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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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国文人》

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派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谁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说：“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藉，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琯，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汩罗河。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人治”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与小人相连，将“义”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处贫贱易，安富贵难。”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的。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子蒜苗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现代”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现代”的呼声分贝太高，“传统”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性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操，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之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的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于孤芳自赏孤掌难鸣。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场情形比较复杂，文人有趋炎附势；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气了郁闷了，转身走掉，置事业于不顾。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处。官场污浊他就奔田园，人事混乱他就做隐士。所谓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欧阳修的易受伤，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义，既创丰功伟绩，又构筑了“清高”这一道有着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线，这两方面的遗产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发牢骚，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历史惯性。

而历代文人感天动地的，是他那担当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属的强势阶层，把深度关切的目光投向苦难苍生。例子很多，值得专题研究。杰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不拿信念、原则与个性去做交易，他们是照出政客、小人、市侩嘴脸的明镜。文人失意有前提。“失意文人”这个流传甚广的词组须重新考察。杰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导至了生存境域的敞开、生命的强化、美感的横呈。古代许多文人，如果他稍稍向君王或权贵让步他就会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连累家族乃至身首异处血溅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历史的长河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而古今官场，人文修养的缺席是不可想象的：龌龊之风将畅行无阻。

2

在审美的领域，古代文人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而这个“怎么说”尚待深入和细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的格局中，我们的审美传统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仅限于谈一点感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是民间的男女之思。孔子这个著名短语，为民间的东西定了调。后世文人几乎都向民间借力，汲取民间的各类精华。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与荆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样对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庄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着后世文人，滔滔源头流向南北东西，绘出华夏的人文地理。

这个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汉字汉语多歧义，有弹性，“内存”难以测量，更能诉诸审美直觉。逻辑性思维的不够发达，倒给审美直觉腾出了空间。

不过到了近现代，尤其到当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比较发达了。这表明：在汉语中长大的人也能学好数理化，能搞科研经济。汉语一度自卑、受指责，为时仅有几十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现在汉语的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的汉语热不消细说。

汉语中所蕴涵的价值观正以各种方式输出国门去，价值观的“贸易逆差”可望扭转。

汉语艺术，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屈原不能为楚国效力，生命力就转向语言艺术，行吟诗人，苦吟诗人，至死和语言艺术同在。杜甫半生苦难，颠沛流离，却几乎每天写诗，牢牢栖身于汉语艺术。苏轼出川，陆游入川，舟车长驱几千里，也几乎每天写诗。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减压、放下生命的重荷吗？

写作的源始冲动中有减压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显然是为生命增光添色。

艺术使人洞察人生。艺术把生存诸环节、人生各情态展示出来，为一切情绪赋形，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赋形。

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本源性冲动高度一致。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这开头几句，一来就摄人心魄。苍茫问家室，它带出的境界雄浑壮阔，不让陕地之黄土高原，什么画笔能描绘、什么仪器能精确测量呢？画笔或镜头庶几能表现出几分神韵，仪器却派不上任何用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这是自况。他又描绘李白：“落笔惊风雨，下笔泣鬼神。”

宋人形容东坡的诗词：“如天风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则是：“二八娇娘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李煜的爱、恨、哀、愁，柳永的羁旅情愁，李清照的轻愁浓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赋形，带出各自的命运特征。而这些都是人类的的基础情绪，汉语诗人们为它们永久赋形，散发着强烈的华夏文明的气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林冲雪夜上梁山。”

“意绵绵整日玉生香。”

“飒爽英姿五尺枪，暑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嗬，真是美得！

我不过是随手举例。苍海一粟而已。

老外们咋能不学汉语？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些妙语妙境。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美是精雕细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态的差异。差异的持存带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审美的强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能“诗穷而后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导至生命力的强劲反弹。读鲁迅我们悟出：漂亮而坚硬的钻石般的文字乃是长期受力的结晶。

古代大文人，几乎全是生存落差的产物。“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时候显现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着：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落差”是看出来的。

深入地看，于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态。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够深入，这里修身是关键：修道德之身，修审美之身，修悲悯之身。以白居易为例：他在京城做着高官，却能学杜甫细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权贵，写出直接干政的《新乐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风雪中又冷又脏的卖炭翁的目光是多么深入。

当古代文人写出他们的生命体验的时候，这体验就通向了任何人，将生命的强度带给任何人。而杰出艺术的获得有个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陆游对唐琬长达六十年的怀念堪称范例。深切的怀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脸的。

顺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征的、嚷着要“娱乐天下”的浅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着自身。我们日后要做的，只是跟踪残余病毒的转移。这情形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式微，“新历史主义”登场。

康德说：“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看见一朵花一片云，人就会高兴。这高兴与生计无关，与功利无关。“清风明月不用买。”

传向千万年的艺术精品，均与功利无关。

唐诗之盛和唐朝的以诗取士是有关系的，宋词之盛与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关系。但不能说李杜苏辛写诗词是为了取悦君王。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从就开始了，经由楚辞、司马迁、两汉乐府、魏晋风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惊涛拍岸三千年。虽有拍马文字扰乱视听，却不足以撼动江河。即使是李杜写给权贵的那些“干谒诗”，谁在欣赏或模仿呢？

文学艺术的自主，就是审美的自主。

杰出的艺术，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时尚寻求本质性的依据。中国古代文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审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败，我们是读不到的。

为什么生存的落差会产生经典的作品呢？简单说来，可能是落差导至无穷的思索与激烈的感慨，强者在逆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理性感性野性，强力推进瞬间喷发，有如原子的裂变。曹雪芹那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几年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的。曹雪芹在书写中成为曹雪芹，重现了时光，重构了时光。红楼残稿吸引了多少续作者，而续作均以失败告终。这大约是上帝抛给人世的一个隐喻吧？

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曹雪芹是强悍者，惠及弱小者：中的吃和用，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精神记忆。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现、重构时光的？至今无人能“解味”。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形式的规律就是毫无规律，她像自然界一样拒绝向人类知性给出她的本质。

“在自然背向技术之处，恰好隐藏着自然的本质。”

也许，在艺术背向意志之处，恰好隐藏着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和自然的本质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环绕着黑洞的物质加以推测。黑洞本身不能观察。

对人类的顶级艺术，我们只能抱着虔诚。当我们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时候，会发现：这敬意无边无际，怎么“致”都不为过。于是我们说：哦，这便是虔诚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三皇五帝早就没了，唐宋帝国也灰飞烟灭，而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今日谁能说：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苏轼活得更精彩更丰富呢？

文豪们屹立天地间……

审美艺术强化着感受力，提升着感知力。二者汇成思之力，使生命冲动朝着更高更强。前后《赤壁赋》是很典型的：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问宇宙，问山水，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追问，问出千古名篇。这也是英国大诗人艾略特所讲的“思想知觉化”。

艺术是生命冲动的表达，这表达又强化生命冲动。冲动无休止，艺术无止境。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这话是说：艺术激发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过兴奋剂也可能变成麻醉剂，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惊动全球几十年的《艺术品的本源》中说：艺术是将真理设入自身。

思与诗天然接轨。艺术是对生命、生存的终极追问。

所有的艺术形式，本质上都是诗。

“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审美不是生命的点缀，审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才得以理解：为什么人是穷到极点也要美的。安徒生笔下那个划火柴的忧伤的小女孩儿，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类的童话世界。而喜儿手上的那根红头绳，其审美价值、带给穷家女儿的愉悦感，显然大于豪车带给某些靓女的“短暂开心”，靓女她得了豪车转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贪得无厌”这类生存情态锁定，锁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计型思维的滥用而反被这种思维所算计，她等于自寻晦气，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转地降到动物的水平上，生活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豪车靓女”的生存论阐释，大约是这样吧。

我们重温康德名言：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顺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绎的舞剧《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乐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乐，那纯美的注视，那忧伤，那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类的“基础情绪”——爱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说还休。

如果美是精雕细琢的话，那么美就是“慢”的产物。慢工出细活。量化无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艺术创作的领域，强化意志是要扼杀感觉的。

我估计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不敢说：明天写它两首好诗……

速度原本是个中性词，眼下在时间的层面上趋于贬义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呼：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约而同的“心理时间”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为生活的快速运行丢失了细节，丢失了过程。算计型思维将生活分割成几大块，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极珍贵的模糊边界，令时间加速，使生命缩短。人陷入刺激与无聊的恶性循环，却看不见这个循环；单凭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循环。生活的缓慢感是由生活的丰富性来决定的，反之亦然。韵味儿这种东西，严格排斥心浮气躁。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虚，这是铁律。

缓慢才“生长”丰富性；无欲方呈现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举童年为例，我们这代人的小时候是很丰富的，戏耍的花样无穷无尽，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细节无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缓慢，好像过不完。不希望长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们的感觉世界、游戏世界。哪有什么提前敏感的钱、权、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书包，哪有章鱼（乌贼）似的吸空灵魂的网瘾：一颗颗小圆头被钉在了方形的显示屏前。

生活的虚拟化乃是生命的虚无化。

电子游戏的画面会互相抵消，会导致失忆：不复有鲜活的童年呈现于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个性差异，催生千人一面。电子游戏最终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敏感性。它的根据维系在小小的“瘾头”上。瘾头是吸走生命的瘾头，它的扩张就是生命的收缩。

仔细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正常的小孩儿能同时敏感多少活生生的东西啊，意绪、印象、感觉，几千种是保守数字。当时也没人去数，去愚蠢，去消灭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边界。

物种的多样化，人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决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间艺术，精英文化，生活意蕴，都是缓慢成形的，犹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观。我们不能只见光速之快而忽视宇宙演变之慢。人类蹦蹦跳跳，也许上帝常发笑呢。

快与慢的辩证法，我们应当学着思考。

中国的审美传统乃是几千年点点滴滴积聚而成，她的价值是恒定的，永载教科书。现当代社会的一大功绩，是让这些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则是让珍贵本身“显现”出她的珍贵，她的骄傲与荣光；显现出她对中国人的当下与未来的审美指引。

这个指引，是朝着传统与现代的缓冲地带，并最终消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割。传统在当下，赢得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成为传统的契机。

上述种种，或可归纳几条。

一是：审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审美观照就是生存观照。古代文人，与其说他们是先有生命体验然后才去谋求表达，不如说他们是在表达中抵达了生命体验。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写那些词，他是没有相应的生命体验的。体验之为体验，有两个运动方向：强化和细化生命的感觉。类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陈叔宝、孟昶、宋徽宗，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李煜，就因为他们不能抵达李煜的生命体验。而李煜的“抵达”的唯一途径，乃是杰出的汉语艺术。相似的遭遇，迥异的体验。没有汉语艺术对生命-生存运动的高度提纯，就没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体验。“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没人来，但是词句向李煜蜂拥时，生命之体验来了。体验具有“上手性”，遭遇则是“现成在手”。狗之将屠也哀嚎，却嚎不出“亡国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谁不是这样呢？海德格尔让欧美思想界为之折服的短语：“生存达乎语言”，也许包涵了这层意思。中国古代文人，在生存中达乎汉语。语言高于生存。或者说，生存是在语言的弹性框架内展开着的生存。这个现象学式的颠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回到事物本身”成为可能，使语言艺术与生命体验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弥。

曹雪芹的生命体验，是经由来抵达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辛苦的人多的是，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寻常？因为他把他笔下的每个汉字都变成了血滴。不写，哪有相应的生命体验？没有曹公持续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层次的、质感如此之强的红楼生活场景？而回望是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才得以展开。

中国人是汉语思维者的同义语。

窃以为，世界性的“现象学运动”将在汉语中觅得一块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审美传统，对应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态，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类似自然界的连续性。切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可能的，人类自断根系等于自掘坟墓。欲摧毁传统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或不无价值，或纯属胡闹。社会形态变了，价值体系却会传承，审美传统会穿越所有的社会形态。古代文人将生存各环节、各情态淋漓尽致展示出来，深入我们的民族集体潜意识，影响知性与感性。而清理这个潜意识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开工。为什么孔子庄子屈子唐宋诗词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这样的课题有待展开。苏东坡若能沿时光隧道出现在杭州或北京的街头，肯定会受到万民鼓掌欢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亲人。这究竟是咋回事儿呢？李白李煜在互联网上的相关词条有几百万……

三是：中国历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为各种微妙的场景、情绪、情感赋形，为“看不见”的人生气象、精神境界赋形。其抵达的广度与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个小山村没有几个读书人呢？东坡贬海南办起了学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进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汉语中长大的人，无论他走到南极北极，辨认另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说水浒红楼三国西游，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颜开了。汉语艺术拢集着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从屈原到鲁迅的数以百计的杰出文人，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丰功伟绩，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测量的阐释空间。

末一层，是审美艺术的非功利性。古人写诗文，主要是表达、提纯体验，使生存朝着更高，使生命朝着更强更丰富。如果艺术有一点规律的话，这可能就是规律。写诗不是冲着官场的，毋宁说，诗人写好诗反而有碍他的仕进。诗意自足，文学自律。自足与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导至叶茂，两千年强劲伸展。司马迁写《史记》，是背着汉武帝干的。陶渊明写给谁看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江西乡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复一年乐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艺术精品，再如曹雪芹，写作使他全家受穷。支撑着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审美冲动。词语的运行就是生命冲动。

审美也包括审丑。既然是“审美观照”，就得观照世间万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们赢得审美之境。

近现代西方的科技进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只对他的研究对象感兴趣，他要穷尽这对象，仅此而已。他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实验室跑出去乱转、脑子里塞满功利。这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生活，感觉层面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陈嘉映先生近年的随笔集，书名叫《从感觉开始》。这里边饶有深意。现代人逻辑思维发达了，一个明显的结果却是：生活趋于概念化，世界趋于图像化（图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问题。从概念返回感觉的原发地带是艰难的。这里有双重遗忘：对感觉丰富性的遗忘，和对这种遗忘本身的遗忘。

老实说，局面不容乐观。

功利是意志层面的东西，而意志又有封杀感觉的功能。意志再变成强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觉就会呈现一片萧条。为什么这些年重拍的几十种影视经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凭借这个极端例子恰好可以展开我们的追问：对文化产业化的追问。

而古今的优秀作品都是能够激活感觉的。古人的作品，由于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倒比当下的许多作品更能抵达今天，直指明天。唐诗宋词能传一万年吗？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能传一万年？能传一万年的“这种感觉”究竟有哪些原发之物？

从感觉开始的一个有效渠道是：从好作品开始，慢慢找回感觉的丰富性。仅凭一位李太白，那里有多少不可测量的伟大感觉啊。

感觉的丰富性永远是生活的丰富性的前提。

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该是找回感觉的世纪吧。

3

文人与自然的话题，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话题。

包括老庄在内的古代文人，无一例外是要赞美自然的。古人画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见；画鸟兽鱼虫，不见人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初度月黄昏。”诗中只有情绪，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着，露出他的谦逊，他的虔诚。诗人从来就不是“面对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个谦卑的成员。他赞美鲜花，赞美一条鱼的游动、一湾水的流走，并由此生发出许许多多。“花退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东坡这个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读，一味猜想青杏小与王朝云的性瓜葛，是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阅读心态的。

欲望太盛时，诗意要溜走。

花退残红、燕子飞、绿水人家绕，是“落实”到王朝云青杏般的小乳房么？如此解读东坡，哪里还有东坡。那些个扫来扫去的欲望之眼，看见的男人全是西门庆。

我写曹雪芹的时候有个担心：担心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读者，可能难以分辨贾宝玉和西门庆的巨大差异。金钱观念入侵校园，欲望逻辑劫杀美感。贾宝玉的眼睛是丰富的，是审美之眼悲悯之眼愤怒之眼追问之眼，西门庆的眼睛则是标准的动物眼。动物是没有“环境”和境界的，它的环境只不过是身体的延伸。审美的广阔境域，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条狗它能欣赏大观园里的群芳诸艳吗？

审美之眼是说：放出去的目光呈辐射状，多层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细腻，有如春风吹拂，有如夏云峥嵘，有如秋高气爽，有如冬阳普照……

这样的眼睛当然是修炼而成。

曹雪芹对“鲜花之为鲜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海棠诗社，菊花诗社，曹公笔下好诗如潮。“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以清爽女儿的口吻写诗，曹雪芹是能够独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纷呈对应百花争艳，曹公做到了极致。于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泪，才有命运的悲凉悲怆的曲线……

自然与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不清这是鲜花的感受还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说的是：二者俱贴切。

将人事化入自然的无限律动，中国古代的文人独步全球。

中国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环形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李白的名字为环形山命名。西方大诗人无此殊荣。关于月亮，李白造词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地球是个生命体的话，那么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态”，无限高于人类的理解力。人类是进化过程中的人类，不可能具备“终极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连地球、连太阳系都是沧海一粟，何况是人类。人类既伟大又渺小。人类的伟大除了一系列的创造之外，还在于：他是既知伟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类在宇宙中永远的微不足道。

对人类文明来说，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后才是月球。而后者的亘古荒凉的月貌倒指向宇宙的无穷神秘。美国有个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就做了传教士。众所周知，霍金先生对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匀称布局感到无比惊讶，他是倾向于相信上帝的。

人类已经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价：灾难性气候频发，地球对栖息在她身上的这个物种越来越“不耐烦”了。

而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姿态，则越来越成为普适性价值。审美姿态是说：人并未将自然处理成可支配的对象，不将自然视为“存货”。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意味着：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几十亿年的那个天，人是几千年走过来的这个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为尊人为卑。人干蠢事儿，老天爷要惩罚的。

“自然”一词深藏着祖先智慧：是她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是河流的天然弯曲使河流成为河流……自然有生命，这生命的法则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人的惊奇，诗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恒的自然之谜和时间之谜。并且，通过这一决定性的惊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与时间之中。惊奇的抛出与反弹是永恒的，如若不然，我们今天是领悟不到李白的惊奇的。

现象学的研究表明：对象之所是，取决于投向对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谦卑的目光。他被神性与诗意所包裹，他对宇宙万物及其美妙循环保持着他的“源始惊奇”。他倾听，他环绕，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赏，他惊叹。

然后他书写，为自然的千姿百态命名。如同他为人事心境之万千曲折命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意不消耗能源。诗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在汉语中抵达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与荆楚大地之神灵同在。我们阅读屈原，亦与神灵同在。

诗人是自然的温柔情人，不会去算计她、粗暴地掠夺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细腻的描绘，雄浑的气象，诗心乃是自然律动的同义语。这里没有主观的感受，细腻或雄浑也不是客观的东西。书写者与他的书写之物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对象化思维，没有主客观对立。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晚年致力于“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尔力倡“诗意栖居”，旨在扭转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对人类的严重伤害。西哲们的强劲之思，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变自然是愚蠢的、危险的。

希望经济的全球化不要惹发灾难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视国际新闻，美国某地的气温竟然在几个小时内狂降二十八摄氏度。气候要杀人。英国的科学家们向来是很关注气候变化的，他们都晕头转向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的报复，难以确定是自然报复的方式、规模和速度。

今年中国南方的大雪灾令人费思量。

我熟悉的川西坝子，曾经是河流清澈繁星满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脏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见了，隆冬就像阳春，苍蝇蚊子乱飞……有时候想念一条儿时的“丁冬”小溪，想得心疼。而城里的许多人年复一年变着花样打牌吃饭，谁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苏轼是这么描绘的。

我们崇拜着苏轼，苏轼崇拜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是中国的头号乡村诗人，他带头激活了中国的乡村之美，杜甫、王维、苏轼、陆游、杨万里、江白石、辛弃疾…都是追随他的。千百年来的中国田园之美，五柳先生居头功。

是他向我们随意指点：房前屋后皆风景，一草一木也关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心有多远？

心之远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是将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范。真，善，美，三位一体，纵情扑向自然的怀抱。

什么“隐逸诗人之宗”，真是奇谈！

唐宋诗人这么追随他：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问君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的乡村布局就是审美布局。

而乡村之为乡村，乃是城市的参照。

乡野，乡土，乡村，这些简单的汉语词汇向我们诉说着多少美妙。我们多姿多彩的审美传统，穿越时光抵达今天，紧紧环绕着、包裹着这个“慧核”。城市有许多美好，创造着财富和荣耀，却也制造欲望与无聊的大面积循环。城市制造欲望，乡野消解欲望。英国的乡村、法国的乡村、德国的乡村、俄罗斯的乡村……欧洲的城乡格局真令人心动。

这心动源于我们固有的审美内核：乡野。

伟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动植物的“朦胧的欣悦”：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辛弃疾则感叹：“一丘一壑亦风流。”

小路、田埂、拱桥、竹篱、野花、飞鸟、黄昏、夕阳、云彩、月亮、星星、炊烟、麦苗、稻浪、山峦、平原、草场、溪流、湖光、雨滴、雾霭、瑞雪、蛙声、鸡鸣、犬吠、人喧……

哦，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这些汉语中的美词，尚未退出我们的视野。

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然不是为了消灭这些美词。

早在若干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强烈呼吁：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

中国的乡村不仅意味着十八亿亩耕地，她更是一个巨大的审美符号，民风民俗的符号。她以其自然辉映城市，以其朴拙挑剔城市，以其广阔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与乡野，相异而相融。

曾几何时相异凸显，城市对乡野翻着白眼斜眼。现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时候了，彼此青睐，城乡共荣：指向高空的钢筋水泥向辽阔而松软的、生机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个长居都市的中国人都有类似体验：城里楼里待烦了，乡下走一遭，瞧瞧风是怎么吹的，草是怎么绿的，山峦是怎么起伏的，麦浪是如何翻滚的，乡亲是如何串门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乡野之朴拙收缩欲望之膨胀。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节就不用归纳了吧。

下面是本文的结束语。

古代文人有品读前辈的传统，历朝历代，闪烁着真知灼见。有三言两语的，有长篇大论的。从孔子删诗、王逸注《楚辞》，到《汉书.艺文志》，到《文选》、《诗品》、、《避暑录话》、《苕溪渔隐丛话》、《香山诗话》、《六一诗话》、《东坡志林》、《容斋随笔》、……曹雪芹有《废艺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中有黛玉湘云宝钗的精彩诗论。现当代的诗论、文论则更多更广泛更系统。可见品读文化先贤是延续华夏文脉的方式之一。

笔者品读起于屈原迄于鲁迅的十八位文豪级的先贤，内心始终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准中国文人的生命冲动么？能提取他们的生命精华么？能把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带到当下么？

而带到当下的前提是要辨认当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贤们挺有意思，一个个活得十分带劲。他们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生命冲动往往不得要领。也许非得动用直觉不可。直觉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态，具有原初性。直觉这东西难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显现出来。犹如运动员的敏捷身手，离开运动场则不能展示。静态的指标只能作参考。

人文领域，不宜作静态分析。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数学认识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

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尚待我们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决不能向精神科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提这样的粗暴要求将导致精神科学的萎缩。

我有一些朋友常发疑问：为何活得那么精彩的那么多古人，到了课堂上就干瘪乏味了呢？历史课，语文课，乏味太多。

课堂上的模式化标准化，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条条框框。

写古代人物，如果没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生命冲动，是要碰上故纸堆的。故纸堆它就像迷魂阵……

欧美的传记类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几百年兴盛，为文化的传播、为文明的连续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我们尚须努力。汉语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这家园中的宝物尚须清点。

冷静思考。热烈洞见。

华夏文明的进程中，也许“哲学”这棵万树之树长得不够根深叶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可能是由汉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许汉语更能诉诸直觉。也许汉语更能诉诸审美直觉。

孔孟之道统摄古代社会近两千年，而道统的阐释者传播者实践者都是广义上的文人。儒学史学文学老庄之学，以及稍后的佛学，常常在一个文人的身上融为一体。文人之所谓修身，是集合了诸多元素的向上运动。儒道释构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进退体系。用辩证的眼光看，退是进的退，包含诸多变式，比如以退为进（隐于江湖）或以进为退（吏隐）；比如渊明式的干净利落的“退”，会在历史的张力中亮出潇洒。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由文人来提供的。这个体系的运行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维系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一体系的质疑与解构，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运动”的方式归属于这一运动。孔子与鲁迅的对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层面中得以融合。

差异构成历史的张力。差异却不是断裂。

今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战略指向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虽然前行之路从来就是坎坷不平。

我们的文化谱系是清晰的，清晰利于发力。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优秀的，能反观自身、能眺望并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赢得了历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性的高度上回归了。这多么值得欢庆。

回归将是全方位的，到处能听到传统文化价值重估的声音。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正以各种形式输出国门去，不卑不亢，“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种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真是来之不易。

现在我回想童年时代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向往，感到蛮有趣：“向往”犹如种子，开出了几朵小花。我读着“咱们的古代”并且想入非非，觉得张飞或宋江远比眉山街头的行人来得更实在。上高中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常常很难及格。这使我的逻辑思维成了问题。当哲思以胡思乱想的开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转向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但是，读得艰难。通常花几年时间才靠近一本书。我领略了思想的密度、语言的密度。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间断地爬着“西山”，老实说，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清楚。不过爬山爬了多年，总算对高度有一点感觉。点点滴滴的靠近与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蓦然回首去打量“东山”，可能获得了异质性的瞬间印象。由这印象生发开去，火花般的瞬间喷射得以在书写中持存，显现出“东山”上的诸多景观。也许不乏新景观。

时代也不同了。历史形成的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云开雾散。这一层，是可作专题研究的。

对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为可能。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的，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之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工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联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节，改定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

屈原一

《楚辞》是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拚上了，拚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蔽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

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势。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信任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副相，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降人材，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试目以待。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固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诸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动手，群小动口，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根据在司马迁：“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其志也，可与日月争光也。”

“疾王听之不聪”，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君王听言太广，不能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仔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磨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穷山恶水，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

作为联齐派的中坚人物，屈原此番东山再起，车驾向东千里，又是春风扑面踌躇满志了。

屈原在齐国和齐宣王谈得很融洽。他思路清晰，言辞铿锵，而且他的举止多么有风度啊，齐宣王被他给迷住了，叹齐国之大，未必有这样的人才。两国订交，联手对付秦国。

屈原在齐国受到的礼遇几乎和君主一般，驷马高车，锦衣玉食。他登泰山临渤海，拜谒礼教之乡，伟岸的身影豪放而又潇洒。

楚怀王十六年（前311年），楚军为收复商于之地（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主动出击，先后将秦军围困于今河南郑州、山西曲沃。齐宣王说话算数，派精锐之师袭击，秦军大败。商于之地眼看要收复，楚国将大面积恢复楚惠王时代的版图。怀王乐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说：

“三闾大夫真是了不起啊，胜过大将军……”

秦楚争雄，楚国因处江汉下游，地势不利，总是处于被动。大军远征不易，既然打起来了，就应该打到底，打掉秦军主力。

屈原和齐宣王，已经喝起了庆功酒。

这个紧要关头，秦国继商鞅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张仪。

屈原二

苏秦、张仪，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秦曾身佩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相印，张仪则力挺强秦。这两个人，竟然玩战国七雄于掌股之中。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据传鬼谷子也是楚人，埋名隐姓，呆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专门研究纵横捭阖，堪称当时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鬼谷出了个大鬼才。

鬼谷先生的门下弟子无数，他却不像孔夫子，对学生管束甚多。战国后期，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常态。鬼谷子培养的策士，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七国之间。其中，苏秦、张仪最为出色。

这师徒三人的可怕处在于：他们的目光穿透力太强，真能看清天下大势，并不拘于某一国的利益。谁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谁就是大英雄。所以，不管张仪有多少阴谋诡计，他干的一切事，包括许多缺德事，倒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苏秦致力于对六国联盟的推动，而六国地连南北，称为合纵；张仪要化解联盟，令六国向秦国称臣，因秦地偏西，这一战略就称为连横。简单地说，南北为纵，东西为横，一个要联合，一个要拆解。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由此而来，像一只巨人的手，指挥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在华夏大地上做着空前的大动作。

苏秦和张仪，是同窗也是对头：合纵与连横不两立。但我阅读史料有个奇怪的印象，他们两人的宏伟事业似乎是可以对换的。

也许由于长期战乱，策士们不停地穿梭，靠脑袋和嘴巴吃饭，渐渐催生了苏秦、张仪这样的绝顶高手。

这时候的周朝已经延续了八九百年，一直打来打去，从七十一国打到七国，数字是朝着减少，最后将归于一统。

一统天下，好像是上天的旨意，五千年华夏历史，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张仪初出道时，丧家狗似的到处跑。他穷，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他也曾到楚国当策士，摇唇鼓舌，却忍不住下手，偷了令尹家的璧玉，被打变形，逃回家还受老婆讥笑。

老婆说：“你读了半屋子的书，有啥用啊？打得身上没块好肉。”

张仪笑道：“我的舌头还在吧？只要它还能转动，我就能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后世所谓三寸不烂之舌，就来自张仪。这人挺好笑的，他等不及养好伤，就带着他的舌头跑到赵国去了，转投苏秦门下。苏秦知他胸中韬略，闭门不见，抛给他的食物只比狗食略强，意在驱使他去秦国。

这个苏秦，也是叫人弄不懂，他此时身佩六国相印，合纵事业已见成效，为何逼老师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仪去秦国呢？同门师兄弟，是想下一盘大棋吗？

当时有个说法，已经在七国传开：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张仪到了秦国，和秦惠王一拍即合，做上了客卿，主持外交。几年来，他一直紧紧盯着楚国。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洞若观火，屈原出使齐国，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动开脑筋了。在他看来，军事上一时的得失是小事儿，外交才是事关长远的大事儿。

现在，齐楚联手击败秦军，他却大摇大摆到了郢都。

楚怀王以礼相待，亲自接见他，要在秦国的“外交部长”面前摆摆谱。他一向怵秦王，怕秦军，终于打了一次胜仗，不摆谱说得过去吗？泱泱楚国，怎能怕你又小又穷又偏僻的秦国呢？春秋五霸时，你秦国算老几啊？

楚怀王的傲慢劲儿，真是溢于言表。机会难得，他要找感觉。张仪恭维他，他更高兴了。唤来跳舞的美女、唱歌的巫师助酒兴。

酒过三巡，张仪才打着酒嗝提醒他，齐国的军事援助是有限的，打一仗可以，但要帮楚国收复失地，那不太可能。怀王一愣。张仪又说，他在齐国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楚怀王正有这个心病，不觉停下酒杯。齐楚两国，其实也是各怀鬼胎……

怀王坐立不安了，张仪才说，这一次到楚国，是带来了秦惠王的一番美意的：六百里商于之地，全部归还楚国，条件是楚与齐断绝邦交。怀王一听，兴奋得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这事今天看来很可笑，楚怀王和张仪，好像也没有签协议。当时的人，尽管因战争、因外交而智力发达，却还能讲信用，口头承诺也算数的。翌日，楚怀王竟然宣布：商于之地已重新纳入楚国版图，那块土地上的百姓，重新回到了楚国的怀抱！

郑袖、靳尚、子兰、子椒、上官大夫一帮人欢呼雀跃，纷纷向怀王贺喜。满朝大臣，唯独陈轸不贺，还在怀王面前做出吊丧的样子。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楚怀王为了向秦国表决心，专门派一个勇士兼辩士、名叫宋遗的人，飞马驰往齐国，骂了齐宣王一通。齐宣王蒙了：这刚刚联手打了胜仗……于是怀疑屈原是带着阴谋诡计来的，下令将其拘禁。

屈原傻了。他此间写的诗取名《抽思》，把内心的愤怒与愁思，一点点的抽出来。

那张仪离开郢都，亲自驾车回秦国，一路上唱着楚国小调。

不久，楚使到秦国，要那六百里商于之地，张仪称：驾车跌成了重伤。他三个月不见客。楚使终于见到他，他一跛一跛地来了，用拐杖指着地图说：我们秦国言出必行，从这儿到那儿，六里地。楚使大惊：不是说好了六百里吗？张仪眼皮子一翻：你们怀王听错了吧？我何曾说过六百里？

张仪的骗局，得自他的超前意识：一般人讲诚信，口头承诺不亚于白纸黑字的协定。可是张仪这种人，好像生下来就不讲什么规矩。他当年在楚国偷玉器，还算小偷，这回却是大偷：偷梁换柱，令齐楚反目，为秦军赢得了喘息之机。

楚怀王勃然大怒，下令攻秦。齐国作壁上观。两次大战役，均以楚军大败而告终，将士阵亡十几万。商于之地未能收，还失去汉中。韩、魏趁机袭击楚国南部。联盟内部打起来了。

楚国想跟秦国好，一脚踢开齐国，落得如此下场。

屈原回国，楚怀王愧对他，不好意思见他。但为了国家利益，希望屈原再去齐国。

屈原二话不说又上路了。

从楚国到齐国路途遥远，官车摇摇晃晃……

屈原的第二次外交努力再获成功，齐宣王着眼于大局，不计前嫌，把宋遗骂他的事儿抛到脑后。齐楚两国再度结盟。

可是张仪也没闲着。

他又对秦惠王进言：为阻止楚怀王因愤怒而再度联齐，退还汉中的一半。秦惠王依计行事。

不久，却传来楚怀王的答复：宁可不要汉中，也要张仪的人头！

此事分别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可信度很高。怀王这个人，往往在紧要关头展示他的愚蠢。他向来是软蛋，却又突然发脾气，咬牙切齿要杀人。

可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张仪居然主动跑来了，带着他那颗朝不保夕的人头，这颗头还冲着怒气冲冲的楚怀王微笑。怀王盯他多时，横竖想不通：这头砍不砍呢？这砍下之后……将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怀王犹豫了，将张仪暂且监禁，观察一阵再说。

善于犹豫的人，总是要观察，看来看去看半天……

张仪有备而来，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出其不意的胆略，二是大量财宝。一切都布置在先了：他命令随从悄悄贿赂靳尚，出手便有效果。靳尚是怀王近臣，是贪官，是老贵族兼投降派。张仪上次到郢都，一眼看中他，联络上感情，发展成内线。这靳尚得了巨款，欢天喜地，当天就跑去对楚怀王说：张仪杀不得呀，杀了张仪秦王必怒，发倾国之兵攻楚！

楚怀王很自信地笑着说：寡人没杀他，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张仪一招得手，紧接着使出第二招：通过靳尚，复见郑袖，用上另一套言辞。他和颜悦色地对郑袖说：我这人死不足惜，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我这脑袋奇形怪状，比你们屈原大夫差远了，可是秦惠王看重它呀，愿拿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一带）这块地方换它，保它平安无事。夫人您知道上庸六县吗？美女遍街都是，又年轻，一个个水蛇腰丹凤眼……

郑袖俏脸嗔怒细眉紧皱。她固然很漂亮，南国女子风情万种，可毕竟三十多岁了，她比得过上庸的那些小妖精么？

这位郑袖，几年前就干过一件事，表明她在王宫中不同凡响的生存智慧：有个大美人儿与她争风吃醋，她急中生智，让大美人儿失掉俏鼻子。事情是这样：郑袖对这美人说：你呀，生得样样出色，就是鼻子稍逊一点，你以后见君王，不妨捂着它。这美人想：不会吧？我的鼻子人人夸呢……不过她初受宠，还是谨慎为妙。郑袖所讲的，万一真是楚怀王的意思呢？她果然在怀王跟前捂鼻子，只尽量捂得好看一些。

怀王很不理解，问郑袖，郑袖笑道：她是嫌你身上有股臭味儿呢。怀王大怒，立即传令，割了那女人的俏鼻子……

张仪一席话，说得郑袖如坐针毡。她一阵风似地跑到章台宫，恳求楚怀王，撤娇，哭诉。怀王原本犹豫，一拍大腿下定决心：放走张仪，讨好秦惠王。

张仪刚走，屈原从齐国回来了。一番进谏，三言两语讲清大势，怀王一顿足，明白了：原来张仪如此阴毒，真为豺狼之患！

他大手一挥：派兵追杀！

张仪快马加鞭已跃过边境。

屈原回官邸，长叹，泪如雨下。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还不相信大势已去，楚国虽走下坡路，但毕竟是个大国，还有足够的军力财力抗衡秦国。

屈原三

屈原一筹莫展。张仪连出奇招。

时隔不久，秦惠王退还汉中的一半土地，向天下昭示，他是讲信用的。楚怀王乐了，亲秦派奔走相告，抗秦派个个垂头丧气。秦惠王趁热打铁，又提出与楚王室联姻，怀王受宠若惊，凭屈原说破嘴皮子，他也听不进去了。这里有个缘故：春秋战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国是主动和楚王室联姻的，怀王即位，秦国中断联姻二十多年。眼下强秦献媚要恢复姻亲，楚怀王怎能不心花怒放？

然而其中有诈。张仪的厉害是两方面的：既能拨大算盘，又能拨小算盘；骗了你一回，再骗你第二回。这样的奇人，古今罕见。

秦与楚修好了，不是一般的好，两三年内好得像情侣，要粘到一块儿去。齐宣王再一次冷眼旁观。

形势非常微妙。暴风雨前一派祥和。

魏、赵、韩等小国暗中磨拳擦掌，忽一日，发动闪电攻击，联手攻伐已呈颓势的楚国，吃掉好些城池。而张仪派出的策士到处煽动：秦国绝不发兵救楚。几个小国都吃过大国的亏，趁机攻楚得手。

楚怀王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亲家”看他挨打，不发一兵一卒……

楚国的小人趁机作乱。小人的眼睛，瞅时机是第一流的。

靳尚、郑袖、子兰，三个小人还领导着大批小人。他们分头行动：郑袖负责在床上施展魅力，吹枕头风，暗示屈原曾引诱她、垂涎她的美色；她的儿子子兰，其时已为楚国令尹，一心要挤掉太子横，痛恨屈原从中作梗，千方百计阻拦屈原入宫面圣；靳尚则于大臣和贵族间散布流言，说屈原和将军们过从甚密，欲图谋不轨。

楚怀王听信了谗言。

做君王也难。一个九品官也会抱怨众口难调。君王所面对的，乃是人山人海。高高在上的楚怀王，其实淹没在深水中。

然而他要决断，流放他的老师、朋友和忠臣。他在位的第二十一年（前308年），将屈原逐于汉北荒蛮地，掌管云梦猎区的林木鸟兽。

楚怀王的用意是：屈原这种人不配呆在朝廷，只配到荒野与鸟兽为伍。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被流放。

这一年，屈原大约四十五岁。

他在汉北呆了九年。祖国危机四伏……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今，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謇謇：口吃貌，言屈原因强谏怀王而语无伦次。成言：既成的约定。灵修之数化：怀王屡次变化。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体解：肢解。惩：后悔。

“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曦和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通篇激烈，一唱三叹迭荡起伏，天上地下、人神共吟楚国的挽歌。诗人叩天门访神灵求占卜，忧心忡忡却又通体华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诗中反提到香草，党人。香草是屈原自喻，党人指小人。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夫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党人崇尚恶草，指责香草。党人的势力很大，家家户户炫耀萧艾，反指幽兰是恶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殉国之志昭然。一说《离骚》作于屈原第二次流放时。

五十岁知天命，屈子酝酿着问天。若干年后诗稿成形，这就是著名的《天问》。天为尊，天是不能问的，所以形成文字倒过来了。

九年间，楚国厄运不断。

楚怀王骑墙，自以为高明，却落得腹背受敌，两方、三方不讨好。有人说屈原不算杰出的政治家，此言谬矣。政治讲究“势”，屈原不屑为，是他的远见所至。当时的楚国贵在四个字：目标明确。屈原智力超群且忠心耿耿，楚怀王放逐他，意在不受干扰地骑墙，继续他的杂耍“伟业”。

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骑墙又惹祸端，齐、韩、魏以楚国破坏“合纵”为由，联军攻楚。太子横到齐国当了人质，联军方退。

怀王吃了大亏，又想起屈原了。却不能力排众议，让屈原当左徒，官复原职。

流放诗人回郢都，仍为失意的三闾大夫。亲秦派又成了朝廷的主流，每当屈原议论朝政、痛骂秦国狼子野心的时候，一度拥戴他、追捧他的大臣都远远地躲开了。他举止怪异，口中念念有词：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萧艾是有怪味儿的杂草。时殊势易，昔日的香草也变成杂草了。香草不是很好吗？为何要变成杂草？这里边有文章，学问再深的屈原也读不懂的。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道理却比较简单：杂草有啥不好呢？杂草能自保，能过安逸的生活，能子孙蝇蝇，能寿终正寝……香草不懂杂草，杂草也懒得去理会香草。

香草，杂草，毒草，长期共存，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自有政治的那一天起，从未出现过屈原的理想局面：铺天盖地全是香草。所谓政通人和，所谓国泰民安，无非是香草活得并不郁闷，正气能压倒邪气罢了。

楚怀王擅长骑墙术，他的臣子就学会了见风使舵。执拗的屈原能不孤单么？他可不懂得什么“大隐隐于朝”……

又过两年，秦国和楚国拉开架式大打了，亲家转眼成冤家，要拼死一搏。垂沙（今河南泌阳县北）血战，楚大败，名将唐昧丧命沙场。这场战争是秦国蓄意挑起来的，借口楚王子斗杀了秦大夫，于是，秦昭王发兵攻楚。

盟国兵戎相见，类似现代战争。

这一仗打下来，楚国上下谈秦色变。秦强楚弱成定局。

楚怀王现在墙也不骑了，一门心思讨好秦国，但求苟安。秦昭王收起大棒，抛出胡萝卜，邀请怀王在秦地武关面谈，并表示，部分归还夺来的城池。这伎俩，纯粹是张仪的风格。其时张仪已去了魏国。他汲取商鞅的教训，秦惠王一死，他立刻走人，让怀恨他的政坛对头无从下手……

楚怀王已经吃过秦国的几次苦头了，这一次，他去还是不去？

《史记》说：“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

三十年骑墙，已成“骑势”，楚怀王下不来了。屈原劝他别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臣子遭贬黜受冷落无所谓的，对君王，仍是一片忠心。

怀王说：好吧，我听你的，不去！

然而令尹子兰跳出来，竭力怂恿他父王去武关。他的原话是：“奈何绝秦欢！”——怎么能失掉秦国的欢心呢？这五个字，摆明了当时的舆论环境。靳尚、子椒等人也帮腔，陈说种种厉害。怀王改主意了，心想：我儿子也劝我到武关，想必不会害我的吧。

这个男人的勇气常常显得莫名其妙，所谓软蛋发狠，要硬给天下人看。他昂然而去，却被秦卒五花大绑，押送秦都咸阳。楚国震惊，愤怒，可是……打又打不赢。子兰大喊大叫：国不可一日无君！父王被人家抓起来了，兄长在齐国做人质，这国王宝座，除了他还有谁能坐？郑袖也跳出来，母子合力，加上一群小人推波助澜，令尹子兰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当了几天国王。

不久，太子横回楚国了，子兰“势”未成，乖乖放弃“代理国王”，退回他的令尹位置。太子横继承王位，他就是后来经历了郢都被秦军摧毁的楚顷襄王。

齐国放太子横归楚，外交家屈原自有一份功：他本人和齐国一向关系不错。

楚怀王却惨了。

秦国仗着军事实力，骄横不可一世。怀王不堪侮辱逃到魏国，魏王不敢接纳，复被秦军抓回去，蓬头垢面狼狈极了。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双方交涉，他的遗体得以归还楚国。囚楚时他变得坚强，拒绝割让楚国的城池以换取平安。

楚地皆哭声。屈原哭得不成人样。

他和这位君王，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恩怨纠缠，欲说还休。中国古代文人和君王的一言难尽的关系，这是一个先例。

屈原第三次遭放逐，原因是他讥讽朝政，一而再再而三，楚顷襄王看他很不顺眼。令尹子兰又是他的死对头。郑袖怨恨他。上官、靳尚，一有机会就诋毁他……

墙倒众人推，政坛为甚。何况这堵老墙，早已失掉根基，轻轻一推它就倒了，倒向民间，倒向荒野，倒向草根阶层。

顷襄王十二年秋（前287年），六十多岁的屈原打点行囊再离郢都，流放于南楚洞庭。

屈原四

屈子徘徊洞庭湖长达十年。

据考证他到过包括江南在内的很多地方，最后抵达长沙汨罗。他在洞庭湖边年复一年徘徊。当时的洞庭湖，湖面比现在大得多，四周山林，常有野兽出没。屈子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刚开始还有人照管他，苦于随他驾车疯走，后来跑掉了。他回过家乡秭归，父老杀鸡宰羊，他醉了两三次。有一天，趁着天光未明，他又悄悄上路。有迹象表明，他活着的每一天都亲近着死亡，不然他就衣锦还乡了。胸中时有风暴，怎能安度晚年？身心趋于一致，似乎惟有踉踉跄跄。思绪心绪乱如麻，由其内在的动力，渐渐化为诗歌的节奏。楚声、楚语、楚地、楚物、楚俗……他是地道的地域性诗人，天地人神鬼浑然一体。

屈子中年作《离骚》，死亡意念已趋于明朗。他几番提到彭咸，连死亡方式都考虑进去了。彭咸为楚国先贤，同样不得志，投水而亡。“虽九死其犹未悔”，为谁死而无怨呢？既为君王，亦为天下苍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屈子的《天问》成于洞庭湖畔，一百七十多个发问，连珠炮似的射向天空。思之深问之广，后人不复望其项背。

他的追问，他的因追问而展开的广阔视野，和老子庄子异曲同工。可惜这条路，渐渐的荆棘丛生，难以辨认。高度无人企及，人们就说它虚无缥缈。

文人与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得以保存。

他不停地走，无论走到那儿，脚下都是楚国的土地。有一天，他坐到一块石头上，望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湖。

郢都方向不断传来坏消息，我们的诗人波澜不惊。他此间写的诗，弥漫着植物和湿地的气息。国之灭与人之死，已经是同一件事。他耐心等，跟认出他的渔翁说说话。——那番著名的长篇对答，可能是《史记》所虚构，提炼了民间传说。其中说：“屈原行至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美貌而忠诚的女媭也曾经劝他、斥责他，要他回头，莫与群小恶斗，自取祸端。女媭可能是屈原的女友。屈原举史为例，向这位心疼他的女子讲了一番道理，讲完长叹说：“曾歔郗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该说的都说了。语言的尽头即是生命的尽头……

诗人此时心境，淡如秋天之云，滔滔辩才，已随滔滔江水而去。

他吃得不错，睡得亦香。忧心如焚已成往事。——是啊，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平静过。夜来观星斗，白日看大江。他选择日期。

湘君，湘夫人……他笑了。要说那个郑袖啊，确实长得好看。她比孔夫子曾为之诅咒发誓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如何？她比周幽王肯花千金买一笑的褒姒如何？美女祸国殃民，其实是被夸大了，她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郑袖唱《橘颂》，十分动听呢。当时她才十六七岁……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九歌.湘夫人》中的几句。“帝子”指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舜帝死于南巡途中，姐妹俩相拥而泣，泪水洒遍湘江边上的竹林，留下几千年斑斑泪痕，今天南方随处可见的斑竹，就是这么来的。娥皇、女英泪尽时，抱在一块儿投江而亡。后人纪念她们，奉为女神。

这又是一个死亡意象。屈原的诗篇中，死神与美神拆解不开。

坐在石头上的屈原想：怀王死去多年了，听说那郑袖倒活得挺好……

他始终望着郢都方向。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8年），秦军大将白起攻入郢都，又杀又烧，掀翻了楚怀王及历代楚王的坟墓。楚国所有的豪华宫殿，包括冠绝天下、耗时二百年才建成的章台宫，皆成焦土。

郢都毁了。他写《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死神凌波而来。

他选择了五月五日，地点是汨罗江。

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怀沙》。“知死不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古代的贤人君子，我明确地告诉你，将以你为同类。

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抱着一块石头，投入万顷波涛。

屈原五

屈原殉国无争议。

他对美政的执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艺术，政治，容不得半点瑕疵。他一生激烈。却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为常态，并展开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谁能拥有一双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鱼虫雨雪雷电，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视者，是宇宙的追问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浑成之态，显现于屈原的作品中。《楚辞》大致是个整体，进入这个“整体”殊难想象。这倒不是说，字句理解艰难。从东汉王逸、南宋朱熹到现当代的集注集评，使《楚辞》在字面上的把握变得相对容易。《楚辞》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随屈原之作。

汉初贾宜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宜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飘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二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飘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这些篇章所唤起的阅读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本文仅限于几缕猜想。

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文心雕龙.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画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即使是屈原的牢骚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气味，更不用说《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作品了。语调轻快，画面优美，情与貌跃然纸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长有短，那个著名的“兮”字或于句中，或于句尾，像个小精灵，像一条小蝌蚪，游来游去的，趣味横生。举《九歌.山鬼》开头几句为例：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山鬼为女性神灵，这是以她的口吻，描绘她美好的、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离骚》中的“兮”字是在句尾，这首诗就放到中间了，形式由内容生出，读起来很舒服。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俩的服饰、表情、身段、环境、情愫，全都出来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对应的比兴手段。

《九歌》里的九首诗，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来唱的。楚国的巫文化尤其发达。

诗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现，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地的男子，其性别意识，和今天的男人有区别。诗人的性别转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离骚》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情绪起伏大，抒情与叙事交汇。《天问》则一变而为四言诗，因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急促而又连贯。《九歌》对人神相恋的礼赞以七言为主，活泼灵动。、《怀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国恩先生指出：这是诗歌形体的大解放。

大解放就是大开拓。屈原的精神喷射力使有碍于这种喷射的诗歌形式自动解体。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来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跄足迹踏遍荆楚，与神巫、与草木鱼虫鸟兽对话，诗境、句法都是“走”出来的。流放出诗人。颠沛写华章。开拓者是这么开拓的：精神的自由喷射谋求着自由的表达。形式就是内容。韩愈《送盘谷序》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千年大国之亡，“亡于”屈原之鸣：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鸣见证了楚国之亡。他以楚声表达了楚国，楚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重生。“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毁灭也是重建，向后人端出毁灭之物的价值。屈原表达了南方，却覆盖了北方，以辽亮的楚声唱响中原，融会中原。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的。开拓者吸附后来者，但开拓者又是很难模仿的。宋玉对屈原亦步亦趋，已类似东施效颦。汉赋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杯》，刘向的《九叹》，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众多的模仿，反而证明了天才诗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间的巨型搅拌机，雷鸣电闪皆为能源。汉赋之于楚辞，有如蛙声之于雷鸣，有如萤火虫的光亮之于电闪。辞赋并称，是汉代文人的说法。而汉赋作家的功劳倒是对楚辞的广泛传播：屈原被汉隶无数次地书写。

唐朝又迎来诗歌形体的大解放：李白的古体诗，杜甫的格律诗、五言长诗，异军突起，双峰对峙。这表明：顶级艺术充满了意外，异军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韵，却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观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师。所谓创造性的继承，这继承的轨迹却是扑朔迷离，至今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后，追随者模仿者，试图超越者，又排队了长队……文学艺术的“累积效应”显而易见。

屈原的一些不经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书面语和口语中，比如“目眇眇”、“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联想现在的“静悄悄”、“雨绵绵”、“凉丝丝”。

屈原的作品影响了汉赋，更影响了唐诗宋词，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现代诗。我想，这和民歌是大有关系的，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谣、民俗，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缓慢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历代文人加以提炼，于是佳作纷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预，官方受命指手划脚，生机勃勃的艺术就注定要颓败，艺术家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屈原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史籍里不见踪影。

郭沫若写屈原，把两个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婵娟的美丽，刻画郑袖的妖媚，虽出于虚构，却让我们能一窥屈原本相，并由此生发出若干富于浪漫色彩的联想。

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兼而有之也。”

这种解释，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曾引用。源头性的东西，竟然也在好色与牢骚之间。

屈原那个年代，思想是活跃的，情感是奔放的，艺术是自由的，世界是敞开的，神灵是亲切的，自然是浑成的。

没有记载说，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屈原的诗中寻找过“犯上作乱”的罪证。

屈原之后百余年有贾谊；

再百余年，有伟大的司马迁……

2008年3月3日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司马迁一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来的。是他远在公元前，就挥舞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在史家的各类记载和民间传说，但不成系统，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他笔下的诸多帝王，从远古到战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黄帝。轩辕黄帝在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的功绩，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大群帝王将相加起来，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仅凭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一等，就是他这种受宫刑的人。受刑之后，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坟前祭扫，无颜面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读他的《报任安书》，字字都是血。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一本书比性命还要紧。李陵遭诬陷他挺身而出，而数年后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内情却缄口不言了。为《史记》，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来是可以免受宫刑的，可他穷，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数目，只好任凭行刑者亮出他的尖刀。出狱后他还到武帝身边做事，形同太监。他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史记》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废他的下体如阉猪狗，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的家乡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唱信天游。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殊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人，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那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司马迁二

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而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嘻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受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呆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是。”（辛其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干。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

司马迁三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他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寻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的作者罗梭，的作者波伏瓦，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荡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七年多，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般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开交。他全家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亲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溯流而上，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这个地方（今属上海），拜谒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阴有个奇人叫韩信，受市井泼皮的胯下之辱却一声不吭。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爬过去，拍拍尘土走掉了，身后的哄笑声他好像听不见。他穷得讨饭，他衣不遮体，他投奔项羽却整天站岗，持戟肃立，像一根木头。他逃跑了，走剑门栈道投汉中的刘邦，刘邦照样瞧不起他，让他看守军粮。他又逃，萧何月夜去追他，追回了一员战无不胜的盖世名将，轻取霸王性命，横扫千军如卷席。萧何这一追，也追回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可是这位淮阴侯，玩政治不如刘邦，论智慧稍逊张良。精通道家学说的张子房神仙般飘然而去，得享天年，韩信竟死于妇人（吕后）之手……司马迁叩访韩信故地，真是一步三叹。

而在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东），他听曹翁讲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吃惊不小。刘邦可是开国皇帝呀，早年却像二流子，呼朋引类斗鸡走狗，三十岁还讨不到老婆，专寻村里的寡妇厮混。顺便提一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民工大批死掉，天下寡妇多多。刘邦混够了，居然还能讨富家女吕雉为妻。暴秦无道，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也拉起队伍干上了。天下大乱，义军之间照样厮杀。刘邦打不嬴项羽，几乎每战皆输，逃命时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然而当上皇帝的，不是项羽是刘邦。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陷于沉思。他发现刘邦最大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手下恰好有三个大能人：张良、韩信、萧何。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到史书上去呢？韩信钻裤裆，刘邦耍无赖……汉武帝看到这些记载会怎么想？

司马迁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会在一时一地。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撒谎，史官讲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告别曹翁离开沛郡，风尘仆仆又上路了……

七年收获大。

回到长安，他抑制归家的兴奋，埋头整理记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遥遥在望了。当然他也补充营养，尝尝久违的京都美食。但还是不谈婚事。司马迁笔下洋洋五十几万言，既有太史公自序，又有自况身世的《报任安书》，可对这件终身大事，他不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受宫刑后再提笔，他把这段经历删除了。他没有兄弟，不可能是独身主义者，再穷也要结婚，生儿育女。我猜测，除了贫穷，另一个原因是：他父亲太忙，作为太史令，必须跟随武帝左右，而武帝为了当神仙又到处跑；他把这件事往后推，反正还年轻嘛。

经孔安国推荐，他参加了博士弟子会考，考中了。他本来没有考试资格，是当官的老师替他张罗。博士通今博古，为皇帝当顾问，有年薪的，约六百石，而一般高官在二千石左右。封侯就不用说了，有封地，食邑几百户到上万户不等。封建统治，等级是头等大事。博士穷，博士弟子等而下之，有点生活费，像现在的研究生。博士弟子应召入宫，大约也要通过关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没有父亲和老师，政府不会理他。历朝历代，人才总会出人头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话，是充满善意的谎言。破铜烂铁发光的机会比金子多得多。

司马迁运气不错，会考下来不久，到宫中做了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而是皇帝的侍从。

他接近“雄主”汉武帝了，却很快变得心情复杂，崇高的使命感和宫廷中的怪事、黑幕纠缠到一起。

司马迁四

飞将军李广是三朝老将了，匈奴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想撒退。可他是关西人，封不了侯，将士为他抱不平，又不敢声张。汉文帝曾抚他的背，安慰说：你呀，生在高皇帝时代就好啦。汉武帝打匈奴，李广碰上机会了，沙场拼老命，胡人闻风丧胆，但拚了几十仗，武帝仍然不提封侯的事儿。大将军卫青还处处防他，给他兵力少，又让他对付匈奴主力。有一年卫青大举进攻，却打得不顺手，匈奴单于跑掉了。他立即嫁祸李广，把贻误战机的罪名扣到李广头上。这六十多岁的关西老将气得挥剑自杀，一腔热血喷向汉军帐篷。将士们全都哭了，消息传到长安，百姓的哭声数日不绝。

而卫青回朝，武帝设宴款这位大舅子。李广的死，哭声在民间。百官都在喝酒，趋附大将军。卫青有个妹妹叫卫子夫，是武帝的宠妃，卫青本人又娶了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难怪他兄妹二人权倾一时。司马迁听到这些事，心里不是滋味。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朝廷这潭水有多深，有多浑。父亲司马谈则提醒他，凡事要往大处看，要有全局意识。汉武帝倚重卫青，也是形势的需要。卫青能打仗，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同样是有勇有谋的名将。

司马迁夜里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想……

作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他读书行路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思考，包括很多痛苦的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质疑占绝对优势的官方意志，将自己划入异类。这样的思考，不能不痛苦。换成现代口语：他的思想开始抛锚了。

长夜漫漫，年轻的思想者守着孤灯和书卷，徘徊的影子投到墙上。

无论如何，他崇拜李广。后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李广终身不言家产事，爱士卒胜过爱自己，如此高风亮节，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而司马迁这样的人，怎能不崇拜他？

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倾向性，他逐渐在心理上跟统治者拉开距离。

作为众多侍从当中的一员，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的行踪。侍从又分为几种人，太监，武士，伶人，学者。司马迁排在末位，很难和皇帝说上一句话。武帝爱干的一件事是到皇家猎场上林苑打猎，同时干些风流韵事，和民间女子睡上一觉，而她不一定是美女，刺激就行。他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汉代的《武帝故事》记载说：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妇女。他的后宫佳丽多达八千人，比唐玄宗还多出五千。宫中不够刺激了，他跑到民间猎艳。另外，他还搞同性恋，有名有姓的两个男人，一个叫韩嫣，一个叫李延年。司马迁写入《史记》用了四个字：“与上起卧。”上就是皇上。他冷静而又客观地描写，不作评价，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佞幸之臣的不屑。他熟读孔子修订的《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

李广的故事没完，他的小儿子李敢也是一员猛将，几次跟霍去病远征匈奴，立下战功。李敢的脾气比死去的父亲还火爆，他当然知道内情：父亲是被卫青害死的。他可不管什么大将军，什么皇亲国戚，有一天早朝碰上卫青，拳头立刻就出去了，一顿暴打，把卫青打得鼻青脸肿。卫大将军掩面而逃，也不去找武帝告状，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说：看来大将军的确心中有愧，才不敢去告状。

司马迁想了很久，对父亲议论说：卫青心中有愧，表明他还不是坏人。如果他去告状，皇上会听他的，降罪于李敢。可他没去，挨了打一声不响，这恐怕也是一种风度吧？

司马谈捋着胡须对儿子说：你有长进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霍去病、李敢陪武帝打猎，霍去病张弓射鹿，箭头一转射向李敢，当场射死这位将门虎子。而武帝随即下令：谁也不许声张，对外要统一口径，只说李敢坠马而死。司马迁是亲眼看见这桩惨剧的，惊悸没完，武帝的命令更是叫他目瞪口呆。

回家他又辗转反侧了。

他有两个好朋友，壶遂和任安，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谈学问论国事。涉及朝廷内幕，很多事都不好说的。司马迁心情沉重。他意识到，将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的那支笔，份量有多重。血淋淋的史实他能如实写下吗？

史官却有史官的传统。春秋时，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人，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史官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柠把他处死，让他弟弟继任史官。弟弟又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大怒，把弟弟也杀了。齐国的史官是三兄弟，老大老二惨死，老三又接任了，写下的还是那句话。崔杼终于害怕了，没有再杀史官。

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愤愤不平，但只能压在心头，写进笔记。他也试着从武帝的角度想问题：统治天下用人第一，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有些真相就不能公开，必要的时候，白的还要说成黑的。

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想问题了，而他读过并尊崇的老子、庄子，都是能看透事物的大智者。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学而问，问老师，更要问严酷的现实。

李广李敢死了，引发司马迁痛苦的思考，但和他本人的命运还没有直接的牵连。后来又来了一个李陵，李广的孙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李陵事件就牵连到司马迁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放到后面再讲。

司马迁五

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是去见神仙安期生。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山东人叫公孙卿的，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忘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邦主，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件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惟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司马迁匆匆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快马加鞭追赶武帝。父亲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他必须看清封禅大典的所有细节。他赶到泰山，却被挡在山脚下，不许到泰山顶上去。所谓封禅，山顶祭天叫封，山脚祀地为禅。满山遍野十几万人，车驾旌旗无数，的确壮观。司马迁千方百计打听山顶上的情形，听说那情形并不妙，刚刚举行祭天大典，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就得了怪病，没过几天死掉了。汉武帝非常扫兴，也感到害怕，不敢按预定计划去东海看神仙，而是绕道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整个行程一万八千里，皇帝威风十足，就是没见神仙。司马迁倒是获益非浅，沿途考察了很多他所需要的东西。

此行的一大收获，是后来写成的《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而今人夏松凉先生的注释多达数万字。这篇文章记录了从虞舜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帝王们的祭祀活动，为后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他的史笔，一向是言之有据，翔实而又生动，视野辽阔，语言极具个性色彩。

《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别有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有的省略都是意味深长。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所谓春秋笔法，一般人都懂。历代的学者们，对《孝武本记》是否出自太史公之手争论不休。

两三年后，也就是封禅大游行结束后不久，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可以整天呆在皇家图书馆，读各类书籍，接触尘封的档案。武帝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反而给他留下了空间。不然的话，那些档案就加密存封了，向不同级别的官员有限开放，还要分出时间段。他伸手拂去那些尘埃，让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包括不少宫廷秘密，比如汉景帝的登基是靠运气，有些羞于见人的。写史不是揭密，但也会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中，有时会藏着被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当上太史令的几年间，他好像仍未娶亲，肉身都交给迷宫重重的精神探险了。人类的杰出人物，像他这样的也不少，康德、尼采都是独身一辈子，虽然后者闹过轰动一时的恋爱风波。精神过于集中，肉体可能被遗忘。司马迁一头扎进图书馆，有时把稀微晨光都当成黄昏了。他又时常一副呆相，衣衫陈旧灰头土脸，相亲相不中也是可能的。总之，精神的触角愈是延伸，肉体的锋芒越发迟钝，不像有些人，比如中国的辜鸿鸣、法国的萨特，两种东西齐头并进。司马迁攒钱也很困难，买书和考察都是自己掏钱。武帝给他一点俸禄，并未拨给他研究经费，为他组建写作班子。浩如烟海的史料，他一个人去对付，要钻进去更要打出来。他治史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既是原创，又是开创。历史在他手上，是活生生的历史，千年宛如昨天的历史。他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谨慎而又大刀阔斧地筛选着，日日夜夜地思考着，他自知责任重大，一管毛笔千钧重。一个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的男人，忽视身体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到了身体遭切割、不复完整的那一天，他才转过身来对身体高度关注，可惜为时已晚。

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和女人睡过觉吗？

这问题好像不够严肃，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报任安书》的激烈程度，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几句话，会令人作这样的猜测。人们想到了却又不能说，为什么？

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这类禁忌。当时独尊儒术，还没有尊到他的的头上，他本人无疑是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产物，不是统治术下的乖孩子。

这些学术问题，不应该是板块状的，它们迫切需要“思想的细心”。——这话是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讲的，我读他已有若干年，几乎一直在想：海氏为何把历史性和历史学分开来谈？历史性是一切历史学的前提，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而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历史学形同故纸堆。海氏的学问纵贯古今，他给学生上课，旨在启发思索，他那无限丰富的知识，无不指向比知识更高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也是如此，重在传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司马迁为太史令刚好十年，真够辛苦的。他大约娶亲晚，四十几岁才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姓男人。他本该和夫人再生几个孩子，让其中的某个男孩儿继承他的事业。他没做到，为此痛心疾首，深感侮辱先人。早知汉武帝要剥夺他的生育权，他无论如何要提前结婚，生下一堆男孩儿女孩儿。

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伟大的工程在狭小的寓所内有序展开，并且有点做地下工作的味道。有人曾经偷走了他一些草稿，呈给汉武帝。武帝看了摇头，很不以为然。不过，皇帝对史官的轻视再度起了作用，他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派人去烧那些竹简，在他看来，玉女经和长生不老术要重要得多。

司马迁汲取教训，比以前更像一位地下工作者了。夜深人静孤灯之下，他瘦削的身形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手漂亮的汉隶从容书写。

司马迁六

李陵事件的始末是这样：

李陵打仗勇敢被提升为骑都尉，他身先士卒并且待人谦和，在军中声望很高。这两点，李陵酷似爷爷李广。司马迁和他交情一般，虽然怀念他爷爷，欣赏他的为人，但并未与他深交。司马迁交朋友很少，一是他忙，二是他穷。朝廷很多事，他默默看在眼里，回家写到书上。有个人叫李广利，和卫青一样与汉武帝有裙带关系，他妹妹生得天姿国色，这样的女人汉武帝是不会放过的，让她做妃子，称做李夫人。“南国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首诗就是专门讲李夫人的，后世所谓倾城倾国貌，因她而起，可见她美到何等程度。她还有一个哥哥李延年，在宫中谱曲，弄乐器，称为伶人。李延年谱曲，司马相如这种文人填词，皇帝听了很喜欢。李延年也生得有模样，做伶人很有一套，时常向武帝抛去媚眼。以前和皇上“同起卧”的韩嫣，现在年纪大了，李延年正好补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皇上睡到一张床上。这样，兄妹二人轮番侍寝，双双受宠。不久，李广利也开始飞黄腾达了。兄妹三人权倾朝野，司马迁不禁联想到卫青、卫子夫和霍去病。史书有个常用词：外戚专权。封建王朝，这种现象不新鲜。卫青、霍去病能打匈奴，可是李广利呢？武帝绕着弯儿要让他立功，只因碍于刘邦定下的铁律：无大功者不得封侯。不会打仗的李延年带着几万军队到大宛国抢良马，被几千大宛人打得丢盔卸甲逃到敦煌，派人回长安报信。武帝一点都不责怪他，再给他六万人，其中三万是精锐骑兵，外加辎重无数，还是去抢马。武帝下令从各地调集十八万军队，到酒泉作李广利的后卫，为舅子立功封侯，这皇帝花血本轻描淡写。他先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因大宛国的良马集中在贰师城。这次李广利抢到马了，好马六十多匹，损兵折将五万人。武帝为他庆功，下令官员和伶人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封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

注视着这一切的司马迁仰天长叹。

而李陵感到羞辱：他爷爷李广身经七十余战也未能封侯。他拒绝做李广利的部下，得罪了这位贰师将军。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人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派李陵带五千人攻击匈奴大单于，牵制匈奴主力，确保贰师将军打胜。李陵行军三十天到达预定位置，画好地形图派部属陈步乐向武帝报告，武帝一看高兴了，封陈步乐为郎官。可是没过多久，前方传来坏消息：李陵的五千人被匈奴大军击败，李陵投降，剩下四百人逃回边境。武帝大怒，李陵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被投入大牢，刚刚当上郎官的陈步乐畏罪自杀。

这次战役，李广利以强击弱，杀敌一万，自损两万。而李陵的五千人在草原深处和匈奴主力厮杀，迟迟不见援兵。匈奴单于以八万之众围攻五千人，十余天血战三次，抛下两万具尸体才击溃李陵。前方的战况陆续传回长安，百官交头接耳，同声谴责李陵。司马迁听了很不舒服，但他没说什么。武帝召集大臣议论这件事，板着面孔，“龙颜不悦”，大臣们争先恐后斥责李陵变节投降。汉代的文职官员分九等，司马迁就是第九等，秩比六百石，排在末位。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末位也挺好，能在朝议中听到很多他想听的东西。他一般不发言，因为轮不到他说话。他要说就回家说去，拿着毛笔，对着汗青。他叩问历史，把声音传给后世，实在没有必要跟眼前的这些官员面红耳赤争个高低。不过，他又是西北汉子，是性情中人，是飞将军的崇拜者，是李敢被暗杀的目击者，这就麻烦了，矛盾了。而矛盾一旦激化，就要惹出祸端。祸从口出，古今同理，1957年划右派，多少知识分子恨不得撕烂自己的嘴巴。司马迁持笏站在属于他的末位，双唇紧闭。耳边响起的，全是污言秽语，泼向李陵不说，还溅到飞将军李广的身上。司马迁的两只手抖上了，血在烧心在跳。意念集中到双唇：千万不能开口呀他忘了双腿——它们自作主张跨前一步走出去了，后来有个专用名词叫“出班”，表示“微臣”有话要讲。

太史令开口讲话，汉武帝冷眼瞅着他。这个司马迁，偷偷写历史，平时对歌功颂德也不感兴趣，他这张嘴要说些啥呢？

武帝皱眉头了，果然没出他所料，司马迁虽然由于亢奋而讲得结结巴巴，他还是听清楚了，司马迁大意是说：李陵以一支偏师血战强敌，连最后一支箭都射完了，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杀敌近两万，他投降有罪，但皇上能不能考虑将功折罪呢？

武帝眼中射出寒光了，而司马迁还在发感慨：当初李陵立下战功人人奉承，现在兵败了，奉承过他的人又惟恐唾之不及，这毁誉是不是来得太快了？

司马迁这么讲话，就不仅犯了龙颜，而且犯了众怒。马上有人反驳他，说他暗示海西侯李广利没去救援李陵，才导至战事失利。李广利，李延年，李夫人，不是武帝的大红人，就是武帝的心上人，三个人红透半边天了，百官趋之若骛，这小小太史令司马迁，是吃了豹子胆还是犯了神经病？

汉武帝手一挥，将司马迁下狱。罪名是“沮贰师”，沮通诅，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意思。罪名不小，攻击武帝的爱将，不等于攻击武帝本人吗？按汉律当斩首。狱中他尝到了酷吏的历害，以前只是听说，现在有了“亲身体验”，——“见狱吏则头抢地”，身心备受折磨。汉武帝手下的酷吏是出了名的，变尽花样罗织罪名，杀人如草芥。酷吏杀人成瘾，判案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判一个杀一个，有个叫义纵的酷吏，竟在一天之内砍下四百多颗头。另一个酷吏抓紧时间在冬天杀犯人，因为按刘邦定下的规矩，入春停止行刑，这酷吏喟叹说：再给我一个月该有多好，我把那些家伙全杀光！司马迁写《酷吏列传》，写到后来用了四个字：“上以为能”——皇上认为这些酷吏很能干。

司马迁落到酷吏手中，被提审，拷打，惊吓。脑袋能否保住，是个大问题。变数也是有的，得看事态如何发展，而武帝本人向来喜怒无常。有一天，他忽然觉得李陵可能的确是奋勇杀敌，弹尽粮绝才做了俘虏，于是派公孙敖带一支人马到匈奴境内了解情况，有机会就抢回李陵。公孙敖却很快回长安，向武帝报告：李陵正忙着给匈奴人训练军队，训练的项目全是针对汉军战法。

“龙颜大怒”，灭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被诛杀于市，其中大半是妇女儿童。著名酷吏张汤，精心安排步骤，先用小刀在死刑犯脸上刺字，然后逐一割掉鼻子，然后齐崭崭切下脚趾头，然后行刑队高举棍子将鲜血淋漓的犯人活活打死，然后砍头挂在旗杆上，然后将尸身剁成肉酱。

可是事情搞错了，替匈奴人训练军队的人叫李绪，不是李陵。公孙敖是邀功心切，听了半截掉头就走。灭三族的消息传到塞外，李陵哭天抢地，将李绪一刀砍死，从此死心塌地投靠匈奴，娶单于的女儿重新繁育后代。

真相大白了，武帝心里也后悔，但嘴上不置一词。

统治者犯罪有理。该做的事还得做下去——

为李陵讲情的司马迁继续蹲大牢。

司马迁七

司马迁有了一个新罪名叫“诬罔罪”：无中生有地欺君罔上。判死刑，等着砍脑袋。那日子不好过，钢铁男儿以泪洗面。书没写完，有女儿缺男丁，这香火如何传下去？两桩心事未了，死不暝目。然而绝处逢生，武帝不知为什么事情又高兴了，大赦天下。死刑犯个个狂喜，包括我们的司马迁。可是，宣旨的人紧接着宣布附加条件：花钱才能买得完躯出狱，数目是五十万钱。凑不足这个数的，割“势”保性命。这就是所谓宫刑，也叫腐刑，女人闭阴，男人割势。古汉语中，人和动物的睾丸叫势。

五十万钱对司马迁等于天文数字。家人为他奔走，到处敲门借钱，碰钉子看冷脸。他本来朋友就少，有些亲朋还躲开了。这倒不全怪人情如纸，亲朋怕株连，李陵遭灭族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司马迁因李陵下狱，万一武帝翻脸，他们为司马迁凑钱要受追究的。

司马迁受宫刑，七尺男儿失掉睾丸。为《史记》，他选择了活下去。他把人生分为十个等级，第一有不辱祖先的光荣，第十接受宫刑辱尽列祖列宗，第九才是砍断四肢后死去。行刑的地方叫“蚕室”，取养蚕的暖室之意，因受宫刑者畏风寒。刽子手亮出尖刀和猥亵的笑容了，司马迁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喊出百代伟人的奇耻大辱。

司马迁出狱倒升官了，武帝把这个有才华的人安排在身边，封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羡慕他的人不少，包括他的朋友任安。他有资格出入宫禁，靠近天子，在姹紫嫣红的女人们中间走动。武帝用他的笔墨功夫，毫不担心他作为男人的功夫，因为那已经不存在，去掉了，手术干净利落。历代太监都有手术不够彻底的，他们在宫中和女人厮混，像赵高，还在民间留下了私生子：宫女怀孕跑出去了。武帝对司马迁很放心，呼来唤去的，包括在龙床上唤他，阳具还在妃子体内。司马迁从来就鄙视太监，但他现在连太监都不如。他有男人的自尊，自尊生耻辱，而太监没有耻辱。《报任安书》用了一个词：狂惑。——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足以令人疯狂。

我以前读鲁迅有个印象：文字的巨大张力源于高强度的挤压，犹如地下的化石能源。情绪，处境，思想，使杰出的语言在挤压中成形。司马迁的文字滚烫，冷却后再入火，再受压。长时间的狂惑，五内俱焚，使他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和漂亮。

《报任安书》中，他描绘受刑后的处境与心境：“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上班尽量显得恭敬，对皇帝和他的女人们陪笑脸。“大势已去”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很正常。下班他闭门写书。拒绝所有的交游和应酬。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

战斗性来自屈辱感，来自郁积在心中的许多事。

然而《史记》决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读《史记》，这是一个要领。

修养不高的作家，会囿于他的个人生活体验。等而下之的人，讲隐私还嫌不够，还要讲他的绝对隐私，还要把裸照发到互联网，还要出版动态的人体光碟……接下来就是交配图？

修养不是别的，修养就是把握分寸。而所谓分寸，是在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不是说追名逐利一概不好，而是说：趁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混乱，磨拳擦掌一味乱来，势必丧失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的高度与广度，打着进步的旗号向动物看齐。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萨弗兰斯基曾形容海德格尔说：海氏回到古希腊思想，是为了赢得一段助跑，以跃入当下。

这话讲得多好。

我们有能力回到司马迁吗？

读《史记》并不难，今人有详细的注释。我记得几年前，魏心宏先生曾提过，他早在北大念书时，就诧异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其文笔竟如此简练生动。尤且是七十篇“列传”和部分“本纪”，各种各样的传主，也即传记所瞄准的主人公，无不鲜活，读来真是酣畅淋漓。甚至可以这样说：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如果不读司马迁，不读其人其书，那真的是……令人遗憾。

在欧州，普通人都熟悉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们接着拜读司马迁的身世。

大约又是一个十年，他过着太监般平静的日子，胸中波涛汹涌，下笔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说出历史真相，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武帝不再过问他在家里干些什么。这皇帝晚年遭遇内乱，一向温和的戾太子兴兵造反，父子交兵，在长安城内血战五天五夜。事情也牵涉到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戾太子是皇后卫子夫生的，一直受到武帝器重。可是武帝有了新宠钩弋夫人，不仅皇后失宠，戾太子也风雨飘摇。钩弋夫子怀胎长达十四个月，生子取名弗陵，她居住的宫殿被武帝封为“尧母门”，这就有些意味深长：武帝是将弗陵比作尧帝吗？百官开始动脑筋，一些人疏远戾太子，一些人诽谤戾太子，纷纷转向，称颂尧母门。武帝也不作解释，晚年越发莫测高深。极权顶端的人物常常是这样的，他也必须这样。

