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围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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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卫平·围棋人生》

代前言卫平和我

在中国的围棋发展史上，聂卫平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围棋是世界上现存斗智竞技中历史最悠久的，源起于我国，隋唐之际传入日韩，在相当于明朝中叶的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的围棋开始制度化，产生了四大家，互相竞争。明治维新，棋亦随之进入现代化，成立棋院，推动新闻棋赛，成为一职业性的竞技。反观我国，从清末至民国，围棋一直是依附于商贾之间的消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无力及此，中日双方的棋力，乃渐拉远。在这一期间，吴清源和林海峰等华裔棋士相继扬威东瀛，他们的成就，是华人的骄傲，在艺术境界上也为围棋放一异彩，但毕竟是从日本的围棋制度和在日本的环境中孕育而成。聂卫平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育出来的，并在较长时期的比赛中连续地击败了日本最强棋士的第一人。围棋是两个棋士个人间的斗智，但作为职业性的竞技，却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一般说来，西方文化较以个人为本位，而东方文化则较以群体为本位。从明治维新福田谕吉提倡“脱亚入欧”起，日本就在各方面西化，战后更是完全接受以个人竞争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职业棋士比赛的胜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而且在九十年代以前，日本所有的大比赛都是国内比赛，所以棋士参与比赛，都是从个人利益的立场出发。中日围棋交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双方棋力有一段距离，日本是以“指导”的心理来对待中国的。中国方面的心情不同，那时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对外开放才将开始，国际的比赛，例如乒乓球、排球等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色彩，每次获胜都有着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的象征。

这个时候，中日围棋擂台赛应运而生。在自传里，聂君自认他的棋力在七十年代末已达到巅峰，但真正更上一个台阶，还是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擂台赛。可以说擂台赛造就了英雄式的聂卫平，聂卫平也造就了英雄式的擂台赛。严格地说，擂台赛不能算是真正两军对决的比赛。因为譬如十人比赛，一队九人皆弱，一人特强，这特强的一人就可把比赛赢下来，但并不代表输的一队就实力差。然就刺激性、紧张性而言，擂台赛远胜其他方式的比赛，尤其当时的中日对抗，以平均实力而言，日本毫无疑问尚胜一筹，聂卫平把守最后一关，有如在悬崖上持剑对决，虽然只是一个人，背后却担负了十亿中国人民加三千万海外华裔的期望，凭其韧性、气势，连胜三届十一场，海内外华人，无论知不知棋都为每一场的胜负悬起了心，使得围棋这项原属个人游戏的竞技，一下成为家喻户晓的比赛。再加上聂君学棋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与日本棋士正成对比：日本的职业棋士都是从小进入棋院，稳定成长，是制式化的“产品”；聂卫平却是在极端混乱的“文革”期间，左冲右突地冒出来的。用武侠小说做比，小林、武宫等日本一流棋士，就像少林寺的和尚，一个个从小出家，吃素练武，最后通过了十八罗汉铜人阵的考验，才算学成出师；聂卫平则是一位野武士，在荒山大泽中自行磨炼而出。当聂卫平在擂台赛上与这些棋艺属于“名门正宗”

的顶尖高手对决，并把他们一个个扫下悬崖，其悬疑性、戏剧性，即使小说里想象出来的最精彩情节，亦不能过之。

当时在海外，对于聂君学棋的经过有各种传说，其中之一是当聂君下放到北大荒的山河农场时，因为没人下棋，就自己跟自己下，左脑择黑，右脑择白，左右互搏。后来与日本高手对抗，若一对一，只想自己该怎么下，原无必胜之道，但他既养成了左右互搏的本领，一路想下去，就成了两个聂卫平互相商量着来下，正像金庸笔下的周伯通，那对手就吃不消了。这个故事虽是传说，也有几分真实性，因为照这本自传看来，他在山河农场要走几百里才能和高手下一盘棋，晚上看着屋顶自己想棋，肯定是必有的事。专业棋士落子，为了考虑周详，常常有意想不到秘方，像已去世的日本前辈棋士木谷实，当年号称“鬼童”，与吴清源先生齐名。但他下棋极慢极慢，有时候很明显的一手棋，也要想上两个小时，因此当时每盘棋十几个小时的时限，他总不够用，不到中盘，就读秒了（所谓读秒，就是每步棋必须在一分钟内落子）。吴清源先生问他为何如此，木谷告诉吴先生，他想棋和别人不同，先从最不可能的一手想起，这一手不行了，再想其次不可能的一手，如此过滤到最后，自然产生最好的一手。这种过滤式的想法固然不会有漏着，但有个前提，必须精力和时间都无限才行。所以木谷每盘棋都要读秒，读秒了，只有凭直觉落子，这套过滤式的想法，当然不能用了，但正因为每盘棋都要临此苦境，经验多了，木谷下读秒棋的本领，也是天下无双。1962年我从美国回台湾，经过东京，因为木谷先生的女儿礼子访问美国时，曾和她下棋并招待，木谷先生特地请我到着名的木谷道场，去吃日式烤牛肉，我曾以此故事相询，木谷先生听说这是吴先生讲的（后来吴先生还写入他的书里），哈哈大笑，用日本话说了一大串，据翻译说，是讲他早年与吴先生研究新布局的事，似乎也没有否认。当年木谷道场一大群小孩，拥来拥去，吃烤牛肉时，就在门口探头探脑，被木谷夫人喝叱赶走。吃完牛肉，照例以棋招待，就叫了一位六七岁的小孩来和我下棋。木谷给他介绍，说我是美国“本因坊”。当时没有电视更谈不上网络，“美国”

一词在小孩心目中，可能是一个遥远而伟大的象征，他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两下，鞠了一个大躬，就在下首坐了下来，木谷先生要我让小孩三子，当时的我，让一般所谓神童小孩三四子也是平常的事，不过翻译先生在后面叫我小心，这位小孩刚刚从韩国来，授五子赢了坂田荣男，似乎也赢了林海峰，这令我顿生警惕。这盘棋一上来，因为妖刀定式的鬼手，小孩不察，死了一大块。他的人缘似乎不太好，围在后面看的比他大几岁的一群少年，幸灾乐祸地有的做鬼脸，有的还叽叽喳喳，被木谷先生瞪了一眼，才没有了声音。这小孩虽死了一块棋，却一点也不放弃，还是撑着走，慢慢地有些挽回，但不小心，后来又死了一块，木谷先生叱责着要他投子认输，但小孩含着泪，咬紧牙，硬是不肯，还是要下，这在日本传统规矩里，可能是对上手的不敬。木谷生了气，大喝一声，小孩扁着嘴还是硬下了一子，然后哇地大哭起来，后来是木谷夫人进来，把他带走，那一伙少年狐假虎威指指点点地骂着这小孩，一窝蜂地走了。

这个下棋的小孩，就是后来直到今天也还在称霸日本棋坛的赵治勋。

大竹、加藤、武宫、小林等在本书中和聂卫平作殊死战，先后曾在棋坛各领一段风骚的棋士，一定也夹杂在这群叽叽喳喳的少年和小孩中吧。

三十七年过去，斯情斯景犹如目前。当然业余棋士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赢的棋记得特别清楚，输的棋很快就忘记了，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段经历，在日本杂志上也曾有报道，授三子能把赵治勋杀得哭，恐怕也是一份机缘吧！

言归正传，聂卫平在第一、二届擂台赛中的表现，如有神助，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但也是历史性的机缘。日本的棋士以围棋为国粹，棋力高他国一筹<u>.9９ｌｉｂ?</u>，先骄后馁；而中国方面，经过传媒宣传，可以说集举国之期望，看棋士们备战的过程就知道，不只是聂卫平、马晓春等个人的事，还存在着中华民族对抗大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群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个体性等等各式各样棋盘外的象征，上纲上线，都投射在既单纯又神秘却确确实实是黑白分明的棋盘上。而最后是中国人赢了。

这样，聂卫平成了英雄，他豪迈爽朗的个性，也正适于扮演英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英雄是不好做的。有一段时间，哪儿都找他去，领导找他，群众也找他，聚会的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围着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说他和熊猫一样是国宝，也真像。

那个时候，我和聂君已经是很知音的桥牌伙伴，有一次我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我没办法呀！”

这话从自信极强的聂卫平口中说出来，就表示单从精力一点来说，棋的整体力量已经在走下坡了。记得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曾写了封信给主办擂台赛的郝克强先生，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就像大漠英雄，他对外比赛能不断创造奇迹，主要也是靠他那股大漠英雄的气概，但现在在京城的浮华世界被灯红酒绿的捧，棋力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你们要注意保护他哦”。后来在“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言不幸而言中。

我和聂卫平相识于棋而结缘于桥牌，桥牌是聂卫平的业余嗜好，而且不只是一般的嗜好。我还没有见过一位业余桥牌手，像他这样的喜好和投入。关于这点，略识聂君的人，大概都同意，对此有意见的，也颇有其人。

我的看法，像聂卫平这样一位喜欢竞争而且胜负心特强的人，桥牌——这于他是“胜固可吹，败亦可诿”的业余嗜好，对调剂身心是有正面作用的，只不过他的个性，豪迈胜于谨细，有时候对自己也放纵些，别人怎么说也不大在乎，当然闲话就特别多了。

卫平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香港金庸先生的宴席上。金庸、卫平和我都是因棋结交，金庸有一段时期极迷围棋，他有特殊的癖好，就是拜高手为师。历史上徒弟段数最多的，大家公认是木谷实，总共超过二百段。和木谷实相比，世界上师父段数最多的，现在肯定是金庸。我帮他算算有一百段以上！金庸之有此成就，是因为他完全不守武林中入门以后从一而终的行规。不分门派不分辈分，只要艺高，他就要拜为师父，而且学不学得到本领不论，拜师的仪式却一点不肯马虎，往往坚持要行跪叩的大礼。

有一次，他要拜王立诚为师，林海峰和我都被请去做观礼的嘉宾，那时他已拜了吴清源、林海峰为师。王是林的弟子，林又是吴的弟子，论年纪王也不到金庸的一半。金十分诚意地要拜，王却怎样也不敢受，僵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搬了一张太师椅来，立诚端坐其上，金庸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大躬。海峰虽已是师父，但此时升格为师祖，又受了三鞠躬；立诚出国赴日学艺是经过我的手试，所以我亦沾光地受了金庸斜斜一拜。卫平的自传中，说金庸坚持对他要行跪叩拜师之礼，经过想亦如此。

卫平与我和金庸虽是因棋结交，当然我们更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忠诚读者。自传里聂卫平讲起他和我交往引用的典故，亦出自金庸的。

这要从1986年香港一个叫“地中海杯”的国际桥牌赛说起，这是我和卫平第一次正式搭档参加桥牌赛。那时聂卫平在香港已经是名人，我在台湾也有各方面的关系，而当时两岸之间尚未开放。单纯的桥牌赛，招来好些记者，他们问的问题，当然离不了两岸与政治。一位记者有点挑衅地问：“台湾不是把共产党叫‘共匪’吗？你怎么和聂卫平下棋打牌？”我回答：“政治是暂时的，民族、文化是久远的，我和聂先生都是中国人，围棋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聂君在自传中认为这回答很政治，但这是内心诚实的话。假若那时我在政府中任职，也许不会说得那么白，但当时我并没有担任公职。后来这些话在台湾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也有些传言（并不完全真实），聂君有些担心，曾问我和他做朋友有没有不便，我解释了一下我在台湾的情形，说这样的活动对个人的安全自由不会有什么不便，当然对任公职可能有一些影响，不过时代在变，所谓“不便”也在变。人在世间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地位，也有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是暂时的，随位置而变，得位时高，失位时就消失了；社会地位是长期的，建立起来后，只要束身自爱做你自己，总在那儿，别人奈何不了你；历史地位则是永远的，但不是只靠努力可得，更不是人人可得，要靠机缘，就看怎样把握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而你正在创造历史地位的边缘。”我对卫平说。对我们相交，则引用了一个中的故事。讲两个江湖人分属敌对两派，但均妙于音律，因乐结谊，琴箫合奏，共创了笑傲江湖之曲。这个故事后来以悲剧结局，但此两人的友情，令人心向往之。我心目中，与卫平友谊的关系，与之颇为近似（当然悲剧结局除外）。

我们之间背景、专业都不一样，甚至个性和对一些事的价值判断都不尽同，但在桥牌桌上，确实心灵相通。和卫平做桥伴是很愉快的，他不是专业桥手，桥牌的理论不高，但桥牌的智商很高，思路清楚，极少昏招。他与一流桥手对抗的经验不多，但从围棋征战养成的killing instinct（杀手直觉），关键时刻白刃一闪，绝不手软。最特殊的是，自信超强，每次赢了牌，看他真心高兴，自吹自擂仿佛君临天下，其愉悦的心情传染开来，令人觉得天地皆春。我们做伴打牌的机会平均一年只有一两次，两人间完全没有什么特约叫法，但在牌桌上，他想什么我大致猜得到，而他的判断，我也大致信得过，所以成绩往往出乎意料的好，这种天地皆春的感觉也就常有。最令人怀念的一次，是1988年在日本，他已连赢了三届擂台赛，那次是参加“富士通杯”，我正好去京都开会，打听到在棋赛结束后的第三天，有一场“高水准”的重要桥牌赛，在卫平赢了“富士通杯”初赛的午夜，我通过电话找到了他，临时决定取消其他约会，去参加这次桥牌赛。到了赛场，才知道这是日本为参加世界奥林匹克桥牌赛办的选拔赛，我们以客卿身份参赛，聂卫平还临时拉了武宫正树去做捧场的观众。武宫略识桥技，每打完一圈，聂卫平就给他夹吹夹评地讲一圈。那天我们打牌如有神助，最后得了冠军，把武宫佩服得不得了，让聂卫平以后一定要教他学好桥牌，聂卫平哼哼哈哈地说了几句日语，似乎是这很不容易的意思。颁奖时我们领了奖品，致谢词时还开玩笑地问：“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代表贵国去参加奥林匹克了？”把主持人问得直搔头。赛后林海峰请吃饭，聂卫平一人又吹又擂地吃了五客生鱼片，把林海峰看得一愣一愣的。回到林家，他又赶着打国际电话给《人民日报》发消息，聂卫平赢了棋是很少吹牛也从不自我宣传的，但赢了牌就不一样了。我为此欢乐气氛感染，也给台北的报纸去了电话，结果第二天两报都登了我们赢了日本奥林匹克桥牌选拔赛冠军的新闻。

像这样愉快的经验，卫平和我分享过多次，但我也曾陪他度过他围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夕。这在自传中他也提到了，就是1989年8月第一届“应氏杯”最后在新加坡的决赛。这个冠军可得到四十万美金，为历史上奖金最高的比赛，是应昌期先生为中国人，尤其是为聂卫平举办的。而聂君亦不负所期，一路过关斩将，到新加坡时，决赛的五盘三胜中他已以二比一领先对手，剩下两盘只要再赢一盘，就可以大功告成。大家都以为他冠军已经到手，不料两盘皆北。这一失败，是卫平围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应氏杯”和两岸围棋交流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影响到许多事。当时我是应昌期围棋基金会董事长，是“应氏杯”名义上的主办人，但在大陆举行的初赛和复赛，因为时任政务委员，无法参加，最后决赛在新加坡举行时，我已离开公职回到学校教书，可以自由地去了。因此我大为兴奋，还组织了一个桥牌队，包括六十年代一起驰骋世界桥坛的亚洲桥王黄光辉和戴明芳等，前往狮城，准备给卫平举办一个庆功桥牌赛。棋一输，牌虽照打，但谈不上庆功了。比赛过后，棋士桥友纷纷归去，最后一晚人都走完了，只有卫平的机票订在次日，他原预备好好地玩一下，这时只有我一人留下陪他，当天晚上我还是和他一起去吃他最喜欢的日本料理，他一口气吃了两客生鱼片，也谈了一些平常都不谈的话，但沉沉闷闷的，热带的暖风从棕榈树顶吹下来，吹得人一身疲乏，两人都早早就回去睡了。

狮城失利，卫平说走错机场，得了感冒。这次他来狮城，赛前就恍恍惚惚的，说是冤枉跑了趟曼谷，在香港牌也没打好。这使我想起1981年和陈祖德先生的谈话。那一年陈君在香港金庸家养病，金庸趁机邀我也去小住几日。每天清晨和傍晚，陈君和我从太平山山巅的金宅出来，沿着山顶小径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陈君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专业棋士，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没有“文革”，陈君将是中国第一个打倒日本的棋士，但他最美好的弈棋时光，都在“文革”的折磨中消逝了。尽管如此，陈君依旧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我们谈到社会主义体制，尤其结合中国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围棋的发展。这种结合，有许多优点，包括对棋艺棋士本质性的尊敬，棋士个人的生活安定，不依赖棋的输赢等等。但是，一旦开放，接触到一切以金钱衡量的国际竞争社会，这种结合的价值基础，势必受到冲击，其体制运作也势必要调整，否则难以持久维持平衡。这次“应氏杯”决赛，多少感觉到这平衡的动摇。

在自传里，卫平对他的婚姻和感情生活，有很坦白的叙述。这是另一个我和卫平相交不触及的领域。但是对孔祥明女士，我有另一番独立的尊敬。她是第一个中国围棋的世界冠军——女子冠军。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孔祥明在女子围棋界是无敌的。和卫平结婚后，她放弃了事业相夫教子。做天才的太太是不容易的，卫平是天才，而且是不会照顾自己又相当任性的天才。孔女士相夫，最重要的是在棋艺上激励督促丈夫，卫平在擂台赛的杰出成绩，孔祥明是很重要的因素，这在自传里，卫平也承认。

大家都知道，孔祥明对桥牌十分反感，我相信她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如此。

我和卫平做桥伴七八年，卫平的朋友和中国棋院的棋士，大半都认识而且熟识，但卫平从未给我介绍，而我也从未见过他这位应算是围棋同好的妻子。“应氏杯”决赛最后一局失利之后，我在旅馆房间里忽然接到卫平的电话，声音低沉，要我到他房间里一下，我去了，气氛实在不好。这盘棋对他们太重要了，我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第一次和孔女士见面，他们也许要我缓和一下气氛，但安慰的话似乎也多余了。

1992年冬我到北京，离京前夕的晚宴上，棋院的朋友告诉我聂卫平和孔祥明分手了，刚刚办完手续。我忽然兴起非得去看孔祥明一下的念头。

时间已经很晚，孔的住处离宴会场合又很远，难得王汝南和罗建文两位棋友帮忙张罗到一部大概是吉普，也可能是货车的高高的车子，他们两位陪着我，一路颠着，走了四五十分钟，好像还走错了路，最后到一座体育馆外面，孔女士已经闻讯在等着。北京的冬夜本来就冷，那天又是特别冷，我们就在体育馆屋檐下，在刺骨的北风里谈了十几分钟话。我大致是说，我是以一个台湾棋友，而不只是卫平的朋友，向她致尊敬之意。因为她替中国人争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也因为她帮助造就了另一个伟大的棋士。这些成就是她自己的，而这份尊敬也是对她个人的，不因其他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她当然是谦虚了一番。我因为第二天就走，带来的礼品已经送完，便临时凑合着送了她一瓶“金门高粱”和一本蒋梦麟的《西潮》。“高粱”原来已经送给王汝南，再要回来；《西潮》则是带在旅途上解闷的，已经有些磨损。后来，每年孔女士和我在圣诞节都通讯问候。两年前，她首次访台，我们又第三次见面。她告诉我还保留着那本《西潮》，烦闷时翻阅，书里的内容每次都给她一份激励。

卫平的自传里，读者最感兴趣的恐怕是他的师友部分。卫平和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很多都有因棋桥结缘的友谊，在自传里，交往琐事娓娓道来，平凡中有亲切的人情味。金庸小说里有一个令狐冲，一个郭襄，是代表率性自由最最可爱的两位男女。（1998年）金庸访台，在电视上偶然说起他小说中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最想娶做太太的女主角是郭襄。一时政坛逐权之士，纷纷自喻令狐冲，而又纷纷也想把太太或女儿塑造成郭襄的形象。殊不知只是在小说中，令狐冲才会逢凶化吉，权力才会自动地落到他头上，而他最后还是选择放弃权力，才得还我自由。郭襄诚然可爱，但试想三更半夜，邀集了杀犬屠猪之辈，到家里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官先生如何自处？而官太太又如何做得下去？现实世界的生活，毕竟与理想不同，读卫平的自传，观其生活起落，不禁有深深的感触。

写自传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坦白与保留间拿捏好分寸。历史上写自传的，大都以保留居多。我的同乡、汉朝的大思想家王充算是一个例外。在《自纪篇》里，他叙述家世迁居浙江上虞的由来：“祖父泛，以贾贩为业，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未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徒处上虞。”这些在今天看来相当平实的话，害得王充挨了近两千年的骂，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责备他“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但事实上，只有说实在话，才会赋予传记生命，才会让传记活起来。卫平生性爽朗，在自传里，无论对人对己，对事对情，或追述或回忆，把当时的经历用自己的感觉坦坦白白、行云流水地说出来，生动可读，绝对是活的传记。但必然也会引来争议。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卫平从他的眼睛、他的角度所看到的世界吧！

卫平的自传，写到九十年代中叶为止，至此，他作为英雄选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生的舞台原是在旋转的，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不可能老扮演同样的主角。最主要的是在舞台旋转时，寻到此时此刻此场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快乐地扮演好这个角色。聂君正值壮年，他的大局观、大赛实战需要的心理建设等，中国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而这正是年轻棋士最需学习的。近年来，他担任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正是最能发挥他的所长。在中国围棋步上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卫平已建立了历史性的地位，但今天他仍来日方长，这令人想起木谷实，年轻时木谷在棋盘上建立了杰出的声誉，中年以后，更培养出木谷一门二百余段，称霸棋坛三十年。也许我们也可以以此期望聂君吧！

告广和险我遇次气四出民为行湾往台交际球国足和我方朴邓德祖山陈源君清沈吴和庸叔金叔邦子耀爷老邓情与亲静王明祥场兵孔农卫河红山恋过初当也芒我锋们露师初恩总的老我陈和年我童的我1988年3月，中国围棋协会授予聂卫平“棋圣”称号。

生活篇我的童年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地争强好胜。

我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的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免修体育课。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经常向班上的“大王”进贡点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欺负过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还是得乖乖地给他们送去，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总之，这些事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并对所有能比出输赢的游戏都产生了兴趣，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地争强好胜。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做一种游戏，这使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往往轻而易举地解出不少难题，引来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一百分，而班上那些欺负我的人恰恰是数学成绩最差。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暗暗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使我感到自己的优势。

在少年时代，我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然，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后悔，相反，当初对数学的爱好，对我以后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学围棋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像现在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刻意去学。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摆开棋盘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

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仍不肯离去。

那时我特别盼望过夏天，因为吃过晚饭后，全家人照例都要到院子里乘凉，这时一张棋桌是绝不可少的。当大人在棋盘上杀得难解难分时，在一旁观战的孩子们就会分成两派，通常是姐姐们为妈妈助威，而我们男孩则为爸爸或是外公加油，有时还走上一两步让大人哭笑不得的“高招”，那热闹情景真使我感到其乐无穷。

严格地讲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九岁时，我和弟弟继波便常常乘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游戏全都索然无味了。

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下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之下，无形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

刚开始时，我们旗鼓相当，拼杀得十分激烈，输赢也基本上差不多。

逐渐地情况就有些不对头了，再和弟弟下，不但很难吃到他的棋，而且自己的棋却屡遭“毒手”。到后来，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无法取胜。一向以智商高而自负的我，对于惨败在弟弟手下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打败继波”成了我十岁时的唯一奋斗目标。

在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哥哥的杀个落花流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了。我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热衷此道，知道围棋是一项陶冶性情、有益思维的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专门从事它，简直想都不曾想过。

大概是1965年，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断然拒绝。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当初对我和弟弟无师自通学会下围棋，父母感到即惊讶又有趣，偶尔还屈尊和我们杀上一盘。后来发现我们总下个没完，连觉都不想睡，饭也不好好吃，便开始加以约束。不过由于我们在学习上还算争气，这种约束还只是象征性的，等到我因下棋而昏倒，情况就不同了。妈妈立即给我们定下许多规矩，其中“不许天天下棋，晚上九点必须关灯”两条着实把我憋得够呛。有时心痒难熬便关了灯假装睡觉，等妈妈一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就悄悄起来，打开台灯杀上几盘过过瘾。当然，如果被妈妈发觉，一顿训斥总是免不了的。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便带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由张福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说明来意，希望找两位少年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也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那时除了爸爸、妈妈和外公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还从来没有和外人下过棋。而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和我们不一样，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所谓的“科班出身”。

张先生欣然同意，随便点了两名少年棋手和我们下起来。我和继波虽说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阵，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开始他们对我们这种“野路子”很看不起，走上几招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大概他们受的都是循规蹈矩的正规训练，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这样不守“规矩”的下法，结果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番上阵，我们也杀得兴起，经过一场场混战之后，“正规军”居然被我们这只“游击队”杀得全军覆没。

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当即表示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张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参加过比赛。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其实我当时的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我十七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像故意气我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唯独和我下了不少局。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曾向人谈起过我的一件事，在自由活动时，训练班的孩子们全都跑到外面去玩，只有我喜欢留在训练室里摆棋。一次张先生突然发现我偷偷打开了他的提包，不由得吃了一惊，结果我只是拿出一本棋书，全神贯注地看起来，过后又悄悄放了回去。这件事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后来见我经常如此，不禁大为赞赏。他认为一个十岁的孩子便知用功，不肯贪玩，将来必定能成材，所以对我格外垂青。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

可以说，张福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我对他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也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了我会下棋。不过他很怪，他自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汝棼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不知为什么那天他不是很高兴，有点怨言，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抄家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我在后面再谈。

为了下棋，我真是没少让父母操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比赛，刘仁伯伯送给我一张请柬，可一看日期我就傻了眼，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我犹豫不定。观看日本棋手的比赛对我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上学了，然后偷偷直奔赛场民族文化宫。

逃学，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可为了看围棋，我还是犯了“天条”。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复盘，仍然没有被发现，第三天我又抱着侥幸心理去第二盘比赛。谁知道老师见我连着三天没来上课，就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正巧我妈妈接的电话，这一下露了馅。我妈妈立刻就想到那张请柬，二话没说就追到民族文化宫。

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尾原和陈祖德的那盘棋，罗建文过来告诉我，“你妈来了。”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不妙了，因为家里对我们管教很严，特别是我妈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要挨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可那个大厅里躲都没处躲，慌乱之中就躲到男厕所里。

其实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当时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妈妈找遍赛场也没找到我，于是就气冲冲地叫国家围棋队领队李正洛把我交出来。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注意，就说没有，我妈妈不信，还和人家大吵了一顿。等我妈妈走了，人家来告诉我，我这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家后就被我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逃过学。

当时父母不仅让我给老师写了检查，而且声色俱厉地宣布，以后禁止我再摸棋子。我听了之后真比打我都难受。好在这条“禁令”并没有真正执行，就像所有当父母的一样，气头上说的话过后也就忘了。

生活篇我和陈老

总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十岁那年和陈毅元帅下过一盘棋，从那以后我们竟成了棋友。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2年夏天，我和弟弟继波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大人下棋。正看得带劲儿，我姐姐突然跑来找我，让我赶紧回家。什么原因她也不说，我就挺奇怪的。

回到家就让我洗澡。那时洗澡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像所有的小孩一样，不愿意洗澡。可没办法，大人逼着洗也只能洗了。洗完澡还换了身新衣服，我就更奇怪了。这时我姐姐才告诉我陈老总要找我下棋。那时我才十岁，还搞不清楚谁是陈老总。我姐姐说陈老总就是陈毅元帅，我还天真地问怎么元帅也会下棋？在我的脑子里，元帅都是带兵打仗的。

第二天上午，我爸爸领着我和继波来到北京体育馆东楼招待所。我爸爸亲自带我们去下棋，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出门前，我爸爸一再叮嘱我们见了陈老总一定要先问陈伯伯好，要有礼貌，不许乱说乱动，不许随便吃人家的东西等等。

可一进大厅，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了，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被沙发围绕着的茶几上的棋盘和棋子，恨不得立即坐在沙发上，痛痛快快杀一盘，连向陈老总问好都忘了。直到我爸爸忍不住连声催促我时，才发觉陈老总已经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

陈老总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几岁啦，学棋时间啦，棋力如何啦等等。记得有一个问题使我很难堪，就是“你下得过弟弟吗”？虽然我确实下不过弟弟，但“下不过”这三个字就像根骨头鲠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后来还是我爸爸替我作了回答。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立三、过惕生和过旭初。李立三我原来就认识，那时他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每个周末他都派车接我和继波到他家下棋。他家养了好几条狗，我小时候还很害怕。下完棋还请我们吃饭，开开荤，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极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错的事了。

李立三给我的印象是极为豪放，他的围棋水平并不高，每次输给我后都哈哈大笑，整个客厅全是他的笑声，我觉得灯都要被震下来。李立三同陈老总关系密切，就是他跟陈老总讲，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棋下得很好。这样陈老总才知道了我，并把我接去下棋。

简单交谈过后，陈老总便邀请我们入座。大概是继波水平比我高的缘故，陈老总首先选择了他，我则和李立三对局。第一轮继波输给了陈老总，我胜了李立三，然后我们交换了个位置，我对陈老总，继波对李立三。

我从小下棋就很认真，从来不愿让人，不管是谁。对陈老总我也是毫不留情，直到杀得陈老总投子认负。这个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因为继波输给了陈老总，而我却战胜了陈老总，对我来说，这可是双重的胜利。

下完棋，陈老总留我们吃午饭，在吃饭中我可是闹了大笑话。那时我们家生活简朴，像汽水也算是高档消费品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不可能随便就喝的。吃饭时服务员给我倒上汽水，我一尝，特别好喝，几口就喝光了。我刚喝完，服务员又给我倒上，再喝光，又倒上，就这样我连喝了十几瓶，到后来居然喝“醉”了，头晕得不得了，只觉得天昏地转，吃着半截饭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发上。陈老总叫我吃担担面，我起都起不来了。后来怎么回的家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我爸爸一顿打，说我太没出息了，一点样子也没有。

没想到晚上陈老总又把我们接去，这次是在首长休息室。那天中国围棋代表团刚出国比赛回来，他正在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也在场。他们就如何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谈了很多，可惜我那时还很小，谈话的内容还听不大懂，只知道和围棋有关。

这时服务员端上西瓜，陈老总指着西瓜对我说，小聂，吃西瓜。我很想吃，可又不敢，因为出来时我受到我爸爸的严厉管教，不允许我随便吃东西。

陈老总估计我回去后挨过训，幽默地说，这个东西吃不醉哟。我看了我爸爸一眼，得到他的允许后我才吃了。以后我特别爱吃西瓜，在大的比赛中，我不吃午饭也要吃西瓜是有了名的，这不能不说同陈老总请我吃西瓜有关。

自从和陈老总认识后，只要有时间，他便把我接去杀上几盘。有一年暑假，陈老总说，你们白天好好睡一觉，晚上陪我下棋，我请你们吃夜宵。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他下棋，直到快开学时，他大请我们一次，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要“告别”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一上课，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陪他下棋了。

在陈老总面前，一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后来见他总是笑眯眯的，也没架子，就有点“放肆”起来。有一次对局，陈老总刚刚下了一步，可能发觉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去，不曾想被我一把拉住了手腕，硬是不让他悔棋。当时我气急败坏的样子逗得陈老总哈哈大笑，周围的人也都哭笑不得。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谈。

和陈老总交往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话的意思我是记得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后，陈老总曾说过，原子弹相当于围棋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这使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懂得了下围棋并不是单纯的玩，而是和民族荣誉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

经常和陈老总一起同我们下棋的还有张劲夫、金明、胡立教、孙乐宜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和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下过棋。我那时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上将、兵团司令，是陈毅元帅的手下败将。一次在政协礼堂我同时遇见他们两人，我就在心里把他们进行比较。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国民党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我看着他们两人都很和蔼，从外表上看不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国民党。我特别喜欢宋希濂还有一个原因，他总爱请我吃冰淇淋，政协礼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别好吃，吃得我对他极有好感。“文革”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老总，但我从红卫兵的小报上看到他也被批斗过。

1966年11月，以岛村俊宏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到全国的几个大城市进行巡回比赛，可那时全国都乱了，他们只能留在北京。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当然不能错过，也跑到比赛场地——北京饭店。没想到那天陈老总出来接见日本代表团，而且是穿着他那身元帅服。我过去虽然经常见到陈老总，但还从来没有见他穿过元帅服，当时觉得他威风极了。

陈老总说了很多，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说他早就该来了，因为人家在批斗他，所以拖到今天。可我觉得他特别精神，根本没有挨过斗的样子。开始我还躲着他，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马上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介绍给日本人。

当时随日本代表团来的还有《朝日新闻》的记者，《朝日新闻》对“文革”的报道相当厉害。陈老总指着我对他们讲，外国人都说红卫兵是“洪水猛兽”，他就是红卫兵，你们看他是“洪水猛兽”吗？他不也是很文明地下围棋的吗？那天我还正巧戴着红卫兵袖章，平时我是很少戴的，特别是那时我已经成了“狗崽子”，说来真是“鬼使神差”！陈老总那时正在逆境之中，可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尽量为国家挽回一些影响。

陈老总一定要我和《朝日新闻》的记者田村龙骑兵下上一盘。第一盘由于过度紧张我输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人下棋，尽管他只是个业余五段。可以后的五盘我全赢了。当时武宫正树、加藤正夫、石田芳夫都在团里。我还和武宫正树下了盘让先棋，没下完，打挂了，我的形势不好。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总。后来社会上传“二月逆流”的事，我见到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向他打听陈老总的消息，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我坚信陈老总是好人。

陈老总是全国围棋协会会长，组织领导了新中国的围棋事业。可以说没有陈老总，就没有中国围棋的今天。陈老总生前公开讲过，他搞围棋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爱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提倡的。毛主席本人是否会下围棋，至今没有定论。我认为毛主席会下，在他的着作中多处提到围棋，甚至还用“做眼”比喻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点不懂棋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引用的。

另外陈老总也说过，毛主席的水平很不错。当然不错到什么程度无法知道，这只是陈老总的评估，但可以证实毛主席是会下围棋的。陈老总还对我这样讲过，你现在加紧努力，等你长大了，能赢日本人的时候，我带你去跟毛主席下。这句话对我的刺激非常大，那时候能见毛主席是我最大的愿望，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从那以后我日夜盼望着这个时刻，到了1974年我真的赢了日本九段时，陈老总已经去世两年，虽然毛主席还在，可没人领我去了。不过经过那狂热的年代，个人崇拜的色彩已在我心里逐渐淡去了。

“文革”后，每年1月6日我都去八宝山看陈老总。现在棋院有个陈老总的雕像，我们的纪念活动改在那里。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生活篇我的恩师们

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始终未能学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品格。

前面提到过，我的启蒙老师是张福田先生，但他教我的时间不长。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雷溥华老先生。

雷老是围棋界的前辈，早年和着名高手顾水如齐名。雷老的棋是一种“功夫棋”，即讲究布局和收官，棋风比较接近日本棋手。而当时国内比较有名的老一辈棋手，如崔云趾、金亚贤等，大都继承了我国的古典棋风，不十分注意布局和收官，热衷于中盘的大砍大杀。因此，在五十年代“斗力”

的棋风盛行时，雷老的棋并未受到重视。可我却从雷老的棋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雷老对我和继波要求很严，从拿子的姿势到坐的神态，都必须规规矩矩。像用棋子敲棋盘，摇头晃脑，手伸在棋盒里把子弄得哗哗响等等，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雷老教棋很重视基本功训练，有时摆一个定式或一种变化，往往要摆很多遍，直到我们能举一反三为止。那时我们棋瘾很大，听一会儿手就发痒了，便缠着雷老要下棋。每逢这种时候，雷老是从不肯迁就我们的。现在回忆起来，正是雷老这种严格的基本功训练，为我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雷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也很正直。虽然他那时在棋社不很得志，但从未在背后说过别人的是非长短。和别人交往时，雷老总是那么谦虚有礼，就连对我们这样的孩子，也从不摆出师尊架子瞪眼发火。记得我们下棋得意起来，有时也会脚踩椅子大呼小叫，把棋子抓得乱响。这时雷老总是默默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不好意思地从椅子上下来，坐端正了，他才耐心地和我们讲道理。这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遗憾的是，虽然我学到雷老的棋艺，但始终未能学到他那温文尔雅的品格。现在我对青少年棋手要求很严，可以说是受了雷老的影响，然而作为老师，我的修养则远不如他。一见别人下了“臭棋”，我便忍不住大加训斥，甚至连“太臭啦”，“哎呀，这简直是糟蹋围棋艺术”等等过激的语言都用出来，至于别人能否下台我是不大考虑的。许多少年棋手都曾被我训得眼泪汪汪，别人不说，马晓春就被我骂过多次。

不仅在围棋上，在其他事情上我也经常如此。比如我很喜欢打扑克，对方的牌技越高我越来劲，虽说玩牌纯属娱乐，但我也要每战必胜，因此对同伴甚是苛求。尤其是打桥牌时，同伴一打出“臭牌”，我就会火冒三丈，以至于棋队的人都很怕和我搭档。当然我出“臭牌”时，人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亏这种时候不多。这种不能容人的坏脾气使我得罪了不少人，但总也改不好，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

我还有另外两个老师，那就是我在陈老总那儿认识的过惕生和过旭初两位老先生。过旭初年长，人称“大过老”，过惕生则被称为“小过老”，凡是爱好围棋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小过老的。当初陈老总找我下棋，为什么把大、小过老也请了来，我想这肯定是有意安排的。当时中国的围棋水平很低，一个日本的老太太，也就五段，就曾把我们的国手杀得一盘没赢。为了打败日本的九段，陈老总也清楚这不是一代、两代就能达到的，必须从青少年甚至儿童中发现苗子，加以培养。他叫大、小过老来，肯定是想让他们来“鉴定”一下我们的“棋份”，当他觉得我们“尚可教”时，便把我们交给了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陈老总是非常有远见的。

过旭初先生虽然没有正式地教过我，但我和他下的棋比和其他老师要多得多。那时他在位于南河沿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而我家就在相距不远的南池子，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下棋。从1963年到1965年，大过老和我下了不知多少盘棋，从最初他让我六子，到后来我已能执黑平下了。如果当时下的棋能留下来的话，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可惜我一盘都没有记录下来。

过旭初的棋风很细腻，布局、中盘和收官都有许多巧招，我现在棋里的一些细腻的方面就很受他的影响。

在老一辈棋手中，过惕生先生的名气最大，棋艺也是出类拔萃的。比起前几位老师，过老的棋更接近日本现代棋手的风格。如果说雷溥华先生的棋像日本大正时代的棋，那么过惕生先生的棋则更像日本昭和年间的棋。正因为先后受到这两位老师的熏陶，所以后来日本朋友评价我的棋时说，在中国棋手中，聂选手的棋，尤其是布局、风格都很像是日本棋手。

我向过老学棋时，最初是乘公共汽车去他家。过老的住处很远，往返一趟需要很长时间。后来父母从我的嘴里知道过老生活环境不大好，住房比较差，出于对他的敬重，在征得他的同意后，便把他们夫妇接到家中来住。这一下我可高兴了，此后天天泡在过老的房间里，连吃饭都不愿回家吃。时间一长，妈妈怕影响过老夫妇休息，又担心我误了学习，便不准我天天去过老那儿，可过老住的房间离门口最近，我一回家抬脚就能溜进过老的房间，妈妈根本管不住。

有一次，妈妈气极了，一把揪住我问道，你是姓聂还是姓过？吓得我张大了嘴，怔在那儿。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妈妈之所以那么生气，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说来有点好笑，她怕我没日没夜地泡在过老那儿，过老夫妇没有孩子又喜欢我，当真要将我认成儿子岂不槽糕。虽然我总惹我妈妈生气，但她心里却最疼爱我，宝贝儿子无视她的存在，天天不着家，当然又气又急。后来提到此事时，妈妈自己也感到又好气又好笑。

和过老朝夕相处使我受益匪浅。首先，我学棋有了一种安定感。原先无论向哪一位老师学棋，总要考虑时间，天色一晚便坐不住了。现在老师就在家中，所以坐得住，听得进，有了问题还可以随时去问个明白。

其次，由于过老住在我家，像陈祖德、吴淞生等国家队的名手经常来和过老切磋棋艺，于是我也大沾其光。每逢他们来，总能下上一两盘指导棋，和这些一流棋手对弈，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过老在我家的那段生活，许多细节如今回忆起来已经有些朦胧了，但有关棋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众所周知，过老的棋很灵活，擅长弃子。他有句名言：都丢了，就赢了。意思是把成为负担的子通通弃掉，丢掉了包袱，下起来自然轻松得多，取胜的希望也就大了。过老曾给我摆过一盘清末国手陈子仙与方秋客的当局，其中有一段精妙的弃子，他在讲解时说，你看，这块棋逃出来多苦呀！

给他吃就赢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我和过老的对局中，我也常常被他的弃子战术搞得狼狈不堪，明明吃了不少子，棋却输了。所以有一段时期，我简直迷上了弃子，总想下出些漂亮的弃子来，一盘棋如没用上弃子战术，即使赢了也感到十分乏味。

久而久之，竟被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些名堂，直到现在，弃子仍是我的有效武器。

谈到弃子，我想再说几句，我认为弃子最能体现一个棋手的心胸。有人仅仅把弃子看做是摆脱对方的腾挪手段，这种理解未免狭窄了一些，实际上，精彩的弃子往往是攻击型的，这主动送给对方吃，让他不得不吃，吃了又难受，这才是真正的弃子战术。

过老下棋时落子很快，他也要求我尽量下得快一些，不要举棋不定，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把棋下快的习惯。这一习惯使我后来在有时间限制的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特别是现在为了适应电视转播，快棋赛越来越多，而且每步棋要求的时间越来越短，棋下得快的好处也就益发明显。

首先，下得快可以使对方产生压迫感。试想一下，当对方苦思冥想好不容易投下一子时，你却很快甚至立即就回敬一招，就会给对方一个震动，啊，他早料到我的意图了，这么一想，对方就会沮丧起来。

其次，节约的时间可用在关键时刻。对局时常出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局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判断和计算，如果事先将时间用得差不多了，此刻就会慌了手脚。

再有，下得快可抢先把对方逼入读秒，从而摧毁他的斗志。凡是观看过围棋决赛的人，大都见过棋手因读秒而连发恶手痛失好局的情况吧？参加过比赛的棋手，对那催命般的读秒声恐怕体会尤深。那种心乱如麻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想起来都觉得恐惧。因此，如果不想陷入读秒的困境，就必须千方百计争取把棋下快。

当然，如果是盲目地追求快，就毫无意义了。任何一个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把棋下得飞快，甚至一天可以下上二三十盘，可其中的破绽、漏洞比比皆是，这根本不能称之为下棋。我所说的“快”，是建立在下得好的基础上的快，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对棋形的感觉和计算能力。另外还有一个诀窍，要善于“偷”对方的时间，即在对方思考时，自己也要开足马力动脑筋，对他有可能落子的地方的变化，事先加以计算，不要消极地等着对方下子。这也是我所以下得快的极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许有些喜欢长考的人会问：既然下得快好处无穷，为什么日本仍有许多长考型的九段高手呢？

确实，日本是有许多长考型的高手，而且威震日本近代棋坛的一代宗师秀哉名人就是一位长考专家。不仅如此，我国清代着名的大国手施襄夏也可谓长考型，据有关资料记载，施在和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大国手范西屏对弈时，范常常落子如飞，而施一再沉吟，往往一步棋要想好几个时辰。

那么对这些名家高手的长考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和棋手的性格、气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比赛规则有关。像比赛限时，我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采用。日本虽早一些，但也是在秀哉时代之后，而在此之前，棋手对弈从不受时间限制，一局棋下几个月甚至几年是常有的事，因此当时的棋手很容易养成长考的习惯。

另外必须认识到，这些名家（包括日本一些九段）的长考，蕴藏着“艺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绝不是没有能力把棋下快。我相信，假如当真给施襄夏和秀哉名人限制时间，他们同样会下出非常漂亮的棋来。

纵观中日棋坛，虽然棋手历来就有感觉型和长考型之分，但从目前围棋发展的趋势来看，也许不久的将来，感觉型将会完全占主导地位。

现在日本的重大棋战都是采用“两日制”比赛，即每方限时九小时。我国的比赛限时通常是不到三小时，于是有人认为所以下不出好棋是因为比赛时间太短。实际上，就连日本的一些着名棋手，如藤泽秀行、石田芳夫、加藤正夫等，都对“两日制”提出质疑，希望能缩短时间，改为“一日制”

比赛。

我认为，棋的质量固然和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但并不等于必须时间长才能下出好棋。日本许多优秀棋手（其中包括长考型）在“NhK”杯赛中的卓越表现就是明证。我们一些棋手之所以常为比赛时间不够而苦恼，重要原因是关键时刻不能果断地下决心。

棋是千变万化的，每一种局面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下法，而且每一种下法又都有利有弊。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能穷尽这些变化，因此想在比赛的有限时间里，把所有的变化都细算一遍是不可能的，结果越算越没把握，越算越不敢下决心，时间不知不觉就耗费了很多。实际上，比赛中的许多“恶手”常常出现在棋手的“大长考”之后。

总而言之，在下快棋方面我是过老的“忠实信徒”，也希望成长中的青少年棋手养成下快棋的习惯。

向过老学棋阶段，他常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围棋名手的故事，如范西屏、施襄夏、黄龙士，以及日本的秀策、丈和等等。记得过老十分崇敬秀荣名人，曾特地将张福田老师的一套《秀荣全集》借给我，并嘱咐我要好好打打秀荣名人的棋谱。

本来我是不大喜欢打谱的，可老师既然吩咐过了，也只有照办。不料秀荣名人的棋很快就使我入了迷，不知不觉就把《秀荣全集》从头到尾打了一遍。虽然以我当时的水平，秀荣名人的棋的奥秘之处，十成中未必能理会一成，但那段时间的打谱对我的帮助还是相当大的，最起码使我熟悉了各种类型的小目布局。此外，秀荣名人卓越的感觉和轻妙的转身也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影响。

既然提到打谱，我就顺便谈一下对打谱的看法。

毫无疑问，打谱是学棋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是专业棋手还是业余爱好者，要想提高棋艺都必须打谱学习。但我想强调一点，打谱必须得法，千万不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

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打谱十分刻苦，一天能打许多盘，而且谁的谱都打。

我不敢说这种方法毫无效果，但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往往事倍功半。我觉得成长中的棋手，打谱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选择和自己棋风相近的棋手的谱，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喜欢大模样作战的可选择武宫正树的棋谱，喜欢取实地的可选择木谷实的棋谱，喜欢攻杀的可选择加藤正夫的棋谱等等。不要谁的名气大就打谁的谱，只有这样才能见成效。

第二，切忌贪多，不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每一盘棋谱都要钉住了反复研究，力争完全弄懂。如果打谱时能够钻进去，每一个新发现都会使你感到其乐无穷。

第三，全力以赴去猜测对局双方的意图，找出其中的破绽，因为再高明的棋手也不会招招是妙手。经常站在“挑毛病”的立场上，对棋力的提高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方法。

第四，不要迷信棋谱中的解说，更不要死记硬背钻牛角尖。据说藤泽秀行打谱就从来不看解说的。我们有的棋手记忆力极好，甚至随便摆出一盘棋（当然是由着名棋手下的）便能说出对局双方是谁，这说明他打谱是下了相当苦功的，但当别人对他下的某一步提出疑问时，他便说某某就是这么下的呀！言外之意，名家都这么下，你还敢有异议？这便成了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了。围棋本身博大精深，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技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过去公认的好棋，现在也许就不大用了，过去没人下过的棋，现在下出来很可能就是好棋。比如在吴清源、木谷实开创新布局之前，黑棋起手就下在“星”或“三三”上是无法想象的，而现在这种布局却成了主流。陈祖德首创“中国流”布局时，开始也被人认为是“旁门左道”，曾几何时，便风靡世界棋坛。因此，仅仅满足于模仿前人一招一式的打谱是不足取的。

第五，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头打谱，适当地进行集体研究是很有益处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体研究可以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这对青少年棋手尤其适合。听说在日本的藤泽秀行、加藤正夫、武宫正树、赵治勋等超一流棋手就经常定期聚会研究棋艺。

就我本人来说，除了集体研究时，我很少用棋子在棋盘上打谱，而是“看谱”。过去上学时我很喜欢看小说，后来变成了看棋谱，现在临睡前看一两盘棋谱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感到“看谱”能加强记忆力和培养快速计算的能力。不过学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我的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人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只能供人参考。

关于打谱，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打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实践，只有在实战对局中，才能检验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是否正确。我主张下棋和打谱的比例应该是七比三，甚至是八比二或九比一，我们有些棋手把大量时间用在打谱上，却很少下棋，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了。日本棋手的“感觉”

之所以普遍比我们要强一些，关键就在于他们棋下得多。

关于向诸位老师学棋的经历就大致谈到这里。当我成年以后，尤其是了解到日本一些着名棋手拜师学艺的情况时，更加感到了这段经历的可贵。

现在活跃在日本棋界的高手们，当初大都经过艰苦奋斗才得投于名师门下，而且入门以后的生活和修业也是很艰苦的。据赵治勋回忆，他入木谷门后的修业很苦，每天必须按师父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去做，稍一疏忽，立刻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例如师父和师兄们出的死活题，他如做不出来就不能回屋睡觉。在当时的日本，即使是入了名师之门，也很难得到师父的亲自辅导，能与高水平的师兄学上一盘就很不错了。据说加藤正夫入木谷门后，仅仅和木谷先生下过一盘棋。另外在日本棋界，职业棋手的等级森严，低段者一般难得和高段棋手下上棋。赵治勋就因为林海峰九段在他少年时与他下了一盘让五子的辅导棋，至今念念不忘，感激万分。相比之下，我从小就受到许多国内一流棋手的指教，实在是太幸运了。

生活篇初露锋芒

在专业棋手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绝无任何老本可吃，无论你过去多厉害，只要停滞不前，立时就会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局。

1962年时，张福田先生还让我十七个子，到了1965年，我已能执黑与过老一争高低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几次正式比赛，并取得了不坏的成绩，其中最佳一次是1965年在成都获得了“全国十单位围棋邀请赛”

儿童组冠军，这可以说是我初露锋芒。由于这一战绩，我有幸参加了北京棋社为选拔参加全国比赛棋手的集训。

这里我要谈一下弟弟继波的事。当时北京棋下得比较好的孩子除了我和继波外，还有高旭光，他比我小三岁，很有棋才。他从小颈椎有病，总歪着脖子，摆出一副思考的样子。他当时的水平不如我和继波，可他爸爸是北京棋社的负责人。在选拔参加成都比赛的小选手时，如果按照实际水平，应该是我和继波入选。可是高旭光的父亲以兄弟俩都去不合适为由，把继波刷了下来，而让高旭光去了。这件事对继波刺激很大，他发誓再也不下棋了。果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摸过围棋。

也许因为当初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继波的手下败将，所以后来围棋界有人认为，如果继波继续下棋，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又一位一流棋手，并且很可能超过我。对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虽然继波思路敏捷，反应很快，确实比我更具有下棋的才华，但是他只能赢不能输，输了棋就兴趣索然，拂袖而去，经不起挫折，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决定他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棋手。而我则是越输越要下，拼命争取“翻本”。正是这两种对待失败的态度，决定了后来我们终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成都事件”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即使没有这件事，他早晚也会放弃围棋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在一般业余爱好者的心目中，专业棋手的生活又轻松又惬意，摇把扇子，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实际上和其他职业相比，下棋也许要苦得多。

一位想上进的棋手平时的训练是艰苦的，不仅要绞尽脑汁去打谱研究，而且还要费尽心思去解各种死活题，常常在棋桌旁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以说这种训练的单调和枯燥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然而，就算是始终如一地这样做了，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却是个未知数，由于各人的“悟性”不同，成效的显示就有快慢之分，甚至有的人一生不见成效。正因为如此，专业棋手的内心深处时时刻刻都在担心着自己是否能有进步，是否会被同行们抛在后面。这种无形的压力是专业棋手所必须承担的，虽然它使许多棋手吃不香、睡不着。如果某位棋手突然之间没有了这种压力，也许就意味着他的围棋生命结束了。

但是对于棋手来说，所有这一切和比赛失败时的痛苦相比，又算不上什么了。在围棋这个胜负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表现得极为强烈。在专业棋手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绝无任何老本可吃，无论你过去多厉害，只要停滞不前，立时就会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棋手是以赢棋为“天职”的，只有赢棋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因此，一局棋的胜负，对业余爱好者和专业棋手完全是两码事，前者输棋尽可一笑了之重新再下，而后者很可能因输掉关键的一局悔恨终生。特别是日本的职业棋手，每一局的比赛都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名誉地位，关系到衣食住行，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尤其是在“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等几个大赛中，巨额奖金使职业棋手的竞争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死之搏”。

总之，输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又是一个棋手必须面对的。在以胜负为核心的围棋天地里，即便是名家高手，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棋手，就必须准备在无数的失败与失望的痛苦中翻滚。

话说回来，集训是1966年初春开始的，北京的高手几乎全部参加了。

对我来说能参加这个集训，实在是一件“露脸”的事，这意味着我从此进入了北京高手的行列。

在集训期间，棋社组织了一场双循环选拔赛，赛场就安排在棋社院内的研究室。当我以参赛者的身份随同高手们步入赛场时，不禁大为得意。

曾几何时，我连到这研究室看看棋，都会被崔云趾老先生轰出来。这件事得从棋社的规矩说起。

北京棋社在西单帘子胡同里，据说原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府邸，环境非常幽雅，是个下棋的好地方。棋社下面有两个下棋的场所，一个是普及室，也就是群众活动室，这是谁都可以来的，在此下棋的人水平自然不高，环境也嘈杂。另一个就是研究室，这里比较安静，是高手们对弈和探讨棋艺的地方，等闲之辈是不允许进去的。

我当然不承认自己是“等闲之辈”，仗着关系熟，经常溜进去看棋。对此别的人碍着过老的面子都睁只眼闭只眼，唯独崔老不肯通融，只要被他看见，就非把我赶出去不可：“什么臭棋也到这儿来？出去，出去，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那时我对崔老又恨又怕，每次被他赶出研究室，总要暗地咬牙发狠：哼！有什么了不起？早晚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下决心，第一个要赢的就是崔老。实际上崔老并不是对我有什么恶感，也不是单单对我这样，像吴玉林、谭炎午、程晓流统统被他轰赶过。他很讲究“棋份儿”，而且脾气很固执，凡是他认为不够“份儿”的，都不准进入研究室，其中自然也包括我这无名小辈。

那次选拔赛我下得非常顺手，竟然把我的老师过惕生先生都赢了，最后获得第三名。究其原因，一来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招都敢下。

二来高手们碰上我这个十四岁的小孩都很头疼，赢了没什么光彩，输了却实在难堪，所以下起来不免患得患失，缩手缩脚，结果反被我乘虚而入。

不过我最想赢的崔老却把我杀得大败，成为那次选拔赛的唯一憾事。

后来，我和崔老下了许多盘棋，他的棋力不错，有战斗力和计算力，对我影响很大。在和崔老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个相当可敬的老先生，而且心胸豁达。围棋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老先生不提出，晚辈不可以主动提出和老先生下分先棋，即使你的水平超过了他，也不行，否则会被认为没有礼貌。老先生一般碍于情面，怕输了不好看，也不和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下。我的老师们就不跟我下，我也不提。是崔老主动找我，我才可以跟他下。开始我执黑，让先，事先讲好升降的，后来他把白棋让给我，分先了，最后下到我让他先。在老一辈名棋手中，第一个主动把白棋让给我的就是崔老，要知道，对成名的老棋手来说，能够这样是多么不容易啊！于是我对崔老的最后一点“积怨”也烟消云散了。

后来听说他刚发的工资被偷，他一下就不行了，很快就死了。那时他的工资是九十九块，还是陈老总特批的，这是他全家的生活费。他一生清贫，死后过老到各家募捐为他办了后事。我们家也凑了点钱。

北京棋社还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宫安慧老太太，她曾是伪满总理的太太，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给棋社当会计，每月挣三十几块钱。宫老太太对我特别关心，经常叫我到她那小屋，给我开点小灶，吃点好吃的东西。

当时在棋社学棋的孩子很多，有高旭光、吴玉林、谭炎午、程晓流、金同实……还有我弟弟继波，可她只叫我一个人去。

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听吴玉林讲，她认为在这些孩子中只有我能下出来，将来会非常有名。她还把她年轻时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都是泳装，漂亮极了。我那时对男女的事还不懂，但女人的漂亮我还是能感觉到的，我都想不出来这个老太太当年会那么漂亮，可以说是国色天香。大概我当时也土，没见过什么漂亮的女人，可是过了三十多年，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她真是漂亮。

