队,并停止一切扩军措施,使劳动力尽量转入生产。

三、董其武对特务分子,应即自行解散其组织,停止其活动,并令其离绥。

……其他本协议未涉之问题,另行协商解决之。

<h3>绥远通电起义</h3>

1949年9月16日上午,绥远省办公厅主任李忠孚根据董其武的授意,草拟好了起义通电电文,董其武、李世杰等同意后,呈傅作义阅,傅也未提出意见。董将电稿分成两半,叫阎又文、李忠孚迅速誊清,以便速送电台发往北平,呈毛主席核阅。

毛主席看了通电稿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北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董其武遵照毛主席指示,在电稿上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尔后特用虎皮宣纸将电文缮好,准备签字时用。

9月19日上午,对于绥远部队和人民来说,是个极其庄严隆重的时刻,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所部驻包头附近的第二十二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

董其武首先拿起毛笔,在起义通电上签名。按照名单次序,第二是孙兰峰,孙当时虽然经过傅将军的第三次谈话,同意起义,但现在还在医院里,没有来到签字现场,董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他自己名字的后边,留待孙补签。其他30多人,依次签了名。时间不长,孙兰峰赶来了,在扣小茶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

39人签名后,中午举行了会餐,庆祝光荣起义。下午1时,傅将军在银行院内对军政干部讲了话。他说:“我过去一度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路,那要自己负责。”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在祖国北部边疆重镇——包头,庄严地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电文是: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的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唯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之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但是事实一天一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的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侵略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22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太原守城,文水交城离石各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虽然吃过马料、吃过沙土,但我们为了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坚持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的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将何以对死难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再也顾不得什么羞耻,只有原形毕现地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的挣扎。

这一切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白反动派和人民的利害是相反的,和革命的利害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害,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切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看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无耻地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既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无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违背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地脱离反动派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之下努力奋斗,才能达成人民的愿望,才能符合我们革命抗战的光荣历史。我们现在就是依照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进,和全国人民一齐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们高呼: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前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董其武

前第九兵团司令官 孙兰峰

前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刘万春

前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 俞方皋

前陆军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六师师长 胡景通

前陆军第三一○师师长 张副元

前陆军独立第七师师长 张士珍

前陆军第二五八师师长 赵晓峰

前陆军第二二八师师长 杨仲璜

前陆军第三二○师师长 马逢宸

前陆军第三二六师师长 王崇仁

前陆军第三一九师师长 张璞

前骑兵整编第十二旅旅长 鄂友三

前骑兵整编第十三旅旅长 高理亭

前独立第三旅旅长 乔汉魁

前骑兵第五旅旅长 安恩达

前骑兵第十一旅旅长 陈秉义

前绥远全省保安副司令 孟昭弟

前归绥警备司令 张潜

前包头警备司令 陈玉甲

前绥西警备司令 于霖瑞

前保安第二旅旅长 张振基

前保安骑兵第四旅旅长 张汉琏

前保安骑兵第六旅旅长 钨邬青云

前第三十二兵站分监 王度

前绥远省参议会议长 张钦

前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 阎肃

前土默特旗总管兼绥远省政府委员 荣祥

前绥远高等法院院长 于存灏

前绥远境蒙政会委员兼绥远省政府委员 胡凤山

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辛崇业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杨令德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陈志仁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梁子才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奇世勋(蒙旗)

前国民政府监察委员 任秉钧(蒙旗)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理事长 吴桐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副理事长 吴耀庭

前绥远全省回教协会常务委员 王质武

9月19日

<h3>毛泽东、朱德等电贺绥远和平解放</h3>

毛主席、朱总司令与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于9月20日向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等发了贺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全文: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9月20日

聂司令员及薄政委也电贺绥远和平解放: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9月19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50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9月20日

解放区的原绥蒙(后改绥远省)区党委机关报《绥蒙日报》,代表绥东解放区7个县与80万人(全绥远省当日当时200万人)及各族人民与党政军领导机关也发了贺电(裴周玉:《绥远方式的胜利》,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h3>董其武的回忆</h3>