有个小人叫江充，让历史稍稍偏离了方向。他和戾太子向来不和，现在，机会来了。

武帝信方士，宫中女巫多。众多妃子以皇帝为榜样，动不动就找女巫，保佑自己得宠，诅咒对手倒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武器是埋在地下的木偶。木偶上写着某人的名字，女巫施法诅咒，那人就要生怪病。失宠的女人竟然诅咒皇上了，事发后，武帝一怒之下杀了内宫几百人，但从此疑神疑鬼，觉得天空中布满要追杀他的木头人。他移驾甘泉宫，命令他的心腹江充在京城内外展开调查，一帮酷吏协助。谁家挖出了木头人，满门抄斩，数月之内砍头好几万。可见巫蛊之风从宫中吹到了民间。汉武帝泡温泉养龙体，闻不到血腥味儿的。江充向戾太子下手了，东宫悄悄埋下大批木偶，又挖出来报告皇上。同时，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戾太子前往甘泉宫。

戾太子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假传圣旨，发兵捕杀江充。武帝认为他谋反，下令丞相派兵攻击。戾太子失去退路，不反也要反了，双方在长安城杀得昏天黑地，大街小巷全是血。

司马迁房门紧闭。外面杀了五天五夜，他渐渐在喊杀声中沉静下来，写他的书。而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个波兰科学家也是如此，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了，他照样做他的研究。

任安手上有一支军队，他老练，按兵不动。戾太子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为了保全自己而坚守中立，但世间事往往有变数，有个词叫料事如神，它的基础却是世事难料。血战的结果是太子兵败，和他母后卫子夫一同自杀。而武帝事后得知真相，把捕杀太子的人全都杀了，包括丞相在内，估计那数字也不小。任安不救戾太子，被投入死牢。

狱中他写信，向“身居要职”的中书令司马迁求救。

司马迁过了很长时间才回信。

这不像他做人的一贯风格。当初他为素无交往的李陵挺身而出，现在为好朋友却缄口不言。惹祸惹怕了？有可能。但他考虑更多的是手头的这本书，他半辈子的心血都在里面，而且，他十分清楚它的价值。《太史公自序》中，他把自己同修订《春秋》的孔子相提并论。和它系于大中华的份量相比，个体生命微不足道。何况他是“刑余之人”，不男不女的，还要侍奉下令阉割他的汉武帝。他提笔写下《报任安书》，吐露衷肠。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间全是耻辱和愤怒。身体被阉割的男人，精神异乎寻常地不屈不挠。《史记》的战斗性从何而来？从司马迁的残躯而来。“刑余之人”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朋友的性命，皇权的高压，都不能令他停笔，或写下受权力阉割的文字。按正统标准衡量，《史记》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居然把各色人等都写进历史了，公然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皇权。明君与昏君，贤臣与乱臣，循吏与酷吏，君子与小人……他建立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是非标准，并且注入了后代史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情绪色彩。他也不为尊者讳，帝王将相，好的坏的全写。皇帝不高兴，让他不高兴好了，不管是活着的皇帝还是死去的皇帝。

在那个年代，从修养和历练各方面看，除了司马迁，没人能够担当书写历史的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志，割其势，肉体的残缺赢得精神的健全。

幸亏有了司马迁。他传给我们的文脉，流淌着鲜血。文脉就是血脉。

由此观之，他拒绝任安的请求，不为好朋友两肋插刀，非不义也。

任安在狱中呆了几个月，侥幸逃脱死罪。几年后，还是因为不救戾太子的老罪，被武帝杀掉了。

第二年，写完《史记》的司马迁，自己却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一年他五十六岁，是公元前90年。五十六岁以后，史籍上不再有他的任何记载。他的死成了一个谜，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说他写的书被人呈送汉武帝，丢了性命。有人说他连人带书消失在名山大川。

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人，他自己却隐入迷雾深处。

司马迁八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罗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干部通常是干部脸，秘书往往是秘书腔。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曾、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柯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2006．10．30．改定于眉山之忘言斋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卓文君心旌摇荡。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子虚赋》、《长林赋》、《长门赋》，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称赞。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取材于这段韵事的小说、戏曲、评书、话剧、电影、广播剧、电视剧绵绵不绝。专家学者熟悉汉赋，普通百姓爱听故事。也有大作家来凑热闹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写过话剧《卓文君》，对这位有才华的美少妇称颂有加。而我记得，2005年有个电视剧，请漂亮而清纯的韩国演员演卓文君。总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举世公认的。司马相如大名鼎鼎，其实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来多少事，除了饮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爱情故事永远新鲜。曲折的、充满悬念的、带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远打动人。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收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偷听。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份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个音乐爱好者。字面下则有潜台词：卓文君懂古琴，不仅能欣赏，她自己也会弹奏。小县城她美貌出众，对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传达心声的东西。她守寡的时间不长，可能一年可能半载。一般认为，她此时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说她二十四岁，恐不可信。郭老笔下的文君，更像一位斗志昂扬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丰富又有过夫妻生活体验的，而这些日子，小城盛传风度翩翩、来头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听说过，暗地里想象过。父亲宴请司马相如，她遵循妇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里雕窗下，窥探过多少回了？众宾客为相如所倾倒，她更是耳热心跳。在这样的时刻，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装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弹几曲，实则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马迁惯用《春秋》笔法，廖廖数语，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内的那些勾当，读者就心领神会了。关于文君的情况，相如已了如指掌，而男女风流这一套，他也堪称老手，指尖抚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边弹古琴，边唱今天仍在流行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这歌曲的色情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卓文君被击中，一时呆住，对她来说，相如的琴声和情歌何尝不是“毒我肠”？

文君身边的丫环目睹了这一奇观。丫环为主子着想，如同文人为帝王服务，她动开脑筋了。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通文君的丫环，双方一拍即合。闪电式的爱情落到实处，司马迁说：“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气喘吁吁两眼放光。三十出头的老光棍与十七、八岁的小寡妇，一见之下就交上颈了。——这并非杜撰，有《史记》为证。但卓王孙鉴于社会舆论，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如何是好？连夜私奔。——估计是卓文君的主张，女人于情事，特别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奋的状态下，也能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走。车骑悄悄离开临邛县城，两三个钟头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门槛，大吃一惊：这男人原来是个穷光蛋！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大发脾气，一分钱不给。靠爱情撑不下去了，两口子卖掉车马裘服作小买卖的资本，回临邛，挑个热闹地段开起酒家来。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系围裙，灰头土脸，跟几个打杂跑堂的一般无二。两口子这么做，显然具有广告效应，县城几条街，一传十十传百，卓王孙没脸见人了，闭门不出。包括王吉在内的一帮兄弟上门劝他，索性认了这门亲事，免得他女儿与那浪荡青年当街卖酒丢人现眼。卓王孙无奈，自认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还不能少，拨一百个家僮给女儿，钱百万。这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个，其规模，超过了中的荣、宁二府。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电脑没辙了，中间省略的都是生僻字，而白附的附本该是土旁。后面更复杂，不敢再引了，上下右左他要说遍，还不算接踵而来的一大堆“于是乎……”，真是够呛。拿语言做排场，汉赋是个发明，真能吓唬人的。难怪汉武帝会喜欢它，他一生的风格，就是讲排场和吓唬人。

语言列队而来，像排山倒海的军队，像驰骋草原的战马。

司马相如的笔，画出汉武帝的“世界图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文学史称《子虚赋》为“大赋”，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司马相如一跃而为成功人士，官大了，钱更多了。卓文君的问题却来了。

她原本是个小女子，不会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责怪长卿（相如字长卿），夫荣妻贵，她高兴都来不及呢。她只是有点担心：长卿大红大紫了，换车换房换地方，如果他换成瘾了、接下来想换妻，她可怎么办呢？

司马长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大人赋》，歌颂武帝不惜血本向往神仙。他煞费苦心地考证，神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皇帝夸他写得好，皇后又来找他：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遭冷落，派太监送千两黄金到相如府上，这就是所谓“千金求赋”，相如创下卖文天价，以一篇《长门赋》，写尽废皇后的哀怨之情，开了“宫怨诗”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长门赋》不管用的。司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卓文君的哀怨，才写出陈阿娇的哀怨，在他所有的辞赋中，这篇倒有些动人处。这表明，好作品的前提条件，永远是真情实感。时过境迁，卓文君年龄大了，生孩子失容颜，丈夫盯上了茂陵的漂亮女孩儿，她愤而写下《白头吟》，载入了中国诗歌史。其中有几句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汉代的钱币，有铸成刀形的，故称钱刀。卓文君是埋怨丈夫一味重钱财，将男儿重意气的本色抛到九霄云外。这首诗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有人说是卓文君，有人说是无名氏。诗人语气沉重，态度坚决。雪一般纯净月一般皎洁的爱情，却经不起时光的消磨，她受到伤害，鼓起勇气提出分手。两汉这类站在女子的角度埋怨、指责男人，批判礼教的民间诗歌，数量不少，比如有名的《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后一首是叙事长诗，写媳妇反抗公婆，不惜跳水自杀，情绪如波涛起伏，比之一流文人的诗篇毫不逊色。由此生出的问题是：女子生怨，好像自古而然，无论她身在宫廷，还是呆在民间。富贵也好，贫践也罢，担心老公出问题的心思如出一辙。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二是女子情爱至上，头发白了还要坚守这两个字。现代社会，女子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了，但遭遇这个问题的几率并不比古代少，古代妇女孩子多，而母爱是分心的最佳渠道。

卓文君生了几个小孩？不知道，史书，包括各类杂记没有记载。这一点，还是皇后王妃占优势，她们的孩子要写入正史。卓文君一代红颜，从小养尊处优，懂音乐，会写诗，她的名声在正史之外。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对情感的要求会更高，她写下激愤的《白头吟》，应该说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无据可查。两口子文风迥异，一个佶屈聱牙，一个明白易懂。

司马相如终于没做负心汉，读卓文君的诗作，感动了，临邛私奔的情形重新浮现。——这段记忆像一服药，专治他的花心病。情感记忆有它的倾向性，如果换成负心汉，他能从相反的角度阐释那段记忆，有些男人还头头是道。幸好，司马相如不是这种男人，他大卓文君十几岁，他不能忘了，是谁伸出了玉手，拯救他于穷困潦倒之中。再说他身体不好，消渴病缠绵终身，文君照顾他体贴入微，比请来的老妈子强多了。二人总算是琴瑟和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卓文君的寿命更长一些。她流传至今的形象全是正面的、美好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君酒，芳香四溢，邛崃县有文君井，两千多年清澈如镜。成都市有抚琴路、琴台路……而司马相如的形象要打折扣，他粉饰太平影响恶劣。

相如后来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文笔潇洒恣肆，阐明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略步骤，安抚蜀中父老，为大一统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后世对他的非议。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是说时间卸掉了权力的重压，公道的评价得以抬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人类没有一层不变的价值体系，虽然有一些核心价值会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近现代几经折腾，今天又悄然浮现。鉴于此，人们又总结说：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这类说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么叫前进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后退几千年，尽可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朝廷到民间，从书本到市井，那么，我们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单靠科技进步和利益驱动，我们这个星球将走向灾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今天，在越过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相如衣锦还乡，蜀中为之轰动。当时的成都，好像没出过这么大的官。靠一管毛笔写来锦绣前程，官运亨通，财色俱全。一时写诗作赋行情看涨，四川人跟风快，至今犹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东汉另一个成都人杨雄，认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诸葛亮瞧不起他，将他视为卖弄词藻的典型。孔明先生待人很平和的，又是汉家道统的维护者，提到杨雄却不留情面，说明肉麻的歌功颂德，除了当朝权贵，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子曰诗云”，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据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辞赋又有流行的趋势，文人的生花妙笔转向公司、产品和老板，如同某些影视明星打广告，不问青红皂白，只管瞎吹，一味卖弄。伪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顾的。卖和弄，原属不同的现象域，文人学商人，将二者合而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个顺口溜：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

司马相如赞美皇帝成瘾，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贾谊、司马迁走的不是一条路。个人化写作，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长安去，不可能呆在成都描绘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许他是对的，他不往长安跑，不写肉麻颂辞，不出馊主意，不建功立业，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列入《史记》。他歪打正着，爱情也流传千古了。

司马相如为官还算正派，不是官场小人，他能厌倦，口吃，关起门来写书，可惜著述已失传。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征。古代文人为官者，倒是好官多，贪官污吏少。司马相如作为文人，既成功又失败，成功是暂时的，失败是永久的。当然，这所谓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将断子绝孙——总有人会接过他那枝吹得天花乱坠的笔。

相如风流倜傥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欢的，从看戏听书到观赏电视剧。没人记得他的辞赋，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马迁，谈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为官、为夫、为人，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他弥留之际、以及他死后的遭遇是个讽刺：皇帝只关心御用文字。他开了一个伤心的头，后世像他这样的文人，亦复唏嘘，虽然许多眼泪是悄悄抹去的，我们看不见。

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看情形还会传下去，写进教科书。历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无意从文学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

2006．10．26．眉山之忘言斋

陶渊明一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忙着与世界接轨，将传统一脚踢开，这样的心态该告一段落了吧？大约二十年前，某大报有个醒目的标题：“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时隔整整一代人，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两个怪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碰头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学会包容，和平共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个人对陶渊明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其诗，其人，触动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我很想写一本传记体的小说，取渊明先生的自传标题：《五柳先生传》。渊明先生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非常感谢魏心宏老师，是他让我有了一个机会：先作尝试。

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我们能不能套用到陶渊明身上去呢？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而由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历代对渊明的评价，反差也很大。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被符号化、变得云遮雾罩，并且逸出文坛，影响政坛，波及商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本文试图从个体解读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是不自量力，但我毕恭毕敬。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海德格尔讲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实尼采生平，足以写成一本厚书，有些章节饶有趣味：他和音乐家瓦格纳争夺美女的故事，让许多人津津乐道。包括尼采为何发疯，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但这些事儿，不足以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大师讲大师，严格限于思想进程，《尼采》一书长达一千多页，不重复，不拖沓。译者孙周兴先生感慨说：这就是大师作派！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云端，而文人归属大地。文品与人品，联系比较广泛。文人的生平、生活，应当被纳入视域。不过，这里也有分寸。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文学规律”：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陶渊明二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

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法国画家高更，在塔西提岛上画画，和土着打成一片。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有人含辱忍垢，当孙子，熬到做老爷的那一天，又拿别人当孙子。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高更不结婚，可以由着性子来，陶渊明办不到。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陶渊明三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跳回名利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从未以隐士自居。帽子发给他，他也接过去，随手一搁，不知放哪儿去了。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后面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渊明的着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萧统是《文选》的编着者，对魏晋及魏晋前的文学史贡献很大。《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陶渊明四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获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

渊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红高梁，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可惜，眼下知足者少了。知不足本非坏事，是生存的大动力，动起来了，却又张牙舞爪穷奢极欲，如果长此以往，前景不妙。

晚年的海德格尔，力倡用艺术来拯救技术世界。我想，他是希望人们沉浸于美感中，留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艺术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快乐，对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对自然的伤害会减少。而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眼下，快乐、欢乐被开心取代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前者发自内心深处，是人的深度生存的产物。我担心有朝一日，欢乐、欣悦这类词会消失，躺到字典里去，如同大量物种的名称。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后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弑帝自立，改国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梁，高梁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梁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划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朦胧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庶几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陶渊明五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

他没有留连县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种的公田转了好几圈。

《归去来辞》写于这一年，这是千古名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晨熹微。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吟诵此篇。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归向何处呢？归向人的本性，归向天地之间。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诉诸自然的心声。活动变人形，生存难免有扭曲，而陶渊明这样的人，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纯度，审美的力度。看来，老外都该学汉语，单为读陶诗，也值。

人要谋生，难免“心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渊明奔官场受压迫，他要愁眉苦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试图舒展眉头装笑脸，行不通。于是走人。他这一走，“走”出旷世佳作，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情境给揭示出来了。古代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吟诵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经典，今人的心态情态，同样在它的波及范围之内。

不能录全篇，我们只能断章摘句：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门，衙门内的渊明早就思念它了。辞赋写于十一月。渊明辞县令，是凌晨出发的，序言说：“敛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门前有条河。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上“载欣载奔”，几乎载歌载舞了。为何如此高兴？因为他打定主意，从此不踏官场一步。十三年憋气，他终于出了一口大气。他可不是来了犟脾气，像个愣头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冻饿虽切，违己交病。”吃不饱穿不暖，无非苦了肌体，一味违心向官场，身心交病。渊明不想责怪谁，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笼罩在欢乐的情绪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自然向他呈现了，而利欲熏心之辈，整天忙着算计，哪能看见这些。何谓云无心？只因人无心，不屑机关算尽。中国历代辞官者，数以千万计，唯有陶渊明，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没办法。没人能超过他。如同苏轼写中秋，到顶了。官场内外，朝堂民间，所有尚存良知与美感者，都会感谢他，是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反观那些计算性思维的鼓吹者，他们虽然得好处，锦衣玉食豪车伺候，却也付出沉重代价：失掉爱的愉悦。爱亲朋，爱自然，爱艺术。美国哲学家弗洛姆写，证明爱是需要学习的人生智慧。耍手腕搞阴谋，难免冷酷，铁石心肠，哪怕弄一座金山，搞一个帝国，他的逻辑永远是寻刺激，在动物的欲望圈中打转，人的快乐跟他无关。血管硬化、人变成石头了，快乐、欣悦这些情绪将自动消隐。这类人能欣赏陶渊明或贝多芬吗？事实上，我们称之为人，已经有所保留。

唉，上帝是公平的，现实是残酷的。

次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古代读书人视同，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从此诗看，园田居蛮好，属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人，加僮仆一二，日常开销是个问题。“开荒南野际”，当为写实。由于主妇的勤劳，善持家，方有这般光景。连家禽都活得有滋味，飞到桑树颠上去了。而现在的圈养鸡，只能扑打翅膀、徒作升空之状。渊明自己说，误落尘网三十年，什么意思呢？联系“性本爱丘山”，可能是说他十二三岁以后就迷了本性。他少年读书，受儒家影响不浅。他有“大济苍生”的儒家理想，却碰上军阀打仗。二十岁曾遭遇大荒年，虫灾，旱灾，雨灾，下地累死累活，仍然填不饱肚子。“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渊明老实，是什么就写什么。而当时的时代风气，士人普遍讲清高，追名逐利，却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职演说、述职报告，大词套词层出不穷。渊明这种人，出去做官，将做官的缘由及“想头”和盘托出，在别人眼里是很不得体的。在他，却自然得很。

陶渊明六

诗乃陶家诗，如同云是天上的云。我们再看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据说莎士比亚写诗写剧本，所用英语单词不超过三千个。渊明的五言诗，几乎找不到生僻字。我的电脑很能配合他，不像此前写司马相如，怪字叫人头疼。渊明诗用田家语，几十年后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他犯病，不够高雅。如同今天的某些评论家，以正统自居，装不完的高雅，实则俗不可耐。

鞅，为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轮鞅代指车马。坐车的贵人不会到穷巷来的，渊明与农夫共处，心忧地里的庄稼。“霰”是小雪珠，若铺天盖地袭来，庄稼将被打得七零八落，变成一片荒草。渊明开荒已见成效：“我土日已广。”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渊明放下农具，走向笔砚，手上有老茧，挥毫写出传世诗篇。识字的农夫能看懂的，读书人能欣赏，互相传阅、吟诵。渊明不写“抽屉诗”，他期待着阅读。

《归园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们最后看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诗不用解释，它诉诸人的审美直觉。本文所能做的，仅仅是谈点感受。渊明于农事并不精熟，向南开荒种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着五个孩子呢。做饭洗衣，种菜喂鸡，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着锄头回家啦，她老远就在门首看见，或听到他的声息，赶紧温一壶酒，将菜肴回锅……炊烟又起，却是袅袅向月夜。

两年后，园田居失火，全烧光了。一家老小，连同左邻右舍，眼睁睁望着，那个心疼呀。草屋八九间，小孩儿又多，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几岁。小孩儿玩火烧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风高时，一旦火势上来，人就拿它没办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没了，器具也没了，只好搬到船上过。一度钱粮无算，日用紧张。渊明辗转乞食，可能就在这一年，五个小男孩儿，全是吃“长饭”的，刚吃过饭，转眼又嚷肚子饿……亲友们来帮忙了，入秋重新盖房，整理庭院，却是银两不继，横竖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而浔阳方向硝烟起，军阀追杀起义军，双方恶斗，百姓逃窜。

四十六岁的陶渊明，移居南村。

南村离柴桑城是更近还是更远，学者们争论不休。我未曾考证，姑用后者吧。渊明写《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民间谚语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古人灼龟，以龟甲的条纹取兆，称为卜。渊明不大信天命，迁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灾后的园田居令人心酸，浔阳闹兵乱。南村吸引他，是因为他听说那儿有不少“素心人”。他离开仕途五年了，仍然对“杂心人”耿耿于怀。讨伐桓玄的刘裕就是杂心人，说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刘裕的部属更以搅扰地方出名，当初渊明还跑到刘裕手下做参军。现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们除了农夫，也不乏像他这样的、做过小官的读书人。因避战乱、避权贵，素心人寻找素心人，躲进南村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东边打仗，躲到南边去。“今日从兹役”，役是搬家之劳。房子小无所谓，能安下几张床就行。邻居常来往，门第观念、等级意识在这儿没市场，杂心人在别处。

邻曲：邻居。农家连成片，小路弯弯曲曲。古人造词，一词多义。“邻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峦、袅袅的炊烟都包含在内了。这和今天的某些“新农村”，将农民迁入成排的水泥房大相径庭。千百年形成的自然村落，改变它须慢慢来，不怕花上几代人的工夫。切不可用城市的模式套乡村。一哄而上的城市够呆板了，生活中的愚蠢也够多了，城市病再去传染乡村，城乡皆病，百年难治。

从此诗看，渊明灾后的生活明显下降了。不过，房子简陋，大伙儿反倒畅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谈古论今。有好文章拿出来，疑难处一块儿剖析。渊明向往着跟素心人过日子、数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点是想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内尚有柴桑山，也许是渊明登高处。春秋佳日，或惠风和畅，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唤，穷巷子充满欢声笑语，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闲暇则相思，相思则相聚：披衣出门去。乡村天地广，山上，河边，树下，墙内，太阳照着，月光笼着，真个言笑无厌时。风景，人事，俱欢畅。杂心人相处，花花肠子多，尔虞我诈，充斥假话与奸笑，真他妈的烦。渊明写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却处处指向杂心人。所以他笔锋一转，讲道理了：这样的生活意蕴岂不高明？抛弃它毫无理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会欺负人的。

陶渊明七

过了八百年，苏轼贬黄州，举家开垦东坡，面对一片麦浪，慨然写道：“力耕不受众人怜！”

我读《移居》第二首，有个奇怪的印象：渊明有几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闲暇则相思，呈现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飞色舞，今日走这家，明日奔那家，渊明在他们当中。只要有粗茶淡饭、几杯老酒，幸福就会前来照面。南村，一百多户人家呢，更有来访者络绎不绝。老军人老儒生，曾经混迹于官府的邓主簿、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亲旧招饮，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头还家，主客皆随意。他“逾多不乱”，从不耍酒疯的，这是一种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几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无日不饮。朋友们喜欢他的诗文，但没人恭维他是大诗人。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

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五柳先生传》写于这一年，二百来字的小传，字字珠玑。我们不妨摘录：

先生不知何许人矣，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晋人姓甚名谁，不是一桩小事儿，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渊明祖上曾显赫，母亲孟氏亦出自大户人家。他写自传，一概略去不说，他自己还成了“不知何许人”。且不说他小视门第吧，反正文章这么开头，人见人爱，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喜欢。率真这种东西，价值是恒定的，再过一万年，人类也不会崇尚装模做样。渊明不讲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他当过彭泽县令，人们又叫他陶彭泽，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节，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泽东不大看得起古人的，却写诗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称呼，相同的亲切，读渊明诗文，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家庭成员。闲静少言，静，却是一种语言。法国大诗人里尔克，举止非常安静，朋友们很容易受他的感染。安静与寂静，看似一步之遥，其实相去甚远。我生活的成都周边，司空见惯的牌客们，几天不摸牌，人要生病的。几个小时无所事事，人就呵欠连天百无聊赖。一点小小的“瘾头”，竟然维系全部的业余生活，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未曾有如此之怪现状，精神颓败到极限了。渊明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写渊明，好像不该提这些：我担心倒了读者的胃口。

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解。这既是读书方法，又是价值取向。比如他常读《史记》，引司马迁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书像老朋友，时常造访的。有些书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个招呼，一年半载见个面。渊明斜倚柳树读书，抬头望望停云，摸摸小儿子阿通的脑袋。读孔子，读老庄，读屈原，读山海经……他有他的文化谱系，却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师。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他家徒四壁，墙还漏风，粗布短衣打补丁，一日三餐成问题。南村未必是这般景象，他自写小传，含激励之意，所谓生存的向度。躬耕导至贫穷，他心里何偿不明白？他也矛盾，“贫富常交战”，几度奔官场，正是矛盾心情的体现。他真，所以他作假难，更别说帮官僚军阀盘剥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渊明箪瓢屡空，亦能怡然自乐。他并不轻视物质生活，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他就得甘于贫穷，为贫穷作好心理准备。孔子食不厌精，收学生的干腊肉，却强调“君子固穷”，两者不矛盾的。我读中外传记，发现优秀人物都有忽视物质的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个人生活却朴素，挣钱回报社会，比如香港的田家炳先生，在国内捐赠了几十所颇具规模的中学，把老家的别墅都卖掉了。眉山有两所，他捐赠五百万人民币，带动地方投资，功莫大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财，亦有道。

田家炳先生，也爱渊明的田家语么？

渊明在小传的最后总结说：“不戚戚于贫践，不汲汲于富贵。”汲汲通急急，急于营求的样子。狗急跳墙，人急则不择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红眼了，生活将陷入一片混乱。

陶渊明八

汲汲于富贵不好，勤劳致富却是好的。可是勤劳者往往难致富，起早贪黑的人，风雨赶路的人，烈日暴晒的人，加班加点的人，几人脱贫几人致富？

不说这些。

渊明在南村住了两三年，总的说来生活不错，诗中有贫穷，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赋新诗。艺术，自然，友情，均属于素心人，杂心人不配。渊明家有酿酒的传统，“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局：近邻。也有解释说，古人聚饮曰局。有时他用葛巾帽滤酒，将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杀鸡，动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闭眼的。东坡喜欢吃鸡，讲明是模仿他，“一日杀尽西村鸡。”——东坡为惠州人造桥，百姓杀鸡犒劳他。渊明居南村，教农家小孩识字，大都免费，偶尔收点东西，或去小孩家吃顿酒。村里起纠纷了，请陶彭泽去裁断。他穿短衣，打赤脚，判案头头是道。纠纷案了结，这家请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诉讼费，拿来买酒喝……村里的聚会，通常有个由头，而邻里和睦，由头总是层出不穷。所谓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凭它浔阳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却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渊明却要破破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渊明快五十的人了，举止如少年，欢饮达旦。这是诗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态。后来李白过柴桑，拜谒渊明故里，据说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点像道具。诗仙酒仙的背后，其实有个隐匿的巨大身影。

渊明混迹于农民，却和农民有不同。他能写诗，有审美观照，这点很重要。他活在农事与文事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交游，还是读书人多。而这些读书人，由于仕途不得意，反而拥有纯正的艺术标准。达官贵人成堆的地方，渊明的田家语要被嗤之以鼻的。

魏晋文章，有过短暂的随意通脱，到头来还是接承汉赋，堆砌词藻崇尚华美。渊明写鸡写狗，写桑麻写炊烟，简直煞风景。官方的文学标准，长期排斥渊明。由此可见，渊明的真，也真在他的诗风，他的眼里完全没有官方标准，生活向他呈现什么，他就写什么。他始终与周遭的、切近的东西保持互动状态。切近可不是距离概念，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辨析“近”时说：“去其远而使之近。”由此可见，“近”是动态的东西，白云也近，千年也近……杰出的审美观照，平淡中见神奇。渊明只在不经意间，抵达了汉语诗歌的最高境界。不经意处，恰好显露大手笔。中国农村几千年，没有比这更好的写照了。李白显然写不过他，转而挥笔向名山大川。杜甫再一转，深入苦难的人间……说渊明开了田园诗的先河是不够的，后来一切大诗人，无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惠于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他俗得多么雅！

宋词兴起时，不也被称为俗气吗？瞧瞧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浑身上下，全是市井气。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我们来看他的另一名篇，《咏山海经十三首》之第一首，写于四十四岁，孟夏的园田居。仲夏，园田居就烧了。

孟夏草木长，绕屋绿扶疏。众乌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诗中有昂扬之态。和素心人相处，他因畅快而摩登；与自然神交，有情兼有力，与生俱来的昂扬呼之欲出了。他吟诗，想必有手势的：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南宋大儒朱熹格外理解他，称他是豪放派。他咏荆柯，豪气十足。

平淡与豪放，渊明兼而有之。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语出平淡，却见深情。表情达意，越是言简越感人的。不久，园田居毁于大火，不单渊明唏嘘，我们也为他心疼。他的居所是他的美感之源，而他提供的美感，惠及后世中国人。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诗人中的诗人”荷尔德林写下这名句，看上去却像写陶渊明。生存不避艰辛，艰辛中有欢畅，有美感，多谢陶渊明，田园显现为风光，农家寻常日子提升为诗意。眼下遍及全国的农家乐，该有渊明一份功吧？文化传承，文人是核心。他们的情感、操守、趣味，对日常生活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

渊明有一首诗，被无数次地引用、阐释，我们也不该漏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无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还，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先师指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这是针对读书人讲话，渊明没忘，却已力不从心。学而优则仕，入仕也难，逢乱世更难。圣人又讲：邦无道则愚。渊明“转欲志长勤”，做好长期务农的准备。农民不满苛政，他还去劝解。他是读书人呢，明白当农民已是生存的底线，无路可退了。与其抱怨、恨声不已，不如来点幽默，来点欢乐。我记忆中的生产队时代，农民在烈日下割麦子收谷子，很能找乐的。作家刘玉堂还说：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

陶渊明九

平坦的原野交汇着远来的风，油绿的麦苗欣然迎接万象更新。——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两句，苏东坡玩味再三，连称好、好，写条幅送人，不计其数。换成海氏语言，它表达了植物的“朦胧的欣悦”，这境界，任何科学都难以问津，唯有诗与思，方能捕捉动植物的灵魂。

渊明以真性情感知物的萌动，物的欣悦。他曾指斥当世：“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斯”为语气助词，大伪遍天下，官场尤甚。在他，伪已无痕，真也消隐。而我们恰好在“伪”的背景中读他，将他显现为真。海氏有名言：恶是善的恶。渊明向我们指出：真是假的真。真善美，假恶丑，辩证依存。

渊明的真性情，指向一切虚假之物。

初春的麦苗，还看不出一年的收获，那无边无际的新绿，不也让躬耕之人与良苗共欣悦吗？太阳下山，结伴还家，喝几盅解解乏，芳邻有好酒，有好语，款款入夜。诗人长吟掩柴门：今生就这样吧，做个垄亩间的农民。

渊明的选择，没人能够责怪。他付出了代价：五个儿子没一个成器的。“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看见朋友的小孩面色红润，他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营养不良。老大懒惰，老二不好学，老五只知找东西吃……宅边五柳树，堂前五个孩子，树成材，儿子难成器。渊明无话可说。也许当初辞县令，他已想到这一层。他尽力补救。不过，世事也难料，当官招祸的例子很多。晋末乱世，今天朋友明天敌人的，早晨发誓晚上翻脸的，整个一笔糊涂账，孔明再世也弄不清。渊明能保全身家性命，已是一大功。

浔阳那边战事告停，渊明搬回上京里老家，大约不到四十九岁。

上京里距柴桑县城五里，老宅阔别六七年，越发破败了。渊明办私学，收点钱贴补家用。他以前干过的。南村看来不行，素心人多，有钱人少。柴桑毕竟是县城，富人的孩子能交学费。可是渊明为人爽直，有人装穷他也当真。私学规模不大，收入有限的。他好酒，倒是收下不少酒。翟氏把他的酒藏起来，每日限饮二壶。可是来了客人，她经不住丈夫央求，说出藏酒之处。有朋友叫颜延之的，能写诗，会当官，宦游至柴桑小住，每天出城看望他，对饮称快。颜延之要走了，到广西桂林做大守，留下二万钱，却留在酒肆，免得渊明赊酒账。二万钱，够渊明喝两年了，他很高兴。上京里，柴桑城，他都是名人。他常打赤脚，头戴葛巾帽，腰间有个酒葫芦。进城，小孩儿要围观的。他人缘好，行为异常，天命之年名播四方。有和尚名慧远，跟皇帝都有书信往还的，想跟渊明交朋友，渊明却冷淡。慧远派人到上京里邀请他，请不动。刘柴桑受慧远委托又来请，渊明去了，只喝酒，拒绝加入和尚搞的什么协会。双方不愉快，渊明掉头走人。素心人与杂心人，走不到一块儿的。这事众口相传，一帮小隐士学他的模样，也戴葛巾帽，也挂酒葫芦，心里却装着朝廷官府。渊明一笑置之，并不道破。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人间指官场。渊明不会轻生的，他活得很好。

他在酒肆请客，大伙儿七歪八倒，杯盘狼藉。他也在家中独酌。老宅很大的，虽然年久失修，却也春花秋菊。萧统说：

渊明诗篇篇有酒，其意不在酒。

不在酒在何处呢？萧统是梁朝太子，看渊明的眼光，跳不出朝野模式。渊明喝酒便喝酒，哪有许多意思。酒是兴奋剂，艺术也是兴奋剂，“诗酒趁年华。”中国诗人喝酒，渊明是巅峰人物。阮藉早他百余年，酒量比他大，时常烂醉如泥。渊明不是这样，他也醉，但醉了尚能写诗，能观周遭风物。

“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这诗有禅味儿。诗人静观，更能感受生命的律动。苏轼受他启发，写下名句：“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由于静，而对群动了然于心。由于空，而将万物纳入眼底。

公元416年，五十二岁的陶渊明写《饮酒二十首》，序言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

名酒从何而来，他没说。什么牌子他也不讲，不然的话，今人拿去做品牌，不在茅台之下。时令在春夏之交，昼长夜短。名酒数量不少，他无夕不饮，说明他喜欢傍晚饮酒，喝到夜幕四垂，满天星斗。他字迹潦草，老友加以整理，换纸书写。他挥毫运思俱萧洒，以为一时之欢笑耳，并无传世的意思。但老友为他收集，想必有这层考虑。渊明写诗，尽兴而已，他又不拿去发表。英国大诗人济慈，随写随扔，他的传世之作，大半是朋友在地上捡的。包括画家音乐家，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好诗像原野吹来的一阵风，风过了无痕。多谢渊明故人，整理书写二十首，全是佳作。其中第五首，后世诗人视为圣品，焚香沐浴方能展读。这诗明白如口语，体现渊明的一惯风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陶渊明十

采菊东菊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夏季的诗人写秋天的感受。对他来说，四季无远近，循环在眼底。所谓天人合一，一般人说说而已。渊明到这境界，如白云出岫飞鸟入林。结庐：构屋。人境：尘世。渊明浑身静穆了，无论置身何处，皆能悠然自如。他从来不回避尘世的艰辛，所以他可爱。由于长年躬耕，他的皮肤黑了，肌肉松驰，状如老农，却是不折不扣的精神贵族。古今人类，能到他这境地的，寥寥无几。多少人阅尽人间沧桑，读此诗感慨万千，以至潸然泪下，却又从中获得巨大的心灵慰藉。此诗的能量有如铀矿，对人类精神具有永久性的冲击力。

渊明的静穆，是将“群动”包涵在内了。全诗五十个字，自然与人事，都在其中。如果卖给出版商，一个字十亿美金。渊明如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参孙，从大地获取无穷的神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寻常景象蕴涵着真意，欲作辨析却忘了语言。渊***眼看世界，一派祥和与欣悦。传说中的如来佛祖，也许会微笑着说：审美的至高境界，和我的极乐世界相差无几了。

鲁迅念念不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他议论说：“正因为陶潜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是斗士，斗士常常看见金刚怒目。先生的理解可能有缺失。窃以为，静穆与金刚不对立。或者说，有金刚才有静穆。静穆完成自身之时，金刚已在其中。诗人几十年的人世修炼，有如他那浑然一体的自然感受。他不想加以辨析的所谓真意，包涵了自然、社会的矛盾律。

什么是矛盾律呢？简言之，矛盾的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读陶诗，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宁说，静穆来自静穆的对立面，来自人生的动荡与喧嚣。安静，宁静，一般人都有体验的。而静穆发生的概率很低，以浅显的文字加以揭示，不露痕迹地逼近、抵达，就更难了。

伟大的诗篇，永远是人类生活的稀有事件。

渊明写过《闲情赋》，赞美女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美，而是热烈、激烈、奔放，别说古人，就是今天的某些人也会受不了。对女性之美直抒胸臆，评论家会皱眉头的。文学瞄准两性，研究饮食男女，将社会抛到社会应有的位置上去，评论家就对评论家说：格调不高……所以他们对这样的小说，尽可能的拔高，把曹雪芹描绘成指点历史规律的人。这些人显然有毛病。渊明赞美女人，和曹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如出一辙。渊明惆怅，雪芹哀伤。

《闲情赋》近两千字，我们摘录几句：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有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在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毁于华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

翻成白话诗，大致是这样：我愿做她漂亮服饰的衣领，承受那可爱的脑袋残留的芳香；可悲的是她晚上要脱掉衣服，秋夜漫长，使我惆怅。我愿在她的石榴裙上为衣带，束缚她轻盈纤细的腰身；可叹气温有变化，她随时可能换衣裳。我愿在她的云发中做发膏，让她柔顺的黑发披散香肩；然而佳人常洗发，发膏一去不复回。我愿在她的细眉上为黛色，随她的美目顾盼四方；可她施粉讲究新鲜，纤手抹脸，让我毁于一旦。我愿做她脚上的绢丝鞋，随她雪白的双足走呀走；可叹她走走停停，忽然上床睡觉，把我扔在地上。我愿在阳光下做她的影子，随她的风流体态到处闲逛…我愿在深夜为红烛，在堂屋的两根柱子间，照亮她含羞带笑的容颜。我愿…

写到这儿，我也为之心动。渊明笔下的俏女人，性感，泼辣，和戏台上的佳人很不同。所谓真性情，真到女人身上去了，细腻，而且日常化，好色之情奔来笔端，美感洋溢，连“止乎礼”都不要了，令人向往床上的光景。此前的辞赋，从屈原到曹植，没人如此的日常化，简直是光天化日想入非非，难怪道德专家要惊呼：把它从诗集中剔出去！欣赏渊明的萧统也说它“白玉微瑕”。倒是鲁迅，建议日本的翻译家尊重它。

我记得，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类似的句子。罗密欧潜入朱的宅院，偷看佳人。而佳人倚窗台望月亮，一只戴白手套的纤手托住美丽的下巴，罗发感慨说：我多么希望做她手上的白手套……

如果莎翁读过渊明，会改了重写。

渊明浑身静穆，也把男欢女爱包涵在内了。

诗人中的诗人，真和美，到极致了。

渊明咏荆柯，就是鲁迅先生推崇的金刚怒目式：“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渊明写荆柯，与史书相印证，表明荆柯有勇气，缺剑术，本不是什么剑术高手。目前的武侠片重杀气，侠气是糊弄人的。导演们对侠的理解，跟司马迁、陶渊明相去甚远。本文闲笔提一句，不想多说。我所担心的，是针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单一的理解，会导至单调的社会生活。而票房与生活相比较，永远是小菜一碟。编导力量大，行事当谨慎。

陶渊明十一

渊明五十八岁写，桃花源三个字妇孺皆知，电脑上有连词。它是中国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晋太元中，武陵（今湖南常德境内）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两年前（公元419年）晋宋易代，刘裕称帝，渊明仍用东晋纪年，表明了他对“新朝”的态度。刘裕逼死晋恭帝，先用毒酒，后以被褥闷杀。渊明愤怒，写《述酒》影射，这是他平生最隐晦的一首诗。刘裕的手下如狼似虎，政治黑暗，苍生遭难。渊明描绘理想社会，有如流浪汉想象广厦千万间。这时他陷入贫困，断酒，甚至挨饿了。

桃花源内，却是一派欣欣向荣。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

俨然：整齐。黄发：褐黄色的头发，指老人。垂髻：垂下来的头发，表示尚未总角——梳成少年的两根小辫子叫总角。垂髻指幼童。

对乱世习以为常的打渔人，忽然走进和谐社会，看见穿戴迥异的、怡然自乐的老人小孩儿，双方都大吃一惊。

桃花源并非虚构，而渊明是听来的，描写有点理想化。他写实，也写出了强烈的向往。古代文人从秦汉起就寻仙成风，李白寻得最厉害。到苏东坡，不寻仙了，只希望能长寿。陶潜是个例外，他反对神仙，甚至反驳彭祖长寿术。他的理想是桃花源式的生活，民风淳朴如上古时代，没有压迫，当然就没有反抗，男女老少各得其所。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说：桃花源有父子无君臣。这表明，陶渊明式的乌托邦，等级是存在的，却没有儒家的等级森严：所谓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自然界的欣欣向荣，渊明是见证者和揭示者。社会的欣欣向荣呢？阳光雨露禾苗壮，军阀打仗尸骨多。

桃花源内别有天地：渔人受到盛情款待，这家请那家邀的。全村的人都跑来了，对渔人充满好奇。而他们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前，避秦时战乱，就躲进了桃花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国学大师陈寅恪，对的取材作过详细考证。渊明写实，当无疑问。

眼下的影视剧常有这类镜头：官军来了，百姓鼠窜。几千年封建史，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政府也不是人民的政府。皇权无处不显赫，百姓无处不可怜，比奴隶社会好不了多少。衙门里偶尔走出一个清官，百姓就感恩戴德叩头不已。社会生活，权力所占的份额太大了，自由精神成长艰难。一代又一代，自由变得踪迹渺然，知识分子也很难辨认。反观西方，权力经过无数次折腾，终于把它的对立面揭示出来了，这相异之物就是自由，二者互为“反运动”，今日大欧州，初步显现了运动轨迹。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而古代中国老百姓，没有多少尊严，要么苟活，偷着乐，要么躲进桃花源，勉强做个自由人。说勉强，是因为这自由平等很脆弱。

中国幅员辽阔，山水阻隔，农耕时代自给自足，桃花源式的幸福村庄是完全可能的。皇帝的大手压下来，指缝中会有遗漏。渊明式的乌托邦，犹如一条漏网大鱼，并且千百年活蹦乱跳，受读书人和改革家高度关注。不难想象，历代皇帝，肯定不喜欢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陶渊明的小村庄，连个村长都没有，这不是想造反吗？

中国封建史，桃花源是个异数。可惜它仅仅是艺术品和学术对象，生活中没有成长壮大的空间。

渊明深情描绘桃花源，自己却陷入困顿，有一年重阳节，断酒了。《宋书》说：“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重阳节登高赋诗怀念亲朋，渊明断酒，说明他平时隔三岔五酒不沾唇。他想酒想得厉害，写诗才篇篇有酒……这次送酒的人，是江州刺史王弘。这人为官不坏，公私分明，渊明喝他的酒，没啥心理障碍。渊明在菊丛里等了很长时间，王弘姗姗来迟，可能因为消息蔽塞。布衣和官员平等交往，有时候来了两个刺史，陪一个老农，谈话很投机。可是有一回，中途又赶来一个太守，对渊明在座不高兴，斜眼瞧他。这太守名叫谢瞻，事后记录这次难得的四人聚会，删去了陶渊明。姓谢的也是文人，《文选》有他的几首歪诗。他以堂堂太守之尊，和陶渊明同桌饮酒，觉得近乎耻辱。

这些事儿，渊明已经见怪不怪了。

官员的接济是有限的：清官钱又少。渊明不哭穷，不敲门，不写李白写给韩荆州的那种求职信。官员调动频繁，也不可能经常照顾他。再说他性子倔，择友严，官员还怕请他不动呢。当初的慧远大和尚，官与僧都趋之若骛的，修书请他，他不去就不去。当官的，首先是朋友才行，比如王弘。

有一次王弘请他到庐山喝酒，他赤脚去的，大脚板上全是泥。王弘要为他做几双鞋，他坐地抬脚，让对方量尺寸。为了尊重刺史大人，他跑到溪水中洗了脚。五十多岁的人，蹿上跳下的，动作蛮利索。他不做官却名气大，在场的人为他喝彩呢。他不坐轿，却经不住众人劝，还是抬腿上去了。竹轿在青山绿水间，轿夫唱山歌呢。他一悠一闪的，怪舒服。他会想：做官好呀，做官能坐轿……可是转眼间，思绪化入蓝天里的几朵停云。王弘的酒宴有排场的，这也是官场老例。座上客皆有身份，衣冠整齐，表情严肃。唯有陶渊明，赤脚，短衣，白头巾，谈吐随意，笑声朗朗，回荡在山谷中。他酒量奇大，王刺史的幕僚们个个傻了眼。北宋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对他真是五体投地。菜肴太丰盛，渊明要打包的，带回家让老婆儿子解解馋。王弘酒后吐真言：他在江州任上为时不多了，继任者可能是一个叫檀道济的，渊明未必喜欢。渊明说：管他呢。

陶渊明十二

渊明月夜下山，后人写诗说：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什么檀道济，他早忘了。

然而王弘和檀道济，我们却要记下。王弘，有些记载称王宏，他对渊明好，我们感谢他。至于檀道济，他也想对渊明好，却是动机不纯。这个稍后再谈。

五十岁以后，渊明的物质生活时好时歹，总的说来是走下坡路。他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种田、收点园田居的租子、接受朋友的一些馈赠。战乱水利不修，完全靠天吃饭，而家里人丁多，入不敷出。五个儿子，可能都做了农民，没有当官或当兵的记载。兵役法三丁抽一，也许有个儿子曾去当兵，但时间不长。渊明通过做官的朋友，替儿子疏通也未可知。总之，一家老小不缺一口。他五十一岁写《告子俨等疏》，写给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疏”是一种文体：讲形势谈道理的书信。穷困中的爸爸给儿子们写信，句句发自肺腑，感动着后世中国人，眼下的中学课本有全文的。其中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当时渊明得了一场大病，觉得大限将至了。他一辈子讲真话，这封家书，更是真得让人掉眼泪。年少饿肚子，中年，敲门乞食拙言辞。暮年卧病，好在亲友不弃，纷纷送来药石。“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八个字，说出多少辛酸。他活得太明白：这是什么世道，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物是物类的意思，代指官场中人。忤是逆反，合不来。又是八个字，说尽渊明一生。

他感伤地说：“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

长子陶俨是早逝的前妻生的，其余四子，为翟氏所出。陶俨二十三岁，幼子陶佟十五岁。

五个从小干活的孩子，一个长年操劳、面带菜色的妻子，渊明的酸楚可想而知。然而这封家书，基调是硬朗的，目光是向上的。所有责备渊明不应该辞掉官职的人，当闭上他的尊口。

渊明的选择，乃是勇士所为。他所坚守的，不是什么狼性虎性，是人性。

他写《咏贫士七首》，其中有几句：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他写古代的七位贫士，有知识有操守方为“士”。咏贫士，表明他的坚决。孔子的孙子子思，到卫国去传播老师孟子的思想，穷困潦倒，一个月吃了九顿饭。渊明的目光投向这些“固穷”之人，其内心昭然若揭。后来苏轼贬到海南，也是饿肚子，饿得头昏眼花了，急中生“智”，发明“阳光止饿法”——希望将太阳的热能直接转化为体能。

《有会而作》又说：“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菽是豆类总称，渊明羡慕吃粗粮，哪敢奢望大鱼大肉的美味？

要命的是，渊明对美味，并不陌生。

渊明晚景，一年不如一年，但也不是过不下去。家里没死人，他还有酒喝，写下不少传世之作。时值皇权更迭，外面打得昏天黑地，刘裕称帝，掉过头来杀功臣，渊明不屑一提。他有政治热情，但不写政治讽刺诗。他写《感士不遇赋》，讲明是追随司马迁和董仲殊。他读《史记》，读了几十年，对敢于傲视汉武帝的司马迁心向往之。他们同为刚烈之士。

渊明过日子，和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串门，待客。谁家有事，不管喜事丧事麻烦事，总有他的身影、他笑呵呵的面容、他幽默的谈吐、他有趣的装束和举止。这人多么平常，又是多么不凡啊。人生多少事，只在谈笑间。中国历史几千年，到渊明这境界的，数人而已。难怪苏东坡这样的旷世伟人，言必称“渊明吾师”。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

他说过：落地为兄弟…

人情冷漠的今天，这话让我们眼中含泪。但愿金钱社会对情感的压抑不要太长久！

六十出头的老人，大限在望了。渊明对死亡，同样抱着平常心。他曾经和那位叫慧远的所谓高僧争论过，他不相信“人死魂不灭”。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举行若干仪式，渊明要参加的。他熟悉死亡，如同熟悉花谢草枯水东流。他是“向死存在”的，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渊明略胜一筹，既知生亦知死。他给自己写挽诗呢，其豁达其平淡，千古一人，项羽、稽康不及也。

江州刺史王弘走了，不久，檀道济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杂心人，为官劣迹多，政声很坏。他出于私虑，请渊明出来做官，送去许多粮食和肉类。渊明不受。孩子们想吃肉呢，却将目光挪开，将双唇紧闭。翟氏带他们出去了。檀道济脸上过不去，索性把话挑明：乱世隐盛世出嘛，如今皇恩浩荡天下太平，你陶潜号称贤士，却躲在家里受穷挨饿，还拒绝我的好意，这恐怕不大好吧？

陶渊明十三

渊明回答：贤士？我的志趣够不上呀。把你的东西拿走吧，我还饿不死。

次年十一月，寒冷的冬天，渊明死于贫病交困。

村里的人死了……我们来吟诵他写给自己的挽诗，三首选其一：

荒草何茫茫，白扬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焦尧（两个字均有山旁）。

马为仰天呜，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焦尧（均含山旁）：高耸貌。不复朝：不再看见太阳升起了。亲戚有悲伤的，他人有唱歌的，同是自然流露。这情景，再人性不过了，豪门大族的丧事有这等场面吗？杂心人能如此纯粹吗？死去的人不能再说话了，他的躯体托付永远沉默的山丘，入土为安。山岳在，人也在……

二十年前，我十九岁的妹妹因病去世，我把最后一句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渊明这首诗，鲁迅先生很偏爱的。先生写过，还在坟前照过相，发表给人看。研究先生的钱理群教授，写过《压在心上的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对死去的叔叔喋喋不休。罗曼.罗兰对死亡发出巨大的叹息。而海氏《存在与时间》的死亡研究，更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篇章……古今贤达，高度关注死亡，为什么呢？可能因为生命越是高扬，越能感受它的下坠吧？生命越是流光溢彩，越能感受它的油尽灯灭吧？

这话题，还是打住吧。

渊明去世的这一年，王弘做了车骑大将军，颜延之做了中书侍郎，他们在朝廷做高官，不会忘记渊明的妻子和孩子。悼念渊明的“诔”文，是颜延之写的。

渊明遗嘱：葬礼一切从简。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受青睐。钟嵘的《诗品》，将诗歌列为上中下三品，渊明居中品。根本不提他。中国文学自汉赋起，堆砌词藻、拿语言作排场的风气流行数百年，渊明贴近日常生活的田家语，用当时的标准看是很成问题的。包括后来的很多人质疑：怎么能用如此平淡的语言写诗呢？有个叫陈后山的文人，提的意见具有代表性：“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文就是修饰，讲华丽雕琢，搞语言排场。可见渊明当时，确实是孤掌难鸣，也是孤军深入，更是异军突起。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坛外的大师。他喝他的酒，写他的诗，什么标准不标准，风气不风气的，哪管那些。他写作也不挣钱，不谈版税，不计较千秋万载名，如同栽花种地，一切出自天然。

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看到——

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一千五百多年，渊明一路向我们走来，并非取直线走大道，他的身影也是由模糊到清晰。有趣的是，清晰又有清晰的问题。

和渊明同朝代的文人，像曹植、阮藉、谢灵运、颜延之，名气比他大。这个问题，到北宋还在激烈争论。文坛领袖欧阳修很生气，他针对散文及辞赋说：“晋无文章，唯陶潜《归去来辞》耳！”他这一杆子，扫掉了两晋多少显赫文人。

唐朝，渊明的名声和谢眺、谢灵运、左思、鲍照等人在伯仲之间。到宋朝，渊明作为一流诗人的地位稳固了，苏东坡明确讲，他在李白杜甫之上。而东坡本人，至少和李杜是同等级别的。近现代，推崇渊明的大师数不清：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以渊明为符号的文化谱系得以确立，传承下去，一万年不算太久。历代评论、阐释，足以堆成一座山。学者们引用最多的，还是苏轼的评价。针对人品他说：

“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联系渊明的生存背景，特别是晋代愈演愈烈的门第观念、面子思想，东坡这段话，真是说到家了。

针对诗歌艺术，苏轼又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质朴，其实富丽堂皇；表面清瘦，其实丰腴（如杨玉环似的美女）。历代学者叹服：坡翁的眼光太厉害了！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吊诡的是，由于他名气太大，历史也不会放过他，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他，纠缠他，试图为其所用。官场，商界，文坛，不管是素心人还是杂心人，君子还是小人，在官还是辞官，一律打他的旗号以示高洁。比如汪精卫就讲过：干一番大事之后“掉臂林泉。”汪精卫要干的大事，却是出卖民族，他掉进坟墓了。贪官、奸商，也纷纷拿渊明做幌子，钱捞足了，跑到乡下盖别墅，摇头晃脑吟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官场风气越糟糕，越是有人高喊陶渊明。明朝，清代，民国，例子太多了。陶渊明被搞得七零八落，面目模糊。不过，这也正常，孔圣人怎么样？不是比渊明颠得更凶吗？尊孔祭孔和打倒孔家店，声浪同样高。

陶渊明十四

渊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大于其他文人。

仕和隐，进和退，构成中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特征。孔子是理论先驱，陶渊明是实践者。

大量才华横溢、品行高洁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和小人庸人共事，走掉了，甚至死掉了。这很可惜的。而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着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

当然，我们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权力太吓人了，历朝历代文字狱，砍下了多少脑袋？

渊明以退为进。进到何处去呢？进到审美之境。

这一点，今天极为重要。

渊明是我们的头号乡村诗人，而今天的乡村正面临巨变。城市化一日千里，逼向土地、河流、山峦、天空、村落。这里，速度本身成为大问题，一百年陆续发生的事儿，如果在十年内全部出现，其后果，是任何巨型计算机都难以模拟的。逼向自然的同时，也摧毁生活世界，破坏生活的意蕴层，威胁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学者们惊呼：保护自然，保护一切多样性！

胡塞尔首创的现象学，就是针对科技造成的单一模式。对科学技术，西方有强大的反思潮流。海德格尔非常精当地称之为“反运动”，类似量子力学意义上的物质和反物质。

时令已近冬至，我昨天看新闻，莫斯科的气温，竟然和川西坝子温暖如春的气温差不多。我吃了一惊：真要坏事儿啦？人类真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像霍金所预言的、活不过这个新千年？

无节制的城市化，人工化，将自然变成存货，灾难将以难以察觉的方式逼近我们。你的速度快，自然反弹的速度更快。

莎士比亚说：上帝让你灭亡，先让你疯狂！

而城市生活一旦失掉乡村生活的参照，将陷入喧嚣与浮躁的恶性循环，怪模怪样的东西层出不穷。单说自然现象：雨不像雨，风不像风，太阳不像太阳，月亮不像月亮——这是地球村的村民们前进的方向吗？

针对所有这一切，渊明的诗是一服良药，清热解毒醒脑。

就传播来看，渊明不如荷尔德林幸运。经过海德格尔的法眼，荷氏名声大增，甚至盖过荷马、歌德、席勒。眼下德国各大学，荷尔德林的诗是必修课。而前些年，我们忙着驱赶诗人。渊明那些亲切的田家语，能让今天的学子们都来背几首吗？

在当下，陶渊明的意义，可能怎么说也不过分。他应当变成另外一个符号，并且，迅速地清晰起来。

我们拿他的句子作结束吧：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2007．1．5．眉山之忘言斋

李白一

李白不姓李；李白是外国人；李白的出身扑朔迷离；李白的死有好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关于李白，历史上争论颇多。有些大文人，比如郭沫若和俞平伯，写信写文章，争得很厉害。陈寅恪主张李白不姓李，很多学者又反对他。我手头资料有限，却已经感到很热闹了。其中有生存细节的争议，更有整体评价的争议。像李白和杜甫，谁高谁下，从唐朝就争到今天。于是，问题出来了：大家为什么对李白如此感兴趣、不惜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朋友断交师生反目？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还有几个：

李白是富商的儿子，腰缠万贯了，为何老往官场跑、屈尊写那么多求职信？

李白是剑客，曾经“手刃数人”，可他杀人的原因及过程，后世为何讳莫如深？

李白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吗？没心没肺和艺术创作有何关系？

写李白的书多得要用火车拉。古往今来，以吨位计的汉字压在他身上，我们能否拨开迷雾，追问这几个简单的问题、从而逼近这个杰出生命的核心？

我是李白的读者，不是研究他的专家。抛砖引玉吧。

另外，李白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有些事还很搞笑，我多年写小说，积习难改，忍不住要探头探脑，想看个究竟。

李白是中亚碎叶出生的，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唐代在中国境内。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陕西静宁县西南），自称飞将军李广的后人。我前面写司马迁，对李广的为人感触很深。李广在历史上享有盛名，说明历史对名人的选择，是正气压倒邪气。司马迁的价值观，影响后世史家。

涉及李白祖上干什么，史料通常是闪烁其辞，常用“据传”两个字。庞大的家族，为何要大迁徙？跟武则天屠杀李姓宗嗣有关吗？据传：李白的曾祖父和皇室沾亲带故。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陇西人。

李白的父亲叫李客，在他五岁那一年（706年）又迁回来，迁到四川绵阳，当时的绵州青莲乡定居。其时武则天退位，把皇权还给李姓帝室。李白的父辈祖辈，几十年内两次大迁徙，令人费猜想。四川有秦岭阻绝，相对偏远，李客的选择，可能真有避祸的因素：他担心武则天施余威。虽然他是商人，离政治很遥远了。我估计，这位李客的心中，藏有许多秘密，包括他自己的姓名。李客的客字，学者们有疑问的。李客避居青莲乡，给人留下埋名隐姓的印象。他不单对外言语谨慎，对家人也是口风甚严。

李白排行十二，后来人称李十二。他少年学剑术，想必有他父亲保卫家族的考虑。后来他仗剑远游，屡向官场，忽而倨傲，忽而卑躬屈膝，呈现自卑自傲相混合的心理模式。临行前父亲嘱咐过什么，他在一封又一封的求职信中很少提及。

也许父亲只希望他闯天下有出息。

但是什么叫有出息呢？有钱是不够的，还得去当官，当官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光耀祖宗并荫及后代。古代商人再有钱，其富裕也是脆弱的，必须投靠官场。所谓专制社会，这是一大特征。

李白在西域出生，却罩上华夏文明的神秘气息：母亲梦见太白金星，于是有了身孕。我读到的古代名人传记，几乎都有类似传说，古人信这个。李白的名与字，和母亲梦中的一道白光联系上了。太白金星，我们现在叫它启明星。

李白十来岁，遍读诸子百家，包括老子庄子的深奥着作。这也是史籍涉及杰出人物常见的记载，我起初相信，后来起了疑心，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单过汉字这一关，就得花上若干年。德国女哲学家阿伦特十五岁读康德，我信。李白十岁读老庄，真不知他能读出些什么。

他小时候写过一首好诗，倒比较可信。描写萤火虫的：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这首小诗受众人称赞，教他的先生逢人便吟诵。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让他表演。他把诗用草书写成条幅，搭人梯挂到梁上去。喝彩声四起……他足足兴奋了半年，得到的奖赏数不过来。他对同伴说：写诗真划算！

于是他读书用功，入学堂脑袋就晃个不停。下课一溜烟跑了，每天要玩到黑摸门，母亲四处喊他。四川老话，管这叫夜不收。绵州有山有水，离成都、渝州（重庆）都不太远。

他学文也练武，父亲教他剑术。十二个兄弟姐妹当中，父亲器重他。可他后来的诗文，提及家人甚少。他在朝廷做上供奉翰林了，写诗叫杨国忠（一说杨贵妃）捧砚，却未曾修书一封写给家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父母去世，也没有他奔丧和居丧的记载。

十五岁，李白模仿司马相如写辞赋。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汉武帝的御座前，他是风光人物。从汉魏一直到隋唐，不少文人向往他的作派：有才，有钱，有官，有名气有美女。少年李白一口气写下《明堂赋》、《大猎赋》、《拟恨赋》，洋洋数千字，恨不得自己明天就变成司马相如。蜀地，相如更是家喻户晓，即使看不懂他的文章，也知道他跑到临邛县将富家女卓文君搞到手，财色双丰收。一般百姓，只要提到他在汉景帝、汉武帝、以及梁王的手下都干过，马上就肃然起敬了，李白向往他，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理解李白，不可将他一味拔高，在他的作品中寻章摘句，强化他“济苍生”这一面。文学史，文学传记，动不动就美化贤者，令人很厌倦了。诗人自有高明处，不必老是动用统治标准，将诗人加以束缚，甚至绑起来给我们看。审美的空间，当大于贫和富。

杰出的艺术家，无非是动用好手段，将他对生命的特殊体验推向极致。如果拿是否关注民间疾苦的标准去套西方作家，人们会发现，这是很荒谬的。

少年李白的意志力朝哪个方向喷射，应该说大致清楚：他月下舞宝剑，灯前写华章，念念不忘官场、朝廷。家族的意志，经由父亲的悉心培养，传入他的血脉。包括那些从小就伴随他的、影影绰绰的家族传说。

父亲设计他、铸就他，然后静悄悄死去。

壮士一去不复返。李白二十五岁出川，再也没有回来过。他的官场拼搏，得意和失落，连同他的几个妻子、一堆孩子，绵州青莲乡的亲人们好像全然不晓。

此前他游巴蜀，到过很多地方。家里有的是钱。绵州有座匡山，他在山中和道士们打得火热，研究炼丹术，巴望成神仙。他到眉州（今眉山市）象耳镇，亲眼看见一位老婆婆，要把铁棍磨成绣花针。他登上海拔3099米的峨眉山，观云海看佛光，无缘见神仙，却得了一首好诗：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他坐船下重庆了。

李白二十几岁不成家，看来是不打算在绵州扎根。他成器了，父亲的手推他出去，叫他独自闯天下。开元十二年（公元724）春天他启程，有一名随从，被他命名为丹砂。他不是走出去的，是游出去的，次年春天才出夔门向荆门，视野忽然开阔，巴蜀的崇山峻岭被抛在身后，他写诗说：

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孤舟。

他腰缠万贯离开四川，比司马相如可强多了。大半年在蜀中转来转去，再次登上峨眉山，为他后来的惊世杰出《蜀道难》作了铺垫。

当时的峨眉山很难爬的，须用刀剑开路，还得警惕野兽。

李白的山水诗，得山水之势。这个势字有讲究，既是形状，是场面，又是气韵。山和山不同，水和水有异，诗人能写出什么，要看他能感受什么。李白是侠气、文气与仙气混为一体的人，幼年又经历长途迁徙，陆路水路，横穿半个中国。他对自然的特殊感受，我们是难于切入的。理性分析与诗性体验更是南辕北辙。大诗人感受周遭，而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仅此而已。那审美经验的“第一波冲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换个比喻：那个发力的暗物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李白即将开始的仕途体验，一般人却能品头论足。

李白二

李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市），凭吊古迹。江陵是楚国故都郢都的所在地。秦灭楚，将几百年的繁华都城烧成一片焦土，披头散发的屈原投进了汩罗江。屈原和李白，同为所谓浪漫主义大诗人，但李白对屈原的兴趣似乎有限。他在华章台的遗址盘桓多日。战国时代，这座豪华宫殿号称天下第一，楚人修建它，花了两百年。李白对宫廷景象着迷，希望一步登天，像他崇拜的司马相如。他不屑科举考试，从乡试考到殿试，考中了，还得从小官做起，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唐朝以诗取士，这位十余年后的大诗人却要另择捷径。反正他有钱，走到哪儿花到哪儿。

李白奔官场，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先要游山玩水，交朋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远游的一大目的是寻找神仙。江陵来了大道士，他赶忙去拜见。道士称赞他几句，他心花怒放了，挥笔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将道士比作大鹏，他自己则是希有鸟，高空展翅几千里。他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被神秘的气氛所笼罩，蜀中多仙山，神仙却一直不露面，他是耿耿于怀的。他为此行设定的终点是天姥山，对那儿的神仙抱有很大的期待。

他在楚地漫游，从一座名城到另一座名城。鄂州的赤壁古战场，汉阳的黄鹤楼，巴陵的岳阳楼……蜀中难得一见的浩瀚水域，着实让他开了眼界。他心里翻波涌浪，暂时忘了朝廷和神仙。他写诗，一挥而就，丹砂加以收藏。登黄鹤楼却碰上了劲敌：有个叫崔颢的人已经题了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气势，把李白给镇住了。想半天想不出更好的句子，只好拜下风。拜下风却又心有不甘，在墙上留下两行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据此不难推测，李白这句话，是写在崔颢七律诗的下边。后来他名声大振，崔颢又沾他的光。黄鹤楼则沾了这两个诗人的光，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楼之一。

此间他有了一个朋友吴指南，也是四川人。吴指南旅途染重病，死了，李白掏钱安葬他，坟墓在洞庭湖边。过了两三年，他又从安陆专程赶来，挖墓起尸，迁葬吴指南于鄂城（今武昌）之东。这件事传为美谈，表明李白重义气。可我觉得，他有借此扬名之嫌。他以侠士自居，要干一件事情给世人看。出道几年了，名声起不来，于是他不顾炎炎夏日奔鄂城，搬运已经腐烂的尸体。

唐朝行任侠之风，李白不甘落后的。任侠是说，任着性子行侠仗义。任侠的最高境界，是天马行空般的行事风格，李白自负，要体现这种风格。唐朝又尊道教，李姓皇帝都认为老子李聃是他们的先祖。老子成了神仙，就是太上老君。而凡界通往仙界，一要炼丹，二要寻找住在山里的神仙。李白干这两件事，格外起劲的。

任侠之人叫侠客，寻仙之人称羽客：羽化而登仙的意思。要弄懂李白，不妨记住侠客和羽客。文学史也提到了，却往往一笔带过。一笔带过用心良苦。

本文不带过，要停下细看。

李白是个非常时髦的人，开元盛世，城市流行的几大时尚，写诗，醉酒，任侠，炼丹，李白占全了，并且是佼佼者。他还夸耀杀人：“杀人红尘里。”“十步杀一人。”

有人说他复杂，其实他单纯。在我的印象中，他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项羽杀人无数，是单纯的魔鬼。李白是由着性子引领时尚的单纯的大诗人。

我们也称他为伟大诗人。这个人的一生，生命力朝几个方向强劲喷发。

他描绘自己说：“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他的身材大概在一米七以下，比古书上形容的英雄人物矮了一截。他不服气的，反而豪气更旺。他瘦，走路刚劲，佩剑不离身。他的眼睛很厉害，射人的，如同两道电光。陈寅恪先生疑心他是胡人，不是没有道理。他有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

不管他是汉人还是胡人，有一点不用争议：他是在汉语的语境中长大的。强大的汉语氛围笼罩他，他写诗近万首（散佚大半），又倒过来强化这氛围，笼罩后世的中国人。

开元十三年，李白到了庐山，给庐山留下一首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完得意诗他飘然而去，飘过大禹会诸侯的会稽山，飘过项羽抹脖子的乌江，沿长江抵六朝古都金陵。金陵古迹多，却留他不住，他很快飘到繁华如长安的扬州去了。

扬州他几乎呆了一年。忽然有了许多朋友，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争先恐后与他称兄道弟。这个是诗人，那个是侠客，还有数不清的落魄公子，他们共同的特征，却是吃喝玩乐请他买单。他按圣人讲的诚信原则交朋友，朋友说啥他都信。再说他自幼不缺钱，挥金如土习惯了，一年内，散金三十万。金是指开元通宝，三十万，大约相当于当时一个五品官员三年的俸禄。斗鸡走马逛妓院，忽而越州忽而杭州的，李白萧洒之至，银子哗哗往外倒，随从丹砂傻了眼。有一阵他厌倦了，跑进了浙江的天姥山，希望神仙来照面。踏遍诸峰，神仙显然是躲起来了，不想见他。他沮丧，劳累，回扬州病倒在客栈里。他朋友一大帮，不愁没人送温暖。丹砂通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却摇身一变成神仙了，一个都不来照面。

繁华靡烂地，薄情为时尚，李白这个外乡来的土佬肥冤大头，初尝人情冷暖，情绪落差极大。他病得不轻，差点死掉。大病初愈想家了，银子花光又没人寄，客栈从高级迁到低级，店主还欺客。

时值隆冬季节，百感交集的李太白给我们留下一首短诗：

床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有个孟少府对他不错，请郎中替他瞧病，又为他张罗婚事。女家在安陆（今属湖北），姓许，祖父许圉师曾做过唐高宗的宰相。不过许氏本人二十好几了，李白还要倒插门。他潦倒了，没办法，无名无钱无地位，江湖上也混不下去，只好应下这门亲事。史料说许氏长得漂亮，可能她选夫婿，选来选去年龄大了。

这一年李白二十七岁，比许氏略大。

李白居家过日子，家里却呆不住，他要跑出去。还是要交朋友，虽然他吃了酒肉朋友的亏。他认识了孟浩然，发现这人的诗有隐士之风。真诗人碰上真诗人了，友谊也不搀假，你来我往，相得甚欢。孟浩然去扬州，李白写诗送他上路：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扬州吞掉他三十万金，还得他一首千古佳作。南宋陆游，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此后他与孟浩然，终身相忘于江湖。李白的友情，是此时此地的，他忙于感受新鲜事物，不会长时间惦记一个人，包括后来对杜甫。有些学者挖空心思证明他重友情，找证据很吃力。他们不明白，李白这种类型的诗人，和西方某些大艺术家相似。比如法国画家米罗，由于他画得出色我行我素，三个同行就要用绳子勒死他。毕加索对亲人的冷酷是出了名的。英国作家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他以印象派大师高更为原型描绘的画家，有时显得像野兽。

这个话题份量不轻，后面再细谈。

李白娶了宰相的孙女，又有钱了。不过许家的社会关系已是明日黄花，不足以让他踏上仕途。而他娶许氏，可能是冲着这个来的。钱财无所谓，他是要干大事的，寻仙不成，要考虑匡扶社稷。他不屑从小官干起，却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触地方官吏，裴长史李长史之类。长史属州佐，并非地方最高长官，却往往架子大，骄纵凌人。骄傲的李白和这些人迎面相遇了，他还掏钱安排饭局，和官员们花天酒地。他与裴长史，见了九次面，花掉不少冤枉钱，可他不甘心，写信希望再见一次。信中他傲气不减：“何王公大臣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这样的求职信，估计姓裴的看了只会冷笑，骂李白是傻逼。

唐朝所谓开元盛世，各级官员是最大的赢家，得意得很。李白那点钱，请吃有余，求官不足。官员给他笑脸，等他提出具体要求，笑脸就变成冷脸。恼人的是，这李白天真不改，裴长史不行，又找李长史。老婆许氏通过关系请出一位过期的领导马都督，马都督出面联系李长史，先呈上李白的诗赋。这回该有门儿了吧？然而李白醉后骑马，偏偏在大街上惊了李长史的驾。当时的地方规矩，长史的大驾所到之处，十丈内都是回避的范围。官员威仪受损，如何得了？轻则鞭笞，重则坐牢。许家人担惊受怕，催李白写悔过书，恳请马都督转呈。《上安州李长史书》就是这么来的，其中说：“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若浮云而无依。”他照例送上一些作品，李长史看没看就不知道了。这件事，在安陆官场成了笑话，李白的悔过书，有人拿到宴席上朗读，佐酒取乐。

宋朝写《容斋笔记》的洪迈感叹说：“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

李白干任何事儿都能上瘾的，换个词叫百折不挠。裴长史、李长史之后，又来了韩荆州。此人更是神通广大，经他推荐、提拔的人，无不官运亨通。李白给他写信，开篇就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荆州离安州不远，他专程到荆州治所襄阳城，拜见鼎鼎大名的韩荆州。他写诗描绘此事：

“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李白不来事儿，由此可见一斑。写信讨好对方，见面却长揖不拜，还弄一顶烟囱似的高帽，佩一把威武的雄剑。——见官是这么见的吗？装孙子也要装到底，不能装一半留一半。所谓不卑不亢，书上是好词，当官的看了却会不舒服。李白自命不凡，而官场最忌这个。官员十个有九个都不会理他。这姓韩的，跟姓李姓裴的一样，把他真情洋溢、掏心掏肺的求职信扔进了废纸篓。

李白想不通，很郁闷。不过他是李白，李白就是那种想不通的人，如果他想通了，他就变成其他人了。

他每天喝酒。写诗吹嘘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平阳。后来许氏又生一男，取名伯禽。他以安陆为中心四处游荡，北上太原，东去洛阳。下扬州是家常便饭，还酝酿到长安。用许家的钱财他心安理得，因为他是李白。离家少则三五月，多则一年。家不家的无所谓，他三十多岁了，出人头地是头等大事。估计许家也相信他，许氏很少埋怨他。这女人希望他有朝一日声誉雀起，让许家重现昔日的荣光。李白为她写过短诗，从未在诗中骂过她。

许氏为家族而活，寿命不长。她的郁闷似乎不值一提。

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绵延几千年，可谓全球之最，男人拼搏，女人吃苦。——为了家族的荣誉、荣华和繁衍，很多人什么都肯干。

有一年夏天李白去了洞庭湖，将好朋友吴指南从坟墓中挖出来，用刀子刮泥土，满手筋肉。一个真正的侠士应该这么干。鄂城为之轰动，大小侠客奔走相告。安陆这边，反应一般。但这事儿的影响要留到未来去观察。李白喝酒写诗，酒后也能想出高招：他隐起来了。安州境内有座小有名气的白兆山，李白举家搬过去，隐给别人看。此间写的诗，具有几分陶渊明的风格：

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

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

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

——《春日独酌》

李白能唱歌的，边喝酒，边将诗句唱出来。毛泽东说他自己写词是“哼词”，其义略同。

陶渊明一隐隐到底，李白跟他不同道。隐了半年多，名声照旧，不大不小的。李白心里焦急，于是来了灵感：索性隐到长安去。

李白三

长安南面有座终南山，又名太乙山，是秦岭诸峰之一。终南山是道教胜地，是皇帝常去的地方，王公大臣、社会名流趋之若骛。山中很热闹，离宫别馆随处可见，美酒脂粉俱飘香。而简陋的小客店里，则住满心怀大志的隐士。当时有个顺口溜：隐士不到终南山，隐上千年无人管。然而隐士见隐士，要吵架，要搏杀，竞争非常激烈。山道上草丛中，如果发现一具或两具尸体，不用问，一定是隐士的尸体。李白的剑术派上了用场，随便舞几招，便吓退半打隐士。他杀过人的，这可不是吹牛。他的两只眼睛有如电光，夜里贼亮贼亮的，狼都要避开他。他学阮藉长啸，从半山腰冲到山脚。春光明媚的日子，他展示自己的作品，顺便露一手漂亮的狂草书法。

果然，他隐出名堂了。他结交了一位姓崔的京官，崔京官带他到长安，将他引荐给当朝宰相张说。李白异常兴奋，可是转眼情绪又低落：张大人正患重病呢，不久死掉了。

老爷子去了，儿子还在，官居三品，并且是娶了皇帝女儿的附马爷。这张附马也写诗，李白就投奔他了。岂知张附马是专爱捉弄人的，介绍李白去终南山玉真公主的别馆。张附马说，玉真公主读过李白不少诗篇。言下之意，公主是李白的崇拜者。李白一听蹦起来了，不顾连日秋雨，直奔终南山。到那别馆一看，竟像一座废园。不过，李白心中有了公主的倩影，枯藤老树兼凄风苦雨，无不呈现诗意。他等了四十多天，每天粗茶淡饭，一个看园子的老农陪着他。张附马捎信叫他等下去，等机会更是等佳人。他写诗作回信：《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单从题目看，他确实等得辛苦。

后来他得知，公主当时在华山。他消息蔽塞，不然他会跑华山去的。而终南山的这座别馆，公主的芳踪数年未至了。他徘徊废园，害着单相思，把秋天认作春天。

李白为人的傻劲儿，这件事堪称典型。

其实他也没有白等。上苍垂怜大诗人，几年后玉真公主和他见面，情动意动。公主读过了他在终南山别馆写的诗，为他的苦等流下了眼泪：早知如此，她也不去华山了。

有一些地方戏曲，安排李白在宫中与公主幽会。大才子俏佳人信誓旦旦。两场重头戏，秋雨废园是其中一场。

而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后面再谈。

李白在长安三年，可能有两年待在终南山。他立志隐给别人看，写诗舞剑表演书法，山顶山腰山脚，都有他称不上伟岸的身影。长安花销大，也是一个因素，李白不断让丹砂回安陆取钱，许氏在那边卖掉田产，抹眼泪却瞒着他。