可能是在棋社工作的缘故，她也会下几步围棋，不过水平很低，只是刚刚学会吃子和做眼。她下棋有个致命的弱点，容不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有你的子存在，只要你放上一个子，她立刻组织四个子来吃你，一边吃嘴上还一边说“卡死”、“卡死”。我让她子让得多了，最多时让到五十个，棋盘都摆满了黑子。我怎么赢她呢？说起来都是笑话，我在棋盘上放上一个子，她立即就来吃，我就乘机在棋盘上满天星斗地乱放，她就忙不过来了，这“卡死”一个，那“卡死”一个，没等她“卡死”几个，别的地方就都被我收拾了。

即使这样，她“卡死”我一个子时还是非常得意，显得很天真、单纯。一些大的书法家和画家都和她有来往。“文革”中她可惨了，受了不少罪，后来到了国外。“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又回来，据说是因为吃螃蟹中毒死了。

选拔赛结束后不久，我代表北京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围棋赛。本来以我的年龄可以参加少年组比赛，并且十有八九能获得冠军，但棋社领导为了培养我，决定让我参加成人组的比赛。对于刚刚尝到与大人比赛的乐趣的我，此决定正中下怀，所以在棋社领导征求意见时，我立时满口答应。

不过我当时的水平实不足以和那些久经战阵的成年棋手抗衡，像陈祖德、吴淞笙等一流棋手还要让我二子，所以比赛成绩平平，最后只获得第三组第一名，总名次为全国第四十一。尽管成绩不理想，但我在比赛时所表现的计算能力和顽强作风仍引起了围棋界的注意，许多前辈认为我很有发展前途，我也憋足了劲要在下一次全国比赛中卷土重来。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下一次全国比赛竟然会隔了八年之久。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国……

生活篇我也当过“红卫兵”

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我渐渐对这场“革命”产生疑问。

按当时的阶级划分，我是“干部子弟”，属于“红五类”之列，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参加了红卫兵，什么“破四旧”、“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辩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等我都参加过，当时抄出很多值钱的东西，谁也没有往口袋里装过一样，真是“一颗红心闹革命”。

那时我和我两个姐姐的关系不好，我觉得她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大小姐作风，原因就是每天都化妆。记得大串联时我们一起到了广州，住在广州军区一位副政委家里，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对她们大声呵斥道：不许你们化妆！她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其实那时她们也谈不上化妆，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妆品，也就是对着镜子梳梳头，抹点擦脸油儿，打扮打扮，这本是女孩子的天性，而我却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左”，也是多么无知。

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我渐渐对这场“革命”产生疑问。

那时各种红卫兵组织非常多，这个“总部”，那个“司令部”的，经常发布一些“通令”，而且印刷的非常好，就像现在的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些“通令”极有权威，谁要是不执行，就会遭到红卫兵的严厉“镇压”。那个时候，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政法机关、部队都怕红卫兵。外电把红卫兵比成“洪水猛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形象的。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通令”上赫然写着围棋也是“四旧”，是封建帝王将相、士大夫和资产阶级臭老爷们消遣的工具，必须坚决取缔云云。

这“通令”就像迎头浇下的一盆冷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陈老总大力提倡、毛主席和周总理也都支持的围棋项目，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封、资、修”的“四旧”呢？

雷溥华先生的死是对我的又一个打击。当我得知雷老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毒打，后不明不白死去时，几乎惊呆了。这么一位正直、善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老人，竟会是什么“牛鬼蛇神”，谁能相信呢？！回想起雷老对我的关心和教诲，心里就像被剜了一刀似的……从此我再也不去参加任何打击“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了。

终于，我最感恐怖的事发生了，我的父母也被打成“黑帮”。那天我回家看见家门口刷满了大字报，让我爸爸妈妈交代和刘仁的“黑关系”，交代他到我们家都讲了哪些“黑话”，做了哪些“黑指示”，布置了哪些“黑任务”。可悲的是我也认为刘仁是个大黑帮，因为当时报纸上都这么讲，北京市委背着毛主席把北京搞成了“独立王国”，还揭露出大量“事实”，不由得你不信。只有一点我还可以庆幸，那就是怎么也回忆不出他说过什么“黑话”，既然没有，也就不能乱编。

刘仁到我家来都是来看我下棋，从来没有单独和我爸爸妈妈待在一起过，如果有什么黑指示，我也应该听到。于是我就反复回忆他所说过的话，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比如“吃饭了吗”是不是联络暗号，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问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一样。那时幼稚得不得了，弄张报纸，也要横过来倒过去地看，总想发现点问题，比如反动标语之类的。即使这样，我也没发现刘仁有什么黑话。

紧接着我们家被抄，我爸爸被剃成“阴阳头”，胸前挂着“黑帮分子聂春荣”的大木牌，被造反派押到阳台上，弯腰站着。我看见爸爸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落在脚前的水泥地上……这痛苦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有一天我爸爸和我谈话，问我相信不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是革命的，是跟毛主席的。我回答相信，可心里也很矛盾，看人家贴了那么多大字报，我是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文化大革命又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如果不是因为是自己的父母，我肯定认为他们是“黑帮”。我爸爸接着说，他们之所以成为“黑帮”，跟他们工作中可能得罪了一些人有关，但主要还是刘仁到过我们家。在那些造反派的眼里，你不是黑帮刘仁怎么会到你家里来呢？而刘仁到我们家里来就是因为看我下棋，这一下我成了“罪魁祸首”。我姐姐也抱怨我给家里添了多大的“乱子”，叫我以后绝对不能下棋了。当时说得我心里还很不愉快很生气。最后我爸爸叫我去找一下李立三，把这个情况向他反映一下，争取得到解放。因为当时领导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而李立三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想通过李立三向李雪锋打个招呼。我一想，这事是我惹起的，只能我去，于是就去找李立三。

我刚拐进李立三家的胡同口，就看见墙上刷满了大字报，比我们家可厉害多了，说他历史上就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立三路线”的代表，这可更不得了。我正在犹豫，就听见他家院里传来造反派的喊声，很不正常，像是在开批斗会。我没敢进去，我想不能再找黑帮了，否则会犯更大的错误。回家后我告诉爸爸说没见到，具体的都没敢讲。

在这之后，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李立三，他正在散步，我发现他后正想躲，他却看见了我，老远地就叫我小聂。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和他说了两句马上就走了。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立三，现在想起来感到非常内疚。

从“文革”开始以来，我所熟悉的许多叔叔、伯伯陆续被打成了“黑帮分子”，除了刘仁、李立三，还有张劲夫、金明、宋汝棼等等，就连我所敬爱的陈老总也被造反派揪斗过，我想我这人真绝，怎么认识这么多“黑帮”！加上我爸爸妈妈也成了“黑帮”，我对“黑帮”就开始有些怀疑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了。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一听说“黑帮”，反对毛主席，真是仇恨得不得了。

父母既成了“黑帮”，按照“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我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使我饱尝了世态的炎凉，也使我万念俱灰，心中一片茫然。那时候我最怕回家，家里人那愁云密布的脸和屋里沉闷的空气，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所以只要有地方去，我就不回家。

万幸的是，不知是因为“革命任务”太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造反派们居然没有光顾北京棋社，结果那里成了我的绝妙的“避风港”。棋社的人几乎个个是下棋出身，“臭气”相投，对什么“下棋是四旧”

等等的说法，只作耳边风，因此，尽管社会上闹得天翻地覆，棋社里照样可以安然下棋。于是我就成了棋社每日必到的常客。只有坐在棋桌旁，在噼啪作响的棋子声中，我才能暂时忘掉心中的凄苦，感到活着还有一些乐趣。

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的铁扫帚”到底还是伸进了这个幽雅的小院，棋社被查封了。失去棋社这块“宝地”后，我在很长时间里就像丢了魂似的，整天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

最为奇怪的是，学校说我是“联动”，还说我是个小头目什么的，让我交代，并把大字报刷到我们家门口。那时我爸爸妈妈的大字报经过风吹雨打，已经脱落了，这一下全换上我的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联动”是什么东西，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怎么交代？愤怒之极，我干脆连学校也不去了，成了彻底的“逍遥派”，整天在社会上“晃荡”。别人逍遥学会了围棋，我逍遥则学会了打桥牌，并成为我终生最大的业余爱好。

后来我爸爸妈妈分别被各自单位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美其名曰“审查”。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顿感拮据。父母单位发的一点生活费，除去要交的房租水电费，每月只剩下三十多元钱，这点可怜的钱却要养活爷爷、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万般无奈，只好卖东西。俗话说，坐吃山空，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很快就卖光了，我也开始尝到挨饿的滋味。

我自小就嘴馋，尤其爱吃肉，在我那个年龄又正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可家里那苦行僧似的伙食不但见不到肉星儿，而且还吃不饱。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只得去棋友家“蹭饭”，但“蹭饭”终究没有把握，如果碰上人家不在或已经吃过了，那就只好咽咽唾沫，自认晦气了。

记得有一天，我为饥饿所迫，竟跑到我的母校力学胡同小学，想把我在参加1962年全国儿童比赛获得的奖杯要回来，卖钱买东西吃，结果被人家当成了“小疯子”而毫不客气地赶将出来。当初这个奖杯还是陈老总嘱咐我送给母校，以表示对培养教育我的老师们的感谢。如果不是逼急了，我也不会想出这条“下策”。

棋社被封后，没处下棋了，有好事者就撮合我和吴玉林到几位爱好者的家里下“十番棋”。当时还没有出场费一说，但所去的那家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一听正中下怀，欣然同意。

吴玉林比我大五六岁，1964年就到了专业队，当时和我的水平差不多。

我们实际上没有下满“十番棋”，下到五六盘，我大赢，只输过一盘，没法再下了。后来高旭光又找我下，他比我小三岁，但极狂，他对我说，中国除了你还懂下棋，就没什么会下的了。那时国家队还没解散呢，他说他去国家队碰谁赢谁。我想他是当着我这么说，我不在，他肯定说我也在不会下棋的那类人中。我跟他下是特别卖劲儿，因他叫号叫得厉害。我很快就把他打翻，没让他赢一盘。

我们常去的那几家有楚天任楚老家，他是卫生部顾问，日语非常好。

陈胜武陈老家，他是中医院的老大夫。去的最多的是沈老家，他那时已经九十多岁，还能和我们一起喝酒，看棋，谈笑风生。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开心。

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看病，挂号要等很长时间，等得不耐烦了，我就溜了出来。我听说东单公园有摆棋摊的，就去看看。有个老头正和一个年轻人下棋，他的棋很臭，不如年轻人，可他的嘴功太厉害，欺负年轻人欺负得不像话，年轻人也回他两句，但嫩得多，根本顶不住老头的巨大的嘴上攻势，棋也眼看不行了。我就给年轻人支了两招，老头就顶不住了，马上就把棋胡噜了，对我说，有本事你来啊！跟我叫号。

我知道老头肯定跟我不能比，可我没法跟他说，又不好暴露身份，最后只能一句话不说，往旁边一坐，准备和他下。老头儿也不客气，把白棋一拿，那意思还要让我几个子。我也不好意思说让他几个子，只好就这么下吧。一会儿我就把他吃飞了，老头儿的脸都变了色，可他还是不愿认输。

那时每个公园都有园主之类的人，围棋水平最高，谁都服。我们正下着，那园主来了，对那个老头儿说，你怎么跟他下还敢拿白棋？他让你九个子你也赢不了！那老头儿这才明白遇到了高手，他也挺绝，马上收拾起棋盘转身就走了，话都没说。事后听说这人再也不在东单露面了，其实我当时并不是有意要砸他的盘子，就是看他太欺负年轻人了，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还有一次，刘文龙突然来找我，说地坛不得了了，有人敲着棋盘说还有没有会下棋的人，你还不去把他们平了。我说不会吧。他说谭炎午都在那儿遭了毒手了。谭炎午当时绝对是北京业余棋界的老大，比我大两岁，后来成为专业棋手。我在刘文龙的唆使下一起去了地坛。结果人家并不是他那么说的那么狂，是他把人家的话传邪乎了。既然来了，就分别和他们下了让三子的棋，结果我全赢了。其中有个叫朱小明的，后来到黑龙江足球队踢过球，我在黑龙江时他来找过我，说起地坛的事，我才想起来。

当时在北京业余棋界，可以说被我杀通了，一般的业余棋手都不敢跟我下，我主动找他们都不下。有时我也去棋院，那些高手我也认识，但他们是专业棋手，我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根本不屑于跟我下，我也只能旁观一下他们的对局。说实话，那时我的水平和他们还有一大块差距。

在对前途彻底绝望了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我曾干过许多无聊的事，比如跟随“哥们儿”去打群架；为了赢顿饭甚至几根冰棍儿去和别人下棋赌博等等。

到了1968年春天，学校开始毕业分配工作，“红五类”可以优先参军或留在北京，一般家庭的学生或多或少也有留城的希望，但像我这样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由于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学校既没动员我“上山下乡”，也不给我在北京分配工作，对此，我倒是毫不在乎，反正已经“泡”了两年了，再多“泡”几年也没关系。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儿闯进了我的生活……

生活篇初恋

她曾经在我心中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我只能在今天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1968年10月，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章娅，小名丫丫。

那时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也没处去，于是一帮男男女女就聚在一起瞎聊。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高干子女就在家里成立了所谓的俱乐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我常去的就有林杉杉家的“杉杉俱乐部”。在“杉杉俱乐部”我认识了闵梅，闵梅又带我去了“丫丫俱乐部”，也就是章娅的家，我大概就是在那儿认识她的。

那年她十五岁，我十六岁，可能是有缘分，一见面我们就相互产生一种天然的好感。她说她爸爸有将军帽和将军靴，我说那好，让我试试。她真的就把她爸爸的帽子和靴子拿来，给我穿上，并让我穿回家。在那个年代，如果能弄到一身军装，那是非常时髦的，更不用说是将军的了。当时我神气得不得了，觉得她对我真够仗义的，关系马上就不一般了。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去玩，那时年龄都还小，谈不上谈恋爱，但是当时一个男孩如果能在身边带上一个女孩还是很时髦的。

按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家庭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爸爸是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我父母都是“黑帮”，家也被抄过好几次。可是她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还帮我洗衣服，她爸爸妈妈对我也挺好，经常叫我在她们家吃饭，甚至还在她们家住。为什么会在她们家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奇怪的，可能是我不愿意回家的缘故吧。

那时我们很纯洁，可谓两小无猜，有点类似保尔和冬妮娅。

有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约我到正义路路口见面，记得当时已是冬天，天气还挺冷的，我放下电话就去了。到了正义路，她已经在那了。我们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事，只是在分手的时候她忽然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紧张坏了，觉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了，浑身也抖了起来。我担心这样会怀孕，出什么问题，于是我对她说这怎么得了，出事怎么办？她可能这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说不会出事的。

可见那时我们单纯得不能想象。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天不见都觉得不行，一有空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多数是我找她。有一次她到我家来找我，父亲不叫我出去，我简直痛苦极了，甚至对父亲都产生了怨恨。那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人就是她了，她在我心中就像天使一样。

没过多久，她妈妈似乎有所察觉。到了1969年3月的一天，章娅突然失踪了，事先也没和我打声招呼。我问她家里，他们拒绝告诉我。我问她的几个女友，她们也不知道。

在她失踪后的那些天，我觉得整个世界黯淡下来，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我唯一做的事就是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闵梅收到她从青岛的来信，并马上告诉了我。原来她是被她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了兵。从事后看，她家里觉得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于是采取措施断绝了我们的往来。

当我知道章娅在青岛后，便决心去青岛找她。可这事我又不能和父亲讲，那时他已经放回来，对我管得很厉害，总觉得我学坏了。于是我决定先去太原，摆脱父亲的控制，然后再想办法去青岛。

太原有我两个小棋友，刘黎亭和张小弟，1965年在成都参加全国少儿比赛时认识的，后来他们到北京找过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元钱，又不好找家里要，就一路蹭车到了太原。

刘黎亭和张小弟的父亲一个是山西省委的宣传部长，一个是组织部长，当时正受到猛烈冲击，情况挺惨的。我就在两家之间来回住，和他们下下棋，有时也和他们的父母聊聊天。那时吃得也差，我记得老吃高粱面，吃得拉不出屎来。尽管每天都有人陪我下棋，我还是无法从对章娅的思念中解脱出来，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准备去青岛的想法和刘黎亭、张小弟说了。他们一听都表示愿意陪我一块去，颇有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可是我们都没钱，怎么办？他们瞒着父母，从家里偷了点钱，我给家里打电报谎报什么事，家里寄来了十元钱。有了基本生活费，我们从太原开始扒车，一路上经历辛苦，并多次被人家抓住，遭受侮辱、殴打，甚至被赶下车。等到了青岛，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就跟小流氓似的。

我们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东海舰队。人家见我们这副样子，当然不让我们进，只能打电话叫章娅出来。过了一会儿，章娅穿着一身崭新的海军军装和胶鞋跑了出来，刘黎亭和张小弟知趣地躲到一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老这么说，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章娅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我下意识地朝旁边看了一眼，刘黎亭和张小弟还在不远的树底下等着，见我朝他们望去，便向我挤眉弄眼，以为我这里怎么样呢，我真想扭头就跑，一直跑到天涯海角。

最后章娅对我说，部队的纪律很严，她出来的时间不能太长，然后问我有没有钱，她肯定知道我是自己跑出来的，并要给我钱。说实话我当时口袋里已经没钱了，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她的钱，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从青岛我们买了五等舱坐船去了上海，会了一位棋友，然后又扒车回北京，到了南京就走不动了，此时我们一分钱都没了，真可谓“弹尽粮绝”。

没地方住，我们就在候车室里坐了一夜。

虽说是四月份，夜里天气还有点冷，再加上肚子饿，半夜我们都醒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我们三人同时发现前边地上有十五元钱，开始我们特别紧张，没敢马上去捡，先朝四周看看，当确知没人注意我们时，张小弟才快速把钱捡了起来。这十五元钱对我们三人来说真是救了大命，我们就是靠这十五元钱平安地回到北京。现在说起来就像讲故事一样。后来张小弟还为此写了首诗，我也托他写文章寻找失主，如果能找到他，我们一定要重谢他。这都是后话了。

从青岛回来后，我仍然没有死心，不断地给章娅写信，可她从来不给我回信。我有一张她送我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我一直视如珍宝地藏在身边，每天晚上都放在枕头底下。

4月30日夜里，我正睡着，东华门派出所的一个民警突然闯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过节了。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认为我是不安定因素，就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把我抓起来。那个时期也没处讲理，只有乖乖地跟着他走。可是临走前他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章娅的照片，说哎哟，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我和章娅两家所在地都属同一个派出所管，显然他认识章娅。他那话的意思是你这个小流氓怎么会认识将军的女儿。

说着就把照片没收了，当时我心中愤怒极了，我无法说明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只能眼看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从眼前消失。我觉得他才是个流氓。

当晚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同屋还有一个人，开始我们不认识，也没说话，到了下半夜，实在睡不着，就互相询问对方的情况。没想到他竟是刘仁的儿子，我和刘仁很熟，却不认识他。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他爸爸是北京最大的“黑帮”，半夜里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带到这里。这样我们成了难友，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天天一亮派出所就把我们放了，那张照片却没有还我，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章娅的照片，以后再也没有了，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后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仍然隔一个星期给章娅写一封信，她还是不回。当时知青由于精神空虚，谈恋爱成风，可我始终没有谈过，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欲望，我心里只有她。那时我很穷，工资被扣发，邮票都成问题，我宁可少买一个馒头（那时八分的邮票可以买两个馒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可她居然不理我，没有回过一封信。这对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终于我明白了她看不上我，逐渐地我也失去了和她恢复关系的信心，停止了写信。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路过她家的胡同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朝里面望上一眼，那里面有我的初恋和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谁知命运使然，十几年后，章娅竟然主动找到了我。

1986年，我从日本比赛回来，孔祥明到机场接我。在车上她给我一封信，并说这是你从前的女朋友来的。

信并未拆封，但信封的下面署着“章娅”两个字。章娅的事我曾经和小孔说过，所以她知道。我当时特别吃惊，做梦都没想到十七年后她会来信。

我拆开一看，信很短，先是问我还记得不记得她，然后说多年不见，不知我的情况如何，如果有时间，希望我们到她家做客。

首先去不去她家我有点拿不准，我心里是很想去的，但我不能跟小孔表示出来我想去，我就问她，你看怎么办？小孔挺绝的，说你别问我，你想去就去，别装傻充愣的！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大合适，还是咱俩一块儿去吧！后来我和小孔一块儿去了章娅家。这时她已改名叫章燕，结了婚，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漂亮，婚姻也很美满。

以后章燕又单独约我到她家，她妈妈对我非常亲热，总是留我在她们家吃饭，好像我是她们家的女婿似的，简直让我受不了。章燕悄悄跟我说，那年她就是顶不住她妈妈，现在她妈妈非常非常后悔。我心里说，你顶不住你妈妈你跟我说呀！你不能让我写了几十封信也得不到个回音，而且我从太原扒火车去找你，你就让我那么灰溜溜地走了，这怎么受得了啊！

我以为这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事情继续向前发展。章燕向我表示希望继续保持以前的关系，我说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跟她讲，我和当年的我不一样了，你也和当年的你不一样了，我们错过了那个机会也就失去了那个缘分。现在如果照你说的办，舆论太大了。我不能说我以前不喜欢你，你曾经在我心里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保留过去一切美好的回忆，和你做个好朋友。

当时正在擂台赛期间，我心脏不好，医生劝我吸氧。章燕在一家部队医院当主治医生，她叫我到她那里去做高压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是把人推进一个玻璃舱内，关上门，大约待一个小时，没人理你，让人觉得烦闷无聊。可是我做的时候，她就坐在舱口陪着我，和我聊天。将近一个月疗程，她天天如此。

做了高压氧后，我的状态好极了，在第二届擂台赛上我连赢五盘，不能不说同我做高压氧有关。我对章燕非常感激，而且我也感觉到她对我的那种强烈好感，而我对她的回报却很差，这使我觉得很对不起她，不是我不想回报，而是怕分寸掌握不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恰到好处。想来想去我能做的只有请她吃饭。每次出去她都显得特别兴奋，我看得出来，她和我一块儿上街时，有一种女性的虚荣心，很得意。相反我很怕带她上街吃饭，上街对我这个公众人物来说，换了个女人在旁边总觉得不大对劲，我愿意在屋里聊聊天、说说话。

那段时间我和小孔的关系很紧张，她要一个人到日本去，这是很不正常的，开始我不赞成，可她执意要去，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并帮她办了手续。其实我和孔祥明的夫妻关系早就出现不和谐现象，这同章燕没关系，但章燕的出现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医院里反映大极了，开始人家以为我是个名人，主治医生表示一下关心，多说两句话也属正常。可她不停地说，每次都这样，而且毫不顾及影响，人家就开始议论了，搞到后来我都不敢去了。接着社会上也开始流传我这个那个的，这些都难免不传到小孔的耳朵里。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卧床不起，章燕突然到我们家来，指挥我们的小保姆干这干那，还亲手给我做了碗鸡蛋面，端到我的面前，就像女主人似的。在感激的同时也使我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以后我慢慢有意疏远她，不去找她，也不给她打电话，直到断绝了往来。她父亲去世时，她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到她家表示了哀悼，还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她对我能去很感激。

后来我和王静有了麻烦，我感到走投无路去找过她，请她替我出主意。

当然，她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不管怎么说章燕对我的比赛帮助很大，不仅做高压氧治疗很重要，有她陪我聊天也很重要，否则一个多钟头像死人一样躺在里面，多难受，那我肯定不能坚持下去。我怕以后的局面无法控制，在她对我非常热情时离开了她，至今都觉得对不起她。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只保持朋友关系，就可以经常往来，那该有多好！高压氧治疗对我的疗效非常好，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由她来给我做这种治疗，她毕竟是个合格的医生啊。

生活篇山河农场

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尽管我在农场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对农场还是很有感情的。农场的这段经历，使我积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1969年4月底，我回到北京。那时父母已经从单位放了回来，但是还没有“解放”。

妈妈被整得最惨，她一直被关在第一机床厂一个厕所的茅坑上面，只有6平方米，太不人道了。那时她正处于更年期，回来后神经就有点不正常，经常犯病，犯病时总怀疑有人害她，后经医院诊断，患了“被害妄想症”。

父亲被揪到河南，他参加革命前曾经练过武功，造反派打他时，他不敢还手，但本能地防御，这一防御，把造反派伤了，所以打得更厉害，被打成椎间盘突出，不能走路，得依靠着什么才能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还要让我爸爸上班。那时我大姐带着我弟弟回了老家，我二姐去内蒙古插队，家里只有我。每天早晨，我推着自行车出来，我爸爸趴在我身上，扶着我，到南池子乘三路公共汽车，然后我骑车赶到北池子接他，再转乘九路无轨电车，到东四情报大楼（即现在的外交部）。

晚上下班我再反过来接他。不但如此，我还得做饭，我是从不会做饭的，到了那个时候也只好瞎对付了，他们居然认为挺好吃。那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我的身上，弄得我特别惨。

1969年我十七岁，那时“革命”的理想早就破灭了，工作也没着落，章娅说对了，就是整天“闲荡”。一次父亲找我谈话，说我不上山下乡的话，他在机关很难交代。我知道父亲处境很无奈，那时我们家里搬进两家造反派，而且占据了最好的房间。他们成天监视着我们，我的情况他们都知道。

后来我妈妈也对我施加了压力，这一下我顶不住了。再说我整天没事干，也觉得非常无聊，总得找个归宿呀，于是我就回到学校，向军宣队提出去东北农场。

军宣队说，通过了解，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质也是好的，可就是身体不行。我就和军宣队的软磨硬泡，要求他们给我革命的机会。后我把体检表藏了起来，谎称丢了，他们也就同意了。以后我想办病退回京，再找这个表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历史跟我开了个玩笑。

1969年9月23日早上，我拿着行李和爸爸妈妈告别，刚走到他们的房间门口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我意识到这一走恐怕永远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无法控制自己。我妈妈没出来，在里面也哭得很厉害，最后一个孩子也被逼走了，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一个母亲伤心呢？父亲在屋里陪着妈妈，也没出来，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悲伤、绝望之情。这个情景我至今未曾忘记。后来是几个邻居把我送到火车站。从那以后，遇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得到帮助时，只要力所能及，我总是要伸手帮助。

我理解一个人处于绝境时的心情。

我们坐的火车也算是种“专列”，上面全是知青。火车也没有个时刻，走走停停，经常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停上几个小时。来北京接我们的人把农场描述得美好极了，简直就像个“世外桃源”。所以我们在车上还是充满信心，有说有笑，高兴得不得了。

经过两天两夜的旅途，我们终于到了山河农场。农场接待我们的第一顿饭吃得好极了，可从第三天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刚到的那天下了场雪，雪落到地上就化了，东北的黑土一见水就特别泥泞，踩上去都粘脚。我们都穿着新衣新鞋，弄得一塌糊涂。头两天因为下雪没干活，第三天开始下地割豆子。东北的地垄一眼望不到头，每个人负责一垄，低着头往前割。

女的最差的一天也要割三千米，我割九百米就躺倒在地，动不了了，什么泥呀土呀全都顾不上了。割了几天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去找连干部说明原因，要求调换轻点的工作。按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连干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的请求。一怒之下，我便歇了病假。这样，连干部认为我藏奸耍滑，无病呻吟，我们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

到了农场我们才知道，山河农场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我们来的前一天劳改犯才走。农场的干部过去都是管教劳改犯的，现在他们还是拿管教劳改犯的方法来管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再教育”对象同劳改犯没有什么区别，对我们知青的人格根本就不尊重。

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别的不说，连里的知青几乎人人皆可参加的基干民兵，我都没资格参加。这种歧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你是低人一等的。

那时我非常苦闷，学会了吸烟、喝酒。知青在一起没事就打扑克、神聊，什么粗野的话都有。东北的虱子还特多，所有知青的身上都有。那时饭量也大，可以像流星赶月般地连吃十个花卷，可还没到下顿又饿了。由于油水不够，有的知青就偷干部的鹅。他们的手段非常高明，抓住鹅的脖子后用大衣一卷，叫都叫不出来。我虽没偷过，可吃过好几次。我在农场的地位很奇怪，干部对我不好，可知青对我还不错。

我不大会洗衣服，怎么也洗不干净。那时男知青总是找女知青帮忙，我和女孩子从来不讲话的，一讲话心跳得不得了。连里的女孩我基本上不认识，回到北京后人家来找我，我都记不起人家叫什么。连里有个叫刘和平的，也是北京知青，给我介绍了两个女孩，金小娟和薛丽，说她们可以帮我洗衣服。于是我就把脏衣服抱过去，洗干净了再抱回来。后传说我跟这两个女孩好，其实根本没有，仅仅是她们帮我洗衣服而已。那时我心里还只有章娅，和其他女孩子不会有什么的。不过在农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她们俩给我洗的衣服。现在和她们失去了联系，如果能找到她们，我一定要好好感谢她们。

我带了一副围棋到农场，可没人下。我带去的那副棋，还是陈老总送的，结果被人打架时当成暗器全给发了出去，我心疼极了。后来实在憋急了，我曾跑到一百里外的九分场，找程晓流下了三天棋。他把我接待得非常好，把从家里带来的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在知青中我还有点名气，我和程晓流下棋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知青纷纷从其他分场赶来，这在农场也算是盛况空前了。

临别的那天晚上我和程晓流长谈到深夜，气氛很沉闷，那时我们的理想早就破灭了，都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可我又不死心，觉得将来总会有出头之日，不可能就这么混一辈子。程晓流比我悲观，他认为以后没戏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心里灰灰的。

1971年春节前后，农场刮起一股“返城风”，许多高干子弟凭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纷纷离开农场回到城市，留下的知青顿时“军心动摇”。对此，农场的领导也慌了手脚，对走了的他们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对留下的拼命加强“扎根边疆，铁心务农”的教育。

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不是不想回城，而是我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又没有关系，所以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留在农场。不料这一来反倒“因祸得福”，被分场新来的领导所赏识，把我树为“扎根边疆志不移”

的先进典型，还让我在全分场进行学毛着的巡回讲演。我干活不行，可谈“心得体会”还行。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学得怎么好，而是想通过这个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将来万一有机会出去，领导不至于从中作梗。

就在我的地位日趋上升之时，我收到弟弟继波的一封来信。继波在信中告诉我：据吴淞笙讲，日本围棋代表团即将访华，近日便可到达北京。

我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确信没看错后，不禁欣喜若狂，我立即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当时正在夏收，我公开请假肯定不会放我，于是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溜回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我还不敢回家，我爸爸妈妈问我怎么回答呀，我要是说回来看棋，肯定要挨骂，说不定还会把我送回去。我一下车就直接住到一个朋友家，然后跟继波联系，想问清具体的比赛时间和地点。没想到继波告诉我日本围棋代表团不来了，这一下我可傻了眼，为了看比赛我冒了这么大风险，现在没有了，这可把我坑惨了，哭都来不及了。没办法，第二天我又匆匆上了火车，返回农场。

果不出所料，我这个“先进典型”突然“失踪”，成了全场的一大新闻，许多人议论纷纷，说我肯定一去不回了。最感恼火的是分场领导，好不容易树立的典型竟然不辞而别，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对我本来就有看法的连干部更是幸灾乐祸，我一回到连队，马上就把我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是政治骗子。我的地位一落千丈，重新成了落后分子，而且是极善伪装的落后分子，这一恶名甚至在农场一级的领导那儿都挂了号。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处境更惨。我因心脏有病，体力不好，重活儿干不动，就把我分到晒粮场上。这里的活比在地里轻松多了，可中午被太阳晒得热极了，出汗很多，口也特别渴。送水的是个知青，他特别坏，只给女的喝。场上就我一个男的，他就是不让我喝。这我哪受得了，就跟他急了，吵了起来，也不知谁先动手，就打了起来。

人说下围棋的人本身就有一种气功，加上我的爆发力特别大，真急了拼起命来，几下就把他打得躺在地上直吐白沫。我一看，不敢再打了，心里挺紧张的，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其实他是装的，赖在那里不起来。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马上有人跑去报告，那时农场都有手铐，是铐劳改犯的，结果把我给铐了起来，直接带到分场场部。我又没犯法，怎么能随便铐我呢？我不服，使劲儿挣扎，结果越挣扎铐得越紧，我一看也不敢乱动了。后来说那个人没事了，这才把我放了，但没让我回连队，而是送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里有不少流氓一类的人，关在那里，我感到特别压抑，每天干的活也是最脏最累的，而且有一种被押解劳改的感觉。更不合理的是，一连几个月我的工资统统都得交给那个和我打架的知青。那时我们一天的工资是一元二角五分，每个月我都出不了满勤，最多只能挣三十多元，不出意外，勉强够自己吃饭和吸烟。这么一来我还得借钱，经济上非常困难，完全把我逼上绝境。这回我实在无法忍受，到年底我真的走了。

1971年底我回到北京，因为是冬天回来，我爸爸妈妈认为很正常，农场冬天没活干，知青全都回来了，也不用请假，只要开春回去就行。我在农场的事也没和家里讲，省得又让他们操心。可到了次年春天，北京知青开始陆续返回农场，这使我有点犯难，妈妈问到我，我就拿话搪塞，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非常巧，正在这时黑龙江省农场管理总局的局长来找父亲，他在延安时是父亲的学生，和我妈妈也认识，他希望我妈妈能帮他们农场搞一些汽车、叉车、钢轨、钢材等紧俏物资。当他知道我就在他们下属的山河农场时，当即表示我不必回去了，就算给总局出差，还正式任命我为总局驻京联络员，并由总局发给我工资、粮票。就这样我名正言顺地留在北京，使农场的那些“哥们儿”羡慕得不得了。

我们农场对这件事抵触情绪很大，说我是“走后门”，要说也确实是“走后门”，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如果当初我继续留在农场“铁心务农”，那今后就不会有一个下围棋的聂卫平了。那位局长可以说是“歪打正着”了。

说是联络员，其实很少办事，大部分时间我都去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那时国家围棋队已经解散，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王汝南等七名国手都分配到那里当工人。那时他们都还没有结婚，全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

他们七人上班是“三班倒”，宿舍里总有人在，我就和他们下棋，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也不停。他们当时也是身处“逆境”，也就不在乎我业余不业余的了，要不然找他们下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奇怪，我在农场时基本上没摸过棋，只和程晓流下过一次，也没看过棋谱之类的书，对当时日本的棋更是一无所知，可回来一下，我发现我的棋比过去高了一大块。我认为这同一个人的阅历有关，阅历丰富了，就能使人眼界开阔，思想境界大为提高。

我有个感觉，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人，视线很短浅，一到北大荒，看到那一望无边的田野，顿时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广阔，就觉心里“怦”的一下，随着生活的历练，人的境界就高了一大块。再加上艰苦的环境，特别是身处逆境对我意志的磨炼，所有这些使我的棋在意境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现在有一些棋手，素质不错，也很有才气，可就是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关键是没有像我到农场那样艰苦的经历，因而缺乏阅历和顽强的意志。

1993年，应农场局（现改为九三分局）的邀请，在总场场长的陪同下，我又重返阔别了将近二十年的山河农场。我发现原来的房子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厕所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我忽然对陪同我的人说，我们当时住的房前，每到冬天都有一个奇特的景观，有一米多高，我让他们猜那是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得出来。我告诉他们，那是尿结的冰。北大荒冬天夜里都在零下二三十度，谁都懒得拐个弯上厕所，于是出了门就尿，再加上洗脸水，很快就结成一个大冰坨，而且越来越高。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得去刨，我当时就专干这个。我讲完这个故事，他们都乐了。

我还去了当年打架的晒粮场，把我被铐的地方指给他们看……我突然觉得很奇怪，尽管我在农场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对农场还是很有感情的。农场的这段经历，使我积累了很多人生的经验，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总之，在农场的这段经历虽然令人不堪回首，浪费了几年时间，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笔财富，使我在今后的棋战中受益匪浅。

生活篇孔祥明

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

我和孔祥明在1965年就认识了，那时她作为成都的代表，我作为北京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那年她十岁，我十三岁，还处于少年时期。

1973年国家体委组建围棋集训队，我和她都应召入队，这样她来到北京，我们开始朝夕相处。这时她已经出落成十八岁的少女，我也二十一岁了，正所谓青春年华。由于过去就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摆棋复盘，谈经论道，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只把她当做一个很不错的小师妹。

1973年我们集训队到成都巡回比赛，认识了不少四川下棋的女孩。那时我虽然刚从农场回到北京，还没进入职业棋手的角色，但在年轻人中棋力高一大块，她们水平低，都愿意跟我学棋。

在学棋过程中，有三个女孩同时向我发动猛烈攻势。其中有一个姓贺，是一位省长的女儿，我对她的印象最好，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我曾对罗建文讲，我这辈子可能就交给她了。我到过她家，她也来过我家，双方的家长都很满意，认为万无一失。

可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小贺和我一样，喜欢打牌，按说有共同的爱好是件好事，可她特别好强。1976年在安徽参加全国比赛间隙，我们围棋队的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她和我搭档，因为打牌我们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冷静下来后，我认识到我们都太好强了，不知道互相谦让，将来在一起生活肯定不幸福，因此我十分理智地决定和她分手。

后来她曾找我希望挽回，我表示已无可能。我没有告诉她原因，就说咱们完全不合适。那时正是日本人捧我为“聂旋风”之后，围棋队的人都认为我地位变了，把人家给甩了，觉得我太不像话，全国围棋界也对我印象不好，但我始终没有解释过。

几个月后事情发生变化，过去谴责过我的人也觉得可以理解我了，可能是有人透露出事实真相。后来小贺去了加拿大，在那儿结了婚。我由衷地祝愿她幸福美满。

和小贺分手后，有不少人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有一次一天就给我介绍了十来个，搞得我眼花缭乱，这也不错，那也可以，不知道该跟谁好，可最后一个也没成，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

这期间要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个叫小白的女孩，她父亲是国家体委的干部。她对我挺好，也很主动，晚上老到我们宿舍来找我。我不觉得她特别好，也不觉得她不好，只觉得可以交往，试一试。那时我正带马晓春，他还很小，才十四岁，不大懂男女感情之事，整天围着我转，赶都赶不走，小白想趁没人时跟我亲热一下都不行，所以小白特别讨厌马晓春。父亲住院期间，小白还主动去医院看过我父亲，我也到她家去过几次。

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合适，我父亲和我姐姐也都反对，于是我想和她分手，可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也不敢去说。我就拉上华以刚一块请小白吃烤鸭，吃完饭我找个茬先溜了，让华以刚替我跟她说不行。之后华以刚对我说，他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恶劣的事。

这件事对小白的打击非常大，不到一个月她就和一个日本人结了婚，之后去了日本。后来我在飞机上碰到过她两次，还谈了话，没什么感觉，不像跟章娅似的。

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碰到周寺观老人，他是老政协常委，跟周总理关系特好，在民主人士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也要帮我介绍女朋友，并保证让我满意，最低也是九十分。我没法拒绝，就如约来到他家。

我刚走进客厅，就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孩，长得确实漂亮。周老给我们介绍完就闪开了，我们就在客厅里聊了起来。开始她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可是聊了一会儿我发现凡是谈的带有知识性的话题她基本上不懂，她只对认识名人，挣多少钱感兴趣，给人的感觉名利心很重，素质不高。我对她没有再见面的欲望。我当时不太懂，在正常的情况下谈到这种地步就应该早点走了，可我和她一直侃到夜里两三点，困得不得了，也没地方去了，只好在周老家的沙发上凑合过了一夜。周老见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还以为成了呢。

我爸爸也给我介绍过他们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女儿，这个最难办，他问我怎么样，我只能说还不错，实际上根本不行。她人是真不错，挺能说，也很有知识，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可就是没感觉，这是最致命的一条，反而不好意思说。我就采取消极的态度，她感觉到后自己就算了。

在一个个都不行之后，我的婚姻成了“老大难”。1979年国家围棋队到日本访问比赛，我和孔祥明都去了。在一次和日本棋手的聚会中，大家互相开玩笑，一个日本棋手说，陈加锐对孔祥明有意思。陈加锐原是我国的七段棋手，后去了日本，那天也来了。这时我们的一名棋手马上反驳说，你瞎说，孔祥明早就跟聂卫平了，根本不可能跟陈加锐。

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显得特别敏感，而且我突然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有的时候需要长考，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可决心一下，“啪”的一着就解决了。我的婚事就“长考”了几年都没结果，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捅破了。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真的吗？我这是试探，把球踢给了小孔。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真的吧。她回答得很微妙，没有明说，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真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很快就结了婚，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孔在围棋上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还在擂台赛之前，她就鼓励我要敢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那时中国棋手还没有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记录。我说即使我不行，我后面还有我的学生。她说不对，在你能完成的事，你为什么要留给后人呢？！她还说，你有能力把棋下好，什么样的日本人你都能赢。

这番话对我真是刻骨铭心，她说这话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以后的实战也证明她的话是对的，我战胜过所有现役日本超一流棋手，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我成功的后面，有小孔很大的功劳。

1981年，我们的儿子降生，那时我不在北京，正在外地参加全国比赛。

按照预产期计算，我知道她已经生了，可那时通讯还很落后，很难打长途电话。回到北京，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问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当时打算如果是儿子我立刻就赶回去，如果是女儿我就先洗个澡收拾收拾再回去。说实话，我是喜欢儿子的，有点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我弟弟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是儿子，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回去了。我进屋时，小孔躺在床上，儿子就在她旁边。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他长得很小，小极了，样子非常可爱。我把他抱起来，心里特得意。我给他起名聂云骢，意思是云中的骏马。

离婚之后反思我们的关系，我认为有一步最大的“漏算”。在事业上我们有共同语言，这是没得说的；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很能干，持家是一把好手，另外很会关心人，这些都是她的重大优点。我们“漏算”的是两人的个性，或者说是兴趣爱好。可以这么说吧，除了围棋之外我们的兴趣爱好截然相反，作为朋友这无所谓，可是作为夫妻问题就严重了。

比如我喜欢打桥牌，有时还把人招到家里来打。小孔对打牌反感之极，短时间还问题不大，长时间就无法容忍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很晚才能回来。她明知我去打牌还要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问得我很烦。她还特别讨厌我和女牌手一块打牌，认为我打牌是假的，和那些女的来往是真的，说的话都出了格，这也使我无法忍受。打桥牌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业余爱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调剂，有什么不好？可她就偏偏反对。人就是这样，你越不让我打我偏打，还就跟女的打，故意让她看。在打牌的事上我们搞得很僵。

另外我还喜欢足球，可以这么说，凡是争胜负的我都喜欢。这个她也不喜欢，而且一点都不看。我多次跟她讲你也陪我看一场足球，可她从来没给过我这个面子，直到我们的关系出现危机时，她才陪我到外面看了一场，当时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尽量做得好一点，实际结果却是没用的。

相反，她喜欢的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音乐会等等，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记得我陪她听过一场音乐会，我真是太难受了，异常的痛苦，虽说是陪下来了，可心想下次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婚结得太仓促了，如果多聊聊、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猛烈地宣传我们夫妇如何如何，还称孔祥明为“贤内助”。我记得“贤内助”这个词就是那时叫响的。我看了报太难受了，因为那时正是我们的关系最危险的时候，而且我还不敢动。邓小平请她吃饭、坐专列，还说我们四川姑娘怎样怎样，我哪敢动呀！我一直顾及邓老爷子，所以就那么维持着。

孔祥明作为一个朋友是极好的人，她本人也曾获得过全国女子冠军，但她的个性太强，作为妻子对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有一次，在一个公众场合，有人介绍她时说，这是聂卫平的太太，她马上站起来更正：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孔祥明。弄得我非常尴尬。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明显让人感觉到我们关系不好嘛。

后来我们发展到吵架，经常是我出去参加重大比赛之前，她就要找点茬儿吵上一顿。比如和林海峰争夺“富士通”冠军，和曹薰铉下“应氏杯”……我说能不能不吵了，马上要出去比赛，而且是争世界冠军。我不是埋怨因为她我才输了，我是说比赛前有个好的心情，至少是个有利的因素。

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擂台赛期间我心里就特别平静，所以发挥得特别好。

我和孔祥明最后的裂痕是我认识了王静，在此之前孔祥明她不断提出离婚，是我没同意。首先是影响太坏了，那时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这对“模范夫妇”，其次儿子当然要归她，这我也难以接受，所以一直维持着。后来王静怀孕，又不肯把孩子打掉，使事态急转直下，我迫于无奈，才正式向她提出离婚。

小孔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很平静地接受了。她提出把儿子带走，并帮他们做好去日本的安排。这本来都是应该的，她不说我也自然会办。小孔是个很要强的人，在经济上她没提出一点要求，就连当时比赛的奖金，虽不多，但对他们来说还是重要的，她都不要，如数还给了我。他们母子到日本后，我通过在日本的朋友尽量给他们安排得好一点。

办离婚手续那天，我们把儿子也带去了，那年他十岁，在办事处大哭，不让我们离。我也是不愿意，舍不得啊！我是真的没办法，心情很矛盾。在我离婚这件事上，几乎遭到了亲友的一致反对，没人希望我离。我妈妈大骂我，你怎么能这样？！她思想正统，说得也难听。邓朴方专门把我找到他家里，批评我太不检点了，不同意我离婚。伍绍祖、李富荣等我的直接上级和朋友找我谈话，做工作。万里委员长虽没明说，也是很不以为然。姜昆最绝，一见面就说，原来你也是人啊！我们都以为你不是人是圣呢！话虽幽默却不乏挖苦之意。社会上骂我的就更多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我当时也是没办法，这有点像下棋，走错一步，步步皆错。小孔有很多的不是，其实我心里都可以原谅她，她对我的事业毕竟帮助很大，而且她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即使后来我们之间已谈不上多深的感情，我觉得也还可以为她忍耐，为儿子忍耐，就这么凑合下去。这世界上有多少凑合的夫妻啊！可当时确实没办法，王静肚里的孩子怎么办？她是坚决不打。我也不能甩手不认这个账，我那时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不知道该干什么，比赛也一塌糊涂，而王静的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什么叫烦，那真叫烦啊！后来我想，作为一个男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王静负责，也为那个未出生的孩子负责，我只有离婚这华山一条路了。

我和小孔离婚后，骢骢一直跟着她在日本学棋，后来她给他改名叫孔令文。他回北京从来不去我家，也没见过王静，他都是到棋院来找我，我怕触动他也没和他谈过弟弟的事。他跟我说很想回来学棋，我说我跟你妈妈说过，我希望你能回来学棋，国内条件会更好，提高得快。他目前的棋力还不行，十六岁在日本还没入段，如果在国内都是国手了。他不能继承我的事业挺遗憾的，不过还没有一个棋手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藤泽秀行的儿子水平也不行，他要是能行就成奇迹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回来好好培养培养他。也不是小孔不让他回来，是日本棋界的规矩不让他回来，入了段就可以回来了。1998年，孔令文在日本入了初段，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还播了一个片子叫《一生用命》，介绍了他们母子在日本的生活经历。

现在小孔经常回国，作为夫妻我们不太合适，但作为朋友关系还不错，经常在一块吃吃饭什么的，还一起参加混双比赛。她有个男搭档，我有个女搭档，去年我们就输给了他们，我那个搭档笑嘻嘻地就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我，说我故意输给她。其实我不是故意，就是下不了狠招。我很不愿意下这样的棋，而且我跟她下棋感觉也比较奇怪。今年我们又遇上她，真是“冤家路窄”，在关键的时候，我又下了一步缓棋，被人家抓住，最终导致败局。

生活篇王静

她要演出，我要比赛，匆匆忙忙，真正在一起交流感情的时间太少了。

我这个人对音乐可以说基本上没兴趣，对文艺也是一窍不通。记得有一次陈昊苏请我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我碍于情面不得不去，结果在主席台上睡着了，鼾声通过主席台上的扩音器传了出去，王昆差点没跟我急了。而王静是总政歌舞团的歌剧演员，我们隔山隔水，本来无缘相会，如果不是去湖南参加一次活动，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

1990年春节前夕，湖南电视台想请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去参加他们的春节晚会，他们通过训练局的一个湖南籍副局长找到我。我根本不愿参加这类活动，局长让我给他点面子，并说就两天时间，飞机去飞机回，我没办法，同意了。

那时我的名气非常大，资格也老，出差都是车到楼门口来接。出发前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自己到训练局大门口上车。我住的那个楼和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再说一月份天气正冷，而我出差都是有车有暖气，从不穿棉衣，我就说车多跑一圈不是很快嘛！他说总政的女演员王静要跟我一块走，说好了在大门口等她。我听了心里就不大愉快，可没办法，只得自己提着包，冒着寒风来到大门口。坐到车里又等了半天，王静没来，我们不能再等，直接去了机场。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可又没处发泄。

走进机场大厅，有人过来对我说王静在那边，你是不是过去见见她。

我从远处看见那边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时髦，我心想王静是谁？刚才已经等了她半天，这会儿凭什么要我去见她？因此我说她愿意见我叫她来，我不可能去。那人离开我后又朝王静那边走去，后来听王静说，人家也对她说，聂卫平到了，是不是去见一下。她也觉得我算什么，为什么要来拜见他？当时我们都拿着架子，没见成。但那时我知道她就是王静了。

其实这次演出真正的名人不多，也就孙正平、郝爱民、黄志宏和后来成名的景岗山，可能坐那趟班机的就我和王静最有名，也就是所谓的“大腕”，所以到了长沙，特别为我们俩安排了一辆高级小轿车，其他人都坐大轿。开始我并不知道，人家让我上小轿车我就坐了上去，等了半天不走，我就问司机怎么还不开车，司机说王静没来，得等她。我说为什么非要等她，她可以坐别的车呀。司机说领导安排就得让她坐这辆车。我听了就更不舒服了。我出门只拿一个包，随身携带，她是演员，带了很多箱子，装演出服什么的，需要托运，结果等了很长时间她才出来。她见我坐后排，也没打招呼，就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

吃饭时，主办单位又把她安排在我旁边，这时我们才交谈了几句，但话不多，也就是应酬吧。现在如果问王静喝不喝酒，她肯定说不喝。当时人家问她她却说喝，于是人家纷纷向她敬酒。她还挺能喝，这引起我的注意。我的酒量很好，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她灌醉，让她出点洋相，也好发泄一下憋在心里的怨气。

我开始拼命灌她，话自然就多了，喝到后来居然没把她灌倒，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对她说晚上有空还可以再接着喝，我是非要把她放倒不可，她居然也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没什么来往。

最重要的是回来没飞机，我、孙正平、郝爱民和王静乘坐一个软卧包厢，一天一夜没事干，就在一起闲聊，互相之间也就熟了，还互相留了电话。

回到北京后，她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卡拉OK。我过去从来没去过卡拉OK，这是第一次，在东单附近的一个卡拉OK厅。她不唱，我不会唱，我们要了点酒，一边喝一边聊天。我感觉到她对我有好感，我再傻也不会傻到一点感觉都没有，再说那时我和小孔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说是王静，就是任何一个女孩来找我，我都会同她交往的。

春节期间有个朋友在家里搞了个party，邀请我和小孔参加。我希望王静也能参加，但又不能让小孔知道是我请的，我就叫付亮弄个车把王静接去。女人的感觉真厉害，当时还请了很多文艺界的人，而且那天晚上我和王静几乎都没说话，小孔还是感觉到我和王静的关系。

从那以后，王静经常到体委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议论。我去她那总是躲躲藏藏，不敢公开，冬天大衣领子都竖起来，低着头，从来不敢抬头走路。那时她还住筒子楼，人多眼杂，我觉得特别危险，所以去的不多，主要是她来找我。后来人们议论得多了，可能是逆反心理，反而不在乎了。

1990年3月，是我和孔祥明结婚十周年，她一定要我给她搞个纪念活动，她说最后搞这么一次就可以分手了。作为十年的夫妻，满足她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我不能推托。那天的仪式搞得很隆重，方方面面的朋友去了不少，大概有好几百人参加。那天王静和她哥哥王刚也去了。那时我和小孔的婚姻已经完了，可以说那是一次“告别晚会”，但是许多参加晚会的朋友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和孔祥明离婚后，马上就和王静结了婚，因为时间已经刻不容缓。没过多久，王静的预产期到了，并有了反应，我和她的女友杨英把她送进同仁医院，然后到医院旁边的新侨饭店边喝饮料边等，杨英不时地来回探听消息。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地把一杯饮料倒在我的身上，就在这一刻，杨英告诉我王静生了，是个儿子，这使我异常高兴，也顾不上擦干身上的饮料，急忙向医院赶去。我就喜欢儿子，在喝饮料时我就对杨英讲，如生女儿你自己去看她。后来王刚给我们这个儿子起名叫聂云青。

云青小时候没云骢聪明，六岁时学算术还掰手指头，气得我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还是我的儿子？王静总抱怨我不好好教他，我是没好好教他，可我怎么教得了，教孩子得有一定水平，我是教不来的，而且我一教他就心里发急，就要揍他，真上火！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就是觉得他有点笨，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云青六岁时，我们准备让他上学。我过去是北京小学的，也希望他能上北京小学，可我们的户口不在北京小学的招生范围内，于是我去找了北京小学的校长，问他像我儿子这种情况能不能收。校长说可以，但要通过考试。他同时告诉我，六岁上学不好，根据他们的经验，太早了孩子各方面的发育都比人差一块，这容易给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影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在校长的劝导下，我下决心没让孩子入学。

第二年，我亲自带着儿子去报考北京小学，在考试期间，我也像其他家长一样，在考场外面的操场站着等着，六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站了一会儿就觉得吃不消。后来有个老师发现了我，把我叫到里面坐。考试持续好几个小时，我看着仍然站在外面的家长，深感做家长的不易。考完试，我看老师给儿子的评语不太好，说他不注意听讲，老师讲课时他唱歌。可他后来还是被录取了，我也谁都没找。事后我想，像这种评价，如果是一般的孩子恐怕要被淘汰，因为是我的儿子，那天我又去了，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实我没为此事找过任何人。

我和王静平时的日常生活比较平静，但真正感情上的交流很少，在生活上她也很少关心我，我出差的东西她从来没帮我收拾过，都得我自己来，这在以前小孔早就给我打点好了，而且什么时候该穿哪个该带哪个事先就交代清楚了。现在我自己就经常弄错，该带的没带，不该带的倒是带了一大堆，累多了。在棋上她对我就更没帮助了，我比赛输赢她从来不问，也不关心，她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事。在经济上都是我养家，她说需要多少钱，我就拿回来，她有多少收入我不知道，也没问过。另外我出去她从来不跟着，她的活动我也很少参加，除了出去吃饭或到哪儿玩，需要带孩子，她才去。因为孩子我带不了，管不住他。

尽管如此，我对王静还是很负责任的，1991年她要搞独唱音乐会，光凭她自己的实力是搞不起来的，首先经济上就不行，场租、乐队、宣传、服装等等，需要六十万元左右。我通过我的朋友给她大力支持，还请了阿沛委员长、荣高棠等领导出席她的演唱会，演出结束后，我和云青手捧鲜花上台祝贺。这次演唱会在保利大厦搞得很隆重，很成功。

虽说我和王静的婚姻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恐怕和大多数人的婚姻一样，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

生活篇亲与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重感情，讲孝道。

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重感情，讲孝道。

在山河农场的时间虽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年，其中我还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作为一代知青，我对北大荒的生活还是十分怀念的。多年来，我一直与北大荒的一些知青朋友来往着，如姜昆，就是我的“荒友”。1998年10月，以老知青的身份，我参加了北大荒知青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专程赴黑龙江探访，并为此捐了款。

大概在1992年吧，我曾接到过一封来信，当时我感到很突然。来信人叫蒋美华，是当年上海赴北大荒的知青，在一次扑救山火的行动中被严重烧伤，当年曾是知青中的英雄，我曾听过她的事迹报告，但并不认识她。她在来信中讲述了她近年的生活。返沪后，她尽管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照顾，但是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一直比较困难。这次遇上房改，她拿不出钱买房，而优惠购房的机会也仅此一次，她想尽办法，还差两万块钱，于是想起了我，向我求救。

我虽然不认识她，但当年对她的英雄行为十分敬佩，也对她今日的处境十分同情。于是我给黑龙江省的一位副省长写了信，讲她过去是为抢救国家财产受了伤，省里有责任照顾她。同时我也将此事告诉了邓朴方，并通过残联把我的信转给了农场局。我的奔走有了结果，此事引起了农场局的重视，专门派人找到我，在我赴上海参赛时同赴上海，补助了蒋美华两万块钱。在上海，我个人请蒋美华吃了一顿饭。蒋美华拿到补助款时十分感动，她热泪盈眶地感谢国家没有忘了她，也感谢我这位当年的老知青。

我当年的连队里有一位鸡西市的女知青，叫张贡，自从离开山河农场后，也是二十多年未联系过。忽然有一天，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找我，求我帮她找个工作。原来她丈夫是个矿工，在一次矿井塌方事故中身亡，她的生活也十分困难。看着她们孤儿寡母的境遇，我实在不忍将她们推开不管，但我个人又无能力给她介绍什么工作。想想当年的知青，如今都不容易，我想办法筹措了几万块钱，“借”给她开了一个卖食品杂货的小铺。为了表示感谢，她多次表示让我到她家坐坐，吃顿饭。盛情难却，我去了一次。

她家很远，也较偏僻，虽然居室仍然比较狭小，条件也不好，但总算是有了生活的来源。

姐姐家的小保姆，我也尽力给予帮助。她的故事在当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感动了不少人，韦唯的一首《爱的奉献》更是唱遍了全国。