董其武,当时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中将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他在建国后曾撰文回忆了绥远起义的过程,现摘录如下:

起义的前因

1949年1月21日,北平正式和平解放。之后,我于9月19日在绥远率部举行了光荣的起义。起义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傅作义先生不断引导我走人民道路的结果。

董其武在庆祝绥远起义一周年大会上讲话留影

我在绥远经常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从中知道国民党军队处处溃败,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尤其是1948年11月初,听到整个东北解放的消息,预感到解放军势必源源入关,华北局势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12月中旬,傅部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包围。第三十五军是傅先生亲自培养、训练的一支主力部队。如果这支军队被歼灭,不但对傅的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而且直接影响整个华北局势。结果,这支部队于12月下旬被解放军歼灭了。接着解放军又解放了张家口,傅部第十一兵团和第一○五军也全部被歼。同时,由东北入关的解放军大兵团和华北解放军大兵团分别分割包围了平、津、塘。

北平被围以后,为傅先生设想,我有几种考虑。一是打。怎么打?北平城不适宜防御,很难守住。依城野战呢?而傅先生的基本力量已经损失很大,部队人数虽然不少,得力的部队不多。更其要考虑的,北平是祖国文化古都,一打势必造成很大破坏,要落千古骂名,傅先生绝不干。二是走。怎么走?有两种可能:一是部队分路突围南下,一是部队西撤。到必要时刻,傅先生本人行动再作定夺。不过我想,这时候傅先生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是没有理由替蒋介石殉葬的。三是和。投向共产党。我想傅先生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以往我们的几次谈话中,已可看出傅先生的心思。不过,究竟傅先生走哪条路,我无时不在密切注视着。因为就我和傅先生说,就绥远部队说,北平的结局直接关系到绥远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不管形势如何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傅先生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

初期酝酿

走人民的道路的决心已定,奋斗目标已明。我谒见傅作义回到绥远,暗中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我首先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政府一定会对绥远部队不放心,要进行干预,并会指使特务进行捣乱破坏。绥远内部的情况也不一。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虽绝大多数都是反对内战,倾向和平的,但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在中上层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顽固分子,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工作做不好,时机不成熟,就贸然提出和平问题,反会受到挫折,因而坏事。针对以上考虑,我的做法主要是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工作,使思想认识趋于一致,一步步地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

首先,我与旅长以上干部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着重说明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全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北平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希望大家要放开眼界,观察全国形势的发展,安定部队,团结一致,不要听信谣言。并提出绥远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征询了他们的意见。我又与省政府厅、局长以上干部,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族代表吴桐等分别谈了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一般中下级军政干部的思想情况,我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一个时势讨论提纲,发给各部队、机关讨论。提纲内容包括:(一)当前国内外形势如何?共产党军队能否渡过长江?(二)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三)对北平起义的看法如何?(四)在当前形势下,绥远应该怎么办?目的是,通过讨论研究,以统一思想,稳定情绪。从讨论结果看,大多数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的部队可能很快渡过长江;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谣言,是幻想,不可能爆发;北平和平是大势所趋,傅先生做对了,绥远也应随着北平的榜样,走和平道路。这样,显然大多数人都能开始认清形势,赞成和平。但不少人有顾虑、存幻想。也有少数人坚持顽固立场,反对走和平道路。

春节过后,我到部队和地方巡视,讲了话,还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作了个别谈话,开了一些小型会议。具体了解到一般的思想是倾向和平,部队的情绪基本稳定,但在中上层干部中确实顾虑不少。主要是:怕不信,怕不用,怕算旧账,怕身家安全没有保障等等。还有极少数人对北平起义不谅解,有抵触,甚至存在幻想,别有企图。根据掌握和了解到如上的思想情况,我认为走向和平还有不少的阻力,需大力认真地对存在顾虑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并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和平的活动。我意识到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走向和平的过程