眼下有“北漂”的文化人，从祖国各地涌向北京，聚集在园明园或是五环路以外；当时应该叫西北漂，诗人、道士、侠客、落魄公子，纷纷隐入终南山，构成宏大而奇怪的文化景观。好像人人都怀揣绝技，明天就能飞黄腾达。

李白结交新朋友，一旦有点希望，立刻奔长安。希望成泡影，又怏怏回到终南山的低级客栈。拖欠房钱久了，老板赶他出去，他就隐在树洞里。他睡觉，醒来就开始唱歌，试图以老树成精招徕围观，增加知名度。从山中到京城八十余里，他往返过多少次了，骑马骑骡坐独轮车，有时步行，仗剑劲走。他的往返路线图，画出他的遗传基因，他的家族潜意识，他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时尚。可惜古人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而现代学人的阐释，也不太注重这个。

冒昧提一句：我写古代文人，发现问题挺多。首先，供课堂用的文学史就有多重遮蔽。而我们尊重前辈学者，就是要去掉这些遮蔽。我当年写苏轼，发现理性的把握和感性的切入是两回事。理性的东西，尽管缜密、逻辑清晰，却难以瞄准不可分割的生命之流。

李白回安陆，纵酒寻欢。成功男人的标志是夜里归家晚，半夜敲门很寻常。李白徘徊在成功男人的边缘上：他见识过京城的大人物了。他又吹嘘，管这叫“历抵卿相”。他的确敲开了不少门，虽然那些门很快又关上了。许氏喜中有忧，支持他继续从事干谒的伟业。“干”是求取功名。干谒一词，当时流行甚广。诗人们敲权贵的门，并不觉得很丢份。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源于他摧眉折腰的苦涩体验。

有朋友叫元演，约他上太原。太原号称北都，权贵云集，不乏干谒的机会。李白喝酒、游览、结交、写赞美妓女的诗，而内心深处郁闷未解。他不同于别人的，是擅长表达这种郁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太原他待了一年。而老婆带着孩子在安陆艰辛度日，卖掉老屋，住到寒舍中去了。许氏有无怨言，我们不得而知。

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李白总结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的评价只限于他自己，不包括老婆孩子。唐朝的富庶与开放是举世公认的，但妇女的命运并无多大改观。良家妇女默默无闻，倒是妓女们不断涌到诗人们的笔下。

李白的三件大事：求仙，任侠，干谒，没一件是出色的，所以他说“蹉跎十年”。他显然把诗歌艺术放到后边了。

事实上，这十年内，他杰作不断，至少有六七首诗是他毕生的顶峰之作。艺术是压抑和苦闷的产物，压抑意味着蓄积能量。生命越强大，压抑愈甚，喷发愈烈。而在喷发的过程中，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会前来照面。小诗人也会压抑，可他拚命挤压出来的东西，品质总是流于一般。没法子。艺术的严格，不亚于科学的严密。好的艺术永远像深埋地下的钻石，它受力的漫长的过程却是一个谜。

艺术与自然，具有相同的神秘性。科学技术若想消灭这种神秘性，终有一天会证明它的愚蠢。海德格尔说：很可能，在自然背向技术的地方，恰好潜藏着自然的本质。

比如河流的本质，显现在它的原始形态与天然弯曲之中：清澈、混浊、九拐十八弯。河流取直线，伤天害自然。当下，这是令人忧心的问题。

艺术也一样，立足于自身的敞开，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寻求本质性的依据。御用的东西，很难有传世之作。而一味求市场，往往没市场：读者受蛊惑于一时，但要永久蒙他也艰难。

李白针对艺术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他看见了清水，而清水下面是烂泥，烂泥有丰富的营养。

他十年蹉跎，而蹉跎的形形色色的场所，我们不妨解读为烂泥塘。在他的意志集中的旁边，艺术之花悄然盛开。

事实上，他此间写的几首诗，奠定了他名声的基础。有趣的是，他也写歌颂权贵的，数量不少，却没有一篇是杰作。

违心干谒或能成功，勉强写诗断无佳作。

人们熟悉的《行路难》之一，开篇就说：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诗我特别喜欢，尤其后两句。拔剑砍谁去呢？剑客空有宝剑，酒徒不能沉醉于酒乡。李白的形象就是这样。他不甘心，又常常失去方向感。屈原投汩罗，嵇康赴刑场，阮藉看见岐路便大哭，陶渊明转身入丘山……李白多次表示不想和文人为伍，可他比他的前辈们更像队伍中的一员。

他又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语句高亢。要让李白低沉，那是多么困难。想想他的眼睛吧。

文人投身政治是悖论，但文人首先是读书人。读书人是什么人呢？他传承文化，担当道德。以文明教化百姓，以道德规约社会。道是价值体系，德为伦理规范。而权力有它自身的运行模式，文人进去搅和，不是毫无结果。杰出的文人，无一例外是理想主义者，以他不甘示弱的强光照亮现实。他们是历史的发光体，光芒穿越千百年。生活可能是混沌的，文人的目光相对清晰。而正是这种清晰，才使混沌显现为混沌……

中国文人的历史性的活动区域，是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

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冲着名利奔官场。而官场总是一时的官场，它在弹指一挥间。

再看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五花马与千金裘，是有钱的朋友送他的。诗中还提到岑夫子、丹丘生，他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酒友。三人饮美酒，催生此佳作。李白的万古愁，道破知识分子的千年困境。也许他不自觉，不自觉更好。诗中几个关键词：有用，寂寞，留其名。他未能有用于当世，辗转敲门敲不开，人生处处喧嚣，处处有寂寞。转而喷发为诗章，名留千古。

由此观之，李白的所谓浪漫，其实闪耀着灿烂的现实之光。

仕途艰难有如蜀道，蜀道之难，则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蜀道难》，是按照同名曲谱填的歌词，也是在酒桌上写的，一来就是逼人的气势：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蜀中山脉多，峨眉数第一。三十年前空气质量好，透明度高，我在眉山的城墙上，能看见耸入天际的峨眉巅。李白曾两次登峨眉，并在山中盘桓数月之久。他对蜀道的印象，峨眉山占据核心位置。眼下的峨眉山号称天下无双，旅游收入像天文数字，李白当记一大功。

李白一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多少山山水水，被他的诗句所激活。

中国古代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他们的灵魂至今缭绕于绝壁，浸润于烟波。生存艰辛却朝着审美，这多好。仕途体验之类，被山势化为无形。我们对李白在安陆所遭遇的姓裴姓韩姓张的，应当道一声谢。

李白寻找神仙，神仙躲着他，却让诗神与他会面，将灵感注入他的一场酣梦：《梦游天姥吟留别》。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县东，唐代盛传，此山与相连的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内），常有神仙出没。南朝的谢灵运，进山不久就成仙了。李白在四川长大，一直相信神仙住在山里，而不是在海上：“海客谈瀛州，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他描写山中的云神与诸仙：“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好多神仙，列队欢迎他。然而梦醒了，摸摸枕席，唤回现实感。神仙一涌而去：“失向来之烟霞。”天知道李白做过多少神仙梦。现实感由枕席延伸至官场，奇句如异峰突起：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有此一句诗，十年不蹉跎。

摧眉折腰不开心，古今皆然。李白说出了无数人的心里话。

李白四

许氏病故，抛下一儿一女。李白移居山东，投奔远房亲戚。许家人看来是对他失望了，没有依依惜别的场景。倒是许氏的侍女碧桃，嫁给李白的书童丹砂，像戏曲里常见的情形。

鲁境七百余里，北有泰山南有大海，既是膏腴之地，又是礼仪之乡。李白定居任城（今山东济宁），以任城为中心游走四方，和五个文人墨客交上了，加上他，合称“竹溪六隐”，模仿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隐了几个月，不见成效，他跑到杭州去，认识了一个姓刘的绍兴女孩儿，并很快和她成亲。刘姓女孩儿的家庭背景，史书无记载。李白不经商不种地，婚姻是他的财源之一。他不缺吸引女人的本事，像他崇拜的司马相如。所谓闯江湖走天下，一定要弄女人，婚姻就是婚姻，跟爱情没关系。说李白爱上了什么人，等于讲笑话。姓刘的绍兴女子，受到后世学者们的围攻，因为李白不止一次写诗骂她。文人在文章里痛骂老婆，不多见的。我估计刘氏是个烈性女子，不能容忍李白拿家庭作客栈，她和老公之外的男人好上了，李白火冒三丈，骂她，却并未拿剑刺她。

我疑心李白杀人是他自己杜撰的。

这段婚姻未能持久，绍兴女子弃他而去。

此间他为泰山写了六首诗，可能因为情绪欠佳，不及杜甫写泰山的半句诗。

他漫游，常常不知身在何处。他的飘零感是惊人的：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满世界蹿。几股大力推他，令他身不由己。如果罗列他一生走过的地方，定有几百处之多。羽客，侠客，诗人，三种角色外加求官，让他席不暇暖。他没有家乡。“此心安处是吾乡。”老婆温暖的怀抱，多少给他一点家乡的幻觉。可是老婆跑掉了，第三次婚姻尚未惠顾于他。他没家想家，在兰陵，出乎意料地得了一首好诗：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家乡何处觅？醉乡有消息。“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

李白喝醉了，踉跄下酒楼。谁扶他上的马，他忘得一干二净。山东男人都是豪饮，却互相传递消息说：来了一个蜀人李太白，那才叫酒仙！

求仕不成诗名盛，民间流传他的诗歌。唐朝以诗取进士，及第的诗人多，落榜的诗人更多。诗歌的鼎盛期，一个大诗人浮出水面，至少一百个小诗人沉入水底。小诗人的功劳是：为繁荣语言艺术作贡献，为大诗人的出现奠基础。撇开官方标准，但凡有好诗，总能得以流传。数不清的秀才举子吟诵李白诗，无论他得意还是失意。有时李白看见《将进酒》被人书写在酒楼的墙壁上，有时在客栈，又听见陌生人含泪低吟“床前明月光”。诗人们也是那个年代的流浪汉，大城小城，大旅馆小客栈，常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激动的面容或倒霉的样子。李白向来自视甚高，不屑与儒生为伍，认为这些人不懂经济——经邦济世。而儒生通常是诗人。诗人则一定要漫游。另外，官员们没有不懂诗的，商贾、普通市民又向官员看齐……所有这些，为好诗的传播营造了环境。

李白看不起小诗人，小诗人却是传播他的诗歌艺术的主力军。大诗人露面了，名叫王昌龄，写过“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个大诗人在洞庭湖见面，互相钦佩，背诵对方的好句子，呈一时之盛况。儒生们撒开腿奔走相告：王昌龄与李太白……不过，这次见面，李白既高兴又沮丧。诗名满天下的王昌龄高看他，使他兴奋不已。然而对方也是出了名的开元进士，受朝廷重用。李白快满四十岁了，仕途还无从谈起。

此后两三年，他漫游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诗名日盛，却未能弄一顶官帽。有人赠他乌纱帽，他写诗酬谢，玩之再三。平时他穿道士的服装，腰佩宝剑，头戴巾帽。官府没他的位置，官员却乐意和他交往。他自由的举止对习惯于官场作派的人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另外他见多识广，通剑术，会炼丹，知道神仙住在什么地方。和他交往是愉快的，虽然他阅人太多，大多数朋友过目便忘。官员请他吃喝，给他钱用，他早已习惯了，没钱还伸手要，并不以为羞惭。陶渊明乱世乞食，“敲门拙言辞。”李白盛世要钱物，好像名正言顺，好像别人欠他似的。

西方的街头艺人，和中国古代的流浪诗人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千百年以来，西方一般人都能理解他们的艺术家。而中国诗人若到街头去朗诵，将被冷漠或嘘声所淹没。民众的日常生活，跟艺术关系不大。当物品过度充盈之后，也许将有出人意料的改观。

商品拜物教，终有一日会反嗜自身，为精神的茁壮成长让出空间。

但愿吧。但愿再过二十年，国人皆知李白的份量，把握他的精神内涵，欣赏他的特立独行。以此类推，十个中国人当中，至少该有两三个，对伟大的中华文明心中有数，而不是仅仅放在嘴上。仅仅放在嘴上，则难免胡乱吹嘘，色厉内荏，经不起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对文化的入侵者缴械投降。

李白像一片叶子飘在江南，他并不知道，长安的皇城内，皇帝和妃子们正在传阅他的诗篇。

皇帝发现李太白了，包括他的美貌绝世的女人杨玉环。皇帝读了李白的作品，惊叹说：好诗，真是好诗。于是王公、百官纷纷附和，学者们挑灯夜战研究李白，指出他堪称当代的司马相如。这样的人材，放在民间可惜了。皇帝下令，召李白到长安。据说诏令连下三次，玉真公主也在父皇的御座前夸李白，她已经读过了几年前李白在终南山玉真别馆写的诗，芳心暗暗摇动。

皇帝是唐玄宗。时为天宝元年的秋天。

李白和一个姓吴的道士，正在江南乱蹿，醉不完的酒。接到诏令他直奔南陵，将吴道士抛在脑后。南陵有他的儿女，大约寄居朋友家。他写诗说：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蒿蓬人！

所谓蒿蓬人，等于现在讲的草根阶层。想想他压抑多年，一夜之间大翻身的模样吧。

他只身奔长安，不带儿女。他在长安得意时，儿女仍在两千里外。换成杜甫，不会这么干。

他骑快马飞奔，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夜宿客栈，有朝廷派来的使者伺候着。他逢人便嚷嚷，动不动就仰天大笑。多少年他渴望着一步登天，他如愿以偿了。登天干什么？登天就变成司马相如了，赞美皇上和他的女人，名播天下。当官，名车宝马，好酒喝不完。当然啦，他不会忘记济苍生，造福百姓。

到京城他入住招贤馆，长安街头高视阔歩。李太白三个字不胫而走，拜访者络绎不绝，全是有头有脸的，包括那位捉弄过他的张附马。写过“二月春风似剪刀”、“少小离家老大还”的贺知章，八十多岁了，官居三品，一见李白就说：好个谪仙人啊。二人携手登酒楼，大人物却忘了带银子，解下佩饰小金龟，随手递给店家。——这派头，李白多年后还写诗赞叹。

没过几天，来了一名内侍，恭请他到皇城第一宫：大明宫。皇帝来了，“降辇步迎”，如此恩宠，高官也羡慕。李白越发扬眉吐气，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其实他不明白，他是“体制”外的人，皇帝才这么礼遇他；还拉他坐到七宝床上，命太监奉御羹，皇帝用他的御手，拿调羹在碗里弄了几下。——这些都是权力符号，屡试不爽的。弄三下还是弄五下，太监们都看在眼里，包括表情严肃的大太监高力士。

皇帝几个随意的小动作，宫门内外传得比风还快。

李白被封为供奉翰林。翰林院设在宫禁内，不止一处，便于皇帝随召随到。按规矩他得了一匹“厩马”，宫中并不稀罕，外面就威风十足了。李白骑厩马，一日在城里走几遭。当年的斗鸡走马之徒，依稀认得他，狂呼他的名字，猛追他的肥马。

长安城南北十七里，东西十五里。人口近百万，相当于眼下一座中等城市的规模。城北宫墙四周，全是豪华府第。李白出这门进那门，再高的门槛，到他的脚下一律变矮了。雪片般的请柬供他挑选，三品之下，几乎就不用考虑。张附马兄弟三人都围着他转，安排他见玉真公主。

大诗人见俏公主，留给后人多少想象：二人盯着对方看，足足看了半分钟，仿佛比赛眼睛的亮度。彼此都是对方的崇拜者，又有共同语言：谈道教说神仙，不觉日色向晚，并肩漫步后花园，是否手牵手就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男女之间是比较开放的，比如女人穿露胸装，向男人们亮出乳沟。从现存的绘画资料看，女人们的胸脯大都丰满。这和亮乳沟不无关系：男人们不愿撤离的目光使之饱满而坚挺。而男女一旦情动于衷，就有相应的动作来配合，要牵手，要亲嘴的。道士们研究房中术，地摊上也摆着交配图。

玉真公主后来变成了女道士，也许与李白有些瓜葛。她是皇帝的妹妹，和玄宗年龄悬殊。李白在长安待了三年，没老婆。以他供奉翰林的身份，见公主不难。公主主动约他也是可能的。这件事儿，野史有猜测，戏曲有演绎，而正襟危坐的学者们不屑写下只言片语。

“色”的领域，历来是讳莫如深的。后果是：今天为数众多的专家作家，仍不知色为何物——色在何种意义上，被权力、文化以及日常习俗所规定？

李白五

李白以为供奉翰林是高官，不得了。他过于兴奋了，心醉酒醉加色醉，哪有心思揣摩这“供奉”二字。梦里他成了辅佐刘邦的张良，醒来他又认为自己是诸葛亮。总之他要干大事，不干小事。他加紧温习翰林院的皇家藏书，有资料说，他把记载名相事迹的背得烂熟。目光有如电脑扫描。

文人于政治，往往显得天真可爱，也不管这潭水多深多浑。文人之为权力的异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这个群体庞大起来，所谓人文精神，所谓人性意识，所谓底层关怀，会在皇权之外盛开独立之花，会减少权力的覆盖面积，换言之：会增加社会的幸福感。

唐朝读书人以诗人的面目涌入官僚阶层，从总体看，并未增加多少异质性的东西。权力的吸附功能是强大的，皇帝的风格决定一切。唐玄宗在位三十年，已不思进取，耽女色，迷神仙。权力所面临的唯一挑战，还是权力。读书人哪怕他学富五车，激情澎湃，高瞻远瞩，一旦踏入官场，就会发现两难：要么扔官帽，要么扔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

李白这样的人，发现上述两难，需要时间。

宫中多舒服。每天有人请赴宴。更有机会叩见天子，一睹天仙般的杨玉环。长安城外四十里，有骊山，皇帝与贵妃常去那儿。白云缭绕山峰，女人环绕男人。玉环二字有意思，看来是天意。玉是她的肌肤，她圆润的长臂与美腿。白居易说：温泉水滑洗凝脂。杨玉环是悲剧性的绝代佳人，说她误国是扯淡。鲁迅先生曾计划为她写长篇小说呢，可惜计划未能实现。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已是百年经典。我看过李胜素扮演杨贵妃，那扮相那唱腔，直把人看呆。我觉得，戏曲表现生活的韵味儿，尤其女人的韵味儿，也许胜过其他的艺术门类。

李白的长安三年，留下三首好诗，全是献给杨玉环的，其一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群玉山和瑶台是王母娘娘住的地方。王母娘娘是神仙中的美少妇，李白拿她比喻杨贵妃。当时神仙非虚构，不是在山中，就是在海上。云想衣裳花想容，两个“想”字绝妙。宋朝有个蔡襄，想不通，把“云想”改成“叶想”，拘泥到家了。春风拂槛，则歌颂了唐玄宗。杨玉环犹如春风里的牡丹花。其二云：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汉成帝的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倚靠新妆，方能与天然姿态的杨玉环相提并论。前面用了云彩和鲜花，这儿以美人比美人。紧接着抛出第三首：

“名花倾城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沉香亭：以沉香木盖的亭子。皇帝专用，如同椒房之类。

这三首《清平调》，有个写作背景：宫中的牡丹花开了，玄宗携玉环同赏，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献颂歌。玄宗听腻了，叫李白来试试。李白宿酒未醒，一挥而就，交给宫廷音乐家谱曲。

汉武帝有李延年，唐玄宗有李龟年，像是两兄弟。延年，龟年，意思也接近。汉武帝又有司马相如，唐玄宗则有李太白，皆能歌颂，“润色鸿业”。好在西汉、盛唐称治世，不然的话，这四个人可能要遗臭万年。

此前李白是见过玉环的，他去过骊山，骑厩马，手执御赐的珊瑚鞭，“幸陪鸾辇”。骊山有专供臣子泡澡的“长汤”，据司马光记载，大小数十处。李白大约享受过，而以他的性格，不眺望贵妃入浴的华清池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有望远镜，多半敢于派上用场。至于夜来做美梦，玉皇大帝也管不了他。

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的梦想也在其中？

《唐诗三百首》的注释说：杨玉环“笑领歌辞，意甚厚。”乐师们唱《清平调》，玉环领唱，玄宗伴以丝竹。意甚厚，说明她很高兴，格外理解李白赞美她的诗句。以她地位之尊，容貌之美，舞姿歌喉之曼妙，她得到的赞美，后宫佳丽三千，加起来也不如她。李白即兴写几句，她就亲自出场，笑领歌辞了。玄宗这才吹笛子，伴她的歌声与舞姿。她跳“霓裳羽衣曲”，丰腴体态，却能把人跳得如痴如醉。她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舞蹈艺术家，抵达激情状态，满园牡丹失色。阅美无数的唐玄宗迷她到死。如果杜甫见过她的舞蹈，也许再无激情写公孙大娘的剑舞。李白的诗，玉环的歌舞，堪称绝配。

三首《清平调》，不入当代的名家选本：林庚、冯沅君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真遗憾。照此标准，白居易正面描写杨玉环的、缠绵悱恻的也应剔除。

而《李白大辞典》断言，这三首诗的基调是讽刺。李白当面讽刺杨玉环？讽刺唐玄宗？真是奇谈怪论。联系李白的生平，他写给地方官员的一封又一封求职信，以及他初入宫廷的心境，赞美贵妃毋庸置疑。他斗酒斗胆，诗中用了暗示男女交欢的“云雨”一词，其他文人不敢用的。现场气氛起来了，绝代佳人翩翩起舞，一双美目顾盼生情。

当时李白的眼睛有多亮？男人和女人的眼睛，亮起来不一样。

《唐诗三百首》的注释又说：“自是上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从这以后，皇上照顾李白胜过对其他的翰林学士。

李白本来就狂，从此越发得意。小诗人在宫中只会谨小慎微，大诗人几乎想干啥就干啥。刚入翰林院他也曾收敛，但很快狂起来了。于是发生了两件大事：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是贵妃的堂兄，后来当上丞相。李白奉旨写诏书，杨国忠为他捧砚，也许是尊重人材的意思。后人联系杨国忠做了丞相以后的种种恶迹，将李白推到他的反面。

高力士是宫中的老太监，权力之大，超过丞相。太监都有这能耐，欲望失掉一半，意志反而集中：他一门心思弄权搞钱，不惜把宫廷搞得天昏地暗。历代内侍乱政，不亚于后妃们你死我活的斗争——脂粉斗脂粉。这是封建王朝的权力格局使然，内侍，外戚，嫔妃，将军和诸侯王，任何一个有足够份量的角色失控，势必导至天下大乱。太监这种东西，原是在宫中服务的，并不占据权力的份额，可他侍候最高统治者，各种机会都来了。他在皇权的氛围中生活，眼里没别的。他是皇帝的变了形的影子，是一种寄生数千年的怪物。女人们姹紫嫣红，他能旁观别人的欲望，因而反观自身，唤起不伦不类的意识，并终身在这种意识中打转。于是他发狠，残缺的生命力强劲喷发。——太监之为太监，如果能动用人类学、现象学以及心理学的手段加以描述，想必很有趣的。进而综观权力场，会发现更多的现象。

高力士的形象，只消想想秦始皇手下的赵高就可以了。皇室成员跟他称兄道弟，有些人还巴结他。他在宫中走动，像个幽灵。他干笑或咳嗽，总有人会吓得发抖。没人能摸清他的心思，所以人人都怕他。李白和他照面若干次了，领教过他的厉害，也听过关于他的传说。李白厌恶这样的变态权臣，当在情理之中。

《新唐书》说：“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则沮止。”

这段话是想说，玄宗本来是打算给李白一个实质性的官位，由于贵妃阻拦，未能兑现。学者们普遍表示怀疑，认为玄宗不可能让李白参与治理国家。召李白入宫禁，主要是发挥他歌功颂德的才能，经常写诗，偶尔撰旨。时间长了，他也可能像司马相如，到外面做个什么官。

皇上的心思，和李白的心思不对路的。

李白写《清平调》，杨妃原是满心喜欢，高力士却说：赵飞燕是出了名的坏女人啊，后来自杀身亡，结局很惨的。李白拿娘娘比飞燕，他安的是什么心？

杨妃不高兴了。高力士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大太监名不虚传。漂亮女人用脸蛋不用心的，杨妃转而恼恨李白，君王跟前讲他的坏话。但这事儿有个破绽：杨妃若是恨李白将她比作祸国的、自杀的赵飞燕，岂能说几句坏话就甘休？她要让李白死，李白是活不成的。

赵飞燕这个历史符号，是指向掌上跳舞的，李白写诗，杨妃唱辞，包括伴奏的唐玄宗，显然没去考虑飞燕自杀的问题。

也许真相是这样：杨妃听了谗言不高兴，转念一想，又半信半疑。枕边对玄宗说过几句，事后她就忘了。《清平调》一直是宫中的保留节目，她亲自表演时，会想起已浪迹天涯的李白。

李白在皇帝身边，不改酒徒的形象。而玄宗此时，除了对玉环和神仙，别的事很快会厌倦。他这种人，不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去欣赏李白。皇帝的思维定势，也如同太监。

事实上，李白的长安三年，扮演着弄臣的角色。大诗人萎缩成宫廷诗人。他善于夸张，后人爱戴他，又夸张了他身在宫廷的酒鬼形象。

李白两次到长安，前后六年，没有伟大的诗篇。这使我想起苏轼的“京国十年”，也是未能写下传世佳作。杜甫发现了这个规律，慨然说：“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

李白闲不住，长安城里玩个够。翰林院数他最自由，有时早晨开大门，看见他睡在台阶上。三年千余日，他自称醉倒八百天。宫中普通的厩马，他称为飞龙马。他是大鹏，是稀有鸟，飞龙马才配他。京城吃喝玩乐，斗鸡走马，他没有不在行的，堂堂李翰林，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四十几岁的人了，用四川话形容，他是年轻人眼中的“老操哥”。

伟大的诗人，干任何事都正常。只要他不是无缘无故地杀人放火。性格有毛病，为人有问题，是艺术家显着的特征之一。面面俱到者，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则多半是冒牌货。

李白六

唐玄宗打发李白走人，“赐金还山”——这山野之人，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开元、天宝隐士多，隐士又纷纷弄神通往京城跑，很多人是被赶走的，李白得此殊荣，钱袋又鼓起来了。可他不以为荣反以为耻。为什么呢？因为理想未能实现。唐玄宗设的翰林院，不少士人飞黄腾达，当上大官。李白企盼，傻等，不去学钻营，根本不知道这翰林院原是学习钻营的好地方。他走人很正常，不走才怪。他能做三年供奉，倒说明玄宗有肚量。

长安一夜之间成了李白的伤心城市，他卷起铺盖，扛着钱袋。这一年他四十五岁。张良或诸葛亮，看来是做不成了。枉自在翰林院挑灯攻读。

这是天宝三年的春天。牡丹花又开了，杨玉环在宫中，又要唱他的《清平调》了吧？

诗人心灰意懒，打马回山东。情绪的巨大起伏，孕育着不朽的诗篇。

到任城，他干了两件事：用皇帝给他的钱盖了一座酒楼；又在家里弄了一间炼丹房。从此他把自己托付给美酒与仙丹。

他写诗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又说：“吾将营丹砂，永世与人别！”

不难想象他诅咒发誓的样子。他空前地向往神仙，甩开膀子干起来了，把山中的矿石搬回家，生火烧炼。几百年前的葛洪留下炼丹秘方，从“一转丹”到“九转丹”，层次分明。据说吃了九转丹，三天就从凡胎转为神仙了。李白苦炼三伏，七七四十九天，不离丹灶一步，一张脸炼成非洲人了，目露精光，眼巴巴望着红黄的矿石炼成灰白的粉末。他宣称：大功告成了！粉末调成丸子，即便不是九转丹，也是六转七转丹。他坚持服用了三天，每天拉肚子，不停地跑厕所。人也拉变形了，只好转服止泻药。他不死心，又跑到齐州找什么高天师，让天师为他举行受道箓的仪式，身体与精神备受折磨，正式成为一名道士。这仪式，当代诗人安旗的《李白传》有详细记载。

在洛阳，李白与杜甫相遇了。

杜甫小李白十一岁，此时已过了而立之年。他十年前就到洛阳考进士，没考中。他也是各地游学，长见识，写诗，已经写下了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他曾以洛阳为中心，游吴越，游齐鲁。两个大诗人都在游，现在游到一块儿了。

洛阳号称东都，富庶而繁华，高官大贾云集，是名闻天下的纸醉金迷之地。杜甫以一介布衣，目睹阔人过日子，感觉很不好。听说李白路过洛阳，杜甫赶忙去拜见。

当时李白已是公认的大诗人，而杜甫尚在走向大诗人的途中，写诗很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又在宫廷待了三年，全国的大小诗人无不称羡。杜甫显然是李白的崇拜者。而李白刚离开朝廷，郁闷，神思恍惚，满脑子装着神仙。杜甫想跟他游，他同意了。花谁的钱不得而知。这一年李白不缺钱。

闻一多先生描绘李、杜相见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墨水，大书而特书…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劈面走来了，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这段话，王瑶教授的《李白》一书又加以引用。

我实在不理解，闻一多的激动是怎么回事。李白见杜甫，很寻常的，跟他的许多一般性的交游没啥区别。杜甫显然激动，而李白的反应平淡。激动与平淡皆正常。对李白来说，多一个朋友也不是坏事，并且是合格的崇拜者。——杜甫在他的带动下，写诗歌颂神仙了，不辞辛劳，随他苦寻着名道士华盖君。听说华盖君死了，他们一同悲伤。

两个人游起来了，李白这几年吃得好，面目加丰，杜甫瘦而高。游山东，游河南，在梁园（开封）盘桓。这地方曾是汉武帝时梁王的封地，司马相如在梁王府写下《子虚赋》。李白谈起相如就滔滔不绝，杜甫洗耳恭听。又来了一位诗人高适，河北人，写过“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三个诗人游，比两个更痛快。喝酒，携妓，纵情山水。李白居首，高适次之，杜甫甘于末位。李白的兴奋总是与神仙有关，而杜甫的兴奋只在眼前：李太白几乎就是神仙。杜甫崇拜李白，最大限度地感受李白，恨不得变成李白。如果说李、杜的这次交游具有某种历史性，那么，这种历史性，仅限于它向我们表明——杜甫的真诚。李白也一样。大诗人全都真诚，对自然，对人事，善于学习，不怕被别人的魅力所吸引。而小诗人则忙于摆谱，囿于他的自尊心。

纵观社会各领域，所谓自尊心，害了很多人。

生命力的强劲喷发，有时需要毕恭毕敬。骄傲与谦虚，有时是一回事儿。

杜甫后来赞美李白，诗句直逼李白的核心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李白的心思卓尔不群，导至他的诗篇无敌于天下。杜甫还描绘李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没有对李白的生命形态的特殊感受，写不出这种诗句。

杜甫的后半生不停地怀念李白，他形容李白的句子也成了千古绝唱：“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则属应酬。他可能写过就忘了。

三个诗人同游，文坛视为佳话。但也不必过于激动，擂鼓焚香什么的。那一阵，三个男人都是仕途失意，游到秋天散了，各奔前程。高适四十岁以后仕途走大运，和他想要追随的陶渊明刚好相反。《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惟适而已。”

高适做的官皆为实职，从地方大员到朝廷重臣，不像李白的供奉翰林，是虚职。这供奉二字，李白现在的体会异于三年前。比之安陆十年体会更深：仕途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天上的神仙又迟迟不下凡。

杜甫回忆李白在开封的情形时说：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有个叫金陵子的妓女，频繁出现在李白的诗中。她可能是金陵（南京）人，长得很漂亮。当时的妓女，素质好，诗词歌舞是必修课，她们的流动性也大，有如浪迹天涯的诗人们。

李白的及时行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用为他的品德操心。伟大的诗人，并非一定是道德楷模。屈原、陶潜、杜甫、苏轼是这类楷模，但李白不是。

依我看，才华是第一位的，生命的强度在道德之先。

李白七

从四十六岁到五十五岁，李白在各地漫游，“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他家在山东，常居河南开封，又以河南为中心，游河北、山西、陕西。“酒隐安陆”十年，客梁园十年，中间则是五年的江南漫游和三年的翰林学士，李白一生的主要轨迹，就在这二十八九年。杜甫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诗句对李白的形容非常贴切。飘零是李白的常态，他没有多少家园的概念，虽然他也写诗怀念儿女，但比之杜甫的亲情差远了。四川老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他几乎只字不提。这是耐人寻味的，学者们往往语焉不详。兄弟姐妹多，冲淡亲情，包括对父母的感情？而家园感与亲情紧密相连。我所看到的写李白的文字，无一例外地美化他的亲情友情，费力却未必讨好。把握李白之为李白，切忌把他弄得面面俱到。这也是供课堂用的文学史描写古代杰出文人的通病。

古今贤者之贤，不会贤到一条路上去。历史的张力源自个体生命的差异。

李白有过两个一同生活的女人，许氏死了，刘氏走了。史料又提到“再合鲁一妇人”，合是男女相合，类似同居。唐代虽然开放，同居却也不多见。这位不要名份的山东妇人，可能一直照顾他的孩子，直到他继娶宗氏后，她便消失了，和刘氏一样。宗氏如同许氏，祖父在武则天时代做过丞相，是名门闺秀，嫁给李翰林，可能双方都有需求。宗氏对李白不错。但她出嫁的具体时间却不大清楚，可能在李白五十岁以后。

李白在客栈度过的时光，远远超过他回家的日子。

他对钱财不在乎，皇帝赐的金银，他拿去盖酒楼，不是想营业，而是方便喝酒。他是堂堂李翰林，酒楼有一定规模的，他走了，酒楼大约交给朋友。也没有朋友替他经营的任何记载。离开长安后，他最大的冲动是成仙，对世间俗物不屑一顾。

有学者认为，名篇《梦留天姥吟留别》写于这一时期。他炼丹，追寻高天师，白日醉酒夜来做梦，醉里梦里，神仙是常客。神仙给他傲视朝廷的精神资本：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听说山里有个活了两三百岁的女道士，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他寻找女道士，可谓辛劳到家了，以年近半百之躯，九天踏遍三十六峰，未见她的身影，于是感慨说：“神仙殊恍惚，莫如醉中真。”他对神仙也是有怀疑的，毕竟寻仙几十年，一个神仙也没见到。问题是：他求仙的冲动为何如此之大？和他的名字、他与生俱来的神秘氛围有关吗？

李白感受夜空的能力无与伦比，他的眼睛比星星还亮。他不厌其烦地形容月亮，造词之多，中外第一。月球上最为醒目的一座环形山，联合国以李白的名字命名。月亮既是神灵，又是他的老朋友：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李白能歌能舞的，他又酒不离手，剑不离身。

他描写关山月，别是一番意境：

明月出天山，苍茫月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

王昌龄遭朝廷贬黜，李白的月亮和别意联系上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则把女人们思念征夫的情绪融入一片冰冷的月色。

李白有个儿子取名明月奴，却不知是谁生的。

王安石不满意李白写诗，十之八九不离酒和女人。我们看到的现当代选本，则几乎篇篇有月亮。古代诗人咏月，除了中秋的月亮让苏东坡占了去，其余各类“经典情景”之月亮，大都归于李白。

李白迷神仙，他眼中的天空与山脉充满神性。我们今天读他，应该有一种虔诚，对自然，对宇宙，对深不可测的人类的灵魂。

所有的重大领域。文化上他也自视为千秋人物：“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孔子删诗，述而不作，李白要向孔子看齐。有时甚至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即使他并非胡人，也是汉人中的异类，个性特别突出，自幼饱读汉语经典，却没有读成书呆子。强悍的生命冲动，将经典内化于肉身。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七情六欲，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人物，李白式的自由奔放，实属罕见。单从文学的角度看他，显然是不够的。用浪漫主义概括他，总觉得有缺失：他不能济苍生安社稷，于是他就浪漫。这里有个隐形的套子。说来说去，他还是被权力所规定。这种理解模式，源于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把生命拆解开来。倒不如动用直觉，尽可能瞄准这个鲜活的、呈喷射状的生命形态。

斗胆说一句：关于李白的评论文章，还是少读为妙。

一再重版的名家选本都是好的：它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受惠者对前辈学人心怀感激。

李白的“梁园十年”，物质生活不如“安陆十年”。他也不攒钱。唐玄宗给他多少钱，史料不载，大概不会少。他盖酒楼、找神仙花去大半。漫游也是要花钱的，虽然常有官员馈赠。他现在的身份是李翰林，做过皇帝和贵妃的红人。如此身份，官员们摸不清他的底细，宁可高看他。他的一些赠诗，不妨理解为以诗换钱物。后来渐渐不行了，随着李翰林的光环日益减淡，给他资助的人少了，他埋怨说：“故人不相恤，新交宁见矜。”

他游到新平（陕西邠县），几乎身无分文。勉强能填饱肚子，御寒的衣服却成了问题：“长风入短袂，两手如怀冰。”

他游回东鲁，像一头疲于远征的狮子回到它所熟悉的林地。鲁郡有个刘长史，送他一点丝绸，他感恩戴德：“鲁缟白如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

挥金如土的李翰林，已经自称贫交了。区区一尺鲁缟，竟然重于山岳。而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深夜投宿，饱餐了一顿，就把对方比作救济过韩信的漂母：“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

他干大事的理想未能实现，却安慰后辈儒生说：

问我心中事，为君前致词：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

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

李白穷困潦倒了，还以大圣自居，令人联想敢与天帝斗的可爱的孙大圣。孙悟空，李太白，同是千难万阻不言败。

李白式的“君子固穷”，和孔夫子、陶渊明、苏东坡又有不同。古代杰出文人，其精神伟力的喷发，真是五彩缤纷。

有一位崇拜者，几年来一直在寻访他，追赶他。这人叫魏万，是个年轻人，“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魏万到开封，李白去了山东。魏万赶到山东，李白又去了江南。魏万花了两年时间，不停地奔波，终于在广陵（扬州）见到五十多岁的李白了，第一印象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时或束带，风流酝籍。”

这十六个字的形容，时间上当有前后之别。哆如饿虎的李白，一变而为风流酝籍，中间可能有几天的间隔。魏万初见李白，多半吓了一跳：李白双目射人，浑身哆嗦如饿虎。——大诗人正落难哩。而扬州这地方，他曾散金三十万。从魏万的衣着看，他无疑是有钱人家的贵公子。李白酒足饭饱，衣冠整齐，举止风流，才符合魏万对偶像的想象。

李白这回感动了，写诗表扬魏万：“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二人泛舟游秦淮，至金陵分手。李白把诗稿都交给魏万了，让他编成集子。魏万是否呈上一些钱财，没记载。几年后魏万中进士，编成《李翰林集》传世，还写了序言。除序言外，这本最早的集子未能流传世。李白诗今存九百多首，据说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冰山一角。南宋的陆游，常为此扼腕而叹。

李白有一首《赠汪伦》，是表达友情的佳作：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伦是宣州（今属安徽）泾县陈村人，桃花潭是宣州的名胜。李白游到宣城，汪伦赶到城里去迎接他，陪他畅游桃花潭。汪伦虽是乡下人，为人却豪爽，不惜钱财如李白。李白要走了，忽见岸上一群人踏歌而来。踏歌：手拉手边走边唱，踏着节拍，泾县一带颇流行。汪伦的歌声尤为响亮。而李白的眼睛更亮：这么多人送他，还带着许多礼物：八匹良马、十捆好布……李白自知这一去，再见汪伦的机会很少了，不禁大为感动，佳句仿佛从天而降。

古代中国的民间，不乏汪伦式的人物。做事凭性情，不会像我们，一件小事儿也要再三掂量。

李白这些年游得很厉害，名声陡起，不单官场文坛，民间已出现以他的名字为招牌的酒肆。在当涂（今安徽凤阳），一位叫纪叟的老人因得了他一首诗，小酒家开成了大酒楼，而沿江两岸，从此挂出了数不清的“太白酒家”、“太白遗风”的招牌。我没去过凤阳，想来今天也这样吧？李白这首让人发了财的诗是描写长江的：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他在安徽漫游，以宣城为落地点。宣州长史李昭是他的族亲。州府后面有座北楼，是南朝诗人谢眺做宣州太守时修建的，几百年保存尚好。谢眺，谢灵运，是李白心仪的两个诗人。二谢除了诗写得好，仕途也曾得意，并且善于隐居。与李白同时代的诗人王维、高适、孟浩然等人崇拜陶渊明，而以李白的标准，渊明不及二谢：这个陶彭泽隐得太彻底了。

李白登上北楼，立刻给这座古楼重新命名：谢眺楼。不难想象他对州官们讲话的语气，他早年就这样了，如今名播天下，莫非还谦逊不成？官员围着他走左向右的，好像他是领导。北楼改谢眺楼，有秘书一类的小角色会想：叫我们跳楼啊？谢了，谢了……事实上，州官们习以为常的北楼，一旦遭遇李白神奇的眼睛，马上变成千古名楼：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此间心情好，灵感如岩浆喷涌，压抑他多年的不称意，病毒般地发作了。天宝三年离长安，算来刚好十年。

太守、长史皆喝彩，幕僚们更是振臂高呼：谪仙，谪仙，谪仙！据说这首诗，一个月之内就传到金陵、洛阳和长安。天下诗人、官员、识字的商贾与庶民，不知此诗者，自觉气索。

当时，文化艺术的传播方式是恰到好处，歪诗传不开的。而眼下的诗人、作家、艺人们，有挖空心思利用互联网的，歪瓜劣枣也能盛传。

李白这一年五十五岁。宣城改变了他的生存境遇，他不再“生事转飞蓬”。城北有座敬亭山，他去看山，发现这座并不知名的很有意思：看不够。他一生阅人无数，看山无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作名山游。”赖有他一双亮得出奇的慧眼，山水之美得以呈现。这美又是千差万别，对应人的形形色色的生存境域。看山，也是借山岳反观内心。他写出了豪放诗作，又给敬亭山留下安静的五言绝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若将此诗放进陶渊明的集子，足以混淆名篇。

李白已然抵达艺术创作的巅峰状态，磨难够多了，压抑够长久了，此后若干年，他只消释放内心的巨大能量，好诗定会源源不断地奔来笔底。

生活也不错。盛名之下，朋友竞相邀请，各地官员想必也不会怠慢他。他游历的范围还将扩大。他有足够的能力惊奇“世界之为世界”，世界就对他永远新鲜。

然而盛世到了头，乱世猝然降临：权力格局大崩盘，一个将军造反，天下苍生遭难。这将军名叫安禄山。

诗人不得不调整内心的节奏。天下大势改变他的命运走向，他将步入生命的最后苦难。

李白八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二十万，打朝廷一个措手不及，大军直指长安，一路势如破竹。安禄山是胡人，却是唐玄宗封的唯一的异姓王。他不知足，自恃重兵在手，跟他的骁勇善战的部将史思明联手干起来了，史称“安史之乱”，长达八年。叛乱未及完全平息，李白已去世。

这一年的年底，叛军打过了黄河。待在宣城的李白携家人向南逃难。过洛阳，一片凄凉，诗人愤怒地写道：“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皆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麻。”

天津是洛水上的一座桥。

安禄山在洛阳做起了大燕皇帝。他的军队以少数族为核心，非常能打，虎狼之师杀入百年不遇刀兵的内地，毁城市，淫妇女，抢金银。次年六月长安沦陷，唐玄宗带杨贵妃逃入四川。中途，军队不满杨国忠，玄宗杀掉他，又赐死杨玉环于马嵬坡，“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峨眉马前死”，一代佳丽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李白对杀人者充满了厌恶，他描写战争场面：“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李白大事不糊涂，他的人道主义立场是鲜明的。天宝十三年，朝廷第二次向云南用兵，遭到重创，他指责朝廷穷兵黩武，以教训的口吻对统治者说：“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安史之乱，更蒙受异族侵略的耻辱。他写道：“俯视河洛川，茫茫走胡兵。”

他带着老婆孩子躲进庐山，情绪忽而高亢：“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忽而自嘲：“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

李白不是能救国于危亡的济代人，这真是一个痛苦的发现。几十年长剑负身，眼下才是“拔剑四顾心茫然。”赞美江山的大诗人被抢江山的大盗弄得焦躁不安，庐山虽好，却哪有好诗去配她。他紧张关注局势，盼玄宗御驾亲征。

太子李亨跑到甘肃即位，是为唐肃宗，在场的官吏不足三十人。玄宗躲在四川，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只好承认太子自立。太子手中有兵权。但是玄宗的第十六儿子永王李璘，手里也有兵权，负责长江流域的防务。他沿江东巡，派人到庐山请李白入幕府。这李璘有野心，想趁乱做皇帝。玄宗逃蜀，兵权给太子，李亨相当于全军总司令，而李璘是长江防区司令。

李璘请李白出庐山，说明两点：一是他为日后登基招罗方方面面的人材；二是李白确实名气大。

山里的诗人岂知内幕？永王的使者韦子春三上庐山，终于使李白不顾妻子宗氏的坚决反对，出山了。他很激动，写诗称赞韦子春是张子房一般的人物。

李白入永王幕府，享受很高的待遇，登上了永王东巡的楼船，参加若干军事会议。他亲眼看见，东南一带的百姓，无不拥戴永王，视为救世主。李白诗兴大发：“二帝巡游俱未归，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二帝指玄宗、肃宗，诸侯则语焉不详。李白这么写诗，要授人以柄的。

楼船观妓，他又写诗说：“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为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然而两个月之后，李亨发兵围剿李璘，几场恶战下来，皇帝打赢了同父异母的弟弟。永王逃向大瘐岭，被擒。李白逃向浔阳，在陶渊明做过县令的彭泽县境内被抓。

这一年他五十七岁，一把老骨头了。不知士卒绑他时，他是何等模样。

他关进了浔阳监狱，可能关了一年。自知犯了附逆死罪，情绪亢奋，抱怨亲兄弟们不来救他。其实兄弟们在哪儿，他并不清楚。战争时期的监狱，伙食极差，他感觉不到，因为他死到临头了。他每日大呼小叫，狱卒戏弄他，拿这个名人取乐。还有一线生机：向外面传递书信。生死攸关的时刻，名气帮了他的忙，无论军界政界，很多人知道他。御史中丞宋若思，带兵赴河南，路过寻阳，留步见他。宋若思上书肃宗，称李白是军事人材，可用。肃宗不允。李白急得团团转，模仿宋若思的语气又上表说：“臣所管李白，实属无辜…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李白已是死囚，口气还蛮大。这表是递不去的。他高度亢奋，不停的挥笔，仿佛一旦停下，砍头大刀就挥过来了。

所幸他几乎一生亢奋，有能力徘徊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后来击败安禄山的名将郭子仪，又为李白讲情。肃宗让步了。李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春天，五十八岁的李白拖着病躯踏上流放之路。儿子在山东，妻子据说在江西。妻弟宗璟送他上路。五月抵江夏，八月抵汉阳，沿途都有官员招待他，他写诗回报。唐朝官员能接待犯人，不失为官场的一道美景。李白恢复了体力，偕同另一位诗人、巴陵太守贾至游洞庭湖，写诗又昂扬了：

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长啸万里风，扫清胸中忧。

次年初，李白进三峡。过西陵峡口，辽阔的江面变窄了，两边山壁如削。入冬过巴东县，他弃船登上陡峭的巫山顶，年近六旬的老人，泼墨向石壁：“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

李白从浔阳走到奉节，走了一年半。奉节又称白帝城，再向南，夜郎在望了。他忽然接到喜讯：皇帝因册立太子而大赦天下。赦令说：“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李白欣喜若狂，掉转船头，顺水向东，写下名篇《朝发白帝城》：

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可叹的是，如此轻快的诗篇，却已接近他生命的尾声。

还江陵，再游洞庭湖。北方还在打仗，安禄山死了，史思明又称帝。南方相对平静。李白不顾年迈，竟然想去从军，未能如愿，征兵的军官不收他。他很失望，写诗对江夏韦太守说：

“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他终于承认，手中的诗笔比宝剑更有份量。

有个朋友叫任华，替他作总结，写杂言诗说：

“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

这话说得真好。数十年为客：客居异乡，飘零，辗转，没有家园，未曾一日为主人，永远是人家的客人，有得意，却也不乏冷眼与热嘲。他的傲岸大大刺激了庸人小人，一度导至“世人皆欲杀”的局面。

听说杜甫到处打听他的消息，他流泪了。杜甫在四川写下《梦李白》，和十几年前一样，对他的描述准确而凝练：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载名，寂寞身后事。

他到浔阳盘桓数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坐过浔阳的监狱？老婆孩子没消息……

他又滞留金陵，靠朋友的接济度日。没有寻找家人的记载。为喝酒，他把宝剑卖了，标志着他的游侠身涯的彻底结束。

朋友们的馈赠，他幽默地形容说：“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

这条长鲸游到安徽去了，当涂县令李阳冰是他的族叔。他生病了，“所费广”，也包括他的医药费。病躯一拖几百里，到当涂病转沉重，终于不起。

这是公元762年，李白虚岁六十三，寿同陶渊明。这也是“安史之乱”的最后一年。

民间盛传李白醉酒而死，水中捉月而死，唐人的诗歌，宋人洪迈的《容斋五笔》，都有相关记载。我相信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还会醉酒的。

当涂城外三十里，有着名的采石矶，为长江最狭处，江月和山月交相辉映。李白入水捉月，如同上山寻仙。

李白九

李白距今，一千三百多年。他荣登文学史的宝座，被定评为伟大诗人。他当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永远的名人。但是作为个体生命，他头上的那种对杰出人物都有效的普适性光环，常常无助于我们对他的深入理解。源头性的东西被遮蔽了。对生命的源始惊奇（海德格尔常用词）让位给课堂上的条条框框。我读过的几本传记，都把他搞得面面俱到：既是大艺术家，又是道德君子，又是进步人士。凡有不符合这个既定标准的地方，要么一笔带过，要么斥为消极。

惊奇生命不易，保持惊奇更难。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让我们始终感受到这种惊奇。他笔下的画家以高更为原型，高更是法国印象派大师，与梵高齐名。画家的野性冲动，令人难以思议：他落难了，快死了，好朋友救他一命，让他住到家中，他却把人家的老婆拐走了，事后又后悔……毛姆盯着这些事儿，动用良好的思想修养、广阔视野、以及对生命形态的直觉能力，将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揭示给我们看。意识流小说大师伍尔芙赞叹说：读这本书，就像一头撞在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

李白与高更，不无相似处。李白的野性，更多的野在漫游，寻仙，干大事。这个外形并不高大威猛的男人，却留给人活力喷射的印象。他一辈子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没发疯，显示出他掌控极端情绪的非凡能力。人们形容执着的人，常说：嗬，他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李白是几条路走到黑。中华文明几千年，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李白是异类中的异类。想想他晚年让魏万看到的那双眼睛，跟早年一样，“双目炯然”。有些精神病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压力太大，一般人承受不起的。李白的生命冲动，也是人生的极限运动。而在儒家文化控制下的老百姓，群体相对平庸，所以才一代又一代对李白津津乐道。

就生命的巨大冲力而言，李白之于中国人，称得上高山仰止。苏轼可能比他更丰富更完美，却未必比他的冲劲更大。

李白经常处于幻觉状态，写诗极尽夸张，但夸张是我们的感觉，他本人则属寻常。他写道：“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黄河之水天上来”……他的许多好诗，和寻仙有关。“不敢高语声，恐惊天上人”，是他实实在在的感受，他写实，和浪漫无关。学者们责备他迷神仙，言重了。

李白单纯。他不复杂。他写那么多求职信，多达十余次强烈要求见同一个官吏，正好表明他的单纯。如果他复杂，他会变着心思去揣摩。事实上，官场那一套，他至死弄不清。他形容自己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可见他大言不惭，秉性不改。

如果李白复杂，那么他在长安做翰林，应该向高力士这样的政治人物学习，必要时，为高力士脱靴洗脚。

即使李白当上有实职的大官，他也多半不会像苏东坡，巴心巴肝为老百姓谋幸福。他还要醉酒、找神仙、别出心裁干他的所谓大事儿。有一点我们能想象：他不会做贪官与庸官。做贪官没理由，做庸官没劲。

唐吉诃德浑身披挂与风车战斗，李白向官场，风格相似。他若生在唐太宗时代可能要好一些。所谓开元盛世，其实危机四伏，各利益集团牢牢把持自己的地盘，异质性的东西很难插足。李白生不逢时，杜甫比他更惨。不过，幸亏他们一生碰壁，才碰出了伟大的艺术。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可惜针对李白，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一本高水平的传记。前辈学人治学严谨，却囿于时代氛围，不得不谨小慎微，妨碍了思想力量的自由凝聚。

眼下讲开放，时机该成熟了吧？谁能学毛姆去掉一切教条、唤起我们对李白的源始惊奇？

传记类作品，在国外，尤且在西方，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一直是受读者青睐的图书品种，催生了不同档次的名家。比如我们熟悉的罗曼.罗兰、茨威格、欧文.斯通、莫里亚克。欧文写梵高、写弗洛伊德是广为人知的。茨威格写的《三大师》，则列入中学生读本，他对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令人信服的、既深刻又生动的描绘，它揭示出：文学的深层意义，就是对生命本质的无穷探索。

在社会生活日益趋同、人的模式趋于单一化的今天，文学的意义是寻觅个体差异。

不仅针对李白。古代各类人物，都有待重新探索。传记类作品，有大量需要开垦、需要精耕细作的处女地。

前面提到李白没心没肺，与其说是损他，不如说是逼近他。他二十几岁出蜀，对家乡的亲人置若罔闻。若以孝道衡量他，他显然是不合格的。不必为他隐讳。为尊者讳，妨碍我们逼近尊者。孝与不孝，是个次要问题，李白的意义是自由，是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皇权下的中国人最缺这个。而缺啥想啥，所以普通百姓都喜爱他，品读他，虚构他。他摆脱了世俗的羁绊，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

毕加索对亲人冷漠，对情人冷酷，却为人类留下五万件艺术品……

根据魏万的记载，李白早年在四川，曾“手刃数人”。他为何杀人？杀的又是什么人？卷佚浩繁的史料，仅寥寥数语。李白杀人，至今是个谜。他少年学剑术，自视为侠客，可能打架斗殴，也可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专家偏重后者，不知理由何在。联想他的性格，他出剑不会犹豫。他舞剑，如同他的狂草书法。宝剑沾过人血了，此后数十年，他从“拔剑四顾心茫然”，到“乃知兵者为凶器”，他是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者，谴责暴力。他不是那种以各种理由杀人、一生嗜血还要冒充仁慈的所谓侠客。影视剧若把他弄武林高手，将滑天下之大稽。

李白的山水诗，通常给人留浪漫的印象。把他标识为浪漫主义诗人未尝不可，但我自己，宁愿不用。中国人喜欢贴标签，贴完就万事大吉、八方叨唠。这种思维的固化倾向，绵延千年，妨碍对诗人的源头性的领悟。细想李白这个人，他对天地人神的感觉，远不是浪漫二字所能概括的。比如他看一座山，和现代旅游意义上的看山，根本是两回事儿。他“热爱祖国山河”，却是具有极强的个性特征，离开个性谈热爱，爱是空泛的、平均化的，热度仅如温吞水。神灵、鬼魅与山峰云霞飞禽走兽搅和在一块儿，对李白来说，这些都具有实在性，难分虚实。他针对感觉写实，而我们误以为他在浪漫，在想象，在形容，调动文学手段去对付山川。——理解李白，这是关键处。

眼下使用频率最高的现实一词，却需要认真考查，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产生位移，会延展或收缩它的地平线。对古人，神灵是现实的；对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理想是现实的，甚至比现实更为现实。1955年萨特携波伏瓦访问中国，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最直接的现实就是未来！

但愿中国人的现实感，不要越走越窄，驱逐神性，嘲弄理想。没有神性和理想照耀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生命的丰富、生活的广阔都无从谈起。一味追逐金钱，会追到麻将桌上去，所谓现实，将收缩为两张桌子：饭桌与牌桌。大人打牌小孩儿上网，小小的“瘾头”将生命吸空，这类场景之多、之常态化，无异于瘟疫流行。

品读古代文人，是追忆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丰富性。并且尽可能，把这种丰富性带到当下。

文学史称一些诗人为伟人，而我们应当知道，伟大诗人的伟大究竟源于何处。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的伟大，源于我们的贫乏，贫则思变，贫则向往。

举几个小例子，再来瞧瞧伟大的李太白吧：

他求仕失意，就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他想念长安了，说：“狂风吹我心，直挂咸阳树。”

他邂逅神仙，其状亲密：“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他与朋友推心置腹，一诺万斤：“三杯重然诺，五岳倒为轻。”

他描绘儿时对月亮的印象：“小时不识月，呼为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向青云间。”

他炫耀长安三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他夸耀自己的才华：“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

读李白的诗，真有天花乱坠狂风吹沙之感。他的诗集，到中唐贞元年间，已是“家家有之”。这说明唐人离他近，不像晋末之于陶潜，反而相隔遥远。中晚唐诗人，宋朝诗人，大都受益于他。包括宋词之所谓豪放派，亦在他身上吸取营养。例子多如二十年前的满天星，不消细说。对他的整体评价，龚自珍有一段话：“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这话是说，李白有能力让异质性的东西统一起来。

李白律诗少，他“薄声律”，如同苏东坡。诗句长短不一，类似宋词。唐朝律诗大盛，李白在风气之外。自由人用自由体，再说他写诗，远不及杜甫刻意和辛苦。他已经开始填词了，一首《菩萨蛮》，一首《忆秦娥》，见于各类选本。唐宋名家词，开篇就是他。《菩萨蛮》上片云：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句子浅显而意蕴悠远，旅人愁思得以赋形。古人以此作画无数。

李白自由奔放，写诗大刀阔斧，不过大诗人都有例外的，他的名作《长干行》，笔触细腻，婉转生情。长干是地名，在南京秦淮河以南，为山岗间的一片平地，错落着恬静的村庄。诗写商妇情怀：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十四为君妇，羞颜尚未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这首不用多说，大概所有的男女都会喜欢。

李白自称秉承中的“大雅”，其传世之作，却更亲近“国风”和古乐府。犹如他羡慕司马相如，却一生傲岸，与认真做好御用文人的相如相去甚远。

他的好诗大都明白易懂，虽然学者们指出他有用典过多的毛病。他确实读过大量经典，熟悉千年掌故，他是李白，他要炫耀的。好在各类选本的注释明白晓畅。名家纷纷注李白，而我们读注，也是一种享受。国学中的训诂学历来发达。游国恩教授牵头编撰的四卷本文学史，分析李白的艺术，十分到位。

唐代大诗人，有两位不喜欢李白，一是元稹，二是白居易。北宋的王安石贬李最激烈。南宋的陆游挺身而出，扞卫李白，质问王安石。到现当代，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推崇“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文坛巨子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七十年代流传甚广。他用阶级分析法，抑杜扬李，为后人所垢病。但书中的一些重要考证，至今已成定论，比如李白生于中亚碎叶。郭老此作，也促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捧读李太白。在我的记忆中，包括我哥哥在内的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获此书要大费周折。

李白的诗，难以编年的形式编成集子，因为不少名篇的写作时期难下定论。他一生马不停蹄，从城市到乡野，何时写何诗，他自己都弄不清。除非派人跟着他。

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身世之谜，死亡之谜，作品之谜……

而最大的谜，是他的生命本身。犹如一座活火山，六十年持续喷发。肉身化作冲天的火山灰，千年万年不落下。

建议国家设重奖，请出高人，为我们解开李白的生命之谜。

2007.2.14.二稿于眉山之忘言斋

杜甫一

唐代诗人中，有一个人好像一直是皱着眉头生活的，这个人名叫杜甫。他瘦而高，柱着一根拐杖，走路慢吞吞，活像人们形容的老朽。他的眼睛是向下的，有时还半闭着，看上去昏昏欲睡。这双眼睛却能看见普天下的倒霉事儿，好比观音菩萨能看见人间的苦难。所不同的，是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她能含着动人的微笑救苦救难，而杜甫，只能眉头紧锁，把无边的苦难写进他浩如烟海的诗作。

他有一首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开篇就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日里的天高云淡，杜甫不写诗。阴风刮起来了，灵感却随风而至。人霉水都磕牙，秋风欺负他，卷走屋上的三重茅草。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杜甫真是霉到家了。成都这座草堂，全家人靠它遮风挡雨。秋风萧萧，小孩儿抢得茅草嘻嘻哈哈，他干瞪眼，“唇焦口燥呼不得”。茅草多半是化作柴火了。阴风方去，黑雨又来，多日失眠的老人雪上加霜。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娇儿恶卧，老棉絮蹬出大窟窿。杜甫彻夜听漏雨，狼狈相可想而知。时值“安史之乱”，杜甫避乱于成都。长夜沾湿，忧家忧国，憔悴诗人盼天明。胸中的诗句源源流出，应和着、抵挡着欺负人的绵绵秋雨。结句陡起，喊出中国读书人的豪言壮语：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堪称杜甫本人的素描，涵盖一生。

此间他又写《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枯棕》、《病橘》等，单看诗名，已知心境。

他是中国的苦难诗人，集个人、国家、民族的苦难于一身。

依我看，苦难二字，比现实主义这类词汇更能抵达他。

他未能活满六十岁，死在洞庭湖里的一条破船上。他饿了几天肚子，据说是猛吃牛肉撑死的。郭沫若先生考证说，那是病牛，牛肉有毒。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杜甫既是撑死的，又是毒死的。

本文只想追问一个问题：杜甫那双眼睛，为何能看见那么多的苦难？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家族荣耀：西晋名将杜预是他的远祖，武则天时的显官兼名诗人杜审言则是他祖父。他在家人的影响下，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名字，一辈子向人夸耀。中国人的家族意识浓厚，杜甫的家族意识又浓于一般人。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一把钥匙。浓郁的家族氛围，弥漫了他的童年。弗洛伊德讲：童年的经历将影响人的一生。

杜甫之于家族，也许和李白正相反。李白的家族意识是隐形的，或可称做潜意识。

杜甫的母亲崔氏，也出自名门望族，生下杜甫没两年，患病死去。不过，她在天堂会看见，她历经磨难的儿子将是如何的出类拔萃。

杜甫早年丧母，却有不少散居各地的舅舅。他写诗颂扬：“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可见他的舅舅们大都出色。

而在父系这边，有个叔父名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那年干了一桩大事：用短刀猛刺陷害父亲的仇人，当场被人活活打死。那仇人伤重不治，临死哀叹说，早知杜并是孝童，他也不跟杜审言结仇了。杜并的生命停止在十六岁，声名却在杜氏宗亲中代代相传。杜甫到晚年，仍以杜并的侄子为荣。

这件事，冯至先生的有详细记载。冯至是现代着名诗人，他写杜甫，不乏出色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家族故事对杜甫只有消极影响，“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些限制作用。”是什么成就了杜甫呢？冯至转而说到社会，以社会决定论锁定杜甫。这个关键处，冯至先生的结论显然欠思考，抹掉了杜甫之为杜甫的个体特征，让我们只见林子不见树。

这类常见的、针对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遮蔽了若干年。

我倒是觉得，家族的背景，对杜甫的成长举足轻重。

杜甫年幼多病，母亲去世了，父亲忙着做官，他寄居洛阳的姑母家。病弱的孩子看世界，和健康小孩儿不一样的。洛阳，武则天执政时改称周都，经营它二十余年，繁华仅次于长安，胡人、外国人随处可见。胡人在街头活蹦乱跳，寒冬互相泼冷水，欢度他们的泼寒节；跳得忘形时，裸体狂叫，汉人为之侧目，政府出面干预。

杜甫大约五六岁，牵着姑母的手上街，东张西望，一惊一咋。他是容易受惊的男孩儿，到郾城看了一回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终身不忘。年轻漂亮而又健壮、又充满野性的公孙大娘，是享有盛名的宫廷舞蹈家，她持双剑，着戎装，巡回各地表演，在中原刮起了大漠雄风。她本人，是有鲜卑血统的。汉人看胡人跳舞，犹如欧美白人看黑人狂欢。

有“草圣”之称的张旭，看公孙大娘跳剑器浑脱舞，悟出神韵，草书才大为长进。

杜甫看见了什么呢？

过了五十年，他写诗回忆说：“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可能是因为公孙大娘节奏太快，动作太野，杜甫受了惊吓，小脸蛋失色，以己度人，觉得围观者个个沮丧，天地也为之久久低昂。

这首着名诗篇，带出了杜甫的身心特征。学者们大都一掠而过，不予深究。

杜甫生活在姑母的温情中。可能在三岁时，他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疫病，姑母尽量多的照顾他，儿子却丢了性命。杜甫隐约有点记忆，长大后别人提起，讲述细节，他泪流满面，刻骨铭心。姑母去世，杜甫为她守制居丧，视同亲生母亲。他看待世界的温和的目光，和早年的这些记忆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天，既要看到社会，更要看见人性。

杜甫七岁写诗，九岁练大字，废掉纸笔无数。他具有乖孩子的那种勤奋，和李白神童般的勤奋有区别。明朝人胡俨，在内阁见过杜甫的书法，形容为“字甚怪伟”。而杜甫在诗中议论书法：“书到硬瘦始通神。”

硬瘦二字，倒像杜甫自己的风格。人们形容杜诗，通常说：沉郁顿挫。不硬不瘦，何来顿挫？

赖有姑母的悉心照料，杜甫的身体一年年好起来，性格也随之开朗。他晚年追忆说：

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对记忆有高超的复制能力，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时间长了，许多人的记忆会走样，感觉会变形。杜甫自幼多病，才有对健康的特殊敏感：健如黄犊走复来。这首诗，写的是从病弱的童年向健康的少年过渡的那种欢欣。

一日上树能千回！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也这样的，可惜现在……中学生小学生，一日上网能千回。

冯至阐释这首《百忧集行》说：“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这话令人费解。时代挤走了杜甫姑母的身影，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姑母如果稍稍偏点心，杜甫命都不在了，哪里还谈得上健康？至于所谓健康时代，我们到后面不妨睁大眼睛细看，它究竟是怎么个健康法。

杜甫从小衣食无忧。他的家庭，虽然父辈不如祖辈，但在社会上还拥有特权，享有尊严。比如免赋税、免兵役，逢节日遇大事，亲友纷纷上门。家庭朝着破落的方向，却是慢慢显形的，杜甫没啥感觉。父亲去世前，一切都不错。他不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心里没有这种阴影。鲁迅小时候为父亲的病跑当铺，感受到莫大的羞辱，家道中落，从小康走向困顿，一辈子印象深刻。杜甫没有类似的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他过着中等人家的生活，至少感觉上是这样。家族传说给予他自豪感和荣誉感，姑母给予他脉脉温情。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他有一份异样的母爱，覆盖在他咿呀学语时母亲施与他的温存之上。他的“身体记忆”有双重母爱。

他长成了温文尔雅的小伙子，在洛阳结交名士，出入豪门。李龟年这样的头号宫廷音乐家，他见过很多次，后来写诗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回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公孙大娘的剑舞，李龟年的歌声，当时俱为顶尖级的艺术。杜甫有幸近距离感受，对他日后锤炼诗歌，多有裨益。

二十岁，弱冠之年，他将离开温暖的家，漫游天下。唐代士子漫游成风，“游”出见识，也“游”来前程。据说当时的考官，要看考生名气的，有名人或政要推荐的考生，考官将优先考虑。学子都是诗人，诗人们都在漫游。有钱人家的孩子，通常能远游。穷人的儿子，游的范围小，除非他有边游边结交富贵朋友的本事。帝国交通发达，物质丰盛而价格便宜，也给诗人漫游提供了方便。

杜甫第一次漫游，游到江南去，游了四年，求仕的目的并不明确。他有财力支撑，不管是来自父亲，还是来自姑母或舅父们。这一点与李白相似，虽然他远不及李白阔气。临行前，父亲和姑母可能叮嘱过他，他频频点头，可是一旦上路，游出去了，异地风物扑面而来，他会应接不暇、忘乎所以的。面容清瘦的小伙子，清澈的目光投向江南水乡。只身远游，将故乡远远抛在身后。目的不明确，感觉正好向世界敞开。白天在路上，夜里在床上，各种新鲜事儿纷至沓来。他游到苏州，游到绍兴，游到金陵，对世界充满好奇。他写诗并不多，我们无从捕捉他诉诸文字的丰富的感觉。求官，写诗，尚未形成强烈的主观意志。如果杜甫二十岁就一门心思想做大诗人，那么他多半会成为小诗人。我依稀觉得，他是三十几岁落魄之后，才形成了上述两种意志。其实这正好。大诗人的出现，应该是丰富的感觉在先，强烈的意志在后。

立志太早，势必封杀感觉。

而眼下各艺术门类，意志铺天盖地，感觉一片萧条。人人都在求异，结果却是趋同。

可惜我们无从进入年轻杜甫的感觉世界。我们只知道，他读过了很多书，带着一颗备受母性呵护的温柔的心，漫游在温柔的江南。

这四年，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往往一笔带过。苦难诗人的生命中的欣悦，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

四年后他回巩县，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没考中。他不在意，打点行装又上路。这一次漫游齐赵，现在的山东与河北。他和司马迁、和李白一样不考虑成家，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似乎表明：他上次游吴越感觉蛮好。

2杜甫二

杜甫后来写诗回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行头不错，像个官僚人家的子弟。此间他父亲迁奉天（陕西乾县）县令，继续做他的后盾。齐赵山水雄浑，民风粗犷，杜甫也为之一变，骑马打猎纵酒。据说他的酒量不同寻常，他直接描写喝酒的诗不多，是因为这类好诗被李白占了先。他写《饮中八仙歌》，表明他自己就是出色的酒徒。酒徒观酒徒，方能入木三分。李白是剑客，杜甫是射手。他箭法不一般，有诗为证的。他打猎的地方是在山东益都的青丘一带，茫茫野地，狐兔出没。他和朋友纵马驰骋，豪兴大发的时候，弯弓射月。从冬天到初夏，他盘桓青丘半年之久，狩猎的兴奋连接着野地的神秘与空旷。有时睡在草丛中，半夜醒来，满天繁星大如斗。

所有这些体验，无不构成诗意的元素。陆游总结说：功夫在诗外。伟大的诗人，他的生活是个整体，没什么可遗憾的。

杜甫二十五岁登泰山，写下平生第一首传世佳作：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历代诗人写泰山，此诗公认第一。泰山绵延横跨齐鲁，好个“青未了”，没有比这更贴切、更舒服的文字了。诗名《望岳》，在古代，山之高而尊者称岳，泰山为五岳之一。决眦：裂开眼眶，形容归鸟飞来之势。

诗无达诂，但注释是必要的。我手头这本山东大学选注的《杜甫诗选》，由冯沅君、萧涤非等名家牵头，注释非常精当，品读再三，如饮好茶。

此后数年，杜甫仍在齐赵漫游，年谱上是空白。

两次漫游，七八年的时间，杜甫的生活细节令人费猜想。犹如考古工作，凭借一爪半鳞就要忙一阵的，还得展开想象。杜甫这几年，文学史一般概括为“裘马清狂”，这也挺好。持批评态度却没有必要。大诗人过点好日子，让我们这些伟大艺术的受益者能为他感到欣慰。何况，没有好日子，哪来坏日子？如果杜甫生下来就遭遇兵荒马乱，他会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缺乏生活的幸福感，对苦难的敏感会大打折扣。

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杜甫恣意漫游，年轻人朝气蓬勃，感受着帝国的繁荣：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当时，山东的丝绸天下第一。商贾不绝于道路，诗人们随意远行。豺虎既指野兽，又喻剪径的歹人。全国治安状况良好。男人乐于躬耕，女人栽桑养蚕，家是完整的家，没有突如其来的城市化让大批农民年复一年仓皇出走辗转异乡。

从此诗看，年轻杜甫的心境是非常阳光的。

帝国浓重的阴影，尚未进入他的视野。未入仕途，很多事他也不知情。

这近十年的时间，杜甫身边大约有过女人，他不大可能是处男。唐代妓女多且素质高，琴棋诗画是竞争手段。如果杜甫碰上一位红颜知己，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设想，他不会带回家：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李白娶谁自己作主，杜甫不可能这么干。

杜甫二十九岁回老家成亲，夫人姓杨，杨什么不清楚。她父亲的名字倒传下来了：杨怡，官居司农少卿，地方政府管钱粮的副职。正卿为正职。由于两个因素，杨怡的名字流传至今：首先他是官员，其次他是男人。

即使在唐代，即使是杜甫的妻子，杨氏也未能向我们亮出她完整的名字。

杜甫自立门户，在洛阳偏北的首阳山下开辟了几间窑洞。杨氏为他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充满了温馨。窑洞冬暖夏凉，布置考究，杜甫参与了开辟“土室”的全过程，包括挥锄挖洞。洞前有个宽敞的坝子，摆酒待客，小孩儿嬉戏，夫人含笑忙碌。杨氏的年龄，当比杜甫小十几岁吧？她也算大家闺秀，我们不妨推测她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又细腻，两条长长的玉臂，一头浓密的乌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温情脉脉的丈夫，漂亮而贤惠的妻子，各自都有官员父亲的支撑，不愁日常用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光景，杜甫的幸福可想而知。晚年在成都，在夔州，他经常写诗回忆。姑母和继母在他婚后不久相继去世，他为她们守制居丧，撰写祭文、墓志铭。杜氏大家族，他无疑是文采最好的。为此他受到长辈的夸奖、平辈的尊敬、晚辈的仰慕。他不无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可见写诗是家学的重要内容。他在山东写下的《望岳》，已经在洛阳流传，也许传到了长安。

远祖杜预、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首阳山下，杜甫与光荣祖先的英灵同在。温馨的窑洞也是精神家园。

杜甫婚前婚后的生活，我认为是重要的。可是冯至先生认为不重要，用批评的语气说：“他又回到一个礼教家庭的气氛里，生活无从展开。”

怎么才算生活展开呢？是安史之乱提前到来吗？

作为个体生命，幸福总是好事。不能为了凸显杜甫的苦难，而将他的幸福打入冷宫。不仅冯至，当代众多学者也轻视杜甫的幸福生活。这么做，其实费力不讨好。苦难扎根于幸福，犹如冷色来自暖色。生活的落差，带来感觉的丰富……

天宝二年（743年），三十二岁的杜甫再度漫游了。有家无业，毕竟显不出男儿本色。父亲老了，不可能给他永久支撑。他自己也着急，求官的意志变得明朗。他游到洛阳去，一待就是两年。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他和李白相遇，写诗抱怨说：“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这话有点蹊跷。杜甫为什么抱怨洛阳呢？

洛阳达官贵人多。长安的显贵们，大都在洛阳有府第，因为皇帝常到洛阳。碰上灾年，全国粮食欠收，皇帝就带着他庞大的官僚集团住到洛阳来，自称食粮天子。洛阳四通八达，不愁物质供应。天下士子奔前程，首选长安，其次便是洛阳。杜甫第三次出游，目标锁定洛阳，求仕的动机似乎不言而喻。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都市，一下子全变了。人有多重面孔，城市也一样。杜甫奔走官府，怀揣父亲给他的那点钱财。他看见了口是心非，目睹了尔虞我诈。官场的常态，对他却是震撼。失望和厌倦随之而来。恰好李白过洛阳，杜甫慕名拜见，交上朋友之后，针对东都洛阳发牢骚了。

此时的李白刚从朝廷出来，人称李翰林。才高，名气大，怀揣玄宗御赐的金子，走路高视阔步。三十四岁的杜甫跟随四十五岁的李白，难免有些紧张。他竭力弄懂李白，渴望跟李白游。按常理，李白虽然在皇帝身边不甚得意，但是到民间摆谱，却有足够的资本。然而李白不能用常理推断的，这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永远目光向上，越过了金銮殿，朝着神仙。杜甫年龄小，质量也小，被李白所吸引，不由自主跟他游。唐代读书人，谁跟谁游可不是一桩小事儿。杜甫若是夹带了一点私心，希望跟李白游出名气来，是可以理解的。

李白仰望着神仙，杜甫仰望着李白。李白到哪儿，杜甫跟到哪儿，无论到开封附近采瑶草，还是渡过黄河，到山西王屋山寻找着名道士华盖君，不闻仙人长啸，却听野兽咆哮。听说华盖君死掉了，两个大诗人，几乎抱头痛哭。不久，高适加入进来，三个诗人一块儿游，骑马佩剑，游到剑侠出没的宋州（河南商丘）去。杜甫很激动，用李白的口气写诗：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所谓通都大邑，就是指宋州这类城市，州县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数字巨大。舟车川流不息，各种口音都有。令人吃惊的，是杜甫笔下的杀气。李白自诩杀过人的，剑术了得。杜甫显然是用李白的眼光打量宋州。

寻仙，杀气，迷李白……此时的杜甫丢失自我了。

这种短暂的丢失，是为了赢得更丰富的自我。个体生命，往往暗藏这类诡计，近乎本能地朝着生命的更高形态。观察一群小孩儿玩耍、年龄小的追随年龄大的，很能见出端倪。一切优秀人物，都会经历丢失自我的过程。所以优秀人物会总结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谦虚使人进步；学习学习再学习……杜甫迷李白，与眼下追星族的瞎起哄是两码事儿。