对外人如此，对家人我更是倾情。作为长子，我总觉得对家庭负有一种责任感。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文革”中，我的父母都受到了迫害和冲击，特别是我的妈妈，除了在身体上受迫害外，精神上也遭受到严重摧残。父亲去世后，妈妈迅速地苍老了，望着满头白发的妈妈，我心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悲切之情。

1997年我去九江参加一个比赛，江对面就是湖北黄梅县，也就是妈妈的老家。在比赛间隙，我让当地的朋友开车，悄悄地去黄梅看了一眼。回来后，我把在黄梅的所见所闻讲给妈妈听，激起了妈妈的思乡之情。她表示，自从十几岁跑出来参加革命，六十年了没有回去过，很想回去看看。

六十年了，这个数字大大地震撼了我。望着年迈的妈妈，我下决心一定要陪妈妈回老家看看，了却她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于是我放弃了一次世界比赛的机会，于1998年春季专程陪妈妈回乡探望。

黄梅县位于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之处。我和妈妈先飞南昌，再改乘汽车到黄梅。妈妈终于在离家六十年后回来了。我陪着妈妈在她的家乡村前山后转了转，在山上给她的爷爷奶奶上坟。望着满头白发的老母亲在祖父坟前垂首默立的情景，我心里一阵阵颤动。

由于离家多年，村里已无近亲，加之妈妈年纪大了，因此我们决定晚上住在县城。此行是奉母还乡，纯粹是私人活动，因此我未和当地任何部门打招呼。但终究是县城不大，加之我这个人“公众性”又较强，因此，我一露面就被人认出来了。很快，县里的领导纷纷前来会面。对家乡父老的盛情招待我是受之有愧，同时也对给他们带来的打扰深感不安。

1998年10月4日，是妈妈的八十寿诞，作为长子，为妈妈祝寿我责无旁贷。我通过朋友在北京一家高级俱乐部里包了一个单间，定了一桌寿宴为妈妈祝寿。这一天，我们聂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能让坎坷一生的妈妈在晚年尽享天伦之乐，这就是我的心愿了。

生活篇邓老爷子

邓小平确实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块无法磨灭的丰碑！而我能和这样一位伟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我早就听说过，但水平如何我不清楚，那时我还没和他打过牌。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当然地信口说道，邓小平的牌，就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不错。我这话比较含蓄，可以有多种含义。一可以理解为因为你是邓小平，水平高，所以打得不错。二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你是邓小平，别人都让着你。

没过多久，也就是1984年的夏天，胡耀邦请我到北戴河休假。当时邓小平也在北戴河，听说我来了，邀我过去打牌，而且指名和我搭档，我当然是荣幸之至。对方是另一对熟悉的老牌友。对方牌友打牌有时冒叫，邓老爷子抓住他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按照正规的叫法应该叫加倍，可邓老爷子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我们也就都跟着这么叫。

邓老爷子一加番，对方哪里顶得住，被邓老爷子一顿痛杀，真是惨不忍睹！打了几圈，他们一次没赢，我就发现对方的脸都长了，嘴也翘得老高。而邓老爷子仍然是毫不留情，穷追猛打。

当时我就想偷偷“放水”，让他们一把。这位牌友拿牌的姿势永远是“君子坦荡荡”，谁都能看得见。叫牌时我看见他有好多黑桃，而我只有ＡＫ四张黑桃，我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被对手逮着了，给我来了个加番。

这一加番不得了，我宕了六个，输了很多分。这一下对方的脸色好看多了，可邓老爷子见输了这么多，很不高兴地说，小聂，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宕了六个。这时我才感到邓小平打牌是很认真的，而且牌打得确实好，出乎我的预料。

打完牌邓老爷子留我吃螃蟹，在餐桌上，毛毛突然大声问我，听说你在背后说我们老爷子打牌不行，都是别人让，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可以坦白一下你的想法呀！邓小平耳朵有点背，她这么大声讲就是为了让老爷子听见。我当时就傻了，我讲的那些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而且当着老爷子的面给我抖了出来，我顿觉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尴尬之极。我愣了半天，说道，看来我以前的判断错了，老爷子打得确实很好。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丝毫不掩盖得意之情，天真得像个孩子。

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老爷子还跟孔祥明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没有九段，他被人家宕了六个。从此以后“宕六个”成了我的笑柄，桥牌界的人都知道，一见面就拿“宕六个”来打趣我。

在北戴河期间，邓小平还叫他的外孙女和外孙子跟我学围棋。当时他们刚十岁出头，并不是专门学棋，只是陶冶一下情操。每天由妈妈送过来，同时还给我带来一个大冰淇淋。教他们是很难的，因为指导一个五六段的棋手对我来说很容易，可让我教一个完全不会下棋的孩子那就很难了，启蒙和指导完全是两回事，但我还是很耐心地教他们。我说我教你们下棋是次要的，主要是教你们好好做人。他们都挺怕我，也挺听我的，因为他们不认识我，只是听说过我。我也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保持着老师至高无上的权威。

“八一”前，邓小平要回北京出席建军节纪念活动，他说再回北戴河时可以把孔祥明和我儿子骢骢一块接来，并要在专列上请我儿子吃饭。这面子可大了去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小孔，让她提前把儿子接出来，做好准备。

可是当警卫局的车来接小孔时，围棋队的领导竟然不同意，说“中办”

没来正式通知。专列马上就要出发了，是不能等的，当时急得不得了，警卫局的人只好给上面打电话，通过一层层传达下来，这才放行。

我儿子当时还不到三岁，长得挺可爱，邓小平见了很喜欢，让他叫邓爷爷。可我们这儿子不争气，就是不叫。邓小平也特绝，不住地说，你就叫我一声邓爷爷嘛！叫我一声嘛！好像是在求他。可他就是不叫，死拧，到最后也没叫。邓小平还是很喜欢他，并让小孔转告我：你这个儿子很好，将来结婚找媳妇的时候，要报告我，我批准才可以。当小孔把这话转告我时，我真是受宠若惊。那时邓小平的精神多好呀，他让我儿子结婚时报告他，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遗憾的是我儿子还没到结婚的年龄他就先走了。

1991年，中国女队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世界桥牌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们。接见之后进行了一场桥牌友谊赛，由邓小平和丁关根搭档，结果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邓小平的牌感很不错，他打的体制是精确叫牌法，叫牌偏冒一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而且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完成的。

有一次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和我正在大会堂一一八房间打牌，突然杨尚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我见是国家主席进来，便主动站了起来。邓小平连忙说，别动！别动！打牌嘛！打牌嘛！我只好又坐下。这时杨绍明急忙抓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他的画册上。

邓小平曾笑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是四个原因：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

他吸烟也有个习惯，从来都是自己点，而且是用火柴，不用打火机。

谈到吸烟，邓小平曾亲口对我说过吸烟有十大好处，比如口腔卫生、提神、使大脑充分发挥、增加国家税收等等。因为我也吸烟，对他的看法颇为赞成。这件事得到邓朴方的证实，但具体的哪十大好处他也记不清了。后来在医生的劝阻下，邓小平终于戒了烟，邓朴方也戒了，我却始终没戒。

1985年，解放军准备成立八一围棋队，希望我能去，并表示如果我去了，给我正军级待遇，房子也特别好。我很想去，可我不好跟北京队讲，北京队对我一直不错，在我还在黑龙江时北京队就给我房子了，我对北京队还是很感激的。可是那边的条件确实不错，我也想换个环境。我把这事和毛毛讲了，她表示愿意帮忙。

一次和邓小平一起吃饭，毛毛对老爷子说，聂卫平想到我们解放军来，我们解放军是不是收他？她是想让老爷子表态。邓小平不说话，也不表态，就在那笑。毛毛说，你笑就是默许了。接着又问，是不是默许了？邓小平还是笑，不回答。这时毛毛就对坐在旁边的万里说，万叔叔，你看老爷子默许了，你跟北京市打个招呼吧，让北京市放他，到我们解放军来。万里说，老爷子默许我就办。

可第二天我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我去找胡耀邦汇报了。耀邦当即表示不同意，问我，你为什么要到解放军去？你现在不是在北京吗？我一听就傻了，没法回答，只好把解放军的待遇如实说了。耀邦马上批评我说，你就考虑你自己的待遇，这怎么能行啊！我当时真是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以后再也不提此事了。

后来在邓小平亲自批示下，解放军正式成立了八一围棋队，孔祥明去了，授予正团级。

个人的事我从来没有向邓小平提过，这次是毛毛提的，没办成还挨了胡耀邦的一顿批。但其他事我向邓小平提过两次。一次是受中国桥牌协会之托。1987年“全运会”在广东举行，但是没有设立桥牌比赛的项目。中国桥协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和邓小平说说，能把桥牌列入“全运会”的比赛项目。我说这是好事，你们自己去说多好，他们表示很为难，没法子，我只好答应他们。

为了更有把握些，我拉上邓朴方，找了个合适的机会跟邓小平说了。

邓小平表态，可以嘛。于是桥牌列入“全运会”的表演项目，但不是正式比赛，只是表演项目。但后来没有坚持下来。

在和邓小平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国庆四十周年的庆祝晚会上，我因是政协常委，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邓小平刚一出来，便被一层层的人包围住了，我无法和他接近。我想那么多人，他肯定看不见我。没想到他发现了我，并微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当时觉得他既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感情。

1976年全国围棋比赛期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也达到高潮。我当时是全国冠军，说话有影响，于是上面让我代表全体队员在大会上做表态发言，遭到我的断然拒绝。后来在围棋队内的“批邓”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撤销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当时邓小平已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但仍保留着副总理的职务。我当即表示不能撤，我说这两年邓小平抓治理整顿还是有成效的。我的态度在国家体委引起强烈反应。其实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也正处于逆境之中，我对他就是一种天然的好感。

邓小平去世后，我见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场面非常感人，于是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了个提案，希望中央能拍一部反映群众悼念邓小平的大型纪录片。在邓小平去世一周年的前夕，我突然收到中央文献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江泽民总书记对我的提案非常重视，目前悼念邓小平的大型纪录片已经完成，江总书记还题了片名《丰碑》，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他是受中央委托，给我一个答复。

这部纪录片我从头到尾看了，邓小平确实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块无法磨灭的丰碑！而我能和这样一个伟人有过多次的接触，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生活篇耀邦叔叔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1989年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

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合我。他说，不，他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我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没办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

今天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底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做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后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

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还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场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

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我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一次政协会上，我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开设围棋课的议案。这其实是陈老总的遗愿。陈老总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讲过，中国有四大文化遗产，琴、棋、书、画。琴，小学有音乐课。书，有大字课。画，有美术课。就棋没有，小学应该有这么个棋课。为此事我专门找过胡耀邦。

他说你的建议非常非常好，中国早晚有一天要实现，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比如贵州，有二十万小学老师参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办教师，根本谈不上普及围棋课，你先得普及师资，这才是最重要的。

耀邦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也使我知道贵州很穷。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

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

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向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并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会堂打牌，当时有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邓朴方。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闲聊，很热乎，这时邓朴方突然对胡耀邦说：“耀邦叔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体。”胡耀邦回答说：“我没什么，我这个人乐观得很，身体没有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他们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但也没多想。

两天之后，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出席了一个宴会，黑龙江省的很多领导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突然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时我想起两天前邓朴方和胡耀邦的谈话，估计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但我从表面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当时黑龙江省一些领导立刻就表态，紧跟中央，并对胡耀邦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后说，你们对胡耀邦了解得不够深刻，我不赞成。我认为胡耀邦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枝节的，他的主流是好的。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在和耀邦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生活篇金庸和沈君山

沈君山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二十岁。据说他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父亲是搞农业的，对台湾的农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认识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欢下围棋，是个超级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关于围棋的描写，甚至还把棋子当成大侠的暗器，甚为有趣。

我虽然读过他的小说，可并不认识他。

1983年我正在广州进行“新体育杯”的卫冕战，他突然托人转告我，要在从化拜我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二十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五点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他们“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绍认识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蒋经国执政，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条例也还没有取消，两岸还处于“敌对”

状态，台湾同胞不允许到大陆来探亲，大陆同胞也不允许去台湾，甚至两岸人员的接触都很严格。特别是他们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一起打牌，以为我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在当时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赛那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从来没见过为了一场桥牌赛来了那么多记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政治”记者。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

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连累，我多次问他，是否和我接触，对他仕途上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不在意这些，他还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代表共产党，他代表国民党，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台湾一些政客攻击他很厉害，语言也很“恶毒”。

可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死了，李登辉上台后，没理会蒋经国的“手谕”，立即让沈君山当了政务委员。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搭档，参加各种桥牌比赛，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湾，有人就说，知聂卫平者，沈君山也。同样，在大陆可以这么说，知沈君山者，聂卫平也。

生活篇吴清源

吴清源先生是我最崇敬的老一辈棋手，辈分跟我老师一样，可棋的水平比我的老师高多了。

吴清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天外有天》中提到，他曾经希望我到日本学棋，就住在他的小田原的家里，并为经费问题和读卖新闻社达成意向。

后因“各种情况”没有办成。尽管如此，我对他的关心是非常感激的。

在日本参加比赛期间，我曾专程去拜访过吴清源先生，并送了小礼物，以表达我对他的敬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我和沈君山在日本参加了一个世界桥牌锦标赛的选拔赛，本来日方安排我们参赛就是想让我们玩玩，没想到，我们却“毫不客气”地拿了冠军。赛后有人请我们吃饭，在座的有吴清源、林海峰等人。喝酒时沈君山说起桥牌的事，我一听桥牌就来了劲儿，借着酒兴跟他们猛吹我们是如何如何拿到冠军的。这时吴清源先生冷不丁给我来了一句：“搏二兔，不得一兔。”意思是批评我在桥牌上花费的精力太多，势必会影响围棋。我当时口若悬河，正说在兴头上，一下子就呆了。沈君山见状哈哈大笑，后来他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我的窘态大肆描写了一番，说我正在得意之时，突然之间茫然不知所措。林海峰见我出了“洋相”，也聂卫平、沈君山下棋斗法，吴淞笙裁判，金庸、陈祖德、应昌期观战。

开怀大笑。我当时确实狼狈之极，着实让吴清源先生给教育了一下。他是老前辈，说得也对，我只能连连点头。

对吴清源先生我特别尊敬，只有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就是他现在老在提的二十一世纪的棋下法如何如何。围棋这东西，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棋手，对它的理解连一半都没有，包括藤泽秀行、武宫正树都讲过类似的话。而且越是高手，越觉得围棋奥妙无穷。二十一世纪的下法究竟是什么？

应该说我们谁都不知道，只能跟着学。而吴清源先生到处向人家讲，二十一世纪的棋应该怎样怎样。我不是说他提倡的棋不对，我只是提出疑问，二十一世纪的棋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能知道二十一世纪的棋，那么我们的水平只有比二十一世纪高才行，实际上我们的水平肯定比二十一世纪低。

比如六十年代的棋就没法和九十年代比，时代不同，棋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像六十年代跳过两米就是世界冠军，现在能跳过两米三的有得是。

对未来棋的发展可以预测，但不能说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下法。从技术角度我完全不能赞成吴清源先生的看法，在公开场合我也表示过我的观点，但这不影响我对吴清源先生的尊敬，他对围棋的贡献，是无人能比的。

能和“一代宗师”吴清源先生交往，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

生活篇陈祖德

陈祖德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棋手，他是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也是“中国流”的首创者，他在中国围棋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社会上有些传闻，其实我们的关系是很正常的，有些事被夸张或曲解了，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我和陈祖德曾经打过一架，而且双方都动了手。那还是1973年在国家集训队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本来我们的关系很不错，他水平高，又是我少年时的崇拜对象，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我有个朋友叫江铁成，有一次他来找我玩，看见陈祖德有一本世界名着，就想让我跟陈祖德借，并说保证能还。具体是什么书我记不得了，因为那时我光看棋书，对其他的书都没兴趣。于是我就找陈祖德把书借来，给了江铁成。

过了一段时间，陈祖德要我还书，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就找江铁成要，他说书弄丢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像这种世界名着都属于“禁书”，根本就没地方去买。我急得跟江铁成翻了脸，把他臭骂了一顿，可书拿不回来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实际情况向陈祖德说了，我说书并不是我借了看，而是碍于面子帮江铁成借的，现在他把书给弄丢了，没法还你，以后再想什么办法补救。这事确实是我不好，我一再对他表示道歉。江铁成也是罗建文的朋友，他也知道我没乱说。

没想到陈祖德给我来了一句“流氓”！说我是用恶劣的手段把他的书占为己有，说着说着说急了，突然就动手打我。开始我还不敢还手，可他不停手，终于把我打急了，就跟他打了起来。我一生只打过两次架，一次是在农场，那人不给我水喝，我把他打得昏了过去。再有就是这次。我平时不打架，一打就是一副拼命的架势，可能把他打得挺厉害的，当时还引来很多人看热闹。

这事起因是我不对，不管怎么说是我从他那儿借的书，应该还人家。

可是别人把书弄丢了，我也是无可奈何。我知道那本书很珍贵，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很可能是冒着很大风险才保存下来的，不像现在随便就可以买到；也许这本书他也是借的，丢了没法向人交代；也许这本书对他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棋手有一个最大的原则，不能失信于人，所以他一听丢了火气很大。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心里也很内疚，而且直到现在都很内疚。

可再怎么说也不能动手打人呀！这对我的自尊心伤害很大。我现在在围棋队对晚辈棋手，发现谁有不对的地方，我可以说他，甚至“骂”他，但不可以打他，一打就伤害人格了。

这件事发生后，直接影响了我和陈祖德的关系，致使我们只能保持一般的同事关系，不可能成为关系密切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主动到他家拜访过，都是因为工作打电话叫我去我才去的。

还有一次是1980年在成都举行的“新体育杯”赛上，一天夜里，陈祖德忽然便血，马上送进医院检查，查出癌症，不能参加比赛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医生保密，跟他本人也保密，我们只知道他的病较重，不能出院。后来他的夫人郑敏之和罗建文专程从北京赶来，在医院陪他。我们还在继续比赛，那年是吴淞笙获得挑战权，我以三比一卫冕成功。

那时我们在外地比赛不是很多，偶尔才能去趟成都。比赛期间，四川的朋友请我、吴淞笙和华以刚等人吃了一次饭。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陈祖德的夫人却不知听信了谁的传言，说我、吴淞笙，还有围棋队的许多人，听说陈祖德得了癌症，在一起喝酒庆祝。真是无稽之谈！陈夫人就此事向金明等中央领导“告状”。本来我还不知道，是金明问我才知道有这回事。

我怒得不得了，怎么能这样毫无根据地“诬陷”别人呢？我把真实情况和金明说了，他本来就不相信我会干这种事，而且涉及围棋队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呢？！

也许陈夫人觉得陈祖德是当时的第一把手，是我把他给赢了下去，因此认为我们有很大的矛盾。其实我从来没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大的矛盾，平时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我们可能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作为棋手之间的友情是永远都存在的，我怎么可能得知他患了癌症去喝酒庆祝呢？那绝对不是我聂卫平的为人！真那样的话，我这个人未免也太“恶劣”了。

陈祖德一直是我的上级，曾经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中国棋院院长，至今我都认为陈祖德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各方面都值得尊敬、学习，我和他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虽然当面也争吵过，都是因为在业务和技术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正常的。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年轻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我们正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为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携手共进。

生活篇邓朴方

我和邓朴方是很要好的朋友，在事业上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很大，在牌桌上我们也是一对极好的搭档。他为人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傲人待物，相反他的自律性很强。比如有时我们打完牌，人家请我们吃饭，他通常是不去的。

记得十年前，有个朋友跑来告诉我，王府井贴了张大字报，说邓朴方怎么怎么腐化，其中还牵扯到我。他让我查一下，好以后“秋后算账”。我说算什么账呀？这些人没知识、没文化，对邓朴方根本就不了解。接着我讲了邓朴方的几件事。

1986年在中日围棋赛上，片冈聪一直杀到我的帐下，形成一对五，形势极为严峻。这时邓朴方跟我说，只要你赢了第一盘，我就请你吃饭。我赢了片冈聪后，邓朴方果真说到做到，请我到人民大会堂吃涮羊肉。作陪的有王汉斌、邓楠以及我的大夫和司机等多人。在敬酒时他鼓励我再接再厉下好后面几盘棋。

吃完饭他去结账，人家把账单给他，他一看傻了眼：八百元。他没想到这么贵，而且也没带这么多钱。我就去找管理局局长说情，我说你们的价格太高了，邓朴方是自己请客，他可掏不起这么多，能不能给点优惠？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了，像他那种地位的人，那时让他掏八百元都很困难。

其实邓朴方始终都不富裕，都九十年代了，他太太和我太太一起上街买东西，贵一点的他太太都买不起。平时他穿得很朴素，冬天经常见他穿件破棉袄。他坐的车挺高级，那是国外一些基金组织送给“残联”的，而且他坐的也不是最好的。有一次我听说国外又送给“残联”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我问他怎么不坐，他说：这么高级的车我怎么能坐呀！送给康妈妈（康克清）了。

1987年夏天，我和王汉斌去邓家打牌，我们到得早了点，就在邓的秘书张保中屋里等候。我觉得屋里特别热，就问张保中怎么不把空调开大点。

王汉斌也在一旁大叫热。张保中说屋里根本就没空调，我还有点不大相信。

张保中告诉我，老爷子说了，除了他的卧室、客厅和邓朴方的房间外，都不许安空调。邓朴方是因为残疾，热了出汗容易长褥疮，才受到特别关照。

邓朴方待人也很谦虚，有一次在政协礼堂，别人见他下楼不方便，就主动帮他抬轮椅，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却显得很内疚，不住地对人家表示感谢。我看了都挺感动。他还跟我说，我们比赛得的奖品，他都是带回去分给警卫人员，人家特别高兴。

有人说他这个那个，甚至国外有多少多少存款，简直是无稽之谈。在和邓朴方的接触中，我对他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立身中正。

生活篇我和足球

我是一个超级球迷，每逢重大的足球赛事，我是必看无疑。为此我和孔祥明曾经发生过矛盾，前面已经说了。但是我的痴心至今没改，而且随着我的经历不断丰富，我对足球的理解也越发深了。我觉得足球和围棋一样，里面充满了人生的哲理，这里面有奋斗，有拼搏；有胜利，有失败；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时看一场球，真的好像是经历了一场人生。所以我爱足球。

对中国足球我是一直抱着希望的，记得1985年，我曾就中国足球同万里副总理进行了一场争论。当时我们刚打完牌，坐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谈到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话题。万里听了非常明确地说：本世纪中国的足球是没有希望的。

我一听就有点急，我说：万叔叔，也许你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你还不应该从现在起就关心一下足球吗？我知道他当时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希望他能多关照一下中国足球。

万里说：这个你不懂，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绝不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不要做这种超前的事情，浪费太大。我是个绝对球迷，听他把中国足球说得那么惨，我无法接受，于是就跟他激烈地争辩起来。当时在座的有曹大元、荣乐第等人。最后万里很冷静地说：不信你看。

转眼间过去了十四年，中国足球在“世纪杯”预选赛亚洲区上再次被淘汰，不但失去了本世纪冲出亚洲的最后一次机会，而且连亚洲强队的地位也保不住了，真可谓被万里“不幸言中”。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心情不愉快，但对万里的远见卓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我们球迷的一句话：真牛！

还有一件事和中国足球有关，那就是胡耀邦生前曾送给过我一瓶茅台酒。茅台酒怎么同中国足球有关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据说茅台酒厂发现了两瓶最古老的酒，一瓶送给了邓小平，一瓶送给了胡耀邦。送给邓小平的那瓶老爷子已经喝了，送给胡耀邦的这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酒，显得更加珍贵。

胡耀邦舍不得喝，他知道我爱喝酒，便把酒送给了我，并告诉我要兑新酒，不能就这么喝。我当然也舍不得喝，就收藏了起来。

一次和戚务生、于根宝、容志行、杨秀武、高丰文等国家足球队的人在一起吃饭，谈到世界杯出线问题，大家都挺感慨。我是个足球迷，对中国队总是冲不出去也很着急，于是乘着酒兴说，如果中国队能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我就拿出这瓶茅台酒来为中国队庆功。他们听了特别高兴，表示一定要冲出亚洲。

可惜多少年来，一次次冲击世界杯未果，这瓶酒至今仍然保留着。前不久高丰文还对我说，真想喝你那瓶酒呀，就是喝不着。

后有人听说此事，要出一百万买这瓶酒，我没有答应。这瓶酒的价值绝不是一百万所能买的。

我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大声说道：好！现在胡耀邦已经去世，但愿有一天我能拿出这瓶酒，代表胡耀邦和我自己为中国足球队庆功，了却我们的这桩心事。

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此时已对高岗产生反感，对酒也没兴趣，就叫人将酒埋在了地下。

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得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能不令人感动！

除了喜欢看球，偶尔我也踢踢球，不过纯粹是为了活动活动。我们围棋队就有支足球队，休息的时候就踢上一会儿。我是守门员，队员们对我挺照顾，从不使劲儿射门，所以从来没有失过球，因此还得了个“钢门佐夫”的绰号。

除了踢球，我们还经常打篮球，而且还曾和国家女篮进行过一场比赛。

当时我们围棋队进行身体训练是和国家女篮在一个体育馆里，关系比较密切。有一天王元跟我说，女篮提出和我们打一场球。我说那怎么行，我们不是干挨打吗？他说没关系，她们只出三个人，我们还是五个，我们现在天天都在练，肯定打得她们发不出球来，而且谁输了谁给对方买五十个冰淇淋。我看他那牛得不得了的样子，就轻信了他的话。

结果人家连郑海霞都没上，只出了三名替补队员就把我们给收拾了。不是人家发不出球来，而是我们没法打，连球都摸不着，个头也差多了，和她们站在一起，就跟小弟弟似的，矮得不得了，让人一撞站都站不住。那天我去看了，围棋队丢脸丢尽了，最后我们还得掏钱给人家买了五十个冰淇淋。

不过和国家女排的那场比赛我们大为风光，把她们打得惨败。不过比赛的不是排球，而是五人制足球。后来袁伟民急了，亲自上场。他勇猛无比，骁勇异常，我们谁也挡不住他，被他打得稀里哗啦。本来我们是大胜，袁伟民一上我们就彻底崩溃了。

提到袁伟民，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我曾把他的儿子痛打了一顿。他儿子当时十来岁，调皮捣蛋不说，还仗着他爸爸是袁伟民为所欲为。当时条件不好，训练完了，大家都在体委的公共浴室洗澡。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大家正在洗热水澡，他儿子突然跑进来，用凉水滋人家，搞恶作剧。

人家知道他是袁伟民的儿子，也不敢管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走过去对他说，小朋友，你这样做不好，大家都脱得光光的，容易着凉……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给我来了一句，你管不着！我这人很少发脾气，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仍耐心地说，你这样不好，人家多凉呀！他说，你是哪儿的？你管得着吗？我爸爸是袁伟民！那样子非常牛气，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少。

我一听大怒，什么？你是袁伟民的儿子就敢胡作非为？我今天就揍你这样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我从来没打过人，那天我拿起毛巾就抽他。

抽完之后我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是聂卫平叔叔抽的你。真是不像话！他要不说是袁伟民的儿子我不会揍他，顶多教训一顿也就算了，他说了我就非得揍他不可。袁伟民的儿子回去后果然和他家里说了，他们打来电话说我管得好。”

生活篇国际交往

1978年，第二十三届欧洲围棋锦标赛期间，陈祖德、沈果孙和我应邀赴法国巴黎进行访问和下指导棋。这是中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欧洲大陆，揭开了中国和欧洲棋手直接进行交流的历史。

欧洲围棋的整体水平很低，他们的冠军是个在法国的韩国人，我让他三子他还不能赢。在巴黎的三个星期，我一共下了四十一盘让子棋，全胜，可见当时欧洲围棋水平之低。听说现在有人已到“让先”，进步还是很快的。

我们去欧洲之前，当时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副总理专门给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写了信，我们一到，就受到大使馆的热情接待。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辆专车，还派了大使馆的三秘专门陪同我们。

巴黎可以说是世界文化之都，我们先后参观了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凡是有名的地方似乎都去了，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在这方面兴趣不大，他们想去，我不能不去，我就稀里糊涂跟着去了，人家说好，我也说好，也不知道怎么个好法，真可谓“陪着太子读书”。

1978年，应邀赴巴黎第二十三届欧洲围棋锦标赛进行指导。与陈祖德、沈果孙、翻译在大使馆前合影。

对于西餐我也吃不惯，有一次端上来一盘蜗牛，据说还是一道着名的法国大菜，看着就可怕至极，根本不敢入口。我唯一爱吃的是几法郎一盘的炒鸡蛋。到使馆吃饭就感觉特别好。

另外，法国人请你吃饭，不知是“小气”还是因为什么，就一道汤、两道菜，比起中国人的“好客”可差远了。而且法国人不论男女老少分手时都要接吻，这也使我震惊异常，很不习惯。

总之，这是我第一次到“西方”去，算是感受了一下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吧！

1985年，我和刘小光一起去了洛杉矶，这也是中国围棋棋手第一次到美国。这次是应设在洛杉矶的中华围棋会的邀请，去下指导棋的。这个围棋会是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搞的，每天我们都到围棋会和他们下下指导棋，晚上没事就打打桥牌。

他们见我们生活很单调，于是就要包一架飞机去大峡谷玩，被我断然拒绝，一是花钱太多，二是我也没有兴趣；这可把刘小光气坏了，抱怨了我半天。后来人家又邀请我们去迪斯尼乐园游玩，我本来也不想去，可盛情难却，加上刘小光十分兴奋，只好去了。刚走进大门没多远，我就问陪同我们的小姐怎么回去。小姐挺奇怪，怎么刚进来还没玩呢就问回去的事。我说迪斯尼也算来过了，我们就回去吧。刘小光正在兴头上，一听跟我急了：“不行！不行！这次不能再让着你了！你在这儿坐着歇着，我们先玩去，一会儿再来接你。”我真的就坐在那儿歇着，让他们去玩。听说迪斯尼很大，要玩过来得很长时间。他们见我等着，没好意思多玩，玩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可能我使他们大为扫兴。我真的不喜欢游览。

可是对“赌城”拉斯维加斯我却很有兴趣。我自己从来不赌，但是喜欢看别人赌，从中琢磨它的规律，这同我从小喜欢有胜负的东西有关。我看后觉得，如果我真下筹码，我是可以赢的。这不光凭运气，也有概率。比如轮盘赌，你先观察它经常停在什么地方，连看二十次，你就会觉得某一个地方快来了，就可以在那儿下注。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翻一倍。第二次还不行，就再翻一倍，那地方肯定是要中的。我在心里试过几次，每次皆中。还有“二十一点”，他是几副牌放在一起，凭着自己的记忆，我觉得也能赢，只要概率上赢他就行。在国内我们曾用四副牌玩“敲三家”，最后剩十二张牌时，我能说出其中的十张，我记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我说过不赌，在拉斯维加斯这个世界最大的“赌城”，我也没有“开戒”。

这次赴美最有意义的是和韩国棋手曹薰铉下了两盘快棋。当时有个旅居美国的韩国四段棋手车敏洙，他的棋挺厉害，我们的一些棋手都下不过他。我和他讲好让先，他觉得能赢，还和人家赌。结果连下几盘，我都大胜，没给他一点面子。他知道我是大陆围棋“第一人”，于是他把韩国围棋“第一人”曹薰铉叫到美国，想让我们“较量”一下，看看谁最厉害。可那时我国和韩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这事要请示大使馆。大使馆认为这涉及和朝鲜的关系，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们无权表态。当时和我们一起来美的还有一个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官员，我就让他向国内有关方面请示。本来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弄得这么复杂。后来争取了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批准。

当时我和曹薰铉并不认识，是第一次见面，但名字互相知道，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应氏杯”上成了“冤家对头”。因为这是中国和韩国的顶尖棋手第一次相遇，所以在美国还是挺轰动的。华人说我能赢，韩人说他能赢，而且开了赌，闹得很热闹。第一盘我执黑输了，第二盘我执白赢了，打了个平手。美籍华人和美籍韩人都大呼过瘾，双方都没丢面子。

随后我又去了旧金山，旧金山的市长送了我一把“金钥匙”，并授予我“旧金山荣誉市民”称号。在旧金山，几位台湾朋友为了让我“开开眼”，见识见识“美国文化”，带我去看了一次脱衣舞。我以前认为脱衣舞都是黄色的，这次一看，觉得不那么黄，有点艺术性。脱衣女郎脱到只剩一件大拉链的衣服时，突然跑到我的面前，说她看出我是从毛泽东的国家来的，问我能不能把她的拉链拉开。当时全场的人都看着我，我感到非常尴尬，于是毫不客气对她说，我是从毛泽东的国家来的，但我对这个并没兴趣。旁边的人给她翻译后，她马上说是她不对，并对我表示道歉，但她还是希望我能给她拉。我觉得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在她一再表示歉意的情况下不给她拉一下，未免显得有些“小气”，于是象征性地替她这么一拉，这时灯突然灭了，她也就趁机跑到幕后去了。

在美国我接触的都是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就像在国内似的，吃饭也都是到中国饭馆，很习惯。洛杉矶非常漂亮，让我感觉到在物质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太大了。而且我还觉得洛杉矶的月亮比我们的圆，我说这话可能有点“涉嫌”不爱国，我观察了很多天，不知什么原因，人家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圆。回国后说起这事，有人说这可能和大气污染有关，污染严重的城市，晚上是连星星也看不见的。我想他说的有道理。

但美国也不是什么都好，首先社会治安就绝对成问题。在旧金山，晚上和朋友出去，就亲眼目睹了持枪公开进行抢劫，朋友马上把我拉走，好危险！

1988年3月，我第一次去新加坡，这也是中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新加坡。当时新加坡的围棋水平很低，也就是刚刚起步，说得不客气点，就是请我们去教他们。以后他们又陆续请了我们一些专业棋手长年住在那里，指导他们的棋手。

我以前听说过新加坡如何干净、漂亮，可到那儿一看，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得多，街道、公园……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像精心处理过一样，没有一点垃圾、灰尘。当时任副总理（现任总统）的王鼎昌接见我一次，聊了很长时间，我就问他为什么新加坡管理得这么好。他说就一个字“罚”，而且是重罚。随地吐口痰，就要罚五百元新币，合一千多元人民币。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元新币，一罚就是一半，让你无法承受。这使我想起在北京王府井，吐一口痰才罚五角，据说有一位被罚的人，因一元钱没法找，干脆又吐了一口。如果是罚五百元，你看他还敢不敢再吐？！还有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就应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实行重罚。

不过我在新加坡的运气实在不好，1989年“应氏杯”决赛的最后两盘，我都是在新加坡输的。听说中国足球、篮球在新加坡也输。我是再也不愿去了。

日本和韩国是我去得最多的国家，去日本有七十多次，去韩国有三十多次，都是同比赛有关，就不多说了。

生活篇台湾行

在1992年之前，曾经有人问我：世界上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我毫不犹豫地说：台湾。一是因为台湾是祖国的宝岛，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血脉和文化；二是因为没去过，有一种神秘感。

1988年，我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后因我是“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方面拒绝签证，最终没能成行。直到1992年9月，我的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了。

这次台湾之行，是受台湾奥委会副主席李庆华先生之邀。李庆华先生是原台湾“行政院”院长李焕的儿子，是反对“台独”的，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李庆华之所以邀请我去，一方面是打破海峡两岸之间体育交流的壁垒（我是第一个正式应邀到台湾的大陆运动员），以促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另一方面他要竞选“立法委员”，也是为了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尽管当时我的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按照他们的“条例”，中共高层干部是不准入境的，可是在李庆华的努力下，还是把我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使我的这次台湾之行得以实现。

9月16日中午，我从香港直飞台北桃园机场。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出关，没有任何麻烦。在机场，约有十来位台湾记者前来采访我，问我此次访台心情如何？我用“非常亲切、非常轻松和感觉非常好”来回答他们。

四年前，我因参加“应氏杯”围棋赛途经桃园机场，台湾方面曾因我的所谓“身份”问题而不准我入境，当时他们之中的许多记者也来采访过我，我曾对他们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再到台湾来的。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年。但现在我毕竟来了，也算了了我的一个夙愿。

李庆华先生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并把我直接送到台北三大电视台之一的中华电视公司（华视），接受专题采访。没想到采访我的华视节目主持人李庆安小姐，竟是李庆华先生的胞妹，她可能因此而“近水楼台先得月”。

她长得很漂亮，思路也敏捷，她说我是多次“过门而不入”。我说她说得非常贴切，不过不是我“不想入”，而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入”，这次既然“入”了，就希望什么都看看，什么都听听。接着李庆安小姐又问了我十几个问题，大致都是大陆的围棋水平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情况，包括什么时候学棋、吸氧等等，没有什么“敏感问题”。最后我表示，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

下午三点我又在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受台北新闻媒介的采访。在离开机场时，李庆华在汽车里问过我来台湾有什么心愿。我说我的心愿之一就是想见一下张学良将军。这本来是我私下对他说的，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给我捅了出来，于是就有记者追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我否认有什么政治背景，我说：“张学良是抗战英雄，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从小就崇拜他。听说他快九十岁了，所以很想见他。”

出来之前，我曾和吕正操打过一次桥牌，他听说我要来台湾，就对我说，如果有机会见到张学良，替他转达对张学良的问候，并希望他有空回来看看，他很想念他。吕正操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而且是在牌桌上偶然谈起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背景。我怕有人借题发挥，多了一个心眼，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敢提及此事。

可第二天报纸上一发表出来就不对了，说我到台湾的最大心愿是看望张学良，估计我要给中共某些高层人物传递口信。这件事新闻界“炒”得很厉害，后来我被告知：张学良身体欠佳，不能接见。事后沈君山告诉我，本来我是有可能见到张学良的，可让新闻界这么一闹，张学良不愿意招惹麻烦，只好谢绝了我的求见。这成为我访台的最大遗憾。

第二天中午，台湾“行政院”院长郝柏村要在他的官邸单独约见我。在我来台之前，“台办”的人曾找我谈过几次，一方面给我介绍情况，一方面也交代了若干“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可以和“台湾”政府官员接触，但只能在我住的旅馆里面，不能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如去了，不就等于承认他们了吗？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对“台湾”政府，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都是个政治实体，而且在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你只有跟他们接触，才能相互沟通，做他们的工作。像郝柏村这样的人物，你能让他到旅馆来看我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了，人家大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我只能在旅馆里接见人家，不去登门拜访，这实在不合情理。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有尊重老年人的传统美德，不管他是什么政治立场，岁数比你大，你就应该有起码的礼貌。所以这条“规定”我没有照办，考虑再三后，我还是去了“行政院”。

十一点三十分，郝柏村在“行政院”接待室接见了我，在座的还有“行政院”副秘书长、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会长王昭明以及李庆华，不许记者采访。开始我还挺紧张，生怕走了嘴，叫他郝院长，因为我们并没有承认“台湾”政府，我只能叫他郝先生。另外他提到我们这边都是称中共，连大陆都不说，我提到他们也一律说台湾，一个字都不错，所以谈话很累。

其实我们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向郝柏村建议，台湾能否也在学校中开设围棋课，这可以开发智力。他表示支持。我又不客气地说，台湾的围棋水平是比较低的，要提高，比较简捷的方法便是两岸棋手多交流，“台湾”的棋手不一定非到日本，也可以到大陆学棋。另外，大路的棋手也可以到台湾来，这样，不仅对围棋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两岸文化的交流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郝柏村明确地表示，他支持这种交流，他甚至建议，将来可能的话，可以把吴清源、林海峰、聂卫平等杰出的中国棋手请到台湾来，搞一个围棋交流活动。在交谈中，我知道郝柏村本人并不会下围棋，但很喜欢打桥牌。他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打牌，就问我邓小平打牌采用哪种叫牌法，他的牌技如何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谈起中国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他都去过。我说我和他一样，也是没去过西藏和新疆，其他地方差不多都去了。最后他表示他很想到海峡的“那边”去看看。我不能说“欢迎你回来”，我没这个权力，我只能说你的这个愿望我一定给你转达。我们一共谈了五十分钟，出来时，迎面碰到“行政院”副院长施起阳，站着聊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行政院”。这时外面围了很多闻讯而来的记者，问我会谈的内容，我一律“无可奉告”，上车就走了。

回到北京后，“台办”的人跟我说，也就是你，换了别人是要通报批评的。但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做得是很对的，这事我也向几位中央领导汇报过，他们都说我做得好。而且到目前为止，从大陆去台湾参观访问的人中，能见到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就我一个。

在台期间，我还先后会见了“教育部”部长毛高文、“立法院”院长刘松涛、台北市长黄大洲、高雄市长吴敦义以及很多委员会的主任，我都叫不出名字来，都是台湾的高层人物。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会谈的话题基本上一样，就是问中共能不能承诺永远不对台湾动武，一谈就谈到这，特别是议长。

就在我去台湾前不久，台湾当局从美国购买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的F-16战斗机。就为“动武”和“战斗机”之事，我不断地同他们轮番进行“舌战”。

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个棋手，但据我所知是不能承诺的。他们问我，既然大陆方面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骨肉同胞，为什么不能承诺呢？我反问他们，既然你们也承认海峡两岸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还有人要搞“台湾独立”呢？只要你们首先承诺永远不搞“台湾独立”，我想大陆是不会动武的。可是据我所知，你们也没有承诺不搞“台湾独立”，这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了。

他们又说，如果和大陆统一，台湾吃亏太大。他们列举了台湾的经济如何如何发展，外汇储备如何如何多。我说你们对大陆太不了解了，现在大陆建设得也不错，如果你们觉得和大陆统一吃亏很大，你们也可以像香港一样，搞一国两制呀！他们又说，你们中共出尔反尔太多，并举了好多历史上的例子，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我说对不起，我太年轻，历史上的事有些不知道，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以后让历史学家去评论，我们应该向前看，不应该纠缠在历史旧账上。听了我的话，议长说，正是因为对中共不放心，才花了一百五十亿买了这么多飞机。我对议长说，别说一百五十亿，就是后面再加一个零，一千五百亿又能怎么样？莫非还能反攻大陆不成？！你们把这钱花在台湾的建设上不是很好吗？你们买飞机，不是让美国人把钱赚走了吗？美国人就希望你们这么干。

还有一次，台湾“海基会”的几个头专门请我吃饭。这些人相当有水平，有能力，风度也非常好。他们以为我是个专业棋手，玩“政治”一定玩不过他们，在吃饭时故意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挑逗”我。

他们首先说起中共不讲信用，我问有证据吗？他们于是举出历史上的一些事。我说，你们的岁数和我差不多，我讲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也是听说来的，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好能举现在大家都了解的。他们举不出来。我接着说，你们就是凭前辈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我也是这样。比如抗战，我过去所受的教育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面浴血奋战，像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地道战、地雷战等等，而国民党却躲在后方，抗战刚一胜利，就“下山”来摘“桃子”。我刚说到这，他们就蹦起来，说什么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共产党本来已经被赶到山沟里去了，趁机在后面发展自己的实力，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致后来和国民党对抗。我说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他们这才又坐了下来。我说，后来我才知道在抗战中，还有台儿庄血战、沪淞抗战、滇缅远征军等等，这些都是国民党打的。这样看来，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过去我们两边的宣传和教育都有片面性。你们说共产党不抗日，可我的亲叔叔就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当时是连指导员。这太有说服力了，他们无话可说。

后来又谈到西安事变，他们讲的和我知道的也是完全不同，绝对两个版本，共产党一个版本，国民党一个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更符合历史，恐怕只有大陆和台湾统一后，由历史学家去论证了。我们争论得很厉害，但都是在谈笑中进行的，大家都不失风度，争论不下的问题，也就嘻嘻哈哈地过去了。这顿饭吃得很妙，遗憾的是大陆这边就我一个，颇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

这次陪着我的是李庆安小姐，她不仅是电视主持人，而且还是国民党中委，台北市议员。事后她对我讲，想不到你的嘴那么厉害！我说如果是我个人的事也就算了，他们说共产党没打过仗，这可对不起我那个在抗战中牺牲的叔叔，所以要“争”一下。

在参观议会时，有几个摄影记者老想拍我在议会正面的照片，我就故意不让他们照，总是站在侧面。正面有国民党的党旗，我觉得不舒服。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一位我认识的议员的座位，并叫我坐上去试试“感觉”。我放松了警觉，就坐了上去，没想到刚一坐，闪光灯就闪了起来，我知道上了他们的当，可是已经晚了。

在台北，沈君山先生还领我去拜访了两位国民党元老，一位是九十二岁高龄的陈雪屏老人，据说他仍在“台湾”总统府当“资政”；另一位是八十多岁的陈致平老人。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围棋爱好者，而且一口地道的“京腔”，和他们聊天有种“如回故里”的感觉。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刘棣怀、过惕生、顾水如等北京老国手的事情，令人非常开心。

陈致平老人说他很想回北京看看，特别是到曾经待过的地方转转，可他女儿不让他回大陆。我说你女儿太怪了，为什么不让你回去？他说女儿怕他身体不好。我说人只能是越来越老，不会越来越年轻，既然决定要回去，那就应该早去。这时他才告诉我，他的女儿就是风靡大陆的台湾女作家琼瑶。我让他转告琼瑶，就说我批评她，她自己经常到大陆来，也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的父亲早一天到大陆来，以了却老人家的一片心愿。后来琼瑶的弟弟带她爸爸来大陆了，琼瑶还托她爸爸带了一块手表给我。我请他们吃了顿饭，聊了聊北京的一些变化，希望他不至于“迷路”。

在台中市，我专程去看了“牛肉面大王”张先生。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过去我儿子骢骢小的时候，曾经请过一位姓崔的大妈来照管他。这位崔大妈对我说，她丈夫死了。但是1988年，这位“死”了的丈夫突然从台湾回来了，并找到了崔大妈。他就是台中市的“牛肉面大王”张先生。我也因此认识了张先生。当时我正为“应氏杯”赛的事申请去台，张先生便邀我在台中见面。但没料到这一等就是四年。于是张先生便把四年前当地报纸登的“和聂卫平相约”的报道贴在饭店里，逢人便说，聂卫平肯定会来的。当我真的来到他家，老头儿高兴极了，忙这忙那，一定要我品尝他的牛肉面。

说老实话，老头儿的牛肉面是挺好吃的。

在高雄时，他们想让我参观所谓的“国军纪念馆”，被我“免了”，我只参观了高雄的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李庆华先生的父亲李焕十多年前创办的。陪同我参观的除了大学方面的人，还有高雄的议员。参观完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于是就在大学旁边的一个很普通的餐馆就餐。餐馆里面有个卡拉OK，那个议员一见就来劲儿了，问我大陆有没有卡拉OK。我反问他：你去过大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身为议员，对大陆的情况这么不了解，这怎么能行？我可以告诉你，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卡拉OK绝对比台北、台中、高雄多得多。当然我也不是说大陆什么都好，有些地方是很穷，你最好自己到大陆去看看。他们还问起“六四事件”，这是我最不好回答的问题，我只坚持一条：中国这么大，不能乱，任何形式的乱都是不行的。中国要发展，要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必须有个稳定的环境。

此外，我还坐船游览了日月潭，参观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是个很有知识的老人，他对我说，这里的宝贝很多，许多东西对外不开放，但我都可以看。我进去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比我们故宫里的东西好多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国民党撤退时从北京故宫搬走的，好在这些东西保存得完好，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参观中，我对唐代的一副棋盘和棋子很感兴趣，还特别数了数棋盘的格数，和现在的完全一样，都是十九格。遗憾的是隔着玻璃，无法触摸棋子，不知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在棋具旁，李庆安给我照了张相，故宫里是不准照相的，我这是破了例。

在台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寻找我的“义妹”。1991年中秋节，中央电视台在北京饭店搞了个现场直播的中秋晚会，我也应邀参加。

晚会的主持人有从台湾特邀的电影演员张纯芳小姐，她曾经在电影《老莫的春天》里扮演老莫的妻子，我过去并不认识她。那天晚上，我刚好同她坐在一张桌子上。席间，她突然提出要认我做义兄，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是应酬地说那可不敢当。没想到在主持节目中，她事先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突然宣布她是我的义妹，并把我拉到台上讲话，把我弄得非常尴尬，结果还说错了话。本来是中秋节，我却对着亿万电视观众说了句：春节好！闹了个大笑话。

以后我们并没有联系。到了台湾他们问我在台湾有没有亲属，我本来想回答没有，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这个“义妹”，就说了出来，可是没有她的电话，他们就通过电视台和报纸帮我“寻找”起“义妹”来，还说我找不到义妹，心里如何焦急等等，闹得满城风雨。在我离台的前一天，张纯芳小姐来了，我们见了面，还一起喝了很多酒。我自认酒量很大，但恐怕比不上这位义妹。这时那些记者们又说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整个过程被他们“炒”得就好像是阿哥阿妹历尽了多大磨难似的。

总的来说，这次台湾之行，使我大开眼界，也交了不少朋友，增进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相互了解。

生活篇为民出气

1991年11月，应上海电视节的邀请，沈君山先生途经北京前往上海。

这是四十多年来沈先生第一次到大陆来。

沈君山先生在台湾是参与制定对大陆政策的，在李登辉的决策圈子里是有发言权的，这样一个人物的来访肯定具有特殊意义。有关方面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于是叫我来陪同他，以期有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也希望我能带他亲眼看看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去上海我们乘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航班原定晚上八点起飞，可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起飞，也不向旅客解释原因。当时同机的还有许多被邀请的外国贵宾，首先就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直到十点多旅客才陆续登上飞机，按照正常时间，此时已经到达上海了。

不管怎么说飞机总算起飞了，我就和沈先生聊了起来。我们之间是棋也通，牌也通，而且他也很想了解大陆的各个方面，所以话题很多，不知不觉就快到了。这时广播里突然传出乘务员奇怪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还有二十分钟飞机就要降落在杭州机场了……当时飞机上一片哗然。

这次航班是从北京直飞上海的，怎么能在中途随便转地降落？于是乘客纷纷要求解释，可是竟然没人答复。我把乘务长叫来，对她说道，你们晚点两个多小时就没有进行任何解释，现在又在杭州降落，仍然没有任何解释，飞机是咱们国家的窗口，这趟班机上就有许多港澳台胞和国际友人，你们应该把事情解释清楚。可是她就是不做解释，问得急了，她就说，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不想在杭州停，我们也想到上海，早点下班。这简直是胡搅蛮缠。我问她，你这样回答能代表你们航空公司吗？能让旅客满意吗？她又不说话了。

其实原因是明摆着的，在杭州下了很多旅客。原来航空公司为了多挣钱，载了一批到杭州下飞机的乘客。但只要你能耐心地解释清楚，旅客即使有气，也是能够通情达理的。可她就是不说，而且态度很坏，这当然惹恼了旅客。我对她说，你现在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要找你们公司，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飞机到达上海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当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龚学平一直在机场等着，见我们迟迟没到，可把他急坏了，一见面就问，你们怎么啦？因原定第二天有一场桥牌比赛，由专门从美国请来的桥牌皇后杨小燕和摩尔斯搭档，我和沈君山搭档，组成一支混合队，同上海队对抗。

电视台要进行实况转播，这在全国还是首次。如果我们赶不到，比赛肯定泡汤，他能不着急嘛。

我当时心里的窝囊气还不知从哪儿出呢！我把情况跟他讲了，并表示要起诉东方航空公司。沈君山听了劝我说，怎么能打官司呀？打官司还得了！我说国内有许多航空公司不拿老百姓当回事，随意就侵犯你的权益，而且还认为你拿他没办法，气死你活该！今天我就是要和他叫一次板，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们。我一定要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到了旅馆我就给一位认识的律师打了电话，他原来也是围棋队的，后来当了律师。他接到电话就来了，我对他说，我认为“东航”侵犯了旅客的合法权益，我要起诉它，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律师？他说没问题，我支持你打这场官司，而且一定能打赢。他让我写了份起诉书，准备好必需的文件，就送到“东航”。

“东航”开始还不当回事，等见到正式文本就急了，马上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面人物，不断地来做我的工作，全都遭到我的拒绝。我没想到的是，在市政府为我们举办的宴会上，原上海市长胡立教也向我提起这事。我对胡老是非常尊敬的，我就把当时的情况和他讲了，最后我对他说，胡老，这事你就不要管了，“东航”的恶劣表现让任何人都无法容忍。这次不让他们吸取点教训，今后还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胡老听了点了点头。

上海的活动结束后，我和沈君山去了无锡。“东航”总裁派出他的秘书、办公室主任等好几个人也追到无锡。他的秘书还是我的同乡，河北深县人，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无锡市长宴请我们的宴席上，他们也全来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吃饭时无锡市长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起诉。我说不行，这个不正之风不纠正怎么能行！他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国家利益应该放在第一位，个人出点气是小事吧？！我说我这不是出气，国家的利益当然要维护，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决不允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牌子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无理可讲，于是提出私了，并提出很多条件，包括给钱，我都不予考虑。沈君山在旁边听了也劝我算了，我说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说了让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必须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私了我们也不能接受，我可以退一步，不打官司，但你们必须在报纸上公开道歉，特别要向我和沈君山先生道歉。我当然也是故意给他们出难题，让你们牛气！

他们马上打电话向总裁请示，表示接受。我说什么时候你们登了报，我什么时候撤诉。第二天“东航”就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向全体旅客的致歉声明，其中特别提到向我和沈君山道歉。

回到北京后，我和王汉斌副委员长说了此事，他有点不相信，问真的？我告诉他确实如此。他说不错，换成是他都没办法，也就忍了。一位主管法制的副委员长说出此话，可见当时民航服务差是多么积重难返。我说，王叔叔，咱们不能为民除害，总还可以为民出气吧！

后来我又见到宋任穷副委员长，他也把我夸奖了一番。他是从内参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位记者给捅了上去。

这事没过多久，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而且还是东方航空公司。

这次是我和刘小光从上海返回北京，正常应该是下午五点起飞。我们按时赶到机场，可飞机不能起飞，也不说明理由。

这架飞机是从东京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在上海只做短暂停留，而且已经到港。随着时间的无限拖延，而且正好赶上吃饭时间，可是东航一点水和食品都不给准备，使得乘坐这趟航班的一二百名乘客怨声四起，一些乘客开始闹起来。

我不愿看到国家形象受到损害，于是找到值班的人说，你把你们的值班经理请来。我知道每家航空公司在机场都有值班经理，以临机处理现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我的意思是把经理请来向大家道个歉，给大家发点食品也就完了。乘客心里不平衡，你多说几句好话不就平衡了。可他来句“什么？我们领导都忙得很，没工夫处理这种小事”。员工的素质之低，居然敢无动于衷。简直无法理喻！在航空公司里还有比乘客要造反更大的事吗？！他就玩这套。结果一直僵持到晚上九点才登上飞机，可还没坐稳，说飞机出了故障，又把乘客统统赶下飞机，这一下大家的情绪更大了。最后直拖到将近十点飞机才终于起飞。

飞机起飞后，乘客的不满情绪仍没平息，要全体联名上告“东航”。所有的人一致推举我来和“东航”交涉，他们认为“东航”怕我，要我再一次为他们出气，我也只好义不容辞了。

旅客中有一位大学生，很快就写好了一份材料，为了能尽快地征求全体旅客的同意，需要借用飞机上的广播念一下。于是我就去找机长，说这件事你们办得很不妥，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尽量满足乘客的要求。

机长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可是没过多久，飞机突然开始上下颠簸，做出各种动作，把人的胃都快翻出来了，所有坐飞机的人都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乘务员的解释是天气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天气有什么变化，反而觉得是机务组有意和旅客过不去。

我把乘务长叫来，和她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你们不想让乘客写投诉书，也不能采取整人的办法，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恶劣到了极点。我还告诉她，我曾和“东航”打过交道，“东航”登报道歉，这次我本想用个比较好的方式解决，没想到更为恶劣，咱们只好再次兵戎相见了。

飞机很晚才到北京，回到家里已经夜里十二点了。一路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件事办好，以不负二百多名乘客的重托。

一到家，我先给“民航”总局打了个电话，问哪位国务院领导主管民航。他们告诉我是邹家华。我又想办法查到邹家华秘书的电话，立刻就打了过去。秘书在这么晚突然接到我的电话感到惊讶万分，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说不是好消息，我想起诉“东航”。接着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秘书马上表示：第一，今天已经很晚了，不能马上向邹副总理反映，明天一早立即反映。第二，这些情况你简单地写个文字的东西，也好向上请示。至于起诉的问题，最好先等一下。我表示同意。

后来秘书在电话中告诉我，第二天他向邹家华一说，邹家华极为生气，立即批示民航总局局长陈光毅，让“东航”以最快的速度向聂卫平及其代表的二百多名乘客赔礼道歉，并切实抓好整顿工作。秘书的意思主要是解决问题，让他们改正错误，官司就不必打了。

“东航”很快就给我寄来一份检查，并表示道歉，既然这样，我也就算了。但我对“东航”仍有非常不好的印象，有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碰到“东航”

的人，他还向我赔礼道歉。我说你别来这套，你好好把你们的工作改进一下就行了。他说“东航”改进了很多，我说算了吧，我在全世界那么多航空公司中，就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坏的服务，居然置乘客安危不顾故意整乘客。