《协议》签订前后,有一部分人存在错误思想,个别人坚持反动立场,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不能轻易地公开表态。致使一些比较倾向和平的人,也对当时政治情势感到莫明究竟,有的对我竟产生误会。如有的人说:“董主席的葫芦里头到底装的什么药,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就对了嘛!”甚至还有人说:“董主席是脚踏两只船。”

4月1日,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发出通电,声明政治立场。这对绥远军民、干部和各界人士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久,《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签订,曙光在望了。我为了《协议》的顺利执行,以达到完整的起义,使所有部属都走上光明的道路,不致于掉队落伍。于是,我便借傅先生和平通电的东风,借干部和绥远各界对傅先生的信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革新活动。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迎接绥远起义的早日到来。其具体措施如下:

一、组织革新运动委员会。我在省府邀请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举行座谈会。会上我先作了形势分析,要大家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检讨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没有实行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因而在政治经济上贪污腐败,脱离人民,错误地执行戡乱政策。我们要接受教训,开展革新运动,革除旧弊,振刷新机,实行经济民主,政治平等,以适应形势,走向新生。我讲罢后,大家热烈发言,争论激烈,除少数人坚持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开展革新运动是走向新生的必要途径。经过几天的座谈讨论后,成立了绥远省革新运动委员会。推举张钦、于存灏、刘万春、张国林、常佩三、张国宝、张立范、佟树蕃、赵国鼎、赵励师、张登鳌、卢健飞、康保安、李忠孚、梁子材等20多人为委员,推举我为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时代认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土地房产4个组。其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重新认识时代,政治上重新确定方针任务,制定革新工作计划草案。

二、改组省级机构。为统一事权,节省经费,解除了建设厅厅长潘秀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社会局局长杜品三等的职务。他们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绥远省的当权者。他们分别任过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杜还是CC特务,他们旧年除夕前分别逃亡后方,并指使其在绥远的党羽破坏和平解放。同时,我还把省政府厅、局、处二十几个单位裁并为四厅二处,编余人员经甄别后,充实了县、乡基层工作。

三、改革人事制度。任用私人,党同伐异,互相拉拢,发展个人势力,为政治腐化贪污的主要根源。为革除这种腐败制度,决定成立人事委员会。将全省干部统一任用,统一考核,统一训练,以堵塞任用私人、贪污腐化之路。

四、成立革新学院。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培训干部,我把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改组为革新学院,我任院长,并选任愿接受和平起义的人员为各级教育骨干,分期分批训练省、县科长级以上干部。革新学院的课程主要是新三民主义、《论联合政府》、当前国内外形势和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革新草案等。用上大课、讲小课、大组讨论、小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学习,达到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学习的结果表明,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人思想认识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为和平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仍有少数顽固分子反对学习。有人说:“这样训练,就把人们都训练成共产党了。”

五、教育、使用东归干部(指张家口、新保安、北平解放后回到绥远的傅部干部)。北平和平解收后,一部分起义干部回到绥远,这些东归干部绝大多数都是跟傅先生多年的可信赖的人。他们到绥后,我先后都同他们谈了话。为了发挥这些人应有的积极作用,我分别把这部分人安置到部队中去,以代替那些对和平抱怀疑态度和思想不稳定的人。替换下来的人调往革新学院学习。这样以利于巩固部队,安定部队,以利于和平。

六、设立督训处。在东归干部中选择了职务较高的30余人成立了督训处。由原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任处长。利用这些干部与部队中各级干部的同学、同事关系,帮助督训部队,整顿部队,加强纪律。同时,他们之间可以说说知心话,帮助一些干部认清走和平道路对干部有好处,对官兵有好处,对地方、人民和个人都有极大好处的道理。劝他们不要受特务分子的引诱和煽动,坚定跟着傅先生和我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另外,我还指示卫景林去找一个愿意立功赎罪的姓贺的特务分子做工作,尽可能地掌握特务的名单和活动情况。后来,把掌握到的百余名特务分子集中到革新学院,单编一个队,任命原第三十五军的鲁乐山团长当队长。这样,不仅控制了特务的一部分力量,而且使特务之间互相猜疑,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大大地打击了特务的嚣张气焰。