秋天，三个男人到山东单县的叫做孟诸的湿地打猎。杜甫后来感慨：“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几年后高适从军，并成为着名的边塞诗人，他打猎的手段，想必不会输给李杜。

李白有一首《秋猎孟诸夜归》，其中说：“鹰豪鲁草白，狐兔多鲜肥。”杜甫替禽兽悲哀，而李白只知秋天的野味鲜美。旷野夜幕四垂，升火烤狐兔，李白大约是享用腿肉，吃得满嘴流油。杜甫、高适尊他为大哥。他也不客气，拿了就吃。月亮升上高天，酒气弥漫开去，三个音容迥异的男人醉醺醺上马，扬鞭驰往宋州城。

这样的日子，我辈是只能追慕了。以人类目前的处境看，再过一万年，此景也难重现。二十年前我尚能背着一杆枪在林子里转悠，现在，不可能了。

就生存的张力、生命的喷发而言，古人似乎拥有更多的可能性。科技进步，全球化，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尚须试目以待。达尔文说：进化本身就意味着退化。活生生的生命，流光溢彩的个体，现在确乎少见。将来可能越来越少见。生活的统一模式抹掉差异……行文至此，我亦唏嘘。我是在水泥房子里，写茫茫大泽中的李白杜甫，黯淡的目光投向那熊熊火光。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尚能对伟大的生命展开想象。再过若干年，当人造物与互联网进一步覆盖这个可怜的星球，连想象都会失去凭据。

次年初，高适先告辞，游江南去了。

李白杜甫游至山东，在齐州（济南）分手。李白继续寻找神仙，而杜甫心忧前程。他转而投奔另一个姓李的男人：李邕。此人时任北海（山东益都）太守，名望在李白之上。开元天宝年间，李邕是全国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年轻时就冒犯过武则天，现在接近七十岁了，白发银须，声如洪钟。他的文章写得好，书法的名气盖过张旭和颜真卿。他认识的达官与名流成百上千，随手题字，润笔丰厚。他挥金如土，帮助过无数的穷朋友，每到一地，据说都能引起轰动。李白也曾拜谒他，写诗发牢骚。而见过皇帝之后，李白对李邕的兴趣减淡了。李白飘然寻仙踪，杜甫步他的后尘拜见李邕。邕读作庸。

杜甫跟随李邕游起来了，从齐州城游到大明湖中的历下亭，同登鹊山湖对面的新亭。李邕大杜甫几十岁，地位名望更不用说，可他仅仅因为杜甫的一两首诗就高看杜甫，与之漫游，谈诗论文。单凭这一点，就表明李邕的心态很年轻，不拿架子。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男人的共同特征。其实，拿架子很不划算，僵化、固化、老得快。——这也是古今中外善于摆谱的男人的共同特征。

李邕把酒论诗，历数当代诗人，从崔融说到苏味道（苏东坡的祖宗），佩服杨炯的雄健，批评李峤的华丽。杜甫紧张地期待着。李邕终于提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称杜审言不错，风格既雄健又和雅。杜甫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避席，趋前，拜谢。

这段游历，对杜甫强化诗人意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天宝初年杜甫从二李游，历时一年多。求仕的意志和诗人的角色意识同步增长。二者又混为一团，难分彼此，受难者与大诗人即将登场。这几乎一目了然，奇怪的是，涉及杜甫的文章，鲜有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思考。

天宝四年（745）的秋天，杜甫与李白再度相逢于山东，一起到衮州寻访道人隐士。杜甫还是小弟弟兼仰慕者，但自信心有所增强了。他写《赠李白》，道出另一种感受：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李白炼丹，杜甫也炼丹。别后重逢，炼丹是重要话题。杜甫自称愧对炼丹老祖葛洪，含有从此洗手不干的意思，也规劝李白。杜甫对李白傲岸的生存姿态，并不赞同。飞扬跋扈，此处指狂放不羁，不含贬意。

二人在山东揖别，从此天各一方。

时间显示出李白的份量。盛唐人物比比皆是，像李邕，更是堪称一流，但杜甫对李白的怀念，远远超过对李邕。李邕毕竟是官场中人，享有盛名，这盛名却是附加成份多。杜甫怀念李白，乃是杰出的个体，本能地受到另一个杰出个体的强烈吸引，是生命对生命的最高礼赞。

李白赠诗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其中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杜甫排行老二，故称杜二甫。李白人称李十二。他的诗集里，有人叫三十六的，估计是庶母所生。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其热闹景象可想而知。李白是远离家族的一只孤雁，杜甫则负有家族的使命。

李白对杜甫，是否有大致相等的怀念，这并不重要。不必把李杜的友谊搞成双向对等。

杜甫下一个人生目标，锁定京城长安。

杜甫三

唐朝诗人，不到长安非好汉，既为求官，又为长见识。八世纪中叶的长安，乃是超一流的国际大都市，吸引胡人，朝鲜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全城由110个“坊”组成，坊是方形建筑群，各有名称。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东西两市为繁华商业区，城北是皇宫所在地，高官的府邸如众星拱月。着名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有考古专家说，它宽达一百四十二米，可供数十辆四马高车并驾齐驱。这么宽的大街，古今第一。长安人家，几乎家家户户有院落，富人弄风景，穷人栽蔬菜。街市永远热闹，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和尚、道士、游侠、艺人、权贵与草民、良家女和烟花女……诗人们到了长安，才知道什么叫大千世界。

杜甫在长安，一般称为长安十年。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

初到长安，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城北，出入豪门，气宇轩昂。后来逐年南移，四十多岁移至城郊少陵一带的穷人区，自称少陵野老。他本来有个进身的好机会，因为唐玄宗已经发现了他的才华，可是有人从中作梗，导至他仕途不畅。他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难，和这个人有极大关系。

杜甫到长安，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参加朝廷的考试，二是结交达官贵人。汝阳王李琎是唐玄宗的侄子，杜甫能到他府上走动，多半有某种背景。何人举荐却无据可查。杜甫的袖袋里，可能有几封举荐信的。他进京献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前提是要踏进王府的门槛。二十韵，恰到好处，三十韵长了，十韵又短了。这是献诗的技术问题。唐朝风气如此，杜甫没啥难为情的。毋宁说他急于要敲开几道朱门。狂傲如李白，被皇帝召到长安，第一个动作，也是把他的得意之作《将进酒》呈给三品大员贺知章。

唐宋文人，其实很善于做自我宣传。好诗写给人看，求名求利不觉汗颜。文人羞羞答答，是明清以后的事。

杜甫写《饮中八仙歌》，不失为一张精心打造的名片，笔下要么是高官，要么是名人。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此诗一韵到底，奔放，自由。杜甫到长安感觉良好，可见一斑。他写的八个人，各得两句、三句、四句不等，惟有李白得四句。而把贺知章放在汝阳王和左相李适之前面，并不犯官场忌讳。这似乎表明，盛唐的统治，确有某些宽松。麯车：酒车。移封：改换封地。传说甘肃的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旧唐书》记载张旭：“每醉后，号呼狂走，素笔挥洒，变化无穷。”

中国人没有狂欢节。唐人狂放如此，也未能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传统。眼下各类洋节在都市流行，独缺狂欢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唐人的狂放，说到底还是特权阶层的事。诗人有文化优势，以诗入仕，优势又变成特权。而庶民草民，衣食无忧就谢天谢地了，狂不起来的。

所谓唐帝国，不能单看人口、物价和城市规模，市井小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指标。

杜甫在长安的头两年，日子尚能对付。他住客栈，有时进入某个贵族的豪宅，待上十天半月。他献诗，换来吃住，吃得好也住得舒服。他手中有钱的，还跑到赌馆碰运气。赌了好几次，惭愧了，写诗为自己辩解说：“有时英雄亦如此。”可能他还逛青楼，却不似李白写在明处。他是常在城北富豪区走动的人，有些朱门敲不开，门槛高了，他进不去。他也不计较，踅入高墙之间的窄巷抹抹胸口。反正这些事儿没人知道。辗转朱门，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谪仙李太白吧，吃过权贵多少苦头？

高官显贵虽多，却没人从骨子里欣赏杜甫，进而施以援手。欣赏他并帮助他的贵人还没有出现。老天磨砺他，先把他的命运交到小人手里。

天宝六年（747），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却陷入一个弥天大谎。科举考试史上最荒唐的一次，让三十七岁的杜甫碰上了。天下学子奔长安，竟然全军覆没。那个身居朝廷要职的小人，倒向玄宗贺喜：“野无遗贤。”——乡野的人材都进了官府，一个不剩。那玄宗年事已高，又与二十多岁的丰腴佳人杨贵妃朝夕厮磨，空前的肉体化，大脑迷糊。盛世君王的角色意识让他听谗言十分顺耳。皇帝迷糊，贤臣奸臣俱清醒，可是这种时刻，贤臣往往不敌奸臣。为什么？

一般说来，贤臣总是希望唤醒皇帝，而奸臣则充分利用皇帝的迷糊，施以催眠术，引导天子干蠢事儿。

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这三种角色，绵延数千年。

杜甫作为普通考生，当然不知内情。他急了，改变策略，精心构思，写歌颂皇帝的大赋投进“廷恩匦”。——这是一种广纳民间贤才的箱子，设于武则天时代。唐玄宗如同汉武帝，一看大赋高兴了，传令下来，让杜甫参加集贤院由丞相亲自主持的考试。杜甫喜出望外，信心十足赴考，笔试面试顺利过关，仕途在望了。考官祝贺他，考生恭维他。回客栈他一面喝美酒一面等消息，街上但凡响起锣鼓声，他就以为是报喜的队伍来了，箭一般射出去。

过了十余天，箭步改蹒跚，热望化为泡影。

又是那个小人，把杜甫的命运玩于掌股之中。杜甫的试卷呈给他，他看都不看，随手扔掉了。

小人名叫李林甫，时任右丞相。李林甫并不认识杜甫。他也不大识字，以错别字知名于盛唐官场，闹过无数笑话。他视读书人、尤其视文人为天敌。文人满口圣贤书，动不动就说什么苍生为重社稷为重，李林甫最讨厌了，他是凭着野兽的直觉行事的，恨不得把朝堂变成黑社会，架空皇帝，他做黑老大。官场一切小人，都有黑道人物的生存特征。张九龄、严挺之、李适之、李邕、房琯……这些文人兼高官，全都被李林甫搞掉了。李邕是他派杀手杀死在北海任上，做过左相的李适之则被他逼死在宣春。他迫害仕途上的文人，又防止民间的文人进入仕途，双管齐下，收效显着。皇帝正昏睡呢，他杀一批整一批堵一批，皇帝听汇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等到安禄山谋反，起兵二十万杀向朝廷，这皇帝老儿才会从龙椅上弹起来。

凶神恶煞的李林甫，却是逢人三分笑，说话比蜜甜。成语“口蜜腹剑”，来自他在人生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演。有证据表明，唐玄宗也是被他推进杨玉环的怀抱的。杨玉环原是寿王妃，天生丽质，李林甫想办法让玄宗迷上她。他从不读书，二十岁踏上仕途，从一个部门跳到另一个部门，献媚后宫，插足东宫（太子宫）。他培植的党羽，成活率惊人。几十年违非作歹，在玄宗的眠皮子底下混成了大魔头。老天安排另一个奸臣杨国忠收拾李林甫，巨额家产充公，所有子孙流配……本文以几百字打发他，实在不过瘾。这种小人的榜样，败类中的佼佼者，真该用几十万字来瞄准他，辨认他的弹跳空间，摸清他的生存路数，阐释并定位他。

只有“恶”被定位了，“善”的领域方能向人们显现……

杜甫考试考不中，集贤院的兴奋又昙花一现。

他陷入巨大的苦闷。

这一年的秋天长安多雨，杜甫霉到家了，衣服被子生了霉，下床便是青苔，出门踏水凼，积水中还生出小鱼。他卧病一百天，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坏透了，心情糟透了，如果不是牵挂老婆孩子，真想一蹬腿飘然西去。他快要死了，脑子里却有诗句晃动，发出阵阵哀声：“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饥卧动即向一旬…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而长安的富人们，正忙着欣赏雨中秋色。曲江，渭水，画船争艳。有车族有马族，很多人预料到来年的通货膨胀，跑到洛阳去了，成千上万的穷人哭饥号寒。所谓健康时代，百姓的生活原来不堪一击。

杜甫的富朋友，和李白有钱有势的朋友一样，患难时踪影全无。倒是一位叫王倚的普通朋友，把大病初愈的杜甫接到他家去，花钱请医生买补品，使他慢慢康复。

病榻上的杜甫，终于看见这几年自己在长安的真实身影：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酸辛！

大病一场，跟死神照过面了，寻视周遭的目光会产生变化。这几句诗，道出多少文人的辛酸。

杜甫的“沉郁”，大约起于此时。下沉，沉积，过渡到沉静，携同忧郁、忧思、忧愤。仕途险恶人情冷暖，心凉了，转化为灵感的热能，诗语顿挫。

弗洛伊德把艺术定义为欲望的升华，殊不知，苦难也会升华。

杜甫的父亲可能死于这一时期。无人传消息。囊空如洗。他到山中采药，弄到街头叫卖，也卖给一些富朋友，避开他们嘲弄的眼神，坦然接过几个小钱儿。献诗，卖药，劳心又劳力，却是为了活下去。他从富人区走到贫民窟，眺望巍峨的大明宫兴庆宫，看看身边衣不蔽体苍蝇乱飞的流浪汉。他已经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他熟悉贫穷的所有细节。他自嘲饿不死，十天一顿饭，也捱过来了。长安城里他四处转悠，挎着宝贵的药篮子。是否摆过地摊，我们不得而知。

渭水上有座桥，称咸阳桥。士兵们为皇帝开拓边疆，一拨又一拨从桥上走过，刀枪指向远方的西域。杜甫几番站在桥旁，目睹军队走过。他想看什么呢？他可不是壮军威，为唐军出征叫好。他看见的，是撕心裂肺的送别场面：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王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耶通爷。武皇：汉武帝，代指唐玄宗，唐人诗中常用。山东：华山以东，代指全国。唐置州郡近二百。犬与鸡：秦兵自古耐战，所以被朝廷调来调去，无异犬与鸡。

天宝年间，唐军疯狂开边：鲜于通攻南诏（云南西北部），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远征大食（阿拉伯），带去的数万人全军覆没；安禄山强攻契丹，又死六万人。朝廷不甘心失败，大募新兵，连抓带骗送往军营。说：“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盛唐离乱唐只一步之遥。这一歩，却留给历史学家一连串的大问号。

杜甫写《前出塞九首》，直接追问统治者了：“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一眼看透皇权的要害处，追问它的逻辑，它的运行模式。

第六首铿锵有力，传为名篇：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强。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杜甫和托尔斯泰不同，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与李白同：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土够大了，为何年复一年搞扩张？以御敌为由，搞先发制人，这是强盗的逻辑。

载：“天宝八载，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

此间杜甫激愤，诗语高亢，却不像喊口号。大诗人能掌控情绪的节奏。他在咸阳桥徘徊，回到简陋客栈写诗。

他盯上人间的苦难。

天宝十年以后，过了四十岁的杜甫，在长安的日子小有起色。郑虔、岑参、高适等人相继来到长安。郑虔有诗书画三绝的美誉，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却有人告他私撰国史，终身仕途不畅。二人常对饮，各发各的牢骚。郑虔的书画，曾受到玄宗的高度赞赏，可他官职卑微，有时饭都吃不饱。当初李邕一幅画能卖天价，郑虔为何卖不出去？只因他官小，又受过严重处分，能买画的达官贵人他攀不上。他画马送给杜甫，杜甫卖药请他喝酒。

长安的小酒馆，两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借酒浇愁。

岑参加入进来，方移至酒楼畅饮。岑参是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在军中任职，境遇比杜甫、郑虔好。年近半百的高适官运更好。朋友们给杜甫资助，帮他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盖起房子，结束了京城流浪的日子。这位饱受权贵和客栈老板白眼的诗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欣喜之情藏不住，动不动就自称“少陵野老”、“少陵布衣”。他与岑参、高适等人同登大雁塔，后世文人传为佳话。大雁塔当时叫慈恩寺塔，共七层，高达六十四米，是长安的标志性建筑。

杜甫把家人接到长安，可见他对未来信心大增。妻子杨氏，此时不到三十岁，大儿子宗文五岁，小儿子宗武未满周岁。杜甫曾回过洛阳，时间很短，却让妻子有了身孕。杨氏到长安，面呈喜色，宗文宗武蹦蹦跳跳。

杜甫对自己这些年的辛酸遭遇只字不提。

好男人都这样。

然而家里用度紧张，杨氏心中有数的。有钱买米无钱买盐，赊借是常事。偏偏这一年，绵绵秋雨又来了，一连下了六十多天，米价暴涨，很多人家顾不得御冬，抱着棉被换米吃。杜甫不得不筹划，将妻儿送往奉先（陕西蒲城）投靠亲戚。

老婆孩子走了，家里变得空荡荡。杜甫深夜守着孤灯，写下一封又一封求职信。杨氏临走时，几番欲言又止，他心里何尝不清楚？“贫贱夫妻百事哀”，杨氏自从跟了他，七年了，没享几天福，却少有怨言。为前程，为家人，杜甫什么不能干呢？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朝廷一纸任命，派杜甫到河西县担任县尉。到长安这么多年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县尉系实职，专管衙役、捕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刑警队长。唐代县尉多由进士担任，京畿县尉职位尤重。县尉有油水的，灰色收入数不清，捉人放人都能搞钱。

杜甫获此殊荣，却断然拒绝，为什么？

因为高适当过县尉，感触多，辞职了。高适写诗说：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长官面前，县尉是趴在地上的孙子，可他挥鞭猛抽老百姓，顷刻间又变成豺狼虎豹。

杜甫宁肯要饭，也不向黎庶挥鞭。

高适也一样。

中国古代文人，慈悲心肠是共同特征。所谓人文关怀，底层关怀，不是一句空话。文人读书多，有修养，目光能穿越各阶层，越过集团利益，投到百姓身上。虽受穷受苦，不改其志。历代文人做官，多有建树，多为良吏，这个现象不思已久，所以值得深思。在今天看，人文领域向各级政府输送人材，其宝藏之丰，只会超过自然科学，而不是相反。欧美诸国，先例甚多。法国现任总理是诗人，德国前任总理是哲学教授，而美国的总统、要员多出自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耶鲁大学……

杜甫不做县尉，是他漫长的求仕生涯中的小插曲，却足以令我辈对他的大品行肃然起敬。

杜甫采药度日。朝廷的任命，像吹过去的一阵风。

穷就穷吧……

天宝十二年（753）的春天，杜甫在长安享受了一次视觉盛筵：他亲眼目睹一大群宫中丽人游曲江，踏青芙蓉苑。不知是偶遇，还是专程赶去看热闹。三月三为上巳节，宫中佳丽鱼贯而出，曲江边上姹紫嫣红。杜甫写下七言排律《丽人行》：

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离佳丽近，皮肤都看清了。杨玉环和她的三个姐姐走在丽人队伍前边，佩环摇动，酥胸半裸。不难想象，一辈子忠君、又只身待在长安的杜甫，眼睛会睁得很大。杨玉环天姿国色，杜甫“惊艳”，是说得过去的。诗人钟情山水，而女人之美又在山水之上。可是我手上的几本书，都说《丽人行》是讽刺诗，揭露贵妇们的奢华。“态浓意远淑且真”这一句，注释俱云：这是说反话。

类似的导读，实属多余，好像我们看不懂似的。

杜甫接着描绘丽人们的服饰、她们吃腻的驼峰、迟迟伸不下去的犀牛角镶饰的筷子。笔峰一转，写杨国忠：“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右丞相。丽人踏青先走一步，他骑马随后赶来，大模大样的，下马直趋众佳丽。锦茵：锦绣的地毯，指贵妇小憩之地，有帐篷，供丽人们补妆换衣。炙手可热：唐代长安人的市井语，属中性词，流传至今，含贬义。

杨国忠是玉环堂兄，他和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有暧昧关系。《旧唐书.杨玉环传》有载。

杜甫这首诗，感觉是复杂的，有讽刺的成分，但够不上讽刺诗。杜甫善于写实，也包括感觉的真实。他写诗未必主题先行，他会忠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换句话说，他有良好的艺术直觉。

次年杜甫得了一个小官职：兵曹参军，从八品，保管军用仓库的钥匙，被军官们呼来呼去，开门锁门。好处是有点俸禄，他不用去卖药了。门前喝酒，仓库里读书，倒也自在。余下一些银两，准备带给老婆孩子。

天宝十四年的秋末，杜甫赴奉先探亲，半夜从城里出发，天寒地冻，百树凋零。凌晨路过骊山，遥望华清宫，想象玄宗与杨氏兄妹正在宫中。《旧唐书》说：“玄宗每年十月幸清华宫，国中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

皇家哪有萧瑟秋天，皇家的冬天也是春天。

杜甫赴奉先，心情想必是愉快的，长安十年流浪，毕竟跻身仕途，少陵原上有个家。他骑马，昼夜兼程，耳边回响着华清宫的音乐。

漫天飞雪夜归人，多么兴奋！进柴门却听见哀嚎声：他最小的儿子刚刚饿死。

杨氏痛哭，四邻抹泪，他这做父亲的，老泪纵横心如刀割。

草草安葬了幼子，杜甫在奉先写诗，五百字一气呵成。《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丰碑。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稷与契：尧舜时代的两个贤臣，后稷教农民稼穑之术，契协助大禹治水。濩落：大而无用。契阔：勤苦。

诗从志向入手，忧国忧民。四百字以后，才写到幼子饿死：“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这在儒家精神中，堪称光辉夺目的核心价值。

中年丧幼子，杜甫却能看到自己是特权阶层的人，比失去田地的农民、到远方打仗的士兵强多了。他都这么悲惨，平民百姓又将如何？“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透过杜甫的身影，我们看见了托翁，把自己世袭的土地分给穷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是托翁化身。

杜甫对皇帝的忠诚，沉痛而坚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可是同样坚定的是他伟大的民间立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

彤庭：朱红色的朝廷。城阙：指京城。

意象改变印象，城里的大明宫、城外的华清宫都变味儿了。

纵观中国封建史，聚敛这类词，真令人感慨万端。巧取豪夺招数之多，之富于想象力，诗人们只能瞠目结舌。庶民小民在温饱线上挣扎，因其数字庞大，每次都是聚敛的主要对象。

由此可见，眼下传播最广、最能激动人心的和谐二字，份量有多重。

杜甫针对长安骄奢淫逸的权贵们，发出怒吼：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首咏怀长诗，像是打开了一道巨大的闸门，杜甫瞄准苦难的声音一发而不可收，惊天动地。

长诗末尾他写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忧端指愁绪，它和终南山一样高。澒洞：广大弥漫貌。

李白被称为谪仙人，而杜甫则像上帝派到人间的苦难使者。他的忧思当即被验证：天下大乱已在北中国拉开了序幕。安禄山想当皇帝，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二十万，铁骑杀向洛阳和长安。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战乱结束，唐帝国的人口从五千多万降至一千多万，近三千万人命丧黄泉。

杜甫四

安禄山是胡人，生得高大肥硕，体重三百三十斤，“腹垂过膝”，时常显得笨手笨脚，对人憨笑。他是唐玄宗封的惟一的异姓王，身居三镇节度使，手下兵力是唐军的三分之一，并且胡兵胡将多，骁勇善战。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对皇帝绝对忠诚。他拜杨玉环为干娘，出入后宫，跪献奇珍异宝。玄宗亲切地叫他“禄儿”，以拍打他的超级大肚子为乐。

唐朝数州为一镇，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

右相杨国忠，却不喜欢安禄山，两人常在皇帝面前闹别扭。杨国忠看出安禄山想谋反，屡次提醒玄宗，玄宗不听。杨国忠动员太子李亨和左相韦见素进谏，玄宗还是不听，认为杨国忠和安禄山搞不团结。杨国忠固然是奸臣，却不似他的前任李林甫是百分之百的奸臣。安禄山谋反，这件唐代最大的祸事，他始终清醒，令人诧异。的相关记载很详细，笔者读罢掩卷而叹：如果杨国忠和安禄山并非政敌就好了，玄宗听了他的话，三千万条性命可保平安。

问题出在玄宗。这老皇帝，迷糊得非常厉害了。迷神仙，迷谗言，迷杨玉环的玉体。他在位数十年，统治天下麻木了，甚至厌倦了。如同一个长期不患病的人，对疾病似乎并不反感。或如一位安全行驶超过十万公里的司机，可能由于“死亡本能”，潜意识趋向一场交通事故。总之，唐玄宗的麻痹思想值得研究：动用包括存在论、心理学、精神分析在内的诸手段瞄准他，而不是仅仅依赖教条甚多的历史学。

安禄山反，也是事起仓促。他本打算等到皇帝驾崩再起兵，有两个高级幕僚怂恿他，刺激他的野心。此二人，名字怪怪的，一个叫高尚，一个叫严庄。二人合力，为安禄山制造当皇帝的幻觉，于是，安禄山也迷糊了，提前造反，不顾他的儿女还留在长安。他率军杀奔洛阳，得知儿子被腰斩，女儿被赐死，竟大恸：“我何罪？而杀我子！”为报仇，他当即杀了一万唐军降卒。铁骑所过之处，见城屠城，烧房子，淫妇女，抢珠宝，侵略者欢天喜地。城市与乡村，大路小路，“茫茫走胡兵。”

史思明也是胡人，干瘦，精明，擅长军事。一胖一瘦两个大魔头，横扫半个中国。仅三十三天，洛阳沦陷。

初，河北二十四郡纷纷亮白旗。首先奋起反击的，倒是以书法知名的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太守颜真卿，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全然不惧，七千勇士殊死抗敌，并传檄诸郡，共筑长城。称他“首唱大义”。唐玄宗闻讯，狂喜，在宫中跌跌撞撞，大呼颜真卿的名字。

然而六月八日潼关一破，二十万唐军全线溃败，皇帝在长安待不住了，逃往四川。出京城狼狈之极，杨国忠跑到街上买来一块粗面烧饼，他一阵狼吞虎咽。嫔妃子孙抓饭吃，抢饭吃，老玄宗坐地长叹，涕泪交流。走到马嵬坡（陕西兴平县境内），禁卫军哗变，杀杨国忠，支解其体；以钝器猛击左相韦见素头部，脑血迸流，侥幸逃脱性命。“六军不发无奈何”，玄宗赐死杨玉环，一代佳丽吊死在佛堂内，红颜苦挣扎，裙裾随风起，宛如变调的“霓裳羽衣曲”。

杜甫一家人，于天宝十五年的暮春加入逃难的滚滚人流。西北黄土地，百万难民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望风而逃，今日向北明日向南。杜甫跌入荆棘丛，摔伤了腿，爬行艰难，老婆拉儿子推，半天前进一百米。眼看落入胡兵手，幸亏一个侄子，骑马奔出老远了，又返身寻他救他。如果侄子只顾逃命，杜甫凶多吉少。

一家人在陕西境内乱蹿，小女儿饿得大哭，惹来猛兽长啸，所幸难民人数多，猛兽也踌躇。夏季雷雨大作，山洪又来了，很多人往树上爬，有胆小的，数日不下树，担心洪水突然袭来。杜甫与杨氏拖着二男一女，泥泞中连滚带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群山环抱，惊魂稍定。鄜读作夫。

玄宗“幸蜀”，跑到成都去了。皇权悬空，太子李亨急于上台，在宁夏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杜甫既已安顿家小，闻讯后立刻启程向北，只身走延安，欲出芦子关（陕西横山附近），投奔灵武。

战乱显忠诚，“葵藿倾太阳”，杜甫走荒山过野岭，挥剑开路，躲避豺狼，跟猴子争野果。奔向君王的力量如此之大，为国，为家，也为一己之前程。

杜甫千辛万苦，白天走小路，半夜潜入官道急行军，还是被胡兵捉去，押送长安。他又老又瘦又脏，头发胡子白且乱，叛军审问他，审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官小，名气小，没人认识他。而王维、郑虔等人反因知名度高，羁押在洛阳吃尽苦头。

叛军关他一段时间后，把他放了。

杜甫困在长安，不敢出城。时在九月，长安沦陷近百日，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劫后的京城惨不忍睹，到处都能闻到尸体的气味儿。断垣残壁下，曲江渭水中，头颅、断肢横陈，肿胀尸身飘浮。大屠杀发生在炎夏，艳阳照着成千上万的尸体，街巷堵塞，渭水不流。胡兵杀汉人，连婴儿都不放过。腐烂的尸身臭气熏天，胡兵又驱使汉人清扫战场。城北的皇宫禁苑、富人区，死者堆成山，从妩媚的小姐、娇生惯养的后生到仪表堂堂的老贵族。

胡人杀富人更过瘾，用大批骆驼运送珠宝，送往范阳老巢。

唐玄宗出逃时，只带了少许亲信：皇帝的行踪要保密。王公贵族，消息欠灵通的，未及逃走，落入叛军魔掌。长安这一劫，杀掉多少皇室宗亲高官大贾，史料没有确切数字。胡人以此威慑长安百姓。但事实上，几十万长安人没有被吓倒，抵抗运动迅速展开，袭击侵略者，骚扰占领军，下毒，放火，散布官军的胜利消息……为唐军名将郭子仪的大规模反攻作呼应。

杜甫大半个冬天躲在没人住的房子里，春日入夜溜出去，沿曲江潜行。忆及京都繁华，哭声陡起，又急忙捂紧嘴巴。

杜甫写下着名的《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随君侧…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此诗哀悼杨贵妃，不是讽刺、更不是揭露杨贵妃。注家偏要曲解，委实莫名其妙。杨玉环葬于渭水之滨，而玄宗远在剑门关内，彼此永无消息。后来白居易写，哀怜相仿佛，显然受到《哀江头》的影响。清朝学者喻守真说，两首诗可以互读。

杜甫又写《哀王孙》，对落难的皇家子孙满怀同情，但诸多杜诗选本不取。把杜甫眼中的苦难加以分类，有失公允。国家民族遭劫难，富人的死，一样值得哀怜、哀悼。

杜甫忧思广大，能看见普天下的苦难。品读他，这是一个要点。

唐军与叛军激战于陈陶，丞相房琯指挥的四万人几乎全部战死，杜甫悲愤之极，写下《悲陈陶》：“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四万良家子，从早晨拼杀到黄昏，鲜血染红了河流。而群胡得胜回城，唱胡歌饮美酒，腰间利箭，像血洗过一样。

妻子儿女在鄜州，生死未卜，杜甫写《月夜》，铁石心肠的男人，读了也会辛酸：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女儿，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

虚幌：薄窗帘。杜甫这首名作，写妻子杨氏在羌村的感受，闺中一词，却透出他的无限爱怜。贫践夫妻共患难，彼此的思念皓如明月。

《春望》，则是忧家忧国的经典之作：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困长安近一年，情绪起伏，血脉贲张，写诗十余首，一半是名篇。他写苦难，发哀声，却并不令读者颓唐沮丧，表明他内心的强大。妻离子散，身陷叛军，东躲西藏，饱一顿饿一顿，非但没有击倒他，反而激发他滚烫的灵感。诗写得那么好，表达如此深沉，技巧一派天然。这个病歪歪两鬓斑白的瘦弱老男人，能量之大，谁能测量？

再说安禄山。这千刀万剐的狗东西，谋反之初就遭报应：儿子安庆宗，女儿荣义公主，两家人在长安被处死，几十口剁成肉酱。狗头军师严庄，灭三族，两百颗脑袋满地滚。安禄山起兵不久腹背就长恶疮，奇痒难忍，抓破了，臭不可闻，巨大的躯体像个垃圾桶。视力又急剧下降，不辨人与树。他在洛阳称帝，接受百官的朝拜，恶疮发作，双目突然失明，宦官李猪儿只得匆匆宣布退朝。百官大惊失色：这可是古今未闻的凶兆。安禄山朝思暮想的那张龙床，却根本躺不下去。于是每日狂怒、咆哮，挥舞斧钺追赶部下，将部下砍成两段，然后仰面大笑。高尚、严庄、李猪儿都遭他毒打。他儿子安庆绪认为有机可乘，指使李猪儿，将一柄利刃捅入安禄山肥猪般的身体。

安禄山发兵进攻他的义父唐玄宗，没想到死在自己儿子手上。他想当皇帝，儿子比他更想。那李猪儿，十岁就跟着他，伺候他，据说弄得一手好菜，把他养到一百七十公斤……

后来，史思明也是被他儿子杀死的。

恶有恶报。

而所有这一切，只为一把龙椅。安史之乱导至三千万人丧生，尸体堆起来，超过珠穆朗玛峰。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只因私欲无限膨胀，带给全国血光之灾。

罗素曾形容拿破仑说：这个人，不过是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在今天的法国，维克多.雨果的声誉，远远胜过拿破仑。

杜甫享有的声誉，应当在秦皇汉武之上吧？

这话题后面再谈。

唐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接连打胜仗。肃宗李亨从灵武迁到凤翔，离长安很近了。杜甫心情激动，初夏溜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皇帝。他步行数日，昼夜疾走，穿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地带，从一座山偷偷爬到另一座山，耳听豺狼叫，眼见鬼火明。时隔多年，杜甫想起这一幕还心惊胆战。

他麻鞋破衣拜见天子，很快被封为左拾遗，是为谏官，又称言官，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讲真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朝廷人材奇缺，像个草台班子。杜甫机会来了，只要认真干，揣摩皇帝的心思，几乎不愁升迁。

丞相房琯打了败仗，他的政敌趁机诬陷他，告他贪污。战争时期，丞相是不能贪污的，肃宗下令查办。杜甫刚上任就碰上这档事儿，经过缜密调查，认定房琯冤枉，于是上书给皇帝，言词铿锵如他的诗作。皇帝大怒，转而查办他，幸亏有人讲情，才勉强保住官职。

官场恩怨纠缠，杜甫不知深浅，挺身而出，将好好的前程毁于一旦。皇帝从此对他印象不好。这位一生忠君的臣子，却于政治隔膜，不懂官场的所谓游戏规则，壮怀激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失败，和李白大同小异。

任左拾遗百余日，忽然无事可干。他被冷处理，没资格进言了。于是想到亲人——

八月，杜甫告假探亲，皇帝恩准。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东胡反未已，臣甫忧愤切。挥涕恋行在，道途殊恍惚…

从凤翔到鄜州羌村，六、七百里山路，杜甫写诗，题为北征。全诗七百言，仅次于晚年写的《壮游》。苍茫问家室，意境浑阔，映照“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杜甫一生写了三首长诗，有如三条波澜壮阔的大河。

杜甫仍是步行，无马可骑，只是麻鞋换成了布鞋，一袭青袍权作官袍。日行数十里，他可能走了二十多天。与亲人阔别近一年半，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个仆人跟着，年龄小他一半，却苦于追赶他，上气不接下气，还追不上。走过的村庄人烟稀少，野狗争尸，乌鸦乱飞。“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可是官军毕竟打回来了，收复两京指日可待。

杜甫逃出长安时，不是急于回家，而是奔向皇帝，可见他求仕的意志是何等坚决。眼下官职在身，回家也让妻子高兴。杨氏带着三个孩子待在山沟里，她太苦了。

差点在凤翔获罪那一层，他将瞒下。

杜甫走累了，柱杖小憩，迎着初秋的山风掉下几滴眼泪，却又展露笑容，掉头追赶落日。

群山绵延，杜甫瘦而高的身影渐行渐远……

《羌村三首》，记录这次赴羌村与家人团聚。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峥嵘：形容云海如山峰。歔欷：嘘唏。

描绘乱世的亲人重逢，杜甫这首诗，平实而感人。一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包含了千言万语。“相对如梦寐”，传达出隐而不露、欲诉还休的酸楚。

《羌村三首》都是上乘佳作，其二云：“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榼：酒器。杜甫在羌村待了两三个月，写诗有渊明之风。我是这么感觉的，不知杜诗的读者们是否认同。

长安收复，老皇帝新皇帝相继返京，外逃的官员也纷纷回来，七零八落的统治阶层又抱团了，又开始新一轮的倾轧。邀功，挤兑，陷害，百态纷呈。

杜甫举家迁长安，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他官小，没人来挤兑他。王维、岑参、郑虔等人与他同在两省（门下省、中书省）任职，诗酒酬唱，不亦乐乎。战争还在继续，安庆绪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斗志高涨，几次和郭子仪战成平手。而杜甫在京城痛饮美酒，有当代学者就批评他不关心人民。这位学者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换成他，每一分钟都会想着苦难中的人民，不喝酒，不娱乐。然而情绪有起伏，有其自身的规律，杜甫若是按照他的公式生活，早都痛苦死了。我们最后读到的，只有羌村三首，没有三吏三别……

杜甫的好日子一晃而过。李林甫、杨国忠死了，朝廷又冒出一个宦官李辅国，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杜甫被视为房琯一党，贬到华州（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管礼仪庆典，医疗教育。似乎权力大，其实不然，那华州原来是没人去的穷山沟，办公桌上蝎子爬，苍蝇蚊子满天飞。积压了几个月的公文堆到杜甫手上，使他冲到山崖边发狂大叫。

叫完了，清扫办公室，赶走蝎子和苍蝇，埋头工作。

史料记载，杜甫在华州的工作卓有成效。

洛阳也收复了，杨氏带着孩子回洛阳老家：首阳山下那几间窑洞。次年初，杜甫把华州的事务大致理顺，向州官请了假，千里迢迢赴洛阳，住了不到一个月，又匆匆返回。

可是战局多变，三月，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城。相州（河南安阳）大会战，六十万唐军全线溃退，每过一地，抢掠民宅，州官县官止不住。杜甫正在返回华州的途中，目睹了大混乱。唐军为补充兵员，又到处抓人，六十岁的老妇不能免。河南陕西，抓得鸡飞狗跳，十室九空。

杜甫身为政府官员，自以国家大局为重，可是他的眼睛，无法忽略民间的苦难。相反，他看得很细，完全是设身处地，感受百姓所感受到的一切。毋宁说，苦难对他的吸引，大于山川美女。这个悲天悯人的伟大的男人，他的眼睛所承受的苦难，古今中外，罕有其匹。

杜甫五

杜甫过新安县，发现小孩儿也被官府拉去当兵。他发出疑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中男指十六岁以下的男孩儿，王城指洛阳。全县的男孩儿被集中起来，连夜送上前线，其中不乏十二、三岁的肥男或瘦男。“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一片哭声中，杜甫安慰几个瘦男说：“莫使眼底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抚养分明之类，即使明知是谎话，杜甫也只能这么说。儿童上前线，哭死也没用，除了安慰，他还能说啥呢？

从新安到潼关的路上，杜甫碰上一幕，更是触目惊心，于是写下《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戌，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邺城即是相州。河阳，今河南安阳市。唐军败于相州战役，退至河阳拒敌。

杜甫写实，一向洗炼，画面逼真。老翁急切跳墙，老妇慌张出门。官吏捉人，老翁逃走了，以为躲过一劫，殊不知老妇也被带走。“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十个字，写尽情态。这老婆婆，勇气令人生敬意，这敬意却饱含苦悲。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刚刚战死，为老伴她挺身而出，到军中去做饭，庶几可免一死。中国传统女性，真足以用伟大来形容。老杜只是写实，甚至有点不动声色。老妇跟官吏走了，干瘪的身影没入茫茫夜色。这情景，凸显官吏狰狞、老婆婆昂首挺胸的无尽辛酸。跳墙老翁回家的情形，杜甫不着一字，却尽在字里行间。

诗人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太阳出来，太阳落下，杜甫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村落凋零，诗人憔悴。

按唐代颁布的律令：“六十为老。”杜甫后来未能活到六十岁，是因为他心中苦难太多。——为抵御苦难，调动了太多的生命能量。

他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头上前线了：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独身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所幸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诗名《垂老别》。身完：身躯完整，意为活着。介胄：战衣，此处用作动词。

子孙都死光了，老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为老妻活，躲不过兵役才出此豪言壮语。投杖出门去，拐杖没用了，他将拿起刀枪。他穿上了厚厚的甲胄，拱手别上官，却突然意识到，天冷了，寒风刺骨，哭倒在路旁的老妻衣裳单薄。官在上妻在下，老头在中间慷慨激昂。

他越激昂，我们越是辛酸。

笔者行文至此，心里翻波涌浪。

《新婚别》，又是别样一番凄凉：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父母养我时，日夜将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戍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兔丝：蔓生植物，依附别的植物生长，喻妇女出嫁依附丈夫。蓬与麻俱为低矮的草本植物，兔丝附生其上，自然长不高。久致罗襦裳：很长时间才置办成丝绸的嫁衣。

新婚的丈夫赴死地，新娘脱下嫁衣，洗去红妆，其坚决，透出天地为之低昂的悲怆。

读这样的诗，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荡气回肠。

杜甫写苦难，笔底往往有豪气。豪气贯穿苦难，方有沉郁顿挫。豪气来自他的性格，他的遭遇，来自文化赋予他的非凡力量。读杜诗，不宜囿于形式，如格律之类。不懂他的内心，他的生命特质，一切都无从谈起。

白居易读懂了他，苏东坡读懂了他，所以才千方百计为庶民小民细民谋幸福。他们承先启后一路走来，竭尽全力，拓展良知与美感的空间，构建堂堂正正的中华文明。

何谓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愿今日，不要让它荒芜才好。

杜甫不唱高调，不避苦难，不走过场。他手中，既有望远镜，又有显微镜，更有透视镜。他没有观音菩萨救民于水火的无边法力，其大慈大悲，却如出一辙。

杜甫从河南走到陕西，悲悯人世间，他自己，也即将开始一生中最为遥远的大迁徙。

乾元二年（759），关中大旱，杜甫辞去了华州的职务，拖着一家人远走秦州（甘肃天水）。灾年物价高，他在华州那点俸禄，不足以养活六、七口人。尽管他工作出色，但华州姓郭的刺史总是挑他的毛病，不涨工资还扣钱。朝廷又是那样，小人嚣张，新皇帝斗老皇帝……杜甫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一年他四十八岁。辞官意味着，他不复留恋仕途。他有个从弟在秦州，听说那边雨水丰沛，庄稼长势不错，他就举家迁徙。此举带有逃难的性质，他可能打算从此务农。秦州是边陲重镇，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汉族与少数族杂居，人口众多，听上去像个世外桃源。杜甫是这么盘算的：他能采药，宗文、宗武能下地，丰收了，不用上皇粮。杨氏善持家，一家人抱团，乱世活下去。杜甫想到了诸葛亮和陶渊明，写诗赞美这两位乱世高人。

在秦州住了三个月，筑居却不成，温饱难测。杜甫又听说同谷（甘肃成县）的土地更肥沃，盛产薯芋，填满全家人的肚子没问题，还有拔不完的鲜竹笋，采不尽的野蜂蜜……于是再迁二百里之外的同谷。岂知到了同谷，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儿。天寒地冻，山里没吃的，全家拾橡子充饥，拚命挖一种叫黄独的野生芋。写信邀请杜甫到同谷的什么县令，见过一面就躲起来了，和秦州那个从弟一样。

杜甫贸然走他乡，过于相信亲朋，全家陷入困境。零下十几度，他穿不暖睡不暖，每天凌晨出发，带着二十岁的大儿子，进山挖黄独。苦苦捱了一个月，眼看有人要饿死，杜甫和妻子紧张商议，决定长途跋涉，到天府之国成都。

他写诗感叹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一家老小又上路了。时在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

他沿途写诗，一直写到剑阁。

这一年里，杜甫从洛阳返华州，从华州到秦州，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向遥远的成都进发，几千里折腾，受冻挨饿，却是写诗最多的年份。秦州三个月，他写了八十多首诗。他辗转飘泊，遣兴抒怀，详细记录边塞风物、羌胡习俗，每到一地必写诗。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换成其他人，愁都愁死了。也许是因为他见识过了天南地北的各种苦难，所以对自己的遭遇并不在乎。他的精神承受力异乎寻常。他是皱着眉头的乐天派，对后世读书人影响不小。自己居无定所，还牵挂散落各地的兄弟们：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月夜忆舍弟》

杜甫一连三夜梦见李白，于是怀疑李白死了，写《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杜甫想念李白，一如念叨亲人。此人是个利他主义者，并且毫不勉强。为什么这样？研究他，应当刨根问底。

杜甫一家人，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成都。当时的成都，号称十万户，实际人口在二十万左右。繁华仅次于扬州，民间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成都又称益州。安史之乱，扬州也遭到破坏，而成都远离战火。唐玄宗曾经往那儿跑，现在杜甫对它寄予莫大希望。

次年春，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落成，这就是着名的杜甫草堂，眼下在成都，与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齐名。

有个表弟叫王十五的，在蜀中做官，他资助杜甫。高适在离成都不远的彭州做刺史，也常来草堂走动。杜甫有了一些朋友，朋友们赠树送花，草堂收拾得很舒服，一派勃勃生机。杜甫这个人，一旦有了喘息之机，快乐就来照面，诗心随之萌动。且看他描绘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陶渊明懂得植物的“朦胧的欣悦”，杜甫也懂。诗人总像是自然的情人，细腻地欣赏她体会她，不会去算计她掠夺她蹂躏她。汉语的自然二字，深藏祖先智慧，它的源头性的含义为：是它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这在当下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

草堂邻近乡村，杜甫写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碁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驱此外更何求。

碁局：棋局。敲针：用石头或小锤子把针弄弯曲，制作渔竿在锦江钓鱼。

杜甫在成都，靠朋友资助度日。老妻幼子皆自在，不复为柴米操心、因饥饿啼哭。何谓好日子？眼下就是好日子，一家子，一个都不少，还有吃有穿，有庭院，有“锦江春色来天地”，有“无赖春色到江亭”，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一位崔县令前来草堂拜访，杜甫喜出望外，写《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细读杜甫这些在成都写的诗，真为他感到高兴。大难不死有后福，幸福只在粗茶淡饭间。谢谢他的朋友们，左邻右舍，王县令、朱山人、不期而至的崔县令、高刺史，多亏他们的馈赠，诗人得以安居，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作。“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想想他洒扫庭院、竖着耳朵听敲门的模样吧。诗人如此幸福，我们几乎眼含热泪。

请看他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这位黄四娘，身份不详。唐代尊称女人，通常用娘字，有些还用大娘，比如善舞的公孙大娘。称呼排行，则为男女皆用的尊称。后世沿用，比如怒沉百宝箱的江南名妓杜十娘。

杜甫一生崇拜诸葛亮，在成都，自然要拜访武侯祠。他写《蜀相》，令其他赞美诸葛亮的诗人望尘莫及。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老杜闲居草堂两年多，佳作有如锦江春水。他加以总结，自己做自己的评论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浑漫与：非常随意。莫深愁：写诗有如花自开鸟自啼，不用发愁。陶谢手：陶渊明谢灵运的运思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战乱未停，杜甫避居西南，心情格外闲适。他是个老实人，感觉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是写实派，更是感觉派。诗人忠于自己的艺术直觉，而不是后人套给他的某些公式。不直接写战乱，不等于他没有牵挂，有《恨别》为证：“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杜甫自视为洛阳人，他怀念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白天在床上看云，天空中布满亲人们的身影。

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也到草堂来看他。这可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官了，杜甫率领全家恭迎。严武小杜甫十四岁，很喜欢杜甫的诗。而当初杜甫在凤翔挺身营救房琯，严武是看在眼里的。以他地位之高，却待杜甫如兄长。二人对饮，言语投机。严武三十六岁，杜甫五十岁，一个踌躇满志正当年，一个白发萧然历尽沧桑，却显得神态安详。严武赠金，杜甫笑纳，连客套都免了。严武也写诗，常派人接杜甫到府中喝茶，尊杜甫为老师。杜甫坐在马车上，架着腿，悠悠穿过成都的街区。这腿，走过千山万水的。

成都草堂这两三年，是杜甫生命中最后的好时光。

严武不调走就好了，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

杜甫六

朝廷又乱起来了，朝廷不乱，好像它就不是朝廷。宝应元年（762）二月，唐肃宗患病，四月，唐玄宗病死。肃宗因父皇的死病情加重，他宠爱的张皇后、宠信的李辅国趁机作乱。这两个人原系死党，眼看皇权悬空，私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急剧膨胀，必欲除掉死党而后快，大权独揽。皇后与太监斗，各下狠招。张皇后联络越王李系，准备对李辅国下手，岂料消息走漏，太监动作更快，带兵冲进肃宗寝宫，当着皇帝的面，拖出皇后及越王，将其处死。宫中的嫌疑犯，一口气全杀光，肃宗被吓死在龙床上，追玄宗去了。太子李豫战战兢兢走向那龙椅，是为唐代宗。

宫廷大地震，瞬间波及全国，影响无数人的命运。六月，严武调任京兆尹，兼管修建两个皇帝的陵寝。为皇帝建坟墓，可谓荣耀之至了，朝廷盛传，严武把这件大事干下来，就会当丞相。然而给皇帝修墓，也潜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严武年轻，欣然赴任。七月启程，杜甫送他，一直送到绵州，写诗说：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杜甫送走严武，自己却不能回成都了。成都府少尹徐知道发动兵变，把严武留下的官印抢走，自封府尹兼剑南节度使。少尹系副职，徐知道想正职想得发慌了，如同藩王想做皇帝，皇后想做皇太后。朝廷任命高适为成都新府尹，徐知道像个病毒似的发作了，他却不知道，念头一动死期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又被部将李忠厚杀死。这个取名忠厚的家伙，比徐知道更疯狂，杀戮成都百姓，血染长街。据杜甫描述，李忠厚有个嗜好，边看杀人边饮酒，谈笑风生。

八月下旬，高适平乱得胜，进入成都。

杜甫七月底住到梓州（四川三台县）去了。梓州李刺史请他去避乱，估计跟严武有关系。严武的好朋友，官员们都乐于接待。

李刺史调走了，章刺史继任，对杜甫也不错。杜甫一家人客居梓州。

十月，唐军与叛军在洛阳北郊决战，双方二十万人投入战斗，杀得天昏地暗。唐军胜，追杀穷寇，叛军败走范阳老巢，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吊死在河北滦县的树林中。安史之乱告结束，历时七年多。安禄山史思明，分别被安庆绪史朝义杀死，这四个人，都想做帝王，顾不得什么父子不父子，终于携手去见阎王。

大乱像飓风般刮过去了，留下了统计数字：唐帝国每十个人当中有七个消失了。

龙椅害人。

而拖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走躲避战火的杜甫，为我们留下伟大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后世学者对此诗赞不绝口。它能打动每一颗流浪的心。

可惜封建时代的学者们，几乎从不追问权力。杰出如司马光，写下洋洋数万字的“安禄山之乱”，却不能越过皇权展开强有力的思考。权力的本质未能得到揭示，悲剧就要重演。

读书人的话语空间萎缩到注六经、摇头晃脑念古文吟诗作赋。唐宋以后，诗歌的博大雄浑几近绝迹。诗与思不接轨，末路自会呈现。

杜甫为何喜若狂？因为他压抑得太久了。年过半百不算太老，青春作伴好还乡，想到还乡，他把十年前就挂在嘴边的老字扔掉了。一般认为青春作春光解，白日对春光更工稳。

学者指出，诗中连用六个地名，不觉得堆砌。此无他，盖因气韵贯穿所至。

杜甫还乡心切，可是严武又回到成都做府尹了，写信邀请他，令他左右为难。和妻子商量，决定还是去成都。

浣花溪畔的草堂，经战乱面目全非，杜甫回家动手收拾，全家忙了几天，严武派人相助。杜甫写“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情绪蛮好。他收拾庭院的时候还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也许随口吟出，却被后人广泛引用。

不过，老吃闲饭心里也不踏实，杜甫到严武手下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挣钱养家。“杜工部”的称号由此而来。由于严武向皇帝上表举荐，杜甫身佩御赐的绯鱼袋。按规矩，上班要佩带这东西，于是很多急于进身的年轻人看他不顺眼：这糟老头子神气个啥呀？

吐蕃军又作乱，一度攻陷长安，兵犯四川，严武忙于军事，杜甫却在他的政府里受尽窝囊气。仗打完了，严武回成都，杜甫提出辞职。严武同意了，让杜甫回草堂歇着。反正有他在，杜甫一家人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没过多久，严武竟然暴病身亡。

三个月前，高适也病死了。包括房琯在内，三个能帮助杜甫的高官，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死去，对杜甫是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一家人怎么活下去？国难到了头，家难无时休。草堂前一棵两百年的老楠树，居然被川西坝子上的风刮倒。秋风它得寸进尺，欺到房顶上，“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此间杜甫写诗，哀声不绝。他考虑迁徙，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候鸟。

765年的五月，正是蓉城群芳吐艳的时节，杜甫一家人又出发了。

他打算坐船先到夔州（奉节附近），再向荆州。

船过眉州（今眉山市）、嘉州（今乐山市）、渝州（今重庆），孤舟千里，顺江而下，走了四个月。眉山乐山风光好，他多半滞留过，却没有留下一首诗，可见心情郁闷。他瞄准郁闷写诗，留给我们的是千古名篇《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着？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是杜甫的自画像。叹息的声音是巨大的，如明月掷入大江。古人针对这类大情绪发明了一个词，叫浩叹。

杜甫在夔州待了两年，没钱，走不动。他种地卖药糊口，全家总动员，能填饱肚子，只是不停地换地方，两年搬了五次家。大儿子宗文非常能干，养了六十多只乌鸡。杨氏种莴苣，却长出一地野苋菜。杜甫醉后骑马逞能，从白帝城驰下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坠下马来，很多人上门探望，令他感动不已。

他写《负薪行》，描绘当地风俗：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杜甫缓得一口气，投入生活的热情立见高涨。

他在夔州写了四百多首诗，各种体裁都有。也许他自知年老体衰，下决心和死神赛跑。七言，五言，律诗，古体诗……他空前地锤炼诗歌形式，用不同的形式瞄准内心的节奏。他说：“老去渐于诗律细”，内心波涛汹涌，形式就是内容，呈现为大器浑成的状态。后世学杜诗者易得皮毛，是因为刻意将形式剥离开。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单靠格律走诗途，如何走得畅通？

杜甫的博大精深，是一生磨难所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此间佳作如云：《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壮游》……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古今独步，七言律诗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青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此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写于重阳节。渚：水泊中的小洲。落木：落叶。多病：杜甫此时患多种疾病，所以停酒了。他患糖尿病、肺病、风痹，牙齿半落，耳背眼花。据说写完此诗后，左耳完全失聪。他完成了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受苦受难如杜甫，古今中外艺术家，找不出第二个。荷尔德林疯掉了，兰波、策兰自杀了。杜甫活着。

真不忍心提他的疾病。

768年初，杜甫下决心说：“正月中旬，定出三峡！”

他把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四十亩果园送人了。

一家老小上船，顺江东下。送行的夔州朋友多达数十，有人还是刚认识的。杜甫默念：永别了，朋友们。

两行浊泪是悄悄抹去的。

千里江陵一日还……

杜甫投奔江陵的一个从弟，安顿家小。为生计跑官府，求个一官半职，可他太老了，没人理他。门都不让进。

宗文给他叔父杜观写信说，连糠菜粥都吃不上了。杜观不露面。本来说好在江陵汇合的。

英雄末路。杜甫写诗，念叨阮藉的名字。阮藉名言：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英雄不停地逃难。移居公安县，也是投奔朋友，但是公安治安太差，大白天抢人。杜甫再移衡州，即今之衡阳。

这匹老马识得路途。有趣的是，杜甫一生爱马。李白自比鲲鹏。鲲鹏扶摇上高天，瘦马艰难行大地。

登岳阳楼，颤抖的手写下中国人永远传诵的诗篇：

昔闻洞庭水，今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戒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浮：极言五百里洞庭湖气势宏伟，仿佛整个宇宙浮于其上。戎马关山北：唐军仍与吐蕃军激战于陇右、关山一带。

洞庭气势，尽在此诗。哗哗流淌的忧国泪，使“祖国”一词，矗立在后世中国人的心中。

衡州的故人韦之晋到潭州做刺史，杜甫又奔潭州（长沙），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两个儿子没工作呢。杨氏带着七八岁的小女儿到佛堂祈祷。

然而韦之晋忽然病死了。

杜甫仍未绝望：潭州有他的舅舅，有崇拜他的诗剑双绝的年轻人苏涣。诗人住下来了，忙着开荒种菜、种粮食、打听何处能采药。十几年颠沛流离，他很有经验了。战乱死了那么多人，他全家平安。清明节，偕同苏涣、宗文泛舟湖上，杜甫幽默地说：“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他已经看不清花色了，五颜六色连成片，这也挺好。船在波中摇晃，仿佛置身云端。

过了一个月，潭州骤起兵乱，兵马使和刺史打起来了，全城百姓仓皇逃走，杜甫一家人卷入其中。

到衡州找到那条船，可能就是出三峡时坐的。船体还算坚固，几个月前托付衡州的朋友照看。老夫牵老妻，儿子扶小妹，上船等于回家，飘向耒阳县。偏遇七月大洪水，船停在小岛旁，离耒阳城四十里。县令曾得他一封书信，派人寻找他，送来几十斤牛肉和几坛美酒。杜甫已饿了五天，仅存的一点食物都分给儿女了。牛肉味道不正，管它呢，全家人欢天喜地，还围着酒坛子肉盘子跳舞。过了几天，耒阳县令又派人找他，却只见洪水不见船。县令闻讯大哭，在城北二里处垒起一座坟，纪念他爱戴的苦命诗人。

其实杜甫还没死。他的老船飘在湘江上。他还想回洛阳，走长安。但是腹中疼痛，吃什么拉什么，服药就像吃毒药，大汗不止，忽热忽冷。风痹严重，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咳嗽不止。江风怒号，船身剧烈摇晃，他伏枕写下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这个人，至死还牵挂亲友。更牵挂他的国家：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杜甫七

杜甫活了五九岁，却好像活了两百岁。他一生经历，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所幸他三十三岁前生活幸福，加上后来断断续续的好时光，总有两三年吧。他受苦受难二十余年。他是苦难的象征，令人联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享有诗圣的称号，他又是迎着苦难不低头的圣人。

没人懂得他的内心世界。所有的努力，只是靠近他而已。

唐朝那么多帝王，和他一比，份量都会减轻。他广大的慈悲，他永远的坚韧，他日月般闪耀的才华，使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1962年，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隆重纪念。这使我想起近两年，雨果的生日，塞万提斯的生日，欧洲几百个城市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缅怀伟人。而我们好像把杜甫忘了。希望在他一千三百年（2012）的诞辰日，全国都来纪念。

纪念杜甫，记住苦难。

冯至先生说得好，杜甫半生流离，却从未停止歌唱。我读杜诗的印象是：每到沉郁之处，就有一股力量令人昂起头来。这力量来自己孔子、屈原、司马迁……也来自广衺的大地，来自生机勃勃的山水、不屈不挠的民间。——毅然从军的老头，半夜离家的老妇，新婚送丈夫上前线的烈女子，都给了他力量。

伟大的诗人在大地之上……

想想他的那双脚吧，徒步不下十万里。

想想他的眼睛，投向多少村落，多少带血的城郭。

法国人爱戴雨果，是因为法国人懂得雨果。雨果写，写，写《海上劳工》，为劳苦大众呕心沥血。雨果八十岁生日，几百万巴黎市民从他窗下走过，向他致敬，为他祝福。法国人素质高，能充分理解他们的文化伟人，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遥不可及。单看影视剧，皇帝像走马灯似的，龙袍龙椅龙床，太监与后妃，圣旨和下跪……为商业利益而刺激某些本已淡化的民族心理。李白杜甫，我们看不到。

文学传记，同样令人忧虑：某知名出版社面向青少年推出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中外各十余本，洋洋大观。我有个爱看书的青年朋友却抱怨说，实在读不下去，宁愿无聊，宁愿睡觉！这事令我震惊。名人，伟人，被那些四平八稳的作家们处理成温吞水，鲜活的生命被装进条条框框，年复一年败坏读者胃口。传统文化名人，除了一张标签，就是一堆乏味的文字。我找来几本翻了翻，作者各有姓名，语言风格惊人相似，不可逆转地朝着平均化。

把传统带到当下，是个巨大课题。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杜甫的诗散佚大半，今存一千四多首。名篇近百，大都质朴无华。他生前名气不是很大，不如李白。他自己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他写诗苦，推敲字句、安顿典故、讲究格律。晚唐诗人贾岛孟郊学他的模样，为一个字斟酌半天，勤苦可嘉，佳句有限。杜甫的好诗有如喷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杜诗篇，当时有争论的，持反对意见的还占了上风。诗人尚在世，人们宁贬不褒，倒是杜甫，对李白尽极赞美。杜甫这种赞美，也隐含了一个前提：李白的作品同样不为时人看好，李白名气大，主要来自他的三年供奉翰林生涯，以及举止、行动异常。稍后的韩愈针对这个才说：“李白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愚儿，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过了四十年，白居易动情地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甫领会了天意，为人间留下好诗。

白居易一生关注底层，显然受益于杜甫。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可能具有代表性：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一二也。”

这话是说，意蕴贯穿方为好诗，贯不穿，便是乌合之众。

凡艺术创作，均在此列。

杜诗意境浑阔，他本人，像一台停在半空的巨型搅拌机，国难家难，连同他的天赐伟才都搅进去了。我读《北征》及《咏怀五百字》，这种感觉尤其突出。而形容这种感觉，还得用他的诗句：荡胸生层云；气蒸云梦泽……所谓大境界，今人当知晓，下点工夫是值得的。

《赠卫八处士》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写人世沧桑、朋友离合，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诗了。处士：未曾出仕的读书人。卫八是谁不详。参与商：二星名，此起彼入，永不相见。

人生许多经典情态，杜诗都有经典描绘。

所谓喜怒哀乐，杜甫胜人一筹，感受更为深切。所以他的生命的长度，堪比二百年。

单凭喜怒哀乐，尚不足以步入艺术的炽热地带。靠什么激活感受？靠读书。杜甫意识到这个，说：“群书万卷常暗涌。”

读书，越过了知识层面，方能“常暗涌”。求知只是第一步。读书的深层诉求是修炼，是丰富生命。今日之中国，阅读每况愈下，我们真是愧对杜甫，愧对一切先贤。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如果他的知识仅限于专业领域，拒绝人文修养，那他等于没文化。

生存的技能，思考生活的能力，二者不可偏废。

而一旦偏废，必将导至欲望、意志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全社会的健康成长。

杜甫“以事入诗”，诗中常带叙事，古代一些学者很不以为然，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杜诗切于事情，但不文尔。”文即文饰、文采。这话令人想到司马相如，相如就很有文采，他写辞赋，是写给帝王看的。学者呆在书斋里，却喜欢操官腔，以隐形的权力向艺术施压，模仿权贵指手划脚。这类人衍生千年，改头换面，花样百端，释放变异病毒的能量，比如眼下的“红包批评家”。好在群愚儿搅扰一时，搅不动长远。陶渊明、杜子美，一个冷落几百年，一个冷落几十年，可他们还是传下来了，剔尽权力、时尚等附加成分，好诗得以凸现自身。这是中国人的幸运：拥有一长串光辉的名字。

杜甫写羌村，写三吏三别，显然不考虑皇帝的趣味。忠君和艺术，有个分界线。所谓艺术家的良知，是说他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包括变形的感受。生活怎么来，他就怎么迎上去。在这个层面上思考，会发现“现实主义”显得有些空泛。杜甫是此时此地的，他是印象、感觉、追忆。称他写实派，不如称他印象派感觉派。他笔下的真实画面，逼真到了梦幻的地步：写出来的场景，总是通向更多的场景。所谓凝练，对生活高度概括，已然跨入抽象艺术的领域，杜甫的诗，是具象中见抽象。我读卡夫卡，读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有类似体验。举《石壕吏》为例，它通篇用白描，简单明白，却叫人读不够，原因何在？窃以为，它是浓缩了一场做不到尽头的大恶梦。

杜甫的诗又被称为诗史，晚唐孟棨说：“杜逢安禄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但杜诗首先是诗，其次方为史。诗是自足的，不必到别处寻找根据。如同思想是自足的，不必跑到思想之外去寻求根据。“思想就像一条鱼，人们却以它在岸上存活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的价值”（海德格尔语）。何谓思想？不妨读读海氏——这位举世公认的、从德语来到汉语中的哲学大师。

伟大的诗篇，乃是思想的近邻。在杜诗中，我们闻到了思的气息，追问的气息。他活得执拗而坚决，诗与思天然接轨。

中国封建社会，缺的不是历史记录，而是照耀生活的思想之光。把杜诗当史书读，是扔了西瓜捡芝麻。

本文将要结束，但还想对当下的中国作家饶舌几句。社会处于转型期，贫富悬殊，下岗，失业，农民工苦，矿难频繁，村落破败家不像家……作家们的关注却远远不够，以至上海有两位学者感慨说：他们煞费苦心研究关注底层的作品，在文学界反响甚微。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心里不好受。写底层，写苦难，从来不是文学的惟一要务，但逼到眼皮子底下的事，扭头不看，真是于心何忍。温家宝总理为矿难死者掉眼泪，多少老百姓为之动容。

瞄准底层深入民间的作家如韩少功、张炜，文坛屈指可数。

张炜的《丑行或浪漫》，描写胶东农村苦命的流浪女刘蜜腊，激情一泻千里，叙事节奏跌宕起伏，感染力极强，是我三十年来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却无缘问津国内的文学大奖……

艺术不是别的，艺术就是深入，盯着看。杜甫一生盯着民间，从个体到民族，从眼前到天边。“盯”有两层意思，一是看得细，二是弄清对象的来龙去脉。

人的眼睛，不看这个，就会去看那个。有些人的眼睛专看名车豪宅，对贫穷的爹娘都看不见。看穷人影响生活情趣——有人这么坦言。我生活的城市，曾有个机关干部要求公交车司机把农民赶下车去。农民脏，身上有异味儿。

伟大的杜甫，您的在天之灵作何感想？

2007．2．17．眉山之忘言斋

陆游一

陆游生在淮河中流的一条船上。

这颇具隐喻：南宋与金国恰好以淮水为界。中原沦陷，淮水见证了耻辱。陆游生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风雨飘摇的秋日，茫茫淮水白浪滔滔，呜咽着华夏民族巨大的伤痛。女真族铁蹄翻飞，赵宋朝廷仓皇南移，失去大片河山，从此偏安于江南临安（杭州）。

陆游仿佛命中注定，要承受这耻辱。

诗人的感受，持久而又深切。

他活了八十五岁，从呱呱坠地之日到奄奄一息之时，宿命般被伤国之痛纠缠着。一生写诗两万首。借酒浇愁愁更愁。

他是南宋的伤心歌手，做梦也写诗。而墙头挂着他的宝剑，他拔剑舞中庭，剑峰北指。

嗖嗖嗖……

可惜空有一身剑术。

陆游在南郑挺戈杀死过猛虎，却未能一展平生抱负，“上马击狂胡。”

几十年辗转十万里，每天写诗。他是被称做“小李白”的，后来学杜甫。笔剑双绝。诗语顿挫。他的书法，也给人以飞沙走石之感。

伤心人真是别有怀抱。

唐琬。这个名字是陆游心中的另一个伤痛，六十年不能消。青梅竹马，青丝红颜，她却落得孤坟青冢向黄昏……

两大伤痛，怎么能承受！

于是放浪形骸，放纵山水，放声大笑或放声痛哭。

积郁太多，如何不放？

陆放翁三个字，倒比他的本名传得更广。

他是绍兴人，绍兴当时叫山阴。我于三月的细雨中徘徊沈园，想象陆游骑着毛驴仗剑入蜀。忽觉雨丝扑面，一缕情丝破蒙蒙雨雾而来：“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两个陆游：一个念念不忘北宋，一个时时追忆唐琬。

陆游这个名字，与爱国不可分，所以有必要先看他的时代背景。

北宋怎么就变成南宋了呢？

这是由于宋徽宗、蔡京。

北宋九个皇帝，徽宗最不成器，太能玩了。他是典型的风流天子兼败家子，宫内宫外，变尽法子取乐。狎妓，同性恋，他都是高手。他和臣下嬉戏，学汉武帝骑到大臣背上，闹得不像话，庄严的朝堂就像街市里的杂耍“勾栏”。大臣们都仿效他，争先恐后嘻皮笑脸。他在宫里装叫化子，招惹宫女寻刺激；他半夜翻宫墙，幽会汴梁名妓李师师，上瘾了，借口痣疮不上朝……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以伤民为代价，为国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宋哲宗消耗八年，宋徽宗挥霍二十七年。徽宗也善于在民间敛财，新创了不少鬼点子。

徽宗是书法大家，首创了妩媚而飘逸的瘦金体，团扇面书画尤其出色。徽宗又是丹青妙手。

奸臣蔡京则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常与徽宗切磋。看来，“心正则字端”这类话信不得。文豪都是正人君子，书画大家则未必。这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北宋末年，四十来岁的宋徽宗忙着靡烂，朝政付与蔡京。蔡京七十九岁了，耳背眼花，写字毛笔都拿不稳，索性将大权交给三个儿子。他家先后出了一窝大权臣，称霸京师，豪宅占地几十里，还搞扩建，一次就强行拆掉上千户民房。父子把持朝政，小人又培植小人：以“媪相”（阉人宰相）着称的太监童贯，以编小曲说俚语窜上高位的“浪子宰相”李邦彦。还有那踢球的高俅当上太尉，欺负英雄好汉。有人看不惯，上章弹劾，徽宗竟然说：“你们有高俅那样的好手脚吗？”

浪子李邦彦也很快踢上了，练得一身球本事，公然叫嚣：“踢尽天下球，赏尽天下花，做尽天下官！”

统治集团丧心病狂。

京城民谣吼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个清凉好世界！”

北宋对皇权的制约，本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中书驳圣旨，台谏攻佞臣，却都被宋徽宗变着法子给弄掉了。蔡京堪称他的好搭档。君臣玩大宋江山于掌股之间。

绝对的封建权力导至绝对腐败。而绝对的腐败是朝着坟墓狂奔。

女真族的统治者窥探着，虎视着。类似等待时机的巨兽猛禽。

女真原是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受北辽统治。长期的氏族社会，等级森严，战斗力强，男人能猎杀虎豹，女人也习武。其中的一支完颜氏势力渐大，立国为金，与辽朝耶律大石分庭抗礼。

北宋至徽宗朝后期，已逾一百五十年，金国仅十年。

文明患病。女真氏族却拥有某种原始的单纯，能在短期内聚力发力。

宋金联手击败共同的敌人北辽，宋廷收复了燕京六州。徽宗很得意，认为自己完成了宋太宗的未竞大业。宋太宗曾与辽人订下“澶渊之盟”，割舍燕云十六州，后面的几个皇帝一直耿耿于怀。徽宗大搞庆功活动，金人却在盘算，吃掉这块更大的肥肉。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七日，金兵攻北宋。迅速拿下燕京，进军太原。

朝廷震动，百官失色。宋徽宗下令：“不准妄言边事。”

十月十七日，陆游生。是日淮水大风雨。

十二月，分两路进军的金兵汇师于汴梁城下。徽宗慌忙撂挑子，做了太上皇。太子赵恒继位，是为宋钦宗。改元靖康。

金兵强攻汴梁，打得并不顺手。京城里的“二帝”却吓得屁滚尿流，要割地求和。太学生愤怒，在一个名叫陈东的好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抗议朝廷卖国，上千学生聚集十万民众，奔走呐喊，扔石头舞棍棒，痛打浪子宰相李邦彦及其走狗。

钦宗迫于形势，将蔡京、童贯等人贬出京师。

蔡京老贼未至贬所就一命呜呼了，五天无人收尸。他的儿子也没有好下场。蔡氏家族一败涂地。倒是蔡京、蔡卞的书法流传至今。坏人和好字，可以分开谈。童贯被毒酒赐死。

靖康元年的太学生请愿运动，令天下人肃然起敬。当时岳飞二十出头。陆游在摇篮中。辛弃疾尚未出生。

然而朝廷秋后算帐，抓了几十个太学生枭首示众。同时拉拢陈东许以官职，瓦解大多数。官方认为，陈东带头闹事，无非是“闹而优则仕”。可是陈东严辞拒绝，后被宋高宗所杀，四十二岁的刚劲之躯被刽子手砍成两段。

金军继续强攻开封城。

城内守军二十万，兵力占据明显的优势。可是徽、钦二帝为皇权展开了争夺战。朝廷大臣各怀鬼胎。各部门的头头，大都是蔡京、童贯网罗的亲信，不乏踢球唱曲儿之徒，小人的小算盘拨得哗哗响。国家大事争吵不休，开不完的会，扯不完的皮。金军嘲笑说：“汝家议论未决，吾已渡河（护城河）矣。”

年底，城破。

金军铁骑入汴梁，烧杀抢，淫妇女。投汴河自尽的少女、少妇、老妇数以千计。米价暴涨，老鼠卖高价，树皮被啃光。人吃活人、吃死尸。金军后来打过了淮水，马踏扬州杭州，江南鱼米之乡也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人肉之价，贱于犬豚。”

统治集团的糜烂，葬送了大好河山。

以此反观《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那繁华究竟是假象，不值得今天的学者津津乐道。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能活到徽宗朝，岂容假繁华唱高调！

靖康二年四月，金人在汴梁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张邦昌，带数万俘虏北撤。俘虏包括徽钦二帝、王公大臣、嫔妃、宫女、民妇、倡优、士卒和各类能工巧匠。另有金银珠宝、文物典籍无数。车马出城走了三天三夜。

野蛮劫走了文明。

嫔妃宫女一路上被金卒骚扰、强奸。女人掉队或路边草中小便，金卒就一涌而上。轮奸至死者，抛尸荒野……

多少人牢牢记住了“靖康耻”——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长长的俘虏队伍中，有个弯身走路、东张西望的瘦高个，人称“秦长脚”的，后来摇身一变做宰相。他叫秦桧。

靖康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宣布继皇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即位不久，一路南逃。

高宗、秦桧，放到后面再谈。陆游的命运与此二人紧密相连。

几年后，南宋小朝廷在临安站稳了脚跟。变杭州为临安，取临时安乐窝的意思。改元绍兴。——绍兴的地名源于此。绍，始也。兴，中兴。从南宋初年这些名称看，好像皇帝终究要打回有列祖寝陵的汴京去。但事实上，其中有诈。皇帝的帝王术，历来讲究玩弄民意。

陆游的父亲陆宰，时任京西路转运副使，负责后勤工作。战乱中举家南撒，陆游未满周岁。他后来写诗说：

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

跳去不待鸡号旦…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

陆家老老小小多达百口。陆游有两个哥哥。母亲唐氏，是宋神宗时的宰相唐介的孙女。陆、唐两家，俱属官僚世族，人丁兴旺。唐氏分娩前曾梦见秦观，因秦观字少游，于是她和丈夫商量，给儿子取名陆游，字务观。以唐氏三十来岁的年铃，不可能对死于徽宗初年的秦观有什么印象。她痴迷秦观的诗词。陆宰则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兼诗人，藏书之丰，闻于士林。

陆家要撤回山阴去。昼伏夜窜，贼马惊魂。除了带着值钱的家什，还带了大量书籍。一路狼狈可想而知。时在靖康元年，汴梁尚未沦陷。陆宰南迁，看来是有远见的。保全家族很重要。一年后宋高宗“泥马渡江”，仓皇南逃，身后跟着十几万中原的老百姓，哭天抢地，骨肉离散者不可估算。

到山阴，陆宰松了一口气。

他仕途并不畅，不到四十岁就请求“提举宫观”，等于做庙务委员，拿半俸退休。他在城南重新盖了房子，称别墅，清风明月伴读书，着《春秋后传补遗》，同时教育孩子。

陆游的童年，弥漫着书香。

宋代士大夫家庭，一般都这样。

《宋史》说，陆游“年十二，能诗文。”

陆游后来自叙：“吾年十三四时…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

少年陆游读陶渊明，读到痴迷状态。迷了多久他没说，估计有一阵。过两年，又迷王维、岑参。就像今天的小孩沉迷电脑游戏。所不同者，是文字敞开世界，而电脑收缩世界。网瘾如牌瘾，小孩大人均被小小的“瘾头”吸牢，直至生命被吸空。捧书卷与盯电脑守牌桌，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谁在今天忽视它，谁就将付出生存质量的代价。

几千年文明所赋予人的丰富性，不读书断难领悟。

这种丰富性，但愿不要被“现代性”淹没才好。

就精神拓展的境域而言，今人不及唐宋多矣。这与物欲在短期内的泛滥有关。而我们期待着长远。

陆游二

陆宰教育陆游，不因北宋的文明败给女真的野蛮而置书卷于不顾。当时的士人，惜书如故。就连金军北撤，也抢了很多书。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某些官员，只知看文件，长年不读书。有些人，一生的聪明才智只付与官帽。而官风影响民风……

读陆游，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活得非常较真的人。古人有这特点，陆游为甚。当然不是去一味计较个人私利。他活得心胸广阔。广阔通自由。而一味的利字当头，生存必定逼仄。大面积的利字当头，人人活得“单刀直入”，生活的意蕴将无从谈起，社会的“交往空间”将受到空前的威胁。