要让我来评的话，“东航”是全世界最恶劣的航空公司，只要有别的选择，我决不会坐“东航”的航班。

后来我听说，“东航”说我这个人得罪不起，什么时候在电脑中发现我的名字，马上VIP（贵宾待遇）。果然只要我一上“东航”的班机，不管买没买头等舱，马上就被送到头等舱，简直是胡来。我的本意并不是为个人争得什么利益，我只是希望每个普通的乘客都能得到应有的服务。

生活篇四次遇险

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险情。

第一次还是在1968年，几月我记不清了，那时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好多派，有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联动、逍遥派等等，各派之间经常发生一些“派仗”。我本身属于逍遥派，对那些活动基本上不参加，最多是凑个热闹。这时我们班分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刘卫平，他们原是八一学校的，后八一学校因所谓“高干子弟学校”被解散，他们才被分到我们二十五中。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他爸爸当时可是有名的大“黑帮”。刘卫平是刘震上将的儿子，他爸爸也因和林彪有过节，受到林彪的迫害。当时不论搞什么活动，一开场都要敬毛主席万寿无疆，敬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敬毛主席时刘卫平跟着喊，敬林副主席时他就不喊，他觉得林彪是个坏蛋，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没人敢这样，所以都觉得他太“傻”了。而我爸爸也是“黑帮”，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三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人家就称我们“三平”。我们在班上是2010年在毛主席故居最“黑”的了，当时班上的人都看不起我们，也不敢沾我们，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但是和校外的老红卫兵联系很多，这主要是习近平和刘卫平的关系。

在他们俩的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

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三十八中有地、富、反、坏分子集会造反，号召各校的老红卫兵前去和他们辩论。我们三个按照约定的时间真的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各校来的老红卫兵真多，有好几百，当时觉得特振奋人心。我们把自行车锁好就跟着进到学校去了，操场上站的全是我们的人，没看见一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们正在得意，忽然之间，礼堂的门大开，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里面喊着冲出来，见人就打。我们虽然人比他们多，但没有准备，也没有组织，没有指挥，在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突然袭击”下，顿时成了乌合之众。

我们三人转身就朝锁车的地方跑，我和习近平动作快，逃了出来，而刘卫平跑得慢了一步，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我们还没和人家碰面，一下子就被人家打散了。后来和已经当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谈及此事，都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有现在的戏了，我们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第二次遇险是在上方山云水洞，时间也是在1968年。当时我们学校白克刚的哥哥白克明带了几个同学从哈尔滨来，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他们听说上方山有个云水洞，要去那里探险，白克刚把我也叫上了。

上方山云水洞现在成了旅游景点，那时还没开放，连车都不通。我们从周口店下火车，沿着一条山沟走了五十多里才到达洞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是秋天，满山的野果都熟了，有海棠、山梨、酸枣，还有一些我都叫不出名字，我们一边摘一边吃，高兴得不得了，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中午我们在山上一个劳改大队打尖吃饭，劳改大队的管教干部听说我们要去云水洞，就跟我们讲，战备时洞里可以藏几个军，还说从这个洞口进出，那边可以从几百公里外的张家口出来，当年外国有两个探险队进去都没能出来，就在前些日子，北京工业大学的就死了两个等等，他讲得很邪乎，意思是想吓住我们，没想到这更刺激了我们的好奇心。他见我们执意要去，就告诫我们说，在洞里不要大声讲话，否则一产生共振就会引起塌方，并劝我们过了六七洞就不要往里走了。我们离开劳改大队，来到一个尼姑庵，洞口就在尼姑庵的一座神像的后面，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暗道似的。我们在尼姑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进了洞。

洞里特别黑，我们带的装有五节电池的大电筒都不管用，幸好带了马灯，这也不知是哪位有先见之明。过了几个洞，果然看见地上尽是骷髅和死人骨头，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我们还听见下面老有水响，用电筒照却看不见，后来听人说那是暗河，掉下去就完了，尸体都找不到。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还小，反而觉得特别刺激，特别来劲儿。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我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络，我用电筒打出去，光就像消失在宇宙黑洞里似的，什么都看不见，我自己也好像在宇宙空间，四周一片黑暗。我想这一下完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回去的路，这里有无数的洞穴和岔路，就像迷魂阵一样，最后只能饿死，想到这我真有点害怕了。就在这时白克明提着马灯找我来了，使我大难不死。后来白克明当了中宣部副部长，我见他问还记不记得在云水洞救我，他说记不很清楚了，我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笑了笑。

第三次是到了东北山河农场。星期日放假，我们六个北京知青去嫩江县城玩。正值冬天，天气奇冷。我们搭车去，坐在车厢里，是很艰苦的，能把人冻死，就这样人家还不让你搭，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女的就好搭，还让坐在驾驶室里，真是没法说。到了县城，我们住进农场的办事处。听说有场好电影，具体什么片子记不清了，我们就到电影院去买票。那时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难得有一场好电影，所以来看的人很多，还得排队。售票口有个铁栏杆，我们就站在里面排。

这时来了一帮当地的地痞流氓，故意寻衅闹事。我们北京知青都穿着统一发的“军大衣”，说是“军大衣”，其实是假的，土黄色，上下一般粗，非常难看。大概他们看出我们是北京知青，还不了解我们的底细，没敢向我们挑衅。我们前面有个当地知青，又是一个人，他们就朝他去了，故意找茬，挑起争端，最后恶劣到向他脸上吐唾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愿惹是生非，一个个就像缩头乌龟似的假装没看见。可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装也装不过去，最后我们其中一个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指责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这一下不得了，就像捅了马蜂窝，他们仗着人多，对我们大打出手。这可不是一般的打，有点像流氓团伙之间的斗殴。他们本来就是想教训我们北京知青一下，好让我们以后听他们的，所以下手特狠，我的棉帽子一下子就被打飞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躲闪、抵抗，后来实在顶不住，急了眼了，正巧旁边有个煤堆，我们端起大煤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砸了过去，我也扔了一两块，当场就把他们砸躺下了好几个。

他们没想到我们真拼了，顿时傻了眼。这时警察闻讯赶来，把我们带到派出所。我们把情况一说，警察就把我们放了，他们也知道那是一帮流氓。从派出所出来，我们还挺得意，走了没多远，突然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们，而且越来越多。我们感觉不对劲儿，撒腿就跑，这时他们就在后面追我们。我当时真是一路狂跑，心脏病也顾不上了，我从来没有跑得这么快过。那些人是带了刀子和棍子来的，憋着要报复我们，如果被他们追上，打不死也得打个半死，东北人的血性是全国闻名的。

我们一口气跑回办事处，可那些人仍不死心，把办事处给包围了起来。

我们在屋里拿起了铁锨，准备最后一拼了。就这样一直相持到晚上。后来的结局挺绝的，他们见相持不下，就这么回去脸面上下不去，于是派代表进来和我们谈判，他们认为我们北京知青有种，是条汉子，以后谁也别惹谁，我们到嫩江来，他们不管，他们的事，我们也不要干涉，即所谓“大路朝天，一人半边”。我们也巴不得如此，随即与他们握手言和。

第四次就更悬了，那是在1994年，我到武汉参加一个比赛。比赛之余，湖北省的一位副省长请我们几个人到一个山上打桥牌。打完牌副省长先走了，我们留下又玩了会儿卡拉OK，直到很晚才下山。我们坐的是一辆“中华子弹头”，刚上车我就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起瞌睡。我在车上特别能睡觉，就是在市内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能打个盹儿。当时可能是麦收时节，公路上晾了很多麦子，汽车从上面压过时，把麦秆卷进汽车轮子里，经过一段摩擦，居然着了。他们发现起火，惊叫起来，并迅速地跳下了车。我居然没有听见，仍一个人留在车里迷瞪着。等他们把我叫醒，就见前面已冒起好高的火苗，就像一条火龙来回蹿动。我当时真是吓坏了，这么大的火，汽车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我推旁边的门，可怎么也打不开，我只好从椅背上往后爬，“子弹头”车身还小，费了很大劲儿才从后门爬出来。所幸的是汽车没有爆炸，火很快就给扑灭了。事后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关键时刻你们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里？他们说当时以为我也出来了，就急着救火去了，后来才发现我还在车里。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后怕。

生活篇我和广告

1990年我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万里委员长在中南海请我吃饭。饭后闲谈时，不知怎么谈起李默然做广告的事来。当时人们对做广告的认识和现在不一样，万里委员长说过去对李默然印象很不错，现在也做起广告来了，他怎么能做广告呢？！我那时对名人做广告也没什么好感，马上跟着说：对呀，他怎么能这么做呀！没想到几年之后，我自己也做起广告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张路来找我，就是当足球评论员、现在是国安俱乐部总经理的那个张路，让我帮他个忙，给“古井贡”做个广告。张路的父亲是我小时候的棋友，关系一直不错，张路也是我的“哥们儿”，他来找我，我能说“不”吗？于是就做了那条“下棋做棋圣，喝酒古井贡”的广告。

我当时有两个要求：一、不能有我说话。二、不能在北京地区播出。我是怕让万里委员长看见就麻烦了，当初他批评李默然时我还在旁边帮过腔。

谁知他们把这条广告弄到电视连续剧的后面，造成很大影响。

也不知万里委员长看到没有。都是朋友，我也没好意思去追问。

这种事一开了头，以后就挡不住了。后来一位副委员长的儿子也来找我，是他一位亲友搞了个公司，生产一种营养液。谁知道那东西是真是假，好像吃了那东西就能像我一样聪明，那不是误人子弟吗？！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其实服用营养液后是否能变得像我一样聪明，我还真不知道！但却不过情面，这广告我还是做了，说老实话，我挡不住这人情关系。

最近有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看了我做的一个通大便的广告。我大为惊愕，我怎么可能做这种广告呢？！后来一看，果然有个通大便的广告，那个人也很像我。我给北京电视台打电话表示抗议。他们给查了一下，说那个广告用的模特儿不是我，而且广告中也没提我的名字，这我就没辙了。

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和秦基伟、李岚清（当时还是外贸部部长）谈起下海的事时，我说我可不可以下海？他们都认为我不能下海。实际上我从来没有下过海，也没玩过股票。对做广告，当初如不是为帮朋友的忙，现在我也不会做，一身清白，都是张路把我“拉下水”。我这个人很难对人说“不”，别人有要求，我都是尽量按人家的去办，也不会讨价还价。尤其是朋友一提“帮个忙”，就无法拒绝了。看来今后我得改进一下，在必要的时候要学会说“不”。

围棋篇国家集训队

凡是喜欢上围棋的人，此生便再难与围棋分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从事过这项运动的专业棋手了。所以在第三机械厂，陈祖德他们虽然已是工人，但每天的“手谈”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陈祖德被公认为“霸主”外，其余“各路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让。“文革”后期，我从东北农场回到北京，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们这个小群体中。等我这个生力军加入后，这场“争霸战”更加激烈不说，还平添了几分“惊险”。

最初，诸位国手并未将我放在眼里，几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点“毕生绝招”就难以取胜，不由得紧张起来。对于以陈祖德为首的这些早已蜚声棋坛的国手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胜虽欣喜，败亦不丢面子，可和我这个无名之辈对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万一输了，传将出去那还了得，因此每逢与我下棋总是全力以赴，妙着纷呈，常常把我杀得汗流浃背。回忆起来，当时下棋的激烈、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全国正式比赛。

藤泽秀行曾强调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十五岁至二十五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我认为秀行先生的见解完全正确，正因为我在二十岁时就和陈祖德等着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有可能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时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直至深夜。有时思路一钻进棋里，我就会忘记一切。比如下完棋骑车回家，常常因为脑子里还在苦苦思考棋里的变化，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除了陈祖德，我对其他几位国手已经略占优势了。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呕心沥血，赶超日本”的宏远目标，在我心中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个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由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了。我荣幸地被选入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从此掀开了我围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来不感觉到累。集训队的训练安排是很紧张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训练比赛），对有的棋手来说，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训练比赛，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这种“车轮大战”

往往使许多集训队员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战。

当时，集训队里的高手们最怕被我缠住下棋，因为一下起来，他们赢了，我自然不肯放他们走；输了，他们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是下个没完没了。以至于一到周末，诸位国手便对我“敬而远之”，晚饭后立即逃之夭夭，唯恐被我缠住而不得脱身。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

那时资料很少，有些棋谱很晚才能来，如能得到一个日本的最新棋谱，那简直如获至宝，往往能摆上一个通宵。这种拼命式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报偿，在集训队的内部比赛中，不是陈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陈祖德第二，我们两人的棋明显比别人高出一块。

在集训队我的成绩不错，可在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中，由于没有比赛经验，我发挥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荣男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中两国围棋界中断往来后，日本围棋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

代表团阵容强大，团长坂田荣男正在鼎盛时期，团员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跃于日本棋坛的一线棋手。

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轻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实际水平，怎么也应该安排我和专业棋手下，实际上却给我安排了个业余七段西村修。即使这样，头天晚上我还是紧张得一夜没合眼。这是在我的职业围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怎样才能放松下来。

当时集训都住在工人体育场，我和陈祖德等六人住一个屋，我怕影响他们，于是深夜一个人跑到训练室。训练室还有一个人，是福建的黄梁玉，他第二天没有比赛，不知为什么也睡不着。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说话。

我就坐在棋盘前发愣，也没打谱，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点钟才回去，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赛我执白输了，一方面对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适应，另一方面我的状态非常糟糕。输棋后我痛苦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的苦果。

接着，赛场转移到郑州，这一次让我和加藤下，这也是我的围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锋。加藤当时是七段，比我的实力强，但我拼得很厉害，发挥得也还可以，尽管输了，心里是平衡的。

第三盘给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虽然赢了，心里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赢女的。从我在队里的地位，给我安排这三个对手不太合理，显然是对我不重视，实际上那时我在队里的成绩已经和陈祖德不相上下。

这次中日比赛我们大败，不过那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整体水平。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

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的下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一有机会便厮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是“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打猛冲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属于“力战型”的较少，大都是讲究先布好阵势，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寻找战机。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暗中却在积蓄力量，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并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为最后冲刺做准备。这种不露锋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称之为“软打”。我现在的下法似乎就属于“软打”一类，比起“力战”来，我认为“软打”更能显示出一个棋手的技艺。

不过，并不是说“软打”就一定比“力战”更高明。就拿当代日本棋界“力战型”的代表加藤正夫为例，他的“力战”就让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连天，而且他多次获得“本因坊”、“名人”的头衔。我国棋手刘小光等也属“力战型”，同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可见，“力战型”棋手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在1973年下的棋，不仅仅是“斗力”，而且下出的着法都有一股“横行霸道”的味道，别人虽觉得我的下法有些无理，但也无可奈何。唯独碰上陈祖德我就傻了，因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风。

尽管如此，我在1973年确实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衡量，质量也都不坏。虽说那时的棋还不成熟，但从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进取心则是极为可贵的，遗憾的是，这种进取心，现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国家围棋集训队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新起步。作为集训队的一员，我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整整一年时间，我为有充分的对弈时间及高水平的对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又遭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访日的中国围棋代表团的名单。访日比赛，这是多少棋手梦寐以求的事啊！可是就在我喜悦激动之时，突然传来山河农场拒绝为我做政审的消息，我当时真的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凉透了心。

当初我进国家围棋集训队是经过一切合法手续，并经农场总局同意了的，山河农场即使有抵触情绪也无可奈何。我也有个错觉，以为以后就是下棋了，不会再回农场了，也没跟农场继续汇报。其实我的一切关系、档案还都在农场，我要出国必须经原单位进行政审，这正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农场非但不给我做出国鉴定，还愣说我是“走后门”，严令我必须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也不想想，当兵可以“走后门”，上大学也可以“走后门”，围棋是一种竞赛项目，是要真水平的，这可怎么“走后门”？真是没文化！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悲。

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1974年初，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叫钟志民的反对他爸爸“走后门”让他当兵的事迹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走后门”的高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原想保我，可在这风头上他自身都难保，也就顾不上我了。结果就在中国围棋代表团乘上去日本的飞机的同时，我坐上了返回农场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眼泪汪汪的，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都太没意思了。

我想我在农场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情，就打过那么一次架，那也是他不让我喝水呀！不能这么整我，断送我的前程。我当时对农场的做法简直无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气，可还不能表现出来，到了农场还得老老实实地干活。

这一次农场可给了我点颜色看，让我去起猪圈。四五月份刚化冻，这活儿又脏又累，别人都是干几天就有人替换，可偏偏没人来接替我，我只能忍气吞声。人家对我还挺羡慕，问我不是在国家集训队吗？不是还拿了个全国十省市的冠军吗？怎么又回来了？我都没法回答，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怕万一传到农场领导的耳朵里，再对我进行更严厉的报复怎么办？

我只有强忍住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干活儿。

直到六月份，农场总局才把我调上来，让我准备参加七月份的全国围棋比赛，这样我到了哈尔滨。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比赛在成都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正式比赛，距上一次郑州举行的全国比赛，间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为黑龙江省队的棋手参赛的。

本来我们可以从北京转车直达成都，可大家想借此机会过一下长江三峡，于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庆，然后再到成都。

在火车上有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都没资格坐卧铺，在车上很无聊，也没地方睡觉，为了消磨时间，我就跟李中建学下国际象棋。他是国际象棋的专业棋手，教我时让我一个后。我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这时曾在国家队当过教练的吴广熹凑过来对我说，你这国际象棋让个后那还怎么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这么一挖苦，心里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气，一定要下好，首先赢他。

到了船上，我就拉着吴广熹下，一开始平下，输一盘长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让一马，让二马，再让一车，让二车，最后我让他一后。这时我就跟他说，国际象棋不是不能让后吗？弄得他无话可说。在船上七天下来，我都可以赢省队一些水平比较差的队员了。后来我的国际象棋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我赢过当年的全国女子冠军刘适兰，赢过谢军（也是在她取得全国冠军的时候），还赢过世界少年冠军诸辰等，以后就不下了。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万千，九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获得了“全国十单位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除了一般棋手的胜负观外，由于我的户口仍在农场，所以对我来说此次比赛更是事关重大，直接影响我的前途。

战幕拉开后，我弈得颇为顺手，连赢了五盘。第六盘我遇上了陈祖德，当时他是四胜一负，积分比我少，我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争夺冠军。

在这场比赛的前夜，为了养精蓄锐，全力拼搏，我一反常例，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赶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种念头像扑灯的飞蛾，赶都赶不开。就这样，我思前想后，像“烙饼”似的在床上翻腾了一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赛的棋桌旁，觉得头昏脑涨，眼皮发沉。而陈祖德却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充满了自信。这一来我越发慌乱了，比赛开始后，我突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往日的灵感全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陈祖德下一着，我就机械地跟在后面应一着，可他的作战意图是什么，我却根本定不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最终演出了我对局史上最丢人的一幕——八十一手就认输了。

本来，激烈拼杀是我的拿手好戏，对局时，一碰到棋子接触的“肉搏战”，我的力量便会迸发出来。可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个战斗中，我就溃不成军，好像是决斗中的剑客，我的剑还没来得及出鞘，对方的利剑就已经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认输的一刹那，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

本来等着看一场精彩好局的棋迷们，对我如此不堪一击，无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纷纷扫兴而去。

比赛的惨败，人们的议论，使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以后又接连败给了王汝南、罗建文等人，结果只获得第三名。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

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了一下。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就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加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加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加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加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加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加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加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加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加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加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加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加良呀？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饭不要钱！”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加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的影响力，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农场。

不过这次回来，农场对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毕竟获得了全国第三名，这在农场可是破天荒的事。我刚到总场，总场的领导就请我吃饭喝酒，当面告诉我回农场后可以不干活，自己研究棋谱。到了分场，干部对我的态度大变，彻底平反，对我的一切限制都没有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些知青“哥们儿”，他们又偷来一只鹅，躲在烧水的小屋里请我吃鹅肉。他们说我这人很执着，很有毅力，能在这种逆境中冲出去，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到时候不要忘记“哥们儿”，忘记在这个小屋里吃鹅肉的情景。当时我们就是把鹅肉放在开水里煮熟，然后蘸点酱油就吃，没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觉香极了！现在吃鹅，不管在哪儿吃，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那时却觉得鹅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后，借着酒兴，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敲着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起来，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奇怪。这也是，多少年来他们都不能回家，今后怎么样还很难说，而我那时已经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们能不伤感吗？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可那又能怎么样呢？！这些人我还真的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忘记。

十月，金色的季节，国家集训队又开始集训，我这才离开农场，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篇章。

围棋篇首次夺冠

在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敢想过将来自己能成为一位全国冠军，因为我觉得那些冠军们都是才华出众、高不可攀的人物。但自从参加集训队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把夺取全国冠军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对局胜率的提高，这一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运会恰好给我提供了机会。

为参加全运会，我又回到黑龙江组建围棋队，因为团体赛必须有五名棋手。我在黑龙江也带过几名学生，但水平都不行，这时我就想到了程晓流，此时他还在农场务农。为此我赶到他所在的九分场，动员他出来。开始他还不愿意出来，很傲气，自视甚高，想上大学什么的。我说我是专程从北京赶到这儿找你，来之前还跟省体委的领导做了工作，作为知青、战友、朋友，我是替你着想，不要老在农场里待着了，出来机会更多。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终于被我说通，参加了黑龙江省围棋代表队。由于整体水平不行，团体赛我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个人赛的决赛，由获得分组循环赛的小组第一名的四位棋手参加，其中有陈祖德、王汝南、赵之云和我。决赛采用循环赛的方法。在决赛之前，尽管我明知迟早要和陈祖德相遇，但心情上很希望把我们之间的决战向后拖一拖。只要我赢了前两场比赛，那就能以有利的姿态与他一争高低，最起码心里能踏实一些。不料9月23日的抽签结果，第一轮我就碰上陈祖德，真可谓“冤家路窄”，我也只能暗暗叫苦。

当时舆论界一致认为，冠军将在陈祖德和我之间产生，但一想到又要和他进行一番生死搏斗，我就有些心惊胆战。陈祖德曾三次荣获全国冠军，又是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1974年我就惨败在他的手下，和冠军失之交臂。没有和陈祖德比赛过的人，是很难想象他在盘上那种咄咄逼人的威势是如何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9月23日晚上，未能进入决赛的棋手全都出去尽情玩耍，而我一想到明天的激战，心里就一阵阵发慌。这和一年前的情景是多么相似啊！想到此，我霍然一惊，去年那令人痛苦的一幕还会再演吗？我马上鼓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年来的苦练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即使输了也要拼得“壮烈”一些。这样一想，我的心平静下来。

9月24日，景山公园的围棋比赛大厅里，坐在我对面的陈祖德久久地注视着棋枰，然后轻轻地揿下按钮，停止了比赛计时钟的走动——这是棋手认输的表示。我顿时感到狂喜的热流迅速地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强作镇定地向他颔首致意。由于激动，当我在裁判员递过来的对局记录上签名时，手颤抖得怎么也无法把字写工整。离座之际，连腿都发软了。这就是我在争夺全运会冠军征途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这只是决赛的第一局棋，但我已看到通向冠军宝座的大门为我打开了。之后我又战胜赵之云、王汝南，以十四连胜的战绩获得了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冠军，这是在我获得的诸多冠军中第一个冠军头衔。

获得冠军，当然高兴万分，然而夺取冠军的艰难征途，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棋艺未精，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比如和王汝南的那盘棋，局势几经变化，最后形成了极细微的局面，正常收官，我可能要输一点点，可他过于紧张，出了一个小漏洞，反被我险胜四分之一子。事后王汝南难过得顿足捶胸，而我在胆战心惊之余，不能不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不然的话，冠军的桂冠就会戴在王汝南的头上了。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有趣的事。1975年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亲自过问了我父亲的问题。我父亲要解放可还没解放时，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请他到围棋协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全运会围棋比赛的裁判长，也算是散散心。

我和父亲之间有种奇怪的默契，他不抽烟喝酒，也不让我抽烟喝酒。

其实我在外面是既抽烟又喝酒，但我从不当他的面抽烟喝酒。他当了裁判长，我们就经常在公开场合见面，躲都躲不开。我抽烟时，只要有人一说你爸爸过来了，我赶紧就把烟掐了。这事闹得围棋队的人都知道，有时还故意和我开玩笑，等我把烟掐了一看，父亲根本没来。但我仍不敢大意。

在上海预赛时，父亲正好是我们这个赛区的裁判长，这使我很难办，在比赛中不抽烟不行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已成了习惯，不抽就不能集中精力思考。比赛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是抽了。后来我发现，凡是我抽烟的时候，父亲肯定不在我旁边，而且也从来不提及此事，这可能也

围棋篇冲击日本九段

中日棋战历来为中国棋界所重视，和日本棋手的交战成绩往往是衡量中国棋手水平的重要依据。尤其是1980年以前，在大多数棋手心目中，战胜一个日本九段棋手甚至比获得全国冠军还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历史谈起。

围棋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早在唐朝，我国围棋水平就很高，宋、元、明又有发展，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着名的“当湖十局”就是范、施两大国手的毕生杰作。此后国运渐衰，棋艺也就日趋没落，到了光绪年间，最后一位国手周小松逝世后，棋艺水平更是一落千丈。

民国初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五段来华，杀遍中国无敌手，据他评价，当时中国最好的棋手也不过是初段而已。新中国成立之前，棋手穷困潦倒，大都成了浪迹江湖的“艺人”，围棋艺术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与此相反，日本棋界却越来越繁荣。

围棋于唐朝以前传入日本后，深得日本人民的喜爱，很快就成为日本的国技。在日本围棋发展史上，也出现过许许多多棋艺超群的天才人物。

在唐朝，中日两国围棋交流频繁，脍炙人口的“镇神头”故事，就说的是日本王子来华与唐朝围棋大国手顾师言对局的事。遗憾的是，此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日棋手的交流似乎中断了，双方高手只能隔相想望而不得手谈。

实际上，中日围棋交流早就是两国棋手的共同心愿。日本的《坐隐谈丛》就提到过日本高手幻庵因硕八段想来中国观光之事。书中写道：幻庵与名人丈和争棋不胜，心有不甘。念此道原从中国传入，又闻长崎商人言，中国有国手周小松棋艺甚高，因思渡海西行。适此时幕府方执行锁港政策，禁止船只出海。幻庵乃与其门徒毫山密谈，以游览海滨为口实，不使人知，驾小舟出海，行不久遇大风暴，舟子恐覆舟，强其折返。幻庵叹曰：“嗟夫！吾竟不能与中国名士相切磋，惜哉！惜哉！”

那时，我国棋界除周小松外，还有施省三、李湛源、陈子仙等沙场宿将，大可一战。如幻庵西渡成功，不但比高部道平来中国要早九十年，而且我们后人也可以从中领略当时中日高手角逐的风姿。

中日围棋不相往来的状态，一直到1960年才宣告结束。在陈毅副总理和日本松村谦三先生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这一年，由濑越宪作名誉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抵达北京，揭开了现代中日围棋友好交流的序幕。

因为是首次访华，日本棋界对此极为重视，除濑越名誉九段外，还派出了坂田荣男九段、桥本宇太郎九段、濑川良雄七段、铃木五良六段等高级棋手。中国方面也倾全国之精英，当时号称“南刘北过”的刘棣怀、过惕生等前辈棋手全部披挂上阵。虽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棋水平已提高不少，但比赛的结果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在中国棋手被全部让先的情况下，日方在总计三十五局比赛中，胜三十二局，负两局，和一局，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

1961年，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来访，我们竟然也无人能抵挡得住。

1962年，以李梦华为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回访了日本。团员有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黄永吉、张福田、陈锡明等。日方在有不少业余棋手出场的情况下，仍以二十三胜、十二负占据了优势。

两度交锋均以悬殊的比分败北，这一严酷的事实使中国棋界认识到，中国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日本。为此，陈老总在听取访日围棋代表团的汇报会上，向中国棋手提出了“十年赶上日本”的要求。

此后，一直到“文革”前，虽然日本的高段棋手对中国棋手的态度基本上是辅导性的，但是从1963年开始，陈祖德的突进使中日围棋交流增加了一些对抗的色彩。这一年，日本代表团访华，虽然总战绩中国仍以十九胜、三十三负落后，但陈祖德在和专业棋手授先、业余棋手分先的比赛中，五战五胜，其中包括战胜杉内雅男九段、宫本直毅八段和桑原宗久七段。这一空前战绩，为中国棋手奋起直追，赶上日本，吹响了进军号。

1965年，陈祖德首次以分先战胜了岩田达明九段，使中国棋界为之欢欣鼓舞。

从60年代初日本九段让二子还无法取胜，到1965年分先战胜了九段，短短的六七年时间，中国的围棋水平已有了惊人的飞跃，如果再努一把力，陈老总所希望的“十年赶上日本”将很可能提前实现。但在这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中国围棋的发展停顿了八年之久。与此同时，日本棋界却更加欣欣向荣，涌现出大竹英雄、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棋手，中日围棋水平又一次拉开了距离。

1973年，在周总理的关切下，中日围棋重开交往。然而我们的水平似乎更加落后了，五十六局比赛，只胜了十四局，和了两局，输掉了四十局。

就在这种形势下，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和日本棋手的正式比赛。我遇到的第一个日本棋手就是西村修业余七段。他曾获业余本因坊冠军，是日本的业余“豪强”。他棋风怪异，攻杀凶狠，水平实不在当时一般的中国好手之下。在中国棋手中，我的能吃能睡是颇受人羡慕的，可在和西村比赛的前夜，我竟然紧张得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到次日凌晨三点，干脆爬起来到外面去散步。就这样，通宵不眠加上紧张，使我很快就败下阵来。

紧接着，我又惨败在加藤正夫手下。最后好不容易才赢了女棋手小川城子二段。拙劣的比赛成绩，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1974年12月，以宫本直毅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和1973年一样，第一盘又让我对个业余棋手村上文祥。我执白输了。第二盘我又输给苑田勇一七段。第三盘碰到个二段，我赢了。和去年所不同的是让我下了第四盘，对手是个女四段，柳惠美子。给我安排这么差的对手，说明围棋队对我还是不重视，有压制现象。当然我自己也不争气，成绩不好。

可是前两盘输棋也是心态不平衡所至。队里其他人的对手都比我强，老让我对业余的，女的，我的心态能平衡吗？按我的实际水平，我已经完全具备了同日本九段一争高低的实力，可是队里不给我机会。

当时陈祖德已经同宫本下了两盘，全输，队里的其他人也都和他下过一两盘，也是全输，宫本保持着六连胜。这时其他队员实在看不下去了，“闹”了起来，有点像闹学潮似的，纷纷要求让我和宫本下这最后一盘。这完全和我无关，我自己当时还觉得没办法，只能和女四段去下。是他们觉得我在队里的成绩这么好，怎么能这么安排。第二天开了一上午的会，全体队员都说让我下，这样临时换了名单，由我对宫本直毅，吴玉林去下柳惠美子。我听到这个决定，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我甚至认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如果再不赢，以后还会让我和九段对垒吗？我下决心这盘非要破釜沉舟地拼一下不可。

我和宫本直毅的这盘棋是12月9日在上海和平饭店下的，这天正是宫本先生的生日。他本来想来个七连胜，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然后就可以“班师回朝”了。这盘我执黑，考虑到对方是九段高手，如果用平稳的布局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一开局，我就采用了攻击性强的对角星布局。不出我所料，从我的第七手“大斜”开始，就展开了激战。虽然后面的变化很多，胜负也不能由此而定，但从一开始就走出了自己的步调，这对对局者的心里来说是很舒服的。这盘棋一共下了十多个小时，都读秒了，这是我一生中下得时间最长的一盘。本来我可以赢很多，为了安全，最后只赢了两子。

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九段相遇，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是他出了个“勺子”，走了“昏招”，那还另当别论。这盘棋从头到尾我都压着他，可以说是完胜。宫本输棋后非常沮丧，一个人围着大厅转，也不说话。当时已经很晚，有八点多了。我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懂棋，他一点胜机都没有，是完败。更主要的是对手是个无名之辈，如果是陈祖德回去还好交代。

后来我和宫本先生的关系很好，他跟我说，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没想到中国居然还有一个能赢他的人。我跟他说，你生日这天不错，你造就了一个优秀棋手。如果那天你赢了，我可能要晚很多年才能冒出来。

确实，这盘棋在我围棋生涯中是个决定性的转折，它不仅确定了我在中国围棋界的地位，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在此之前我总感觉是在原地踏步，虽然已经具备了腾飞的条件，可就是没有机会，腾飞不起来。

我知道挡在前面的不是什么像山一样的巨大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把它扯下来就行了，可就是老也扯不下来，老在那儿挡着，冲不过去。我就在那儿憋着，心里异常难受。那时面对日本棋手，中国棋手在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水平不见得比他们低，可一遇到他们就紧张，水平发挥不出来。这次战胜宫本直毅，在我心里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以后再遇到日本九段，我不会像以前那么手足无措了。后来记者总爱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盘棋，我一直都说就是这盘。

围棋篇 “聂旋风”

1975年10月，日本又一个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水平最高的一个代表团。团长高川秀格九段曾九次蝉联日本本因坊战冠军，并荣获“终身名誉本因坊”的称号，在日本棋界素负盛名。团员中有洼内秀知九段、石博郁郎八段、户则昭宣七段等高手，其中洼内是日本关西棋院的名将。日本派团也是根据我们的水平不断提高而提高档次。

这次我第一盘的对手是洼内九段，陈祖德对高川九段，我已上升为第二主力队员。此时高川和洼内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们国内的比赛人家是不关心的，我赢宫本那盘人家也没怎么在意，下棋哪有不输的？我和洼内这局，是我第二次与日本九段对阵，但由我执白棋却还是第一次。从专业棋手的角度来讲，执白棋是比较难下的，需要有顽强的斗志和强大的韧性，此外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方可抵消黑棋的先手效力，进而争取主动。

因此日本棋界断言，中国人要想执白棋战胜日本九段，还要若干年以后。

为此，我决心要扭转这一看法，战胜洼内。此时我已经没有“恐日症”了，经过一番激战，我完胜洼内。陈祖德负于高川。接着我又轻松地战胜了石博八段和户则七段，然后移师广州。

10月28日，我在广州迎战高川九段。高川先生的鼎鼎大名，我还是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且非常崇拜他。我在很久以前就研究过高川的棋，知道他擅长持久战，形势判断准确，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便取得了优势，因此高川的棋有“流水不争先”的美称。

1975年时的高川，虽已不是他的鼎盛时期了，但对高川的威势，我还是有所顾忌。这局棋我们都有失误和缓手，但他的一个无理手被我抓住，立即展开攻杀，最后以四子的优势获胜。

下完棋高川就问，你的棋是怎么学的？你的老师是谁？我说我的老师是过惕生和张福田。他又问，你经常和谁下棋？在日本，各个棋院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问你经常和谁下棋，那意思是问你在哪个棋院。那时我还不是专业棋手，我不能瞎说，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还在农场，是个农民。这使日本人大惊，简直无法接受：一个农民居然赢了他们的九段。于是弄得很多日本记者也来采访我，一个劲儿地追问我怎么会是个农民。可我确实是个农民，一切关系还都在山河农场。日本人觉得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事。

高川接着对我说：“据我看日本现在最厉害的棋手是小林光一和赵治勋，你的水平一定不比他们差，如果你能到日本来，你将来就会成为一个大国手。”他还劝我不要再当农民了，这样会耽误自己的前程。当时我没法跟他讲我正在国家集训队长期集训，不知为什么上面有条规定，所有体育项目对外都不许说有国家队。

随后到南京我又和高川下了一盘，他执黑，我被他压住，发挥不出来，输了。这次我总的战绩是四胜一负，在当时已经是奇迹了，特别是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报社记者发出很多文章，称我“聂旋风”也就是这次。

他们叫我“咪咪咪”，日语耳朵叫“咪咪”，“咪咪咪”就是三个耳。开始他们不知我的名字，就知“三耳”厉害。

高川回去向日本棋院汇报时，对我大加赞扬，他说：“一般的中国选手接触战的力量很强，但布局的感觉有些迟缓，不过，聂选手的布局完全具有日本棋手的感觉，速度快，战斗力强，官子也非常清楚……能和我战成平手，也完全可以和小林光一、赵治勋等优秀青年争胜负。”这时日本棋手开始知道我了。然而高川九段毕竟是退出了第一线的棋手，洼内九段也不能代表“超一流”九段的实力，因此日本的绝大部分优秀棋手并不以为然，更有许多人在摩拳擦掌，极欲给我点“颜色”看看。

到了1976年4月，中国围棋代表团去日本进行回访。这次我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主力队员。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出国。当我上了飞机，想起两年前不让我出国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现在我终于能出国参加比赛了，我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

我那时出国也挺绝的，没有合适的衣服。出国要求穿西装，可我从来没有穿过西装，也没做过。出国前我只好到国家体委的仓库借了两套人家穿过的西装，再用制装费买了点衬衣、袜子、领带什么的，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出国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至于到了日本要买什么东西根本没那思路，理由很简单：没钱！出国一分日币都没有，只给二十元人民币的零用钱。到了日本，人家评论我穿着不太得体的西装，没错，借来的嘛，不可能完全合适，而且至今我都不会打领带，我的领带是插上去的。

出国前，天安门正在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那几天我天天晚上都到天安门去。我对周总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在此之前，全国已经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围棋队的一次“批邓”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全部撤销，很多人也随声附和。只有我一个人马上站起来说不行，邓小平在治理国家方面做得很有成效，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应该保留，不能撤。那时我还不认识邓小平，我对他也是一种自发的感情，他搞的那些“治理整顿”我看了是很佩服的，人家传说他的一些事我也听到了，比如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甚至他打牌输了也钻桌子等等，我很欣赏他这种直来直去的讲话，我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当时像我那样站出来替邓小平讲话的，估计整个体委都没有多少。

幸好我们围棋队的领队高文占没有给我向上汇报，否则我肯定会因政治问题给留下来。当时体委主任是庄则栋，他是紧跟江青的。那时我对庄则栋意见很大，因为周总理追悼会那天全国停止娱乐一天；下棋是我们的专业，不属于娱乐，即使这样我们都没敢下，自动停下来。可庄则栋参加完追悼会就跑到我们这儿下棋，对他来说下棋就是一种娱乐了。我平时和他关系很熟，加上他又是主任，我不敢不下。我让他八九子，他倒是没架子，输了就钻桌子。我觉得庄则栋这人各方面都挺好，就是跟“四人帮”跟坏了。

我们是4月2日抵达东京的，休息两天后，4月5日，在东京读卖新闻社二楼大厅，中日棋战正式打响了。坐在我前面的对手正是赫赫有名的藤泽秀行九段。秀行先生是最为我国广大围棋爱好者所熟悉的日本着名棋手，他功力精深，技术全面，更以风格独特而获盛名。他曾奇迹般地蝉联六届“棋圣战”冠军，从而使他的声望达到顶点，被日本棋界称为“怪杰”。

在我们下这盘棋时，秀行先生是当时“天元赛”的冠军保持者。

赛前，日本棋界认为藤泽秀行九段获胜是毫无疑问的。身拥“名人”

头衔的大竹英雄九段更是直言不讳，他和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谈论这场比赛时说：“聂选手虽然是中国的冠军，水平很高，但若同我们的秀行先生相比，还差得很远。打个比方，秀行好比是大相扑，聂选手是个小相扑，大相扑只要稍用力一弹，小相扑就会败退下来。”大竹九段有此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从技术和实战经验来说，我确实赶不上秀行先生。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点，即心无旁骛、志在必夺的决心，使我进入了最佳状态。

此局，我占先行之利，双方激战数十回合，我仍死死地保持着先着效力，最终以两目险胜。对此，秀行九段惊异地对身边的翻译说：“咪咪咪（日语三耳之意）的棋和他的名字一样新颖，下得好极了。”

第二场对村上业余七段的比赛，开始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满以为略施小计，便可取胜。结果战局刚开始，在一个局部的攻杀中，我一着不慎，便被对方牢牢抓住机会。我真没想到村上先生竟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在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下，我的白棋几乎全面崩溃。我判断了一下形势，发觉黑棋已经领先三四十目，一阵绝望袭上心头。这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我环视了一下大厅，看到队友们都在全神贯注地与对手拼搏着，不禁对自己的轻敌痛恨不已。作为主将，我深知，如果这么快就败下阵来，中国队的士气将大受影响。“不能认输”，“不能影响队友”，我咬牙发狠，决心不下到最后一着，就绝不认输。但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决心再大，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一反自己的棋风，拿出了1973年时“横行霸道”的蛮力，到处挑战寻衅，企图把局面搞乱。刹那间，盘上硝烟滚滚，战火纷飞。

面对我的“疯狂”抵抗，处于绝对优势的村上反倒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村上虽说是日本业余棋手的顶尖人物，但还从来没有赢过职业高段棋手，更不用说九段了。而我已经战胜过四名九段，因此战胜我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是战胜了中国的冠军，而且等于间接战胜了九段。在极度渴望获胜的心情下，他显得比我还紧张，结果一让再让，下出了一连串的缓手，最后被我以一目反败为胜。实际上，一直到收官之前，他走对了还能胜一二目。

这如履薄冰的一局棋，使我浑身直冒冷汗。比赛结束后，我才感到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这就是因轻敌而遭受到的报应。我不敢想象这局棋如果输了，以后的结局会怎样。不过成功地度过危机，使我精神大振。

4月10日在福冈我执黑以六目的优势战胜加田克司九段。这局棋引起了日本棋界专家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从棋的内容上来看，黑棋下得非常好，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尽管白棋并没有下什么恶手和坏棋，结果仍是输了。后来大平修三九段特意撰文详细讲解了这局棋，认为这是黑棋的杰作。

4月13日在大阪我执白以两目之差负于桥本昌二九段。桥本先生是日本关西棋院的一把尖刀，在日本各大棋战中均有出色的表现。他的棋风厚实、稳健，尤其在执黑棋时，要战胜他是相当困难的。我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一步随手棋导致了形势的恶化。我更深一步地领会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

4月17日我又在名古屋执白战胜岩田达明九段。这局棋岩田采用了“中国流”布局，而我以“小目”、“三三”、“单关守角”相对抗。至白四十二的一系列应接，完全按我的设想所进行，步调极为流畅。局后岛村九段称这为“大江直泻奔流”的气势。但接下一手白四十四太贪，险些酿成苦果，这是需要我认真记取教训的。

最关键的一局是我和石田芳夫九段的最后一盘比赛。“本因坊”和“名人”两大冠军的头衔，哪怕只得到其中的一个，也足以使日本的职业棋手为之奋斗终生。而当时石田芳夫已经连续保持了五届“本因坊”冠军，并荣获“终身名誉本因坊”的称号，同时他还获得“名人”冠军。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正是他的“黄金时期”，他思路敏捷，判断准确，有“电子计算机”

的美称，是我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这局棋是4月19日在东京日本棋院进行的，由我执黑先行。当时到场观战的不仅有很多日本的高段棋手，还吸引了各大新闻媒体的众多记者。

这局棋如果说我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一点也不为过。

十点差两分，我和石田芳夫九段相继入座，静待着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真难熬啊！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当时的心情就像坐在考场里等待老师发考卷的学生一样忐忑不安。为了稳定情绪，我点了一支香烟。

石田九段一入座，就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以眼观鼻，以鼻观心”，显得从容不迫。当然，我并不相信他的心情就那么平静。

比赛终于开始了。石田九段素有精于计算、判断准确的盛名，尤其善于收官。赛前我就估计到他会打一场持久战，因此我使用了战斗力强的“对角星”布局，希望能尽快进入战斗。

第七手走大斜定式挑战，是我预谋已久的。因为我过去打石田的谱时发现他很喜欢实地，由于他功夫全面，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宁肯稍损一点，也不轻易和对手一举决胜负。不出我所料，他果然选择了避战的下法，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黑十一、十三连压，是陈祖德首先下出来的，我在此基础上又进行过研究，这次正好用上了。石田显然感到有些意外，几次从棋盒里拿起棋子又放回去，他衡量再三，还是不愿意立即形成激战，就退让了一步。这一退让，顿时让我一气呵成走到第三十九手，黑棋不但得到角上实利，而且形成了一块庞大的阵地，一举获得了主动权。

此后我越战越勇，灵思妙感接踵而来，下出了一连串的精妙之着。石田九段不愧为当代高手，始终紧紧咬住不放，几次凶狠地反扑都给了我极大的威胁。直到走出第一百二十一手，我才出了一口气，这局棋已必胜无疑了。

当裁判长神情严肃地宣布黑胜七目时，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新闻记者的闪光灯下，我和石田芳夫本因坊同时站起身来，隔着棋桌握手致意。我察觉出石田先生眼中一闪即逝的懊丧，同时也注意到在大厅里观战的日本棋手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惊讶和迷惑：堂堂日本的本因坊怎么可以输给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国人呢？而此时却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刻。

正是这局棋，强烈地震撼了日本围棋界，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聂旋风”

已经刮到日本本土了。

遗憾的是这股“旋风”被国内的政治形势压了下去。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反革命事件”，我是在和藤泽秀行比赛之后听说的，当时日本的新闻媒体报道的特别多。震惊之余，我感到的是极度忧虑，甚至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回不去了。我一向认为专业棋手应该离“政治”远一点，可有时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掺和进去。当时对“四人帮”我没看出来，也不可能看出来，但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反感，对王洪文我是搞不清楚，不了解内幕。

回到北京后，看到正在“深入批邓”，追查“天安门事件”的“幕后黑手”，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这时姚文元通过体委的人找我要这次在日本比赛的棋谱，我尽管对他很烦，可他是政治局委员，我不能不给他，于是就草草做了一个。我估计这张棋谱在姚文元那里应该能找得着。

围棋篇聂卫平时代

1976年可谓是个“多事之秋”，随着唐山大地震，中国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强烈“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毛泽东去世时我正在郑州参加全国围棋赛的预赛。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对围棋很支持，河南围棋能搞起来，出了刘小光，就是因为他把罗建文等人弄到河南，培养出了这些人。当时他也想把我调去，我也很想去，河南总比黑龙江离家近，再说刘建勋和我们家是世交，同我的关系也不错。可惜没有办成。后来说刘建勋和“四人帮”有牵连，我是完全不能相信的。我跟他一块下棋、闲聊时，他骂“四人帮”多了，而且骂得很难听，特别是对江青，王八蛋都骂出来了。他亲口对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江青带着浩亮、刘庆棠等人远远地进来，江青开始讲话，一派胡言。

刘建勋说，当时他听了都在那儿发抖，这不是公开给毛主席丢人吗！他对江青恨透了。

我还认识一个叔叔苏民，是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彝族人。他夫人叫张玉，在延安时和我妈妈一个班，同班的还有李伯钊、江青、叶群等人。由于这种关系，我在哈尔滨时，也就是1974年之后，每星期他都接我到他们家吃饭，过周末。那时他胆子也真大，经常骂江青和张春桥。我对“四人帮”那么反感，就和他们有关。可后来他也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我就无法理解。其实我看这里面有冤案，他主要是没看清毛远新。当时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还兼毛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泽东的去世，1976年的全国比赛也终止了。

1977年我仍然代表黑龙江队参加全国比赛，在个人赛中我再次获得冠军。陈祖德因参与清查“四人帮”的活动，没有参赛。

在团体赛中却出了问题，有人指责我们黑龙江队作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比赛是在哈尔滨举行，所以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是由黑龙江省体委主任担任的，许多具体工作也由黑龙江体委组织落实。当时王加良负责编排比赛程序，据说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在抽签之前他曾问我，把哪个队排在你们一个组里最有希望。我说福建队。这次团体赛一共只有十二支代表队，分六个小组进行预赛，只要小组出线，即可进入前六名。

按我们黑龙江队的水平来说，除了我之外，其他四名选手很差，根本进不了前六名，这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除非我们和比我们还弱的福建队分在一个组。

抽签结果真的就和福建队分到一个组，开始我自己还觉得挺幸运。可是没想到这一下引起全国围棋界的意见，都来找我说，你怎么作弊呀！凭良心讲，我没有作弊，抽签仪式我都没去，根本就不在场，而且我平生最讨厌作弊。可是抽签前我确实说过福建队是我们最想碰到的对手，怎么会这么巧？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国各代表队都指责我们，甚至还刷了大字报，当然矛头不是指的我，而是黑龙江省体委的负责人。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我们也如愿获得了第六名。

事后我想可能是作弊了，至于在裁判长和各队队长都在场的情况下怎样作弊我搞不清楚，也没有证据，只是猜测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就像吃了只苍蝇，让人心里特别扭。

1978年的全国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这次陈祖德参赛，我输给他。但他输给别人几盘，最后我以总分第一获得冠军，他得第二名。这个时期只有陈祖德对我构成威胁，其他人都差了一截。但这年马晓春参加比赛，我看他不错，收他做了徒弟，那时叫“一帮一，一对红”。他那年刚满十四岁。

另外还有一名年仅十岁的女孩张璇，我也注意到了。如今她已是八段棋手，成为女棋手中的佼佼者。

1979年赶上第四届全运会，围棋赛也列入全运会。这年我仍然代表黑龙江出战。在个人赛中我一盘没输，获得全胜冠军。团体赛我们获得亚军，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从1975年到1979年，可以说是我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优秀棋手们的挑战，把全国冠军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在国家围棋集训队的内部训练赛中，我创造过二十三连胜的出色记录。在对日本棋手的比赛上，亦有突出表现。于是，棋界人士把这五年称作“聂卫平时代”。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个对手最让我头疼，他就是四川队的黄德勋。从1975年到1980年的全国团体赛上，我连输他六盘，这也是创了纪录的，所以有人称他为“聂卫平的克星”。

黄德勋年纪与我相仿，但资格比我老得多。他的棋凶猛好杀，极善计算，是“力战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按说1975年时他的实力和我已有一些差距，平时训练比赛，他几乎赢不了我，可是一在全国比赛中相遇，我就会糊里糊涂地输给他。头两次失利，我心里十分恼火，因为都是在优势很大的情况下输掉的。尤其是197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比赛我对他的那局，简直使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决心报1976年的“一箭之仇”，所以执黑棋也下得非常谨慎，很快就把他逼入绝境。白棋一个大角被“点死”，胜负已成定局。可他紧锁双眉，抱头苦思，就是不肯认输。难道他还有什么高招不成？我疑惑地又把局势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确信他已“难逃法网”，就满心欢喜地等他停钟认输了。就在这时，他忽然走了一步谁也没料到的怪着，居然把这个角走成一个“后手死”，然后拼命缠绕攻击我外围的两块黑棋。其实这种怪诞的下法，对他来说是出于无奈，我还有不少胜机，但急躁之下，我到底还是昏头昏脑地败下阵来。

以后每逢全国比赛遇到他，我心里就打鼓，越想赢越赢不了。以致在后来的比赛时，如果第二天是黄德勋，便会有人来给我打气：“明天对黄德勋，你可得留神啊！”并且当天晚上的话题也全是围绕着这件事，反而弄得我心里更发毛。第二天果然又输了。

对于我总是输给黄德勋，棋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我轻敌，有的人说黄德勋运气好，还有的人说是棋风的关系，认为黄德勋的棋专克我的棋，换句话就是一物降一物。对此我也甚感不解。后来黄德勋在《围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一语道破真情。他写道：“聂卫平确实比我棋高一筹，但他背着冠军的包袱，一方面急于求成，想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想利用技术全面的优势，稳中取胜，这原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心理，撞在一起，枪法就有些乱了。而我没有任何包袱，一上来就竭力拼杀，所以常常能乱中取胜。”细想一下，此话果真有道理，我确实是输在心理上。

另外我还有一件输给他的事，不为外人所知。1973年刚集训时，有一次食堂吃饺子，我那时刚从农场回来，饭量特别大，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吃饺子，所以一下子吃了七十个。这时黄德勋也说他吃了七十个。于是旁边有人撺掇我们比赛，看谁吃得多，先吃到一百个。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看黄德勋个子比我小，肚子肯定没我大，就答应了。我们吃一个，旁边的人就给数一个，我吃到第九十四个时，他连吃了两个，我实在吃不动了，当场认输。事后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吃九十六个呢？肯定是前七十个有水分。

这件事当时过去也就完了，可是十五年之后，1988年，方毅副总理在一次全国发奖大会上，开始还表扬我，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对我提出严肃的批评。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我跟人赌吃饺子，这怎么可以呢？！他说：“你不能因自己的兴趣就可以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并不单纯属于你个人，国家培养你不容易，你应该对国家负责。”方毅的话对我感触很深，使我明白我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来。后来我很自律，比如我从来不赌博，凡是赌钱的东西我绝对不沾，包括打麻将，玩可以，只要带钱，哪怕是一角钱，我也不打。再比如喝酒，你比我厉害就厉害，我也不比。一是自己注意身体保养，二是不要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我和黄德勋的关系不错，他赢了我非常得意，而且正是在我“独往独来”之时。我真正翻过身来是1981年，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彻底击败了他，以后再也没输过他。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切不可小看心理因素对棋局胜负的影响。

围棋篇心理战

事实上，心理战历来就为棋手所采用，越是重大的比赛，心理战的作用就越明显。这就需要棋手在对局时，尽可能地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做到对方欲求战时，你偏偏迂回腾挪，避其锋芒；对方想稳扎稳打时，你却四处挑衅，制造战端。这样，对手处处不顺手，便会急躁起来，而急躁正是棋手之大忌。

听说日本的桥本昌二九段，在一次比赛时曾面对着空无一子的棋盘，整整想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出第一着棋。这大概是一种心理战。一方面是稳定自己的情绪，培养必胜的信念；另一方面要搅乱对手的心神，造成一种莫测高深的气氛。要说这种心理战也真是够厉害的，如果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碰上这么一位开局长考一两个钟头的棋手，大概急也会把我急死了。

众所周知，棋手很不愿意“读秒”，因为一进入“读秒”，自己必须要在一分钟内走出一步棋来，否则就会被判输，所以棋手惨败在秒针催促之下发现一棵好苗子——九岁棋童常昊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实战经验丰富的棋手，甚至能把“读秒”也当成心理战的手段。

1978年在厦门的全国比赛上，陈祖德对刘小光的一局棋，就有过这种情况。中盘过半刘小光形势大优，轮到陈祖德走棋，他便开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长考，把以后的变化、定型、收官仔仔细细地算了一遍，一直到时间用光进入“读秒”为止。本来就处于优势的刘小光，一见他已“读秒”，更觉胜利在握，于是在不让对手喘息的心理下，一步紧似一步地下得飞快，岂不知这正好中了圈套。一方是经过周密准备而主动迎接“读秒”，另一方是放着时间不用而盲目求快，后果自然可知，这局棋以刘小光败北而告终，这就是心理战的威力。

说起心理战，还有这样一个笑话。黑龙江的国际象棋名将李中健和其他省的一位也是很有名气的棋手，在全国比赛中对阵，弈至残局，李中健已成必败的局面。正好有一个“长将”的机会，他使用“王后”一个劲儿地将“王”。对方心想，只要你无法构成“长将”，这局棋我就必胜无疑。于是李中健“将”一着，对方就赶紧躲一步，希望把“王”尽快转移到够不着“将”的地方。这时早已猜透对方心理的李中健，突然把“王后”放在对方的“王后”所控制的棋格里“叫将”。本来这等于是个自杀行动，对方的“王后”只要把他的“王后”一杀，这局棋就立刻结束了。可对方却像条件反射似的躲了一步“王”，期待已久的李中健立即吃掉对方的“王后”。那个棋手目瞪口呆，只得自认倒霉。李中健对我叙述此事时，我笑得前仰后合，心里暗暗佩服他工于心计，不过对这种赢棋的方法，我实在不敢恭维。虽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棋下到这种程度，不如痛痛快快地认输，然后重整旗鼓，再干一场。如果在希望寄托在对方出大漏着上，即使赢了，也会有从人家怀里抢东西的感觉。

以上所说的心理战，多少还属于棋艺的范畴，如果运用得当，确实作用不小，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技术，所以不要尽在这方面动脑筋。此外有些棋手常常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完全不在棋艺之内的“心理战”，也就是所谓的“盘外招”。

譬如，有的人在比赛时，明明想的是左下角的变化，可偏偏要把脑袋远远地伸到右上角，做出拼命思考右上角的样子，企图给对方造成错觉。

本来要想不让对手发觉自己的意图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非要用动作来扰乱对方的视线，就有些过分了。有的人在对方走出一着时，便会做出大吃一惊的神态，或者倒抽一口凉气，或者鼻孔里“嗯”的一声。“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走的好出乎他意料之外，还是下得太臭而让他吃惊呢？”对方就会这样狐疑起来，于是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有的人明明对面坐着的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可他偏偏摆出一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面孔，举着水杯在赛场四处转悠，或者轮到对方落子时就站起身去看别人的棋。这样，对手只要介意到了，往往会生气上火，“臭着”自然就出来了。

凡此种种表演，对棋艺的进步实无益处，经营此术，反而有害，还是改之为妙。回过头来说，使用“盘外着”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因受“盘外着”

的影响而把棋输了的人，未免也太可悲了。你为什么总要去注意对方的举动和神情呢？如果把全部精力都贯注在棋盘上，排除一切杂念，那么对方的“盘外着”再厉害不也是毫无作用吗？