七、改进报纸宣传。《奋斗日报》是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为了发动舆论,转变大家的思想认识,配合革新运动,在《奋斗日报》被砸之后,我特派苗平章到报社工作,和原工作人员一起宣传和平革新,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介绍一些进步文章,抨击反动腐朽的政治。对改变思想认识起了促进作用。

八、召开军队高干会议。在革新运动开始后,绥远和平已逐渐明朗化。我为进一步统一部队思想认识,召集了军、师、旅级高干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要求大家坚定地树立走和平道路的信念。同时,布置了在部队中开展人员、马匹、装备实力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为起义做准备工作。经过这次会议,高级军事干部的思想基本得到统一。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虽然有些改革措施还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改良主义色彩,但大力推展实施的结果,确实使绥远这旧的政治腐朽现象,基本上得到清除。这便削弱了少数反起义上层的控制,增强了起义的群众基础。从而使绥远军政各界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渐趋于统一,保证了起义的顺利成功。

同特务和反和平势力作斗争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制造的种种障碍和施展的种种阴谋上。我和广大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官兵和各界爱国人士,同他们进行了尖锐激烈斗争。

一、停发军费迫令部队西撤。北平和平后,绥远即开始酝酿和平。这时,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这情况密告南京政府。为阻挠和平,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我率驻绥部队西撤。我既决心要走和平道路,当然就决不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我用两条理由作了回绝:第一、绥远目前形势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第二、驻绥部队的下层官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一看我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就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我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要接我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我不软不硬地对他们说:“当下时局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我一离开,局势难以控制,可能出现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请他人代表,目前不便轻易离开。”拒绝了祁、严的劝说。

归绥城里争相逃命的国民党军及家属

南京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撒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当时驻绥远部队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二十二军在内,将近10万人。加上绥远又是一个贫瘠的小省,财政向即短绌,生活上确实立即陷入困境,我多次文电申请和派人交涉,南京政府认为他们的“撒手锏”很见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唯一的答复:“让董主席来。”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此话后说:“董主席真糊涂,去上南京一趟,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其实,我何尝糊涂。我既决心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还有什么必要再到南京去呢?何况他们让我到南京去,是居心叵测的,是设下陷阱的。并不是我一到南京,经费就可到手,他们当然有条件,就是阻止和平。而且我一离开绥远,形成群龙无首,那些反对和平的恶势力,便会猖撅起来,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我去南京的人里,有些思想简单或者说是糊涂,有些则是乘机捣乱,加紧兴风作浪,以激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对我,实际上也便是反对和平的进程。对南京政府施展的这个“绝招”,我只好想法子同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共渡时艰。钱不够用,只能给军官、士兵和工勤人员每人每月发五块和两块现洋的生活费,家属吃粮由政府供给。夏季无单衣,就改冬装为夏装。这当然要付出不少精力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坚定他们的信心。南京政府和他们在本地的鹰犬们只能是心劳日拙。我们始终没有被他们强加的困难所压倒。

6月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来电报要我赴广州参加省主席会议。再次施展调虎离山的诡计,企图骗我离开绥远。并派在兰州催发补给的第三十二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峤派的一架美国人驾驶的飞机来绥,接我去兰州,再转道飞广州。我仍以前方军情紧要,不便离开为辞拒绝。马乘飞机回兰州时,天已黄昏,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到山崖上,机毁人亡。

二、特务大肆活动破坏绥远和平。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解放后,所有的特务都麇集绥远,有如群魔乱舞,大肆进行活动,成了南京政府破坏绥远起义的一支最猖撅的别动队。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绥远,向特务作了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潜入部队的各个角落,力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最显着的有以下罪恶表现:

制造谣言。绥远酝酿和平之初,直到起义胜利,特务制造了许多破坏起义的谣言,他们散布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今明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就要拿出来作战了……”又说:“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对于这些煽动欺骗,我都及时给予揭露,使人们不被他们的谣言所蛊惑。

组织少数暴徒游行示威。特务伙同一些顽固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包头大街上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沿街高喊:“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等口号。企图造成恐怖气氛,以动摇人们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砸毁报馆。《奋斗日报》在绥远革新运动开展后,一切言论均逐步向人民靠拢。不但宣扬和平革新,还刊登解放区胜利消息和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因此被特务分子们视如眼中钉。他们于7月11日晚10时前后聚众到报馆大肆打砸,门窗、机器、家具多被捣毁。他们气势汹汹地搜索打人,编辑、记者、工人有多人被打。报馆被砸毁后,我当即命令刘万春军长彻底追查。经查明,砸报馆系第二五八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受特务煽动,蒙骗士兵20余人干的。

妄图破坏铁路交通。绥远铁路警务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受他们主子的指使,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搞罢工,破坏机车、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打游击。我得知消息后,找到愿跟我走和平道路的老车务段长高文藻,联系多数职工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保证了西部的正常通车。

三、反动派封官许愿制造分裂。在特务大搞种种破坏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采取了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卑劣手段。7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国民党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后来,徐、王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我分别作了个别谈话。同我谈话,我只能不即不离的虚与委蛇。他们同孙、刘的谈话,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不外是收买、分化等一类鬼名堂。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后改乘汽车回到包头。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世珍的独立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我这样做,对广州国民党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徐、王来绥,表面上是劝我们部队西撤,但实际上是从暗中作秘密布置。对不甘走和平道路的人,封官许愿,金钱收买,分裂绥远部队,以达到他们破坏绥远起义的目的。徐、王回广州后,又使用阴险毒辣的手段,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当然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我架空,使我在绥远失去兵权,以便操纵。我针锋相对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发了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找的一切职务。”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再次破灭。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于是又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实行个个击破的分化伎俩。他们了解到孙抱有观望态度,刘则是对起义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们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对他们这套,我成竹在胸,有办法对付他们。

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反动分子想方设法“捂盖子”,不让向公众透露。当王克俊、康保安、李竭忠携带《协议》文件,由北平来到归绥城郊南店附近,刘万春早已迎候,见面后就索阅文件,扬言说,城里反对和平的人很多,让他们傍晚再进城。之后,刘一再声言,不能宣扬和平协议,否则会引起大乱。并多次恐吓王说,不要上街,有人要刺杀你。我愤慨之余,深感和平的阻力不小。后来派李竭忠赴丰镇向绥远省委反映情况,说明绥远情况复杂,需要一定时间耐心地做工作。

……

正文 尾声

平津战役不久,绥远问题也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4月24日,阎锡山固守的太原也获得解放。自此以后,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已经连成一片,成为广大的后方,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扫清蒋军残余,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也为赢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h3>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歼灭与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番号一览表</h3>

12月15日密云攻坚战第一一五师(属第十三军)

12月7日沙岭子追歼战第二七一师(属第一○一军)

12月10日至11日康庄怀来追歼战第二十二师,延缓一○九师(属第十六军);第一○四军第二五○师,第二六九师

12月22日新保安攻坚战第三十五军第一○一师,第二六七师

12月24日张家口围歼战第十一兵团

第一○五军:第二一○师,第二五一师,第二五九师,第三一○师,第二五八师(属一○四军),骑兵第五旅,骑兵第十一旅

1月15日天津攻坚战 天津警备司令部:

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七师,第一五一师,第三一七师(新建)

第八十六军:第二十六师,第二八四师,第二九三师

第四十三师(属第九十四军),第一八四师(原属第六十军)

第三○五师(新建),第三二六师(新建),第三三三师(新建)