中国古代智慧，对利字高度警惕，国人当能重新思考。

少年陆游成长缓慢，该有的环节全有。哪像现在的小孩儿老气横秋，提前敏感权、钱、欲。

陆游孩提时代学过剑术：绕着院子里的大槐树叱咤有声。不过，几天下来，没劲了。父亲隔着窗户瞅他，摇摇头，但不去干预他。

陆游后来写诗称：学剑四十年。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学剑的劲头大增呢？

是家里来的神秘客人，是客人们激烈的举止和言论。

陆宰的朋友，几乎都是朝廷的恢复派，主战派：一定要收复北方领土，打回汴京去。可是宋高宗不这么想。

宋高宗是个投降派，享乐派：北方丢了，不是还有南方吗？汴京落到女真手里，他待在临安照样奢华。再者，他有个秘密心思，一旦打回汴京，他这龙椅多半就坐不成了，徽宗钦宗还活着。秦桧最能领会高宗的心思，领导一帮主和的大臣上窜下跳。秦桧不仅是奸臣，很可能还是奸细：他是从女真那儿逃回来的，自称砍翻金卒得以逃身，却带着几房家眷、大宗的金银财宝。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秦桧是奸细。

秦桧到临安，三个月当上副宰相，喊出“北人归北，南人归南”的口号，一副投降派嘴脸，却暗合高宗心意。高宗见金国使者要下跪称臣，并宣称这是为了国家。

高宗与秦桧配合默契，主战派受排挤。

陆游小小年纪，耳边常有父亲与宾客的激愤言辞。他那颗稚嫩的心，烙下风起云涌的抗金战争的画面。

当时的情形是：女真的战斗力由于战线太长、战事持久而下降了，内部又分裂，完颜氏互相残杀。沦陷区抵抗侵略者的义军此起彼伏，动不动就几万、几十万。南宋将帅如张浚、刘琦、吴玠、岳飞、韩世忠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陆军和水师，东线和西线，几年打下来，已经摸透了敌人的战术，屡战屡胜。宋军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有几成把握的。放手一搏，战争的形势会朝着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

然而宋高宗不想这么做。

此人是个念头清晰的昏君，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专打私家算盘。中国历代皇帝，像宋高宗这种人，能列出一长串。紧要关头，私心膨胀。他的信条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重大举措，是效仿赵匡胤拿掉将帅的兵权。国仇家恨他可以不顾——连他的母亲都被金人掳去生孩子。一切只为做皇帝，大小且不论，江南江北也不管。这个铁一般的意志使他花招频出，最终杀岳飞，罢韩世忠，签下丧权辱国的“绍兴和约”……

而陆游是听着岳飞、宗泽、韩世忠的传奇故事长大的。

陆游十岁前后，家里几乎每天有造访父亲的客人，客人当中有文官，也有武将。他们大步流星而来，慷慨激昂而去。弹剑悲歌的，抱头痛哭的，含恨死去的……陆游受到的震撼，殊难以笔墨形容。看他自己的记录吧：

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会秦丞相桧用事，变恢复为和戎…志士仁人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

恢复，和戎，是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分出了两大阵营。

练武有了动力。陆游念着岳飞、岳云、张宪、牛皋、杨再兴这些激动人心的名字，挥戟舞剑弄枪棒。书生亦是习武之人，目光如炬。到晚年，陆游还为自己的一双眼睛感到骄傲：“老夫垂八十，岩电尚灿灿。孤灯观细字，坚坐常夜半。”岩电指眼睛。又说：“目光焰焰夜穿帐。”

俗话说：练武先练眼。想想项羽或张飞的眼睛吧。

陆游暮年目能穿帐，和他从少年起就夏练三伏、冬练数九有关系。

从他的诗句看，他是七尺男儿身，肌骨强健。

文武集于一身，就像他祟拜的岳飞。

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读书到深夜，睡一觉又闻鸡起舞。

山阴城里的后生知他有武功，专门来会他，意含挑衅。陆游不示弱，于是打架难免，双方各亮招式，吐个门户。一般点到为止，却也有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父亲的反应有点奇怪，非但不批评，反而袖手旁观。

练武之人，打架是有效的训练方法之一。难怪嗜武之徒动不动就要寻衅。今日武侠片，为打架找理由真是费尽心机。“打架文化”，寻新卖点也难。打来打去，又飞又炸，终不如丛林中的狮豹扑咬来得痛快。

陆游打完架，拍拍衣裳转身回家，读他的陶潜岑参去了。

有个五官清丽身材苗条的小表妹总是跟他身后。她名叫唐婉。

陆游十七岁这一年（1142年），发生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岳飞被皇帝的毒酒赐死，岳云、张宪被斩首于市。

精忠报国的臣子，百战百胜的将军，死在宋高宗手上。

岳家军打过了淮河，长驱直入，打到朱仙镇，破了金兀术的核心战法“铁浮图”、“拐子马”，对汴京形成了战略包围。待援军一到，收复京师如囊中取物。中原的义军群起响应，“还我河山”的吼声响彻大地。然而南宋小朝廷在临安拨他的小算盘，竟然在一天之内发出十二道金牌，命令岳飞收兵。岳家军黯然南撤，中原百姓哭成一片。岳飞于中军帐含泪书写诸葛亮的《出师表》：“…汉贼不两立、王室不偏安…”

宋高宗不喜欢岳飞由来已久。为什么呢？因为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岳家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无不受到百姓拥戴。将士只知效忠于岳帅。高宗最怕这个。韩世忠的军队人称韩家军，张浚的军队人称张家军……姓赵的皇帝岂不成了孤家寡人？这可不行。他要抢军队。宁愿不要北方领土。

几路大军回临安，兵权落入皇帝手。史称，这是宋代的“第二次削兵权”。岳飞被封为枢密副使。这位令金兵闻声丧胆的进攻型元帅，闲居不久即下狱，死于高宗与秦桧的密谋。

宋军打了胜仗，秦桧却与金国议和。军事上处于劣势的金国谈判使者威胁说，不杀岳飞，达不成和平协议。

高宗、秦桧很听敌人的话，同意杀岳飞。其中显然有蹊跷。秦桧与敌人究竟是怎么谈的，现在难觅真相。

《宋史.岳飞传》说：“秦桧以飞不死，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

而高宗不点头，秦桧杀岳飞也难。

朝野一片抗议声，岳飞未能免死，这说明：高宗、秦桧杀岳飞的决心很大。

岳飞手中已经没什么兵权，对高宗不构成威胁。可是他活着，就会对敌人构成巨大的威胁。问题出在秦桧。秦桧在朝廷培植党羽成气候，有能力威胁宋高宗。君相狼狈为奸又各怀鬼胎：高宗每次见秦桧，怀中都藏着匕首。

围绕着权力，历史上演了多少丑态百出的“大戏”啊。

秦桧要岳飞死，岳飞活不成。罪名至今成奇谈：莫须有。

而眼下有人试图为秦桧翻案，其用心，不足称善吧？

绍兴十一年（1142年），岳飞死前一个月，宋金“绍兴和议”达成，东以淮河，西以陕西大散关为界，北方六百三十二县归金国。并且年年向金人称臣纳贡。金人还有个附加条件：无论秦桧犯什么事儿，不得论罪。这是汉民族的敌人送给汉丞相秦桧的护身符。

使一杆岳家枪纵横天下的岳飞，喝下毒酒身亡。挥舞双铜锤所向无敌的岳云，落得身首异处……

临安发生的旷世悲剧，当天就传到山阴。

陆游闻噩耗，眼晴都直了，说不出话，哭不出声。

时值隆冬，快过年了，偌大的陆家张灯结彩。然而岳飞父子的惨死，让所有的红灯笼透出血色。陆游茶饭不思，半夜徘徊中庭，愤怒而又困惑。晨光曦微，残灯向晓，陆游和泪书写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高宗与敌人签下和约，俨然大功告成，从此高枕无忧，模仿徽宗大肆享乐。历代皇帝，多这类东西。平均寿命四十几岁，活该。吊诡的是，这宋高宗却活了八十多岁，娱乐到死。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陆游成长期的精神环境，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了。爱国不是无缘无故的。针对陆游须追问：为什么他要比南宋一般诗人爱得更深？

陆游在山阴城南的家，也许称不上豪华，但毕竟不是普通人家。如果他父亲陆宰一味经营小日子，他就会长成另一种样子。那些常到陆家聚会的志在恢复的大人们，捶胸顿足，咬牙切齿，乃至哭爹号娘，给陆游留下的印象太深。爱国的种子悄然播下。爱与恨，盛开如并蒂之花。

爱不模糊，恨也清晰。情感的轨迹大致如此。而今人于爱憎趋于模糊，一些人倒宁愿混淆是非，混淆的背后，却是利益图清晰。利字当头，是非靠后。当然这也不新鲜：原始丛林里都是这么干的。

也许任何事都有是非模糊的空间。但问题在于：模糊地带人太多，模糊的空间势必膨胀。这显然会损害全社会的健康向上。你也模糊我也模糊，没有一张脸是轮廓清晰：鬼与鬼打交道，大约是这般景象吧？

如果人是人的话，其生存向度，焉能朝着丛林、鬼域？

陆游从小爱憎分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分得很清楚。情感教育的好环境，促使他日后活得明白而坚决。包括岳飞在内的古代优秀文人，都有这特征。

传统文化营养丰富。今天的“80后”“90后”，在踏入社会置身喧嚣之前，当能培养吸收营养的能力。养得精神强健，以抵御“模糊”的酸性进攻。

陆游三

事实上，模糊与清晰的战斗尚在进行中。我们期待着，“清晰”反攻的号角嘹亮吹响。

对陆游来说，爱，犹如一粒奇妙的种子：它破土而出时，向天空向人世，亮出了异样的美丽花瓣。

花瓣上写着两个字：爱情。

唐琬是陆游的舅舅的女儿，她与陆游，犹如林黛玉之于贾宝玉。唐琬的外祖父唐介做过宰相，可见她生于高门望族。和陆家一样，唐家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到江南的山阴。两家人往来密切。唐琬和陆游，有足够的机会培育爱情。唐琬生得娇美，有点弱柳扶风的韵味，却有白里透红的健康肤色。而绍兴这地方，最适合谈情说爱，烟柳画桥随处可见。男孩儿女孩儿又都是锦心秀口，泛舟镜湖，造访禹迹，拜谒兰亭。王羲之曾于兰亭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陆游的书法清瘦飘逸，字如其人。唐琬颇能欣赏。她善琴，能诗，会下围棋，具备贵族少女的修养。陆游诗剑双绝，唐琬佩服得五体投地。陆游慷慨激昂时，唐琬也会将她玉一般的手指攥成粉色拳头。陆游常把目光，不经意去看她的酥手。她要么缩手，要么掉头瞧了别处，羞涩之状可人。

陆游是爱上了，唐琬也爱上了。二人恋爱的具体情形，大约也类似宝哥哥和林妹妹，细节丰富。可惜陆游于此事记载甚少。他一生记下那么多事，独于这桩恋情的过程缄口不言。

古代文人多如此，一般不讲家中事。不会拿个人隐私去炒作。陆游则于这一层之外别有苦衷。

好在他留下了一首词、几首诗。

陆游娶唐琬，婚姻幸福。

然而陆游的母亲出来捣乱了，对唐琬没个好脸色。婚前并不这样。也许她看不惯小两口在她的眼皮底下黏黏糊糊。几千年婆媳不和，可能有着相似的心理结构。婆婆强势，媳妇辛酸。终于到了处不下去的地步，陆游另置宅子安置唐琬。小两口偷偷见面，缠绵不肯分手。爱情因受阻而愈演愈烈。陆母又来捣乱，强行拆散鸳鸯。这段高压之下的婚姻，大约持续了两三年。唐琬未能生孩子。也许有过身孕，却逃不过婆婆的眼睛。婚姻在最幸福的时刻中断。陆游另娶王氏，唐琬改嫁赵士诚。

于是有了惊心动魄的沈园邂逅。

时隔多久不详，当在两年以上吧。唐琬正努力适应第二个丈夫，却与陆游在风景优美的沈园不期而遇，彼此默默相望，目光怎么也挪不开。赵士诚主动向陆游打招呼，置酒款待。两个男人躬身施礼。瘦了一圈的唐琬俏立在风中，杏眼明亮。偏偏是春天，偏偏在沈园。爱情悲剧的各式经典情态应有尽有。陆游终于撑不住，情如井喷。当场挥毫，在沈园内的一堵墙壁上写下《钗头凤》。

唐宋诗人写诗在墙、壁上，很常见的。普通民众能欣赏。名诗人题诗，围观者踊跃。好字好诗赢得喝彩，歪诗劣字没写完就被观众哄下台。陆游在山阴，十六岁已小有诗名，眼下二十六岁，伤心怀抱酿成绝唱《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蛟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岳飞殇国，陆游伤情。回肠荡气如出一辙。

陆游的文字太凝练，太具有穿透力。唐琬被击伤。她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唐琬瞒着老公，咽泪妆欢。赵士诚却很有绅士风度，陆游留在沈园的墨迹他一直保留着。没风度倒好。墨迹在，情爱熊熊燃烧，唐琬看一回伤一回，终于——凋谢了鲜花，葬送了红颜。

唐琬死，不过二十几岁。

时人记载说：“未几，（唐琬）怏怏而卒。闻之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

陆游的《钗头凤》“杀”死了唐琬么？

这话虽不中听，却有几分真实。唐琬另适赵家，之所以怕人寻问，盖因赵士城有风度且待她好。如果士诚是一庸夫，她也犯不着咽泪妆欢，瞒得那么痛苦。我估计，赵士诚是在耐心等候她回心转意。治情病，时间是管用的。夫妻朝夕相处，日常细节多多，唐琬系于陆游的那份痴情，或淡去，或另辟一间心房安顿下来，留待老来回味。古今中外男女，这类情状屡见不鲜。

如果没有沈园邂逅，如果陆游不题《钗头凤》，如果赵士诚妒火中烧涂去墙壁上的墨迹，唐琬还会死么？

而唐琬之死，又为原本出色的词作增添了动人处。

爱情悲剧，一波三折。

传向千古的诗篇，却以艳骨青冢作铺垫。

过了五十多年，陆游还在为唐琬伤心。一再写诗，字字动人。他不敢走近唐琬墓，只在远处徘徊。心中是否有一点内疚呢？当时情不自禁，写下那些句子，刮起本已平复的情感波澜，他能挺住，而唐琬一个多情弱女子如何能承受？字句竟如刀，伤她的五脏六腑。

陆游会想：《钗头凤》害了她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

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

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之所以受人敬重，讨人喜欢，只因两个字：重情。而重情的前提是活得认真，凡事投入。情，决不是随便什么人想重就重的。人的生存乃是环环相扣。情之生发乃是自然而然。现在普遍流行的“用情”，反其道而行之，是实用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惊人恶果之一。情感的实用化趋势，导致情感世界的坍塌与收缩。而收缩既是空间意义上的，又是时间意义上的：情感不以自身为目的，必定导致短暂、游移、多变、诡谲。最后，变得狰狞阴森。

当海德格尔断言，现代人已被连根拔起时，就包含了上述意思。

按时下某些中国人的标准衡量，陆游很傻的，近乎傻逼。唐琬死了半个多世纪，陆游还在伤心。艳骨都化成灰了，坟前小树早都长成材了，伤心有啥用呢？

情感讲实用，良知讲实用，艺术讲实用，读书讲实用……结果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几项标志空前萎缩。到头来，生存诸环节的美好的东西灰飞烟灭，实用讲来讲去，既伤人又伤己。

真到那一天，人们蓦然回首会发现，“实用”这东西最不实用。实用酿成了无数的悲剧。

看似无用之物，则可能通大用。咱们的祖先有这智慧。今天这么多科技，这么多精于算计的大脑，丢了祖先智慧多可惜。

钱权价值观持久地统摄生活，要“统”出大问题的。

铜臭一词有真理。祈愿不要恶臭熏天：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十二世纪的陆游，比之二十一世纪的许多国人，看生活远为广阔。拥有“地球村”这类概念的人们，其“现实通道”却是前所未有地趋于逼仄。这个世纪性难题，西哲如胡塞尔等洞察在先，针对乏味的科技世界，补之以多元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在西欧早已进入文化主流。我们应当有借鉴的能力。不怕殚精竭虑学着思考。

看不清当下，则很难回首过去。

就古代看古代，可能看不出一个所以然。传统文化，正遭遇老是自己碰上自己的“同质性尴尬”。要重新激活这潭水，可能需要引进大量的“异质性干扰素”。

笔者于此，也仅能讲点猜想。

陆游活得投入。投入才有丰富，像韩剧展示给我们的那些男男女女。韩剧赢在细节上。前提却是：生活中尚有保存完好的意蕴层，有大量可供选择的韵味儿十足的细节。

国内若拍表现陆、唐爱情的影视剧，恐怕得到韩国挑女演员。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八十多岁的陆游，对六十年前的唐琬，毫不实用地怀念着。艳骨不存风流在，梅花落尽香如故。

他在山阴，前后共待了五十年。中间三十余年，宦游东部西部，浪迹十万里。

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的人，这样的生存，才叫过好每一天。

而不是被旋风刮得团团转，莫名其妙地刮掉几十年……

陆游十九岁曾到临安考进士，没考中。过几年再考，省试拿了第一名。殿试却榜上无名。秦桧做手脚，安插孙子秦埙，黜落“喜论恢复”的陆游。

陆游气得毛发倒竖，恨不能手刃秦桧，为国除害，为岳飞报仇。但丞相府戒备森严，围墙高达两丈，陆游又不会飞。

绍兴和议以后，秦桧开始了他的独相期，长达十七年。投降派一手遮天。谁要说打过淮河收复北方失地，秦桧就对他不客气。血性男儿受压抑。宋高宗过得很快活，日费千金。

陆游未能考中进士，拿不到官帽。他有两个哥哥，门荫也轮不到他，于是闲着。父亲陆宰已去世，留下一些财产和一万多卷书籍。陆游读书，写诗，交朋友。此间他做了爸爸。妻子王氏虽不如唐琬风流蕴籍，却能生孩子，生下一个男孩儿，又生下一个男孩儿……陆游乐得眉开眼笑。

陆游跟一位叫曾几的大诗人学诗，收获不小。曾几是个老头，是硕果仅存的江西诗派元老。江西派为北宋黄庭坚所创，写诗重技巧，在练字、创意、对仗、音韵方面十分讲究。曾几寓居上饶茶山，陆游往茶山跑，盘桓多日，向老诗人请教。他后来回忆：“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

学诗很神秘，夜半得玄机。什么样的玄机呢？

陆游后来教训自己的儿子说：“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这话意味着，陆游年轻时，功夫在诗内。

曾几、张戒、吕本中、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这一群南宋诗人，日夕琢磨着诗歌的形式，研究杜甫。莫非他们忘了沦陷的北方？不是。他们都是主战的官员。但诗歌作为顶级艺术，与口号有别。愤怒出诗人，平和冲淡也出诗人。南北对峙旷日持久，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行军打仗需要口号诗，日常状态下高呼口号，却会显得不正常。

杜甫避战乱东奔西走，照样锤炼诗歌形式。

江西派苦苦学杜甫，易得皮毛而难得精髓。为什么不学李白呢？李白天马行空，神仙般的飘逸，南宋一般诗人，只能仰望、惊叹，而无从学起。杜甫毕竟有迹可寻。

陆游四

伟大诗人气象万千，与之比肩谈何容易。苏东坡黄庭坚尚且不能，何况南宋诸诗人。宋词悄然而起，勃然而兴，终于和唐诗并称。却有几分意外的。

文学艺术的发展轨迹，意外是常态。

陆游是在四十多岁以后意外地变成“小李白”的。

十几年学杜甫，倒学成李白了。

也许这表明：陆游身上有李白式的迷狂。

不过直到死，他仍在琢磨杜诗。他的七律、七绝相当出色，不让苏黄。七十年兼学陶、岑、李、杜，使陆游成为南宋的头号诗人。

青壮年佳作寥寥。代表作惟有《钗头凤》，连同他的伤心故事传遍江南。

武艺还在练。十八般武艺，陆游对剑、戟、戈比较在行。戟的长度通常在枪之上，身材高大的男子，方能舞得称手。三国吕布的天方画戟，和张飞的丈八长矛杀得昏天黑地。陆游梦击金兵，常常从床上一跃而起，操得画戟在手。耳边战声犹激烈，窗外却是月如银。

他一度躲进穷乡僻壤研究孙吴兵法。《夜读兵书》：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

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

剑气腾腾，剑锋北指。

这同样是在锤炼着诗歌。

诗人梦想着成为一名战士，战死沙场光荣，守着妻小耻辱。这是唱高调吗？显然不是。特殊的历史情境，向来能够激发英雄气。

陆游三十四岁始做官，担任福州宁德县主簿。门荫一途走不通，改由保荐制度踏上仕途。宋朝官制花样多，官宦人家子弟，总有办法的。宁德待了一年，调福州。不久，又调到临安做敕令所删定官，负责起草法令。他认识了一个叫周必大的朋友，互相欣赏，又住隔壁，往还中有不少趣事。陆游后来以四言的形式追述说：“得居连墙，日接嘉话…邻家借酒，小园锄菜。荧荧青灯，瘦影相对。西湖吊古，并辔共戴。赋诗属文，颇极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坏…”

这位周必大，日后官至丞相，在宋孝宗面前延誉陆游。二人一生交厚。周必大比陆游小，倒死在陆游前头，陆游为他写祭文。

淡交如水，久而不坏。此言源自：“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武人见武人，通常三杯酒下肚，就要义结金兰。

陆游骨子里是个文人。

绍兴三十一年（1159年），金主完颜亮南侵，打过了淮水。完颜亮率兵六十万，号称百万，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川陕和荆襄、淮南。宋高宗在枢密史张浚的鼓动下勉强同意迎敌。其时秦桧死去多年，朝廷主战派抬头。川陕有吴璘，荆襄有刘锜，两位名将对敌人构成很大的威胁。然而金兵来势汹汹，宋军王权部败于合肥，高宗闻战报，立刻慌了神。这皇帝患有严重的“恐金症”。早在靖康登位之初，他躲到扬州花天酒地，忽传金兵来袭，大惊失色，吓得丧失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现在王权初战不利，他又想逃，连夜制定了逃跑的路线：先逃到绍兴，绍兴若站不住脚，再逃福州。必要的时候解散政府，叫百官各投生路，单剩御林军保护他那随时准备航海的几艘楼船。

丞相陈伯康苦劝，高宗才惊魂稍定，把写好的逃跑手谕烧了。

其实，战争的局面，对完颜亮的军队并不利。金兵成分复杂，将帅长期不和，战斗力远逊于三十多年前马踏汴京之时。宋军反而同仇敌忾。刘锜的大军曾屡与金兵交战，几乎没打过败仗。金军将领闻他名头，先怯了几分，不敢交锋，完颜亮只得亲自上。两支主力在皂角林相遇，刘锜军大胜金兵，却迅速退到镇江，伺机再战。

此间，宋军与金兵隔长江对峙。

完颜亮主力南下，中原空虚了，各路义军趁机反击侵略者，声势渐大。均州知州武钜率领的人马，深入沦陷区，联合义军痛击金兵，一度收复西京洛阳。消息传到临安，朝野共庆。陆游在狂喜中写诗：

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

天意宁知一日回…

陆游调到枢密院任编修官，等于进国防部做秘书。他紧张关注战事。各式战报雪片般飞进枢密院。完颜亮制定了三日渡江的强攻计划，刘锜的大军能顶住吗？临安城议论纷纷，陆游也隐隐有些不安。那完颜亮足智多谋，行事果断。

这个节骨眼上，刘锜呕血身亡。

临安愁云惨雾。高宗又想跑。王公贵族蠢蠢欲动。

陆游绕床达旦……

然而大江对岸传来好消息：完颜亮被他的部属完颜雍杀死。几十万金兵北撒。

这是绍兴末年宋金交战的戏剧性事件：双方的主帅几乎同时身亡。

江南百姓都以为宋军会乘胜追击，东西两线大反攻，会同各路北方义军，趁敌人喘息未定，一举收复中原。可是百姓太天真，哪能吃透统治者的心思？宋高宗所担忧的，首先是军权旁落。焦点聚集在江淮宣抚使的人选上。这个职位意味着统帅东线宋军主力，朝野盛传，张浚将出任宣抚使。

张浚是几十年的老主战派，人望甚高，高宗则是几十年的老投降派，君臣各唱各的谱。高宗能让这样的将军手握重兵打到中原去吗？

这皇帝下诏，让杨存中出任江淮宣抚使。

杨存中是他的心腹爱将，人气指数几乎为零。

百官哗然，陆游愤然上札子，不顾位卑职小，奔走呼号。

有趣的是：皇帝的诏令让四个给事中驳回了。给事中属于丞相门下，按宋制，给事中四人，“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

简单地说，丞相手下的给事中，如果四人取得一政，对皇帝就有否决权。所以，宋朝皇帝要独裁，还得把丞相抓到手，比如徽宗抓蔡京，高宗靠秦桧。此间的丞相陈康伯亮出主战底牌，支持张浚。高宗欲行诏令，得先免陈康伯。这一来圈子绕大了，紧要关头，天下舆情将对他十分不利。

宋朝一如唐朝，制度和舆论都对皇权有制约。

高宗显然没料到，他的诏令被集体否决。这使他很没面子，于是寻思退位。金兵南下时他想逃，现在臣子反对他，他又想溜，学徽宗撂挑子。不过，他在位一日，就不会让张浚统兵北上。兵权这根弦他始终绷得紧。这可是他们赵家的传家宝。

前线战士摩拳擦掌，后方朝廷就这么耗着。

完颜雍赢得了喘息之机，迅速扑灭中原义军，站稳脚跟，拨十万精锐部队，严防宋军渡过淮河。

南宋的大好战机稍纵即逝。恢复成泡影。

陆游仰天长叹，几日茶饭不思。

他曾熟读兵书。这一年多，他研究过多少战略战术啊。他的身份是“国防部”秘书，却更像一位军事参谋。

“夜阑闻疾雨，起坐涕交流。”

他在梦中回到岳飞大破金兵的绍兴十年，奋勇杀敌，血染画戟。他和岳飞共饮，同唱《满江红》……

梦醒一切皆空。倏忽起坐，眼泪噗噗如疾雨。

陆游的记梦诗多达百首。爱国之情怀，岂是唱高调。

心爱的北国，心爱的女人，一辈子魂牵梦绕。

十二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对皇帝，对陆游，都是命运的转折点。

五十七岁的宋高宗不得不让位给养子。他曾有个独子，死了，南渡后又不能生育。龙椅上他听到金兵就心惊肉跳，于是赶紧叫太子担大梁。三十六岁的太子登基，是为宋孝宗。

高宗退位后又做了二十几年太上皇，每日花销巨万。孝宗早请示晚汇报，尽孝为先，国事为后。宋廷等于有两个皇帝。高宗与嫔妃厮混，变尽法子要恢复性功能，四肢忙碌，大脑迷糊，但国家的重大决策，还得听他在酒池肉林中用鼻腔表的态。

孝宗出身卑微，尽管也姓赵，与皇室沾点亲，祖辈却只是北宋时的一介县丞。宋高宗选他做太子，看中了他卑微的心理特征。

老皇帝为自己谋划，可谓精细、实用。

孝宗资质本不错，既有理想，又有修养。从哲宗到徽宗、再到高宗，几个皇帝的流氓习气到他身上踪影全无。他颇似宋神宗，胸有大志。做太子十余年，勤于读书，比如精读了卷轶浩繁的苏东坡全集。这样的人当皇帝，自然想要有一番作为。

孝宗改元隆兴。起用张浚为右丞相兼大都督，统帅军队。

朝廷主战的声音忽然大起来了。

于是有了隆兴元年（1163）的张浚北伐，却打得很别扭，先小胜后大败，十天就结束了，史称南宋“儿戏般的十日战争”。两员大将在前线不和：邵宏渊自恃有太上皇做后台，拒绝听命于主将李显忠，导至金兵反击得手。宿州战役，宋军被打得丢盔卸甲。李显忠退至符离集。

朝廷有两个声音，直接影响前线。

北伐也不占天时。完颜雍的军队已不似一年前仓皇北撤之时。

张浚上表，请求朝廷责罚。孝宗仍然让他掌兵权，要保住这面主战的旗帜。张浚一倒，以左丞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将占上风了。

此间陆游升为通判镇江军事州。镇江是大州，是战略要地，而通判为一州之副，参与军政大事，并有监督太守的职责。

隆兴二年三月初，张浚巡视江淮的军事布防，楼船战舰威武。这是主战的信号，天下闻而壮之。陆游“无日不相从”，张浚也对他“顾遇甚厚”。他父亲陆宰，曾与张浚有交情。更为重要的是，陆游得以向张大帅显示抗金的决心和军事才能。他穿戎装，舞画戟，谈将略，大帅频频点头赞赏。

人生要讲机遇，陆游的机遇到了。三十九岁，正是年富力强。懂文化的宋孝宗对他印象颇佳，擅军事的张大帅命他连日相随。二十年的愤怒与企盼，有望一朝喷发。

命运到了转折的关口。也包括官运。此前一直干秘书。

然而……

一部南宋史，由太多的“然而”所组成。

绍兴十年，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兵临汴京城下的岳飞；隆兴二年，又是这个高宗，从幕后伸出太上皇的脏手，罢免张浚。

张浚三月出巡江淮，四月被急召回临安，几天之内落兵权、罢丞相。内幕是：太上皇主持对金议和，先行罢免“鹰派”的领军人物。张浚下台，“隆兴和议”出台，老一套的割地陪款，并且额外加上一条：宋帝对金主称侄。

接下来，宋帝该叫金主爹爹。

宋孝宗有苦难言。

八月，一代抗金名将张浚，迎着萧瑟秋风踉跄回老家，死在途中。

陆游悲愤地写道：“张公遂如此，海内共悲辛。逆虏犹遗种，皇天夺老臣…”

过了二十二年，年届花甲的陆游愤怒未消，《书愤》云：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陆游五

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跟随张浚巡视江淮的那些日子，陆游一生不忘。

那是他离前线最近的日子：紧跟大都督，打回中原去。

执戟楼船多威风，可惜转眼成泡影。

战士不能杀敌，只能挥笔写诗……

但这事还没完。两年后陆游在南昌通判的任上遭弹劾，罪名是：“结交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可见朝廷已呈一边倒的局面，主张收复失地的臣子反倒有罪。宋孝宗打了败仗又签和约，顾不了许多了。他的御座后面，还有一只大手。弄不好，御座将被它掀翻。

几年来，陆游竭力鼓吹迁都建康（南京），把“行在”摆到前线，振军威，鼓士气，结民心。朝廷豁出去了，必使天下人振作起来。金人最怕这个。南宋虽是小朝廷，其综合国力还是远胜于金国。何况中原、华北，四十年义军如潮，从未断绝。女真族残酷压迫汉民族，要把汉人变成奴隶。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迁都建康，是主战派一致的主张。

然而投降派控制朝廷，迁都的声音在短时间内消失大半，陆游还忙着上札子，慷慨陈辞，想说服最高统治者。不适时宜的真知灼见，往往衍成罪名。历史的每一页都有记载。其中的一页，写着陆游的名字。

撤职。官帽丢了。而一般的处分是贬官。哪怕流放，官身还在。

报国无门。仕途无望。四十出头的陆游，只身、匹马、孤剑，从江西南昌打道回浙东的山阴。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首《咏梅》词，不妨视为陆游自己的写照。断桥边孤零零的一支梅，更面临漫天的凄风苦雨。梅花零落，化为尘土，却是香如故。陆游对沦陷的北方，对泉下的唐琬，都是这般情怀。死了也要怀念。而情感并无高下之分，陆游热爱国家眷恋女人，都值得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陆游以梅花自喻。他爱梅，如东坡之爱竹，周敦颐之爱莲。其间盖有深意在焉。借此顺便提一句：眼下常用的国画题材梅兰竹菊，因其随意滥用而扬起“文化泡沫”。传统文化中的清洁精神，因泡沫而受遮蔽，而自动隐匿。

古人对这些东西，不轻易下笔的。

《咏梅》作于何时，至今无考。这反倒成全它，得以对应陆游的一生。看来是写在路上。他住过无数的客栈、驿舍。词有哀怨，诗人的心境就是这样。艺术乃是针对各类人生情态严格写实。写意，抽象，均在其中。

一树梅花，满天风雨。

毛泽东诗云：“梅花欢喜漫天雪”，那是另外一种境界。

毛泽东和了陆游的这首名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写得真好，百读不厌。以后有机会再来品读吧。

陆游在南昌掉了官帽，骑马回老家山阴。这些年做官有了一点积蓄，他在鉴湖边重新盖了十来间房子。陆家是山阴的大家族，城里有别墅，云门山有老宅。陆游四十多岁了，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另立门户很寻常。新宅虽然称不上豪华，但环境优美：“吾庐烟树间，正占湖一曲。”

陶渊明来照面了。

“吾庐”为渊明首创，衍生为中国人至今不衰的情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经典描画，一派天然。

田园大宗师独创的审美境界，不须雕梁画栋，只要几间草屋就行。瓦房也可以。豪宅妨碍青山绿水。

质朴蕴涵丰富，诗人能够细察。

陆游有田产，一般不愁生计。灾荒年则难说。他的生活水平比渊明高，能吃肉，有美酒。缺红颜知己，于是追忆唐琬的点点滴滴，但不写渊明的那种《闲情赋》。渊明无望于美妇，才写热烈奔放的《闲情赋》。陆游宁愿憋着。这个事儿日后再说。

陆游的性格不是有点像李白吗？

“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世事艰难，壮心落不到实处，又使他沉郁如杜甫。

而在乡村中的日常情状，更靠近陶渊明。且看陆游的名篇《游西山村》：

莫笑田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冰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他在乡下转悠，从这村忽然转到那村，美滋滋的模样溢于言辞。渊明穷，“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敲门拙言辞。”伟大的渊明辗转行乞，读来令人心酸。有这写在明处的窘迫作铺垫，后世追随渊明者，总要想方设法待在温饱线上。乡下盖几间房子，大抵衣食无忧，然后寸寸贴近山水肌肤。两宋文人，无一例外地崇拜陶渊明，包括“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这一层，不失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有趣的课题。

在乡下人眼中，陆游是做过大官的，属员外级别，又饱学，和蔼，所以尊敬他，亲近他。“拄杖无时夜叩门”，这一句透出他的惬意和随意。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入夜关门早，一般不串门。而陆游不拘什么时候，只要房内有烛火，他就抬手叩门。咿呀门开了，迎着他的总是笑脸。无时夜叩门，映照“简朴古风存”，如果人心不古，乡村盗贼奔走，谁还敢夜开门呢？恐怕家家户户弄个防护栏防盗门，有条件的豪宅，建个防暴队……

《雨霁出游书事》：

十日苦雨一日晴，拂拭拄杖西村行。清沟泠冷流水细，

好风习习吹衣轻。四邻蛙声已阁阁，两岸柳色争青青。

辛夷先开半委地，海棠独立方倾城…百草红紫哪知名！

这西山村，陆游想必常去。下了十天雨，天刚放晴，乡间小路还泥泞着，他却迫不及待出门了。西村有朋友，类似渊明的南村，聚集着、散居着素心人。沿途访友，一路访春，那心境，嗬！拄杖是必要的，对付泥泞或沟沟坎坎，拄杖却更是一个优哉游哉的文化符号：渊明拄杖，东坡拄杖，陆游拄杖。

权杖丢了，竹杖在手。

反观古今有些人，掉官帽像掉了魂儿似的，呆滞，病歪歪，走路贴墙儿，生怕见熟人。例子多得数不过来呢。为什么？因为这些个昨日的官员，唉，怎么说呢？他错把权杖认作人生的拐杖，拐杖一朝丢失，马上变瘸子，举止像白痴……

都是利字给害的。

人要讲一点修身。看看人家陆游修得多好。

官身不存，精气神在。

山阴的乡下他一待五年。

陆游又做官了。朝廷有他的名字。新任丞相陈俊卿，曾经和陆游同在张浚的幕府干过。陆游一纸贺信去，讨得一顶官帽来。仍是做通判。却通判到蜀中的夔州去。

一官万里。

“残年走巴蜀，辛苦为斗米。远冲三伏热，前指九月水。回首长安城，不忍便万里…”

他是先到临安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冒着酷暑从临安出发，舟行数月，途中每天写日记，半日一首诗。日记短的百余字，长的逾千言，却并非流水帐似的记载，而是追思先贤、饱览风物，是浓缩了诗意的地理考察。泊舟登岸是常事，或逗留几个时辰，或盘桓两三天。过瓜州、苏州、黄州、沙头、江陵，舟望石门关，疾入瞿塘峡……

“渔村把酒对丹枫，水驿凭轩送去鸿。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诗写于江陵，时在深秋。

蜀道艰难。陆游感慨说：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

杜甫曾在夔州写下《秋兴八首》、《壮游》等名篇。陆游却一眼看见了忧国忧民的杜甫：“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壈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

陆游多么理解杜甫。

什么人就会理解什么人，这是一定的。

拖着一家子万里投荒，陆游并无怨言。他原本是一条血性汉子，跋山涉水不在乎。此去夔州，毕竟强于避战乱的杜工部，贬岭南的苏东坡。杜甫坚决，东坡达观，坚决与达观的背后都有强大的文化支撑。却又化为日常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陆游追随着他们的身影。

半年行不到，江山看无穷。想想陆游行路的身姿吧。

走仕途的切近考虑，一为报国，二为子孙。陆游有六个儿子，得为他们的前途着想。上了一定的官阶，能荫及子孙的。“辛苦为斗米”，这也令人联想杜甫。

待夔州一年多，陆游被调往川陕交界处的南郑。这是意料中事。朝廷正酝酿着对金作战。

南郑（陕西汉中）是宋金对峙的西部前线。朝廷往西线集结兵力，准备从大散关一带向金兵发动攻击，出陇右，取长安。四川宣抚使王炎节制诸路兵马。陆游只身快马赴南郑，不忘写诗：“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

陆游入王炎幕府，做了高级参谋。

杀敌的机会来了。斗志改变诗风。

王炎擅长军事，精心布置了这次西线大战，专等孝宗皇帝下决心。

王炎幕府中的五、六个高级参谋，陆游是其中之一。他随侍王炎左右，和大将们一块儿喝酒。宋史说，陆游屡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

当初在江淮东线，陆游登上张浚的楼船。现在于南郑西线，他紧随王炎。

前线时有磨擦，战争一触即发。

陆游的岗位是在大帅府，不大可能披挂上阵。不过他勤练武艺，尤其练戟、戈、骑马射箭。四十多岁的身子骨，雨天也在叱咤腾挪。有个王参谋嘲笑陆游，欲以文官之身，求取武将功名，岂不是白忙活？参谋嘛，动脑子，不须动刀枪的。

陆游照练不误，箭法长进迅速，有力道能拉硬弓，有准头，百步之外曾穿杨。他目力好，对射箭有帮助。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

陆游是否打过仗，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他后来写诗说：

我曾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

诗中展现的场面，“三日不火食”，应是一次长达数日的冬季强行军。

南郑附近的凤县，西县，两当县，定军山，陆游都去过。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广元道上的飞石浦，都曾留下这位高级参谋英武的身影。也许偶有战事，与敌人有过接触，但战斗规模小，陆游未曾提及。如果他亲手杀死过一名金兵，一定会写诗的。

几十万集结在关中的宋军虎视已久，金兵非常紧张，步步设防，长安城外挖了三条护城河。东线同样吃紧，金兵调不过来。大散关战役，可望改写历史：宋军收复北方，将改变历史的走向。

陆游六

然而朝廷迟迟不下命令。王炎不断派人，十万火急奔临安。宋孝宗的指示含糊其辞。兆头不妙。王炎对属下尽量不动声色，包括对陆游这样的高级参谋。王炎的作战部署，已经秘密深入到敌军营垒，一旦开战，几个据守要塞的金军将领将反水，配合宋军直取长安。

除了深忧朝廷内幕的王炎，没人相信这仗打不起来。

西线无战事。大军消耗着粮食，所幸这一年关中丰收。

营妓们婀娜多姿的身影出现在军营中，却只有将军们、高级幕僚们能享受。中下级军官饱饱眼福而已。普通士卒翘首而望，啧啧嘴，拍拍腿。天寒地冻的，将军的营帐软玉温香……

陆游住南郑城内的宣抚司，他接触的营妓，都是花中选花，色艺双绝。恰好城外有座高兴亭，将军、幕僚，没事儿就去高兴。漂亮的营妓们各呈姿态，击筑吹箫弹琵琶，秋波横流。陆游半醉，挥笔写《秋波媚》：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优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姑娘们一遍遍地唱着，哭着，笑着。

月落星稀，一个成都姑娘和陆游漫步于高兴亭下。

四川盆地云遮雾罩，姑姑们向来水灵。

多情营妓亦悲歌。慷慨壮士解风情。

这特殊环境中的男欢女爱，该是另有滋味吧？可惜陆游不留诗篇。岑参、高适、岳飞也不留。

陆游从夔州到南郑已是第二个秋天了，烽烟不起，内心焦灼。南宋三个进军的好时机：绍兴十年岳飞挺进汴京，绍兴三十二年完颜雍仓皇北撤，乾道八年（1172）王炎部署西线战役，莫非全都泡汤、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

“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年。”

陆游这两句诗，把他的心迹写得明明白白。

软玉温香，怎比得金戈铁马！

挥剑的手，无奈伸向床头……

有一位当代着名学者，将陆游待在南郑的时光称为生活的高潮期。这高潮，却是挟带了因不能杀敌而郁积起来的能量。

于是有了杀虎的壮举。武松打虎可能是传说，陆游杀虎可不含糊。大散关一带多虎患，“道边新食人，膏血染草棘。”陆游常带士卒进山打猎，这一年的初冬踏雪入林，碰上了那只食人猛虎。他后来回忆说：

我时在幕府，往来无朝喜。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雪中痛饮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免。眈眈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仇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

秦地士卒，素有勇猛之名。三十名士卒都是身强力壮，陡然见猛虎，却吓瘫了，倒是年近半百的陆游挺戈而上。虎作人立，咆哮着，巨大的前爪扑他，咽喉部却被锋利的钢戈刺破，虎血喷射。

虎啸时，陆游也吼。恶战不多时，虎死，人居然活着。

这可不是一首记梦诗。秦卒缓过神来，个个像做了一场恶梦。那一顿虎肉吃得！全军沸腾了，孤儿寡妇携壶浆，拜谢陆游大英雄。

狂欢之后悲从中来。英雄只能猎虎豹，不能收拾旧山河。

此时此刻，陆游的心格外靠近岳武穆。

打虎这件事，他后来在诗中反复提及。却向我们显现：他不能临阵杀敌的悲怆心境。

王炎突然被朝廷调走了，幕府星散。陆游外出视察军情半个多月，回南郑城宣抚司，看见同僚们正板着脸收拾文件。

王炎倚树一言不发，只仰天长叹。他升官了，主持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长。可他心里清楚，枢密使的位置，不过是为他安排退休的一个体面的中转站。

从史料看，这事可能不怪宋孝宗，因为他同时在策画着东线进军。皇帝身后有太上皇。老贼不死，敌人平安。

陆游调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

英雄受命离开前线，到天府之国去了。

事实上，前线已不复存在。东、西两线无战事。

所有这些故事，发生在十二世纪七十年代。

陆游骑驴过剑门关，迎着蜀地的牛毛细雨。剑门七十二峰，峰峰向北，地质结构非常奇特。我在剑阁喝茶时偏遇暮春小雨，满脑子陆游当年迤逦入关的形象：不知陆游的南郑时光，焉知诗翁向剑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来，细雨骑驴入剑门。”

英雄气化入诗酒人生。

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

此后三十多年，陆游对此耿耿于怀。

成都太舒服了。范成大后来做了地方长官，陆游又是闲职高官，诗人与诗人，艺术、生活都富于异乎寻常的想象力。酒肆歌台日复一日。南郑时，陆游身在战争和女人之间，战争终于未发动，而女人早已投怀。在成都断断续续的数年间，则是醇酒美妇鲜花。

梦向何处醒？边城号角声。

陆游“娱乐”之余，常常泪流满面。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陆游的诗歌艺术像个大磁石，吸附若干元素：爱国爱酒爱女人，缺一不可。包括纯粹的、自然意义上的山山水水。

诗人乃是混成物。单一的材质难成大气候。

换句话说，诗人身处异质性的东西所形成的张力之间。

甚至可以这么说：诗人就是张力本身。

陆游一度成都去了嘉州（乐山），“摄知嘉州”，等于代理市长，干得好去掉代理二字。他筑堤，修岷江浮桥，搞阅兵式。公务井井有条，生活韵味儿十足。嘉州、眉州（眉山）这一带，有多少前辈大师的英灵啊：岑参做过嘉州太守，人称岑嘉州；黄庭坚做过眉州青神县尉；而苏东坡的老家眉山近在咫尺。陆游对东坡，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他骑驴负剑，晃晃悠悠奔眉山而去，踏入桃花源般的眉山境，处处感到灵气袭人，不禁在驴背上惊呼：

“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盘桓眉山多日，陆游又结识了民间的奇人师伯浑。此人谈兵谈儒议天论地，滔滔如岷江之水。陆游受点拨茅塞顿开，敛衽再拜，呼师伯浑为“天下伟人”。

曾受毛泽东高度赞赏的南宋名相虞允文，也是眉山市仁寿县人。

“郁然千载诗书城”，陆游可不是随便一说。过了很多年，他还在梦中重游眉山，叩访三苏故里之披风榭。他对成都，并无类似赞叹。益州类似扬州，以繁华扬名天下。江南却有兵乱之忧，蜀中受益于秦岭竖起的天然屏障。

杜甫形容成都：“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陆游描绘成都：“繁华行乐地，芳润养花天。”

他又调回成都了。可惜凌云山的大佛没看够，登峨眉山寻李白遗踪的计划也暂且搁下。

三月的成都真是花团锦簇，陆游走马看花也看不过来。名花须得好诗配，十首《花时游遍诸家园》，全城市民吟诵，歌女们谱成曲子争相传唱。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

乞借春阴护海棠。

名花除了好诗配，还有别的能换喻吗？有的，有的，比成都的所有名花更娇艳的，是成都的女子。“芳润养花天”，这是说，盆地温润的气候最能滋养女儿容颜。皮肤细，嗓音媚，五官俏，身材好，修养也不错。卓文君，薛涛，王弗，花蕊夫人，成都女孩子向来是视为偶像的。这个永远时尚的城市，至今漂亮女子多：街头一站，眼花缭乱。

陆游如此爱生活，不爱佳丽才怪。

美国人海明威先生讲过：世间万物，没有任何东西的美能与女人的美相提并论。

“风掠春衫惊小冷，酒潮玉颜见微赪。”

微赪：红而润。

陆游这两句诗，值得玩味。

陆游讨女人喜欢，除性格、才华、外形诸因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欣赏女性的目光格外细腻。这倒跟他的视力好关系不大。他是用心去瞧，犹如苏轼看王弗，苏东坡看王朝云。细腻的目光好比春风拂过，鲜花才成其为鲜花，即使容貌寻常也动人。这是心灵的逻辑。而欲望的逻辑，乃是大手大脚囫囵吞枣，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就下去了，美味全无。

今天处对象明天上床……时下两性的局面，丢失了多少细节！

其实不划算。人之为人，重在过程。

笔者曾写长篇小说，试图用百万言的篇幅，拓展两性间模糊的、诗意的空间，以抵御大面积的“一眼看穿”和囫囵吞枣。小说的背景，放在我熟悉的成都和眉山。

十二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陆游和成都的一位漂亮女孩儿好上了。女孩儿姓杨，能写诗，会丹青，歌也唱得好。杨氏身份不详，可能是个小家碧玉。陆游纳她为妾，后来带她离开四川。绍兴大才子带走了成都美女。杨氏生一女，取名闰娘，小名女女，未满一周岁，却死在陆游的严州太守任上。陆游痛失女女，大恸，令人联想东坡哭他也是未满周岁便夭折的遁儿……

此间在成都，五十多岁的陆游和杨氏女孩儿，难以形诸笔墨的如胶似漆。他动了安家成都的念头。

四川境内他多处为官。总是转一圈又回到成都。

川西坝子太迷人，落脚要生根。

有一次他去了青城山丈人观，拜访九十多岁的上官道人，惊奇地发现老人住在树上，翘着二郎腿晒太阳。老人只吃松粉，冲鸟说话，对猿长啸，却拒绝与人交谈，“但粲然一笑耳。”古人用词考究，粲然，表明九十老道尚有一口好牙。

更奇的是，上官道人一见陆游便开口讲话，并且把养生与护国有机联系在一起，妙语奇语寻常语，惹得小鸟也倾听。

陆游爬上松树，体验上官道人的“巢居”。日后他在山阴的书房就叫“书巢”。

陆游下山时，带走了老人送他的几包松粉。不过老人叮嘱：养生，滋补，须与环境谐调。闹市吃松粉，不如吃面粉。

上官道人和陆游揖别时，意味深长地吐出一句：你家在山阴……

陆游从青城道山打马回成都，回到灯红酒绿。销魂处，眼前却浮现了老道人的鹤发童颜。范成大笑着对他说：“务观啊，别忘了眉山苏轼语，性乃伐性之斧。”陆游笑答：“致能啊，你也别忘了，还有个眉州人、鼎鼎大名的彭祖，号称古今寿命第一，活了八百多岁。彭祖四大养生术，房中术居第二。”

两个大男人，相视大笑。

范成大字致能，时任四川制置使，后擢副丞相。他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出身老贵族家庭，对人相当宽容。宋史称，他是“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

陆游七

贵族究竟是贵族，看人才直接了当，目光清澈。

想想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罗素……

《宋史.陆游传》云：“陆游与范成大以文字交，不拘礼法。”可见陆游在成都的放浪，燕饮无度，携青春少女招摇过市，和顶头上司范成大的纵容分不开。两个大诗人，陆游名头更响，连宋孝宗都称他“小李白”。小李白在成都这样的繁华地，不放浪行吗？

然而，放出问题了。

眼看要去嘉州做正式的“市长”，却突然接到朝廷的处分通知：陆游“燕饮颓放”，不得出任嘉州知州，改任“提举台州桐柏崇道观”。

按宋制，提举某道观，等于领干俸。台州他不用去的。

这事对陆游打击不小。他写诗说：“罪大初闻收郡印，恩宽俄许领家山。”

从此自号陆放翁。别人也这么叫他。

他与北宋柳永成了同路人。一个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一个是“拜赐头衔号放翁”。

但是，果真如此么？谁知陆游的内心痛苦？

从南郑的雄壮到成都的颓放，这中间有内在联系的。

范成大升官去了临安。陆游在四川又待了两年，漫游川东川西川南，卜居的念头犹在。成都，嘉州，眉州，皆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颓放如故。“老夫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

去哪儿都带着鲜花般的少女杨氏。两鬓斑白与青春容貌俨然绝配。夫人对他实行“不干预政策”。囊中也不算羞涩，官场朋友多，馈赠是常事。当年李白就是这样。

一般人到这境地，会消磨意志，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趋于肉体化。陆游却不。无物能够消磨他。入蜀一晃七八年，内心丝毫不变。这“不变”是值得研究的。

放浪形骸之时，头脑始终清醒。

何以如此？文化是最大的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柔性的力量源远流长。

且看陆游是如何头脑清醒的：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

眼下是十月中旬小阳春，我看电视新闻，看见“软实力”这样的列入治国方略的关键词，真是感到由衷的欣慰。咱们的民族，多么需要这样的智慧啊。

陆游在任何状态下，爱国的意志坚不可摧。

着名的《金错刀行》作于此时。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繁华蜀地的陆游，有个惯常动作：展开他小心保存的大散关军事地图，直看得锐眼昏花、雄鸡唱晓。睡里梦里，陆将军横扫金兵如卷席……

一纸诏令下，陆游别四川。

他已经五十几岁了，孝宗处分他、放他两年之后又重用他，让他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经济工作他并不陌生。举家向南，离开陆游心目中的第二故乡。出三峡，过荆襄，他泼墨写诗：“无穷江水与天接，不断海风吹月来。”

笔底豪气，不是枉称小李白吧？

此后若干年，辗转福建、江西、湖南做官。孝宗不止一次单独召见他，听他谈军事，谈内政。调他到中央工作，官至礼部郎中，朝廷四品大员。范成大、周必大先后做丞相，他们都是陆游的老朋友。当然，朝延向来复杂，陆游亦沮丧，亦沉浮。唯一不变的，是收拾旧山河的岳飞式的雄心。朝廷稍有北伐的动静，他就激动不已，彻夜捧读兵书。

六十二岁他删诗。四十二岁前所作的一万八千首诗，删下来只有九百首。可见他对艺术是如何的苛刻。

这可敬的老人啊，活得多么较真！

宋高宗赵构死在了德寿宫，陆游坚定地沉默着，不写一个字。后来孝宗驾崩，他写下三首悼念的词作。

这些细微处，见证了陆游的大品行。

孝宗退位，光宗登台。这人竟然是惧内的典范：老婆原是太尉的女儿，父女凶悍，光宗被吓成了精神分裂……

南宋小朝廷，离北方故土是越来越遥远了。

陆游从六十五岁到八十五岁，长居绍兴二十年。

家在鉴湖北岸。西山村又在望了。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陆游下地干农活，一点不勉强。

伟大的托尔斯泰，不是在他的农庄里连月割秋草、从早晨割到黄昏吗？

陆游领点退休金，收点田租，经济状况比托翁差远了。

“历尽危机歌尽狂，残年唯有付耕桑。春秋天气朝朝变，蚕月人家处处忙。”

田野上村落间，渊明、东坡、岑参的身影时隐时现。

老人放下农具歇息时，有个习惯性的动作：向北凝望。

北方的人民，仍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日夜盼着王师北伐：“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游过了七十寿辰，朝着八十慢慢走了。

这些年呐，老人在乡下硬朗着呢。他栽桑，养蚕，种菜，种药材，种胡麻，酿酒，做酱……年年乐此不疲。骑驴背药箱走村串户，看病不收钱，吃顿饭而已。当年那位老东坡，贬黄州贬惠州，不也是这么干的吗？陆游说：“活人岂吾能？要有此意存。”寻常话语，掷地有声。

家中万卷藏书，不乏医书。

他医术本不错，医德更高尚。

今日中医西医，应向东坡、陆游的医德看齐。

五首《山村经行因施药》，其一云：“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陆游写此诗，刚好八十岁。看来他救活的人不少，乡亲们让新生儿跟着他姓陆。

老人每天手不释卷。有朋友描述他的“书巢”：

陆务观作书巢以自处，饮食起居，疾疴呻吟，未尝不与书俱。每至欲起，书环围左右，至不得行。引客观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

其实还有个细节：陆游在书巢中边看书边吃松粉。

相与大笑挺好。要保持笑的能力！一生幽默。

陆游的书斋叫“老学庵”。

今人读书讲短期实用，四川话叫吹糠见米，书面语称立竿见影。这功利心态不大好吧？若长此以往，国民素质将难以收拾。陆游之为陆游，是八十多年一步一个脚印。生存不避艰辛，方有深沉的快乐前来照面。而一味的急功近利东张西望，严格对应动物似的浅表性生存。

这是铁律。

陆游撰写《南唐书》，史学价值世所公认。接着续写《老学庵笔记》，记录七十年所见所闻所思……

他曾卷入一场为权倾天下的韩侂胄写《南园记》的舆论风波，甚至有人指责他趋炎附势晚节不保。这议论显然偏颇。当时就有许多人为陆游申辩。韩是主战派，陆游一直和他关系不错。韩立新园，请陆游作记，陆游一挥而就，事情就这么简单。即使陆游暮年为一大堆儿孙做点人事铺垫，何尝不在情理中？

有个重要细节：辛弃疾做浙东宣抚使，兼知绍兴府，多次探望陆游，相谈甚洽。辛弃疾不忍见老人居所简陋破旧，几次提出为老人重修宅院。陆游拒绝了。陋室如旧。

陆游很少去绍兴城了。并非走不动。

唐琬。沈园。

唐琬才叫美人呢。六十年亭亭玉立。八百年婉转动人。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陆游留给我们的，是怀念恋人的千古绝唱。

临终绝笔，挥向他的中原。《示儿》：

“人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

两个陆游合而为一：眷恋唐琬的陆游，怀念北国的陆游。

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陆游的身影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他爱国。从汉朝起，汉民族遭异族侵略的悲剧就一再重演，民族英雄受推崇，陆游的身影在其中。他的诗篇，对后世有巨大而持久的精神感召力。头号爱国诗人，非陆游莫属。而我们已经知道，陆游的爱国情怀很纯粹，并无一丝造作的成分。童年的经历非常关键，他家里穿梭着那么多捶胸顿足的仁人志士，爱国，深入了他的骨髓。南宋其他大诗人，如曾几、杨万里、范成大，也爱国、恨侵略者，却不似陆游如此的投入。爱恨交织成就了陆游。两种恨：恨敌人，恨奸臣。

他十七岁那一年，岳飞死；二十九岁，临安殿试被秦桧黜落。

还有一种大恨：唐琬因他的《钗头凤》而香消玉殒。

所有这些爱与恨，铸造了我们的伟大诗人。

他活得认真。这才叫剑胆琴心。如此深切地眷恋着故国与亡妻，不是偶然的。他是点点滴滴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堪称“深度生存”的典范。

读陆游，当能医治眼下司空见惯的嘻皮笑脸吧？

绍兴这地方，颇为奇特，谢安、王羲之、陆游、徐渭、鲁迅、蔡元培、“鉴湖女侠”秋瑾，都是绍兴人。周恩来的祖居也在绍兴。今日绍兴文物古迹之多，全国的地级市中高居第一。山光水色，烟柳画桥，文气侠气，同时滋养着绍兴儿女。陆游待在绍兴长达半个世纪，将文采风流与侠骨柔肠推向巅峰。

笔者于三月的细雨中徘徊沈园时，对这伟人、巨人辈出的地方想了很久。

鉴湖波光粼粼，闪烁着陆游清瘦刚劲的身影。

有个问号凌空掷下：陆游对北宋的怀念，是否因“文化记忆”而得到强化？

北宋是中国文化的全盛时代。皇室的百年倡导，印刷术的流行，士子们的文化自觉，使诸子百家、汉晋唐诗文书画，均“显现”于北宋，并催生若干大师级人物。这样的国家，却败给只知骑射的女真氏族。人民受难，文化受辱。陆家世代读书人，藏书之丰称于士林，文化记忆丰厚而清晰。陆游的失国之痛，必定含有文明败给野蛮的奇耻大辱。晚年撰写《南唐书》，其逼近李煜的苍凉心境可知。这种“文化的疼痛”，不独表现在陆游身上，南宋其他士子亦然。

疼痛催人奋进。南宋文化再起高峰，映照北宋。

侵略者的大刀能毁灭城池，却无力削平文化的峰峦。

刀枪杀不死诗歌。

凭借这个思路，我们或能理解：为什么南宋的文化会呈现出洋洋大观的局面。

北宋南宋，文脉贯通。

南宋诗人满腔愤怒，却不写口号诗。诗歌，诗意，自足而又自尊。

以此反观备受今日学者们责备的“江西诗派”，当能增几分敬意吧？国难当头，但诗人们该干啥还干啥，潜心探索艺术规律。江西派的老祖宗黄庭坚有“祖训”：余尝为诸弟子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黄庭坚这段话，意味深长。临大节而不可夺，方为不俗之人。国破文化在，诗心不可摧。

杨万里擅长山水诗，体察自然界非常细腻，以至姜夔对他开玩笑说：“处处山川怕见君。”姜夔自己，则善于写幽思，状落寞，抒羁旅情愁，练字及音韵功夫影响当时、带动后世。苏州人范成大，做着高官而诗语清新。他帅蜀时，还为陆游营造了很好的创作环境。

陆游早年受江西诗派的严格训练，“亲从夜半得玄机”，对他日后成长为大诗人，干系非小。

陆游的七律相当出色，我们再来欣赏两首名篇。

《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诗作于1186年，陆游六十一岁，尚骑马独往杭州，复返回绍兴，过了清明节，再奔仕途，赴严州任。这首诗，带出他为官三十年、足行十万里的身影。

《种蔬》：“老去老去尚何言，除却翻书即灌园。处处移蔬乘小雨，时时拾砾绕颓园。江乡地暖根常茂，旱岁虫生叶未繁。四壁愈空冬祭近，更催稚子牧鸡豚。”

诗作于1195年，陆游七十岁。首句发感慨：老啦老啦，尚有何言？一辈子说过那么多，想过那么多……此间沉默。要么呆在书巢里，要么扛了锄头向田园。后面几联诗语平谈，深得渊明韵致。

这平淡，却凸显了诗人所有的慷慨激昂——陆放翁的这一生啊，多少光荣与梦想、狂放与落寞、欢乐与辛酸。最后，时间收尽一切：跌宕起伏的一生，化为稚子秋末牧鸡豚。

2007.11.5.二稿于眉山之忘言斋

辛弃疾

郁孤台下青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深山闻鹧鸪。

辛弃疾的这首《菩萨蛮》，古人评价说：“菩萨蛮如此大声镗鞳，未曾有也。”菩萨蛮是词牌中的小令，通常是灵巧轻柔的抒情小调，到辛弃疾的手上，却变得沉痛而激昂。郁孤台在江西赣县，临江兀然孤耸，远望如郁郁悲怆之巨人，故称郁孤台。建炎初年（1126），金兵入侵江西，隆裕太后仓皇奔赣州。百姓大逃亡，泪洒青江水。长安指沦陷的中原。

词写于1176年，中原沦陷半个世纪。辛弃疾时任提点江西刑狱，掌一路司法，兼节制军队。路，是宋代洲以上的行政区划，类似现在的省。

鹧鸪是愁闷的象征。民间形容鹧鸪的叫声：行不得也哥哥！

郁孤台就像辛弃疾。不知赣县今犹存否？那是绝妙的天然雕塑。

辛弃疾武艺高强，谋略过人，却长期受南宋朝廷的排斥，一身本领闲置。他出身于沦陷的山东，二十二岁就拉起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打击侵略者。他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显示出对金作战的非凡的战略眼光。可惜一腔热血化作东流水。“忍将万字平戎策，换作东家种树书。”

辛弃疾和陆游一样，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一边是壮怀激烈，另一边却是赏心悦目的日常生活。宋人有这能力，把矛盾着的双方统一起来。

这挺好的。但也不那么容易。唐宋都是大时代，能够产生海纳百川波澜壮阔的人物。

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的形象颇为独特。总觉得他跃马挥枪，漫山遍野旌旗在望。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辛弃疾恰好是少白头：人未老，白发已萧萧。

郁孤台。少白头……

是什么样的郁闷愁苦，白了他的少年头、成就了他的无数杰作？

唐诗李、杜为尊。宋词苏、辛称雄。

我们回头看历史吧。“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济南城郊有个叫四凤闸的地方，是辛弃疾的老家所在地。祖父辛赞，在伪县衙做过县官。这不用避讳。金人灭北宋，另立齐国，组建傀儡政府，刘豫做第二任傀儡皇帝。辛弃疾生于1140年，距北宋亡，已有十几年。辛家未南迁，留在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上过小日子。

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在燕京也弄起了科举考试。辛弃疾十八岁赴燕京考进士，未中。三年后再去，仍然落榜。显然是祖父辛赞让他去的。他的父亲似乎无足轻重。漫长的童年、青少年期，祖父是怎样教育他的，现已无考。有一点可以推测：不可能教辛弃疾认贼作父。辛家人口众多，只求过日子。

当时中原和华北的许多血性汉人，借科举或从军，打入敌人的内部伺机而动。辛弃疾是否属于这类汉人，也无考。

可考的史实是：辛弃疾再赴燕京应考的第二年，他就在济南南面的山区，拉起队伍同金兵干起来了。这里边饶有深意。

从落榜到起义期间，有两个背景：祖父辛赞去世；完颜亮发倾国之兵南侵，后方空虚，义军蜂起。

很可能，辛弃疾早就有了抗金之心。两度赴燕京，他仔细观察地理打探敌情，后来都写进了他的军事论文。

拉队伍的细节也丢失了。济南的山区、平原，辛弃疾打了一年多的游击。

为什么细节会丢失呢？恐怕与南宋朝廷对北方“归正”人员的审查制度有关。有些事，豪放的辛弃疾也终身不讲。

当时山东境内，最大的一支义军的首领名叫耿京。辛弃疾考虑到自己的队伍势单力薄，便去投靠耿京。两军会师，合成数万之众，声势浩大，与中原义军遥相呼应。辛弃疾在耿京手下任“掌书记”，掌管文书和帅印。

从1125年女真入侵中原以来，女真人肆意欺负汉人，大搞种族压迫，让文明人做他们的野蛮统治的奴隶：任意霸占汉人的土地和房子，逼汉人下地耕种，他们坐享其成。他们操汉人的祖坟，并以此为乐。他们抢东西，辱斯文，强奸妇女……其种种恶行，几十年成常态，足以写成书。而北方汉族多豪士，一旦有人拉起旗帜，登高一呼，响应的汉子少则百人，多达千人。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辛弃疾能在短时间聚集两千余人，原因在此。

辽阔的沦陷区，英雄起四方。

辛弃疾投靠耿京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叫义端的花和尚，偷了耿京的帅印朝金兵的营寨跑去。这义端和尚也曾是小股义军的首领，被辛弃疾拉到耿京帐下。花和尚吃不了山区的苦，暗通金兵，窃帅印连夜逃走。耿京大怒，拿辛弃疾问罪。辛弃疾向耿京立下了军令状：不追回帅印，甘愿被处死！

辛弃疾带了一哨人马疾追义端，追到金兵营寨，杀退金军猛将，生擒义端和尚。花和尚跪地求饶说：“辛大将军，你面如青兕，你力大能拔山，将来定有大造化……你饶了我吧！”

辛弃疾不由分说，手起刀落，义端身首异处。

青兕是古代的一种猛兽。比老虎略小，奔势如豹。

义端吐出的这个词，向我们勾勒了辛弃疾二十多岁时的外貌。后来宋廷的官员在背后议论他，说他心如铁石、“杀人如草芥”，不宜掌大权。这种议论在南方籍的官员中颇有市场。

却也透露出北方汉子辛弃疾的英雄气。

1161年金主完颜亮挥师南下，被他的部属完颜雍杀死在扬州。完颜雍当上国主，因南侵受阻，后方不稳，不得已而北撤。这样一来，中原、华北沦陷区的各路义军都受到威胁。金人也学精了，对占据大小山头的义军搞绥靖政策：“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以此瓦解聚集起来的汉族农民军。

金人威逼利诱，大棒加上胡萝卜。

不过，义军也在想招。有文化有头脑的人，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智多星”、“赛诸葛”，一时名头响亮。山东耿京麾下，十来个核心人物中，唯有辛弃疾精通文墨。辛弃疾献上一计：派人联络宋廷，让义军归宋军节制，义军在山东能立足就立足，不能立时，则南下渡淮水归宋。

此系两全之策，耿京马上就同意了。

计由辛弃疾出，联络宋廷的任务也落到他头上。山寨的二号人物贾瑞同行，此人不识字，凡事听辛弃疾的。他俩打点行，时间不长。

在信州他先后待了两个地方：带湖和瓢泉。都是他自己命名的。我们来看涌入他笔下的带湖风光，《水调歌头.盟鸥》：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鸟，今日既盟之后，往来莫相猜。白鸥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

一派欣欣向荣。

辛将军此间的手边书，主要是陶渊明，他提到陶渊明的次数比苏东坡还多。“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从官场扑向青山绿水，乃是古代文人共同的姿态。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乃瞻衡宇，载欣载奔。”这文化符号其大无比，或者说，这心理结构固若金汤。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渊明官小，一县令而已。后世几乎所有的有文化修养的官员都学他，连女诗人都向他看齐：李淸照的“易安”二字，取自陶诗“审容膝之易安”，温馨的家庭氛围连结着风光旖旎的田园。自然与人事有反差，而持久的反差形成持久的张力。这样的心理结构，笼罩着古人、今人、后人。与它金钢般的材质相比，时间会失掉份量，万年不过一瞬间。

但有个前提：青山长在，绿水长流。

如果人事的喧嚣与烦恼令人转身时，扑向的却是臭水沟、硬梆梆的水泥地，那可不妙。

人类学巨璧费孝通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

城市吃掉乡村之日，就是文化死亡之时。

一味地在汽车和水泥之间，人山人海地搅着、欲着、狂着、无聊着，陶潜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将会离我们远去，就像十几年前还在我们头顶上闪烁的许多星星。哦，就像记忆中的那些干净明亮而又欢快的河……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们对土地爱得深沉。”

笔者写这些，几次泪眼模糊。这郁积在心中的巨大的疼痛啊！

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和谐，我们才会有家园的感觉。

且看辛弃疾在带湖的家，《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蛮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乡村日常景象，醇酒般迷人。明、清画工，以此作画无数。

还有更妙的《西江月.夜行沙湖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夜半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两首小词我十几岁就能背，时隔三十年，仍是一见便喜欢。描绘田园风光，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王维显然不及，即使渊明东坡，亦不过伯仲之间耳。七八个星招呼满天繁星，两三点雨唤来漫山细雨。词中风物，连结着广袤乡村的一年四季，浸润着雨雪风霜，跳跃着阳光月光。稻浪，麦浪，声浪……哦，美到极致却显寻常，辛稼轩真是不一样。

气吞万里如虎……

清风夜半鸣蝉……

真正的英雄哪有末路。官帽飞了，风景来了。或问景在何处？答曰：景在心间。

被欲望反复拨弄的人，走到哪儿都看见名利场。这也没办法：他已经被单纯的物欲钉死在墙上。生命的可能性是由人的修养来决定的。生活的质量，首先是人的质量。别以为山间盖别墅就有清风明月：风月自在时，人正无聊着。

而无聊会产生无聊的能量。这些年我们已经见得够多。

事物的法则如此。是的，这非常残酷：无聊的汹涌澎湃向我们显示，活出一点境界是多么艰难。

活向麻将桌的“死打烂缠”又是多么容易：就那么一点小小的瘾头，十年二十年地耗着。这是单一的物欲所形成的巨大而持久的遮蔽，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观”。

回头再看辛弃疾吧。也许他是一服药。

《丑奴儿》，小序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

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萧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辛幼安效李易安体，可见李清照在当时的影响力。

松窗竹户万千萧洒，这里有讲究。以千万形容萧洒，并非诗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融入野地谈何容易。欠修养的人也爱清静，但过不了几天，他会对着风景打呵欠：风景不够刺激。他会急急忙忙逃回嘈杂的人群中去，担心松窗竹户拖他的后腿。他有他的道理。

诗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他所有的感觉朝着茫茫野地细腻敞开，他倾听自然的律动，而不是人世的躁动。尽管对后者他心中有数。他经历过躁动，有太多的感慨，于是他才倾听自然。他在纷繁的人事记忆中眺望清新的自然。牵挂人事有多深，进入野地就有多远。执着于人生、理想，方能体察自然，“看见”自然。这话意味着：自然从来就不是自然本身，它是人生的倒影。诗人滞留于人事与自然的反差之中。他捕捉张力并带入词语。文人从官场转身扑向山水，这绵延两千年的“现象域”，大致如此吧？而这里的勾画只能是粗线条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样的画面何以称经典？盖因它有效浓缩了人生意绪。你没法稀释它，更不能消费它。它永远自足而矜持，像传说中的高贵佳人。

佳人风情万种，类似松窗竹户万千萧洒。

辛弃疾在信州带湖，亲自造房子、栽树，营造家园。一草一木也关情。选择信州他是经过考虑的。信州治所上饶城，只在几里外。城内多士族，辛弃疾得以形成交游圈子。这很重要。房子盖成了，得有朋友来欣赏，喝喝酒，谈谈天下事，看看绿树红花，数数停云与飞鸟。上饶的官道，是杭州到南昌的必经之路。隔三差五，总有人来造访稼轩。带湖的家园，房子十几间，占地一百七十亩，其中有大片耕种的田地。他收租，也带着三个儿子下地劳作。自号稼轩，包含了他的政治主张：“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他是重农主义者，又来自华北，对南方城市的商业潮很不以为然，批评重商是“舍本逐末”。淮南的土地大面积荒废，人们却跑到城里做生意，他对此忧心忡忡。

可他眼下不在位，难谋其政。

朋友来了他慷慨陈词，他要说，借官场或学界的朋友发出他的声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定是这样：从屈原就一路说过来。没人听也要说。

有一条汉子名叫陈亮，早闻辛弃疾的大名，策马数百里到信州来拜访。此人的脾气比辛弃疾还大：他的坐骑过不了一座石拱桥，“三跃而马三却”，于是大怒，挥剑砍下马头，气冲冲大踏步朝辛弃疾的宅院走去，像个寻衅之徒。辛弃疾呢，一直在楼上观望他，对他砍翻坐骑的动作大吃一惊，继而赞赏不已，“逐订交”。

这事富于传奇色彩。宋人笔记多有记载。

想和辛弃疾做朋友的人多，能订交的却很少。

陈亮走进辛弃疾的家，两条好汉痛饮剧谈，纵论南北形势，讲了很多朝廷的不是。谈到后半夜，畅快之极，各自纳头便睡。不过陈亮这人疑心重，开始怀疑辛弃疾了：“陈亮夜思稼轩沈重寡言，醒必思其误，将杀我以灭口，遂盗其骏马而逃。”

陈亮砍马又盗马，盗走的还是骏马。

宋人笔记中的这段话，透露了一点辛弃疾“归隐”之后的性格特征：话不多，涉及朝政言语谨慎。他曾经吃过口无遮拦的亏。

陈亮初访辛稼轩的传奇故事还没完，他逃走之后，“逾月，致稼轩书，假十万缗以纾困，稼轩如数与之。”

陈亮盗走骏马还写信借钱，岂不是欺稼轩太甚、占了便宜又占便宜？其实刚好相反，他这举动，让辛弃疾读出了古代豪杰的风范。远的不说，就以李白为例，仗剑走天下，伸手要钱不红脸。豪杰与豪杰，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时辛弃疾有钱，豪爽。另有江西名士刘过，“疎豪好施，辛稼轩客之。”

辛弃疾的座上客，名士如云，写《容斋随笔》的洪迈，理学泰斗朱熹，包括陈亮、刘过，全是南宋的一流人物。

原来，这砍马盗马又借钱的陈亮，并非仅仅是条好汉，宋代思想史、文学史，他都占有一席。他考进士落榜后，发誓不当官，却一封接着一封给宋孝宗写长信，力请迁都建康，励志复仇。他的长信，和辛弃疾当年的十九篇军事论文一样，递上去之后毫无反应。他伤心，愤怒，在临安到处讲朝廷的不是，有名有姓地痛斥小人，结果被人告发，坐了一百天的监狱，“几死。”出狱不久，陈亮骑劣马奔信州拜访辛弃疾，畅谈后却爬起来就跑。他疑心重，原因是刚住过牢。

陈亮落笔填词，激烈如稼轩：“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膻腥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南宋向金国称臣，拱手割让万里河山，身在民间的陈亮视为奇耻大辱，几十年奔走呼号、游说。辛弃疾引他为知己，更无一丝踌躇。偷马借钱算什么呢？

读书人佩剑行走，气如奔雷，当时寻常得很，一代儒宗朱熹也能舞几招。豪放词频出，不是偶然的。

辛弃疾是豪放派的领袖，带动了一批词人。而词坛的名声未必数他最大，尚有小他十来岁的姜白石与他争雄。白石精通音乐书画，布衣终身而文采风流冠绝，时人呼为“词中之圣”。他的风格是婉约正宗，如着名的《踏莎行》：燕燕轻盈，莺莺轻语，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浩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这儿闲笔写姜夔，想说明两点：一是白石的婉约词确实好，由缠绵而迈入空灵，但辛词之婉约因弥漫了英雄气，似乎更在白石之上；二是南宋词人并未因国耻而写下许多口号诗。文化不敌异族刀枪，但文化本身不败，延续了唐宋文气。华夏文化在国运衰落的时代仍然保持了足够的自尊。换言之，汉民族的软实力，金人的铁蹄难动分毫。理学，史学，文学，金石学，书画艺术……一座座文化的高峰辉映北宋。这耐人寻味。

糟糕的是皇权。摇摆不定的宋孝宗之后，来了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宋光宗。光宗怕老婆，历代皇帝居第一，史称：是老婆李皇后把光宗吓成了神经病，然后与她的武夫爹爹权倾朝野……

南宋的英雄们，从岳飞到陆游，从辛弃疾到陈亮，只能是仰天长啸、弹铗悲歌。

江南妩媚地，多少英雄游走。走出激昂与辛酸。

姜白石吴文英不作英雄状，却照样受推崇。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气度使然，而气度，来自士人们广阔的文化视野。

国破文化在，文化穿越八百年，弥漫于当下。

今日之文化，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呢？对应人的浅表性生存的快餐文化，是个强劲而刁钻的新型病毒吗？