其实比赛时总去观察对手的神情，希望能从中判断出形势好坏来，是最愚蠢不过的事。除非对方是一个初入棋道的新手，一般来说，有比赛经验的棋手，是不会把内心的感情在脸上表现出来的。高明的棋手，哪怕局势已危急万分，也能表现得悠闲自在，毫无惊慌之态。相反，如果真的碰到对手在唉声叹气，你倒要加倍小心，也许他是在为你无法摆脱困境而唉声叹气呢。

我在比赛时就从不去注意对手的举动和神情，形势如何，只看棋就够了。记得向雷溥华老师学棋时，他就反复向我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棋品，棋品不正，将来难成大器。他最欣赏“胜败不形于色”的棋手。每当我因赢棋而得意洋洋时，立刻就会遇到他那严厉目光的制止。因此在他严格要求下，我很早就能做到“胜败不形于色”，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善于掩饰对局心理的老手。

对局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刚刚落子，突然发现走的是一步“臭棋”，将会遇到对方的严厉反击。在对手思考时，尽管我如坐针毡，紧张得像个听候判决的犯人，但脸上的表情仍能保持镇静。只可惜我的耳朵常常给我“泄漏天机”，这还是我偶然得知的。

有一次，比赛刚结束，一位低段棋手就来问我，中盘的某个阶段是不是形势不好。我心里一惊，因为中盘时我确实出了一个非常不明显的破绽，如果对方抓住机会，很可能会取得优势，可对方并没有察觉，很快就被我补救过来。这一刹那的微妙胜机，他怎么看得这么准？我正在暗暗称奇，他告诉我说，是因为当时看到我的耳朵红了一阵。我这才知道，形势不利时我耳朵就会红起来，早已成了国家围棋队公开的“秘密”了。尤其是我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时，如果局势相当复杂，观战的队友们就干脆把我的耳朵是否红了，当做形势判断的一个根据。幸亏日本棋手还不知道，否则真还有点麻烦。

还有这样一些棋手，虽然平时对“盘外招”的伎俩一清二楚，但事到临头仍会生气上火，不自觉地上当受骗。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比赛环境不甚安静，围观的人多等等，都会让他们心烦，所以一出漏着便抱怨比赛条件不好。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感应性强，二是缺乏涵养方面的锻炼。按说，日本的重大比赛的赛场条件是非常好的，能去现场观战的人极少，可有些身经百战的高段棋手，仍然感到有干扰，只不过他们大都能从容应付而已。感应性强似乎是天生的，也和人的性格、精神类型有关，因此这些棋手也不必为此苦恼，只要外界干扰不致影响自己棋艺的发挥，就不要去介意它，要学会克制。

我本人在对局中是不大为外界因素所影响的，因为一坐在棋桌前，我便会进入一种“入静”状态。那时除了想棋，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很难转移我的注意力。

然而，比赛时也有让我感到烦恼的事，那就是照相机的闪光灯，那种令人目眩的闪光使我很不舒服。如果赶上记者来拍电视就更糟了，照相机的闪光灯还只是一刹那的工夫，而拍电视的强光却照得时间很长，并且忽开忽关。灯打亮时，刺得眼睛睁不开；关灯时，又会使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记得1981年的第三届“新体育杯”的决赛，我就因为灯光的刺激，差点儿输了关键的第三局。

那次决赛安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殿内，挑战者是新锐曹大元。前两局我都赢了，如果第三局再胜便可宣告卫冕成功，因此来访的新闻记者很多。对局一开始，劈里啪啦的闪光灯就弄得我很头疼，下到中局，电视台的记者突然又来拍电视，顿时灯光通明，我的汗也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昏头昏脑地走了一连串的坏棋。最后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险胜过关。事后想起来还有点害怕，如果一旦输了形成二比一的局面，那么稳住了阵脚的曹大元，很可能会士气大振，结局就难说了。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棋手下棋的习惯问题。每个人下棋都有自己的习惯，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这习惯使对手感到不愉快，就需要改一改了。比如对局时的“打子”（把子用力拍在棋盘上）、“钓鱼”（拿着子在棋盘上迟迟不落子）、用力拍比赛计时钟的按钮等等。

以前，正式比赛时有不许“打子”的规定，后来大概是受了日本棋手的影响，“打子”逐渐成了一种时髦的举动，不许“打子”的规定也就变得有名无实了。实际上，“打子”确实对别人有干扰。试想一下，在安静的赛场里，所有的对局者全都拼命地“打子”，所产生的噪音该有多大。假如是在复杂的局面下，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思考，终于下了决心，于是带着一种必胜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打子”，是可以理解的，但每一步棋都“打子”就不好了。

有的人喜欢拍计时钟，尤其是走出了一步得意的着法，更是拍得来劲儿。这实在是个不好的习惯。第一，那“啪”的一声，动静着实不小；第二，比赛计时钟也经不起这种拍法，我常常看到计时钟被当场拍坏，而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至于用手把棋盒里的棋子抓得哗哗响之类的做法，更是街头巷尾里棋品不佳之人的恶习，专业棋手中绝对应该杜绝。

我认为我国的棋手都应该注意培养良好的弈棋习惯，做到举止神态落落大方，胜败不形于色。这样才能和古雅的围棋相适合。围棋之所以被列为“琴、棋、书、画”四大艺术之一，就因为它是一种高雅的技艺。如果输了棋就怨天尤人，火冒三丈；赢了棋便得意洋洋，不可一世，那就和围棋这项艺术大相径庭了。

围棋篇乐山惨败

1979年，我的围棋事业似乎达到了巅峰状态。这一年里，我不但在第五届全运会上，第四次蝉联了全国冠军，还获得了第一届“新体育杯”赛冠军和在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除此之外，在和日本九段高手的全部二十五局比赛中，我胜十六局，和两局，负七局，为此我荣获了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荣誉勋章，并被评选为首届全国“十佳”运动员。

根据我的比赛成绩和竞技状态，当时棋界有很多人认为，今后的十年仍将是聂卫平的天下。就这种看法，曾有人问过我的感想。我回答：十年毕竟太长了，我不敢说就没人能超过我，但是起码五年之内，不会有人能够威胁我。说这话的时候，真是踌躇满志啊！

不料，就在我笑傲棋坛之际，一阵冲击聂卫平的疾风已在我脚下卷起……1980年初秋，全国比赛在四川省乐山县的凌云寺东坡楼举行。凌云寺是着名的旅游胜地，闻名中外的“乐山大佛”就在此处，可我却没能乐得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先到昆明参加了一个“云子赛”，我又以全胜的战绩获得了冠军，所以对这次全国比赛是信心十足，大有“冠军非我莫属”之势。

没有想到第二战对河南小将刘小光就马失前蹄，顿时给我的卫冕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我卫冕之心太切，一受挫折就急躁起来。第四局对马晓春，竟然一反自己的棋风，主动去和对方乱拼乱斗，结果再度败北。以后便“兵败如山倒”，接连败给了陈祖德、华以刚、黄德勋，最后连前六名都未能进入。

这真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惨败，不仅我做梦都想不到，而且整个棋界都感到震惊。《体育报》还将我的乐山惨败列为1980年的十大体育新闻之一。舆论界的看法是：乐山之役，无疑标志着聂卫平独霸棋坛的时代已经过去，刘小光、马晓春等新秀正在迅速崛起。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在惊讶之余，感到十分迷惑，纷纷猜测：聂卫平是怎么搞的？是不是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只是不便说出口罢了。从乐山铩羽归来之后，我曾仔细地研究了自己的全部对局，不可否认，刘小光、马晓春等青年棋手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但我确信他们还没到足以击败我的程度。我还是败在我的失常表现上。我为什么会如此失常呢？这要从我们新来的领队胡昌荣说起。

胡昌荣是个很认真的人，学识也很渊博，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也是久病成医，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认为我内分泌有问题，建议我去医院看看。我真的去了同仁医院找了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皖海洪看了，他说我是阳太盛，造成阴阳失调，需要调整。他让我吃中药。我说吃中药没问题，可我不喜欢吃需要熬的汤药，一是我没时间熬药，二是我也不会熬。再说我经常到外地比赛，总不能到哪儿去都背个药罐子呀！我提出能不能吃丸药。他说丸药没有现成的，但是可以到药房去做。于是我拿着他开的药方，到各药店去配，配齐了拿到药房制成一大批丸药。

我当时把药方给胡昌荣看过，他说皖大夫下手特别重，但我必须遵医嘱，什么都听大夫的。开始我有点不太适应，可过了几天之后就觉得离不开了，而且效果特别好，吃了它觉得脑子特别清楚，真是心明眼亮，下棋老赢，我还以为自己水平提高了呢，很是高兴。

在去乐山前我先去了昆明，参加“云子杯”全国邀请赛，我以为带的药足够了。赛后我从昆明直接就到乐山，一到乐山我发现药没了。药的劲儿很大，我也已经习惯，突然不用了，说得不好听点，就像突然戒了毒似的，那几天我简直难受极了，晚上觉都睡不好，经常失眠，白天也没精神。那次比赛我真是逮谁输谁，而就在一个星期前，我在昆明是逮谁赢谁，一盘也没输。

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对外讲过，我怕人家说我输棋了，就找借口。现在我讲出来的意思是说，人不是计算机，在比赛中，除了技术之外，人的情绪、思想、心态、疲劳程度，甚至健康状况都能起很大的作用，如果调整不好，就会对比赛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这次使我知道了药的厉害，尽管对我确实有用，以后也不敢再吃了。

万一再出现没药的情况怎么办，还是不吃为好。

这次比赛，由于我的惨败，使刘小光和马晓春分获冠、亚军，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有点像宫本直毅输我的那盘棋，有时候老棋手就是要输给年轻棋手才能把他们扶起来，就像用自己的肩膀让他们踩一下就上去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确实是很“残酷”的，但这是竞技场上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管怎么说，乐山惨败向我敲起了警钟，要想夺回失去的冠军绝非易事，今后等待着我的将是更为艰难的征途。

1981年，我又恢复了本来面貌，在温州的全国比赛中，我势如破竹地战胜了所有的强手，以较大的优势将冠军重新夺了回来。但在赛程中却输给了实力相对较低的罗建文，我都看不懂是怎么输的。罗建文的棋风飘忽不定，变幻莫测。我在“轻灵转身”方面向他学到过不少东西，可惜他的棋有时“轻妙”得有些过分，显得力量不足。我常开玩笑地把他的棋称为“轻骨头”。如果罗建文把棋下得厚一些，他的棋一定很厉害。但不客气地讲，罗建文是个不太用功的天才。1980年以后，他的兴趣曾一度转到烹饪上，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烹调技术越高，棋下得越臭”，当然，这是他的自嘲。可有趣的是，在这次全国比赛中，他逮谁输谁，连吃败仗，却偏偏赢了分获冠亚军的我和马晓春，这也真够绝的。于是他诙谐地宣称，这是由于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的缘故。

接着，在“新体育杯”中，我以三比零的压倒优势击败了挑战者曹大元。此外我还获得北京棋院举办的第一届“国手战”冠军。这样，在一年之内，我把当时国内所有的围棋比赛的冠军，通通夺了过来，集三冠于一身，又成了棋坛的“霸主”。

围棋篇新体育杯

1982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3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比赛中，我败给了邵震中，失掉了决赛权，之后又输给华以刚，退居第四名。马晓春和邵震中分获冠亚军。那次比赛，预赛时我一局未失，邵震中预赛是连输三局，九死一生才进入决赛圈的，可偏偏在决赛击败了我。而我仅输一局就失去了问鼎的机会，运气也真是太坏了！

另外在比赛中发生了一件似乎令人无法“启齿”的事，但对关心我的朋友，我觉得还是说出来好。那就是关于我的房子。我1980年和孔祥明结婚，婚后第二年有了孩子，可到了1982年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一直住在父母家，我两个姐姐也住在父母家，她们也都结了婚，四家人住在一起，不方便不说，还把弟弟继波挤到别人家去住，使他一直无法结婚。

当时只有我有可能在外面找房，她们根本就甭想。于是我向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希望能给我分房。虽然当时我的户口还在哈尔滨，但北京市体委正在向黑龙江省体委商调我，黑龙江第二书记李立安也已经答应放人，进京只是个手续问题。再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国家队，今后肯定还会在国家队待很长时间，因为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不一样，本身的运动寿命很长。当时国家体委在“前三门”的统建房已经分完了，于是他就跟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反映了我的情况，并写了份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特别给我分房子。后方毅、耿彪两位副总理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吴庆彤还把我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他告诉我房子在劲松小区，三室一厅，是“国管局”的统建房，叫我在家里等着电话通知去拿钥匙。

我听到后真是激动得不得了，我想国家对我这么好，我还得继续努力，为国家争光。过了两天吴庆彤的秘书通知我去拿钥匙，我高兴极了，于是拉着上海的棋手邱鑫一起去取钥匙，我想把我的喜悦让他也分享一下。我们骑自行车来到“国管局”房屋调配处，刚进屋，那位处长就对我说，你这是走后门，房子不能给你。我一听都蒙了，我说这是副总理批的。他指着一沓文件说，这些都是副总理批的，接着又说，我要到中纪委告你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态势，不知该怎么办好，也没敢争辩，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来后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我怎么能算走后门呢？真是冤枉死了！像我这种情况是应该分房子的。我又去找李梦华，他给吴庆彤打电话，吴一再道歉，说这事没办好，他也没办法了。我始终不明白事情究竟卡在哪儿了。那时房子的事太大了，情绪受到极大的打击，棋都没心思下了，直走神儿。如果一开始就没给我也就算了，给了又收回去，还说我是走后门，真是窝囊透了，我又不好和别人说，只能自己忍着。我很难说这对我的比赛没有影响。

接着，我连遭败绩，7月，我负于马晓春和刘小光，丢掉了“国手战”

的冠军。8月，在承德举行的“避暑山庄杯”赛中，我又名落孙山。短短几个月工夫，我就被马晓春夺去了两项冠军，只剩下“新体育杯”赛的最后一座城池了。

由于我的接连失利和马晓春的异军突起，棋界人士一致认为，11月份举行的“新体育杯”的挑战者，十有八九是马晓春。那么聂卫平的卫冕将是自“新体育杯”开创以来的最艰难的一战。如果马晓春再把“新体育杯”冠军夺到手，就意味着“马晓春时代”的到来。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新体育杯”的情况。“新体育杯”是由《新体育》杂志社于1979年创办的，每年举行一次。这是非官方的、由社会办体育杯赛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之前，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由“官方”举办的。现在各种杯赛数不胜数，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体育项目，而且体育比赛也正在由“官办”向社会办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体育杯”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

另外，“新体育杯”采用了“双淘汰制”，即由“胜者组”和“败者组”的第一名进行“三番棋”，决出冠亚军。并从第二届开始，实行“挑战制”，即先进行“本赛”，只有获得“本赛”第一名的棋手，才有资格向上一届的冠军挑战“三番棋”。这种赛制更公平，也使优秀棋手不至于疲于奔命。

“新体育杯”对参赛棋手的参赛资格要求很高。参加第一届、第二届的全部是国内最强手。1982年试行段位以后，只有本年度全国比赛的前六名，上一届杯赛的前六名，六段以上的棋手以及特邀的强手，才有资格参加比赛。因此参加“新体育杯”的棋手虽不多，但荟萃了全国的精华，因而是围棋界最受重视的一项比赛。

在第一届“新体育杯”上，我第一盘就输给了陈祖德，到了“败者组”。

我又从“败者组”打上来，获得第一名，然后同“胜者组”的第一名陈祖德再次较量“三番棋”，我以二比零获得冠军。如果按一盘淘汰制，我早就被淘汰了。当时，“新体育杯”的奖金是八十元人民币，我已经觉得很多了，那时我的工资也就六十元，还是因为我是全国特等劳动模范，连升了几级才拿到那么多的。

从第二届开始“挑战赛”改为“五番制”，我以三比一和三比零击退了吴淞笙和曹大元的挑战，蝉联了第二届和第三届的冠军。

“新体育杯”冠军可以说是我最珍惜的一项冠军。一来是因为它的规格高，影响大；二来是作为“新体育杯”冠军不必参加争夺挑战权的“本赛”，可以“坐山观虎斗”，“以逸待劳”，心理上大占优势。而且在“新体育杯”

赛中，我还没有受到过冲击，一直“稳坐钓鱼台”。但是1982年的卫冕，是在我连吃败仗的形势下开始的，情景如何，心里实在没有多大把握。

在这一年9月底，《围棋》月刊社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国手夺魁赛”。

参加者有我和马晓春，以及孔祥明和杨晖两名女棋手。我和马晓春进行五局对抗，孔祥明和杨晖进行三局对抗（杨晖以二比零取胜）。由于我心里已把马晓春看做未来的“挑战者”，而身拥三冠的马晓春对获得挑战权也自信十足，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次五局对抗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争取“国手夺魁赛”的优胜，二是双方都把此战看成是“新体育杯”的“预赛”，整个舆论界也是这么看。因此胜负对双方的心里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五局对抗的结果，我以三比二取胜，但是赢得异常艰苦，特别是第五局我仅以“半目”险胜。这一结局，使马晓春虽败犹荣，反倒鼓舞了他的斗志，而我却更加感到了卫冕的艰难。就是在这种阴云密布的黯淡形势下，我迎来了第四届“新体育杯”决赛。

1982年11月7日，决定第四届“新体育杯”赛挑战者的“本赛”，在福州拉开战幕。因为我只需参加决赛，所以在“国手夺魁赛”后，我并没有和马晓春一起赶赴福州，而是接受了中国象棋大师胡荣华的邀请，在上海盘桓了数日。原来想利用这几天稳定一下情绪，做一下赛前的调整，可我心里一直挂念着福州的赛事，到底还是于10日提前赶到了福州。

恰巧这一天，比赛爆出了“大冷门”，北京的程晓流击败了呼声最高的马晓春。不过八轮的积分循环赛只进行了三轮，尽管马晓春输了一局，但我猜测，挑战者很可能还会在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三人中产生。

不料程晓流越战越勇，把曹大元、刘小光等全都拉下马，成为挑战者。

客观地说，程晓流的实力比起马晓春、刘小光等新锐稍逊一筹，在争夺异常激烈的“新体育杯”赛中获挑战权的希望不大。而且在此之前，他的竞技状态也不太好，从3月的全国比赛到7月的“国手战”，他表现平平，并有过“九连败”的不光彩的记录。因此他八战全胜获得挑战权，不能不让棋界上下为之瞠目。

程晓流和我是老朋友了，从六十年代起就在一起下棋，当时吴玉林、程晓流和我都是北京棋界小有名气的少年棋手，吴、程的名气似乎还在我之上。1975年还是我把程晓流从农场里拉出来的。但作为竞争者，每逢比赛，我们之间的争夺总是非常激烈，从不讲面子。虽然程晓流以前曾取得过全国第三、第六的好成绩，但在正式比赛中，他还从未胜过我一盘。根据这一情况，舆论界对我们之间的决赛是一边倒，认为我将稳操胜券，问题只是三比零还是三比一。

本来我严阵以待，准备和马晓春再决雌雄，可冲上来的却是程晓流，多少有些遗憾，同时也松了口气。程晓流虽然以顽强着称，但凶猛锐利都不如马晓春，对于他的挑战，我很有自信。尤其是这种五局三胜制的长距离比赛，更使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决赛前夜，《围棋春秋》杂志的记者请我谈谈对卫冕之战的感想，我回答说，卫冕问题不会太大，但程晓流锐气正盛，我要全力以赴，不能掉以轻心。可惜我说归说，做归做，记者前脚走，我后脚便跑去大玩扑克牌，早把“全力以赴”丢到“爪哇国”去了。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以后的决赛是那样的艰难，差一点就“翻了船”。

按比赛规程，决赛的前两局是在福州下的，结果是一比一战平。老实说，一比一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尤其第一局是在优势的情况下，一步看错，走死了一块棋才输的，所以对将移师到北京的后三局，我仍然非常乐观。

1983年1月7日，决赛在北京再次开战。第三局，程晓流执黑先行。布局阶段我领先，但关键时刻却出现了错觉，第六十二着下出了坏棋。程晓流敏锐地抓住机会，竟走出了一连串的妙手，顿时形势逆转。程晓流的棋艺怎么会如此高超呢？我陷入惊慌之中。幸亏后来他求胜心切，连出败着，我才侥幸赢了这一局。

1月12日的第四局，由我执黑棋。同前三局一样，布局我又领先，而且程晓流的第七十二着下出了大缓手。这时，我只要把下边的阵地补上一手，便是必胜的局面。谁知“恶手招恶手”，我鬼使神差地走出第七十七手更坏的一着。程晓流的缓手毕竟捞到了角上的空地，而我的“恶手”几乎可以说是一步“单官”，还被他乘机凶猛地打入我下边的阵地。这一来，我心情大坏，虽然此时仍是胜负未决的局面，但程晓流的顽强却使我沮丧起来，终于丢掉了第四局。

“聂、程之战迎来决胜的第五局”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棋界。由于前三届“新体育杯”决赛，我都是以压倒优势获胜，而这次却被程晓流给逼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所以已不大为人注意的“新体育杯”决赛重新成了围棋爱好者热衷的话题，程晓流也变成了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

1月19日下午1时，在北京体育馆的贵宾休息室，决赛第五局正式开始。按规定第五局要临时进行“猜先”，本来我“每逢猜先，必猜黑棋”是有名的，可这一次却不灵了。程晓流猜到黑棋使我精心构思的黑布局，全无用武之地。在决战之前，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五局三胜的长距离比赛，意外地变成了一局定胜负，精神压力本来就相当大，此时又被对方猜到黑棋，就更觉紧张。难到这是不祥之兆？我暗自嘀咕，点烟的手都微微颤抖了。

程晓流的心情大概也并不轻松，还差一步他就可以登上梦寐以求的冠军宝座了，其紧张程度绝不在我之下。但从他那没有一丝笑容的脸上，我感觉出他要拼死一战的决心。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这场极其关键的比赛中，我“赌徒式”的好胜心终于又开始显灵了。

程晓流采取“中国流”布局，我则大胆地使用了自己近来探索的一种下法，以小目对抗。局势的进行和我预料的一样，一开始双方就寸土不让，很快便进入了“热战”状态。由于程晓流一着棋过分，被我控制了局面的主动权，并且毫不手软地穷追猛打。至第一百零六手围上中空，我出了一口长气，胜负基本定局。当时在场的全部高段棋手也确认是白棋胜势。不过鉴于对方前四局的顽强表现，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然而就在胜利在望之际，我却几乎因为“拉弓过满崩了弦”。

在高水平的围棋比赛中，即便已获得优势，但要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并最后赢下来，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因为对方决不会轻易地放弃抵抗，如果差距还不是很大，他就会顽强地一手一手地努力追赶。如果差距很大，那么他就会孤注一掷，采取“玉碎”的战法，这就是棋手常说的“胜负手”。

这是最让优势方头疼的，因此处于优势的一方时刻要提防对手突如其来的“拼命”，心情往往比对手更紧张。

由于我的优势是如此明显，程晓流终于放出“胜负手”。他连走了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两手，希望突破中央白空。其实我只要退让一下便可平安无事，但当时一种本能的反击意识，促使我在未细算的情况下就贸然出击。结果被黑一百四十五手严厉地一断，棋盘上顿生波澜。我猛然一惊，冷汗立刻冒了出来。完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像电光般地闪过。

整个比赛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围观战的棋手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棋盘，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寂静得似乎都能听见自己急剧的心跳声。

与此同时，在北京体育馆内进行了公开挂盘讲解，由王汝南和华以刚担任解说。那时还没有电视转播，北京的围棋爱好者闻风而来，创造了观看围棋表演人数的最高纪录。因为事先没估计到观众会如此踊跃，所以票都不够了，只得临时再去准备。据说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观众自始至终无一人退场，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气氛越来越热烈。在黑一百四十五手断时，王汝南激动得嗓子都哑了，他当即宣布：白棋面临困境，形势不明了。这时观众大哗，议论声、叹息声、惊讶声几乎把解说的声音都淹没了。

赛场内，我还在搜肠刮肚地苦思冥想，但并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万般无奈，只得让黑棋吃掉了我边上的二子，直到一百四十八手我才逐渐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并意外地发现，尽管这一战役损失很大，白棋依然稍稍领先，顿时精神大振。此后尽管程晓流奋力追赶，也未能扭转败局。结果我以二目半胜了第五局，宣告卫冕成功。

比赛结束后，我和程晓流步入挂盘讲解场地，参加发奖仪式。当我接过“新体育杯”时，全场数千名观众掌声雷动。此时此刻，回想起刚才那惊险的一幕，不禁心惊肉跳。

1983年我又从马晓春手中夺回全国冠军。

1984年我的状态非常好，我和马晓春那盘棋，公认是我的绝对优势，后我心太急，想去吃他，结果反而输了，冠军又被他夺了回去。

从1974年到1984年的十届全国比赛中（1976年中途取消），我一共获得过六次冠军，一次亚军。1984年以后我不再参加全国比赛了，原因同全国比赛的赛制有关。全国比赛实行的不是“挑战制”，而是“循环积分制”，所有棋手，包括上届冠军，都要从头赛起，一盘也不能少，而且经常是连续下三四天才能休息一天，这对年轻棋手不算什么，对老棋手就显得非常“残酷”。我每次参加全国比赛后都感觉特别疲劳，而且像我这样的棋手，每年国内外的重大比赛非常多，特别是19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开战，我所承受的负担越来越重。当时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对我很关心，劝我好好休息，就不要参加全国比赛了，别的比赛热热身就可以了，全力以赴搞好擂台赛。后来金明正式通知我可以不参加全国比赛。

现在全国比赛都是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孩子们来下，岁数大点的，像马晓春、刘小光、俞斌等人都下不动了。

现在看来，退出全国比赛是非常英明的，这使我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中日围棋擂台赛中。

围棋篇自信与狂妄

自信心对于一名棋手来说，是绝对的必备条件。

围棋这种竞技，纯粹是一对一的单兵作战。比赛一开始，棋手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任何人都不可能来帮助他。其他的体育比赛，最起码还有个暂停时间，教练可以出谋划策，想办法稳定运动员的情绪，鼓舞运动员的斗志，但围棋比赛连这个机会都没有。能够支持着棋手全力拼搏的，大概只能是“自信心”吧。这情况，很像是单身一人驾舟去漂洋过海，在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对战胜风浪充满自信的人，才能勇敢地不屈不挠地和风浪搏斗，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而缺乏自信的人，一遇风浪就会张皇失措起来，结果必然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在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围棋比赛中，缺乏自信就意味着失败。

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在围棋上恐怕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不过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物极必反”的法则，真理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信”再前进一步，则会成为“狂妄”。假如“自信”与“狂妄”之间真有一条界线的话，那我就是正好站在这条界线的边缘，并且时常会“越界犯规”。

大概从1982年起，“聂卫平过于自信”的说法开始多起来，不少人认为我“太狂”。说来这并不奇怪，因为1974年以前，我还是个无名之辈，没人去理会我是否“过于自信”。1975年夺取全国冠军以后，一直到1979年，是我的全盛时期，别人很难赢我，所以不管我是如何自信，自然也不会有人说我“狂妄”。但是1980年以后，青年棋手迅速赶了上来，情况便不同了。尤其是1982年我被马晓春“连拔三城”，输得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像以前那样自信十足，复盘研究之际，胆敢“说三道四”，难免会给人留下狂妄的印象。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有时我确实把自信和狂妄搅到一起去了。比如，有一次训练比赛，我执白对上海的王群，下至中午封棋，在去吃饭的路上，有人问我这局棋形势如何。我居然脱口就说：我拿白棋要赢，拿黑棋也要赢。这种态度，当然会让对方无法容忍。类似的事还有过好几回。

还有一次，大概是1979年的一天上午，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宣称，我可以同国家围棋队的男队员“十面打”（同时下十盘棋），并且有取胜的把握。这一下顿时激起“公愤”。要知道，有资格进国家队的棋手哪个不是身怀绝技？结果那天上午有十名队员真的接受了挑战，而且国家队的几乎全部队员也都赶来观战。后来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十面打”没有下完。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我做得实在过分，开开玩笑也就算了，竟然当真去下“十面打”，如此“视群雄如草芥”，怎不引起“公愤”？！说不定我的“狂妄”名声，从那时起就已经不胫而走了呢！

再有，在对局之后的复盘研究时，如果大家一致认为我的棋形势不好，我是不肯轻易认账的。有时明知人家说得对，也要硬着头皮和对方摆下去。

这时我的自信又和“好面子”搅在一起，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1981年的全国比赛，我和罗建文对阵。那时罗建文的水平和我有一定的差距，可那盘棋他下得相当出色，局面一直领先，最后因为走了个漏着才输了。按道理，对走了漏着而痛失好局的罗建文，说一句“哎呀！赢得真侥幸”的话并不失身份，也是人之常情，可我偏不肯承认他是在优势下，因失误而输掉的。听说这件事大大地刺伤了罗建文的感情。

以上这些，都是我从“自信”越界到“狂妄”时所干的蠢事，现在我虽百般注意，但有时好胜心一发，又会口没遮拦，只好请棋界的朋友们多多谅解了。

不过，我想强调一点，尽管我在私下里，在互相“斗气”的场合，说过一些言过其实的大话，但是一到真正探讨棋艺的场合，或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棋艺的文章时，我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尤其在辅导少年棋手时，更不敢粗心大意而误人子弟。我认为，围棋是艺术和科学的统一体，它的科学性就表现在棋艺之中，决不能掺假，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任何名家高手都不能把不好的东西硬说成是好的。如果在研究棋艺时，出于什么考虑而违心地承认这个，批判那个，到头来会害人又害己。在研究棋艺时，也不应夹杂着个人的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围棋又是变化无穷的，它就像星罗密布的宇宙空间，即使是超一流棋手，也无法穷其奥秘。因此在复杂的实战对局中，棋手的看法必然不尽相同，有时出入还会相当大，这就需要棋手们大胆地讲出自己的见解，创造出一个“百家争鸣”的研究气氛来，这才有利于棋艺的提高。

在棋艺上，我对自己的观点从不隐瞒，而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会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此也引起过别人的误解。

1983年在兰州举行的“国手战”中，我执黑棋败给了邵震中七段，失去了夺冠的机会。后来邵震中在上海的《围棋》月刊上，我在北京的《围棋春秋》杂志上，各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盘棋进行了讲评。结果双方的观点分歧很大。邵震中认为布局他稍有落后之感。而我认为布局是黑棋压倒优势。

邵震中说黑一百七十三手后，白棋已稍稍有利了。而我认为，此时黑棋还领先十目左右，后来因连走坏棋才输掉的。由于对同一局棋双方观点如此不同，使许多读者迷惑不解，棋界同行对我的观点也颇不以为然。对此《围棋春秋》的编辑特地来问我：为什么高段棋手的看法差距会这么大？我是这样回答的：由于各人棋风不同，形势判断的基点不同，棋艺的水平不同，看法有差距很正常，甚至还会有完全相反的判断。

其实，日本棋界这样的事也很多。像第二期“棋圣战”，藤泽秀行棋圣和挑战者加藤正夫九段的决赛第二局，对中盘一个转换结果，名誉本因坊高川九段判断黑棋不坏，而藤泽秀行棋圣判断白棋好。连他们这样赫赫有名的大棋士，都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形势判断，那我们之间有分歧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国手战”中，我执白对马晓春的一局棋，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对于布局黑四十五手，在场的全部高段位棋手一致认为白棋形势不好，而我认为不但没坏，反而是白棋有利。为了表明这一立场，我在《围棋》月刊上发表了自己对这局棋的讲评。于是有人说：棋都输了，还争什么面子？实际上，我丝毫没有利用讲评来争面子的念头，我只是为了共同探讨棋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

围棋篇对抗时代

过去中日棋手之间的比赛，都是带有辅导性的“友谊赛”。但1976年的访日比赛，除了我六胜一负外，中国围棋队在五十六局棋中，以二十七胜、二十四负、五和的总成绩，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这一结果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棋坛，改变了日本棋界对中国棋手的看法。从此以后，中日棋战开始真正具有了对抗色彩。

1977年4月，桥本宇太郎九段率团来访。我对桥本九段和石田章七段，均以一比一战平，胜东野弘昭九段、家田隆二七段和佐藤昌晴六段，总成绩五胜二负。

1978年6月访日比赛，与石井邦生九段的“三番棋”，我以一比二失利。胜白石裕九段、菊池业余七段，负藤泽朋斋九段和关山利夫九段。同年，在日方来访的比赛中，我胜仓桥七段，与杉内九段、淡路八段和东野九段战成平局。总成绩四胜四负三和。

1979年的中日比赛，我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二名七段和四名业余七段，输给一名七段、一名五段和一名业余七段。总成绩十一胜三负。

1980年的访日比赛，我胜二名九段、一名业余七段，输给三名九段、一名七段。总成绩三胜四负。

1981年中日比赛，我与两名九段、两名七段分别以一比一战平，总成绩二胜二负。

198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是很值得纪念的，我在这次比赛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一名业余七段，仅输给“天元”冠军加藤正夫九段一局，成绩六胜一负。而且中国队出人意料地以四十三胜十三负的压倒优势，击败了日本队。再一次打破了自1976年以来的交往平衡，又一次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棋界，为此，日本棋院受到了舆论界的指责。

自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无论是我们访日，还是日方来访，日本出场的阵容，基本上是职业高段、新锐棋手和业余强手组成的混合军。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棋手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涌现出以马晓春为首的一批新秀后，日方出场的业余强手胜率越来越低。到1982年，日本的业余强手已无人能抵挡中国棋手的攻杀，几乎“全军覆没”，这使日本棋界感到“混合军”已不能适应中日交流的形势。于是，在1983年的日本访华围棋代表团组团的前夕，中日交流比赛的主办单位，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表示，这次组团宁肯多花钱，也要把强手请出来。

果然，1983年访华的日本围棋代表团由四名九段和四名八段组成，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实力最强的代表团。团长是石田芳夫九段，团员有石井邦生九段、小林光一九段、苑田勇一九段、佐藤昌晴八段、山城宏八段、中村秀仁八段、长谷川直八段。他们都是读卖新闻社用重金请来的强手，个个身手不凡。尤其是小林光一九段，虽然当时还没有冠军头衔，但多次获得大比赛的挑战权，是公认的“超一流”棋手。在我看来，小林光一的实力比起石田芳夫，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为了激励棋手下好每一局棋，读卖新闻社采取了奖励制，还规定棋手每多赢一盘棋都将获得奖金，数额随着胜局数而倍增，这是前所未有的。石田团长在临行前也公开发出了争取四十胜、十六负的宣言。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中国棋手并不畏惧，反而更激发了斗志，最后虽然以二十五胜、三十一负失利，但所胜的二十五局都是货真价实，响当当的。如果倒退几年，日方派出这种实力的代表团来，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达到四十胜的目标。由此可见，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次比赛中，我共出场五次，连胜石田九段两局，胜石井九段和长谷八段，遗憾的是输给了小林光一九段，成绩是四胜一负。

不管怎样，1983年中日围棋比赛的结局，显然大出日本棋界的意料。

于是日方提出希望把“友谊赛”正式改为“对抗赛”，认为这样才能体现目前中日比赛的水平。后来，在1984年为我们赴日比赛所举行的欢迎会上，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村上盛夫先生在讲话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态度。他说：“十二年以前以日中友好亲善为目的，读卖新闻社开始组织了日中围棋交流，而从这次开始，将用‘日中围棋决战’的名称。现在，以友好亲善为目的的交流已进入一个日中围棋决战阶段，将通过比赛，对两国的实力决出胜负。”可以说，1983年的中日比赛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日两国棋界人士都认识到：从此中日围棋的交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过去，中国围棋代表团的组成，基本上是以老棋手为主，青年棋手为辅，还要照顾男、女棋手的比例。为了适应“中日围棋决战”的形势，1984年的组团打破了这一常规，采用了选拔制。国家集训队的全体队员都必须参加选拔赛，只有前八名才有资格参加访日代表团。经过激烈的争夺，最后由我、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人组成了1984年的访日代表团。

在我的对局史上，1984年的访日比赛是值得回顾的。虽然那一次我并没有什么辉煌的战绩，有的只是惨败的沉痛教训。但是，正是惨败，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与差距，重新激发了我向广袤无垠的“棋道”挑战的斗志。

早在1983年，日本方面就有了让刚刚登上“棋圣”宝座的赵治勋九段与我下“番棋”的想法。1984年3月，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来访时，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他讲，读卖新闻社已决定，在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将请出赵治勋和我下“七番棋”。另外，还准备请出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树九段、桥本昌二九段等一流棋手和中国队的其他队员下“番棋”。

这消息一经传出，顿时轰动了我们整个棋界。第一，以往的中日围棋比赛，日本的最强棋手极少出场，这次几乎倾巢出动，足以证明日方对1984年的中日交流的重视。第二，日方提出“番棋”的本身，更加说明日本棋界已开始真正把中国棋手当做了同等地位的对手。所以，日方传过的这一信息，当然会引起我们巨大的反响。

过去中日围棋比赛，除了1978年访日时曾下过一次“三番棋”外，通常都是一局定胜负。而日本棋手认为一局定胜负的偶然性太大，只有下“番棋”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实力。日本的重大棋战的决赛就都采用下“番棋”

的形式，棋战的等级越高，下的局数就越多。比如，“王座战”、“天元战”

是五番胜负，“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都是七番胜负。

最初，中国棋手远不适应这种“番棋”，往往是第一局发挥不错，越到后来越糟糕。1978年中日棋手的“三番棋”，除了孔祥明三比零胜小林千寿、吴淞笙二比一胜牛之浜撮雄九段外，其他人都输了。后来我们发觉下“番棋”确实有好处，比一局决胜负更有对抗性，竞争的气氛也浓得多。于是我国一些重要比赛的决赛，也开始采取了“三番棋”或“五番棋”的比赛方法。

我本人对下“番棋”是很感兴趣的，我感到和同一个对手连下几局，双方的斗智斗力分外有趣，确实使对抗的气氛浓多了。但是，这次我的“七番棋”的对手是日本最强的棋手赵治勋，使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对日本九段的战绩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对日本“超一流”棋手却成绩不佳，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皆是两战两败，故而早就渴望着与他们再决雌雄。这次能和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赵治勋棋圣对阵，当然使我兴奋不已。

感到紧张的是，赵治勋棋圣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日本“超一流”的棋手尽数败在他手下。四十年前，吴清源称雄日本棋坛时，日本棋界曾喊出了“打倒吴清源”的口号。现在赵治勋崛起，又使日本棋界喊出了“打倒赵治勋”的口号，这足以说明他的声望到了什么样的巅峰阶段。此前不久，他在和山城宏七段、王立诚七段、小林觉七段的升降三番胜负中，几乎把这三位肩负着日本棋界希望的青年棋手全部打到了让二子，实在是令人闻之动容。因此和这样强劲的对手下“七番棋”，前景如何实无把握。

在这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下，我开始积极地做赛前的准备。

5月22日，我们一抵达日本，就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从日本朋友的言谈话语中，使人感到日方对这次比赛是极其重视的，这也许是在“中日围棋决战”的气氛下，日方将出场的大都是强有力的人物的关系吧。

我发现，日本朋友对赵治勋和我的比赛非常感兴趣，虽然由于某种原因“七番棋”改成了“三番棋”（我另外再和加藤正夫下一轮“三番棋”），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无论在欢迎酒会上或平常的交往中，话题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转到我和赵治勋的“三番棋”上来。

5月23日，我们按常例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去，受到了宋之光大使热情亲切的接见。身在“围棋王国”的日本，宋之光大使自然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非常了解，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比赛时，他特意表示，如果我战胜了赵治勋，他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以示庆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才得到了这种荣誉。我深知宋之光大使的这一表示，是要激励我下出水平，下出风格，为国争光。从他的话语之间，我感到了他对中国棋手寄予的深切期望。从大使馆回宾馆的路上，我默默不语，宋之光大使的话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分量。

5月24日，中日围棋比赛的首轮“三番棋”正式开战。当赵治勋棋圣在座位上就座时，我感觉有一股电流通过了全身，刹那间，有关他的种种评价又在我脑海中闪过，使我不由得抬眼打量面前这个名声赫赫的对手。

赵治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他在日本棋坛的经历，我几乎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来，而且在以往访日时，也曾数次和他会过面。不过作为对手，面对面地坐在棋盘前观察他，还是第一次。以前我见到他时，总见他面含微笑，显得十分厚道，胖胖的面容给人一种平和之中又带有几分天真的感觉，而此时再看，哪里还有半分的平和之气。但见他昂然端坐，神情肃穆，浑身的精力蓄势待发，使我感到一股必胜的威势自他身上扑面而来，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日本的许多高手都说赵治勋是最难对付的一位棋手。

说老实话，尽管赵治勋在日本的声望已达到了顶峰，但我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在为了准备这场比赛而仔细研究了他的棋后，更觉得他的棋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我感到赵治勋的棋似乎非常平淡，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风格。论天才奇想，他不如豪放的藤泽秀行；论攻击能力，他不如凶悍的加藤正夫；论浑厚细腻，他不如林海峰；论诡异狠辣，他不如坂田荣男，此外，大竹英雄、武宫正树等超人一等的长处，他好像也并不具备。再拿他的棋和我的棋相比较时，心里倒隐隐觉得，战胜他似乎并不是太大的难事，所以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弄不通，为什么日本那些棋术惊世骇俗的一流棋士们都一一败在他的手下。然而，就在看他的一瞬间，我突然懂了。

在赵治勋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我的自信忽然之间产生了动摇。“这就是当今日本棋坛至高无上的强者，我能战胜他吗？”这个念头忽然浮上脑海，而且挥之不去，心里不禁慌乱起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临赛前的那短暂的一刻，居然是那么难熬。

由于是首场比赛，要猜先后手，赵治勋猜到了黑棋，他略加思索，便“啪”的一声，下出了第一招。期待已久的比赛终于开始了。

为了稳定情绪，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忽然我脑子一闪：赵治勋的名气远在我之上，而且众望所归，我这么紧张，他一定比我更紧张。这么一想，心里反倒平静了。

在赛前，我就听说赵治勋对这“三番棋”极为重视，提前两周就戒了酒（他每逢重大比赛都戒酒），而且为了保持“棋圣”和“名人”的尊严，公然表示“三番棋”要二比零取胜，否则就无颜去领读卖新闻社为胜者所提供的巨额奖金。虽说此举颇有些“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用，但到底负担太大，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比我更“输不起”，这么一推测，我又恢复了自信。

关于这“三番棋”的技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虽然双方从始至终杀得难解难分，而且我也有取胜的机会，但终因对手棋高一筹，而以零比二败下阵来。

在东京的另两场比赛，我执白输给了武宫正树九段，执黑战胜了酒井猛九段。

紧接着在大阪举行了第二轮“三番棋”，由加藤正夫九段和我对阵。加藤正夫在第一轮“三番棋”中以二比零战胜了马晓春，士气正盛，而我一胜三负，未免求胜心切，比赛中许多机会居然视而不见，又以零比二失利。

两轮“三番棋”均以零比二失利，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痛定思痛，却感到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收益。赵治勋、加藤正夫这两位优秀棋手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顽强的战斗力，丰富的实战经验，快捷无比地捕捉一闪即逝的战机的本领，“读秒”阶段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态度，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此外，他们掌握局面的功夫也很出色，例如，局面相持不下时，不急不躁；优势时，兢兢业业毫不放松；局面不利时，稳而不乱，紧逼不舍。相比之下，我在这方面的弱点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不过，虽然日本超一流棋手比我们最高水平棋高一筹，但是他们也有弱点，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就拿加藤正夫来说，过去我曾两次败在他的手下，而且输后竟然不明白输在哪儿了，那时真感到加藤的棋有点莫测高深。

可是这次我和他的“三番棋”尽管还是输了，但取胜的机会却意外的多。于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怕”字，便被驱赶出来，也许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正是这两个“三番棋”的失利为1985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

围棋篇第一届擂台赛

中日擂台赛最早是由日本棋院向中国围棋协会提出来的。这种比赛方式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没有经验。在是否同意举行擂台赛上我们有两种意见，犹豫得厉害。从当时的形势看，中方是必输无疑，我们主要怕的是别让他们一个人把我们都扫了，真的有点怕。

我当时是中国棋手的代表人物，在国内赢棋最多，可与日本超一流棋手所下的九盘棋全输了，没赢一盘。虽说如此，但最后一次中日对抗赛中输给赵治勋的那两盘，我都有赢的机会，不像以前输了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因此我是极力主张下的，也算是交学费吧。不过当时我还是围棋队队员，不像现在是总教练，说话的分量没有多大。

在促成擂台赛的举办上，《新体育》杂志社总编郝克强起了很大的作用。提到郝克强我想再加上一笔，1979年他发起的围棋“新体育杯”，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杯赛的第一家。现在这杯赛、那杯赛多了去了，不足为怪，可当时“新体育杯”却是不得了的事情，是“破天荒”的，在体育界起了第一块多米诺界牌的作用。他有这个魄力和胆识，他对中国围棋的发展是立了大功的。

这次擂台赛日方也是首先找到他，他是个极度的乐观派，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就认为我们有可能赢。我虽主张下，可我是悲观派，我认为是要输的，但不怕输，交学费嘛，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办！有些人怕输得太惨，有顾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中日围棋擂台赛。

赛前有关领导提出一个具体指标：请出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算是基本及格，打败小林光一就是胜利，打败加藤正夫就是大胜，如果最后能战胜主将藤泽秀行，那就是历史性大突破。

1984年10月5日晚，我作为中国队的主将参加了在东京新大谷饭店前举行的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围棋联盟主席、前日本航空公司总裁朝田静夫，日本棋院理事长坂田荣男，NEC日本电气公司社长关本忠弘，吴清源大师偕夫人以及日本围棋界人士共七十余人。我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也应日方邀请，特意前来祝贺。他曾跟随陈毅副总理多年，非常热心中日之间的围棋交往。

日本棋院的理事长坂田荣男在致辞时说，他们只要三个人就可以结束战斗，气焰嚣张得不得了。我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当然不相信他们三个人就可以把我们扫干净了，但即使五个人结束战斗，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尴尬的，我作为主将，是应该尽量避免这一局面发生的。

第一盘日本出场的是依田纪基，他当时十八岁，只有五段，但他是日本六段以下棋手参加的“新人王战”冠军，在日本赢过不少高段棋手。藤泽秀行先生夸他有九段的实力，这虽难免有点偏爱，但他的棋力确实不低。我们出场的是汪见虹六段，一上来气氛就十分紧张，到了中盘汪见虹形势不利，紧张之下，鼻血一下子喷了出来，弄得到处都是，真有点惊心动魄。我走进对局室时，他正在用手绢擦血，嘴也咧着，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棋肯定是不行了，可对他这种拼命的精神，我还是很受感动的。过去在日本棋战中曾有过木谷吐血的事，可在中国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盘比赛移师北京，由江铸久向依田纪基攻擂。论棋力，我觉得江铸久还是强一些，但是只下一盘，出现偶然性的机会就要多得多。我希望江铸久能打败他，不然让人家一个先锋就打得我们稀里哗啦，多难看！

赛场设在北京体育馆南一楼西厅，观战室设在东厅。虽然东厅不大，但那时擂台赛似乎没什么人关心，来采访的记者很少，观战的人也不多，小小一个东厅，除了我们这些棋手，连记者、日本朋友全容下了。藤泽秀行先生还和刚七岁的罗洗河占着一只茶几下指导棋呢。

我在观战室里坐了几乎整整一天，直到下午五点，我才松了口气，我觉得到这时，江铸久在盘面上取得的优势是不会再丧失了。这时我便翻开了日本朋友带来的新一期杂志《围棋俱乐部》，只见在首页、二页和三页上登了三幅依田纪基的大照片，大标题写着“希望之星”。看来，他们希望依田纪基战胜江铸久吧。

接着，江铸久又在日本战胜了小林觉，这对我们来说不觉得意外，但接下来他又胜了淡路修三九段，这确实使我们始料未及。淡路修三这个人的棋坛生涯，与别人不尽相同，到了三十岁时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七段棋手，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要是在我国，到这份儿上，很可能就打退堂鼓了。但是日本职业棋手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对局费，即使没有好成绩，也要尽量参加各种比赛。当然还得争取打出好成绩，因为成绩的好坏和对局费的高低是成正比的。结果不少棋手在三十岁以后，反而出了成绩。

淡路修三就是这样的棋手，他三十二岁升为八段，三十五岁才升九段。

而从升入八段以后，一直是日本第三大棋赛“本因坊战”循环圈里的人物。能进入大赛循环圈，而且能连续待上三届，这说明其棋力是的的确确的一流。

在这同一时期，淡路修三还曾在日本的七个大赛中获得三个大赛——“本因坊”、“天元”和“小棋圣”的挑战权。可惜的是在这些挑战赛中，没能成功地摘下一项桂冠，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排在擂台赛第三个出场的位置上。

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坂田荣男理事长为什么会提出，希望到淡路修三便结束战斗了。淡路修三九段并不是不具备这个实力。不过作为领导者，这么想想是可以的，在那样的场合，那样说，效果却未必好。它激发了对手的斗志，还可能造成自己这方斗志的松懈。

江铸久对小林觉的比赛安排在箱根，租用的旅馆只准备了打一场。当江铸久获胜后，只好在第二天赶回东京，在临时租的一家旅馆里，迎接了淡路修三的攻擂。

看来淡路修三的确是仓促上阵的。当时江铸久处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一是第一仗以后，休息得不好；二是对淡路修三的棋没有多少研究。

因为他的任务首先是拿下小林觉，那时中国队真如踩着石子过河，每一仗都非常小心，绝不敢有丝毫大意，根本没有想一个人要连胜几位。

由于淡路修三没有充分准备，临战时对江铸久也不那么重视。江铸久把规定的自由支配的三小时二十分钟都已用完，进入读秒，而淡路修三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见他当时落子是很快的，而江铸久则是十分小心，苦苦思索着。也许正由于这大意，盘上几次出现淡路修三可能获胜的机会，他都没有抓住。而在看到江铸久在读秒声中，仍在顽强地拼搏，并取得了优势以后，他就沉不住气了，表现出了相当的烦躁。

江铸久战胜淡路修三，对我们来说，真有点儿喜出望外，他一个人就打破了坂田预言，太令人兴奋了！为此，《新体育》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庆祝胜利。金明、廖井丹等一向关心围棋事业的老同志都来了，他们很为他的成绩高兴，而且鼓励大家树立起打败日本的信心。老同志发言都很激动。金明同志谈到陈老总如九泉有知，也会为今天的成绩高兴时，竟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也很激动，觉得只要再有一两个棋手，能像江铸久这样充分发挥出来，打败日本不是不可能的。

1985年2月，江铸久在上海设擂迎战片冈聪七段。在此前不久，片冈聪虽然刚失去了“天元”战冠军，但并不失为一位实力不凡的对手。

在胜负场上，人是很难知足的，我的胜负心就更强。一坐到棋盘前，我就只有一个念头：赢下来，其余的念头都离我而去。其实不只是我，所有的棋手都有强烈的胜负感，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江铸久已经赢了三盘了，但是无论他本人，还是我们围棋队的队员，总还是希望他继续赢下去。那时刚好上海举行围棋精英邀请赛，参加擂台赛的队员全在上海。比赛那天，我们全都坐进了观战室。

开局江铸久没有走好，直到中午，他一直陷在被动局面中。右下片冈聪围了巴掌那么大一块空地，江铸久的实空明显不够。我当时看到那形势，急得连饭都没吃好。吃完饭，大家都休息去了，有去打台球的，有看书的，我的心却离不开那盘棋。

这时，好像这盘棋已不是江铸久下的，而是我下的了。离开赛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就坐到棋盘前研究起来。我下棋一向如此，从来不服输，我就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出路。

最后，江铸久果然赢了下来。这天上海棋社在离赛场不远的长江剧场公开挂大盘讲解。这是擂台赛开赛以来第一次挂大盘讲解。讲解从晚上七点开始。2月初正是隆冬，那天正刮北风，天气阴冷，可一千多张票，两小时就卖完了，不少棋迷冒着寒风，徘徊在剧场门口，希望能得到一张退票。

有的人退票等不着也不走，为的是想早点知道比赛结果。

比赛结束后，两位对弈者去和观众见面。片冈聪面带微笑，颇有大将风度。当江铸久退场时，观众硬是把他围在了入口处，一个个本子递上来，要他签名。后来人越围越多，本子一直顶到江铸久的鼻子尖上，挤得他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上海棋社一看这情景，赶紧把江铸久又拉上台去，护送他从后门走出了剧场。这时前门的观众还痴痴地等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人们如此热爱和崇拜围棋运动员，那情景真使人感动！

擂台赛开始以后，主办这次比赛的《新体育》杂志搞了个猜奖活动，猜奖的截止日期是1985年1月底，这时江铸久已三连胜，但在二万七千多猜奖者中，猜中方胜的仅七千人。而日本《围棋俱乐部》杂志，有三千读者参加该杂志的猜奖，只有二百六十六人猜中方胜。据说这些人中，不少是中国留学生，他们心里也未必认为我们能赢，也许只是存心去气气日本人罢了。

现在，江铸久都四连胜了，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起中国队的胜利来了。

是啊，我们还有七人，日方则只剩四人了！难怪一些人甚至觉得我恐怕未必要出场了。

日本的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位棋圣赵治勋说：“日本败下阵来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从技术水平上讲，两国已没有大的差距。”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则说：“我早就说过，中国军团已经来到我们的城下了，但很少有人相信。现在我们面临困境了。”

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已成了两国都十分关注的大事。2月17日，新体育杂志社为庆祝《围棋天地》创刊，在京西宾馆举行茶会，方毅、张劲夫等领导同志都来了，还有一些关心围棋事业的老前辈宋季文、廖井丹、曾涛也来了。这不仅仅因为《围棋天地》创刊，意味着围棋事业开始腾飞，更因为江铸久的四连胜，使这些领导同志高兴。当时张劲夫同志就说：“要是围棋擂台赛打败日本，其意义我看和女排的胜利差不多。”我当时听了心里是很激动的。女排的胜利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的民族自豪感，要说是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并不过分。我们围棋要是也能为国家做出这样的贡献，那就太鼓舞人心了！

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江铸久第二次东渡日本，迎接石田章九段的攻擂。

原来擂台赛的安排是：第一天到达，第二天即比赛，第三天休息，第四天赛第二场。江铸久考虑到第一天旅途的劳顿，第二天休息，第三天再下棋。这样可以保证精力充沛地下好第一场。当然如果第一场赢下来了，接着再打第二场就不利了。但是江铸久已经四连胜了，如再胜石田章就是了不起的成绩了。而且排在石田章后面的是小林光一“十段”，是中国棋手从来没有赢过的“超一流”，还要他再赢就过分了。所以江铸久的要求是对的，应该重点保证第一战的胜利。我们后面还有六个人呢，他只给我们留下三个对手，我们应该感谢他了。

江铸久果然战胜了石田章，可是第二天紧接着打小林光一就不行了。

他前面五盘，开局都不太好，但是一到中盘，便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杀得对手难以招架。唯独对小林光一这盘，开局时占了优势，但下午续弈不久，他看错了一步棋，形势便接近了。后来小林光一越走越顺，最终拿下这局。

这一切原在预料之中，当时大家都还陶醉在江铸久的五连胜之中，并没有什么紧迫之感，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六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狼来了”！

围棋篇小林光一

小林光一来了！

那时小林光一虽然只有排在日本围棋大赛第五位的“十段战”冠军的头衔，其余大赛均未问过鼎，获挑战权的机会也不多。但谁都不能不承认，他的棋力实属“超一流”。论战绩，他排在加藤正夫、武宫正树、赵治勋等人之后，人们分析他几次功败垂成，并不是因为他棋力不及他们，而是在关键时刻，他思想不那么过硬。

这次轮到邵震中攻擂。我对邵震中还是寄予希望的。两年前，小林光一来华访问时，邵震中曾经两次与之对垒。第二局邵震中本来已经胜利在望，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把一块本能吃掉的棋走成双活，心情顿时受到影响，以致收官时一损再损，最后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对这盘棋，他一直颇为后悔。这次他憋足了劲儿要报一箭之仇。另外，他对日战绩总的看成绩还不错。

这时围棋在全国大大地热起来了，因此要求采访的记者也多起来了。

擂台赛凯旋。在机场受到方毅副总理的迎接，也得到了儿子的崇拜。

对局室从北京体育馆南一楼大一点的西厅，挪到了略小的东厅，把西厅留作观战室。另外在比赛馆里，下午便挂大盘向观众讲解。

开赛后，两人布局下得飞快，十九手棋一共才用了五分钟，说明两人都有准备，也都很有信心。后来两人都有失误，但在最后的胜负处，邵震中没处理好，中盘输了。

比赛结束后，小林光一与中国棋迷见面时说：“虽然中国现在还占着优势，但日本方面是决不肯认输的，我要决心战斗到最后。”言下之意是他一个人就能把中国扫荡了。全场一千余人，鸦雀无声。我作为中方主将，心里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下一场是钱宇平对小林光一，这次没挂大盘讲解，主要是考虑到钱宇平获胜的机会不大，挂大盘难免使棋迷们扫兴。