12月22日——1月31日北平和平改编:第四兵团 第九兵团

第十三军:第四师,第八十九师,第二九七师,第二九九师

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第五十六师,第一四二师

第三十一军:第二○五师

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重建),第九十四师,第一○九师(重建)

第三十五军:(重建)第一○一师,(重建)第二六二师,第二六七师(重建)

第九十四军:第五师,第一二一师

第一○一军:第二七二师,第二七三师,第二七一师(重建)

第一○四军(重建):第二五○师(重建)第二六九师(重建)第三○九师(重建)第三一一师(新建)

骑兵第四师

第一五七师:(属第六十二军)

合计:歼灭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5个军部、26个师;和平改编1个“剿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

附注:

[1]第三三三师在杨村被歼2个团,在天津被歼1个团,均计入天津战斗。

[2]“剿总”直属的特种部队和非正规军均未统计在内。

<h3>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主要战绩统计表</h3>

歼灭、和平改编国民党军52.1万人。其中:俘虏232510人,毙伤29790人,投诚8700人,北平和平改编25万人。

<h3>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损失统计表</h3>

解放军共损失3.9444万人。其中:阵亡7030人,负伤31478人,失踪936人。

<h3>平津战役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人员损失对比</h3>

国民党军 解放军

人员损失 521000人 39444人

对比 13.2∶1

<h3>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烈士名单</h3>

姓名 年龄 籍贯 入伍时间 入党时间 部别 职务 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

李辉 39 江西省宜春市 1930 1930 四野 四十军一二四师政委 1948.12 河北遵化

胡寅 37 山东省寿光市 1937.6 1932 四野 四十二军一二四师政治部主任 1948.12 河北遵化

张同新 28 山东省淄博市 1938年春 1938.12 四野 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团政委 1948.12 北平丰台

长征 32 安徽省泗县 1938.4 1938.7 四野 四十五军一三三师三九八团主任 1949.1 天津

陈仲凯 33 湖北省英山县 1930 1931 四野 四十九军一三九师四一五团副团长 1949.1 天津

兰芹 31 四川省仪陇县 1933 1936 四野 四十九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副团长 1949.1 天津

王谷 32 河北省曲阳县 1937.7 1937 四野 四十七军一六○师作战科科长 1949.1 天津

吴志玉 38 安徽省六安县 1929 1935 四野 四十七军一六○师四七八团团长 1949.1 天津

纪云悌 27 河北省沧县 1938 1939 四野 司令部通信科科长 1949.1 天津

范鲁 29 河北省永年县 1936.2 1937.4 四野 三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1949.1 天津

李跃德 29 山东省沂水县 1938.2 1939.1 四野 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团参谋长 1949.1 天津

王甫连 33 江西省瑞金市 1932.5 1932.2 四野 三十九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 1949.1 天津

陈中义 36 河南省璜旧县 1931.11 1935.4 四野 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供给部部长 1949.1(病故)天津

李惠民 29 河南省内黄县 1938.8 1938.12 四野 三十九军一一七师三五○团参谋长 1949.1 天津

杜存典 26 河北省平山县 1938 1940 四野 三十九军一一七师三五一团团长 1949.1 天津

马克正 29 安徽省怀远县 1937 1936 四野 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四五四团副团长 1949.1 天津

<h3>平津战役为什么能取得伟大胜利</h3>

一些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曾总结平津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

1、决策正确,指挥高超,将“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

战略决战是决定两军胜负的关键。在一般情况下,处于劣势的一方,力避决战。蒋介石、傅作义也确曾有放弃平津南撤西退的打算,但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间,认为华北野战兵团无力发起大的攻势,摆出暂时固守平津的阵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抓住敌人欲守想逃,想逃未逃的时机,提前发起战役,迫使敌军在极为不利的态势下应战。当东北野战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平津地区时,就打乱了蒋傅的部署,使其陷入欲逃无路,欲守不能的困境。实践证明,提前发起平津战役的决策,是实现就地全歼傅作义集团的首要因素。