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有待唤起具有历史性的思考。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的源、流，决不能中断或急剧转向。源远方能流长。文化工业的逻辑臣服于资本的逻辑的越界扩张，对此，须高度警惕。

陈亮几年后再访辛弃疾，辛弃疾带他去铅山的瓢泉。陈亮在瓢泉住了十天。主客剧谈如当年。本来有个三人会谈的重大计划，但朱熹因事未能赴约。朱熹在朝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布衣陈亮、退休名将辛弃疾，“帝王师”朱熹，三人聚会未成，引得士子们久久叹息。

陈亮归，辛弃疾依依不舍。

思念平生知己的佳作，当数辛词《贺新郎》。词前还破例写了近二百字的长序。萨特有名言：男人之间的友谊以世界为背景。诚哉斯言。背景越广阔，友谊越深长。有个经典画面：刘备送徐庶，送了一程又一程。徐庶骑马拐弯了，刘备用马鞭指着淹没了徐庶身影的小树林说：恨不得砍光那些树！

辛英雄送走陈英雄，惆怅五天不消。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鹤？蹙踏松梢徽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洒…

陈亮寄来和词，辛弃疾“再用韵答之”：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豪壮词令人辛酸。《贺新郎》作于1188年，辛弃疾赋闲多年快五十岁了，又病着，白发萧萧，英雄气丝毫不减。

辛弃疾把陈亮比作三国时的陈登。陈登字元龙，名播四方的谋士兼义士，“捉放曹”即是陈登所为。曹操杀吕伯奢一家，陈登愤怒，改投吕布，后于白门楼死于曹操之手。

辛弃疾和陈亮，“臭味相投”。

英雄怜惜英雄。

辛弃疾隐于信州上饶之带湖、铅山之瓢泉，大名动海内。人称管仲、韩信、张良、诸葛亮。

大英雄无用武之地。

十二世纪九十年代初，辛弃疾复起，辗转任职于福建、浙东，为一路之最高军政长官，历时两年，复遭台谏围攻，落职，回江西信州。赋闲又近十年。

烈士暮年，群山环抱着。

愁绪如山不可收拾：“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诗人已入化境。

居信州二十年，他一直在办学，书院好几处。办学的动机不仅是挣钱。赋闲之初他并不缺钱。书院及两处居所的宏大规模，令人猜想他可能有养士、招徕豪杰的念头。对陈亮出手豪爽，是否透出了一点消息？上饶带湖距铅山瓢泉百里之遥，辛弃疾拖着病体奔走各书院，长年不辞辛劳。有《清平乐》为证，其小序云：“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前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苍颜华发。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今日铅山瓢泉，巨松成林，风景独好。县志记载，巨松多为辛弃疾当年亲手所栽。

抗金的英雄，最终成为我们的文化英雄。他迸发的豪气，他描绘的乡村，他眷恋的佳人，他怀念的友人，他喝过的酒读过的书弹过的琴，经由他那巨笔，淋漓尽致地呈现给我们。

向辛弃疾致敬！

眼下的江西省生态环境之好，举世瞩目。江西是陶渊明的故乡，辛弃疾的第二故乡。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1207年9月10日，辛弃疾长眠于铅山地下。距今刚好八百年。

让我们诵读他的代表作《永遇乐》：“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稼轩词》今存词六百多首，而一般名家宋词选本，选辛弃疾词均在四十首以上，超过苏东坡。东坡词今存三百多首，若以入选比例看，也差不多。宋词苏辛并称，而谁更出色，自南宋以来学人们就争论不休。争论无结果，却有个好处：把苏辛放在一块儿加以打量、琢磨。两位词坛大家，东坡之大与稼轩之大，区别得以向后世彰显。读者若有兴趣，不妨细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词三百首笺注》。

稼轩专攻词。东坡主攻诗赋文，填词系余力为之。

况周颐云：“东坡、稼轩其秀在骨。其厚在神。”

《四库全书提要》云：“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

不可一世，这评价可谓精当。词坛霸主，当然有霸气。《词学集成》云：“稼轩仙才，亦霸才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辛稼轩，词中之龙矣。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

叫嚣一派，大概专写口号诗吧？

辛弃疾的传世佳作，大致可分三类：1.英雄气；2.乡村语；3.儿女情。

学者也指出他用典多的毛病，称为“掉书袋”。他还在词中议论横生。

平时沉默寡言，下笔滔滔不绝。

我读辛稼轩，最鲜明的印象是：白发，多病，血气奔涌。

辛词的霸气从何而来？他的豪放与东坡的豪放有何区别？

简单的回答是：文气搀入了武气。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鲜事。

魏武挥鞭，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矣，但曹操更多的是武人、是帝王的形象。将军而兼一代词宗，唯有辛弃疾。二者交融，形象如此鲜明，唐朝的边塞诗人也是相形见拙。

苏东坡的豪放，是和平环境下人生的百般磨砺所致；辛弃疾的豪放，是战争年代、国家分裂带给人的巨大创痛所催生。

东坡，稼轩，各有各的大境界。有此二人在，宋词不让唐诗。

辛稼轩脾气亦大，为政，行事，填词，以至日常待人接物，都给人留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感觉。北人南人有异，皇室又偏安江左，醉生梦死，连年打压英雄气。辛弃疾不讨人喜欢，乃是势所必然。他几次受台谏围攻，中年以后长居信州，不得已而“沈重寡言。”郁闷，喝酒，须眉皆白。生命力近乎本能地转向山水田园。

白发萧萧，多病而激昂。辛弃疾的外表，大致是这样吧。

内在的形象诉诸各呈风貌的稼轩词。儿女情，乡村语，俱是大家风范，“工夫深处却平夷。”。所谓一代词宗，可不是浪得虚名。

冲天豪气，文化底气，合力铸造辛弃疾。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使他的精神逼近屈原：“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

回想他在江西扑灭茶商军、湖南创立飞虎军的那些大动作，其行事突兀，不拘常规，透出令常人色变的气魄。落笔填词，风格相似，从题材到手法，从书袋到俚语、流行语，一切为我所用，挥洒自如，霸气十足。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兜鍪指军人的头盔。

2007.11.6.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李清照一

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古代史书中男人的名字浩若繁星，而女人的名字寥若晨星。宋以前，女人很难留下她们的名字，比如李白、杜甫的夫人，我们只知姓氏。名女人如五代十国时蜀国的花蕊夫人，风流文采，芳名远播，但她姓甚名谁、系何方人氏，却罕有人知。人们宁愿把目光停留于花蕊夫人。花蕊夫人与蜀主孟昶，是个令人满意的词组。如果指出花蕊夫人姓陈，青城人氏，人们会觉得莫名其妙：陈氏与孟昶，这谁跟谁呀？

《全唐诗》九百卷，女姓作者占九卷。《宋诗纪事》一百卷，女作者仅一卷。比例均为百分之一。明清一些诗词选本，甚至不按年代排列，把女姓作者排在无名氏、妖魔鬼怪之后。

也许正鉴于此，郑振铎先生才充满情绪色彩地说：“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

将“伟大”这样的形容词放到一位古代女性身上，似乎绝无仅有。

历史的星空，尽管女人寥寥，但总算有一个李清照，光辉不让须眉。文学史为她辟专节，“等级”仅次于李杜苏辛，却并非勉强提高妇女地位。如果李清照缺席，事情将很麻烦：把蔡文姬、薛涛或花蕊夫人提到一流作家的位置，难免凑份之嫌。

李清照填补了文学史的高端空缺。她是存了心与北宋士大夫文人一争高下。意义还不仅于此：她的身影纯粹是女性化的，不作男儿腔，不怪叫，不以性别模糊卖弄于人，不刻意装扮成女权斗士。她优美，优雅，风骨天成；雍容华贵而又满目清新，向当世向后人，亮出她光彩照人的身姿。金人血淋淋的屠刀切下了北中国，也把李清照的命运拦腰砍成两断，她后期的作品沉痛、寂寥、凄惨。

幸福与苦难，分割了李清照的一生。此二者，都在李清照的作品中得到经典描画。赖有她，我们才知道，一个宋代的女人是如何幸福的，又是如何被残酷的命运之手反复摔打。

李清照是上帝赐给人间的尤物么？上帝给她莫大的幸福，却又在突然间，以折磨她的方式来成就她。

悲惨故事充满虚构般的悬念……

李清照十八岁嫁给丞相的儿子、金石学家赵明诚。这位品德高尚的贵族子弟，享誉南北的学者名流，在那个男权遮天的年代，破天荒成了妻子的陪衬。

李清照是山东济南人，济南当时叫历城。父亲李格非，是苏轼门下的“后四学士”之一。苏轼死于1101年，李清照生于1084年。不过她可能没见过苏轼。苏轼晚年贬谪岭南炎荒时，她尚在孩提时代。

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为人耿介。着述颇丰，因战乱多散佚。有《洛阳名园记》传世，详细描绘西京洛阳的十九处名园，矛头指向宋徽宗和蔡京。北宋末年，名公巨卿仿效昏君奸相，在汴梁、洛阳辟豪园无数，占地二、三百亩的，通常只能算普通园子。李格非指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矣。”后来金人入侵，洛阳所有的名园烧成焦土，应验了李格非的预言。南宋士子每诵《洛阳名园记》，无不涕泗纵横。

李格非又追慕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其性情可见一斑。他的夫人王氏，亦系名门之后，《祖国名媛录》称她“工词翰”。围绕着李清照的家庭氛围可想而知。富裕，宽松，书香袭人。她有姐弟数人。济南、开封都有父亲置的房子。童年她去过京城，盘桓有日，舟车往返。印象比较模糊，却深埋在记忆中。她在华北名城济南长大，从少女到少妇，度过了许多好时光。小词云：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溪亭为宋代历城名泉之一，靠近城西北的大明湖。济南称泉城，七十二泉天下知。又有佛教胜地千佛山、诗圣留连过的历下亭。杜甫曾于历下亭追随北海太守李邕。这李邕系盛唐大名士，号称书法第一，随手一幅行草，王公富豪重金争购。李邕左手收钱右手抛金，接济四方寒士。所过之处，拜谒者摩肩接踵踏破门槛。不过他高看年轻的杜甫，历下亭中设宴款待。后来的诗圣即席挥毫：“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济南读书人，包括深闺中的名媛淑女，一代又一代，对历下亭的光荣历史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李清照也不例外。她崇拜杜甫，向往李邕的风度。受父母亲的影响，晋唐宋诗人，都被她收入眼帘。她对金石书画的兴趣当起于闺中。这贵族少女显然与众不同。上流社会的少女们，谁能像她这样？修养那么好，却于青灯黄卷中透出一派天真。小令《浣溪纱》：

淡荡春光寒食天，王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棉，黄昏疏雨湿秋千。

淡荡：春光融和饱满。山枕：枕作凹陷，两端耸起如小山。花钿：金花，头上装饰物。

上巳节（农历三月三）沐浴着阳光踏青斗草，唐时，长安洛阳杭州的妇人们中间普遍流行，宋代更是风糜全国。上元观灯，上巳斗草，成群结队的女孩子，纷纷走出深闺与浅闺，来到原野上、溪水旁。斗草又称斗百草，从清明节一直斗到端午节。《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四民竝踏百草，有斗百草之戏。”

斗草的前提是熟悉各种各样的野草。1970年代，蜀中尚有这习俗，减了衣衫的姑娘们格外起劲，“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男孩儿则偶尔为之。野地里色彩丰富，芳香四溢，虫鸟之声不绝，蓝天透明，停云几朵。人与自然如情侣。一年四季分明。冬季，城里也是遍地薄冰。哪有什么暖冬。

北宋三百二十州，至少一千五百个大小城市。城乡人口近一亿。城市与乡村大致和谐。有钱人读书人，居于乡下的很多。豪华庄园是寻常景观。中原、江南、西蜀富庶，山东比较穷，但济南是个例外。

济南的仕宦人家，又是例外中的例外。

“黄昏疏雨湿秋千”，这画面多舒服。看不够。为何看不够呢？因为句子浓缩，画面指向更多的画面。少女的身影在秋千架上，亦在幽篁洞窗回廊间。小令《浣溪纱》：

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浓，疏钟已应晚来风。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红。

瑞脑：香名。唐开元、天宝年间波斯贡品，极珍贵，唐明皇仅赐杨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辟寒金：亦唐朝贡品。“昆明国贡嗽金鸟，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屋处之，谓之辟寒台。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难得帝王心！”

这种能吐金屑的昆明辟寒鸟，早已绝种。

李清照写她没用过的富贵物，却透出浓郁的富贵气。普通的贵族少女，憧憬着杨贵妃的生活，再自然不过了。贵妃醉酒，宛如牡丹添新红，美色欲滴。李清照也饮酒，对镜暗比杨贵妃。她清瘦，匀称。杨玉环则是“肥到杨妃肉亦佳。”有考证说，杨妃大约身高一米六五。李清照可能略高一些。辟寒金小，反衬她一头云发。空对烛花红，含蓄道出少女情窦初开。

古代所谓二八娇娘，十六岁亭亭玉立了，十二、三岁已含苞欲放。三十岁称半老徐娘。青春二十年。个体有差异，李清照属于哪种类型呢？她的青春小令透露了哪些教科书上不便明言的消息？

名小词：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丫环识得几个字，能说海棠依旧，却不能道绿肥红瘦。李清照连问两个知否，透出两点消息：一是她练就了一颗诗心，看花木格外细腻；二是，美少女已盛开如海棠，盼着出闺，嫁给如意郎君。小令：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人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袜剗犹剗袜，不穿鞋。李煜词云：“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后花园里打秋千，忽有客人来，李清照鞋也顾不得穿，和羞走，金钗溜，走到门边却又回头，瞧那客人怎生模样。并且掩饰慌乱与羞涩，低头嗅那玉指间颤动的青梅。青梅本无味，少女心中有滋味。

这小词耐人寻味。

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看来对异性相当敏感。若说尚不足为证，我们再看《蝶恋花》：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李清照是个情欲炽烈的女子么？

如果是，为何我们长期视而不见？

柳眼梅腮春心动。酒意，诗情，春心，三种可以燃烧的东西混为一团，然后逼出带着身体特征的急切追问：谁来与共？

是啊，良辰美景谁来与共？

没人来。于是少女掉眼泪，“夜阑犹剪灯花弄。”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呀想呀，春心欲胀破，枕损钗头凤。

李清照对暮春初夏很敏感。季节撩拨她。

历史的真相大约是这样：李清照原本性早熟，情炽烈，而她读的那些闲书，那些“艳科”作品，又使情欲得到强化。她的艺术天分使她能用语言给出异于一般女孩子的情状。礼教给她张力，修养使她含蓄，她赢得了一个能让宋代士大夫普遍认可的表达空间。

十六岁始提亲，官绅子弟走马灯似的，李清照一个都不满意。父亲安排她的婚事，但尊重她的意见。家里很民主。济南城的那些纨绔，李清照怎么看也看不入眼。这怪谁呢？天生丽质难自弃哩。这少女拒绝了两个自视甚高的豪门后生，满城传为新闻。她上街，后生老头争睹芳颜。有写得几句辞赋的，近距离惊艳，激动万分挥毫：名门闺秀，倾城之貌，举步街巷生辉，顾盼里闾增色！

李清照芳名远播，出门就招惹眼珠子话匣子，转觉无聊，无聊透了。整整半年，她摁下四处疯玩的劲头，只于自家庭院戏耍，看书，扑蝶，打秋千，“珍重芳姿昼掩门。”家里人多着呢，大户人家自成天地，过节时，上上下下近百口。虽不比那钟鸣鼎食之家，却也算历城名宦之宅。李格非单凭苏轼弟子的名号，便足以炫耀海内。朝廷一度禁东坡诗文，愈禁传播愈烈：“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自觉气索。”

李清照二

父亲大名士，女儿百媚身。于是惊动了一个叫赵挺之的官场红人、金石名人。这赵家有个公子，生得眉清目秀也罢了，更要紧的是，媒人这般描绘：赵公子自幼浸润于金石书画，深得古物之灵气，行动得体，懂温柔谙风情。总之，好处说不完。

李清照眼放光，红了俏脸儿急问：赵公子他叫……

媒婆一拍胖腿：赵明诚！

李清照呼吸急促了。她听说过这位赵明诚。闺中女儿扎堆时，赵明诚三个字在红唇玉齿间传递、咀嚼、吞下去。

媒婆笑问李格非，李格非笑看女儿。

李清照和羞走……

十八岁，李清照终于出闺成大礼。折了名花在手的赵明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子呢？

赵明诚大李清照三、四岁。其父赵挺之与蔡京交厚，官运亨通，后至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即是权倾朝野的蔡京。蔡京既是弄权高手，又是大书家。赵挺之收集金石书画，包括徽宗、蔡京的作品，藏品之丰，百官羡慕。苏东坡之后，海内文坛黄庭坚称大，他参观赵挺之的书斋，“观古书法甚富”，惊叹不已。黄庭坚也是大书家。

赵明诚的家庭环境，类似李清照。这条山东诸城汉子，血液里透着翰墨气。其《金石录自叙》云：“余自少小，喜从当时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

金指有铭文或图案的前代金属器皿。石指石碑。收集金石，主要是收集拓片。金石学由北宋欧阳修所创，欧阳自号“六一居士”，其中就有“集古一千卷”。

李清照嫁给赵明诚，显然很满意。出嫁那天的过程今无考，从盛大的婚礼到洞房花烛夜，李清照不留一字，让后世的好事者们去揣摩。

婚礼是在汴京举行的。

婚后的李清照移居东京，很快变成了金石书画的爱好者。

妇从夫。社会风尚如此，李清照不能例外。何况她的少女时代，积下了那么多的春心。她巴不得早日出嫁呢。

宋代理学盛行，先有二程，后有朱熹。理学强化礼教。民间已兴起妇女缠足之风，绵延八百余年，直至1949年。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妇女，对“解放前解放后”，感触尤深。妇女翻身得解放。这“翻身”所翻掉的，乃是几千年的封建压迫。

从李清照活泼的性格揣测，她的一双脚，大约是“天足”。

李清照与三寸金莲对不上号的。她和丈夫对眼儿。婚前互闻大名，婚后胡乱叫着心肝宝贝。

二十一岁的赵明诚，时为京城的太学生。除了上太学，他还有两个心爱的去处：回家，逛大相国寺。

回家和娇妻尽情缠绵，每日琢磨赏心乐事；逛大相国寺，则与古玩字画恣意交流。

宋代佛道双盛，汴梁城多庙宇宫观。大相国寺紧挨着御街，年年办庙会行佛事，热闹称冠京诚。平时设有“瓦市”，每月开放八次，三教九流齐聚。城里的赶市，类似乡下赶场，只是面孔穿戴有异，物品及交易花样更多。大相国寺僧房外的庭院、回廊，可供万人交易。古玩书画市场，永远人头攒动。其中有个头戴巾帽、穿绕襟深衣、操一口山东腔的后生，便是赵明诚。

富家子弟也讨价还价，因他胃口大。

购得一样东西，忙不迭的回家，与老婆“相对展玩咀嚼”。

古文物，妙在一个玩字。器皿称把玩，书画、拓片称展玩。掌握相关的知识在其次，要紧的是崇尚古代，“发古之幽情。”

试想，如果拥有一幅文同的画、苏轼的字，那该是何等兴奋。纸张、墨色、作品、其人风貌，四者合一，奔来眼底。

新婚男女则是阴阳妙合。亦称玩，称戏，称揣摩。古物尚且有生命，有“体温”，何况吃不尽的秀色佳肴，搂不够的软玉温香？小两口相对展玩，相拥疯玩。

哦，多好的青春时光。

一晃便是两年多。

年轻的夫妇玩古上瘾。这瘾，对人有好处。

只是耗钱。古物一件又一件往家里搬。贵族少妇，物质生活下降了：“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

李清照素面朝天，犹乐此不疲。明珠翡翠都进了当铺。赵明诚的藏宝室多一件藏品，李清照身上就会少一样从娘家带来的饰物。不过赵明诚向她拍胸脯：送到当铺去的东西，一定会赎回来。父亲的官越做越大，等他读完了太学，也将登仕途。

宋代官员俸禄丰厚。而赵明诚倚靠门荫制度，即使考不上进士，照样能穿上官服。

仕宦子弟的优越感，今天亦能想象。

可是朋友兴冲冲送来一件书画珍品，南唐徐熙的《牡丹图》，开口要价二十万钱。赵诚诚凑不足这个数，犯愁了。转看李清照，那头上值钱的东西已荡然无存。这徐熙可不得了，《御制宣和画谱》称他“画花鸟鱼虫，妙夺造化。”他的作品，宫廷里都是宝物，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极尽赞美之辞。而李清照偏爱李煜风流，爱屋及乌，对徐熙的这幅牡丹图再三展玩，钟爱之情，胜于丈夫。

是夜两口子破例不肯上床，玩赏通宵，惊叹复嗟叹。翌日太阳升起，画还是被那朋友嘀咕着取走了。

李清照对老公说：索性卖了你家宅子，这京师好几处呢。

赵明诚愁眉苦脸：我以前手头紧时也曾提起过，老爹说，宅子也是古物。

李清照美目闪烁：要不我回娘家跟爹爹商量。

赵明诚被她的俏模样拨得性起，咬她耳垂软语：傻娘子哎，哪有这道理？回屋去，回屋去，今日学也不上了，玩了一夜假牡丹，倒不如尝尝真牡丹。

李清照嗔怪，故意问：我像牡丹么？

赵明诚想了想说：初过门像赵飞燕，眼下赛过杨玉环。

享受芳姿昼掩门，转眼是黄昏……

不久，另有汴梁富家子弟名叫张汝舟的，拿了一本唐朝诗人自抄的诗集过来，请赵、李二人欣赏。并声称，先不谈价格，请李清照用她的小楷录个副本再说。张汝舟是赵明诚的朋友，说话时，却爱拿眼睛去瞧李清照。赵明诚嗜金石书画，对此并不敏感。

李清照居家抄唐人诗集，那张汝舟坐小马车来，佯称看进展，瞧书法，踅入御街附近的赵府。赵挺之上朝，赵明诚上学，府中的下人对张汝舟也不防备。这富家子举止有度，对李清照的书法看了又看，磨蹭半天。他谨慎地赞美李清照，从书法到素面朝天。其实李清照淡妆接待他，符合规矩。

明朝张丑见过李清照的书法作品，誉为“笔势清真可爱”。又有人名宋濂者，有幸目睹李清照的亲笔画《琵琶行》，她花许多时日“图而书之”，追慕白居易。可惜长卷毁于兵乱。

而李清照这些日子素面朝天，京师贵妇为之咋舌……

李清照录完副本，请张汝舟开价。这男人含笑瞧她良久，目光仿佛顺便触摸她的削肩蜂腰、她优美的五官布局。李清照原是清爽人，吃他这么一瞧，脸儿略红，却究竟不在意的，只催他快说个数目。

张汝舟依然微笑，徐徐道：正本奉送，副本我带走。

李清照细眉一挑：这不行的，这礼物太贵重，我们不能收！

张汝舟二话不说，揣了副本抬腿便走。李清照急忙抬腿拦他，纤纤玉手伸将出去。二人发生充满友情的争执，张汝舟执意要送。争执持续了一阵，难免有接触，气息相闻。——张汝舟于百忙中还做了个深呼吸，享受吹气如兰，陶醉一刹那。

赵明诚回家了，李清照告知原委，并重复她的意见：不能收。赵明诚却说：一本唐诗嘛，比不得那徐熙的画作，汝舟盛意，却之不恭，不如收下吧。

那张汝舟抱着李清照的墨香袭人的副本，喜滋滋走了。是夜展玩不休，竟拿鼻子去嗅，直把墨香认作体香。

由于这件事，李清照对张汝舟印象蛮好。

此后，张汝舟有事没事到赵府走动。通常，赵明诚在家的。若偶然不在家，张汝舟会惊奇说：今日太学不开讲的呀，哦，明诚兄肯定去了大相国寺……

李清照吩咐丫环上香茶。

张汝舟端着茶碗眼望美少妇说：喝两口就走，喝两口就走。

他喝下了三道香茶，脚却挪不动。又说：真是好茶，醇香可口，泼了可惜……

李清照静静地望着他。香炉、香茶俱袅袅。

二人后来有故事的。

婚后两三年，李清照与夫君琴瑟和谐，从精神到肉体，几乎弦弦相扣。一对山东男女，阳刚阴柔并举。欲观那风情，请看《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横。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李清照敢与鲜花比美，看来的确生得漂亮。她清瘦而高挑，也有点骨感美人的意思。换句话说，她长得比较现代。性格活泼而含蓄，又十足的古代。“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重。”这俏模样又俏皮，况且是在大街上。回头率该是百分之百？有人夸，有人羡慕，有人视为轻佻。

李清照可不管别人的评价，上街闲逛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她不缺教养，于是偶尔在大街上弄弄风情。弄风情好玩。

她与公公赵挺之，横竖是合不来，时有龃龉。这事儿宋人有记载。也许李清照初入赵府的那一天，对这公公就不大喜欢。而才女一般都有性格，才气大的女人，性格更突出。李清照不因赵家门槛高便低眉顺眼。公公批评她，如果她认为不合理，要顶撞的。她爱着赵明诚，却有点白眼堂堂朝廷大员赵挺之。这一层也透露出：赵明诚没有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向老婆施压。可能他还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说了老婆许多好处。翁媳已经不和，如果婆媳再发生矛盾，李清照势必受双重的压迫，活得无限郁闷。

看来，赵明诚“端的”（宋人俗语）是个好丈夫，北方汉子懂温柔、有体贴。他家地位那么高，他又是那么有文化，金石学家的名气一日大似一日，圈儿里绰号“小欧阳”。可他对老婆李清照疼爱、敬重。他知道，亲爱的老婆不仅是一朵鲜花，老婆填的那些小令，《浣溪纱》、，完全可以和冯延已温庭筠晏几道一较高下。甚至能比美两口子共同崇拜的欧阳修。

赵挺之曾弹劾苏轼，后来弹劾苏门学士李格非，出于政治考虑，不认儿女亲家。李清照与公公的矛盾加深，碍于赵明诚才没有激化。这些事儿，提一笔便罢。要紧的是李清照刚二十出头，便遭遇离别之苦：夫君正式踏上仕途，开始宦游了。

宋人初做官，称“磨勘”，一般不带妻室。

美少妇日复一日守着空房。努力适应，却很难适应。

李清照三

结婚两三年，正是情与爱的大好时光，恩爱小夫妻，双双享受着肉体的盛宴。不过这宴席有个学习享受的过程。刚开始大吃大喝，不辨美味，渐渐地，趋于细细品尝。既有暴风骤雨似的狼吞虎咽、“被翻红浪”，又有和风细雨潜入夜、合着优雅的节律。

历代女子的香艳词，莫过于李清照的《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此际，玉人浴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词中的女人形象，令人联想杨贵妃。香脸半开，芬芳四溢。

少女词，篇篇有酒。少妇词也如此。李清照为何老喝酒呢？深更半夜的，赵明诚撑不住，她还婉转劝饮，却强调“此花不与群花比”。什么意思呢？为何向我们指出：造化可能偏有意？偏有什么意？“故教明月玲珑地”，暗喻她玲珑入怀。赵明诚不胜杯酌及床笫之欢么？

不是男人不正常，而是无限延续着蜜月期的美少妇艳力太强。

李清照真不愧是李清照，理学盛行时，敢于写这个。蜜月体验涌向笔端。

弗洛依德有名言：艺术乃是欲望的升华。

《渔家傲》走到了肉体的边缘，却停下了。李清照拒绝尖叫。一叫就白了，走出了艺术的张力区、高贵区。

如此曼妙的婚姻生活，却突然中断。偏是中断有理：穿上了官服的老公必须离开汴梁御街上的家。空房，空床，空枕头。美味佳肴一下子全没了，连聊作补偿的寻常家味也没有。这宴席散得如此彻底。赵明诚“负笈远游”，少则三五月，多则一年。

法国男女求浪漫，故意分开写情书。而李清照的情诗，字字出自肺腑，因而感人肺腑。

回到前面的议题：李清照可不是一般的女人。情烈，欲旺，二者又相得益彰。古代女性的身体，从来就不是身体本身。李清照从精神到肉体都扮演了反抗者的角色，虽然她并非自觉。

教科书上的那个李清照，真是不够圆满。还是词中的李清照来得更直接、更确切、更生动。

有一点叫人费思量：李清照没有留下表达母爱的诗篇。这种人世间最为深沉的情感，唐诗宋词罕有出色的表达。女性之被匿名，于此为甚。女中豪杰如李清照也甘愿随波逐流么？

传记、宋词选本，未见提到她的儿女。

有母爱作挽留，李清照的心思便能转移，而不是整日价追随几百里外的、浪萍难驻的丈夫。

赵明诚回家，过个十天半月又走了。床笫间刚留下一点男人味儿。

婚后五六年，李清照没生下一儿半女么？

郁闷。思念连着思念，没个间隙。她落笔填词，轻松优雅的小令不见踪影。长调《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愁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应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李清照想老公，想得真够惨的。

婚后受滋润，日复一日地玉润珠圆，堪比那位肥而不腻的杨玉环。可是如意郎君一走，她又瘦了。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是什么教人瘦，不言自明。

这大声喊出的情与爱，惊破多少封建男人的耳朵。

抨击，叫好，不一而足。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多为后者。

古代学者张祖望说：“词虽小道，第一要辨雅俗。结构天成，而中有艳语、隽语、奇语、豪语、苦语、痴语、没要紧语，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方称妙手。古词中如：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痴语也。”

欧阳修名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情不关风与月。

对李清照来说，却恰好相反：一切都关乎风与月。

男女于情爱，究竟不同。女人是白发苍苍也要爱的。

相对轻松的，是名篇《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少妇情愁，从初秋堆到深秋，堆满了，堆不下了。轻愁转浓愁，重阳登高日轰然炸开，向天地间弥漫开去。两宋婉约词绝唱《醉花阴》问世：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纱厨即纱帐。

重阳节半夜睡不着，风流身子不得己，去领略秋凉。明诚在家时，哪有这般光景。一年四季都是火热的。

赵明诚远游，李清照辛苦。

怅望秋风抱闷思。整日价情思睡昏昏（语）。情爱淹没了李清照，她要吟唱。端着酒杯，迎着秋风与秋声，迎着无声。情思比旷野里的西风更广阔。

这宋朝贵族美妇，是个情爱至上主义者，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朝着男欢女爱张开。所幸她是诗人——

将诗意带入欲望的核心地带；让诗意在欲望的内部生长。

李清照把这首《醉花阴》寄给赵明诚，赵叹赏不已，却有点不服气，欲与娘子比个高低。他闭门三日，一口气填了五十首《醉花阴》，连同娘子的新作，一并拿给他的朋友陆德夫看，请陆德夫指点佳句。这陆德夫系当时文坛颇有名望的点评家，一句评语，往往文坛皆知。陆德夫玩赏再三之后，对赵明诚说：只三句佳。

赵明诚忙问：哪三句？

陆德夫笑吟：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赵明诚拍案叫绝，又仰天长叹。夫妇二人，从此分出高下。陆德夫的点评传遍京师，后世传为佳话。宋元明清的各式书斋，多少儒生捋须而诵，多少名媛捧心而吟。

这一年李清照二十一岁。

那三句，将一个激情女子推到我们面前。

美满的婚姻生活，中断得恰到好处。且无母爱分心，李清照得以全身心投入到郁闷愁苦中，于愁闷深处，绽放词语之花。

艺术就是深入，一竿子插到人性中。李清照专心致志，摄取愁闷的能量。一如南唐李后主，死死的盯着愁与恨不放。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对婉约大宗师“二李”的阐释，听上去怎么都像喝温吞水，这也重点那也重点，面面俱到，均衡分配。结果是：杰出的古代人物，仿佛他越杰出，他的个性就越不鲜明。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模式，妨碍了传统文化鲜活于当下。

而西方作家盯人性，我们是比较清楚的。

中国古代作家亦如此，他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情态，从中带出宝贵的历史情景。他们能够传于当下的原因，一是政府倡导，二是民间有沃土。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高尔基说的是：文学不是社会学、时代学。文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应当清晰。

把时代置入人性的背景，还是把人性置入时代的背景，这是一个问题。而眼下“以人为本”的辽亮呼声，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

一部盛行几十年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着），从总的方向看，功不可没。赖有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宏阔视野，我们才拥有一长串堂堂正正的、光焰持久的名字。

影响甚大的教科书有遮蔽，所以才会生发相应的解蔽、解构，在文学史的板结处来点儿疏松。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力争赢得源头性的领悟和理解。

北宋末年的李清照抒发她的个人情绪，感动中国八百多年，这个摆在明处的文学现象，却好像从未被思考。这个“从未…”也有待唤起追问。

且看活生生的李清照。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李清照在汴京城独守空房的时候多，饱尝离别之苦。三年辛苦不寻常，写下永久流传的诗篇。这还得感谢赵明诚呢，包括宋朝“磨勘三年”的官制。如果李清照一开始就随夫宦游，上述佳作便无从谈起。

另有一层：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妻平等。在心理上，谁也不用变着花样争上风。夫妻相爱，爱情是主活的主题。现代人习以为常，古代却是凤毛麟角。历代民间不乏爱情的元素，但一对一的爱情体验，在“三纲五常”的礼教大背景下，难成气候。

由此可见，李清照的表达空间无限大。

历史沉积下的能量，由她来喷发。恰好她碰上了宋词这种有利于表达个体情感的文学形式。不过，宋词碰上李清照，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南宋钱塘女诗人朱淑真，以锦心秀口嫁入市井，郁闷而死，其身世也颇感人，其作品，却和李清照不能比的。

李清照思念丈夫百般辛苦。殊不知，辛苦结出硕果。当时有汴梁文人指责她“无顾藉”、“无检操”，她一笑置之，照写不误。写作的外在理由和内在理由一样的充足：丈夫赵明诚欣赏她，佩服她；文坛点评家陆德夫高度评价她；士子争诵市民传播，李清照足矣。作为一名纯粹的诗人，夫复何求？

这一天，赵明诚回家了，仕途突然中止。

李清照忙问缘故。原来是他父亲弄权，弄来弄去，弄到自己的头上。

赵挺之早年弹劾苏轼，中年搞亲家李格非，晚年转与曾经沆瀣一气的蔡京斗上了。“小人交之以利，利尽交绝。”小人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小人是斗鸡。赵挺之搞垮蔡京，得意了一年，蔡京蓄势卷土重来，赵挺之挺不住，一败涂地。不久，郁郁而死。——历代官场小人的心理结构何其相似。

赵家失势。呼啦啦大厦倾。赵明诚黯然脱下官服，携李清照避居老家青州（今山东益都）。

青州一待十年。

李清照并不希望丈夫落官，可她告别了分离之苦，意外地发现自己隐隐约约有些高兴。丈夫愁眉苦脸，她软语劝慰。好男儿志在四方、搏击官场，但既已落官归家，又何必老是长吁短叹？生活在眼前。老婆在身边。官身不存事业在：赵明诚赋闲了，正好把精力用于金石书画的研究。

如果赵明诚官运亨通，则难免像宋朝的其他官员一样生活糜烂，招妓乃至蓄妓，李清照必定受不了。杰出的女诗人，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由的人格。李清照从小受父亲影响，生长的环境宽松，性格中洋溢着自由元素，而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又使她汲取了文化的力量。李清照过着传统的日子，却有传统不能束缚的自由面孔。

在青州过了一段日子后，李清照又进一步发现：老公不当官，真好。相爱者不能分离。再说，他们已经分离过了。李清照已经饱尝了离愁别绪，不想再去体验，虽然愁苦使她写出了好诗词。诗坛她声誉雀起，可她并未刻意做个着名女诗人。她唯一的身份是女人，赵明诚的老婆。女人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是爱情。这一点李清照可不含糊，她始终牢记着，活得方向明确。她不像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陆游，这些宋代大男人有着明确的文化意识，担当着传承华夏文化的历史重任。她是个地道的女人，活在当下，感受周遭，对政治几乎毫无兴趣，也不要什么宏大悠长的历史感。

李清照四

青州她才二十几岁，正是生命中的好时光。与那同样年轻的赵明诚百般恩爱。

家里也不缺钱。她后来回忆说：“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给，衣食有余。”

有余钱，都拿去购买金石书画。十年积下的文物竟有数十车之多，可见余钱数字很大。赵明诚的丞相父亲想必留下了大宗遗产。珍贵而庞杂的文物，需剔除讹谬，整理校勘，编辑成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终编成一部《金石录》。这部书，是古代文物的重要资料，前后用了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李清照协助丈夫。有时白天不够用，夜里继续工作，“夜尽一烛为率。”赵明诚还带着她登上五岳之首泰山，摹下《唐登封纪号文》两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山民很好奇，不知他俩得了啥宝贝。此间又收藏了蔡襄的书法《进谢御赐诗卷》、南唐徐铉的小篆等，宝贝一拨接一拨。两口子沉浸于其中，“摩玩舒卷，指摘疵病。”

爱着，却有事儿干。如此甚好。

自足的爱情悄无声息。爱到末路才咿呀呻吟。

李清照把丈夫的事业认作自己的事业，写诗填词，无所谓了。从丈夫落官的那天起，她也基本上告别了诗人生涯。幸福的女人忙着幸福，无暇写作。

青州十年时光，未留一首相关佳作。缠绵与喘息才是她和相爱者不断共创的佳作，她不以文字发出她那美滋滋的声音。

她以十年沉默讲出八个字：男女风流，妙不可言。

她把家里的厅堂命名为“归来堂”，将居室取名为“易安室”，两个雅号均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似乎向世人昭示着她的诗人生涯：从此李易安登场，李清照息影。其实她的侧重点在归隐：夫妻双双隐于青州山水，每日品尝货真价实的爱情。

家在山水怀抱中，女人在男人的怀抱中。——当然，实际情形也可能相反，男人不知不觉滑向了女人的臂弯。

李清照的性格，显然柔中带刚。妩媚而又激烈，是她的迷人处。平日里说话，既有款款娇语，又有快人快语。娇语在房内，快语在门外。

概言之：这宋代美妇人婉转多姿。

李清照在青州有一帮情投意合的好姐妹儿，有些是赵家的亲戚，有些是像她这样的衣食无忧的贵妇。姐妹们在她的带领下，喝酒行令，踏青斗草，扑蝶寻花，荡舟采莲，坐香车骑宝马招摇过市，惹得市民争睹、道学家们一阵又一阵傻眼。甚至有人气急败坏地告到衙门，状告李清照带坏了他的妹妹和老婆。街坊也有愤世嫉俗者的评论：李清照像个疯女人！必须加以制止，否则青州城鸡犬不宁、鲁国这礼仪之邦将蒙受耻辱！

事实上，确实有姐妹在家里闹起了独立：女儿向父亲索要自由，老婆向老公宣告平等。男人们惊呼：反啦反啦，孔夫子安在？孔圣人安在？女子不唯难养矣，女人已开始作乱，祸乱之源乃是李清照！赵明诚亦有责任：居然有这样的老婆！他的鞭子哪儿去了？他的扫帚哪儿去了？

控告李清照的诉状飞向州府。州府大人却不了了之。他心想：那赵明诚是条龙，暂居青州而已，时机一到必定腾飞。拿他老婆示问，岂不是自寻晦气？

青州城里的一场“妇德”风波，以李清照和她的姐妹们的全胜告结束。这群“疯女人”，疯得更起劲，斗酒成瘾，一张张粉脸儿赛过桃花，扔了裹脚布，迈开美腿走路，公开场合大声喧哗。她们还高唱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怨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萍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大儒小儒三五成群恨声不绝：典型，太典型了，这是典型的“夜不收”，煽动全城的名媛淑女晚归家，四面撒野八方喧哗！

不过，和李清照的姐妹们儿的辽亮歌声相比，道学家像几只蚊子苍蝇嗡嗡叫。

有一天，宦游途中的张汝舟来访，并带来几样古玩，慷慨赠送赵明诚。夫妇二人热情款待，不在话下。张汝舟与赵明诚结为兄弟，管李清照叫嫂嫂。赵明诚不在时，那张汝舟一口一个嫂嫂，叫得怪甜，两个眼珠子只在李清照漂亮的五官之间。他还赞美李清照体态依旧，甚至比几年前在汴梁时更婀娜多姿。女人谁不想听这个呢？再说李清照受了爱情滋润，确实模样更整齐、身段更俏、举止更娴雅。少妇美在细节上。风流，风韵，风度。闲谈中，李清照提及青州城的妇德风波，张汝舟完全站在她这边，狠狠骂了一通道学家。

张汝舟说话，李清照爱听。

张汝舟盘桓几日后上路，赵明诚、李清照送至长亭。

美妇人挥挥手，眼中有惆怅……

此间她自绘一幅肖像画，挂于归来堂，形容清瘦，体态风流，坐姿娴雅。右手持菊花一枝，略有沉思之状，画上题有“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字样。赵明诚还题了两行字。此画见于晚清王鹏运刻本《漱玉词》。

香艳美妇，句子清丽，漱得红口白牙清爽。

漱玉词三个字，出自李清照的红唇。由此不难揣测，她拥有两排值得骄傲的玉齿。何物使之白如雪？端赖好词妙语。

细读李清照，也会令寻常女子渐渐地吹气如兰。这工课，美容院开不起来。

即使北方的“大老爷们儿”，用心品读漱玉词，也一定读得目光细腻，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

李清照生活好，心情好，可能没生孩子，驻颜强于一般女人。三十一岁自绘肖像，向我们透露出她的青春消息。

估计她到四十岁，看上去仍像三十岁。

永远的李清照……

可是赵明诚复起，又要当官了。这对着名的夫妻撤离青州，前往东边的莱州（山东掖市）。这回李清照跟定了丈夫，首先为了爱情，其次可能是为了适当监督。她三十几岁，赵明诚奔四十岁——男人在这个年龄段通常比较危险。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僚属如云，谁能保证他不受部下挟裹、去歌肆酒台乐个没完呢？当年那个柳三变，半生折腾，做个区区余杭县令，也是烟花巷中乐颠了、耍安逸了。寻常妇人能忍受这个，李清照偏不！赵明诚若是花心膨胀，忽视她的存在，无视她的胖与瘦、穿红还是戴绿，回家如蜻蜓点水，出门如狡兔无踪……李清照定会跟他比试比试：谁出门的动作更快，谁消失得更彻底。

从现存资料看，赵明诚既无纳妾之举，又无招妓之名。

老婆如此漂亮、多情、才高、性傲，老公甘心做陪衬吧。

别了青州！姐妹们哭得唏里哗啦，胭脂满脸乱窜。领着她们闹自由的李清照这一走，那些个道学家还不卷土重来？恶狠狠拽着她们缠上裹脚布，强令她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食不能言寝不能语——那将是什么样的悲惨日子呀？

李清照攥紧拳头，安慰这群人数渐多的姐妹说：莱州并不远，有情况你们到莱州找我！

十里长亭，送了一亭又一亭。离别的阳关曲，唱了一遍又一遍。李清照心潮澎湃，诗情像海浪般高高耸起，纤手一挥，写出一首平生佳作《蝶恋花》：

泪湿罗衣脂粉满，四迭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水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杯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

送别的这一天下着微雨。

幸好没喝酒。否则裙钗将乱作一团，授道学家以口实。

青州的姐妹们是否重归暗无天日，是否激愤相约到莱州找过李清照，史料揣测暂无凭。

莱州三年，青州的好日子得以延续。老公几乎每天回家，夜里同床共枕。然而赵明诚毕竟是地方长官，应酬多，偶有不归之夜，或衣袖间沾点酒色气。这对李清照是个考验。却没有迹象表明她是醋坛子，凭着蛛丝马迹就要对丈夫刨根问底。她像曹公笔下的林妹妹一样爱着，又像宝姐姐一样识大体。

她需要对付的是寂寥。这东西很实在，白天的每个时辰都来光顾她，撩拨她，欺负她。独自饮酒，独自赏花，独自散步。春风乱翻书，她随便挑个字，凭那韵脚写起诗来。

轻愁无好诗。

没有能量的聚积，就没有能量的喷发。

一切艺术均在此律。

浅表性的生存严格对应快餐文化。此言非妄语。

相似的日子过得快，一晃三年过去，李清照四十挂零了，仍是“转照动人”。爱情这东西真是没得话说，两个字：滋润。赵明诚在莱州的官秩满，调淄州（山东淄博）任知州。从小州调到大州，官阶随之上调。李清照比以前的任何时候更像一位贵妇了，头饰镶了海底的明珠，玛瑙玉器无数。也许努力和丈夫生孩子。也许主动建议亲爱的赵明诚纳个偏房。

从各类记载看，赵、李二人的确伉俪情深。这爱情故事非杜撰。李清照从十八起就开始幸福，直到她四十六岁赵明诚一命呜呼。此前的少女期，称快乐。

1125年赵明诚调淄州，上任没几天，金人向北宋开战，从燕京打到太原，战火烧向洛阳汴京。

这里却有两个重要史实：1.战争即将切掉北中国，却未能影响李、赵二人的爱情生活；2.他夫妻俩的“金石情缘”在战争的纷乱中纹丝不动。

学者们于此往往匆匆带过，其实没必要。这两个史实不是见不得人的，恰好相反，倒值得重墨书写。1979年我初读王学初先生的《李清照集校注》，厚厚的竖排本，繁体字，非常的舒服。后读相关的文艺评论，就存了一些疑虑。过了二十多年，疑虑方消，我忽然意识到，李清照在国家面临着南北分裂之时，仍痴心于爱，钟情于金石书画，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举“二战”为例：当纳粹德国肆虐欧洲时，一些被占领国的科学家，安静地待在他的书斋或实验室，面对屠刀毫无恐惧，能吃能睡能工作，并充满了生与死的幽默感。这是勇气使然。

李清照一贵妇，生在官宦人家，婚后备受夫君呵护，这朵绽放了四十余年的富贵之花，不可能在一夜间变成爱国女诗人、吼出金戈铁马。她爱文物就是爱国了。而文化从来有矜持的特征。她高贵。在侵略者的马蹄声中，她继续着她那既高贵又平凡的爱情生活——

赵明诚从邢氏村庄买得一本白居易手书的《楞严经》，如获至宝，连夜飞马归家，顾不得洗澡上床，急切唤娘子沏一壶“小龙团茶”。烛光通明，两口子“相对展玩，狂喜不支”。

李清照五

我们在今天解读这喜悦，不妨视为赵、李二人对金国侵略者的无限轻蔑。

金兵围困汴京，夫妇俩急奔青州，望着那些堆了十几间屋子的文物，忧心如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说：“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

二十年心血将毁于一旦。有些宝物是赵挺之传到赵明诚手上的。个人损失事小，祖国丢了宝贵文物事大。

李清照对未来的恐惧，很快得到验证，恶梦走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1126年的春天，赵明诚的母亲在金陵去世，他带了十五车文物赴金陵，李清照暂留青州，守着十余间“书册什物”。他们习惯了和平的生活，“几曾识干戈？”对战争这头怪兽懵然无知。饱读诗书，书上却哪有刀光剑影？战事一天天的吃紧，李清照心惊肉跳。青州的姐妹们已各奔东西。年底，金兵攻陷青州，先入城的军队，惟恐后续部队占便宜，兽性大作，掠杀奸淫。李清照卷入逃难的人群中。

金人毁了她的美好家园。十余间文物烧成灰烬。

她千里奔逃、辗转到金陵，已经是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的初春了。赵明诚时任江宁知府。却后重逢，夫妻抱头痛哭一场。李清照惊魂甫定，住进了江宁府的高墙深院。

贵妇的日子又回来了。

凭借着长江天险，金陵城似乎万无一失。这座名城繁华依旧。高宗赵构驻跸金陵，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皇帝念念不忘割地求和。高官们照样享乐。

这一年的上巳节，赵明诚的许多亲戚族人聚于建康，李清照的弟弟李迒也从外地赶来。赵府摆盛宴，笙歌曼舞庆佳节，却是强颜欢笑。酒阑客散，诗人无眠。伤感的李清照写下《蝶恋花》：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长安代指沦陷的北中国。

此后一年多，李清照生活平隐。国仇家仇，正缓慢植入她的肌肤，流进她的血液。要等到若干年后，那个苍凉的李清照方来与我们照面。此间仍是雍容华贵。她几十年的修养、生存姿态是朝着这个方向。根子扎得深，转向有个过程，并由内在的力量所推动。打仗是男人们的事，她也不可能去研究军事。

从1128年初春到来年的冬天，李清照在建康城里写诗，劲头十足。宋人周煇说：“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

李清照戴斗笠披蓑衣踏雪寻诗，令人联想中的经典场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娇娃割腥啖膻。”漫天好大雪，不可无诗。只苦了赵明诚，写诗写不赢夫人，却又必须唱和。

李清照入了魔境：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音……

有时下大雪，李清照收拾雪具前脚走，赵明诚后脚消失了踪影。他才思枯竭，听到诗就有点害怕，躲起来了。

李清照满载而归，到处找他……

春天，她深锁重门玩味欧阳修，得一阙佳词《临江仙》：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感风吟月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美人垂暮。李易安四十五岁开始言老，比许多男性大诗人还晚了好多年，杜甫，苏轼，辛弃疾，都是三十几岁就言老。这首词作于建炎三年的元宵节后。赵明诚很是欣赏，频频向宾客推荐，可是李清照请他和上一阙，他又连连摆手，称不敢。

赵明诚为逃避写和诗，还有个口头禅：“易安居士堪比东坡居士，赵某不才，岂敢岂敢。”

为这口头禅，李清照不止生了一回气。赵明诚常常夜里赔不是，哄得她玉齿大开粲然一笑。中年夫妻亦缠绵，手忙脚乱的。屈指算来，夫妻恩爱，二十七年整。李清照忙完了夫妻事，意犹未尽，谈起了历代诗人，双颊潮红两眼发亮。那赵明诚已沉沉睡去……

李清照经常批评苏东坡，说东坡填词不协律，使她为之头疼。虽然这位两宋第一名士学究天人，可她李清照偏要说，东坡词，“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她最欣赏李煜，那风度，那才气，方为词人本色。再者，时隔二百年，谁接李重光的班？俺李易安是矣。李易安也表扬欧阳修、二晏、柳永，认为他们是词家正统，强于所谓豪放东坡。赵明诚嘀咕：娘子口气越来越大。他坚决不同意，跟她争论，并提醒她说：“别忘了，你父亲是苏门弟子。”

李清照在床上就蹦起来了，瞪圆了杏眼说：“父亲是父亲，我是我！”

两口子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睡觉背对背，谁也不理谁……

然而争吵的好时光已经不多。

这一年的五月，建康突发兵变，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赵明诚仓皇逃向安徽。不久，兵乱平息，高宗驾临建康，诏令赵明诚任湖州知州，并要他火速到建康听圣谕。赵明诚把老婆安顿于池阳（安徽贵池县），飞驰金陵。

《金石录后序》记载池阳江头的离别场景：“六月十三日，明诚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

赵明诚目光射人，情形不妙。

李清照待在小城池阳，焦急等候老公的消息。

时值三伏天，酷热难耐。李清照身居官舍，眼看平静下来了，忽又心神不宁，几日不能消。奇怪。老公此去建康面圣，应该说不是坏事，他的湖州知州的任命是发表在先的。可是为何心不安呢？赵明诚临走时叮嘱过李清照，待池阳别动，等他的书信。战争时期，皇命临时变动是常事。

转眼已是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的时刻，李清照写下一首词《行香子》，像个不祥之兆。全词如下：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浓愁。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李清照此间与老公离别，时间短暂。不像新婚时，更不比三年前，然而浓愁散不开：草丛中几个虫子叫，竟然惊落了梧桐叶子。晴也不是，雨也不是，风也不是：离愁把李清照拨得团团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个夜晚，空中弥漫着杨玉环唐玄宗的气息。说不清道不明……

李后主生于七夕死于七夕，莫非这七夕是个不祥的时辰？

李清照整夜徘徊于官舍的庭院。脑子不可思议地清醒着。思念烧烫了她的心房，双颊却冰凉。《行香子》改写了七夕，可她此刻的思绪出离了词句，抛向那座着名的石头城。

她当然不会知道，几百年后有个人，写了一本令亿万读者泪湿黄卷的。那个男人，一生痴迷她和她的作品，尤其是这首写于池阳七夕的《行香子》。

雨过天晴皓月当空，裹一身月白色轻纱的李清照徘徊着。

究竟为何，七夕无眠？

晨光熹微时，下人送来了赵明诚的书信。

李清照读了半行字，手便抖上了。草草收拾了几件衣裳，来不及告别当地官员，解舟东上，直奔建康。

原来，赵明诚受皇命催促，冒着酷热赶得太急，到建康城就病倒了。过了一些时日，眼看将息不起，才给李清照写了这封字迹潦草、语气急促的短信。

李清照赶到丈夫身边。向来红润的老公一脸蜡黄。

伺奉汤药月余，病人不见起色。

探访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个不速之客：张汝舟。他带来了一件名贵的玉壶古玩，赠送赵明诚。病榻上的金石学家目注古玩，时而微笑，时而眼中含泪。他连“把玩”的力气都没有了。李清照一直手拿玉壶，放左，放右，置前，配合着亲爱的夫君的目光。夫妻二十八年，做过多少动作。这最后的床头动作叫在场的人哽噎。张汝舟伸手抹了几回泪。

八月中旬，四十九岁的赵明诚扶病写下绝命诗，含恨西去。

李清照当场昏死过去，亲朋唤不醒。

此后大病一场。人在病榻魂在天，寻她的檀郎。

上天入地求之遍，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耳边有痴男——

张汝舟每天抱一束她以前最喜欢的木犀花来看望她，亲自下厨，为她熬鸡汤。日将晚时他离去，并无半点磨蹭。下人于窗边夸张大人，说：不愧是君子，是主人生前的挚友。

冬日里，李清照脸上慢慢回复了血色，身子还长了几斤肉。张汝舟谨慎地赞美她的容貌，体态，她摇摇头，微笑着瞧窗外的雪花。

亡人是越望越远了，活着的人还得享受生命。享受着，怀念着……

李清照眼下是寡妇，却不是礼教意义上的未亡人。

她催着张汝舟去他浙东的任职之所。

也许，这许多年来，她对张汝舟的那点心思不是不清楚。

她还算个中年美妇吧？女人到这个紧迫的年龄段，也许更渴望男欢女爱。“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韵藉，木犀花！”

然而命运再起波澜，苦命的李清照在劫难逃。

金兵铁蹄南下，一心要捉宋高宗。建康城眼看守不住，城里乱作一团。那张汝舟春末也消失了。李清照想：大约是奉命去浙东，匆忙间不及告辞。

张汝舟消失不要紧，李清照还守着大宗文物呢：书二万卷，金石书画二千卷，并器皿茵褥无数。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赵明诚抚摸过的。她宁愿死，也不愿文物丢失。青州烧过一次，她痛心疾首！徐熙、吴道子、杜甫、白居易、李公麟、苏轼、徽宗、蔡京、蔡襄、黄庭坚……的亲笔字画，丢了怎么得了！

建康“行在”传言蜂起：金兵克日度长江，高宗随时准备放楼船逃跑。也有百姓说，皇帝要在王气蒸腾的金陵城与金主决一死战。而李清照的直觉告诉她：高宗要跑。她气愤，却不能上书皇帝。于是挥笔写下千古流传的《夏日绝句》：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是直接指责宋高宗及一大帮逃跑主义者。寥寥二十个字，出离了愤怒，转为愤怒的平静，把李清照推向杰出的爱国女诗人。杰出是说：任凭失国之痛的种子开出灿烂的词语之花。

李清照写这绝句，距金人占领北中国已有数年。

她写不来口号诗。虽然口号诗自有它的历史价值。

她忧着文物，托明诚的妹夫把文物运到江西洪州（南昌）去。这位妹夫是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有他在江西照料，文物可保。李清照打算在建康处理完一些事之后，随即赶往洪州。

李清照六

几十车文物，在剑戟森森的士卒保卫下出城了，李清照松了一口气。高宗的伯母隆佑太后也去洪州，看来江西的安全非常可靠。

岂知到了十一月，金人陷洪州，隆佑太后及那位兵部侍郎连夜逃亡，侍卫溃散，几十车国宝级文物全部“蒸发”。

李清照闻讯，痛哭失声，在赵明诚的墓前长跪不起。

下人拽她走。皇帝已经放楼船溜了。金兵即将攻破石头城。

李清照再次卷入逃难的滚滚人流，盲目地追随着皇帝的御驾行踪，向南再向南。所幸弟弟李迒和她一起逃。

逃杭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一路乱窜。“出陆（浙江建德），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之为动词，去的意思。皇帝停留处称驻跸。

四十七岁的贵妇，整整逃了一百天，踉跄三千里。

有趣的是，据说她在海上写出了平生的豪放词《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苦难催生抗体，诗句反呈喷射。大诗人无一例外。李煜被掳去汴梁之时，不是也在船上写下了一首着名七律么？“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李煜镇定的情状，想必感染了李清照吧？大诗人向大诗人看齐。大海上风波险恶，李清照直接与天帝对话了，拣要紧的说，提到她写诗。清人黄了翁激情点评：“浑成大雅，无一毫脂粉气，自是北宋风格。”

不过，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脂粉气也没啥不好。

曹雪芹也是有脂粉气的。大作家通常兼具阳刚与阴柔。

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初，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杭州，改杭州为临安。李清照的生活随之安定下来。

痛定思痛痛亦消——悲痛也有时间性的，也许任何悲痛都不能独立于时间之外。这倒不是麻木。有些东西，会在日后点滴前来照面，而照面的多寡强弱，取决于这些记忆自身的能量，以及它们“跃入当下”的契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卓越的生存论阐释，可能适用于古今中外任何个体的生存细节。此书密度甚大，容积无限，庶几接近我们所能想象的天书。

欲理解身边事物、“世界之为世界”，不妨读几部难读的书。一味的轻松阅读，浅阅读，读者从中所能获取的，无非是那点生存经验的简单反弹。浅阅读决不指向更高。浅阅读制造群体，不可能对应个体。这一目了然。“娱乐天下”的叫嚣，不过是朝着动植物所具有的生命形态的疯狂倒退。

李清照活得很个体。“缓缓运动着的古代”，倒是个体多多。今日历史学，不妨细思量。

世纪之交山河破碎，李清照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李清照，写诗填词，并不像稍后的陆游辛弃疾。她遵循着自己固有的路数。遵循倒不是说，用意志去干预创作。艺术的嬗变自行其是。艺术总是慢慢来。从少女的清新、少妇的愁闷到几经劫难的中年沧桑，艺术完成着自身，不受外力牵引、意志掌控。请看小令《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着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

语调轻松，几同早期词作。故乡只淡淡一笔。只因故乡太沉重，所以才这么淡处理。诗人矜持着，拒绝向命运低头，沉痛之人不作沉痛语，很能符合她的天性。而天性融入了人世修炼，显现出轻描淡写的高贵。

鬓边有梅花。李清照是要美到八十岁的。此间未满五十，还早呢。有时候她又批评梅花：“梅蕊重重何俗甚！”

一个人打发日子，情爱之躯闲置。

元宵节，她也不去街上凑热闹，关在家里写诗，纤手托香腮，杏眼向灯明，给我们留下长调《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济楚：整齐的样子。

元宵节，少女时代的记忆涌逼，于是李清照不出去，谢了香车宝马、酒朋诗侣。这也表明，平时她要出去，领略杭州繁华。她未曾脱离贵妇们的交往圈子，这些女人能饮酒赋诗。往日相召，李清照欣然前往。元宵节谢客，是因为少女的欢娱对照当下，使她失去疯玩儿的兴趣。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基调还是快乐的，有心思听人笑语。

文学史和历代诗歌选，对这首名词的阐释显然有问题。我想说的是：不能因为李清照提了一句中州，就把词的主题往别处拽。

此间她有长诗《上工部尚书胡公》，表达对时局的看法，追忆山东祖辈的文化光荣。末尾几句说：“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中国历代诗歌选》对此诗评价高：“有豪迈气，无女儿态。”

但是，李清照之为李清照，恰好在她搀入了豪迈的女儿态。

对一个宋代诗人来说，填词，写诗，分属不同的表达区域。诗言志，词诉诸日常情态。

女儿态有啥不好？曹雪芹的功劳，就是写出了各种各样的、令男儿汗颜的女儿态。曹公还发明了一个词：须眉浊物。

从女孩儿到女人，李清照亮出了环环相扣的女子情态。她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漫长的封建社会，男权遮天蔽日，亮出女儿态，本身就是思想、是艺术、是价值。

为什么说好而不好？是因为后者将女人摆到玩物的位置上。

把思想理解成“某种思想”，乃是运思着的思想的大悲哀……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固化已呈冰封之势，破冰需要时间。

李清照寓居杭州，叹息“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她希望回到旧日情怀。希望强烈，又落不到实处，于是转生哀愁。这哀愁异于当初在汴梁做少妇时的郁闷。《孤雁儿》自序云：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楼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吹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寄？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美人迟暮。美人寂寞。

玉楼寒，玉楼空，春情意，情怀如水……

李清照怀念亡夫，带着慵懒的、感伤的、强烈的妇人气息。

寡妇不仅深深怀念着亡夫，寡妇同时也是自由身！

一个又一个夜晚，李清照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愁人夜长，而当年那些个欢娱的夜晚啊，仿佛眨眼便是通宵。《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展有余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刚强豪迈的女人出此语，读来令人伤心。

细读李清照，谁能不辛酸？

想想济南城里的那位美少女：“见客人来，剗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再看看汴京街头那位俏皮的美少妇：“卖花担上，买来一枝春欲放…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往事如烟。

我们来看写李清照颇具深意的：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栏杆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古人点评：新丽之甚；媚中带老；新梦，却不知梦何事？

古人问得真好。

李清照将满五十岁了，却显然有着少妇的容貌和内心。满目宠柳娇花，不胜慵懒情状。慵懒是说：风流身子时时闲置。她在杭州住楼房，有庭园、重门，物质条件蛮好。春天里常常上楼，玉栏杆慵倚。她关心天气，希望斜风细雨变成春日暖阳。她要出门去。萧条庭院难系她满腹春情。

她的“新梦”有点蹊跷。老是梦见赵明诚，有些乏味了吧？她还不甘心单凭记忆打发时光。新梦之后，感觉到被冷香消，反衬梦中被热香浓。古人追问她的梦境，其实已有答案，只不说破罢了。

意识的层面，赵明诚的音容笑貌是占了绝对优势的。但潜意识活动频繁，李清照自己也管不着。

潜意识在何处活动？在梦境。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张汝舟突然出现了。

李清照乍见老朋友，欣喜之情挡不住。喝茶，吃饭，散步。谈起赵明诚，张汝舟语音哽噎，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那几十车烧毁、丢失的金石书画，更使他捶胸顿足、质问苍天。

二人同悲，同恨，同记忆。

一别多年，那张汝舟依然年轻。

他不时往李清照脸上、身上溜溜眼珠。

李清照瞧了别处。

张汝舟似乎顺便提起，眼下他单身。

夏日里春衫薄。李清照走动时，长腿蜂腰闪烁。薄暮时分，二人还在西湖边溜了一圈儿。张汝舟赞美李清照步态轻盈。李清照望湖一笑。笑容随湖波荡开去。

夏日的午后，庭阴遮蔽。二人对坐品香茶。鸟在鲜花之间扑腾穿梭。来了雷阵雨，二人起身，移至室内继续交谈。炉香袅袅，重现了少女、少妇时代的美好时光。李清照从墙上取下蒙尘的古琴，试着拨几声。张汝舟立于侧后，咧嘴笑笑。笑声与琴声不大协调，李清照没注意。

张汝舟无缘无故消失了好一阵。

仲夏时节，李清照每日倚楼慵望。夏风吹拂她弹性尚好的肌肤。云鬓依旧。酥胸起伏。梦中出现了张汝舟……

她喃喃念着东坡词：梦中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这一天的擦黑有人敲门，李清照陡然来了心跳，也不问门外是谁，抖抖索索将门大开，一条人影窜进来：不是张汝舟是谁？这男人搂定她，贴紧她，凭她怎么用力挣脱，却挣不脱的。各自嘴里胡乱说着什么。渐渐地，力与力使到一处了。

紧要关头的李清照冷静下来。她明确表示：张汝舟得明媒正娶。

李清照七

这一夜张汝舟未能如愿。虽然动作是有的，且幅度大。

临走时他回头问：你是名门的媳妇，不管舆论么？

李清照轻松笑答：舆论于我如浮云。

于是，择了吉日明媒正娶。杭州城议论纷纷，李清照听而不闻。蜜月挺好，激情胜过七月流火。昼夜颠倒衣裳，被翻红浪。美人焉能迟暮？身心的舞蹈至死方休。李清照动着，爱着，呢喃着。中秋是个不眠夜呢。情怀如水，玉体如银。秋天朝着夏天，中年迈向青年。

李清照满心喜欢期待着温暖的冬季。

可她一头栽进了冰窟。

张汝舟想把她残存的一些文物据为己有。这念头一露，李清照的心顿时冷了半截。她手上有几件珍品，包括宋徽宗写绘于绢上的一幅团扇面。不得已时她才出手，靠这些东西度过余年。张汝舟哄走了她的玉壶，又来索要徽宗团扇书画，说是送领导、疏通仕途。李清照识破了他的嘴脸，坚决不给。张汝舟动粗，抚摸过她全身的那只手转为耳光、拳头。李清照奋力厮打，坚硬指甲抓破他的脸，钢铁长腿踹他下腹部。

蜜月的延长期，两口子突然反目成仇，几乎每日厮打。

庭院深深深几许……浓阴下，绣房中，雕窗旁，玉榻上，云发散乱四肢挥舞，呢喃变呻吟，雪肤现血痕。我们的诗人不哭。没有一滴泪。

张汝舟毕竟力气大，长期混迹江湖，还会一点拳脚，这时派上了用场，“遂肆侵凌，日加殴击”（见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

这事太惨了。

面目狰狞的丑男人，骗财骗色，骗到李清照头上。

单纯的贵妇，情商令智商陡降。

历朝历代，这类闹剧、惨剧一再上演。

怀念着亡夫的中年美妇李清照，碰上外表光鲜的骗子张汝舟。后者既已原形毕竟，索性不再伪装，露出流氓本相，把妓女“晶晶”带回家，浪给李清照看。并羞辱李清照说：你瞧这晶晶，这模样，这身段，比你三十年前如何？晶晶玲珑剔透哩，床上手段比你多……

李清照眼中冰凉。

她写下诉状告到衙门去了。

离婚案惊动了皇帝，皇帝下诏，“付之廷尉”，令有司治张汝舟的罪，“遣柳州编管”。可是按宋律，妻子告丈夫也有罪，当判两年监禁。李清照作好了入狱的准备，同时捎口信给翰林学士綦崇礼。此间她彻底冷却了情爱之躯，大脑异常清醒。盛妆出庭，冷艳逼人。

多亏綦崇礼相助，李清照在牢房里只待了九天。

由于她的身份和事件的一波三折，出狱时，市民围观，人潮涌动。

李清照平静地穿过人流，云鬓插着傲雪的梅花……

从她嫁给张汝舟到离婚入狱，刚好一百天。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盏两杯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矣，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牌《声声慢》。

句句血和泪，不忍卒读。

诗人如此发哀声，却有刚劲之态。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美人垂暮却从容。

命运能毁灭她，但不能打败她。这首《声声慢》，乃是宋词的巅峰之作，无愧于苏东坡辛弃疾的任何词作。她的哀愁，也是古往今来受欺压遭凌辱的所有女人的哀愁。

值得注意的，倒是古人多从字句、韵律的角度玩味此词。严重倾斜于形式的点评，暴露出古代男人的某些不良心态。例子多，不予列举罢。

离婚后的李清照长居杭州，有女友劝她搬到别的城市，她婉言以拒。杭州挺好的。江南的山光水色继续滋润着她，年过半百仍不显老，羡煞一帮老姐妹儿。她爱穿的月白色丝质衣裳，爱戴的玛瑙头饰，爱插的梅花桂花，一度成为杭州城里的时尚，宫廷市井皆仿效。她不愁花消，姐妹们拿钱给她，不许她卖那些随她多年的古玩字画。有些场合，她也和男人们接触，接受他们彬彬有礼的的赞美。她不恨男人。内心深处的融和春光令容颜饱满。

年近六旬她一头青丝。这在今天也罕见。曾有两鬓霜华，奇迹般的返黑。犹如老东坡挖吃野菜，“发之白者日以返黑。”姐妹们戏称她老来俏。

苦难拖不住她的。阳光的李清照，岂能活向漆黑的深渊？

命运之海波涛险恶，被她逐一化入古老汉语的优美节奏。《瑞鹧鸪》咏双银杏：“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

玉骨冰肌未肯枯！这便是李清照。

她美得很平静了。

姐妹们唱她的早期词：“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

她喜饮团茶，家里便有了许多团茶。

又是一年春天到了，酒朋诗侣来相召，畅游金华城南之双溪。李清照待在自家庭院，最后一次迎接记忆的波涛，让眼泪打上句号。焚香，抚琴，默坐。然后铺开纸笔，《武陵春》一挥而就。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寥寥几行字，载走许多愁。

汉语艺术真是灵丹妙药。

李清照活过了七十岁……

李清照有《漱玉词》传世，录词六十多首。存疑词若干，残篇若干。今本《李清照集校注》（王学初先生校注），是收录她的诗词文最完整的一部书。

她一生有两部大书。另一部的书名，赫然曰爱情。

她敢爱，并向世人传达爱的声音。两千余年封建史，数她声音大。大而美。美而稀。她使一对一的爱情体验臻于极致。眼下被影视炒得天翻地覆的四大古典美女相形见拙：她们无一例外是政治的产物或男人的玩物。名女人玩物多矣，包括染指皇权与血腥的则天武后。惟有李清照是她自己——自由的李清照，洁净的李清照。这意义其大无论。从司马迁到苏东坡，男儿尚且九死一生争自由，逸出权力黑洞，凸显个体生存。而李清照降生于黑洞之外。父母又那么宽松，丈夫又那么优秀和蔼平等。自由的种子，自由的树，绽放清丽照千秋的永不凋谢的李花桃花梅花木樨花。男人们向来是权力的对立面，像孙猴子拼命翻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李清照在别处。俏立在自由的风中。不用跌跌撞撞奔官场、百感交集写华章。文学史上这美妙身影，具有不可辩驳的惟一性。

可是这许多年，对李清照遮蔽多矣。

本文无意颠覆李清照在教科书中的形象，只不过这些年来，有时想到她，并不觉得她多么吸引人。最近得一契机回头细端详，发现问题出在她的相关评论、赏析，以及半吊子水平的影视剧。七十年代末我初读她时的惊奇与心跳，被这些东西抹去大半。评论、影视、讲坛、舞台剧，把李清照往别处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导至罕见之杰出女性面目模糊。这很可惜。

李清照是宋代的一位贵族美妇。应当还原她的女人本色。修养与风骨，皆由本色出。

除了她生得美之外，她还用文字去捕捉纯美，将人生诸环节牢牢地笼罩于美感中：从优美到凄美。少女，少妇，怨妇，寡妇，老妇，她逐一描画，细腻动人。后期词植入了刚劲，而早期词已露此端倪。刚劲是为了抵御命运。南渡之后她美得令铁石男儿心酸。比如辛幼安。

她的性格很要强的。同时女儿态女人态十足。这是李清照的感人处。巾帼不让须眉，却保持芳香袭人的脂粉气，脂粉气又透出自由风骨。文字皆由命运出。她的词作确系超一流，文学史拥有她真是运气。依我愚见，李煜，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当属同一级别，并肩立于词史最高峰。清代已有《三李词》风行于世：李白，李煜，李清照。建议目前的教科书为李清照辟专章。

李杜以后的唐宋男性诗人，普遍存在“影响的焦虑”：李杜光焰万丈，诗人们难以挣脱这光区。宋诗几代人努力，调动一切手段，用事，用史，用哲理，用禅机，试图在李杜身旁另起巨峰，结果只能是：差强人意。

李清照没有这种焦虑。她以前的女性诗人，找一位三流的都很难。她随手一划，便是千古诗篇。瞄准男儿争雄，甚至藐视北宋。显而易见，她于闺中、重门中的文化努力有着高度的自觉性。晋唐宋文化，在她清晰的目光的烛照之下。清照二字，天意存焉。她有文化视野，而决不仅限于文学眼光，这一点，至关重要。北宋有此大气象，远远胜过盛唐。而今天的某些中国作家，若是一味在文学圈中打转，势必日益缩小圈子。失掉文化视野的文学，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欲赢得视野，须收回东张西望的目光回头读书，西学中学，书城货架上那么多，年复一年躺着，尘封着，困惑着，渴望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键”，男人们手拉手围成圈儿。李清照嫣然而入，纤手不让巨手，蜂腰压倒熊腰。倩影起舞须眉瞠目。连朱熹都被她的魅力所折服，忍不住要在理学的课堂上为她讲话。

宋词碰上李清照。李清照碰上宋词。双方皆幸运。

李易安严把词关，不让诗来染指，郑重宣告：“词别是一家！”难怪她批评苏轼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她于宋词功劳大，以纯粹的女性手笔，带动许多不可一世的大老爷们儿。连辛弃疾这样的豪壮圣手亦受她影响，英雄气足儿女情长。稼轩系易安同乡。余如姜白石、陆放翁、吴文英……名家不可胜数哉。清代的纳兰性德视她为偶像。

她常用的词牌，如《减字木兰》、《蝶恋花》、《菩萨蛮》、《浣溪纱》、《渔家傲》、等，亦为毛泽东所喜用。

济南这地方，神奇如绍兴。今日文坛，不止一位大家出自有风骨传统的山东。

遗憾的是，李清照之后，女性诗人却又矮下去了。罪在礼教。清代女诗人多，好诗少。五四运动以后，女作家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肖红，冰心，丁玲，以及笔者单闻其名的张爱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女作家女诗人，至少在数量上更有压倒男性之势。

妇女大翻身，这多么好！不搞女权运动的李清照功莫大焉。

我们再来看作为女人的李清照。

她的一生行迹清晰：1.济南成长，汴京成婚。2.三年之后丈夫宦游，她独抱浓愁写下传世之作。3.青州十年忙于幸福，带领姐妹们闹自由。4.莱州接着幸福，拽着丈夫谈词和诗。5.金人铁蹄踏破中国，李清照的命运被切成两段，踉跄向南三千里。亲爱的丈夫死，宝贵的文物丢。6.遭遇财色骗子张汝舟，梅开二度却惨遭蹂躏，花瓣散落尘土，而香如故。7.江南山水护芳姿，美人垂暮却从容，玉手写下《漱玉词》。8.美过了七十岁，美到今日……

李清照很可能没生儿女。母性的缺失反倒成就她佳作如潮。

她少女时代的春心跳得厉害，婚后风流婉转。爱情与艺术是她的全世界。保养加修养，加妩媚江南，使她的漂亮五官性感体态能最大限度挽留春光。她单纯。单纯驻颜，复杂损容。

唐宋女人，想必已有身体的自觉。绮陌红搂的诸妓身影，也波及深闺浅闺。描写徽宗时代小县市井的，那几个女人风流百端，活出了某种轩昂。可是缺爱情，难逃那只玩弄的脏手。李清照情烈、欲旺，拥有封建女子稀缺的爱情，难怪她一旦爱在手，便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不放。就像林黛玉。

李清称得上十一世纪末的新女性。二十一世纪初，仍具有榜样的力量。她生活的勇气给人印象深刻。她的作品，闪耀着“女性之为女性”的夺目光辉。

李清照曾经丢失那许多珍贵文物，但愿我们在文明的进程中，不要丢失她。不要丢失她万般珍爱的晋唐宋。并以此上溯、类推。

欲前行必须回行……

本文写作的过程中，有良师益友千里提示。蜀人于陋室受教多矣，谨此再拜！

李清照与英国现代女作家伍尔芙有相似处。

李清照，伍尔芙，都是贵族出身，都有良好的教养、深厚的学养。都有甘做绿叶的好丈夫。伍尔芙写意识流小说，与的作者乔伊斯齐名，共同解构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二人又同年生同年死，颇奇特。加上“永远痛苦”的卡夫卡，三架马车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先河。伍尔芙的代表作《海浪》，乃是反复回旋的人生咏叹调，六个主人公，三女三男，意识奔流，情绪迭宕，场景跳跃。拿《海浪》与《漱玉词》并读，平添趣味：盖中西之杰出女性，心有灵犀焉。和李清照一样，伍尔芙的作品因深入女性视角而屹立于时间之外。她也写评论。也美貌，单是脖子的线条就迷倒无数西方男人。

李清照与法国女杰西蒙娜.波伏瓦同样有可比处。波伏瓦写，是女权运动的世界性英雄，才华横溢，艳光四射。不过她苦苦追忆少女时代的憧憬，却发现潜意识中有上当的感觉。为争女权她其实在撑着。撑得辛苦。萨特先生艳遇不断，法国、美国、古巴……妙龄女子姹紫嫣红，波伏瓦竭力相信自己并没有吃醋。意识，意志，害苦了这位穿裙子的哲学家文学家。而李清照更像个女人，能自由，能写作，能挽留少女情状、少妇情态。波伏瓦若读《漱玉词》，一定会羡慕得大声喊叫，通宵徘徊巴黎城，泪流满面，就像她在加缪出车祸的那个晚上。

关于李清照，意犹未尽。先写到这儿吧。

2007.11.23.再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曹雪芹一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写多卷本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国的曹雪芹积一生心血、花十年时间写下。二者俱为经典中的经典，叫人仰望不够。我是一直觉得，二者间有相通处。追忆与梦境，岂不是指向相同之物？两部小说规模宏大，拿它们做方方面面的对照研究，非笔者能力所及。不过我老在想，普鲁斯特因长期患哮喘病而闭门写作，曹雪芹则于青年时代跌入困顿，荣华富贵永不再，于是提笔写红楼。两位作家的创作动机相似：让时光重现。《追忆逝水年华》分七卷，第二卷为“在少女们身旁”，第三、四卷为“女囚”、“女逃亡者”，第七卷为“重现的时光”。曹雪芹追寻昔日光景，其直接的冲动，亦是回到少女们身旁。

一部，写了金陵十二钗尚嫌不足，又要写金陵十二副钗。一大群女子，携带着她们各自的命运向我们涌来。

而两百多年前，她们都在曹雪芹的眼前、笔下、睡梦中。作者化身为贾宝玉，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亲历并见证豪门大族之败、封建大厦之倾。

鲁迅讲得真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一人而已。”

荣华富贵一场梦。美好女性一场梦。

一位清代作家写小说，名和利都谈不上。“小说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曹雪芹这三代豪门子弟，忍饥受寒还遭人白眼，“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每天在破窗下写呀，写呀，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在纸上过日子。

语言有这功能。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蕴藏着人类生活的全部记忆。

纸上过日子，这个短语能符合曹雪芹的写作动机么？

普鲁斯特也这样，在他近乎密闭的的房间里年复一年过日子。他赢得了最高形态的艺术，于是家里什么都有：日月星辰欢歌笑语。从那些微妙的眼神、细微的举止到潮水般起伏的命运，应有尽有。普鲁斯特不用走出去了。一块玛兰德小点心所唤起的味觉，就足以使他生活（！）在贡布雷或斯万家那边。

曹雪芹写作的地点，是北京的西山。书中展开的场景，是北京与南京（金陵）的混合物。

曹雪芹一头扑进太虚幻境，过上了好日子，谁也把他拉不回头。“举家食粥酒常赊。”家人跟着他受苦，他好像全无知觉。曹雪芹对人世、尤其对女性的一腔深情与满腹悲悯，都化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了么？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几千年受压迫的女子，都在曹公笔下。却又揭示了千红万艳之生存细节，显现了她们惊人的美丽与自尊。

这是曹公的伟业。中国历史长河，是他头一次掀起这巨浪，这奔腾不息的红潮。举家食粥无所谓了。而在当时，以曹雪芹的“实用性”才干，谋个小康日子不难。

毛泽东说：要读五遍。

我读过三遍。若干年间断断续续、不成篇章的一些感悟与思索，呈笑于方家。

曹雪芹生于1724年的春夏之交，具体日期无考。卒于1764年的除夕，享年四十另数月。生年无考，卒年又在春节期间，所以确定他的纪念日或忌日，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难题。

曹雪芹初名曹沾，字梦阮，后自号雪芹。雪芹二字，源自苏轼咏黄州东坡的诗句。——海外着名红学家周策纵先生为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作序时，不惜篇幅，对此有过详细论证。梦阮是梦见阮藉的意思。阮藉是晋代“竹林七贤”中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嵇康。阮藉有两个特点：狂放傲世；向往女性。他对权贵用白眼，对美好女性则用青眼。这人挺好玩儿。玩的背后是风骨。

曹雪芹追慕苏轼阮藉，其生存向度是清晰的。

苏轼一遇苦难便超然，“文化本能”深入骨髓；贬黄州像个隐喻：从三州太守的荣耀一下子跌入乌台黑狱，受尽凌辱恫吓，出狱后拖着老婆孩子到黄州开荒种地，却进入艺木的“井喷期”，苏东坡横空出世，佳作如潮俨然天赐。曹雪芹对这隐喻、这文化符号了如指掌，家道中落之后，他自号雪芹、芹溪、芹圃，寓意深焉。苏轼对他身边的几位女性又那么和风细雨，包括对乳娘任采莲。曹雪芹心向往之，不是偶然的。苏轼又是文化的全能，生活的大师，对年轻的曹雪芹有精神的指引。

再看曹雪芹之“梦阮”：阮藉傲视权贵，动不动就翻白眼，长啸而去。他不屑做权倾天下的司马昭的儿女亲家，大醉六十天，疯癫可爱。这股疯癫劲儿，贾宝玉的身上不是常见么？阮藉追美女，亦是桩桩件件事迹昭彰，比如：不相识的美女死了，他竟然连滚带爬奔悼红颜，当众抚棺大哭一场。这情痴，又酷似写“芙蓉女儿诔”和痛哭林妹妹的贾宝玉。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年间的一位诗人兼出版家，编印过《全唐诗》，是纳兰性德的朋友，而纳兰词偏重儿女情。曹寅还擅长书法，懂建筑园林，爱看野史小说，喜欢戏曲，与的作者洪升交厚。他曾不顾官员身份上台演戏，与卑贱的优伶们配合默契。作为一名“准八旗子弟”，曹寅亦熟悉声色犬马、各类市井习俗。这家学，这传统，在他的儿子曹钌砩系靡匝有剿乃镒硬苎┣郏⒀锕獯蟆?