钱宇平这盘棋一开局就下得相当艰苦，一直处于劣势。他的棋老是缩着，被小林光一的威势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观战室里，我的心情一直感到很压抑。观战室和对局室相距挺远，跑步还得几分钟。那时还没有闭路电视系统，只好找几位低段位棋手来回传递棋谱，所以棋谱到我们手里都要晚一段时间。

钱宇平虽然处于劣势，但下得很顽强，到了最后收官的时候，突然出现胜机。观局室一下子就炸了锅，大家急忙向对局室跑去。我当然也想亲眼看看小林光一失败时的情景，可刚冲到那边，正赶上钱宇平停钟认负，一盘能胜的棋居然不下了，真是惨不忍睹！当时钱宇平咧个大嘴，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真想上去扇他一个嘴巴，臭骂他一顿：“傻瓜，怎么不走下去，走下去不就赢了吗？”

当我们指出这点时小林光一表示疑义，我们给他一摆，他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盘未下完就认输的棋，从技术上讲钱宇平走下去可以赢，但从客观上讲，当时日本超一流棋手给中国棋手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是非职业棋手难以想象的。钱宇平当年才十八岁，在这种心理压力下输棋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钱宇平就没有想一想，作为“超一流”棋手的小林光一更输不起。

据在旁边观战的郝克强说，在进入对杀时，小林光一拿着棋谱的手也在发抖（小林光一有个习惯，对局时总要向记录员索要棋谱观看）。后来钱宇平为了记取这次教训，专门剃了个光头。

1985年7月，曹大元东渡攻擂失利，这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内。

此时中日比分五比五，从字面上看势均力敌，但是进攻的势头却在日本一边。像在任何比赛中一样，扭转败事、迎头赶上的一方，比掉下去的一方，在心理上占有优势，更何况是小林光一了，他在中国棋手面前还没输过呢！

现在，遏止小林光一连胜势头的重担落在了刘小光的肩上。刘小光的备战很认真。对小林光一，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但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去研究他。过去我们大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日本人的棋谱，目的是探讨人家的高妙之处。现在我们是为了打败他们去进行研究，便不仅要看他们的长处，更主要的还要找出他们的短处。

通过前四局的交锋，我们发现他执黑棋的开局，基本上都是一样，这样我们就容易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实，从五月份以来，三个月了，我一直充当着小林光一这个角色，一会儿执黑，一会儿执白。我并没想到，这些准备将来对我还会有用。那时我一门心思想着让他们尽快闯过小林这一关。

七八月的北京正是热的时候，那时我们大家似乎都忘了热，棋盘前常常围着一群人，那热度比气温还要高得多。

在江铸久四连胜以后，赵治勋曾说过一句话：“中国选手是作为一个整体，以打败日本为目标的。”的确是这样。论棋力，中国队应该承认总体上低于日本，但把一股股力拧在一起，战斗力就强了。在日本，谁敢设想会有这样的备战场面呢？而每一场比赛后的复盘，气氛也同样热烈。

不过在社会上，江铸久掀起的那股热浪，已经退潮了。人们失望啊！

怎么就扳不倒小林光一呢？在这种情况下，刘小光对小林光一的那盘棋，就没有公开挂大盘进行讲解。

为了减轻刘小光的心理压力，对局室也按照他的意思由东厅移回到西厅。运动员有些心理是很微妙的，你说是唯心主义也可以，说是迷信也可以，他就是有些禁忌。比如赛前不理发；一次比赛赢了，那件衣服便成了吉祥物；只要在某地比赛，自己准能赢等等，谁也说不清楚。

小林光一对此也很敏感，一走进对局室，便低声对担任裁判的华以刚说：“跟上次正相反啊！”

一开局，双方落子都很快。刘小光虽有几步棋没有走好，但小林光一也不无错误，到中午封盘时，两人已经下了七十四手，进程是相当快的，而且刘小光的形势还不错，不像前四位那样被动。

小林光一比赛时，中午都不吃饭，第八、九场他来中国比赛时，大概出于礼貌，他都跟着去了餐厅，但不吃东西，只喝了一杯热茶。别人吃饭时，他一直怔怔地坐在席位上，显然脑子里仍在翻腾着棋盘上的一切。

这次，他索性连餐厅也不去了，独自一人坐在对局室靠墙的沙发里。

也许是刘小光的几手棋，使他感到了压力，他得苦苦思索对策。

下午，刘小光出现了好几个胜机，可惜都没有把握住，只要把握住一个，他就赢定了，真急人呀！到了最后关头，原是七段棋手、后来当了《体育报》记者的沈果孙，踅进对局室观察了一下形势，回来高兴地宣布：刘小光赢定了，盘面胜八目。马晓春也觉得赢定了，认为自己不用上场了，松了口气，嘴里嘟囔着：“真累呀！比自己下还累！”便站起身来，坐到离棋盘最远的一张沙发里，闭目养神去了。

然而这轻松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这以后传来的棋谱，带来的全是坏消息。条条通向胜利的路，刘小光全看不见，偏往一条死胡同里钻。

对局室传来了比赛结束的消息，人们蜂拥而去，但我仍然坐在棋盘前，不想动窝。结果我已经知道了，刘小光输了四分之一子。我比自己输了棋还难受，我真有点儿生刘小光的气，怎么走成这个样子呢？我不想去看华以刚数子，看了心里更难受。可是转念一想，刘小光心里肯定比我更难受，“棋虽小道，品德最尊。”心里不管多么不是滋味，还得去参加复盘，这也是对客人的礼貌。

该马晓春上场了。

“现在的小林光一不好打了，这样的棋都能赢，他的运气来了。”马晓春对人这样说了。原来他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时他说：“对小林光一我不怎么怕，我只怵加藤正夫。”这可是个不祥的预兆。

果然，第二天上午马晓春就处于困难的局面了。平心而论，马晓春这盘棋下得还是不错的，没有犯叫人唉声叹气的错误，但小林光一下得更好。

现在小林光一直逼我的帐下，只要我一输，这届擂台赛也就结束了，而小林后面还有两名超一流棋手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客观地说，我方已处于绝境。我当时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唯一的目标就是先赢小林光一。

我找来所有能收集到的有关小林光一的棋谱，从开局到中盘到收官，我一点儿一点儿，仔仔细细地解剖他，全力以赴地进行研究。那时比现在用功得多，敬业精神也好得多。

那一阵，我脑子里全是小林光一，小林的棋路，小林的棋风。睁眼看见他，闭眼也看见他，走路想着他，吃饭也想着他。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走火入魔了。真的，那时好多熟人，在马路上遇上了，我也看不见，因为脑子里正想着棋呢！有时我正吃着饭，忽然想到一步棋，便赶紧把饭菜扒拉到肚子里，奔回宿舍去研究。有时夜里突然想起什么，马上就爬起来摆谱，直至深夜。有的棋我已经摆了上千个变化，还觉得意犹未尽。华以刚对我说：“我认识你二十多年了，还从来没见过你如此认真地做赛前准备。”是啊，因为我还从来没有挑过这么重的担子呢！

1984年，当我失去最后一个冠军后，我常有一种自己不行了的感觉。

而在这次对小林光一的备战中，我突然感到青春又回来了，浑身充满了活力。

这段期间，小孔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除了帮我摆棋谱出主意外，在精神上也给我极大的鼓励。她多次对我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打败日本超一流棋手的，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肯不肯下这个苦功。只要你下工夫，任何人都可以赢。”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对我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我还收到许多群众来信，特别是许多解放军指战员，其中有从老山前线寄来的，还有从野战医院寄来的，他们有的即将奔赴战场，有的已经因伤致残，他们讲我们在这里为了祖国守着大门，就是为了你们在国内取得好成绩。信写得非常激动人心，我看着信真的掉了眼泪：我如果不赢怎么对得起他们。

在擂台赛期间，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向我问起比赛的情况，邓小平还亲自观看过实况转播。经常接触伟人，虽不能说可以直接提高棋力，但使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了，这对下棋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紧张地准备了两个多星期以后，我觉得对小林光一的对策，基本上研究得差不多了，应该放松放松了。根据我的经验，大赛前，弦不能绷得太紧。如果把自己搞得太紧张，临场很可能精力不济，发挥不出水平。我可是吃过赛前紧张的苦头的。至于如何对付加藤正夫，我决定不去多想，这时不能分散精力。

向小林光一攻擂前一周，我不摸棋了。不摸棋只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没有自制力，不摸棋也未必能放松。我由于经过顺境和逆境的多次磨炼，我自认为自制力还是比较强的，想放松，基本上就能做到。

赛前为了让我放松，胡耀邦还亲自为我安排打桥牌。万里也送我一个网球拍，“强制性”地带我去打网球。我这个人不会打网球，也没有多大的兴趣，纯粹就是为了放松。

1985年8月24日，也就是出发的前一天，我来到队里，陈祖德告诉我，方毅副总理打来电话，要他转告我，希望我沉着、冷静，他相信我能发挥水平。晚上，金明又来到我家，他一个字没提比赛的事，天南海北地神聊了半个多小时便走了。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其实他就是想帮我解除心理负担，至于聊些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当时肯定都是“心不在焉”。

25日一早，我们前往首都机场。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此时风雨仍未停歇。这天，适逢“国手战”开幕，我劝队里别去人送行了。在旅客入口处，只有《新体育》杂志社的陈铮一个人和我们告别。这是擂台赛东飞时最冷清的一次，那风雨更增添了几分凄凉。后来郝克强同志在报道里说，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而我却因为这行色的冷清，反而没有了压力。

经过一天的旅途，到达日本热海已是晚上七点。我们下榻的暖海庄，是个日本式的旅馆。这些年长去日本，我觉得睡“榻榻米”自有它的舒服处。尤其旅馆里带温泉，那日本式的温泉浴，泡在池子里真舒服，一天的旅途疲劳，顿时消除了。

藤泽秀行先生和武宫正树九段都赶到热海来了。藤泽先生来我是想到的，他是主将嘛。武宫九段来，出乎我的意料。他对中国棋手一向十分友好，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一段输得太惨了，特地来慰问慰问呢！

第二天，主人邀请我们外出参观，说是藤泽先生也去。藤泽先生和我一样，是不爱游玩的人。他到北京好多次，每次来哪儿也不去玩，长城不去，故宫也不去，不是下棋，就是谈棋。棋，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他要陪我去玩，我当然不能不去了。热海的风光的确很美，望着湛蓝辽阔的大海，蜿蜒起伏的小山，我的心胸也仿佛开阔了许多。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我们被领到一个叫扇崎展望台的风景区。这是一个修在悬崖上的平台，有七十多米高，十分险峻，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导游的人介绍说，全日本想自杀的人都到这里跳海，是个有名的自杀之地。触景生情，我联想到在中日擂台赛上，我们也被逼上了绝路。不过，我可不想自杀。我对郝克强说：“这是让我在这‘死’呀！说不定谁下去呢？”

晚上我和华以刚住一个房间，夜里我突然对他说，我感觉我明天要赢了，而且赢两目半。假如真赢两目半，我还可以赢加藤。按平时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是很稳健很谨慎的，我怎么能说我明天肯定能赢他，而且赢多少呢？我当时完全是不由自主，无法控制，拿一般人的话说就是鬼使神差。第二天果然阴差阳错就是赢两目半，还真绝。事后我想，一定是陈老总在显灵啊！

8月27日上午九点，我和小林光一的比赛开始。本来我们和日本人比赛时，大家都穿西装，这天我却特地穿了一件绣有“中国”二字的红色运动衣。后来，日本记者问我，为什么要穿运动衣参加比赛？我告诉他，这是为了运气好。实际上，我穿运动衣，是意味着要去拼搏，那“中国”二字将激励我的斗志，红色在中国则是个喜庆的颜色。

虽说是赢了，实际上这盘棋充满了险恶。这盘棋轮到我执黑，第一手到底是走星位还是走小目我是煞费苦心。在北京研究小林的棋时，我发现他走对角型布局胜率不太高，所以我想引诱他走对角型布局。如果我第一手先占右上角的小目，小林常常走左下角，这样无论我再占那个角，都走不成对角型了。经过缜密的考虑之后我走了右上角的星。小林果然占了左上角的星位，这可以说是小林的气质所决定的。以后几手行棋的步调和我预想的完全一样，我不禁长出了一口气。直到中午封盘，我的形势都是不错的。一同前去的华以刚也这么认为。

谁知吃过饭，小林经过思考，竟置我的打入于不顾，突发奇兵转向右路。小林真不愧为日本超一流棋手呀！

近年来，我常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便感到脑子发木，思维迟钝，输掉了许多本该赢的棋。后来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脑缺氧所致。因此医生建议我在重大比赛中，下午最好吸吸氧。这次我就专门带了一个氧气瓶到日本。在过海关时还遇到点小“麻烦”，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炸弹”呢！

比赛进行到下午，中盘恶战开始，小林想分断我两块棋。我默默思考着对策，可就是想不出妙着，我想我该吸氧了，便去开氧气瓶。其实开这个氧气瓶并不复杂，由于我满脑子是棋，把走前学会的开瓶方法全忘了。我没打开氧气瓶，只好赶紧回到棋桌前，接着下棋，结果走出一步恶手。华以刚一见着了急，帮我去开瓶盖，结果，由于紧张也忘了开瓶的方法。他便转身去找随行的记者张家圣，幸好他来救了驾。

我吸完氧，感到头脑清醒多了。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形势，这才发现，由于刚才那步恶手，已经使我陷入绝境。我开始思考扭转局面的对策。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当我抬头看表时，已经长考了整整一个钟头，但当时我却觉得只是一瞬间的事。更可怕的是，我仍然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最后我决定破釜沉舟，选择一条虽然很危险，但对方也容易犯错误的路。这在围棋中叫做放出“胜负手”。果然，小林光一手软了，失去了一个稍纵即逝的获胜机会。

复盘时，小林光一不断地责备自己：“太奇怪了”，“真不像话”。不久，来人请我和小林与听大盘讲解的观众见面。小林语气低沉地说：“今天我没法和大家见面。”那样子非常难受。<dfn>.９9lｉｂ?</dfn>

也难怪，小林光一在中国棋手面前还从来没有输过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和我们交手二十多局，也还没有输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棋手和日本“超一流”棋手之间有不小的差距。而我认为，差距是有，但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大，有的甚至可以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有许多盘棋，我国棋手曾经处于优势，有的甚至已经快赢到手了，最后输掉的原因，并不完全在技术上，而是相当的程度在心理上。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优势了还犹豫、还紧张，于是被对手抓住机会，把形势逆转了。

袁伟民同志曾经对我讲：“这层窗户纸一定要捅破，你要起个带头作用，带领其他年轻棋手冲击。”

现在我终于冲击成功了，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我高高兴兴地来到讲棋大厅。今天的棋是藤泽秀行先生主讲的。大厅里坐满了围棋爱好者，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人还真不少。大厅正面挂着两面很大的中日两国国旗，一幅准备闭幕的架势。

这次比赛之所以要安排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因为全日本一年一度的围棋大会正在这里举行，日本棋院总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举行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闭幕式，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种气氛中，难怪小林光一不愿意出来和大家见面了。

吃完晚餐，我感到既兴奋，又很累。洗了个澡，才觉得好了一点。我们同去的四个人，便在房间里以茶代酒，举杯庆祝。

本局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局棋，战斗极为紧张激烈。

小林事后说：“结束之后的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的神经都错乱了。”而我的感觉，这盘棋从头到尾简直像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要说是心力交瘁也不为过。这局棋还标志着日本超一流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打破，我国的围棋又有了新的飞跃。

第二天返回东京，因为旅馆的房间没有腾出来，我们便被接到大使馆休息。在那里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饭，随后又美美地睡了一觉。我感觉精神好多了。

与加藤正夫开赛之前，日本棋院的工作人员交给我一份电报，是全国青联打来的，祝贺我战胜了小林，而且希望我再克加藤。日本人不懂中国话，但汉字他们是认得的，我立刻察觉出他们脸上的严肃表情。其实没有这份电报，他们脸上的表情大概也开朗不了多少。因为他们认为与加藤的比赛实际上是擂台赛的决战，对藤泽秀行，他们认为他只是名誉上的主帅。

比赛就在这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了。

加藤正夫的棋在日本以能攻善杀着称，被称为“刽子手”、“天煞星”。

我在去年访日的三番棋中，曾以零比二负于加藤，此番再战，难免抱有雪耻之心。不过对加藤的高超技艺我很佩服，我也期望能从加藤那里学到点东西。

这盘棋我下得流畅之极，真是有如神助！是我围棋生涯中少有的杰作。这样的大仗，下午四点半就终局了，一共只用了六个小时，我胜四目半。我自认为，这盘棋的棋谱是可以传之后世的。

赛后，我感到浑身酸痛，就像要瘫了似的，但精神仍很兴奋。在研究室里，加藤热情地参加了复盘，当即表示通过这盘棋学到了不少东西。武宫则对我说：“您能下出五十、五十二这样的好棋，加藤是应该输给你的。”

坂田荣男、藤泽秀行、小林光一、大竹英雄、石田芳夫等名手也都热烈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他们的见解之精辟，使我受益匪浅。在如此激烈的拼杀之后，马上就能这样冷静地坐下来相互对话、切磋，大概只有围棋，约定俗成，这成了中日棋赛的传统。

复完盘，我们去参加了一个酒会，一进会场，我看到一条大横幅，上写“中日围棋擂台赛恳亲会”，而且有七八十人参加。我当时刚从棋里“走”出来，脑子好像是一片空白，一时搞不明白，今天的酒会怎么会这么热闹？

使馆的同志悄悄地告诉我，日本原来准备的是闭幕式，连“闭会式”三个字都挂上了，“恳亲会”三个字是后来换上去的。“恳亲会”就是联欢会的意思。

这时我才回到现实中来。

这次坂田荣男又讲话了，他说，没想到这次比赛会这样激烈。他称赞我胜加藤的这盘棋下得很出色，不愧大将风度。他还希望像这样的擂台赛，以后能每年举行一次。

这使我想起不到一个月前，也就是小林光一在北京战胜马晓春那天，石油部部长、中国围棋协会顾问唐克同志在北海仿膳宴请小林光一一行。

唐克之所以出面，是因为随小林光一来华的日本棋院常委理事安藤武夫曾暗示，擂台赛可能只办此一次，以后不再办了。我们当时是多么希望至少再办第二届呀！大家都憋着劲儿，要捅破那层窗户纸呢。唐克同志和日本棋院总裁、日本财界的首脑人物稻山嘉宽先生是老朋友，他出面宴请，是表示他对擂台赛的重视，同时借此机会给稻山总裁带个口信，请他支持一下这个比赛。可是在宴会上，安藤理事明确地表示了不再办下去的意向。

而这次坂田的讲话，说明日本棋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小林光一今天也参加了酒会，而且已从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许因为加藤正夫分担了他的痛苦吧！他笑容满面地和我握了手。

藤泽先生则风趣地说：“我从家里出来时，已经和理发师说好了，请他为我准备最好的剃刀。”此话引起了一阵欢笑。原来在我和小林光一比赛之前，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三个人在离热海不远的箱根开了个誓师会，他们手拉着手，当着新闻界表示，他们一定能够战胜我，如果输了就集体剃光头。

我非常佩服这些日本高手们的大将风度，他们已经预料到，擂台赛将可能出乎他们原来的设想，以日本队失败告终，但整个酒会的气氛却相当友好。

回到旅馆，我整个人好像快散架了。人的精神力量是真了不起，酒会上，我一直站在那里，也没觉得多么累。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我却动弹不得了。

回到祖国，我没有想到会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方毅、金明、唐克等老同志都来到机场。飞机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到北京差不多晚上十点半了，这些领导同志硬是等了一个多小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就像欢迎世界冠军一样。而擂台赛还没有最后结束呢！

这以后，我又经历了好几次平生没有见过的场面。

在北大、清华，热情的学生把我抬起，在校园里游行；在各个大学的报告，会场每次都要超员，过道里，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向北京围棋爱好者汇报的地点，选在了首都最大的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我开始真担心，那么大的场地，坐在后面的人怎么能看清棋盘上的图形呢？谁知不但票被抢购一空，而且秩序出奇的好，偌大的场子里鸦雀无声，而门外还有许多人在等退票。

中华大地本是围棋的故乡，过去由于外辱内乱，国运日蹇，围棋被“冷落”了上百年。今天围棋终于在它的故乡热起来了！一个人大概没有比见到他自己从事的事业受到群众欢迎再高兴的了！

高兴之余，我感到比战胜小林光一前更大的压力。大家对最后一场比赛太乐观了，而藤泽秀行先生虽然两年多没下棋了，但他并没有离开棋，他那良好的感觉、扎实的基本功，是不可小视的呢！

围棋篇藤泽秀行

由于要举行全国比赛和新体育杯赛，中日擂台赛的决战一直推迟到11月20日才举行。

领导上为了让我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决赛，替我挡住了记者的采访，还允许我不参加全国比赛。

万里委员长还送给我一副网球拍子，建议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让脑子恢复活力。

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房间给我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给我加油。

我的朋友范曾专门给我画了幅仙翁和小孩对弈图，还提了一首《浪淘沙》：捷报传蓬莱，声彻九陔。棋枰圣手战擂台，激荡风云君问鼎，将帅奇才。胜负变晴霾，落落襟怀。兵家自古谢安侪，浮白他年期再聚，真个快哉！

他还对我说：“你赢了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在我们心中已经是民族英雄了，不用再赢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怕我背包袱。

这期间，我收到了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内容也大都是这个意思。

赛前，社会舆论已经炒得很热，临赛，中央电视台还要进行实况转播。

中央电视台对围棋进行实况转播在我的记忆里恐怕还是第一次。这不仅受到棋迷们的欢迎，也受到不懂围棋的人们的欢迎，他们主要是关心这场决战的胜负。

人们翘首以待的决战终于来了。

比赛开始之前，我走进北京体育馆，人们告诉我，方毅同志早就来了，而且还带来一幅他亲笔画的国画。

在我战胜小林和加藤回国时，方毅在机场上曾说，这次中国队如果打败了日本，他要画一幅画送给围棋队。没想到决战之前他就把画亲自送来了。他是为了鼓励我拼死取胜呀！

说实在的，这次面对的虽是年过花甲、病体刚愈的藤泽秀行先生，我肩上的压力比东飞攻擂时还大。这次真是只能赢不能输了，虽然人们鼓励我说，输了也是英雄。但我自己知道，要是真的输了，在中国棋坛，在人民心中，都将是千古憾事！

幸好，我这人一坐到棋盘前，脑子里就只有棋、棋、棋！我小心翼翼地下着子。因为藤泽先生布局功夫特别好，号称“前五十手天下第一”。虽然他的年龄、他的健康也许会影响他的计算，但是不会影响他对棋的感觉。

到中午吃饭时，下了四十九手，我的局面还算可以，但也说不上有多大优势。因为我预定的方针，便是稳扎稳打，不贸然行事。

中午，我照例洗了个澡，并吃了几块西瓜。这是我在前两次比赛中总结出的方法，觉得这样休息，下午精力更好些。而藤泽先生不仅吃了饺子，还吃了两片哈密瓜，显得精神、胃口都很好。

下午两点多钟，我开始第一次吸氧。藤泽先生十分关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能不能顶得住。对此我真感到有点惭愧，我比他差不多年轻了三十岁呀！

这盘棋也是险象环生，比赛举行了五个多小时了，形势仍难分优劣。

在藤泽投下一百七十二手后，我仔细判断过形势，确认我的黑棋已占优势，于是为了防止再生波折，就谨慎地于一百七十三位打吃。当时担任现场挂盘讲解的王汝南和华以刚都认为黑棋盘面领先六七目，取胜只是时间问题。谁料想，就是这步貌似稳健的“谨慎”之招，却种下了大祸根，险些使我遗恨终生。

当我的子刚一落下，只见藤泽先生上身前倾，死死地盯住棋盘。我顿时察觉到有些不妙，仔细一看，果然出现漏招，如果藤泽先生应对无误，我是必败无疑。于是我开始紧张地思考对付白棋可能发起的最后冲击。

此时比赛大厅中鸦雀无声，仍是那么平静。也许除了我和藤泽先生之外，谁都没有感觉到平静的水面下暗藏着的激流，谁也没料到或许顷刻之间棋盘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许是藤泽先生经过近七个小时的激战已心力交瘁，他毕竟已六十多岁，所以虽敏锐地感到黑腹空中似乎有毛病，但在读秒的催促声中匆忙下了使他痛悔不已的一手。

这局棋虽说是我赢了，但藤泽先生也不是失败者，对身体状况不佳而又年迈的藤泽先生表现出的高超技艺和旺盛斗志，我始终充满了敬佩之情。

藤泽秀行先生为了中日友好，为了提高我们的棋艺，在他蝉联棋圣的那几年，每次都把“棋圣战”所得奖金，用于率团来华访问。他一到北京就和我们讲棋，棋盘就放在宾馆的床铺上、地毯上。这次擂台赛，每次江铸久出场前，他都向他介绍日本棋手的特点，指点他如何备战。每当我国棋手战胜日本高手，他都衷心地为我们祝贺。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希望他能赢下这盘棋，但这是“两国交兵”啊！我不能辜负人民的嘱托，前辈的期望。

比赛结束后，马上就有人上天安门广场游行。在此之前中国女排也赢了日本，捷报频传，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这其中不排除有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学生有排日情绪，战胜日本也顺应了当时那种气氛。

闭幕式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举行。人人胸前都挂着一朵大红花。日本朋友也都面带微笑。

日本棋院常务理事大枝雄介致辞时说：“这次来中国，我们没有准备藤泽先生赢棋……”

藤泽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豪放的笑声震动了整个大厅，引得在座的人都笑了。

藤泽先生说，他这次输了，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誓言，回去要剃光头。

我对藤泽先生表示，听说有此事，我并不在意，我希望先生就不必剃了。先生过去是我的老师，今后还是我的老师。

我说这些不是出于礼貌，不是外交辞令，而是真心话。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次擂台赛我们虽然赢了，但并不等于中国围棋已经赶上了日本。

像擂台赛这样实力的队，日本至少还能组成一个，而我们则是全力以赴了。

如果日本也像我们这样全力以赴，我们恐怕就很难赢了。

即使我们真的赶上了日本，我也仍然要向藤泽先生学习。学他的棋艺，学他的拼劲，他年过五十，还拿到了日本最大的比赛——“棋圣战”的冠军，而且连续五次卫冕成功，在日本棋坛的第一把交椅上一直坐到五十七岁，要不是癌细胞吞噬了他的胃，威胁到他的生命，他也许会在棋坛上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藤泽先生回去后还真的剃了光头，加藤正夫和小林光一也剃了光头。

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三人的一张照片，两个下棋，一个在旁边看，都是光头。日本报刊还发表了一条花边新闻，说加藤夫人和小林夫人，都认为自己的丈夫剃了光头后更年轻更精神了。可当年日本外务省出的年鉴上对此持一种批评态度，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说，既然输了只好剃头。

闭幕式上，擂台赛主办单位《新体育》杂志社，除了给藤泽秀行、小林光一、江铸久和我发了特别奖外，还给小林光一的夫人小林礼子和我的妻子孔祥明发了“贤内助”奖。

这种名目的奖在国内尚属首创，在世界上恐怕也属首创吧！大家都称赞这个奖设得好。作为当事人的我，也一样感谢郝克强同志想得周到。

小林光一的夫人比他大十三岁，是他的老师木谷实的小女儿。她原本是六段棋手，结婚后，她为了使小林更专心地下棋，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所以在小林的成功里面，礼子是付出了心血的，不愧为贤内助。

我的妻子孔祥明也一样。我们也是以棋为媒，我们相爱后，最幸福的时刻也都是在棋盘前度过的，感情是在切磋棋艺中增长的。结婚后，为了我能专心下棋，她主动承担了一切家务事，甚至我的衣服都是她洗。

就在决战之前，我们的儿子云骢患贫血，血色素只有七克，都是她带着孩子求医买药。

而她在事业上的好强上进，更促使我不敢懈怠。她结婚生孩子后，还从六段升为八段，成为我国第一位八段女棋手，棋艺一直保持在全国最高水平。这次擂台赛中，是她最早向我提出要争取三连胜打败日本队的。她还一直在家中成为我的陪练，在我的成功里面，也的确有她的一半。

1984年至1985年是我发挥最好的时期，特别是在擂台赛期间，棋下得好极了，简直有如神助！当然也有点运气。后来清华、北大请我去做报告，我当着大学生们的面说，我一直认为有陈老总在天之灵的佑护，否则我是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第一届擂台赛赢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出乎NEC公司的预料，第二届也就顺理成章地办下去了。

围棋篇第二届擂台赛

第二届擂台赛开始前的那个会，比第一届神气多了。会址在体育报刊社办公楼的二楼会议室，除了我们领队、教练、队员外，中国围棋协会的顾问金明、唐克和廖井丹等老同志也来了。

气氛和第一届开始时一样兴奋和欢快。

第一届擂台赛胜利以后，大家对战胜日本棋手，信心提高了许多，都憋着劲儿要在第二届擂台赛上一展身手呢！

第二届擂台赛与第一届稍有不同，多了个少年棋手，先锋也换成了女将。

为争女先锋这一角色，孔祥明、杨晖、芮乃伟展开了角逐。第一轮循环赛不分上下，第二轮上下不分，国内比赛这样激烈的真是少见，最后只得加赛快棋以决高低。芮乃伟技高一筹入选。

芮乃伟这两年棋艺有较大提高，对日本的战绩也一直不错，于是有人认为她也许会成为江铸久式的人物。

不过，对第二届擂台赛的形势，我并不那么乐观，芮乃伟的实力当然强过日方女先锋楠光子七段，日方少年棋手森田道博三段也不是她的对手，但今村这一关对她来说并不那么轻松。

从总的方面看，这一届擂台赛比上一届好打，也不好打。说好打，是因为大家的信心足了，对日本棋手的恐惧感没有了；说不好打，是日本人今年会更谨慎。日本人的总体实力还是比我们强一些呀！

另外，由于上一届的胜利，新闻界、棋迷们对我们的估计都有些过高，舆论太热。就像说芮乃伟会成为江铸久式人物的这种舆论，很可能给芮乃伟造成压力。上海强烈要求，芮乃伟如果胜了楠光子和森田，第三场和今村的比赛放在上海。我觉得，如果放在上海，芮乃伟很可能打不好，因为压力、干扰都会相当大。

所以在那个会上，当大家发言信心十足的时候，我便泼了点儿冷水，唱了低调。然而这时不是曲高和寡，而是曲低和寡。不过廖井丹同志的一番话给我以支持。他说，我们还是要承认日本的实力比我们强，因此第二届要做好输的准备。即使实力相当的对手，也不能都是你赢啊！

日本方面的舆论，调子要高一些。他们认为，这次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带着争胜负的心情上场，所以志在必得。否则不好交代。

调子最高的还是日本队主将大竹英雄。他在开幕式上，像坂田在第一届致辞时一样语出惊人。他说，第二届的主将实际上是山城宏，武宫正树是参谋，而他自己则只是一个拿鞭子的而已！

战幕拉开。

果不出我所料，芮乃伟胜了楠光子和森田以后，在上海输给了今村俊也七段。论棋力，他们两人有得一拼。但临场今村慎重得多，而芮乃伟则显得急于求胜，行棋步调颇快。

芮乃伟敌不过今村原在意料之中。今村负于钱宇平也属正常。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小林觉从钱宇平、邵震中、曹大元、江铸久、刘小光，一直打到马晓春，一下子“扫荡”了我们五个。

他的棋力就比我们这五个人都强？不见得。第一届他就输给了江铸久，而且过去也输过。但擂台赛的这个比赛形式比较特殊，似乎容易造成连胜。因为赢一盘就够本了，第二场信心就增强不少，心理上就占有一定的优势。越赢越放松，越敢放开和你拼。

小林觉在胜了邵震中和曹大元后曾说，他只怕我和马晓春。现在马晓春面对着他反而有些紧张了。

马晓春表面看来对胜负不大在乎。但无论是谁，一坐到棋盘前总是想赢的，尤其是擂台赛这样的比赛，谁甘愿一登台就下来？！第一届刘小光对小林光一那盘，马晓春在观战室里，从头一直看到尾。这一届和上届一样，也是刘小光输了他就将上场。但他几乎没来观战室，上午快结束时来转了一圈，下午来转了一圈就走了。

他来主要是看看形势，一看刘小光形势不好，他便去做上场的准备了。

1986年8月29日，当马晓春坐到小林觉对面时，他那兢兢业业的劲，是许许多多熟悉他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马晓春开局不错，上午一直保持优势。但他过分谨慎了，下午下出了两步缓手，差一点输了。把我们在观战室的几个人急得呀，心直往下沉。

最后，马晓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一点一点把局面稳住了。苦苦战斗了七小时，最后只以四分之三子的优势获胜。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马晓春也许会轻松地战胜小林觉的，但在擂台赛打成这样的形势下，绝对轻松不起来。

原来我想，马晓春遏制住了小林觉的势头，也许能连胜几局，因为片冈聪、山城宏的棋力都不比他强，酒井猛1985年访华六胜一负，成绩卓着，那一负就是输给马晓春的。我真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小林光一呀！

谁知道马晓春对片冈聪那盘，一着不慎，被扫下了擂台，真叫人遗憾。

我又成了光杆司令，而人家还有五个，形势比第一届更惨。

在向片冈聪攻擂之前，我带着小孔和儿子回了一趟河北老家深县。途经石家庄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一位记者前来采访，问我对擂台赛怎么看？说实话，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肯定输了，但我不愿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更不能说我很有信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颇费了些心思，我想日方虽然还有五人，但你们哪个人敢说一定能赢我？既然不敢说，那就说明胜率各半。于是我对记者说，我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百分之五十赢的把握。实际上对五个人算下来，我的胜率只有三十二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三多一点。这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那位老兄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石家庄遇到我，说我对这届擂台赛非常乐观，充满信心，认为有百分之五十取胜的把握。这不是胡扯吗？全然不对。

当时，许多同事、朋友、老前辈看到这条消息都感到非常吃惊，纷纷打电话问我。我只好一一解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那位记者错误地理解了我的原话。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我一回到北京，胡耀邦、万里分别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胡耀邦对我说：“年轻人讲话不要太满，我知道你很有信心，但你太满了是不行的。”意思批评我骄傲，口出狂言。我很冤枉，又没法辩解，没法说得清楚，我就只好听着。最后我只说了一句，我讲的话记者理解错了。万里说得更绝了：“小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你现在不是九十二比九十二！”当时正在举办亚运会，我们和韩国的金牌比数是九十二比九十二，正在拼最后一枚田径的金牌，尚不敢说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和日本是一比五，还没摆平，怎么敢狂言有百分之五十取胜的把握呢？万里批评之严厉，使我耳根发热。另外这事传出去影响也很不好，已经不是赢不赢的问题，即使赢了，人家也会觉得你很狂。何况在后面的五人中有大竹英雄、武宫正树，当时正是武宫的全盛时期，我想赢其中的哪一个都很困难，我确实觉得赢不了。本来我想就算了，可实在顶不住，必须得澄清一下，于是我通过邓朴方找到中宣部副部长王大明，说明了情况，后来在报纸上做了更正。

我喜欢喝酒是众所周知的，赛前有人劝我戒酒。为了表示争胜的决心，激发自己的斗志，我当着新闻媒介宣布赛前戒酒。可没过多久，邓小平和胡耀邦约我去打桥牌，因差两人，我拉上了李富荣和华以刚。打完牌在一起吃饭。邓小平有个习惯，每顿饭都要喝点酒，他听说我也爱喝，就叫我和他一块喝。胡耀邦也叫我去敬老爷子一杯。这一下我傻了，不喝吧，这是邓老爷子叫我喝的，不能不喝。喝吧，我已经下了戒酒的誓言，不能因为你邓老爷子叫我喝我就可以随便破坏，我当时脑子高速运转，最后我还是跟老爷子直说了，我说我要比赛，正在戒酒中，我可以叫华以刚代我敬您一杯。老爷子接受了，一点不高兴的表示也没有。于是华以刚代我敬了老爷子一杯，并祝老爷子身体健康。后来听老爷子身边的人说，从来没有老爷子叫喝酒不喝的。为了比赛，当时心里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可老爷子去世之后，总觉得这件事挺对不起老爷子的。在老爷子追悼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举杯为老爷子送行。那天我喝得出奇多，后来喝醉了。

片冈聪在日本有“新一代计算机”之称，曾两次获“天元”战冠军。“天元”战是日本第四大赛，也是超一流棋手力争夺冠的大赛。他能连霸两届，自不是等闲之辈。而且过去我从来没有战胜过片冈聪。但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这几年，不管是我们访日，还是日本团来访，他都排不到与我对阵的名单中来了。我赢他，应该说是有信心的。可是赛前我尤其紧张，因为我要是输了，山城宏还没有出场中国队就全军覆没了。

片冈聪照理说应该不紧张吧，他后面还有四个人呢！可他一到北京，就要了副棋盘棋子，说要摆棋。第二天，他又亲自到赛场看了看。这些都是其他棋手很少有的表现，说明他也紧张。

这盘棋一开始我发挥得还可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中盘走出一步缓手，被片冈聪抓住，盘面立即复杂起来。据说在观战室里，几乎没怎么看棋的藤泽秀行，这时也坐到棋盘前来了。而一直坐在棋盘前的孔祥明，却难受地坐到了一边。

幸亏在这种时候我一般不会慌乱，沉得住气，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观战室里，藤泽秀行又离开棋盘，拉着刘小光摆棋去了。孔祥明又回到棋盘前。

我在第二届擂台赛中下的五盘棋，只有这盘和最后一盘用完了规定的自由支配时间，进入了读秒，可见这盘棋我落子谨慎的程度了。

这盘棋一直下到晚上六点五十分，片冈聪才抓起几颗棋子放在棋盘上，表示认输了。在这一瞬间，片冈聪的表情是很沉重的。而我则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片冈聪不愧为一名优秀棋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复盘探讨得非常认真。

当我走出北京体育馆时，尽管心情很兴奋，但两条腿却是沉甸甸的。

过了元旦，我启程赴日本继续攻擂。

北京的冬天常有雾，但像1987年1月6日那么大的雾，我这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也很少见过。

和我同行的郝克强说，他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雾，就像钻进了厚厚的云层，几米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汽车也成了铁乌龟，只能在高速公路上慢慢爬行。

飞机误点是不用说了，但等到十点过了，那雾仍然不散。郝克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跑进跑出，看天空，看起飞报时牌，可仍然得不到任何起飞的信息。

“大雾是好兆头，说明擂台赛前景不明。”最后郝克强自我宽慰地说。

当时我们的处境应该说是前景暗淡，说是前景不明，自然是一种宽慰。

直到中午十二点了，雾仍未散尽。据机场的人讲，大概要等到下午四点飞机才能起飞。

这天早晨，我因为看错表，把四点五十分看成了五点五十分，便赶紧起床，洗漱完毕才发现看错表了。临时住在我那里的梁鹤年也被吵醒了。

没事干，我们两个便坐下摆棋。再加上又熬了一上午，这时我直想躺下睡上一觉。幸好海关的几位围棋爱好者把我领进他们的小会议室，还给我找来了被子和两件大衣，使我暖暖和和地睡了一大觉。

下午三点，飞机终于起飞了。不一会儿，金灿灿的阳光便射进了机舱，云雾已被压在下面了，四周一片晴朗。我因为美美地睡了一觉，身心都感到舒畅。

飞机降落到成田机场时，已是晚上七点半。刚出关，就见到站在栏杆外的小孔。此时她正在日本研修日语。和她一起来机场迎接的，还有日本棋院的佐藤馨常委理事和三原义雄部长。他们在机场已经等了八个小时，真是为难他们了。

我和山城宏的比赛地点安排在箱根，这天我们本来不在东京过夜的，但由于飞机到得太晚，便只好第二天前往箱根。

东京到箱根一带刚下过一场大雪，空气非常湿润，也不怎么冷。

箱根有温泉，周围全是森林，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是日本着名的旅游胜地。难怪日本每年的“本因坊”决战都在这里举行。

我们住进一家日本式的旅馆仙乡楼，可以洗温泉澡。一进这家旅馆，我就感觉特别良好，觉得第二天的棋会赢。

晚餐桌上见到了山城宏，他的胃口远不及我好。这几年常到日本，我对日本佳肴生鱼片特别有兴趣。这次日本朋友对我们接待很热情。昨天在东京就请我们吃生鱼片，今天又是生鱼片。这是很难得的，生鱼片在日本是很贵的，平常他们也不经常吃。

这晚，我一个人几乎吃了两份菜，我还没有吃完，山城宏便退席了。

席间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赛前，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聊的话题。

赛场并不设在下榻的宾馆，而是设在御殿场的“经团联”会议所。“经团联”是日本财团联合会的简称。所以那个头头们开会才去的会议所，十分豪华。室内还摆放着许多书籍，是些什么书我看不懂，也没心思去看，听程晓流他们说有世界名画大全，印刷非常精美。

赛场西边是一排落地长窗，坐在比赛桌前，抬头便可以看见富士山那白色的雪峰。

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理想境界是，松下溪边，一亭一石，悠然对弈。

如果不是擂台赛这样激烈的比赛，在这间会议所里闲敲棋子，那的确是人间乐事了。而我此时却没有那种闲情逸致。

山城宏这天开局相当拘谨，也许是大竹英雄在开幕式讲话时，把他封为主将，希望他结束第二届擂台赛，给他加的压力太大了。其实，这一段时间，他在日本成绩不错，在和我比赛之前，连克大竹英雄和小林光一。

可是这天他下出的棋，却显得缺乏信心。

我用了前不久我在“新体育杯”赛中用的白布局。那时我主要的精力，就已用在考虑如何应付山城宏的攻擂上了。我觉得，在见武宫正树之前的三盘棋里，最难下的就是山城宏这盘。

山城宏是日本新升的九段，成绩一直在上升，这样的棋手有股锐气。

日本棋界还一直称赞他的“渗透流”如何厉害。这一局我又执白，没有先行之利，自己设想的方案实施起来便不容易。所以我便将“新体育杯”赛作为一个练兵的机会。

第一次试验不行，输给了芮乃伟。为此，报纸上曾大做文章，说“新体育杯”爆出了大冷门，聂卫平输给了一位女棋手。

我当时颇为高兴。输，暴露出了这一布局的缺陷，有利于我进一步去完善。报纸报道，有利于麻痹对手。我想我在国内任何一个比赛的动态，都会是他们需要收集的情报。

对邵震中时我又执白，我仍然试用我设想的白布局。这一局我赢了。

但我并没有因此满足，继续考虑着我的布局。第八届“新体育杯”我只取得本赛第六名，还是加赛快棋取得的。但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一次比赛。

和山城宏交手时，我的布局相当成功。在一旁观看的郝克强评论说：“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把优势夺过来了。”

表现在棋盘上，可能是轻松的，其实在对弈过程中，我一点儿也不敢轻松啊！后来听说，山城宏在眼看回天乏术时，曾狠拍自己的脑袋和面颊，那“啪啪”声，在静静的赛场里相当响，而我居然没有听见，可见我心力之集中了。即使在优势情况下，我也未曾松懈。

下午五点，山城宏投子认负。

赛后复盘，山城宏极其认真。复完盘，他也承认这盘棋自己是完败。

此时，他因失败引起的痛苦就已经消失，脸上露出了笑容。

入夜，像以往其他激烈比赛过后一样，我兴奋得无法入睡。程晓流他们只好陪我玩扑克“拱猪”，帮我放松。一直到午夜十二点以后，躺下仍然难以入睡。第二天不到七点，就又醒了。小孔和朝日新闻社的记者便陪我出去散步。

可惜，我这人不善领略自然风景，虽然踏着皑皑白雪，远眺富士山朝晖，却引不起我的遐想。我只觉得吸着那无比清新的空气，听不见一点儿人间的喧嚣，身心十分舒畅而已！

和酒井猛的比赛安排在东京。主人为了让我们看看沿海风光，把我们拉到山原，从那里乘火车回东京。途中经过热海，又是那个熟悉的海湾，熟悉的小山，使我想起两年前在这里战胜小林光一的情景，心情不禁为之一振：好兆头，一条胜利的路线！

回到东京下榻的大宫殿旅馆，已是下午三点。大使馆给我传来了国家体委和民盟中央的贺电，并告诉我，我已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这无疑对我是个巨大鼓励。

酒井猛九段自从当选日本棋院常务理事后，事务缠身，很少下棋，难免手生。但不要忘记，在1985年和1986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他十战九胜，对马晓春也以二比一取胜。这次日本把他排在武宫正树之前，绝不是作为装饰，而是把他作为中国棋手的克星。

实战也说明，这盘棋下得还是相当费劲的。特别是下午三点多钟，酒井猛见形势不利，便放出“胜负手”。我投下黑九十九后，随即出去吸了三分钟氧。等我回来一看，发现刚才计算有误，九十九应该下在一百零一位贴才对。酒井猛立刻抓住机会，从一百到一百零八妙手连发，使黑棋的优势几乎丧失。<dfn>.99ｌｉb?</dfn>

当我最后赢下来时，虽说是冬天，我也汗流浃背了。我觉得要再下下去，我真会支持不住了。当我复完盘，走到设在隔壁的休息室时，我一下子躺在榻榻米上，动弹不得了。

第二天上午，我国驻日本大使章曙在使馆接见了我们围棋代表团，还送了我两瓶茅台酒，以示祝贺。

闭幕式又变成了联欢酒会。因为我每次比赛，都面临着闭幕，所以双方都要做两种准备。郝克强已经有了经验，每次东渡，他都带两份讲稿，一份是准备赢了以后讲的，一份则是在闭幕式上讲的。而日方一切均按闭幕式的规格准备，只是在请柬上注明：“如果山城九段或酒井九段取胜，则为闭幕式；如果聂卫平九段连胜，则作为恳亲酒会。”

在酒会开始之前，大竹先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要和他交手还得五年。后来他又申明，这是玩笑。

就是在这次酒会上，藤泽秀行先生把我和武宫正树的比赛，称之为“世纪性对局”。他认为这盘棋将会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围棋篇武宫正树

说实话，武宫正树在中国的名气比我还大，他的“宇宙流”不知迷倒了多少围棋爱好者。当时，报纸上、刊物上介绍武宫正树的文章连篇累牍。

新华社对日本棋圣战决赛的报道，比对国内所有的围棋比赛发得都多，每局都有详细报道。原因就因为挑战者是武宫正树。从行家、棋迷到一般观众，都十分关心武宫的胜负。

在过去的比赛中，我还从来没有战胜过武宫，中国所有棋手也从来没有战胜过武宫。当时正是他的鼎盛时期，他不仅取得了“本因坊”冠军，而且获得了“棋圣战”的挑战权。藤泽秀行把这局比赛称之为“世纪性对局”，不是没有道理的。

迎战武宫正树之前，上海搞了个“天元战”，我去参加了。没想到在火车上就发烧，到上海高烧到三十九度。幸好只是感冒，很快就控制住了病情。但毕竟烧了两天，身体还是虚弱。

回到北京后，队里就对我实现了管制，晚上不让我外出，十点半以前1987年3月31日，第二届擂台赛与武宫“世纪之战”后复盘研究。

必须上床睡觉。由于孔祥明不在，无人对我实行监督，华以刚便每晚十点骑车到我家来，看我有没有打牌，是不是准备睡觉了。为了帮助我睡眠，队里的大夫每晚来给我按摩。我的胜利说是集体努力的结果，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大家这么关心我，我也就很自觉地自己注意休息了。那一段，晚上我基本上不出去，没事了，开个电视机傻看着，其实有时什么也没看进去，脑子里还想着棋。有时就陪着儿子玩，刚好补偿平时对他的关心不够。

对武宫的备战，不像对小林光一时那么废寝忘食。小林光一下棋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你可以反复去琢磨他的开局。武宫则不然，他自己也说：“人家说我是‘宇宙流’，我觉得叫‘自然流’更准确。因为我总是根据情况，顺其自然行棋的。”因为他顺其自然，我也只能顺其自然。尽管如此，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对武宫我也研究得够仔细了。

大概是由于那段时间觉睡得太多了，武宫到京后，我便进入了兴奋状态。比赛前两天，孔祥明也从日本回来了，家里顿时热闹起来。我为了保证休息，比赛前一天住到队里去了。

夜里十点，我按队里的规定熄灯上床，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而且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醒了。多少年了，大概从1973年对西村修那次以后，我还没有过这种现象呢！就是上次去日本对山城宏，我也是前一晚十点过一点就入睡，第二天七点半孔祥明把我叫醒的。

这盘棋我是非常想赢的，和对小林光一之前差不多，甚至更强烈。因为这次我如果能赢武宫，那么日本现在处于前三位的人物，便都在中日的正式对抗中，败于我的手下了。因此，这盘棋胜负的价值对我来说非同一般。虽然这些天来我一直不去想它，尽量保持一颗“平常心”，但心情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我为了使自己兴奋而且放松，吃过早饭，便拉着几名队员陪我“拱猪”。这一点，我应该向武宫本因坊学习。对这场被称为“世纪之战”的比赛，想来武宫先生也是十分重视的，但他在前一天，还应日本商社的恳请，与我国十一岁的小棋手刘菁下了一盘让三子的指导棋。真是太难得了。

对武宫的策略我已经成竹在胸，那就是限制他向中腹发展。所谓“宇宙流”，就是一反“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通常棋理，而特别注重中腹作战。

赛前一位棋迷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武宫充分体现其宇宙流的棋局胜率一定不高，当他的宇宙流不爆发时，胜率可能更高，他建议我不妨投其所好，引导其走宇宙流。

那封信里许多见解相当精辟，但这个建议我思考再三，却不敢采纳。

武宫在棋圣战决赛时，有一局的确是走成宇宙流输掉了，但也有没走成宇宙流输掉的。凭我的经验，还是以让对手别扭为好。让他走顺了，走上了他熟悉的路子，总是不好对付的。所以我仍决定遏制他的宇宙流，不让他顺顺当当地向中腹发展。

3月31日上午十点，比赛在北京体育馆举行。武宫执黑先行，一、三、五三连星开局，当我白六挂角后，他想都没想，黑七就拍在了星位上，开始了他的宇宙流。我第二十八手的斜飞，是实现我目的的一手棋。局后武宫对这手棋也表示佩服，这就是说，这手棋使他感到别扭了，宇宙流难以发挥了。

担任裁判长的陈祖德，也称赞这手是好棋，而且认为我整个布局是成功的。

下午五点半，武宫向裁判台轻声说了句什么，我由于全神贯注在棋上，没听清他说什么，而陈祖德也没听清，可见其声音是很低的。接着他又摊开双手做了个认输的动作，我才明白这盘棋已经以我的胜利结束了。

我这才从那个深幽的黑白世界里走出来，我仿佛已经久离了尘世，忽然回到了人间，在我周围突然出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闪闪发亮的灯光，那么多嘈嘈杂杂的声音。

我听见武宫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抬头看了看他，只见他脸色微白，表情阴沉。这是我认识他十年来，第一次见到的另一个武宫。人毕竟是人啊，在这样的大赛里，对胜负要无动于衷，恐怕谁也做不到。

也许是前些时蕴蓄的精力太足了，六点多钟复完盘以后，我仍然感到精力充沛。晚上，很多朋友涌到我的家里。这时电话铃声不断，我都应接不暇，只好由孔祥明替我接答电话。

邓小平的秘书也打来电话祝贺。孔祥明不知他是谁，也没细问，只是表示了谢意便把电话挂了。后来她给我说起来电话的人名，我说：“啊呀，那是小平同志办公室，你怎么不喊我接呢？”她说：“我哪知道呀？”也是不能怪她，当时来电话的太多了，我不可能都去接。而且也没想到小平办公室会来电话。

这使我想起了向片冈聪攻擂之前，有一次去小平同志家打桥牌，小平同志鼓励我说：“哀兵必胜呀！”胡耀邦也笑着说：“是哀兵，可惜只有一个人。”当时我觉得身上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这次小平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明小平同志一直在关注着擂台赛。

又一次把闭幕式改成了联欢酒会。这次方毅等领导同志也来了，会场上特别活跃。武宫正树还即兴演唱了日本歌曲，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围棋篇大竹英雄

这届擂台赛日方的擂主是大竹英雄。在我步入棋坛的时候，正当他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和台湾的林海峰同时称雄日本棋坛，人称“竹林时代”。

他是已故巨匠木谷实的学生，在晚期的木谷道场里，他既是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武宫正树、赵治勋、小林光一等人的大师兄，又是他们的小先生，所以辈分很高。在他的围棋生涯中，一共获得过二十八个冠军，这个数字仅次于坂田荣男。另外，他还有“快棋之神”、“美的大竹”的美称。他的谱我是打过不少的。

今年大竹已经四十五岁，虽说已过了他的高峰期，但棋艺相当成熟。

目前依然保持着“鹤胜战”和“NEC杯”两项快棋赛冠军。而后一项，是在接连战胜了林海峰九段和拥有“名人”、“十段”、“王座”三项冠军称号的加藤正夫后取得的。这一切足以说明大竹的实力。

但不用讳言，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他曾说过和中国棋手分先他是不下的，下就得让先，狂得不得了。实际上也真是这样，跟陈祖德是让先，跟孔祥明是让两子，他都赢了。这次日本棋院请他挂帅，他说他是拿鞭子的角色，意思是只鞭策别人，自己根本不用出场。在我连胜几名日本棋手之后，他也不再提拿鞭子的事了。他还把你当成大高手，经常来请教你。后来经过长期接触，我发觉他就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那时中国围棋水平低，难怪被人家看不起。就是让先，你也赢不了人家嘛！现在不同了，我在东京战胜酒井猛之后，他把我带到一家超级市场，非要送我一套西装不可，并说要是武宫正树在，也会送我一套的。这套西装很贵，价值十万日元，相当一千多美元，说明他对你的尊重。这种尊重是赢得的，因而也是真诚的。

去日本前的一天晚上，彭真委员长把我约到他家。

1987年4月28日，我们再一次东渡日本。一上飞机，空中小姐便认出了我，机长便把我请进了头等舱，而且领我去驾驶舱参观。这可是在飞行途中啊，那里本来是绝对不允许他人进去的。但是他们对我说，你到这里来看看天空，看看大海，对你下棋也许有帮助。

在驾驶舱看天空和在舷窗里看到的真是大不一样。天空辽阔，大海浩渺，心胸不觉为之一振，好像也随着扩展开来。

到东京的第二天，旅居日本的华侨盛毓度先生便请我们去吃饭。盛先生是清末开办洋务的着名大臣盛宣怀的孙子，当年已经七十五岁，也是一位围棋爱好者。盛先生也一直想为祖国的围棋振兴做点贡献。他曾经办过一个“留园杯”。因为他是苏州人，在日本开的饭馆便取名“留园”。“留园杯”办了几次，每次都邀请中国的优秀青年棋手去参加，但我们的成绩使他失望，杯赛也就停了。

我们来到饭店时，只见盛先生穿着长袍马褂在门口等候。这种服装在国内我从来没见人穿过。据说旅居在海外的老华侨，每逢盛大节日，或过生日，便穿起绸缎做的长袍马褂，以显示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感情我们在国内有时反而感觉不到。

吴清源先生也出席了宴会。中日围棋擂台赛每有大的活动，他都前来参加，对祖国的棋手他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在宴会上，他为我分析了大竹的棋路，他说：“大竹的棋虽然下得很厚，但往往会实地不足。”接着又鼓励我说：“这次你要是再赢了大竹，就是世界第一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希望你不要功亏一篑。”

我打完“世纪之战”以后的轻松感，现在是一点踪影也没有了。虽然我来日本之前，收到的无数信件，几乎都是鼓励我放下包袱，说我即使输了也是民族的英雄。但我明白，我要是真的输了，我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

4月30日，比赛在日本棋院对面的一家私学会馆里举行。因为这天是日本棋院的对局日，所有的对局室都有比赛。我想，这也许是借口，真实的目的和我们一样——输多了，换个地方讨讨吉利。

赛前十分钟，我和大竹英雄先后走进对局室。这天我穿着他上次送我的西装，我指指衣服向他表示感谢。他问西装合适吗？我说希望这套西装能给我带来好运。他也感谢我回赠的礼品，并说礼品里有样东西，他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我说，那些礼品都是孔祥明买的，很抱歉，我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

寒暄一阵后，裁判请我们入座。此时离开赛还有三分钟，我便闭目运气，做我那“三脚猫”的气功，目的是想使自己放松下来，进入角色。

离比赛还有十几秒了，大竹突然问裁判：“我是拿白棋吗？”那声音虽然不大，但却把我吓了一大跳。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执白还是执黑吗？听说在这之前，他曾对人表示，什么棋都可以输，就是这盘棋不能输。他会没有准备？不知自己执黑执白？看来他比我还要紧张呀！

这盘棋开局大家下得都很快，到中午封盘时，已经下了七十七手棋。

创了擂台赛上午进度最快的纪录。

下午比赛更加激烈。大竹为了取得实地的平衡，不惜置一大块棋的生死于不顾，采取了寸土必争的方针。我经过长考，决定去吃那块棋。结果被他顶住了，在边上揩油，他也不给。在这种情况下，我手软了，下了几步软着，局面出现危险。

在观战室中，一些日本棋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武宫判断说：“白有望。”而中国的棋手都很紧张。