战略决战阶段,斗争最激烈,情况复杂多变,在指挥上也是最不容易的时候。平津战役指挥上,最困难的是把“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毛泽东利用蒋、傅之间的矛盾,从“西线开刀”,切断平张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接着,又以“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法,将敌军分割包围于几个孤立城镇,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次歼灭。其指挥艺术之高超,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胆略,娴熟的指挥艺术,自始至终驾驭着战役的发展。他殚精竭虑,倾注了巨大精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发的180余份电报中,由他新起草的即达130份之多。他多谋善断,既指挥自己的军队,又调动了敌人,使人民解放军处处主动,着着胜利。这除了他的天才条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有实事求是、善于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时,总是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人反复磋商。他注意及时通报情况,征询下面的意见,而前线指挥员也能积极提出建议,使确定的方针原则更加符合实际。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

2、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不战而解放北平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谈判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平津战役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政治争取。因为开始傅作义虽有和平谈判的意向,但他总想保存实力,不给于军事打击,就不能使其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歼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后,北平守军陷入绝境,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促进下,傅作义遂下决心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军事打击与积极进行政治争取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最后方能达到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目的。

在北平和平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对傅作义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首先看到傅作义虽然执行了反共“戡乱”政策,但蒋、傅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垮台时,傅作义是不愿为之殉葬的。同时,也看到他有爱国思想,是着名的抗日将领,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来往。因此,中共中央对傅作义耐心地进行了争取工作。只要能保护文化古都,接受和平改编,就既往不咎,宽大为怀,使傅作义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创造了一个战区总司令率部接受改编的先例。

用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地区的解放、一个集团的敌军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争取敌军政策的一个重大发展。

3、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为解放华北而英勇奋战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在平津战役中,各部队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根据战役特点和部队实际,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进行了为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而战的教育,使部队兵不解甲,马不卸鞍,立刻入关。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对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部队还深入进行了和敌人进行决战,打大仗、打恶仗、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教育,使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拖不垮,遇到强敌顶得住、冲得上、拿得下;在连续作战中,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人民解放军众多部队在一个地区作战,团结协同十分重要。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都发出指示,教育部队搞好团结协同,做到了具有高度的集中统一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识大体、顾大局,积极主动;在一个地区出现几个不同建制单位时,坚决按上级明确的指挥关系办事,让谁指挥谁就认真负责,挑起指挥的重担,被指挥者则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令行禁止。在作战行动中,各部队、各兵种之间团结友爱,主动协同,互相支援,如同一架运转精密的机器,紧密配合,上下一致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

冒雪行进在平津前线的运粮队

各部队还深入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在解放天津和接管北平中,遇到了怎样保护工商业、保护文化设施及文物古迹、保护外国人合法权益等新问题。中共中央及时作出明确规定,平津前线司令部颁布了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各部队严格执行这些政策纪律和规定,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4、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平津战役这样大规模的作战,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傅作义集团的几十万军队,早已处于广大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中,最后被孤立于一两个大城市,得不到后方支援,必败无疑。人民解放军有广大解放区作依托,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因而必胜无疑。东北、华北两大区人民,在战役规模大,时间紧迫,支前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万众一心,竭尽全力支援前线,为夺取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极大贡献。平津战役的胜利,是靠东北、华北9000万人民支援打胜的。

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有7000多名优秀的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3.2万多人光荣负伤,还有许多民兵、民工和工人、农民、学生及和平民主人士作出了贡献。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的英勇奋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胜利曙光。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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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颇·毛泽东用兵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刘济昆(香港)·毛泽东兵法·巴蜀书庄·1992

罗钟馨·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1984

叶永烈·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

王幸生·元勋奇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长城出版社·2002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庆山等·国民党治军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王军朝等·鏖兵古都·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走出硝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吴学陵·会师金汤桥生擒陈长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

康丽雯等·津门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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