曹家藏书之丰，清代屈指可数。这藏书的风气，要上溯到曹寅的父亲曹玺。曹玺是高官和当时的着名文人。

胡适说：“富贵的家庭并不难得，但富贵的环境和文学美术的环境合在一起，在当日的汉人中是没有的。就在当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寻找的。”

曹雪芹的一生，通过，向我们显现了两个努力的方向：精英文化与世俗生活。将二者融为一体，多少文化英雄耗尽心血，终归于一声叹息。但苏东坡做到了，曹雪芹也做到了。

“举家食粥酒常赊。”“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两句诗分别是敦诚、脂砚斋写的。敦诚、敦敏兄弟俩，是曹雪芹落难后居北京西山小村时的好朋友。

脂砚斋，则是曹雪芹的红颜知己。这是一个美丽的、大写的名字，是伟人身边的奇花异草。曹雪芹在小说中曾提到东坡的侍妾朝云。朝云在患难中显示了她的忠诚，而脂砚斋更胜一筹，将她丰富的情感、惊人的才华注入。脂砚，顾名思义，以脂粉作砚台，又取“肤如凝脂”的隐喻。脂粉香与书香、墨香混为异香。曹雪芹为千红一哭，呕心沥血油尽灯枯。脂砚斋为曹雪芹泪洒相思地……

曹雪芹早年的生活轨迹难寻，令红学家们很头疼。翻翻他的年表，从诞生跳到三岁，从三岁跳到“二十岁前后”，再几跳，到逝世了。这跨度未免大得离谱。曹雪芹的年代，虽有小说风行，却仍属末流行当。小说家年谱难做，不是一件稀奇事。曹公生平若是完整保留至今，那才叫稀奇。

我倒是觉得，生平模糊也有好处。

自称“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甄士隐）。也许曹公本意，是希望读者直接看小说，不要分散注意力，把小说与他的身世联系起来。文本自足。小说迷人并启人思，这就够了。曹雪芹开篇就申明，并不特指某一朝代。而我们今天读这巨着，觉得它展示的是古代社会，而不是清代社会。把小说中的人物与那些清宫秘事扯上瓜葛，是对读者的愚蠢导引。这愚事，上个世纪初的红学“索隐派”干过，现在又死灰复燃。影视剧大演清宫秘史，某些专家就趁机起哄，趁火打劫，将伟大的古典小说引向宫闱勾当。

写内幕，黑幕，是小说撩拨读者的恶趣之一。美学大师朱光潜对此有专论。

曹雪芹梳着长辫子，贾宝玉却是清代以前的汉人发型。大观园里的姐妹们的衣食住玩，皆是汉人光景。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像清代女子么？专家明知是瞎话，却还要大讲特讲，用心何在呢？

专家个人的名利冲动，却要放到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中来考察。

幸好严谨的红学家们未能将曹雪芹的年谱做细，不然的话，专家会干得更起劲，一头钻进宫闱去，向我们逐一指点：贾宝玉的原型是谁，王熙凤的原型是谁，焦大傻姐儿刘姥姥的原型又是谁……

都是清宫戏给闹的。文化瞄准利润的巨大冲动，不把历史、艺术变成一波又一波的娱乐闹剧不罢休。而文化的虚无主义，乃是强力推进文化沙漠，其最终指向，是直接伤害我们的民族。

也许今天，正是辨认这类有毒冲动的契机。

文化的繁荣，岂能靠瞎胡闹？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有尊严，人才活得有尊严。文化维系多元的生活世界，而资本意志的越界扩张，是朝着单一世界图像的发足狂奔。文化怎能做资本的奴婢？一个有尊严、有耻感、有爱与恨、有价值观、有审美能力、有祖先记忆的个体，怎么能娱乐到死、嘻皮笑脸躺进棺材？

消费主义的运动方向，是把人的所有尊严、全部价值向下拉到价格的水平上。人，不再是向上的、全面发展的那个人，不再是神性、诗意、风俗、良知的承载者，而只是一名赤裸裸的消费者、算计者。当所有的人都朝着消费主义狂奔，必定导至地球的死亡、生活世界的坍塌。像英.甘地当年对美国人讲的：“二十个地球也不够！”

二十年前的电视剧令人感动，那音乐，那角色，那名副其实的专家指导，那长达数年的默默无闻的剧组努力。眼下闹着要重拍，令人担忧。

曹雪芹祖籍金陵。曹家虽是大户人家，荣华三代但人丁不旺。到曹雪芹，已是两代单传，家族的掌上明珠。多半有一二个哥哥曾经夭折。有考证说曹雪芹小名占姐儿，取两层意思：能占住，占稳；女孩的名字类似乡下的狗儿，易于存活。

如果占姐儿之说成立，那么，曹雪芹幼年当被众人装扮成小女孩。江南、西蜀都有这习俗。有些男孩儿十来岁还穿裙子。名字、服饰作用于曹雪芹的潜意识，影响他的成长。曹府上下，从老祖母到小丫鬟，无人把性别真相告诉曹雪芹。这真相事关重大。弗洛伊德曾言：人在五岁前的经历将影响他的一生。曹雪芹的幼年童年少年，和贾宝玉一样，专与姐姐妹妹厮混。他是呼吸着浓郁的女性气息长大的，所以，他的女性视角来得天然。我猜想：当他某一天发现自己竟然是个男孩儿的时候，一定会惊奇，又有几分气愤，几分无奈。占姐儿居然不是女儿身，这太奇怪了！对他来说，男性的性别意识似乎突如其来，像女儿的绣房中闯入了一头怪兽。当他很不情愿地掉头打量同性时，打心眼里觉得他们是一帮须眉浊物。男性，男权，男人的四书五经、文治武功，通通是浊物汇成的滚滚浊流。他自己呢，虽然命中注定是个浊物，却发现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儿世界。

曹雪芹二

性别分裂，很可能是理解曹雪芹的精神成长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诸多谜团可望解开。或者，标示出解开谜团的方向。

第一回，作者自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作者又强调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闭口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渉淫滥…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的几位女子。”

曹雪芹通过，幻化成贾宝玉。他亲见的几位奇女子，已化作大观园中人物。

我们读小说，大可不必去计较原型。

脂砚斋是个例外，她是带着自己的经历进入了小说的，并对小说作了很多带情感色彩的点评。清代小说，点评本走俏，“白头本”常苦于无人问津。而脂砚斋点评的语气颇似林黛玉。这饶有意味。比如宝玉冒天下之大不韪，称读书上进者为“禄蠹”，脂砚斋点评：“二字从古未见，新奇之至。难怨世人谓之可杀，余却最喜！”

脂砚斋很能理解曹雪芹。大作家的红颜知己，她当之无愧。而红颜隐于字里行间，点点滴滴露出来，带出她许多羞涩……

曹雪芹所描绘的奇女子，有脂砚斋的身影么？

从曹雪芹发现自己是个男孩儿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矛盾了。他长到一定阶段，家族必须重新确立他的性别意识。父亲首先给他压力，要他读正经书，求取功名，朝男人的世界奋斗拚搏。老太太、母亲、姨娘甚至姐妹们都来帮腔，顺着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手指，向他示意正确的人生道路。而这条路上，从古至今，挤满了男人们各种各样的扭曲身影。

曹雪芹陷入迷惘。激烈的思想斗争，结果还是清爽女儿占上风。禄蠹这种词，他不受压力，如何讲得出口？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男人争来斗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呼喇喇大厦倾，昏惨惨灯将尽……谁去补苍天呢？曹雪芹可不愿去。与其说他是补天不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如说他心甘情愿落入红尘。他是那块关键的石头，他不补天，天要塌。“好一似飞鸟各投林…”

大作家凭借他良好的直觉，预先洞察了男权世界的崩溃么？

脂砚斋说：“作者本意，只写末世。”

贾、史、林、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写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将其余三个都捎进去了。

书中人物，以宝玉为核心层层扩展，扩至三个，三十个，三百个……据学者考证，涌至雪芹笔端的，共448人。

真是一场大梦，难怪一做十年。

曹公十年梦，迷倒亿万人。

曹雪芹的家族败于何时，不清楚。有败于十三岁之说，有败于十七、二十岁之说。比较趋于一致的，是作家二十几岁彻底跌入困顿；或者说，他从此过上了纸上的好日子。

过去的时光吸引曹雪芹，像塔西堤岛的原始风光吸引着法国画家高更。高更置巴黎的小康局面于不顾，无端撇下妻儿，一溜烟去了海岛，过原始生活，画稀世之作。而曹雪芹几乎什么都懂，雅的俗的全来，如果他一心想在京城谋生，还不是小菜一碟？宫廷曾聘他做画师，他拒绝了。风糜官宦人家与市井男女，如果他花点心思张罗“稿费”，哪至于举家食粥？

不用说，他是一门子心思扑到书上，沉迷于汉语之美妙、之不可思议的再造大千世界的魔力。语言，使他珍惜的园子失而复得，使那些各呈韵致的奇女子，每日到他的破窗下旧桌旁。

况且，有脂砚斋陪伴着。

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名叫芳卿，大约是个贤惠女人，未见她对脂砚斋泼醋。芳卿能诗善画。

作家每天写作。重现了时光，重新经历喜怒哀乐。这叫沉迷，做不完的美梦，而不是什么坚持不懈。写小说是他的赏心乐事，一日不写，浑身不舒服。家人受累，他因入了魔境而颠三倒四、而嗜酒如狂，摧垮了身子骨，所有这些他全不在乎。我们不禁还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写作的诱惑为何大到如此地步？除去汉语的魔力，那永不再来的美好时光是作家的黑洞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荣华富贵转眼成空，美好女性群芳散尽，给曹雪芹刺激太大，印象太深，记忆太稠。记忆拖着他，纠缠他，呼唤他的笔。天闷要下雨，人闷要讲话，写作，无非是纸上的更具规模的表达。曹雪芹浑身浸透了汉语文化，写着，改着，变着，假作真时真亦假。作家赢得了远比身世回忆大得多的表达空间。

普鲁斯特说：惟有失去的乐园才是真实的乐园。

在乐园失而复得的过程中，又平添了许多人事。深度记忆和奇诡想象，以情力为助推，层层迭加，合乎韵律地粘合着，搅拌着，氤氲着，铸成绝世奇观。曹公一双慧眼，阅尽人间悲喜。这是一座建在纸上的活生生的综合型博物馆，令其他类型的博物馆黯然失色。它自呈动感、光感、立体感，不须高科技的声光电……

我估计，很可能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再给曹公十年，他还会写下去，改下去。画家音乐家亦有类似情形，作者近乎本能地抵抗作品的完成。写完最后一个字，然后罢笔了事，对曹雪芹显然是很要命的。画上句号，意味着大梦结束，重现的时光又溜走。他刻画了那么多人物，精心营造了大观园、荣宁二府，他可万万舍不得自己把自己从乐园中赶出来。

曹雪芹埋头写这巨着，最初是几万字的中篇《情僧录》或《风月宝鉴》，然后是，最后是程甲本。版本多，抄本多，续作十几种。从脂砚斋评语的线索看，曹雪芹确实写到了八十回以后，写到了黛玉死，是否写完则属未知数。他丢失的原稿有多少，仍属未知。

曹公盖了一座迷宫，上帝又赐给迷宫残缺之美。

这是天意么？

曹雪芹从小娇生惯养，享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宠爱，却为何有那么高、那么广博的文化修养？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于世俗生活又那么熟悉，连小丫头争风、老妈子斗嘴都让我们看得真切，而他的生命只有四十年。不可思议。

司马迁，马司光，欧阳修，苏东坡……

历史巨人的生命力的强劲喷发，正变成今天的谜团。

今日谁能夸口说，他用一百年，能干成曹雪芹十年干的事？

文明的推进，是让强大的个体日益萎缩么？

如果萎缩成常态，成动态：萎缩日益朝着萎缩，那么，回望历史将变得不可能。谈华夏几千年文明，将变得语焉不详。人的眼睛若是一味向下，历史巨人将要么变形、要么在空中化为乌有。坍塌将是全方位的：精英文化不存，一切境界皆消，世俗的东西也将从它自身脱落，脱落为“生命的阴暗麋集”。再是花里胡哨欲望狂欢，终将归于这种“阴暗麇集”。这里有辩证法。

举浅阅读为例，浅阅读决不可能滞留于“浅”，它会继续往“更浅”的方向推进，宿命般朝着动物形态的浅表性记忆。而一般动物的记忆，从几个月到几秒钟，梯次分明。瞬间记忆，闪一下就灭，闪一下就灭。有些动物，连“双亲”的死活都能“做到”麻木不仁，任何事对它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这能怪它吗？它原本没记忆……

按照浅阅读的逻辑，唐诗宋词曹雪芹都该付之一炬。因为这些精英文化无一不是深度生存的产物。历代杰出文人，个个活得认真，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味的虚无，嘻皮，搞笑，弄钱，势必把包括古代文学家在内的一切先贤拖入烂泥潭。

活得认真，是个体保存记忆的唯一途径：九十岁尚能回忆孩提时代。浅表性生存则把个体记忆推向平均化，并最终消灭个体记忆。电脑前成长的一代，已经面临集体失忆的危险：记忆中是一片影像的混沌，无物能够清晰。

现在我们看清了：浅阅读的泛滥，是在进化史上开倒车。

浅阅读自有其生存空间，泛滥开来很危险。这些糟糕的东西，却已经在本质上触动了我们的生活世界。

短暂者（人）的生存，如果尚有境界可言，那就需要精英文化的持续指认。“看不见的文化”为人类精神赋形，给人提供着支撑。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让精神驾驭物质。精神、境界要掌控局面，而不仅仅是与有形的东西同步增长。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可颠倒。

不可颠倒！

且让我们在还能仰望的时候，接着仰望星云、星系般的曹雪芹。

顶级艺术，源自生命的巨大落差。文豪们几乎都这样，想想李煜李清照吧。

曹雪芹的祖上属八旗中正白旗包衣人，包衣是满语，家奴的意思。也许曹家祖先与曹操有干系。清代的曹家虽为满族人的奴仆，却过得很荣耀，因为他是皇家的奴仆。曹玺，曹寅，曹睿晕现欤鞴芊闹⒉晒悍闹罚残刖旄Ｕ獯蠓嗜绷晡赵诓芗易嫠锶掷铮杉芗抑朴诰俪∈跫萸峋褪臁？滴跤谓希芗以诮⑺罩荨⒀镏莸鹊亟蛹菔复危耙踊ǖ孟衲嗌乘频摹！辈苎┣坌∈焙蚓咏鹆辏宰约移上耙晕＃曰始移扇从懈芯醯摹＝蛹菖懦《啵ㄑ拢し蛳浮２苎┣勖痪蛹荩刺奘危炷芟炅恕：罄此懈鼋憬阕隽嘶叔叔丶沂∏祝懦〗龃斡诨实邸２芗疑舷伦芏保赴倏谌嗣α税肽甓唷２苎┣郯偈虏还埽从质蠲Γ奘旅Γ笤白永镎煊蔚矗蛭骺矗芏嗍滤逡皇郑靼拙妥呷恕?

接驾花的是官银，帐却要记在曹府，于是累积成巨额亏空。不过皇帝未死好说话，他大手一挥，将曹家欠的官银一笔勾销。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曹家维持着繁荣的局面。雍正上台几年后，形势变了：曹钋废碌木薅罟僖セ埂Ｒ皇被共簧希Π炷兀坑赫铝罱跻挛莱摇?

雍正在位十三年，抄过曹家几次？不详。曹氏家族由盛而衰，表面尚能维持原貌，像一个百病丛生的王朝，比如中唐、北宋后期。王朝的崩溃，家族的衰亡，有许多相似之处。

家族走着下坡路，曹雪芹有知觉的，虽然雍正即位时他还在幼年。知觉犹如无数的细流，慢慢汇成河，很多事儿，很多场景，他后来写时才慢慢想清楚。

所有衰败着的感觉、印象，千丝万缕，日积月累，为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感觉层面的支撑。

感觉不是情节故事，甚至不是完整的人物。它可能是一阵风，一片落叶，一缕阳光，一声叹息。艺术始于这落叶或叹息。再明确的主题、再清晰的创作意图，也要回流到感觉。写作，是个清理感觉的过程。当然，这是针对好的艺术而言。

曹雪芹三

雍正后期，曹家又有了兴旺的迹象。毕竟是老奴才，还沐浴着皇恩呢，亲王中也有世交，像怡亲王允祥。曹雪芹的一个姐姐入宫做了贵妃，家族更有了靠山。代价却是：皇妃姐姐也将曹氏家族拖进了皇家的争斗场。

这期间，曹雪芹已移居北京，也许常回金陵。后来写是在北京，而小说中的场景以金陵为主。换句话说，曹雪芹的情感记忆是冲着南方的。吴世昌先生曾指出，大观园的旧址是南京的随园，现在却搬到了北京。

曹雪芹打小就熟悉北京，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用的是北京话，将土语、口语提炼成书面语。

作家待在北方，记忆朝着南方……

的写作姿态是这样吧？

到乾隆朝的某一年，由于无休止的、充满了偶然性的权力斗争，曹家左支右绌，补了东墙垮了西墙，终于撑不住，从根基上垮下来，一败涂地。

曹家繁荣六十余年，由盛到衰，又花了近二十年。曹雪芹的生平，细节模糊，但大线条是清晰的。他过了十几年好日子，“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接下来，眼睁睁瞧着败相纷呈，家族上下苦挣扎。短期内急转直下，落差大，印象深，感慨多。

语言艺术瞄准落差，始于二十多岁的《情僧录》或《风月宝鉴》。富贵气象，女人们占主角。有出息的男人都在外面奋斗乌纱帽。曹雪芹却在园子里赢得了女性视角，看透了男人的扭曲变形。

看透是说：作家深入了女性世界，于是看透了与清爽女性相对立的、污浊的男性世界。

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可是不折不扣的破天荒头一回！

一部，首要价值在此。其次才是家族兴衰的巨幅画卷。再次，方为社会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各类专史：礼俗史、馔肴史、建筑史、园林史、服饰史、中药史、游戏史、奴婢史、优伶史、诉讼史、交通史、占卜史、殡葬史……

所有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专史，抵得过几千年华夏女儿的辛酸史么？

如果曹雪芹一直待在女儿堆中做他的“混世魔王”，那么，他也看不清女儿世界，不会为这个由他发现的清爽世界振臂欢呼。他的生存有悖论，有剧烈的矛盾冲突。当性别意识浮出水面，他一定是很不痛快，面临着性别分裂的难以名状的痛苦。而父权的压力、“仕途经济”的催逼，使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男人厌透了，并把这种厌烦上升到价值判断的层面。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笔者敢断言，曹雪芹终其一生，最想说的就是这句话！

有此一句还不够，作家又生发说：“凡山川日月之精华，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一锤定音了。

这一锤敲出来的，却是黄钟大吕。

写人性，这一目了然。人性与家族统治，具有结构性矛盾。家族总要出逆子，要“反嗜自身”，这逆子，却又符合人性的方向，社会进步的方向。我总怀疑，贾政毒打贾宝玉，是真想打死他，灭掉这个家族的“孽障”。

是在人性深处绽放的汉语之花，和李清照异曲同工：李清照是女性发现了女性，曹雪芹则是男性发现了女性。二者俱为“新大陆”式的发现。在清朝中叶的问世，有石破天惊之效。

曹雪芹的攻击点，与其说是男人，不如说是皇权。

巨大的疑惑伴随着作家的成长，他急于追问的，是若干年来的同一个问题：奔仕途的男人们怎么全都是面目可憎、没一个好东西？

家族败亡，看不出曹雪芹有内疚——这曹家嫡孙，未能担起家族的大梁。也许他的潜意识，还有几分幸灾乐祸。悲金悼玉，不悼家族。家族的荣辱沉俘，与他何干？家族为姐妹们提供了园子，却以隐形手段向她们施压、施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作家对父亲这个最大的家族符号只有惧怕，没有尊重：贾宝玉打死也不愿意做父亲那样的人，过父亲那样的道貌岸然的日子。

西方男性有弑父情结。中国的男孩儿可能有憎父情结。这原因倒不复杂：父亲通常代表社会向小孩子源源不断施加压力。

清代的宗法社会严密，无论在官还是在民，都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男人吃不消，把压力转移给女人。

大观园群芳争艳，脂粉香浓，呈现为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但女孩儿大一日，压力就增大一分。雪压霜欺的背后，赫然露出男权大手。而男权嚣张，乃是统治格局使然。

有清史学者讲，满族人初入关，尚有八旗旗主共治的局面，到后来，渐渐落入皇权独尊的窠臼，皇子又多，派系林立，倾轧成常态。政治生态日趋恶化，贪官庸官层出不穷。

汉人高官，往往变形更甚。

官场中人，个个是钻营忘恩的贾雨村，一张脸迭着几张脸；外表光鲜，人五人六的，内里脓血流淌，腐臭难闻。曹雪芹嗅觉灵敏，闻到臭味儿走开了，他可没兴趣写一本官场现形记、沿着“护官符”的线索揭它个底朝天。官员面目可憎，毫无美感可言。曹雪芹把视线挪向别处。正好比阮藉朝司马昭翻白眼，陶潜扔了官帽转身向丘山……

不为几个奇女子，多半没有。这座巍峨堂皇的艺术宫殿，芳菲园姹紫嫣红是基础。

写女儿世界的清爽，反衬须眉男子的污浊。我们先看林黛玉。

曹雪芹的身世，容后细表。

艺术殿堂中的虚构人物，林黛玉居于女性长廊之第一号。这三个字，照面就有感觉。可惜有些阅读，容易在小性子的层面上理解她。电视剧对黛玉的演绎，又强化这一误读。林黛玉对爱的执拗，往往落实到使不完的小性子。电视剧弄了一些诗词场景，观众又似懂非懂。越剧中王文娟饰林黛玉，通过唱腔、台步与舞蹈，逼近了黛玉的气质，因而获得成功。爱情悲剧获得了力度。这方面，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可能先天不足。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林黛玉之于曹雪芹，意味着女性的最高价值。大观园金钗争艳，贾宝玉独钟情于黛玉，不是无缘无故的。宝哥哥爱林妹妹，包括爱林妹妹的小性子。何以如此？盖因爱人者，深知对方的处境。黛玉孤身从南方来，本已寄人篱下，处处小心；偏又爱上宝玉，生出许多烦恼。宝黛相爱，却是明知这爱情不能自己作主，诸般烦恼、猜疑、敏感由此滋生，还不能说破：曹雪芹对此不着一字。潇湘馆里的每一次哭闹，最终总是宝玉赔不是。我初读小说时对这个也有点烦，后来理解了，反生敬意。爱人者当如此，看到心爱之人的全貌，体谅她生存的每一个细节。贾宝玉显然比一般男子更懂得什么叫爱。

曹雪芹让林黛玉入住潇湘馆，再妥帖不过了。竹子青幽、婀娜、孤傲，竹子又暗示湘妃的眼泪。后来起诗社，宝玉索性管黛玉叫潇湘妃子。林黛玉的感人处，是她蔑视皇帝王爷，宝玉转赠北静王送的礼物，她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东西！”她从不鼓励宝玉走仕途经济，深得宝玉之心。为何不鼓励？因为她也爱着，懂得宝玉的精神内核。宝玉反抗宗法社会，她始终是支持者，同盟者，不幸她也是受害者。

林黛玉爱得纯粹，因而爱得高贵，什么王爷，什么皇帝，她才不在乎呢。江南贵族小姐，又经诗词陶冶过的，林黛玉爱起人来就像李清照。而爱在古代，是个受压迫的字眼，社会不允许。宝黛二人的反叛性汇聚于爱。春日里，他们同看撩拨性情的。撩拨性情是说：拂去几千年礼教尘土，让爱意重见天日。黛玉是礼教背景下的情爱至上主义者，她爱贾宝玉，不含世俗成分。即使宝玉沦为乞丐，她照样爱。晴雯也会这样，宝姐姐、花袭人有点说不准。

爱，呈现为价值。今天亦如此。爱以自身为目的，不讲附加条件，更不以爱为手段去谋求其他的东西。这境界，也许一般女性由于种种现实考虑而难以企及，但内心深处是向往的。有向往在，就会有境界存。这好比说：如果地球上的人还能仰望，就会有浩瀚星空。

林黛玉的敏感有两点：一是关涉爱情，二是牵涉身世。设身处地为她想想，不敏感也难。除开这两点，她倒是很不敏感的，在贾母、王夫人跟前，她没有半点邀怜取宠讨巧卖乖的姿态。女孩儿若稍存机心，是会取悦老太太、太太的。或者去鼓励宝玉学八股文，暗博贾政欢心。林黛玉哪有这些动作？曹雪芹安排晴雯的眉眼儿酷似黛玉，寓意不浅。黛玉为人，有她的原则性。她的不作为，其实处处是作为。

金陵十二钗，原是各有各的敏感：凤姐儿敏感贾府名利场，探春敏感嫡庶等级，宝钗敏感人事分寸……而林丫头于这些旁人的敏感处，木起来没个完，许多事，放到她眼皮底下，她也看不见的。对她来说，爱是玲珑剔透，不含一丝杂质，不越雷池一步。她使点小性儿，却不搞小动作。爱，矜持着。

通过林黛玉，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纯粹的、高贵的爱情。

就一般恋爱中的男女而言，为终成眷属而搞点小动作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男女永远不搞小动作，即使恋爱前景难测，她也不搞，不懂得搞，她在“不”的领域中自持，自尊，这便是所谓纯粹、高贵了。

高贵非富贵，但二者有牵连。黛玉的爱不带功利色彩，和她贵族小姐的身份有关。托尔斯泰写俄罗斯上流社会女子，如安娜，吉提，娜达萨，已经让我们见识了许多。

中外大家族，既有逆子，便有“逆女”。所谓家族反嗜自身，必有“反嗜男女”的出现。林黛玉为何能反叛？因为她是骨子里的诗人，有纯正的文化基因。像她这样的诗人，很容易通向“人的自觉”，通向新女性的自觉。

历代名媛才女，唯有李清照和曹公笔下的林黛玉有一比，其余如卓文君、蔡文姬、崔莺莺、红拂等，均在礼教的框架内搞点小动作，难以和李、林二女相提并论。李清照富贵、高贵，一颗晶莹诗心光芒四射。又敢爱、敢恨、敢生气、敢性爱、敢写描画少妇寡妇情状的郁闷诗、敢于批评古今大文人……并且，置舆论与门第于不顾：说改嫁就改嫁，欲离婚便离婚。曹公描绘黛玉，心里想必有李清照的影子吧？

曹雪芹四

安排了几处笔墨，精心为林黛玉画像。最为集中的，是第三十二回：宝黛二人，由爱意的萌动，发展到吐出“如轰雷掣电”般的肺腑之言。

大观园有了一位薛宝钗，美丽端庄众人敬爱，黛玉的妒心，已觉不够用，偏又来一个活泼爽朗的史湘云，把二哥哥念作爱哥哥，随身带着麒麟，与宝玉的麒麟配成双。黛玉便情丝乱窜撑不住，潜至怡红院窗下，“以察二人之意。”不料房内的谈话，正与她有关。

原来史湘云正鼓励宝玉去会贾雨村，说是“主雅客来勤。”以下引两段小说原文：

宝玉道：“罢，罢！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并不愿和这些人来往。”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性儿，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

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屋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袭人连忙解说道：“姑娘快别说他。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叹词）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袭人和湘云都点头道：“这原是混账话么？”

这两段话，道出宝黛二人的爱情基础。性爱而需要价值观，性与爱就分离了。黛玉之可爱，袅娜风流在其次，不说混账话才是重中之重。这也表明，宝玉反感仕途经济到了什么程度。宝钗湘云袭人，谁不是他依恋的一流人物？可一旦伤及他的原则性，他马上翻脸走人，将他向来看重的清爽女孩儿扔进尴尬。

接下来，二玉在怡红院外面对面了。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黛玉听了，怔了半天，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

情话来得突兀。曾经曲折而幽暗，欲拽它出来却苦于不着力。两个爱意迎面相遇，岂能错失良机？宝玉给出三个字，黛玉紧紧追问，要拽出那后面更多的言词。阴阳遇合之力，真是大如天。天底下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拆解、延缓这局面，这情话的丝丝入扣、天然合璧。

人类的全部生存景象，情爱别有洞天。用汉语首先向我们开启这洞天的，是曹雪芹。如果汉语不够微妙，怎么能抵这人类情绪中首屈一指的微妙之所？

冒昧插一句：笔者当初写小说，意在学习曹公，为那些微妙的瞬间状态赋形，并试图“拉长时间”，让模糊呈现出它自身的意蕴。从模糊到清晰，又从清晰返回到模糊……

曹公的巨笔，叫人永远仰慕的，是他挥洒间毫不经意。这枝空前绝后的笔，使词语镶嵌在事物本身（！）所呈现的隙缝中，平滑无痕。这种事儿，大约只有神能做吧？

林黛玉在烈日下给出了她的不放心，脸红心跳，语速急促。而贾宝玉，在那要命的、紧缩的三个字之后，说出了一长串让我们如闻其声的话语：“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

啥叫贴心贴肺的话？这便是了。

这岂止是性爱，是知己，连体贴入微的父亲般的疼爱也和盘托出了。

男女到这境地，确实远离了动物世界。

古往今来，这巅峰上的云蒸霞蔚的爱情风光，肯定是有的。也许曹雪芹经历过。我们衷心希望他经历过。

黛玉听了这番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地瞅着他…两个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咳（叹词）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

情已证，人要走。

该说的都说了，情愫交给沉默中的转身，交给夏季的炎热、凝固的空气。那宝玉却是莽玉、痴玉，他拉住黛玉还有话说。于是，“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黛玉远去的袅娜着的身影，作家不写一字。

宝玉呆定，呆话源源不断，末句说：“睡里梦里忘不了你！”

偏是袭人来给他送扇子，听了这情话，先是会错意了，以为宝玉为她表白呢。及至听明白，顿时“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宝玉从痴迷中醒过来，方知旁边是站着袭人。“虽然羞的满面紫涨，却仍是呆呆的，接了扇子，一句话也没有，竟自走去。”

恋爱中的男女都走了。

单剩下袭人来品味，抚胸低眉，倾听她自己的心跳。她也“不觉呆呆的发起怔来。”袭人呆些什么，此处伏下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袭人早就是宝玉的人了，她将来做偏房，喜欢宝钗这样的二奶奶，生怕黛玉将原本属于她的位置给了紫鹃；暗线是：袭人由她的情力所推动，即将跑到王夫人跟前讲小话，邀怜取宠成功，却给金钏儿事件伏下角色、给晴雯之死伏下祸端。的大手笔，往往在细微处见功力。结构宏大而精细，明线暗线交错，串起几百个人物。

眼下的场景还不止这些。

走了两个呆男女，剩下一个呆女孩儿。那宝钗早不来晚不来，偏于此时出现。她一来就对袭人笑道：“大毒日头地下，出什么神呢？”

从宝钗与袭人的对话看，她是这场情戏的旁观者，不知躲在哪棵树的背后。“诉肺腑心迷活宝玉”的全过程，她已看在眼里。自己出了一回神，偏问袭人出什么神。她的笑容，她的步态，带出了几分“藏奸”的味道，偏离了平日里的端庄大度。这也难怪，她是薛宝钗，怎么能置身局外呢？

情爱磁场中，情力将袭人宝钗双双拉变形。

夏日里，怡红院外，这四个人的举止笑貌、内心活动、生存基调、弹跳空间，包括一个眼神、一个手式（如宝钗拿着手绢悄然出场），被作家用寥寥几段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示给读者。浓情弥漫于大毒日头地下，比真人真事还真实，比梦境更像梦境，比一切影像更具有强烈的画面感。

曹雪芹是造梦的大师。是他做不完的白日梦。我们读他的书，不让他拖入梦境才奇怪呢。

“大毒日头地下”，这凝练的口语又在别处出现，看来大师很喜欢。

林黛玉的情证有两层：言证与物证。接下来是宝玉挨了贾政的毒打，躺在床上，忽然叫晴雯给黛玉送去两条旧绢子。晴雯不知他何意，一路嘀咕着去了。晴雯单纯。若换了袭人，马上就会掂量出旧绢子的份量，生出许多念头，情不自禁要去王夫人跟前说点儿什么。袭人对宝玉，是另一种形式的全心全意，在意识的层面，她是个好姑娘，不想伤害任何人。

林黛玉面对旧绢子，先一楞，随后才明白过来，“不觉神痴心醉…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余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绡劳解赠，为君哪得不伤悲。”

掌灯写诗，一口气写下三首。伤感的林妹妹历历在目。证情的喜悦，反带出处境的悲哀。

诗人林黛玉，此间初露风流。

紧接着，夏去秋来，众姐妹结海棠诗社，园子里滚珠抛玉。咏白海棠的七律，林黛玉是这么写的：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土为冰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倦倚西风，娇羞默默同谁诉？这情态，这韵致，将古典佳人推到了极致。李清照咏海棠也不过如此吧？这次海棠社，点评家李纨推宝钗第一，宝玉大叫不公，尚需斟酌，黛玉却是全不在意。好诗还在后头呢。恋爱中的林黛玉活出了她的风采，小性子怪脾气一扫而光。

言证，物证，诗证，林黛玉的“情囊”中，三证齐全。

请看潇湘妃子压倒群芳的《咏菊》：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笔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陶令评章：陶渊明对菊的评价。

这是公元哪一年的秋天，让林黛玉收获了如此丰硕的爱情？情人，诗人，融为一体。融点是那么光彩夺目。《咏菊》在一系列写菊花的诗篇中公推第一，那宝玉喊道：“极是，极公！”

佳丽们转过身去吃螃蟹，黛玉被灵感烧烫了双颊，即席赋咏蟹诗：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

林黛玉变成李太白了。

红颜豪爽缘何而来？食欲酒量因何大增？

除非爱情……

第三十八回写大观园里的佳丽雅集，下一回却写“村老老是信口开河”，大雅转大俗，仿佛吃过了精美菜肴，再来几样村野家味。这便是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匠心独具。若是换了庸才，百年辛苦也寻常。

林黛玉证情之后活得光芒四射，对人也宽容了，好像全身都是闪光点。曹雪芹竭尽心思，让礼教下的读者领略爱情的魔力。而浸润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女性，原来是如此美好！

此间的林黛玉，肤色转红润，举止更风流。“笔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哪里还有什么风刀霜剑严相逼？

令人诧异的，是曹雪芹以女性口吻写诗，写得这么深入。中国历代诗人，找不出第二个。熟悉美好的年轻女性的世界，再无人比得过他。有学者举晏殊的小儿子晏几道，却与雪芹差一大截。之深入人性，紧追女性，洞察她们所有的生存细节……看来举证不难。

一部所展开的伟业，乃是自鸿蒙开初以来的头一遭，难怪要石破天惊。这石头不去补天，自甘坠落混入红尘，混出个“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娇娃割腥啖膻”。

可是，林黛玉的好光景昙花一现。

她的命运性的诗篇是《葬花词》：

“花落花谢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香榭，

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曹雪芹五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愿侬此日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中华女子的清洁精神，多么惊心动魄！

贵族少女的傲世情怀，何尝不通向普通人家的闺秀风骨？蔑视那些个臭男人，拒绝他们各式各样的脏手。这斗争从未停止过。哪里有男权的压迫，哪里就有妇女的反抗。

曹雪芹并非把好诗都给了林黛玉，宝钗湘云妙玉宝琴，全是诗词好手。而她们的写作，都与性情、处境紧密相关。茅盾先生曾指出，曹雪芹这是“按头制帽”。那香菱苦苦学诗，也跟她命运的坎坷有直接的联系。香菱要活出个人样，追随着林薛二人。诗歌释放她的无限郁闷。

有学者说，清代女诗人多。大诗人袁枚讲学，要收女弟子。而纳兰容若的妻子，据说容貌才华颇似林黛玉。

曹雪芹生活在他的时代氛围中，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大作家的目光，岂能囿于区区清代？这也如同那些历史高人，能够洞察千年。

薛宝钗不是坏人。相反，她是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她尊上，怜下，与姐妹们和睦相处。哥哥薛蟠在外横行霸道，回家刁蛮无状，她用心劝导，“错里错因错劝哥哥”，软语拿捏着分寸。对泼妇般的嫂子夏金桂，她明里暗里加以弹压，主持家庭中的公道。她庇护香菱，像庇护自己的亲妹妹。她有清醒的头脑，有清晰的目光，为人处世合情合理，从不发脾气。香菱爱她，袭人湘云探春敬她，妙玉亲近她，连凤姐这样的泼辣大管家也佩服她。薛宝钗真是没得挑呢，谁讨她做老婆，谁就有享不完的福。包括艳福。宝钗多美，“艳冠群芳”，并且是一种健康美。小说中她是被人比作杨玉环的，单是那段雪白的酥臂，就让贾宝玉成了“呆雁”，恨不得去摸一摸。

宝玉在脂粉堆中长大，摸一摸是他的专利。长到十五、六岁，渐渐知道缩手。关于这缩手，稍后再谈。

美丽，善良，公道，细致，薛宝钗完全符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准。更何况她还有才，锦心秀口，随手一挥便是好诗。且看她咏柳絮的《临江仙》：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韵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首词的末两句，红学界引用过无数次。宝钗善于借力，也的确上了云青。只是有点高处不胜寒。

有论者巴望“钗黛合一”，让贾宝玉享大福。享大福固然好，符合一些阅读心态，但事实上不可能。的续作中有一本《红楼圆梦》，却流传不下来，盖因它破坏了悲剧的格局，只求迎合浅层次的阅读。曹雪芹洞悉各类俗文化，但他的艺术决不庸俗，毋宁说，他是雅得不能再雅。宝钗和黛玉，有融合的地方，却更有尖锐的对立。宝钗是大家族的产物，她是维护家族的，抑制人性的，每每规劝宝玉留意仕途，碰了几回钉子还要说，可见她在这方面意志坚决。宗法社会的“基因链”，宝钗是符合遗传标准的一环。布置那“吃人的筵席（鲁迅语）”，有宝钗一份功。而她不自知，似乎只凭“遗传指令”去行动，到头来自己也栽了。曹雪芹其实把薛宝钗写得十分明白，而写得明白的前提是看得明白。钗黛合一，断不可能。两个宝二奶奶加一个宝玉，只能跳蹩脚的三人舞。钗黛俱是心性高，艳力强，才华压倒须眉。二艳相争，必有一伤。要不就让那宝玉吃不了蔸着走。三人舞，可能根本没法跳。钗黛合一这一层，入不了曹雪芹的巨眼。只能入末流作家的咪咪眼。

第三十三回，太太房里的大丫头金钏，挨了王夫人的打，忽然投井死了，王夫人感到自己难脱干系，将受舆论攻击，颜面上很难过去。这节骨眼上，薛宝钗讲了一段被红学家高度关注的话：“据我看来，他（金钏）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傍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儿，岂有这些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宝钗真会劝，说到了点子上，卸掉了王夫人的负罪感。王夫人先说她有罪过，宝钗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但据我看来…”宝姑娘微笑着的这一转，叫人印象深刻。

主子的慈善面目是需要维护的。一个主子杀了人，另一个主子替她把负罪感剔除干净。难怪不少学者都盯上了大观园内的阶级斗争。

这一次，宝钗借了一回大力，为日后上青云作了很好的铺垫。

宝钗亲手炮制冷香丸，遇事不温不火，日用穿戴朴素，“淡极始知花更艳。”作为家族利益的扞卫者，她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凤姐儿私心太重，和宝钗一比可差远啦。宝钗做上宝二奶，持家更胜凤姐一筹，只可惜她来不及施展抱负与才干，便已听到大厦将倾。

宝钗有机心，有伪善。此二层，却属于“集体潜意识”，她自己看不到，而曹雪芹以最高形态的艺术直觉看到了。于是写宝钗，更多的不是揭露，而是悲悯。

排在宝钗身后的，有袭人，凤姐，探春，尤二姐……

排在黛玉身后的，有晴雯，鸳鸯，尤三姐，妙玉，小红，司棋……

两个脂粉队伍，细察之下，区别大焉。粗看则辜负了曹雪芹。人生的不同阶段读曹公，会有不同的感悟。

金钏投井，薛宝钗向王夫人说的那番话，黛玉晴雯是连想都不会去想的。湘云鸳鸯也讲不出口。宝姑娘人见人爱，而人见人爱的人本身就有问题，她不是活出她的真实个性，而是偏于伪装、藏拙，像个官场中人。“价值对比”的紧要关头，主子的面子都比丫头的性命要紧。她微笑着讲的话是一把软刀子，是让可怜的金钏再死一次。

脂砚斋称薛宝钗是“女夫子”，切中她的要害。宗法社会的卫道士，如同白首穷经的老学究，身上满是夫子气。宝钗的悲剧，是她终于做了家族的牺牲品。

而林黛玉情爱至上，个性至上，蔑视一切人性的扭曲。她是真诗人，不是写着玩儿的。诗歌的高度，便是她生命的高度。她属于“文化的基因链”，追随着司马迁陶渊明李清照，她是曹雪芹的另一个化身。

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虽然毛病很多，制造了不少混乱，但对黛玉死、宝钗出嫁的处理却赢得许多论者的赞誉。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前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其烘托的悲剧气氛，真让人五内翻腾。这悲剧的份量，把人性的价值毁灭给世人看，何尝低于莎士比亚。高鹗这么写也靠近雪芹本意。按脂评线索，曹雪芹的佚稿写到了黛玉死宝钗嫁，但不在同一天。曹公的处理，被上帝给拿回去了。脂砚斋透露的情节是，贾宝玉一直神思恍惚，人在宝钗前，心在离恨天：“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林黛玉死了，却依然活着；薛宝钗漂亮、温存、识大体，使尽浑身本事，却不能和宝玉身心相融。价值的鸿沟没法填上。人性与家族不两立。“女夫子”纵是高明的晶莹雪，仍难以偷换体现女性自主之最高价值的“寂寞林”。这里，曹雪芹亮出了他的原则性。

高鹗写到后来，让贾宝玉和薛宝钗品尝肉体滋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写到一边去了。红学家将他考证出来，他原是屡考不中的穷儒，其生存的弹跳空间，实难抵达雪芹境界。

重墨描绘的女子，还有很多，给人的感觉，他真是有点写不过来：清爽女子结队成群。妙玉孤傲，晴雯激烈，香菱娇痴，平儿温柔，尤二姐善良纯美遭人欺，尤三姐对宁府臭男人喜笑怒骂，湘云才高而爽快，探春位卑而勇敢，鸳鸯宁死不嫁糟老头，司棋为爱情敢于承担一切，小红一心爱贾蔷视宝玉为无物，元春饱含辛酸泪把巍巍皇宫说成是“不得见人的去处”……

所有这些鲜艳的、鲜活的生命，汇于一个人的眼下，这人就是贾宝玉。

贾宝玉的眼睛究竟是如何看待女性的，乃是的关键所在，是这本世界级大名着的核心价值所在。

宝玉看女性，层次感格外分明。表面上在脂粉队里混，闹酒猜拳吃胭脂，想伸手摸宝钗，与袭人“初试云雨情”，但他的敏感其实在别处。小说第六回已有云雨情，后面七十多回，不复呈现肉欲光景。肉欲给了薛蟠贾琏贾瑞，以及那位吃斋念佛的老色鬼贾赦。拓展“色”的领域，却把分寸捏得极好，既非夫子学究气，又无鄙夫流氓态。

分寸从修养来。曹雪芹向往的曹子建、苏东坡、阮步兵，都没有玩弄女性的嫌疑。

小说第七十七回，写晴雯“抱屈夭风流”，先以司棋被逐作铺垫。“周瑞家的”和几个已婚妇人强拉司棋出园子，并威胁说：“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听话，我就打得你了。”宝玉干涉也没用，眼睁睁望着司棋远去，恨恨地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园门的婆子笑问：“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发恨道：“不错，不错！”

这是贾宝玉的名言。

其实他眼中的女儿，哪里是个个都好。他让晴雯给黛玉送去两条旧绢子，先将袭人支开。可见他对丫环们心头有数。后来晴雯病得水米不进，眼看着快夭折，宝玉倒床痛哭，却疑惑道：“我究竟不知道晴雯犯了什么迷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她生得太好了，未免轻狂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心里是不能安静的；所以很嫌他。象我们这些粗笨的倒好。”宝玉道：“美人似的，心里就不能安静么？你哪里知道，古来美人安静的多着呢！——这也罢了，咱们私自玩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这可奇怪了！”

袭人不愧是袭人。宝钗藏拙，袭人装糊涂，心下比谁都明白。宝玉怀疑她告密，把话逼到跟前了，她“低头半日”，还是用一番言语，把宝玉糊弄了过去，阻止了宝玉往更深处想。

宝玉不往深处想，倒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想。他想得更宽广些。想，是在感觉的层面进行着，聚积成隐形意志、提升为生存向度。对年轻女性他是博爱的，这也可以称做他的指导思想。博爱并非乱爱一气，他爱得层次分明：黛玉晴雯最爱，宝钗湘云袭人次爱，依此类推至玉钏芳官四儿。宝姑娘，云姑娘，袭人姐姐，全是说过“仕途经济混账话”的，宝玉同她们生分，却不与她们决裂。为什么？因为他看的是全貌，是站在命运的高度，温柔地怜悯着，爱着，叹息着。博爱也是深爱。爱得深才看得细，才看得广。

曹雪芹六

再如史湘云，是一位非常娇憨可爱的少女，穿了男装英姿飒爽。家境并不如意，她却没有任何阴影，完全是阳光型的，这阳光却不仅限于皮层，它从里边儿散发到肌肤，是驱散了阴影之后的流光溢彩，因而能持久，能常驻。可惜电视剧中的史湘云，一味傻笑，娇憨在表层。史湘云心直口快想啥说啥，傻大姐也如此，二人岂可混同？她的菊花诗写得那么好，“箫疏篱畔科头坐，冷袖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这诗中的形象，简直就是曹雪芹。科头指光头。女孩子抱膝吟诗，非史湘云莫属吧？。她又“醉眠芍药茵”、“联诗凸晶馆”、“脂粉娇娃割腥啖膻”，曹雪芹对她可谓苦心经营。第三十一回的题目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前写晴雯，后写湘云。佚稿，是将湘云和宝玉的命运联在一块儿了么？她说过的那几句混账话，宝玉早抛到九宵云外。她不藏拙，不装糊涂，大约也不会媚上欺下，比宝钗袭人活得更本真，更人道。她的身体又比林黛玉好，艳力与钗黛不相上下……

佚稿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望天兴叹。

贾宝玉体贴女孩子，常闹些笑话，有时也不免遭人误解。小红淋了雨，他急忙跑去关心，竟忘记自己也淋成了落汤鸡。园子里的婆婆们众口相传，乐了半天；有一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宝玉颠前颠后的，为素仰大名却未曾尽过心的平儿安排胭脂，令挨了主子耳光、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平儿喜出望外。

宝玉对胭脂很有研究，对女孩子的处境更能看端详。

香菱和豆官斗草不小心，弄脏了宝物似的石榴裙，宝玉一看说：“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禁染。”香菱急得团团转，要哭，宝玉忙道：“你快休动，只站着方好；不然，连小衣、膝裤、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宝玉奔怡红院取石榴裙，一路脚不贴地，还忙中抽空想着：“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霸王指薛蟠。

石榴裙拿来了，香菱当了袭人的面，命宝玉背过脸去，“自己向内解下来，将这条换上。”

女孩儿换裙子，宝玉心里是何滋味？曹雪芹不讲，读者却能会心一笑：宝玉只想看那俏香菱换上新裙子的欢喜模样，并无半点偷窥的念头。若挪到高鹗先生笔下，很难说他将弄出什么光景来。

宝玉这么对香菱，香菱又如何对宝玉呢？宝玉把豆官撇下的“夫妻惠”埋入土里，双手满是泥。“香菱拉着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难怪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还不快洗去。’”

这叫体贴换来体贴。

二人临分手，香菱脸又一红，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宝玉笑道：“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

这一段写宝玉，十分丰满。宝玉亲近女孩儿，究竟亲近些什么，曹雪芹让我们心中有数了。法国的福娄拜有小说《情感教育》，美国的弗洛姆有论着。咱们中国有一位曹雪芹……

今天明天的男孩子，都该学学贾宝玉。投向异性的目光，不妨宽厚些，用脉脉温情去环绕。

是情感大课堂，审美大课堂。经济的粗放时代正在过去，人的粗放也该结束了。男生女生当和谐。

男欢女爱要研究。

情爱的空间，丰富为好，细腻称佳。

丰富的反义词是单调。细腻的反义词叫粗暴。

男女若是直奔主题，将丢失多少细节、多少赏心悦目的好光景。

大观园内的清爽女子，个个羞涩如香菱，动不动要“把脸飞红”。我们当初欣赏日本连续剧，眼下看韩剧，不亦有类似的印象么？脸红是生理特征，更是文化符号。但愿这符号，不要大面积长时期丢失才好。纵是丢失在国外，也须把它拣回来……

宝玉在女孩儿面前常碰钉子，小红，鸳鸯，尤三姐，要么给他冷脸，要么申明爱在别处。鸳鸯被贾赦醋意恶语纠缠，逼急了，甚至诅咒发誓说：“别说是宝玉…就是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男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宝玉事后听说了，并不生气，因为他理解。他太理解鸳鸯了！他倾听每一颗跳动的芳心，听出她们的喜怒哀乐，凝视着那花开花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雪芹情怀追李煜，谁能做到心如铁，不为他们动容！

好啊，真好。

然而风如刀霜如剑逼向红颜。司棋走了，晴雯死了，尤二姐饮恨吞金西去，尤三姐横剑抹了脖子，金钏投井鸳鸯上吊，林黛玉飞升离恨天，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妙玉遭劫，平儿含酸，紫鹃断肠……宝玉失魂落魄，悼完这个又悲那个，问了苍天再问苍天！想当初他对黛玉说：“妹妹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现如今，他欲哭无泪，在园子里跌跌撞撞，披头散发像个孤魂野鬼。花谢花还开，姐妹们今何在？海棠社菊花社白雪红梅今又何在？“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一弯冷月葬诗魂。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却又是曹雪芹的隔世知音：“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

先生又说：“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

先生毕竟是先生，讲得多透彻！豪族华林痴公子，被他一眼穿透。

他对宝玉的评价是：“爱博而心劳。”

宝玉对姐妹们的态度，先生概括为四个字：“昵而敬之。”

昵，包含了性爱成分。敬，却超越了性爱，赢得了女性世界的广阔视野。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也有公子哥哥的坏脾气，比如有一天他冒雨冲回怡红院，敲门迟迟不应，于是进门便是一个“窝心脚”，踢得袭人卧床吐血。他吃女孩儿嘴上的胭脂；但凡见了模样整齐的，便去套近乎；他若不与金钏眉来眼去，金钏也不至于被太太打，含冤投井。曹雪芹是写实主义者，艺术的真实融入了生活的真实，好人不是全好，坏人不是全坏。并且，好与坏都是理由充足。鲁迅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总之自红楼梦出世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贾宝玉“无能天下第一，不肖世间无双。纵是生得好皮囊，里内却是草莽。”毋宁说，曹雪芹偏让他无能第一。须眉污物视他无能，他到别处显能耐。贾宝玉是曹雪芹的符合“充足理由律”的延伸。

百年旺族的子孙，一头跌进社会底层，却不务实，不谋生计，不理睬任何白眼（他以白眼对付白眼），也不顾家人的埋怨、幽怨，埋头写起了长篇小说。

烈性女子多，且各有各的烈法。可以肯定的是，一心为女子作传的曹雪芹是个刚性十足的男人。

曹雪芹近三十岁，定居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小村落。北京、金陵的老宅早被锦衣军抄了去。十年居无定所，不知他怎么熬过来的。也许敲过朱门、徘徊于琉璃墙下。墙内女子起喧哗，他蹲下细听，忘了时辰。墙内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

他到右冀宗学当过差。宗学是清朝官学，充斥八旗子弟，勤学的勤学，胡闹的胡闹。当然后者居多。曹雪芹默默干他的杂活，力气活，一脸木讷，无嗔亦无喜。没人能够欺负他、令他受委曲。他的心，原本不在这纨绔聚集之所。他见得多了。

宗学的旧址，是在今日北京西单牌楼往北的一块地儿，尚存一颗康熙或雍正时栽下的老枣树，这枣树陪伴过曹雪芹。神圣的枣树，可别让开发商打了它的主意。

当年的宗学，一大片房子，据说闹过鬼，是北京出了名的几大凶宅之一。白天学生喧闹，入夜周遭一片死寂，曹雪芹凭窗伫立，凝望，遐思，饮酒，命笔。什么鬼不鬼的，曹雪芹见过多少死亡、追忆过多少亡人啊。凶宅鬼屋，总比苏轼待过的汴京乌台黑狱好吧？那乌台，几百棵阴森森的大柏树，万千乌鸦呱呱乱飞，而苏轼几同囚于柏林下的深井。他出狱后贬黄州，率领全家人开荒，东坡赫然问世。雪芹亦于此间初亮相么？抑或更早些？伟大的名号，源自苏轼奋发于磨难、喷发于生命落差的组诗《东坡》。其三有云：“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茫茫雪野之中，一寸泥芹独在。其傲雪破土之势，令田坎上释耒小憩的苏轼十分感慨，却转而回想，在西蜀眉山他的老家，有春鸡脍芹菜的美味。无边的苦难催生精神伟力，雪地泥芹接上了美滋滋的春鸠，这便是苏东坡。曹雪芹追随他，取雪芹为号，又号芹圃、芹溪，一寸泥芹发无数雪芽，雪芹成圃，既可观，又能吃。沿着东坡思绪，雪芹想得更远。

而此间的曹雪芹，只乞望一日三餐能填饱肚子。事实上，这并不容易。以他的性格，辗转乞怜不可能的。曹家的那些世交，锦上添花烈火烹油，他宁愿躲开。

他饮酒很厉害。前辈大文人，谁是小酒量呢？除了苏东坡。东坡一杯便醉，平生引为憾事，万事不唠叨，只于酒量小这一层，忍不住要对人唠叨几句。雪芹欲与阮藉论高下。阮藉的一辈子三大特征：嗜酒，迷女性，傲视权贵，曹雪芹跟他比试，一负一胜一平。阮藉敌视司马昭，自视为曹魏之臣，曹雪芹引他为知己，“梦阮”始终不变，正源于此吧？

雪芹，梦阮，其生存向度是何等的清晰。

文化的引力太强大。曹雪芹对清代统治者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兴趣实在有限。毫无疑问，他的写作姿态是背向官场，断然拒绝宗法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

历代大文人之“大”，岂是几堆娱乐界大明星的那个“大”，曹雪芹就像司马迁，对历史，对人性，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却能横亘于未来的评判标准。

清末红学“索引派”中的极端分子，把读者的目光引向清廷内幕，引向那些倾轧背叛、那些忘恩负义、那些翻手云覆手雨、那些卑鄙肮脏下流龌龊的勾当，引向曹雪芹避之如避蛆粪的污淖场所，是对曹雪芹的侮辱，是把的清洁境界往粪池中拽。

曹雪芹七

即使索隐有某种空间，也不能乱索一气。中国只有一部，如果被拿去娱乐、恶搞、赚几个烂钱，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积积德吧，庶几让先贤们含笑于九泉。

曹雪芹在北京的宗学，可能待了两三年。离开宗学的原因不详。酝酿着。那庭院中，那枣树下，作家清瘦的身影每日徘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院昨夜又东风，铺下一地落红。回首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但往事牵扯他，袭击他，淹没他，催促他的一管廉价毛笔。

宗学里的人事收获，是敦诚、敦敏两兄弟。一诚一敏，合起来是诚恳、诚信与敏锐、敏捷。后来还有一位张宜泉。他们都为的写作出过力，为作家的生计出过力。

脂砚斋。她和雪芹的相识相交，继而相知，当在更早的时候。，评者自隐身份和面容，却挡不住她在评语中的情态纷呈。许多往事，她讲明了是和曹雪芹共同经历的，这令人费猜想。也许曹家未败，二人已相识。她讲话的语气酷似林黛玉，又有晴雯鸳鸯式的激烈。书中但凡有骂国贼禄鬼腐儒的地方，她总要挥笔点评：骂死；写杀了；骂得痛快……

脂砚斋想必为曹雪芹的红楼大梦增添了大量的、我们很难估算的色彩。她动不动就说：余与芹实实经历过。

脂砚斋的女性面孔，曾蒙过了包括考据大师胡适在内的学者们的眼睛。可见她甘愿做个匿名英雄。她不亮相，无意仿效名噪当时的小说点评家金圣叹、李卓吾。不过，细心的红学家还是将她找出来了，第二十六回的批语中有这么一段话：“…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曹雪芹将她比作宝钗黛玉，她感到非常荣幸。回思，是指二人日常生活的言语。以她这般冰雪聪明的女子，曹雪芹哪能随口恭维她，若非才貌出众，焉能去比附钗黛？回思，何幸，是说她为雪芹的这句话回思了若干次，脸热心跳，掂量出它的含意和份量。于是“一笑”，她的笑容是像宝钗呢，还是像黛玉？也许更像爽朗的、娇憨的、对什么事都要点评几句的史湘云。

宝玉用的台词逗林黛玉，黛玉恼了。二玉拌嘴怪甜蜜，脂砚斋情不自禁，插入四个字的批语：“我也要恼。”

娇媚之状可掬。

关于书名，曹雪芹曾亲笔写道：“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仍用。”抄，阅，评，再评，脂砚斋啥事儿都能干出色，曹雪芹才会这么信任她，连书名都由她定。

第十三回，雪芹原稿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脂砚斋认为不妥，不雅。她写道：“因命芹溪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看来，平时她称雪芹为芹溪，即使不是爱称，也算昵称的吧。水是阴柔之物，一湾清澈而活泼的溪水环绕芹圃……她能“命芹溪”，指点大作家，真是了不得！

从脂砚斋的经历和修养推测，她和雪芹一样有着大户人家的背景。她以隐藏自己的方式给出了自己。不知今日曹雪芹的塑像旁，是否有个汉白玉雕刻的脂砚斋？

曹雪芹的书房叫悼红轩，而脂砚谐音指艳，悼红指艳合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小说主题。悼红的前提是指艳，大观园的群芳诸艳，色香不同，花期有异，却归于“千红一窟”。指艳斋，悼红轩，也许这不仅是巧合吧？曹雪芹是极善于伏脉照应的，脂砚斋长期与他合作，受影响很自然。聊备一说，呈笑。

右翼宗学的两三年，西山小村的十余年，是写作的全程，是曹雪芹纸上的好时光。载于1980年第一期《红楼梦学刋》的画作“雪芹归村图”，很大气，透出作家的内心波澜。雪芹归村，当在三十岁前。归，取归宿之意。萧条村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纸上宫殿。

纸，是旧皇历的背面。

敦敏有诗《赠曹雪芹》：碧水青山曲径斜，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歌哭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

渊明的南村，苏轼的东坡，杜甫的草堂，曹雪芹的西山小村……精神之伟业，看来须与膏腴山水逢门陋室相伴。雕梁画栋难写华章。

敦诚、敦敏常来探望雪芹，有一次扑了空，怅然留诗：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二百年前北京的冬天是那么冷，连太阳都是寒阳。雪芹去了何处？他是否有酒喝？出门时衣衫薄吗？夜里冷吗？握笔的手生满冻疮了么？

敦氏兄弟的惆怅，使多少后人热泪盈眶。

三人相会痛饮村酒时，敦诚为我们留下一首极珍贵的七律：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

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曹雪芹猪肝下酒已属奢侈，通常是举家食粥，冻饿交迫。村里城里的小酒店，永远挂着雪芹的酒帐，不是敦氏兄弟为他还，就是张宜泉或脂砚斋替他付。旧帐未销添了新帐……纨绔少年破落子弟要嘲笑的，雪芹“眉立”（脂砚斋语），变成阮步兵，白眼向人斜。

有一次，敦诚悄悄留下三十两银子，芳卿发现时追出门去，敦诚的身影已在天边。敦氏兄弟亦拮据，这是最大的一笔赠款。芳卿为此，抹了几天的泪。雪芹倒视为寻常。

山村一待七八年，纸上宫殿初具规模。家，是越来越穷了。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敲门拙言辞…

雪芹亦如渊明，辗转行乞于西山村么？

大文豪，穿不暖，吃不饱。当年却是海味山珍像萝卜小菜。

写作消耗体力、精力，强于干力气活。曹雪芹累得趴下，想吃点东西而锅盆冷清。饿慌了，舀一瓢凉水咕咕灌下去。这是雪芹的习惯动作。门要关上。门外有芳卿，有爱子方儿。方儿为曹家传香火，脂砚斋每次来，都会给方儿买东西。方儿年幼，可能未及总角。

破窗年年是雕窗：黛玉宝钗湘云，袭人晴雯鸳鸯……这个方去那个又来。红楼大梦三原色，生出万紫千红。

脂砚斋来得更勤了，有时一住十天半月。她与芳卿，情同姐妹。佳人双护玉，双双环绕着芹圃。

太阳照着温暖的家，入夜一盏灯，照着曹雪芹脂砚斋。男人的冻疮手，女人的红酥手。相亲相爱两支笔，共同追忆逝水年华。

雪芹有一张圆脸，像宝玉。脂砚斋的脸型身段像林黛玉，这些年，连说话的模样、走路的姿势都很像了。不过，芳卿说，她的爽朗笑声，活脱脱是史湘云。

曹雪芹明知故问：是么？

青眼去瞧脂砚斋，她却背过了桃花面，寻方儿戏耍去了。

曹雪芹卖画、卖他亲手扎的风筝。他写过风筝、编织、印染、竹器、雕刻、采石等民间工艺的专着，列入《废艺斋存稿》，与八十回后的书稿一并丢失，仅存一对书箱。

糊口难呐。脂砚斋将她最后的金钗银饰送入当铺，已是陈年往事了。她不敲朱门，单走柴门。断然拒绝各式各样的脏手，始终依恋着那只一年中有半年红肿着的冻疮手。

暗地里，背人处，她为芹溪落泪。

她把旧皇历上的草稿誊写到稿笺上，笔端蕴秀，口角噙香，一笔一划皆是情。

她一口一个“芹溪”的叫着。二字的谐音多舒服。又单叫芹，实实在在是个爱称了……

公元1763年，方儿忽然夭亡，可能死于痘疹。百年曹家断绝了唯一的玄孙。

1764年2月1日，农历癸未年的除夕夜，一片喜庆的爆竹声中，曹雪芹与世长辞。有论者认为与痘疫流行有关。

脂砚斋整理雪芹的遗稿，开笔写下两句诗：

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她接着写：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再生一脂一芹，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申八月泪笔。

脂砚斋整理雪芹遗稿的过程中，又有“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

她没有雪芹手笔，眼睁睁瞧着那五件事残缺不全。深知遗稿的价值，她才失声大哭。她最有资格续完残稿，却不续上一字。好个脂砚斋，真令人肃然起敬：对顶级艺术，她懂得虔诚，狗尾续貂的蠢事她干不来的。

敦氏兄弟挽雪芹：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旗。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曹雪芹是在什么时候成为曹雪芹的？

应该在三十岁以后。他并非是成了曹雪芹之后才提笔写红楼，恰好相反，他是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演化成曹雪芹的。并且直到逝世，他还在变。从中篇到长篇，到鸿篇巨制，到怎么也写不完。感觉、思想、人物，如涓涓细流，汇于笔下，汇成江湖。《追忆逝水年华》也是这样。一块小玛兰德点心引来更多的点心，唤醒无数的生活场景。这部两百多万字的巨着，普鲁斯特生前未曾张罗出版。对他来说，重现了时光已知足。纸上的日子过得不错。

曹雪芹不同于普鲁斯特的，是他没有闭门写作的“客观原因”。他身体好，技艺多，有朋友相助，却不为生计筹划，顶着世俗的白眼与漫天飞雪，毅然奔赴柴门。十年背向世界，而赢得更广阔的世界。曹雪芹所面对的时光黑洞，当比普鲁斯特的黑洞更大些。

曹雪芹不独学问好，像贾宝玉，“杂学旁收，过目不忘。”他让人无限钦佩的，是感受生活的能力。十几个阶层的生活，几百种生活场景，他都有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的感觉。是的，首先是感觉。所有成形的创作思想，必须回流到感觉。作家日复一日的纸上生活，不过是打通回流的渠道，有枝干，有叶脉。

作家早年的生活，潜伏于知觉层下。写作行为是调动，是激活，是梳理，是重构。

实际上，所谓重现的时光，乃是重构的时光。

作家一头栽进时光黑洞，却创造了自己的黑洞。我们这些人，谁不受的大力牵引呢？

赢得过去谈何容易。个体如此，民族、国家亦知此。历史长河中的短暂者，其历史感各有短长，并由此生发无穷差异。西方大哲的所谓“回行之思”，既是朝着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曹雪芹八

对曹雪芹来说，过去就是未来。

与其说他每日待在北京的西山脚下，不如说他生活在南京的随园。由随园而及于江南大族园林。有学者考证，他的出生地是苏州的拙政园。

入夜做梦，早晨起床又做梦。作家的白日梦没个尽头。

弗洛伊德名言：艺术是欲望的升华。

尼采则强调：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点点滴滴的早年记忆，在作家的眼皮子底下逐一复活，成片复活，搅拌，氤氲，袅袅上举，终成七彩奇观，共人类时光长存。

建在旧皇历上的这座宫殿，令传说中的三百里阿房宫逊色多矣。“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而纸上的汉语艺术不怕火，不惧刀枪，不畏皇权，不与眼下甚嚣一时的“浅阅读”一般见识。

可以断言：许多事儿，曹雪芹是在悼红轩中才想清楚的。“增删五次”，表明书中所写，均非一次成形。感觉汇集到人物，人物汇集到场景，人物与场景又提升为思想、主题。其间定有大量涂抹，扔下的废料。作家的“想”，是惨淡经营，掏心掏肺，精益求精，“字字看来都是血”……

脂砚斋帮他想，殷勤为他指点诸艳。她的生活场景融入曹雪芹，并启发后者的奇诡想象。她显然对芹溪佩服得五体投地，脂评中常露端倪。凤姐哭秦可卿，脂评说：“谁家故事，宁不堕泪？”宝玉给贾赦夫妇请安那一段，她又疑道：“一丝不乱，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

脂砚斋的所见所闻，显然远不及曹雪芹。她的可爱处，在于她对这种距离保持清醒。后人称她为曹雪芹的红颜知己，可不是随随便便给的荣誉。谁家女子，能当此誉？

她还能洞察后世，担心索隐成癖者把这部巨着拖入黑幕小说，拽进权力斗兽场。脂评本第一页的眉批便明确说：“更不必追究其隐寓”。可惜她所担心的，却在乾隆年间就出现，直到民国，沉渣泛起不下。鲁迅感慨地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流言家，是鲁迅为流言蜚语的爱好者专门造的词，画出了新老索隐派的嘴脸。

宫闱秘事。清宫秘事：这王爷那格格，没完没了。汉人祖先何在？让他们请不完的安、跑不完的腿，再当一回奴隶么？

二十年代流行一本《林黛玉日记》，鲁迅说：我看它一页，不舒服小半天。

胡适确定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功不可没，却又老惦记着曹沾，认为写家事，鲁迅很不以为然，说：“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才把曹沾…念念不忘地记在心里。”

朱南铣《曹雪芹小像考释》中指出：乾隆不断申诫“骑射国语乃满州之根本，族人之要务。”而曹雪芹身为皇家包衣人的子孙，却既不善骑射，又不谙清语。

曹雪芹不屑于家族，证据是比较充分了。其不屑于清宫，再举书中一例：元妃省亲，派场虽然大，但从头至尾笼罩着悲哀，皇帝的三宫六院，原来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元妃在亲人们面前强作笑脸，几次含泪，欲说又止。小说中的这一回浓墨重彩，脂砚斋亦不放过，再三点评。她以掩不住的女性口吻说：

“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追魂摄魄，传神模影，全在此等地方。他书中不得见有此见识。”

“说完不可，不先说不可。说之不痛不可；最难说者，是此时贾妃口中之语。只如此一说，方千帖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减，入情入理之至！”

曹雪芹蔑视皇权，铁证如山。

他倒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雪芹，梦阮，再明白不过了。

红楼梦，决不是一场富贵旧梦。

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野心”大着呢。荣华富贵四个字，焉能锁定他？几桩宫闱破事，焉能显摆于巨笔之下！曹雪芹的血脉中，流淌着庄子、曹植、阮藉、陶潜、杜甫、李贺、苏轼、李清照……伟大的作家，始终眺望着前辈，辨认着先贤。

写人性，赞美女性，端出封建末世众生相，初现民主思想。曹雪芹挣断了宗法社会的“基因链”，归属于华夏文化的主流传承。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但还是令人感到惊奇。这二百多年，可谓惊奇不断。这样一部巨着，真是出自曹雪芹一人之手么？他几乎全方位打通雅俗，难怪敦诚称他鬼才。鬼才，天才，无非是说，这绝世珍宝形成的奥秘仍向我们隐匿着。曹雪芹才活了四十岁，即使生年按某些线索往前推，大概也推不过四十五岁。他要经历，要阅读，要思索，要变异，要写作，建一座每个细节都异常考究的巍峨宫殿，又演示宫殿垮塌的全过程。如此造大梦，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例。

按说古人交往空间有限，曹雪芹却对这么多人的生存细节看得如此透彻。原因何在？也许，反倒是“缓慢生长”的古代，个体活得更投入，感受更深切。而广度，是由深度来决定的。今人感觉时间快，一晃三五年。为什么？因为日子重复；生存，被算计型思维分割成几大块。我怀疑古人不是这么感受时间的。活得投入，于是计较细节，“有”细节，生活中有大量的模糊地带，不可能一步跨入清晰，一眼看透这个那个。古人不以分秒计时，却像活在每一秒；不能须臾入云端，却能横看万里纵看千年。我印象中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间还是比较慢的，到九十年代，时间突然加速。有时候，真觉得一年是一天……今天的作家艺术家，跑遍全球不难，但谁是曹雪芹或托尔斯泰呢？

曹雪芹爱看戏，看听书。戏曲及书场文化，扩大他的感受面。写小说丢份，但作家超越了身份，就无所谓丢份了。曹雪芹是超越身份的模范。他既是孤傲的，又是随和的，论交不分贵贱，不管三教九流。他善于在生活中八方借力，很像苏东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超越身份，穿越社会各阶层，向来是作家的范式。

生产力的提升，印刷术的流行，市民社会的繁荣发达，为小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朝廷出于统治的考虑禁看，可是皇帝和他的妃子都在悄悄看。民间由红楼人物衍生的文化现象屡禁不止。比如乾隆年间的小姐乘车出行，帘子上挂着黛玉葬花图、史湘云醉眠芍药茵。八旗纨绔，则以薛蟠贾链自居，或打出刘老老大嚼图、贾瑞抱欲受冻挨屎盆子图，满城搞笑。

书场文化，要求写作者搜奇猎怪。这也是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唐宋传奇，传到明清。一百单八将，摆入书场，演绎开来讲，一辈子讲不完的。于是，生活的细节走到前台。比较典型的是苏州评弹，不断的搁下，荡开，节外生枝。长篇小说如，描画了多少宋代市井生活的场景，难以估算。这对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对应大家族日常生活的结构，扬弃了书场文化中的传奇色彩。它从人物入手，从感觉入手，细节蜂拥倒在其次，更奇的，是它的大量场景都有梦的味道，梦的颜色。像前边所举的怡红院外的那个“大毒日头地下”的场景。朦胧，含蓄，多歧义，挑战解读，乃是汉语的优势所在，唐诗宋词登峰造极。曹雪芹是大诗人，本身就是诗，其次方为史诗。史诗这个词，将诗置于史之后，容易造成混淆。比如对杜甫的解读和研究。诗意，乃是人类文明的精髓。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史诗是比较合适的。这同时也是它的短处：过于现实了。难怪伍尔芙这样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毫不留情地批判巴尔扎克，而推崇印象与现实交融的普鲁斯特。