我原来和孔祥明约好，下午两点出去吸氧，可是盘面上的紧张形势，使我忘掉了时间，忘掉了预先的约定。

孔祥明一直在对局室门口等我，总不见我出去，也不知里面的情况，急得要命。刚好罗建文出去，她便让罗建文再进来，给我做个吸氧的手势。

罗建文进来后，便用双手捂住鼻子，并有意发出深呼吸的声音。这我哪能听得到。每次对局，对手坐在我对面，有什么动作，自言自语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也看不见，更何况他还坐在旁边离得较远的地方，我就更不会去注意他了。

直到下午四点，我去厕所，在门口撞着刘小光，只见他提着个氧气瓶站在那里，我才忽然想起，我早该吸氧了。这时我还很得意，没觉得有什么走得不对的地方。

吸完氧回去，我的确心明眼亮了许多，这才发现自己的形势有些不妙了。我冷静算了算，优势虽没有了，但也不见得就输，大概是半目胜负的局面。我开始顽强地与对方拼抢实地，把优势又一点一点夺了回来。

可是在第二次吸氧前，我又下了一步错棋，让对方吃了我三个子。我背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当时我以为这盘棋我输定了。但是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也得下完，不能就这么认输呀！于是我又重新进行了一下形势判断：虽然在这个地方我损失这么大，但是在其他地方我还能找回来一部分，也就是说在盘面上二者必得其一，这样得失相差还不是太多，损是损了，但损得有限。而且我也没想到我原来的优势有那么大，即使损了，也还不至于就输。我再一点空，这时盘面上仍多七目，只要不出毛病，应该赢一目半。我马上镇静下来，并不断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再看错了。

此时，在日本棋院二楼大厅里，开始了挂盘讲解。大厅里座无虚席，走廊里也挤满了人。据日本朋友说，比“棋圣战”七局挑战赛的场面还要壮观。担任解说的武宫认为，现在的局面，是白胜两目半。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那时候的气氛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本来那屋里不怎么热，可我感到其热无比，浑身是汗，衣服都贴在身上，到后来凉飕飕的。我想再吸一次氧，可是读秒了，一分钟一步棋，我怕超时判负，没敢去。

大竹还有半个小时。不过他也开始频频长考，嘴里不停地叫着“不明白”、“不明白”。后日本报纸说，大竹的脖子，整个都是红的。

这盘棋真是下得紧张激烈极了。日本报纸说这是一场“血的战斗”。

在中国，有一部围棋名着叫《血泪篇》，其实，那种对局比起这两国交兵来，呕心沥血的程度差远了。这局棋一共下了七个半小时，三百二十多手，到后来，棋盒里的子都下没了。

真是托陈老总在天之灵，这盘棋又赢下来了。

当最后一张棋谱送到武宫手中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是这样？”可棋谱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黑两目半胜。“啪”的一声，教鞭从武宫的手上滑了下来。

场内鸦雀无声，人们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惊呆了。

有人问武宫，是不是因为奖金少，引不起日本棋手的兴趣？武宫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次比赛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名誉。”接着他又说：“不要责备大竹，我要负很大的责任。”

接下来的晚餐会上，气氛相当热烈。郝克强团长对日本朋友的款待表示了感谢。接着，他向日本朋友赠送了礼物——围棋领带。另外还赠送给大竹英雄一套线装本的中国古谱《忘忧清乐集》。大竹在讲话中说：“我今天的棋下得不好，下次跟聂先生下棋，一定要下出不低于聂先生的水平来。”他还说：“两届比赛日本队都输了，我希望参加第三届比赛的日本棋手加油，能尽快地赢下来。”他说这话时，眼泪都快出来了。这点我对他很佩服，作为一名棋手，这盘输了，我承认，但下次，我一定要赢回来。

回到旅馆，就接到章曙大使和正在日本访问的陈慕华同志的祝贺。接着，又通过新华社，接到彭真委员长的祝贺。

两届擂台赛中国队都赢了，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围棋赶上日本了呢？我觉得还没完全赶上。在总体水平上，我们还不如日本。第二届他们出来七个新队员，我们只换了两名。第三届他们又新换了五人，我们还只换了两名。这说明我们够出战水平的棋手还是不如日本多。

我在擂台赛上，虽然战胜了八位棋手，我的棋力是不是就在他们之上了呢？也不能这么认为。只能说我和他们可以抗衡了。但只我一个人达到这个水平，也还不行，我多么希望我的队友们也尽快地赶上来，使我在擂台赛上不至于总是孤军奋战啊！

擂台赛期间我在国内的成绩不好，特别是丢掉了全国冠军后，有人戏言我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当时国内比赛除了“新体育杯”是挑战制外，其他的比赛全是打循环，任何一个棋手都要从头打起，而且是连下三天才能休息一天。那时马晓春、刘小光也就二十来岁，我在精力和体力各方面肯定是跟不上了。我认为这是赛制的问题。现在一些大的杯赛都采取了挑战制，这对优秀棋手来说好多了，不致像我当初那样疲于奔命。

围棋篇第三届擂台赛

在参加擂台赛的人选上，基本上是上届能胜一场，下届保证能上。如果老输就不能再上了，这对一名职业棋手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第三届曹大元和邵震中就停了。邵震中这名棋手很有才气，一度和马晓春不相上下，但他致命的弱点是缺乏斗志。我批评他，他还和我争论。他说下围棋该赢就赢，赢不了就是赢不了。我说下棋技术方面是很重要，但在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士气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下棋一定要有“气”，这个“气”我指的就是士气，不管输赢，都要保持一种高昂的士气。我现在可能赢不了你，我以后总能赢你的。有的人下棋就没“气”，下起棋来好像难过得不得了，形势稍一不好，人就先崩溃了。这样的棋手宁可让他回去。

刘小光在前两届也没开“和”，但考虑到他的实力，这届还是有他。赛前刘小光请我到他家吃饭，吃着吃着他突然提到擂台赛，他说前两届把他安排在后面，对手太强，没赢过棋，使自己负担过重，压力也太大，这届能不能把他安排到前边去。我想也可以吧，于是答应他回去研究一下。实际上是把他安排在第二位，因这届增加了一名女将，安排在第一位。这次他发挥得不错，来了个四连胜，使我们的形势大为有利。

这年夏天，也就是刘小光四连胜后，围棋队到北戴河休养。当时邓小平也在北戴河，在一次打桥牌时他问起比赛的情况。我跟他说，我们现在成绩不错，刘小光连赢了四盘。我还告诉他，围棋队都来了，我的意思是让他接见一下，但又不能直说，只是把话往这边引。老爷子听了说，那好嘛，请他来吃饭。我一听，就请刘小光一个人，不对劲儿呀，可老爷子已经发话，不能再说什么了，只好带刘小光一个人来吃了饭。吃饭时我又向老爷子说，围棋队的人都来了，想见见您。结果说了没反应，估计没听见，老爷子耳背得很。饭后老爷子让警卫局局长孙勇请围棋队来看场电影。

到了看电影那天，我带着围棋队，乘坐一辆超级大轿车兴冲冲地来了，可刚到大门，就被一个只穿着背心的警察拦住，找我们要特别通行证。我对北戴河党中央驻地很熟，经常来回出入，从来没人干涉过，所以不知道这里还需要一种特别通行证。可我到哪儿弄通行证去呢？反正我们是邓小平请来的客人，底气硬，于是我对司机说，不理他，冲过去。司机说，老聂，咱可不敢冲，你瞧，他腰里还别着家伙呢！司机停了车，我和那个警察解释了半天，可他就是不听，非要我们下车。没办法，我们只好乖乖地下了车，被他带到一间屋子里关了起来。我让他马上给中直值班室打电话，开始他还不肯打，在我强烈要求下才打了。原来孙勇“八一”前陪老爷子回北京出席建军六十周年招待会，把事交代给了荣高棠，可他没想到通行证的事。耽误了半个小时终于放行。可到了第二道岗又被拦住，好在那人认识我，他说我放了你，前面也不会放你。我说你先放了我，我再和前面说呀。

这么又放了行。进了中心区，不但没人阻拦，反而像迎接首长似的见了我们的车就敬礼。等我们赶到礼堂，电影已经开演半个多钟头，没法看了。

围棋队很多人过去没来过这里，于是我带着他们四处参观了一遍，然后到荣高棠家里吃了顿西瓜，聊了聊天。后来我见到孙勇，抱怨他没开通行证，结果电影也没看成。他听了还挺得意，说，你看我的部下还挺负责任吧。

这是第三届擂台赛中的一段插曲。在刘小光四连胜后，山城宏又回敬我们一个五连胜。马晓春拿下山城宏和武宫正树后，比赛移师日本。这时轮到日方只剩下主帅加藤正夫一人，形势对我们有利。我希望马晓春能赢，这样我就可以歇了。可在这关键时刻，马晓春下得软，棋错一着，输了。

赛前，当我们来到比赛场地时，发现门口挂着一个加藤齿科医院的牌子，马晓春看了很不愉快，说怎么会在这地方，可能产生了一点心理障碍。

现在又该我出场了。赛前有许多人问我，对这局棋有把握吗？我说，论实力差不多，所以是五五开吧。最后的胜负就要看临场的发挥了。

加藤正夫虽然已经四十岁了，但1987年在日本棋手中，他所得的奖金和对局费仍居第一位。日本七个大赛，有四个冠军在他手上，还是最大比赛“棋圣战”的挑战者。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高峰。

在这届擂台赛出任日方主将后，他曾说“将以棋士的荣誉和生命来博得这届比赛的胜利”。所以，他出场与我决战，自然是势在必得的心态。由于有前两届的胜利垫底，我作为主将的负担，比他要轻松一些。

不过，任何一个棋手一坐到棋盘前，总是“势在必得”的。

这盘棋开始形势很接近，在中盘时突然急转直下，被我吃了一条大龙，仅下了一百七十七手，便取得中盘胜。赛后有人说你赢得太多了，少赢点就好了，赢一回和赢一百回一样。可当时杀得昏天黑地，根本没法考虑别的。

第三届擂台赛后，也就是1988年3月，我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

的称号。

仪式是在围棋会馆举行的，并由方毅副总理亲自把证书送到我的手中。历史上黄龙士曾被称为“棋圣”，但那只是民间的尊称，并没有哪位皇帝正式授予。而由政府正式发证书这是第一次，我对这个也不十分理解，怎么就可以发证书？至于为什么授予“棋圣”称号，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又经过哪一级领导层的审批等等，这些我全不知道。我自己的理解是，他们认为我能赢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事，结果我真的赢了，并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轰动效应，于是决定授予我“棋圣”的称号。

作为我个人能得到这个称号，当然很高兴。谁知邓小平知道后大为惊讶，马上通知我第二天拿着证书到他那里去，他要亲眼看看证书。

第二天我就老老实实地把证书拿给他看，当时万里也在，邓小平的秘书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邓小平看后对我说：“圣人不好当呀！你还是当老百姓好。”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些年来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我不是什么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这个称号辞了。最近我碰到国家体委的领导还表示，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把“棋圣”辞了，因为邓小平说得很明白，圣人不好当，还是当老百姓好。

围棋篇第四届擂台赛

第四届擂台赛的首场比赛由俞斌对依田纪基。

上午举行开幕式后，下午我就到邓小平那里打牌，顺便告诉他擂台赛开始了。他听后问道，现在形势怎么样？我来时没看棋，马上打电话到围棋会馆去问，接电话的人反问你是谁？当时打电话的人很多，他可能都乱了套。我说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他说听不出来，我只好说我是聂卫平。可这位老兄又来了一句，真的假的？我一听有点冒火，这边老爷子还等着答复呢，我不客气地说这还有假冒伪劣的？他这才听出我的声音，告诉我俞斌的形势一直很好。我这才放了心，回来告诉了老爷子，然后开始打牌。

谁知终盘前不久，俞斌突然逆转，等我打电话去问，已经输了，就像病人刚报病危，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就死了。我只好如实告诉老爷子输了。老爷子挺绝的，一边打着牌一边用四川话说，没关系，再来嘛！

回到围棋队后，我还给下面的几位棋手鼓劲儿说，老爷子说了，没关系，再来嘛！没想到依田连赢了六盘，反给我们再来了六下。这一下把我逼到了悬崖的边上，比任何一届都危险。

我和依田的那盘又轮到在日本下，当时正在汉城举办奥运会，“NEC”提出能不能延期，理由是他们想全天同步转播比赛实况，可是同奥运会的转播有冲突，他们希望把比赛推迟到奥运会之后。

他们把这个强烈的要求通知了中国围棋协会，但这件事必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可以就可以，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那时我的压力非常大，别看日本围棋那么普及，电视台也经常实况转播，但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六点，也就是进行到后半盘的时候。全天同步直播围棋比赛还从来没有过，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期望依田把我一宰，这届擂台赛就以七比零结束，给我们剃个光头，把前三届输的全都捞回来了。而且当时依田连胜六盘后，气势那个盛啊，简直要扑到你的身上咬你两口，这种对手太可怕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应战，不能退缩。我同意他们延期和转播，但有一条，必须把全天的录像带给我，我得看一看你是怎么向日本人转播的。

后来他们真的给了我一套，完全是比赛和讲棋的场面。这个录像带我有空就看，前后看了十几遍，太刺激了。这是后话。

赛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在第一届“富士通”围棋赛中获得第三名，需要去日本领奖。非常巧，领奖的时间正好在擂台赛的前两天。擂台赛是“NEC”赞助的，我知道“富士通”和“NEC”是竞争上的死对头，可我和两边关系都不错，于是我就提出能不能将两次活动并在一块，一边负责我去的机票，一边负责我回来的机票，多停留的两天一家负责一天，省得我来回跑，对他们也有利。谁知我的建议竟遭到两家的同时反对，他们坚决表示绝不和对方合作，门户之见如此之深是我没料到的。我只好专门去领了一次奖，然后飞回北京，之后再飞东京，无形之中耗费了我不少精力。

对这届比赛，国内没给我那么高的要求，盘数太多了，难免一点差错都不出。可日本的舆论真绝了，非但不给自己鼓劲，反而给了我一个“铁门”的称号，意思是说他们永远进不了门，剩七个人还得输。甚至还说我不是人，是专门下来管着他们的神，太可怕了！这也可能是日本人惯用的一种激励斗志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我下决心一定要把依田拿下来，其他的都能输，就这盘不能输。

依田当年二十二岁，我三十六岁，虽然他比我年轻十四岁，但一上来我就在气势上把他压倒了，棋也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可就在快收官时，他突然鬼头鬼脑地给我出了大麻烦，棋眼看就要发生逆转。我当时浑身的汗一下子冒了出来，衣服都湿透了，就像到地狱里走了几圈似的，痛苦之极！我就坐在那儿不下，不落子，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再想应对的办法。

我足足长考了几十分钟，把在旁边观战的郝克强都“考”得坐立不安，知道我出了大问题，否则不会在大好的形势下突然几十分钟不走棋。

也是老天有眼，这几十分钟让我找到了化解的办法，结果没让依田占到什么便宜。最后赢了他时我都快瘫了，真是累呀！

赛后老郝对我说，你这点真让人佩服，我们本来是不想让他们转播的。

我说怕什么？为什么他一定赢呀？我赢了不是宣传我们了嘛。第二天日本报刊上说，依田终究过不了“铁门”这道关，进不了球。

后来有记者问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棋，我永远都说是这盘。

下一个棋手是淡路修三，他的棋风顽强，很不容易打垮他，日本人称他为逆转专家，他专会在形势不好时出人家的毛病。

这次我没给他机会，一鼓作气拿下这盘。

在日本连赢两盘后，郝克强、罗建文和我一起喝酒庆祝，喝得高兴了就想唱歌发泄一下，可那家日本酒馆的卡拉ＯＫ没有中国歌，真是令人扫兴。

从酒馆出来，已经是深夜了，走在日本的街道上，我们突然大声唱起“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来。为什么那么唱？这些年我们在擂台赛上也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而且都是在危难时刻才显了身手。这首歌还特高，唱不上去也扯着嗓子唱，就是要尽情地发泄刚才受到压抑的情绪，别人一定以为我们是神经病。当时还有个台湾记者前后跟着采访。

下一轮比赛移到广州，由羽根泰正攻擂。

羽根和他后面的白石裕实际上是这次日方阵容中最软的，过去他们两个从来没赢过我一盘，每次都是大败，我以为能轻松拿下。事实上这盘棋到中盘时羽根已经大败，我只要停招，不出毛病就可轻松取胜。

我在擂台赛上一贯冷静，从不犯急躁冒进的毛病，可当时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忽然产生一个很怪的念头，为什么不可以大赢他一把，露个脸？于是就开始和他“配合”了。这时如他单独一人赢不了我，可有我“配合”，我想吃他，他就借机往外跑，啪，啪，啪，连着几手棋，一下子他把我吃了。一个简单的对杀棋看错了，输了两目半。

这盘棋输得无法想象，下完后坐在棋盘前一片茫然，简直不相信居然会输了。可事实是无情的。

这一输也就结束了这届擂台赛，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广东人。我这次来广州住的是迎宾馆的总统套房，来回车队都是按总统的待遇接待，有警车开道，不得了啊！而且是头一次在广州搞比赛就输了，以后还怎么敢去？！

下完棋按惯例要和观众见面，我真是太难受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大哭一场。结果还是被弄到电视机前，全国现场直播。这时棋迷们送来好多鲜花，绝大部分是送给我的，也有给羽根的，不多。棋迷们纷纷上来和我握手、欢呼，我当时都产生了错觉，我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输了还给我献花？广东的观众真是太好了。人家说我当时都掉眼泪了，我是不是掉泪我记不清楚，我反正很激动，那场面太感动人了！

这次日本也跟来了许多记者，他们发回去的报道标题是终于发现我是人，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说来也很奇怪，我不犯错误的时候老也不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可人家犯的错误比我还大，怎么都不输。可该输的时候，多么好的棋也输。

到此为止，我在擂台赛上连赢了十一场，这是第十二场。在此之后，我在擂台赛上连出过好多错误，都是低级错误，不该输的棋输半目，而且输了好几次，这可能也是天意。

本来李宁约我赛后去深圳出席他的一个告别会，给他捧捧场，棋一输也没法去了。当时李宁说你比赛结束了就来嘛。输了才结束，不输怎么结束，他的话有点晦气。

据我所知，下围棋的人都有点迷信，所有的人都有，没有没有的。比如说你鞋穿哪个，袜子穿哪个都很有讲究。如果那次输了，肯定全淘汰。

赢了肯定把衣服供起来，下次再穿，迷信得很。

比如我就不能在赛前吃一种叫“吓扑吓扑”的日本菜，一吃肯定输，从来没赢过，非常灵验。像1998年在韩国和王立诚下“亚洲杯”，头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安排的就是吃“吓扑吓扑”，你又不能说不吃，没辙，吃就吃吧，果然第二天莫名其妙地出了很多大臭棋，冤极了！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我也说不清楚。而吃火锅牛肉就很少输。中午我只吃点西瓜，如果吃东西，血液就到胃里去了，大脑缺氧就会犯困。由于棋紧张，不会有饿的感觉。

这次比赛后有两个人特别让我感动。一个是胡耀邦，他在我输棋的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了。他那会儿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正在长沙休养，离他去世还不到四个月。他在电话里说，知道你输了，心里肯定不好受，如果你有空的话，到我这儿来散散心。你说这话说得多棒！别的领导对我也很关心，但不像耀邦这样推心置腹。遗憾的是我20日要去美国比赛，时间安排不过来。另外我要是知道他不久人世，哪怕晚上坐飞机过去，见一面第二天一早就走也去了。令人可以欣慰的是1989年的春节我是和他一起过的。

另一个是陈昊苏，我刚回到北京，他就打电话约我到长城饭店，他说以前你赢的时候，人家送鲜花什么的我就不凑热闹了，现在你输了我要请你吃饭。陈昊苏这人就是不一般。

围棋篇总结擂台赛

第五届擂台赛到钱宇平那儿就赢了，我都没有出场。当时钱宇平正在风头上，大为风光。

后来由于大的比赛像“应氏杯”、“富士通杯”、“三星火灾杯”赛等等越来越多，擂台赛的影响也就没那么大了。特别是到了第十一届，主帅换成马晓春，小将常昊连胜六盘，一个人就把他们收拾光了，比赛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新闻媒介对它的宣传力度也越来越小，使主办单位觉得花那么多钱有点不值得了。我们也觉得擂台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办下去。经过双方协商，将擂台赛改成了对抗赛。

现在回过头来评价擂台赛，应该说中国棋手的表现要好得多。拿我来说，前十届我上场八次，一共赢了十五盘，输了四盘。客观地讲，擂台赛对日本棋界的影响并不很大，可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是太大了，可以说中国围棋就是靠擂台赛火起来的，没有擂台赛，中国围棋的兴起恐怕还要晚几年。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下棋总要讲自信、士气和信念。中国围棋以打擂台赛的形式赶超日本，刺激着中国棋手的斗志，激起了全国人民关心和中央领导关注。老一辈革命家的人生经历及其对信念的执着，也给予棋手和我很大影响。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我和曹大元一起去习仲勋习老家中做客，闲聊之中，习老告诉我们，当年在陕北，他曾经受到错误路线迫害，被下令处决，已经挖好坑，被推到坑里，马上就要填土了，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派人把他救出来。即使这样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后来有人提起这段历史，习老多次表示，过去的过去了，已经成为了历史，应该向前看。习老的话给我印象很深。可以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对我坚定自己的信念有着很大的影响。

国家队棋手在擂台赛期间显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大家众志成城，献计献策，尽心尽力，积极备战。当时常进行“加压”训练，即以我为一方，几位国家围棋队棋手共同研究的着法为另一方对局。大家赛前互相帮助准备对策，赛后一起复盘，总结经验教训。小林光一开局喜欢下“一间夹”，我准备以二路飞角一着棋抢在前面，与陈德祖等摆过一百多个变化权衡利弊。甚至半夜已经睡下，忽然想到一个变化又爬起来在棋盘上反复摆，后来这着棋共摆了两千多个变化。虽然这着棋没有用上，但对围棋的认识是给逼上去了。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在擂台赛中，中方连出场费都没有，并不像有人传得那样。当我和一个朋友谈及此事时，他感到很惊讶，不敢相信。事实确实如此。而日方一般九段的出场费是六十万日元，好点的是一百二十万。在别的赛事中我们即使有出场费、奖金，也要上交。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个人可以提成百分之二十八。这对改善优秀棋手的经济状况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1990年，“全国首届十佳青年”发奖仪式在怀仁堂举行。那天我很早就到了，没过一会儿，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也到了，他见我站在那里，就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了我一些体育界的事情。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奖金的问题。我告诉杨主席，现在国家体委的规定是两千美元封顶，不管你参加的那项比赛奖金有多高，一律如此。我也谈出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么做不太合理，不利于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就拿我和林海峰争夺第三届“富士通”冠军来说吧，输赢对我来说，除了名誉上的区别以外，奖金都是一样的。因为亚军的奖金是七百万日元，当时合七万美元，但运动员只能拿到两千美元；“应氏杯”也是一样，亚军奖金为十万美元，但我只能拿到手两千美元。如果比赛拿了冠军，奖金会更多，但运动员却不能多拿一分钱。

杨主席听完我说的以后，立即带我去找万里委员长。到了万里委员长那里，我又把上述意思反映了一遍。杨主席对此事十分重视，他很严肃地说：“万里同志，小聂反映的情况确实不大合理，我们两个一起为他争取一下，奖金不要封顶嘛。”

过了一段时间，国家体委真的对运动员的奖金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个人在比赛中所获得的奖金为奖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八，而且上不封顶；如果是全国比赛或者是国际比赛，所得奖金还不用交税。这项规定大大地改善了运动员的经济状况，因此也受到了广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欢迎。

我不敢说这一切是我的功劳，但我想，应该与杨主席和万里委员长的过问有关系。

围棋篇应氏杯

第一届“应氏杯”是1988年搞的。应昌期先生早就想搞这么一个比赛，为什么迟迟没定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然希望第一届比赛由中国人拿冠军，而中国的实力还远远不够。中日擂台赛后，中国显示了自己的实力，这促使应先生做出决定，并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果然不负众望，打入决赛。进入决赛的另一名棋手是韩国的曹薰铉。

决赛采取五番棋，第一盘定在4月23日在杭州举行。谁知胡耀邦在4月15日突然去世，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举行。当时我已经到了杭州，按说我应该参加耀邦的追悼会，可是如果我真的去了，回来肯定没法下了，我只好给他们家打了个电报，说明我的情况。没想到晚上有人从北京回来，谈到追悼会的情况，使我的情绪特别不好。他知道我和耀邦的感情，当时根本就不应该讲这些，要讲也应该在比赛之后。

在23日的赛前记者招待会上，我就大哭起来，弄得曹薰铉莫名其妙，这在我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盘我输给曹薰铉，输棋的因素很多，但情绪不稳定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两天后我的情绪稳定下来，连赢了两盘。如果在中国接着比赛下去，我肯定能赢，当时我的水平在曹薰铉之上，没有问题。可接着中国发生了“六四”风波，最后两盘的决赛只好延至九月初在新加坡举行。

八月底香港有个城市桥牌比赛，邀请我参加。这样我就先去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去新加坡。我去香港时有人陪我，可从香港去新加坡却没有人陪。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出过国，人地生疏，别弄错了。他们告诉我这次航班是直飞，只要飞机一降落你下来就行了，那边有人接。我信以为真，飞机一降落我就提着箱子下来了。这下可坏了，这趟航班并不是直飞新加坡，在曼谷还停一下，这样我就到了曼谷机场。

开始我还排着队等着出关，到了海关关口就被扣下了，我没有签证人家肯定不会放我入关，可当时他们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急得全身是汗。

我日语还能听懂一些，英语是一塌糊涂。后来找了一个会点中国话的女警，这才弄明白是曼谷。我一听更急了，马上给她写了个条，说我要找中国大使馆。她一看就乐了，告诉我你不用找中国大使馆了，飞机还没起飞。原来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没敢起飞。这样我又重新进行安检，登上飞机，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曼谷机场特别热，加上着急，出了很多汗。可飞机上空调相当不错，非常凉快，这一热一冷，使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得了感冒，因为我平时有过敏性鼻炎，一有变化就打喷嚏，也就没当回事。谁知到了新加坡就开始发烧，最高烧到了四十度，真是难受至极。我也不可能提出延期比赛，只好吃了点药，抱病参赛。其实这两盘棋我都是赢棋，只要很简单的一招便可取胜，我却没看出来，可见到了后半盘我的状态多么差。

新加坡赌博盛行，赛马、足球……什么都赌，这次围棋赛也有人设了赌。他们在下注之前都要请算命的算上一卦，说来也怪，所有算卦的都说我肯定输，结果还真的输了。我觉得新加坡对中国体育比较晦气，在此之前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上，中国队就曾有过狮城之败，这次我也重蹈覆辙。

在最后一盘比赛之前，台湾的沈君山等人专程赶到新加坡，他们认为我准赢，并准备为我搞一个庆功桥牌赛。没想到我输了，桥牌赛也没法搞了。晚上沈君山请我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吧喝酒，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输棋后有什么感想。我说就一个想法，从楼上跳下去。我当时真是有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也无法解脱。沈君山就陪我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喝了很多很多。

回到北京后，这事不知怎么被荣高棠知道了，他拍案大怒，说像这样的事也能发生？！并说要追查。当时李铁映、伍绍祖都在旁边。后伍绍祖给我打电话问是谁给我办的机票，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去的。我说棋已经输了，还查什么呀！把这事给压了下来。

“应氏杯”输了之后，有人说我是因为打桥牌影响了下棋，特别是在比赛前还去香港参加桥牌赛，分散了精力。我至今都不这么认为。我打桥牌只是一种消遣和调剂，并不是专门去打，而且打桥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在中日擂台赛上，胡耀邦就专门为我安排桥牌赛，以减轻我的压力，在客观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我是专门去打桥牌，那就是“搏二兔”了。

第二届“应氏杯”因为掺加了“政治”因素，我们进行了抵制。

作为个人我和应昌期先生关系很好，他搞“应氏杯”赛我是全力支持的。杯赛既然是他搞的，那么有哪些国家参加，每个国家有多少参赛名额，这些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可是具体派谁参加那就要由各个国家的围棋协会来决定，否则的话，那就不叫世界比赛，而叫个人邀请赛了。

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一定要指定江铸久参加，他觉得搞“应氏杯”就像他在请客吃饭，想请谁就请谁，别人管不着，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再说江铸久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因“六四”事件受迫害而跑到美国去的。

“六四”时，江铸久确实上过街支持学生，和他一起去的还有芮乃伟和汪见虹，而且是打着中国围棋队的旗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当时我正在日本。回国后很多中央领导问我，你怎么也上街了？我只好解释说这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围棋队。回来后我找到江铸久，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可以上天安门，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了，但你不能打着中国围棋队的旗号。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七月初，我们到日本有个比赛活动，他本来没有比赛任务，可还是叫他作为翻译去了。我对他说，你小子要是不回来，我可是一辈子跟你没完。

你以后爱去哪儿去哪儿，这次不能跑，你跑了我没法交代。他一再表示不会的。其实我和他的关系不错，是相信他的。当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出国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像他那种情况本来完全可以不让他去，是我去国家体委给他做的担保，怎么能说迫害他呢？！

这次他没跑，到了1990年，他说他要去美国和一个姓杨的女子结婚，这是好事，我们也同意了。可后来事实证明他欺骗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所谓姓杨的女子，他是和芮乃伟结的婚。当然这些我们管不着，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在外面声称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如果真是政治迫害，就不会让他去美国结婚了。

我对应昌期先生明确表示，首先我们对江铸久没有进行政治迫害，另外参赛棋手要由中国围棋协会来决定，我们也有可能让江铸久参加，但绝不能由你指定。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围棋协会的态度也非常坚决。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坚持指名江铸久和芮乃伟参加，这样在中国围棋协会和应昌期先生之间产生僵局。

我们始终认为围棋比赛只是一种单纯的体育项目，不应该掺加任何政治因素。在应昌期先生不肯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行抵制。

第三届“应氏杯”我个人进行了抵制。这届比赛应昌期先生不再具体指名让哪个棋手参赛了，但要求中国棋手统统参加第一轮比赛，而上届前几名的日韩棋手和江铸久、芮乃伟，作为种子直接参加第二轮比赛。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对中国棋手带有明显的歧视。中、日、韩三国棋手在世界上并称为三强鼎立，在历次重大比赛中，如果首轮轮空，那三国的机会是均等的。第二届我们没参加，那就不成其为世界比赛，成绩是不能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如果我们承认那个，就等于承认第二届我们抵制是错误的。

遗憾的是，围棋协会和国家体委都决定参加比赛。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为此事我找过伍绍祖和李铁映。他们讲，当时不了解情况，但国家体委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决定进行抵制。

谈到“应氏杯”不能不说说它的记点法。应氏记点法确实有它先进的地方，是相当不错的，但它的致命之处是太繁琐，连我们专业棋手搞不懂的地方都有，更何况业余爱好者了，是很难普及的。

后来我和应昌期先生见过一面，在一起吃了顿饭，谁也没提这事，也没道歉，大家客客气气的，好像从来没发生这事似的。现在我和他一点来往都没有了，我去过两次台湾，都没去见他，以后“应氏杯”我也不再参加了。

围棋篇富士通杯

“富士通杯”是第一个世界性的职业围棋比赛，但客观地讲，第一次提出搞世界职业围棋比赛的是应昌期先生。只是他搞得动静很大，筹备的时间又长，结果被富士通抢了先。

从赛制上说，“富士通杯”比“应氏杯”正规得多，它将参赛的名额分给各国的围棋协会，由各协会自己选拔推荐。不像“应氏杯”带有很多“邀请”的味道。

1988年4月1日晚，第一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赛在东京的王子饭店拉开帷幕，我作为参赛棋手出席了开幕式。1988年是我状态比较好的时期，加上运气也好，第一盘抽签抽到一名欧洲选手，很轻松地就赢了。

第二盘对加藤正夫，赢得也很漂亮。那时加藤碰到我，一盘也没赢过。

擂台赛上输了两盘，中日对抗赛上输了两盘，还在什么地方输过一盘，加上这盘，一共六盘。

但是在半决赛中，我输给了林海峰。这本来是一盘赢棋，担任挂盘讲解的桥本宇太郎已经不讲了，收了棋了，这时我出了毛病，翻了盘，输了一目半。如果这盘我不出毛病，另一盘武宫正树战胜了小林光一，按我当时的状态，对武宫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我只能和小林光一争第三名了。赛前，日本的舆论说我在擂台赛上气太顺，但在这种世界比赛中，我就不灵了，肯定要输给小林光一。《读卖新闻》甚至说，这是中日棋圣之间的真正对抗。当时小林光一是日本的“棋圣战”冠军，而我刚刚被封为“棋圣”不久。为此记者还专门采访了我，我说其实我们之间有所不同，他是打出来的棋圣，而我是由于对围棋的贡献，奖励出来的棋圣，但不管怎么说，我是一定会全力以赴地下好这盘棋的。

这盘棋我一直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必胜的情况下，我又出了个大毛病。小林有一块净死的棋，只要我补一手，他就得认输了。可我却不补，而去旁边打吃。但这个吃他没有应我，却在那块死棋中做了个打劫活。这一下出了棋，一打劫，他就在我的空里连走了两手，先手打穿下去，把我搜刮得惨极了。最后我还得后手做活，他又乘机把劫粘上，把那块本来净死的棋做活了。当时我都晕了，我怎么下出这么臭的棋来？！只要我补一手，他就得站起来，不知输多少。如果现在我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交棋了，可那时我的状态好，不肯轻易认输。我马上冷静下来，仔细点了一下目，真是万幸，还没输，大概还能赢半目，因为刚才的优势太大了，但是不能再出错了。这时我的精神一下子就起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住，居然赢了一目半，而不是半目。

这盘棋对小林光一的打击太大了，我出了这么大的毛病他还没赢，他的那种狂劲一下子全没了。当时担任挂盘讲解的人也认为我肯定输了，我的棋型太难看了，本来特别好的棋，一下子弄得惨不忍睹。这有点像拳击比赛，我一套组合拳把对方击倒，爬不起来了，突然自己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对方乘机爬起来把我一顿臭揍，幸好没把我打死，最后一数点，我点数领先。

这盘棋很争气，遗憾的是，这不是争夺冠军，只是争第三名。尽管如此，还是结束了说我只在擂台赛上厉害、别的比赛不行的看法。

第二届“富士通杯”比赛，我一路过关斩将，但在决赛中又输给了林海峰。来日本前，小孔老和我吵架，吵得我休息不了，睡眠不好，特别难受，而且心情也不好。比赛前应该心静如水，我结果弄得很浮躁，这对我的临场发挥肯定有影响。而且我的运气也不好，每次和林海峰比赛，我都是抽到白棋。有好几年我一遇到林海峰就输，一盘也赢不了，而且总是在关键场次被他拿住，简直成了我的“克星”。可是后来我翻身赢他后，他又是连输，至今一盘没赢过我。在棋盘上，我们就是这样的“欢喜冤家”。

后来由于状态不太好，最近的几届比赛我都没有参加。

在“富士通杯”赛中，钱宇平弃权的事，不能不提。

钱宇平的棋本来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1992年打到“富士通杯”的决赛，如果他一直走下去，他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拿到围棋世界冠军的人。

可就在决赛前，他突然来找我，说他头疼，准备放弃“富士通杯”的决赛。我听了大吃一惊，当即表示绝对不行。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你应该珍惜。如果你真的不去，那你可就创了世界纪录了，因为在世界比赛中，还从来没有打到决赛因为头疼就不参加的。你要慎重考虑。

他说他考虑很长时间了，仍坚持己见。

这么大的事很快就传了出去，体委的领导都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没法向他们交代，简直没法讲清。后来李富荣和我一块儿去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还是能去参加比赛，即使输了也没关系。我甚至说假如你放弃这次机会，以后你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这话的分量是很重的，多少带有点威胁的意味。

可不管我们怎么说，他还是不去，这就没办法了，也不能派别的棋手代替他去比赛。最后搞得我专程跑到日本向主办单位和赵治勋道歉，还得替他撒谎，说他真的有什么什么病，无法参赛。我过去从来没干过这种违心的事，可把我给糟蹋坏了。

要说真实的原因，我认为他是怕赵治勋，而且是非常怕。他过去从来没赢过赵治勋，加上名利心很重，他很不愿意在这样重大的比赛上输给赵治勋。

我说他名利心很重是有根据的。有一次我们一块外出比赛，在飞机上有很多人认出我，都过来跟我打招呼，乘务小姐还请我到前面的头等舱去坐，把他甩在后面。等我回来，他突然跟我说，聂老，怎么他们都认识你不认识我呀？我也很有名气呀！我说这都是暂时的，以后你可能非常非常有名。他说，对，我以后一定要让人家都认识我。而且说了好几遍，有一种极强的成名欲望。在这种心态下，他不愿和赵治勋下，怕赵治勋重拳捶他，完全是一种临阵怯场的懦夫行为。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当时在追求一位女士，遭到人家的拒绝后，精神上受到打击。这位女士是围棋队的裁判，是有丈夫的，而且比他大七岁。可能是人家对他好一点，他就产生非分之想，使劲儿跟人家黏糊。有一天晚上钱宇平请她吃饭，饭后他们在大街上走了一夜。我想不到他们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后来钱宇平提出和她结婚，可对方根本就没想过跟他结婚，当然拒绝了他。他为此受了很大刺激。他还追求过不少女孩子，有羽毛球队的、乒乓球队的……看见他喜欢的就以为别人也喜欢他。这种刺激他受得多了。他后来真的患了精神病，可当时没有严重到不能参加比赛。

赵治勋听说钱宇平弃权，惊讶得不得了，在他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赵治勋在一次卫冕棋圣的“七番战”期间，遭遇严重的车祸，挑战者小林光一主动提出延期，他还不同意。比赛那天他让人抬到赛场，全身上下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左手。我想当时小林光一看见这种情景，心里一定承担了巨大压力。这盘棋最后是赵治勋赢了。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棋手也是很难赢他的，首先心理上就无法承受，你怎么能想象和一个全身打着绷带、只露出一只手的人下棋呢？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棋手和日本的职业棋手之间存在的差距，作为一个职业棋手，可以死在棋盘旁边，却不能以任何理由弃权不参加比赛。不管怎么说，钱宇平的弃权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围棋篇收徒风波

最近在我“收徒”的问题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起因是1998年2月《广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黑白子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称我的弟子常昊等人在合同期内，要将在国内外比赛中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而且在合同期结束后的三年内，仍要将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并据“有心人”的统计，我在这几年光“学费”就收了十几万，可谓掘了一个“金矿”。文章中还引用了陈祖德、吴玉林等人的话，对我大加谴责。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就知道了，我想现在议论我的人多了，我就没当回事，而且文章失实太多，根本不值一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没想到后来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搞得满城风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围棋界带来了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的许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说你不出来讲讲，难道是默认了吗？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出来讲几句了。

首先关于三分之一的奖金提留，这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只有他们拿了奖金，才有可能提成。如果得不到奖金，就一分钱也没有，这几年你就等于是白教，这本身是有风险的。

这个法子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那时韩国以李昌镐为代表的年轻棋手已经锋芒毕露，日本的年轻棋手也是实力雄厚，相比之下，我国的同龄棋手差距很大。我们很担心在以后的三国对抗中我们会落后，于是培养下一代棋手的任务就紧迫起来。

1993年这些棋手只有十六七岁，大多数是地方的优秀苗子，但是进国少队时他们的水平的确很低，大概是我们让先都不够，有时要让两子。那时我们就下决心在他们身上狠下工夫，加紧训练。基于这种迫切心理，棋院决定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收徒弟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这等于抽鞭子让他们快点走。第一批就是我和马晓春一共收了六个人，当时我们收徒的合同都是一样的。当初，这种形式完全是一种尝试，也是逼急了搞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拿到奖金，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激励教练多培养能拿冠军的弟子。我们就应该提倡多劳多得，力争上游，干得好就应该取得相应的报酬。教练从运动员所得的奖金中提取报酬，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无可厚非。

把一些可能被人淘汰的棋手培养成可以淘汰别人的棋手，有时候的确感觉像猫教老虎上树似的。因为许多老师本身也是职业棋手，也在参加比赛，说得白点，也是靠下棋“吃饭”，因此他是否愿意收徒，并毫无保留地教授徒弟，也就成了问题。把徒弟培养得很厉害，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

了吗？从这个角度讲，从奖金中提成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否则都忙自己的事，不拿出真功夫，中国围棋的未来怎么办？谁去跟日韩争冠军？因此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教学，不仅是围棋，其他各行各业都应该实行。

现在有一些成年棋手也想让我教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奖金提成他都愿意。因为围棋这个东西很独特，当你把一个几乎拿不到奖金的棋手培养成能拿奖金的棋手时，他就学会了一种方法，即使我以后不再教他，他仍可能保持同样高的水平，在合同结束后仍可以拿到奖金，他当然愿意了。

事实上，从1993年到1995年第一期合同结束时，常昊、周鹤洋、王磊、刘菁没拿到一个冠军，我也确实没拿到一分钱。后来常昊他们成绩不错，拿到奖金，我才有了提成，但也不像“有心人”算的那样刨了个“金矿”。

根据国家规定，个人只能拿到奖金的百分之二十八，我所提取的三分之一，也是这百分之二十八中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已经正式向他们宣布，到1998年5月合同期满后，我不再提取他们的奖金，只保持师徒的名分。

另外，陈祖德、吴玉林等人也都否认了文章中引用的他们的话。至于“一个棋手是由很多老师培养出来的，你一个人提留奖金是否公平”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培养一个冠军当然有很多个阶段，但问题是，到最后出成绩这段能指导的就不多了。这也是许多人思考的误区和错觉。我不否认启蒙教育很重要，我也承认我教不了低级棋子，但不是每个被启蒙过的学生都能变成超一流棋手的。因此要培养一个能出成绩的棋手，最后的工作最重要，而且是完全不同的教学。这一段大多棋手是不行的，这需要高水平的老师和有天赋的学生，双方都尽力才行。我们围棋队收徒弟的多了，我们九段基本上都带，但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棋手都能教出冠军来的。有些人带徒弟的合同里，收费标准比我还高，但徒弟出不了成绩，老师就什么都拿不着。

这次风波，我想是因为这几年我的几个徒弟连夺了几个冠军引起的。

如果他们成绩不好，拿不到奖金，也就不会发生这事了。在体育界，已经发生了好几起类似的事情。比如马俊仁，有人说他这坏那坏，如果他培养不出世界冠军，能有那些奖金和“奔驰”车吗？还是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能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就是好教练。在体育里面，没有什么能比夺取世界冠军更重要的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的这几个徒弟对我是非常尊敬的，为人也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们。常昊的悟性很好，大局观在马晓春之上，但基本技术和比赛经验还不如马晓春。他从我身上获取了很多养分，学到了不少真髓的东西，和我有些“神似”。王磊的棋很有思想性，意志比常昊强，有人说他的棋怪，那是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棋，看到后来也就明白了。周鹤洋是唯一战胜过李昌镐的年轻棋手，在世界级的比赛中打入前四名。有人问我中国围棋将来谁最强，我毫不犹豫地讲是这三人之一，当然更倾向常昊一些，但那两个绝不示弱。

对常昊我是非常关注的，他家的住房特别紧张，只有一室一厅，除了父母，还有一个老人，我去看了，很吃惊，问他晚上睡在哪儿？他说只能搭地铺。后来他的成绩好了，上海体委奖给他一间房子，很小。他爸爸的公司是搞房地产的，准备把体委奖给常昊的房子收到公司名下，然后另给常昊一个两居室的单元，而且就挨着他家。产权也归常昊。但是公司有个条件，要我到场。这肯定是带广告性质的，换了任何人我都不会去的。但常昊是我的学生，而且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我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能不去！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给他们捧场。报纸上发了消息，等于给他们公司做了个广告。

1997年底，我又收了王煜辉、刘世振、古力、刘熙四个新徒弟，合同内容和常昊他们的一样，除了名字、日期换了，其他一个字也没改。这次他们都去上海参加“新人王”赛，我希望他们能拿冠军，这样才有奖金，但我估计他们是拿不到的。他们的水平不比常昊他们刚开始时差，但必须得拿着鞭子猛催他们才行。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军，我在期待着这一天。

十年篇与王静分手

与王静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本来性格就不吻合，而且她是一个女强人，她有自己的事业——唱歌。这是一个误会，一个错误。虽然和平共处了十年，最后还是不行。最后的结果是很早就预料到了，但还是维持了很多年，主要还是儿子的原因。

最后还是很对不起儿子，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我和王静离婚了。

儿子上小学一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很希望他上北京小学，可北京小学要求比较高，按他的条件是不符合要求的，是需要“走后门”的。我和学校打了招呼，但也要儿子去参加考试。

按说儿子去考试，理应当妈的王静陪着去。可她不去，只好我带着去。

带孩子我是不行，不是我的强项，这对我刺激非常大，也使我非常愤怒。

开始我和其他家长一样在门外站着等着，后校方把我让进楼里，别的家长都不让进的。我就带着儿子到每间教室考试，考完了，校长还亲自领我看了看学生生活、吃饭的地方。实际上不管儿子考得怎样都会收的，人家是看我的面子，否则也不会带我参观。

以后开家长会也都是我去的，我虽然有责任，但对于孩子她也有责任。

类似这样的事发生了很多，使我心情很烦躁，感觉很不舒服。

还有一些冲突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那时每星期常昊、王磊、周鹤洋他们都要到我家学棋，这是我的工作，也是义务。王静非常不喜欢他们来，他们来了，不招待人家不说，还给人家脸色看。到家里来至少要表示欢迎呀，这也是人之常情啊！结果使我那些学生一进门就都战战兢兢的，弄得很尴尬，好在一进入围棋的境界就什么都不管了。可次数多了，也使我很愤怒。

另外我有个朋友圈子，有些官员啊，名人啊、都是些很有身份的人吧，一起聚会、吃饭，我叫她去她不去，不给我一点面子。

有些人也跟我说过一些她在外面的毛病，什么脾气暴躁啦，在团里霸道啦，都不是很好的话。我也搞不清楚，但听了还是很不舒服。

虽然最后还是分手了，但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是完全不好。在和孔祥明离婚时，社会舆论对我非常不利时，搬了新家，我的生活能力一塌糊涂，还是靠她，虽有不和谐的地方，开始时还是好的，很感激她。

2000年底我们比较平静地分手，还比较友好。离婚后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围棋界。

从围棋的角度王静是帮不了什么忙，甚至或许帮倒忙。但对我生活的照顾还是有的，不能说她坏话，还是应该感激。就是性格不合。

她很在意应该我听她的，不应该她听我的。这完全不对。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时，她不认识，她去都不去。

1999年金庸带着老婆到云南参加第一届“炎黄杯”围棋赛，这是我和金庸、林海峰发起的，按说我应该带她去，可我都没带，提都没提，我怕她给我丢人。那时裂痕已经很深了，这种场合我是不敢带她去的。

我们也吵过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发现她到更年期了。她还偷听过我的电话，不管我有什么，也不能偷听呀！我们家的电话是连着的，我这边打，她那边拿起来就能听。一次她说我跟谁谁这个那个的，我特别震惊，知道她偷听了我的电话。这也使我愤怒异常。她经济上的事，我一概不过问。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还是帮了她很多忙的，独唱音乐会，请阿沛副委员长，献花……为她做了很多事。

儿子上中学时又出现问题，想上好点儿的中学，可自己没考上。我专门去通县那个中学找了校长，使他如愿以偿。以后凡是上学的费用全是我包了。

前面我提到过，我家里人对王静都不大好，以前春节我们还一起回我父母家看看，最近一两年都没去。平时看父母她也不去，都是我带儿子回去。这也不能全怪她，人家不待见她，她感到精神上有负担，这可以理解。

她妈妈住在北京，本来我还经常去看她妈妈，后她不去看我妈妈了，我也不去看她妈妈了，这有点“外交对等”的意味。

一次王静突然跟我说，咱们是不是请中央电视台的人吃顿饭。她指的咱们包括王刚。我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请他们吃饭？她说王刚离开中央电视台后怕影响和他们的关系，今后上不了中央台的节目。我一听特别生气。当初王刚想到中央电视台时托我帮忙，我就找了有关领导。有关领导对此事挺重视，还专门找王静谈话以了解王刚的情况。当他觉得王刚是个人才后，就推荐给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当时中央电视台暂时没有进人指标，在那种情况下还是让他进去，当了主持人。后因中央台有规定主持人不能演电视剧，他就辞了中央台。这个决定我不去谈它，人各有志嘛，但你总得跟我打声招呼，有个交代，在王静跟我说请吃饭之前我都不知道，而且过了相当长时间，这怎么成？万一有关领导和中央电视台台长问起我来叫我怎么说呀！我想你用得着我时叫我帮忙，用不着我时连个招呼都不打，所以我生气。

十年篇兰莉娅

2001年，上海一个老板搞了个俱乐部，有很多设想，其中包括围棋和桥牌。我应邀参加，在吃饭时认识了兰莉娅。那时她二十五岁，会下围棋，大家都叫她小兰。

应我的要求，她给我留了电话，我也给她留了电话。回到北京后，我们通过一段电话。说实话，我对她有好感，也有其他想法，如果那时她同意的话，我愿意和她交往。可后来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了。

那时我已经单身，很多人都不知道，她肯定也不知道。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当时就想，如果她再不接，我就不再给她打了。不知为什么，这次她接了。我约她再有比赛时见个面，一块聊聊。她答应了。

正好在贵阳有个围棋节，她本人又是贵阳的，我们就在贵阳见面了。

这时她已经听说我是单身，也看出我是认真的，不是胡来的那种，我们开始正常的交往。

在贵阳，她把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介绍给我，特别是她姐姐，对我大有好感，在疏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岁数比小兰大多了，那年已四十九岁了，我想如果没什么就加快速度，马上结婚，省得夜长梦多。

我的意见得到小兰的理解和同意，可结婚要到街道办事处登记、排队，很麻烦。我是个公众人物，又是第三次结婚，有点避讳，不想动静太大。

后来贵阳市的一些领导帮了忙，直接到民政局办了结婚手续，请吃了顿饭就算把婚事办了。

为了结婚，我还在北京亚运村买了套房子。那时她还在上海，我买了个面包车把她连东西一起从上海接过来。说来也巧，那天曹大元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赶快打开电视，美国出大事了！那时我对美国也没什么好感，美国出什么大事也没怎么注意。把小兰接到家后已是晚上，我一打开电视，正好是美国时代广场上飞机撞大楼的情景，当时都惊呆了。洞房之夜一直没睡，都在看“9。11事件”的相关报道。

小兰对我照顾很好，只是她太年轻了，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起淮海战役、长征，她看过这类电视剧，毛泽东、周恩来她知道，其他历史人物知道不多。我说这就是我们俩的代沟，我一再讲要多看这方面的书，了解这方面的历史，这对你的人生会有影响。好在结婚不靠这个过日子。

我怕女强人。小兰为了我放弃了原来的职业，当专职夫人，特别是女儿出生后。现在每逢春节、十一长假，我都带她和孩子到广州、海南、深圳去。我过去和孔祥明、王静从来没有过这种生活，没有过这么平静的生活。

十年篇孔令文

关于骢骢（即孔令文），有很多误传。

第一，什么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父子关系。第二，尽管他过去可能说过什么话，实际上我对骢骢是非常喜欢的。

至于没参加他的婚礼，是因为他告诉我结婚时，时间已经很紧，没法去。在日本办个结婚式特别贵，通常要几万美元。我想儿子的大事，我做父亲的也不能袖手旁观，应该帮助一下。可我怕他不收我的钱，我就托林海峰转告，表示婚礼的钱我出。结果他不要，我也没办法。这也让我对骢骢刮目相看。

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断。孔祥明带他到日本时，我就拜托藤泽秀行先生关照过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商，跟武宫正树关系特别好，看我的面子也照顾他们，给他们在东京租了房子。后日本经济崩溃，老板也破产了，管不了他们了，只好靠自己奋斗了。

后来骢骢每次回国，我们都见面，说我们有隔阂，是不客观的！

骢骢第一次带儿子回来，我专程到机场去接。一般的人我是不去机场的，这次是带孙子来了，我看孙子心切吧，到机场去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太太和太太的妹妹。我把他们直接送到酒店。给了孙子一个红包，他接受了。

骢骢的棋才一般，在日本以教棋为主，他没打进过日本各大赛的循环圈，有两次好像是差一盘。如果有时间，我定要给他讲讲棋，别太差了，说不过去。这次我给他分析了孔杰输李世石的原因。他有意多做一些中日围棋交流方面的事务，我认为棋还是第一位的，还是要往上努一努。

女儿菲菲五岁开始学围棋，是我逼着她学的，亲自带着她到外面上围棋课。别看我可以教九段，但自己的孩子没法教，搞不好会把感情弄坏。

有次比赛输了棋后，女儿就对围棋没兴趣了。不过她现在兴趣也很广泛，比如上图画课、舞蹈课，还有柔道课。特别是她的拼图水平很高，比我高太多了！比如两百五十多块拼图，二十分钟就能拼完，很厉害。要是我，十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拼成。

2010年1月骢骢来京，我安排三个孩子第一次在一起吃了饭。给他们介绍时，菲菲就问：他们为什么叫你爸爸，可不和我住在一块呢？我说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她似懂非懂，回家还问妈妈：那两个哥哥也叫你妈妈吗？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呀？小兰也说他们有自己的家。

他们兄妹三个在一起很好，两个哥哥都非常喜欢菲菲，青青还给菲菲买了一束鲜花，当时的场面很感动人。

前些日子，有一天早晨起来，菲菲突然跟我说：爸爸，我想见骢骢哥哥了。那时骢骢已回日本，我以为她做了梦。那天我去棋院参加比赛，一到棋院，正好看见骢骢。那天他刚从日本飞来，因事情急，也没给我打个电话，我一点也不知道。可菲菲预感到了，无法解释，可能他们兄妹之间有一种亲人感应吧！

十年篇郎平

网上曾传过一条消息，说我认为郎平在美国执教排球是卖国的行为。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一个人从飞机上下来，突然被记者包围，一个重庆记者问我：郎平当美国队教练，你怎么看？我只说了一句：我更喜欢郎平当中国队教练。这话表达了我当时的一种愿望，没错呀！那记者就胡来了，编出了“卖国行为”，这哪儿跟哪儿啊！简直是八卦！

网上还热热闹闹地争论，聂卫平和郎平，谁更是中国人。还搞出一个“炮轰门”。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就让媒体闹腾了一个月，这都是什么风气！

其实郎平是我的好朋友，“铁哥们儿”。我就举一件事，当年在西安领取十佳运动员称号，我们是一起去一起回来的。一回到北京机场，有一辆中央警卫局的车来接我。那时不像现在，谁有车呀！郎平就要搭我的车，我答应了，但只能送到中南海。她一看是中央警卫局的车，就不断地追问到底是谁派来的。我就跟她说了，是胡耀邦总书记和万里副委员长约我去打桥牌。

她一听就提出能不能叫她也去。我说我决定不了，但可以请示一下。到了中南海，经请示，胡、万同意，我就把她带进中南海的二零二，胡总书记接见了她，还表扬了她一下。要不是“铁哥们儿”，我怎么会带她去呢！

十年篇 “睡觉门”

“睡觉门”这是记者想出的词，不是我的发明。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录制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节目，我是头天晚上到的，吃完饭都十一点多了，挺兴奋的，不可能马上就睡，但也没有打牌和看球，睡时已十二点多了。节目是上午九点钟才开始录制，可凌晨四点钟就被叫起来了，又录制三个多小时，所以我在录制过程中睡着了很正常，这符合人的正常生理。

再说他们这样安排是有问题的，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所以我指着朱军和节目的导演说，你们是面目狰狞可憎，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

当然这是调侃，中央台倒没说什么，可网上议论开了，一度引起人们口诛笔伐，有说我目中无人的，也有说我是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有骂的，也有说好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睡觉门”大概就这么传开了。

后来记者采访我时说，网上的舆论对我很不利。我说管他呢，爱怎么说怎么说。攻击我的人多了去了，我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再说我胡来了吗？他们拖得太长啊。节目录了差不多三个钟头，而且讲的都是可听可敢与歌星何静比试歌喉不听的内容，说老实话都是唬外国人的，谁有那么好的精神头陪着他，我该睡就睡了。

现在我在央视是大大有名的人，他们也不敢随便请我，知道伺候不了我。稍微错一点我就臭骂他们。我才不会为了一点镜头捧他们。

再说一点儿，卓琳阿姨去世后，我去邓家吊唁。之后和邓朴方、毛毛谈起此事，他们都表示支持，说：睡得好！

十年篇中国足球

对中国足球确实到了无语的地界，太闹心了，这么多年来一直让人伤心。

原来中国足球在亚洲虽说当不了老大，可最少也能摸到老二、老三的交椅，现在连十强赛都进不去，赢了越南都能成为新闻。亚冠赛派出国内所谓最好的四支队伍，结果小组赛都出不去，从上到下一水儿的灰头土脸。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表示，如果中国队能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我就拿胡耀邦送我的那瓶茅台酒为中国队庆功。这瓶茅台据说是红军过茅台镇时保存下来的，一共两瓶，一瓶给了邓老爷子，一瓶给了胡耀邦。后来邓老爷子把他那瓶喝了，就只剩下我这瓶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酒”。