欧美各现代画派，也从不同的方向，给写实主义贴上了封条，将单纯写实彻底送入了美术史。

莫洛亚《追忆逝水年华》的序言中写道：“像德加或莫奈用丑女人画出杰作一样，普鲁斯特的题材可以是一个老厨娘，一股霉味儿…他对我们说：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这些简单的形式下面了。”

的英译者霍克斯曾言：这部古典名着像一本现代小说。

而当下的许多中国小说，重故事情节，轻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张脸就是一张脸，事完了，人也没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头路。

通篇用白话，是小说对应日常生活的逻辑结果。说她“用白话”，其实也不够准确，不能揭示她与生活的浑成状态。毋宁说，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话来思维的，雅俗浑成，北京的官话，吴侬的软语，氤氲在一块儿。专家学者举证多矣，也曾唇枪舌剑，而后达成共识：的语言，是南北语系水乳交融的典范。当时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羡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邓云乡先生指出：“清代统治者起自关外苦寒之地…极羡慕江南苏、杭一带的风物民情，菜讲南菜，货讲南货，纸讲南纸，酒讲南酒，衣讲南式…就连说话也觉得南方话好听，所以有‘吴侬京语美如鸢’的说法，就是说江南人说北京话简直像黄莺叫一样，比北京人说北京话还要好听。”

也许可以这么讲：南北文化，均汇流于曹公笔下。

曹公在北京写作，记忆冲着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盖了南北。他的白话文，比“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更流畅。这蕴涵着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现在，北京有大观园，上海也有大观园。两座风格迥异的大观园，合成一个文化隐喻。建筑艺术家的杰作，对作家是个提醒。

思想层面的，我略谈几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学，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为“十哲之一”。一提理学，大家都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天不变，道亦不变”。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欲之说抗衡天理，像魏晋竹林七贤，以“不孝”与放浪抗衡礼教，二者都对封建统治者玩弄的花招说不。玩弄花招是说：让社会的伦理道德，永远听命于皇权、族权，听命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贾府等级森严，处处道德布控，不独摧残奴婢，连主子也不放过。可见，道德这种东西，一旦僵化，势必祸及方方面面，紧要关头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质，尚须细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与戴震相近，不过，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称贾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则是他从自己的红楼大梦中悟出来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因回流到日常感觉，所以无板结，无说教。中的意识流动，似乎到了“意识流”的边缘上，却停在边缘，照顾读者。小说开头还谈了一通“意淫”，俨然是个大发现。估计雪芹原稿，涉及“淫”的东西更多，被脂砚斋斟酌后划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极端，情、欲、色要走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又桀骜不驯，他要走极端的。只有那些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的人，方能看见飞鸟各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作家的好手段，是一竿子插到人性深处。插不深，则会弄些面面俱到的拚盘，宣称他表现时代……

宝玉含玉而生，那块玉，王国维解读为欲。人生诸多欲望烦恼，系在脖子上。宝玉摔它好多次，恨声连连，把命根子说成劳什子。他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似乎解决了欲的问题，由色而空，一切人间悲喜，终归于佛门清净。我觉得，这是曹公布下的迷魂阵。由色向空，古今中外皆有，是生存情态中固有的环节，只程度有不同。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说世间一切“好”都将归于“了”。甄士隐有“夙慧”，一听便悟，当场为《好了歌》作注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不过，官场民间，有此“夙慧”者并不少。曹雪芹的高明处，却是把我们的目光定在茫茫雪地上，由空返色，由大梦的终点返回大梦，重新打量人的生存，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他带着我们步入虚无，又从虚无重返人世，这一去一返并非无用功，它使生存的诸环节毕现纷呈。

由色而空，由空返色；从有到无，无中生有：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庶几接近西哲所言：“人是虚无的占位者。”

而一般作家和思想者，常止步于由色向空的环节。曹雪芹走得更远，这“更远”却是返回。修养，情力，欲之烦恼，三个助推器，成就了我们的顶级作家。

曹雪芹确立女性价值，是的核心思想。群芳凋零，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有芹泥，有雪芽；“一寸嗟独在”，有叹息就会有生长。有见证毁灭的眼睛，就会有美好的事物重新出现。曹雪芹的人生观是入世的，积极的。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梦的颜色是红的。

大观园里，那么多漂亮女孩儿，善于意淫的贾宝玉倒是缩手的时候多，为什么？因为曹雪芹的眼睛，是洞察女性美好的细节及其悲剧命运的眼睛。小说第六回，宝玉因一场绮梦而与袭人“初试云雨情”后，再未与别的女孩子有此等缠绵事。和黛玉没有，宝钗湘云凤姐更不可能。晴雯临死，倒后悔未曾与他弄出些风流事来，枉担了虚名。曹雪芹这么写宝玉，既含深意，又很随意。随意是说：曹雪芹是不折不扣的双重贵族，其境界，是在他的生存环节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

时至今日，男女仍不平等。联合国开妇女大会，女权呼声很激烈。曹雪芹的提醒和示范不会过时。看女性要看全貌，要学会细腻欣赏，要懂得“昵而敬之”。一个敬字，超越了所谓怜香惜玉。敬，不是取高姿态，是实实在在的向往。

歌德说：“美好的女性导引我们向前。”

男人的权力意志膨胀开来，女性要遭遇粗、暴的。例子正多，叫人欲说还休。如果大学校园的男孩子都不能辨认贾宝玉与西门庆的区别，他甚至对你来一句：哦，贾宝玉比西门庆更有钱……那就糟透了。

自问世至今，在高雅和世俗两个层面上，牢牢地吸引着读者。要境界有境界，要生活有生活，规模大，场景多，各式生存交错，繁复而又清晰。这几乎是一部天书，自成小宇宙。一部小说，制造了无数的梦想天地和话语空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嘉庆年间又有流行语：“开谈不说，读尽诗书也枉然。”这情形，令人联想宋人读苏轼：“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自觉气索。”文化的强大传承，使“文化基因”的因子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曹雪芹亦如苏东坡，能穿越各阶层，强力拓展精英文化的覆盖面，使全民族受益。曹雪芹令我们一再惊叹：汉语艺术原来是如此之美！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解味的人排着长队呢，从雪芹生前排到了今天。脂砚斋，畸笏叟，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茅盾，丰子恺，王昆仑，吴恩裕，俞平白，李希凡……显赫名字数不完。王朝闻先生一本《论凤姐》，就写了七百多页。所衍生的话语空间究竟有多大，真是难以测量。其他三本古典名着，显然不能享此殊荣。里的女人，不是荡妇就去卖人肉包子；把漂亮女子全写成妖精；的貂婵、甄氏、二乔，则是政治的牺牲品，权势追逐的对象，乱世英雄的陪衬。反观我们的曹雪芹，倒是把更多的尊严、更鲜明的个性献给了下层女性。

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专家纷纷介入红学，为的定位与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戏曲，电影，电视，连环画，都是把忠于原着列为第一标准。恶搞未起，嘘声先至。隐身其间的红学家，乃是我们的文化英雄。赖有他们的指认，我们才能辨认。举例来说，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高下，不少读者是有点模糊的。红学专家为我们指出以下几点：

1.曹雪芹与高鹗，价值观很不同。宝玉是极厌恶禄鬼八股文的，高鹗却让他在黛玉的劝导下沾上腐儒气，父亲升官，他手舞足蹈。贾府衰败一阵子，又“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吃人的封建社会、宗法统治周而复始。

2.高鹗未经历富贵，下笔多破绽，贾府的吃穿用，婚丧，寿庆，礼节，写不到位。

3.高鹗的语言一般。而曹雪芹雅俗全来，他笔下的各色人等，开口便是自家口吻，无论贾母或刘老老赵姨娘、贾政或焦大。脂砚斋说：“写晴雯是晴雯走下来，断断不是袭人平儿。”高鹗哪有这功夫？黛玉讲庄子那一段，全是学究气。续作中几乎不见诗，高鹗自知短处，不敢写。

4.高鹗拿因果报应观念套原着，非常糟糕。台湾学者李辰冬《知味红楼》说：“大多数的人物，都给他一个报应的结果：薛蟠无赖，让他娶一个夏金桂；夏金桂泼悍，让她自焚身；赵姨娘以魔术害人，让她见鬼而死；妙玉孤高，让她被污；宝钗冷枯，让她守寡；熙凤贪财，所以被抄…这样把写成一部《醒世姻缘传》了，其实，高鹗是不会理解的。”

麻烦了，连高鹗都不能“解味”。

高鹗还篡改曹雪芹原着中设定的人物形象。如尤三姐，据北大图书馆馆藏脂京本，曹雪芹原是写出了一个挑战臭男人的泼辣女性，完全抛开了贞操观念，“竟是他（尤三姐）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论者杨光汉先生指出：“高鹗头脑冬烘，不懂得这个观念，所以删了这话。”

后四十回的成功处，学者们并不加以抹杀。不然的话，通行本哪有高鹗名字？

知味红楼，难之又难。

攀登文化的高峰，却是其乐无穷。

红学家功劳大，红学的分歧亦大。我是一名旁观者，既从中受益，又困惑多多。比如早期红学，因考据而流于繁琐；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初的一些红学着述，固然严谨，叙事宏大，却放大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看什么都有阶级斗争。偏于艺术分析的，读来有味道；谈主题、人生观世界观，则往往跑调。有论者甚至把贾府中人分成两派，一派代表剥削阶级，另一派代表受压迫者、反叛者。看那论者的意思，真恨不得让贾宝玉在大观园里拉队伍打游击，领导一支娘子军。这显然荒谬。以曹雪芹的慈悲心肠，焉能向贾政们举起屠刀？鲁迅论红楼梦，虽三言两语，却鞭辟入里。山不在高，有仙侧灵。鲁迅证明了：言不在多，精辟就行。语言有密度，生存有洞察。鲁迅未提阶级斗争，只说过焦大不会考虑娶林妹妹。论者拿去发挥，写下很多似是而非的文章。

眼下索隐派抬头，“原型说”叫嚣，又把拽向黑幕小说，引入皇权恶斗、宫闱死缠，玷污曹雪芹的清洁精神和民主向往，实在是恶劣。

红学刚脱离阶级斗争的阴影，又受到越界扩张的资本逻辑的侵蚀，文化艺术要成为自身，自己成为自己的根据，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总有一天，文化的“软实力”会落实到非常醒目的位置上，像山脉与河流，像日月星辰，像世间任何有形之物，并且，造福于任何人。

年年除夕夜，且让我们默默念叨曹雪芹。如同端午念叨屈原，七夕念叨李煜。

2007.12.20.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鲁迅一

写鲁迅先生，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下了“万国殡仪馆”、“民族魂”这些词。七十年代中后期，读鲁迅的各种小册子：，，，，……八十年代初，则买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厚厚的捧在手上。

记得有大龄朋友眨着高深的眼睛说：鲁迅的书有毒的。

这句话，我差不多想了三十年。

想来想去，觉得那朋友言之有理：鲁迅的书确实有毒，而且是剧毒。

曾经读到上海王晓明教授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心下又一紧。有剧毒，最痛苦……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

鲁迅的有毒，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鲁迅的最痛苦，又是因何而发呢？

其实鲁迅很平和的。善于激烈的人往往能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毛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楼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家里人称他“大先生”。他一直供养着母亲和未曾同过房的原配朱安。朱安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虽不认可，却同情她，养着她。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笔名取母亲的姓；常给母亲写信，叩问“金安”。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幅，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幅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翟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翟秋白做过共产党的领袖，精通俄文和俄国文学，后死于刑场，毫无惧色，慷慨潇洒之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托人带去一条火腿。后来想写红军的小说，细听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他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遗物、书信，两次会见陈赓将军。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钉，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常常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1925年三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这叫爱的高贵。里尔克、卡夫卡的情书也如此。明白了这高贵，自然会对咿咿呀呀装疯卖傻的流行曲，油然而生厌恶。

猫儿叫狗儿跳，贵在一个真字。时下有些人，却无休止地装疯卖傻，毒害青少年……

生活中的鲁迅，很有些孩子气的。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书描绘很多。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笔迹。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我的阅读印象中的丁玲，泼辣而又细腻。1936年，她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奔赴延安时，惜墨如金的毛泽东为她填词，其中有几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做女孩的时候，不大能读鲁迅。到了上海，阅历渐多，便读得如饥似渴了。有一次鲁迅评价她：“丁玲还是个孩子。”丁玲仿佛很委曲：她的内心已经在曲折中长大了，哪里还像个孩子呢。

丁玲的阅读体验，能代表许多人。

1937年10月，肖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然而鲁迅先生沉痛的时候，却是一沉到底。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几个女学生身中枪弹，倒在了血泊中。开追悼会那一天，鲁迅“独在礼堂外徘徊”，脑子里满是女学生的鲜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非沉痛到底，焉能出此语？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真的猛士，必当奋勇而前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先生墨写的文章，我们永远记住了：“始终温和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记下了她和她们中弹的那个瞬间，那柔弱无助的倒下，那血泊中的温软的身躯的渐渐僵硬，那手指冰冷。

“徒手请愿而已”，衙门里却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我是在高中学的这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我记得，师生都是泪光闪烁。“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过一点什么…”老师缓缓念着，学生静静听着。老师是川师大中文系一位姓蒋的实习教师，时隔三十年，我记得他念着念着就背过身去的样子……

又学《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多少青年的血，多少眼泪啊。然而鲁迅先生，从未给人留下流眼泪的印象。写亡友，没有比这更沉痛、更坚硬、更杰出的文字。

“出离愤怒…”这情态的表达为鲁迅首创。

他点校《嵇康集》。他为瞿秋白、为柔石的遗着耗费了心血，拖着病躯挥汗如雨。他说过：一个人倘若还有友情的话，那么，面对着亡友的遗文，真如同捏着一团火，要为他流布的。

这个绍兴人啊，这位秋瑾、徐锡麟的同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们今天，得以掂量这硬度。

同时掂量它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

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

绍兴乡下有个安桥村，安桥村有鲁迅的外婆家。读过《社戏》的人，会对绍兴乡下的风光有极深的印象，渔火点点，月光跃跃，乌蓬船划水之声可闻。而虚构的鲁镇上的咸兴酒店，孔乙己先是走着来喝酒，靠着那柜台，“排出四文铜钱，对老板娘说：温一碗酒。”过了一阵子，却用手“坐”着来了，原来孔己的腿，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他还是温一碗酒，向小孩儿表演茴字的四种写法。酒客们嘲笑他的断腿，他的偷书，他吃吃地辩解：窃书能算偷么？窃书能算偷么？

鲁镇上，又有女人叫祥林嫂的，不断向人絮叨她那死去的小儿子阿毛。祥林嫂的悲惨，通向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孔乙己的形象，则接上了三味书屋的真实的教书先生，瘦而高的先生拿着书卷摇头晃脑：鈇如意指挥倜傥满座皆惊呢；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

、，有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社戏》的风光描画，每个字都含情脉脉。末尾处，那熟悉的幽默姗姗而来：“然而盖叫天终于出现了。”

闰土。金黄的圆月下手执钢叉刺野物的活泼少年，成人之后，却躬身怯怯地叫鲁迅老爷。这份苍凉感，欲说又止的辛酸感，很多人有体验的，被鲁迅白描出来，固定成经典。

鲁迅的童年很幸福。

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环绕着他的生长。长妈妈是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有很多道理，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她知道太多太多的乡下习俗。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他老了；万不可从晾衣竿上的裤子下面钻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

鲁迅的母亲名叫鲁瑞。他小时候随母亲常去安桥村，一路蹦蹦跳跳。野草野花，连同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无限地铺开去。

他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

不知道他小时候是否与人打架。打起来，纵然是落了下风，也一定不服输的。眉立，发竖，眼喷火……

鲁迅的不屈不挠，当有遗传的成分吧？

周氏三兄弟，皆有大作为，而鲁迅的个性最鲜明。

个性，个体，乃是本文的关键词。

鲁迅酷爱绘画。真说不清他是更敏感语言呢，还是更敏感图画。能说的只是：他于二者都敏感。绘图本的，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类似现在的儿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功夫登峰造极，或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我估计，亦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

鲁迅二

鲁迅读了大量古书。他是在古书中受的启蒙。

他的家学颇为别致，是他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定下的：“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矣。”

这个文化谱系很是清晰。

家学挺有意思，从唐宋一直延续下来。凡有点根基的家庭、家族，一般都会崇尚学问。可惜所谓当代的语境中，家学一词，尘封已久。豪宅倒通常与书香无关。

没有迹象表明，鲁迅反感祖父定下的家学。有趣的倒是，他也不提这个家学。上面的引文，是他祖父在一本叫《唐宋诗醇》的藏书背后的题字。

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博学，正派，严格。收费也高，每节两元，绍兴城里高居第一。，有点拿老师开玩笑的意思，却够不上讽刺。毋宁说，是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见证了美好的童年。

鲁迅是学过“四书”、“五经”的，并且学得扎实。

他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着新文化。

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祖父在北京犯了科场案，关进了监狱。绍兴的周家一片恐慌。怕受牵连，一度举家逃到乡下。大人们压低嗓子议论“满门抄斩”，听者不禁缩了脑袋。小鲁迅耳朵灵，想象着满门抄斩的情形。

乡下躲了半年多，返回绍兴城。继续三味书屋的学业。

满门抄斩的劫难是躲过去了，然而厄运从此降临到周家。祖父在北京蹲监狱，绍兴的老家不断送去银子，上下打点，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之灾。而监狱是个无底洞，保下了一条老命，耗去了大宗家产。

鲁迅的父亲，气病在床上。

这位父亲，也是性情刚烈；喜论时事，堪称业余的评论家。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鲁迅家越发黯淡了。

瘦小的少年，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式白眼。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阳光少年碰上阴暗。

三味书屋的学业中断了。瘦而高的寿镜吾老先生，不复转动着脑袋，津津有味念古文。

当铺，药铺，父亲的病榻……

请来的中医很奇怪，那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昂贵的诊费药钱花一把把地出去了，父亲的病却不见起色。鲁迅是由一张又一张庸医的脸来感受中医的。到后来，他挖苦中医，憎恨中医，并到日本学西医，要救治像父亲这样的病人。

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死在庸医手上。

家境每况愈下。

鲁迅是老大，他的感受，当比两个弟弟强得多。后来提笔为文，频频回首往事，“朝花夕拾”，惊异于早年生活的巨大落差。这落差之中，隐藏着许多东西。鲁迅的回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满足心理需要的单纯忆旧。回首，乃是持续地转身，打量并逼近自己的生存轨迹。

个体回首艰难，群体更是如此。

鲁迅痛苦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起于少年时。幸福的中止催生反思，类似曹雪芹；而反思诱导更多的反思。生活的落差，左右着生存的向度。思考型的鲁迅，发端于少年。这显而易见。但其间的脉络尚不清晰。精神之路，曲折幽暗是常态。曲折幽暗挡住了大多数人的探索。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唯针对苦苦求索之人，方有路漫漫而修远。

鲁迅对“路”想得很深。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名言即便是鲁迅随口讲出来的，也有艰难的铺垫在先。他反复提阮藉“见歧路大哭而返”，可见他心里，始终横亘着、交叉着歧路。

个体之路，群体之路，民族之路……

鲁迅在绍兴长到十八岁，启程赴南京，踏上了生计之路。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瞧不上的。鲁迅穷，离家远走时，母亲只给了他八块银元。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裤子单薄，吃辣椒御寒，养成习惯，伤了胃，埋下病根。

他边吃辣椒，边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是英国人写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读物。鲁迅明白了进化论的道理，胃的功能却因一再强刺激而受到损伤。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清王朝不缺经济实力，却未能将财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海战陆战皆输，屡屡再上演近代史上的悲剧。

鲁迅在水师学堂苦练爬桅杆，并无当一名水兵的志向；下矿井二十丈，熟悉了矿工们的井下作业，却不想做一个技术员或探矿师。海上和井下，他都不考虑。他只是埋头学习，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母亲送他上路时的眼神，和那沉甸甸又轻飘飘的八块钱，他始终铭记着。

若干年后，鲁迅能够大笔挣钱了，对朋友半开玩笑说：八块钱很划算，翻了许多倍……

鲁迅志存高远，生前就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却不讳言挣钱，不粉饰早年求学的动机。缺钱，于是想挣钱，这天经地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具备直接了当的金钱观念。生活中、戏台上，许许多多的书生，倒是羞于谈钱的，仿佛他们牢记着圣人的教导。其实孔子本人并不是这样，圣人食不厌精，穿戴华丽，出门讲究，惦记着学生的干腊肉。而历代文人，像司马迁，嵇康，陶潜，杜甫，李白，都能直接面对金钱，与一般劳动大众无异，或者说，比大众更为直接。中国的民间，哪怕它山高水远穷乡僻壤，历来弥漫着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戏台很有感染力的。不言利，羞谈钱，民间例子甚多，融入了若干习俗。

这现象所形成的持久的遮蔽，已经在今天显现出来，千年压力一朝释放，把人拉变形，弄钱不择手段。

古代书生不能想钱，因为想钱就读不好圣贤书，不可能金榜题名。为了颜如玉和黄金屋，必须承受十年寒窗苦。或者说，必须忘掉金钱，尽力去揣摩圣人学说。这种贯穿千百年的、由集体潜意识所支配的心理模式，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存在理由。萧洒文人与穷酸书生都是它的变式。后者有时呈大面积疯长的态势，例如八股文盛行的清朝。

当文明趋于固化，有识之士便会奋起，使固化的文明疏松，重现生机。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张力。

强大的个体，能突破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模式。比如鲁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不能拆解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复辟的闹剧几乎注定要上演。历史有惯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或许能够洞察这种惯性。

这里的前提是：要有能力成为个体。

二十岁的鲁迅，在南京猛吃辣椒，目注《天演论》，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两个洋派学堂，有着相同的奇特课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鲁迅对此非常不满，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个体却在静悄悄的孕育中。在今天看，这样的课程设置未必荒唐。时隔一个多世纪，有些东西慢慢显形了，我们意识到：鲁迅并不知道他正在成为融合中西与文理的鲁迅。

鲁迅虽然对声光化电加子曰诗云的课程安排很不满，但还是熬到了毕业，并且拿到了好成绩，作为官费生到日本去留学。

这是1902年，离辛亥革命不到十年。

中国的留学大潮之所向，首推日本。南方城市，尤为风尚。单是绍兴，同一时期走出去的留学生就有好几十个。

鲁迅到东京，学上了日语，谈起了恋爱。

鲁迅是全班第一个剪辫子的男生，不知道是否与恋爱有关。现存的照片，未见他留辫子。而其他留学的男生，为长可及臀的黑辫子大伤脑筋，每天要把蟒蛇般的辫子盘于头顶，再盖上日本式的学生帽，看上去像怪物，像一座高高耸起的富士山。有些学生为这祖宗传下来的劳什子踌躇着，烦恼着，不敢上街，他们羡慕周树人君的平头寸发，却又没胆量去仿效。

鲁迅的标新立异，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带头剪辫子，带头自由恋爱。

恋爱的对象是谁，现在不清楚。也许是个日本姑娘。

恋爱无结果。

鲁迅留下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指她，典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神矢指爱的神箭，典出古希腊神话。这七绝是赠给许寿裳的。李霁野撰文说，它是一首情诗。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的至友之一，他的话有可信度。不过，鲁迅恋爱的具体情形，仅凭这首短诗难以揣测。“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是爱国情操的流露，却也和恋爱的无结果有关：荃不察，她不能理解他的高尚情操。情侣当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块儿，似乎就不能生活在一块儿。这是人的特征。不过，鲁迅高昂的身姿后面，却有某种难言的酸楚。

论者们解读高昂本不错，却不必将失恋的酸楚一笔勾销。

失恋就是失恋。如同：想钱便是想钱……

是周树人君还是这位被比做“荃”的女子首先提出分手，仍无从揣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不重要。伟人身上的鸡毛蒜皮，用以闲聊无大碍，但不可太当一回事。如果恋爱的细节不足以诠释鲁迅，那么，它的丢失就无关紧要。

当鸡毛蒜皮有了市场，有些人就盯住鸡毛蒜皮不放，借口将伟人拉下神坛，将伟人之伟岸拆解成平庸，拿平庸去卖钱。这势头若蔓延开来，后果可想而知。这远比将伟人神话更糟糕，因为：神话尚能唤起虔诚与向往，平庸、低俗却能导至嘻皮笑脸，导至后现代的短命狂欢——将一切标志着人类精神境界的高峰削平，砍成碎片，拿去零售或整卖。卖完了，皆大欢喜，昆虫满天飞，野兽遍地走；连血腥事件也会变成市井笑料媒体猛料。到那时，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的阴暗麇集”宣告完成。

所以，鸡毛蒜皮也是危险的鸡毛蒜皮。

危险在于：如果只有鸡毛蒜皮的东西方能显现并放大，那么，单看鸡毛蒜皮的那些小眼睛将无限复制。

鸡毛蒜皮式的眼睛，只能看到鸡毛蒜皮。

眼下国内针对经典文艺作品的种种“恶搞”，不过是瞄准恶搞的利润空间。为了搞钱，总有些人就不惜搞死文化，搞垮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人是这样对待普希金高尔基的么？德国人是这样对待康德伽达默尔的么？美国人是这样对待海明威福克纳苏珊.郎格的么？据央视国际新闻，最近有民调显示：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认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个警示。而在拉美几个大国，“读者”与“观众”有明显的区分，前者有望成为能思索的个体，后者则容易滑向随波逐流的惰性群体。

如果我们大面积丢失传统文化，回望历史将变得不可能，从历史长河“跃入”当下的生活急流更不可能。生活将出现断裂，价值将呈现空洞，无根性的生存将无限克隆。千篇一律将大行其道，昆虫乱舞将固定为常态。

鲁迅三

谁希望着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段话十分透彻。

鲁迅把当时的中国诊断为“沙聚之邦”，几亿人呈现为大沙漠，被刮来刮去的风不停地改变着形状。沙漠是如何形成的？人，又是怎样变成沙粒的？清王朝的经济实力不是远胜于日本么？为何又是聚沙之邦？

鲁迅盯上了中国人的个性。个性不张，造就了聚沙之邦。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而极端化的封建权力注定要制造庸众，把活生生的、有自主性的个体演变成沙粒。这也如同西方国家资本运行的极端化，极端化的资本变尽花招制造消费群，把人钉在消费的单一图景上，把“全面发展”的个体置于死地，把人的可能性掏空，把“人”消灭在历史的进程中。——几年前，不是还有个叫福山的人宣称要让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么？而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倒是渐渐融入了诸多社会主义的元素，公平与效率并重，发展与福利共存，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了足够的缓冲地带，生活世界因之而呈多样化。欲望被仔细辨认，单面人的蔓延趋势受到遏制……

聚沙之邦将如何转为人国呢？鲁迅给出的答案是：“洞达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洞见，预示着日后着名的“拿来主义”。

弗失固有之血脉，乃是鲁迅式的“回行之思”。必须返回人文传统，在历史的深处获得跃入当下的力量。回行有三种方式：一是借鉴，二是批判，三是融合借鉴与批判。鲁迅先生是终其一生，或隐或显地居于三者之间。他的投枪匕首，他的横眉怒目，乃是针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权力极端化的恶果。

《文化偏至论》又提出“非物质”、“张灵明”。

人是万物之灵，有价值系统，有道德承载，有诗意向往，有灵光闪烁。动物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物质环境，而人之为人，是由文化环境来决定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可能会导至精神的贫乏。概言之：物比人大。物欲横流，肯定对社会和谐有害。

活着要有意义。活着有意义的人才会活得精彩。

德国哲学大师马科斯.韦伯说：“人是活在由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这倒不是说，人是凭空编织这张意义之网。人生“此在”的参照系，取决于社会的“共在”。生活之意蕴层，犹如天空中的臭氧层：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板块能置身局外。臭氧层出现了大空洞，修复需要时间。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修复也须点点滴滴的做起。意蕴层受损，软实力下降，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官员还是百姓。

所谓修复，前提是要察看受损的程度。提升软实力，任重而道远。原因是：软实力的提升，很难下硬指标。

二十世纪初，鲁迅在日本发出他的追问：“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这个追问，既有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又追溯到庄子的智慧：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的这个短语，在今天意义重大，所以笔者一再重复。

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背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至“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决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作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灵魂风暴。不进则退，不进则亡。但是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是要取决于个体的壮大。救国，首先要救人。

鲁迅读进化论，读来读去，读出个体二字。这使他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几十年受用不尽。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学的创造性区域，韧性战斗的战场。

也使他孤独、痛苦。

发现了个体，也就发现了沙粒、沙聚之邦。鲁迅是研讨沙粒、沙化的专家。而他改造国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尽管他装备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达思考的杰出的汉语艺术。他呐喊，投枪匕首并用，却如同置身于无物之阵。

民族的劣根性，发现它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何况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转为人国”，这工程的浩大与艰难，恐怕没人能够测量。

鲁迅十几岁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顿，生存的落差唤起紧张的思索。而历代杰出文人，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他常吃辣椒御严寒，渡重洋到东京去求学，他又尝到了初恋的涩果，这些身体层面的“失败”，反而催生鲁迅的精神成长。也许，这里显现了“自卑与超越”的生存环节。“风雨如磐黯故园…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二十一岁写下的诗，表明他正在完成着自己的超越。时代风云也影响他。但鲁迅之为鲁迅，单凭说一句“时代影响”却是不够的。时代影响千万人，鲁迅却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鲁迅为什么能看见个体？因为他很早就“活向”个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破落户的子弟”能思索。所谓破落户子弟，一般显现为两种“生存情态”：游手好闲混吃骗喝；发愤图强勇于思索。鲁迅当然属于后者。家学渊源，母性呵护，严谨的三味书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断了鲁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二十岁前后，鲁迅形成了个体修炼的态势，步入个体的运行轨道。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个体修炼与古代杰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构的关系。

唯有这种个体，方能发现个体的对立面：庸众和沙聚之邦。

鲁迅赢得了思想的持续的喷发点，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顾城诗句：黑暗给他一双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喷发力，也是针对黑暗的攻击力。

理解鲁迅，不妨聚焦于此。他的写作和他的生存姿态。

把握鲁迅的精神脉络，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许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个体的特征，思为第一要素。

对创造性的人物，必须以创造性的思维与之对接。

鲁迅在东京弘文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但鲁迅的书房里仍然挂着藤野的照片，仍与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医生须藤，这说明他确实对事不对人，待人行事，全凭自己的目光。日本军国主义和具体的日本人，他是区别对待的。

鲁迅四

鲁迅对西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各科成绩均好。这也如同他对地质学、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时看见物质与精神，看见二者的融合与二者的分界。现代西方大哲，不乏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领域的例子，像胡塞尔、罗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像弗洛伊德，从医生转向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宣称全社会都是他的病人。鲁迅不认同弗洛伊德，却与弗氏有相似处：看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东京，鲁迅和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样的讨论和追问，当属罕见。

而在当时的日本，由于1894年的中日海战，由于稍后的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鲁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学视为“支那学生”。成绩好反受奚落、受怀疑：一个支那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的课程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鲁迅，开头便说：你忏悔吧！

这等于说：你交待吧，你是怎么作弊的？

鲁迅毫无“忏悔”的迹象，班上的同学对他侧目而视，有些人还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乱飞。没蚊帐。顿顿粗食。

有时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着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炼着。

这一天，学校放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奸细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身强体壮却神情麻木，他们在看热闹，看杀头，鸭子般伸长颈项，死鱼般的眼睛转动着某种兴奋。鲁迅大吃一惊。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厉的口哨。

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

鲁迅对此印象深刻，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持续的追问。思想导至感觉。感觉引发更多的感觉，又反证思想。

他做出了瞬间决断：弃医从文。

医学是不能深入灵魂的。行尸走肉满街蹿，“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阿Q正传》，对国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麻木是个大词，它衍生多种形态，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瞒与骗、吃人与被吃，包括着名的“精神胜利法”……

优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鲁迅，是深入国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说，他是历史性地考察人性。

鲁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见高度的麻木，犹如坚实的个体才能够洞察一盘散沙似的群体。

叶圣陶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鲁迅先知先觉，就“思想的实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属一体。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于是他走得远。他走得远，于是他孤独。

他考察人性，拷问灵魂，从不放过他自己。他欣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灵魂的拷问、穷追不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他反礼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学者干脆称做耻感文化。耻感与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有相通处。儒学作为有生命力的、开放的文化系统，使浸润于此种文化中的人，并不难于理解陀氏对人性的刨根问底。

中国封建社会，愈到晚期愈呈封闭状态，乃是权力运行的极端化所致。极端化意味着：唯有这种极端化方能维持日趋腐败的权力系统的运行。中国的政体落后于西方多矣，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能够眺望其他语种的文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并不依附于封建社会。文化的本质性力量能洞穿社会形态。这一点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传统文化有她的恒定价值。

晚清国门初开，士人们普遍怀有陌生感所带来的焦虑。而杰出的士人，在焦虑中前行，杀开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鲁迅能受西方文化的大力牵引，与他的“国学”功底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后面细谈。

把握“鲁迅之为鲁迅”，须抓住纲，纲举才能目张。

鲁迅想事情，一旦想明白了，便立刻去做。这里的所谓“想”，可能只有几分钟。这大约就是西哲所推崇的“瞬间决断”。这倒不是说几分钟才是瞬间，有时候，几年也可能成为历史瞬间。

许寿裳劝鲁迅说：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

鲁迅回答：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

放弃医学的理由真是充足。

鲁迅去找老师，陈述这退学的理由，藤野先生一听就明白了，虽然他很爱这唯一的中国弟子，却未多劝。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用毛笔默默写下两个汉字：惜别。

鲁迅接过先生的照片。后来一直把藤野的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工作累了，想偷懒了，望望照片，又开始伏案工作。

今日日本东南部的繁华大都市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藤野先生的纪念碑……

1906年的夏天鲁迅回到东京，生活仍然艰苦。吃得很差，想得很多。这杰出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在精通了日语之后，他又学俄语、德语，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经典。

精神界之战士，蓄势待发。

在今天看，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英国、美国。

鲁迅一生全神贯注于社会批判、文明批判，而康德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四大批判”之一的《批判力批判》。针对批判力的批判，中国的晚清士们人可能还不知所云。

毛泽东曾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鲁迅的奋起，乃是瞄准文化的落差。他跃入西方文化，贪婪地呼吸着异质性的空气，并返身打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看见了”传统文化——它的精髓和它的蔽端。

他能对同质性的东西作陌生化处理。

这也包括他将要展开的汉语艺术。他的小说，从、到，几乎一篇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许多人惊讶。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鲁迅审视中国，盖因他汲取了中西精英文化的力量。

唯有精英文化，方能使人洞察历史与当下。

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一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包括谈恋爱。精神的飞升伴随着身体的“下沉”。

而这种类型的伟人大哲，近代西方常见。想想斯宾若莎、马克思、康德、尼采吧。

这倒不是说，伟人哲人们不食人间烟火。

人生太短促。鲁迅名言：要赶紧做。

他在东京张罗着办《新生》杂志；用“精奥的古字”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边要新生，另一边却用古字，这饶有深意。

“弗失固有之血脉”，知，然后行。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做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二十年代钱玄同提倡复古，鲁迅写文章批评他。

鲁迅写《太炎先生二三事》，对作为儒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有微饲，不过，这篇文章的基调是亲切的，怀念的。

鲁迅办《新生》杂志，狂读西方经典，同时聆听着章太炎。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文学家在酝酿中。无与伦比的汉语艺术在锤炼中。而鲁迅的这一层曾经受到遮蔽。

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其文化视野乃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的同乡徐锡麟刺杀清廷大员恩铭，举国震惊。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清王朝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不久，鲁迅的另一位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在她的故乡绍兴死于清廷刽子手的屠刀下。

秋瑾生前，随身带着一把短刀。

鲁迅也有一把短刀，那是在仙台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送的。

夜里他看刀，并比划着。

他并不是一名刺客。这是一把灵魂的手术刀。

鲁迅看刀，看来看去，“看”出日后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

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

郁达夫通常给人留下风流才子的印象，却对鲁迅杂文推崇备至，反击鄙薄杂文的梁实秋。梁实秋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功莫大焉，但也许他是走了“雅”的极端。

杂文的特点是喜笑怒骂皆成文字，这挺好的。

孟子写文章，也是要骂人的。

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鸣、郭沫若……谁不骂人呢？

骂是广义的，并非人身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从仙台返回东京，又待了三年。屈指算来，他到日本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炼成真金。

此前的南京四年、绍兴老家十几年，为这七年奠基。

如今的仙台人曾不无自豪地说：绍兴是周树人的故乡，而仙台是鲁迅的故乡……

1908年的鲁迅居于东京的一幢公寓“伏见馆”，他快满二十九岁了，唇上留了一点胡须。他还不想回国，回国意味着成家。成家意味着过老式的日子，在绍兴生儿育女，做师爷或幕友。

母亲拍电报催他回去。绍兴有一位名叫朱安的姑娘在等着，她的年龄比鲁迅略大。鲁迅不想娶她。类似的婚姻悲剧，也发生在胡适之、郭沫若的身上。新思维和旧婚俗之间是注定要发生悲剧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上去一目了然，实在不值得唠叨、纠缠。

母亲又拍电报，称卧病在床。鲁迅赶紧启程了。

其实母亲没病，是催他回去完婚。

鲁迅令人费解地同意了，在绍兴与朱安举行了旧式婚礼。

原来，他有个折衷的两全之策：为母亲迎回了一位儿媳妇，却拒绝一个妻子。他拒绝和朱安同床共枕，一辈子为朱安提供生活的费用。朱安曾经许过人的，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而住进了周家，劫遭受了鲁迅的迎娶式的逃避。按绍兴习俗，如果鲁迅不娶她，她很有可能永远嫁不出去，连生计都成问题。

鲁迅五

处于两难境地的鲁迅，将朱安的生活也考虑到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里没有什么符合人道选择的万全之策。鲁迅不伤害朱安，就会伤害自己。他对朱安人道了，对自己就不人道。难道“自己”就是不是人吗？这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道德律令、非得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吗？平等的观念不是这样的。

犹如财富的平均主义，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莫名其妙。

犹如儒家文化提倡悲悯情怀仁者之心，却也处处强调等级。

这里的分寸感极为重要。一个健全的社会，雷锋精神当与富豪榜并存。偏颇是有害的，走极端则导至灾难。

贫富有区别。精神境界有差异。

健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应当有能力同时显现此二者。显现是说：尽可能地去掉遮蔽。

个体形成的过程中，则应当警惕极端个人主义。

悖论的是：人人趋利，损人利己，既有害于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和谐，又不利于个体的壮大，个体的幸福。

想想看：乌眼鸡它能幸福吗？乌眼鸡只会去找乌眼鸡……

如果动物本能的充分调动就是幸福，丛林法则的普世应用就是大同，那将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置于何处？把真善美的百代努力置于何处？

而当所有的眼睛都只能反射钱币之光的时候，生活的完整性也无从谈起了。爱意、诗意、神性、道德、风俗将集体退场。生活之意蕴层撕裂出大空洞，就像天上那个肉眼看不见的臭氧层。

只能辨认有形之物的那双眼，乃是标准的动物之眼。

不难想象：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对有蔓延趋势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使用他的短刀、他的投枪匕首。

唯有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才无愧于人的称号。

我们这些只知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对得起为重建民族之魂耗尽了心血的周树人么？

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

讲课的风格，讲演的风格，形成于杭州师范。

也影响着日后的文字风格。

幽默这东西，一旦“热膨胀”，容易油腔滑调。鲁迅懂得这个微妙的分界，专门写文章，告诫年轻人的油腔滑调。

这告诫放在眼下仍然适用。油腔滑调有变式，比如对文学及影视经典作品的恶搞。

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

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

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辞拒绝。

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这是1910年，离辛亥革命很近了。夏木瓜尊孔，真是不合时宜。

鲁迅“升官”了，从杭州返回绍兴，在绍兴府中学做了学监。

还是穿廉价的羽纱长衫，抽强盗牌香烟，吃条头糕。还是形同单身汉……

绍兴古城弥漫着革命的空气，人们公开议论三年前死去的秋瑾、徐锡麟。鲁迅一头短发，昂扬走在街上。绍兴府中学的学生们满怀敬意地望着他走过，悄声议论他与秋瑾的友谊。

“革命”来了。

革命党人王金发的队伍从杭州连夜开到了绍兴。穿蓝色军装的士兵们，穿草鞋，扛步枪，打裹腿，精神抖擞。

绍兴城亮起了各种各样的灯：油灯、纸灯笼、玻璃方形灯、桅杆灯。没灯的人点起了火把。

革命照亮了千年暗夜。

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上任的头一天与全体学生见面，他戴着一顶军帽。校长致辞，简短有力。下面的操场内响起了欢呼声。

可是没过多久，绍兴的人们看见革命的标志性人物王金发长胖了，满脸油光。绍兴的士绅们用祖传老办法，群而而捧之，拜贴如雪片，这个送衣料，那个送翅席。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进进出出的却还是那些人。

城里忽然有了许多名目的革命党。不少人开口革命闭口革命。

城里和乡下的闲汉们兴高采烈，纷纷涌入军政府衙门，穿皮袍大摇大摆。

沉渣泛起。鱼龙混杂。

王金发变了，拒绝青年们提出的惩办杀害秋瑾的刽子手的强烈要求，说是“不念旧恶”、“咸与维新”。

青年们愤怒了，发传单，办报纸，痛骂王金发，请鲁迅做他们的后盾。

鲁迅站到了王金发的对立面。

绍兴城一度盛传，王金发要派人杀鲁迅。

鲁迅的母亲吓坏了，要他出城到乡下去躲避。

鲁迅不走。夜里还上街，打着灯笼，灯笼上写着大大的“周”字。过了一段时间，平安无事。他还当校长。王金发虽然糊涂，却不至于暗杀他。

许寿裳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请鲁迅去南京。教育总长是蔡元培。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同年五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八月，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了，月薪丰厚，权力亦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几乎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编织关系网的话，此间是绝好的机会。

可是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有些机会根本就不是机会。

他看不见这些机会。

鲁迅的意识之所向，乃是时代。而由于他这么多年来死死地盯住人，盯住个体不放，所以，他所看见的那个时代，跟他的同时代人有巨大的差异。

他实在不喜欢那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事实上，那些人所怀揣的各种名利念头，他要么在脑子里一晃而过，要么看不见：视若无睹。

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不得不置身于庸常官府、庸常的人际关系的纠缠。他做上教育部的高级干部，跟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欣赏有关。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

思想家每天上下班。思想家夹着公文包匆匆走着，走过北京的一年四季。

鲁迅越来越烦那些敲门者，有时候对敲门者非常的不客气。

一个不愿意把别人当成敲门砖的人，自己也不愿成为别人的敲门砖。有趣的是：鲁迅既不知道“门”是什么东西，又不知砖为何物。

脑子里满是民国、民族、历史、当下，门砖之类哪有踪影？

活在历史进程中并能意识到这种进程的人，眼里哪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而西方近现代，这种具备了历史感的人特别多。中国从先秦到汉唐宋，目光长远者亦比比皆是。

民国初年，思想又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高速运转了。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紧张辨认着黑暗的“核心物质”。

郁闷，痛苦。历史的毒气与鬼气，也侵入鲁迅瘦小而坚硬的身躯。欲辨认对象，他是要和对象近距离接触的。

针对历史的毒素，鲁迅必须以剧毒之身，携带着强大的异质性力量，跃入历史的深潭以毒攻毒。他清点着历史的有毒物质，寻找那颗支配着无数吸盘的魔鬼般的章鱼头。

而历史自有闪光处。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封建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礼教。这章鱼之头。

鲁迅自己就是礼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绍兴默默地陪着母亲的无辜的朱安……

六年过去了。鲁迅郁积着巨大的攻击力。地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

这无声的、近乎阴冷的六年，鲁迅完成着自身的修炼，朝着更高更强更坚硬。

同时他也攒着钱，准备在北京买房子，把母亲和朱安都接过来。他抽烟，喝酒，吃甜点心。头发长，胡子乱。总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却不至于“扪虱而谈”；或是拨出短刀去追赶苍蝇。魏晋士人的佯狂，鲁迅能一眼看到。

郁闷也包含了性苦闷。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钱玄同突然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请鲁迅写一点文章。鲁迅并不兴奋，他说了一段后来被专家作家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同意给《新青年》写稿。胡适、陈独秀都是这个杂志的编辑。

这一年的五月，白话短篇小说问世。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现代小说自始。

小说用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说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于是仓皇逃到北京。他虽然住下了，但还是很恐慌，要逃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鲁迅安顿他，劝慰他，却苦于怎么说都没用。有一天这位亲戚极为惊恐地朝鲁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头了！”并颤抖着拿出了一封绝命书。鲁迅认为他精神错乱了，送他去池田医院时，沿途的巡警又吓得他面如土色。医院里治了一星期，无效。鲁迅托人送他回了绍兴。

鲁迅六

这事发生在1916年。

短篇小说酝酿了两年之久。

而小说中弥漫的恐怖氛围，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

且看“狂人”的感觉世界：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饭进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仁义道德吃人，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历史呢？或者说，谁有能力如此去看呢？鲁迅看了，而且看得仔细。粗看就滑过去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中国人因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直面人生的鲁迅先生，发现了瞒和骗。三个字，概括了多少事，多少丑陋的内心。有些人主动地瞒和骗，有些人被动地、不自觉地瞒和骗。

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战士鲁迅，如此登场。

的主题，可以浓缩为四个字：礼教吃人。

强者吃弱者，弱者又吃更弱者，于是吃人的筵席就排得很长了。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理，是清代盛行的程朱理学，是“灭人欲存天理”的那个理。曹雪芹与戴震气息相通，所以才写出豪门大族的那么多惨死。

几百年的理学，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在举起屠刀的同时，使用着各式各样的软刀子。

鲁迅既反抗屠刀，又辨认软刀子。辨认的艰难在于：仁义道德贯穿了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

而仁义道德，在它的源头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不是这样的。历代杰出的儒者、文人，亦在强力维护着这个源头。即使封建统治阶层，也从来不乏敢于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

而鲁迅在当时，必须亮出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姿态。

针对封建礼教的极端化、日常化，必须以另一个极端来揭示它。否则，礼教强大的遮蔽力量将抵消任何揭示的力量。

思想的高速运行，显现了穿透力。1907年，二十八岁的鲁迅写《文化偏至论》，向我们亮出了他的辩证思维。

偏执有洞见。或者说：偏执的洞见。

偏执也标示出五花八门的面团形象，温吞水似的喋喋不休。温吞水照不出温吞水。面团希望永远碰上面团。

读，并不令人愉快。

《地洞》、、、《死屋手记》、、、《喧嚣与骚动》……也不是叫人产生“阅读快感”的。卡夫卡福克纳加缪等人执意表现痛苦的荒诞，揭示种种异化，批判非人道，为西方文明的艰难进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这也是所谓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就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传承。

人类的心智，应该有能力正视痛苦。

快乐是“痛苦的快乐”，犹如阴天是晴天的阴天。一味回避痛苦，有两个后果：

1.快乐失去参照系从它自身脱落；2.导致更多的痛苦。

人所不能承受的，是生命之轻。

是岩浆的喷发点，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六年的沉默、沉积，来了个大爆炸。

。

《祝福》。

。

《阿Q正传》……

“狂人”虽然是城里人，可在乡下也能找到；“阿Q”是农民，却能折射城市里的各色人等。

阿Q真能做：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他是未庄的流浪汉，睡在土谷祠，忽而去了城里，变成了“革命者”又回到未庄，吓唬赵太爷，投奔假洋鬼子。他满脑子白盔白甲、元宝、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他满嘴锵锵锵，哼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喊叫“造反了造反了”。他打不赢王胡，却意外地做了个天下无能第一，很自豪，精神胜利了。他与小D缠斗，双方抓辫子，抓住就不放。他有癞头疮，于是忌讳一切有关“亮”或“光”一类的字眼，而为了应付难堪的局面，他发明了怒目而视，对鄙睨他的人说：你还不配！话一出口，癞头疮就变得高尚而光荣了。他摸了一把小尼姑的光头，凭了指尖留下的滑腻感欢喜半天，对众人道：和尚摸得，我也摸得……他想和吴妈困觉，“对伊跪下了”。他在死刑书上画押，惭愧自己未能把圈画圆。他莫名其妙赴了杀场，看见所有的熟面孔全出现了。他被“咔嚓”给麻木而凶狠的看客们看，似乎还介于喜与悲、自卑与自傲之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真不想断子绝孙。

不知鲁迅先生看没看过卓别林的电影。

如果让卓别林来演阿Q，那才叫绝呢。

让人笑得直想哭。这是什么样的艺术？

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荒诞派，黑色幽默……什么标签不能贴？

鲁迅之作为艺术大师，其艺术形变的能力之强，至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从小说到散文诗，到，到杂文。顶级艺术，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就像。

读阿Q，笑得想哭，又哭不出声，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阿Q身上嗅到了自己的气味。却又不好明说，大家装糊涂，反指别人是阿Q。

麻烦在于：反指别人是阿Q的时候，更靠近阿Q。

阿Q似乎无处不在，布下了国民劣根性的天罗地网。

这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于1921年连载于《晨报副刊》，暑名巴人。副刋编辑孙伏园每隔几天到鲁迅的住处催稿。杰作是催出来的。初看像滑稽小说。看到后来，又越看越不像滑稽小说：很有些读者笑到一半便停下，疑神疑鬼地瞅瞅也拿着报纸的其他人……

官绅阶层，智识阶层，敏感者尤多。

阿Q是未庄游荡的阿Q，他们为何敏感呢？

他们的魂灵被击中了。灵魂深处那黑糊糊的一团东西，突然注入了一道强光。这强光，仿佛来自天外。

阿Q自轻自贱又自傲，很善于自欺欺人。

他有个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阿Q的这种语气当时很流行。提倡国粹、“整理国故”的声音一波又一波。《阿Q正传》点了胡适的名。

平心而论，鲁迅先生有偏颇。偏颇却有洞见。

当时的中国既落后于西方、遭凌辱受挤压，自己又搅得一团糟，却总是有人高叫：中国的精神文明冠于全球！

这口号即使无大错，也叫得不是时候。

更何况，关于中国固有之精神文明，很多东西要重新回首。

鲁迅是回首的伟大的先驱。

他给青年学生开书目，建议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说这番话的，蕴涵了深意和苦心。借助西哲的眼力，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素。这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大智大勇。以胡适辈的中庸，焉能看到这一层？这才是重振民族自信心的战略性眼光：鲁迅的一生，是致力于让固化的文明得以疏松。

鲁迅乃是历史性的鲁迅。也许今天，是辨认他的伟岸身影的更好的历史时机。

《阿Q正传》编入小说集，一经问世，轰动全国。连云南昆明这样的西部偏远城市也供不应求。

鲁迅剖析国民魂灵的手术刀，往往首先对准他自己。

混合了自卑与自傲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模式，是鲁迅揭示的。

由此生发了这种心理模式的对立面：勇于解剖自己；触及灵魂；人贵有自知之明；批评与自我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这些句子耳熟能详。毛泽东把鲁迅精神带到了新中国。

鲁迅以轻松的笔调为阿Q画像，同时烛照着、剔除着自己身上的阿Q因素。

比如忘却。阿Q是很能忘却的，他到钱庄赌钱，输了一大把，很想不通，于是自抽嘴巴，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倒在了土谷祠的杂草地上，呼呼入睡了。

甚至到了示众砍头的时刻，“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地一声，似乎发昏了。”可是转眼的工夫阿Q又忘却了，“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末了，他无师自通来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身首异处的一刹那，他竟然还惦记着去博取看客们的喝彩。

这叫至死不悟。

鲁迅对中国人的各种类型的“忘却”深恶痛绝。《为了忘却的记念》，故意说反话，把“忘却”抛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读不懂，盯上了忘却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怀。

忘却也是弱者的特征，弱者的生存术。试想：如果阿Q不善于忘却，桩桩屈辱铭心刻骨，他还能在未庄混下去活下去吗？

所以鲁迅先生，对阿Q们，对孔乙己们，对“鸭子般伸长颈项”的可怜又可怕的看客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揭出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并不这么想。小说刺激了他们的神经。

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这话是嘲讽的，却也讲出了鲁迅特色。

写的法国大作家福娄拜，同样保持着外科医生式的冷静。

冷收缩反衬热膨胀；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系苏轼名句。

冷与热的辩证法，鲁迅体验最深。

契柯夫的特点，俄罗斯人总结为：淡淡的幽默。冷热之间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经过曲折的探索之后找到的艺术喷发点。而读过契柯夫的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对俄罗斯抱着怎样的火热的感情。

鲁迅很喜欢契柯夫。二人都学过医。都弃医从文。

《阿Q正传》自问世以后，数十年间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否指向中国社会各阶层？阿Q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许许多多的学者作家卷入了这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而争论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态。这是小说的延续。一石激起千层浪。惊涛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

鲁迅七

茅盾说：“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

郑振铎说：“这个阿Q，许多人都以为就是中国人的缩影。”

钱杏邨则批评鲁迅：“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曾追随时代。”钱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马上有人撰文反驳：《阿Q时代没有死》。

鲁迅自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1933年，鲁迅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又说：“十二年前，鲁迅作了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一时”是多久，鲁迅没有讲。

几千年形成的病根，几十年难以去掉。历史有不易察觉的惯性。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深有感触，他写道：“可怜的阿Q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由此可见，国外也有阿Q。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该好好地看看。

鲁迅研究国民性由来已久，是一次集中喷发。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们长大后，“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到处走，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怯懦、油滑、短视、中立；麻木、侥幸、忘却、投机；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软怕硬……学界商界演艺界的阿Q，市井的阿Q，农村的阿Q，机关大楼里的阿Q……

花样翻新的精神胜利法，还在强势推销。“市场前景”难以测量。

二十年代前后，鲁迅成为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于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样式特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学的课，以讲师的身份讲授。他花掉多年积蓄，卖掉绍兴老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房子，将母亲、朱安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他回过一次绍兴，闰土来看他，当初的英俊少年变得非常木讷，像个木偶人。鲁迅为此写下着名的《故乡》，忧郁的目光瞄准饱受欺压的底层。

早年在南京下矿井，鲁迅对“鬼一般工作着”的矿工们印象极深。

病态的社会，苦难深重的底层，此二者，牢牢地牵扯着鲁迅的神经。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

杜甫看。白居易看。苏东坡看。陆游看……

1923年的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翻了，开始自己弄饭吃。次年初他搬出八道湾，住进西四条砖塔胡同。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东西，“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殴打。”启孟即周作人，其日本妻子名叫羽太重久。

兄弟失和，从此不见面，与这日本女人有关。细节无考。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川岛是目击证人，写过文章《弟与兄》。

鲁迅回忆往事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叫，表明他对弟弟是牵挂着的。川岛也披露了兄弟失和之后的一些事。

周氏两兄弟道不同。论述已多，此不赘言。

鲁迅从北大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迁西三条长住，戏称工作间为“老虎尾巴”。几年间他陆续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多为青年。“五四”运动使中国青年走到历史的前台，鲁迅是他们持久的偶像之一。使无数青年想要呐喊。鲁迅待客的房间小，他吸烟又多，常把玻璃窗打开，透透气。窗外有个小院子，院中有杨树，冬日盛开着几树梅花。

谈话不拘题目，往往一谈大半天。来访的青年们还留下吃饭。言语激烈碰撞时，鲁迅静静地抽烟，望望玻璃窗外的杨树或梅花。

这情形与绍兴会馆的那几年形成鲜明对照。

鲁迅四十出头了。他和小他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很融洽。争论，探讨，夹杂轻松的闲聊与开怀大笑。思想自由地绽放着。这是中国式的思想讨论班。思想的火花喷溅到社会。此间鲁迅忙于支持青年们的未名社，办《语丝》和《莽原》杂志，而他的写作瞄准了散文诗。跳跃而短促的句子，沉郁而滚烫的意象，仿佛思想自动寻找着火山口。令人联想波德莱尔的……

萧军等人回忆：震动了他们的心。

鲁迅在女师大讲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这本论艺术的专着是鲁迅翻译的，它有两个思想来源：柏格森的创化论、精神绵延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艺术是苦闷的产物。苦闷源于对现存秩序的不认同，在“不”的领域矜持着，固守着。苦闷是能量的蓄积。鲁迅十几岁就开始苦闷，他追忆说：“父亲的穷下来，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南京苦闷，在东京、仙台苦闷，回国后依然苦闷。他把身体放到一边，让精神迎着苦闷顽强地生长。精神界之战士，这仿佛命中注定。不同时期的苦闷似乎各有名称，先前叫呐喊，此间叫彷徨。

《新青年》的编辑部散了，对鲁迅刺激很大。陈独秀去了上海，打算把这本影响甚大的杂志带入政治的可操作的层面；胡适钻进了“整理国故”的象牙之塔。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这是小说集的题辞。

思想者前行艰难。在确认了自己的选择之前，宁愿寂寞着，彷徨着。

所谓独立思考，必然伴随着寂寞与彷徨。

在中国，寂寞、孤独几乎是思想的同义语。

鲁迅苦闷着，压抑着。

压抑好比将气球按入水，按得越深，气球弹得越高。

思想，艺术，语言，乃是压力所致。鲁迅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而漂亮，乃是长期受力的一种结果。他的轻松，随意，是从不轻松、不随意的地方争来的。犹如他的幽默，有着并不幽默的广阔的背景。

按一般人的理解，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已经名利双收了，却何苦还跟自己过不去？教育部官员，大学正教授，着名作家，青年偶像，他已是许多人眼中的社会精英、上层人物。然而他从未给人留下社会名流的印象，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凡事喜欢自己动手，包括砸煤劈柴这类体力活。

思想者偏爱干粗活、手工活，中外例子甚多。嵇康打铁，陶潜种田，莱布尼茨当针表匠，维特根斯坦送掉巨额遗产做了一所中学的园丁。海德格尔是木匠的儿子，自己也喜欢摆弄铁锤，搭建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而他惊动欧洲的“上手性与在手性”的杰出思想，是从铁锤的起落中悟出的。

质朴有丰富，奢华有单调。

唯有质朴的状态方能与丰富照面。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名质朴者，能思想者，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贵族，反衬形形色色的暴发户。能思想者就是能感受者。能感受者就是能幸福者！

一个辛勤耕耘的老农民，其对自然、对生活感觉的丰富，当胜于几打名缰利锁之辈。后者其实挺可怜，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动物式的欲望循环。

鲁迅毫不经意地滞留于质朴的状态，远离了惰性群体的持存状态。

奢华有单调是说：当一个人有了小汽车的时候，他再也看不见自行车的诸般好处与妙处。

鲁迅从质朴出发，展开他的丰富而强劲的思考。毋宁说，一切强劲的思考，均与质朴为邻。

思想与奢华不两立。

如果二十年代的鲁迅过上了成功人士的奢华生活，出门摆谱，回家享受，那么，“思想”就会跟他过不去。

鲁迅穿有补丁的衣衫和皮鞋到女师大上课，惹得阔小姐们掩嘴娇笑。他这叫名士风度么？从魏晋唐宋到明清、民国，不拘小节的名士、狂士的故事太多了，鲁迅是这支奇特的队伍中的一员么？女生们私下议论着。

鲁迅在课堂上讲厨川百村，批评弗洛伊德。他一再抨击性的潜意识学说，倒使人联想他的已经受到意识控制的潜意识。

升华的鲁迅，也许尚处于回望那升华的地基的开端。

学贯中西与文理的鲁迅，讲课随意发挥，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他不是学者型的教授，知识的后面有思想支撑。他无意带出一群女战士，却能对她们潜移默化。

清华、北大、女师大的学生们，读着鲁迅的书。读着《语丝》周刊、《莽原》杂志，以及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声音在延续着。声音也在分化中。

女师大学潮不断，赶走了流氓式的女校长杨荫榆。

向来温和的、一说一个笑、一笑两个小酒窝的刘和珍，是学生领袖之一。学生当中她人缘好，具有温和的感召力。

生一张圆圆的俏脸的刘和珍，崇敬着鲁迅。她并不宽裕，却毅然预定了全年的《莽原》。

1926年3月18日，青春活泼的刘和珍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天，北京三万多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制造“五卅”惨剧、抗议列强在北京以“八国通牒”的方式威逼段祺瑞政府。学生爱国，徒手请愿，却突然遭遇呼啸而来的子弹：卖国贼段祺瑞下令屠杀，枪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有衙门里冲出来的大刀棍棒队，将倒在地上的呻吟着的伤者击毙。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同学被子弹打死、刀棒杀死。

鲁迅为这个血腥的日子命名：“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他写下《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我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

军阀卖国贼，杀人不眨眼。鲁迅这么写文章，而且发表出来，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战士不怕流血，却没必要作无结果的牺牲，鲁迅痛苦地呼吁：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

1926年的这个3月，鲁迅亮出的身姿、写下的文章，惊天地泣鬼神。死者无言，后死者发出如此彻底的声音。

鲁迅八

墨写的文字，偕美丽而勇敢的死难者长存。

鲁迅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北京一时盛传：当局要抓他。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又分手，相约过两年再见面。师生情侣频繁通信。《两地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情书。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这所大学背山靠海，鲁迅几乎独住一栋临时安顿他的生物学院的三层楼，夜里听呼呼的风声，白天看茫茫的大海。

鲁迅也到沙滩上捡贝壳。

他整理《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并将这两本书付印。此前的已在北京出版。以及杂文集。

编古籍，伴随着孤寂。

教学的头绪很多。累了一天，独自上三楼，有时自己做饭吃，自斟自饮。学校的教员多玩家，且排外，鲁迅和他们格格不入。

鲁迅后来在中形容厦大的孤寂的生活：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面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坟冢；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寂静喧嚣着。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寂静的最出色的文字。寂静之色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海洋般的寂静与喧嚣。

寂静与坟冢，于鲁迅仿佛有某种亲和力。

他在坟前照了一张相，并寄给北京的朋友。

肖红写过鲁迅先生走夜路将“鬼魂”踢成活人的故事。

对死亡的敏感，对孤寂的亲近，几乎是一切天才思想家的先天素质。历数西哲或诗人艺术家，谁不敏感着死亡呢？以布勒东、阿拉贡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宣称：死亡乃是唯一的主题。有个巴黎诗人布置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死亡通知书”。死亡是人生的极限，是无底的深渊，是短暂者返身打量一切生存的最佳的炽热地带。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西哲云：“不知死焉知生？”

两个追问，在鲁迅身上合而为一。

而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圣人将死亡与知性相连，表明思之力已抵达“坟”前。可惜圣人止步了。

可惜鲁迅在坟前留影，并给一本杂文定名为，学者们似乎鲜有思考。

鲁迅太熟悉寂静、孤独、死亡与黑暗了。思想的原发地带，此四者为常态。

现实的层面，则是无声中听有声，听惊雷；黑暗中寻光明。

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

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

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

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

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

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上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

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

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

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

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

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

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题辞：“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

十月，启程去了上海。

上海十年。

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

《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翟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

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

鲁迅专心着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着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

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

1931年的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

他工作，工作，工作……

通宵达旦是寻常。肖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

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

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咬嗽着。

翟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

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设计书籍的封面。

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

，厚厚的，厚重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

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其他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六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

大雨滂沱送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

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

杂文一本接一本。、、……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

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

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

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的旧体诗，现代罕有企及。

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盛唐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

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

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决不相信女人祸国的。

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

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任何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涵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

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

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

肖红这样写：

“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

鲁迅九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的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

拿什么做比方呢？普鲁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

鲁迅翁的一生，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单是给青年写回信就有三千五百多封，毛笔字一丝不苟。他累啊。

伟人的犟脾气，真叫热爱着他的人毫无办法。多少人劝他。病中的宋庆龄给他写信，称他“周同志”，恳请他出国就医，他不听。

甚至不听医生的再三叮嘱，不喝牛奶。许广平对肖红说：“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鲁迅先生硬到骨髓里去了。

肖红这样写：

“楼下又来了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就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

肖红的这篇《回忆鲁迅先生》写于1939年的10月，鲁迅逝世三周年。三万字一气呵成，写日常的鲁迅，工作的鲁迅，病着的鲁迅。深情，节制；委婉，奔放。她是一口气叫了一百多次鲁迅先生，并无一丝一毫的重复感。她用汉语艺术向我们标示：什么叫情力。

这是怀念文字的巅峰之作。

肖红死于抗战期间，孤苦零丁死在香港，年仅三十一岁。临死前她声声说：“不甘，不甘……”后来戴望舒写《肖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亦被誉为现代怀念诗中之绝唱。

能怀念别人的人，亦能受到别人的怀念。

人，是能够怀念的。这是文明的结晶。

也是任何时代的道德底线……

1939年的肖红不忍心写鲁迅先生的死，她这样写：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鲁迅先生治丧委会成员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毛泽东。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家喻户晓：“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在一段文字当中用了七个“最…”来形容和赞美鲁迅精神。

追悼鲁迅的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先生的的遗体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这是民众献上的。

请看巴金先生的《一点不忘却的记忆》：

“朋友，你要我告诉你一些关于那个老人的最后的事…我从来没有这样被地感动过。灵堂中静静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一排地到这里来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礼。我站在旁边，我的眼睛把这一切全都看了进去。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啜泣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眼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的眼睛是不会被欺骗的。我看见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我看见了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我也看见了绿衣的邮差，黄衣的童子军，还有小商人，小店员以及国籍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种各类的人。…这一切的人都是被这一颗心从远近的地方引到这里来的…”

巴金先生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的当月。

据我所知，现在的很多人读此文都是泪流满面。

灵堂中，葬礼上，有个身材高大的东北汉子“像一头雄狮似的冲来冲去”，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在许多人心中激荡了几十年，他的名字叫肖军。

二十世纪的中国，鲁迅的葬礼是最隆重、也最感人的葬礼之一。使人想到法国的雨果、萨特的葬礼。法国人对雨果的崇敬，远远超过那位“只不过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的拿破仑（罗素语）”。

鲁迅先生活在今天。他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不管他是学人文的还是学理工的。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符号。他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导师。无论是走向他的人，还是背离他的人，甚至诋毁他的人，“解构”他的人，都在他的光照之下。

萨特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鲁迅，至少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良心。

我记得几年前德里达去世，法国总统希拉克盛赞德里达“不断地质疑人类文明的进程”。

西方国家有质疑文明进程的传统。

而鲁迅，质疑着中国的几千年文明。没人像他这么解剖国民性。

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决定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

鲁迅式的质疑是开放式的，他欢迎一切对他本人的有价值的质疑。他肯定不是完人。思想本身就具有冒险的性质，思想之路乃是幽暗的林中路。惟知这种冒险性、这种幽暗难辨之路的能思者，才懂得精神完人是一句不得要领的空话。

个体之为个体，能思是第一要素。

运思有两个运动方向，一是追求真理，二是看破谎言，看到形形色色的遮蔽。

在文学艺术的层面，思想具有“上手性”，拒绝“现成在手之物”。思想保持着它的原发地带，因之保持着它的尊严。

以笔者粗浅的理解：艺术思想乃是生发着思想的一种能力，一种能涵盖并切入所有生活场景、生活之急流的能力。

作家艺术家们，如果把艺术思想理解为某种思想，那就错得太远了。模式化的东西的层出不穷乃是势所必然。

从严复译《天演论》到现在，汉译西方学术名着已有数千种，几代学人殚精竭虑做着奠基性的工作，哲学，现象学存在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权力学，解释学，心理学，诗学，神学，法学，精神分析学……几乎包罗万象。以鲁迅卓然特立的生存姿态，如果他的生命延续到当代，他的思想进程不可能中断。

鲁迅有“双重落差”：个人生活的落差，民族命运的落差。而一旦瞄准了落差就会导至无穷思索。鲁迅几十年为此忧心忡忡，苦行僧似地工作着，勇士般的战斗着，智者式的孤独着痛苦着。当时的学者文人能理解他的人实在有限。纠缠他的人倒是一拨又一拨。纠缠者多妥协之辈中庸之徒，哪能理解鲁迅式的毫不妥协？

鲁迅要生气的，正好给纠缠者以可乘之机。懂得鲁迅的林语堂感慨说：鲁迅先生伤心伤肝伤脾……

一再的短兵相接，几同肉搏战。

尽管是这样，鲁迅还是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全集二十卷，译着与全集相等，二者相加近八百万字。

以质量来衡量他的生命长度，堪比一千年。

鲁迅的反传统具有针对性。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惯性，其流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不易觉察的毒素，须睁大眼睛，须以身试毒，须以毒攻毒。他批判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于批判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全以以赴使固化的文明疏松，打破旧秩序，“解构”四千年历史。这是什么样的伟业！

他必须强悍，以极端反制极端。

其实，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文化记忆。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透视能力明显高人一筹，比如他描绘或议论女娲、老庄、屈原、司马迁、嵇康、阮藉、陶渊明、曹雪芹吴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巨着……虽寥寥数语而入木三分，后人写专着也难以企及。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刻画人物，描摹各式情态，三言两语而神情毕现，显示了汉语的高度凝练，无穷张力，足以雄视欧美作家之长篇大着。

鲁迅反传统又归属于传统。笔者揣测：这可能类似针对一种事物运动的反运动，运动与反运动共属一体。这种辩证思维西方常见。

眼下不少学者谈论“五四”运动的偏颇：打倒孔家店打过头了。我倒是觉得，与封建权力运行结合得如此之紧的孔孟之道，打破也必要，不破不立。

当时的中国太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挤压与掠夺来自四面八方、内部与外部。人像沙粒，人群像散沙。鲁迅首先将自己锤炼成坚实而敏感的个体，然后去面对麻木而松散的群体。

个性，个体，乃是处于礼教惯性环境中的鲁迅的伟大发现。

此前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没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深刻而全面的反思。鲁迅之为鲁迅，乃是权力之异数。他向真理致敬，前提是他认同了这种真理。他为民族奋斗，因其卓越而受到民族的永久礼赞。

法国人福柯反抗权力，洞察着权力运行的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形态。福柯在反抗权力的同时认同着正当的权力。反抗与认同，共属一体，目的只有的一个：剔除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有毒物质。

近现代的欧洲，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反思再反思，启蒙再启蒙，接力营造强有力的公共空间……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小说之父。题材的拓宽，白话的运用，现代意识的注入，以及相应的形式感、修辞手法，鲁迅的贡献无人能及。他带动当时，影响后世，却仅凭两三本薄薄的小说集。多少作家明里暗里追随他。他的风格又多变，使追随的人望洋兴叹。比如他的文字，凡读过的人都喜欢，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欲加仿效时，又苦于学不像。方块字就摆在哪儿，人人可以组合，为何学不像呢？这和唐人学李杜、宋人学苏辛学不像是一个道理。文字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是生命受力的结晶之物。文字的组合就是命运的组合，命运咋学呢？

鲁迅恐怕也是现代汉语之父。《辞海.语词分册》，凡涉及语词的现代用法，所举范例皆为鲁迅。

鲁迅提倡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却为古老的汉语艺术赢得了她的现代尊严。

鲁迅罕有身份意识、社会地位的意识，这使他能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不断地突破自己。名气再大，地位再高，却不能让他端架子、固步自封。这里边饶有深意。这也叫“君子不器”。生活中固步自封很常见的，这种“人生情态”，有其广泛的“生存论”基础：人是稍不留神就要固步自封的。而居于艺术高端的人突破自己更艰难。鲁迅是个例外。成形的风格不足以霸占他，他很能变，而且变得漂亮，叫人叹服。他精读并翻译了那么多外国小说，写下的全是中国情境，汉语言的运用韵味儿十足。只一篇有点西洋的味道，句子稍显欧化。

鲁迅迅十

鲁迅的思想是紧凑的，表达思想的文字却是松散的、随意的。他从不搞甲乙丙丁式的归纳梳理，更不建构理论体系。思想有它严格的随意性、模糊性。蒙田、尼采、维特根斯坦常以断想的方式道出真知灼见。孔子也如此。语丝与洞见、断想与真知灼见有着对应关系，像一对上帝首肯的情侣。文化表述的条理化，清晰化，是人文领域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及表达方式俯首称臣的一种结果。西哲早已证明：条理化并不启人思。而汉语更具有特殊性，多歧义，讲韵味儿。意韵这东西是超乎逻辑的。古典文论重点评，鲁迅论创作也常常只言片语，像是随口说出，却被人们无数次地引用。比如他谈写作：无非是多看多写，别无捷径。他是不相信“文章作法”的。文字艺术无师承，李白的儿子不写诗。鲁迅的“白描”功夫十分了得，备受推崇，换了别人可能会总结出几大篇，可是他只有短短的一句：少做作，去粉饰，存真意，勿卖弄。

话虽简单，做到却很难。

鲁迅有性苦闷，这不用回避。四十几岁还单着。他对弗洛伊德的反应的激烈程度，也许倒指向了他的性苦闷。精神界之战士对传播迅速的“精神分析学”有抵触情绪。这也不奇怪。德里达曾被记者问及如果让他去追问他的老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最想问的是什么？德里达回答：他最想问的，是两位顶级哲学大师的性生活。

西哲们对身体、对身体所衍生的意志-心理层面的东西的追问由来已久。

笔者能力有限，只能提一些问题，谈一点直觉。学鲁迅，就是要把想到的问题和盘托出。“问题”形成的过程中会显现某些原初的东西，不能等到问题的圆满解答。梳理问题的过程，也是剔除原初之物的过程。对此深有体会的伯兰特.罗素说：一流的、具有原创性的文章常显生涩，犹疑，模糊，而流畅圆熟的文章都不是一流文章。

事实上，圆满解答、清晰梳理也可疑。

值得警惕的是：把鲁迅先生的私生活弄成低级趣味，拿去卖钱。

眼下，人的单向度趋势问题很严重。人对金钱过度敏感，必定导至对生活中大量有价值的美好事物的麻木、陌生，以至于反感抵制。现实感相对于唱高调，原本是好事，但一味的现实、实惠、实用，使曾经有过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局面趋于逼仄，逼仄成定势，人就难辨人为何物了。换言之，那些最讲现实的人往往最不“现实”。对他们来说，现实已经是：收缩与遮蔽的同义语。不学习，不长进，不思索，不关怀，人是看不见生活的。生活有它不停地移动着的地平线，要么延展，要么收缩。是生活的广阔的参照物才使生活成为生活，是生活的完整性、生活之意蕴层才使生活成为生活。没人可以宣称例外。

全面发展的“那个人”，我们似乎很少见了。也许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渡期。着眼于未来吧。

上海陈嘉映教授为《希腊精神》一书作序说：“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常常只是有点怪异而已。对希腊人来说，仅仅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

陈嘉映教授是说：有点怪异的个性根本就不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个性。众所周知，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并且在许多核心层面远胜于现当代的西方社会。

更高的生存，却必须从眼前做起。比如正视和直面：公正问题，环境问题，道德问题，诚信问题，技术主义及消费主义问题。网上有个寓言式的悲凉笑话，说是信任危机已经严重到一个人的两只手互不信任。陕西电视台“西凤开坛”栏目，最近专题讨论，涉及信仰、信念、信任三个危机，直指金钱对社会的腐蚀。而我生活的周边，一些地方的很多人，包括孩子，生活中单剩网瘾与牌瘾；甚至三岁小孩儿也有玩牌高手。人与人相遇，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刺激”状态，否则他就百无聊赖，就无聊给你瞧瞧。真该有几位人类学家来做做“田野调查”，看看那大街小巷无数的牌庄茶楼，那烟雾，那争吵，那算计，那无名的恼怒，那死打烂缠，那脱口而出的污言秽语，那消除了无聊之后的更深的无聊……赌桌上网瘾中滋生些什么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亲朋几年不见面，见面就奔牌桌，不是你掏我的钱就是我掏你的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促进，早已无从谈起。

年纪轻轻的坐下去，白发苍苍的站起来……而据我所知，不少有过这样或那样追求的人是很不情愿整日坐到牌桌上去的。他们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地摸牌算牌出牌，内心焦虑着茫然着绝望着。

而欲望的恶性循环导至的坑蒙拐骗花招百端，本文只能一笔带过……该打住了，该收场了。

失去长远关怀的人是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并且，日趋活在眼皮子底下，“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物化量化群体化，这化那化冥顽不化。头顶的天空脚下的大地，气候的变暖，人情的变冷，良知的缺席，诚信的退场，总有一些人年复一年麻木不仁，自欺欺人，油滑聪明鬼头鬼脑没个完。他们很忙呢，忙着去自私自利，去醉生梦死，去无聊，去煽动，去制造着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生存之逼仄”、“生命的阴暗麋集”。

好在，我们已经听到了“软实力”这样的洪钟大吕般的声音。

九泉下的鲁迅翁，您听到这声音了么？

2008年2月12日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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