大约二十年后，中国队终于打进世界杯，我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于2001年底，把戚务生、徐根宝、高丰文等足球名宿叫到一起，打开了这瓶茅台。当打开泥封时，一股特殊的酒香沁人心脾。倒出来一看，酒已经变成绿色的了，而且经过七十多年的挥发，所剩不多了。这酒是不能直接喝的，要和别的酒勾兑。当时还特别把茅台酒厂的厂长请来，他带来一些其他的茅台酒，并亲自为我们勾兑好了才喝的。

可以后的事令我大为失望，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一球没进，一分没得。

这个不说，后来中国足球发展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搞起了“假、赌、黑”。开始一位足球记者告诉我时，我还不大相信，怎么可能？什么“埋人”、“扔湖里”、“绑票”，听着就像黑帮片里的情节，之前我从来没听过中国足球界里的事有这么黑。再到后来，连足协主席南勇、竞赛部主任杨一民等一批官员都被抓了进去，我算是彻底失望了。所以我感觉喝掉那瓶茅台酒，真是当了冤大头，还遭到朋友的嘲笑，心里特别后悔。

当然，对足球的热爱没有丝毫减少，只是转到国际足坛上，如欧锦赛、欧冠赛，特别是世界杯。比如这次非洲世界杯期间就发生了一件事，因熬夜看了意大利与巴拉圭的那场比赛，比赛结束已是凌晨五点，几乎没有睡觉就去参加“烂柯杯”围棋赛，结果遭遇了一次速败，仅一百六十一手就告负。

要说我和足球的渊源，还早在1959年我七岁时，我爸爸带我到工体看国家队和苏联队踢球，那时就对足球有了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中国队打智利队，戚务生、高丰文与徐根宝那批人以二比零的比分赢得了胜利。到了八十年代，看了中国国家队和沃特福德的一场比赛，被打了一个零比五，输了。一个英国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球队，打我们居然能打成如此，使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球还是与习近平一起看的，我们称之为一场“耻辱教育”。

中国足球到了这种地步，可我依然相信：中国足球还会有出线的那一天，可未必在我的有生之年。

十年篇唐莉

众所周知，唐莉是我收的第一个女弟子，前几年有个叫孟昭玉的女棋手要拜我为师，当时正巧赶上个比赛，我说你拿了冠军，我就收，如果没拿，那只能说你没这个命了。最后她得了亚军，既然之前说好了，这事只能作罢。

唐莉早就有这个心思，一直没好意思说。在一次围甲联赛上，她试探地问我：您还没有女徒弟，您看我行不？我没好当面拒绝，就说：只要我的那些徒弟们答应，我就同意。因为以前有过女棋手要拜我为师，可我那些徒弟们不同意，他们觉得我收的弟子都是当年有希望成为全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的，必须得是潜力股。事实也证明了，他们个个都是精英。精英们当然不希望有鱼目混珠，所以也就作罢了。对于唐莉，我也是怕徒弟们嫌她水平低。

可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这些徒弟不但没有一人反对，甚至成为此事的推手。好多人都替她说好话，看来这小丫头的人缘真是好啊！再说即使我没时间，我的那些徒弟都可以教她，一个人教一点，唐莉就了不得了。所以就答应下来。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和围棋界的规矩，拜师是要磕头的，师徒如父子嘛。

在唐莉的拜师宴上，古力他们还起哄让她给我磕头，立刻被我制止了。我说鞠躬就可以了，不但美女徒弟享受这种待遇，所有的徒弟通通免于跪拜。

常昊古力他们也都只是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一躬，仅此而已。

至于很多人说唐莉漂亮，是围棋第一美女，这我倒没觉出来。

十年篇棋手

从1982年开始，除了我还顽强地战斗在第一线，中国棋坛似乎已成了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天下。

从比赛名次看：1982年全国联赛的前六名中，青年棋手占了四人，马晓春、邵震中分获冠亚军。同年“国手战”前六名，青年棋手占了五人，马晓春又获冠军。“新体育杯”本赛的前六名，青年棋手占了四人。1983年各项重大比赛的前六名，也是青年棋手占大多数。

从升段情况看：1982年国家体委根据棋手比赛成绩及对围棋运动的贡献，给十名棋手评了段位，陈祖德、吴淞笙和我被评为九段，王汝南、华以刚为八段，罗建文、沈果孙、黄德勋为七段，孔祥明（女）为六段，何晓任（女）为五段。段位试行以后到1984年承德段位赛结束为止，这十名棋手中，除了九段不能再晋升外，只有孔祥明晋升为七段。而青年棋手在这两年中却突飞猛进。马晓春不到两年时间便从暂定七段到九段，刘小光、曹大元从六段升为八段，江铸久从五段升为七段。他们升段的速度是惊人的，显示出了雄厚的实力。相形之下，我们的“老”棋手们却似江河日下，大有被全部淘汰出“强者”队伍之势。因此有许多棋界的朋友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优秀棋手在三四十岁时正是鼎盛时期，为什么我国棋手不到四十岁就不行了呢？

老实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中日棋手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国棋手一过三十岁大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必然会被繁杂的家务牵扯许多精力，脑袋里塞满了住房啦、孩子入托啦、油盐酱醋啦等等问题，几乎没有了棋艺容身之处。就拿我来说吧，自从结婚以来，社交活动突然多了好几倍，几乎天天都有客人来访。而且训练时间找我的电话也很多。尤其是儿子出生后，业余时间更是忙得团团转，星期天再没有动过棋子。而以前的星期天我常常是在下快棋中度过的。细算起来，这丢掉了多少宝贵时间啊！

不过，如果让我坦率地说，社交、家务固然牵扯精力，但真正使“老”

棋手们迅速衰退的原因似乎是由于他们自己失去了自信心。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老”棋手充其量也不过是四十岁左右，从搞围棋来说，再干五年，甚至十年应该说是问题不大。一些“老”棋手总感到自己精力不行了，并以此为理由，心安理得滞步不前。日本的桥本九段、高川九段、秀行九段在四五十岁时正是称霸棋坛、八面威风的时候。尤其是桥本九段，七十岁的高龄依然宝刀不老，取得了“棋圣战”的决赛权，让日本的青年棋手佩服得五体投地。桥本九段有一句名言：“我在和二十岁的棋手下棋时，就把自己想成十九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干劲啊！为什么我们的“老”棋手们就不能拿出这种干劲来呢？

说句题外话，当时围棋队相互之间的称呼也有些奇怪，老队员的姓氏后面都被加上个“老”字的尊称，如吴淞笙被称为吴老，华以刚被称为华老，连我这人在三十刚刚出头时也被荣升为聂老。年轻人这么叫，老队员之间也这么称呼，这等叫法，人不“老”也要被叫“老”了。这似乎也说明点问题吧。

在围棋这个胜负世界里，人人都是争强好胜之辈，要想取胜，只有马不停蹄地疾跑。

十年篇 “龙一道”

马晓春是他们那一批棋手中最出色的。

社会上流传我们之间有矛盾，应该这样看：我是中国围棋界的顶尖人物，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棋手，显得有矛盾了，其实没什么矛盾。比如说我们争冠军，有利益冲突，就显得有矛盾；现在没利益冲突，就看不出有一点矛盾。

其实马晓春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那时候都叫他马小，没人看好他。

我看他下的棋，虽然那时候他水平很差，但我从棋上看出了他在围棋上的天赋。这么，当时谁都不要他，我说我来带。那年代讲“一帮一，一对红”，还没有拜师之说。

马小学棋的时候很缠人，整天在你周围转，下棋啊，复盘啊，赶都赶不走。那时候我正和一位家境相当不错的姑娘谈恋爱，想找个单独相处的工夫都没有，因此那姑娘特别“恨”马小。不过我和她分手是因为父亲和姐姐强烈反对，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不合适，这么分的手。最后在我父亲住院期间，她还去看过我父亲，权当是缘分吧。

前几年的围甲联赛，当时马晓春和俞斌的围甲队伍半途夭折，后来我邀请马晓春来我的围甲队。当时队里有人对马晓春的实力有顾虑，我对他们说：马小是高棋，没有问题。

前阵子，聂道场成立十年的庆典上，马晓春让他公司的经理给我带了一副名贵棋子。不是因为高档，而是看见了棋子，我很高兴。一位棋者，一生必然与围棋紧紧连在一起。

谈到这，顺便说一下另外一副围棋，就是当年袁世凯驾崩时留下的洪宪玛瑙棋，黑白各一百八十子，白子名“鱼冻”，玛瑙白中带粉，晶莹光洁。

黑子蓝绿中透着翡翠般的光泽。是袁世凯托人花了一万大洋买下的。

这副棋子一直被天津围棋藏家杨健庵老先生珍藏。我参加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胜利回来后，杨老先生为表示祝贺，特意将这副玛瑙棋赠送给我。

据说当时杨老先生的儿女还不太愿意，可杨老先生执意要送，我也就收下了。遗憾的是后来几次搬家，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话说回来，马晓春在棋上有天分，拿过两个世界冠军，在围棋上有相当的领悟力，同时也热心提携后辈，虽然经历了很多“门”，但这并不削弱马晓春自身的能力，因此，马晓春当可为中国围棋事业出更大的力。

成立“龙一道”就是一种尝试。

为什么叫“龙一道”，这词我也是问了公司里的人才知道。他们说，“龙”是因为我和马晓春都属龙，“一”呢？表示统一、一心、一起的意思。

可见“龙一道”这个名字花了他们不少心思。

之前我也了解了一些与马晓春一同建立个道场的设想，这显然是一件很好的事。首先，马晓春的能力毋庸置疑，另外，我国围棋现在的培养机制虽很完善，但这里面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所谓“二线棋手”的围棋寿命。

“二线棋手”顾名思义，如果以等级分来划分，排名在八十开外的。如果以国家少年集训队的选拔赛做标尺，落选的，可以暂时看做是“二线棋手”。其实这些棋手的“棋才”都不错，但有不少入段之后的小棋手，头都没冒出来，名字我都不知道，就被淹死了。这里面有些可能是“努”上来的，后来发觉不行了，淹死了，但大部分，还是自身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之所以成立龙一道围棋研究会，就是要延长所谓“二线棋手”的围棋寿命。何以为所谓，因为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龙一道”里我当会长，马晓春任总教练，曹大元任副总教练，“弈城围棋”提供网络支持，我们每月都要定时定量地给这些职业棋手讲课，马晓春还表示要多去，外加他们之间大量的训练棋及研究会，想来会有所突破。这些孩子现在的停滞，只是某个环节没打通而已。活跃起“二线棋手”，争取冲到“一线”，要知竞争越激烈，我国围棋的底子才越厚。

当然，一个事物的发展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知道好坏。因此，成立之初，我想龙一道围棋研究会尚在尝试阶段，能肯定的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各方都应贡献全力。

一直以来，对围棋有利的事，我就会冲，外加中国棋院的大力支持，但愿“龙一道”能尽如人意。

十年篇聂家军

聂家军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而是新闻媒体和广大棋迷对我们这支队伍的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围甲队的雏形从2000年就有了。那年4月我们以道场的名字第一次参加了全国围棋乙级联赛，派出的棋手是四个孩子，有张蛟、赵哲伦、赵守洵和曹恒挺，两个初段，两个二段，没什么名气，我们也没指望这些孩子出什么成绩，也就是去锻炼锻炼吧！

比赛是在北京进行的，前几轮我都没去现场。那天正巧在道场的办公室里研究什么事，俞斌、姜红都在，我还在说看看今年这几个孩子下得怎样，明年我和俞斌两个都披挂上阵，去冲围甲。当时我在围甲的北京队，俞斌在围甲的浙江队，不行的话，我们围甲都不下了，代表聂道场去冲围甲。

我的话音未落，领队袁卫红从现场打来电话，说我们队成绩很好，已下完五轮，我们排在前两名。后面还剩下两轮，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冲甲。我当时都愣了，俞斌也很激动，我们马上就赶到了现场，以示鼓励。

围乙是赛会制，集中十天比赛。参赛队有二十支，别的队都是七段、八段的，我们的几个孩子平均不到二段，也没什么名气，最后却以第二名的身份冲甲了。这是我们非常想不到的，完全是意外。那时我们就叫聂卫平道场队，也没什么聂家军的说法。

后来贵州卫视提出赞助，从2001年就以贵州卫视队的名字出战围甲，前后五年。期间请过韩国棋手林海峰、朴升哲等外援，还请过马晓春、俞斌，曾经聂马同队，辉煌一时。另外还和贵州卫视成立了贵州卫视围棋俱乐部，办了天元围棋频道和弈海方圆围棋栏目。

后贵州台长升任局长，来了新台长，同时贵州台内出现不同的声音，认为赞助围甲没有什么经济收益。那一年赞助费老不到位，最后还欠二十万对局费。这是2006年，我们队降级了，这同赞助老不到位有特别大的关系。

贵州卫视最后给出的说法是：这二十万我们不给你们了，这支队伍也免费还给你们聂道场了。本来是两家合作的围棋俱乐部，队员他们也不要了。可欠队员的对局费、员工的工资总是个大问题，道场本身不是个赚钱的机构，还得找辙。

2007年年初我到山东参加一个女子围棋队的挂牌仪式，遇到了毛昱衡。她是个专业女棋手，她说不成就把这支队伍弄到我们杭州来吧。杭州正好有个药厂愿意赞助，可以谈一谈，先下围乙，然后冲甲，就放在杭州。

我回来和姜红谈了，大家都同意，就由她去办了。

当时围甲、围乙都有个注册问题，要在一月底之前完成。我们从贵州转回北京，要代表杭州比赛，按中国棋院规定，我们必须把队伍转到杭州。

姜红很快就办好了转会手续。当年的围乙他们没找到赞助，但还是付了队员的对局费，包括以前欠的二十万对局费。我们也冲甲成功。本当继续合作下去时，却出现了问题。

当谈到围甲赞助时，他们突然提出要我先帮助办什么事，办了事才可以赞助。我说可以帮忙，但要先赞助。谈来谈去赞助始终没落实。

12月底我去承德参加元老杯赛，河北有个象棋的赞助商，吃饭时聊天，问我这个队冲甲了，赞助落实了没有。我说没落实，至今还没信呢。

他说这个好办，你到河北来吧，这个赞助我全出。再说河北也是你的老家呀！

我当时就有些心动，回来和姜红讲了。姜红就和萧山棋院试探，说如有其他方面赞助如何？但没讲具体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走。

可到了2008年1月份，萧山棋院的赞助仍没落实，使我们处于很危急的状态。接着又发生了人员的调动问题。我一直是这个队的总教练，队员的调动是要跟我打招呼的。可他们没经过我的同意就调人进来，调人出去。

又让我以“特邀棋手”的身份参加比赛。“特邀棋手”是什么概念？那时有的队实力不够，而转会手续非常麻烦，很多队都不放人，就以商借的形式。

可棋院规定商借不能超过两人，有的队商借两人实力还不够，棋院为了使比赛好看，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决定可以引进“特邀棋手”，但必须是世界冠军，而且只能下四盘棋。当年我们就请过林海峰做“特邀棋手”。

可凭什么让我当“特邀棋手”呢？

这也使我下决心离开萧山。我们是自由人啊，我眼看着你不行了，我不能找别的地方吗？我只能带着队伍去了河北。

我们走，浙江体育局同意并盖了章。我们走后，萧山棋院到体育局闹去了，这一闹，体育局就害怕了：我这章盖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他就给中国棋院打电话，说我能不能把这个章收回来？

我们也咨询了棋院的法律顾问，说他们盖了章，我们到了北京体育局，也盖了章，收了我们。法律顾问说：章盖完了，如果你们没有进行下一步手续，是可以要求收回的。你们已经进行了下一步手续，回到了北京，他们是收不回去了。

我们就开始新赛季的筹备工作，如拉赞助、培训棋手等等。

他们不服，起诉到中国棋院，说这个队是他们的。棋院只好出面调停，派了围棋部主任张文东到萧山调查。他们说赞助已到位，可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他们说萧山区政府同意给资金。张文东说那好，你给我拿出萧山区政府的一个文件也可以。他们也拿不出来。最后棋院决定：这支队伍是聂卫平的，聂卫平有权把它收回北京，有权再去拉赞助，冠名参加围甲比赛。

这就是所谓的“易帜门”事件。

不管人家怎么说，其实从2000年下围乙开始，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都是聂道场。这之后，才有了“聂家军”的提法。

2008年我们去了河北，当年降了级。原因就是我们和萧山的“官司”

拖了很长时间，折腾来折腾去，和河北谈时已经非常仓促，原本要找个外援的，都没来得及，棋手的培训也谈不上了。这样匆忙上马，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围甲水平也高，檀啸在围乙时曾七连胜，到围甲输了几盘后都不会下棋了。孙腾宇赢了几盘，可关键几盘打平了，一下子降了级。

2009年我们下围乙，赞助没拉到，接受“易帜门”的教训，干脆什么名字都不要了，我们就以聂卫平围棋道场队参赛。

道场的凝聚力也让我很感动。当时檀啸的妈妈和孙腾宇的爸爸都表示，在下围甲时，道场重用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场场上场。现道场降级了，我们的孩子也有责任，今年我们就在这支队下，哪儿都不去，拿多少钱我们不会在意。也正是这两个孩子留下，使我们冲甲成功。

2010年我们以安徽宁国市政队的冠名出战围甲。起因是我去安徽宣城参加比赛，宣城的书记是个超级棋迷，比赛结束后邀我到胡总书记的家乡绩溪市转了转。途中他表示把围甲做到宣城来，他还对当地企业号召了一下，说你们谁能赞助这支围甲队？我希望这支围甲队能在咱们宣城落户。

他这么一号召，宁国市的市政公司当即表示赞助。很快就在北京搞了签约仪式。

由于赞助比较早，队员的组织、训练也都比较早，年初就开始了。还在龙一道围棋研究会进行训练比赛，我和俞斌都去摆棋，提前热身。结果从前四轮的成绩看，我们排在前几名。

十年篇聂道场

1998年4月，我和徐莹、姜红搞了个弈友围棋文化公司，徐莹是总经理，姜红是副总经理。开始也只是搞围棋培训，编些围棋教材，还拍摄了教学片《围棋初级教室》。后贵州卫视找我们，一起策划制作了专题节目《弈海方圆》，有新闻、初级围棋讲座、名局分解几个栏目，9月份播出后，反映不错，一直做到2007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陕西有个电力公司为了表示支持中国围棋，邀请我带领常昊、古力、王磊、周鹤洋、刘菁这帮徒弟到陕西宣传推广围棋，我就借此机会带领他们参观了延安。在延安的窑洞前，他们很惊讶，说毛主席、周总理就住这种破地方啊！我说你以为怎么着啊？住这种地方就不错了，长征时比这还要艰苦啊！他们对老一代的革命传统都不知道。

此次延安行对培养这些队员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可以说为中国围棋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事虽是我提议的，但整个过程都是徐莹具体操作的，出了很大的力。

可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事，使公司分裂，就是徐莹要开除一个叫高嗣的人。

事情的起因是：公司成立后，曾找高嗣来搞培训工作。这个人我不认识，二十岁刚出头，是个业余棋手，围棋水平不高，但搞培训有一定的能力。到年底分红时，他觉得给他少了，于是私下把培训的老师和学生都拉走了，另外开了一个培训的点。他干了三个月干不下去了，又要回来。徐莹不同意。

那天他来找我，说徐莹要开除他，哭哭啼啼的。我看不过去，觉得犯错误不至于开除吧，就不同意开除。可徐莹说不是谁要开除他，是他自己走的，还把老师和学生都卷跑了，现在要回来，这个肯定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了严重分歧，我说让他回来，徐莹就顶着，死活不让他回来。

她是总经理，在法律上有这个权力，我也阻止不了。于是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开除他，我就开除你。双方一下子僵上了，可以说是撕破了脸。最后徐莹还是没让他回来，然后自己也走了。

后来高嗣又来找我，提出合伙成立聂卫平围棋道场。客观地说，成立道场的设想最早就是高嗣提出来的。我觉得是件好事，就同意了。我把这事和姜红一讲，她马上提醒我：弈友公司可是你拿着真金白银投进来的，你又在外面搞个道场，还把自己的名字让人用，跟自己的公司对着干，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一琢磨有道理，就表示聂卫平围棋道场可以做，但要由弈友公司来做。

这样聂道场就搞了起来，郑弘等也参加了。同时我希望高嗣也能参加，毕竟他教围棋有一定的能力。他说他可以来，但要给他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让你来搞培训，给了你报酬，你还要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说是把他的经验作为干股。谁没有经验啊！比如说我，我也没有干股。凭这一条我们根本就不能要，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我肯定不要。

从这一点看，徐莹当初是应该开除他。后来我找徐莹道了好几次歉，表示是我错了，当时确实失察。

后来我和徐莹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可道场的事她没再参与。

聂道场是国内第一家围棋道场，虽然名字叫道场，我觉得实质还是围棋学校，高级围棋学校。一般的围棋学校是启蒙的，我们是高级的。

我当时的考虑是：国少队每年只能收一二十个好的围棋苗子，可实际上全国这样的苗子有六七十个，这些孩子被国少队拒之门外就没地方去了。如果把他们送回原地，没有训练的氛围，没有比赛，肯定就完了，这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后备力量的培养。如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场合，一个机会，他们还能继续努力，成为有用之才。

道场最早是按二十个人设计的，食宿全包。很快就发展到四十人，原地就装不下了。又找了第二个地址，开始还觉得地方太大。过了三年，学员发展到八十人，只好重新选择地址，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道场也成了中国棋院之外棋手的另一个家，有吃有住，很多专业棋手到北京比赛也来这儿住。日本权道场来北京比赛、参观，也是住在这里。

道场的宗旨首先教做人，再教下棋，凡是做人不行的人，下棋肯定不行。

道场的教学一直很全面，不仅在“国学”方面不放松，其实很多年以前，道场的新生都有军训科目。原来的三十八军军长是我的好朋友，我每年都要带新生进兵营训练，时间大约一个月，后来我朋友退了下来，而且石家庄的距离也稍微远了一些，军训就改在了北京附近的兵营进行了，这是道场教学不可缺少的一课。

道场的学员经常和国少队进行对抗赛，开始的时候，国少队比我们稍好一点，但水平很接近，后来完全打平。

以后随着全国围棋大的形势的变化，聂道场逐渐变成业余的了，奔着定段去了。每年全国定段的孩子只有十八到二十个，聂道场就有五六个，占了三分之一。

2009年9月在聂道场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中国棋院院长刘思明、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华以刚、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均前来捧场，包括古力、王磊在内的多位弟子也赶来祝贺。我在发言中说：“一转眼聂道场走过了十年，当年揩着鼻涕来道场的现在有的已经成了国手。”当时很多国手就坐在下面。这也可以说是道场对中国围棋的最大贡献。

十年来，聂道场培训了来自全国近二十个省市的两千多名围棋少年，在聂道场定段的孩子有五十六个，目前参加全国围甲联赛的棋手有一半出自聂道场，国家队很多优秀棋手也都是从聂道场出来的，如古灵益、朱元豪、陈耀烨、朴文尧、周睿羊、檀啸、孙腾宇、陈潇楠、王昊洋、王祥云等等。

随着形势的发展，2009年10月，由我和马晓春共同成立了“龙一道围棋研究会”。这是专门为低段位的专业棋手成立的，我和马晓春每月至少去一次办大盘讲座，另外还定期邀请国家队的一线棋手进行复盘、摆盘，组织这些孩子和国青队进行对抗赛。

我现在过着平淡的生活，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常说，擂台赛，就像黄果树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非常壮观，可落到下面，就变成潺潺溪水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有壮阔的时候，也有平静的时候，但绝大多数都是平静的。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很平静的溪水。

十年篇雷人之语

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言论，曾引起一些争论，网上甚至把它称为“雷人”之语。怎么个“雷”法，我也不清楚。既然都这么说，我干脆也用这个词，把记者对我的这些采访摆出来，让大家来评判“雷”不“雷”。

虽然近年来战绩不佳，聂卫平在回答记者时说：前五十手天下第一，这话到了今天，依然适用。

记者问：你如何看待围棋的胜负？

聂卫平答：要了解围棋的艺术，亢奋的程度虽抵不过知晓输赢的结果，可细细想来，过程才最能令人心潮澎湃，回味无穷。当然，你得能看得懂，这需要自身有足够的高度，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围棋在竞技之外，感悟棋中快乐才是棋者们的最终目标。藤泽秀行曾经说过，他只了解了围棋的百分之六，如果这样的大师只了解这么一点点，可想围棋会有多深奥。

当今社会崇尚“胜者王侯败者贼”，赢了就是好，输了就一文不值，可围棋之宽广，并不仅仅局限于胜负，实际上远远地超过胜负。

记者问：李世石最近闹出了大新闻，要退赛一年半。

聂卫平答：退赛是不可想象的。李世石的行为不能接受，好比战场上的逃兵一样。下棋就是打仗，和军人有什么区别？职业棋手，得打仗啊！

我们当年也出现一个人，钱宇平，在1991年“富士通杯”决赛之前退出，令赵治勋九段不战而获冠军。退赛就该一辈子禁赛。当时我们就和钱宇平说，这次比赛你不去，以后也不要去了。钱宇平的行为和李世石的行为，都是职业棋手不可接受的，犯了天条。

李世石复出，状态出奇地好，所以有评论说李世石是“神”派来的。聂卫平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评论说：李世石复出状态不错，中国棋手当须提防，可绝不是什么上帝派来下棋的。

当然对李世石他有自己的评价：李世石是很锐利的棋手，有力量，欠缺的是大局观不那么好，气太盛，不是那么柔和。如果大局观再好一点，那会很厉害。这次复出，他在棋盘之外学会了妥协，并将其借鉴到了棋盘之内，这是他进步的一点。

在第五届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上，记者问：“聂老，这次首轮就遭遇孔杰，不好对付啊。”聂卫平答：“啊？抽签结果已经出来了吗？首轮对手是孔杰吗？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今天开幕式后再抽签呢。”当确认对手之后，聂卫平说：“不瞒你说，其实孔杰他们这些世界冠军在我眼里都是‘面瓜’。”

有记者问：你确实说过你的弟子，古力和常昊都没在棋的内容上超过你。

聂卫平答：这个当然是这样。但我说的高山峻岭，是指下棋要站在高山峻岭之上，总有不懂棋的人胡说八道。

记者又问：这之后，网上有很多人称你为“高山峻岭”，颇多讽刺。

聂卫平答：高山峻岭这外号也不错啊，讽刺也不错。

围甲联赛上海队主场对杭州队的比赛在松江大学城举行，其间聂卫平接受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聘书，并同师生交流。在被问到对自己从未上大学是否感到遗憾时，聂卫平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围棋棋手，肯定是不能继续深造的。也就是末流的，才考虑去大学，中流以上的才不去读大学呢。我下棋一直很厉害，所以是肯定没上过大学的。常昊要是当年围棋成绩不好，也就上大学去了。”

有大学生向聂卫平提问：“你认为下棋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聂卫平答：“我认为自己是天分比较差的，我觉得我主要就是用功。常昊的天赋就比较高，当年他算是神童里的全国第二吧，第一是罗洗河。但天分第一的罗洗河现在好像不怎么样。因此我还是觉得勤奋最重要。”

还有学生问他输棋时是怎么调整的？聂卫平说：“我十岁就拿全国第三，以前不怎么输棋，难得输一盘，输了棋，就有从高的楼层跳出去的念头。后来越输越多，就没什么跳楼的想法了。”

中日围棋擂台赛时有记者问：“比赛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着身后有祖国人民？”聂卫平回答：“我要是真想那么多，我的棋就没法儿下了。”

对于有的家长让孩子全身心投入围棋，希望以后走职业路的话题，聂卫平说：“学会了围棋，能开阔思路，陶冶情操，这就行了，能不能成为职业高手，以后再说。非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职业高手，说得难听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进入职业圈不光要有好老师，还得有天赋。”

在参加智运会时，就记者问能否夺冠。聂卫平答：“我没说过一定要夺冠，我只希望能下出几场精彩的比赛。不以胜负论英雄，我已到了这个境界。”

现在连西方国家都开始注重围棋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聂卫平：围棋是开发人智力的，应该在全人类提倡。

有记者问：“为什么中国职业棋手的运动寿命不长？”

聂卫平答：“这是每个国家的行业体制决定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好，棋手不一定非要靠下棋为生，日本和韩国就没有这样的环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下棋之后，可以转做围棋行政领导，也可以教棋什么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日韩则不一样，很多外界的人都知道，日本一个刚刚逝世的棋手叫滕泽秀行，他不下棋就无法获取生活来源。因此正是这种国家间不同的特点，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这不能说明国外那些棋手比我们更有敬业精神。换一个角度讲，六十多岁了还在下棋确实很残酷，有可能就要死在棋盘上了！竞技围棋的高强度并非外表看上去那么轻松，而是一项极耗精力的脑力劳动。”

谈到中国足球，聂卫平表示：“现在中国足球简直太臭了，但就这么臭了还敢赌球。我早就不看中国足球的比赛了，这些比赛有什么看头！”

有记者提出假设：“如果你成为中国足协主席该如何改革？”聂卫平答：“主动将中超联赛停赛一年，把所有的人都交给公安部门。另外，足协工作人员也要全部拿下，重新竞争上岗。”

当问到对中国男足有何建议时，聂卫平说：“我力主中国男足学点围棋，培养大局观。容志行球踢得好，因为他棋下得不错，所以使他踢球也会动脑子。国家队的足球运动员如有围棋队的脑子必得世界冠军。”

一些记者认为聂卫平参加桥牌比赛是“不务正业”，对桥牌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围棋。对此，聂卫平坚决否认：“这些说法都是胡说八道！既然体育大会的宗旨是提倡参与精神，我玩桥牌既是我个人的爱好，也是一种参与的表现。而且桥牌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围棋才是我一生的至爱。”

同在围棋上出昏招一样，聂卫平在桥牌桌上也出过昏招。在一次比赛中，他就曾发生惨案——本该出方块，却出成了红桃。聂卫平对此事也能自圆其说：“我眼睛不好才看错牌了，本来我要出方块，没有想到拿出去的是红桃，但牌已经打出去了，就只能打红桃了。”

有人戏称聂卫平“围棋水平是桥牌界最好的，桥牌水平是围棋界最好的”，但聂卫平自己则多次表示，打了四十年的桥牌，水平比专业选手不相上下：“我与他们差不多吧，如果稍微训练一下，我比他们打得好！”他还表示，自己的桥牌寿命将比围棋寿命要长。

人生九局最难忘的一局 1974.12对宫本直毅九段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与日本九段的对局，而且取得了胜利，因而终生难忘。

第一谱1-40考虑对方是九段高手，我用平稳的布局恐怕难以取胜，故采用了攻击性强的对角星布局。

黑7选择“大斜千变”的复杂定式，是下对角星时的预定战法，激战由此开始。

黑15挡时，白16突出奇手使我吃了一惊。

至23的应接，为双方必然。

白24看似稳健，但被黑25拆逼后，竟无好应手，将来被黑于A位透点，白极难受。局后，宫本九段大为后悔地说：“被黑25逼，白形势顿时恶化！白24无论如何要在B位拆二，虽然棋形薄也只得如此，以后再伺机补一手。”由此可见，先前白16的新手有些问题。

黑35是行棋步调，想引诱白于37位冲，黑顺调36位补。白识破机关，先占36位，好棋！

第二谱41-71黑41就地做活是最佳治孤方法。

黑43时机绝好。

黑47补活，将来A位挤是先手，上边白棋仍处于不安定状态，故白48补强。此时是黑优势局面。

黑49一着不慎，几乎使大好河山付之东流。黑49当然应在70位拆。

黑57打入是腾挪治孤的好手。白58彻底阻断是强手。黑59逼白60补再61、63消白势，步调畅快。

黑71静观白的动向。

第三谱72-121白72看到暂时奈何不了右下黑棋，便转而攻击中央黑棋。白80补掉黑A位的劫争，暗中准备硬杀中央黑棋。

在这里，宫本九段显然误算了。黑81补后，双方买地相差悬殊，白方如吃不掉中央黑棋，便无法挽回败局，可是黑有治孤的好手。

白82开始总攻。黑83以下撞紧白气，黑89是脱困的唯一妙手，也是在下81时早有准备的妙手。

白90打时，黑91单接妙！宫本九段开始长考，显然他忽视了黑91的反击。

白92至116是双方最正确的应接，白的攻击以失败告终。

至黑121提，黑已胜定，解说从略。

人生九局震撼日本棋坛的一局 1976.4对石田芳夫九段

石田芳夫九段是当时日本最卓越的高段棋手之一，他连续保持五届“本因坊”冠军，并获“终身名誉本因坊”荣衔，是当时我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第一谱1-42白6脱先不慌不忙地在右下小飞守角。这是日本职业高段棋手所喜爱的对付对角星的下法，目的是稳扎稳打，先占实地，以稳取胜。

黑7走大斜是我预定的下法，诱白在26位靠出，这是黑有效利用对角星的姿态。

为了把形势导向激战，不让对方平稳地捞取实地，打乱他的部署，所以黑9下立。

黑13是有趣的一手，连压亦很有力！

白选择了谱中22粘的下法。

白40机敏！时机绝好，白42是盘上最大的大场。

第二谱43-75黑43是扩张上边形势的好点。

白44立即打入，显示出石田九段的力量。

黑51迎头一镇是极严厉的好手，逼白不得不在上方做活。

黑65、67打拔一子是先手，局部白棋不活。

白70如在A位断，虽可吃去角上63位黑子而做活，但右边白棋眼位将受威胁。

到白72，进行一下形势判断。白方：左边十五目，上边五目，右边九目，右下角十一目强，加贴目五目，共计四十五目。黑方：左上角五目，左下角两手棋有十目价值，右上角大约有二目，中央一块棋二十五目左右，共计四十二目。

现在双方实地白稍稍领先，但黑是先手，而且黑中央有厚味，所以黑不坏。

第三谱76-105白76很大，既破黑中空，又瞄着黑右边的弱点。黑77也很大。这两点见合。

白78看似补强，实际上暗藏着杀机。黑79若不留神下在99位，被白A位一挖，黑就无法收拾了。

黑85先便宜一下，再87位拆一求安定，以静待动。

白88点角腾挪是石田流的“胜负手”，但此手有疑问。白84如向中央出头，黑也不敢过分攻逼，因为黑棋右下并未活净，尤其右边更为薄弱。

白94活角是本局的败着，应弃掉角上三子，使中央走厚。

黑97、99补强是自重的下法。至此，双方争夺的焦点必在中腹，如何最大限度地侵削黑势同时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实地，是本局白棋的关键所在，石田九段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下出了白100这手棋。

黑101托，利用四周强大的势力对白84进行攻击。

第四谱6-71（即106-71）对白6刺，黑7反击是必然的。黑11突然点主角里，这是本局中我最为得意的妙手。由此一手，黑遂奠定了胜局。

白12关补亦是好棋，先逃出中腹数子，并留有援救白角的手段。

黑13针锋相对，吃住白一子，迫使白补角，然后于15位顶，黑17再从容围空。

黑69是优势时的忍让。

至黑71双，白再无争胜的机会。以下解说从略。

人生九局最惊心动魄的一局 1985.8对小林光一九段

小林光一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日本超一流棋手。

第一谱1-47黑9是值得注目的一手，这么一来，白棋在左边必然形成模样。但是我赛前研究时注意到，小林对付高挂百分之百这样下托，因此，我采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

黑19扳出弃1子，可以争得黑23的先手挂。

黑25防白38位挂，是大场。

白26是扩张模样的要点。

至此，布局框架已定：黑棋步调快，实利领先。白棋厚实，寄希望于模样。

至黑47，黑形整齐，且使白30、32几乎丧失了作用；但白角也很大，或许得失相当。

第二谱48-100黑57、59是求活的步调。

黑71以下，处理中腹弱子的手法轻巧，但是黑81与白82的被迫交换，使白棋自然出头，右上边黑模样缩小。

黑95是必然的，但97应单走98。

由于白棋两次脱先，左边被黑棋破光。作为补偿，白棋在上边获得了实地。白14时，形势难分难解。

第三谱1-100（即101-200）黑15不仅错过了一个好机会，而且险些成为本局的败着。

白16机敏，黑方形势出现不利。

黑41，这手棋，我长考一小时有余。

白44既然扳了，则黑47，白方当然应进行决战。白方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取胜机会。

白50恶手。应单于53位连，即可避免黑53的强手。

黑63，白棋不仅没有明显的收益，黑棋反倒吃进白三子，连角地得到二十目以上实地。

第四谱1-72（即201-272）白2在A位渡过是最好的下法，如此，胜负或可一争。

白30的正着是在33位挡，但即使这样白棋也输半目。

黑31妙手。由此，差距终于拉开。

最后黑69应70位冲，可胜三目半。

人生九局可以传之后世的一局 1985.8对加藤正夫九段

1984年我在访日的三局赛中，曾以零比二负于加藤先生，此番再战，难免有雪耻之心。不过加藤先生的高超技艺令我佩服，我也期望能学些加藤先生的长处。

第一谱1-41黑1、3星小目，下一步要构成中国流，是近来加藤常下的布局。

白4的小目面向黑棋，诱黑来挂，这样就自然破坏了对方的预先构思，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心理战。

黑27过于沉着，此手应于28位关。

白28曲镇，占到了全局势力上的要点，已取得了布局的优势，白36关，当然是好点，但武宫先生认为，在A位拆二相对来说较为实惠。

白38挑了最坚实的小尖补强一手。

黑39、41是全局最后的大场。有此两手，上方形成了大阵势，从而使因27、31两手棋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稍稍得到了改善。

第二谱42-100白48过于注重实地，照顾大局不够。此时在A位飞是相当不错的一手棋，这是加藤先生的意见，我十分赞成。

黑49轻率，应单于52位侵消。

白50若于B位接，黑再52位跳，正是黑方的预想。实战白50俗刺一手，再52反占黑方要点，黑49一子顿陷苦境。

白66是本手。白68属于一厢情愿，正确的下法是在80位尖，吃净黑角，这样白方的实空处于明显领先地位。

黑69活角，实利极大。白74随手。当然应于76位接。黑83是锐利的一手。此时若不能对白棋进行强有力的攻击，则全局的落后之势将难以挽回。

白86过于花哨，总想多保留些余味。正确的下法是先于90位并，与黑99位尖做交换，然后再86位补。

黑93先分断，后补回，相当厉害。幸亏白98封是先手，至白100，白棋脱险，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三谱1-100（即101-200）黑3毅然于右上角开劫，虽然本身担的风险较大，但黑方实地不足，故也只能如此。

白18寻劫时，黑已无法再应了。否则黑方恐怕难以劫胜。

在解消劫争之前，黑19先靠，保留了一个眼位，相当机敏。

白22挡，至黑29挤，双方应接正确。

白30冲击中央黑棋，黑陷入了苦战。

黑33好手，保证了44位的先手一眼。

白38趁黑左边未活净，继续冲击黑方中央的薄棋。

黑39是此际唯一的办法。

第四谱1-50（即201-250）黑41在42位冲虽可形成转换，但黑方实空将大差。

白48不够紧凑，应直接于A位断。以下这局棋都可以立刻结束了。

不过，到56为止，白吃掉黑中央数子，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

黑57不得不通连，如被白方断开的话，黑左右无法两全。

白58开劫，多此一举。

单于72位扳已可确立胜势。此劫反损了三目。

当终于判清形势后，白放弃了劫争，白以明显优势进入官子阶段。

官子阶段尚有出入，但已不影响胜负了。白始终保持着优势，最后以四目半获胜。

人生九局最激动人心的一局 1985.11对藤泽秀行九段

藤泽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他的前五十手有天下无敌之说。

藤泽平时以下星位为主，今天一上来就走三三，这可能是他在赛前已准备好的战术。

白14托，新颖的一手，显然是为了有效地阻挠黑于A位拆二。黑15扳，17打，这是最积极的态度。

第一谱1-49至白24，告一段落。大致是局势相当吧。黑25思考了7分钟，白26花费13分钟，这也是本局长考的一手。

黑35轻吊，以为白会在B位应一手，不料白36尖顶，丝毫不肯相让。

黑37长，不得已，白38顺势补净。将来35、37两子有可能成为白攻击的目标。

黑39冷静地飞一手，这是关乎双方根据地的一手大棋。

白46虎，藤泽认为是当然的一手。而我则认为46可于C位飞补。最高水平的棋手尚有如此分歧，可见围棋的微妙和深奥。

第二谱50-100封盘这一手，几乎所有行家都认为白当然是在51位关起，但藤泽却置左边两子不顾，抢占下边50位大飞。局后藤泽认为白50非如此不可，但这样下很有可能会招致全局的被动。

黑51镇当然。白52靠，这手棋出人意料。

黑63扳，阻止了白向中原挺出，总算控制了局势。黑65当于69位应，白虽然能在左边谋活，但黑与中央连接，全局形势领先。如谱65打吃，白突围而出，黑棋攻击落空。

黑75至79，极大。黑棋在实地上稍微领先。

白82虎补后，黑83托，这看来是很机敏的一手。没料到白方强硬的反击，白84顶。

我经过冷静的分析，用黑85稳住阵脚，结果并不吃亏，好险哪！

黑15虎不如接牢。

白16好手，下一手既能于27位关，又能在A位扳。

黑73当于B位尖，白C位应，黑走80位，如此，比实战的优势更明显。

以后的官子，已与胜负无关。

人生九局被称为“世纪之战”的一局 1987.3对武宫正树九段

武宫先生是最为广大棋迷喜欢的一位棋手，他的“宇宙流”更为广大棋迷津津乐道。在比赛之前，舆论界已经将这盘棋称之为“世纪之战”了。

第一谱1-38黑1、3、5三连星，白6时，黑7再占星位，是“宇宙流”的惯用布局。

而白2、4连续占高位，显然是为了限制“宇宙流”的发挥。

白10至白16几乎已成为定式。白20以下将黑棋分断，使右边的黑棋呈现薄味。而当黑方来攻击时，白棋顺势走向中腹，一场争夺“宇宙”之战即由此开始。

黑27时，白28飞是好手。黑29似缓，亦属不得已。局后武宫对白28表示佩服。他感到此时黑方应手困难。

黑37后，右上黑阵显得单薄。而被白38虎，白棋得到了好形，且全局厚实。此时，白方的布局已获得了成功。

第二谱1-60（即39-98）白2显得从容不迫。由于下一手于5位飞黑吃不消，只得做黑5至白8的交换。如此中央的白棋变得极厚。它的威力已悄悄地渗入了右上黑阵。

这就保证了以后白方在黑阵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各种破空的手段。

黑9补角，唯此一着。经过慎重的形势判断，我采用了白10侵削的策略。白14是我唯一感到懊悔的一着棋。这手棋貌似稳妥，其实给黑留下了A位挖断的隐患。

黑15不仅先手便宜，且使黑棋的形状趋于完整。

白24果敢地打入破空，是唯一正确的下法。至白36，白轻松地活出一块有七目地的棋，相当满意。黑外围虽强，但对白棋并无影响，白中腹厚形的威力得到了证实。

黑空既已被破，黑39夺白角地便势所必然。对此，白40以下着法简明。

黑53、55非如此不可，如脱先，白B位尖，黑无应手。

白60是最后的大棋。至此，白实空不差。全局亦不薄，似乎已胜利在望。

第三谱1-90（即99-188）白方的优势明朗，解说从略。

人生九局呕心沥血的一局 1987.4对大竹英雄九段

大竹先生曾经说过，和中国棋手分先他是不下的。这次擂台赛，请他当主帅他说他是拿鞭子的，意思是只鞭策别人，自己根本不用出场。可最后我们还是把他“请”了出来。

第一谱1-46布局相当单调。双方着法稳健，其中的黑25、白32，两位对局者局后都认为是缓手。

黑37应于39位单挡。白大致还在38位关。

黑41是临机的措施。

布局至43，黑实地虽不少，但37一子很弱，黑方布局未见乐观。

第二谱1-54（即47-100）黑1断。这是为了打开难局的一手棋。

实战白2打，黑3、5打穿，黑方得到战机。

黑7是手筋，如改于8位打则是俗手。

白18与黑19交换，白损。

此时黑棋中腹两处弱子需要处理，局面似乎相当困难。我考虑了15分钟，才投下黑21。

白22势所必然。

白28如于29位扳，黑可于A位断。实战至白30，白方吃去了黑5子，似乎相当成功，其实，这是我的弃子战术。

白32单接，是最彻底消除对方利用的下法。

至黑37，冷静地做一判断：白方全局实地并未领先，而左侧3子处理欠佳，全局黑优势了。黑方的弃子战术获得了成功。无怪乎，大竹局后认为，本谱白2是白方的败着。

白42也是大竹在局后表示后悔的一着。认为应单于B位尖。

黑51打入作为弃子，目标仍是左方白棋。

第三谱1-58（即101-158）黑21如于22位断，白棋的死活如何？这需要做相当复杂的计算。

我选择了黑21的稳健下法。白24后，仍留有A位的断点。

黑37险些成为本局败着。

白40后，A位断的手段已经消失了。

武宫认为白12失误，应于40位托。即使这样，我也有应手，黑仍优势。

白28开始劫争，是最后的胜负处。

第四谱1-70（即159-228）黑29失着，若于61位守，则可平安无事。

白38败着。

第五谱1-92（即229-320）白30挖，这是大竹读秒后的第一着棋。而我早在前谱黑29时已经开始读秒了。

黑31失着，损失了近十目棋。我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吸了氧，使自己很快冷静下来，进行了一次形势判断：白右上做劫损了二目，黑33跳入，一顿搜刮之下得了几目，加上原来的优势，扣去刚才的损失，不要紧，还剩点零头。

以后我不敢大意，最终以盘面八目的优势赢了。

人生九局印象最深的一局 1988.10对依田纪基七段

在此之前，依田已经六连胜，气势正凶。赛前，日方提出对这盘棋进行全天同步直播，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他们的意思，只要依田把我一宰，这届擂台赛就以七比零结束，前三届输的全捞回来了。我同意了他们直播。

第一谱1-100黑3马上挂人高目，武宫佩服地说：“这说明聂君的斗志很旺盛。”

黑11至黑29是古时的定式，近来都认为这是白棋稍损的下法，这个局面形成黑棋实利，白棋厚势的分野。

藤泽秀行认为，白30、32的取向不好，此时应只在A位跳。

白44有问题，当先在B位打，黑C位接，然后白再在44位退。由于没有做此交换，实战黑45就能充分成立了。

白70跳可以称为败着，吴清源九段认为此时只有在D位尖。

第二谱1-100（即101-200）第三谱1-65（即201-265）白48是显示依田七段真功夫的漂亮胜负手。一边因有A位断的余味可以在50位碰，一边可以在60位立，武宫本因坊对此手很赞赏。

黑51以下损失被缩小到最低程度，黑棋先手走到大官子黑79飞，棋势没有逆转。

以下应接对胜负已无关系。

黑方曹薰铉九段白方聂卫平九段共三百一十八手黑胜1989年9月弈于新加坡

人生九局最遗憾的一局 1989.9对曹薰铉九段

应昌期先生曾说，“应氏杯”是为我而设。可惜我与它失之交臂，辜负了应先生的一片美意。至今翻看棋谱，仍感遗憾。

第一谱1-52黑13靠，白14扳，同我们决赛的第二局一模一样。

白20是维持全局均衡的唯一的一手。

黑29紧逼，略嫌过分。

白30打入，为这手棋，我花费了二十分钟。

至白32，白方在黑阵中摆了一个不易被攻击的单关，白布局不坏。

白40颇出人们的意外。

黑47有问题。战至白52，黑阵被破，白角地不小，尤其是使黑39变成了一着小棋。白十分成功。

黑1镇攻击二子，必然。而白2尖相当冷静，使得黑方一时无法继续攻击。

黑3以下经营中腹。

白6刺时，黑方长考一番后，仍于7位接上，而被白于8位挡，使黑方损了三四目。

白12抽空补强上方弱子显然是一种形势乐观的表示，否则，当然是在18位守。这是一着使原有的优势一举丧失的重大的缓手。

黑13先刺，再15封，极为机敏。这使得白方无法在此脱身。

黑73当A位提，让白73位接。由于有B位的挖断，白不能C位破空，则黑可脱先于78位连回一子，如此全局黑稍优。而实战白78断下一子，实利极大。又成了白方不坏的局面。

白8爬，黑方为了延长思考时间，黑9刺。

白10挡，这一手被称为近代围棋史上最可怕的随手！

其实黑9根本不是先手。

正常的进行应是黑9于11位扳，白于58位打。而我为了不给对方延长思考时间，竟随手于10位挡。黑9与白10的交换，便宜了整整三目。白方第三谱1-74（即131-204）第四谱1-114（即205-318）一举败势。

白16可能是最后的败着。

以后虽经过反复劫争，白棋已无法挽回败局。这局棋给我留下了终身遗憾。

附录年表

1952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

1962年第一次和陈老总下棋。

1965年获“全国十单位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

1966年参加全国围棋赛成人组比赛，获第四十一名。

1969年去黑龙江山河农场务农。

1973年进入重新组建的国家围棋集训队。

第一次和日本业余棋手西村修对阵，负。

首次和加藤正夫七段相遇，负。

1974年获全国比赛第三名。

首次战胜日本九段宫本直毅。

1975年获第三届全运会围棋个人赛冠军，这是首次夺得全国冠军。

胜“终身名誉本因坊”高川秀格九段。

1976年首次访日，先后胜藤泽秀行九段、石田芳夫本因坊，在日本刮起“聂旋风”。

1977年获全国个人赛冠军。

1978年获全国个人赛冠军。

首次去法国访问。

1979年获全运会个人赛冠军，第一届“新体育杯”冠军和东京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

被评选为首届全国十佳运动员之一。

1980年获第二届“新体育杯”冠军，在乐山失去全国个人赛冠军。

与孔祥明结婚。

再次被评选为全国十佳运动员。

1981年获全国个人赛冠军，第三届“新体育杯”冠军和第一届“国手战”

冠军，成为当时国内三大比赛的“三冠王”。

儿子聂云骢出生。

1982年获第四届“新体育杯”冠军，失去全国个人赛和“国手战”冠军。

访日，负日本“天元”加藤正夫九段。

授予围棋九段。

1983年重获全国个人赛冠军，获第五届“新体育杯”冠军。

胜石田芳夫九段，负小林光一九段。

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获全国个人赛亚军。

访日，在和赵治勋九段、加藤正夫九段的“三番棋”中，均以零比二败北。

1985年应邀去美国访问。

1986年在中日擂台赛中出任中方主帅，连胜小林光一九段、加藤正夫九段和藤泽秀行九段，取得第一届擂台赛的胜利。

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

1987年获“CCtV杯”赛冠军。

获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获得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当选为全国二十名最佳教练员之一。

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88年在第二届中日擂台赛中战胜武宫正树九段，此役被称为“世纪之战”。

获得第一届“应氏杯”亚军，获首届“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三名。

获第十届“新体育杯”冠军。

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棋圣”的称号。

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获第十一届“新体育杯”冠军，“CCtV杯”赛冠军。

1990年获第三届“富士通杯”亚军，第十二届“新体育杯”冠军。

1991年获第二届棋王赛“棋王”，第五届天元战“天元”。

与孔祥明离婚。

与王静结婚。

儿子聂云青出生。

1992年获第六届天元战“天元”，应邀去台湾访问。

1993年进入前四届“东洋证券杯”四强，获“CCtV杯”赛冠军。

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4年进入第五届“东洋证券杯”四强。

1995年获第六届“东洋证券杯”亚军，“宝胜电缆杯”冠军，第九届天元战挑战权。

1997年获“CCtV杯”冠军。

1998年获“海天杯”元老赛冠军，第六届中日天元优胜和“安舒宝杯”快棋赛冠军。

与贵州电视台合作创办围棋节目《弈海方圆》。

1999年退出中国围棋队总教练职位，任中国棋院技术顾问。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

成立“聂卫平围棋道场”，致力于培养中国围棋后备力量。

2000年与王静离婚。

2001年开始带领聂道场学员为主的“聂家军”征战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和兰莉娅结婚。

2003年荣获“威孚房开杯”棋王争霸赛冠军，第七届“日立杯”中国职业混双赛冠军。

2004年与贵州电视台合作创办“天元围棋频道”。

女儿聂云菲出生。

2008年在新浪网开博客。

2009年聂卫平围棋道场与马晓春围棋道场合作成立龙一道围棋研究会。

聂卫平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六十年来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代表，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

编后记性情中人聂卫情平

与老聂相识差不多二十年了。

八十年代初，我正在读大学，开始拜师学艺，学习桥牌。我的启蒙老师郑之澹，与老聂是邻居。于是每逢周三、周六的晚上，聂卫平、聂继波兄弟，我和郑老师分坐四方，在老聂家开练。

适时老聂和孔祥明婚后不久，尚未得子。小孔常常是为我们准备好茶水后，蜷在客厅另一侧的大沙发上，时不时地给我们添茶续水。那时老聂棋艺尚未达到巅峰期，名声也远未达到“棋圣”的地步，因此，他率真的天性时时处处流露出来。

1985年，中日擂台赛开战！《中国青年报》体育组的一位同学托我写篇聂卫平的采访记。采访时，老聂的自信及率真再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升温，老聂声名鹊起，从一个运动员迅速升格为“民族英雄”。被封为“棋圣”之后，“圣人”的光辉包围着他，众目睽睽之下，他的一言一行都变得不平凡了，他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直率、真情了。

很自然地，我们之间的交往逐渐稀少了。

1987年，《解放军报》的记者张挺、孙晓青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聂旋风》，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论，甚至导致了连载此篇文章的《北京晚报》一度中断连载。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描写那些为国家争得了巨大荣誉的体育健儿：是只写他们的奋勇拼搏，还是也写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困惑、自身的缺陷。争论的另一方为《中国体育报》记者、围棋七段沈果孙。两方面的记者都是我的朋友，虽说是为老聂引起争论，但这也确实是在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因此，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将他们文来笔往的几篇文章收入《作品与争鸣》中，以期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刊物也送给老聂，谁知老聂却对争得热火朝天的此事一无所知。原来老聂一向洒脱，只管接受采访，至于记者从何入手，如何掌握分寸，他从不过问。由于老聂性格率真，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常常会得罪人，或引起误解。有些记者在写作时把握分寸不当，发表前又不送老聂审核，结果引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如擂台赛中的“百分之五十胜率”、“收徒风波”

等等，都是较典型的例子。

老聂是个热情的人，极富同情心，我多次亲眼目睹了他为一些普通人的小事操心，却从不需言谢。

老聂是个轻利的人，凭他的知名度和他广泛的社会关系，要想做生意发财是很容易的，但他却没有被商海所诱惑，即使是为一些比赛而去拉赞助，也不为个人索要回扣。

老聂是个认真的人，自己做错的事，他会认错；别人错了，他也会毫不顾及面子地指出来。为此，他没少得罪人。举个小例子，一次桥牌赛间隙，他和几位桥牌国手玩“拱猪”，规定输了钻桌子；当老聂输了牌，他二话不说，照钻不误。其实凭他的名气，甚至凭他的年龄，都可以免掉的。当另一位桥牌大师输了时，有弟子表示愿意代替时，老聂当即表示反对，坚持照章办事，以示公平。

老聂是个足球迷，说起足球，他侃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1996年欧锦赛决赛是凌晨3点，次日9点我说起此事，他听说我看了直播，大叫我不够意思，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叫他起来看球。天哪！凌晨3点往他家打电话，不要让王静以为我有病喔！

老聂的歌唱得很好。他曾自我评价说没有文艺细胞，于是我们都以为他肯定是与王静结婚后，经“名师点拨”，可老聂却得意地说是自己潜质好，有天赋。的确，老聂的歌喉深厚，无论是激情的《东方之珠》，还是忧郁的日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他都唱得声情并茂，引来掌声一片。

老聂能喝酒。朋友相见，他从不饮茶，总是以啤酒代饮料。他原本很能喝白酒，但1998年4月，一位台湾来的相学大师告诉他，如他能戒掉白酒，将会在棋艺上更上层楼。老聂果真痛下决心，戒了白酒。一个月后，老聂真的获得了他几年来的第一个全国性比赛冠军。但遗憾的是，他很快又重开酒戒。或许，这也是他屡赛不冠的原因吧。

老聂的计算天赋让人折服。凡是以计算为基础而博输赢的游戏，朋友们总是玩不过他。除去棋类不说，桥牌、猜谜、趣味数学，甚至掷骰子，他仿佛永远是赢家。他会在赢了之后，看着输家被迫喝啤酒或凉水时，幸灾乐祸地大叫：“哎呀！我渴得很呀！他们不让我喝呀！”一次，几位金融界的朋友谈起一道趣味数学题，这几位自负善于计算的先生都讲这道题算了好久，十分难解。老聂听了颇不服气，列出算式后，他闭眼思考了一分半钟，立即得出答案，令那些经济学硕士、金融界精英们心服口服。的确如他所言，倘若他当年有机会进入大学数学系的话，也许中国就会多了一个“聂景润”，而少了一个“聂旋风”。真不知少了哪一个，更让人遗憾。

老聂的故事多得很，对他的褒贬也是众说纷纭。相信读者会从本书中看到一个真实、可亲的聂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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